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上田信; ePUBw.COM
Date: 2017-04-16T16:00:00+00:00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09·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上田信
简介
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明清时代中一卷，作者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严谨而深入浅出的阐述。过往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该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很有新意。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书名页
推荐序
序言 被海洋环绕的两大帝国
海上女神“妈祖”
海的历史
帝国的历史
恣意的明朝
自制的清朝
第一章 事情的时间、空间
海与交易
海与人
交易的类型
中华文明的扩大过程
东欧亚空间
东欧亚的海洋
海与船舶
海上交易的历史
中式帆船的出现
东欧亚大地
向欧亚舞台的跳跃
南北分立体系
分立体系的终结
白银与铜钱
波动的欧亚舞台
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
环球舞台
东欧亚的五百年
第二章 明朝的成立——十四世纪Ⅰ
元朝的弱点
保障元朝的运输通道
元朝的海运
乞丐与富商
黄河改修工程
红巾军
元朝为何瓦解
江南的巨贾传说
江北的乞丐僧
义塾里的先生们
进军徽州、浙东
中国东南部的盆地世界
义塾先生们的关系网
义塾的实际情况
礼之帝国
建国
明朝的建立
陆地帝国
第三章 海陆相克——十四世纪Ⅱ
历史的分水岭——十四世纪
明朝的整体构想
兰秀山之乱
十四世纪的海域世界
黄海与海民
十四世纪的倭寇
海禁政策的背景
明朝的朝贡政策
朝贡方的状况
帝国的变化
纺织工人的生活
“空印案”与行政改革
胡惟庸之狱
与日本的关系
帝国与移民传说
户制与里甲制
里甲的作用
山西的移民
洪洞的大槐树
攻陷云南的地缘政治学
土司的统治
云南的移民传说
第四章 海与陆的交易者——十五世纪
从马和到郑和
云南的少年
攻陷云南与蓝玉案
宦官马和
与二代皇叔的战争
靖难之役与永乐帝的诞生
宦官与皇帝
内廷与外朝
浮在海上的帝国
郑和率领的船队
远征的记录
航海的目的
海域世界眼中的远征
满剌加王国与郑和的远征
郑和与马和之间
苏木围绕的海世界
从永乐到宣德
琉球王国的外交文书
琉球王国的诞生
闽人三十六姓与久米村
东海、南海上的苏木
日本的勘合贸易
盐所支撑的帝国
海盐的生产
开中法与进攻云南、越南
迁都北京
北方的交易者
户制的矛盾
15世纪的经济体制
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十六世纪Ⅰ
新安商人的关系网
商人传记
新安商人的勃兴
普及全国的商圈
商人的类型
中国的海商与日本
宁波之乱与越境者
日本银的出现
走私贸易的据点
江南的国际贸易港
徽州的海商
从海商到倭寇
冒险商人与传教士
葡萄牙人侵略东方
冒险商人的世界
传教士的加入
贸易港口澳门的形成
第六章 社会秩序的变容——十六世纪Ⅱ
地域社会的形成
山区的流民
秩序再生的过程
对策产生的思想背景
从里老人到乡约
徽州乡约
税粮与徭役的银纳化
合县公议
中央政府与地方官
士农工商的瓦解
农村手工业的展开
市镇的丛生
无赖一职
市人与民变
知识分子的摸索
从海禁到互市
解除海禁的要求
互市体系的起源
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
日本侵略朝鲜
战争与交易
第七章 王朝交替——十七世纪
自取灭亡之明朝那些事
传教士与宦官
宦官与官僚
官员与地方社会
官员与传教士
毛皮与帝国
黑貂与贸易
毛皮交易下的新兴政权
通往帝国之路
明朝的垮台
发型上的纠纷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与俄国之间的条约
海域世界的末日
大海的变化
倭寇后人
交易基本情况的变化
从迁界令到展界令
互市体系的确立
与异文化的接触
白话小说的世界
出版文化的形成
思想家的自我反省
接受基督教
与传教士的对话
传教士与历法
冒生命危险的一场天文观测
第八章 产业时代——十八世纪Ⅰ
盛世时代
清朝的生育高峰
税制改革
人头税的消失
经济复苏
原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作物
商人与产业
浏河港物语
浏河港风景
浏河港与商人
东北的产业
山区产业
互市体制的开展
盛世的食材
物的出现
信牌管理
与日本的贸易港
琉球的变化
移民东南亚
广州的英国人
朝贡与外交
英国使节的情报收集
第九章 传统中国的形成——十八世纪Ⅱ
皇帝与帝国
皇帝的多面性
“西颜”皇帝
清朝与准噶尔围绕达赖喇嘛权威之战争
掌握达赖喇嘛权威的清朝
清朝与中央欧亚
官员与行政
步入仕途
皇帝与官员
清朝的统治机构
陈弘谋简历
云南事情
管理铜山
开发与官僚
开发手段
福建与台湾
从泰国进口粮食
货币与粮食
银两与大区流通
铜钱与粮食
铜钱与地方市场
大区交易的展开
与明代之比较
历史体系中的盛世
第十章 环球中的中国——十九世纪
南海海盗
藏宝传说
越南与海盗
海盗势力的扩张
清朝的对策
海洋主角的更替
鸦片与军舰
两个本草书
吸食鸦片的普及
金融革命与英国
向祖国汇款与鸦片
国家商人
鸦片战争
信息与战争
白银去哪里了
出国者的世界
蜕变的社会
移民的社会
地方财政的龟裂
生态环境的极限
从大运河到大海
太平天国与社会
南京条约与开港
马克思的错误估计
尾声 妈祖与明清的历史
出现在云南的海之女神
海的时代区分与台湾的妈祖
欧亚帝国中的丽江
妈祖的旅程
中文版后记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海之列传
方国珍（1319—1374）
张士诚（1321—1367）
郑和（1371—1434）
王直（？—1559）
郑成功（1624—1662）
施琅（1621—1696）
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
帝国列传之一　皇帝本纪
朱元璋（1328—1398）
朱棣（1360—1424）
努尔哈赤（1559—1626）
庄妃（孝庄文皇后、孝庄文皇太后、孝庄文太皇太后，1613—1687）
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
帝国列传之二　高官列传
张居正（1525—1582）
林则徐（1785—1850）
历史关键词解说
海的关键词
交易
海的历史
世界体系
朝贡体制
互市体系
商业时代
产业时代
倭寇
帝国的关键词
世界帝国
南北分立体系
皇位继承
户制
税制改革
信息渠道
八旗制
参考文献
历史年表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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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海与帝国

明清时代

【日】上田信 著　高莹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推荐序

多年前，我在厦门大学从傅衣凌先生攻读明清社会经济史。衣凌师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史，在他的影响之下，海外贸易也成为厦大明清史的特色之一。同时，厦大所在的厦门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从宋代以来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海外贸易中心。在这里学习明清史，对海外贸易也自是别有一种感受。毕业离开厦门后，我主要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在研究中也一直关注海外贸易对江南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经验借鉴（即“资治”之“通鉴”）。由于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政治含义，史学也就成了一门与普通民众无缘的学问。对于大众来说，演义、故事、戏剧等通俗文学读物，成了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从这些来源获得的历史知识当然问题不少，从而导致了大众对历史的误解。到了乾嘉时代，史学开始向着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方向发展。到1930年代，专业化的史学更达到了高峰。然而一旦成为专门化的学问，就不免进入象牙塔里。1950年以后，史学日益教条化、八股化。改革开放后，史学得以复兴，同时大众也渴求对祖国的历史有更多更好的了解。但是象牙塔内的东西，大众依然难以窥见，他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仍旧是通俗文学乃至电影、电视剧。这种情况对历史学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多地提供容易读懂又能提供正确知识的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

明清两朝因为距离今日较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实际上只能算作“近代史”，因此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明清时期大多被划到“近代史”中，往往被称为“近代早期”。由于更加接近今天，因此明清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更为丰富。大众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渴求，也以明清史为甚。只要随便看看今天充斥书店和银屏的明清历史故事和影视剧，就可看到这一点。

但是，写一部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明清史读物，难度也比写其他朝代历史的读物更大。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以下两个：

第一，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明清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明清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国家吗？

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明清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国家。赫尔德（Johann Gettfried Herder，1744—1803）形象地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他们的看法对后代有巨大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才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这主要是中国受到外力“冲击”后作出的“回应”。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依然停滞。越南战争后，西方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主流看法还是这种“冲击―回应”论。

在我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这种史学体系虽然在政治观点与学术取向方面与西方史学有巨大差异，但是在对于过去几百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看法上，却和西方主流观点颇为一致，即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到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但是这种“萌芽”不仅十分微弱，而且后来中断了，并未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因此，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

2.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吗？

这种说法也源自黑格尔。他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这种宿命部分地取决于地理因素：“亚洲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他进而强调：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土地所代表的只是“永无止境的依赖性”，而海洋却引领着人们“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洲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德的“木乃伊”论，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这种明清中国“封闭”论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多代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并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共识”：中国一向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才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这种明清中国“闭关自守”论，也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甚至到20世纪后期，以曾经风靡全国的央视电视剧《河殇》为代表，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因此中国人需要对中国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引入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

因此，也不论中外，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

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本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是很有新意的。

第二，应当如何来写普及读物？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到以下两个问题：

1.这本普及读物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以往有一些关于中国史的普及读物如各种史话、史学讲坛、通俗史学等，其中有些写得也很不错。但是比较而言，关于明清史的普及读物却比较少，已有的大多是偏于某一方面，如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原因，我想主要是因为明清史料异常丰富，除了少数通儒大家外，大多数学者皓首穷经，也只能在一个领域中有所建树，在自己领域之外，则知之有限。为慎重起见，许多学者也不愿多谈自己领域之外的话题。

熊彼特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其他“专门史”也同样如此。但是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割为各种板块，孤立地看历史。因此，尽管在研究方面需要专业化，但是在向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却必须破除这种学科藩篱，超越以往专题细分化、时段切割化研究的做法，把各种历史事件和现象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面联系之中，才能看到其丰富的内容，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而，要这样做，就将迫使历史学家们去阅读自己领域之外的大量研究成果，然后进行筛选和综合。因此，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2.这本普及读物应当用什么表达方式？

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与专业论著的写作方式截然不同。对于大众来说，普及历史读物必须使用他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字（当然也不是媚俗文字）。写通俗读物之所以困难，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既然要向大众提供他们所愿意读而且也读得懂的历史读物，就必须依照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去写。这一点，对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一种挑战。

本书把明清中国史的各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都纳入了书中，并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同时配以多种插图，使得一般大众可以获得丰富全面的知识。

总而言之，本书作者在以上各个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成功之作，达到了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明清史的全面和正确的知识的目标，正如本书简介所言那样，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试图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阐述。

此外，我还要说的是，本书的成功，也与以下三点有关：

第一，在向社会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日本学界有很好的传统。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和田清先生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史概说》和《东洋史》，这两本书与当时学校里那种扼杀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的八股化教科书完全不同，激发了我对中国史的兴趣。本书作者继承了这种传统，这是本书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从学术来看，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中国史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外国人写中国史，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中国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一个方面来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事实上，距离有时也会产生客观，因为本国人研究本国史，有时会如苏东坡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书作者从庐山之外来看中国史，并且特别表现出了一种海洋史（亦即全球史）的视野，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本书作者上田信教授，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83—1985年曾在我国南京大学留学，1989年以来在日本立教大学任教。我虽然尚未有幸与他相识，但是从他的著作里，我知道他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者，不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而且在东亚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本书的写作，是以他多年来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为基础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上田信教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他是第一位将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的学者。2001年，他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由于这种基于客观事实的正义感，他写下的中国历史自然是比较公正可信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有以上各种因素为基础，本书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最后，我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深表祝贺！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2年4月20日

序言 被海洋环绕的两大帝国

海上女神“妈祖”

2003年3月我结束了在云南的调查，踏上归程。在昆明（云南省）的机场，遇到了一群颇引人注目的人。他们在候机室的座位上供放着中国人所信仰的海上女神妈祖。神像的肩膀上披着一块写有“湄洲妈祖庇佑平安”的布。我从这二十四名信徒中找到一位貌似首领的人，与之攀谈起来。

这尊神像来自台湾东岸的海港城市花莲市。因女神告诉信徒其有归乡探亲之意，所以他们一行便来到了福建的小岛湄洲。之后又在女神的恳切希望下游览了观光胜地丽江。现在是要经由澳门返回台湾。

台湾的女神造访云南的观光地，这个消息让一段长达五百年的中国历史如闪电般浮现在我的脑海。

1 海之女神“妈祖”像

妈祖是谁？她的庙宇为什么会在台湾的东岸？丽江为什么会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要将这些点串联起来，须讲述一段历史。

女神到访的湄洲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莆田市，是一座显露在海面上南北狭长的小岛。小岛位于碧蓝的东海，几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梦想去那里一次，因为它是妈祖的诞生之地。（以下主要参照李献璋，《妈祖信仰的研究》，泰山文物社，1979年）

有传说称宋朝建隆元年（960），女神出生于岛上的一户林姓家庭，可预知未来，拯救了无数海难。她死后的一天夜里，漂浮在海面上的木头发出光芒，正当人们感到奇怪时，妈祖在大家的梦中现身命令建馆。按照这个启示，建成第一座祭祀妈祖的庙宇，称为妈祖庙，地点就是台湾花莲的妈祖所谕示的地方。

妈祖原本只是福建一个小地方那些靠海生活的人所信仰的一位地方神，是历代王朝把她捧到了海上女神的地位。

宣和五年（1123），宋朝向朝鲜高丽派出使节。使节船队在旧历五月的一天从东海港口定海起航出发，次年八月返回。据说这支船队曾遭遇海难，得亏妈祖显灵搭救。那么为什么会是妈祖呢？因为船队的船员大多是信仰妈祖的福建籍水手。所以当船队平安归来时，朝廷赐庙额“顺济”给妈祖，这是妈祖第一次得到朝廷的认可。

2 湄洲妈祖庙　福建省莆田市海面上的小岛湄洲是妈祖诞生之地。这座为祭祀妈祖而首次建成的庙宇是中国人一定要拜访一次的圣庙

因为受外来民族金朝的压迫，宋朝试图在海上寻找出路。为保平安破例给妈祖以厚遇，接连赐“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等荣称，绍兴四年（1134）赐妈祖“灵惠妃”的称号。从夫人升格为王妃，妈祖完成了从地方神到全国女神的转变。

宋朝之后，元朝为了把江南的物资运到首都大都也使用海路，所以大海依然掌握着元朝的命运。元朝也尊妈祖为特别的神，至元十八年（1281）授其“护国明著天妃”之号（《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为至元十五年封号，应是误记）。获得天妃地位的妈祖，成为海上女神，可与天相匹敌，成为守护帝国之神。从宋朝到元朝，中国沿海的各个地方都设置了祭祀妈祖的庙宇。

妈祖信仰并不限于中国境内，在本书所要考察的明朝时期，出现了向东南亚、琉球、日本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是妈祖在明里暗里守护着船队，因而对妈祖的信仰也就扩展到船队所到的各个地方。

在清朝将台湾收入版图的过程中，妈祖因守护清朝舰船有功，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天妃”再升一格被封为“天后”（只不过这次加封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真正公开）。这意味着妈祖从一位天之配偶神一跃而成为可与皇后相匹敌的最高地位的女神。

在海上行走的中国人祈求航海安全，信仰妈祖，在世界各地建造起大小不一的妈祖庙，据说共有四五千座之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这些亚洲各国自不必说，美国的三藩市等一些地方也有妈祖庙。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和升天日（九月九日），许多信徒从世界各地赶到湄洲烧香祈求平安。

海的历史

就像没有人讲过妈祖的历史一样，目前还没有人如实地讲述过海与帝国的关系。若要解开女神历史之谜还需要打破过去中国通史的框架。

在当今历史学中，整体来看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为起点的“海的历史”。他教给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中除了以发生在陆地上的王朝、国家的历史为中心，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他向我们证明海不是阻止人类活动的东西，它也是人类活跃的舞台。“海的历史”最早在东南亚历史中被接纳，日本史中现在也正在开展有关东海、日本海等海域世界的研究。

另外一种潮流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近代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受布罗代尔的影响，该理论大有超越直到20世纪中叶都处于主流地位的唯物史观和近代化论之势。

3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　法国20世纪历史学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在世界上，有政治、经济处于优势的国家和处于劣势的国家之分。20世纪的历史学试图把这种差异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这样一种结构来进行说明。比如说，殖民地化的地区，被看做历史性落后于殖民地宗主国。与西欧和北美等国家相比，亚非地区被认为还停滞于幼稚阶段。

改变这种历史观的契机，主要来自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说：被认为近代落后的地区，并不是因为在开发上落后而没有得到发展。而是在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中，遭遇了低开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地区被强制性地让自己原本的社会形式变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形式。

过去被定位在时间轴中的地区差异，逐渐被放置于同时代的关系当中。沃勒斯坦以由时间轴到空间轴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为线索，试着对世界史进行了重新编排。其成果就是近代世界体系论。

本书是根据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所代表的这两大潮流，为重新审视迄今被称作中国史的这种叙述模式书写而成。本书选择“海”作为题目的理由，是为了吸收“海的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把叙述范围设定为14至19世纪，原因在于“近代世界体系”论所阐述的几乎为同一时期的内容。

笔者着眼于帝国与海的关系，由此可以不断去关注通过海洋与中国连接起来的日本、东南亚、欧洲的同时代性，才有可能去把欧亚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进行描述。另外，通过把五百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能够阐明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迫发生变化的世界帝国。

帝国的历史

本书所考察的这一长达五百年的历史，放在日本史的脉络中，正是足利义满时代至佩里黑船来航的前夕；在欧洲历史中则是从法英之间近百年的战争到法国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本书希望尝试的是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阐述。

若为本书所考察的这一段五百年的历史冠上一个王朝的名字，应该是明清时期。

明朝是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于1368年创建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创始人之中，朱元璋也是一位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人。1644年，明朝由于大批农民起义而灭亡。从创建到灭亡共度过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是由居住在东北亚的民族创建的王朝，始祖努尔哈赤于1616年从明朝独立，建立政权，定国号为“金”（为了区别于12至13世纪的金朝一般称“后金”）。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于1636年定国号为“大清”，1644年取代明朝迁都北京。从努尔哈赤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一共经历了十二代皇帝，从创建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走过了近三百年的历史。

4 足利义满（左，京都市金阁寺所藏）与黑船来航（右，《金银泥画防卫图屏风》，日本民艺馆所藏）　本书所考察的这五百年历史，在日本史脉络中正是从足利义满统治到美国的佩里舰队来航前夕这一时期

习惯上明朝不读作“mei”而读“min”，清朝不读作“sei”而读“sin”。这告诉我们在确立了汉文读法的江户时代，知识分子们对明清两王朝的情况不是通过书本而是从中国人的口中直接得来的。

但为什么是“明”“清”呢？列举从秦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王朝的名称，并考察它们的由来，可以发现元明清三代不同于以往。

奠定中华帝国基础的秦，是以周朝所封的国名而命名的。汉是创始人刘邦受楚王项羽所封的国名。直到宋朝，王朝的创始人都是以前朝赐予的爵位为国号。也就是说王朝的名称不是自称，而是他称。这是中国的传统。

主动使用前朝所封的名号将会被看做是其统治继承了前朝，具有的正统性。这可以说是自古确立的一项政治约定。还须注意的是，王朝的名称来自周朝时候的国家、地区之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宋朝之前的历代王朝都没有超越周所固定下来的中华范围的意识。

而蒙古帝国的盟主忽必烈却不顾这一中国传统的束缚，自称“大元”。但元朝并非汉族政权而是蒙古族的政权，这样做或许应看做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元朝以后的明朝。朱元璋在元末混乱中崭露头角的时候曾一度采用白莲教教主赐的国号“吴”。按照中国的传统，国家应该称作“吴朝”，但朱元璋采用的国号却是自定的“大明”。接下来的“大清”也为自称。

明、清这两个名称入选的理由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它们并不是一些地名或者民族名称等固有名词，里面包含了抽象的理念。这一点与忽必烈选择的“元”相同。从王朝的名称来看，明清两朝已经不在从秦延续至宋的中华帝国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明清两朝是在蒙古帝国开创的新的地平线上建立起来的王朝。

若用稍显挑衅的话来说，明清两朝就不是之前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即便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这一框架，也无法准确地理解这两个朝代。

恣意的明朝

在非传统的中华帝国这一点上，明朝与清朝可谓相同，但它们本身的特征却又大相径庭。能够真实感受到明帝国形成的地方是在距离其最初的首都南京郊外往东二三公里的地方，那里是被称作阳山碑材的明代采石场。第三任皇帝朱棣（明成祖，永乐帝）为了颂扬其父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的功绩，永乐三年（1405）下令采石在朱元璋墓前建碑。但是石碑最终没有完成而搁置在山上。

这块欲从山里运出的石碑分为碑座、碑身与碑额三部分。碑座高17米，宽29.5米，厚12米，重量为16250吨。碑身虽然横放着，但身高为51米，宽14.2米，厚4.5米，重8799吨。碑额高10米，宽22米，厚10.3米，重6118吨。或许正是因为过于硕大才没能运出去。

假若石碑完成，可与一座七八十米、高二十层的大厦相匹敌。我在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曾借学校组织游览历史遗迹的机会去现场参观。当我登上石头的时候，整个人有眩晕的感觉。不过那倒不仅仅是因为石头太大。

这么大的石头，当时真的打算运出去吗？到底曾有多少人被征用来搬运这块碑石？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莫非经常要接受这种完全无法用近代合理性去解释的帝国命令的捉弄？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领土随着它的国力衰退一天天在缩小。但是直到最后灭亡，它成形的样子还是我们近代人无法用常识想象的。

5 阳山碑材　朱棣为其父朱元璋树碑而开凿的巨型石材，因过于巨大而没有完成，被遗弃在南京郊外的明朝采石场

当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发展阶段论要对几千年的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时，一位学者认为明代之前为古代。其他许多学者都承认唐宋之间有一个时代区分，或者认为中世在宋代结束，或者认为中世从宋代开始，在这些争论中，明代之前为古代的主张虽然标新立异备受关注但却没有得到认可。

不过明朝时候国家进行的浚通大运河、郑和南海远征、修筑万里长城和建设北京郊外的十三陵等，这些丰功伟业确实比较具有古代性质，其宏大超出了近代的框架。在中国历史中若要寻找与此感觉相似的东西，可以联想到秦朝修建万里长城和隋朝挖掘大运河。当可以脱离这种从古代经中世、近世然后向现代前进的直线型时间意识时，就能够找寻到这种在中国鲜少出现的古代的源流。

明代的遗产和业绩多半来自皇帝的恣意妄为。在皇帝与高官中或许存在某一个理由需要启动国家工程。但是大多数百姓无法预测何时何地将会怎样被动员去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说他们过着不知明天自己如何、难以计划自己生活的日子。

自制的清朝

在这一点上，清朝与明朝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朝统治较为安定的18世纪，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帝国的恣意妄为。宦官在宫外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原因应该包括皇帝出于占少数的满族统治占多数的汉族的必要性而对人民任意行为进行的自制。或许从维持一种高效的行政秩序，即以数千名官僚统治全国数亿人口的必要性层面也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最大的契机应该是原则上取消了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赋役。也就是说，清朝时期向国家提供劳动的负担被编入土地税中。土地可以测量，因此土地税能够计算。百姓一方面可以预测明天，同时也可以为了明天的自己而对今天进行合理的安排。

几乎同一时期，西欧的市民可以通过契约限制王权，制约国家的恣意行为。中国通过不同的途径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清朝的皇帝通过对恣意行为的自我约束，获得了充满温情的统治者的职责，也就是成功地为充满暴力的权力外面裹上了权威的外衣。

由于这种恣意并未受到法律的制约，所以百姓还是受到了直接管理他们的官员的各种不合理要求。但是这种贿赂与中间剥削在不知不觉中也有了一定的尺度。所以百姓可以预测出将被剥削的部分，从一开始就把它计算在内来从事经济的或者是社会性的活动。在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上至大地主、富商，下到底层的贫农、百姓，人民都生活豁达。社会中充满了近代式的活力。

从古代式的明朝为何能够跳跃到近代式的清朝？如果把从明到清的变化看做中国内在的发展来理解，我们会感到混乱。但是，只要从东欧亚这一更大的体系，把与大海相对的中国看做其中的一个元素，就能够描绘出这五百年的活力。这正是本书的意图。

6 乾隆帝　代表近代清朝的皇帝。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作

本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史。为了说明该书的框架，笔者还特意花费了第一章整章的篇幅。不过对于初次接触明清史的读者来说或许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为什么要这样展开论述，让人难以理解。我希望有这些感觉的读者仅仅记住下一章的重点是“从交易这一视角讲述历史”，然后从第二章开始阅读最后再回到第一章就可以了。

出现在中国内陆云南省昆明市的海上女神—读完本书之后大家对她的历史背景应该也会有一个理解。

第一章 事情的时间、空间

海与交易

海与人

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

人究竟为什么想要渡海呢？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有一群人试图往海的另一方寻找新的天地。这个记忆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在海的彼岸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种宗教式热情的带动下，涌现出不少出海的人。而驱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在讲述海与帝国的历史之前，首先对交易这种行为阐述一下我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地球上，为了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物产。为了相互补充各自地区所没有的东西，从古代起就盛行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交换物资。

“人”以外的野生动物在自己生息的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动物的排泄物、尸体，在它的生态环境圈中或者成为其他动物的食饵，或者分解为微生物。物质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循环。动物无法脱离这个生态环境圈。唯独“人”才能够从不同的地方搬运物资进行消费。本书中将这种跨越了生态环境圈的物资的互换称为“交易”。

在今天这种大规模的交易开始之前，“人”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为适应各自的生态环境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所没有的，或者说相较于需求较稀少的物品成为当地文化中的宝贝。拥有宝贝的人受到没有宝贝人的艳羡，某些情况下还会成为受尊敬的对象。宝贝甚至还成为权威的象征。在经济学中将宝贝称之为“财富”或者是“财产”，但是什么东西成为财富、财产则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

在当地生态环境以外的宝贝，有两种来历。一种是怀有特殊技能的人从地里挖出的宝石、金子、银子等稀缺矿产。另一种是类似于香木、香辛料、绢织品、陶瓷器这种只能在某个特定产地才能制造出来的从远方运来的特产。能够成为宝贝的物资必须满足稀缺性这一条件，同时还必须满足是由特定生产地、通过特殊技能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条件。

渡海而来的物产，依靠拥有航海技术的人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可以说完全具备了成为宝贝的资格。也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一次航海造就万贯家财的商人的传说。

交易的类型

在不同的文化中对这些宝贝进行交换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比方说，要把热带岛屿中生产出来的香木与温带农耕地区生产出来的绢进行交换，会怎么样呢？我们或许会认为只要标示出一根香木的价格，然后寻求同等价值的绢就可以了。但是，用统一的价格评估香木与绢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这种方法是在明朝，也就是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才确立起来的。那么在尚未出现用价格来衡量、表示物品价值的时代中，交换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武力袭击对方来抢夺值钱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把海盗袭击沿海地区，掠走物品和人质的行为看做交易的一种类型。自古以来，经常会发生游牧民族抢夺农耕地区的物资、掠走通晓生产技术人员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跨越生态环境圈物资移动的现象，因此按照本书的定义，也可以涵盖在交易的范畴之内。

也有一种交易方法叫做“互酬”。这种方法是，交换双方，即在不同生态环境孕育的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都满意的量上取得一致然后进行交换的方法。沉默交易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习惯做法。古时候有个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介绍了利比亚人所进行的沉默交易的情况。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习惯—著名的“鬼市”。

7 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也就是在某种不同生态环境相互接触的特殊空间内，属一方文化的人将想要交换的物品放下后离开，另一文化中的人出来放下与之相称的交换物然后离开。

但是通过掠夺、互酬这种方法很难稳定地获得大量物资。在掠夺的地方抢到的并不一定有自己所需要的；通过互酬交换来的物品的量，受限于最低需求。也就是说对方若对自己带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交易将不成立。

比掠夺、互酬更先进的方法是纳贡。以军事武力或者社会权威为背景，令对方顺服，定期缴纳固定的物资。纳贡制度化以后形成的是被称为“集中—再分配”的方法。用政治的权力通过征税的方法从各级统治者手中筹备物资，集中后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裁量重新分配到需要物资的地方。

纳贡与“集中—再分配”这两种方法的基础在于政治权力使交易制度化。交易必须敏锐地应对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

交易所依附的多个当事人的行为体系，是被称作“市场”的东西。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商品由非特定的多个当事人按竞争原理进行交换。竞争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交易所需要的信息要得以公开。

这些信息也包括关乎将来的事情。为了交易而出海的船只或许因为遭遇暴风雨而沉没。但是，如果有一种海上保险等制度针对类似这种无法预测的情况，就能够预测到受灾大小这些风险。这并非是把交易活动当做赌博，而是要同时预测风险。

本书所考察的五百年历史过程中，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机制在欧亚大陆出现之后再次瓦解，有时还出现了掠夺横行的情况。五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国也逐渐被纳入欧亚大陆萌生出的市场这个体系中。

中华文明的扩大过程

从古代开始追溯中国王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实是交易体制变化的过程。如果不把从广袤的领土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物产分配到所统治的各个地方，王朝就难以维持。换言之，王朝是一个在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交易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体系。这一交易体制在东亚这个空间框架下发展壮大。其类型可以总结如下。

王朝对统治领域以外的空间，通过纳贡等方法获得物品；对统治领域以内的空间则通过征税收集物资，之后再通过军队、官僚等机构重新分配。在王朝的影响下，那些统治领域以外的地方表现出进一步深入参与到该交易体制中的趋势，于是向王朝开展各种公关。与新文化的交流撼动了王朝交易体制的稳定性，王朝由此动摇。当这种动摇超过一定程度，王朝的统治体制瓦解。在这一混乱过程中又诞生了新的、较之以前范围更广阔的交易体制。在这种交易体制下，诞生新的王朝。

8 聚散离合的模式图　笔者考虑的中国王朝的兴亡模式

由于这一过程较为漫长，所以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而言极难预测事态发展的趋势。新交易体制的蓝图出现后，伴随着流血而消失不见，斗争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展开。从连续不断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一个体制。历经苦难而诞生的这个新的交易体制不久后又在与周围文化的交流中动摇。

把中国的历史看做这样一种循环时，这个循环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一为交易体制安定期的“合”，然后逐渐开始动摇，待体制显现灭亡特征时为“散”，出现多个新体制可能性的时候，各体制带头人相互反目进行战争，此为“离”，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体制统一大局称作“集”。虽然这不过是对四个字“离合集散”的重新组合，但这也是拙著《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1999年）首次提出的观点。用这一说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能够解释很多现象。

如果把中原（黄河中游）成立的周朝的鼎盛期称作“合”，该王朝受到周边民族为参与交易的压迫开始动摇，春秋时代即进入到“散”的阶段。战国时期，西秦、北赵、南楚勃兴，它们在各自吸收周围文化的同时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离”。最终秦始皇确立了新的交易体制，压倒其他势力后实现了“集”。从周到秦大约一千年的这个变迁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循环。

周的交易体制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体制，周王在各地封诸侯，诸侯对周朝进贡。

维持这一体制的是“礼”这一文化约束。而在秦朝建立、汉武帝确立的交易体制中，来自直辖地各郡县的税收、官盐专卖这一“集中—再分配”的模式成为国家的支柱。

第二个循环从后汉开始，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朝重新确立新的交易体制。在这个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中期大约800年的时间里，确立了将耕地直接分配给统治领域中的百姓，实行租庸调的税收体制。对于统治领域以外的各国，举行册封仪式，承认其国王的统治权，并接受各个国家的朝贡，积极开展贸易。

第三个循环以唐朝安禄山叛乱后开始动荡为发端。经过了藩镇分立、五代十国的“散”阶段之后进入“离”时期，包括北面辽、金以及南面宋、南宋各自构建新的交易体制而相互对立。北宋与南宋积极向海上发展，交易的范围超过了以往。金朝等王朝加深了与中央欧亚的交易关系。

但是，这第三个循环并没有完成，中国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帝国在整个欧亚领域构建起交易体制，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编入进来。要理解这以后的中国史，以东亚作空间框架是不够的。本书使用大家并不熟悉的东欧亚这一词汇，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看待中国的历史。

东欧亚空间

东欧亚的海洋

“东欧亚”是笔者在撰写本书时感觉到其必要性而创造的一个词汇。范围包括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五大海和与它们相连接的陆地、岛屿。

若使用世界地理用语来表示，东北亚（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在内）、中亚（包括西藏高原、蒙古高原在内）、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在内）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的一部分构成东欧亚的范畴。它就是本书的舞台。

五大海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对于航海的人而言，最担心的就是风浪的高度。当海浪超过4米高，就会对航海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波高，以1990年代的平均值来看，超过4米的日子渤海为26天，黄海为95天，东海为123天，其中台湾海峡为90天，南海为169天（现在中国并不面向日本海，所以日本还没有可进行比较的数据）。波涛肆虐的不同从这些天数便可窥其一二。

9 东欧亚地图　本书所说的东欧亚范围

渤海与黄海，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以南北向的渤海海峡区分为内海与外海。渤海是一个像湖一样安静的大海，而黄海则经常肆虐。但是一旦风停了黄海也就变回没有波澜的海。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代，中国的大河黄河流经山东半岛南部注入黄海，1855年之后才开始改变流向注入渤海湾。

黄海与渤海虽然相邻，但情况却完全不同。当我从中国山东在黄海上驶向韩国仁川的时候，无论到达任何地方海水都像融化了牛奶之后的咖啡，颜色浑浊，并且海面就像湖面一样没有一丝涟漪。虽然当时那个季节比较偶然，气候稳定，但是这和我以前从日本到中国时所看到的东海情况完全不同。东海上常常涌动着海潮，是一个时常会波涛汹涌的海域。

由于中国的大河黄河与长江从大陆深处为黄海带来大量泥沙，所以中国这边不乏海底平浅的良港。而朝鲜那边的海岸线岛屿众多，生出许多小的海港。东海边上的中国沿海地区海岸线颇为复杂，拥有许多像宁波（宋代的明州）、泉州、潮州、广州等史上留名的港口。

在气候与海流方面，两个海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海夹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风的动向虽然随季节变换发生变化但相对稳定。而东海连接太平洋，成为太平洋上台风等大型低气压通过的路径，并且还经常出现与来自大陆北部过来的偏西风和印度洋来的季风（吹过中国大陆的低地）相撞的情况，从而出现不规律的暴风骤起的现象。

东海周围有朝鲜半岛南部的多岛海、日本群岛的九州与琉球群岛和台湾岛，边上镶嵌着许多的岛屿形成美丽的弧线，东海以外是广阔的太平洋。台湾海峡南边的海是南海，南海西部与印度半岛相连，东面同菲律宾群岛与加里曼丹岛（Borneo）相接。沿海往西南方向航行，穿越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之间的两个海峡，可以到达印度洋。

南海是一个有台风的海，所以也有不少险滩。尤其是现在，属中国领域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底周围的珊瑚礁特别多。因此以往曾有很多船舶在此航行时触礁。通过海洋考古学的调查，发现了许多沉船。沉船周围不远处的海底下散落着无数的陶器，现在已经确定其中大部分是装满中国特产的交易船只。

海与船舶

汽船出现之前航海主要靠风力。季风是大自然给予东欧亚海域的恩惠。但只了解季风是无法渡海的，还需要造船，懂得航海的技术。造船业满足了各个海域的特质而发展起来。

观察1500米高空的平均风向，冬季一月来自中欧亚的偏西风覆盖日本海、黄海和东海，给日本带来大量雨雪。到达黄海成为西北风，时而波涛汹涌。南海南部东风反而占上风，从菲律宾到越南方向的风变强。两个方向的风在台湾海峡对接，形成旋涡，复杂多变。

春季四月，比较稳定的西风吹过日本海、黄海和东海，在南海形成比较占上风的西南风。这一倾向在夏季逐渐转强，七月在南海整体变成西南风，东海吹南风，黄海、日本海吹西风。这一风向对从华中地区往朝鲜半岛、日本航行是最好不过的。宋朝是妈祖信徒不断壮大的转折点，那时从宋朝往高丽去的船队就是利用这一季风每逢阴历五月（阳历的六、七月）从中国港口出发。

10 东欧亚季风风向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上，随着季节的变化风向、风力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出自《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十月金秋，偏西风转强，像要把东欧亚大陆整个卷进来一样。日本海上虽然还是西风，但渤海、黄海上的北风已经越刮越大，东海、南海上东风渐强。来自高丽的使节就是利用这一风的变化来到中国的。

观察这一风的动向可以发现，日本海上来自东欧亚大陆的风整年都吹往日本。从历史上来看，横贯日本海的航线与其他四处海上的相比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为只有夏天东南风稍强的短暂时间里才可勉强从日本渡海去大陆。

而在黄海、东海、南海，季节不同风向也完全不同。如果赶上这种变化出海，可以往东欧亚沿海的任何一个地方航行。基本上来说，春天从中国南方出发的船只乘风到达华北。到了秋天，从日本往华中、华南行驶的船开始出动。

若从中国出发欲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可在秋天时停靠在华南的港口，待冬天来临来自北面的季风转强时一气南下，春夏时节再从东南亚往中国航行。

海上交易的历史

东欧亚的海域自古以来用作交易渠道。其中黄海的海上交易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范蠡曾有一段趣闻。春秋战国时代，在华中地区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吴国与占据拥有天然良港浙江东部的越国相互对峙。吴越两国通过把华中、华南的物产运到华北而繁荣起来。吴国通过河运进行贸易，而越国进行的是海上运输。由谁掌握交易的主导权，这是史上所留下的卧薪尝胆、吴越同舟等吴越之争典故的本质。

11 春秋时代的海上交易

范蠡成为越王勾践的顾问，负责海上交易。他成功地使越国灭亡了吴国，留下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通过海路前往山东半岛。他改名鸱夷子皮开发海边，积累了数十万的财富。他又来到交易中心陶（山东省定陶县）从事交易再一次建立起亿万资产。以上这些事实来自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从大陆角度来看，或者会感觉他是从华中逃到了遥远的华北。但是如果隔黄海而观之，则会发现他原来所在的会稽（现在的浙江省绍兴）与山东半岛其实就是人的眼睛与鼻尖。

司马迁将其人生概括为“范蠡三迁皆有荣名”。范蠡与鸱夷子皮是不是同一人，现在还颇令人怀疑。但是追随他的足迹把浙江与山东这条线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当时包括海上航线在内的宏伟的交易路线。越国作为战国时期最强盛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不可忘记其背后存在着经由黄海进行的海上交易。

东海与黄海表现不同。从海流来看，黄海是季节性的循环海流，而东海则表现为黑潮以及其派生出来的大小不同的海流，把失掉舵的船冲到遥远的外海。许多船失事后无法再回到陆地。历史上9世纪中叶乘遣唐使船远渡东海来到中国的圆仁的足迹，可以说如实地体现了黄海与东海的不同。

12 遣唐使船　出自《东征传画卷》，绘于日本镰仓时代后期（约1298年），描绘唐朝东渡日本的高僧鉴真的故事

从7世纪上半期到后半期护送遣隋使、遣唐使的船只选择的航行路线是从九州往朝鲜半岛，沿半岛北上往黄海中央方向前进到达山东半岛。而8世纪以后由于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与日本关系不好，使节们不得不选择东海路线，从九州的五岛群岛出发往西直抵中国的江南。

路线的更改使船舶失事或者漂流的比率上升。为了保证使节的到达，船舶数量从7世纪的两艘调为四艘。以当时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可以说横渡东海是一场赌博。圆仁乘坐的船队在第一次航行时也曾遭遇失败，四艘船中三艘遇难；第二次航行时又在途中遭遇暴风雨而开始漂流，最后终于才到达中国沿岸。

圆仁回国的时候，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横断黄海，沿朝鲜半岛西岸南下到达日本，他乘坐的船只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交易路线航行的新罗船。与良港较少的中国黄海沿岸相比，朝鲜半岛多有面朝黄海的港口。所以在横断黄海的交易上，朝鲜船只占优势。

13 唐圆仁的旅程图

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以看出新罗人负责海上交易，从事翻译与船头工作。圆仁从中国的赤山港出发，在回去的途中完全没有遇到海难，平安地回到日本。

14 慈觉大师圆仁像　圆仁（794—864），平安时代前期的天台宗僧人。延历寺第三世座主，山门派的创始人。838年入唐，留唐近十年之久。他详细记录了十年中所经历的事情，著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起被称作是东亚三大旅行记，史料价值极高

中式帆船的出现

唐代基本上没留下有关当时在东亚造船的线索。但是从遣唐使所经历的艰辛来看，抵抗外海激浪的构造应该还没得到发展。如果选对季节，环绕大陆与半岛的黄海由于风平浪静应该能够安全地航行。但是与太平洋相连的东海，由于季风较强，所以只要乘风前进，船速就会提升，但是一旦变天，船只就只能任由波涛摆布，若被强烈的海潮冲走就再也难以返回陆地。在这种情况下，构造稍差的船只在东海上航行可以说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中国人没有可在东海、南海等海面安全航行的船只，所以对远洋航行并不积极。当时在海面上航行的船只主要是波斯商人乘坐的单桅三角帆船（dhow）。这种船不使用钉子，就像是把木材缝合在一起一样，所以又叫缝合船，因其结构极具柔软性所以能够抵挡外海的汹涌波涛。单桅三角帆船跨过印度洋与南海来到中国。

但是879年唐末兴起的黄巢起义军袭击了波斯商人在东欧亚的根据地广州，杀害了12万（也有人说是20万）外国人。于是单桅三角帆船从东亚撤出，把其根据地转移到东南亚。填补这一空缺的是中式帆船（junk）。中式帆船是一种拥有龙骨、船体被隔舱壁分割的船。宋朝时候中式帆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东欧亚海面上的主力军。

元朝时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中式帆船：

大型船只的情况是，用结实的木板牢牢地接成十三个水槽，也就是在船体里造十三个舱房，因此即便万一船只触礁或者受到饥饿的海豚的袭击一部分船体受到损害，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导致船腹出现裂洞，从这些破洞中流入的海水也会流到这些平常是空的舱房中。

遇到这种情况，船夫能立刻确定裂洞的所在，收拾舱房中的物品转移到隔壁房中，然后把进水的舱房排空。由于舱房间的隔壁非常结实并且严密，所以即便海水进入其中一个舱房也绝不会一个接一个地浸水。在实施了这些应急措施以后，再慢慢地阻塞裂洞，把货物放回原来的地方。（爱宕松男译注：《东方见闻录》，平凡社）

15 一帆风顺迅速航行的中国式帆船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论述“应该认识到中式帆船区别于世界其他所有传统船只的特征就是，其拥有防水体系隔舱壁”。在西方的造船技术中引进中国的这种实用且安全的办法是在18世纪之后。

元代海上交易繁荣以后，中式帆船发展成适应东欧亚各地海洋的形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适应东海的福船和在南海上航行的广船。

沙船保留着中式帆船的基本特质，拥有龙骨和隔舱壁，为了适应海岸平浅的黄海，船身呈扁平状。所以即便搁浅也不会翻倒。为了保证有装载货物的空间，把船头和船尾做成了方形，因此还被称作“方艄”。由于甲板离海面很近，所以制成桶状线条能够迅速排浪。

福船主要在福建制造，所以起此名。为了能够在东海深海中航行，吃水较深，船头像是能将波浪劈开，一般非常尖，船尾呈方形从海面上高高耸起。船尾多绘有色彩鲜艳的花纹，因此又有一个外号叫“花屁股”（色彩鲜艳的屁股）。在躲避暗礁、窄道航行方面，福船能够发挥它的长处。

广船产于广东，特点是船体细长，从龙骨伸出的结实肋骨与隔舱壁形成一体。因为南海比东海波涛更汹涌，这种形状是为了船体在突然遭受波浪冲击时不至受损。广船可以在远洋连续航行。

东欧亚大地

东欧亚的生态环境其实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是大海带来的。印度洋季风带有大量的水分，经喜马拉雅山脉给位于东海与丘陵、平原交叉的华南、华中地区带来大量降水。而偏西风从中央欧亚的干燥大地吹过之后又从西北部吹向华北平原。季风与偏西风在秦岭山脉与淮河相联结的秦岭—淮河线上相撞，将大陆区分为湿润的华中、华南与干燥的华北两种地方。秦岭—淮河线以南以水田耕作为主，以北以种植谷子、小麦等旱田耕种为中心。

宋代以后江南日益得到开发，华中的农业生产能力提高以后，国家如果不把该地作为政权的基础就无法保障运行。丰富的农业生产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原本来自华北的养蚕和丝织品，进入杭州、湖州等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湖畔等水田地区之后，逐渐脱离了农家副业的束缚。水田周围的堤坝上种上了桑树，桑叶用于养蚕，生产出大量的生丝。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在高技术的支持下，生产出精致的丝织品。这就是受全世界欢迎的宝贝。

通过南北断面图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中央欧亚的生态环境。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从印度洋带来的水分。植物所需要的水分完全靠北冰洋提供。从北看去，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大地的南部是一片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混合的泰加森林。拥有柔软皮毛保温性能高的野生动物就在这片森林中生息。其中，极为稀少的貂皮，在游牧民族中为王公贵族所独享，貂在欧洲还被称作“奔跑的钻石”被视为宝物。

森林的南面是高原，广袤的草原上畜牧业较发达，生活着大量的绵羊和山羊等。在这片土地孕育着一种耐力很强的马，是掌控农耕地区的政权争相求购的军事物资。草原南部屹立着天山山脉。翻过山脉南下水分减少，是一片沙漠。天山山脉与西藏高原上的积雪，夏天时融化顺斜面而下成为地下水，在山麓各处喷出地表之外。涌上来的水用于农耕，并且建立起城市，即绿洲城市，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

比较欧亚大陆的东西部，与大陆东部的亚洲相比，西部的欧洲生态环境比较简单，物产种类也稀少。这种差别造成冰河期整个欧洲几乎都被冰河覆盖。装点历史的世界商品，如需要桑树的丝织品、产在云南高原等地带拥有原木的茶主要产自亚洲，正是由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才产生了从东往西流动的现象。

向欧亚舞台的跳跃

南北分立体系

位于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华中地区，降水很多，生态环境温暖湿润，因而物产丰富多样。长江流域水稻发达，是中国的粮仓。江南地区用于保护渠道的堤坝上都种着桑树，发展养蚕业，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生丝。山区则种植茶树。对于粮食、生丝、丝织品、茶叶等物品，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华北地区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中央欧亚也有买家需要丝织品等。

但是华北基本没有华中地区所需要的物产。因此在华北与华中的物产交换过程中没有货物从华北运出，交易本身失去了平衡。如果以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的态度对待这种商业活动，交易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华北无法获得购买华中物产的实力，而华中如果没有华北的市场，其经济增长也会出现极限，同时华北也会因为没有商品流入使经济水平停滞在较低的水平。所以整个10世纪中国都没有发挥出使经济获得发展的可能性而陷入停滞。

华北如何创造出对华中物产的购买力？一个解决方法是保持秦岭—淮河线两边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权。辽、金两朝与宋、南宋这种形式的分立状况大约持续了270年之久，其背景就是两个政权在体系上和平共处于将生态环境一分为二的南北两侧。

1004年辽宋缔结的澶渊同盟，形式上宋为兄、辽为弟，但其实统治华中的宋朝每年需要赠送20万匹绢和10万两白银给统治华北的辽。对宋朝来讲，这是一个政治上看似屈辱的条约。但在经济上来看，辽用宋朝赠给的白银购买华中的物产，间接地促进了宋朝的基础—华中地区经济的发展。

继承了辽朝版图的金朝也没有试图打破这一分立体系。在1126至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这一史上有名的金宋之争中，获胜的金朝军队也没有追赶逃往华中的宋朝皇室，而是带兵返回。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的分立形式随着南宋的建立可以看得更为鲜明。各个政权都在相互的反击中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也是中华文明自我扩张过程中最后的“离”。

我们看惯了现在中国地图，时常会认定中国本来的样子就是把欧亚大陆东部统一在一个政权里面。但其实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华北政权和经济上日益发展的华中政权在保持政治上平衡的同时并存，这种统治形式才是一个稳定的体系。若不稳定，那么这一体系绝对不会在澶渊之盟之后一直延续到元朝接收临安（现在的杭州），时间长达272年。

分立体系的终结

南北分立体系的特征暗含了纳贡这种交易体制。也就是说拥有富裕生产力地区的统治政权通过向需要物资的政权朝贡，交易就可顺利进行。

南北分立体系在蒙古帝国出现时被打破。蒙古帝国是从欧亚大陆内部崛起的拥有世界视野的崭新的政权。铁木真为蒙古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把游牧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国家形式。通过这种新的组织，铁木真打败了蒙古高原上的反对势力。

在蒙古高原南部干燥的沙漠地区，绿洲就像人的项链散布各处。一到夏天，从北面的高原和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上会有大量融化了的雪水流入沙漠，在沙漠走廊处形成泉水喷出。再在地下挖隧道引流，利用这些水资源发展农业，建立城市，通过城市的相互连接形成交易通道。

当蒙古帝国发展到把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置于统治之下以后，连接绿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部进行贸易的维吾尔族人开始与蒙古帝国合作。帝国在经济和情报等方面利用商人们掌握的商业活动网和贸易手腕。商人们因为蒙古帝国成为中央欧亚的统一政权，能够在这一领域内安全地进行交易，所以接受了蒙古的统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蒙古帝国把中原纳入势力范围时已经预备跨越南北分立体系了。当蒙古帝国的第四代皇帝蒙哥令忽必烈攻打云南时，就已经决定废弃南北以秦岭—淮河分立的体系，构想出一个囊括了欧亚全境的崭新的体系。攻陷云南是为了取得消灭南宋的垫脚石。蒙哥突然去世后，这一构想的实现就交到了忽必烈的手上。

忽必烈试图将元朝从蒙古帝国中分离出来的新体系应该是蒙哥所没有预想到的。在攻打、消灭南宋并将其收归统治之下的过程中，忽必烈和以华南作据点从事海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开始有了接触。他还沿用了南宋的舰船和造船基地。从此，诞生于高原的蒙古帝国开始向海上发展。

元朝时候的经济体系以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商人经营的白银作为价值标准。他们完全从商业活动中收取税金，而非依靠土地税。商业税征收的是白银，集中到元朝中央政府，再赠送给正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发展势力的蒙古帝国内的领主和贵族。因为元朝要做蒙古帝国的盟主，需要这些赠品。

分配到各地的白银投资到穆斯林商人和维吾尔族商人经营的贸易行，用于采购丝织品、陶瓷器等中国特产。为了购买中国尤其是产自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的物品，白银回流到中国。这些白银又通过元朝征收的商业税等形式集中到中央。

元朝就是把集中—再分配这种交易体制普及到欧亚全境而维持的帝国。对于这一交易体制，杉山正明（本系列第八卷作者）将其描绘为白银的大循环。

白银与铜钱

蒙古帝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华帝国集散离合这一自我扩张过程的终结。因为中国放弃了自成的体系，成为在欧亚大陆全境发展起来的交易体制中的一个要素。本书把从周朝到南宋这一时期定名为东亚舞台，把将要考察的从元到19世纪中叶的这一时期定名为欧亚舞台（请参照图表8）。

这里所说的欧亚，并不仅限于蒙古帝国统治的疆域。将目光转向蒙古帝国以外，欧亚世界中，在白银循环以外的地区正在酝酿着另一种不同的体系。

16 新安沉船出水文物高丽青瓷

新安沉船是反映日元贸易实况的水中考古学成果。该船于1323年6月从浙江省宁波出发前往博多，途中遭遇台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新安沉没。1977年被发现，装载的货物中多为中国的陶瓷器、铜钱等

北宋时代，王安石主政时期中国铸造了大量铜钱。元朝以后，商业买卖逐渐通过白银或者纸币进行，元朝对使用与纸币成竞争关系的铜钱采取了消极政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末开始铸造铜钱。中国国内逐渐看不到铜钱的流通，于是无处可去的铜钱从此开始大量流向海外。

铜钱作为商品进入日本。比如14世纪初，一艘新安船只在从中国明州（庆元，今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途中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域沉没。从这艘沉船上不仅发现了瓷器，还发现了铜钱，并且数量不是一星半点，而是相当庞大，共800万枚，计28吨。

汪大渊从1327年开始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地，他在《岛夷志略》中记录了中国商人在采购染色用的苏木以及非常珍贵的香料如白檀香、胡椒等物品，卖给对方瓷器、棉布等使用的工具就是铜钱。直到16世纪，铜钱和铜铸币（与铜钱相似，用铅铜混合铸造的货币）一直被广泛使用。据推断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元朝。14世纪，越南北部建立的陈朝在铜钱使用方面也得到发展。

17 从新安沉船发现的中国铜钱　发现的中国铜钱数量超过了800万枚。藏于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

14世纪，铜钱在蒙古帝国四周的使用格外广泛。但这并非意味着形成了以铜钱为轴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铜钱在不同地区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用欧亚大陆东部这一框架进行概括，白银流通体系受到元朝政策的支持成为中心体系，而周边各个使用铜钱的经济圈正在成为副体系。白银与铜钱在空间上的双重构造就是成为自1351年开始的五百年历史起点的交易体系。

波动的欧亚舞台

蒙古帝国的成立使包括整个欧亚在内的交易体系得以确立。把元朝赶回蒙古高原的明朝和17世纪统治中国的清朝都包含在这一广泛交易体系之内。

先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然后再纵观一下此后的历史。在欧亚舞台上可以发现交易的活跃期与停滞期大约以一百年为周期波动。

交易活动在13世纪蒙古帝国统治下异常繁荣，但是到了14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崩溃，交易也在这一过程中陷于停滞。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心体系已经消失，转而成为副体系并存的状况。有时还会出现失去中心体系后，交易回到最原始的纳贡与掠夺的情况。

明朝没有创建能够代替元朝中心体系的意志和能力。从14世纪到15世纪，中国后退到副体系的位置。元朝时期曾在海上活跃的人开始摸索如何推进相互的交易。

16世纪贵金属的精炼技术改革以后，日本和美洲大陆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白银。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帝国构建的白银交易体系开始复兴。明朝甚至陷入了“白银中毒”的状态。以白银为轴心的交易开始繁荣，东南亚闯入了“商业时代”。新的中心体系正在形成。而且这一新体系的展开，也包括了一些获得了美洲大陆白银的欧洲势力的加入。

但是当这一繁荣在17世纪遭遇日本白银供给枯竭，白银的绝对量无法再支撑日渐扩大的交易时，经济再次出现了异常。白银把地方社会的财富吸走了，地方社会因此疲弊，叛乱在中国频频发生。同时整个欧亚大陆陷入经济不景气，欧洲、亚洲接连发生政权交替。欧洲的霸权从西班牙、葡萄牙转移到荷兰、英国。明朝灭亡，中国的政权变成了从东北亚兴起的清朝。

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

进入18世纪以后，在以白银为轴心发展起来的体系中开始孕育一种不受白银绝对量限制而扩大交易的结构。这一新体系的重点是产业化。如果把16世纪远距离交易的繁荣取名为“商业时代”，18世纪的繁荣就可以称作“产业时代”。产业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用从远方把宝贝运过来，而是使宝贝本身或者它的代替品国产化。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有，德川吉宗时代的日本不是进口生丝，而是实现了国产化；奖励种植竹节人参代替作为中药药材进口的高丽人参等。欧洲的代表性例子有，萨克森（K?nigreich Sachsen）国王仰慕中国的白瓷，18世纪初炼金术师约翰尼·弗里德里希·伯特哥（Johann Friedrich B?ttger）受国王命令制造出麦森（Missen）瓷器。

另外一种产业化的方式就是完善远距离交易商品的生产体制，用出口商品的方式代替用白银进口宝贝。18世纪以后出现的商品的特色是，生产比需求进步，需求是在日后创造出来的。其中从日本出口中国的海产品、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是具有代表性的商品。

18世纪的时候，中国依然从世界各地吸收白银。但是不同于16世纪的是，确立了把白银与铜钱分开使用的结构。地方经济完全靠铜钱支撑，在全中国流通的白银很少再会出现扰乱地方经济的情况。在这一新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化也开始发展起来。随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豆、福建的砂糖等新商品上市，同时也出现了山区冶铁业勃兴的势头。

环球舞台

属于欧亚舞台的五百年时间里，很多祖上是中国人的人迁移到欧亚各地。明朝时候，郑和远征带来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地情况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东欧亚的认识。明清时期虽然基本上禁止中国人去海外，但是因新世界观而渡海的浪潮，较之以前规模更盛。

元朝以前，也有一些中国人在海外定居。但是没有形成改变定居的当地社会的规模。16世纪与18世纪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潮流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变大，而且是有组织的。于是，华裔居民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欠缺的元素，影响了此后东欧亚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以后，华裔的活动领域越过了东欧亚的范围，开始踏入美洲大陆、奥地利、非洲等地。而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发生这一变化的契机。本书把这以后到现在的时代称作环球舞台。所谓“环球”是globe的中文翻译，这一词语准确地表达了globe本身作为球体表面的语感，所以本书没有用global stage，而希望用“环球舞台”来表示。

“耆英”是一艘在香港建造的木造帆船，1846年12月这艘船从香港出发往印度洋航行。它是一艘传统的广式帆船，船身长49米，载重量为800吨。1847年3月这艘船到达了非洲南部的喜望峰，经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渡过大西洋到达纽约。耆英是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中国船只，在中国海洋史上深深刻下了它的名字。这一壮举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标志着中国闯入了环球舞台。

不过耆英这个名字与身在环球舞台中的中国人的一段苦涩记忆也有关系。帆船的名字来源于清朝一名官员的名字。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负责交涉的中方代表就是耆英。由于推行软弱外交，他经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18 广式帆船　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中国木造帆船“耆英”号

中国因《南京条约》而被迫开港，18世纪后半叶以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海外。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因为他们是被当做交易商品的苦力。

这些人在马来半岛的锡矿，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爪哇、夏威夷或者古巴的甘蔗种植园等处劳动，在旧金山、纽约、温哥华等地定居，逐渐形成了唐人街的居住区形式，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从事各种小生意、饭店等营生的中国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则可以认为在欧美人轰轰烈烈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华裔们已经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创造出环球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这些来自中国的渡海人，他们在各自土地上信仰并祈求庇护的神就是脸上带着温和、慈爱笑容的妈祖。诞生于福建小岛地区的妈祖信仰就这样经过东亚舞台、欧亚舞台、环球舞台传播到世界各地。

东欧亚的五百年

1351年刘福通在华北颍州揭起反元大旗，占领了地方政府所在地。这支起义军被称作红巾军，从此之后各地叛乱丛生，统治中国的蒙古人王朝体系失效。朱元璋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崭露头角并建立明朝。

在此后的五百年里，1851年洪秀全在华南的金田村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自称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军队辗转各地一路来到华中。清朝的统治体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得不发生变化。本书所考察的时段就是以这两次起义为始末划分的。

在这五百年的历史中生活在东欧亚的人们造就了怎样的历史？本章最后对本书的写作方针作一介绍。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而且所有的世界都各不相同。无论是皇帝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位航海水手的世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因此本书中尽量用皇帝的名字记录各个皇帝。比如说朱元璋，本书不用他死后被封的太祖庙号，也不用按照统治时代的年号洪武帝表示，而坚持采用朱元璋来记载。

世界是复数名词。若用英语表示的话，不应该是the world，而应该是worlds。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中心，以这个世界为对象不断累积各种行为。所谓历史不是the world的历史，而是无数个人的worlds互相共鸣、互相较量，这是历史所必须写出的内容。

第二章 明朝的成立——十四世纪Ⅰ

元朝的弱点

保障元朝的运输通道

要讲述明朝诞生的经过，首先需要阐明它前一个王朝元朝灭亡的原因。1271年，忽必烈宣告元朝成立，定都大都即现在的北京。因为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满足了联结中央欧亚与东亚交易要塞的条件。另一方面，元朝依仗中国物产丰富，将财政基础放在了长江下游三角洲以南的江南地区。以秦岭—淮河（这条线将中国分成了干燥的中国和湿润的中国）为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被分割开来，这成为元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元朝自成立之初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摸索出一套利用隋朝建造的大运河将江南物资运往大都的方法。但是，在利用旧遗产的过程中面临一个大难题。

19 流过扬州的古运河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现在北从北京市南到杭州，全长1794公里，被称作京杭运河

隋朝时候开凿的大运河一直用到宋朝。这条大运河是为了将江南物资运往地处黄河流域的首都而建的。但是元朝的首都圈却远离黄河流域，坐落在远偏于唐宋首都圈东北方向的地方。

元朝恢复了隋炀帝建造的永济渠以运送物资。这段路不但需要在黄河至卫河间100多公里的区域间进行陆上运输，而且比联结江南与大都的直线路径向西绕了一大圈。

因此元朝开始摸索新的路线。一条是开凿从徐州向北到达今山东东平安山的运河，以联结当时往南流的黄河与大清河（黄河现在的河道），由此处出渤海到达大都。二是在山东半岛根处开凿运河以联结黄海与渤海。不过，第一条线路因大清河的河口堆满泥沙阻碍了运输而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第二条线路则因为无法保证运输船只通过的水位几乎未得到使用。

南宋灭亡后，对扩充与江南之间运输通道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于是产生了将大运河东移的构想。这一构想不是从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顺大清河东下，而是往西北在临清与御河连接，直接到达首都圈。至元二十六年（1289），连接安山与临清的会通河终于竣工，与迂回洛阳从江南达北京的距离相比缩短了约900公里。

20 现在大运河的线路及断面图（出自《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大运河的东移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首先是如何处理与黄河的交叉口的问题。一提到黄河，我们就会想到现在注入渤海的河道。但其实历史上黄河的河道经常被改变。金军蹂躏宋朝首都开封之后，往南转移的宋朝王室害怕金军继续追击，于1228年毁掉了黄河的堤坝。从那时起直到清末1855年，黄河都是往南流。

本书所考察的这段时期，黄河从开封附近往南流至山东半岛根处的丘陵地区南部，与淮河汇流注入黄海。

维持大运河需要将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排到海里，这样才能避免泥沙堆积在大运河处。因此政府采取的是提高黄河水压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淮河流域的耕地等往往就会成为牺牲品。换言之采用大运河路线，是以牺牲淮河流域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第二个难题出现在大运河东移时会致其高低差。过了淮河的汇流点之后，越往山东半岛根处走海拔越高。如何稳定地向这个被称作山东制高点的地方提供水源成为最大的难题。元朝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这条大运河的东线也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解决山东制高点的问题交给了明朝。

当大运河无法完全发挥作用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元朝开始依靠海上路线。

元朝的海运

在开辟海上航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武将伯颜。伯颜出身名门，其祖上在蒙古帝国做官，在忽必烈的邀请下，至元十一年（1274）他出任伐宋军最高统帅。伯颜把大本营安置在长江支流汉水的据点襄阳，编成以水军为主体的阵营。从那里沿长江东下，给宋朝水军带来致命性打击，最终灭掉南宋。在把战利品运往大都的时候伯颜曾经使用过海路，可以说他是在元朝首脑层最精通水军的一个人。

他把在东海上活动的海盗朱清和张瑄等编成运输物资的船队，至元十九年第一次通过海路把江南的粮食运到了首都。最初的这条线路是从长江下游的浏河港（也记作刘家港）出发，在黄海沿岸航行绕山东半岛转一圈后进入渤海。

但是这条航线浅滩较多，因此有不少船只触礁。于是此后从长江河口出发后直接驶往海面经山东半岛头部的成山进入位于渤海湾的刘公岛。

元朝时候刘公岛是海运的停泊港，清末时成为北洋舰队成立的地方。现在成为观光胜地，有一座纪念日清战争（在中国称为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博物馆。从元朝到近代，刘公岛可以说是连接黄海与渤海的要塞。

为创设海运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清出身于长江河口附近的崇明岛。原本他是一名家奴，由于不堪忍受虐待杀死主人后，逃到海上成为一名海盗，从此开始崭露头角。他接受宋朝的怀柔政策被政府招安，宋朝灭亡后又侍奉元朝。他负责把江南物资运往大都，并且为完善运输路线做出了贡献。浏河港所属的行政地区太仓利用疏浚了的江南河流，当地开始出现外国商人。在与外国的交易中，朱清赚取了不少利润。张瑄也是江南人，生于嘉定，曾在海上贩私盐。

21 元朝的海运港

大德六年（1302）朱清与张瑄以垄断海运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由被判有罪，次年朱清撞石自杀，张瑄死在狱中。朱清为了向海运相关人员支付薪水，从元朝获得印刷纸币的木版“宝钞”。他获罪的缘由就是通过这一木版随便印制纸币等不法行为。

始于1282年的海运，到1302年成为元朝直接经营的项目，运输的粮食数量也开始骤增。天历二年（1329）达到高峰，年运输量约为247 000吨。

就在讨论海运航线的那一年，也就是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为祈求海运安全，加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上文也曾提到《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此次加封为至元十五年，应为误记）。每逢载满江南粮食的船只出发或者到达，必定举行拜祭妈祖的仪式。赐予海上女神的“护国”一词中，表现出海运路径就是帝国大动脉的含义。换言之，也可以说如果无法维持海运，元朝则会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一过程就是第二章的主题。

乞丐与富商

黄河改修工程

元朝放弃了通过大运河进行漕运的念头，从1289年开始统一为海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大运河。日渐增长的粮食全部通过海上运输，而其他物资尤其是黄海沿岸一带生产的盐等，则主要通过大运河。

保障国家基础的运输事业牵扯到巨大的利益。支持海运派与支持运河派互不相容，在政权内部各自形成党派。如果装载粮食的船只由于台风沉没，运河派就会强调海运的危险性。而当黄河泛滥毁坏大运河时，海运派又会强调大运河不稳定。由于政策的轴心没有确定，从结果来看其间进行了一些不必要的事务，而每次又会动用大量劳力，给人民造成负担。

至正四年（1344）五月，阴雨连绵，黄河水冲坏了白茅堤、金堤等，引起大规模的泛滥。黄河的一部分经过开封后往北横冲直撞，在山东半岛北部注入渤海。黄河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夹在这中间的地区被泥土覆盖。灾害波及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山东、河南各地开始爆发饥荒。此后的至正八年、九年，黄河都连续泛滥，带来巨大的灾害。元朝政府内部围绕如何治理泛滥的黄河展开论战，最终没有一个结论。

从维持大运河这一角度提倡须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改修的，是负责大运河运输的漕运使贾鲁。至正四年洪水过后，贾鲁奉命视察河道，考察地形，确认受灾地点，由此确定了改修工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为漕运使他掌握了漕运的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了二十条改革方案。

至正九年洪水过后，他所提出了“塞北疏南”的治水方针。堵住山东半岛北部泄漏出的黄河水，把所有的河水集中到南面，使南流的黄河水通畅，把会招致大运河功能减弱的泥沙冲到大海里。

这一彻底的改修方案在政府内部招来坚决反对。负责改修工程的工部尚书成遵为反对派的代表。成遵对黄河流域进行考察后提出反对黄河改修工程的意见，称“山东一带，连岁歉收，百姓困苦已极，倘调集二十万众，骚扰民间，是顾及民生。将来祸变纷乘，恐比河患更为严重”。

当时元朝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右丞相脱脱的手中。脱脱采取了贾鲁的意见，罢免成遵，提拔贾鲁充任工部尚书一职，负责黄河改修工程。整个工程从河南、河北征集了15万壮丁，又从军队调出两万人填补，整个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旧历四月开始到十一月才最终完成，黄河的改修工程获得成功。但是也是由此，元朝落入了走向自取灭亡的因果关系的旋涡中。

为了稳定国家基础而开展的黄河改修工程，需要举国一致才可进行。由于在连年歉收危机四伏的河南、山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土木工程，所以在工程负责人贾鲁当初设想的计划中包含了向劳力们发放粮食作为每天薪水，为日渐艰难的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口粮的方案。

但是该项工程最终却是在脱脱的强制下获得批准，对此政府内部尤其是担当该项工程的工部内部存在着一股反对势力。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使工程的进行没有获得充足的财政支持。执政者的不和谐，造成无法向劳动者支付充足的薪水，工地上的各种矛盾给劳力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红巾军

有一位叫宋濂的学者，辅佐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创建了王朝的制度，并且受皇帝之命编修元朝历史，著成了正史之一《元史》。基于同一时代人的见解和作为一名学者的判断，宋濂对元朝因黄河改修工程而灭亡这样论述：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莫非这才是真知灼见。

宋濂所指“妖寇”，也就是把元朝引入自取灭亡道路的在河南发展势力的宗教团体白莲教。白莲教是南宋时期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该教信仰末世时候弥勒菩萨现身，铲除现实的社会体制，以佛法让理想世界到来。到了元朝，又受波斯诞生的摩尼教影响，进一步发展，比以往更加强调改造社会的意志，称毁掉旧体制后明王将建立新的秩序。在“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信仰下，白莲教的信徒网络遍布河南乃至安徽，那里恰恰是为维持大运河而被牺牲掉的地区。

白莲教的组织特点在于举行仪式的场地尽量选择不被地方官员所察觉的地方，并以此为中心聚集周边的信徒。各个组织联系松散。这样一种关系网式的组织形态能够保证即便某一地区的信徒组织被揭发，其他的组织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因此元朝政府无论如何执著地搜查，依然无法完全消灭其组织。信徒起义不断在各地发生。

有一个组织就把这项条件还未成熟而强制进行的治理黄河的工程看做领导叛乱的好时机。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以头戴红巾作为标志，占领了当地的政府所在地。“红”色乃是被蒙古帝国灭亡的宋朝王室的颜色。按阴阳五行，宋朝是火德。

起义军倡导复兴宋朝，明确以颠覆元朝为目的。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并且失去了教主。但是通过关系网络所普及的路线，叛乱的火种迅速传播，在中国各地开始出现。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红巾军起义之始。

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扶持白莲教主的遗孤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其定名为被元朝灭亡的“宋”，在于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拥戴白莲教教主之子做皇帝，确保了对白莲教反叛势力的宗教权威。刘福通政权以开封为都城，将势力扩展至华北一带。

元朝为何瓦解

翻阅有关明朝的历史书，会发现有关元朝崩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时的皇帝顺帝妥欢贴睦尔对政治毫无兴趣，宫廷内部沉溺于藏传佛教；由于财政困难，大量增印纸币交钞而没有相应的白银支持，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官吏剥削严重，地主相互勾结，从农民那里征收各种毫无道理的费用；自14世纪中叶开始频频发生洪水、地震、台风等天地变异；还有元朝鼎盛时期暂时变温暖的欧亚大陆东部气候这时也开始变冷；由此饥荒增加，世态不稳。

但我们知道，13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增印纸币等现象，而剥削的严重以及饥荒等也在中国时有所见。为何1351年开始的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仅凭把这些状况串联起来是无法看出其原因的。

把问题做一下限定。为何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如果剔除时机成熟这一托词，答案应该在叛乱发生的地点。

刘福通他们发动叛乱的颍州位于淮河中游。叛乱军没有顺势走出淮河下游，而是选择在这一地区扩张势力。其间，当时位于黄河边又是大运河要塞的徐州发生了土豪起义。次年的至正十二年，安徽省定远也发生叛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运河陷入了被叛乱威胁的境地。与此同时，元朝出于军事目的征用船只，利用大运河运输军用物资，这就降低了大运河运输其他物资的作用。

于是从江南运输物资不得不完全依靠海运。以浙江台州为根据地的方国珍抓住了元朝的这一弱点。方虽然是海运业从业者之一，但1348年时就因海盗身份被元朝官府追究，曾在海上袭击过政府驶往大都的货船。对付这些海盗，元朝只有一个办法，即怀柔，赐其官位，让其负责海运。方国珍看到元朝已经没有镇压自己的力量，大谈自己的不满欲背离元朝。元朝接受他的要求，并且再次让他升官职以作抚慰。

22 元末“红巾之乱”相关地图

至正十三年（1353），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这个地方无论是对大运河还是海路都处于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失去了这块土地对元朝来说，就等于完全失去了运输江南物资以及从黄海沿岸造盐场征收盐的路径。

23 元朝的周庄附近

元朝试着对张士诚采取怀柔政策，未见成效。第二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两年后（1356），张士诚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张士诚、方国珍与元朝之间，相互帮助与被帮助，关系微妙。至正十九年淮河流域完全脱离了元朝的统治，大运河的功能停止，海运也不尽如人意，大都陷入饥荒状态。于是元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赐给张士诚以示拉拢，与其达成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方国珍这才准备好在海路运输的船只，运至大都。

对张、方两政权来说，消灭元朝不可能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被红巾军切断大运河，被张、方两政权控制了海路的元朝，从统治层面来看可以说回到了攻陷南宋之前的状态。元朝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与蒙古高原相连的大都周围的华北平原、过去忽必烈攻陷的云南了。

而且元朝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一个世纪以前蒙古人所拥有的游牧民族的气概，也没有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征收纳贡的意志和实力，甚至连回到南北分立体系都已经不可能了。

江南的巨贾传说

在今天的江南依然还流传着一个元末时筑起巨万财富的富翁传说。在苏州近郊，有一位名叫沈万三的农民。有一天这个男人得到了一个破损的陶盆。他把米放入盆中，不一会儿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米自己变多了。他的老婆把金耳环放进去后，竟然堆满了整整一盆的金子。而且这些金子取之不竭，装满车船依然不尽。就这样沈万三转眼之间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这就是所谓“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传说中他一直活到明朝初期，被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盯上，没收了他的财产，发配到云南。但是根据留下来的墓志铭等分析，他在元末时候就已经死去，想来应该是把他家族的相关事情都假托到沈万三一个人身上，才造就了这个说法。

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移居到苏州近郊，把一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水田，积累家产。据估计，他应该是在经营农事的过程中雇用了大量的农民，让佃户进行耕作，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经营地主的地位。除此以外，他可能还通过高利贷增加了资产。但是仅凭这种一点一滴的经营，恐怕还无法说明他为何能够迅速积累起足以在传说中留名的巨额财富。

到了沈万三和他的弟弟沈万四这一代，他们在苏州东南的周庄，在那个被溪水环绕的水乡置业。从所选的地方来看，四周布满的水路与南运河水路直接相连，同时向北还与苏州及其外港浏河港联结。对于江南物资集散而言，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同时因复杂的水路也具备了易守的条件。

沈万三兄弟有效地利用父辈作为地主积攒下来的粮食，从这种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政权时，沈万三已经去世。据说他的儿子沈茂和沈旺曾秘密地通过海路把大米运到大都。沈氏一族很有可能是通过把江南物资通过海路运到华北而繁荣起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沈万三由于“通番”而积累了财富。所谓“番”指的是穆斯林商人等外国商人。若这一传说反映了某些事实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把东南亚产的香木、波斯的玻璃器皿等奢侈品运到江南，向江南的财主兜售而获得财富，并且还出口江南产的丝织品等。

追溯沈氏一族资产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江南的地主阶级有把粮食等物资运往华北的需求。张士诚得到从事这些商业活动的富人们的支持来维持其政权。从这种维持政权的基础也可以推测出张士诚希望南北分立而无意打倒元朝的缘由。相反，如果要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就将成为最危险的社会阶层。

江北的乞丐僧

在江南百姓看来最贫穷的地区是长江以北的内陆，即被称作江淮的地方。有时也笼统地称之为江北。进入近代以后，那里成为向上海输出劳力的供给地，所以对上海人而言他们是平时经常所见的社会下层百姓，不少人对他们带有歧视的眼光。近代以前也曾出现过挑着花鼓、走街串巷的艺人。江北总是脱不了乞丐故乡的印象。

元朝时代也是这个地方遭受了最为残酷的命运。因为南宋与金朝交战使得土地荒芜，而因战乱变成了荒无人烟的这片土地被编为官有后课以重税。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覆盖了这片土地。

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那年，江北一带遭受饥荒。成为半流民状态的一户贫农家的第四个男孩，在饥荒中失去了父母，又在十月末寒冬逼近的时候进入寺庙成为一名见习和尚。这个人就是后来建立明朝的朱元璋，那一年他十七岁。不过虽说是和尚，但其实就是托钵的要饭僧。

他托钵的地方淮河流域，正是遍布白莲教网络的地方。刘福通揭起反元旗帜的第二年，即1351年的春天，朱元璋很自然地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他集合乡里的青年形成一个团体，在战乱中逐渐崭露头角。在聚集到朱元璋身边的人中间也包括一些负责守卫乡里的在地地主，也有后来建立明朝成为他左膀右臂的人物。

朱元璋从乞丐僧登上皇帝的宝座，其过程简言之就是元末诞生的群雄，不断进行着淘汰赛，优胜者获得与拥有正统统治权力的元朝进行决战的权力。这一淘汰赛分成内陆与沿海两大块。在内陆，白莲教派的各个势力相互交锋；在沿海，张士诚、方国珍等围绕海运路线相互寻找漏洞伺机而动。

至正二十三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华北的刘福通政权遭到张士诚的进攻，刘战死（对此也有其他说法），被他拥作皇帝的韩林儿寄身朱元璋政权。由此使朱元璋政权得以确保宗教权威成为可能。在内陆的长江中游扩张势力的陈友谅成为朱元璋的强劲对手。

元末群雄的抗争充满了宛若《三国演义》般的智略与战术。在朱元璋手下谋划战略的是刘基，他看透了张士诚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向朱元璋进言首先干掉西边的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陈朱在鄱阳湖进行决战。

陈友谅编组了水军，据说拥有六十万军力，攻占了江西南昌。朱元璋动员二十万军队把陈引到鄱阳湖，同时封锁了湖的出口。面对占满了整个湖面的陈友谅巨舰，朱元璋等待东北风的到来，派装满火药的小船前去靠近。决死队乘风点燃火药，无法移动的陈友谅的舰队接连引火上身，大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陈友谅在败走途中遭遇朱元璋事先布好的埋伏兵而被杀害。

就这样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一跃成为内陆部分的最高首领。1367年他又消灭了沿海的张士诚，掌握了把元朝从中国驱除出去一统天下的决战权。

朱元璋能够在内陆胜出的理由，其一应该是其所在的根据地乃是当时中国的中心，既可以转战华北亦可以转战江南。1356年他占领了当时被称作集庆的南京并将此地作为据点，而在战略上变得更为有利。

