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倭寇—海上历史》，是一九八二年日本教育社出版的历史新书之一。著者田中健夫（已故）是研究中世日本对外关系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主要著作除本书之外，还有《中世海外交涉史的研究》、《倭寇与勘合贸易》、《中世对外关系史》、《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等多种著述。

远东海域的倭寇问题，是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史、日本史与世界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在于向我国史学界洞开一个学术窗口，了解一点战后日本学者对于这一在我国史学界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看法。战前日本大多数有关倭寇的论著在“皇国史观”的影响下，认为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本书作者积累自己数十年研究的成果，摒弃了这一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倭寇观，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倭寇的活动，用不到八万字的有限篇幅，扼要地描述了延续三个世纪之久而又极为复杂的倭寇活动全过程。所有这些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会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目录，对于了解倭寇研究的历史与进一步研究倭寇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译文尽可能保持原著本意。

原著附有插图三十幅，译本列出部分。原著系丛书性质，没有注释。译本全部注释是译者为读者阅读方便所加。译时遇有引用汉籍者，则照录汉籍原文，其中译者一时不易查得者，则照原著直接译出。关于外国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有名词，有成例可循者，则依成例，无成例可循者，则从音译，个别音译有困难者，仍用假名原文，另于括弧内加注假名罗马字拼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冯立君同志为本书译本出版提供了不少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表谢意。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切盼学界同人与读者批评指正。

杨翰球

2014年8月

于武昌珞珈山

前言

倭寇这一名词是见于中国与朝鲜文献中的名词，日本文献中是找不到的。它的意思也本来是指日本寇贼或者日本寇贼的行动，但是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广泛地使用，人们很难抓住倭寇这一名词所表现的实质。

然而一般所说的倭寇，是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十六世纪的倭寇，本书也是以这两个时期的倭寇作为记述的对象。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含朝鲜人、中国人、欧洲人。因此，倭寇的问题与其说是日本史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东亚史上或者世界史上的问题更为合适。倭寇的活动是以东亚各国国内原因为基础，以国际关系的不正常为导火线发生的，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列岛、台湾岛、菲律宾、南洋各地区人民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与痕迹，影响了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

为了理解十四至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两个时期倭寇的全貌，首先有必要正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东亚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时代，在中国大陆，蒙古民族推翻了汉民族的宋王朝，建立了元王朝，随后明王朝又代替元王朝，恢复了汉民族的统治。在朝鲜半岛，李氏朝鲜王朝取代了连续存在四百年以上的高丽王朝。在琉球列岛，新兴的中山王朝完成了冲绳本岛的统一，并在海外发展中崭露头角。在日本也由镰仓时代[1]经过南北朝时代[2]进入室町时代[3]，武家政权[4]逐渐巩固了统治日本全国的体制。其他亚洲各国，可以说也都各自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倭寇在东亚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发生，因而大大影响了东亚国际社会的动向。

紧接着上述两个时期倭寇时代之后，在东亚又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历史事件，诸如丰臣秀吉[5]出兵朝鲜、郑成功收复台湾、从南洋到中国台湾与菲律宾地区欧洲人势力的变动、基督教的传布、明清王朝的更替、德川政权[6]取代丰臣政权、朱印船贸易[7]、长崎贸易[8]等。如果把这些历史事件同倭寇问题的关系除开，大概就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意义。

倭寇的活动内容包括掠夺行动、残暴行为、贸易活动、文化交流等要素，展现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场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活动中充满野心与阴谋，寄托着海上男儿的梦想与哀愁。但是我既不认为倭寇的世界是浪漫的世界，也不能赞同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这一已成为“常识性”的见解。

本书的想法与其说是论述倭寇的功罪，莫如说是从尽可能高的视角来考察倭寇的活动，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体地刻画倭寇的本来面目。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以陆地中心的历史观是主流，可是在这种历史观范畴内不可能理解倭寇问题，因而有必要导入视野更宽阔、以不受国境约束的海洋为中心的历史观。我认为按照这种历史观，倭寇问题必须是这样的一种历史叙述，即它不只是海面上的历史，也包含陆地历史在内；不只是日本的历史，琉球的历史、朝鲜半岛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全世界的历史也都包括在内。我就是根据以本书为“海上历史”的序章这一想法来写本书的，如蒙理解，不胜幸甚！

有关倭寇的史料，数量相当庞大，大部分是中国与朝鲜用汉文写的，此外也有日文与西文的记载。与数量庞大的史料相对应，已发表的先行研究成果也为数众多。笔者在写本书的时候，除了卷末所列参考文献以外，还参考了其他许多专著与论文，限于丛书的性质，恕不一一注明出处，谨向前辈的业绩深表敬意。同时本书决定尽可能地避免原封不动地引用史料原文和考证式的记述，因而反倒有些说明不够充分、不好理解之处，敬祈海涵。

田中健夫

[1] 镰仓时代：从1192年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起到1333年北条高时灭亡的约150年时间（本书脚注除特殊注明者外，皆为译者所加）。

[2] 南北朝时代：从1336年后醍醐天皇奉神器自京都进入吉野起到1392年后龟山天皇回归京都的57年时间，称为南北朝时代。其间分为京都和吉野两个互相对抗的朝廷，在吉野的大觉寺系统天皇朝廷为南朝，在京都足利氏拥立的持明院系统天皇朝廷为北朝。

[3] 室町时代：从1392年南北朝统一到1573年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驱逐出京都，由足利氏在京都室町开设幕府掌握政权的时代。

[4] 武家政权：武家即武士，包括将军、大名、小名及其家臣，由武士掌握的政权称为武家政权。

[5] 丰臣秀吉：（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继织田信长之后统一了日本，官至太政大臣，为了侵略明朝而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史称“文禄、庆长之役”。

[6] 德川政权：由德川家康于1600年关原之战以后1603年在江户建立的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政权，它一直存在到1867年明治维新开始时为止。

[7] 朱印船：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本限制对外贸易，只有领得“朱印状”（盖有将军红色印章的执照）的少数特权商人才能进行对外贸易；带有朱印状的商船叫朱印船。

[8] 长崎贸易：17～19世纪中叶，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海，只开放长崎一港，允许中国与荷兰商船定期前来贸易，这种对外贸易即长崎贸易。

目录

- 译者的话

- 前言

- 概观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十六世纪的倭寇

- 1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发生与活动

- 2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元、明王朝

- 3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平息

- 4 十六世纪倭寇的酝酿

- 5 十六世纪倭寇的活动与特点

- 6 中国人眼中的十六世纪倭寇与日本

- 倭寇关系年表

- 参考文献

概观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十六世纪的倭寇

“倭寇”的意思

似乎是有的人一听说“倭寇”，就立即在脑海里模糊地浮现出一副粗野的日本人形象，他们半裸跣足，腰佩大刀，横行海上，进行掠夺。但是这种倭寇形象与历史的真实距离很大。

作为了解“倭寇”真实形象的前提，首先必须弄清“倭寇”这个词是怎样产生、怎样使用的。

最早出现“倭寇”这一名词的史料，据管见所及，是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这个碑在鸭绿江西岸的中国吉林省集安市，它与所谓的《魏志·倭人传》（正确地说应该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一起被认为是有助于阐明日本古代史的最重要的史料。这个碑的第二段有关于倭及百济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广开土王十四年（四○四）甲辰条说：“倭寇溃败，斩杀无数。”不言而喻，这里的“倭寇”与中世的倭寇并不一样，它的意思可以说是“日本侵略军崩溃”。“倭”这个词指日本，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必须注意“倭”是来自外国的他称，不是日本人自身的自称，而且这个他称当中似乎多少带有轻视的感情，也可以认为相当于目前美国人、英国人鄙视日本人为“Jap”的称呼一样。

“倭”字的使用，一看中国历代的正史，就会更加明确。中国正史中载有日本传的有如下十五种，左边第一栏为正史书名，第二栏是成书时候的王朝名称，第三栏与第四栏是对日本的称呼，详见岩波文库《〈魏志·倭人传〉及其他三篇》。

《后汉书》　南朝宋　　东夷　　　　　倭

《三国志》　晋　　　　东夷　　　　　倭人（《魏志·倭人传》）

《晋书》　　唐　　　　东夷　　　　　倭人

《宋书》　　南朝梁　　夷蛮　　　　　倭国

《南齐书》　南朝梁　　东南夷　　　　倭国

《梁书》　　唐　　　　东夷　　　　　倭

《南史》　　唐　　　　夷貊　　　　　倭国

《北史》　　唐　　　　四夷　　　　　倭

《隋书》　　唐　　　　东夷　　　　　倭国

《旧唐书》　五代晋　　东夷　　　　　倭国·日本

《新唐书》　宋　　　　东夷　　　　　日本

《宋史》　　元　　　　外国　　　　　日本国

《元史》　　明　　　　外国（东夷）　日本国

《新元史》　中华民国　外国　　　　　日本

《明史》　　清　　　　外国　　　　　日本

“倭”是他称，与此相反，“日本”或“日出处”是自称。从上述一览表可以看出，倭的称呼只限于《旧唐书》以前，并且都包括在四夷传中；在日本七世纪末已经使用了的“日本”这一称呼，出现于《新唐书》以后各种正史，虽然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仍然属于东夷传，但是在此后的其他正史中都列入外国传中。可见中国正史在五代至宋朝时候才开始承认“日本”这一日本国自称的称号。“寇”在中国是“群行攻劫”（《书经》）或“外人入侵”（《春秋左传》）之意，在日本称为“寇”、“掠夺”等。这个“寇”字与“倭”相结合的词就是“倭寇”。

可是，“倭寇”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作为术语而固定下来的呢？据我的判断是十四世纪中叶以后。

《高丽史》是李氏朝鲜时代文宗元年（一四五一），金宗瑞、郑麟趾等奉国王命令撰写的关于高丽王朝的官修史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在为数很少的高丽史料中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历史文献，即就倭寇问题而言，也是给我们提供丰富史料的史书之一。《高丽史》高宗十年五月条记载的“倭寇金州”这一文句，一般被认为是倭寇在文字上的最初出现。高宗十年相当于日本贞应二年（一二二三），蒙古人入侵日本是这以后约半个世纪的事情。可是“倭寇金州”当然应该读作“倭，寇金州”，“倭寇”在这里还不是名词，因而不能从此处理解出在这个时期已经存在“倭寇”的固定观念。

倭寇这个词成为惯用语的时间，中村荣孝的意见是高丽忠烈王四年（一二七八），但是我认为是在高丽忠定王二年（一三五○）以后，即《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朝鲜史料在记述一三五○年在固城、竹林、巨济等地方有倭寇时所说的，“倭寇之侵，始于此”，或“倭寇之兴，始于此”。这里见到的“倭寇”这个词的用法，显然是作为惯用语的用法，说明这个时期倭寇观念已经明确固定而为朝鲜人所意识到了。

《高丽史》的记载，在写到日本或日本人的场合，并非全都写成“倭”，有时也使用“日本”这一称呼，“倭”还是带有点侮蔑的感情。“倭寇”一词必须理解为，是从外国文献中按照原文把外国人称呼的带有憎恶或侮蔑感情的外语，未经充分审查研究就移植过来，从而变成日本史上历史名词的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不喜欢“倭寇”这个名词，曾经把它从日本史教科书中抹掉过，也有人用史料中从未出现过的“和寇”二字来代替“倭寇”二字，但是使用这种新造名词反而有使倭寇实情含糊不清的危险。最初使用“和寇”名词的好像是赖山阳[1]。忌避“倭”字，换上“和”字，反而会忽视“倭寇”的本质。因此，本书仍拟按照史料记载得那样使用“倭寇”这个名词，沿着他们因时因地而变化的足迹进行叙述。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与十六世纪倭寇的区别

历史叙述中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因为什么缘故、做了什么、其结果怎样、有什么历史意义。本书拟将历史叙述的这种通常方法应用于倭寇问题进行考虑。

首先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即倭寇活动的时期问题。倭寇活动的时期问题，不能与律令制度[2]从几世纪到几世纪或室町幕府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平民新闻》[3]何年开始何年终止这样的一类问题，用同一个想法进行处理。如前所述，倭寇这一词早在公元四○四年广开土王碑铭中就已经出现了，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倭寇这一词更是有不胜枚举的记载，丰臣秀吉的出兵朝鲜，郑成功的收复台湾，近至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也全都一样由倭寇这一词来表示，的确是从日本历史的开始到现代都不断存在倭寇。

本书决定把记述的对象放在倭寇活动最激烈的十四至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两个时期，因为一般作为历史事件来理解的是这两个时期的倭寇。人们往往把这两个时期的倭寇称为“前（初）期倭寇”与“后期倭寇”，我也因为有将两者区别分开考虑的需要，沿袭了这种称呼。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倭寇正如本书所详细叙述的那样，在性质或内容上并不相同，很难看到他们之间的连续性。我觉得只是因为年代接近就分为前期与后期，有些勉强，不太恰当，因而本书决定不采取“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这种称呼，而采用“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和“十六世纪倭寇”。虽然这两个时期都用同一个倭寇名词相称，但是他们发生的原因、构成人员、活动地区、性质都完全不同，仅仅是字面上相同而已。

其次想考虑“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如果根据文献沿着倭寇活动的足迹进行观察，在朝鲜半岛南岸与黄海沿岸自不必说，日本海沿岸也成了倭寇活动舞台；在中国大陆沿海的辽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整个地区都暴露在倭寇凶威之下；倭寇的足迹更进而向南方发展，到达中国台湾与菲律宾，真的是整个东亚海域都成了倭寇活动的舞台。但是，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与十六世纪倭寇活动的地区并不完全等同，被总括称为倭寇的集团，其活动范围也因时而异。

“是什么人”的问题又如何呢？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中有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朝鲜半岛的活动作为日本人罪恶史的一页必须永远记住。但是在倭寇成员中也有不少被叫作禾尺、才人的朝鲜贱民阶层的人参加。

十六世纪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中国人自己也记载倭寇当中日本人不过十之一二。中国人把头剃成日本人的半月形发式，乔装为日本人进行海盗活动的事情并非稀奇。而且在中国，新侵入东亚海域从事走私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也一概被叫作倭寇。这一时期倭寇的主力是中国人。

还有，因为大部分关于倭寇的文献是外国文献，对于这些文献资料的处理需要仔细地注意。在中国文献中，有不少是中国官吏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夸大甚至捏造倭寇残忍与侵略激烈程度的报告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文献中，还有把中国人的海盗行为都作为倭寇活动进行处理的迹象。

在考虑“因为什么缘故”的问题上，也不能用统一的范畴来解释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与十六世纪倭寇的发生。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发生的原因，可以求之于日本与朝鲜交往关系的历史演变；蒙古以强大的力量兴盛起来，称霸亚洲；高丽的土地制度紊乱，国内政治衰败；日本国内发生南北朝内乱，特别是北九州地方御家人[4]与农民的贫困。

十六世纪倭寇发生的原因，与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完全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海禁政策的僵化。

“做了什么”的问题，也是两者外形相似，而实质完全有别。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以掠夺粮食与人口为主，而十六世纪倭寇的目的是强行走私贸易。暴行虽是倭寇的一个方面，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形象。

“其结果怎样”与“有什么历史意义”等问题，将在本书中详细叙述，这里想事先强调的是，倭寇在东亚政治、外交上的作用，经济活动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都不可忽视，一成不变地理解因时代不同其意义与包含的内容也完全异趣的倭寇这一名词是错误的，大有看不见倭寇实质的危险性。

[1] 赖山阳：（1780—1832）江户时代后期的汉学家与历史学家，著有《日本外史》、《日本政记》、《日本乐府》、《山阳诗钞》等。

[2] 律令制度：由《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基本法制定的古代日本各种制度，开始于七世纪中后期，持续到十世纪。

[3] 《平民新闻》：由幸德秋水等人组成的平民社创办的社会主义周刊报纸，1903年创刊，1905年停刊。

[4] 御家人：镰仓时代直属于幕府的武士。

1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发生与活动

倭寇发生的环境

一三五○年的倭寇

一三五○年是倭寇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高丽史》记载，这一年即忠定王二年二月，日本人侵入朝鲜半岛南部的固城、竹林、巨济、合浦（会原）等地，崔禅等击破之，斩获三百余人。一般认为“倭寇之侵”即始于此。《高丽史节要》也记载了大体相同的事情，认为“倭寇之兴”始于此。《高丽史》是关于高丽王朝的官修史书，由金宗瑞、郑麟趾等于李氏朝鲜王朝时代的一四五一年撰成，《高丽史节要》的成书时间是一四五二年。这两部书都是关于高丽时代为数很少的文献史料中可信程度最高的珍贵文献，因而在了解倭寇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之一。高丽，不言而喻是公元九一八年至一三九二年存在于朝鲜半岛的王朝，创立人是王建，都城是开城（开京）。顺便提一下，直到公元六六八年为止，还有一个以中国东北地区东部和朝鲜北部为领域，由扶余族建立的国家高句丽，在日本把它也写作高丽，因此很容易混淆，但是高句丽与高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

我们再往下看《高丽史》，忠定王二年（一三五○）四月条记载，倭船百余艘袭击顺天府，掠夺南原、求礼、灵光、长兴等地的漕船。所谓漕船就是运送官府税粮的船只，由此可见粮食是倭寇掠夺的对象。五月条载，倭船六十六艘袭击顺天府，一艘被捕获，十三人被杀。六月条载，倭船二十艘火烧合浦营舍，袭击固城、会原等地，进犯长兴府、安壤郡。十一月条载，倭寇侵入东莱郡，这一年珍岛县令为逃避倭寇移居到内陆地方。

从“倭寇之侵”、“倭寇之兴”始于这一年的记载以及倭寇开始作为惯用语使用来看，一三五○年是值得注意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恰好是庚寅年，朝鲜方面的史料有时也以“庚寅以来的倭寇”来表达。

“庚寅以来的倭寇”这一思想，在十五世纪初《高丽史》编纂以前在高丽就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共同观念。这种事实根据一三六七年来日的高丽使者金龙带来的元朝征东行中书省咨文、劄子以及其他若干文献中的记载，也很明确。

高丽与朝鲜没有本国独自的年号，这是因为高丽与朝鲜是以宋、元、明等中国王朝为宗主国的藩属国，使用中国各王朝的年号。以故，年代的表示，多是像高宗二十年或世宗三年那样来记载国王的治世年代。另外用干支来表示年代的也不少。例如在日本叫作应永外寇的一四一九年（应永二十六年）朝鲜水军袭击对马，是己亥东征；在日本叫作文禄、庆长之役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壬辰、丁酉倭乱。附带说一句，一三五○年在日本是南朝正平五年、北朝观应元年，相当于观应骚乱发生之年，这一年足利尊氏与其弟足利直义发生对立，结果足利直义被杀。[1]

一看卷末高丽、朝鲜倭寇活动次数一览表就会明了，一三五○年以后倭寇活动的次数确实在急剧增加。和辻哲郎[2]在《锁国——日本的悲剧》中，一方面说“现在无法知道为什么从一三五○年这一特定年代起，倭寇开始急剧的掠夺活动”，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三五○年前后因为发生粮食特别不足的情况，把倭寇赶进了夺取粮食的运动”。可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与其探索某种特别的情况，不如抓住一三五○年以前日本与高丽关系的沿革、日本国内形势、高丽国内形势、蒙古兴起引起的国际关系变动等问题的要点。

日本到高丽的进奉船

高丽时代，高丽与日本政府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甚至连礼仪性的修好关系也没有能结成。但是自十一世纪以后，经常有日本船到高丽进行贸易活动。这些到高丽进行贸易活动的日本人，在《高丽史》中被记载为日本国船头、萨摩州人、筑前州商客、对马岛事务官等通好之入，其中出身对马岛的最多，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对马岛位置距离高丽最近，岛民依靠贸易为生。作为进献物品带去高丽的虽然多数场合被记载为土物、方物（即土产品），但也可以看到除水银、柑橘等以外，还有珍珠、宝刀、牛马、弓箭、刀剑等品名，这些都是高丽不出产的物资。

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些日本船被称为进奉船，高丽方面对进奉船不太欢迎，限定进奉船为每年一次，每次船不过两艘。进奉的内容也可以认为是与朝贡大体相同。但是这个时代高丽的商业经济还处在极不成熟的阶段，不可能期望繁荣的贸易活动。

不久就到了进奉贸易断绝时期。这个时期是北方兴起的蒙古向高丽大施压力的时期，而且与可以认为是倭寇先驱的高宗朝海盗开始活动的时期一致。高丽在同蒙古的交涉中耗尽了力量，国力走向衰落，拒绝接纳日本到高丽的进奉船，而日本进奉船一旦被高丽所拒绝，就随时有转变为海盗的可能性。

松浦党袭击高丽

《高丽史》高宗十年（一二二三、贞应二年）五月条记载的“倭寇金州”，是“倭寇”这一文字在《高丽史》中的首次出现，但是如前所述它应该读作“倭，寇金州”，还没有成为作为惯用语或历史观念的倭寇。高宗十二年四月条记载，倭船二艘袭击庆尚道沿海州县。十三年正月和六月条分别记载倭船袭击庆尚道沿海州郡与金州。

我们再看看日本方面与《高丽史》上述记载相对应的史料。以编辑《新古今和歌集》而出名的藤原定家[3]的日记《明月记》，嘉禄二年（一二二六、高宗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条记载法眼和尚的一段谈话：“传闻对马与高丽国进行战争，前所未闻也。”日记作者在听到法眼这一段谈话以后，毫不掩饰地写下了他的不安心情：“莫非因为是末世之极，敌国来伐？！可怕！可悲！”十月十七日条又记载：“据说镇西[4]名为松浦党[5]之恶党等，乘数十艘兵船至彼国别岛（可能是巨济岛）进行交战，烧民家，掠资财。去者半遭杀戮，余者盗银器而归。对于朝廷，很是不妙。”日记认为日本如果得罪高丽，与宋朝的往来也很难进行，并记载了当时有到中国去的日本船一艘在高丽停靠时被付之一炬、人员全部被杀的事件，最后感慨地说：“末世之狂乱至极，灭亡之源乎？！”藤原定家以上所记，虽是京都传闻的记录，不是根据正确的事实报告，但是从中可以充分推测出日本人在朝鲜半岛的掠夺活动，也传入了京都公家[6]的耳朵，并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

《明月记》十二月七日条记载因为有“高丽来袭的疑问”，朝廷进行了讨论，并再次发表“末代之极乎”的感想。藤原经光的《民经记》也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条记载了肥后、壹岐等与高丽国进行战斗，以及日本人进入了高丽王宫之事。

第二年即安贞元年（一二二七）二月十八日，朝廷又就高丽问题进行过讨论。公家就侵犯高丽问题做了什么决定，对此虽然我们很感兴趣，但是决定的内容没有记载。

安贞元年五月，高丽全罗道按察使的使者到日本大宰府[7]，列诉日本人在高丽的掠夺暴行，质问其发生的原因。使者带来的牒文收在镰仓幕府的史书《吾妻镜》[8]中，落款日期是同年二月，很显然这次使节是为了抗议前一年六月倭寇金州事件而来的。在这个牒文中，虽然明确地写着高丽为对马岛人修建了馆舍，进行暴力掠夺的是旅居高丽的对马岛人，这种暴力行为破坏了从来的友好关系等，但是也写道，日本人因为不能进行进奉贸易而转向暴力掠夺之事可以想象到的。

据《高丽史》记载，同年五月日本国致书来谢“贼船寇边之罪”，愿修好互市，这是大宰府对高丽遣使的反应。另外，京都公家听说大宰府遣使高丽的事情以后，认为大宰少贰资赖[9]不经上奏在高丽使节面前捕斩九十个日本歹徒，擅自送书高丽，这是“我国的耻辱”。少贰氏无视京都的动向，可能是为了恢复进奉贸易。《高丽史》记载，这次遣使的结果是倭寇掠夺稍止。少贰氏的行动也在取缔日本海盗掠夺方面收到了实效。

高宗十五年（一二二八、安贞二年）以后，《高丽史》中不见有日本人掠夺的记载，明显的仅有日本方面《吾妻镜》的一条记载，即贞永元年（一二三二、高宗十九年）筑前镜社居民袭击高丽，掠夺珍宝而归，受到了惩罚。高宗十五年以后之所以几乎不见日本人掠夺的记载，可能是由于高丽忙于同蒙古交涉与注意沿海防备体制的影响。

蒙古侵入高丽

日本称为元寇的蒙古军入侵，是日本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所及很大，但是高丽所受蒙古的打击，其猛烈程度远非日本蒙受的打击所可比拟。

高丽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断受到契丹（辽）与女真（金）等北方势力的压迫，但是与这些压迫相比，蒙古的侵略要激烈得多。在元太宗窝阔台继承元太祖成吉思汗王位后的第三年，即一二三一年（高丽高宗十八年），蒙古开始出兵高丽，以后蒙古军蹂躏高丽领土达三十年之久。高丽王朝被迫放弃建国以来三百年一直作为首都的开京，迁都海中的江华岛，由崔氏武臣政权掌握实权，对蒙古的侵略继续进行激烈的抵抗。高丽王朝在江华岛再次雕刻了《大藏经》。原先在契丹入侵时为祈求驱逐外敌而雕制的《大藏经》木版为蒙古兵烧毁，因此在这次外患中又进行了第二次雕刻。蒙古军队在一二三二年、一二三五—一二三九年、一二四七—一二四八年、一二五三—一二五四年，反复对高丽进行侵略战争，由于高丽国王高宗离开江华岛迎接蒙古使者，派王子到蒙古做人质，蒙古军才于不久后撤离朝鲜半岛。

但是，蒙古军队于一二五四年假借口实再次入侵高丽，据说俘虏男女大约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了许多高丽人，所经地区化为灰烬。随后于一二五五年、一二五七年、一二五八年，又三次入侵高丽，直至一二五九年高丽宣布投降，送太子王倎到蒙古做人质，答应迁都开京为止。

一二六○年元世祖忽必烈汗即位以后，蒙古改变了对高丽的策略，由武力征服转为和平的怀柔，使高丽参加蒙古阵营，充当远征日本的一翼。蒙古与高丽联军断然实行远征日本——文永、弘安之役——的时期，正当高丽元宗、忠烈王时代，高丽方面的记录完全看不到日本人侵寇高丽的记载。

作为倭寇发生年代而受到关注的一三五○年，是高丽忠定王二年、元顺帝至正十年，蒙古早已改国号为元。倭寇这一海民运动正好在日本与高丽断绝交往关系、元朝与高丽发生战争、高丽国内陷入空前疲弊状态的一三五○年这个时候掀起了。这就为倭寇事件的随时发生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直至高丽王朝倒台的一三九二年，倭寇骚扰朝鲜半岛沿岸持续了约四十年时间。

倭寇的凶猛

倭寇活动震撼朝鲜半岛

继高丽忠定王之后的恭愍王时期（一三五二—一三七四），是倭寇活动的大规模化时期。高丽王朝的经济因为倭寇受到很大的打击，以致一三五八年财政困难，不能支付百官俸禄。与经济危机同时，军政也走向崩溃，地方行政机构陷于停顿状态。高丽王朝采取了疏散官库的措施，把容易成为倭寇掠夺目标的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地区。

恭愍王时期倭寇的特点是：（一）行动的目标在于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即以运送租粮的漕船与储藏租粮的官库为主要的攻击对象。（二）不仅骚扰高丽南部沿海，而且还多次攻到首都开京（开城）附近。（三）从开始二十艘左右的船队发展到人数三千或船只四百余艘的大规模倭寇。

从恭愍王时期后半期起，到下一个国王辛禑王（前废王）时期（一三七五—一三八八），是倭寇掠夺的极盛时期。

《高丽史》记载了如下的事情。辛禑王初年有一个叫作藤经光的日本人，声称将率其徒党入寇，以恐吓高丽给予其粮食。高丽虽然答应给予粮食，但是全罗道元帅金先致欲借供给酒食饷宴之机诱杀藤经光。可是计谋泄露，藤经光与其党徒一起逃去海上，仅有三个日本人被捕杀。这个事件以前，日本人掠夺沿海州郡并不杀人。被藤经光事件激怒以后，每每入侵都必屠杀妇女和婴儿，全罗、杨广沿海之地萧然一空。虽然不能说藤经光事件是倭寇问题激化的最大原因，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倭寇活动确实日益狂暴。

南原山城的年青头目

这个时期活跃于抗倭前线的高丽武将中，有一位李成桂，他是后来创立李氏朝鲜王朝的人物。一三八○年（辛禑王六年、天授六年、康历二年）九月，李成桂与倭寇在南原山城进行了战斗，《高丽史节要》描述了他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武勇精神。

李成桂虽然中箭负伤，但是毫不畏惧地杀死倭寇八人，然后指天誓日，环顾左右说：“怯者退，我且死贼。”于是将士感奋，勇气百倍，人人殊死而战。

但是贼军不为所动。

贼军中有一年仅十五六岁的头目，容貌端丽，骁勇无比，乘白马，舞槊驰突，所向披靡，无敢当者。高丽军呼之为阿只拔都，尽可能地避开他。

“阿只”是朝鲜语，意为“幼儿”，“拔都”是蒙古语，意为“勇敢无敌的武士”。“阿只拔都”是“勇敢无敌的年青头目”的称呼。

李成桂怜惜阿只拔都勇锐，命部将豆兰生擒之。豆兰说：“若欲生擒，必然伤人，且彼着兜鍪，护项面，无隙可射。”李成桂说：“我射其兜鍪顶子，若兜鍪脱落，汝便射之。”于是跃马射之，正中兜鍪顶子，兜鍪缨绝而侧。阿只拔都急欲整之，李成桂再射，又中顶子，兜鍪遂落，豆兰即射杀之。

