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一部战乱时代的中国社会史）
Author: 格兰姆·贝克
Date: 2020-04-30 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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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5

ISBN 978-7-5455-5028-3

Ⅰ.①战…　Ⅱ.①格……②朱……③赵…　Ⅲ.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40—1945　Ⅳ.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1959号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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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上）

编者的话

第一部 香港 柳州 重庆
第一章丨双重曝光

第二章丨不祥之兆
第三章丨乌云滚滚
第四章丨循环往复
第五章丨难以形容的微笑
第六章丨物以类聚

第二部 工合 中条山战役
第七章丨驱车北上

第八章丨虚情假意
第九章丨石洞封印
第十章丨洛阳劫难
第十一章丨战火余烬
第十二章丨城乡之间
第十三章丨日军退潮

战时中国（下）

第一部 美国人和老大难
第一章丨同床异梦

第二章丨共鸣箱
第三章丨老板与酬金
第四章丨软弱的支柱

第二部 美国空军见闻
第五章丨鸟瞰中国

第六章丨树丛中的人
第七章丨真理是我们的武器
第八章丨漫长的一天
第九章丨收获的田野

第三部 决定性的时刻
第十章丨史迪威事件

第十一章丨几个“小人物”
第十二章丨机械长龙
第十三章丨莫回头

第四部 结局
第十四章丨一场灾难

第十五章丨跳出油锅

战时中国（上）

编者的话

本书作者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1914—1968），美国画家、作家，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战争情报局（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1935年，贝克以画家身份来到中国，计划旅行并作画两个星期，但真的到了中国后，他的这个计划竟然延长至两年。他穿越中国长城到了蒙古族所在的地区，一路绘画、用文字记录。回国后，写成了《穿越中国长城》（Through China’s Wall）一书。他的这本书很快被出版，他的画作也卖了好价钱，他拿着这笔酬金于1940年再一次来到中国。

1940年到1946年，贝克走访了中国十多个极具战时特色的城市，详细记录所见所闻。用贝克的话说，“我的笔记上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滨河而坐的看客眼中纤毫毕致的观察材料；另一类则是身居时间机器之中，随时有坠毁的危险，底下却是劫数难逃的河川江山的主观感受”。而以何种方式向读者呈现“这一捆”记录材料，贝克思考、整理了整整一年。最终，他以一种“既看过去，又看未来”的视角，将自己在中国调查研究约10年的个人认识和走访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历时6年的见闻，整理成一本书，便是这部《战时中国》。

本书英文名为Two Kinds of Time，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曾以《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在1987年出版。知名人士、波兰裔新闻专家、作家爱泼斯坦在代序中，对此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摘录如下：

贝克生前是我的朋友……在许多外国人所写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书里，这一本可称为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出众的笔法，题材多以耳闻目睹[1]为主。他栩栩如生地重现了许多往事的景象，声音和感受，还透过在当时所谓“大后方”的经历，重现了那个独特的动乱时代所意味着的一切。

……

贝克是位画家。他的文笔一如图画，富有诗情画意。他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在作品中为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而跳动。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文章的表面虽显得平静和态度超然，也颇有幽默感；但在文章的骨子里却燃烧着对于被践踏被剥削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的愤怒。他的分析和论理，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它的局限性，但在重要的问题上却是头脑清醒，态度鲜明。他曾分析说：在古老的中国来一次全国性的社会革命是必要的，正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

贝克的著作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和炽热的希望。他是一个心胸开阔，思想明朗的作家，善于逻辑思维，很实事求是，掌握材料丰富详尽，把故事讲得娓娓动听。

不幸，充满冷战及其余烬的漫漫长夜吞食了他的创作愿望，最终毁掉了他的健康，以致使他夭逝[2]而宿愿未偿。但是，他依然活跃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他依然那么欢快，幽默，风趣。历史已真正实现了他的乐观主义。他赢了！现在的中国青年读者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了。这是件好事。本书的各个篇章会使他们喜爱这位具有非凡素质善讲故事的热心人，他勇于追求真理，还是个好向导[3]，他指引人们对产生现在一切的某些往事进行了解。无论对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他都是个博学多才引人入胜，而又招人喜爱的词令家和朋友。

本书共六个部分，主要依据作者走访中国各个城市时中国的战事和国情发展变化的脉络而写作；我们将前两部分作为上册，后四部分作为下册。第一部分，作者主要记录了他从香港出发，经柳州抵达重庆，一路的所见所闻——越是靠近前线，人们的生活越是困苦不堪，国民党军队的影子却并不多见，而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却处处充斥着极为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第二部分，作者跟随“工合”创办人路易·艾黎抵达陕西宝鸡，在那里见识了“工合”的进步和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工业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主要记录了美国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微妙关系——美国表面上支持中国抗战，实际上却把更多的外交利益倾向日本；第四部分，作者描绘了美国空军在中国的非正常的遭遇和行为，阐述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畸形状态的根由；第五部分，美国开始高度关注并支持国民党，史迪威被召回美国，日军的战线几近全线崩溃……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主要表达了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和批评；第六部分，作者到了北平，那里是美国外交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暂时合作的地方，记叙了当时不同方面的态度和有关的行为，综述了美国和国民党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却可以成为最终胜利者的原因。

全书呈现给我们的是全面、细微的历史生活画卷。阅读全书，我们就如同回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跟随作者一路前行，看到了当时中国各个地区、各阶层人民包括官僚、农民、士兵、富商、走私贩等的生活全景，既了解了国民党在日本战败后迅速溃退台湾地区的深层次原因，也了解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全貌，同时了解了1949年之后中国和美国关系冷淡的根本原因。本书称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1940—1946年战时中国编年史”。

作为一个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并没有一味地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而是通过务实地观察当时中国各个地区、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细节，来感受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思考中国的发展；在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状况的基础上，他一方面判断国民党势必会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成功，另一方面也非常有见解地剖析和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问题与失误。贝克认为中国在思想、文化、社会、传统等各个方面都与美国不同，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发掘中国人自身的力量，而不能去走诸如美国等其他国家的道路。正如爱泼斯坦所说，贝克“典型地代表了大多数坦率，民主，公正的美国人。他们要求与别国人民平等和睦相处，希望他国人民进步发展……这样众多的好人，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将来也会存在。他们将永远构成中美两国人民间最基本的联系”。从这一点上讲，贝克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是头脑清醒和态度鲜明的，但这并不能遮掩他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例如，针对当时的情况，他建议应该由联合国出面，安排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并由联合国监督执行。贝克在本书中提出的类似的各种建议，尽管是出于好心，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无益的。但这并不妨碍本书是20世纪中期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当时中国面临哪些重要选择的精彩之作。时至今日，我们重读此书的时候，在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情状况时，一定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理解，要辩证地看待贝克的观点。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的价值在于：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具体生活，还可以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之际所展现出来的坚强隐忍、不屈服、不放弃的精神品质，以及中国社会与生活的巨大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欧美国家的人是如何来了解中国的。此外，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当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各个国家的人时，我们能否突破自身的局限，了解之后求同存异，一起构建一个包容多样的和平的世界？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阅读此书，此次重新出版，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编校工作：

第一，以英文原版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本为底本，重新进行译校，同时增加了三联书店版没有收入的九十余幅手绘图，使得全书更为完整；

第二，注重语言翻译的精准性和优美性，使文字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除作者的译名没有调整，书稿中出现的地名、人名等均都重新进行了核对和订正；

第三，对容易引起疑义的内容，或因历史原因有变化的内容，均以“编者注”的方式做了注释，尽量做到在不改作者原意和风格的情况下，精准真实地再现中国战乱时期的民生百态；

第四，规范并统一了数字的使用；

第五，由于本书体量较大，故将书拆分为上下两册，便于读者阅读。

希望本书能够为读者更好地了解那段艰难岁月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也对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第一部　香港　柳州　重庆

第一章丨双重曝光

中国人对时间有种观念。他们认为：光阴如流水，人在时间中犹如静坐河边，面朝下游。背后的上游波涛象征未来，是看不见的，只有等它经过身边流向下游，成为过去时，才能被观察到。

据说，中国古代太平时期，有许多优美的园林就是按这种理念设计的。这些园林坐落在山坡上，有萦回的清流激湍而过，岸边开出几个开口，让水流到里面，每个开口旁布置一处舒适的座席。酒杯顺流而下，雅士静坐其边，随手取之。水流不可测，杯酒亦不可测，但他们只是面对下游美景，对未来不屑一顾，一味地沉浸在过去之中，直到夜幕降临，酩酊大醉。

1940年春，我来到中国时，原也是想以这种态度对待人生的，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原委还得从头说起。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35年秋天，当时我正准备环游世界，但手头只有在大学念书时靠卖画赚得的一点钱，因此，只打算在中国逗留两周就到别处去。可是这儿的异国情调却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不仅生活舒适，而且物价便宜，于是原定的两周不知不觉就延长到了两年。在机缘巧合下，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学会了汉语，熟悉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身处异乡却无离群之虞。1937年末，日本大举侵华，我带着要以研究中国为毕生事业的决心，暂时回到了美国。[4]

1938年至1939年，我希望回中国去，把我当年见过的西南山民生活用图画记录下来。因为我相信，战事一起，大量外地人涌入，遥远的山区必定会迅速移风易俗。但我也明白，他们还会在那里，一时半刻不会消失。

1940年初，我再度踏上中国国土，当时我对国民党的认识深受美国新闻界正面报道的影响。所以我当时想进入宣传部门或者慈善机构工作，那里欢迎外国人加入。当时，我已写了一部有关上次中国之行的书，挣到的钱足够我再旅游两年，再写本书。我的主要目标是坐在中国的“时间之河”侧旁，观察从身后漂浮而来的人，把掠过我身边的任何有趣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与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截然相反的时间观、人生观。他们认为，人应该昂首面向未来，对过去则可以听任其消逝在身后。而且，还不应满足于静观未来。就我们富有野心的西方传统来说，人是可以主动开拓未来，或可让未来因自己而动的。我们不像一位滨河静坐的看客，而像是飞行员。

看客或许会对飞行员提出异议：过去可知，未来难料，舍可知而求难料，航程便不免盲目而危险。我同意这个观点。

后来那几年，我在中国逗留时，美国已被卷入太平洋战争。局势已经明朗化，不管是否情愿，谁也无法再把自己看成滨河静坐的看客了。珍珠港事件时，我侥幸身处非敌占区，不久又在美国战争情报局获得了职位。由于我的工作是观察与报道，这就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搜集材料的机会，能够比较方便地去了解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到底遭遇了什么，美国对中国又到底做了些什么。

原子弹爆炸了，太平洋战争结束了。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侵华日军退去，但中国人的内战却箭在弦上。美国与苏联很可能会因此而被卷入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那很有可能是毁灭人类的最后战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卸下重庆的战时工作，再次去往中国沿海。1946年我定居在北平[5]写作此书，以期把这项拖了很久的工作做完，可是不久便下笔涩滞。这不仅是由于我所要写的内容其时间跨度已由原定的两年变成了6年，更重要的是，我的笔记上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滨河而坐的看客眼中纤毫毕致的观察材料；另一类则是身居时间机器之中，随时有坠毁的危险，底下却是劫数难逃的河川江山的主观感受。

在北平度过了俗务缠身的一年后，我把一捆手稿带回美国，于1947年初开始加工。当此书将近脱稿时，中国内战已转趋激烈。在此情况下，我手头的两种材料就更难处理了。耸人听闻的重磅消息不断从中国传来，此时要把几年前观察的细节网罗进打字机里去，就越来越难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历史的发展终于理清了我的思路，使我认识到既看过去，又看未来，这种撕裂终究并非坏事。于是，我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中国的内战接近尾声。形势越发明朗：1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管中国共产党人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于世界，也不管他们对美苏冷战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能取得政权毕竟得益于社会革命。而这场社会革命却发生在一个有5000年悠久历史、人口数量较多的国家。

这场新的革命对未来历史的影响势必如美、法、俄三国的革命一样，甚至比这三国革命的影响更加深刻。之所以做出如此论断，除中国本身的重要性，还由于这是亚洲第一次取得成功的现代化革命，而亚洲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

现在看来，我在中国居住的那几年正值变革成熟的关键时刻，旧社会已腐朽得再也不能苟延残喘下去了。鉴于在这样一个混乱与变革时期中，发生在老百姓中的那些小事情可能比官方史书中的大事件更为重要，于是，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我认为，只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千百万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缔造者。

我要声明一点：为保护朋友的隐私，也免得有人告我诽谤，本书有几章的姓名、日期、地点都做了改动，甚至连事件本身也可能有所微调。此外，在不致给读者留下错误印象的前提下，为使行文更加流畅，我对作为看客获知的一些材料也做了调整安排，而不是像写日记那样记流水账。

本书中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故事都是完全真实的，我都是如实做的记录，尽管有很多真实的细节经过了一番安排，但为了使意思清楚，我还把在若干年内断断续续经历的事情连贯了起来。总的说来，我如实记录了自己的大致经历，并无杜撰。我相信，其真实程度，在今后对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回顾中是经得起检验的。

