胡椒的全球史：财富、冒险与殖民（小小胡椒，征服欧洲贵族的胃，敲开全球贸易的大门，拉开大航海时代帝国扩张与财富追逐的序幕）
Author: 玛乔丽·谢弗
Date: 2019-04-01 16:00:00+00:00

【美】玛乔丽·谢弗　著

顾淑馨　译

胡椒的全球史：财富、冒险与殖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PEPPER: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Spice
by Marjorie Shaffer
Text copyright © 2013 by Marjorie Shaff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椒的全球史 : 财富、冒险与殖民 / (美) 玛乔丽·谢弗 (Marjorie Shaffer) 著 ; 顾淑馨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3

ISBN 978-7-5426-6606-2

Ⅰ. ①胡… Ⅱ. ①玛… ②顾… Ⅲ. ①世界史-文化史 Ⅳ.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8587号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邀编辑：刘广宇

装帧设计：高偉哲

内文制作：李丹华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邮购电话：021-22895557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目录
CONTENTS

序
第一章 初见胡椒
第二章 香料之王
第三章 灵药与信徒
第四章 披金戴银的亚洲象
第五章 英国人入侵
第六章 荷兰人恐怖统治
第七章 美国人武装介入
第八章 无穷尽的动物
第九章 胡椒入药
结语
致谢
参考文献

献给我的母亲

怀念我的父亲

1904年德国出版的木刻画《胡椒园地》（‘In the Land of Pepper’），显示胡椒是种在小园子里的，用木筏送至河流下游，交给等候的船只。画中以胡椒叶和浆果为装饰，两侧则看得到攀爬的胡椒藤。

17世纪印度洋地图，由荷兰制图师约翰内斯·范格伦（Johannesvan Keulen）绘制。此图出版于1680年，描绘了荷东印公司在亚洲庞大的贸易网中，诸多位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胡椒和香料港口。

范格伦绘制的印度洋与澳大利亚地图，出版于1689年。该图涵盖了非洲海岸、新几内亚、蒙古、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广大区域，并有罗盘、帆船、大象等装饰。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巴达维亚。地图下方为海上所见岛上风貌。

1598年出版的扬·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Linschoten）所著《行程》（Itinerario）中，介绍了印度茂盛的植物。右边的棕榈树上即爬着胡椒藤蔓。

英国贸易商彼得·芒迪（Peter Mundy）于17世纪手绘的印度西北部苏拉特胡椒园。

芒迪所绘班达亚齐的斗象场景。

出自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图中所绘为1623年安汶惨案中，10名英国人遭受酷刑和被斩首的场景。

手工上色雕版，描绘印度蒌叶小贩正在为其商品称重。原作出版于1822年。

19世纪奥地利医生费迪南德·伯恩·哈德·菲茨（Ferdinand Bernhard Vietz）出版了11巨册的药用及烹饪植物大全，图为取自其中的胡椒植物图。著名雕刻师阿尔布雷希特（Ignaz Albrecht）为此套书雕刻了一千多块手工上色的铜板。

葡萄牙医生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的经典著作《漫谈印度草药与药剂》（Conversationson the Simples, Drugs, and the Medical Substancesof India）由夏尔·莱克吕兹（Charles l'Écluse）译成拉丁文。图为拉丁文初版中的黑胡椒籽图。原书为葡萄牙文，1563年于印度果阿出版。

古罗马人喜爱的印度长胡椒。

带尾巴的爪哇椒（荜澄茄）。

多香果树所结的果实，是少数新大陆原产的香料之一。哥伦布以为这种浆果便是胡椒籽。

这种香料被称作天堂籽、非洲豆蔻或几内亚椒，原产于西非，在14、15世纪的欧洲广泛使用。

斯里兰卡的康提（Kandy）某市场上待出售的蒌叶。

黑胡椒。

序

千百年来，有无数餐点用胡椒来调味，胡椒以强烈的辛辣味让ix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味蕾像是狠狠地被踢了一下。胡椒在嘴里爆裂，刺激着喉咙后方，以睥睨群伦、误认不了的鲜明口味，宣示着它的到来。刚磨好的新鲜胡椒有着浓郁的香气，吸起来可能像闻一杯很烈的红酒那样醉人。今日我们可以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黑胡椒，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

很难想象香料架上会没有黑胡椒。它是烹饪界的变色龙，默默地融入数不清的食物组合内，视产地不同而产生热辣或带点土味的口感。食谱少不了胡椒这种香料。我们走进食品行，通常能找到好多种磨好的胡椒粉调味罐，或是一瓶瓶五颜六色、能买回家自己磨的胡椒籽。世界各地餐厅的餐桌上也一定摆着胡椒罐。

尽管胡椒几乎是世界性的香料，但是西方仍有许多人不知道胡椒从哪里来，并且误以为它长在树上。如果你是在印度西南岸的喀拉拉邦（Kerala）长大，那必然能够轻易分辨出哪种植物是胡椒。它会像美国东部郊区的草坪上，在夏季怒放的蒲公英那般令人熟悉。黑胡椒是藤蔓植物，自然条件下只适合热带的土壤，顽强地不肯生长在其他地方，这正是它对世界历史有如此之大影响的一个原因。

首次见到胡椒藤，是在斯托尔斯（Storrs）的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温室里，当时我正四处浏览，欣赏众多奇特的热带观赏植物。前一周，一种原产印度尼西亚、会像太空船一般向上蹿升，并被称为“尸花”的巨型植物（在拉丁文里很贴切地被名为“巨花魔芋”［Amorphophallus titanum］），在某个温室里开了花。幸好开花时我不在，因为它会散发出可怕的臭味，故有“尸花”之称。比较起来，胡椒藤显得渺小且相当无趣。可是当我想到近代贸易，以及贸易邪恶的兄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均衍生自这种相当平凡的有机物、简单的调味料、大众化的佐料，便觉得它不起眼的外表是物不可貌相。

我原本打算写的是17、18世纪在中国朝廷替皇帝修理精巧机械钟的耶稣会传教士，便花了几年时间，针对自己感兴趣的教士，仔细研读相关学术论文及书籍。我渐渐读出一些心得，却也开始着迷于欧洲人向亚洲的流动、到亚洲来的交通工具，以及背井离乡的主要理由。这些问题把我带向胡椒。只要追随早期欧洲人到亚洲的脚步，就必然会碰上胡椒。

最后我放下耶稣会，转而专注于胡椒，这为我打开了全新的世界。我可贵的向导们是对胡椒有过著述的杰出史学家，引导我接触到17、18世纪欧洲商人行至亚洲的日记，它们成为讲述胡椒故事的重要数据源；亲身经历的记述，可以提供历史背景，还能够告诉我们，当年欧洲人遇见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时是什么情况。这些记载摘自受雇于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与水手写的日记，以及19世纪至印度尼西亚购买胡椒的美国船只上船员们所写的航海日志。

这些记录有的已经数字化，不需要阅读原件；但是能够把几百年前所写的日记或航海日志拿在手里，还是令人激动不已。浏览这些日记是研究历史的乐事之一，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比如说，欧洲水手无数次活灵活现地描述在亚洲看到的鱼类、鸟类和其他动物，显示出他们心里无时无刻不想着食物。这种人与动物的邂逅，也像其他东西方相会的结局一样，以毁灭收场。渡渡鸟（dodo）的灭绝便与胡椒贸易有关，本书即辟有专章，讲述欧洲商人如何滥杀亚洲动物。

本书追随葡萄牙人的脚步，他们最早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接着，荷兰人、英国人，然后是美国人，陆续来到亚洲。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是购买胡椒的主要目的地，胡椒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两个岛上展开。书中有两章分别讲述英国人和荷兰人，他们彼此的仇视对胡椒史和亚洲王国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荷两家东印度公司的对立长达两百年，要无止境地开发国外的资源以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形塑了现代全球贸易的推力。这两家欧洲北部的公司，其船舶称为贸易船（Indiaman），是今日定期往返于全球各大洋的庞大货柜船的前身。马六甲海峡是胡椒贸易的关键航道，至今仍是印度与中国之间最短的航线，也依旧是运送货物的险地。在很多方面，胡椒的故事与现代世界仍有共通之处。

最后一章把胡椒的故事带回原点，概述现代科学对胡椒医药特性的研究成果。数千年前，胡椒便有万灵丹之称，后来才变成调味料。今日科学家逐渐发现胡椒对人体健康具有多重作用，从而确认了胡椒在古希腊罗马药材学，以及在中国和印度医学中的地位。

地理在胡椒的故事里扮演了极关键的角色，因此若不加上印度洋、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地图，便属疏漏。有些西方读者不熟悉从事胡椒贸易的港口，我也必须不断地参考这些地图，才知道胡椒的故事把我带到了哪里，盼望书中的地图也有助于亚洲读者。目前，通过谷歌几乎能够找到地球上的任何地点，可是我们还是有看地图的理由：在西方仍有许多人不知道南苏拉威西（SouthSulawesi）和马来西亚在哪里，或是没听过马六甲。

本书不是关于欧洲人在亚洲进行胡椒贸易的详尽历史。如果读xiii者想了解更多，则有丰富的文献可供查询。本书尝试从渴望取得某一样东西的角度来阐明历史。为什么挑上胡椒？为什么这种普通的商品、永远与盐相伴出现的调味料值得注意呢？用胡椒怎么解释得了历史呢？但愿本书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学术的门墙外，没有人讲过胡椒的故事。笔者最大的心愿，便是把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讲述给更多的读者。｛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527｝

雪是白的，躺在沟渠里，

人人任其躺着；

胡椒是黑的，带有好滋味，

人人都会买。

——15世纪不知名人士的笔记本

……我那了不起的母亲说得好，我们“在调味料上并非那么‘次大陆’[1]”。她会说：“从一开始，这个世界对伟大的祖国印度有何所求，便是一清二楚。世人为那个热门的东西而来，就像任何召妓的男人一样。”

——萨尔曼·鲁西迪[2]，《摩尔人的最后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

[1]在英文中印度常被称为次大陆。——本书脚注除特殊说明外，均为译者注

[2]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1947—），印裔英籍作家，另著有争议性作品《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第一章 初见胡椒

胡椒，这种热带藤蔓植物所结的辛辣果实，不过是表皮皱皱的一颗小小香料，却把欧洲拖出发展迟缓的中世纪，带进国际化的印度洋贸易网。

胡椒是人人围着起舞的新娘。[1]

——雅各布·许斯达尔特（Jacob Hustaert），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斯里兰卡总督，1664年

胡椒这种香料在人类历史上大多取之不易，因此成为世界史上一股重要的力量。黑胡椒原产于印度，距欧洲各港口有十万八千里之远。欧洲人必须找到胡椒的供应来源，他们不遗余力地追寻，促成全球贸易的兴起。

胡椒在植物界好比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Helen of Troy），有众多船只为它而起航。这种热带藤蔓植物所结的辛辣果实，不过是表皮皱皱的一颗小小香料，却把欧洲拖出发展迟缓的中世纪，带进国际化的印度洋贸易网。尽管也有其他外来香料为西方世界所爱，但是没有一个像胡椒那么普及，也没有一个对世界史的影响比胡椒来得大。

千百年来，胡椒几乎已成为所有文化中的烹调原料。像是印度的胡椒鸡和胡椒虾、法国的黑胡椒牛排（steak au poivre）、意大利的白胡椒绵羊奶酪（pecorino pepato cheese）、德国的胡椒饼干（pfeffernüsse cookies），至于会用到胡椒的混合香料也多达数十种，包括最著名的法国混合四香料（quatre épices）及印度综合香料马萨拉（masala）。肉类和芝士几乎都借重胡椒来提味，它也可以为甜点和水果的味道画龙点睛。胡椒是香料中的突击队，勇于冲锋陷阵，不甘于只给人细微清淡的口感。

没有人知道是谁第一口尝了胡椒籽，并且认定把它撒在肉上或是加进炖煮的蔬菜里，味道会很棒；不过西方最早在餐食里少不了胡椒的显然是古罗马人。胡椒之所以享有盛名，调味只是部分原因，它对健康的功用同样重要。在罗马帝国时代，胡椒有如现代的阿司匹林，人们认为它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其他症状的万灵丹。当时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是擦胡椒药膏。公元1世纪时的希腊名医狄奥斯科里季斯（Dioscorides），生于罗马皇帝尼禄（Nero）时代，曾著有一本药草指南，直到16世纪仍被当作参考资料。他称赞胡椒功效强大：“各种胡椒都有的效用……是驱寒、利尿、促进消化、排气、缓解、明目。”[2]

狄奥斯科里季斯影响了后世代代的医生。他建议在饮料或药膏中加入胡椒，以缓解因发烧引起的颤抖、治疗有毒动物的咬伤、抑制咳嗽以及“各种胸部疾病，可以舔食，或是饮用”。他说，把胡椒和葡萄干一起嚼食，可以“帮助排出头部的稀痰”，和“月桂树”的叶子一起饮用，可以“消除持续疼痛，使之舒缓不少，与酱料混合可以帮助消化”。胡椒与硝石混合，甚至可以消除“硬斑病”及3其他的皮肤疾病。

最早相信胡椒药效万能的恐怕不是古罗马人。在罗马大帆船横渡印度洋之前很久，希腊人、中国人和南亚人便已懂得将胡椒入药，治疗种种症状。深信胡椒用途广泛的证据，见于有3000多年历史的印度阿育吠陀（Ayurvedic）医术中。黑胡椒的梵文写作maricha或marica，意指能够解毒，也能帮助消化，增进食欲，缓解疼痛，治疗感冒、咳嗽及间歇性发烧等等。

在中世纪欧洲，胡椒不但是不可或缺的烹饪调料，也是药材贸易的要角，它常被当作药物提及就是明证。1588年在英格兰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混合三种胡椒而成的Diatrion piperon，以帮助“消化、消除胀气、驱除胃寒，但不致造成肝热或血热”著称，“此乃该药物专属之特性”[3]；1596年在英格兰出版的一本书指出，胡椒“有益脑部健康”[4]；另一本次年出版的书建议单独使用胡椒或与别种成分混合，可医治从头痛、胀气，到麻风病引起的脸部溃疡和肿块等不适。[5]甚至进入17世纪后，撰写药草指南的博物学家，为取得有关亚洲植物的信息，仍然十分仰赖古希腊和罗马的资料。

这些约400年前认定的胡椒属性，有不少在今天看来显得怪异，但是研究胡椒的现代科学家发现它确实有益于人类健康。在亚洲，特别是印度，胡椒仍有多种医药用途。假如科学研究持续有所进展，胡椒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在西方医学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治疗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方面，本书最后一章将讨论这个主题。

黑胡椒在中世纪时已声名远播，是富贵人家的必备之物，有钱人趋之若鹜。当时皇亲国戚宅第中珍藏的胡椒有专人看守，富人则是私藏在隐秘的橱柜里。用胡椒入菜是少数人的特权，美味的菜肴必得放大量胡椒，用量大到现代人或许会觉得胃受不了。不过对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胡椒太过昂贵。1439年时，一磅胡椒大约相当于英格兰人两天以上的工资。[6]那时胡椒可以兑换金银，也实际用于支付工资和货款。当时一个常用的称谓Pfeffersack （意指胡椒麻袋）[7]，就是称呼靠胡椒买卖赚大钱的商人的。欧洲自产的香料品种不多，主要是番红花（也非常昂贵）和小茴香。

由于胡椒本身及随之而来的财富难以想象地诱人，因此激励欧洲各地人民不惜冒险，远渡重洋深入异域。胡椒的故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场的。15世纪时，欧洲人拼命寻找通往印度的纯海上航线，原因即在于此。他们虽然也很需要其他香料，但是开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功臣正是胡椒。当时欧洲人希望绕开胡椒贸易的阿拉伯中间商，找到自己航行就能抵达亚洲的路线，好把丰厚的利润留在口袋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92年的发现新大陆之旅，船上便带着胡椒籽。这是为了确保不论在哪里登陆，当地土著都能告知何处可以找到胡椒。

胡椒就像一块大磁铁，吸引着全世界驶向黑胡椒的产地：印度。不过欧洲人虽爱胡椒，却是最后一个加入印度洋胡椒贸易的。印度西北沿岸的古吉拉特人（Gujarati）、孟加拉人、泰米尔人（Tamil）、东南亚人和中国人从事胡椒贸易已不下数百年。明朝郑和下西洋规模庞大的船队，曾在15世纪初航行到非洲东岸，开辟了至印度西南岸购买胡椒的最短航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海港城市均因胡椒贸易而发迹，在欧洲人进入印度洋之前很久便已十分兴盛。这些印、马的伊斯兰城市十分国际化，居民里有东南亚人、孟加拉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不过采购胡椒的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想要控制胡椒贸易，这意味着必须征服印、马海港城市的供货商，因而开启了胡椒史及帝国史的新篇章。

葡萄牙人在15世纪末成为最早航至印度的欧洲人，完成这项惊人壮举的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8]，他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在其后的一百年间，葡萄牙人一直企图控制印度和亚洲的胡椒贸易，但是未能如愿。17、18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想要取得掌控权。黑胡椒的历史和两家与罪恶的殖民主义有如同义词的公司密不可分，即英国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Company，简称“英东印公司”）及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简称“荷东印公司”）。而荷兰人将鸦片当作印度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生产胡椒的货款，也催生了祸害匪浅的鸦片贸易。所以伏尔泰说，自1500年后，在印度取得的胡椒没有“未被血染红的”[9]，并非无中生有。英、荷这两家贸易公司的竞争几乎存在于亚洲每一处胡椒港，但是最激烈的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各港口；其竞争也加深了亚洲原已存在的贸易关系。所谓的“区域贸易”（country trade），即亚洲内部贸易，对荷东印公司尤其重要。

19世纪美国人也加入了，他们发现无法在胡椒贸易中取胜，便精打细算地四处赚取胡椒财富；而胡椒带来的进口关税，也有助于支撑一个新国家的经济。当海盗危及胡椒贸易时，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派出美国战舰至苏门答腊，这导致了美国首次正式武装介入东南亚。

今天有许多西方人把苏门答腊与咖啡联想在一起，可是胡椒比咖啡出现得早得多。横跨赤道、与亚洲大陆几乎接壤的大岛苏门答腊，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胡椒产地长达两百多年，曾有数以亿磅计的胡椒自苏门答腊沿海的无数港口输出。这个岛屿过去是胡椒贸易的主角，其命运影响到印度及东南亚的历史。

中世纪的欧洲人从未看过野地里生长的胡椒，因此对它的来源不乏稀奇古怪的想象。据13世纪英国的百科全书作者巴塞洛缪（Bartholomew）所写，胡椒生长在森林中的树上，有蛇加以看守。它之所以呈黑色乃是烧过的痕迹。他说：“胡椒是一种树木果实中的种子，生长在高加索山区的南边，受到强烈的阳光暴晒。胡椒生长的森林有蛇看守。当胡椒林成熟时，当地人便用火去烧，好以猛烈的火势赶走蛇。而焚烧的结果便是原本天生白色的胡椒变成黑色。”[10]

这个神话一直持续到16、17世纪，直到欧洲人开始旅行至印度，亲眼见到了胡椒的生长，才被打破。有一则最早的记述，来自杰出的葡萄牙医师兼博物学家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11]，他住在印度果阿（Goa），1563年曾经发表关于印度药用植物的论文，造成深远影响。可是就连达奥尔塔也相信，黑、白胡椒是不同种的攀藤植物。许多学者引用过达奥尔塔绘制的胡椒植物图，它具有一种奇妙的现代感，仿佛20世纪初立体派画家的画作。约在达奥尔塔发表论文前50年，据说意大利人卢多维科·迪瓦尔泰马（Ludovicodi Varthema）在1510年出版的颇受好评的亚洲旅游见闻中，曾生动地描绘出印度西南岸海港城市卡利卡特（Calicut）的胡椒园。

彼得·芒迪（Peter Mundy）是一个来到东方，高兴地看到胡椒园，并且正确地描述过胡椒的欧洲人。他是英国康沃尔人（Cornwall），为人十分机敏，曾在17世纪初担任英东印公司代理人与贸易商。芒迪除了英语，还会说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曾周游欧洲、印度和中国，并在游记里画了许多吸引人的图画。他对各种事物都有兴趣，如胡椒园，中日妇女的穿着，印度洋中的鱼类，苏门答腊的房屋、船舶和王室游行队伍，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发型。他深具好奇心，又观察入微，在少有欧洲商人前来东方的年代，把感到新奇的东西全都画了下来。

1637年，芒迪在印度西北部城市苏拉特（Surat）发现一处胡椒园，他很可能之前从未看到过胡椒藤。那些长在他称为“小槟榔树”脚下的长长藤蔓，立即吸引了他的目光，或许这是由于藤蔓令他想起了英国。他在游记中说那些藤蔓长得像常春藤。芒迪写道：“当地人在这些树底下种胡椒，胡椒藤绕着树生长，可长到10至12英寸高，如常春藤缠着橡树或我们的其他树木那样牢牢地缠绕着不放。这些藤蔓可连续10至12年产出好的胡椒，然后栽种新胡椒，我是这么听说的。今年的收成才采下不久，有些铺在阳光下晒干；不过也有几簇，有的还青涩、有的已成熟，仍然留在藤蔓上。胡椒的浆果成熟后会变成暗红色，清澈透明（我是指果核部分，其他部分是绿色的），像小豌豆一般大小，味道是甜中带辣。浆果的果仁就是真正的胡椒。他们把果实放在太阳下暴晒，几天后，表层的红色物质失去水分、皱缩、变成黑色，此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胡椒。”[12]

芒迪一生多半旅行在外，有一段时间替英东印公司服务，后来换了一边，改为替威廉·考亭（William Courteen）做事。考亭是富商，他组织的联合会[13]曾经挑战英东印公司的垄断达数十年之久。芒迪渴望出海赚取财富，便于1635年前往印度：“我待在家乡的时间不多，可是由于常年职业的需求，浪费了生财工具及其他机会，我再次下定决心到伦敦去寻找船班或航程以消磨时间，并为未来稍加准备，于是我便这么做了……”

除去知道他四处为家外，我们对芒迪的认识不多。他大约生于1596年，出身沙丁鱼商贩家庭，或许结过婚，很可能在1670年代末死于英国。芒迪精彩的日记在他生前并未出版，直到1914年才首度印刷问世。

野生胡椒在杂乱丛生的其他热带植物中容易被忽略：它不会开色彩鲜艳的大花朵来吸引目光，也不会用柔和的香气来刺激人们的嗅觉，不会产生让人上瘾或引起幻觉的物质，没有特殊的气味，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色泽。胡椒叶是普通的深绿色，表层会发亮，下层颜色较淡。它唯一略微醒目之处就是所结的浆果。浆果一簇簇地挂在枝藤上，仿佛摇摇晃晃的长串耳环。绿色浆果晒干后变成黑色皱皱的小圆球，每一个球里面有一粒种子，就是胡椒籽。胡椒总是能够刺激唾液分泌，靠的便是胡椒籽这颗宝石。

胡椒是木本攀藤植物，至今在其原产地印度南部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的雨林里，仍然有野生种，那一带现今属于喀拉拉邦。这片海岸上的胡椒港卡利卡特和科钦（Cochin），曾为许多远方帝国的商人服务。曾经，当地人会在六月季风季节开始时种下胡椒，几乎家家户户都看得见蔓生在波罗蜜树、芒果树，或其他任何现成树上的胡椒。

胡椒在植物界属于名称听起来有“音乐感”的胡椒属。这个听来像横笛[14]的属名，于1753年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所创，他定下的植物分类制至今仍在使用。他把17种植物归在胡椒属下，很可能沿用了黑胡椒的古希腊文名称作为这群植物的总称。黑胡椒的正式学名是拉丁文Piper nigrum（nigrum是种名）。虽然nigrum 意指黑色，但是白胡椒也来自同种植物，这一点连见多识广之士都会混淆。黑白颜色的差别取决于浆果何时采收及晒干。黑胡椒是在果实仍然呈绿色时采摘的，白胡椒则收得比较晚，果实已经由绿转红。果实采下后，要先浸泡在水里去除坚硬的外皮，然后再晒干一如芒迪当年所观察。

胡椒这种分枝蔓生的木本藤蔓并非快熟的植物，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成熟。在生长期，藤蔓最高可长至30英寸，以树木、木杆、混凝土杆和其他材质支撑。胡椒果通常在种植两三年后可以成熟，成熟时必须由人工采摘。在送到市场上出售前，这些果实必须经过冗长的干燥、清洁和分拣程序。胡椒藤喜欢温暖、潮湿、多雨的热带地区，全世界只有赤道附近的一条狭窄地带符合要求。胡椒也需要排水良好的土壤，最好的栖息地是森林。若无树荫遮蔽，在炙热阳光下暴晒太久的胡椒藤结的果实不会多。今日在市场上可以看到各种颜色混杂的完整胡椒籽，绿色和黑色都有。虽然也有的胡椒籽是粉红色的，那是最成熟的果实的颜色，不过有些混合在胡椒里的粉红色小颗粒并非真的胡椒，而是属于巴西腰果科。

在人类历史上，黑胡椒遭遇过众多近亲的竞争。古罗马时期，印度长胡椒（学名Piper longum，荜拔）较受欢迎。长胡椒是灌木般的植物，而非藤蔓类，会长出不发亮的平滑长绿叶，原产于印度东北部，在古罗马的价格将近黑胡椒的两倍。时至今日，长胡椒在西方已很罕见，但是在印度依旧有人食用。荜澄茄（Cubeb pepper）是胡椒属的另一个近亲，通称爪哇椒，原产于印度尼西亚。

它貌似黑胡椒籽，只是多了一条像尾巴的东西。有几种杜松子酒里11会加入荜澄茄。

胡椒家族的另一个著名成员——蒌叶（Piper betle），当前在亚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不过它并非香料。蒌叶在印度俗称paan，像烟草或口香糖一样用来嚼食，在街上常看到它的红色汁液，一望即知从何而来。嚼食者会先在新鲜的叶子上涂上薄薄一层石灰，再加上切成薄片的槟榔（areca）和数种香料，然后用叶子把槟榔、香料和石灰包在一起。这种吃法据说可以帮助消化，使口气清新，让人心情愉快，目前蒌叶在中国台湾、印度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甚受欢迎，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不幸的是，过去10年来，医学研究人员发现，嚼蒌叶与亚洲口腔癌病例增加有关联。但罪魁祸首似是槟榔，而非蒌叶。

嚼蒌叶并不是现代才流行的。中国人至少早在唐朝，公元618年至906年[15]，即开始嚼蒌叶。400年前到达印度的欧洲人经常提到这种习惯，有些住在亚洲的欧洲人也流行起嚼蒌叶。到16世纪，这在亚洲的热带地区已经十分普遍，有客人来如果不奉上一口蒌叶，就会被视为不懂礼貌（至今仍是如此）。1779年，英国出版的一本关于在亚洲及东印度群岛采买药材及香料的书，曾描写嚼蒌叶“在印度及中国沿海很普遍：当地人所有的娱乐和拜会场合，都会拿出蒌叶，甚至也会递给欧洲人。有些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已经养成嚼食的习惯”。

向前推100年，生活于1651年至1715年的英国海盗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是第一个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英国人。在所著的《新环游世界之旅》（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东印度群岛居民嚼蒌叶的情景。他跟很多人一样，把蒌叶和槟榔二词交替使用。他写道：“槟榔切成四份包起来（每份各用一片蒌叶），再涂上薄薄一层石灰或石膏调成的糊，放进嘴里一起嚼。那些地方的男人都随身携带石灰盒，用手指从里面蘸一些，涂在槟榔和蒌叶上。蒌藤是长得不高的灌木[16]，树皮为绿色，叶子呈长条形，比柳叶宽……嚼起来非常多汁，会吐出很多汁液……在嘴里是苦味的，会把嘴唇染红，使牙齿变黑，不过它可以保护牙齿，清洁牙龈……也有说法认为它对胃非常好，但是对于不习惯嚼食的人，有时会导致头晕目眩。”[17]

一名17世纪游历爪哇的法国人，曾提到“人人都认识蒌叶和槟榔，这岛上所有的土著，不分男女老幼，都不停地嚼着它来增强牙龈和胃，因为有时他们也会吞下汁液。这汁液如血一般红……不习惯这种药时，会觉得其味道呛辣得受不了，反之则如烟草那般让人离不开”[18]。

18世纪一名荷兰船长提到，雅加达（Jakarta）的贵妇们出门时，一定有4名以上的女奴跟着，其中之一会带着蒌叶盒。[19]嚼蒌叶加槟榔是常见的消遣，贵妇们甚至会“上瘾”。槟榔常与爪哇烟草一起嚼食。那位船长说，嚼槟榔“会使他们吐出的口水变成血红色，长期下来嘴唇会出现一道黑边，牙齿也会变黑。尽管他们自称这么做可以清洁口腔、保护牙齿、免于牙痛，但是他们的嘴令人敬而远之”[20]。

19世纪，一名美国船员在苏门答腊注意到，男人为味道刺激的蒌叶“摆动”下巴，“比积习最深的嚼烟草者还要嚼得久”[21]。

也有其他植物貌似胡椒，却不属于胡椒属。比方非洲的豆蔻（Melegueta）便是假胡椒，在植物学上属于完全不同的非洲豆蔻属（Afromomum）。非洲豆蔻原产于西非，14、15世纪在欧洲是重要的香料，到15世纪末前往亚洲的海上通路打开，黑胡椒的供应更为普及前，其地位都没有被撼动。非洲豆蔻有一个美丽的称号：天堂籽（grains of paradise），这反映出中世纪人对伊甸园是多么念兹在兹，由此深深影响到欧洲人对东方和香料的向往。葡萄牙人认为这种非洲胡椒不如黑胡椒，是它不再风行的原因之一。不过直到19世纪，它仍是英国人爱用的调味料，至今在西非的菜肴里仍然看得到。北欧人喜爱的阿夸维特酒（akvavit）也以它调味。天堂籽看起来像是小黑胡椒，具有强烈的胡椒气味。

胡椒属植物与另一种著名的命名不当的植物——辣椒并无关系。辣椒原是美洲的产物，属于辣椒属（Capsicum），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美食佳肴中都是基本的原料。辣椒是从新大陆传至旧大陆的。

它和香草、多香果（allspice）一起是香料相对贫乏的新大陆热带地区仅有的原生香料。香草来自南美洲某种兰花的花。

哥伦布热切希望在新大陆找到胡椒，加勒比海的当地人也告诉他这种浆果在各个岛上遍地都有，结果拿来一看才发现那不是真的胡椒，而是多香果。并未带博物学家同行的哥伦布欣然接受当地人的说法，自认为发现了胡椒。多香果的果实看起来类似大颗胡椒籽，其实是一种常绿木而非藤蔓植物结的果。不过多香果后来被称为红色柿子椒（pimento，又名灯笼椒），乃衍生自西班牙文的胡椒（pimiento）一词。或许哥伦布明白自己对植物所知有限，但他为人精明。他奉派来找寻香料及其他宝物，不想让大力支持他的费迪南德（Ferdinand）国王和伊莎贝拉（Isabella）王后感到失望。他有自知之明，当时即意识到自己对于在这群岛上所见、种类多到不可胜数的树木和植物认得的不多，而且还以为是到了亚洲。哥伦布在他首航的日志中写道：“我认不出它们，这是世上最大的悲哀。”[22]

后来有一封哥伦布的信在欧洲广为流传。他在信中赞叹群岛上无限的生机，以及可取得的香料数量之多。他向国王、王后禀报，“他们下令要运回多少”，就能得到多少。

哥伦布显然意欲向赞助者推销他的发现，希望他们继续资助他再度出海。其实西方世界能够增进食欲的调味料不多，东方则充满各种美味。《牛津简明英文字典》（Oxford Concise English Dictionary）对香料（spice）一词的定义是：“一种芳香或辛辣的食用植物，用于为食物调味，如胡椒。”在亚洲生产胡椒的热带地区，也孕育着别种著名香料，如肉桂、丁香、姜、小豆蔻、姜黄及肉豆蔻。

肉桂原产于斯里兰卡（前锡兰）；姜和姜黄源自东南亚；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mace）是一而为二的香料：肉豆蔻干皮是包着肉豆蔻种子的大红色薄膜，来自班达群岛（Banda）；丁香来自摩鹿加群岛（Moluccas，今马鲁古群岛）；胡椒和小豆蔻则来自印度。香料主要取自树木或植物的表皮（肉桂）、根部（姜和姜黄）、果实（肉豆蔻15和小豆蔻）或浆果（胡椒），而药草往往是取枝丫或叶子，并且多半生长于温带地区。

假设在印度和东南亚发现的各种香料生长在新大陆，那世界史或许会朝不一样的方向发展。

[1]In George D. Winius and Marcus P. M. Vink, The Merchant-Warrior Pacifi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p. 35.

[2]William Turner, A New Herball, vol 2, edited by George T. L. Chapman, Frank McCombie,Anne Wesencraf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07–508. 特纳（Turner）是英国植物学之父，约生于1508年。

[3]William Bailey, A Short Discourse on Three Kinds of Peppers in Common Use, 1588.现藏于纽约医学会（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珍本。贝利（Bailey）对胡椒药性的描述基于古罗马著名医生加伦（Galen）的工作。

[4]A.T.Rebus, A Rich Store-house of Treasury for the Diseased,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Purfoot, and Raph [sic] Bower, 1596. 现藏于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珍本。

[5]William Langham, The Garden of Health, London, 1597. 这是一本知名的草药著作，Langman描述了胡椒的64种药用。

[6]经济史学家John Munro所做的这个计算见Paul Freedman, Out of the East: Spices and the Medieval Imagin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27。胡椒并不是最贵的奢侈品。相比之下，天鹅绒的价格相当于1439年时200天到300天的工资。

[7]Kenneth F. Kiple and Kriemhild Conee Ornelas ed.,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36.

[8]瓦斯科·达伽马（1469—1524），葡萄牙探险家，也是史上第一位从欧洲航海到达印度的人。

[9]卡利卡特是印度西南海岸的重要胡椒港，也是1498年达伽马首先在南亚登陆的地方。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它都在胡椒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

[10]语出13世纪百科全书作者巴塞洛缪，引文见Lorna J. Sass, To the King's Taste, St.Martin's/Marek, 1975, p.24。

[11]作为使用热带药物的先行者，达奥尔塔是第一个对南亚草药进行编目并对霍乱进行描述的欧洲人。他描述了三种胡椒：黑胡椒、白胡椒和长胡椒，并误认为黑胡椒和白胡椒是不同种的藤蔓植物。他非常看重胡椒的贸易价值，也知道马拉巴尔和苏门答腊的胡椒数量最多。他的著作Conversations on the Simples, Drugs and the MedicinalSubstances of India经欧洲著名植物学家Charles Lecluse删减和注释后，于1567年在安特卫普出版。删减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却没有注明达奥尔塔为原作者。达奥尔塔信犹太教的父母为逃离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审判来到葡萄牙，并改信基督教，之后达奥尔塔于1501年在葡萄牙出生，1538年在果阿定居。尽管他在果阿并未受到宗教法庭的烦扰，却在死后被认为是“秘密的犹太人”而遭到验尸，尸骨也被挖出烧掉。他死后一年，他的姐姐也受火刑而死。

[12]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I, part I,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reprinted by Kraus Reprint Limited, 1967, p.79.

[13]即考亭联合会（Courteen Association），在查理一世的许可下于1635年成立，可以在英东印公司未染指的任何地方与东方国家进行贸易。

[14]胡椒属原文piper，较常见的英文用法是指吹笛手。

[15]一般认为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禅位为唐亡。

[16]此处为作者笔误，蒌藤为藤类植物，非灌木。

[17]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vol. I, 1685, p. 318. 这个版本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的珍本书找到，丹皮尔的书可以通过谷歌图书访问。

[18]Captain Pasfield Oliver ed. and annotate, The Voyage of Francois Leguat of Bresse to Rodrigues, Mauritius, Java,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 Hakluyt Society, 1891, p.229.

[19]J.S.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vol. I, translated by S.H.Wilcocke,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p.322.

[20]出处同上, p.317.

[21]Gorham P. Low, The Sea Made Men: The Story of a Gloucester Lad, edited by Elizabeth L.Alling,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37, p. 192.

[22]Francesca Lardicci ed., A Synoptic Edition of the Log of Columbus's First Voyage,Brepols, 1999, p. 58. 哥伦布日记的原稿已经遗失，对他四次航行的描述主要基于他的次子Fernando Colon为他写的传记。Fernando有他父亲的手稿。同时也基于西班牙历史学家Bartolome de Las Casas的著作History of the Indies，他认识哥伦布的家人，并查阅了他们的档案。Las Casas还抄录了哥伦布第一次航海的日志，尽管一般认为该抄本是不完整的。无疑，西班牙统治者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德国王不希望他们的敌人从哥伦布的发现中获利。

第二章 香料之王

中世纪，胡椒是达官显贵的最爱，佐餐、用药，都少不了它；胡椒能用来买地、付税，甚至当嫁妆。为了进口胡椒及分配其获利，史上第一家将所有权划分为股份的公司——英东印公司——诞生了。

胡椒量少但用处大。[1]

——柏拉图

葡萄牙国王，即香料的主人，凭其好恶……为胡椒定价格。无论是何价钱，无论多么昂贵，不多久终究会售予德国人。[2]

——16世纪初纽伦堡市政府

公元408年，哥特人领袖阿拉里克（Alaric the Goth）率领蛮族军队自巴尔干半岛快攻至意大利北部，一路直捣罗马，城内的防备不足以抵御这支东方军队。阿拉里克立刻展开包围，切断罗马的补给线。邻近城市并未伸出援手，罗马只有孤军奋战。蛮族的封锁逐渐令罗马人难以为继，粮食短缺，疾病肆虐。街头到处是饥民，不久城内各处精雕细琢的大理石神庙便堆满死尸，罗马成了停尸间。罗马人向阿拉里克跪地求饶，他提出的退兵条件自然是帝国都城罗马必须交出金银财宝、丝绸华服和胡椒。他知道罗马有大量胡椒及其他香料藏在城内的香料集中地——名为胡椒粮仓（horreapiperatari）的特设仓库。仓库于公元1世纪初年图密善（Domitian）在位时建造，储存历年进到罗马的稀有香料，有些可能是贡品。到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与其子康茂德（Commodus）在位时，名医盖伦（Galen）的诊所便开在香料区。

阿拉里克入侵时，罗马人以胡椒入菜和入药已有数百年之久。胡椒为很多种食物增添风味，也是备受青睐的解毒剂。胡椒的价值阿拉里克清楚得很。他的军队离开罗马时，携带大批金银、丝袍及染成鲜红色的皮件，还有重达3000磅的胡椒。[3]这笔赎金只能安抚哥特人于一时。两年后，阿拉里克的军队再次包围罗马，这一回罗马城被攻陷。

尽管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人就很懂胡椒，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建议将胡椒与各种药草及其他成分混合，用以治疗发烧；但广泛使用胡椒作为食材从而开启了西方胡椒贸易的是罗马人。古罗马著名美食家阿皮基乌斯（Apicius）留有470多道食谱，每一道都要撒不少胡椒。阿皮基乌斯以贪吃、精致的筵席及对食物的沉迷（据说他曾雇船到非洲沿岸去找寻超大对虾）著称，他的厨艺同样出名。史学家英尼斯·米勒（J. Innes Miller）说，阿皮基乌斯的多卷食谱中，“几乎每道菜都用到它（指胡椒），或磨碎或整粒，或黑或白”[4]。米勒写道：“在厨房里要用，在餐桌上也要用。餐桌上是放在胡椒碗里，碗通常为银制的。”

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便在印度西岸各胡椒港做生意。罗马船只可以在短短40天内从红海穿过印度洋抵达印度。5世纪时罗马落入蛮族之手，热络的胡椒贸易便消失了，但直到今天，印度还能挖出用于购买胡椒的罗马金币，以及存放葡萄酒和其他贸易品的地中海双耳细颈陶瓶。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中世纪欧洲人一睹阿拉伯令人钦羡的财富，也见识到胡椒的辛辣风味、丝与丝绒的柔细触感及糖的甜蜜。欧洲深深为阿拉伯文明的丰饶所吸引，这些物品很快就在欧洲成为奢侈品。

在统治阶级看来，菜肴中若不加进大量胡椒、丁香和肉桂调味，就简直不值一吃。有一本中世纪意大利食谱建议把胡椒、肉桂和姜各一盎司、丁香半夸脱、藏红花一夸脱混合在一起，与“所有的食物”都很搭。中世纪人的味蕾显然酷爱胡椒的辛香。人的口味总是受当代文化的影响，比方说，维吉麦（Vegemite）涂酱很受今日澳洲人的欢迎，但是不吃这种东西长大的人几乎都对此难以下咽。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为国王的吃食“加料”是一种特权。香料厨师威廉大师（Master William）1264年为圣爱德华节飨宴（Feast of St. Edward）所准备的酱料，共动用了15磅肉桂、12磅半小茴香、20磅（320盎司）胡椒。[5]请想象把几百个现代胡椒罐，每个通常约装有1.5盎司的胡椒，全数倒进一锅酱料。两百年后，欧洲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勃艮第公爵卡尔（Duke Karl of Bourgogne）[6]1468年举行婚礼晚宴，订购了380磅胡椒，想必清淡的味道在中世纪时不流行。[7]

有很多人认为，中世纪使用胡椒是为了掩盖腐肉的气味，或是为肉类防腐，其实不然。香料用得最多的有钱人家可是一年到头新鲜肉类供应无缺。他们是无肉不欢的肉食主义者，尤其喜欢吃鸟肉，因为他们相信鸟类更接近在天堂的上帝，而长在泥土里的低贱蔬菜，距离神圣是如此遥远。所以他们吃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鸟类，如鸽子、秧鸡、孔雀、鹧鸪、鸻、苍鹭、鹤、天鹅、鹅，以及哺乳动物，如兔、猪、鹿、羊、牛等等。无论飞的、跳的、跑的、走的或奔腾的动物，一律来者不拒。举例来说，1309年坎特伯雷（Canterbury）庆祝某修道院院长就任的宴会，便吃掉了大约1000只鹅、24只天鹅、200头乳猪、200头羊和30头牛。在那场兽肉与禽肉盛宴的总体花费中，香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约为13%。许多肉放在加入浓浓香料的酱汁中炖，或是捣碎后与香料酱汁一起搅拌，那种口味现代人可能觉得难以下咽。中世纪糖在欧洲并不普及，富有的欧洲人为了使食物变得又辣又甜，使用大量胡椒、肉桂和肉豆蔻。胡椒可以为新鲜肉类提味，也可以被做成餐后饮料。有钱人常吃完大餐后来一盘香料，大家轮流品尝。

不够有钱的人买不起很多香料，也不太能吃到新鲜的肉。他们购买少量的胡椒和从西班牙来的小茴香，加在以面包、浓汤和奶酪为主，偶尔有鱼的餐食中。可是不管史学家说过多少次中世纪时香料掩盖不了腐肉的气味，这个错误观念依然顽固存在。

有“亚得里亚海女王”（Queen of the Adriatic）之誉的威尼斯，主宰着中世纪欧洲的香料贸易。如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所说：“此城市（威尼斯）不下于巴尔米拉（Palmyra）[8]及佩特拉（Petra）[9]，是靠在东方贸易中的突出地位立足的，它也以此为傲，而当时东方贸易与香料几乎是同义字。”[10]在15世纪威尼斯的全盛时期，胡椒在所有运往西方的香料中占比高达80%。不过那时的运送路线必须结合海路、陆路，相当复杂。线路之一是阿拉伯和印度船只越过印度洋来到红海，在各港口卸下胡椒及其他香料，再经由陆运穿过埃及来到尼罗河。胡椒在此装上小船，顺河而下至地中海边的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那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的大船则等在那里，准备运送胡椒到意大利。

为了打破威尼斯对胡椒贸易的掌控，葡萄牙人必须找出一条纯由海上即可到达印度的路线。史学家沃尔夫冈·西维尔布希（Wolfgang Schivelbusch）在让人爱不释手的著作《味觉乐园》（Tastes of Paradise）“中写道：历史告诉我们，对香料的渴求像今日对能源的欲望，足以动员武力。”[11]他以标志性的生动笔法指出，香料“在中世纪过渡至近代期间，扮演着某种催化的角色”。在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大量进口胡椒到欧洲之后，它便不再扮演这种催化角色。随着口味的改变，以及其他来自东方的进口物如茶与咖啡在18世纪的流行，欧洲人对胡椒的需求减少，于是胡椒变成了一种商品。

中世纪人对胡椒的向往，部分源自日常生活条件恶劣。死于瘟疫、饥荒，在当时司空见惯。自10世纪开始，欧洲经常出现饥馑。乡下的农民到城里讨一口饭吃，却找不到活路。他们乞讨食物，却经常死在公共广场。即使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如法国，据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名著《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中所引述的记录，10世纪到18世纪之间发生过至少89次大饥荒，而且尚未计入那几个世纪发生的数百次地方性粮荒。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胡椒提供了救赎。中世纪欧洲人民把对美好生活的冀望寄托于东方，东方在他们心目中有如天堂。欧洲人沉醉于一种荒唐的想法，以为在中国南海飘荡着从伊甸园吹来的香气迷人的微风，就是那个奇迹式地躲过《圣经》上记载的冲走一切、唯有诺亚与其方舟存活下来的大洪水的伊甸园。史学家约翰·普瑞斯特（John Prest）说：“整个中世纪人们都相信，伊甸园在大洪水中幸存，而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航海家与探险家一直盼望能够找到它。当他们找不到时，他们就盘算把四处散落的上帝创造物汇集起来，成为一个植物园或是新的伊甸园。”[12]

自上古时代起，香料便被视为神秘东方的一部分，在那里，各种香料有如幸存的伊甸园中的流水，源源不绝，野生胡椒树也随处可见。13世纪时人们相信，肉桂、姜和其他香料来自天堂，顺尼罗23河漂向下游。渔民在河中撒网捕捞这些芳香的物产。[13]欧洲人想用从“新发现”的东方搜集来的植物，在人间重建仿佛原初的伊甸园般的理想之地。基于这种愿望，16、17世纪意大利帕多瓦（Padua）、荷兰莱顿（Leyden）、英国牛津和法国巴黎纷纷设立了壮观的植物园。

除了想找到人间天堂之外，以为胡椒等香料在东方多得不能再多的信念，对地理大发现时代也极为重要。按史学家保罗·弗里曼（Paul Freeman）的说法，“对不合理的丰足怀有幻想”，这一点实在太重要，“因为只是丰衣足食还不够，唯有期待神奇的富足，才吸引得了像达伽马和哥伦布这些人，并且激起赞助者的兴趣，肯出钱让他们去探险”[14]。

中世纪欧洲人若知道胡椒树生长地的真相，应该会大感震惊。欧洲人刚对亚洲有所认识时，饥馑正肆虐亚洲。中国的人口在连续增加两百年后，突然在1620年至1640年间因水、旱灾而减少。印度1630年也发生了可怕的饥荒，西南部的干旱使现今喀拉拉邦一带的胡椒藤枯死。

