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Author: 汤姆·斯丹迪奇
Date: 2019-02-28 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社交媒体简史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英] 汤姆·斯丹迪奇 著

林华 译

目录

前言 西塞罗的网络

第一章 社交媒体的古老基础 人类为什么天生喜欢分享

第二章 罗马的媒体 首个社交媒体生态系统

第三章 路德的观点如何疯传 社交媒体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

第四章 流动的诗篇 用于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的社交媒体

第五章 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 管控社交媒体的困难

第六章 到咖啡馆去 社交媒体如何促进创新

第七章 印刷的自由 社交媒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

第八章 人民的哨兵 暴政、乐观和社交媒体
第九章 大众媒体的兴起 集中化的开始
第十章 社交媒体的反面 广播时代的媒体
第十一章 社交媒体的重生 从ARPA网到脸书
结语 历史将自己“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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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塞罗的网络

不了解过去就永远处于孩提状态。不利用往昔的成果，世界必定永远只是混沌初开。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公元前51年7月，古罗马政治家兼演说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来到现今土耳其东南部的西里西亚（Cilicia）就任总督，即地区行政官。在繁忙纷攘的罗马，西塞罗是政治生活中各种明争暗斗的中心人物，他十分不情愿地离开罗马，打算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去。当时令他忧心如焚的问题是，军队统帅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是否会自西挥师罗马，夺取权力。西塞罗一生致力于捍卫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维护它精心规定的权力分配和对个人权威的严格限制，防止恺撒之类的人集中把持权力。但是，按新通过的一项反腐败法的要求，西塞罗和其他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必须到各行省去担任总督。好在即使在遥远的西里西亚，西塞罗仍然有办法掌握罗马的情况，因为罗马的统治阶层发展出了一套传播信息的完整制度。

那时，既没有印刷机，也没有纸张，传播信息靠的是信件和其他文件的交流。人们把这些信件和文件抄录在莎草纸卷上，写下自己的评论，然后与别人分享。《西塞罗书信集》是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那一时期他与别人的通信集。内容显示西塞罗经常写信给各地的朋友，通知他们最新的政治谋划，转达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新闻，也发表自己的评论和意见。有些信的收件人不止一个，是供当众朗读的，或张贴在公共场所以飨大众。

西塞罗或别的政治家作了一篇出色的演讲后，会把演讲词的抄本分赠给身边的密友，这些人读了演讲词后再传给别人。这样，除了演讲当时的听众外，还会有更多的人读到演讲的内容。书籍流传的方法大同小异，也是一卷卷莎草纸从一个人手中传给下一个人。谁若想保留某篇演讲或某本书，就必须在传给别人之前让抄写员誊录一份。《每日纪事》（Acta diurna，相当于国家新闻公报）也是以副本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正本则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有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西塞罗启程去西里西亚时，让他的朋友兼门生马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Marcus Caelius Rufus）给他写信时也把每天的《每日纪事》的抄本送给他。不过那只是西塞罗的信息来源之一。他写道：“其他人也会给我写信，很多人会向我提供新闻。哪怕是谣言，我也能从中得到不少消息。”

这种众口相传的非正式传播系统使得信息在至多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能到达最遥远的省份。罗马的新闻到达西边的不列颠需约五周的时间，到达东边的叙利亚约七周。远方的商人、士兵和官员把罗马共和国中心的消息传播给自己社交圈子里的人，与朋友分享信件、演讲词或《每日纪事》的摘要，并把边疆地区的新闻和传言传给他们在罗马的关系人。没有正式的邮政服务，所以只能由信使递送，或交给去往合适地方的朋友、行脚商或旅行者。西塞罗和罗马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就这样靠由他们社交圈子的成员组成的关系网保持消息灵通，大家都收集信息，过滤后互相交换。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给人以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用今天互联网的行话说，西塞罗参加的是一个“社交媒体”系统：在这个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沿社会关系网在人们当中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参加同一场讨论，组成分散的群体。古罗马人靠莎草纸卷和信使传递信息，今天的几亿人利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博客和其他的互联网工具，联系起来要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所用的技术很不一样，但这两种相隔两千年的社交媒体在基础结构和发展态势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双向的交谈环境，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

西塞罗的网络不过是今天的社交媒体在历史上的众多先例之一。其他的重要例子包括早期基督教信徒之间流传信件和其他文件；16世纪宗教改革发动时印刷小册子的洪流席卷德意志；都铎（Tudor）王朝和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宫廷中交流和抄录满纸流言的诗作；英国内战期间，保王派和议会派为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发表针锋相对的小册子；启蒙时期，人们在咖啡馆阅读大量新闻报告和小册子；第一批科学刊物和通讯学会使相隔遥远的科学家能够讨论并进一步发展彼此的研究；各种小册子和地方报纸大声疾呼，动员民众支持美国独立；还有手抄的诗作和新闻稿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把各种传言从巴黎散布到全国。这样的社交媒体系统层出不穷，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社交关系网是新思想和新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无论是以口头的形式还是书面的形式。多少世纪以来，这些社交媒体系统的力量、传播范围和包容性一直在稳步增长。

但后来，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切都变了。蒸汽印刷机的出现，加上20世纪收音机和电视的发明，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众媒体”。这些新的大众传播技术能够以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把信息直接供应给大批受众，但它们的高昂费用则意味着对信息流的控制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信息的传递于是采取了一种单向、集中、广播的方式，压倒了过去双向、交流、社会化传递的传统。大众传媒技术催生了庞大的传媒帝国，也培育了一种国家认同感，并使专制政府的宣传如虎添翼。

然而，过去10年间，媒体的社交属性大张旗鼓地重新呈现。互联网使各种易于使用的发表工具得以百花齐放，使社交媒体的触及范围和规模有了空前的扩大，得以走到前台，和广播媒体一较高下。脸书、推特、YouTube以及其他的社交平台成了大众传媒公司的劲敌。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产生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社交媒体挟数码网络的巨大威力重新出现，这代表着不仅是媒体领域，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深刻转变。

它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难题。社交媒体的新形式是否导致了公共讨论的琐碎和粗鄙？当权者面对社交媒体的批评该如何回应？社交媒体是否必然会促进自由和民主？社交媒体在引发社会变革方面有没有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使用它是否只是无谓的浪费时间，使人们不能专注于有益的工作？既然社交媒体意味着线上联系取代了真实世界中的互动，那么它是否骨子里是反社会的？社交媒体是否只是一阵时髦，不必理会，很快就会成为明日黄花？

历史上不同时期和地点产生的社交媒体形形色色，但它们都由一条共同的线连在一起，即它们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分享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本书将对这些社交媒体进行思考，以寻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早期的社交媒体参与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革命。关于公共讨论琐碎化的担心和认为新形式的媒体会严重影响人的专注的观点在几世纪之前即已存在，关于是否应管控社交媒体系统以及社交媒体是否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辩论也早已有之。通过对今天数码社交媒体模拟前人的审视，我们可以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对今天的辩论提出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使用社交媒体的经验又能使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过去。我们发现，包括圣保罗（Saint Paul）、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在内的一些历史人物对社交媒体系统的运用特别纯熟，所产生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

使用互联网的现代人对此一定大感惊讶，他们也许以为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即使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分享、消费、使用信息的许多手法都是建立在几百年前就有的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的。今天社交媒体的用户不自觉地继承了一个有着惊人久远的历史渊源的丰富传统。发掘这些古老的前身，追溯过去两千年社交媒体兴起、衰落和重生的故事，这为我们看待西方媒体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大有启发的新视角。它显示，社交媒体不只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还联结着我们的现在与过去。

第一章
社交媒体的古老基础
人类为什么天生喜欢分享

没有流言就没有社会。

——罗宾·邓巴

世界是个大社会

你上次查看脸书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今天早些时候。脸书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有10亿多用户，其中一半用户每天查看一次，四分之一的用户每天查看5次或5次以上。上社交网站是当今世界最为常见的网上活动：5个互联网用户中有4个，或者说大约14亿人，都使用各种社交网站来通报自己的最新情况，分享照片和链接，发表评论，参与讨论。加总起来，在这类网站所花的时间占全世界在网上所花时间的四分之一，在有些国家中甚至占到40% 以上。

在各国为数众多的社交网站中，脸书目前居于首位。推特、谷歌、轻博（Tumblr）和领英（LinkedIn）等几个网站和脸书一样，都是美国的网站。其他国家也有强手，尽管人们也许不太熟悉它们的名字，如：中国的QQ空间（Qzone）、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韩国的赛我网（Cyworld）和咪兔网（me2day），巴西的Orkut，俄罗斯的校园网（VKontakte）和同学网（Odnoklassniki），西班牙的Tuenti，等等。然而，脸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全世界在网上花费的时间每7分钟就有1分钟是花在脸书上的。把世界上所有人每个月花在脸书上的时间加起来，总计约3000亿分钟，相当于60万年。对这个2004年初创、2006年才对非学术用户开放的网站来说，这样的成绩可说是十分亮眼。

社交网站的前一个执牛耳者“我的空间”（MySpace）的衰落提醒人们，脸书的统治地位不能保证一定会延续下去。但无论谁是第一，社交联络网站已成为几亿人每日生活中例常的一部分，也是互联网的一个几乎是普世的应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年轻人是最早适应的，但自从2010年以来，50岁以上的人也赶了上来。在英美两国，互联网用户中有98% 都使用某种社交网站，在许多其他国家中，这个数字也超过了90%。年轻人使用社交网站通常主要为了和朋友交流，年纪大的人则借之与家人保持联系。

不同的社交网站运作稍有不同。有的要求用户间若想建立联系须经双方同意，别的则没有这样的要求。有的假定张贴的信息是公开信息，别的则只允许在具体的个人或群体之间分享。有些网站专为分享特定类型的信息：Flickr用来分享照片，SoundCloud用来分享音响段落，YouTube用来分享视频。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能使人与社交关系网内的朋友或追随者分享信息（而他们又会把信息与别人分享），还能让人们就分享的信息开展讨论。使用这类网站的人不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他们也发出信息，对信息进行评论、分享、讨论，甚至改动。结果创造出一个共有的社交环境，在分散各地的网友之间形成一种归属感。是什么使得人们做这些事如此其乐无穷，对它们如此趋之若鹜呢？

对此问题的回答有好几个组成部分，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行为根源和历史根源。第一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灵长类动物大脑的进化似乎专门是为了加工社会信息，使它们组成的群体能够更有效地运作。第二点，人在社交关系网中评估和维持自己地位的一个主要方法是与别人交流信息和交流关于别人的信息（即流言）。人通过传播流言，可以宣示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表现自己有知识、有信誉，是可交的同盟或朋友。简言之，和别人建立关系，和他们交流信息，这是人的本能。第三点是媒体技术。书写的发明使识字的人得以扩展信息交流的时间和空间，把当时不在场的人也包括进来。能瞬间到达全球的互联网尤其高效，用户间交流信息因此而变得空前地轻而易举。但互联网绝非第一种维系此种社交媒体环境的技术，它不过是人类发现的最新、最高效的办法，用来满足他们自史前就有的渴望。

所以，社交媒体之所以令人欲罢不能，溯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在35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猿猴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社会性大脑的进化；一部分是因为约10万年前人类有了语言之后流言的传播；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约5000年前书写的发明。它们构成了三个古老的基石，2000年来一直支撑着分享型的社交媒体，无论是罗马时期使用莎草纸卷，还是今天借助互联网。且让我们一个个看下来。

社会性大脑的进化

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有一点特殊的地方，人类尤甚，那就是与其他动物比起来，它们的大脑相对于身体特别大，而且，多出来的脑容量主要用于容纳大脑一个特别的部分：新大脑皮层。它负责行使高等职能，如空间判断、感官感受和有意识的思想。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新大脑皮层占脑容量的30% 到40%，但在许多灵长类动物中，这个比例达到65% 以上，人类是80%。这么大的新大脑皮层是做什么用的？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灵长类动物进化出较大的大脑是为了使它们能使用较为复杂的工具，或提高它们在寻找食物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砸开坚果或把白蚁从蚁穴中挖出来。这一理论的问题是，某些新大脑皮层相对较小的灵长类动物（如马达加斯加发现的一种叫“aye aye”的狐猴）表现出了这种“挖掘觅食”的行为，而其他一些新大脑皮层大得多的灵长类动物（如恒河猴）却没有这种行为。许多新大脑皮层小得多的非灵长类动物，像乌鸦，也能解决复杂的问题。所以，新大脑皮层不可能是为了行使这样的功能。

另一个理论说，灵长类动物进化出较大的新大脑皮层是为了记住周围大片地区的地形，以便于找到食物。但事实证明，新大脑皮层的大小和灵长类动物觅食的范围或它们每天行走的平均距离没有必然联系。食果灵长类动物必须紧紧跟踪它们分散且难以持久的食物供应，但它们的新大脑皮层并不比食叶灵长类动物更大。显然，新大脑皮层的进化也不是为了确定所在环境的地形。

奇怪的是，新大脑皮层大得超乎比例的不仅是会使用工具或能解决复杂问题的灵长类动物，而是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发展和维持大容量的大脑需要很大的付出。平均来说，成年人的大脑占整个身体的2%，消耗的能量却占总摄入量的20%。所以，灵长类动物进行的活动中一定有一些重要的东西，需要花费大量额外的脑力。

灵长类动物除了大容量的大脑，还有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社会性：它们群居，社会体系异常复杂。比如，它们会彼此结为同盟，并能有意地进行欺骗，这要求有能力对另一个同类对世界的看法作出假设。群居比独居更安全，因为有更多的眼睛发现捕猎者，有更多的手打退竞争者。但各个成员必须要兼顾自己的需要和群体的需要，不能只管自己。群体的成员必须彼此合作，了解并预见其他成员的需要，同时在群体内联盟不断变化的情况中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立场。

灵长类动物通过称为互助梳毛的行为来维持这样的联盟，或是一对一互相梳理，或是分为叫作“同盟”的小组彼此梳理。在最简单的层面上，梳毛是从对方的皮毛中清除小虫，或寄生虫，或小土块。但灵长类动物花在梳毛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卫生所需，某些灵长类动物醒着的时间有20% 是花在梳毛上。它们之所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梳毛能带来快感。皮毛被别人梳理会造成B–内啡肽的分泌，这是大脑生产的天然镇静剂，能降低心跳速度，减少抓搔这类表示紧张的行为，并带来放松的舒服感觉。享受了对方给自己梳毛后，作为报答，通常也会为对方梳毛。灵长类动物利用互助梳毛来和群体中几个其他成员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通过选择给谁梳毛，梳多久，以及允许谁在一旁观看，它们还可以发出社会性信号。

花在梳毛上的时间是合算的投资，因为梳毛同盟的成员会以几种方式互相支持。它们会不事声张地把自己同盟中的一员从大群体的竞争对手身边引开，以化解紧张。如果梳毛同盟的一员受到大群体中某个成员的威胁，同盟的其他成员就会前来帮助。这样，只要有强大的盟友可依靠，个体就可以勇敢面对并挫败对手。大群体中如果有哪个成员觉得改换门庭将使自己在获取食物、交配伙伴，或别的资源方面得到更多的机会的话，就可能从一个同盟转投另一个同盟。各个梳毛同盟间成员经常流动，能帮助解决和预防冲突，把整个群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降低了所有成员遭捕猎者猎杀的可能。

但是，追踪掌握群体内的各种关系和联盟的状况，当其他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时估算若对一方伸出援手会带来何种风险和回报，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脑力。具体来说，灵长类动物需要对群体其他成员彼此之间的感觉，以及它们因此而产生的愿望和意图有所认识。群体越大，就越需要花费足够的脑力来掌握不断扩大的关系网。根据“社会性大脑”的理论，要维系较大因而也更安全的群体的完整，需要对社交关系网内各种关系进行分析，正是这种需要驱动了灵长类动物的大脑进化得越来越大。

这一理论的依据是，各种灵长类动物中，新大脑皮层的大小（占总脑容量的百分比）和群体的规模有着惊人的相互联系。现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1992年首先指出了这一点。比如，吼猴群体的平均规模是8个成员，它们的新大脑皮层占总脑容量的65%。长鼻猴一群14个，新大脑皮层占脑容量的67%；卷尾猴的相关数字是18和70%；恒河猴是40和72%；狒狒是51和73%；黑猩猩是54和76%。群体规模和新大脑皮层体积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联系，这一事实表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确实是行使社会功能的器官。

这张图表显示了灵长类动物新大脑皮层的比例（相对于大脑其他部分的体积）和群体平均规模的相互联系，由罗宾·邓巴首先指出。［数据来自邓巴《新大脑皮层的体积对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的制约》（Neocortex Size as a Constraint on Group Size in Primates,1992年）］

曾经在灵长类动物新大脑皮层的体积和这些动物欺骗性行为的发生率之间作过对比研究，研究的结果为社会性大脑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比如，发现了美味食物的猴子会假装若无其事，以防猴群的其他成员前来分一杯羹。就要受到妈妈责罚的小狒狒会跳起来向远方张望，骗得其他狒狒担心可能有另一群狒狒正前来和它们争抢资源；妈妈的注意力转移了，小狒狒就逃脱了责罚。研究表明，欺骗性行为发生的次数也与新大脑皮层的体积有紧密的联系，进一步证明灵长类动物新大脑皮层体积较大的好处在于使它们能够对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较为复杂的分析和操纵。人的大脑是社会性大脑，特别善于分析群体中朋友和对手不断变化的意图和倾向。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了建立社交关系网而生成的。

分享是人的天性

这样的理论如何应用到现代人身上呢？我们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不同，已不再聚群而居，四处游荡，也不每天一连几个小时在朋友的头发里捉虱子。然而，促使灵长类动物大脑进化的群体和使它们密切相连的梳毛行为在现代社会中的对等例子比比皆是。邓巴分析了类人猿的大脑体积和群体规模后得出结论说，鉴于人类新大脑皮层的体积，人类群体的平均规模应是148人，四舍五入为150人。这个被称为“邓巴数字”（Dunbar number）的数字在人类社会中确实似乎经常得到印证：狩猎–采集部落的平均人数是这个数字；古代近东最早的农业定居点的平均人数是这个数字；1086年英国进行了一次土地人口调查，提出的清册《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记录的许多村落的人数也是这么多。

更重要的是，邓巴认为，要做到每一个成员都认识所有其他成员，这个数字是一个群体人数的极限。群体再大的话，其中有些人对其他人来说就会是陌生人。因此，最多只能和这么多人建立相互的人际关系：你和他们熟悉到如有需要他们会来帮忙、他们若有需要你也会去帮忙的程度。采用公社生活形式的基督教哈特派教徒（Hutterite）社区的人数只要超过150人就分出去另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说如果人数再多，维持秩序就需要警察了；但低于150人的话，只靠群体压力即可维持秩序，因为大家彼此都互相认识。邓巴数字也是军队一连人的标准数字，一连人通常有120到180人。同一连的战友彼此相熟，打起仗来就特别有战斗力。

事实上，脸书的大多数用户的朋友数目也是介乎120和130之间。当然，有些脸书用户收集的网上“朋友”比这多得多。但是，那样的朋友很可能只是一般的联系人，而非真正的朋友。邓巴的研究表明，在这150人的关系网中，大部分人在实际生活中有5个知心朋友（类似一个梳毛同盟的成员），外加10个紧密朋友。同样，在脸书网站上（表现为经常性的评论和信息）的互动也是集中于密友的核心小组里，男性用户平均有7位这类朋友，女性用户有10位。这个核心小组就等同于梳毛同盟。

但对人类来说，“梳毛”已不再限于肢体的活动。在史前的某个时刻，人类不再彼此动手梳毛，而是开始使用另一种梳毛方法，那就是说话，具体来说是交流关于他们的社交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社会信息”，也就是流言蜚语。和动手梳毛一样，花时间和某人聊天是建立或加强社会纽带的一种办法。它也向其他人表示着这种纽带的存在。但说话比起动手梳毛来有三大优势：在小组内群聊可以同时给不止一个人梳毛；可以在梳毛的同时干别的事，例如吃东西，找食物，或休息；表现为交流传言的言辞梳毛使人们能够了解社交圈子内自己没有直接目击的事情。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可以借此判断某人是否值得信任。通过选择性地传达信息，可以操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看法。人们也可以通过评价某人所传的关于别人的信息是否准确来判断该人是否值得信任。流言蜚语是异常丰富的社会情报来源，无论是关于传话的人还是关于流言涉及的人。而正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加工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才对交流此类信息如此乐此不疲。

这样喋喋不休地交谈对群体的成员和整个群体都有好处。个人可以更及时地了解群体内不断变化的联盟；把准确或有用的信息传给他人，可以帮助确立自己作为可信的盟友或合适的配偶的地位；整个群体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哪些人占别人便宜，不肯分享资源，或以其他的方式违反规矩。交流社会信息确保即使没有目睹恶劣行为的人也会很快听说，犯错的人就会受到嘲笑和孤立的惩罚。在现仍存在的狩猎–采集社会里，似乎就使用这样的玩笑嘲谑来压制内部竞争，鼓励协商一致，以维护游动群体内的平等。若是群体的一个成员试图对别人指手画脚，或无理地要求得到食物或其他资源，伙伴们就会温和地戏弄或嘲讽他，表示大家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流言像梳毛一样，是至为重要的社会黏合剂。

邓巴甚至提出，人类发展语言的动力是要交流社会信息，不是为了通知别人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或协调狩猎活动，因为使用语言能高效地维系社会纽带，进而扩大群体规模（也能提高群体安全）。他说：“语言之所以得到发展，最可信的原因是要借语言建立社会纽带，其基本用途是交流有关社会团体内各种关系的信息。”无论交流社会信息是否真的是语言发展的驱动力，看起来它确实是语言的主要用途：根据观察研究，交流社会信息的谈话约占人类自发交谈的三分之二。说别人的闲话经常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是浪费时间，是造谣传谣。但是，与社交圈子内的其他成员分享信息看来是人性的一个中心特点。

共用媒体的发端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信息的交流不仅限于实际在场的人之间。正如传播流言是远距离的梳毛，各种形式的媒体使得传播流言也可以远距离进行，可以借助媒体捕捉信息送往远处，或流传后代。我们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或上网的方式和朋友交流社会信息。报纸、杂志、电视和数码媒体也使我们能够追踪（或至少自以为能够追踪）电影明星、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和其他名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千变万化，即使我们从未见过他们本人。我们生来就愿意和朋友谈论熟人的财务情况、性生活、交的朋友、与别人的纠纷等等这类事情，追星或追踪名人只是这种欲望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看来，人由于天性所致，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分享这类信息。然而，10万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或者说自从语言出现以来，传达消息的唯一手段就是语言。直到5000年前，书写的发明才提供了与他人交流信息的新手段。

推动书写发展的不是传话的人，也不是讲故事的人或诗人，而是会计。最早的书写制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那时人类刚刚开始从狩猎和采集的游动式生活转向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这一过渡始于公元前9500年一个被称为“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的地方，这个地方从今天的埃及向北伸展到土耳其东南部，又折转向南到伊拉克和伊朗接壤的地方。在这个地区，书写似乎是从使用黏土制成的小筹码计算粮食、绵羊、牲畜这类农产品交易的做法发展而来。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批文件是在公元前3400年写成，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Uruk），它们用刻在黏土板上的简单形象和记号记录了面包和啤酒的配给、税款的交付，以及其他的交易。

开始时，这种原始的书写形式不够灵活，无法记录人的话语，只用于记账。最常见的符号用来代表面包、啤酒、绵羊、牲畜和纺织品。每一块黏土板不像是一篇文章，更像数据库中的一份记录。但是在后来的500年间，书写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有力、表达能力更强的媒体。刻在黏土板上的精微的象形文字很快让位于更抽象的符号，或称表意符号，它们是用铁笔写下的许多楔子形状的符号（“楔形文字”）。那些表意符号与它们从中衍生出来的象形文字和符号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了，但它们的好处是写得快。公元前3100年左右，出现了另一个创新：用表意符号代表特定的声响，可能是因为需要写人的名字。首个通用书写形式就此面世。

这时，埃及也出现了书写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系统也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的，那些符号有时代表物体，有时也能代表声音。但埃及的情况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从筹码到象形文字再到楔形文字的每一步发展都清清楚楚、有迹可循；而在埃及，书写似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表示埃及的书写文字也许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的。无论如何，到了公元前2600年，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字这两种书写体系都发展到了足够灵活的程度，可以用来记录抽象的思想，如圣歌、宗教经文和称为智慧文献的意见汇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可以通过送出实物的信和别人分享信息，而不必靠信使转达口信。

已知最早的信件就是这个时期写的。在埃及，信件用墨水写在莎草纸上，那是用莎草这种植物的茎髓做的像纸一样的材料；也有的信写在叫作“ostraca”的陶器碎片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信是用楔形文字写在巴掌大的小黏土板上的。信件的篇幅通常只有一版，这就限制了信息量。公元前3000年流传下来的信件大部分是国王和官员之间的正式通信，不是非正式的私人信件。它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信件，即由寄信人写给收信人看的文字，而是记录和转达寄信人给收信人口信的手段；寄信人的一头让抄写人把说的话写成文字，收信人的那一头再把文字变回话语。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时期信件的开头不使用“亲爱的某某”或“致某某”这类的称呼语，而是写着直接给在那头读信的抄写人的指示：“告诉某某”。

书写发明后的头15个世纪中，由于诸多原因，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读会写。学会读写需要大量的训练，既费时又费钱，因此只有精英阶层的少数人掌握这一技能。应运而生的抄写人阶级如同能与神接触的祭司一样，是唯一掌握信息的人，他们一心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绝不愿意让更多的人轻易学会读写。埃及训练抄写人的各种手册都强调，抄写人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行业的人；那些手册的标题包括：“勿做士兵、祭司或烤面包师”、“勿做农夫”，还有“勿做马车夫”。最末这个标题的手册开宗明义写道：“决心做抄写人吧，你将指挥全世界。”识字代表着力量。也许这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对字母的发明反应冷淡，尽管早在公元前3000年，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字的书写中都开始使用字母来表示名字和外国字。字母是一小组代表发音的符号，可以用来写任何字。理论上，既然有了字母，抄写人就可以放弃他们用功学会的几百个专门符号，只用字母抄写就可以了。但这会大大减轻学会写字的难度，进而威胁抄写人的特权地位。

因此，在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能读会写基本上只限于抄写人和宫廷的大臣。皇家成员似乎也受到一定的抄写训练，但他们很少能像专业抄写人和私人秘书那样熟练。统治者颁发文件一般靠口授，收到的文件则让人朗读出来。然而，推测古时识字的普及程度非常困难。一个原因是没有对识字的明确定义：比如，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算识字吗？还是得能写短文才行？正如今天对能否使用计算机的评判，会与不会之间界限不清楚。事实是，人们的能力大小不一。但是，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法用写信来与别人联系交流，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还是托人（比如朋友）带口信。从德尔麦迪那村（Deir el–Medina）发掘出来的信件和其他文件给后人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使后人得以窥见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期间日常生活的状况；那个村子里居住着当时建造埃及国王之谷（Egypt’s Valley of the Kings）中陵墓的工人。熟练工人的集中意味着识字率特别高，朋友和家人彼此通信，信写在莎草纸或石片上，由朋友、孩子，有时是当地的警察负责递送。不过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识字能力的人大多限于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在这个社会群体内部，主要从事保存记录或处理其他行政事务。

在古希腊，识字较为普及，最早的真正字母（既有元音符号，也有辅音符号）就出现在那里，时间是公元前8世纪早期。纯字母书写起源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黎凡特（Levant）商人发明的迦南（Canaanite）字母。那些商人知道楔形文字的写法（该地区的许多语言那时都已经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楔形文字），也了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原理；他们自己则发明了一套只包括辅音的字母。精于航海、沿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建立了贸易点和独立城邦的腓尼基人把这种字母传播开去。古希腊人加上了关键的五个元音符号，大大减轻了学习读写的难度。比如，公元前593年，希腊雇佣军在埃及的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神庙留下了涂鸦，这证明识字在古希腊社会中已相当普及。大约同时期，希腊文字也出现在钱币和黑彩陶罐上，这说明书写已经进入了商业活动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一位官员喜帕恰斯（Hipparchus）命人在出城的道路旁沿途竖立石碑，上刻“此为喜帕恰斯纪念碑”，石碑下方刻着隽言警句，如“切勿欺骗朋友”。这种自我宣传要达到目的，人民当中就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人识字才行。公元前510年左右，雅典开始实施放逐法，这也意味着识字已比较普遍，至少在男性公民中是如此。“放逐”（ostracism）一词来自“ostraca”（陶片），至少须有6000名投票者（或20% 的男性公民）在陶片上写下他们认为应被逐出雅典、10年内不准回来的人的名字。这些陶片然后收集起来计数；如果达到了票数的要求，该人就遭到放逐。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放逐参与政治斗争的某个人来化解政治矛盾。

古希腊人有思辨性的政治和知识文化，识字率也高得异乎寻常，是他们创造了第一个基于书面而非口头信息的社交媒体文化。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别加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所著数学著作的序言表明，他们两位都把著作的副本寄给希腊其他地方的数学家。但没有证据表示存在着一种更广泛的誊抄和分享文件的文化；似乎希腊文化从未完全消除对书写的怀疑。书写被视为对言辞（rhetoric）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威胁，而言辞是希腊文化的核心。政治、法律和哲学上的见解都是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和辩论来表达的。这样就不需要由抄写员组成的官僚阶层，因为每一个城邦都是独立的，可以通过召开公民大会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确实，亚里士多德给理想城市下的定义就具体指出，人口不得多到演讲人讲话时无法使全体公民都听得到的程度。原意为演讲或讲话艺术的言辞被当作一项重要的造诣而备受推崇。希腊诗歌和戏剧源远流长的传统就是以口语而不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

关于希腊反对书写的理由，柏拉图在公元前4世纪写的两本书——《斐德罗篇》（Phaedrus）和所谓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作了阐述。《斐德罗篇》取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和一位名叫斐德罗的人对话的形式。苏格拉底抱怨说，书写使人不再需要记忆，因此而削弱了大脑的功能，造成“学习者灵魂的健忘，因为他们不再运用记忆力；他们将依靠外部的书面字词，自己不再记忆”。苏格拉底还指出，书面的文字无法回应提问（“你若是问他们问题，他们只保持庄严的沉默”），并容易受到误会或曲解（“他们若是遭到错用或滥用，并没有父母来保护；他们也无力自我保护或为自己辩护”）。苏格拉底承认，书面文章有其用处，“是防止年老健忘的宝贵记录”，但他对文字更多的是感到担忧。他担心依靠书面文件的人会“听闻许多事情却毫不受益，他们会看起来无所不知，其实却一无所知”。

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书面文件无法取代口头对话。他说：“每一位正直慎重的人在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都绝不会把它们形诸文字，以防引起不满和误解。”此言是在批评他的学生——叙拉古的统治者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因为狄奥尼西奥斯写了一篇哲学论文。柏拉图指出，书写的文字完全无法表达领悟哲学真理时的灵光一闪。他和苏格拉底一样，更喜欢通过对话找到真理的辩证方法：“在不怀恶意的人仔细审视和善意测验的过程中，会突然灵机一动，对所有问题一下子恍然大悟。”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相信：“说出的话语是象征思维过程的符号，而书写的字词则是象征话语的符号。”这再次表明了古希腊人认为言语优于文字的看法。

这些对文字的反对似乎反映了书写和识字的普及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变化在古希腊社会中造成的不安。柏拉图在书中借他自己说的话，并通过书中的人物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他的担忧，生怕知识生活会因逐渐转离纯口头文化而受到影响，尽管他并未公开谴责书写。当时的情况同近几年来对数码媒体的利弊表示的担忧显然非常相似：一方面，现在快速获取信息比过去容易得多，但既然只要上谷歌搜一下就能得到信息，为什么还要费力去记住任何东西呢？在这两种情况中，新技术都被视为没有必要，是懒人的拐棍。事实上，两者都扩展了人的思想，因为它们使人不必把一切都记得精确无误，如有必要，可以从文字来源中查找记不清楚的信息。

柏拉图的论点得以延续至今，是因为他把它们写了下来，这真是讽刺。不过柏拉图使用了一种过渡形式：只是用文字把口头对话记录下来。同样，在柏拉图的时代，人们开始不仅喜欢看戏，而且喜欢读剧本。在这里，文字也是用作话语的代理。这种口语–文字的混杂形式突出表示，希腊文化经历了从纯口语文化到口语–文字混杂文化的过渡。不过，希腊文化被罗马文化破坏性吸收之后，关于采用书写文字的任何担忧都已不复存在。古罗马的识字普及率不算太低，受过教育的罗马人无论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场合使用书写文字都满怀信心。舞台已经搭好，就等首个社交媒体闪亮登场。

第二章
罗马的媒体
首个社交媒体生态系统

您说我的信已经传开，没有关系。其实，我自己也让好几个人作了抄录。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Ad. Att.8.9

由人驱动的网络

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已成为地中海海域无可置疑的霸主。它击败了南面的宿敌迦太基，完成了对东边希腊的征服，拓展后的版图包括现代的西班牙、法国和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北非海岸的一大片土地。但随着罗马影响力的增长，它的政治制度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罗马的政治制度实质上仍是小城邦的制度，权力集中在构成政治精英阶层的少数几个世代联姻的大家族手中。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它与治下人民的冲突导致了连续不断的阴谋、叛乱和内战，其间不时有人试图推动政治改革。在这个动乱频仍的时期，罗马广袤领土的命运在极大程度上维系在它的统治精英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上。社会流言和政治新闻交织混杂；无休止的结盟、谋算和策划维系着广泛的关系网；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在连续不断的阴谋诡计中选对边，这对当事人来说有可能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

在罗马城内，这类消息通常靠在广场（Forum，是当时政治和商业活动的中心）上，或在罗马人至为喜爱的叫作“convivia”的宴饮上众口相传。但身在城外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偏远的行省任职，还是在乡村别墅里逍遥，也可以通过写信来参与信息的交流。罗马人的命运经常和在罗马帝国边陲地区的贸易或战争息息相关，身处边远地区的人需要了解首都权力斗争的最新态势。对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员来说，书信既是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与其他成员确定并维持关系的方法。罗马的精英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读写能力很强；至少按古时的标准来看，交通联系迅捷可靠；抄写人和信使大有人在，其中很多人是奴隶，因此抄录和递送信息至少对精英阶层来说快捷便利且所费不多。研究古罗马时代书籍的历史学家雷克斯·温斯伯里（Rex Winsbury）称奴隶制为“支撑罗马文献的基础设施”，不过也可以说，奴隶是罗马时期的宽带。有史以来第一次，个人和政治的新闻和流言开始以书面形式大量流传。

信息的交流有时是正式的，但调子也可以亲切随和，娓娓道来，经常使用口语词语、圈子内的玩笑、双关语和缩写。罗马字母的一个常用的缩写是SPD，是“salutem plurimam dicit”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多多致意”。这个缩写用在信首，前面是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比如“Marcus Sexto SPD”（马库斯多多致意塞克斯图斯）。另一个常用的缩写是SVBEEV，它的全文是“si vales，bene est，ego valeo”，意思是“愿您一切安好，我也都好”。这类缩写节省篇幅，也节约时间，正如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发帖和手机短信中使用的简语（BTW，AFAIK，IANAL）。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通信是那个时期保存得最好、最完整的，从他留存下来的近900封信中，看得出古罗马人通信调子的变化。有些信是西塞罗在旅行途中，或利用饭间上菜的空隙写的；别的是在抄写人的帮助下写的正式信件。西塞罗在写给好友的信中经常用希腊文，这既反映了他对希腊文化的仰慕，也会激起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成员彼此的兄弟情谊。通过写信交流信息，用一天到晚来来去去的信使传递信件，这对西塞罗和他关系网中的那些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把写信视为口头交谈的延伸。例如西塞罗在一封信中所说：“你我会频繁通信，使我们消息相通，虽然你我相隔甚远，却如同聚首一堂。”同样，也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据说西塞罗的政敌尤里乌斯·恺撒“通过信件往来的形式和朋友进行交流；他公务繁忙，罗马城又如此庞大，一些紧急事情他等不及和朋友们见面商量”。

古罗马的有钱人习惯于口授信函由抄写人记录，收到别人的信后则让抄写人读给他们听，这个习惯进一步模糊了写信和交谈之间的界限。能干、可靠的抄写人十分抢手，因为他们能大大增加一个人每天处理的信息量，据说尤里乌斯·恺撒能同时口授两封或两封以上的信件，由不同的抄写人记录。西塞罗一生基本上只用一个秘书，他叫提罗（Tiro），曾经是奴隶，获得自由后仍继续为西塞罗服务。据说提罗发明了一种速记法，大大提高了听写速度，结果，西塞罗口授信件和演讲词所需的时间比过去少多了，处理的往来信件量也因此而大增。

往来快捷的短途信件是用铁笔写在蜡版上，蜡版装在木框里，木框可以像书一样折叠起来。在现代人眼中，这些木框围起来的平面蜡版看起来与平板电脑非常相似。收信人的回信写在同样的蜡版上，送信来的信使立等把信带回给原来的寄信人。用铁笔的平头把有色蜡版上的字铲平后，蜡版还可以接着用。在罗马城里，这个办法非常方便，给某人写信问一个问题，一两个小时内即可接到回答。［西塞罗的朋友莱普塔（Lepta）曾问过西塞罗一个关于法律的问题，西塞罗在回信中提到他给另一个朋友发了一封这样的快信以得到确切的答案。］长途信件是写在莎草纸上，莎草纸价格较贵，但轻便易于运输。一张莎草纸通常是6英寸宽，10英寸长，够写一封短信；但如有必要，可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成为一大张，以供写较长篇幅的信。写信的笔用苇秆做成，蘸的墨水用乌贼鱼的墨汁提炼而成，或是用煤烟、树胶和水混合制造。字句分排，每排2到4英寸宽，从左到右占满莎草纸的页宽，纸只用单面。写完后把纸卷起，用线捆好，加上蜡印。

古罗马时期的蜡版，看起来很像iPad平板电脑。（藏于科隆罗马–日耳曼博物馆）

在西塞罗的时代，为有钱人家和公共官员送信的信使叫“tabellarii”。西塞罗对朋友卡西乌（Cassius）抱怨说：“您的信使很不像话，他们还戴着旅行帽就来见我，说他们的伙伴还在城门那里等着。”显然，信使有常走的路线，沿途为主人取信或送信。但普通人送信没有那么奢侈。请去旅行的朋友带信是经常的事，如果不能一直送到收信人手中，至少可以送到向着收信人所在地方向的某个地方，然后再托给别的朋友接着向目的地的方向送。西塞罗曾帮助在罗马的外部省份负责征税的一些财务协会的会长打过官司，和他们关系不错，那些财务协会的信使有时送信时也捎带帮西塞罗送信。这种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传递信息的非正式制度不如用自己的信使快捷安全，但便宜得多。虽然后来在奥古斯都皇帝治下建立了正式的邮政体系，组成了马、车和邮局的邮政网，但那只是用于递送官方文件。古罗马的大部分人仍然依靠通过社交关系网传递信件的非正式办法。

至少在富有的精英阶层成员之间，信件往来方便快捷，这使西塞罗得以同有些人，比如他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每天都保持联系。从西塞罗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有时会在乡间别墅居住一段时间，但每当他在乡下居住时，他就会天天写信给住在罗马的阿提库斯，并恳请他回信，哪怕没有多少事好说。西塞罗觉得与人交往其乐无穷，对首都的消息如饥似渴。每日一信意味着西塞罗的信使可以给西塞罗带回阿提库斯的回信。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是忍不住每天给您写信，好得到您的回信。”他在另一封信中请求：“不管您有没有新闻，给我个回信。”他还说：“我会差不多每天给您写信，因为我宁肯写没有必要的信，也不愿意万一您有消息想告诉我却找不到现成的信使。”不能得知各种最新的消息，那西塞罗可受不了。

庞贝的这幅壁画中的丈夫和妻子拿着书写用具：他手握卷轴，她拿着折叠蜡版和铁笔。这幅画发出的信息是：我们识字，并因此而自豪。（藏于沃尔特·罗林斯/ 玛丽·埃文斯图像图书馆）

天平的另一头是公元1世纪的政治家兼哲学家塞内加（Seneca）。他觉得其他罗马人对远方来信如此热切地翘首盼望非常可笑。在给朋友卢西鲁斯（Lucilius）的一封信中，塞内加描述了他旁观别人如何飞奔去港口迎接邮轮的到来。他写道：“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赶往海边，我却优哉游哉，因为虽然我马上就要接到朋友的来信，但是我并不急着知道我在外地的事务进展的情况，或信中可能报告的新闻。”古罗马时代也和今天一样，似乎有些人对查看邮件比别人更加执迷。

信送达后，收信人读后也许还会读给家人和朋友听，或与生意伙伴分享。罗马时代的信件是半公共的文件，经常不只写给收信人，而是面向更多的受众，部分的原因是信在传递的过程中保密实在很难。西塞罗在他的许多信中显然作了自我审查，以避免信中的任何内容给自己带来政治危险，因为无法确知信会落到谁的手中。在几封信中，他明确要求收信人不要读给别人听，但这只是例外，不是普遍情况。收信人应当能够判断广泛传播某些信件是否合适。一个判断的办法是看信中的笔迹是发信人的还是抄写人的；特别敏感或秘密的信件可能由发信人亲自动笔。这样的敏感信息只能用可靠的信使递送。

西塞罗的通信表明，信件和其他文件经常被传抄。仅举几例：他在给朋友阿提库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3月24日送给您一份巴尔布斯（Balbus）给我的信的抄本和恺撒给他的信的抄本。就在同一天，我收到昆图斯·佩迪乌斯（Quintus Pedius）从加普亚（Capua）寄来的信，说恺撒在14日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西塞罗的其他信中有这样的字句：“恺撒写给我一封短信，附录如下”，“安东尼（Anthony）给了我恺撒给他的一封信的抄本”，“您走后，拉米亚（Lamia）来看我，带来了恺撒写给他的一封信”，“我得到了您给执政官伦图卢斯（Lentulus）的信的抄本”。古罗马人写信时，有时也把信的副本送给别的朋友，借此扩大信的流通范围。西塞罗和其他的古罗马政治家也以此种方法散发他们重要讲话的副本，使演讲时不在场的人也能够阅读演讲词（并抄录一份）。最激烈反对恺撒的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自杀后，西塞罗等人为他写的悼词，广为散播。恺撒自己也写了一篇题为“反加图”（Anticato）的文章作为回应。对文件的抄录和分享使信件、讲话和文章能很快地传遍罗马的精英阶层，得到更多人的阅读，激起进一步的辩论。

古罗马的作者根据受众变换文体，在他们预想会广为传播的文件中采用正式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则采用较为随便的文体。西塞罗有一次解释说：“我的信若只给收信人看，我会用一种文体，若我知道会有许多人读的话，就会用另一种文体。”他在公元前49年对他的一封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表示满意：“您说我的信已经传开，没有关系。其实，我自己也让好几个人作了抄录。”别人能够抄录是因为西塞罗经常保留他写给别人的信的副本以留作参考，或必要时让别人抄录。具体到这里提到的这一次，当时罗马共和国正逐渐滑向恺撒和他的对手庞培（Pompey）之间的内战，西塞罗想要他这封信广泛传播，因为“我要记录下我希望保持和平的愿望”。他的做法是把信的副本交给别人，他知道那些人又会把那封信在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传开。

分享消息

公元前44年，西塞罗写信给他的朋友，罗马在阿非利加的总督昆图斯·科尔尼菲斯乌斯（Quintus Cornificiu），信中说：“我肯定您马上就要接到关于城内各种交易的公报。不然，我就会亲自在信中报告给您。”这样的公报称为“行为录”（acta），是古罗马最接近报纸的东西。它虽然每天都出版，但每期只出一份官方文本。国家负责在公共广场张贴《每日纪事》，但不管抄录或传播，这样的事由读者来做。报纸的这个老祖宗是靠经由社交关系网的非正式传播来到达广大受众的。

创办这份前无古人的刊物的不是别人，正是尤里乌斯·恺撒。公元前59年，他当选为执政官，这是罗马共和国最高的官位，每年选出两位执政官，轮流执政，每人每次负责一个月。这两位执政官有权否决彼此的决定，这一措施至少在理论上是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实际上，恺撒靠着强有力的政治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另一位执政官马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比布卢斯（Marcus Calpurnius Bibulus）挤出了局，这样他自己就能够在任期内为所欲为。那是他四度担任执政官的第一次。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说，恺撒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元老院议事和人民讨论的情况须每日汇编发布。”应运而生的公报叫作“the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逐字翻译就是“罗马公民每日行为录”，不过名称经常简略为“每日纪事”，或干脆只是“行为录”。它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到3世纪。意为“每天”的“diurna”一词成了英文单词“日报”（journal）和“新闻业”（journalism）的词根。

恺撒创立《每日纪事》的举措有其政治意义。他是平民主义者，认为元老院的贵族派（optimates）掌握的权力太大。他当选执政官前，曾承诺把国有的土地分给人民，但这一政策遭到了贵族的激烈反对。按照古罗马的治理制度，公民大会在广场上公开举行。然而，元老会却闭门议事，乐意的话才向大众公开辩论、演讲或投票的详细情况。恺撒命令公布元老院每天议事情况的小结，这个办法轻而易举地使民众注意到贵族元老院议员对他的平民主义政策的反对，并巧妙地削弱了元老院的神秘性和权威。恺撒的目的不是要使罗马的政治更开放、更民主，而是要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努力实现他自己成为罗马的绝对统治者的野心。他相信，只有把权力尽集于一人之手，才能驯服罗马一团混乱的政治。他因此与贵族起了冲突，因为贵族要捍卫元老院的权力；也因此成了西塞罗的对头，因为西塞罗要保护共和国的机构和传统不受野心勃勃的暴君的践踏。

《每日纪事》的内容有各种来源。立法议案、重要的讲演以及人民大会的宣言从来都张贴在广场上，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或抄录。元老院也有比较正式的议事记录。按恺撒的要求，这些都以简要的形式列入《每日纪事》，这样，人民和元老院的讨论就都有了记录。另一个信息来源是白色告示板（album），它位于广场东侧，罗马国家宗教的首席祭司——大祭司的府邸附近。恺撒策划组织了自己的当选，于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作为执政官，他负责的事务包括为神庙祝圣、管理日历、审查贵族的婚姻、判决有关遗嘱和收养的纠纷、监管公共道德等等。白色告示板是官方的告示板，上载每年执政的执政官和其他国家官员的名字，还有假日、宗教节日和日食月食的日期以及重要人物家中的出生、死亡、结婚和离婚的消息。现在这一切也都列入《每日纪事》中。

《每日纪事》每天张贴在广场的木制张贴板上。开始时，《每日纪事》内容的重点是政府工作，如介绍演讲内容，列出支持或反对某个议案的元老院议员的名字。这正是恺撒的初衷，不过他也把《每日纪事》用于更直接的政治目的。例如，公元前44年，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他装模作样地拒绝接受国王的称号，就是利用《每日纪事》来宣扬他的谦恭。（此时，恺撒已经被宣布为“终身独裁者”，所以他尽管没有国王之名，实际上已经有了国王之实。）《每日纪事》创立后几年之内，内容范围就扩大到非政治领域，比如馈赠、遗产、葬礼，以及非同寻常、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些事情即使表面上是小事，实际上却有政治意义。比如，离婚在古罗马政治中是备受关注的事情，因为婚姻经常用来加固政治联盟或获取财富来支撑政治生涯。因此，离婚意味着政治上的机会。塞内加不无嘲讽地说：“没有离婚就没有《每日纪事》。”

《每日纪事》并不使用大字标题，文风也不夸张渲染。从公元1世纪的戏剧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在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里对《每日纪事》的滑稽模仿中可以看出，《每日纪事》以简洁明了的文风叙述事件，如同当今的新闻电报稿。《萨蒂利孔》里有一段讲道，原为奴隶、后来暴富的特里马尔奇奥（Trimalchio）举办了一场奢华而恶俗的宴会。宴会上，一个办事员出来向来宾宣布特里马尔奇奥广阔庄园上的最新事件，他宣读的文稿是以《每日纪事》的文风写成的：“8月7日，库迈城（Cumae）附近属于特里马尔奇奥的庄园上诞生了30个男孩和40个女孩。从打谷场运了500蒲式耳的小麦存入粮仓。给500头耕牛上了轭。同日，奴隶米特里达提斯（Mithridates）因对我们主人盖乌斯（Gaius）的守护神语出亵渎而被阉割。同日，1000万塞斯特斯存回了金库，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同日，庞贝的花园发生了火灾，是市政官纳斯塔（Nasta）家中起的火。”

除了政治事务的报告和官方统计数字及公告以外，《每日纪事》显然也登载琐事。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和政治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编写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期间，在记录异常的自然现象的时候就参考了存档的《每日纪事》。比如，他报告说，公元前50年，麦洛[1]在广场演讲时一场陨石雨自天而降；红队的一个战车驭者死后，一个悲痛欲绝的粉丝纵身跳入火葬的柴堆；一个人去罗马朱庇特神殿献祭的时候带了他的8个孩子、28个孙子、8个孙女，还有19个曾孙；一只凤凰被带到罗马在广场展览，“有记录为证，虽然所有人都认为那只凤凰是假的”。普林尼引用的另一条消息讲到一只对主人异常忠实的狗在主人被处决后拒绝离开主人的尸身：“他的尸身被扔进台伯河后，这只狗游向它主人的尸身，试图不让尸身下沉。人们蜂拥而至观看这只忠狗。”

尽管（也许正因为）《每日纪事》包括了这些内容，罗马城内和罗马治下领土的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它。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说，《每日纪事》中发表的新闻传遍了“各省和全军”。西塞罗在信中时常假定他在遥远省份的朋友能看到《每日纪事》，也提到他在旅途中接到《每日纪事》的抄本［“我接到了3月15日的城里新闻”，“我在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等待关于8月1日议事的新闻”］。副本都是手工抄录和传播的。罗马人其实掌握了必要的技术，有能力制造活字印刷机：西塞罗在一篇哲学专著中顺便提到过用各个单独的字母组成新词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能设想通过把大量用黄金或其他物质铸造的字母随意地组合起来，当场就可以用这些字母印刷恩尼乌斯（Ennius）的《编年纪》（Annales）呢？”］。但是，奴隶制意味着使用人工抄写十分廉价，所以，没有人热心于发明印刷机。

在罗马城内，富人可以派抄写人拿着铁笔和蜡版去广场抄写《每日纪事》中主人感兴趣的内容，并记下在广场能够得到的文件或听到的传言。想知道《每日纪事》全文的人可以派抄写人去全部抄下来。很快，一些有生意头脑的罗马人看到，每天记下《每日纪事》的内容，让抄写人誊写若干份，再把抄本送到城里愿意付钱买的人家，这是个赚钱的路子。尤维纳利斯（Juvenal）在《讽刺诗》（Satires）里描述过一个贵族妇女在家中边读“长篇日报”（应该是《每日纪事》的抄本），边化妆，边折磨奴隶。这些抄本再由自家的抄写人誊抄后送给外地的朋友。西塞罗的信表明，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不在罗马的时候，就靠朋友把这样抄下来的《每日纪事》的抄本或摘要和信件捆在一起送给他们，他们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来掌握罗马的事态发展。一个半世纪后，小普林尼回他在托斯卡纳（Tuscany）的庄园暂住期间，仍然以这种方式获得新闻。他给在罗马的朋友庞培·法尔科（Pompeius Falco）写信说：“别丢了在我乡居期间给我送城里公报的习惯。”

请朋友转达新闻有一个好处，他们在送来的《每日纪事》抄本的附信中会强调里面的某些内容并加上自己的评论或背景介绍。一并收到个人信件和客观新闻比单独收到任何一者都更有帮助，因为它们能互相提供进一步的背景情况。那时和现在一样，如果朋友说某件事重要，或对它发表了意见，人们就会对那件事更加注意。所以，当西塞罗被任命为罗马的一个边远省份西里西亚的总督时，他要求他的朋友兼门生马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向他报告罗马的情形。凯利乌斯这个年轻人人脉很广，西塞罗希望他能就政治消息作出内容丰富的评注，以充实《每日纪事》干巴巴的报道。但凯利乌斯误会了西塞罗的要求，以为只是想让他送去尽可能多的罗马城里的消息。凯利乌斯写道：

您启程远行时，我保证说要把城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仔仔细细地写下来报告给您。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努力找到一个能报告一切细节的人——任何小事都不放过，我甚至担心您会觉得他过于啰唆……这次送上的包裹就说明了我做的工作。别说写下这些东西，就连看一遍也需要不知多少时间。元老院的裁定、法令、传言、谣言——全在里面。您若对这些不满意，千万要告诉我，免得您不胜其烦，也免得我浪费金钱。

凯利乌斯雇用了一个名叫赫里斯图斯（Chrestus）的抄写人把每天的《每日纪事》都抄了一份，再加上广场上其他的布告、宣言和传言。我们可以想象西塞罗打开从凯利乌斯那里收到的卷轴，坐下来阅读——却失望地皱起眉头。他回信给凯利乌斯说：“唉！你真以为这是我要你做的吗？向我报告角斗士的比赛、案件审理的中止、赫里斯图斯汇集的杂事，还有我在罗马时没人胆敢在我面前饶舌的家长里短？”他解释说，他真正想要凯利乌斯做的是让他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过滤有价值的新闻，并作出评论，对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进行犀利的分析，而不是报告角斗士比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听你告诉我过去或现在的事情，而是想让你像一个放眼未来的人一样，告诉我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点儿垂头丧气的凯利乌斯回信给西塞罗辩解他为什么给他送去那么多的信息：“很多内容您一定要略过不看，尤其是对赛会和葬礼的详细叙述，还有所有其他的家长里短。但大部分信息是有用的。其实，我宁愿告诉您您不想知道的事情，也不愿遗漏任何重要的信息。”

使历史学家十分恼火的是，《每日纪事》一份也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我们无法看到在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这一段罗马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它是如何报告各种事件的。公元前44年3月，恺撒遭到他在元老院的政敌的暗杀，恺撒的同情者谋杀了西塞罗，内战随之爆发，最终导致恺撒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这些事件在《每日纪事》中一定都有报道。但是，《每日纪事》不比西塞罗、恺撒及其同代人的信件，抄录者认为它的内容不值得保留，于是所有的《每日纪事》都湮没无存。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把谣言女神法玛（Fama）描述为一个可怕的怪物，她长着巨大的翅膀，每一根羽毛根部都有一只耳朵、一只眼睛和一张嘴巴。“白天，她踞于最高的楼宇顶上，观察一切；夜晚，她在天空中漫游，转述一切；她从不休息，传播谎言和真话同样孜孜不倦。”罗马人确实经常听到远方传来的消息。然而，现实生活中把消息广为传播的不是四处漫游的女神，而是抄写人、信使，还有携带蜡版和莎草纸卷的旅人；他们抄录信息，并把信息从一个朋友处送给另一个朋友。是他们驱动了罗马的信息系统。