在我叙述自己的经历之前，我想说明：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重大意义估计得非常不足。

许多人正在大声疾呼，警告人们要重视共产党和苏联的作用。他们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说成是莫斯科直接策划的阴谋，说这场革命的成功是由于得到了苏联在军火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他们责备说：美国之所以未能防止中国倒向共产党是由于美国有一小撮所谓共产党的同路人——某些战地记者和政府官员。据说，是这些人欺骗了史迪威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使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想搞土改，因此值得美国人援助。这些警告者们断言，现在中国人的反美情绪都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

我认为，这些警告者过分自以为是了。

统观中国这场变革所受外国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成功，一如美国和民主主义的失败，都不是关键因素。

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当俄国还由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时候，中国就已沉沦到了革命前夕的可悲状态。当时，美国本有机会对中国必然发生的革命施加影响，但我们却不屑于一试。

最后，中国共产党要夺取政权了。他们确实在必要时使用了颠覆政权和暴力武装的手段。但这个国家之所以倒向共产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支能够与它抗衡的力量。没有出现过一种可以代替共产主义又为人民所接受的东西，从来没有过。若是警告中国人说，不能走苏联道路，人家会觉得那都是空话，因为当时中国人本身的生活早已达到了不堪忍受的境地。于是，一个个城市，一支支军队，甚至一个个省份，都不经战斗就投向了共产党。同时，共产党却懂得应该如何减轻阻力，迅速取得军事胜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政治、经济变革，以免引起公众的反感。

在国共内战中的最近几年，美国支援反共力量——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力度，远远超过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当然，一个强大的、与之接壤的共产党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支援，至少能够给那些主张更积极干涉的美国人某种压力，但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支援。一直没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苏联在依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给过中国共产党以重大物资援助。例外的只是那么一点消极援助，即对共产党在东北接管战略要地和物资未予以制止。这些战略要地和物资原是太平洋战争末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没收日本军队的，其中的物资是在冬末初春撤军时没有带走的。如果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的援助，苏联人也不会给。我只是要强调一下，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苏联那么一点援助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相比之下，日本刚投降，美国就开始十分积极地援助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是用美国的飞机和船只运出西南的。美国还从太平洋地区调拨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党抢占东北南部战略要地、接收日军装备。美国给国民党的便利至少相当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得到的便利。此外，日本投降之前和之后，美国不仅给了国民党价值近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帮他们训练军队，还给予经济援助，并在国际政治方面大力支持。连一提到共产党就惊慌失措的人也没说过苏联曾给他们的中国伙伴以同样的援助。

有人给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戴帽子，指责他们要对美国一手炮制的抢救国民党的计划的失败负责。我想，本书将可说明，这顶帽子恰好应该回敬给指责者自己。凡同意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所谓左翼政策的人都看到过，革命前夕的国民党已经腐朽透顶，再不采取激进措施，国民党政府必将土崩瓦解。他们还看到共产党已强大到了如此程度，任何民族抗战或民族和平的计划都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如不得不用联合的方式代替军事冲突——所以只要战端开启，结局只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

过去10年中，这种意见仅在1944年至1946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对美国产生影响。其余时间，美国对华政策则由保守派左右。由于他们的计划的基础是帮助中国那个最腐败、最守旧、最不得人心的集团，结果他们恰恰让一个不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前景更快地破灭了。美国对国民党中央亲信集团给予援助，使他们得以在一个时期内延续了统治。在此期间，它打压一切舆论批评，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除共产党的其他民主党派，并断然拒绝一切有望收拾人心、重获生机的措施。

从我了解了国民党的统治机器那天起，我就极端厌恶它。但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我都承认它毕竟是中国仅存的一支所谓的“正规武装”力量。上层如果能输入正派的新血液，或许能够自救，可以在联合政府中与共产党抗衡，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党政治革命的最大希望，也能让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有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中国。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十分微小——这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出民主的第三势力。可是，就连这种十分微小的可能性也被美国援助的国民党专制统治扼杀了。

尽管如此，我想，将美国的错误归咎于少数身居高位的保守主义者是愚蠢的，正如将其归咎于政治光谱中的任何其他少数派一样。从我在中国旅行和生活的经验来看，美国很难真正顺应另一个国家中的星火燎原，原因正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是由国民性、媒体、外交机构、企业界、军队、联邦政府和国务院所共同塑造的。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中国正潜伏着一场不待引火便可自燃的革命。中国农民性情坚忍，因此革命之火燃烧得很慢，但一旦烧起来就无法扑灭。其实早在一个世纪前就爆发过这样的革命。我们不情愿了解它，因而无助于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当这场革命真正由共产党点燃，并确已成燎原之势时，我们却惊慌失措地想一口气把它吹灭，那无异于助长火势。我们的干涉，特别是把杀人武器送给国民党，也使中国人民更加恼火。与共产党的宣传相比，这些举措对“反美空气”形成的作用反而要大得多。

这段历史的全部关键在于：除非冷战确实演化为核战争，否则我们美国人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在中国发生过的那种问题。在亚洲大多数国家，也许还有非洲、南美洲，甚至西欧国家，完全内源性的革命将会发展壮大。这样的时刻无疑会到来。革命将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还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个抉择终将呈现在革命者面前。

那时，我们惨败于中国的故事或许就值得一读了。

第二章丨不祥之兆

1940年再度抵华后不久，我过了一段河边静坐式的生活。那是在西江的小帆船里。西江是从香港通往内地的一条河道。在此行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一直静坐注视着那流向时间下游的水流。但轮番登舟的海盗和各种离奇人物实在太让人出乎意料，使我不得不回过头窥测一下未来。

那年6月，香港出现了许多不祥的流言。中文小报声称长城以南下起了“六月雪”，上海的太阳出现了晕圈，二者都是歉收或刀兵之灾的征兆。还有谣言说，香港的九龙郊区出现了一个双头婴儿。又说，发电厂附近有个渔夫佛龛中的佛像出汗了。那年的天时也确实有点怪，天气酷热，还下了几次多年未有的大雨。每天傍晚，压在人们心头上的乌云从暗绿色的余晖中层层落下，就像房屋倒塌时的碎木板；粉红色的闪电在高空中燃烧，就像魔鬼在阁楼中骚扰；片刻之间，暴雨倾盆而下，好像马上就要把这座苍白的城市淹没在群山之中；而那滚滚雷鸣，席卷港口；突然，“哗啦”一声巨响，却又像是一枚炮弹在世界尽头爆炸的回声。

就真实的国际局势来说，那是一段糟糕透顶的日子。自从纳粹在欧洲发动闪电战以来——当时我正在跨越太平洋——比利时与荷兰被征服，法国全境沦陷。人们担心日本将向所有欧洲国家在远东的殖民地进攻。6月中旬，香港与法属印度支那的交通均被切断。但人们得知，法国已将大批日军放入中国国境线内，后者足以控制从法属殖民地通往中国的铁路。6月20日，日军就在香港对岸的中国内地登陆了。而英国政府则绝望地同意把滇缅公路关闭3个月，以完成对中国的封锁。日本人则继续顽固地包围香港，并在中国内地烧杀抢掠，把大批难民驱赶到香港。谣传说，在香港与印度支那之间的海南岛，日本驻军有将近10万之多。灾难迫在眉睫，港岛人民到了祈求上天保佑的时候了。

虽然英国人安排了撤出妇女和儿童的行动，但他们对外仍是一如既往地沉静。英语报刊对东方的坏消息一律不登载，对欧洲的坏新闻也多方避免。其手法一是拖延，二是突出鸡毛蒜皮的好消息，最后是一再重复英国的光荣历史。在报道法国到了最暗淡时刻的消息的同时，报纸发表社论高谈阔论香港的财政问题，以及人们对历史影片日益增长的兴趣，等等。有家报纸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说香港防务无须担忧，因为任何英国人都能在几小时内学会持枪杀敌。

在华人中，富人为了防盗购买了更加结实的铁门，还砌高了围墙；还有一伙爱国的富家子弟给重庆的宋美龄送去了一面锦旗。中产阶级大量储粮，穷人跑去找算命先生占卜吉凶。难民们只要还逃得起，就转向珠江口对岸的澳门再度逃难去了。

作为中立国[6]的旅行者，最为明智的办法看来也是赶快离开此地。

我之所以来香港，原本是由于它是进入遭到封锁的国统区的最好起点。我最早是想乘海船进入印度支那，再乘火车进入中国云南的。可后来去印度支那的船停驶了。我又打算经中国边界地区的沙鱼涌这条陆路进入内地，可日本人登陆了，把那条陆路也切断了。看起来，通往重庆的唯一途径就只有靠昂贵却并不安全的飞机了。当时，我遇到了一伙人。他们打算乘船去澳门，然后从这块受到葡萄牙人殖民统治的土地背后有日本驻军的西江三角洲偷渡过去。

这伙人的首领名叫米克斯，他是一名年高德劭的传教士，籍贯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从广西过来，讲一口连珠炮似的粤语，略带点高亢的美国西弗吉尼亚口音。他以前曾多次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通过封锁线运送经书和罐头。他这次旅行的任务是护送6名皈依基督的年轻女孩。她们长得虽不漂亮，可是为了安全，家长还是决定让她们到内地去。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英国姑娘、一位奥地利医生和一位德国医生，都是红十字会的。

7月上旬，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们乘坐短程汽艇从澳门出发了。中途，有一艘姊妹船与我们相遇，上面挤满了难民，是从澳门逃出来的。他们确信澳门马上就要遭到进攻了。我们一行抵澳后，米克斯牧师立即带着那几个女孩子到“载圣经的船”上与蛇头接头去了。剩下我们这些人就抓紧时间到挤满了难民的澳门去找住处。这里只剩下了一些肮脏不堪的窝棚，那是16世纪葡萄牙帝国留下的遗迹。我在澳门这次短暂的旧地重游中，很希望多花点时间在这小小的半岛上散散步，看看明亮而又布满灰尘的街道，和那些有400年历史的华南和欧洲拉丁国家风格的房屋。在导游书中写到的景点里，我只看到了闻名遐迩的轮盘赌场。傍晚，我们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几个房间，这家旅馆设在贫民窟，房子像是用刷了油漆的火柴棒搭的，非常刺眼，房屋顶层很薄，金属电线裸露在外，电灯通宵不能关闭，环境也非常嘈杂。远处黑漆漆的港湾上，日占区的山丘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任何光亮，就好像才从海底浮上来一样。

翌日清晨，米克斯先生传来消息说，我们碰到大难题了。他说，在澳门和相对安全的沼泽地之间，有几英里[7]的开阔水域。白天，水域中有时会有日本人出来巡航。夜间，日本人会回到堡垒，可又有年头已久的海盗出没。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是白天走，还是晚上走。听说日本巡航队最近截获了3只走私船，还用机枪扫射乘客。和米克斯打交道的那个走私贩子保证说，海盗们不会“狮子大开口”，于是我们决定夜间走。

在一个天还很亮的傍晚，我们乘船跨越港湾，进入一条一边是大陆另一边是绿色岩岛的海峡。后面紧跟着一艘满载中国乘客的帆船。他们也是同一伙走私贩子组织的，蛇头还派了一名护航员。蛇头身着黑色渔夫装，很容易激动，他逼迫我们每人都交了35港元，约合7美元，并言明此款包括了所有沿途买路钱。渐渐阴暗下来的海峡里满是匆忙赶回葡属水域的渔船。没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进入了空荡荡的大海。大海上雷雨交加，视线模糊不清。

傍晚的余晖犹存，身后的澳门水域仍目力能及，这时，一艘舢板自岸边驶向我们，发出一声呼喊。那摇橹的人身穿粉红色罩衣，是个漂亮的中国大姑娘。船上另有一个穿黑裤子、蓝上衣，面色阴沉的男青年。他有支装在木匣里的驳壳枪，用一条黄带子挎在身上，表明他的身份是当地的正式海盗。他向我们索取法币10元，约合50美分。护航员立即如数付款。这位“正式”海盗面露嘲笑，匆匆离去。我们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都放了心。米克斯先生和女孩子们开始用粤语做游戏，还唱起了英文歌。

晚上八九点钟，天空乌云密布。茫茫夜色中，两条大木船朝我们驶来。这时，女孩子们藏在草席底下，在用行李搭的窝里边玩游戏。她们看不见外面，不停地轮流拍手、唱歌，一直玩到大船靠近，搭了挠钩。一时间，将近20个人跳了过来，他们穿的是沾满油垢的破烂长袍，佩带着锈迹斑斑的枪支和大刀，和人们传统印象里的海盗更像。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他们对乘客的行李进行了一番检查，然后提出要500元法币。

身为船主的走私贩子刚抱怨了几句，就立即被粗暴地告知，现在是新规矩了，以前到对岸收的钱改成现在交了。于是，船主人装模作样地对米克斯先生说，外国乘客太多，他的日子不好过，船费内含的过路费怕是搞不定了。因此，他让我们这些外国人自己去和海盗们讲价。在我们当中米克斯先生是唯一会说粤语的人。他向海盗抗议说，200元就足够了。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少一分也不行。倘不立即付款，就要押人上岸，然后按老规矩，从香港送来赎金才能放人。我们把钱凑齐后，他们在手电筒下数了两次，才默不作声地离开。