1631年，一名荷兰商人来到印度苏拉特，在同年12月21日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惨状。“我们离开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最后于10月23日抵达苏拉特。上岸后来到名叫斯瓦利（Swalley）的村子，看到好多饿死的人。之前村里有260户人家，如今存活下来的不超过10户或11户。在我们从村子前往苏拉特城的途中，遍地尸体无人埋葬，任其腐烂。我们进到苏拉特城时几乎看不到活人，而过去这里的居民有好几千人；死尸的恶臭严重到健康人入城后都会受臭气所感染。在各个街角，20具死尸堆在一起……”[15]

欧洲人对印度及亚洲的生活所知有限，某些印象来自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的巨著《英国的主要航行、交通及发现》（The Principal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此书初版于1589年，1598年修订，内容大幅增加。书中提到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数次探险。德雷克曾在1580年环行世界一周，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虽然哈克卢特从未到过东方，但是从他搜集和出版的日记、航海日志及其他航海报告，可以判断，对于东方，他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他使用充足的理由说服了伊丽莎白女王同意设立英国东印度公司。他知道葡萄牙人在印度买卖胡椒的地点，也知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尚未握有胡椒专买权的地区，例如苏门答腊——这项信息打消了女王的顾虑，不再担心英国成立贸易公司会激怒西班牙人。[16]哈克卢特极力鼓动人们对东方的兴趣——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建人之一——他的巨著也描绘了宏大的航海史诗。他热衷于扩展英国领土，可惜当时的英国人并未准备好建立帝国，那还要再等上150年。哈克卢特曾写道：“上帝在本国年轻人身上，激起发现地球上每一寸土地的渴望”[17]，值此时代生活在英国是一种福气。说服人们此生至少花一年半的时间到东方走一遭，需要花一番功夫宣传。对伊甸园的幻想加上哈克卢特的冒险故事，帮助英国贸易船招募了水手，那些船会用“希望号”和“胡椒号”等等作为船名。

胡椒与现代全球贸易起源的关联，反映在确定胡椒价格及分配其获利所需要的组织上，这促成了欧洲北部资本主义的兴起。英东印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将所有权划分为股份的公司，史学家追溯其源头到中世纪的香料商人进口并分销香料，尤其是胡椒。商人为保护其利益，成立了同业公会。其中最重要的是伦敦胡椒商行会（Pepperers' Guild of London），在伦敦市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有些会员还当过伦敦市长。

胡椒商在索波巷（Sopers' Lane）开店做生意，学徒们穿着蓝色制服，向过路行人叫卖商品。14世纪中叶，伦敦胡椒商行会由杂货商公司（The Grocers' Company）所取代，这家公司从大杆秤（Great Beam）衍生而来，超过25磅的重量必须用到杆秤。“Grocer”这个词指重量单位，相当于英制112磅重。添加石头、沙子或其他物质增加重量，或是在香料新品中掺杂旧料，均是重罪。曾有一名男子被判掺假罪，商品遭国王没收。1428年，杂货商公司获得英王亨利六世的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允许其获得及持有土地，并授予其监督大杆秤及砝码使用的特权。1447年，杂货商公司成为英国正式的“香料筛检师”（garblers），可检查香料，确保质量纯正，并借此控制香料买卖，这使该公司拥有了更大的权力。每一年，杂货商公司必须向国库申报所有没收商品的账目，作为交换，它可以取得半数遭没入的商品。检查特权一直持续至1689年。

英东印公司主要是为胡椒而成立的，创办人都是成功的食品杂货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于1600年授予该公司特许状，其成立的主要使命之一，便是降低英国的胡椒价格。

在胡椒贸易的全盛时期，胡椒比黄金白银还要珍贵。1418年，一名英国杂货商报案，称他遭人诈骗，对方以锡汤匙及石头，而非银汤匙、白银及珠宝，与他交换了12磅的胡椒。等他发现换来的商品一文不值时，对方早已逃之夭夭。[18]远航亚洲而能活着归来的水手，有时会收到几英担（quintal）的胡椒等香料作为酬劳。1英担约相当于125磅。水手们靠着这些香料可以一生衣食无虞。胡椒曾被当作合法的货币，用于支付税捐、关税，甚至当嫁妆。1526年伊莎贝拉公主嫁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CarlosⅠ），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Ⅴ）[19]时，其兄长葡萄牙国王若昂（JohnⅢ）三世便用胡椒作为部分嫁妆。[20]个人财富也以家中拥有多少胡椒来衡量。

香料（spice）的字源即反映出它的价值。它来自拉丁文的species，意为具有特殊价值的物品。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用尽所有白银仍无力偿还部分欠款。他于1589年及1591年两次取出储藏的胡椒来还清债务。

土地也可以用胡椒购买。“胡椒租金”一词即指低于一般行情的租金，或是象征性的费用，如有些合约只收一粒胡椒籽。1697年，英王威廉三世颁发纽约市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即曼哈顿下城，靠近世贸大楼归零地的那座美丽的教区礼拜堂——特许状，要求教区委员会每年向国王交一粒胡椒为租金。交租金的人即这栋建筑的所有人。这种用语至今在英国仍然存在。

肉豆蔻和丁香的销售利润比较高，但是胡椒的用量更大——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由亚洲运往欧洲的胡椒比丁香和肉豆蔻多6~8倍。史学家霍尔登·弗伯（Holden Furber）就英东印公司及欧洲人在亚洲的贸易网等领域著述甚丰。据他估计，当时欧洲每年对丁香、肉豆蔻和肉桂的需求约为100万磅，对胡椒的需求却高达600万至800万磅。18世纪时，荷东印公司在荷兰售出的肉豆蔻，最大量也只有280964磅。[21]

尽管荷兰人拼命想要抢下别种香料的独占权，但他们很清楚胡椒的价值，其主要的对手英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17世纪英、荷为取得印度、苏门答腊及西爪哇各海港城市的掌控权而角力，英东印公司的董事们都了解，人人都用得到胡椒，所以其价值超越所有其他香料。他们虽承认胡椒是“小事”，只是一种商品，却也明白，谁在胡椒战争中胜出，谁就能控制“英国及印度的海洋”。

董事们的信函中出现以下这段文字：“倘若今日两国之间的误会爆发为公开交战，庶民大众会认为只不过是为胡椒而战，每家在此上面的用度不多，所以这是小事。然而究其起因，那将是为主宰英国和印度的海洋而战，因为他们都想当商品唯一的主控者，就像独占肉豆蔻、豆蔻、丁香及肉桂那样，而胡椒因用途普及，单单一种商品的利润就高出所有其他，也可支应在欧洲维持强大海军所需的费用。”[22]

欧洲的胡椒贸易一开始就赚钱。史学家皮尔逊（M. N. Pearson）估算，最早持续经由纯海上贸易路线至东方的葡萄牙人，获利一度可达260%，这是根据在印度以六枚葡萄牙金币购入一英担（约125磅）胡椒，在欧洲出售最低定价要22枚金币来换算的。不过这些数字比起19世纪初期，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Salem）胡椒商令人瞠目结舌的利润来就相形见绌了。他们的船队某次至苏门答腊，单趟就赚入700%的净利。16世纪时，葡萄牙人以印度急需的铜换取胡椒，也曾拿到好价钱。

在1515年前后，葡萄牙靠香料贸易赚得约100万金币，相当于得自教会的总税收，也是黄金和各种金属贸易额的两倍。[23]皮尔逊估计，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从进口胡椒获得的净利在89%~152%。到16世纪下半叶，欧洲对亚洲香料的需求又倍增，价格大幅飙涨为原来的三倍。这一时期，胡椒占进口香料的大宗。

进入17世纪初，葡萄牙人已非印度洋上唯一的欧洲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加入了胡椒贸易，荷兰人做得尤其有声有色。欧洲对胡椒的需求再度翻倍，到1620年代，荷、英两国在香料贸易上已经大致取代葡萄牙。绕行好望角的海上航线成为亚洲商品抵达欧洲的要道，取代了东地中海黎凡特（Levant）的海陆联运路线。此时荷、英掌握了80%的胡椒贸易。

1622年时，欧洲人每年约吃掉700万磅胡椒。那时英东印公司是输入胡椒到英国的唯一进口商。1618年该公司商船“查尔斯号”（Charles）带回8100多英担（1012500磅）胡椒；1621年它回到伦敦时，载着6400多英担（80万磅）胡椒；1625年更载运将近8000英担（100万磅）回到英国。

尽管荷兰人经过残酷的征战，夺下了世界上唯一有丁香树生长的摩鹿加群岛，又名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又抢下了生产肉豆蔻的班达群岛的那些小岛，从此独占肉豆蔻和丁香的贸易；但荷兰的香料贸易依然以胡椒为主。由于胡椒的用量大，荷兰人从来不敢小觑，胡椒的价值高出丁香、肉豆蔻许多。18世纪时，虽有其他商品，特别是茶，超越了胡椒贸易，但是对胡椒的需求依然很大。1722年是茶叶贸易十分兴旺的一年，仍有超过900万磅胡椒由亚洲出口至欧洲。

中国人对黑胡椒的喜爱由来已久。早在公元2世纪，胡椒便自印度传入中国，主要是做药用。北宋时期（960—1127）胡椒贸易扩大，东南亚各国使节来中国时，经常以胡椒作为贡品。[24]至少从10世纪起，中国人就已与爪哇和苏门答腊进行贸易了。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71年元朝（1271—1368）时来到中国，当时胡椒已大批输入，广泛使用于菜肴了。他在《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里说：“五天行程结束时，来至壮观的刺桐市（Zaiton，今日泉州），来自印度的船舶一律停靠此港，满载着昂贵物品、价格不菲之宝石及质地完美之大颗珍珠。它亦是南蛮商人所用之港，进出此港的珠宝和其他商品的总量令人叹为观止。商品自此港出口至整个南蛮地带。笔者可保证，每有一艘香料船至亚历山大港或其他港口以载运胡椒出口至基督世界，即有百艘船造访刺桐。因此诸君必然知晓，它是世上商品流量最大的两港之一。”[25]

马可·波罗也对杭州市赞叹不已，称之为“天城”。他曾提及杭州富丽堂皇的宅第和花园，有无数石桥横跨其上的运河，以及用车船运送货物的商贩。市内大规模的市集人潮汹涌，令他印象特别深刻。马可·波罗写道：“……任何人目睹如此众多之人口，必会认为找不到喂饱众人的食物。”[26]为表现杭州市所需供应的肉类、酒类和食品杂货等物资的数量有多庞大，马可·波罗引述了海关官31员的话：“市内每日胡椒用量多达43车，每车重223磅。”

马可·波罗也描述了中国式帆船有多大，载货量远高于欧洲船只。他估计，行驶中国帆船每艘需要150名至300名水手，而一艘船可装载多达“五六千篓胡椒”。

在明朝（1368—1644）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后，中国的胡椒用量更是有增无减。15世纪初，郑和为明成祖朱棣展开历史性的远航。胡椒是中国皇家的寻宝船队浩浩荡荡出航的主因。马欢在七次航行中有三次跟随船队，充当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官方传译。他曾记述造访卡利卡特、马六甲及苏门答腊北部海港城市巴赛（Pasai），许多外国船只到那里就是为了采购黑胡椒。

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里写，在卡利卡特多山的乡下地带，居民广设胡椒园大量种植。“及至十月，胡椒成熟；经采集、晒干后出售。自有胡椒大盘商来收购，再运至官仓储存；若有买主，买卖须经官署核准；税赋依‘买价’金额计，向官府缴纳。每一波荷（po-ho）胡椒售价二百金币。”[27]

郑和的船队周游四海，在中国海域到过日、韩，在印度洋到过印度、波斯湾及非洲东岸。中国人为航海建造了前所未见的大型木造帆船，其中最大的长度达400英尺[28]。相形之下，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Santa Maria）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仅有85英尺长。

中国人为取得建造巨大帆船的木材，曾展开规模庞大的造林运动，于1391年在南京地区种下5000万株以上的树木。[29]1405年秋天的首航有317艘船，目的地是卡利卡特。船员总数有27000多人，之后的几次还有数百名医官及药理学家随行。船上防水舷墙的舱房及平衡的驾驶船舵等技术，欧洲船只在18世纪末才赶上。

中国人航海历史悠久，在各个朝代都有最精良的船只航行于印度洋，但是没有一艘比得上郑和的船队，这从船首漆得明亮的龙眼即可得知。

在亚洲的欧洲人深知中国人爱吃胡椒。16世纪马来西亚的一名葡萄牙商人提到中国人想要胡椒超过一切，可以装得下多少船就买多少船。他还说在1500年代初，一英担胡椒在马六甲值4金币，在中国却可卖到15金币。意大利观察家安德烈亚·科尔萨利（Andrea Corsali）在1515年提到，“把香料卖到中国跟卖到葡萄牙一样赚钱”[30]。

在明朝最后一批汉族统治者之后，中国于1644年落入满族之手，南方有许多人逃往海外，来到马来西亚种植胡椒。到17世纪末，华人已成为当地显要的胡椒商人。足迹遍及亚洲各地的英国独立商人查尔斯·洛克耶（Charles Lockyer）注意到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势力。他在1711年形容马六甲市是一个“有益健康的地方，市内房舍以石材建造，整齐地排列于街道旁，形成良好市容，很像我们英国的小海港”[31]。他特别提到华人“拥有当地最好的商店，里面摆满来自家乡的制品和农产品……”中国人特别喜欢茶和糖，还有一些人在市内开茶馆。

随后的数百年里，海外华侨在胡椒贸易中持续保有重要地位，中国也依旧是胡椒的消费大国。

[1]In Waverly Root, Food: An Authoritative and Visual History and Dictionary of the Foods of the World,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p.341.

[2]In Wolfgang 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Pantheon, 1992, p.12.

[3]这一资料来自Gibbon，他写道：“收到5000磅黄金、3万磅白银、4000匹丝绸、3000块上等红布，以及3000磅胡椒后”，阿拉里克立刻解除了包围。Michael Loewe, “Spice and Silk: Aspects of World Trade in the First Seven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2, 1971, p. 175.

[4]Innes Miller,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C to AD 641, Clarendon Press,1969, p.83. 关于这个美食家贪婪而痴迷的有趣讨论，亦可见Sally Grainger, “The Myth of Apicius”, in Gastronomica, Spring 2007。

[5]Pamela Nightingale, A Medieval Mercantile Commodity: The Grocers' Company and the Politics and Trade of London, 1000—148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4.

[6]即“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 1433—1477）。

[7]Kenneth F. Kiple and Kriemhild Conee Ornelas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36.

[8]叙利亚古城，是商队穿越叙利亚沙漠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

[9]约旦古城，是纳巴泰王国香料贸易的中心。

[10]John Keay, The Spice Route: A History, London: John Murray, 2005, p. 139.

[11]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p.9.

[12]The Garden of Eden: The Botanic Garden and the Re-Creation of Paradis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9.

[13]出处同上, p.30.

[14]Paul Freedman, Out of the East: Spices and the Medieval Imagin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7.

[15]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vol. II, The Hakluyt Society,1919; reprinted in 1967 by Kraus Reprint Limited, p.344.

[16]See Heidi Brayman Hackel and Peter C. Mancall, “Richard Hakluyt the Younger's Notes fo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1601: A Transcription of Huntington Library Manuscript EL 2360”,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67, No. 3 (2004), pp. 423-436.

[17]Russel Shorto, The Island and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 Epic History of Dutch Manhattan and the Forgotten Colony that Shaped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2004,p.20.

[18]Aubrey Joseph Rees, The Grocery Trade: Its History and Romance, Duckworth and Company, Ltd, 1910, p.94.

[19]英语、法语中的查理（Charles）在西班牙语中作卡洛斯（Carlos）、德语中作卡尔（Karl）、意大利语作卡洛（Carlo）。除文中提到的以外，查理五世还有德意志国王卡尔五世、西西里国王卡洛二世等称号。——编注

[20]Waverley Root, Food: An Authoritative and Visual History and Dictionary of the Foods of the World,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p.338.

[21]J. S. 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vol. I, p.334.

[22]The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1685—1825):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Mainly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Lond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ohn Bastin,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p.xi.

[23]See M. N. Pearson ed., Spice in the India Ocean World, Ashgate Variorum, 1996, p.xxvi.

[24]历史学家曹永和在文章“Pepper Trade in East Asia” (T'oung Pao [Netherlands], 1982) 68 (4-5):221-247中列举了贸易大使带着胡椒作为朝贡的贡品，还描述了之后几个世纪中国的胡椒贸易。

[25]Marco Polo, The Travels,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nald Latham, Penguin Books, 1958, p. 237.

[26]出处同上, pp. 216-217.

[27]Ma Hu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publish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43.

[28]1英尺约为0.3米。

[29]Jacque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 399.

[30]M.A.P.Meilink-Roe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 p. 62.

[31]Charles Lockyer, “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 containing rules for good government in trade, … with descriptions of Fort St. George, … Calicut, … To which is added, and accou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Dutch and their affairs in India”, London 1711,chapter III, pp. 74-75.

第三章 灵药与信徒

欧洲人航行至亚洲本为采购胡椒及传教。此行疾病、失事频仍，危险重重，要绑架水手、招募罪犯，才有足够的人员。只有少数幸运者能满载胡椒平安而归。

勿再吹捧希腊人善战

或特洛伊勇士长途远征；

亚历山大大帝及特洛伊

对东方之征服已听得够多；

我要歌颂葡萄牙壮士

战神与海神均向他们致敬。

扬弃一切受尊崇的古代谬思，

更崇高之荣耀准绳已然出现。

——葡萄牙诗人
路易·德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史诗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1572年）

探险家达伽马的小规模葡萄牙船队在1498年初绕过好望角，沿东非海岸朝北方前进，走的是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内水道。过去从未有欧洲船只绕过好望角后又走这么长一段。船队曾在莫桑比克（Mozambique）、蒙巴萨（Mombasa）及附近城镇马林迪36（Malindi）等地停靠补给，然后才航向印度洋。达伽马在这些港埠首次见识到因与印度的贸易而兴起的繁荣聚落。他当时的作为，奠定了其后百年葡萄牙人主宰胡椒贸易的基调。非洲沿岸住的是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当地王族询问他们信奉什么宗教时，达伽马和手下避重就轻，以免被认定为基督徒。在他们认为当地土著怀有敌意时，还曾绑架人质以求自保。当他们抵达马林迪时，镇上已人尽皆知，葡萄牙人遇到不熟悉的状况会轻易诉诸武力。这种掳走人质和动用武力的模式，在未来经常重演。

最后，达伽马终于抵达印度西南岸热闹的胡椒港卡利卡特，完成了追寻已久的梦想。1572年，诗人路易·德贾梅士发表了长度不下于一本书的名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使达伽马的事迹永传后世。那首奔放的长诗创造了史上少有的英雄人物达伽马的伟大传奇，他的胆识甚至超越了勇敢的古希腊人。[1]整个15世纪，葡萄牙人一直沿着非洲西岸南进，希望发现非洲的金矿。他们用本国生产的藏红花、铜和葡萄酒，交换非洲豆蔻、蓝色染料、兽皮及棉花等。到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终于绕过好望角，可是仅行至印度洋的边缘便返航了。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探险后，达伽马非常想要踏上印度的土地，可是他的恐惧感超越了首度接触印度次大陆这历史性一刻的兴奋感。考虑到自身安全，他先派船队里的一名犯人上岸。至今史学家仍不知道这名犯人的姓名。在卡利卡特，有两个人询问他所为何来，他的回答众人皆知：“基督信徒和香料。”这则广为传诵的故事本是替葡萄牙人的探险找理由，也是东西方首度接触的一个例子，但其中有部分却闹了笑话，原因有二。一是招呼那名犯人的并非亚洲人，而是来自北非突尼斯的商人，那一次很难说是东西方重要的邂逅，反而透露出在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印度洋已经存在盘根错节的复杂贸易网。葡萄牙人其实相当晚才加入其中。达伽马甚至并非亲自领航船队自非洲东岸驶抵印度。他在马林迪请了一名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的穆斯林上船，引导船队抵达印度。

二是当时抵达的葡萄牙人并无意于要任何人皈依，船上的水手并非传教士。达伽马和手下要找的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据说他是中世纪信仰基督的国王，统治着无比伟大的东方王国。许多人对此传说深信不疑，它与相信伊甸园位于东方的荒谬观念异曲同工。这两种说法数百年深植人心，引诱着欧洲人前往东方。

达伽马首次出航时在卡利卡特的行为引起了相当大的波澜。他抱怨所受到的待遇，无视于宫廷的礼节，紧张惶恐又激动易怒。卡利卡特是当地王室扎莫林（Zamorins）的都城。他们擅于经商，在印度洋上生意做得很大，其触角西至非洲，东达印度尼西亚群岛以东，连中国人都不敢轻视卡利卡特的重要性。这座港口城市有发展完善的宫廷、先进的文化，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包容。

对于卡利卡特的富裕及国际化氛围，借着法国水手弗朗索瓦·皮拉德（Francois Pyrard）的笔，我们有幸一窥究竟。他在马尔代夫群岛遇到船难，侥幸生还却遭葡萄牙人囚禁。他在日记中描述卡利卡特有如人间天堂：“在城区与国王的王宫之间全是房舍，在全印度再也找不到比卡利卡特更令人满意之处。国家美好富足，各种族的人相处愉快，各族人也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2]他说，城内好玩的地方，包括各个市集或是“小商业区”，总是从早到晚挤满人，想行走其间都很困难。市集里的建筑物“非常大，以石头及木材建成，十分坚固，里面设有商店、仓库和堆放场，都严加看守……”城内住宅有花园和门廊，门廊可用于接待路过的陌生人，“供给他们肉食和饮料，也是休息睡眠之所……”皮拉德在卡利卡特待了八个月后，在城外被葡萄牙人绑架，带到科钦囚禁。

自欧洲人开始航行到亚洲替贸易公司采购胡椒，各种有声有色的冒险事迹便陆续出现，皮拉德的故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首次出海是在1601年，担任水手，同行的有两艘船，其中一艘名为“新月号”（Croissant）。此行由有钱的法国商人出资，他们被荷、英在东印度群岛的成功所吸引。行前的准备功夫并不算完备，那两艘船几乎从一开始便遇到麻烦。照皮拉德所说，“船上的秩序及纪律欠佳；因为没有虔诚或奉献之心，只有诸多诅咒及亵渎之言、不服从长官、叛逆及行事草率，日日免不了争吵、攻击、偷窃及类似罪行”[3]，且更有甚者亦有之。草率鲁莽加酒醉误事，搭载皮拉德的那艘船在马尔代夫失事，只有他和另外三人存活。由于皮拉德能够讲当地语言，很快就受到岛上居民的欢迎。他在马尔代夫住了4年，获得很好的待遇。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对岛民生活习惯的仔细观察。皮拉德直到1611年才返回法国，并出版了他的亚洲纪行的第一版。

当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卡利卡特时，当地人还记得90多年前登陆上岸的另一批水手的故事。他们告诉达伽马，那些水手“留长发，但是未蓄胡，只在嘴边留髭。他们上岸时身穿铁甲，头戴头盔及面甲，手持某种连着矛的武器（剑）。他们每两年回来一次，每次有20到25艘船”[4]。他们口中的水手是中国人。达伽马不如指挥下西洋的郑和，他的机智和外交手腕乏善可陈，也不懂得如何协商。他在印度的冒失行为留下了污点。一份匿名的报告上写：“全岛都希望他生病。”[5]他首次到印度的行为，比起二度远征时造成的灾难还算是温和的。二度远征时他已多了崇高的“印度群岛将军”（Admiral of the Indies）头衔，在那次不名誉的航行中，他缴获一艘由麦加返航卡利卡特的船，船上载着穆斯林男女老少约380人。妇女们献出珠宝以换取性命，并恳求他至少放过无辜的孩子。达伽马却下令焚船，全船的人都被烧死。

虽然达伽马首次航行时，船只几乎被强风吹得撞上巴西的海岸[6]，他手下148名船员中仅55人生还，又被迫烧掉一艘船；但是葡萄牙国王对他仍然十分激赏，两艘完成印度行的船只，共运回约12000磅胡椒，所以此行是有丰厚利润的。然而印度的扎莫林首领说得很明白，葡萄牙人下次必须带有价值的东西来。扎莫林在致葡萄牙国王的信中说：“我方需要来自贵国的金银、珊瑚和鲜红布料。”[7]

达伽马此行是胡椒首次直接经由纯海路自印度输入欧洲，这是广受赞誉的一大成就。达伽马首航时，并未与同行船只一起回到首都里斯本，因为他必须在亚速尔群岛（Azores）将兄弟保罗（Paulo）下葬。保罗在长程航行途中过世，他的船也由于人手不足，在蒙巴萨被烧掉。坏血症夺走了达伽马三分之二船员的性命，此症会使皮肤上出现丑陋的紫斑，导致手脚疼痛肿胀，并使牙龈肿大到无法进食。（坏血症直至19世纪中叶后多年，仍是造成水手死亡的一大主因。直到20 世纪初，才由阿克塞尔·霍尔斯特［Axel Holst］及特奥多尔·弗勒利克［Theodor Frolich］证明，其病因是缺乏抗坏血酸，即维生素C。）

随达伽马此行活着回来的人，均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他们的酬劳是“药物”，即香料。返国时最先抵达里斯本的那艘船的船长尼古劳·科埃略（Nicolau Coelho），得到每种带回的药物一英担，约125磅，每名舵手与船员也可得半英担。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Dom Manuel）厚赐达伽马及其子孙，每年可得1000金币的津贴，这笔钱约相当于一大片房产每年的收益。曼努埃尔一世毫不迟疑地扩大自己的版图，在达伽马首航回来后，他不但是“海这边葡萄牙与阿尔加维（Algraves）及海那边非洲的国王，兼几内亚君主”，也成为“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的征服、航行暨商务君主”。即使到现在，达伽马在葡萄牙仍被视为民族英雄，他是“发现”由欧洲至印度海上航线的航海家，其传奇至今流传。

达伽马与祭司王约翰

达伽马自里斯本出发时，有关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已存在了300多年。早在13世纪便有马可·波罗及其他旅行家前往东方去寻找这位基督国王，可惜无人成功。后来出现一名自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的人，是14世纪的英国骑士，曾周游阿拉伯世界及东方30余年。这名聪明但真实姓名不详的作者，为祭司王约翰的传奇添油加醋，称他还好好地活着，在印度当皇帝，过着豪奢的生活。他的朝堂每天要招待三万多人，在翡翠做的餐桌上进食。他的皇宫大门由珍奇玉石打造，宫内的厅堂和宫室由水晶建成。国王的宝座则镶满玛瑙、水晶和碧玉。皇宫的尖塔上顶着两大颗黄金球，夜里闪闪发光。当他出征时，有三具庞大的黄金十字架为前导。这三具十字架由数万名武装士兵及十万名步兵护卫，而他们还不算是皇帝的主力部队。

《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出版于1372年左右，极为畅销。至1500年，已印行的版本超过25种，包括西班牙文、英文、德文、捷克文、荷兰文及丹麦文译本。哥伦布读过曼德维尔的游记，并曾在书页的空白处注记当地盛产香料。曼德维尔信手写来的故事，直到17世纪仍然被误以为真。作者的身份不明，不过这些年来，有些学者主张，他是让·德布戈涅（Jean de Bourgogne），一名1372年死于比利时列日（Liège）的医生。

达伽马前往印度时，祭司王约翰的故事已牢牢深植于欧洲人的想象中，仿佛普通常识。达伽马携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致祭司王约翰的信函。葡萄牙人极力想要找到这位国王，并争取他成为葡萄牙人对抗宿敌摩尔人（Moors）的盟友。他们说服自己，在印度遇见的是不折不扣的基督信徒，也很愿意把基督信仰的图像及仪节套用于印度教的寺庙及崇拜仪式上。当达伽马和随从被带进卡利卡特的印度教庙宇时，尽管绘于墙上的“圣徒”有着夸张的大鼻孔、凸出的眼珠，并伸出数不清的手臂，但是他们仍然相信那是一座教堂。达伽马尽责地回报说，印度到处是基督信徒。

虽说这是故意扭曲事实，不过基督信仰的确在印度有很深的根基，极可能是第4、第5世纪来到印度次大陆的传教士所奠立的，而非如常见的传言所说，是由耶稣的门徒多马，又名“多疑者多马”（doubting Thomas）所扎的根。传说他在比这早许多年以前，被俘虏至南亚，便在当地讲道。在土耳其某些地区及今日的伊朗，信奉景教（Nestorian，又称聂斯脱里派）的人较多，这种发源自东方的基督信仰，曾因区分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而在5世纪遭到罗马教廷的谴责。

胡椒之路对欧洲人而言，充满了苦难与死亡。除了导航时计算错误而走上死路的风险，还必须乘坐不安全的船只航行万里，船身漏水和索具松脱是家常便饭，所带的船锚也因太轻而易于流失。葡萄牙作家菲格雷多·法尔康（Figueiredo Falcão）根据官方记录，在1612年写道，1580年至1610年间，约有35艘贸易船毁损。曾有人估计，1550年至1650年间，葡萄牙因失事或遭敌人攻击，共损失约130艘船。[8]同样，1601年至1620年，英国共派出81艘贸易船，最后仅有35艘返回英国，是一项可悲的纪录。[9]

海员也必须忍耐彼此的行径。酒醉比比皆是，鲁莽的行为也常导致船只起火，正如皮拉德搭乘的船于马尔代夫外海失事。海上航行一定有人因坏血病或另一大杀手痢疾而死亡。船上臭气冲天，卫生情况很糟，病人常躺在自身的排泄物里。蟑螂、老鼠和其他害虫猖獗。我们不清楚早期航行印度洋时，到底有多少欧洲水手丧命，但是想必不少。当时来回一趟最久需要两年时间，包括在印度停留三四个月装载香料。在荷兰人当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船员撑过艰辛的亚洲之行而活了下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英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根据那些航程中留下来的记载，死因往往是“腹泻”或“流血性腹泻”（痢疾）。死亡经常一个接着一个到来，从一名早期航行的商人日记中列举的可怕名单可见一斑：“第十六日我们的指挥官离开万丹，登船继续航向摩鹿加；今晚亨利·杜伯里（Henry Dewbry）死于腹泻……第十七日威廉·卢埃德（William Lewed）、约翰·詹肯斯（John Jenkens）与塞缪尔·波特（Samuel Porter）死于腹泻。”[10]

就算未死在海上，一句孟买俗谚“一个人活不过两次季风”也道出了许多欧洲人在亚洲的命运。除非视死如归，否则为什么有人愿意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离开欧洲？常见的答案是为了钱（香料）和传教。他们或是为发财，或是为荣耀上帝而出航，但是钱财通常先于信仰。欧洲最早展开海洋探险的国家葡萄牙与西班牙，均怀有远大的抱负。葡萄牙人高举“香料与灵魂”的旗帜，西班牙人也以“黄金、荣耀及福音”自勉。

葡萄牙人由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统治，最早支持耶稣会（the Jesuits），耶稣会也是最常与欧洲人探险发生关联的天主教修会。因此一般推断，自海上航行初始，采购胡椒及征服更多领土，便与传教及灵魂的追求混杂在一起。从某些角度看，显然是如此。早年的耶稣会修士，不分国籍，均乘坐葡萄牙的武装商船前往亚洲。商人到哪里，传教士就跟到哪里。每当“发现”新陆地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便宣称拥有让“被征服者”皈依、资助宣教活动及提供至新取得领土的交通等神圣权利。葡萄牙人称这些权利为“赞助”（Padroado），西班牙人称之为“区域教区活动”（Vicariato Regio），两国的天主教国王借此掌控传教活动，连罗马教廷都难以松动。即便耶稣会传教士参与香料贸易，以支撑其在亚洲时好时坏的财务，但是传教士与商人向来无法打成一片。17世纪时，耶稣会有近16%的年收入来自东方的香料，而直到18世纪，香料也始终是耶稣会的收入来源之一。[11]只是耶稣会传教士从来都不喜欢与欧洲商人为伍，尤其是葡萄牙商人。他们在澳门十分小心地与葡萄牙商人做出区分，不希望中国人误以为他们是粗鲁、没教养的商人。可是教士又不得不依赖葡萄牙人。耶稣会传教士首度短暂踏上中国本土，就是1583年由随行的葡萄牙商人，自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带他们进入广州。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地理发现上最先有所突破，却像小孩一样吵着瓜分自认为未经探勘的世界。最后在1494年，两国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名称取自一个西班牙小镇的镇名。在此条约中，西、葡审慎地将世界划分给彼此，把两国原本的势力分界向西移了70英里，好让葡萄牙能够将南美的巴西以及全部的非洲，再加上印度、日本、中国和菲律宾收入囊中。西班牙则取得巴西以外的美洲，不过西班牙在1565年违反条约，入侵菲律宾。当然，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新教国家，还有亚洲人，是不会承认这个天主教国家间的条约的。

16世纪，葡萄牙人是亚洲主要的欧洲势力，也最早在亚洲设立堡垒。他们的运气特别好，在中国突然终止官方海上贸易约65年后进入印度洋。明成祖原本大力支持海洋贸易，可是他在位晚年一连串船难的发生，使他暂停朝廷船队再度出航。[12]其子仁宗朱高炽于1424年继位时，所下的第一道敕令便是停止所有航行，并立即遣送京城所有外国官员回国。他从未解释为何做此决定。有些史学家认为他是遵从严格的儒家教诲，儒家极为重视社会与家庭的关系，贬抑商贸的价值。不过中国的大船队仍再度出航过一次。1432年[13]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他率领100多艘船只及27500人前往卡利卡特。这位伟大的指挥官死于途中，享年62岁。此后好几百年，虽然中国人继续通过南方港口从事非官方贸易，却始终未再次成为海上霸主。1525年，朝廷下旨毁去所有航行大洋的船只，逮捕所有乘坐这些船只的商人。我们不免要想，假使中国人继续称霸海上，世界历史当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郑和船队的突然撤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印度洋东半部的贸易裂开一个大口子。在印度洋四处做生意的孟加拉人、泰米尔人，特别是印度西岸的古吉拉特人，毫不迟疑地填补了中国人留下的真空。

然而，印度洋还容得下更多商人加入，稳定的季风有如一条巨型输送带，推动着船只轻松横渡印度洋，这是葡萄牙人的幸运之处。夏季强大的西南季风帮助船只由非洲驶往印度，再到更远的东南亚。到秋末，温和的东北季风又把船只带回非洲。阿拉伯商人因为季风而称东南亚为“下风地”（The Land below the Winds）。此种季风吹送模式之下，船只唯有在特定季节才能出航，以免身陷肆虐于好望角外海的热带风暴。因此理想的航程是：船只在复活节前离开里斯本，暴风季节过后绕过好望角，并留下足够的时间，在9、10月乘着西南季风前往印度。

回程时，船只在秋末或圣诞节前后出发，在5月暴风气候出现前到达好望角。但实际上，许多葡萄牙商船由于管理问题、等候装满胡椒过久或缺少现金抢购胡椒而延误航程。[14]延误的结果经常是灾难，许多船只在好望角海域失事。比葡萄牙人早很多年便定期来回航行印度洋的水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独家季风知识。葡萄牙人把枪炮武器带进了印度洋贸易网，这很可能并非创举。然而，他们诉诸武力，又一心只想占有领土，使得贸易进入不受欢迎的新局面。

葡萄牙金币克鲁扎多（Cruzado），上有特别的圣乔治（St. George）

十字架图案，其名称就指“圣战”。

没过多久，葡萄牙人即成为印度洋上受指责最多的欧洲人。许多来到东方的旅行者都鄙视葡萄牙人。英国商人洛克耶在1711年写道：“那些葡萄牙人，是一群堕落分子，狡猾奸诈；不像他们自己写的作品那么勇气十足、宽宏大量。”[15]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葡萄牙人的普遍反感。到17世纪末，英国海盗丹皮尔说，葡萄牙人“侮辱”当地民众，而且“由于经商致富，养成种种散漫放荡、纵情酒色的恶习。这些通常随财富而来，也经常是自毁的前兆”。丹皮尔还听说，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对当地妇女“为所欲为，毫无节制”[16]。

葡萄牙女性远赴亚洲的相当少，大多数已婚男子都把妻子留在家乡，外派在果阿或亚洲其他地方时，宁可养一家子的女奴。葡萄牙国王经常鼓励本国男性与当地妇女私通，许多欧洲观察者也指出，异族通婚并不罕见，不过丹皮尔明白暗示葡萄牙人强迫当地女子就范：“他们很少节制本身的欲火，因为他们的种（葡萄牙男子与亚洲女子生的小孩）散落在印度各地。”[17]如前所述，葡萄牙人会招募大盗与其他罪犯到船上当船员。达伽马在卡利卡特便是派一名囚犯先上岸的。这些人一旦命大不死，便会照自己的标准行事，里斯本鞭长莫及。当亚洲之行危险重重的消息传开来后，要招到行驶葡萄牙贸易船所需的足够人手就越来越困难。远赴亚洲的航程乏人问津，以致到1623年时，据说水手必须绑架而来，以镣铐锁住，直到开往印度的船起航才解开。[18]这些人想必知道生还机会渺茫。

葡萄牙大型武装商船重可达2000吨，但是折损率极高。皮拉德曾提到一组4艘船的船队，每艘载有约1000名士兵、水手及乘客，在1609年自里斯本出发。当船队抵达果阿时，每艘船上仅剩300人存活。[19]在超载的船上，死亡率尤其高。16世纪晚期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反映出驶向亚洲的航船上死亡人数有多么可怕。某艘船上有1140人，丧命者超过500，另一艘船上有800人，其中300人无法活着回航。17世纪，葡萄牙陆续派出数千士兵，补充在印度的驻军。1629年至1634年间，有5228名士兵自里斯本出发，仅2495人活着抵达果阿。[20]即使抵达印度也不保证能活下来。17世纪时欧洲人在印度平均只能活过三年。1604年至1634年，在果阿单是死于霍乱的葡萄牙士兵就约有25000人。所以，靠手镣脚铐来确保船员航向东方，又何足为奇？

葡萄牙人的确很想垄断印度洋的胡椒贸易，但从未彻底达到目的。1510年他们攻下果阿，这个城市在现代以吸引大批嬉皮士著称，位于印度西岸，距卡利卡特北边约318英里，距今日孟买南方240英里，经好望角距里斯本10450英里，远在葡萄牙国王及罗马教宗的掌控之外。果阿是印度一级良港，因而成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贸易与传教事业中心。最先到达东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即在1541年抵达果阿。

夺得果阿后，葡萄牙人为取得对香料贸易更大的控制权，便迅速向东推进。他们顺势望向马六甲，这个马来半岛西南岸的大海港城市控制着连接印度洋至中国南海与太平洋的航道，气候又特别温和一。如位观察家所说：“该国木材丰富，其他物产也颇丰饶；空气清新，气温适中，优点数不尽，在赤道二度三十分的范围内，其气候对欧洲人体质再适宜不过。”[21]马六甲是香料及多种商品向东到中国、向西到印度和欧洲的重要转运点，也是相当依赖胡椒贸易的城市。马六甲的米和蔬果等粮食必须自爪哇和暹罗（今日泰国）进口，所以贸易是此地的生命线。马六甲只能由水路抵达，是名副其实的海港城市，渔产十分丰富。马六甲也像印度西岸诸港口一样，其贸易季节取决于季风，每年5月至10月底船只无法进出。

马六甲在15世纪时达到势力巅峰，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海港，也是国际化大都会，在此定居和做生意的有非洲人、古吉拉特人、泰米尔人、孟加拉人、中国人、爪哇人、波斯人和马来西亚人。史学家迈林克—柔洛弗斯（M.A.P.Meilink-Roelofsz）有一本经典之作，讲述欧洲人对印度尼西亚群岛贸易之影响，书中叙述马六甲如何在不到百年之间，由穷乡僻壤一跃成为势力强大的苏丹国。马六甲的人口恰恰反映出印度洋的范围，自非洲东岸到波斯湾、印度、马来半岛及苏门答腊岛。中国与日本则在马六甲海峡以东。郑和曾在1409年造访马六甲，之后它成为中国的藩属。

16世纪造访马六甲的欧洲人都颇受震撼。葡萄牙船长杜阿尔特·巴尔博扎（Duarte Barbosa）在1517年惊叹道：“此马六甲市乃全世界最富裕的海港，批发商人数最多，船运与贸易发达。”[22]运气欠佳的葡萄牙大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则说：“就世人所知，没有比马六甲更大的贸易港，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在交易如此精良且珍贵的商品。来自亚洲各地的物品在此都找得到，来自西方各处的商品在此也都有贩卖。”皮雷斯后来不幸冒犯中国皇帝，在1524年死于广州的监狱。

皮雷斯在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11个月后来到此地，共住了两年七个月。据说有一句名言出自他之口：“谁当上马六甲的主人，谁便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皮雷斯的名著《东方简介》（SumaOriental）完成于1512年至1515年，那是野生象、虎及鹿漫步于马六甲的时代。书中描述了亚洲的贸易，也是欧洲人首次写到马来西亚。他还有一个特殊贡献：他是最先描写筷子的使用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对自己的“发现”藏私是出了名的。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即曾于1504年下令，所有海外探险信息均属国家机密。直至1944年皮雷斯的日记才完整出版。

1511年葡萄牙人在勇猛的阿方索·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eAlbuquerque）的指挥下征服了马六甲。那是一场残酷的战斗。一名目睹入侵过程的马来西亚人描述了葡萄牙人对马六甲无休止的炮轰。他写道：“欧洲人与马六甲人交战，他们自船上开炮，炮弹如雨般飞来。炮声有如空中雷声大作，枪口射出的火花则如闪电，火绳枪的枪声有如落花生在煎锅中砰砰作响。”[23]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即在攻下马六甲的人当中。

马六甲市内的建筑物大多为木造，葡萄牙人占领后，立即在马六甲河岸及沿海兴建大规模的中世纪式堡垒，以巩固其阵地，并确保即使遭到围攻，船只仍可供应驻军补给。这座堡垒由奴工兴建，盖在一座大清真寺的废墟上，所用石材部分取自马来西亚前苏丹的陵墓及宗教寺院。堡垒气势宏伟，“法摩沙堡”（A Fomosa）[24]的墙厚达2.5米。皮雷斯在其所著《东方简介》中说：“堡垒的墙极宽，至于堡中的要塞，可见到少有的五层楼高建筑。火炮则有大有小，可向四面八方击发。”[25]

这座居高临下的堡垒是葡萄牙强权的象征，曾作为多名控制马六甲的欧洲人的宅邸，里面还有过两所医院、五间教堂、总督的宫殿、监狱和其他建筑。环绕四周的近一英里长的城墙，看似坚不可破，却在19世纪被英国人摧毁。一位著名的马来西亚学者曾目睹堡垒被毁的过程，他描述，如大象及房屋般大小的堡垒碎片，被炮弹轰至空中，再散落入海里。他写道：“大家都吓坏了，听到那声响更是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过这种声音，也未见过火药的威力，居然能够掀起像房屋那般大的碎片或岩石。”[26]取自这座堡垒的石头后来被运去盖房子，英国人也用了一些做警告标志。

葡萄牙人在1511年攻下马六甲后，便把眼光投向了更东边的香料群岛，即摩鹿加群岛。这一小群火山岛因是丁香的唯一来源而引得世人注意。这几个岛——特尔纳特（Ternate）、蒂多雷（Tidore）、莫蒂（Moti）、马基安（Makian）和巴占（Bacan），位于马六甲以东2000英里外。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尽管很少有水手知道它们确切的位置，不过对其名称却是耳熟能详。

香料群岛因大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67年的诗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而名留青史：

……那些岛

特尔纳特与蒂多雷，商人自那里带来辛香药……

葡萄牙诗人贾梅士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有更贴切的描写：

看呀，东方的海洋上，

星散着数不清的岛屿；

且看蒂多雷，再望特尔纳特与其燃烧的

山巅，与火山的火焰齐舞。

注意那里的辛辣丁香园

葡萄牙人愿以血购买；

而天堂之鸟，永不落下

只在终止飞翔之日落至地球。[27]

连中国人也不曾冒险前往摩鹿加，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帆船太大，无法行驶于各岛屿之间。有些史学家主张，即使阿拉伯人也未在欧洲人之前到过香料群岛。最可能的情况是，爪哇及马来西亚水手把丁香从香料群岛运至爪哇，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再至爪哇购买。中国人至少自公元前300年便开始将丁香当作香水和口腔芳香剂。西方人则至少在古罗马时代便知道丁香，古罗马名医盖伦即建议在药膏的处方中使用干燥丁香花蕾。据说4世纪时，丁香、藏红花、胡椒和其他香料被装在金、银箱里，献予罗马的主教。[28]丁香因为特别能够遮掩臭气，尤其受到青睐。

征服马六甲之后仅4个月，阿尔布克尔克就派出三艘船至香料群岛。岛民看到外国船只并无欢欣之感，反而抵抗那些闯入的不速之客。有别于马来西亚及爪哇商人，欧洲人的目的显然是征服。由于丁香和胡椒一样，既可当香料，也能入药，更由于地理上的隔绝而格外值钱，欧洲人占领香料群岛的念头更为殷切。麦哲伦绕行地球一周时便带着丁香，以便向各地的人说明他要找的是什么。船队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唯有一艘船返航，那艘船在1521年回到里斯本时，船上除去骨瘦如柴的船员外，还载着约53000磅丁香，获利高达2500%。将近60年后，完成环球之行的英国航海英雄德雷克爵士，第一个把丁香直接进口到英国。

除果阿和马六甲之外，波斯湾头的霍尔木兹（Hormuz）港也是印度洋上运输印度及印度尼西亚香料的重要港埠。葡萄牙人在1515年征服霍尔木兹，但是未能攻下位于红海入口的亚丁（Aden），那是进入黎凡特区传统香料贸易的要地。黎凡特区涵盖东地中海、部分中东地区及土耳其，经过此区的旧有贸易路线始终未断而且相当繁忙。据某些史学家估计，在16世纪中叶，欧洲几乎半数的胡椒仍是经由黎凡特的海陆联运所供应的，这表示葡萄牙人相对无力于巩固其在印度洋的地位，也无力迫使所有的贸易都要经过好望角。

穆斯林商人避开印度洋上被葡萄牙人独霸的地区，依循数百年来的惯例，径自用船把胡椒运往红海的港口，再经由陆路送到地中海边55的叙利亚和埃及港口，在那里装上商船，航向威尼斯。

葡萄牙的航线网还有其他漏洞。穆斯林商人也可以完全跳过马六甲海峡，走巽他海峡（Strait of Sunda）运送香料群岛的香料。因此，葡萄牙人从未完全掌控香料贸易，即使在他们控制得了的地方，也先后遭到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和荷兰、英国商人的挑战。葡萄牙人也曾企图展现其权力，对所有航行印度洋的船只实施通行证制度，但是此制度形同虚设。葡萄牙人从印度、苏门答腊及香料群岛运送香料，路途遥远且费用高昂，所以多与亚洲人交易。大多数葡萄牙船只也因本国船员人数不足，多半雇用亚洲船员。葡萄牙人没有主宰香料贸易多久。17世纪初，葡萄牙就陆续失去了在东亚的据点，到1620年代，胡椒贸易大部分落在英、荷手中。到1688年丹皮尔行至亚洲时，葡萄牙人已不再掌控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及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