引起骚动

在古罗马时代，书籍也和新闻及传言一样，借人们在社交关系网内互相分享而得以传播。罗马的文学界没有印刷商，没有版权，书商也寥寥无几。书籍的流传靠读者互相推荐，彼此传抄。作者写书并不赚钱，反而希望传抄的人越多越好。最理想的是被鸿儒巨擘的私人图书馆所收藏。那种图书馆藏书丰富，访客川流不息，来访者可能会读到这本书，然后抄录下来传给更多的读者。书商在摊位出售的是最受欢迎、最容易卖的书的抄本；有时买书比拿朋友的书让抄写人抄录更快、更方便。作者要想自己的书成功，就必须利用社交关系网，争取引领时尚潮流的大人物的认可，在有用的人当中引起骚动。

古罗马时代的书籍和信件一样，是写在莎草纸上的，但卷轴要长得多，称为书卷。一卷书卷完全打开可长达10米（33英尺）。卷轴的两头各有一根木棍，用安在木棍顶端的旋钮卷起或打开卷轴。读书时用旋钮把书卷从右边的轴棍向左边展开。和信件一样，字句按宽约几英寸的竖栏排列，但在书的正式抄本中，各栏的两边对得非常整齐。每一卷的开头和结尾处通常有一张标题页，在卷轴的一根轴棍上贴有标签，以便检索堆在书架上或放在书箱里的书卷。高级的书卷装在圆筒里以防破损。

作者一旦编完了一本书——用“写”这个字不太恰当，因为作者通常只是对抄写人口授他过去说过的话，之后进行修改和编辑——就由称为“librarius”的专门的抄写人誊录一份清样。作者一般会把它拿给几个好友过目，征求意见。西塞罗就非常看重他的朋友阿提库斯的意见。阿提库斯家财丰厚，人脉广泛，有很大的图书馆和整整一队抄写人从事记录、誊写和编辑的工作。阿提库斯不仅给西塞罗提建议，在西塞罗的文稿中用红蜡标出建议改动的段落，而且把他自己的抄写人和誊录员派给西塞罗使用，还帮助给西塞罗的书作宣传，向文学圈子里的朋友推荐。然而，在这个初期阶段，若是急着分发书的抄本就太莽撞了，因为书还没有定稿，作者不愿意让自己未完成的作品流传出去。一次，西塞罗写信给阿提库斯，抱怨说阿提库斯让两个人抄了他正在写的哲学著作《论界限》（De Finibus）的部分内容：

您说说看——首先，您觉得不经我同意就发表，这样做对吗？……再说，我是按您的建议把这本书献给布鲁图（Brutus）的，您觉得还没给布鲁图看就给别人看合适吗？巴尔布斯写信告诉我，您让他抄了一份《论界限》的第五卷，我虽然对那一卷改动不多，但还是做了一些。如您能扣住其他几卷，别让巴尔布斯拿到未经修改的书，我将不胜感激。

使西塞罗怒气稍平的是，巴尔布斯既有钱又有地位，与恺撒关系密切，所以可能会向恺撒提到这本书。这样提前泄露书的一部分内容，也许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但西塞罗也担心，在他把书的完成稿交给马库斯·布鲁图之前，书的内容可能就会泄露出去，而他听从阿提库斯的建议，打算把该书献给布鲁图。根据传统，一本新书完成之后首先要交给它所献的人，而把书献给谁的决定将对该书的命运产生莫大的影响。西塞罗把他另一部哲学著作《学园派哲学》（Academica）献给了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瓦罗是研究文学的学者，自己也是多产作家。他有一座很大的私人图书馆，其他学者常来查找和抄录书籍。西塞罗把书献给瓦罗，意味着这本书能放在瓦罗的书架上，因而引起来访者的注意。把书献给某人也是争取赞助人、获得政治恩惠，以及突出或加强作者与该人的社交关系的手段。书的抄本在社交关系网内流传，并帮助强化关系网内成员的联系。用历史学家雷克斯·温斯伯里（Rex Winsbury）的话说，如此分享散文和诗歌是“把上层阶级聚在一起的社会黏合剂”的一部分。

在西塞罗的时代，为新作品造势常用的一个办法是举行晚宴，席间由一个具有熟练朗读能力的奴隶把书的摘要大声朗读出来，做这种事的人称为“lector”。大声朗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字句之间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间隔。所以，就像学习演奏一段音乐一样，要朗读某篇文章需要先练习，好确定分词断句。阿提库斯就有好几次在他举行的晚宴上宣传西塞罗的作品。第一次是一篇演讲词，题为“为里加律斯辩护”（Pro Ligario），那篇演讲西塞罗已经做过了，但希望以书的形式发表。那次宴会西塞罗没有参加，事后他写信给阿提库斯说：“您使我那篇支持里加律斯的演讲闪亮登场。”他在信中还说：“从今往后，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拜托您来宣传。”西塞罗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再次表示了对阿提库斯的赞美（他写道：“您的号召力真大！”），指出由于那次宣传晚宴，那篇演讲词现已广为流传，无法再作改动了。反之，如果某篇文章只在几个人手中的话，还是可以修改的。为此，诗人贺拉斯（Horace）建议作家完成一篇作品后等上9年再交出去，以确保对作品完全满意，因为“作品一旦出手就无法召回了”。

一本书可以因权势人物的亲自支持而走红，西塞罗因此而给他的同僚昆图斯·科尔尼菲斯乌斯写了一封语气谄媚的信，要把写好的一本书送给他。“我很希望这本书得到您的认可，若是真心的则最好不过，但至少也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科尔尼菲斯乌斯当时正在国外，西塞罗没有直接把书寄给他，而是提出把书交给科尔尼菲斯乌斯在罗马家中的抄写人，让他们为他抄录一份：“我会告诉您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抄一份送给您。”西塞罗希望科尔尼菲斯乌斯能读他的书并推荐给别人。

到公元前1世纪末期，在仍然维持着宴会后朗读文学作品的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更加正式的宣传新书的办法，称为朗诵会（Recitatio）。朗诵会是一种发布会，会上为应邀来宾朗读作品（或作品片段），朗读者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专业的朗读人——但无论如何作者都一定在场。朗诵会成了罗马文学生活的一个制度；公元1世纪后期的小普林尼在信中说，4月份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朗诵会举行。朗读完了，就把书的礼赠本呈给所献的人，其他副本则分赠给作者的朋友和关系人。作者自此正式允许对作品朗读、抄录及流传，这样，作品就算是发表了。作品发表后能否传播开来，要看作者造成的骚动够不够大。显示一本书成功的一个标志是书商做出副本向大众出售，他们只有当肯定对该书有需求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所以，罗马的作者都想自己的书被别人抄录，抄的人越多越好，如能出售更是求之不得，尽管作者本人得不到金钱上的好处。

然而，有时一位作者看到自己的书广为流传并不一定高兴。引起他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抄本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或抄本有舛误，会使以后的抄本以讹传讹。（塞内加提到：“有的书我们或是因为字迹太小而丢弃不要，或是因为满篇错误而将其撕得粉碎。”）对有些作者来说，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没有同意发表的著作会未经授权而流传出去。公元1世纪的一位作家昆体良（Quintilian）抱怨说，他的两本关于修辞的书“已经在我的名下发表了，尽管那些书我既没有发表，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同样，公元2世纪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的盖仑（Galen）医生对一个速记员颇有微词，因为他未经许可就把盖仑的一篇演讲稿传了出去；盖仑也对他的一些学生不满，他们也是在没有得到他准许的情况下把他的一些著作传给了他人。更糟的是，他授权发表的著作被别人稍加改动后据为己有，还有的人假冒他的名字发表医学论文。一次，盖仑在罗马的一个书摊旁甚至听到两个人讨论一本以盖仑的名字发表的书到底是不是他写的。他写了一本书作为回应，题目就是“他自己的书”，里面列出了真正是他撰写的著作的目录。盖仑关心的不是他会受到金钱上的损失——毕竟古罗马时期的作者写书并不赚钱——而是如果冒用他的名字发表了拙劣或错误的作品，那将损害他作为全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医生的名声。然而事实上，在古罗马，一旦作品开始流通，作者就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对读者来说，通过分享来传播书籍以及对书籍多次传抄的做法意味着无法核实某部作品是否真正出自某位作者之手，也无法知道抄本是否准确或得到了作者的授权，除非抄本是作者自己提供的。

涅厄斯·阿里奥斯在你的墙上留了言

口授和互送信件，分享书面新闻，读到最新发表的书籍，这一切都要求拥有有专门技能的奴隶，于是也就仅限于罗马的精英阶层，如贵族、将军、律师、国家官员、商人等等。老百姓每天使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媒体，一种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媒体——涂鸦。罗马的大小城镇墙上都写满了消息，包括广告、政治口号、各种个人信息等等。这些消息有时还带有图画，有的刻在罗马的房屋的灰泥墙上，有的是用颜料写的，还有的是用炭笔写的。罗马房舍的传统布局是内向的，房间门开向内院。面街的是高墙，为涂鸦提供了大量空间。这样的高墙成了巨大的公共信息板。

存至现代的大部分古罗马遗址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灰泥几乎全已不存。两大例外是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爆发后被掩埋了许多个世纪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这两座城市。它们是那个时代的缩微，保存了古罗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灰泥墙和墙上的涂鸦。在庞贝这座人口一两万的城市中，墙上留了1.1万条以上的涂鸦。赫库兰尼姆和其他罗马遗址也留下了涂鸦，尽管数量较少。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庞贝的涂鸦多得超乎寻常，涂鸦也许在罗马的其他城市中也同样普遍。庞贝的涂鸦大部分都在室外，在街上，但酒吧和妓院里面的墙上也发现了涂鸦，而且令人吃惊的是，私人住宅内也有涂鸦。涂鸦不像今天，被视为破坏行为；在自己和朋友的房子的墙上写字在古罗马司空见惯。

起初，历史学家对大部分这类信息的价值嗤之以鼻，毫不重视。正如一位考古学家在1899年所说：“涂鸦对我们了解庞贝人生活的帮助不如预期。我们最想了解的人，即这座古城中教养良好的男女，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灰泥墙上或把他们个人的想法和经历写在墙壁上。”但是，后来的研究者认识到，涂鸦是宝贵的资料，可借以了解各个阶层的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交互动情况。

最显眼的消息用大字写成，是表示支持竞选市政官（aedile）的候选人的政治口号。它们或者是大人物以个人名义表示的支持（“维索尼乌斯·普里姆斯吁请大家选举涅阿斯·赫尔维阿斯做市政官，他是担任公职的优秀人选”），或者是某些团体对它们喜欢的候选人的推举（“金匠一致敦请选举盖乌斯·库斯皮乌斯·潘萨为市政官”）。庞贝的一些标语提到一个名叫瓦提亚的人时语带讽刺，暗示他不配做候选人，支持他的都是不成器的人：“小偷要求选举瓦提亚做市政官”，“全体夜里喝酒的人支持瓦提亚”，“全体贪睡鬼支持瓦提亚”。其他的公共告示包括通告（“治安官涅阿斯·阿里奥斯·尼吉迪乌斯·麦乌斯提供30对角斗士，他们及其替补将在庞贝上演角斗比赛，日期为11月24、25和26日。还将上演追捕”）和广告（“阿尔尼乌斯·波里奥街有数处房屋出租，租期自7月1日始，底层店面，楼上靓屋；还有一所房子。房主是涅阿斯·阿里奥斯·尼吉迪乌斯·麦乌斯。有意者请洽他的奴隶普里姆斯”）。

这些使我们得窥那时庞贝城的生活风貌，但涂鸦的最大好处在于即使不是像涅阿斯·阿里奥斯治安官那样的上层人士也能够参加交流——墙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出意外，现代公共厕所墙上常见的和性有关的吹嘘和淫秽的笑话庞贝一样也不少（“我在这儿干了不少妞”“色雷斯的角斗士色拉杜斯让所有的姑娘呻吟”“塞昆杜斯在此大便”），但还有一些涂鸦更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它们显示了人们当时的想法以及日常生活的片断，正如现代社交媒体上的情况更新。

在努色里亚，我比赛赢了8552个第纳尔——公平竞争！

4月19日，我做了面包。

4月20日，我把一件斗篷拿出去洗了。5月7日，洗了一条头巾。5月8日，洗了两件外衣。

和我一起吃饭的那个人真野蛮。

我怀了阿提米图斯的孩子。

涂鸦中常常可见俏皮话和格言警句（“没有爱过就不会求爱”“小事不管会酿成大祸”）。“我为武器和人讴歌”这句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开篇的诗句在庞贝各处的涂鸦中出现了17次，一家洗衣店外墙上的字则对这句诗稍加改动，语带双关：“我不为武器和人，而为洗衣人和猫头鹰讴歌。”（据说洗衣人害怕象征死亡的猫头鹰，因为服丧的人穿深色衣服，不需要时常洗涤。）比较有实际价值的是旅店附近墙上的留言，留言有好有坏，是对可能的顾客的劝告：“演员菲布斯（在这家旅店）住得非常愉快”，“住进加比尼乌斯的旅店，包您不愿意离开”，“店主人，你耍那些手腕要遭报应的。你把好酒留给自己，却只卖给我们水”。还有更实际的，是写给具体人的话。

萨米乌斯对科尔尼里乌斯说：去上吊吧！

维尔古拉对她的朋友特尔提乌斯说：你让我恶心！

萨拉，你对人不善，别再找我。

卢西乌斯·伊斯塔西迪乌斯，谁不请我吃饭，他在我眼里就是陌生人。

盖乌斯·萨比努斯对斯塔提乌斯表示惜别之情。旅行人，吃面包在庞贝，喝酒却要去努色里亚。努色里亚的酒更好。

甚至还有几段对话是一句话引起的评论或回应。名叫欧奈西姆斯和塞昆杜斯的两兄弟通过在法比乌斯·鲁弗斯的房子墙上的涂鸦彼此联络：“欧奈西姆斯向兄弟塞昆杜斯问好”，“塞昆杜斯多多问候欧奈西姆斯，我时常惦记着你”，“多多问候亲爱的塞昆杜斯”。这两兄弟留言的房子似乎属于他们共同的朋友。另一段对话是情侣之间的，这次是写在外墙上。“普里玛，无论你在哪里，塞昆杜斯都想着你。求求你爱我吧。”附近的一条涂鸦可能是对方的肯定答复：“普里玛多多问候塞昆杜斯。”（“普里玛”和“塞昆杜斯”二词各自的意思是“第一个出生的女孩子”和“第二个出生的男孩子”，是很普遍的名字。如此给孩子起名是罗马的常见做法。）一家酒馆的墙上写着一段对话，是对一个人求爱未果的嘲笑。第一条留言说：“织布工苏塞苏斯爱上了旅店主的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奴。但她并不爱他。可是他仍然哀求她可怜他。此段留言者是他的情敌。再见了，没用的家伙！”这条留言引起了回应，就写在同一面墙的下方：“嫉妒的人，你来捣什么乱？乖乖地对比你英俊得多的人低头吧，我遭到了非常不公的待遇，但我很帅。”对此的回答是：“我的话已经说了。我把该说的都写在这里了。你爱爱丽丝，但她不爱你。苏塞苏斯，看看上面的话吧。塞维卢斯。”

在属于麦乌斯·卡斯特里西乌斯（Maius Castricius）的一座设备齐全的四层住宅的楼梯间墙上，进行了一场更高雅的交流。好几个人在上面写了短诗，有时引用其他地方的涂鸦中常用的对句，却加上了意思的转折和修辞的润色。一条涂鸦引用了哲学家兼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句（“浩瀚的大海景色秀丽”），可能是指该住宅的壮观海景。旁边是一首关于宝石的诗：“我愿成为（戒指图章上的）一块宝石，只要一小时就行，使我能在你在信上盖章时向你献上我的吻。”这些留言处于房子的显眼处，一进来即可看到。在这场公共的戏谑中，住宅的住户和他们的访客似乎在争着拔尖，恰如今天人们对一条博客发表评论或在脸书的墙上发表意见。

这样的留言林林总总，留言的人也形形色色，从高级住宅的住户到角斗士，再到酒吧和妓院的顾客。这说明相当多的人有一定的文化。一说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识字率为10%，但即使是半文盲，也会写“奥菲迪乌斯到此一游”，或“马库斯爱斯本杜萨”。一个人哪怕大字不识，也总可以请别人代写。在广场旁边，有一座长方形廊柱大厅是公共建筑，里面的一条留言说，“阿尔奇姆斯问候皮尔胡斯。写字人萨曼纳拉”，也许就是这种情况。乱七八糟的涂鸦与使用高级的莎草纸卷举行文学晚会的精英媒体系统相去万里。许多写在墙上的东西谁都不感兴趣。正如一条在庞贝各处出现了四次的涂鸦所说：“啊，墙啊，你承载了如此多的无聊的字句，居然还未坍塌，真让我吃惊。”但是，涂鸦提供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共用媒体环境。在庞贝发现的成千上万条留言中有一条说：“不管是谁，想写就写。”

基督教和社交媒体

对罗马的社交媒体系统运用得最成功的是公元1世纪初一位富有魅力的犹太传教士的追随者。他们努力利用共享媒体，在他教诲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早期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其他宗教不同，它除了讲道，还高度依赖书面文件传播教义，指导信徒，开展辩论，解决争端。从公元1世纪中期开始，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教会之间就开始不断地交流信件和其他文件。《新约》的27篇中有21篇是信件（使徒书信），剩下的6篇中2篇里含有书信。总算起来，自古以来基督教徒写的书信流传到后世的约有9000封。虽然基督教徒有时被称为“信书之人”，但也许说早期教会是一群通信之人组成的团体更加准确。

这些信中最出名的是大数城的保罗（Paul of Tarsus）这位早期教会的重要领导人写的使徒书信。保罗曾多次前往希腊和小亚细亚传教，希望在那里建立基督徒社区。他旅行期间与他所创立的教会和他计划访问的教会保持联系的方式就是写信。《新约》所载的21篇使徒书信中，有14篇据说是出自保罗之手（虽然现代学者对其中7篇的出处提出了质疑）。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具体的教会的——比如，《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哥林多书（前、后）》是写给科林斯（Corinth）教会的——但显然也是为了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教义。这些书信在收信的教会朗读给教徒们听，这是第一波分享；正如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帖撒罗尼迦前书》，Thessalonians）中所说：“我因主誓求你们，向众兄弟朗读这封书信。”但他也要求收信的教会把他的信抄给附近的其他教会。他给科林斯教会的第二封信（《哥林多后书》）针对的是“哥林多的天主教会和全亚该亚（Achaia，科林斯所在的省）的众位圣徒”；《加拉太书》（Galatia）写给加拉提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地区）的各个教会；给歌罗西（Colossae）教会的《歌罗西书》（Colossians）指示收信人：“你们宣读了这封信，务要使这封信也在老底嘉（Laodicea）人的教会内宣读；至于那由老底嘉转来的信，你们也要宣读。”（老底嘉城离歌罗西11英里。）保罗写信就是为了供人抄写和分享，他的信也确实广为流传。朗读他的书信成了基督徒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早期教会把他的书信视为圣书经文，纳入《新约》。

基督教书信的流传建立在希腊–罗马世界现有习惯的基础之上。写出基督教最早文件的人是早期教会中识字的人，或者是在皈依基督教的富人家中劳作的奴隶。保罗按罗马惯常的方法口授信件，比如他口授《罗马书》时，记录的抄写人名叫特尔提乌斯（Tertius）。（在信尾处，抄写人问候了他在罗马的朋友，并表明了自己的信仰：“我，写下此信的特尔提乌斯，欢迎你们来到主的怀抱。”）信交由旅行的人从一个教会带给另一个教会，有时则派人专程送信。到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和方便的海上交通使旅行更加快捷、更加安全，也使得罗马帝国内各地之间的联系达到了空前的紧密程度。人们因此而更愿意旅行，无论是为了经商，还是为了参加宗教节日庆祝或运动会，或者是仅为去外地探亲访友。保罗不在旅途中的时候，住在像科林斯或以弗所（Ephesus）这样的海陆交通都十分便捷的城市，以方便收发信件。

保罗借书信来管理他建立的教会网，并在教众中培养起一种大家同属更大的基督徒群体的归属感。在信中，他多次把作为某信收信方的教会和其他教会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运动联系起来。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把被其他希腊人迫害的教徒的苦难与在朱迪亚（Judea）同样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的苦难等同起来：“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他告诉科林斯人，他要求加拉提亚的各教会筹钱帮助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并说他期望科林斯人也伸出援手。他还强调，他创立的教会与使徒彼得创立的教会和雅各（James）在耶路撒冷领导的教会等其他教会亲如一家。在基督教创建伊始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感到自己归属于一场更大的运动使人安心。教会的教众想了解别的教会的状况，也想知道他们求援的祈祷是否得到了回应。

教会间分享和传播的并不只有保罗写的信。比如，同样载于《新约》的彼得的第一封信（《彼得前书》）是写给小亚细亚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的（“散居在本都、加拉提亚、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和比提尼亚做旅客的选民”）。罗马主教克莱门特（Clement）在公元1世纪末写的第一封信由罗马教会的长老送给科林斯教会，为的是解决因把一些教职人员解职而引发的纠纷。信中提到了保罗的书信，这意味着罗马和科林斯教会都存有保罗书信的抄本；那时，保罗的书信也许已经汇集起来，成为基督教的经典文献。克雷芒的使徒书信显示了书信如何确立了教会长老的权威，被用来解决早期教会成员之间就教义和遵教行为的争辩和异议。自保罗以降的各位教会长老的书信常被用作论据来支持某个神学论点。这方面的例证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西（Dionysius of Alexandria）的书信，他的信传播于地中海地区的各个教会，还有安提阿的依纳爵（Ignatius of Antioch）的书信。

确实，公元1世纪末任安提阿城主教的依纳爵的书信的传播表明了基督教用来分享信息的社会网络的运作。对基督教这个新宗教，罗马人的态度往好里说是心怀疑虑，往坏里说就是充满敌意，隔不多时就发动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在这样一次阵发性的迫害中，依纳爵被逮捕。他拒绝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被判处武装监押，去罗马接受惩罚，估计要被扔到圆形剧场（Colosseum）里喂狮子。依纳爵带着镣铐，被10名士兵牵着从安提阿前往罗马，途中他受到来自小亚细亚许多城镇的基督徒代表团的欢迎。他写信给以弗所、马格尼西亚（Magnesia）和特拉雷斯（Tralles）的教会，感谢他们的支持，号召他们坚定信仰，避免异端邪说，并服从他们的主教。他还给罗马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们他将要到罗马了。

在特洛阿（Troas）的爱琴港等船的时候，他听到消息说，安提阿教会的内部争端得到了解决。依纳爵大喜，写信给附近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和士麦拿（Smyrna）的教会，请它们给安提阿去信祝贺。依纳爵还写信给士麦拿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让他通知小亚细亚的所有教会写信给安提阿表示祝贺。途经希腊城市菲利比（Philippi）时，依纳爵也告诉那里的教会给安提阿写信。菲利比人把信送给了士麦拿的主教波利卡普，让他把他们的信和小亚细亚各教会的信一道转给安提阿。菲利比人在写给波利卡普的信中还要求得到所能拿到的依纳爵所有书信的抄本。波利卡普回信说：“应贵处要求，兹送上我们手上所有的依纳爵书信，有专门写给我们的，也有他的其他书信。现全部附于此信之后，定会使贵方受益良多。”这说明，依纳爵的信写出后，几周内即传播开去，一位学者因此把这一文件分享的系统称为“神圣互联网”。

我们今天有时甚至能知道写下、抄录和重抄这些文件的抄写人的名字，因为文件中提到他们的名字，或他们自己在文件结尾处署名。在波利卡普自己也遭到了逮捕和处决后，安提阿附近的菲洛梅里厄姆（Philomelium）教会请士麦拿教会给它一份波利卡普生前及殉道事迹录。于是，盖乌斯根据波利卡普的追随者爱任纽（Irenaeus）的记录汇编了这样一份事迹录，由一个名叫尤拉埃斯图斯（Euraestus）的抄写人写出来。这封送给菲洛梅里厄姆的信现得名“波利卡普殉难记”（The Martyrdom of Polycar），其中载有如下的指示：“你们听完这些事迹后，把信转给远方的兄弟们，使他们也赞美主。”此信后来的一个抄本上的署名表明它确实经过了抄录和流传：“此事迹录系盖乌斯从波利卡普的门徒爱任纽的文件抄来。波利卡普曾和爱任纽一起生活。科林斯的伊索克雷特斯（Isocrates）把盖乌斯的抄本抄录下来。愿他们都得主恩典。我，皮翁尼乌斯（Pionius），受圣波利卡普的启示寻找这份抄本，找到时它已因年代久远而破烂不堪，我现在又把它抄写下来。”1945年，在埃及找到了一批存在陶罐里的4世纪时的基督教文件，其中有一组叫“纳杰哈马迪藏书卷六”（Nag Hammadi Codex VI）[2]。它的书尾题署也证明了当时抄录和流传的做法：“我抄了这一份论文……其实我接到了很多论文。我没有抄写那些，因为我想您也接到了。我连抄写这些都感到犹豫，因为您可能已经拿到了。”

纳杰哈马迪的文件像自公元2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一样，是手本，即写在一张张莎草纸或羊皮纸上，沿一边装订起来，像现代的书一样，不像希腊–罗马时代常用的卷轴。手本虽然深得基督教徒的喜爱，却不是他们发明的：罗马人和埃及人都使用手本形式的小笔记本，因为它们比卷轴体积小，便于携带。罗马的蜡版也经常以手本的形式叠在一起。但似乎这种笔记本和蜡版主要用于作笔记，或记录其他需要马上记下来的信息；正式文件则用莎草纸卷，直到3世纪中期，莎草纸卷仍较受青睐。公元1世纪末的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向读者推荐手本，因为一只手就可以拿得了，而且方便旅行。但尽管他对这一新形式热情推荐，却应者寥寥，只有新兴的基督教团体是个重要的例外。到了2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都采用了手本的形式，相比之下，非基督教的文件只有不到5% 是手本形式。

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舍卷轴而取手本，原因尚不清楚。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份重要文件（或者是马可福音，或者是保罗的使徒书信集）采用了手本形式，随着文件的抄录和流通，这种形式也就得到了确定。另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书写人和抄录人大多仅是识字的普通人，不是专业的抄写人，他们因此而乐意摒弃传统的观念，即手本是用来记笔记的，真正的文件应写在卷轴上。这种猜测有一个事实为依据：基督教的文件从一开始就有其特有的形式。希腊–罗马的文件采用传统的“文字之河”的形式，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分段，也没有字间间隔。基督教的文件则每段开头以大字标明，另外还有把字隔开的标记、标点符号、分部符号和页数。这些使朗读基督教的文件对普通人（而不是专业朗读者）来说容易得多。所以，从卷轴到手本的转变可能仅是对希腊–罗马文学习惯更广泛的摒弃的一个方面。一俟基督教在4世纪早期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手本取代卷轴即成定局。埃及干燥的气候条件利于莎草纸的保存，在那里发现的所有的希腊文件中，2世纪写成的有98% 是写在莎草纸卷上的，3世纪时这个比例就降到了81%，4世纪和5世纪比例更低，各降为26% 和11%。（在电脑时代，我们又恢复了滚动看文件的传统，不过我们现在是自上而下滚动，不像罗马人那样自右而左滚动。）

基督教的创立借助于媒体，从莎草纸卷转向手本形式是早期教会大力利用媒体的又一项长期遗产。作为他那个时代对社交媒体最杰出的使用者，保罗是古代最有影响的书信作者，甚至超过了西塞罗。基督教早期有一些不同的派别互相竞争，就基督训诫的含义以及训诫对谁而发各执己见。保罗利用社交媒体普及了他的观点，确定了基督教会不仅接受犹太人，而且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的原则。他的影响如此之大，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堂中仍在朗读他的书信，这有力地证明了抄录文件并在社交关系网内传播这一做法的强大威力。

[1] 麦洛（Milo），古希腊摔跤能手，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运动员。——译者注

[2] 纳杰哈马迪是埃及地名，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文件的发现地。——译者注

第三章
路德的观点如何疯传
社交媒体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

教皇要么必须废除印刷，要么就得另找一个世界去统治；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印刷必定会推翻他。

——约翰·福克斯，《殉道史》，1583年

你好，古登堡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欧书面材料的流传急剧减少。从6世纪到12世纪这段所谓的黑暗年代里，基督教会为维持识字和学习的热情费尽力气苦心经营。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识字率也一路下滑。教会仍然抄录经文以供使用，但抄录经文成了一种虔诚的活动，抄成的书字体精美复杂到惊人的地步，还有细致的插图。做成一本书需要好几个人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那时已经没有中东来的莎草纸了，所以那些书写在风干的牛羊皮上，又称羊皮纸。修道院里设有专门的抄写室，叫缮写室，书就是在那里制作的。僧侣们边抄写边朗读，这是一种祈祷或冥想的形式，借此吸收书中的智慧。然后，其他的僧侣用彩色墨水和金箔给书加上精美的插图。然而，一头牛或一只羊的皮制成的羊皮纸仅够一本大书的两页或四页，这意味着有些经文需要整整一群牲畜的皮。这一切使得书籍制作十分昂贵，除修道院外，只有贵族或皇家才买得起书。1074年，巴伐利亚本尼迪克特堡恩城（Benediktbeuern）的一位神父用一本画有插图的祈祷书，即弥撒书，换了一座葡萄园。1120年，鲍姆伯格（Baumberg）修道院用一本弥撒书换了一大片土地。由此可见书的价值。获取书面知识的能力成了基本上仅限于僧侣阶层的一种特权。

11世纪晚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学开始兴起；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古人的知识（部分的是通过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是伊斯兰世界保存并扩大了古人的知识）；贸易增加了；识字率逐渐上升，对书的需求也因之开始增加。12世纪时，阿拉伯人把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引进了欧洲，这就是纸。纸比羊皮纸便宜，也更容易得到。修道院缮写室里僧侣们的慢工细活为教会生产所需的少量书籍尚可，但远远无法满足对非宗教书籍的需求。结果，大学取代修道院，成为书籍生产和抄录的中心。但抄录的工作昂贵而又困难，因此欧洲大学的图书馆藏书通常极为有限。比如，142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只有122册藏书。上课用的书只有一本，讲师向学生朗读书中的内容，其间不时插入他自己的解释。学生自己没有书，只能靠课上作的笔记，或者用以前别的学生记下来、在学生中间流传的笔记。

为了加快对书籍的手工抄录，13世纪发展起来一种叫“pecia”的办法。该办法是把书分为好几部分，每一部分只有几页长，称为“peciae”，把它们出租给学生或让抄写人抄录，抄录的人积少成多，逐渐积攒起整本书的抄本。把一本书分成几部分让好几个人同时抄录比把全书借给一个人抄录效率高出许多。学生们彼此之间传抄的效率则又更高。（其实，今天的一些用户间转发文档的系统采用的是同样的组织结构——许多使用互联网下载同一份大文件的用户彼此之间也交换该文件的部分内容。）除了造纸以外，12世纪期间还有一项中国的发明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了欧洲，即用雕刻精细的木板以木刻的方式印刷图像和少量的文字。但是，把文字反向刻在木板上既费时又费力，因此不适合印刻整本书。

于是，很多人开始寻找更高效的办法，其中一人叫约翰·根斯弗莱施·祖尔·拉登·祖姆·古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人称约翰·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1440年前后，经过了几年的秘密实验，他终于掌握了系统性复制长篇文字所需的所有元素。第一个元素是活字：用以金属铸造而成的字母排列出单字、字行，进而是整篇书页。金匠出身的古登堡琢磨出了用特定比例的铅锡合金大量铸造高质量字母的办法，还研究出了活动模板，可以使用不同大小的铅字。第二个元素是细心配制的油墨：这种油墨比墨水黏，能牢牢粘在铅字上。第三个元素使古登堡的发明因而得名。为把沾满油墨的铅字平均着力印在纸上，古登堡对螺旋压床进行了改造。[1]螺旋压床早在罗马时代就发明了出来，在古登堡的家乡德意志地区被用来酿酒。把每张纸或羊皮纸（印刷发明的早期有些书仍用羊皮纸）夹在折叠的框子里，小心地对上沾了油墨的铅字。然后，把这样做成的纸夹铅字的“三明治”放入压床挤压，油墨就印到了纸张上面。

一旦排好了一页纸的字，古登堡的机器一天就能复制出好几百页。这比手工抄录快100多倍。1470年，意大利的一位主教观察到，三个人使用一部印刷机工作三个月，可印出300册书，而这么多书若是用手工抄录，需要三个抄写人一辈子的时间。古登堡的印刷机印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圣经》的一个拉丁文版本，共印了180册，在1455年正式出版之前就被订购一空。像一种形式的媒体取代另一种形式时经常发生的那样，第一批印刷书中仍存留着手抄书的某些特点：铸造的铅字模仿手写字母的形状；为手写的大写首字母和其他的图饰专门留出空当，书印成后再用手工加上去。不过，随着印刷的流行，印刷书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版面式样和设计也出现了新规则。虽然印刷机是古登堡发明的，但是把它成功地用于商业生产的是他的同事，金匠兼律师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和曾做过抄写人、有商业头脑的彼得·舍费尔（Peter Schoffer）。他们在1455年和古登堡因一场法律纠纷分道扬镳后，继续印刷《圣经》《圣诗集》，以及像西塞罗的作品这类的经典著作。

印刷术从发源地美因茨传到了德意志的其他地区，这里面有一件事起了推动的作用：当地的大主教之间发生了争端，导致美因茨遭到洗劫，结果造成许多懂印刷术的人逃亡到外地。到1471年，德意志的好几个城镇都建起了印刷厂。欧洲的大城市，包括科隆、巴塞尔、罗马、威尼斯、巴黎、纽伦堡、乌德勒支、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等在内的所有对印刷书需求旺盛的学术和商业中心也都建起了印刷厂。1476年，印刷术传到英国，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缮写室附近安装了第一台印刷机。印刷机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500年，大约1000架印刷机在欧洲的250个大小城镇轰鸣，总共印出了大约1000万册书。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意味着思想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地得到复制和传播——这一点很快将在德意志的又一位媒体先驱马丁·路德身上充分体现。

马丁·路德的新帖子

路德是维登堡的一名神父，也在当地大学教授神学。1517年，他惊恐地发现一个名叫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的僧侣向他的教堂会众出售赎罪券。按照教义，向教会购买赎罪券可以避免为某件罪孽遭到所谓“现世的惩罚”，并可确保死后不必经受炼狱的煎熬而直登天堂。教会靠出售赎罪券来筹集大量资金，用于军事远征和建造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台彻尔出售赎罪券的授权来自德意志美因茨及马格德堡地方的大主教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of Mainz），而阿尔布雷希特则得到了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准许。

路德对出售赎罪券的主意不以为然，认为：“信徒自以为虔诚，实则是欺诈行为。”他更不能苟同台彻尔为增加赎罪券的销量而对赎罪券教义的任意解释。台彻尔宣扬说，现在购买赎罪券，哪怕将来犯罪也能免受惩罚，这对蓄谋通奸的人真太方便了。他还说人们不仅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还可以为死去的家人买，买完后他们马上就可以脱离炼狱的苦难。他等于暗示说，若是不花光毕生积蓄解救死去的祖先脱离苦海，那简直太狠心了。愤怒的路德写信给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控告台彻尔，对台彻尔提出的琅琅上口的口号——“一把赎罪券来买，灵魂马上脱苦海”——和他对赎罪券教义肆无忌惮的歪曲一一予以驳斥。可是路德不知道，出售赎罪券所得的一半钱财都被阿尔布雷希特中饱私囊，拿去还债，剩下的才上缴罗马用于修建圣彼得大教堂。

路德在信中附上了《就赎罪券之法力及效力之辩论》（Disputation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以拉丁文写成的95条论点，或论纲。按照当时的学术惯例，路德希望在大学里就此进行公开辩论。比如，第27条论纲质问台彻尔的口号在神学上是否正确，即付款是否真的能立即把灵魂解救出炼狱？第82条则问道，如果教皇有能力把灵魂救出炼狱的话，他为什么不马上解救炼狱中的所有灵魂？第86条质问，教皇用通过向穷人出售赎罪券敛来的钱财在罗马修建豪华教堂，这样做是否合适？阿尔布雷希特看了《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后，怀疑路德是异端，随即把一份副本呈交给罗马的教皇。与此同时，路德采用当时惯常的方式宣布他准备就赎罪券的问题发起辩论：1517年10月31日，他把要讨论的论纲的单子贴在了兼作大学告示板的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接下来，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九十五条论纲》虽然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立即引起了骚动，先是在维登堡的学术界，随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手抄本先开始流传，到1517年12月，路德的朋友们出资印成小册子或大幅海报的《论纲》印刷版在莱比锡、纽伦堡和巴塞尔同时出现。关于《论纲》的印刷出版，路德在多大程度上知情并不清楚。一个头脑灵活的印刷商很快出版了《论纲》的德文译文，使更多的人能够读懂，而不只是懂拉丁文的学者和僧侣。随着各个城镇的印刷商对《九十五条论纲》的复印和出版，《论纲》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德语地区。路德的朋友弗里德里希·米孔纳斯（Friedrich Myconius）后来写道：“短短14天内，论纲就传遍了德意志；四个星期后，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它们耳熟能详。好像天使是传送它们的信使，把它们带到所有人的眼前。简直难以相信有多少人在谈论它们。”

一份印刷品应公众的巨大需求如此自然而然地迅速传播，这是绝无仅有的。路德从《九十五条论纲》的意外成功中看到了民众对他的想法的热烈欢迎，也认识到印刷小册子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即可传送给广大民众。在1518年3月给纽伦堡的一个出版了《论纲》德文版的印刷商的信中，路德写道：“它们的印刷和流传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他又说：“如果我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会换另一种说法，把话说得更清楚明白。”路德意识到，要向广大民众揭露教会的腐败，用学者使用的拉丁文写作，再由别人翻译成德文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他在撰写那个月晚些时候发表的《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Sermon on Indulgences and Grace）时改用德文，并小心地避免使用地区性的词语，以确保从莱茵兰到萨克森的人都能看得懂。这本小册子马上引起轰动——只1518年一年内就重版了18次，每次至少印1000册，它显示了路德对当时媒体环境的娴熟运用。路德本无意分裂基督教教会，但他发起的运动最终确实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其中他的著作在社会上的分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赞、推荐、分享

路德无意中揭示了一种分散的、人对人传播的媒体的力量，这种媒体系统的参与者自己就是传播者，他们通过分享、推荐和复制来集体决定哪些信息值得宣传。它在许多方面与古罗马的媒体近似，但印刷机的问世意味着抄录的规模比过去大得多。路德只要把新写成的小册子交给一位对他友好的印刷商——不需要付钱——然后即可静待它传遍德意志的各个印刷中心。第一版印成的小册子每份卖几芬尼（约合一只鸡的价钱），经路德的支持者向朋友推荐，它们首先在印刷厂所在的城市流传开来。偶尔买一份小册子对一个工匠或商人来说是可以轻松担负的开销。小册子的篇幅一般在8到32页之间，价钱比书便宜得多，因此成为第一种老百姓买得起的读物。拥有一本小册子并与朋友分享其中的内容，既标志着主人有文化，又表示对小册子作者观点的赞同。就连一些文盲或半文盲也买路德的小册子，以示对他的观点的支持。另外，某一本小册子如果不见容于当局，也很容易藏匿。

行脚商、小贩和出外传教的传教士会把小册子带到外地的城镇，如果在那里引起了足够的兴趣，当地的印刷商会把小册子复制下来，印出自己的版本。印刷商为了快点回本，每次都印出1000多本投入流通。和古罗马时代一样，消息能否广为流传取决于社交网络中各个成员所作决定的积聚效应。但与古罗马时代不同的是，社交网络中的某些成员——印刷商——具有超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可以快速复制大量副本。（用今天的互联网词汇，可以说他们是网络中的“超级节点”。）然而，印刷商只会翻印他们认为有销路的东西。如果某一本小册子印刷商或书商手中没货，却经常有人前来询问，这就明确显示了需求未得到满足。结果，受欢迎的小册子通过这种分享、推荐、翻印的非正式系统传播——完全没有作者的参与。

在现代的社交媒体系统中，某一条信息是否受欢迎可以从赞、推特转发、博客转发、论坛赞同，或点击的数量来推断。路德时期与此相对等的是某一本小册子不同版本的数目——也就是重版的次数。1520年到1526年间，德语地区发行了7500种小册子，其中约2000种是路德所著几十本小册子的不同版本。路德的小册子是最受欢迎的；当时有人说，人们对他的小册子“与其说是买，不如说是抢”。这种需求在1523年到达顶峰，那一年路德写的各种小册子出版了近400个版本。总算起来，那个我们今天称为宗教改革的动荡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间出版了600万本小册子，其中三分之一为路德所著。

路德是最多产、最走红的作者，但辩论双方都有许多其他小册子作者。出售赎罪券的台彻尔率先对路德发起反击，发表了他自己的一套论纲。其他人也使用小册子这一新形式对路德的观点正确与否发表评论；支持的，反对的，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一位意大利神学家西尔维斯特·马佐里尼（Sylvester Mazzolini）发表了《驳马丁·路德的放肆言论》（Dialogue Against the Presumptuous Theses of Martin Luther），捍卫教皇，反对路德。他称路德是“铜头铁鼻的麻风病人”，以教皇永远正确为理由对路德的观点嗤之以鼻。路德从不放过任何回应挑战的机会，短短两天后就写出了小册子对马佐里尼予以全力反击。“我现在后悔当时看不起台彻尔，”他写道，“尽管他很可笑，但还是比你聪明。你既没有引用经文，也没有提出说理。”一位名叫约翰·埃克（Johann Eck）的德意志神学家写了一封批评路德的信，在朋友间散发。站在路德一边的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因此提出了自己的379条论点反驳埃克，后来又增加到405条。埃克不甘示弱，又发表了进一步的论点，卡尔施塔特则奉陪到底，继续与他论争。

马丁·路德的发表量统计数字：他的小册子每年德文版和拉丁文版的出版次数［数据来自爱德华兹（Edwards）《印刷、宣传和马丁·路德》（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1994）］

在小册子和信件你来我往的论战中，路德的观点日益坚定。他读了保罗给罗马人写的使徒书信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要信仰虔诚就能得到神的宽恕，教会的一切烦琐程序（告解、赎罪券等）都是不必要的。他对天主教教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对天主教教义的一些中心内容，如圣餐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路德天性激情洋溢，脾气又变化不定；他可以前一刻还在引经据典，讨论神学问题，转眼就对反对他意见的人破口大骂。（一次，在谈到他对反对他的人大肆攻击时，他说：“我承认我对他们的尖刻和激烈不符合我基督徒的身份，也不符合神意。”）1520年，利奥十世发表了教皇诏书，威胁要把路德逐出教会；路德的回应是把诏书当众付之一炬，谴责教皇是伪基督，小册子仍照写不误。

本来是闭门举行的神学争论现在以印刷的形式公开了。对路德及其同盟与他们的敌人的论战，全德意志地区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及时了解，而且彼此之间也进行讨论，这使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好像在亲身参加一场巨大的共同辩论。他们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就路德的观点进行的争论现在成了一场大得多的、既有口头也有书面的讨论的一部分。许多小册子都请求读者和他人讨论小册子的内容，并为不识字的人朗读。路德和其他撰写宗教改革小册子的人有时在写作时专门考虑到了这一点，弃散文不用而采用活泼精悍的对话体。比如，1521年出版的一本支持路德的小册子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对于路德和反对他的人之间的神学辩论，由一个农民裁判谁更有理。这样一来，辩论双方的意见泾渭分明（猜中谁赢了辩论没有奖赏）。这种格式也强调，应该让普通人斟酌双方的论点后达成自己的结论。路德的小册子以本身的存在体现了他的信念，即应该允许所有人参加关于教会改革的辩论。

人们在家里和家人一起阅读讨论小册子；朋友们聚在一起，甚至在旅店和酒馆里都讨论不休。后来，一位和路德同时期的人说，拜“印刷这奇妙精微的新艺术”所赐，“人人都求知若渴，同时不免惊诧于自己先前的蒙昧”。在萨克森的纺纱竞赛上，在蒂罗尔的面包房里，路德著的小册子当众为人们大声朗读。有些城镇的整个织工或皮革工人行会宣布支持宗教改革，说明路德的思想进入了工作场所。1523年，一位观察家说，在乌尔姆的旅店能听到比教堂更好的布道。1524年，巴塞尔出现了抱怨之声，说有人在城里的酒馆里拿着书和小册子讲道。

与此同时，印刷商和书商还帮忙把宗教改革的思想传出德意志地区，散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巴塞尔的印刷商约翰·弗罗本（Jonann Froben）写信给路德说，莱比锡的一位印刷商给了他几本路德写的小册子：“既然所有有学问的人都同意小册子里面的意见，我就立即翻印了。我们向法国和西班牙送去了600册。”弗罗本解释说，另一位书商把路德的著作带去了意大利，“在各个城市分发”，还说：“我们已经把您的书全卖光了，只剩了10册。从来没有哪本书卖得这么快过。”参与路德发起的这场辩论的有英国的亨利八世国王，他写的攻击路德的文章（可能大部分出自托马斯·莫尔之手）赢得了教皇的感激。教皇赐予他“信仰捍卫者”的称号。还有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他是纽伦堡的一个鞋匠，写了许多大受欢迎的歌支持路德。

一场多媒体运动

宗教改革时代在社交关系网内流传的不仅有文字，还有音乐和图像。新闻叙事歌像小册子一样，是比较新的媒体形式。它的歌词是当下发生的时事，合辙押韵，常有夸张；曲调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容易上口，一学就会。新闻叙事歌多为“换词歌曲”，故意使用颂圣歌的曲调，却加上世俗的甚至是亵渎的歌词。传播这些歌曲时，把歌词印刷出来，上面说明所配的曲调。这样的歌曲经大家一起合唱，就连文盲也能学会。

宗教改革派和天主教徒都利用这一新的媒体形式传播信息，攻击敌人。路德的新闻叙事诗试手之作是《我们来唱新闻歌》（Ein Newes Lied Wir Heben An），讲的是1523年布鲁塞尔的两个僧侣因拒绝放弃对路德观点的信仰而遭到处决的故事。路德的敌人写歌词骂他是基督的大敌，是伪基督，而路德的支持者则把这个称呼回赠给教皇，并对天主教的神学家极尽侮辱之能事。（他们对一位神学家警告说：“山羊，别再咩咩叫了。”）有一首歌《现在我们赶走教皇》（Now We Drive Out the Pope），是对《现在我们赶走冬天》（Now We Drive Out Winter）这首民歌的滑稽模仿，借用了民歌的曲调：

现在我们赶走教皇，

赶出基督的教堂，赶出上帝的处所。

他在那里横行霸道，

还引诱了无数的灵魂。

滚开吧，你这该死的东西，

你这巴比伦的娼妇。

你满口谎言，狡诈阴险，

是可恶的伪基督。

木刻画也是有效的宣传形式。线条粗重的图像夹杂着一些文字，印成大张的海报，可以向文盲或半文盲传达信息，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也借助海报的视觉效果。路德说：“没有图像，我们无法思考，也什么都弄不懂。”最好的海报是路德的朋友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画的。他有的图画直露大胆到惊人的程度：《教皇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Pope）画着一个丑恶的女魔正在分娩，生出来的是教皇和几个红衣主教；《僧侣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Monks）显示三个魔鬼在大便，拉出一堆僧侣。有些宗教主题的木刻画更加复杂，包含各种典故和多层次的含义，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看得懂，比如，以“受难的基督和基督的大敌”为标题的系列图画描绘基督的虔诚和教皇的奢靡腐败，以达到对比的效果。不过，趋于粗俗的图画谁都看得懂。路德的敌对方也利用木刻画回击：《路德的异端行径》（Luther’s Game of Heresy）画着路德在三个魔鬼的帮助下正在熬汤，热气蒸腾的汤锅上标着“虚妄”“傲慢”“嫉妒”和“异端”的字样。

在小册子、叙事歌和木刻画的狂轰滥炸中，公共舆论显然在向路德一方倾斜，这使天主教会愤怒而又泄气。“毫无根据的胡说和不合时宜的书籍”正在腐蚀民众的心灵，一位主教焦虑地如是说。教皇在德意志的特使阿莱安德（Aleander）在1521年哀叹道：“用德文和拉丁文出版的路德著的小册子每天犹如倾盆大雨般劈头盖脸……这里除了路德的文章不卖别的。”

利用新媒体技术迅速广泛地传播思想使教会进退两难。教会领导人不愿意让路德的观点畅行无阻，但又不愿意正式向民众发表小册子反驳路德的言论。与路德争论就等于承认神学的问题可以讨论，承认公众有权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评价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两者都有损于教会的权威。一旦路德的意见被谴责为谬误和异端后（1521年，他被正式逐出教会），再为教会的这一决定作出辩解反而会削弱决定的权威性，因为那将暗示教会的决定是可以争论的。一些教会官员还担心，对路德作出回应只会使他的极端思想传播得更广。可以说，在回击路德的问题上，天主教会做与不做都讨不了好，左右为难。现今这个时代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的公司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公司高管通常把网络上的批评斥为无稽之谈，置之不理。理睬那些批评反而抬举了它们，给了它们更大的市场。可是，若对批评不予驳斥，在其他人眼里可能被视为默认那些批评所言不虚，结果事情反而更糟。

天主教会有一条教义，说教皇永远正确，这更使得教会难以对路德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回应。于是，教会决定由像台彻尔和马佐里尼这样的人来代它出征。但问题是，60来个起来捍卫教皇的作者中大部分人写作使用的不是德文，而是神学的传统文字——深奥难懂的拉丁文。路德的作品如同燎原烈火迅速传播，他们的小册子却难掀波浪——只路德一人作品的销量就超过了所有反对派作品总和的五倍。一个批评路德的叫托马斯·穆尔纳（Thomas Murne）的人甚至把路德的一本拉丁文小册子译成德文，以便攻击路德的观点。可是，人们购买穆尔纳的小册子不是为了读他对路德观点的反驳，而是要读路德的作品，所以穆尔纳反而弄巧成拙。企图通过审查进行控制也以失败告终。教会禁止莱比锡的印刷商出版或售卖路德及其同盟的任何作品，可是禁令毫无效力，因为在其他地方印的材料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莱比锡。最后，莱比锡市政会代表印刷商向萨克森公爵请愿，说印刷商们可能会失去“房子、家财和全部生计”，因为“他们想卖的、有销路的东西却不准他们印，不准他们卖”。印刷商手里有大量天主教会的小册子，“但他们充足的存货没人想要，白给都送不出去”。在受众参与传播的社交媒体系统中，传播的材料必然良莠不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需求，也无法强行传播任何东西。

路德的敌人把路德思想的流传比作传染病。威胁把路德逐出教会的教皇发布诏书说，诏书的目的是“阻止这种恶性瘟疫的蔓延，不让其进一步传播”。同样，路德被逐出教会后，1521年发布的《沃尔姆斯敕令》（Edict Worms）警告说必须防止路德的思想进一步流传，否则“全德意志，进而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此种恶疾的感染”。可惜为时已晚——路德的思想已经传遍德意志内外。用现代的话来说，路德的信息已经像病毒一样疯传开了。

社交媒体和宗教改革

《沃尔姆斯敕令》宣布路德为反叛，禁了他的书，并命令逮捕他这个异端分子；谁敢给他提供食物或住所也作犯法论处。但是，老百姓广泛支持路德，结果世俗当局不愿意严格执行教会对路德的判决。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 of Saxony）甚至命人把路德悄悄救走，安顿在瓦尔特堡。路德在那里藏了几个月，其间仍不断地撰写书信和小册子，最后颜面扫地的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不得不停止在他辖下的领土出售赎罪券。在此期间，路德还把《新约》译成了德文，让老百姓不必依靠神父的翻译，自己就可以读懂。1522年9月，《新约》德文版第一版4000册甫一上市立刻售罄。

路德并非第一个反对赎罪券的人，亦非第一个批评教会被财富腐蚀、脱离了原本价值的人。14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波希米亚（现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一位神父约翰·胡斯（Jan Hus）接受了威克利夫的观点，并大力宣传。威克利夫和胡斯都遭到了教会的谴责。1415年，胡斯被宣布为异端，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但是，威克利夫和胡斯只能靠抄录手稿来传播思想，路德却有印刷机相助，使他能把思想迅速传给大批的受众。对路德著作的热烈需求，他本人和广大民众看到，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路德把印刷机看作天赐的工具。一个世纪前胡斯失败了的事，现在路德在印刷机的帮助下做成功了。

宗教改革初期，表达对路德观点的支持是很危险的，无论是通过布道、朗读小册子，还是唱讥讽教皇的叙事歌的方式。教会对零星爆发的反对严厉镇压，使反对派噤若寒蝉，不敢串联。但小册子大行其道，其中大部分是赞成改革的，这就形成了一种集体信号机制。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历史学家安德鲁·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说：“各种小册子汹涌澎湃，使人感到舆论的洪流不可阻挡……小册子和购买小册子的人共同造成了他们的力量无可抗拒的印象。”若是想买路德的某一本小册子却听说已经卖完，就知道该小册子非常受欢迎，由此可以推断出很多人同意路德的意见，这样人们就更敢于公开发表意见。有些学者研究突尼斯和埃及等地的现代革命运动对社交媒体的运用，他们把这种现象叫作“意见同步化”，因为社交媒体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对现状的诸多不满原来是许多人共同的感受。正如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意外获得成功后写信给一位朋友所说的，“我从论纲的快速流传中了解到了大多数人对赎罪券的看法”。