当夜一会儿明月当空，一会儿又暖雨宜人，如此往复通宵未断，好像其顺序是事先安排好了的。11点半来的那批海盗要去了200元；翌日凌晨1点钟又来了几个坐小船的，他们似乎是新入行的，只要了50元就兴高采烈地走了。他们说，自己原是以捕鱼为业的，可现在为了谋生，就无所不为。凌晨两点半又来一批，要了300元。我们凑钱的时候，他们还跳上另一条船抢劫了一番。

当女孩子们听海盗威胁说要把大家押上岸时，她们就把自己的外衣挂在通向那个窝的入口处。这些外衣已变得不成样子了。后来，每当海盗们用手电筒搜查时，她们就歪眼垂肩、挺肚鼓腮，故意显得丑陋不堪。忽然，另一艘船上传来了妇女的哭喊声。我们身边这几个女孩子吓得尖叫了起来，她们连连呼唤米克斯先生。可是米克斯先生呢？他只顾跪在甲板上，以手掩面，忽然间就变成了个缄默、无所作为的老头儿了。其实在第二批海盗来过之后，他那春风满面的神气就不见了。经过第三批，他就决定不再讨价还价了，改而采取更好的办法——祷告。后来我们得知，其实邻船的妇女们并未受辱，海盗们只是为要钱揪了她们的头发。走私贩子还在继续和海盗们留下的守卫低语，口气显然是客气的，他们还不时装腔作势地对女孩子们发出叫喊，意思是警告我们，予取予求，方有生路。海盗首领们回来见此情景时，就立即把要价抬高到了400元。米克斯先生专心祷告，海盗问他要钱的时候他竟浑然不觉。

凌晨5点左右，海边山丘和三角洲平原上的沼泽已隐约可见。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有样东西初看像岩石，可它的桨在不住地摇摆，并朝我们划了过来。“检查行李！”一声沙哑的叫喊后挠钩搭了过来。

这些人分批来到我们的船上，大头目抢先拣好东西拿，所有的行李都打开了。只有那个英国姑娘的大箱子找不见钥匙。这时，米克斯先生竟自祷告中清醒过来，从船主手上借来一把斧子，独自把箱子劈开了。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都站在一边，默默无言。海盗们吵嚷着搜查我们的东西，手中晃动着刀枪。我们都留心躲闪着。脚下被翻出来的东西越堆越高。米克斯先生又祷告起来了。医生们却在嘟囔着：“要是手中有枪，那就……”漂亮的英国姑娘和几个女孩子一起坐在甲板的凳子上，对米克斯先生气得要命。她们发现，拣出来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其实可以偷偷取回来，塞进后舱里去。

沼泽、大海、苍天连在一起，一片灰暗景色。海盗们的黑船在浅滩旁晃动，无法得知上面正发生着什么事情。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从外表看，他们都像是平常人，身穿过膝的黑大褂，不论身份级别，华南当地人都穿这种衣服。再看他们所盗窃的东西就更难理解了。当然，他们要钱、钢笔、手表。还有呢？只要兴致来了，什么东西都要。连一束布花、一本旧杂志也要。灾难吗？闹剧吗？我从来搞不清楚，只有枪支是唯一毫不含糊地摆在面前的事实。

我有一张50元的美钞，原本放在衬衣袋里。后来，我装作搔痒把它转移到了鞋里。一个女孩子事后告诉我，她身边的两名海盗曾商量要把我杀掉。最后决定不这么干时，其中一个抱怨说：“这些外国人莫非知道我们要钱不要命？要不，怎么会骗我们呢？”

那位奥地利医生藏了几盒美国烟，他把烟塞进了船尾的排水孔里。就在抢劫即将结束的时候，烟被几个到处搜索的喽啰找到了。可医生却一把抢回了这批仅存的烟。“不给整盒，每人来一支还不行吗？”海盗们竟这样和颜悦色地请求道。于是，医生打开一盒，每人奉送了一支。

在天还没有大亮、日本人还没出来的时候，海盗们都走了。我们的船扬帆穿过一片苇塘。他们拆除了一座只能走人的桥，进入一条像胡同一样窄的笔直水渠，水渠两侧都被闪着蜡光、风车般的芭蕉叶遮盖着。当黄铜色的太阳从树叶中升起的时候，船已停泊在一堆被烟熏黑了的小棚子附近。这些棚子都搭建在岸边（为避免潮湿，棚子底下用木桩架空），其原始和凄惨情状宛如史前的湖边民居。在肮脏茅屋的阴影中，黑猪和红鸡踱来踱去，不时还有醉鬼出现，他们百无聊赖地笑着、叫着。水边，一个老太太跪在那儿，鼻子都快着地了。她在两块石头之间搥着一件破衣服，那样子好像是对所有的布匹都怀恨在心。香港与澳门这些港口城市，连同商店林立的大街、电梯、冰砖、汽笛声、海外奇谈、海岸要塞等等，这一切都好像远在千里之外、千年之前了。

那几个女孩子忽然发现了她们自认为能搞定的一件事情：觅食，于是都欣喜若狂地上岸去了。当时，我们都在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准备去内地的路费已损失过半，要到未被日军攻占而且有银行的大城市还得走一个礼拜，可剩下的钱根本支撑不到。前面会有海盗，那只是可能性，可后面有海盗，已是肯定的事实了。因此，掉头回去，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们，那肯定是不明智的。米克斯先生胡乱地把《圣经》中的几段翻出来，以期从中得到启示。这时，有些身着白衣的人正在芭蕉树后偷看，后来，他们终于站了出来，手里拿着枪和雨伞。

他们自称是国民党政府的警察，要请外国客人去局里。可我们还是没法弄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其中一人有眼疾，看起来很像最后在晨光熹微中出现过的那批海盗当中的一个人。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手里可是有枪的。

警察局是一座土坯砌的茅屋，位于漂浮着绿色野生植物的沼泽地旁边。其中有些人似曾相识，他们穿着白内衣，正在打麻将牌，黑大褂挂在墙上，刀枪都放在角落里。他们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当米克斯对他们说明身份后，他们说自己与国统区被一条西江的主要支流隔开了，河上经常有日军来回。既然医生们是给中国人民送药来的，他们当然会帮忙把人送到河对岸。但是药品必须由他们亲自护送，免得被日军一锅端了。这看起来又是偷窃药品的托词，可是我们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办法。

一会儿，女孩子们气喘吁吁、垂头丧气地跑了回来，因为她们什么食物也没买到。这儿的村民们都快饿死了，手头仅有的一点儿吃的坚决不卖。我们的房东从床底下扯出一块干鱼，又从门前的瓜架上摘下个瓜给了她们。于是这些女孩子就满怀信心地去做饭了。

黄昏时节，红十字会的补给被装上了一只舢板。用草盖好，由两名游击队员用篙撑离岸边。他们身穿黑大褂，伪装成农民，说是要把船撑过江去，走一条大船看不见的安全小路，第二天早上再把药品运回来。天黑后，5名武装警卫登上我们这只篷船。在明朗的夜空和柔和的月光下，我们出发了。开路的是一只游击队的舢板。它驶过芭蕉园，进入一片浅塘。浅塘一边满布山竹果树和棕榈树，形成一道栅栏，挡住一部分浅塘，与滨河的另外一部分浅塘分开。半英里之外，一座日本碉堡内冒出了一缕淡淡的炊烟。

20分钟后，舢板渡到对岸。有人用手电筒闪了三下，这是安全信号。于是，我们所乘的篷船离开浅塘，进入广阔的水域，暴露在月光之下，然后航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竹帆和绳索的嘎嘎声，听来犹如房屋的倾塌声，远处的岸边渐渐靠近。又过了紧扣人心的几分钟，总算现出了对岸的峡口。可是，我们的篷船刚刚离开干流，进入树木遮阴的水域时，又突然闯进来两只帆船，吓得一群鸭子呱呱乱叫。我们的船被搭上挠钩，有个人跳了过来。他身穿黑绸大褂，双手各持一支左轮手枪，可一看见眼前有这么多外国人竟有点不知所措了。

“请原谅。”他用牛津腔的英语说完这句话，就快速退回到自己船上去了。一条日军讨伐队的船来到大河边，发出一阵鬼叫，并用探照灯扫射了一下河岸，但是没有注意到树下面连在一起的3艘小船。

控制住我们的这些人，把我们放在一个充斥着鸭子臭味的地方，议论着怎样处置我们。由于他们那两只船上满载着呱呱叫个不停的鸭子，米克斯和那几个女孩子只能听到有限的一些话，内容是：谣传这批外国人要把价值50万美元的物资偷运到非日军占领区。小头目要把我们送给日本人，从中捞点油水。可那穿黑绸大褂的却不大信这个谣言。他觉得，为了分点东西而与那么多国家的人闹纠纷，划不来。破晓时，一艘伪军的汽艇来到大河，在渠口抛锚。他们将此事报告了首领，请他做出决定。天光渐亮，可以看清楚他们了。这时，我们疑心他们就是前一昼夜见过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穿的都是黑大褂和白内衣。

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不扣留我们了。旭日东升，我们获准扬帆西上。我们驶入一条小溪，小溪边满布沼泽和稻田。篷船迂回前进，绕过翠绿的群山。山上有条条瀑布和蜘蛛网般的丛丛白莲花。又走了几英里，只见载药品的舢板正在等着我们。有3个人正笑眯眯地把所有的东西装上舢板，其中两个人就是昨晚卸船的。另一个麻子也肯定早就和他们相识。

清晨即将过去。一个背着枪的男孩子守卫在围有四面坑道的破烂碉堡旁，他光脚穿条紫色短裤，看样子不像士兵，不过他上身穿着军装，应该是我们遇到的第一名正规军。而这里，也才真正是国统区的前线。米克斯先生大摇大摆地拿着大黑伞沿岸边走来走去。他承担着和关卡讨价还价的重任。这些关卡每隔差不多半英里就有一个，由国民党军向走私的客货抽税。米克斯老奸巨猾，强调说连伪军都没向我们抽税，并说明我们是给中国人赠送药品的，国民党军若是连这也要抽税，那可真是丢人。其他走私船只都停在检查站，他们所载的货物有布匹、棉纱、水果罐头、虾米、洋鞋、化妆品、香烟等。在战争中被封锁的国家，这些货物都是价值连城的。检查一番，钱财过手。

成群的小鱼在河里嬉闹。芦苇丛中，淡黄色的蝴蝶飞来飞去，竞相追逐。女孩子自听说伪军可能会把我们交给日本人后，就一直失魂落魄。现在，她们又活跃起来了。她们用水桶从沟渠中打水洗涤、平整衣服。在一块稻田旁，有头水牛在池塘里晒太阳！这水塘对它来说，高低深浅正合适，好像是专门为它量身打造的。在水牛两侧，有一群小鸭子排成了“人”字形的队伍，就像启蒙读物里面“大水牛、小鸭子”的插图里画的那样。又过了一会儿，女孩子们又来了唱歌的兴致，在炎热的7月在流水边用粤语尖声唱起了圣诞节赞美诗。

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谁也不再去想过去遭遇了什么，是什么人干下了那些使我们倒霉的勾当。为什么游击队舢板给我们打出信号，让我们跨过大江，结果又到了伪军手里？在藏着伪军的地方，那只舢板是不是打完信号便逃之夭夭了？如果是的话，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伪军、游击队、警察、海盗、走私贩子，如此种种人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做出了合乎逻辑的猜想。

在太平洋战争的1943年至1944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南工作，并在西江三角洲一带工作了几个月，那正是1940年我们和海盗们猜哑谜的地方。由于我从毗邻各省学到了不少东西，因而对走私这行的上下关节也就了解一些了。

他们的行为可恨至极。当时西江三角洲和广东的几个邻县正闹灾荒。走私贩运的主要物资不是一般的贸易品而是大米，去向更是非常人所能想象：是从国民党辖区内的受灾区运往敌占区并卖给日本人的！对于身处向着未来高速航行的飞机中想要窥视天机的人来说，繁荣的走私与惨痛的灾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粮食走私和灾荒加重，这二者都是由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所导致的，而国民党政府却几乎是听之任之。

直到共产党进行土改之前，广大中国农村的统治大权都一直掌握在地方上的一小撮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则是辛苦种地的庄稼汉。这一带农村人口密集，谷物是致富的关键。囤积余粮以掌握经济势力的通常是一小撮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地主按传统习惯向佃户收租，租子比率常常高达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商人与高利贷者坚持古老的、对无知农民极其不利的经商之道，甚至因此成为囤粮大户。

这一小撮人同时还掌握着政治权势，因为由上级委任的官员大都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亲属，而这三种身份也经常集于一身。他们自然会与亲朋勾结，从事投机生意。

控制粮食的集团通常也有军警大权。当地驻军或民团长官可能是外来人，可往往和本地权贵具有一样的出身背景。结果就不免物以类聚、同流合污了。许多军官只要在某地任职时间稍长便会被拉下水。由于有军权的人能够对谷物和其他物资课税与管制，他们就常常被其他生意人物色为做投机买卖的同伙。军官永远能从农民手中搜刮到粮食。