不过史学家罗素—伍德（Russell-Wood）指出，葡萄牙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尽管荷兰人在17世纪篡夺了葡萄牙人在胡椒贸易中的地位，但是在语言上，葡萄牙语却比荷兰语的影响广泛得多。葡萄牙语多年来是亚洲大多数海港的主要语言，直到20世纪，在马六甲及马拉巴尔海岸一带仍然可以听得到葡萄牙语。[29]

葡萄牙人占领果阿直到1961年，晚至1999年才放弃中国大陆东南岸的小岛澳门。16世纪时，中国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以换取其协助抗击海盗。史学家估计，1562年时澳门有八九百名葡萄牙人，及几处简单的教堂。聪颖过人且孜孜不倦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至1610年旅居中国长达27年。他在日记中形容澳门人潮齐聚，“热切想要交换来自欧洲、印度和摩鹿加群岛的种种商品。有机会快速致富吸引中国商人移居澳门，不出几年，此一贸易据点便开始展现城市风貌。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开始通婚，盖起无数房舍，不久此岩石小岛便发展为一个体面的港口和重要的市场”[30]。

相较于航向东方的普通人，进入亚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并不多。他们因为必须报告自己的活动，都有写信的习惯，因此文字均保留下来。一般人的声音往往消逝在历史中。谁愿意冒险航行在不可知的海洋上，被污秽肮脏、衣衫褴褛的人所围绕，还可能被传染疾病？囚犯固然别无选择，但是也有全家人一起出航的例子。对少数随夫婿远走印度的妇女而言，到东方的航程想必特别艰辛，尽管我们对她们所知不多。驶往果阿的葡萄牙船只偶有搭载女客，人数不超过20名。[31]由于葡萄牙在亚洲各据点长期缺乏欧洲女性，因此曾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解决之道，例如16世纪巴西一名耶稣会传教士便建议派妓女过来。那些丈夫不在身边、需要庇护的已婚妇女多避居修道院。17世纪初建于果阿的奥古斯丁圣莫尼加修道院（Augustinian Santa Monica）只能容纳百名修女，但实际人数却远远超过。

纵有重重障碍，有些欧洲妇女仍然在欧洲海外探险初期成功在亚洲定居。一位名叫朱迪丝（Judith）的英国女子，在中国外海遇到船难，幸而大难不死。她是一个英国家庭的女仆，跟随英东印公司的木工师傅理查德·佛布雪（Richard Forbusher）夫妇及两名幼子，于1619年搭乘“希望号”（Hope）奉派亚洲。他们所遭遇的苦况仅留下大略的记述。英东印公司向法院申报的公司交易详情记录曾数次提到佛布雪，我们由此知道，他是名能干的木匠。1619年2月26日的法院记录指出，佛布雪是“资深雇工，曾在萨默斯群岛（Somers Islands）[32]建造轻型小艇，口碑甚佳，并愿意与其二子前往印度居住七年”[33]。

当他们抵达万丹时，一家四口与女仆下了船，后来又被送上驶往日本的“独角兽号”（Unicorne）。那艘船在中国外海失事，他们被葡萄牙人抓走，送至马六甲。根据公司的记录，佛布雪惨遭杀害，儿子“被扣留”，朱迪丝改信“天主教”。1626年10月25日，佛布雪之妻琼安·克兰菲尔德（Johan Cranfield）要求公司支付丈夫的工资。她讲述自己遭到两名葡萄牙男子的勒索，历经千辛万苦才逃回英国。她的儿子显然死了，唯有朱迪丝还留在马六甲。之后在公司的记录里不再有这个家庭的消息。英东印公司虽然会把过世职工的薪资付给其遗孀，但不知琼安是否要到了钱。

1637年，朱迪丝突然出现在芒迪的日记里。芒迪在此年5月抵达马六甲，他提到“一名英国妇女嫁给有地位的葡萄牙混血儿，生活过得不错，两人育有一个漂亮的男孩”[34]。他说朱迪丝刚到马六甲时，住在照顾孤儿的天主教“仁慈堂”（Misericordia）。“她原名朱迪丝，现在是茹利娅·格拉西亚（Julia de la gracia）。”我们对朱迪丝所知不多，但是可以猜想，她在马六甲应当找到了幸福。

此后也有些妇女女扮男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亚洲求财。约翰·斯普林特·斯达弗里纳斯（Johan Splinter Stavorinus）船长，1768年至1778年服务于荷东印公司，此期间数度航行至非洲和亚洲。其记载详尽的日记里曾提到名为玛格丽特·雷梅斯（MargaretReymers）的妇女，穿着男装在“斯洪塞赫特号”（Schoonzicht）上以士兵身份出现。[35]

据斯达弗里纳斯所记，玛格丽特出身农家，年方20出头，因受到“虐待”而离开奥尔登堡（Oldenburg）。她在汉堡（Hamburgh）遇到荷兰的募兵军官，建议她着男装到印度去赚大钱。斯达弗里纳斯说，玛格丽特身材高大，“体格粗壮，她穿上军装很容易被视为男性而蒙混过关”。她在斯洪塞赫特号上两个月都没有被发现，但是当她被拆穿后，就在好望角被送下船，留置在那里，以便由返航的荷兰商船送回国。当斯达弗里纳斯的船来到好望角时，玛格丽特被送上来。经过安排，她成为船上一名贵妇的女侍，那名妇女是由巴达维亚返回荷兰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直到她突然分娩。玛格丽特告诉斯达弗里纳斯，她待在好望角时一，名外科医生的助手引诱了她，却始乱终弃。她上船时已经怀孕6个月，她“原希望这艘船能在她分娩前抵达目的地”。

另一名女扮男装的女子唐娜·玛丽亚·乌尔苏拉·德阿布雷乌·伦卡斯特雷（Dona Maria Ursula de Abreu e Lencastre），一生的经历十分传奇。[36]她生于巴西，为逃避不幸的婚姻而从军，在开往里斯本的战舰上当海军陆战队员。之后她于1699年航向印度，在那里英勇从军。她隐藏真实性别达14年，直到为救船长而受伤才曝光。伤势痊愈后，船长娶她为妻，两人育有一子，名若昂（ João）。

耶稣会与胡椒

胡椒的历史除了领土的征服外，也与耶稣会密不可分，耶稣会是与欧洲地理大发现关系最密切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亚洲确实是为了争取信徒，但是他们通常追随胡椒商人的脚步，搭乘胡椒船前去派驻地。耶稣会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于1534年创立，他订立“为服侍上帝而行走”为其修会的标准之一。耶稣会传教士应该到最高统帅——教皇所要求的任何地方去服务。他们被迫在没有大额财务支援或直接指导的情况下达成传教任务，使他们在面对比自身先进许多的文明如日本与中国时，遭遇不少尴尬的情况。在海上航行的早期，去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所有在亚洲的欧洲人当中，最能认同当地文化的。

耶稣会传教士并非最先进入中国的基督信徒。公元8世纪和9世纪时，景教已在中国设立教会。元朝时，由于对外国人采取开放态度，宗教更为自由，景教徒大为增加。蒙古人特别崇信这种遭罗马教廷谴责的东方基督信仰支派。可汗忽必烈之母及其弟旭烈兀之妻都是景教徒，旭烈兀曾于1256年在伊朗建立伊利汗国（Ilkhanid dynasty）。13世纪中叶，罗马教宗派出外交使节至中国，目的之一是说服蒙古人与其结盟，共同对抗穆斯林，但并未成功。西方基督宗教要到接近13世纪末，教宗指派方济各会（Franciscan）若望·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为北京枢机主教，才真正在中国立足。孟高维诺于1294年抵达中国（马可·波罗当时也在中国）。他在派驻中国的30年间兴建了两座教堂，不过未曾发挥影响力。1368年，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王朝明朝建立，景教徒和西方基督宗教信徒全被赶出中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容忍宗教及仇视宗教交替发生，穆斯林、基督信徒（包括东、西派别）及佛教徒均曾遭到迫害。

16世纪时，首批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的足迹遍及亚洲及远东，甚至在偏远的香料群岛待过一段时间。他走的路线大半对应于穿越印度及亚洲的香料之路。不过中国虽是沙勿略认为的个人使命所寄之处，他却从未进入中国。他的梦想是让中国皇帝皈依天主教。他晚年时仍然坚信，若能够让中国皇帝皈依，中国和所有向她朝贡的海港城市及藩属国，均将成为天主教的天下。他写道：“我期望今年，1552年，到那里（中国）去，深入接触到甚至皇帝本人。只要福音的种子种下，即可传播得又广又远。再者，中国人若接纳基督信仰，日本人也会放弃中国人交给他们的信条。”他只敲了敲中国的大门，而把说服中国皇帝皈依的任务留给了后人。沙勿略1552年死于中国大陆附近的小岛，1554年葬于印度果阿。其后两百年，有两千名上下的耶稣会传教士追随他来到东方。

最常与中国连在一起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利玛窦，一位蓝眼、高大的意大利人，也是第一位在朝廷当官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博学多闻、悲天悯人，而且真心想要了解中国与中国人。他改穿中国士大夫服饰，并用5年时间把“四书”翻译为拉丁文，这是中文首度被译成欧洲文字。明朝怠忽朝政的神宗在位的万历年间，即1573年至1620年，利玛窦成为中国官吏。继他之后，也有不少耶稣会传教士为官，同样穿上儒士的服装，以更能为朝廷和中国士大夫所接受。利玛窦在致教廷的报告中写道，他曾“订制两件丝质袍服，一件用于正式场合，一件平时穿着。正式官服由士大夫与贵族穿着，以深紫色丝绸缝制，衣袖长而宽；长至脚部的下摆，有一道浅蓝色丝质滚边，宽度达半个手掌；袖口与开襟至腰部的领口同样滚边……中国人在访友、正式宴会及拜见官员时穿着这种服饰”[37]。

中国皇帝容忍耶稣会传教士出现在朝廷上，主要是因为他们懂得西方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及数学，又会校准及修理时钟。那些献给中国皇帝的机械钟精巧细致，有很多出自英、法技艺最高超的钟表工匠之手。钟上装饰着以珠宝镶嵌的活动玩具动物与人像，还会发出鸟叫声及奏出音乐。皇宫中有一具著名的自鸣钟被称作魔术人钟（Conjurer），得名自善于快手变戏法的艺人。早年希腊和叙利亚的杂技艺人与乐师经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令中国人为之着迷。这具时钟是希腊神庙的造型，当音乐响起时，庙门会打开，里面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两个杯子，桌前坐着一个魔术师。

他用杯子变戏法时，头和嘴唇会动。魔术表演完毕时，桌上会出现一个小盒子，盒里蹦出一只小鸟来唱歌。

有两位清朝皇帝对这些钟特别着迷：分别是康熙（1662—1722年在位）及其孙乾隆（1736—1795年在位），他们统治中国将近120年。曾经有一度，在中国北方皇帝各处的宫殿里，包括紫禁城、颐和园及京城东北方用于打猎及避暑的承德避暑山庄，共摆放了4000多具时钟。

虽然当初利玛窦由佛教僧袍换穿中国儒士服装，获得在澳门及罗马的上级的准许，不过罗马教廷的掌权人士并不全都赞同耶稣会传教士穿着讲究的中国服装。一些人难以接受耶稣会传教士穿着中国儒服，即阶级分明的中国社会中最精英阶级的服装。1699年，耶稣会法籍传教士马若瑟神父（Father de Prémare）遇见另一位法籍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神父（Joachim Bouvet）。白晋因在康熙朝廷为官，并且亲自教导康熙天文学和几何学而闻名。马若瑟在一封信中写道，白晋“拥有……朝廷使节……在此帝国的一切成功标志；我国国人见到他时，惊讶远不止一点点……”[38]

这些久居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像沙勿略一样，相信可以让中国皇帝改信天主教。他们默默地从事科学工作，希望有一天皇帝可以被说服而入教。中国皇帝被视为“天子”，与天地同等尊贵，也是有3000多年历史之文明的最高统治者，期待“天子”入教实在令人费解。尽管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些人并不受朝廷欢迎，也与其他派别的传教士在中国及其邻国一同遭到迫害，但是仍有许多耶稣会传教士与士大夫往来，并因与皇帝的交情而享有特权。当迫害发生时，教堂被捣毁、经典被焚烧、传教士被关进牢狱或驱逐出境，还有更可怕的处罚：被绞死或砍头。

教徒所受到的待遇尤其悲惨。驻守广东的法籍耶稣会传教士佩利松神父（Pelisson）曾描述他从西班牙籍耶稣会传教士约翰·安东尼·艾伦杜（John Anthony Arendo）那里听来的某一迫害时期的事。艾伦杜住在介于今日越南北部及泰国之间的交趾支那国（Cochin-China）的首府。[39]佩利松写道：该国的统治者“年纪尚轻，极为多疑，完全听信于他延揽来的中国和尚或道士。他有两位叔父，任何事情都要与叔父们商量。其中之一公开反对我们的宗教”[40]。佩利松说，1700年初，国王下令毁掉所有教堂，城内5名传教士的住处被彻底搜查，仆人被充公。除西班牙人艾伦杜外，其他传教士均下狱。艾伦杜获赐王宫附近的一个小花园及“数学家”的封号，可以自由行动。显然传教士若兼具科学家身份，可享有某些优势。

尽管偶有反对基督教的事情发生，但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皇帝的关系，通常都能使他们免于严酷的待遇。康熙与朝中耶稣会传教士特别亲近，法籍耶稣会神父白晋仿佛朝臣的一员。他是康熙的老师，也随康熙一起出巡。另一位博学的耶稣会法籍神父巴多明（Dominique Parennin）陪同康熙狩猎及出征，还说服康熙大清帝国需要更精确的地图，这促使康熙命令法籍耶稣会传教士为绘制地图测量整个中国。也有些耶稣会传教士是朝廷画师及建筑师，随侍乾隆皇帝。北京著名的颐和园有若干建筑便是他们出力设计的。到最后，放弃耶稣会的并非中国人，而是罗马的天主教徒。

事端起于所谓的礼仪之争（Rites Controversy），那项争议历时许久，为害极大。争论焦点在于中国人祭祖时献给逝者的供品。中国的读书人也以类似的仪式纪念孔子，通常包括题献碑文。罗马教廷认为，向死者烧香、烧纸钱和献祭食物是异教崇拜形式，严重违反基督信仰，应严加禁止。此项争议的核心在于天主教能否接受西欧以外的文化。利玛窦和许多后继者认为，那些仪式不具宗教性质，应该予以包容。他们明白，要中国人改信基督宗教，那么对于在古老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那些仪式就必须适度妥协。利玛窦是难得的多元文化拥护者，超前他所处的时代400年。吵嚷多年后，教宗本笃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终于在1742年颁布诏书，那是严肃的敕令，禁止中国人祭祖的仪式。至此中国文化与天主教信仰已不可能融合。之后直到20世纪，没有一位教宗挑战这项裁决。

耶稣会在其他天主教修会中树敌不少。在中国祭祖仪式遭禁止31年后，教廷更完全禁止耶稣会，直至1814年才重新恢复。但是在1930年代后期之前，传教士均必须立誓反对中国祭祖仪式。直到1938年罗马教会才做出改变，终于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

[1]Luis Vaz De Camoes, The Lusiad, translated by Landeg Wh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 3.

[2]Francois Pyrard, The Voyage of, translated by Albert Gray, The Hakluyt Society, 1887;reprinted in the U.S.A. by Burt Franklin, 1964, p. 366.

[3]出处同上, p. 5.

[4]Carney T. Fisher, “Portuguese as Seen by the Historian of the Qing Court”, in 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edited by A. R. Disney and E. Booth, Oxford Univesity Press, 2000, p. 308.

[5]Felipe Fernandez-Armesto, “The Indian Ocean in World History”, in 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p. 13.

[6]1500 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在前往印度途中“发现”了巴西。

[7]Sanjay Subrahmanyam,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4.

[8]See C. R. Boxer,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p. 2425.

[9]Kenneth R. Andrews, Trade, Plunder and Settlement: Maritime Enterpri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480—16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Clements R. Markham ed., The Voyages of James Lancaster to the East Indies, The Hakluyt Society, 1877, p. 19.

[11]See Dauril Alden, The Making of an Enterprise: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Portugal, Its Empire and Beyond, 1540—17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29.

[12]关于中国称霸海上时期最好的描述可见于Lou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间应为宣德五年（1430年）。

[14]See C. R. Boxer,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8.

[15]Charles Lockyer, “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 containing rules for good government in trade, … with descriptions of Fort St. George, … Calicut, … To which is added, and accou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Dutch and their affairs in India”, London 1711,chapter III, p. 75.

[16]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vol. II, 1685, p. 160. 纽约公共博物馆手稿部珍本。

[17]出处同上, p. 160.

[18]See Boxer,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p. 10.

[19]Niels Steensgaard, “The Return Cargoes of the Carreira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y”, in Spices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edited by M.N.Pearson, Ashgate Publishing Co., 1996.

[20]M. N. Pearson, “The People and Politics of Portuguese India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oceanic Trade in European Expansion,1450—1800, edited by Pieter Emmer and Femme Gaastra, Ashgate Publishing, 1996, p. 31.

[21]Charles Lockyer, “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 containing rules for good government in trade, … with descriptions of Fort St. George, … Calicut, … To which is added, and accou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Dutch and their affairs in India”, London 1711,chapter III, p. 67.

[22]Jonathan Cave, Naning in Melaka,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9, p. 6.

[23]John Bastin and Robin W. Winks, Malaysia Selected Historical Rea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6.

[24]法摩沙堡，原是葡萄牙人于马六甲建的一座堡垒，后被英国人炸毁，如今只剩下一座城门，称圣地亚哥城门，为马六甲的象征。

[25]Tome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Laurier Books Ltd., 1990, p. 34.

[26]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The Hikayat Abdullah, annotated translation by A. H. Hill,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63.

[27]Luis Vaz De Camoes, The Lusiads, translated by Landeg Wh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 223.

[28]Robin A. Donkin,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Moluccas and the Traffic in Spice Up to the Arrival of European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2003, p. 112.

[29]See A. J. R. Russell-Wood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808: A World on the Mov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30]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 1583—1610, translated by Louis J. Gallagher, Random House, 1953, p. 129.

[31]See C. R. Boxer,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 1415—18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7.

[32]今百慕大群岛。

[33]Great 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 Calendar of State Paper, 1618—1621, London:Longman, Brown, Green.

[34]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I, part I,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reprinted in 1967 by Kraus Reprint Limited, p. 141.

[35]J. S. 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translatd by S. H. Wilcocke, 1798, and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vol. I, p. 195-197.

[36]See C. R. Boxer,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 1415—18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5, p. 80.

[37]John D. Young, East-West Synthesis: Matteo Ricci and Confucianis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0, p. 16.

[38]摘自Jesuit Father de Premare写给Father De La Chaize的信，向他的君主路易十四国王忏悔，1699年2月17日，广东。Jesuits, Edifying and Curious Letters of Some Missioners, 1707, p. 107. Rare Book Divisio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Astor, Lenox, and Tiden Foundations.

[39]此处作者有误。交趾支那位于越南南部，柬埔寨东南。

[40]摘自Father Pelisson给Father De La Chazie的信，1700年12月9日。Jesuit Letters from the missions. Travels of the Jesuits. 1743, p. 19.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第四章 披金戴银的亚洲象

17世纪初，欧洲胡椒市场呈爆炸式成长，欧洲商人接踵来到胡椒港——亚齐，富裕悠闲的亚齐常镇日举行饮宴，苏丹经常派装饰华丽的大象队伍去迎接外宾，炫耀他无上的财富和权力。

亚齐港尽享地利之便，停泊处绝佳，且沿岸空气有益健康。[1]

——耶稣会神父马若瑟，1699年2月27日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得以独享掌控印度洋胡椒贸易的机会。马六甲是印度洋与中国南海之间贸易的要道。马六甲海峡对面就是大岛苏门答腊，当时传说为东印度群岛的最西端。

苏门答腊跨越赤道，北半部接近亚洲大陆，南半部向爪哇延伸。西岸是覆盖着苍翠茂密热带森林的高耸山脉，数不清的河川自山上奔流而下，进入盛产胡椒的中部高地。当地人沿着这些水道，把珍贵的胡椒带给外国商人，很久以前外国人便被吸引至岛上靠马六甲海峡一侧多沼泽的东岸。早在10世纪，中国人便航至苏门答腊东南部的巨港（Palembang）寻找带尾巴的荜澄茄（非黑胡椒），来为食物调味及增进性能力（他们如此相信）。14世纪时中国人也航行至苏门答腊东北部新建立的海港城市巴赛购买胡椒。巴赛和马六甲一样是伊斯兰城市，因穆斯林商人活跃于印度洋数百年而兴起。14、15世纪，穆斯林商人在这两地及东南亚其他港口皆有相当势力。

葡萄牙人1511年征服马六甲，便身陷马来西亚复杂的宫廷内斗，敌对的统治者争相夺取王位，甚至篡位。除非威胁到生意，否则葡萄牙人通常不愿介入。他们往往也不了解政治角力。有一次葡萄牙人试图调解巴赛和苏门答腊东北岸另一海港城市皮迪耶（Pidiё）之间的冲突，结果却起了严重的反作用。苏门答腊北部人民不但不欢迎葡萄牙的调停，反而团结在新成立的苏丹国亚齐（Aceh）之下——亚齐后来变成马六甲海峡最令人畏惧的强国。而亚齐王宫所在的班达亚齐（Banda Aceh），日后不但成为全球最大的胡椒港之一，也是著名的伊斯兰学术中心。

今日西方人对班达亚齐的印象来自2004年发生的恐怖海啸，造成印度尼西亚北部118000人死亡。班达亚齐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到达势力最高峰。英国人称它为Achin。城中各处皆赏心悦目，清澈的河中满是洗浴的人，热闹的市集里贩卖香气四溢的香料和各式商品。从外国旅客的游记中可以一窥当地的富裕和美丽，旅人似是发自真心的喜悦。经历了又脏又累的海上航行，亚齐仿佛天堂。这个城市有流水和树木环绕，浸淫在一片绿意中。这种热带的风情不限于市区，也延伸至乡间。亚齐人的身体特别健康，当地又盛产胡椒和黄金。法籍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1699年造访亚齐时有以下观察：这港口“起初在我眼里，如同画家或诗人以想象力建构的景致……令人开心的事物样样不缺……”[2]他写道：“亚齐的黄金公认是世上最纯的。”

16世纪时，亚齐的势力超过巴赛与皮迪耶的总和，甚至连葡萄牙人也不得不承认它在胡椒港中的地位傲视群伦。亚齐吸引了因葡萄牙人而无法在印度西南岸或马六甲做生意的穆斯林商人。他们在亚齐采购胡椒、其他香料、樟脑及黄金。到17世纪初，欧洲胡椒市场呈爆炸式增长，荷兰人与英国人便接踵而来。

亚齐的市集也供应大量的东南亚口香糖：蒌叶，可混合槟榔及石灰一起嚼食。苏门答腊十分适于蒌叶生长。珍贵的肉豆蔻和丁香则经由分隔苏门答腊与爪哇的狭窄巽他海峡运到亚齐。亚齐人利用这条航线避开马六甲的葡萄牙人，把香料送到苏门答腊东岸。巽他海峡即1883年喀拉喀托（Krakatau）火山爆发，造成爪、苏二岛36000人死亡之地。

亚齐的势力遍及印度洋、东印度群岛和中国海。亚齐是东印度群岛中最易到达的港口；是贸易中心，外国商人可以同时买到远方摩鹿加与班达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以及苏门答腊与爪哇的胡椒；在此也可将古吉拉特、孟加拉和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的精致布料出售给亚齐人。印度纺织品在印度尼西亚的需求很大，也用于交换胡椒。17世纪初，一名英国商人形容亚齐港是“与孟加拉各地、爪哇、摩鹿加和中国各地贸易的重镇……以致削弱了葡萄牙人的贸易及其在东印度群岛的庞势力”[3]。

最早记录对苏门答腊印象的英国水手是杰出的北极领航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17世纪末，他曾为荷兰船只领航到东印度群岛，这对英国人来说很罕见。戴维斯在日记中说苏门答腊岛仿佛“一处乐园”[4]。这片土地“欢乐而富庶……他们有多得不得了的胡椒，胡椒园有一平方英里那么大”[5]。苏门答腊也“盛产金矿铜矿，各种树胶、止痛膏、多种药物（香料）及蓝色染料”[6]。戴维斯的观察心得与许多17世纪到过东印度群岛的欧洲人一样，像是在做广告，希望招徕更多船只前去那些遥远的角落。

在亚齐，戴维斯看到的是一个兴旺繁华的港口，商品满坑满谷，气候非常宜人，“空气舒适而有益健康，每日早晨多有露水或小雨”[7]。他说，这个宽阔的港市“建于森林中，未走近前见不到任何房舍。我们所到之处，无不是房屋林立，人群聚集，以致我认为市区延伸至全国各地……我看到三处大市场，在此日日均有市集，出售种种商品”[8]。住屋散布于竹林、香蕉树、椰子树和菠萝树之间。

1598年，戴维斯担任荷兰人二度远征印度尼西亚的首席领航员。率领船队的则是声名狼藉的科尼内厄斯·郝特曼（Cornelius Houteman），他三年前探路首航时到处烧杀掳掠。[9]他那武力强大的船队，首开荷兰人残酷行为的先例，这一幕在随后几百年里经常重演。当时出资的集团名为“远地公司”（Compagnie van Verre，即Company of Far Distant Lands，也是日后合组为荷东印公司的成员之一）。郝特曼的船队在首航中，曾炮轰爪哇西北部富庶的胡椒港万丹及其他港口，并以恐怖的酷刑处决俘虏。虽然坏血病及别的疾病夺走他近三分之二的船员——240人中仅剩87人活着完成两年四个月的航程，即使以16世纪晚期的低标准来看，这样的死亡率也过高；但是郝特曼证明了荷兰船只也可以行至亚洲并带回胡椒，因此又被派出再次远行。

在郝特曼的指挥下，二次出航的船队经过两年艰苦航行抵达亚齐。领航员戴维斯注意到：“港湾内驶进四艘三桅帆船，其中三艘是阿拉伯船一艘是勃固，（Pegu，即缅甸）”船，都是来装载胡椒的。[10]在荷兰人停留的三个月间，年迈的亚齐苏丹阿拉乌丁（Ala'ud-din Ri'ayat Syah），仔细观察这些远离家乡、长途跋涉冒险前来采买胡椒的陌生人。这位1589年上台的苏丹老奸巨猾又暴虐。他不知道这些荷兰人的国家，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听说过英国。他在招待这批访客饮宴时，表达了想要见到英国人的意愿，如此要求必然引得荷兰人不快。但是苏丹十分坚持，荷兰人不得不让步，准许戴维斯晋见苏丹。

戴维斯形容这位统治者“精力充沛，但体型极为粗壮肥胖”，年龄“如他们所说”有一百岁。苏丹问了许多关于英国的问题，尤其关心“女王陛下，以及她如何能够与如此伟大的西班牙国王交战（因为他以为整个欧洲都属于西班牙）”[11]。显然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消息，已经在消息灵通的商人造访亚齐时传到苏门答腊。（关于“整个欧洲都属于西班牙”这句话，是因为葡萄牙在1580年被西班牙兼并，荷兰当时在西班牙统治之下，荷兰人与英国人在亚洲海洋上尚未打出名号。葡萄牙直到1640 年才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荷兰也在1648年终于不再属于西班牙。）戴维斯的回答颇得苏丹的欢心。不过一个月后，苏丹对这群毫无防备的外国人设下陷阱，戴维斯与其他几人幸运逃过一劫，也保住了一艘船。郝特曼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他被下药毒死，其兄弟则被监禁。

亚齐的苏丹以铁腕统治苏门答腊北部，在最强盛时更控制着东、西两岸的港口，以及金矿所在地米南佳保（Minangkabau）中央高地的村庄。其他的苏丹国忧惧亚齐的领土野心，特别是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Johore），导致马六甲海峡各统治者之间经常爆发战事。

结盟对象也不时改变，有时伊斯兰的苏丹国会与葡萄牙人结盟对抗亚齐。每当马六甲的葡萄牙人感觉贸易受到威胁，就会攻击邻近的柔佛和对岸的亚齐国，不过在1521年攻城失败后，他们并未想要占领班达亚齐。葡萄牙人对这些苏丹国发动过15次以上的入侵。

另一方面，在16世纪，亚齐规模庞大的舰队至少围攻葡萄牙人控制的马六甲4次，亚齐人甚至请求远方的土耳其人支援他们的进攻。

直到17世纪前几十年，亚齐仍然持续攻击马六甲。

到17世纪后期，班达亚齐仍是十分繁荣的港埠，但是苏丹国的势力历经几位女苏丹的统治已大不如前。于当地四处探险的丹皮尔在1688年船难后，曾在亚齐住了6个月。他认为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很高，外国访客也络绎不绝。丹皮尔说，当地的房屋都盖在木桩上，类似他在（菲律宾）棉兰老岛（Mindanao）所见，不过亚齐“由于有金矿且外地人经常前来，因此财富更多，生活更富裕”[12]。他形容亚齐城位于河岸边，靠近苏门答腊岛西北角，距海约两英里。他写道：“此城有七八千栋房屋，城内总是聚集着来自英国、荷兰、丹麦、葡萄牙、中国、古吉拉特的外地商人。此地房屋比我在棉兰老岛所见更大，陈设布置也更讲究。”[13]

外国商人蜂拥至亚齐采买胡椒。胡椒籽是东南亚最早出口的经济作物。在15世纪，穆斯林商人最先把黑胡椒自印度带至苏门答腊北部。史学家无法确定具体日期，但是毫无疑问，黑胡椒藤蔓曾广泛出现于苏门答腊，还有越南、马来半岛及爪哇北部。这种植物在砍掉林木、排水良好的热带土壤易于栽种。到1500年时，苏门答腊东北沿岸港市，尤其是皮迪耶和巴赛，以及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都已有了黑胡椒的贸易。胡椒园起初在苏门答腊并不普遍，但是随着欧洲黑胡椒用量的增加，种植区便向南方和内陆扩展。至16世纪，胡椒园也出现在苏门答腊西岸的某些地区。

1598年，戴维斯描述苏门答腊北部到处是胡椒，长得“有如自根部生出的蛇麻草，宽度约等同于旁边的木桩，直到成为一株枝繁叶茂的树”[14]。胡椒市场在17世纪初大盛，不久胡椒园几乎遍布全岛，苏门答腊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胡椒供应地。在胡椒需求量特别大时，连印度也自生产成本较低的苏门答腊进口胡椒。

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7世纪初加入胡椒贸易，使胡椒生产进一步扩大。葡萄牙人虽在胡椒贸易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影响力不再。

16世纪时他们刻意压低供应量，使胡椒价格在人为操纵下维持高档。

随着胡椒供应量增加，价格下跌，它也就变得更受欢迎。

英、荷两国人加速在苏门答腊开辟胡椒园，使得当地简直成为胡椒工厂。岛上各处海岸均有胡椒输出：北部的亚齐、东部的占碑（Jambi）和巨港、西部的帕里亚曼（Priaman）和一群小港、南部的楠榜（Lampongs）。岛上的胡椒多半栽种于中央高地，那里有众多交错蜿蜒的水道。当地居民每年两次，用小舟把胡椒自上游农村送至下游港口，欧洲人被禁止使用这些水道。数以百计的轻巧木筏，载着几千袋的胡椒，在一大清早无声无息地出现于各港口，而中、葡、荷、英的船舶已守候在那里。

苏门答腊是世界第六大岛，胡椒在岛上的扩散，反映出欧洲对胡椒永不满足的需求，同时印度尼西亚胡椒在中国的市场也不断扩大。运往欧洲的胡椒总数在1670年代达到约1400万磅的高峰，将近几十年前的两倍。[15]此时胡椒主要经由好望角运送，它终于取代传统经由黎凡特的穆斯林贸易路线。自东南亚出口的胡椒总量，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时略有减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又激增至3000万磅，1900年更达5000万磅，其中约有八成来自苏门答腊。多年来，苏门答腊人为适应市场需求，砍伐了更多林地辟建胡椒园，一旦地力耗尽便另谋他地。史学家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估计，在苏门答腊是胡椒第一大产地的那几百年，为种植胡椒，约有7600平方公里的林地遭到砍伐，占苏门答腊面积的约1.6%。如今，过去曾遍地胡椒园的地带已被草原覆盖。

欧洲对黑胡椒的狂热，改变了苏门答腊的命运。

1601年2月13日，“红龙号”（Red Dragon）、“威风号”（Hector）、“苏珊号”（Susan）和“上升号”（Ascension）等4艘船，自泰晤士河上的伍利奇港（Woolwich）出发，驶往亚齐。在600吨的红龙号的引领下，这个小船队展开了英东印公司的处女航。领队的詹姆斯·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是受人尊敬的航海家，曾参加了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役，并在巴西某港口成功袭击了葡萄牙船。不过在此之前，无论是兰开斯特还是其他英国船长，都没有人曾经安全驶至东印度群岛。10年前兰开斯特曾参与过一次远洋航行，结果遭遇船难，他与幸存的船员一起以难民身份被送回英国。1596年另一名船长又尝试驶往东印度群岛，可惜所有船只和人员都葬身大海。另一方面，在不久后组成荷东印公司的企业的资助下，荷兰人顺利抵达了爪哇东北端的胡椒港万丹[16]，也分别在万丹、亚齐和印度尼西亚其他港口留下了商人。

为亚洲行而改装的荷兰船只有20多艘，成功回航的则满载着胡椒及他种香料。可能所有荷兰商人及船长都研读过扬·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96年出版的《行程》（Itinerario），这部巨著是他在印度果阿服务多年的心血结晶。范林斯霍滕为前往亚洲的人提供了详尽的商务和航海指南，书中对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盛产胡椒的生动描写吸引了商人，他还特别提到爪哇“有好多胡椒，质比印度或马拉巴尔的好，量则多到每年可收成四五千英担”[17]。

纵有过去几次航行的惨痛经历，但因唯恐荷兰人独霸胡椒贸易，伦敦的英国商人再次向伊丽莎白女王请愿要求远航东印度群岛。女王终于在1600年首肯，东印度公司也获特许而成立。商人们集资提供远航的经费，兰开斯特则成了这家刚成立不久、日后有如大英帝国化身的贸易公司的首批董事之一。他明智地聘请戴维斯担任红龙号的领航员。当时戴维斯是唯一到过东印度群岛而活下来的英国领航员。虽然现存关于那次航行的记录中，只十分简短地提到戴维斯，不过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此行一开始便出师不利。兰开斯特的船队光是在泰晤士河及外海的停泊处即徘徊了好几周，原因在于船小、重心不够稳，风势不顺就开动不了。后来船队又在赤道附近受阻于逆风，不过他们打劫了一艘葡萄牙船，抢走“146大桶葡萄酒、176瓶油、12大桶油及55桶大小桶装的餐食，这对其后的整个航程帮助很大。指挥官公平地把这些食物均分给每艘船，每人都分到一份，没有偏袒”[18]。然而船员们为航程延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行程拖了七个月才抵达南非的桌湾（Table Bay），那时坏血病已夺走不少人的性命。侥幸未死的水手也非常虚弱，几乎无法操作船帆或是下锚。自认地位高于船员的商人必须亲自上阵，有三艘船由商人轮流操控上桅帆，而那通常是船员的工作。

唯一不太受坏血病影响的是红龙号。兰开斯特是热带地区长途航行的老手，随行携带了“几瓶柠檬汁”，分给船上每个人“每天早上三汤匙”[19]。等船队在10月底驶离桌湾时，另外三艘船的死亡人数十分可怕：共有105人，超过船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好在存活者均已休养生息，也自当地居民处取得了继续航行所需的食物。可惜兰开斯特的坏血病疗法并未继续运用在英东印公司的其他远航上。

船队绕过好望角后虽然碰上逆风，但仍旧在圣诞节当天安全停靠于马达加斯加附近的安通吉尔湾（Antongil Bay）。兰开斯特在此购买补给品，此时他的小船队中又有20人病死。1602年3月船队离开安通吉尔湾，在5月抵达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6月，在离开英国一年四个月后，他们总算驶进亚齐。坏血病和痢疾夺走不少人的性命，不过没有一艘船因为人手不足而弃船。

这群英国人发现，约有“16至18艘来自多国的船只”停泊在亚齐，包括古吉拉特、孟加拉、卡利卡特、勃固和“帕塔尼”（Patani，马来西亚东岸港口）。在殖民与帝国主义时代之前，英国人只极力想要与盛产胡椒的苏门答腊做生意，采取低姿态前来。兰开斯特受托携带一封亲笔长信，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致“伟大强盛的亚齐国王”的。这封信滔滔不绝地痛斥与英、荷敌对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请求亚齐国王准许英国购买当地产品。伊丽莎白女王在位多年，那时已近晚年，她明白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做生意是一场赌博，因此试图以奉承及亲近来赢得苏丹的青睐。信中反映出一位明君的心理，她深知，相对于供应充裕的国家，英国缺乏香料及其他商品，也很清楚取得这些商品所涉及的危险。

伊丽莎白此信写得可圈可点，开头以“上帝的旨意”这个前提阐述进行贸易的理由，把“祂所创造的好东西”散布至“全世界最偏远地区……祂的旨意是使各国相互需要，由此促成物种交配繁殖、商品和水果交换——这方面有些国家做得很多，有些做得不够，同时也可在全人类中间产生爱与友谊，那是天生的神圣之事”[20]。讽刺的是，信中经常提到贸易会产生爱。为突显英国人值得信赖，女王郑重承诺英国商人，“一定诚实，讲话一定可靠，盼望他们带自我国而为贵国所需之对象与商品，可作为对此最好的证明，也盼望此次首度接触可永久确认我们双方子民之爱”。老练的女王也向亚齐王保证，英国人会是比西、葡人好很多的贸易伙伴。她指出：“殿下将受到十分妥帖的服务，比迄今得自我国敌人葡萄牙及西班牙人者，更为令人满意……”

兰开斯特的小船队抵达亚齐后不久，苏丹便派遣两名荷兰商人前来。幸好年迈的阿拉乌丁苏丹仍然在位，也仍然对英国女王感兴趣，他在三年前与戴维斯的谈话中即表示过这一点。荷兰商人告诉兰开斯特，英国女王因战胜西班牙国王，在亚齐的确很有名。

显然那次戴维斯与苏丹的会面留下了深远的印象。兰开斯特立即派出“威风号”船长约翰·米德尔顿（John Middleton），带着四五名随员到苏丹王宫，要求安排晋见及呈递女王信函。这次会面进行得很顺利，苏丹亲切招待，并且欣然同意他们的要求。苏丹如此善待英国商人的理由不明，但必然受亚齐人对葡萄牙人长久敌意的影响。

到第三天，兰开斯特由30名手下陪同上岸。他们与荷兰商人见面，荷兰人带他们回住处等候苏丹的回复。当苏丹的使臣抵达时，82兰开斯特拒绝把信交出，并解释在英国的惯例是，如此重要的信函必须由他亲自呈递。使臣仔细地检视信件的封印，写下女王的名字，然后默默离去。

过了一会儿，那几个英国人被众多鼓号齐鸣的声响吓了一跳。

他们向外张望，只见6头高大的大象及一群人向这边走来。兰开斯特前往宫中的交通工具来了：“大象中最大的一头，高约十三四英尺，背上有一座小城堡，仿佛背着一具马车（象轿），披着大红色丝绒……城堡正中央有一个大金盆，以一块极其细致的丝巾覆盖着，丝巾下放着女王的信函。”[21]兰开斯特被扶上另一头象，他和随员与众多市民出发前往苏丹王宫。送女王的信成了快乐的游行。

兰开斯特在朝廷上恭呈女王的信及礼物：银碗与银杯一只、精制匕首数把、可挂刀剑的刺绣腰带一条及羽毛做成的饰品，这是苏丹最喜欢的礼物。接着是各种庆祝活动，先举行酒宴，宴席上的肉放在金盘中上桌。虽然伊斯兰教禁酒，苏丹却边吃边饮着名为亚力（arak）的米酒。这种酒“不输我们的任何烈酒，喝一点点就能让人睡着”[22]。经苏丹允许，兰开斯特用水稀释了他的酒。然后“仕女们”随音乐起舞，“这些女子身穿华服，并以手镯和宝石为装饰。他们以此为极大的恩惠，若非国王赐予极大荣耀，平常是看不到的”[23]。

目睹这些庆典的商人，看到那些女子起舞时是否心有所感，我们永远无从知晓。做此记录的无名氏，与当时大多数写日记的商人和船长一样，只是忠实地记下发生的事情，心中的感受只有自己知道。英东印公司出航的船长及高阶船员都奉命记录亲身经历，以供日后远航的人参考。这些人明白日记并非私有，因此会小心避免情绪的抒发。

兰开斯特吃完酒宴后，带着阿拉乌丁苏丹的礼物离开，包括“镶着许多金线”的细白棉布长袍一件、一条装饰华丽的土耳其腰带，以及两把特别的波状刃匕首，那种匕首在亚齐到处都有人佩带。英东印公司与亚齐苏丹国的首度正式接触，以两方都满意的礼物交换结束。加入金线织成的棉质长袍想必美丽万分。

阿拉乌丁苏丹很快便同意让英国人自由进港，也应允了免关税贸易和其他条件。可是工于心计的他，不准英国人在亚齐建立代办处——既是贸易代理，也做仓库使用，也未与英国签订排他的贸易条约。或许这位苏丹透过印度洋穆斯林商人的消息渠道，听说了葡萄牙人在印度西南岸广设代办处，并且利用这些设施建立地面要塞。不让外国人在亚齐建立永久性基地，可谓有先见之明——由此，苏门答腊最北边一带，直到19世纪快结束时，仍是独立的王国。

英方虽然对苏丹的决定感到失望，却没有了再申诉的本钱，于是开始着手采买胡椒的事宜，这是他们远赴东印度群岛的理由。但是马上出现两个难题：没有足够的胡椒供他们装满船只，胡椒的价格也比戴维斯告诉他们的要贵多了。兰开斯特很担心，便与苏丹联手策划在马六甲海峡劫掠葡萄牙船，替他的船补充货品。在出发前，兰开斯特先派遣苏珊号至苏门答腊西岸胡椒港帕里亚曼，并留下一些商人，在亚齐继续搜购能买得到的胡椒。

9月初时，红龙号、上升号和威风号，加上一艘补给船与一艘想参与冒险的荷兰船，一起出发前往马六甲海峡。进入海峡时碰上葡萄牙武装商船“圣安东尼奥号”（Santo Antonio），正由印度航向马六甲。双方开炮交火，但是大船躲不开好几艘船的追击，葡萄牙人只好投降。他们的船上载满白棉布、米及其他商品，还带着600多名男女及儿童。英国人卸下值钱的白棉布，这种布在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十分受欢迎，可用于交换胡椒。他们把其余的商品也搜刮一空，不过并未骚扰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兰开斯特在10月下旬回到亚齐，留守的商人受到善待，也买到了足够的胡椒、肉桂和丁香，几乎可装满上升号。

在这场兰开斯特领导的英葡之战中，英国大获全胜，老苏丹龙心大悦，甚至开玩笑地说这位英国航海家忘了最重要的事：替苏丹买个“漂亮的葡萄牙姑娘”。兰开斯特回答：“没有值得呈上来的。”逗得苏丹开怀大笑，并说：“我的王国里只要有你喜欢的，尽管挑。”[24]兰开斯特很可能没有接受他的好意。根据对那趟航行的叙述，兰开斯特似乎很务实，只想把船上的货装满，然后安全返国。他把得自葡萄牙人的战利品送给苏丹做礼物，便道别离去。

11月初时，上升号奉命驶回伦敦，红龙号及威风号向南沿着苏门答腊西岸驶往爪哇的万丹，因为听说在那里可以用比在亚齐合理许多的价格买到胡椒。在离开苏门答腊前，他们停靠于帕里亚曼，苏珊号正在那装载胡椒。英国商人获知当地的胡椒种在苏门答腊内陆一个叫米南佳保的地方，也听说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金矿，被大雨造成的洪水自山上冲下，只要淘洗河中的沙子就能采到黄金”[25]。

苏珊号受指示返航伦敦，兰开斯特与红龙号、威风号向万丹前进，在12月16日抵达。他们发射了一枚大炮弹宣告自己的到来，并觐见了年幼的国王和随侍的贵族。兰开斯特呈上另一封伊丽莎白女王的信函，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允许英国人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大量胡椒。1603年2月，剩下的两艘船也完成满载，准备离去。此时威风号船长约翰·米德尔顿却因病过世，这对船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颇受爱戴，又出身著名的航海世家，其家族在英东印公司早期历史上曾扮演重要角色。之前苏珊号船长过世时，即由约翰的兄弟亨利·米德尔顿（Henry Middleton）继任船长，并把船开回伦敦。亨利后来又为英东印公司重回东印度群岛。兰开斯特留下三名商人在万丹成立代办处，以待日后船只再来时安排载货。

返回伦敦的航程跟来时同样危险。威风号及红龙号在马达加斯加南方遭遇狂风暴雨，造成船只漏水，只得勉强续航。5月初又一个大风暴来袭，船员们原已疲于应付，此刻更是措手不及。强大的风力把红龙号的舵吹落基座，失去舵的船身只能任由大海摆布，随波逐流。有一度船距离好望角只有9到12英里，却被风往南带，南边的冰雹雪雨让人苦上加苦。这一路上，威风号始终紧随在附近。失去舵的红龙号上，急欲逃生的人想要换到威风号，兰开斯特却拒绝弃船。试过几种办法都不奏效后，兰开斯特要威风号的船长驶离，别管红龙号。

但是次日威风号上的人不愿丢下兰开斯特，仍未驶离。过了几天，红龙号上的木工师傅设法救回了船舵，在威风号水手的协助下，红龙号终于能够再度行驶。6月6日他们经过南回归线，10天后来到距非洲西岸约1150英里的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在此总算可以上岸补给水和食物了。

红龙号及威风号在1603年9月返抵英国，但英国的政治、经济情势已与兰开斯特离开时截然不同。他航行在外期间，伊丽莎白女王驾崩，詹姆斯一世（James I）继位。全国曾暴发瘟疫，造成胡椒市场萧条。在荷兰人的竞争之下，商人们无法把胡椒卖至欧陆，他们也发现，新继位的国王拥有大量胡椒存货，很可能是一年前袭击葡萄牙商船所获。国王的胡椒必须先出售。因此英东印公司的商人花费多年才卖掉手上的胡椒。

绕行好望角来到印度洋那一端的长途航程，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兰开斯特最初的480名船员中，仅有半数生还。自达伽马在百余年前绕行好望角以来，人员的死亡率并没有改善多少。尽管如此，兰开斯特已证明了英国船只能够带回胡椒——那4艘船总共运回100万磅，还在印度洋上劫掠葡萄牙船。他因这些贡献受封爵士。虽然胡椒供过于求，但英东印公司仍然计划再次远航东印度群岛。英国人已经打进了胡椒贸易圈。