南京正是中国的肚脐。顺长江东下能至江南，往西溯流而上经武汉可以进入四川盆地和湖南。往南从徽州盆地出浙江（钱塘江）上游，可以瞭望杭州、江西、福建。且四面环山，地理位置非常利于防卫。如果不考虑其夏天的炎热与武汉、重庆并列喻为“中国三大火炉”（湿度高，晚上完全没风）之一的话，在地政学上南京不失为一个最好的地方。借用上面的这个比喻，朱元璋在内陆板块的淘汰赛中，成为头号种子选手。

义塾里的先生们

进军徽州、浙东

相比其他诸雄，朱元璋的优点在于他看到了无法通过宗教结社的理念去统一中国的事实，所以他努力建立一种为建设帝国服务的明确的理念。1356年，朱元璋占领南京后将其改名为应天，称自己的政权为吴，任用十余名儒家学者参与政权，开始摸索国家形态。

次年1357年，他着手进行了一场成为其政权转折点的战役—进军徽州和浙东。宋代时候，徽州创造了新的儒教，大量传承新儒教的知识分子住在浙东地方。用军事眼光来看，当时还处在元朝统治下的这些地方，正处于朱元璋南京政权的背后，若能控制这些地区，就可以获得向浙江、江西、福建等扩展统治范围的立脚点。但是，对朱元璋来说，这些地方不仅仅只有战略要塞的意义。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亲率军队赶赴前线，攻破浙东中心婺州。有传闻说途中朱元璋在徽州招待儒士，问“汉高帝（刘邦）与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以及元世祖（忽必烈）一平天下，其道何由？”，被答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朱元璋深以为然。

其实，攻陷婺州后，朱元璋严禁士兵抢劫，并且禁止酿酒以控制谷物的浪费，分配粮食给当地居民，行救济政策。可以说朱元璋已经感到，为实现天下大一统，不能仅凭军事力量，还需要依靠儒家统治人民的方式，此时已开始做准备。

不过，在继续往下叙述之前，还是一起来看一下中国东南部相连地区的特色及历史。这样朱元璋为何在攻陷该地之时亲自出马的理由也会浮出水面，逐渐明朗。

中国东南部的盆地世界

从安徽南部到浙江东部，绵延着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山地与丘陵，小河流水穿插于山脉之间，似乎要缝合所有的空隙。河川造就了大小各异的盆地。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统治华北之时，有汉族人渡过长江移居到这群山之中的盆地。

当时森林之深覆盖了整个丘陵，河流穿过盆地，流向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汉族人从山地到盆地，选择溪流涌出之地为定居之所，引溪流之水修成水田。在这种山地与平地接壤的地区，不但能够确保新鲜的水源，即便庄稼歉收，也可到山中采集山野菜或松子等充饥。人们养育子孙，人口逐渐增多。

丰富的收成，为地主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地主稳定的收入，带来生活的宽裕，孕育出文化。到了宋代，以黄山脚下伸展的徽州盆地为中心，新的儒学学派诞生，即11世纪程颐等开展的宋学。12世纪南宋时期，该学派由朱熹集大成，成为后来的朱子学。

新儒学是一门讨论宇宙生成的哲学，同时也是优秀的实践性社会政治思想。宋代担当政治的社会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僚的人才并非世袭，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提供具备儒教素养的人才这一问题。他们所提议的方法是以顺应当前时代要求的形式，恢复古代周曾经实行的宗法。

所谓宗法，是指将追溯父系祖先最终寻到同一男性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整合到一起的秩序。担当祭祀祖先仪式的人背负有统一全族的责任。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相互合作，完善子孙受教育的条件，培育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向国家输送人才。族人在共同生活中所培养出来的秩序的感觉，通过官僚反映到国家政治中。生活与政治共鸣，产生了儒教的社会与政治体系。这就是思想家们所考虑的。

但是，这种理想的体系并没有实现。张载等感慨“今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基于宗法统率全族的是为宗子，代代稳定成为官僚的是为世臣。宗法不立，故无法产生稳定的官僚来源。就这样历史发展到元朝。

义塾先生们的关系网

在蒙古贵族掌握政权的元朝，科举制度被废除。通过对儒教素养的考试选拔参与国家政治的高级官僚的体系彻底停止发挥作用。虽然也有过一段实行科举的时期，但对于出身南宋统治地区的文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狭窄的关口。

拥有新儒学的知识分子，为官之路已被封锁，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接受他们的是控制了源自山地的溪流而将势力扩张到盆地的一族。

14世纪，在浙江东部的盆地地区，拥有资产的大族出资为教育同族及乡里的子弟开设了义塾，作为教育设施。在义塾中，开展儒学教育，培养人才，聘用知识分子为义塾的先生。宋代产生的新的儒学传统便通过这种义塾的关系网得以维持。知识分子与义塾的关系，我们在后来成为朱元璋顾问的宋濂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24 十四世纪浙江东部

宋濂于1310年出生于金华盆地的潜溪村。他家境贫寒，学习知识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濂的祖父为了自己的几个孙子，将自己的友人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聘为家庭教师。因天生的记忆力与洞察力，宋濂被当做有前途的青年培养，23岁时进入诸暨盆地方氏运营的白门义塾学习。1335年，宋濂被势力扩及浦江盆地的郑氏义塾—东明精舍聘为教师。

招聘宋濂的郑氏，乃为名门，在浙江东部盆地一带可谓家喻户晓。11世纪末，郑氏从金华盆地移居浦江盆地，以郁郁葱葱的山地为背，在一片临河的土地上开垦。南宋初期，郑氏禁止自家子孙分家另住，规定在统领全族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安排衣食住行。全家人按照儒教的秩序约束自己的生活，在他们居住的乡里也一直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逐渐博得声望。

郑文融担当家长时，全家约有200人，在50间房屋里居住。这些情形，全都被宋濂看在眼中。《元史·孝友传》载有“大和文融继主家事，益严而有恩。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这段描写考虑到《元史》的主编是宋濂这一事实，应该可以肯定是他亲眼目睹的实景。宋濂在义塾中接受教育，又在义塾中担当先生，他的思想即使变得与运营义塾的盆地的名门望族的生活有共鸣之处，也不足为奇。

在中国南方的盆地中，这种义塾网络培育了不少的知识分子，孰优孰劣，大家都有共同的评价。朱元璋想获得建设新国家的必需人才，并想借其力试图创造出维持国家的理念。至正二十（1360）年，朱元璋将在义塾当中评价颇高的四位儒学家招入政权中枢。他们就是被称作浙东四先生的宋濂、刘基、章溢、叶琛。

义塾的实际情况

在宋学中恢复宗法的目的明确之后，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是由各代长子世袭执行祭祖的权利，统一同属一个祖先的所有的人，被称作大宗。按大宗的观点，嫡系长房在全族中成为占有优越地位的一方。但是在中国，家产的继承是通过平分给子弟实现的。所以大宗的原理缺乏经济上的支持。

另外一种看法是从祖上至第五代，作为同族共同祭祖，但是第六代之后就分裂组成另外一个群体。这被称作小宗。小宗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不可能由嫡系长房永远统一其他族人，而应该由对故人拥有共同记忆的人祭祀故人。在小宗范围内就能够记得相互的长相与相互之间的亲族关系。

成为宋学争论焦点的大小宗之分，是一个关乎政治统治原理的根本问题。因为是选择大宗还是小宗，会让谁成为正统的政治领导出现完全不同的答案。当只剩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时候，要让其他成员绝对性接受其统治，政治上有必要明确地区分大宗与小宗。

但是，在元朝浙东的义塾中，对于依靠当地有势力的同族群体而生活的教师们来说，宗法的政治性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就义塾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浙东四先生之一的章溢他所经营的龙渊义塾。

龙渊义塾矗立在剑溪河畔—浙江南部流入多山的龙泉盆地的一条河流。该地区远离城镇，当地的孩子们无处学习。因此，章溢的祖先创建书院以作教育之用，但因经济上缺乏支持，在几年后就关门大吉了。章溢对此倍感忧虑，向同族人讲“无田是无塾也”，为了筹措运营费用，捐出了耕地。受这一行为感动，章溢的妻子一家陈氏也将土地捐出，1353年义塾重建。

义塾建筑的中央，供奉着孔子等儒教圣人，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拜仪式。左右四间房屋供学生起居，院子后面布置有讲堂，每月1号和15号，以太鼓为信，教师与学生聚在一起朗诵五伦之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师选择学识丰富行为端正的人。学生当中进步明显的人，每月将被提供粮食津贴。

该义塾由多个宗族运营，所以不仅限于章溢的那一族，住在同一地区的所有子弟都在这个义塾学习。但是，义塾的基本理念是宗法。龙渊义塾重建的同时，制定了十五条规约。虽然具体内容不明，简单概括为“宗族成员家虽各异，但如手足无法分开”。

如何为国家输送具备儒学素养的有用人才，是宋学所背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课题，这一课题潜藏于义塾中。元朝统治下，通过科举走上高官的仕途几乎被关闭。脱脱担任宰相的那段时间，虽然一度恢复科举制度，但是在1351年开始的叛乱与混乱中，这条道路几乎也未发挥出任何作用。义塾已经算不上是科举的预备学校。

如何以义塾作后援，也就是以那些有势力的宗族为核心在地方创造出社会秩序？这是义塾的先生们所担负的课题。关于对宗法的理解，比起由谁来统率全族，先生们更关注的是同族如何加深联系。朱元璋决心建设新王朝，所以需要儒学，也就是需要浙东义塾的先生们所孕育的社会思想。他从浙东四先生那里学来的儒学的基本命题是“礼”。

礼之帝国

建国

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秋之间，朱元璋与从长江中游入侵的陈友谅军苦战，大获全胜。自此，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之争中占据了中原同盟的顶峰。次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中书省等行政机构。朱元璋暂且拥立具有白莲教宗教权威的韩林儿为宋朝皇帝，用其年号“龙凤”，命令也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形式，处处彰显对韩林儿的尊重。但实际上却向内外宣称这是他自立的政权。此时朱元璋已经迈出了创建新王朝的第一步。

正月初三，朱元璋召集共同经历了中原逐鹿的武将，先是表慰劳之意“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推戴了我）”，接着语气一转说，“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

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朱元璋着手建国的施政方针是确立礼与法。而这一方针最先摆在了日后成为国家统治阶层、他昔日的战友们的面前。而以浙东四先生为首的儒士为了将此方针具体化，回应了朱元璋的咨问。他们把基于“礼”之上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即统治者与人民恪守各自立场，保持上下关系，完全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了新的执政者朱元璋。

儒士们展示给朱元璋的是“礼”的统治。所谓“礼”，概括来讲指的是尊卑、长幼之序。从共同的祖先算起，靠近祖先的一辈为“尊”，距离远的为“卑”。长幼则是指同辈之间生辰在先的为“长”，在后的为“幼”。按照辈分与年龄的大小老少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关系，此为礼。掌握了儒家知识的儒士们试图模仿宗法的顺序组织社会与国家。

明朝的建立

至正二十四年（1364），与张士诚政权的对抗成为已称吴王的朱元璋当下的首要任务。

那时，张士诚控制着中国的谷仓—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负责对元朝的海运。每年阳历六月，风向转北的时候，载满谷物的船只驶向华北。从事物产供给的张士诚的势力逐渐压倒了专门从事运输的方国珍。称霸沿海的张士诚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势力圈以长江下游三角洲为中心，北至山东南部，南及浙江北部，朱元璋的故乡也在张的统治之下。张士诚还伺机进攻浙东。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终于向外宣称政权独立，自封吴王，完善了官僚机构。

同一时期，朱元璋也在逐步巩固政权基础。至正二十六年冬，朱拥戴的韩林儿据说在被迎往应天（后来的南京）的途中经瓜步渡口（面临长江）时翻船，沉江而死。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在朱元璋指使下的一次暗杀。

朱夺取了长江以北张的领土，接着又包围了苏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经历了持久战之后，朱元璋消灭了张吴政权。

十月，终于走到与元朝对决的朱元璋，向元朝统治下的华北人民发布檄文。檄文内容由宋濂—此人被看做是浙东四先生中最具学识的人，反复推敲而成，总结了朱元璋政权的理念。

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从该份檄文中可以读出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的统治者只有遵守礼的秩序，才会被承认他的统治具有正统性。元朝当初也是因为维持了秩序，才得到上天的认可，被看成是一个正统的王朝。后来，丧失了秩序，成为他们被驱逐出中国的最大原因。

在檄文的最后，还有这么一段，其中反复提到“中国”这个词，值得注意。对于明朝而言，所谓“中国”具体何指，这一点希望在下文进行再次考察。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檄文发布之后，北伐进行得异常顺利。丧失了江南物资运输通道的元朝统治者，对他们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留恋对中国的继续统治。在他们祖先的土地—蒙古高原上，还有另外一个广阔的天地。公元1368年9月，元朝皇帝放弃了元朝首都大都，四天后，朱元璋部队接收了此城。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即西历1月23日，在北伐进行过程中，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与此同时，他指定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在建朝的祭天祝文中称：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今地幅员二万余里。

何以将国号定为“大明”？朱元璋政权并没有言明其理由。后来的历史学家，有人说是源于摩尼教中明王的“明”，有人说是源于在五行说中意为南方的“朱明”等，目前尚无定论。但是，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在那之前，所有汉族王朝都采用了上溯周王朝的地名为国号，而高举重振中华大旗的朱元璋却没有继承这一传统。

元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没有采用地名而用了理念作为国号。顺便提一下，大元这个国号被认为是出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乾元”意为天。明朝没有用宋、吴这类国号，而用了一个抽象的词语。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于元朝。国号定名之时，没有根据中国的传统，而效仿了元，这一点表现出明朝并不是一个复古的王朝，它是一个在蒙古帝国创造出来的世界中诞生的王朝。

陆地帝国

新王朝要实现怎样的一种国家形式？饱受元朝压迫、备尝元末战乱之苦的人民大众，读到明朝初期的政策，可以从中感受到积极接受统治和基于礼的秩序的理想社会即将到来的信心。

洪武五年（1372），明朝发布《正礼仪风俗诏》，其中一条为：“乡党序齿，从古所尚，今后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揖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以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只行亲属礼。”

诏书文案应是出自宋濂之手。从中可以看出他想将在浙东义塾实行的礼推广至全国的意图。

礼之序，首先强调亲戚关系中的上下辈分，然后才是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被这种亲戚、地主关系所束缚的人们，被要求纯粹根据年龄而定的礼之实践。

要饭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依然对他的家乡江淮地区怀有思念之情。这一治国的基本方案，面临的一个课题是不让家乡受穷，而不是单纯的皇帝衣锦还乡。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自宋代至元代，发展为东部亚欧地区的经济中心，后来又逐渐变为华北粮食供给以及生丝、丝织品等国际商品的生产地。渤海地区，因元朝百年间定都于此，具备了首都圈的所有机能。江淮地区因处于这两个经济、政治中心之间，又地处内陆，若不采取政策上的运作，则难逃落后的命运。反言之，若能创造出不让江淮地区受穷的国家体制，则应该可以克服唐朝至南宋持续了二百几十年的华北政治中心与华中经济中心南北分立的体系。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决定在江淮之地的凤阳建设中都，命令建设城墙，与“南京”应天以及“北京”开封并列。又于次年洪武三年，为恢复战乱中荒废的土地，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强制迁移4000多户至凤阳。

最终的结果表明，用这类政策复兴江淮地区的尝试是失败的。洪武八年，兴建中都被停止。凤阳又变回一个贫困的地方。笔者于1984年冬访问中都时，修饰城墙的江西产灰色砖已被农民拔走支撑着农家的院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在这块土地上建造首都都是难以办到的。

25 凤阳明中都皇城遗址

与江淮地区的复兴政策同时进行的，是切断靠海发展起来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与海之间的关系。为了将因海运积累了财富的人群从沿海地区分离出去，朱元璋数次实行移民政策，将他们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南京、凤阳以及以后的云南等内陆地区。而另一方面，又在尝试强化三角洲地区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将之再纳入王朝财政的基础。

洪武四年，选择当地地主中多田的人，任命其为粮长，负责征收粮食充税运往南京。该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朱元璋乐观的构想：承认地主与佃户之间基于礼的顺序，生出佃户尊敬地主、地主爱护佃户这样一种关系。

但是，事与愿违，粮长利用权威压迫地方的自耕农及小地主等。之后，粮长没有把粮食运往首都，而是运到了指定的仓库，反而受到了仓库管理官员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纵有千金家财，一年粮长过后即变讨饭的穷光蛋”，负担之重竟到了如此地步。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大户的命运，也从之前介绍过的沈万三的传说中有所反映。在建造首都的时候，朱元璋让他负担了三分之一的费用。即便如此，沈万三的财产依然未被用尽，得知其拥有能生宝的聚宝盆以后，朱元璋派兵搜查沈家，夺走聚宝盆，将之埋在城门根处，并将沈万三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墓志铭等推测，洪武初年向朱元璋提供钱财的并不是沈万三本人，而是他的两个儿子。历史事实是，在明朝的统治下，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的富有阶层，或者成为被强制移民的对象，或者成为支撑王朝财政的地主，被迫站在了艰难的十字路口上。

第三章 海陆相克——十四世纪Ⅱ

历史的分水岭——十四世纪

明朝的整体构想

在东海中央浮出浙江海面的舟山群岛中，有一座小岛。岛的西南面叫兰山，东南面叫秀山。一个岛屿同时拥有两个名称，大概是由于它的两面被峻峰隔断，岛上的居民也因此分居两处。这个岛上的居民都是优秀的航海人。元朝时代，这里是江南物产运往渤海边首都圈的海运基地之一。秀山的居民被要求负责提供海运所必需的船舶。

明朝成立之初，发生了一场以该岛名字命名的叛乱。虽然那只是一场从小岛屿上发生的，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影响的小叛乱，但是考察其发生的背景，会发现背后隐藏的一场席卷欧亚全域的交易体制的巨变。元朝曾经试图以白银为轴，创造出一个囊括整个欧亚地区的交易体制。当时欧亚的白银绝对量并不多，仅仅能够维持日益扩大的交易量。因此，这个交易体制不是依靠白银的存储量，而是依靠增加流通来维持的。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商人依靠组织商社，让物资顺利流通，成功地提高了白银循环的速度。元朝还发行与白银相连的纸币“交钞”，欲以弥补白银的不足。

26 舟山群岛

但是，白银的循环一旦因政治等原因出现停滞，交易体制就会开始崩溃。这个时候白银绝对量不足就成为动摇元朝基础的大问题。没有白银作担保的纸币的大量发行，使经济陷入了混乱。

在东部亚欧地区流通的白银，保持了生银原样，不像欧洲变成硬币，由统治者发行。白银不受明朝帝国的控制，有时以一泻千里之势涌入社会到处流动，破坏地方经济。一旦流通受阻，就会被囤积起来，不再出现在市面上。对于14世纪的东部亚欧社会，白银绝对是一种极难操作的货币。

朱元璋试图创造的帝国，是在这样一种货币经济体制不振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首先，贸易不启用白银，目的在于进行现货交易。不从人民那里征收税金，而是直接征用产品及劳动力。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在人身上控制人民。另外，担心统治领域以外的货币经济侵蚀帝国，在与外国的交易方面，明朝决定由国家直接进行管理，而不再将其委托给民间人士。

结果就是，在明朝初期，尤其是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中国完全关闭了蒙古帝国曾经开拓的欧亚世界的门户，新设计出一种统治人民的体制，并且作为制度开始施行。这赋予该时代“硬”的色彩，留下了“古”的印象。

但是，就在明朝试图控制交易的时候，也出现了一股与之对抗的倾向。

其一就是兰秀山之乱。

兰秀山之乱

藤田明良的研究深入挖掘了兰秀山之乱的历史背景，叙述了整个叛乱的始末。他所使用的史料，是在朝鲜编纂的公文书中发现的林宝一与高丽人高伯一的口供。（藤田明良，《“兰秀山之乱”与东亚的海域世界：十四世纪的舟山群岛与高丽、日本》，《历史学研究》698，1997年）。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宣布建立大明。就在庆贺皇帝登基，欢庆气氛未散的时候，舟山本岛里长借“莽张百户”（意为任百户一职的张姓暴徒）的船，安排其将官盐运往应天，并雇一男林宝一为水夫。莽张百户跑到林处说，“兰山的叶演三、长途岛的王元帅、秀山的陈元帅等人的船只都已出海。乘我的快船一起讨伐明州吧”，央求其参加起义。

起义的目的，史料中并无记载。不过若考虑当时的情况，则以下推测得以成立：明朝逐渐加强了对海的统治，这对于在海上生存的人来讲意味着难以过活的社会将要来临。会不会是他们怀念方国珍等在海上活跃的岁月，于是想从明朝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海上政权呢？

林决定与张等一同参战，与在明州（今宁波）港与大海连接的要塞招宝山设营的陈元帅会面。三月，林宝一参加了由陈魁四率领的伏击明朝军船的船队，四月，海战失败逃走。

战败后，林宝一躲藏了一阵，于六月初八（西历6月中旬）逃往东海之端—朝鲜的济州岛。在那里他买进一些裙带菜，来到朝鲜半岛，在一个靠近黄海名叫古阜的商埠上住了下来。在那里，他遇到了昔日首领陈魁四的同族陈魁五与陈魁八。

两年后，得知参加叛乱的人逃到高丽，明朝向高丽要求进行搜索和移交犯人。先是陈魁五被捕，林宝一与陈魁八逃到了高伯一家。陈交给高苏木（第四章详述）、明矾、八条衣带作为提供隐藏之地与封口的费用。眼见于此，林宝一想，若与陈一起行动的话，则将四处逃窜，自己也会陷入危境，又见陈带来的贵重物品和金银，不由地财迷心窍。于是他趁陈魁八熟睡的时候，用石头死死压住陈的胸口将之杀害，夺其金银准备逃跑。

十四世纪的海域世界

从林宝一的变化可以得知当时海洋是怎样一个世界。首先需要抓住的一点是，在中国沿海的舟山群岛与朝鲜半岛西南部之间，隔东海相对的人们之间的往来极其频繁。

到了夏天，东海海面上的风开始由西往东吹。待风向稳定，看风识天气的林宝一才驶向外海，安全到达济州岛。他在高丽遇见的陈魁五等也应是同样这般渡海的。在古阜因叛乱关系被逮捕的共有一百多人。这么多人能够在两年的时间内生活下去，说明林宝一与陈魁五等人的行为并不属于个别现象，在古阜应该存在着一个舟山群岛人的据点。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陈魁八所携带的物品中包括苏木这种原产于东南亚的商品。可以认为以舟山群岛为基点在海上活动的人，他们承担了与东南亚相联系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林宝一从济州岛渡海去半岛的时候，大量买进裙带菜这一点也不容放过。在中途落脚之处弄到当地的物产，并在过了大海的地方卖掉赚钱，在海上生活的人擅长此类小生意。在哪里买入什么东西，把它带到哪里能高价卖掉，林宝一具有能够捕捉这种信息的才智。

最后就是，叛乱军的首领自称陈元帅、王元帅等。藤田推断是不是方国珍授予他们这样的称号？洪武四年十二月，明朝下令调查旧属方国珍的温州、台州、庆元（现在的宁波）文职人员与兰山、秀山的居民时，据说数量超过了一万人。把这些人分配给卫军（即后面将讲到的卫所制下的军队），禁止沿海居民随便出海。

记载了这一史料的《太祖实录》还写着“时方国珍与张士诚残党，多隐藏于岛屿之间，与倭勾结为寇”。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明朝认为参与兰秀山之乱的海民与方国珍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明朝对这些海民逃脱了自己的统治与所谓倭寇联合起来也心存畏惧。

黄海与海民

目前还没发现兰秀山之乱失败后逃往高丽的林宝一、陈魁五等与日本海上势力勾结的记录。但在明朝看来，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了探究其缘由，让我们一看黄海的情况之后，再来概观倭寇的实际情况吧。

唐朝至南宋期间，航行于黄海之上的船只大多是在朝鲜半岛制造的，也可以说就是朝鲜半岛的海民平日所使用的船只。这是因为，黄海西侧，即中国沿海地区，大多被黄河以及淮河吐出的沙土堆积，成为平浅滩，很难找到一个良港。远洋航船能够停泊的，只有山东半岛周边。在中国黄海沿海地区，找出能够操船的人才非常困难。而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岛屿众多，渔民等以海为生的人多居住于此。从这样一种自然环境来看，即便黄海的航海人多集中于朝鲜半岛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当蒙古统治高丽，决定向日本列岛侵略之时，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机。1274年，第一次侵略，元朝征用高丽船只，建造了大量军舰和船只。所以，侵略失败后，朝鲜半岛的船只明显减少。适合造船的木材几乎被砍伐殆尽，因此朝鲜海运业的复兴并未能轻易获得进展。

代替高丽船行驶在黄海海面上的，是在中国浙江等地拥有据点、在东海航行的中式帆船。在台州、明州起锚的船只停靠在舟山群岛，编成船队，到长江河口附近的浏河港等地装载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粮食，沿黄海北上，绕山东半岛一大圈之后进入渤海。从事这项海运事业的人，是出身于舟山群岛居住在东海沿海岸的居民。

中式帆船出现在黄海以后，中国的航海人也掌握了在朝鲜半岛沿岸航行的技巧。参加兰秀山之乱的中国人，能够等待风向变化，远渡黄海，就是因为在不到百年的历史中，他们掌握了横渡黄海的本领。

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黄海作为元朝的大动脉受控于政府。但是，到了14世纪中期，元朝财政岌岌可危，已经无法赋予海运业者足够的报酬，于是在海民中出现了海盗活动倾向的人。1348年，从事海运业的方国珍，从元朝独立。这成为陆上在黄海的统治开始动摇的契机。新势力也开始进入迎来新局面的黄海，即在史料中出现的“倭”。

黄海东部，沿着海岸线，存在着从朝鲜半岛南部的产粮区庆尚道、全罗道把粮食、布等运到高丽首都的漕运。从1350年左右开始，多次出现倭寇袭击朝鲜半岛，掠夺高丽漕运船、上陆抢劫居民的事件。1358年，在中国的史料中第一次有了关于倭寇的记载。

十四世纪的倭寇

“倭寇”事件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是13世纪的上半叶。据《高丽史》记载，1223年旧历五月，朝鲜半岛东南部、对马对岸的金州遭受倭人的掠夺。此后至1265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出现十一起倭寇事件。规模都很小，最多就是数十名倭人驾驶两艘船，在沿海一带抢劫米、布、居民的生活用具等。倭寇之间也很难看到带有组织性的相互关联，他们一旦受到高丽军队的打击即遭失败。对待倭寇，高丽的行动也非常迅速。1227年，高丽派使者到日本请求禁止倭寇。太宰府的掌权者少贰资赖，当着高丽使者的面，将90名被看做海盗的人斩首，一方面对日本贼人袭击高丽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发出请求，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友好贸易。

14世纪的倭寇（始于1350年）与13世纪的倭寇（被称作初期倭寇）情况完全不同。首先是规模不同。据《高丽史》记载，1350年因高丽反击而丧命的倭寇超过300人。尤其是1380年出现的倭船，实际数量达到500艘。而且，他们在与高丽正规军的反复战斗中，顺河而上，逐渐侵入内陆深处。此外，还可见到他们拥有骑马、步兵，登陆后进行机动移动与攻击的记载。频率之高不可同日而语。自1350年到1392年高丽灭亡，总共有300多次倭寇事件，仅1377年一年就有29次之多。

14世纪的倭寇，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朝鲜半岛南部。1351年，在黄海沿岸的仁川附近，出现了130艘倭船。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西岸黄海沿岸的几乎整个地区，有时还达到半岛东部的日本海沿岸地区。在这种形势下，倭寇也蔓延到中国。1358年，正是朝鲜半岛也频频遭受倭寇袭击的一年。3月和7月，出现在半岛南海岸的倭寇船队向西海岸行进，进攻仁川。据《元史》记载，从至正十八年（1358）山东出现倭寇到二十三年，几乎每年都会有倭寇袭击沿海地区。朝鲜的仁川与中国的山东半岛，隔着黄海遥遥相望，自古就开辟了来往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航路。倭寇沿着这线路横渡黄海，首先出现在山东半岛的海面上。即便是在明朝成立以后，山东半岛依然是倭寇的攻击目标。

27 倭寇横行之地

洪武三年（1370），倭寇从山东半岛一路南下，袭击浙江的明州、台州、温州，最后到了福建。此时，福建卫出兵俘获倭寇船只13艘，倭寇300余人。朝鲜半岛上，武将李桂成集结武人势力攻破倭寇，从而名声大振，又与明朝联合建立了新政权朝鲜国。在这一政权下，推行督促倭寇投降，接受交易等对策，倭寇逐渐平定下去。但是在拒不接受交易的中国，倭寇之乱依然不断。历史学家把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

海禁政策的背景

倭寇从山东半岛祸及东海之际，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洪武四年（1371）的那道命令。把方国珍的残党与兰秀山等无田之民（过去曾从事海运的那些人）编入军队，同时“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这个海禁政策，并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明朝的大半时期，至少都是以这个政策为前提，而不仅仅为取缔方国珍残党和兰秀山之乱参与者、时而防卫从朝鲜半岛来袭的倭寇的权宜之策。那么，这个海禁政策的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

13至14世纪，倭寇的活动范围从对马海峡扩展到黄海，在约20年的时间里扩展至东海。这些倭寇，大部分是被称为日本恶党的当地武装组织。李领的研究称，1350年以后倭寇的活动中多与日本恶党的行动方式有共通之处（李领，《倭寇与日朝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倭寇在掠夺之后并不马上撤退，而是收割稻子等作为兵粮，抢夺牛、马，攻击并火烧高丽的行政机关。这与日本恶党袭击庄园的行为方式极为相似。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动乱时期，为了筹措兵粮，恶党们的确也存在袭击高丽漕船以及抢夺农产品、牛马与人力的动机。

但是，如果认为日本的恶党是倭寇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在1350年以后，他们能否毫不迟疑地袭击朝鲜半岛的黄海沿岸及中国沿岸—这些地方都不是日本人自认为的活动范围—呢？

1323年出现过单个行动的倭寇，第一次跨越了半岛的南海岸在西南方的群山岛上对高丽漕船进行袭击。虽然这是倭寇在黄海沿岸露面的第一个事例，但是此后并没有连续发生。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岛屿众多，海岸线隐藏其中，没有领路人，外人是很难入侵的。因此有日本人构成的倭寇以单个行动的方式结束了在西海岸的袭击。1340年以后，元朝对海洋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民。

可以确定的是，兴于中原（内地）一统中国的明朝，缩小了海民的活动范围。在本章开头提到的林宝一，就是在受雇运送官盐到南京的过程中被劝诱参加反乱的。元朝时候，林宝一很有可能是从事黄海海运工作的。从这些渡海人的立场来说，当没有了关系王朝大动脉的工作，而只能从事一些费时费力的活的时候，容易产生叛乱的想法。但即便是兰秀山之乱的领导层，也很难说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构想。他们控制曾经在海运兴盛时代作为根据地的港口，以期海域世界的再兴。

叛乱失败后，他们需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求新的根据地。一时之间，黄海对面的高丽成为他们的根据地。但是，高丽屈服于明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对中国朝贡之时，他们就失去了栖身之地。受明朝之请，高丽政府开始对中国海民进行取缔。

此时，在日本拥有根据地的倭寇出现了。中国海民与倭寇合作，为其指引了到达中国沿海地区的航路。应该就是这样诞生了一批以日本恶党为中心、与中国海民合作的前期倭寇。对于这一假说，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史料证明。但是，这种推断可以解释清楚前期倭寇的特质与明朝对策的背景。

明朝的朝贡政策

海禁不同于锁国，是一种国家试图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政策。明朝在建国初期要求与之接壤的高丽与安南（现在的越南北部）向其朝贡。洪武二年（1369）正月派使节去日本、占城（champa，现在越南南部）、爪哇（爪哇岛东部）等国，次年1370年8月去暹罗斛（阿瑜陀耶，现在泰国的一部分）、真腊（柬埔寨）、东南亚岛屿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渤泥（现在的文莱）敦促各国向其朝贡。洪武五年正月还向琉球派出使节。除日本以外，其他各国纷纷响应明朝的要求，不断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使得朝贡关系得以成立。日本方面，有些迂回曲折的地方，容稍后叙述。

28 福建泉州市舶司遗址　宋、明时代，泉州作为通往东南亚的大门而繁荣，在那里还保留着管理交易的衙门“市舶司”的一些相关遗迹

明朝对朝贡政策，试图依靠作为一统中华的王朝，将礼之秩序扩展至世界的意识形态而得以维持。这可以说是明朝向仰慕中华之德前来朝贡的各地政权首领，授予王侯君长等而创造的身份等级的制度。

因容易引人误解，补充一句，朝贡体制不是其他政权附属于中华政权，而是为了使各种外交交涉能够顺利进行，所有政权共享以中国皇帝为基点秩序的制度。是前近代时期亚洲制造的国际体制。加入朝贡体制的政权，相互之间也产生了上下排序之别。这一体制被寄予希望，即能够在贸易的交涉、遇难者的送还等实务交涉上，按照礼之仪进行实践。

朝贡体制同时还拥有禁止民间贸易，在国家统制之下进行贸易的经济的一面。各个国家的朝贡使节，有义务到指定的港口进行朝贡。为了方便管理对各使节的接待与贸易事务，港口上设置了市舶司。洪武二年，关闭了位于长江口边上太仓的黄渡市舶司（该市舶司应该主要是面向黄海设置的）；次年，在宁波（接待日本使节）、泉州（接待琉球使节）、广东（接待东南亚各国船舶）设置市舶司，摆好了接受朝贡的架势。

朝贡方的状况

和明朝接壤的安南、高丽，因为中国诞生的这个统一政权对他们而言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难以拒绝明朝发出的朝贡要求。但是，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响应明朝的朝贡号召呢？刚刚把元朝赶到蒙古高原上的明朝，这时候既无派遣海军强制朝贡的实力也没有那个打算。东南亚各国和琉球迅速接受朝贡要求，派使节前往中国的原因，乃是基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正如第一章所概述的，从元到明中国政权交替的14世纪中叶，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部欧亚体制发生变化的分水岭。在元朝以白银为根本的交易体系的周边，从中国流出的铜钱逐渐被大家所接受，逐步酝酿出另外一个经济圈作为白银交易体系的次体系。元朝末期，核心体系一经崩溃，铜钱的流入也随之停止。明朝的海禁政策还有阻止铜钱流出的效果。能够成功应对此动荡的政权，遂显示出统一各地经济圈的动向。

在应对方法上各个地区互不相同。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下游三角洲，完成了从倚赖贸易的东南亚型政权向以官僚制、常备军、儒学为基础的中国式国家转型的势力掌握了统一的主导权。其背后，包括以下几种因素：铜钱的使用促进了地方物产交换的活跃，创造出需要地方市场的农民，靠着这些劳动力，三角洲的开发得以迅速发展。那时在越南境内，土地买卖通过铜钱标示的价格也开始进行。这就造成了土地的实际管理者获得土地使用权的这样一种体制。

29 15世纪的东南亚

完成了向新型政权转型的陈朝加强了对占城（以越南南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贸易国家）的施压。面临生死存亡之危的占城试图通过对明的朝贡来牵制陈朝。洪武六年（1373）八月，占城进行朝贡之际，向朱元璋汇报说击败了海盗并捕获海船20艘，使得这位为海禁大伤脑筋的皇帝龙颜大悦。占城扮演了模范朝贡国的角色。明朝屡次劝谕陈朝使节，不得再压迫占城。

14世纪中叶，新型的贸易国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以现在泰国为中心的区域，阿瑜陀耶王国（1351年成立）体制正日趋成形。阿瑜陀耶地处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冲积平原，其海路与中国直接相连—顺湄南河而下经泰国湾可达南海；也有陆路从泰国湾对面的奎汶里（Kui Buri）港穿过马来半岛，出孟加拉湾到达印度洋的陆路。阿瑜陀耶作为连接南海与孟加拉湾的要塞发展起来。还有从中国远渡而来的人定居此地，开展贸易。

在冲积平原上，一旦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地方政权就把这些靠农业养育的人组织成军队。阿瑜陀耶就是拥有武力的地方政权联合起来依靠对交通要塞的掌控而建立的国家。

在中国史料中作为暹罗出现的阿瑜陀耶王国时常会出现一年数次进行朝贡的情况。这应该是因为王国内部的平衡动摇后，向明朝朝贡变成了一个提高新领导层权威的有效方法。

当然，新兴王朝明的威望并不是顷刻间就扩展到南海的各个地方。尤其在东南亚岛屿国家之间，以爪哇岛东部为中心逐步扩大起势力范围的满者伯夷王国（Kerajnan Majapahit）曾试图排抑明朝的介入。1370年，明朝向文莱派出使节敦促朝贡。但是担心满者伯夷出来干涉，文莱国王最终也没有给出承诺。

《明史·三佛齐传》称派往苏门答腊巨港的明朝使节被满者伯夷的势力所杀害。这正是因为满者伯夷担心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权依靠向中国朝贡而独立。

这并不是说明朝的朝贡体制在东欧亚大陆上建构起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只是经过14世纪分水岭摸索各自固有统一体系的诸多政权中的一个。

帝国的变化

纺织工人的生活

杭州曾经作为南宋国都临安而非常繁荣，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也是贸易的中心，这些都可以从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中窥得一二。明朝建立已六载，那时在杭州城门外相安里的地方，有一个浙东的读书人也是杭州府学教授暂居此地，叫徐一夔。

他家附近有一间丝织坊。纺织机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节奏地响到很晚，每到三更打梆声起（根据季节变化，时间上会有所变化，但是大致都在晚上10点），老板就会领头织工合声结束一天的工作。徐感慨地说“挺有趣的嘛”。

一天（目前尚不清楚是洪武几年）早上，徐去探访这个丝织坊。破旧的房屋中分南北两列排放着四五台纺织机，每台机器前有两个人。一人上下操作经纱织出模样，一人穿过纬纱，两人配合默契地紧张工作。大家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徐对于传到外面非常有趣的声音和实际见到的情况之间的差别甚感诧异，于是抓住一个姚姓织工问其原因。

“我受雇在这儿干活，每天得200文钱，老板提供穿与伙食，工资就可以养活父母与老婆孩子。不管什么样的纺织品，只要做事认真，就会有生意。这样，老板就能把收集过来的纺织品推销出去，织工也不用苦于工资迟发或欠发。这样一想，大家即便不说话也能声息一致，跟一个人的声音似的，忘记工作的劳累。”

与这个织工以前一起工作的一个男人，技术很好，赚钱也很多。此人对自己的才智颇为自信，想为政府高官服务，寻找发迹的机会。五年的时间里，他混迹于高官的家奴（隶属于主子的佣人）当中，但始终没有出头之日。终于有一天他因触怒大官而被逐出其家门。那时他已忘记了纺织技术，没有人雇用他，凄惨地死掉了。

徐是一个文人，听了织工的话，以此为教训，学到了“知足”的重要性，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为《织工对》（织工的回答），记载了织工的语言，被明代经济史专家藤井宏发现，从此在明清经济史专家中广为人知。

从这份14世纪记载了手艺人心态的这份史料中可以读出哪些内容？其一中国先于西方已经出现了工厂手工业的场所，手艺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工作。这一点在中国被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它的先进性受到高度评价。这是从生产方面的理解。那么如果从流通方面来阅读这份史料，能看出哪些内容呢？

纺织作坊里，雇用了十位以上的工人，他们在老板的指挥下工作到很晚，生产出大量的丝织品。这种经营得以成立，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做工好的纺织品确实能够卖出去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为那里已经有能够准确识别纺织品质量好坏的鉴定能力。其余的虽然掺杂着一些想象，但是否可以认为那个不干织工最后惨死的男人，当初能够为大官所赏识是因为他对纺织品的鉴别力呢？那个男人曾经作为纺织工人从早干到晚，为了赌一把，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他之后做的应该还是与纺织品有关的工作。考虑到明初对江南富庶人家实行的抑制政策，高级丝织品的最大顾客应该是明朝的高官。这个男人大概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空印案”与行政改革

盼望能够出人头地的手艺人所服侍的明朝高官，也曾经面临残酷的人生抉择。

从元末的战乱中奋斗到最后的功臣们，在明朝成立之后成为掌控政权中枢的高官。身为功臣，他们被赐予大量的田地，摇身成为大地主，而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乱用特权从民间搜刮财富。这些人被认为是杭州产高级丝织品的最大客户。被派去做地方官的官僚们也一味知道剥削。

朱元璋了解江淮贫困地区的生活之苦，他也通过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当大众心怀不满将力量集合起来的时候，能够爆发出足以颠覆王朝的力量。因此，作为明朝的统治者，他对功臣、高官们虐待百姓的行为心存危机感也不是令人费解的事情。

比如说，洪武四年（1371）夏，明朝免去了浙江、江西的秋税。当时朱元璋的诏书内容如下：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土豪割据，狼驱蚕食，赀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两浙之民）自归附之后，民力未苏，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甚悯焉！……其今年秋粮及没官田租俱与蠲免。……呜呼！食为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视同仁……

这段话至少应是那一时期朱元璋的真心话。

洪武四年，那时朱元璋似乎考虑过通过完善制度来防止腐败。同年秋，朱元璋在江南设置粮长（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设计了一套非官僚征税而是民间负责的制度。

入冬以后，朱元璋宣布严禁官员收受贿赂，违反者严惩。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有势力的人关系密切而从事非法勾当，引进了“南北更调制”。该制度规定北人官南，南人官北。该政策后来被作为“回避制”（即异地做官）而制度化，一直延续到清朝。

王朝的理念与政权的实际操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背离。洪武九年，朱元璋心中的绝望感愈来愈强。他为了实现他所描绘的帝国的蓝图行使强权，积极在政权内部进行肃清活动。首先对地方官开始了被称作“空印案”的肃清。

当时，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收支报告出现不完备时拖延办公，盛行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报表以便随时填用之风。朱元璋以此类空白报表为腐败之温床，对地方官员为首的官员们进行严办。

此次可称为地方官员大换血的肃清连带进行了行政改革。明朝的行政机构继承了元朝的制度，按现在的说法，直属相当于国务院的中书省的行省，兼具地方军政与民政的职能。洪武九年（1376）六月，各省设置了承宣布政使司（执掌行政）、提刑按察使司（负责监察、裁判）和都指挥使司（担当军事）。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于一个长官手中，他们之间互相牵制。这种改革的大刀，在洪武十三年（1380）的时候指向了中央机关。

胡惟庸之狱

传统的中国王朝，由皇帝与宰相分工合作。皇帝掌管王朝的礼仪，主要职能是表现帝国的理念；宰相乃万官之首，负责具体事务。明朝成立初期，中书省的右丞相相当于宰相之职，洪武六年以后担当此职的是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胡惟庸突然间以某项罪名被捕，四天后遭处决。紧接着宣布废除中书省，原属中书省的六部归皇帝直接管理。万官之首分散为各部的长官尚书，权力得以分散。六部体制在清朝也得以延续。附带说一下，所谓六部指的是吏部（人事）、户部（经济、社会行政）、礼部（礼仪、朝贡相关事务）、兵部（军事）、刑部（司法）、工部（建设事务）。

以主持国务的大臣为目标的这次肃清，殃及其部下、亲属及家眷，被处决的人数高达15 000人。连累受罚的人数更多出数倍。制定明朝建国理念的宋濂也是其中之一。其孙以与胡通谋的罪名被处死，故宋濂在其归隐的故乡被强行带走，在发配四川的途中病死。关于胡惟庸，有各种各样的罪状，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将其塑造成奸臣而夸张的。不过，在思考该疑案给东欧亚大陆所造成的影响时，决不能忽视胡惟庸被揭发是如何开始的。

30 面带威严的朱元璋像（左）和被丑化的朱元璋像（右）

洪武十二年，占城使节从越南南部来到中国。但中书省却未将这一报告呈交给皇上。在追究该案责任的过程中，胡惟庸的嫌疑逐步确定，从而成为整肃的理由。

为什么不报告？是否可由此推断，在皇帝与中书省之间就朝贡制度有不同的看法呢？朱元璋把朝贡限定为将礼仪之秩序推广为全世界的方法。在《皇明祖训》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对于这样一种把朝贡当做贸易手段的现状，朱元璋心怀不满。

洪武九年，朱元璋命令中书省，以诸外国无端违反朝贡频率规定，屡屡向中国派送使节为由，规定占城、安南、暹罗等国须遵守三年一次朝贡的频率，使节团也限定为三至五人的最小限度，不准超出实践礼仪之应有职能的人员来朝贡。但是，看其实际朝贡频率，占城、安南等几乎每年都来朝贡一次。究竟中书省有没有把皇帝的意图传达给朝贡国呢？

尤其是占城，对于负责朝贡具体业务的中书省来讲，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朝贡国。古老的贸易国家占城，受到14世纪以来抬头的安南（那时为越南北部的陈朝）的压迫，试图利用向中国朝贡牵制安南。朱元璋从占城使节手中接到安南无理侵略的报告之后，当真办理，下谕安南称其行为会动摇礼仪秩序，要求其自制。中书省官僚一直以来收集外国各种实况情报，试图进行适当地处理，所以在他们眼中，皇帝朱元璋的处理办法实在不合道理。

在爪哇（爪哇岛东部政权，时为满者伯夷王国）与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胡惟庸案之后，派往三佛齐的明朝使节被诱至爪哇杀害。因为情报不充足，朱元璋还无法向爪哇问罪，造成了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号召朝贡，只要把礼仪秩序推广至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安定下来，这种过于简单的想法，如今已经无法保持东欧亚的秩序了。就在明朝在为越南、爪哇的应对问题上大伤脑筋之时，同样的，或者说更加烦恼的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与日本的关系

胡惟庸的罪状之一是谋反之际私通日本。在胡的指挥下，时任明州卫（现在的宁波）指挥的林贤戴罪赴日，结交日本有势者。日本国王派遣朝贡使节，有兵卒400余人，火药、刀剑藏于巨大的蜡烛之中，从而成为参与胡惟庸叛乱的步骤之一。但是，当日本一行到达中国之时，胡惟庸的阴谋已经败露，所以一行人等马上遭到逮捕。

事情败露的林贤一伙于洪武十九年（1386）被处死，距大肃清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把私运兵器与胡惟庸阴谋联系起来思考，带有一定的困难。也没有史料是关于如何对付日本方面的内容。林贤事件很有可能只是一件与胡惟庸案无关的走私事件，而事后才被定为胡惟庸的罪状。既然如此，有何必要将胡惟庸与日本联系起来？为寻找其理由，需对日本与明朝的关系作一整理。

经历了14世纪的分水岭，室町时代的日本，是完成经济圈统一的新兴国家之一。13世纪，大量的铜钱从中国涌进日本，从九州到东北，铜钱的使用急速发展。土地交易的买卖契书中，铜钱成为价格的标准，用铜钱代缴年贡米也广泛流行。由于铜钱的大量涌入，用铜钱标示的米价、地价相对降低。随着这种经济上的变动，地方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定期集市，农业生产力提高，当地拥有一定基础的势力开始抬头。庄园体制也开始动摇，被称为恶党的新兴武装集团登上历史的舞台。

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铜钱涌入带来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动息息相关。然而，明朝成立开始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流入日本的铜钱锐减。到14世纪后半期，社会变动开始趋于平息。其中作为新的统一力量出现的，是以足利义满为中心的政权。

在这样一种秩序的变动期，成立不久的明朝派使节前往日本敦促朝贡，要求取缔倭寇。这种交涉进行得并不顺利。洪武元年（1368），派出的使节似乎遭到了海盗的袭击，没有达到目的。第二年派出的使节奔赴太宰府（日本传统中与中国的外交窗口），七人的使节团被占据九州的南朝怀良亲王斩首了五个。

洪武三年的使节成功地让怀良亲王同意朝贡。在中国的史料中，怀良亲王还被称作“良怀”。那时使节带给日本国王的明朝国书，是按照中书省的“咨”（政府对外发出的公文）来写的。与日本的交涉牺牲了不少人，这一过程是由中书省负责的。交涉过程中，中书省内部汇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信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洪武五年，为回应朝贡，明朝使节来到日本，怀良亲王已经被足利义满从太宰府驱赶至筑波腹地。当时的日本从动乱转向稳定，权力开始向足利集中。明朝使节前往京都与幕府进行交涉，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使得足利义满回书答谢明朝。但是，洪武七年六月，朱元璋坚持只认自己最初当做日本国王的“良怀”为合法交涉对象的方针，表现出无视足利义满的应对态度。

朱元璋虽然十分清楚“良怀”即怀良亲王不过是九州地方政权，却坚持继续拘泥于虚构的朝贡关系。交涉自开始已经度过了七年的岁月，朱元璋如果想了解“怀良”非“良怀”，想必早就能够得知。即便如此，公文中一直沿用“良怀”，从这一点应该足以看出固执的朱元璋的朝贡观了吧。在对日政策方面，摸索现实路线的中书省与不肯放弃理念的朱元璋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个对立应该是胡惟庸狱的主要原因。

把遗留下来的有关朝贡关系的消息碎片串联起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假说：胡惟庸等为了使朝贡制度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所以才没有把外国的情报逐一向皇帝报告。对掌管具体事务的高官来讲，国家管理的朝贡制度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业。虽然接待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购买使节带来的各国物产，以及外国使节收购中国的丝织品、陶瓷（此为朝贡国千里迢迢来航的目的）时，产生了巨大的利润。为进贡使节筹备丝织品等物资的是中国的官僚。这不就形成了朝贡负担从国库出，朝贡产生的利润又进入到高官囊中的结果了吗？明初的杭州，纺纱机的声音响彻深夜。其背后隐藏着这种朝贡制度的矛盾。

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将会激化中国内部的矛盾，这一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洪武七年三月，朱元璋通告没有必要频繁派使节前往占城、安南、爪哇等地，接着废除了市舶司。到朱元璋晚年，明朝对与海外的关系变得越发不关心起来。

帝国与移民传说

户制与里甲制

夺去许多人命的胡惟庸案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发动的一场肃清呢？按一般的说法是，为了确立皇帝专政体制，排除朱元璋死后有可能威胁第二代皇帝的功臣，同时让中书省等被废除的官僚机构直属皇帝。但为何需要专政，其答案从肃清之后的机构改革告一段落后明朝推行的政策当中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胡惟庸案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进行的大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里甲制的实施，一个是攻陷云南。

明朝是在白银经济体系崩溃之后于14世纪建立起来的政权。该政权所面临的课题是不依赖白银等通货维持财政。为顺应这一课题而产生的，是以“户”为单位控制人民，以户为基础，直接征用劳动力、缴纳粮食等实物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原型，元朝时曾出现过，明朝则将其发展为维持帝国的制度。这一方法，在本书中将其称作“户制”。

户分四种。普通农民为“民户”，士兵为“军户”，从事手工业生产者为“匠户”，从事国家专卖的盐的生产者为“灶户”，对国家的义务世代相袭。民户被编成称为“里甲制”的机制中，其主要概况如下：

有义务为国家服赋役，包括交纳税粮、提供无偿劳役的人以“户”为单位受到控制。110户为一“里”，10户为一“甲”。每甲定一户为“里长户”，在里当中处于领导地位，各“里长户”统管10个“甲首户”。不承担对国家义务的户，被称作“带管户”、“畸零户”等，附加于110户之外。除分属于卫所（军事部队，下文叙述）的现役士兵，民户以外的三类人都被编入里甲之中。

“里”为征赋役、徭役的单位，同时也在维持治安和水利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每年一甲“当年”。里长户指挥其甲首户承担征税、征用等职责。里长户和甲首户都为十年轮役制，其间人数等发生变化。里甲制的账本赋役黄册每十年修订一次，以便掌握户名以及各户管理耕地面积等的变化。

从里甲制的规定来看，它是以十为单位构成的无机制的组织原理。里甲制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很难与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它并不一定是以“户”为生活单位的家庭组织。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元末在徽州盆地，同族集团成为村落的基本单位。有势力的同族集团在地方社会中承担祭祀活动，形成了“社”。到了明代，这种祭祀组织以顺应里甲制的形式再编，有势力的同族集团轮番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同时也进行赋役黄册的改订。户主名被固定，实际上的户主死后，其子孙一并承担祭祀与里甲。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被称为“丁”，归属户。户对应了同族集团乃至同族内的分支。

里甲的作用

那么被编进里甲制的人民都有哪些负担呢？明朝时候，人民主要负担“徭役”和“赋役”两种。所谓“徭役”是指提供劳动力，课税对象是丁。提供劳动力包括“里甲正役”与“杂役”两种。“里甲正役”是与里甲制的基础设施相关的劳动，包括赋役的征收与催缴，里内的治安维持与治水灌溉等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还包括赋役黄册的改订工作等。“杂役”是指为国家所兴的土木建筑做劳力，承担地方衙门需要的一些杂役。

赋役是对田地的课税，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实行的两税法。赋役有“夏税”与“秋粮”之分，夏税折布匹等有形物纳税，秋粮以粮食等现货缴税。秋粮的征收由各里长执行，把从里甲中收获的一定量的粮食搬运到指定的地点，直接收缴仓库。哪些物品搬到哪个地点都是一早规定好的，比如上交朝廷的必须直接运到南京。就这样保证国家财政的税粮不通过官员之手直接上缴国家。可以说里甲制就是把本应由地方官承担的责任改让当地居民来负担的制度。

为了顺利发挥里甲制的作用，监督官吏，就在里甲制在全国实施不久，明朝就在各里安排了“耆宿”一职。“耆”为老人、年长之人的意思，耆宿由村中有经验、有见识的人担任。他充当的是接受地方官咨询、讨论该如何管理地方社会、对里内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维持秩序的角色。同时还能够向朝廷报告对官吏能力、好坏的评定。

洪武二十一年（1388），由于合适当耆宿的人太少，又因为贪图乡里的利益，人民反受其害，所以废除了耆宿制度。但是在这之后的史料中依然可以经常看到被称作“老人”、“耆宿”的这些人的记载。

洪武二十二年，朝廷命令从每个里内选出一个老人从正月到三月到朝廷去参观政治。到了南京老人们汇报了乡里的生活情况。其中一些有才能的人被提拔为地方官，缺乏实际能力的人则参加了宴会招待。这番“来朝观政”的制度持续了三年多。进行了一系列如空印案、胡惟庸之狱等肃清活动的朱元璋努力要通过里甲制制定出一种使皇帝能直接接触人民的体制。

山西的移民

20世纪中叶，在河南省汲县一处已经成为废屋的庙里发现了一块碑文。上面刻着：

卫辉府汲县

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住里长郭全、下人户一百一十户。

甲首朱五、□大、陈秀、郭大、王九、赵一、侯张□、吕九、吕八、吕十一、□祥……（下同，刻着7排甲，每排11户）

维大明洪武二十四年仲秋月日碑记

石匠王恭

这块碑文告诉了我们从山西迁往河南的人的信息。元末战乱的主要战场是华北平原。所以明朝施行了把受战乱影响较少的山西省人民迁入华北平原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14世纪后半期，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上半期的永乐年间。

从石碑上刻着的名字来看，有郭姓、朱姓，其他还有陈、王、赵姓等不同的姓氏，由此可以窥看出他们几乎都不是有同族关系的人。山西省某一特定行政区的百姓在地方政府命令下召集到一起，由叫做郭全的这名男子带领组织成一个里甲制度上的团体，携110户人家，身上挑着恐怕是最低限度的一些家产，往从未见过的那片迁入地走去。里甲并不只适用于既有村落的制度，同时也是移民政策的组织方式，这一点已经通过碑文上刻着的人名告诉了我们。

31 山西移民

在这些移民的子孙后代中现在还流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叫做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1937年秋，日本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之后不久，一名日本调查员听到了这一传说。他在一家专门收容为躲避战火逃出来的农民的机构中帮忙发粮食。

我让那些来领谷子的农民排成一队，询问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因为用中文问住址的时候，都用官方用语“原籍”或者“籍贯”，这样就会显得太过死板，让人感觉太严肃了，所以我避开了这一说法，用平常说话用的老家（府上、出生地、住址），问他们“老家是哪儿”。

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告诉我他们居住的县的村名。只有一个农民回答说现在住在这里，但是祖上是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来的。

听到这句话，后面的农民也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也是从大槐树来的”。这时农民们脸上露出的空洞的笑容至今令我无法忘怀（山本斌，《中国的民间传说》，太平出版社，1975年）。

距离移民已经过去了500年之后依然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大槐树到底是何物？

洪洞的大槐树

当我去寻找产生这一移民传说的历史事实时，遇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户部郎中刘九皋给皇上的奏疏。上面写着：自古以来就实行把狭小地区的百姓转移到广阔土地上的政策，这样就不会令土地荒芜，让百姓拥有安定的职业。现在河北各处经历了战火之后耕地一片荒芜，百姓的数量也减少了。山东、山西的人口自从国朝（明朝）之后就不断增长。如果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发土地，则国家税收也会增加。

山西省的人口迁移从洪武初年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朱元璋接受了这一建议，扩大移民规模，使之发展得更具组织性。在山西位于汾河流域交通要塞的洪洞县，设立了一个负责移民政策实际业务的中心。地点在唐朝时建起的广济寺院旁，那里有一棵巨大的槐树。

32 洪洞广济寺旁的大槐树　现在的大槐树已经是第三代了

山西没有足够土地的农民聚集到这棵槐树底下，被编成了里甲制性质的团体，每户各发20锭钞（纸币）使其备齐所需农具等，然后被送到河北。到了那里，如果他们开垦荒地则免去三年的赋役。

这样开始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十五年（1417）。正如下文叙述的那样，朱元璋的四子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成为皇帝，定年号为永乐。这场政变的主要的战场依然还是华北平原。大批的移民再次被送入这块因战火荒芜的土地。据《明实录》等记载，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从山西共计移民18次，大部分都是在洪洞组成的移民团。

从大槐树出发的人，他们定居的场所遍及华北平原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各省。永乐年间为了抵御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朝廷把从洪洞县组织起来的农民编为屯田兵，驻扎在山西省大同附近。

分布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祖上来自洪洞的大槐树”。据说通过脱掉靴子看小脚趾的指甲可以辨别出是否是洪洞移民。现在在火车或者旅馆上遇到的人，讲起祖先的事情时候，如果说是来自洪洞，就会“让我看看你的小脚趾”。在传说中，洪洞移民的小脚趾指甲上有一条竖线，乍一看像是分成了两个指甲一样。即便是初次见面，如果知道小脚指甲上都有一条竖线的话，也都会“我们同属槐树子孙，过了几十代以后终于见面啦”，自然生出友好亲近之情。

关于明朝初期政策的移民传说，并不只有这一个大槐树传说。贵州和云南也都有另外的移民传说。下面就来看一下云南的情况。

攻陷云南的地缘政治学

大部分百姓都属于民户，其次人数最多的就是军户。明朝的军制按照卫所制编成。据说这一卫所制模仿的是唐朝的府兵制。

明朝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指定了军户，由国家供给土地让他们自给自足。平时士兵们从事农耕，有时在卫所官员的负责下参加军事训练。其户籍不同于普通百姓，军户为世袭，服军役的代价是免去税役。军户中112名正丁为百户所，10个百户所为千户所，5个千户所为一卫。单纯计算的话，一卫为5 600人。

明初时全国设有329个卫。属于中央五个都督府中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的一个，以避免军的指挥权集中到一个都督手中。相邻的卫所分属不同的都督府，形成互相牵制之势，以防止地方军队的随意行动。

户制的完善使大规模军事活动成为可能。胡惟庸狱的第二年，朱元璋开始着手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攻陷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为了攻陷云南调动军队。当时云南还有拥有蒙古皇族血统的统治者，号称梁王的把匝剌瓦尔密保存着一定的势力，和退回到蒙古高原的北元相呼应。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几乎每隔一年都会派使节前去招安。但是把匝剌瓦尔密始终杀掉使节拒绝投降。

回顾历史，蒙古帝国为了消灭南宋首先控制了云南。这一西南地区位处中国的脊梁，从军事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来看都是攻陷中原的要塞。为了保持中国的一统性，有必要把云南纳入势力之下。

攻陷云南对朱元璋而言可以算是全国总动员的一项大事业。但是这一场云南战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中，作为发生在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重视。然而在欧亚大陆的历史过程中，它成为一个转机，同时对明朝而言，也是倾其国力进行的一次军事活动。

云南在欧亚大陆中经常占有重要且特别的位置。云南南部与东南亚之间形成了文化圈，西部通过自古被称作西南丝绸之路的交易道路与南亚相连。在云南和西藏高原之间，有一条以茶马古道而闻名的交易之路。来自中国中心部的影响从东呈波状扩散。云南是多个文化圈交织的地方，同时也被比作东欧亚的肚脐。于是明朝作为帝国之形通过统治了这片土地而超越了被称作中华的世界。

明朝为了攻陷云南而调动的军队据说骑兵、步兵加起来达到30万。同年十二月，明朝的主力军在白石江打败把匝剌瓦尔密的10万军队，于次年正月占领了昆明。就这样明朝抓住了把云南纳入势力范围的头绪。洪武十五年二月，明朝在云南设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军事和行政事务。

明朝整备云南的统治体制并不容易。在云南，高山和溪谷造就的复杂地形使这里有不少民族分地而居，共处于一个地区。因为无视各民族传统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当明朝军队通过时，一些民族在背后乘虚进行反攻。明朝的军队虽然形式上控制了云南，但是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叛乱，苦不堪言，又不能撤退，所以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一直陷于持久战的泥沼中。

土司的统治

明朝平定云南以后，把其分成三个区域统治。一为中心区，由中央派来的官员，即与中国内地相同的“流官”进行统治，并设立了50多个府，管辖下面州县等行政区。联结西藏高原的溪谷地带和印度尼西亚半岛的盆地成为边境区。

在边境区，当地的领导者就作为“土司”被编入明朝的统治机构中。土司被分别任命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在明朝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过去的传统进行统治。在边境区和核心区之间还设有缓冲区，中央派来的流官虽然控制着推行行政政策时的大印，但实际业务还是由当地民族选出来的土司来负责。

原本土司制度源自中国历代王朝对周边异民族采用的羁縻政策。所谓“羁”是拴马用的“缰绳”，“縻”是“拴、套”的意思，意味着该政策是在保持异民族的特性的同时维系与中华帝国关系的政策。此政策在古代可上溯至秦朝，在唐朝时候应用比较广泛。

33 明朝时候的云南地区

但是明朝政策的直接范本，比起唐朝政策来还应该说是来自元朝。蒙古帝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广泛采用的办法是把征服了的土地交给当地领导层统治。土司制度就是对这一巧妙方法制度化的内容。可以说明朝从元朝学习了不少东西。

明朝土司制度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在内陆角逐中打败陈友谅，获得了他的统治领域湖南，那时湖南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第二年朱元璋承认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权，任命他们为土司。整个明朝时期，设置土司的地区遍及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和西北陕西。

34 丽江古城　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丽江古城地区。看惯了中原地区如棋盘状交错的道路以后，就像进入了一个迷宫，令人心情愉悦

本书开头介绍的台湾妈祖观光之地云南丽江也是一个在土司统治下的城市。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从西藏高原南下，雕刻出片片溪谷，经过一段弯弯曲曲往北之后，流向再次转东。就像一个被“h”形弯曲部分包围着一样，高原中高高低低，相互错落，中间形成了一个盆地。就像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写的理想家园香格里拉的模本。

这个地方是控制金沙江渡河地点的军事要塞，忽必烈的军队就是从这里过去的。即便在严密监视藏族势力这一点上，由谁治理这块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经济上它也是连接西藏高原与外界的要塞。背上驮着满满茶叶等货物的马队从这块地方经过走进深邃的溪谷中。

统治丽江的土司是纳西族的木氏。纳西族的族源是羌族，他们是从东亚西北经西藏高原来到云南的。纳西族受西藏高原苯教的影响，创造出信仰自然的东巴教，拥有像画一样的独特文字，并因此而闻名。据说木氏祖先是唐朝时候移居到丽江盆地的。

1253年，忽必烈的军队进入云南时，有一位纳西族首领最先表示恭顺之意，并帮助忽必烈渡过金沙江。元朝在云南设置土司的时候，就是推举这位首领做统治丽江的土司。当强悍的外敌到来时，表示顺从以保存实力，纳西族的子孙们继承了这一政治态度。

洪武十五年（1382），当明朝派遣的远征军控制了大理的时候，丽江的纳西族首领马上就接受了明朝的统治。纳西族原本没有姓。朱元璋为表恩宠，赐予该首领“木”姓，并赐其世世代代统治丽江的身份。从此直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木氏在341年里总共繁衍了18代，作为土司以丽江为中心，向藏族居住的云南西北部扩张他们的统治领域。

木氏向明朝中央每年贡奉白银和马匹等物品，对于明朝在云南的军事活动，总是一马当先积极配合。木氏在整个明朝共计进贡35次，除马匹以外，还在国家有事的时候向朝廷进贡云南产的白银。明初前往南京的使节团和永乐之后前往北京的使节团，每次都达数百人，他们接受朝廷的一些丝织品等赏赐，并在中国内地进行交易。与此同时他们还带回一些手工艺人回丽江。丽江的丝织品、铜工艺、造纸等手工业在学习了这些内地来的技术人员的手艺之后发展起来。木氏努力引进汉文化，为纳西族的音乐和文艺的优雅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丽江作为木氏土司的政治基地发展为一个城市。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丽江现在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遗产，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汉族街道里的马路多建成棋盘模样，而丽江则不同。由于位处盆地，街道各个地方喷涌泉水，水路缓缓地蜿蜒曲折地流淌经过路面和房屋间。街道也建造成自然流淌的形状。夏日傍晚，作为纳西族的信仰对象的玉龙雪山，山峰从云彩的缝隙中露出脸庞来。走入老房子的院中，那里的人们为我们表演铜工艺和造纸等做工。在这条街上度过的时间是非常丰润的。台湾人借口妈祖所托造访丽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云南的移民传说

明朝攻陷云南，使许多汉族开始在云南定居。向一些住在云南的汉民询问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经常会听到“来自南京柳树湾的高石坎”的答案。在今天的南京，已经没有“柳树湾”、“高石坎”这样的地名。但是考查史书可以发现明朝初年确实有这两个地方。

柳树湾位于南京皇帝居住的皇城外，位于东南角。朱元璋为了保卫皇城派驻最信任的军队驻扎在那里。从该处往南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高石坎。这两个地方在后来被城墙隔开以前一直是连在一起的。参加攻陷云南的战争、此后又数次组编的云南派遣军，很有可能就是在柳树湾和高石坎集合编成军团的。这些士兵中，有不少人受命屯田云南。他们的子孙就把组编军队的地方南京记成了出身地。

云南西部有一处叫做腾冲的地方。那里因为位于连接东亚和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塞，所以在明朝受到朝廷的重点管理。腾冲市郊外的和顺村居住着自明代从南京移居过来的汉族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往缅甸输送华侨，因此又被称作“侨乡”（华侨的故乡）。和顺百姓以自己是从中华文明的中心南京过来的移民而自豪，虽然四周被少数民族所包围，但依然固守着汉族的文化。他们汉文化的影响力也波及其他民族。

35 泰山石敢当　封在民家墙壁上（笔者摄于2003年）

据说住在腾冲汪家寨的佤族原本住在和顺村。不过据清朝石碑上的碑文介绍，他们的祖先是在洪武年间从南京移民过来。佤族的房屋也是按照汉族的形式，中央正堂设有祭祀天地、祖先、土地神的神棚，表面上看来与汉族几乎没有区别。村庄的T字路上镶嵌着一块据说有驱邪作用的“泰山石敢当”石版画。这块石敢当是在江南等汉族文化的中心地已经看不到的风俗。从明朝汉族迁入时继承的传统目前仍然存有生息。

学者奥山宪夫的研究分析了被调往参加云南战争的兵力，研究称洪武十四年，朝廷从南京及其附近驻扎的亲军卫、京卫、直隶等各卫中调遣了249 100人。在参战卫所中计算出能够确认的人，可以发现在南京防卫的精锐部队12个卫中，有一半即6个卫被派往云南。由此可以知道最初投入的军力是明朝的主力军。

次年，洪武十五年，明朝调集福建、湖广等各卫，到洪武二十三年，十年之内加入到战争泥潭中的卫所几乎遍及全中国，动员总数仅能够确认的就达1 560 798人（《洪武朝的云南平定战（一）》，《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97年；《洪武朝的云南平定战（二）》，《史朋》28，1996年）。

洪武帝亦即明太祖、历史上的朱元璋创造了今天中国的样貌。听一些华北农村和云南少数民族村里的传说，能够真实感觉到明初发生的事情在人们心中刻下了深深印记。

36 明朝系谱简图

在江淮荒芜的流浪中形成自己品格的朱元璋，他的梦想是建造一个背向大海、扎根陆地的帝国。他的梦原本应该是把国家的轴线从连接南京北京的线往西转移到大陆内部，是更为坚固的东西。但是由于所未料及的皇太子之死使他的这一计划遭受挫折，帝国再次面向大海发展。

第四章 海与陆的交易者——十五世纪

从马和到郑和

云南的少年

在今天云南省的省会昆明，西南边上有一个大湖—滇池，在那里有一座山丘可俯瞰湖边昆阳镇的美丽街景，山丘上有座坟，墓前安放着一块刻有墓志铭的石碑。这是15世纪上半期席卷南海与印度洋的中国舰队指挥宦官马和在航海前为其父亲修建的。碑文上刻着：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1345年1月12日），卒于洪武壬戌年七月初三日（1382年8月12日）。享年三十九岁。……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

37 郑和父亲之墓　建在俯瞰昆阳镇的山丘上的马哈只之墓

这是记载日后作为以郑和而广为人知的马和出身的为数不多的痕迹之一。从碑文中可以读出很多内容。马和于洪武四年（1371）出生在昆阳。其父亲与祖父都叫哈只。哈只是穆斯林授予去过麦加朝拜的人的称号，表明马和出生于穆斯林家庭。

元朝统治下的昆明，当时被称作鸭赤（又作押赤、鸭池等）。唐朝时候该地设行政单位姚州，随着其汉语发音Yaozhou的变化成Yachi。马和出生的一百年前，正是从威尼斯出发的马可·波罗在云南（时为忽必烈统治之下）旅行时停留鸭赤的时候。在他的记述中，昆明是座“宏伟的都市，鸭赤王国的首府。那里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商人、工匠。居民也有很多种，不但有穆斯林、偶像教徒，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景教派基督徒”（爱宕松男译著，《东方见闻录》，平凡社）。与蒙古军同样被称作色目人的西域人大量迁入云南。此后一些从事商业、行政的人也前往该地，昆明及其周边逐渐成为大量穆斯林居住的地方。

当然云南的穆斯林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如果拥有一定的积蓄，具备精力与体力，则可以完成去麦加的朝拜。马和之父估计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随马和的祖父一起去麦加完成了朝拜。当时他们走的是越过西域的陆路还是横渡南海和印度洋的海路就无从知晓了。不过，马和在幼年时代或者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听过关于麦加朝拜的见闻，这点应该是肯定的。

38 讲述郑和出身之碑文

父亲马哈只三十多岁便去世了。看日期应该是明朝军队攻陷昆明，到处寻找蒙古皇族人士、军队屠杀横行的时候。碑文避而不谈父亲的死因，这或许暗示了父亲是因为卷入战乱死于非命。估计那时，满十岁的次子马和被明军抓住做了俘虏，后来被阉割留在了傅友德（明军指挥）帐下。三年后被献给朱元璋的四子、时年25岁的朱棣。朱棣就是后来的永乐帝，死后因其有扩大疆土之功被封为太宗，16世纪又被赠予成祖庙号以尊其缔造了帝国基石的伟业。

攻陷云南与蓝玉案

明朝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晚年倾向内陆之心日重。在他看来，南京离大海太近。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长子—已被指定为太子的朱标前往迁都候补地之一的西安视察。不幸的是，结束视察返回南京的太子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于洪武二十五年突然去世。朱标的长子，即朱元璋的孙子、朱棣的侄子朱允炆被立为王位继承人，成为皇太孙。太子之死成为日后改变马和命运的重要事件。

已入老年的朱元璋为保证这名年仅15岁的少年顺利登基，于洪武二十六年开始肃清为创建明朝立下功勋的人。史书中记载的大疑案“蓝玉案”，据说因此死了两万人。曾在进攻云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蓝玉被判为谋反主谋。如同胡惟庸案之后马上进行了官僚机构的改革一样，蓝玉案后紧跟的是军制改造。

著名的明初研究专家川越泰博通过对蓝玉案中遭受连坐之人的口供《逆臣录》和卫所官登记簿《卫选簿》进行交叉对比分析后论述，蓝玉案是针对经历过进攻云南这一艰苦战役的人而进行的（以下内容均出自川越泰博，《明朝中国的疑案—蓝玉案与连坐的人们》，风响社，2002年）。

进攻云南陷入困境，他们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游击战法的困扰，还有不少士兵因患上疟疾等病而丧命。艰苦的生活让参加过此次战争的官兵之间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关系。远征军解散，官兵返回到卫所之后也一直维持着这种人际关系。这种个人关系对朱元璋来说有碍国家安定。

川越认为蓝玉案是朱元璋为了铲除这种关系而发动的一次疑案。有事实为证，这场疑案事件中，卫所官署中的卫所军多数遭连坐，此后在首都主力军亲军卫和京卫中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宦官马和

《逆臣录》中被阉割的青年被称作“火者”。比如在跟随蓝玉参加云南远征军的指挥使曹震家中就列举了四名从18岁到21岁不等的“火者”。蓝玉家中也有云南大理出身的火者。

所谓火者，是指在印度的穆斯林宫廷中做工的被阉割的佣人。从元朝到明朝，被阉割的奴隶们从印度被出口到华南的广州、泉州等地，随着这些奴隶的进入，“火者”一词也传入中国。中国人按其发音用“火者”二字表示。《明实录》（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记载称，明初华南豪强之家多用被阉割的男孩，呼之“火者”。

火者与宦官并不是同义词。宦官是指在朝廷或者王室一族府中做工的被阉割的男子，火者是指在除这些人以外的功臣等家中做工的人。蓝玉案时，马和虚岁23，与那些作为曹震、蓝玉家累而成为疑案事件牺牲品的青年男子同龄。他们一准也是在少年时代被抓做俘虏，阉割后留在功臣家中做工的。马和虽是傅友德家的火者，但疑案发生时他已经被献给了受封北京做燕王的朱棣而成为一名宦官。《逆臣录》中所列举的那些青年人，他们与马和的命运可谓毫厘之差。

马和的军事才能救了他的性命。他不是一般宦官给人的那种兼有两性特征的人，而是一个大汉。他的声音洪亮，据说在战场上也可以传出很远。他兼具领导与判断才能。

朱棣以过去元朝的首都为据点，被命负责严密监视蒙古高原。把马和当做火者使用的傅友德，把他这么一位作为宦官绝对服从主人、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崭露才华的青年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了皇帝的四子。马和不负所望在燕王帐下击退蒙古军的战役中出色地辅佐了朱棣。

与二代皇叔的战争

朱元璋肃清了为创建明朝立下功勋的人，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安置在全国各个要塞，留下《皇明祖训》作为遗训要求对后来的皇帝尽忠。但对于皇太孙，也就是因太子去世才被指名为第二代皇帝的朱允炆而言，他的叔父也就是各藩王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朱棣，不但拥有军事、政治才能，还得到过朱元璋的认可。为了政权的稳定，朱允炆觉得有必要除掉被封为燕王的朱棣。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作为一名孤独的专政者走完了他七十一年的人生。其后不久，第二代皇帝朱允炆的战争就开始了。为了斩断朱棣的手足，朱允炆在年号未改、尚属洪武那年就消灭了开封的周王（朱元璋第五子），1399年，改年号为建文之后，又陆续剥夺了山东青州的齐王、山西大同的代王、湖广荆州的湘王、云南岷王的王族身份。

建文元年三月，新皇帝朱允炆（建文帝）将燕王府的警护兵编入王朝都督率领的边境守备军，又将身为护卫指挥官的指挥使一个个召回南京。朱棣身边为防卫蒙古而聚集的军队，这时大部分已被解体了。为了不给皇帝剥夺其王族身份的口实，朱棣不得不接受这些命令。建文元年四月，即朱元璋一周年忌日那天，朱棣虽然明知很有可能会被当做人质扣押，但还是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到南京参加典礼。

已经去世的朱元璋创造了把所有权力与军事统率权集中于皇帝的体制。朱允炆一即位就处于统率全国卫所的地位，在数量上拥有绝对压倒其叔父朱棣的优势。可以说这让南京的皇帝一方放松了警惕。朱棣的儿子平安地被送回父亲的身边。然而另一方面废掉燕王身份的准备工作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先是燕王护卫百户被抓，在严刑拷打下被逼问燕王府内情，为制作罪状所需的情报被汇总送往南京。处于劣势的燕王府内部也出现了向南京告密的奸细。朱棣欲装疯掩人耳目，但这一伪装也被内应报告给南京，终于到了派遣官员前去抓捕燕王府相关人士的阶段。南京派来的都指挥使包围了燕王府，朱棣被逼得走投无路。

靖难之役与永乐帝的诞生

建文元年（1399）七月四日，朱棣举办宴会庆祝病愈，并招待包围燕王府官兵的指挥官。该指挥官认为逮捕燕王万无一失，放心地接受邀请，却被杀害在宴会席上。与此同时，朱棣的心腹们打败失去指挥官而陷入混乱的官军，几乎控制了整座城市，整备了阵容。朱棣立刻发布檄文，文中宣称此次军事政变不是针对皇帝的叛乱而是为了铲除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并以此声称“为君主靖难”，后来此次战争就被称作“靖难之役”。

39 朱棣（永乐帝）画像

朱棣的主张依据的是朱元璋对诸王制定的《皇明祖训》第十三条：“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虽然朱棣说是为了清君侧而辩解其起兵的正当性，但他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密令。

朱棣与皇帝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使得整个华北平原荒废，直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攻陷南京。处于劣势的朱棣得以最后取得胜利，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朱元璋的肃清行动使皇上周围没有了能干的将军。朱棣即位（永乐帝）后，取消建文年号，定为洪武三十三年，次年正月起开始使用永乐年号。

宦官与皇帝

由于正规官僚、军队都已被南京的皇帝铲除，所以发生军事政变时朱棣的周围只有区区8000人。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支持朱棣的是宦官，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刚刚步入25岁门槛的马和。据说他充分发挥军事指挥的才干，在最后攻陷南京时威名远扬。朱棣为纪念他的功勋赐姓“郑”。郑和成为宦官之首，被冠以“三保太监”的名号。