于是倭寇士气受挫，李成桂挺身奋击，大破倭寇。河流尽为血染，赤色六七日不变。俘获敌马千六百余匹。

上述记载，虽然似乎为了渲染李成桂的功绩做了润色，但是有关高丽军因为害怕而不敢接近日本年青武士的地方，描述得绘声绘色，使人犹如观赏一幅画卷一样。从这段记载中还可以发现在倭寇队伍中有骑兵队参加。

高丽贱民与倭寇联合

辛禑王时代的倭寇中有许多高丽贱民参加。据《高丽史》记载，辛禑王八年（一三八二、弘和二年、永德二年）四月，骚扰宁海的倭寇原来是禾尺群聚，诈为倭贼。禾尺即扬水尺。同书还有记载，辛禑王九年六月，交州江陵道禾尺与才人诈为倭寇，寇掠平昌、原州、顺兴等处。禾尺（亦写为水尺）、才人是被朝鲜人视为不同种族的贱民，禾尺是从事屠宰牛马、皮革加工、编制柳器等行业的居民集团，才人是以演假面戏剧与杂技为职业的人们，都是传统上受歧视的阶层。他们与倭寇联合行动，威胁高丽官府仓库。后来李氏朝鲜王朝世宗二十八年（一四四六）判中枢院事李顺蒙在谈到倭寇成员时说过：“据闻倭人只十分之一二，余皆朝鲜人假着倭服聚众结党为乱。”

辛禑王时代倭寇的特点是：（一）倭寇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北部的龙州（义州）附近。（二）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地方，倭寇深入内地。（三）倭寇北上朝鲜半岛濒临日本海滨的江陵道。（四）出现大规模的骑马队集团。（五）许多禾尺、才人之类的高丽贱民与倭寇联合行动。倭寇活动范围扩大并深入内陆地区，这也许是因为朝鲜南部沿海地区已经不能满足其掠夺欲望。

李氏朝鲜王朝的成立

高丽辛禑王十四年（一三八八、元中五年、嘉庆[10]二年）六月，李成桂一党废黜辛禑王，拥立辛昌王。辛昌王在位仅仅十一个月时间，倭寇利用这个时期高丽国内形势动荡之机进行了最后的残暴活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高丽国防体制已由以往的守势转入攻势。辛昌王元年（一三八九）二月，庆尚道元帅朴葳率兵船百艘进攻对马岛，烧毁日本船三百艘，焚毁庐舍殆尽，搜出被掳高丽人百余名带回高丽。

辛昌王被驱逐到江华岛以后，李成桂又拥立了恭让王，恭让王在位两年半。这个时候倭寇也开始趋向衰落。

李氏王朝的建立者李成桂是出生于咸镜南道的军人，在北方平定了侵入高丽的女真势力，又在南方竭尽全力平定倭寇。一三八八年（辛禑王十四年），李成桂率领对抗明朝的高丽政府军，图谋进攻辽东，直到鸭绿江江心小岛威化岛。但是他没有继续前进，而是从此回军高丽首都，驱逐了高丽政府核心人物武臣崔莹，废黜了辛禑王，拥立辛昌王，建立了新政府。随后李成桂又废除辛昌王，拥立恭让王，一手掌握了政治、军事等各种权力，并完成了田制改革。一三九二年（元中九年、明德三年），李成桂又由群臣拥戴即王位，开创了取代高丽王朝的新王朝。最初国号仍照旧称为高丽，同年李成桂派使者到明朝请求册封，希望洪武皇帝在“朝鲜”或“和宁”这两个国号中决定一个，根据明朝皇帝的裁决，第二年改国号为朝鲜，首都也在一三九四年由开城迁到汉阳（首尔）。

十四至十五世纪朝鲜半岛地区倭寇的活动（根据津田左右吉的原图）

倭寇从高丽王朝末期起已经显示出衰落的迹象，朝鲜王朝建立以后，它的衰落速度大为加快。

高丽末期的倭寇与朝鲜初期的倭寇的不同点，是高丽末期的倭寇在规模与组织上各色各样都有，掠夺的地区也由沿海深入到内陆地区。与此相反，朝鲜初期的倭寇规模越来越小，大体上是船只数艘到十几艘的小组织，侵掠的地区也只限于沿海地区。

倭寇的变质与分解

高丽使者来日要求禁止倭寇

为倭寇频繁寇掠所苦恼的高丽，逐渐发现仅仅依靠武力是很难击败倭寇的，于是企图依靠外交交涉来找出平息倭寇的线索。

高丽恭愍王十五年（一三六六、正平二十一年、贞治五年），金逸与金龙为要求足利氏[11]禁止倭寇被派来日，两人于次年二月到达京都。当时他们带来的劄付，通告了庚寅年（一三五○）以来倭寇在朝鲜半岛肆行暴虐的情况，要求室町幕府取缔倭寇。使节派遣者的名义是元朝征东行中书省。所谓征东行中书省是元朝设在高丽的地方统治机构，由高丽国王任最高长官，管辖区域为整个高丽领域。室町幕府对高丽劄付的答复，是贼船侵犯外国之事都是四国、九州地方海贼所为，京都方面不可能加以严惩，并首次代替朝廷写了回书，派使者带着鞍马、铠甲、太刀等礼物到高丽。室町幕府也许是因为还处在草创时期，对国内海贼不能加以充分的控制，只有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但是，这次的交涉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效果。《高丽史》恭愍王十七年（一三六八），有关倭寇的记载一条也找不到，就是这次交涉的实际效果。以后辛禑王三年（一三七七）判典客寺事安吉祥来日时带来的请禁贼书中，也提到：“丙午年间，差万户金龙等报事意，即蒙征夷大将军禁约，稍得宁息。”

值得注意的是恭愍王十七年这一年，也是高丽与对马宗氏之间建立通交关系的一年。这一年七月，对马岛万户遣使高丽，闰七月高丽派李夏生到对马，十一月对马岛万户宗崇庆的使者到高丽，高丽赐给大米千石。宗崇庆可能是宗宗庆书写之误。万户本是元朝的官名，这里大概是相当于对马大名的意思。

高丽的外交交涉政策尽管取得了暂时效果，但是不知为什么只派了一次使节就中断了，从第二年起倭寇又开始活动起来，招致了辛禑王时期的严重倭患。于是高丽在遭受严重倭祸之后，再次采取外交交涉策略。辛禑王时期高丽向日本共派遣了五次使者，即辛禑元年（一三七五、天授元年、永和元年）一次，三年二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被任命为使节的有判典客寺事罗兴儒、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大司成郑梦周、版图判书李子庸、前司宰令韩国柱、检校礼仪判书尹思忠，这些人在高丽都是大官高吏，被誉为名臣的人物。他们不仅同室町幕府，而且还同今川氏[12]与大内氏[13]保持稳固的联系，努力使日本送还被倭寇掳去的高丽人并取得了相当成就。特别是郑梦周还计划同倭寇首领对话，以便买回被掳高丽人，这说明被掳高丽人作为奴隶成了买卖对象。

李氏朝鲜继续进行外交交涉

李氏朝鲜王朝继承了高丽王朝依靠外交交涉平息倭寇的政策。太祖李成桂于即位当年（一三九二、元中九年、明德三年）很快就向室町幕府派出僧人觉，要求禁止倭寇。足利义满[14]接受了朝鲜的要求，决定让九州地方武士禁止贼船，送还被掳人口，并令绝海中津[15]写了回书，以寿允为使者送到朝鲜。从此以后，朝鲜一再要求日本禁止倭寇，送还被掳人口，日本也出现了以九州探题[16]今川了俊（贞世）[17]为首的对送还被掳人口热心效力的人物。太祖四年（一三九五、应永二年）今川了俊致书朝鲜，报告最近贼数已比以前减少八九成。今川了俊因大内义弘[18]诬陷被召回京都以后，大内氏取代今川氏出面同朝鲜进行交涉。大内义弘乘今川了俊归京后、新任九州探题涩川满赖[19]到达博多以前的短暂间隙机会，开始了同朝鲜的交涉，应永二年（一三九五、太祖四年）十二月遣使向朝鲜国王贡献方物，次年三月遣禅僧通竺、永琳到朝鲜通报禁贼与送还被掳人口，同时求取大藏经。应永四年，大内义弘又派永范和永廓到朝鲜，朝鲜遣前秘书监朴之为回礼使与永范等同行至日本。朴惇之的使命，不仅是向大内氏致谢，也是向足利义满表示敬意，并要求禁止倭寇。朴惇之一行于应永五年夏到达日本，经山口进入京都，要求禁止“三岛之贼”。所谓三岛之贼据估计是指被朝鲜视为倭寇主要根据地的对马、壹岐及肥前松浦地方的倭寇。足利义满对此的答复是欣然同意禁贼，朴惇之得到这个答复后于应永六年五月回到朝鲜。与此同时足利义满遣使送回被掳人口百余，要求朝鲜赐予大藏经木版和佛具。当时足利义满所采取的外交形式，还不是直接给朝鲜国王寄外交文书，而是命大内义弘同朝鲜通好。这个时候足利义满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能够行使外交权的日本最高主权者。

应永六年（一三九九、定宗元年）七月，大内义弘以其先祖出身百济这一传说为理由，向朝鲜要求土地，也就是说因为大内氏的先祖是百济圣明王第三王子琳圣太子的子孙，所以希望在先祖故土获赐土地。定宗虽然让都评议使司讨论了这个要求，但是最后采纳了土地不可赐予的意见。不过因为这一年十月大内义弘背叛幕府发动应永之乱，十二月在堺市失败自杀，请求朝鲜赐予土地的要求也就不了了之。

整顿土地制度与扩充军备

倭寇之所以能够大逞凶威，一个很大原因在于高丽国内政治紊乱，不具有与倭寇相对抗的力量，即高丽土地制度的紊乱以及由此产生的军备制度松弛，有利于长时期的倭寇活动。

高丽初期的土地制度仿照唐朝土地制度，以公地为原则。凡担任文武百官、府兵、乡吏以及其他国家职务者，按其地位赐给田地与柴地，谓之田柴科；功臣与官僚，赐给功荫田柴，允许世袭；各官府衙门，赐给公廨田；寺院、王室、贵人，赐给赐田。租入国库的土地称公田，租入私人的土地称私田。但是到高丽中期以后，农庄私有土地扩大，土地制度开始混乱。农庄私有土地的增加，虽然增加了住在京都的王室、宗室、官僚的收入，但是却减少了国库的收入，国库因而无力支付官僚俸禄。另外，由于田柴科制的崩溃，公民纷纷逃散流亡。公民的徭役比奴隶还严重，因而卖妻鬻子，挨门乞食，甚至出现了公民全部逃亡的州郡。

蒙古的入侵与倭寇的侵掠正是在这种土地制度紊乱的时期发生的，禾尺、才人之类的贱民假冒倭寇进行活动的社会条件已经充分成熟。

田制紊乱的同时，军备制度松弛，府兵成了贫穷者的军队，既无衣食，又没有休息，相继逃亡。私田的扩大引起了私兵的增加，但是私兵的增加是沿着抑制官田、使公民变为私民的过程进行的，这使高丽的国家经济陷入了毁灭的深渊。

高丽灭亡前夕，李成桂断然实行了田制改革，没收农庄土地作为科田分配给官僚。科田与田柴科不同，允许私有，耕种科田的佃户地位得到保证，但同时也就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李成桂采取强化官僚阶层的地主、农奴支配者性质的方针，这就既消灭了倭寇活动的根源，又奠定了朝鲜王朝建国的基础。

军备也随着倭寇活动激化逐渐得到整顿。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一三七三）提出设立水军的议案，辛禑王又新设火药局，制造火药，进行水上战斗与火炮的训练。辛禑王六年（一三八○）倭寇袭击镇浦时，高丽装载火药的兵船冲入贼船阵中，烧毁了全部贼船。朝鲜王朝建立以后，军备更加充实，到太祖六年（一三九七、应永四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形势：“近年以来，营造兵船，沿边守御，贼不敢近，居民土著，战舰之功，诚为最大。”经过下一代的定宗时代进入太宗时代，水军配备更加正规完善。太宗八年（一四○八、应永十五年），各道兵船增加一百八十五艘，全国兵船总数达六百一十三艘，水军兵员总额达五万五千余人。此外还努力在沿海设置烽火、建筑城池、改良兵船，优遇对倭作战有功的将领，严惩对倭作战失败的将领，赞赏倭寇入侵时被杀妇女为烈妇贞女。

被怀柔的投化倭人

正当外交交涉与军备扩充显见成效的时候，倭寇开始出现了自掘坟墓的活动，这就是向朝鲜半岛内陆地区的入侵。因为沿海地方蹂躏殆尽，加以高丽税粮运输方法已由海上运送改为陆上运送，倭寇不得不侵入内陆地区。但是与沿海活动相比，入侵内陆则显著不利，经常有全军溃灭的危险性，反过来他们的活动也更加激烈凶暴。

朝鲜对可以说是最后挣扎的倭寇实行的怀柔政策，收到了很大成效。怀柔政策之一，是诱劝倭寇首领降服归顺，如果降服即赐给田地、家具，给予优待，使其娶妻安居。降服的日本人被称为投化倭人、降倭、向化倭人等。

投化倭人的最早例子虽然见于高丽时代恭愍王十八年（一三六九），但是投化倭人急剧增加是进入朝鲜时代以后。太祖五年（一三九六）有倭船六十艘在宁海丑山岛投降，其首领六被朝鲜任命为宣略将军的重要职务，次年二月，朝鲜赐给米三十石、豆二十石，十月又赐给米豆共五十石。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投化倭人不断出现，他们似乎多是对马、壹岐、松浦地方的倭寇。在投化倭人中，既有为防御倭寇服务的，也有像太祖六年与妻子一起到朝鲜的僧侣原海那样，因为懂得医术而蓄发还俗被重用为典医博士的。太宗十七年（一四一七），一个名叫藤次郎的船匠参与了朝鲜的造船工作，次年又有铜铁匠从日本来到朝鲜。所谓船匠即造船工人，铜铁匠即采矿或铸造技术人员。太宗七年从对马到朝鲜的平道全，晋升为员外司宰少监、上护军等官衔，在朝鲜与日本的外交交涉和防御倭寇等外交军事工作中很活跃，应永外寇时充任忠清道助战兵马使。投化倭人进入朝鲜政府中枢，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投化倭人原是由倭寇转化而来的，因此朝鲜对待他们还是常备警惕，对投化倭人集团集中在一个地方感到危险，于是把他们或者分散安置到各州郡，或者迁移到不是沿海的山间僻地。赐给这些投化倭人的粮食为数很大，因此投化倭人的存在成了朝鲜政府的严重经济负担。

投化倭人中被授予朝鲜官职的称为受职倭人，由朝鲜政府赐予与位阶相当的冠服。后来还出现了住在日本而由朝鲜授予官职、成为受职倭人的日本人，这种住在日本的受职倭人一年一度着冠服，携带告身（任命状）到朝鲜，接受招待。因为他们被允许同时进行贸易，所以受职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赐给进行贸易的权利。

使送倭人与兴利倭人

朝鲜对倭寇实行的怀柔政策之二是许可通商。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随着倭寇记载的减少，出现了西部日本豪族使人频繁到达朝鲜的记载。派遣使人最多的是对马的宗氏及其一族，此外记载名字的还有大内氏与代替今川了俊担任九州探题的涩川氏，肥前松浦党诸氏，筑前宗像社、少贰氏，肥后菊池氏，萨摩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以及其他许多豪族。

这些豪族的使人被朝鲜方面称为使送倭人、客倭、使送客人等，受到接待。但是这些使人不限于豪族的家臣，既有从前的倭寇，又有商人，其中也有一人兼任几个豪族使人到朝鲜的。

朝鲜对于使送倭人的到来，开始并未加以限制，因此许多使送倭人从日本各地纷纷来到朝鲜，接待使送倭人成了朝鲜很大的经济负担。太宗十四年（一四一四），日本人在朝鲜举行暴动，朝鲜方面以这次暴动事件为契机，改变了对使送倭人的接待态度。这一年对马宗贞茂使人三十四人、少贰氏使人三十一人、壹岐使人二十人、日向州使人二十人，一行共计一百零五人到达朝鲜，在蔚山要求梵钟，愤于朝鲜赠予的迟缓，以至拔刀动武。朝鲜非常重视这次事件，限定以后只有宗氏、大内氏、少贰氏、九州探题等十个豪族才能派遣使送船到朝鲜，并令对马宗贞茂将这一决定通告日本各地豪族。使送倭人的入港地也限定为庆尚道沿岸各地，世宗时代又规定除富山浦、乃而浦（荠浦）两个港口以外，其余各地一律禁止停靠。

与使送倭人相并列，还有兴利倭人频繁地出入朝鲜。兴利倭人，正如朝鲜用商倭或贩卖倭人的名称称呼他们那样，是为进行贸易到朝鲜的日本人。朝鲜方面有意识地把兴利倭人作为由倭寇转变过来的日本人对待。太宗七年（一四○七）庆尚道兵马节制使姜思德上书说，兴利倭船无限制地散泊各港，窥伺朝鲜兵船虚实，情状危险，乞通谕日本各岛首领，发给兴利倭船行状（亦称路引、文引，即出海到朝鲜的证明书），只许于庆尚左右道都万户防御之所碇泊，以加强统制。还说因兴利倭人与投化倭人往来无禁，有发生叛乱之虞，乞将投化倭人移置内陆远地，使不与兴利倭人接触。姜思德的这些建议完全被采纳，以后来朝鲜的兴利倭人必须携带他们所居地日本首领即对马、壹岐、九州各地大名发给的渡海到朝鲜的证明书。当时到朝鲜的兴利倭人为数很多，以至太宗十四年（一四一四、应永二十一年）出现了所谓“商倭络绎骚扰之弊”的情况。依靠行状进行统制也没有能够收到太大效果，太宗九年（应永十六年）携带对马宗贞茂行状到朝鲜的船，船中所载，皆是来自中国的掠夺物，当受到朝鲜官宪谴责时，船上人回答：“非为寇而来，为贸易而来。”太宗十七年的一个报告中还说到有伪造行状到朝鲜的，朝鲜防御坚固则以所持鱼盐交换民间米谷，防御虚弱则乘机为寇。

日本人的入港地，太宗初年限定为富山浦与乃而浦，世宗八年（一四二六、应永三十三年）又增加了盐浦，共计三个开放港口，合称三浦。在三浦还出现了定居的日本人，他们被称为恒居倭人。三浦作为日本人的侨居地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使送客人[20]与兴利倭人从朝鲜带回日本的物品，从史料来看有虎皮、豹皮、麻布、黑麻布、细麻布、白苎布、红缎子、绢、席子、满花席、人参、松子、叶柏子、米豆（糙米、黄豆）、烧酒、清酒、蒜、干柿子、黄栗、银钟、银盂、天鹅、银鱼、衣服、马鞍等，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对壹岐、对马、松浦地方豪族与少贰氏的回赐品记下来的。

倭寇的身份改变与分解

朝鲜从高丽那里继承下来的外交交涉与军备扩充、诱劝倭寇降服、许可通商以及倭寇自身过于深入内地自取灭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倭寇不得不发生变质与分解。倭寇改变身份的方向有三，第一转变为投化倭人，第二转变为使送倭人或兴利倭人，第三照旧当海贼。继续当海贼的场合，也停止了在朝鲜半岛的掠夺活动，专门以中国大陆作为活动舞台。但是，这三个方面不可能截然分开，第一种人变为第三种人，或第三种人变为第二种人，是经常发生的，三者的区别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的区别，实际上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楚。

[1] 足利尊氏（1305—1358），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足利直义（1306—1352），足利尊氏的弟弟，南北朝时代的武将。1350—1352年室町幕府发生内乱，足利直义消灭执事高师直，足利尊氏又杀死足利直义，是为观应骚乱。

[2] 和辻哲郎：（1889—1960）伦理学家，著有《锁国——日本的悲剧》、《日本伦理思想史》等。

[3] 藤原定家：（1162—1241）镰仓前期的和歌作家。

[4] 镇西：日本九州地方的古称。

[5] 松浦党：九州地区武士集团性的海盗帮之一。

[6] 公家：天皇朝廷及其公卿、贵族。

[7] 大宰府：七世纪后半叶，天皇朝廷在九州筑前国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管辖西海道九国及壹岐、对马、多祢三岛。执掌外交，兼防外寇。

[8] 《吾妻镜》：镰仓时代的史书，共五十二卷（第四十五卷缺），以编年体记载了治承四年（1180）到文永三年（1266）共八十七年间的幕府事迹。

[9] 大宰少贰资赖：即武藤资赖（1160—1228）。少贰原系官名，为大宰府次官。资赖原为平家武将，后成为源赖朝家人，平家灭亡后任大宰少贰一职。后其子资能以少贰为姓，少贰氏逐渐成为北九州地区的重要大名，十六世纪中后期衰落。

[10] 此处“嘉庆”为日本年号。——编者注

[11] 足利氏：此处指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1330—1367）。

[12] 今川氏：足利氏的一个支族姓氏。

[13] 大内氏：日本中国地方西部、北九州的守护大名姓氏。

[14] 足利义满：（1358—1408）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

[15] 绝海中津：（1334—1405）室町前期的临济宗僧侣，京都五山的儒僧，土佐津野氏出身，法讳中津，法号绝海，著有《蕉坚稿》等。

[16] 九州探题：探题为室町、镰仓时代幕府的官名，驻边远重要地方，掌管政务及诉讼，并负责治安及防御外寇。九州探题为室町幕府为统治九州而设置，沿袭镰仓时代所设镇西探题而来。

[17] 今川了俊：（1326—1420）室町前期武将，名贞世，历任九州探题、远江·骏河半国守护，法号了俊。

[18] 大内义弘：（1356—1400）南北朝、室町前期的武将，周防、长门、丰前、石见等国的守护大名。

[19] 涩川满赖：（1372—1446）室町时代初期到中期的武将，曾任左近卫府判官、右兵卫府次官，1396年改任九州探题，多次遣使朝鲜。

[20] 疑为使送倭人，但原文如此。——编者注

2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元、明王朝

倭寇侵入中国大陆

日元贸易

控制了高丽的蒙古忽必烈（世祖）听从高丽人赵彝的建议，决定遣使日本，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文永三年）派兵部侍郎黑的与礼部侍郎殷弘经高丽去日本。但是黑的等一行于次年只到高丽巨济岛就中途折返回来，理由是海路危险，与日本通交困难。尽管如此，忽必烈还是再次派黑的等人去高丽，严令高丽把前次国书送去日本。高丽任命起居舍人潘阜与书状官李挺两人携带蒙古国书与高丽牒状前往日本。文永五年（一二六八）正月朔日，高丽使者到达大宰府。这些就是被称为元寇的文永、弘安两役[1]开幕序曲。此后日本与蒙古进行了两次战争，两国虽然没有建立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在这种两国关系紧张期间，日本商船还是经常到元朝把中国大陆物品输入日本，这是因为元朝对外国贸易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可是文永之役以后，元朝采取了防范武装商人的措施，管理贸易事务的市舶司制度也有变迁，贸易统制日见严厉，私人贸易被禁止，出入的内外船舶均须持有元朝发给的叫作公据（公凭）的渡海证明书，按照货物数量进行课税。这些方针对日本船执行得特别严格，开了后来由明代实行的勘合制度[2]的先例。

从日本到元朝的贸易船，有不少是以获得寺社营造费用为目的的。正中二年（一三二五）入元，次年嘉历元年归国，为了取得建长寺营造费用而派遣的建长寺船，以及嘉历三年（一三二八）为了取得关东大佛营造费用而计划派遣的关东大佛船，正庆元年（一三三二）为了取得住吉神社营造费用而派遣的住吉社船，历应四年（一三四一）为了取得天龙寺营造费用而派遣的天龙寺船，贞治元年（一三六七）为了取得医师但马入道道仙的疗病院营造费用而派遣的疗病院船等，虽然形式上是受朝廷敕许或幕府许可而计划、实施的，但是内容都是贸易船。例如有名的天龙寺船就是这样入元的，历应四年足利直义允许天龙寺梦窗疏石[3]派船两艘入元，以筹备天龙寺营造费用，梦窗疏石推举至本为纲司（船长），至本保证不拘贸易盈亏，回国后向天龙寺缴纳现钱五千贯文。幕府对这些为筹备寺社营造费用而派遣的贸易船，负担航行中的警备任务，防止海盗船掠夺。这些贸易船入元时间，是元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庆元（明州，后来的宁波）市舶司恢复以后的时期，官许船似乎是受到元朝给予的与一般商船不同的特别待遇。市舶司也叫提举市舶司，是中国宋代以后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涉外、征税等事务而设立的官署。

在日元两国的交往中，不能忽视禅僧往来的历史事实。一山一宁[4]、清拙正澄[5]、明极楚俊[6]，竺仙梵仙[7]等中国名僧的来日，奠定了日本禅宗文化兴隆的基础。日本雪村友梅[8]、石室善玖[9]、中岩圆月[10]等禅僧入元，在深究僧俗学问的同时，还访问各地名胜，增广见闻，然后归国，带回宋元版本大藏经与为数众多的典籍。元朝木版雕刻师的来日，为京都与镰仓五山[11]以及其他各地禅院进行的书籍印刷事业，也尽了很大力量。

依靠禅僧的频繁往来，中国的禅林制度与汉诗、汉文以及儒学、史学、书道、绘画等各种学问与艺术也传到了日本。众所周知，日本禅宗文化的发展，武士的保护起了很大作用，五山十刹制度[12]的输入也是镰仓、室町幕府与地方武士进行的。在中国，禅宗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贵族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所迎合，这个阶层即中国官僚贵族的风俗习惯也带进了禅林内部，禅僧都是或多或少具有贵族教养的人。这种通过禅宗而流入日本的中国贵族教养，成为后来东山文化[13]的基础。

兼好法师[14]的《徒然草》中有元朝物资除中药以外都不需要的记载，《建武式目》[15]中也记载有无须特别欣赏唐物以下珍奇之物，这些记载都很好地说明了舶来品的泛滥情况。洞院公贤[16]的《园太历》贞和元年（一三四五）九月条记载，“近顷有因咳病流行而丧命者，世谓此病起于入元船舶归来之时”。这就是说在日元贸易中，不仅带来了珍奇异物，而且还输入了传染病，由此可见贸易船往来的频繁。

元朝的倭寇

袭击中国大陆的倭寇不如袭击朝鲜半岛的倭寇那样强烈。由于元代的史料可能因为内乱之类的原因，几乎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对元朝倭寇活动情况知道得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从明初倭寇记载很多这一点进行逆推，也可以认为元代的倭寇相当活跃。

根据《元史》的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日本船至四明港要求贸易，船中藏有武器，元朝很警惕，担心日本船可能图谋不轨，因而设立都元帅府，以严海防。这是最初见到的元朝对日本船的警惕态度，是弘安之役以后第十一年的事情。随后成宗大德八年（一三○四、嘉元二年）于定海路设千户所，防御倭船。大德十年倭商有庆等至庆元献金铠甲。武宗至大元年（一三○八）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元朝官军不能抵抗。作为对应措施，元朝加强了庆元、台州等沿海军备。

日本商人的这一连串活动，笔者认为可以包括在广义的倭寇活动中，从前的各种研究也都一致把日本商人的这些活动视为初期倭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商人的活动与高丽忠定王二年（一三五○）以后在朝鲜半岛大逞凶威的倭寇有很多不同之点。第一，他们活动的场所限于庆元附近。因为庆元有市舶司，所以日本船是以通商为目的去庆元的，只是在贸易不能顺利进行时才进行掠夺，如果目的只是掠夺，那就没有袭击庆元的必要。第二，倭船的攻击目标都是指向元朝官宪。这是要求通商的日本船为了对抗通商的不利条件，或者为了对抗元朝政府官吏的蛮横而发生的冲突，与从开始起就把攻击目标放在粮食与人口掠夺上的高丽倭寇，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第三，从时间上看，日本人在元朝的行动也比朝鲜半岛倭寇激化的一三五○年要早得多，没有理由认为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于以上几点，我认为日本商人在庆元的活动，即使可以视为倭寇的一个先驱性形态，也不能够纳入狭义的倭寇之中。

与日本商人在庆元的暴动相比，十四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山东方面活动的倭寇就显然不同，可以充分指出他们与朝鲜半岛倭寇的密切关系。《元史》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条记载，“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破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滨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虽然广东省也有蓬州这个地名，但是根据后藤秀穗的考证，这里记载的是山东省的蓬州。这里见到的日本人的活动，从年代来看，也是紧接着一三五○年以后的时期，在以滨海郡县为攻击对象、不以官宪为攻击对象等方面，情形都与庆元倭商不同。把他们看作是在朝鲜半岛活动的倭寇原班人马向山东方面移动，大概不会错误。从以后作为明初倭寇出现的日本人与朝鲜的倭寇都是同一批日本人这一点来考虑，也可以很容易想象到山东倭寇的实体。

在《元史》中除了上述记载以外几乎再没有关于倭寇的记述，如前所述，这是因为记录不完备，可以认为倭寇活动实际上是相当多的。

明初的倭寇

出生于安徽省一个贫农家庭的朱元璋（一三二八—一三九八）自成为红巾军首领以后，经过连续苦战，于一三六八年（应安元年）正月在南京应天府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大明，定年号为洪武，是为明太祖洪武帝。明太祖的建国原则是根据儒家学说重建中华帝国，即“中华之主”同时也就是“天下之主”。确立四夷各国向中华帝国朝贡的国际秩序，对于明太祖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实现的政策之一，而倭寇问题，又是为了确立这种国际秩序所首先必须解决的课题。查阅《明实录》，从洪武元年起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期间，几乎没有哪一年不见有倭寇的记载，太祖在位前期最为激烈，中间有一个缓和时期，到后期又激烈起来。如果把明太祖时期中国的倭寇活动与朝鲜半岛的倭寇活动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连带关系，朝鲜激烈时明朝就少，明朝激烈时朝鲜就少。这就证明了主体相同的倭寇集团根据时间的不同而改变活动的场所。倭寇在中国的活动舞台以接近朝鲜半岛的山东沿海为最甚，次及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各地。他们既袭击沿海居民，又掠夺官粮，在明朝也做出了与在高丽同样的行径。