没过几年，英东印公司想取得进口胡椒到英国的独占权。当初请求伊丽莎白女王特许该公司成立时并未要求独占权利，这一次他们再度以荷兰人为理由，在致英王的请愿书中指出，荷兰人的竞争将使该公司难以立足。“……［荷兰人］无时不在等待时机，若非低价提供国人劣质胡椒，以压低本公司优质胡椒的价格……也会通过其他计谋来伤害本公司，我们无日不经历此类手段。”[26]1609年11月，国王发布公告，明令禁止从英东印公司以外的来源购买胡椒。该公司在垄断国内市场后，继续进军比英国本土大得多的欧陆，欲开拓繁荣而利润丰厚的再出口市场。他们已经有了基础商品：一种人人都需要的香料。在由亚洲返航欧洲的贸易船上，胡椒也是相当理想的压舱物。

今日的寻宝人在沉没的胡椒船上找不到多少贵重物品。1606年一艘葡萄牙商船载着胡椒籽由印度科钦返航，在里斯本附近失事，洒出大量的黑胡椒，沿岸民众曾奋不顾身地去抢救[27]。考古学家在1993年挖掘此船遗骸时只发现了埋在厚厚一层黑胡椒籽之下的少量金银物品、中国瓷器等。

亚齐为兰开斯特举行的欢迎宴会，替日后的使者铺好了路，外国商人经常受到盛大欢迎。信函会气派地放在大象背上的金盆里，使节会随着游行队伍前往王宫，接着是豪华的宴饮，或许还会为访客表演动物互斗。亚齐在伊斯坎德尔·穆达（Iskandar Muda）统治下的极盛时期，是炫富和感官娱乐、流血运动（blood sport）和奢靡排场的时代。他在1607年继位，是与兰开斯特交好的阿拉乌丁苏丹之孙。

穆达联合苏门答腊中部各种植区，使亚齐国比他祖父在位时更强大。[28]苏门答腊北部大部分胡椒的出售条件由他定夺，商人们未经他允许也无法前往苏门答腊的许多其他港口。到17世纪初，亚齐周遭的胡椒园地力耗尽，商船必须到西岸别的港口，如帕里亚曼和地古（Tiku），以取得更多胡椒。

亚齐国并未轻易被欧洲人的铜炮威吓。穆达派重武装船只将胡椒运往印度，以卖得最高价格。1622年，他甚至把荷兰人和英国人排除在由西岸重要港口组成的亚齐胡椒市场之外。

黄金是亚齐傲人财富的另一个来源，也是商人记述中经常提到的金盘的原料。苏门答腊中部的黄金产于米南佳保的河流及山丘。兰开斯特在威风号、红龙号停靠在帕里亚曼与苏珊号会合时听说了河里金子的事。据说穆达拥有100巴哈尔（Bahar）（约41200磅）的黄金，雇有300名金匠。[29]也有记载说他指挥数千名娘子军，那些只是他女性侍卫的一部分。日后在19世纪时，亚齐强悍的女子曾经出力对抗胡椒贸易的新参与者美国，保卫王国的西北岸。

穆达是暴君，任何人若妨碍他扩张领土或增加个人财富，都会被歼灭。他的庞大舰队四处攻击，令各地的马来西亚人闻风丧胆。在马来半岛上，他于1618年征服彭亨（Pahang），1619年征服吉打（Kedah），1620年征服以产锡而受重视的班卡岛（Banka）上的霹雳（Perak）。凭借配备着火炮的威武舰队，穆达在1629年进攻马六甲及其邻近的柔佛，可是并未征服，令人颇感意外。

穆达集结了约236艘船组成浩大的舰队，并动员近两万名水兵，前往马六甲攻击宿敌葡萄牙人。36艘大帆船及其他亚齐船组成的小舰队，在7月初自马六甲外海登陆，展开包围。一名葡萄牙观察者记载，举目所及“海面上布满了船只，见不到其他……”[30]然而葡萄牙人早有防备，尽管寡不敌众，仍然奋勇抵抗。到8月，葡萄牙人在某次亚齐人的攻击后，被迫烧毁位于城墙外的圣母（Madre deDeus）修道院，但是马六甲坚固的城墙并未被攻破。这场战争的态势在10月开始转变，葡萄牙人获得斯里兰卡5艘船舰驰援，团团围住距马六甲城约4英里的河口，整个亚齐舰队几乎都聚集于此，船舰遭到无间断的炮轰，却无处可逃。

到11月底，葡萄牙的盟友柔佛苏丹带着约60艘船和数千名士兵抵达，为封锁增添助力。4000名左右的亚齐兵逃入丛林，那里的情况太过险恶，因此葡萄牙人并未派追兵前去。葡萄牙驻马六甲总指挥官安东尼奥·平托·达丰塞卡（Antnio Pinto da Fonseca）写道：“他们（亚齐兵）丢下被困在河中的整个舰队，上面有大大小小多门火炮及许多病人，还有总督准许士兵洗劫而得的若干战利品。”[31]随后的几个月里，有些亚齐兵走出丛林，向葡萄牙人投降。这场大规模海战使得亚齐无力再发动战争，穆达此后不曾再攻击马六甲。

穆达在位时间甚长，他所施予的刑罚特别残酷。康沃尔商人芒迪于1637年和1638年到过亚齐。他见过缺手脚、鼻子、嘴唇和“私处”（生殖器）的人。他记下：“我们在城里看到一些身体残缺的人，腿部的残肢接着大竹竿或棍子，走起路来像是踩高跷。”[32]穆达死前，所有的男性继承人均遭他处死，继位的是女婿伊斯坎德尔·泰尼（Iskandar Thani），他在短暂的在位期间同样残暴。芒迪在日记中曾记载，新苏丹于1638年刚掌权时，因怀疑有人谋反，曾以“不人道的血腥处决”杀害400人。他写道：“各种精心设计的酷刑，许多人被切割成一片片；也有人被锯成两半，锯子是锯木材用的，所以很锋利，仿佛锯木般一点一点地锯开人体；有人脚后跟被钩着铁钩倒吊起来，两腿被拉开，然后熔解的铅会灌进男性肛门和女性私处，以迫使他们招出主人或丈夫的财宝藏在哪里。”[33]哪有人受得了？

这两个统治者的暴虐，使亚齐人民感到恐惧和厌恶。泰尼死后，亚齐主要部族的族长们不想再看到血腥的处决，于是在17世纪剩下的时间，1641年至1699年，他们陆续让4位女性继承亚齐的王位。

然而亚齐人在好战的穆达及其女婿统治期间，也看过一些欢乐的壮观场面。苏丹会举行丰盛的宴会、大游行、流血运动及狩猎，子民们对这些活动耳熟能详，有时甚至参与其中。在穆达统治的近30年时间里，豪华盛宴及展现威望的游行，还有为外国访客举行的王室活动，均极尽巧思。他用于款待访客的奢侈筵席，供应多达数百道菜及大量米酒。他也透过炫耀个人的财富权势让百姓敬畏，包括举行长达数月的王室婚礼庆祝活动，从早持续到晚的水中飨宴，还有最特别的斗象、斗牛、斗羊等斗兽活动。在亚齐国最兴盛的年代，苏门答腊北边的森林里，不时会传出号角声和象吼声，响彻云霄。

当地人的财富是以拥有多少头象来衡量的，穆达苏丹自然不会让任何人超过自己。据说他拥有约900头象，每一头都有名字。苏门答腊北部由人圈养的象多半为他所有。他经常在外国使节停留亚齐期间派大象去迎接，那是很高的荣耀。在穆达统治期间，苏门答腊北部的森林里四处见得到象的身影。他热爱猎象，想要在亚齐采买胡椒的外国商人很清楚这点。

在亚齐国巅峰时期，欧洲商人竞相在此争取购买胡椒的特权。毫无疑问，在王室盛大的游行队伍里，象是很重要的成员。游行队伍经常由各种令人赞叹的成员组成，如装饰华丽的象、马、贵族、持矛骑兵、侍从、奴隶和数千名步兵。苏丹本人则坐着纯金打造的象轿（鞍）骑在大象上。

1637年4月，拥有1000头圈养象的泰尼苏丹在位时，芒迪在一次重大的伊斯兰宴会上，亲眼见识到由象与人组成的喧哗队伍，自王宫走向清真寺。芒迪详尽地描写了这场令人叹为观止的游行，我们可以透过他的眼睛去窥探那些庆典，感受一下皇家排场：“……然后来了一队大象，背上背着像矮小塔楼一样的东西，每座塔楼里直立着一名士兵，身穿红色军服，手持长矛，头缠金线混织的头巾……”芒迪写道：“第一排象（每四头象成一排）的象牙各系有两把大弯刀，也可说是很长的铁制大镰刀……接着走过来的是另一群象，背上也背着小塔楼或托架，其栅栏略高，架上摆着小炮……有专人看管。在这之后，其他象背着更多塔楼，里面各站着两个人……然后是背大旗的象……在这之后，是一大群人簇拥着火炮；然后是同样多的人拿着很长的矛……有多匹骏马为前导，马上披着华丽的马鞍和装备；再来是一队骑在无鞍马背上的太监……再来是国王乘坐的高大威武的大象，象身直到象脚都装饰得美轮美奂……他高坐在一张豪华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是高高的亮丽双层华盖或拱顶……

“在他的示意下，音乐响起，有时是轮奏，有时是齐奏……所有乐声均很刺耳、喧嚣，震耳欲聋。队伍的行进也异常混乱，拥挤不堪，少有讲究秩序的。不过此乃难得一见的奇特场面：大象成群结队，以不同方式佩带各色武器、饰品、昂贵装备等等，另有将近同等数量的大象，也为加入游行装扮停当（但因空间不足无法同行），只能随处站着，观望其他象群经过。”[34]

再一次，芒迪提供了清楚的亚齐生活记录。他观看那左推右挤的人群与象群游行，必定花费了不少时间，不过他并未提及大队人马走了多久才到达清真寺。芒迪也画出了游行队伍的图，甚至在旁边加上了观看的群众。他画的图如同来自17世纪的明信片般精美。

次日，泰尼苏丹邀请芒迪和其他外国人观看斗象表演。有将近150人被安排围坐成一个圆圈，圈子中央是多对愤怒的大象在角力。芒迪写道：“那些象竭尽全力伤害彼此，相互推撞逼对方后退，再以粗壮的身躯顶着对方，直到其中之一终于不敌而退却。”[35]

斗象是亚齐人喜欢的流血运动之一，他们似乎享有很多闲暇时间。另一个也在亚齐看过兽斗的英国人是威廉·基林（WilliamKeeling），他是十分杰出的航海家。英东印公司1604年二度远征东印度群岛时他年仅24岁，就当上了其中一艘船的船长。他看过100头象参与的竞赛，又形容斗牛为“……充满力量和技巧，其中似存在某种交流，是我所见最好看的兽类相斗”[36]。基林于1607年指挥前往东印度群岛的三度远征，船队经16个月才抵达苏门答腊的帕里亚曼港。之后他继续航向更东方的香料群岛，在那里，荷兰人指控他图谋杀害一群荷东印公司的人。他大难不死，又在1615年率领英东印公司的另一次远航，当时才不过35岁。

基林深爱他的妻子。当公司要他长驻万丹或是雅加达以负责东印度群岛的业务时，他不想与妻子分居两地，便要求让妻子同行，但未获准。其妻尽可能陪在他身边，一直待在他的船上，直到船驶离外海停泊处的最后一刻。后来公司收回任命，基林便带着船队自万丹回国。

此外，托马斯·贝斯特（Thomas Best）船长也在亚齐看过兽斗。他是航海老手，曾在1613年率领英东印公司著名的第十次远航。贝斯特看到的兽斗由6头象打头阵，接着是4头水牛，他写道：“那是非常过瘾而激烈的打斗。其激烈程度以60至80人之力都拉不开，必须在它们的后腿绑上绳子，才能分开。”[37]这整套娱乐活动的最后是10至12只羊互斗，“同样是非常好看的打斗。就这样持续到天色已暗，我们看不见为止”[38]。穆达苏丹接着款待这群英国人，“至少40道菜的晚宴，烈酒则多到可能让整个军队醉倒”[39]。

基林和贝斯特虽然都带着胡椒回到英国，但是均未能说服苏丹签署贸易条约。老谋深算的苏丹供他们饮宴，让他们观赏目不暇接的壮观场面，但是拒绝让任何外国独占胡椒。

穆达及其女婿在位时所举行的壮观兽斗，不受随后50年继位的苏丹的喜爱。如今，以苏门答腊、印度等东南亚地区为家的亚洲象（学名Elephas maximus），因出口贸易、森林栖息地缩小和疾病，已被视为濒危物种。目前在亚洲骑大象的大多数是观光客。

流水中的宴席

亚齐的苏丹喜欢饮宴，不过流水宴可能是最令人兴奋的。想象某一天从早至晚，在一条浅川里，在清澈凉爽的流水中，享受着美酒佳肴，同时欣赏着热带地区壮丽的风景，当年的商人便经常如此。你喝着米酒，仆人们用金盘送上食物。整日的饮宴结束后，回到下榻处小憩一番。17世纪时，那些商人在前往亚洲的漫长航行中，无法经常洗浴，而亚齐的淡水却是取之不尽。如史学家里德所说，水源丰富或许也是亚齐人特别爱沐浴的原因之一。亚齐市位于亚齐河畔，临安达曼海（Andaman Sea）。英国海盗丹皮尔在停留亚齐期间有记述：“他们这里与棉兰老岛一样，非常迷信于清洗身体，除去脏污，因此他们乐于住在溪边或河畔……邻近城区的亚齐河里总是挤满男女老少……连病人也被带至河中洗浴。”[40]

亚齐河两岸点缀着浴场和观赏用花园，人们渴望也重视清洁。当时很少欧洲人懂得洗澡的好处，也没有现代供水设施和卫生设备。人的排泄物直接从便壶中往窗外倒。洗澡水必须从井里打上来，相较于所有其他待做的杂务，洗澡的顺序位于最后。

1613年，贝斯特与几个部属曾和穆达一起参加流水宴。穆达在河里一坐五六个小时，由侄儿用纯金制的水桶把水倒在他身上。目睹这一幕的英国商人写道，贝斯特和一些荷兰商人被带到距市区六七英里的河边，同行的苏丹王骑着大象。“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替自己洗浴；国王坐在河中央的座位上，我们的队长及荷兰商人，以及所有贵族，分坐在他周围的水里，岸边围着许多人旁观。国王坐着，他的侄儿以金桶将水倒在他身上，长达五六个小时。然后他们举行盛大的宴会，食物与米酒供应不绝，并穿上当地服饰。饮宴完毕，他们返回王宫，我们英国的号角在他们面前响起，女子们在国王面前奏乐歌唱。”[41]

基林在1616年5月描述过另一场整日的饮宴。他在穆达统治初期，于亚齐受到流水宴的招待。他情不自禁地吐露心中感受。基林说：“奉国王之命，我随同他……来到距城区五六英里的河水源头。在此我们坐于高过腰部的水中，与他及贵族们共餐，那是我所见所感最最清澈、最最凉爽的水。”[42]当时，基林有好些手下死于坏血病，他自己后来也病了。停留亚齐期间，他不断关心胡椒装载的情形，日子一天天过去，有更多人手死去，这给他造成很大压力。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去见国王，向他买了来自帕里亚曼的胡椒300贝尔（bayar），1贝尔相当于395磅。”[43]在另一则日记中，他说：“……我登上‘红龙号’，准备让胡椒籽加速装载，因为我的健康现在同样遭到长期出血（坏血病）的损害。”[44]然而尽管心里有所羁绊，他仍然可以陶醉在所见所感“最最清澈、最最凉爽的”水中。基林于1617年回到英国后，就再也不曾出海。坏血病摧毁了他的健康，他死于1620年，时年42岁。

进入17世纪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为购买胡椒的英、荷商人举行的欢乐游行和豪奢饮宴，已成过眼烟云，徒留记忆。欧洲人高坐在神圣大象上的快乐景象，消失于因贸易、利润及控制而起的武装冲突，尤其是荷兰人拼命想要确立对整个亚洲香料的独占地位。在这一世纪，荷兰人靠着快船取得了肉桂（斯里兰卡）、丁香（摩鹿加群岛）、肉豆蔻及豆蔻（班达群岛）的独占权，从而主宰亚洲的贸易。他们不让其他人取得香料，并且刻意压低供给量，以抬高在欧洲的买价。任何向非荷兰人购买这些香料者，被抓住将被处以死刑。倘若某海港的苏丹不同意荷兰人所定的购买香料的条件，荷兰人就会封锁那个港口。比如亚齐在1650年代就是荷兰人封锁的对象，港口形同瘫痪。由于亚洲有许多香料港都靠船运送粮食，所以荷兰人的封锁导致当地人成为饥民。

17世纪初，英、荷商人都想要从未受亚齐或万丹控制的地区购买胡椒。万丹是爪哇西北部盛产胡椒的苏丹国，对苏门答腊南部和西岸的胡椒贸易也具有影响力。唯有苏门答腊东岸的占碑是独立的。据估计，每一艘驶至占碑下游港口的木筏，可载运150担（约19950磅）胡椒，而每年自占碑的高地可运出四五万袋的胡椒。[45]占碑的种植地位于河流上游80英里处，此河虽可航行却十分危险，因此不易前往；但是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和爪哇人全涌至那里购买胡椒。

操作载满胡椒的轻舟木筏穿越内陆河川及其支流的湍急险滩，需要高度的技巧，因此欧洲人把这一部分工作留给当地居民，他们行船简直神乎其技，不过木筏也偶尔会在汹涌的河水中翻覆。幸好胡椒浆果的硬壳不怕水。欧洲人虽与下游的统治者讨价还价，但负责把胡椒送至港口的却是上游村落。欧洲人与当地统治者达成交易，确保会有人种植和运送胡椒。

曾有一度，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苏门答腊东岸因为占碑和巨港产的胡椒而彼此忍让，但这是特例。在其他地方，荷兰人的心胸就没有那么宽大了。

[1]摘自Jesuit Father de Premare写给Father De La Chaize的信，向他的君主路易十四国王忏悔，1699年2月17日，广东。Jesuits, Edifying and Curious Letters of Some Missioners, 1707, p. 96.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Astor, Lenox, and Tiden Foundations.

[2]Letter by de Premare, p. 98.

[3]Clements R. Markham ed., The Voyages of James Lancaster to the East Indies, The Hakluyt Society, 1877, p. 82.

[4]The Voyages and Works of John Davis, The Hakluyt Society, 1877, p. 146.

[5]出处同上, p. 146.

[6]出处同上, p. 147.

[7]出处同上, p. 147.

[8]出处同上, p. 147.

[9]Giles Morton, Nathaniel Nutmeg, paperback edition, Penguin, 1999, pp. 58-65.

[10]The Voyages and Works of John Davis, The Hakluyt Society, 1877, p. 140.

[11]出处同上, p. 143.

[12]William Dampier. Voyages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1729, p. 129 (Sabin Americana.Gale, Gengate Learning. New York University. Gale document number CY3803300281).

[13]出处同上, p. 129.

[14]The Voyages and Works of John Davis, The Hakluyt Society, 1877, p. 146.

[15]Anthony Reid, “Humans and Forests in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n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Richard H.Grove, Vinita Damodaran, Satpal Sangw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6.

[16]此处有误。万丹位于爪哇西北端。

[17]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in Julie Berger Hochstrasser, Still Life and Trad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2.

[18]The Voyages of Sir James Lancaster, Hakluyt Society, 1940, p. 78. 原文见Purchas His Pilgrimes，首次出版于1625年。Richard Hakluyt出版了航海日志、日记，以及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许多其他历史和地理记录。1616年去世后，Hakluyt所有未出版的资料到了Reverend Samuel Purchas手上，很可能是东印度公司第一任长官Thomas Smyth给他的。不幸的是，Purchas对卷帙浩繁的资料做了大幅删减，据说也没有好好保管。尽管如此，他仍然出版了大量资料，1905年重印的有20卷。兰开斯特日记的原始手稿已经丢失，而Purchas中不具名的描述可能出自船上一位商人之手。

[19]出处同上, p. 79.

[20]出处同上, p. 94.

[21]出处同上, p. 91.

[22]出处同上, p. 93.

[23]出处同上, p. 93.

[24]出处同上, p. 109.

[25]出处同上, p. 113.

[26]K.N.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00—1640, reprinted by Routledge/Thoemmes, 1999, p. 155.

[27]Filipe Castro, “The Pepper Wreck, and Early 17th-Century Portuguese Indiaman at the Mouth of the Tagus River, Portugal”,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2003) 32.1: 6-23.

[28]关于亚齐王朝黄金时代最好也最全面的描述可见Anthony Reid, An Indonesian Frontier:Acehnese and Other Histories of Sumatra,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4-136，他的名著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第一卷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与第二卷Expansion and Crisis (Yale, 1993)也对东南亚的贸易中心做出了极好的概述。

[29]Anthony Reid, Southea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vol. I, p. 98. 巴哈尔在亚洲各地各有不同，尤其是东南亚。在爪哇万丹，1巴哈尔等于369磅；而在西苏门答腊的明古连，1巴哈尔则等于560磅。根据Furber所著Rival Empires of Trade，在亚齐，1巴哈尔等于412磅。因此，100巴哈尔相当于41200磅。也有其他资料说亚齐1巴哈尔等于395磅。

[30]C.R.Boxer, “The Acehnese Attack on Malacca in 1629, as described in contemporary Portuguese sources” in Malayan and Indonesia Studies, edited by John Bastin and R.Roolvink, Clarendon, 1964, pp. 105-121.

[31]出处同上, p. 119. 摘自一封葡萄牙马六甲总军官Antonio Pinto da Fonseca给印度执政官的信。

[32]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I, part II,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reprinted in 1967 by Karaus Reprint Limited, p. 330.

[33]出处同上, p. 331.

[34]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I, part I,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reprinted in 1967, p.121-123.

[35]出处同上, p. 127.

[36]The East India Company Journals of Captain William Keeling and Master Thomas Bonner,1615—1617, edited by Michael Strachan and Boies Penros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2, p. 136.

[37]The Voyage of Thomas Best, edited by Sir William Foster, The Hakluyt Society, 1934,p. 52.

[38]出处同上, p. 52.

[39]出处同上, p. 52.

[40]William Dampier, 引自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vol. I, p.50.

[41]“The Standish-Croft Journal”, in The Voyage of Thomas Best, edited by Sir William Foster, The Hakluyt Society, 1934, p. 158.

[42]The East India Company Journals of Captain William Keeling and Master Thomas Bonner,1615—1617, edited by Michael Strachan and Boies Penros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1, p. 137.

[43]出处同上, p. 138.

[44]出处同上, p. 138.

[45]Barbara Watson Andaya, To Live as Brothers: Southeast Sumatra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 49.

第五章 英国人入侵

英东印公司在苏门答腊西南岸建立殖民地，当地人沦为胡椒奴工，苦不堪言。英人虽因产量不足而从未获利，却仍占据此地140年，并发现了马六甲海峡入口的良港——新加坡。

苏门答腊所产的贸易物品中，以胡椒最为重要，且量最多。它是东印度公司在当地进行贸易的目的所在，也仅此一项被公司牢牢掌控在手中；公司人员及受其保护的商人，可自由交易其他所有商品。[1]

——威廉·马斯登（William Marsden），1811年

“毫无例外，此地（明古连）是我所见最悲惨之地。我无法向各位适切地传达四周的破败荒废。自然环境的阻隔、无能的政府及一再发生地震所代表的上帝可怕的惩罚，使我等几乎找不到歇息落脚之处……”[2]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
（Sir Stamford Raffles），1818年

不同于东部群岛上的香料，黑胡椒并不局限于单一地区，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也明白，要垄断胡椒贸易相当困难。不过17世纪晚期，荷兰人似乎全力将胡椒纳入其独家掌控之下，至少在印度如此。荷东印公司军事指挥官赖可洛夫·范胡恩斯（Rijklof vanGoens）率领荷兰人在马拉巴尔海岸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夺走许多葡萄牙人的战略要塞及他们在印度的盟友，包括奎隆（Quilon）和坎纳诺尔（Cannanore）。1663年，他征服了重镇胡椒港科钦。不过征战并非完全成功，历史地位重要的港口卡利卡特便不肯屈服。势力强大的卡利卡特统治者扎莫林反而请英国人在此设立代办处。约20年后，英国人也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其他城镇开设代办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安金戈（Anjengo）及代利杰里（Tellicherry），至今这两地仍然以生产最优质的胡椒著称。荷兰人试图炮轰英国胡椒船赶走英国人，英国人则担忧：“荷兰人若下定决心将其长久以来的图谋付诸实战，以武力独占印度的胡椒贸易，未知我方在马拉巴尔海岸据点可维持多久，但我等基于对国王及国家的责任，当尽最大力量阻止之。”[3]

荷兰人虽不断攻击，却无法把英国人赶出马拉巴尔海岸。[4]1701年，荷东印公司指挥官马格努斯·维歇尔曼（Magnus Wichelman）重复了一句关于黑胡椒的名言，表达出荷兰人的不快。他写道：“胡椒是这片海岸上人人围绕起舞的新娘，她有许多爱人，即英国、丹麦、葡萄牙及苏拉特的商人……然而本公司在此项贸易中最重要的竞争者为英国人，他们在所有竞争者中势力最大，也最具破坏力。”[5]

***

虽然英国人也染指了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但是此地的胡椒贸易没有印度尼西亚来得重要。1672年的胡椒特别抢手，英东印公司的胡椒进口量大增，自印度尼西亚共计运出700多万磅的胡椒至欧洲，相形之下，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仅465000磅。[6] 9年后，尽管胡椒市场有起有落，英东印公司仍自东南亚进口了400多万磅，约占欧洲黑胡椒消费量的一半。英东印公司相当仰赖印度尼西亚产的胡椒，而如我们所知，印度尼西亚胡椒多半来自苏门答腊与爪哇的万丹。万丹正位于马六甲海峡进入分隔爪、苏二岛的巽他海峡之处，距荷东印公司令人生畏的亚洲总部所在地巴达维亚不到50英里。

万丹欢迎英、法、丹麦和中国的商人，他们也都在此设有代办处或是仓库。英国人甚至卖啤酒和葡萄酒给巴达维亚的荷兰人。虽然荷兰人在17世纪初时曾试图打击在万丹的其他外国人的贸易，然而这个港埠不但已恢复旧观，甚至更为繁荣。这里有很多中国人，在他们的聚集区排列着砖造房屋、商店、市场及一处开阔的广场，甚至还有表演歌舞的餐馆，以及其他针对外国人的娱乐设施。

1671年，英国人在此建立了两个胡椒贸易代办处，其后4年生意兴隆。到1670年代末，万丹成为荷兰人眼皮底下的自由港，而当地最大的外国代办处已为英国人所有。荷兰人虽在巴达维亚设有代办处，但其主要目的在搜集政治信息，而非买卖胡椒。荷东印公司驻巴达维亚总督科内利斯·斯皮尔曼（Cornelus Speelman）对此情况感到不满。斯皮尔曼学识丰富、工作认真，会说马来语，但也是好战而腐败的行政官，早年曾因在公司做自己的生意而被停职。在他于1681年升任公司最高阶职位前，曾任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荷兰各代办处的总监，那一带充斥着做公私双重生意的欧洲人。他也曾对南苏拉威西的望加锡（Makassar）人发动战争，替荷兰保住了这个关键的印度尼西亚香料港。这一仗恢复了斯皮尔曼的名誉，也在他的敌人心中埋下了恐惧的种子。

设于万丹的代办处是英东印公司在亚洲历史最久的据点。自兰开斯特于1602年在此设立贸易站便开始营运，后成为该公司行政层级中正式的“总督”。该公司来自苏门答腊东岸占碑及万丹本地的胡椒，大部分储存于万丹代办处。万丹的胡椒均控制于苏丹手中。不过，马来西亚柔佛人于1679年跨过马六甲海峡攻击并摧毁了英国的占碑代办处，切断了来自占碑的胡椒源。此后英国人几乎全靠万丹供应胡椒，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巴达维亚就距此不远。

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对万丹的英国代办处向来没有好感，斯皮尔曼奉派至此后，这种憎恶更是有增无减。1681年，年迈的万丹苏丹与儿子打起内战，斯皮尔曼立刻把握机会除去荷东印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对手。

在1682年苏丹父子争夺万丹控制权之战中，苏丹围城时，苏丹的儿子与数百名手下躲在城中的堡垒里，与外界隔绝。在遭炮轰的英国代办处或仓库里，一名吓坏了的商人担心荷兰人如果来到万丹，战争情势定会逆转，因为荷兰人支持苏丹的儿子。这名英国商人写道：“据说荷兰人正在派出更多援军，若他们的人登陆，取万丹则有如探囊取物。战争左右着我们的命运，代办处陷于危险之中。我们小心防卫并密切注意，人人均手持毛瑟枪还有其他能取得的武器。在如此态势下，我们等待着敌人突然（但可怕的）袭击。”[7]

荷兰人果真攻下万丹，制伏了老苏丹的部队。上述无名英国商人观察到，荷兰人“很快击溃所有爪哇兵，并被老苏丹的儿子迎入城堡（其父的军队围城，给他极大压力，当时他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们立刻升起荷兰王国的旗帜，以及未被老王部队摧毁的东西。那天他们到处放火，再以胜利之姿行进至城内各角落。我们紧闭代办处大门，未招致他们的骚扰；法国人、丹麦人和中国人也同样如此……”这些外国商人或许早已知道，荷兰人不会容忍他们出现。

新登基的年轻苏丹是荷兰人的傀儡，很快便下令英国人和除荷兰人以外的其他欧洲人离开万丹。英国人被要求离城，并“尽快把我们的商品搬上船离开”。他们匆忙聚集还来得及拿的东西，封闭代办处，里面留下的商品价值22000西班牙银圆（Spanish real，又称为piece of eight，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流通最广的货币，相当于0.0255千克的银，与葡萄牙金币等值）。前述英国商人写道：“公司历史悠久的万丹代办处就此终结，英国人曾在此落脚，持续进行贸易达70年。我无法说他们离开那里时有如汉尼拔（HannibalBarca）[8]告别非洲，既怨天又尤人，并因为有所不察而诅咒自己；然而，他们埋怨那些国王，对其国家的守护者与君父（我这样称呼我们自己）忘恩负义。英国人为其君父，当地居民一般均承认如此，且这并非浪得虚名，因为英国已以贸易使该国富裕。”此文中的观点，带有殖民者上对下的父兄思想，在其后的数百年间，英国便是以这种扭曲的观念，合理化其帝国主义统治的。不同于荷兰人，英国人喜欢以施惠者自居，想以贸易泽被他国，这也反映了兰开斯特在替英东印公司首航亚洲时所携带的伊丽莎白女王信函中的态度。

荷兰人采取措施，确保万丹再也不会威胁到其商业利益。在荷兰人掌控下，所有在苏门答腊南部和其他地区的苏丹领地上种植的胡椒，都必须以合约价卖给荷东印公司，而苏丹每年必须进贡100巴哈尔（约37000磅）胡椒给该公司。万丹成为荷东印公司最大的胡椒供应地，也像是臣属国。荷兰人在此兴建斯皮威克堡（FortSpeelwyk，为纪念斯皮尔曼而命名）。这座壮观的城堡城墙又高又厚，有护城河围绕，并架设了48门大炮。苏丹则一直由约130名荷兰士兵组成的卫队“守护”，卫队就驻防宫中。荷兰海军军官斯达弗里纳斯曾担任该公司贸易船的船长，他观察入微地记下：“这支卫队表面上保护国王本人，防止所有不利企图；但实际上是让他受公司控制。”[9] 1769年，斯达弗里纳斯由巴达维亚航向万丹，在万丹装载了购自苏丹的约120万磅黑胡椒及3000磅白胡椒。他写道：“其（指苏丹）子民无论地位高低，若未知会荷兰卫队队长，也都不许近苏丹的身，其子也不例外。有关国王访客的消息，大门守卫会通报队长，队长经常再转报斯皮威克堡的指挥官。爪哇人和万丹人一律不准在堡内过夜。”

万丹位于足供许多大船安全停泊的港湾底端。和亚齐一样，这个爪哇城也隐身于椰子树丛之间，房屋则四散在森林里。

荷兰人一接管万丹，英东印公司自东南亚进口的胡椒量立刻大减。新继位的苏丹不但让荷兰人独享万丹贸易特权，还给予荷东印公司对楠榜胡椒同样的权利。楠榜位于苏门答腊南部，接近巽他海峡。至此，英国人势必得在印度尼西亚另寻胡椒港。荷兰人已透过中间人谈妥了占碑及巨港的胡椒独占合约，巨港是苏门答腊东海岸的胡椒盛产区，邻近占碑，因此英国人无法进占苏门答腊东岸。出于国家尊严及赚钱的欲望（其中部分获利经由“私人贸易”进入个人口袋而非公司），英国人不可能完全撤守，任凭荷兰人掌控印度尼西亚的胡椒。在英国人眼里，荷兰人占领万丹是荷东印公司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征战后又一次赤裸裸企图独霸胡椒贸易的尝试。英国人有很大的利害关系牵涉其中：在交易量上，胡椒的市场远大于任何其他香料，况且英东印公司是为胡椒而创立的，更有感情上的意义。

被逐出万丹这件事给英国人上了宝贵的一课：如果打算在印度尼西亚另设代办处，最好兴建真正的堡垒。[10]虽然沿香料之路的其他地方，像圣赫勒拿、孟买及马德拉斯（Madras，今印度金奈，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即在此）等地均建有英国堡垒，但是大多数的英东印公司代办处仅雇用几个人。荷兰人的代办处则有士兵守卫，在东边的香料群岛建有堡垒，在巴达维亚更盖起一座大城堡。英国人若有意在香料及其他日益增长的商品——例如茶——贸易上保住一席之地，必得兴建堡垒、雇用士兵，这代表大笔的开销，尤其考虑到英东印公司的财务不稳，因此更是难办。此时是英东印公司历史的转折点：商业开始让位给殖民主义。

英国人并不认为苏门答腊西南岸的明古连港（Benkoolen，今明古鲁［Bengkulu］）这个位于帕里亚曼南方约300英里的偏远殖民地，是值得耗费巨资兴建堡垒的地方，可是受到荷兰人诸般行动所刺激，此地变得与英东印公司的命运密不可分。1684年，波士顿人伊莱休·耶鲁（Elihu Yale）[11]替该公司在印度马德拉斯工作时，曾短暂管理过这个港口，从这里派遣船只至苏门答腊载运胡椒。他派出两名公司职员，一是当过士兵及教师的拉尔夫·奥德（RalphOrd），一是威廉·考利（William Cawley），到亚齐去与女苏丹莎琪亚·乌汀·伊娜雅（Zaquiyat un-udin Inayat）洽谈，在当地重新设立代办处。女苏丹诚挚地接待了这两名英国访客，并客气地聆听他们的请求，但她似乎对他俩头上戴的假发更感兴趣，问奥德能否把假发拿下来。他照做了。

这位女苏丹的立场与前人一致，十分在意亚齐的独立地位，不同意在她的领土上出现一座砖造的英国堡垒。她对奥德和考利说，即使马德拉斯的总督在她的王宫堆满黄金，她也不会允许兴建堡垒甚或砖造的房屋。她明白，永久性的建筑物会成为侵略的基地。女苏丹告诉他们，用原木和厚木板建造的堡垒是她允许的“最大极限”，这显示出欧洲人对苏门答腊的入侵所引起的焦虑。不过那两人此行并非一无所获。

在奥德和考利拜见女苏丹之际，来自帕里亚曼和西岸其他种植地的一群首领也刚好在亚齐。英国人运气很好，这些首领来此是为请求女苏丹保护他们对抗荷兰人的。机不可失，首领们立即请英国人在他们统治的土地上设立堡垒抵御荷兰人，他们则回报以胡椒专买权。这一提议当然会被接受。经过安排，耶鲁领衔作为英东印公司主谈判官，在马德拉斯签署协议。不过在前往帕里亚曼的船队开航前一两天，该公司获明古连统治者之邀在当地设立代办处。英东印公司驻马德拉斯的高阶人员很可能接受了这项邀请，因为荷兰人已派人马占领了帕里亚曼。

或许是因为不想与荷兰人正面对抗，使得明古连对英国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可是就算地理上隔绝，也避不开荷兰人。苏门答腊南部所有港口都在荷兰人控制的万丹和巴达维亚可及的范围内。明古连也邻近万丹的主要胡椒供应地之一——西列巴（Silebar）。

荷兰人虽阻挠英国人在明古连以北几个西岸村落设置据点，但是英国人锲而不舍，终获成功。1685年，他们在明古连设立了西苏门答腊营运基地，又兴建了马尔伯勒堡（Fort Marlborough），一待便是140年。讽刺的是，被称为“约翰公司”（John Compnay）的英东印公司，直到最后才懊悔占领了明古连。

波士顿的黑胡椒商人耶鲁曾主导在帕里亚曼兴建堡垒的谈判，可惜功败垂成，他后来成为马德拉斯的省长兼总督。他还把私人贸易账户赚来的钱拿出来，捐给了耶鲁大学。他从未到过苏门答腊，可是曾参与了1688年在亚齐设立代办处。1692年他在马德拉斯遭革职，并因个人与亚齐进行贸易谋利而获罪下狱。出狱后，他再度以个人的名义在马德拉斯经商，最终在1699年离开印度。

在英国人首次来到明古连多年后，公司董事们写道：“本公司总裁及圣乔治堡（马德拉斯）委员会违反我们指定在帕里亚曼设据点的所有命令，犯下一项致命且无比遗憾的错误。因为他们的突发奇想，派出我们的船，耗费人力、金钱及如此多的人命，在明古连这般不适宜之地设据点。他们听闻明古连有更多胡椒，此事在我们拟定关于帕里亚曼的指令前已非新闻；但我们避开那里及靠近其他西列巴之处，因为距巴达维亚太近，根据过往经验，知道那些地方不适宜，因此我们刻意以帕里亚曼为主要据点，且首先便要做得如圣乔治堡那般安全及牢固。”[12]

***

若说亚齐有如伊甸园，那明古连则只能说是仿佛地狱。这个村落偏远、潮湿，又有危险的海浪使船只难以靠近，英东印公司选择此地为印度尼西亚的基地实属不幸。约克堡（York Fort）建于明古连河近河口的小丘上，周围是瘴气滋生的沼泽地。没过多久便不得不找囚犯和当地工人在两英里外另觅更合适的地点，然而新建的马尔伯勒堡盖得很差。另一方面，明古连长期缺乏军事补给，少有英国士兵愿意驻防。英东印公司请来南苏拉威西的布吉人（Bugis）、印度士兵及信奉基督教的葡萄牙人后代托帕兹人（Topazes）充实其小规模的军力。有一度他们甚至考虑用马达加斯加的奴隶做士兵。

兵员少使得马尔伯勒堡不易防守，曾有两次被迫弃守。一是在1719年，饱受虐待的印度尼西亚人攻击仍未完工的马尔伯勒堡，并放火烧城，把英国人赶到港湾中的东印度公司船上；另一次是在1760年，英国人无法召集印度尼西亚人，只得羞耻地向法国准将德斯坦爵士（Comte d'Estaing）率领的分遣舰队投降。疾病很快击倒了德斯坦的150名海军士兵，仅数月后他便弃守了这一据点。

明古连又回归英国所有，但英东印公司的主管们无法恢复秩序。学者出身的公司职员威廉·马斯登在1771年至1779年曾住在明古连。他在其史诗般的苏门答腊史中记载，他们发现“许多胡椒园已成废墟，人民惶惶不安，很多人不愿种植”[13]。莫科莫科（MokoMoko）的苏丹是明古连北边某地区的重要首领，他也下令摧毁他的领土，于是明古连和西列巴的胡椒园都毁了。

明古连从一开始就死亡无数。在贸易据点设立不过4个月后，疾病已如野火燎原般传播。派驻于此的人，其绝望之情从他们的信中可见端倪。1686年至1690年主管明古连殖民地的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e）在致马德拉斯英东印公司长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因为生病，全都无法相互帮忙，在众多人之中，身体无恙者不超过30人。”[14]他向身处明古连北边的殖民地因德拉普拉（Indrapura）的拉尔夫·奥德透露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我们每天都有人死去，目前正处于最惨的状况，因为既无人挖坟墓埋葬死者，也无人将死尸抬出城外。”[15]奥德回信称，因德拉普拉的情况同样凄惨。他说：“很遗憾听到贵处疾病横行，不过此地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糟。这里的黑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有的已死，很多濒临死亡，其余全都无法做事……”[16]奥德是明古连英国殖民地的创立者，1686年死于帕里亚曼，传言他是被荷兰人毒死的。

除了这些濒死及生病的人，殖民地管辖者还一直担心荷兰人会来攻击。布卢姆曾请求塞布拉（Seblat）附近的一位拉者（rajah）[17]给予支持，塞布拉是明古连以北约70海里的一个胡椒种植区。布卢姆是这么写的：“对我方在此首设的殖民地，邦主曾保证无论何时，只要情况需要，必定给予支持及协助。因而此刻，虽一如过去从未发生状况，但邦主是否重诺，眼下需受到考验。因荷兰人及爪哇人正来至西列巴，且必然图谋攻击此地，以邦主之英明……在下期待您尽速驰援，因您当前现身于此的需求……比任何时刻更为殷切。”[18]尽管荷兰人确实就在附近，不过他们从未攻击明古连。

尽管牺牲了不少人命，但这个新殖民地仍然勉力维持下来，其南北两边的驻扎地（residency）[19]也成为英国的领土。然而明古连的生活十分苦闷，没人想深入可怕的山区和危险的丛林。住在所谓外驻扎地、每年必须去视察胡椒园的人，都很怕这项任务。在英东印公司的职员中，许多人都要借助酒精的力量熬过这些日子。1716年7月，马尔伯勒堡的19名“约聘”文职人员，共喝掉“74打半葡萄酒（以红葡萄酒居多）、24打半伯顿麦芽酒（Burton Ale）及淡啤酒、两大桶（每桶105加仑）又42加仑马德拉（Madeira）白葡萄酒、6大瓶设拉子酒（Shiraz，一种波斯酒），还有164加仑果阿酒（棕榈酒）……”[20]单是这些酒的账单，据说便已高于1716年西苏门答腊出口的胡椒总值。

要招募人员驻派偏远又有死亡陷阱恶名之地并不容易，所以马尔伯勒堡中有不少卑鄙之徒也就不足为奇。海盗出身的丹皮尔曾于1690年在明古连待过5个月，担任堡内的炮手，他形容1690年至1692年的“首领”詹姆斯·索登（James Sowdon）是个可憎的暴君。丹皮尔说，索登“对下属如此傲慢及残忍，管辖马来亚（Malayan）这一带如此草率。在性情如此粗暴野蛮的人之下……我很快便对他感到不耐。像此种品格的人，我不想提及他的姓名，也不想以其个人故事来填满纸张；之所以昭告，乃因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尤其为了尊贵的东印度公司应得知其代办处的种种恶行”[21]。

有些管辖者的行为无法无天，严重到遭停职及下狱。副总督理查德·法默（Richard Farmer）在1718年便是如此下场。1807年，愤怒的马来西亚人砍下了驻扎地管辖者托马斯·帕尔（Thomas Parr）的头颅，因为他企图解散布吉军团——由南苏拉威西难民组成的所谓国家保卫队，又强迫居民种咖啡。就连较人道地对待当地居民、评价还不错的管辖者约瑟夫·科利特（Joseph Collett）也不免像是典型的英国殖民者，把辖区的人当小孩看待。科利特1712年至1716年担任明古连副总督，他在一封信中自夸：“我对待他们就像聪明人对待老婆，对小事很好讲话，但是对大事立场非常坚定。”[22]

科利特在明古连一天的生活，从7点左右的美味早餐开始，以面包夹黄油搭配受欢迎的中国红茶普洱茶。接着一直工作到中午，然后吃煮熟的鸡肉、鸽子、虾、蟹或小龙虾，“均属同类中的上品，或是进一些美味佳肴”，再“用大酒碗畅饮一番”。抽完“帮助消化的烟斗”后他就回去工作。“若发现挪得出时间，我便4点钟外出骑马或散步，直到6点。骑马时会有骑兵护卫队伴随，并有英国国旗前导。另有一支布吉人组成的步兵护卫队，通常都会与我同行。”[23]布吉人是西苏门答腊的英国人为监督胡椒农特别招募而来的，他们以善战著称，所以也权充士兵。

其实科利特不论到哪里，都有卫兵护驾。他说：“我散步时，会有4人带着喇叭枪开道，布吉护卫队殿后。若我在外用餐，或是要外宿（我尚未这么做过），那时卫兵人数便会增加。”

科利特6点关闭办公室，回家“再坐下来，然后吃晚饭。抽一两斗烟，愉快地喝上一杯酒，再进内室，或是处理公务，或是做就寝前想做的事。我自己有两名仆人和两名奴隶，其中之一还是女性，不过并非哪个国王所赠……为避免丑闻，我让她在另一个家庭替我工作，熨衣服等等，但是从不曾让她进我的住处……邻近我们城堡的马来人城镇，有七八百栋住满人的房子”。

当科利特坐着，由仆人及奴隶服侍享用他讲究的餐食时，所谓英国驻扎地的当地人却在挨饿。英国人的政策便是让他们吃不饱，这样的对待始于强迫他们种植一定数目的胡椒，终于以合约价出售胡椒。

明古连创建后仅10年，位于伦敦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英东印公司总部的高层人员即已知晓，苏门答腊西南部的胡椒贸易有待整顿。亏损一年比一年大，修筑城堡和雇用士兵的花费也无法抵销，这项业务最终只是在掏空公司的财务。明古连的高层在压力之下，决定实行无异于奴隶制的强迫种植法来增加产量，并确保定期、稳定的供应量，以改善公司的营收账目。结果是土地一部分作为保留地，一部分作为种植园，这对苏门答腊西南部的人民是一场灾难。当地原本仰赖上游村落的家庭栽种胡椒藤及照顾胡椒园。通常由男性铲除丛林树木，开辟胡椒园，妇孺则负责种植及采摘，然后由妇女将胡椒卖到当地市场。[24]

英国人大大破坏了这种农作制，甚至危害了西苏门答腊的社会结构。他们直接与地方首领交易，敲定需交出的胡椒数量。1695年，当地首领同意“要求其人民每年栽植2000株胡椒藤，并协助英方人员，确保合约条件获得履行”[25]。16岁以上的未婚男子，必须种植已婚男性半数的胡椒。然而，这些强制的配额未能达成，于是在1724年减为每一户必须种1000株，单身男子500株。工作量多到难以承受，因此许多单身男性因为不愿面对娶妻后种植量增加一倍的可怕负担，干脆离开村子。很多史学家都提到，在英国占领苏门答腊西南部期间，单身女性人口数远多于单身男性。已婚妇女则发现，由于英国人认为女性不宜从事胡椒买卖，她们在当地市场出售自家种的胡椒，也不再受欢迎。

未能达成配额的家庭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男女都会遭到罚款或被关进监牢，而且几年下来，处罚益发严酷。胡椒并非活命所必需，可是早在1690年，在明古连据点设立才5年后，丹皮尔便见到两名首领身陷囹圄，“无其他理由，只因未能依总督吩咐，将一定数量的胡椒送至堡里”。