提到宦官，人们印象中就是用尖尖的嗓子说话、被扭曲了性欲转化为变态的爱欲及物欲的那种人。但这种形象是清末宦官被禁于宫廷之内所创造出来的。清朝鉴于明代因宦官横行而衰亡的历史教训，将宦官完全限定为自愿者。基于这个原因，有人为了在贫穷的社会阶层中生存下去而自行阉割，或者是将子弟阉割，造成宦官的质量下降。

另外留于后世的史料，大部分出自拥有儒学教养的官僚之手。对官员来说，与皇帝有着私人关系的宦官都是他们的夙敌。知识分子对宦官没留下什么好的记录，宦官的功绩从历史中被抹杀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宦官的负面评价就被单纯放大了。

明代尤其是朱棣重用的宦官当中像郑和那样的豪杰并不在少数。隋唐时期宫刑作为一种刑罚被废除以后，自愿者、死囚减刑者、他民族的俘虏以及从外国来的奴隶、朝贡国送来的被阉者就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郑和成为宦官的经历前文已有叙述，是在他成为俘虏之后。几次三番的蒙古远征，应该也为朱棣的皇宫带来了不少成为俘虏后被阉割的蒙古族宦官吧。

明朝还对过去在蒙古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的高丽及越南要求进贡被阉割的人。这么做一是为了管理从各国搜集到后宫来的女性，另外应该是为了搜罗精通各国文化、语言的人才而需要宦官。永乐元年（1403），明朝向朝鲜刚成立不久的李朝要求进贡60名火者，李朝将数量减少了一些最终进贡了35名。这些从朝鲜送来的被阉割者多被评价为颇有能耐。

朱棣身边的宦官，从其出身来看可以说是非常国际化的。在这种环境中，朱棣新的对外政策的构想形成了。郑和肯定将自己祖父与父亲去麦加朝拜的见闻讲给了朱棣。朱棣利用他身边的宦官开展了积极的对外政策，有时还被评价为元朝忽必烈帝国的再兴。但实际情况是这是一项受皇帝与宦官私人关系所支撑的、极为个人的行为。

内廷与外朝

在试着去理解朱棣的对外政策时，有必要考虑到皇帝自身的两面性。所谓两面性，一方面是有着与皇后、妃子共同起居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是身为万官之首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公职身份。中国的王朝把这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从空间这一点来看，皇帝居住的宫廷有作为皇帝私人活动的场所“内廷”与接见各位官员、举行各种仪式的“外朝”之分。包括内廷与外朝的词就是“朝廷”。

在建筑方面观察宫廷，内廷与外朝明确分开。虽然叙述的顺序有些颠倒，需要说明的是朱棣掌握政权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那时建造的紫禁城中，以乾清门为界分开了内廷与外朝。以此一扇门为界，门外官员们处理政务，门内皇帝与后宫女性、宦官共同生活。

财政方面，内廷与外朝也被严格区别。说是皇帝们自由地使用从全国各地收敛来的钱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其实则不然。皇帝自己可以使用的宫廷费用需另外结算，并不同于外朝管理的国家国库。

40 紫禁城乾清宫　乾清门内侧是皇帝居住的乾清宫

原则上不允许从国库中支出费用来修筑宫殿、备置日用品、供皇室生活及养活负责皇室杂务的宦官。内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皇室直辖的领地。超出内廷确保的财政范围，皇帝如果伸手向国库要钱，比如皇族结婚等宫廷活动还需以公家礼仪为由才可。

围绕财政问题，内廷与外朝针锋相对。内廷一找着一个理由就想伸手向国库要钱。管理国库的外朝官员就有必要对这种行为有所制约。在官员看来内廷的这种钱财搜刮是对原本应该上缴国库税金的恣意掠夺，不可容忍。然而反观朱棣以后的明朝历史，经常可见内廷侵犯原本应该由外朝管理的领域。

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南京的皇帝剥夺了他的工具—官僚机构。他夺取皇权的时候，是他的家臣为他卖命。朱棣即位后，这些家臣全部成为内廷的基础。结果永乐以后的明朝政权，内廷势力分外强大。

明代曾派遣宦官到经济活动活跃的地方以确保财源。之后朱棣下令复兴朱元璋时代被废除的市舶司。市舶司长官也是宦官。这部分内容在下文将会涉及，此举也与内廷的财源保证有关。

朱棣的对外政策可以说是在这种内廷活动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皇帝利用宦官想要确保财源的时候，官员们对批判皇帝有所顾忌，于是转而攻击宦官。中国历史上宦官经常被置于坏角色的位置上，正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的这种内廷与外朝的对立结构。

不过，在世界脉络中来看，把内廷与外朝、宫廷与国家明确区分开来的政权极少。15到16世纪之间，在东南亚、琉球、日本出现了许多在贸易基础上诞生的国家。这些政权依靠个人养着的那些拍马屁的人进行贸易，歌颂繁荣。明朝的永乐政权也可以看做这些政权中的一个。

浮在海上的帝国

郑和率领的船队

郑和所乘的旗舰被称作宝船。永乐三年（1405）六月旗舰从南京出发，以它为中心，浩浩荡荡的船队于当年冬天集结在江南港口浏河港，从那里顺长江而下驶向外洋。从此以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年对南海、印度洋进行的七次远征。云南穆斯林出身的郑和成为统率士兵、船员、水夫以及统辖数百船只的总司令官。

不过，对于这一壮举，明朝的官方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明实录》中只记载了永乐三年九月，皇帝命令都指挥使“改造海船，备使西洋诸国”，至于船队何时出发都没有明确的记述。正式记载中，郑和受皇帝命令行事的内容都被抹去了。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管理官方文书的官员们从心底里没有把内廷主导的事业当做大事来看待。

调查郑和远征全貌的工作，依靠拼凑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记录以及对中间一些零星内容的推测来进行。这就生出一些假说，认为郑和的船队曾先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著，松本刚史译《1421：中国发现世界》，Sony Magazines，2003年）。虽然支撑此种假说的各种见解耐人寻味，但本书将会注意不超出史料表述的范围。

1930年福建省长乐县南山寺（三峰塔寺）出土了一块石碑。高162cm、宽78cm、厚度为17cm的石碑碑额上用篆书刻着“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共31行1177字。所谓天妃指的是航海的守护女神妈祖。据碑文所记，该石碑是宣德六年（1431）仲冬（农历十一月）吉日，郑和为求航海平安所立，记载了之前六次航海概要。

实施远征的朱棣已经死去，下一任皇帝朱高炽（洪熙帝）时期远征事业一度中断，历经十年的空白后郑和才又得以再次出航。或许是郑和预感到此行将成为最后一次出航，读此堪称碑文中的长篇的文字，让人感觉到61岁的郑和唯恐在正式记录中难以留下痕迹，故而把自己壮年时期的事迹都刻在了石头上。宣德六年，郑和在船队的集结地浏河港的天妃宫也立了一块“通番事迹”的石碑，被喻作“长乐天妃碑”的姊妹碑，碑文的内容也应相近。

郑和的“天妃灵应之记”开头是这样的：

41 郑和的航海图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之后叙述了航海中的苦难，对天妃显灵搭救的感谢，记录了在南山兴建天妃宫的事迹。

远征的记录

最后一次航海之前，也就是宣德六年（1431）春，船队集结到浏河港之后来到了福建省长乐的太平港。但是今天，即便站在南山上，一眼望去也满是房屋而完全看不到海了。这是因为明朝中期以后，海港被沙掩埋，成为平坦的土地。郑和他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个能停泊巨大船只的港湾。海港的南北两岸山地连绵，可阻碍强风，是一处天然良港。这一年，郑和的船队在此处停泊数月之久，等待季风从西南风转东北风。其间对天妃宫进行扩建、改修，献钟、鼓等作为供品。

碑文最后刻着“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记录了始于永乐三年（1405）的远征概略。根据郑和亲自监修的这篇碑文，郑和远征的概况可还原大致如下。

永乐三年，郑和率领船队驶往古里（Calicut）等国。海盗陈祖义在巨港（Palembang）召集手下掠夺外国商人。郑和的船队也曾遭到袭击，但在妈祖派遣的神兵庇护下瞬间打垮了海盗，于永乐五年结束航行回国。碑文中记载的陈祖义是广东人，一直在马六甲海峡掠夺海船。14世纪后半期巨港受新兴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势力压迫力量逐渐减弱，这为中国航海人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航海始于永乐五年（1407），止于永乐七年。郑和巡游了爪哇、古里、暹罗、柯枝（Cochin）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第三次从永乐七年到永乐九年。当时锡兰山国境内，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Singhalese）与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Tamils）相对立，这期间谋求扩大伊斯兰势力的地方领主抬头。伊斯兰势力领主亚烈苦奈儿拒绝向明朝朝贡，并设计谋害船队士兵，天妃显灵看破其阴谋，在神明的保佑下郑和俘获了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自锡兰山国归朝献上俘虏，蒙帝恩，王归本国。

42 长颈鹿画像　郑和带回来的珍稀物品中也有长颈鹿

永乐十一年郑和开始第四次航海。此次航行目标为波斯湾忽鲁谟斯（Hormuz）等国。为了这次横渡印度洋并将接触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航行，不但准备工作较之前几次更为周全，船队的规模也更大。一位名叫马欢的穆斯林青年也加入到船队中。他把船队到达的各个地方的情况编集成《瀛涯胜览》，为东南亚研究留下了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据碑文介绍，在这次航海中，船队介入了苏门答腊的内部纷争，俘获了篡夺王位者，于永乐十三年回国。是年满剌加（马六甲）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第五次航海始于永乐十五年，郑和率领的主队奔赴忽鲁谟斯国。此次航海最大的功绩在于收回了以往航海的投资。永乐十七年当郑和船队归朝时，一同回来的还有伊斯兰的使节。那时忽鲁谟斯国向明朝朝贡了狮子、金钱豹等异兽，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朝贡了被当地称为“祖剌法”（麒麟）的长颈鹿。木骨都束国（今天的索马里）送来了“花福禄”（斑马）与狮子，卜剌哇国（今索马里布拉瓦一带）送来了据说可日行千里的骆驼与鸵鸟。这些异兽当时应该被饲养在南京。长颈鹿作为贡品并不是第一次。永乐十二年榜葛剌（今孟加拉）曾送给中国皇帝长颈鹿，当时的情景还被画作一幅画。

永乐十九年（1421）至二十年的第六次航海中，郑和再次访问霍尔姆斯国。十年之后他的船队开始了最后一次远行。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1432年1月12日），郑和的船队成员在天妃宫拜祭之后从太平港扬帆远行。宣德八年夏船队返回，但却不见了郑和的身影。估计他应该是在航海途中去世了。

航海的目的

有关郑和乘坐的船只旗舰—宝船形状，一说是南京建造的沙船，一说是适合于在南海航行的福建船，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其大小，史书上记载为长44.4丈（约125.6米），宽18丈（50.9米），长与宽的比例是2.46∶1，与在泉州出土的宋代福建船的2.55∶1相近。假设宝船为福建船来计算，其最大排水量为14 800吨，载重为7 000吨左右。中间耸立着三根主桅杆产生推力，前后各排列着三根辅助桅杆以确定方向。船帆通过与它们的不同组合应对各种风向，保证了其足以准确掌握从东海到印度洋之间的季风。比郑和晚一个世纪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其所乘坐的圣玛丽亚号全长25米左右，约为宝船的五分之一。

舵的重量估计为13吨左右。四爪铁锚重11吨，仅起锚就需数十名船员。而要驾驶这艘巨轮则最少需要两百名船员。

43 郑和宝船　郑和宝船全长120米，圣玛丽亚号全长25.5米。此为2010年南京复建的宝船

造船技术史专家山形欣哉从技术上并没有质的变化这一观点出发，认为郑和的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而推断船身长为43.4米（山形欣哉，《游走于历史的海洋：中国造船技术的航迹》，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4年）。虽然无法断定宝船到底是排水量达一万吨级的巨轮还是船身长达50米级别的大船，但它都应该是当时15世纪中最大的船只。

以宝船为旗舰的船队，在其规模最大的第四次航海中由大小200多艘船只构成。每艘船都起了名字，例如清和、惠康、长宁等，并且各有编号。关于船队构成的史料并没有留下。综合稍后时代一些船队的资料进行推测，郑和的船队中除了有负责海战以及运输马、士兵等多项职能的马船（又称快船），还包括一些负责搬运粮食的粮船、载饮用水的水船等按职能划分的特种船。当船队在外洋航行的时候，形状就像是展翅飞舞的燕子。

朱棣派遣船队去东南亚和印度洋，原因何在？《明通鉴》记载说是为了探访在南京陷落时生死未卜的外甥朱允炆（建文帝）的下落，但是仅此难以解释船队规模之大。

有人认为从郑和的旗舰被称作宝船一事可见，朱棣的目的在于贸易，是为了获得南洋的物产。的确，郑和远征带来了长颈鹿等稀有珍奇之物。这些远方的物产应该为宫廷以及从事此事的宦官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但是考虑帝国整体的收支，则完全出超。郑和出发前在巨大的宝船上装满了陶瓷器、丝织品等中国特产，这些都将慷慨地赠给所到之处的王后贵族们。而回贡的物产完全无法与之相称。若按照贸易来理解该项事业，须将内廷主导，外朝被排除在外作为前提。

作为帝国整体的事业来看，远征的实质性成果是，以此为契机，南洋各政权纷纷开始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由此也可以认为朱棣远征的目的在于把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扩展到海域世界。

郑和拥有印有皇帝玉玺的白纸，这意味着郑和在船上可以以皇帝的资格发号施令。从中国出发的郑和的船队，在规模以及权限上就像一座行驶在海面上的帝国，甚是威风。

当船队出现在海平面上的时候，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居民肯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存在。船队还军事介入各地的纷争，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试图创造出明朝所设想的国际秩序。船队远征的时代里，众多的政权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可以肯定这正是船队凛凛外观所发挥的作用。

海域世界眼中的远征

郑和作为朱棣的海上代理人，严惩华人海盗，按照明朝的价值观从各地方势力中选出正统政权，促其朝贡，且派使节团送贡品到中国。郑和的活动是否让东南亚海域世界按照朱棣的意愿编入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中了呢？

14世纪后半叶在东欧亚大陆，仅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域都出现了大量新型政权。马上能说出名称的，就有日本列岛的室町政权、冲绳本岛的尚氏政权、朝鲜半岛的李朝、越南的陈朝、湄南河流域的阿瑜陀耶、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爪哇岛的满者伯夷王国等。这些政权与过往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国内统合为一个经济圈进行对外交易。明朝也是这些政权中的一个。

当蒙古帝国创造的银本位的经济体系瓦解以后，这些政权在相互产生共鸣的同时，逐渐开创历史。15世纪上半叶，即郑和驶向南海、印度洋的那个年代，正是越过分水岭后，各个地区开始探索新的贸易体系的时期。

以14世纪为分水岭，东南亚海域的政权交替出现。在这以前，曾盛极一时的占城等政权是以为西亚、印度与中国交易牵线搭桥而存在，而这之后又增添了作为港口国家承担中转交易的性质，通过河流加深了与港口相接内陆的关系，在从内陆获得热带雨林生产的香料等物品的同时，逐渐仰仗内陆供给粮食以养活海港城市人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爪哇岛内陆、湄南河流域的治水灌溉得到发展，出现了专供海港城市使用的粮食生产。新政权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进行水田耕作的小农经济与负责交易的港口经济试图相结合之处。

流传至今的王统记记载了14世纪后半期诞生的各个政权的建国神话。而其中有关郑和远征，除一个例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触及，也就是说郑和的远征对新政权的形成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

满剌加王国与郑和的远征

唯一的例外就是满剌加王国。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塞的满剌加王国，被阿瑜陀耶势力所压倒，开国君主拜里米苏剌为抵抗阿瑜陀耶的压迫考虑利用明朝的威望，永乐三年（1405）派使节前去朝贡，被封为满剌加国王。永乐六年郑和赴该地以其军事背景推动了满剌加从阿瑜陀耶的独立。

郑和积极参与的背后，可以说是因为他需要确保此处作为其远征的中转站。曾参加郑和第四次以后远征的马欢，在其著述《瀛涯胜览》中记载，中国的远征队在满剌加设置了类似于城寨的四个大门与带瞭望楼（负责告知时间）的栅栏，修建仓库保存交易所需物资。远征队回国之时，在此等候风向由西转南，待五月中旬驶向中国。

可以说满剌加为远征队提供停泊港，所以郑和为维持船队在此处的落脚点而帮助满剌加。满剌加王国用以支撑港口城市人口的粮食曾主要仰仗阿瑜陀耶。与小农经济无缘的满剌加王国，不同于其他14世纪诞生的新兴国家，算得上近于旧式的港口国家。如果郑和的远征没有在此处落脚，那么满剌加王国极有可能已经成为阿瑜陀耶的附属国。

满剌加王国利用明朝的威势，实现了摆脱阿瑜陀耶的独立。在永乐共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满剌加王国共派了十五次朝贡使节，朱棣也接受满剌加方面的要求，劝谕阿瑜陀耶不要对满剌加施加压力。不过历史上却并没有满剌加国王对接受朝贡的明朝表示感谢的痕迹。

在满剌加流传的王统记中，记载着15世纪中叶中国皇帝从满剌加国王那里索得洗脚水，皇帝饮之治好了自身的慢性病而对满剌加倍加感谢（弘末雅士，《东南亚的建国神话》，山川出版社，2003年）的史实。可以想象中国的皇帝或许以为他们是因为仰慕中华文明而派使节前来，但送出使节的一方所有的行动却出自与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郑和与马和之间

对郑和自身来讲，远征有何意义呢？在福建省泉州有一块关于郑和的石碑。碑文上写着：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从这块石碑可明确知道，在第五次远征之前郑和曾在泉州的清真寺进行礼拜，参拜伊斯兰圣人之墓。郑和被称拥有三宝即佛、法、僧三种美德，估计他应该是由于朱棣宫中禁拜伊斯兰而信奉了佛教。但是在以忽鲁谟斯为目标的第四次航海之后，郑和明显开始意识到自己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在最后一次航海中，虽然因年事已高，郑和本人没能到达麦加，但他的分队和类似船只曾经于1432年在吉达（Jiddan）进港，向麦加前进，相关的记录从一些西亚的史料中可以窥见。

第一次远征之前，郑和在其父亲墓前的石碑上，不无自豪地镌刻上父亲以及祖父都是曾去麦加朝圣过的朝觐者，在泉州郑和或许想到了自己原本叫马和的事情。顺便提一句，中国穆斯林中比例很高的“马”姓，来自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

苏木围绕的海世界

从永乐到宣德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获胜后于1402年夏在南京即位，之后便马上派使节到各国敦促朝贡。朱元璋晚年之后在对外关系上态度消极，与此相反，因其年号被称为永乐帝的新皇帝，则积极地发展朝贡体制。

洪武七年被废止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市舶司（接待外交使节的同时负责贸易）也在永乐元年（1403）被重新起用。郑和的船队又被派往南海、印度洋敦促各地政权进行朝贡。结果成效明显，永乐年间曾有多国使节来访中国。其中就包括琉球与日本。按规定琉球须在泉州、日本在宁波、东南亚等国须在广州进港。

1424年朱棣去世后，继承皇位的长子朱高炽（洪熙帝）定年号为洪熙，他学习祖父朱元璋而采取了与其父亲朱棣完全不同的政策，重又回到对外消极的道路上。郑和的远征也由此一度中止。但是洪熙帝在位仅十个月后就突然去世，皇位由其子朱瞻基（宣德帝）继承，年后即改年号为宣德（1426—1435）。深受祖父疼爱的朱瞻基基本上沿袭了朱棣的政策，郑和也得以实现其最后一次航海。

那么在从永乐到宣德的15世纪上半期，在海域世界发生了哪些交易呢？我们举尚氏做中山王统治的琉球王国为例进行说明吧。

目前流传在世的史料中有一份《历代宝案》追溯了其多舛的命运。经历了14世纪的分水岭，琉球王国在冲绳本岛诞生。该国把已发和已接收的外交文件一式两份，分别送往琉球王国的中心首里王府与遥望那霸港的天妃宫（祭祀妈祖的庙）两处保存。

保存在王府的文件在日本明治政府合并琉球时被没收移交到东京，最后在关东大地震中烧毁。保存在天妃宫的部分后被保存在冲绳县立图书馆，却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冲绳战中遗失。幸运的是，后者留有抄本与影印本，近年冲绳县根据这两份资料编辑了校订本与译注本。读之便可详细了解从15世纪到19世纪，东海、南海曾经进行过何种贸易与外交。

琉球王国的外交文书

《历代宝案》收录了从1424年至1867年间的文书。现选择其中之一首先作一介绍。

关于琉球国的中山王朝贡一事，据使者佳期巴那与通事梁复的共同报告，“永乐十七年（1419）受命外出的使者阿乃佳等人乘三艘外洋船只携礼物到达暹罗国（阿瑜陀耶）献上。出差结束后回国报告称‘对方官衙称礼物太少，令官员购买（从琉球国运至阿瑜陀耶的）瓷器，并颁发禁令不准当地自由买进苏木。若（瓷器与苏木）都交给官员办理，则无法筹措（琉球至阿瑜陀耶的往返）船舶费用’”。以此作开头的文书，日期是永乐下一个年号洪熙元年（1425）。

据该文件所载，琉球与阿瑜陀耶之间的往来始于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不过永乐十七年阿瑜陀耶禁止琉球使节团自由进行物产买卖，从而导致琉球蒙受了巨大损失。关于琉球与阿瑜陀耶之间的往来，永乐十八年琉球曾增加礼物对阿瑜陀耶实施怀柔政策，但并未成功，此后交易一直受到限制。最终琉球于永乐二十二年停止向阿瑜陀耶发船。贸易空白期准备再次交涉所用的文书是下面这封琉球向阿瑜陀耶提出的照会。

44 14世纪后期的琉球

参照过去的经历，自洪武以来至永乐（当今琉球国王的）曾祖父与祖父、上一辈国王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节携礼物赴贵国献礼，至今已多年。贵国至亲至爱，以“四海皆为一家”为理念寄来珍贵的礼品，并对远方的客人爱护有加。总是对（自由）贸易采取接受态度，官员从不（压低法定牌价）进行收购，对此甚为感激。

现在据（使节）报告，需与贵国进行商谈。希望能够与以前一样体恤远方客人的航海之苦劳，免除官人收购瓷器，允许大量收购苏木、胡椒等物产以便回国。

提出该朝贡照会的琉球使节随身还带着文件《进贡事宜》，写着“正使浮那姑是等乘仁字号外洋船，满载瓷器赴贵国产地购买胡椒、苏木等物产，以备回国后进贡给大明”。赠品栏中包括丝织品、刀剑、硫磺以及20个青瓷大盘、400个小碟、2000个小碗。

此次交涉似乎取得成功，自次年1426年起几乎每年都有来自琉球的进贡船来到阿瑜陀耶。《历代宝案》中收录了六年后阿瑜陀耶致琉球国王的答谢函，回礼清单中包括3000斤苏木。

解读此则史料的同时，来看一下15世纪上半期的海域世界。首先需要在了解照会提出方琉球王国情况的基础上再来关注围绕东海、南海的苏木。

琉球王国的诞生

几乎全部在东海海面上的冲绳本岛，自12世纪以来分裂出许多地方政权，依傍城堡割据一方。14世纪后，佐敷、浦添、中城、胜连、读谷、今归仁等拥有港口的城积极与日本、中国、朝鲜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制作农具、武器不可欠缺的铁，而压倒其他城。处于优势的首领被称作按司，相互结成同盟以确保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海外交易。

促使冲绳统一的激发点是洪武五年（1372）明朝发送各国敦促朝贡的诏谕。来自中国的使者杨戴到达琉球，敦促以浦添为中心扩大了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山王察度朝贡。于是，同年十二月察度派其弟泰期前去明朝，缔结朝贡关系。洪武十三年（1380）以大里为中心的南山王、洪武十六年以今归仁为中心的北山王分别前去朝贡。

45 守礼门　佩里航海记录中描写的琉球首里城城门“守礼门”

估计中山在进贡贸易的初级阶段自己置办了一艘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大船，加上明朝的赏赐、租赁约有两艘大船。因南山、北山都没有大船，所以最初常常搭乘中山的船只。这成为琉球王国以中山为中心成立的契机。正如《历代宝案》中史料所见，中山曾在洪武年间派使节到阿瑜陀耶从事贸易。在这些与东南亚的交涉中中山王的远洋船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永乐二年（1404），明朝皇帝派使节到中山王武宁与南山王汪应祖处，分别任命他们为君主。这一程序叫做册封，由此琉球被编入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礼仪秩序中。

中山王王权的象征是接受册封时明朝赐给的印章与皮弁冠。礼仪秩序明确规定了尊卑、长幼之序，这产生于当事人有意识地按照上下关系相互严格准确的行动。反映这种秩序的实物就是印章、冠或者服饰。

皇帝册封时赠给琉球国王的印章是“镀金银印”。这是赠与郡王（皇帝孙辈）一级的东西。冠为“七旒皂皱纱皮弁冠”，“皂”就是用乌纱制成的冠之顶部的七排玉饰。按照明朝的规定，皇帝为十二排，皇帝的儿子皇太子、亲王为九排，孙辈郡王为七排。从这一点可断定琉球国王被置于皇帝孙辈一级。另外，皮弁冠用冲绳话讲发音为“piihyakukuxwann”。

明朝皇帝把朝鲜半岛的李朝、日本群岛的室町政权定为相当于子辈的亲王一级，越南安南国王为郡王一级。赠给朝鲜、日本的印章为金印。进入册封体制并不单单表示对中国皇帝行臣下之礼，还意味着在与其他被册封的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基于级别上的上下关系。若这种礼仪秩序被实践，那么以“四海皆为一家”为目标的国际关系就诞生了。琉球王国在与阿瑜陀耶交涉的时候依傍的就是这一理念。

象征琉球王国的语言中有1579年挂在首里城门上的“守礼之邦”四个字。一般认为该词表示的是琉球王国致力于和平外交这一事实，但是此处的“礼”并不单指彬彬有礼，还包括了海洋小国的国家战略，即接受中国册封、按照亲族关系在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朝贡体制中作为优等生行动，坚韧地推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交涉，以获取交易利益。

明朝方面也给予琉球足够的信任。比如后述将符勒与勘合发给各国时，与朝鲜并列称“琉球国入贺、谢恩时使者往来，互换公文，故即便不予符勒、勘合亦可信赖”（《皇明外夷朝贡考》）。也就是琉球可以享受无证派遣朝贡船的特别待遇。得此特许，琉球成为东海、南海交易的要塞，通过15世纪的中转交易日渐繁荣。

闽人三十六姓与久米村

《历代宝案》全部都采用汉文书写。那么究竟是谁起草了这些外交文书，又是谁最先建议琉球人民正确实践明朝国家的基础—礼的呢？

正如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论述的，“礼”是养成于浙东同族中日常亲族间的关系，通过同族私塾的先生而被锤炼成国家理念。换言之，只有尊卑、长幼之序融入身体当中才能正确地实践。朝贡体制中的交涉中，少不得能起草汉文外交文书、切实掌握中国之“礼”、能与中方平等交流的人才。

在琉球的首里王府附近，离那霸港步行约十五分钟有一处被称作“久米村”的地方。过去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唐荣”，在15至19世纪之间居住着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他们会航海、造船等技术，充当进贡时所必需的外交文书的执笔者、翻译以及商业贸易之责，是承担琉球王国与中国、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的职业群体。

久米村的精神、社会中心是永乐年间修建的天妃宫，那里保管着《历代宝案》。从明治地图上可看出天妃宫位于码头对面广场的角落里，分上下两个庙。那里祭祀的神仙是保佑航海平安的妈祖（天妃）。去阿瑜陀耶的人们临行前也肯定都要去天妃宫参拜。过去天妃宫所在地现已成为天妃小学。只有天妃小学东南角的石门至今还屹立在那里。

据琉球方面的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朝曾派福建人到琉球，他们被称作闽人三十六姓。中国并没有留下与此相对应的有关记录。他们的祖先并非同时被派往琉球，极有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的理由来到琉球，被强迫集居在此。

其中有一人名叫梁嵩，家谱上记载于永乐年间来到琉球，籍贯为福建省福州附近的长乐县。他就是先前提到的琉球致阿瑜陀耶外交文书中出现过的梁复的祖先。

闽人三十六姓中除梁姓以外，还有洪武年间进入琉球的蔡崇（泉州府南安县人）、金瑛福（福州府闽县人）、郑义才（长乐县人）的子孙，以及永乐年间移居此地的林喜（闽县人）、红英（同上）、陈康（同上）的子孙等。他们的名字经常作为长史、通事出现在《历代宝案》中。所谓长史指的是统管与朝贡相关事务的官职，作为朝贡使节赴外国时辅佐被任命为正史的琉球人。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没有了长史的外派，成为完全负责久米村行政的职能。通事也是由久米村的华裔担当的职位，负责翻译、外交交涉。

从中国派往琉球之后，其中也有又回到福建故里的人。署有宣德六年（1431）年号的一篇文书上记载了关于潘仲孙的事情。洪武二十三年（1390）潘仲孙受命为船夫，驾驶从琉球到中国的远洋船只，之后升格为船长。文书上写着潘已年届八十一高龄，希望回归故里长乐县，因此将之送到福建。他是受明政府命令被派遣的人物，所以还请酌情处理。大概是因为当时海禁政策规定随意出国的中国人一律作罪犯处置，所以才需要琉球国王来证明其身份。

46 琉球的港口与久米村　《琉球贸易图屏风》（右）和久米村部分放大图（左），滋贺大学经济学部附属史料馆藏

久米村的华裔与明朝中国本土居民着装相同。清王朝成立后，中国人被强行留辫，换成满族风格服装，于是久米村的人选择琉球风格的服装来穿，生活习惯也逐渐当地化。17世纪以后在久米村中，祖先是中国人而不会讲中国话的人已经不在少数。

东海、南海上的苏木

前文提到的那份文书中，琉球的使节申请能够在阿瑜陀耶自由购买苏木等物产。苏木属豆科称作苏木（学名：Caesalpinia sappan L．）的心材。这种植物多分布在热带亚洲地区，为常绿小乔木，高可达5—10米，叶为二回偶数羽状复叶，树干与树枝上有小刺。五六月份会开黄色的五瓣花。在日本几乎见不到苏木。苏木这个名称来源于马来语sappan。其煎后可做红色染料，还可作中药使用。中国自晋代时传入。苏木在中国、朝鲜、日本不会自然生长。

与郑和的船队一起环游东南亚一带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暹罗”一项中记载“苏木如薪之广，颜色绝胜他国出者”，由此可知当时阿瑜陀耶是苏木的生产国。

明朝成立后不久，海上航路的要塞之地兰秀山发生叛乱，余党跑到朝鲜半岛，这些已经在上一章叙述过了。其中一个头头就是携苏木逃跑的。苏木作为商品并不占地方，也不需要特别注意变质。仅一点儿就可做买卖，时常可按需经营。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东海、南海的航海人们把苏木作为买卖的头等商品。

洪熙元年（1425）琉球到中国的进贡船来航，既为前一年去世的朱棣上香，也为新登基的皇帝朱高炽（洪熙帝）表示祝贺，还有就是为了与中山王册封时一样获赐皮弁冠、皮弁服。船上还装载了苏木，具体数量不详。

以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的名义致明朝礼部的外交文书中“今各船载有苏木等附抬（除正式的礼品之外装载的用于交易的物品），但求无从中抽取以作税金，给予价格相当之纸币均分与（进贡船成员）各位”。相同主旨的文书在那之后也时常可见，由此可窥知驶向中国前来朝贡的琉球船只，为了交易还装载了大量的苏木。

47 苏木　豆科小乔木，原产自印度、马来半岛。心材作为红色染料自古就为人所熟知。中药中用作止泻、收敛

苏木在中国极受欢迎。按照明朝的规定，核定时价大件为白银八分，小件为五分，平均为七分。除琉球以外还有阿瑜陀耶、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后面将要讲到的日本都向中国输入苏木。永乐年间明朝进攻越南，将之纳入自己的版图，但直接统治的时期命令租税的一部分以苏木充当。苏木似乎还曾被当做薪水的一部分发给官员，“宣德八年（1433），京司（北京与南京的官厅）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明宣宗实录》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

日本的勘合贸易

琉球往阿瑜陀耶的船只上装载着与中国朝贡贸易获得的丝织品、瓷器，还有像是日本的刀剑、扇子等礼物。硫磺也极有可能产自日本。那么琉球的船上为何会装有日本的东西呢？稍稍追溯时代发展，来通观一下日本的动向。

足利义满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之后，面对14世纪以来以铜钱为轴心日渐繁荣的日本经济，深感急需从中国进口铜钱等物资。获得中国物资显示自己是中国风的掌权者，是在当时诸侯当中高出一筹最为有效的手段。

足利义满在靖难之役火热进行时向朱允炆（建文帝）派出使节，建文四年（1402）明朝使节到达日本。次年1403年足利义满派谢恩使节前往明朝，向新登基的皇帝朱棣递交国书。永乐二年（1404）明朝向日本发勘合，从此明朝与室町政权之间开始了朝贡贸易。日本朝贡时的停泊港限定为浙江宁波。明朝借机把日本纳入朝贡体制，由此可以向日本要求取缔扰乱中国沿海的倭寇。

明朝自始至终贯彻了只能与朝贡船只进行贸易的方针。为证明贡船身份，明朝事先发与对方盖上骑缝印的证明书，以在中国港口与底簿上的留印进行核对，这就是勘合制度。此制度首次执行是在洪武十六年（1383）发给了阿瑜陀耶、占城等。

最早发给日本勘合是在永乐年间，此后发了五次。在此可根据郑梁生的研究，一探当时具体情形之究竟（郑梁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1984年） 。

勘合为三联纸中的中间一联，为长二尺七寸（约84厘米），宽一尺二寸（约37厘米）的大张证书。这么大张的原因是，背面需要写上船只、乘坐人员数量以及装载货物等全部内容。其左、右两侧与底簿之间盖有骑缝印。“日本”两字分开，“日”字勘合100份，准备与之相对应的“日”字底簿两册，“本”字勘合100份，准备与之相对应的“本”字底簿两册。

发给日本的勘合为“本”字勘合，由日本发往中国的贡船携带。“本”字底簿由礼部与浙江布政司保管，到达宁波的日本船只提交携带的勘合，与浙江布政司的底簿核对以定真伪。“日”字勘合为明朝礼部保管，由驶向日本的船只携带。因此，“日”字底簿由礼部与日本保管，中国的船只到达日本港口后与“日”字底簿进行核对。礼部保管的“日”字、“本”字底簿作为存根。

永乐年间携带勘合的日本贡船，包括足利义满死去之时一共六次被派往中国。为了完成与明朝之间的约定，日本把逮捕的倭寇解送至中国。但是继承足利义满的足利义持一是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反抗，再者对取缔倭寇感觉无望，于永乐九年（1411）断绝了与明朝的交往。

此后20多年过去，宣德七年（1432）日本足利义教派往中国的船只到达浙江宁波。该使节送上马匹、铠甲、刀剑等作为送给明朝皇帝的贡品。对日本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进贡，皇帝朱瞻基大为欢欣，赏赐给足利义教和他的妻子大量白金等最高级的丝织品、朱漆肩舆等。

日本使节除带来礼节上的礼物之外，还带来用作交易的各种物产。从其一览表中可知有苏木16 000斤、硫磺12 000斤、红铜4 000斤、刀剑两把等。苏木价格为一斤（不足600克）钱一贯（《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十二月癸未朔甲申）。

硫磺等为日本所产，而列为交易头项商品的苏木并非产自日本。日本向琉球出口刀剑、硫磺等物产，作为回礼得到琉球从阿瑜陀耶采购的苏木。其背后存在的是围绕东海、南海的交易圈。

盐所支撑的帝国

海盐的生产

黄海沿岸有座盐城。穿过街区往东直奔大海走去，越过几个南北相连的堤坝，穿过广大的棉花田后终于到达泛黄浑浊的黄海。海岸线上抗盐分的植物形成厚厚的草丛，而现在已经成为以仙鹤而闻名的自然保护区。长江、淮河以及南流时期黄河排出的大量泥沙堆积在黄海沿岸，陆地一点点向海面扩大。现在连接内陆的堤坝就是在过去的海岸线上修建起来的。过去这条海岸线上盐田连绵，是海盐的一大生产基地。

盐城八景之一就是“盐岭积雪”。盐城过去曾有伍佑场和新兴场两块盐集聚地，沿岸生产的大量盐被运到此处。当炎热的夏季结束，晴朗的仲秋到来之际，大量的盐就被运入，被露天堆积成大大小小的盐山。高高堆起的盐山映照在明亮的月光下闪耀着白色的光，就像连绵的雪山一般。

15世纪中国的主要产盐区包括海盐生产地黄海沿岸的两淮（淮北、淮南、淮河以北、以南地区）、浙江沿岸的两浙（浙东、浙西以及被称作浙的钱塘江以东以西地区），以及福建、广东等，除此以外还有“盐池”，也就是由盐分较多的湖沼产盐的河东、陕西，“盐井”即从地下汲出盐水的四川、云南。在四川自贡，利用随盐水同时喷出的天然气熬盐水。在这些产盐地中，两淮的盐被称为“淮盐”，以品质优良而闻名，并且产量大约占中国全部产量的三成。这部分盐成为明朝帝国统治的根基。

14世纪上半期，海盐生产工序用图说明被编成《熬波图》。那上面显示的制盐技术一直沿用至15世纪。从这份资料中可知悉当时盐的生产是多么艰难。

简单叙述其生产工序。在靠海含盐较多的土地上开辟盐田，趁涨潮时引入海水或者用水车通过人工捞水。随后将海水均匀地撒到盐田的各个角落，在太阳底下暴晒以让水分蒸发。往盐田上撒灰在烈日下暴晒，吸满满含盐分的海水之后，将之扒到一处堆成小山。接下来把这些灰运入“灰淋”—深70厘米直径二米左右的洞中踩踏结实，用舀子把浓缩的海水注入使灰中的盐分溶解，通过洞底插进去的竹管获取浓浓的盐水，然后把盐水放在铁盘中熬制使盐结晶。

48 盐城周边

从事海盐生产的人被称为“灶丁”，编入“灶户”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的民户。在往盐田撒灰放在烈日下暴晒的做工图中，由一首这样的诗：

海天无风云色开，相呼上场早晒灰。

满场大堆仍小堆，前担未了后担催。

少妇勤作亦可哀，草间冬日眠婴孩。

49 制盐图　引入海水（左图），用铁盘熬煮盐水，使盐结晶（右图）。出自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汲古书院

正苦饥腹鸣如雷，转头妇从西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附〈熬波图〉译注》，汲古书院，1983年）

煎制已变浓的盐水所用铁盘是用十枚左右的铁块拼成。所有的灶户把自家的铁块带来拼成巨大的铁盘，这样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盐。一起作业的灶户被编为“团”，团里面有一个总负责人“总催”，率领十名现场指挥“甲首”，管理、制作账本，记录制盐所必需的设备、纳盐义务等，负责征收缴纳国库之盐。明朝完善并加强了元朝的制盐组织，根据户机制进行操作。

各个盐田产出的盐都交到仓库，待仓库储备增多，一总运到城市中的仓库。本节开头所介绍的盐城就是盐之城市，作为黄海沿岸生产的海盐集散地而繁荣起来的。

开中法与进攻云南、越南

明朝将蒙古势力从华北地区驱逐出去之后，在14世纪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活动就是进攻云南。支撑大军的军粮通过盐法制度得以供应。这一制度被称作“开中法”。

把军需品运往中国的边境一带时，明朝不是利用银子、铜钱等货币筹措物资，而是商人将军粮运往指定卫所、地方官府获得盐引代替粮款。具体而言即有事时户部张榜招募商人。应召商人运输军粮后，交付官府就会开具勘合（盖上骑缝印的证书）与相应账本，记录商人的姓名、缴纳数量以及给他们盐引数量。勘合发给商人，账本送至产盐地的官府。一盐引可允许卖200斤（约合120公斤）盐。

商人到指定的产盐地，把勘合交给盐运司等当地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管理业务的部门。该部门与账本相对照，若骑缝印与记载事项一致则发给盐。商人们把这样采购来的盐运到指定区域（行盐地）贩卖。卖盐时若不随时携带盐引，将会作为贩卖私盐受到处罚，盐也会被没收。商人用卖盐所得利润来采购运往边塞、军事前线物资之金。

开中法所带来的缴纳物资的行政手段，可追溯到洪武三年（1370）。这一年在往抗击蒙古势力的最前线山西运输粮食时，按照每一石三斗米颁发一份淮盐盐引。胡惟庸案之后户制得到完善，产盐地区对灶户的管理制度一经确立，依据开中法将物资运往前线的体制就建立起来，使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成为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元璋下定决心攻陷云南。

洪武十五年（1382），将大米运往云南可获得200斤的盐引，较近的四川大米需一石，生产量较大的淮盐需六斗、浙江盐五斗。其实进攻云南之初，并不是不能从外地运送军粮。但是运输路线越长，所需费用就越高。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并不稳定，一度曾接连发生由少数民族领袖土司发动的叛乱。因此无法让驻扎军队撤出云南。在长期驻扎的情况下，商人们召集农民并把他们送到云南，创建粮食生产基地，叫做“商屯”。

开中法的实行，使帝国发生军事行动时，不做财政支出都可保证前线军粮的运输，并产生连锁效应，促进了前线后方的农业开发。朱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该体制的人。

永乐四年（1406），明朝从云南、广西两个方向进攻越南。当时中国发生靖难之役，对西南的控制变得松弛，这段时间越南在急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式官僚体制的背景下，逐渐显露出试图建立能与中国抗衡政权的趋向。显官黎季犛夺取陈朝王位，企图进攻云南。同时对明朝隐瞒事实进行朝贡。这种行为激怒了朱棣，给了他进攻的口实。

永乐五年明朝占领越南北部，改安南为交阯，并在当地设置布政司等官衙派遣地方官。对此越南人颇为反抗。黎利等高举反对中国统治的大旗，在正往印度尼西亚半岛扩张势力的泰系人的帮助下，开展了历时十年的斗争，于1428年建立黎朝宣布独立。

迁都北京

明朝在对西北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中，也利用了通过盐把军事活动与边境开发联系起来的体制。

元朝灭亡，皇室退至蒙古高原，明朝将其政权称为北元。但在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中国中，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游牧民族的气质，不再具备统一高原的力量。永乐六年（1408）寄身帖木儿元朝贵族本雅史里东山再起被推举即汗位，于是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蒙古部族鞑靼开始集结成为蒙古高原的一大势力。而另一方面，高原西部不属成吉思汗系统的部族瓦剌也在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围绕蒙古高原的统治权，两个部族展开了斗争。

永乐七年（1409）朱棣发动约十万大军，开始对蒙古高原的军事活动，不过面对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战略而全军覆没。次年朱棣亲率号称五十万大军进攻鞑靼。观其军事活动，只能说朱棣的军队卷入了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几乎毫无成效。但是此次军事行动促进了蒙古高原毗邻的西北地区的开发，张家口、大同等都呈现出商业城市的盛况。

为了指挥对蒙古高原的军事行动，南京显得格外遥远。需要皇帝坐镇连接中国内地与蒙古高原的要塞。这个要塞的候选地就是蒙古帝国为统治中国建设的，朱棣曾在当地做燕王的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朱棣即位后不久，于永乐元年将北平改称为北京顺天府，定南京为副都。作为产粮区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那里的物产与元朝一样通过海运运往北京，同时从山西等地向华北平原移入大量农民，恢复了因战乱而低迷的生产。

以北京作首都的构想，为避免一些无谓的混乱而秘密进行。疏通大运河以及为江南与北京之间新增线路进行土木工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供给充足的水量给线路靠东的最高地山东制高点。

元朝的水利技师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大运河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明朝负责运河的建筑计划的宋礼却给出了解决方案。涌入大运河的河水蓄在东部建造的储水池，切断水路使之与大运河形成直角，将大运河分成南北。该项工事投入十六万以上劳力，最终于永乐九年（1411）完工。

永乐十四年兴建北京宫殿正式开始，永乐十九年正式宣布从南京迁都北京。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被运往已名副其实成为帝国首都的北京。自迁都第二年即永乐二十年起，朱棣每年都亲征蒙古。永乐二十二年夏天，朱棣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病死，享年65岁。

北方的交易者

永乐年间明朝通过对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帮助在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永乐之后在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明朝对军事介入蒙古高原保持克制，转而采取敦促朝贡、接受在蒙古高原争斗中失败一方的政策。

由于在争斗中失败的一方不能再接受中国的帮助，所以实力派得以压倒其他一切。宣德九年（1434）瓦剌的脱欢打败鞑靼，开辟了事实上统一蒙古高原的道路。正统四年（1439），继承脱欢大业的也先，致力于在蒙古高原南部的哈密扩大势力范围。

哈密是贯穿中央欧亚大陆商队之路的据点。西边帖木儿灭亡之后，有持续繁荣的撒马尔罕，东边有明朝。穆斯林商人联结东西开展贸易。也先统治了哈密，从而控制了商队线路，对穆斯林商人进行保护。作为回报，他从商人那里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援。也先统治下的瓦剌为了与中国进行交易，开始与明朝之间进行经济交涉。

有人认为瓦剌与明朝之间的交易有三种情况（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朋舍，1980年）。一是朝贡，瓦剌携貂皮等毛皮与马匹等经大同赴北京朝贡，中国赐丝织品、工艺品等给蒙古。瓦剌的贵族们把这样得来的中国特产装饰自身以树立威严，同时也用作向西方的贸易商品。

二是与朝贡使节一同来到大同的穆斯林商人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其中有一位商人名叫马茂德。此人侍奉也先，作为瓦剌官员时常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正统十二年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了超过2000人的大部队，带来4000多头马匹用、12000貂皮多张于贸易。

他几乎每隔一年就来明朝一次，大约在九月或十月到达中国，在北京度过中央欧亚大陆难以活动的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然后再到下一年秋季来华。可以推测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收购中国的物产，在不来的那一年就去撒马尔罕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

50 万里长城　八达岭附近

中国与蒙古高原之间交易的第三个情况就是走私贸易。明朝严禁铜制、铁制枪炮等兵器的出口。瓦剌为保持在蒙古高原的霸权，需要最先进的中国产武器。正统九年（1444）左右，枪炮的走私增加，瓦剌的使节团开始在回国之时进行买卖。虽然屡有禁令颁出，但毫无效果，尽管规定走私者处以极刑，仍然阻止不住走私贸易的进行。

规模庞大的朝贡压迫了明朝的财政，为杜绝走私贸易，不仅对中国人，也有必要对瓦剌人进行管制。明朝不能回应瓦剌对逐步升级的交易请求，开始限制朝贡使节的人数，强制进行复杂的礼仪，试图缩小朝贡的规模。明朝这种政策让依靠欧亚交易的也先政权难以接受，最终于正统十四年（1449）从山西、辽东、陕西三个方向向中国本土发动进攻。

当时中国的皇帝是朱祁镇（英宗、正统帝、天顺帝）。他听从宦官的谗言，亲自率兵向大同迎击。就在形势毫无转机的回京途中，在土木堡遇到瓦剌军队的突袭，皇帝被掠为俘虏。

后来作为土木之变而著名的这件事情，是也先也未曾预料到的。对他而言，明朝就是能生金蛋的鸡，只希望它能允许贸易而丝毫没有灭掉明朝的想法。也先为打探利用已成为俘虏的皇帝操纵明朝的可能性，虽然曾一度兵至北京，但听闻明朝已由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代宗、景泰帝）以后即撤回蒙古高原。

朱祁镇受到也先政权客人般的隆重接待，次年即景泰元年（1450）回国。虽然朱祁镇被奉为太上皇而遭软禁，但是景泰八年（1457）重返帝位（年号天顺）。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高原采取专守防卫方针，成化十年（1474）开始新建与改修长城。我们现在在北京郊区的八达岭等地所看到的长城就是明代建立起来的。

户制的矛盾

朱元璋1380年建立的户制使朱棣能够于在位期间进行郑和下西洋、进攻越南、亲征蒙古高原、疏浚大运河、迁都北京等巨大工程。直接由帝国统治人民的劳动力，这种制度毫无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我们这些生活在货币经济体制下的人看来，皇帝的这种恣意妄为的工程不在少数。

本书开篇曾介绍朱棣想立一石碑，却因过于庞大无法将石材运出而搁浅。当我们看到北京郊外十三陵中朱棣为自己所建造的长陵，或者湖北武当山上朱棣下令在险峻的斜坡上所建的道观群时，心中会强烈感受到不遵循经济体制的帝国的恣意。但是户制经过了大约50年后，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

令军事行动与边境开发成为可能的开中法，首先从它的根基灶户制盐开始瓦解。大量商人参与开中法，使盐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政府为增加盐产量加大了灶户的负担。不堪重负的灶户开始逃跑。尽管干活儿的人变少了，但生产定额却丝毫未少，重新被分配到剩下的灶户身上，从而加速了灶户的贫困。土木之变发生后，明朝加重了在西北边境的警备，因此需要开中法运进军粮，所滋生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此外，盐质的好坏使得有些产区贸易量很大，而有些产区却几乎无人问津。因产盐地与贩卖区是捆绑在一起的，结果，山东与买卖不好的产盐地捆绑在一起，造成无盐供应，人民苦于无盐食用。这必然会造成私盐（也就是私卖食盐）行为的横行。在产盐地的灶户中，也出现了不缴纳给政府而卖给私盐贩子谋取利益的人。这种情况动摇了盐的管理体制。

15世纪中叶，编入里甲制的民户也卷入到户制的矛盾中。西北防卫体系的增强，加大了里甲制中民户的负担。在农业生产力发达的地区，民户之间开始出现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批贫穷的民户。不堪重负的民户开始逃跑，里甲制陷入功能不全的境地。

户制一经露出破绽，便出现连锁式的崩溃。民户减少以后，盐产地政府把民户的负担分给灶户，加速了盐业的崩溃。接连逃走的人们主要有三个去向。第一是城市的杂业，形成被称作无赖的社会一层。第二是往山里，做矿工或是山地垦荒，希望能在政府管理不到的地方获得生活来源。第三是往大海。脱离户的人们在接下来的16世纪出现多元化动态。

15世纪中叶，在户制矛盾的背景下，各地接连发生民众的叛乱。正统十一年（1446）浙江山区发生银山工人叛乱。镇压此次叛乱的费用摊派给农民，引起了其他连锁性反叛。正统十三年与浙江相接的福建发生了农民叛乱。此次叛乱取叛乱领袖之名，又被称作邓茂七之乱。到了天顺八年（1464），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边境的山麓地带，爆发了由外来徙民发动的叛乱，历时多年。

与户制的垮台互为表里，元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社会的白银经济体系显示复苏迹象。因为户制下的财政经营发生困难后，政府不得不依赖明朝初期曾排斥的白银。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宣德八年（1433）准许用白银代替大米缴税。该银被称作“金花银”。之后明朝经济逐渐被白银侵蚀。

15世纪的经济体制

明朝是13世纪欧亚大陆的白银体系崩溃之后诞生的帝国，这一点已在前面多次论及。13世纪，欧亚大陆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采取了以白银为轴心的经济政策，交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然而当它超过了当时白银储备的范围时，蒙古帝国下的经济开始显现出破绽。诞生于这种混乱之中的明朝，在将白银从财政中剔除出去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不依赖货币经济开展交易的制度。

朱元璋在元末动荡时期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应该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通过对外展开的朝贡体制，使不通过货币的价格指标进行贸易成为可能。经过14世纪的转换期后，各政权实现了不依靠商品价格而通过礼制基础上的礼节性往来进行贸易。

大部分讨论明朝朝贡贸易的研究认为各国向中国朝贡，作为回赠，获得了数十倍于贡品价值的中国特产，认为对中国来讲朝贡贸易是出超贸易。但是在明朝看来，中国赐给外国使节的物品，是户制之下朝廷所控制的匠户等缴纳的徭役，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明朝通过向他们提供国内的东西，从而获得国内无法生产的苏木等，在帝国尤其是内廷看来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另外，明朝因在国内将盐置于财政运营的中枢，试图构建出一个不依靠白银的体制。利用商人将军事物资运到边境的开中法，发挥了制度上的作用。为向云南供盐，云南附近的四川的制盐业飞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诸如此类促进产业发展的派生效果。

当然在人为的体制中也包括一些没有什么作用的制度。洪武年间，明朝面向社会发行宝钞纸币充当政府购买物资的价款。但是没有白银、铜钱作保证的纸币马上出现暴跌，进攻云南与永乐时期的军事活动加速了通货膨胀。永乐时期通过用纸币购买盐的方式回收纸币，为提高纸币的价值实行“户口食盐纳钞法”。但是由于纸币仅流通于城市，以及官员拒收破损纸币等原因，该制度并没有持续下去。

通过盐的财政运营，在进入15世纪下半叶以后也开始蕴藏着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上通过白银而进行的交易盛行，已经使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盐的供应。弘治五年（1492），盐商只要向盐运使司缴纳白银便可获得盐引。结果盐商在边境设置商屯生产粮食，即便不向军队驻扎区缴纳粮食依然可进行盐的买卖。15世纪兴起的不依靠白银而令物资在国内循环的体制走向崩溃。不论是在云南的商屯还是北方防卫线上的商屯都在逐渐消失。

里甲制也随着地域的差别，从经济发达地区开始一步步瓦解。在这种环境下明朝进入了16世纪，变成了如白银中毒似的社会状况。

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十六世纪Ⅰ

新安商人的关系网

商人传记

在中国数得上的几座山脉中，黄山颇负盛名。徽州盆地坐落在它的南麓，因四面环山而免遭接二连三的战乱，所以有不少人逃难至此安居乐业。来此定居的移民，为了治理从山地流向盆地的河流，开垦耕地从事水稻耕作，进入山地采伐木材与石材。自唐宋起，徽州逐渐以生产文房四宝歙砚、徽墨、澄心堂的宣纸和汪伯立的宣笔而闻名。

新安江贯穿整个盆地，进入浙东成为富春江，最后汇入钱塘江流入杭州湾。南宋时期的首都就在今天的杭州。徽州以水路和杭州相连，向皇帝居住的临安（那里建筑发达）提供木材等山货。在这种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背景下，16世纪从该盆地走出许多商人，他们分别来到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商业网。他们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安商人，或者说是徽州商人。

51 新安商人的故乡

16世纪初期有一位名叫黄崇德的商人积累了一些财富。虽然并不是什么留名史册的人物，但通过他的经历可以了解经济勃兴期新安商人的具体情况。

成化五年（1469），黄崇德出生于徽州盆地的中心城市歙县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徽州名门汪氏。据说此人平素优雅少语，但每到利害关头便如曹操临战果敢异常。起初他曾致力于学问，但受到父亲“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的教诲后，携资金奔赴山东。陆象山也就是陆九渊，是宋代的学问家。关于他的思想以及应先从商这句话的含义将在下文提到。山东环山靠海，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服装也多华丽。黄崇德在这块土地上精于商业，积累起巨额资产。

成为一名大商人后，黄崇德把下一个目标锁向黄海附近的产盐地，因为留在山东靠买卖纺织品、粮食等赚的钱毕竟有限。他精通中国古代编纂的《管子》和汉代的《盐铁论》等书籍，知道通过弄盐，可以开辟关系国家根基的生意。同时他也通晓古典、唐、宋的食货志（经济政策论），还有明代的法令，当接受管理盐的官员的询问时，能够将利害逐条列出作答，他所提议的实施方案甚至反映在两淮（淮北与淮南，黄海沿海地区）的盐政中。当时在淮盐产地活动的商人大部分是山西和陕西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黄的说法正确，推举他为盐商头目。数年后他积累起巨额财富，在徽州老家盖起一大片宅院，成为手里拥有大片农耕地的地主（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读黄崇德的传记，可以了解新安商人16世纪迅速发展的过程。15世纪的帝国靠的是盐。有关这一体制已经在上一章论述过了。永乐时期，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势力关系紧张的明朝，为防备之需，要在防卫线山西和陕西驻扎军队，军粮就是通过开中法（参上一章）来保证的。在向前线运输物资方面，靠近防卫线的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占据有利的位置。他们从内陆召集劳动力，建立商屯生产粮食。据说这些土地在黄土高原，他们在土壤受侵蚀的沟谷中挖穴作粮仓，存储大量的粮食。然后运进政府指定的地方，获取贩卖盐的权利。

然而到15世纪中叶以后，支撑开中法的户制衰落后，政府利用白银调度物资开始占优势。政府为了获得白银，把从民户那里的纳税以及明初时规定的实物纳税的内容全部变为用白银缴纳，同时在盐业中也开始在产盐地从商人那里征收白银。聚集起来的白银被送往北边，在那里用于调度军粮等。

这一纳银开中法普及后，过去垄断盐买卖的山西、陕西商人地位受到动摇，出现了新的商人团体加入进来的可能性。黄崇德就是在这一转折期开始贩卖盐，从而成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人。

新安商人的勃兴

黄崇德从乡里出来的时候，筹集到一些钱。新安的商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一点小钱作为本钱以外，主要还有三个方法筹集资金。

第一，“合伙”。这在史料中有记载，即几个人完全平等，共同出资参与经营。对新安商人进行了划时代研究的藤井宏把这称作联合资本。

第二，委托资本。把资金委托给有商业才能并且值得信赖的人，由这个人作为出资者的代理人负责赚钱。

第三，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所提供的资本。其中既包括从母亲、妻子的娘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也有亲戚去世获得的遗产，还有从朋友、同乡等通过个人关系获得的帮助。有人认为黄崇德是从朋友以及母亲的娘家汪氏姻亲中获得了资金上的援助。或者也有人欣赏他率直的性格而把资金委托给他。

从事盐买卖，需要在产地收购大量的盐，然后运往指定的地方。这一商业操作需要巨额的投资，若非大商人根本无法进行。黄崇德无法马上成为一名盐商，他先是在山东从事小规模的生意，逐渐积累资金。当他获得进入盐买卖行业的资金后，才开始把根据地转往淮海，挤进山西、陕西商人已经建立起来的商圈。

黄崇德做盐商成功的原因是拥有广博的见识，能够从长远眼光看到不断变化的政策的最终走向进行经营。其稳健踏实的经营手腕也受到了管理盐业的官员以及老盐商的认可，从而使他能够在生产优质盐的两淮地区建立起牢固的地位。

徽州不是产盐地，当可以用白银收购盐的时候，从徽州走出来的商人却能够确立起新兴盐商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可以通过黄崇德的传记有所了解。原因有二：一是徽州自宋代以来成为文化的中心，家塾等文化设施也完备，住在那里的人们都能够掌握较高的学识。在这种环境中学到的举止、教养在与官员交流时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

二是拥有长远的历史眼光，所以商业能够发展起来。由于徽州商人在继承了宋代儒学的社会风气中形成自身的人格，所以具备了商人所不可欠缺的职业伦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素。重视信用的风气吸引别人来委托资本，使得扩大经营成为可能。

黄崇德从父亲那里学到陆九渊（象山）之学，走上商业道路。值得关注的是在宋朝儒学中成为黄崇德人生转折契机的，不是同为徽州人的朱熹的朱子学，而是与其对抗的陆九渊的思想。

52 朱熹　南宋儒学家。曾经遭受政治迫害，但不久就被确立为朱子学的正统。被尊称为朱子

53 陆九渊　南宋儒学家。与朱熹对立，将宋代的学问一分为二。树立了与明朝王阳明相关的一派

朱子学重视沉思默想来修得儒学伦理，而陆九渊的思想与之不同，认为伦理自在心中，观察心的变化就能够得到真理。这种思想孕育出这样一种意识：没有时间做学问的人，只要有心，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中也能够成为儒学所要求的真正的人。

这一意识支撑起商人的伦理。16世纪王守仁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创造出阳明学。这一思想能够被商人等广大社会阶层所接受，原因就在此。

普及全国的商圈

明朝末期出版的小说集中，有些作品反映出新安商人的活动遍及中国各地，而且经营的商品也涉及各个领域。这些作品中发行最早的是《二刻拍案惊奇》全本（崇祯五年〔1632〕），里面有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从徽州来到辽阳（在今辽宁省）的商人成功的事。故事梗概如下：

时值正德元年（1506），徽州商人程宰与兄携数千金到辽阳地方为商。贩卖人参、貂皮、松花江下游产的淡水珍珠等东北地方的特产。往来数年，但所到之处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资本，再没一番做得着。

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程宰兄弟两人因是做折了本钱，想回回不去，于是在辽阳一家徽州商人开的大商店里面干活。因熟于账目出入，专掌账目，徽州人称为二朝奉。晚上则在自赁下处歇宿。

……正德十四年夜里，程宰床头出现一美人，向他展示了无数黄金白银的景象。就在程伸手欲拿的当口，美人用筷子撰碗内夹肉一块，掷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么？”程宰答道：“此是他肉，怎么粘得在吾面上？”美人道：“此金银亦是他物，岂可取为己有？若目前取了些，也无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祸。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并授予他商机。

夏天，有贩药材到辽东的，只剩下黄柏、大黄两味卖不出去。美人劝程宰买进。程宰把在店里做工攒下的钱尽数买了这两味药，归来搬到下处。不隔多日，辽东疫情盛作，程宰赚了大钱。另一次是湖南商人途中遭雨，弄湿了所带彩绸。程宰听美人劝说买了这些彩绸。一个月后，江西宁王造反，从辽东派来的军队，戎装旗帜急需绸缎。于是程宰按三倍的价钱卖掉了这些斑斑点点的绸缎。

正德十五年（1520），苏州商人到辽东贩卖棉布。忽然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因着急回去奔丧需要贱卖布匹。程宰把这些棉布全买了下来。

次年皇帝驾崩，天下人多要戴着国丧。辽东不产布。程宰买来的那些棉布就像飞了似的全部卖尽，手上赚了约四千两白银。就这样程宰成为知名的大商人。

这个故事应该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程宰贩卖东北特产失败，这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判断商品价格的眼力。之后，他经营的商品都不是昂贵的东西，而是一些日用品。东北对服装所不可少的纤维制品的需求特别大。作为商业活动，经营江南的丝织品、棉布，在道理上说得过去。另外宁王造反是历史事实，此次造反因王守仁的活跃（本书第六章）而在短时间之内被镇压下去。

小说没有对美人来到程宰身边的原因做解释。但是这位仙女不让商人投机居奇，而是通过正当的买卖积累财富，程宰也听从了她的话，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商人的气概。

程宰成功的故事告诉我们16世纪上半期，徽州商人就来到了北部边境的辽东。他们所经营的商品不只是盐，从药材到纤维制品，品种繁多。实际上，徽州商人活跃在全中国，在从事陶瓷、茶叶、木材等买卖的同时，还依靠雄厚的资金经营低利的典当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投资染色、打磨布料等手工业，经营工场。

商人的类型

程宰和他的兄弟最初携带资金到辽阳，没有固定的店铺，从事收购和贩卖特产的活动。像这些从外地来做生意的人，称为“客商”。程宰在美人指点下与之做买卖的那位苏州来的布商也是客商。

而那位给失去了本钱的程宰提供糊口工作的徽州商人，在辽阳拥有店铺，从事一些符合当地情况的生意。这样的商人称为“坐贾”。坐贾从客商那里收购货物，做一些零售的同时，也收购一些当地的特产，通过客商贩卖到其他地方。介入当地这些生产者和坐贾之间负责介绍业务的商人叫做“牙行”。有关坐贾、牙行的情况可以看一下上海近郊松江。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松江一带地势微高，因排水较好，所以从15世纪开始就盛行种植棉花，由于生产的棉布质量好而闻名遐迩。在这个棉布业中，新安商人与之大有关联。早在成化年间（1465—1487），徽州商人就独占了棉布等贸易，甚至有人说“松江子民的财产几乎全被新安商人带走了”。

16世纪，松江的棉布在全中国打开销路，新安商人汇集到棉布生产地，参与了从棉花到织布的这一生产全过程。商人们携带资本开店营业，收购农家作为副业生产的棉布，客商在他们收购时担任中介。

明朝末期，松江有一位名叫丁娘子的女子，发明了一种可以织出精美棉布的技术。用她的技法织出来的布光滑且保暖性好，还被当做贡品献给宫廷。从此这种棉布就被称作丁娘子布而闻名全国。周围农家的妇女都学会了这个技艺，提高了松江布的水平。

农村开始普及种植商用棉花，棉布生产也成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盛行。农民可以在附近进行交易。商人们也从城郭内走出来，在农村附近的交通要道上设置据点，从而产生了进行买卖的必要性。水路与水路交错的地方有集市，集市发展起来就变成固定店铺林立的市镇。15世纪，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已经建立了许多的市镇，16世纪发展成为农村交易中心。在松江有南翔、罗店等市镇发展成棉布的集散地。新安商人就是在这里开店，独揽了所有的交易。16世纪后半期编纂的《嘉定县志》里面讲到南翔，说“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他镇”。

看16世纪前半期的新安商人的成功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成长为巨商的：在乡里积累修养和人脉，聚集资金奔赴远方。经营看起来有利润的物资以储蓄钱财，形成资本之后，在市镇盘下小小的店面，专门从事棉布等稳定的商品。若成功地积累起巨额财富就成为盐商，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设置据点，还参与计划全国性的商业贸易。也有不少人衣锦还乡，兴建私宅。明朝建立起来的徽州邸宅群保存至今，被指定为世界遗产。这些建筑就是成功的商人们建造的。

54 徽州的世界遗产　明朝建立起来的住宅群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当然并不是所有离开徽州的青年都能够获得成功。如果受挫回乡，会遭到耻笑，会被追讨委托资金。想回又回不去，所以也有不少人从此断绝与家里的联络，音信全无。此外，还有不少人为了起死回生，投身非法的生意。当时有一些生意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是收益非常高。那就是明朝政策严禁的与海外的贸易。从新安商人到走私商人，这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中国的海商与日本

宁波之乱与越境者

中国的商人转而成为专门从事走私买卖的海商，在这条道路里有一个是15世纪出现的越境者。最初是元末混乱中—对此，本书已在第二章介绍过，一些人无法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安生，而不得不转向大海，这批人最先成为越境者。之后，倭寇开始袭击中国、朝鲜沿海地区，由此出现了被倭寇掠去在日本干活的人。

还有不少人由于个人状况离开生养的土地渡海。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打扮与日本人相同，一边隶属于日本的主人，一边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技能的人，他们的才能得到赏识，在把大陆的技术带到日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修养的人，在日本领主那里担任翻译—那是与中国、朝鲜谈判时不可缺少的人才。

有一位留名史册的越境者叫宋素卿，他是浙江人，弘治年间（1488—1505）被当做未交货的补偿带到日本。

当时，日本的室町幕府权威尽失，正陷入细川、大内两位有实力的守护大名为中心的分裂之中。细川、大内两大势力的背后是日本国内两大商人团体在交易方面的对立。勘合贸易（也称“贡舶贸易”）中遣明船的派遣掌握在由堺商人支持的细川氏和博多商人支持的大内氏手中。

他们需要有才华的谈判专家。宋素卿熟悉宁波的情况，那里是日本与明朝交易的窗口，所以应该比较擅长谈判。他的这项才能获得细川的赏识，于是开始负责与中国的交涉。正德九年（1514），他来到细川的船上，担任纲司（首席谈判）前往宁波。

与大内一方相比，细川的境况非常不利。正德元年派遣朝贡船的时候，大内没有把带有新年号正德的勘合符交给幕府。所以细川只有已经失效了的弘治勘合符。嘉靖二年（1523），大内派出三艘勘合船。细川则带着弘治时期的勘合符也派出遣明船，令宋素卿做副史以进行实质性的交涉。

两拨船中，大内氏的船只在时间上略微先到了一些，这对于没有正式有效的勘合的细川氏是非常不利的。这个时候作为副史的宋素卿前去贿赂了市舶司太监（宦官）赖恩，不但先一步完成了货物的检查，并且排挤掉大内的使节团进入市舶司住宿，在宴会的座次上也使细川氏的座位高于大内氏。

55 《倭寇图卷》　16世纪后期，描绘倭寇的画卷。倭寇与明朝官兵交战的场面，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收藏

对此，拥有正规勘合符且先入港的大内使节团大为恼火，不但杀掉了十二个细川方面的人，还放火烧了细川的船只和接待他们一行的嘉宾堂。大内氏的人四处追杀逃走的宋素卿，但终未抓住，就一路杀戮。这就是宁波之乱。

宁波之乱发生之后，明朝开始调查这件事，最后查明起因在于宋素卿向市舶司太监行贿，于是把宋等人投入监狱。为了详细调查，宋素卿被遣送到位于杭州的浙江按察司监狱，不久就病死在狱中。而市舶司太监赖恩的不法行为却没有遭到责罚，这应该是宦官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所造成的结果。

明朝没有打算就此放弃朝贡贸易。但是，宁波之乱以后明朝加强了对日本的警戒，一方面加强海防，同时对日本来的朝贡船在年次和人数上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受到强有力的约束。

处理宁波之乱的时候，在日本萌生出一种变化，这个变化不久之后席卷了整个东欧亚。

日本银的出现

16世纪20年代，即中国的嘉靖初期，日本的大永年间，博多商人神谷寿祯为了收购铜坐船前往出云。他行驶在日本海面并向外凝望，正当他把目光转往陆地的时候，看到半山腰有东西在闪闪发光。大永六年（1526）神谷带着技术人员一起来到那里，发现了大量露天银矿石。

这就是石见银山。天文二年（嘉靖十二年，1533）有两位叫宋丹、桂寿的朝鲜技师从博多出发前往石见银山，从此引进了大陆的精炼技术—烤钵冶炼法。

在日本历史巨著中，有不少记载说烤钵冶炼法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烤钵冶炼法的原理，即把金、银从铜等容易氧化的卑金属中分离出来，这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在西亚广为人知，中国后汉以后的文献中也有记载。这种技法首先需要把银矿石和铅融化后制成合金，然后把做成的合金放在炉内铺好的炭灰上加热。氧化过后的金属，其表面张力变弱。高温之后，被氧化的铅里混入卑金属，同时被炭灰吸收，但是不易氧化的白银由于不会被炭灰吸收所以在炭灰上凝成一团，冷却后就变成了银块。

2000年11月，在石见银山的垃圾山，即抛弃精炼渣的地方发现了重约5.95克的银色和绿色颗粒状金属。用X光分析后知道大约含有80%的银，表面还检测出铅、铜、铁等物质，里面还沾着用于冶炼银的炭灰成分—钙。这一检测结果以及烤钵冶金法独特的表面张力造成的白银自然成形的效果，可以判断这是烤钵冶炼而成的白银。从发现的地层来判断，这应该是19世纪的东西，正是这种白银颗粒大大改变了欧亚的历史。

56 石见银山

发现石见银山以及引进烤钵冶金法以后，日本的白银产量大幅增加。过去一直靠进口白银的日本，突然变成白银出口国。这一时期控制石见山等山脉的是大内家。博多商人神谷一家在大内的统领下开始与明朝做贸易。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给东欧亚的交易带来巨大的变化。

上一章已经提到，15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已经到了离开白银就无法流通的状况。这并不是因为从某个地方提供了大量的白银才发生的变化。而是因为14世纪形成的里甲制、卫所制、开中法等各种制度出现矛盾，所以国家不得不依靠使用白银进行经营。

15世纪，浙江、云南等地积极开发银山，但是所有这些银矿的产量不足以满足帝国所需。16世纪初，白银从朝鲜转而流向中国，但依然不够。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东欧亚的交易就会突然减速，甚至只能依靠朝贡体系支撑，零零碎碎地继续下去了。

16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陷入危机，日本成为白银的一大供给国。日本需要中国的特产铜钱、生丝等，而中国急需日本的白银。不过宁波之乱后，明朝对来自日本的船只严加防范，对朝贡贸易也增加了许多严格的限制。但是帝国的力量无法抑制交易的奔流。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易超越了朝贡体制，通过民间的武装力量海商发展起来（以下主要参考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

走私贸易的据点

日本白银出现以前，触犯明朝海禁政策而进行的走私贸易中，以与东南亚的往来所占比重最大。中国进口东南亚产的苏木、胡椒等特产，出口陶瓷器等。中国的特产经东南亚的港口再被运往西亚和欧洲。

与东南亚之间的走私贸易的据点是福建省的月港。该港又称月泉港，位于沿海城市漳州的东南部。月港这个名字源于山涧夹着港口，停泊地的形状呈弓形月而来。从宋朝到元朝支撑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泉州港进入16世纪后，由于大量泥土堆积，使其作为港口的功能降低。取而代之的就是迅速发展起来的月港。

15世纪上半期，漳州的海商们已然无视政府的禁令，与海外进行交易活动，月港作为这一活动的据点发展起来。沿海地区的商人把走私贸易当做发财的机会进行投资。其中有一个曾出过高官的家族，制造了一艘被禁的大型海船，准备进行交易活动。大部分漳州商人都在从事走私贸易。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月港甚至被赞为“小苏杭”，即它的繁荣已经可以与江南的大城市苏州、杭州相匹敌。

16世纪，葡萄牙人经印度洋来到东海，出现在月港。1517年葡萄牙商船在广东遭明朝官员驱赶。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据点而北上，停泊在月港附近。接着西班牙人、日本人等也都为了交易来到这里。

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漳闽之人与“蕃舶夷商”（搭乘外国船舶的外国商人）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皇明经世文编》卷147）

以月港为据点的商人们，为了抵抗明朝因实行海禁而取缔走私贸易，全副武装。

江南的国际贸易港

57 东海、南海的贸易据点

图三 倭寇登陆（《倭寇图卷》部分）——描绘16世纪后期倭寇情况的《倭寇图卷》，原题为《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出自明末画家仇英之笔。共有8幅画面，分别描绘了倭寇船的出现、登陆、形势的观望、掠夺放火、百姓避难、与明朝官兵的交战、明朝的捷报、明朝官军从海防堡垒出击。此处选取的部分中，倭寇顶着月代头，随身携带日本刀和长枪等。（长31.7厘米，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图四 皇都积胜图——这幅长卷是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胜景况的再现。此图卷画面从卢沟桥经广宁门（今广安门）进入北京城区，又经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皇宫等街市，向北延伸至居庸关。画面着重描绘市区商业街道面貌，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集聚无数看客，金店银铺人如潮涌……为我们清晰提供了有关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商业分布的历史场景。所示画面是长卷中正阳门、棋盘街和大明门一带的繁华景象。

图五 金累丝点翠凤冠——明万历（1573—1620)孝端皇后凤冠。北京市昌平区明定 陵出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顶凤冠是皇后接受册封、参加朝会时戴的礼帽。其上饰有九条金龙，九只凤凰，龙衔珠滴，极尽奢华瑰丽。

图六 明 金翼善冠——定陵出土金质冠饰。金冠是皇帝的常服冠戴，出土于明十三陵定陵地宫万历皇帝棺，现存于北京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

月港的弱点是没有与江南地区直接联结起来。那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丝绸的产地和外国商品的消费区。为了弥补这种不足，16世纪位于江南地区外洋中的舟山群岛一角的双屿港超过月港迅速发展起来。该港口位于第三章所提到的兰秀山以南。兰秀山对江南地区而言是驶向黄海的停泊港，而双屿港则被定义为东海航线的据点。

14世纪，明朝镇压兰秀山之乱以后，唯恐舟山群岛将成为倭寇等海上势力的据点，于是实行岛屿无人化政策，把岛上的大部分居民强制迁到内地。但是在浙江沿海等地从事制盐的灶户，为了获得煮盐用的柴火，频频往来于岛屿之间。因此15世纪灶户制度开始松弛以后，许多的制盐者为了逃避过于沉重的负担，来到舟山群岛定居。海商为了寻找沿东海北上的基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岛屿就成为这些脱离明朝统治的人定居的地方。

16世纪，葡萄牙人最先来到这里，确定双屿岛为活动基地。初期时候，即嘉靖三至四年（1524—1525），应该是福建商人把葡萄牙商人引领到这里来的。远离大陆的这块据点，躲过了明朝的取缔进行贸易，条件甚至优于月港。不久以后，控制江南商界的徽州商人也开始往来于双屿港。自1540年以来，日本的白银大规模流向中国，使位于连接江南和日本海路的双屿港开始成为中国、葡萄牙、日本等商人聚集的国际交易港。

在双屿港最鼎盛时期活跃在东海的葡萄牙人平托（Fernáo Mendes Pinto）曾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嘉靖十九年（1540）这一港口的样貌。叙述中他把双屿港称为ryanpo，这一发音来自福建方言。

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来到了双屿的大门。那里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lguá（约15公里）的两个岛屿。双屿是葡萄牙人在陆地上简称的拥有上千户人家的集落，由市参事会员、陪审判员、地方长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国法官及官员统治。那里……城镇上有3000人，其中1200人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个国家的基督教徒。据许多熟悉这里的人讲，葡萄牙人的贸易额超过金3 Conto，大部分买卖都是两年前发现的日本白银，无论带什么样的商品到日本，都会赚回3至4倍的利润。（冈村多希子译，《东洋遍历记》，第66、221章）

平托的描述有不少夸张的地方，所以他的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信度，还值得怀疑。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该港口是作为葡萄牙商人与日本、中国交易的据点发展起来的事实，以及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行政机构，完全拥有发展成与印度的果阿邦和东南亚的马六甲相匹敌的交易据点的可能性。

徽州的海商

起先负责管理双屿港的海商是福建商人李七，绰号李光头。很可能就是他最先把葡萄牙人从月港等福建沿海的交易据点引到靠近江南的舟山群岛的。不过当与江南的交易开始繁荣以后，把江南作为商业圈的新安商人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

继李七之后掌握该港主导权的是徽州的许栋（许二）。在有关倭寇的记录集《日本一鉴》中写到，许栋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二，先是与弟弟许三到马六甲建立起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另据胡宗宪—此人在后来的取缔倭寇行动中名扬天下—的叙述，许栋在福建被捕，后逃脱与倭寇合作。综合两种说法，许栋应该从事的是亚洲与中国之间的走私贸易，在返回交易据点福建时被捕。

在海上活动的许栋一伙和以陆地为根的新安商人拥有共同的买卖习惯，所以很容易获得葡萄牙和日本商人需要的中国特产。海陆之间，以白银为中心形成了人才、物资和商品链。通过这一链条，出现了投身海洋并崭露头角的海商代表，也就是后来成为倭寇大头目而留名史书的王直。王直，又被记作汪直。青年时期他为了成为一名盐商而投身商界。但是由于盐的买卖受国家管制，所以很容易出现违法的事情。王直因为违反了明朝的禁令，失去了成为一名成功盐商的机会。不久后，他于嘉靖十九年（1540）来到广东，加入漳州的海商帮，开始建造大型外洋轮船从事走私贸易。由于福建的海商多活跃于与东南亚的交易，所以由此可以推测，王直当初也是在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