明朝为制止倭寇活动而采取的政策，首先是充实沿海防御。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至德元年），太祖命汤和巡视海岸，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区建筑五十九城，设立备倭行都指挥使司。人民四丁抽一为兵，得兵士五万八千七百人，分驻沿海各地。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嘉庆元年）对浙江沿海各卫所兵士六万二千八百五十三人，每人赐钞（纸币）五锭。次年又于福建沿海设立五个卫指挥使司与十二个千户所，以备倭寇。在都司与卫所不仅部署防御兵士，还配备了船舶。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应安五年）采纳了廖永忠建造快速船防备倭寇的建议。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明德元年），命令沿海卫所和巡检司一律备船二艘，巡查海上盗贼。

洪武帝与怀良亲王

明朝在加紧对倭寇警备的同时，还开始努力依靠外交交涉，以使日本臣属，变为朝贡国家。太祖洪武帝在国内着手颁布各种制度，对外国通告新王朝的创立，促其朝贡。所谓朝贡与颁赐（回赐），是近代以前亚洲国际社会中表示政治友好关系的礼节，同时也是物资交换的贸易。浙江宁波（明州）、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自宋元以来就设有管理海外各国来船的市舶司，太祖恢复了这个制度。

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应安元年）十一月，太祖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次使者，但是据说使者在日本五岛附近被贼所杀，太祖通报建国的诏书没入水中。接着又第二次派遣杨载一行使日，他带来日本的《赐日本国王玺书》内容如下：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诏书中的辛卯是一三五一年（元至正十一年、日本观应二年），即红巾之乱（一三五一—一三六六，元末兴起的带宗教色彩的农民叛乱）爆发之年，去岁是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应安元年）。诏书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通告明朝建国，要求日本朝贡。（二）通告倭寇为害中国，要求日本国王携带表文到明朝皇帝那里入贡，若无臣属之意，则要求严厉取缔倭寇。（三）如果倭寇继续为害不止，则发兵讨伐日本。

杨载一行在九州登陆，向大宰府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17]（明朝方面的史料写为良怀）呈交了上述诏书。怀良亲王杀了使节团七人中的五人，拘留杨载等人达三个月之久。

洪武三年（一三七○）第三次遣使至日，使者是元朝文人赵子昂之孙、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所持诏书内容与上次诏书无大差别，但是叙述了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南洋地方）各国已经顺天奉命，称臣入贡，强调了“华夷之分”，再次催促日本国王入贡，同时还送回了明朝擒获的日本僧侣等十五人。征西将军府对这次明使的反应，是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建德二年、应安四年）派遣僧祖来等九人到明朝赠送马匹与方物（土产），同时送回被倭寇掳来的中国人男女七十余名。《明实录》就这次怀良亲王遣使记载：“至是奉表笺称臣，遣祖来随秩入贡。……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

表笺也称表文或单称表，是各外国国王呈给中国皇帝的正式外交文书，在外交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奉表称臣入贡这一记载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满足了明朝皇帝所希望的朝贡的必要条件。颁示大统历的行为，表示明朝皇帝已经承认怀良为日本国王。所谓大统历是明代使用的历书，它制成于元惠宗元统年间，接受并使用它，就是使用明朝年号，证明日本已经臣属于明朝。从此以后，明朝方面的文献都用“国王良怀”或“日本正君”这一称号来记载怀良亲王。

足利义满与明朝通好的失败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应安五年）五月，带着大统历的仲猷祖阐与无逸克勤到达日本博多。但是，这时博多地方已纳入今川了俊支配之下，作为明朝使节交涉对象的怀良亲王与菊池武光[18]等已经一起退出太宰府地方，固守高良山去了。仲猷一行被扣留在博多圣福寺一百余日，其间了解到日本南朝与北朝对立的形势，于次年六月到达京都。在京都同室町幕府进行了接触，但其经过不清楚。仲猷一行于洪武七年没有完成使命就回到了明朝。足利义满遣宣闻溪、净业、喜春等人与明使同行到明朝，向太祖贡献马匹与方物，但太祖以无表文为理由，拒绝接受。这或许是因为足利义满希望进行私人性交往而遭到拒绝的。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太祖令中书省编辑《祖训录》，洪武六年大体完成，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应永二年）改名《皇明祖训》，颁发诸侯。其中有关于十五不征国的记述，即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各国，乃僻居一隅之小国，与北方蒙古各族那种可征之国不同，是不值得征伐的国家。

林贤事件

汉高祖开国以后接连不断地诛杀创业功臣一事，虽然是很有名的，但是据说明太祖洪武帝以莫须有罪名杀的举兵以来的功臣宿将，其数比汉高祖杀的还多，胡惟庸事件即是其中之一。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康历二年），左丞相胡惟庸以策划篡夺帝位阴谋的名义被捕，因同谋受牵连而籍没处刑者达一万五千人之多，世称胡惟庸之狱。可是，与胡惟庸事件有关的林贤事件，直到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至德三年）才暴露。据说胡惟庸为了举事，先与宁波卫指挥使林贤勾结，伪奏林贤有罪，流放日本，令林贤与日本君臣秘密策划。随后胡惟庸又奏请恢复林贤原职，遣使从日本招回林贤，秘密致书日本国王，要求派兵援助。林贤先一步回国，日本国王给僧如人瑶倭兵四百，伪称入贡，献巨烛，中藏火药与刀剑。但是如瑶到达明朝的时间是在胡惟庸阴谋早已暴露之后，因此这个计划才没有得逞。重提六年前的事件，以惩罚有关人员，这让人觉得是为了想方设法陷害林贤而编造的谎话，但是因为日本国王也与这个事件有关系，作为报复措施，明太祖采取了同日本断绝交往的方针。太祖在努力充实沿海军备的同时，强行实施海禁政策，以对付倭寇的猖獗。所谓海禁，是明朝担心中国人诱致倭寇引起事端，一律禁止中国人出海的国内政策，但是由于采取这个政策，海外各国与明朝交往的道路就只限于朝贡一途。日本与明朝国交的开始，必须等到明成祖永乐皇帝时代。

足利义满对明外交的开始

义满违背传统派遣使节

足利义满虽然早就希望同明朝建立国交，但是如愿以偿是通过明太祖洪武帝死后的应永八年（一四○一）的使节派遣。其时义满已将征夷大将军一职让给其子足利义持，又辞去身居律令官制最高官位的太政大臣，削发为僧，法号道义。义满在任征夷大将军兼太政大臣阶段，始终只不过是天皇的陪臣，因此没有资格作为四夷君主向明朝皇帝上呈表文。应永八年时，义满已是律令体制外的一种自由人，从这方面来看，已经获得了被明朝皇帝承认为“日本国王”的资格。

根据瑞溪周凤[19]《善邻国宝记》的记载，应永初年，博多商人肥富从明朝归来，向义满说到日明两国交往之利，义满因而决定派遣使节。从《善邻国宝记》明历三年（一六五七）刊本中有日语读音假名“コイツミ”（koitsumi）这一点来看，肥富的训读法很清楚，但是长沼贤海却认为肥富可能是指安艺豪族小早川氏的分族小泉氏。应永八年的使节，正使是同朋众的祖阿（素阿弥），肥富充任副使。所谓同朋众，是服侍将军与大名侧近，担任有关表演艺术、茶道、杂务等工作的僧人打扮的人，多属具有阿弥称号的净土教时宗派。应永八年遣明船的计划人及经营者，无论是义满，还是肥富、祖阿，很明确都既不属于公家社会，也不属于武家社会，可以说是传统体制以外的人物。

应永八年足利义满致明朝的国书，是由公家东坊城秀长起草、世尊寺行俊誊写的。国书开头写“日本国准三后道义[20]，上书大明皇帝陛下”，以下内容是说“遵往古之规法”遣使祖阿、肥富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21]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箱一合，文台一个，并搜寻漂寄海岛者若干送还。

足利义满用作头衔的“准三后”称号，并不是指特定的官职，而是说按照三宫（三后）即太皇太后宫、皇太后宫、皇后宫享受优待。“道义”不用多作解释，就是皈依佛门者的法号。作为外交文书，使用这样的头衔和法号，是极为特殊的事例。足利义满的意图，也许是由于考虑到不让明朝方面意识到自己是天皇的陪臣，而想出使用这种头衔和法号的。这种意图也表现在“遵往古之规法”这一表达方式中。所谓往古之规法，其意思虽然一般理解为传统的外交习惯，但是在日本传统的外交习惯中，外交权的行使者是律令政权的主宰者即天皇，没有征夷大将军出现于外交事务中的。而足利义满特意在外交文书中明确写上“遵往古之规法”，不正是包含着让明朝皇帝承认足利义满已是日本外交权行使者即国政最高责任者的意图吗？

所谓漂寄海岛者，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即是中国的漂流民，但实际上是指倭寇在中国沿海掳掠去的中国人。因为送回这种被掳中国人的问题，从太祖洪武皇帝最初遣使日本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中国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是义满看到了这种形势，因而断定送还被掳中国人是符合明朝皇帝心意的行为。

足利义满成为日本国王

以祖阿为正使的遣明使一行，于次年应永九年（一四○二）八月同明使一起回到日本。足利义满特意前往兵库迎接明使，并于北山第召见了明使一行。当时明使带来的明朝皇帝诏书，是署有建文四年（一四○二）二月六日日期的明惠帝（建文帝）的诏书。明惠帝虽是洪武帝的孙子，但因其父皇太子已经病死，所以在洪武皇帝死后，十六岁的明惠帝即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由于明惠帝听从亲信的劝告，采取抑制同姓藩王的政策，结果在建文四年六月被洪武帝四子燕王朱棣（以后的明成祖永乐帝）夺去了帝位。

明惠帝颁给足利义满的诏书中，有一段引起人们非议的话，“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跨越波涛，遣使来朝”，还有“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这样的语句。关白[22]二条满基看到诏书样式与以往的诏书完全不同，感到非常吃惊，以致写下“此乃天下之重事”的感慨。

明使还停留在日本期间，明成祖即位的消息已经传到日本。应永十年（一四○三），足利义满以天龙寺坚中圭密为正使与明使同行到明朝朝贡，并预先准备了致明惠帝与致明成祖两道表文，以便遣明使到达明朝时，不管是谁在位，均可立即呈上表文。从这次遣明使以后，遣明船的正副使都任命五山禅僧担任。足利义满致明成祖的表文，开头写“日本国王臣源表”，内容是祝贺明成祖即位，贡献方物。

即位不久的明成祖，高兴地款待了远涉海洋来朝的日本使节，并立即制定敕书，派赵居任与坚中圭密同行去日本。明使一行于应永十一年到达日本。当时明成祖赐给足利义满阳刻“日本国王之印”字样的金印一颗。据说金印光辉耀眼，重到两手都拿不起。

应永十二年（一四○五、永乐三年）又有明使一行三百人来日本。这次带来的明成祖敕书，表彰了足利义满能遵奉成祖命令，取缔壹岐、对马诸岛倭寇活动使之不为中国海滨之害，并高度评价了足利义满努力禁止倭寇的行动。之所以有这一内容，是因为足利义满在应永十一年捕获了对马、壹岐倭寇首领二十人并送到明朝。

应永十三年与十四年明使带来的成祖敕书中，也写了感谢足利义满镇压倭寇的内容。

明成祖依靠与足利义满的交涉，实现了明太祖以来不断向日本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是日本统一政权的首长（日本国王）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华夷世界——的一翼；另一个是日本政府禁止倭寇。

应永十六年（一四○九、永乐七年）足利义满死后，明成祖派遣周全渝到日本郑重吊唁义满之死，供献祭文，赐谥恭献王。

[1] “文永”与“弘安”，是镰仓时代龟山天皇、后宇多天皇和伏见天皇在位时期的年号。元朝忽必烈于一二七四年（文永十一年）和一二八一年（弘安四年）两次出兵东征日本，均遭失败。日本史称这两次忽必烈侵日战争为“元寇”或“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2] 勘合制度：勘合是指一种外国君主向明王朝朝贡的凭证，由明王朝礼部制定，上盖骑缝印信，一分为二，一半发给外国君主，一半留明王朝。明朝海禁后实行规定朝贡国、贡期的朝贡贸易，外国君主遣使朝贡时，必须携带发给的半印勘合与留存明王朝的半印底簿比对朱墨字号是否相符。

[3] 梦窗疏石：（1275—1351）镰仓幕府末期至室町幕府初期的临济宗僧侣，天龙寺的开山宗师，著有《梦中问答》、《梦窗国师语录》。

[4] 一山一宁：（1247—1317）中国台州临海人，普陀山高僧，1299年以元使身份赴日未归，历住建长、圆觉、南禅寺，花园天皇在一山一宁死后，曾赐以国师封号。

[5] 清拙正澄：（1274—1339）中国福建连江人，临济宗高僧，1326年应北条高时邀请赴日，历住建长、净智、建仁、南禅寺，后被谥为大鉴禅师，著有诗文集《禅居集》、《大鉴清规》等。

[6] 明极楚俊：（1262—1336）中国庆元府人，临济宗高僧，1329年赴日，历住建长、南禅、建仁等寺，受到后醍醐天皇与北条高时的崇信，被赐佛日惠焰禅师尊号，著有《明极和尚语录》。

[7] 竺仙梵仙：（1292—1348）中国明州象山人，十八岁出家，师事金陵保宁寺的古林清茂，1329年与明极楚俊一起东渡日本，历住净智、净妙、南禅、建长、真如等寺，受光严上皇与足利尊氏的皈依，除语录外，还著有《天柱集》、《来来禅子集》、《尚时集》、《东渡集》等。

[8] 雪村友梅：（1290—1347）日本南北朝时代五山诗僧，1307年入元，1329年归国，住建长寺，著有《岷峨集》等。

[9] 石室善玖：（1294—1389）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初期临济宗僧侣，1318年入元，1326年归国，历住南禅、天龙、圆觉、建长等寺。

[10] 中岩圆月：（1300—1375）临济宗禅僧，1325年入元，1332年归国，历住万寿、建仁、等持、建长等寺，著有《语录》、《东海一沤集》等。

[11] 京都五山，指京都临济宗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等五大寺院；镰仓五山，指镰仓临济宗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妙寺、净智寺等五大寺院。

[12] 五山十刹制度：禅宗寺院的等级制度。五山是由政府任命住持的五个官寺，地位最高。十刹是地位次于五山的十个寺院。日本的五山十刹制度是仿效南宋的禅林制度建立的。

[13] 东山文化：室町时代中期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当政时代（在政为1449—1473）的日本文化，以能乐、茶道、庭园布置、水墨画等为其典型代表，因足利义政在京都东山建造的慈照寺（即银阁寺）集中了这个时代文化的精华，故名之。

[14] 兼好法师：（1283？—1352？）即吉田兼好、卜部兼好，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代的诗人、随笔作家，著有《兼好法师家集》、《徒然草》等。

[15] 《建武式目》：建武三年（1336）足利尊氏公布的法令名称，由十七条组成。

[16] 洞院公贤：（1291—1360）南北朝时代的廷臣，初得后醍醐天皇信任，两朝分裂后受北朝重视，官至太政大臣，著有《皇代历》、《历代最要钞》、《拾芥抄》、《园太历》等。

[17] 怀良亲王：（1329？—1383）南朝后醍醐天皇的皇子，任征西将军，镇抚九州。

[18] 菊池武光：（1319？—1373）拥戴怀良亲王的南朝武将。

[19] 瑞溪周凤：（1392—1473）别号卧云山人、竹乡子、刻楮子，室町幕府中期的临济宗僧侣，历住相国、兴福、景德、等持等寺，三任鹿苑院主，后土御门天皇赐谥兴宗教禅师，善诗文，著有《脞说》、《竹乡集》、《卧云稿》、《刻楮集》、《善邻国宝记》、《卧云禁语集》、《卧云日件录》等。

[20] 原文如此，或为“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源为姓氏。——编者注

[21] 筒丸：铠甲的一种。从平安时代开始使用，主要用于步兵，室町时代之后逐渐被大铠取代。——编者注

[22] 关白：日本古代官职名。取自《汉书·霍光传》：“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平安时代开始出现的辅政大臣，天皇年幼时称“摄政”，天皇成年后称“关白”，即“摄关政治”。

3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平息

应永外寇

望海埚之战

倭寇以高丽辛禑王朝时代为最盛时期，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沿海大肆骚扰，但是自李氏朝鲜建立后，由于朝鲜、明朝、室町幕府采取的倭寇对策，倭寇开始逐渐走向没落。而对生命将尽的倭寇来说，最大的打击是望海埚之战与应永外寇。

所谓望海埚之战，是指明永乐十七年（一四一九、应永二十六年）六月，三十余艘倭寇船队袭击辽东望海埚，为都督刘江所破，遭到几近全歼的严重打击的事件。这一年是日本足利义满早已去世，日明国交由足利义持[1]所断绝的时期。望海埚之战，倭寇所受损失各书说法不一，据估计大体是千余人和十余艘船。据说此后很久没有倭寇活动，可见损失之大。

作为参加这次望海埚之战的倭寇船队的一部分，早在望海埚之战一个月前的五月，五十艘倭寇船突然进入朝鲜庇仁县都豆音串，烧毁朝鲜兵船。接着又有三十八艘倭寇船利用雾气昏暗之机袭击海州延平串，逼取兵粮米四十五石，他们说：“我等非为朝鲜来，本欲向中国。因粮绝而至此，若给我粮，我当退去矣。前日都豆音串之战，非我也，汝国人先下手，故我不得已而应之尔。”这时朝鲜的倭寇对策已见成效，倭寇船队平常只是通过朝鲜沿海去中国。以后对马宗贞盛在致朝鲜书状中说：“都豆音串入侵贼船三十只内，战亡十六只，余十四只还来，七只乃壹岐人，已还本州，七只则我岛人也。”由此看来，入侵庇仁县的倭寇成员，主体是对马、壹岐人。

朝鲜军队攻击对马

协助朝鲜御倭方针取缔倭寇取得很大成绩的对马宗贞茂，恰好在望海埚之战前一年即应永二十五年（一四一八）死去，其子宗贞盛继任岛主，因为年幼，岛内实权为早田左卫门大郎等人掌握。可能是早田左卫门大郎原是对马船越的海盗首领，岛内管制不严，招致了庇仁县倭寇的再度发生。曾经高度评价过宗贞茂取缔倭寇业绩的太宗，对此大失所望。

太宗看到倭寇侵入庇仁县事件以后，决心实行乘虚讨伐倭寇根据地对马、中途拦击从中国归来之贼的计划。太宗虽已让位世宗，自称上王，但大事的裁决权依然保留在上王太宗手中，军事悉听太宗裁断。尽管世宗对出兵对马持消极态度，事态的发展还是按照太宗意向进行。加之为断绝倭寇通道讨伐对马的想法，也并非没有先例，高丽辛禑王时朴葳曾率战舰百艘进攻对马，烧毁贼船三百艘，带回被掳男女百余人，朝鲜太祖也有过征讨对马的计划。

应永二十六年（一四一九、世宗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遣使对马，谴责倭寇在庇仁县的活动，赞扬宗贞茂在世时为禁止倭寇而付出的努力，希望宗贞盛捕捉岛内倭寇，押送朝鲜。接着到六月，太宗向国内外声明了征讨对马的意图，其中写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马为岛，本是我国之地，但以阻僻隘陋，听为倭奴所据，乃怀狗盗鼠窃之计。”声明还责问说，尽管朝鲜方面先已救济对马饥馑，允许通商，可是倭寇还是入侵了庇仁县。由此声明可知，在太宗决意征伐对马的背后，除了对马是倭寇根据地这一想法以外，他还认为对马本来是朝鲜领土的一部分。十五世纪末朝鲜政府编纂的《东国舆地胜览》，也记载道：“对马岛，日本国对马州，本属我鸡林（指朝鲜）。”因此十五世纪初，朝鲜似乎就有了视对马为属领的想法。但是，这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六月十九日，李从茂率领船队自巨济岛出发驶向对马岛。船队共有兵船二百二十七艘，其中京畿船十艘，忠清道船三十二艘，全罗道船五十九艘，庆尚道船一百二十六艘，兵员总数为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五人，并携带了六十五天的军粮。

六月二十日，朝鲜兵船中的十余艘首先到达对马岛，对马岛民误解为本岛人寇掠归来，准备酒食款待。接着因为朝鲜大军涌至位于对马岛中央部分的浅茅湾，停泊土寄崎，岛民抗战者仅五十余人，余皆逃走。朝鲜远征军派以前降服朝鲜的投化倭人到岛主宗贞盛那里投递书信，但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朝鲜军在岛内进行搜索，夺得大小船只一百二十九艘，留下可用者二十余艘，其他悉皆焚烧。又烧民家一千九百三十九户，斩首一百零四级，生擒二十人，芟除田中作物。另外还获得被倭寇掳去的中国人一百三十一名。当朝鲜将领向他们询问对马岛的情况时，这些被掳中国人回答朝鲜将领说，对马岛内饥馑严重，虽富者亦不过贮粮一二斗。因此朝鲜军筑栅船越，以遏日本人往来之冲，以示久留之意。

二十六日，李从茂由土寄崎深入浅茅湾内，进至仁位郡，分三军登陆搜索。可是，左军节制使朴实等军遭对马伏兵邀击败北，得力武将战死，战死及堕崖而死的官兵百数十人。右军节制使李顺蒙与兵马使金孝诚等亦遇日军阻击，虽力战击退阻击的日军，但中军终于没有能够登陆。对马把这次战斗称为糠岳战争[2]，后来对马编纂的《对马编年略》记载，当时日军战死者一百二十三人，朝鲜军伤亡二千五百余人。总之，战斗相当激烈。

宗贞盛害怕朝鲜军长期留驻岛内，于是提出撤兵修好的要求，并特别转告了七月里气候将发生异常，尽早撤军对朝鲜军来说也很安全的消息。李从茂听从了这个建议，于七月三日率领全军回航到巨济岛。朝鲜军撤退时还把许多日本人作为俘虏带回朝鲜。以往倭寇捕去的被掳朝鲜人送还问题是日朝两国之间的重要课题，此后被掳日本人的归还又作为两国间有待解决的问题遗留下来。

在李从茂回师朝鲜的同一时期，原先袭击庇仁县后去明朝的倭寇船队三十余艘，于归途中出没于黄海道小青岛海岸。朝鲜看到这个情况后，又提出了再征对马的计划，但因舰船损耗严重，远征军士气已衰，不可能实行。

京都的传闻

奇怪的是从朝鲜军攻击对马前一个月起，京都方面就流传有不安定的传说。伏见宫贞成亲王[3]的《看闻御记》关于当时京都的动静有如下的记载。五月二十三日条载：“从高丽（朝鲜）传来情报，大唐、南蛮、高丽将来进攻日本，室町幕府非常吃惊。日本是神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六月二十五日条载，有情报说大唐发生起义。同条又载，出云大社震动流血，西宫荒戎宫震动；军队数十骑自广田社去向东方，其中有女骑马者，像是大将，神职人员见之，因而发狂；若宫八幡神社鸟居无风自倒，将军正在斋戒祈祷中，笹八木桥破碎。在记述这许多奇怪的传闻以后，还记载了各寺院受命祈祷。二十九日条亦载，北野御灵向西飞去，御殿门户自开，各神社为此怪异所惊恐；唐人入侵，已与前锋船只接战，大内氏年轻侍从二人担任大将到海上出击，在此以前大内氏曾经报告神军中出现过祥瑞。到七月二十日，又有另外的传说，唐人已到萨摩地方，同国人[4]作战，双方都有战死者。唐人中有鬼形者，难以用人力进攻。大内氏报告漂浮海上的外国贼船有八万余艘，但九州探题的报告还未送到。接着八月十一日条载：“六月二十六日，唐人入侵，少贰、大友、菊池各氏在对马抗战，大败外国贼人，生捕大将军二人。突起大风，唐船多遭破损而沉于海。唐船大约有二万五千艘，生捕的大将军被带来兵库。八月六日，九州探题的报告送到京都，天下大庆。末世降天意，真不可思议。”八月十三日条，揭示了七月十五日签发、八月六日送到京都的九州探题持范的报告书。报告书中写着如下内容：“诚惶诚恐报告，六月二十日，蒙古、高丽联军向对马岛蜂拥而来，并占领了该岛。少贰氏军队虽不失时机地日夜奋战，但敌我双方战死者都很多，颇为难办，乃督九国军队抗敌，斩杀外国军兵三千七百余人。敌人军船虽有一千三百余艘，但发生了神奇的变化，雷声隆隆，霰粒降下，冷得双手冻僵，溺死者不可数计。一个像是敌人大将的人是一个女人，力气很大，换乘蒙古船后，把兵士三百余人抛入海中。大将以下敌人已被斩杀，剩余的七人押送京都。七月二日，敌船全部撤退，真乃神明之威力。”京都的这些传闻与前述朝鲜军队的实际行动有很大差别，大凡传说、流言之类都有这种倾向，蒙古入侵之恐怖的后遗症在这个时代还强烈地保留着。

宋希璟的来日

应永外寇之后不久，应永二十六年（一四一九）七月十七日，朝鲜上王太宗令兵曹判书赵末生致书对马岛主都都熊丸[5]（宗贞盛）说：“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对马岛民只有坐待死亡而已，希望举全岛来降，移居朝鲜地方，由朝鲜国王授给岛主都都熊丸官职，使岛民生活安定。”根据朝鲜方面的记载，宗贞盛对使者的口头回答是：“若能将对马作为朝鲜属州，给巨济岛作为对马岛民居留地，赐以印章，则唯命是从。”得到这一回答后，朝鲜通知宗贞盛，将对马岛纳入朝鲜庆尚道管辖下，赐给宗贞盛“都都熊丸”印章，以后对马岛人来朝鲜时，需持宗氏书契。这样一来，根据朝鲜方面的记载，应永外寇的战后处理似乎是大致结束了，但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被保留了下来。

应永二十六年十一月，无涯亮倪等人在事隔数年之后又作为日本国王（足利将军）的使僧去朝鲜。无涯亮倪等人是与九州探题涩川满赖的使者一起，带着先前倭寇庇仁县都豆音串事件时与朝鲜征讨对马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以要求佛教经典为名目而到达朝鲜的。因为无涯亮倪等人的这次出使，弄清了应永外寇后对马与朝鲜交涉过程中迄今未知的情况。应永外寇时，朝鲜方面只是拘留了日本人中的对马岛人，而对于九州人则给以酒食，送回日本。涩川满赖对朝鲜这种态度的真意持怀疑态度，于是派博多的僧人宗金到京都，探听室町幕府对朝鲜的意向。可是如前所述，这个时候探题持范的报告书已由少贰氏送到京都。慕府也感到有必要弄清这个事件的真相，遂决定以无涯亮倪为正使，陈外郎之子平方吉久为副使，出使朝鲜。

无涯亮倪等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向朝鲜国王进呈了足利义持的书契，书契文中没有使用“日本国王”称号，引起了朝鲜方面的注意。无涯亮倪一行归国时，朝鲜派回礼使宋希璟同行，令其了解日本国内的动静。宋希璟与无涯亮倪一起于次年应永二十七年二月到达对马岛，在这里很快就了解到应永外寇的战后处理完全没有解决。当时对马岛内的掌权者，与其说是年幼岛主宗贞盛，不如说是作为倭寇首领而有名的早田左卫门大郎。宋希璟受到了早田氏就对马属于庆尚道这一朝鲜方面的主张所提出的抗议，早田氏还告诉宋希璟说，这个事情如果传给少贰氏知道了的话，少贰氏即使诉诸战争也是要争夺的。以前宗贞盛口头上所作答复，被认为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宋希璟一行到达京都是应永二十七年四月，在这里他也遭到了冷遇，足利义持似乎仍旧相信少贰氏的报告而怀恨在心。不过宋希璟与幕府的交涉还进行得比较顺利，通事魏天（明朝人）与博多的宗金等人的努力起了很大作用，因而宋希璟一行得以在达到出使日本目的之后，于十月回到朝鲜京城。

朝鲜使节的室町幕府观

作为通事跟随宋希璟来日的尹仁甫的复命报告，成了以后朝鲜决定对日政策的重要情报。尹仁甫的复命报告首先记载了足利义持相信明朝与朝鲜联军入侵日本的消息，因而对朝鲜持警惕态度，接着记载了关于幕府的情况：“日本国没有国家仓库，只令富豪支持财政。国王（足利将军）命令仅及京都周围，国土皆瓜分于诸大名。”此后朝鲜虽然称足利将军为日本国王，但并没有把他作为日本统一政权的代表者从而作为交往的主要对象。朝鲜采取的政策，是寄希望于作为实力派守护大名拥有统治力的，同时作为交往管理者的对马宗氏的政策。因为对于朝鲜来说，同日本的交涉如果不伴随着禁止倭寇就没有意义，朝鲜从对日本国内形势分析的结果，认识到仅仅以足利将军作为交涉对手，不能取得禁止倭寇的实际效果。

在尹仁甫来日十年之后赴日的通信使朴瑞生，关于幕府也有大体同样的认识。朴瑞生在他的复命报告中说：“修好御所（将军），虽为交邻之道，但禁倭效果不大。今后朝鲜除不得已的报聘场合外，没有必要遣使。厚遇大内氏与宗氏等有力大名，以悦其心，对禁止倭寇更加有效。”