当地居民仍然必须种稻米才有饭吃。那些年，英国人对胡椒的需索，导致居民拼命努力达到胡椒配额，以致疏于种植粮食，米粮奇缺，人民徘徊在饥饿边缘。英东印公司明古连的一位高阶人员在1741年记载：“……缺米缺到当地前所未有的程度，迫使人民离开居所，徒步六七日，至内陆购买家人所需粮食。许多人长达数月除树根树叶外无物可吃，所经历的苦况几乎难以用笔墨形容。”[26]

英国人念兹在兹的是赚钱，然而就算加倍使力，强迫当地人种植更多胡椒，公司却一直赔钱。1755年，当胡椒收成再次令人失望时，英东印公司发出一封标准急件公函，抱怨资金流失。公司高层致马尔伯勒堡：“……就公司利益而言，增加对胡椒的投资乃是关键所在，若每年无法买到至少两船的数量，纵使十分用心及节约，省下开销，我们仍确信，在西岸的殖民地将是公司资产持续的负担……”[27]

在伦敦的英东印公司人员施压，要求更频繁地视察明古连驻扎地，以确保生产能够达到足额。可惜效果不彰，苏门答腊西南部的胡椒事业仍未赚到钱。英东印公司基于国家尊严，又不愿将此区域拱手让给荷兰人，因此年复一年地仍留在苏门答腊。

公司高层始终相信，是当地人由于天生懒惰才未能种植出足够的胡椒。由马尔伯勒堡寄出的信函，充满对怠惰懒散的“马来人”的指控，并扬言对顽强分子将采取惩戒行动。1746年，驻马尔伯勒堡的公司高层声称：“曼纳（Manna）及莱斯（Lais）的居民（对种胡椒）实在疏忽怠惰，因为马来人顽固、无知，要让他们懂得自身利益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根据经验发现，各位长官一向建议的慈悲宽大，对如此未开化的本性不起作用。我方极有必要，对最不配受善待者，采取一次严厉的行动。”[28]

同一封信里叹道，有几个布吉兵离职回乡。“据说他们在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马拉巴尔海岸或其他地方为荷兰人所用时，是勇敢、可信赖的人民，然而在这里与马来人混居，很快便感染了懒散、无所事事的性情，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如此。”

甚至学者威廉·马斯登——他学习马来文，也是较有同情心的观察者——也提到“当地土著天性懒惰”，虽然他至少承认种胡椒带给当地人的“好处很小”[29]。马斯登注意到，英国殖民区支付的胡椒价格相当低，“每人每年所得不过8至12美元……”他把价格过低归咎于明古连位置偏远，并指出在苏门答腊的其他地方，胡椒的栽种较为成功。他写道：“岛上北部诸国人口众多，港口佳”，他指的是沿苏门答腊西北岸纷纷兴起的胡椒港，“人们发现，它们较为独立，除了与私人贸易商谈好的交易条件外，拒绝以任何其他条件耕种胡椒园”[30]。

中国和其他东方商人乘船前往苏门答腊西海岸并不容易，因此打消了到明古连采购胡椒的念头。少了竞争，英国人便可以低价买到胡椒。英国人确曾试图吸引中国人来这里聚居，将此作为他们在巴达维亚以外的另一个移民地。[31]明古连虽然从未成为中国商人的重要目的地，当地却有一个“中国商场”、一些茶馆及其他商铺。在约瑟夫·赫洛克（Joseph Hurlock）1746年至1752年任明古连总督期间，英国驻扎地生产的胡椒大多销往中国而非欧洲，直到1750年代才恢复对欧洲的出口。

英东印公司人员不会想到，是他们错误的政策造成了公司在明古连面临的难题。为提高产量，他们想到把山区居民迁至沿岸地区去种胡椒的“高明”主意。公司高层在1754年写道：“该国人口稀少，强烈建议同仁鼓励山区民众前往海边定居。我们一直在与两位首领协商，他们保证将把五六百户的村民带下山。”[32]

当迁居的结果仍是徒劳无功时，又出现了“更高明”的主张：在明古连改种更值钱的来自班达群岛及摩鹿加群岛的肉豆蔻和丁香。想要打破荷兰人独占香料贸易的竞争者都抱着这个伟大的梦想。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曾密谋自东边的香料群岛盗取树苗到别的地方种植。最后，法国独臂人皮埃尔·普瓦夫尔（Pierre Poivre，即PeterPepper，这的确是他的真实姓名）成功地在1750年代盗取了树苗，走私肉豆蔻和丁香至毛里求斯岛（Mauritius）。普瓦夫尔原是传教士，后成为植物学家，撰写过最早的森林保护著作。[33]他也是前往亚洲探险的欧洲人之一，出身里昂富有的丝绸商家族，曾在1664年成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工作。年轻时他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过中国及东南亚，后来在巴达维亚的某次战役中失去一条手臂。1760年代，他是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Réunion）的管辖者。胡椒商在前往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途中，经常造访这两个岛屿。

英国人在1796年短暂地从荷兰人手里取得摩鹿加群岛控制权时，有了机会自香料群岛移植肉豆蔻和丁香树苗，他们把树苗带到西苏门答腊。之前在明古连试种这两种香料都失败了，如今可以大量搬运种苗，而不必担心荷兰人报复。虽然试种成功了，1811年至1816年，约有42390磅肉豆蔻及6155磅丁香由明古连出口至印度和英国，但是自香料群岛取得种苗，加上在明古连开辟种植地等的成本，仍是入不敷出。直至英东印公司结束在明古连的业务的最后一刻，马尔伯勒堡的人员仍希望在公司及私人园地里种植的肉豆蔻及丁香可以挽救这些驻扎地。

当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及他的第二任妻子索菲娅（Sophia）于1818年抵达明古连时，情况尤其糟糕，这位新任副总督对举目所见的种种大感震撼。强制种植制长期未能达到公司的要求，苏门答腊西南部的人民已深受折磨。莱佛士刚到明古连不久，便致函伦敦的公司董事：“此地人口目前遭本驻扎地管辖者之奴役，不下于西印度群岛的非洲人受其奴隶主的奴役，差别只在于前者对本地人民不具永久所有权，对其劳役也仅有一时的兴趣，这是导致当地人受到严刑压榨的极大诱因。”[34]

莱佛士见到一个绝望、人口流失的国家，立即归咎于公司严酷的政策。他写下：“我难以向可敬的各位传达此一制度造成的人口流失后果。该国几已成为无人之国，所余人工须承担脱逃者的额外工作，几近丧失所有人的尊严及气力。若未达到规定的栽种量，或是交不出定量的胡椒，就会遭到驻扎地管辖者的任意体罚或是其他惩处，而不必上报明古连的最高首长。简言之，此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政府近期必须以庞大开支，自孟加拉（印度）买米来养活这些可怜人。在如此制度下，何来活力或勤奋可言！”[35]

莱佛士主张废奴，他尤其为明古连的奴工感到难过，在信的最后，他急切地“为不幸的非洲人”请命，并说：“我指的是公司的公有奴隶，其中有男有女，也有幼童，目前在此殖民地超过200人——他们大多生于明古连，属东印度公司原先购买的奴隶之子女。他们至今被认为不可免于此地的劳务，却被认为比自由工人更快乐。我绝不赞同这些观点。他们被用于装卸公司船只及其他粗重工作，那些工作应交由自由工人从事。他们的道德无人关心，许多人放荡堕落：妇女与囚犯胡乱交媾，目的（如工头对我所言）在于‘维系族人血脉’，孩子则任其自生自灭于原始、罪恶及悲惨状态中。”

总算有一名有智慧、有思想的英东印公司人员来到西苏门答腊，并看到了英国人这种制度的邪恶。莱佛士以其特有的干劲，以及对“自由”帝国主义的忠诚，即相信“开明”的英国人的照顾对那些原住民是最为有利的，他废除了西苏门答腊的奴隶制，建立新的“自由”种植胡椒制，不过不种胡椒的当地人，仍须每年上交两美元（这对他们是很大的数目），要不然就得向英东印公司的库房交出50磅胡椒。[36]

莱佛士以教育家般的热忱，着手改革明古连各驻扎地：修订有关债务人的严苛法律；换掉南方殖民地来的英国籍人员，以布吉人取而代之；废除斗鸡；撤销禁止男子佩带波状刃短剑的规定。兰开斯特在1602年曾收到一把苏丹赠予的短剑。独立商人查尔斯·洛克耶曾到过苏门答腊，他在1711年写道：“马来人工作或游乐时，除非腰带上系着裸露的短剑，否则就不算着装妥当。他们出门在外，除了短剑，手上也会拿着刀、小圆盾或其他武器。”[37]直到当地首领告诉他不准露出自己的武器是一种耻辱，莱佛士才知道了这个习俗。

莱佛士在明古连的事迹，是英东印公司统治西苏门答腊140年的悲惨历程中一个美好的脚注。虽然他赞同帝国主义，但是他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是真正关心的，这在英东印公司的职员中已十分难得。他的传记作者之一项美丽（Emily Hahn）写道：“他的人格中，人道主义原则占很大的比例，这一点帮了他。他为帝国主义模式提供了好的借口，他的出现或多或少地恰逢大英帝国与英东印公司利益趋同之时。或许正因如此，他和之前扩展英东印公司海外势力的那种人不同。”[38]

莱佛士对印度尼西亚并不陌生。他曾任爪哇总督将近5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自荷兰手里抢得爪哇的。直到法国战败前，英国始终控制着爪哇岛，战后才还给荷兰，莱佛士也因而卸任。这一奇怪的局面缘于英国人对法国帝国主义的忌讳，多于对荷兰的不信任。明古连在某些地方类似爪哇，莱佛士在爪哇就致力于推翻荷兰人的强制耕种制及其他恶劣政策，建立较人道而公平的政府及工作制。

莱佛士低微的出身使他不太可能获封爵位。他于1781年生于牙买加海岸外的一艘小船上，父亲是清贫的船长。他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在14岁时勉力找到英东印公司小职员的工作。随后10年，他凭借勤奋好学、聪明才智和出色的社交能力，一步步往上爬。1805年，年轻的莱佛士幸运地奉派至马来西亚西岸外的槟城（Penang），英国人称之为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替新任总督做事。英国人希望此岛可成为重要的胡椒殖民地，并取代马六甲，可惜收益始终不见起色。（其实英国人要整补船队，购买胡椒、蒌叶或别种商品，亚齐的地理位置远比槟城好。英国人在1762年向亚齐国请求设置贸易据点，可是一再遭到拒绝，之后才在1786年建立槟城。）

力争上游的莱佛士在槟城学会了马来话，而公司的其他人员连学习意愿都很低。他成为经营这个殖民地不可或缺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大声疾呼，反对把马六甲居民迁至槟城，赢得印度总督（Governnor-General）明托伯爵（Lord Minto）的支持。槟城的市政委员会原打算把马六甲人全部迁来，并摧毁马六甲城，希望借此让槟城繁荣起来。莱佛士说服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1810年，明托伯爵要莱佛士去马六甲搜集关于爪哇的信息，并协助策划进攻爪哇，赶走当时具威胁性的法国人。15年前，法国攻打并占领荷兰时，英国人自荷兰人手里夺走了马六甲。现在英国人怀疑，法国舰队停靠在爪哇，会利用爪哇作为攻占印、马的跳板。明托伯爵曾拦阻了法国攻击印度的计谋，轻松地把法国人赶出马达加斯加外海的毛里求斯及留尼汪岛，他想在爪哇如法炮制。

在马六甲，借由马来西亚的著名文学学者阿卜杜拉（Abdullahbin Abdul Kadir）之笔，我们得以再一窥莱佛士。大约13岁时，阿卜杜拉从莱佛士那里获得了一个办公室抄写员的工作。他年纪虽小，却已经靠抄写《可兰经》经文和讲授教义赚钱了。他对莱佛士及其第一任妻子奥利维娅（Olivia）甚为着迷。阿卜杜拉在其自传《阿卜杜拉传》（The Hikayat Abdullah）里提供了对莱佛士最深情的描述。

“至于莱佛士先生的体型，就我所见，是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眉头开阔，代表体贴用心及思虑周到；头圆、额头凸出，显示有智慧；头发是浅褐色的，象征勇敢；耳大，表示乐于倾听；眉毛浓密，左眼因有缺陷会流出少许泪水；鼻梁挺直，脸颊略凹；嘴唇薄，反映口才佳；舌软嘴阔；颈细；肤色不甚白皙，胸膛饱满，腰部瘦削；走路有点驼背。

“至于他的性情，我注意到，他看起来总是若有所思。他擅长以友好的方式，向人表达该有的敬意。他对每个人都保持适当的尊重，讲话时会用适当的称谓。此外，他极为擅长结束不投机的对话。他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对穷人很慷慨。说话时面带笑容。”[39]

莱佛士喜欢搜集动植物，不管到哪里，都会搜集出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阿卜杜拉说，他在马六甲出“高价”，要马来西亚人去寻找“天上、地下、海里，还有高地、低地和森林里的生物，会飞会爬的东西、土壤里生长发芽的东西，所有均可换得现金。也有人拿马来文手稿及图书过来，我不记得这种文本有几百件。仿佛历代的马来文学，我们祖先的财产，全都自全国各地拿来出售”[40]。

莱佛士在苏门答腊同样热衷于探险活动，在嗜好上投注了全部精力。他很可能是英东印公司纯为个人兴趣而深入苏门答腊内陆的第一人，他也希望造访一些据说敌视英国人的内陆村落。先前在爪哇，莱佛士曾以帝国式的大排场从事探险，他希望在苏门答腊也这么做。抵达明古连后不久，他便与夫人及数名当地职员出发前往南边的英国驻扎地。有50名脚夫搬运他们的粮食和行李。

由英东印公司出资、在伦敦发行的一家报纸，赞誉他们为期三周的远足是对一个“蕴藏大量贵金属”的富裕岛屿的伟大“发现”

之旅。《亚洲日报》（The Asiatic Journal）热切报道：“我们迄今对苏门答腊所知有限……欧洲人的据点全设于沿岸，从未深入过内陆。所有想要进入内陆的尝试，均被视为危险之举，没有欧洲人愿意前去。内陆居民被视为野蛮人，内陆山脉无法攀越……总督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他亲自出马开路。此行获得圆满成功。”[41]

这家英东印公司的报纸估计，苏门答腊人口超过100万（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但可能是莱佛士本人提供的），并且忠实地报道，在总督看来，只要“一点鼓励，就能在苏门答腊发现远多于英人可得自爪哇的资源……”莱佛士强烈盼望“拯救”苏门答腊，以免其落入荷兰人之手，但并未成功。还有谁会愿意看到苏门答腊变成英国的殖民地，以从荷兰人手上获救？莱佛士曾经宣称：“苏门答腊无疑应在单一欧洲势力的影响之下，而此势力非英国莫属。”[42]尽管英东印公司不同意与亚齐的苏丹谈判条约，莱佛士却谈妥了保证亚齐独立的条约。此约是他针对保住英国对马六甲的控制所计划的行动之一，马六甲海峡是从印度到中国最快的海上航线。亚齐在海峡的一端，另一端是新加坡。1819年，也就是新加坡成为英国自由港的那一年，亚齐苏丹签署了保证英国与亚齐“防御同盟”的条约。条约中规定，在未获英国同意前，亚齐不得让外国人居留或与外国缔约，同时允许英东印公司在亚齐的所有港口进行贸易。

莱佛士似乎拥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探索苏门答腊，也在众多的书信里记述造访南方驻扎地的见闻，其妻在他死后出版了这些信件。信中的他，不像是致力于扩大英王势力的英东印公司人员，反而像是一个用心的旅行者在探索及报道周遭的景物。

他在写给最喜欢的通信对象之一——萨默塞特公爵夫人（Duchess of Somerset）的信中说，经过多日辛苦的翻山越岭、穿越河床后，“我们的视野大开，来到我所见最美好的国度之一……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辽阔的露天剧场，四面群山环绕，高度有10000至12000英尺。我们脚下的土壤肥沃到难以形容，放眼望去尽是繁密茂盛的植物”。莱佛士虽满腔热血，但并不避讳旅途中的各种艰辛。“在勒布塔普（Lebu Tappu）用过早饭后……接着来到名为普洛勒巴（Pulo Lebar）之地，我们预定在此过夜……到夜里，我们被一群大象走过的声音吵醒……幸好它们和我们还有些距离……

“我绝不会忘记在经过森林时受到水蛭困扰所造成的不便。水蛭会进到靴子和鞋子里，吸饱了血；到晚上，替我们遮风避雨的叶子上也会掉下水蛭。早上醒来，我们发现自己满身是血，水蛭是我们还没准备好如何应对的侵扰者。”[43]纵使有这些“不便”，这对坚毅的夫妇并没有放弃，反而每天都坚持跋山涉水毫不轻松的行程。

莱佛士一行人离开普洛勒巴，走了约12个小时才抵达下一个目的地，那是一路上最难走的日子之一。莱佛士说：“今日和昨日都不见丝毫人迹或耕作迹象，整个大自然得以不受干扰地做自己的主人。从各个方向都有象的足迹来看，动物王国里似乎唯有大象们探究过森林的幽深处。

“不过我们一路走得相当顺利，虽然偶尔不免感到疲倦，但是无人抱怨。莱佛士夫人真是女中豪杰。现阶段唯一不便之事，便是夜里大雨倾盆，雨水自各个方向穿透我们以叶子搭建的住处，淋得大伙儿全身湿透。我们现在超出补给范围已有两日的路程，许多苦力都已脱队。有人非常疲惫，我们开始希望旅程尽快抵达终点。不过我们还是设法用剩下的禽肉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也有充裕的米饭和红酒，我们对伙食没有怨言。”[44]

世上最大的花

莱佛士和陪同他们夫妇的外科医师兼博物学家约瑟夫·阿诺德（Joseph Arnold）在普洛勒巴碰巧见到了植物界的奇迹：全世界最大的花。莱佛士写道：“此为整个旅程中最重要的发现。这是一朵巨无霸花，我再怎么形容也表达不出它大到什么程度。它恐怕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壮观的花，与所有其他花差异甚大，以致我不知该用什么来做比喻。此花的尺寸将令你吃惊：花瓣最宽处的长度超过一码，花心宽九英寸，深也有九英寸；估计里面能装一加仑半的水，整朵花重十五磅。”[45]

莱佛士确实看到了一种目前濒临灭绝的花。无意间发现这种奇特的植物，想必是很特殊的经验。此花重20至24磅，直径介于36至42英寸。它有如一幅巨大的波普艺术作品，被某个鲁莽的艺术家放在森林里，虽引人注目但并不好看。它是寄生植物，必须靠寄主植物提供水及养分才能存活。莱佛士能够发现它算是幸运，因为一整年里只有八天花蕾会绽放，花朵达到最大尺寸。那短暂的时间一过，它就枯萎得像是快凋谢的兰花。这种花叫莱佛士花（Rafflesia）[46]，以纪念发现它的莱佛士。不过此项荣誉应该属于路易·奥古斯特·德尚（Louis Auguste Deschamps），这位法国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1797年即在爪哇发现了这种花。

莱佛士在写给公爵夫人的信中说：“在马来森林中，再也没有比壮观的植物更令人惊奇的了。其花卉、植物和树木之大，与英国矮小——我几乎要说是侏儒般的植物，呈现显著对比。跟我们这里的森林树木相比，你们那里最大的橡树只能算是小矮人。”[47]

莱佛士爵士与夫人后来再度深入苏门答腊内陆，前往产金区米南佳保，耗费体力的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当地也是古印度佛教文明的遗址。莱佛士热切地报告说，他不但找到一个古城的废墟，并且发现那片土地意料之外地富饶，人民也最为好客。他之前在爪哇曾发现过宏伟的佛教婆罗浮屠（Borobudure）寺庙群。莱佛士说，当地的苏门答腊住民唯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让荷兰人接近岛上西岸的巴东（Padang）。我们可以想象，当莱佛士听到这个请求时，简直喜出望外。他非常高兴能“以马来诸国最高领主的身份，与米南佳保苏丹订立有条件的友谊同盟条约，当然需获得黑斯廷斯勋爵（指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他是大权在握的孟加拉总督，也是英属印度的缔造者之一）的同意”[48]。

莱佛士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那些年，念兹在兹的是荷兰人会取得对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六甲贸易的控制权，使“开明的”英国贸易难以插足。莱佛士抱怨道：“荷兰人控制着船只进入印度尼西亚群岛、巽他海峡及马六甲海峡所必经的唯一通道；而英国人目前在好望角至中国之间，毫无立足之地，也没有一个可取水或休养生息的友港……

“目前［公司领导的］威尔士亲王岛（槟城）政府，其统治权并未超出马六甲以南，而荷兰人正想把［公司领导的］明古连的统治权局限于几乎无法抵达的苏门答腊西部沿海的岩石口岸。”[49]

莱佛士曾以19世纪初的华丽散文体形容荷兰人为“荒谬的邪恶”。对荷兰人的恨意促使他想找到一个可以让自由贸易在英国统治下兴盛发展的地方。

莱佛士在1811年致函明托伯爵时说：“在许多方面，荷兰人对东方诸岛及马来各邦所采取的商业政策，不仅违反一切自然、正义原则，对任何开明开化之国不足为训，而且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荒谬，根本不值得费力做到如此荒谬地步的邪恶。”[50]对于被查获向非荷兰人购买肉豆蔻、豆蔻、丁香或肉桂即处以死刑，他形容此一恶名昭彰的刑罚“与所犯罪行可耻地不成比例”。他也惊骇于荷兰人拼命想要“摧毁及消灭来自诸多国家的当地特产，只为让他们自己小规模的贸易取得优势；他们还烧毁大量多余产品，以便以少量产品维持在欧洲的垄断价格……”（莱佛士是指荷兰人故意烧毁香料，以维持低供应量和高价格的做法。）他的结论是，这些做法“必会引得所有思想开明的有识之士以同等蔑视及嫌恶之心看待之”。莱佛士对荷兰人如此尖刻的评语，正是他的最高事业成就——建立新加坡的出发点。

英国在槟城和明古连的殖民地位置太过偏远，无法作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中途站。因此，莱佛士的第二任妻子索菲娅在为丈夫所写的传记中说，莱佛士“想到极其要紧的一步，是在马六甲海峡南边的入口取得一个地位险要的据点，在英国商人至中国的路途上能够提供保护，供应所需……并可能支持及维护马来各邦之间的商业往来，同时因该地接近荷兰势力的中心，可能有机会观察荷人政策的发展，必要时可反制”[51]。

新加坡坐落于马六甲海峡的南方入口，正是莱佛士心目中理想的位置，他毫不迟疑地付诸行动。1819年2月29日[52]，他与当地首领及马来半岛上未受荷兰人渗透的柔佛苏丹签订条约，然后在新加坡升起英国国旗。尽管荷兰人强烈抗议，英东印公司起先也反对，但莱佛士不为所动，继续为英国扩张领土。他再次依据自己定下的进程，扩大英东印公司及英王的影响力，他所持的理由是，那并非为了领土，“……而是为了贸易；作为一个支点，日后若有必要，当可由此拓展政治影响力”。连带地，他也希望来到这个新港口的水手，不必“前往较远、较不卫生且较昂贵的巴达维亚港”。他的愿望果然成真：如我们所知，新加坡的确取代了巴达维亚成为全球著名的贸易港之一。

可惜公司并未回报莱佛士。他在明古连待了6年后，公司关闭了那个殖民地，以及苏门答腊西南岸所有赔钱的驻扎地，把它们拱手让予荷兰人。在莱佛士派驻苏门答腊期间，他有4个孩子早逝，多年过劳的工作和疾病也夺走了他的健康。在1824年离开时，他也失去了所有的财富。载送他与索菲娅回英国的那艘船在明古连外海起火燃烧。船上载着他的钱和个人财产：丰富的自然历史收藏、珍本图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艺术品及工艺品，还有他所有的手稿、文件和地图。他们夫妇虽获救了，但身外之物全部被烧光。莱佛士写道，那艘船也载有“完美的诺亚方舟……我们船上有各种不知名的动物、鸟类、野兽和鱼类，以及有趣的植物：一只活的貘、一头新品种的老虎、好几只羽毛亮丽的野雉等等，为此次航行已被驯养……”

就连马来西亚文学也遭到无法估计的损失。阿卜杜拉写下，当他听说那场火灾时，“脑海里转个不停，想到所有用马来文和其他语言写成的作品，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他（莱佛士）自许多国家搜集而来的，如今荡然无存”[53]。莱佛士和索菲娅死里逃生，换乘另一艘船回到伦敦，然而他的健康和财富再也没有恢复。“说话时面带笑容”的他在两年后辞世，享年45岁。

1824年，英、荷达成一项后来声名狼藉的协议。协议中商定了英、荷两国各自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及胡椒贸易范围，并扩大了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当时，向来以半政府机构运行的荷东印公司已经解散，由荷兰政府正式取而代之。英东印公司则勉强苦撑，但也来日无多，英国政府出于种种原因也取而代之。因此谈判是在两个关心亚洲贸易利益的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尽管彼此间的对立、争战和仇恨已有好几百年，但是两国都很清楚，达成协议的时机到了，而为使协议能够进行，苏门答腊就被牺牲了。

英国把苏门答腊像一粒棋子一般给了荷兰；而数百年来，在不同欧洲贸易强国间被抢来夺去的马六甲，原由荷兰人控制，此时又被交到英国人手里。新加坡成为英属自由港。至此，英国人得以保护其在马六甲海峡的利益，也获得安全前往中国之路，可以到中国从事获利丰厚的贸易。英国人终于不只是拥有“在好望角与中国之间的少许立足之地”了。

1824年的英荷协议把印度尼西亚群岛给了荷兰，为取得分布甚广的岛屿，荷兰必须让出在印度的属地及代办处，范围遍及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东部科罗曼德尔海岸，一直到孟加拉，还要放弃对新加坡的一切权利。

有关移交苏门答腊的文字，平铺直叙于条约中：“马尔伯勒堡代办处，及苏门答腊岛上一切英属所有物，特此让予荷兰王陛下；英王陛下进一步保证，英国不会在该岛成立殖民地，英国当局也不会与该岛任何酋长、首领或政府订立条约。”[54]

英国人在经营苏门答腊140年后终于离开。原冀望在明古连种植园栽种肉豆蔻和丁香树来发财的人对此大为不满。那些英国人声称英东印公司鼓励他们种植，以反制荷兰人对香料群岛香料的垄断，且曾一再承诺会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种植园。他们自认为曾“为大英帝国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也在实际推动一个重大的国家目标”[55]。如今他们的投资尚未取得足够的回报，公司就要打退堂鼓。他们愤懑地抱怨道：“……明古连的种植者犹如所拥有的每一棵树均被连根拔起，彻底倾家荡产了。”[56]

那么苏门答腊的人民命运如何？荷兰人接收这里后，恢复实行强制种植胡椒的制度，人民只有听天由命。在1825年的交接仪式上，当地一名年长的统治者质问齐聚一堂的荷、英官员并提出抗议，但已无力回天。苏门答腊已沦为殖民强权之间的俎上肉。那名统治者说：“……如此将我国转移，我要表示抗议。谁有权将我及我的国人，如同众多牲畜一般，转予荷兰或其他强权？若英国人对我们感到厌烦，请他们离开，但是我否认他们有权把我们交给荷兰人……我们从未被征服，现在我要昭告聚集于此的英国与荷兰人士，我若有力量和意志，就将抗拒此次转移至最后一兵一卒。然而我是个可怜人，没有与你们军队相抗衡的士兵，而必须屈从……”[57]

史学家指出，这项1824年的条约刻意含糊地带过两国对领土的野心。只要荷兰人把他们的利益限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不让法国和其他对手进来，英国人在其重视的通往中国之路安全无虞，英国便不多加干预。以帝国主义的话来说，此约是默认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马来西亚则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条约中禁止英国在苏门答腊设立殖民地，但是并未阻止它与苏门答腊进行贸易。根据条约中的条款，荷方在所控制的印度尼西亚港口，不得对英方课征超过荷兰船只两倍的关税，而东方海洋上的本土统治者，不可单独与荷、英缔结排他条约。之前的条约则一律废除。

苏门答腊人大多不晓得这个确立荷英亚洲贸易范围的条约背后的暗流涌动。亚齐人仍然相信可以对荷兰保持独立，因为1819年由莱佛士居中牵线的条约，保证英国与亚齐是防御同盟，这足以保护亚齐不受荷兰人的统治。1824年条约上的一个注记，正式承认亚齐的独立，也使他们更加放心。然而荷兰人当时若进攻亚齐，英国人会不会伸出援手则令人存疑。

随着19世纪一年年过去，荷兰人越来越不放心战略要地亚齐。继1820年代的爪哇起义[58]后，荷兰人转战苏门答腊，在1830年代征服占碑，1850年代又征服东岸的其他区域。在占据苏门答腊大部分地区后，终于在1873年，荷、英签署新条约，明白许可荷兰人干预亚齐。荷兰向亚齐出兵，亚齐人向土耳其、英国、美国求助，却均未获得回应。

不过苏门答腊北部民众的独立意识很强烈，他们自穆达时代便展现出面对欧洲人猛攻之时过人的应变能力，不会轻易屈服于外国的统治。亚齐人勇敢地起来捍卫国土，抵抗力量之强出乎荷兰人的意料。

荷兰人于1873年3月攻打班达亚齐的王宫。令人不解的是，荷兰士兵并未做好作战的准备，在指挥官阵亡后便撤军了。之后在同一年，荷兰又展开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的远征，这一次亚齐的王宫被攻下，全城落入荷兰人之手。可是此役并非冲突的结束，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事的开端，那场战事共造成1万名荷兰人及约5万名亚齐人战死。

亚齐陷落后，苏门答腊北部其他地方的统治者立刻联手防御自己的国土。他们的起事失败后，这场战争又披上了宗教圣战的旗帜。当地穆斯林学者（ulamā）组织起反抗军。1885年，反抗军领袖东古[59]齐蒂迪罗（Teungku Cik di Tiro）呼吁荷兰占领区的亚齐同胞们：“我们穆斯林的力量、财产、装备及人民，不要害怕异教徒的力量、美物、装备及精兵，因为除了伟大的神……没有人是强壮的、富有的，没有人拥有精良的军队……除神之外，也没有人能够决定胜负……”[60]

1890年代，当战争情势转为不利于亚齐人时，反抗军领袖的论调主旨便转为宣扬死后生命的荣耀，与当今宗教极端分子招募自杀袭击者的用语，可谓异曲同工。

……殉教而死不算什么。就像搔痒一般

直到我们倒下，翻过身去……

然后天女会出现，

抱你入怀，为你拭去血迹，

她全心为你……

只要看得见天女，

人人都会去打荷兰人。[61]

荷兰人花了30年才征服亚齐，征服之后，亚齐人仍然激烈地反抗荷兰人的统治。亚齐人欢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占领苏门答腊。他们对荷兰人恨之入骨，超过日本人。

苏门答腊自17世纪至19世纪是全世界最大的胡椒产地，而胡椒让岛上居民付出了惨痛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地分布甚广的种植园大多遭到弃置。虽然今日印度尼西亚依然种植胡椒，但是苏门答腊始终未恢复战前在胡椒贸易上的显赫地位。

[1]William Marsden, The History of Sumat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29.

[2]Lady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F.R.S.&c., London: 1830, p. 293.

[3]K.N.Chaudhuri and Jonathan I. Israel,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9”, in The Anglo-Dutch Moment: Essays o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s and Its World Impact, edited by Jonathan I. Isra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16.

[4]许多历史学家都描述了VOC企图接手印度胡椒贸易的尝试，包括: John Bastin,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Pepper Trade”, in Essays on Indonesian and Malayan History; George D. Winius and Marcus P. M. Vink, The Merchant-Warrior Pacified;and Holden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5]See George D. Winius and Marcus P. M. Vink, The Merchant-Warrior Pacifi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8.

[6]K.N.Chaudhuri and Jonathan I. Isreal,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s of 1688—9”, in The Anglo-Dutch Moment, edited by Jonanthan I.Isra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14-415.

[7]英东印公司1681年3月发表的一封信，“A True Account of the Burning and Sad Condition of Bantam in the East-Indies”, p. 2。

[8]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年），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受敌对的罗马人所迫而远走他乡。

[9]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by J. S. Stavorinu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vol. 1, p. 62.

[10]这个观点来自Anthony Farrington的文章“Bengkulu: An Anglo-Chinese Partnership” in The World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edited by H. V. Bowen, Margarette Lincoln, and Nigel Rigby, Boydell Press, 2002, pp. 111-117.

[11]黑胡椒贸易商Elihu Yale主持了在帕里亚曼的关于贸易港口的失败谈判，并把自己的私人贸易所得捐给了耶鲁大学。See James W. Gould, “America's Pepperpot, 1784—1873”,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CII (1956), pp. 83-89.

[12]John Bastin, The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1685—1825),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p. viii. 历史学家John Bastin是研究英国在东南亚的著名学者，曾从英东印公司卷帙浩繁的记录中出版了大量有关明古连居民的文献选编。对于任何想要了解该公司在苏门答腊灾难性的殖民统治的人来说，他的书都是无价之宝。

[13]William Marsden, The History of Sumatra, p. 452.

[14]John Bastin, The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1685—1825), p. 12.

[15]出处同上, p. 13.

[16]出处同上, p. 15.

[17]拉者，东南亚及印度等地对于领袖或酋长的称呼。

[18]出处同上, p. 16.

[19]大英帝国下的一个行政单位。

[20]See A. G. Harfield, Bencoolen: A History of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Garrison on the West Coast, Barton-on-Sea: A & J Partnership, 1995, pp. 69-70.

[21]Bastin, The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p. xxii.

[22]出处同上, 43.

[23]出处同上, 44.

[24]See Barbara Andaya Watson, “Women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Pepper Trade in Pre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Brill,1995. 这篇有趣的文章描述了胡椒贸易如何影响了苏门答腊妇女的传统农业角色。

[25]See John Bastin, The Native Polices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in Java and Sumatra, Clarendon Press, 1957, p. 75.

[26]See Bastin,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p. 62.

[27]出处同上, p. 69.

[28]出处同上, p. 64.

[29]Marsden, p. 131.

[30]Marsden, p. 130.

[31]Farrington的文章“Bengkulu: An Anglo-Chinese Partnership”对英东印公司试图建设明古连代替巴达维亚做了简短的讨论。

[32]Bastin,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p. 67.

[33]皮埃尔·普瓦夫尔是18世纪中期的一位法国启蒙植物学家，他主张森林保护和其他环保措施。他的职业生涯有一部分在毛里求斯度过，那里曾是早期自然保护活动的中心。See Richard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5.

[34]John Bastin,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p. 155.

[35]出处同上, p. 155.

[36]出处同上, p. xxx. 关于莱佛士为改变苏门答腊胡椒种植系统所做的努力可参见Bastin,The Native Politics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in Java and Sumatra.

[37]Charles Lockyer, “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 containing rules for good government in trade, … with descriptions of Fort St. George, … Calicut, … To which is added, and accou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Dutch and their affairs in India”, London 1711,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ons Online (ECCO), Gale, New York University, Gale Document Number CW106401529.

[38]Emily Hahn, Raffles of Singapore, Doubleday, 1946, p. 13.

[39]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The Hikayat Abdullah, annotated translation by A.H.Hill,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75.

[40]出处同上, p. 76.

[41]The Asiatic Journal, Londo, [Monday], February 01, 1819; p. 215, Issue 38, Empire 19th Century UK Periodicals, Gale, Cengage Learning, Gale Document Number CC1903193162.

[42]Bastin, Essays in Indonesian and Malayan History, Singapore, 1961, p. 164.

[43]Lady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London: F.R.S. &c., 1830, p. 318.

[44]出处同上, p. 317.

[45]出处同上, p. 316.

[46]关于此种世界上最大的花的精美图片和丰富细节，可参见Jamili Nais, Rafflesia of the World, Kota Kinbalu: Sabah, Malaysia; in association with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s:Borneo, 2001.

[47]Lady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p. 317.

[48]出处同上, p. 388.

[49]出处同上, p. 306.

[50]出处同上, p. 75（摘自1811年莱佛士爵士写给明托伯爵的一封信）.

[51]出处同上, p. 375.

[52]此处日期有误，原文如此。

[53]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The Hikayat Abdullah, annotated translation by A.H.Hill,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95.

[54]“Spice Planters,” The Asiatic Journal, London, English, Thursday, July 01, 1824; p. 92, Issue 103, Empire, from 19th Century UK Periodicals, Gales, Cengage Learning, Gale Document Number CC1903144628.

[55]Bastin, The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p. 190.

[56]出处同上。

[57]A.G. Harfield, p. 499.

[58]指1825—1830年爪哇人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大规模起义。

[59]东古，亚齐的贵族头衔。

[60]Anthony Reid, Heaven's Will and Man's Fault, p. 13, 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1975.

[61]出处同上, p. 16, 摘自史诗Hikayat Perang Sabil, translated by James Siegel from “The Rope of God”.

第六章 荷兰人恐怖统治

荷东印公司将军科恩，以凶狠闻名，与英国人互抢地盘，尔虞我诈，为扫荡违抗者，屠杀上万名香料群岛居民。他在1619年成功抢到雅加达港，毁掉当地的宫室，把国王赶至万丹。

各位大人依经验当深知，亚洲贸易需由各位拥139有的武器加以保护与帮助，始得推动及维系，而武器必须以亚洲贸易的获利来支付；因而我们无法不作战而只贸易，也无法不贸易而只作战。[1]

——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总监科恩致十七人董
事会，1614年，爪哇万丹

我相信别处再也看不到更厉害的小偷。[2]

——英国海盗丹皮尔指荷兰水手，1685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仅两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成立。没多久，百万磅胡椒便开始涌入欧洲，欧洲北部这两家贸易公司开始了长达约200年的激烈对立。到1621年，全欧洲胡椒市场的规模达720万磅上下。[3]在印度尼西亚，当时新出现的英、荷竞争导致胡椒的采购价格大幅上扬。英、荷相互竞标导致在1600年到1620年之间，10包万丹袋装的胡椒（约重654磅）价格暴涨5倍，苏门答腊东岸占碑和巨港的统治者大发横财。于是亚齐、占碑、巨港及万丹的农民开辟更多土地成为胡椒园，以适应欧洲与中国市场日益增加的需求。

不过，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并未因香料的需求增加而致富。在全世界唯一的肉豆蔻树生长地班达群岛，居民的粮食必须依赖进口。荷东印公司在此蛮横地追求独占肉豆蔻（及豆蔻）贸易控制权，当荷、英两家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一同出现在香料群岛时，暴力冲突一触即发。

当香料采购价格上涨威胁到两家公司的利益时，政治考虑促使英、荷维持良好的关系，两个死敌于是被迫考虑合作。他们为抑制在印度尼西亚购买香料的价钱，于1619年签订条约，丁香及肉豆蔻贸易的三分之二归荷东印公司，其余则归英东印公司。万丹的胡椒贸易由双方平分，以免抢标。两家公司之间的问题交由英王及荷兰国会解决，双方也应各自维护共同的利益，因此英方有义务协助支付荷兰堡垒的开销——这种条约几乎肯定会滞碍难行。[4]

在亚洲的荷兰人并不清楚促成这项贸易协议的政治力量。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于1619年至1623年和1627年至1629年担任荷东印公司在印尼的总督，他无法相信居然有这种条约存在，大力谴责条约便宜了英东印公司，又向在阿姆斯特丹的上司抱怨，指英国人“不可觊觎摩鹿加群岛、安汶岛（Ambon）或班达群岛的一粒沙子”[5]。他恳求道：“倘若各位大人想要做出荣耀上帝的伟大高贵行为，想要我国繁荣，就请从英国人手上拯救我们。”[6]

年轻时曾学习记账的科恩，与17世纪荷兰风光时代那些宽宏大量的商人正好相反，他主张强硬执行荷东印公司的香料独占权，还一度鼓吹荷兰殖民者到香料群岛开辟殖民地，可由奴工协助种他们自己的粮食。可是就连荷东印公司也怀疑，若如此安排，岛上的原住民要如何生存，公司也提到：“在空荡荡的海洋、空荡荡的国家和死气沉沉的人民身上，将丝毫无利可图。”[7]不过科恩在公司里晋升得很快，他先是在1607年，20岁时航至亚洲，没几年便成为该公司两艘驶往香料群岛的船的指挥官。1619年，他才32岁，便坐上了荷东印公司亚洲贸易网权力最大的位子——被任命为总督。他仗恃公司的力量，一上任便着手与各岛居民签订独占性贸易协议。

科恩的发迹历程始终与暴力脱不了干系，但荷兰海军将领彼得·费尔赫芬（Pieter Verhoeven）与46名部下1609年遭班达人谋杀，无疑影响了科恩对岛民的态度——费尔赫芬是被砍头的。此次攻击事件发生时，费尔赫芬奉荷东印公司十七人董事会的指示前来谈判肉豆蔻的独占合约。他的船队出现时，英东印公司第三次亚洲行的船长基林正在班达群岛的某岛屿装载肉豆蔻。荷兰人怀疑是基林教唆班达人攻击费尔赫芬一行人的。[8]基林一再声明自己是无辜的。尽管荷兰人企图阻止他的船只装货，基林却直到装满货物才离开。事后荷兰人封锁了事件发生的岛屿，断了岛民的粮食。幸存者与荷东印公司签下独占贸易合约。荷兰人认为合约效力范围包括班达群岛各岛屿，但其实不然。随后几年，英国船只仍偶尔出现，有些岛屿为逃避凶残成性的荷兰人转而向英国人寻求保护，特别是艾岛（Ay）及伦岛（Run）。

安汶惨案

荷、英两国都觊觎香料群岛，但是更有组织和财力的荷兰人抢得头筹，赶走了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1605年，荷兰人自葡萄牙人手中夺得安汶岛，1607年在特尔纳特岛东部曾经的西班牙要塞处建立城堡。荷兰人不乐意与偶尔来访的英国船只分享他们的成果。

英、荷之间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对立状态，但是17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发生于中国南海偏远小岛上的事件，使双方变成世仇。一名英国船长在1621年写道，安汶岛“有如端坐于班达及摩鹿加两群岛之间的女王。数个代办处的收成增添了她的美，荷兰人对其更是特别钟爱”[9]。这里的海风带着丁香的香气。正是在这里，1623年，荷兰人对10名英国人施以酷刑并斩首，那次事件史上称为“安汶惨案”（Amboyna Massacre）。

荷兰人在安汶岛上的安汶镇建造了铜墙铁壁般的堡垒，打算将丁香的生产集中于此。安汶堡有护城河围绕，堡内有黄铜大炮镇守，并有约200名荷兰士兵与少许日本武士驻防。镇上住着一小群手无寸铁的英国商人，荷兰人指控他们密谋在英东印公司的船只抵达后杀害荷兰总督赫尔曼·范斯普尔特（Herman van Speult），以瓦解当地的驻军。那几个英国人很明显寡不敌众，又没有武器，可是有些史学家推测，在1619年协议后的紧张气氛下，范斯普尔特可能认为密谋是事实。荷兰人曾把一名日本武士好奇的探问，作为指控英国人的根据。此人向一名夜间巡守的荷兰兵问了一连串关于驻军兵力的问题。这似乎不足为奇，谁知道呢？也许那名日本人只是在散步，想要跟夜巡员聊一聊。而对方显然认为他的目的在于取得可帮助英国人突袭驻军的情报。荷兰人并未进行调查，而是逮捕了那名日本武士，对他用刑，很快就取得了确有阴谋的供词。然后立即围捕10名英国人。

荷兰人也折磨那些不幸的英国人，逼其招供。大难未死的英国人对那些酷刑的记述后来在英国作为一个小册子出版，多年来一直被当作提醒荷兰人行事残酷的负面教材。塞缪尔·科尔森（Samuel Colson）在看到同胞爱德华·柯林斯（Edward Collins）饱受水刑折磨后，坦承对荷兰人图谋不轨。荷兰的水刑是把人吊起距地面半米高，四肢张开至最大，绑在有铁横档的门柱上。以一块布围住他的颈部与脸孔，然后将布拉开呈漏斗状。行刑者踩在桌子上倒水，“轻轻地往他头上倒，直到布兜的水满了，盖过嘴和鼻，再高一点点，使他吸不到空气，却一定会吸进水。水还是继续缓缓地倒进来，迫使受刑者全部吸进去，再从鼻、耳、眼流出。这通常会使他呛到、窒息，终至无法呼吸而昏厥……然后迅速把他放下，把水吐出来。稍微恢复后，再把他吊上去，像刚才一样倒水……直到他的身躯胀大到原来的两三倍，脸颊鼓得像胀大的气囊，双眼圆瞪外凸甚至超出额头……”[10]若有人还是不肯招供，就用点燃的蜡烛烧他的脚、手肘、手掌和腋窝。

为首的英国人加布里埃尔·托尔森（Gabriel Towerson）在1623年2月底第一个被砍头。科尔森和另外8名英国人，以及葡萄牙人奥古斯丁·佩雷斯（Augustine Perez）与10名日本武士，随后也以共谋推翻安汶荷兰人的罪名被处决。柯林斯及其他数名英国人被赦免。如此无中生有的罪名、屈打成招的供词及最后的处决，都使岛上的英国人愤慨不已。在惨案发生前两个多月，他们原本已打算放弃班达及摩鹿加群岛。事件发生后更是立即离开。[11]

恶名昭彰的安汶惨案，其后遗症一直延续至17世纪末，并成为英、荷之间冤仇始终难解的症结。英、荷两国为了贸易，17世纪时在欧洲打了三次战争，18世纪时又打了第四次。荷兰人为此招来大灾难。1654年，结束第一次英荷战争（First Anglo-Dutch War）的条约中规定，安汶死难者的亲属可获得3615英镑的赔偿。[12]安汶事件粉碎了冀望荷兰人分享香料贸易财富的美梦。

安汶惨案发生时，科恩并非正式的总督（他刚卸下职务，甚至还曾在对英国人的指控发生前保证会派荷兰船只来安汶接走英国人），然而他以仇视英国人及任何违抗荷兰人者闻名，因此这些人命的损失恐怕不会让他难过。科恩最恶名昭彰的行为是在1621年，召来约2000名士兵至班达群岛杀害了13000名岛民。随后又有几千名班达人被饿死，或是被当成奴隶运送出去，只剩下几百名活口。后来亚洲各地的奴隶又被运送至班达群岛收肉豆蔻。[13]在荷兰虽然有义愤的人抨击科恩，但是荷东印公司并未插手阻止。

荷兰人为确保独占香料贸易还实行了另一个策略：废掉香料林。他们为防止外人偷窃而砍光某些岛上的香料树，将生产集中于其他岛屿，但是这个策略并未成功。据海盗丹皮尔记载，有个名叫“罗菲”（Rofy）的船长，1685年曾说：“他与荷兰人同住时，曾与其他人一起被派去砍伐香料树；他本人有几次便砍下了七八百棵树。然而荷兰人如此费尽心机，有许多无人岛上却多的是香料树。”[14]丹皮尔也提到，一艘荷兰船的船长告诉他：“在班达岛附近的一个岛上，丁香直接从树上掉下来，在地上腐烂……有时树下可积到三四英寸厚。”无论荷兰人毁掉多少树仍未能完全杜绝香料被偷盗。荷兰人不能垄断远东香料的另一个原因是，腐败的荷东印公司员工帮助英、法的船只获得了丁香及肉豆蔻。17世纪，南苏拉威西南部半岛上的望加锡港，便是令荷兰人头痛的最大障碍之一。