正是那一时期，大炮传至种子岛。在后人写的《铁炮记》中，被称作“大明儒生五峰”的人是一名负责运载葡萄牙人船只的船主，周旋于葡萄牙人和种子岛领主之间，通过笔谈进行交涉。五峰是王直后来使用的号，所以有人推测此人就是王直。在葡萄牙的记载中，1542年有三名葡萄牙人从阿瑜陀耶逃走，在前往双屿港的途中遭遇暴风雨而被冲到日本。所以把《铁炮记》中的五峰看做王直的条件已经非常充分。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认为王直是为了开辟与日本交易的道路而靠近九州沿海的。不过王直自称五峰是16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所以无法马上判断是王直把大炮传到了日本。

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直成为许栋的属下。在这之前，许栋已经统治了双屿港。王直在许栋手下担任“管库”一职，总管海商帮的财务。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王直是徽州出身，不但拥有管理财务的本领，还具备令人信服的商人资质。在网上有一篇《海上史事件簿》的报告，该报告的编辑称“直”不是王的本名，是在海上跑的人为他取的别名，并称此名或许包含有“坦率、正直”的意思。这一推测完全具有可能性。日本因产白银故与之交易的重要性立时增加，而开辟这一新道路的重担就由在许栋手下任职的王直担负起来。

这一时期，有日本使节待在宁波。宁波之乱以后，明朝对日本使节的限制日益严格，最后使之无法赴京而不得不踏上归途。王直和这位日本使节接触以后，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前往日本（《筹海图编》） 。这一年，博多商人助才门等三名日本人在王直的引领下来到双屿港。从此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易迅速发展起来。

从海商到倭寇

繁荣之后的双屿港突然之间迎来了它的末日。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浙江巡抚都御使朱纨派军队扫荡靠双屿港做生意的商人。这一军事行动极其惨烈，军船包围了整个港口，使双屿岛成为一座孤岛，朱纨的军队趁夜黑开始攻击。

在此次突然袭击中，许栋一伙的头目李光头、许六等人被捕，许栋和许四不得不撤退到东南亚。此外还有好几百人在此次战斗中或惨遭杀害，或在混乱中溺水而亡。这些大海男儿信奉的妈祖，其所在的天妃宫和许多船只也在此次攻击中被烧毁。5月，当战争结束以后，朱纨站在可俯视港口的山丘上，记录下他眼中所看到的双屿港战斗已过去四十多天，当地依然寸草不生，昔日繁荣转眼成为一片废墟。

自此海商与明朝水火不容，成为敌人。以双屿港为基地的海商们聚集到王直那里，在烈港—位于舟山与大陆之间—建立起新的据点，继续与日本进行交易。王直一边吸收其他的海上势力，一边自行扩张，最后在东海独霸一方。嘉靖三十二年（1553），烈港再次遭受官兵袭击，王直从中国沿海撤退。这次事件发生后，形势逐渐演变成“嘉靖大倭寇”。

所谓大倭寇，应该是由于能够统率中国沿海的海上势力消失，部分帮派横行所致。尤其是徐海，与王直分家后不断在江南一带抢夺。徐海原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因为其叔父徐铨为王直故交，偶然随之踏入海上世界，他原本并不是海商。

较之通过贸易，徐海等帮派一心希望通过掠夺更快地获得财富。每当攻打城市、与官兵对峙时，其从日本带来的武士就负责指挥队伍。这不是简单的盗贼，而是有组织的军事团伙，使内陆腹地也成为倭寇掠夺的范围。中国各地的无赖、对官兵心怀不满的人也加入到倭寇活动中，进行抢掠。据说沿海地区村庄里的男人们就像外出打工一样加入倭寇，每当满载战利品凯旋时，就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58 五岛市福江町的六角形水井

那么从双屿港撤退之后，王直的变化如何？具体而言有两个。一是把海上活动的据点安置在明朝官兵无法企及的日本沿海。九州的五岛列岛和平户成为王直的根据地。长崎县五岛市（五岛列岛）的福江町的大街上，至今还留有王直曾使用过的六角形水井和为航海安全祈福用的明人堂。据说王直在平户建立据点以后，许多过去曾往返于双屿港的葡萄牙人也聚集过来。

另外一个变化是外形上的。自那次事件发生以后，王直把头发剃成日本武士的样子，有人推测说这不就是月代发型吗？也就是在日本古装剧中经常看到的男子梳的发髻。这种把部分头发剃掉的发型始于平安后期。原来是武士们在要打仗的时候，为了防止带上盔甲的身体发热导致头晕，所以每次都要剃发。应仁之乱以后，战争持续不断，本来是为了打仗而做的准备，成为武士样貌的象征，最后成为一种风俗。

14世纪的时候，月代还没有成为风俗，也不是日本人的标志。在14到15世纪之间出现的倭寇被指身着“倭服”，但没有记录谈及他们的发型。但是对于16世纪后期极度猖獗的倭寇，已经有各种记录称来自中国的倭寇也都剃掉头发，或者将头发窝成一个髻。之后前去劝王直投降的使者见到的也是头挽发髻的王直。

59 辫发（右）和月代（左）　从北到南夹击汉族的东亚奇特发型

在中国沿海横行霸道的倭寇，弄成了日本武士的发型。被倭寇抓住的中国百姓，被强制剃头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虽然倭服可以换下，但头发却不能马上改变，所以如果被官兵抓住，就极有可能被当做倭寇而杀掉，因此不得不跟从倭寇行动。发型成为倭寇扩张势力的工具。据说有官兵把头发稀少的人抓来，称其是倭寇来邀功，发型成为决定生死的大事。

16世纪明朝的境遇可谓是“北虏南倭”。从北来的是下一章将要提到的成吉思汗系的鞑靼，他们为了向明朝寻求扩大贸易施加军事压力。此为“北虏”。鞑靼也因袭蒙古族的风俗而剃掉部分头发。也就是说从视觉的印象来讲，所谓北虏南倭，指的是留有头发的明朝子民受剃掉头发的异形人种军事威胁的状况。

决不能轻视这一发型问题。剃掉头发的行为意味着对明朝制定的礼制的否定。17世纪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国的时候，强制汉族人也剃成他们的发型。围绕发型的政治史，从16世纪清朝统治中国一直持续到20世纪清朝灭亡。海商因为剃掉了头发，因而成为与明朝对抗的倭寇。

冒险商人与传教士

葡萄牙人侵略东方

东欧亚海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活跃的时候，欧亚大陆的西部也出现了出海发展的动向。1494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地图上画线规定葡萄牙与西班牙各自获得的殖民地势力范围：以西经6度30分为界，东属葡萄牙、西属西班牙。根据《托德西拉斯条约》，葡萄牙人在达·伽马（Vasco da Gama）、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布凯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等冒险商人的带领下，参与到联结印度洋和东海已有的商业圈中。

为何欧亚大陆的两端会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投身海洋的风气？14世纪，蒙古帝国支撑的交易体系瓦解，欧亚各地被许多政权割裂，导致15世纪成为欧亚交易的低迷期。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新的交易体系一边从蒙古帝国的残骸中汲取养分，一边预备孕育而生。这一洪流把以西欧亚为起点的“大航海时代”和东欧亚的海商时代统一起来。

不过，商业时代开始的16世纪上半期，后来成为整个时代主要货币的白银还未出现。引导欧亚商业时代的地区是东南亚。值得注意的是经过14世纪这一分水岭以后，东南亚已经开始为欧亚的东、西方提供它们所需的物产。

中国商人向海外寻求的物产之一是胡椒（学名：Piper nigrum L.）。原本产自印度的这一香辛料被引进东南亚以后，从15世纪开始广泛种植。种植胡椒的内陆与靠海的港口相联结，使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提供胡椒成为可能。胡椒成为风靡欧亚大陆的商品。不仅欧洲，中国与朝鲜对胡椒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胡椒成为推动东西商人奔赴东南亚的动力商品。

在中国，海商们触犯国禁前往东南亚收购胡椒；在朝鲜，胡椒经由琉球和日本进入境内。如果不是美洲大陆原产的辣椒也传到了东亚，那么中国菜和朝鲜的泡菜恐怕就会用胡椒来调味了。日本对胡椒几乎没有什么需求，是因为没有进入蒙古帝国统治之下，食肉的习惯没有普及。而在16世纪初的里斯本（Lisbon），1506年的时候100磅（约50.8千克）的胡椒要卖22克鲁扎多（cruzado）。而在东南亚的原价却只有6.08克鲁扎多，收益高达262%。所以香辛料的魅力足以将葡萄牙的野心家们吸引到海上。

从1505年开始到1515年葡萄牙在副王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首任印度总督）的领导下进军印度洋，建立起商业网。1510年，第二任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布凯尔克占领了果阿邦，次年即1511年占领了东南亚贸易中心马六甲。那里有许多的华裔商人，葡萄牙人了解到与中国做贸易有利可图，比如把胡椒运到中国的话，将会获得三倍的利益。比起长途跋涉把香辛料运到里斯本，运往中国则能更快地获得利润。于是中国从此进入他们视线之中。

1513年，欧维士（Jorge Alvares）从葡萄牙所占领的马六甲出发，乘坐中国帆船经珠江河口在澳门与香港之间的伶仃岛登陆，成为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按中国的年号，时值正德八年。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国王的使者托姆·皮雷斯（Tome Pires）在广州登陆，向明朝要求建交。该特使通过向各方面赠送及贿赂等手段，大谈建交的可能性，终于在正德十五年五月，依靠宦官总领内廷太监江彬的引荐，获得机会谒见巡幸南京的皇帝朱厚照（武宗，正德帝）。之后随皇帝进入首都北京。

然而，葡萄牙人的行动不符合中国的礼节，在各地引起纠纷。祸不单行，1521年朱厚照去世，充当中间人的宦官被处死，托姆·皮雷斯失去靠山后被驱逐出北京，投放到广州的监狱中。这件事之后，葡萄牙人在广东也遭驱赶，自此他们与中国海商合作，以月港、双屿港等地为据点活动。

冒险商人的世界

1537年，一位名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的男子从里斯本的码头扬帆前往亚洲。在此后的两年里，他跑遍了亚洲的各个港口，以冒险海商的身份周游了东欧亚地区的海洋世界。回国后他写成的著作就是先前引用的《东洋遍历记》。

平托在书中写到他遭遇了历史性大事件。他强调自己曾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来到了传播枪支的现场。这不是历史事实。虽然这本书颇为夸张，但从传教士留下来的记录中可以确定，他的确曾往返于东南亚和中国、日本之间，积累起财富。

60 平托著作《东洋遍历记》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

《东洋遍历记》以平托自身的经历为基础，选择当时葡萄牙人圈里的一些传闻为素材，同时还掺杂了一些虚构的情节，应该当做一本冒险小说来读。译者冈村多希子在解说中指出，该小说还可以定位为一本流浪汉小说。不过，虽然书中描绘的事情或许不是“曾经发生”过的，但却是“有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在窥探16世纪海域世界方面，难道还有比这更富有刺激性的史料吗？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能展现海洋世界氛围的一些故事。

平托在爪哇岛西部的万丹，结识一名叫安东尼奥的商人，并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作为一名理想中的冒险商人形象而描写出来的。安东尼奥一行人等遭穆斯林海盗袭击，商品被夺走。于是安东尼奥决心报仇，抢到中式帆船，从东南亚北上，经占城、海南岛，目标直指双屿港。

途中偶然遇到从琉球前往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Pattani）的中式帆船。此船“与葡萄牙人关系甚为亲密，乃为一名叫做庞江的中国海盗所有。船上搭乘有三十名葡萄牙人，都是他支付薪水随身带的精锐士兵。除了薪水，这些葡萄牙人还从他那里不断地接受好处，所以大家都很富裕”。当这艘海盗船要打劫安东尼奥一行的船只时，他们一边开炮一边接近。眼看就要酿成一场海战，这时他们相互注意到船上乘坐的都是葡萄牙人，于是局面和解。

这名中国海盗庞江向安东尼奥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称他“曾经拥有许多财富……但是因为遭受了几次不幸和灾难，丢掉了大部分财产，所以非常害怕回到妻儿所在的北大年。因为没有得到国王的许可就出了国……所以清楚地知道已经触犯了偷渡的罪行”。他当场与安东尼奥签下合约，约定借给安东尼奥他们帆船、手下以及大炮、枪支，作为代价，要求安东尼奥出让手上商品的三分之一。安东尼奥“向圣福音书起誓一定实行，并且马上签署了带有签名的文件。现场有十到十二名廉洁正直的人见证。按照合同，他们两个人都进入了五里以外（约25公里）的阿纳伊河，在那里向当地城镇司令官的官员送了100克鲁扎多的贿赂，悉数备好了所有必需的物资”。

之后，安东尼奥一行人听从庞江的忠告，在福建的（漳州？）停泊，在那里从来自巽他（Sunda）、马六甲、帝汶岛（Timor）、北大年的葡萄牙人那里收集关于里斯本的情报。因为当时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谣言：中国的皇帝称“新近了解到葡萄牙人并不是以前所听闻的那样诚实与和平，所以不希望葡萄牙人在本国停留。并且为了逮捕在里斯本居住的葡萄牙人，烧毁他们的船只和村落，奉皇帝之命一支载有十万士兵、共四百艘中式帆船组成的船队来到双屿港”。情报收集的结果是，他们知道中国的官兵去往别的方向，于是安东尼奥扬帆前往双屿港。

从这个可能发生的故事中可以读出许多信息。首先，葡萄牙贸易商在参与东欧亚贸易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什么资本。他们或进行海盗活动，或者被中国海商雇佣，或者接受中国商人的投资，从中获得收购商品的资金。1540年以前他们来往于东南亚和东亚之间，以后则来往于日本与中国之间谋利。这一点与西班牙势力获得美洲大陆产的白银以后才加入到与中国的贸易，两者完全不同。

中国人船长庞江是活跃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商人，同时也是一名海盗。在海禁政策下，他没法在中国国内设置据点，把妻儿安置在东南亚的港口城市，接受当地统治者的惯例。他的帆船被大炮等武器武装起来，船上的葡萄牙人也成为一种武力。据此可以推测，来到种子岛上传播枪支的船，应该是由与此相同的人员构成。他们根据海商的状况抢劫其他船只，或者相互交涉。他们告诉葡萄牙人可以停泊的港口，在陆地上介入当地官员与葡萄牙人之间，担任谈判的角色。

传教士的加入

16世纪中叶，抱着传播福音使命的传教士继怀揣一攫千金梦想的冒险商人之后，竞相奔赴东欧亚的海洋。据《东洋遍历记》记载，平托随从武士弥次郎从日本返回马六甲，把他引见给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Xavier）。

简单整理一下沙勿略的足迹。他出生于西班牙和法国国境附近的纳瓦尔王国，是当地沙勿略城主的儿子。他与罗耀拉（lgnacio de Loyola）一起致力于耶稣会的创建。受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之命立志传教，1542年结束了在印度以果阿邦为中心的活动之后，转而前往马六甲，就在这时遇到了弥次郎，从而了解到在日本传教的可行性。他决定到日本传教，于是在1549年乘中式帆船抵达鹿儿岛。在日本待了两年三个月后，回到果阿邦，立志在中国传教。1552年，他为了在中国传教，来到广东港外上川岛，但没有获准入境，却由于染上疟疾突然在当地病逝。他的遗体被送往果阿邦埋葬。

61 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　沙勿略，西班牙传教士（1506—1552）。耶稣会开创者之一，也是他第一次把基督教传到了日本。

据平托写给耶稣会的信函记述，平托借给沙勿略在日本活动的资金，建起了日本第一座教堂。在运送沙勿略遗体从马六甲前往果阿邦的船上，平托触摸到神父的遗体心生感悟，最后也成为耶稣会的修炼士，捐赠了大部分财产。他还提供资金给继承沙勿略的遗志来到日本传教的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作为他的旅费。自己则作为副王的使者也来到日本。这不是他的夸大其词，的确可以通过其他史料来证明。

从平托与沙勿略的关系可以看出，传教士们曾利用冒险商人在东欧亚构筑的网络收集情报，试探传教的可能性。另外传教所必需的资金也是从冒险商人那里或借贷或捐赠筹集起来的。这是因为冒险商人希望通过捐赠，能够对自己在积累财富过程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赎罪，以求精神上的安宁。

派传教士到东欧亚的修道会不单只有耶稣会。1548年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生于潘普洛纳，著有《中国志》一书）从里斯本出发前往果阿邦，1554年转移到马六甲，1555年尝试在柬埔寨传教遭遇失败，在那里他通过葡萄牙人的圈子获悉在中国还有传教的空间。

1556年他来到澳门西部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浪白澳，在那里开始在街头巷尾向中国人传教。但是在那里传教的成效也不大，于是1557年从中国撤退返回马六甲。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官僚监督森严的中国，难以向百姓传教让其改变信仰，必须先让朝廷接受传教士，非从社会上层开始渗透不可。

这种感觉或许是当时所有传教士的同感。第一位实现这一梦想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利玛窦。此人生于意大利，1582年来到澳门，1601年才最终得到在明朝首都北京的永久居住权。关于这一人物将在第七章中详细叙述。

贸易港口澳门的形成

嘉靖二十七年（1548），双屿港的毁灭对葡萄牙贸易商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机。葡萄牙人眼中看到的对走私贸易取缔的过程，全都详细记述在传教士克鲁斯的《中国志》中。失去了在江南沿海的据点，葡萄牙人一边在长崎设置据点，同时也选择了靠近广州的澳门作为中国的据点。

62 1630年左右描绘澳门的画

这里有陆地与沙滩连接的澳门半岛，南部海上有凼仔岛、路环岛。由于填海造田工程的发展，现在两个岛已经变成一个。它们环绕的水域名叫十字门，半岛西南面，现在珠海市南水镇处的海叫做浪白澳，都是远洋轮船停泊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澳门半岛属于广东省香山县，只有两个渔村。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的船只触礁，称贡奉朝廷的商品全部浸湿，要求上岸弄干，于是向中国管理部门海道副使汪柏行贿，在半岛登陆。嘉靖三十六年，官员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批准建设一块暂留地。这就是一些历史年表等所记录的“1557年，葡萄牙获得澳门居住权”的详细过程。这种强硬的态度恐怕只有冒险商人才能干得出来。

葡萄牙人建起房屋和城堡，修建三巴门、水坑门和新开门以示区别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居住区。1563年在澳门的葡萄牙居住人口达900人之多。万历元年（1573），明朝正式批准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作为补偿，要求葡萄牙每年上缴地租500两。万历二年，明朝政府在连接半岛与陆地的沙滩上开设关口并配置官兵，监视往来的葡萄牙人。由于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规定只许在开门的时间内与当地居民进行粮食等贸易。

葡萄牙人往东方发展之时，他们的船队长被称作司令（Capit?o-mór），后来被用作对侨民首领的称呼。1556年中日贸易船队司令被赋予澳门统治者的地位。到了16世纪后半期，澳门统治者的船队司令一职变得可以通过竞拍来获得。

船队司令作为贸易负责人到长崎以后，澳门就失去了统治者。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有势力的商人在政府内掌握权力，同时耶稣会的传教士也在澳门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作用。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623年。16世纪的澳门就是冒险商人与传教士两种势力联手的空间。

第六章 社会秩序的变容——十六世纪Ⅱ

地域社会的形成

山区的流民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有一位官员前往江西省南部地区赴任。他的名字叫王守仁，号阳明，赴任的地方坐落在与福建、广东、湖南相连的山区之中。那里群山郁郁葱葱，被常青阔叶树林覆盖。王守仁的任务是取缔该地区频频发生的土匪之乱，恢复治安。

户制是洪武年间（14世纪后半）朱元璋制定、永乐年间（15世纪前半）朱棣充分使用的一项制度。该制度从15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异常，表现出自然瓦解之势。因为一旦有不堪忍受国家重负而出逃的人，剩下的负担就要由其他人来承担。日益沉重的负担进一步催生了破产户的出现，使得逃亡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方面对徭役制度也进行了部分改革，但却无法整顿已经开始出现瓦解的制度。

63 王阳明与其字　王守仁（1472—1529），明代中期学者、政治家。开创了不同于朱子学的阳明学。左图为王阳明的书法：“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右图为其画像

国家无法通过户制直接组织劳力，就通过白银代缴。在货币经济半强制性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有一些通过买卖成功而暴富的人，他们收购了别人的耕地变身为地主。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因经营失败而丢掉财产、家庭，甚至自己生活来源的人。于是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开始离开自己户籍登记所在地，四处流动。

脱离户籍的人总体来说有三个去处。

一是出海。那些从事制盐的人脱离灶户后投身海洋。有一部分人做了海盗，专门抢劫船只，也有一些人去投奔刚刚兴起的海商。

二是长江下游三角洲或者首都圈附近新兴的城市。他们成为手工业者、港湾工人或者是搬运工，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还有不少人参加私盐的买卖。

第三个去处就是帝国难以控制的各省边界的山区。

他们定居山区，努力开荒。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常出现与当地居民的纠纷。这些流民为了自卫，把自己武装起来，其中有些人成为抢劫近邻的土匪。当他们在山中筑起城寨以抵抗官方的取缔时，朝廷便再也按捺不住了。王守仁将要到任的江西省南部山区,正是那些流民聚集的地方之一，也是朝廷感到格外棘手的地方。

王曾经对这个地区有过如下一段描述：

照得抚属地方，界连四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山溪峻险，林木茂深，盗贼潜处其间，不时出没剽劫；东追（越省）则西窜，南捕（越省）则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调观望，不肯协力追剿；遂至延蔓日多。（《王阳明全集》公移《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

王守仁赴任的前一年，也就是正德十一年八月，他被授予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一职，受命负责维持江西省南部至福建省山区治安，巡抚南赣汀漳等地。都察院是中央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考核官员行政，其长官为都御史。都御史拥有弹劾官员的权力，按级别大小分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御史（正三品）还有王守仁所任的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等。所谓南赣，指的是江西省南部的南安府与赣州府，汀漳指的是福建省西南部的汀州府与漳州府。巡抚是巡视多个县区、负责维持治安的官职。

从任命到就任，其间经过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王守仁收集了将要管辖地区的一些资料，制定策略以对付在山区筑寨进行抵抗的流民。对王守仁来说，南方的这块山区就是他把自己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个舞台。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他来到了任命地。就任之初，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八，王守仁派兵与土匪交战，不但斩了他们的头目，还烧了他们在山区建起的房屋。这种扫荡一直持续到三月份，基本控制了整个山区。

秩序再生的过程

王守仁真正发挥其本领是在平乱后对地区秩序的重建过程。按照王的分析，省边境山区的土匪激增原因在于行政的不完善（《王阳明全集》奏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

深受土匪之苦的当地居民，先是仰仗行政机关的威令诉诸当地政府，但政府却没有给出任何对策，一味放任事态的发展。当土匪们得知政府与当地居民并非同一立场之后变得愈发猖獗。百姓们深感再也无法指望政府，无奈之下只能顺从土匪。平常他们要为了服徭役而外出干活、从事搬运物资，深受繁役之苦，与土匪为伍后反而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奖赏，所以入伙土匪比起留在户籍中要实惠得多。因此，不但有人加入土匪队伍中进行战斗，还有人帮土匪们指路、收集情报。

相反，镇压土匪的正规军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所以士气渐衰，从接到出勤令到实际集合，有时甚至需要花费十天时间。土匪们利用这一时间空挡逃跑并躲藏起来。官兵一旦与土匪相持，完全是“赶羊群击猛虎”的状态，丝毫起不到维持治安的作用。

64 王阳明任职地

代替他们的是被称作狼兵的雇佣部队。雇佣部队的大部分士兵为居住在华南、广西一带的壮族人。他们虽然勇猛、果敢，受到社会公认，但往往会顺手抢劫。因此被喻作“狼”。狼兵的起源可追溯到永乐年间，随着军户制中卫所制度逐渐失效，狼兵从明朝中期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军役中。由于是雇佣兵，所以征兵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并且无法令其长期驻扎。土匪们也深知这一弱点，狼兵来时即逃入深山，狼兵撤了就再次出现，如此反复。

为解决当前的情况，王守仁想出了以当地百姓为主力的对策。他从百姓中挑选了2000多名精锐进行训练，以维持治安。第二年，即正德十三年（1518）这些民兵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土匪们最大的据点是一处叫做浰头的天然要塞，在广东省与江西省交界的九连山深处。王守仁动用这群临时编成的民兵进攻此地，终于在军费不足的情况下利用较短的时间成功破获土匪（《王阳明全集》奏疏《浰头捷音疏》） 。

为何民兵会奏奇效？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如王自己所指出的，他给任命的军职以提督的权限，责任与赏罚并用。不过，王阳明任职仅两年就平定了山中土匪，原因绝不只是因制度那么简单。

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王守仁的措施为地方百姓打开了参与恢复乡邻秩序的大门，所以以前那些不得不入伙土匪的人又重新站回帝国一方。而那些自认颇有两下子的青壮年，也认识到与其投身匪窝，不如加入民兵接受犒赏更为有利。于是土匪们获得人手的途径被大大削弱，更失去了收集情报的关系网。这样山里的土匪们就被周围的地方社会所孤立，最后败给了几乎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民兵。

对策产生的思想背景

在向浰头发起进攻前，王守仁曾于正德十二年五月向匪首递送《告谕浰头巢贼》，文中王守仁写道：“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该文晓之以情，的确有可能令匪投降。不过，王守仁对投降的人给予“新民”的身份，努力让他们融入地方社会，并体谅他们曾经为匪的难处。王守仁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人的内心拥有接受秩序管理的能力，他依据的道理是无论何种境遇的人，心中都有其看重的秩序。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也曾考中状元当过高官。弘治十二年（1499），即接近15世纪尾声的时候，王守仁考中进士。性格上，他原本就喜欢对事物追根溯源，正如其友人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上所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他所关心的领域遍及武术、文学、道教等，但依然不能满足，而是几经反复于思想的游历中。

1505年皇帝朱厚照（武宗，正德帝）开始重用宦官，从此官员们开始了弹劾宦官的运动。王守仁也被卷入这场动乱而入狱，遭贬至贵州省龙场作驿丞（驿站长），正德三年（1508）他37岁的时候到任。

在少数民族占当地人口总数大半的这块土地上，他的随从们一个接一个地病倒，王守仁自己忙于砍柴、打水，煮粥给他们喝，偶尔唱唱故乡的小曲，讲讲笑话，不至于使自己的精神崩溃。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道何？”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之者，不觉呼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次转机被称作“龙场顿悟”，宣告阳明学的诞生，从而成为儒学发展的转折点。

儒学原本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正确认识尊卑、老幼等秩序，并且要求按照这种秩序进行行动的思想。宋代儒学以“理”这一概念为核心，试图对秩序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普遍性、法规性地整理。到宋学大家朱熹，他假想出贯穿人类行为与宇宙之间的秩序，并将之称为理。

朱子学认为通过穷尽各种现象中存在的理，就可以掌握贯穿从宇宙到自身的理。能够掌握这种理的人被赋予能够教导他人之希望。负责教育尚未明理的人的职责就被分配给兼备时间上、经济上宽裕又有能力去阅读古典考察事物的士大夫。也就是说每天忙于生计无法分身追究理的人们被置于受士大夫教育、引导的位置。

明初创造了礼之帝国框架的宋濂等义塾的老先生们，将朱子学的思想置于帝国的基干。选择士大夫的考试科举按照朱子学进行，通过考试虽然只是形式上但却证明掌握了理的官员们，从外部赋予人民应该遵守的秩序。按照里甲制，里老人把朱元璋制定的六谕传达给每个人，担负起整顿秩序的职责。但是户制瓦解的同时社会随之变得流动化，如何重整秩序成为时代的课题。这时就出现了王守仁开创的阳明学。

王守仁断言“心即理”也就是“心中自有理在”，从而把形成秩序的职责从士大夫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成功地将其扩展至埋头于生计的人们。但是，这件事是否应该放在自我意识的确立这个近代框架中来理解呢？王守仁在讲述“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顶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时，包含有明显的期盼，希望人们能够自发地形成忠孝这种顺序的秩序。

在劝降土匪之时，王守仁拿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比喻。肉亲之间的感情，在“心即理”的口号下演绎成帝国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兼备了维持体制的一面。

从里老人到乡约

平定土匪以后，王守仁开始开展基于他思想之上的政策。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南赣乡约》。所谓乡约就是农村的规约，同时也是共享这一规约的社会组织。投降后的土匪，作为“新民”重新编入当地社会，因此王守仁创造了一套制定规约的手册。这就是《南赣乡约》，此后成为各地编制乡约的范本。虽然乡约起源于宋代的《吕氏乡约》（1076），但它在明代得以重新兴起则归功于王守仁。

乡里的人民自发编成乡约，推有德之人为约长，制定成员名单。同一乡约的成员于每月满月之日参加集会，奖励明善，如果某人做了善事，在开会时当众表扬；同时也鼓励行恶要坦白自首，催生善心。要求从外地进来已经成为良民的新民，不准再怀前仇。约长等有责任保证不发生骚乱。新民因带有善心所以其罪可恕。要改过自新，要勤耕勤织、平买平卖，如踵前非，则送官严惩。除此以外，《南赣乡约》还详细记述了集会的程序等内容。

王守仁提出的乡约范本在里甲制度已经松弛、通过里老人建立秩序比较困难的地区被广泛接受。位于徽州盆地的祁门县，自明朝初期开始，里老人在解决山地使用问题、禁止无序砍伐问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这种作用已经下降。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开始结成乡约。下面介绍的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制定的一份乡约。

徽州乡约

这个乡约把七个村落的家庭编成12个组，分别任命一名叫做“甲总”的责任人。并规定每个组制作12本名册，由12名甲总分别保管所有组的名册。

规约第一条是，参加乡约的家庭从大人到孩子，每人都在众人面前领一根标有号码的扁担，如果扁担损坏，就要从该家庭所有的山上采伐木料以制作新的扁担，再向所属甲总申请登记相同的号码。如果扁担上没有登记号码，则视为盗窃木材处罚。

在中国，搬运木柴或者圆木都用扁担。普通男子可以把约90公斤重的木柴分担两头挑在肩上。另外一只肩膀上放着棍子，靠脖子后面与扁担交叉以分散重量。如果挑担的肩膀感到麻了，把扁担撑起让它转个方向，通过脖颈换到另外一个肩膀上。休息的时候扁担也不放下，用木棍撑起扁担，一边保持平衡一边站着休息。

从规约中可以推测，扁担的号码与居民在名册上是对应的，且如果在山上巡逻时发现可疑人物，就会上前调查肩上的扁担。如果是属于乡约的人，扁担上刻着号码，那么即便是任何一个小组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核对上。如果属于不法砍伐贩运木材，则马上就能判定此人是违反者。所以扁担也是进山许可证。

根据规约，从自家山上砍伐木材搭建瓜棚等时候，也要事先向甲总报备，如果检查的时候发现使用了来历不明的木材，就要受到处罚。销售木材的商店，除了必须购买的加工木材或者是篱笆，圆木、松树或者杉树苗都是不准采购的货品。如果违反，买卖双方都要遭受处罚。最后的规约写着每年召开四次集会，违反者令其交罚金，并记在名册上，把没收来的木材等储藏起来，以备有事时候用。

这一乡约报到了县政府。县里把它贴到人头聚集的场所或者集市人们交易的地方，以广作宣传。这一乡约制定了具体的规约，且定期召开集会，还获得了县政府的支援，因此得以维持下来。

中岛乐章考察了徽州契约书的变迁和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化，其研究称，自隆庆年间（1567—1572）以来，以万历初年（1573年左右）为界，在徽州，乡约等逐渐代替了里老人制，开始担负起处理纠纷的责任。这一趋向在进入17世纪以后越发显著，并延续至清朝统治时期。

税粮与徭役的银纳化

乡约在1570年前后得以普及，其背后与税制的合理化有很深的关系。里甲制中编入民户的人们被要求向国家缴纳粮食等实物作为税粮，提供劳力作为徭役。前面已经讲到，15世纪中叶以后，税粮与徭役的银纳化已经展开。

徭役中最先银纳化的部分是杂役，即到遥远的地方参加堤防建设等国家建设工程。国家把这种徭役换成白银征收，用这部分钱在工程当地雇用劳力，比从外地强制征集农民等有效。16世纪上半期，杂役几乎全部银纳化。税粮从15世纪中叶开始逐渐银纳化，换折成的白银被称作金花银。到16世纪中叶，大量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更加速了银纳化进程。随着折算白银缴纳征税成为几乎所有税粮项目的普遍做法，徭役中除里甲正役的一部分—该部分关系到当地基础生产的修建—也全都折换成白银缴纳。

徭役与税粮的银纳化，各自呈阶段性发展。虽然来源各不相同，但拿到手里的白银却是一样的。既然如此，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不再分开缴纳，而是合起来全部缴清，如此省去了很多手续。地方上首先引进了“自封投柜法”。这一纳税方法是纳税人向县府管理的“柜”（结实的木箱）中投进用纸包好的白银。

纳银合理化进一步发展以后，出现了一条鞭法征税法。这是一种以县为单位，用白银价格把徭役与税粮合起来计算，摊到县里所有的丁（有徭役义务的成年男子）与赋中，一并向纳税人征收。这一改革使得县级行政机关征税变成对国家负责，作为一县之长的知县所负任务重大。一条鞭法首先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在浙江省施行，16世纪后半期才逐渐普及到全中国。

一条鞭法的引进，是推进税制合理化的官员们没预想到的事情，却给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在一条鞭法施行以前的体系中，向国家缴纳大米、小麦等税粮，履行徭役，从事国家指定劳动的是里甲。这种情况下，县级行政官的作用属辅助性质，主要负责监督管辖区域的里甲是否顺利地履行义务。里甲不能良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负责帮助清除障碍，仅此而已。里甲内部实行轮番制。里甲承担实际业务，里老人遵照国家六谕，解决里中的纠纷，维护礼的秩序。里长为了履行国家赋予的责任，组织里甲正役范畴的劳动义务，进行疏浚水路、修筑堤坝、修整耕地等活动，以保证生产基础。

一条鞭法施行以后，这一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不再通过里甲，而是把折算成白银的税粮、徭役直接交给县衙门。向国家负责征收税金的重任已经不再是里长，而变成了县的长官知县。知县必须从管辖区域征收税金。若水旱灾频发，征税困难，责任要由知县负担。为了平稳地、不出现重大过失完成任期，需要自己率先整备生产基础。

学习中国的水利史，能够发现有非常丰富的史料介绍了16世纪后半期以后突然变得具体而详细的水利事业相关情况。这并不能解释成从这一时期开始水利事业突然兴盛，而是因为事业的主体转移到行政长官，所以相关记录被保存在公家机关而被地方志等采用登载。从百姓来看，就是保障自己生活的各项事业转变成由县级行政掌管。

65 征税责任的变化

县级行政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增加以后，向县行政提意见，代表地区内各利害关系的人的存在就变得重要起来。明朝时候，为了防止地方官与当地有权势的人相勾结从事不法行为，实行回避制，不让官员到出生地赴任，而且由于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也容易滋生腐败，所以知县等的任期一般为三年。

许多地方官对所任地方不熟悉。因此县行政需要对当地情况熟悉的人。这些人在县这一地方社会与县行政之间充当中间人，16世纪以后地位愈发明显的人乃是以县为基础的地方精英，史料中将这一社会阶层记载为乡绅。

合县公议

话题再次回到江西省山区。从王守仁赴任的地方往北，有一处叫做九岭山的地方。在江西与湖南省界附近，海拔1445米高的石花尖的周围是一片海拔1000米左右呈棱线丘陵。史书上说，九岭山原本不是无人山，明朝初期，有四个姓氏的人家住在这里，他们被编成六户，耕种100多顷田地。单纯换算耕地面积，就是600公顷。如果说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仅由六家人来耕种，有点天方夜谭。很有可能说是六户，但不意味着就是六家人，每一户都应该是一个同宗族的群体。

那里“向多闽人种靛，搭棚以居。还有饥民汇合，有蚕食附近村庄之势” （陈泰来，《东郊破贼纪略》，同治《新昌县志》） 。来自福建的移民成为开端，自此，许多的外地人流入进来。这些人生活在“棚”，也就是在木架的棚上搭上草席的一种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屋，因此被称作“棚民”。

万历二年（1574）潜入此地的李大銮把棚民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势力不断扩大，一直持续了多年。起义被镇压后，王朝政府认识到因为此山为官府力量难以企及之地，所以才成为叛乱的起点。于是政府清退了当地的居民，派士兵驻扎，禁止进山。从此开始实施封禁政策，禁止在山上居住和开发。也就是在手续上把有关山地内部土地的各项权利给取消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土地国有化了。

这些耕地虽然被取消，但税额却分文不减。因为明朝税制改变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原额主义原则。所以封禁政策把原本属于山地居民负担的税粮均摊到整个县的耕地，是强迫当地土地所有者忍受痛苦的一项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行，需要获得地方精英（史料中记载为“绅士”等）的支持。因此，可以推测封禁不是由政府出面强制实行，而是获得了九岭山附近县的地方精英的保障与支持。即便是同时身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精英，他们也认为有必要维持地方社会的治安，对外地流入的人口抱有警戒心，所以也是支持封禁的。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隆庆、万历年间（1570年前后），贼寇占据险要地形，危害两省（江西省和湖南省），极难肃清。因此（镇压棚民叛乱后）经合县公议，令山中居民搬出，全县均摊山中耕地之税粮，立石碑，永远不准进山，违反者必惩。此举乃是预防灾难、叛乱者之方法。若非持禁令终结叛乱，山中居民何以接受弃业搬出之条件。全县里递（村领导）何以甘受税负。

乡绅们从有必要支持知县发挥作用这一立场出发，讨论全县的利害，造成社会舆论，从上往下探索秩序的编制。村庄的里递们分别在自己的乡里率先编制乡约，进行从下往上构建秩序的尝试。县级行政长官也支持这些行动。农村的居民逐渐明白自己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创造秩序的动机，他们参照王守仁乡约范本，在应对户制瓦解、社会开始出现流动化的过程中，从16到17世纪，自律式的地方社会正在中国各地酝酿而生。

中央政府与地方官

随着户制的瓦解，地方官的作用开始加重，所以出现了地方社会拉拢当地官员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表现出控制地方赴任官员的倾向。换言之，在地方官问题上，地方社会与中央政府形成了对立局面。表现在政治上，一方希望通过官员把地方社会的言论反映到中央政治，而另一方则通过严格执行对官员的业绩评定，以保证中央政策在地方贯彻执行。

中央政府内部，担任制定统治地方社会政策的是内阁大学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确立皇帝的独裁体制而废除宰相，改六部直属皇帝。但是皇帝一人掌握全国的所有情况，并对此做出判断和裁决几乎是不可能的。靖难之役中，成为皇帝的朱棣，身边没有正规的官僚机构，所以必须有人在旁辅佐他。1402年，朱棣即位不久，就设立了内阁大学士一职，作为皇帝的秘书，甚至让其参与到一些机密案件中。

不过内阁大学士最初的官位不高，其身份完全通过皇帝个人的信任来维持。这一点不同于明朝初期的宰相，那时候宰相获得官僚机构的保证，有时不会按照皇帝的意思行动。明朝中期，连续出现几任年幼且不热心政务的皇帝之后，内阁大学士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大学士之首的首辅掌握的实权甚至可以压制六部尚书。

隆庆六年（1572），朱翊钧年仅十岁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明神宗、万历帝。这名年幼皇帝的老师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万历元年（1573）被任命为首辅。张居正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把内阁进行的官员政务考核规定为制度。这项被称作考成法的新制度，规定对于皇帝批准的事情，按照问题的紧急程度与地方状况，设定期限于月末检查。如果地方官的执行存在延迟，最后要由内阁揭发评审。也就是说通过赋予原本只是皇帝秘书的内阁以政务考核的权限，让身为内阁之首的内阁大学士首辅站到了官僚机构的顶点。年幼的皇帝批准了张的提案。

制度上处于官僚机构顶点的张居正，用高压的态度推行中央控制地方的政策。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调整能够切实保证财政收入的举措。万历六年，张居正赶走了在政务考核中不合格的地方官，开始在全国范围丈量农地。如果发现没有登录的农地，使国家掌握的农地扩大，那么财政收入就会切实增加。通过丈量，登记在册的农地实际面积增加了30%。这一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及。这是因为税收已经不再以失去户实体的单位来征收，政府逐步掌握课税对象的农地面积以后，就具备了切实执行征税的条件。

但是考成法也存在弊病。它内含征收税粮的责任，如果不能按照票额面征收到税金，就会被降薪。这样一来，即使是因为天气异常地方百姓凄苦，地方官也会毫不顾及继续征税。为了维持治安，设置了犯人的定额，逮捕多少犯人、处死多少犯人都成为政务考核的内容，所以地方官把一些无辜的百姓当做嫌疑犯抓起来，进行残酷审讯，强行要求自首，最后作为罪犯处死。站在地方社会立场上的官员强烈反对张居正这种独断专行的政策。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以儒学为国家根本的明朝，为了表示对父亲尽孝，官员们都有离职回乡服丧的义务。张居正的地位，规定他有二十七个月的离职时间。但是他害怕丧失实权，因此在朝廷内部活动，让皇帝下令为了国家不准离职，即不批准服丧的“夺情”。这一处置在官员中引发起争论。一部分官员趋炎附势，巴结张居正表示赞同，另一部分官员则希望趁此机会逼张居正下台，主张官员应该作为人民的表率服丧，对“夺情”处置表示不满。

有一种刑罚叫做廷杖，即皇帝可以用棍棒任意痛打官员。如果手下不留情，甚至还有可能要人的命。张居正对那些批评夺情的五位官员施以廷杖。所以说从事态的演变我们可以了解，张居正依仗皇帝的个人信任，掌握了独断专行的权力。

在地方官问题上，内阁大学士与地方社会的斗争在张居正死后，即万历十年之后依然存在，17世纪更发展成为将政界一分为二的派系斗争。后续发展将在下一章展开。

士农工商的瓦解

农村手工业的展开

税制合理化并非仅仅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棉布生产为例，长江下游三角洲以水乡闻名，它的东部属于微高地，在长江的冲积下形成三角洲。据说海潮卷起的泥沙造成了这种微高地。照现在的地名来说，就是指从嘉定经上海到松江这一带。由于排水良好，再加上靠近海岸，所以土壤中含有盐分，因此这一带不适合水田耕作，明朝时候盛行种植相对抗盐分较强的棉花。

棉布的原材料棉花（学名：Gossypium），原产地是印度，由东往西传播。棉花的种子传入中国是在10世纪，当时据说是作观赏用的。往西传播的路径，则是经西亚进入非洲。传到东方的棉花，纤维较粗，所以织出来的棉花比较厚，广泛应用于工作服或者是冬天的衣料。而传到西方的棉花纤维较长，棉布较薄，所以广泛用作内衣原材料。棉布是大大改变世界历史的物产之一。但是，需要记住的是,它作为商品的特性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却大相径庭。

棉花进入中国之后，在华南广泛种植，而棉纺织技术也发展起来。有传说称，13世纪末，一位叫作黄道婆的女子从海南岛移居到名叫乌泥泾的微高地。她把种子从棉花上取下来，带来了纺线的工具和手艺。人们争相学习，黄道婆也热心教授，所以乌泥泾成为举世闻名的高级棉布生产地，人们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棉布生产的技术与棉花一样也是从印度传来，跨越大海，经东南亚进入华南。它的先进技术应该是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传播到长江下游三角洲的。

66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棉花种植

宣德八年（1433），在松江等地，耕地税可以按照一定的比率换算成棉布缴纳。于是生产棉布成为农村的主要产业，棉花种植也扩大起来。国家为了确保士兵用的衣料，需要大量均质的棉布。如果直接从田家征收棉布，很难保证质量的统一。据史料称，弘治十七年（1504）朝廷开始把棉布换算成白银征收，然后再用这部分银子购买质量相同的棉布。

67 明朝农村　中间的那幅图画的是叫做龙骨车的提水工具（ 出自《天工开物》）

从棉花种植到织成棉布，需要几道工序。秋天收获的棉花，首先要把它加工成皮棉，即用轧车把棉籽和棉纤维分开，然后干燥处理。之后把经过干燥处理过的皮棉卷在竹子上，形成一个筒状，从一个方向一边散开一边架在纺车上纺成线。用脚踩车，用一只手同时织三至五根线。经纱上浆后，干燥了就放在织布机上，然后用没有上浆的纬纱织成布。16世纪，每一道工序开始由不同的田家承担。换言之，就是种植棉花的田家把棉花拿到市场上去，卖给负责加工皮棉的田家。皮袄经剔除棉籽并经过干燥处理后到市场上卖给纺纱的田家。由买纱生产棉布的田家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市镇的丛生

16世纪初的史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正德《松江府志》）

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知道，田家往返于市镇之间，负责纺织各道工序，主要的劳动力是农妇，为了缴纳沉重的税务，必须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若非如此，生计就没有着落。

纺织工序有时随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海盐县由于棉花生产量不够，所以田家购买从松江运来的棉花纺纱，然后把生产出来的纱再运到松江。松江地区有一些来自稍远地方的“棉纱船”专门负责搬运纱。

农民在市场上卖棉布也不是一般的辛劳。16世纪中叶有一首题为《布赋》的诗：

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援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买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 （徐献忠《布赋》，崇祯《松江府志》）

68 纺织图　出自《18—19世纪羊城风物》，上海古籍出版社

买卖棉花和棉布的市场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老店铺林立的镇。每当棉花收获的秋季，天还没亮，各地的镇上已经开市，许多牙行（中间人）拿着秤等待买者和卖者的到来。他们对棉花的质量进行鉴定，然后称重，在两者之间做成买卖，以收取手续费。有的时候碰上棉花的价格低，他们就大量买入，然后等待涨价时再伺机卖出。要成为牙行，需要获得官府的批准。

上海附近的朱家镇是棉布的交易中心，16世纪的时候迅速发展，成为巨镇。那里的布庄，即大型的棉布批发店鳞次栉比，与外地来的商人进行交易。过来收购棉布的商人主要是一些以北京等处为基地的北方商人，也就是山西商人。在棉布方面，上一章提到的新安商人也较之逊色。山西商人在棉布交易方面表现活跃的原因有几个：一是提供棉布给北京富裕家庭和西北边境的军队；一是运入山东产的棉花后，在回去的路上顺道采购棉布；等等。新安商人从事针对长江中游和华南地区的贸易，主要收购一些用作工作服的低级产品。

除了棉布以外，16世纪在手工业发达的太湖周边，种桑、养蚕、纺纱等各道纺织品工序在农村发展起来。但是这些手工业，一方面成为朝廷推进税制合理化的契机，同时它也是受海外白银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经常处于被动一方，他们不过是为了获得银纳税收所必需的货币而被卷进手工业中。物资从农村转向城市。这条道路绝不是平坦的。

无赖一职

16世纪后半期，在嘉定县，每到棉花进入市场的时节，做中间人的牙行就雇佣许多“少年”充当手下，日出之前就点着灯笼召集担着棉花来的农民。如果有农民犹豫该往哪个地方走，他们就领着到处绕，有些农民甚至丢掉了好容易运来的货物。史料中作为少年出场的就是所谓的无赖。

在秩序发生变化的时代，出现了一些不去干士农工商等传统职业等正事，而是通过暴力手段谋生的人。16世纪上半期，在原籍犯了事跑出来的无赖，大量寄宿在农村的富豪之家。吴县有一位在农村拥有府宅的大地主朱津。他一边扩大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一边扩大与县里贤者的交际圈，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此人似是一个侠义之人，并且喜欢赌博。少年以及食客仰慕他的为人，常常聚集在他那里。一旦有事，这些无赖必定发挥作用。

16世纪后半期，大部分家住农村的大地主都搬到县政府所在的街上居住。这是因为一条鞭法等税制的改革，使他们必须与知县保持密切的交流，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到县行政上去，才能实现比较有利的经营。相比定居农村指导周围百姓，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用地租收益投资商业以获得利润方面，这样一来住在城市总会有利一些。

富豪从农村消失以后，无赖也就没有了去处。因为富豪们的安全开始由官府守卫，城市富豪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家里养一群打架斗殴的人了。

没有去处的无赖自己编成帮派，从事各种工作。在杭州，从万历初年（1570年左右）开始，少年之间互比勇敢，帮派也从10人发展成100人。像这种帮派，数量不下300个。一个帮派中，有的人善于计划，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笔头功夫强，根据各自的特长，他们分别担任不同的工作。一旦有事发生，帮派成员聚集起来抓人抢钱，或者把死在路上的人的尸体搬到住在城市的有钱人家里，要求拿钱摆平，恶行不断。他们把通过这种手段获得的金钱用来吃吃喝喝（支大纶，《支华平先生集·送巡按督鹾孙浒西序》） 。组织这些帮派的城市无赖，在当时被称作“打行”。“打”就是用暴力，“行”就是帮派的意思。

组织起来的无赖们没有获得批准就擅自冒充牙行，当农民挑着棉花或棉布来到集市，就故意捣乱，强行砍价。他们或者等候在从乡下往城里的路上，抢劫农民的货物，留话“到某某店铺拿钱”。设法过去一看，等到日落时分结果只拿到一半的价钱，不少农民只能空手哭着回家（崇祯，《太仓州志》） 。

打行的活动目的就是拿钱生活。只要出钱，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可以雇佣打行。比如建造坟墓的时候，一家认为有损风水不愿他人建造，而另一家却执意要造，于是双方各自雇佣打行。还有，男方结婚时拿不出高额的彩礼，于是雇佣打行闯入女方娘家，抢夺新娘成亲。当然还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经常会雇佣打行去做一些他们无法公开而又要强制实施的事情。这些打行就是随着白银流入发展起来的货币经济的鬼子。

市人与民变

16世纪下半期，正是城市兴起的时候。苏州、杭州这两个通过海商出口丝织品的城市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来自海外的白银追溯物资走势，涌向中国的各个城市。福建沿海地区的福州、大运河的要塞扬州、山东省的临清等地，人口激增，城市街道得到整修，诞生了繁华街区。

农村人涌入逐渐扩大的城市，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些人加入打行，有些人在纺织作坊工作，有些人在港口搬运装卸货物，以获取每日的口粮。一些人积攒了一些资本以后转而成为经营者。还有一些人当私塾教师，靠教街上的孩子们读书养家糊口。那些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生员中，也有很多人来到城市生活。这些各种行业、阶层的人在当时被称作市人或市民。

从16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开始，市人们为了解决城市固有的问题团结起来。市人运动得不到官府的接受，发展成暴动，被称作民变。接下来的例子是1570至1580年间发生在杭州的市人运动。

当时，杭州的官府向城市居民征收劳役从事修缮等工作，给市人造成很大负担。16世纪中叶，征收间架税，即以房屋的间数和横梁数作为课税的标准，雇佣无业游民服劳役。但是夜里在栅门值班和巡逻等夫役还是要由市人承担。在此顺便解释一下栅门的意思，即从“巷”（胡同）出大路设置的大门，日落时分需要关门。

要求减轻间架税负担，取消夜间巡逻劳役的运动，在私塾教师丁仕卿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丁仕卿作为知识分子，把市人的要求整理为《省城内外夫宿免役录》，向官府提出申请。经历了许多艰辛后，他们最终获得胜利，并把这一成果刻在了石碑上。但是数年后，当劳役制度再次实行以后，丁仕卿虽然重新请愿，但却没有被官府接受，反而被抓起来，带上枷锁街头示众。造成违背丁的请愿，害他被抓的是那些想从逃避劳役的人手中收取钱财充当调停角色的乡绅。

事已至此，万历十年（1582）市人们举行起义，抢回丁仕卿，并烧掉了那位充当幕后黑手的乡绅的宅邸，拆毁了栅门。杭州的作坊特别多，从第三章中介绍的明初“织工对”也可看出，日落之后劳动者依然工作，所以夜间锁栅门实在是极为不便的事情。对市人而言，这一行为其实就是把创造更好的城市空间的想法付诸实施，扫除障碍。民变持续了数天，据说有2000多人高举长竿，把夺来的汗衫撕开作旗子，手拿白刃跑到府衙（《张司马定浙二乱志》） 。但是，市人并非莽撞地参加暴动，他们是有领导有组织的一次行动。

被烧毁的乡绅的宅邸中，有一个是高官陈三谟的家。前面提到张居正夺情时，这位陈大官献媚拍马，极力赞赏皇帝停止服丧的命令。就是说，如果为官时与内阁大学士站在一伙，这些乡绅在民变中就会成为市人愤恨的对象而遭到攻击。

这一民变虽然后来被镇压下去，但是却成为17世纪市人基于义愤发起民变的先驱。18世纪以后，市人在定居城市的精英的领导下开始担负起公共事业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摸索

当按照士农工商职业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社会开始流动以后，被称作士大夫的知识分子们也无法继续安于此前一直无忧地指导庶民的作用。朱子学要求士大夫通过读儒学圣人的经典、以来自社会万象秩序的原理教导庶民的思想已经无法适应时代。16世纪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已经开始左右社会，如果士大夫自身对利益不敏感，则很难维持生计。这时朱子学要求的禁欲，已经无法应对社会的变化。

他们直面的课题，大致可以总结为两个：一是形成秩序的能力不再为士大夫独有，而是一边广泛向庶民开放，一边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另外一个课题是把在经济、社会中活动的主体个人的行动和追求利益的欲望定位于秩序之中。16世纪后半期，知识分子们围绕这两个课题的解决方案，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轨迹。

士大夫在功过格上的实践就是他们与庶民站在同一个平台，把个人欲望编入秩序中。所谓功过格就是按照事先定好的标准检验自己的各种行为，如果是善行就是正数、恶性就是负数，把所有数字加起来计算。举例来说，如果遵守女性的贞洁，就加100点，如果修缮道路、大桥、水井等就加0.1点，害别人居无定所就减50点。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就要积攒点数或者发愿自省每天的行动，积累善行，就是使命运要靠自己去开拓这一信念与顺应善行这一秩序的行为保持一致。

功过格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12世纪，曾在道教集团中实践。隆庆三年（1569），江南嘉兴县知识分子袁黄（号了凡）从云谷禅师和尚处受到功过格的教诲，自己实践后从16世纪开始广泛普及于民间。他为了求生男孩，决定积攒3000点善行过日子。结果，第二年就生了一名男婴。达到他的目标点数是在两年后。接着他为了在科举中考中进士，决定积攒10000点善行，两年后及第。但是10000点的目标却始终难以实现。于是他梦见只要在赴任的县减收税粮，减轻地方居民的负担，就能够实现目标点数，所以他就照做。

功过格要求先于实现私欲，应该有条有理地完成自己的行为，带有创造社会和谐的方向性。袁黄把功过格的教诲总结为自传性著作《阴鸷录》，为功过格从狭小的宗教团体普及到社会创造了契机。这种包括庶民到士大夫的劝善书籍被称作“善书”，从17世纪到今天在华人世界广泛流传（以上参阅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汲古书院，1978年） 。

而庶民心中也自有道理。继承了王守仁纲领的阳明学中也产生了缩小普通人和圣人之间距离的思想源流。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王守仁与弟子之间的问答集《传习录》中的“满街皆是圣人”。这一思想对城市民变持肯定态度，从而孕育出站在市人一方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

王守仁认为，无论是庶民还是圣人都有同样的心，但是他们都在私欲前止步，毫不怀疑圣人的权威性。而16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家李贽（字卓吾）却把圣人的权威性看做是问题，论述“夫圣人亦人耳……不能无势力之心；虽盗跖（传说中的大盗），不能无仁义之心”（《道古录》） ，努力把圣人平民化。李贽还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 ，主张应该从无法停止的欲望中创造秩序。但是这种思考当时还不能被人们接受，李贽为此入狱自杀。

李贽生于泉州，那里作为海外交易的据点而发展起来。其祖先为林姓，原本是穆斯林。元朝时候来到泉州定居，之后作为海商到琉球等地从事交易活动。后来遭诬告逃亡的时候改为李姓。李贽祖父时代，家道中落，脱离商业活动，但是他的亲戚中还有不少人从商。可以想象李贽身边的环境是促使他形成获利为正的思想的原因。

从海禁到互市

解除海禁的要求

长崎县平户有一处六角形石头做的水井。五岛列岛的福江也有一个与之形状相同的水井，传说都与倭寇大头目王直有渊源。这个传说是否正确，已无处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16世纪中叶平户与五岛都有王直的据点。

1541年王直航行到平户的时候，领主松浦隆信把他当做宾客一样迎接，空出了自己的房间让给王直居住。在松浦家传下来的《大曲记》中说：

从大唐（中国）来了一位名叫五峰（王直的号）的人到平户津，在印山寺宅邸建起一座中国式公馆，在那定居。自此与大唐之间的交易船只络绎不绝，还有南蛮的黑船也首次来到平户津，每年都会有南蛮珍贵的物产来此，引来京城、堺等各地商人聚集到此，从而被人称为西都。

在日本设有交易据点以后，王直几乎控制了东南亚与中国、日本之间的交易。王直吸引来中国和葡萄牙的商人，使平户成为一个贸易港，带来那里的繁荣。

王直不单纯为了追求利益，而是拥有明确的理想。他自称徽王，对外表示这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他还让明朝解除海禁，正式承认海商们的贸易。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他率领巨舰屡次破获官军，明朝也为了镇压倭害接受了王直的要求，提出劝降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人是与王直同为徽州出身的浙江巡按监察御使胡宗宪（号梅林）。

嘉靖三十四年胡宗宪派使节到福江与王直会面。王直说“日本缺少生丝和棉布，应该开展贸易。如此海患可平”。叶宗满等人很早以前就是王直的心腹，他们随使节一同返回，探询解除海禁的可能性。嘉靖三十六年，王直终于回到舟山群岛，对胡宗宪提出同样的要求，又向明朝提出《上疏》。其中王直是作为海商在活动，而不是率领海盗乱国。他自己抓住海盗送给中国官府，表示归顺之意。

明朝也出现了解除海禁的动向。胡宗宪仔细制定了一份计划案要解除海禁，之后又把王直作为一名统辖管理贸易的人才而对待，虽然把他关进监狱但却以礼相待。唐枢著《复胡梅林论议处王直书》答复胡宗宪之论，指出顺应王直的要求有五个好处也有五个问题，而拒绝王直的要求也有四个好处和四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套讨论说“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皇明经世文编》卷270） 。

唐枢提出的观点非常新鲜。过去明朝的原则是中华皇帝为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亲戚，尊卑有序，并通过朝贡体系实践这一秩序，贸易也在这一秩序下进行。而唐枢主张“华夷同体”，指出所谓贸易需要相互补充。

但是在朝廷内部事情并没有向王直、胡宗宪所期待的那样发展。这是因为大部分官员对于解除海禁态度消极。他们害怕的原因集中在日本在明朝的朝贡体制中经常惹起事端这一事实和对正式承认与日本贸易后将会发生的纠纷。最后，嘉靖三十八年（1559）胡宗宪不得不在杭州将王直斩首。

互市体系的起源

王直死后，倭寇走向灭亡，因此明朝开始缓和海禁。隆庆元年（1567）批准“东西二洋”即华南到越南、马六甲的西洋航线和从中国经菲律宾到文莱的东洋航线，进行对外交易。

不过，与日本的贸易依然遭到严厉禁止，比如火药的原料硫磺、铜等这些来自日本的走私品，依然被禁止进口。来往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船带有贸易许可证上的号票文引，上面写着货物的明细、乘组人员的姓名、样貌、户籍等内容，由海防官负责检查。

随着海禁政策的放宽，福建省漳州的月港成为中方的贸易据点。后来，月港的繁荣被双屿港取代。王直时代，月港由于脱离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易路线，所以也没能发展起来。到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才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1567年，为了管理海港，县的行政机关设在月港，海上贸易从此得以光明正大地进行，改名海澄县。此处还设了维持海上治安的官署海防馆（后改称为靖海馆），负责检查进出港的商船，征收税金，告发走私。

月港的贸易不受礼部统一管理。在朝贡体制中，每个国家的船舶都有指定的停泊港口，进贡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比如安南（越南北）被要求三年进攻一次，而暹罗（泰国的大城）等东南亚国家朝贡的窗口被定为广州。朝贡是礼节性的赠答，明朝收到进贡物品后，会赐给对方一些更高额的赏赐以示恩宠。而附抬（正规贡品以外附带的东西）物品则需要在市舶司的管理下进行交易，税金方面，用货物充当，缴纳给官员。

而在月港的交涉则没有这些规定。除日本以外，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在此停靠。商船上所有的货物都能成为商品，至于水饷、陆饷这些关税都用白银支付。交税的时候会获得相当于贸易许可证一类的号票文引。当白银作为商品进口过来的时候，还要交附加税，叫做加增饷。交过税之后货物，就可以起货自由销售了。

也就是说朱元璋规定的朝贡体制到了16世纪后半期又添加了一些不同性质的贸易内容。我们把这个新的结构称作互市体系。互市体系的引入成为改变朝贡的转折点。表面上虽然禁止与日本之间进行贸易，但明朝却无法控制日本与中国的商船在东南亚各港口接触和进行贸易。从此以后日本和中国的海商，组织起所谓的接头交易，在越南会安、泰国大城等地方形成了大家所常说的日本人町和唐人（中国人）街。海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互市体系并不是否定朝贡而诞生的体系。它是一个要把朝贡体制中原本有的那些交易活动从礼制体系中独立出来。如此就可以满足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海外各种势力，夺取像倭寇这种武装势力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会满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参与走私贸易的地方上有权势的人，还会使明朝这个需要靠白银来经营的国家的海关税收得以保障。但是如果海外势力希望与明朝进行政治性交涉，那么隐藏在背后的朝贡体制就不得不发挥作用，按照礼制要求的顺序运作。

进入18世纪以后，互市体系发展成覆盖整个东欧亚的交易体系。我们把目光转向内陆，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在蒙古高原上已经恢复势力的蒙古族在达延汗和他子孙的领导下，向明朝要求扩大交易，并时常侵犯明朝领土。更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时候一度包围北京，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此事被称作“庚戌之变”。

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和明朝之间达成协议，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在大同等地进行交易。蒙古带来的是黄金、白银和马匹，中国带来的是丝织品、粮食和铁制品等。自此，情况变得相对稳定，而这个被称作马市的交易也是互市，是海洋和陆地两者的联动。可以认为明朝在隆庆年间开始采取一些政策，来应对现实的经济活动。

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

中国放宽海禁，互市体系诞生时期，在东欧海域，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动向。即西班牙势力渡过太平洋，在菲律宾建立了据点。

1521年，麦哲伦（Mag-ellan）率领的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穿越南美大陆南部，并横断太平洋以后，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宿雾岛(Cebu）。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用菲律宾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的名字把这些岛屿命名为菲律宾群岛（Pilipinas），试图把它们变成向亚洲发展的据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菲律宾远征军首先于1565年在宿雾岛建立起据点，然后往东派遣舰队，横断太平洋，发现了从亚洲通往美洲大陆的航线。由于保证了连接美洲与亚洲的往返路线，西班牙终于真正开始了对菲律宾的殖民化。1571年，他们在天然良港吕宋岛的马尼拉建立起根据地，以作为西班牙领菲律宾的据点。

69 画在羊皮纸上的“麦哲伦发现太平洋图”　京都大学藏

追溯历史，1545年一位名叫迪戈·瓦尔帕的印第安牧民赶着一群骆驼偶然在南美今天的玻利维亚（Bolivia）山中发现了银矿。消息不胫而走，马上传开，眨眼间这里就聚集了大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矿工。西班牙殖民者向菲律宾王室捐款，国王菲利普二世赐名“帝国町波托西”。1562年正月，波托西市议会成立。这座银山被称作波托西银山。

滥用印第安人进行过度开采的结果就是，1570年左右，银山的优质矿脉濒于枯竭，波托西陷入一片萧条之中。于是引进了新的白银提炼方法汞合金工艺。把矿石粉碎之后加入盐水和汞搅拌，之后冲刷掉泥土沉淀下来的就是白银和汞的合金。对这个汞合金进行加热，让汞蒸发掉，白银就会被分离出来。这一新技术的引进，使人们也可以从含量较低的银矿中提炼白银，这使得波托西银矿的产量迅速增加。

濒临太平洋的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迎来马尼拉的第一艘船是1573年，正是波托西银山依靠汞合金工艺谋求复兴的那一年。来自亚洲的船上装满了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器，这让那些美洲的西班牙人深深着迷，因为它们在价格上要比那些经过西班牙本国塞维利亚（Sevilla）而来的商品便宜得多。就拿丝织品来说，尽管想要把价格限制在十分之一左右，但实际效果不大。自1580年起，载满大量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开始出现在驶向马尼拉的海面上。

亚洲也具备了充足的条件吸纳这些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从马尼拉开往中国的交易船直接驶向可以进行互市的月港，它已经改名为海澄港。白银在这里卸下以后，返程途中装满了大量的丝织品和陶瓷器。在马尼拉和福建之间进行贸易的是中国的商人。在海域世界中，马尼拉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大量的中国人来此定居。

70 东南亚的日本人町

早在西班牙在马尼拉建立据点以前，日本的海商就与菲律宾有往来。马尼拉成为与中国交易的据点以后，被禁止来华的日本商人也前往马尼拉采购中国的生丝等，所以这里也形成了日本人町。

1584年，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商船尾随前往长崎的葡萄牙船来到九州，为了避免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没有在长崎而是停靠在了平户。领主松浦镇信出海迎接并热情款待了他们，同时致信菲律宾长官要求交易。这是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日本。但是就在平户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还未走上正轨的时候，日本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侵略朝鲜

互市体系刚刚在中国开始的晚些时候，丰臣秀吉政权在日本成立。根据松浦方面的资料显示，1586年丰臣秀吉率兵进入九州的时候，就已经先于其他九州大名与松浦镇信等人在肥后八代会面。丰臣秀吉统一了对中国的贸易中心九州，并试图强化对海域的统制，平户的松浦赌上小藩的命运率先接受了他们的意图。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日本的领主想要向海外扩大统治。很快，万历十六年（1588）九州南部的领主岛津义久向琉球施加压力。

方今天下一统，海内向风，而独琉球不供职。关白（丰臣秀吉）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国永宁矣。

三年后，丰臣秀吉亲自修书琉球国王尚宁，表明次年将要侵略朝鲜，命令琉球率兵加入。

万历十九年（1592），丰臣秀吉委托往来于马尼拉和日本之间做贸易的商人原田孙七郎送信给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总督，敦促其进贡。丰臣在这封用汉字书写的信函中写道：

予也诞生之时，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壮岁领国家，不历三十年，而不遗难丸黑总(痣）之地，域中悉一统也，繇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

威胁说若不立即入贡，则定讨伐。

信中所说的奇瑞，指的是丰臣秀吉尚在娘胎之时阳光洒满四周的吉祥之兆。在写给台湾原住民要求他们顺从自己的信中，丰臣秀吉先是说“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接着对这段故事作了详细介绍。日本在向不同文化的人证明其统治正统性的时候，所依据的就只有这个与太阳关联的有点妄想式的说辞。

自1587年开始，丰臣秀吉前后三次要求朝鲜向日本进贡，充当攻打中国的先锋，但均遭拒绝。1592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名护屋设司令部，4月率领158 000人大军在朝鲜半岛的釜山登陆。他这第一次进攻由于朝鲜方面准备不足，5月份朝鲜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被占领。

明朝得知朝鲜轻轻松松就被日本打败，怀疑朝鲜是否早就与日军勾结好了，所以并没有马上派军支援。但是当平壤也被占领，朝鲜国王逃到靠近中朝边境的义州，日军仍然穷追猛打之后，就不得不考虑对策了。第一次投入的是驻扎在辽阳的军队，他们打败了小西行长的部队。

这时一位负责与日本交涉名叫沈惟敬的人，身肩游击将军的官衔登场。此人来历不明，《明史》中记载说当兵部尚书（相当于军事大臣）为对策苦思冥想、欲派人前往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位来自浙江嘉兴的“市井无赖”前来应征。在记载了明末各种情况的随笔集《万历野获编》中写着沈惟敬是浙江平湖人。在他手下还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出入。他是浙江南部港口的温州人，从日本逃回来之后就卖身给沈惟敬。沈惟敬让他跟自己姓，取名沈嘉旺。

然而据《万历野获编》作者所听到的消息称，这位沈嘉旺原来是漳州人，到日本后成为倭寇，回到中国被捕，是从狱中逃出来的。说到漳州，那里是福建走私贸易的据点，所以非常有可能在那里和倭寇有接触。他改名换姓也是为了隐瞒自己逃犯的身份。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就可以推测沈惟敬从倭寇圈获得了关于日本的信息，寻找与日本交涉的漏洞。沈惟敬向日本提出的和解方案，主要内容是恢复已走上陌路的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恢复贸易。

另一方面，与沈惟敬进行交涉的小西行长是堺市商人的次子，同时也是一名基督教徒。他希望打破明朝独独将日本排除于互市体系之外的僵局。

沈惟敬提出的再开交易的方案，对于和日本海商关系紧密的小西而言，非常具有诱惑力。此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谈判隔着战场朝鲜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展开。小西的这一举动招来主战派加藤清正的怀疑，双方由此对立。

就在沈惟敬争取时间的这段过程中，明朝新派军队夺回了平壤，两军在汉城北部形成对峙之势。由于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海军控制了海面，所以日军无法保证补给线，战争拖延的时间越长对日本就越不利。于是两军缔结和约，日军撤退。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作“文禄之役”，在朝鲜被称作“壬辰倭乱”。

战争与交易

虽然日本并没有在战争中获胜，但却对沈惟敬派来的使者提出了七条讲和条件。除了要求明朝皇帝之女嫁给日本为皇后，割朝鲜半岛南部以外，还在第二条中提出“两国久已疏远，堪合也断。今改之以令官船、商船得以来往”。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的交涉就是以这第二条为主线展开的。

要恢复交易，首先需要明朝与日本正式开始政治谈判。然而就在政治交涉将要开始的时候，朝贡体系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必须向明朝提交“降表”，以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恭顺之意，使明皇承认丰臣家为日本统治者，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参照第四章）。

71 “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中的日军进攻图

沈惟敬与小西秘密协商之后，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听从明朝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如果沈、小西的活动成功了，那么丰臣家的统治或许会作为贸易基础上的政权长期维持下去。

但实际情况的发展却转到了另外一个方向。1596年日本在大阪城迎来明朝的册封使臣，册封的仪式也顺利地完成。就在仪式结束后不久，与小西对立的加藤清正告诉丰臣秀吉日本提出的讲和条件几乎全部为零。这让当时言行狂妄的丰臣秀吉极为震怒，马上命令再次对朝鲜发动进攻。但是第二次进攻开始后，由于明军的马上出动和朝鲜方面比较完善的防备措施，使日本陷入苦战。1598年8月，丰臣秀吉去世后，两军讲和，日军于年内退出了朝鲜半岛。这次战争，日本称之为“庆长之役”，朝鲜称之为“丁酉倭乱”。

72 丰臣秀吉像（左，和歌山县持明院藏）与朱印状（右，大阪市四天王寺藏）

日本此次有欠斟酌的战争带给朝鲜很深的伤痕。日军所到之处，遇到走不动的人就立即杀掉，能够干活的就抓做俘虏送到日本。由于被强征参加战争，所以日本内地农村的人手不够，有不少朝鲜人被抓到那里被迫劳动，据说这一人数达到6万。懂得制作陶瓷器等手艺的人，被要求把技术传到日本。

朝鲜的土地荒无人烟，登记在册的耕地面积骤减至战前的五分之一以下。这些令朝鲜人开始对日本抱有反感。明朝也被强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负责谈判的沈惟敬，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于谈判失败被处死刑，而小西行长在这之后的关原合战中站在丰臣一方，于1600年被德川家康下令斩首。

那么对这场战争，历史应该怎样定位呢？战后，在明朝朝廷中出现了应该恢复海禁的讨论。但是，有人认识到正是海禁才造成了嘉靖打倭寇，所以互市体系得以持续。东欧亚的稳定关系到以何种形式将日本拉入体系中，这也可以说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所引出的一个结论。

日本也出现了向互市体系倾斜的趋势。1592年，丰臣秀吉发给京都、长崎、堺市等地的商人朱印状，这是允许进行海外贸易的凭证。他的这一统制海外交易的手法，一直延续到江户幕府时期，直到1635年才结束。从这个制度上可以看出，国家要把过去由海商承担的交易组织起来纳入统制之下的动向。

在平户的松浦史料博物馆内，保存着领主松浦镇信从朝鲜带来的战利品：明军的兜、军鼓和喇叭。松浦利用丰臣秀吉的对外扩张政策，希望把平户发展为交易港口。1592年，原田孙七郎受丰臣之命前往菲律宾的时候，松浦附上一封信，请求马尼拉的商船到平户来。次年，菲律宾特使从马尼拉来到平户停泊，在松浦的带领下访问了名护屋的司令部。在朝鲜的战争中，松浦率3000名左右的士兵参加战争，1593年在平壤与明军的激战中失去了大部分兵马。曾经引来王直作为交易据点而发展起来的平户，如今也要被国家纳入统制之下了。

第七章 王朝交替——十七世纪

自取灭亡之明朝那些事

传教士与宦官

1600年6月—距离17世纪还有半年，传教士利玛窦在即将实现他多年夙愿的时刻，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

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登陆后先在广州附近传教，当取得内地居住权以后，辗转肇庆、韶州，1595年最终落脚南昌。此时的利玛窦虽然已经能熟练地用中文写作，结交达官贵人并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但是在传教方面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建树。

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不同于通过向平民百姓传教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日本，若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在上流社会获得教徒。于是利玛窦将移居的目光转向了帝国首都北京。1598年秋，利玛窦曾一度进京，不过最终却因为没有获得在当地居住的许可而不得不返回南京。在那里利玛窦与大思想家李贽有了一面之缘。

73 利玛窦的地图　万历三十年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为了再次进京，利玛窦四处奔走，并把预备献给皇上的钟表等物品调度到南京。因此一时之间许多中国人慕名而来只为争睹这难得一见的珍宝。南京官员唯恐贡品的消息传入皇帝耳中引来妨碍利玛窦进京之咎，最终加快了为其办理进京手续的步伐。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一行从南京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在山东济宁，他与李贽重逢，通过李贽的介绍，结识当时的总理河槽（对来往运河漕船统一管理的官员）。在这位总理河槽的帮助下，利玛窦他们顺利通过了大运河中海拔最高的险滩—山东制高点（参照第四章）。随后就在即将朝着华北平原北上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向利玛窦袭来。

为征收通行税，皇帝派宦官马堂驻扎临清。临清是大运河的要塞，连接卫河（向首都运输物资的大动脉）和会通河（越过山东制高点）。深得皇帝信任的马堂纠集数百名无赖前往临清赴任，开始不分昼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稍有抵抗的人都被没收财产，许多家庭因之破产。

万历二十七年（1599），商人罢市，地方百姓起义火烧马堂办公所，打倒了其手下凶狠歹毒的无赖。过错非常明显在于马堂一方，但是皇帝却下令逮捕主谋并处以极刑。当时临清有位名叫王朝佐的人，为了拯救大家，声称自己是主谋而被处死。临清百姓为其建造祠堂以祭奠亡灵。发生在临清的这次起义，是百姓为伸张正义而爆发的一种民变。不过尽管当时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但是次年6月利玛窦到达临清时，马堂依然稳坐其位。

马堂听说利玛窦这个神父携带着珍贵的贡品，将之拦下。一方面找了一个借口在其私邸招待利玛窦，并要求他们带上贡品，另一方面上奏北京请求用自己的船护送带着贡品的外国人去面见皇上。马堂对利玛窦他们带的东西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若是看到没有写在报告里的东西，就会大发雷霆，宛如是从自己那里偷走的一样，而对于自己看中的东西则另找地方收好。大量的物品就这样被马堂抢走了。

利玛窦致信给身在北京的朋友，试图解决这一事情，不料那人却回信说“不意上奏皇上。只因如今皇上唯听宦官一言。眼下最好的办法乃求助于宦官，舍财保命”。言下之意似神父们唯有祈求神力而别无他法。到了冬天，至北京的大运河都已结冰。西历新年到来，进入了新的世纪。当一切都变得绝望之时，皇帝允许外国人进京的旨意传到临清。当利玛窦他们通过陆路进入北京城，时间已经到了1601年的1月24日。

74 利玛窦的游历路线

宦官与官僚

利玛窦被困临清时，日本发生了关原之战，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欧亚大陆的东边和西边诞生了崭新的体制。而此时明朝似乎也迫不及待地为继承新的政治体制，迅速进入自取灭亡的进程中。

利玛窦准确地掌握了这一事态，据他的记载（川名公平译，矢泽利彦注，《中国基督教传教史》，岩波书店，1982） ，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结束后，明朝因投入了过量资金使国库亏空。皇帝朱翊钧（神宗、万历帝）为弥补经济困境，需要新的资金来源。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官员管理的国家收入，而是为了增加供皇帝个人使用的宫廷费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皇帝派遣宦官到各地开采银矿，眼睛盯上了在贸易要塞征收的商业税。

负责寻找矿山的宦官没有去山里，却走入城里。只要见到有钱的人家，就声称此处有矿脉欲毁屋状。遭此横祸的当地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屋，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交给宦官。而被派出征收关税的宦官就像马堂一样带领无赖从商人、百姓那里抢夺财物。借用利玛窦的话说，“载满货物的船通行缴税区，就好像在路上遇到了杀人犯”。

这样掠夺来的财富大部分进入了宦官的腰包，送到北京的资金被用于维持奢侈的宫廷开支，万历二十四、二十五年重建了被大火烧掉的宫殿，又修建了朱翊钧的墓定陵。宦官为宫廷之用而进行的这种大肆掠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矿税之祸”，一直持续到朱翊钧死去的1620年。内廷的贪暴自然引起了外朝官员的抵抗。走在最前列的有一位名叫李三才的官员（以下内容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同朋舍《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 。

75 定陵　明十三陵之一，第十四代皇帝万历帝之墓

北京附近的通州是李三才的老家。通州是通过大运河运来的物资卸货之地，是漕运的要塞之所。据说李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生意。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当派遣到通州的宦官大肆掠夺商人们的时候，李三才坐不住了。当时李负责管辖盐的集散地—淮安与扬州，处于与宦官直接对立的位置。