欧洲社会中对教会的反感一直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潮汹涌，是路德公开表示了这种反感。但是，他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由其分散的性质所注定，内部很快就发生了分裂。改革者一般很容易对想要去除什么达成一致，但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却是人言言殊。一个例子是，虽然改革派同意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是《圣经》经文，不是僧侣阶层，但是他们对经文的含义各执己见。当时欧洲的学术界巨擘，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认为改革派做得过分了。他在写给路德的一封信中嘲讽地指出：“你们规定除了《圣经》，别的都不能看，不能要，但你们要求我们只接受你们对经文的解释，对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拒斥不理。”与此同时，路德的朋友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想取消教堂里的音乐和图画，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暴乱，使许多宗教塑像和图画遭到毁坏。其他传教士的神学立场更加极端，煽动了更多的暴乱，其中最激进的是另一位德意志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他说宗教改革应伴之以政治改革，给农民更多的权利。为平息局势，路德发表了题为“马丁·路德诚恳告诫所有基督徒谨防叛乱和暴动”的小册子，并在维登堡连续举行了好几次布道。他在《给萨克森大公的信》中明确表示，他认为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是危险的革命党，尽管他们是受了他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启发。当称为农民战争的运动爆发时，卡尔施塔特宣布放弃暴力，闵采尔却领导一支农民军于1525年5月投入同贵族的雇佣军的战斗。他兵败被抓，受尽酷刑，最后被斩首。

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印刷术，这是近几十年来反复辩论的题目。有些历史学家赞成把印刷视为宗教改革的主要成因——这种意见有时被总结为“没有印刷，就没有宗教改革”。别的历史学家则没这么肯定，说考虑到当时在德意志地区识字很不普及，印刷的影响一定相当有限；在传播路德的思想中，布道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先前的改革者遭到了失败，路德却成功了，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印刷机确实发挥了作用，但要决定印刷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必须考虑当时的大背景。小册子的确为广泛传播路德的观点提供了媒介，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拥护宗教改革的原因包括好几个因素，有路德思想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传播，也有世俗当局不愿被教会呼来喝去的情绪（在宗教改革遭到有效压制的欧洲其他地区，教会就没有如此强势）。归根结底，变革的成因是深层的怨恨：压迫感、政治上的不满、对腐败的愤怒等。新形式的媒体本身并不能触发革命，但它们可以使意在变革的人更容易协调行动，同化意见，召集群众支持他们的事业。路德对小册子的运用是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

[1] “印刷机”的英文是“press”，和“压床”是同一个词。——译者注

第四章
流动的诗篇
用于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的社交媒体

印刷的成果确为良品，

手写的作品更受尊敬：

油墨印成的书放在架上

任凭虫啮尘封，

墨水写成的书却得天恩宠

与古代巨著风骚共领。

——约翰·多恩

都铎宫廷的脸书

1553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侄女，身为王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女侍臣的玛格丽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和都铎王朝的另一位年轻成员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秘密订婚。那时，宫廷中年轻的贵族男女作为侍臣、私人教师或保姆（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彼此朝夕相处，关系密切；在这种令人头脑发热的气氛中，男女之间的浪漫情事司空见惯。但当时20岁的玛格丽特小姐和24岁的托马斯爵士的秘密婚约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1536年1月，安妮·博林小产后，国王认为她不可能再生育男性子嗣了，于是开始策划废黜博林，立自己的新情妇珍·西摩（Jane Seymour）为后。安妮王后被指控与包括她自己的兄弟在内的数名男子通奸。在5月举行的审判中，安妮和她五个所谓的情夫被判有罪，全部处决。亨利宣布安妮生的女儿伊丽莎白为非婚生，正如他曾经宣布他的第一位王后所生的玛丽是非婚生一样。结果，完全出乎玛格丽特小姐的意料，她居然成了下一个王位继承人。所以，亨利在1536年7月得知她的秘密婚约时勃然大怒，认为托马斯爵士觊觎王位，于是下令把他俩抓起来关进伦敦塔。

玛格丽特小姐病倒了，被移到锡翁（Syon）修道院继续监禁。她和托马斯爵士在坐牢期间，像都铎王朝所有被监禁的贵族一样，靠写诗消磨时间，彼此写了一连串的情诗。这些诗保存了下来，因为它们写在了一本特别的书上，现称为“德文郡手稿”（Devonshire Manuscript）。它在玛格丽特小姐、托马斯爵士以及他们圈子内的其他年轻廷臣之间秘密流传，用来交换诗歌、短笺和含有密语的信息。从书上的笔迹可以看出，至少有19个不同的人在书上写过东西。写得较多的是玛格丽特小姐和她的密友玛丽·谢尔顿（Mary Shelton），还有托马斯爵士及其侄女玛丽·菲茨罗伊（Mary Fitzroy），但许多其他不知名的人也参加了借这本书进行的交谈。这本书似乎在他们的圈子里流传了好几年，但用得最多的是从1534年到1539年那段时间。

书中的194条内容中，诗歌或韵文的片段占绝大多数，有这个圈子里的人自己写的诗文，有14世纪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所作长诗的摘录，还有从流传的手稿中抄录的当时都铎宫廷几位文名最盛的诗人的作品，具体来说有大诗人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的很多诗作，还有埃德蒙·尼维特爵士（Sir Edmund Knyvet）、理查德·哈特菲尔德（Richard Hatfiel）、安东尼·李爵士（Sir Anthony Lee），以及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的作品。传阅这本书的人借书上的诗互通消息，或是加眉批，或是玩各种文字游戏，或是按自己的处境改写别人的诗，或是写下自己的原创诗作。这本不起眼的书揭示了使用它的那些人之间的社交联络，反映了都铎宫廷中对诗歌的各种应用。今天，十几岁的青少年可以在社交网络中，在互联网的论坛上，或使用手机秘密交流。《德文郡手稿》提供了一个同样隐秘的社交空间，年轻的廷臣可以躲过外部世界的注视彼此交流。

《德文郡手稿》的这一页上写着一个含义晦涩的字谜，还有以另一种笔迹写的一首诗，据猜测两者各为托马斯·霍华德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所作。“我是你的安妮”也许指的是安妮·博林。（选自不列颠图书馆理事会ADD MS17942f.67v/ 亚当·马修数码收藏）

有一首诗第一行是“受着哀伤的煎熬希望得到”，一说是怀亚特写的。诗人宣布了对一位女士的爱，而那位女士的名字巧妙地藏在诗行中，由七个诗节的第一个字母组成：SHELTUN（谢尔顿）。显然，该诗是玛丽·谢尔顿的爱慕者自己写的或托人所作。和玛丽·谢尔顿有感情瓜葛的人很多，包括怀亚特、托马斯·克莱尔爵士、亨利·霍华德，甚至亨利八世本人。她把这首诗抄录在书中和朋友们分享，结果圈子中的一位朋友（可能是玛格丽特小姐）在空白处评论道：“不值一读。”对此谢尔顿回应道：“是好诗。”然而，即使她认为诗是好诗，但她还是拒绝了这位爱慕者。在诗的下方，她加上了这样的诗句：“无谓的哀伤不必告人。”

在书中几处地方，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和玛丽·谢尔顿写的诗挨在一起，主题也很近似，看来她俩通过这种办法互相支持；她们的诗作题材包括表白对身处逆境的爱人的爱，诉说不得不把真实情感深埋心底的痛苦，叹息已逝的欢乐时光。书中的一页写着一首关于一对情侣被人棒打鸳鸯的诗，可能是暗指玛格丽特小姐和托马斯爵士的悲惨故事；在这首诗下方，一个陌生的笔迹写着“阿门”。玛格丽特小姐在另一页上抄录了怀亚特的一首关于爱情、背叛和不幸的诗，诗的上方有人评论道：“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书中有两张挨在一起的书页，上面各有一首诗，标为“第一首”和“第二首”，作者不详，下面的签名颇为神秘。第一首诗开篇为“我惶恐的希望离我而去”，诗中的叙述者解释说，他希望所爱的女人能回报他的感情，现在这一“惶恐的希望”变成了“坚定的信心”，相信她一定会接受他的爱。第二首诗劝告这位追求者不要相信看不见的东西。第一首诗的神秘签名是“完篇，无名氏说”，第二首诗的签名是“完篇，有名氏说”。可以假设，使用这本书的人知道这两首诗与宫廷中或他们圈子内部的一个诡计有关；此书的功能之一就是为它的使用者提供传播流言和互相调情的秘密渠道。另一处奇怪的地方是一首诗的签名是“qd5813”，可能是意为“Wiat”（怀亚特）的密码。有一页上写着一首四行的谜题，有人认为是安妮·博林送给怀亚特的回文诗，因为结尾处写着“我是你的安妮”。但是，正如《德文郡手稿》的大部分内容一样，时隔近500年，又不了解写作时的背景情况，很难知道那些诗和笔记到底是什么意思。

书中记录得最多的是玛格丽特小姐和托马斯爵士在牢中的诗作往来。似乎是玛丽·谢尔顿把他们的诗抄在书中的；她也许充当了这对情侣的传信人，因为她父亲是宫廷侍卫，哥哥在伦敦塔做杂役。关于这对情侣在被捕前的危险处境，他们圈子里的人一定都了然于心，他们的诗作往来记在书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也使朋友们看到了他们的痛苦和互相的忠诚。这两个人至少在初遭监禁的时候，可能甚至高兴有机会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乡村诗歌中描绘的不幸爱人的经典角色——被不测的命运生生分开，在诗中悲叹自己的境遇。

他们之间一系列诗作的第一首是托马斯爵士写的，悲吟：“哦，牢房是多么坚固/ 深爱的人儿分隔两处/ 但虽然身受折磨痛苦/ 我们的心意相通如故。”他在后来的诗中表示了对他“甜蜜的妻子”不渝的爱，并乐观地写到他的铁窗生涯将很快结束，这段牢狱生活会使他更加坚强。他把自己比作“出笼的雄鹰”（猎鹰脱毛时关在笼子里）。玛格丽特小姐在答诗中说托马斯爵士“为我受苦/ 不分昼夜”，是“最忠贞的爱人”。她还矢志对他的爱“海枯石烂永不变”。

然而，在后来的诗作中，他们的情绪却急转直下。给托马斯爵士开出的出狱条件是，他必须放弃对玛格丽特小姐的爱，他对此断然拒绝——证明他和她订婚确实不是为得到王位，而是出于真心相爱。托马斯爵士被判犯了叛国罪，处以死刑；还匆忙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没有国王的准许，皇族成员之间通婚为非法。托马斯爵士在一首阴郁的诗中写道：“T. h向我最甜蜜的妻子告别。”代表他名字的字首字母是后来以另一种笔迹加上去的，表明这首诗写在《德文郡手稿》上时，这一处留有空白。这一系列诗作以托马斯爵士的一首诗结束，他引用了乔叟的《特罗伊阿斯与克莱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中的一节。那首诗也是讲一对不幸恋人的故事，里面灰心绝望的特罗伊阿斯表示希望死去，那样至少他的灵魂能够飞到爱人身边。这里，托马斯爵士在两处应写克莱西达的名字的时候又留下了空白，按照诗句的押韵，读者可以在空白处自己填上“玛格丽特”。最后的几句诗也是引自《特罗伊阿斯与克莱西达》，特罗伊阿斯请爱情顺利的人经过他坟墓的时候记住他：“当你经过我的坟墓/ 请记住长眠在此的我/ 我虽不才，也曾爱过。”显然，托马斯爵士希望把这些诗句作为他的墓志铭。他最终免于一死，但再也没能与爱人重聚。1537年10月31日，玛格丽特小姐获释两天后，托马斯爵士在伦敦塔中病逝。

诗歌的用途

在《德文郡手稿》中写作的年轻人热爱诗歌，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它给都铎宫廷的廷臣提供了又一种交流的媒介，可以用隐晦的形式或使用暗语表达不可明言的意思。诗作手稿的流传是在宫廷中仪式化生活和严格规定之下传播飞短流长的另类渠道，正巧也能隐晦曲折地表达政治观点。诗作在称为“消遣”的小型聚会上朗读，作为礼物赠送，附在信中悄悄地寄给人，或干脆随意置放，让人随便阅读。人们把这些诗作传抄、共享、记在本子里（如《德文郡手稿》）留待将来参考。虽然那些诗似乎讲的都是普遍性的情感，如被爱人拒绝的痛苦、命运的变化莫测等，但是它们经常是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写的，好玩之处就在于猜出诗中隐藏的意思，隐藏得越巧妙越好。

表示赞美，表白情意，表达悲伤或忧郁，拿别人开玩笑，这些都可以通过诗歌来做到。当时有一种室内游戏叫作“爱的游戏”，游戏中女士和爱慕她们的男士各自扮演特定的角色，她是令人爱慕却高不可及的贞洁女子，他使尽浑身解数想赢得她的芳心，尽管心知肚明必定会遭到拒绝。诗歌在这种典雅的游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年轻男女用这种做戏的方式来掩盖真实的情感，反而更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情人发出的悲叹仅仅是按照熟悉的诗词形式照本宣科，还是真情流露呢？当一首描述某个特定情况的诗被大声朗读的时候，谁的脸上现出了羞涩的红晕？谁和谁四目交流，心领神会？朗读和写作诗歌是廷臣的一项重要技能，谁若是不会读诗写诗，可能会对其他人关于最新事件的看法完全懵然无知。来看一下下面这首在16世纪30年代初流传于宫廷内的诗，在那个折腾得天翻地覆的时期，亨利正设法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好把安妮·博林立为王后。

埋怨无益，我命该如此：

唯一想要的却不能如意。

我的年轻你看在眼里。

一切都说明我年少无知。

是表是里我始终如一

我什么都不要，

只想如意。

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悲哀，她因受到未说明的阻碍而不能和爱人相会。但诗的意思通过“埋怨无益，我命该如此”这句反复出现的诗句露出了端倪：这句诗是安妮·博林的法文座右铭的译文，法文原文是“Ainsi sera, groigne qui groigne”。它显示出这个阻碍就是亨利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诗人在最后几行向读者使了个眼色：“就到这里吧：聪明的人/ 不必多言。”意思是知情人自然明白诗中暗含的意思。这首诗是否是安妮·博林找人捉刀代笔，或甚至亲自动手写成，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必定对它大为赞许。

同样，怀亚特的一首诗——《我依靠的柱石颓然倾圮》——表面上倾诉了因爱人的去世而感到的锥心之痛，但普遍认为这首诗对他的朋友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遭到处决表示了隐晦的谴责。（托马斯·克伦威尔曾是亨利八世最信任的谋臣之一，1540年失宠。）怀亚特是利用诗歌的含蓄和模糊来表达政治上不满的专家。他担任亨利八世宫廷的外交官生涯期间，也有几次失宠，1536年甚至一度被关入伦敦塔，可能是因为谣传他和安妮·博林有私情。他从囚室中目击了安妮·博林最终被处死。但怀亚特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历经都铎宫廷命运的大起大落，居然保全了性命，最后死在病床上，而不是断头台上。他的经历使他深切地意识到廷臣的困境：离权力的宝座越近，就越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一不留神真心流露也越危险。很说明问题的是，在亨利八世的宫廷留存下来的诗稿中，怀亚特关于宫廷生活的讽刺诗“让我来告诉你你想了解的约翰·波因斯”是被传抄最多的，这表明很多人都对诗中的含意心领神会。诗是以一个退出了宫廷生活的老廷臣的口吻写的，他厌倦了对当权者谄媚逢迎，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别人提出劝告。

这首诗表面上讲的是怀亚特作为大使访问过的欧洲各国的宫廷，但由于诗词含意模糊的特点，也可以理解为对亨利的宫廷的描述。诗中把宫廷生活比作黄金的锁链（“过这种生活的人/ 戴着黄金的锁链，身处监牢”），并提到对权力的任意使用（“受命运眷顾的人掌握着权力/ 不论对错随意挥舞”）。对宫廷中道德败坏和奢靡腐化的现象虽有描述，但主要针砭的是廷臣的虚伪，他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与种种腐败行为同流合污。廷臣被迫“不分日夜，迎合他人的贪欲”，这种屈辱对亨利的随从侍臣来说简直太熟悉了。

怀亚特这首诗借用了同时期的一首意大利讽刺诗的格式，也吸收了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三首讽刺诗的内容，那首诗也是对朋友的劝告，告诉朋友在罗马该如何自处（诗人借此机会讽刺罗马人的行径）。也可以通过翻译已有的诗作传达微妙的信息，因为翻用具体的主题（如怀亚特用尤维纳利斯用过的题材）和忠实地翻译整部作品之间有很大的余地可以做文章。首先，选择翻译什么作品本身就有其深意；作为译者的诗人可以选择与他想表达的感情相匹配的诗来翻译。翻译时可以通过遣词造句来微妙地表达某种意思。只有熟悉原文的读者才能看得出译者对文字的操纵，这样就掩藏了发给知情人的信息。如果谁看了译文后感到不高兴，做翻译的诗人总能把责任推到原诗作者的头上。

这样的手法在怀亚特改写的《旧约·诗篇》中显而易见；那些诗表面上看起来是宗教诗，但有着清楚的政治潜台词。诗的背景是《圣经》中大卫王（King David）的宫廷。大卫王是个被淫欲蒙心、走上邪路的暴君。他有个忠心的臣下叫乌利亚（Uriah），为了占有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Bathsheba），大卫王不惜杀死乌利亚。当另一个臣下揭发了这件事后，大卫王被迫承认他的恶行并道歉。这些诗写于16世纪30年代，可能是在怀亚特被囚伦敦塔期间。它们像怀亚特的所有诗作一样，以手稿的形式传播，等到怀亚特和亨利八世都去世后才出了印刷版。和它们一起流传的还有一首作为导言的十四行诗，作者是另一位贵族诗人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导言中点明了这些诗借古讽今的意思。萨里伯爵表示希望“王者以此为鉴/ 看到色欲的恶果”，这“将把他们从罪孽的梦中唤醒”。

无独有偶，萨里伯爵自己在16世纪30年代期间以英文无韵诗的格式翻译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第二部和第四部。这一选择乍看之下很奇怪（只选了史诗中的两部，而且整部作品此前已经有了英译本），但他选择这两部就是为了探究淫欲造成的个人和政治后果：希腊人为报复海伦被抢而夷平特洛伊；埃涅阿斯抛弃迦太基女王狄多，使她绝望自杀。可是大家别忘了，这只是翻译！廷臣之间流传分享这类诗作，选择性地引用某些诗句，用这种令人兴奋的隐秘形式表示对国王所作所为的不以为然，叹息他们的共同处境。他们表面上不过是和朋友交换诗作而已，实际上却是在通过这种人对人的交流发出并接受微妙的信息。

印刷时代的手稿网络

廷臣圈子内诗作的流传只是当时一个更广泛的现象的一部分；到16世纪中叶，收集诗作以及其他的手稿并在朋友和家人之间交换已经相当普遍。至此，印刷机已经发明了100年，但抄录和分享手稿并未因印刷术的发明而过时，手抄本的重要性和普及性反而有所增加。印刷提升了全欧洲对纸张的需求，纸张的生产因此而大量增加，价格下降了（15世纪期间，纸张的价格降低了40%），也更容易得到。印刷的书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教人写作的手册也大批出现。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教人如何写信的书籍极为流行，这证明写信对许多人来说是一门新技能，人们学习这门技能的热情十分高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读和写，各种手写文件开始大量流传。在羊皮纸的时代，用手工抄录或重抄文件非常费力，但到了印刷时代，手工抄录反而普遍起来，这真是个矛盾的现象。一份文件抄好后，就拿出去和别人分享，或传给下一个人。这样建立起来的手稿流通网可以用于自我提高（收集教育性或励志性的文稿）、自我表达（一个人传给别人的文稿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格和品位）和自我推销（因为诗作和其他的作品起了赞助人和受赞助人之间社交沟通的作用）。

这种活动集中反映在一种大型笔记本里，这种笔记本被称为诗文杂集、选集或摘记簿，里面把好的作品的某个部分或全文抄录下来，成为抄录人自己宝贵的知识储藏。这类书通常为个人所有，但偶尔也在家人之间或朋友圈内分享，《德文郡手稿》就属于这一类。诗文杂集中录入的新内容没有特定的秩序，哪里有地方就抄在哪里，而摘记簿组织得更加整齐，按具体的标题分门别类，以便以后查找。1512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建议为拥有摘记簿的人制订详细的指南，把值得记录的隽语妙文按内容、结构、文体等分列在不同的标题下。（他和当时其他的学者一样，面对欧洲的印刷机吐出的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书籍，发现使用摘记簿是应对这种信息超量的好办法。）一些有意思的事实或修辞一旦抄录保存下来，主人自己作诗、写信或起草演讲稿时即可随时查阅参考。摘记簿或诗文杂集所记录的内容显示了主人的兴趣或喜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迁。保留摘记簿的做法是从过去教士集锦（florilegi，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采花”）的传统演变而来的。集锦是从基督教经文和经典文献中摘录节选，汇编起来，作为撰写布道词的参考。

都铎时期存留下来的诗文杂集和摘记簿内容庞杂，包括信件、诗歌、药方、散文、笑话、密码、谜语、语录，还有绘画。十四行诗、叙事诗、讽刺短诗与日记、食谱、各类船舶名称或剑桥大学各学院的名单以及演讲稿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收集各种有用的信息以便需要时查找，或温故知新，激发新的主意和联想，这只是摘记簿众多彼此重叠的功能中的一项。书的主人通过把诗歌、语录或其他信息抄在书里来加强自己对所抄内容的记忆。如伊拉斯谟所说：“这个办法除了使你善于利用读到的丰富知识，还将使你把读过的知识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中。”

与此同时，保留诗文杂集和摘记簿，并与他人交换所抄的诗文，这也是一种自我定位的方式：一个人选择抄录或转给别人哪些诗歌或格言很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摘记簿就是其主人的特点和个性的表现。人们有时会把自己的摘记簿或诗文杂集借给朋友，而朋友翻阅了内容后又会把感兴趣的东西抄在自己的书里。汇编这样杂集的人就像初次开立博客或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个人简介的互联网用户一样，似乎很高兴有机会使用新学会的读写能力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某个特定形象。流传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原创，大多数都引自其他来源。现代社交媒体也是一样：人们在博客、脸书和推特上基本都是转发链接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消息；在某些平台上，如Pinterest和轻博（Tumblr），所分享的信息80% 以上都是其他用户过去张贴过的“转贴”或“转博客”。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喜欢通过编集和分享别人创造的东西来表明自己的兴趣，确立自己的特性。换言之，分享某些东西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

这是17世纪的一本共用摘记簿中的一页，上面有以不同笔迹写下的多位作者的诗作。（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书及手稿图书馆，詹姆斯·马歇尔和玛丽–路易丝·奥斯本藏书）

从摘记簿和诗文杂集中，可以辨识人们借以交换抄文、保持联系的分享及抄录系统的踪迹。诗歌写在单张纸上流传，有些被收入诗文杂集中得以保留，虽然通常会把诗抄在书中，而不是把传到自己手中的诗页直接装订或粘贴在书里，因为需要把原文归还主人或转给别人。较长的散文或诗集也许是以“叠”的形式转手，“叠”是几张纸对折起来缝在一起，做成一本小书。以这种形式流传的手稿可以很长，比如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阿卡迪亚》（Arcadia）和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一位摄政王和治安法官的对话》（A Dialogue Between a Counsellor of State and a Justice of Peace），这表示读者不介意抄写长篇的文件。

有的时候，书中的页侧笔记会说明某一篇文字从何处传来，解释抄写者是如何得到它的，或给借阅者提示；比如会马上：“托马斯·斯科特先生把约翰·怀特博士的这些诗作送给了沃尔特·罗利爵士”“J.T传来的‘对欲望的告别’”“维西·马特·培根兄弟希望你看完或抄好后把这转给他的母亲。J.T.”“多德雷奇法官的手稿更全”。不过，通常诗文的来源并不标明，甚至有意掩饰。一份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手稿中有一篇淫秽的诗，诗页背面写着：“我祈祷上帝别让人知道这首歌的出处，我因有它而羞愧。”牛津大学汇编的几部手稿集多有相似和重叠之处，这表明，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以及导师之间，分享单篇作品和整本诗文杂集的做法极为普遍。大学、伦敦的律师协会（法律业界的中心）和皇家宫廷是手稿交换最活跃的地方，各种作品在学生、律师和廷臣各自的圈子里迅速流传。手稿也在以家庭、政治派别或宗教团体为基础形成的社交网络中传播。

对一心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来说，参加这些交换手稿的网络是自我推销和晋升的机会，因为这给了他们和赞助人经常联系的借口。诗作和其他作品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可以用来建立并维系有用的关系。会写诗的可以把诗作献给有权有势的赞助人以图赢得青睐，并使自己的诗作被转给别的大人物。高效的手稿流通系统意味着英国那些以赞助人或其他廷臣为对象而写作的诗人可以完全依靠手稿的流传来传播诗作，不需要印刷。许多当时最有影响的诗人，包括托马斯·怀亚特、菲利普·锡德尼、沃尔特·罗利，还有约翰·多恩（John Donne），他们的作品几乎全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的。一说这表明精英人士蔑视印刷术，视其为一种下等、可鄙的商业媒介。但事实是，他们的诗作主要是为专门的读者群而写的，而那些读者只要通过传抄就能看到他们的诗；传抄是最合适的传播手法。

的确，诗作偶尔也会流出所针对的读者群的小圈子，甚至付诸印刷。菲利普·锡德尼从未将他的任何作品印刷出版过，他告诉他的妹妹，他写《阿卡迪亚》“只是为你，只是给你”，但《阿卡迪亚》的手稿已经广泛传播了出去。到1586年他去世时，他的抒情诗在都铎王朝的传播网络中随处可得；在所有的英国诗人中，他的作品是以手稿形式传播分享得最广的。同样，16世纪90年代，威廉·莎士比亚把“甜蜜的十四行诗交给他的密友”传阅，但那些诗很快就流出了密友的小圈子。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了他的十四行诗，其中两首还被列入1599年印刷的诗集《激情的朝圣者》（The Passionate Pilgrim）。约翰·多恩说到，他的一些诗“泄露到外面的世界，我却毫不知情”。他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触及更多的民众不感兴趣。他们把诗看作娱乐朋友、取悦赞助人和自己晋升的手段。

@ 顽皮教子的推特

在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里，诗歌的作用仍然重要。伊丽莎白和父亲一样，喜欢用诗句谑笑，自己也写诗（有些诗是她年轻时被囚禁期间写的）。伊丽莎白的宫廷中想高升的年轻廷臣若是有诗才，就有机会出名并获得晋升。今天，有些人利用发送博客或推特成为名人，找到好工作，或得到写书出版的机会。同样，伊丽莎白时代的年轻人通过写诗、编讽刺短诗，或在轻松的谈话中用诙谐风趣的话奚落别人来表现自己知识的广博和头脑的敏捷，以此证明他们适合担任官方职务。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的生涯就是明证。

哈林顿的父亲也叫约翰，在亨利八世的宫廷里做侍臣，在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的时候曾服侍过她；他的儿子小约翰后来成了膝下无子的女王102个教子教女中的一个。他是个聪明绝顶的学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诗歌的热爱（他父亲收集了很多怀亚特和萨里的诗），还在伊顿公学上学的时候就显示了用拉丁文写讽刺短诗的能力。他在剑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在伦敦学习了法律后，于1581年21岁时第一次在宫廷露面；他用英文写的诙谐短诗使他立即声名大噪。那些诗语带讽刺、幽默大胆，但主要目的是表现作者那光芒四射的才智。哈林顿对任何情况都能风趣应对，还经常带有挑衅性的话外音。伊丽莎白宠着他，对他那些口无遮拦的玩笑一笑置之。显然女王比她父亲更有容人之量。在哈林顿16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张肖像中，我们看到他带着白色的皱褶领圈，蓄着优雅的胡须，下方修成尖形，上唇留着唇髭，露出调皮的微笑。很快，人们给哈林顿起了个绰号叫女王的“顽皮教子”，因为他的俏皮话十分大胆，如：

叛国者绝不会成事，为什么呢？

因为他成了事，就没人敢说他叛国了。

这是典型的哈林顿风格：风趣的玩笑下面隐藏着严肃的政治观点。哈林顿自己的父亲曾几度被关进伦敦塔，所以他清楚廷臣的生活是多么危险。他应对的办法是做聪明的弄臣，在伊丽莎白宫廷当局外人，嬉笑玩闹，把自己对道德和政治的批评包在乍听无关紧要的俏皮话里，而它们的真正含意要等人们的笑声落后才回味出来。当时有一本《廷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很受欢迎，是关于宫廷礼节的指南，作者是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哈林顿遵从卡斯蒂廖内的劝告，“戴着面具能给人一定的自由和挥洒空间”，听者“事后发现”廷臣说的俏皮话“表面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大吃一惊。哈林顿利用女王对自己的宠爱，对女王手下官员和教士的腐败进行含蓄的攻击，甚至批评女王的父亲动辄把自己的妻子斩首的行为。在他写的一首讽刺短诗中，一位贵族女性接到国王的求婚，但她婉言谢绝：

……我多多拜谢国王，你的主人，

（他的大名如雷贯耳，令我钦敬）

我的身体愿意，我的头脑可不愿意。

其他廷臣竞相把哈林顿的妙语彼此偷偷转告，还写在纸上在宫廷内外流传。哈林顿自己也把讽刺短诗诗集的手稿给亲朋好友传阅。用诗歌在宫廷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后，还可以用它请求得到提拔，如果失宠，也可以用它为自己的失误道歉。哈林顿为女王写过一首诗，并“在他离开时放在了女王的靠垫后面”。那首诗代表了诗歌和政治晋身之间的明确联系。他在诗中恭维女王说，他的一首诗由于得到了女王的仔细阅读和修改而大为改善，请女王对他个人的情况也给予同等待遇，仔细看看他的情况，并予以改善；他以玩笑的口吻要求：“像您看我的诗一样——看看我的命吧。”诗的签名是“陛下顽皮的教子”。

女王还真给了哈林顿几个不太重要的官职，不过虽然哈林顿开了个好头，但他后来做了一件越界的事：他把意大利史诗《奥兰多·富里索》（Orlando Furioso）的一部分翻译成了英文并在宫中流传。翻译的那部分是诗中最粗鄙的部分，故事中又套着另一个下流的故事，有爱情、性、婚外情，还讲到一个女王和侏儒睡觉。女王的女侍臣传阅这个粗俗故事的手稿，不巧被女王发现，于是哈林顿就倒了霉。但伊丽莎白没有简单地把他赶出宫廷了事，而是找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来惩罚他。她要他必须把《奥兰多·富里索》这部巨型史诗全部翻译出来，她认为他根本做不到，否则就别进宫。哈林顿证明女王错估了他，他带着全部翻好的史诗回到宫廷，把诗献给女王，又重新赢得了女王的恩宠。

可是，不久他又陷入了麻烦。1596年，他出版了一篇奇怪的关于粪便的作品，题为“埃阿斯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of Aja），借家庭卫生这个匪夷所思的题目进行复杂精巧的政治讽喻。作品标题中的“Ajax”和伊丽莎白时代称呼厕所的俚语“jakes”是谐音词，哈林顿描述的“Ajax”（即a jakes）的变形是他的新发明——抽水马桶。（据说现在代表厕所的俚语“john”就是出自他的名字“约翰”。）哈林顿描述了抽水马桶的功能后，进而写到在广义上“如何把令人作呕的地方变得清新宜人”。他把借助他的发明驱除了疾病的清洁家居与政治的清明相比拟。他大声谴责毒害社会的“粪便”，特别是当时对他的叔父进行的政治攻击。哈林顿做的这些政治暗示再次引起了女王的不悦，又一次把他逐出宫廷，“直到他冷静下来”——不过女王倒是同意在里奇蒙（Richmond）别宫安装一个哈林顿发明的“水箱”。哈林顿后来被授予骑士爵位，那是在爱尔兰的一次伤亡惨重的作战后由埃塞克斯伯爵授予他的，这也使女王非常不满。但是，哈林顿的机智一如既往地救了他。他直到1603去世前仍然一直是女王的宠臣。

哈林顿使用大胆俏皮的诗歌吸引人们的注意，这启发了别的同样胸怀大志但不像他那样家中有关系的年轻人，引得他们群起效仿。比哈林顿小9岁的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以更尖锐的讽刺短诗一举成名，赢得了女王的支持，后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他的有些诗作是离合诗，里面暗含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名字。）伊丽莎白驾崩后，戴维斯是去苏格兰迎接詹姆斯六世国王到伦敦登极的小组中的一员；在詹姆斯国王（作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戴维斯也是靠写诗获得国王的垂青。约翰·多恩走的也是哈林顿的路；他先是写讽刺短诗，因此被任命为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杰顿勋爵（Sir Thomas Egerto）的秘书。但是，多恩未经允许就娶了埃杰顿的侄女，这下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多恩继续写诗，在宫廷的圈子内流传，力图吸引政治赞助，却徒劳无功。最终，他被授以牧师职，除享有诗名外，还成了著名的布道者。

然而，哈林顿、戴维斯和多恩都不是最初立志要做名诗人的；对他们来说，作诗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多恩在1609年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想要的是更严肃的事业（“一条更庄重的道路”），并引用西班牙谚语说：“写不出一首十四行诗的是傻子，写两首的是疯子。”不过，写出巧妙的诗流传出去，正如今天精明地利用社交媒体，可以使年轻人事业腾飞，并借以获得进一步的机会。使用社交媒体来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完全不是新事物，至少在16世纪的都铎宫廷中就开始了。

第五章
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
管控社交媒体的困难

给我自由，让我知情，让我发言，

让我按良知自由自在地争论。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约翰·斯塔布斯的预言

1579年11月3日，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走上威斯敏斯特市场的行刑台，接受刽子手的行刑。斯塔布斯是英格兰的一位律师，思想倾向于清教徒主义。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英格兰可能会落入与法国再次联姻的深渊之发现”（The Discoverie of a Gapping Gulf Whereinto England is Like to Be Swallowed by Another French Marriage）。他在小册子里力论反对伊丽莎白女王和法国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Duke of Alençon）拟议的婚姻，说公爵是“化为人形的”魔鬼。伊丽莎白给安茹公爵起了个亲昵的绰号叫“青蛙”；她是否真心考虑过和他结婚并不清楚，但她肯定希望英国和法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共同抗衡强大的西班牙。女王可能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的前景使斯塔布斯这样的英国新教教徒震惊、担忧，他们害怕女王会恢复天主教为英国的国教。斯塔布斯自认为自己是捍卫祖国的爱国者，他写的这本攻击安茹公爵的小册子秘密印刷出来传遍全国，小册子反映了他许多同胞的观点，更不用说也代表了伊丽莎白宫廷中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廷臣们最终劝说女王放弃了结婚的想法。

女王认为斯塔布斯不知进退，竟敢对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而且还干扰和法国人如此敏感的谈判，因此而怒火万丈。作为对他的小册子的回应，她发表了一份宣言并印刷出来，谴责斯塔布斯“最近不负责任地编写出来并秘密印刷而后恶意地传播到王国各地的邪恶的、煽动性的书”。她痛斥这本小册子满篇的“虚妄不实之词”和“彻头彻尾的谎言”，较为明智的读者当然马上就能看穿这些谎言，但“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和芸芸大众”还是有被误导的危险。宣言还说，拟议中的联姻丝毫不涉及对英国法律或宗教的任何改变，最后的结论是：“女王陛下有旨，无论在何处发现该诽谤之书，或任何同类之物，均须在官员的监督下予以销毁。”宣言发表几天后，斯塔布斯就遭到逮捕，并被提交审判，定罪为违反了“禁止写作和散布煽动性文章”的法律。既然他用右手写下了那可恶的小册子，就判决用砍刀砍掉他的右手。

斯塔布斯站在行刑台上，对聚集在四周、心情沉重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演，他坚持说自己无意冒犯女王，埋怨女王把犯了更大罪的人都赦免了，却拒绝了他请求女王对自己也大发慈悲的恳求。然后，他跪下把手放在行刑的砧板上，说了句可怕的双关语：“为我祈祷吧，我的灾难就在手头。”刽子手用榔头在砍刀背上猛敲三下，砍断了斯塔布斯的手。为了强调自己对女王的忠诚，他挣扎着用左手脱下帽子，喊道“上帝保佑女王”，随即昏倒在地。他的伤口用绷带包扎好，后来逐渐恢复，伤好后他又活了12年。做过律师和公务员的他一生多姿多彩，所幸他得以活到晚年，寿终正寝。

约翰·斯塔布斯的故事表明，在马丁·路德的小册子运动和天主教会初期回应的低效无能后，欧洲的统治者意识到，对攻击当局的印刷品，特别是反响广泛的，必须迅速地予以打击。不过他们觉得，最理想的是不要让事态发展到需要回应的地步。于是他们开始严格控制印刷，希望从根本上杜绝危险的宗教或政治文章的出现。如果有人绕过了管控制度，就像斯塔布斯的小册子，就是秘密印刷的，那么偶尔严厉惩罚将对任何想起而效仿的人起杀鸡儆猴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管控印刷只是把它与烘烤面包和织布等其他行业同等看待罢了，因为别的行业已经有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如伊拉斯谟在1525年所说：“不是谁都能当面包师，但没有规定禁止任何人靠印刷赚钱。”

于是，16世纪期间，整个欧洲对印刷品的内容以及印刷商的控制日趋严格。一般采用出版前发放许可证的办法，要求印刷商先把要出版的东西提交给宗教当局或世俗当局批准，也有要求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两者都批准的。有些作品会得到批准；有些则当场被拒；还有的可以予以批准，但条件是必须作出某些改动。理论上，只有得到批准的作品才能付印。同时，还曾试图规定秘密出版为非法，禁止未经批准的书籍出版，并限制进口别处出版的书籍。印刷商被迫加入行会，以便当局监督，非行会成员自行开动的印刷机则遭到没收并销毁。法国的规则具体规定：“不得在隐蔽的地方秘密印刷。”威尼斯的印刷商每印一本书都必须事先得到宗教执法官和印刷商行会的许可。在萨克森，除维登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以外，所有地方的印刷机必须停机，印刷商必须登记注册，并宣誓效忠于萨克森大公。在英格兰，出版许证可由主教给予；垄断了出版业的“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的权力越来越大，负责搜寻煽动性的书籍，捣毁未登记的印刷机。公会辩称：“若人人随心所欲，任意出版，出版将沦为散播异端邪说、叛国言论和挑拨离间的手段，而如果只有明理的人才能出版，即可避免此一恶端。”公会的成员支持严格管控媒体环境，因为它保护他们不受来自没有许可证的印刷商的竞争，使他们得以维持价格居高不下。不过，公会为这种自私的立场辩护说，这样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

然而，头脑灵活的印刷商很快就想出了对策。威尼斯印刷商逃避当地管控的手法是在未经许可而出版的书上也印上“经许可”的字样，或把这类书标为在别处印刷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书不受当地规定的管理。其他地方的印刷商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在有争议书的版本说明中印上假名字、假地址，把没获得出版许可的书也说成是得到许可的。私下的印刷照常进行，有时经常转换地方以不致被发现。当局的回应是颁布更为严格的法律。1571年，萨克森大公下令，任何人胆敢印刷或经销未经批准的作品，将“严惩不贷”。1581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没有出版许可证的天主教小册子后，英国议会立下法规，谁若写作、印刷或散播任何“包含污蔑女王陛下的虚妄、挑唆、诽谤之词，意在挑拨、煽动或助长不臣之心或叛乱行为”的作品，将被处以死刑。1588年发表的一项皇家宣言要求英国的国家官员“调查并搜寻所有此类教皇诏书、抄件、诽谤文章、书籍及小册子，以及任何引进、出版、散播或宣传这类材料的人”。被怀疑违反了规定的印刷商和书商经常受到突击检查、逮捕、罚款和骚扰。这类法律规定很容易被钻空子，但有时又十分严酷，实际执行起来时松时紧，随意性很强，却反而加强了法律的有效性。印刷商永远不能肯定是否会招致麻烦，这是防止他们违规的一种威慑手段，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敢以身试法。

监管规则的不断严密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看一下出版前得到官方准许的印刷品占所有印刷品（不算政府公告之类的官方文件）的比例即可明白。这个比例从16世纪60年代出版许可制度刚建立时的3% 上升到16世纪70年代的7%，80年代达到了42%。1589年至1590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攻击教皇、宣扬清教徒思想的小册子，作者的笔名是马丁·马普莱雷特（Martin Marprelate），使用的印刷机在英国中部四处移动。（一位英国贵族的夫人甚至允许把该印刷机设在客厅里，告诉丈夫说那是用于刺绣的机器。）因此而引发的镇压使这一比例激增到87%。17世纪的前30年，伊丽莎白之后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大约三分之二的出版物是经过许可的。17世纪30年代，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英国地位最高的主教，他负责监督出版许可的发放；他收紧了出版审查制度，结果经许可出版物的比例再次超过75%。另外，他对敢于写书声称英国教会需要彻底清洗天主教残余的清教徒作者特别严厉。

受劳德迫害的人中最出名的是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他是清教徒、小册子作者，1634年因写了一本被认为攻击查理一世国王的王后——信天主教的法国人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的小册子而被剪掉双耳的耳垂。1637年，普林再次被判罪，和他一道判罪的还有两个清教徒作者约翰·巴斯特维克（John Bastwick）和亨利·伯顿（Henry Burton），他们的罪名是撰写攻击教会的非法书籍。（巴斯特维克攻击主教的书是在荷兰印刷、偷偷运进英国的，伯顿则是未经许可出版了一本布道小册子，直言批评劳德。）巴斯特维克和伯顿被带上颈手枷，耳垂被剪掉，普林的耳朵全部被割掉。另外，劳德还授意用“烧得极热的烙铁”在普林的脸颊上烙上“SL”的字样，代表他被判的罪名“诽谤教唆犯”（seditious libel）。同年，国王神秘莫测的最高法院“星室法庭”（Star Chamber）颁布法令，规定出版的书籍不得包含任何“违背基督教信仰及英国国教的教义和原则的内容，也不得有反对国家或政府，违背自律生活，或良好礼貌，或任何其他需予禁止的性质及题目”。这给了劳德巨大的审查权力。但这项法令标志着审查制度的巅峰时刻。分散的媒体系统很难有效地控制。不久后，出版许可制度即告垮台，英国开始了实现出版自由的历史性实验，这是之前完全意料不到的，而它的后果至今还激荡不已。

对新闻如饥似渴的需求

英国对印刷品的控制不断加紧，部分是由国王和议会之间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促成的。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原来是担心印刷会被用来挑起宗教动乱，后来扩展为对印刷可能用于政治目的这一范围更广的担忧。由于有出版许可规则，一般人无法印刷出版，于是英国的政治新闻开始沿现存的手稿交换网络大量流传，以此来满足人们对非官方新闻的日益增加的渴望。

官方规定，以任何形式向外报告议会开会的情况均属非法，就连议员也只能在议会大厦以及各个委员会中谈论政治。公开讨论政治是绝对不允许的，认为老百姓有资格了解政治消息被嘲为荒唐可笑。然而，实际上，从政的人经常把自己的演讲稿送给朋友和关系人传阅，议会开会的情况也经常被简要地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这样的议会报告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开始流传，到17世纪早期，随着政治紧张的升级大大增多。国王有权截留并审查信件，但很少这样做，因为政治统治阶层，包括为国王出谋划策的枢密院成员，需要了解最新的政治动向。所以国王对议会报告的传播熟视无睹。手抄文件与印刷文件不同，不算公开文件，通常认为它们只在精英阶层流传，而精英是可以放心任其掌握政治消息的。

演讲和议会报告的手稿会作为“单行本”流传，又称“袖珍手稿”。和诗歌一样，它们从一个人手上转到另一个人手上，其间有的人读了手稿后自己也抄下来一份。手稿的交换在各个社交关系网中进行，比如宫廷圈、教士圈、学术界、宗教派别、政治党派等等。有时，政治内容的单行本会批量生产：有些单行本有多达50份手稿被保留至今，这说明可能雇用了文书或抄写员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抄写多份手稿。17世纪初遗留下来的许多演讲稿文体严谨，措辞精练，不可能是原话的记录。这些演讲稿可能是演讲人自己散播出去的，可能与实际的演讲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演讲）。以手稿形式散播演讲稿是自我宣传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手段，这一点与古罗马时代别无二致。

到公元1600年，又出现了一种了解政治形势的方法，那就是定期出版的新闻稿，又称“新闻信札”，由伦敦的政治消息灵通人士编写，再送给外地的收信人。开辟这一体裁的是人脉极广、身价雄厚的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他为朋友打听、收集伦敦的新闻和流言，然后写信向他们巨细无遗地报告最新的情况。张伯伦的许多信件被留存了下来，并被视为对詹姆斯一世治下伦敦风貌的精辟而客观的描绘。张伯伦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财富，因此不必工作。他写那些信是为了自娱，从不要求别人付钱。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地有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通报人；后来其他写类似信件的人，如约翰·珀里（John Pory）和埃德蒙·罗辛汉（Edmund Rossingham），开始为愿意付钱的顾客提供每周一次的通信服务，价钱是每年5到20英镑。这在当时价格不菲（相当于今天的600到2400英镑，或约1000到4000美元）。一个新闻写家若是有几十个订户，日子就能过得非常舒服了。

那时，收集新闻的最好场所是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人们每天在那里碰头，交换新闻和流言。1692年发表的一份对这种“保罗行”的描述是这样说的：“里面的噪音如同蜂群，是一种奇怪的嗡嗡声，杂以不断走动的靴子声或脚步声；那是一种低沉的吼叫，大声的耳语。这里是一切谈话的场所，是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地方。”在教堂里干这种事似乎有些奇怪，但圣保罗大教堂自从1561年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尖顶后就一直失修，人们尽管仍然用它做教堂，但也把它当作市场和聚会的场所。教堂管理方多次试图阻止人们为了非宗教的目的使用教堂，均告失败。圣保罗大教堂还是伦敦书籍买卖的中心，院子里设有许多书摊，附近有许多书店，出售新闻叙事诗、书籍和小册子。这些材料，加上和店主以及前来买书的顾客的闲聊，也都是新闻信札写家的消息来源。另外，在议会大厦周边，在作为伦敦商业中心的皇家交易所，从泰晤士河上的船夫（相当于现代的出租车司机）口中，在小酒馆里，从位居高职的朋友那里，都能打听到更多的消息。新闻信札的写家还想方设法拿到演讲稿的抄本，有时能直接从作者那里得到；他们还搜寻议会开会情况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有时来自在会议厅中记下的笔记的总结，有时是汇集了从各处听来的口头报告后写成的。

这一切消息都写进新闻信札里，各种消息通常加上“据说”“他们说”“我听说”等前缀，以此强调信中的大部分新闻是口头性质的。写家写给不同顾客的信也略有不同，力求信的内容能满足具体顾客的需要和兴趣。有时他们自己并不亲手写出全信，而是把所有信中都有的大部分内容交由抄写员抄写，然后再亲手加上评论和点缀。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一份叙述，一个新闻信札写家雇用了5个抄写员，每人每星期二抄写16封信，每星期四抄写13封信，每星期六抄写15封信，以满足100多个订户的不同需求。即使新闻信札的大部分内容是抄写员写的，但仍然保留着客套话，好像它是两位绅士之间的私人通信，不是商业交易。

订购新闻信札十分昂贵，这也许是政府没有试图控制它们的原因。通常认为这些信只在有钱人的小圈子内流传，但其实它们流传的范围超过了这个小团体。有些订户和邻居分担订购费，共享寄来的新闻信。伦敦书店的书架上也有新闻信札的手稿供人购买。新闻信札经常被“连环抄录”，自己抄完后再把原文或抄本送给别的朋友去抄。17世纪20年代做过议员的斯丘达莫尔子爵（Viscount Scudamore）收集朋友们送给他的新闻信札；作为回报，他似乎把自己订的约翰·珀里的新闻信札的抄本也转送给朋友。有时，新闻信札的写家利用收信人之间的社交联系作为传播手段。一位英国政治家西蒙兹·迪尤斯爵士（Sir Simonds D’Ewes）从伦敦写了一封新闻信札给他的朋友威廉·斯普林爵士（Sir William Spring），但他没有把信直接寄给他，而是先送给剑桥的约瑟夫·米德（Joseph Mead），米德读完后转给他的朋友和赞助人（住在剑桥以东萨福克郡的达尔汉姆的）马丁·斯塔特维尔爵士（Sir Martin Stuteville），再由他转给（住在更东边的巴肯汉姆的）他的朋友斯普林。米德自己也订了珀里的新闻信札，根据新闻信札的内容和得自其他来源的消息定期写出新闻摘要呈交给斯塔特维尔，给这位比他年长的赞助人提供最新消息，正如凯利乌斯为西塞罗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也会把他们收到的信件或信件的摘要同其他朋友分享。

在许可制度下，新闻还是允许印刷出版的，只要不触及国内政治和宗教这类敏感的题目。报告奇迹、灾难、谋杀和怪胎的新闻特别受欢迎。在英国，16世纪60年代初次报道这类消息时，采用的是单页新闻叙事诗的形式，到了80年代，单页叙事诗变成了多页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经常带有描绘生动的木刻插图，隐晦地表达对道德滑坡或社会动荡的担忧，或暗示这些是深层次的政治或宗教问题的表象。出版外国的新闻也是准许的。1618年爆发了现在所谓的“三十年战争”后，对外国新闻的需求骤然激增。“三十年战争”开始时是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最终几乎席卷全欧洲。英国的新教教徒想了解他们在欧洲的新教同志的战况，担心天主教徒一旦在欧洲大陆上获胜，接下来就会入侵英国。

他们对战争消息的渴望导致了一种新型印刷品的出现：新闻报（coranto）。它只有一张纸，两面都印，汇集各种内容，通常是描述战斗或其他值得注意的事件的信件，或目击者叙述，每一篇前面都有标题，说明消息发出的地点和日期，比如“布拉格，11月5日”。第一份新闻报是1618年在荷兰出现的，很快就印出了英文版送到伦敦，不过里面略去了关于英国的消息，以免触怒当局。伦敦的一位出版商纳撒尼尔·巴特（Nathaniel Butte）受到启发，开始发行自己的报纸；他的报纸不是一张纸，而是小册子，内容基本上是德意志和荷兰出版物的翻译。印刷的新闻报比手抄的新闻信札便宜得多，一期只有2便士（订购每周一次的手抄新闻信札的费用要比之高出6到24倍）。印刷机一次通常印几百份，所以新闻报的流通量也比手抄的新闻信札大，虽然大不了很多。

不具名的新闻报被认为不如手写的新闻信札可信，后者叙述的经常是写信人亲耳听到的消息。1621年，新闻信札写家约翰·张伯伦抱怨说：“新闻报上什么新闻都有，还有从阿姆斯特丹传来的各种奇闻怪事。”但事实证明，这两种形式彼此没有竞争，反而相辅相成。新闻报可以附在手写的新闻信札里随之流传，为手写的国内新闻补充印刷的外国新闻。这段时期的通信经常提到新闻信札中包括的印刷材料。米德写给斯塔特维尔的信中有时包括新闻报的节选，有时有抄录下来的整版报纸，还有几次干脆把印刷的新闻报一并寄上。报纸是把原来手抄的文件汇编起来的印刷品，它们包含的消息又再次投入手写新闻的网络中去。印刷和手抄的复制品共同加快了信息的分享。

对大量出现的这种新的、不可靠的新闻来源，并非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本·琼森（Ben Jonson）在他于1625年第一次上演的话剧《新闻批发栈》（The Staple of News）中对新闻信札的写家、新闻报出版人和新闻迷大加讥讽，里面多次把“巴特”的名字用作双关语[1]。琼森暗示说，巴特和其他的新闻贩子揣摩他们那些轻易受骗的顾客的兴趣，投其所好，编造新闻。琼森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认为老百姓知道的消息多了不是好事，因为印刷会使谣言和谎言迅速传播，引起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而且，新闻报的存在本身对17世纪30年代的英国就有政治上的影响，因为查理一世正竭力避免卷入“三十年战争”。他和议会闹翻了，而征税权握在议会手中，所以，查理一世没有钱，打不起仗，只得和法国及西班牙媾和。新闻报的大量发行显示出英国民众对欧洲大陆上新教徒军队困境的高度关注，这是对查理没有插手帮助欧洲的新教徒和他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保持友好的无声的斥责。1632年10月，英国的新闻报报道了天主教军队遭到败绩的消息后，西班牙驻伦敦的大使提出了抗议。查理正式要求星室法庭禁止所有的新闻报，宣布说即使是外国的新闻也“不适于公众了解和讨论”。巴特认为禁令长不了。他告诉朋友珀里说：“我希望不久后我的报纸就能重新开办。”最终，禁令延续了几年的时间，交换手稿再次成为新闻流通的主要手段。但珀里也觉得对印刷的新闻出版物的禁令不会持久；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总有一天它们会再次迸发出来。”它们马上就要以令人瞠目的方式迸发了。

1641年的大爆炸

查理一世从1629年到1640年间撇开议会，自己治国。他的支持者称这段时期为“国王亲政”，他的敌人则叫它是“十一年暴政”。查理想出了种种聪明的办法来自己筹措资金，不求议会帮忙，比如，他重新起用了一项早已被遗忘的法律，要求富有的地主出席国王的加冕礼；查理一世起用此项法律时他的加冕礼已经过去了四年，但他以该法律为由，对那些当时没有出席的人课以罚款。这一措施以及其他的税收措施虽然不得人心，不过查理因此可以不必仰议会的鼻息，他只要不花钱打仗，靠通过此类措施收上来的资金就可以凑合度日。但是，1637年，他和受人痛恨的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企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强制实行宗教的统一，此举铸成大错，激起了苏格兰的叛乱。1640年，查理万般不情愿地重新召开议会会议，但议会拒绝为查理提供出兵的费用，尽管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了英格兰北部。议会还弹劾并监禁了查理的两位亲密的谋臣，斯特拉福德（Strafford）伯爵和劳德大主教，此事彰显了国王力量的弱小。1641年7月，议会通过法令，要求废除星室法庭，国王无奈之下只得批准。此举大大削弱了国王个人的权力。由于劳德被关进了伦敦塔，星室法庭又遭废除，管控新闻的机制倏然消失，而此时正值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造成对新闻的巨大需求之际。结果是新闻的大爆炸。

政治和讽刺性的小册子开始从伦敦的印刷厂中喷涌而出。印刷商第一次敢于出版过去只以手稿形式流传的演讲词。到1641年11月中旬，议会开始担心，认为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限制这种毫无约束的出版”。议会废除星室法庭本来只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但此举一个始料不及的副作用是去除了对新闻的管控。随着议会和国王的分歧日益加大，议员们认为，把自己对国王的不满公布于众对自己有好处。议员的不满归总为《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里面列举了204条对国王统治方法的抗议；议会先是同意把《大抗议书》以手稿形式散发，后来又同意印刷出版。与此同时，在议会的非正式领袖约翰·皮姆（John Pym）的默许下，《议会每日记事或辩论题目》（Diurnall Occurrences or Heads of the Proceedings）也可以印刷出版了；那是对议会议事过程的详尽笔录，自17世纪40年代开始每周汇编并以手稿形式流传。从1641年11月末开始，这份政治大事录有了印刷版，每周发行，总结议会前一周的工作。这些称为“新闻书”的出版物是报告国内政治新闻的头一份。经过几十年的禁止、阻挠，政治活动突然可以公开进行、公开讨论了。