望加锡人不睬荷兰人的垄断，仍航至香料群岛，把肉豆蔻和丁香带回望加锡港。因此望加锡成为有意规避荷兰人的欧洲及中国商人采买香料及其他商品的主要港口。英国人于1613年在此设立代办处，丹麦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及中国人也经常造访，购买香料群岛的香料和胡椒、印度的布匹及中国的器皿。望加锡以对外国人特别开放而闻名。望加锡的一名政府官员拥有一座全是欧洲藏书的图书馆，他也特别热衷于学习西方科学。

荷东印公司经常要求望加锡的统治者限制贸易，而其中一位的答复绝妙：“神创造了陆地和海洋，把陆地分给了各人种，把海洋给予了全人类。”[15]他们不相信海洋还有主人。史学家伦纳德·安达亚（Leonard Andaya）指出，当地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十分敏锐，因此国力强盛，而印度尼西亚东部有很多人相信无人征服得了望加锡王国。可是荷兰人和望加锡人的仇敌——南苏拉威西的布吉人，却不可思议地结为联盟，联手终结了望加锡的统治。荷东印公司腐败的指挥官斯皮尔曼，领军远征望加锡及苏拉威西西南岸其他主要城镇，日后又把英国人及其他外国商人逐出爪哇岛的万丹。一如之前17世纪时葡萄牙人曾联合马来西亚的统治者击败穆达统治的马六甲，现在荷兰人也利用当地人之间的对立实现自己的目的。

1666年岁末，斯皮尔曼派出舰队，载运近1900名士兵、水手、布吉人和香料群岛人，前去消灭望加锡王国。陆上还有更多布吉军队加入，他们遭遇了约15000名望加锡人的激烈抵抗。斯皮尔曼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尽管如此，荷兰人仍花费一年多时间才攻陷望加锡。无数村庄遭焚毁，战死者达数千人。

望加锡人被征服，停战条约将南苏拉威西的贸易及对外事务控制权交给荷兰人，内政则由布吉人统治。至此唯有荷兰人能在望加锡进行贸易，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立即被驱逐，也不准再入境或定居。

荷东印公司保留布匹及中国器皿的独占贸易权，也免课一切进出口税赋。望加锡人则必须赔偿战争期间荷东印公司的财产损失，未得荷兰人同意不得增建新防御工事。最后，望加锡人只能航行至巴厘岛（Bali）、爪哇沿岸、苏门答腊的占碑和巨港、马来西亚的柔佛及婆罗洲（Borneo，今加里曼丹岛）。任何望加锡船舶若无荷兰的通行证而在公海上航行，就有遭攻击之虞。

早在望加锡战争发生前，荷兰人为独占香料贸易而不择手段便已是众所周知。讽刺的是，他们对香料的执迷不悟却导致了近代史上最不对称的交易之一。1666年，也就是荷兰人着手进攻望加锡那一年，英国把伦岛让给荷兰，荷兰人之前已把岛上的肉豆蔻树全部烧光，而英国换来的却是纽约的曼哈顿岛（Manhattan）。

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印度盛产胡椒的西南岸建立了许多堡垒，受阻的荷兰人只得另谋他处，建立将货物运往荷兰或亚洲的转运中心。他们起先选定安汶为总部，但是很快意识到这里距离亚洲的贸易集中地太远。马六甲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荷兰人一直赶不走葡萄牙人。（荷兰人最后是在封锁马六甲海峡6年后，才于1641年成功赶走了葡萄牙人。）于是他们的兴趣又转向印度尼西亚群岛，那里可以取得胡椒，而且马六甲、巽他海峡又是亚洲货物运往欧洲及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的重要中转站。荷兰人已建立起一条通往印度尼西亚的快速航线。与其他欧洲人不一样，他们有固定的航线前往印度尼西亚，即在离开好望角后，沿“咆哮的40度”（roaring forties）[16]向正东方前进。当碰上东南方吹来的贸易风时则把航线向北移，驶向巽他海峡。

在科恩到任前，爪哇统治者都不曾允许荷兰人在其领土上兴建堡垒。万丹当时已是重要的胡椒港，选此地作为堡垒再自然不过，但是万丹人断然回绝了荷兰人。欲取得“许可”势必诉诸武力，而那是科恩所喜欢的方式。他在邻近的雅加达找到机会。雅加达位于一大片海湾头上的沼泽平原，与马六甲及巽他海峡位置相近，十分适合作为亚洲货物的贸易中心。尽管最初英、荷之间为抢此地盘尔虞我诈，英国人原本派来的船只也比较多，但是科恩最后在1619年抢到雅加达港，摧毁了属于当地国王的宫室，把国王赶至万丹。这个城市被新命名为“巴达维亚”，经好望角，距荷兰有一万多英里之遥。

科恩大言不惭地说：“所有这些土地上的国王都十分清楚我们在雅加达设下殖民地的意义，以及欧洲最精明、最具远见的政治家接下来可能的作为。”[17]他自满于此次出师告捷，还有此次胜利对其他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所造成的威胁。他在雅加达旧址余火未熄的废墟上，建起了一个有整齐城墙的荷兰城，城里有一排排整洁的房舍、运河和一座雄伟的城堡，名为巴达维亚堡（CasteelBatavia）。到最后，几乎荷东印公司所有在亚洲的贸易，都经由巴达维亚进出，有如现代空运的转运系统。该公司的船舶前往或离开亚洲，均需停靠巴达维亚。这个港口城市在17世纪独一无二。

巴达维亚曾被视为世界上的重要海港之一，是无数船只停靠过的热闹贸易枢纽，港湾中的船只桅杆密集如林。英东印公司的大帆船和其他往来欧洲与中国的船只，都会在巴达维亚停泊；这里也是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船只的主要停靠港。在其极盛期，大约在17世纪后期至1730年，这里曾有“东方女王”（Queen of the East）之称。一名法国旅人在1680年代记述：“巴达维亚湾是全世界最优良、最安全的港口，船只终年驶往那里都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那一带海上很少起风浪，还有许多小岛会阻止浪涛……”[18]

巴达维亚确实因其不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停泊地而闻名。荷东印公司船长斯达弗里纳斯在1771年说：“巴达维亚被誉为世上最优良的停泊区之一……就船只停靠其间的安全性及可容纳船只的数量而言，确实如此。虽然此停泊区由西北至东北偏东及东面均无遮拦，但是那一侧的海中有无数岛屿，破解了海浪的力量。船舶停靠其间，仿佛在内陆水域般平静安全，因此船舰在此从不需系住船首船尾。流经岛屿间的水流力道不强，可是若无那些岛屿，浪潮就会很剧烈。”[19]斯达弗里纳斯内容丰富的日记，在他辞世后不久出版，且很快便出现了英文和法文译本。他死于1788年，享年49岁。

胡椒诱惑中国人比荷兰人早很多年就来到爪哇和苏门答腊，而巴达维亚也欢迎中国人。史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形容巴达维亚为中国移民工人兴建的中国城市，那些人来这里定居，并最终发展繁荣，他们往往娶被带进城的巴厘岛女奴为妻。少有荷兰人愿意定居于如此遥远的异地，因此需要中国人充实巴达维亚的人力。在建城早年，曾有华人在中国被绑架到巴达维亚。经过17世纪的发展，华人已形成一股经济势力。借用包乐史的说法，巴达维亚是荷兰人保护下的中国殖民城市。[20]因担心爪哇人暴动，荷兰人不许他们住在城内。

从一开始，荷兰人就想让巴达维亚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大港。为达目的，他们重施故伎。巴达维亚建城才一年，荷兰便封锁了苏门答腊东部的占碑港和爪哇的万丹港，使中国帆船转往巴达维亚。[21]科恩也下令，荷兰船只对于做胡椒贸易中间商的中国人，要以欠荷兰人的钱为借口拿走中国船上的胡椒。

中国人对胡椒的需求带动巴达维亚的贸易。满载货品的中国船舶，带来“粗商品”如瓷器、铁器、布料及铅质硬币，用以交换大量胡椒。以1694年为例，共有超过200万磅的胡椒，卖给了20艘驶抵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22]到17世纪末，荷兰人甚至允许中国人无需通行证便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贸易，这是少见的特权。[23]

大约与此同时，荷兰人与中国人在巴达维亚城各取所需的关系，因华人糖厂而趋于紧张。随着糖厂规模的扩大，大批无业又无身份文件的中国人涌入爪哇糖厂工作。荷兰人为此实施了移民配额和居留许可制。许多没有证明文件的中国人被遣返，少数被驱逐到好望角。[24]另外，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人居民除了自建城以来每月都要缴人头税外，又新被增加了高额税赋及各种横征暴敛。

到1720年代，欧洲的糖供应来源出现变化，巴达维亚的糖市场一蹶不振，糖厂倒闭，无路可走的工人遍布乡间。到1730年代，巴达维亚人口约有24000人，其中半数左右为华人，冲突一触即发。1740年春，荷东印公司当局计划将失业的华人送至锡兰，以解决巴达维亚的“华人问题”，此举点燃了导火索。谣言很快便在华人间传开，指荷兰人并不打算把船开到锡兰，而想把华工丢到海里。乡间的华工群起反抗，攻击糖厂，冲破巴达维亚的城墙。他们原以为城里的华人居民会与他们联手，但是荷东印公司迅速平息了此次起事。其后几天的反应令人措手不及，数千间华人住家及商店遭到劫掠。这场1740年的大屠杀中共有约一万名华人丧生，事后华人被禁止再住在城内。

到19世纪，巴达维亚风光不再，高墙倾颓，运河淤塞；但是透过装饰华丽的城门，以及过去装点了众多运河的吊桥，仍可依稀看到其多种文化组成的繁华。设有壮观管风琴和柚木讲坛的八角形教堂、富丽堂皇的市政厅，以及其他建筑，提醒人们它的过去是多么辉煌。有人曾写道，当年“欧洲人必然会为之目眩神迷，并不免钦羡其好客的主人——奢华的巴达维亚人”[25]。城里的运河旁仍可见花香宜人的树木，但是往日傍晚时分，市民们闲坐抽抽烟斗、喝喝啤酒的小凉亭已不见踪影。

巴达维亚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它在17、18世纪虽是亚洲的贸易中心之一，但这光荣的纪录并不能使它免于疾病的侵害。巴达维亚也像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后来变成了垃圾场。随着乡间的糖厂规模扩大，流经市区运河的淡水被引去做灌溉之用，森林也遭到砍伐，导致泥沙淤积，水流停滞，成为携带疟疾病菌的蚊子的繁殖温床。至1770年代末，斯达弗里纳斯形容巴达维亚是“最不卫生的住地，其死亡率高居公司各属地之首……”[26]

成千上万名荷东印公司的员工死于疟疾。据史学家估计，疟疾约夺走20%当地荷兰人的性命，但是某些年份的死亡率比这高出很多。比如1768年和1769年，该公司5490名员工中，约有2400人死在巴达维亚。1830年代造访此城的美国人雷诺兹（N.J.Reynolds）记述，巴达维亚位于沼泽平原上，“四周全是静止的死水、沼泽、泥塘和泥沟，条条街道均与运河交错……种种污物丢弃其中”。他形容巴达维亚，“这曾被誉为世界商业中心之地”，乃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葬身之所……处处是感染、恶疾及死亡”。

在印度洋一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由印度延伸至马六甲和中国南海的各港口，就都认识了驾着快船而来的荷兰商人。英、荷两家东印度公司虽然几乎同时成立，但一开始荷兰的权力便比英国大。

英王认为英国政府不需要约翰公司[27]的股份，且乐得给它胡椒及别种香料的专卖特许权，历任英王在公司存续期间均会延续其特许权。相对的，扬公司（Jan Company，荷东印公司的昵称）常被形容为“国中之国”，它可与外国统治者谈判条约、雇佣士兵、兴建堡垒及武装船只。它基本上是一家“有武力”的公司，资金也很雄厚，资本额是英东印公司的10倍。

荷东印公司的船只也比英东印公司多——1600年至1650年，荷方共派出655艘船至亚洲，英方只有286艘。[28]荷方进口的胡椒显然也就多出许多。早在1615年时，荷东印公司便自东方进口了高达600万磅的胡椒。1619年至1621年，胡椒约占该公司贸易的六成，直到1650年，胡椒仍然占该公司由巴达维亚至欧洲贸易的五成左右。英东印公司在17世纪上半叶则远远落后，每年进口的胡椒，低者1609年仅约42万磅，高则不过1626年的近300万磅。在1603年至1640年间，英东印公司仅有12次进口量超过100万磅。[29]

荷东印公司在17世纪同性质的商业机构中经营最成功，当时也是荷兰史上的黄金时代，商业与艺术均蓬勃发展。大画家伦勃朗（Rembrandt）与维米尔（Vermeer）便生于这个时代。荷兰的国力来自其先进的航海技术。威廉·布劳（Willem Blaeu）是当时最有名的制图家之一，于1630年出版了精美的金质浮雕地图集，里面描绘了高耸的荷兰船和展开的三色旗，分布于新大陆和欧、亚各海岸。在布劳所绘的详尽的亚洲地图中，苏门答腊港口遍布。像这种地图，荷兰家家户户都会在墙上悬挂，在维米尔的某些画作里也可见到。

荷东印公司一方面从欧亚贸易中获利，另一方面也于受惠于亚洲内部的贸易，又称为“区域贸易”。17世纪时，欧洲没有一家公司能那般广泛地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荷兰人加入当时已十分活络的贸易网，并运用军事力量从中取利。他们明白亚洲内部的贸易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荷东印公司的十七人董事会在1648年写道：“区域贸易及其获利乃本公司灵魂所系，须悉心照顾，因灵魂若腐坏，整个身体也会迅速崩解。”[30]

要了解荷兰人深入亚洲贸易有多么成功，必须从印度讲起。打开亚洲内部贸易，尤其是胡椒贸易的门户，关键在于印度的纺织品。长久以来，印度的粗布商品以及特级手工纺织品一直被用于交换印度尼西亚的胡椒及香料，因此印度和阿拉伯商人都很清楚广阔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各主要港口居民对棉布的偏好。当欧洲人加入时，欧洲的纺织品竞争不过印度种类繁多的棉布及轻薄布料。这些棉织品中有白色、褐色等素色布，也有以木块印染或是手工绘图的五彩印花布。印染的称为chintz，绘制的称为pintadoes。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是棉布贸易的关键地区，正如荷东印公司的高阶主管亨德里克·布劳沃（Hendrik Brouwer）在1612年所说：“科罗曼德尔海岸是摩鹿加群岛的左臂，若缺少了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纺织品，摩鹿加的商业便是死路一条。”[31]他曾被派驻日本，1632年至1636年担任亚洲总督，也曾率先航行过横越印度洋至印度尼西亚的“咆哮的40度”航线。

荷兰人本可在苏门答腊的亚齐购买印度纺织品，但是商人精打细算，发现从源头购买赚得更多，这便是荷兰人与英国人在印度布料产区设置代办处的缘由。

人称班达群岛屠夫的科恩当时派驻于爪哇万丹，他看出潜在的可能性，以异常清晰的条理，描述出亚洲内部贸易的复杂面向，并预想了一个庞大的交换市场，由纺织品、香料和贵金属交织出一曲令人头晕目眩的贸易交响乐。不同于其他欧洲人，荷兰人十分仰赖日本的贵金属来使其亚洲贸易顺利进行。在荷兰称雄的17世纪里，这种安排一直运行良好。

1619年，科恩致函十七人董事会，说明他的看法。“以古吉拉特的纺织品，在苏门答腊各海岸交换胡椒与黄金；以万丹的胡椒，交换西班牙银圆及［科罗曼德尔］海岸纺织品；以中国商品及黄金，交换檀香木、胡椒及西班牙银圆；银可取自日本，用于交换中国商品；以科罗曼德尔海岸纺织品，交换香料、其他商品及银圆；以阿拉伯银圆，交换香料及其他小额商品。交易时务使两方等值，且所有交易均在船上完成，不必动用荷兰的资金。各位大人已备好主要香料，为何裹足不前？仅需几艘船及些许带动水泵的水即可。世上还有谁的船只比荷兰多吗？带动水泵的水难道不够吗？（在下此言意指，请送来足够资金，直到大有可为的本地贸易改革完成。）”[32]

科恩分析亚洲内部贸易的复杂细节时省略了一项重要信息：荷兰人如何支付向古吉拉特购买印度纺织品的货款？那是他一长串清单中的第一项，也是带动其他交易的商品。印度人对荷兰人提供的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这或许是他对此避而不谈的原因。他非常清楚，印度人要的是钱，而且是银与其他贵金属制成的钱币。

史学家估计，1620年至1650年间，荷兰人每年自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运往巴达维亚的布匹，价值在22000磅至44000磅银之间（相当于一两百万荷兰币）。[33]那些银子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银子仿佛一条巨河流入了亚洲（西班牙在南美洲的银矿是银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荷兰人很幸运，在亚洲找到了更多贵金属供应地，特别是日本的银，帮助他们在17世纪活跃于亚洲内部贸易。日本人在17世纪后半叶禁止银出口时，亚洲的纺织品交易也已经大不如前。[34]爪哇、苏门答腊及东南亚其他地方人民所种的胡椒无法赚得如前半个世纪那么多的利润，也不再买得起那么多布料。

荷东印公司在17世纪下半叶施压控制价格，迫使香料种植者以低合约价格出售其作物，公司的魔掌伸入苏门答腊及爪哇各胡椒种植区。往日有利可图的耕作，如今光彩尽失。17世纪末马来西亚一个朝廷的记录，传达了胡椒农可悲的处境：“且让我国各地人民，勿如占碑及巨港那般种植胡椒。或许那些国家为钱而种胡椒，以求变得富裕，但他们到最后必会一无所有。”[35]

当印度布料不能被用于在东南亚各地交换胡椒后，英、荷东印度公司又找到了另一种替代物——印度种植的鸦片。鸦片最早被用于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交易胡椒，是在1663年荷兰人征服科钦时。鸦片很快流向印度尼西亚，到1688年，荷东印公司自孟加拉出口了约56000磅鸦片至印度尼西亚，20年后出口量再一次倍增。到18世纪初的出口高峰年度，年输出量超过10万磅，但是仍不足以满足荷东印公司每年最高可达19万磅的订单。

在巴达维亚有公开举行的鸦片拍卖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商人都会来购买。荷兰人也想要取得在苏门答腊及爪哇独卖鸦片的合约。荷兰人征服万丹后，特别在爪哇各地广泛供应鸦片，但又担心巴达维亚的奴工会吸食，因此禁止在城内贩卖鸦片。荷兰人显然十分清楚鸦片会使人失去行动能力。史学家奥姆·普拉卡什（Om Prakash）写道，当时印度尼西亚群岛各地都有人抽鸦片，但是在爪哇、苏门答腊及马来半岛最普遍。很多欧洲旅行者都曾提到马来西亚人爱抽鸦片。

洛克耶是众多在亚洲从事私人贸易的英国人之一，他写道：“马来人喜好鸦片，为买鸦片会把所有最值钱的东西都拿去抵押。”[36]他曾在1711年描述鸦片上瘾者陷于毒瘾而无法自拔，难以过正常的生活。“过度吸食者极少能长命，他们本身对此知之甚详；然而他们已沉湎于鸦片的愉悦效应，无法再满足于其他。明古连一名自己也抽鸦片的英国人告诉过我，一旦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体验过那种美好无比的和谐，想摆脱它便很困难。血液里有如此一种刺激，做任何事都有如此绵延不绝的愉悦，说它是超越人所能承受的乐事亦不为过。”

学者威廉·马斯登在其经典之作《苏门答腊史》（The History of Sumatra）中曾评论吸食鸦片。他也提到马来西亚人特别离不开鸦片，并估计每年苏门答腊西岸要购买约120箱的鸦片，相当于16800磅左右，每箱售价约300美元。不过他说，供应量少时，一箱可卖到同等重量的银的价钱，于是一箱重约140磅的鸦片，最高可卖得3000美元。马斯登不认为鸦片是个问题，只称它作苏门答腊的“奢侈品”。在他看来，对吸食鸦片的严词抨击和激烈争辩是“无聊的想法”。

事实上，在18世纪，欧洲各国的人都在亚洲贩卖鸦片，这种毒品获利特别丰厚，是亚洲贸易不可少的要角。建国不久的美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加入胡椒贸易，同时也参与了鸦片贸易。美国商人、酿酒商及纽约市大地主赫齐卡亚·比尔斯·皮尔庞特（Hezekiah Beers Pierrepont）深知鸦片的重要性。他年轻时曾做过胡椒买卖。他在1796年写道，鸦片在槟城是交换胡椒的“主要物品”，并说“马来人的使用量极大”[37]。他说，孟加拉的布料、铁、旧毛瑟枪及手枪等物品，也被用于交易胡椒，每磅大约9到12美分。

19世纪，美国胡椒商人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照例以鸦片交换胡椒。商人托马斯·帕特里克森（Thomas Patrickson）在1789年写给艾萨克·黑兹尔赫斯特（Isaac Hazelhurst）的信中说：“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将鸦片售予马来人，通常可赚到100%（的利润），没有比这更有把握的生意。除去危险，也举不出反对造访马来半岛沿岸理由。”[38]黑兹尔赫斯特是纽约一家船公司的老板。帕特里克森透露了以鸦片交换胡椒的好处。据他估计，花费三四千英镑在印度购得的鸦片，可与马来西亚人换得整船的胡椒，重约35万磅。而这些胡椒可售得35000英镑，利润高达原始投资金额的10倍。

鸦片并非唯一用来交换胡椒的物品。印度尼西亚群岛有悠久的贸易历史，银、铅和铜制硬币均可在印度尼西亚购买胡椒。例如1768年，荷东印公司船长斯达弗里纳斯自巴达维亚出发时，船上便带着8箱共5万枚西班牙钱币，向万丹国王购买胡椒。苏门答腊人喜欢穿戴钱币作为装饰，也是众所皆知。莱佛士即曾注意到，在苏门答腊内陆，人们喜戴钱币串成的项链。“妇孺配戴大量银饰，尤其是一串串的银元或其他硬币，挂在脖子上有两三层之厚。一个孩子脖子上戴着一百枚硬币并不稀奇。”[39]

印度布料在东南亚的市场萎缩，却在欧洲打开了新市场，欧洲人以它做衣服及布置用。17世纪后期，特别是孟加拉对欧洲出口的布匹量大为增加。孟加拉的纺织品是棉丝混纺的，比起古吉拉特及西印度其他地区色彩鲜艳但较粗糙的棉布，品质较佳，可供在西印度群岛买卖奴隶所需。在荷、英东印度公司的账册上，都看得到印度纺织品的记录。1738年，布料、丝、棉占巴达维亚出口商品总值的近30%。

茶叶与咖啡此时也已成为欧亚贸易的主要商品。接近18世纪末时，英东印公司自中国进口约1500万至2000万磅的茶叶，荷东印公司则大致未参与茶叶贸易。[40]成百上千万磅的红茶绿茶，名称有小种、熙春、嫩熙春、松萝、屯溪、武夷等等，一箱箱包装好，送上停在广州的船舶。

英东印公司在18世纪后半期也包办了纺织品贸易。荷东印公司船长斯达弗里纳斯在1770年提到：“布匹贸易以往曾为本公司赚得颇多利润，如今几已全落入英人之手。他们争相（在印度）购买，对目前仍属我方的部分极为不利。”[41]到19世纪，英国人在亚洲以本国的纺织品与印度布料竞争；18世纪下半，纺纱机与织布机相继发明，英国人首次能够用亚洲人付得起的价钱出售纺织品。纽约商人皮尔庞特在1796年说，在亚洲买卖英国制商品仍属“新鲜事”。

尽管胡椒从未自英东印公司的账册上消失，但是布料和茶叶成为该公司18世纪主要的营收来源。胡椒依旧是亚洲区域贸易，特别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商品，欧洲每年也要进口好几百万磅。只是到18世纪下半，引得欧洲人漂洋过海而来的胡椒已经被全球市场上的其他奢侈品及诱惑所超越。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荷东印公司的没落？难以想象一个有政府支持的半军事性公司，17、18世纪还在亚洲呼风唤雨，居然会被打倒。其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对待员工的方式。荷东印公司雇用的人员明白，到热带地区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但也很清楚在热带地区可以致富。他们的日薪很低，但是可以自行买卖香料或是窃取公司船上的香料大赚一笔，远在千里外的公司对他们鞭长莫及。史学家博克瑟（C.R.Boxer）在其开风气之先的著作《荷兰海上帝国》（TheDutch Seaborne Empire）中写道：“几乎没有人能够靠正式的薪资过活，更不用说为将来退休而储蓄。在1753年之前，唯有特殊情况才会发给退休金。结果上自总督，下至船舱小弟，都兼做另外的买卖，彼此心知肚明。”所谓半合法的“私人贸易”，即允许荷东印公司的船员及商人自东方带回少量商品，遭到严重滥用，以至有些船只回到荷兰时，所载的“私人商品”比公司商品还要多。

致富的机会不止于此。向当地供货商强索“额外”的佣金、将商品价值以少报多篡改账簿、对进货与出货采用不同的秤、掺假或盗取运往公司仓库或运回荷兰的商品等，均是常见的手段。

印度孟加拉有名胆大包天的员工，以妻子的名义设立公司做自己的生意，两名侄儿也在孟加拉荷东印公司担任要职，并成为叔叔公司的股东。他们用假造的商人的名义，以低于市价购买公司船上的私人商品，再以较高的价钱，替叔叔的公司出售这些商品。如果有人不肯，就替荷东印公司“没收”那些商品。[42]

荷东印公司在印度各代办处的负责人，也犯下几起声名狼藉的贪污案。虽然采取了惩戒措施，但很快便故态复萌。一名调查员估计，1678年至1686年间，在印度的贪赃舞弊及私人贸易，共使公司损失高达380万荷兰盾。[43]

荷东印公司从上到下贪污盛行。就连公司船上地位低下的水手也有巧妙的手法掩饰其不当行为。丹皮尔曾写道：“前往香料群岛的水手（荷兰人），照理讲，除非是自用的少量一两磅，否则不可自行带回香料。可是他们会在海上与船只会合，出售丁香，100吨中抽出10吨至15吨，却使表面上看来是全数运抵巴达维亚。他们会往剩下的货物中倒水，使之膨胀，恢复到未盗卖前的完整载货量。这只是那些地方的荷兰海员几百桩骗人把戏中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别处再也看不到更厉害的小偷。”[44]

在鸦片贸易重镇巴达维亚，走私更是防不胜防。1676年是收成特别好的一年，该公司员工走私了152600磅的鸦片到巴达维亚，比公司本身自印度进口到此的鸦片数量高出好几倍。[45]

有一度人们认为贪污是终结荷东印公司的主因，该公司的名称缩写VOC，曾被讽刺地解读为Vergaan Onder Corruptie，意指因贪污而垮台。[46]走私、偷盗和许许多多的欺骗行为，无疑对荷东印公司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不过现代史学家认为，财务运作不当、持续注重香料而牺牲如茶叶等新市场，以及1780年损失惨重的第四次英荷战争，对该公司的倒闭也有重大影响。

在亚洲的欧洲人中，假公济私的不只有荷兰人。18世纪即将结束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英东印公司的批评也不遗余力。他曾写道，该公司的独占地位，不仅仰仗民众购买东印度的商品及其自进口获得的利润，也有赖“如此庞大的公司，在管理上不可免的舞弊，势必造成中饱私囊的情形”[47]。

英东印公司与对手荷兰一样，也付给员工很低的薪水，因此在职工当中，从胡椒船上的船员到驻印度的最高阶代表，欺骗舞弊和所谓的私人贸易也同样盛行。有些人真的发了财，例如美国人耶鲁就拥有4艘区域贸易船，他后来把私人贸易赚得的财富捐给了耶鲁大学。

英东印公司也禁绝不了私人贸易。不过英国人有一种荷东印公司职员做不到的方式。英国人可以成为区域贸易商（country trader），合法地自行在亚洲做生意，荷兰人却不行。这为不满的英东印公司船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而这个群体为数不少。英、荷两公司都常有员工不告而别，因此18世纪初，出现了引渡擅离职守者的标准“同意书”（form of agreement）。[48]

即使英国人早已独自做买卖好几十年，英东印公司却晚至1667年才终于正式允许员工买卖亚洲商品，但胡椒及棉布除外。早在1614年，私人贸易就已十分发达，在万丹的一名英东印公司人员曾指控几名同胞“盗取公司商品，欺骗老百姓，欠债不还……及突然间积累起大笔财富”[49]。

来自康沃尔的旅行家、商人兼作家芒迪，曾在亚齐遇见一名英国人，拥有一艘小船“往来这些地区做生意”。芒迪在1638年描述，此人来自“英格兰西南部”，受到“我们大家普遍友善而有礼的对待”。但是此人“不声不响、忘恩负义地”开船离去，“身上带着一些人的钱，另外还欠着别人的钱一。幸而老天有眼，不到两天，他便被恶劣的天气赶回距此不远的岸边。他的船只沉没，商品浸水损坏，有一半船员逃跑，留下对恶行懊悔不已的他”[50]。

在17世纪这百年间，越来越多的英国海员自己拥有或与人共有了船舶，也有受雇于亚洲船东者。到18世纪，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商业势力。丹皮尔便是区域贸易商。他们在印度洋上四处游走，参与大量走私行动。英国人罗杰·惠特利（Roger Wheatley）就于1725年承认，他受雇于某女士，走私150箱，约21000磅鸦片，而那位女士的丈夫就是巴达维亚市政委员会的委员。[51]独立的英国商人在亚洲各港口成立商会，并涉足东印度公司的生意及私人贸易，偶尔还替当地统治者的船只担任领航员；而荷东印公司却不许荷兰人成为区域贸易商。

在1769年，荷东印公司船长斯达弗里纳斯目睹英国商船在巴达维亚卸下布料及鸦片等货物，感到十分诧异。他发现，荷东印公司禁止与公司无关的荷兰人买卖的商品，英国人却可以任意处置。斯达弗里纳斯写道：“这种纵容……延伸至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印度与欧洲商品，对我方船只的高层及一般船员造成极大伤害。他们被要求不得进口自己的物品；而带回一些特许商品者，由于英国人进口数量大，造成供过于求，迫使他们必须亏本出售。”[52]

荷东印公司在1799年终于倒闭，结束了与英东印公司长达两百年的对立。除贪腐猖獗外，该公司多年来也苦于维持费用不断增加的海外贸易帝国，加上管理不善，又拒绝顺应亚洲商品在欧洲的市场变化而做出调整，因此无法维持。英东印公司则继续苟延残喘，至1833年总算退出贸易事业。从此不可能再有英国人取得近乎最高统治者的权利，独占亚洲商品的买卖。不过该公司仍继续治理印度，直到1874年才解散。

[1]Coen quoted in C.R.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Hutchinson & co.,1965, p. 96.

[2]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698, vol. I, p. 317,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Division.

[3]See C.H.H.Wake,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Europe's Pepper and Spice Imports, ca.1400—170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1979, p. 390.

[4]历史学家Vincent C. Loth在“Armed Incidents and Unpaid Bills: Anglo- Dutch Rivalry in the Banda Is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4 (Oct.,1995), pp. 705– 740, http:// www . jstor . org /stable /312802中考察了1619条约。

[5]科恩此著名引言可见于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Walberg Press,2003, p. 40，也可见于其他许多二手资料。

[6]出处同上, p. 43.

[7]In Holden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p. 48.

[8]Vincent Loth, “Armed Incidents and Unpaid Bills”, p. 711.

[9]这段引言为一个叫Captain Fitzherbert的人所说，见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Bantam and the Maluco Islands, edited by Bolton Corney, the Hakluyt Society, 1855, p. vi.

[10]这段话出自一个广为流传的介绍安汶发生的屠杀的小册子，名为“A True Relation of the Unjust, Cruell, and Barbarous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English at Amboyna in the EastIndies by the Netherlandish Governour and Councel there”，更加点燃了人们对安汶大屠杀的愤怒。London, 1624,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EEBO) ProQuest LLC. http://eebo.chadwyck.com.

[11]D.K.Bassett, “The ‘Amboyna Massacre' of 1623”,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 No. 2 (Sept., 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7229. 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对安汶屠杀背后的原因依然不清楚。这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描述了，在1623年之前的几年里，英东印公司如何对香料群岛的贸易前景不抱乐观希望，并最终决定在这几个英国人被荷兰人斩首之前的一个月离开。17世纪与18世纪欧洲的东南亚贸易领域著名历史学家David Kenneth Bassett认为，荷兰总督范斯普尔特，一个“理性且人道的人”，确实有理由认为英国人在密谋推翻安汶的防守，不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小。

[12]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p. 49.

[13]历史学家Markus Vink指出，与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不同，在亚洲的荷兰人与其他欧洲人依赖已经存在的奴隶系统。直到1660年代，荷兰主要从印度获得奴隶。后来，尤其是在南苏拉威西的望加锡沦陷之后，大部分奴隶来自东南亚。1653年至1682年，上千名来自巴厘岛和南苏拉威西的奴隶被亚洲的船带到巴达维亚。See Markus Vink,“‘The World's Oldest Trade’. Dutch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the India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4, No. 2, pp. 131– 177,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ttp:// www .jstor .org /stable /20079204.

[14]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698, vol. 1, p. 317,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Division.

[15]See Leonard Y. Andaya, The Heritage of Arung Palakka: A history of South Sulawesi(Celeb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 1981, p. 46. See also Anthony Reid, “Pluralism and progress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kassar,” pp. 55–73, in Authority and Enterprise Among the Peoples of South Sulawesi, edited by Roger Tol, Kees van Dijk, and Greg Acciaioli, Leiden: KITLV Press, 2000.

[16]指南纬40度至50 度之间的西风带。

[17]科恩吓人的引言见于C.R.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p. 189, 以及其他二手资料。

[18]The Voyage of Francois Leguat of Bresse to Rodriguez, Mauritius, Java,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Captain Pasfield Oliver, The Hakluyt Society, 1891, p.226.

[19]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by J. S. Stavorinu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vol. I, p. 211.

[20]历史学家Leonard Blusse对于中国人在巴达维亚以及导致了1740年屠杀的事件的深远影响著述颇多，包括“Batavia, 1619—1740: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Colonial Tow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1, “Batavia, 1619–1740: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Colonial Town,” (March, 1981), pp. 159– 17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RL: http:// www. jstor. org. /stable /20070419; and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21]历史学家M.A.P.Meilink-Roelofsz所著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62是一本关于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在亚洲的贸易的重要著作，关于荷兰人如何干预了在万丹和东苏门答腊的胡椒贸易，参见253-261页。

[22]Leonard Blusse, Strange Company, p. 126.

[23]Leonard Blusse,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No. 1 (Feb.1996), pp. 51-7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12901.

[24]See Kerry Ward, Networks of Empire: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9.

[25]Jeremiah N. Reynolds, Voyage of the United State Frigate Potomac… in 1831, 1832, 1833,and 1834, Harper & Brothers, 1835, p. 299.

[26]J. S. 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vol. III, p. 398-399.

[27]英东印公司的昵称。

[28]J. R. Bruijn and Femme S. Gaastra, Ships Sailors and Spices: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ir Shipping in the Sixteenth,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msterdam: NEHA,1993.

[29]K.N.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Routledge, p. 148.

[30]Om Prakash,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in Asian Maritime Tr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Trade: Europe and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edited by Sushil Chaudhury and Michel Morine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2.

[31]Hendrik Brouwer这段著名的话可见于George D. Winius and Marcus P. M. Vink, The Merchant-Warrior Pacifi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以及其他二手资料。

[32]荷兰历史学家在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Walberg Press, 2003, p.121中公布了科恩1619年信件的全文。这封信的摘录也可见于其他许多关于荷兰在亚洲贸易的二手资料。

[33]Anthony Rei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c. 1400—18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I, 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71.

[34]Om Prakash,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in Asian Maritime Tr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Trade: Europe and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edited by Sushil Chaudhury and Michel Morine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pp.186– 188.

[35]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vol. II, Expansion and Cri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0.

[36]Charles Lockyer, “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 Containing Rules for Good Government in Trade, … with Descriptions of Fort St. George, … Calicut, … To which is added, an accou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Dutch and their affairs in India.” London 1711.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ECCO), Gale, New York University.

[37]Constable Pierrepont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38]出处同上。

[39]Lady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London: F.R.S. &c., 1830, p. 319.

[40]数字引自Holden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p. 244.

[41]J. S. 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vol. I, p. 364.

[42]历史学家Om Prakash对孟加拉工厂里发生的多种欺诈行为做了大量描述，见他的书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Princeton, 1985。这里引用的例子出自第85页。

[43]数字引自Julia Adams, “Principals and Agents, Colonialists and Company Men: The Decay of Colonial Control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vol.61, (February: 12– 28), p. 25.

[44]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vol. 1, p. 317.

[45]Om Prakash,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p. 155.

[46]See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Hutchinson & Co., 1965, p. 205.

[47]K. N. 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oceanic Trade in European Expansion, 1450—1800, edited by Pieter Emmer and Femme Gaastra, Varioru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p. 188.

[48]关于更多在英、荷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悲惨记述，参见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pp. 303-304.

[49]K. N. 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Routledge, 1999, p. 87.

[50]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I, Part II,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reprinted in 1967 by Karaus Reprint Limited, p. 337.

[51]Holden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p. 277.

[52]J. S. 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reprinted by Dawsons of Pall Mall, London, 1969, vol. I, pp. 367– 368.

第七章 美国人武装介入

19世纪的苏门答腊西北岸，是美国活络的胡椒贸易中心。美国与当地人关系看似友好，却因海盗攻击美国胡椒船而生变，美国首度武装进军东南亚。

编注：本地图中标注为苏门答腊地区古地名，难以直接对应今通行名，故保留英文不译出。其中部分地名今日仍沿用，如Meulaboh即米拉务市、Trumon为特鲁蒙市、Sinkel为辛吉尔巴鲁（Sinkilbaru）的旧称，则仍标示于地图上，以方便读者参照查找。

我正前往苏门答腊海岸，

去取得梦寐以求的胡椒。

若上帝赐我活命就再往欧洲

然后回贝弗利娶得美娇妻。[1]

——美国胡椒船“塔斯卡号”（Tuskar）水手，1841年

我国政府若不在下一季派出护航舰，摧毁苏苏、坦干坦干、穆基和南泰利保，我们势必得向胡椒贸易说再见。[2]

——节录自1838年某美国船长在苏门答腊外海的一封信，刊登于《沙林纪事报》

“另一类需要警戒的不速之客，是美国人。”[3]

——莱佛士爵士

时间进入19世纪，距兰开斯特代表新成立的英东印公司航至亚齐购买胡椒已将近200年。有数以亿磅计的胡椒在苏门答腊生产，再运送至欧洲和中国。自中部高地米南佳保，众多河川溪流载着装满胡椒的木筏，来到东部占碑及巨港的沼泽地海岸、南部的楠榜、北部的亚齐、西部的巴东，整个苏门答腊岛上都种着胡椒。1800年时，苏门答腊仿佛再也找不到能种胡椒之地。之后有传言，遍布礁石、十分危险的西北部海岸中有一小段，可能是新的胡椒来源。

这个苏门答腊的角落后来吸引了一大群海员及商人，他们来自刚建国不久而亟欲扩充国库的美国，为黑胡椒史开启了新的一页。美国在19世纪成为胡椒的主要供应国，胡椒的来源远在美国13000英里之外的苏门答腊西北岸，那里有“胡椒海岸”之称。整个19世纪，共有967艘美国船驶至苏门答腊。[4]

这些双桅或三桅帆船中，有不少来自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那里有靠胡椒发财的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例如克劳宁希尔德（Crowninshield）、桑代克（Thorndike）、加德纳（Gardner）、皮博迪（Peabody）等商人家族，他们又把赚到的钱投资于新英格兰的现代化中。（波士顿的加德纳博物馆［Gardner Museum］，即由胡椒富商约翰·洛厄尔·加德纳［John Lowell Gardner］的儿媳所创办。）如今因女巫审判[5]而知名的塞勒姆曾因胡椒贸易而繁荣。塞勒姆及其主要竞争对手波士顿的船只频频造访苏门答腊，以致当地居民竟以为这两个新英格兰城市是两个国家。另外纽约、马萨诸塞州的贝弗利和宾州的费城，在胡椒贸易上也有一席之地，只是较为次要，有不少胡椒船在纽约卸货。美国船只出发时载着银币，用以支付胡椒和鸦片的货款。这种硬币是相当理想的压舱物。据估计，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有1700多万银元自美国流入苏门答腊。[6]

1825年10月正值塞勒姆的全盛期，当地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东印度海洋学会（East India Marine Society）博物馆的新楼启用。出席者有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波士顿市长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及许多政要。在漫长而眩目的一夜，宾客举杯庆贺不下44次，总统还特别称赞“任何商业国家少了印度贸易便无法壮大，愿这世世代代的经验，促使我们珍视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在当年，“印度”就是东方的同义字，而亚当斯总统在那次举杯时，指的其实就是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胡椒海岸。胡椒贸易所付的关税，在美国早期历史的关键时刻充实了国库，塞勒姆则是胡椒贸易成功的关键。意外的是，由于美国本身对胡椒的需求量并不大，所以塞勒姆的船只所载运的苏门答腊胡椒，大多被送到了欧洲市场。胡椒在美国进出口都很兴旺。

最先自苏门答腊西北部带回大批胡椒的美国人，是乔纳森·卡恩斯（Jonathan Carnes）船长，他的父亲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是著名的私掠船[7]船长。卡恩斯虽非塞勒姆殷商家族成员，但他透过富有的船东舅舅乔纳森·皮尔（Jonathan Peele）搭上那些家族。卡恩斯是能干的航海家，先后在1788年搭乘“预备军官号”（Cadet）、1791年搭乘“大酋长号”（Grand Sachem）到达明古连。大酋长号的船东是塞勒姆最有名望的商人伊莱亚斯·哈斯克特·德比（EliasHasket Derby）。

预备军官号不知所终，而大酋长号则在西印度群岛触礁失事。卡恩斯这两次前往苏门答腊，在明古连和巴东均未找到胡椒，不过他很可能听说这两地以北的某地有新的胡椒来源。卡恩斯连着两次航行失利后，仍设法回到塞勒姆，并成为新建造完成的“拉者号”（Rajah）的船长。这艘船的船东有三个：埃比尼泽·贝克福德（Ebenezer Beckford）、卡恩斯的舅舅乔纳森·皮尔及表兄威拉德·皮尔（Willard Peele）。拉者号是轻快的纵帆船，在满布危险礁石的陌生浅水水域较能快速应变。那次是秘密出航，连仅有的10名船员都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唯有船东们及卡恩斯心中明白，他们是坐在名副其实的金矿上。

拉者号于1795年11月中旬的一个寒冷的日子自新英格兰起程。同年11月17日，《塞勒姆新闻报》（Salem Gazette）在“塞勒姆及贝弗利区”（贝弗利是邻近塞勒姆的海港）的标题下，刊载了出海船只的清单。清单中有一条列出名为“西塞罗号”（Cicero）的双桅横帆船及另9艘船。另一条指出，有13艘船已完成手续准备起航，包括10艘纵帆船，其中有一艘就是拉者号。这些船只的目的地朝向四面八方：哥本哈根、西印度群岛、加拿大新斯科舍半岛（NovaScotia）。拉者号是唯一前往印度的，重120吨，载着白兰地酒、杜松子酒、铁、鲑鱼等货物。1796年3月它抵达好望角之后便似乎消失了，没有人再听说它驶离好望角后的下落。

塞勒姆的很多人相信，那艘船连同船长已葬身海底。但是到1797年7月，拉者号在出发19个月后，奇迹般地回到塞勒姆，满载约15万磅的胡椒，那是这种货物第一次进入美国，那些胡椒赚得了难以想象的七倍利润。没有人晓得这艘船到过哪里，卡恩斯和皮尔家族口风很紧。

对于卡恩斯在苏门答腊西北部的活动，后人所知有限，那次航行未曾留下日志，但是他很可能造访过苏苏港（Soo-soo），后来那里成为美国人的胡椒源。在那一带海岸的某处一，名毛里求斯的法国私掠船船长误认拉者号为英国船，10至12名法国人上船，爆发了激烈的打斗一。名厨师失去了手臂一、名高阶法国船员被杀，直到卡恩斯出示他的美国证件才结束这场混战。这自然阻止不了想发财的美国人前往苏门答腊海岸。卡恩斯回国后，拉者号很快改装为横帆船，在1798年又悄悄离开塞勒姆，15个月后返航，载着超过15万磅的大批胡椒。1801年，卡恩斯再带回15万磅胡椒。直到那一年年底，塞勒姆的商人们才总算更确切地知道了苏苏港的位置。皮尔家族无法再垄断苏门答腊的胡椒，但在他们短暂控制市场的这段时间里，总共进口了超过40万磅胡椒。

卡恩斯二度自苏门答腊西北部回来时，把此行的纪念品——象牙一根、黄金盒若干、各种贝壳、烟斗及其他物品，捐给了新成立的塞勒姆东印度海洋学会该学会为此设置了一个。“珍奇品展示柜”，这便是塞勒姆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的由来。

英国人之前即到过苏门答腊西北部，原本可主宰当地的胡椒贸易；可惜弄巧成拙，失去了防堵美国人的机会，反而为他们搭起舞台，使美国人的胡椒贸易格外成功。一群英东印公司的职员在18世纪中叶首度探勘了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胡椒园，并在明古连以北几百英里的纳塔尔（Natal）设立了纳塔尔公司做私人生意。英东印公司为求苏门答腊的胡椒不断提高产量，还提供贷款给纳塔尔公司，并向它收购胡椒。到18世纪末，纳塔尔公司的负责人幸运地巧遇当地有魄力的首领利布·杜波（Libbe Duppoh），此人正是苏苏的统治者。他与杜波谈成交易，买下其领土所能生产的全部胡椒。杜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当地很快成为世界主要的胡椒供应区之一。莱佛士1818年抵达苏门答腊时，还以为纳塔尔公司会协助解决长期以来自明古连殖民地取得胡椒的难题。

在莱佛士来到苏门答腊前22年，明古连的英东印公司高阶人员因现金严重不足，又有债务必须清偿，便准许三艘美国船以高价购买了约284吨胡椒。当伦敦的公司高层发现美国人在欧洲市场共卸下了超过50万磅的胡椒，妨碍了公司胡椒的销路时，十分震怒，致函明古连：“我们必须表示完全反对出售胡椒给中立船只，因其必然严重有碍本公司在外国市场出售胡椒。”[8]后来明古连的胡椒便禁止出售给美国人，促使更多美国船只前往苏苏。