当利玛窦一行在临清受尽马堂之苦时，李三才向皇帝连奏三本要求停止矿税。奏折中，李三才将责任追究到派遣宦官的皇帝身上。

李三才不仅在舆论上进行批判，同时也开始对宦官的蛮横残暴进行实质性的阻止。受皇帝之命到山东开采矿山的宦官陈增，每当遇到当地官员抗议其强取豪夺时，便以忤逆皇帝旨意为名抓捕、拷问，并没收受牵连的商人家产。一名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无赖，依仗陈增的势力在李三才管辖的淮安与扬州，对当地富人家胡乱安插罪名以没收财产。李三才告诉陈增，这名无赖储蓄积私财欲图谋不轨，鼓动唯恐祸及自身的陈增向皇帝举报。这样一来成功地使皇上失去了对陈增的信任。失去皇帝信任的宦官，只有送命的结局。所以陈增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李三才这种轰轰烈烈的行为鼓舞了一批看不惯宦官暴行的官员。带头的是江苏无锡（江苏省南部）人顾宪成。顾宪成的父亲据说是无锡商人。从思想上来看，顾宪成反对带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阳明学派，主张将政治活动与学问相结合。

万历八年（1580）上任的顾宪成反对政治独裁的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张死后，他又与欲高压统治地方社会的内阁严重对立，最后招致皇帝迁怒，辞官返乡。

在故乡无锡，许多同乡、弟子聚集到一起，需要一个谈论政局的“讲学”场所。宋朝时创办的东林书院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重建起来，万历三十二年民间知识分子聚集到东林书院开始讲学。这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人际网络逐渐成为反对宦官的党派，被称作东林党。

官员与地方社会

每月3日的讲学吸引了远近数百人慕名而来，其他各地也出现了模仿东林书院的场所。其中之一是万历三十五年在常熟开办的虞山书院。积极承担书院建设的官员是当时任常熟知县的耿橘。耿橘自身在思想上不同于顾宪成，属阳明学派。但其参与地方社会利害的政治姿态却与顾宪成相同，于是与东林书院合作，在常熟发展讲学。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官员耿橘的政绩的介绍，描绘出与东林书院有关的官员样貌。

常熟位于苏州西北部，属典型的水乡。从山坡上俯瞰水田，那样子与其说水路纵横，倒不如说像是在太湖的水面上罗列着类似岛屿的巨大农田。15世纪中叶以前，这里依靠里甲制对耕地四周的堤坝进行修补与管理。当地地主在争夺水源的功夫上尤其厉害，他们把靠近堤坝便于收割、搬运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同时他们也有责任管理靠近自家耕地的堤坝，这一习俗也驱使他们尽心尽力地承担起当地的水利事业。

随着白银经济的发展，地主的社会地位渐升，他们开始移居城市。没落的自耕农的土地被住在城市的富人收购，因此以当地地主为轴心的水利维持体系崩溃。脱离农村的地主只对收取地租感兴趣，并不了解水路里面农田的情况。留在当地的农民必须缴纳高额的地租，所以也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去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进入17世纪以后，构筑新的体系成为最为迫切的任务。就在这种情况下，万历三十二年耿橘前去赴任。他仔细观察了像岛屿一样的耕田以后，发现与堤坝相连的四周地势偏高，越往中心地势越低，从而导致水路水量增加时，岛的中心部分也会积满水，并一点一点地渗入耕地中，只要当地的体系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地主指挥进行排水，是可以继续耕作的。不过当脱离农村的地主增多以后，这种办法就无法实施了。于是万历三十年代（17世纪初），耿橘将巨大的像小岛一样的耕地进行分割，通过增减水渠，尝试减少已经浸水的耕地。

在耿橘所实施的改革中，最根本的是改变了维持水利责任的原则。其原则借用当时的用词是“照田派役、业食佃力”。也就是不再依据里甲制度的原则，而是根据耕地面积均摊维持水利的责任。“业户”也就是地主，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城里，按照自己所持有的耕地面积支付“食”（工钱），由在本地的“佃户”（佃农）用这部分工钱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这一原则早在16世纪中叶已经在江南实施。不过那些有着为官经验的所谓乡绅，还有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优免”，能够减轻维持水利的负担。“优免”使这一新原则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地主们为了逃避责任，将自己的耕地名义转到乡绅名下，就无法筹集到进行水利事业所必需的资金。鉴于此，耿橘将废除“优免”贯彻到底，这才使得照田派役这一水利体系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耿橘的这一改革必须取得地方精英层的支持才能实施，他们所考虑的是全县整体的利害关系。对于那些不在农村的地主阶层来说，若水利无法维持，造成连年遭受水灾粮食欠产，他们也会受到经济上的打击。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采取一种对策，一方面为形成县公议推进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改革所必需的信息。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由于他们与水利维持体系的构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强烈反对废除优免。如此一来地方社会精英中出现了裂痕。

耿橘在可以俯瞰常熟的虞山建起书院，也是因为考虑到在书院中多集合一些对改革有共鸣的地方精英，在讲学中形成支持地方官员的公议，也就是制造社会舆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对地方官员的这种政策心怀危机感的精英，为了牵制地方官的活动，扩大了与内阁大学士相关联的中央政府的人际关系圈。

官员与传教士

若用图表的方式表示17世纪上半期的政界情况，对立的轴线有两条。一条是围绕县行政这一财政基础的对立，背负着地方社会公议的地方官与欲强化控制地方的内阁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另一条轴线，即官员与宦官之间围绕矿税之祸的对立。

成为宦官剥削对象的地方社会，它的舆论当然是支持反宦官派的。这种情况把以依靠地方社会走上仕途为目的的官员推到反宦官一派中，从而衍生出东林党。与内阁有关联的官员们对东林党势力的发展感到危险，加强了与宦官的合作，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所谓“阉”就是阉割，是蔑视宦官的用词。

在中国官场上颇为流行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政治原理发挥了作用，两条对立轴线将政界一分为二，逐步升级到两种势力的斗争。1620年16岁的皇帝朱由校（熹宗、天启帝）即位，他完全信任与自己的乳娘有着类似夫妇关系的宦官魏忠贤，使事态发生了决定性的恶化。

魏忠贤镇压东林党，破坏书院，将上书地方社会实情的官员全部看做东林党，剥夺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1627年朱由校死去，他的异母同胞弟弟朱由检（毅宗、崇祯帝）继位，失去靠山的魏忠贤直到自杀前一直在镇压东林党。

用图表的方式加以解释虽然容易，但其实官场中，内阁大学士之间也有批判宦官的人，而被看做东林党的官员当中也有秘密与宦官合作的人。不过内阁的权限来自于皇帝个人的信任，与宦官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若将事情进一步简化，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皇帝与无论情况如何都必须承担政治事务的官员之间的对立成为明末混乱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对皇帝权力本身正当性产生疑问的思想诞生，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

到达北京的利玛窦在那之后情况如何？这伙传教士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礼部官员把他们当做朝贡使节向皇帝报告，称收到贡品后即让他们领取皇帝的赏赐迅速离京。利玛窦写道，礼部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强调利玛窦他们并没有经过正规的交涉手续，而是通过宦官马堂来到北京，怀有以此问罪宦官介入礼部职务的目的。然而皇帝朱翊钧却对利玛窦呈上的“自鸣钟”（座钟）非常感兴趣，想让这些能调整时钟的传教士们留在北京。于是皇帝继续无视礼部的奏折。

操一口标准的汉语且有敏锐观察力的利玛窦，异常准确地掌握了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可以通过宦官暗中活动，但他担心这样会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产生鸿沟。一天，利玛窦处来了一位名叫曹于汴的高官。他是东林党派中的重要人物，后来在北京办讲学场时与他人联名受到魏忠贤的嫉恨而遭降职。崇祯年间，新皇帝朱由检采取抑制宦官的政策之后，曹于汴重返中央官场，因肃清魏忠贤残党有功而闻名。

利玛窦问其为何造访，曹于汴回答说“我听说神父是优秀之人，专门教授正确生活的教义”（《中国基督教传教史Ⅰ》） 。曹为传教士尽心尽力。当礼部官员批判传教士们通过宦官向皇帝进贡时，曹震怒，大声斥责说：“马堂杀害过往的路人，这一暴行连高官都无法控制，你能让他一个可怜的外国人去反抗吗？”这为传教士留在北京传教打开了道路。

东林党对传教士感兴趣，原因有三（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其一是对传教士清廉的生活态度有共鸣；其二是想从传教士身上学习社会政策所必需的实学；其三作为儒家学者，试图建立反对佛教的共同战线。传教士与东林党知识分子之间逐渐建立起广泛的人际关系。

毛皮与帝国

黑貂与贸易

明末随笔集《万历野获编》中有一节介绍北京的冬天。“京师冬月，例用貂皮暖耳。每遇冱寒，上普赐内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谢。惟近来（约17世纪初）主上息止此诏（赏赐貂皮）。……盖赐貂之日禁中例费数万缗。故今上靳之。”据说每年宫廷发给臣下约一万张貂皮，六万张狐狸皮。那么这些毛皮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来的呢？另外，17世纪为何皇帝不再赏赐臣下毛皮了呢？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起伏。

皇帝所赐的毛皮中最高级的是黑貂皮。黑貂皮在欧亚大陆格外受到珍视，一般为权贵阶层间的馈赠之物。黑貂（学名：martes zibellina）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广阔的针叶林中。传到中原的黑貂毛皮主要是从中国的东北，也就是以前叫做满洲的地方运来。

76 黑貂　鼠科小动物。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森林地区。毛色从淡淡的黏土色到黑褐色不等。其毛皮是所有陆地动物中最高级的，被称作黑貂皮（sable），格外珍贵

中国东北地区南部靠海，东、西、北部被山脉环绕。在大海与山脉的环绕下，其中央部分是广袤的东北平原。源自蒙古高原的黑龙江与其支流松花江从东往西穿越平原，辽河从北流往南方。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西部是大兴安岭—宛如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屏障、小兴安岭—成为与西伯利亚高原之间的界限，还有与朝鲜半岛之间隔开的长白山脉，那里因受北方的大海所提供的雨雪，拥有广袤的针叶树、桦木林等广叶树相互交织的深林。黑貂就穿梭在这片深林中。

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一个叫女真（或作女直，为Jurchen的音译）的狩猎民族拥有强大的势力。14世纪，明朝的朱棣令女真归顺朝廷，并以辽阳作为根据地控制了东北。那时按照离中国领土的远近分为三类：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

15世纪中叶以后，女真向明朝朝贡的时候带来了黑貂皮作为贡品（以下根据河内良弘，《明代东北亚貂皮贸易》，《东洋史研究》301，1971年） 。据《明实录》记载，成化二年（1466）建州女真前来朝贡时，边境的官员对贡品进行检查。按照礼部规定，只接受貂皮为纯黑、马匹肥大的使节入内，其余的都拒之门外。同时也记载了貂乃黑龙江以北的特产，在建州没有貂（《大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年冬，十月甲寅）的事实。

77 女真的分布图

自成化初年开始进贡貂皮尤其是黑貂皮以后，数量逐渐扩大。皇帝赐给臣下的貂皮就是这样得来的。

在北京流行戴貂皮护耳不久，朝鲜也开始流行黑貂。15世纪70年代，在朝鲜如果哪个妇女没有毛皮装饰，与人碰面时就会觉得羞耻，数十位妇女聚会没有不穿貂皮的人。

朝鲜令半岛北部的农民缴纳毛皮作为税金的一部分。但是农民没有能力深入森林捕貂。跨越国境与女真交易成为获取貂皮的唯一途径。一张黑貂皮要用一头耕牛交换，此外还可以与一些铁制的农具交换。女真所使用的镞以前是把动物的骨头削尖做成的，但是毛皮交易兴起以后变成铁制的了。

毛皮交易下的新兴政权

把黑貂皮带到中国和朝鲜的是女真人。但是进入大森林捕获黑貂的其实主要是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那乃等通古斯狩猎民族。那乃族在河流附近建起小小的村落，靠捕鱼打猎为生。女真商人就是从这些依靠大自然生活的猎人手里收集毛皮的。

1491年，当朝鲜派军队来到黑龙江流域时，一名士兵被俘。后来他逃出回国，谒见朝鲜国王汇报他的遭遇。称他被关押的房屋“一梁通四、五间，如僧舍。以大铜釜排置左右，一釜炊饭而食，一釜用秕糠作粥以养马。多储缎匹布物，一人所有貂皮可至三百余张，鸡鸣始起，终日舂米，隔江有他种兀狄哈，持皮物贸米而去，其人或留二三日，或二三驮而归矣”（《李朝成宗实录》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

有伤疤的黑貂皮，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那乃族把貂栖息的树洞堵上，仅留两个出口，一边洞口放上长度超过八米的网，向另一边洞口送烟，把貂熏出来。

在河流交通的要塞，设有毛皮收集点。士兵也被安排在那里工作。当毛皮积攒到一定数量，猎人就会把它们运到那里，换取大米和棉布。可以想象，那些在收集点的商人通过用米糠喂养的马匹，再把这些毛皮运到更远的交易地。那时中国东北还没有生产大米，与猎人间用于交换的大米或棉布应该是在交易中获得的。

78 抓捕黑貂所用的网　参照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制图

16世纪大量白银通过大海涌入中国，诞生了一批城市富裕阶层，对奢侈品黑貂皮的需求也因此迅速增大。毛皮的用途与其说是为了取暖，倒不如说它自皇帝赏赐流行起来，已经成为身份高贵的象征。

这种需求的增加，其背景是突破朝贡贸易的毛皮交易盛行。而控制这一交易的政治集团就是在距中国最近的地区活跃的建州女真。

16世纪后半期，当明朝把互市从朝贡体制中割离出去，并开始倾向于承认对外交易以后，开元、抚顺、清河等位于建州女真和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的这些地方迅速成长起交易场，女真商人由此也积累了财富。依靠这些新兴商人的支持，建州女真的领袖努尔哈赤积累起自身的势力。而随着明朝交易的比重从朝贡转向互市，皇帝赏赐名单中的毛皮最后无法保证供给，所以不得不终止了自15世纪后半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惯例。

16世纪后半期，努尔哈赤统一周围的势力，建立满洲国。该国号源自女真人信仰的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保佑东方。生活在佛教诞生地印度东方遥远的这片土地上的女真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文殊菩萨重叠起来。

79 努尔哈赤即帝位　受拥戴登上皇位的太祖努尔哈赤（出自《满洲实录》）

Manchuria汉字表示为“满洲”，1635年清朝开始禁止使用“诸申”这一带有歧视意味的女真名字，而自称满洲。努尔哈赤的满洲国不断扩大势力，统一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全部女真人，1616年改国名为“金”，自称“汗”。在中国历史中为了区别与宋朝对立的金王朝，多记载为“后金”。

女真之间用姓氏（hara）表示自身所属的父系集团。在日常生活中却极少有“姓氏”的概念，只称呼名字。努尔哈赤姓“觉罗”，此后冠上意为“金”的爱新以示区别于其他“觉罗”。Aisin Gioro用汉字表示为“爱新觉罗”，本书中在记述清朝皇帝名字时原则上省略姓氏。

简单来说，努尔哈赤的建国大致如下。他的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又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最初他通过人口买卖等手段获得一些汉族的农民用来当奴隶，此后与明朝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抓获的俘虏也成为奴隶，依靠农具、耕牛、奴隶的组合在平原地区开展农业生产。

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努尔哈赤对军队进行整编和扩充。1601年编成四个称作固山的军团。之后又增加了四个固山。由于各个固山分别用黄、白、红、蓝色的旗帜以及在这些旗上镶边的旗帜作为标识，所以中文称之为八旗，把其属下的人称为旗人。一个固山大约由7500名成年男性士兵组成，整个八旗约为6万人。行政、社会也按照八旗编制，之后当汉族、蒙古族进入政权以后，还创立了汉人八旗与蒙古八旗。

通往帝国之路

进入17世纪以后，明朝的党派之争开始显现出泥潭化倾向，并且影响到努尔哈赤政权。与后金东部接壤的辽东为明朝的直辖地，总兵官李成梁在那里统治了数十年。随着户制的瓦解，军户保障下的卫所几乎丧失了军队的职能。李成梁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养兵，成为半个军阀统治辽东。他养兵的财源来自与满洲族的交易，努尔哈赤在李的庇护下一步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李成梁在中央政府的靠山是内阁。历代内阁大学士首辅都与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内阁与东林党之间的党派斗争使李失去了这一靠山。因此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成梁遭弹劾，被指接受努尔哈赤的贿赂将新开发的土地交给了满洲人，而被罢官。这一情况使努尔哈赤政权失去了与中国交易的中介人，以致无法再继续顺利地开展贸易，经济基础受到动摇。为打开局面，努尔哈赤决心与封闭的明朝对抗。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与明朝断交，首先攻打抚顺，并于次年四十七年击败了明朝大军和朝鲜援军。此次战役取当时交战所在山头的名字，被称为萨尔浒大战。1621年，努尔哈赤继续进攻，获得了辽河东岸的大片耕地，于是把手下的旗人安置在那里。在战争过程中，大量汉人成为俘虏，由此诞生了让这些汉人俘虏充作奴隶在旗人名下的庄园干活的体制。这种庄园被称之为旗地。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平原后，迁都明朝在辽东统治的中心辽阳。不过辽阳的街道作为新兴后金的首都，使用起来有些不便，于是努尔哈赤又于1625年迁都沈阳，皇太极改名为盛京。此后，盛京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汉族人成为其统治的对象，努尔哈赤政权完成了从部族政权到帝国蜕变的基础。

努尔哈赤虽然实现了从辽东继续往西的势力扩张，但是却被明朝安置在渤海附近宁远城堡的一尊葡萄牙式大炮（明朝在传教士指导下制造）挡住了去路。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有一种说法称努尔哈赤是因为被炮弹的残片打中，伤口恶化不治而亡。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继位。

满洲族没有长子继位的传统，大家推选有能力的人做继承人。皇太极力压一众竞争者确立了权力。此后他首先进攻朝鲜，与朝鲜国王称兄道弟，以后金国大汗为兄，朝鲜国王为弟。他允许朝鲜贸易，以此保证后金因与中国作战而无法获得的物资补给。

1634年，皇太极打败了内蒙古的蒙古族林丹汗。次年林丹汗的长子投降后金时，带来了号称元朝玉玺的图章。这枚玉玺代代相传，据说可追溯到汉代。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顺帝逃离北京时曾随身携带，不过在他死后这枚玉玺就不知去向了。二百年后一位放羊的牧民捡到它后，辗转来到了林丹汗的手中，图章上面写着“制诰之宝”。

皇太极认为获得这枚印章为天命，1636年成为君临满洲族、蒙古族、汉族三民族的皇帝、大汗，定国号为“大清”。关于为什么称为“清”，存在各种说法，迄今在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笔者在此希望确认的是，这个帝国与元朝、明朝一样通过自封定下了国号。

新帝国的统治者既是满洲族的首领，同时对蒙古族而言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系统，对汉族而言还是继承了元朝正统的皇帝，成为一个统治各方势力、具有多面性质的存在。这种多面性成为此后将东欧亚几乎所有土地纳入版图，发展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基础。皇太极将那些投降过来的汉族官员编入政权，模仿明朝，完善六部制度，各个职位均起用满洲族、蒙古族与汉族人。

皇太极向朝鲜要求推举他为皇帝，遭到朝鲜国王的拒绝。皇太极随即发动军队，以武力迫使其服从。因此朝鲜断绝了向明朝的朝贡，开始向清国每年派遣朝贡使节。新的朝贡体制就这样诞生了。不过相对于明朝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抑制交易的基本原则，清国因为曾经有过以毛皮交易迅速发展的经历，所以对朝贡体制的运用方面表现出积极认可的态度。

明朝的垮台

皇太极虽然向明朝发起了决战的挑战，却无论如何都没能突破万里长城东端的关口山海关，没有走到与明朝决一胜负的地步。虽然他曾经绕远路从热河越过长城侵入华北，但若无法确保主干线路，就不可能令明朝屈服。由于清政权是以与明的交易为基础的政权，并不希望持续进行战争。尽管和平谈判也在进行，但最终没有什么结果。在这种胶着状态中，1643年皇太极病死在盛京。

继承皇位的是他的第六子福临（爱新觉罗·福临，世祖、顺治帝）。清朝初期皇位的继承由有权势的人协商而定。明朝按照儒教原则由嫡系长子自动继承皇位，而清朝则不然。年幼的福临得以继位，其背后是他母亲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的孝庄文皇后（其子继位后成为皇太后）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联手合作的结果。多尔衮摄政掌握实权。

山海关内外的胶着状态在皇太极死后的第二年突然发生了变化。

16世纪末，明朝由于介入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财政上的不再富裕。满洲开始向辽东发起进攻以后，明朝无法筹措出所必需的军事费用，开始推行新的税收政策。万历四十八年（1620），开始征收辽饷作为辽东方面的军事费用；崇祯三年（1630）又加上一条新饷。为了削减经费，政府对方便运输用的官营驿站进行整顿，并撤销了部分驿站，于是曾在那里工作的人失去了饭碗。层层的压榨使得人民苦不堪言，1627年一场大饥荒席卷了陕西北部。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以此为导火索爆发。

80 山海关　万里长城的起点。南临渤海，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要塞，被称作“天下第一关”

满洲军每越过长城进攻一次，北京都会陷入戒严状态。明朝在陕西、山西等地征兵，同时将地方军队称作勤王军，派他们过来保卫北京。但是这些军队由于缺乏粮食在赴京途中发动叛变，最后发展至与农民起义军会合的局势。明朝已经失去了镇压叛乱的能力。叛乱中，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人崭露头角成为起义军的领导。

自1640年左右开始，李自成开始把目标从单纯的叛乱转向确立政权。他高举“平分土地”“三年免税”“公平交易”等政治纲领，宣传一些政治歌谣，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他的势力从陕西发展到河南、湖北，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大顺。他还制定了官僚机构，目标直指北京。

明朝的主力部队为了防卫清军集中在了山海关，所以北京的防卫势力薄弱。三月十九日早上天蒙蒙亮，皇帝朱由检（思宗，后称毅宗、崇祯帝）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自杀。李自成政权虽然进入了首都，但是打倒明朝后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发生内讧，也没能创造出巩固的基础。

驻守山海关的将军吴三桂虽然也赶往北京，但李自成部队的行军速度太快，在搬救兵的途中北京陷落。于是吴三桂向皇太极死后摄政掌握实权的多尔衮请求援军为明朝皇帝报仇，投靠清军。据说吴三桂的这一举动是由于李自成抢走了自己的爱妾心存私怨所致。

81 李自成　《中国历史人物大图典》

82 吴三桂　《中国历史人物大图典》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山海关开战。不久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参战支援吴三桂一方，由此定下胜负。李自成军队败走，清军紧追不舍，在吴三桂的带领下通过山海关赶往北京。一旦失败，军威就再也难以重振，李自成最终放弃了北京。五月二日清军入京。仅一个半月的时间，王朝就从明变成了清。

当中国正在经历王朝更替的震荡时，一艘日本船出现在日本海上。这艘船上有58个人，4月1日他们从今天的福井县三国港出发，前往北海道的松前行商。他们沿着日本海岸从能登半岛到达佐渡，接着朝北往北海道驶去。正在这个当口，一场东南东暴风袭击了他们。漂流的船只横穿日本海，半个月后漂到了靠近图们江河口的海岸上。

不久居住在当地的百姓乘着小船聚拢过来。他们用饭菜招待这些漂来的人，过后取出三把高丽人参，用手势比划着说想与他们交换做饭用的锅。这些漂流的人问“像这种人参有很多吗”，当地人回答说“在那座山里”。于是漂流过来的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们商量说“不管到了哪里做生意都是最重要的，我们骗他们带我们到有人参的地方采一些回来吧”。但是当他们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进入山里之后，就在茅草林中被包围射杀，多人丧命。留在船上的东西也被烧掉，活下来的只有国田兵右卫门等15人。他们被护送到盛京，接着又被转送到了刚刚成为清朝首都的北京。很有可能他们是第一批看到新帝国模样的日本人。

发型上的纠纷

漂流者们被留在北京一年后，途经朝鲜被送到了对马，这时距离他们漂流过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到江户接受幕府相关负责人的审问，他们的陈述作为记录保存了下来。

国田他们在往北京去的途中遇到了离开满洲故土到北京去的民族大移动。他们说“在前往北京的三十五六天的路上，不断有貌似从鞑靼（即清朝）搬走的男男女女在赶路”。清朝强令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族居民搬走，之后让旗人们居住。因此，满洲当地的人口骤减，大片耕地荒芜。

关于满洲人的身形、服饰、装束等，他们说“比日本人形体上要大，不论级别上下都把头发剃了，只留下头顶一寸见方的毛发，留长辫成三股，嘴上的胡须不动，嘴下的胡须剃掉。不论皇族高官、平民百姓全部一样”。这就是沿袭了满洲族风俗的辫发。皇太极时候，众多汉族人被编入其统治之下时被强制辫发。吴三桂投靠清朝时，也曾剃发表忠心。

清军入城（北京）后，对汉族人民下令“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引起了汉族人的反感。多尔衮认识到，在政权未稳之时不宜强行规定风俗，于当年6月末和缓剃发令。清军的进攻非常早，按照清朝年号来讲，顺治二年（1645）不仅打败了李自成军队，还于6月消灭了明朝皇族朱由崧（福王）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对顽强抗清的江南的平定基本可预见的时候，颁布了剃发令。

京城（北京）内外限旬日，直隶（帝国直辖地）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

在北京等地，随着该布告的发布，朝廷又向理发人等下令用扁担挑着剃发工具在大街小巷巡回，抓一个剃一个。据说为了躲开剃发而暂时躲进佛门剃成光头的人不在少数。

在江南，由于剃发令而引起的巨大骚乱使很多人丧命。16世纪，嘉定县作为一个地方社会已经成形，乡绅等地方领袖成为核心为保卫乡里固守县城。为把农村的自卫团也吸纳进来，他们四处散播流言，称“清兵强制百姓剃发，剃完发后，挥起白刃强迫他们自己杀掉自己的妻子。然后充兵上前线，做人肉盾挡子弹。绝无生还的希望”，要求大家宁抵抗不归顺。

而一些早早归顺清军的无赖之徒大肆虐杀留发的人，抢夺他们的财产。那些没有办法剃去头发的人也有运气不好被自卫团抓住当做叛逆者而杀害的。在这种混乱中，7月清军控制了嘉定。

身在北京的国田他们窥视到了这一动荡的中国。

南京也被鞑靼占领了。征讨的人回到了北京。不过听说有一位首领留在了南京。之后我们的确看见南京来了很多人前来行礼（为了表示归附之意）。那些南京人也都剃去了头发，弄成鞑靼人的模样。

围绕发型问题，“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就是说由于不愿剃发而遭杀害的这场江南之乱在清军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前逐渐停息。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多尔衮采取强制性政治手段把过去八旗分立倾向严重的满洲体制改革成为中央集权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许多政敌。顺治七年（1650），当清朝基本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后，多尔衮突然去世。在政敌的密谋下多尔衮死后被当成了反叛者，同时13岁的皇帝福临（爱新觉罗·福临，世祖，顺治帝）亲自执政。

年少的皇帝在其幼年时代就进入了北京，在这块自朱棣迁都已经成为中国中心二百年之久的土地上安身扎根。可以想象进入紫禁城的福临被已经渗入这片土地中的汉文化所倾倒。开始亲政的皇帝接受汉文化，沿袭了明朝的体制。他的这种统治并没有持续很久，顺治十八年福临染上天花去世，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位，他就是圣祖、康熙帝。

尽管皇太极之后的两代都是由年幼的皇帝即位，但清朝皇帝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这是因为其背后站着皇太极的妃子即福临的母亲、玄烨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孝庄文皇后），她控制着宫廷，通过与多尔衮等握有政治大权的人密切合作辅佐幼帝。

女性拥有极高的威信在汉族中并不多见，但却是蒙古族、满洲族等北方民族所拥有的特点。清朝后期，西太后掌握实权。或许也可以说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始于皇太后也终于皇太后。康熙八年（1669），玄烨排除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开始亲政。

一个个难题堆积如山，摆在年仅十来岁的皇帝面前。对“华南三藩”这个汉族势力的处置成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所谓三藩指的是驻扎在福建的耿继茂与其继承人耿精忠、广东的尚可喜（平南王）和统治云南的吴三桂（平西王）。

在清军镇压华中、华南的过程中，由明降清的明朝武将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转战的过程中也扩大了自己的军团成为军阀，因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也轻易不能插手。尚可喜与耿继茂的父亲乃是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由明降清的武将。

三藩之中平西王吴三桂表现出独立政权的模样。云南是内陆的要塞。吴三桂控制了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北胜州，在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开展互市。经西藏进入云南的蒙古马每年都达到成千上万匹。还把在四川才能采集到的高级药材运到东北，从辽东带回高丽人参到云南等诸如此类进行交易。他开采矿山铸造铜钱，在经济上也显示出独立的倾向。

欲实现中央集权制度的玄烨（康熙帝）提出废除三藩之后，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发动叛乱反清。当吴三桂控制了云南、贵州进一步扩大势力之时，福建的耿精忠也于次年即康熙十三年高举反清大旗开始活动，康熙十五年被吴三桂与耿精忠包围了的广东尚可喜的长子尚之信也归附吴三桂。占据台湾的郑经（下文将叙述的郑成功之子）也与耿一起进攻沿海各地。

三藩之乱一度曾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由于反清势力之间的步调不一致，吴三桂日渐孤立。当吴三桂在湖南病逝之后，其势力难以继续维持，康熙二十年吴的继承人在云南被清军消灭，三藩之乱平息。清朝统治中国的基础就是克服了这样种种困难之后逐渐巩固起来的。

与俄国之间的条约

清朝是一个貂皮创造出来的东方帝国。在欧亚西部还有一个帝国—俄国是依靠貂皮发展起来的帝国（以下主要依据西村三，《毛皮与人类的历史》，纪伊国屋书店，2003年） 。

从蒙古帝国独立出来的莫斯科大公国在16世纪中叶控制了伏尔加河与里海的水运，成为依靠交易迅速成长的政权。他们把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大森林地区获得的毛皮、木制品等运到伊朗、土耳其，然后进口一些丝织品、棉制品等作为抵消，并在这一过程中打下了经济基础。1552年，他们征服了蒙古的西伯利亚汗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往东方扩张。根据西伯利亚汗国之名，这片广袤的土地被称作西伯利亚。

在沙皇俄国负责开发西伯利亚的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这位商人从沙皇那里获得了在西伯利亚开采的特权，并被赋予裁判权，还拥有私家军队。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招募居住在伏尔加等地的哥萨克组成私家军队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

哥萨克是在河川流域以狩猎、畜牧打劫船只为生的社群，其中有一位首领名叫叶尔马克，他率领的军队消灭了西伯利亚汗国，1583年向沙皇进贡了2400张貂皮等物品。之后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急速发展，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达到了西伯利亚的东部。

泰加森林一带是貂等野生动物的宝库。大量的毛皮猎人涌入西伯利亚。征税使也在居民的村边巡回收取毛皮充作税金。向土著征收的毛皮税，原本是俄国人向蒙古帝国缴纳的贡纳，在俄国境内却向土著征收。

貂皮在欧洲的贵族之间也极受欢迎。西欧上层阶级穿着的一件披风就需要用数百只貂。可以说貂皮在欧洲也成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沙俄帝国向欧洲出口毛皮，吸取西欧文化为筹备帝国的面子获得必要的资金。

17世纪中叶，俄国人终于决定向黑龙江流域扩张，为的是获得现在中国东北地区广阔的耕地，确保开发西伯利亚所必需的粮食。对清朝来说，这片土地是获取貂皮等毛皮所不可欠缺的地方。因为不仅在这片土地上能够狩猎野生动物，还能经过黑龙江流域从西伯利亚输入毛皮。

沙俄的远征军与清朝的驻扎部队之间从小的竞争发展成战争。1658年，即清朝顺治十五年，在松花江与黑龙江流域交汇处双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由于欧洲的毛皮多由北美供应，所以俄国毛皮的销售开始下降。沙俄帝国开始寻求新的毛皮出口地。这时与西伯利亚接壤的中国开始进入沙俄视线，成为与其进行交易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对象。

从先前介绍的国田等日本漂流民的口述中可以发现，清朝百姓穿着的服装采用大量毛皮制成。本为狩猎民族的满洲族开始统治中国以后，中国对毛皮的需求空前高涨。莫斯科政府为了与中国发展贸易，1670年以后开始向北京派出使节进行交涉。与此同时民间的队商也来到北京，1672年大约有13 000张、1673年有16 000张貂皮从西伯利亚运入北京。

莫斯科政府的意向与驻西伯利亚机构的判断之间时有不合。因三藩之乱，清朝的势力集中于华南一带，此时沙俄远征部队经常往黑龙江下游扩张，建筑要塞。面对沙俄的这些行为，清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采取军事行动要求俄国人撤出，从而引发了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莫斯科政府调整方向以避免双方在黑龙江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收拾局面，最终于康熙二十八年与清朝缔结条约。因该条约签订于黑龙江流域的俄国要塞尼布楚，所以又被称作《尼布楚条约》。按照这项条约，沙俄帝国认可清朝对额尔古纳河交汇处以下的黑龙江流域及其全部支流流域拥有所属权，清朝正式批准双方两国的贸易。条约第五条称“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就这样中国首次通过条约确定了国境。对于该条约的缔结原因，应该追究于无论是沙俄还是清朝的中国都是依靠毛皮交易成长起来的交易帝国。

海域世界的末日

大海的变化

古老的海港城市泉州附近有一个南安县，那里有一个海滨村庄叫做石井。登上村庄后面的小山丘可以瞭望整个村落。这个村庄里面几乎没有耕地，村南部是连接着台湾的大海，东面能够看到白色沙滩的砂州。砂州的北侧停泊着几艘远洋船，定睛看去这些船就像是被风吹到一起被保护起来一样。看山路两旁墓碑上的墓志铭，可以发现郑姓居多。这一光景几乎和四百年前没发生多大变化。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个村庄诞生了名叫郑芝龙（又名郑一官）的男孩。他18岁的时候乘坐远洋船开始出海。在耕地较少的泉州附近，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郑芝龙进入时的东欧亚海域，已经不是16世纪王直活跃的那个海域世界了。大海正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先是为倭寇提供了活动据点的日本被丰臣秀吉统一，17世纪德川家康继承了这一政权。以日本为中心的海域世界，正逐渐受控于丰臣、德川的统一政权之下。

16世纪丰臣政权欲对过去一直由九州领主负责的海洋贸易进行统制。丰臣政权直接统治日本国内的银矿，掌握着日本出口中国的最大宗商品白银，把白银投资到海外贸易中，成为经由东南亚等地区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最大赞助方。丰臣政权还掌握着全国的领海权。这一变化明显表现在对漂流海边的遇难船只的处理方法上。

中世时期，漂流物归属漂流地沿岸居民是日本比较普遍的做法。16世纪，当地的领主意图将这些漂流物占为己有，遇难船只的船员还经常被当做奴隶使用。但是1596年有一艘西班牙船只漂到高知时，丰臣秀吉却派手下的奉行前去没收船上装载的货物，给那些漂流民发食物，让他们修缮船只回国去（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这表示中世时期的惯例已经结束，大海开始变成在统一政权下管理的公共空间。

对活跃在从日本沿海到中国、朝鲜半岛广阔海域上的海盗，丰臣政权实施封堵措施，同时于1592年向日本赴海外的船舶发放一种许可证—朱印状，坚持仅允许一些特定商人进行海外交易的方针。德川政权沿袭了这一政策，自1604至1635年间，就目前所能断定的数据来看一共发放了356份朱印状。明朝不允许日本船只入港，因此朱印状多流向了马尼拉、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半岛的港口城市。

持有朱印状的所谓朱印船，在目的地港口城市不仅仅采购沉香等亚热带亚洲地区的特产，还与中国商人之间进行交易，购买生丝等一些中国特产。虽然日本船不能直接驶往中国，但是在东南亚等地的港口城市却进行着接头交易。也可以说德川通过朱印状的方法，管理着日本与中国之间所进行的间接贸易。

不仅是日本，活跃在海域世界的欧洲人也开始从只要在贸易中赚钱就行的状态中蜕变，逐渐将大海引入依靠殖民地经营的体系当中。

1603年10月，在西班牙统治的马尼拉发生了一起屠杀中国人的事件，据说死难者达两万人。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宦官以增加宫廷资产为名开采矿山。一封虚假的奏折称在马尼拉海边开采矿山可获得黄金白银，所以明朝派了使者前去探听虚实。西班牙人把这位使者的到来看做明朝为了攻占马尼拉前来收集情报，从而加强了对中国人的取缔。这引发了中国人的暴动，最后发展成大屠杀。该事件的背后隐约可见西班牙官方欲对从海上蜂拥而至的中国海商进行管理的意图。

以冒险家著称的葡萄牙商人，他们也曾活跃在海域世界，但是进入17世纪以后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取而代之出现在东欧亚海面上的是依靠国策特许的东印度公司前来拓展势力的荷兰人。葡萄牙人依靠的是个别海商的智慧，而新兴的荷兰人则是有组织地开展贸易。荷兰人无法在中国本土获得交易的根据地，1623年在台湾南部安平设置商馆后开始着手开发岛屿。

倭寇后人

16世纪的倭寇首领王直出身徽州，他的商业活动受到了新安商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支持。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但是进入17世纪，面对海域世界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的海商却不是新安商人，而是泉州附近的安平商人。郑芝龙离开自己的村子后逐渐在这个商人群体中崭露头角。

泉州周边四处是山或者大海，耕地极少，因此十家中有七户都跑到外地去经商。安平商人的商业圈包括南京、临清（大运河的要塞）、苏州和杭州（江南大都市）。还有不少人定居日本长崎、平户，从事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

郑芝龙先是投靠了在广东与日本往来的舅舅。舅舅搭乘到日本的货船时，为了管理这些货物把郑芝龙也叫到了船上。那艘船属于在日本平户拥有据点的李旦所有。1621年到达日本的郑芝龙获得了中国商人领袖李旦的信任，与他结成干父子关系。

李旦也是泉州出身，郑芝龙刚刚进入大海的那时候他在海域世界拥有足以令人引以为傲的势力。李旦拥有朱印状，一边向越南的北圻、吕宋等地派遣船只开展贸易，同时也向台湾派去朱印船，为台湾成为中日交易的中转站做好了准备。他还攻击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台湾之间的航船，以独霸经由台湾的这条线路。顺便提一句，当荷兰人在台湾的安平入港时，曾与李旦的船只相遇。李旦虽然从荷兰人那里收取资金为他们采购中国特产，但几乎都没有实行。

郑芝龙在他仪表堂堂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蠢蠢欲动的野心，且极具智慧。1624年，他与平户的日本人田川翌皇之女生下孩子，取名福松，中文名叫郑森，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之后不久或许是受李旦之命，郑芝龙去了台湾，在那里的荷兰商馆担任翻译。

1625年李旦在平户去世后，郑芝龙几乎获得了他所有的财产。同一时期，一位叫颜思齐的海商也在台湾过世，郑芝龙继承了他的船队。在短短的时间里郑芝龙如何在海域世界中建起最大势力，尚有许多谜团。还有人认为颜思齐会不会是李旦的别名，他俩其实是同一人。郑芝龙发迹的过程为历史小说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继承了李旦与颜思齐在海上的势力，郑芝龙于1626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展武装活动，将竞争对手一个个吸收进来。其拥有的舰船从当初的百十艘也有了数量上的增加。次年的1627年，明朝都督为了对海上势力进行取缔，向台湾的荷兰长官要求支援，在那个当口，郑芝龙率数百艘舰船包围了荷兰船只将其击退。据说这个时候郑芝龙手下已经有700艘船只。1628年郑芝龙占领厦门，明朝任命郑芝龙为沿海防卫。此后他驱逐海盗，不断建立功勋，官职也随之越升越高。这一过程也是他与明朝合作驱逐海上其他势力完全控制东海制海权的过程。

83 长崎出岛的荷兰公馆

在东海航行的船只若不竖起郑芝龙的大旗就无法安全航海。为了竖起郑芝龙的旗帜，海商们的每艘船都需要向其缴纳2000两白银。这一制度在郑成功时候也得以沿袭。郑成功写给自己在日本的同母胞弟七左卫门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海上通行税（被称作“牌饷”）的详细信息。据称大型船只纳2100两，小型船只纳500两即可获得照牌，有效期为一年。挂着照牌的船只就能够安全行使，没有照牌或者过期了的就会被拿捕，货物、船只被没收，船主与船员被抓起来。

通过这种制度，郑家的海上势力有了经济上的保障，有能力加强用作海上警卫的船队。通过武力保障海上航行船只的安全，而作为补偿从商人那里征收通行税。这一制度由郑芝龙创造，在郑成功时期发扬光大，其本身早已越过了海商的个人性质范畴，而发挥着公共权力。他们成为不同于倭寇的另类政治势力，与中国、日本、荷兰等并列。

1631年郑芝龙向荷兰的台湾长官联系说已经从明朝获得向台湾航海的正式许可证。这也是郑芝龙宣告天下以后运输中国物产到台湾的船只由自己垄断。如此一来荷兰船只在中国入港开始变得困难起来，荷兰人也必须依附于往返台湾的中国船只。

交易基本情况的变化

16世纪在东海开展海上交易的基本情况是，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从中国进口生丝等物品。明朝严禁与日本直接贸易，使得倭寇有了活动的空间，并且在东南亚海港城市出现了接头贸易这种迂回的贸易方式。葡萄牙人也加入到这一贸易中。

中国产的优质生丝大量进入日本后，日本国内的养蚕业受到严重打击而衰败。京都的西阵织等高级丝织品的原料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生丝。不过这种交易情况从17世纪中叶开始有了变化。虽然也有技术制约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日本白银产量的逐渐减少，再也不允许将白银像16世纪那样随便出口。

随着江户幕府对通货体制的整治，要保证国内经济正常运营需要确保白银数量。幕府为了保证铸造白银货币的原料充足，早在1609年就下令禁止出口纯银锭。但纯银锭却通过走私被运到国外。如何应对这一情况？该难题自德川家康时期起就成为一个悬案，直到德川家光统治的1630年代才具备了真正能够限制纯银锭贸易的条件。实际上，幕府采取的政策是与他们为确立日本统一的理念而推动的镇压基督教徒一起进行的。

对幕府而言，该课题意味着处理与基督教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葡萄牙商船。

自16世纪后半期，耶稣会为了获得在中国、日本传教所必需的资金，在中国采购生丝经澳门投资到运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上。在利玛窦的著作中记载着，1603年在澳门港准备出发驶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遭到三艘荷兰船只抢劫，耶稣会为此遭受了巨额损失。

对葡萄牙商人而言，耶稣会是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即便会因此成为在日本进行贸易的障碍，也不能与之断绝关系。幕府的难题就是把与基督教传教士关系密切的葡萄牙商人从贸易中赶出去。但是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如何才能获得日本所必需的生丝，这一难题困扰着幕府。

代替葡萄牙人浮出水面的是荷兰人。当时荷兰人失去了与幕府进行谈判的权力，只能依靠将军的温情被允许交易。在幕府看来，荷兰人容易控制。

1635年所有来往于平户、坊津、博多等地的中国商船都被集中到幕府的直辖地长崎，只允许在那里进行互市交易。同年幕府又禁止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在国外居住的日本人回国。中国产的生丝、丝织品也开始由中国商人代替了被强制退出海外贸易的日本人来进行。

大部分中国船不是直接到日本，而是停靠在台湾卖给荷兰商馆。于是荷兰人从日本商人那里付利息借银子，买中国产品运到日本。这一成果使幕府判断不用再依靠葡萄牙商船进口中国生丝的材料，于是1639年决定把葡萄牙人逐出日本境内。1641年，荷兰人也从平户被转移到长崎，在出岛这一被指定的空间里接受管理。

交易路线通过幕府统制的体制形成以后，郑芝龙开始把中国的生丝直接运到长崎。由于已经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存在，所以郑芝龙几乎垄断了所有生丝与白银贸易。说穿了，其实也可以认为郑芝龙借荷兰商馆之手把其竞争对手葡萄牙人从日本赶了出去。郑芝龙收取的生丝钱中包括幕府发行的纯度为80%的庆长银。该银的纯度由幕府统制，受铸造所（银座）刻印保证。

以台湾为根据地的荷兰人的势力，如果不依靠挂着郑芝龙旗帜的中国商船，就无法获得生丝、丝织品。郑芝龙只要下令手下的商船不走台湾直接到日本交易，荷兰人的交易量就会大幅下降。果不其然，1641年以后，郑芝龙让自己的船只直接到长崎交易获取了巨大利润，在台湾无法获得中国生丝的荷兰人不得不把越南作为自己新的供应地。

从迁界令到展界令

明朝灭亡与清军入关，对郑芝龙来讲是莫大的十字路口。南京的福王政权被清军灭亡后，虽然郑芝龙在福州拥立皇族朱聿键，又在1646年福州陷落后归顺了清朝，但郑芝龙的局限是，他虽然长于通过操纵现有的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却没有创建自己政权的意志。这一点他的儿子郑成功与之完全不同，或许是有多年钻研为官之道的经验，他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道路。郑成功顽强抗清，目的在于创建自己的政权。

郑成功接受唐王赐姓随明朝皇家姓氏“朱”，以厦门、金门岛为根据地，在福建至广东的沿海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他自称国姓爷，取得了政治向心力。以郑成功为模型创作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为表示此为虚构，特定名“国姓爷合战”。

在其最鼎盛的时期，郑成功在厦门有仁、义、礼、智、信，在杭州有金、木、水、火、土五家批发店，向势力范围内的百姓收税，向海上航行的船只征收通行税，还向他们贷款收取利息。他在长崎掌握着生丝贸易的主导权。当郑成功的旗帜愈发鲜明以后，对通过其父向他实施怀柔政策的清朝而言，郑芝龙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于是，顺治十八年（1661）郑芝龙被冠以通郑成功的罪名处死。

清朝为削弱郑成功的势力，于顺治十三年发布禁海令，禁止沿海地区的商船出海向郑成功那边销售粮食和货物。顺治十八年（1661），也就是康熙帝玄烨即位的那年，又强制实行迁界令，以福建为中心，让从广东到山东沿海三十里（约十五公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

这一把沿海地区弄成无人区的迁界令，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感觉来看简直就是胡闹。但是若在福建沿海地区的村落调查一下，会知道这是的的确确曾经发生的事情。郑成功的势力被隔离于本土之外，孤立在海上，于是他从厦门撤退，把根据地转移到台湾。

84 鼓浪屿的郑成功像

郑成功率25 000名士兵转移到台湾，于康熙元年（1662）攻下了荷兰人建造的赤嵌城，包围了台湾城，把荷兰人从台湾赶了出去。郑成功统治台湾后，完善官僚机构，为加快开发，从福建、广东等地召集移民。因迁界令失去落脚地的人们，大部分都响应了此次召集来到台湾。

由于迁界令的颁布，郑成功无法直接从中国置办生丝，预备经由马尼拉采购。而继续对中国人进行迫害的西班牙成为这一方案的障碍。于是1662年，郑成功派意大利传教士为特使，向西班牙的吕宋总督提交国书。国书中首先陈述了由于荷兰人欺虐中国人掠夺商船所以才将其驱逐出去的缘由，然后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正常交易，并威胁若其不从则会面临与荷兰人相同的命运。西班牙人接到这封国书后认为这是郑的最后通牒，决定肃清中国人。郑成功接到在菲律宾的中国人被屠杀的消息后，准备向菲律宾派兵。但是就在这当口，他却因病倒了下来。

其子郑经继承郑成功之位，贯彻了反清方针，三藩之乱时与之相呼应，在沿海各地四处阻击。虽然他与菲律宾修复关系，欲向马尼拉派船从当地的中国商人那里购买生丝转手卖到长崎以保证财政，但在迁界令封锁海面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挽回颓势。1681年郑经去世后，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发生内讧，清朝的水师提督施琅瞅准时机发动攻击，1683年台湾的郑氏政权垮台。

站在攻打郑氏政权最前线的施琅，也是泉州出身，属安平商人。平定台湾后，施琅一家以鹿港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积极开发台湾。康熙二十四年（1685），施琅送自己属下的船只到长崎要求贸易。

清朝基本平定台湾以后，于康熙二十年宣布解除迁界令，不过却继续维持了不准商船出海的禁令。郑氏政权垮台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三年颁布展界令，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海域世界中原来的那些势力已经消失，东欧亚的海面开始成为陆地政权共同管理的空间。

互市体系的确立

从14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在东欧亚的海域世界里始终有一部分势力不接受陆地政权的统制。在中国建立起政权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持朝贡体制实行海禁政策，对民间的贸易活动进行镇压，因此诞生了一批进行走私贸易的势力。嘉靖大倭寇之后的1567年，解除海禁，在不进行政治交涉的前提下创造了互市这一交易体系。

但是，日本不在互市范围之列。16世纪的海上交易，基本是中国的生丝与日本白银的交换。所以在海域世界，从事朱印船贸易的中国商人、日本商人或者澳门的葡萄牙人、台湾的荷兰人在贸易中相互竞争。竞争以海盗行为出现。商船为了寻求航行安全，支持17世纪振兴的郑氏势力，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海域世界。

17世纪30年代，日本的江户幕府为了统制贸易夺去了那些从事贸易的人的政治交涉权，限定与中国进行贸易为四条路线，确立了幕府统一管理的体制。这四条路线是长崎线、朝鲜—对马藩线、琉球—萨摩藩线、阿伊努—松前藩线。关于长崎线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朝鲜—对马藩线，经历了复杂的政治过程强化了统制。朝鲜的李朝与日本的江户幕府互相把对方的国家看做低自己一等。处在李朝与德川政权之间的对马藩宗氏由于其财政基础要依靠日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所以篡改双方的国书，让两国不至于断交。1631年，这件事情被幕府知道，以此为契机幕府确立了由宗氏负责与朝鲜交涉、幕府进行管理的体制。

1609年琉球受九州岛津氏侵略，被编入其势力之下。1633年琉球王尚丰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次年作为岛津家的领地也得到幕府的认可。这时候，情况已经比较明朗，琉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向中国进贡，同时又是萨摩藩的领地，即所谓的琉球双属。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期，让琉球苦不堪言。阿伊努—松前藩线的情况与之类似，最终也得到承认。

中国方面，清朝消灭明朝，统治中国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确立了互市。清朝是依靠毛皮交易成长起来的政权，所以与明朝相比带有接受交易的特质在内。17世纪中叶，清朝实施海禁与迁界令，消灭了控制海域世界的郑氏政权。其后，清朝颁布展界令，允许中国商人直接赴日。就这样日本才得以不建立朝贡关系与中国建立起互市。

85 江户时代对华交易的四条线路　①长崎线、②朝鲜—对马藩线、③琉球—萨摩藩线、④阿伊努—松前藩线

清朝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设置海关管理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关于设置的时期与地点，一直以来都根据20世纪编纂的《清史稿》等记载，认为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同时在江苏的云台山（镇江府丹徒县）、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广东的澳门开设的。但是最近的研究却表明，康熙二十三年福建的海关设在厦门、广东的海关设在广州、江苏的海关康熙二十四年先设在了华亭县，后于康熙二十六年转移到上海，浙江海关康熙二十五年设在宁波。在海关，商船入港后需交纳入港税船钞和商品税。

迁界令颁布后至展界令颁布之间的三年里，在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每年有二三十艘。这些船中，除了郑氏的船只以外还包括以东南亚为据点的中国船和三藩之一平南王尚氏政权派遣的船只。展界令颁布后的第二年，85艘船蜂拥而至。从中国直达日本的商船数量增多，康熙二十七年（1688）增至194艘。幕府苦于白银外流，从第二年开始把来长崎的中国船限定为70艘。

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在日本长崎受幕府统制，在中国受海关管理。但是江户幕府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日本没有向中国提出限制来往日本船只数量的途径。日本规定了来航船只的数量以后，出现了一些无法进行交易只得带着货物返程的中国商船。这些中国船，经常从事一些被称作“拔荷”的走私活动。又因为日本对带出去的白银也规定了上限，所以“拔荷”屡禁不绝。

不过，这种走私活动只是在陆地统一政权贸易管理下的见缝插针，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16世纪相比。郑氏政权灭亡后，陆地政权贯彻了对海上的管理，存续了400年历史的东欧亚海域世界终于迎来了它的末日。

与异文化的接触

白话小说的世界

从文化史方面通观中国历史，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大约100年的时间，被称作是一个转折期。特点之一就是与异文化的接触。

在与蒙古族统治的元朝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明朝，是一个极希望重振汉族文化的政权。通过大海与外面世界的交流被看做皇帝个人管辖的范围，通过非官员的宦官管理。因此，与海外文化相关的信息，一直被与宦官敌对的官员忽视。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入仕为目的，所以毫不关心海外的世界。15世纪上半期宦官郑和开展的一系列往东南亚、印度洋远征的活动，也从王朝的正式记载中被抹掉，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影响。

这种知识情况，在16世纪末发生了变化。海外流入的白银带来城市文化的繁荣，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关心外面的世界。在16世纪末的江南，出版了一部长达20卷、共100回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一节，是郑和到达爪哇询问当地状况的一段对话。

老爷（郑和）道：“地方有多大哩？”夜不收道：“国有四处：第一处叫做杜板，番名赌班。此处约有千余家，有两个头目为主，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人及漳州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第二处叫做新村，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人来此居住，遂成村落。有一头目，民甚殷富，各国番船到此货卖。从二村往南，船行半日，却到苏鲁马益港口。其港沙浅，止用小船。行二十多里，才是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这是第三处。大约有千余家，有一个头目，其港口有一大洲，林木森茂。有长尾猢狲数万，中有一老雄为主，劫一老番妇随之。风俗，妇人求嗣者，备酒肉饼果等物，祷于老猴。老猴喜则先食其物，众小猴随而分食之。随有雌雄二猴前来交感为验。此妇归家，便即有孕。”

这部小说虽然以郑和远征为题材，但讲述的内容是郑和在道教、佛教等各派仙人的帮助下，以东南亚与印度洋为舞台征讨妖怪、收集宝贝、降伏各国的事情。以前鲁迅把它和《西游记》、《封神演义》并列称为“神魔小说”。或许是因为内容荒诞无稽，虽然过去曾经有人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还没有历史学家正面提到它。

从翻译出来的爪哇部分可以看出，这部小说里面汇集了大量丰富的有关海外各种文化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民俗、宗教、医学、语言等。虽然有一部分是以曾参加过郑和远征的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为模本，但是还有部分内容是只有那些16世纪去过东南亚的中国人才能带回来的信息。这也就是明朝情报小说的另一个面目。

小说的作者是罗懋登，对于此人目前几乎毫无所知。根据对小说中所用方言的分析，他应该是南京人或者是在南京长期生活过的、明末一位没有考中科举的知识分子。

出版文化的形成

据大木康氏《明末迷失的知识分子》（讲谈社选メチェ，1995年）介绍，中国文学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发生了一个大转折。这一时期用超过方言的通俗语言叙述的白话小说数量急剧增加，创作出《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巨著。木氏认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出版文化，知识分子成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这些都是白话小说发展的背景。

出版业把书籍当做商品销售。宋代时候印刷术已经成熟并开始出版书籍。但是由于出版需要花费高额的资金，出版人多以官府和寺院为中心。寺院宣传普及佛典乃积功德之事，从而收到许多捐款，筹得了出版的资金。不过到了16世纪末，就能够依靠销售利润来获得出版资金了。

这一变化带给文化巨大的影响。宋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创立了朱子学的朱熹他们在内，比起通过出版方式让他们自身的思想问世，大部分是通过与知识分子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普及思想的。但明朝末期的李贽却是通过出版著作而获得了读者。万历十八年（1590）出版的《焚书》里写道，由于该书内容过于激进，使读者看过之后认为应当烧掉它，杀死读者，因此把题目定为《焚书》。李贽的思想越到晚年越激进，其背后就有对读者心理的照顾。

在出版业逐渐确立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印刷材料的生产地，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纸张产地以福建建宁最为有名。另外，根据位于江西山区上饶的有关史料记载，明朝时候那里的造纸业“一个纸厂有二十多个槽，每个槽上有十到二十人站在那里干活”（康熙《上饶县志》） 。

纸的种类也增加了，除高级类的黄麻纸（用麻作原材料）、绵纸（用桑叶纤维作原料）以外，用华中、华南一带盛产的竹笋纤维做成的竹纸产量也非常繁荣。虽然竹纸被称作低级纸，但随着质量的不断提升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于图书出版了。

明朝时候，不仅《三国志演义》等小说开始销售一些带插图的精装本，像《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实用书籍尽管篇幅巨大，也得以出版问世。这是因为纸张物美价廉，供应充足，能够保证出版业的形成，所以才可能作这些大型的出版计划。

科举考试不合格的知识分子，与新兴起的出版界一起开始了文化方面的创造。他们为那些应考的考生编辑参考书，还为一些书店进行编辑或著书。对小说等发表批评意见等从事文艺评论家活动的人也是这些“はぐれ知识人”（失意的知识人）们进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者，闻名遐迩的冯梦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作者罗懋登也应该是这些迷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

图书出版业主要是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苏州、南京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时在帝国的首都北京出现了一种被称作邸报的官报，把中央信息传达到地方。报告中央政府动向的邸报，往前可追溯到唐朝。明朝末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北京的民间出版者报房把得来的消息立刻大量活字印刷送往各地。每天十页左右，刊登一些皇帝谕令及官员的奏折。不过北京出版的邸报到达江南通常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86 《金瓶梅》（左）与《红楼梦》插图（右）

思想家的自我反省

明朝灭亡而代以满族清朝，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定位为是一次对异文化的体验。明朝末期出现了一些批判儒学传统、试着去接受这一打击、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知识分子。

17世纪初始于东林书院逐步扩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受到宦官等势力的打击陷于毁灭状态，这已经讲过了。但是在东林书院树立起来的讲学这种思想形成的样式并没有消失，以文社这一科举考生学习会的形式延续了下来。科举考试中，乡试被称作最难的一道关，参加这一考试的生员们成为文社的中心力量。在批判时政的自由空气中，文社成为这些未来官员候选人讨论政治的场所。其中以崇祯二年（1629）把苏州作为大本营成立的复社最为有名。复社拥有全国的关系网络，成员超过2000名。

在王朝更替的混乱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反抗异民族统治的运动中。当清朝的统治变得难以动摇时，他们不惜自杀来表达对明王朝的忠诚。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人选择了自始至终不在新王朝做官，自觉为明朝遗民的生活。这些成为遗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不仅仅是对异民族的反感，还包含了这样一种反省：在消灭了元朝这样一个异民族统治政权以后，汉族所建立起来的汉族文明的明王朝为何会走向灭亡？

在讲学的系谱中出现了一位叫黄宗羲的人。他的父亲是东林名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狱中。黄宗羲也是复社成员，青年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他的思想目的在于阐明明朝灭亡的原因，提出应对的具体办法。他的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质疑皇权从何而来。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后藤基巳、山井涌编译，《明末清初政治评论集》，平凡社，1971年）

87 江南贡院　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曾为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

他认为皇帝权力是为了担当此公利而诞生的，当统治者试图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其统治就丧失了正统性。黄宗羲的讨论就此展开。在这种从根源深处质问的态度中能够比较容易看出他抛弃汉族创造的文明来看待整个世界的知的过程。

与黄宗羲齐名的顾炎武明确地把“天下”与“国家”区分开来。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皇帝的姓）改号（国家的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日知录》卷13《正始》）

对顾炎武而言，天下是文明，国家是政权。将两者区别开来，只要保持天下的秩序，即便政权变化也无妨。他把朱子学里模糊不清的国家体制和文明体系区分开来，由此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寄身于文明而非政权的态度。

顾炎武试图追溯文明的根源，建立一种考察方法。实证方法之一是考据学，即分析古代音韵，解读语言经典。通过《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中的方法，可以打开一条客观考察自身所属文明的道路。

黄宗羲与顾炎武没有把文明和民族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而王夫之的思考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亦。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黄书》）

王夫之这样说的时候，华与夷的区分已经固定，而他的意识里已经把黄帝子孙汉族看做是承担这一角色的人。他的这一民族主义在18世纪时已经被人遗忘，但到了清末，近代的民族运动家重新发现了《黄书》，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接受基督教

17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遇到了基督教这一异文化。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文化，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确定了在中国传教的方针。首先他抓住基督教的神和儒学的上帝为同一人作为双方对话的突破口，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试图实现交流的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把遵从利玛窦这一方针的传教士看做西儒、也就是西方儒士，与之对话。

88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左）　中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出自《支那图说》）

徐光启可以说是通过传教士对西方文化有了最深理解的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务农，母亲织布。徐光启为了科举考试一心向学，被邀请做广东韶州一个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他遇到了传教士郭居静（Lauzaro Catneo），从而知道了基督教。

1595年他去拜访在南京的利玛窦。利玛窦评价徐光启说“他是一个拥有出色的文学与科学才华的文人，德才兼备。他了解到在文人们的宗教（儒教）中，几乎没有谈到来时或者救赎灵魂，所以师从约定死后到天堂的偶像教（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但是对任何一个老师他都无法满意”，最后经过各种思考的磨难找到了基督教。1603年，徐光启接受洗礼。次年中举成为进士，获得了在北京直接听利玛窦讲经的机会。

中国传统的思考方法是举出许多例子，从中发现规律，找出相关性。在这种归纳法思考方法的引导下，中国人发现了月亮的运行与潮涨潮落有关，刺激体表穴位也会反映在内脏上等等。但是中国学对于“为什么这样”却并不回答。对此，西方的思考方法从永远不变的神的存在出发，试图推算出规律以解释个别的现象。这一演绎式的思考方法应该是令徐光启着迷之处。

或许是因为徐光启出身于一个尊重劳动的家庭，所以他对于实用之学非常感兴趣，倾其全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对满族的勃兴心怀忧虑，认为应该把西方制造武器的技术引入中国，加强军备。不过，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先进的技术，还对这些技术背后的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他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于1607年出版《几何原本》。在和传教士一起按照天文学修改历法的过程中，翻译西方的天文学书籍，汇集成《崇祯历书》。实学方面，他在总结了中国农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西方的水利学知识，死后1639年出版了《农政全书》。

上海有一个地方叫徐家汇。那里现在已经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吞噬，建起了座座大厦。但是在以前那里是充满上海平民风情的地方。那就是徐光启的故乡。徐光启曾邀请郭居敬在那里传教。徐的孙女自幼受洗，圣名为甘第大（Candida），她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清朝时候一直支持在上海的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所以甘第大在上海建立了一座专门供女子教徒专用的教堂。徐家一族的故迹现在还只有一座天主教堂。

与传教士的对话

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一边与当地的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一边从事传教活动。福建就有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艾儒略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开朗健谈。中国人可以非常坦率地发问，而他也可以掺杂着各种丰富的话题进行回答。

《口铎日抄》是经过大约一年零五个月的对话集结成，其中的内容跨度极大，有关风水的是与非，有对台风、流行等自然现象的解释，还有对海盗性质的讨论。所谓“口铎”，来源于艾儒略等这些传教士就像铃铛（铎）作响，即刻回声般马上有所回应。“日抄”是说，不是对谈话内容的总结，而是对每天谈话内容的记录。

北边的夜空中有一个文昌星，也就是位于北斗七星附近、西方所说的大熊座拐弯处的六颗星星，在中国被看做是学问之神受到大家祭祀。崇祯五年（1632），一位名叫林太学的读书人在福州的一处楼阁内招待艾儒略。林向文昌上香，艾儒略笑着问：“上香是为了求功名吗？”于是开始了一场关于星座与人关系的对话（冈本さえ，《近世中国的比较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

（艾）“天上的星星就像蜡烛。原本就没有灵觉。”

（林）“据说大臣、将军、宰相都各自对应着一颗天上的星。所以当有巨星陨落，就会有某一位将军或者大臣去世。这该如何解释？”

（艾）“若信这些活，从古至今死去的将军、大臣早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天上的星星早该掉得差不多了。又为何过去今天天上的星星数量都没减少，没有消失殆尽呢？”

（林）“先生说得是，但是圣经中所说的星辰告知吉祥，三位贤者看到了光辉又是说的什么呢？”

（艾）“天主（耶稣）降生时，只是通过星的光芒告诉世人，有天神引路，并不是说星星本身有灵性。就比如国君临朝时，一定点灯在前方开路。这样就能说灯光上有灵吗？”

通过这场对话可以看出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气”解释的不同。中国人通常将天和地都看做一种气的运行。人与自然同属一种气，因此天人相互感应，认为人的行为会带来天崩地裂等自然现象。对于耶稣降生时把三位贤者从东方指引来的星星，中国人一般解释为天与人相互呼应。

传教士把气解释为古希腊哲学中的四元素（水、空气、火、土）之一空气，神等精灵在其外侧。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天界与人界的关系解释为天人相与，传教士斥其为迷信。虽然神令星星运行，但并不认为星星本身有灵性。

传教士与历法

王朝更替时，把利玛窦在北京发展的信徒们团结到一起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学。摄政多尔衮因中国人与穆斯林天文学家使用的历法错误繁多而采用汤若望改订的时宪历，并命令在年历卷头注明“西洋新法”四个大字，任命汤若望为天文台负责人钦天监监正。就这样汤若望与新的王朝清朝之间建立起关系，并且与年幼的皇帝福临（顺治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传教士的活动能够在清朝初期获得认可，汤若望功不可没。

89 汤若望　耶稣会传教士。原名亚当·沙尔。致力于西洋天文学的翻译工作，出自《支那图说》

在前近代的中国，掌管天文官员的职责之重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去北京的紫禁城（现在称作故宫博物院）去参观，会看到举行国家仪式的太和殿白色大理石的月台上，对面左侧（西）放着一个石制的升、右侧（东）放着一个日晷。这表示王朝拥有控制度量衡和时间的权限。王朝决定历法，不仅将之普及全国，对前来朝贡的国家也要求其有义务使用中国的历法。

为了制定历法进行天体观测的总责任人是钦天监监正。同时他还是何时举行国家仪式的决定者。这是因为天体运行与国家运营有着密切的关系。

汤若望虽然意识到这一责任的重大，但因为他学习的是西方的科学，所以对把天体运行和人间凶吉联系起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持否定态度。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通过口头或者写文章宣扬自己学习的是根据没有错误的科学的法则推算出来的天文学，与这种把凶日和吉日分开的迷信毫无关系。清朝在完善自己作为一统中国的体制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在汉族中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的思想。清朝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们总是在一些地方存在分歧。这一分歧以对传教士最坏的形式出现了。

安徽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古怪的男人。他宣称基督教是毁灭清朝的邪教，根据西方天文学制定的历法是错误的，主张应该恢复由中国和穆斯林天文学家制定的历法。杨光先并不是官僚，也没有科举的身份，原本没有丝毫的影响力。但是当时正值年幼的玄烨皇帝即位不久，所以杨光先对基督教的弹劾被辅佐皇帝的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所利用。康熙三年（1664），杨的申诉被采用，对传教士的审问开始了。

此时已经74岁的汤若望因中风无法正常行动，说话也不利索。这场审问异常严酷，在南怀仁的翻译下进行。传教士们被抓到监狱里，五名支持西洋历法的天文官被处死，与传教士交情不错的官员也都被传讯，事态变得非常严重。清朝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命令他制定准确的历法。康熙四年，汤若望被判死刑。

冒生命危险的一场天文观测

1657年到达中国的法国传教士这样记载了此后发生的事情。

西历1665年1月16日被预测将会发生日食。就在杨光先事件发生六个月前，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代替因中风无法进行观测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对日食发生的时间、大小进行了详细的推算，并以汤若望的名义报告礼部。杨光先为了得出比传教士更为接近现实的结果，让穆斯林的天文学家重新推算。

90 天体观测装置　出自《清代宫廷版画》，文物出版社

在北京，天文台设置在一座砖瓦建筑的塔上，在那里进行天体观测。日食开始那天，南怀仁被带到该处天文台上。用带上三道锁的双手做天文观测前的最后准备。凛冽的北风中，身患重病的汤若望也被命令待在一旁。大批的官员得到皇帝旨意聚到一起，在他们的注视中，日食开始的时间一步步逼近。杨光先一方的天文官首先叫嚷说15分钟后日食开始。但过了所说的时间后，太阳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两位官员说“那么现在到了汤若望玛法（“玛法”为满族对汤若望的尊称）的时间了”。说时迟那时快，在准备好的纸片上反射的太阳图形上方，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爪子似的阴影。日食开始了。传教士的推算比杨光先更为准确，在这一刻得到了证明（Grelon，Adrien〔中文名字：聂仲迁〕著、矢泽利彦译，《东西历法的对立》，平河出版社，1986年）。对传教士们的行刑停止了。但汤若望却由于狱中生活导致病情恶化，一年后去世。

在中国史料中很难见到像聂仲迁这样对杨光先与南怀仁之间的对峙描绘地如此戏剧性的记录。在中国的记载中，这个事件被称作历狱，汤若望被宣告死刑，南怀仁获笞刑，只是因为北京突然发生了地震而终止行刑。康熙六年（1667）玄烨（康熙帝）亲政后，他让南怀仁与旧的历法家之间展开竞争。结果西方历法完胜，清朝公历再次由南怀仁来制定。

91 清朝系谱

杨光先的后台失势后，在康熙八年的公开观测中，西洋历法的准确性得到认可，于是杨光先的地位被剥夺，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玄烨对西方科学颇感兴趣，还向传教士学习数学等知识。传教士也不负所望，在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交涉中大显身手。但是清朝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及修建教会。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根据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允许中国教徒从事祭祖、祭天等活动。但是他们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女教徒的洗礼与临终涂油礼。中国讲究男女有别，如果男性司祭对女性行礼，有可能会遭到是淫教的指责。于是耶稣会不得不允许省略掉这些仪式。

而比耶稣会稍迟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却绝不允许在这些仪式上做出妥协，他们向罗马教皇控诉。1704年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接受中国礼仪进行传教。对这个决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玄烨下令只允许承认中国礼仪的传教士继续留华，对顺从教皇的传教士一律驱逐至澳门。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雍正年间，抵制基督教的倾向更加严重。

清朝对传教士的态度表明其虽然正确地利用传教士的天文学、兵器制造等实用知识，但对其思想与信仰却是不接受的。这一重视实学的政策在整个清朝都有体现，18世纪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受到思想镇压—“文字狱”。这样一来明末清初的思潮转变为只发展对现世有用的实学，从而诞生了经世济民之学。

19世纪面对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两次大变动，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虽然有人批评说该运动只重视表面的技术转移而完全忽视思想等内涵，但其实这一倾向早在17世纪末时就已经出现。因为清朝同时带有两种特质，一种是接受不带民族差别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知识的开明，一种是排除动摇少数民族统治汉族体制的思想的封闭性。

第八章 产业时代——十八世纪Ⅰ

盛世时代

清朝的生育高峰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上溯秦始皇下至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能称得上是“盛世”，即繁盛、和平的时代只有四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朝三代大约一百年。其中18世纪的盛世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人口的繁衍。

18世纪初，中国各地年轻人逐渐多起来。通过人口波动图可以推断17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生育高峰。

明末的暴动把华北和四川盆地的人民逼到了颇为悲惨的境地。尤其是1644年，先是张献忠进入四川杀害当地地主，随后清军在平定张献忠政权的过程中又虐杀了许多当地居民，使得四川盆地人口骤减。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华中、华南地区的整个社会都处于不稳的状态，百姓无法安居以繁衍子嗣。

92 中国人口增长情况估测图　请关注18世纪以后人口的激增（出自赵文林等编，《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朝更替之后大约经历了一代人，明末清初的混乱才得以平息，人们终于可以在平静的生活中孕育后代。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到了世代交替的时节，在乡下勤于耕作，在城镇努力工作。

这个生育高峰并不是一次性的现象。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孩子们在孕育下一代时又将会创造另一个生育高峰。结果造成18世纪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宋朝12至17世纪开发华中地区的时候，中国人口大约保持在1亿左右。虽然偶尔受社会状况影响，但也是在几千万人口处上下浮动。17世纪末，中国人口估计约有1.5亿，但一百年后即18世纪末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

为何生育高峰能够持续？在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中，即使有一定时期的人口增长，但耕地面积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当粮食生产达到极限时，饥荒频发。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成为阻碍人口持续增长的因素。但到了18世纪，虽然中国的生产技术、医疗水平还没有大幅度的改革，但死亡率却没有上升。原因何在？为阐明其理由，有必要对死亡率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笔者根据几份家族的记录，按照月份计算当时的死亡率，结果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倾向：16世纪以前，农作物青黄不接之时死亡率就会上升，但是17世纪后半期以后，就几乎见不到这种季节性死亡率的变化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年死亡率平均化的现象。16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无法摆脱慢性的饥荒状况，即便丰收之年能够克服，但在歉收的年份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使死亡率格外高。17世纪后半期以后社会逐渐从慢性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探讨人口增加、死亡率等这种几十年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原因，意义并不大。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某一因素导致的结果也会转化成原因。我们应该做的是发生在某一社会领域的变化带给其他领域何种影响，分析这种因果连锁最终如何影响到我们最先注意的领域。如果影响效果能够往促进最初变化的方向发生作用，社会整体就会加速往一个方向变化，反之，如果往抑制的方向发生作用，那么最初出现的变化将会在历史的波涛中消失不见。

在18世纪的中国，生育高峰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又引起了何种连锁反应？第一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增长，在新世纪开始以后持续发展，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达到4亿。清朝后期，由于频频爆发的叛乱，人口增长曾出现过短暂的停滞，但是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突破4亿大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口增长突飞猛进，2005年1月已经超过了13亿，目前还在继续增长。

阐明18世纪人口增长因果循环，这一工作对于解释此后中国发展道路也具有意义，同时也是本章和下一章的重点。本章首先探寻人口增长对社会的影响，然后选择国内流通作为考察对象，最后探讨海外贸易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下一章则主要阐明中国国家体系的全貌。

税制改革

生育高峰带来的直接反应在税制领域。18世纪推广的税制改革在皇帝强有力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二十九日，爱新觉罗·玄烨召开会议听政时，面谕称：

我朝七十年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人多地少。从前四川、河南等省，尚有荒地，今皆开垦，无尺寸旷土。口外（长城以北地区）地肥，山东等省百姓往彼处耕种者甚多，朕去年差官去查，共有六万余人，纳钱粮者仅止二万余人，查出者虽有六万，其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几万矣。欲将伊等搬入口内（长城以南地区），念伊等穷民，以何为生？故仍令在口外居住。

朕昔巡幸访问百姓，据称一家有四五丁（有纳税义务的成年男子）纳银一丁者，有七八丁纳银二丁者等语。各省巡抚编审（户籍）时，只奏报纳银丁数，而不奏报不纳银丁数，故实在丁数不得而知。今国用充足，凡给俸饷等项，绰绰有余，将各省今番编审丁银（人头税）数目，永远著为定额，嗣后不准增减，仍令将纳银不纳银民之数目查明具奏，查此特欲知各省人民之实数，并非视丁加赋之意。

皇帝的面谕准确地描述了18世纪中国所处的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清朝的皇帝非常关注中国现状，为了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煞费苦心。与之相比，明朝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被宦官包围，只对宫廷的收入感兴趣。相形之下，清朝皇帝对政务负责的态度立刻就显现出来。

身为皇帝玄烨经常巡幸清朝的版图。第一次到华中、华南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那一年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和郑氏政权，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再次南巡。此次出访带有实地考察中国实情的意味，并不仅仅是游山玩水。所以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家庭构成，看到了没有登记户籍的成年男子。

皇帝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是朝廷无法掌握人民的实际数量。在视察领土过程中，这一危机感愈发明确。在长城以南汉族居住的地区，人口迅速增长造成农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的地方有一些人前往内蒙古等地。如果不能准确认识到这一实情就制定政策，将有可能面临民族对立等严重危机。而不了解现实，与汉族相比属于少数民族的满族就难以稳定中国的统治。对这一现实深有感触的皇帝果断地决定固定丁银额。

如果人口登记正确，而税收负担却没有增加，那些因为逃税隐藏起来的人就会浮出表面，由此可以掌握实际人口数量。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发布敕令，将丁税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年调查得出的人丁数目上。所谓人丁指的是在清朝制度中从16岁到59岁之间的成年男子，他们需要交纳丁银。康熙五十年以后登记的人丁被称作“盛世滋生人丁”。意思是盛世出生的人口，也就是17世纪后半期的生育高峰。

人头税的消失

当社会处于慢性饥饿状态中的时候，种地的农民无法保证自己明年还会活着。即使丰收的年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歉收的年份，青黄不接，农民由于粮食不足而身体虚弱，所以哪怕只是染上一些小病也会丧命。失去劳动力的耕地，没有一点收成。一个国家完全依赖土地谋求财政稳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国家而言，控制住人更为重要。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古就有通过人口普查掌握人民情况以提供劳动力的制度。明初完善了里甲制等户制，可以直接向百姓征收赋役。进入16世纪，整个中国被卷入依靠白银的经济中，结果出现了折算白银以代替劳役的情况。这就是丁银，俗称人头税。自康熙五十二年开始的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把丁银固定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丁银消失了。

从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规章中可以了解到其手续繁杂。它是以康熙五十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丁数量为基准，把此后达到征税年龄的人作为盛世滋生人丁进行登记，暂时先免去这些人的丁银负担。但是当背负丁银责任的男性到了60岁，要从人丁的范围中删除以后，就从“盛世滋生人丁”登记册里的成年男子中找人补充上去。如果从被删除男性所属的户中能够找人填补，问题就比较少。但如果户内没有成人男子，就要从亲戚中人丁多的家族中找人补充，如果这样还不够，就要从地方纳税较高的家庭中出这笔钱。

该手续存在许多弊端。每到五年一次举行的登记册修订时期，就要进行补充和删除人数的工作。在县衙门负责管理登记册的职员，开始任意规定手续费。如果能够支付手续费，就不向这家的青年征收丁银。虽然皇帝出于善心，将丁银总额固定，但其实手续费有时却是丁银的几倍。而且能够支付手续费的富家子弟被免除征收丁银，而家庭贫寒难以支付手续费的家庭却总是要承担丁银。