这一点在1642年初国王和议会之间的信件往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信件采取小册子的形式；双方都努力争取舆论的支持，说明他们都承认舆论的重要性，舆论的力量因此而得到加强。《大抗议书》的出版促使国王发表了一本题为“陛下对请愿的回答”（His Majesties Answer to the Petition）的小册子作为回应，当时国王已经离开伦敦去了北方。在小册子中，查理对《大抗议书》的印刷版已经流传到外地表示惊讶，并对《大抗议书》的内容作了回答。双方就这么一来一回了好几个月。议会的声明在伦敦印刷，国王的回应则是在约克郡印刷，两者在其他地方再得到翻印。这是一场当众进行的对话，国王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标题是“陛下对议会两院的宣言（也供所有热爱他的子民考虑），回应1642年3月9日在纽马克特向他提交的呈文”。不过国王也表示，他只是出于无奈才进行这样的公开对话的：“一反往日之传统，所有印刷机一起开动，任意惑众，朕现利用一切合法之手段发表正义而必要之回答，无疑仅为小小之例外。”换言之，查理之所以当众发表他的立场，只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比起世纪初对政治文件的严密控制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辩论的公开意味着其他人也能参与其中。支持议会的一位出庭律师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写了几本影响广泛的小册子评论国王的回答，其中一本的标题是“对陛下最新的回答和表述的几点意见”（1642年）。帕克的小册子引起了他人的回应，然后帕克又对那些回应作出回应。这样的交流最终产生了议会于1642年6月提出的《十九条建议》（Nineteen Propositions），建议在议会和国王之间重新分配权力，让议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查理断然拒绝，英国内战就此爆发。

此图为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时查理一世发表的一份小册子，里面对议会发表的另一份小册子作了回应。（藏于伦敦图书馆）

那场冲突既是战场上的争斗，也是媒体上的较量。17世纪60年代记录当时事件的理查德·阿特金斯（Richard Atkyns）叹息道，新闻管制崩溃后，印刷商“使国家充斥各种书籍，给民众的头脑灌输互相冲突的思想，这些纸弹成了和子弹同样危险的东西”。国王和议会的支持者都利用无人管制的媒体环境为自己的行为辩白，攻击对方，争取舆论的支持。1642年，伦敦涌现了一大批新闻周刊，1643年，官方的皇家新闻书《宫廷信使报》（Mercurius）在查理的大本营牛津创刊。议会马上回击，创办了《英国信使报》（Mercurius Britannicus）。和这些新闻书一道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宣言、小册子、书籍、叙事诗、单张印刷品等，发表各种宣传、消息、编造、分析和评论。

17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每年平均出版624种出版物，但到了164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2000多种，1642年更是达到4000种以上。1640年到1660年，出版物总数约为4万种。假设每种书的平均印量是1000册，这就等于每年印出4000万册，而那时英国大约才有500万人口。印刷品如此大量的涌现使路德的运动都相形见绌。自从路德以后，欧洲发生的其他危机也催生过小册子的成批出现，但数量较少。比如，在1566年到1584年的荷兰叛乱期间，出现了大约600种政治小册子，1614年到1617年间的法国政治动乱产生了约1200种小册子。对于英国发生的重大转折，当时伦敦的一位书商乔治·托马森（George Thomaso）知道得最清楚。他自1641年起开始收集印刷品，到1662年，他已经收集了2.2万多册，相当于前20年所知印刷品的一半以上。今天，他的收藏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为17世纪40年代的媒体大爆炸提供了宝贵的记录。

出版自由既增加了出版物的数量，也增加了它们的种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体裁、新声音和对印刷品的新应用，它们建立在前60年的发明创造的基础之上，回过头去看，可以说是始于16世纪80年代马普莱雷特的小册子在文体和内容方面的巧妙发明。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散文写作中正式的、西塞罗式的文体逐渐让位于更口语化、更通俗的体裁。新闻、历史和作者的意见随意地混在一起，以各种格式呈现给读者。小册子作者找到了对无名的受众发表意见的有效办法：尽力设想对自己观点的反对意见，在小册子中对这些可能的反对意见事先作出回应。最令人注目的是，17世纪40年代的小册子存在于一个相互联结的网络之中，彼此经常互相提及、引用或呼应，与今天的博客非常相似。一本小册子的切入点经常是回应、补充、批评或赞扬另一本小册子。比如，164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国王的12个决定：痛斥对三本小册子的反驳，该反驳假借维护议会的荣誉为查洛纳先生的演说辩护（该演说题为‘公开的演说’，为它的辩护毫无道理）”。这本小册子回应的是某个对三本小册子的回应，而那三本小册子本身又是对某篇演讲的批评，这么看来，这本小册子和所涉的问题隔了四层。小册子封面上的冗长标题使在书摊浏览的读者得以了解多位作者之间讨论的脉络，并把新出的小册子和他们过去读过的联系起来。

小册子之间彼此交锋或提及的方法多种多样。一种形式是信件，这是古代抄写人使用的格式的逻辑演变，也适用于叙事或争论，可以写给（或假装写给）某个具体的收信人。这样的信式小册子采用这类的标题：“从当地的一位绅士写给他伦敦朋友的信中发现的军队的意图”，或“城里的一位绅士写给在乡下的朋友的信”。信式小册子开篇通常假装回答先前其实并不存在的来信，别人对这类小册子的回应也可能采用相同的信件格式。一种较为直接的对抗性的办法是用斜体字或以括号的方式引用对手写的小册子中的大段文字，对引文逐段予以反驳，这一手法在现代的博主手中得到了重新起用。对于引文的进一步评论也可能写在书页的旁边。比如，1645年劳德大主教被处决时，《英国信使报》翻印了他在断头台上的演讲，旁边附有仔细的分析。劳德那篇临刑前演讲也印了许多版本的单行本。有选择性地引用某篇文章的内容可以影响读者对该文章的解读，也是一种给对方拆台的商业手段，使读者不必去买对手写的小册子原文。然而，这个办法也可能无意中传播、推广了对手的论点，尤其是当自己的反驳不能服人的时候。

别的回应办法包括：把所回应的文章全文印出，在后面作出回应；印出要回应的文章，中间以斜体字加入批评，如同不停地打断一个人的讲话；印出对手文章中的某些段落，再把它们和那个对手自己说过但意思相反的话列在一起，以突出该人自相矛盾。还有一种办法是印出某篇演讲或某本小册子的节选，后面以二人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其中的对与错，或借他们的口发表长篇大论；人物可以是真人，也可以是像“和平”、“真理”这类的虚构人物。164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当年因叛国罪被处决的托马斯·本斯特德（Thomas Benste）的头（挂在杆子上）和另一个没有身子的头讨论政局。这种“戏耍型小册子”集新闻和讽刺于一身，用途特别广泛。

五花八门的新声音和新格式使人茫然无绪，很难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一位观察家在1641年11月说：“出版的许多东西说的都不是真的。”另一位作者在1642年抱怨道：“我们每日目击大量夸张煽情的小册子，它们（作为虚惊蛊惑）要么危言耸听，我们一看之下惊骇万分，要么巧舌如簧，骗得我们以为一切平安；我们被这些廉价的货色蒙蔽了双眼，判断事物时无法摆脱偏见这个真理的大敌。”不仅当时的人感到迷惑，将来的读者也会不知所以。僧侣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批评说，小册子“向许多无辜人的脸上泼泥水，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干了但泥巴永远洗不掉……当今的各种小册子（因为没有控制）都可能被作为历史，我们现在所嘲笑的事情，我们的后代却可能信以为真”。约翰·拉什沃思（John Rushworth）在1659年写了一部英国内战史来纠正新闻中的各种不实报道，他说：“人们的想象力比手更忙碌……印出从未发表过的宣言，叙述从未发生过的战役和从未夺取的胜利，散播当事人从未写过的信件……后世的人靠我们时代不加控制随便印出的小册子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历史，这促使我……在事件记忆犹新之时力陈真相，去伪存真。”

对“毁谤和虚妄的小册子”的抗议之声越来越大，一篇论文说它们发表的是“混杂着谎言和诽谤的谣言”。这促使议会在1643年恢复了出版许可制度。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为此大力游说，因为它想重新得到它过去的特权，恢复它在监管新闻方面的作用。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批评“许多人……自作主张在各处设立杂七杂八的私人印刷厂，印刷、出售、发表并散播书籍、小册子和文章”。新作品不再需要主教批准，但必须得到由议会任命的官员的批准，然后才能登记注册，付诸印刷。没有许可证的印刷机被宣布为非法。但是，新规则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因为当时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国家的大片地方在议会的势力范围之外，而且军事问题比新闻审查更紧急。新闻出版的肆无忌惮继续引得人们怨声连连，无人控制的媒体环境中这场震耳噪音几乎持续了10年之久。

约翰·弥尔顿和《论出版自由》

并非所有人都把新闻管制的崩溃视为坏事。事实上，1643年议会试图恢复出版许可制度之举激发了一篇最早也是最雄辩的捍卫言论自由原则的文章——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弥尔顿是卓越的学者，剑桥大学毕业后致力于研究、旅行、教学，还成了著名的诗人。1639年的政治危机爆发后，他从写诗转而写小册子，一连写了5本小册子攻击英国教会主教的腐败和宗教上的不容异己。他接下来写了一本提倡把离婚合法化的小册子，这给他带来了麻烦。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他一时冲动娶了她，但她结婚几周后即弃他而去，回了娘家；那本小册子是此事发生之后写的。弥尔顿争论说，婚姻应该是精神上的纽带，因此性格不合应该算离婚的理由。他按照1643年提出的新规则，试图得到出版那本离婚小册子的许可，但遭到拒绝。他不管那一套，径自出版了，结果在议会中被谴责为提倡重婚的危险的激进分子。弥尔顿勃然大怒，马上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出版许可制度发动攻击，这本小册子就是《论出版自由》；时间是1644年11月。

《论出版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超越了当时围绕着应当允许出版什么作品、这样的决定应当由谁来作的这类问题的争辩。弥尔顿认为，是人就有可能犯错，所以谁也不能公平地判断什么作品可以出版。他坚称，允许一切作品出版，让读者了解各种意见，自己作出判断，这种做法要好得多。“各种学说如旋风吹遍大地，而真理必在其中。规定各种许可和禁令是对真理力量的怀疑。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谁见过真理在自由公开的争斗中败过阵呢？”这种“真理必然胜利”的观点也许在有人看来是幼稚的想法，但弥尔顿的意思是，以为审查官能秉承理性是更加幼稚的想法。他指出，给予出版许可极易受到人为错误或党派偏见的影响，只有“愚昧、专横、粗心或吝啬的人”才会“永远读一些内容差劲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果有谁出版了不合适的东西，事后仍然可以动用法律予以惩罚，无论是算他犯了诽谤罪、叛国罪、诬陷罪，还是亵渎罪。

诚然，出版自由会使坏的或错误的作品得到出版。但弥尔顿说，那其实是好事。如果出版自由使更多的读者接触到坏思想，那么就能更快更早地对那些坏思想进行反驳。他把真理比作斗士，不能与世隔绝，只有通过和对手的不断争斗才能保持健康。这是清教徒的思想，即只有通过打击和拒绝恶，才能达到善，弥尔顿称之为“通过恶来了解善”。他说错误的观点好比“灰尘和炭屑”，“可以用来打磨擦亮真理的甲胄”。他说，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能提高读者的品格。他写道：“一个明智的人从一本无意义的小册子里学到的东西比一个傻瓜从《圣经》中学到的东西更多。”再说，坏思想即使不能出版，也照旧会传播。全国各地有这么多印刷机，出版管制不可能做到完全有效；印刷技术太普遍了，出版前审查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议会就镇压不了保王党每周出版的《宫廷新闻周刊》，即使在伦敦，同情保王党的人也在转售，甚至翻印这份周刊。（“油墨未干的纸张可以作证，它们在这里印刷，在我们当中传播，审查一点用也没有。”）镇压不同意见还可能因突出了它们而产生反效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一切东西出版，让不同的观点在思想的战场上竞争厮杀。

《论出版自由》的形式是对议会的演讲，但那只是一种文学手法而已：弥尔顿其实从来没有作过这次演讲。在这篇想象的演讲中，他用了好几种手段来赢得听众的支持。他简短地介绍了出版审查的历史，先从古雅典的容忍说起。他恭维地把英国议会，比作古雅典。［Areopagitica指的就是古雅典城邦的最高法院阿勒奥珀格斯（Areopagus）。］[2]弥尔顿解释了天主教会如何逐渐扩大了禁书的范围和对出版的控制，开始是为了镇压异端邪说，后来就随心所欲。这样，他把控制出版和天主教联系到了一起，对大多数反天主教的听众暗示，出版自由是新教固有的立场。在为通过1643年的法令游说的时候，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甚至指出，天主教在新闻审查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在此必须给天主教徒以应得的承认；无论在宗教法庭强势的地方还是温和的地方，天主教徒的规矩都比新教徒严格得多。”换言之，弥尔顿的意思是，既然英国断绝了和罗马的关系，也应该去除对出版的限制。（弥尔顿只提出了一个例外，它在现代人眼中看起来很不开明，但迎合了他想象中听众的反天主教思想。他赞成镇压天主教的著作，因为他认为天主教的教义在思想的战场上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寻求真理不能靠它。）

弥尔顿在演讲结束时强调了许可制度的缺点及其对求知、政治和宗教的负面影响。他写道，激烈的争论对民众和整个国家都有好处。他称伦敦为“自由的殿堂”，到处是“作家和有头脑的人……反复思考新观念和新思想……阅读尝试一切，接受理性和说服的力量”。他这里指的是宗教、政治甚至科学方面的新思想，认为这些都应通过争论来测试考验。相比之下，许可制度压制一切新思想的出现，无论它们是否正确，而有些新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他说，政府小看民众，连“让他们读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都不放心，这是傲慢的态度；如果民众依赖政府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他们就不会独立思考。他得出结论说，一个生气勃勃的健康社会不仅要容忍，而且要鼓励积极活跃、自由自在的讨论。

为了强调他对许可制度的反对，弥尔顿未经许可就出版了他这份演说小册子。小册子的形式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他的意见，因为虽然没有多少人能亲自到议会演讲，但理论上任何人都能以对议会（或任何其他想象中的听众）演讲的形式发表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以其形式和内容表明，出版自由能为辩论和探讨创造广阔得多、开放得多的公共空间——不只限于议会的议员。

今天，弥尔顿的这些观点尽人皆知，但他并非唯一持有或倡导这种观点的人。当时，出版自由的思想风行一时，尤其是在鼓吹宗教容忍的人当中。小册子作者刚刚摆脱了皇家监管的沉重枷锁，知道由议会来监管会同样糟糕；他们的意见是最好完全去除出版前的监管。商人兼作者亨利·罗宾逊（Henry Robinson）和弥尔顿一样大力鼓吹宗教容忍；他说，不经事先审查，允许一切东西出版是发现和传播真理的最好方法。1644年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发表前不久，他出版了题为“良心自由：或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Liberty of Conscience: Or the Sole Means to Peace）的小册子，指出“宁肯允许发表许多错误的思想，特别是出于好意，只是因为头脑不清而提出的错误思想，也不要强行压制或任意抹杀一条真知灼见；由站不住脚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和荒谬来衬托，真理将更加光芒四射，吸引更多的人热爱真理”。正如弥尔顿呼吁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一样，罗宾逊问道：“难道我们害怕谬误会战胜真理吗？”他比弥尔顿更进一步，呼吁允许以任何媒体形式，包括尚未发明出来的形式，来自由发表言论。他宣称，真理和谬误的战斗“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平进行，任何一方都不能期望比另一方有更大的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

从短期来看，争取言论自由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因为1643年的许可证规则的执行极为不力。只有在查理一世战败被处决之后，1653年出任共和国元首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才重新建立了对出版的监管。不过在那之后的10年里，每当出现政局不稳、新闻控制减弱的时候，未经许可的印刷都会马上蓬勃兴起，公共辩论也随之爆发。克伦威尔1658年去世后，一片人心惶惶之中突然涌现了一大批论辩小册子和新闻书［1659年6月，爱德华·尼古拉斯（Edward Nicholas）写道，克伦威尔是“每一个小册子的作者现在都看穿了的恶魔”］。新国王查理二世登基，恢复了君主制两年后，即1662年，再次建立了新闻监管。查理二世在位期间，这项任务交给了罗杰·莱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他属于保王党，也写小册子；他认为新闻小册子不加限制地自由流通是危险的，因为那使得“大众过于熟悉上层的行动和考虑”。他特别能嗅出秘密印刷机和没有许可的印刷品的所在，因此而得名“新闻猎犬”。他认为，任何参与传播某部作品的人都要为作品的内容负责，无论是作者、印刷者、出版商，还是“出租马车夫、送信人、船夫”。他建议不仅要有出版前发放许可证这一关，而且印刷过程中每个阶段都要检查，甚至仅仅因为一个人校对了一份未经批准的小册子就把他按叛国罪处死。

莱斯特兰奇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坐到1662年的规则到1679年松懈了为止。之后又爆发了一阵由关于“天主教阴谋”的争议引发的非法印刷活动；那个阴谋是凭空捏造的，目的在于败坏查理二世的兄弟、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的名声，防止他成为下一个国王。几百份小册子就此争论不休，关于出版控制的辩论再次开始，许多小册子的作者都把弥尔顿的话搬出来热炒。当时许多人说，感觉像是40年代的自由又回来了。但詹姆斯最终在1685年还是成了国王，并恢复了出版许可制度。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他，拥立了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Mary）和女婿威廉（William），当时又出现了一大批自由出版物，但很快就建立了对印刷的紧密控制。后来，在17世纪90年代初，议会内部就重定新闻监管的规则发生了争吵。议员们对法令的细枝末节提出了众多反对意见，时限已到仍没能解决。结果现存的新闻监管法于1695年时效期满。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不是出于事先计划，出版许可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人们想印什么就能印什么了（虽然作品出版后仍然可以起诉作者和出版商犯了叛国罪、亵渎罪和诽谤罪）。一个半世纪成效不一的控制就此结束，由出版自由取而代之。

17世纪的英国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和倡导出版自由的哲学论点进而激励了18世纪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思想。法国的米拉波（Mirabeau）伯爵翻译了《论出版自由》，宣称它的题材“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法国大革命的一位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说，弥尔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父”之一。在美国，弥尔顿的影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为印刷商辩护》（Apology for Printers，1731年）中清晰可见：“印刷商坚信，如果出现意见不一，双方应有平等的权利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真理和谬误同时登台时，前者总是能胜过后者。”弥尔顿的思想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部分基础，《论出版自由》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多次被引用，无一例外地用来支持对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广泛保护。比如，《论出版自由》发表300多年后，在反对限制避孕知识的陈述中还引用了它的内容。

看来17世纪40年代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充满活力。那时，政治首次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而驱动讨论的就是媒体的信息分享。自由出版除了使得政治思想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还因讨论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并影响公共舆论而改变了政治讨论的性质。意见不一的小册子作者彼此争论，公众可以对比他们发表的不同观点，这使得人们把政治进程看作全国大论战。它的一个成果是现代新闻自由的观念；另一个成果是出现了第一批不受限制地报告国内政治的出版物，它们后来变成了最早的现代报纸，虽然向现代报纸的演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在现代人眼中，17世纪40年代混乱又充满对抗性的媒体环境和互联网的博客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博客环境如同英国内战时期的小册子，是用文章织成的一张网。在这张相互联结的网中，各种文章互相参照，互相争论；作者偶尔匿名，发表的东西有时不可靠，但大都立场鲜明；写作的题目随心所欲，张贴的格式多种多样。有些博主意识到了这一相似之处，甚至采用了17世纪的笔名，这倒是很恰当。今天，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在网上发表东西，或阅读各种各样互相冲突、未经过滤的意见，对此我们习以为常，认为是天经地义。这个自由植根于近400年前社交媒体在英国蓬勃发展的那个成果丰硕的10年。

[1] Butter也是黄油的意思。——译者注

[2] 《论出版自由》标题的英文全文是“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译者注

第六章
到咖啡馆去
社交媒体如何促进创新

年轻的绅士或店主若要在晚上有益无害地消磨一两个小时，除了咖啡馆还能去哪里呢？在那里他们一定能遇到大方健谈的人，那是咖啡馆客人的特点，不像别的地方，人们又小气又不合群。

——摘自《为咖啡馆辩护》（1675年）

端着杯子交朋友

17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的一项发明改变了西欧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环境，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在愉快的气氛中阅读并讨论各种不同的问题。对这种新的社交场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并非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有些人担心，在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信息丰富的环境里，各种琐碎的信息、流言蜚语和虚假不实之词源源不断，令人听之成瘾，使人无法集中精力做更有效益的事。然而，另外一些人衷心赞成这个人人平等的新的知识空间——咖啡馆——并认为它“有益健康，培养节制，所费不多，教人礼貌，还激励聪明才智”。咖啡于15世纪末开始在阿拉伯世界流行，公元1600年左右流入欧洲，那是欧洲首次接触含咖啡因的饮料。它先是得到欧洲的植物学家和医生的青睐，但由于它能提神醒脑，很快为整个社会所欢迎。与咖啡豆同时而来的还有咖啡馆的习俗，咖啡馆在阿拉伯世界是重要的聚会场所和消息来源地。1609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威廉·比杜尔夫（William Biddulph）注意到：“他们的咖啡馆比英国的啤酒馆还多……有什么新闻都在那里谈论。”欧洲的第一批咖啡馆于17世纪40年代在威尼斯开业，英国是50年代，荷兰是60年代。在欧洲，特别是清教徒的英格兰，咖啡馆很受欢迎，被认为比小酒馆更体面。咖啡馆不供应麻醉头脑的酒精，而是出售使头脑清醒的咖啡。小酒馆通常光线暗淡，里面有时还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咖啡馆却灯光明亮，陈设着书架、镜子、镀金框的油画和高质量的桌椅。喝咖啡被认为是有品位，乐于接受新思想。1672年，一位小册子作者说，咖啡“名气如此之大……不是绅士的人才不喝它呢”。咖啡迅速成为科学家、知识分子、商人以及职员钟爱的饮品。咖啡馆也成了信息交流的中心，在那里可以读到并讨论最新出版的小册子、单张新闻纸、公报和新闻信札。1667年一首流行的韵体诗题为“来自咖啡馆的消息”（News from the Coffee-House），是这样说的：

你们喜欢风趣和嬉笑的人，你们渴望听到消息的人，

来自四面八方的荷兰人、丹麦人，还有土耳其人和犹太人，

我让你们去一个聚会地，那里能听到最新的东西：

去咖啡馆吧——此言绝对无虚……

全世界从国王到老鼠，任谁做了什么事，

不分日夜都能在咖啡馆里听到消息。

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伦敦接受咖啡馆最快也最热情。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由帕斯夸·罗塞（Pasqua Rosée）在1652年开办，他是亚美尼亚人，曾给一位英国商人做过仆人，在中东旅行期间喜欢上了咖啡。他的咖啡馆一炮而红，引得当地的酒馆主人向市长大人提出抗议，说罗塞无权和他们抢生意，因为他不是伦敦的自由民。最终，罗塞被迫离开英国，但咖啡馆这个主意扎下了根。到1663年，伦敦已经有了83家咖啡馆。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许多咖啡馆，但又建起了更多。到17世纪末，光是伦敦就有约550家咖啡馆。有感于土星每绕太阳一圈需要27年的时间，一位小册子作者在1675年写道：“自从我们初识咖啡馆以来，土星尚未完成轨道上的一圈行程，但咖啡馆已经枝繁叶茂，不仅在我们的城市里，而且在大学，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城市和大镇里都为数众多，这不能不令人惊叹。”法国的情况也一样。自从巴黎的第一家咖啡馆“普罗科佩咖啡馆”于1686年开门以后，巴黎咖啡馆的数目迅速扩大，1720年达到了380家，1750年是600家，1800年达到800家。

大城市的不同咖啡馆通常根据所在地的主要活动专门讨论不同的题目。在伦敦，圣詹姆斯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周边的咖啡馆是政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咖啡馆的顾客则以教士和神学家为主。同时，文学界人士在科文特加登的威尔咖啡馆聚集，在那里，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他圈子里的同行对最新的诗作和剧作进行审评。皇家交易所周围的咖啡馆则挤满了生意人，他们定时在某个咖啡馆出现，以便生意伙伴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他们用咖啡馆作办公室、会议室和交易地点。在交易所路的乔纳森咖啡馆，顾客根据墙上张贴的股票和大宗商品价格表从事买卖。商人和船主在劳埃德咖啡馆碰头。法庭巷的曼咖啡馆出售书籍，伦敦咖啡馆搞拍卖。医生上巴斯东咖啡馆，科学家去希腊咖啡馆，律师则群集乔治咖啡馆。同样，在巴黎，诗人的聚会地是普罗科佩咖啡馆和巴那斯咖啡馆，知识界人士去布雷咖啡馆，演员喜欢英国咖啡馆，音乐家通常去亚历山大咖啡馆，军官则集中于西班牙军械咖啡馆。盲人咖啡馆同时也是妓院。

有些人是多家咖啡馆的主顾，选择去哪家要看他们的兴趣。比如，一位商人也许每天在金融人士常去的咖啡馆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去一家专谈波罗的海或西印度或东印度船运的咖啡馆。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涉猎极广，要知道他对多少题目感兴趣，一个办法是看他的日记；他自己在日记里说，17世纪70年代他光顾了伦敦大约60家咖啡馆。有些咖啡馆与特定的题目联系得密不可分，1709年在伦敦创刊的《闲谈者》（Tatler）杂志甚至用咖啡馆的名字作主题文章的标题。《闲谈者》的创刊号宣布：

所有关于骑士风度、消遣、娱乐的报道都置于题为“怀特的巧克力馆的文章”下，诗歌属于题为“威尔咖啡馆的文章”，学问在希腊咖啡馆题下，圣詹姆斯咖啡馆文中可找到国外和国内的新闻。

无论涉及什么题目，在咖啡馆主要做的事都是分享和讨论新闻和各种观点，有口头表达的，有手写的，也有印刷品；咖啡馆的顾客除了喝咖啡、吸烟，还想了解吸收信息。客人一踏入咖啡馆，就会有人透过浓厚的烟雾招呼道：“有什么消息吗？”然后客人就走到一张堆满各种纸张的大桌子旁寻找空位坐下。据1682年一位作者的介绍，进到咖啡馆里面，会看到“一张巨大的桌子，放满了烟斗和小册子”。咖啡馆订有期刊并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有的咖啡馆还有外国日报和公报，或订有手抄的新闻信札。1707年的一份叙述说：“咖啡馆特别适宜随意聊天和悠闲地阅读各种新闻出版物、议会开会时投票的情况、每周一次的刊物以及任何其他刊物。”

客人在桌旁坐下后，付一便士买一浅杯咖啡，那种杯子也叫碟子；接下来就阅读或者和别的顾客讨论最新的消息和小册子，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有时，一个顾客会大声朗读一篇文章，中间不时停下来作出说明或与人讨论。咖啡馆的气氛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交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完全被抛在一边。一套印刷而成的咖啡馆规则规定：“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都不必为地位高的人让座。”17世纪的一首韵体诗解释说：“绅士贵族，贩夫走卒，都一律欢迎；大家共坐一处，人人高兴。”讽刺作家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写道，卖咖啡的“不承认人有高低贵贱，绅士、工匠、贵族和流氓混在一起，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这里是纯粹交换信息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畅所欲言，对各种思想反复斟酌，根据其是否合乎道理或被人接受吸收，或予以摒弃。

咖啡馆及其言论自由的习俗如此大受欢迎，查理二世甚至担心它们会成为阴谋造反的中心，1675年曾企图予以取缔。一份皇家宣言宣布，咖啡馆造成了“至为邪恶危险的结果……因为在咖啡馆中……编造并传播各种恶毒的污蔑不实之词，中伤陛下的政府，扰乱王国的和平安宁”。宣言一发表，舆论立即大哗，因为此时咖啡馆已经成了伦敦商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角色。咖啡店主由托马斯·加拉韦（Thomas Garrawa）领头，组织了请愿团进行抗议。财政大臣也站在他们一边，他提请国王注意，咖啡馆出售咖啡、茶和巧克力，给政府带来巨额的税收。国王的一些顾问也对这一禁令是否合法提出了疑问。于是国王很快收回了成命。1675年12月29日发表的宣言到1676年1月8日就撤回了。作为替代，宣布说如果咖啡馆店主付500英镑，宣誓忠于国王，尽力“防止并阻碍一切污蔑政府或大臣的报纸、书籍或诽谤材料进入店中，或在店内朗读、浏览或传播”，他就可以继续开业6个月。不过，500英镑的费用和6个月的时限这两项要求很快也撤销了，也不再不切实际地要求店主审查顾客在店里看到的材料的内容，大家一切照旧。咖啡馆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管控，捍卫了自己作为自由谈话和交流思想的场所的宝贵地位。

这些有咖啡因提神的中心增加了信息在社会中流传的速度和效率。咖啡馆给当时混乱的媒体环境带来了秩序，它们按题目分拣资料，使人更容易找到具体类型的信息，以及与之讨论某类信息的人。用现代的用语说，小册子和人都变得更“容易发现”。咖啡馆给过去传输信息的无形的社交网络赋予了实体的形状，使人更容易与其建立联系。比如，谁若想知道伦敦的科学家在谈论什么，走进希腊咖啡馆就能听到。咖啡馆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混在一起，使思想得以跨越英国阶级制度的界限，像作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就称赞“咖啡馆的现代优势……过去人们除了自己的亲戚或圈子内的人，不知如何结交新相识”。谁写了新诗或新的小册子，只需把副本留在咖啡馆，就一定有人看。各类小册子作者，包括有名的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都从咖啡馆的讨论中汲取了丰富的材料，用于他们机智聪敏的讽刺作品。咖啡馆不仅是读新作的场所，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写新作的地方。1695年新闻管制彻底垮台后，出现了一批新期刊，包括奈德·沃德（Ned Ward）的《伦敦百态》（London Spy）、笛福的《评论》（Review）、斯威夫特的《考察家》（Examiner）、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的《闲谈者》，以及斯梯尔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合办的《旁观者》（Spectator）。有些咖啡馆甚至发行自己专门的新闻信札，以满足顾客的需求。

1680年建立了伦敦便士邮政制度后，咖啡馆经常被人用作通信地址，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信息流动。当时，门牌号码尚未实行，咖啡馆又已经确立为信息中心，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收发信件的地方。关于18世纪初的一段叙述描述了这一制度的运作：“城里有近500家店铺和咖啡馆接受准备寄出的信件和包裹，邮差各有固定的路线，从各家店铺和咖啡馆里收集信和包裹，送往邮局。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大部分地方，邮差每小时巡回一次，在最远的地方，每两小时一次。伦敦附近的镇子邮差一天去两次，再远的地方只去一次。”咖啡馆的常客每天会去一两次，喝一杯咖啡，听听最新的消息，查看有没有给自己的信。咖啡馆里新闻、信息和流言川流不息，不知什么时候就有新消息，自然成为分享信息的诱人的社交平台。

伦敦一家咖啡馆内部，人们在里面阅读、讨论，（有时）还写小册子。（藏于玛丽·埃文斯图像图书馆）

咖啡馆使我们变愚蠢了吗？

咖啡馆这个新环境太诱人了，永远不知道下次去时会听到什么消息，或遇到什么人，常客经常在里面花上好几个小时阅读讨论，丝毫不觉时光的流逝。英国官员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著名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后来去了咖啡馆”的字样。他在1664年1月11日那天记的日记显示了那个时期的咖啡馆内大事小情任意谈论，四海一家的随意气氛：

后来去了咖啡馆，W.佩蒂爵士（Sir W.Pett）和格兰特船长（Captain Grant）也来了，我们谈了起来［旁边的一位年轻人我猜是商人，叫希尔先生（Mr Hill），他到过不少地方，对各种音乐和其他事情非常精通］，谈音乐，谈人的共性，谈记忆的方法……还有别的出色话题。我非常愉快，好久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谈伴了，如果有时间，我很想和那位希尔先生结交……大家还都在谈科隆奈尔·特纳（Collonell Turner），谈那起抢劫案；看来他要被处绞刑。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咖啡馆，咖啡馆使有些人忧心忡忡。他们不满基督徒居然弃传统的英国啤酒去喝穆斯林的饮料，担心酒馆主人的生计难以为继。但他们抱怨最多的是咖啡馆使人分心，本应做正事，却把时间浪费在和朋友谈论无谓的小事上，这和今天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如出一辙。

咖啡在牛津大学开始流行后，咖啡馆越开越多，于是大学当局提出了反对，担心会造成学生的懒惰，影响他们学习。牛津大学的一位古文物研究者安东尼·伍德（Aathony Wood）对热衷泡咖啡馆的风气作出了严厉批评。“为什么扎实认真的学习越来越少，大学里几乎没有人认真学习了？”他问道。“答案是：因为有咖啡馆，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里了。”剑桥大学也有人表示了同样的担心，一位观察者注意到：“在教堂做完礼拜后去某个咖啡馆（咖啡馆的数量很多）已经成了习惯，在那里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闲谈，读些无益的报纸，那些报纸不断地从伦敦大量运来。学生们热切地关心（和他们毫无关系的）新闻，别的什么都顾不上。很少有人在祈祷后直接回自己房间，而不去咖啡馆流连。去咖啡馆只为追时髦，完全是浪费时间。在咖啡馆的一片嘈杂声中，谁能认真学习课程呢？”

反对咖啡馆的人通过写小册子发表批评，这是可以想见的。《解释英国的一大关注》（The Grand Concern of England Explained，1673年）的作者抱怨说，咖啡馆“给国家带来莫大损害，毁了国王的众多子民：它们是勤劳苦干的大敌，断送了许多认真向上的年轻绅士和商人。他们在去这些地方之前是勤劳的学生或店主，知道如何管理时间和金钱；但自从咖啡馆出现后，他们以节约为借口，为了避免一次花多于一便士或两便士的钱，去咖啡馆和朋友聊天，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刚聊完又进来一个熟人，又开始新的话题，所以他们经常在咖啡馆泡五六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的学业或生意都被抛在脑后”。

那个时期的讽刺作品中常有咖啡馆里的讨厌鬼、无所不知的政治评论家和散布谣言的生意人这类的人物形象。另一本小册子《咖啡馆的特点》（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1673年）嘲讽咖啡馆，说它是“政治小贩麇集的交易所，他们在这里互相兜售一些没影儿的故事和愚蠢的观念，也向大众叫卖。无聊的小册子堆积如山，还有更加无聊的人去读它们……到处弥漫的烟草味比地狱的硫黄更加恶臭难闻，烟雾腾腾，就像咖啡馆常客的头脑一样迷糊不清”。

与这种意见形成对比的是，像《旁观者》的创刊人约瑟夫·艾迪生这样的支持咖啡馆的人认为，年轻人去咖啡馆可以自我提高，了解世界，并学习得体的举止和高雅的品位。《旁观者》和比它先创刊的《闲谈者》一样，既对咖啡馆中的讨论发表评论，也鼓励激发这样的讨论。为了给伦敦以外的读者提供全面的概要，《旁观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咖啡馆，艾迪生在里面努力向读者灌输“明智健康的情感”。“人说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艾迪生在《旁观者》1711年3月12日刊中写道，“我不揣浅陋，希望人说是我把哲学带出了密室、图书馆、学校和学院，使其在俱乐部和集会中，在茶桌旁，在咖啡馆里扎下根来。”在一本题为“为咖啡馆辩护”（Coffee-houses Vindicated）的小册子里，作者在赞扬咖啡馆能改善性格的时候提到了另一位经典人物：“简言之，无可否认，这里的人是最礼貌，总的来说也是最聪明的一群；经常聆听他们的交流，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必定能改善我们的礼仪，扩大我们的知识，使我们的谈吐更文雅，行为更安详，应对更得体，并去除那种（我记得图利有时称之为）“pudor subrusticus”，即本性最好的人经常为之所累的笨拙的谦虚，那使他们在人前腼腆扭捏，乖张可笑。”［这里用了西塞罗的绰号“图利”，17个世纪前，他在写给朋友卢修斯·卢塞乌斯（Lucius Lucceius）的信中谈到自己“笨拙的腼腆”。］

咖啡馆到底能否改善人的举止姑且不论，人们愿意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咖啡馆不仅无碍于知识活动，反而积极促进这类活动。它们有时被称为“便士大学”，因为任何人只要花上买一碟咖啡的钱，就能旁听或参加交谈。当时的一首歌谣说得好：“这么好的大学，从未有过；花上一便士，就能当学者。”对当时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的进步感兴趣的人特别喜欢在咖啡馆里讨论这些高深的问题。胡克的日记显示，他和他的科学家同行在咖啡馆里进行学术讨论，同制造实验仪器的技工谈判，有时还在咖啡馆里做科学实验。

咖啡馆和合作创新

胡克和几位科学家同事，包括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17世纪50年代在牛津大学念书时喜欢上了咖啡，当时他们都是由牛津大学的高级学者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组织的科学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到伦敦后，他们继续保持了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习惯，他们的团体和几个其他团体在17世纪60年代共同组成了英国最早的科学机构——皇家学会。学会的成员还包括佩皮斯、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大家经常开完会后一起去咖啡馆继续讨论。比如，1674年5月7日，胡克在日记中写到他在皇家学会的会上示范了对天文象限仪的改进，然后在加拉维咖啡馆又展示了一次，并和约翰·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进行了讨论；弗拉姆斯蒂德这位天文学家第二年被查理二世任命为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另一次，一群科学家在牛顿和哈雷的带领下，在希腊咖啡馆解剖了一只海豚。

与皇家学会一本正经的会议比起来，咖啡馆的气氛轻松多了，更利于海阔天空地讨论和设想。从胡克的日记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例，可以看到大家如何随意抛出自己的想法，把信息顺手写在小纸条上或记在笔记本里。在曼咖啡馆的一次聚会上，胡克和雷恩交换了关于弹簧反应的想法。“就弹簧运动的表现谈了很多。他提出了一个使晴雨表保持平衡的很有意思的想法……我向他谈了我的另一个想法……我说了我设想的弹簧天平……他告诉我他做的机械绳索天平。”还有一次，胡克在圣邓斯坦咖啡馆和一位朋友交换了治病的药方。这样的讨论使科学家能够把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行们讨论，在讨论中设想新的研究方法，启发新的理论。

正是在咖啡馆里的一场争论催生了科学革命最伟大的著作。1684年1月的一个晚上，胡克、哈雷和雷恩在咖啡馆里闲聊时谈到了万有引力的理论。当时人们对这个题目兴趣很大。哈雷一边啜饮咖啡，一边自言自语，说不知行星轨道的椭圆形是否由万有引力导致，而万有引力的力量则以距离的平方反比递减。胡克说确实如此，只用平方反比律即可解释行星的运动，他说他已经为此推理出了数学的证明。但雷恩也曾试图找出这方面的数学证明，却没能成功，他对胡克的话将信将疑，说如果胡克和哈雷两人中有谁能在两个月内拿出证据，他就送给他一本珍本书。

谁都没能赢到那本书。但几个月后，哈雷造访了住在剑桥的牛顿。哈雷向牛顿转述了他那次在咖啡馆与雷恩和胡克的谈话，并向牛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律是否会造成椭圆形的行星轨道？牛顿和胡克一样，说他已经推证了这一点。虽然当时哈雷要看证据时他拿不出来，但他经过埋头研究后，很快把证据送给了哈雷。后来的事情证明这只是前奏而已。哈雷提出的问题推了牛顿一把，促使他把多年的研究成果正式组织起来，写出了科学史上一部最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通称《原理》。在这本1687年出版的不朽巨著中，牛顿展示了他的万有引力原则可以解释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运动，从（可能是杜撰的）坠落的苹果到行星的轨道。

胡克坚持说，是他在几年前和牛顿的通信中提出了平方反比律的想法的，牛顿是受了他的启发。但是，1686年6月《原理》第一卷提交皇家学会后，胡克在咖啡馆的又一次讨论中没能说服其他的科学家。在咖啡馆那种任想象翱翔的环境中提出一个想法和证明该想法的正确无误，两者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胡克和牛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发表或正式向皇家学会提出过他的想法，可他又总是说别人的想法是他先想到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中确实如此）。哈雷写信给牛顿说：“到了咖啡馆，胡克先生想说服大家相信他早就有了这个主意，是他最初给了您这项发明的提示。但我发现别人都认为……您应该是发明者。”咖啡馆作出了裁决，裁决的结果延续至今。

咖啡馆的讨论和创新精神不仅限于科学问题，而且延伸到商业和金融领域。胡克最喜欢去的咖啡馆之一，乔纳森咖啡馆，靠近皇家交易所，因此而成为交易证券和股票的地方。股票交易人和商人在乔纳森咖啡馆各自有固定的桌子，就在那里做生意。各个咖啡馆竞相向顾客提供情报，派人去港区搜集传言，记下船舶到港和离港的情况。这样的消息贴在咖啡馆里的看板上，有时也汇编为新闻信札。乔纳森咖啡馆有自己的新闻信札，它的一位常客乔纳森·卡斯坦（Jonathan Castaing）自1697年3月开始，每周二和周五也从他“在乔纳森咖啡馆的办公室”发表《交易所情况及其他》（The Course of the Exchange and Other Things）。卡斯坦的新闻信札里列有各种汇率以及黄金、白银、各公司的股票和各种政府证券的价格。它发送到许多咖啡馆，逐渐被伦敦内外的商人视为值得信任的消息来源，至今仍在发行。（它现在叫作“证券交易所每日价格单”，这个数据库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1697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也是在乔纳森咖啡馆诞生的，它始于1761年一群顾客建立的一个正式的股票经纪俱乐部。1773年，俱乐部的有些成员挪到了一座新建筑里，起初叫新乔纳森，但这个名字没用多久。《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报道说：“新乔纳森决定把名字改为证券交易所，并将把名字写在门上。”这就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

从乔纳森咖啡馆出门拐一个弯，就到了朗巴德街，那里的劳埃德咖啡馆经常聚集着许多船长、船主和商人。他们去那里打听最新的海事新闻，参加船舶和货物的拍卖。咖啡馆主人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开始收集总结这些信息，加上他国外关系人的来信提供的情况，编成新闻信札定期送交订户，信札最初是手写，后来改为印刷。劳埃德咖啡馆自然而然地成了船主和为他们的船只提供保险的保险商聚会的地方。有些保险商开始租用劳埃德咖啡馆中固定的座位。到1771年，79家保险商共同组建了劳埃德社团，延续至今。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如今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保险公司。

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牛顿的《原理》——起源于咖啡馆，同样，经济学中具有同等意义的著作——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也是在咖啡馆中诞生的。《国富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斯密在大英咖啡馆里写成的，这家咖啡馆是他在伦敦的基地和通信地址，来自苏格兰的学者都喜欢在这里聚会，斯密就是在这里把写好的各个章节分发给他们阅读，听取批评意见的。无疑，如同批评咖啡馆的人所指责的，泡咖啡馆确实有浪费时间之虞。但咖啡馆也提供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知识和社会环境。人们在这里聚会，思想的碰撞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结果，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发明创造。总的来说，咖啡馆的出现利远远大于弊，因此，那些担忧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可能浪费时间的人不要忙着下结论。推特的全球咖啡馆里可能会酝酿着哪些新颖的思想和意外的联系呢？

亨利·奥尔登堡已经添加你为朋友

咖啡馆不是17世纪中叶出现的唯一进行学术讨论的新平台，还有一个同样鼓励讨论和合作的新场所，不过讨论和合作是远距离进行的；这个新场所是科学期刊。这方面的关键人物是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他和其他几个人做“情报员”，撰写大量信件，利用广泛的社交关系网把17世纪的欧洲科学家联结在信息分享的网络中。奥尔登堡声称，自己在外国“有幸认识许多聪明的朋友”，意思是说他与欧洲许多顶级科学家经常通信。他生在德意志，有几年的时间在欧洲四处旅行，以当家庭教师为生，其间接触到很多人。后来，他定居在伦敦，自皇家学会成立伊始就参与了学会的活动。他有几十个通信人，包括发现了土星光环、发明了钟摆的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因编制了月面图而闻名的波兰天文学家约翰内斯·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著名的荷兰哲学家贝尼迪克塔斯·德·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还有住在牛津、靠奥尔登堡通报伦敦科学界最新发展的罗伯特·玻意耳。

奥尔登堡单枪匹马，成了科学新闻的情报交流中心。他把通信人寄来、载有值得注意的新内容的论文和信件提交给皇家学会，在会上宣读，再写回信给通信人，简要报告伦敦和全欧洲最近发生的事情。1664年奥尔登堡写给玻意耳的一封信可作为典型，信中总结了皇家学会一次会议的情况，说会上宣读了沃尔特·波普博士从意大利写来的描述特大风暴的信；制定了计划，要在圣保罗大教堂建造一个巨大的钟摆；还讨论了煤矿矿井中有毒气体的性质。这样，奥尔登堡使无法出席学会会议的人得以远程参加学会的讨论。奥尔登堡和其他早期的“情报员”，例如英国的塞缪尔·哈特立伯（Samuel Hartlib）以及法国的尼古拉–克洛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和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通过收集和再分配信息，使他们网络中的关系人得以在称为“无形的学院”的非正式组织中共同工作。

但这意味着一切都要用手写。1662年，奥尔登堡的一位通信人写信给他说：“我一直纳闷你为什么从来不屑印刷你的通信，那是最近新出现的方便办法。”既然印刷的新闻可以作为信件寄出，而不必费劲手写一条条新闻，科学通信何不也如法炮制呢？巴黎的另一位通信人提供了进一步的启发，他写信告诉奥尔登堡说，有计划要出版一份印刷期刊，介绍“欧洲在哲学和政治知识方面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书评、著名人物的讣告、图书馆和大学的消息、对科学新发明和艺术新成就的介绍，以及值得注意的法律裁决。因为奥尔登堡人脉极广，所以他请奥尔登担任这份新期刊在英国的记者，为它撰稿。这份志向大得惊人的出版物是《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1665年1月初版。奥尔登堡受到了启发，决意也办一份类似的期刊，但只集中于报道科学工作。他对一位通信人解释说，他的目的是“告诉好奇的人们在知识和哲学界发生的事情”。

通过印刷期刊来汇报皇家学会最近的讨论和奥尔登堡通过信件了解到的科学方面的其他消息，有几方面的好处。一个好处是，奥尔登堡可以更高效地向伦敦以外的人传播最新的科学动向。和几十位科学家保持联系，给他们写详尽无遗的信，这些事情使奥尔登堡不堪重负；若是把他对会议的总结以及信件和论文全文印刷出来，像新闻那样更加广泛地传播，那就简单多了。确实，英国内战后，印刷材料在英国仍然背着粗鄙而不可靠的名声，但皇家学会有王室的授权，信誉非同一般。无法出席皇家学会会议的人将能读到会议的情况，在其他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研究，然后提交他们自己的论文在会上宣读，并在期刊上发表。新期刊既扩大了接受皇家学会通信的人群，还为学会的活动，因而也为科学知识的进步，提供了永久性的记录。

至为重要的是，在利用期刊的渠道进行讨论的人们看来，这本期刊是一个中立的公共论坛，供科学家抢先宣布自己的工作。正如奥尔登堡在给玻意耳的一封信中说的：“对首个实验者的嫉妒……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自告奋勇，愿意登记下您，或任何人，通报的新成果。”撰写大部头的科学著作令人尊敬，但在印刷的小册子里公布某项新发现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自己是第一发现者却被视为粗俗和自夸。然而，写信给皇家学会报告自己的新发现，在学会的期刊上发表，这是一种比较合适、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确保消息传达给大量受众，而且比给许多人单独写信效率高得多。因为期刊要有学会的许可，所以奥尔登堡请学会的理事会审查每一期的内容，这是“同行审查”做法的起源。它意味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学会的明确认可。期刊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提醒读者出版了哪些新书，并提供总结和书评。以文献目录、内容总结、书评等方式提供关于书籍的信息，这种做法（和在诗文杂集或摘记簿中记下有用的只言片语一样）是知识人士发展起来的一种手段，用来应付印刷造成的信息超量。

奥尔登堡的期刊叫作《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第一期出版于1665年3月。从内容来看，它通信网络的前身清晰可见，因为大多是来信或对多位作者来信的总结，另外还有重大的科学发现（胡克发现了木星上的大红斑）以及新闻上的常见消息（汉普郡出生了一头怪物牛犊）。奥尔登堡写了一篇简短的导言，说他认为“应当用印刷这个最合适的手段来满足”希望跟上最新科学发展的人们。这将确保可以“邀请并鼓励痴迷于并精通这类学问的人士去搜寻、尝试和发现新事物，把他们的知识传与他人，并对于增加人对自然的了解，改善一切哲学艺术和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一期还刊载了对玻意耳的新书《热与冷的实验》（An Experimental History of Cold）的概述和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的讣告，其中列举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及其内容简介。

此后，这份刊物每月出版。每刊印大约1250份；其中奥尔登堡拿50份寄给他的各个通信人，余下的分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书店出售。虽然《哲学学报》是在皇家学会的批准下出版的，但允许总是手头拮据的奥尔登堡把它作为私人的商业活动来经营。奥尔登堡希望自己因此能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新刊物才出了5期，就因1665年7月伦敦爆发的瘟疫而耽搁了印刷和分销。第二年的伦敦大火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尚未出售的刊物和许多书籍为了保险都存在圣保罗大教堂，随着大教堂的烧毁而葬身火海。奥尔登堡还因定价和分销的问题与印刷商无休无止地扯皮，为使刊物能继续出版，多次被迫减少他在销售收入中应得的份额。

到1667年，情况更是不妙。奥尔登堡因被怀疑是间谍而遭到监禁。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日记中写到，奥尔登堡“因为写信向一位经常与他探讨哲学问题的法国学者报告新闻而被关进伦敦塔”。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在所谓的“遗产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但科学家认为自己超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琐屑争吵之上，奥尔登堡获得了和欧洲的科学家保持通信的特许，条件是他同意让政府官员截留并检查从欧洲给他寄来的信件，然后再交给他。显然，奥尔登堡没有意识到，他向欧洲寄出的信件也在截留范围之内。他在一封信中批评了政府同荷兰共和国的战争，随即被投入伦敦塔，为的是教训他不得滥用他的特权。他被关押了两个月后获释，乖乖地学到了教训。

尽管困难重重，但奥尔登堡坚持了《哲学学报》的出版。它并未如奥尔登堡所愿，能带来滚滚财源，反而让他忙得更加精疲力竭。但是，《哲学学报》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法国的《学者杂志》原来雄心勃勃，计划要包括知识人士感兴趣的一切内容，但很快即放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抱负，按照奥尔登堡办刊物的路子变成了一份科学期刊。奥尔登堡向国外宣传《哲学学报》，提高了皇家学会的国际声望和权威，使外国的科学家愿意提交论文在《哲学学报》上发表，到伦敦旅行的知识人士也以一访皇家学会为快。1668年3月，奥尔登堡写信给玻意耳说：“学会在国外享有极高的声望，访客纷至沓来；自从今年3月以来，我已经接待了二三十位外国来访者。”至此，奥尔登堡的财务更加吃紧，到1669年，皇家学会决定给之前一直义务做秘书的他支付薪水。

作为讨论问题的场所，科学期刊不如咖啡馆或学会会议那么快速直接。但虽然它在速度方面有所欠缺，它涵盖的地理范围却大得多。不过这造成了一个新问题：怎么才能确定从遥远的外国寄来论文的科学家值得信任？或他的研究成果不是编造出来的？由于皇家学会无法对通信人作面对面的询问，所以要求新的通信人得到学会知道并信任的人的担保。通过这样的办法，学会可凭个人推荐一环一环地扩大它的网络。比如，1673年，奥尔登堡在荷兰的一位关系人赖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写信向学会介绍了使用显微镜的先驱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信中附上了列文虎克关于他的观察的第一份书面报告。这封信和附上的报告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学会会员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个不知名的业余研究者的情况，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父亲康斯坦丁（Constantijn），请他去拜访列文虎克，对他的工作和性格作出评价。尽管英国又和荷兰共和国打起了仗，但老惠更斯还是去了，并很快回了信，说列文虎克是一位辛勤努力的研究者。然后，列文虎克就被邀请成为皇家学会的正式通信人，他后来一直把自己的研究发现送给《哲学学报》发表，直到他于1723年逝世。

同样，1682年，在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工作的荷兰医生威廉·坦恩·赖恩（Willem Ten Rhijne）写信给皇家学会，就痛风病的治疗提出了一些看法，还介绍了日本人对针灸的使用。学会成员想就此了解更多的情况，但首先需要确定坦恩·赖恩是可以信任的。赖恩早想到了这一点，在信中建议学会去找他的朋友约安内斯·格勒内费尔特（Joannes Groenevelt），他是位住在伦敦的荷兰医生。学会的两个会员于是去拜访了格勒内费尔特，一周后向学会报告说，坦恩·赖恩在东印度群岛居于很高的医官职位，曾是学会所熟悉的化学家弗朗西斯库斯·西尔维斯（Franciscus Sylvius）的得意门生。这下学会放心了，于是把坦恩·赖恩加进了联系人网络中，并开始在《哲学学报》上发表他的研究发现。

奥尔登堡继续出版《哲学学报》，直至他1677年去世，一共出版了136期月刊。他逝世两年后，胡克努力争取使他自己办的期刊被承认为皇家学会的官方刊物，致使《哲学学报》的出版一度中止。但胡克的期刊失败了，于是《哲学学报》在1683年复刊，之后再没有停过。（皇家学会于1753年正式接管了《哲学学报》。）《哲学学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学会会议上的讨论反而不如在《哲学学报》上的讨论重要。奥尔登堡不比牛顿、胡克和哈雷，他的名字今天鲜为人知。他本人不是科学家，但他创办了第一份现代科学刊物，创立了国际科学合作的平台，确定了至今仍在沿用的模式；因此，他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科学刊物是对咖啡馆那种海阔天空、随意交谈的气氛的提纯，把咖啡馆里的交谈格式化了，使其通过出版和邮寄越过国界，创立了科学家的一个虚拟群体。18世纪晚期，咖啡馆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家中喝茶喝咖啡而开始衰落。一些咖啡馆变成了私人俱乐部；其他的改为酒馆，或索性关门大吉。