到卡恩斯第三度航行结束时，苏门答腊西北岸已经满布美国船只。在最繁荣的1802年及1803年，有52艘美国船来至胡椒海岸，载走约78000担胡椒，相当于1100多万磅，数量极为可观。这些船舶当中，有些属于乔治·克劳宁希尔德（George Crowninshield）、约瑟夫·皮博迪（Joseph Peabody）和斯蒂芬·菲利普斯（Stephen Phillips）等商人，他们最先追随皮尔家族涉足胡椒贸易。克劳宁希尔德公司拥有的快船“贝利萨留号”（Belisarius）在1800年及1803年两度成功航行至苏门答腊，带回超过63万磅胡椒。该公司上交的税款超过37000美元，在今日大约值1900万美元。该公司的“美利坚号”（America）在1802年进口了超过80万磅胡椒，交税56000多美元，相当于今日的2800万美元。[9]

许多较小的船只也驶往苏门答腊，约4个月即可航行13000英里到达胡椒海岸。这些船在年底起程，以便及时在胡椒3月收获时抵达目的地。它们向东南行，经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有时在南大西洋的孤岛圣赫勒拿（拿破仑被放逐并死于此地），或是毛里求斯停靠补给，然后再继续航向苏门答腊。船长们按照前人详细的航海日志，游刃有余地驶向苏门答腊。

塞勒姆的商人深知航海日志对胡椒贸易的重要性。东印度海洋学会于1801年11月在塞勒姆集会，选出负责购买“空白日志簿”的委员会，“该会的重大目标……即在取得航海知识……”每名船长都会被分到一本日志簿，作为“航行中定期记录风势、气候、重大事件的日记”[10]。这种地图般大小的簿子通常由船长负责撰写，但是偶尔也会雇用“记录员”逐日记下航行状况。日志中写满以流畅花式字体完成的航海记录和气候报告。一条典型的日志写着当天“以轻柔的微风及舒爽的天气开始”。

航海日志的内容可让我们一窥船上的日常生活风貌，甚至还可以看到与到苏门答腊买胡椒或到亚洲他处采购商品无关的事情。成功的塞勒姆商人本杰明·霍奇斯（Benjamin Hodges）很早便参与了东方的贸易。他曾担任有横帆、纵帆的双桅帆船“威廉与亨利号”（William and Henry）船长，于1788年12月离开塞勒姆驶往中国。他的日志中浮现出一个有思想也很仁慈的船长，因长途航行的单调乏味，有时不免陷入忧郁。除了例行地记下天气，霍奇斯在1789年4月曾提到自己的心情像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般阴沉。他抱怨说：“长途航行如此千篇一律，日复一日观察海象，使我不得不倾出所有的个人哲学，以驱赶萦绕在心头的忧郁。我需要更多运动，我经常阅读流亡海外的博林布罗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11]的著作，不过那是哲学理论多于政治实务。”[12]

1790年4月，威廉与亨利号自毛里求斯回到塞勒姆的途中，遇见一艘英国利物浦的奴隶船“菲利普斯蒂芬斯号”（Philips Stephens）。霍奇斯痛恨奴隶制，在日志的字里行间明显透露出对此的深恶痛绝：“……那样的货物（不幸的同类动物），其幸福为满足贪欲的野心而被牺牲，而牺牲他们的却是以生活在基督信仰的光明之下，尤其以生活在哲学之光下为傲的人……那船长登上我的船，他看似从未想过或从不知道自己所为是对是错……简言之，他如同愚昧老朽的恶魔。”[13]

两年后，霍奇斯又前往印度孟加拉，他驾驶的是富商德比的“大特克号”（Grand Turk），于1792年离开塞勒姆。在此次漫长的海上之旅中，他在航行日志里提到，某次连续多日的恶劣天气，使得“忧郁的恶魔”盘旋不去。

晦暗的天空多么低沉

狂风作乱又暴雨肆虐

没有一丝令人愉快的光芒

唯有天地倾倒所有的泪水

长途航行暗沉阴郁

天气，十分不顺遂

忧郁的恶魔盘旋不去。[14]

也有美国人死于前往苏门答腊的途中。有的是病死，有的是被外海的浪涛淹没，然而我们对其人生所知有限。偶尔会有某艘船的日志为死者留下简短的记述。三桅帆船“伊丽莎号”（Eliza）于1838年12月驶出纽约港，前往苏门答腊。船上有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父子两人。儿子是船长，也负责撰写日志。1839年3月，当伊丽莎号驶入阿纳拉布港（Analaboo）时，他俩搭乘小船上岸，由马来西亚向导伴随入城。他们得知已经有好几艘船到过这里了，所以没有胡椒可卖，必须到其他港口去寻找。1839年4月28日，日志中记载塞缪尔·史密斯突然染病身故。其子写道：“他死前有大约半小时说不出什么话来。我必须将他海葬。那天下午，他在岸上喝了四五个椰子……喝最后一个时，他抱怨自己年纪太大，又说胃痛……”[15]伊丽莎号于1839年9月18日载着满船的胡椒自苏门答腊返航。

有时美国的胡椒船无法完成航行。西尔斯比公司（Silsbee,Pickman & Stone）的“苏禄号”（Sooloo）于1854年11月自塞勒姆出发，在118天后抵达阿纳拉布。苏禄号在苏门答腊沿岸一直待到5月中旬，然后满载着胡椒返航。据船上的日志记载，船“剧烈地摇晃，海浪猛烈地拍打船身危及桅杆，……船员几乎无法站在甲板上做任何事。在卷起缆绳拉紧前，船头向西偏仍牢牢拴着，但……水泵发出声响，低洼处发现积水三英尺……卷起所有船帆，水泵再次发出声响，低洼处积水增加到五英尺……”[16]

船员们虽尽力救船却徒劳无功。岸上驶来小船，尽快把胡椒卸下。日志的最后一条记载：“将各层舱板间的胡椒取出后，水深约高出中层甲板一英尺。晚上，船载着一名马来人沉没于下锚处。”[17]有些船则因蜈蚣、蝎子、蟑螂或无数白蚁为患，而不得不弃船。替英东印公司工作的美国水手阿马萨·德拉诺（Amasa Delano）曾描述1792年在明古连，他的船“奋进号”（Endeavor）上虫害肆虐，以致不得不让它沉没。啃噬船身木头的白蚁尤其可怕，几个月内便能毁掉一艘船。

热带之美

在等待装载胡椒的船上，生活并非一潭死水。除了填补船身缝隙、修整船帆、油漆甲板等等工作之外，美国水手还是会下船出游，一睹热带地区令人赞叹的原始美景，如同在苏门答腊的莱佛士。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Gloucester）的水手戈勒姆·洛（Gorham P. Low）曾写下：“然后我们出去，到山顶欣赏风景，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致之一。”他在1834年首度来到胡椒海岸，曾爬到山顶的一栋房屋去照顾一名生病的男童。洛写道：“从那个高高的山顶看下去，陆地和海洋都与我以往看到的截然不同。从海上看海岸几乎是一条直线，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向左右两边望出去好几英里远，看见海岸线所有的蜿蜒曲折，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向下俯瞰。”[18]洛对苏门答腊的第一印象再好不过，特别对当地人的庄重和某些习俗感到惊讶，比如把牙尖磨成方的并染成黑色。他那次首航停靠了好几个港口，原因在于那一带海岸美国船只充斥，很难找到胡椒，价格也因竞争而高涨。最终，因胡椒每担6.5美元的售价太高，他那艘船不得不空手离去。洛在海上前后待了20年，后来成为富商，还成为马萨诸塞州的议员。

另有一名美国人描述苏苏之美超乎世间所有。一名牧师在1838年写道：“北方的美国人突然从家乡被送到我们下船之处，若他对大自然之美有任何感知力，定会十分陶醉。溪流几乎满满覆盖着扇子般的优雅棕榈叶，弯曲着半圆形的美丽叶片，与可可树高大的树干交错，顶端像木杆上撑开的伞一般，所展现的亚洲风情秀丽到笔墨难以形容。在我们四周则是月桂树、香蕉树、高大的林木及较矮小秀气的植物，另掺杂着随处可见的高挺竹子，使景观变得柔和。”[19]

众多曾行经苏门答腊西北部胡椒海岸的船长，在海图上标示了遍布其外海的礁石。船只接近苏门答腊时最重要的地标，美国人称之为猪岛（Hog Island，今锡默卢岛）约在苏苏西南方90英里。船只最常停靠的胡椒港——阿纳拉布、瓜拉巴图（Qualah Batoo）、苏苏、泰利保（Tally-Pow）和穆基（Muckie）——都在班达亚齐的南端，不过均非由亚齐的苏丹所控制。每一港口都由各自的首领统治（有时还不止一位），称为“拉者”。美国人为购买胡椒，必须在各港口都打点好。通常他们必须与一个叫达图（Dattoo）的人打交道，由其代表各港口的首领订立合约。

纳撒尼尔·鲍迪奇（Nathaniel Bowditch）是出色的航海家兼数学家，也是塞勒姆胡椒贸易的要角。1802年11月他29岁时，驾驶“普特南号”（Putnam）前往苏门答腊。他是船长，也是船东之一，负责记录此行的日志（现存于塞勒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菲利普斯图书馆［Phillips Library］）。日志的最后几页是鲍迪奇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专论苏门答腊西北岸的胡椒贸易，文中提供了翔实的指引，告诉美国人应该如何与达图往来以及相互沟通。他明白指出，达图是自由代理人，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安排。如果美国来的船长们肯多注意一下鲍迪奇说的话就好了。

鲍迪奇解释：“抵达任何一个港口，都需与达图联络，与他洽谈和商定胡椒价钱。如果港里不止一艘船，每天过磅的胡椒便由各船按照协议分配，否则就每天轮流。有时达图会签下合约，只准一艘船装货，其他船就必须等候。只要他觉得这么做符合他的利益，就会遵守约定；倘若收到重礼，或是价格上涨，以致胡椒有好几天不会送来，便会任意违约。而与他签约之人，要不就离开港口，要不就提高价钱。”[20]

鲍迪奇提到，1803年的胡椒价格是10至11美元一担，前些年还曾低到8美元，“可是这附近海岸有将近30艘美国船，需求量大使得价格上涨不少”。他详细描述如何用美国秤及砝码来称胡椒，并说胡椒是以担为单位出售的，一担等于133磅。美元是可接受的货币，但是马来西亚人不收5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币。鲍迪奇说，当地有些人英语说得相当好，所以美国的船长想要找人联系，不致有困难。

供应胡椒给美国人的港口集中于长75英里的海岸线，其中以苏苏和穆基最为重要。据鲍迪奇估算，1803年这两港各出口18000担（约240万磅）胡椒。这些港口在19世纪以前并不产胡椒。美国船需视收成的情况以及同时有多少本国船在当地，挨个港口寻找可买的胡椒。尤其在收成好的时候，势必会发生同时有数艘美国船齐聚在同一港口的情况。鲍迪奇建议，船长们应当讲究礼貌，按次序等候采购胡椒，可惜他们不见得都愿意等待。

1839年一，名美国船长的出价被对手超过，结果没买到胡椒。这名船长致函威胁当地巴孔岸村（Bakungan）的首领，扬言如果敢给对手胡椒，（就要击沉他的小舟prahus）。[21]两年后又发生类似情况，有船长向给竞争对手运胡椒的小舟开炮。

自美国加入胡椒贸易伊始，船长之间的龃龉便不曾间断。塞勒姆海员兼商人乔治·尼科尔斯（George Nicols）曾到过远东、苏门答腊及欧洲。1801年12月自塞勒姆出发驶往苏门答腊的“行动号”（Active），即由他担任船长兼货物长。[22]（货物长负责商船航行中的所有商业交易。）当行动号到达穆基港时，美利坚号已经在那里了。尼科尔斯上岸，发现“有众多全副武装的马来人”。他很快便谈好购买一批胡椒，可是在讲好价钱后才得知，对方在美利坚号装满前无法交货。尼科尔斯表示抗议，美利坚号是行动号的三倍大，此刻连一半都没装满。因此他拒绝等候，要求“负责人”告诉他一个行动号可以开始收到胡椒的时间。“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无论美利坚号是否装满，我都应该在一周内开始收到胡椒。”

美利坚号船长杰里迈亚·布里格斯（Jeremiah Briggs）听到此种安排后，表示“强烈反对”，并坚持先把他的船装满。尼科尔斯写道：“我现在尽能力所及，希望说服布里格斯船长接受友好的条件，但徒劳无功。”涉及的利害必然很大，才会让这些美国同胞在苏门答腊的小港口为胡椒而起争执。美国的船长们都明白不该彼此扯后腿，可是在此次事件中，即使船并非最早进港，尼科尔斯仍决心要得到他那份胡椒。

可想而知，布里格斯竭尽所能阻止胡椒装上对方的船。一天，布里格斯的一个手下正在从岸上搬运胡椒，一名马来西亚人忽然掏出短剑。美国船员拔腿就跑，马来西亚人追不上，就转向攻击一名尼科尔斯的船员，附近的一群马来西亚人也立刻拿出武器。经过劝说，当地人放下武器，然而尽管布里格斯和尼科尔斯两人的手下都是攻击目标，此次暴力事件却迫使布里格斯只装了三分之二胡椒便离开穆基港，尼科尔斯则留下来。他声称自己曾威胁当地首领要自船上向穆基城发射炮弹，好确保船能够安全上货。他的船很快便装满了胡椒。

美国人到达苏门答腊时，马来西亚海盗的名声已传遍四方。马六甲海峡曾经是，至今也仍然是著名的危险海域。[23]两岸有无数小港和滩头供海盗藏身。在帆船时代，海盗轻快的小艇很容易追上装载沉重货物的大船。至少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中国大帆船遭劫的报告。想平安无事地通过这个海峡并非易事，最好驾驶有多门大炮的船才比较保险。

航海界众所皆知，晚上不可让马来西亚的小船靠近。纽约富商皮尔庞特年轻时曾航行至苏门答腊和广州，观察鸦片贸易。他在1796年写道，马六甲海峡里有数不清的小艇，每一艘最多载有50名马来西亚人一，身上带着短弯刀、长矛和枪支。皮尔庞特在封信中指出，没想到海盗介入胡椒贸易极深：“他们从事不少交易，通常都会获得胡椒……可是只要发现比自己弱，或能以突击或计谋制伏者，便总是忙不迭当起海盗。行动时……他们的惯例是攻上船，把所有的帆彻底破坏从无例外，……在港内、风平浪静时或是夜里，遇到海盗的危险更大。”[24]

在19世纪，虽然荷、英东印度公司长期努力，想消灭海盗，但是海盗事件依旧层出不穷。美国船也无法幸免。一艘以一位古巴官员的名字命名的美国船“索梅雷伍纳斯侯爵号”（Marquis de Somereulas），1806年在占碑东部的占巴河（Jamba）某支流装载胡椒时遭到袭击，随船木工师傅身亡。索梅雷伍纳斯侯爵号于1807年3月19日回到塞勒姆。船长威廉·斯托里（William Story）告诉《塞勒姆纪事报》（Salem Register），攻击他的船的那些人与苏丹无关。他过去在占碑做过交易，没有理由怀疑几百名上过他的船的马来人会背信忘义。

12年后，英东印公司的《亚洲日报》刊出一则关于海盗“蜂拥至我国海岸”的简短报道。报道中说，英国船“猎人号”（Hunter）最近击退了若干马来西亚小艇的猛烈攻击；而美国船“小鸭号”（Duckling）的遭遇则更为不幸，马来西亚海盗占领了那艘船，劫走两万银元并把船弄沉，12名大小船员乘救生船逃脱。[25]

美国船在马六甲海峡也遭遇过其他事件。不过奇怪的是，美国参与胡椒贸易的前30年，曾驶至胡椒海岸约400次，却从未曾在苏门答腊西北岸遭到攻击。未发生暴力事件并不代表美国船顺利买到了胡椒，从两百年来的经验里，苏门答腊原住民已经知道了不能完全信任来自西方的外国人，因此对美国人也心存疑虑。

在苏门答腊西北岸，美国船只因浪涛汹涌无法进港靠岸，因此胡椒必须在岸上称好重量并包装成袋，再放在小舟里，运到等在外海的船上。重量以担计，一担原本应相当于133磅，但是买卖双方都会做假。美方的一担约有136磅，马方则是130磅。通常双方会有所妥协，每日轮流采取美、马的重量单位。

当地人会在胡椒中掺沙子或其他东西，美国人则会在中空的秤杆里加入水银或其他物质以增加秤的重量。当地人都知道美国人会用不实的砝码骗取多于所付价钱的胡椒。美国见习军官利瓦伊·林肯（Levi Lincoln）在1830年代指出，美国人携带“整组的假砝码，因此经常只付一担的钱便取得五担的胡椒……”[26]

一名英国作者在1840年代承认，最早是由美、英船长开始做假的。他写道：“是谁引进假砝码的？是谁把底部有一个螺丝钉的56磅砝码带到那个海岸，在当地人以自己的砝码对比过后，再打开来塞进10至15磅重的铅？……我若说30年来，英美的船长已是这种诈欺行为的惯犯，谁敢提出质疑……”[27]

***

苏门答腊西北部居民与美国人看似友好的关系在1831年出现惊人的转折，那一年胡椒海岸首次发生美国船遭海盗攻击的事件。讽刺的是，卷入这起事件的胡椒船名为“友谊号”（Friendship），属于富有的西尔斯比公司。在经验老到的船长查尔斯·摩西·恩迪科特（Charles Moses Endicott）指挥下，这艘船于1830年载着高阶船员及水手共17人，前往苏门答腊的胡椒海岸。当时胡椒市场正经历长达6年的衰退，因此当地胡椒严重供过于求，价格创新低，每磅仅13美分。

据恩迪科特对此事件的记述，1831年2月7日早晨，友谊号停泊于距瓜拉巴图四分之三英里外的海面上，他与一名高阶船员和四名水手登岸，协助胡椒称重和运送。恩迪科特得到保证每日可装载100至200袋胡椒，40天内即可装满整船。他曾严格指示，当他不在船上时，不得有两名以上的马来西亚人同时待在船上，晚上也不许任何船只接近，这是待在胡椒海岸的外国船只惯常采取的防范措施。

然而，当恩迪科特与手下在岸上时，一艘小艇载着一群武装的马来西亚人驶近友谊号，并获准登船。大副对防范措施嗤之以鼻，还夸口他可以“用一根船上的绞盘棒把聚集了一百个家伙的甲板清干净”，结果他大意送命。那群马来西亚人攻击船员，杀死了三名美国人，还致伤另外三人，并占领了整艘船，其余未受伤的船员跳进海里。岸上，恩迪科特和手下眼见船上出了问题，立刻跳上他们的小船。附近有一大群马来西亚人挥舞着短剑，沿河岸追逐他们。这几个美国人在一位叫波·亚当斯（Po Adams）的马来西亚男子的协助下，惊险脱逃，沿岸来到约25英里外的穆基港。在那里，精疲力竭的恩迪科特获得另外三艘美国胡椒船船长的挺身相助。那三艘船载着恩迪科特驶向瓜拉巴图，并在2月上旬收复友谊号。

恩迪科特发现，他的船几乎被洗劫一空，只剩下胡椒。原本携带的12箱鸦片和价值数千美元的银币消失得无影无踪。（恩迪科特后来声称，友谊号遭到的是为鸦片铤而走险的瘾君子的攻击。）备用帆及索具、航海图、经线仪及其他航海用具，加上寝具、舱内家具、手枪和别种武器也都被抢走。除了胡椒，船上只剩下牛肉、猪肉和面包等粮食幸免于难。恩迪科特在波·亚当斯的协助下，找回了六分仪和一个经线仪，得以为自己的船导航。

友谊号在另外三艘船的协助下重新整备，航至下一个胡椒港泰利保。恩迪科特走在泰利保街头时，被大批人尾随，那些人“欢声叫嚣着‘现在谁厉害，马来人还是美国人？’‘美国人死几个？’‘马来人死几个？’”[28]

在友谊号于1831年6月16日返回塞勒姆前，早一步回到波士顿的另一艘船已开始散布有关它的谣言。友谊号终于进港后，引起一阵骚动，人群挤上船。恩迪科特写道：“有些参观者的好奇心，大到要知道每个死伤者当时所在的位置才满足。就连因寻找金钱或其他值钱物品而被割得破破烂烂的连舱房壁，他们也大感兴趣。”[29]

塞勒姆的商人、美国联邦参议员及友谊号船东之一纳撒尼尔·西尔斯比（Nathaniel Silsbee）担心苏门答腊的胡椒贸易就此画上句点，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不过如此施压实属多此一举。友谊号遭劫的故事经报纸大幅报道，杰克逊总统政府的行动已是箭在弦上。甚至在收到西尔斯比的请求之前，海军部长利瓦伊·伍德伯里（Levi Woodbury）就已经下令：“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以对残暴恶行要求立即赔偿。”[30]

美国首次经官方批准的对东南亚的武装介入由此展开。

刚服役不久的美国护航舰“波多马克号”（Potomac）是当时最精良的战舰之一，原本正要执行另一项任务，杰克逊总统决定改派它到苏门答腊。波多马克号指挥官约翰·唐斯（John Downes）参加过1812年战争[31]，作战经验丰富。[32]他奉命搜集关于美国人在瓜拉巴图遭谋害的资料。假使发现恩迪科特所言属实，他就会要求当地首领或其他当局归还被劫走的财物或给予赔偿。如果得不到回应，他被授权逮捕杀人犯，送回美国接受审判，或是采取更严厉的手段。[33]换言之，唐斯应先调查案情，然后再采取行动。

1831年8月，波多马克号自纽约起航，船上载有500名军官和水手，还有一支海军陆战队。其战斗甲板上装设了约50门大炮。波多马克号在里约热内卢停留三周后继续前往好望角，指挥官唐斯和军官们在此曾与自称了解东印度群岛的英国陆、海军军官共餐。

美国人也愉快地游览乡间，并品尝葡萄酒。在这段中途停留期间，唐斯直接判定瓜拉巴图的首领们被控的罪名成立，无需在苏门答腊多花时间搜集资料。也许是英国人终于使他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赔偿。唐斯这趟苏门答腊之行的私人秘书雷诺兹出过关于波多马克号的专书，并曾提及唐斯的决定。雷诺兹曾在1830年代走访巴达维亚，对这座海港城市的没落大感震惊。雷诺兹说，在好望角“已取得的”信息，“似乎不容置疑，在苏门答腊胡椒海岸，特别是瓜拉巴图，无论其人民的性格，还是名义上统治并纵容商业海盗行为屡屡发生的政府，均无法期待只靠正式要求而成功获得他们的赔偿，除非提出要求的同时，有足以诉诸行动的武力”[34]。

波多马克号伪装成一艘大型商船，在1832年2月5日抵达苏门答腊胡椒海岸的外海。从恩迪科特绘制的地图中，唐斯已相当清楚瓜拉巴图村5处堡垒的分布。他想取得更准确的信息，便在当天指派两名军官穿着便服上岸，装成欲购买胡椒现货的船长和货物长。另有几名军官扮成水手同行侦察。当这群美国人接近岸边时，许多带着短剑的马来西亚人聚拢过来，吓得他们落荒而逃，假扮平民的计策受挫。雷诺兹写道：“马来人人多势众”，更令唐斯相信“他先前的一番设想是正确的……”

根据雷诺兹的记录，美国人立刻拟定夜间突袭登陆计划，“舰上全体官兵跃跃欲试”。依据海军军规，唐斯不得离开波多马克号，所以他把攻击任务交给欧文·舒布里克（Irving Shubrick）上尉。突袭队出发前，唐斯指示，首要目标是包围那些堡垒，“拦截逃跑的首领”，除非先遭到攻击，否则绝不可向马来西亚人射击。唐斯难道真的以为瓜拉巴图居民在堡垒遭到包围时，不会挺身起来捍卫？

凌晨两点，282人带着手枪、战矛和毛瑟枪，分批登上小船。一门被士兵们称为“贝齐贝克”（Betsey Baker）的六磅炮被置于发射台上，在船尾向后瞄准。那天晚上风平浪静，没有月光，当小船驶向岸边时，众人一语不发。他们在村子以北约一英里处登陆，然后分成4队，在破晓时分抵达村子。第一波攻击发生于最北边的堡垒。美国人冲破一道厚重的大门后进入堡内，杀死了首领和他的大多数手下。那次突袭战况激烈。见习军官，同时也是马萨诸塞州一位长官的儿子利瓦伊·林肯记录：“这些家伙如此死命抵抗我们，（在最北边的城堡）……14名守卫中有13人被消灭——12人于防御时死亡，第13人在看到前人死亡后在逃命时不幸丧命。所余1人据推测已安全逃出城堡外。”[35]

一位城堡首领的母亲和其他勇敢的苏门答腊妇女也在此次攻击中丧生。有名妇人用马刀“奋力一击”，差点砍断一名美国士兵的手。这名伤兵身旁的水手开枪打死了那名妇人。根据随船牧师弗朗西斯·沃里纳（Francis Warriner）“的记载，另一名女子也发出了视死如归的”[36]反击。

攻下第一座城堡后，占领第二座则易如反掌。堡内居民不留活口，使更多士兵加入攻打位于村子口的最大堡垒。在两分队的部分士兵开始强力推开城门时，贝齐贝克也自发射台上炮轰那座堡垒。接着堡垒外墙起火燃烧，不久堡内的防御工事也陷入火海。堡内居民面临船上炮火及两队士兵的夹击，仍奋战不懈，直到堡垒几已化为灰烬，最终居民几乎全部战死。直到美国人又攻下另一处堡垒，舒布里克才下令收手。

这次进攻从头到尾不到两个半小时。两名美国士兵战死，11人受伤。当地成年男女及儿童的死亡人数，瓜拉巴图人说约60名，舒布里克则估计至少150名。[37]

翌日早晨，美国国旗飘扬于各堡垒，而瓜拉巴图城则大部分夷为废墟。指挥官唐斯警告瓜拉巴图居民，“胆敢再度挑衅”美国海军军力，将是“鲁莽且愚不可及的”。他还说，“征服外国港口并建立殖民政府”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于是他立即将瓜拉巴图城“归还”给其人民。

唐斯离开瓜拉巴图后，向东驶往爪哇、中国及南美洲，直到1834年5月才回到美国。与此同时，一篇夸大其词的长诗《瓜拉巴图战役》（‘The Battle of Qualah Battoo’），应波多马克号的一些些船员之请，以单页形式出版。以下摘录的这一小段，描写的是唐斯与美国士兵在苏门答腊的英勇作战。

这些野蛮人埋伏在我们四周——

子弹如冰雹般四处散落；

但我们仍持续进攻其堡垒，

以攻克目标——波多马克号来也。

面对他们的火力，波多马克士兵无畏无惧

勇敢坚定地立于牢固的壁垒下，

决心让哥伦比亚星条旗

不久后胜利飘扬于其上。[38]

幸好，这首诗并非那场战事盖棺定论的描述。《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不久便刊出波多马克号某匿名船员讲的故事，对那次攻击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的故事里并非荣耀的英勇事迹，而是违纪的水手如何烧杀掳掠。那名船员写道：“陆战队员举着刺刀冲进第二堡垒，杀死所有的人，只留下三名恳求饶命的妇女。有几名妇女眼见丈夫倒在自己脚下，于是大胆拿起武器，结果也被杀死——事实上，他们的衣着如此相似，以致无法分辨男女。他们（美国士兵）占领堡垒后，继续放火烧毁堡垒及城区，毁掉一切带不走的贵重物品（我很确定，有些兄弟把劫掠品带上了船）。”[39]

这段记述后来获得波多马克号随船牧师沃里纳的证实。他说，水手打破官阶，难以控制。他们见人就杀，“对死亡毫不在意”。一名水手在正要杀死一名妇女时遭到质疑，他回答：“不要紧，没有女人，就不会有马来人。”许多水手带走黄金剑鞘、耳环戒指、脚环手镯及少量金银币。其他战利品包括一具中国铜锣、一部可兰经和一些华丽的金质衣料。美国兵还抢走鸭子及别种动物，但是他们必须先回到船上，才有大餐可吃。

《纽约晚邮报》的这篇报道虽引起美国众议院关注，要求杰克逊总统提供各次对唐斯下令的副本，但众议员的注意力很快又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好在美国各家报纸并未忽视唐斯的行动所引发的问题，那些问题在今日和在180年前一样存在。史学家戴维·朗（David F. Long）说，支持杰克逊政府的华盛顿《环球报》（Globe）与竞争对手《国家信息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为此展开笔战。《环球报》1833年的一篇社论说：“所有欧洲国家均视马来人为海盗，他们也持续做出此种行径……东西方任何正规政府无一例外，均会像护航舰波多马克号那般，对这群野蛮人施以惩处。”

《国家信息报》则反驳道：“假定某些马来人是海盗，那必然也可说……其他马来人不具攻击性。该国的政府体制比美国政府体制古老一千年。其沿海居民中，至少有若干称得上是积极进取的守法生意人，在艺术及文明方面也有进步之处……胡椒海岸有海盗，这是事实，因为友谊号曾遭到海盗攻击。中国的海岸也有海盗，可是有没有任何欧洲强国，因该国有一艘船遭海盗袭击，便想要用火与剑去摧毁中国的某个村庄？”[40]

有些报纸则批评，唐斯在尚未向居民探听友谊号被劫持的经过前，即已决定要攻打瓜拉巴图。也有报纸质疑，总统是否可以未经国会同意便与他国交战。这场论战发生的时间比越战早了约130年。《塞勒姆新闻报》主张：“无论美国总统还是护航舰舰长，均无权宣战或开战。”[41]

尽管美国政府公开宣称，唐斯是尽忠职守，但杰克逊总统及海军部长伍德伯里其实有所不满。1833年7月，争议沸沸扬扬之时，伍德伯里在写给唐斯的一封密函里曾质疑其行动。“阁下在攻击瓜拉巴图的马来人之前，未能取得……他们向友谊号施暴的证据、更具体的施暴者的特征及其政治关系，总统对此深感遗憾……”[42]信中要求唐斯对此次事件做出完整的说明，呈报杰克逊总统，“因为此后这可能变得很重要”。

唐斯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但是他的回复想必并不令当局满意。他回到美国时，并未受到英雄式的欢迎，此后亦不曾再奉派至海外。他也没有再指挥过美国的战舰，最终以灯塔检查员的身份退休。

唐斯对苏门答腊人的警告，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对瓜拉巴图冷血的烧杀不曾终止胡椒海岸的海盗活动。在波多马克号离开印度尼西亚一年多之后，胡椒海岸又有海盗现身，企图攻占两艘美国船未遂。1838年，苏门答腊西北岸另一港口又发生事件，美国政府再次介入东南亚。那一年，海盗夺下皮博迪拥有的塞勒姆商船“月食号”（Eclipse）。此次密谋涉及穆基和附近的苏苏、瓜拉巴图三地首领，船长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F. Wilkins）及青年人威廉·巴比奇（William Babbage）为此丧生。

当大副和4名船员在岸上称胡椒时，海盗趁机攻击月食号。他们偷走约26000美元的银币及两箱鸦片，还有船长两大皮箱最考究的衣饰、几块金表、小望远镜、毛瑟枪等物品。留守的船员乘一艘法国三桅帆船逃离。后来当地一名首领协助大副找回已被弃的月食号，此次事件照例引发要求报复的声浪。一位曾协助收复月食号的船长说：“我国政府若不在下一季派出护航舰，摧毁苏苏、坦干坦干（Tangan Tangan）、穆基和南泰利保，我们势必得向胡椒贸易说再见。假使明年不出动护航舰，马来人更会变得非常傲慢，他们会对所有无力反抗的船只下手。”

美国再度派出战舰至苏门答腊西北岸。这次被派去谈判的是指挥官乔治·里德（George C. Read）。他必然知道因唐斯而起的争议，因此直到和涉案的三地首领都谈判过，并发出要求赔偿的最后通牒后，才开始向岸上炮轰。他指挥的是美国护航舰“哥伦比亚号”（Columbia），并有轻武装快舰“约翰亚当斯号”（John Adams）随行。虽几乎未遭遇反抗，但美国人上岸后还是放火烧了瓜拉巴图及穆基。约翰亚当斯号船长怀曼（Wyman）领导了对穆基的攻击，他在1839年1月1日向里德报告：

奉长官之命彻底摧毁穆基城，今日属下在港口前端登陆，距城区约150码，同行者有6小队轻武器兵、士兵和陆战队，由长官指挥的特遣队派出，共计320人。

上岸后，各小队加陆战队，立即由各自的指挥官整队，全体向穆基进发，约在午后十二点半进城；到两点时此城已为我们所有。5处堡垒未遭抵抗便拿下。在堡中发现共计21门炮，经破坏后，丢过城墙，弃于壕沟中。各堡垒引火全部焚毁。与此同时，城内多处亦被放火，全城连同城内附近地带所有财物，均付之一炬，包括岸边设施、载货小舟及大小形貌各异的船舶、索具及帆桁。岸上的各种物品，也在这场大火中烧尽。返回舰上时，放眼望去，过去穆基城及堡垒的所在地已空无一物，只剩下冒着烟的废墟及上面覆盖的灰烬。[43]

这支特遣队的随军牧师菲奇·泰勒（Fitch W. Taylor）自哥伦比亚号的后桅顶上目睹了劫后的残破景象。“此城镇现在的景象是大片不断延伸的废墟。单薄干燥的竹造房屋，像作物收割后的残株，立即被火吞噬，好一点的建筑物则替那大火助威……一柱柱黑色烟雾在变得稀薄的空气中高高升起。烧焦的椰子树长叶，与其他枝繁叶茂的树上因热而蜷缩的叶子，则添加了不少柴火。盘旋而上的火势缠着树干，冲过枝丫，蹿得比最高的树还要高。我在后桅顶上似乎也感受到那股热力。在一大片不断延伸的大火中，在整体轰响的爆裂声里，响亮的绿色植物的崩裂声，和高大浓密的竹林的噼里啪啦声，仍清晰传入耳中。”[44]

这场战斗中只有一个美国人伤亡。与唐斯不同，里德回去时受到礼遇，还因功升任非洲特遣队的指挥官。

之后，虽然苏门答腊西北部胡椒海岸依旧发生过海盗事件，但不再有美国胡椒船被马来西亚人劫持，也不再有美国战舰摧毁当地的村落。1850年代咖啡贸易兴起时，美国的快速帆船便开始停靠苏门答腊西岸（胡椒海岸以南）的巴东了。

约在此时，塞勒姆的胡椒贸易也开始没落，部分原因是胡椒的价格再次下跌。因此，到19世纪中叶，塞勒姆失去在胡椒贸易中的领导地位，落于它最大的对手波士顿之后。波士顿的港口比塞勒姆大很多，而且在伊利运河（Erie Canal）于1825年开通后，自波士顿参与美国日渐兴盛的内陆贸易也比塞勒姆便捷许多。最后一批进入塞勒姆的大宗胡椒货物在1864年11月抵达。那时塞勒姆的主要胡椒商都已迁至波士顿，最晚离开的是1865年搬迁的西尔斯比公司，它总计出航至胡椒海岸约105次。

贸易方式的改变，加上1850年代快速帆船贸易的兴起，促使美国对苏门答腊的胡椒贸易告终。詹姆斯·古尔德（James W.Gould）所著关于美国在苏门答腊胡椒贸易的论文，至今仍是现存的最佳数据源之一。他写道：“远东的新贸易形态促成了快速帆船的竞争。美国在当地设置商贸办事处，使得过去贸易深深仰赖的私人关系和知识不再享有优势。胡椒贸易或可说是旧有的印度贸易中，最专业化且技术成分最高者。自1853年起，任何美国商人均可向巴达维亚的佩因斯特里克勒（Paine，Strickler & Co.），或是槟城的雷弗利（Revely）等美国公司购买胡椒。”

美国在苏门答腊的胡椒贸易，也因新英格兰的工业化及美国西部开放开垦而失去光环。在快速帆船登场后，胡椒贸易仍在进行，但是越来越多是来自苏门答腊东岸的，那里有荷兰战舰守卫货物。美国胡椒船可以在新加坡、槟城（马来半岛西岸）或是巴达维亚取货，避开险路重重的礁岩，也不必担心海盗。

最后一艘美国胡椒船于1867年返回纽约，而19世纪最后一艘自苏门答腊运回咖啡的美国船，是在1873年返航，那是苏门答腊史上命运逆转的一年。在那之后，苏门答腊人为躲避荷兰人入侵，放弃了西北岸的胡椒园。瓜拉巴图是最后一个向荷兰人投降的胡椒港，于1881年陷落。那时胡椒海岸沿岸的藤蔓已荒废多年，再也不曾出产胡椒。

[1]James W. Gould, “America's Pepperpot: 1784—1873,”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vol. XCII, April 1956, p. 120.

[2]George G. Putman, Salem Vessels and Their Voyages: A History of the Pepper Trade with the Island of Sumatra, Salem, Mass.: The Essex Institute, 1924, p. 126.

[3]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F.R.S.: & c.,London: 1830, Lady Raffles, p. 74.

[4]关于美国胡椒贸易最好的资料有：James W. Gould, “America's Pepperpot: 1784—1873,”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CII, 1956, pp. 83-153, 203-251, 295-348; George G.Putman, Salem Vessels and Their Voyages: A History of the Pepper Trade with the Island of Sumatra, Salem, Mass., 1924; James Duncan Phillips, Salem and the Indies: The Story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Era of the City, Houghton Mifflin, 1947. 关于贸易更近期的叙述，可见Charles Corn, The Scents of Eden: A History of the Spice Trade, Kodansha International,1999.

[5]指1992年发生在塞勒姆镇的事件。超过200人因被指控使用巫术而遭逮捕或监禁，造成20多人死亡，是历史上著名的冤案之一。

[6]Gould,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CII, p. 332.

[7]战时特准攻击敌方商船的武装民船。

[8]出处同上, p. 110.

[9]这里的比较只是基于http://www.measuringworth.org/datasets/usgdp/index.php的数据所做的粗略估计。相对于21世纪美元所做的转换基于1800年和2009年人均GDP的票面价值，由此算得转换比为511。因此，37000美元乘以511得到约1.9亿。毫无疑问，胡椒贸易所交的税助长了美国经济的腾飞。

[10]The logbook of the Putnam, Nov. 1802—Dec. 25, 1803, Phillips Library,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1]17—18世纪英国政治人物兼政治哲学家，曾流亡法国。

[12]The logbook of the William and Henry, Phillips Library, Peabody Essex Museum,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3]出处同上。

[14]The logbook of the Grand Turk, Phillips Library, Peabody Essex Museum,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5]Logbook of the Eliza, Phillips Library, Peabody Essex Museum,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6]Logbook of the Sooloo, Phillips Library, Peabody Essex Museum,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7]出处同上。

[18]Gorham P. Low海上生活的故事发表于The Sea Made Men: The Story of a Gloucester Lad, edited by Elizabeth L. Alling,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37, p. 196.

[19]Fitch W. Taylo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 in the United States Frigate Columbia …New Haven and New York, 1846, p. 302.

[20]Logbook of the Putnam, from Nov. 1802 to Dec. 1803, kept by Master Nathaniel Bowditch.Phillips Library, Peabody Essex Museum,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Bowditch关于西苏门答腊的笔记已在多处出版。

[21]Gould,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CII, p. 299.

[22]Nicols开始写自传时已经80岁了。See George G. Putman, Salem Vessels and Their Voyages, pp. 17-19.

[23]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有很长的历史。2000年，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约发生了75起武装抢劫。See “Can U.S. Efforts Reduce Piracy in the Malacca and Singapore Straits,” by Jeffrey L. Scudder, http:handle.detc.il/100.2/ADA463868

[24]Constable Pierrepont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25]The Asiatic Journal, London, February 01, 1819, p. 217; Issue 38, Empire, from 19th Century UK Periodicals, Gale, Cengage Learning, Gale Document Number CC1903193170.

[26]美国护卫舰Potomac的巡航从美国新泽西州的桑迪胡克到苏门答腊，由John Downes船长和Levi Lincoln Jr.指挥。后者是马萨诸塞州执政官Levi Lincoln的儿子，生于1810年8月22日，1845年9月1日去世。Levi曾在西点军校短暂学习过，后来退学，并在17岁时成为海军见习军官，9年后退役。他提供了少见的对瓜拉巴图的攻击的亲眼描述，而且对马来西亚一方抱有同情。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27]Gould,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CII, p. 231.

[28]George G. Putman, Salem Vessels and Their Voyages, pp. 71-89. 引言出自Charles Moses Endicott 1858年1月28日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文物馆的演讲。

[29]Charles M. Endicott, “The Narrative of Piracy and Plunder of the Ship Friendship, of Salem, On the West Coast of Sumatra in February, 1831; and the massacre of part of her crew; also recapture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Malay Pirate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Essex Institute, 1859.

[30]Gould,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CII, 1956, p. 233.

[31]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是美国独立之初，因欲向北扩张而与英国发生的战争。

[32]关于唐斯事业的概述，可参见David F. Long, “Martial Thunder: The First Official American Armed Interventon in Asia,”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2, No. 2 (May,1973), pp. 143-162,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RL:http://www.jstor/org/stable/3638464.

[33]出处同上, p. 150.

[34]Jeremiah N. Reynolds, Voyage of the United State Frigate Potomac … in 1831, 1832, 1833, and 1834, New York, 1835, p. 98, 可以在谷歌图书找到http://books.google.com/books。

[35]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36]William Meacham Murrell, Cruise of the U.S. Frigate Potomac Round the World, 1831—1834, New York and Boston, 1835, p. 89.

[37]See David F. Long, “Martial Thunder: The First Official American Armed Intervention in Asia,”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2. No. 2 (May, 1973), p. 152.

[38]Putnam's Salem Vessels, p. 92.

[39]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40]出处同上。

[41]See Long, p. 157.

[42]出处同上, p. 158.

[43]Fitch W. Taylo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 in the United States Frigate Columbia …New Haven and New York, p. 296.

[44]出处同上, p. 295.