玄烨死后，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坐上皇帝的宝座，完善了直接听取各地方官报告的制度。即位不久，雍正元年（1723）关于盛世滋生人丁弊端方面的报告已经呈递到皇帝手中。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新皇帝对于废除这项已经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人头税制犹豫不决。面对地方官的报告，他没有草率地应付了事，而首先下令详细地调查实际情况。但是事情超出皇帝的预期，已经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浙江省没有等待朝廷的命令，已经开始实行将丁银编入土地税的方法，规定没有土地的人就没有丁银，拥有众多土地的人则需要支付丁银。这一方法被称作“地丁并征”。山东巡抚在报告书中恳请说，山东没有土地的贫民担负着支付丁银的义务，歉收的年份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贩子，生活非常凄苦，所以无论如何希望学习浙江省的先例，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同年9月，有人提出方针先在朝廷的直辖地直隶（今河北省）试点进行地丁并征，根据结果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地丁并征在山东实行是在雍正四年，此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相继实行。最晚实施的地方是山西省。该省南北两处的农业生产力差距悬殊。以太原为中心的南部拥有广大的耕地，收成丰富，从而比较容易把丁银纳入土地税中。而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地区山地众多，所以从商的要比务农的人多。因此，如果全省一起实施地丁并征，税负过重的土地就有可能被放弃，从而带来难以确保税收的危险。于是税制的实行是以县为单位，在对各个地区进行逐一调查后，根据各个县具体情况制定出详细的办法。雍正九年（1731），山西省也开始实施地丁并征，新的税收制度开始在全国普及，人头税从此消失。这一新实行的税制被称作地丁银。

经济复苏

人口增加与经济动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据清朝前期物价动态相关研究，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中叶，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波动的米价，从顺治十三年（1655）以后开始下降（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化出版，1997年） 。顺治十四年冬天至十五年春天之间，苏州的一位地主曾留下这样一段记录：

今年的米价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便宜的。贫穷小巷里的普通百姓也在吃白米，舂年糕，但我家却连除夕那天都没有吃上午饭。

米价的下跌直接影响了农村。农家即便卖掉了生产出来的粮食，收入仍然不抵成本，没有钱向地主交租。地主也迫于家计，开始控制买衣服等方面的花销。由于纺织品的销售恶化，所以棉布的价格也开始下滑，连锁性地造成棉花价格下降。物资的进出也由此受阻，运输业遭受打击，负责挑担的劳工也失去工作，酬金减少。城市的百姓虽然在米价下降当初高兴过一阵子，但之后便因逐渐失去收入而陷入困境。如果农作物的价格下降，当然农地的价格也会下降，使整个康熙初年一直处于无法定价的状态。

这种经济整体的不景气，从17世纪末开始逐渐复苏，到18世纪物价反而开始上升。康熙三十八年（1699）出巡江南的皇帝问道：“去岁江南丰收，为何米价依然腾贵？”以前米价一直呈缓慢上升，但是到18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暴涨。米价暴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经济不景气，米价上升带来的连锁反应带动纺织品等各项物价上升。不过与米价等比较起来，薪水的上升率却远没有那么高。

顺治十三年，米价出现下跌，这一年正是清朝为了削弱郑氏政权实施海禁政策，开始对海上封锁的年份。上一章已经讲过，前往长崎的中国船只虽然并没有因为海禁政策完全消失，但是大部分船只都是从东南亚各港口或者台湾来日本的，由此可以认为直接来自中国满载生丝等商品的船只已经减少。日本出口的白银并没有直接进入中国。白银流入量的减少使白银成为稀缺品，价格也水涨船高。由于白银可以用作货币，所以用白银购买粮食的价格相对就降低了。由于生丝、纺织品等出口商品的销路受限，所以与纺织相关的各物品的价格也都陷入下跌困境。

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来，恢复了海上贸易。但是这并没有马上影响到物价。由于日本限制白银的出口，所以来自日本的白银并没有出现激增的状况。18世纪初，新的能够代替日本的白银供给地还没有出现。因此需要在贸易以外的别的方面探索18世纪上半期经济复苏的理由。有看法认为或许是人口的增加成为米价升高的最大原因。

16世纪，由于明朝用白银征税，所以即便农民通过从事棉布生产等获得了一些收入，但大部分也被国家拿走了。结果造成经济的繁荣仅限于国家财政发放盈余的城市—那里是官僚和乡绅居住的地方，以及军事、贸易基地，并没有影响到广阔的农村。

与此相反，清朝从事税制改革，在土地可以生产的范围内征税。这让农村中依靠农作物价格增长而获得收入增加的部分和通过手工业获得的副业收入留在了农民的手中。从而开辟了农村的需求市场，扩大了棉布等纺织品、铁制农具、锅等炊事用品的销路。

18世纪中叶，在广州停靠的英国等国家的船只经欧洲把产自美国的白银带到中国（这一点在下面将详细叙述）。从而使白银的相对价格下降。人口增加带来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多，再加上白银价格的下降，使18世纪中叶以后迎来了物价暴涨的时代。但是物价的飞涨一段时间内也加速了农村的发展。

原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作物

作为中国人口史的名著，何炳棣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把16世纪后半期中国引进美国大陆产的玉米、马铃薯、红薯评价为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之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认为这一事实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了保障。

关于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第一，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通过海路，由广西或者福建的贸易港带来；第二，同一时期自波斯经中央欧亚进入中国西北部的甘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第三，经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从印度洋沿岸经陆路进入缅甸，然后传到云南。

通过这三条路径进入中国的玉米从入口当地向周围传播。玉米出现后，并没有马上普及到全国。华中地区，进入浙江省是万历元年（1573），西北从甘肃进入陕西是万历二十五年。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中国内陆地区，时间更晚，是在康熙之后。进入安徽省的记录，是在18世纪中叶的雍正年间。

马铃薯主要有两个路径。第一，万历初年（16世纪80年代）从菲律宾的吕宋传入，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闹饥荒，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为了救荒普及马铃薯的种植方法。所以在福建，马铃薯又称金薯。第二，与玉米一样，经缅甸传入云南，甚至比福建传入的还要早。但是从云南并没有往周围再传播。

红薯在国内普及的速度比玉米还要晚，湖北、湖南、山东等地是在乾隆前期（18世纪40年代）开始种植，而山西、安徽则是进入18世纪后半期之后才逐渐开始有人种植。地方官员在普及种植红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

农民们在引进新的农作物的时候，态度可以说是极为保守的。但是这些作物却在山地的斜坡或者荒地上—这些是水稻、小麦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农作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种植成功。因为与主要农作物不存在竞争，所以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农业体系，反而增加了粮食的供给量。由于这个原因，对人口增加怀有危机感的官员们在乾隆年间为了普及玉米、红薯、马铃薯的种植积极进行行政上的指导。也就是说，美国大陆产农作物的引进，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除了当做粮食的农作物以外，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产品还有辣椒和烟草。现在中国的辣椒，在四川、湖南为中心，从西南的贵州到东北呈带状分布的地区作烹饪之用。这一地带还被称作热带，尤其是四川料理的麻辣最为有名。

关于辣椒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有很多说法。普遍认为是在16世纪后半期，经澳门传入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17世纪中叶。因为日本的辣椒是从中国港口的葡萄牙船带来的，所以又写作“唐（中国）芥子”。中国以前还没从美国大陆引进辣椒的时候，曾大量使用东南亚通过大海带来的胡椒。即便是国内能够种植的辣椒，也被当做价格昂贵的进口货胡椒的代用品。

烟草与西班牙人一起先是传入了吕宋，然后经菲律宾于17世纪初传到中国。最初是作为药材介绍过来的。进入18世纪以后成为嗜好品，在福建、广东等山区广泛种植。现在云南等内陆地区作为烟草产地而闻名于世。辣椒与烟草作为可以卖钱的作物，拓宽了农家经营的范围。

93 美国大陆原产农作物在世界中的传播

商人与产业

浏河港物语

上海西北部的浏河港（刘家港）曾有一段作为江南外港的历史。它面朝长江，通过浏河与江南大城市苏州相连接，在元朝时候被用来运输江南产的粮食到首都大都，留名史册。明朝时候，这里是郑和远征队的集结地，港口附近的海面上停泊着规模庞大的舰队。但是，进入永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改修完成，江南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大运河来进行，因此港口日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港口的名字也逐渐为人淡忘。最致命的打击是17世纪中叶清朝颁布的海禁令和迁界令。港口萧条，只有郑和为了祈祷航海安全建造的妈祖庙还能证明过去这里曾是一个港口。

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来运转。由于派往江南的一名调查官的奏折，皇帝颁布了展界令。清朝把守护航海之神妈祖升格为天后，目的是刺激正在衰退的海运业。次年，政府规定了可以在中国各地港口停泊的船只类型，浏河港规定停泊沙船。沙船是一种适合在海岸线平浅连绵的黄海上航行的船，虽然这是一种有龙骨的远洋船只，但是吃水较浅。吃水深的大型远洋船被规定在上海进港。自此浏河港焕然一新，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东海航行船只的停泊港口，而变为经黄海连接渤海与江南的港口。

清朝时候最初在浏河港开辟海运业的是新安商人，接着是那些把据点设在长江北岸港口南通和吕四的商人。有了这些商人打先锋之后，以山东半岛胶州湾为据点的山东商人也来到这里，最后濒临渤海湾的辽宁省各港口的商人也来到浏河港安营扎寨。除商人以外，经营沿岸航海运输的是吕四的商人。

在水手之间流传着一个传说。

浏河港住着一位叫王六官的男人。海禁解除以前，他靠捕鱼为生，无妻无子独自一人做饭过活。每当他捕上很多鱼的时候，他总是邀请朋友喝酒耍乐，直到喝醉才算结束。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对当时老是触礁的沙船进行改造，造出一条底浅而且平坦的船。这条船的稳定性极高，操作也较容易。

有一年，王六官乘船纵贯黄海北上。然而在北方的港口却迟迟等不到回南方的风。船员们因此哀叹无法回家过年。就在大家万分沮丧的一天，王六官突然说“快点收拾工具，明天下午将有好风过来”。虽然大家都嘲笑他胡说什么呢，但第二天风向果真开始变化。当他们起锚扬帆之后，风力更强，当天夜里，他们在波涛冲击船头的潺潺声中一口气跑了数千里。天亮的时候，大家的眼前出现了熟悉的浏河港。

94 浏河港关系图

船员们到达港口以后，为表示感谢宴请王六官。然而当王六官与大家一起上岸以后却不见了踪影。经过几天的寻找，大家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来到船里一看，那里留有王六官上岸时候穿着的衣服，这才知道那一夜的风是王六官的神异在发挥作用。众人回想起王六官的许多行为与常人不同，他每天早晚两次必上天后宫膜拜，把手洗干净以后才烧香，从不剩饭，全部吃进嘴里，大小便都放入桶里，注意不让灰尘和脏物进入大海。人们想起王的这些种种，认为王六官乃真人（具有超能力的神仙）。他们制作了一尊貌似王六官的真人像，接受出海航行的水手们的膜拜。

《浏河镇纪略》记载了这一传说，在文章结语写道：明末禁止出海以来，已近百年。当地掌舵之人已经死绝，没有人想去茫茫的大海，也没有人想试一下自己的技术。此时真人现身，创造了出发点，说在山端海隅有利可图，只要召集各省商人俱来，贫穷的孤岛将成为生财之地，补充国家收入。这不正是真人的力量吗？为其立像建庙、祭祀也在情理之中。

浏河港风景

浏河港是位于大浏河畔的港口城市。从苏州经太仓州流淌过来的河流在即将流入长江之前被水门挡住了去处。这一水门是为了防止长江潮出现逆流，同时也是在黄海上航行的远洋船只的终点。到了码头以后，是一排排黑瓦、木造、白壁的两层建筑，马路上铺着石板路。

来到这个港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祭祀妈祖的天后宫。那里是港口的中心地区，聚集着乞求航海安全的商人和船员，来此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弥漫。出天后宫往西走，来到镇海关。那里有一座石头做的仓库，上面刻着“镇海关”三个大字。这里负责监督出入浏河港船只，并进行征税。天后宫与镇海关背后是三官阁。该建筑物的一角是祭祀王六官真人的祠堂。参拜完祠堂的船员手中都有一块木版印刷的帖，如果把这张帖贴在船舱上，遇上船舶沉没等水难的时候则会保佑船只平安。

从天后宫往南，是面朝大浏河的码头。按规定不同的船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地方乘降。南货船码头用作卸载从苏州过来河船倒装到远洋船上的货。反之，白银从浏河港向苏州流出。每月的6日、16日、26日三天，装满白银的标船将从标码头出发驶向苏州。为作防卫之用，船上配有山东出身的标客，从官员那里借来枪支等武器。如果偶然能够碰到出港，可以看到四艘满载约两万两白银的船在锣鼓震天、空炮轰鸣声中驶出码头。

从外洋溯长江而上到达浏河港的船只，并不是直接停靠在码头上。沙船与陆地之间有驳船来回行驶。从天后宫的南门直走来到大浏河，往东看去能够看到沙船一个挨一个排列。船身长约20至40米，以主桅（高度与船身长度相仿）为中心，共有5根桅杆。

这种沙船凝聚了许多技术。坐在小船上靠近一看，船身上并没有上色，吃水线距离甲板不到一米。欲改乘沙船时，脚下位置呈阶梯状，以便于登上甲板。将甲板中央的一块木板抬高放入船舱中，船体呈扁平桶状结构，所以即便有较高的波涛冲击甲板，海水也会流入凹凸不平弯弯曲曲的表面，而不会让船舱进水。船舱每隔一米由隔板间隔开来，脚下是宽约30厘米的龙骨贯穿船头和船尾。基于龙骨和隔板的这种构造，沙船可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驳船从沙船上卸下货物以后，驶向指定的距离仓库最近的码头。驳船靠岸后，在那里等待的脚夫争先跳上船来，挑起货物搬入商店的仓库中。他们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劲头很足。

脚夫们组织起脚行，以码头为单位确立起各自的地盘。如果有人要侵入别人的地盘，他们就会扔下挑着的货物，围攻入侵者，最后把他赶出去。这些依靠垄断干活的脚夫有时还会蛮不讲理地漫天要价。虽然有些商人气不过，自己雇佣劳力到码头上，但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当脚夫的行为太过分时，商人有时也会向官府告状，于是官府把脚行的头目抓起来，制止他们的恶劣行径。

天后宫的后面是一条叫做九龙湾的大街。一脚踏入这条街，娼妓们宛如天上的云彩纠缠不休，左右两边的建筑物入口都站着招呼客人的女子。配上横笛和二胡，可能不时会传来一些非常妖娆的歌声。或许也有不少船员到天后宫祈福之后马上就跑向了九龙湾也未可知。

浏河港与商人

船上的货物大部分是大豆和用作肥料的豆渣。浏河港上专门经营这些商品的店鳞次栉比，船上的货物直接运到了商店的仓库里。陆天益大栈房分为“豆行”（大豆部门）、“饼行”（豆渣部门）、“花行”（棉花部门）三部分，被称作“栈”的商店，还配有客商的住宿设施和保管商品的仓库，商人的货物就保存在那里。

在浏河港，从山东半岛的港口胶州、登州等地带大豆、豆渣来这的外商与从江南各地前来采购的内商相互交易。外商与内商大多互不相识，并且由于商业习惯和度量衡的不同难以直接进行买卖。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保税行和牙行，负责商品的销售和授受货款。一般不做现银交易，以每月六日作为标期，把内商支付的白银通过标船送往苏州，在苏州结算。浏河港是商品集结的地方，苏州就是金融中心。

港口的骨干商人是保税行。清朝担心海盗残党冒充客商进出港口，指定由“土商”也就是当地值得信赖的商人作保税行。当然，土商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是浏河港出身，只要是身份明确、与当地居民关系密切，还要熟悉来自山东和辽宁的商人就可以成为保税行。浏河港有四家保税行。第一个要列举的是宁波出身的吴氏。吴氏为了躲避明朝末期的战乱移居到浏河，做了当地富豪季氏的上门女婿。季家没有后嗣，因此吴氏继承了岳父的遗产，以季长泰为屋号成了保税行。四家保税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外商到达浏河港以后，首先就要去保税行讲明来历。保税行把这一情况向镇海关报告，并替外商缴纳港税。完成了这些手续以后，外商才能够进行商品买卖。

为来自江南各地采购大豆等物资的内商充当身份保证人的是牙行。他们从布政使司（掌管财政、民政和人事）处获得许可证，对进行交易的商品的质量和价格进行监管，以尽量避免内商与外商之间发生纠纷。牙行根据经营的项目不同又分为豆行、杂货行等，收取交易价格的1%到2%作手续费。

属于保税行与牙行的商人，密切参与港口的运营，他们聚集在浏河港东北以外的显佑宫开会。乾隆十七年（1752），商人们决定从在浏河港进港的船只中募捐，建设教育机构书院和养育孤儿的育婴堂。

从浏河港出港的船只，六至七成是江南籍。从浏河港开出的船只载满了棉花、棉布等，一路朝江苏省北部的青口、山东半岛胶州的淮子口、莱阳的丁字港、面朝渤海湾的龙口等港口北上。到胶州的商人有江南、浙江还有福建的，他们在那里开展商业活动。丁字港位于海路的十字路口，南面的浏河港、西南的青口、东面朝鲜半岛的仁川、北面渤海对岸辽河流域的港口都有专门跑运输的船只来此停靠，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些船只在山东半岛的港口装满大豆和豆渣返回浏河港。如果顺风，几天便可回到浏河港。

18世纪黄海海运业的异常繁荣，其背景是郑氏政权垮台带来的海域世界的消失。黄海从此成为中国的内海。清朝时候，虽然禁止通过海路从江南往外运输大米和大豆等粮食，但是对山东半岛等地运往江南的大豆却没有明确的规定。雍正七年（1729）规定“海关对大豆课税每石4分”，也就是承认了海运大豆的事实。走海上运输的粮食为了防止中途被海盗等倒卖，有人提议采取山东的发货港要向卸货港的海关通报船只的登记号、出港日期、装载大豆的总量等管理办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办法得到实施的痕迹。

东北的产业

18世纪上半期，以浏河港作为入口流向江南的大豆和豆渣主要产自山东。不过到了18世纪后半期以后，通过海路与江南连接起来的新地区作为供给地而兴起，那就是满族的故乡中国的东北（以下叙述参照石田兴平，《满洲殖民地经济的历史性展开》ミネルヴァ书房，1964年） 。

顺治年间，清朝定都北京开始统治中国的时候，大部分东北居民随皇室一起移居北京附近，辽河流域逐渐荒芜。顺治十年（1653）以后，清朝虽然连续征集民众往辽东开荒，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但是18世纪山东等地的人口增加以后，移居东北的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多了起来。乾隆五年（1740），由于移民过多，朝廷曾颁布禁令禁止移民，但全然无用。

为了闯出一片新天地，这些汉族移民造起半地下式的小屋“窝棚”。在周围的原野上放火烧地开荒。第一年在地里面种上荞麦，第二年开始种植高粱、谷子，之后又种植大豆等。当大部分移民在新开地定居下来以后，出现了杂货店。为了完成艰辛的劳动，抵御寒冷的冬天，移民买来蒸馏酒和木棉做的工作服。农民们为了弄到日常用品，先在商人那里赊账，待秋天收获的时候，拿收获的庄稼来偿还债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商人用雪橇载满农产品前往辽河流域的大城市。因为杂货店的出资者在这些城市里开办了商社。于是商社与中国的内地有了联系。

大量的纺织品和华中、华南生产的茶叶从江南运到东北这个新开地。虽然也有一些商品通过陆路跨越山海关来到东北，但康熙三十三年（1694）开始在山海关征收关税以来，海陆运输成为主要工具。海船从辽东湾的锦州、盖平或者是从渤海沿辽河溯流而行，在牛庄等地进港后卸下装载的货物。为了在黄海上航行而发明的沙船由于吃水较浅，所以能够溯辽河而行。从这些港口沿辽河的主流和支流航行，把货物运到辽阳、盛京、抚顺、铁岭、开原等主要城市。

95 中国东北地区地图

东北运往中国的农产品除了大豆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粮食。康熙二十年代，为了防备俄国的入侵，清朝增强了在东北的兵力，从而保证了东北地区粮食产量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却禁止把粮食从东北运往中国内地。不过，由于增产政策步入正轨，山东等地的移民也努力开荒，所以逐渐放宽了将多余粮食运往外地的政策。雍正时期开始通过海路把粮食运往天津和山东，乾隆时期粮食外运量继续增加。据一些当地的销售记载称：乾隆五十年（1785）东北地区获得大丰收，天津的海运业者用800多艘船只载满了数十万石粮食前往直隶（河北）、河南、山东。

来到东北的中国内陆商人开始投资农产品加工业。最初兴起的加工业是一种被称作烧锅的蒸馏酒制造业。其次是通过柞蚕引进养蚕业。柞蚕是一种以枹、柞树等树木的树叶为食物的野蚕。它不同于普通的蚕，需要在自然的山野中饲养。山东的山区开发了这种饲养方法，18世纪开始尝试在别的地方培育。这一技术随着山东移民的到来传播到东北，康熙年间以商人出资、农民出力的形式广泛普及。

用大豆榨油的榨油业者被称作油房，乾隆年间迅速兴起。这种油不仅用于食用，还可以作为灯的燃料，或者作为家具等的涂料因而需求量极大，榨油之后的豆渣被当做肥料进行买卖。豆渣连同大豆一起从辽东湾的港口被运往江南和华南地区。

18世纪，东北地区形成了杂货店、粮食和大豆的商社、酿酒业、养蚕业和榨油业等。但这并不是某一位商人独自兴起的事业。而是存在这样一种结构，即好几个资本提供者联合起来，接连投资有利益的事业。这一结构叫做“联号”。“号”是商号的意思，把几个实体连接起来的意思，有共同出资型、也有垄断联合型，形式多样。粮食的仓库业和油房、烧锅等以联号的形式开展起来。

山区产业

商业资本也向中国内陆的山区投资，振兴产业。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秦岭山脉。该山脉由海拔3000米的高山构成，把中国的气候分为湿润的华中和干燥的华北两类。自古以来作为森林供给地而闻名。18世纪中叶山里多了许多被称作“厂”的作坊。

采伐木材的木材厂把以前人手无法企及的生长在海拔2000米高处的桦木和冷杉从原始森林中采伐成木材并运出。原始森林中的大树乃是非常罕见的木材，需要以原木的模样作为圆木头运出。为了从高山上采伐，商人们投巨资用在设备方面。

他们沿着山坡铺设轨道“溜子”。把长约三米的圆木纵向排列，上面再横搭上两米左右的木板，把木材卸下来。按照地形凿开山路，在山谷之间架起桥梁，到水边的距离长达数十公里。

要从山谷越过山岭，需要用一种叫“天车”的滑车。山脊上竖起支柱，然后安装上八角形的滑车，如果是牛，需要两头，驴需要四五头，人力则需要二三十人，才能从山谷把木材拉起来。海拔高度差别过大时，需要安装三四段这种滑车。据说大的木材厂，搬运木材的时候也需要3000至5000人。

铁厂是炼铁的地方。秦岭山脉上随处可见含铁矿石的矿脉，叫做红山。炼铁用的木炭生产地称作黑山。熔矿炉大约有五米高，放入木炭和铁矿石，十几个人不分昼夜交替用风箱送风。黑山上负责烧炭，烧好的炭由人工担着搬到熔矿炉。一个熔矿炉需要一百几十个人。如果一个铁厂有六七座炉子的话，炼铁工人和劳力加起来不下1000人。铁厂里还设有用刚炼好的铁做成锅和农具的锻冶部，这样就需要有成千上万个劳动力。

即便雇到了大量劳动力，还需要便宜的粮食供给山里、降低劳动者的佣金作为工厂有效盈亏的条件。这些劳力的主食是种植在海拔800至1200米、位于半山腰斜坡上的玉米。乾隆年间曾到该地任知县的地方官留下这么一段记录：

伏查山阳，跬步皆山……乾隆二十年以后，始有外来流民向业主写山，于陡坡斜岭之间开作耳扒木筏。迨扒筏罢后，或种包谷，或种苦荞；而山地寒冷，三月播种，九月乃获，从无可种两季者……又必初开之山，方可成实，至三四年后，则不堪再种。故旋开旋弃，迁徙靡常。（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田》，《雒南县志》）

流民们大多为华中、华南出身，刚到东北时或租房居住，或在农田附近搭建临时小屋。种植玉米对生态环境而言是掠夺性的，不能长久。流民们积攒了一些财富以后，或者购买那些可以永久耕种的土地的租赁权、所有权，或者开店。

清朝时候劳力们以“窝头”为主食。就是把玉米粉做成比拳头稍大的圆锥形，中间挖一个洞便于加热，蒸熟之后吃。现在在一些中华料理店里可以看到一些称作窝头的点心，但是无论是外观还是味道都和原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在高山地区经营的作坊对于半山腰的玉米种植具有依赖性。木厂、铁厂需要大量的劳力，所以每到歉收时节玉米涨价，作坊就会停工。

对山里的木厂、铁厂进行投资的商人也不是单个的资本家，而是以联号的形式开展多项事业。因此一旦玉米涨价，使劳动力成本增加压迫利润，这些商人就会马上撤资。劳力们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就变成失业者留在了山里。这一现象到19世纪以后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压迫了清朝社会（后述）。

互市体制的开展

盛世的食材

罕见的食材称作八珍。原本只是为了表示种类繁多的意思，但是到了宋代真的可以列举出八样珍馐。到了清代，八珍进一步扩充，出现了四种八珍也就是三十二种珍馐的酒席，叫做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收集了满族和汉族各自的食材，因其用料极尽奢侈而为人熟知。18世纪乾隆帝弘历经常巡幸江南。那时负责接待的各地商人们收集了山珍海味，雇佣高级厨师凝聚了所有的创意和技巧，做出了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最高级的食品。

四种八珍中，除了山八珍（驼峰、熊掌、猴脑等）、禽八珍（鹌鹑等）、草八珍（银耳等）以外，还有燕窝（爪哇金丝燕的窝）、鱼翅、干海参、鱼肚、鱼骨（鲟鱼的软骨）、鲍鱼、海豹、狗鱼（生长在黑龙江等地的鱼）等海八珍。18世纪的清朝，既是繁盛时代，同时也是宴会料理形成体系的时代。

宴会料理的排位以满汉全席为首，下面又有燕菜席、鱼翅席、海参席、虾干席、三丝席。占第二位的燕菜席，不仅仅用到高级食材燕窝，还用了一些丝毫不逊于燕窝的其他食材，规格很高。除了最后的三丝（把猪肉、鸡肉和蘑菇切成丝），宴会材料及几乎全都是以晒干的海产品为主。

燕窝是生息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泰国、马来半岛的爪哇金丝燕（学名：Collocalia属）的窝，是燕子把海藻放在嘴中咀嚼转化成的胶质。它是清朝时候从泰国来华的船只带来的。还有许多是从东南亚和日本带来的。

虽然清朝人口骤增，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尝过一口这些高级食材。不过，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少不了宴会。在被称作盛世的18世纪，商业活动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可以预想召开宴会的机会也显著增加。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贪图高级食材的社会。开始大量进口干燥的海产品的中国，也改变了海洋贸易的形式。

俵

物的出现

要把日本从中国进口生丝对中国出口白银这一交易基调进行改变的苗头在海产品中出现了。17世纪后半期，江户幕府尝试在其直接管理的长崎贸易中把出口产品从白银转换为铜。1684年江户幕府颁布“贞享令”，规定中国船只能够带回去的白银总额为6000贯。来日本的船只根据出港地方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6000贯范围内将贸易额分摊给各艘船。

由于对白银的出口量设置了上限，因此潜藏着一种危险，即被称作“拔荷”的走私贸易会增加。为了加强对中国商人的管理，1688年日本设立唐人公馆，这一方针就是将中国人一个不剩地全部集中在一起。管理体制完善以后，1698年中国到日本的船只数量从70艘上升到80艘。强制性的政策显现成效，铜出口量在17世纪后半期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就是中国因铸造铜钱，所以对原料铜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是，正如后面还将叙述到的，成为货币的铜的价格受到中国国内经济体系的高度制约。中国商人采购的铜价在日本看来定价极低。而且日本国内也铸造铜钱，是必需品，所以也有些不够用。

1701年，幕府在大阪设一铜座，创造出统一管理银铜相关人员的体制，以有效经营通过长崎的铜贸易，尝试创造出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体制。即便如此，铜贸易还是陷入停顿，1709年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从80艘改为59艘。

在未找到一种出口产品能够代替白银的情况下，就对贸易进行限制，使得在长崎入港遭拒的中国船跑到北九州蓝岛附近的海面上进行走私。为了打破这一局面，1715年出台了正德新例的政策。

这一政策明确规定在缩小铜贸易的同时，把贸易范围内的铜换成海产品。因为鲍鱼干、海参、鱼翅这三种产品装在草袋（日语作“俵”）中出口，所以称作“俵物”（按照幕府的官方用语，称作hyomotu），海带、干鱿鱼、海米、凉粉等海产品全被称作“诸色”。

俵物的出现在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里多被评价为江户幕府非常优秀的一项政策。但是，贸易产品的改变不仅仅是供应方的事情，还需要考虑到消费者一方也就是中国盛世之繁荣带来的对干货的强烈需求。

信牌管理

正德新例是日方为了管理东欧亚贸易的政策。不但限定可以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为30艘，还发给一种被称作“信牌”的贸易许可证，没有信牌的船不准进行交易。此外，日本还根据中国船出港的地区进行分类，按地区固定可以入港的船舶数量。

日本需要的生丝由江南出港的船可以保证。因此幕府规定南京船为10艘，宁波船11艘，而其他地方来航的船只则在数量上进行了限制。厦门、台湾、广东的船只各两艘，广南（越南中部）、暹罗（泰国）、巴达维亚各一艘。

正德新例中尤其排斥的船只是普陀山船。该种船从福建装载当地生产的砂糖前往舟山群岛之一的普陀山，在那里与来自江南的船只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对日本出口的生丝然后来到长崎。在中国看来，正德新例是一种优待宁波等江南商人，压迫福建商人的政令。

96 信牌　向中国船只发放的通商贸易许可证（长崎市立博物馆藏）

正德新例颁发那年，来长崎的福州船和泉州船没有拿到一枚信牌，刚入港即得到当日离港的命令。异常愤怒的福建船主在宁波靠岸后，来到衙门状告南京和宁波船的商人们。他们认为，江南商人到日本后拿到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有损中国王朝的威信，奉外国年号而背叛朝廷，是一种从属日本的行为。

这一诉讼被官员们利用，在江南派官员和福建派官僚之间展开了论战。最后由于需要从日本进口铜，所以在皇帝的批准下，命令江南商人也要把信牌借给福建商人，使问题获得解决。但是，江南商人进行种种阻挠，所以福建商人不得不从与日本的贸易中退出。

江户幕府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看到日本通过信牌管理贸易这一举动，清朝难以把握其真实的意图，所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清朝颁布展界令以后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没有对海上贸易进行任何统制，不过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禁止拥有特权的商人以外的人出海贸易。这时使用的就是日本的信牌。清朝通过信牌管理赴长崎的船只。

97 宁波船与南京船　不同的出发地规定了不同的进港船数。运输江南生丝的宁波船（左）和南京船（右）所受待遇优惠

可以说陆地政权与海外政权之间没有政治交涉而对海上贸易进行管理的互市体系就此完成。

与日本的贸易港

正德新例之下，半数以上从江南出港的船只都领到了信牌，结果使江南的乍浦迅速发展为赴日商船的出港地。乍浦与宁波隔着杭州湾相对而坐，同时也是排斥福建商人掌握与日本贸易主导权的浙江商人的大本营。

雍正六年（1728），负责浙江与江苏行政的官员聚集一堂，就贸易管理体制进行协商。最终决定各选四名商人充当商总负责监视贸易，由在港口从事中介业务的牙行充当出港人员的身份保证人（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明石书店，2002年）。

乍浦里有牙行。牙行对贸易进行管理，有义务向官员汇报出港船舶的乘客姓名、籍贯等情况。从中国装满货物的船只出港时候要缴税。这时牙行还有一项任务是拿着缴税发票到有关衙门申请出港许可证。商船进港时，牙行也要查明乘客的身份，向衙门提交注明缴税地点的文件。先前曾介绍过的浏河港保税行所承担的工作，由他们牙行来负责。

1717年以后，随着清朝对海洋统制结构的逐步完善，漂流到中国的日本漂流民也开始接受官方权力的保护。漂流民被送到乍浦，在那里等待驶往日本的商船。1780年，漂流到福建霞浦的大坂传二郎—纪州御坊一叶丸上的乘客—曾这样说（石井谦治《史料绍介：大坂传二郎船漂流异国报告》，《海事史研究》18号）：

［安永九年（1780）］3月20日到达南京一个叫做乍浦的地方。此处是往日本的渡口，在类似船行的地方逗留。这一家看起来是往日本运货，对货物进行检查的地方，后面是一大片宅邸，前面就是船行。这一家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小吏等是十二三人，学徒有四五人，管账的有五六人，采购的二人，做饭的二人，其他都是做内勤的人。渡海去日本船只的船主在这里住宿、打包。我们在这里吃了早饭。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体系完善后，大量的海产品被运往中国。随着厨艺精进，产自日本的鱼翅、鲍鱼、海参都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食材。顺着这条通道，社会上也出现变化。

最高级的干鲍鱼中有一种叫做吉滨鲍，产自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三陆町的吉滨，因肉厚如马蹄银所以备受欢迎，味道也很重。在三陆一处叫做吉里吉里的小港口上，靠经营海产品发财的商人中有一位吉里吉里善兵卫也就是前川善兵卫。善兵卫经营在太平洋上搞运输的船只，1752年他掌握了三陆海面上的渔业权，1765年以后，通过把在这片海域上捕捉到的鱼翅、鲍鱼直接运往长崎而繁荣。

善兵卫这个名字乃世代沿袭。创造了前川家繁荣的鲍鱼也来到了中国的乍浦。

琉球的变化

冲绳料理中还残存着日本与中国交易的痕迹。结婚等喜宴上有一道菜叫做昆布卷。这道菜是用昆布卷着当地的一种鱼，然后用猪肉汤炖成。昆布作为油腻的猪肉料理的配菜在琉球料理中不可缺少。但是在冲绳附近的海中没有昆布。18世纪中叶，北海道产的昆布大量从冲绳出口中国。这一流通使冲绳地区用昆布做菜发展起来。

明清交替，对琉球而言是件大事。江户幕府与萨摩藩需要通过琉球保证与中国的贸易之路。所以琉球一直保持着与清朝的朝贡关系。在琉球负责外交事务的华裔过去一直是与明朝人相同的装束。与清朝交涉时，着前朝的服装会产生不良影响。此时华裔们选择了琉球风格的服饰，逐渐融入琉球社会中。

1654年，琉球国王向清朝提交明朝授予的中山国王印章，清朝重新册封尚质为第一任国王。日本此时非常担心琉球人会不会被强制辫发。幸好清朝没有在琉球强制实行满洲的风俗，封尚氏为琉球王，规定向福州派遣朝贡使节。

琉球国向从本国到中国的朝贡船发行堪合。标有明朝年号的最后一张堪合是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仁字第五十六号”。之后开始发行清朝的堪合，顺治十年（1653）发行了“仁字第七十五号”。这是仁字号最后一张堪合。顺治年间共发行了19枚堪合。如果一张号码对应一艘朝贡船，那么十年间共有19艘船曾经从琉球驶往中国。

康熙年间，堪合改为义字号，雍正以后改为礼字号。此后每逢清朝年号改变，堪合的“号”也随之改变，至同治六年（1867）琉球最后一艘朝贡船为止，发行的堪合总数超过了450张，平均每年2.2张。按照清朝的规定，琉球朝贡为每两年一次，每次最多3艘船。这样算下来平均一年为1.5艘船。也就是说琉球派遣的朝贡船数量大大超过了清朝的规定（松浦章，《清代琉球贸易史的研究》，榕树书林，2003年） 。

到达福州的琉球使节在内陆河流与大运河转乘船驶向北京。与使节一同来华的商人们则在福州进行贸易。一些留学生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留在福州。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像蔡温等完善了琉球国形式的人才。

每当琉球国王更替的时候，清朝总会派出册封使节前往那霸。这些清朝使节乘坐的船只叫做冠船，船上载满了中国的特产，在那霸进行交易。1663年清朝第一次派使节前往琉球，至1866年共计八次。

琉球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虽然以这种形式保持下来，但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日本经由琉球与中国之间展开的贸易却没有振兴起来。幕府对出口产品进行统一管理，琉球方面，其利益又几乎被萨摩藩夺走，所以双方对经营贸易并不热心。

但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萨摩藩在以大阪为据点的日本国内物流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后，俵物和昆布就建立起运往琉球的流通渠道。北海道的昆布通过在日本海航行的北前船进入濑户内海，来到大阪。载满昆布的船从大阪出发再前往冲绳。贸易的基调变成从琉球出口海产品，从中国进口大黄等中药材为主。此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通过琉球的贸易势头越来越强劲地迈向19世纪。

移民东南亚

歌颂盛世好光景的中国也开始从东南亚大量进口各种特产。不仅燕窝、鱼翅等高级食材，类似粮食、胡椒、儿茶还有黄金、锡等各种物产的交易量都在18世纪中叶得到迅速的增长（粮食方面在下一章论述）。儿茶为从茜草科植物（学名：Uncaria gambir Roxb）的树叶和青枝中抽取的药材，在中国称呼为阿仙药，被用作收敛性止泻药或者口中清凉剂（日本也被当做仁丹使用），在欧洲专门用于硝皮。

为了满足中国对这些物产的需求，仅凭当地的劳动力无法维系，于是大量的中国人作为劳工移民东南亚各地。说起东南亚的华裔劳工，最有名的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人经营的种植园中劳动的苦力。但是18世纪已经有劳工移民渡海，并打出了一片天地。

在这些先驱者中，有人是在明清交替时期，因厌恶满族的统治而逃亡海外的，他们也被称作明朝遗民，不少人作为劳工移居当地定居。现在的越南南部，即被称作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迁入了大量广东人勤劳开拓。

18世纪互市体系成立，海上贸易繁荣之后，劳工的移民潮波及东南亚各地。估计每艘从福建出发的中国帆船上，都有200多名出国的劳工。他们的目的地是廖内岛（Kepulauan Riau）的胡椒、儿茶农场，邦咯岛（Pulau Pangkor）的锡矿山，吉打州（Kedah）的甘蔗园、文莱（Brunei）的胡椒园等（Carl A.Trocki: A Drug on the Market Opium an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750—1880）

来自中国的劳工组织成一个个叫“konsi”的小集体，生活在其中。这一称呼来自中文的“公司”，原本是不分家在家长的管理下共同经营的大家族的意思，在此变成了共同经营团体的含义。此后印尼的统治者荷兰人为了瓦解华裔居民强大的组织力广泛采用欧洲人。

公司由提供资金的人“头家”、现场管理者“大哥”和大量的劳工构成，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乡。有不少公司他们分别由同一个村子的人构成，同姓同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同乡同族的关系，所以即便头家、大哥有剥削劳工的情况，也不会动摇公司的团结。

公司向当地领主缴纳部分所得利益，由此换来在迁入地的活动许可。在庄园和矿山从事生产得来的利益在头家、大哥和劳工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头家所得最大，有时约占总数的五成。提供给公司劳工的粮食也比当地的价格高出数倍，反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制定的价格要比实际价格低，这样一来使劳工们的纯收入要比在老家干活高出好几倍，待返回老家的时候能够积攒起巨额财富。

据估计，18世纪末在邦咯岛开采锡矿的中国劳工有25 000人，加里曼丹岛有40 000人，18世纪80年代廖内岛的胡椒、儿茶种植园的劳工达到了25 000人。

广州的英国人

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城曾被城墙包围。城外有一处被中国人称作“夷馆”、英国人称作工厂（factory）的地方。那里是清朝规定的外国商人居住区。与日本长崎相同，外国人从此处出关也受到限制。

1684年允许与外国跨海贸易以后，澳门等四个港口被规定为与外国进行互市交易的地点。此后交易的场所从澳门转移到广州，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那些为外国商人办理身份保证的商人组织而成。这些都是公行，俗称广东十三行。说是十三行，并不是说并列十三家店。这一称呼是明朝沿袭下来的传统名称。

“行”在中文中是行会或者是帮的意思。公行形成的时期正是清朝以日本颁布正德新例为契机加强海上管理的时期。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介绍，广州有名的商人们聚集在祭祀神明的神坛前，杀鸡饮血，交换誓约，规定公行的章程。

98 18世纪互市体系下的中国沿海城市与迁入东南亚

围绕与外国的贸易，广州与闽海关管辖下的厦门、浙江海关管辖下的宁波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18世纪中叶，宁波有中国特产的集散地江南作为腹地，所以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当时浙江海关在宁波行政区内舟山群岛的定海设立专供西方船只停泊的区域。英国商人们前往定海采购生丝和茶叶等，如此一来广州眼看着一天天衰落。有可能是因为在广州拥有利权的满洲旗人和官员等的影响，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下令限定广州一处作为与西方人交易的窗口。

诏书中所列举的一个理由是如果把外国船只限定在广州，则所得利益不仅限于广东，还能够波及江西等省。江南几乎已经垄断了与日本的所有贸易，如果再把与西方的贸易也集中到宁波，华南就有可能落后。考虑到国家的全局，有必要让广州垄断与西方的贸易。

公行对贸易征税，充当外国商人和船员的身份保证人。外国人被安排居住在城墙包围的河边的角落，与外界隔离。受季风的影响，广东的贸易旺季从秋天开始到冬天结束。过了这一时期以后，外国人不准逗留广州，需要前往葡萄牙的租借地澳门。这一规定被英国人称作广东体系。

在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在经济上获利增加，虽然有各种制约，但依然过着富裕的生活。从中国进口的茶、往中国出口的印度棉花，还有18世纪80年代开始出口的印度产鸦片，无论是英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获利颇丰。公行商人与英国人之间也形成了信赖关系，仅凭口头协议就完全可以交易。

让英国人头疼的是外国人无法与地方官府直接谈判。虽然正规的税金并不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追加税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中国主张由中方掌握外国人的审判权，也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1784年英国船在节日放礼炮的时候，造成多名中国官员死伤。中国扣押管理船上货物的职员作为人质，停止贸易，武力封锁居留地，要求引渡放炮的炮手。英方毫无办法对抗，印度炮手被处死刑。只要抛出停止贸易的王牌，没有谈判窗口的外国人就完全束手无策。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英国政府决定派出使节团。

朝贡与外交

如果外国人与官员直接交涉，朝贡体系就会马上启动。为了避开这一环节直接贸易，外国人与官僚之间安置一个有特权的商人，由他们充当外国人的保证人。这是互市体系的一种形态。

但是要求改善广东体系则超越了互市范畴。1792年，英国的全权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乘坐“狮子”号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军港附近的斯彼特海德（Spithead）出发，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横跨太平洋，未在广东停留，直接于次年1793年到达渤海港口大沽。不经过广东的理由是逃避广东体系，直接与清朝的中央政府进行谈判。

马戛尔尼经北京，越过万里长城，于9月份来到皇帝夏天的避暑地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去谒见当时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高宗，乾隆帝）。如何行礼成为当时的一大问题。英国人刚跨过互市的体系，就撞上了朝贡的壁垒。

中国拜见皇帝的时候，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就是跪三次，每次磕三个头，是最敬重的行礼方式。但是若行此礼，英国就被列为清朝的朝贡国。马戛尔尼的使命不是朝贡而是一种对等的外交。马戛尔尼谈判的窗口是弘历的宠臣满族人和珅。马戛尔尼坚持与和珅反复交涉，最终被允许按照欧洲形式行单膝下跪之礼。欧洲最高的行礼是亲吻国王伸出的手背。中国希望能够免去此礼。和珅借皇帝之威聚敛私产，成为清朝第一号贪官留名史册。

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是开放宁波、天津等地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安置管理贸易的人等。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拒绝。马戛尔尼最大的希望是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为加强英国人的立场从事外交谈判。但实际情况距离目标的实现太过遥远。

清朝皇帝向英国国王提出的是皇上颁给朝贡国的告谕。其中写着“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言许多国家仰慕清朝前来朝贡，所以没有特别需要从英国进口。

英国使节的情报收集

马戛尔尼虽然没能达成目的，但从广东北上时一路测量航线，从热河经大运河穿越整个中国出广东返回途中，收集各种情报，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对日后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11月18日的日记中，马戛尔尼记载了从杭州沿浙江的河流顺流而上途中与从福州到北京的琉球使节团会面的情形。

他们一方面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一方面拥有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接近日语还是朝鲜语。据他们说，还没有欧洲的船只在琉球群岛停泊，如果来航必定欢迎。他们对与外国的交流没有禁令……他们都是英俊的男子，润泽的脸比较白皙。言谈举止典雅大方，说话有趣，也不多话。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一群岛理应属于中国或者日本，但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清朝）……如果情况允许，前往此琉球群岛探访应该会有所收获。（马戛尔尼著，坂野正高译注，《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年）

99 马戛尔尼使节团的行程

或许是根据这一情报，19世纪英国为了寻找外交交涉的突破口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中国使节团时，当英国海军狮子号把阿美士德送到中国后于1816年访问琉球。

英国的这一举动，预示着东欧亚的海上即将吹进新鲜的空气。

第九章 传统中国的形成——十八世纪Ⅱ

皇帝与帝国

皇帝的多面性

讲述中国的时候常常会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作开始。但其实被我们看做是传统的东西大多是在18世纪这个“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创造出来的，属于相对较新的传统。

比如统治的疆域。今天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几乎与清朝18世纪统治下的疆域相同。不仅国家的形状，甚至连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大多继承了18世纪的内容。本章中希望能够对清朝作一番总体性的概括。

相对于明朝皇帝的儒学一统，清朝皇帝是拥有四个面孔的多面体。首先他是满族的领袖，其次他又是汉族儒教意义上的皇帝，因声称手中握有元朝玉玺而成为蒙古帝国创始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后来又成为藏传佛教的大施主。

这种多面性早在1636年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宣告清朝成立时已经初显。后金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的黎明，皇太极率领满族王爷贝勒及满、蒙、汉族官员走出后金首都盛京的大门，前赴祭祀天地的坛举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仪式。通过更改仪式清朝皇帝宣告其身为三民族最高权威的地位。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把满、汉眼中的一面称作“东颜”，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眼中的一面称作“西颜”。

因为身为汉族的皇帝，清朝从明朝继承了许多遗产。海外的朝鲜、琉球在儒学范畴中仰视他。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帝是八旗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镶黄旗与正黄旗的领导者。

从皇太极到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每逢皇帝对重大事情做出决断时需要与其他八旗首领组成会议进行协商。皇帝死后拥立新的继承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就变得越发突出。满族的领袖不同于明朝由嫡系长子继承。八旗首领等有权力的人协商之后选择皇族中被认为有才能的人继承。这样一种权力性质容易造成皇位交替时发生混乱。

在皇太极到福临（顺治帝）的交替过程中，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后与最有权势的多尔衮合作收拾了混乱的局面，对能够与其竞争的皇族及其后代处死或降级。多尔衮下台后，他统治的正白旗也编入皇帝统治之下。两个黄旗与这个正白旗合起来称作上三旗，比其他五旗都要高出一个级别。这就使得从福临到玄烨的交替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在辅佐幼帝的官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100 秘密建储　清朝指定继承人的方法。在建储匣内存放着写有继承人姓名的文件，藏于挂在乾清宫上的匾额内。“正大光明”四个字出自福临（顺治帝）之手

从玄烨到爱新觉罗·胤禛的交替也牺牲了不少人。玄烨之子被封为旗王后，在满族旗人之间衍生出一批以他们作后盾的派系。康熙帝立次子胤礽为太子，对他进行身为皇帝的教育。胤礽行为日渐放肆，于是一度被废掉太子身份。这加剧了其他皇子之间的暗斗。康熙六十一年（1722），玄烨于临终前正式交代四子胤禛为皇位继承人。但是对于该遗诏的可信性有学者表示怀疑，这成为清史中的一个谜团。雍正元年（1723），胤禛公布建储新方法，即不对外公布下一任皇位继承人选，由他亲笔其名字放入匣中，置于悬挂于紫禁城乾清宫殿上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个被称作“秘密建储”的方法，在选举有才能的人做领袖的满族选举原则上吸收了提前建储的汉族方法。

胤禛继位后先是对其兄弟及八旗领导人表示出合作的姿态，但当其统治稳定后马上对有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兄弟进行肃清。主要兄弟共计十七名，其中包括胤礽在内的七人遭幽禁，待胤禛死后活着出来的只有两个人。另外，在中国忌讳使用皇帝本名用字，书写时需省略或使用其他同音汉字代替。因此为避开“胤”字，清朝文献中多用允礽等表述（嘉庆之后，该规定渐趋放宽）。

“西颜”皇帝

在西部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的居民眼中，清朝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继承了元朝天命的汗（大汗），同时也是守护藏传佛教的大施主。

在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草原世界，蒙古帝国解体后上演了多个政权的兴亡。16世纪后半期成吉思汗的子孙达延汗统一蒙古（参第六章）后，蒙古高原有权势的人纷纷招达延汗的儿子为婿，尊其为蒙古族的领袖。以此作契机，各政权都试图在与成吉思汗这一关系上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此后在17到18世纪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只有创建了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才可称“大汗”。有人把它称作成吉思汗血统原理（宫胁淳子，《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讲谈社选书メチエ，1995年）。

达延汗的直辖属地是位于连接满族领域的大兴安岭西部，一个被称作察哈尔的游牧民区。达延汗的长子来到察哈尔制作了大汗家系谱。身为察哈尔部大汗的林丹汗持有所谓元朝玉玺—它为清朝成立创造了契机，他死后这块玉玺被交到后金皇太极的手中。可以说清朝从身为达延汗嫡系这一点上也继承了统治的正统性。皇太极还被蒙古族的王侯贵族奉尊号为博格达·彻辰汗，这成为清朝在蒙古世界提高权威的重要因素。

达延汗三子俺答汗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新的权威。那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是青海僧人宗喀巴于15世纪初创建的新兴宗派。因僧人头戴黄色僧帽所以又被称作黄帽派。该派自有一套系统的教义且严守戒律，因此逐渐吸收其他宗派拓展了势力。据说远征青海的俺答汗在那里遇到格鲁派僧人受感铭。

1578年，俺答汗邀请高僧索南嘉措—据说是宗喀巴的弟子转世，封“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在蒙古语中意为“大海”，“喇嘛”在藏语中意为“师傅”，该封号取自高僧名中的“嘉措”（大海）。因索南嘉措乃第三位转世僧人，故达赖喇嘛的称号追溯至宗喀巴的弟子为一世，索南嘉措为三世。

有人说俺答汗遇到达赖喇嘛时悟到自己是元朝缔造者忽必烈大汗的转世化身。超越了与成吉思汗的血缘亲疏，借助藏传佛教获得统治正统性的依据。换言之，若以达赖喇嘛的权威作后盾即便与成吉思汗没有血缘关系，依然可以打开称作大汗的可能性。

达赖喇嘛确立授予大汗称号的权威后，在蒙古高原上就开始扩张其势力。达赖喇嘛三世刚去世就被称转世为俺答汗曾孙，此子在西藏出家成为达赖喇嘛四世。这成为佛教权威超越西藏或是蒙古这种民族的界限获得发展的契机。

藏传佛教高僧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藏语为mchod yon，直译为“寺与檀越”（施主），世俗的权力成为守护佛教的施主，高僧赋予权力以宗教权威这样一种关系。充分利用这种相互关系成为西藏最高统治者的是达赖喇嘛五世。

他为了确立格鲁派的势力吸收了向蒙古高原西部扩张势力的卫拉特首领。该首领因不是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按照成吉思汗血统原理不能称大汗。但是通过达赖喇嘛授予的权威，后被称作顾实汗。顾实汗成为西藏王后，他的子孙以青海为根据地创建了政权。

达赖喇嘛五世也与清朝皇帝通好。他受皇太极的邀请派代表去北京，又于顺治九年（1652）亲赴北京面见皇帝。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互赠称号，确认了双方的mchod yon关系。这一关系在儒教逻辑中被解释为西藏归顺清朝，在藏传佛教中被解释为清朝皇帝成为施主。

清朝与准噶尔围绕达赖喇嘛权威之战争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影响来到中央欧亚后，一些西藏、蒙古有权势人的子弟前往拉萨留学，接受教育后回到故乡建造寺院。这些寺院成为格鲁派向内地扩张的据点，门前也成为贸易的中心地区。但是吸收政治权力的同时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也招致了新的政治敌人。

蒙古族喀尔喀部（祖先是达延汗）在蒙古高原上一直保有势力。喀尔喀部的大汗子弟留学中央欧亚时被认定为高僧转世，在拉萨师从达赖喇嘛五世。他就是第一世哲部尊丹巴。围绕他在家乡建造起的寺院发展起来的城市就是今天的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

图七 故宫——明清两代皇宫，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也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

图八 铜胎画珐琅缠枝莲纹六孔瓶（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故宫的清雍正时期“为君难”雕螭长方印

图十 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媒报道的侵华战争（铜版画）——画面所绘为1859年英法军队陆续抵达香港的情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法国Le Monde illustre画报刊载。

在卫拉特有权势人的系谱上，准噶尔的儿子被认定高僧转世，在拉萨师从达赖喇嘛五世，他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噶尔丹。其兄遭义母兄弟暗杀之后，噶尔丹还俗成为准噶尔的领袖，以越过了天山山脉的准噶尔盆地为根据地扩张势力。1678年达赖喇嘛五世授予噶尔丹大汗称号，噶尔丹打倒反对格鲁派宗派的政权，致力于强化达赖喇嘛政权。

1682年，达赖喇嘛五世圆寂，但是执政的桑结嘉措为了渡过政治困境没有公布这一消息。桑结嘉措作为一名大学问家以创造了历史、医学、音乐等各学规范而著名，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却致力于自派的势力扩张。他的这一行为也引起了围绕达赖喇嘛权威的世俗势力之间的对立。

准噶尔利用喀尔喀部的内讧企图将势力扩展至蒙古高原。在宗教上就表现为噶尔丹与哲布尊丹巴一世这两个高僧转世化身之间的对决。清朝的玄烨与达赖喇嘛五世合作为解决喀尔喀部的内乱于1686年召开讲和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噶尔丹被哲布尊丹巴一世没有对达赖喇嘛的代表表示敬意而激怒。

1687年噶尔丹攻入蒙古高原，哲布尊丹巴一世与喀尔喀部的王公们为了谋求清朝的保护往东前进。1691年哲布尊丹巴一世在多伦诺尔向清朝皇帝表示归顺之意。清朝为了保持对蒙古族的影响力也需要保护哲布尊丹巴一世。这一情况招致噶尔丹统领的准噶尔与清朝之间爆发战争。

1696、1697年春，清朝皇帝玄烨亲率大军远征蒙古高原。就在噶尔丹进攻蒙古高原期间，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发动军变控制了塔里木盆地一带。玄烨联系策妄阿拉布坦希望他夹击噶尔丹。孤立无援的噶尔丹走投无路死于1697年。清朝通过17世纪末开展的这场与准噶尔的战争，成为蒙古高原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一世的施主，将其置于保护之下，使喀尔喀部的蒙古族成为自己势力下的一部分。

掌握达赖喇嘛权威的清朝

进入18世纪以后，围绕达赖喇嘛本身的权威在中央欧亚地区世俗权力者之间的争夺战愈演愈烈。1697年当噶尔丹处于劣势蒙古高原的形势日趋明朗时，当政的桑结嘉措公布达赖喇嘛五世死讯，推举秘密选出的少年为达赖喇嘛六世。

在藏族称之为安多（a mdo）的青海地区，卫拉特的顾实汗的后代作为西藏王创建了政权。1705年，在拉萨召开的会议上，安多的西藏王拉藏汗否定拉萨方面用力的达赖喇嘛六世的正统性。接着又高举反对达赖喇嘛政权的大旗杀死执政的桑结嘉措，与清朝取得联系。

清朝最初是支持拉藏汗的，他们不信任桑结嘉措，因为桑结嘉措曾支持噶尔丹从而扩大了混乱。达赖喇嘛六世在被拉藏汗抓起来送往北京的途中死在青海。然而拉藏汗强行介入达赖喇嘛政权的行为却引起了藏族与蒙古族的反感。东西藏出生的一名婴儿被推为达赖喇嘛七世。

101 云南藏传佛教寺院——松赞林寺

噶尔丹死后，在准噶尔盆地至塔里木盆地一带发展势力的策妄阿拉布坦计划趁此混乱之际将西藏高原也控制在自己手中，于1717年派兵前往拉萨消灭了孤立的拉藏汗。清朝正式承认已长成少年的达赖喇嘛七世。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派兵护送达赖喇嘛七世至西藏。达赖喇嘛权威的源泉受到清朝保护，准噶尔没作任何抵抗不战而退，彻底退出了西藏高原。这就是清朝保护西藏的开始。

17世纪发生在西藏高原的动荡，其余波甚至影响到西藏文化的边缘地区。在云南北部，除藏族以外的纳西等民族各自配合着自己的营生共同分享着这片生活空间。在当时的藏族内部，密教色彩浓重，信仰藏传佛教中噶举派（在家修行）的人很多。达赖喇嘛五世时代，格鲁派僧人进入云南与噶举派展开了伴随着武装斗争的宗教斗争。格鲁派接受清朝援助于17世纪末在云南确立了其优势地位。

云南省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松赞林寺。该寺由达赖喇嘛五世祈愿修建，作为云南格鲁派宗教活动的根据地日渐兴盛。主堂顶层安放着达赖喇嘛五世像。该寺所在地中甸成为云南藏传佛教的中心。现在，为招揽游客，取欧美人所熟悉的理想家园香格里拉之名，该县于2002年改名为香格里拉县。

宗教上的动荡给云南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如前所言，明朝时候以丽江为根基的纳西族木氏被指名为土司后，受到明朝的援助而压迫藏族。苦于木氏压迫统治的云南藏族响应格鲁派势力的扩张，推翻了木氏土司的统治。

身为格鲁派最大施主的清朝，在18世纪上半期开始保护西藏以后，充当西藏与中国之间缓冲剂作用的木氏土司的存在价值明显降低。雍正元年（1723），清朝废除丽江的土司，由中央派去的官员管理当地。下文将要叙述的就是这一统治制度的变更—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之后，云南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发展超乎以前。这也是盛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被称作茶马古道的贸易之路上，每一处交通要道都有藏族经营的旅馆，装满货物的马帮往来穿梭。来自中国内地及云南南部的茶叶、砂糖、棉布等商品往西藏流动，西藏的毛皮、麝香、药材等被运往云南。西藏必需的铜制品也是丽江生产。丽江作为贸易之路的必经之地得以保持繁荣。

明朝的政治城市丽江在清代时蜕变为一座商业城市。木氏土司的统治使丽江的街道能够保持风格，赋予丽江文化的厚度。改土归流以后的贸易繁荣带给丽江街道赋予华丽的外衣。这样的历史厚度在丽江被列入世界遗产时得到高度评价。

清朝与中央欧亚

18世纪中期，领导人的去世使准噶尔内部发生内讧。这时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趁此混乱于乾隆二十年（1755）进攻并控制了伊犁。乾隆二十三年又派兵至塔里木盆地一带—该地自噶尔丹以来一直处于准噶尔的统治之下，次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在这一时期清朝达到最大版图。该地区被重新命名“新疆”，意为新的领域。

清朝在中央欧亚的领域即蒙古高原、青海、西藏及塔里木盆地一带被称作藩部，属行政单位理藩院管辖。理藩院的前身为后金负责管理蒙古族的蒙古衙门，康熙以后成为独立于管理中国六部的行政机关，负责藩部行政及对俄外交事务。清朝对藩部的统治基本上保存了当地原有的统治机构，在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以便发生混乱时维持治安。

清朝模仿八旗制对内蒙古的蒙古族进行编旗，指定相应的游牧地给各旗。旗长被称作札萨克。当清朝影响力扩及蒙古高原以后封各地首领为扎萨克。通过对各旗界限的划定，清朝制止了蒙古族首领越界进行势力扩张的行为。在清朝的这种统治背景之下，准噶尔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可以被称作游牧帝国的政权。

在西藏高原，清朝将统治权限集中于达赖喇嘛政权，同时由贵族、僧人组成的四人会议负责政治决策。四位大臣决定的政策经与清朝驻拉萨的西藏办事大臣协商后接受达赖喇嘛的裁定然后实行。

1788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为了垄断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入侵西藏。清朝派兵后，廓尔喀撤兵与达赖喇嘛政权谈判。不过谈判破裂后，廓尔喀王朝发动再次进攻，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派兵击退廓尔喀军队。将廓尔喀军队引到西藏的原因之一在于僧人们过于任意的煽动。清朝由此痛感需要控制拥有巨大权威的僧侣。于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决定高僧转世化身之时，采用了金本巴瓶制，即把写有候选人名字的象牙签装入金壶进行抽签。

明朝皇帝仅仅是儒教世界的中心，因此没能对居住在中央欧亚的人们树立起权威。请联想一下曾远征蒙古高原的朱棣（永乐帝）并没能将其纳入统治之下的事实。清朝的皇帝却继承了元朝的血统，同时还是藏传佛教的施主。因此得以维持在中央欧亚的权威，通过间接方式在18世纪实现比较稳定的统治。这里主要从“西颜”的角度观察清朝的整体形象。至于清朝如何统治中国内陆这一问题，下面内容将在论述官员陈弘谋政绩的同时进行探讨。

官员与行政

步入仕途

北京城北角处建有雍和宫、国子监和孔庙（孔子庙）。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国子监旧称作太学，是明清时代的最高学府。根据“左庙右学”的古代制度，孔庙与国子监相邻而建。孔庙前庭排列着刻有考取功名人姓名的石碑（进士题名碑）。

102 进士题名碑　北京孔庙内先师门两侧，有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共198块，刻有51624名进士姓名、籍贯和名次

从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到光绪三十年（1904）间共建有石碑198座，上面刻着51 624名攻克科举难关成为进士的人的姓名。每尊石碑最上面刻着的是科举最后一考—皇帝亲自进行的殿试年份，其下是250名左右的人名。

其中有一通石碑上刻着“雍正元年癸卯恩科”。按照惯例殿试为三年一考，但雍正元年（1723）为纪念新皇帝登基开特例举办，称作“恩科”。石碑中间稍往上的一列刻着陈弘谋的人名。他是18世纪清朝盛世中以勤奋、富有才华而闻名的官员之一。在追溯其丰功伟绩之前首先对官员选拔制度科举作一简要介绍。

清朝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确立的科举制度，未作任何改变。首先，明朝以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是被称作儒学（县学、州学、府学）的官学学生。入学需参加童试，参加考试的学生被称为童生。考试前须交代清楚上溯三代祖辈的身份来历。若其中有人社会身份为奴隶或贱业、或者有前科接受过处罚者，都没有考试资格。

童试为三年两次，需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基本上县试选拔人数为定员的四倍，府试减半，院试时再减一半决定入学。可入儒学的童生成为生员。不过因入学后就获得了科举考试的资格，所以清代儒学已经失去了学校教育的机能。成为生员后不但拥有参加科举的资格，因被称为秀才所以还拥有享受社会礼遇的权利。在几乎没有人通过最后一级科举的地区，不少生员作为社会精英活跃在当地。明末社会秩序动荡之时，很多情况下生员成为改革旗手。

入学后还有一项能力测试—岁试（三年一次），清朝时被称作科试，是一种资格考试。科试合格后就可以参加秋季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乡试逢子、卯、午、酉及恩科时开考，每次考试时间为七天。考取者人数各地不等，平均大概为百名出一位，难度很大。考场称为贡院，由成千上万间独屋构成。考生将在那里一个人度过三天两夜。考中者被称作举人，由此才算真正开始步入仕途之道。

乡试次年三月在北京贡院将举办会试召全国举人参加。清朝时候，又在会试前增添了一场提前考试—举人复试，进一步缩减参加会试考试的人数。会试第一名称会元，第二名称亚元，考中者均可参加殿试。殿试为科举考试中的最高一段，由皇帝亲自主持，进入殿试者没有落榜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元。这三人将进入相当于国家学术机构的翰林院。其他的合格者，在雍正以后接受朝考（翰林院录用考试），成绩最好的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必要时被派担任要职，对将来升迁有利。成绩较好的进入中央政府内阁，次之者被派往地方担任知县等。

皇帝与官员

陈弘谋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出生在广西临安，兄弟三人排行老二。其祖上在明末动荡时期从华中内陆湖南迁入临安县横山村，肯定不是一个富裕之家。父亲积淀了坚实的财产，才得以有余力供三兄弟上学。

陈弘谋有一位长他二十二岁的兄长。他兄长虽然为求功名勤勉治学，但府试合格后再没能考中更高一级的科举。于是在村中私塾做先生，一生致力于乡里的水利事业及慈善活动。中途放弃科举的知识分子当中，像陈弘谋哥哥这样为地方社会做贡献的人不在少数。

在兄长的影响下陈弘谋也一心治学，并于康熙五十三年获得生员身份进入县学，几年后又获允进入广西省城南宁书院读书。在他的传记中有一则他生员时代的逸闻，说是每当有邸报（邸抄、京报）送到，陈弘谋必借来熟读，希望能够通过阅读邸报掌握做官所必需的实践能力。不过他还是前后两次在乡试中落榜。

雍正元年（1723）开恩科，不同以往一年内接连举行了乡试与会试。陈弘谋考中春季的乡试后，来到北京赶考通过了会试与殿试。这一年他虚岁二十八。科举合格后陈弘谋被派任翰林院庶吉士从事编辑，不久之后因其有骨气而为皇帝所知。

录用的官员中有一种称号为监生，原本是指从生员中被择优入选进国子监读书的学生，有机会被提拔为知县等。不过监生为官之后也难以飞黄腾达，所以成为监生的生员并不多。因此清朝时候监生成为可以用钱买来的名称。这么一来自然有钱但学问不行的监生日渐增多，一到定期考试找人代考就变成一种惯例。为整肃纲纪，雍正皇帝胤禛将代考一事作为处理对象，要求参与的人自首。

103 清朝的中央与地方官制　引自神田信夫等编，《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4 明—清》，出川出版社

这时陈弘谋上书皇帝称该项政策存在很多问题。皇帝钦点面见，陈毫不畏惧，指出：监生荣归故里后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精英，若这样的人前去自首则会使权威丧失，导致秩序的混乱。而且为了摆平此事定会有人大行贿赂，使一些当值的官员中饱私囊。陈的提醒让皇帝注意到原本为整肃纲纪而实施的政策反而会招致不正之风。这件事使陈弘谋得到皇帝的认可从而获得破格提拔，因处理了一项难题而升官。

可以说陈弘谋的运气很好。突然即位的皇帝胤禛需要通过改革上一代政治弊端来证明自己。康熙年间，因当朝皇帝持续执政超过六十余年使得官界的腐败发展日深。为通过科举考试，需要可以专心学业的环境。因此考取功名者多出自富家子弟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不仅带来各种各样的权利，财产也会进一步增加。官、权之间关系密切。

科举考试中，官员受派遣充当监考官。监考官与考取者之间会产生师徒关系。成为门生的官员若再被选用为监考官，则其下考取的人就成为徒孙。这样形成官场上的人脉关系，通过这种人脉，各种人情委托交错，成功之后的报酬逐渐集中于高官手中。

新皇帝着手进行的一项事业就是彻底改革官僚机构。雍正元年正月，胤禛对所有地方官员颁布敕令命地方官员上报各自的为官心得。另外，考虑到地方官员由于俸禄过低而形成贪污等围绕权力的人际关系、剥削人民，设养廉银作为补贴。该项补贴意为培养清廉官员，为俸禄的十倍。

地方官员不但受到密探监视其动向，还有义务向皇帝提交私信（奏折）。由于盖着官印的正式文书通过行政机构呈递，所以恐怕会有因官僚的互相监视而不报告实情的现象。奏折只有皇帝一人阅读。皇帝要求坦率地写明事实，用红笔一条一条地在递上来的奏折上批示意见或指示，然后再送还官员。通过奏折的信息传达，皇帝可以逐个地掌握官员的情况。

在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的时候，皇帝迫切渴望人才。出身边境且非富贵之家，品质高尚又能抓住事物核心的陈弘谋这样的人就成为难得的人才。甚至于，陈在父母去世时都没有被允许回乡服丧，而服丧在官场上是一个惯例。

清朝的统治机构

雍正十一年（1733），陈弘谋被任命为云南布政使，此后开始了漫长的地方任职生涯。在回顾其历史足迹之前先梳理一下清朝的统治机构吧。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官僚机构，有内阁也有六部，但也设置了新的机构。语言是明朝没有而清朝具有的一大特色。清朝的官方用语是满语，不过占据了大半数量的汉族官员只会讲汉语。于是需要将汉语文件翻译成满语、满语文件翻译成汉语。这项工作原本在内阁进行，不过到了雍正八年（1730）准噶尔战争开始后，变得停滞不前，而且翻译工作中还出现了泄密的危险。于是新设军机处，将有关军事方面的翻译集中该处进行。

现在去故宫（紫禁城）时会发现乾清门的一个角落有一座毫不起眼的建筑，那就是军机处所在地。乾清门是区分内廷与外朝的地方。从军机处所在地方—皇帝与官员之间，可以推察其控制情报出入之用心。在这间小房子里，形成了一种由皇帝任命的军机大臣（兼任要职）掌控、能够迅速应对皇帝指示的体制。原本只是处理与军务相关案件的机关，逐渐变成处理重要政务的机构，至乾隆时期开始承担人事等一般政务。

104 故宫军机处外景

转而看一下地方的统治机构吧。清朝的版图大致可分为中国本土的直省、满族故里东北地区以及前述藩部三个地方。东北地方处于军政之下，布有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直省共有十八个。

直省的最高长官为巡抚、总督，合称督抚。巡抚为一省的最高长官，总督管辖两三个省。总督与巡抚虽然在级别上有差别，但制度上是相互独立的行政长官。在一些省份既有总督兼任巡抚的情况，也有不设总督的情况。

地方与中央的官方交往全部以总督与巡抚之名进行。不兼任巡抚的总督，职责在于整体把握统辖地区，不需要处理日常政务。督抚之下还有负责掌管财政与人事的布政使与从事司法工作的按察使。布政使工作的地方叫布政使司，那个时代多记载为藩司。同样的，按察使司多被记载为臬司。

105 清朝省级行政区划图

隶属布政使、按察使的地方官府有府、州、县、厅。与县相比，州的级别高一些，职务内容并没有什么两样。下面集中于县进行讲述。

县衙门设于城墙环绕的地方城市，由一名知县担任行政长官，县丞、主簿辅佐其右，负责分担维持治安、水利等特定业务。县丞等被统一称作佐贰官的人有时常驻设在管辖区内要塞地方的办事处。知县与佐贰官都被称作“官”，其人事权在中央政府。

第六章已讲到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税收纳入县级管理制度普及以来，县在财政上居于重要位置，对国家承担缴税的责任。因此为了使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有必要重点进行水利灌溉等工作，县的行政作用变大。清朝时与人民直接相关的地方行政集中在县里。知县行使审判权，同时也是祭祀地方守护神的祭司。由于是与人民直接相关的官员，因此又被称作父母官。

府是隶属于布政使、按察使的中级地方官府，大约统辖十个州县。其任务只在于监督，而不直接进行管理。设有行政长官知府与佐贰官。佐贰官常驻，又有直辖地区的称为“厅”，多设于边境的新开垦地区。

18世纪末中国共有厅、州、县—直接与人民打交道的衙门—1603个。平均一个父母官要管理20万百姓。州县的数量在清代没有什么变化，而人口却在18世纪从1亿增加到3亿。父母官的职责日渐沉重。

陈弘谋简历

陈弘谋从翰林院经历了吏部郎中、浙江道御史之后，作为云南布政使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乾隆初年被贬之后，1740年经历了江苏按察使重新成为江宁布政使，1741年至1758年先后出任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陕西、湖南、陕西、江苏巡抚。

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成为管辖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明清时候，为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权贵勾结徇私舞弊，官员任命以做官不在本地为原则。出身广西的陈弘谋就任两广总督是得到皇帝亲自批准的。由此可知皇帝对他是何等信任。

之后他又经过江苏、湖南巡抚，成为中央六部之一的兵部长官兵部尚书，代理湖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之后又出任吏部、工部尚书。1770年曾因病申请卸任，未被批准，次年即乾隆三十六年终获准归乡，途中病死。

陈弘谋任地方官时，曾写下大量的行政书稿。其中一部分被编为《培远堂偶存稿》。读后，让人觉得地方行政之实情实景就在眼前。其对工作的态度是立足于长远对待眼前，这一态度也反映在其书名“培远”上。在乾隆以后的清朝史料中，为避皇帝弘历讳，都记作陈宏谋。这些年来我的研究生致力于研究《培远堂偶存稿》，所以这里就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看一下18世纪的陈弘谋都处理了哪些课题。

云南事情

从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三年（1738），这一时期陈弘谋作为云南布政使主要处理民政。这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有两大支柱：一是创造了向本地人传播儒学文明的制度，二是使铜山的经营变得合理化。

元朝的统治为中国内地政权将云南纳入其中创造了契机，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述过了。明朝初期，尽管云南已经纳入中国版图，但其统治委托给当地首领，实行一种被称作土司制度的间接统治方法。清朝初期，三藩之一的吴三桂政权统治云南，积极开采矿山，发展与西藏高原之间的贸易，铸造铜钱。随着开发的进行，大量汉人从内陆迁入，造成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矛盾频发。犯了罪的汉人还逃奔土司处。

雍正八年（1730），由于各种各样的剥削以及与汉人之间的纠纷，云南、贵州的当地人发动叛乱。虽然此次叛乱有许多民族参与，但清朝将之统一称为“苗”。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总督鄂尔泰（满族，镶蓝旗人）出兵平定，以武力废除了原来的土司，拓展了中央派遣地方官的统治体制。这一政策称作“改土归流”，意为改革土司，归于数年一换的流官统治。这样一来三省的核心地区就被改编为接受直接统治的疆域。清朝对云南开始直接统治后陈弘谋即前往赴任，成为开启云南内地化的第一人。

陈弘谋的基本行政方式在他的第一个赴任地云南得到发挥。他注意进行公平贸易，努力振兴汉族商人与原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作为前提条件，他重视的是当地人与汉族人进行平等交涉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汉族伦理的学习、理解，将大量的精力放在普及初级学校上。

陈弘谋就任时，云南共有约200所学校，但大多没有发挥作用。陈弘谋在重新振兴这些已有学校的同时，又借助地方精英的力量创建了多所学校。其原则是不分汉族与原民族，均平等接受教育。据说陈弘谋离任时云南的学校已经增加到近700所。

这一施政是在陈弘谋的坚持下进行的。他坚信向原民族灌输儒学文明是可能的，对原民族来说，也是他们所希望的。从保持原民族自我认同这一点来说，陈弘谋的这一坚持或许应当受到批判。但是这种普遍主义对于清朝来说是必要的理念。

与玄烨相比，胤禛对汉字文化的理解更深一些。他试图通过汉族孕育的儒学理念统治汉族。对那些将满族视为夷狄排斥的汉族知识分子，他通过经书上说儒教的圣人舜是“东夷人”，而孔子视为典范的周文王是“西夷人”加以反驳，并将这种信念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出版，以求普及。对皇帝而言，儒学文明须超越民族的差异具有普遍性。胤禛的这种信念，为陈弘谋的这种坚持提供了依据。

管理铜山

在清朝的经济运营中，铸造铜钱占据了极大的比重。上一章已讲到，在与日本的交易中从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中期，日本出口的产品已经从银变成铜。日本史多有论述提到江户幕府为了确保国内的白银从而改变了出口的基调，不过却不能忽视清朝对铜的需要这一历史背景。

日本的铜来自海上，因此又被称作洋铜，它们是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来源。但是日本的铜出口量受到限制，无法满足清朝所需的数量。于是云南作为铜产地受到大家的注意。铜矿山的管理对在云南任职的官员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职责。

陈弘谋曾下令：

滇省银铜铅锡各厂（作业现场），硐民费本劳力，获有成效。每被各衙门坐分夺利。或指称差查厂弊，恐吓勒诈。种种奸计，病课病民。近蒙两院宪洞悉厂弊，檄示严禁。本司（云南布政使陈弘谋）总理厂务，惟期厂旺弊绝，裕课益民。耳目虽远，心力必周。固不肯漫无觉察。任其蒙混。尤不肯轻易差查。徒滋指撞。恐不法奸徒，指称本司家人亲友，及胥役名色，在厂招摇吓诈，撞骗硐民，合亟示谕客（矿工的班长）课（矿厂工地主任）巡拦硐民人等，嗣后倘有本司衙门差遣查厂者，毋论有无坐分索诈，及招摇撞骗等情，许尔等密报厂官（从官府承包开采矿山的负责人），立即拿解……（《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

在云南开采矿山的过程中，集聚了大量的硐民。资本由获得官府批准拥有特权的客商提供，厂官（承包商）从布政使处获得开采许可证后进行开采。施工现场的总负责人被称作头人，客长、课长等统称为七长的矿山各部门责任人负责从开采到精炼的所有工作以及供应精炼所必需的木炭、坑道支持。

该布告指出的问题是有人冒充布政使（分管矿业）派的视察官四处剥削。不仅布政使，在地方行政厅中除了中央派来的官员以外还会牵涉很多人。从先前讲述过的陈弘谋的经历即可得知，通常地方官任职二至三年都会调往别地。若没有通晓当地情况的办事员是无法实行地方行政的实际业务的。

在衙门工作的办事员被称作胥吏，通常一个官厅胥吏的定员不超过100名，但据说定员以外还会聚集数百乃至数千人。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理由对百姓以收取手续费等名目进行敲诈。在地方社会，百姓一般会用怀疑与戒备的眼光看待胥吏。

指望不上胥吏的地方官所能依靠的就是跟随他们奔波于各任地的家佣（又称作长随、家丁）。就像中央宫廷有内廷与外朝之分一样，地方官府也分为官员及其家人的居处与地方百姓进出的政务场所两部分。家佣作为官员的亲信可以往来于两个空间，将官员的目的反映在政务上。

官员本身为考科举虽然学习儒学，但对于实际业务有不少内容并不熟悉。因此聘用一些精通实际业务的顾问代替官员制作文稿，他们被称作幕友。引文中写作亲友的指的就是这些幕友。负责财务的幕友叫钱谷先生；负责司法的幕友叫刑名先生。若官员本人没有管理能力，则会出现很多幕友负责地方行政、趁机捞一把的现象。