宋希璟的出使日本，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使朝鲜正确地了解日本国内实情这一点上有很大作用，但是应永外寇的战后处理却完全没有进展。此后日朝双方的交涉也迟迟没有进行，直到应永二十九年（一四二二）征讨对马的中心人物太宗去世，政治实权转移到推行亲日政策的世宗手中以后，朝鲜与对马之间才建立起新的和平交往关系。

被掳朝鲜人的送还与琉球

朝鲜半岛与琉球

琉球使者最初访问朝鲜半岛，是高丽辛昌王元年（一三八九、日本元中六年、康应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根据《高丽史》的记载，这一年琉球中山王以玉之为使者，奉表文，归还被倭寇俘虏去的高丽人，献硫黄三百斤、苏木六百斤、胡椒三百斤、盔甲二十部。

当时的冲绳本岛，山北、中山、山南三王分立竞势，各自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中山王支配冲绳本岛中部的那霸、泊、浦添、中城、具志川、读谷山、胜连、南风原等地区，势力最大。特别是那霸宛如国际港口，来自日本的船也多中途在这里停泊，毫无疑问，被倭寇捕去的高丽人也在这里转卖。那霸是倭寇活动圈的一部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献方物中的苏木与胡椒是南洋出产的物资。因为明洪武帝执行海禁政策，南洋物资经由中国的流通道路不通，这为琉球的海外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硫黄与盔甲可能是日本出产的。倭寇的活动圈与琉球人的活动圈互相接触，两者复合扩大为把朝鲜半岛包围进去的形状。

高丽派金允原等为报聘使出使琉球。次年金允原归国时，琉球再度派玉之出使高丽，送还被掳高丽人。

李氏朝鲜王朝刚一建立，太祖即位后两个月的一三九二年（元中九年、明德三年、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中山王察度的使者很快就到了朝鲜，送还被倭寇掳去的男女八名。太祖三年（一三九四），察度与世子武宁派人到朝鲜送礼物，归还被掳男女十二名，要求送还逃至朝鲜的山南王子承察度。随后太祖六年，又以中山王察度的名义送还被掳朝鲜人与海上遭遇风暴的朝鲜人九名。次年山南王亡命朝鲜。

伪琉球使渡航朝鲜

琉球中山王察度之后，世子武宁继承王位，由明朝皇帝封为中山王。可是到一四○五年（应永十二年、永乐三年），佐敷按司尚巴志打败武宁王，将其父尚思绍扶上王位。其后尚巴志讨伐山北，自立为王，一四二二年（应永二十九年）又灭山南，完成了三山的统一。

尚巴志王统建立以后，琉球与南洋各国的贸易突然活跃起来，远远超过察度王统时代。除了早有交往关系的暹罗以外，尚巴志还远向三佛齐（苏门答腊岛东南部）与爪哇派出贸易船，继尚巴志之后的尚氏诸王又向满剌加、苏门答剌（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巡达（爪哇岛西北部）、佛大泥（泰国一部分）、安南（越南）等东南亚各地派出贸易船，扩大了琉球船的活动圈。

到朝鲜世宗时代，琉球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转折。一四二三年（应永三十年、世宗五年）正月发生了伪琉球使事件，有人自称琉球国使节向朝鲜国王贡献土产品，因为书契与印章不是琉球的理由遭到朝鲜的拒绝。这是伪称琉球使者进入朝鲜的人物初次登场。从大约两年前发生的琉球船去朝鲜途中被对马岛贼袭击的事件来看，可以认为伪琉球使就是对马人或倭寇的同党。

从此以后，琉球与朝鲜的交往关系主要以日本商人或者倭寇为中介来进行，活跃于朝鲜、九州、琉球交通线上的人物有金源珍、对马的早田六郎次郎与博多的僧人道安。

金源珍送还被掳人

金源珍有说是日本人，也有说是朝鲜人的，不很清楚。金源珍的名字在朝鲜记录中的最早出现，是一四二三年（世宗五年、应永三十年），书中记载这一年他是作为日本肥州太守源省的使者到朝鲜的。根据他的建议，朝鲜把致日向、大隅、萨摩守护岛津久丰的书信委托给他，令其向岛津氏要求送还被倭寇俘去在日本转卖的朝鲜人。岛津久丰按照这个要求，把被掳朝鲜人男五名、女四名交给金源珍，金源珍把他们带到朝鲜，受到朝鲜政府的褒赏。岛津氏这个时候正在努力积极发展同外国的贸易，以加固作为守护大名的地位，因此对金源珍活动的响应，可以认为是作为岛津氏这一计划的一环来进行的。另外，金源珍也希望在岛津氏领内港湾建立立足点，以向琉球方面发展。

一四二九年（永享元年）琉球国人包毛加罗等十五人因风漂流到朝鲜，当时朝鲜委托岛津贵久[6]把这些人送回琉球。这是因为岛津氏与琉球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事实，已由访问朝鲜的日本人口传给朝鲜官宪，成为常识。次年金源珍作为倭通事从琉球回到朝鲜，带回琉球长史梁回致朝鲜政府的书信。一四三五年（永享七年），在朝鲜的琉球船匠吾夫沙豆乘坐金源珍的船返回琉球。这个时候的金源珍名义上是肥州太守源义的使者。一四三七年（永享九年），金源珍又到琉球带回被掳朝鲜人六名。很明显，金源珍在连接朝鲜、肥前、萨摩、琉球的贸易线上，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活动。

对马的六郎次郎

一四三一年（永享三年）九月，琉球国客人来泊朝鲜的乃而浦，如何接待成了朝鲜政府讨论的问题。同月对马的六郎次郎致朝鲜礼曹的书信送到朝鲜，其中说道：“我去年受对马岛主宗贞盛之命到琉球国，但因适值兵乱，不能回还，姑遣代理人致礼。”到了十一月，朝鲜国王世宗在勤政殿接见琉球国使夏礼久、副使宜普结制与船主等人。使节奉呈的中山王尚巴志咨文中有“使节搭乘偶来琉球的对马客商来船一只”这样一句话。使节夏礼久在对世宗的答话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琉球国自祖王、父王时起，就一直同朝鲜修交好之礼，其后因倭人阻隔而断绝不通。很早以前就欲如前修好，但无方便机会。去年六月对马贼首六郎次郎商船来琉球，因此顺便搭他的船得以来到朝鲜。贵国由倭寇捕去的被掳人留在琉球者有百余人，虽欲全部带来，但因船只狭窄，海风不利，所以未能带来。”很显然，中山王咨文中所写的对马客商就是夏礼久答话中所说的六郎次郎，被允许同正使一起接见的船主也可能是六郎次郎。六郎次郎是应永外寇后接待朝鲜回礼使宋希璟的对马岛内掌权者早田左卫门大郎的儿子，从被写成贼首这一点来看，在琉球是把六郎次郎作为倭寇首魁来认识的。在琉球国王使节逗留朝鲜期间，六郎次郎都与他们共同行动，直到把他们送回琉球。一四三三年（永享五年），朝鲜又委托他送回琉球国船匠，并赐给米豆五十石。

博多的道安与琉球地图

博多的道安是大友氏属下的僧侣，一四五三年（享德二年）自称琉球使者，带着漂流的朝鲜人到达朝鲜。可是，由于使者一行的姓名是日本人姓名，朝鲜对他们的使者身份抱有怀疑，进行了审议。审议的结果，弄清了他们确实是日本人，撤销了他们作为琉球使者的待遇，而同一般日本人一样进行接待。但是此后，道安进献了四件《日本琉球两国地图模画》，据推定它们是后来文明三年（一四七一）申叔舟编纂的《海东诸国纪》中所载《日本国之图》与《琉球国之图》的基础。《琉球国之图》是现存最古老的琉球地图，对琉球国都、国头城、云见泊（运天港）等地有详细的记载。

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道安携带琉球国王尚泰久的书契进入朝鲜，请求赐给大藏经。琉球这个时候正是佛教兴起时期，确实迫切需要高丽版大藏经。随后一四五七年（长禄元年），道安又作为琉球国使节向朝鲜国王进献土产品，送还济州等地的漂流民。一四五九年（长禄三年）道安向朝鲜报告，朝鲜送给琉球的绵布、绸缎、书契在对马被海盗抢光。朝鲜向对马宗成职追问这个事情，宗成职分辩说这个传闻没有根据。是道安把礼物侵吞了，还是如他所说在对马岛遇盗，不很清楚。

博多商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做琉球国王使节或伪称琉球国王使节到朝鲜去，这是因为不仅国王使节的待遇比一般商人远为优裕，而且舶载货物的交易条件也更有利。到朝鲜去的日本船，把日本所产铜、硫黄、刀剑等货物与南洋所产苏木、象牙、胡椒等中继物资大量带进了朝鲜。

如上看来，便可明确这样的事实，即由琉球向北延伸的贸易发展线，通过岛津氏、博多商人、对马商人之手，在九州一度被切断，然后再从九州中转，从而将朝鲜和日本的国内市场联结起来。博多成为与那霸并列的东亚国际贸易市场。但是不可忘记的是，在这些交往贸易圈扩大的背后，是倭寇的存在与被倭寇捕捉去的被掳者们悲惨的人生。

和平交往的展开

遣明船与堺市商人

遣明船从应永八年（一四○一）到天文十六年（一五四七）约一百五十年间，共派遣了十九次。

遣明船从原则上说，是日本国王（足利将军）向明朝皇帝敬献表文与贡物的朝贡船。从应永八年（一四○一）足利义满的第一次遣明船到应永十七年（一四一○）的第八次遣明船，全部使船都是幕府经营的船。可是第九次遣明船队除幕府船外，还有有实力的守护大名与寺社经营的船只参加。永享四年（一四三二）由日本去明朝的船队是五艘编制，由一号公方船（幕府船）、二号相国寺船、三号山名氏船、四号十三家联合船、五号三十三间堂船组成。其中四号船是由三宝院、圣护院、大乘院、善法寺、三条家、青莲院、田中（石清水社）、武卫（斯波氏）、畠山（满家）、赞州（细川满久）、细川（持之）、一色、赤松等十三家共同出资经营的联合船。此后的第十次遣明船中除幕府船外，还有相国寺、大乘院、山名氏、三十三间堂的船参加。这次船队于永享六年（一四三四）出发，永享八年归国。

日明·日朝交通图

第十一次船队于宝德三年（一四五一）去明朝，是由十艘船组成的空前的大船队，其组成是一号天龙寺船、二号伊势法乐舍船、三号天龙寺船、四号九州探题船（为筹集博多圣福寺营造费用）、五号岛津氏船、六号大友氏船、七号大内氏船、八号大和多武峰船（长谷寺也参加了）、九号天龙寺船、十号伊势法乐舍船。但是五号船实际上没有成行。这次船队装载了数量巨大的货物，使团一行由一千二百人组成，不过其中被允许去北京的只有三百余人。从此以后，明朝对遣明船的政策逐渐消极，第十二次以后的遣明船大致是每隔十年派遣一次，每次三艘船。

第十二次遣明船队是幕府船、细川氏船、大内氏船，共三艘，宽正六年（一四六五）起航，文明元年（一四六九）夏由宁波出发登上归途。当时日本国内应仁、文明之乱[7]正在进行，从来作为遣明船归港地使用的兵库为大内氏所控制，濑户内海也在大内氏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幕府船与细川氏船为避开大内氏势力范围，改从九州南端绕道土佐海面进入堺市港。堺市商人以这次遣明船入港为契机，开始同遣明船保持密切关系。

堺市商人积极参加了第十三次遣明船活动，堺市商人汤川宣阿预先向幕府缴纳抽分钱，承包了遣明船的派遣。从堺市出发的船队为避开大内氏势力圈，经由四国南岸与九州南岸到五岛，再从五岛横渡东海进入明朝。

第十三次遣明船以后，细川氏与大内氏，堺市商人与博多商人，纠缠不休，对立不止。

大乘院船与农民暴动

奈良兴福寺的一乘院与大乘院，多是历代多摄关家子弟作为门迹[8]进入，担任兴福寺别当[9]，支配诸院、诸坊，使权弄势。大乘院里留下了以《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为首的许多大乘院文书，成为研究中世史的宝库。其中的《大乘院日记目录》永享六年（一四三四）十一月十一日条记载，因“渡唐反钱”事，大乘院四十八所庄园土民蜂起。反钱（段钱）是按照每一段[10]土地临时征收的税钱，因此很明显，所谓“渡唐反钱”是以筹办经营遣明船（渡唐船）费用为目的而向农民课取的临时税。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大乘院船参加第十次遣明船而发生的事件。

因为“渡唐反钱”而引发土民蜂起即农民暴动，使人很容易想象到税钱对农民来说是极为苛酷的。大乘院所领庄园原本就和一乘院所领庄园一起占了门迹所领庄园的大部分，到了十三至十四世纪，包括根本领与门迹兼带所领，其仅在大和国内就有庄园三百余所，土地面积千七百七十七町[11]。所说四十八所庄园农民暴动，是只限于课取了段钱的四十八所庄园，还是也有虽被课取段钱但未发生农民暴动的庄园，这个问题并不明确，姑置勿论。这里作为问题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向四十八所庄园征收的、多到使农民不得不起来拼命反抗那种程度的巨额段钱，对遣明船的派遣来说是必要的。

遣明船的利润

虽然不可能明确大乘院所领庄园段钱数额是多少，但是可以考察一下遣明船的派遣大体上需要多少费用。首先是船舶的筹办问题。遣明船也和遣唐船时候一样，不是新造海外派遣船，而是租借用于濑户内海水运的民间船舶充当遣明船。根据在安艺高崎筹办船舶留下的记录，每艘遣明船的租钱约需要一千八百贯文，舶载货物约需要一千五百贯文，为了得到勘合而向幕府缴纳的礼钱最低也需要三百贯文左右，此外还有各项杂费。这些为派遣遣明船而花费的金额，从当时的经济状态来看，绝不是一笔很小的数字。这些费用的筹措即便是有实力的寺社也要多方苦思焦虑。首先是向他人借用，其次是向乘船商人分派征收，最后是向所领农民征收段钱。

遣明船的收入，除了抵消上述为筹办遣明船而支出的费用以外，还有剩余利润。据曾经两度乘坐遣明船到明朝的楠叶西忍所说，带回在明朝用二百五十文购得的一斤唐丝，在日本可得到二十倍的价钱，即五贯文，在日本值十贯文的一[12]铜到明朝可以卖到四十至五十贯文。虽然用数字来明确表示遣明船的利润很困难，但是从种种史料来考虑，一艘遣明船至少可以获得一万贯文左右的纯利润。

日明间的贸易品

卜部兼好的《徒然草》第一百二十段记载：

唐之物，药以外，即缺亦无不可。唐书已多流行本国，亦可传抄。以唐土舟难行之道，惟载无用之物，大量舶来，愚之甚矣。

生活在十四世纪前后的卜部兼好断言，舶来品虽然贵重，但除药材之外皆不必要，冒着危险带来无用之物是愚蠢的。但是从外国带来的东西，并非如卜部兼好所说只是不急需之物。

《徒然草》第一百零八段记载：

无惜寸阴者，其为人所常知乎！抑或愚而成习乎！对愚而怠者而言，一钱虽轻，如能日积月累，则使贫者变富者，以故商人惜一钱之心切也。刹那虽不觉，若令其进展不止，则终命之期忽至。

虽然是引用积蓄钱财的例子来说明应该珍惜寸阴，但是所谓“商人惜一钱之心切”的记述，却触及了钱币流通盛行时代面貌的一个方面。日本老早就有过皇朝十二钱[13]的铸造，但因经济不发达，几乎没有流通。可是到平安时代[14]末期，经济的发展需要货币，而当时日本国内没有统一的货币，事态发展到依靠从中国输入宋钱，经济流通才得以进行。钱币的流通就不只是像舶来的珍奇织物与高价药材那样只与贵族社会发生关系，它还与一般国民的生活有深远的关系，所以把钱币带到日本的外国贸易，与民众的生活也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从明朝除了输入洪武钱、永乐钱等明代铜钱以外，还输入了大量的宋代铜钱，在日本国内起了标准通货的作用。

次于铜钱的重要输入品，是被叫作唐丝的生丝与丝织品。中国道士和贵族仕女们的陈旧衣服之类在中国已不再流行的丝织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此外卜部兼好所说的药材、书籍、书画等也为贵族社会与寺社所需要。

由日本输出到明朝的贸易品，主要是硫黄与铜等矿产物，刀剑、武器、扇子等工艺品。特别是刀剑的输出数量庞大，根据记录，宽正六年（一四六五）三万余把，文明十五年（一四八三）三万七千余把。刀剑的大量输出，招致了因大量生产而引起的粗制滥造，最初每把刀值十贯文，后来下降到一贯文。此外，经过琉球中转进入日本的南洋产苏木等，也是向明朝输出的重要产品之一。

日朝间的贸易品

倭寇平静以后，日本的通好贸易者频繁地访问朝鲜，其中甚至有仅持一刀到朝鲜要求贸易的。对此，朝鲜多次采取忽而强化忽而缓和限制的应对措施。根据文明三年（一四七一）朝鲜人申叔舟《海东诸国纪》的记载，每年能够派船到朝鲜进行通好贸易的岁遣船定约者，除对马岛主宗氏最多五十艘，次于对马岛主的宗氏同族七艘、四艘、三艘等特例以外，一般被允许每年派一至二艘的十四人，只派一艘的二十七人。按照岁遣船定约者看待被称为受职倭人的二十余人，由朝鲜国王授予官职，每年可以到朝鲜一次。以上是能够定期通好的，此外不定期的还有由宗氏介绍来的国王（足利将军）和有实力大名的使船、宗氏为报告特别情报临时派出的特送船等。

来自朝鲜的输入物品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即朝鲜特产的苧布、麻布（正布）、绵绸（丝织品）以及木棉布。特别是木棉布从嘉吉三年（一四四三）以后成了输入纺织品的中心，其输入数量大到文明七年（一四七五）二万七千二百零八匹，文明八年三万七千四百二十一匹。到近代初期日本国内各地已经普及了木棉的生产，但是在这以前朝鲜的木棉布是日本人衣料的最大供给来源。

其次在从朝鲜输入的物品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经典与佛具。朝鲜半岛在高丽时代佛教兴隆，但是到了李氏朝鲜时代，太祖在京城置成均馆、五部学堂，在地方建乡校，奖励儒教，原来处于国教地位的佛教受到压抑。与此相反，日本室町时代禅宗由于幕府的庇护极为隆盛，为朝鲜佛教经典与佛具传入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高丽版大藏经是数达六千数百卷的大部头佛教经典，是在高丽高宗时代为驱除蒙古入侵灾难用十六年时间动员全国力量雕刻的，但是随着李氏朝鲜王朝执行轻视佛教政策，失去了作为镇护国家象征的价值，转变为显示朝鲜大国风度的再好不过的输出物品。从康应元年（一三八九）到天文八年（一五三九）的一百五十年间，日本向朝鲜要求大藏经共八十三次，得到四十三部大藏经。

足利义持等人虽然要求过约八万六千张十七万余面的大藏经木版，但这果然是难以满足的愿望。这些木版现在还郑重地保存在韩国庆尚南道海印寺的经版库中，被指定为韩国的国宝。另外，琉球因为渴望得到大藏经，所以也从朝鲜引入。日本各地寺院现在还保存朝鲜梵钟的地方很多，这些梵钟多是在室町时代从朝鲜输入的。

从日本输出到朝鲜的贸易品，有国内产的铜、硫黄等矿产物，大刀、扇子等工艺品，染料、香料、药材、陶器等南洋与明朝的物资。由琉球输入日本再中转输出到朝鲜的物资也不少。

倭寇的后遗症

在倭寇大体停止了活动的时期，倭寇入侵所造成的创伤也还深深地保留着。

在为倭寇所俘虏而过着充满苦难的人物当中，有一个叫作张德廉的明朝僧侣。他于应永二十九年（一四二二）被倭寇掳掠带到日本，住在平户与对马，随后到博多，由仁德之人从倭寇那里买出，当了和尚。后来辗转到京都，一面干着书写解释佛教教义的文章草稿之类的杂务工作，一面等待回国的机会，永享六年（一四三四），他终于得以被允许搭乘遣明船归国。张德廉是履历比较清楚的人物，像这种作为被掳人被带到日本的人物此外还有很多。

相国寺瑞溪周凤日记的宽正五年（一四六四）三月二十三日条，更写下了如下的令人感伤的故事。出云海贼入侵大明，捕来幼小兄弟二人，兄七岁，弟六岁，兄弟二人作诗倾吐异国怀乡之情，哥哥的诗是：

异国更无青眼友，

空江唯看白鸥群；

秋风洒泪三千里，

吹满西山日暮云。

弟弟的诗是：

烟水微茫归路口，

沧波万里在他乡；

欲与人语语音别，

终日无音送夕阳。

瑞溪也认为，“纵令日本八十老翁，亦不能言”，同情异国小孩的孤苦凄凉处境。

这里再谈谈谣曲《唐船》中所写的被掳中国人情况。这个谣曲的大概情节是这样的：有一次中国船与日本海盗船在中国宁波发生争斗，一艘中国船被捕带到日本。乘坐这艘船的祖庆官人在筑前的箱崎殿手下当奴隶，饲养牛马十三年。其间与日本妇女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一起饲养牛马，维持生活。正在这个时候，留在中国的叫ソンシ（sonshi）和ソイウ（soiu）的两个孩子，突然带着许多宝物来到日本寻找父亲。祖庆官人夹在日本儿子和中国儿子两种恩爱之情的中间，非常苦恼。最后在箱崎殿的裁决下，被允许连同日本儿子一起带回明朝。

谣曲中收入的这个故事，令人想象到两个事实，一是被掳中国人在日本作为农业劳动者受驱使并不稀奇，二是中国有人为了赎回被掳中国人而万里迢迢来到日本。

文明十八年（一四八六）七月，刚刚从明朝归来的药屋五郎次郎访问了堺市海会寺的季弘大叔，并赠送舶来的北绢一端[15]与大茶碗碟二十个。当时在场的金子西插话说：“中国有‘儞的强盗人’这一说法，这是骂人的话，意思是日本强盗。”这段插话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倭寇在中国人中间留下的坏印象。

[1] 足利义持：（1386—1428）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满的长子。

[2] 朝鲜称“己亥东征”。——编者注

[3] 贞成亲王：（1372—1456）崇光天皇孙、伏见宫荣仁亲王子、后花园天皇父，谥号后崇光院，著有《看闻御记》、《椿叶记》、《沙玉集》。

[4] 国人：指小领主阶层。

[5] 都都熊丸：按《李朝实录》世宗元年七月庚申条作“都都熊瓦”。

[6] 岛津贵久：（1514—1571）室町时代后期的武将，领有萨摩、大隅、日向三国。

[7] 应仁、文明之乱：亦称应仁之乱。指1467年（应仁元年）至1477年（文明九年），以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继承者问题为契机，东军细川胜元与西军山名宗全各自率领诸大名，以京都为中心进行的武装冲突。此后室町幕府威令不行，日本历史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8] 门迹：佛教继承一个宗派的寺院、僧侣，皇族、贵族子弟出家当住持的寺院，本院寺的住持僧，都叫门迹。此处指皇族、贵族出家进入寺院当住持僧。

[9] 别当：东大寺、兴福寺等大寺院统辖寺务的僧官。

[10] 段：亦写作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大约相当于992平方米。

[11] 町：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9920平方米。

[12] ：重量单位，1为36贯，即135千克。

[13] 皇朝十二钱：日本从和铜元年（708）到应和三年（963），在奈良、平安时期共铸造十二种钱币，合称皇朝十二钱，又称日本钱十二品或和朝十二文钱。

[14] 平安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奠都平安京到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约四百年间，政权中心在平安京即京都的时代。一般分为初、中、后三期，即律令制再兴期、藤原时期、院政时期。

[15] 端：亦写作“段”或“反”，布匹的长度单位，约长10米，宽34厘米，适于做成人的一套和服。

4 十六世纪倭寇的酝酿

倭寇发生的温床

明朝的海禁政策

中国与外国的交往，自古以来就根据中华思想，以朝贡与对朝贡的颁赐（回赐）为原则。明王朝因为是推翻异族元王朝统治而建立的王朝，所以采取了特别坚持这个自古以来的国际秩序的方针。

作为接待朝贡船即各外国国王的派遣船及其随从的船队的机关，明朝开放了广州、泉州、宁波三个港口，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有关外国船的事务。由朝贡船队运到中国的物资，几乎全都是中国上层阶级的必需品与军备的必需资材，明朝政府独占这些物资的收买，对一般商人仅仅许可在政府监督下，就政府收买以外的部分进行交易。

如果支撑明朝外国贸易的一根支柱是朝贡船制度的话，那么另一根支柱就是海禁制度。所谓海禁是禁止中国人出海与外国人接触的政策，这个政策早在元末以前就曾一度实行过。明朝从建国者明太祖洪武帝时起施行，作为祖法而持久化，持续存在约二百年之久。明朝建国当初，张士诚与方国珍之徒在江苏、浙江沿海地方伸张势力，他们被讨伐后，其残党仍然盘踞沿海岛屿，继续活动，因此明太祖担心无赖民众与他们互相呼应同谋。海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禁止无赖之民与方、张残部互相往来，但是取缔倭寇也是海禁目的之一。朝贡船贸易制度是对外国的政策，与此相反，海禁归根到底是以中国人民为对象的国内政策。这两个政策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既是为了防止海贼集团横行的治安政策，同时又是维持政府独占外国贸易的财政政策。

受朝贡贸易制度与海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沿海各地的商人。在商品流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的阶段，强制实行这种政策自始就是没有道理的。明初以来二百年间的海禁时代，未经政府批准的私人贸易即走私贸易顽强地反复发生的事实，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据。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可以说情况已经发展到贸易的主流已经不是朝贡船贸易的程度，而是完全转向走私贸易方面。

明太祖首次颁布海禁令是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应安四年）的时候，以后洪武二十七年和三十年、宣德八年（一四三三、永享五年）、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宝德元年）、景泰三年（一四五二、享德元年）等年代，又再三重申海禁。如此多次地重申海禁令，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人出海活动者之多。虽然对违反者处以极刑，但是下海者不仅丝毫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增加。明代初期的海禁，还只是禁止“下海通蕃”，即禁止与外国人交易，但是到了明代中期，就经常使用“寸板不许下海”这一说法来表达海禁了，甚至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海上贸易也被禁止，广东船不能到福建去进行贸易。明朝刑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将物资下海交易者杖一百，携带军器、人口等违禁物下海者绞，下海时向外国泄露国情者斩，擅造二桅以上大船进行走私贸易，结聚或向导海贼者处以极刑。这种海禁政策，像是成了明代以后东亚一种对外政策典范似的，与清初迁界和日本闭关只许长崎通商之间，可以找到各种类似之点。

无视海禁开船出海进行海上走私贸易的，是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方以盐商与米商为中心的商人。这些地方居民的生计，靠渔业与沿海航路物资中转运输维持。即使从历史上来看，也有为数很多的港湾作为通向南方与东海的门户，海上活动对居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生活手段，特别是像福建这样的地区，据说靠海为生的居民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九。

乡绅的动向

不能忽视在沿海居民海上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乡绅与富豪。所谓乡绅本来是其出生乡里称呼现职与退职官僚的名称，但是这里所说的是指一度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僚，休假或退职以后回乡居住的乡绅。特别是作为明代中期以后的一种倾向，因在他乡任地与商业资本结合积蓄了庞大财产的官僚，虽然也有仍旧寄居任地不回故乡的，但是多数人是把在任中所得财产带回故乡，扩大在故乡的所有土地，成为乡村大地主。这些乡绅在乡村中的政治、社会发言权，逐渐增大，地方官忽视这些地方乡绅就不能执行政务。乡绅擅造违禁大船，让作为特权商人的牙行集聚货物，贿赂监督官吏，参与走私贸易。这类为海外贸易图谋秘密出海的人是破坏海禁令的犯罪者，被称为奸商、海盗、海寇等，成为官宪取缔的对象。因此，走私贸易者又转变为对抗性武装集团，或与海盗集团联合对抗官府。不久，北上的欧洲葡萄牙人与遣明勘合船废除以后的日本人，也参加了东南沿海地方的走私贸易，以东海为舞台的严重倭患发生的条件，至此已经充分具备。

宁波之乱[1]

基于遣明船的中日通好贸易，到大永三年（一五二三、嘉靖二年）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细川氏与大内氏之间争夺遣明船派遣主导权的斗争达到了极点。永正十六年（一五一九）前后，大内氏的遣明船派遣计划已经具体化，同时细川氏的派遣计划也已成熟，这就是第十七次遣明船。大内氏在丰前池永装备了三艘船，授予正德新勘合一、二、三号，以谦道宗设、月渚永乘为正副使，渡海去明朝，他们的船于大永三年（一五二三）四月到达宁波。另一侧，细川氏强求幕府，取得理应已经无效的弘治旧勘合，以鸾冈瑞佐为正使，使明人宋素卿随从，由南海路渡海。细川氏船到达宁波的时间在大内氏船到达宁波数日以后，但是宋素卿抢先奔走钻营，向市舶司赠送贿赂。市舶司让细川氏船比大内氏船先卸货物，办理东库检查手续，在嘉宾馆宴会的席次问题上，又令细川氏船的鸾冈瑞佐坐于大内氏船宗设谦道之上。对这些安排非常气愤的谦道宗设一伙，于五月一日从东库取出武器，杀死鸾冈瑞佐，烧掉宋素卿一伙的船只，追捕宋素卿至绍兴城下，但未能得手。于是，沿途放火抢劫，捕指挥袁琎，夺船出海而去。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本人战死。