不过近年来，咖啡馆那种生气勃勃、随意率性的精神又重新出现，悸动于互联网论坛的讨论中和社交媒体的平台上。这些场所像它们之前的咖啡馆一样，为辩论和探讨提供了自由开放的空间，但在有些政府看来，在遭受网上的批评或谩骂的人的眼中，也许自由开放得太过了。还有一点也和咖啡馆一样：互联网论坛最初是为学术界服务的。在瑞士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91年创建万维网的时候，目的是要改善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像咖啡馆一样，原来由科学家占据的社交空间证明它的吸引力广泛得多，由于社交媒体使得不同思想得以多次交汇混合，这个空间成了技术和商业创新的熔炉。

第七章
印刷的自由
社交媒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

没有思想自由，就谈不上有智慧；而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公共自由。

——本杰明·富兰克林以“默默行善”为笔名在1722年7月的《新英格兰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自1721年《伦敦日报》的话

两个本杰明的故事

1690年9月25日，北美殖民地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大事记》（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reign and Domestick）的创刊号面世。老板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是当地的印刷商，还开了一家咖啡馆。他原住伦敦，因出版了未经许可的材料惹祸上身，这才移民北美。他的报纸许诺向读者“介绍我们了解到的大事”，发行期“每月一次（如发生的事情太多还会增刊）”。这份报纸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保证若有报道不实之处，下一期一定改正，任何散播虚假谣言的人都将被点名斥责以纠正“我们中间盛行的撒谎之风”。创刊号报告了当地的各种新闻，包括一场火灾、天花疫情的爆发，还有英国殖民者和法国人在北方作战的最新战况，作战双方都有印第安部落的支持。哈里斯认为帮英方作战的印第安人不是值得信赖的盟友，痛斥他们是“卑鄙的野蛮人，而我们对他们过于信任”。他这个批评，加之他顺便提到关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同自己的儿媳有染的传言，触怒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理事会。四天后，理事会成员发表宣言以“表明并宣布他们对该小册子严重不满，禁止它的发行，命令将其停售并收回；以后严禁任何人未经许可出版刊物”。所有未售出的报纸全部被销毁，《大事记》自此销声匿迹。它的创刊号也成了收刊号。

当局不满于哈里斯未经许可就出版报纸，这其实不应令人惊奇。自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于1620年创建之后，对出版物的控制一直非常严格，开始时是为了确保宗教的一致性。1686年，詹姆斯二世（James Ⅱ）任命爱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为新英格兰总督时，给他的指示说：“因你治下的王国领土上的出版自由可能带来巨大不便，故你须发布一切必要命令，禁止拥有印刷机或未经你本人特许及事先许可而出版任何书籍、小册子或其他材料。”北美的其他殖民地也是同样的情况。1685年，宾夕法尼亚开印刷厂的威廉·布莱德福（William Bradford）生产的第一个产品是一本年鉴，但管事的贵格会教派并不喜欢。他们告诉他：“除理事会批准的以外，不得印刷任何东西。”弗吉尼亚更是干脆禁止印刷，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解禁。1671年，弗吉尼亚的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写道：“我感谢上帝，没有自由学校，没有印刷；我希望这状况能维持几百年，因为知识造成不服管教，导致异端邪说，给世界带来邪教教派。印刷则传播邪说以及对最好的政府的诽谤。上帝助我们远离它们。”结果，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法律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保存的。

然而，殖民地对印刷的控制无法防止信息从远方传来。信息仍然传播，不过是靠通信罢了。牧师们组织成非正式的信息分享网络，把沿海的城镇与内地的乡村联结起来。牧师都识文断字，受过良好的教育，与社会联系紧密，对自己所在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如，1675年到1676年间，里霍博斯（Rehoboth，普利茅斯湾殖民地的一部分）一位名叫诺亚·纽曼（Noah Newman）的牧师向其他牧师报告了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一次冲突的详细情况。他占有了解情况的地利，因为由梅塔科米特（Metacomet）带领的士兵就在里霍博斯集合，准备去和纳拉干西特人（Narranganset）及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作战。纽曼根据同当地居民及军官的交谈和与他们的通信，给普利茅斯的牧师小约翰·科顿（John Cotton Jr）写了数封内容详尽的信。信中包括交战的具体时间和情况、详细的伤亡名单和战斗结束后目击者的叙述：“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的妻子怀着身孕，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在穿过田野向军队驻扎的地方去的路上被敌人追上，敌人杀死了她，却放过了她的孩子。发现她尸体的时候，估计那孩子在死去的妈妈身旁已经站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科顿的通信网非常广泛，与很多通信人交流新闻，他把这些报告传抄给波士顿和朴次茅斯的联系人，他们又转给别人。科顿的一个通信人是他在波士顿的外甥科顿·马瑟（Cotton Mathe）。作为与内地传来的消息的交换，马瑟从他收到的信件、与商人的谈话和《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中收集欧洲的各种消息，然后送给普利茅斯的科顿。科顿则根据他每一个通信人的兴趣挑选具体的报道，再加上别的新闻后转给他网络中的联系人。比如，科顿1696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就转抄了从马瑟那里收到的来自伦敦的一则消息，说有人企图暗杀国王。信中还有当地新闻和家人的消息：一场暴风雨造成迪尔岛（Deer Island）上一些居民受伤；当地的一个水手被绳索绊倒甩出船外，险些淹死；一位邻居家生了个女儿。科顿报告的这些当地消息是他从三位访客、两封来信和他自己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交信息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报告并抄录有意思的新闻，选择要报告的消息并加上自己的评论，然后写信转告给别人。

随着更加有组织的邮政制度取代了早期殖民地非正式的邮递，各城镇的邮政局长成为这种新闻网络中重要的节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管理着信件的递送，而且也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来收集和总结各种消息。1702年被任命为波士顿邮政局长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给当地的商人和官员写新闻信札，其中载有从伦敦的报纸上搜集到的消息的总结。他身为邮政局长，寄信不用付邮费。1704年，坎贝尔把他手写的新闻信札变为一份印刷的周刊《波士顿新闻信》（Boston News-Letter）。它是北美殖民地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发行量很快就达到约250份。它的格式与《伦敦公报》几乎一模一样，头版是皇家公告和国际新闻，然后是其他殖民地的新闻，最后是当地新闻。坎贝尔靠和水手、旅行者、当地官员，以及来邮局办事的顾客聊天来收集新闻，他的另一个消息来源是别的邮政局局长写的新闻信札。不过，《波士顿新闻信》的大部分报道是从伦敦各报纸那里抄来的。

坎贝尔坦承他的大部分新闻都是二手的。他的目的只是要增加可靠新闻的流通，虽然“少数绅士和商人可能了解全部或部分新闻，但此地和邻近地方的大部分人民并不了解，他们听说的经常是虚假不实的消息”。坎贝尔决心提供充分的国际新闻，甚至把一期登不下的报道留到下一期登载。结果造成积压的报道越来越多，最终《波士顿新闻信》的国外消息报道几乎滞后一年之久。坎贝尔认为，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系列不间断的历史性报道，而不是最新的消息。他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报道当地的政治新闻不感兴趣。为了不致陷入麻烦，他把《波士顿新闻信》的每一期内容都事先呈报给总督办公室批准。

《波士顿新闻信》对城里的订户送报上门，对远处的订户则通过邮寄。订户又把里面的内容，有时甚至是整份报纸，通过他们的通信网络传给别人。波士顿一位名叫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的牧师定期通过他的通信网给散布在新英格兰各处的牧师送去新闻摘要，现在他开始把《波士顿新闻信》夹在信中寄出。有时他会在一封信中夹寄三四份同一期的《波士顿新闻信》，以便收信人自己留下一份后，把其余的再寄给别人。《波士顿新闻信》的出版意味着休厄尔在自己写的信中可以集中报告当地新闻和家庭消息，并作出评论和分析，因为重大新闻已经在报纸上登了。他和其他的牧师都曾写到新闻报道对他们的教堂和社区以及他们本人的影响。约翰·坎贝尔甚至准许订户选择用整张纸而非惯常的半张纸印刷的《波士顿新闻信》，以便订户在那空白的半张纸上写下自己的评论。在地方报纸刚刚出现、流通量尚小的那个时期，报纸和信件都是人们用来交流的工具；它们彼此依靠，互为补充，对来自信件、交谈和其他印刷品的消息兼容并蓄。人们就靠因此而产生的印刷和手写新闻的流通来彼此联系通气。

1719年，波士顿出现了《波士顿新闻信》的一个竞争对手——《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别的地方也出现了效仿者，包括费城的《美国信使周报》（American Weekly Mercury）和《纽约公报》（New-York Gazette）。这些报纸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愿意冒犯当局，文风平淡乏味，对当地的政治新闻避而不报。1702年到1715年间任马萨诸塞总督的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非常不得人心，但从波士顿的报纸上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北美的报刊慢慢地开始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有对抗性。1700年到1706年间，塞缪尔·休厄尔、科顿·马瑟和其他人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就基督教与奴隶制是否相合的问题进行争论。1707年，作为马瑟家族和达德利总督长期权力斗争的一部分，马瑟家族在伦敦出版了两本小册子，讲述达德利对殖民地如何治理不善，指控他违法同法国人做生意。这两本小册子流传到了新英格兰，其中一本——《记述新英格兰的可悲现状》（A Memorial of the Present Deplorable State of New England）——在波士顿得到翻印。但达德利自己写了一本小册子予以反击，题目是“对一份新出小册子的根据和动机之质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Grounds and Occasions of a Late Pamphlet）。在小册子中，达德利一反常态，沉着自信、文笔雄辩地对马瑟家族的指控一一反驳，击败了马瑟家族想要使他被召回伦敦的努力。

1720年，波士顿的两位政治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小册子之战，他们是小伊莱沙·库克（Elisha Cooke Jr.）和约瑟夫·达德利的儿子保罗·达德利（Paul Dudley），争吵的问题是受国王任命的总督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侵犯殖民者的权利。库克和继约瑟夫·达德利之后担任总督的塞缪尔·舒特（Samuel Shute）闹翻了，他首先发难，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总督对马萨诸塞州议会决定的否决权。保罗·达德利受丹尼尔·笛福的讽刺作品的启发，在回击库克的小册子里虚构了一个叫“因撒尼亚”（Insania）的小岛，岛上一位高尚的总督受到了想造成混乱、煽动不满的愚蠢的“乡巴佬”的攻击。库克接着写了一本小册子还击，小册子的形式是“乡村绅士”和“波士顿绅士”之间的一场对话，争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服从国王还是热爱国家的问题。库克和达德利双方都有其他的小册子作者助威。这场争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舒特总督甚至于1723年回到英国去要求上司对他的权力范围予以澄清。这场小册子的交锋——库克在一本小册子里说，“全国传遍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是殖民地反对伦敦手伸得太长的初期表现。

1721年，波士顿爆发了天花疫情，这又引发了一场舆论大战；人们就接种疫苗这一当时仍具有争议的新治疗方法争论不休。科顿·马瑟从他的奴隶那里得知了这一做法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倡接种疫苗，文章以手稿的形式在当地的医生中间流传。（那时接种疫苗的方法是在病人臂膀上弄一个小伤口，故意使它感染天花病菌，以增强病人对天花的免疫力。）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开始给病人接种疫苗，此举得到了马瑟和几个清教徒牧师的支持。在对接种的益处持怀疑态度的医生看来，这是对他们专业领域的干涉。《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公报》上开始出现支持和反对接种的来信，此外还有用多个笔名发表的一系列小册子表示支持或反对。1721年8月，站在反接种派前列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医生甚至在波士顿新创办了一家报纸——《新英格兰新闻报》（New-England Courant）——来宣传他这一方的论点，批评反对他们观点的清教徒。

这家新报纸与《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公报》有所不同，出版前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它不是乏味的时事报，而是走伦敦《旁观者》杂志的路子，像《旁观者》一样更重争论，更具有倾向性。报纸的总编是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助手是他的弟弟兼学徒本杰明（Benjamin）。《新英格兰新闻报》发表了一连串反接种的宣传文章。早期北美的报纸罕有正式的社论，而是通过刊登读者写给编辑的信来发表意见，虽然在有些情况中，读者来信是编辑自己用笔名写的。这样，地方报纸成了读者和编辑发表意见的论坛。如詹姆斯·富兰克林在《新英格兰新闻报》中所说：“兹邀请每一位有余暇、有意愿、有能力的人自由、理智、温和地发表意见。敝报将无任欢迎各位的大作。”当然，报纸刊登哪些文章实际上完全由他来决定。即使在那个时候，使用笔名发表文章有时也让人发现真相后大吃一惊。本杰明·富兰克林初次涉足报纸写作是冒充一位名叫默默行善的寡妇一连串写了14封信，寄给《新英格兰新闻报》。他的哥哥不疑有他，高高兴兴地在报纸上全发表了。当16岁的本杰明承认是他写了那些信的时候，詹姆斯大怒。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本杰明的聪明和写作能力，还表明当时的报纸对任何人的投稿都开放接受，只要投稿中表达了有意思的观点。这样的报纸内容基本上全是翻印的信件、演讲和小册子，因此而提供了一个人们分享并讨论观点的平台。简言之，早期的报纸就是一种形式的社交媒体。

1721年全年，关于接种疫苗的争论在波士顿的报纸和小册子上进行得如火如荼。双方提出宗教、法律和医学的论据，出示病人的证词，还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一次，马瑟痛斥《新英格兰新闻报》是“臭名昭著、造谣中伤的报纸……充斥着胡说、粗野、叫骂、亵渎、失德、傲慢、诬陷、谎言、矛盾等等，都是为了挑起争吵，分裂人心，为了污染腐蚀新英格兰人民的心灵和举止”。我们现在知道，马瑟和支持接种疫苗的人是对的，持反对意见的医生们错了。1721年波士顿的10500居民中，约6000人得了天花，死了900人，死亡率为15%。相比之下，在做了接种疫苗的286人中，死亡率只有2%。

当局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詹姆斯·富兰克林因第二年发表了下面这段看似无害的文字而惹了麻烦：“我们从波士顿听说，马萨诸塞政府正在装备一条船，由彼得·帕皮永（Peter Papillon）船长指挥去追击海盗，据说如果风向和天气条件允许的话，他将于本月起航。”这条讽刺性报道的含意是，当局并不真正决心打击新英格兰沿岸的海盗。结果詹姆斯被监禁了三个星期，直到他道歉为止。在此期间，本杰明代替哥哥主持《新英格兰新闻报》。

再下一年，詹姆斯又触犯了当局，这次是因为发表了一封侮辱教士的信。当局告诉他，他若想继续出版报纸，就必须和波士顿的其他报纸一样，事先把每期的内容都呈请批准。但詹姆斯在这项决定中发现了一个漏洞：决定没有说别人不能未经批准出版报纸，于是他把出版人的名字改为本杰明，自己躲了起来。后来，本杰明回忆说：“在我哥哥藏匿期间，我管着报纸，大胆地刺了当官的几下。”这个闹剧一直延续到1723年末，富兰克林兄弟各奔前程的时候。两年后，《新英格兰新闻报》关门结业。它关于接种疫苗的立场是错误的，但它率先利用报纸进行论战和宣传，并开创了更引人入胜、更有文学气息的文风。最重要的是，它为别的报纸，如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每周公报》（New-England Weely Gazett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做出了表率，激励它们也拒绝在出版前向当局申请批准，并敢于批评殖民地当局。到1730年，一切执行出版许可制度的企图都无疾而终，给予殖民地总督的授权对此也不再提及。

然而，如果印刷商、小册子作者和作家出版的作品触犯了当局，还是会遭到起诉，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就是例子。他是印刷商，1733年有人出钱让他开办一份新报纸——《纽约周报》（New-York Weekly Journal）——来揭露纽约的新总督威廉·考斯比（William Cosby）的滥权行为。考斯比的劣迹包括选举造假，给和他要好的朋友发放丰厚的退休金，要求在他尚未自欧洲抵达的那段时间内代理事务的官员把薪俸给他一半。抵制他的首席法官被他解职。考斯比认为，只要手中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过去任梅诺卡（Minorca）岛的总督时，曾非法扣留了一艘葡萄牙船只，企图把船上的货物据为己有。曾格的报纸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日益激烈的读者来信，批评考斯比的所作所为，指控他威胁人民的“自由和财产”，滥用职权。考斯比找不到这些攻击他的来信的作者，就下令逮捕了曾格。曾格拒绝说出写信者的名字，结果被关了八个月，然后因煽动诽谤罪送交审判。

曾格的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是那一代人中最好的律师，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可能就是富兰克林请他为曾格辩护的。汉密尔顿的辩护策略出人意表。根据英国的法律，真实性不能用来为诽谤罪辩护，所以读者来信中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属实完全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曾格到底有没有印刷那些信件。汉密尔顿一开始就承认曾格确实印了，似乎是认罪了，但他接下来说，是法律本身不合理，并请陪审团的成员自己评判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准确，宣称：“除非那些指控是诽谤，是虚假不实、造谣污蔑、煽风点火，否则我们就是无罪的。”陪审团认同汉密尔顿的辩词，宣布曾格无罪；这使所有人惊异不已，气得考斯比七窍生烟，轰动了北美的各个殖民地。此案表明，陪审团不愿意因煽动诽谤给人定罪，这就去除了殖民地总督控制出版的最后一招。作者和出版商终于可以自由出版他们想出版的东西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此中助了一臂之力，先是《新英格兰新闻报》率先不经许可即行印刷，然后是（也许）请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他后来为新闻在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传播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1737年，他得到了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的机会。前任是费城另一家和他竞争的报纸的编辑，那个编辑担任邮政局局长时管理不善，还不准邮递员递送富兰克林的报纸。“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富兰克林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发现它有很大的好处，虽然薪水不多，但它便利通邮，这会使我的报纸办得更好。”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成果斐然，使他在1753年被晋升为北美邮政总局副局长。他在这个职位上重新安排了邮递路线，精简了工作程序，因此而提高了邮政服务的可靠性和频繁度。从纽约到费城的邮递次数从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三次，邮局还首次实现了盈利。同样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允许报纸通过邮递在各殖民地内部和彼此之间自由流通，正式确定了各城镇的报纸转印重要的报道和信件的做法。富兰克林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公报》的出版商和印刷商，鼓励各种方式的新闻流通自然符合他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信件、小册子和报纸的流通也促进了北美殖民地新兴的信息生态系统的活力、生机和整体性。到18世纪60年代，邮政服务已发展为一个强大、开放的社会平台，用以探讨观点、宣传思想、交换意见。当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开始解体、邮政这个媒体系统本身受到课税的威胁时，它的力量和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

“印刷术应得到鼓励”

1765年5月，消息传到北美殖民地，说伦敦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对英国在美洲之殖民地和种植园课以印花税及其他税赋，以敷为其提供护卫保安之费用”。英国和法国刚刚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范围遍及全世界，在欧洲、美洲、菲律宾，以及非洲和印度的某些地方都开辟了战场。那场战争在欧洲被称为“七年战争”；在美洲叫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因为作战双方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各自又有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支持；回想起来，可以说那是第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为了筹资打仗，英国政府债台高筑。政府觉得，既然打仗部分是为了保护美洲的殖民者，要他们为保家卫国出点钱也是理所当然。政府打算通过征收印花税每年筹集约10万英镑，比在北美维持一个兵营所需费用的一半稍少一点。1765年11月起，政府任命的代理人将出售有特别印花的纸张。如果法律文件不是载于这样的纸张之上，法院将视之为没有约束性，以此来鼓励人们遵守印花税法。用没有印花的纸张印刷报纸或小册子则以犯法论处。在伦敦的政府看来，印花税的好处是管理执行起来相对简单。

殖民地人民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印花税法案的全文马上在费城、波士顿、安纳波利斯、新伦敦、纽约和新泽西翻印出来。要想燃起律师、商人和印刷商这些社会上最有影响力、最直言不讳的人的怒火，这个法案倒是最适合不过。遗嘱、财产契约、合同、保险单，以及其他法律文件都要交付数目不等的印花税；学位证书要付2英镑的税，酒商执照要付4英镑，律师行业证书需要10英镑。印刷商印报纸每一张纸需付1便士的税，刊载广告每则2先令，相当于广告收入约50% 的份额。印刷小册子也有类似的税赋，小册子的页数越多，税就越高。纸牌每盒付税1先令，骰子每个10先令。这些税赋要用硬通货缴纳，不能用殖民地的纸币。

这一切带来的不便和高额费用自不待言，还直接打击了殖民地人民交流信息的能力。最恶劣的是，政府迫使殖民地人民缴纳税赋，但决定征税的议会里没有他们的代表。过去政府曾企图对从加勒比海的法属岛屿进口的糖浆征收关税，以此来对殖民地课税，却没有人理会，但1764年通过了蔗糖法案后，政府开始在此项法案下执行对糖浆关税的征收。此举不得人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间接提高了朗姆酒的价格，结果在波士顿引起了抗议。然而，印花税法案要严重得多。它对许多日常用品和活动直接征收高额税赋，激起了所有北美殖民地的反对。在波士顿的一次反对印花税的示威中，人们焚烧了象征负责征收印花税的官员的纸人，吓得那位官员辞职不干了。关于抗议的报道通过报纸传到了其他殖民地，引发了类似的行动。

反对印花税的人拿起笔来撰写小册子和给报纸的读者来信。波士顿的一位医生兼诗人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自由和财产得到维护，印花税官烈火焚身”。他在小册子里宣布：“我认为我们殖民地的自由人坚持并捍卫自己的绝对权利（正如一个人受到侮辱起而自卫）不应算作叛乱。”北卡罗来纳的一位律师莫里斯·摩尔（Maurice Moore）发表的小册子导致税务官辞职，当地因此放弃了执行印花税法案的努力。安纳波利斯的一位律师丹尼尔·杜拉尼（Daniel Dulany）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在英国殖民地征税是否合适的几点考虑”的小册子，里面提出了没有代表权就没有义务缴税的论点，得到广泛称赞。杜拉尼认为，出台印花税法案是英国政府的错误，但他反对有些殖民地开始公开倡导的独立。这本小册子引发了杜拉尼和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通过公开信的争论。卡罗尔是马里兰一位有钱的种植园主，赞成独立，坚持各殖民地有自己决定税赋的权利。这些公开信以他俩各自的笔名“安蒂隆”和“第一公民”刊登在《马里兰公报》（Maryland Gazette）上，越往后，信的调子越激烈。最后卡罗尔占了上风，他表明了真实身份后，成了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报纸和小册子有效地挑动了对印花税法案的反对，于是有人呼吁起诉攻击法案的人——突然变得十分激进的《波士顿公报》的出版商就是其中之一——指控他们犯了煽动诽谤罪。波士顿的一位律师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发表在《波士顿公报》上的一系列来信中指出，这种对信息自由流动的干涉只是又一个例子，证明了印花税法是如何侵犯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的：

印刷术应得到鼓励，任何人都应能够在没有阻碍、不必付高额费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向大众发表思想。你们，印刷商先生们，无论世界上的暴君如何贬低你们的报纸，你们都为你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你们使善于思索的人得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想法……权力总是张开巨口，伸出魔爪，企图消灭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因此，不要被任何威胁吓倒，继续自由自在地刊登法律允许的任何东西吧……印花税法清楚地表明，正酝酿着一场阴谋，企图对新闻、学院，甚至是历书和报纸多方限制，课以重税，以此大大剥夺我们的求知手段。

殖民地居民中间兴起了空前的合作意识和集体抵制的意识，其最高表现就是1765年10月在纽约召开的反印花税大会。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聚集一堂，要求废止这项法案，并坚持只有殖民地大会才有征税权。会议的最后宣言由宾夕法尼亚的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起草；他是律师，写过两本反对印花税的小册子。其中的一本——《关于英国在美洲大陆殖民地的最新规定之我见：一位费城的绅士写给他伦敦朋友的信》（The Late 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British Colonies on the Contidelphia to his Friend in London）——说理的对象是英国读者，它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甚至在伦敦得到翻印。另一本由《纽约公报》和别的报纸转载，敦促宾夕法尼亚人拒不执行印花税法，说这是对他们是否有决心反抗暴政的考验。“你们现在的行为将决定你们以及你们子孙后代的命运——将决定从今以后宾夕法尼亚人将是自由之身还是将永为奴隶。”他写道，“如果你们服从此项法律，使用印花纸，那么你们就把锁链永远套上了，应该说用铆钉铆在了你们不幸的国家的头上。”

争论并不完全是一边倒的。亲英分子也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宾夕法尼亚的一位从政者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使用“亚美利加努斯”（Americanus）的笔名发表文章，说殖民地居民为自己的防卫出点钱理所当然，和英国政府作对很不明智。他写道：“尽管我这样做也许不得人心，但我仍要通过贵报这一公允的渠道来指出此类行为的无礼和愚蠢。”他的信发表在《纽约公报》和《宾夕法尼亚日报》上。但印刷得最多的是谴责印花税法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刷商自己强烈反对印花税。

法案生效几周前，《马里兰公报》头版刊出了一幅骷髅和交叉的腿骨的图像，把报纸的名字改为“濒临死亡的马里兰公报”。到法案生效的1765年11月1日，很多报纸停了刊，但当看到该法律遭到广泛反对、不可能得到执行的时候，又陆续复刊。11月7日，《宾夕法尼亚公报》印在没有印花的纸张上复刊，刊头写着“找不到印花的纸张”。最后，英国政府放弃了对这项法律的执行，在1766年3月废止了它。此一消息在美洲殖民地引起狂欢，触发了又一股小册子、布道词和庆祝诗的洪流。可是，英国议会废止印花税法的当天，又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坚持它有权制订对殖民地有约束力的法律。这导致了1767年至1768年间的唐森德税法，规定对美洲从英国进口的货品征税，加紧了海关关税的执行，并任命了新的税务官和检查官。这些措施分别包括在1767年和1768年两年间通过的五项法案中，比起印花税法来，影响面较为分散，因此起初没有造成同样强烈的反对。

约翰·迪金森看到这种情况，在1767年底再次拿起笔来，以一个农夫的口气一连写了12封信，首先发表于《宾夕法尼亚记事报》（Pennsylvania Chronicle）。这些信引起了热烈反响，在各殖民地的几乎所有报纸上都得到转载，后来汇编为一本题为“宾夕法尼亚一个农夫给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的小册子，先在费城出版，接着在波士顿、纽约和威廉斯堡翻印。迪金森告诫读者，要警惕新颁布的法律带来的危险，呼吁他们“警觉起来，看到迫在眉睫的祸患”。政府要求，殖民地需要的某些货品（包括玻璃、纸张和茶）必须从英国进口，禁止在美洲生产，这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他写道：“如果大不列颠可以命令我们去找她要的生活必需品，并在货物启运或到达时随意命令我们缴税，我们就成了悲惨的奴隶。”在后来的信中，他还解释说，唐森德法案的其他规定，如直接由伦敦支付官员的薪金，削弱了殖民地当地理事会的权威。

迪金森的这些信以明白易懂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虽然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武力反抗。他的作品帮助动员起了对唐森德税法的反对，促使北美的所有殖民地一致商定，不从英国进口货品。报刊成了执行抵制英货的工具，那些不支持抵制英货的商人被报纸和张贴在公共场所的海报点名批评。对英货的抵制，加之1770年英国士兵在波士顿杀死五名示威者引起的轩然大波，迫使政府废止了唐森德税法，只留下对茶叶征收的关税作为象征，表示政府坚持它有权对殖民地课税。但避税非常容易，只要买从荷兰走私来的茶叶就行了。

接下来是一段表面下隐藏着紧张的平静，这平静因1773年通过了茶叶税法被打破。茶叶税法企图隐秘地对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征税。它给予东印度公司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在茶叶价格里包括每磅3便士的进口税，由东印度公司直接付给政府。殖民地的人不久即看穿了真相。他们张贴海报，组织公众大会，通过了谴责茶叶税法的决议，并在报纸上刊登，引得别的城镇也起来行动。正如反对唐森德税法时一样，这场协调一致的运动迫使各殖民地被指定的茶叶专销商纷纷打了退堂鼓，东印度公司的货船运来茶叶却卸不了货。但是，波士顿的总督不肯拒绝运茶船入港，茶叶专销商——其中两个是总督的儿子——也坚持做生意。结果，当时波士顿最激进的报纸《波士顿公报》的老板本杰明·伊兹（Benjamin Edes）在家里筹划组建了波士顿茶党。12月16日晚，一群人——其中有些半路去《波士顿公报》的办公室化装成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爬上三艘运茶船，把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扔进了海里。

各种歌曲、诗作、木刻画和小册子都对波士顿茶党大加歌颂。英国政府的回应是通过所谓的“强制法令”；那是一系列惩罚性的法律，意在宣示政府的权威，结果却进一步燃起了殖民地居民的怒火。他们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来协调行动。武装冲突似乎已势不可免。“诺万格鲁斯”（Novanglus，代表愤怒的殖民地人民的约翰·亚当斯）和“马萨诸塞滕西斯”［Massachusettensi，捍卫英国政府立场的丹尼尔·伦纳德（Daniel Leonard）］在报纸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调子越来越针锋相对。在1775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里，亚当斯发表了12封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英国政府以及它在美洲殖民地的贵族支持者正在阴谋策划，要剥夺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亚当斯对西塞罗极为崇拜，他的信也是受了这位古罗马政治家在公元前63年谴责喀提林阴谋的演讲的启发，那篇演讲是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亚当斯坚称，殖民地人民只想保护自己的权利，维持自己的自治。“本省的爱国者没有新的要求，他们只想保持已有的特权。”他这样写道，“150年来，一直允许他们自己课税，按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不过，亚当斯用“诺万格鲁斯”的笔名写的最后一封信没有来得及发表，因为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了战事。亚当斯后来说，这“使战争的武器从笔变成了剑”。然而，即使在革命战争爆发后，笔仍在起着作用。

托马斯·潘恩如何疯传

由美洲殖民地媒体系统所发表的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出现在1776年1月，作者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一年多以前从英国移民过来，37岁的他做过制造女用紧身胸衣的生意，也当过教师和税务官。后来他失了业，又和妻子分了手，不得不变卖所有家产还债以躲避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伦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建议他移民美洲。潘恩于1774年11月底到达费城，很快找到了工作，在《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做编辑。在这里，他发挥出过去无缘表现的煽动人心的才能，用笔尽情发表他强烈的启蒙运动观点。潘恩有好几个笔名，包括“休马纳斯”（Humanus）、“亚特兰蒂卡斯”（Atlanticus）和“沃克斯·波普利”（Vox Populi）。用这许多笔名起初是为了掩饰为这本小杂志撰文的作者人数太少的事实，后来则是为了表达日益激烈的立场。当杂志老板认为他的文章过于极端、不适合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潘恩就投稿给《宾夕法尼亚日报》。他对奴隶制尖锐之极的批判就是1775年3月在《宾夕法尼亚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导致了次月美洲第一个反奴隶制社团的成立。

到1775年秋，潘恩和老板闹翻了；他开始撰写一篇长文，计划作为一系列的来信在报纸上发表，内容是美洲殖民地及其与英国的关系。他本意是要叙述这方面的历史，写着写着却成了直接鼓吹殖民地独立的详细论述。潘恩决定把这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取的题目是“简单的事实”，但一位朋友劝他把标题改为“常识”。由于小册子的题材极具爆炸性，费城只有一个名叫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的印刷商愿意印刷，而且提出了异常苛刻的条件。如果小册子卖得不好，由潘恩担负一切财务损失，但若是卖得好，一半的利润要分给贝尔。贝尔给小册子定价2先令，比同等篇幅的小册子贵出很多。尽管如此，1776年1月10日印刷出来的第一批1000份小册子几天之内即告售罄。潘恩同贝尔吵了架，把小册子拿去给另一位印刷商印，但贝尔不管那些，仍然继续印刷出版潘恩的小册子；潘恩要求那另一位出版商印刷6000份，每份定价为更加合理的1先令，还要求把出售小册子的收入全部捐给乔治·华盛顿领导的北美大陆军。这一姿态，再加上小册子已经激起的强烈兴趣、合理的售价，以及两个互相竞争的印刷商在报纸上做的彼此攻讦的广告，进一步加大了对这本小册子的需求。

潘恩涉足殖民地同英国的斗争不久，又深深地浸淫于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之中，对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坚定地认为，殖民地应当切断与英国国王和政府的联系，放弃欧洲传统的君主世袭制和阶级社会，走自己的路。由于他的自身经历，他拒不接受“不列颠的宪法和君主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形式”这种传统的爱国观点；他争论道，企图和不列颠达成和解只会带来“北美大陆的毁灭”。他说，殖民地宣布独立，设立以州大会和全国大会为基础的新政府形式要比和不列颠和解好得多。这些思想早已有之，但潘恩对它们的表达比过去任何人都更加清晰有力。通常，小册子对所批评的对象并不指名道姓，但潘恩的笔触远比一般的小册子更加直截了当、愤怒煽情。他说英国“现在是公开的敌人”。他把乔治三世称为“大不列颠皇家畜生”和“冷酷、乖戾的英国法老”。他在写作中不用读者可能不熟悉的古典著作中的典故或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像路德那样，努力采用简明易懂的语言，以期影响尽可能多的读者。潘恩提出，殖民地人民面临的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他说，他们有机会与过去决裂，“开始全新的世界”。他把倡导独立的论点抽精取髓，以能感染广大民众的方式表达出来：殖民地人民站在善与未来的一边，与他们对峙的英国人则站在恶与过去的一边。

《常识》出版之际，正值为协调13个殖民地行动而成立的第二次大陆会议逐渐倾向于独立之时。但代表们无法肯定他们是否有权做出独立的决定，也不确知人民对此想法的支持程度。即使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战事爆发后，许多代表仍赞成与不列颠和解，条件是不列颠同意保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独立被视为激进和危险的政策。就连华盛顿本人在1775年5月时都说，如果他赞成独立，“说我怎么邪恶都可以”。与此同时，马萨诸塞的代表约翰·亚当斯和其他支持独立的人担心，潘恩对不列颠国王的公开攻击会使他们失去民心。简言之，潘恩的小册子被认为太极端、太危险，早期的读者虽然同意他所说有理，有时却拿不准是否该对他表示支持。

托马斯·潘恩最初匿名发表的小册子《常识》的封面。（藏于国会图书馆）

《常识》出版10天内，就传到了纽约、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从在费城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开始，这本小册子传遍了从政的阶层；人们彼此传阅，并邮寄给朋友推荐他们阅读。马萨诸塞的另一位代表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约翰·亚当斯的表亲）随信寄了一本给他在波士顿的妻子，并写信给朋友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建议他去向他妻子借阅：“我给亚当斯太太寄去了一本几天前刚出版的小册子。这里有些人读了以后有点不安。我建议你读一读，希望你去向她借。”其实，沃伦已经从费城的别人那里收到了好几册，并马上和家人、邻居和朋友分享了。一位朋友写信说，“非常感谢借这本小册子”给他，并说应把里面的论点“在所有报纸上转载”。新罕布什尔的代表乔赛亚·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寄了一份给家乡的朋友，解释说，“各阶层的人都争相购买并阅读”这本小册子，“请借给别人传阅”。弗吉尼亚的一位代表寄了一份给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注明：“现寄给你价值2先令的常识。”有些代表想先看看别人对小册子的反应，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意见。但其他代表坦承自己一下子就被潘恩的论点说服了。潘恩的小册子揭示了民众中对独立的潜在支持，也为独立事业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1776年1月底，查尔斯·李（Charles Lee）将军写信给华盛顿说：“你看过《常识》这本小册子吗？我从未见过写得如此令人不忍释手的文章。我敢说，这本小册子，再加上政府无以复加的愚蠢和邪恶，将是对大不列颠的最后一击。简而言之，我自己被里面的论点说服了，相信我们必须和不列颠决裂。”华盛顿写信给朋友说：“小册子《常识》中立论坚实的原则和无懈可击的说理将使（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成员们毫不犹豫地就应否分立作出决定。”4月，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从我收到的来自弗吉尼亚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常识》大大改变了许多人的想法。”

在费城，潘恩通过允许更多的印刷商出版《常识》，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发行量。潘恩高兴地看到，各地的书商和印刷商都抢着翻印《常识》，好利用它的畅销大赚一笔。很快，纽约市、马萨诸塞的塞勒姆、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宾夕法尼亚的兰卡斯特、纽约的奥尔巴尼、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和康涅狄格的诺威奇等地都出现了《常识》的翻印版。塞勒姆翻印的《常识》“成捆地”卖出。人们在家中，在店里，在酒馆和咖啡馆里大声朗读《常识》。文中多处使用斜体字和逗号，帮助标明哪里要加重语气，哪里要停下来换气。康涅狄格的一个教堂甚至把它作为星期天的布道词来宣读。到1776年3月底，《常识》已售出10万册，最终的销售量为25万册左右，使潘恩成为世界上的畅销作家。各殖民地的报纸也刊登了《常识》的节选。新英格兰的《诺威奇邮报》（Norwich Packet）从2月到4月连续9期登载《常识》的节选。《康涅狄格新闻报》（Connecticut Courant）分三期把它全文刊出，只除了第一节。两家弗吉尼亚的报纸也登载了节选。

《常识》的成功改变了人们对独立的态度。过去，许多人对独立连谈都不愿意谈，更遑论支持了。一位波士顿读者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写信给朋友说：“一年前，公开谈论独立必定会受到惩罚……现在除了它没有别的话题，我想不出大不列颠怎么能阻止独立。”1776年4月29日《波士顿公报》刊载的一封信说：“如果预言之神统辖着出版物的诞生的话，那么《常识》的问世就是该神降临的最佳时间。人们现在都在全神思索对人民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宾夕法尼亚晚报》（Pennsylvania Evening）刊登了一位读者从马里兰写来的信，信中说《常识》的作者（至此仍是匿名）“说服了这里的许多人。他的文体简单明快；他陈述的事实所言不虚；他的说理公正服人”。《新伦敦公报》（New London Gazette）刊登的给《常识》作者的公开信同样充满了溢美之词：“您表达的感情是几百万人的心声。您的作品尽可比作荡涤一切的洪流。我们过去目不能辨，但读了您的作品，我们茅塞顿开，如同去除了眼中的白翳。”4月，《康涅狄格新闻报》报道说“祝《常识》的独立原则在整个联合殖民地得到确立”这句话已成为“亲朋好友聚会时”常用的祝酒词。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潘恩的意见。一本由“坎迪达斯”（Candidus）写的小册子《简单的真理》（Plain Truth）唱起了对台戏，里面引用了许多政治哲学家的话来反击潘恩的论点。作为它的受众的亲英贵族也许觉得作者学识渊博，但如同反驳路德的著作的拉丁文文章一样，它没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对它倒是确实出现了一篇回应，题为“关于题为简单的真理的小册子的几句话”，里面虽然对它的论点表示同情，但指出它写得太差，只会适得其反，使独立的事业更加壮大。《简单的真理》一败涂地，潘恩自己说它“像一茎无人注意的野草枯萎下去，就连支持它的人都对它不满意”。纽约一个亲英教会的教士写的《揭穿骗子的真面目》（The Deceiver Unmasked）同样不成功。当纽约的报纸刊登了它的出版广告的时候，支持独立的人群涌到印刷厂，毁掉了里面印好的所有小册子。

《常识》激起了支持它的一方和诋毁它的一方在报纸上的激辩。《宾夕法尼亚邮报》（Pennsylvania Packet）登载的一封来信提到了“报纸上进行的现称为独立争议的辩论的方式”。对《常识》最有效的反驳来自一位亲英的教士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他用“加图”的笔名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陆续发表了8封信。史密斯承认，他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考虑独立的可能，但他认为同英国人和解妥协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系列中的第四封信对潘恩呼吁独立作出了最详尽、最深刻的反驳，潘恩的朋友们，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都劝他必须予以回击。于是潘恩写了4封信，发表在宾夕法尼亚的报纸上，签名是“林中人”。双方的系列来信在其他报纸上也广为转载，并引发了别人的回应。（有些人甚至抱怨说，费城的报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面的内容。）潘恩嘲笑加图的文章“在文体、修辞和实质内容方面都枯燥无味”，然后对其论点的无理之处作出批驳。他们在报纸上的辩论难分轩轾，但当公共感情清楚地转向赞成独立的时候，史密斯就认识到他输了这场论战。

就在1775年7月，殖民地还向伦敦送去了请愿书寻求和解，那时似乎还无法想象的事情一年后却已不可避免。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的独立战争期间，潘恩写了一系列题为“美国危机”的小册子鼓舞士气，反对和英国人达成任何妥协。第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76年12月，那是华盛顿的大陆军连吃败仗的黑暗日子。小册子有这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话：“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岁寒不经霜的士兵和只能见阳光不能见阴霾的爱国者们在这个危机中将会动摇退缩，而不敢再为国效劳了，但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们现在理应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激。暴政就像地狱一样不易被战胜，然而我们慰藉自己：斗争愈是艰难，胜利就愈加荣光。”华盛顿命令军官们把潘恩新写的小册子读给他们的士兵听，激励士气；两天后，他率领部队渡过特拉华河，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打了胜仗。随着战争的起伏转折，潘恩在“美国危机”的题目下不断写出新的小册子，直到英国在1783年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

但潘恩的杰作非《常识》莫属。它是美国革命期间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小册子，这一点无可置疑。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叫戴维·拉姆齐（David Ramsay）的医生发表了对美国革命最早的一部叙述，里面写道，《常识》“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读过它，由于上苍的安排，这本小册子，连同大不列颠的残暴政策，促成了人民对独立的空前一致的支持”。像16世纪路德的小册子和21世纪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一样，《常识》成了表达舆论、实现舆论同步的手段。它的论点以及那些论点激起的讨论帮助殖民地人民和他们的政治领袖认识到了对独立的广泛支持。

多年后，约翰·亚当斯在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不满地说：“历史会把美国革命全归功于托马斯·潘恩。”话虽有些夸张，但也基本属实。美国革命肯定得到了北美特别自由开放的社会–媒体生态系统的帮助。信件、小册子和报纸的流通以及这种流通造成的思想交流使得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共同的事业。马萨诸塞州的一位法官威廉·库欣（William Cushing）在1789年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问道：“没有印刷自由，我们当时能坚持我们的自由，反对英国政府吗？革命能发生吗？肯定是不能的。”拉姆齐在1789年出版的《美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宣称：“在实现美国的独立中，笔与印刷机和剑同样功不可没。”

第八章
人民的哨兵
暴政、乐观和社交媒体

如此疯狂的煽动是哪里来的？它来自一群小职员和律师，来自无名的作者和吃不饱饭的抄写员，他们在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到处煽风点火。这些地方是锻造大众今天使用的武器的熔炉。

——P.J.B.热尔比耶，1789年6月

解读法国媒体

1630年，法国医生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在巴黎开设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办事处——“会晤问讯处”，它起的是信息交流中心的作用。比如，找工作的人可以到这里来登记注册，雇主则在登记册上寻找合适的雇工。在会晤问讯处登记要付费，数额不大，特别贫穷的人免费。这个问讯处有皇家特许垄断权，到1639年，一纸法令规定，所有来到巴黎的工人到达一天内必须到问讯处登记。勒诺多慢慢给问讯处增加了其他职能：谁若有东西要卖，也可以告诉问讯处，它兼作当铺，在穷人需要钱的时候帮助筹钱。勒诺多和他的医生朋友还提供免费看病。1633年，勒诺多开始出版一份广告性的刊物，叫作“问讯处报”（Feuilles du Bureau d’Adresse），里面的信息开列在各种标题之下：“巴黎求售房屋”、“家具出售”、“求购办公室”等。每一项都有一个序号，和问讯处登记册上登记的号一致，感兴趣的人很快即可了解做广告的人的详细情况。

另外，从1633年到1642年，问讯处还组办了一系列“问讯处会议”。这些会议是教育性的，每周一次，对所有人开放，会上讨论的主要是科学和哲学性质的各种问题，如炼金术、疾病的传播、地震、磁性现象、驱邪物、巫术等等。会议大受欢迎，结果不得不把与会人数限制在100人。勒诺多在巴黎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和那个时代许多其他有科学头脑的人一样，认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应当是观察和实验，而不是盲目崇古，不认为古人永远正确。他提倡行医要遵循科学，因此而在仍然笃信古老的放血疗法的法国医学界树敌众多。同样，勒诺多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坚持，与会者不要报出名字，发言要看是否有价值，不看发言人的名声或社会地位。他希望会议对所有人开放，无论其背景如何。他认为科学应当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取得进步的合作过程。那些会议的记录最后编成5本书出版，每本都有近1000页，内容取问答的形式，数位发言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如“本世纪之前有没有哪个世纪出现过更多伟人？”

然而，除了一个例外，勒诺多为推动信息在巴黎市民中流通的其他种种开拓性举措都没能持续很久。1642年，他的保护人黎塞留（Richelieu）红衣主教去世后，勒诺多不得不交出会晤问讯处的皇家特许，他在医学界的敌人又设法不准他行医。1653年勒诺多去世时一贫如洗（他的一个敌人讥笑说，“穷得像画家”）。他身后只留下了一项事业——他于1631年创办的《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然而，在他创办的所有事业中，这份报纸是最不具创新性、最因循从俗的。起初它只是刊登从外国的公报和新闻报上翻译过来的报道。但为了防止其他印刷商盗印，《公报》获得了报道外国新闻和政治消息的垄断权。这对法国政府来说最合适不过，因为如果此类消息只有一处发表，控制起来就容易得多。它还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借以宣布宫廷中发生的事情。《公报》因此而成为国家的报纸，它享有的垄断权保证了它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地位稳固。到18世纪，英国和美国都放松了对印刷的控制，言论自由的原则也在政治文化中扎下了根，但法国与英美不同，那里的媒体系统仍然处于密切监视和严格控制之下。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法国媒体至此分为三个部分：像《法兰西公报》这种由国家控制的官方报纸、海外报纸和地下媒体。

《公报》这种官方准许的出版物有报道具体题目的专门许可证，称为“特权证明书”（privilège）。比如，《法兰西公报》报道外国新闻和政治新闻；《学者报》（Journal des Sçavans）报道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消息。女性、军官、诗人、戏剧观众等几十个其他题材也都有特权证明书。这个制度保护了法国印刷商不受竞争的影响，也确保他们只会出版对政府有利的消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失去特权证明书。这些官方出版物除了须经国王准许，还要得到检查官的事先许可，否则就不能通过皇家邮政系统递送。政府雇用了近200名检查官，还专设了一个警察部门执行检查官的裁决，为持有特权证明书的印刷商扫除他们地盘上没有授权的印刷品。换言之，官方出版物林林总总，种类繁多，但全部严格规避对国内政治和宗教的讨论。

《法兰西公报》的内容十分乏味，栏目中满是关于宫廷的公告和仪式的报道。一位法国作家开玩笑说，《公报》的全部内容只有彩票消息、皇家成员的诞生和凡尔赛教堂的礼拜仪式。此言虽不中亦不远。即使《公报》报道重要的政治消息时，也只有寥寥数语，没有实质内容。它对于1749年宫廷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报道即是一例。莫尔帕（Maurepas）伯爵，路易十五的重臣让–弗雷德里克·菲利波（Jean-Frédéric Phélypeaux），突然遭封印密信免职——封印密信是由皇家发出、盖有国王印章的信，其中的决定不容上诉。事发近两周后，《公报》才报道了这一消息，对莫尔帕伯爵的倒台造成的宫廷政治大地震只字未提：

巴黎，4月24日。早上9点左右，陆军大臣阿尔让松（Argenson）伯爵奉国王敕令来到莫尔帕伯爵的府邸，交给他一封国王的封印密信，里面国王陛下命令他去布尔日（Bourges）。

不过，尽管《法兰西公报》拥有官方垄断权，但它并非政治新闻的唯一来源。读者也可以看海外报纸，它们是在国外编辑印刷、再进口到法国的法文报纸。奇怪的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对法国的国内政治报道更多，因为它们没有许可证，不必担心失去特权证明书。最出名的是在荷兰的莱顿出版的《莱顿公报》（Gazette de Leyde）。其他的海外法文报纸的出产地有科隆、伦敦和阿维尼翁（当时它还不属于法国）。这些报纸的政治新闻比《法兰西公报》更详细，比如，它们会点出实际作决定的大臣的名字，而不是（像《法兰西公报》那样）假装一切政策都由代表国家的国王亲自制定。

这些外来的报纸受到官方禁止，但实际上当局对它们持容忍态度。虽然它们报道的新闻看起来不受检查，其实却受到法国政府不同方式的控制。别的不说，这些报纸靠邮寄递送，所以，如果它们的报道太出格，就会被禁止邮寄。18世纪70年代初，《莱顿公报》试图报道政府企图废除地方法院的消息，结果就被禁止邮寄。（地方法院在君权日益增强、向绝对权力发展的时候，曾努力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海外报纸的记者和编辑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都可能受到骚扰或贿赂；报纸经常宣布收回某项报道，以此来维系法国官方的好感。约翰·亚当斯在法国担任美国特使期间注意到，“所有这些报纸……都永远和法国官方保持一致，因为……如果出现了一段惹政府不高兴的报道，法院的一纸命令就可能中止公报进入法国和在法国的经销”。简言之，海外报纸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独立，但它们还是比国内报纸稍微自由一点，而且对政府也有一定的用处。具体来说，它们用法文提供对外国报纸上最重要的报道的总结，这就很有帮助（据说路易十五本人也读《莱顿公报》）。18世纪70年代在伦敦出版的《欧洲信使报》（Courrier de l’Europe）有一个栏目是“英文报纸节选段落”，其中列举各种新闻，夸口说这个栏目“提供伦敦每周出版的53份公报的忠实节选”。1776年，《莱顿公报》因刊登了一封攻击政府的巴黎来信而一度遭到停邮，但因为它是英美新闻的宝贵来源，所以很快即恢复了邮寄。法国政府还可以利用海外报纸作为非官方的渠道来释放消息，比如以这种手段试探对拟议的政策改变的反应。

即使如此，这还是与英国、美国、荷兰或德意志国内的喧嚣詈骂、五花八门，经常是尖酸恶毒的媒体环境相差万里。在如此紧密的控制下，真正的新闻要到地下的社会–媒体环境中去找。谁若想知道真实的新闻，都会寻求法国媒体系统这第三个组成部分：这是个互相重叠的非正式网络，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歌曲、写在小纸片上的诗、用秘密印刷机印成的材料，还有手抄的单张新闻，法文名称是“nouvells à la main”（意思是“手写新闻”）。如政论文作者皮埃尔·曼努埃尔（Pierre Manuel）在1791年所说：

关心时事的人不可能对《法兰西公报》满意。谁在乎国王主持了给一批倒霉鬼洗脚的仪式呢？更不用说他们的脚根本不脏。谁关心王后和阿图瓦（Artois）伯爵一起庆祝复活节；或大亲王屈尊接受了一本献给他的书，尽管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读；或身穿礼服的最高法院法官高声训斥还是婴儿的王太子，因为他穿了婴儿服呢？人民想知道宫廷中真正干了什么，说了什么——罗昂（Rohan）红衣主教为什么想到要拿一条珍珠项链做手脚？他是为谁这么做的？迪亚娜（Diane）伯爵夫人任命军队的将领，朱勒（Jule）伯爵夫人任命主教，这样的传言是不是真的？陆军大臣给了他情妇多少个圣路易勋章让她当新年礼物送人？传播这种丑闻的是给秘密公报撰稿的聪明敏锐的作者。

地下媒体

18世纪40年代期间，法国的君主制步履维艰，危机不断，日益不得人心；民众对其他来源的新闻的需求随之增加。小道消息能填补官方新闻没有明言的内容，使人对情况得到更完全、更可信的了解。如同当时的一位警长所说：“巴黎人更愿意相信秘密流传的恶意谣言和诽谤，而不信政府命令或准许印刷发表的消息。”这样的小道消息以口传笔写或印刷的形式在人群间流传，从社会的上层传到底层。

莫尔帕伯爵的倒台在《法兰西公报》上的报道仅有寥寥数语，其实他失势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企图利用地下媒体系统。众所周知，莫尔帕收集讽刺诗歌，自己偶尔也写。诗和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诗如果配以熟悉的曲调会更容易记住，说唱皆可。这样的短诗或众口相传，或写在小纸片上流传，流传过程中人们还会对它们进行修改，加上新的诗句，或改动里面提到的名字。比如，《婊子的私生子》（Qu’ une bâtarde de catin）这首流行歌就是一种“唱的报纸”。每一首配词都是对某个政治人物的讽刺，叠歌则批评路易十五国王任事态发展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啊，他在那儿；啊，他在这儿。

啥事不管，到处玩儿。

这类诗歌很容易配上与时事相关的歌词，歌词通常由公众集体创作，是对公共舆论的吸收和概括。哪怕是大字不识的人都能歌唱，所以新闻可以在口头和书面形式之间随意转换，并跨越阶级界限，从宫廷传到闾巷，再传回宫廷。莫尔帕和其他廷臣会创作或改写机智风趣的韵体诗，内容是宫廷内的传言；这些诗在宫廷中流传，然后经过沙龙和咖啡馆流向社会。同时，街头巷尾传唱的小调也可以传到宫廷的最高层。莫尔帕负责的事务包括巴黎警务，能从警察那里看到告密者提供的歌和诗。他把这些以及其他来源的歌和诗收集起来，记在歌本里，最终收集了35卷。国王有时会要他背出最新的歌词和诗句，既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了解舆情。哪些廷臣遭到了讽刺？关于皇家有什么最新的谣言？答案就在最流行的歌词里。一位法国作家在18世纪80年代回顾这段时期的时候说：“公众热切地寻找这样的歌曲和诗，背下来以后再转告别人。”

莫尔帕1749年的失宠导致许多人遭到逮捕，这些人代表了诗歌和逸事流传的社会–媒体系统。莫尔帕是因为一首看似无辜的咏花诗而被贬的。

鸢尾花，你那高贵潇洒的风姿，

使我们目眩神迷。

你在我们的路上撒满花朵，

但它们却是白色的。

莫尔帕参加了和国王、国王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以及她的表妹德特拉德夫人（Madame d’ Estrades）一起的一次私人晚宴，次日，这首配上流行曲调的短诗就开始在凡尔赛的宫廷流传。在晚宴上，蓬巴杜夫人曾把花束里面的白色风信子花抽出来送给参宴的客人，三个人每人都有。这首诗就利用这一点使用了下流的双关语——“白色的花”，这在俚语里指性病的症状。总而言之，这首诗是对蓬巴杜夫人的极大污辱。但它是谁写的呢？