第八章 无穷尽的动物

在开往亚洲的胡椒船上，饥饿的船员渴望吃到新鲜食物。在印度洋上的马斯克林群岛，岛上的珍禽异兽纷纷遭殃，渡渡鸟也在此期间迅速灭绝。

……与鸭一般大的鸟，叫声如驴，因翅膀上没有羽毛，所以不会飞……我们想杀几只就杀几只。

——达伽马小船队的无名水手，于非洲南部海岸

8月3日将军登上他的小艇，其他船随行去杀鲸鱼，因为整个海湾里全是鲸鱼。[1]

——1604年，米德尔顿在替英东印公司出航途中，对南非罗本岛周围海域所做描述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驶往亚洲的欧洲船只面临诸多阻碍，最棘手的问题当属食物供应。如何让数百人在可能长达9个月且完全仰赖风势的航程中保证适当的饮食？换言之，在没有现代科技的便利的情况下，补给线如何能够绵延数千英里？

胡椒船在驶离英国外海或荷兰泰瑟尔岛（Texel）的停泊区时，虽然都载着新鲜的补给品，但是很快就会吃光，尤其在航海时代早期更是如此，因此找寻胡椒的同时也必须找寻新鲜的肉食。幸好在欧洲人前往印度及东印度群岛途中经过的陆地和水域提供了如假包换的美味大餐。

很少有动物能逃过航向亚洲的饥饿水手之手。企鹅、鲸鱼、海豹、海龟，无论鱼类还是鸟类，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因人们想取其肉而被宰杀。有些动物完全不识人类，抓住它们更是易如反掌。船员彼得·威廉·费尔赫芬（Pieter Willem Verhoeven，不是1609年被杀的同名海军将军）在1611年曾提到，在毛里求斯岛上，发现了“数量甚多，天鹅大小”的鸟类，“荷兰人每天都捉来吃。不只这些鸟，还有多种鸟类，如野鸽和鹦鹉，他们用棍棒打昏，再抓起来……”[2]费尔赫芬所说的大鸟可能是渡渡鸟，因为欧洲人侵入其栖息的岛屿而很快灭绝。

康沃尔旅行家芒迪曾描述，在圣赫勒拿岛附近的阿森松岛（Ascension）上，有人“徒手或用棍子”杀死上百只鸟。[3]那次航行的船员还抓到一百三四十头山羊、山猪和野猪。在辽阔的南大西洋，欧洲胡椒船经常停靠阿森松岛，以取得淡水和食物。“阿森松杳无人迹，草木不生，几乎一无所有，只是一块光秃秃的岩石，”[4]荷东印公司船长斯达弗里纳斯在1771年写道，“但是它可以提供淡水，只是取水处不易接近。海滩上有很多海龟，它们在沙中产卵，借阳光的热力孵化。丹麦人经常为了抓海龟而造访此岛。”[5]

几乎取之不竭的动物极具吸引力。对胡椒路上滥杀动物的种种描述，正突显出动物数量的丰富。根据一位不知名者的记述，达伽马的船队于1497年11月在非洲南部首度登陆后，船员们发现一个有3000只海豹栖息的地点，便开炮轰击，连企鹅也一起杀死，“我们要多少有多少”。100多年后，芒迪描写企鹅肉的味道“有点像鱼”。他说：“这种禽类不能飞不能跑，只会无目的地咬一下，很容易捕捉……”[6]

经过几百年的猎捕，欧洲陆地和水域的动物数量持续减少。到16世纪时，英国海岸外的渔获量显著下降。可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海里丰富的物产给胡椒船上的商人与船长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航海日记记载了他们的观察所得。英东印公司二度出航时有一份特别详尽的记述。此行由亨利·米德尔领军，于1604年4月2日自英格兰东南外海出发，风势平稳，人员齐备。米德尔顿曾在兰开斯特率领的首航中，担任“苏珊号”的船长。

尽管当时胡椒市场供过于求，伦敦也饱受瘟疫肆虐的困扰，4艘参加了兰开斯特首航的船组成的小船队，仍朝东印度群岛进发了。此刻距首航船队最后一艘船返回伦敦不到一年，不过兰开斯特在万丹留下了一群商人，还有货物和资金，包括约3000袋胡椒。因涉及的利益太大，英东印公司的投资者不得不二度远航。

公司命令米德尔顿在万丹装满两艘船的货物，然后让船返航伦敦，他自己则带着另两艘船到安汶和班达群岛买丁香和肉豆蔻，这是该公司船只首次造访更东边的岛屿。交给船队带出去的钱并非用于购买胡椒，胡椒在“基督教世界这些地方已供应过多”，那些钱要投资中国的生丝或“类似商品”。

英东印公司指示米德尔顿，因“该地危险”，勿停靠南非南端的桌湾，如有必要，可在回程时在马达加斯加沿岸休息补给。然而，船队在大海上才航行了几个月，便有船员染上坏血病。船员请求米德尔顿在桌湾停靠，救一救他们的性命。根据其中一艘船上商人的日志，米德尔顿眼见自己舱门外“挤着一群孱弱的病人”，这幕“悲惨景象”使他决定答应他们的请求。[7]

因风势强劲，船队等候了4天才在桌湾下锚。1604年7月18日，米德尔顿终于和部分船员上岸，准备搭设帐篷，他们在那里遇见了拥有大批牛羊的人。他们用一些小铁块交换了12头羊，可是当地人一看到这些外国人打算搭起帐篷，便立即中止了交易。尽管那几个英国人尝试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想要买更多的牲口，当地人却迅速收起帐篷，赶着牲口离去。有几个手下怂恿米德尔顿追上离开的当地人，抢走他们的牲口，这很容易办到，不过米德尔顿忍了下来，他相信“他们看见我们不会伤人，就会再回来”。

翌日，船上病人被送上岸休养。7月20日，有几艘小船被派至彭古因岛（Penguin Island，即今日罗本岛［Robben Island］，岛上有座恶名昭彰的监狱，曾坐牢27 年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NelsonMandela］，有18年就被关在这里），“我们在岛上发现数不清的海豹，十分壮观”。上述没有留下姓名的商人记下对此地海豹及其他野生动物数量之多的惊奇。“整个海岸上躺的全是海豹，有些在睡觉，有些向岛内移动，还有些向海边移动，在远处的岩石边满满都是。同一时间有几千只进来，也有同样多的数量出去。其中有许多像熊一般大，看来也像熊那样可怕。再往上走到岛的中部，有数不清的禽类，如企鹅、鹈鹕和鸬鹚。”[8]“数不清”这个说法贯穿了胡椒竞赛的早期，不断被提起。从上面这一则描述来看，那些人好像只是看到了动物，并没有杀害它们。

数日后，米德尔顿与手下乘坐几艘小船去“杀鲸鱼，因为整个海湾里都是鲸鱼”[9]。他们在此用铁钩刺入一头幼鲸，再把幼鲸拉近，好用矛去刺它。可是“虽然幼鲸多处受伤，母鲸却不肯与它分开”。母鲸一直待在受伤的孩子身边，并攻击每一艘小船，用它有力的尾部打击船身，又游至船下把船顶翻。米德尔顿乘坐的船就因为被母鲸打裂了木制船身及船板，而不得不被弃掉。船队的木工们花了三天才把损坏处修复。随行的无名商人写道：“站在一边旁观是很好的娱乐，但是对小船上的人来说这却非常危险。”

他们花了一整天才杀死幼鲸，母鲸直到确定孩子已死才离开。那些人杀鲸是为了取油，“因为我们每艘船都极缺油”。可是那头幼鲸还如此“年幼又瘦小”，所以取得的油连4加仑都不到。

到18世纪下半，欧洲船只的补给有所改进，但是船员仍然渴望新鲜食物。荷东印公司船长斯达弗里纳斯于1768年6月10日向巴达维亚进发时，船上预备了九个月航程的补给品。全船共147名船员，27名士兵，及一名当机工的乘客。可是因为风向改变，这艘船直到8月初才真正驶出英吉利海峡。在看到马德拉群岛后，斯达弗里纳斯在报告里写：“我们开始看到许多大头飞鱼（Exocoetus volitans），这些鱼晚上经常会落在船上，我们便常常有美味的早餐可吃……”[10]接近赤道时，“船四周的鱼越来越多，我们也捕获不少。剑鱼、青花鱼、松鱼、鲨鱼及其他鱼类，对海员而言是最受欢迎的佳肴”[11]。斯达弗里纳斯特别爱吃又叫“john-doree”的剑鱼，并说那是“捕获海鱼中的第一美味。这种鱼体型长而扁，表皮覆盖着细小的鳞片。身长4至8英尺，但捕获的鱼当中我极少看到超过6英尺者，重量则在10至12磅……尽管剑鱼是海上可捕得的最佳鱼种，但味道有点干涩。烤剑鱼尾很好吃，吃起来颇类似烤鳕鱼尾”[12]。

在风平浪静时，水手们也会去追逐鲨鱼，不过目的更多是作为运动项目而非捕食，鲨鱼尾“有时可当作水手的一餐，但是一定要先踩过，或以其他方式弄伤，直到它口吐薄薄的白沫”。捕鲨鱼一般是用大铁钩，绑在四五英尺长的双股或三股铜线上，再接到粗而长的绳索上。饵是一块猪肉或牛肉。捕获的鲨鱼必须拖上船，以绞盘棒或铁“撬棍”反复敲击头部致死。斯达弗里纳斯说，他的手下设法杀死了一尾伴随鲨鱼的领航鱼，他发现那鱼“非常好吃，不像其他海鱼那么干涩”。

水手们偶尔也会上岸猎捕陆地动物。某次在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斯达弗里纳斯与两名友人乘船沿恒河而上，游览兼打猎。他们途经一段景色秀丽的河岸，来到一个有浓密森林环绕的小村落，森林里到处是猴子。斯达弗里纳斯记载：“这些猴子的体型与猎犬差不多，尾巴很长，奔跑时会竖起来。它们身上长着灰色的毛，头部前半是黑色。我们一开枪，它们全躲到高树上去，有些把抱在两只前爪里的幼猴丢到下面的树丛中，无论我们多么费力地找，就是找不到。成年猴以难以想象的矫健身手在枝丫间、树木间跳来跳去。我们射杀了几只。其他猴子看到同伴摔下去，齐声发出最恐怖的叫声。”[13]

斯达弗里纳斯或许已猜到，这一幕令孟加拉人感到不悦，他们要求荷兰人别再杀猴子。“他们迷信死后灵魂会轮回，这使他们相信，尤其是这种动物，身上带着人类的灵魂。”[14]那群荷兰人离开孟加拉之前，在一座石造建筑的废墟中遇见一名男子。他全身赤裸，纠缠打结的长发上满是尘土，却被当作圣人般崇敬。斯达弗里纳斯说，此人戴着一个铜环，约有羽毛笔那么粗，直径有三英寸，“自阴茎头穿过，但穿的方式并未伤及尿道”。这群荷兰人和他在一起时，来了一名想要怀孕的女子，“亲吻这令人作呕的家伙，吻其认为具有促进繁殖功效的部位”。铜环上连着三个铁圈，斯达弗里纳斯估计重约两磅半。“他走路时，就让那整串东西垂挂在那里，似乎不觉得有任何不便。”[15]斯达弗里纳斯指出，有不少这种“被神圣化的乞丐”在印度四处游荡，“他们折磨自己的身体毫不留情，只为了宗教之爱……”

胡椒商人前往亚洲途中在印度洋上停留并在那些岛屿寻找新鲜食物，可以想见生活于其上的动物惨遭猎杀。被灭绝的代表动物渡渡鸟，就住在其中一个岛上。到1690年，在毛里求斯已经看不到这种头大喙大、长相奇特、不会飞的鸟类了，全被人、猪、猴、狗、猫、鼠及其他有意无意被引进岛上的动物赶尽杀绝。

在1630年代，康沃尔旅人芒迪曾描述，印度苏拉特的蒙古皇帝所有的动物园有两只渡渡鸟，这是少数亲眼见过活渡渡鸟的记录。芒迪写道：“渡渡鸟是一种奇怪的禽类，有鹅的两倍大，既不会飞也不会游，脚上没有蹼。它如何来到此地（毛里求斯）令人费解，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找得到这种鸟。我在苏拉特的棚子里看到的两只就来自那里（毛里求斯）。”[16]

芒迪也记述渡渡鸟“全身长着绒毛，翅膀短小，仿佛披着短袖，完全无益于飞翔，也无其他用途。它们没有蹼，所以也不会游水，但和其他的陆地禽类一样，在必要时不得不入水”[17]。

毛里求斯、留尼汪和偏远的罗德里格斯（Rodrigues），这三座火山岛合称马斯克林群岛（Mascarene），是以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马什卡雷尼亚什（Pedro Mascarenhas）的名字命名的，据说是他在16世纪初发现了留尼汪岛，不过阿拉伯水手可能比他发现得更早。这些岛屿位于马达加斯加以东500至900英里，正好在欧洲船只往返亚洲的航道上。这三个岛里，唯有毛里求斯有良好的深水港，也最先于1638年被荷兰人殖民。接着法国人并吞留尼汪，并逐步建立起殖民地。小岛罗德里格斯由于礁石环绕不易接近，直到18世纪才有人居住。

这三个岛上都曾经住着众多野生动物。毛里求斯著名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库姆斯（Alfred North-Coombes）曾说：“当船只开始造访，人们来此停留，猪狗、猫鼠、水手与殖民者开始疯狂地破坏，不出几十年便消灭了这些无害的动物。”[18]

如今我们还能得知罗德里格斯岛曾存在哪些野生动物，多半得感谢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勒古亚（François Leguat）。17世纪末，他曾在岛上长住两年。特别的是，他直到中年、快要破产时才开始探险。

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违背自己容忍法国新教徒的诺言，废除了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19]。成千上万的非天主教徒因此大难临头，不得不离开法国，勒古亚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689年出走荷兰时已52岁，而且因为离开法国的新教徒必须放弃所有财产，他变得一贫如洗。在他心灰意冷、流离失所之际，听说了法国胡格诺（French Huguenot）[20]教徒在留尼汪岛建立理想国的计划。当时大家都以为法国已放弃此岛。能有机会与胡格诺教徒们展开新生，对勒古亚很有吸引力。尽管他早已过了一般认为的黄金年华，却仍然报名加入，反正没什么可损失的。他写道：“被迫离开祖国后，我与成千上万的弟兄们一起，放弃我小小的继承财产。根据当时的一切看来，我永久放弃了我所爱的人，在新国家却找不到足够抚慰，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在已过了青春的年纪，我想我可以努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使我免于过去所承受的频繁危险。我别无损失……”[21]

勒古亚和九名法国青年于1690年搭乘“燕子号”（Hirondelle）离开荷兰泰瑟尔岛。燕子号是一艘小型护航舰，由安托万·瓦洛（Antoine Valleau）指挥。这艘舰后来加入由24艘英、荷船只组成的船队。船队为避开英吉利海峡中的法国分遣舰队，走的是苏格兰北部的航线。当他搭乘的船抵达好望角时，并不清楚法国战舰是否到过留尼汪岛，或是否未在岛上停留而直接前往印度。我们现在不清楚瓦洛自好望角出发后，是航向留尼汪还是罗德里格斯，不过燕子号离开好望角后，遭到热带暴风侵袭，瓦洛失去了方向感。到1691年4月初，他最先看到的是荷兰人控制的毛里求斯，而非留尼汪，于是他转往罗德里格斯。

燕子号终于抵达罗德里格斯，勒古亚和另外7人决定留在那里。瓦洛驶离后，再也不曾回来。被留在天堂一样的岛上独力求生的那些人，要活下来并不困难——岛上不乏淡水水源，河里鳗鱼密布，大型陆龟数以千计，沿海则有数不清的贝壳类、大型海龟，以及不会飞而易于捕捉的大鸟，还有一种可食用的棕榈，会产出美味的汁液，称为“棕榈酒”。他们在这原始的岛上盖起茅屋，如流放者般定居下来。虽然食物及饮水充裕，但是与世隔绝的日子变得难以忍受，于是在两年后，他们开始拟定离去的计划。

他们造了一艘小船，并成功航行于海上。经过一番波折，他们来到往西距离约406英里的毛里求斯。不过苦日子并未结束，岛上的荷兰人把他们送进监牢，关了三年。到1696年，这群法国人被送至巴达维亚，在此又待了一年。等到荷兰人终于准许他们离开时，只剩下三个人还活着，包括勒古亚及两个同伴。他们最后在1698年抵达荷兰。10年后，勒古亚以法文、英文及荷兰文出版了他不可思议的故事《东印度群岛新航行》（A New Voyage to the EastIndies）。他本人虽吃尽苦头却相当长寿，于1735年以97岁高龄辞世。

勒古亚对罗德里格斯岛上野生动物的描述，几乎立即受到质疑，特别是他提到的“独行侠鸟”。他显然很爱那种鸟，“母鸟非常美丽，有些是金色的，有些是褐色的，我说金色是因为那颜色像人类的金发。它们的胸部如同寡妇帽[22]似的鼓起，呈暗褐色……它们走路的姿态庄重优雅，令人禁不住喜爱……”

“如果我们不追赶，这些鸟有时会非常亲人地走过来，可是它们无法驯养。只要一被抓到，它们便会默默流泪，并（固执地）拒绝任何形式的喂食，直到饿死。”勒古亚对这种鸟的喜好并未阻止他将之吃下肚。他说，这种鸟肉味道“非常鲜美，雏鸟味道尤其好……”[23]

到了1761年，有旅客来此观看金星凌日（即金星经过地球与太阳之间），那时候独行侠鸟已经绝迹，使人们对勒古亚关于这种鸟的描述更加怀疑。又过了100多年，罗德里格斯岛上终于发现骨骸，证明勒古亚所言不虚，特别是在公、母渡渡鸟的翅膀羽毛下，都有极小的圆形骨块。[24]

勒古亚的记述中充满许多其他有趣的观察，不过最令人怀念的是岛上的陆龟数量多到令人咋舌，然而这也引起不少怀疑。勒古亚写道：“……这岛上的陆龟多到如此程度，有时居然看得到两三千只成群结队，你可以脚不着地，在它们的背上走个百来步——更恰当的说法是走在龟壳上。”[25]

印度洋的巨型陆龟一度满布于马斯克林的每个岛屿。可是在勒古亚来到罗德里格斯时，毛里求斯及留尼汪岛上的陆龟数量已非昔比。这种龟重达百余磅，它的油有益健康，肉鲜嫩美味，很受人类青睐。勒古亚说：“此肉十分健康，吃起来有点像羊肉，可是更为鲜嫩；其油脂格外地白，不会凝结，也不会引起胀气，想吃多少都没问题。我们一致同意，它比欧洲最好的奶油还要好。在身上涂抹这种油，是治疗吃太饱、感冒、痉挛和数种热病的绝佳妙方。此种动物的肝尤其细嫩，好吃到可以说是自带酱料，按你所想增添风味。”[26]

1735年，法国解除了对罗德里格斯爬行动物的禁捕令，更加剧了对岛上的陆龟和海龟的捕捉，至18世纪末，陆龟被赶尽杀绝。在某次滥杀潮中，一年半内岛上即有约三万只陆龟惨遭宰杀，以提供鲜肉。毛里求斯、留尼汪及邻近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同样有大量乌龟被杀。不过才几十年，罗德里格斯岛上的巨型陆龟便已绝种。

如今印度洋上唯一幸存的巨型陆龟，生活在阿尔达布拉（Aldabra）环礁上。阿尔达布拉位于马达加斯加北方约250英里处，是三个岛组成的小群岛，中间是一个奇大无比的潟湖。作家戴维·杜比莱（David Doubilet）1995年曾乘坐汽艇进入几乎无法靠近的环礁。他在《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中写道：“如女巫之手的水道，通往阿尔达布拉的绿色大湖。零星的土地环绕着一个潟湖，湖面大到曼哈顿岛在此只像是漂浮在浴缸中的玩具。”

1874年，有人要到阿尔达布拉砍伐红树林的木材，幸好一群知名人士集合起来为环礁上的象龟请命，其中一位便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那时候已有人担心巨型陆龟可能灭绝。1878年，一群人登陆阿尔达布拉，花费三天时间才找到一只陆龟。[27]到1960年代，当英国宣布计划建造有9000英尺长跑道的空军基地后，当地的动植物再度陷入危机。经科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人士大声疾呼，该计划被搁置。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阿尔达布拉列为世界遗产。

如今那里约住着10万只象龟，而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只有几千只。如此庞大的陆龟居然能够活下来，真是奇迹。美味的龟肉和珍贵的龟油，加上逃不过人类的捕捉，使巨型陆龟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降，一直是饥饿海员易下手的目标。活生生的陆龟被带上船，像堆栈的板条箱一样被塞在船舱里。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28]在1850年代发表的《迷人群岛》（The Encantadas or Enchanted Isles）中，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巨型陆龟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那是一系列共10篇的“速写”。他形容这个群岛是“煤渣堆”，与世隔绝、氛围郁闷难以形容。在那篇题为《陆龟的两面》（‘Two Sides to a Tortoise’）的速写中，梅尔维尔描述了这种“妖怪般的乌龟”的特性，指其胸甲是“淡黄色或金色”，点亮了纯然阴暗的群岛。这篇速写里写道，一群人上岸，带回三只“巨大的像远古时代的乌龟”，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拖上船。“……且看这些非常不可思议的陆龟，不是你小时候养的泥龟，而是如寡妇的丧服那般黑，如胸甲那般重，背着如盾牌般有徽章花纹的圆形大甲壳，也像历经战役的盾牌，上有凹痕及水泡，有些地方长着粗毛，并有深绿色的青苔，因被海水溅过而湿黏黏的。到夜里，这些神秘的动物突然带着说不出的孤独感，转向我们人群聚集的甲板，这对我的影响难用言语表达……

“这些动物带来最强烈的感受是年龄：年岁不详，寿命可到无穷无尽。”[29]

那三只“笨重的陌生动物”爬行于甲板上，并拒绝绕过障碍物。梅尔维尔惊奇于它们的不妥协，但是也被它们动作缓慢、步履维艰搞得神经紧张。他写道，它们的“最大诅咒是在杂物四散的环境里，一味只想走直线”。虽然他如此欣赏陆龟，次日傍晚，“说来奇怪，我与同船的人一起坐下，快乐地享受了一顿龟肉排和炖龟肉大餐。吃完晚饭，我拿出刀子，帮忙把那三大块凹壳做成三个漂亮的汤锅，又把三个黄色平整的龟胸甲打光成三个美丽的托盘”。

有数以万计的陆龟遭遇类似的命运。

[1]Sir William Foster edited,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The Hakluyt Society, 1943, p. 11.

[2]Errol Fuller, Dodo: From Extinction to Icon, Harper Collins, 2002, p. 59.

[3]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 p. 328.

[4]J. S. 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vol. III, p.191.

[5]出处同上, p. 191.

[6]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 p. 328.

[7]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 The Hakluyt Society,1943, p. 10. 本章所摘录的关于米德尔顿航行的引文出自“The Last East-Indian Voyage”，于1606年由Walter Burre出版，作者姓名已不可考。本文是除理查德·哈克卢特的叙述外，唯一对17世纪早期英国在东印度洋航行的描写。Walter Burre可能是米德尔顿的女婿。

[8]出处同上, p. 10.

[9]出处同上, p. 11.

[10]J. S. Stavorinus,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 H. Wilcocke, 1798, vol. I, p. 13.

[11]出处同上, vol. I, p. 17.

[12]出处同上, vol. I, pp. 17-23.

[13]出处同上, vol. I, pp. 132-133.

[14]出处同上, p. 133.

[15]出处同上, p. 134.

[16]Fuller, p. 66.

[17]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 III, Part II,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reprinted in 1967, p. 353.

[18]Alfred North-Coombes, The Vindication of François Leguat, Organisation Normale des Entreprises Limitée, Port Louis, Mauritius, p. 8.

[19]法王亨利四世（Henri IV）1598 年颁布，给予新教徒信仰自由之诏书。

[20]法国新教教派之一。

[21]The Voyage of François Leguat of Bresse to Rodriguez, Mauritius, Java,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Captain Pasfield Oliver, The Hakluyt Society, 1891, p.lxxxvi.

[22]也称丧帽，维多利亚时期妇女在丈夫死后服丧期间戴的帽子，样式通常依守寡者的年龄而不同。

[23]出处同上, p. 78.

[24]See North-Coombes, pp. 60-61.

[25]Leguat, p. 71.

[26]出处同上。

[27]See D. R. Stoddart, J. F. Peake, C. Gordon, and R. Burleigh, “Historical Records of Indian Ocean Giant Tortoise Popula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vol. 286, No. 1011, The Terrestrial Ecology of Aldabra, vol. 3, 1979, p. 155.

[28]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代表作有《白鲸》、《水手比利·巴德》等。

[29]Herman Melville, “The Encantadas,” in Billy Budd, Sailor and Other Stories, Viking Penguin, 1986, pp. 75-79.

第九章 胡椒入药

胡椒入药的传统医学，如今正引起注意。西方科学家对胡椒的消炎功效深感兴趣。也有实验显示，胡椒在抗癌上可能发挥作用。

黑胡椒具有杀虫特性，具有作为人工合成杀虫214剂替代品的潜力。

——《农业与食品化学学报》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传统药草植物，尤其是传统中医及印度阿育吠陀医术所使用者，在许多病例中显示会产生积极疗效。

——《药用植物》（Planta Medica）

最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关于黑胡椒、其萃取物或有效成分胡椒碱的生理效应的报道。[1]

——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印度迈索尔（Mysore）
中央食品科技研究院（Central Foo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生化与营养研究所（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Nutrition）

约400年前，人们即认为胡椒有益健康，可以润肺、退烧、减轻各种疼痛，甚至可使肿瘤缩小，这些说法现在逐渐获得认同。由于西方世界对天然产品的兴趣日益提高，以胡椒为药物的研究正在复兴。至今，胡椒及其同一属的近亲植物仍会引起我们的好奇，想要一探究竟或许有一。天，黑胡椒的某种衍生物会成为治疗癌症或其他疾病的重要药物。

美国、英国及意大利的科学家正在测试胡椒作为消炎杀菌剂、抗癌剂、防腐剂、杀虫剂、抗氧化剂、止痛剂和治疗皮肤色素异常的白斑症的药效。[2]有些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研究甚至认为，胡椒可以改善情绪，缩小腰围。黑胡椒油已应用于香水工业，没有辛辣味。日本的研究人员正在评估，吸入黑胡椒油的香味能否刺激有中风史的老年人的脑部特定区域，以提高他们的吞咽能力，进而防止吸入性肺炎——这是这类患者的常见死因之一。[3]研究人员也在评估这种气味能否刺激脑部的某些区域，以帮助人们戒烟。

在中国，胡椒长久以来便在民间疗法中被用于治疗癫痫症。目前，提取自胡椒的化学物质，也被加入治疗儿童癫痫症的药物中。

不过胡椒被研究得最多的特性是作为药物的某种促进剂，又称为“生物促进剂”。[4]其作用是增加药物在血液中的剂量，延长药物留在体内的时间，也就是提高药物的生物可利用度（bioavailable）。我们的肝与肠经常会筑起一道防线阻碍药物发挥疗效。罪魁祸首通常是代谢酶，在有药效的化合物尚未被人体吸收前，代谢酶便将其破坏了，降低了药物的效用。1980年代中期，印度的研究团队发现，黑胡椒富含的一种化合物胡椒碱（piperine），也是令其知名的刺激性的来源，可抑制肝、肠中某些酶的活性。这个发现激起了对胡椒碱可能增强药效的研究的兴趣。

陆续有临床研究显示，胡椒碱可提高病人体内的药物含量，包括治疗癫痫症的苯妥英（phenytoin）、高血压的普萘洛尔（propranolol）、哮喘病的茶碱（theophylline）、结核病的利福平（rifampin）、艾滋病毒感染的奈韦拉平（nevirapine）等。在以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为主的印度阿育吠陀医术中，一种名为肠胃适（trikatu）的混合草药经常与其他治疗药剂一起使用，或许黑胡椒可提高药剂的生物利用度，便是肠胃适如此常见的主因。肠胃适能够加强其他药物的效力，因此可作为一种多用途药物增强剂。

在美国医学国家图书馆的庞大数据库PubMed中，与黑胡椒有关的科学论文超过300篇。对黑胡椒的科学研究证明，它确有阿育吠陀医术早已运用多年的特性。西方世界并不接受这种医药系统，不过亚洲的替代或补充疗法正在西方国家日益流行。英国人曾在1835年禁止在印度传授这种医学，企图根除阿育吠陀医术。更近的则有英国上议院于2000年发布报告，指出阿育吠陀医术在诊断和治疗疾病上的作用尚无证据支持。[5]然而一，个研究综述了阿育吠陀医术使用的166种植物一，却得出不样的看法，这些植物包括鼠尾草叶、肉桂、葫芦巴、肉豆蔻、蒲公英、檀香木等。[6]萨拉·可汗（Sarah Khan）与纽约植物园经济植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Botany）人类植物学家迈克尔·巴利克（Michael Balick）发现上述植物中有43%至少进行过一次人体临床实验，有62%经过了动物研究的评估。虽然这两位学者承认，许多研究缺少类似西方临床实验“黄金标准”的严谨度，例如足够的样本大小及控制组的对照，但是他们的综述指出了哪些植物或许适于进行规模更大、控制更好的临床实验。他们得出结论，此次对科学及医学论文的研究，破除了一种“太常见的观念”，即认为“传统医学所用的植物没有临床或其他证据支持”。

古代阿育吠陀文献中经常提到各种香料。医师苏胥如塔二世（Sushruta the Second）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曾描述了约700种由胡椒、姜黄、姜、肉桂和其他香料制成的药物。[7]在香料植物多的地方，当地人会替香料找到广泛的用途也不足为奇。古时候，黑胡椒被用于医治便秘、腹泻、耳痛、心脏病、疝气、消化不良、肝脏问题、关节痛等。在今天的印度，人们也依赖由胡椒制成的混合草药——肠胃适，配合别种草药，来治疗多种病症。肠胃适含有等比例的黑胡椒、长胡椒和姜，可见于大多数传统阿育吠陀处方。许多是做成药丸或药粉吞服，并经常与蜂蜜一起吃，使其更易于入口。胡椒在南亚也广泛用于各种民俗疗法，尤其是治疗腹泻。[8]大多数西方的药剂也是自植物中提取的。柳树皮是阿司匹林的原始来源，最新的治疟疾药青蒿素（artemisinin），是传统中医所用的一种植物里发现的化合物。

在香料中，最受西方科学家关注的是一种用于黄芥末和印度咖喱的成分，印地语叫haldi，中文叫姜黄，因为它可能可以医治阿兹海默症、癌症及他种病症。但是科学家并未忽略黑胡椒也具有姜黄的某些属性。

黑胡椒含有多种化合物，最多的是胡椒碱。胡椒碱是一种生物碱，1820年由荷兰化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欧斯德特（Hans Christian Orstedt）发现（长胡椒也含有胡椒碱）。生物碱在自然界很常见，根据范诺斯特朗特（Van Nostrand）的《科学百科全书》（Scientific Encyclopedia），约10%至20%的植物含有这种化学物质。咖啡因、海洛因、尼古丁也是生物碱，不过没有证据显示胡椒碱会让人上瘾。大多数生物碱的碳环中含有氮元素。味道较强的胡椒含较多胡椒碱，这是生长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胡椒比巴西胡椒更辛辣的原因。

胡椒碱增强某种癌症药物效力的能力，是马里兰州追狐癌症中心（Fox Chase Cancer Center）一项研究计划的重点，计划主持人是泌尿外科医生罗伯特·乌佐（Robert Uzzo）和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科连科（Vladimir Kolenko）。[9]他们正在评估，胡椒碱是否可使一种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药物效力更强，且更易于人体承受。胡椒碱会抑制一种肝酶，这种酶会降低可治疗多种肿瘤的多西他赛（docetaxel）的药效。多西他赛是取自太平洋紫杉的天然物质，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核准，可用于治疗对一线治疗方案荷尔蒙疗法无效的男性患者。不过此药只能延长病人二至四个月的存活时间，并有化疗常见的副作用，例如呕吐、掉发、恶心等。多西他赛必须每周三次以静脉点滴注射，因为若以药片服食则会被肝脏破坏。假使病人能够口服此药，则会好受得多。加入胡椒碱后是否就能口服？倘若胡椒碱能抑制那种肝酶，是否可延长多西他赛在血液中停留的时间？肿瘤细胞是否因此会与药剂接触得更久，使化疗的效力增强？这都是两位研究者希望找出的答案。胡椒碱也能增进天然产物姜黄素（curcumin）的活性。姜黄素是姜黄中的活性成分，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Anderson Cancer Center）和其他研究机构正以此为临床研究的主题。和胡椒一样，姜黄也是古老的香料，广泛应用于印度传统医术，在印度最有名的效用是消炎。正是这个特性吸引了巴拉特·B.阿加沃尔（Bharat B.Aggarwal）——安德森癌症中心细胞激素研究组（Cytokine Research Section）组长，过去曾任职基因科技公司——探讨用姜黄素治疗癌症的可行性。[10]

有些研究者相信胡椒碱可以抑制发炎，这使它成为受欢迎的化合物，被纳入治疗多种疾病的药剂中。发炎与癌症有关的观点，部分源于所发现的一种名为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的物质，它是一种与发炎有关的蛋白质，在促进肿瘤生长上似乎也扮演重要角色。（阿加沃尔与基因科技公司的同事于1980年代已纯化出肿瘤坏死因子。）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如牛皮癣性关节炎、发炎性肠道疾病等的病人体内也会产生这种蛋白质，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服用抑制其作用的药剂。

肿瘤坏死因子的破坏性，从它与细胞核转录因子（nuclear factor kappa beta，NF Kappa B）的关系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转录因子与免疫和发炎过程、细胞成长，以及许多其他生物过程都有关联，肿瘤坏死因子会活化转录因子。正常细胞的转录因子含量低于肿瘤细胞。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证明，姜黄素与胡椒碱均可抑制细胞核转录因子的活性。不过目前已知能抑制这种因子的有800多种化合物，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了解取自这两种香料的化学物质其活性在临床上是否会产生有意义的效果。[11]

最令人好奇的是，有没有可能使用胡椒碱来增强姜黄素的生物利用度，以及这两种香料成分的结合能否产生更强的反应。[12]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发表的一个小型实验室研究中指出，这两种化合物无论是单独还是经过混合，对某些也许是癌细胞来源的胸部干细胞有抑制更新或生成的作用。此外他们发现，这两种化合物并不会伤害正常组织，至少在实验室的环境里是如此。[13]的确，有许多实验室研究显示，在老鼠身上，胡椒碱会抑制由已知致癌物质所诱发的结肠癌，也可保护被诱发肺癌的动物DNA不受损。

网络上充斥着胡椒的抗癌功效的新闻。某个有电视名医“奥兹医生”（Dr. Oz）和医药顾问“迈克医生”（Dr. Mike）大头照的网站夸张地宣称：“胡椒是很棒的东西，因为它含有具有刺激性的胡椒碱，当胸部干细胞快要变成癌细胞时，胡椒碱便会进入搜寻和攻击模式。”加拿大《全国邮报》（National Post）的一则报道，标题高唱“我要胡椒”，内文则是关于胡椒碱的信息，指出它能提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度，并有助于控制体重，至少对老鼠的研究结果是如此。

假定有人根据所有这些研究结果而打算吃大量的黑胡椒，似乎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动物实验中，以高出印度正常饮食100倍的黑胡椒用量喂食大小老鼠，并未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它们的消化道安然无恙。[14]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极高剂量的胡椒碱不仅不会造成病痛，反而还可能促进消化和保护胃肠的内壁。

黑胡椒在医药研究上或许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它并非万灵丹。现代研究已颠覆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观念——胡椒是极佳的防腐剂。研究胡椒碱生理效应30余年的斯里尼瓦桑说，胡椒碱作为防腐剂“用途有限”，尤其相较于姜黄和大蒜等其他香料更是如此。[15]胡椒在作为抗氧化剂，抑制易引发癌症、血管硬化及其他疾病的劣质氧分子方面，效用似乎也不如预期。这方面姜黄素很有效，胡椒碱则否。

在制作天然驱虫剂上，黑胡椒也许有用武之地。[16]佛罗里达大学和美国农业部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驱虫剂若含有与胡椒碱密切相关的化合物六氢吡啶（piperidine），则驱蚊的时间比待乙妥（DEET）长三倍。待乙妥是大多数防蚊喷雾剂所含的活性成分，发现于1953年，科学家至今仍不清楚它为何能防止蚊虫叮咬。在2008年这项比较此两种成分的研究中，志愿者的手臂上戴着涂有六氢吡啶化合物的贴片，再勇敢地把手臂放进约有500只蚊子的罩子里。待乙妥平均可保持蚊虫远离将近18天，而有些六氢吡啶的效力可长达73天。一名主持该研究的科学家说，新的六氢吡啶化合物比起现有的大多数驱虫剂，具有不黏稠、无气味的优点（考虑到其与胡椒的关系，这倒颇让人意外）。

黑胡椒并非胡椒植物家族中唯一被科学家研究的成员。胡椒的近亲蒌叶是亚洲人嚼食槟榔的基本原料，其引人好奇的作用也未遭到忽略。自欧洲人首度踏上亚洲的土地，他们便注意到蒌叶似乎可促进健康。许多旅行者曾提到，蒌叶显然有益健康，16世纪葡萄牙驻中国大使皮雷斯便是其中之一。他写道：“它十分有助于消化，舒缓脑部，强化牙齿，因而此地常吃的人，即使年高八十，牙齿也一颗不缺。吃它的人都很健康，若一日不吃，其口气便令人难以忍受。”

在阿育吠陀医术中，蒌叶也像黑胡椒一样，被用于治疗便秘、头痛、皮癣、结膜炎等症状。它也能让人产生幸福感，提高警觉。在今日的印度，每逢婚礼或宗教节庆等正式场合，人们仍会拿出蒌叶调制品招待宾客嚼食，原料除了蒌叶，还可能加上槟榔切片、石灰、洋茴香、丁香、胡荽、小豆蔻或其他原料。今日与当年欧洲人初到亚洲时没有两样，若不给客人嚼上一口，仍会被视为失礼。印度并非唯一嚼蒌叶的国家，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有数百万人有此习惯。蒌叶或许是仅次于黑胡椒，有最多人食用的胡椒属植物。事实上，据估计，约有600万人每天要嚼蒌叶。[17]蒌叶与口腔癌有关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其他成分如槟榔和烟草通常与蒌叶一起被制成口嚼物。虽然亚洲大部分地区这种口嚼物都少不了蒌叶，但是中国湖南湘潭的居民喜欢只嚼新鲜槟榔的外皮。由槟榔产生的产业规模达11亿8000万美元。[18]牙龈发黑和牙齿染色是嚼槟榔的明显特征。

人们对天然产品的兴趣为蒌叶带来了新的生机，焦点是其抗菌的特性，这或许可以解释蒌叶为什么能保护牙齿——皮雷斯在大约500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口腔生物学系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蒌叶与番石榴的萃取物可抑制导致牙菌斑的细菌生长。[19]

也有研究人员在评估蒌叶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属性，即能够抑制名为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的酶。这种酶对人体产生尿酸十分重要，尿酸高可能导致痛风及肾结石。治疗药物是可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的别嘌呤醇（allopurinol）。[20]可是此药有严重的副作用，如导致肾衰竭、过敏反应及肝功能受损。日本的一个研究团队正在研究替代药剂。自胡椒属植物中找到的化学物所具备的一些特征，启发这个团队去筛检黑胡椒与其近亲植物，寻找抗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成分。在所有经测试的萃取物中，以蒌叶的抑制力最强。后来研究团队在蒌叶中发现了一种酚类化合物2-羟基胡椒酚（hydroxychavicol），似乎是它在抑制黄嘌呤氧化酶。

最重要的是，科学文献中提到，蒌叶或可去除引发利什曼病（leishmaniasis）的寄生虫，这种病是经由小沙蝇叮咬传染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有多达两百万人被感染，而且每年还有一两百万新病例发生，无感染者的国家很少。这种病分为皮肤性及内脏性两种。皮肤性的表征是体表长疮，可能持续好几年才会自行痊愈。如果疮长在脸部可能破相，而且这些出起来像火山爆发一样的疹子有的会很痛。

内脏性较为严重，会影响到体内器官，有可能致命。根据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防制中心（U.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罹患内脏性利什曼病的人中，90%以上住在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苏丹和巴西。目前对内脏性利什曼病的疗法仍不是很有效，会产生各种副作用。[21]寄生虫的抗药性也在不断增强，确实有必要开发对抗利什曼病的新药。印度的几个实验室报告，蒌叶的萃取物在实验室环境中可杀死利什曼寄生虫。

科学家才刚刚开始探索蒌叶潜在的医药用途，虽然无法保证这些早期实验结果最后会成为实际疗法，但是仍有希望蒌叶具有的极大潜能能够治愈千百万病人。

[1]Krishnapura Srinivasan, “Black Pepper and its Pungent Principle—Piperine: A review of Diverse Physiological Effects,”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vol. 47, Issue 8, November 2007, pp. 735-748.

[2]关于胡椒医学效用的文章成百上千，这里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列表，但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以下文章。关于胡椒刺激皮肤黑色素生成细胞的繁殖，从而可能提供白癜风的治疗办法，见Faas L., Venkatasamy R., Hilder R.C., Young A.R., Soumyanath A.,“In vivo evaluation of piperine and synthetic analogues as potential treatments for vitiligo using a sparsely pigmented mouse model,”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2008, May; 158(5): 941-950. 关于胡椒可能有助于减轻关节炎的僵硬、疼痛和发炎症状，见J. S. Bang,et al.,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arthritic effects of piperine in human interleukin-1beta-stimulated 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and in rat arthritis models.” Arthritis Research and Therapy 11 R49 (2009). 胡椒作为止痛剂，见McNamara, Fergal N., Randall, Andrew,Gunthorpe, Martin J., “Effects of piperine, the pungent component of black pepper, at the human vanilloid receptor,” 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144 (6): 781-790, March 2005;以及 Szallasi, Arpad, “Piperine: Researchers discover new flavor in an ancient spice,”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6 (9): 437-439 September 2005.

[3]Ebihara, Takae,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olfactory stimulation using black pepper oil in older people with swallowing dysfun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 Society 54 (9):1401-1406, Sept. 2006.

[4]与Krishnapura Srinivasan的私人邮件交流。

[5]See Bodeker, Gerard, “Evaluating Ayurveda,” in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vol. 7, No. 5, 2001, p. 389.

[6]See Sarah Khan and Michael J. Balick, “Therapeutic Plants of Ayurveda: A Review of Selected Clinical and Other Studies for 166 Species,”出处同上, pp. 405– 515.

[7]See Susheela Raghavan Uhl, Handbook of Spices, Seasonings, and Flavorings, Lancaster,PA.: Technomic Pub. Co., 2000, p. 154.

[8]Krishnapura Srinivasan, “Black Pepper (Piper nigrum) and Its Bioactive Compound,Piperine,” p. 56, in Molecular Targets and Therapeutic Uses of Spice: Modern Uses for Ancient Medicine, editors Bharat B. Aggarwal and Ajaikumar B. Kunnumakkar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9.

[9]与Vladimir Kolenko的电话访谈。关于追狐项目的更多信息，可访问美国癌症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的网站。

[10]Karolyn A. Gazella, “Pioneering Biochemist Bharat B. Aggarwal, Ph.D., of the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on Discovering Novel and Effective Cancer Treatments,” Natural Medicine Journal 1(4), December 2009.

[11]See www.nf.kb.org, 这是一个关于细胞核转录因子研究的网站，由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学家Thomas Gilmore负责维护。

[12]See Anand P, Kunnumakkara AB, Newman RA, and Aggarawal BB, “Bioavailability of Curcumin: Problems and Promises,” Mol Pharm. 2007 Nov-Dec; 4(6): 807–818.

[13]Kakarala, Madhuri, et al., “Targeting Breast Stem Cells with the Cancer Preventive Compounds Curcumin and Piperine,” Breast Cancer Research Treatment, 07, November 2009.

[14]与Krishnapura. Srinivasan的邮件，询问胡椒是否会有害。他回复：“我完全不担心胡椒的毒性。即使我们食用印度饮食中正常胡椒使用量的100倍，也是绝对安全的。”

[15]与Krishnapura Srinivasan的邮件交流。

[16]Katrizky, Alan R., “Synthesis and Bioassay of Improved Mosquito Repellents Predicted from Chemical Structur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May 27,2008, vol. 105, no. 21, 7359-7364, and press release from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dated Aug. 16, 2009.

[17]See Pragya Misra, et al. “Pro-apoptotic effect of the landrace Bangla Mahoba of Piper betle on Leishmania donovani may be due to the high content of eugeno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2009), 58, 1058-1066.

[18]Dan Levin, “Despite Risks, an Addictive Treat Fuels a Chinese City,”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9, 2010.

[19]A. R. Fathilah, et al. “Bacteriostatic Effect of Piper betle and Psidium guajava Extracts on Dental Plaque Bacteria,” Pakistan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12 (6): 518-521, 2009.

[20]Kazyua Murata et al, “Hydroxychavicol: A Potent Xanthine Oxidase Inhibitor Obtained from the Leaves of Betel, Piper Betle,”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 (2009), 63: 355-359.

[21]See Pragya Misra, et al, p. 1058.

结语

现今的胡椒生产国与欧洲人首次横渡印度洋去寻找胡椒时，并没有多大改变。毕竟，胡椒是热带植物，又偏好特定的土壤和气候，也不容易移植。17世纪葡萄牙人在巴西试种胡椒时，便学到了这个教训。这个实验到近300年后才成功，日本人于1933年首度在巴西引进大规模的胡椒种植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椒被引进非洲，在东南亚的产地也在扩大，特别是在越南和中国南部某些地区。

如今，越南已成为胡椒最主要的产地，产量占全世界的30%，其次是印度、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黑胡椒是全球各地食物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每年全球的产量达6亿4000万磅上下。[1]质量最佳的马拉巴尔胡椒（Malabar garbled）及代利杰里胡椒（Tellicherry extra bold）产于印度，印度出口的胡椒大半销往美国。印度胡椒的买卖在科钦的商品交易所进行，交易员以赌其市价涨跌为业。胡椒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香料，其获利能力取决于变幻无常的气候及土壤。需求量每年略有起伏，但通常相当稳定。

今日胡椒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一种叫疫霉（Phytophthora）的真菌引起的根腐病。这种真菌自19世纪晚期在印度尼西亚首次被发现后，现已传播至全球各胡椒种植区。侵入胡椒藤的真菌很快便使其绿叶枯黄，并会缠住其根部。在印度喀拉拉邦及许多其他胡椒种植区，有不少小规模的家庭胡椒园均毁于这种真菌。越南称这种毁灭性疾病为快萎病或快死病。为防止作物感染这种可怕的疾病，导致了杀菌剂的大量使用。科学家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以找出可抗真菌并减少使用杀菌剂的杂交新品种。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全面研究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及受宰制的遗迹后说：“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地方，却受到历史的诅咒。”这番话正可应用于亚洲的黑胡椒上。黑胡椒吸引西方人来到亚洲，催生了现代全球贸易，却也造成诸多苦难。往返于印度洋上寻找或捍卫胡椒的那些残忍的种族主义者，自16世纪的达伽马，到17世纪声名狼藉的科恩和斯皮尔曼，再到19世纪的唐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普遍的观念。不过确实也有人来到亚洲，是想要了解别人的文化，反感暴力，并为所到之处纯净的自然美景所感动。在征服和殖民、奴役和屠杀的喧嚣声外，他们的声音同样值得聆听。例如康沃尔人芒迪，他以几乎崇拜的口吻形容印度的胡椒园。英东印公司的船长基林曾在亚齐清澈的流水中受到招待，度过兴奋的一天。冒险家丹皮尔不齿明古连胡椒殖民地的英国管理者对待马来西亚人的方式。美国船员利瓦伊·林肯毫不掩饰地指出，在苏门答腊西部，美国人对称胡椒所用的秤造假。就连英东印公司从不忘政治和算计的忠仆、公司的模范生莱佛士，也改革了明古连殖民地种族歧视的法律。更有欧洲人以亚洲为家，落地生根，如马六甲的朱迪丝，那名芒迪在日记中提到的遭船难的英国女仆。

要讲胡椒的历史，当然离不开17世纪崛起的两大西方贸易公司——荷兰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尽管在欧洲，英、荷两国有时会联手对抗西班牙或法国；但是英、荷这两家公司在前后约200年的时间里，为争夺亚洲第一的地位，几乎从未停止交手，且手段狠毒，争斗激烈。只有偶尔为政治情势所迫，不得不合作以打倒共同的敌人时，才有短暂的和平。荷东印公司在存续期间，曾雇用数十万名员工，也是带动荷兰经济的重要引擎，在17世纪荷兰史上的黄金年代尤为重要。公司也曾发放大笔红利，让股东致富；可是需要武装支持的范围如此远而广、组织自根部腐化，各种因素终于使其倒下。荷东印公司于1799年破产时，负债达数百万荷兰盾。

英东印公司为求业务发达也采取对手荷兰的策略，在18世纪成为军事加政治实体，保卫其在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利益。该公司总体上将香料贸易留给了荷兰人，集中全力经营印度和中国。其势力在18世纪晚期开始没落，当时自由开放的贸易胜过了垄断贸易。英东印公司在1833年退出东方贸易，但仍不名誉地参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荷东印公司的发展亦如此，只不过该公司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员。荷东印公司解散后，荷兰政府继承其产业，成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宗主国，一直统治到1949年。这两家公司都在所征服的土地及人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伤痕。

黑胡椒是英、荷两国设立这两家贸易公司的主因，如今它在西方依旧活跃于市场。它是一种商品，一种常用调味料，也可能是很有价值的药物。不过胡椒的历史，正如伏尔泰于200多年前所说，是浸透了鲜血的。

[1]See Karvy Comtrade Limited Special Reports, http://www.karvycomtrade.com.

致谢

为了写这本书，我在欧洲人航向亚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史学著作中寻宝。我大量参考了博克瑟、安东尼·里德、约翰·巴斯廷（John Bastin）、霍尔登·弗伯（Holden Furber）及迈林克—柔洛弗斯等此领域开创者的著作及文章。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书籍出版了不少，其中写得最好的是菲梅·加斯特拉（Femme S. Gaastra）的著作。我向约翰·凯伊求教，对这家公司有更多的了解。不过我最该感谢的是许久以前便已过世，但留下了旅行日记与记录的那些古人，特别是彼得·芒迪、斯达弗里纳斯、威廉·丹皮尔、托马斯·贝斯特，以及搭乘贸易船自英格兰东南部出发的水手及商人，他们的手稿由英国哈克卢特学会（Hakluyt Society）出版。

我感谢一路上给我支持与鼓励的许多人。感谢戴维·欧辛斯基（David Oshinsky）和安娜·夏皮罗（Anna Shapiro）花时间阅读我的文稿并提供意见；也感谢马克·彭德格拉斯特（MarkPendergrast）建议增加最后一章，并提供关于今日胡椒病虫害的信息；感谢胡椒化学属性的世界专家斯里尼瓦桑，他审阅了“胡椒入药”这一章，并耐心回答我仿佛永无止境的问题。

图像研究者西比尔·米勒德（Sybille Millard）协助搜集图片、照片和地图，并帮助谈成了比我自己去谈优惠很多的价钱。她实在帮了我大忙。我也要感谢拉里·鲍曼（Larry W. Bowman），他收藏的关于印度洋的古书和其他资料，引导我认识了阿尔达布拉陆龟。

在完成本书研究的那些年，我很高兴可以在多家图书馆工作。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沃特海姆研究室（Wertheim Study）提供了安静的场所。我也要感谢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菲利普斯图书馆（Phillips Library）的馆员，他们欢迎我并指引我查阅19世纪美国胡椒船的航海日志。还要感谢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Library）、纽约大学博布斯特图书馆（Bobst Library），以及布朗克斯区纽约植物园的默茨图书馆（LuEsther T. Mertz Library）。我能取得范林斯霍滕所著《行程》中的图片，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力诺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的斯蒂芬·泰伯（Stephen Tabor）。找出加西亚·达奥尔塔所绘胡椒籽的出处，则要感谢纽约植物园的玛丽·朗（Marie Long）。

本书是在纽约市作家坊（Writer's Room in New York City）写作完成的，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可以定下心来写作的地方。我服务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允许我不必全职工作以撰写此书，我要特别感谢同事林恩·奥德尔（Lynn Odell）和托马斯·雷尼埃利（Thomas Ranieri）的支持。最后，我的经纪人乔安妮·王（Joanne Wang）在本书的整个研究和撰写阶段，都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她从未对我失去信心，我很幸运有她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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