靠这种权力的独占，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腐化起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自己的亲朋非法横征暴敛，官员们就当看不见。军官们把武器借给地方官，以便他们强派苛捐杂税。上级官员若是来巡查，民间豪绅——都是地方实力派的骨干分子——就异口同声地为他们庇护的恶棍们说好话、打掩护。

帮会横行至此，一切地方经济必将受损。抗日战争中期，西江三角洲和国民党政府其他前线的走私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战时流亡到中国内地的中央政府连手工业都没建立，上海和其他沿海沦陷区的现代化工厂所生产的东西无法替代。结果就是，侵华日军一俟战线稳定，便将沿海工厂的产品向内地倾销，数量不减战前。这些工厂既有日本人直辖的，也有伪政府控制的。日本人禁运一切军用或工业物资，而对其他物资则置之不理。国民党对一切走私物资都要课税，但从不设法禁止，即便是奢侈品等物的贸易。国民党的宣传机构鼓吹物资总是有益的，因为一切物资对战争和工业都是有用的。

1940年前后，当我路过西江三角洲时，当地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已经独占了走私的绝大部分。为了方便，其中许多人都与日军占领区的对手们建立了联系——包括伪政府的文武官员。这件事办起来很容易，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所使用的是同一小撮权贵。许多国民党官员与战线另一边的伪政府成员在战前非亲即友。我和米克斯先生一行在旅行中遇到的那些怪事无疑就是这种勾结的结果。

当然，走私生意对国民党前线地区是有害的。这种情况不仅有利于日本特务渗透，而且走私货比土货价廉物美，也会挤垮地方工业。再则，走私贩运的厚利还会把投资从工业领域吸引走。烟草和棉花之类的原料流往日军占领区，加工成香烟、布匹，再运回来，就把本来可在原地加工的工业生产夺走了。但是，比这更加有害的，是在灾荒时期能极为便利地把大米运到敌占区。

西江三角洲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广东各乡平时要从印度支那，如缅甸输入大米，因为粮食是不能自给的。后来，当我和米克斯先生经过那里时，有些乡还要从香港进口大米，尽管翌年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占领香港，切断了这条供应线。稍后，他们就开始出高价在沦陷区就地买米，用于交换的是布匹、棉纱、法币，以及过去他们从香港的仓库中搞来的任何东西。尽管未被敌占的广东受灾最早，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大米却被该省各地区的一小撮囤粮户走私贩运出去了。

政府和军队的长官们为谋私利，榨取饥民手里的大米，卖给敌人，因而饿死了很多人。如此勾当，在以后持续两年的灾荒中从未中断。这就把本地区残存的一点抗战士气一扫而空了。也许，这本来就是日本人出高价买米的目的。

据传，在1943年至1944年的饥荒中，广东饿死的人达50多万。这对任何当权政府来说都无疑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几十万人中，因输出大米而人为致死者究竟有多少，我从未听说过统计数字。即使只有几千人，对国民党的打击也是无可估量的。这项丑闻一经少数勇敢的报刊发表，马上就在全国关心政治的人士中广泛流传开来，引起了人们的诅咒痛骂。对许多人来说，这件事完全摧毁了国民党反共在道义上的借口。

农民们感到这些悲惨的事情和自己休戚相关，因而，小道消息迅速在数百里外广为散播。他们说：饥饿人群中的幸运儿只是那些给粮商当苦力、把大米背到日本人那里卖的人。他们好歹还能拿一点报酬，但若是被刺刀逼着给国民党运粮，那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一切发生在太平洋上激战正酣之时，日本人的行动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但此后，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巨变中，日本的侵略渐成过去，这些事件却还在不断重演，这时西江灾荒的另一个方面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我听说过的所有饥荒情况中，这个因素全都存在。它简直是一幅促使中国传统社会解体、责任感崩溃的讽刺画。现在到了该写写它的时候了。

近年来，在所有受灾荒威胁的地区中，每逢初夏，在万里无云、烈日当头的时候，农民手中的粮食就不多了，他们不得不忍饥挨饿以节约粮食，并且祈祷天灾不要降临，这样等下一季粮食收上来之前就不至于断炊。而另一方面，经这个古老的病态社会规范授予特权的人们虽然在此期间有足够的粮食，根本用不着顾虑什么青黄不接，可他们还是要将这种原本用于食用的谷物尽量当作财富来囤积。在他们之中，自然也会有少数人在坏年份时发点慈悲，少收点地租。但在我所知的那些灾荒中，绝大多数租子仍是按十成征收的。

饥馑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少数囤粮户当然就要抬高粮价。但能有钱买回自家种的粮食的农民寥寥无几。于是，大部分人就只得食用代食品或变卖财产来购粮了。在还有树叶可吃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卖家具、衣服以及从房子上拆下的零件。此时，抢劫事件开始发生，但灾荒还不算太严重，强盗只是按传统方式把所需要的东西客气地拿走。他们所佩带的枪支，也只是起威胁作用。

通常，在树叶也快要吃完时，地方权贵就会开始把家眷、细软、剩余的粮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般是保留着中古式城墙的地方，里面有国民党军队严加戒备。有时，这一小撮权贵从农村跑掉后，还会留下管家卖粮食，并收购农民们被迫卖掉的东西。国民党保安团的任务是在灾区维持秩序，为权贵发财起保护作用。当他们力量有不足的担忧时，就会有外地增援被派过来。

在以往的灾年中，如果秋粮歉收，树叶很快脱落，不能食用，农民就吃树皮和陶土，或卖掉工具、土地，好购粮充饥。在此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把种子也吃掉，把心爱的耕畜也杀掉，从而灭绝一切回乡务农而不必借贷的希望。在粮价继续攀升的同时，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财物抛向市场，但囤粮户所出的价钱却越来越低。在此阶段，农民陷入惨境的标志之一是，在长辈去世时，为了省下钱来购粮充饥，不仅不能举办丧事，甚至不得不将死者裸葬，既无寿衣，又无棺材。这在高度敬祖的中国社会中是莫大的耻辱、痛苦与折磨。

如今，沦为盗匪的人更多了，竞争也日益激烈，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紧张的味道，动手抢粮之前不免要先火并一番。树皮和陶土当然并非食物，只能暂时延缓饥饿感。当匪帮强大到足以抢掠整个村庄时，灾区就进入了真正的野蛮时代。苦难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有时，匪帮竟会因无物可抢而迁怒于饥民，残暴地将他们杀死。

现在，许多农民或因身体虚弱，或出于没有心思，就根本不再去掩埋死人，而只是把尸体拖到离家较远的田中丢掉了事。而另一些人则感情麻木，竟在断炊时跑去偷吃别家的尸体，还得把争食的狼和狗赶走。有些人把家中不太有用的人卖掉，希望救活有用的人。妇女和儿童被出卖时尽管还算是奴婢，而未被当成食品，可依然要过秤。当一斤人肉的价格低于一斤粮食的时候，就说明灾荒达到了顶点。这时，体力尚能维持的农民就携家带口逃难去了。那些走不动的，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绝望但体面地死去。

在灾荒的最后阶段，落草之人数量庞大而又丧心病狂，他们会将打击的目标扩展到灾民以外。他们威胁要劫掠城市，并且会把一小撮囤粮户的粮食抢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部分原因是中国有个牢固的传统，非不得已，不去犯上。另外，那一小撮人不仅有粮，而且有权，他们早已采取了足够的防范措施。

灾年中，许多饥饿的农民不仅要买口粮，还得买种子和农具，以便日后耕种，结果将自己弄得债台高筑。然后为了把钱借到手，又得把仅有的土地典当出去，或答应秋后算账，以收成抵债。当他们用贷款买回种子、农具时，其价格当然是较高的，有时竟比他们在饥肠辘辘时胡乱卖出这些东西的价格高出两三倍。当他们借粮时，粮价是按当时的灾年水平来估计的；而收获还债的时候，粮价又是按照当时丰年的水平来估计。一来一往，利息甚高，荒年后的月利率往往高于10%。

手中有粮的少数人保持高粮价，直到他们把高利贷都放完；而在收获季节前一周，他们又抛出粮食，把市场粮价压低。在此阶段，降价一半也并非罕见。这时，一个曾经借用五斗粮食的农民在收获后就非还一石不可了。农民在收成到手后，即使并不够吃，地主和其他头头们也会不断找上门来，不仅要索取当年的租子，而且要追索过去灾年的欠租。于是，农民就只得再把土地或其他财产典当出去。

在灾后的岁月中，即便天公作美，农村中也还是会留下深深的受灾烙印。少数本来小康的中农因土地减少，沦为贫农；而原本的贫民就更是地无一垄了。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却赚得盆满钵满，土地、钱财、粮食都增加了。许多流入远方城镇的农民，由于家中的一切都已变卖一空，就只好在城里继续流浪。而往往他们做工的工钱会被压得比平常工人的工钱更低一些。

我想，普通美国人了解到这些惨无人道的状况后，一定会发问：如此腐朽的社会，怎么会存在？就算只是短暂存在也不应该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沦入土崩瓦解，或者叫自杀状态，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尽管得到美国的援助也未能得救。但中国走向这条迟早会爆炸的道路，却是早从100年前与西方接触时就开始了。

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在多重因素的支持下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中国与其他大国相隔绝，战事不多，不需要庞大的军队，也无须强有力的政府，只要派好封疆大吏，皇帝的权威就能笼罩全国。皇亲国戚和宫廷王府的生活或许是绝顶豪华的，但捐税一旦分摊给全国各地，却也不算过重，尚可承受。

中国交通落后，各地隔绝，受到外界的经济、政治干扰都很少。人民生活需要大都由本地手工业来满足。按照西方的定义，那里的工业只不过能达到自给自足，很少能积累流通的财富。货币的流通量很低，财富的主要媒介是土地和在土地上生产的粮食。

在土地所有权上，早已传下了大量的不平等。帝国官员则不断由一小撮地主阶级所补充。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有80%的人民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只靠一小撮掌权者发慈悲才能活下来。

过去，对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有一种制约力量，就是孔子的社会观念。这是一种人文精神，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由中国人发展起来了。这种观念认为，正如父亲有责任让子女过上美好的生活，为官者对治下的人民也负有同样的责任。皇帝对其臣子负责，并通过他们对人民负责。他是国家的君长。所谓家国一体。

在这一整套社会结构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责任是双向的：一是晚辈对长辈要孝顺，二是长辈对晚辈要爱护。皇帝是“天子”，具有人们想象中一切最高尚的美德，于是这种社会制度就加强了人们对合乎礼教的高尚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反过来又加强了这种社会制度。

尽管古代中国出过许多暴君、昏君和贪官污吏，但除了在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人们一般总是保持着一种“天下一家”的观念，认为不应彼此欺凌。当一个朝廷允许其官吏肆无忌惮地压迫人民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天子已违背了天命。也就是说，皇帝任由人民遭受涂炭之苦，会引起他抽象意义上的父亲的震怒。这样，人们就会相信，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由于历代皇帝都身处与世隔绝的深宫内院，信息的传布备受限制。因此，即便四海糜烂、九州沸腾，社会的某些地方也仍然不失良政，保持着正常的人际关系。加上中国那种低效能的、前现代的经济，这就意味着，富人仍可为富，穷人继续受穷。

当中国不再与西方隔绝，而沦为一系列战争与侵略，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各种无理要求的牺牲者时，与外国的交往就暴露并加深了清王朝及其继承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脆弱性。而后中国又被一系列内战搞得一团糟，为满足庞大军队的消耗，捐税有增无减。安定的生活已经走远，中国陷入了漫无边际的混乱状态。

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西方的工商业对中国古老的平衡状态也起了摧残作用。内地已经对外国市场开放，于是原有的手工业品市场被破坏了。铁路与现代航运拉近了相距遥远的人群和区域之间的距离，造成了使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压力。当现代化工业在沿海地区萌芽时，西方式的可怕商业竞争大踏步地向内地扩散，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稳定，更多的货币和种种形式的流动资金开始流通。

交通条件的改善让父母官们信守的伦常开始沦丧。当看不见的皇帝远居深宫内院，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偶像时，他所代表的、刻印在人们脑中的价值观毕竟还有点约束力。可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就不同了。信息通路一开，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所谓国家领袖的道德一样是个问题，不管是清王朝、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许多人都不过是乱臣贼子和既得利益者，地方当权派当然会转向新的楷模。

西方的思想和教育也增加了混乱，诸多种类的新名堂和价值观同时涌现，哪一家思想在中国亮相最多，自然就最容易被广泛接纳。西方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你争我夺，竞相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中国榨取最多的东西。

西方人在中国沿海开辟了通商口岸后，这里的现代化工商业确曾在中国人中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富有阶级——买办和其他协助或模仿西方工业发展的人。其中，有的发展成了西方式的中产或上层阶级。他们用固定财产投资做生意，生意经也是从西方学来的，那可是远非原始的老一套可比的。在别处，包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区——农村在内，则一般只有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才能接受新教育、进行新投资、获得新利润。中国只有他们才受过教育、拥有闲置资本，不管数量有多可怜，然而他们获得新财富时往往会购置田产。这种新财富可以来自工商业，也可以来自勒索受贿，而购置田产则是该阶级的传统投资方式。