关于蓬巴杜夫人社会上已经有了几十首污辱性的诗歌，它们被称为“poissonnades”，是从她的闺名“普瓦松”（Poisson）衍生而来的。她多次要求掌管巴黎警察的莫尔帕采取进一步措施镇压那些诗歌的流传。但宫廷内外很多人不喜欢蓬巴杜夫人，因为她对国王影响太大，莫尔帕也准许甚至鼓励poissonnades的流传，好促使路易十五甩了她。与此同时，蓬巴杜夫人也不信任莫尔帕，希望路易撤了他，换上她的同盟阿尔让松（Argenson）伯爵。《白色的花》这首歌一开始流传，人们马上认为作者就是莫尔帕，因为他是晚宴上仅有的四个人之一，而且谁都知道他喜欢写讽刺诗歌。路易没有维护他的大臣，而是站到情妇一边，放逐了莫尔帕。罢黜他的国王封印密信是由蓬巴杜夫人的朋友阿尔让松伯爵转交的，他随之取代了莫尔帕的位置。

莫尔帕被黜的几周内，一大批新的poissonnades开始流传，包括一首题为“莫尔帕先生的流放”的韵体诗，里面说路易是“脾气狂暴”的“怪物”。阿尔让松奉国王之命开始寻找并严惩该诗的作者。他对警察宣布，谁若能提供情报，帮助找到那首诗的作者，就重重有赏；警察又把悬赏转告他们的线人。1749年6月底，警察接到了一个线人的报告。为了12个金币（一个非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的赏金，那个线人拿出了一份那首诗的抄件，说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弗朗索瓦·博尼斯（François Bonis）给他的。阿尔让松命令立即逮捕博尼斯。博尼斯被骗入一辆马车，马车把他直接拉到了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他的审讯记录留存了下来，记录是对话的形式。

问他是否写了反对国王的诗，还读给别人听。

回答说他不会写诗，从来没有写过反对任何人的诗，但约三周前，下午4点左右，他去医院拜访担任院长的格里松（Grisson）神父的时候，来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说有些坏心人写了首讽刺国王的诗，还拿出了一份，他就抄了一份。

诗歌就是这样流传的：写在小纸条上，以便塞进衣袖或口袋。由于警察会对被捕的人搜身，以找到可使其入罪的证据，所以许多诗歌留在巴黎警察局的档案里保存了下来。在咖啡馆或私下聚会的团体里，人们交换诗歌和各种传闻，大声朗读最新的诗歌，如果特别喜欢某一首过去没听到过的诗，就赶快记下来，准备传给别人。博尼斯不知道让他抄诗的牧师的名字，于是警察逼他给他的朋友格里松写信，骗他说出了那位牧师的名字。那位牧师遭到逮捕后，供出了另一位牧师，他是从他那里抄来的诗，结果那位牧师也被抓了起来。

法国大革命前写着诗作的纸条，1749年在巴士底狱审讯时没收的。（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警察顺藤摸瓜，抓了一个又一个，希望最终能找到原创者。第二位牧师是从第三位牧师那里听到这首诗的，第三位牧师是听一个法学院学生说的，法学院学生是听一个职员说的，职员是听一个哲学学生说的，而那个学生是听同学说的，同学又是从另一个不知所踪的学生那里得到这首诗的。这条长长的人链中的一环，哲学学生雅克·马里·阿莱尔（Jacques Marie Hallaire），还从另一位牧师那里得到了三首别的诗，而那位牧师是从三个不同的人那里得到那些诗的。到追踪的线索冷却难寻的时候，警察已经因分享这首诗而逮捕了14个人，又从他们身上发现了5首其他的诗需要追踪。这场调查因此而得名“14人事件”。

每个被捕的人都乖乖地说出上家的名字，这乍看起来奇怪，其实不然。警察明确告诉他们，谁若是说不出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诗，就认为他是作者；而写诗的罪名可要比传诗重多了。然而，找寻单独的一位作者这个办案方向可能首先就不对，因为诗歌在流传的过程中常常被改动——或者是为改进而有意为之，或者是记得不准确。对那14个嫌犯的审讯记录揭示了这类诗歌分享和交流的场合是多么多种多样。哲学学生阿莱尔是在他父亲家里和几个朋友吃晚饭时抄下了使他入罪的那首诗的。涉案的一位牧师是在学院的晚饭期间听到一个人朗读那首诗，自己记下来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诗歌流传。

有一批人专门以买卖写在小纸片上的韵体诗和逸事为业，人们称其为“（手抄）新闻编者”（nouvellistes）或“简报编者”（bulletinestes）。他们把这些四处流传的零星消息汇总起来，编成手抄的新闻信札，卖给想知道最新传言的订户。他们坚称自己做的事没有害处——他们只是在传播任何人只要走进咖啡馆就能听到的“公共噪音”（bruits publics，即谣言）——但国家认为他们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的手抄新闻和印刷的报纸不同，无法轻易地监督或压制。这样的手抄新闻信札沿着联结巴黎、宫廷和各省的通信网络流传。一个政府官员对警察局局长抱怨说：“经验证明，在各类作者中，收费的新闻编者是最难控制的。哪个谨慎明理的人会相信以能收集多少秘密逸事来计算收入的新闻编者呢？”

1749年，一个名叫马蒂厄–弗朗索瓦·皮丹萨·德·马伊罗贝尔（Mathieu-François Pidansat de Mairobert）的新闻编者遭到逮捕，罪名是在咖啡馆收集并传播诋毁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妇的诗歌。他被捕时口袋里装满了写着诗歌、逸事和流言蜚语的纸片——那是他一天内收集到的原材料。马伊罗贝尔和那14个嫌犯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们抄的那些诗他全经手过。他从传播流言中得到莫大的乐趣，甚至有时会把写着流言的字条偷偷塞入朋友的口袋，或留在公园或咖啡馆里。搜查了他的公寓后又发现了68份诗歌、报告和逸事。可这比起巴泰勒米–弗朗索瓦·穆夫勒·当热维尔（Barthélemy- François Moufle ’Angerville）的公寓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热维尔也是新闻编者，对他住处的搜查收获了整整7个装满了字条的箱子。杜布莱夫人（Madame Doublet）的沙龙也编写手抄的新闻信札；她每周一次请消息灵通的朋友来沙龙聚会，从他们那里收集新闻。她的一个仆人在大型登记簿上列出两个单子：一个是可信的新闻，另一个是流言蜚语。沙龙的成员传阅这本登记簿，补充他们能提供的任何进一步信息。把最后的定稿抄录下来，作为新闻信札送给杜布莱夫人的各位朋友，而他们又与自己别的朋友分享。杜布莱夫人的一个朋友开始花钱雇用抄写员，大量复制杜布莱夫人送来的新闻信札，然后转卖给外省的订户。其他人也随之跟进，使得流言传到巴黎以外的广大地区。

手抄新闻信札与普通信件看起来一模一样，所以阻止它们的流传非常困难。于是，警察转而寻找并监禁对时局批评最激烈的新闻编者，如果可能的话也试图收买他们。一个名叫查尔斯·德·菲厄（Charles de Fieux）的新闻编者同时也是警察的密探，不过最后得罪了警察。警察自己也根据密探写来的报告编写手写的公报，而那些密探其实就是新闻编者。似乎整个巴黎都在通过一系列彼此重叠的消息网传递各种小纸片，并汇总成新闻信札。一则逸事或一首韵体诗会迅速地从社会顶层传到底层，然后再传回去。当时的一位观察家批评道：

一个卑鄙的廷臣把这些丑事写成押韵的对句，然后通过溜须拍马的小人之手一直传到集市。从集市又传到手艺人的耳朵里，再由他们带给原本就是作者的贵族大人，而那些人马上跑去凡尔赛宫，装模作样地小声对别人说：“你读过吗？给你看看。这是在巴黎老百姓中流传的。”

传播流言最复杂的方法也许就是“真人真事小说”（roman à clef，直译是“钥匙小说”）。这类小说以远方发生的虚构故事作掩护，叙述法国宫廷中发生的事情。1747年秘密出版的《科菲兰国王泽奥甘尼祖尔的爱情》（The Amours of Zeokinizul, King of the Kofiran）表面上讲的是泽奥甘尼祖尔国王和他的情妇的故事；他有三个情妇，利亚弥尔（Liamil）、勒丹内弥尔（Leutinemil）和勒内图拉（Lenertoula），其中两个是邪恶的廷臣坎姆·德·科利希尔（Kamde Kelirieu）的走卒。国王非常宠爱勒内图拉，连出征的时候都带着她。但是后来国王得了重病，直到他告解了自己的罪孽，同情妇断绝了关系后才痊愈。对18世纪40年代的读者来说，这显然是他们自己的国王路易十五的故事。路易十五也有三个情妇：德·马伊夫人（Madame de Mailly）、德·万蒂米尔夫人（Madame de Vintimille）和德·拉图尔奈尔夫人（Madame de La Tournelle），其中两人被黎塞留公爵控制于股掌之中。别的小说写同样的事情，但表面的掩护稍有不同。在凡尔赛宫一位28岁的侍女玛丽·马德莱娜·约瑟夫·博纳丰（Marie Madeleine Joseph Bonafon）写的《塔纳斯泰》（Tanastès）里，故事发生在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可能出自德·维厄迈松夫人（Madame de Vieuxmaison）之手的《波斯史上的秘密回忆》（Secret Memoirs for a History of Persia）则把故事搬到了中东。一份警察报告说，该书作者“非常狡猾……非常恶毒，她写诗，写对句，对所有人进行讽刺……她的圈子……是全巴黎最危险的，出产此书（《秘密回忆》）的嫌疑最大”。读这样的书需要推测许多隐藏的意思和暗指的人与事，留存至今的版本经常附有印刷或手写的名单，或称钥匙，来说明书中人物与实际生活中的哪些人相对应。此类书籍秘密印刷，秘密发行，在朋友之间流传，不靠邮寄，因此很难禁止。另外，到18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印刷的控制也松懈下来，因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发现，发表诋毁诽谤的小册子是打击政敌的有用办法。

对莫尔帕来说，容忍甚或鼓励流言的传播有其道理，因为它是监督和（通过收买作者和有意泄露消息）影响公共舆论的一种方法。这使人想起目前有些政府审查社交媒体的方式，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研究员蒋敏（Min Jiang）称其为“威权的审慎”（authoritaian deliberation）。当局在一定限度内容忍讨论，这为民众的不满提供了安全阀，也能就潜在的动乱发出预警。只有当讨论触及敏感题目或直接批评政府要人的时候，当局才会进行干预（像阿尔让松在“14人事件”中所做的那样）。政府为影响公共舆论，还雇用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发帖或发表评论，支持政府的政策或行动，或者把网上的讨论从某个话题上引开。在18世纪的法国，连续不断的批评一点点销蚀了对君主的尊敬，破坏了国王的权威，尽管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各种流言蜚语，无论其形式是诗、押韵小诗、歌曲、逸事，还是手抄的新闻信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王室的腐败失德和情妇及重臣的邪恶影响。法国的君主制最怕这种人身攻击，因为它的基础是个人崇拜。不过，18世纪40年代对个人的攻击逐渐演变，到80年代成为对整个制度的腐败的攻击。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仔细研究过大革命前法国的媒体系统，他说：“媒体编织成一张强有力的通信网，在政权的垮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每小时都有新出版”

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陷入了危机，债台高筑，三分之一的债务是因为支持美国革命而欠下的。平民的税赋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又不愿意削减自己的巨额开支，于是决定提高教士和贵族原本很轻的税赋。但贵族在他们控制的省级地方法院中反，对并拒绝执行这一新法律。他们坚持，新税法的实施必须得到由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级代表大会的批准。破产迫在眉睫的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同意。1788年，政府取消了新闻审查，以便利在次年召开三级代表大会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进行政治讨论。

审查制度甫一放松，小册子即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到1788年底，出版了1500多种小册子，1789年头四个月选举三级代表期间又新出版了2600种。截至1789年5月，一年内印刷的小册子总册数可能超过了1000万册。这造成了空前的全国性大辩论。人们在小册子中对财政和政府制度提出建议，赞扬某人或攻讦政敌。上至学者，下至百姓，人人都就政府应如何改革畅所欲言。这股小册子的洪流中有几本谈到了新闻自由，包括一本对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翻译。译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政治家兼小册子作者奥诺莱·米拉波伯爵。他在译文前加了一篇长长的导言，攻击审查制度的支持者，坚持新闻自由是正确的道路，并指出了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产生的有益成效。其他作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坚称只有新闻自由才能使三级大会的代表充分了解选民的要求。与此同时，一位皇家审查官发表小册子，声称国家有权用审查制度来维持治安。但负责书籍贸易的官员普瓦特万·德·迈塞米（Poitevin de Maissemy）在1789年5月承认：“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现在要阻止这些小册子流传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当时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作家阿瑟·扬（Arthur Young）1789年6月逛了一次“小册子店”后说：“每小时都有新出版。今天出版了13本，昨天是16本，上周出版了92本。”

三级代表大会一开始，马上出现了数份报纸报道开会的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法国爱国者报》（Patriote français）和米拉波的《三级大会日报》（Journal des Etats-Généraux）。布里索和米拉波都清楚地知道新闻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都大声疾呼实现新闻自由。布里索听说了《常识》在影响公共舆论方面的作用后，认为《常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报纸上得到了转载和讨论，因此而传到了广大民众当中。他宣称：“没有报纸，美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但法国新出现的几家报纸马上遭到政府查禁。政府规定，除了经许可的报纸，其他出版物除非得到三级代表大会的直接授权，否则不得报道大会的情况。布里索回以一本呼吁新闻自由的小册子；身为贵族却当选为第三级代表的米拉波想出了一个妙招，以信件的形式报道大会的情况，那些信作为小册子出版，题为“米拉波伯爵给他的选民的信”。他说，他只是以印刷的方式给他选区的选民写信，向选民报告情况。极个别的代表也如法炮制。但是，他们都只提供对会上辩论的干巴巴的总结，不作任何解释或评论。要想知道三级大会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莱顿公报》仍然是不二之选。它自信地告诉读者，没有必要费神去读新创办的那些报纸，因为它们只是“报道会议的假象”。

然而，残余的一点对新闻的限制并未维持多久。三级代表大会没有如政府所愿，迅速批准新税法，却马上陷入了关于它自身组织和权力的争论；结果第三级的代表和一些同情他们的贵族以及大多数教士代表脱离了三级代表大会另起炉灶，并改名为“国民会议”。由于担心国王会出动军队关闭国民会议，巴黎人民涌上街头进行抗议，1789年7月14日，人群攻破了受人痛恨的巴士底狱，在巴黎成立了新的市政府。接下来的几周内，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都学习巴黎，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的官员领导的市级政府。旧政府的权威崩溃了，随之崩溃的还有新闻管控。特权和垄断权同任何执行新闻审查的企图一起烟消云散。7月28日，布里索重新开办了《法国爱国者报》，打出的口号是“自由的新闻是人民永保警惕的哨兵”。和他的报纸一起开办的有几十家新期刊：1789年巴黎创办了140多家报纸，1790年有335家，不过大多数只出了一两期即告停刊。

媒体的形势和政局一样，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到1789年底，发表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小册子和报纸已经是种类繁多，体裁也五花八门。有的对国民会议的辩论作出冷静的评论，比如，周报《村庄报》（Feuille villageoise）是面对乡村读者的，它就国民会议讨论的问题提供背景情况，并作出解释。像在美国一样，包括著名的《观察家报》（L’Observateur）在内的许多报纸以大量的篇幅刊载读者来信，为读者提供平台，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反应。但报纸和小册子之间的分别十分模糊。许多报社发布小册子作为对报纸的补充，如果某期报纸销路特别好，就可能把它印成小册子重新发行。比较固执己见的报纸没有多少新闻，更像是一系列辩论小册子。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写了一连串小册子呼吁建立共和国，不要米拉波和其他温和派支持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写的《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是一系列煽动人心的演讲，不是对最近事件的报道。他痛斥与他意见不合的代表，指控他们暗地里支持贵族或没有担负起代表选民的责任。新闻媒体对国民会议发出无情的批评，说它只牟私利，拉帮结派，一事无成。马拉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不够激进；保王党人也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对国王不够尊敬。在国民会议内部，代表们抱怨说，不受限制的新闻媒体势力太大，总是发表不满，应该予以限制。虽然作出了一些努力来重新对报刊实施控制，但效果不彰。出版自由毕竟是革命最明显可见的成果之一。

由于竞争激烈，加之政治环境不断变化，能维持下来的报纸为数不多。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任何一段时期，通常有25到30家刊物经营较好，剩下的都在苦苦挣扎。让印刷商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纸张和油墨经常缺货，熟练的印刷工为了得到更高的工资经常跳槽。印刷工人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报纸要通宵工作。需要印的份数太多，有的报纸一天卖数千份，得安排多架印刷机同时印刷同一份报纸，因为一架印刷机一天只能印1000份左右。《晚报》（Journal du Soir）需要5架印刷机，《巴黎记事报》（Chronique de Paris）需要7架，《全球公报》（Gazette universelle）需要10架之多。《国王之友报》（Ami du roi）的编辑和出版商闹翻后各自开办了一份刊物，都叫“国王之友”，互相争夺保王党读者。有五六份彼此竞争的刊物都叫“杜歇老爹报”（Père Duchesne），里面的文章借民间传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评论时事，用语简单直白；每一份刊物都自称是正牌货，谴责其他同名刊物冒名顶替。记者在刊物上彼此谩骂：德穆兰办的反保王党报纸——他称为“极端批判性的日报”的《法国及布拉班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和它的对手——保王党的报纸《使徒行传》（Actes des Apôtres）——展开了无休止的论战。出版商若是在革命各派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他们的印刷机可能就会突然被没收或销毁。随着革命各派之间的斗争日渐暴烈，许多作者和出版商被送上断头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做出版商时时心情振奋，永远身处险境，有时还要搭上性命。

自由的报刊会导致自由吗？

即使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有人仍非常乐观地相信自由的报刊能够激发全国对话，促进民主和自由。18世纪早期，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法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古希腊城邦那样的小城市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小城市中，所有公民才能聚集在一处进行讨论，并集体作出决定。但英国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和美国革命期间对报刊的有效利用表明，印刷提供了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民主的手段，因为它可以把意见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使讨论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如法国哲学家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所说：“印刷术使现代政体得以达到先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地。有了印刷，广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就有了和小城居民同样的自由……只有靠印刷机，一个伟大的人民才能真正进行讨论。”换言之，印刷带来了自由。

当时的出版商和政治家普遍同意这种观点。布里索写道，只有有了报刊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大国才能重建古时城邦的公共论坛；只有通过报刊，才能同时向几百万人传授同一条真理；只有通过报刊，人们才能对这真理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冷静地作出决定，发表意见”。布里索认为，报刊是“人类的伟大论坛”，是一项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总结并发表公共舆论，以此确保参加大会的领导人与选举他们的人民保持一致。同样，米拉波写道：“报纸建立的沟通交流必然导致感情、意见、计划和行动的协调一致，这是真正的公众力量，是国家真正的保障。”1790年，一位作者在国民会议上宣称，报纸和小册子能使法国的2800万人民“实质上参加这个庄严大会的会议，如同亲自到场一样”。这话出自艾蒂安·勒奥代·德·索尔谢弗勒伊（Etienne Lehodey de Saultchevreuil）之口。他创办了《纪实报》（Journal logographique）来如实报告大会上的所有讲话。他相信，报刊可以把政府的所作所为转告给人民，再把人民的意愿反馈给他们选出来的政府。

有人甚至说，1788年至1789年间小册子的大量涌现说明，大革命的爆发应归功于印刷。而且，要传播1789年国民会议发布的《人权宣言》中所载的自由平等这些大革命的理想，也必然要靠印刷。“祝福发明印刷机的人。”政论作家路易–查尔斯·德·拉维孔泰里（Louis-Charles de Lavicomterie）宣称，“我们这场伟大的革命全要归功于他。”布里索写道，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讲法语就好了，“报刊很快就能把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

布里索、孔多塞、拉维孔泰里等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宣传大革命的理想，他们显示了报刊通过使大批的人共享信息，能够多么有效地推动讨论，综合公众的意见。1790年，这三位和其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社会圈”的组织。社会圈举行公开会，出版新闻信札和小册子，旨在为政治对话提供一个广阔的、包容性的平台。它的巴黎总部的门上有一个叫“铁嘴”的信箱，谁有意见想发表都可以把信件、备忘录或演讲稿投进去。“铁嘴”得名于信箱前脸的一个狮子铁雕，狮子的嘴就是信箱口。投来的各种意见印发在社会圈的新闻信札《铁嘴报》（Bulletin de la Bouche de fer）上，报上还登载法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在社会圈的公开会上演讲的总结。公开会每周五晚上在巴黎召开，与会者动辄几百人，有时达数千人。

社会圈的一位创始人宣称：“社会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全力鼓吹人民的声音。”社会圈和法国各地的其他政治俱乐部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在巴黎以外的几个城市开设分部。它决心提供一个全国人民都能参加的政治讨论论坛，并一度取得了成功——《铁嘴报》在1791年的头几个月跻身于法国国家级大报的行列。社会圈甚至试图在别的国家成立分部，以建立覆盖全世界的网络。它的1791年2月的新闻信札宣布：“社会圈不是俱乐部……它是全球公民的社团。”社会圈也印刷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写的小册子和托马斯·潘恩作品的法文译文；那时潘恩住在巴黎——其实就住在孔多塞家里。但是，尽管社会圈大谈包容所有人，但它的成员大多数是家境富裕的知识人士。到了1791年7月，路易十六企图出逃未果，触发了政治危机，社会圈的宏大实验也就此夭折。当局实行了军事管制，社会圈倡导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在保守的当局眼中成了危险的激进思想。

借印刷之力分享信息最终会使得真理和自由赢得胜利，对这一观点最乐观的阐述是孔多塞的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Outlines o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这部皇皇巨著把人类历史描述为向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胜利进军。书中表现的乐观使人联想到今天关于“互联网自由”的种种乌托邦式的狂喜预测，但孔多塞是在藏匿期间写成该书的，因此他的乐观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社会圈的领导成员所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吉伦特派的开明理念紧密吻合，但到了1793年，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领导的山岳派占据了革命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够激进。虽然孔多塞是共和党人，但因为他认为不应处死国王，只要判他强制劳动就够了，所以被定为叛徒。

孔多塞坚持，报刊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尽管他自己的处境显示并非如此。他在《纲要》中写道，印刷机刚发明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它带来自由的力量，这真是大幸，“因为教士和国王必定会联起手来把这个将要揭露他们的伪善，把他们从宝座上拉下来的大敌扼杀在摇篮中”。然而，一旦魔鬼出了瓶子，“报刊即无限地增多，不用花多少钱，任何著作……事实和新发现不仅传播得更广，而且更快……过去只有少数人读的东西，现在全体人民都能读到……公共舆论已经形成，它力量强大，因为支持者众；它充满活力，因为它借以生成的信息为全体人民所了解，虽然他们彼此相隔万里。建立起了推崇理智和正义的论坛，它不受任何人的左右，在它的探究下任何事情都无所遁形，它作出的判决无法逃避……新的谬误甫一出现即受到抵制，对其穷追猛打，不给它们散播的机会和荼毒人们心灵的时间”。

至于长期存在的误解和谬误，孔多塞写道：“现在已无法阻拦对它们的讨论；无法防止对它们进行审视，予以拒绝。它们无法抵挡真理的进步，而随着新的真理的不断出现，最后一定会把它们的荒谬舛误大白于天下……简言之，难道不是报刊使人民的教育摆脱了所有政治和宗教的囿限吗？”压制为权威所不喜的真理几乎已不可能，因为只要在世界上有印刷机的某个地方有一份印刷本，就可以进行复制，确保它的生存。

地球上只要有一个地方允许自由出版就足够了。出版物种类繁多，印刷量十分巨大，人的思想不断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紧闭真理之门，不留一丝缝隙让人窥探呢？如果在只须把某项真理或意见禁止数年即可使其永世不能翻身的年代里，仅仅是销毁杜绝手稿的抄本已经如此困难，那么现在更是需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放松，这岂非更加困难，到了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吗？

然而，就在孔多塞写下这些字句的同时，他的四周放眼皆是在一个混乱失序、无法无天的环境中不受限制的报刊的各种弊端。到1793年，小册子作者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已不再辩论政治，而是干脆公开要求处死他们的政敌。马拉因煽动针对吉伦特派的暴力而遭到审判，获得无罪释放后被一个同情吉伦特派的人暗杀。与此同时，坊间充斥着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以及其他贵族的各种“传记”，这些“传记”极尽渲染，充满仇恨，无一例外地指控传主阻挠革命。奥尔良（Orléans）公爵被指控企图趁乱自立为摄政王；他和路易一样，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别的贵族据称阴谋勾结外国入侵法国，或策划政变。王后的罪名则是把各个革命领导人收为情夫，好操纵他们，还策划炸毁国民会议大厦，把巴黎变成一片火海，自己篡夺王位。有些传记还提供据称是传主自己写的信作为“证据”，信里很方便地包括了恰好证明他们有罪的内容。

所有案子的基本情节都完全一样：高高在上的人策划反革命阴谋，企图夺走人民来之不易的自由。玛丽·安托瓦内特尤其被指为使革命遭受种种挫折的罪魁祸首。在关于她生平的众多记述中，有一本宣称：“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灾难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在革命起伏跌宕的乱局中，这样的解释使人心安，也为以后处死她铺平了道路。同样的污蔑手法也用来辩解对某些革命领导人的处决，有时在他们死后才开始败坏他们的名声。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就是这样的遭遇，米拉波也是身后被诬，虽然他在1791年是因病而死的。他们都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操纵事态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但这些谎言最终被诚实的革命者揭穿了。比起大革命前的攻讦来，这些诽谤之辞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嬉笑嘲弄，只有厉声怒骂；不再用荒淫的故事来突出攻击对象的放荡无耻，只强调涉及金钱的不正当行为，如盗窃、作弊、拒不还债和设法自肥。

孔多塞躲过了断头台，但那只是因为他1794年死在了狱中，死因神秘不详，可能是服毒。法国革命者在理论上乐观地认为报刊能促进自由，现实中报刊却被用来进行谴责和控告；孔多塞的命运就是这一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鸿沟的活生生的体现。约翰·亚当斯在他手中的那本孔多塞的《纲要》的页边写下的一连串笔记就提到了这一点。孔多塞声称，报刊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它对激情的管制比较宽松，但永远牢牢地掌握着理性”。在这些字句旁，亚当斯写道：“报刊对激情的管制在马拉那些人手中比恺撒·博尔吉亚[1]还要专横。”孔多塞说：“新的谬误甫一出现即受到（报刊的）抵制。”亚当斯却回应道：“过去10年间由报刊传播的谬误比过去100年都多。”至少在法国大革命中，报刊在促进暴政和谬误方面与促进自由和真理同样有效。

事后看来，问题在于米拉波、布里索和孔多塞这样的革命领导人认定，一旦取消了对报刊的限制，公共舆论暗中固有的一致性就会表现出来。但实际上，报刊只是揭露并放大了各革命派别之间的分歧。在美国，自由的报刊帮助呈现了赞成独立这个根本性的一致，但在法国，它突出表明人们对用什么来取代君主制意见不一。法国革命者坚信，国家团结一致才能稳定。他们并不想看到法国变得像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样，有不同的政党互相竞争，各有党派性极强的报刊为其鼓吹。他们把对手看作必须予以消灭的敌人，而报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拿破仑上台后，最终驯服了报刊，给它们立下了规矩。据说拿破仑说过，1000把刺刀都不如4家怀有敌意的报纸可怕。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自由的媒体系统，但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是，无人管理的自由媒体系统不一定能带来自由社会。

[1] 恺撒·博尔吉亚（Cesar Borgia），专制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强权人物。——译者注

第九章
大众媒体的兴起
集中化的开始

由大众媒体形成的世界只是表面上的公共领域。

——于尔根·哈贝马斯

批量生产的新闻

1814年11月29日凌晨，伦敦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Times）印刷厂的工人焦灼地等在停运的印刷机旁边。报纸的老板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告诉他们，他正在等待将从欧洲传来的重要消息；自从5月拿破仑·波拿巴战败后，欧洲列强正在重新划定欧洲的版图。《泰晤士报》以抢先报道战后欧洲的新闻而著称，经常比英国政府的消息灵通。所以，沃尔特命令暂停印刷，好把来自欧洲的最新报道在最后一分钟付印，这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自印刷机发明以来已经过了四个世纪，但《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仍在使用手工操作的印刷机，与古登堡时代的印刷机基本相同。到19世纪初，固定字盘的框子和把字模压到纸上的螺旋装置从木制的改成了金属的，但除此之外，19世纪的印刷机和15世纪的大同小异。一组熟练工人操作这样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250到300张纸，《泰晤士报》有好几架印刷机同时开动。《泰晤士报》的印刷工每天夜里不停地工作两到三个小时，印出5000份报纸以供凌晨时发送。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欧洲没有传来消息，老板也没有下令不再等待，开始印刷。

然后，早上6点钟的时候，沃尔特大步走进印刷车间，手中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他对惊诧不已的工人解释说，报纸已经印出来了，是用他在另一幢楼的地下室里秘密安装的蒸汽印刷机印的。沃尔特不得不耍这个花招，因为他的第一部蒸汽印刷机被印刷工人捣毁了，他们和当时其他手工劳动者一样，担心机器会抢了他们的饭碗。沃尔特告诉工人们，他决心已下，一定要使用蒸汽印刷机，但也向他们保证，他会确保他们不会因此而受损失。蒸汽印刷机由德意志的一个印刷工弗里德里希·柯尼希（Frederick Koenig）发明，效率大大高于手工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大约1500张纸。《泰晤士报》那天早上的报纸宣称：“今天我们的报纸向公众呈现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对印刷技术最大的改善之成果。本短评的读者手中捧的是昨夜由机器装置从印刷机上取下的几千份《泰晤士报》中的一份。”由于蒸汽印刷机的发明，新闻成了一种工业产品。

在理论上，这意味着报纸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大量生产，《泰晤士报》因此能够降低价格，增加销量。然而，事实上，《泰晤士报》和英国的其他报纸因为印花税仍然被人为地保持在高价位上。印花税接替了新闻审查，成为英国政府喜欢使用的方法，用它来限制信息流通，努力使新闻成为富有的精英阶层的禁脔。印花税于1712年确立，当时的税率是每张纸半便士，18世纪期间逐渐增加，到1815年达到4便士。这把用新的蒸汽印刷机印出来的《泰晤士报》的成本从3便士提高到7便士。由于当时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天只有34便士，所以大多数人买不起报纸，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识字。出版商谴责印花税是“对知识的征税”，有些激进的报纸拒绝付印花税，干脆非法出版。自那以后，英国出版商反对印花税的运动持续了整整40年的时间。

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自由的报刊尽量广泛地传播新闻，这被视为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支柱，甚至载入了《权利法案》。众所周知，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1785年，马萨诸塞州曾试图对报纸征收印花税，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使人想起了可恨的英国印花税，结果很快就撤回了。然而，随着几十家新报纸相继创办起来，纷纷宣传激烈的党派政见，18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在90年代消失无踪。

约翰·亚当斯击败托马斯·杰斐逊，于1796年就任总统。他对共和党的报纸上对他的攻讦恼恨已极，通过了《惩治煽动叛乱法》，把诋毁或批评总统或政府的行为定为犯罪。亚当斯企图镇压报刊自由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报刊太过自由可能会像在法国那样造成政治不稳定。但他的措施执行后事与愿违。被囚禁的新闻记者成了英雄，一个记者甚至还未出狱就被选为国会议员。亚当斯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败在了杰斐逊手下。不过，当杰斐逊自己成了党派攻讦的靶子后，他对报刊自由的坚定支持也发生了动摇。“报纸上的东西现在无一能信。”他在1805年对朋友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但杰斐逊认识到，监管报刊而又不影响报刊自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最终还是保持了他原来的立场，认为自由的报刊尽管有各种缺点，仍是利大于弊。他在1816年给朋友的信中说：“在有报刊自由、每一个人都能读到报纸的地方，一切都会平安。”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企图限制报刊自由的努力实际上反而加强了报刊自由，自由的报刊确立了批评政府的权利，也支持了生动活泼的政治辩论。

不仅如此，美国当局不像英国政府那样对报纸征收税赋，反而大力补贴报纸，给它们提供邮费折扣和特权。1792年颁布的《邮政法》为邮寄报纸确定了低廉的邮费，并规定报纸编辑有权免费交换报纸。邮政局长也帮助从订户那里收报费。美国政府管理的邮政网络远比其他国家的递送网络更大更广：1828年，美国每10万人有74家邮局，相比之下，英国才有17家，法国更少，只有4家。1832年，报纸占美国所有邮寄品重量的95%，收入却只占邮局总收入的15%，美国的人均报纸销量是英国的两倍还多。甚至可以说政府对报纸的支持太慷慨了。到1843年，美国的1634家报纸每年交换700万份免费报纸，也就是说，每位编辑平均一天收到12份免费报纸。邮政总局局长多次抱怨说这是白费力气，因为许多免费报纸收到后看也不看就丢掉了。

虽然伦敦《泰晤士报》率先采用了蒸汽印刷机，但以售价低、销量大为基础的新的办报模式是在美国开放得多的媒体环境中诞生的。这方面的先驱是22岁的印刷商本杰明·戴（Benjamin Day），他于1833年9月3日在纽约创办了纽约《太阳报》（Sun）。当时，美国的日报价格一般定在6美分一份，而且主要是订报，按年收费。大多数人因此订不起日报，日报的销量也一直上不去，1830年美国每天的报纸销量才1200份。

以“照耀所有人”为口号的《太阳报》则与众不同。它的售价低无可低，只有1便士。但是，如此低价的报纸要想不亏损，就必须吸引大量的读者，然后才能从广告商那里赚取大笔广告费。戴宣布说：“本报的宗旨为，以人人都付得起的价格把一天中所有的新闻都报告给公众，同时为广告提供理想的媒介。”报纸创建伊始非常艰难，因为没有读者，广告商就不会来做广告，而报纸的低价高销则依赖大量的广告收入。1833年间，好几个出版商都试过开办1便士报纸，均未成功。戴为了使他的报纸站住脚跟，先在《太阳报》上重印已经登载在常规的1便士报纸上的广告，然后再和广告商真正签约。

他还效仿伦敦的做法，雇用报童在街上叫卖报纸。报童自己花67美分买100份报纸，然后按每份1美分的价格售出。销不掉的报纸不能退货，这促使报童卖力推销手中的报纸。同时，戴不必操心报纸卖不出去会给他带来亏损，读者也不必订一年的报纸，什么时候想看报买一份就是了。另一个发明是，广告商必须事先交付广告费，戴因此而有了资金保证。《太阳报》一炮而红，到1834年1月已有5000名读者，成为美国最大的报纸。原来最畅销的报纸是纽约的商务报纸《问询快报》（Courier and Enquirer），它的发行量是2500份。

《太阳报》广受欢迎不仅是因为它价格低，容易买到，而且也因为它的报道比较大众化，偏重逸事趣闻、有道德训诫意义的新闻、犯罪报道、怪事奇谈和老百姓喜欢看的反映人生百态的故事。这与当时其他报纸的内容大相径庭。那时，报纸通常报道政治新闻和演讲、商业消息以及航运新闻。《太阳报》上有在印度围猎老虎的故事，也有对当地火灾和暴乱的报道，还有对世界起源各种理论的总结。1835年，《太阳报》登载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报道，说月球上发现了长着翅膀的生物，是在南非开普敦建造了一架大型望远镜的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观察到的。赫歇尔和他的望远镜是真的，但月球上的生物纯属编造。这一骗局最终被揭穿，但已经大大提高了《太阳报》的销量。

《太阳报》的销量增加后，戴提高了广告收费标准。1835年，他买了一部蒸汽印刷机，得以把报纸的销售量增加到1.5万份。《太阳报》的销量1838年达到3.8万份，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报纸。戴的成功使得别人纷纷起而效仿。1834年到1839年间，仅纽约一地就开办了35家新的1便士报纸，但只有几家维持了下来。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也出现了1便士报纸。在每一个城市中，1便士报纸的销量都很快大大超过了原有的报纸。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于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后不到两年，销量即超过每天2万份，尽管其间价格提到2美分。1851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创刊时也是1便士报纸。

它们是第一批真正的大众媒体，是为读者大众大量生产的新闻。贝内特宣称，他的报纸“对社会大众——商人、机械师、工人，对私人家庭和公共旅店，对雇工和雇主，对小职员和他们的上司，都一律平等地提供服务”。但报纸的成功不只因为蒸汽印刷机的应用和靠广告费支撑的新型办报模式，制纸技术的改进也帮助降低了报纸的价格。铅版浇铸工艺更加普及，多部印刷机同时印刷同一张报纸时不必为每一部机器做出一模一样的排版；只须排一次版，做成铅模，即可浇铸出多片同样的铅版。这些技术革新增加了报纸的供应，而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变化则提高了对报纸的需求。在美国，识字率逐渐提高；19世纪20年代，所有白人成年男子都获得了政治权利，这意味着报纸不再是政界和商界精英独有的读物。识字的人越来越多，这为1便士报纸创造了市场，这些报纸通过给老百姓提供他们喜欢读的东西，又反过来加速了识字的普及。

1833年纽约《太阳报》的头版。（藏于美国文物收藏协会）

老的报纸抱怨说，新的1便士报纸刊载粗俗的故事和不道德的广告。此前，报纸对广告商非常挑剔，比如，它们以道德为理由拒绝为彩票业、戏院或礼拜天开业的生意刊登广告。相比之下，1便士报纸是只要给钱就给刊登广告，它们的广告栏里关于疗效可疑的专利药品的广告特别多。有的报纸遭到批评，说它们为堕胎医生做广告。1便士报纸的老板坚称，他们的使命是比过去更加广泛地传播信息，而只要广告不唐突无礼或欺骗读者，就要予以刊登，这是他们使命的一部分。正如《波士顿每日时报》（Boston Daily Times）所说：

我们的一些读者抱怨说本报登载的专利药品广告太多，对此我们只能回答，刊登内容体面、语言恰当的广告符合我们的利益……只要支付了广告费，对我们来说就已足够。当然，我们保留拒绝刊载不适宜读者的广告的权利，但对广告商我们一视同仁，不偏向我们这个小小世界中的任何人或任何生意。只要支付广告费，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在报纸上向世界推销他的商品、他的货物、他的万灵药和他的技能。

记者的崛起

新的大众媒体模式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有了更多的钱去雇人收集新闻。报纸雇人搜寻值得发表的故事，这在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在19世纪初还是新鲜事。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报纸开始详细报道议会的辩论，写报道的人应该算是第一批专业记者。因为在议会里不准记笔记，所以干这一行的主要要求是记性好。《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出版人兼编辑被人称作威廉·“记性”·伍德福尔（William“Memory” Woodfall），他这个绰号的来由就是他记忆力惊人，能记住长达几小时的辩论情况，回来后总结起来写成详细而准确的报告。到1783年，议会终于改了规则，允许记笔记了，议会记者的日子因此而好过了许多。到19世纪初，伦敦的报纸也开始派记者去旁听重要的审判，有两家报纸甚至派记者去了欧洲战场。

收集新闻的热情在美国出现得稍晚一些。19世纪初，那里的报纸仍只是登载读者来信、演讲词、小册子节选、诗歌和从别的报纸转载的报道。“昨天没有邮递，”1805年的一期《新奥尔良公报》（New Orleans Gazette）抱怨道，“简直找不到看似新闻的东西往报纸上登。”《每周信使报》（Weekly Herald）上一篇文章的作者回顾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说：“那时的报纸完全依靠彼此交换新闻，当然，它们提供给读者的消息少之又少，陈旧过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一位编辑为了填满报纸的版面，重印几年前乔治·华盛顿的讣告，还有《圣经》的大段经文。费城的《民主新闻》（Democratic Press）在1814年宣称：“本报编辑将真诚感谢任何惠借外国报纸，特别是法国或英国报纸的朋友。”1816年，纽约的两份最畅销的日报平均刊登的新闻还不到两栏的篇幅。

19世纪20年代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报纸开始雇用驻华盛顿特区的政务记者，其他报纸在报道商业新闻方面也更加努力。具体来说，纽约的《商业日报》（Journal of Cmmerce）和《问询快报》（Courier and Enquirer）开始使用快马邮递传送来自其他城市的消息，还派出快艇去迎接进港的船只，好早几个小时获得外国的新闻。1便士报纸出现后，为了使人们每天买报，报纸必须能吸引读者，提供及时消息或独家新闻的竞争因此而激烈起来。创办《纽约先驱报》的贝内特答应他的消息来源人，谁若能让他早于其他报纸获得来自欧洲的新闻，每早一个小时他就支付500美元。

从1833年《太阳报》的创刊号出版开始，本杰明·戴就知道在法院里能找到无穷无尽的关于人生百态的故事。他雇了一个叫乔治·威斯纳（George Wisner）的英国作者去下曼哈顿的法院旁听，写下对审判的记叙，笔调阴郁，略带幽默。请看《太阳报》创刊号登载的这篇报道：“约翰·麦克曼（John McMan）因鞭打他亲爱的妻子朱达·麦克曼（Juda McMan）而受到申饬，他辩称他当时喝了点儿威士忌，神志不清。他筹不出保释金，于是在布莱得维尔（市监狱）的一间囚室为他提供了住宿。”威斯纳在《太阳报》还帮助做排版的工作，每周工资4美元，加上报纸利润的一定份额。他师从约翰·怀特（John Wight），怀特是伦敦《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的撰稿人，公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专业犯罪记者，1824年出版了一本他的犯罪报道集。但是，纽约的1便士报纸不像怀特那样嘲笑劳动阶级的犯罪行为以博有钱的读者一粲，而是不遗余力地渲染盗窃和谋杀的细节，这种更煽情的报道方式深得大众喜欢。贝内特为他的报纸专门报道犯罪辩护，说那是为了教育民众。“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一个好的警务记者是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这样写道，“对犯罪的精确记录是有用的，这里指谋划的犯罪，不是低级的酒后斗殴。这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提醒他人切勿重蹈覆辙。”

报纸的报道开始更多地取材于记者的个人观察和采访，不再靠登载文件。1836年，贝内特做出了一项创新之举。一个23岁的妓女海伦·朱伊特（Helen Jewet）在妓院里被人用斧子砍死了，贝内特马上前往，对房东进行了询问后，在《纽约先驱报》上详尽无遗地描述了受害人的陈尸现场：

死者的面容平静安详，看不出一丝表情。一条手臂横在胸前……有一刹那的时间，我深深地沉浸在对这一非凡景象的欣赏之中。一具美丽的女尸，比古代的任何雕像都更美。使我回神注意到她的凄惨命运的是她右边太阳穴的可怕伤口，一定是一击毙命的。

贝内特的叙述有多真实并不清楚，但他直接进入并直接描述命案现场的做法即使比照后来记者为了采访而“蹲守拦人”的行为也算是比较出格的。他在犯罪现场又发出了两篇报道，第一篇描述了他搜查受害人的床铺和书桌时发现的东西，第二篇叙述了他和妓院老鸨的谈话。这两篇报道和贝内特对犯罪现场的描述一样，不能确定是否属实；别家报纸指责贝内特胡编乱造，为的是维持自己的报纸由于报道该案而激增的销量。贝内特则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力为案件的主要嫌疑人理查德·P. 罗宾逊（Richard P. Robinson）辩护，可能是因为妓女被嫖客谋杀这么简单明了的案子没有太大意思，《先驱报》提出的复杂曲折的理论反而能吸引大量读者买报。尽管证据对罗宾逊十分不利，但他最终被宣布无罪。

1834年，紧跟着《太阳报》创刊的另一份1便士报纸《纽约晚讯报》（New York Transcript）注意到，在纽约市的11家传统报纸中，只有2家雇用记者收集新闻。但它指出，《晚讯报》和《太阳报》各有4名记者“专职就本地发生的每一个事件获取最早、最充分、最准确的情报；4名记者中的2名早上3点钟起床去法院旁听……其他二人负责收集全城的准确消息”。《纽约先驱报》1835年创刊后不久就任命了在华盛顿、牙买加和基韦斯特的全职记者，1838年在欧洲雇用了6名记者。由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于1841年创办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当地记者队伍到1854年达到14人，负责在警察局、消防队、医院、讲堂、法院，还有港区发掘新闻。

这一切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结果。虽然报纸的大量流通使人更容易获取信息，《太阳报》夸口说：“1便士报纸把有用的知识扩散到社会各阶层，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教学都更有力地推动了独立的大进军。”但收集材料、确定新闻议程的工作越来越集中掌握在由编辑、记者和报纸老板组成的少数人的手中。过去，报纸刊载的通常是出版人自己发表的文章，加上重要演讲和小册子的节选、读者来信和对别的报纸上报道的转载。19世纪初，出现了办报的新模式，报纸有了固定的全职写手。对美国报纸的一次调查显示，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这段时期，在报纸刊载的内容中，报社自己的记者写的文章所占份额从25% 上升到45%。

报纸在另一个方面也与读者拉开了距离。在1便士报纸的新模式中，广告商成了比读者更重要的收入来源。从生意的角度来看，现在报纸的目标是尽可能扩大读者群，以增加广告的受众。不再把读者视为报纸上通过文章进行的讨论的参与者，他们变成了纯粹的信息消费者，也是广告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消费者。报纸不再是传播和讨论其他人提出的观点的平台，而是成为发表自己报道的渠道。

莫尔斯的社交网络

1843年3月，一位名叫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画家兼发明家获得了美国政府3万美元的拨款，用来显示他新发明的电报的可行性。莫尔斯绝非制造电报机的第一人，电报的基本原理几十年前科学家们就已发现。但今天，我们之所以纪念莫尔斯为电报的发明者是因为他有两个关键的优势：第一个是他自1832年目击了一次关于电磁的示范后，从未放弃过建造一个远距离发送信息的系统的梦想；第二个是他的电报机的设计相对比较简单。和他竞争的有两个英国人，威廉·库克（William Cooke）和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他们设计的电报机需要在两个电报站之间铺设五到六条电线，成本太高了。莫尔斯和助手阿尔弗雷德·韦尔（Alfred Vail）一起，发明了一套简单得多的系统，最终只需一条电线即可。

莫尔斯电报系统的复杂之处不在硬件而在软件，使用点和画的顺序系列把字母编成电码，现称“莫尔斯电码”，虽然它基本上是由韦尔发明的。（韦尔想到了去印刷厂点数字模的数量来了解它们使用的次数，好在确定给每个字母编码的点和画时尽量省时省事。英文最常用的字母E在莫尔斯电码中只是一个点。）这套电码使莫尔斯的电报机操作难度较大，但建造电报系统便宜得多。有人认定莫尔斯搞的是个骗局，在他们的一片怀疑声中，莫尔斯用政府的拨款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建造了一条试验性的电报线。1844年5月1日，他把在巴尔的摩举行的辉格党全国大会的结果用电报发到华盛顿，显示了他这一发明的威力。64分钟后，由蒸汽火车从巴尔的摩带来的书面报告证实了莫尔斯发来的消息。莫尔斯表明，用电传送信息比用马、船或火车都快得多。

在投资者的支持下，莫尔斯成立了一个公司，在纽约、费城和波士顿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第一部分（纽约和费城之间）于1846年1月启用。商界马上认识到这一技术的价值，其他公司也纷纷开始铺设电报线。后来的几年内，美国的电报网急速扩张，几乎来不及确知它的规模。“电报线的铺设情况到第二个月就已过时，”一位作者在1848年抱怨说，“因为一个月内可能就铺设了几百英里。预计两三年内，美国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将被覆盖在蛛网似的电报网之下。”1848年，全美的电报线大约有2000英里长，到1850年，电报线达到了1.2万英里，由20个不同的电报公司经营。“（美国的）电报系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发达，”人口普查局局长在1852年这样写道，“现在众多电报线都在运作，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已经有2.3万英里的电报线投入使用，还有1万英里的电报线在建设中。《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杂志在1852年宣称：“现代的任何发明都没有像电报那样推广得如此迅速。电报的推广和这一宝贵的发明本身一样令人惊叹。”

事实很快表明，莫尔斯的机器还可以进一步简化。按照起初的设计，敲击电报机的键，发出长短不一的电流，它们会在电报线另一头的纸上画出点和画，然后再将这些点和画翻译成电文。但熟练的报务员很快就学会了只靠电报机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就能够听懂电文。于是电报声码器取代了纸带，它能随电流的断续发出不同的嗒嗒声。机键和声码器使得通过电报线进行人对人的实时对话成为可能。报务员只须敲击键盘，然后注意听回应的嗒嗒声就能和对方聊天。当只有一条线连接好几个电报局的时候，沿线所有的报务员都能听到线上传输的信息，并加入他们之间这种私下的谈笑，等于是大家共用一个聊天室。有人甚至只从发送莫尔斯电码的手法中就能认出自己的朋友——敲击键盘的手法对一个技术高超的报务员来说就像真人的声音一样容易辨认。

然而，并非所有报务员都如此高明，所以一条电报线上的报务员每人会选择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签名作为自己的身份。发送电文时不再费力气把每个字母都拼出来（“费城呼叫纽约”），出现了用缩写的办法。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电报线有各自的习惯用法。不过，1859年汇编的一份常用缩写表包括如下缩写：“II”（点、点，点、点）代表“我准备好了”（I am ready），“GA”（画、画、点，点、画）代表“请讲”（go ahead），“SFD”代表“去吃晚饭了”（stop for dinner），“GM”代表“早上好”（good morning），等等。数字也用来代表缩写，比如：“1”的意思是“稍等”，“2”的意思是“立刻回复”，“33”的意思是“回电费已在此支付”。

没有电文传送、闲着无事的时候，报务员除了聊天、交流传言和开玩笑之外，还在线上下象棋，玩跳棋。他们经常通过线上的交流成为朋友；报务员在线上认识，后来发展为情侣的事也时有发生。线上的这种亲密情谊甚至使得一些遥远地方的报务员更喜欢和线上的朋友联系，而不愿意和当地人交往。派驻波斯的英国报务员托马斯·斯蒂文斯（Thomas Steven）和当地人没有来往，宁愿在电报线上与其他英国人交谈。他在写给一个报务员朋友的信中说：“在一个野蛮的国度中，这一点点文明是多么令人愉快啊。”但他的多数报务员朋友和他素未谋面，而且远隔万里。

19世纪50年代，美国电报公司在波士顿和缅因州的卡莱之间的电报线沿线的报务员下班后举行了一次电报会议，讨论他们的总监辞职的事情。这条700英里的电报线沿线的33个电报局有几百个报务员参加了会议。据当时的一个人回忆：“发言人用键盘写出要说的话，沿线的所有电报局立即同时收到了他的话，空间和时间消失了，与会者虽然相隔几百英里，但如同共处一个房间那样聚集在一起。”会议的讨论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通过了几项决议后，“在和谐友善的气氛中”散会。

报务员是世界上第一个线上社区的成员，与远方的同事保持着即刻间的联系。然而，对于必须按字付费发电报的普通人来说，通过电报来聊天谈笑费用太高，不切实际。事实上，对整个社会来说，电报并不是借以和其他人直接互动的媒介，正好相反，它把信息并非人对人的流动进一步集中化了。

这一新技术能及时传送最新的消息，因此很快得到美国报纸的热情接受。可是，若是远方的记者通过电报发送报道，那么维持这样的记者网就成本很高。而且，不同报社的记者在同一个电报局花钱发稿，稿件的内容都大致相同，但只有一条电报线，必须排队等待使用。于是，纽约的几家报纸在1848年联起手来，以集中资源，加强和电报公司讨价还价的地位，降低成本。这就是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的起源。后来它逐渐扩大，把全美各地的报纸都包括了进来。加入了美联社，就能得到它在美国各地以及国外的记者发出的各种新闻报道。这样的报道不再情文并茂，倾向强烈，而是以简洁干脆的文体（今天我们仍然称其为“电报体”）陈述事实，按重要性的大小顺序排列——所谓的“倒金字塔”体。它们的好处是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刊载，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这种电报式的新体裁也影响到了公共演说，简短的讲话开始流行，因为便于速记员记录，记者发稿也比较便宜快捷。

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报纸一般至少有两栏登载美联社的报道。美联社的影响日益增加，特别是1873年废除了免费邮寄报社互相交换的报纸之后。另外三个电报新闻机构于1870年达成协议，瓜分了世界的其他地区：路透社（Reuters）负责大英帝国，哈瓦斯（Havas）通讯社负责法国及其在非洲的殖民地，沃尔夫（Wolff）通讯社负责德国及其势力范围。它们三家同意互不竞争，分享报道，后来，美联社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

电报加快了新闻传播的速度，了解外国新闻因此而更加容易。速度就是一切；报纸把时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而牺牲了报道的深度。有些人担心，这种对速度的痴迷不仅不可取，而且是危险的。1881年，纽约的一位医生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出版了一本书《美国式紧张》（American Nervousness），指责电报和印刷机助长了由于商业和社交生活的加速而造成的“紧张”病。他宣称：“电报是紧张的成因之一，而对于紧张这种病的严重性我们尚一无所知。”

1891年，记者兼批评家W.J. 斯蒂尔曼（W.J. Stillman）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文章，痛斥电报给传播和消费新闻的方式带来的改变。他悲叹道：“新闻业原来的作用是定期表达流行的思想，适时记录现时生活中的问题和答案，但美国把新闻业变成了收集、压缩和吸收人生中鸡毛蒜皮的小事的工具。”他担忧这一切会改变人的大脑工作的方式。“结果是灾难性的，影响到我们所有的脑力活动。我们把匆忙无暇确立为审慎的制度，把仅知皮毛看作科学，把追求新鲜刺激变为生活的常态……我们对什么都是急急忙忙地囫囵吞枣，再加上记者争先恐后，不肯落后竞争者半步，这使我们的思考和判断失去了稳健，无法充分消化信息。我们对任何问题都无暇深究，一般来说也没有深究的意愿。”

理论上，电报可以克服地理的限制，增加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信息流通。但实际上，它大大集中并同化了信息的流动，这至少使一些人茫然不知所措。使用通讯技术创造一个共同的社交空间，这个可能性只对在线上工作的报务员这个小群体存在。一个报务员在1902年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时，谈到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情谊：