宁波事件之后，宋素卿死于明朝狱中，浙江各贪赃枉法的官吏受到弹劾，嘉靖八年（一五二九、享禄二年）又废除浙江市舶太监制度。从此以后，明朝更加强化了遣明船入港的限制，日本遣明船的派遣也为大内氏所垄断。但是不久由于大内氏的没落，在天文十六年（一五四七、嘉靖二十六年）派出最后一次即第十九次遣明船以后，遣明船制度也宣告结束。这个时候，中国人的海上走私蓬勃发展起来，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展开了国际性的走私贸易，遣明船再也没有恢复，遣明船作为获得中国物资的唯一手段已经不复存在。

欧洲船进入亚洲

通向东方的道路

日本的存在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一般认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问世以后的事。这部书正确的译名应为《世界的记述》，它是一二九八年由马可·波罗在热那亚被俘时的狱友鲁斯梯谦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见闻笔录成书的。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除了记述日本人是肤白、殷勤、优雅的偶像教徒，有食人肉之风以外，特别记载了此地出产莫大数量的黄金。还写了君主宫殿的屋顶全部用纯金铺盖，地板铺满了二指厚的纯金，出产珍珠及其他许多宝物。

欧洲在希腊与罗马时代的记录中已经见过金银岛的故事，由马可·波罗传来的东方有财宝之岛的消息，毫无疑问成了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引线之一。马可·波罗的见闻在十五世纪前半也传到了葡萄牙。

另外，我们不能忘记，印度与东南亚出产的胡椒之类的香料也是联结亚洲与欧洲的纽带之一。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通道自十一世纪为十字军东征打开以后，除香料之外还给欧洲带来大量的印度产棉布与中国产生丝、丝织品。特别是胡椒，对于以肉类为常食的欧洲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需要很大数量作调味料与贮藏剂用。胡椒最初是由阿拉伯商人中转给意大利商人进入欧洲的，但是十四世纪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垄断了东西方贸易，征收重税，因此在欧洲开始出现了不经土耳其而直接从亚洲产地输入这些物资的趋势。

同阿拉伯人争夺地中海贸易权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新的王国，不久又成为侵入亚洲的先锋。葡萄牙人当中有人确信非洲内陆有居住着基督教徒的地方，计划与这些基督教徒携手合作讨伐占据北非的伊斯兰教徒，随着这个计划出现了推动非洲探险的机会。葡萄牙王子亨利出于传布基督教的热情，支持了探险队的活动。到十五世纪，随着非洲沿岸探险的进展，大量沙金存在的事实被了解，黑人奴隶的利用价值被注意，经济的欲望成了探险的动机。一四八六年（文明十八年），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受约翰二世之命，沿非洲西岸南下，终于到达好望角。

迪亚士到好望角十二年以后，一四九八年（明应七年）瓦斯科·达·伽马船队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到达卡里卡特。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达·伽马首次航抵印度与美洲大陆的发现一起，是载入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是葡萄牙人侵入亚洲的序曲。第二年九月，达·伽马船队装载大量胡椒与肉桂回到里斯本，终于实现了亨利航海王子以来葡萄牙人的愿望。达·伽马冒险航海的目的本来是发现基督教徒之王与获得香料，但是这个目的却制约了葡萄牙人此后侵入东方的形式，即葡萄牙人东洋贸易的性质，停留在作为地中海商业延伸的香料贸易阶段，它的东方帝国没有带来殖民地的建立，始终是依靠少数人但占优势的火器威力，统御自古以来就有的由亚洲人建立的印度洋贸易网要冲的“商业帝国”。

阿尔布奎克的东方帝国形成

作为达·伽马的后继者确保印度洋航路的，是一五○五年出任第一任印度总督（印度副王）的阿尔梅达，但是对葡萄牙东方帝国的建立贡献最大的，是第二任总督阿尔布奎克。他于一五一○年（永正七年）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作为东方帝国的据点，一五一一年又进而控制了马六甲，马六甲是十五世纪初建立的东南亚最早的伊斯兰国家，向中国朝贡，作为东亚贸易活动的要冲与联结欧洲和亚洲的孔道，日趋繁荣，葡萄牙人占有这个地方，具有很大意义。阿尔布奎克于一五一三年侵入香料群岛，建立了摩鹿加的德尔纳特商馆，一五一五年占领位于阿拉伯海通往地中海航路上的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岛。阿尔布奎克的方法，是在联结东西方的贸易通路上占领若干战略要点，使之要塞化，同以往东西方交通大致限于几个地域之间的往复相比较，这是企图掌握整个贸易通路的划时代方法。

对于企图独占香料贸易而不断东进的葡萄牙人来说，香料产地摩鹿加群岛的确保理应是最终目标。但是葡萄牙人由于在这个地方了解到亚洲各种通商势力的实际情况，并同中国商人与琉球商人进行了接触，他们对亚洲的认识被迫做了很大改变，从而发现了向东北方向前进的新的道路。

与琉球人接触的托梅·皮莱斯

葡萄牙最早派到中国的大使是托梅·皮莱斯。他于一五一一年（永正八年）到印度，一五一二年到马六甲，一五一五年离开马六甲，把其间的见闻汇总写成《东方诸国记》。该书构成分为六个部分，在第四部分《从中国到浡泥诸国》中，就中国、日本、琉球、浡泥、吕宋的地理以及政治形势与贸易实况做了生动活泼的叙述，特别引人入胜的是关于琉球人的记载：

レケオ（rekeo，琉球）人被称为ゴーレス（gōresu）。人们通过这些称呼中的一个，而熟悉他们，但レキオ（rekio，与レケオ同）人这一称呼是主要的称呼。

ゴーレス这一称呼，从在《阿尔布奎克书信集》、《阿尔布奎克传》等书中见到的时候起，就在整个明治、大正、昭和期间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有推定为日本人、高丽人、琉球人、萨摩人、五岛人、台湾人等各种说法，现在已归结为琉球人一说。让我们再引用《东方诸国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这些记载明确地记述了十六世纪初马六甲国际市场中的中国、日本、琉球的关系：

国王是中国国王的臣下，（向中国国王）进行朝贡。（中略）他们在中国与马六甲进行交易。他们常常与中国人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易，也常常亲自到中国福建港口进行交易。福建在中国本土，靠近广东，距离琉球一昼夜航程。马来人对马六甲人说，葡萄牙人与琉球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葡萄牙人收买妇女，琉球人不收买妇女。

琉球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只有小麦、大米、独特的酒与肉类，鱼很丰富。他们是优秀的木匠、甲胄制造者。他们制造贴金的盒子与非常奢华、精巧的扇子、刀剑以及他们独特的一切种类的许多武器。正如我们的各王国谈论米兰一样，中国人与其他一切国民也谈论琉球人。他们人品正直，既不收买奴隶，即使同全世界交换也不出卖自己的同胞。他们可以因此而拼死。（中略）他们是皮肤洁白的人种，穿着比中国人更好的服装，态度倨傲。他们渡海到中国，带回从马六甲来到中国的商品。他们还渡海到日本。日本是距离琉球七八日航程的岛屿。他们在日本用商品交换或买进日本出产的黄金与铜。琉球人任意赊出自己的商品，然后收取货款，这时如果人们欺骗了他们，他们就手持刀剑催收货款。

《东方诸国记》中也有关于日本的记载，但其数量还不足关于琉球记载的五分之一，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时候，对葡萄牙人来说日本还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对它的关心很少。

葡萄牙船侵入中国

以马六甲为据点的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开始于一五一四年（永正十一年、正德九年）乔治·阿尔瓦雷斯船队的派遣。一五一七年八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进入广州附近的屯门，根据中国官宪的指示，不久得以进入广州城，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方面把葡萄牙船看作了朝贡船。《东方诸国记》的作者托梅·皮莱斯参加了佩雷斯船队一行，他因访问北京的目的留在广州，佩雷斯回马六甲。一五一九年四月，佩雷斯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船队到广州，这时托梅·皮莱斯还未能去北京，仍然待在广州。安德拉德知道这一情况后，认为这伤害了葡萄牙人的自尊心，于是对中国方面进行了种种威胁。他像葡萄牙人此前在其他各地所一直干的那样，在屯门构筑石造要塞，以枪炮进行威胁，买卖奴隶，树立绞刑架，处死船员。他的这些行为冒犯了中国官宪，因而使托梅·皮莱斯陷入不利的境地。一五二○年，皮莱斯一行好不容易才得以进入北京，但没有被允许谒见皇帝。次年他空手回到广州，被关进了监狱。

马尔丁·阿方索·德·梅罗·克亭何，一五二一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到东洋，次年七月离开马六甲，八月到达屯门，但是他完全不了解前些年以广州为中心发生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方面的争执。中国方面把克亭何船队的到达视为“佛狼机国人”的入寇，于次年向他们开战，活捉四十二人，杀死三十五人。这个事件以后，葡萄牙人被认为与倭寇同伙，被禁止在中国沿海的正式贸易活动。

虽然根据明朝中央政府的意图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被禁止，但是明朝沿海居民却暗中希望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这是因为中国的丝织品与生丝，是能在印度市场上有利可图的商品，葡萄牙人带到中国的东南亚产香料与欧洲毛织品，是能在中国市场上高价出卖的商品。于是被赶出了广州的葡萄牙人改变方法，或在马六甲同中国商人交易，或混迹于东南亚国民的船到中国贸易，但是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能获得什么了不起的利润。因此，他们又变换手段，沿中国大陆海岸北上，直接与中国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广东省广州近海的上川岛，福建省的漳州、泉州，浙江省的宁波附近，成了走私贸易的舞台，特别是靠近宁波的双屿成了走私贸易的中心市场。葡萄牙人称上川岛为タマウ（tamau），双屿为リャンポー（rianpō）。

东亚的白银贸易

在考虑十六世纪东亚地区的国际贸易时，白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中国从宋代起就开始盛行使用白银作为通货，到明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更加助长了白银的流通。明代货币虽然除了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以外，还有铜钱与钞（纸币），但是白银最受重视。明代初期银产丰富，加速了白银的流通，中期以后银产减少，可是白银的使用继续扩大，必然结果是中国市场上白银的缺乏。明朝白银一两大约值铜钱七百五十文，而当时的日本几乎不使用白银做通货，白银一两只能换铜钱二百五十文。因此，用日本白银交换中国铜钱，给日中两国商人双方带来了很大利润。同时由于欧洲船的参加亚洲市场，葡萄牙与西班牙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据说进行走私贸易时，日本人是用白银支付全部货款的。

根据朝鲜文献的记载，从一五四○年起就有很多明朝船只漂流到忠清、全罗等朝鲜半岛西南部各岛，这些明朝船只是为了来日本贸易才漂流到朝鲜的，它们大部分是福建船。漂流船上的中国人在回答朝鲜方面的盘问时说，是为购入日本白银而秘密出海的。中国对日本白银的需求极大。

双屿的走私贸易

国际贸易基地的诞生

海禁政策的强制推行与葡萄牙人的侵入中国，是十六世纪倭寇发生的重要导火线。早在十六世纪初，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就已经有了很多走私贸易者与海寇的活动。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大永二年）有广东海贼方甘同等人的活动，次年有自广东到福建漳泉地方的海寇活动，嘉靖十年（一五三一、永禄四年）有广东海贼董秀山的被捕，十一年有广东海贼的跳梁。嘉靖八年（一五二九、永禄二年）在浙江有温州海贼的警报、盘石卫逃军的兵变，在南直隶有侯仲金之乱等，为负责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巡视军务，明朝临时增设了浙江巡抚。在远离中央的东南沿海地方，海禁令并没有能被充分执行，军、官、民相互勾连，海防体制也不严格，海上走私贸易实际上是在半公开地进行。

被称为嘉靖严重倭患的倭寇活动，虽然是由于朱纨严行海禁开始的，但是在这以前要先说明一下以双屿为中心的走私贸易问题。

双屿也叫双屿港或双屿山，接近浙江省的扬子江（长江）河口[2]，是宁波以东海中的岛屿。据说嘉靖五年（一五二六）福建邓獠以这个地方作为走私贸易基地，诱来南洋各国商人开始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人自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以来虽然没有被许可在中国正式进行贸易，但是在南洋方面一边同中国商人与琉球商人接触，一边继续进行实际上的中国贸易。嘉靖十九年（一五四○）许栋兄弟据双屿，许栋大规模诱来葡萄牙人到双屿进行走私。这可能是因为许栋以前曾前往马六甲方面进行过贸易。

所谓许栋兄弟，是指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四兄弟，开始是许二和许三从事海上活动，后来许一与许四也参加了进来。

孟德斯·平托的《亚洲放浪记》，关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的リャンポー即双屿有如下的描述：

我们到达由相对的两个岛屿构成的リャンポー港。当时，随着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在这里建有约千幢房屋，两所医院，一所慈善会馆，住有居民三千，包括一千二百个葡萄牙人和一千八百个其他国家的基督徒，由市长、陪审员、负责死亡者及孤儿的官员各一人、审判官、警官、镇公所书记、市街警察以及其他四个文书、六个办事员等一切种类的官吏进行治理。官职用三千杜卡特或三千杜卡特以上的价值进行买卖。公证人在证书的下边这样写着：“我等遵奉基督教国王，服从リャンポー市法律，正本的正式公证人余某某。”如此确信地书写，好像这块土地就在圣塔伦与里斯本之间似的。葡萄牙人的商业交易，据我所闻，超过三百万两，到一五五三年用日本银锭进行交易以后，他们依靠商品的贩卖，将其财产增加到三至四倍。此等繁荣都因我们的犯罪而被中国人所破坏。

李献璋认为リャンポー是宁波的对音，平托的记述可能是包括双屿与霩衢所在内的。在平托把双屿写成如同葡萄牙殖民地一般的这段文章中，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是从中可以充分推察到双屿对葡萄牙人来说已经成了重要的走私贸易基地。

葡萄牙人到达双屿的时候，在双屿进行交易的人当中，除许氏兄弟之外，还有金子老、李光头（李七）与王直。金子老与前揭的邓獠也许是同一个人物。许栋与王直都是徽州歙县出生，可能由于同乡的关系，许栋吸收了王直为部下。但是也有人认为许氏兄弟是在广东潮州出生的。

双屿的贸易家

双屿的贸易本来是违犯国禁的走私贸易，但是最初一段时期却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后来在走私贸易者中逐渐地混进了海盗，或者由于交易者之间的纠纷常发生杀伤事件，还有人为了获得货物向官吏行贿，在地方官吏中也出现了与走私贸易者相互勾结贪图暴利的人。这些人物从明朝官宪来看，当然都是寇贼、海寇、倭寇。他们的活动在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郑若曾撰的《筹海图编》卷八中，被扼要地归纳为《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现照图谱展示加下：

双屿港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则相继而兴。

此乃浙直倡祸之始，王直之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许栋灭，王直始盛。

王直也有写为汪直的，本名锃，开始是盐商，后来经营失败，转为海上贸易家。嘉靖十九年（一五四○）乘海禁松弛之机，与叶宗满等去广东，建造大船，到日本、暹罗、南洋方面，进行硝石、硫黄、生丝、丝绵等违禁品的走私贸易，数年时间积蓄巨额财富。王直移屯双屿以后，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去日本，诱带博多津的倭助才门等三人到双屿参加走私贸易。这个时候不只是王直，中国商人私去日本贸易的相当多。从中国商船天文十年（一五四一）、天文十二年进入丰后神宫寺浦，十五年进入佐伯浦开始，不仅萨摩诸港与肥前平户等九州诸港有中国商船，而且关东后北条氏的港口、伊势和越前三国港也有中国商船进港。如后所述，搭载葡萄牙人到种子岛的船只也不是葡萄牙船，而是中国商人的走私船。

也有中国商船在载货航行日本途中因遇飓风而漂流到朝鲜的。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天文十三年）由朝鲜捕拿的中国人李王乞等三十九人被送回辽东都司。随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又送回福建下海通番奸民三百四十一人，其时朝鲜国王给明朝政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捕拿冯淑等前后共千人以上，他们都夹带军器、货物。以前日本没有火炮，最近大量拥有，定是此辈擅将铁炮输出日本之故，恐起兵端，贻患本国。”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朝鲜国王还向明朝献倭俘三人。这些虽然只是留在文献里的少量记载，但是由此能够容易想象到有过中国商人的频繁来航日本及其与倭寇的接触。

双屿港的毁灭

如前揭《筹海图编》中的《寇踪分合始末图谱》所示，双屿毁灭于嘉靖二十七年，许栋被捕，王直率其余党逃走，断然围攻双屿的人物就是朱纨。

朱纨（一四九二—一五四九）是江苏省出生的清廉刚直的官僚，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进士，从景州知州开始，历任诸官，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晋升浙江巡抚（一省的最高长官）。这一年是日本天文十六年，正当大内氏经营下派遣最后一次遣明船的那一年。当时明世宗嘉靖皇帝在给朱纨下达的敕谕中说，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宁波、绍兴等地，走私贸易活动完全放任不管，因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州、兴化、建宁、漳州、泉州等海道提督军务。朱纨奉命后立即赶赴福建现场，着手巡视，封锁海上交通，拆毁双桅以上大船，厉行严格的管制。

朱纨特别排除一切同沿海乡绅势力的妥协，嘉靖二十七年即命令都指挥卢镗攻击双屿。经过周密的准备，于四月攻入双屿，活捉由福建人陆观诱引而来的萨摩东乡日本人稽天与新四郎二人，烧毁天后宫十余间、住房二十几间、被遗弃的船只二十七艘，贼徒死者不可数计。首领李光头被捕，许栋、王直逃走，多数葡萄牙船也逃去南方，但是许栋不久也于六月被捕处死。双屿战斗结束以后，朱纨曾想在双屿设营驻兵，但由于平素以海为生的人的猛烈反对而未能实行，只是填埋木石堵塞港口而已。以双屿为中心的走私贸易至此宣告结束。

朱纨在明朝国内乡绅与权势中看到了走私贸易与海寇的原因。他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激烈地谴责了中央和地方官僚势力与走私贸易者勾结以饱私囊的行为。双屿毁灭后，浙江、福建沿海乡绅以及与他们相结合的官僚们全都参加了反对朱纨的运动。朱纨因受弹劾，被夺去官职，召回北京，但他不肯受讯，因而自杀。以后四年时间不设巡抚，海禁复又松弛。

朱纨失脚以后，葡萄牙人据浪白澳，一五五四年（嘉靖三十二年）获得在广州通商的正式许可。三年以后[3]的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因协助镇压中国叛兵有功，被许可在澳门居住，据说当时澳门这个村落有居民五百至六百户。

[1] 又称争贡之役。——编者注

[2] 长江不流经浙江省入海，故双屿接近浙江省扬子江河口之说不确。

[3] 按郭棐《广东通志》卷六九“澳门”条载：“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境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即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开始混进澳门进行贸易，而不是“获得在广州通商的正式许可”，“一五五四年”与“三年以后”应为“一五五三年”与“四年以后”。

5 十六世纪倭寇的活动与特点

王直与嘉靖严重倭患

王直在日本建立根据地

双屿的贸易，从明朝方面来看，是走私贸易，从事走私贸易的人当然就是海寇、倭寇、佛狼机夷，但这里的贸易可以说大体上是平稳进行的。可是，双屿崩溃以后，走私贸易者加强了武装，越来越凶暴。

双屿崩溃后作为走私贸易者首领出现的是王直。王直在青年时代似曾落魄，但他是所谓任侠之徒，富有智略，对人不惜施舍，得信用，声望高。在被称为倭寇头目的人们当中，他是与日本关系最深的人物。

王直最初到日本的年代，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是天文十二年（一五四三），根据中国方面的史料是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所谓日本方面的史料，指作为火枪传入的史料而有名的《铁炮记》。据《铁炮记》的记载，天文十二年八月，有一艘大船来泊种子岛西村的小浦，既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船，又听不懂船员的话；正在离奇不解的时候，船中有叫作五峰的大明国儒生，通过笔谈告知是西南蛮夷的外国商人。所谓五峰是王直的号，正如被称为儒生那样，他是教养相当高的人，对火枪传入日本也起了重要作用。《铁炮记》是文之玄昌于庆长十一年（一六○六）受种子岛久时的委托，为纪念种子岛久时的祖父种子岛时尧最早把火枪引进日本的功绩而撰写的。

中国方面的史料《日本一鉴》认为王直来日本的年代是嘉靖二十四年，这一年相当于日本天文十四年。王直投靠双屿是嘉靖二十三年，所以他首次来日是投靠双屿后的第二年。这一年他与双屿巨魁许栋共同组织船队随同日本贡使来日。这个所谓贡使，似乎就是嘉靖二十三年到明朝未被允许贸易就被明朝命令归国的僧人寿光一行。大概是寿光没有被允许进行正式贸易，于是在宁波附近进行走私贸易，与王直建立了关系。

王直在日本进行完贸易归国的时候，邀约博多的助才门（可能是助左卫门）等三个日本人，把他们带到了双屿。从此以后，不是根据朝贡形式的日本走私贸易商人纷纷渡海到中国双屿，同中国商人和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开始了被称为倭寇的日本人的活动。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天文十七年），许氏兄弟因为朱纨捣毁双屿而走向没落，在中国沿海已不可能进行平稳的贸易，王直为了寻求能够平稳进行私人贸易的场所，在日本五岛设立了根据地。他率领叶宗满等同族同党，以从子王汝贤、养子王滶（毛海峰、毛烈）为心腹，成为最大的倭寇首领。

王直虽以五岛为根据地，但他自己却在平户修建了住所。传说现在五岛福江市的明人堂与六角井是倭寇的遗迹。王直移居平户大概是由于领主松浦隆信的劝诱。松浦隆信招来瓦匠等很多中国人居住平户，也许是为了发展与王直相联系的海外贸易。据说当时的平户颇为繁荣，人称西都，中国商船频繁出入，中国与南洋珍物荟萃，以京都与堺市商人为首的日本各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住在平户的王直拥有部众二千余人，住着豪华的住宅，经常着缎衣，港里泊有可乘三百余人的大船，指挥三十六岛逸民，过着宛如王者的生活，被称为徽王。现在横亘平户湾深处的鹤峰，有用坚固的石墙筑成的松浦氏古馆，其附近山腰瞭望平户湾的风景胜地，有叫作印山寺邸遗址的地方，据传这是过去王直居住之处。

走私贸易的调停者

王直之所以能登上这种非同寻常的权势地位，是因为他的商业交易方法得当。走私贸易本来是不法贸易，是一方面有很大利润另一方面又蕴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的行为。需求者与供给者经常处于不固定的浮动状态，结账的方法有时候用现金、有时候用货物支付。走私贸易没有信用的基础，即使发生纷争也没有向之提出申诉要求处理的机关。在这种不安定状态下的交易中，需要有为当事双方所信赖，具有断然制裁不法行为实力的人存在。王直由于既有见识又精于算计，加之具有集众望的性格，可以说是具备了充当调停者的条件。王直作为走私头目所履行的职责正是充当走私贸易的调停者。他有时也受交易者委托代行买卖与交易。此外，来航商人住处与仓库的设置，买卖的斡旋，贸易业者的保护、援助等，也是他的工作。他不仅代行日本商人的业务，也代行中国商人与葡萄牙商人的业务。处于既不为中国法律也不为日本法律所约束的场合下的王直，被称为倭寇国王，确是很相称的。

王直在天文二十年（一五五一、嘉靖三十年）曾向大内义隆[1]赠送过中峰明本的真迹。这份中峰明本的真迹还有这样一段来历，过去策彦周良[2]作为遣明使入明的时候曾得一见，希望得到它，但未能买到手就遗憾地回国了。大内义隆听到这段经历以后，就把这份真迹送给了策彦周良。从这件事来看，王直不仅是在五岛一带建立根据地，同博多与萨摩的日本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大内义隆等有实力大名也有接触，以后还与丰后的大友义镇（宗麟）[3]有往来。

沥港的扫荡

逃离双屿以后的王直，除了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诱来日本人在舟山列岛的马迹潭进行贸易以外，还积极带领日本人在中国沿海海岸进行走私。当时发生了卢七、沈九与日本人一起侵犯钱塘（杭州）的事件，浙江海道副使丁湛传檄王直等人，许诺如能捕捉贼徒，则允许私市即民间贸易。王直响应檄文要求，捕献了卢七等人。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又在舟山岛定海附近的沥港（列港、烈港），捕献了很有势力的海寇头目陈思盻（盼或泮都是同一个人），夺取了陈思盻的船队与财货。王直依靠打倒与自己敌对的海寇头目这件事，一方面协助、讨好官宪，一方面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

王直将所属船队分给王滶、徐碧溪（徐惟学）、徐元亮等人管理，控制航路，进行掠夺。定海关既不能阻止王直与外国船只通过海关，也不能取缔走私贸易之徒混入苏州与杭州。另外，沿海人民不断有人向王直一党提供新鲜的食物与酒米，甚至提供子女。边卫官兵也有人向王直敬献红袍与玉带，把总张四维对王直拜伏叩头，甘为臣仆当手下。就这样，王直与海寇一伙同中国本土官宪、乡绅、富豪结成了串通一气的关系，沥港成了官宪半默认形式的国际走私贸易场所。

但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天文二十二年），沥港面临了新的形势，因为嘉靖三十一年骚扰上海与浙江沿海的倭寇，其巢穴被认为是沥港。明政府命都御史王忬为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建地方。王忬到浙江后，起用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人防御倭寇。俞大猷率领的官兵大举扫荡了沥港，当时碰巧发生飓风，王直等人得以逃脱。接着王直等人在马迹潭再次受炮击败走，后逃归平户。

最盛期的嘉靖严重倭患

从王直以沥港为根据地的时候起，倭寇活动在中国沿海就已极为猖獗。王直是作为大海贼首领出现在中国官宪面前的。据《明史》记载，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天文二十二年）王直率领倭寇大举袭击中国沿海，其入侵情状是：“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三月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往来，若入无人之境。从此以后的数年时间是为嘉靖严重倭患的最盛时期。

关于嘉靖三十年前后的倭寇活动，仍然拟据《筹海图编》的《寇踪分合始末图谱》来观察。关于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前已揭载，兹据图谱将其余被视为倭寇巨魁的人物活动简明图示如下：

上图所见人物中想特别提起注意的，是徐海、陈东、叶明。

徐海是徐惟学（本名铨，号碧溪）的侄子，年轻时在杭州虎跑寺为僧，法名普净，在日本被称为明山和尚而备受尊敬。据说王直的伙伴徐惟学从大隅某领主处借贷数万两银子时，曾以徐海做人质，因此他一定在日本大隅逗留过。徐海开始似乎是王直的部下，后来与王直对立。徐惟学死后，徐海以柘林为根据地，大逞凶威，编成军队组织的倭寇军，令全军着红衣，骑马乘轿，甚至带着情妇出去劫掠。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以包括新倭在内的四千余人队伍突然袭击嘉兴，但是遇到总督张经属下参将卢镗与副总兵俞大猷等人率领的官军，惨遭大败，被斩首一千九百八十余人，溺死及逃亡而死者无数，仅剩少量人员逃回柘林。在这个被称为平望王江泾大捷的会战中，倭寇受到了很大打击。先是徐海叔父徐惟学于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天文二十三年）十月被官军追击，战没海上。嘉靖三十四年，徐海与大隅夷酋辛五郎（新五郎）联合，于嘉靖三十五年为报叔父之仇，率领“种岛之夷助才门即助五郎”（与前述同王直一起行动被记为博多助才门的人物也许是同一个人）、“萨摩伙长扫部”、“日向彦太郎”、“和泉细屋”等五六万之众与千余艘船队，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可是途中遭遇暴风雨，只有二万余人登陆骚扰各地，而这二万余人也在近半年抗争之后，被扫荡殆尽。

陈东，据说是萨摩领主之弟，曾任书记[4]，但他也许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陈东部下大多数是萨摩人，他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率肥前、筑前、丰后、博多、纪伊诸倭，同徐海一起入寇，三月败归日本。

叶明（叶麻、麻叶）是所谓“骁勇善战为诸酋冠”的人物，与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的日本人一起入寇。

在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以后的桐乡县城攻防战中，浙江总督胡宗宪采取巧妙的离间计策，使倭寇首领彼此孤立。七月叶明、陈东被捕获，八月企图逃脱的徐海得力助手辛五郎也在金塘山附近海域被擒拿。随后于同月，徐海亦于平湖县沈家庄就缚。至此，骚扰浙江、江苏的各股海寇全被讨平。

嘉靖严重倭患是相继失去双屿、沥港走私贸易基地的中国海上商团与当地居民、日本人、葡萄牙人等合作展开的寇掠，以王直、徐海为中心，从嘉靖三十年起持续到嘉靖三十五年。

明朝的倭寇对策

海防负责人的更迭

从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天文二十一年）入寇浙江起，到嘉靖三十五年止，倭寇活动最为猖獗，是明朝政府为倭寇对策煞费苦心的时期。明朝政府在选择沿海要冲筑城，部署官军的同时，还配备了烽火台之类的设施，实行名为清野之法的计策，即把沿海居民疏散到内陆地区，使之成为倭寇即使登陆也完全是一片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掠夺的土地。

嘉靖三十一年担任提督军务的都御史王忬，虽然赶走了沥港的王直，但是从第二年到第三年，王直一党的入寇却越来越激烈。

嘉靖三十三年王忬转任大同巡抚，李天宠继任浙江巡抚。但李天宠因平庸无策被赵文华谗言去职。以后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作为总督军务，成为浙江、福建、南直隶海防负责人，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打败徐海等人的船队，被认为是嘉靖御倭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可是张经也在这个胜利的同时，遭到工部侍郎赵文华的弹劾而被撤销了职务。