自明朝后期到整个清朝，幕友大多出身浙江绍兴，因此又被称作绍兴师爷。他们凭着同乡的交情交换情报，有时还为主人在官界做一些幕后工作。周恩来，这位在实际工作上支持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的人，祖籍就是浙江绍兴，其祖父出生于淮安—在那里他曾当过绍兴师爷。

开发与官僚

陈弘谋不是派人去而是亲自往矿山调查实况，由此知道了劳动者苦于厂官的残酷管理以及施工现场资金短缺的事情。因此官府不但增加了支出资金，还允许客商将超出缴纳国家数量的铜在市场上贩卖。

这一政策实施后，客商们为了追求利益积极投资，新矿山不断被开发，云南的铜生产数量飞速增长。因此，国家不再依靠洋铜，开始有能力确保国家所必需的铜产量。18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从铜变成海产品，其背景就是官方实施的这种开发政策。

陈弘谋的开发政策，其特点在于官府不是直接推动开发，而是完善客商进行投资的条件引进市场原理。陈的父母去世时，胤禛没有准许他回乡。在他前往云南任职时，终于得到皇上特许回乡参加葬礼，那时他了解到政府主导的开发事业存在很多弊端。

面临人口数量的激增，清朝将扩大农地作为基本国策，重视地方官员开垦事业上的政绩。广西被开发的土地很少，当时的广西巡抚急于提高数量，向被罢免的官员等提供资金让他们承包开发，纳税的让其官复原职。但实际情况却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与官府勾结专找那些登记为荒地的耕地，不但贪污政府支出的开发费用，还伪报为新开发的土地而获取官位。陈看不过这种混乱的开发局面将之报告皇帝。

胤禛令其调查实情，发现广西土地贫瘠，即便开垦也需休耕，根本无法保证报上来的那些生产量。但是1735年胤禛突然驾崩，其子爱新觉罗·弘历（世宗、乾隆帝）继位后情况开始变得不利于陈弘谋。曾受陈弹劾的人调任中央为官，要求重查。

新皇帝任命两广总督鄂弥达重新调查，最后得出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结论。即原广西巡抚降级，罢免因诈称开发而获得官职的人。对陈弘谋，则责其越权指责统辖范围以外地区的政务，犯下乡绅介入地方行政之罪遭贬。虽然陈弘谋一度遭贬，但他的才华弘历也不得不承认。数年后陈得到地方长官的职位后开始发挥他的手腕。乾隆七年（1742）弘历对内阁颁布以下上谕：

国家太平，人口日多。须即刻寻找抚养人民之所要资源。贫民趋利之风日劲。如何懈怠？岂有举山川林泽、天地自然之利而弃之之理乎？自开发资源伊始，豪强群争，产业形成之后，奸诈一伙使尽手段破坏。为此地方官员断定此处不足以获取资源，放弃开发而荒废。

这则上谕的对象是总督与巡抚。这些地方长官被要求在任职地区振兴产业。对于皇帝的这则指示，陈弘谋拥有将其付诸实践的行政手段。

开发手段

乾隆六年（1741）至八年，时任江西巡抚的陈弘谋严令下属知县向其提交各自管辖地区的地图与地方情况报告书。在此过程中他感到根据这样的报告书所做的施政是有效的，于是他确定赴任地之后马上要求下属提交调查报告，根据这些情报制作政策方针。

原本官员赴任后虽然也对当地情况进行了解，但大多只是把衙门内所藏的旧情报重新抄一遍，不会去进行新的调查。陈弘谋改其弊害，一条一条详细规定地图形式与报告内容，并限期提交。没有经过实地调查即报告，则命其重新提交。对于提交上来的报告，陈弘谋没有囫囵吞枣，对于那些认为必要的土地都亲自进行实地检查。此处举其在陕西的两个实例介绍一下他根据调查进行施政的情况。

乾隆十年（1745），陈弘谋在陕西着手普及红薯，颁布《劝民领种甘薯谕》：

至于陕省向无此物。陕民亦不知此物之可食而又易生。若遽劝民领种，小民计利目前。岂肯将有用之地力。种此不可必得之物。

今年总须各官先行觅地试种。或租民地试种。需地亦甚无多。听小民观看。一俟有收，民间见其可食，然后令民依种，自不费力。但不可相强。试成者奖之，不成亦不必问。

（《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22）

作为一项官方事业，陈弘谋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要求农民种植红薯，而是分阶段取得农民的理解，同时达到普及的目的。在这件事情上也应该认可陈弘谋的行政手法。

陈弘谋要求他属下的官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种芋，之后听取来自各地的详细报告了解哪些州县已获得，同时命令种芋有富余的县让出一部分给还未获得种芋的县。

第二个事例就是用樟蚕发展养蚕业。

从樟蚕的茧中抽丝织布的方法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发明的。永乐十一年（1413）山东的百姓曾将野蚕丝上贡朝廷。不过这一时期收集的是野生蛾的茧，还未进行人工饲养。到饲养技术完善，其间大概经历了二百年反复试验的时间。有传说称16世纪山东省出现了一个神人将饲养方法告诉给当地百姓。这应该是把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而寄托到一个超能力的人身上了。

雍正年间山东的技术也传到了陕西。乾隆初年一名山东出身的知州将其作为一项产业引进陕西。据报告叙述，陈弘谋获悉这些已有的工作基础之后，格外重视该项事业，希望将培养樟蚕业在陕西的山区广泛普及开来。

乾隆十一年（1746），陈弘谋作为当地巡抚开始着手振兴养蚕业，他从山东招聘技术人员，搭建传播技术的平台。养樟蚕需要槲树柞树等壳斗科的森林。为保证产业的形成，陈弘谋也开始了对森林的保护。这些政策为地方居民获得现金收入开辟了道路，由此也实现产业的多样化。

福建与台湾

陈弘谋曾在乾隆十七（1752）到十八年间在福建任巡抚。虽然时间并不长，这一时期他所面临的难题就是福建除了海就是山，平原很少，如何能够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养活更多的人口。

因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投降，康熙二十三年（1684）发布展界令，江苏、浙江的粮食都通过海路运送到福建来。但到18世纪以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粮食价格上涨，随之而来的是康熙四十七年宣布不准海运粮食到福建，福建陷入粮食短缺的困境。为了解救此困境，康熙五十六年正式批准从台湾往泉州、漳州输出粮食。

简单看一下台湾的情况。平定郑氏政权以后，清朝对于统一台湾并不积极。在负责进攻台湾的总指挥施琅的积极活动下，清朝最终决定统一台湾。统一初期，只允许台湾对面的泉州、漳州的居民移居到此，康熙五十年，广东潮州、惠州等地的居民也获得许可得以远渡台湾。福建来的移民被称作土民，而广东来的移民就被称作客民。这一时期的移民都是些男人，大多单枪匹马来到这里。这些汉族移民进入当地原住民（统称为高山族）的土地，从平原开始开垦。运往福建的台湾米就是这些移民生产出来的。

自17世纪末，福建的烟草与甘蔗种植就已经得到发展。当台湾的粮食开始运往福建以后，福建商人也把砂糖、烟草运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再从江苏、浙江采购一些纺织品运往台湾。总而言之福建的粮食生产地变成了经济作物生产地，粮食的自给率越发下滑。光靠台湾进口的情况引起了陈弘谋的不安。

从泰国进口粮食

陈弘谋在寻找其他的粮食供应地—南洋即泰国。18世纪上半叶正值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后期，由于泰国米价格便宜，1722年清朝曾从阿瑜陀耶进口大米，免其关税，发放给广东、福建等地方。第一批泰国米于1724年到达广州。此后阿瑜陀耶加深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活动的舞台从孟加拉湾转移到南海，大臣也逐渐换成一些有中国血统的人。

进口泰国米所遇到的障碍就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发出的禁海令。该令禁止中国人到南洋（东南亚），并规定已在当地居住的中国人三年内回国。但它并不像江户幕府的宽永禁令禁止日本人渡海出国那般严格，所以禁令出台之后贸易依然在继续。不但中国商人的中式帆船继续往来于南海上，船长是外国人的船只也被允许进港。不过为了保证进口泰国米制度上的稳定，还是需要废除这一禁海令。

雍正五年（1727）经闽浙总督高其倬奏准，中国商人与船员可在南洋停留两年。乾隆七年（1742）又延至三年。外国船只在雍正年间获准在厦门进港，泰国米得以免税进口。在这种形势下，陈弘谋向来访福建的泰国船长正式提出希望扩大贸易。

乾隆十九年陈弘谋上奏朝廷：南洋风向难以预测，计划三年回来却又回不来的商人不在少数，恳请不要限制现役商人的在外居留时间，让他们退休后再回来。陈的这封上奏合乎时宜，因此获得皇帝的批准。陈也马上将这一好消息传到福建（以上参阅Rowe，William T.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在运输泰国米的贸易中最为活跃的是潮州商人。广东省潮州与福建接壤临南海航线，只是由于无法保障建造外洋轮船所需的木材而落后于福建商人。18世纪当粮食贸易繁荣起来之后，来到泰国的潮州商人在那里建造木船，作贸易之用。这些在与泰国贸易中活跃的船舶，船头被涂成红色，因此又被称作“红头船”。

清朝在许可与泰国贸易之初，主要运输粮食。不久后贸易品种增加，从泰国出发的红头船上开始装载东南亚产的香辛料、藤、紫檀等木材，回去的时候会在潮州装上一些陶瓷、丝织品、高丽人参等药材。从事这些贸易的主要都是在泰国定居的潮州人。即便现在泰国的商业人士中，父辈是潮州商人的也不在少数。

货币与粮食

银两与大区流通

除了中国杂货店，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被称作元宝的秤砣状物品。虽然现在多为金色，但自元代至清代约六百年间其实元宝就是用作货币的银锭。在铸造的时候将融化了的白银注入模具—杯状的中间部分凹陷，两边带有突出的小耳朵。因其形似马蹄所以又被称作马蹄银。在中国，元宝是财富的象征。视发财为人生目的的中国商人在日常用品的各个部分都镶嵌上元宝以便有个好彩头。

白银不是用作银币（也就是硬币），而是称其重量当做货币使用。重量单位为两（37.3克），在此暂且将其称为银两。银两被做成三种大小：大的约五十两，就是被称作元宝银的东西，总重接近两公斤，沉甸甸的；中型的约十两；小型的约三两。有时还把银两用剪刀剪开称重使用。

当做货币使用的白银，在纯度上形形色色参差不齐。清朝时候，白银铸造完全放任民间，没有对重量及成色做出规定。若按照含银量决定，只需把成色与重量两相合一即可。若是日常买卖，只需确定纯银量就足够了。不过在清朝时期中国每个行业还有各自记账用的“虚银两”—因其实际并不存在而得此名。

对眼前实实在在存在的银疙瘩，首先要查其“成色”确定用哪种秤称重，然后乘以“兑”（折合率）换算成记账单位，这才算出用于货币及买卖的虚银两。成色通过把银子放在试金石上蹭后在阳光下观其颜色而定。比如说纯银为白色，九五色（纯度为95%）发青等。

虚银两的名目繁多。其中最古老、应用最广的是康熙年间规定的纹银。一千两纹银合935.374两纯银。重申一次，像这种带有尾数纯度的马蹄银是不存在的。纹银终归也只是计算用的单位。比如说即便契约上写着“纹银五两”，也只是给一个重超五两的低成色马蹄银而已。

被称作九八规元或规元的虚银两是19世纪上半期上海商人在道光年间（1821—1850）从东北采购大豆时开始使用的计算单位。据说现银不足的时候打九八折确保白银量是虚银两开始出现的契机。虚银两就是这样由一些从事某特定商品交换的商人支撑专用于远距离交易。白银由于可换算为虚银两，从而成为地方日常买卖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转换一下角度从另一个侧面再来看一下白银吧。16世纪产自日本以及美洲大陆通过马尼拉的白银相继大量涌入中国。前面一章已经讲过江户幕府曾经严格控制白银从长崎的出口。但18世纪的时候，白银依然通过其他途径经由日本涌入中国。

试图限制白银出口的日本致力于在国内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的生丝使之国产化。18世纪中叶以后这一政策终见成效，日本国内生产出的高质量的生丝开始可以满足京都西阵等高级丝织品行业的需求。在这之前整个18世纪上半期，日本都是经对马转朝鲜将白银送至中国进而采购生丝的。

朝鲜向清朝进贡并被要求使用中国年历并需行新年礼。每年8月从汉城出发的朝鲜使节在北京接受年历后于十一月回国。而参加新年典礼的冬至使则于十一月出发次年四月回国。配合这两次遣使，对马藩在京都筹措白银，从大阪经由对马运至朝鲜釜山。朝鲜的朝贡使节在北京等地采购生丝，在设置在釜山的倭馆进行买卖（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リブロポート，1991年） 。

当18世纪后半期日本停止出口白银以后，代替他们的是来广州停船采购生丝、茶叶的英国等欧美国家。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白银。经由马尼拉的白银进入18世纪以后也没有消失。经由广州、马尼拉来的白银是刻着墨西哥铸币局印记的银币。在华南部分地区是用枚数来计算这些银币，用于一些少额的买卖，但超出地方流通时则换算成虚银两，或重新铸造或切断使用。

铜钱与粮食

白银在地方与地方之间流动，用于远距离交易中的结算，铜钱则是18世纪在地方内部流通的货币。同等价值的白银与铜钱，自然铜钱要重一些，因而在外流通时需要花更多的运费。宋代白银还未普遍使用的时候，远距离交易是通过用绳子穿起的铜钱进行的。元代以后白银日益得到广泛使用，于是就没有人再用铜钱了。失去市场的铜钱流往日本、越南、东南亚，带给各地经济活动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讲过。

16世纪当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后，国内的远距离交易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在一般营生的地方社会看来，这个白银有时候发挥的作用却类似于“砒霜”。比如假设某地方歉收，粮食不足。若市场原理也就是供需平衡发挥作用，容易欠缺的粮食价格就会飙升，地主看价卖货，将储藏在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卖，商人也应该就不再运货到外地而是就地贩卖了。

但是决定价格的白银从地方外部进来的话，这个供需体系就不会发挥作用。长江下游三角洲通过生产生丝从海外获得白银，只要这个地区的粮食市场允许，粮食依然会在白银的力量下从歉收的地方运过来。为交纳税金而需要白银的农民们甚至把自家吃的粮食都卖掉，被逼到生存的极限。

如何中和这些大量涌入且四处流动的白银的毒害呢？当美洲大陆的白银大量进入欧亚大陆后，这成为欧亚大陆各个地区所必须面对的课题。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给出的处方就是使用铜钱。

由于需要花费运费，所以只要地区之间的价格差不是太大，铜钱一般不会被带出地方。买卖粮食等日常货物的时候若不用白银而用铜钱的话，在地方社会内部供需体系就会发挥作用。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这一体制在中国形成。黑田明伸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证研究，简单概括如下（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构造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 ：

从铜钱方面看，18世纪时铜钱在北京的宝源局（又称宝泉局）铸造，该处直属户部与工部，造出的铜钱主要用于支付军饷，由此分配到全国各地。大部分士兵从驻扎的地方获得许多铜钱。这就造成了经济发达需要货币的地方并不一定能供应充足的铜钱。

另一方面，流出民间的铜钱回流行政机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纳税。清代向州县缴纳土地税时通常是按照白银七成铜钱三成的比例进行。但州县向省等上一级机关付款的时候则不使用铜钱，一律须兑换成户部指定的合乎规格的“库平两”。另外一个回流的途径就是为了调整粮食价格将粮食贱卖时从民间获得的现钱。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中国粮食的价格一直处于大幅度波动的状态。17世纪由于迁界令（参第七章）使得白银的流入量减少，结果物价整体下滑，中国陷入经济不景气的状态。由于地方内的日常商品的买卖也使用到白银，所以给社会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8世纪展界令（参第七章）实施，白银重新进入中国以后，造成粮食价格反弹式腾升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粮食价格引起社会不安。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政权，痛感需给民以食、维持社会稳定大于一切。从雍正到乾隆为稳定粮食价格推行了长期储备粮食的政策。在州县设置公立储备仓库常平仓，还对义仓、社仓等民营的储备仓库的扩充进行奖励。

不断摸索之后，终于定下来在地方购买储备粮的方针。也就是为了稳定某一地区价格的大幅波动，不从其他地方运进粮食，而在同一地方趁价格低的时候买入，然后在价格高的时候卖出以平定价格。

铜钱回流的结构中有纳税与储蓄两个路径。州县接受纳税时使用铜钱，却在上缴上级机关时兑换成白银。储蓄方面，在地方之外不使用铜钱采购粮食。也就是铜钱不会走出州县的范围。国家铸造的铜钱面向的是州县，在州县停留。

铜钱与地方市场

在地方的粮食市场中购进大量的储备用粮后，同等价格的铜钱不足将会导致铜钱的相对价格飙升。这一倾向在乾隆五年（1740）前后成为一个深刻的问题而受到关注。

若铜钱价格上升，民间铸造铜钱就变得兴盛起来。作为政策的一个选项，是有途径可以允许民间的这种动向的。不过清朝却将民间铸造的铜钱定性为私铸钱而严厉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原来限定在中央的铜钱发行体制开始转向重视各省的铸造制度。

各省的担当部门采购云南或日本铸造的铜钱。在屯军少的省份首先开始铸造铜钱以补充欠缺部分，然后普及全国。粮食储备也由州县的行政机关实行，他们使用省里提供的铜钱购买粮食。这样一来地方社会获得了大量的铜钱。

级别高于州县的上级机关首先不会出现用铜钱直接采购物资的事情。公费采购物资一般称作“采买”。巡抚、布政史在进行采买时在当地钱铺等金融机构将白银兑换成铜钱以筹措资金。若钱铺的铜钱不足，甚至还会出现导致采买业务推迟的情况。铜钱几乎都是在州县一级交换、完结。换言之，铜钱作为货币进行流通的地方市场，几乎是与州县这一行政区划重叠的。

以上是从铜钱的角度对18世纪中叶货币体系变化所进行的梳理。这里还有必要从粮食的角度进行说明。

粮食不但可以消费同时还可以储存，对任何人都有价值。我们曾经以与存钱同样的感觉储存粮食。因此即便地方歉收，不卖掉也要继续储备，或者在知道其他地方可以高价卖掉的时候，就像我们见利转移存款一样，将粮食转运到其他地方。

18世纪的粮食储备政策，带有这样一种意义，即地方的资本家把手中的存款—粮食换成铜钱。于是投放到州县这一地方市场的铜钱被地方的资本家储存起来而并非在地方流通。地方实际保有的铜钱与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在数量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受铜钱行情的上升影响，铜钱也并不一定就会再次进入市场。

地方社会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州县行政机关开仓贱卖，当做一项政策来执行，自古用“糶”（今“粜”的繁体写法—译者注）字。左上方带有一个“出”字，希望大家注意。将这个“出”换成“入”字就变成“糴”（今“籴”的繁体写法）字，意为政府机关收购大米。

18世纪的清朝施行粜米时未曾大幅降价。这是基于一种保护百姓的角度而采取的措施。如果以低于市场过多的价格贩卖，将会招致行情大落，令尚有存货的商家停止发售从而阻碍流通。可以说对市场而言行政机关也是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来行动的。

州县的行政机关在进行廉价销售时通过银两换算制定标准，而实际销售时却基本上全是以铜钱支付。为防止市场陷入窘境，将价位调高吸引出那些封存起来的铜钱。这样一来铜钱就回流到州县行政机关了。

这一系列的政策加强了铜钱与粮食之间的联系，把银两从买卖中抛开了。18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主要担负起地方之间交易决算的角色。铜钱则完全在地方内部流动，担负起构造地方市场的作用。

大区交易的展开

银两从地方市场上分离出去之后，白银通过客商的活动在中国各地循环，作为资金投放下去从而创造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各地产业互为补充同时不断发展。上一章介绍了东北地区利用大豆而产生的榨油业、陕西秦岭山脉的冶铁业等例子。大区交易开展之后出现各个产业相互关联的局面（以下依据山本进，《清代的市场构造与经济政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18世纪中叶，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继明朝以来盛产绸缎、木棉等高级纺织品。并且在一些地势稍高的地方盛行种植棉花以为高级棉织品提供原料。而在沿海地区及长江中游三角洲也诞生了一批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产业关系密切、命运休戚相关的地方。如果把三角洲地区称作发达地区，这些地方就是中等发达地区。

湖南的洞庭湖周边属于中等发达地区，承担着向长江下游三角洲运输粮食的作用。在山东、河北地区也开始了棉花种植，其中一部分也被运输到长江下游三角洲。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开展了制糖业与烟草生产，生产出来的砂糖在江南地区也有销售。在湖北中部偏东地区的棉纺织业，生产一些低级的棉纺织品运到湖南、四川，从而将粮食运进来。

在T字形大区交易地带的深处，连接着的是不发达的地区。河南、山西、陕西相对于河北、山东处于从属地位，从中等发达地区运进一些最低级的棉纺织品。陈弘谋就任陕西巡抚欲振兴当地养蚕业的背后，就暗含着他的一个长远目的，即使陕西从中等发达地区独立出来。此外广西从属于广东，为其运输粮食。

这样一种中国内地的大区交易圈的外围，出现了一批18世纪后作为汉族移民地被编入的地方。云南与贵州在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同时，经济上也开始变得从属于内地。在云南，对铜钱的原料—铜矿山的开采发展迅速。在贵州，苗族等人民居住的山区砍伐树木通过河流运输到长江流域。

18世纪东北地区接受了大量汉族人民，在那里内地的商人成为开荒的主导，他们将大豆、大豆粕供给内地。在台湾郑氏政权被平定之后，从福建来的移民来到东部地区的平原上开荒，将大米、粮食供给福建。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还有潮州商人建立起粮食采购关系网，专门面向中国输出。

从16世纪开始白银连续不断地流入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被比喻成“白银的坟墓”。进入18世纪，银两从地方经济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国内存储的白银也因此得到超乎以往的流通，周转速度得到提高。还有主要是从广州，停靠此地的欧美船只为中国也追加了不少白银。

追加的那部分白银是如何在中国循环的呢？在尚未有统计资料的清代中国虽然难以制作出一份相关产业模型，但大致可推测带到广州的白银大部分通过内陆的水路运往江西。江西有一处陶瓷产地景德镇，与之相邻的有名茶产地祁门等。这里产的茶叶品种是祁门茶。陶器和茶叶都是出口产品。江西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就在这种外来白银的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人群体。

106 江西商人交易的扩大

江西商人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与黄州设置了商业活动根据地。汉口南拥湖南的洞庭湖，通过西北流向的汉水与陕西相接。顺长江往上可到达四川、云南，经清水江可到贵州。汉口是连接发达地区长江下游三角洲与长江上游的相接地点。黄州靠近九江（江西至长江的入江口），江西商人以长江流域为活动的根据地发展起来了。黄州的江西商人被称作黄帮。

在汉水流域活动的汉帮（湖北商人群体）等从江西商人那里获得资金开发山林。秦岭山脉的造铁业中投进的资金应该也有不少是来自江西商人的。贵州的林业也受到江西商人的影响。江西商人把聚集到广州的白银带到了长江流域，他们支撑起这片T字形大区交易带。

与明代之比较

在这之前笔者花费了两章的笔墨通览了被称作盛世的时代。或许马上就可以回答上一章提出的问题了。即18世纪中国人口激增，这种持续增长的原因在哪里？为了突出这一问题点，现在对18世纪的盛世时代与16世纪的商业时代做一番比较。16世纪的中国同样是经济发展，人口却没有增加。这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直接影响人口动向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生育多少个孩子。我们不认为在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女性的生育方法有什么大的变化。大部分女性在她十七岁前后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再继续生下四到五个孩子。几乎一多半的女性经历了甚至连来例假的时间都没有的不断地怀孕—喂奶—再怀孕的循环过程。不过中国的历史人口学研究还不发达，还有许多课题有待研究，包括地区、社会阶级所造成的差异，中国避孕的有无以及在中国被称作“溺女”的杀害婴儿的频率等。

假若出生的类型没有大的变化，那么人口增加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死亡率的降低。上一章已经讲过，根据对每月死亡率的调查，16世纪季节变化而出现的显著变化在18世纪却趋于平均。这一变化说明中国社会从慢性的饥饿状态摆脱出来了。粮食问题的改善使得即便在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也能确保粮食的供给，从而使人的体力得以维持。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在此需要讨论以下几个要点。

若看占据人口大半的农民，与16世纪相比，18世纪的税负负担获得大幅度地减轻。16世纪繁重的税负缘于当时明朝处于北虏南倭的紧张形势，不得不将大部分国费用作军备。尤其是在蒙古高原的边境处驻扎着非常多的士兵，消耗掉大量物资。正如第四章所讲过的，15世纪当开中法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从农民等那里收来的白银送到了边境，商人们将粮食运入边境收取费用。这使得财富从农村通过商人之手集中到城市与边境。

进入18世纪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康熙时期平定了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所以已经不再需要将费用用于海防。清朝的皇帝对中央欧亚带有一种多面性，故能够创造出稳定的秩序，而无需再在边境警备上安置士兵。康熙朝后期至雍正时期，防卫负担减少，所以国库充足，财政上有一些富裕。在这种财政背景下把负担人头税的丁数固定并最终将其纳入土地税中征收成为可能。

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帝国的性质也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儒家学说明朝皇帝在世时指定嫡系长子为太子。这个皇太子制度的意义在于压制了换代时皇族之间的斗争，但也使得皇太子身边形成了一群追逐名利的人，对太子的人格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多数明朝皇帝都有人格上的缺陷，其原因似应归咎于这个太子制度。

清朝是从狩猎民族发展起来的王朝，从皇太极到玄烨（康熙），新皇帝都是在先皇死后经满族权威人士众议后决定的。从顺治到康熙，皇帝开始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胤祯（雍正帝）以后，虽然通过秘密建储的方式皇帝在世时就指定太子，但确立了不公布其名的原则。虽然嫡长子不再自动成为皇太子容易使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纷争，但还是努力将众皇子变成了皇位候选人。

16世纪明朝皇室中，人格分裂的皇帝表现出一种利用宦官剥削人民的姿态。清朝从明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对宦官进行严格统制，不让他们参与海关、军事，也不再派他们前去商业地区。

明朝宦官在联系内廷与外朝之间的关系上所发挥的作用，到了清朝主要由满族旗人来承担。如同弘历晚年所重用的和珅（满族正红旗）等人，并非没有既是旗人同时又仰仗皇帝宠爱聚敛私财的人。不过即便是和珅，如果与明末宦官魏忠贤等人相比较，其所收受的贿赂情况也还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宦官完全是内廷中人，而旗人受外朝约束会进行一些控制。

历史体系中的盛世

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一个王朝，还是存在一些紧张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至少相较于明朝皇帝，还是有一些有能力且勤奋的皇帝来进行实际统治的。地丁银制度的引进使得以前为逃税隐藏的人口浮出水面。结果让皇帝有一种危机感，即人口激增，若不予民以食则帝国将亡。

雍正年间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通过奏折，皇帝与官僚可以直接交换信息，如何养活人民成为总督、巡抚一级官员所共有的危机感。产业的振兴、粮食的增产、面对饥荒等地方危机的对策等成为官员的重要职务。若取得皇帝所认可的成绩，像雍正期的李卫、鄂尔泰、田文镜；乾隆时期的陈弘谋等，接连被委任到帝国的重要地点去任职。相反，若政策失误则会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有时甚至会被贬官。

总督、巡抚经常绞尽脑汁所考虑的是如何在任职的省份确保粮食供应。有时还会出现像江苏、浙江督抚那样为防止粮食从本地流出而反对海上运输的情况；有时也会看到像陈弘谋这样为了从外地运进粮食而努力改善条件的情况。另外在全国范围内都在致力于粮食储备。或许在当时的当事人心中并没想到，这样一种政策把银两从地方社会撤出，稳定帮助了州县范围的地方市场。

16世纪的地方社会秩序发生变化，地方精英阶层逐渐开始深入参与州县行政，这一点已经在第六章中有所论述。进入18世纪以后，州县在经济方面也逐渐形成一个有机体，地方精英的作用也变得更为重大。精英层形成协商组织，承担治安、水利工作，经营收容孤儿或无人赡养的老人的善堂。义仓、社仓这种民间储备仓库的管理也是由地方精英进行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完善了社会安全体系。

观能源走向，清代陆、海的交易路线组合形成高效的运输体系带有重大意义。17世纪由于海域世界终结，陆地政权能够管理海洋，使海运开始兴盛。东北地区与台湾被看做是向内陆提供的源泉，通过海运输送了大量的肥料与粮食。但是却禁止在由内陆驶往东北地区的船只上装载大米和粮食。一见之下似乎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行为，但是这种单程海运使得大运河得以维持，成为支撑华北平原内陆经济的结构。在长江中上游，进入广州的白银经江西被投放出去，促进了水上物资运输的活跃。

官员们推广普及美洲大陆原产农作物的行为，也造成了能源流入，从而引起人口增加。16世纪传到中国的玉米、红薯，在官员们率先普及的努力下最终扩展至全国。对于同是原产自美洲大陆的烟草，却因为会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陈弘谋在福建任巡抚时曾进行控制过。玉米等农作物使以前不能种庄稼的斜坡地也能够为人所用，创造出食物的源泉。

18世纪中叶以前增加的人口为商业资本准备了廉价的劳动力。在秦岭山脉等省边境地区，过去欠开发的地方，出现了资本投入，逐渐开始有冶铁、种植蓝、烟草等经济作物。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地区和台湾。人口增加将作物原料吸引到中国社会，从而为人口增加又创造了条件。这一积极的反馈使18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迎来了商业资本大开发且人口激增的时代。这就是盛世的历史体系。

第十章 环球中的中国——十九世纪

南海海盗

藏宝传说

从香港沿海岸线往前走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是广东省最大的岛屿上川岛。该岛面向太平洋位于与东南亚之间国际航线的途中，北面隔着一条狭窄的海峡是珠江三角洲。布满茂密的亚热带植物的岛屿周围连着十二个沙滩，扑面而来的绿与白色的海滨、碧蓝的大海形成强烈的对比。位于上川岛南部的沙堤港是一个繁荣的渔港。

关于这座岛有一个传说，说是在它与周围的小岛之间隐藏着十几处藏有海盗掠夺来的财宝洞穴。海盗的头目名叫张保（又记作张保仔），19世纪初横行于从广东到越南的海域上。据说他为了不忘记藏宝地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秘诀。其中有一首叫作“榄仔对娥眉，十万九千四”。至今还没有人找到这些财宝。

107 南海海盗的活动地区

为讲述这些留下宝藏的海盗，有必要将场景拉回到18世纪（以下记述主要参照Murray，Dian: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8世纪中叶的东欧亚海域相比过去是一个平稳的时代。中国在清朝统治下歌颂盛世，日本在幕藩体制下压制与国外的贸易。海洋世界受到了大陆政权的制约。借用历史学家的用语，那是一个“海禁”的时代。

海洋被用作运输大量物资的航线。在日本，日本海成为北方前沿航线的物流大动脉，在中国虽然为了保护大运河而禁止通过黄海线路从江南运输粮食到达华北，但是在南海海域，对于粮食或者是食盐国家而言逐渐开始利用海路运输重要物资。另外，从东南亚的暹罗等地开始向广州发送运输谷物的船只。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也日渐繁荣，18世纪中期，广东、福建等地发往东南亚的商船每年超过110艘。从欧美国家来中国的商船也从1720年代的年十几艘到1780年左右的年60至80艘。

南海沿岸的渔民之中，出现了不少为获得生活食物到海上袭击航行的商船或官船掠夺财物的人。越南与中国边境附近的江坪就以海盗活动基地而闻名。那里是越南人与中国人杂居的边境海港。现在江坪成为防城市江坪镇，越南裔居民作为京族登记入册的共有18 000多人。

该海港地处航线要塞，行走南海的船只大多不会去走危险的海南岛洋面，而会选择穿过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那就要通过江坪海面。海盗们从江坪出发，掠夺海面上行走的商船，逃往官府船只不出现的港口。江坪从陆面难以靠近，容易躲过中国官府的管束，又因为距离边境很近，所以出事的时候如果逃入越南就能够躲避追踪。

虽然海盗活动始终不绝，但其规模很小且没有形成组织，属于比较零星的事件。这是因为清朝降伏了凭借台湾进行抵抗的郑氏政权，日本的江户幕府又严格限制与海外的贸易，与大陆政权划清界限的有组织的势力从此以后从海域世界上消失了的缘故。海盗的组织性需要大陆政权的影响。18世纪末，越南带来了这种机会。

越南与海盗

17世纪越南中部的会安等港口接受日本朱印船，为其与中国的“接头贸易”提供了场所。不仅是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进行物资交换，越南产的生丝、白檀也进口到日本。相应的，越南进口的物资是铜钱。

出于统一管理国内经济的需要，江户幕府于1608年禁止使用以前在日本国内流通的从中国进入的外钱（渡来钱）和被称作“

钱”的私铸钱。商人们注意到这些大量无法使用的铜钱，把它们出口到越南。之后江户幕府认识到与越南的交易大有利益可图，特别准许长崎铸造用于出口的铜钱。

当时的越南黎朝政权分裂，北部以河内为中心的郑氏政权维持其势力，中部及南部以顺化为中心的广南阮氏政权扩张势力，相互都在伺机寻找对方的空隙。广南阮氏开展了依靠海外贸易的经济运营。17世纪后半期荷兰的商船以及中国的戎克带来了铜钱。这些进口来的铜钱除用于国内流通以外，还被熔化后用于制造大炮及一些日常用品。虽然1633年日本人被禁止出海，但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进入越南。

这种日本与越南之间间接性的贸易在18世纪时出现倒退。正如第八章已经提到的，日本国内铜矿枯竭，为了铸造铜钱，江户幕府于1715年以《正德新例》为转机开始限制铜的出口。另外幕府努力振兴的养蚕业也逐步开始取得成果，18世纪中期已经不需要依赖海外生丝可以自给自足了。日本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越南中南部的经济。围绕越南的贸易开始衰退，英国等国家的商人也不再前往越南。广南阮氏政权不得不把其经济基础从占城以来的南海交易中转移到对农村的掠夺。

越南中南部迁入许多来自北方的移民，他们在大地主之下进行开发。面对试图抢夺其成果的广南阮氏政权，1771年发生暴乱。依照领导此次暴乱的阮氏三兄弟的出生地名，这次暴乱又被称作西山党之乱，是一次从下往上的革新运动。

西山阮氏指挥的军队在柴棍打败广南阮氏之后，一举北上驱赶郑氏政权，恢复了已渐软弱无力的黎朝皇帝的权威。不过黎朝皇帝以清朝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试图恢复自己的力量，1788年清朝势力进入越南。次年即1789年，西山阮氏在河内郊外打败清军，给予黎朝以最后一击，成为统一的与今天越南疆域几乎无差的第一个政权。清朝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西山阮氏政权为安南国王。

西山阮氏在进攻河内击退清军的过程中，借助了中国海盗的力量。新成立的政权不但授予海盗以官职，同时还把以前相互间无关联的海盗头目组织起来。为进一步强化海军的力量，还为海盗们配置了军舰、大炮等武器。这支海盗舰队成为支持西山阮氏的重要支柱之一。

广南阮氏的唯一残部阮福映（后来越南王国阮朝的嘉隆帝）逃往暹罗境内。西山阮氏政权内部，实际指挥西山党的长子遭受冷落，而三子获得清朝安南国王的认可，兄弟俩由此矛盾激化。阮福映在逃亡地获此消息后，借助法、英、泰等外国势力重返越南，并于1780年收复柴棍。

两大势力的抗争由于海上的季风的影响出现变化。每年六月西南风占据优势以后，阮福映从柴棍出发，进攻西山阮氏的势力范围。一月至三月东北风强，西山阮氏组织起来的中国海盗舰队驱赶阮福映势力。在与阮福映势力的斗争中，海盗头目在西山阮氏政权之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获得都督（司令长官）等官职。

海盗势力的扩张

在西山阮氏政权的支持下，海盗力量急速发展为组织性团体。西山政党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权，他们使用越南文字“字喃”作为公文用字等，发扬民族文化。而另一方面却镇压柴棍与广南阮氏关系深厚的华裔商人。就这样背向大海的政权毫不犹豫地对海盗抢劫海上商船的行为进行奖励。中国的海盗成为越南的私掠船，得以横行于南海。

过往分散、相互之间有没有横向联系的海盗们逐渐依据亲戚关系、师徒等情分发展为拥有坚强组织的团体。最先在统一全体海盗中崭露头角的是郑七。郑七，祖上为福建人，据说曾参加过郑成功抗清斗争。台湾郑氏政权灭亡以后逃出福建，在香港的大屿岛（Lantau岛，现在国际机场所在地）设置据点进行海盗活动。郑七在越南的支持下成为大船团的头目之后将据点转移到江坪，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

1801年，为了夺取被阮福映占领的顺化，郑七率约有200艘船只的船队从江坪南下。但遭失败，在逃回江坪的途中受到追击而来的阮福映军队的攻击死去。之后权力由他的同族小辈郑一继承。

1802年，西山阮氏政权被阮福映的军队消灭后，海盗们将活动范围转移至南海的中国海岸。在失去最大的支持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海盗领导层之间围绕主导权展开了斗争。1805年七位领导齐聚一堂，签订协议就联盟一事达成一致。

海盗们分别被编入红黄蓝白黑青六种颜色的旗帜之下，每当在海上航行时就在船头和桅杆挂上所属组织的旗帜。他们约定抢劫时最先发动攻击的海盗船有权获得战利品，若有违反将会受到联盟的制裁。在从南海到北部湾（Gulf of Tonkin）的所有海域上，商船、运盐的官船、有时还有从越南到中国去的载满贡品的朝贡船都成为海盗抢劫的对象。他们在大屿岛设置据点，威胁着联结南海与珠江河口的航线。

联盟中最大的一组是郑一率领的红色帮。海盗联盟时他就拥有200艘船只，到1807年在越南突然战死时，他的船队已经扩展到600艘船只，三四万手下。郑一死后，担负起统一船队任务的是足智多谋且兼备领导能力的郑的妻子石阳。郑一生前在一次抢劫渔船时，抓到一名青年名叫张保，张保因长相俊美，被郑一夫妇收作养子。郑一死后石阳与张保结为夫妇，掌管红色帮。

广州面向珠江，是唯一对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开放的地方。珠江河口海域被称作虎口。这一称呼是从葡萄牙语直译而来，原意即为“老虎之口”。张保在夹虎口相对的要塞处建起堡垒，严密监视通过该海域的船只，有时还抢劫西方货船。美国的纵帆船、葡萄牙的方帆双桅船等双桅且载重在两百吨以下的船只都是最好的抢劫对象。

清朝的对策

清朝虽然欲对海盗进行取缔，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原因之一就在于18世纪时清朝尚未重视沿海防备。

清朝的军队由八旗与绿营构成。绿营是清朝成立时主要吸收了明军组织起来的军队，之后又募集了汉族士兵将规模保持在60万左右。因与八旗不同采用的是绿色旗帜，所以又称绿营。绿营隶属总督、巡抚，负责防备与治安等。安置各地的八旗被称作驻防八旗，一般来讲属于与绿营不同的另外一个领导系统。不过广东与福建情况较为特殊。

清朝是一个从中国东北地区兴起的帝国，因此其军队的中坚力量满洲八旗与蒙古八旗，不适应在海上的军事活动。所以在广东和福建分别安排尚氏与耿氏守卫海上，这两人虽为汉族人，但都已经归顺清朝。尚氏与耿氏因创建出自己的军阀政权并与日本等进行贸易而闻名。三藩之乱（参第七章）中广东与福建的两藩灭亡后，清朝将原属军阀政权的汉族军队的一部分编入八旗，还从北京派遣一部分汉军八旗，从中央派将军进行统一管辖。在广州约有3000名汉军八旗驻扎。

108 北京清代团城演武场遗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路，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是清代皇帝训练及检阅八旗军的场所

18世纪中叶旗人人口增加后，清朝政府一直为如何安置这些人的职位而伤脑筋。享有优先权的旗人包括满族旗人和蒙古族旗人。这时他们把眼光放在了汉人八旗驻扎的广东与福建。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清政府先是解雇了广东、福建驻防八旗中的汉人，然后将空出的职位安插进满族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士兵。这样一种人员配置的转变使精通海上防卫的汉族士兵仅剩下极少部分。在海盗横行的19世纪初，广东仅配备了470名隶属八旗的士兵。船队也只是用于运输粮食，船只共135艘，且多数需要修补。嘉庆十年（1805）据说仅有57艘还能使用。

而广东的绿营，在沿岸一带每隔六七公里就设有一处被称作“汛”的警卫所，每个“汛”里面大约安扎着十几名绿营士兵。为应对海盗，嘉庆十年清政府将绿营指挥权交给驻防将军，不过能够对抗海盗的军队往多里算也不过一万九千名左右。受命讨伐海盗的总督向清政府中央申请增设海军，但却未获批准，就只有租借民船一法可行。自嘉庆十三年以来，临时组建起来试图扫荡海盗的船队经常被张保率领的红色帮打败，最终丧失了士气。

嘉庆十四年（1809）受命任两广总督的百龄对海盗采取了海上封堵的政策。一方面禁止民船出入海上，同时命令以前通过海上运输的粮食、盐改用陆运。加强对沿岸村落的监视，使定期汇报海岛情况成为一种义务，同时还让地方精英组织团练以做警备之用。该法逐渐奏效。为确保粮食等必需物资，海盗时常袭击沿岸村落，从而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也由此断绝了他们与那些曾和他们交易的权贵的关系。

海洋主角的更替

张保等19世纪在南海活动的海盗与16世纪的王直等倭寇、17世纪的郑芝龙、郑成功等性质截然不同。王直、郑芝龙、郑成功等在海域世界担负着远距离交易的角色，为跨国境的交易增添了活力。而张保等人却是对进行远距离交易的商船攻击，导致海上交易陷于停滞。东欧亚海域出现新的交易之风时，当是他们从海洋舞台上消失的时候。

19世纪，南海上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见过的船舶。英语叫做country ship，是往返于印度与广东之间的英国船。country ship的名称由来是因为这些船舶担负着与英国本土交易，而进行着地方上的交易。中文管这些船只叫做“港脚”，多用印度的柚木在孟买建造，从孟买或加尔各答航行。

18世纪末，这种country ship的体形日渐庞大，有的甚至达到了1200吨，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用船还要大。该船的船体高出水面很多，即便靠近它也难以乘上去，且结构坚固，能够把海盗装备的大炮炮弹弹回去。所以曾经在海战上打败过葡萄牙船的海盗戎克，面对country ship就难以与之匹敌了。进入19世纪，南海上的交易开始由这种类型的船承担起来。

虽然海盗很少袭击英国船，但海盗的肆虐使广东交易停滞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把海盗看成是妨碍印度与中国交易的障碍。而两广总督百龄这时虽然割断了海盗与陆地的联系，但尚未有讨伐的具体办法，所以他想到借用欧美的力量。1809年百龄通过公行商人探询英国出动country ship讨伐海盗的可能性。

这一年9月（西历），Country ship Mercury载着20门加农炮、50名美国义勇军，配合中国的60艘军船，在香港岛附近开始讨伐海盗。在这样的炮火攻击下，海盗们束手无策，最终被赶出进入珠江的海航线。这一次讨伐是英国的商业竞争对手澳门的葡萄牙人恐英国的势力变得过于牢固而主动提出的。中国官员判断外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中国有利而中止了与英国的交涉。

在英国的country ship面前逐渐趋于劣势的海盗们虽然从来不会与之直接交战，但也由此开始感觉到了金盆洗手的时候了。百龄也看出这一势头，一方面用计引起海盗之间的内讧，另一方面开出条件可归附清朝做武官，向海盗头目劝降。黑旗帮与蓝旗帮首先归降，海盗联盟出现崩溃。投降的一伙为向清廷献上见面礼邀功，并开始进攻其他各帮，海盗联盟迅速瓦解，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张保投降，被提拔为海军指挥官。其妻石阳也靠着海盗时积攒下来的家业悠然自得地度过了下半生。

对于投降后的海盗活动，目前具体情况尚无所知。但据推测，他们与从印度过来的鸦片走私有关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是否可以说是新的交易动向吞并了海盗呢？

鸦片与军舰

两个本草书

以上本书列举了白银、生丝、苏木等大大改写了中国历史的物产。那么到了19世纪应该值得关注的当属鸦片。

在调查中国是如何认知动植物的时候，首先需要参照的读物之一就是《本草纲目》。这是明朝16世纪后半期李时珍历时27年将数量庞大的书籍进行分类，并且亲自去山野调查采集编纂而成的。虽然这本书在李时珍生前就已完成，但出版却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去世之后。在《本草纲目》所记载的1871种药材中，有376种是李时珍新加上去的。其中之一就是鸦片。

李时珍将鸦片称作“阿芙蓉”，归类于第二十三卷的“谷部”。他在《本草纲目》中记录了采收生鸦片的做法“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并写道“阿芙蓉”又被称作阿片或鸦片。关于其药效，称每日一次热水服下小豆般大小的鸦片可治痢疾。一些俗人将之用于房事，北京的有些地方还称之为一粒金丹包治百病进行贩卖。

109 罂粟　罂粟花开后，弄破未成熟的果壳就会流出汁液，那是制作鸦片的原料

阿芙蓉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Afyūm。产鸦片的植物罂粟（学名Papaver somniferum），原产自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地中海世界，鸦片具有影响人精神的功效早在公元前数百年以前就已广为人知。或许是由于唐朝时鸦片经西亚商人传来，这一起源于阿拉伯语的名字进入中国。英文的opium来源于希腊语。这个词语发生变化后成为“阿片”，又因罂粟汁液凝固后呈黑色而被记作“鸦片”。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草纲目》的记载中，鸦片都是用作口服，而没有对火吸食的方法。

李时珍所开拓的通过实地考察而进行的本草学，在清代也得以继承。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赵学敏编纂的《本草纲目拾遗》，它补充了716种《本草纲目》上没有记载的药材，还有161种是对李时珍的记载进行补充，并指出了34项错误。该书对西欧的医药也做了介绍。乾隆三十年（1765）该书基本编纂完成，又经修订最终完成是在19世纪初期嘉庆八年（1803），不过出版更迟一些，是在同治三年（1864）。其中关于鸦片的记载也能看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把鸦片制成的古拉水描述为“水色如酱油，以火燃之如烧酒有焰者真，其性大热，乃房中药也……价值千金，手蘸少许吸入鼻中，能骤长精神”。与16世纪李时珍的记载相比较，《本草纲目拾遗》包含了一些新的信息，比如燃烧鸦片、不是通过口服而是吸食蒸发出来的成分这种服用方法、可以高价进行买卖等。而且在功效方面，还记载了能够振作精神一项。很明显，《本草纲目》与《本草纲目拾遗》围绕鸦片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口服鸦片，因其包含了带有麻醉效果的吗啡等各种不纯物质，所以副作用极强，大量服食有时还会致命。而吸食蒸汽则容易获得镇痛以及幸福感等快感。不过其依赖性强，一旦上瘾则很难戒掉。

吸食鸦片的普及

关于将鸦片火烤吸食蒸汽的方法发生于何时何地，虽然坊间有多种说法但难以确定。一般认为是始于17世纪中叶荷兰统治下的爪哇岛，经荷兰人传到台湾作为疟疾的特效药而得到普及，然后通过台湾福建移民的关系扩展至对岸的福建。最初将其掺杂在烟草中点火吸食，之后随着在中国吸食工具的发展，吸食方法也发展起来。

吸食工具的头部为直径四厘米左右的圆形，中间有直径四毫米左右的洞。吸食时将一次量的鸦片精炼成小颗粒，然后将之塞入小洞中放在火上烤，再将烟吸进肺里。在鸦片的烟还没冷却之前，将剩下的渣滓从吸食器中吹出来。若吹不出来，就用铜或银制的专用细长刀片将渣滓刮出。用作鸦片吸食用的工具，多极尽奢华制作出来的手工艺品。按照日本法律，非法持有“鸦片吸食器”，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刑法》第二编第十四章“鸦片烟之罪”）。所以即便在国外的古董店里发现了鸦片吸食器，也不要出手买下。

鸦片最早是由葡萄牙人从印度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吸食鸦片的习惯在富人间先流行起来之后逐渐影响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各个阶层。18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正式进入鸦片交易之后，鸦片的流入量大增，染上鸦片的中国人也增加了。

从1780年英国开始加入鸦片交易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交易多被当做过去三角交易的形成与开展来叙述。将其大致结构整理如下。

18世纪饮茶习惯在英国扎根后，从中国到英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兴盛起来。获政府特批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是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为在中国购买茶叶而使用白银。而印度面向中国的鸦片贸易发展后，英国人开始考虑用鸦片代替白银进行结算。

18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英国产业界，挤垮了印度传统的棉纺织业，同时把印度改造成向英国本土提供棉花的原料供给地及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英国的棉织品在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出口印度，从而确立了三角贸易的构造。从英国出口棉制品到印度，从印度出口鸦片至中国，再从中国出口茶叶到英国，交易顺利发展。

1827年中国大量进口鸦片，造成交易上出现赤字。1834年在英国本国产业资本家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使得鸦片交易的商人增加，进入中国的鸦片量也激增。随之白银的流出量也急速增加，中国国内的银价腾贵。

鸦片贸易直接关系到国内经济问题愈发明显后，清朝不得不开始禁止鸦片的交易，派力主禁烟并提出具体方案的官僚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所谓钦差大臣，是指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情暂时拥有极大权力的官员。林则徐强制没收并处理了那些鸦片。英国以此作为令中国承认自由贸易的契机发动战争，即鸦片战争。

以上就是世界史教科书等读物所描述的有关鸦片的故事。但是这种结构现在需要做些修正。

金融革命与英国

通常所说的三角贸易论的重点是从英国本国向外运输棉纺织品的流程。正是由于这种一边倒的看法才使得三角形结构成立，从而使得19世纪亚洲交易的主角成为担负着棉纺织产业的英国产业资本家。创造东西的人成为历史的主角，现在这种故事要被重新评价。需要从金融的视角来看鸦片交易。在这之前先来简单描述一下金融的历史，从而搞清楚金融是什么。

在应对顺利进行远距离交易的过程中，金融这一体系日渐成熟。在远距离交易中，困难之处在于从商品买方收取代金。在13世纪的意大利北部，诞生了外汇银行与交易所体系。外汇银行是把卖家（债权人）发行的汇款单贴现，将其送去买家（债务人）居住地的交易银行，由银行向债务人索款。使两个地方之间的交易中发行的多个汇款单相抵消，这种制度就是交易所。同一时期诞生的复式簿记也拥有重要的意义。

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外汇银行的中心，通过结算多家远距离交易发行的汇款单而繁荣。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外汇银行。但是荷兰的银行禁止发行银行券，制度上还有发展的余地。金融体系在1690年的英国发展起来。其背景是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以后，政治权力得到统合，开展了一系列有机结合的政策。

1680年代，伦敦的商人们把手头上的黄金存到金匠那里，存款凭证就作为银行券开始流通。金匠开始向商人开展贷款业务，变身为存款信托银行。1694年，英国银行成立后逐渐开始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为稳定金融做出了贡献。17世纪末，货币改铸之后金本位制度在事实上已经确立，抵押证券市场得到扩大，股票交易所繁荣，海上火灾保险日渐完善。这种与金融相关的制度完善以后，根据需要产生了制造信用的体系。这一连串的变革有时被称作金融革命。在英国掌握金融业的被当做绅士。

那么如果从金融的角度对鸦片交易进行解读的话，就要从印度向英国汇款这一问题开始了（以下参照松本睦树，《英国的印度统治：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国民外流”》，阿哞社，1996年） 。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法国展开了围绕殖民地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是1757年发生的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恒河下游的孟加拉打败了与法国势力联合的莫卧儿帝国的太守军队，从而获得了加尔各答周边二十四个郡的征收地租权，确立了对孟加拉事实上的统治权。自那以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版图不断扩大。

在占领土地及扩张的过程中，公司由此生出义务向本国汇去高额现金。为了维持领土经营，需要从本国送来军队所必需的军需品及行政所必需的资金。后来从英国本土派来的英国军队的派遣费用也要由公司来负担。购买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行的社债的英国人如果想在英国领取本金及利息，公司承担汇款业务。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向留在本国的家人汇款或者是其本人结束了在印度的任职回国的时候都使用这套制度。

向祖国汇款与鸦片

东印度公司向本国汇款的时候尽量避免运输真金白银。因为虽然其性质上作为印度行政机关的部分越来越强，但公司本身还是一个商社。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国家政策公司，与我们所想的公司不同。公司内部有负责印度行政的部门，发挥着作为一个政权的作用。公司的行政部门把应该向本国输送的大部分资金转用到商业部门。商业部门用这些资金采购本国所需的商品，然后通过在国内贩卖之后获得的利润偿还债务。虽然印度向英国输出棉花、蓝、砂糖等，但这些印度商品的销售情况并不好。由于棉花和砂糖等也可以从美国南部、埃及或者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等处获得，所以并没有必要一定依赖印度进口。1820年之后当在国内的销售额低于在印度的采购价格就开始出现赤字。

110 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结构

而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的中国贸易却形势喜人。公司在中国采购的茶叶完全可以保证卖出一个好价钱。喝茶的习惯并不是由于喝下午茶而在上流社会中刚刚兴起。当时突然增多了的工厂工人通过喝茶并在茶里放入一些砂糖来补充营养。所以说茶叶并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成为了一种必需品。从印度往国内汇款并不是直接汇款，而是将资金转变成茶叶绕过中国送到国内。这一方法对东印度公司而言成为保证提升利润的一条途径。

1822年到1828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往中国的汇款，按期平均值来看总额1125 000英镑中只有33 000英镑是通过真金白银的形式，发送印度商品用437 000英镑，在印度采购的汇票139 000英镑，而在广东的销售汇票就达到516 000英镑。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汇款都是通过广东送到英国国内的。

在此需要进行说明的是公司在广东发行的汇票。这种汇票是面向印度的。换言之可以带到印度去兑现。购买这种汇票的人是从事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民间商人。这些商人被称作国家商人（country trader）。由于在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贸易，只允许在喜望峰与红海以东贸易，所以才这么称呼。

由于清朝禁烟，东印度公司担心直接将鸦片带入中国会影响茶叶贸易，于是将鸦片贸易委托给这些国家商人。他们虽然把棉花、鸦片从印度运入中国，却由于中国的茶叶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无法在中国找到带回印度的商品。于是为了将在广东的销售利润送到印度，就在东印度公司的广东财务局购入面向印度的汇票。东印度公司用这些国家商人缴纳的白银购买茶叶然后进口到英国。

111 东印度公司储存鸦片的仓库

东印度公司为了从鸦片上获取更大的利润，1773年对恒河下游孟加拉产的鸦片实行专卖。1797年它又创造出一套体系，从鸦片制造商那里直接购入鸦片，然后在加尔各答通过拍卖的形式供给国家商人，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是到了1820年以后，国家商人开始经营孟加拉以外的鸦片，走出了东印度公司所设定的那套向英国国内汇款的框架，开始把大量的鸦片运入中国。

鸦片贸易走出东印度公司体制获得急速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加入中国贸易。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他们的商人是不允许与中国贸易的。1783年美国获得独立后，马上派出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到达广州受到了热烈欢迎。

美国商人与茶叶及鸦片贸易关系密切，积累起巨大的财富。鸦片战争期间，美商代替英商向中国输入了大量鸦片，获取了巨额利润。

美国南部向英国出口棉花得到了用于伦敦的汇票。这种“美国票据”在1830年以后被带入中国，用于采购茶叶。通过鸦片贸易赚取了大量白银的英国国家商人，用白银购买美国票据从而获得了往伦敦汇款的途径。而美商把卖票据获得的白银用于购买茶叶。

国家商人

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标准箱内装有40个重1.5公斤的黑色鸦片球。每年向中国的输入量从18世纪末的4000箱到1826年的一万箱，到1838年就增长至约四万箱。结果造成中国的白银从1827年左右开始外流。现在就追随有代表性国家商人的脚步来阐明这一发展过程吧（主要依据Wikipedia）。

威廉·渣甸于1784年出生于苏格兰名门。渣甸家族的口号用拉丁语来说就是“记住我现在在这里”（Cave Adsum）。可以说威廉·渣甸履行了这句口号，并在每个时候都对自己所处的立场深思熟虑，从而积累起财富。

渣甸从医学校毕业后，在1820年他20岁的时候，被雇做东印度公司的船医。公司当时为职员在商船上准备了两个箱子大的空间，职员们可凭借自己的智慧装货以获取利润。渣甸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其中也有人不利用这一空间的。渣甸就借用这些人的权利进行交易活动，积累了独立资金。1816年他离开公司，在一家从事印度与中国贸易的商社做代理人，为日后成为国家商人打下了基础。

从1818年开始，他用自己共同出资建造的country ship把鸦片运到广东。1821年清朝开始强化对鸦片的取缔后，鸦片商人不把鸦片直接带到广州，而是在珠江河口的海面零丁洋上停泊专门用来储藏鸦片的船只，在那里进行交易。在那里渣甸也掌握了交易的主导权。

19世纪20年代中期，渣甸开始与同为苏格兰名门出身的詹姆斯·马地臣共同经营事业，并于1832年创建了存续至今的Jardine Matheson (怡和洋行）。该洋行与广州公行商人伍崇曜联合，继承了伍家的商号“怡和”，在中国以怡和洋行之名而为人所熟知。渣甸颇有远见且经营大胆果敢，而马地臣在组织方面具备让公司稳定下来的能力。性格的差异让两人成为伙伴，也使得该洋行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1832年10月怡和洋行的商船施尔夫号（Sylph，又译作“气仙号”）从广东海面北上，从此开始进入从福建到辽东的广阔海域，积极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在船上充当翻译的是第一位将圣经译成日文的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他曾经在泰国传教，在那里有机会接触到18世纪进入泰国社会生活的潮州居民。欲从广州北上的渣甸的新计划对郭士立而言极富吸引力，它可以成为在潮州扩大圈子从而在中国全国传教的开端。

19世纪30年代，民间商人开始各自收集情报并积极进行交易。像东印度公司这种拥有特权的组织进行贸易，已经成为贸易本身发展的障碍，不能再起到促进作用了。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更新时，决定停止公司的商业业务，变成印度的统治机关。这一举动为国家商人从事中国与英国国内的贸易开辟了道路。渣甸进入茶叶贸易领域，在英国很快拥有了运输茶叶的高速船，在竞争中压倒了其他洋行。

怡和洋行的活动并不限于中国物产，还有菲律宾的砂糖、马来半岛的锡和东南亚的香辣调味料等。鸦片交易的增多使得中国白银外流，这些白银可能被投放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多项交易活动中了。

鸦片战争

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宣宗、道光帝）命总督、巡抚一级官员陈述鸦片对策，之后于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制定了禁烟方针。当皇帝征询意见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心中有了方针。征询意见是为了确定派往广东实施禁烟的人选。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被选中。

是什么原因令皇帝做出如此决断？虽然伴随着白银外流，产生一系列经济混乱，似乎可算作其中理由，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对鸦片在国家军队中蔓延将会导致无法应付地方发生的叛乱以及政治局势不稳等情况的担心。下文将会叙述到，自18世纪末以来，中国接连发生叛乱，清朝为此大伤脑筋。因为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其本身所带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其把镇压叛乱作为发展壮大之前最高的政治课题。

鸦片战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严格执行禁烟政策，把从外国商人那里没收来的两万多箱鸦片掺入石灰再注入海水，通过石灰散发的热量全部烧毁。焚毁鸦片是在虎门海滩上进行的，那是一处海上航行的商船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112 鸦片战争　正在炮击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东洋文库藏

不过在那之后，鸦片贸易依然没有杜绝，清朝与英国人之间反复出现一些摩擦。1840年4月，英国下院讨论了远征军的军费支出问题，最终以反对票262对271的微小差距被否决。政府提议的战费支出被批准。

在印度组织起来的舰队由16艘战舰、32艘运输船、武装汽船构成。同年6月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海面，宣布对海面进行封锁，但是由于林则徐在广东部署的警备森严，英国发现在交战中无法处于占据优势后，转而北上占领了舟山群岛，封锁了宁波以及长江河口，英军继续北上于8月份到达连着北京的白河口，递交英国外相信函，表明英方的要求提出战争谈判。谈判在大沽进行，又在战争现场广东重新会谈，远征军回到南方。林则徐被免职。

第二阶段。新任钦差大臣是满族正黄旗琦善。从汉族官僚到满族旗人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清朝将明哲保身放在了第一位。11月，英国远征军到达澳门开始交涉。琦善撤掉了林则徐设的一些海防设施以试探和解之路，不过却在割让香港这一条件上陷入僵局。1841年1月，英国舰队进攻虎门炮台，逼迫清政府同意割让香港给英国。琦善也因此被问责罢免。

113 鸦片战争相关图

第三阶段。皇帝向英国宣战，皇室奕山被任命为靖逆将军，广东战火在2月下旬重又燃起。英国采取贯彻武力以威慑清政府的方针，向北方向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相继占领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并出兵沿海内地。第二年即1842年，英军击败驻防八旗的反击占领乍浦，进而攻陷上海，7月攻陷了长江与大运河的交叉口镇江。这使得清政府继续作战的志气大为受挫。

8月英军逼近南京，清朝竖起白旗示降。由于清政府对英方的条件原则上几乎全部予以承认，所以投降之后的讲和谈判仅用三天就全部结束，8月29日《南京条约》签署，鸦片战争结束。

信息与战争

从战争的过程来看，英国是在掌握了中国弱点的基础上进行的攻击。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对广东至渤海之间的海域进行了测量，并且在回国途中路经大运河了解到它的重要性。这以后英国也不断在积累有关中国的信息。尤其是国家商人渣甸，他的“渣甸计划”（Jardine Paper）举世闻名。其中包括中国海域的详细地图和战略要点，还包括从战后的赔款金额到政治要求等详细内容。从战争初期占领舟山到后来攻陷大运河要塞的所有战争都是根据这些情报开展的。

而中国方面的林则徐也开始注意到情报的重要性，开始着手调查情况。他组织翻译了1834年在伦敦发行的《世界地理大全》（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将之编辑成《四洲志》；又命其幕僚魏源调查世界情况。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参考更多的地理书籍收集情报，《海国图志》于1844年面世。《海国图志》最初为50卷，后来经过增补于1847年达到60卷，1852年达到100卷。书中魏源不但介绍了欧美的情况还记载了近代军备与生产方法，为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做好了准备。60卷本于1851年传入日本，对幕府末期的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4 林则徐及其书法　据称他洞察一切

林则徐在所管辖的广东沿岸组成义勇军，设置炮台等应对措施推动强化海防，并且充分认识到，只固守广东依然无法防止欧美的侵犯。林则徐正确预见到未来的事态，认为如果清政府从广州海关税收中即便只拿出百分之一用于沿海海防，就可以应对英国的进攻。但是林则徐的计划在清朝政治的现实中难以实现。当英国舰队在广东出现时，林则徐在给他夫人的家信中这样写道：

英夷兵船来华。既不能在粤思逞，必然改窜他省。他省海口皆无设备，苟有疏失，则该督抚必然诿罪于余之惹起夷衅焉。则是非亦只可听之公论而已。（周维立校订，《清代四名人家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6-624，文海出版社）

18世纪海域世界消失以后，清朝几乎从未在海防上花费力气。当英国船舶处于技术高速革新之时，中式帆船却在17世纪之后几乎毫无改变。随着Country ship进入南海，1810年海盗的身影完全消失，这也似乎显示了中国在英国船只面前的无力。清朝的海防体制连海盗都无法取缔，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备有汽船的英国舰队了。

白银去哪里了

即便在1840年战争进行之时，鸦片交易依然未被杜绝，当年共有18 000箱左右的鸦片进入中国。由于两国交战时英国商人无法向中国输入鸦片，国家商人委托美国商人作代理向中国输入鸦片。虽然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不包括承认鸦片贸易的条款，但在英国舰队的军事背景之下，清朝也默认了鸦片贸易。战后鸦片进口数量大增。1850年数量超过战前水平，达到48 000箱，此后不断增加，于1888年迎来高峰。

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从19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贸易出现赤字，白银开始外流，这一倾向在战后依然继续。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贸易额可以看出，中国大约进口了1000万两的鸦片，但茶叶的出口额却停滞在200万两。大量的白银从中国流出。那么这些白银去了哪里呢？大部分中国史概论都没有提及这一点。理由是没有可追踪白银去处所必需的统计资料。不过若结合一些情况证据，可以略知一二。

18世纪中国有大批劳力移居东南亚，他们与当地统治者相结合，主要生产一些面向中国的物产。国家商人也在从印度前往中国的途中转道东南亚的生产基地，采购一些出口中国的商品。鸦片贸易繁荣之后，鸦片也开始进入东南亚各个从事面向中国市场生产的地方。东南亚贸易网通过鸦片与英国商人的通商之路结合起来。19世纪30年代，中国由于贸易赤字致使购买力下降，使得欧洲市场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南亚由当地华人移民所生产的香辛料、锡、木薯淀粉、烟草、儿茶等商品的出口地。

东南亚的贸易结构变化与新加坡成为英国新的贸易据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819年新加坡由东印度公司职员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打下自由港基础。新加坡东西向联结印度洋与南海航线，南北向联结荷兰领的巴达维亚与泰国的曼谷。中国的戎克船也经过此地，且自古就以苏拉威西岛为据点，吸引了活跃在东南亚海域中的布吉斯等海民，新加坡也成为贸易的中心地而迅速发展起来。由于东南亚贸易路线的改变，18世纪盛极一时的马六甲等港口开始沉寂起来，与此同时以曼谷、西贡为中心的新的交易中心开始勃兴。

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可以断定进入了新加坡。白银在那里产生了新的经济效应。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采集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同时也用来吸引中国劳工。当时清朝还不允许中国人去往国外，还需等到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才得到正式批准。不过收受贿赂的中国官员对从福建、潮州等地出海的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出国者的世界

成为劳工出去的人大多走过了残酷的一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签下合同，约定用日后在海外的劳资偿还借下的出国费用。还有不少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旅费。去往东南亚的劳工都是在公司工作。正如本书第八章已经叙述过的，18世纪成立的公司是一个能够让工人也存储财产的组织。不过鸦片进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苏梅岛（Phangka）和稍迟一些在马来的怡保（Ipoh）等地的锡矿山中劳作的工人被强制在热带环境中进行残酷的劳作。一天劳作后他们往往浑身疼痛难以入眠。而且这个移民社会是一个完全的男性世界，不可能拖家带口。还有一些热带独有的风土病。在这种身心的疼痛干扰下，据称对瘴气也有奇效的就是鸦片。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沾染上鸦片。公司的头家向工人们贩卖鸦片，若没钱付账就赊账。就这样工人们身负债务，没法从工地逃走而只有继续工作下去。

东南亚的华人居民分为两极：一部分人靠着鸦片而致富，一部分人在工地劳作到死。之后成为富人代表的是土生华人社会（Peranakan），他们出生于东南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地妇女，会说英语且精通中国的习惯。通过母亲及妻子，他们与当地社会有了连接点，在英国商人与接受中国工人的公司之间，驱动公司生产的物产，负责招揽从中国来的工人，还向各地提供鸦片。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逐渐积累了财富并且在社会中拥有发言权。

115 新加坡与华人海外移居地

这些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工作，需要将赚来的白银送往故乡。尤其是那些从亲戚等人那里借下差旅费的人急需还钱。因为若不偿还，就会给留在故乡的家人带来麻烦。这时他们通常通过民信局往家乡寄钱。

民信局的历史久远，据说是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中国商人开始进入东南亚。不过这种民间的通信、寄钱的关系网真正成长、发展起来是在19世纪嘉庆、道光年间，于鸦片战争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在国内也以宁波为中心扩展至全国。寄存在东南亚民信局的白银，在通过这种关系运往中国的途中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商品，最终到达中国收取人的手中。

大部分史书将鸦片战争爆发的19世纪看做中国近代的开始，称中国为“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或者“夕阳西下之大清帝国”等。但是如果将这一世纪放在蒙古帝国以后的历史中定位的话，当有其他评价的可能。

中国通过其丰富的物产，尤其是14世纪至17世纪生产的生丝和陶瓷、18世纪以后的茶叶等，不断吸收了大量的白银。曾经被称作“白银坟墓”的中国，随着鸦片的进入开始吐出以前一直积累下来的白银。这些白银主要在东南亚循环流动，曾经出口中国的物产转而面向欧洲市场，为东南亚的殖民地化提供了契机。并且白银从中国吸引来工人而不是商人，成为引发日后苦力贸易的导火索。进入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人开始也在北美等地定居。

如果从人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历史来看，19世纪是中国人在全球化舞台上扩展生活范围，铺展社会、经济关系网络的一个世纪。当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鸦片的灾祸之时，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人民开始影响世界的动向。这种动向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继续着。

蜕变的社会

移民的社会

本章节的题目使用了“蜕变”这一并不常见的词。所谓“蜕”是指昆虫、蛇蜕皮。就像是生活在地里的蝉的幼虫在夏天的早上蜕皮飞走一样，变化在旧的体制中静静地进行，有朝一日变化突然显现于表面，这一过程乃为蜕变。19世纪的中国社会，清朝统治这一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社会却在帝国统治之下明显地在为蜕变做准备。

先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以下参照山田贤，《移民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在要流出四川盆地的长江边上有一座梯状岩山，山上有一个山寨，名叫磐石城。它是道光年间（19世纪30年代）在该地方发展起来的涂氏家族建造的。山上储存有饮用的水、粮食还有武器弹药，若发生战乱整个家族就待在那里。这个山寨象征着19世纪地方社会的变迁。

山寨所处的四川省云阳县乃是交通要塞，有非常多的人通过。18世纪中叶，随着人口增加使得湖北江汉平原的人口数量趋于饱和，因而由此沿长江移居各省边境处的山区居民越来越多。涂氏的始迁祖在乾隆二年（1737）年进入云阳县，经过大约十年的苦力生涯逐渐开始参与商业活动，最终积攒下一些家产。不过若想要购买土地资金还是不足。于是他们与卖家相约，剩下的钱待他们回老家筹措，却在返回湖北老家后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子再次来到云阳县欲买下曾经约好的土地，不过卖主却因为这期间土地价格暴涨而拒绝履行与其父签订的合同。告到官府后这才获得一半的土地。

116 四川省云南县涂氏的移居地

涂氏勤于开荒，积累的财产在乾隆五十四年可以买下磐石城。这个山寨周围全是悬崖峭壁，南面山脚下是一片平原。对岸就可看到贸易要塞磐石镇的街道。由于确保了农耕与贸易都为有利的土地，涂氏抓住了日后发展的契机。

涂氏通过开荒与贸易，扩大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加强了同族的团结。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涂德明参与了四川重庆与湖北汉口之间的贸易，获得巨万收益。并且作为地主而获得的地租也不少。此后又获得科举身份监生（参第九章）从而与官界也成功建立起关系。

有一天涂德明为了回湖北老家扫墓来到汉口，遇到了已经从乡返回的同乡某某。在与他的对话中得知回乡之后他的财产被亲戚们全部卷走了，于是涂德明放弃回老家的念头，返回云阳县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磐石城建起祭祀同族祖先的宗祠。

就这样，涂氏的活动轴心从与同乡的社会关系转移到在移民当地的同族团结上来。靠着同族的团结，涂氏成为云阳县望族之一。有实力的大的宗族形成县的舆论，共同参与地方行政。在整个19世纪，涂氏作为当地望族加强了对慈善事业及地方财政的发言权。

地方财政的龟裂

云阳县北是连着大巴山脉海拔2000米的山区。河流从山区流入长江。移居到该河区流域的人为了寻求更为有利的土地，欲往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但此时的平原地区已经被像涂氏这样有实力的宗族所控制。即便是在商业活动中，贸易中心地区已经被大宗族掌控，不利的贸易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移民自己无法形成团结大宗族所必需的资产，在建立人际关系影响县行政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在这样一批无法走向成功的移民中间出现了一些加入宗教结社白莲教的人。

入教的信徒们成为“无生老母”，也就是无所谓谁生的原始母亲主宰的家乡的一分子。他们获允参加教授灵文的宗教仪式并要求互相帮助。在不安定的移民社会中，人们在白莲教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社会上的依靠。

红巾军之乱是明朝成立的契机。在这场叛乱中，白莲教成为其组织性支柱，被朱元璋镇压后，在清朝盛世社会繁荣期间其活动并不明显。但是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继承了白莲教遗风的清水教在王伦的领导下发动叛乱之后，其势力逐渐扩大。清朝对在移民社会中急速成长起来的白莲教格外警惕而加强取缔，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在遭受镇压和处罚之后，白莲教的活动日趋先锐化。

嘉庆元年（1796）在湖北、四川、陕西的省边境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叛乱。嘉庆二年，在四川起义的白莲教徒势力直逼云阳县，县内也有民众起义与之呼应。涂氏全族躲进磐石城与白莲教军队对抗度过了危机。

云阳县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在全国范围随处可见。将之简单介绍如下。

盛世中的人口激增导致18世纪末地方社会迎来饱和。耕地、水利等地方资源在日益增多的人口面前显得不足，围绕有限的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所谓资源并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始于16世纪的税制改革让掌管州县行政的知县、知州开始注意水利、开荒。如果能与资源分配关系密切的行政官员保持社会关系，将会对争夺战产生有利影响。为了与文人出身的官员交际，需要一些教养。所以争夺的对象也包含了这种社会的、文化的资源在内。

地方社会变成了围绕资源相互争夺的竞争场所。18世纪在吸纳了多数移民的地方，竞争的特点越发明显。同时出现了一批利用同乡关系抓住成功机遇，确保与地方官的关系参与行政、积攒财富的集团。另一方面进入宗教结社的人也不在少数。与白莲教军队接近之后，这种龟裂日趋表面化，地方社会成为迎接白莲教军队举行起义和对其镇压两种势力相互争夺的地方。清朝无法轻易地镇压白莲教叛乱，庞大的军费支出成为财政负担。嘉庆白莲教成为盛世时代的终结者。

生态环境的极限

资源争夺的激化，究其原因要数生态环境的极限。以上第八章中已经介绍，18世纪在秦岭山脉，山中的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海拔3000米的山脉中，创办有数量繁多的作坊—厂，包括采伐木头的木厂、精炼山上铁矿石的铁厂。在这些厂中有很多工人在那里劳作。他们的食粮就是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脚下生产出来的廉价玉米。

种植玉米与开办工厂相组合的山区经济，并不是长远性质的体系。在山区中是这样一种单向的环境变化：木材采伐→种植黑木耳→开荒→玉米种植→荒废。面向市场进行玉米种植的移民，在土壤流失使得土地的生产力下降后，就会放弃这块土地，进入深山拼命开荒。在海拔较高的深山地区，由于木厂破坏了原生林，铁厂又消费掉大量的木炭，使得森林逐渐消失。山中的森林破坏明显降低了山地的保水性能，若干旱日久则容易产生旱灾，暴雨连天则容易暴发山洪。频频爆发的干旱、水涝灾害给山脚下的玉米种植带来致命打击。山区经济越发达，其根基就越会受到破坏，最终难逃自然灭亡的命运。

自然灭亡的征兆在18世纪末已经显现。但是征兆真正出现是从嘉庆十八年（1813）开始。次年地方报告书中这样写道：

前年秋，玉米歉收，蜀黍、荞麦等都只收获五成。自己种的家庭虽然勉强能够自足，但粮食价格腾贵，各厂无法养活自己的大部分工人，受雇者也无法生计……（在厂里工作的工人）以前就知道对外来游民的救济，如果没有登记在册，则不发放。于是坚定了起义抢夺的决心，其他没有工作的游民也附和集合，蜂拥而至与地方官和军队兵刃相见。（《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十八）

嘉庆十八年起义的主导力量之一就是由于木厂倒闭去当乞丐而无法生活的失业者。

从大运河到大海

18世纪海运业的繁荣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明朝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建成了从江南到北京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此后经历明清两代，江南的粮食故意避开帝国难以控制的海运而依靠大运河的漕运进行。

漕运不单单是运输线路的问题。将大运河定位为国家物流的基干，就需要国家负起责任来去管理维持大运河所必需的华中、华北所有的水系。这就要动用国库大兴土木以维持水利体系。在大运河流过的地方，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动者。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经济与社会都依靠大运河。

117 黄河新旧河道与海军据点

不过，18世纪末，在参与漕运的劳动人民之间，秘密结社罗教逐渐渗透其中，逐渐带有反清倾向。由于黄河时常泛滥，所以运河河道荒废，大运河的维持逐渐变得困难。而海运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人信赖，海域世界消灭后国家统制也成为可能。嘉庆年间，在皇帝周围开始正式讨论由漕运转向海运的事情。

道光四年（1824）黄河泛滥。大运河陷入机能麻痹。次年即道光五年清朝正式决定通过海运运输江南的粮食。在上海设置了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置海运局、在大沽设置海运外局，委托过去从事海上运输的商人开展海运。从事海运的船舶除了在黄海上运输大豆的沙船，还动员了航行于台湾和福建之间的福建船等。此外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处，还出现了吸取各个海域船只特长的三不像船。

海运事业在参与大运河的政府官员及大运河流经地方官员的反对下，曾于道光四年和五年两次遭到中止。不过大运河的运输在鸦片战争带来的混乱之下，没有再恢复到18世纪的状况，海运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部分运河工人都失业了。支撑大运河的水系整饬也日渐疏忽，导致水灾频发。

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堤。河水涌入大清河，往东流入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这就是黄河南流时代的终结。支撑大运河的水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运河的维系便不可能，漕运最终转为海路运输。

太平天国与社会

在以上三个原因的参与之下，中国社会逐步蜕变。这一变化在历史表面上以动荡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以洪秀全在广东创立的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结社为核心展开的（详细内容请参照本系列第十卷，菊池秀明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是一些烧炭工人、贫农、矿山工人等。1850年7月，拜上帝会的信徒聚集到广西省的金田村，组织起一支被称作团营的军事组织。1851年洪秀全即“天王”位，太平天国从华南到华中迅速扩大势力，一路北上。

人口增加使地方社会变成了博弈场，这令地方社会中出现了与清朝官僚相结合的势力和与之抗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在中国经常会看到“敌人的敌人乃是同志”这种政治性运动。社会中所存在的无数对立，在太平天国北上的情况中将地方社会一分为二，一方和清朝联合，另一方表现出与太平天国相呼应。

由于生态环境的限制而滞留山中的失业者和由于大运河的机能停止所带来的失业者是加速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原本是以在地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牢牢地抓住了在清朝社会中失去上升道路的人的心。