分散在不同城市的人每天由一根他们共同使用的电线连在一起。空闲无事的时候，比如在美联社的线上，人们忘记了途经十几个城市的电线，完全像是在面对面地谈话。他们讲故事、交流意见、开心地大笑，如同一群人坐在俱乐部里。他们逐渐了解了彼此的习惯、情绪、怪癖、好恶；当因为一个人去世、圈子里少了一员的时候，他们感觉失去了一位好友。

报业大亨的到来

办得好的1便士报纸非常赚钱。1835年一年，戴的利润就达到2万美元。报社老板因此而有了现金用于投资和扩张。随着1便士报纸的销量不断增加，创办新报纸的成本也在稳步上升。戴开办《太阳报》只用了很少的资金，贝内特在1835年仅用500美元就创办了《先驱报》。1841年，格里利以2000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000美元的印刷设备创办了《论坛报》。10年后，新的1便士报纸《纽约时报》开办的成本达到了7万美元。在伦敦，由一位名叫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迅速蹿红的记者兼作家担任编辑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于1846年创刊，成本是10万英镑。1896年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创刊费用达到50万英镑。出版报纸成了一项集中化的、资本密集的产业。

报社老板成为强有力的人物，对他们的读者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有些报社老板还亲自竞选公职。《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帮助创办了短命的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结为同盟，格里利自己也成为1872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过他没有赢）。随着一些报社老板开始组建庞大的出版帝国，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他们用电报把多家报纸连在一起，使各家报纸能够分享新闻报道，也使报纸的主人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美国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英国的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德国的利奥波德·乌尔施泰恩（Leopold Ullstein）和鲁道夫·莫斯（Rudolf Mosse）都采用了这种策略。

赫斯特是媒体大亨这一新品种的典型。他从哈佛大学辍学后，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World）工作了一段时间，学会了办报的生意。赫斯特在1887年用他靠开矿发了财的父亲的钱买下了旧金山的《考察家报》（Examiner）。他的办报手法采用了普利策手法的夸张版——有关于人生百态的报道，有丑闻和犯罪的报道，还有维护劳动者的慷慨陈词。赫斯特使《考察家报》转亏为盈后，买下了《纽约晨报》（Mornin Journal）[1]，随即和普利策展开了一场恶战，使得各自报纸的销量首次超过了100万份。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竞相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还虚构故事，伪造照片，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黄色办报作风”。

赫斯特的出名之举是在1898年通过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暴行来煽动反西班牙情绪，帮助扭转了公共舆论，使其支持对西班牙作战。据说，赫斯特派到古巴的记者因为那里一切平静，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想从古巴回来，赫斯特对他说：“你给我图片，我就给你战争。”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但赫斯特乐于使用报纸给予他的力量，这一点千真万确。当美国的“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爆炸后，战争终于爆发。爆炸的原因可能是不小心引爆了军舰上的弹药库，但《纽约日报》声称它是“敌人所为”。美国对西班牙提出指控，两国的战争就此打响。赫斯特的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是“你觉得《日报》的战争怎么样？”

赫斯特也千方百计想要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他当过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员，1904年曾竞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还竞选过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州长和副州长，但都没有成功。部分的原因是他的名声不好，因为有人指控他旗下的报纸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唆使无政府分子在1901年9月刺杀了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尽管麦金利总统领导美国赢得了美西战争，但《纽约日报》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他，那年早些时候曾发表过一篇社论，称“如果只有通过杀戮才能摆脱坏机构和坏人，那就只能杀戮”。（赫斯特坚称，对那篇社论的发表他并不知情。）1906年，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在一篇演讲中严词批评赫斯特，说他是个“言不由衷、只顾私利、蛊惑人心的家伙”。这等于断送了赫斯特竞选纽约州州长的前途。最终，赫斯特控制了美国30家大报，收集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与名人和政治家过从甚密，还成了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原型。

19世纪末的报纸因此而与世纪初的报纸迥然不同。1800年，大多数报纸都比较简单，经常是一个人集编辑、出版人、印刷者和写作者于一身，用请愿书、演讲词、社区成员来信和从其他报纸那里抄来的报道填满报纸的版面。开办新报纸只需要由一个商人或企业家出一笔不大的投资。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报纸上的文章由专业记者撰写，外国新闻通过电报发来，资金主要来自广告商，印刷报纸使用的是昂贵的蒸汽印刷机。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18世纪时可以轻轻跨过，19世纪后期却随着所有权和写作者的日益集中而扩大成为巨大的鸿沟。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发表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u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对这一转变惋惜不已。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欧洲出现的咖啡馆、沙龙、文学刊物和自由报刊构成了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自由公开地讨论问题。这些公共领域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虽然实际上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精英，妇女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且基本上在政治上没有倾向。因此，它们提供了对法律和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的场所，并开始对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形成了制约。但是，哈贝马斯说，随着19世纪中叶销量巨大的报刊一类的大众媒体的出现，这个脆弱的公共领域土崩瓦解。

整个19世纪期间，报纸从手制的地方性刊物演变为庞大、有力、赚钱的产业。在此过程中，它作为社区内讨论问题的平台的职能大为消退，变为几乎完全单向的媒体。受一小撮人控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经营的大型媒体集团主导了媒体环境，为它们的主人提供了影响公共态度的有力手段。在此过程中，媒体成了被动消费的产品，不再是可以主动参与的环境。然而，尽管19世纪发生了巨变，但20世纪将迎来更大的变化，使媒体环境的集中化进一步增强。

[1] 后改名为《纽约日报》，即下文提到的《纽约日报》。——译者注

第十章
社交媒体的反面
广播时代的媒体

玩无线电最令人兴奋了。设想一个男孩坐在家中的房间里，手指放在电报机的键盘上，耳边夹着电话听筒……任何男孩只要愿意，都能拥有一架真正的无线电台。

——A. 弗里德里克·柯林斯，《无线电》，1915年

无线电的黄金时代

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向父母的说教》（A Sermon to Parents）中宣称，对在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美国男孩来说，没有比鼓捣无线电报这个新技术更好的嗜好了。诚然，从卢森堡移民而来的企业家根斯巴克大力提倡无线电，这里面有他的既得利益。他是业余无线电的先驱，创立了电气进口公司，又称Telimco。1905年，他的公司开始出售接收和发送莫尔斯电码的“全套”无线电设备，售价8.5美元。根斯巴克的说教作为编者的话刊登在Telimco产品目录中，目的是为了请父母们放心，不要因孩子这个奇怪的新嗜好而担忧。他在文章的开头说，用无线电设备做实验能让男孩子待在家里，远离外面的不良影响，不去惹是生非。他写道：“孩子的要求不高，只想有东西让他摆弄鼓捣，让他摸索实验，好满足他与生俱来的无尽的好奇心。”他还说：“他的工作间，他小小的电力实验室，或他的无线电室，这些对20世纪的男孩来说是家里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这还不算，根斯巴克宣称，这个嗜好会为孩子将来的成功打下基础。“电力和无线电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将来却要改变世界的力量。不要扼杀你们孩子心中电的火花。维持这个火花所费不多，今后有一天，它会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带来丰厚的红利。”根斯巴克认为，无线电是“将来白手起家的人的最好的基础”。他肯定想到了具体的一位无线电爱好者，他儿时的嗜好后来使他名利双收，这个人就是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和有线电报一样，无线电报已经在科学界讨论多年，但需要有一个眼光远大、有事业热情的人来推动。塞缪尔·莫尔斯对电报起了这种催化的作用，年轻的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对无线电起了同样的作用。马可尼1874年出身于富人家庭，有私人教师为他提供教育，他十几岁时的私人教师是附近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奥古斯托·里吉（Augusto Righi）。里吉给马可尼讲了德国科学家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1886年发现的电磁波。马可尼一门心思探索使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通讯的可能性。1894年夏天在他父母的房子里做了一连串实验，逐渐改进了赫兹的仪器。那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把母亲请到他在阁楼上的工作室，向她展示他的成果：按一下开关，30英尺外的另一个房间里的铃就响了，无须电线连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通过改进设计和加大天线，逐渐扩大了他的机器的量程。不久，他把机器移到了室外的花园里，由哥哥阿方索（Alfonso）操作，每当机器接到信号时，阿方索就挥舞小旗子示意。到了年底，马可尼的机器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已经达到1英里以外，阿方索要告诉弟弟信号收到了，得鸣枪示意才行。

意大利当局对马可尼的发明并不积极，于是他去了伦敦，希望在那里引起更大的兴趣。他赢得了邮政总局总工程师威廉·普利斯（William Preece）的支持，安排他向英国政府展示他的发明。马可尼在英国期间，成功地用莫尔斯电码向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发送了电报，电波飞越的地方有陆地，也有水面。他还在伦敦作了两次讲座，介绍他的发明。1899年，他把无线电报发送过了英吉利海峡。同年，他应《纽约先驱报》之邀去美国，用他的机器报道美国杯游艇赛的赛况。1901年12月，他第一次从英国的康沃尔发电报跨越大西洋到加拿大的纽芬兰。这个成就令人赞叹，但立即采用了这一技术的是船对岸和船对船的通讯，并不是长途电报。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很快成为向商船和军舰提供无线电设备和服务的主要供应商。

新技术也吸引了业余爱好者的兴趣，特别是在美国，因为没有对使用无线电设备的限制，所以人们都想自己动手试试看。20世纪刚开始时，拥有一台无线电相当于打开了通向一个崭新世界的窗口。业余爱好者可以听到政府发送的消息，彼此也可以发信息。有些业余爱好者的设备比海军的还要先进。安装发报机和收报机非常复杂，怕麻烦的人是做不成的，想用无线电报机进行通讯还得会莫尔斯电码。即使如此，无线电还是成了男孩们的普遍爱好，这方面根斯巴克和其他鼓动者功不可没。1908年10月，《电气工程师和机械师》（Electrician and Mechanic）杂志报道说，巴尔的摩的年轻人当中爆发了“无线电报热”。“这些业余人员的年龄差别很大，最小的还不到15岁……至少有30个无线电爱好者拥有非常先进的收报机和发报机。”

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形。纽约的一个年轻无线电爱好者在1909年4月告诉《现代电气》（Modern Electrics）杂志：“我接收到的信号来自各种各样的地方。纽约肯定有好几百台业余无线电报机，整夜都有信息在空中传送。我的机器接收半径是75英里。”1910年，《电气世界》（Electrical World）估计“芝加哥的业余无线电报台不少于800台”。芝加哥的无线电爱好者团体十分活跃，其中心是芝加哥无线电俱乐部，它每晚8点发出测试电报，供爱好者调试机器之用。《电气世界》报道说，俱乐部的有些成员用风筝拉高天线，以此扩大信号传送的量程。根斯巴克开办了两本杂志为无线电爱好者服务，一本是《现代电气》，另一本是《电气实验者》（Electrical Experimenter）。1909年，他还创建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全国协会，名字叫“美国无线电协会”，很快就有几千人加入。1912年，根斯巴克估计美国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实验者”人数高达40万。当时的大多数无线电台都既能发报又能收报，虽然发送的距离远不及接收的距离。那是一场借无线电波进行的大范围交流，谁想加入都可以。

这一切固然使参与者兴奋激动，但几千台无线电报机一拥而上，完全放任自流的坏处也随即显现出来。早期的无线电台在好几个频道上同时广播，所有在接听范围内的电台都能听到。尽管马可尼和其他人努力钻研，但总是解决不了调频的问题，无法把具体电台的操作限制于某个无线电频道，消除其他电台的干扰。1906年，《电气世界》指出：“情况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除非很快采取措施，否则就会变为类似电话中转站的情形，所有人都在同一条线上同时说话……现在对无线电报要么是进行管理，要么是任其陷入混乱，两者中当然是前者为好。”后来，业余电台开始干扰商业和海军的无线电收发机，在有的情况中是出于无心，但也有故意的时候，这使得这方面的担忧更为加重。1907年，《电气世界》报道了一个案子，里面涉及住在华盛顿特区海军基地附近的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住在附近的一个年轻人，父亲是警察。他自己建起了无线电台，以拦截官方通讯为乐，有时自称是远方的海军基地，有时说自己是配备了无线电台在海上航行的军舰。当地警方得知了此事，但警方说他们无权干涉那个年轻人的实验。”

到1908年，关于无线电干扰以及业余爱好者与商业和海军电台之间冲突的争议从专题刊物扩展到了主流报刊。1908年3月，《旧金山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ll）上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是：“国会喝令美国男孩：小子，住手！”文章把这种情况描绘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勇气十足的年轻人的斗争，那些年轻人的“坚忍、精力、好奇心、求知欲、行动能力和热爱实验代表的正是我们国家最可贵的精神”。报道提到，在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城市中，对电台干扰抱怨的声浪越来越大，致使有人呼吁进行管制。但它又说，旧金山市内和周边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守规矩的。

从日落到午夜，太空中满是穿梭往来的无线电波……傍晚时分，一般从8点到10点，是湾区的孩子用无线电台和朋友交谈最忙的时间。这也是人们抱怨的“干扰”通常发生的时间。为了孩子们的名誉和信用，我必须说我本人没听说过一例他们公布了偶然收到的信息的事情，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是操作无线电台的高手。他们大多强力谴责在政府或商业电台正忙的时候“闯入”的行为，在这种时候，他们都不会发送电波。一个孩子对我说：“有些人把我们所有人的名声都败坏了，但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在湾区的船只和电台工作的时候不会打扰。”

但是，对业余爱好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指控，说他们阻碍海上救援行动或广播虚假的紧急呼救信号。1909年1月，业余无线电台严重妨碍了援助一艘出了故障的轮船的努力，它们播出了几组错误的坐标，使救援者怎么也找不到出事的轮船。领导救援工作的K. W.佩里（K. W.Perry）船长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说，到了进行管制的时候了。“我们一直感到，对使用无线电台进行一定管制有其必要性，但过去几天的经验表明了需要进行管制的迫切性。”后来又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当1912年，对“特里号”鱼雷驱逐舰的救援受到业余电台的阻碍的时候，政府感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压力。正如一位海军军官对《电气工程师和机械师》杂志所说：

“特里号”事件给颁布联邦许可证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业余电台一直在干扰求救信号的接听。多次要求他们停止彼此发送信息，但他们不但不听，有些人还口出不逊……世界上只有美国不要求无线电台有许可证……我们并不想给热心于无线电实验的年轻人泼冷水。他们大部分人年轻有才，自己建造了自己的无线电台。但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干扰有时是多么严重，在有船遇险的时候会造成多大的代价，就可以理解必须采取某种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发放联邦许可证。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这个庞然大物发出求救信号说它撞上了冰山的时候，美国东海岸所有的无线电台立即炸了锅，各种猜测和谣言从一个电台传到另一个电台。“泰坦尼克号”的船主白星轮船公司在设法对当时的情形作出解释时，业余无线电台成了现成的替罪羊。“白星轮船公司的办事处向总统报告说，没有办法靠无线电获得任何可靠的消息，因为闯入信号区的无线电台数量太多，业余电台又不断干扰。”《纽约先驱报》这样报道说，“‘泰坦尼克号’的灾难刚一从海上传来，沿岸量程内几乎所有的无线电台都开动起来，发送、接收，丝毫不顾及他人。结果是一片乱哄哄的杂音，只能从中随意拼凑起一些失真的、内容不准确的电报向焦虑的世界宣布。”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总统在白宫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无线电进行管制的问题。但《纽约先驱报》的文章说：“不需要争论，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惊人惨剧，加上阻碍救援工作，影响准确报道的无线电乱象，这些本身就是证据，说明管制刻不容缓。”海军总工程师哈奇·科恩（Hutch Cone）告诉《纽约先驱报》：“如果有什么能够证明必须对无线电进行管制的话，那就是这个事件。”

后来发现，真正的问题是“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发出的电报数量太多，船上的报务员没有理会附近的一条船“苏格兰号”发来的问候电文，里面警告说该海域有冰山。他反而告诉“苏格兰号”的报务员关机，不要阻碍他发送电报。于是，“苏格兰号”关闭了电台，结果没有听到“泰坦尼克号”的求救信号。“泰坦尼克号”灾难发生后，美国于1912年通过了《无线电法》，引进了处理船只求救信号的新规则，包括实现频道标准化，并要求无线电台旁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人看守。法律还规定了对业余无线电台的严格限制，要求发报机必须申请许可，把业余电台的波长限制在200米以下，并对业余电台的发送能力、地点和活动时间都作了限制。无线电的业余用户和商业及军方用户之间第一次划出了清楚的分界线。

无线电法还赋予了总统“在战时或发生公共危险或灾难的时候”关闭无线电台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海军奉命确保各个无线电台尊重美国的中立立场。海军为执行这一命令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关闭了不少业余无线电台。当美国于1917年参战的时候，就连使用接收器都被禁止，完全停止了业余人员对无线电设备的使用。1919年禁令取消后，无线电爱好者热切地希望重拾他们过去的事业。战争期间，技术得到了改进，特别是发明了使用真空管的连续波发射机，这样，无线电信号不再只是莫尔斯电码的点和画，而且也可以传送声音，使无线电话成为可能。雨果·根斯巴克在《电气实验者》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业余无线电的回归”的文章，宣称：

两年前我们把电台收起来的时候，已经听惯了心爱的发报机那笛声一样响亮急促的点和画的声音。但战争改变了一切——甚至改变了无线电，因为现在无线电话已开始流行。先前我们在耳机里只能听到嗒嗒的响声，现在太空中到处皆是人的声音，远远地越过大地，不，越过海洋。随着时间的推移，点和画的声音将越来越少，我们的天线将收到越来越多人的声音，这也是理所应当……虽然我们中间无疑会有很多人坚持用点和画，但可能很快大多数人会开始使用无线电话。

《西雅图每日时报》（Seattle Daily Times）在“孩子的无线电又用上了”这个大标题下，表示了对业余无线电重生的期待。它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美国这样庞大的业余无线电人员的大军。据估计，战前美国各地散布着至少17.5万架业余电台。现在和平有了保证，这个数字也许会更大……美国的孩子有了更好的远程联络的设施，在某个意义上成了世界公民。从他可能是在书房里攒造的家庭电台中，他获得了在前一代人看来是神奇的力量。”然而，从莫尔斯电码到音频的转变将要完全改变无线电的运作方式。它原来是报务员借以互相聊天的双向媒体，战后却迅速演变为高度集中的单向广播媒体。根斯巴克的《业余无线电的回归》（Amateur Radio Restored）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万岁！”为结束语。但就在他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开放的双向无线电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已近尾声。

最初的WWW

既然可以用连续波发射机传送音频，就不是非得懂莫尔斯电码才能使用无线电了。一下子，所有人都能领略用无线电接收机搜寻电波的乐趣了。发出普遍信号、使所有人都能收听的广播开始流行。从1919年起，大西洋两岸都试着做了音乐会和演讲的广播。据《电话学》（Telephony）杂志报道，1920年6月，女高音歌唱家内利·梅尔巴夫人（Dame Nellie Melba）在英国举行的一次演唱会从艾塞克斯（Essex）的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播出，“欧洲各地的业余无线电话台”都收到了。《电学家》（Electrician）宣称：“当然，此种方法形成商业规模尚需大量努力，但现在就应抓紧时间教育公众了解这一新型通讯手段的进步。”事实上，商业广播发展之迅速超乎任何人的想象。起初，美国的业余电话台也曾参与其中一试身手，但1921年12月，政府规定了广播娱乐节目的频道，与海上船只遇险呼救的频道分隔开来，紧接着第二个月又“暂时”禁止业余人士染指娱乐节目的广播。这个禁令其实是永久的，而且1922年间，无线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一改变的起源要追溯到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官员开始试图建立政府对无线电的垄断的时候。使他们特别忧心忡忡的是，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成了业界的执牛耳者。英国在有线电报业中就是全世界的老大，现在，似乎这家英国公司要将英国的统治地位扩展到无线电报业。战争期间，美国的所有电台都被置于美国海军的控制之下。为完成对无线电产业的管制，海军没有请求国会批准，便悄悄地买下了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私人公司“联邦电报公司”经营的所有无线电台。国会的立法者对海军企图接管无线电行业非常不以为然。于是，他们着手成立一个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公司；他们迫使马可尼公司的美国分部把业务卖给通用电气公司，再把通用电气公司的无线电业务分出来成立了一个新公司，这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RCA还获得授权，可以使用属于其他公司的2000多项无线电专利，那些公司包括制造电气设备的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和后来雄霸美国电报和电话行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RCA的目的是在美国和世界各处之间建立无线电通讯服务，它的标志是一个地球，上面印着“无线电覆盖全世界”（World Wide Wireless）的字样。当时，向英国发电报的费用是一个字25美分。RCA凭借它大功率的无线电设备和与其他国家的无线电报公司达成的协议，把发电报的费用降低了30%。

但短短几个月后，RCA的重点就从使用莫尔斯电码的电报服务转向了广播业务。1919年和1920年初次试播后，许多城市建起了广播站，拉动了对收音机的需求。1922年，美国收音设备的总销售额是6000万美元，包括约100万台自制收音机配套元件的销售和商店直接销售的10万台现成收音机。1923年，收音机的销售额达到1.36亿美元，1924年是3.58亿美元，1926年超过了5亿美元。此时，现成收音机的销量已超过了自制收音机配套元件。到1928年，全美共有1300万台收音机在使用中。无线电的急速蹿红，被称为“1922年之热”。每一家广播电台的成立，每一项无线电技术的突破，都得到报纸兴奋地大事报道。为帮助人们了解并享受这一新媒体，出版了各种书籍，如《无线电须知》（Radio for Everybody）和《无线电接听入门》（Radio Receiving for Beginners），这些书宣称：

无线电是最令人沉醉的消遣。它是如此广博精微，即使最高明的工程师也只能稍窥堂奥。您可以从非常简单的操作开始，用简单的词语就能解释清楚。成千上万12岁的男孩女孩都会熟练操作，既为家人朋友提供娱乐，自己也学到了知识。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掌握基本原理，马上开始接收……您会感到自己在参与一场魔术表演。只要开始接收就欲罢不能。一步接着一步，让人无法住手。您应用的是当代一项最伟大的技术。

关于这个新媒体的长期影响众说纷纭。1922年，RCA的年度报告说，公司建立初始，“没有想到广播艺术能发展得像去年那样如此大受欢迎。工程师和科学家预料到了无线电话技术在通讯方面的应用，但没有人设想过无线电话技术今天在广播上的应用发展得如此惊人”。1922年，美国的广播电台从不到20家猛增到近600家。报告指出：“这一艺术发展得迅猛异常，广播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宗教、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只有500年前发明的印刷术可相比拟。”在576家广播电台中，有些是业余的，别的则依靠RCA、AT&T和西屋等无线电接收机制造商的支持，或有政府机构或大学的支持。持有双向通讯许可证的业余爱好者人数仍然很多，有16570人。但业余爱好者经营的无线电台到1923年即达到顶峰，自那以后逐渐减少。接收机已经大大多于发射机。不久，无线电就成了几乎完全单向的广播媒体。

尽管新技术迅速普及，但怎么能用它赚钱，开始时并不清楚。无线电接收机的制造厂家建起广播电台为它们的产品提供市场；大学和政府机构把经营广播电台视为公益事业；百货商店、报纸和汽车经销商建立广播电台来为自己做广告。早在1922年，关于无线电媒体如何做到经济上自给自足就开始了热烈的辩论。1922年6月的《科普月报》（Popular Science Monthly）指出：“免费广播服务显然不能永久维持下去。”有人建议收取各种形式的广播服务费，有人提倡征收无线电接收机的销售税，或出售准许使用收音机的许可证。

另一个建议是用广告来支持新媒体。开始时这个主意非常不得人心。不喜欢广告的有行业刊物、政府官员、普通老百姓，还有RCA的董事长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1922年说：“无法设想让如此伟大的服务工具湮没在广告喋喋不休的喧哗中。”西屋公司的发言人说，广告“将毁掉无线电广播，因为没有人会受得了广告”。就连用无线电广播做广告是否合法都不清楚，因为AT&T声称，向广告商出售广播时间是一种付费的电话服务，而它对此项业务有垄断权。1924年，AT&T把使用它的长途电话网的16个广播电台连接起来，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覆盖面达到美国人口的60%（当然，他们必须有收音机才行）。以这种方法把多个广播电台的听众集合在一起能降低制作广播节目的成本，同时也使AT&T可以大幅度提高广告收费标准。无线电网络越大，赚的钱就越多。然而，AT&T作为电话网的拥有者，可以不准RCA和其他公司采取同样的做法。

萨尔诺夫向法庭提出了对AT&T的做法的质疑，他指出，RCA当初建立的时候，AT&T把有关无线电的专利交了出来，换取了RCA的一小部分股份，因此，AT&T没有制造或出售无线电接收机的合法权利。审理此案的仲裁法官同意RCA的意见，作出裁决的时候也正值反托拉斯机构对广播行业开始进行调查之际。AT&T见萨尔诺夫棋高一着，担心涉足广播业务会威胁到它对电话业务的垄断，于是认了输，把旗下的广播电台卖给了RCA，并同意提供长途电话线把它们连在一起，放弃自己对无线电广告有垄断权的主张。结果就是今天的全国广播公司（NBC），它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无线电广播网。它的听众遍布全国，为数众多，因此可以吸引广告商，也雇得起百老汇的明星和别的当红艺人在电台上表演节目。与此同时，加入这一网络的地方电台可以向当地的广告商出售广告时段。

无线电广播行业对广告生意热烈欢迎，因为它急需资金，私营广播电台靠广告商维持的模式后来被称为“美国计划”。1927年建立的联邦无线电委员会（FRC）实施对大型广播公司的政策倾斜，不利于小广播电台，进一步推动了行业集中化。委员会重组了无线电波段，设立了40个全国性频道，把小电台挤到了收音机调频板的边上。国家级的广播电台又组成了几个全国性广播网，最大的是全国广播公司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说，因为无线电波段有限，所以它支持面向大众的商业广播电台，而不是专业性的非商业电台，还辩称：“没有足够的波段让每一流派的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都设立自己单独的广播电台，在太空中传播它们的主张。”

其他国家也发生了无线电广播的集中化，原因却和美国的不同。在英国，广播从一开始就是垄断行业，是由世界上第一家全国性广播公司——1922年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所垄断的。邮政总局和包括马可尼的公司以及通用电气公司在内的一些公司决定，把资产集中起来建立一个财团，这就是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的起源。那一年，BBC使用安装在伦敦牛津街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楼顶上的一架信号发射机开始了每天的广播。它的首任总经理约翰·里思（John Reith）解释说，英国在建立广播系统时吸取了美国的教训。他说：“我们从美国的经验中看到了需要避免的陷阱，吸取了教训。”他还说：“美国缺乏控制，结果导致了混乱……如我所说，英国从美国的经验中学乖了，于是建立了一个中央控制的广播电台系统。”1923年，英国政府的一个委员会决定不采取美国依靠广告费的做法，认为给BBC供资的最好办法是收取用户10先令的许可费。1927年，BBC根据皇家特许重组为国家广播电台，同政府保持了一定距离，并把名字中的“campany”为“corporation”。

BBC有皇家的认可，有自己的盾徽，又有政府部门的地位，对听众采取的是一种家长式居高临下的态度。它不只给听众提供娱乐，还想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素质。应邀前来作广播讲座的著名思想家像高雅晚宴上的来宾一样，通常回避政治和宗教这类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广播员的发音是最标准的，受英语口语咨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由专家组成，里面有语言学家和著名作家。比如，1931年，委员会建议“车库”（garage）的发音和“婚姻”（marriage），而不是“（炮火）齐射”（barrage）押韵。里思认为贵族的发音对国内外的听众来说最容易懂，但它更加深了人们心目中BBC傲慢自大、高人一等的印象。BBC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引领公众品位，不是跟随其后；它不管听众想要什么，只给他们它认为他们应该要的。它自认为是文化标准的监护人，保护文化不因商业或通俗品位的压力而走味。里思在他于1924年出版的《对不列颠广播》（Broadcast over Britain）一书中解释了他的立场：

据我们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把人各方面最好的知识、努力和成就带给千家万户，避免有害或可能有害的东西。偶尔会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好似只肯给大众我们以为他们所需要的，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更是少之又少。

BBC为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树立了典范，它们也建立了国营的垄断广播公司，靠用户交付的许可证费供资。到1936年，（主要在美洲的）22个国家采纳了靠广告费支持的美式做法，但大部分位于欧洲和亚洲的40多个国家采用的是“BBC制度”，即广播电台由政府出资，辅以收音机使用税。美国对这一方法心存怀疑，因为它把对广播的控制权集中到了政府手里。但在许多国家中，这正是政府想要的。

政府集中控制广播电台的趋势在德国最为明显。1932年，在魏玛共和国奄奄一息的日子里，20年代出现的各种半商业性的地方电台被国有化，合在一起组成了帝国广播公司。禁止在广播中穿插广告，广播内容多数是政治性的。这对新兴的纳粹党和它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来说正合适，希特勒激动人心的演讲风格最适于电台广播。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帝国广播公司成为他们宣传工作的核心工具。希特勒手下负责宣传的头子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1933年8月一次无线电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概述了他关于无线电的观点。新上台的纳粹政府提供补贴，鼓励研发生产一种廉价的收音机，称为“人民收音机”，使哪怕是最穷的人家都能听到政府的政治广播。这样的收音机卖出了几百万台。这种收音机设计得能够很容易收到德国的国内广播，但无法收到短波上的外国广播。戈培尔保证要发起“一场系统性的运动”来推广这种新型收音机。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将应用过去几年学到的宣传知识。我们的目标是把德国无线电广播听众的人数翻一番。”戈培尔明确指出了无线电促成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潜力，他宣称：“20世纪的无线电就是19世纪的报刊。”魏玛共和国政府“看不到这一现代技术影响民众的潜力……而我们打算使我们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发生原则性的改变，这是一场巨大的革命，无所不包，将改变我们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没有无线电和飞机，我们就不可能掌权或按我们的方式行使权力”。

戈培尔批评魏玛共和国政府对无线电的管理过于官僚。他说，纳粹党将“尽快清除叠床架屋的层层机构，代之以斯巴达式的简单明了的管理”，使这一新媒体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我们不打算只把无线电用于我们党的目的。会有娱乐节目，有通俗艺术，有笑话，有音乐。但是一切都应和我们的时代相关联。一切都应围绕我们伟大的重建的主题，或至少不能妨碍阻挠这个主题。最为重要的是要对一切有关无线电的活动进行明确的集中管理……我们要的是教育人民的无线电，为人民服务的无线电，把政府和民众联系在一起的无线电。

办公室、工厂和公共场所都安装了收音机，无休无止地广播讲话和集会情况，使人避无可避。1938年，美国记者采萨尔·泽钦格（César Saerching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杂志上介绍了纳粹是如何利用无线电的：“在他们手中，它成了空前强大的政治武器。他们的操纵手法十分高超，对反对意见毫不容忍，对真理予以无情的拒斥。出于坚信一切行为和思想都必须服从于国家目的的狂热信念，他们使无线电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所有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把收听外国广播定为犯罪。只有情报部门才能接收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但许多德国人还是偷偷地收听外国广播以了解战事的真实情况，因为受到严格审查的官方新闻广播丝毫不透露德军节节败退的消息。直至1945年4月，戈培尔掌握的广播电台还在对听众说胜利就在眼前。大多数德国人只是在广播上听到希特勒的死讯的时候才知道真相。战争结束后，希特勒的一位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纽伦堡审判上说：“希特勒的独裁与历史上的独裁有一点根本的不同。他的独裁是第一个……充分利用一切技术手段来统治国家的。他通过收音机和扩音器这样的技术装置，剥夺了800万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因此才使他们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一张纳粹时代宣传“人民收音机”的海报，上面的口号是“全体德国人民用人民收音机聆听元首的声音”。（藏于玛丽·埃文斯图像图书馆/ 魏玛档案）

美国集中管理无线电是为了尽量增加广告收入，英国是为了维护并推广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德国则是为了进行纳粹的宣传。无论是什么理由，结果都殊途同归，使无线电成为历史上最集中的媒体。在美国，对招揽听众的广播公司来说，听众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在英国，他们是需要教育改善的民众；在德国，他们是要对其洗脑误导的人民。在每一种情形中，广播者和广大的无名听众之间都隔着一条区分“我们和他们”的鸿沟。

电视，国民的麻醉药

早在19世纪80年代，人们就普遍假设，发明了电话以后，下一步就是把图像和声音一道从一个地方实时发送到另一个地方，只是当时以为传送图像要经过电线。到1926年，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和查尔斯·弗朗西斯·詹金斯（Charles Francis Jenkins）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初次展示电视机雏形的时候，广播电台的播送模式已经确定。虽然有些发明者试验过双向电视，但电视的发展从未有过广播电台当时那种百花齐放的阶段。这既是因为到20世纪20年代时，对无线电传播已经确立了严格的管理，也是因为将图像编码传送的技术复杂得多。鉴于电视成本昂贵、技术复杂，它出现伊始即为集中的广播媒体也就并不令人惊奇了。但电视不仅采用了广播的内容、规则和筹资模式，而且最终也落入了广播帝国的手中。

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关于电视这一将来的奇迹的预言，有的预言甚至在电视技术尚未证明可行之前就做出了。报纸上登载各种关于“广播光学”或“图像广播”研发进度的报道。1925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广播的新时代”（Broadcasting: Its New Day）的书预言道：“太空中将颤动着我们最喜爱的明星的形象，它们会被忠实地接收下来……我们的棒球手将不是在一群观众面前，而是在无线电发射机前表演，而我们会听到球棒击球的脆响和裁判的裁决，看到跑垒手滑垒时带起的尘土。视像广播不是白日做梦。”一位权威人士在1925年宣称，到20年代结束时，美国人家家都会有电视机。然而当时还没有人组装起可以使用电视技术的装置。

第一个可行的电视装置是在英国造出的。1926年1月，贝尔德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向来访的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展示了他的样品。他造的装置借鉴了之前许多发明者的成果，有一个转盘，上面钻了螺旋状的一串仔细排列的小孔，小孔上安有透镜来依次扫描拍摄的景象。扫描得来的明暗不同的图像用光电池计量后发射到接收站。接收站也使用一个转盘，和发送用的转盘同步，通过它调整灯的亮度，把信号重组为图像。其他发明者也曾成功地发送过粗陋的图像和剪影，但贝尔德的装置是第一个能实时显示动作的。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出席了1926年贝尔德的展示，他写道，显示的图像“微弱而且常常模糊不清，但它证实了一种说法……确实有可能立即传送并重现运动的细节，以及面部表情变化之类的画面”。此后不久，詹金斯在华盛顿特区公开展示了他的“无线电视”，其装置也是以转盘为基础的。他还用无线电从不太远的距离以外发射了一架玩具风车转动的图像。

他们二人都开始试图把自己的发明投入商业用途。詹金斯于1928年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第一家电视台W3XK。他借鉴广播电台网络模式的威力，第二年在新泽西建立了第二家电视台。他还出售电视接收机，有现成的，也有零件配套供顾客自己组装的，目的是扩大电视观众群。这也是学习广播电台的经验。詹金斯做的一个宣传电视接收机的广告使人想到了试验性无线电广播的黄金时代：“电视来啦！自己想动手的，做维修的，做零售的，人人皆宜！电视节目越办越好。现在是玩电视的时候了。重历广播电台开拓时期的兴奋吧！”受詹金斯的努力的启发，也在研发电视技术的通用电气公司和AT&T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试验电视台。

同时，贝尔德演示了长途发射；他利用电话线把图像从伦敦发送到了400英里以外的格拉斯哥，并利用短波无线电进行了跨大西洋的广播。他参加了法国和德国的电视试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贝尔德电视公司”，获准使用BBC的大功率发射机进行试验性的电视广播。但电视需要两台发射机（一台专门用来发射声音），所以，开始时图像和声音的传送是两者交替的，每几分钟换一次。到1930年，BBC又安装了一台发射机后，才能同时发射声音和图像。1932年，BBC接管了节目制作，到1935年，英国就有了几千名热心的观众观看它的电视节目。

然而，詹金斯在美国却遇到了强大的对手——RCA的董事长戴维·萨尔诺夫。萨尔诺夫看到，电视大有压倒广播电台之势，他要努力维持RCA及其全国性广播公司NBC的统治地位。他和其他广播公司把电视视为广播电台的逻辑延伸，不愿意让新来者侵入他们的地盘。RCA指称：“只有像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这样有经验、负责任的组织才应得到广播许可证，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值得信赖，可以维持最理想的服务。”萨尔诺夫还说，世界各地正在试验的电气机械电视系统简单粗陋，不适合大规模采纳，此话并非毫无道理。RCA的大力游说、技术的不成熟、大萧条的来临，这几个因素加起来断送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詹金斯等人企图在美国推广电视的努力。

发明者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寻找一种高级的技术，不必依赖快速旋转的转盘，或者应该说，不必依赖任何运动的机械零件。他们希望使用阴极电子管发出的电子射线来捕捉并显示图像。第一个把这种纯电子的办法应用于电视的是菲洛·T. 法恩斯沃思（Philo T.Farnsworth）。他是位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他家在爱达荷州新买了一个农场，他在那里房子的阁楼上发现了一堆科普杂志和无线电杂志，因此而燃起了对无线电的兴趣。他后来说，他15岁时在土豆田里耕地的时候突然想到，可以把图像一行行扫描进行分解和重组，像犁铧犁过田野一样。6年后，他造出了一个可行的电视装置，其基础是一个图像感应器，他把它叫作“图像解剖器”。1928年9月，他在他旧金山的实验室里向报界展示了他的发明。据《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对图像解剖器的描述，它的大小像“家庭主妇用来做果酱的一夸脱瓶子”，比贝尔德和詹金斯使用的转盘小得多，也简单得多。法恩斯沃思的发明唯一的缺点是它需要极强的照明。

关于法恩斯沃思的发明的报道引起了RCA的萨尔诺夫的注意。他刚刚雇用了一位俄裔发明家弗拉基米尔·茨沃里斯金（Vladimir Zworykin），他此前在西屋公司供职，多年来一直研究电子管电视。茨沃里斯金去法恩斯沃思的实验室参观了三天，假装想对他的发明投资，学到了能学到的一切。然后，茨沃里斯金费时数年，用RCA的资金进行研究，复制并最终改进了法恩斯沃思的发明。具体来说，他造出了一个更敏感的图像感应器，不需要特别强的光线。与此同时，萨尔诺夫对法恩斯沃思提起了一系列诉讼，使他忙于应付官司，无暇他顾。萨尔诺夫声称，法恩斯沃思的专利无效，因为茨沃里斯金几年前在西屋公司时就发明出来了。到1939年，法恩斯沃思在这场长达10年的官司中终于胜诉，法官命令RCA为使用他的发明向他支付100万美元。不过，法恩斯沃思虽然胜诉，但损失惨重，因为RCA已经扼杀了他的发明得到采用的可能，而且自己准备成立电视系统。就在那年的早些时候，RCA的电视系统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大张旗鼓地在世人面前亮了相。萨尔诺夫在世博会的RCA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这个国家诞生了一门举足轻重的新艺术，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他结束讲话的时候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给声音加上了图像！”

展台上的帷幕拉开，呈现出一排排电视屏幕，都在直播萨尔诺夫的讲话。这是充满戏剧效果的神来之笔，明白显示出电视已不再是一门试验性的技术，并在公众的意识里深深地烙下RCA的指称，即电视是带图像的广播，因此自然属于无线电广播公司的业务范畴。在30年代的经济低迷期间，对于电视的奇迹的憧憬一直未有消减，现在看来终于要实现了。RCA在世博会上放映了一部广告电影，里面宣布电视技术已经可以开始大规模应用了：“昨天的研究课题今天成了无线电奇迹。人类进步的旅途又经过了一个里程碑，科学使画面从天而来的古老梦想成为现实。”然而，电视上市销售却出师不利。RCA希望到1939年底卖出10万台电视机，好把它的技术确立为行业标准，但最后它只卖出了3000台。第一批电视机很贵，有的相当于一辆小型轿车的价钱，而且只有在接近少数几个接收塔的地方才有信号。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电子制造商都忙于制造军事设备，不再注意设计新的消费产品。战争期间，美国有几个试验性的电视台仍在广播，尽管时间缩短了。但BBC完全中止了电视运营，为的是不让德国飞往伦敦的轰炸机借它的电视信号发射机来导航。等战后恢复了电视服务时，这个新媒体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业已确立的无线电广播公司手里：美国的NBC和CBS采用它们所熟悉的靠广告收入支持的模式，欧洲则采取国营广播公司的模式，靠对电视机征税来供资。从这些组织的角度来看，电视真的只是带图像的广播。

战后，电视在美国起飞得最快，因为早已为它事先造好了势。大战期间，发动了一场密集的广告宣传，告诉美国人民，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就可以享受到这项神奇的新技术的成果。电器制造商告诉民众，仗打完了以后，每家都会装备上节省劳动的电器和供娱乐的电器。RCA的战时广告信誓旦旦地说电视马上就要到来，宣告：“只要战争胜利的绿灯一亮，美国的‘下一个伟大产业’就会开辟教育、娱乐和就业领域中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1944年RCA在杂志上做的广告宣布，电视是“将迈出巨人的一步的婴儿”。另一家电器制造商杜邦公司的广告宣称：“若不是因为战争，杜邦制造的电视–广播接收机本应是今年最令您兴奋的圣诞节礼物！如上帝保佑，我们会竭尽所能在下个圣诞节到来之前给您和您的亲友送上高质量的电视作礼物。”NBC的广告说，电视是“棒球赛的季票”，还要大家“想象在电视上看鲍勃·霍普[1]的演出”。战争结束时作的一项调查显示，85% 的美国人已经知道电视为何物，虽然只有19% 的人真正见过电视。就连政府官员也大肆吹捧电视。1942年，当时负责管理美国广播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弗莱（James Fly）说：“战争结束后，电视将成为第一批迅速兴起的产业之一，它们将是减轻失业和经济衰退压力的缓冲……广播电台的行业标准是5000万台收音机，我们完全可以制定5000万台电视机的目标。”

RCA在电视尚未批量生产之前就大力推销电视，目的不只在于积聚起大量的需求，一旦战争结束即可释放出来，还想确保它自己在战前设计的制式和技术能够成为行业标准。它的竞争对手CBS则大力游说减缓电视的生产速度，好争取更多的时间迎头赶上，并发展自己的技术。CBS落后于RCA，但希望能通过发展彩色电视来超过它。CBS还大力推动使用超高频（UHF）频谱，这样可以增多频道，发射的信号质量也更高。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支持RCA和它提出的建议，即推出黑白电视机，使用现用的高频（VHF）频道。（几个月后，FCC的主席辞职，去到NBC任职，RCA和FCC之间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使用VHF而不是UHF频谱使得电视成为频道较少的全国性媒体，不是有大量频道的地方媒体，这正是RCA和NBC想要达到的结果。独立的电视台只能在大城市中生存，因为那里的观众多，广告商愿意出钱做广告。大部分电视频道都属于大型广播公司，节目的制作尽可能迎合大多数人的喜好，不偏重专门题材。电视问世的头30年，在美国观众看的电视节目中，大型广播公司的节目占70% 到90%。

电视真正起飞是在1948—1949年间，当时电视机的价格降到了相当于6周工资的水平。1946年，美国制造了6500台电视机，1947年是17.9万台，1948年到了97.5万台，1949年更是达到170万台。广告模式也在1948年期间确定了下来：起初是要求广告商赞助节目，担负节目制作的费用，但到了1948年，需求已足够大，电视台可以要求广告商为电视时间付费。广告商都愿意在大广播公司播出的全国性节目的间歇做广告。到1949年底，电视广告收入的一半都进了大广播公司的口袋。地方电视台难以为继，到1953年，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加入了大型广播公司。NBC、CBS和ABC（美国广播公司，是1943年奉反托拉斯监察员的命令从NBC分出来建立的）把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和明星调到电视台工作。许多电视节目干脆照搬电台节目。有时电视节目会一字不差地重复广播电台播放的肥皂剧和情节剧，有时同样的节目同时在广播电台和电视上广播。

美国家庭的电视拥有率从1950年的9% 飙升到1955年的65%。彩色电视广播始于1954年，为此RCA和CBS又进行了一场恶战，戴维·萨尔诺夫再次获胜。1960年，电视普及率达到87%，1970年到了95%。那时，美国所有的电视机中只有一半是彩色的，但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有不止一台电视机。没有别的发明能如此迅速地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收音机的普及率从10% 上升到40%，从只有少数人使用到为主流所接受，共用了6年的时间，电视机只用了3年。电视在其他国家的起飞来得稍晚。英国的BBC采用了和RCA非常相似的新标准，1953年，首次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仪式进行了电视转播，这强有力地促进了电视的发展。到1960年，美国每10个人就有3台电视机，加拿大和英国每10个人有2台电视机。在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电视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份美国的电视广告。（由J·弗莱德·麦克唐纳提供）

美国在电视的发展、接纳和使用方面是无可置疑的老大。美国的电视节目和形式，从侦探剧到问答比赛，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各大电视台拼命提高收视率以求增加广告收入，有人批评说，原来信誓旦旦地说将使用电视媒体促进教育，加强民主，现在这个承诺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任职的尼古拉斯·约翰逊（Nicholas Johnson）对电视的批评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了解行业的内情。他在1972年出版的《生活的测试格式》（Testing Patterns for Living）一书中，宣称电视是不折不扣的失败。

电视曾被视为一个扩大美国老百姓视野的机会，让他们了解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因此而兴奋激动，增长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如今几乎每一个人，包括业内人士，都承认电视失败了。它不仅没有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实际上反而使我们不如从前。没有改善人类就已经应受谴责，使人类变得更坏则完全不可容忍。

约翰逊说，电视产生了“普遍而有害的……麻醉效果”。这个批评得到了其他批评者的响应。电视被指责为造成犯罪和社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美国媒体理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里，把当前的情形比作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描绘的情形，小说中的人们不仅受到专制政府的压迫，还受困于他们自己对娱乐的痴迷。波兹曼和约翰逊一样，批评说就连电视新闻其实也是一种娱乐，其真正目的是要观众看节目间歇时放的广告，那才是给电视台带来财源滚滚的生意。从美国人平均每人看电视的时间不断攀升中，电视的吸引力显而易见。1950年平均每人每天看4.5小时的电视，1960年增加到5小时，1970年是6小时，1990年达到了7小时。随着一家多电视机现象的日益普遍，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又提供了几十个，后来是几百个频道可供选择，每人平均看电视的时间进一步增多，21世纪初超过了每天8小时。

电视成为最普及的媒体。人们坐在闪烁的电视机屏幕前一动不动，被称为“沙发土豆”[2]，这种情形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看电视这种完全单向被动的活动成为无所事事的代名词。比看电视更省力的恐怕只有睡觉。广播模式把广播电台的听众和电视观众视为纯粹的被动消费者。比起使人们能够创造、传播、分享以及重改和交流信息的媒体系统来，电视属于另一个世界。它是社交媒体的反面。

[1] 鲍勃·霍普（Bob Hope）是美国著名笑星。——译者注

[2] couch potato，指整天泡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的人。——译者注

第十一章
社交媒体的重生
从ARPA网到脸书

互联网成了人类发明的最强大的扩音器。它给人微言轻无人理睬的小人物提供了可以向全球发言的话筒。它用以鼓励和推动多种观点和对话的方法是传统的单向大众媒体所无法做到的。

——温顿·瑟夫，2002年

从ARPA网到互联网

回想起来，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复杂的通讯系统的问世之路本来是可以更顺畅一些的。但当时所有相关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做的事情的重大意义。那是1969年10月29日的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21岁的学生查理·克莱恩（Charley Kline）正在电脑室加班。洛杉矶分校有一台SDS西格玛7号计算机，这台主机占满了一整个房间。这个庞然大物有几台分机，可供几个人同时使用，克莱恩每天都在分机上编写密码。那个晚上，负责电脑室的教授列昂纳多·克莱因洛克（Leonard Kleinrock）要克莱恩帮他测试一个新装置，把西格玛7号和远在400英里以外加州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的另一台电脑连接起来。

这个把不同电脑主机连接起来的项目之所以建立，是因为美国国防部的研究部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缩写ARPA）的一位官员鲍勃·泰勒（Bob Taylor）对办公室里摆满了不同的电脑终端机不胜其烦。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位于圣莫尼卡的一家新建软件公司“系统发展公司”都有受ARPA资助的电脑研发项目。泰勒的办公室安装了好几台终端机，以叫作“专线”（leased line）的固定电话线分别与那几个地方的电脑连接，使泰勒得以监督研发的情况。ARPA资助的电脑项目越来越多，泰勒的办公室大有被电脑终端机湮没之势。更为不便的是，因为他的三台终端机是连接到不同电脑主机上的，如果他想把数据从一台终端机转到另一台，除了费时费力重新输入以外别无他法。后来他回忆说：“我想，嗐，该怎么做太清楚了。现在有三台终端机，应该合并成一台，想接哪里就能接哪里。”

泰勒认识到，凭借一台终端机使用远在四面八方的电脑主机还可以便利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多用户计算机系统一问世，人们马上就开始用它彼此发送信息。坐拥三台终端机的泰勒对这样的“电子邮件”便利合作和信息交换的能力知道得太清楚了。1999年，他对《纽约时报》说：

我对这场演变印象最深的是这三个系统如何导致了围绕它们的社团的形成。过去素不相识的人现在使用同一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可以让你分享文件，你就能发现某某人对某某题目感兴趣，而且掌握一些相关信息。你可以给他发个电子邮件，一下子就建立了新关系。

然而，早期的电子邮件系统只允许使用同一台计算机主机的人彼此交换信息。虽然围绕着每一台主机都形成了一个社团，但是无法给另一台主机上的人发信。泰勒建议ARPA出资建造一个试验性的电脑网络，把不同地方的电脑主机连接起来。这个新网络将起名“ARPA网”，它若是成功，效用可不只是给泰勒的办公室腾出空间而已，它会鼓励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彼此沟通合作，使他们能够交流信息，让更多的研究者也能使用他们的大功率电脑。简言之，ARPA网的目的不仅是连接机器，而且把人也连接起来。

泰勒为ARPA网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计划，建议采用“封包交换”这一新的理论设想。它不是把网上的所有终端机通过专线直接连接起来，而是把数据分为一样大小的小包，从一台电脑转到另一台，直至到达目的地。这样一来，一台电脑就可以经由几个中转站同远方的另一台电脑交流，而无须直接连接。这大大减少了把若干电脑联系起来所需的专线，也通过多个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交叉存取提高了对网络容量的利用效率。最初提出封包交换的概念是为了使网络在发生核打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运作，因为如果封包交换网络的一部分被毁，可以绕过那个部分，通过另外的路由到达目的地。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网络连接和电脑硬件成本昂贵，又不够可靠，计算机科学家于是想到，可以利用封包交换的方法建立可靠的网络，用于一般性的用途。

泰勒邀请了140家公司来竞标合同，制造专门的接口盒，叫作“接口信息处理机”（IMP），将把它们插在不同地方的电脑上，用专线连接起来。计算机产业巨头，最大的电脑主机供应商IBM和美国电讯垄断公司AT&T没有投标。IBM设想的将来不是把不同的电脑连接起来分享信息，而是建造更大的主机，通过AT&T的线路与各处的终端机相连，认为这才是把众多用户连在一起的最好办法。制造IMP的合同最终给了一个叫“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的小公司。到1969年中期，它造出了四个碗柜大小的大型IMP，运到了四个测试场地，包括UCLA和斯坦福研究所。对封包交换理论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克莱因洛克负责把一个IMP和UCLA的电脑连接起来，然后与斯坦福建立联系，进行测试。他要克莱恩做他的助手。

“我们本该发个精彩难忘的信息。”多年后，克莱因洛克这样说，“塞缪尔·莫尔斯从《圣经》里引用的那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就很美……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在月球上说的‘全人类的一大步’也非常精彩。他们都是聪明人，知道怎么做公关。他们的话都是可以青史留名的。”可是，克莱恩为了在UCLA的终端机上进入斯坦福的电脑而从UCLA通过连线发往斯坦福的信息实在太普通了：就是一个词——“登录”（log in）。晚上9点半左右，克莱因洛克打电话给斯坦福的年轻编程员比尔·杜瓦尔（Bill Duvall）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开始测试了。克莱恩在终端机的键盘上打下“L”。杜瓦尔在电话上确认这个字母路经两个IMP到达了斯坦福的电脑。克莱恩又打了一个“O”。杜瓦尔又确认收到了。克莱恩打了“G”，但没有送出去，系统失灵了。所以，通过ARPA网送出的第一个信息是“LO”。他们鼓捣修理了一番后开始重试，到晚上10点半，成功地建立了联系，克莱恩登录进了斯坦福的电脑。IMP达到了要求，ARPA网就此诞生。

UCLA和斯坦福的IMP在1969年11月21日正式连在了一起。12月初，它们又都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第三个IMP连接了起来。斯坦福的电脑还连接上了犹他州大学的第四个IMP。封包交换系统意味着这四个地方的用户可以使用连接在一起的四台电脑主机中的任何一台，即使他们各自的IMP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比如，UCLA和犹他州大学之间的网络交通经由斯坦福或圣巴巴拉。）1970年3月，ARPA网扩大到美国东海岸，随着更多电脑由IMP连接到网络上，面铺得越来越大。1975年，当ARPA网宣布完成试验期，开始充分投入运作时，已经有了57个IMP，其中一个跨越大西洋安装在伦敦。到1981年，网络上连接了213台电脑，平均每20天就有一台电脑加入。1983年1月，IMP使用的称为“NCP”（网络控制协议）的封包交换协议不再使用，采用了叫作“TCP/IP”（传输控制协议/ 网际协议）的更为健全的标准。那是由罗伯特·E. 卡恩（Robert E. Kahn）和温顿·瑟夫（Vinton Cerf）在70年代初期开发出来的。它提供了一套通用的“互联网协议”来化解ARPA网和届时出现的其他封包交换网络之间的差别。连接整个网络而不是各个电脑的做法被称为“网际连接”（internetworking / internettin）。到80年代初，相互连接、使用封包交换的电脑网络，包括最早的ARPA网，被统称为互联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接口信息处理机的工作记录，记的是经由ARPA网发送第一个信息的过程。（由Flicker上的FastLizard4提供，许可号码CC-BY-SA2.0）