继张经之后担任总督的是兵部侍郎周珫，他也仅仅经过三十四天就因赵文华的弹劾而被罢了官，由南京户部侍郎杨宜担任总督。赵文华在《明史》中是列入奸臣传中的人物，据说他阿谀中央权臣，建议祭海神，相继弹劾海防负责人。海防负责人常常根据他的意见而进行更迭。海防负责人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指挥系统的混乱，结果有利于倭寇的活动。顺便提一下，杨宜就任总督后不久，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就发生了倭寇逼近南京城的严重入侵事件。据说倭寇不过六七十人，从杭州湾登陆后，一昼夜奔走一百八十余里（中国的一里约六百五十米），骚扰浙江、安徽两省各地，逼近南京城下，经江苏省，直到在太湖湖畔被全歼为止，历八十余日，行经数千里，杀伤四千余人。

郑舜功出使日本

作为禁止倭寇的一个方策，杨宜向日本派出了使者郑舜功。郑舜功于嘉靖三十四年从广东乘船出发到日本，逗留在丰后大友义镇那里，详细调查倭寇的动静与日本国内情况，嘉靖三十六年与大友氏的使僧清授一起归国。他是以汉代张骞为榜样的冒险家，怀着很大抱负进行活动的，但他回国时，推荐他的总督杨宜已被赵文华弹劾去职。郑舜功的意见不仅不能被采纳，而且他还被问罪流放四川。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他写的《日本一鉴》，是为了吐露他的关于天文、弘治、永禄年间日本的全部知识和平素怀抱的倭寇对策而向官府提出的著作。

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

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弘治二年）二月由赵文华推荐代替杨宜担任总督的，是安徽省出身的浙江巡抚胡宗宪。胡宗宪是被评论为“多权术，喜功名”的人物，早从担任巡抚的时候起就抱有平定倭寇的计策，与杨宜派郑舜功到日本一样，他派遣部下蒋洲和陈可愿到日本，侦察日本国内情况，同时说服王直等人归降。《明史》以下各书都记为“谕日本国王”，所以表面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仿照明太祖洪武帝以来的传统与室町幕府交涉，令其禁止倭寇。

蒋洲似乎是与游侠之徒一起游手好闲地度过了青年时代，但他具有才气与智勇，被誉为“纵横之士”或“辩士”，是能说善辩的人物。蒋洲因万表的推荐得以与胡宗宪相见，又因向胡宗宪献上应去日本说服王直归降的方策，而被推荐为提举，担任去日本的正使。陈可愿定为副使。

蒋洲与陈可愿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九月出发，十一月到达肥前的五岛。蒋洲等在这里遇到王直的养子王滶（毛海峰、毛烈），随后又得以与王直会见。蒋洲等人向王直说明胡宗宪与王直是同乡，王直的妻子在故国曾被关进监狱，胡宗宪把她从狱中救了出来，给予优待，以激起王直的望乡之情；还说明如果王直归国受降，就放宽海禁，允许开市贸易，不再问罪，以利诱之。王直信以为真，大为喜悦，决定接受胡宗宪的要求，首先让王滶与陈可愿先行一步回国。王滶与陈可愿一行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回到国内。

蒋洲仍旧留在日本，希望与日本国王（足利将军）接触，王直亦予合作。王直与蒋洲一起经过博多，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到达丰后，会见了大友义镇，又派使僧向山口大内义长[5]传达了宣谕日本的意向。蒋洲本来认为宣谕的第一个对象是日本国王，但是根据王直等人提供的情报，觉察到即使与足利将军接触也不能期待有很大的成果。蒋洲一定认为说服大友氏、大内氏之外，还要说服与倭寇有关系的对马宗氏等诸大名，才是更高明的方针。

对马宗氏一有关于倭寇的情报，就紧急报告朝鲜政府，已成常例，弘治二年（一五五六、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也按照常例向朝鲜报告了关于王直的情报。这一年的四月与王直到达丰后的同时，对马使者到达朝鲜，报告叫作五峰的中国人（王直）作为阿波、伊予、赞岐、土佐与五岛贼倭的首领，将入寇明朝与朝鲜。报告中还陈述了去年五月到七月袭击朝鲜南部沿海达梁浦与济州岛，直至攻陷兵马节度使总部的乙卯达梁倭变的海贼集团根据地是五岛，中心人物是王直，并告知有两位大人从明朝带敕书来到日本。很明显两位大人是指蒋洲与陈可愿。对马在弘治三年（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又向朝鲜报告，蒋洲给宗氏送来了要求必须努力禁贼的咨文。

王直被诱杀

对马使者刚把关于王直的情报送到朝鲜之后不久，弘治三年（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四月，王直就和蒋洲与大友义镇使僧德阳、善妙一起离开松浦（五岛）登上归国之途。蒋洲与德阳的船于七月到达明朝，但王直与善妙的船被飓风吹走漂流到朝鲜，好容易才于十月到达舟山列岛的岑港。进入岑港的王直根据前约，要求互市即自由贸易，但在王直船入港前后，大友氏使者德阳没有携带勘合，表文又没有加盖金印，违反以往的遣明船制度，这件事使蒋洲陷入意料之外的不利境地。越过万里波涛从外国归来的勇士受到无缘无故的误解，被投入了监狱，胡宗宪对蒋洲也坐视不救。但是，蒋洲关于日本与倭寇的知识和情报，以后依靠地理学者郑若曾之手，写成《日本图纂》与《筹海图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十一月，王直与部众千余人一起向胡宗宪投降。对待王直的来降，明朝廷议分为两种意见，即按照王直的愿望允许互市和为尊重王朝体面杀掉王直两种意见。结果是后一种意见控制了廷议，王直被投进牢狱。胡宗宪虽然企图救王直一命，但是社会流传他接受了王直与善妙的贿赂金银数十万两的内容，因而改变态度，放弃了想救王直一命的念头。王直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十二月被斩首。

胡宗宪的倭寇怀柔政策，虽然是以许可互市为前提，企图消除倭寇发生的根本原因，但是结果却因为诱杀了王直而宣告结束。

徐海的溃败

徐海一党如前所述，嘉靖三十五年春夏仍然大肆进行海盗活动。胡宗宪利用叶宗满进行招抚工作，把王直归顺的消息通知徐海，使之动摇，同时又进行策动陈东、叶明等背离徐海的工作，使徐海与各海贼集团彼此孤立，从而各个击破。徐海缚送陈东后自己也投降了，结果发觉中了胡宗宪的圈套，乃据守浙江平湖沈家庄。胡宗宪令俞大猷、阮鄂等进行攻击，徐海一党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人辛五郎（新五郎）也与徐海命运与共。以后沥港地方改名为平倭港，建立了胜利的纪念碑。

王直的就擒对其他倭寇集团来说是很大打击，叶宗满、王汝贤也相继被擒，仅王滶一党抵抗到最后。胡宗宪因为连年抗倭功绩，从右佥都御史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又提升为太子太保，但是嘉靖四十一年，他也下台而被投狱自杀。

月港二十四将之乱

王直及其一党灭亡以后，倭寇活动仍在继续。但其活动舞台已经离开浙江，以福建、广东地方为主，也看不到像一五六〇年以前那样猛烈的倭寇了。倭寇的活动据点是福建漳州的月港与浯屿、广东潮州海上的南澳。著名的头目有许老（许朝光、许西池）、谢老（谢策）、洪泽珍（洪迪珍）、严山老、张琏、萧雪峰、林国显、吴平、林道乾、曾一本、林凤等人。

许老、谢老、洪泽珍都是广东出身。洪泽珍作为王直余党与日本往来，王直灭亡以后诱日本人至广东海域，积蓄了巨万财富。他因赎回被倭寇掳去的中国人似乎很有人望。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弘治三年）时，福建漳州府九都地方张维等二十四人共造一船，专门接济倭寇、海寇，卖给粮食与商品，这个情况被官宪发觉后，受到了镇压。二十四人接济的对象，据估计是洪泽珍。被断绝了与倭寇接触的张维等人，率领沿海很多的无名民众起事，占领了九都城。这就是所谓的月港二十四将之乱，即与倭寇相结合的土寇叛乱。嘉靖四十三年，张维等人被斩首示众。

倭寇残余袭击菲律宾

胡宗宪死后，负责福建、广东方面倭寇防御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谭伦等人。

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永禄六年），大伙倭寇侵犯福建各地，从浙江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建连江的倭寇会合，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诸县，从广东来的倭寇与福建福清、长乐的倭寇会合，攻掠玄钟所。他们在来回骚扰各地之后，围攻并陷落兴化府城，占据平海卫。副总兵戚继光从浙江赶到福建，与都督刘显和总兵俞大猷共同努力，大败倭寇于平海卫，几乎全歼占据平海卫的倭寇。随后戚继光又击破占据仙游与同安的倭寇，声威大振。

顺便提一下戚继光撰写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作为倭寇对策书后来也给朝鲜和日本带来很大影响。文禄、庆长之役时，朝鲜把丰臣秀吉军队的入侵视为万历倭寇的入侵，企图以戚继光对待嘉靖倭寇的战斗方法作为参考，加以利用，但是因为明朝与朝鲜的国情不同，在实战中并没有使用戚继光的战斗方法。《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后来也传到了日本，在江户时代作为兵法书受到重视。平山潜的《纪效新书》校订本于宽正十年（一七九八），藤川宪的《练兵实纪》校订本于弘化元年（一八四四），分别在日本国内出版。赖山阳等人似乎也很爱读这两本书。

倭寇的残余与海盗吴平联合袭击潮州方面，被官军打败。林道乾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永禄九年）被都督俞大猷驱赶，逃入台湾北港，与吴平一伙的曾一本串通一气，以台湾为根据地。据说他用赏金召集无赖之徒，每人给白银一两，召集十人者给白银三两并担任小头目，林道乾通过这种方法发迹为滨海巨寇。直到荷兰人来占据以前，台湾一直都是倭寇的基地。

明隆庆、万历年间是倭寇的衰退时期，其活动舞台转向了台湾、菲律宾、南洋方面。其中异常活跃的人物之一有林凤。林凤的活动在冈萨勒斯·德·孟德斯的《中华大王国志》中，以李马奔的名字详细地进行了介绍。林凤决心以四千部众的雄厚实力袭击并征服整个菲律宾群岛，然后由自己做菲律宾的国王。他率部于一五七四年（万历二年、天正二年）安德烈节（十一月三十日）的前一天到达吕宋岛的马尼拉海湾，派遣四百名先遣队，令其市内放火，企图烧杀全体市民。四百名先遣队由二百名枪队与二百名长矛队组成，虽然进行了残暴行为，但因受到马尼拉市民的反击而后退。两天后，林凤部下六百人登陆，可是不能攻下勇敢的西班牙人的防御阵地。

西班牙军团长萨尔瑟特袭击并烧毁了林凤的船队，进行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包围战，但林凤等人使用巧妙的计略，脱离了包围。

不久，王望高作为追讨林凤的司令官从中国本土来到马尼拉，受到西班牙军团长的欢迎，与总督住在一起，写了关于林凤穷迫状况的报告书，与奥古斯丁[6]会修道士一起回到中国。林凤全军是兵员三千名，船只七十艘，副将中有一个日本人叫作庄公，据说他是四百名先遣队的指挥者。

海禁令的解除

明隆庆元年（一五六七、永禄十年），根据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议，明朝廷解除了自明初以来实行了二百年之久的海禁令，允许中国内地人到海外去，以往被视为走私贸易的现承认为官许贸易。明朝之所以解除海禁令，这是因为舆论指出倭寇猖獗的主要原因与海禁有很深的关系。早从嘉靖年间起，张廉、赵文华、郑晓等人就已不断提倡缓和海禁，以作为倭寇对策的一环。隆庆以后，明朝的商船如果在福建海澄缴纳商税，就可以往来南洋各地进行贸易。

但是这个海禁解除，只限定出海到南洋方面进行贸易，出海到日本以及硝石、硫黄、铜、铁等违禁品的带出海外，仍旧如从前一样被禁止。这个附带条件的部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禁止倭寇与海寇的活动，虽说是开海政策，但不是完全的开海。

不过，明朝政策的转变，使得中国人的海外贸易与中国人向以菲律宾为首的南洋各地的移居，变得容易起来，因而促进了中国人这种海外贸易与移居南洋的倾向。残余的倭寇活动也在这种形势中逐渐走向结束。

日本国内统一事业的进展，特别是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丰臣秀吉海贼禁令的颁布等，也是阻碍日本人参加倭寇的原因之一。天正十七年，丰臣秀吉在给平户松浦兵部卿法印的书信中命令说，因为叫作“てつくわい”（tetsukuwai）的明朝人担任头目来进行海盗活动[7]，因而下令希望予以取缔。可以说这种事实表明了丰臣秀吉对确保海上航路安全的关心。文禄、庆长之役刚结束不久的庆长四年（一五九九），丰臣氏五大老[8]给岛津氏发出的联名信中，也写有前些年以来因海盗活动[9]而禁止渡外这一类意思的话。可以认为继嘉靖严重倭患之后的一连串的倭寇活动，在十六世纪结束的时候大体上平息了。

倭寇的特点

倭寇活动的情状

明朝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二拍”小说集中，收有以倭寇为题材的《杨八老越国奇逢》（杨八老在绍兴府的奇遇），内容是说陕西省商人杨八老，在福建省被倭寇掳去加入倭寇队伍，到日本逗留了十九年时间，在绍兴作为倭寇的一员被明朝官兵捕获，不久得以与他的两个夫人和两个儿子重逢，值得庆贺。小说描写杨八老初遇倭寇时的情状是：

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备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小说关于倭寇还描写有如下的事实：倭寇逢着中国人，也并非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硬捕来，留作奴仆使唤，剃去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给予刀枪，训练交战之法。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可领赏，平常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同倭奴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尾其后而进，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以上这些就是中国人眼中的一般倭寇形象。

小说还载有吟咏倭寇战法的诗：

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

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

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

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这是吟咏倭寇战法中可怕的有名的长蛇阵与蝴蝶阵的诗。倭寇登陆后即排成一列纵队前进，一遇官军就散开埋伏，指挥官以挥扇为号，伏兵从四面舞刀而起，状如蝶舞。又把最强的人安排在一列纵队的先头与后尾，击头用尾攻，击尾用头攻，这是长蛇阵。每队由大约三十人组成，各队之间用海螺为信号进行联络与行动，劫掠之后必然放火烧屋而去。

倭寇的成员

在中国的各种史料中，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倭寇，例如真倭、伪倭、假倭、装倭、倭贼、倭奴、勾倭、残寇、贼帆、荒夷等。石原道博精心搜集中国史籍中倭寇名称的结果，共有二百一十六种称呼。这个事实表明倭寇的构成人员与性质是复杂而多样的。

《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真倭即真正的日本人，占全体的十分之三，其他十分之七是从倭，即从属于倭寇的人，被倭寇掳去的中国人。《明史》还记载中国人，“勾引一二真倭为酋首，自剃其发而从之”。《潮中杂记》也说：“各贼纠集二千余徒，其中二百余人剃发伪装倭人。”所谓伪倭或装倭，是指伪装成日本人的中国人集团。徐阶说其他只占十分之三的真倭，实际上也是由中国人雇募而来的。这就是说，倭寇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中国人。

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的《御倭五事疏》说，所谓海贼者，多数是中国奸民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人，夷人（外国人）十之一，流人十之二，宁波、绍兴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平民。虽然这里关于比率的记载很暧昧，但是作为倭寇进行活动的，福建省一带的居民最多，其次是浙江省一带的中国人，却很明确。海寇头目中有名的邓獠、李光头、叶宗满、谢和等都是福建人，徐惟学、李大用是浙江人。

不能忽视山寇的存在，也是使倭寇活动激烈、受害扩大的一个原因。郑若曾认为福建之患有二，一是山寇，一是海寇，如果剿灭了海寇和与海寇贸易的人，山寇不攻自平。林大春认为岭南（广东方面）的盗贼集团是山寇、海寇、倭寇三寇，“山寇剽急为祸速，倭寇惨烈为害显，海寇则缠绵固护，浸淫郡国，为祸隐而毒也。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彼倭寇之从海上来也，实海寇为之向导，其屯聚而野掠也，山寇为之爪牙”。作为海寇的来源，郑若曾列举有沿海地方乡村的农民与渔民，沿海各府州县的差役，沿海往来商船的商人，不堪赋役而失业的下层贫民，来自其他省份的亡命者，其中也有良家子弟参加的。林大春还记载，在中国本土沿海地方拥有谍报联络组织网的海盗首领，下属设有参军、羽卫等头目，而自居海上巨舰深处，过着王侯般的生活。

倭寇的主体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已如前所见可以知晓，但与此同时中国各书中所见“倭寇”是否真正的倭寇，也有必要鉴别清楚。这是因为中国官宪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而夸大捏造倭寇的残忍性与侵略的猛烈程度的报告书，有不少仍然原封不动地被记在文献中。因此，日本人固不用说，中国人盗贼、葡萄牙人走私贸易者却全都是作为倭寇处理的。

如此，中国的倭寇形象，实体极为暧昧，很难抓住，而这种情况又进一步被中国官宪随意而巧妙地加以利用，有时用来向中国民众灌输对日本人的害怕与憎恶感，有时又利用来把中国民众自己的叛乱谎称为倭寇。此后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时候，倭寇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被确实地固定了下来。日本史上的所谓文禄、庆长之役，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倭寇。

倭寇的活动范围

根据《筹海图编》的记载，日本人倭寇中，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最多，其次则大隅、筑后、博多、日向、摄津、纪伊、种子岛之人，丰前、丰后和和泉之人也有，是经由萨摩到中国的。包括九州地方大部分与濑户内海沿岸各国和港湾在内的这些地方，是中国人认作倭寇出生地的地方，也是作为来航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接触最多的地方。

濑户内海海贼中有名的伊予的村上氏作为倭寇的一部分很活跃的传说，由于江户时代中期成书的香西成资的《南海通记》的记载而被广为所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证据。博多等地早就作为中国人居住区域形成了唐人町，这些地方同倭寇的关系似乎更深。

从日本到中国去的船，大体是三月至五月时由五岛或萨摩出发，经大小琉球（冲绳本岛、台湾），到浙江、福建、广东海域。

原来倭寇飘洋，也有个天数，听凭风声：若是北风，便犯广东一路；若是东风，便犯福建一路；若是东北风，便犯温州一路；若是东南风，便犯淮扬一路。此时二月天气，众倭登船离岸，正值东北风大盛，一连数日，吹个不住，径向温州一路而来。（中略）沿海备御俱疏，就有几只船，几百老弱军士，都不堪拒战，望风逃走。众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杀人。

这段话是前引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由日本渡海至中国时的描写，把倭寇船队航海大致想象为这种状况，大概是不会错的。这个时候关于季节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与遣唐使船相比，航海已变得很安全了，最快的场合，只要数天就可一气越过中国东海到达中国海岸。在由中国人（伪倭、假倭、装倭）、葡萄牙人（佛狼机）、日本人（真倭）进行的国际走私贸易中，日本提供了合适的根据地与构成人员。

连接日本根据地与中国贸易基地的中国东海沿海地域，都是倭寇的活动范围。

倭寇的贸易品

《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风土记》认为，为了制止倭寇，必须知道倭之所好，因而列举了“倭好”专条。所谓倭好，不用多说，是指当时日本需要最多的贸易品，书中开列的贸易品种有如下各项：

丝 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赏，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市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 髠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二百两。

布 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 染彼国花样，作正衣服之用。

锦绣 优人剧戏用之，衣服不用。

红线 编之以缀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 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卖银三百两。

针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链 悬茶壶之用。倭俗客至饮酒之后啜茶，啜已，即以茶壶悬之，不许着物，极以茶为重故也。

铁锅 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磁器 择花样而用之，香炉以小竹节为尚，碗碟以菊花棱为尚，碗亦以葵花棱为尚，制若非觚，虽官窑不喜也。

古文钱 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惟不用永乐、开元二种。

古名画 最喜小者，盖其书房精洁，悬此以为清雅，然非落款图书不用。

古名字 书房粘壁之用，厅堂不用也。

古书 五经则重书礼，而忽易诗春秋。四书则重论语中庸，而恶孟子。重佛经，无道经。若古医书，每见必买，重医故也。

药材 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此其至难至贵者也。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为常。

毡毯 贵青。[10]

马背毡 王家用青，官府用红。

粉 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萝 用竹丝所造而漆饰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则虽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 文几、古盒、砚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棱，圆者不用。

醋

以上是通过倭寇活动从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物资。从记有价格这一点来看，也可以了解到倭寇活动不只是掠夺，还进行私人贸易或走私贸易。古文钱项下写的日本不用永乐钱和开元钱，这是错误的。不必冗言，永乐钱是构成永高制[11]基础的标准通货。古书项下憎恶《易经》《孟子》的记载，意义深远。《易经》《孟子》因含有革命思想而不被尊重的倾向，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有了。也有这样的传说，即装载《孟子》的船，因不合日本的神意而翻了船。

铁与硝石虽不曾列入倭好之中，但也是倭寇的重要输入物品。火枪传到种子岛后，日本各地开始制造火枪，但是日本铁不坚固，有从福建与暹罗输入铁。火药的原料硝石也因日本不出产而从中国买进，甚至远到暹罗购入，这在《日本一鉴》中有记载。日本从中国输入的贸易品的代价大体上是用白银支付的。

倭寇的船舶

首先拟引用郑若曾的《日本图纂》关于倭寇船舶的记载如下，《筹海图编》与《日本风土记》的记载不过是沿袭《日本图纂》的记载而已：

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只，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而广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

所谓平底船体，是日本式木船独特的大板构造，起倒式桅杆上挂横帆扬帆驶船，也正好表现了日本式木船的特点。关于“惟联铁片”的记载，石井谦治认为可能是因为看到联结船舷踏板的铁钉平头并列成排，而采取了这样的表现。短水草可能是真木皮之误。此外，如果从建造正式的中国帆船并不那么困难来考虑，对于特意贴造重底使之变尖，因而具有和中国帆船相同的凌波性与耐久性的这一记载，也有疑问。因此，认为倭寇船是《倭寇图卷》中所描绘的那种中国式帆船，显见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倭船的乘载人员，从中国方面的史料中搜集来看，有一船二十余贼，一船约倭七十余贼，一船约倭二百余人，一船六七十人，每船约五六十人，二船一百一十余贼，二船各贼约八百余人，三船四五十人，六船约倭三百余人等记载。最大的船每艘四百人，最小的船每艘十五六人，但一般认为倭船平均每艘乘员大体是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船的大小也与此相当。

バハン的意思

倭寇船也叫バハン（bahan）船。其乘员也有叫バハン的。室町时代中期刊行的馒头屋本[12]的《节用集》中，已经有了用“番舶”二字来标记バハン的记载。一六○三年（庆长八年）日本耶稣会在长崎书林出版的《日葡词典》中，也列有バハン词条，说明バハン船指到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盗贼船，バハン指乘船到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盗贼或海贼。江户时代的《合类大节用集》用汉字“夺贩”、“八幡”来标记バハン。中国各书中见到的“发贩”、“破幡”、“破帆”、“八番”、“波发”、“白波”、“彭亨”等，似乎也都是发バハン音。日本的假借字虽然其他还有“谋叛”、“婆波牟”等，但是作为用例以“八幡”为最多。《松浦家文书》收载的天正十七年（一五八九）丰臣秀吉朱印状中用“八幡”，而十年以后的《岛津家文书》收载的庆长四年（一五九九）丰臣家五老联名信中写为平假名“ぼほん”。

关于バハン的语源，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来源于八幡大菩萨[13]，另一种意见认为可能是葡萄牙语或中国语等外国语。把バハン与八幡大菩萨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江户时代享保四年（一七一九）成书的香西成资的《南海通记》，这本书在阐述倭寇问题时说：“我国贼船皆立八幡宫旗，到海上侵犯西蕃贸易，抢夺财产。以故此种贼船称为八幡船。”八幡大菩萨的信仰与天照皇大神[14]和春日大明神[15]等的信仰一起，在当时日本人中已经固定下来，因此到海上去的日本人打着八幡大菩萨旗帜作为守护神，当然是可能的。现在大三岛大山神祇社有据传是三岛水军旗帜的旗帜，上面写有伊势大神宫[16]、八幡大菩萨、三岛大明神[17]等三种神的名字，但是学界还不能赞成仅仅根据这些事例就简单地认为バハン即八幡与倭寇这一意见，因此关于バハン的语源问题还没有成为定说。

バハン的意思，最初指倭寇，后来又指海贼行为或一般掠夺行为，江户时代更把走私贸易当作バハン，甚至从进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上卸下货物的事情也被称为バハン。语言是很有生气的，バハン就是这样在各种意义上被改变与使用着。

[1] 大内义隆：（1507—1551）大内义兴的长子，周防、长门等七国的守护，1551年因家臣陶晴贤叛乱，被迫自杀。

[2] 策彦周良：（1501—1579）室町末期至战国时代的临济宗僧侣，天龙寺妙智院住持，长于诗文，1537年及1547年两度出使明朝，著有《策彦入明记》等。

[3] 大友义镇（宗麟）：（1530—1587）战国时代的大名，居丰后府内，兼并九州大半，皈依基督教，以府内作为对外文化中心。

[4] 《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图谱》说陈东，“此萨摩州君之弟掌书记酋也”。同书卷九《纪剿徐海》说：“而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酋。”由这两段文字看来，陈东似乎应是萨摩岛主弟之书记，而不是萨摩岛主之弟。

[5] 大内义长：（1532？—1557）本名晴英，大友义镇的弟弟，大内义隆的外甥，大内义隆自杀以后，由掌握大内氏领地实权的陶晴贤迎入山口继承大内家业，改名大内义长。

[6] 奥古斯丁会：拉丁语为Ordo Sancti Augustini，简称O.S.A，是以奥古斯丁所倡导的隐修原则为基础，于十三世纪中期统一各地会众形成的修道士会，也称奥古斯丁隐修会。它是中世纪四大托钵修会之一。

[7] 原文记载为“八幡”，读为“バハン”，后文有解释。——编者注

[8] 五大老：指丰臣秀吉政权末期的五个实力大名。1595年秀次事件后，丰臣秀吉为图政权安定，设德川袁家、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六个实力大名为大老。因小早川早亡，丰臣秀吉死后即为五大老与丰臣家臣的合议制，称五大老制度或五奉行制度。关原之战后，德川家独大，成立江户幕府。

[9] 原文记载为“ばはン”，与“バハン”同义，后文有解释。——编者注

[10] 译者所见嘉靖本与天启本《筹海图编》中此处均无“贵青”二字。

[11] 永高制：室町时代把土地年贡征收量折算成永乐钱数额的制度。

[12] 馒头屋本：室町时代中期奈良点心铺商人馒头屋宗二（林宗二，又名林逸，1498—1581）出版的汉文书，有《尚书》、《左传》、《论语》、《史记》、苏诗、杜诗、《节用集》等。

[13] 八幡大菩萨：奈良时代神佛混淆引起的崇拜对象。八幡神原指八幡宫的祭神（应神天皇、弓矢神），东大寺创建时在奈良成了佛教的庇护神，因名之为八幡大菩萨。

[14] 天照皇大神：即日本皇室的祖神天照大神，亦称太阳神，祭于伊势大神宫。

[15] 春日大明神：奈良春日大社的祭神，藤原氏的祖神。

[16] 伊势大神宫：本来指祭祀天照大神的神宫，这里指天照大神本身。

[17] 三岛大明神：爱嫒县今治市大三岛町宫浦大山祇神社的祭神，亦称大山神祇。

6 中国人眼中的十六世纪倭寇与日本

倭寇的风俗

倭寇赤身露体

不少人一听到倭寇这个名词，就立即在脑海里浮现出半裸跣足、肩扛大刀的海上强暴之徒的形象。元禄六年（一六九三）出版的松下见林[1]所撰《异称日本传》中所收的倭寇画像图，在这种倭寇形象的形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治、大正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大都采用了这个画像图，因此它成了倭寇形象创造的本源，在松下见林以后三百年的长时期内，大大影响了日本人的倭寇观。

《异称日本传》以为这个画像图的出处是《不求人全编》，但是据著名的倭寇研究专家后藤秀穗的考证，《异称日本传》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它的出处是明代百科全书《学府全编》卷十三收载的日本人画像图。《学府全编》正式全称应当是《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捷用分类学府全编》，它用图表示各蛮夷民族的风俗，在日本人画像图边注中加了一个说明：“日本国即倭国，在新罗国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九百余里，专一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日本人画像图左邻画的大琉球国（冲绳本岛）人画像图，也是跣足，但不是半裸体，唯独把日本人即倭寇夸张地画成确实像是凶恶之徒的样子。《异称日本传》中的倭寇画像图是忠实地按照《学府全编》中的日本人画像图临摹的，这没有怀疑的余地，但是可能因为是日本人临摹的，相貌要温和得多。

后藤秀穗在研究各种有关倭寇的文献时，感到《学府全编》中的日本人画像图同实际情况显著不同，于是根据自己的构思画了一群想象的倭寇画像图，登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六月的《风俗画报》上。后藤秀穗在谈到他构思这张想象图的艰辛时说：“为了以穷根究底的考证为基础画成这张想象的倭寇画像图，真是费尽心血到流泪的程度。”这张倭寇画像图画了一位身着甲胄披肩骑马的头目与一群手持海螺、长枪、弓矢、日本刀等武器的半裸体倭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努力把根据文献了解到的倭寇形象再现于画面的痕迹。据说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召开史学会时，曾经展出过这张画像图的修正版，但不知它现在在什么地方。修正版似乎也是裸体倭寇登场，后藤秀穗后来写了倭寇不是裸体的论文，对修正版画像图做了订正。遗憾的是后藤秀穗在世时似乎没有机会见到《倭寇图卷》，如果他见到了《倭寇图卷》的话，关于倭寇风俗定会提出更为具体的见解。