由于目前原因不明的人口猛增，当中国进入纷纷扰扰的20世纪、经历西化改革的时刻，它已经有了光靠原有土地上生长的谷物怎么也填不满的嘴巴，而且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已很严重，耗尽了地力。生存之难与潜在的恐惧使人贪得无厌，并加重了那种不惜同类相残的个人主义。这种行为方式普遍存在于家庭之外的各个方面，家庭成了人际关系中的善良和责任心仅存的堡垒。

这样，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中较为富有的人都在以全新的、几乎是毫无节制的方式来致富。已被无知和无权摧残的农民则处于无法抗拒厄运的地位，他们为恶性增加的人口和没完没了的战争负担所苦，而这种负担是富人必定要转嫁给他们的。中国的财富——包括土地在内——一开始是较为缓慢地、多少还合乎人道地在易手，而后来，这种变化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残酷，贫者越贫，直到情况坏到不能再糟糕的情况，就像我在讲广东灾荒时谈到的那样。

第三章丨乌云滚滚

在最后一批海盗，或走私贩子，或游击队向我们有礼貌地告别之后，我们在热带地区度过了整整一周。那是在离开澳门的船上。我们扬帆通过三角洲中交错如网的河湖港汊，朝北驶向西江的主道。

抗战前，正当沿海地区最为繁华和最为现代化的时候，一次走向内地的旅行就是对西方式享受和城市化中国的缓慢告别。从沿海的大都市进入内地是分阶段的。最初，你到达了铁路的终点，继而是公路的终点，然后是电报的终点。沿海和内地的典型界标应是最后一座有戏院的城市，有干净旅馆的镇子，或有家大饭馆的村庄。如果你离开了那个可以买到上海香烟的小卖铺，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到达古老而又贫穷的内地了。

可是1940年，在我们的战时旅行中，情况却是相反的。我们接触最原始的地方反而是海岸。那是离开澳门后的第一个早上，我们缓慢地向内地行进。随后，我们进入了国民党的封锁区，这才离开了荒芜的海岸。旅途中，我们经过了第一条人行道，第一条可容得下一辆人力车的道路，它们好像在对我们表示欢迎。后来，又出现了第一条通行汽车的公路、第一个小饭馆、第一家大旅店，最后是第一座有电灯的城市和第一条铁路。等到达柳州时，我们已离开海岸300英里了。

在乘帆船行驶于三角洲的一周里，我们迂回地往来于荆棘丛生、烈日当头的沼泽地中，整天在日军碉堡和讨伐队附近转悠。后来，我打算在地图上找到此行的踪迹，结果却连一条水道都没找着。但我相信，这一周绕行的结果若以直线距离计算只不过是40多英里。那是一段既神秘又可怕的旅行。除了几个女孩子偶尔说笑几句，其他时间都是静悄悄的。三角洲一带的未沦陷区或半沦陷区随时都有遭到日本人袭击的可能。富人大都逃走了，而农民则正在第一个荒年中挣扎。有人预计，这次荒年将会持续3年之久。

炎热的7月天气，旅途的空虚令人如入梦境。每丛树林、每个港汊，都可能冒出点什么要命的东西来对付赤手空拳的我们。在草木茂密的两岸之间，我们航行了数小时之久。在此期间，偶然会见到一两个在田间耕种的农民，而他们一看见我们就跑开了，有时还会发现丛林中藏着个人，他静悄悄地、面带惊异地看着我们。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类生活的踪迹了。有时，树梢上会出现其他走私船只的桅杆。他们正在和我们平行的沟渠中静悄悄地、神秘地驶过。前头不远处，一缕云烟飘上天空，同时伴有摩托汽艇的嘟嘟之声，听起来使人神经紧张，没人知道那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每当我们航行驶过一个村庄时，那恐怖的景象就如同游乐场里的地下鬼屋一样。红树和小棕榈树形成的道道围墙过去了，显现出来的是破烂房子里衣衫褴褛的人。他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呆若木鸡，没有任何动作，此时此景寂静得连河边的蟹声都听得见。

尽管除路卡，我们很少见到国民党部队，但战争的痕迹却散见于各处。在大片水域的入口处，一排排生了锈的鱼雷漂来漂去，活像浸入水中的怪物的嘴巴。沿岸，被炸毁的载客汽艇经常在树下沉浮。那是由于船员在两年前撤离广东的那次逃难中，曾寄希望于在树木下藏身，躲避轰炸。当时，中国人自己也曾焚毁桥梁、拆掉公路，使一大片区域重归原野。这在当时是“焦土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多次来过这里奇特的加油站废墟。加油站两边堆满了破烂瓦斯喷枪和洞穿了的卡车残骸。但这东西位于开阔的农田上太不协调了，犹如海岸上放了架缝纫机。

我们离开澳门后，沿着这块被海水浸没的土地旅行了一周之久，而在弃舟登岸，来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担水坑时，所见到的一切依然十分触目惊心，其情景仍在诉说着战争的存在。城镇周围的农田土地肥沃，看起来未遭兵燹。我本来以为，这儿的任何城市都和香港或澳门差不多，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生气勃勃的人群和引人注目的色泽、音响与芳香，可担水坑却是座死城，因为这座城市遭到过严重的轰炸。广州失陷后，居民无论贫富，都惊慌失措地逃走了。黑色的瓦砾堆上，烈日照耀的空地上，到处可见耸立着的空空的门窗框架。窄窄的街道上，除了一排排柱廊，就是丛生的杂草。有些公共建筑物上残存着战争初期草率涂上的粗犷宣传画，现在颜色都褪得差不多了，可它们却是在墙壁上打破死一样沉寂的唯一的东西。在多数街道上，活着的生物除野狗、野猫和老鼠之外，就只有路旁衣衫褴褛的小贩了，他们手里的货物全都肮脏不堪。清晨，虽有大雾弥漫，农民们却依然把蔬菜和粗糙的手工艺品拿来互相交易。他们身穿用热带林木纤维简单织成的蓑衣，蹲在市场的各个角落里，喧闹着讨价还价，活像一群瓦砾堆里的野兽。可是，这里毕竟还有座高级旅店逃过了空袭，房顶上的花园餐厅是唯一别致的景象。餐厅里的买卖活跃极了：大走私贩子和文武官员一起在那儿吃喝玩乐，狼狈为奸。这寂静的城镇总共只有几盏菜油灯在闪烁发光，可那高高在上的屋顶花园却像是幻觉里浮现出的东西，发出绿色的光晕，同时又像一座五彩缤纷的岛屿，原来那是一架走私来的日本汽灯照出来的光亮。

到达担水坑的当晚，我们这些外国旅行者就被国民党驻军将领们请来屋顶花园做客了。那是一桌豪华的酒宴，有鱼翅、大虾、鸡鸭、猪肉、高档调料等等。在吃了一星期干鱼和瓜片之后，这样的一餐的确美味非凡。有玉石花鸟装饰的花园餐厅凉爽宜人，肥胖的官员和商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开怀畅饮，像孩子般玩笑打闹，互相比较着新近走私来的珍品，其中有：自来水笔、温度计、手表、旅程表、写着“MODERN TIMES”（摩登时代）和“WELCOME”（欢迎）等英语字样的衣带环扣等。这些客人中，有各种国民党人的面型。有狡诈的三角脸，有粗鲁的方脸，还有会大声发笑但笑中毫无乐意的大胖圆脸。所有这些，后来我都像梦魇一样见识了。

当将军和副官得知我们当中的几位欧洲医生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时，他们起了很大的兴趣，这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对两位医生在来中国之前，曾在西班牙共和国军中工作过一事，他们也非常感兴趣，并提出了许多把西班牙与中国情况相比较的问题。但佳肴美馔并未减少两位医生对他们的讽刺。

“我们中国军人的力量与西班牙的相比，怎么样？”将军问。

“中国军人吃苦耐劳的能力举世无双。”德国医生回答。

将军看来受宠若惊了。

“你认为中国可能被打败吗？”他问。

“永远不会。”奥地利医生在杯盘狼藉的桌上挥手叫喊道，“中国的资源是无限的。即使在西班牙战争刚开始时，共和国的最高级将领们也没吃这么好的东西！”

将军再次感到受宠若惊。他和年轻的、发福的副官们又揣测起西班牙之所以失败这件怪事：“分配不当嘛！”他们最后如是判断，并奸笑了一番。

离开担水坑后，我们开始步行。那是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旅程。女孩们在前面紧靠在一起，快步疾行。她们把手中的棕色阳伞笔直地举在头上，两腿在发亮的衣裙下飞速穿梭，直到离开了日本人的管界。这时，她们边走边玩笑，毫无倦意，在炎热的天气中走了一整天，却依然像刚出发时那般精神焕发。远在她们后面跟着的，是米克斯牧师，他身穿厚衣，头戴厚厚的白色遮阳帽，手提黑色雨伞。最后是我们这些人和挑夫苦力们。大家一起蜿蜒前进，一会儿停下歇脚，一会儿又起来赶路。

如果不是由于天气炎热，情况紧急，这次跋涉肯定会像以前一样，充满在中国乡间游历的野趣。在一些连绵不断的村庄中，妇女们把头发梳成圆锥形，盘在脑后，显得很俊俏，但它看起来又活像黄蜂的肚子，让人看着就有点疼。另一些村里，女人又在深蓝色的围裙上戴着银链子。在这块平原的一边，有些村庄颇有中古时期意大利的风貌，周围有些残破了的高大的方形灰塔，就是往昔高利贷者们的堡垒。另一边最讲究的房屋属于归国华侨，其样式在多大程度上与加利福尼亚或印度尼西亚的建筑相似，那就要看房主能给木匠们的脑袋里塞进多少东西了。在山丘地带，村庄是围池塘而建的，池塘里面养有淡水鱼，上面建了一圈公厕。外地人若有腹泻跑去大便，那些鱼便会乱蹦乱跳，以至于吓他们一跳。老乡们看到后哈哈大笑。我们所步行的全程过去都是汽车路。在平坦的田地中，公路的残迹多已不复存在，除了那些电线杆桩子（地上的部分已被砍掉当柴烧了）。在长满杂草的山区，道路上布满了反坦克陷阱，又宽又深。有朝一日，这里要重建公路时，另择他途比复原旧路应该要容易些。

肇庆位于西江三角洲中央，它像担水坑一样，有一半都是残垣断壁和骨白色的瓦砾堆，另一半有人居住的房屋，为了避免空袭也涂上了黑色。大型建筑的屋顶上则置有阴暗的竹笼子，权当防空用具，可惜那只是一厢情愿。大街上，中午的人数与和平时期夜间11点半差不多。少数开张营业的店铺大都充斥着走私货。此外，除了农民的手工制品，再无地方工业品的踪迹。

这里的走私车沿着数不清的小道，穿过前线，又重新汇合，犹如三角洲的条条小溪。经一家轮船公司安排，我们要朝上游去的一行人登上了一条船，那船有点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盖伦帆船的风采，可容纳300名乘客和1000多只鸭子。大家在这条旧船上待了两周，才从林木覆盖的广东平原上升到荆棘丛生的广西高原。江水逐渐由红沙泥色变为青石灰色。气候则由潮湿温热变成了微风习习的燥热。女孩子相继在亲戚家附近上了岸，最后米克斯先生也走了。

由于距前线和日本空军基地太近，这条大船只能在夜间航行。前面，烧木料的拖驳映出了橘色的火光，微弱地照着我们这条大船。在船尾，从上到下分别是头等、二等、三等舱位，都是由板条和雕花木格连在一起制成的。由于天热，夜间各等舱位的乘客无不聚在甲板上。白天，船躲在遮盖两岸的竹林之下，乘客们则纷纷散在田地和果园里去睡觉。

除了本地生意人和个别旅行者，乘客大都是临时的走私贩子，或按他们开玩笑的说法，是“走私游击队”。他们每人从日军占领区回来时，都会带一两箱袜子、口红、自来水笔和其他轻便商品。我还记得，有位将军的太太，由4个年轻警卫护送着自前线返回。她去前线是与丈夫一起度假的。作为军官家属，他们比一般国民党军人的东西要多些，吃得也更好些。他们总是打打闹闹的，就像旷课的小学生；一上岸，就忙着捉蝴蝶，或坐在小船上；一看见我们走过，就用脚踢水。他们拥有的东西中，价值最高的是枕头和毛巾，绣着“Good night”（晚安）、“Good morning”（早安）等时髦的英文字。为了充分利用机会，他们不分早晚地请同行的外国人教他们读英文。然后就彼此重复，哈哈逗乐。一旦他们记熟了发音，就在早上起床登岸时叫喊“Good night”，而在晚间洗脸时，却又喊着“Good morning”。