19世纪已经衰弱了的八旗和绿营，无法镇压太平天国。代替这些清朝正规军活跃在社会上的是乡勇。自19世纪以来，在变成博弈场的地方社会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以同一宗族为核心的军事组织—被称作团练的乡村自卫组织。团练的省级组织就是乡勇，其中以曾国藩在湖南组织的乡勇最为有名。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而清朝却没有灭亡。不过在这前后清朝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与曾国藩有关系的汉族官员成为总督、巡抚，拥有独立于中央的财政基础和源自乡勇的军事组织。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以华中、华南各省发布独立宣言的形式发展起来。之后各省军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诞生。

但是太平天国的历史超越了本书的固守范围。本书将注意力集中于太平天国动摇清朝根基的另一个原因。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无法再继续维持朝贡体系，从而降低了清朝的权威。洪秀全自称基督胞弟创建出一个新权威时，清朝的权威就容易变得相对弱化了。

南京条约与开港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海岸的英国军舰“高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开头一节写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虽然称之为和约，但其内容却是英国单方面的要求。

条约第二条规定，允许英国人及其家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拥有居住权和贸易权，英国派遣领事等负责管理通商。

第三条规定为了修补远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王及其继承者，接受他们的统治。就这样，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

118 《南京条约》缔结图

第四条规定支付被没收的鸦片赔款；第五条规定废除公行，允许在开港口岸自由贸易。

在附加条约的第四条中规定了驻华英国官员与清朝大臣之间交换意见时采取“照会”形式等内容。这一项是对英国与清朝站在平等立场上交换文书的规定。外国使节对中国皇帝朝贡的原则遭到放弃，以不进行政治交涉为前提的互市体系也在此被明确否定。

互市体系一旦开始崩溃，清朝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843年英国与清朝缔结《五口通商章程》，英国完善了包括鸦片在内向中国出口商品的条件，又缔结了《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租借土地和房屋，可永远居住，承认治外法权、放弃关税自主权以及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最后一条意味着当清朝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有对对方更为有利的内容时，则该条约同样适用于英国。

其他欧美各国也参考《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约等条文，1844年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也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上签订了《黄埔条约》。越是往后签订的条约内容越详细。比如说在《黄埔条约》中规定，当法国领事不在开港口岸时，其他欧美领事可保护本国国民财产。这是新出现的一条规定。这一新规定通过最惠国待遇自动适用于英美两国。可以说欧美各国依靠连带关系逐渐侵蚀着清朝的主权。

在开港口岸中最为繁荣的是上海。虽然有一些通史记载开港前的上海是一个小渔村，但这是不对的。18世纪作为江南外港繁荣昌盛的浏河港，在18世纪末时黄沙堆满港湾，最终连沙船也难以进港。继承了浏河港功能的就是上海。清朝于19世纪初期放弃了对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只能在浏河港停靠的政策。结果造成进行大豆及大豆粕买卖的商人们几乎全都转移到上海，海港中心天后宫也转移到上海。

1844年最早进入上海的欧美商人是以鸦片商人而闻名的宝顺洋行（Dent ＆ Co.）。随后怡和洋行也建立起商馆。在外国人从民间租借土地这一从未有过先例的事态中，时常会发生混乱。

1845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了租界。商人租借土地时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馆共同出面划定界限，并且禁止中国人在租界中租借房屋居住。这一租界日后不断扩大，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上海成长为东亚的贸易中心。

马克思的错误估计

清朝的互市体系在欧美的外力作用下崩溃，而同一时期欧洲革命风潮高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马克思称中国在英国强迫下开港，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就会像雪崩一样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的社会动摇，由此中国将会爆发革命。并预测亚洲开始的革命浪潮将会导致中国市场突然萎缩，从而引起英国恐慌，形成在欧洲的政治革命。不过这一估计是错误的。虽然鸦片进口量不断增加，但英国生产的棉纺织品等却几乎未被中国接受。

为探明其原因，英国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并做成报告书。其中最触动其本质的是密切尔于1852年所作的《密切尔报告书》（Mitchell Report），该报告指出：

中国不同的地方根据各地的土壤、气候产出不同的产物。并且国内的贸易主要通过产物的交换进行。北方盛产棉花，南方盛产大米、砂糖、果实、药、染料、茶叶等。

119 英国对印度中国贸易的变化　出自横井胜彦《大英帝国在亚洲海域》，讲谈社学术文库

福建农民生产出大量的砂糖……春天农民在最近的港口把砂糖运到天津等其他北方港口，在吹南季风的时节在船上卖给商人。这些商人的戎克船在结束了四或六个月的沿岸航海归来后，秋天一部分农民用现金，其他的用北方产的棉花领取砂糖货款。

秋季收割结束后，不分老幼所有农家都进行梳棉、纺棉、纺织。织成能够耐用两三年之久的厚重结实的手织布，做成自己用的衣料，剩余的棉布卖到城镇。在镇上拥有店铺的商人为了满足城镇及船上居民的需要买入这些棉布。在这个国家十人中有九人都穿着这种手织棉布做成的衣服。（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

密切尔应该是根据自己实际看到的光景，断言这种手织棉布妨碍了英国产薄棉布的进口。马克思注意到中国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参考《密切尔报告书》，得出了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结论。对太平天国的希望幻灭时，马克思称正是这种结合导致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停滞不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呢？

在海与帝国的这种框架中，我们看过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从《密切尔报告书》中可以了解中国各地的产业通过大海多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停滞不前。清朝的框架在20世纪以前没有崩溃。不过在这一外壳之下中国社会逐步发生变化完成蜕皮。

不限于帝国框架的中国人关系网越过大海从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展至江南、福建，并且影响到东南亚热带形成的华人移居地。通过这一关系网，各种各样的商品与白银和劳动者循环流动。这种波涛波及全球。

尾声 妈祖与明清的历史

出现在云南的海之女神

2003年3月，我结束了在云南的调查，踏上回国的路途。在昆明机场遇到了颇惹人注目的一群人，在候机室的座位上，他们供放着的是妈祖——一位广为中国人所信仰的海之女神。

让我们回到本书开头的那一节。

护送神像的信徒告诉我，这尊妈祖从台湾东岸的花莲而来，到福建探访故乡，之后又游览了云南著名的游览胜地丽江。为何我会遇到这番光景，而在台湾信奉的海之女神又为何会出现在云南，通览了东欧亚五百年历史之后我才终于可以理解它的历史背景。

海的时代区分与台湾的妈祖

首先，我尝试把台湾港口信奉妈祖的经过放在海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定位。如果从海的角度对从明代到清代这五百年进行时代划分，可以分成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张士诚脱离元朝为契机，东欧亚的海洋开始独立于大陆。海域世界形成。

第二阶段，从14世纪中期到隆庆元年解除海禁。明朝为维持政权的独立，人为地创造出朝贡体制，禁止个体商人自由买卖。由此出现了被称作倭寇的武装海商开始活动。

第三阶段，1570年海禁解除以后产生了互市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围绕日本与东南亚的交易开始活跃，为海域世界出现独立政权创造了可能性。即郑芝龙、郑成功政权。

第四阶段，始于郑氏政权瓦解、迁界令被取消的1680年代。海域世界的独立活动不复再现，海受控于陆地政权的管理（中国清朝与日本的江户幕府）

第五阶段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船只往来于东欧亚海面，东欧亚的海域逐渐占据环球一角。

按这种时代划分来观察台湾花莲的变迁。从地图上看，妈祖诞生的福建和台湾之间隔着台湾海峡，就像处于人的眼睛与鼻尖的位置。但贯穿海峡的黑潮速度快、季风变化多，凭借前近代的帆船渡海是极为困难的。所以大陆的汉族虽然早在宋代就已经在澎湖岛居住，却没能渡海前往其东面的台湾。

120 19世纪的台湾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澎湖岛上的居民也被强制迁入内地，澎湖岛成为无人岛。福建人进入台湾真正开始在此定居是在第三阶段。首先是郑氏政权下移居的汉族增多。他们渡海时向妈祖祈愿保佑平安，到了台湾也保持了妈祖信仰。汉族进入台湾东岸的花莲是在第三阶段的末期。1682年郑氏政权为确保砂金派属下前往。

接着进入第四阶段，海峡上开始出现真正的移民潮。在清朝镇压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的战斗中，福建人施琅担任指挥。施琅以受到妈祖庇护为由，向清廷请求表彰妈祖。另外乾隆末年，在台湾发生的叛乱中，也被认为清军受到了妈祖的保佑，妈祖信仰得到官员们的支持而扩展至全台湾。花莲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开垦的对象。自1825年左右开始，台湾的淡水、宜兰有权势的人召集数千名佃农迁入花莲一带，着手进行真正的开发。

花莲成为港口城市是在围绕太平洋的人员流动开始活跃的第五阶段。台湾在日本殖民地时期扩充了港口。在花莲的港口有一座叫做顺天宫的庙，在云南现身的妈祖就供奉在此，受到出入港口的渔民等人的信仰。

欧亚帝国中的丽江

出现在云南的妈祖在信徒的伴随下巡游丽江。丽江的古街道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也成为云南旅游观光的人气景点。

在丽江沿水路蜿蜒崎岖的小路上散步，会遇到在敞开大门的家庭庭院中造纸、铜工艺等作手艺活的光景。到了傍晚，街道上会响起从汉族地区继承过来的古音乐。现在丽江虽然作为观光的对象而被保存起来，但是这其实是在明清两种截然相反的帝国历史中培养起来的景观和文化。生活在花莲的妈祖的信徒们也被这里的街道所吸引。

通常被称作明清的帝国，不论哪一朝都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这一历史空间中诞生的政权。宋代以前的帝国是存在于古代周时期所形成的东亚这一空间中的“中华帝国”，而元、明、清三代王朝，借用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词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帝国”。在这一点上，明朝是与中东的帖木儿帝国、清朝是与北欧亚诞生的沙俄帝国并存的政权。

明朝曾试图否定继承蒙古帝国。如明太祖朱元璋尝试弃用支撑蒙古帝国经济的白银来运营自己创建的帝国，并发明了在户制基础上的实物经济，对外抑制自由贸易，开展朝贡体制。

但是观其体制的由来，其实是在元朝实施制度的模本上进行的改革。以“户”为基础掌握人民的户籍制度、以盐专卖作为财政根本的开中法，或者是统治帝国周边居住的他民族的土司制度，这些制度的原型都是在元朝时候形成的。

丽江是元朝到明朝被任作土司的木氏建造起来的城市。不设城墙的自然街道建筑风格，据导游解说是因为“木”字四周围上墙就变成了“困”字，大不吉利而来。暂且不论这一语道破天机的解说是否正确，不过丽江的景观是在明朝土司的统治下形成的的确是历史事实。

清朝试图肯定其继承帝国遗产。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地方政权通过他的儿子皇太极发展成“大清”帝国。其契机就是获得了元朝传下来的玉玺。清朝的皇帝不仅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满族的领袖、游牧民族的大汗、藏佛的大施主，集四种角色于一身。

作为欧亚政权诞生的清朝，一方面有效地利用市场体系，同时开展银、铜并存的财政政策，成功地使国内地方之间的交易变得昌盛起来。对外根据互市体系，允许中国商人在日本、东南亚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这造就了18世纪被称作“盛世”时代的到来。

清朝将西藏也纳入势力范围，使得出入西藏高原的贸易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盛。土司的统治以雍正时期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而宣告结束。但是丽江却作为兴盛起来的贸易要塞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沿着贸易之路云南西北部藏族生活的地区也孕育了丰富的文化。

妈祖的旅程

20世纪欧美的探险家、传教士沿着贸易之路进入云南腹地，将许多的信息介绍给世界。其中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1923年以后对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文化的调查报告发表在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以这些信息为素材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出理想家园“香格里拉”。

在小说中，香格里拉被描绘成一个位于雪山山麓、鲜花盛开牛成群的盆地。那里的人们靠着买卖得来的财富过着平静的生活，享受着丰富的文化。

如果花莲的神像上附着着妈祖的神灵，那么在跟随郑和下西洋阅遍东海、南海和印度洋无数海港的妈祖眼中，丽江又是怎样一种风光？听了随行信徒们的话以后，当我再次仰视供放在机场长椅上的妈祖面容时，明清五百年的历史在我脑海中如闪电般浮现，映现出妈祖围绕欧亚海陆的旅程。

中文版后记

现在这篇文章是在沈阳写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块土地上写下这些东西。

原因有两个。第一，这里是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把后金首都迁移过来的地方。1634年皇太极又把这里改称为盛京。第二，这里是1931年9月18日揭开十五年日中战争序幕的地方。

本书追溯了明清两个时代，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之间五百年的历史。近些年，日本的史学界通过伊朗等地的材料，对蒙古帝国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在中国或者是欧洲史料中所看到的破坏者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通过伊朗等地的资料勾勒出来的是其引导欧亚大陆整体贸易繁荣、作为开创者的形象。我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试图从“大海”这个舞台揭示出自蒙古帝国以来东欧亚历史的展开。

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明清这两个王朝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世界这一空间中诞生的世界帝国。这两个王朝的历史性本质不同于宋代以前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果从西往东列举，拥有与之相同本质的王朝有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明朝虽然从蒙古继承了许多遗产，但表面上依然装扮成传统中华帝国的模样，但是清朝已经表现出其作为世界帝国的基因（DNA）。

大政殿和十王亭位于沈阳故宫的中枢，它们的格局分配与传统的中国宫殿迥然不同。正八角形的大政殿，其形状会让人联想到蒙古包。其前面的十王亭如实地表现了后金和清政权在入关以前作为八旗联合体的特点。站在皇太极和皇后的正寝宫清宁宫，现在依然会生出一种错觉，好似耳边还在回荡着属于通古斯族系的满族所信奉的萨满太鼓的声音。清朝从这块土地上兴起，并统一了全中国。虽然它在学习儒教的原理，但它的文化却来源于蒙古族和通古斯族两种，既皈依从蒙古族继承而来的藏传佛教，又在统治新疆的过程中保护伊斯兰，是一个具有超强包容力的王朝。

与明、清的世界帝国相对的是海域亚洲世界。蒙古帝国垮台后，日本人、中国人、琉球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展开了积极的交易活动。可以说大陆亚洲世界面临着两个变化：一是海域亚洲世界与之划清界限开始单独行动；二是出现了日本这一势力开始登上东欧亚的舞台。

读过明代的史料以后，会清楚地知道当时日本被看做是行动无法预测的危险因素。16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战祸终于以“朝鲜战争”的形式爆发。清朝以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采取不直接保持关系的政策，因而避免了发生政治上的冲突。不过到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朝鲜战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在被关东军炸掉的柳条湖路段，那里展览着从甲午中日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内容。当我伸头想去看那里摆放着的照片和战争遗物的时候，有几位游客指着我小声说“是日本人”。就在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气氛中，我更加确信自己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所要发挥的作用就是上溯明代，在宏大的世界范畴中考察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以努力减轻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

我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当时我还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黄色星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土地上飘扬，北越的战车闯入南越总统官邸时，我感到今后将不再是欧美的时代而是亚洲的时代。所以当我进入东京大学后，把唯一一门可以选择的东亚语言汉语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当时东京大学的中文班也处于“文革”的影响下。初级中文的课外读物是毛泽东的寓言《愚公移山》，大学二年级中文教师选择的读本是毛泽东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即1976年9月，毛泽东已经去世，之后开始了对“四人帮”的审判。我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在与急剧变化的中国的对视中形成的。

1983年9月，我作为高级进修生到南京大学留学。前一年，发生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的审定中，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表述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等。因此，亚洲掀起了一股反日之风。继教科书问题之后不久我就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生活，这段经历也成为我另外一个原点。留学伊始，大家还把我当客人对待，但日子久了当我可以用中文对话以后，曾多次被问到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在南京留学的两年，正是中国向今天的高度经济增长而起飞的阶段。刚来留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粮票和布票就没法在街上买东西。但当我1985年回国的时候，马路上个体经营的商店已经鳞次栉比。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看看，每次都会被中国的急剧变化而震惊。与此同时，心里也生出一些寂寞：过去慢悠悠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曾经担心中国的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恶化，所以出版了一系列从历史学角度写的书：《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目前中文版的出版正在准备中）、《虎论中国史》（韩国已经翻译出版）、《风水名义下的环境学》、《大河失调》等。此外，我还在《鼠疫与村庄》这本书中，回答了自己在南京留学时候就一直思考的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深受731部队细菌战所害的村庄。所有这些都是以单一主题为内容的著作。与此不同，本书讲述的是通史，重压之下，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要崩溃的感觉。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两个国家的活动，我逐渐不再限于日中关系的框架中去思考，而开始尝试把它们放在东欧亚这一更广阔的舞台上去考察。

我与中国的交往，迄今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经历了。如果我这个渺小的日本人的工作，能够通过中文版的发行，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点点知识上的启发，那将令人感到无比的高兴。

上田信

2011年3月12日于沈阳

耳边正在播放日本在此次地震和海啸中遭受灾害的相关报道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海之列传

方国珍（1319—1374）

出生于浙江省沿海地区的黄岩。名珍，字国珍。又作谷真。元朝时期从事海上运输，1348年被怀疑与海盗有牵连被迫入海，抢劫从江南运往大都的政府船只，占领了台州。与当地从事制盐的人联合扩大了势力，1355年春从台州北上，占领海上贸易基地庆元（今宁波）。

元为了拉拢方，授予其海道漕运万户、浙江行省左丞相等官职。势力范围由此扩展至宁波、温州、台州。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1359年方国珍投降朱元璋，虽然被授予福建行省平章事的官位，却还向元朝的首都大都通过海运运输粮食。1367年，朱元璋派兵至浙江省东部，方投降。其形式上虽然官至广西行省左丞，实则处于监视之下，在应天（今南京）去世。元末群雄大多在战乱中死于非命，而方国珍胸无夺天下之野心，且善于见机行事才得以善终。

张士诚（1321—1367）

江苏省泰州白驹场（今属大丰县）人。小名九四，水上盐贩。1353年，因不堪忍受元朝官吏及与之勾结的有钱人家的剥削，集合盐贩发动叛乱，占领了泰州、高邮。次年正月在高邮称“诚王”，定国号为大周。高邮曾一度被元朝丞相脱脱包围，后因朝内纷争脱脱临阵遭贬，张才得以保存命脉。

1355年，由通州(今南通）渡江南攻。次年收江南为其势力，定都平江(今苏州）。1357年，败于朱元璋军，归顺元朝被封为太尉，运送江南物资至元朝首都大都。1363年，进兵安徽，大破红巾军的精神支柱韩林儿与刘福通，自立为吴王。但是，1367年平江被朱元璋攻陷，张士诚被俘，于应天（今南京）自缢而死。张把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纳入囊中，得到富裕户的支持，使得经济上出现繁荣。或许是因为明初时这种繁华已被摧毁，张士诚在江南的人气居高不下，其墓地也得以保存下来。每年旧历的七月三十，是祭祀地藏菩萨的日子，焚香祭祀，而苏州一带却将之称为“烧九四香”。据说这是为纪念张士诚而假借地藏菩萨节。另外，《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与张士诚乃同乡，据说《水浒传》就是以张士诚的事迹为题材撰写的。

郑和（1371—1434）

生于云南昆阳州（晋宁县）穆斯林家庭。原姓马。明朝进攻云南时被俘，遭阉割成太监。当时被送给燕王朱棣作内廷宦官，靖难之变中立下战功，1404年赐姓郑，成为宦官之首。1405年至1433年之间，郑和前后七次远征南海、印度洋。

成化年间（1465—1487），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模仿郑和远征，试图重新开始以内廷主导的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官吏们对此极为抗拒，为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把兵部所藏有关郑和远征的文书全部销毁。因此，郑和远征的具体情况，成为历史之谜。

王直（？—1559）

安徽歙县人。贩盐失败后从事明朝禁止的海上贸易。1545年东渡日本，与博多、平户的商人进行交易。1548年，明朝官方摧毁了私人海上贸易的据点双屿港，以此为契机，王直在海上贸易的商人中确立了领导地位，以舟山群岛的烈港为基地，积极进行走私贸易。

1553年，烈港被明朝官方攻击后，王直把活动基地迁至日本的五岛群岛、平户，残留在中国的海上势力开始掠夺沿海地区。此乃“嘉靖大倭寇”，但是明却认定王直为头目，最后将之处死。

在安徽省有一处日本人建造的王直墓（“王氏祖墓”）。2005年1月末，一位中国教师以王为卖国贼为由，把王直的名字从墓上削掉。这件事，是中日两国之间有必要共同促进“倭寇研究”，通过对话评价人物的一个教训。即便在中国的史学界中，也有一种看法肯定王直作为海上贸易的商人的一面。

Matteo Ricci（1552—1610）

中国名为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他出生那年，竟然是志在中国传教从日本远渡广东的圣方济格·沙勿略（St. Francis de Xavier，1506—1552）在广东逝世的那年。1558年，利玛窦迁至罗马，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8年，利玛窦赴印度果阿传教。

1582年，到达澳门。之后辗转肇庆、韶州、南京、南昌等地，试探传教的可能性。1601年获得许可长居北京。

利玛窦博览强记，掌握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对中国文化也有很深的了察。1602年，他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公开发行。为当时最为精密的世界地图（长约170厘米，宽约360厘米），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将亚洲放置中心部的地图。原本为黑白版，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梵蒂冈图书馆、京都大学、宫城县立图书馆三处所藏。不过，日本市面上有许多模本，成为新井白石等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世界认知的基础。1607年，完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的汉译本。

1610年在北京去世。皇帝赐北京阜成门外栅栏处墓地用于安葬利玛窦。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其他许多耶稣会传教士与利玛窦一起静静地安眠在此。传教士在亚洲进行传教活动的资金来源，其一就是葡萄牙等的海上冒险商人开展的贸易。

郑成功（1624—1662）

名森，字明俨，号大木。其父为福建出身的武装海商郑芝龙，母亲为日本人田川七左卫门的女儿。小名福松。在中国的原籍为其父故里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1630年，随叔父郑芝燕回到福建，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为考取科举努力学习。

1638年，他通过科举考试的第一关，成为南安县学的生员，又为当官迁至南京，入国子监学习。但最终他没有成为一名官员。同年3月，李自成军队攻陷明朝首都北京，次年6月清军摧毁在南京的明朝亡命政权。郑成功回到福建。其父在福建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为隆武帝。隆武帝赐郑国姓“朱”，改名“成功”。因此，在南明政权中，郑成功又被称作“朱成功”。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朱聿键被捕，其父降清。其母不堪忍受屈辱自杀身亡。

郑成功拥戴广东肇庆府的永历帝，以福建的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开展了抗清运动。其资金来自中国、日本、越南、泰国等地之间的贸易。1658至1659年，郑成功率领的军队曾一度逼近南京，最终以失败告终，1661年夺取了荷兰人占领下的台湾，准备反攻，却于1662年病死。

他年轻时曾为走上仕途而努力学习，因而拥有以前海商所没有的见识，以建立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台湾台南的延平郡王祠中，现在依然祭祀着郑成功。郑成功身上还流着日本的血脉，所以在日本也广为人知。寻访其在平户的旧居遗址，那里竹柏繁茂撑出一片绿荫。

施琅（1621—1696）

字尊侯，号琢公。生于福建省沿海地区的晋江，从小精于武艺。1646年，追随郑成功成为一名部将，但由于屡次与郑战略相左而关系对立。1652年最终与郑分道扬镳投降清军。清朝重用善于海战的施琅，1662年任命其为福建水师提督。但是施琅攻台失败，被解职而改为留京宿卫。在北京期间，他向皇帝玄烨（康熙帝）进谏攻台，获取信任。1681年，郑成功之子郑经死去后，郑氏政权内部斗争激烈。而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也生出足够的力量从正面攻取台湾，1683年，清朝命施琅进攻台湾。施琅调动2万士兵、300余艘大型战舰，经澎湖岛向台湾本岛进军，使得郑氏政权就抚。清朝高度评价其战功，封其为靖海侯。

当时，清朝政权内部放弃台湾的呼声较高，施琅力主留台卫台的重要性，最终说服皇帝。施琅在台湾扶植势力，并受清朝认可作为地主，世袭当地广袤土地，这些土地被称作“施侯大租”等。施家一族及其家眷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创造了福建人移民台湾的基础。

施琅与郑成功祖籍相近，其背后的社会层也重合。把福建人的生活圈子扩展至台湾，在这一点上，两个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相同的。但是，现在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上，施琅所受的表彰为多。

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

出生于苏格兰邓弗里斯（Dumfries）的名门家庭。爱丁堡医学院毕业后，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当了一名船医，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1816年。独自立业后不久，在孟买、广州从事贸易，并参与几家洋行的经营，奠定了作为国家商人的地位，创办了马格尼亚克商行（Charles Magniac Co.）1820年，他结识了同为苏格兰人的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1827年作为合作伙伴，32年共同开展事业，成立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主要经营印度的鸦片和中国的茶叶。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中贸易专营权被撤销以后，怡和洋行迅速发展，渣甸被中国人称为“大班”。鸦片问题在英国备受争议，渣甸派马地臣回国，对政府要人做工作，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是林则徐禁烟政策，导致事态迅速发展为鸦片战争，渣甸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可谓甚大。《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第二年，渣甸在英格兰死去。

他留下的洋行在亚洲的贸易中成长。日本长崎因格洛弗邸而为人所熟知的托马斯·布莱克·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是怡和洋行的长崎总代理，负责把武器、船只运往日本。

帝国列传之一　皇帝本纪

朱元璋（1328—1398）

明太祖，按其年号又被记载为洪武帝。明朝的缔造者（在位时间1368—1398）。在中国历代皇帝中，还没有如他这般是从贫困境遇中起家的。朱元璋出生于濠州（明朝成立后改名为凤阳）一户没有土地的贫农家庭。小名重八，称元璋是在1352年以后。小时候曾在私塾中念过几个月的书，因交不起学费，退学在别人家中做牧童。1344年，因饥荒失去双亲，来到村附近的一家寺庙中。寺里面也没有粮食，于是当了一名化缘和尚四处流浪。

1352年，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郭的赏识，与其养女马氏结婚。马氏一直在精神上给予朱元璋支持，为帝国的创建做出了贡献。1353年，率同乡徐达独立，吸收名儒李善长等加入旗下，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355年，拥戴红巾军精神领袖小明王韩林儿为王，采用年号龙凤。1356年攻陷集庆（今南京），改名为应天府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这一年，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1363年，破陈友谅，次年正月自称吴王，任命李善长、徐达分别为左右丞相，整备了官僚机构。1366年，谋害韩林儿。次年，摧毁张士诚政权，控制了江南，打出统一天下的口号，兴起北伐军。

1368年1月在应天府即位，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从此以后，明清两代都采取了一代皇帝一个年号的做法。不过，不同于日本现在的年号制，新皇帝继位后第二年为元年。1371年，朱元璋攻下四川的红巾军夏王一伙，统一了天下。1380年，以胡惟庸案为契机，完善了君主专制体制。

他成功的原因在于，广纳人才，接受刘基、宋濂等读书人的意见，制定了足以完成从叛乱军到掌握政权转变的体制。并且勤于自学，阅读史书，从过去历史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要数他洞察元朝垮台的原因，制定出一套极力排斥货币经济的机制。但是，他的想法在受到臣子们违背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他的猜疑心。尤其是妻子马氏（孝慈皇后）去世之后，大约从1382年开始失控，利用特务机关锦衣卫，抓捕可疑分子，依靠严刑拷打，增加了连坐人数，杀害了为数众多的嫌疑犯。这种特务机关掌控的政治，在永乐时期宦官掌控的东厂成立以后，更加残酷，这成为明朝时常发生凄惨疑案的制度背景。

朱元璋为了打造出最后的帝国，志在迁都西安，但是1392年他的嫡系长子朱标病死，带给他巨大的打击，最终这一设想没有实现。虽然也曾考虑过立有才能的四子朱棣为新太子，但苦于自己所制定的嫡系长子继承制而不得不指名朱标嫡系长子朱允炆（朱标的次子，长子已夭折）为第二代皇帝。这成为靖难之役的原因，也大大地改变了明朝的特点，既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朱元璋的不幸。朱元璋死后，被葬于南京孝陵。

朱棣（1360—1424）

明朝第三代皇帝（1402—1424年在位），一般按其年号称为永乐帝。死后追加庙号为太宗，后改为成祖。他是朱元璋的四子，关于其生母，至今尚无定论。他在打倒其侄朱允炆，即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建文帝后继位，为强化其合理性，尊其父正室马氏为母，并销毁了与之相矛盾的记载。但是，他无法毁掉其他国家的记录。据洪武年间前往北平拜访还是燕王的朱棣的朝鲜使节的记录《奉使录》记载，拜访掌管礼仪的衙门的那天，正值朱棣生母忌日，不接受朝拜。日期与马氏的忌日并不一致。被视为其生母的较为有力的说法是高丽出身的硕妃。若该推测正确，那么可以说朱棣从出生就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朱棣11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就藩元朝首都北平。1398年朱元璋死去，新即位的皇帝试图削藩，于是朱棣发动叛乱（靖难之役），1402年成功当上皇帝。

作为皇帝，其功绩首先当属1403年下令编辑的《永乐大典》。这部著作为古今书籍之集大成者，动员近3000人于1408年完成。该部大部头的著作共22877卷，正本在明末动荡中被烧毁，副本存留至清，但清末时也在战乱中散失。其他功绩还有在北京建成紫禁城，1421年迁都，亲自远征蒙古、将越南纳入统治之下、派郑和下西洋，开展了积极的对外政策等。他死后，被葬在北京郊外十三陵之一的长陵。

对于朱棣，有人认为他是将蒙古帝国的忽必烈作为榜样，把建设世界帝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他对外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抑制商人自律性交易的朝贡体制之上的，这与忽必烈的帝国性质完全不同。

努尔哈赤（1559—1626）

清朝建立的基础后金王朝的创建者。1616至1626年期间在位。作为清朝的第一位皇帝，庙号为太祖。作为一个帝国的创建者，其在日本的知名度，虽低于秦始皇、刘邦等，但是在欧美各国却是人们相当熟悉的人物，例如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中努尔哈赤的遗骨成为争夺的目标。这或许是因为近代的欧美努力去理解曾与他们直接相对的清朝，对其历史饶有兴趣之故。

努尔哈赤出生于辽东建州左卫（今属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女真族的一个小首领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年轻时曾把在山野中采到的高丽人参等运到抚顺的贸易市场上去卖，以补贴家用。在这种贸易活动中，接触到汉族、蒙古族，开阔了视野。1583年，其祖父与父亲参加明朝的军事行动时，因为一点误会而被明军杀害。这成为日后努尔哈赤高举反明大旗的一个理由。

传统上，明朝对于周边民族采取了使其分裂、令其互斗、将之弱化的政策，因此女真族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相互斗争。但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以在朝中掌握实权的张居正为靠山，改变方针，培养有势力的部族，试图以此为窗口进行有效的贸易活动。选中的对象就是努尔哈赤。他在与李进行贸易的同时，积蓄起力量，统一了建州。1593年，努尔哈赤率领不足一万人的军队，打败了海西女真与蒙古的三万联军，历史上称为古勒寨之战，成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大业的转折点。为巩固统一的根基，努尔哈赤将女真这一民族的名称改为满洲，1599年使用蒙古文字制定了满洲文字。不过用不同于蒙古文的满洲语进行书写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二位皇帝皇太极进行了改良。满文不同于汉字，是一种表音文字。据说清朝时来中国的欧美人通过满文文献理解中国文化，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他还以女真族狩猎时的组织为基础创建了八旗制度。

1616年，努尔哈赤成为大汗，定国号为金，年号为天命（史书上为区别于12至13世纪的金朝，记载为“后金”）。畏于努尔哈赤强大的势力，明朝加强了对贸易的统制，于是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讨明檄文“七大恨”，表明反明立场。次年，明朝派出大军征讨，但四路部队步调不一致，却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历史上将这次战役称为萨尔浒之战。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先是将首都迁至辽阳，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面积太小，又迁都沈阳。此后渡过辽河，进攻辽西，1626年，为进攻明朝领地包围宁远城，在葡萄牙大炮猛烈炮火的攻击下落败。不久死去，葬于福陵（沈阳市）。

皇位继承遵循满洲族的传统，生前不定太子，死后通过有权力的人协商决定。努尔哈赤死后，在兄弟间的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

庄妃（孝庄文皇后、孝庄文皇太后、孝庄文太皇太后，1613—1687）

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的妃子，第三代皇帝福临（顺治帝）的母亲，以及创造了清朝繁荣之根的玄烨（康熙帝）的祖母。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首领的意思）博尔济吉特氏家的女儿。1625年嫁给皇太极。随着皇太极登基，立一位皇后及四位妃子（均为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成为永福宫庄妃。

1638年，生皇太极第九子福临，随之死后被称为孝庄文皇后载入史书。虽然有传闻说她备受皇太极宠爱，但是在对皇太极与后宫的关系研究之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皇太极的皇后、妃子都是蒙古族，这一事情在考虑清朝初期内廷性质之时非常重要。皇太极打败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接受明朝投降的汉人官僚，逐步整顿中国的官僚制度。投降官僚中的代表为是蓟辽总督洪承畴，后来为清朝进攻华南做出了贡献。据野史记载，为了使洪承畴投诚，庄妃自己向皇太极提议用美人计诱降，但并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这件事。

1643年，皇太极还没有指定继承者就突然离世，庄妃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福临登上皇位各方张罗。政权内部最为有力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但是，多尔衮深知即便自己想当皇帝，也得不到其他有权人士的支持，考虑立幼主通过摄政掌握实权，于是他与庄妃合作，支持当时六岁的福临即位。按照满族内部兄长死后弟弟娶其妻的风俗，有人说庄妃下嫁给多尔衮，但是这一说法也没有得到史料的证明。明朝在李自成军队的进攻下灭亡之后，多尔衮跨越山海关向中国本土进军，将首都迁至北京。福临生性非常认真，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对藏佛的爱慕也日渐加深。孝庄文皇太后让自己的侄女当皇后，这个皇后与福临的脾气不合，皇帝以“皇后无能”为由将其废黜。第二位皇后与皇太后一样也是博尔济吉特氏，但她也遭受皇帝冷遇。福临似要填补心中空白，极为宠爱董鄂妃。但当她突然去世后，福临似要追随而去，染上天花奄奄一息。

得知儿子将死，皇太后有意把皇位继承给年仅八岁的玄烨，让福临指定其为下一任皇帝。这是改变满族皇帝死后由权臣协商决定继承者传统做法的举动。皇太后选择玄烨的理由之一是他出生后不久曾患上天花，为此还咨询过汤若望。汤若望表示支持皇太后的意见，于是皇太后更坚定了她的想法。玄烨继位后，成为太皇太后的她把年幼的皇帝放在内廷扶持。这位年幼的皇帝的生母是一位汉人。

在清朝统治中国初期，皇太后连续扶持了两代幼主顺治、康熙。中国的统治走向衰落的同治（载淳，六岁即位）、光绪（载湉，四岁即位）、宣统（溥仪，三岁即位）三代也是连续由幼主即位。这个时候掌握实权的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或许应该说是历史的重演，孝庄文皇太后与慈禧太后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没有走出内廷，而后者却左右了外廷的政治。

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

清朝第五代皇帝（在位时间为1722—1735年），庙号世宗。按其年号又被记载为雍正帝。玄烨（康熙帝）第四子。母亲是满洲正黄旗的乌雅氏。

他诞生之时，正是其父平定三藩之乱最为激烈的时期。通过这场历时九年的战争，铲除了已经军阀化的汉族武将，其父让台湾的郑氏降服，创建了清朝繁荣的基础。就在这期间，父亲给了儿子们最为严厉的教育。胤禛不负父亲的期待，掌握了儒家修养，同时还从实践中学习了祭祀、军事、行政等。玄烨是清朝皇帝中第一位在生前指定太子的，那是胤禛出生前1675年的事情。当时立的皇太子是胤礽（胤禛即位后，为避皇帝讳，被记载为“允礽”）。皇太子在父亲平定准噶尔之时负责留守宫中，出色地行使了处理政务的角色。但是皇太子与其父皇都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康熙非常长寿，其作为皇太子的时间异常的漫长。皇太子的身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党派。父皇对这一事态感到危机，挥泪废掉太子。此乃胤禛30岁那一年即1708年发生的事情。太子被废后，在皇子之间为争夺太子之位各成派系，发展至父皇斥责。这期间，胤禛不参与任何一个派系，服侍父皇，在兄弟间扮作温和的样子，忍受了十五年。

1709年成为雍亲王。1722年，父亲突然去世。在场的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时任理藩院尚书）声称听到皇帝遗言将帝位传给胤禛。隆科多将该遗言告知胤禛，使北京城进入戒备状态，不让其他皇子进入紫禁城。其间，胤禛着手进行即位准备，顺利登基。但是不久以后隆科多就身陷囹圄死去。从有关胤禛继位的一系列不自然的行为来看，学术界也大多认为立胤禛为皇位继承人的遗嘱其实并不存在。

待政权稳定后，胤禛开始清除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兄弟们。后来，对八旗之首——被封为贝勒的皇族，禁止其与属下的旗人存在私人关系。由此，使得努尔哈赤以来制定的八旗制所带有的部族性质被一扫而空，皇帝在满族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确立。胤禛改变国内信息渠道，完善奏折制度（参照历史关键词“信息渠道”），又创办了辅助皇帝决策的军机处。为了处理这些集中于皇帝的大量信息，皇帝一天的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其勤奋之貌从奏折上皇帝的亲笔批示中可窥得一斑。来往于地方长官与皇帝之间的奏折被编成《雍正朱批谕旨》出版，以学者宫崎市定为中心将之作为清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开展了共同研究。

胤禛依靠皇帝专政的强化与信息的控制，断然推行了多项改革。他开展地丁并征（参考历史关键词解说“税制改革”），待地方财政稳定以后，开始实行养廉银，是为解决薪俸微薄的地方官员在当地大肆榨取百姓的问题而实施的给以高额职务补贴的制度。还实行了太子密建（参照历史关键词解说“皇位继承”）、改土归流、取消贱籍（没有科举考试资格的户籍）等制度。

1735年，胤禛突然在圆明园逝世。关于其死因引来暗杀说等种种猜测，但是近年来，故宫档案（残留在紫禁城里的明清两代的公文书）的研究取得进展，显示胤禛沉迷于炼丹术，经常服食一些含有水银等毒素的丹药，所以出现了胤禛因中毒而早逝的看法。

胤禛一方面是一位残忍的专政者，但是他为确立皇帝权威彻底排除了所有障碍，可以说他使关乎清朝根基的改革成为可能。继承皇位的弘历（乾隆帝）繁荣的基础，就是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帝国列传之二　高官列传

张居正（1525—1582）

明朝政治家。湖广江陵人。字叔大，号太岳。1547年称为进士，历任庶吉士等官职，1567年成为东阁大学士，负责教育皇太子。他的学生朱翊钧（神宗、万历帝）1572年10岁登基时，他成为内阁首辅，并在此后的十年间担任宰相替幼帝理政。

他推行考成法，改由内阁监督六部和地方官员，进行官员考勤，加强了内阁的权限。为增加财政收入，调动那些在内阁考勤范围内的官员到全国丈量土地。由于此次丈量，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实施一条鞭法（参照历史关键词解说“税制改革”）的条件。对于周边各民族，采取扶植与明朝合作的部族，借助它们的力量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方针。这成为满族的努尔哈赤迅速成长的原因。

对于同这些政策唱反调的人，严加镇压毫不留情。1577年，其父逝世，原本有规定官员为服丧离职，但张居正却以国事繁忙为由没有离职。反对派以此为口实对他弹劾。在他的努力下，万历初期担当财政的户部的收入从以前的每年200万两增长到300至400万两，北京的粮食储量也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1582年张居正病死。关于死因，有人说是因为疲劳过度，也有人说是因为服食过量壮阳药所致。按惯例明朝高官冬天要戴貂皮帽，但是药力作用使得他气往上走，所以张居正坚决不戴。他死后，反对派极尽反击之能事，而遭削尽官秩，家属被流放。对皇帝严厉的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再也不思去外朝执政，浪费无度。从此以后明朝急速地走向衰落。

林则徐（1785—1850）

清朝官员。福建省侯官人。字元抚（又字少穆），又以死后受清朝所赐的谥号“文忠”闻名。他虽然出生于贫苦之家，却凭借科举考试优异的成绩而升至顶点，1811年他以第七名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踏上仕途，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苏巡抚等地方长官。他在地方任职期间，积极从事水利、漕运、救灾赈灾等社会、经济问题，与本书中详细介绍的陈弘谋的活动多有相似的地方。

1837年，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之时，朝廷内部正围绕鸦片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争论不休。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对一年戒烟期内没有戒掉鸦片的应处以死刑。皇帝旻宁（道光帝）对此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严禁鸦片的方案，提出具体禁烟步骤和方案。并在任职的湖广两地实施，成绩卓著。皇帝下定决心禁烟，任命提出具体禁烟方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臣），命其在广东调查、处理鸦片问题，并授予他水师（海军）指挥权。可以推断，此时皇帝命令的不仅仅是禁烟，还包括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内容。

1839年，在广东任职的林则徐没收了外国商人的鸦片2万余箱，利用加水后的石灰所发出来的热量将鸦片销毁。但是英国拒不提交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夹带鸦片来华，局面开始对立起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怂恿英国外交大臣对华使用武力以解决问题。1840年英国政府派遣从印度过来的远征军进入渤海湾威胁北京，皇帝立时大惊，将林则徐罢官。

1841年林则徐被问责充军新疆伊犁（现在的伊宁），在那里度过了约三年的时光，得到当地父母官伊犁将军的信任，为水利、开垦等出谋划策。1845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之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50年奉旨为钦差大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赴广西的途中死于广东省潮州。

历史关键词解说

海的关键词

交易

是指随持有主体的变化而形成的物质或是能源的转移。这是笔者在构想的普通史学系统理论中，为了回答人为什么能够改变生态环境这一问题而反复推敲最终决定使用的词语。所以，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经济学中使用的概念，不包括享受服务之权利的转移，而包括了运用武力的掠夺。在制度化后的交易中，既包括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经双方同意所进行的转移—互酬体系，也包括掌权者利用政治权力将物资集中，然后通过政治机构进行分配的集中—再分配体系。还包括市场体系，即大部分的主体通过对价格的观察所进行的转移。这些用语来源于经济人类学家（《大转换》东洋经济新报社）。在集中—再分配体系中，包含从没有直接政治统治关系的人手中集中物资的行为，本书称之为进贡。虽然经常有人把交易体系按照互酬→集中—再分配→市场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论述，但是本书不准备采用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为顺应保证转移的条件，人会在各个时期选择最合适的交易体系。

海的历史

把海洋看做人进行交流的场所，用相对的观点看待近代以来被海洋分隔成立的国家单位的历史观。这一观点的起源可追溯到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普及版地中海》1-5，藤原书店）。该书把作为欧亚非文明整体的“地中海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观点影响了其他“海洋”的研究，被称作东南亚历史研究转折点的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商业の时代における东南アジア》（《大航海時代の東南アジア文明の海洋史観》，法政大学出版局）、比较经济史中川胜平太的著作《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央公论社）、日本史村井章介·荒野泰典等人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布罗代尔的影响。除此以外还催生出众多打着“环××海”之名的研究动向。但是政治、经济方面有不少成果先行于实证研究，今后尚有待对海底地形、海流、季风与造船、航海技术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以及航海人的具体形象进行考证，推动这一研究的发展。

世界体系

这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参考了布罗代尔的历史观与从马克思主义派生出的从属理论而构建起来的历史观（《近代世界システム》岩波书店；《近代世界システ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非洲、拉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试图解答为何自己的国家不发展这一问题的奋斗中，逐渐产生了以下想法：我们并不是落后了，我们虽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得以被开发，但开发的程度越深，就越强烈地依赖处于经济中枢地位的欧美（这被称为“低开发”）。这就是从属理论。该理论试图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单一的社会体系，运用国际分工、中心、周边这些分析概念试图去理解整个世界的构造。

沃勒斯坦追溯从属理论的历史源头，产生了这样一种历史观：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世界体系是以西欧为核心，将其周边作为半边境、边境编入体系中。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指出了世界经济在长时段中的三个波动阶段：15世纪以来至17世纪为世界体系活性化时期，17世纪为经济活动停滞、下降时期，18世纪以后是欧美霸权确立时期。

从属理论受世人瞩目的时候，中国研究专家曾对我说：“从属理论虽然具有说服力，但却没有给出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该如何克服低开发的答案。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遭受磨难，这难道不是努力使自己的经济脱离于世界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吗？”

这一质问同样适用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写这本书时最大的问题意识就在于这一点。本书把欧亚大陆中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上溯蒙古帝国，同时认为明朝是一个试图脱离世界体系的时代。本书在第十章所做的尝试是去发现被“低开发”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主体性飞跃条件的形成过程的这样一种反论式的历史观。

朝贡体制

在册封（按照儒家的礼仪观念建立的国际关系顺序）基础上与他国之间进行的交易、转移遇难者等制度。册封与中国古代颇有渊源，作为制度确立下来是在王莽的新王朝。为了分析礼仪基础上的从秩序到前近代东亚的国际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滨下武志提出了“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东京大学出版会）。这一体系被描述为以中国皇帝直接统治官僚的地区为中心，按同心圆状分布的圆圈的集合，每个圆圈里面包含有“中央—地方—土司—藩属—朝贡—互市”这些名称。

这一概念作为阐明近代以来经济现象的前提或许足以符合各项条件，但是若追溯到明清两代进行讨论的话，还存在各种各样不妥当的地方。

其一，互市是土司、藩属也进行的经济活动，在朝贡过程中，除了正式的使节与中国皇帝在进行物质交换，随行商人也在进行交易活动，这也被称作“互市”。在本书中有关各种制度的称呼，强调其人为建构性质时用“体制”，强调其自律生成性质时用“体系”以作区别。明朝时候人为提出的国际秩序，在按照礼仪观念运作这一点上应称作“体制”。朝贡作为交易的一种类型，属于进贡。

互市体系

民间商人围绕中国开展的交易活动。明朝初期并没有打算承认不属于朝贡体制的互市。结果造成倭寇的走私贸易、与西北边境游牧民族之间走私贸易横行，甚至威胁到明朝统治体制。作为权宜之计明朝采取了将互市从朝贡中分割出去的办法。也就是说，当中国与外国有意进行政治交涉之时，作为国家基本原则的朝贡体制就会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不带有政治交涉的单纯的交易行为。

1570年以海洋充当媒介的交易活动引进了互市体系。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有在边境附近地区成立的马市作为互市场所。海洋的互市体系中不包括无视东亚秩序，明显只顾自己行动的日本。视明朝为敌国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其背后就隐含着必须克服这一状况的要求。

通过互市体系为帝国打好基础的清朝，努力发展互市体系，为中国带来了18世纪的盛世繁荣。由于外国商人与帝国成员之一的政府官员直接交涉会牵扯进一些政治关系，因此又想出设立担任中间人的特许商人的办法。广州的中间人被称作公行。

商业时代

这是安东尼·瑞德为概括15至16世纪东南亚交易所用的词语，也成为其著作的标题（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日本的学者根据其著作而使用的“交易的时代”，在笔者看来应是误译。16世纪，以海洋为媒介的交易在东欧亚大陆非常活跃。其特点是由商人承担远距离交易，从事苏木、胡椒、生丝、陶瓷器等奢侈品的买卖。瑞德指出，商人与围绕在东南亚那些王权周围的人关系密切。这一现象与中国皇帝身边的宦官独揽海外交易大权几乎同时进行。不过，在中国宦官与皇帝属内廷，官员属外朝，内廷与外朝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构造，所以很少能看到正面评价内廷主导的交易的史料。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产的白银，以及经由马尼拉带到东亚的美洲大陆产的白银，使得这些商业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产业时代

这是本书为总结18—19世纪的交易特色而首次使用的词语。它与“商业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用白银等贵金属参与交易，而是依靠生产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通过销售获得所需的经济资本。多项商品生产地被组合在一起，展开多种交易。商品重心也从奢侈品转向日常用品。另外，为了补充贵金属的不足，不是依靠进口，而是通过国产或者生产替代品以获得必要的物资。

为了生产用于交易的物产，投资资金体系发展起来。在西欧，金融业以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为中心发展起来，产生了通过有效利用资金创造信誉的结构。在中国诞生了分开使用铜钱和白银的经济体系，客商开始在各地方生产交易商品。以参与交易为目的投入资金进行生产的行为叫做产业。马克思诞生于这一产业时代，通过追溯过去以探究这一时代的特点造就了他的历史观。

倭寇

作为史料中出现的词语，“倭寇”表现了当时的事态。作为史学术语，指的是13世纪末至16世纪从事海盗活动的集团。13世纪末的初期倭寇，主要在朝鲜半岛南部零星地掠夺一小部分人，还只不过是以日本海民为中心的尚未有组织性的活动。随着元朝的崩塌，放松了对黄海的管束，于是135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掠夺，危害波及从朝鲜半岛西海岸到中国黄海沿岸一带。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作前期倭寇。前期倭寇的主力是西日本被称作恶党的武士集团。

到15世纪，为抵抗明朝禁止私人交易的海禁政策而出现的私人海商成为倭寇主体，由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等构成，富有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作后期倭寇以示区别。尤其是16世纪中叶，即明朝攻击倭寇大本营以来，部分倭寇集团从中国沿海闯入内陆进行抢夺，造成巨大危害。这一状况在中国历史上以年号称为“嘉靖大倭寇”。为了抵抗倭寇，这一时期不少地方筑起城墙。对后期倭寇的历史评价比较困难。日本称作“倭寇的状况”，可以看到一些对海商积极的交易活动进行的肯定性评价，但这一论调在深受倭寇之苦的朝鲜、中国却难以被接受。

帝国的关键词

世界帝国

这一概念来自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指的是通过政治体制运行的超国家体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把这一概念用于根据经济分工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本书中把它作为蒙古帝国创造了包含整个欧亚体系之后，在欧亚各地诞生的帝国使用。具体指的是中国的明朝、清朝、中央欧亚的帖木儿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东欧的沙俄帝国。无论哪一个帝国，它们的统治体制都继承了蒙古帝国的遗产。如果说在周朝“天下”框架内这一意义上中国宋代以前的王朝乃中华帝国，那么元、明、清三朝则应看做世界帝国。

南北分立体系

长江下游以南被称作江南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以后，中国经常出现的交易体系。华北与江南分别成立了不同的政权。整个中国的交易通过江南政权向华北政权进贡形成。这一点在辽国与北宋的关系、金国与南宋的关系中带有典型性。对明朝而言，避免陷入这种南北分立的状况乃是它所面临的最大政治课题。为了把首都定于靠近江南的南京，如果放任自律性经济体系的存在，那么就会成为江南与南京之间集中—再分配体系之下的局部区域型政权。为了抑制这一趋势，朱元璋一方面严格控制江南富户，一方面尝试迁都华北。这一课题最终得以克服是在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有雄厚的经济保证的官员也多为江南出身，在政策运营方面也出现了对江南有利的倾向。抑制这一倾向也是明朝的课题。

皇位继承

如何决定下一任皇帝乃是关乎帝国根基的最重大问题。明朝按照儒教礼仪规定嫡系长子为皇太子，皇帝死后成为下一任皇帝。该嫡系长子皇太子制度明确了谁为皇帝，从而能够让皇太子在太子时代就可以悉心钻研。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太子身边容易形成一些个人派系，让人品不适合当领袖的人自动成为皇帝。这一弊端在决定第二任皇帝时显现，并惹来了靖难之役。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六任皇帝朱祁镇（英宗，正统帝，天顺帝）被掠到蒙古高原。北京的明朝迅速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代宗，景泰帝）为皇上。与也先之间达成协议以后，朱祁镇被送还明朝，于是皇帝朱祁钰虽然暂且尊奉朱祁镇为皇上，但其实却将其软禁起来，一度立兄长之子朱见深（成化帝）为太子。但是，疼爱自己的儿子乃人之常情，1452年，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第二年太子病故，由于没有其他男孩，皇帝没有决定下一任皇帝。这一举动招致政治上的混乱，1457年皇帝染病后，太上皇朱祁镇身边的集团发动政变，拥立被软禁的朱祁镇为皇帝。之后朱祁钰病死（一说被暗杀）。该政变被称作夺门之变。

第三次混乱发生在朱翊钧（万历帝）更希望让自己爱妃的儿子代替长子继承皇位之时。围绕长子皇太子朱常洛——此后成为皇帝（泰昌帝），发生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一系列事件。这一混乱激化了明朝内部的党派斗争，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清朝的皇位继承分四个阶段。初期努尔哈赤规定由满洲八旗首领贝勒集体协商确立皇位继承人。即皇太极和福临（顺治帝）。到了第二个阶段，玄烨（康熙帝）和胤禛（雍正帝）则是先帝遗嘱立下的。

通过集体协商或是遗嘱确立皇位继承人引起皇室候选人之间的激战，造成混乱。于是胤禛采用太子密建的方式确立继承人，即皇帝生前把继承人的皇子姓名写在御书中，藏于悬挂在紫禁城乾清宫上的“正大光明”匾后面，这样即便皇帝突然去世，也不会出现继承人的争斗。弘历（乾隆帝）的即位就是通过这一方式决定的。这是第三阶段。但是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继承皇位的皇帝并不多。乾隆的下一任皇帝颙琰（嘉庆帝）就是在父亲还在世时继承的皇位。当颙琰在承德的避暑山庄突然去世时，虽然曾在匾额后面搜寻装有重要御书的盒子，却未寻到。先帝皇后和大学士们协商后决定由刚刚去世的皇帝最为信赖的皇子旻宁（道光帝）继承皇位，从而避免了一场混乱。第四阶段超过了本书的论述范围，是西太后指定的两名清末皇帝。

清朝史学家阎崇年把清朝皇位继承方式的变化概括为，从初期的候选者之间存在残酷竞争到没有竞争，随之皇帝作为领导者的资质也逐渐下降。但是，清朝没有丧失人格的皇帝，整体来看，清朝的方式无论哪一阶段都相对优于明朝的嫡系子皇太子制。

户制

这是明朝创建时制定的控制人民的制度。明朝把人民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他们为国家效劳的职能世世代代不变。民户一般为农民等充当，以110户为单位被编为里甲制。村里百姓中有钱的10户为里长户，其他的100户为甲首户，分成10甲，通过十年一轮的轮番制，负责水利的维持、管理和官府的工作。对于军户，国家向他们提供土地，使之能够通过土地收入自给自足，免除税役，取而代之承担服军役的义务。从军户中出来服兵役的男子被分配到卫所。军户也是世袭的。其他还有向朝廷贡奉手工制品的匠户、生产盐的灶户。本书中把这些制度统称为户制。

此处的“户”不应理解成自然的家庭。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源自里甲制的图甲制在清朝时候依然延续。根据曾对图甲制进行过详细分析的片山刚的研究成果，同族被登记为一个户，户下面又有许多家庭负责纳税。户制，虽然内含中华帝国的传统元素，比如卫所制是模仿唐朝的府兵制的兵制等，但直接模仿的却是元朝的户籍制度。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将户籍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儒户、民户等几十种职业，世代世袭。至于灶户的编成等，明朝的制度完全沿用了元朝的内容。

税制改革

明朝前期的税制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征收粮食等有形物质的税粮；一种是提供劳动力的徭役。税粮根据唐朝时形成的两税法，一年两次，分为夏税和秋粮，交到里甲制中作为徭役指定的仓库中。税额由耕地面积和等级决定。税粮分为留在当地官府的存留和送往中央的起运。徭役为土木工程、官府中的杂务、水利的维持管理等工作，由户承担。

催缴现成的粮食或者劳动力的方法非常繁杂，且容易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明朝中期当用白银缴纳税粮与徭役成为税收的主流，于是为了提高征收的效率，开始在县的监督下统一用白银征收税负。这不是中央向地方施行的内容，而是从16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初全国各地摸索推行的税制改革，之后被概括为一条鞭法。所以这种方式存在地方差。改革后依然以户为单位缴纳相当于徭役的丁银，还带有人头税的性质。清朝以后，朝廷迫于要掌握逐渐增加的人口，开始实施盛世滋生人丁，即作为皇帝的恩泽不向1712年以后增加的成年男子课税。由于丁银数额固定，税制的高效率进一步成为可能。雍正时期实施了地丁并征，即把丁税纳入地税，一律银纳化，结果产生了被称作地丁银的税制。从此自古代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人头税消失。

信息渠道

情报传播方式的变化会带给政治、经济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虽然极其重要，但由于研究方法尚不发达，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综合性研究。本书中列举四个话题进行论述。

第一，明朝中期造纸业发达，能够生产出以竹为原料的上等纸张，结果使出版业得以经营。明朝中期以后白话小说的繁荣，有读者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出现等都与出版业的动向密切相关。

第二，邸报是一种报纸，发挥着把中央情报传播给地方的媒体的作用。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唐朝，成为重要的媒体是在明末，因使用木活字而诞生了大量印刷散布具有快报性消息的构造。清朝初期，在北京开店经营纸业的荣禄堂老板，他出身华南，和政府要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开始投身迅速印刷官府消息的事业。这就是清朝邸报（又被称作京报）的开始。

第三，雍正时期完善的奏折制度。清朝皇帝接受官员的报告有三种形式：题本、奏本和奏折。题本与奏本乃是沿袭了明朝的文书制度，官员提交的官方报告为题本、私人报告为奏本，都需经过内阁上奏皇上。而奏折诞生于清朝，乃是高官秘密迅速上奏消息的工具。皇帝在空白处用朱笔书写指示，送还报告人。有人称顺治时已经有奏折，但没有实际物证。康熙时期的奏折，现在还保存有5000多件满洲文、4000多件汉文奏折。胤禛（雍正帝）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了这一奏折制度。

奏折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上奏的，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被允许写奏折。康熙时期有这种资格的人大约有100多人，雍正时期发展为1200人。朱笔批示过的奏折在返回本人之前，需要在军机处复写一份留底，同时写奏折的人阅读过被批示的奏折后还要再次送还皇帝，严禁抄写、隐匿或者销毁。对文书管理制度的加强，使紫禁城内保存有大量的奏折。

第四，英国让清朝屈服的最大武器在于收集、分析情报，并将之赋予实施的体系。鸦片战争对英国而言是一场非常不利的战争。来自印度的补给线太长，如果战争长期化，英国的胜算可谓极低。于是英国采取了早早将舰队开到渤海湾以威吓北京皇帝的战术。这就是根据国家商人（country trader）等收集的情报分析而确定的战略。中国的林则徐等虽然注意到情报的重要性，开始致力于分析西方的情势，但没能反映到皇帝的政策中。如果清朝皇帝根据正确的情报做出判断，采取持久战术的话，此后的历史大概是另一番景象。

八旗制

构成清朝根本的军事、社会体制。女真族传统上在狩猎或者战争时，以不同箭为标志的集团集体行动。这一组织形态被称作牛录（niru），在满语中是“箭”的意思。努尔哈赤对同一血缘或地缘的人进行重新编制，规定战时出入的单位为牛录，一牛录包括300个成年男子。在平时，牛录也是进行农耕和畜牧生产的单位。三牛录为一甲喇、五牛录为一固山，各设一长。固山的标志用黄白红蓝旗帜，所以在固山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汉语“旗”字（并非满语中的固山带有旗的意思）。固山原本有四个，后来又增设了在各旗帜镶上花边的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个固山，成为八旗，由此八旗制传开。

每个固山配有一个爱新觉罗族的梅勒（meiren），由梅勒联合体控制整个八旗。努尔哈赤成为大汗，也不过是正黄和镶黄两旗的梅勒，其他梅勒的权威非常高。皇位继承时，需要梅勒等有权力的人集体协商，在这一背景下初期的清朝政权就是以这种固山为基础的部族联盟。皇太极把服从清朝的蒙古族和汉族组织起来，各自编成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属八旗的人被称作旗人，获赠旗地作为领地。

清朝中期以后，政府为旗人的待遇问题颇费心思。旗地和官职几乎没有增加，但旗人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再加上多数旗人没有经营能力，许多的旗地被汉族人抢走。乾隆时期为了拯救政权的根基满族旗人，政府把汉族旗人平民化，把他们的官职让给满族旗人，提供资金让旗人迁入吉林。但是被送往北方的旗人不堪忍受当地的艰苦生活，不少人逃回内地。由于没有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所以清朝的基干逐渐变得空洞无物。

参考文献

此处介绍的是笔者在思考明清时代问题时首先用作参考的书目。选取的是日文出版物。各项原则上按照出版年代的新旧顺序排列（仅“同时代的记录”一项，按照考察对象的先后顺序）。还包括了已经绝版的书籍。另外，对于撰写各章时所参考的书籍，采用（）形式以作标示。

便于全面理解该时代的参考书目

（1）神田信夫等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4明—清》，山川出版社，1999年

◆从明朝成立到19世纪上半叶清朝开始衰退这一时期的历史，由不同专家分别撰写。与讲座形式不同，该书以通史的形式全面观察约500年来中国的变动。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国家与蒙古、西藏的关系等都专设几个章节进行论述，在普及知识这一点上意义巨大。此外，该书的参考文献内容充实，可称得上是准备认真做研究的人的必备之品。不过，由于执笔人各不相同，所以没有共同的历史观，需要读者本身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以便从该书庞大的信息中进行取舍，整理。

（2）岸本美绪等编，《岩波讲座历史13　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16—18世紀》，岩波书店，1998年

◆由讲座的编辑委员、明清史专家岸本美绪为中心编纂而成。该书把东亚、东南亚的动态以及世界史的共时性纳入考察视野。卷首岸本美绪的《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是一篇试图从大局把握整体的文章，充满启发性。其他还提到了琉球王国的展开、从蒙兀儿·兀鲁思到新疆、北方世界与俄国占领、上座佛教与国家形成、清朝国家论、东南亚的港口国家、朝鲜的身份与社会集团、从“气质变化”论到“礼教”、地方社会与宗教反叛等考虑东欧亚历史时必须放进视野的问题。

（3）岸本美绪·宫岛博史，《世界の歴史12明清と李朝の時代》，中央公论社，1998年

◆岸本美绪和宫岛博史两位学者，一位从物价史的层面对明清时代进行研究，一位研究朝鲜李朝的宗族、两班等问题，对这一时期的东亚进行了全面观察。叙述平衡，收录的多幅彩色插图也表现出时代的气息。

（4）明清时代史基本问题编集委员会编，《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书院，1997年。

◆该书对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中的争论点作了一番梳理，并讨论了研究已达到的程度。其结构如下：总说、商品生产研究的轨迹、明清农业论、明清的生产技术、农村社会（摘要）、税负集团里甲与村庄、明初的海禁与朝贡（对明朝专制统治的理解）、王府论、明代军事史研究现状、满族王朝论（清朝国家论概说）、清朝的政治与政治思想、中国农民战争史论再探讨、秘密结社研究之回顾（现状与课题）、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合意与齐心之间、长江上游的移居与开发（形成的“地区”）、华南地方社会与宗族（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地区社会·血缘社会·图甲制）、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出版文化与学术、庶民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关于土司制度及其垮台的过程）、周边地区的明清史（以越南经济史为例）。

（5）森正夫、加藤祐三《地域からの世界史3中国　下》朝日新闻社，1992年

◆该书试图把中国放在世界史中重新认识，下卷论述的范围是16世纪到20世纪。作者森正夫是一位给明清研究设定了秩序这一问题的学者，加藤主要使用了英国的史料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

（6）伊斯门（lLoyd E. Eastman）著，上田信、深尾叶子译《中国の社会》，平凡社，1994年

◆该书是作为美国大学课本编辑而成的Lloyd E. Eastman，Family，Fields and Ancestors的日译本。讨论的对象是从明清到近代的中国，巧妙地整理了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必要问题。关于人口和民俗宗教、交易等，主要记录了一些欧美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陈旧，但对于我们理解欧美在中国史问题上都对哪些问题感兴趣比较有益处。

（7）小山正明《ビジュアル版　世界の歴史Ⅱ　東アジアの変貌》讲谈社，1985年

◆虽然该书在论述上比较正统，但魅力在于有很多图片。

（8）桥本万太郎编《民族の世界史5　漢民族と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1983年

◆虽然该书不是研究明清时代的著作，但对于理解明清时代形成的传统中国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斯波义信执笔的《社会と経済の環境》《文化の生態環境》在一个长时段的变动中去理解明清时代。

（9）爱宕松男、寺田隆信《中国の歴史6　元·明》讲谈社，1974年（讲谈社学术文库《モンゴルと大明帝国》讲谈社，1998年）

◆三十年前出版的讲谈社《中国の歴史》旧系列中的一册。明朝的部分为寺田隆信执笔。它的记述多参考正史《明史》、王朝的官方记录《明实录》，是以历代皇帝为轴线的历史。有意思的地方是大量介绍了一些有关皇帝的逸闻趣事。通过与新系列进行比较，可以探索30年来问题意识的变化。

（10）增井经夫《中国の歴史7清帝国》讲谈社，1974年（讲谈社学术文库《大清帝国》讲谈社，2002年）

◆中国史中对清史的记述，大部分系列著作都截止到清朝开始衰退的19世纪上半期。而该书的特点是论述了从清帝国兴起到灭亡之前的全过程，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增井经夫还有一些著作如《中国の銀と商人》（研文出版，1986年），视角中带有百姓的日常感觉，不乏令人深受启发之处。不过由于他的论述没有一根贯穿政治史、经济史这种时代的轴线，所以读后给人杂乱无章的印象。

便于理解海洋世界的书

（11）山形欣哉《歴史の海を走る：中国造船技術の航跡》（社）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4年

◆作者从造船技术史的观点研究了曾在历史上活跃的船的复原。在中国造船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过分强调前近代中国船优越性的倾向，但是该书从技术的发展和继承的角度试图接近各时期船只的实际情况。作者亲手复原的这幅图也很美。

（12）石井米雄等编《岩波讲座東南アジア史3　東南アジア近世の成立》岩波书店，2001年

◆在东南亚史中，以1990年安东尼·瑞德出版的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平野秀秋、田中优子译《大航海時代の東南アジア》1、2，法政大学出版局，1997年、2002年）为契机，15至17世纪被命名为“商业时代”，出现了许多探索这一时期交易真相的研究。该书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样性研究。认为伊斯兰关系网的展开、郑和的远征、东南亚大航海时代、荷兰领东印度公司的霸权、西班牙领菲律宾的成立与海洋世界有着直接的关系。

（13）フランク著，山下范久译《リオリエント：アジア時代のグローバル·エコノミー》，藤原书店，2000年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参照历史关键词解说“世界体系”）成立的前提、即依附理论创建的重要代表。该书是他为批判沃勒斯坦讨论中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而写的巨著Frank，Andre Gunder，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的日译本。该书尝试提出一种从全球经济的视角分析的框架，讨论1400年至1800年之间被称作近世的这段历史。有关中国的记述有很多地方不如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不是特别新颖。但是在从全球规模把握中国明清时代的经济动向这一点，给人以巨大的启发。由于该书的讨论把批判世界体系论这一结论放在了前面，所以给人以过于轻率的印象。其论据只参考了英文文献，所以被一些地方研究专家批评为过于片面。正如译者所论，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批判，开辟了一条构建跨越世界体系论的模范之路。

（14）大隅和雄、村井章介编《中世後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山川出版社，1997年

◆该书是以北海道高等学校日本史教育研究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为基础编纂而成。主题是日本史教育中的国际化，除日本中世史专家村井章介以外，韩国、中国的学者也都进行了报告，追溯东亚以海为媒介交流的历史。为历史教育中如何看待海域世界提出了不少启发性的观点。

（15）ルイーズ·リヴァシーズ著，君野隆久译《中国が海を支配したとき》，新书馆，1996年

◆Louise E. 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的日译本。根据历史书追寻郑和舰队的足迹，访问郑和故迹书写而成。同时指出了永乐这一时代的特殊性。内有许多图片，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以想象原本资料较少的郑和下西洋的线索。

（16）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3　海上の道》，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该书中有不少研究可以为思考明清时代，也就是日本史中从室町到江户这一时代，日本在东欧亚的地位提供参考。其中不但有港市论（宁波港和日中海事史）、海盗论、货币的多义性（日本古代货币）东亚货币的流通、唐代陶瓷贸易的展开与商人、贸易商品与国际分工、船载遗物的考古学等研究，还有沉船描绘出的异民族的人身买卖（人的流通）、对外关系中的华侨与国家（围绕闽人三十六姓）、香料之路与日本、朝鲜等话题。

（17）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アジア交易圏と日本工業化1500—1900》，リブロポート，1991年

◆该书讨论了对近世亚洲中孕育出近代亚洲动力的认知，极富有知识性的启发。编者滨下武志因确立了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而闻名。川胜平太后来由于《文明の海洋史観》（中央公论社，1997年）而为大众所熟知。

（18）琉球新报社编《新琉球史：近世編（上）》，琉球新报社，1989年

◆该书收录了具体论述琉球与中国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包括册封的各种情况、贸易的展开、近世久米村的成立与开展等。

（19）郑樑生《明·日関係史の研究》，雄山阁出版，1985年

◆该书是对明朝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交涉历史的实证研究。其中记载了许多诸如勘合贸易中使用的堪合符的大小等，追究明、日关系实际情况的信息。

（20）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吉川弘文馆，1964年

◆虽然已经是古典著作，但在日本与中国的交易方面提供了一些恰如其分的信息。

便于理解帝国的书籍

（21）平野聪《清帝国とチベット問題：多民族統合の成立と瓦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这是一本把东亚框架中无法理解的清朝的内容通过与西藏的关系进行实证性阐明的著作。讨论的范围甚至包括了今天的西藏问题。虽然是一本专业书，但它的论述是通过概念图的表示而展开的。

（22）川越泰博《モンゴルに拉致された中国皇帝：明英宗の数奇なる運命》，研文出版，2003年

（23）川越泰博《明代中国の疑獄事件：藍玉の獄と連座の人々》，风响社，2002年

（24）川越泰博《明代中国の軍制と政治》，国书刊行会，2001年

（25）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以上川越泰博的研究试图从军政的角度阐明明朝的政治变动，论据涉猎史料庞大。

（26）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2000年

◆根据满文记载的史料试图阐明清朝初期历史的一部力作。这本书在了解社会特性的基础上，试图解析女真这么一个小小的部族发展成东亚帝国的背景。

（27）檀上宽《永楽帝：中華「世界システム」への夢》，讲谈社，1997年

◆从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永乐帝）构想了蒙古帝国忽必烈创造的世界帝国这一视角为他作传。此外檀上宽还有《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书院，1995年）等著作，关注明朝的理念这一侧面以理解初期的明朝，研究范围广泛。

（28）檀上宽《明の太祖朱元璋》，白帝社，1994年

◆该书从如何脱离偏南方的政权中独立出来这一视角为朱元璋作传。详细叙述了朱元璋从群雄割据中脱颖而出到建立明朝这一过程。不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该书完全没有提及攻陷云南这一历史。

（29）何炳棣著，寺田隆信、千种真一译《科挙と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階梯》，平凡社，1993年

◆该书是美国华裔学者的古典巨著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的日译本。运用大量的史料分析了科举制度与社会移动、身份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的地域差别等。除此以外，何炳棣还有几本奠定了中国人口史研究基础的著作，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日译本。

（30）黄仁宇著，稻畑耕一郎、古屋昭弘、冈崎由美、堀诚译《万暦十五年：1587「文明」の悲劇》，东方书店，1989年

◆黄仁宇结束了他上半生的军旅生涯以后，在美国研究中国史。本书用英文出版以后（原题：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被翻译成中文，赢得了许多的读者。从该书的英文标题中也可看出，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并没发生历史上可值得大书特书的平凡的一年里，皇帝和内阁首辅申时行、著名的模范官员海瑞、大战倭寇的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做了不同的事情，该书对他们的这些活动展开了历史叙述的画卷。作者还以独到的见解写下了中国通史《中国マクロヒストリー》（山本英史译，东方书店，1994年）。

同时代的记录

比起大量阅读一些概说，多读一些生动记载了事件不同情况的同时代的记录，更能让人产生出历史的感觉。以下就是翻译成现代日语的一些史料。

（31）张廷玉等编，川越泰博编译《明史》，明德出版社，2004年

◆明朝正史《明史》完成于清朝的1735年（雍正十三），为多名学者共同写作而成，因此在历代正史中所获评价最高。该书添加了明史专家川越泰博对编纂过程和依据典籍的解说，从皇帝传记的本纪中选择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和朱棣（明成祖，永乐帝）进行摘译。对《明史》中有关经济方面的“食货志”作注的著作还有和田清编的《明史食貨志訳注》（东洋文库，1957年）

（32）星斌夫译注《大運河発展史：長江から黄河へ》，平凡社（东洋文库410），1982年

◆该书从《元史》、《明史》、《清史稿》中选择有关河运、海运的部分摘译，并附有详注。可以追溯大运河和与之势均力敌的海运的历史。

（33）谷川道雄、森正夫编《中国民衆叛乱史》2（宋—明中期）、3（明末—清Ⅰ）、4（明末—清Ⅱ），平凡社（东洋文库351、408、419），1979、1982、1983年。

◆收集了中国历代民众叛乱的相关史料，将之翻译成日文，增加了对叛乱爆发的时代背景的解说，并对个别字句添加了注释。内容包括农民叛乱、城市市民的起义、奴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动摇了清朝支柱的白莲教之乱等，表现了不同叛乱的各种样态。

（34）马欢著，小川博编《中国人の南方見聞録：瀛涯勝覧》吉川弘文馆，1998年

◆该书是郑和舰队成员马欢书写的《瀛涯胜览》的日译本。

（35）メンデス·ピント著，冈村多希子译《東洋遍歴記》1—3，平凡社（东洋文库366、371、373），1979、1980年

◆16世纪的葡萄牙冒险商人平托把自己在东欧亚海洋上的经历写成自传。就像作者外号“吹牛平托”所形容的，虽然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却生动地描绘出海域世界的那种气氛。

（36）ガスパール·ダ·クルス著，日埜博司编译《クルス「中国誌」》，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讲谈社学术文库《クルス「中国誌」：ポルトガル宣教師が見た大明帝国」》，讲谈社，2002年）

◆葡萄牙人多明我会修道士对明朝中国的地志、物产、风俗、宗教、制度等内容的记录。

（37）マテオ·リッチ著，川名公平译，矢泽利彦注，平川祐介解说《大航海時代叢書第2期8、9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1、2，岩波书店，1982、1983年

◆该书是利玛窦1583年进入中国南部到1610年在北京传教之间的记录，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而来。书中不仅记述了传教的情况，还描绘了当时的中国社会。

（3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1—10》明德出版社，1982—1987年

◆该书乃是王守仁创造明朝儒学转机的著作。收录了原文、日语读解和译注，还包括丰富的解说。各卷构成为：第一卷《语录》、第二卷《文录》、第三、四卷《奏疏》（上）（下）、第五卷《文移》、第六卷《诗》、第七卷《外集》、第八卷《续编》、第九卷《年谱》、第十卷《世德纪》。

（39）宋应星著，薮内清译注《天工开物》，平凡社（东洋文库130），1969年

◆该书图文并茂，收录了衣服、染色、制盐、兵器、酿造等明末的科学技术。

（40）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記》，平凡社（东洋文库539），1991年

◆清朝进入北京城时越前商人在往松前途中漂流到中国东北，被送往北京后经朝鲜回国。该书翻印了他们的见闻和园田的研究。

（41）彭遵泗、朱子素、王秀楚著，松枝茂夫译《蜀碧、嘉定屠城紀略、揚州十日記》，平凡社（东洋文库36），1965年

◆从受害者角度描写明末清初的战乱。收录了描写四川张献忠之乱的《蜀碧》和清军攻陷扬州和嘉定时候的记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

（42）入矢义高编《中国古典文学体系55：近世随筆集》，平凡社，1971年

◆该书收录了宋朝和明清时候的随笔。明清时代的内容有

（43）后藤基巳、山井涌等编译《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7　明末清初政治評論集》，平凡社，1971年

◆明末清初的政治变动加深了知识分子的思考。该书收录了李贽《藏书》（摘译）、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全译）、顾炎武《亭林文集》（摘译）、《日知录》（摘译）、王夫之《读通鉴论》（摘译）、唐甄《潜书》（摘译）。

（44）アドリアン·グレロン著，矢泽利彦译《東西暦法の対立：清朝初期中国史》，平河出版社，1986年

◆1656年到达澳门的耶稣会法国传教士在顺治、康熙年间的记录。从近距离所听所见，描述了康熙年间西洋立法通过竞争实验被清朝采纳的过程。

（45）矢泽利彦编译《イエ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1《康熙编》、2《雍正》、3《乾隆》、4《社会》、5《纪行编》、6《信仰》），平凡社（东洋文库175、190、210、230、251、263），1970-1974年

◆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传教报告集。反映了清朝最盛时期的样子。续编《イエズス会士書簡集：中国の布教と迫害》平凡社（东洋文库370，1980年）讲述的是镇压18世纪基督教的相关事情。

（46）蓝鼎元著，宫崎市定译《鹿州公案　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記録》，平凡社（东洋文库92），1967年

◆雍正时期地方官在任期间经手的裁判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47）朴趾源著，今村与志雄译《熱河日記：朝鮮知識人の中国紀行》1、2，平凡社（东洋文库325、328），1978年

◆1780年朝鲜使节团为庆祝弘历（乾隆帝）70岁大寿来朝贺，随行的朴趾源从朝鲜经辽阳、北京到皇帝所在热河这一路上的日记。日记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不少通过各地结交的文人得到的消息。

（48）中川忠英、孙伯醇著，村松一弥译《清俗纪闻》1、2，平凡社（东洋文库62、70），1966年

◆日本长崎奉行中川忠英1970年采访来自福建、浙江、江苏中国商人有关制度、风俗等的记录。其中的图片非常珍贵。

（49）ジョージ·マカートニー著，坂野正高译《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277），1975年

◆18世纪末英国派往中国使节的访华日记。虽然外交交涉归于失败，但他在回国的路上途经大运河，一边视察中国内陆返回到香港。记载了丰富的有关当时中国社会的信息。译者为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学家，他的解说也可供参考。

（50）陈盛韶著，小岛晋治、上田信、栗原纯译注《問俗録：福建、台湾の民俗と社会》，平凡社（东洋文库495），1988年

◆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作者陈盛韶历任福建和台湾的地方长官，该书是他考察的当地社会的记录。

历史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