《倭寇图卷》

《倭寇图卷》，可以说是唯一描绘倭寇风俗的绘画史料，它是东京本乡文求堂书店从中国带到日本并卖给东京大学的，在关东大地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幸免于难，现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倭寇图卷》旧题是《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十洲是十六世纪前半期擅长画人物、鸟兽、楼阁、山水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的号。但是据推定，这个旧题《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是后人附加上去的，实际上这幅画卷不知是谁按照十七世纪吴派文人画画工画的图卷临摹的，以台湾为舞台也与图卷的内容不一致。

《倭寇图卷》是纵宽32厘米、全长522厘米的绢本着色长卷画，画面构成按照倭寇船队的出现、登岸、观望形势、掠夺放火、明人逃难、倭寇与明朝官兵交战、报捷、明朝官兵出击的顺序，依次展开。画面构成虽然具有日本画卷中可以见到的那种故事性，但是没有类似画卷说明的文字部分。

1 倭寇船队的出现

图卷的开头部分，在辽阔的海洋中画着三艘船，运用巧妙的远近法表现距离与时间的经过。

船是乘着大约七个人到十个人的平底渔船式小船，船尾三个人当中，一个人掌舵，两个人摇橹。船上的人都把头剃成半月形，着浴衣似的单衣，跣足，衣服上没有画带子，关于衣服穿着的描绘很暧昧。船上立着一根桅杆，桅杆上挂着一张如同编席子那样用竹子斜编的类似竹席的风帆。船上飘着中国式的旗帜，图卷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日本式的旗帜。船中的武器有弓箭、长枪、大蓬铲、刀。

2 倭寇的登岸

图卷的倭寇登岸部分，画有大小船各一艘，人物的描绘也很活泼。大船很像《筹海图编》中作为海防船收载的大福船。《筹海图编》关于大福船的说明中记载：“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大福船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帆船式兵船，有三根配有桅楼的桅杆，内部有四层。《倭寇图卷》中的船与《筹海图编》中的大福船不同之处，在于与大福船铺盖竹子做装甲不同，此船铺盖幅度很窄的木板做装甲，帆也不是中国帆船所特有的折叠式竹席帆，而是像卷着的日本式草席帆。如果这是写实的话，那就不能不认为是在五岛一带建造的倭寇船只，因为材料的关系不能建造纯粹的中国帆船，就以草席帆代替竹席帆。由于船上没有看到有橹，可见是以扬帆驶船为主。

甲板上共绘有十六人，有手握长枪站立之人，有手抚大刀之人，有张弓射箭之人。与船的大小相比，人物的大小比例是被夸张放大之后绘上的。

船上手拿长枪的人物有三个。关于这种长枪，虽然有人认为画的是日本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长二至三间[2]让普通士兵拿的长柄枪，但也可认为是中国兵器长枪或标枪。弓不是中国式的弩，而是日本式的弩，据中国史料记载，这种弩近距离的命中率似乎很高。刀也是画的日本刀，其锋利程度也为中国人所一致承认。

大福船跟前的另一艘船，很像是叫作“沙船”的中型中国帆船，不同的是甲板上设有两间竹席屋顶船舱，有席帆似的风帆。值得注意的是在船尾还画了两个长发妇女，其意图也许是为了表现倭寇头目的情妇。

登了岸的倭寇中有一人头戴日本式的盔，身着中国式的甲（与越兵盔甲很相似）。

3 观望形势

倭寇上岸以后的活动，描绘得很生动，有的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撑住长枪，手搭凉棚状眺望，有的用弓瞄准白色的鸟，有的在头上挥舞着双刀，有的张弓待发，用相当幽默的笔锋描绘着战斗开始前某种悠闲的情景。

在这段画面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倭寇拥有火枪。火枪的普及程度似乎还很低，整个图卷中只是这一部分有火枪。明朝从形状上把西洋式火枪叫作鸟铳或鸟嘴铳。倭寇手中拿的武器，此外还有镰型枪、三刃矛、叫作偃月刀的长柄大刀、海螺、扇子，海螺与扇子在集体行动时做信号使用。

日本的扇子为当时中国人所爱好，与日本刀同是重要输出物品之一。

4 掠夺放火

图卷的这一部分画面，有的一个人肩扛用布包着的掠夺品进行搬运，有的用像弓一样的东西做扁担使用，挂上包袱，前后两个人抬着，有的两个人肩上扛着一个像宝物箱一样的东西，有的一个人用两手合抱着一个箱子，接在这些画面之后，有人用火把做引火物在房屋上放火。房屋像是富贵人家的宅邸，豪华壮丽，描绘得非常精致，直至建筑物的细节都描绘了出来。

这里想顺便说一说流传的倭寇残暴行为，虽然它与《倭寇图卷》没有直接关系。关于倭寇的残暴行为，在徐学聚的《国朝典汇》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可以看到有代表性的记述，即倭寇袭击官府与民舍，掠之一空，掳掠少壮，发掘冢墓；杀害庶民，骸骨如山，血流成河；缚婴儿于柱上，沃以沸汤，闻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所孕是男是女，赌酒争胜负，剖腹查明以后，输者饮酒，其荒淫秽恶达到不可言状的程度，城野萧条，过者陨涕。这个“缚婴沃汤”与“孕妇刳腹”的残暴行为，在郑晓的《皇明四夷考》与涂山的《明政统宗》中，也有异曲同工的记载，由此看来，“缚婴沃汤”与“孕妇刳腹”似乎已经成了夸张宣传倭寇残暴性的固定化表现。

然而并非所有的倭寇都经常进行这种极端的残暴行为，与此相反，也有明朝官兵捕到倭贼而后切腹的事例，倭寇在掠夺行为之暇似乎有时也表现过温情。

5 明人的逃难

图卷的这一部分画有贵贱老幼男女二十三人的群像，鞋帽散乱，有长袖长发的显贵人物、裸体幼儿、牵着幼儿手的妇女、背着半裸体幼儿的男仆式的男子、拄着拐杖的伛偻男子等。

6 倭寇与明朝官兵的交战

倭寇擅长的是蝴蝶阵、长蛇阵等陆上战法，不是海上战法。这个海上交战图大概是在考虑画面效果之后才画的。

右边的两艘倭寇船，是渔船式平底小船，分别乘着九个人与十个人，每一艘船内一个人掌舵，两个人摇橹，一个人手里拿着插上旗帜的长枪。武器有长枪、弓矢、日本刀。前面的船上有耳足中箭倒下的，有被箭射进口中的。落入水中的倭寇七个人，有的正在遭到明朝官兵长枪的扎刺，有的为了逃走正在游泳，还有的即将淹死。

左边的两艘明朝官船，也是与倭寇船同样结构的船。服装，乃至鞋帽的细节，都画得很细腻，很像正规军的样子，用把后衣襟掖在腰带上的手法与跣足的倭寇形成鲜明的对照。手拿铜锣的人可能是指挥者。船尾搁置有挡箭牌，竖放有长枪、标枪、大蓬铲等武器，飘扬着旗帜。前面一艘船的旗帜上，还可见到写有“护国救民”与“第二哨”等文字。

武器除长枪与弓弩以外，还在船的中央部分一个圆形器内装满了像网球那么大的球形物，这种球形物也许是一种手投式的炸弹。中国火药兵器很早以前就发展了起来，明代构成火器主要材料的硝石是贸易违禁品，倭寇通过走私贸易得到了硝石。《筹海图编》中图示有天坠炮、地雷、大蜂窝、火妖、火药桶、火砖、飞天喷筒等火药兵器。画卷官船中的网球式球形物兵器，因为没有爆炸场面的描绘，不能断定是什么兵器，但可以推测为火妖。

在这部分画面的背景中，精细地描绘了中国避难人民的千姿百态，有群集在水田旁边杨柳下面的人、用锅煮东西吃的人、让婴儿吃奶的妇女，也有把家属与家产装上小船正准备逃去海上的人。

7 报捷

在报捷这部分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朝兵士骑着马，一边挥动写有“报捷”二字的旗帜，一边疾驱即将穿过拱桥的姿态，描绘了向司令部报告胜利消息的情景。有一艘继前段画面两艘明朝官船之后出击的明朝官船，正在从拱桥下边通过，这艘官船装载的网球式球形物兵器，大约有前述官船所载同类兵器两倍之多。

8 明朝官兵的出击

图卷最末尾部分，左上方有写着“海防新堡”四个字的堡垒城门，明朝官兵由此整队出征，堡垒上的三角旗帜迎风招展，城楼上有两个人目送出征队伍。队列中除骑马军官外，还有在背上圆圈里写上“兵”字的徒步兵士。武器有盾、剑、长枪、偃月刀、镰枪等。此外还画有若干种旗帜。

设立这种堡垒的地点，《筹海图编》中有详细的图示，若干堡垒的遗迹至今还有留存。

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扩大

《古今图书集成》与《异称日本传》

中国人由于经历了倭寇时代的缘故，加深与改变了对日本的认识。公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类书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由一万卷组成的庞大的类书，中国清代编纂，通过查阅这部类书就能够知道清代以前中国书籍的大略。其中涉及日本记事的部分共有八卷，即第三十三卷到第四十卷，第三十三卷收集了从后汉到宋朝为止的日本记事，第三十四卷包括元朝与一部分明朝的有关日本记事，第三十五卷以后到第四十卷共六卷全都是明代的记事与诗文。涉及日本记事的八卷当中，明代的书籍就占了六卷多，这正好表示了明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急剧增加，即使说这个时候完全改变了从所谓《魏志·倭人传》以来几乎没有变化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也不为过。

《异称日本传》的倭寇

另外，在日本，京都儒医松下见林收集外国关于日本的文献编纂的《异称日本传》，也明确地反映了明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加深的倾向。这部书有元禄元年（一六八八）的自序和元禄六年的刊记，由上、中、下三卷共十五册组成，上卷三册收集由汉代到元代的中国文献，中卷八册收集明代的中国文献，下卷四册收集朝鲜的文献，十五册中有八册是明代的文献。《异称日本传》在当时来说，是尽了最大可能进行文献搜集，其丰富的记事对江户时代以后日本人外国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前所见的半裸体倭寇画像图即其一例。附带提一下，《异称日本传》后来由清代中国商人传到了朝鲜。

鸟铳和鸟嘴铳（《筹海图编》）

《日本国考略》

作为明代日本研究书籍先驱而值得注目的，是定海人薛俊的《日本国考略》。该书的内容包括日本地理图、沿革略、疆域略、州郡略、属国略、山川略、土产略、世纪略、户口略、制度略、风俗略、朝贡略、寇边略、文词略、寄语略、评议略、上当道书略、防御略。其中沿革略到朝贡略部分的记述，大致多照抄中国历代正史日本传或倭人传，但是在其他部分的记事中，可以看到本书的独特内容。日本地理图是中国画的最古日本地图之一，寄语略中收有十五类三百五十八个日本词语，并音译为汉字，其他记事也可以说显著地改变了所谓《魏志·倭人传》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

《日本国考略》刊行的年代是嘉靖二年，这一年是日本大永三年（—五二三），正当细川氏船与大内氏船使者抗争的宁波之乱以后不久的时候。编者自己曾经明确指出，该书是以宁波之乱为契机而写的。这部书在初刊七年以后的嘉靖九年（一五三○、享禄三年），增补《国朝贡变略》以后又进行了重刊，这可能是因为与嘉靖严重倭患爆发的同时，明朝对日本的关心也更加提高。顺带说一下，这个重刊本传到朝鲜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永禄八年）又为朝鲜所刊行。朝鲜虽然已经拥有像《海东诸国纪》那样的优秀的日本研究书，但是关于日本的知识不论是什么都要贪婪地吸收，其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对倭寇的共同恐怖心理。这个朝鲜刊本后来又传入日本，松平定信[3]曾经命人抄写过这个朝鲜刊本。

《学府全编》的倭寇（国立公文书馆藏）

《日本图纂》与《筹海图编》

嘉靖严重倭患时代到来以后，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也愈益正式开展起来。

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十三卷，是研究明代倭寇不可欠缺的书籍，在日本从江户时代起就注意了这部书。构成《筹海图编》基础的，是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永禄四年）五月成书的郑若曾纂《日本图纂》。这个时候，编者郑若曾作为胡宗宪幕下的地理学者、经世家已经成名。他在编纂《日本图纂》的时候，参考书只有《日本国考略》，据说郑若曾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曾向长年火掌（水手）、擒获倭党（被俘倭寇）、贡臣（日本使节）、被掳去人（被倭寇掳掠去的中国人）、通事（翻译）、倭商等各种人做过调查。当他进一步向总督胡宗宪提出问题时，胡宗宪指示他去寻访蒋洲、陈可愿，听到蒋洲与陈可愿的介绍后，他逐渐弄清了日本的情况。蒋洲与陈可愿曾出使日本，是招诱王直获得成功的人物，他们的亲身体验与直接见闻，构成了郑若曾研究的基础。

《筹海图编》编纂的年代，是《日本图纂》成书后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虽然是参考了一百三十六种地图与典籍而写的大部头著作，但是关于日本研究部分，多半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日本图纂》的记述，只是增加了倭寇的动向与海防的办法。这部书是研究倭寇的一部权威性著作，至少再版过四次，拥有极其广泛范围的读者。它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邓钟的《筹海重编》，侯继高的《全浙兵制考》附录的《日本风土记》，茅元仪的《武备志》，还有万尚烈作序的《图书编》，以及其他许多著作，都沿袭了《筹海图编》的记述。

火妖和大蜂窝（《筹海图编》）

《日本一鉴》

《日本一鉴》是郑舜功以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到三十六年三年时间逗留丰后大友氏领国的日本生活经验为基础，于嘉靖四十四年写的。书的内容由《穷河话海》九卷、《绝岛新编》四卷、《桴海图经》三卷组成，从航海经验开始，事无巨细、百科全书式地列举了关于倭寇动静和日本历史、地理的见闻，因此在了解战国时代的日本方面，《日本一鉴》也是出色的史料。郑舜功认为日本人是廉耻心很强、憎恨强盗的人，使日本人变坏的是中国流逋。他还认为日本人有擅长武艺、上下都尊重佛教、懂得文字、有教养等许多优点，使日本人衣食安定就可防止倭寇。关于日语，郑舜功似乎研究了《下学集》与《节用集》，对习用日语也很注意。到《日本一鉴》出书以后，中国人完全改变了《日本国考略》以前的日本观，也可以说《日本一鉴》的日本研究是脚踏实地的。

后藤秀穗所考证的倭寇

《日本风土记》

《日本风土记》是作为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文禄元年）侯继高所撰《全浙兵制考》的附录出现的，编者不详。内容虽有很多部分是沿袭《日本图纂》以下各书的，但是对日本文字、语言与诗歌、游戏、习惯，风俗等表现出的兴趣，可以说是它的特长。比如，中国象棋与日本象棋很不相同，它特意用图来说明日本象棋的规则；像万叶假名那样完全用汉字来注读日本的和歌与短歌，并把它们译成汉文。《日本风土记》中没有《筹海图编》与《日本一鉴》中见到的那种因为当时海防而造成的紧迫气氛，甚至给人们留下了以了解日本事物为乐的印象。

这里拟介绍几首日本民间流行歌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被叫作山歌（劳动时唱的一种歌）的日本短歌中，用汉字按照日本发音记下了当时海上男儿唱的以下几首日本短歌，这些短歌现在日本已经没有流传。

心肝丈夫，大心肝丈夫，递弓来放在我肩上，箭袋顶在我头上。（夫归妻接）

十五夜月明，一更时上云，五更复光华，好送有情人。（月夜私情）

十七八岁女，才相合就离，流萍无水养，怎得久在世。（少女别郎）

十七八时，难算二世，好比枯木残花，霎时又是一世。（青春叹世）

这些短歌都是歌唱切切悲欢之情的歌谣，其中也有与狂言[4]和隆达小歌[5]词句相同之处，作为室町时代的歌谣资料很值得注意。

如上所述，以倭寇活动时代为转折点，中国人对日本以及日本历史的关心与理解，急剧地增长，但是紧接着这个时代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以后，在德川政权恢复通交的努力遭到失败，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等事态的发展中，中国人对日本的兴趣逐渐冷淡下去，改变倭寇形象的机会被错失，在中国正确地认识日本的机运直到明治以后都没有出现。顺便指出，渡边三男译注的李言恭、郝杰撰《日本考》（大东选书），与《日本风土记》的内容完全相同。

渔船（《筹海图编》）

大福船

沙船（《筹海图编》）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续表1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续表2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续表3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1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2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3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4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5

[1] 松下见林：（1637—1703）江户中期的儒医、国学家，著有《异称日本传》、《神国言叶遣式》等。

[2] 间：日本长度计量单位，每一间约1.818米。

[3] 松平定信：（1758—1829）江户后期政治家，1787年就任江户幕府首席老中，推行宽政改革。

[4] 狂言：在能剧剧目之间所演的一种滑稽剧，盛行于日本镰仓、室町时代，江户时代逐渐发展成熟，与能剧同为能乐的重要形式。

[5] 隆达小歌：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流行的小歌，为日莲宗显本寺僧人隆达所首创。

倭寇关系年表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1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2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3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4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5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6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7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8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9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10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11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拟列举明治时代以后至最近时期发表的著作、论文。

著作按出版年代顺序排列，内容概略为一目了然起见，仅列举目录与收录论文名称。同一著作有改订版的亦予列出。

论文根据执笔者的不同，按日文五十音顺序排列。杂志上揭载过的论文后来又收入著作的，为避免重复，恕不一一列举。

概说书、启蒙书、辞典之类，虽然也有不少关于倭寇的记述，但是一概从略。中国、朝鲜、美国等外国刊行的著作、论文，除主要者外亦予割爱。

著作

外务省 《外交志稿》（外务省记录局 明治十七年）

交聘篇（朝鲜、汉土、渤海、西南诸国、欧罗巴诸国及亚米利加）、战争篇（朝鲜、汉土、肃慎、西南诸国、欧罗巴诸国）、版图沿革篇（朝鲜）、漂流篇（朝鲜、汉土、肃慎渤海满洲及露国东部、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归化移住篇（朝鲜、汉土、西南诸国、欧罗巴诸国及亚米利加）、学术宗教篇（朝鲜、汉土、印度及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赠酬篇（朝鲜、汉土、渤海、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贸易篇（朝鲜、汉土、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年表第一至第五

菅沼贞风 《大日本商业史》（东邦协会 明治二十五年）

总论、卷一太古时代、卷二上古时代（遣唐使及其废止后时代）、卷三中古时代（海贼时代）、卷四近古时代（欧洲贸易时代）上、卷五近古时代（欧洲贸易时代）中、卷六近古时代（欧洲贸易时代）下、引用文献

附 平户贸易史、附载 菅沼贞风君传（福本日南）、菅沼贞风君手简

*本书于昭和十五年增补菅沼贞风的《变小为大、转败为胜：新日本图南之梦》由岩波书店再版。

星野恒 《史学丛说 第一集》（富山房 明治四十二年）

海贼颠末与海军沿革（南北朝以后称海军为海贼、奈良朝以后内地海贼、南北朝以后海贼（倭寇）侵掠朝鲜、南北朝以后海贼（倭寇）侵掠中国、釜熬之刑、勘合印、バハン船、神代以来船舶的制造与海贼的状况、称船为某丸）、其他

日本历史地理学会 《日本海上史论》（三省堂 明治四十四年）

日韩交通概要（币原坦）、古代日中交通（喜田贞吉）、王朝的海贼（喜田贞吉）、日宋交通（黑板胜美）、源平二氏的交战（大森金五郎）、文永弘安之役（大森金五郎）、海贼与关船（久米邦武）、日明交通与海贼（渡边世祐）、江户时代初期的海外交通（辻善之助）、何谓锁国（内田银藏）、世界大势的变迁与开国（内田银藏）、江户时代的海运事业（藤田明）、幕末海防论的发展（横山达三）、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目睹记（粟屋正臣）、海上历史与日本海海战（小笠原长生）、日本群岛（小川琢治）、人文地理学上反映的海岛帝国（寺田贞次）

三浦周行 《日本史研究》（岩波书店 大正十一年）

天龙寺船、室町幕府的外交、长崎开港始末、元寇、镰仓时代的外征计划、应永外寇、朝鲜的“倭寇”、丰太对外的宏图及其败因、征西将军宫、朝鲜最古的地理志、老松堂日本行录、其他

新村出 《船舶史考》（更生阁 昭和二年）

船的丸号、八幡船考、荷兰船伊拉斯谟号与货狄舟[1]

*《新村出全集 第十卷》（筑摩书房 昭和四十六年）收有本书。

三浦周行 《日本史研究 第二辑》（岩波书店 昭和五年）

日明贸易的发展、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足利义持的对明外交，古代日鲜关系史、足利时代日本人的居留地朝鲜三浦、新井白石与复号问题、回顾日鲜离合的踪迹、应永外寇真相、朝鲜役、港湾研究、其他

辻善之助 《增订海外交通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昭和五年）

日本文明的特质、上代的日中交通、任那的兴废、圣德太子的外交、日唐交通、遣唐使与国民精神的萎缩、高岳亲王、同渤海的交通、日本文化的逆输入、日宋交通、宋文化的影响、从源平时代至镰仓时代国民的自主观念、镰仓幕府的外征计划与国民的敌忾心、元明交通与倭寇、怀良亲王的对外强硬与足利义满的国耻外交、足利幕府的卑屈与国民的自觉、八十七岁的遣明使僧了庵桂悟、元明文化的影响、室町时代地方大名的外国贸易与朱印船的起源、十三岁的特派大使、丰臣秀吉的耶稣教禁令、丰臣秀吉征伐中国朝鲜的原因、朝鲜战役与国语问题、丰臣秀吉的南方经营、关于蒲生氏乡的遣使罗马、同朝鲜的修交与当局者的失态、德川家康的海外交通、江户时代远征台湾及菲律宾的企图、有马晴信击沉黑船、浜田弥兵卫、末吉船、南洋日本人町、德川家康的耶稣教禁令、锁国及其得失、德川家光侵略中国的雄图与国姓爷、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西洋文明的影响、锁国时期的西洋交通与开国的气运、开国思想的发展与西洋文化的移植

复制本 《倭寇图卷》（古兵书图录刊行会 昭和五年）

〔解说〕东京帝国大学藏倭寇图卷记（辻善之助）

藤田丰八 《东西交涉史之研究 南海篇》（冈书院 昭和七年）

狼牙脩国考、唐宋时代关于南海之中国资料、室利佛逝三佛齐旧港位置考、玉尔氏注马可波罗旅行记补正二则、大小葛兰考、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欧势东渐初期海外之日本人、南汉刘氏祖先考、关于伊本柯达比氏之Kantu（Khanton）、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附上海胶州、宋代之层檀国考、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关于南蛮来袭、琉球人南洋通商之最古记录、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宋代输入之日本货、象、古代中国人关于棉花棉布之知识、中国史乘所传二三神话考、榻及毾氍考、中国港湾小史、叶调、斯调及私诃考、佛徒印像考、南海地图

黎光明 《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燕京学报专号之四］（哈佛燕京学社 民国二十二年［昭和八年］）

上编（因沿海卫所之军腐败—故不能不调客军御倭—当日调到客军之概况—客军统制方法之建议—客军扰害之一班—停止调兵之时论—团练乡兵之办法与成效—军饷之筹支与治理之人物）、下编（狼兵、土兵、北方兵、南方兵、僧兵、水军、其他杂军、附录［严家兵考］）

陈懋恒 《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专号之六］（哈佛燕京学社 民国二十二年［昭和八年］）

倭寇之来源、倭寇猖獗之原因、沿海各省之倭祸、倭寇之首领、倭寇之伎俩、倭寇之戡定

*本书于昭和三十三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刊。

稻叶岩吉 《日丽关系》［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岩波书店昭和九年）

无交涉时代、寺院文化、刀伊及女真、蒙古袭来（蒙古称霸朝鲜半岛、忽必烈即位及其国情、征东牵制南宋）、倭寇、余说及其他

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昭和十年）

古代的日中交涉、佛教的传来与金光明经、金光明经与国分寺的创建、日唐贸易与竹取物语、阿拉伯商品与平安贵族、日宋贸易与鹦鹉的传来、西域游戏东渐与武士阶级、徒然草与中国钱的流通、朝鲜使节眼中的中世日本商业与海贼、日明贸易与日本国王、琉球王国的勃兴与佛教、爪哇船的度来与象的传来、神歌集[2]与万叶集、朝鲜王国的勃兴与贸易、朝鲜史料记载的应永外寇、葡萄牙人的占领马六甲与ゴーレス（goresu）、琉球人的南海发展与ゴーレス、ゴレス与琉球人、倭寇的掳掠中国人口与谣曲唐船、狂言中留传的日本女子与中国人结婚、欧洲人的发现台湾岛与琉求、中国使节的访问琉球与隋书流求传、流求是台湾还是琉球、中国人的海寇、倭寇与中国人的中华思想、尚贤王所献青铜花瓶与东照宫、锁国前后日中交涉的一个方面、英雄不死传说与东亚各国的形势、女真船的来航与华夷译语，ぼほん船与八幡船及倭寇、中国人绘制日本地图的变迁、中国人的日本研究

濑野马熊 《濑野马熊遗稿》（昭和十一年）

倭寇与朝鲜水军、关于正统四年桃渚的倭寇、今川大内二氏与朝鲜的关系、关于正统癸亥条约、其他

藤田元春 《日中交通之研究 中近世篇》（富山房 昭和十三年）

元明时代的交通、シラ（shira）岛及ゴレス、琉球与南越、室町时代的遣明使、明代人的日本地理、元和航海记航路之研究、叙述御朱印船时代的古地图与地理书、暹罗国行程及海路考、德川光圀的北地探险及其船舶、日本海造船的发达、日本人使用的航诲用旱针盘

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研究》（岩波书店 昭和十四年）

［序说日中交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日中交涉史的意义、日中交涉史研究的回顾、交涉史研究的诸倾向、日中交涉史研究的展望、［前论欧人渡来以前日本人在东洋的活跃］第一篇日本人的南方发展与丰臣秀吉的雄图（丰臣秀吉的雄图、秀吉以前的南方发展、秀吉以前的朝鲜贸易、秀吉以前的进入中国）、第二篇欧人的进入东洋与日本人的活跃、（日本人与阿拉伯人的合作、欧罗巴人的进入东洋）、［本论日中交涉的进展］序篇东洋海上贸易的展开与中国（阿拉伯人的进入东方、中国贸易商人的抬头）、第一篇大化改新前后的日中交涉（遣唐使与大化改新、改新政治的进展与遣唐使）、第二篇律令政治的动向与日中交涉（律令政治的动向与遣唐使、新罗商人的渡来与日中贸易、中国商人的渡来与日中贸易、渤海商人的渡来、日中贸易的进展与大宰府商人的抬头、遣唐使的废止）、第三篇平安贵族的生活与日中交涉（遣唐使废止以后的日中贸易、平安前期的贵族生活与日中贸易、王法佛法的祈祷与日中交涉、平安末期的贵族生活与日中交涉、国内产业的发展与日中交涉的转折）、第四篇镰仓武家的生活与日中交涉（镰仓幕府创设前后的社会情况与日中交涉、中国钱币流通的扩充、借上—高利贷商人的抬头、御家人—镰仓武士团的动摇、百姓—农民层的穷乏、社会不安的增大、新佛教运动的进展与日中交涉、元寇与国民精神的昂扬）、第五篇建武中兴前后的日中交涉（元寇以后的国内情况与日中交涉、建武中兴前后的社会情况与日中交涉、倭寇的登台与农民的掠夺、倭寇的禁压与贸易的调整）、第六篇室町时期的日中交涉与倭寇（朝鲜人及中国人的送还与贸易的展开、对外贸易的展开与大名的成立、室町幕府的对中交涉、对中贸易中的细川氏与大内氏的抗争、勘合贸易与走私贸易、朝鲜—琉球—南方各国的交涉、倭寇的活跃与走私贸易、中国人的日本再认识）、［结论］锁国—开国—东亚协同体、索引

竹越与三郎 《倭寇记》［增补版］（白杨社 昭和十四年）

一倭寇记概说、二倭寇波及整个东洋、三日本人向海外的广布、四私人海外冒险精神、五如果有国家的后援、六足利时代幕府寺院大侯商民联合的外国贸易

王婆楞 《历代征倭文献考》（正中书局 民国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

德化倭人时代（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倭人向化时代（隋、唐）、倭人携贰时代（五代、宋）、武力征倭时代（元上、元下）、戡平倭患时代（明上、明下）、历代征倭制议（制、议）

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刀江书院 昭和十六年）

日明交涉的开始与明朝的海外通交政策、遣明船的往来（上）明使船的来朝、遣明船的往来（中）、遣明船的往来（下）、遣明船的经营及组织、明朝的诸制度、遣明船贸易、日明交涉的新展开、索引

冈本良知 《十六世纪日欧交通史研究》［增订版］（六甲书房 昭和十七年）

第一编葡萄牙人渡来以前与日本的交涉（地理大发现黎明时期关于日本的意识、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在印度与中国的接触）、第二编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通航日本（葡萄牙人的初来日本、葡萄牙船的航行日本、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贸易港变迁、葡萄牙西班牙船来往年次考）、第三编葡萄牙人的日本通商（贸易港的移动和日本诸势力者的关系、日本贸易、长崎的居民及其社会状态、日本人奴隶输出问题）、增补及订正、引用书名目录、索引

高木真太郎 《应永外寇的前后——中世的日鲜交涉》（八木书店 昭和十七年）

序说、海寇与高丽、李朝建国当初的日鲜关系、应永外寇、日鲜关系的转变、嘉吉条约、日鲜贸易的变迁、结语

登丸福寿、茂木秀一郎 《倭寇研究》（中央公论社 昭和十七年）

第一编（序说、倭寇概论、倭寇在中国的盛衰、中部中国的倭寇）、第二编（防止倭寇的外交工作、海上防御策、海滨防御策、内陆防御策、军队的编成装备）、第三编（明朝朱纨的海禁与浙江财阀的发生、倭寇与华侨的关系、倭寇与抗日宣传）、附录（倭寇的诱导者汪直·徐海的末日、参考文献及史料、明代倭寇史迹表一表二、倭寇大事年表）