ARPA网建立之后，用户即可登录另一个地方的电脑，同那里的同事保持电子邮件通信。下一步自然而然就应该是建立一套能把信息从一处送到另一处的电子邮件系统，使人们不必在相距遥远的不同电脑上登录多个电邮账户。最早的这种“网络电邮”是1971年开发的，送出第一个邮件的人是制造了IMP的“博尔特、贝拉奈克和纽曼”公司的程序员雷·汤姆林森（Ray Tomlinson）。他用一台电脑向同在一个房间通过ARPA网相连的另一台电脑发送了几个测试信息。汤姆林森忘记了他在第一个信息里都写了些什么，很可能只是在键盘上随意打出的几个字母，如“QWERTYUIOP”。虽然汤姆林森发出的第一个信息的内容已经遗失，但他建立的系统的一个特点留存至今，那就是他采用的用来隔开收信人的用户名和载有收信人账户的电脑的“@”符号。这一“用户@ 载体”的公式自他开始使用以来始终在用。

随着电邮系统实现了标准化和互相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送正如泰勒预料的那样，成了ARPA网最突出、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温顿·瑟夫回忆说，汤姆林森发明的网络电邮刚刚问世，“人们就制定了不同的通讯录，一个专用于科幻小说，一个专用于餐馆点评。我们马上看出，电邮除了作办公室之间的备忘录传送系统外，还成了社交媒体”。通讯录使有同样兴趣的人群能够使用电邮系统分享信息，进行讨论。早期的通讯录种类包括科幻小说爱好者、品酒家和网络黑客。同时，餐馆点评汇编为一部叫作“YUMYUM”[1]的协作性指南，由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负责维持更新。ARPA网的任何用户都能提交对餐馆的评论，供指南收录，指南则供大家随意下载。给每一个评论者分发一个特有的认证号码，附在评论后面，这样，读者可以决定同意或不同意某个评论者的意见，但不知道评论者的真实身份。1976年，YUMYUM在网页上说明了这种集体写作是如何进行的：

本刊YUMYUM列出了旧金山湾区以及更远的一些地方的480家餐馆，有读者提出的1056条意见。许多意见是彼此冲突的。我们并不试图在各种意见之间寻求“协商一致”，而是让它们百家争鸣。当然，不同的人注意的事情不同，餐馆也因时间的推移和主厨的更换而改变……你如果有一点经验，就能够对点评者作出评价，从这里登载的意见中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我们靠你们来提供餐馆情况的及时更新，以及关于值得注意的新餐馆的信息。为本指南撰写评论时，务请做到简洁准确……本指南的内容按地理区域和烹饪风格分门别类。所涵盖的地区面积约为离我们实验室距离的平方。

ARPA网最初的用途是把各个大学中ARPA资助项目的研究人员连接起来，这意味着所有的通信都应像学术同行间的交流一样彬彬有礼，为了商业或政治目的使用网络是不允许的。1982年，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为新进工作人员写了一份须知手册，在“礼仪”这个标题下概述了使用“国防部ARA网/互联网”的通用规则：

除直接为政府工作提供支持以外，把ARPA网用于其他用途被认为非法……给ARPA网的其他用户发送个人信息（如安排会面或致意问候）一般不算有害……为了经商牟利或政治目的在ARPA网上发送电子邮件不仅违规而且犯法。发送此类信息会使很多人不满，有可能使麻省理工学院在管理ARPA网的政府机构手中遭遇严重的麻烦。

然而，不参与军方研发，没有和ARPA网相连接的大学不能参加这个新生的线上社区。这促使杜克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吉姆·埃利斯（Jim Ellis）和汤姆·特拉斯科特（Tom Truscot）在1979年提出建议，要建立一个系统，通过大学电脑之间经常性的文档传递使身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得以交流意见；电脑之间利用电话线建立临时性的连接，不像ARPA网，连接各个点要使用高价专线。结果，建立了叫作“Netnews”的分散性讨论系统，后更名为“Usenet”。驱动系统的软件免费提供，很快即传遍北美的各个大学。Usenet上的讨论大部分是技术性的，但也有关于许多其他题目的讨论，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论坛或新闻组。任何用户都可以在任何新闻组中发帖或回复已有的留言。在浏览某个新闻组的内容时，发帖和对它们的回复可以一起显示，使人能追踪讨论的进展。不同的电脑一旦连接到网络上，留言即传遍整个系统，发布着最新的情况。Usenet的做法很快也扩展到了ARPA网。20世纪80年代，Usenet网上的信息交流量迅猛增长，同时，军方的ARPA网和更广泛的互联网之间的分别日益淡化。一些网上交流的用法和习惯是在新闻组中先普及开来的，如打口水战（网上的激烈争论），使用缩写（如LOL代表“laugh out loud”大笑），为“常见问题”（FAQs——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汇编答案，以及使用像“ :-) ”这样的表情符号。

20世纪80年代期间，使用互联网的学者和19世纪的电报报务员一样，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因为他们可以免费进入一个开放的讨论环境。但电报从未进入过家庭。相比之下，80年代，随着家用和办公用个人电脑不断增加，广大民众越来越经常地使用它们来作通讯工具。最开始的时候，用户需要拨打进入简单的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BBS）去交流信息；后来要加入线上服务公司，如CompuServe和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AOL），这些公司通过拨打的方式连接上网，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最后，到90年代初，终于可以通过服务提供商上网了。使用个人电脑直接上网非常费事，需要好多不同的软件来管理连接，传送文档，处理电子邮件，进入新闻组，等等。但是，有机会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加之能够和志趣相投的人交流，这至少对有些人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他们愿意费时费力做这件事情。然后，1993年，随着万维网（World Wide Web）进入主流，一切都豁然而通。

织造网络

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1990年写万维网的程序的时候，目的是便利他的物理学家同行之间的交流。伯纳斯–李工作的地方是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里面使用的电脑系统各种各样。1980年，他写了一个名为“ENQUIRE”（询问）的程序，能让用户在叫作“卡片”的联网记录上记下笔记和想法。比如，某一位科学家的卡片可能和他投稿的科学刊物的卡片相连，联系是双向的，所以某一份科学刊物的卡片也连回到它所载论文的作者的卡片。伯纳斯–李发现，这个程序对他自己的工作很有用，但CERN实验室的好几千研究人员中几乎没有人采用，他们用来储存和交换信息的系统各不相同、互不兼容。伯纳斯–李想到，如果有一个简单普遍的办法把所有研究人员连接起来，将会大大便利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1989年，他借鉴把某个文件中的个别字句和其他文件连接起来的超文本的思路，开始设计一个新系统。1990年，他写出了万维网程序，这个程序可以显示或创造称为网页的超文本文件，他还为此发明了新标准，如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超文本标记语言，它确定了页面的格式）和HTT（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它确定了如何要求访问页面和如何把页面传至浏览器）。

伯纳斯–李在1990年创造的第一个网页中没有图像，只有单色的文字，但可以选择字体的类型和大小。然而，关键在于网页上的文字可以经高亮标记后变为可点击进入另一个页面或文件的链接，有关文件可以是存在同一台电脑内的，也可以是存于远处另一台电脑的。伯纳斯–李开创的网页还可以显示Usenet上的张贴并搜寻远处服务器的存档，这样就把CERN实验室以及别处的研究人员使用的各种不同的电脑系统全包括进来了。第一个浏览器有“前进”和“后退”键，在网页地址中使用“http:/”的前缀和“.html”的后缀。

1991年初，伯纳斯–李把他的万维网浏览器和服务软件免费放上了互联网，开始只向高能物理领域中的其他研究人员开放，自1991年夏天起，则对任何感兴趣的人都来者不拒。因为伯纳斯–李写的软件用于较少人使用的NeXTStep型电脑，所以他和同事罗贝尔·卡约（Robert Cailliau）鼓励其他人写出适用于不同类型电脑的万维网软件。这个初露头角的文件网络的无尽潜力使马克·安德雷森（Marc Andreessen）大为振奋，他是设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的一名学生。安德雷森和同事埃里克·拜纳（Eric Bina）写成了一个新的网络浏览器，名为“马赛克”（Mosaic）。虽然马赛克最初是为学术界使用的UNIX版电脑写的，但是后来又重新写过，使其适用于家用和办公用的个人电脑和苹果公司的麦金塔电脑。马赛克易于安装使用，并可显示网页上的图像，不必在屏幕上另开一个窗口。是它使网络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对被职能各异的不同程序搞得手忙脚乱的互联网新手来说，马赛克简单易用，一身多能，是求之不得的工具。1994年10月，名为“连线”（Wired）的一本新杂志宣称，马赛克“正成为世界的标准接口”，并指出，“马赛克自18个月前问世以来，激起了网络历史上空前的兴奋和商业活动”。

伯纳斯–李设计万维网是为了鼓励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新空间，使人和思想可以在此交会，正如他们过去在咖啡馆内、在科学学会中、在科学刊物上交会一样。他说：“我的初衷就是要把它设计为社交媒体。”他还说：“开始时我想借它和别人分享想法，所以它本来就是用来进行合作的媒体。”到1993年，万维网的吸引力显然远远超越了学术界。公司和电脑爱好者也表现了对它的兴趣。万维网早期不如其他互联网强大，也不如它们有深度，但它使得探索网上世界变得简单有趣，在把互联网带入主流方面厥功甚伟。伯纳斯–李自己初次意识到万维网的应用广泛得出乎他的意料是在1993年的夏日，他开始使用彩色大屏电脑的那一天。他在浏览当时尚在雏形阶段的万维网时，无意中看到网上的一个展览，内容是梵蒂冈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的收藏，由一位荷兰程序员设计了几张简单的页面，里面包含了国会图书馆张贴在线上的图片。伯纳斯–李回忆说，他看到屏幕上五彩缤纷的文字和图片一页页展开，激动得不能自已。那个网上展览不仅美不胜收，而且展示了网络便利国际合作和信息分享的巨大能量。

有了万维网，互联网不再令人望而却步，这一日渐清晰的事实再次引发了CERN实验室内部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辩论的问题是CERN实验室是否应该出售技术专利以图牟利。伯纳斯–李强烈反对借网络牟利，争论说，如果不继续维持万维网的开放性，它就会沦为众多互联网媒体中的一个，那些媒体互不兼容，支持它们的公司和组织彼此互为竞争对手，这势必将造成在互联网上各立山头，不利于信息的顺畅流通。万维网若是和作为其基础的互联网协议一样，对公众开放，不设专利，一定比它归属于任何一方更有吸引力。伯纳斯–李最终说服了其他人。1993年4月30日，他在的CERN实验室的老板正式宣布，万维网的基础标准永远不设专利。伯纳斯–李说：“没有那个宣言，后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结果，对网络进行商业开发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互联网一下子繁荣起来，冲在前面的是马克·安德雷森和别人联手创办的网景通讯公司。伊利诺伊大学不准使用“马赛克”这个名字，于是他的公司使用“网景导航”这个名字推出了马赛克浏览器的升级版。它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使用的网页浏览器，与此同时，上网的人数飞速飙升，从1991年不到500万的学术界人士到1995年的4000万大众，再到1998年的7000万；到2000年，全球已有2.5亿人在上网。成千上万的公司纷纷成立，在网上出售从书籍到宠物用品的各种物品，希图利用新媒体的大红大紫发财致富。许多这类公司上了市，尽管它们收入很少，没有盈利，但仍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些公司坚称，互联网用户的继续猛增很快就会财源滚滚。到2000年初，已可明显看出，对民众在网上大量花钱的期望过分乐观，于是这场狂热轰然崩塌。虽然在所谓的“网络泡沫”期间兴起的许多互联网公司大浪淘沙，不知所踪，但是互联网用户仍然保持高速增长，2001年达到了5亿，2003年达到7亿。对人们网上购物的热情固然估计过高，不过互联网在另一个领域大行其道却是毫无疑问的——它作为媒体使任何人都可以向全球发表任何东西。

各国的公司、大学和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开始建立网页和网站。几百万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争相进入互联网上对所有人开放的新出版环境。自90年代中期开始，创建个人网站就是标准的互联网服务中的一项，但初期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网页，这项工作非常麻烦，只有最热心的爱好者才不会被吓倒。伯纳斯–李原来发明的浏览器既可以创建网页，也可以显示网页，不必和基础的HTML代码纠缠，但后来的浏览器把重点放在了显示网页上，不再注意创建网页。不过，情况逐渐有了转机，AOL、Tripod、GeoCites等公司提供了方便使用的新工具，以便于网上发表。于是，网上涌现出几千万个个人网页，带有图片库、文章节选和图像、个人日志，以及网页主人推荐的其他网站的链接。90年代末出现了更新的工具，使得网上发表更加简单，那些新工具为之服务的是一个日益流行的格式——博客。

博客（weblog）一词是约恩·巴杰（Jorn Barger）在1997年发明的。巴杰是程序员，在Usenet上大量发帖，他造出这个词是为了描述他每天在自己的网站RobotWisdom.com上记述有意思的事情的习惯。当另一个程序员彼得·梅尔霍兹（Peter Merholz）在1999年把它简化为“blog”之后，使用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博客”的含义有四个组成因素，每一个都已经存在了若干年，所以，回想起来，很多网站都可以被视为类似博客或者是早期博客。第一，博客包括一系列个人条目，每一条都有日期，正如一本日志或日记，而且通常含有与其他网页的链接。第二，这些条目以“反时间顺序”排列，访客总能先看到顶上的最新录入，下面是以前的条目。第三，邀请读者在条目下方留下评论，无论是对作者的评论，还是对其他评论的反应。发表评论本身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94年，就出现了供网上讨论的网站，人们可以在上面发表评论，并在同一个网页上举行Usenet式的线程交谈。同样，在“博客”一词发明之前，也有很多人以反时间顺序的排列方式在网上发表日志。使博客写作得以起飞的是关键性的第四个因素，那就是出现了易于使用的自动发表工具，把反时间顺序排列条目和发表评论确定为标准程序。早期的一个重要例子是1999年由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梅格·胡里汉（Meg Hourihan）创立的叫作“blogger.com”的服务网站，任何人都能用它轻而易举地建立并维持博客。威廉姆斯还普及了把博客不仅用作名词，而且还当作动词来用的做法，并赋予了blogger（博主）写博客的人的意思。

Blogger.com、Xanga、LiveJournal和其他类似网站的出现意味着能娴熟使用网上发表的工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写的东西有意思，并须坚持不断地写，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引起读者和其他博主的反应。博主开始提供他们推荐的其他博客的链接，“追踪”功能使博主可以看到其他人是什么时候链接到他们的发帖的。小册子时代的许多规矩被有意无意地重新起用，比如使用精心挑选的笔名，还有引用另一个博主的意见，一次引一段，在引文下写出回应。博客的数量不断增加，博主回应别人的帖子时也发表自己的帖子，结果织成了一张相互连接的博客之网，四周是浩瀚如海的读者评论。随着博主和发表评论的人链接到别的地方，思想就沿着这张网传播开去。这种网上的集体讨论被称为“博客圈”。

如果一个媒体本身也是讨论的主要题目之一，说明这个媒体尚不成熟。无线电早期是这样，Usenet是这样，开始时博客圈也是这样。但到了2000年和2001年，讨论的范围扩大了，出现了关于美国政治的博客，如AndrewSullivan.com（安德鲁沙利文网站）、Talking Points Memo（要点备忘录）、Instapundit（立即点评）和Little Green Footballs（绿色小足球）。2002年1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党魁特伦特·洛特（Trent Lot）因在一次派对上发表了一些言论，被认为表示他支持种族隔离的政策，结果被迫辞职，在这件事上政治性博客的博主起了很大的作用。洛特引起争议的那些话在常规媒体上几乎没有报道，但博主们穷追不舍，抓住不放，还翻找出了洛特在其他场合说的类似的话。这促使新闻媒体对此事回头再看，增加了对它的报道。洛特发表了一项道歉声明，企图给事件画上句号，但没有成功，几天后他就辞职了。

这类事情使美国的博主把自己视为主流媒体的替代选项，也是对主流媒体的纠偏。的确，他们和主流媒体截然相反——他们各自为政，固执己见，经常具有激烈的党派倾向性。确立的新闻媒体则渲染夸大博客和主流新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写博客的是业余人士，不是专业记者。博主把这看作自己的优势，因为它意味着他们的媒体对所有人开放。然而，许多新闻记者认为博主不能信任，是闯入他们地盘的不速之客，或者是依赖传统媒体组织发出的新闻的寄生虫。前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记者埃里克·恩伯格（Eric Engberg）2004年11月写了一篇文章，谈博主对那年总统大选的报道，他写道：“由于博主缺乏经验，没有行业标准，而且确实也欠缺谦卑的态度，所以他们取代主流新闻就像寄生虫取代它们所叮的狗一样没有可能。”

美国博主和主流媒体的敌对在2004年末到达顶点，起因是CBS的晚间新闻节目《60分钟》根据泄露出来的备忘录指控乔治·W.布什总统20世纪70年代在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利用家里的关系享受特殊待遇。“绿色小足球”和其他博客立即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其进行了详尽无遗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表明那些本应写于1972—1973年的文件其实是使用现代的文字处理软件写出来的。在这个问题掀起的轩然大波中，一位CBS的前主管嘲笑写博客的人是“一个家伙穿着睡衣坐在起居室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这一次博主对了，专业记者错了。CBS无法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致使节目主持人，美国新闻界最受尊敬的元老之一丹·拉瑟（Dan Rather）在2005年初辞职。

后来的几年内，博主和主流媒体间的敌意逐渐减退。一些著名博主被报纸或杂志雇用，比如2006年，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把他的博客移到了《时代周刊》（Time）的网站。许多主流新闻机构自己也开了博客，由它们的记者供稿（有时记者写稿子时也是穿着睡衣的），并采纳了博客允许读者对文章发表评论的规矩。与此同时，一些博客转为商业活动，开始寻求广告收入，结果变得更像杂志，网页最上方不再是最新的内容，而是最重要或最受欢迎的故事。在许多专门领域，博主被尊为有价值、可信任的信息来源，能提供法律或科学等领域中有深度的专门知识；有的博主还从正在打仗或闹革命的国家报告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消息。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博客极大地扩展了读者在网上看到的意见范围。它监督专业记者为自己报道的消息负责，逼得他们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不是说博主写的一切都准确无误或值得一读，但博主证明了记者的报道也同样并非一贯正确。正如曾任伦敦《泰晤士报》编辑的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在2007年对《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说：“有些博客成了对占垄断地位的主流新闻的最好制约，而且新消息有时是由博客最先报道出来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多得令人吃惊。”

墙上留言

博客的规则和发表工具一度似乎只存在于它们自己的小世界中，和主流媒体互不相扰，但不出几年，它们就被广泛接受。不过，虽然有了博客后，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比过去容易多了，但仍然只有少数人在网上发表作品。到2006年年底，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已超过10亿，却只有约4000万个博客。在理论上，互联网的开放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发表信息，但实际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小部分写博客的用户。对多数人来说，建立博客，定期发帖，培养起忠实的读者群，这些还是太麻烦了。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出现的一套用于和亲朋好友以及其他联系人分享信息的发表工具。

社交网站和博客一样，起源于网络早期的个人首页。有些个人首页采用了反时间顺序日志的格式，后来造成了博客的兴起。另一种常见的网页是网上履历，或称个人资料页，包括简历、照片、兴趣爱好和最喜欢的链接。20世纪90年代末，用户可以在几个网站上创建这类的个人资料页。1997年创建的六度空间网站（SixDegrees.com）率先迈出了下一步，允许用户建立朋友名单。访问某个用户的网页时能看到这个名单，点击名单上的任何名字，即可看到该人的个人资料以及他自己的朋友名单。网站的用户（如果发现自己与别人连接了起来）可以找出他们是如何被与另一个用户连起来的，还可以给朋友发信息，或发给朋友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虽然六度空间网站的用户高达约100万，但是它在营利方面并不成功，2000年就关闭了。不过到那个时候，别的网站也采纳了六度空间网站的做法，用户可以创建并显示朋友名单，建立起社交网络，在其中徜徉。

2002年，一个叫“Friendster”的网站诞生了。它的原意是要办成交友网站，使用户和与其有共同朋友的人接触认识——换言之，认识他们朋友的朋友。网站用户可以建立网上个人资料，给和他们相连的人发信息，并发帖报告自己的“最新情况”，无论是心情的好坏，还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到2003年5月，Friendster已经有了30万用户；这时新闻媒体开始注意到它，对它的报道为它吸引了几百万用户的涌入。在用户巨大需求的压力下，Friendster的服务器不堪重负，服务延迟，造成了用户的不满，因为他们有些人已经不再用电子邮件，就靠Friendster来发信。速度减慢的一个原因是服务器必须不断计算每一个用户可以与其交谈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数目。随着登记的用户越来越多，计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加载网页因此要等很久。与此同时，公司不是想方设法使网站的运作更为顺畅，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开发新功能上。2004年，怨气冲天的用户大批转到“我的空间”（MySpace），它也是社交网站，是Friendster的竞争对手，是2003年末受Friendster早期成功的启发建立起来的。

“我的空间”在2004年的增长速度可用“爆炸性”一词来形容。它起初是接受从Friendster转过来的用户，但很快就招揽到几百万青少年用户。它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巨大，部分原因是用户可以自行设计自己的个人资料页，并对外公开，而Friendster的个人资料页只对其他登记的用户开放。到2005年，“我的空间”已经有了2500万用户，同年，它以5.8亿美元的售价卖给了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传媒公司“新闻集团”。此事被看作默多克的英明之举，他的传媒帝国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但在接纳互联网方面行动迟缓。当时，“我的空间”已成为美国第五大最受欢迎的网站。它的用户量在2006年达到1亿人，第二年它的估值为120亿美元。但是，“我的空间”此时开始遇到了问题，用户可自行设计的个人资料页极易受到攻击、劫持和破坏，还可以设计得在受访时给访问者的电脑安装恶意软件。网站充满了垃圾邮件、假造的个人资料，还有希望出名的人张贴的穿着暴露的照片，使人担心这个网站儿童不宜。对新主人新闻集团来说，“我的空间”只是媒体手段，不是技术平台，而且新闻集团似乎只在意增加广告收入，不关心解决网站的技术问题或改进技术。新闻集团这样做实属不智。“我的空间”超过了Friendster，但现在它自己被另一个新的社交网站“脸书”抛在了后面。

哈佛大学学生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04年创建了脸书，开始时专供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使用，脸书建立的第一个月，哈佛本科生的一半人就都加入了。旗开得胜后，扎克伯格开始把脸书逐渐向更多的人开放，先是接受其他大学的学生，后来高中生和社会上的所有人也都能加入。若想加入脸书，必须有电邮地址，而且必须是一个得到认可的机构的电邮地址。这样的要求帮助提高了脸书在初创时期的吸引力，使人感觉它像个精英的私人俱乐部，而“我的空间”却越来越被认为是互联网上粗俗低级、充满铜臭的地方。脸书简洁明快的设计与“我的空间”上常见的极尽招摇的个性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2006年9月，脸书对任何13岁以上的人都开放了。早在它于2009年初超过“我的空间”的登记用户数之前，脸书上升的轨迹就清晰可见了。

脸书和在它之前的社交网站一样，让用户浏览朋友的朋友的名单，往各自的个人资料页上张贴信息（脸书的行话把个人资料页称为墙），并通过张贴情况更新来报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过，脸书比别的社交网站更能紧跟潮流，与时俱进：它增加新功能以提高网页的回应能力，让其他公司开发游戏和别的软件，并上载到脸书的网页上，把脸书的一些功能，如表示赞成的“赞”，提供给别的网站使用。可能最重要的是，脸书在2006年引进了“信息流”（news feed），按反时间顺序列出用户的所有朋友在脸书上的最新活动——张贴的信息、情况更新、个人资料信息的改动、张贴的新链接或图片，还有交了新朋友或与旧朋友断绝关系的声明。这样一来，用户一下子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比一个个访问朋友的个人资料页快捷得多。同时，信息流为每一个用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关于他们朋友的最新链接、图片和传言，使用户在脸书网站上流连忘返。

自那以后，脸书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站，用户多达10亿以上。它2012年5月上市的时候，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虽然它的市值很快降到了这个数字的一半。脸书用户众多，这意味着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片交流网站，每天都有好几亿照片上载。全世界在网上花费的时间每7分钟就有1分钟是花在脸书上的，它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2012年12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研究覆盖的137个国家中，127个国家最常用的社交网站就有脸书。但是，社交网站短暂的历史表明，绝不能骄傲自满。具体来说，脸书多次更改使用规定，许多更改都是为了把网站上张贴的信息进一步向大众开放，但这一直是引起争议和抱怨的一个问题。不过，与Friendster和“我的空间”的情况不同，对脸书的抱怨并未导致大量用户转投另一个网站。

脸书的信息流推广了川流不息地显示信息更新的做法，这催生了另一个叫作“微型博客”（microblogging）的交流信息的方法，它按反时间顺序不停地显示朋友和联系人发出的简短信息和情况更新。这一模式的先驱是推特（Twitte），那是博客的创办人之一，埃文·威廉姆斯，和别人合伙在2006年成立的新公司。成立推特的初衷来自另一个合伙人杰克·多尔塞（Jack Dorsey）。他想，如果在社交网络上更新情况和发送即时消息可以不用电脑，那就方便多了，内容也丰富多了。推特最早的形式不是基于互联网，而是基于手机短信。用户可报告自己目前的情况（“汤姆要去图书馆”），并通过短信接到朋友的最新情况。由于技术原因，短信只限于160个字，其中20个字专用于用户名和路由信息，称为“tweet”的留言不能超过剩下的140个字。字数有限，留言必须简明扼要。2006年7月推特正式创建时已经转为基于互联网，但保留了字数的限制。2007年，出席技术大会“南方偏西互动”（South by Southwest Interactive）的有影响力、熟谙技术的与会者热情地接受了推特，推特的起飞就此开始。随着后来的几个月间推特留言的大量增加，推特用户发展起了自己的一套规矩，如“转推”（retweet，指把另一个用户的留言发给自己推特的读者，但要说明出处）和“话题标签”（hashtag，指把一条推特留言与一个特定的题目联系起来的标签）。后来都被正式吸纳入推特。像在社交网站上一样，用户在推特上张贴的值得注意的留言、链接、图片和其他内容经常能达到大量的受众，因为用户会转推给自己的所有联系人，他们又转推给别人。

到2013年，推特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亿，他们每天发送的推特信息总条数为4亿。推特用户包括国家元首和各界名人，就连教皇本笃十六世都在2012年12月加入了推特。虽然推特的新手可能对推特的各种规则和用语摸不着头脑，但推特提供了关于各种题目的公开和私下交谈的迷人组合，很像17世纪的咖啡馆。2012年11月，推特的首席执行官迪克·科斯托洛（Dick Costolo）在杰拉德·R.福特公共政策学院演讲时，把推特比作一个全球性的城镇广场，是古罗马的广场或古希腊市政广场（Greek Agora）的翻版，人们用它可以直接交换意见，而不是从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这一小撮集中组织，内容经过过滤的来源获取信息。

随着技术的改善和广播媒体的普及，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在我们有能力印刷报纸分发给越来越多的人的同时，印刷商的成本和资金需求也随之增加，对吧？……结果办得起新闻事业的公司或组织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报纸报道的不仅不是真正的多视角意见，而且它内容的来源越来越少，过滤得越来越严格。这种经过过滤、来源有限的报道使我们只能从外向内看新闻。我的意思是说，在（古希腊）公共讨论广场里，人们是从内向外看新闻。由参与者自己来谈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他们刚刚看到的事情……不过现在推特来了，推特重新建起了公共讨论广场。

推特的信息简短，易于用手机发送和接收，比博客、电子邮件或脸书上的信息交流都更快捷，更接近实际的交谈。人们在推特上就各种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不断发表评论，讨论的问题五花八门，从电视节目和体育比赛到民众示威和国家内战。推特的用户选定追随某人后，可以搜集关于朋友或名人的信息，并从政府部门、公司和报纸那里收集信息，组织自己的信息流。推特推出的微型博客在中国大受欢迎；推特在中国“碰壁”，当地的互联网公司建立了类似的微型博客服务，称为“微博”。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和网易微博各有好几亿用户，中国的6亿互联网用户中，一半以上至少使用它们三家中的一家。微型博客在中国特别成功，因为多数中国人使用智能手机（而不是个人电脑）上网。汉字言简意赅，一条微博就能表达整整一段话的意思。

脸书也没能进入中国。中国有一家类似的网站叫作“QQ空间”，有5亿多用户。即使在可以轻易使用脸书和推特的一些国家中，别的网站也更受欢迎，比如韩国的QQ空间和俄罗斯的校园网（VKontakte）。“我的空间”、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站的兴起促使YouTube和Flickr等媒体分享网站纷纷增加了社交的功能，并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无数社交网站和社交媒体。2007年创建的“轻博”（Tumblr）介乎于推特和真正的博客平台之间，用户约有2亿人。雄霸网上搜寻和网上广告领域的互联网巨人“谷歌”在2010年推出了自己的社交网站“谷歌+”。推特的照片分享应用功能Instagram在2012年以7亿多美元的价格被脸书收入麾下。Pinterest的用户用叫作“钉板”（pinboard）的数码剪贴簿来收集和分享图片。Path是只限手机应用的社交网络，用户的朋友限于150人这个“邓巴数字”。埃文·威廉姆斯最新创办的Medium既像杂志又像共享的博客平台。Branch是讨论平台，上面的发帖比推特长，讨论也因此组织得更加严整。似乎每星期都会出现新的社交、分享和发表的平台。鉴于社交网站如此普及，它们像过去的社交媒体一样，开始产生社会和政治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在一贯严格限制出版的国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城26岁的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和秤被警察没收。他经常遭到官员的骚扰和侮辱，这一次他忍无可忍，去地方政府告状。当省长拒绝接见他的时候，他一边喊着“你们让我怎么活？”一边在身上浇上汽油自焚。布瓦齐齐的抗议立即引发了西迪布吉德街头小贩的示威，一大群人聚到省长办公楼前抗议。第二天的和平抗议被警察用催泪瓦斯冲散。国营媒体对布瓦齐齐的遭遇只字不提，但他在病床上的照片和手机录下的抗议示威的视频开始在脸书、YouTube、博客和其他社交网站上传播开来。

脸书上的一段录像被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看到了，于是这个总部设在卡塔尔、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播出了那段录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其他的卫星电视台随即跟进，播出从社交网站上截取的遍及突尼斯各地的示威的照片和录像。这使得突尼斯人口中三分之二上不了网的人也看到了这些照片和录像。以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抗议，比如几个月前在本盖尔丹（Ben Guerdane）镇的抗议，但很快就遭到警察的无情镇压，动乱的消息没有传播出去。不过这次情况不同了。到布瓦齐齐在2011年1月4日死于烧伤的时候，抗议已经遍及全国。

突尼斯当局企图封闭脸书、推特、YouTube和Dailymotion这样的视频分享网站。但此时抗议活动已经太多太广，无法压制了。突尼斯的年轻人早已因腐败猖獗、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缺乏就业机会、没有政治自由而愤懑不平，社交媒体和卫星电视的有力结合使他们看到，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促使他们采取集体行动。布瓦齐齐的表亲阿里（Ali）和家里的另一个人用手机录下了第一场抗议活动，他后来解释说：“我们尽量把发生的一切都录下来，在互联网上传播，因为突尼斯的媒体总是不让我们发声。我们是第一个发出这些照片的，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的回响。”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宣布紧急状态，解散了政府，许诺要举行新的选举，但抗议示威依然故我。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弃国出逃，结束了他23年的统治。

突尼斯革命的胜利激励了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起而仿效。在埃及，和突尼斯一样，年轻的积极分子形成了活跃的地下网络，他们熟谙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使用方法，并与居留国外、同情他们的侨民在网上相连。2010年，他们在传播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的照片中起了很大作用；赛义德是个28岁的埃及人，因往网上上传了一段腐败的警官进行毒品交易的视频而被两个警察殴打致死。警察开始时的报告说赛义德是吸毒后窒息而亡的，但他的一个家人得到了一张他遗体的手机照片，显示他曾遭到痛殴，这张照片张贴到网上，引起了公愤。开罗和亚历山大爆发了示威抗议，出于对赛义德惨死的义愤，在谷歌驻迪拜的公司工作的29岁的瓦埃勒·古奈姆（Wael Ghonim）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叫“我们都是赛义德”的网页。古奈姆创建网页时使用的笔名是“ElShaheed”（意为“烈士”），很快在埃及国内外吸引了35万追随者。古奈姆通过匿名的网上电话对一家埃及报纸说：“我想告诉人们，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或任何其他人身上。”2010年末，支持赛义德的人利用这个网页协调组织了几次静默抗议，抗议的人群身穿黑衣在街上游行。他们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埃及宣布了紧急状态法，禁止呼喊口号。这个网页还呼吁人们在纸币上写下“拒绝酷刑，拒绝紧急状态法”的字样，使这一口号随着纸币的流通而得到传播。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下台后，古奈姆在网页上发帖，呼吁埃及人在1月25日这个全国节日走上街头。他的网页成了积极分子团体动员群众的工具，很多人在上面呼吁举行一天反政府示威。古奈姆回到埃及去亲自参加示威。接下来发生的全国性示威抗议部分的是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协调的，于是政府在1月26日企图完全关闭埃及的通讯网络。古奈姆说，这是政府的一着错棋，因为它表明政府害怕了。“民众的恐惧是政府借以维持的主要因素。但你一旦切断互联网，你就是告诉所有人你害怕了。所以人们才上街示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更大。”

后来的日子里，示威抗议连续不断，其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徒然地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拒绝辞职。古奈姆一度失去了踪迹，原来是被警方拘押了12天，获释后他接受了埃及电视台的采访，情绪激动地侃侃而谈。这次采访使他成为抗议运动的一个象征，在抗议运动后继乏力的时候给它注入了新的动力。

最后，经过了两个星期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辞职。一位支持革命的埃及电讯业的亿万富翁纳吉布·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在2011年盛赞“这项技术给埃及带来的巨变。革命成功99% 都归功于它”。像在突尼斯一样，埃及的革命被西方的有些媒体欢呼为“脸书革命”。这样说有些言过其实，但脸书和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在激发革命中确实起到了作用。

可以说，微博和其他的网上论坛给人们提供了发泄的渠道，也是政府监督舆情的方便的工具，正如17世纪英国的手抄新闻网络和大革命前法国流传的诗歌。中国《人民日报》的一个下属分支“人民网”对社交媒体的内容进行分析，每周汇编为《网络舆情》（Online Public Sentiment）供高级官员阅读。2008年，中国当时的主席胡锦涛对《人民日报》说：“网络是我们了解群众关注、吸收群众智慧的重要渠道。”尽管对微博和其他互联网论坛有所控制，但在一定限度内对政治讨论的容忍无疑使民众有机会利用这个新手段发表他们的关注，也使得政府正视渎职和腐败的情况。2011年7月温州附近发生的高铁撞车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后，撞坏的火车车厢以及事故的细节，包括车厢被切割掩埋过程的照片，很快就在微博上传开了。

舆论随之大哗，铁道部的解释也引起了网上一片嘲笑。比如，它说掩埋车厢是为了便于救援。这迫使政府很快调整对策。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他批评了铁道部，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当调查发现是管理失职和信号系统失灵造成了事故之后，铁道部的几个官员被撤职。不过，政府部门对网上有关撞车事故的发帖密切监视，以防事故激起的愤怒转变为对政府的广泛批评，也为了防止有人组织民众抗议。微博的出现使中国的网民得到了发表意见的新自由，但仍然有由政府仔细界定的限制。

温州火车撞车事件也表明了中国网上对政府的批评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同。在突尼斯和埃及，领头要求推翻暴君式国家领导人的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机会，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网民担心，他们在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中积聚的财富会被贪赃枉法的官员据为己有。他们参与政治是因为有钱，不是因为贫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手持智能手机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都希望进行渐进式改革，不希望发生剧烈的政治巨变。

从起初的通讯录到最新的微博平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发表变得越来越容易。有了推特之类的平台，用户发表任何东西都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在智能手机屏上轻点几下，发出的文字或图片就有可能被数百万受众看到。纽约大学的丹尼斯·佩利（Denis Pelli）和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查尔斯·比奇洛（Charles Bigelow）在2009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内容是自印刷机发明以来，每年发表作品的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他们发现，从1500年到2000年，每年发表作品的（有100人以上读者的）作者从100人左右增加到约100万人，还不到总人口的0.01%。21世纪之初出现了博客、社交网站、微博和媒体分享服务，结果发表作品的人数飙升到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0%。佩利和比奇洛指出：“作者曾经是少数精英，但很快就会成为多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个人把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分享，可触及的受众越来越多，今天的社交媒体可以视为这股源远流长的历史潮流的顶点。很可能要不了许多年，全世界所有人就都能用上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

有150年的时间，人对人的媒体被广播模式的集中化大众媒体所湮没，现在钟摆又荡了回来。流行几世纪之久，基于分享、抄送和个人推荐的社交形式的媒体如今借互联网的东风强势回归。现代社交媒体使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迅速与他人分享信息，因此使普通人获得了集体设置议题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过去只掌握在大出版公司和广播公司手中。确定这一新的媒体环境的影响及其长期的后果是人类目前集体进行的一场巨大实验。实验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

[1] 意思是“真好吃”。——译者注

结语
历史将自己“转推”

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

——温斯顿·丘吉尔，1944年

效仿“真正老的”媒体

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人们常在基于数码技术的“新”媒体和之前的“老”媒体之间作出区分。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老媒体其实是历史上的非正常现象。它起源于1833年纽约《太阳报》的创立，该报采用了创新性的大众媒体模式，招揽大批读者，再把他们转卖给广告商。然而，回顾1833年前那几世纪（可以称其为“真正老的”媒体时代），可以看到，那时基于社交关系网中人对人传播信息的媒体环境同今天有许多相似之处。21世纪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与17世纪的小册子或18世纪的咖啡馆相似，和19世纪的报纸或20世纪的电台和电视却大相径庭。简言之，新媒体和老媒体很不一样，但和“真正老的”媒体相差无几。中间插进来的老媒体时代只是暂时现象，并非正常情形。媒体经过了这段短暂的间隔（可称为大众媒体插曲）后，正在回归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形式。

诚然，社交媒体现代的（数码）形式和它古老的（模拟）形式并非一模一样，两者间有几处重要的分别。如同纽约大学教授、作家兼互联网学者克雷·夏尔基（Clay Shirky）指出的那样，在互联网发表可即时传出，到达全世界，永久保留，并可以搜索，这是像莎草纸卷、诗歌和小册子这类早期社交媒体的形式做不到的。但社交媒体的历史形式与现代形式在基础的社会机制方面、在激起的反应方面，以及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方面，还是有足够的共同之处，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今天的社交媒体和关于它正在进行的辩论。

在关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及其引发抗议和革命的作用的辩论中，历史显然是最有用的借鉴。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而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又使争论进一步加剧。争论的一方是像夏尔基这样的人，他们强调积极分子和革命运动对社交媒体的应用；突尼斯和埃及当然是最突出的例子，但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另一方包括作家马尔克姆·格莱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和叶甫盖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他们对网上对某个事业的支持一定会转为实际行动表示怀疑。怀疑论者说，事实上，在网上支持某个事业反而更不会使人采取实际行动，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出过力了［莫洛佐夫称其为“懒散行动主义”（slacktivism）］。

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册子、信件和地方报纸这样的社交媒体在宗教改革、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几百年后回头看去，同样清楚的是，社交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发表并同化公共舆论。上述的例子中，民众沸腾的积怨都意味着变革迟早要发生，社交媒体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言之，把革命完全归功于社交媒体是错误的，但对社交媒体的作用完全忽略不计也不正确。

阿拉伯之春和宗教改革有一点共性对我们的思考有所帮助，那就是发动革命就像点火。在谷歌工作的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原来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他把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比作加速火势蔓延的“助燃剂”。1572年的一份带插图的手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里面描绘了欧洲宗教不满的火药桶是如何点燃的。插图中约翰·威克利夫手拿火柴，约翰·胡斯举着蜡烛，马丁·路德则高擎熊熊的火炬。无论在16世纪还是在21世纪，新形式的社交媒体都不是点火者，但在这两种情形中，星星之火都是借它之力而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增加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和机会，特别是使更多人享受社交媒体提供的开放的发表环境，这本身是否必然会促进自由和民主？2011年埃及革命后，瓦埃勒·古奈姆对这个观点表达得最清楚。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我一直这么说，如果你想解放社会……如果你想实现自由的社会，给他们互联网就行了。”当问他哪个国家会继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推翻政府的时候，古奈姆答道：“去问互联网吧。”

这使人想到18世纪90年代孔多塞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建议，说：“报刊……使人民的教育摆脱了所有政治和宗教的囿限。”更大的言论自由当然会使强势政府的日子更不好过，但孔多塞的时代发生的事情表明，出版自由也使政府更易于监督公共舆论，监视异见人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情形显示，在缺乏法制的环境中，自由报刊可以为民粹主义者所用，导致暴民统治。

在现时代，莫洛佐夫对社交媒体的弊病表示了类似的关注。他指出，强势政府可以借几种方式对社交媒体加以利用。具体来说，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政府进行宣传，并使政府更容易找出反对分子之间的联系，因此成为政府手中新的监督工具。比如，在莫洛佐夫的出生地白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使用LiveJournal博客平台来协调行动，但“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挫败革命的数码环形监狱：它的网络传输着公众的恐惧，国家当局早已渗透进来，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的结论是：“表达不同政见的新数码空间也带来了追踪不同政见者的新方法……（政府）只要进入一个积极分子的邮箱，他的所有联系人就都落入网中。”

尽管如此，无论是印刷机形式还是互联网形式的社交媒体也可以是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力量，原因很简单：操纵塑造民众的世界观经常是强势政府赖以维持的手段，而如果媒体环境更加开放，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但事情并不是一边倒的；与这个好处抗衡的是，社交媒体也可以使管控更加容易。如莫洛佐夫所说，互联网“渗透并改变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只是有助于民主化的方面”。任何希望互联网传播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人都必须记住，热心使用同样的数码工具的还有怀有完全不同目的的别的积极分子，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俄罗斯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这场争论的试金石是中国。中国网民的人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都多。微博和其他网上论坛给中国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的空前自由。同时，攻击官员或号召游行示威的发帖和微博信息很快被删除；这表明，广泛使用互联网不一定构成对政权的威胁。事实上，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督使它更易于控制舆论。

对社交媒体还有一个平凡得多但非常普遍的关注，那就是任何人都能在网上发表意见，不管是在推特上，博客上，还是在评论流中，这导致了公共讨论质量的低下。许多网上论坛充斥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无礼和愚昧的言论。推特允许任何人直接向别的用户发送威胁或谩骂。无怪乎政客、教士和报纸专栏作家经常把互联网比作臭水沟。

然而，媒体的历史表明，这不过是知识精英永恒的抱怨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每当技术的进步减轻了发表的困难时，知识精英就抱怨说不够格的人会借机发表不该发表的东西。16世纪初，伊拉斯谟抱怨说印刷商“给世界塞满了愚蠢、无知、恶意、诽谤、疯狂、亵渎和颠覆性的小册子和书籍；在这股浊流中，即使原来能够为善的东西也失去了它们所有的善”。更有甚者，这些“成堆的新书”对“做学问有害”，因为它们引诱读者不再研读经典著作，而伊拉斯谟认为，经典著作才是应当认真研读的。

不过，印刷商很快认识到，印小册子和当代的作品比再版经典著作销路好，更赚钱。同样，1641年新闻控制崩溃后，未经许可的小册子汹涌而来，英国的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为此摇头叹息，抱怨说：“每一个利用出版自由的无知之徒都会发表他们空洞的大脑里的胡思乱想，街上叫卖的多如牛毛的造谣诽谤、令人讨厌的小册子就是明证。”同业公会过去掌握印刷的垄断权，使它能控制印刷的内容，因而控制人们所读的东西，它希望能够重新得到这样的垄断权。它的不满其实和专业记者对身穿睡衣的博主侵入他们的领地挑战现状的抱怨别无二致。

看来，每当出版的门开得大一点，权威都要大声疾呼予以抵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更大的言论自由意味着坏思想会和好思想一样流传，但也意味着更有可能对坏思想提出质疑。给偏执和成见发泄的机会，以对它们进行反驳和争辩，这比假装这些观点和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不存在要好得多。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能发表意见的世界中，采取另一种办法，即限制言论自由，肯定是不可取的。1644年，和弥尔顿同时代的亨利·罗宾逊说：“宁肯允许发表许多错误的思想，特别是出于好意，只是因为头脑不清而提出的错误思想，也不要强行压制或任意抹杀一条真知灼见；由站不住脚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和荒谬来衬托，真理将更加光芒四射，吸引更多的人热爱真理。”一个人眼中讨论的粗俗低下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发表意见的民主化。神魔已经钻出了瓶子。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吧！

无论你对网上讨论的质量如何看待，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人们在这样的讨论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这就提出了又一个关注：社交媒体是无谓的浪费时间，使人无暇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工作和学习。2009年做的调查发现，英国和美国的公司一半以上禁止员工使用推特、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站。许多雇主还屏蔽了商业用户的社交网站LinkedIn，因为他们担心雇员会利用上班的时间建立关系网，自我宣传，寻找跳槽的机会。说白了，在公司眼中，社交联系就是光交往不干活。

这个关注也早已有之。17世纪的咖啡馆作为当时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应。17世纪70年代，咖啡馆被痛斥为使人们“为求新鲜大量浪费时间”，是“辛勤努力的大敌”。但在咖啡馆里，聚在一起讨论最新发表的小册子的顾客来自各行各业，人和思想的交汇融合导致了科学、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创新。咖啡馆提供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思想不期而遇的环境，因此而成为集体创新的温床。

同样，越来越多的公司现在开始认识到，社交联系如果处理得当，是可以在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它们建起了“企业社交网”，这是一个类似脸书的内联社交网，供公司雇员交流之用，有时也可用来和客户及供应商联系。这一做法有几个好处：内联网与脸书类似，因此无须给员工提供培训；通过讨论线程分享文件和交流意见比使用电子邮件效率更高；可以发掘雇员潜在的知识和才能；也便于分布各地的团队配合协作。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公司内使用社交网能使熟练的知识员工的生产率提高20% 到25%，如果在四个产业（消费品、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精密制造）中采用此一做法，每年可创造9000亿到1.3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对这样的预测不能太当真，但麦肯锡发现，70% 的公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社交技术，其中90% 说它们已经获得了收益。所以，脸书类的社交网站根本不是浪费时间，反而可能成为商业软件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即使社交媒体在办公室有其价值，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呢？有些观察家担心，社交媒体其实是反社会的，因为它鼓励人们在网上和素不相识的人交流，却忽视了真实生活中与家人亲友的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雪莉·图尔克尔（Sherry Turkle）在《单独在一起》（Alone Together）一书中写道：“虚拟的亲密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另一种接触，或者应该说是所有其他种类的接触的质量呢？”她担心“长时间上网将造成一种新的孤独。我们寻求新技术帮助填补虚空，但尽管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的感情生活却每况愈下”。《哈姆雷特的黑莓》（Hamlet’s Blackberry）一书的作者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也哀叹他家里的人彼此很少交集，反而更愿意和各自网上的朋友聊天。他写道：“网上人群有办法闯入一切，甚至到了一家人无法共聚一堂的程度，家人聚在一起不到半小时就会有人离去，或大家都起身各忙各的。”他建议的办法是：规定“拔掉插头的星期天”，禁止在星期天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

很清楚，尽一切手段与远方的朋友联系，这是人永恒的愿望。西塞罗在他疼爱的女儿图利亚（Tullia）于公元前45年去世后，特别珍惜与朋友们的通信来往。他对每天和朋友阿提库斯的信件往来乐在其中，尽管有时信中没有什么内容。“给我写信……每天都要写。”他在信中这样要求阿提库斯，“如果你没的可写，就写信说没的可写！”关于过分依赖新媒体技术的关注也古来有之：想想看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写作的反对，还有塞内加看到其他古罗马人冲向码头去拿信时对他们发出的嘲笑。到17世纪，新闻迷和他们千方百计寻求最新的新闻报的行为也是讽刺作家嘲讽戏谑的对象。

从古罗马的写信人到分享诗稿的关系网，再到北美殖民地传播新闻的教士，媒体交流一直是加强社会关系的手段。今天也不例外。普林斯顿大学的媒体理论家泽伊内普·蒂费克奇（Zeynep Tufekci）的意见是，社交媒体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在当今居住郊区化，工作时间长，家人因移民而散居世界各地，它能够把人们重新联结在一起。她说，社交媒体与使人感到寂寞的单向电视媒体正好相反，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和不然就会失联的人保持联系，并同本来永远也不会认识的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蒂费克奇说：“社交媒体使人们得以用过去不可能的方式交流，因而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2011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认为互联网有益于遥远的关系，却损害身边的关系，这是不正确的。互联网使天各一方的人彼此建立个人之间的联系，但也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建立或加强当地的联系。”2009年，多伦多大学对4000名加拿大人作了调查分析，发现35% 的人觉得技术使他们与家人更亲，联系更紧密，只有7% 的人说技术使他们感到与家人的联系减少了。很说明问题的是，51% 的受访者说技术没有任何影响，这表示很多人已不再区分网上和网下的世界，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

新技术常常要承受怀疑的眼光。图尔克尔担忧会出现“逃离对话”的现象，并举例说青少年宁肯发短信，不愿打电话。在“拔掉插头的星期天”，鲍尔斯和家人一道做的事情包括一块儿看电视。但是，现在推崇电话和电视的老技术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曾几何时，它们也像今天的社交媒体遭到痛斥一样备受谴责，说它们反社会。（1926年，旧金山的一次调查问卷中包括这样的问题：“电话使人更活跃还是更懒惰？它是否破坏家庭生活和探访友人的传统？”）新技术问世后总要有一段调整期，社会需要制定使用新技术的适当规矩，而新技术也需要随之作出调整。这一过渡阶段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其间新技术经常遭到批评，说它打乱了原有的行为方式。但今天被妖魔化的技术明天可能就成了健康的传统技术，届时另一个貌似危险的新发明又会引起同样的关注。

关于社交媒体未来的发展，历史能提供什么线索呢？虽然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平台给人们提供了通过社交关系网分享信息的手段，但是它们在两个方面仍然和报纸及广播这种老式媒体非常相似：它们是集中的（虽然信息是由用户传播，不是由拥有社交平台的公司来传播的），而且它们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广告。集中给了拥有社交平台的人以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中止或删去用户的账户，如果他们愿意，或为政府所迫，也可以审查用户发送的信息。与此同时，依靠广告收入意味着平台的主人必须设法使广告商和用户都满意，虽然他们的利益并不一定总是一致。社交网站的经营公司一方面拼命拉住用户，好为广告商提供尽可能多的受众，另一方面开始限制用户的活动以及信息从一个社交平台向另一个社交平台的转移。新的社交平台建立初期需要尽量开放，以吸引大量的用户。然而，这个阶段过后，这些平台一旦开始赚钱，就要试图把用户圈在“墙内花园”中了。

大型社交平台和电子邮件以及网络的对比十分鲜明。使用电子邮件以及在网上发表是完全公开、分散的。储存并传送电邮的服务器和读写信息的程序应该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大多数情况也的确如此。储存并传送网页的网络服务器和显示网页并在不同网页之间导航的网络浏览器也是一样。要想建立新电邮地址或建立网络服务器，只要加在互联网上已有的服务器系统之中即可。若要开办新博客或新网站，所使用的主机可以从许多公司中选一个，如果对服务不满意，可以换另一家公司。然而在社交网站上，这些一条都做不到。社交平台是私营公司，是属于公司的巨大封闭空间。要把照片、朋友名单或发帖存档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非常困难，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可能。这些公司之间如果保持健康的竞争，加之它们不愿意过于封闭，以免惹恼它们数以亿计的用户；这两个因素也许能使得大型社交平台长期维持这种半开放的状态。

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今天的社交平台只是过渡阶段，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AOL和CompuServe。这两个集中化的私营服务公司使几百万人领略到了互联网的奇妙，但最终被开放的网络大浪淘沙。同样，社交网站和社交媒体的核心功能，即维护朋友圈、和朋友交流信息，也可能会转向开放分散的模式。电子邮件和网上发表之所以能够采用这个模式，是因为关于电邮和网页的编码及传输存在着行业普遍同意的技术标准。为达到社交网站的分散化，已经有人提出了几条这类技术标准，尽管尚无一条得到普遍支持。整合朋友名单，保护隐私和安全，把情况更新迅速传达给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这些都是目前集中化经营的大型社交网站的优势所在；在分散的模式中做到这些会有技术上的困难。但是，有时主要的社交网站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或改动服务条件使用户不满，或卷入新闻审查；每一次发生这类事件，就会有几个大胆的网友决定试一试各个分散化的小社交网站。蒂姆·伯纳斯–李说：“我觉得需要设计分散运作的新系统。”他还说：“我们设计的系统必须让人们能够合作，但又必须分散管理，不都以一个中心为基础。”

建立分散化的社交平台可以以个人信息库为基础，里面的信息由用户直接控制。如此一来就解决了当前的关注，即社交媒体营造的新的网上公共领域基本上掌握在私营公司手中，而那些公司只听命于广告商和股东，并不为用户的利益服务。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使脸书、推特和其他平台更加对用户负责，减少对广告商的依赖，那就是开始就某些或全部服务对用户收费。许多互联网服务公司的运作模式都是让一小部分付费的顾客补贴人数多得多的免费用户。社交平台可以考虑就如下的服务项目收费：为商业用户提供的详细分析、用户个人资料更个性化的设计，或没有广告干扰的服务。2012年9月创建的App.net是类似推特的服务公司，资金来自用户的使用费。它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靠“出售我们的产品，而不是我们的用户”的“没有广告的社交网站”。它说，这确保了公司的经济收益和用户利益的一致。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尚不可知，但社交媒体将来很可能出现分散管理的新结构和顾客付费的模式。

不管将来社交媒体采取何种形式，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不会消失。如本书所述，社交媒体并非新事物，它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今天，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和社交网站是新型的咖啡馆，媒体分享网站则是新型的摘记簿。它们都是共享的社交平台，使思想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沿着社会关系网一波波传送，而不是非得挤过广播媒体那严格把关的瓶颈。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重生代表着一个深远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也是对历史的回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英）汤姆·斯丹迪奇著；林华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Writing on the Wall: Social Media - The First 2 , 000 Years

ISBN978-7-5086-9698-0

I. ①社… II. ①汤…②林… III. ①传播媒介－历史－世界 IV. ①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4215号

Writing on the Wall: Social Media - The First 2 , 000 Years by Tom Standage

Copyright ©2013 by Tom Standa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著者：[英] 汤姆·斯丹迪奇
译者：林华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28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4–191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978–7–5086–9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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