每座城镇都是离江越远，人越多，越繁忙。两广交界的梧州市外围到处都遭到过惨痛轰炸。但市中心那些四五层的楼房却完好无损。这些建筑都已涂成了黑色，使得城市好像是一座蝙蝠之城。黄昏时刻，空袭的危险已经过去，阴暗狭窄的街道上就会闪烁出微弱的电灯光来。这时，肮脏的人群就会在这半明半暗之处游荡。他们争吵讥笑，生龙活虎，使人联想到战前那种熙熙攘攘的生活。尽管出卖的商品大都是走私货，可也有少数小铺子开张营业。他们贩卖行李包、柳编什物和易于制造的城市生活用品。在梧州，我们开始感到了国民党中央当局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护照受到了检查，还有人要求我们填写入境表格。这是我们从边界进入、走了百多英里路以来头一次碰到的。大街上有用粗大木料与铁丝网搭成的路障，是用来防止暴乱、对付人民的。

在梧州上游，我们的帆船在战前曾是渔村的几个地方停靠了几个晚上。当年，走干流的大轮船从来不会经过这里，可惜那些船后来都被日军炸沉，或者被自己人“焦土”了。现在，这些地方都成了繁荣的市镇，充斥着酒肆、旅店。乘帆船来的暴发户“游击商”们通宵达旦地赌博酗酒，吵吵闹闹。柳州是第一个看上去正常的城市，在城郊一条支流上游，是来自桂林和其他华南未沦陷城市的铁路与通往重庆的公路之交汇处。即便在白天，它那挤满人群的街道也会发出叫卖的、建筑工地上的、汽车的、报贩的、军队口令等各种声音。我们越往内地走，军人的身影就越多。柳州遭到过空袭，但大多数地方已经盖上了简易的新房。城外围有些小工厂，商业区票号兴隆，人群中不乏衣着考究者。这就和我读过的那些有关战时中国的情况开始有些相像了。

那年夏天，我脑子里对国民党政府的了解全都来自美国的报纸：什么虽败犹荣呀，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呀，数百万西撤的难民下定决心抗战到底呀，正在后方建设的新中国呀，山洞中的工厂呀，忙碌的工业合作社呀，新公路和医院呀，如此等等。此外，还有蒋委员长的高大形象在挂图中俯视着团结起来的大地；微露在他背后的，还有他那美貌动人的妻子。当我在美国读到这一切时，也曾慨叹道：“和我当年所知的中国是多么不同啊！”一个新中国在战争中诞生了。这是我重返中国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我离开澳门后的36小时内的奇特见闻，是与上面讲的光辉精神不相符合的。但我可以把那些怪现象都看成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的事，把那些怪现象当作任何前线都会有的一部分而不予重视。但在后来的几星期，当我穿过前线，看到了后面那宽阔的长条形领土上所遭受的苦难时，我便很难再相信一切见闻都是例外了。再后来的那几年，当我在西北和华中访问过前线之后，才开始了解，1940年的华南前线是有代表性的，不仅在抗战的消极态度上，更在国民党的品格上。这种品格无论在平时或战时，抵抗外敌时或打内战时，都同样削弱它自己的力量。

在所有国民党前线的后面，展现着一片片“无路区”，都和我们在西江三角洲走过的一样。其深度依日本空袭的习惯而有所不同，一般有10英里到50英里。这里的所有交通设施，包括宽点的人行道在内都被毁掉了，或任其自生自灭。整片整片的城镇都被抛弃了。住在那里的只有农民、一小撮囤粮户、走私贩子和他们的代理人。驻防的军队大多是贫弱的地方部队，或中央政府打算削弱的部队。

在“无路区”之内，还有一块被废弃的长条形领土，纵深不一，最深的达100英里，都是按可能被敌人侵占危险的程度而定的。现在，乡村生活颇为正常，城市生活的上层结构已经解体。乡村公路还在开放，但所有的铁路都已被摧毁。现代化工厂要么被“焦土政策”，要么迁往西南去了。城市中的大部分上层人士都和他们的生意、技术、购买力和可用于投资的钱财一起转移到西南，或者战线的另一方——日本占领区去了。占领区是不受侵略威胁的。驻防在这里的第二线军队比“无路区”第一线的更多、更好一些。他们平时可以演习，一旦受到攻击可以保命。最亲信的“精锐”部队则保留在更遥远、更安全的大后方。

日本侵略的后期，大部分前线虽平静了几年，但国民党依然很少努力将外围领土与西南边塞连成一体。这里仍没人理睬，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只有走私线路把敌方产品运往华西稍富裕的一些市场。结果，经济灾难制造了政治不安，也必然导致了军事力量的疲弱。

理所当然，就私人利益来说，谁也不愿意在暴露于敌前的区域扎根。但应该承认，国民党政府应与这种怯懦现象作斗争，应该采取必要的冒险措施以树立榜样。可是，与此相反，政府却对私人利益妥为保护，不惜因此损害国家的利益，削弱本国军队的抵抗力。

这种轻视前方的倾向在部队的配备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前方驻防的都是较差的部队，精良的部队反而放在后方。在国统区，政府当然由国民党一手遮天。1940年，当我到达中国时，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承认，这个政权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打一场反对另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大仗。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北方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由国民党委任经营的五大银行对发放贷款到靠近前线的地区搞建设吝啬得很，而私营银行反而愿意冒险。政府公务员间有句口头语，表示对往前线投资不屑一顾。他们说那叫“浪费”，说把高价值的设备与人员运往前方是“浪费”。高级国民党官员也“以身作则”，把家资从危险地带转移到华西或海外。这就和地主在灾荒时期从原籍逃跑，而把农民留在灾区一样。日本侵略期间，前线地区的农民和其他无权无势的人，也像饥荒时期的农民一样，能凭借依靠的唯有自己。在控制着粮食的一小撮人看来，所谓“社会栋梁”，已经安全撤到了最近的城镇中。

到了抗日战争最后的年月，国民党政府与地方上控制粮食的一小撮地主的相似之处就更明显了。后者利用灾荒来侵占土地和其他财富，而前者则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增加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所独占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即便在战前，这个政权就表明过，它要把大多数中国的基础工商业置于政府或国家银行的独占之下。后来，它就利用国难加紧盘剥中国经济，致使私人企业萧条到了濒于灭绝的程度。同理，战争的紧急状态还被用来削弱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任何国民党中央政权之外的势力。

这种趋势在日本投降后达到了顶点。当时我们美国人试图保证国民党成为全中国的政府，把它的军队运往下游沿海的日军占领区，并给了它那么多各方面的援助，结果却致使它觉得人民是否对它支持就无所谓了。然后，它就把独占增加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在全中国造成了革命成熟的形势。这时，日军侵华期间被弃之不顾的前线的种种弊端，仿佛已然扩展到了全中国。

在战前，普通外国旅行者想接近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听一听谈一谈，那是很不容易的；只能认识到某些专门与洋人交涉的人，而且他们的脾气往往不太好。再有，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或娱乐场所萍水相逢的一些人。其他人都太忙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接触面与外国人毫不相干。而战时中国可就不一样了，就拿我那回在柳州来说，我在炎热的8月等车去重庆，一等就是一星期。

柳州的旅馆设在近郊区，三面都被圆锥形的、遍布广西的小山丘环绕着。在敞开那一面的中央立着一棵短了一截的松树，活像戏院中的乐队指挥台。我在柳州度过的第一个清晨，天刚破晓，庙里的一座大钟就从覆盖着尖屋顶的丛林之上传来了巨响。然后扩音器就穿过树叶，传来大声喊叫：“18架敌机到广西来啦！”

这些由机器宣布的字眼和浮夸而无感情的腔调越过家家户户的屋顶，掀起一阵喧闹。旅馆伙计和挑夫们一个接一个地敲门喊道：“警报！空袭！”柳州人对空袭总是一惊一乍。当地遭受过几次大空袭，但频率不高，所以还不至于让市民无动于衷，听天由命。

旅客们手提衣箱行李以及他们摆在荷花池边的柳条篮子或鸟笼子，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来到花园，然后就挤出门去，加入跨过广场的人流，直逼农村道路两旁的林荫，树影在人群穿过时摇曳不已。再走近点，小山包脚下的斜坡上已爬满了人。

从广场到山脚下的田地是非常拥挤的，人行道只够单人行进。叫喊声在这儿就更大了，有些人边跑边吵。这个踩了那个的脚后跟，跑得慢的被推倒在泥塘里，如此等等。田野上，有个建筑脚手架高高耸立，第一次发出警报时，它的横梁上就悬出了一盏红灯。忽然，第二盏红灯又顺滑车升起。从屋顶的台子上发出的巨大声音催促着人群快跑，“敌机离境已不过30英里了”。警报器的调门儿变成了一个紧张的人声：“快！快！快！”人群在哭喊叫骂声中踉跄地前进着，然后在山脚下较为干燥的地方散开，大家都弯下腰慢慢地走着。有时，第三次警报声传到了山脚下的岩石洞里。那是柳州的天然防空壕，还不曾遭到过轰炸。此刻，在洞外享受新鲜空气与开阔眼界的人可就手忙脚乱了。

在各个高处，成百成千的人待在那里，犹如戏院里的观众。在“指挥台”外，缤纷的仲夏天空伸展开来，仿佛在上演造化大戏。在它下面，柳州城一览无余，像是舞台的布景。银灰色的建筑物是暗绿色高地上一块结实的补丁，周围遍布着阴暗的三角山峰。奔跑的人群荡起的灰尘，将房屋都盖住了，这条黄色的土龙沿着汽车狂奔的公路一直延伸到乡村。

“敌机已到柳州了”，扩音器隆隆作响，令人不寒而栗。

山上，香烟熄灭，阳伞折起，孩子们叫着父母，穿白衣服的人被警告要注意隐蔽，一切谈话都停了。下面的这座空城里，除了马的嘶鸣，听不见其他声音了。在阳光照耀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圈里的牲畜、在关张的店铺门前喘息的狗，以及一群趾高气扬、摇摇摆摆地走下水里的大鹅。再过一会儿，沉寂中听见了嗡嗡声。每把扇子都停止了，每只眼睛都在向上看，这声音越来越清楚了。那天早晨，敌机自城南飞过，每3架一组，看起来像些小黑点，穿过“指挥台”外天空中发亮的云朵，飞往西方，顷刻间就不见了。西边是从印度支那出发，穿越广西高原的公路，随着一阵风吹麦浪，柳州四围的斜坡上也响起了声音。

我在山谷中和两个国民党官员坐在一起。他们身穿上等走私料子的文官制服，虽然没和我讲英语，但我的出现使那位年龄稍小的官员想起了他自己的旅美之行，于是便开始向同伴介绍起了美国。——那摩天楼呀，真高哇！那大桥呀，真长啊！那隧道呀，好深哪！在他的朋友听腻了以后，他又谈到当他闯进美国中部时，看见过一只鸟。他稍许夸张地描述了它是多么小巧玲珑，还摇着手，表示那鸟翅膀如何扑腾。他勾起手指，按在嘴上嗡嗡叫，声音如此可怕，以致斜坡下面的一位妇女嘟囔着：“飞机又回来了！”并赶忙把阳伞合上了。

可这回轮到年长的官员听不够了。

“我真想也到外国去看看那只鸟。”他这样说。

柳州人也许还没被轰炸搞得“谈机色变”，可“跑警报”却颇有经验。他们不像新手，把日历、花瓶、相册什么的抄起来就走，而是带着吃的喝的，坐在山里，在敌机过去后的十几分钟里就舒坦起来了，拿大树叶遮阴凉，用草编织篮子。当大家都心满意足时，谈话声喧闹了起来。在较低处的山洞口，有些人买了面条、豆浆、带穗的老玉米，把炉子燃起来，和那些打算迟一点在家用早饭的人一起，繁忙地干起活来。穿着破烂的孩子们游游荡荡地上下山，好像戏院里叫卖报纸、花生米的小贩。

过了一会儿，山下一些玩游戏的孩子们在我背后模拟着空袭，挥手叫着“崩、崩”，彼此打耳光。当然，他们一看见外国人就立即停下来，用他们所想象的外国话，“叽里咕噜”地和我逗乐。“叽里咕噜”是中国人对外国话的通称。在英语流传较广的城市里，孩子们和外国人逗乐通常都喊些“唉，比，塞，耶斯、耶斯”之类的声音，大概是由“A、B、C”和“Yes、Yes”演化而来的。可这些柳州孩子却不断发出“郝勒儿、郝勒儿”这样的卷舌音。后来我得知，1940年柳州听到的外国话主要是俄语，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当地办过军校。孩子们可能是在试图说“赫勒朔”，就是“好”的意思。

和我在一个山谷里的官员们立即厌烦了这帮孩子，并把他们赶开了。可他们自己却继续着那些关于外国人的、令人难受的对话。他俩都是从沿海城市来的，年纪都不小了，经历过那样一种岁月：旅华外国人的做派仿佛已把中国看成了殖民地。当然，他们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这两个中国人又谈起“狗同中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还有其他令人生厌的歧视行径时，说到外国人便用了两个经典的蔑称：“大鼻子”和“老毛子”。讲到这些，当然会有许多不愉快的辛酸往事，但那位追忆着啼鸟的人却讲了如下一段趣闻：