小叶田淳 《史说日本与南中国》（野田书房 昭和十七年）

历史上见到的日本与福建的关系、明代漳泉人的海外通商发展——特别是关于海澄的饷税制与日明贸易、福建人与近代的日中交涉——特别是对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们、关于福州柔远驿、历史上见到的日本与潮汕地方的交涉、海南岛外国贸易史、海南岛外国贸易史补说、关于应永年间来航南蛮船的一文书、关于砂糖史的研究

西村真次 《日本海外发展史》（东京堂 昭和十七年）

原始时代（移住民的血液混淆、大陆文化的吸收）、摄取时代（三韩的服属及背离、与隋唐及渤海的交通、与宋朝的通商、文永弘安之役）、侵寇时代（“倭寇”的发生、怀良亲王的强硬外交、足利政府的软弱外交、倭寇终于灭掉高丽、半贼半商主义的朝鲜贸易、对明的恐吓贸易、八幡船的侵掠、文禄之征伐朝鲜、庆长之征伐朝鲜）、贸易时代（基督教的传来、少年使节的出使欧洲、丰臣秀吉的南方经营、德川家康的外交、伊达政宗遣使欧洲、御朱印船、菲律宾的日本町、在暹罗的日本人、安南占城柬埔寨贸易、台湾与日本人、澳门的屠杀日本人、国权扩大运动）、封锁时代（禁教令与锁国令、江户幕府的自给自足、开国思想与萌芽）、索引

村田四郎 《八幡船史》（草卧房 昭和十八年）

水上男儿、第一期自然的发作（内海海贼的历史）、第二期外寇的反动、第三期内讧的余波（高丽与八幡船、八幡船年表一、明朝与八幡船一、八幡船年表二）、第四期惯性运动（朝鲜与八幡船、八幡船年表三、明朝与八幡船二、八幡船年表四、琉球与八幡船、南洋与八幡船）、第五期最后一振（八幅船年表五、八幡船与中国戏曲、八幡船与文学、海盗帮与诸雄、八幡船的本营及其进退、关于八幡船的称呼、八幡船与武士道、日本刀、八幡船时代的通商、八幡船说明的日本国民性）

市村瓒次郎 《东洋史统 卷三》（富山房 昭和十八年）

第七章蒙古高丽的末世、倭寇的爆发、安南的情况、第九章北虏南倭的侵寇及安南缅甸的形势、明朝的国内情况、第十章朝鲜的盛衰及日·鲜·明的关系、其他

宫崎市定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星野书店 昭和十八年）

留唐外史、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明朝的海禁及其由来、市舶司贸易的变迁、私人贸易的根据地、对沿海贸易的大镇压、王直的调停归于失败、入寇的动机是什么、贸易根据地的南进、扰乱中心移到闽粤、是否允许海市的争论、知日派政客郑舜功、走向御朱印船时代）、江户时代的中国兴趣、称雷为天神、巴黎刊行的北京版日本小说及其他、中国的开国与日本——中国的体制与日本的体制

*本书后来又为宫崎市定的著作集《亚洲史论考 上》（朝日新闻社 昭和五十一年）所收录。

秋山谦藏 《东亚交涉史论》（第一书房 昭和十九年）

第一篇往昔的大东亚圈Ⅰ（缅甸的孔雀、蒙古的骆驼、广东的鹦鹉、洛阳的狮子、印度的象）、第二篇往昔的大东亚圈Ⅱ（爪哇的香料、波斯的波罗、呵梨勒的传来、南蛮的烟草、马六甲的ゴーレス）、第三篇往昔的大东亚圈Ⅲ（女真船漂到日本、朝鲜使节来朝、中国的花瓶、琉球的宗教、ばはん船与八幡船、台湾岛的发现、中国的海贼）、第四篇中国史上的日本观（中华思想与夷狄思想、古代的日本观、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观、奈良平安期的日本观、元寇前后的日本观、中华思想的昂扬与日本观、中华思想的动摇与日本观、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第五篇当今的大东亚圈（亚洲面貌的改变、大东亚建设前篇、大东亚建设后篇）、索引

石原道博 《东亚史杂考》（生活社 昭和十九年）

大东亚共荣圈与倭寇、攻略闽粤的倭寇、攻略海南岛的倭寇、御倭储言中见到的倭寇、南洋的倭寇、其他

新村出 《新村出选集 第二卷 南蛮篇 坤》（养德社 昭和二十年）

日本文学的海洋兴趣、海贼的故事、八幡船时代的民谣、其他

*这些论文原载《续南蛮广记》、《南蛮记》、《南蛮更纱》，收入《新村出全集 第五卷》（筑摩书房 昭和四十六年）

青山公亮 《日丽交涉史研究》［明治大学文学部研究报告东洋史第三册］（明治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所 昭和三十年）

第一章绪论（附说、公元十九世纪后半以前的日鲜交涉史的时代划分）、第二章日本政府对高丽国来牒的态度、第三章通商关系的一斑、第四章高宗朝与元宗朝的日丽纠葛、第五章高丽对文永之役的态度、第六章高丽对弘安之役的态度、第七章关于倭寇发生的一二考察（附说、关于海贼不断劫掠的原因）、第八章恭愍王朝的日丽关系、第九章关于高丽末年特别是前废王朝时期倭寇的侵入内陆、第十章前废王朝以后的日丽外交、后记

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富山房 昭和三十年）

汉·六朝篇（原始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倭国和汉魏往来、日本和中国南朝的交涉、上古入籍日本的汉人和文化的输入）、隋·唐篇（遣隋使、遣唐使、遣唐使废止以后的日唐交通、遣唐学生·学问僧和文化的吸收、唐人·印度人·西域人的入籍和文化的移植）、五代·北宋篇（五代时日中交通、和北宋的往来）、南宋·元篇（和南宋的贸易、入宋僧·入籍宋僧和文化的移植、和元朝的贸易、入籍元僧和文化的移植、入元僧和文化的移植）、明·清篇（足利幕府和明朝的交通贸易其一、足利幕府和明朝的交通贸易其二、入明僧·渡日明朝人和文化的移植、明朝末年日中间的交通、日本和清朝的贸易、来日及入籍的明清人和文化的移植）、附录（日中通交年表、索引）

*本书是木宫泰彦所著《日中交通史》上、下（金刺芳流堂，大正十五年、昭和二年）的增补修订版。

长沼贤海 《日本海贼》［日本历史新书］（至文堂 昭和三十年）

一所谓海贼、二海贼的发生、三濑户内海航路的发达、四海贼的温床、五濑户内海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海贼的性质、六海贼藤原广嗣与藤原纯友、七日宋文化的交流与宋朝海商、八宋朝客商与国际儿女、九新罗海贼的影响、十宗像氏的海上发展、十一海商起于西海、十二海贼松浦党的结成、十三松浦海贼的联盟与规章、十四航路上的娼妓、十五海贼大将军、十六海商的发展与天主教大名、十七バハン船与东西大海战、十八海贼城与海贼、十九因岛的本主村上氏、二十野岛的海内将军村上氏、二十一宫岛海战与一向宗海贼暴动、二十二海贼战法、濑户内海要地图、北九州要地图

稻村贤敷 《琉球群岛倭寇史迹研究》（吉川弘文馆 昭和三十二年）

第一编序说（倭寇的发生、关于前期倭寇、室町时代的日明贸易与倭寇、后期倭寇的概要）、第二编宫古群岛的倭寇史迹（上比屋山遗迹的概况、关于上比屋山遗迹的传说、上比屋山遗迹的发掘品、出土的假名文书是怎样的文书、关于文书内容的解说、关于文书的年代、关于上比屋山遗迹的考察、宫国村附近的倭寇遗迹、川满部落附近的倭寇遗迹、保良元岛的倭寇遗迹、童名的研究）、第三编八重山群岛的倭寇史迹（石垣岛中部山地的倭寇史迹、竹富岛牛冈的倭寇史迹、波照间岛的倭寇史迹、西表岛的倭寇史迹、关于八重山群岛倭寇史迹的年代考）、附（久米岛的倭寇史迹）

田中健夫 《中世海外交涉史研究》［东大人文科学研究丛书］（东京大学出版会 昭和三十四年）

第一倭寇的变质与日鲜贸易的展开、第二日鲜贸易中博多商人的活动、第三李氏朝鲜王朝世宗时期的日鲜交通诸问题、第四中世的对马与宗氏的势力扩张（附 对马古文书）、第五遣明船贸易家楠叶西忍及其一族、第六《善邻国宝记》的成书情况及其背景——五山僧侣在室町外交中的地位、第七中世日鲜交通中贸易权的变迁、第八《筹海图编》的成书、第九关于所谓的岛井宗室日记、第十中世海贼史研究的动向

田中健夫 《倭寇与勘合贸易》［日本历史新书］（至文堂 昭和三十六年、昭和四十一年增补）

第一章前期倭寇的发生及其活动、第二章勘合贸易体制的成立、第三章遣明船贸易的展开、第四章日鲜贸易的变迁、第五章南洋贸易的盛衰、第六章勘合贸易体制的崩溃、第七章后期倭寇的消长、参考文献、索引

石原道博 《倭寇》［日本历史丛书］（吉川弘文馆 昭和三十九年）

第一问题的所在、第二倭寇的残暴，第三倭寇观的再检讨（一）、第四倭寇观的再检讨（二）、第五倭寇的成立、第六总结、简略年表、有关倭寇地图、参考文献、索引

李铉淙 《朝鲜前期对日交涉史研究》［韩国研究丛书］（韩国研究院 昭和三十九年）

绪论、高丽末年的内外情况、倭寇及对倭政策、入境倭人、对倭贸易、归化倭人、对倭人收税、三浦倭乱始末、壬申条约缔结始末、丁未条约缔结始末及其以后的倭寇、对倭使节的派遣、对倭文化·技术·医药品的交流

中村荣孝 《日鲜关系史研究 上》（吉川弘文馆 昭和四十年）

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东亚与日本文永、弘安两役间的国际政局——日本与蒙古之间的高丽、文永、弘安两役相关史料的解释、后百济王与高丽太祖的通使日本、室町时代的日鲜关系、《太平记》中见到的高丽人来日——武家政权接收外交的发端、朝鲜世宗己亥年的征伐对马——从朝鲜方面看应永外寇、对马的历史地位、《海东诸国纪》的撰修与印刷、朝鲜初期文献中所见的日本地名、日鲜交通的统制与书契及文引、浦所的限制与倭馆的设置、倭人上京道路、朝鲜初期的受印倭人、受职倭人的告身、三浦倭人的争乱、严岛大愿寺僧尊海的朝鲜纪行——巨酋大内氏遣使之一例、“右武卫殿”的遣使朝鲜

呼子重义 《海贼松浦党》（人物往来社 昭和四十年）

倭寇——暗中的国防水军、水军松浦党的诞生，朝夷名三郎与松浦党、蒙古来袭、对元寇的报复、征西府和松浦水军、高丽的没落与朝鲜的建国、应永对马之变、代替倭寇的朝鲜贸易、嘉靖大倭寇与松浦海贼、征鲜役与上松浦党的没落、从记录中见到的倭寇出身地、倭寇与现代的问题

中村荣孝 《日本与朝鲜》［日本历史新书］（至文堂 昭和四十一年）

第一华夷世界（中国对东亚的控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国际意识的形成、东亚通商圈、华夷世界的变化）、第二交邻外交的成立（交邻的前提——倭寇对策的进展、足利政权的朝鲜修交、朝鲜的对日交通统制、对马的特殊权益）、第三定约通商的体制（使船定数的确立、日鲜贸易的发展、条约的更定）、第四日明战争与朝鲜（丰臣秀吉的征明计划、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日明间的媾和交涉）、第五交邻关系的新发展（国交的恢复、德川政权的外交体制、朝鲜的日本通信使、对马的掌管交邻、日本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参考文献、索引

田村洋幸 《中世日朝贸易研究》（三和书房 昭和四十二年）

序论 高丽末朝鲜初的倭寇活动及其性质（第一章倭寇时代以前的倭寇概观、第二章关于倭寇时代的倭寇，第三章围绕倭寇的诸问题、第四章倭寇猖獗的基本原因）、本论 中世日朝贸易的展开（第一章对马岛的对鲜贸易、第二章壹岐、松浦地方的对鲜贸易、第三章南九州地方的对鲜贸易、第四章北九州地区的对鲜贸易、第五章畿内地区的对鲜贸易）、补论试论中世纪对外贸易史方法论、年表、索引

*田村洋幸还编有史料集《日丽关系编年史料》（峰书房 昭和四十二年）、《太祖、定宗、太宗实录日朝关系编年史料》（三和书房 昭和四十二年）、《世宗实录日朝经济史科》（厚生阁 昭和四十三年）

须藤利一编 《物与人的文化史 船》（法政大学出版局 昭和四十三年）

1日本船史的系谱（须藤利一）、2古代的船——以日本丸木船为中心（清水润三）、3遣唐使船（森克己）、4遣明船与バハン船（田中健夫）、5朱印船与海外贸易（冈田章雄）、6近世初期的西洋型帆船（石井谦治）、7水军及其军船（小佐田哲男）、8千石船——大和型货船（石井谦治）、9江户时代的海运（柚木学）、10千石船的航海（南波松太郎）、11漂流——太平洋上被外国船救助的日本船（川合彦充）、12近代造船的曙光（山高五郎）、13河与河船的赞颂——芦花开放的大淀川的三十石船与京都的高濑船（立川春重）、14船灵的信仰（樱田胜德）、［附］日本船的历史表、日本漂流船被救助的地点

中村荣孝 《日鲜关系史研究 中》（吉川弘文馆 昭和四十四年）

十五、十六世纪的东亚与日本、丰臣秀吉的外征——文禄、庆长之役、丰臣秀吉对外战争的目的、朝鲜全州的史库及其藏书——壬辰·丁酉倭乱与典籍的保存、明朝朝鲜外交文书集《事大文轨》、朝鲜役的投降倭将金忠善——其文集与传记的成立、朝鲜役的俘虏郑希得的《月峰海上录》、朝鲜役的俘虏金光的遣送、李舜臣的遗宝——朝鲜役海战基本史料、柳成龙家的壬辰·丁酉倭乱史料

中村荣孝 《日鲜关系史研究 下》（吉川弘文馆 昭和四十四年）

岁遣船定约的成立——十五世纪朝鲜交邻体制的基本条约、十六世纪朝鲜的对日条约更定——对马独占朝鲜贸易的过程、江户时代的日鲜关系、朝鲜的日本通信使与大阪、《捷解新语》与《倭语类解》、围绕荷兰船漂来的交涉、竹岛与郁陵岛——与竹岛归属相联系、外交史上的德川政权——大君外交体制的成立及其终末、［别编］朝鲜的古版印刷、《高丽史节要》的印刷与传存、关于清太宗征伐朝鲜的古文书、朝鲜英祖的《承政院日记》改修事业、朝鲜史的编修与朝鲜史料搜集——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的事业、索引

呼子丈太朗（重义） 《倭寇史考》（新人物往来社 昭和四十六年）

倭寇的抬头与走向军事行动的必然性、向政治活动的转移、以高丽朝鲜为舞台的倭寇、李朝文献记载的倭寇与贸易、倭寇在中国的实况、明朝嘉靖时期倭寇的实情、秀吉的大倭寇式海外扩张时代、关于倭寇的论考与文学、流传至今的倭寇遗闻、倭寇史具有的现实意义、附（《筹海图编》所载《寇踪分合始末图谱》、倭寇活动地图、参考插图）

原色复制本 《倭寇图卷》（近藤出版社 昭和四十九年）

［解说］关于《倭寇图卷》（田中健夫）、关于《倭寇图卷》的绘画表现（川上泾）

田中健夫 《中世对外关系史》［东大人文科学研究丛书］（东京大学出版会 昭和五十年）

绪言——研究史的回顾与展望、第一章十四世纪以前与东亚各国的关系、第二章册封关系的成立、第三章与朝鲜通好关系的成立、第四章与明朝及朝鲜通好贸易的展开、第五章文禄庆长之役与对马、第六章锁国成立期与朝鲜的关系、结论——中世对外关系的性质

补论（关于“吉见”图书、朝鲜文献中关于琉球史料的性质、朝鲜与琉球关系的诸时期及其特质、明朝人蒋洲的日本宣谕——诱引王直与介绍战国时代的日本、关于《倭寇图卷》、丰臣秀吉的水军和石井与次兵卫、菅系水军祖先菅平右卫门尉道长的生涯及其史料）、索引

森克己 《新订日宋贸易研究》［森克己著作选集第一卷］（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年）

序说（日宋贸易的特殊性、大陆与海洋的相关性、研究范围的界限、叙述的构成）、第一编日宋贸易的开始形态（第一章东洋国际贸易的普遍型、第二章外国使节与外国商人的差别、第三章平安京贸易的展开、第四章大宰府贸易的展开、第五章宽平、延喜年间贸易统制的改革）、第二编日本被动性贸易的展开（第一章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第二章宋朝政府的对外方针、第三章日本对外方针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内在矛盾的展开、第五章内在矛盾的激化、第六章内在矛盾的扬弃）、第三编日本能动性贸易的展开（第一章输入物品及其吸收、第二章能动性贸易的基础构成、第三章高丽在能动性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第四章能动性贸易的飞跃发展、第五章能动性贸易的变质）、第四编贸易的展开与关税性质的发生（第一章唐宋时代海关税的发达、第二章贸易中献纳品的性质、第三章献纳品的变质、第四章献纳品的关税化）、第五编从自由贸易恢复到统制贸易（第一章日宋贸易效果向国内经济的内转、第二章日本社会经济向贸易的反转、第三章日元贸易的展开）、附录（日本与宋朝及高丽交通贸易年表、索引）

*本书是昭和二十三年国立书院刊行本的新修订版。

森克己 《续日宋贸易研究》［森克己著作选集第二卷］（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年）

凭借海路的东方贸易的展开、日宋交通与海洋的自然制约、日唐及日宋交通航路的发达、遣隋使与遣唐使、欧船来航以前海外交通与技术的制约、遣唐使与新罗和渤海的关系、遣唐使与新罗的关系——答铃木靖民的批评、同古代南方的交涉、万叶集与对外政治、慈觉大师与新罗人、对遣唐使废止的再思考、末期日唐贸易与中世贸易的萌芽、转折时期十世纪的对外交涉、日宋交涉的发展过程、活跃于日宋贸易中的人们、东宫和宋商周良史、关于参天台五台山记、关于戒觉的渡宋记、来航日本和高丽的宋代商人、日宋贸易中的中国商人性质、日宋交通与耽罗、日宋高丽连锁关系的展开、日丽交涉与刀伊贼的来寇

森克己 《续续日宋贸易研究》［森克己著作选集第三卷］（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年）

日本商船进入高丽和宋朝的开始、日本与宋朝和高丽的私献贸易、日丽交涉与倭寇的发生、日宋贸易与镰仓时代、镰仓时代的日丽交涉、日元交涉，金泽文库文书中发现的日元贸易、日宋文化与金泽文库、日宋·日元贸易与贸易品、宋铜钱的流出国外、金都上京出土的宋钱、宋铜钱流通的基础、宋铜钱流入日本的开端、日宋贸易与澳洲砂金、日宋交通和地理学的世界观——特别是关于栗棘庵的舆地图、欧船来航以前的海外交通与世界意识、中世对外认识的展开、欧船来航以前的所谓“南蛮”、征西将军宫的对外方针、中世末近世初对马宗氏的朝鲜贸易、近世的对鲜走私贸易与对马藩、附日中交流史年表

森克己、田中健夫编 《海外交涉史的视点 1》（日本书籍株式会社 昭和五十年）

东亚如何纳入明朝朝贡海禁体制下。前期倭寇活动如何、给中国和朝鲜带来了什么影响。对勘合贸易的开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明朝怎样对待日本勘合船。勘合贸易实况如何。后期倭寇进行了怎样的活动（以上、佐久间重男）。壹岐与对马从古代起在对外交涉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发生了应永外寇与三浦之乱。与朝鲜的贸易怎样变迁（以上、长节子）。琉球怎样推进统一与发展。中世纪琉球的文化怎样、如何同日本进行交流（以上、喜舍场一隆）。其他

长沼贤海 《日本海事史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 昭和五十一年）

第一编大船回法[3]研究、第二编大船回法官署证明文书集成、第三编松浦党及门司氏等诸氏研究、第四编补论（岛津氏的南方交通、国际混血儿、箱崎及大山崎油座）

*长沼贤海于昭和三十二年发表的《松浦党研究》（九州史学丛书）收录为本书第三编。

石井正敏、川越泰博编 《日中、日朝关系研究文献目录》（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一年）

京都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编 《对外交涉史文献目录 近世篇》（雄松堂书店 昭和五十二年）

《遣明船与倭寇》［图说人物和海上日本史3］（每日新闻社 昭和五十四年）

足利尊氏与足利义满（永原庆二）、楠叶西忍与策彦周良（三浦圭一）、大内义弘（长部日出雄）、濑户内海水军（宇田川武久）、王直与徐海（佐久间重男）、松浦党（濑野精一郎）、武田水军（柴辻俊六）、时代解说（田中健夫）、船与航海的历史（石井谦治）、历史文学与海（尾崎秀树）、其他

论文

有马成甫 《村上水军与倭寇》（《国史学》二一 昭和九年）

池内宏 《明初日本与中国的交涉》（《历史地理》六之五—八 明治三十七年）

石原道博 《日明交涉的开始与不征国日本的成立——明代的日本观（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4 昭和二十九年）

石原道博 《围绕日明通交贸易的日本观——明代的日本观（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5 昭和三十年）

石原道博 《倭寇与朝鲜人俘虏的遣返问题（一）（二）》（《朝鲜学报》九、十 昭和三十一年）

石原道博 《“倭寇”的幻影》（《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10 昭和三十四年）

石原道博 《皇明祖训的成立》（《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所收 昭和三十七年）

石原道博 《壬辰丁酉倭乱与戚继光新法》（《朝鲜学报》三七、三八合并号 昭和四十一年）

石原道博 《倭寇的幻影与实体》（《日本与世界的历史》十三所收 昭和四十五年）

石原道博 《关于倭寇的战术》（《海事史研究》二十 昭和四十八年）

伊藤公夫 《嘉靖海寇叛乱再探——围绕王直与嘉靖三十年代前半期的海寇叛乱》（《明代史研究》八 昭和五十五年）

伊波普猷 《琉球的倭寇史料》（伊波普猷《古琉球》所收 昭和十七年）

今枝爱真、村井章介 《日明交涉史的序幕——以〈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为中心》（《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报》十一 昭和五十二年）

太田弘毅 《倭寇时代的日本船舶——以〈武备志〉的记载为中心》（《艺林》十八之六 昭和四十二年）

太田弘毅 《关于倭寇的水、米补给（上）（下）》（《艺林》二十三之一、二 昭和四十七年）

太田弘毅 《关于防御倭寇的江防沦》（《海事史研究》十九 昭和四十七年）

片山诚二郎 《明代海上走私贸易与沿海乡绅层》（《历史学研究》一六四 昭和二十八年）

片山诚二郎 《嘉靖海寇叛乱的考察——以王直一党的反抗为中心》（《东洋史学论集》四 昭和三十年）

片山诚二郎 《明帝国与日本》（筑摩书房《世界历史》11所收 昭和三十六年）

片山诚二郎 《月港二十四将叛乱》（《清水博士追悼念明代史论丛》所收 昭和三十七年）

川越泰博 《关于明代海防体制的形成》（《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创刊号 昭和四十七年）

川越泰博 《明代海防体制的经营构造——以创立期为中心》（《史学杂志》八十一之六 昭和四十七年）

川越泰博 《关于明代海防军船的吨数》（《海事史研究》十九 昭和四十七年）

吴玉年 《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禹贡》二之四 昭和九年）

后藤秀穗（肃堂）《倭寇军船考》（《日本及日本人》五〇九 明治四十二年）

后藤秀穗 《余观之倭寇》（《历史地理》二十三之五、六，二十四之一、二 大正三年）

后藤秀穗 《铁炮论旁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地理》二十四之五 大正三年）

后藤秀穗 《以胶州湾为中心的山东倭寇》（《史学杂志》二十五之十二 大正三年）

后藤秀穗 《倭寇说明的日本国民性的一隅》（《史学杂志》二十六之一 大正四年）

后藤秀穗 《倭寇侵入内地最深的一例》（《历史地理》二十五之一 大正四年）

后藤秀穗 《倭寇诗史》（《历史地理》二十五之六，二十六之一、二 大正四年）

后藤秀穗 《姑苏城外的倭寇》（《史学杂志》二十七之二 大正五年）

后藤秀穗 《倭寇史上的中国都市》（《历史地理》二十七之五 大正五年）

后藤秀穗 《倭寇与日本刀》（《历史地理》二十八之二 大正五年）

后藤秀穗 《西力东渐与倭寇》（《历史地理》二十九之一、二、六，三十之二 大正六年）

后藤秀穗 《作为海上国民的倭寇》（《历史与地理》四之一 大正八年）

后藤秀穗 《关于倭寇与バハン船》（《史学杂志》三十之七 大正八年）

后藤秀穗 《倭寇时代日本、朝鲜、中国的贸易品》（《东亚经济研究》五之一 大正十年）

后藤秀穗 《倭寇王王直（1）（2）（3）》（《历史地理》五十之一、二、四 昭和二年）

后藤秀穗 《关于倭寇》（《中央史坛》十三之六、七、八、九、十一、十二 昭和二年）

后藤秀穗 《倭寇风俗考》（《中央史坛》十四之二、三、五 昭和三年）

小叶田淳 《勘合贸易与倭寇》（《岩波讲座日本历史7》所收 昭和三十八年）

小宫山绥介 《倭寇始末》（国学院编《国史论集》所收 明治三十六年）

佐久间重男 《明代的外国贸易——贡船贸易的变迁》（《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所收 昭和二十六年）

佐久间重男 《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以福建省为中心》（《史学杂志》六十二之一 昭和二十八年）。

佐久间重男 《明朝的海禁政策》（《东方学》六 昭和二十八年）

佐久间重男 《一个中国贸易商人》（《历史家》创刊号 昭和二十八年）

佐久间重男 《围绕明初日中关系的二三问题——以洪武帝对外政策为中心》（《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四 昭和四十年）

佐久间重男 《永乐帝的对外政策与日本》（《北方文化研究》二 昭和四十二年）

佐久间重男 《明代中期的对外政策与日中关系》（《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八 昭和四十六年）

佐久间重男 《嘉靖海寇史考——围绕王直的诸课题》（《星博士退职纪念中国史论集》所收 昭和五十三年）

佐久间重男 《中国岭南海域海寇与月港二十四将叛乱》（《青山史学》五 昭和五十三年）

佐佐木银弥 《海外贸易与国内经济》（《讲座日本史3》所收 昭和四十五年）

币原担 《关于倭寇》（《续史的研究》所收 大正五年）

柴田卓郎 《倭寇与元、明》（《历史教育》八之九 昭和三十五年）

杉浦亮治 《亚洲的中世——通过遣使要求禁压倭寇而展开的日丽关系》（爱知学艺大学历史学会《历史研究》十二 昭和三十九年）

濑野精一郎 《作为海事史料的青方文书》（《海事史研究》二十五 昭和五十年）

田中义成 《倭寇与李成桂》（《历史地理》朝鲜号 明治四十三年）

玉村竹二 《被俘的明朝人张德廉》（《日本禅宗史论集上》所收 昭和五十一年）

田村荣太郎 《倭寇物语》（《历史科学》三之五 昭和九年）

长沼贤海 《倭寇与バハン船及宝船》（《史学杂志》三十之二、五 大正八年）

中山久四郎 《倭寇史说》（《日本精神史讲座》八 昭和九年）

中山久四郎 《倭寇的真相》（《历史教育》三之八 昭和三十年）

藤井宏 《新安商人的研究》（《东洋学报》三十六之一—四 昭和二十八、二十九年）

箭内健次 《南蛮贸易》（《岩波讲座日本历史9》所收 昭和三十八年）

李献璋 《嘉靖年间浙海私商及船主王直行迹考（上）（下）》（《史学》三十四之一、二 昭和三十六年）

李献璋 《嘉靖大倭寇的始末》（《华侨生活》二之七、九、十合并号，三之春季号 昭和三十八、三十九年）

李献璋 《嘉靖海寇徐海行迹考》（《石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所收 昭和四十年）

渡边三男 《关于明末日本研究书〈日本一鉴〉》（《驹泽大学研究纪要》十三 昭和三十年）

渡边三男 《明人理解日本语言文本的过程》（《鹤见女子短期大学纪要》二 昭和三十七年）

本杰明·H. 赫札德 《倭寇的形成年代，一二二三—一二六三》（日本文献集，日本文化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三～四期，东京索非亚大学）

[1] 货狄，相传为中国船舶创造者，荷兰船初航日本的李弗得号船首有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者）像，因而称伊拉斯谟像为货狄尊者。货狄舟当泛指荷兰船。

[2] 神歌集：冲绳、奄美诸岛的古代歌谣集成。

[3] 大船回法：日本最古之海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倭寇：海上历史/（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

（鲤译丛）

ISBN 978-7-5097-6778-8

Ⅰ.①倭… Ⅱ.①田…②杨… Ⅲ.①海盗-历史-研究-亚洲 Ⅳ.①D730.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7468号

·鲤译丛·

倭寇

——海上历史

著者/〔日〕田中健夫

译者/杨翰球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冯立君 胡亮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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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6.75 字数：132千字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778-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5206号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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