在镇边上，住着一位女大鼻子传教士。她的听差死了，就又雇了一个中国农村的基督徒。她开始训练他了。明白吗？传教士训练听差，说是为了传教，其实是让他们听话，少要钱。

这个大鼻子遇到了一大堆麻烦，她教给他用老毛子的方法搞清洁卫生。在接待过中国客人之后，她要他把每件客人用过的东西都洗一遍，还得用药水擦过。可他却不明白这究竟有何意义。更糟糕的是，她要他每天洗手、脸5次。他怕把脸皮洗掉了，就不大听话。一天，他给她送午饭时，脸上有条炭痕。这大鼻子可真恼火了，立即让他到她屋里去把镜子拿来照照。

她问道：“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这机灵的听差冲口答道：“镜子裂了！”

清晨过去，云朵渐开，高温逐渐下降，那本来很长的树荫也逐渐缩回到小山峰脚下了，人群开始不安地蠕动起来。当上面的人向下面的人群中荡下灰尘时，人们就吵起来了。每当一点点怪事和那些呆滞的目光相遇时，人们就聊个没完，笑个不止，狗打架呀，卖花生米的在争吵呀，都会引起一阵骚动。还有一回，一个受惊的男孩想躲在大家所坐的阴凉高地，可谁也不许。“这儿不行！”“这儿不行！”“我可不给你让座。”他们就这样戏谑地朝他喊着。于是，他只得哭着鼻子到太阳地里去了。最后，过来个士兵，给他满身披上树叶，他又在哄堂大笑中重新跑上山去了。

少顷，有个小小的殡仪队在下面已经空了的柳州城里出现了，他们小心翼翼地靠镇边走过。当扩音器播报一架敌机又返回柳州时，整个队伍就重新奔上山去了。他们带着棺材和红绿色仪仗幡旗，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抬棺材的苦力竟想把棺材放到活人的头顶上。他们在山上打趣地说，把他留在这儿吧，他不会有意见的。于是，哂笑声在整个山峰中的人群里爆发了出来。

那架单机飞过柳州时既高又快。这时，有个蠢材在对面的山上脱下了衬衣，露出大片白色。于是所有山坡上的人就都吵嚷起来了，他们彼此呼应，愤怒地涌到那人坐着的地方，势如倾泻的瀑布。那人则疯了似的跑下山去，那些想要他命的人紧跟在后面追赶。

我所在的那座山上，喧闹转瞬就成了笑谈，题目是，“杀死看起来像是给日本飞机打信号的人，用什么法子最好”。

清晨即将过去，我周围的人开始朝我看过来，还不时地哈哈大笑，然后又往山脚下指指画画，那里有人坐累了，正在田边来回走动。我看见了另一个矮个子外国人，他戴着白色防晒帽，被一群笑着的人们包围着，他们也在指着我。整个山脚的人群不出意料地聊开了。我们这些外国人除了像小绵羊似的腼腆地接近他们之外，别无他法。接着，侃大山发展成为放肆的讥笑。“看，他们看对眼了呢。他们笑了，彼此走近了，出傻相了。”“你猜，他们说的是哪个国家的话，是不是俄语？”当我们这两个外国人彼此握手，并排坐在岩石旁时，这种讥笑发展到了顶点。非常明显，这在他们看起来是今早最可笑的事情。

“有时我想，当初要是不离开瑞士就好了。”那个大鼻子说，同时用手帕抹一下脸，好像他是在阿尔卑斯的空旷山顶乘凉。他说自己是个医生，是控制霍乱病的专家，是国联派来中国的，他还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自己的实验室里需要养很多小白鼠，于是他训练了两名苦力来帮他晚上在马路上捉老鼠。一人拿手电照老鼠，另一人把它们收进网。有一天夜间，在一处陋巷，他们追着老鼠爬，后来捉到一个大家伙，可还没来得及拿走，就有个穷老太婆冲出小屋喊道：

“这老鼠是我的，它吃我们家东西好几年了！”医生只得给她几块大洋才拿走老鼠。

这时太阳已过头顶，阴影渐渐从对面的山峰消逝，人群为躲避换了方向的阳光骚动不安起来。由于一切公共活动均已停止，多数男人就心满意足地在山上坐下来聊天，直到警报解除。可妇女们却为未了的家务活儿而犯愁，而且许多人都回城去了。

突然，扩音器又响了。它宣布，其他飞机回来了。当晴朗的天空再次因为引擎声而震动时，高处的人就蹲下来躲进灌木丛中不出一点声音了。那些带头回城镇的人也静悄悄地跑回山里来了。即使后来经过了数年之久的长期空袭，许多中国的乡下人也还是以为飞机有某种特异功能，他们顽固地迷信驾驶员会听见地上的一切声音，所以即使在防空壕里，说话声音比耳语大些他们也认为是危险的。可另一方面，移动目标比静止目标更容易被发现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毫无例外，当敌机即将飞抵人们的头顶时，总会有一群人拥到一起挤来挤去。周围的人鸦雀无声，惊惧无状，而他们却忙乱地跑着，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机之下，那真是中国人最可悲的样子。中国人总受着各种暴力的威胁，他们不仅不去反抗，而且有的表现让人觉得莫明其妙。

那天早上的18架敌机显然已把炸弹丢在了通往印度支那的公路上。当年6月，在日本人强迫关闭那条公路之前，那里曾挤满越界运送补给的卡车，因此，它是个显眼的大目标。日本轰炸机再次路过柳州也是笔直地飞走了。当它们嗡嗡地飞过去的时候，山上的人群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水田里的一小堆人身上，他们因被墙壁和树木挡住视线，不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偏偏逃跑的狭路却被一个缠足妇女所阻，她摇摇晃晃，前仰后合地扭动着，活像一条鱼，想用尾巴的力量朝前跑，她后面的人们恐慌地跳着脚，这个老太太害怕到不得不打破沉寂，她喊道：“快点儿！快点儿！”好像路上的障碍并非她自己。在山上，一旦敌机不见，人们就又笑了起来。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尽管我只见过不多几次空袭造成了实际的损失，但我住过的城镇乡村却经历了上千次的空袭警报，成千上万的居民从家里跑出来，布满田野。这就是我对战时气氛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回忆起来最令人伤心的景象。中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不过是重重刀俎下面的鱼肉，强大外国的利益，还有本国那些有权有势、只图私利的集团都在随意宰割他们，日本飞机就好像这一切恶势力的代表。当飞机的隆隆之声变得深沉起来时，全家坐在山上或田中的人就会暂时中断笑话和闲聊，把那些在长期习惯中形成的无表情的面孔转向天空。

每当我在这无聊而屈辱的时刻，听着那些没完没了的瞎聊时，往往使我震惊的是，我觉得自己远非仅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来到了一个战争中的国家。我觉得我的国家是个活跃的、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相信动荡不定的未来将由自己的能力与力量来左右的国家。它的每一个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小心提防，不让外界的各种力量摆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的确，许多西方人看不惯中国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小事情，而这只不过是任何一个暂时沦为受害者的人的一种自然反应而已。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报道来自那么一些外国人：他们滞留中国时，正值它几近沦为西方殖民地的那几十年。这些外来人与中国人所打的交道，肯定反映了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不平等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所谓中国人的特点也必然带有许多积弱的烙印。奸诈、恶意、残酷、琐碎。“闻小胜而骄，见小败而馁”，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任人摆布欺凌的受害者的特点。那些没完没了、令人恼火的笑声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那是瘸子的拐杖、伤员的绷带、病人的良药。

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几个来自花街柳巷的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大谈男女之事。

一个早晨，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身穿破旧半西式服装，手提公文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机关职员（他有个习惯，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总要用吐沫把一些树叶贴在手臂和大腿上，让太阳晒出痕迹来），他讲了个故事，是关于两个男职员追求一个女职员的。

这之后，又有个人讲了个故事。这时，笑声终止了。和上次笑声荡过山坡时一样，大家都因敌机已临当头而不快，在听得见声音的距离内，坐着的人们都不安地彼此看着。尽管特务的效率甚低，在生人中说反政府的话一般没什么危险，但在1940年，这类现象还不多。广西和国民党中央是有些对立的。这人所穿的便服是用家里做的灰色土布织成的，样子是南宁式的，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广西人。他把故事会推向了高潮。

他说，有个重庆的大官，他的小轿车在柳州以北的田里坏了。但司机却交代说，他已经把工具箱卖掉，无法修理了。于是这个大官就傲慢地命令在田中工作的农民回村去喊人来推车。山区的广西人向来性子就很犟，他们在战前所受本省政府的教育也增加了独立感，于是农夫拒绝前往。像在重庆的派头一样，那国民党官员就命令卫兵揍了他一顿。

在邻近的一块田里，另一个农民把这一切看在眼中，赶忙跑回村去报告了村长。村长敲起了集合锣。村民们手持长矛、梭镖、鸟枪列队沿路前进，后来强迫官员给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又怒气冲冲的农民道了歉。然后，他们把车推走了。

这阵欢声笑语鼓励了另一位听众——一个“游击商人”里最穷的人。他骄傲地解释说，自己以前在广西西部边界靠近印度支那的地方当过中农，后来是为歉收和负债所迫才背井离乡。

去年天旱少雨，他家乡那些贫农种的都是些高坡地，庄稼快旱死了。可易灌溉的河滩地都属于富有的地主，收成不受影响。山上的贫农们饿急了，就在夜间爬进山谷，去偷未熟的稻谷，但地主雇有看青的人，偷庄稼并不容易。山上有个农民想了个办法，希望以此帮助亲人，那就是，给地主当看青的。可他是偷着干的，因为在穷人眼里，看青的都是敌人。雇他的也是个国民党官员，能从当地驻军那里借枪给看青的佩带。第一天夜里，这个神经紧张的小伙子听见由他负责看守的那块地里传出了声音，就朝黑暗中胡乱开了一枪。他听到了一声喊叫。然后，有个受了伤的人带着满身泥泞滚出来，逃掉了。第二天，他回家见自己的父亲受了致命的重伤，就跳河自杀了。不久，他们全家都跳河自杀了。

故事讲完后，人们没有悲戚，甚至连磕了药般的笑声也没有。

我在柳州住的这一周里，只有一天没响警报，还有一天响了两次，可只有一次遭到了12架飞机的轻微轰炸。其实，轰炸本身并不如人们的喧嚣那么可怕和实际。警报响了好几次，轰炸也未必来一次，而喧哗却是每次警报后必有的。城的另一边所升起的棕色烟云飘过山巅，看起来更像一种什么自然现象，而不是由人类的战争造成的。炸弹落地时的声音主要造成的是激扰。猛投或撕裂或颤动的声音，仿佛是阳光普照的天空被扯烂了，像金属板一样发出嘎嘎的声音。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土地中，爆炸声都在颤动中传播着，给人一种大山从中间崩开、滑动的感觉。村子里，狗在空旷的街道上惊慌地乱窜；而在山上，坐着的人们脸上却带着淡漠的神情，仿佛他们的对话只是被雷声打断了。

敌机去后，山上山下，到处笑着，重复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怕不怕？”

然后，儿童、老人、残疾人纷纷回答：

“不怕，不怕！”

“怕一点！”

最常见的回答可悲极了，却又不是全然的灰暗：

“怕，没有办法！”

当“指挥台”上的巨响报告敌机已离省后，一阵人群的嗡嗡声响过群山，就像戏院断电后重又接好一样。大家发出笑声，彼此从衣服上拿掉树叶，走时还摘点花朵。人群如河水般流下山地，重新占据了他们自己的城镇。

第四章丨循环往复

1940年夏，伦敦刚开始遭遇闪电战。当时，重庆仍是全世界遭受空袭最为惨重的城市。我所搭乘的开往重庆的红十字会的卡车从柳州出发了。一周内，我在沿途发现，北上开往重庆的轿车相当稀少，顶多不过十几辆，而迎面来自重庆的旅客们又都把陪都形容得相当可怕。他们说：那里的天空正遮盖着以前通常出现于夏末的阴云，这对防空当然有好处，但在天气变化之前的最后一次轰炸中，日军投下了燃烧弹，在市中心引起了大火，引火面积超过了1平方英里。夏季的阴云将在9月散去，东京电台扬言，届时定将炸平重庆！

我们的卡车沿最后几英里公路蜿蜒下山，进入了亚热带气候的四川盆地。我立即发现，有大批政府机关挤在这儿。而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它们却很少见。在郊区，有条通往市内的临时道路，两旁有许多黑色建筑物，周围到处是垃圾和纸屑。这些建筑物中间有许多税卡和警卡，他们负责盘问旅客或货主，让大家填表格。战时的混乱让一切交涉都很漫长，我们是直至傍晚才抵达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的长江边的。到那里时，渡口售票员摇着头说渡江时间过了，还拿出表来给我们看。时针指着6点零5分。3名怒气冲冲的乘客从箱子里扯出了几座落地大钟。一个显示差10分6点，另一个差20分。还有一个才4点55分。最后，几个过路人拿他们没调过的表对了一番，售票员才气哼哼地拿出票本，开始卖票。又过了一刻钟，当卡车滑下泥泞的车辙来到驳船时，却被一群携带箱笼行李的绅士们给挡住了，他们的做法都是典型的重庆小官僚的那一套。

“6点已过，你们不能渡江了。”

“可我们是在6点以前买的票啊！”

“你们应在6点前到这儿，现在你们不能渡江了，都快8点了。”

渡口人员、卡车乘客、岸上的挑夫，再加上许多看热闹闲逛的人，大家七嘴八舌，乱哄哄地吵嚷了半个多小时。官员们指着那些箱笼，神气活现地说：“哼！不管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反正现在渡江太晚了。”

黑暗笼罩着江面，褐色秋水奔腾在蜿蜒的河床内，其冲击力之大，使得即便是轻浅灵便的舢板为保证安全也都靠岸去了。下游对岸，屡遭空袭的城市高跨在夹带土层的峭壁之上，全靠头顶的乌云庇护。微弱的、针尖大小的电灯光织成的网，照出了星罗棋布的小块土地。当渡口官员心满意足地摇着手杖走开时，船只和驳船上相互呼应的叫喊声停止了，而微弱的回音却还在反复地跨过水面，嗡嗡作响。由于附近的旅店早已客满，我们这些搭卡车的乘客就只能在车底下睡觉了。整整一晚，河谷都在爆炸的闷响中颤抖，因为重庆的防空洞已经深挖到了岩石底下。

翌日，卡车渡江，来到市内。我在城边的记者招待所搞到了一间房。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逛马路上了。我反复观察了这座奇异的城市——重庆。它位于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之间的高耸群山中，经过3个夏季的空袭，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由于那时每天都是浓云密布，在我再次过江来南岸度周末以前，一直没有亲眼见过一次空袭，不知道那些瓦砾是怎么形成的。

南岸这块小小的战前殖民地[8]，按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曾经是洋商集聚之地。这里的房子依然是重庆最好的，这是因为美国大使馆设在南岸，又有美、英、法炮艇在这一带游弋。日本人私底下还曾承认其中立区的地位，不予轰炸。于是，1940年下半年以后，外国人就都搬迁到这里居住，使得这个地方的旧写字楼拥挤不堪。这儿的社会活动是围绕重庆俱乐部展开的，它有经常客满的网球场、台球室以及摆着旧杂志当门面的图书馆。当年这里可是小商埠的一处半殖民地，但现在却仅有几处令人伤神的遗迹。现在，中国人依然不能成为俱乐部的会员，当然也就不会成为这里的座上客。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一位美国大使馆成员的告别会。喝过重庆土产烈酒做成的鸡尾酒后，我又吃喝了一点儿别的东西。微有醉意的外国人聚在客厅里，懒洋洋地坐在折叠椅中，东道主就要放映他在夏天拍摄的影片了。

在例行的客套话和一番寻常的笑话之后，银幕上映出了一群穿白色衣服的人，他们正在小溪边的树林里野餐。见此情景，一些观众发出了诙谐的叫声。有一个人看到银幕上出现自己的影像时说：“哈！我那天怎么那么难看！”还有人指着影片中一个喝酒的人说：“贾德弗莱的确开怀畅饮了一番，不是吗？”有两个姑娘在溪边跳起了双人舞。突然，镜头又一下子变出了一丛阴暗、奇形怪状的树木在一条更为宽大的溪边随风摆动。一排杂草自地下涌出，一个快动作，马上又变成了树木。原来，这条宽大的溪水就是长江；草变树的意思是爆炸，那土堆则代表着重庆。

观众们在片刻沉默之后，开始嘟囔道：“那像是6月29日的那次空袭。”“不，我觉得是7月份。”这时，银幕上又映出了一群骑着马的外国年轻人。他们在一条安静的山谷中行进，面对观众，指指画画地笑着。然后，又是一阵轰炸，然后，是走廊里的妇女在吃土豆沙拉，接着，又是一阵又一阵的轰炸。排列整齐的折叠椅已被挤乱，各种饮料还继续端来，欢宴的人群仍然兴致高昂。曾在影片中出现过的人说道：“我们离开马匹后，你把她带到哪儿去了？”“我永远不会忘掉他那神气，就在我们把他推进去的时候！”现在银幕上布满了废墟中升腾的白色烟柱和山城重庆的下半截被火焰吞掉的景象。人们叫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中国仆人收拾了折叠椅，室内有很多人开始跳舞了。那是一间俯瞰着长江、山崖和瓦砾堆的屋子。

一支舞曲终了，有几个人在一条空空的小走道里对话：

“啊，又是个混蛋记者，对吧？”“是来写我们这场可爱的战争的吧，写了吗？嗯，我希望你与记者招待所的其他人不同，把这儿发生的事情告诉美国人吧。”

“天呀，是的，从官方杂志看，他们忘了，中国依然到处都是愚蠢的中国佬。可他们说，这是一场民族复兴战争，中国精神苏醒了。这种说法太蠢了，不足信。”

“对，可你完全没有抓住关键。美国报纸杂志上的假话是有意捏造的。重庆的国民党人也在制造舆论，以期要求放弃治外法权，还有以前签的种种优惠条约。鉴于白宫现在的那种热乎劲儿，要是他们能如愿以偿，我也不会感到诧异。然后，他们就会把每个外国商人一脚踢出门外。”

“我可不用他们踢走，我宁可把所有的钱都给了瞎子，也不想在他们的法律之下做生意，我们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他们根本不像我们那样尊重生命。”

“傻瓜，再来一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像我这么办吧：我把办公室搬到家里来了，除了空袭后，我出去搞几个快镜头之外，去年一年，我过江至多不过6次。我整天琢磨着什么时候返回上海，我可是喜欢逍遥日子的。嗯……国泰大戏院、法国俱乐部、发能舞厅、西罗夜总会……我会再来重庆的，但只来一次。”

我在俱乐部听说并亲眼看到了重庆遭遇空袭的情景，之后的几天，一阵晚风就把这座城市上空的乌云给吹跑了。秋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于是轰炸机就不断“光顾”这座城市，通常是27架一大队，有时相隔几天，有时几分钟就跑来空袭一次，从南岸看去真是壮观极了，有黄色的沙尘，有多彩的浓雾，有紫色的火焰。可是，从身处南岸的我的角度看，比起小城柳州遭受过的空袭，重庆大空袭似乎还没那么危险！遮阴的走廊上和高地上，到处挤满了隔岸观火的外国人，他们正在忙着照相、喝冷饮。

或许，敌机到来之前的片刻才是最紧张严肃的时刻。当紧急警报发出后，人们在这座城市里喧叫着、吵闹着，活像一群群神情紧张的狼。那些小小人形跨过长江发红的山崖，钻进洞口，倏忽不见，又活像一些钻进兽毛中的跳蚤。重庆坐落在一整条巨岩上，形如一只躬着腰准备挨打的野兽。不少人稀稀拉拉地散在淡色的房屋和瓦砾堆上。当所有的人声在群山构成的绿色看台中寂静下来时，长江水滑过岩石之声就清晰可闻了，江水的形状则如一条棕色的巨蟒。这时，除了等吃人肉的乌鸦在房顶上转来转去，就再无其他动静了。不大一会儿，从东边长江下游那发亮的蓝色天空上，渐渐传来了“铁鸟”的吼声。刹那间，人们好像回到了远古洪荒时代，巨兽出现了，芸芸众生四散奔逃，藏身匿迹，而能否逃过劫难，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躲避空袭像是例行公事。人们有秩序地提前躲进了防空洞，在黑暗中坐下，听着熟悉的声音，然后又有秩序地出来。自然，那些秋季轰炸并未将重庆夷为平地，甚至对政府和居民都没有造成多大的干扰。因为，每人都早已熟悉了防空警报的规律，而且相信可以信赖防空措施。每次空袭可能会毁掉20多间房子，可是伤亡很少有超过50人的，有伤亡的一般也是些洋车夫、船夫和其他穷人，因为他们住的房子门窗不全，或根本不是房子而是窝棚，很容易被冲击波震倒。

后来我得知，那种例行公事般的、造不成多大损失的轰炸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有。珍珠港事件后，我又听见几个在重庆的美军人员说，他们猜测以前的轰炸完全是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的演习。这种猜想听起来很残酷，不过好几年都处于这样的相持状态，或许不无真实的成分。

空袭的军事价值很低，因为目标远离前线，且多为平民设施。即便在重庆，空袭也从来没有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1940年后，日本人成功爆炸了燃烧弹，可并未大规模使用。在其他城市，空袭间隔的距离很长，未能摧毁工商业。诚然，西部城市徒有良好的警报网，防空能力却很不足，但几架日本飞机也不会毫不费力地就能干扰正常的城市生活。在所有受到威胁的城市，一切工作都必须从第一次警报响起就停止，直到解除警报，但跑警报耽搁的工作却往往可以在夜间或阴天补上。

更有甚者，空袭的政治影响把日本人可能得到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给破坏了。1940年之后的两年，那种曾在战争前两年遍及国统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全民抗战的劲头渐渐减弱了，不满与内部摩擦不断增加，而空袭对国民党却常常起着旗帜性的作用，它把公众从对其他问题的憎恨上引开了。既然前线已被走私腐蚀，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派遣特务，日本人对此也必定是一清二楚的。

面对日军空袭，官民都无能为力，逆来顺受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思维习惯，一整代人都学会了接受一种最令人憎恨的前提：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他们知道，威胁来自别人，自己无法制止。他们学会了逃避。若是无处可逃，那就在忍受中用某种哲学来做精神安慰。只要无关切身利益，他们对一切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从空袭中得到的好处并未终结。当日本的例行空袭停止后，国民党自己制造起祸端来了，它人为地把灾荒扩大，在陆地上也不抵抗日军的侵略。这一切，要比日军空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大得多。一度存在的空袭后来又停止了，这一事实振奋了全国精神，帮助国民党找到了让老百姓忍受苦难的新力量，那就是：不管国家被糟蹋成什么样子，都要耐心等待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对国民党来说，中国老百姓这种可怕的耐心几乎和美国援助同样重要。国民党要是在一个老百姓不那么有耐心的国家当政，应该早就被推翻了。

我在中国度过的最后几年中，曾有这样的想法：日本人拖拖拉拉的空袭与国民党长得过分的苟延残喘可能存在某种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其实，落在中国人身上的其他各种灾难之间也有这样一种关系。中国近年来的积弱和无足轻重，使得其他国家习惯于以一种漠不关心的藐视态度来对待它。不管它们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态度对中国人民总是会造成伤害的。在我的记忆中，重庆空袭最生动的场景依然是我初次在俱乐部里看到的那部业余影片，那个俗不可耐的晚上对我们了解中国人深重的苦难是一把钥匙，那是我们美国人不明智地为中国人设计的一幅图景。

那天晚上在观看空袭影片时，我听到那些烂醉如泥的人们喊着、叫着，其中，对中国人最刻薄的大都是美国人。1940年，对我们说来，他们是合适的发言人，比本国的通讯社可靠得多，后者把重庆描绘成具有坚强信念的围城，是象征亚洲力量的中流砥柱，一切热爱自由的国家所向往的中心。我想，旅居重庆的美国人在讥讽中国人的时候，至少是半自觉地感到了自己所表现的正是我们国家的真实态度，他们知道美国卖给日本的物资比卖给中国的还多，重庆上空的轰炸机烧的是美国的汽油，有时甚至丢下的炸弹也是美国的。重庆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孩子们学说话时会被教导，要说“张先生，李太太”，可当他们觉察到父母瞧不起落魄邻居时，就会随便跑过那家，喊着：“呀，呀！张老头子！李老邦子！”我确信，1940年伦敦遭到轰炸时，住在那儿的美国人绝不会像重庆南岸俱乐部里的美国人那样谈论英国人。

在记者招待所考察了一个星期以后，我觉得住在重庆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所以那么藐视中国人，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不管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如何吹捧国民党，他们感兴趣的其实只是中国沿海那些较富庶的、有名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当时都已被日军占领。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和侵略者日本的贸易往来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哦，对啦！那会儿热心的姑娘们为抵制日本丝织品改穿棉线袜子了。她们的大腿难看透了！”但是，在和侵略者日本的贸易这桩对中国冷遇的事件中，我们的消极作用倒是更为深远，它为以后更多的类似事件打下了基础。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约有1万名美国人。1940年日本占领了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居住在日军占领区的美国人占全中国的75%，而且他们大多住在原地。当美国政府抽象地谴责日本时，中美贸易实际是在日军占领区进行的（给教会的经费和救济款如数汇往日军占领区）。在日本的统治下，美国人各个方面的生活都保持着自己的“常态”，尽一个传教士的本分，或挣点清白钱，在被征服了的中国人中间协助日本人恢复“常态”。特别是，几乎所有美国在华组织都在上海、北平或其他沿海城市保留了领导机构。他们的领导人都留在那儿，只是偶然去趟重庆，那算是给国民党一点儿面子。进驻重庆和其他国统区小城镇的美国外交人员其实大都是小角色。

对遣往那里从事一般工作的人来说，重庆差不多是一潭死水。生意人可能住在19世纪口岸时代遗留的豪华大厦里，享有优厚的生活条件，从恭顺的轿夫到供应鸡尾酒的备餐室，应有尽有，可他们除了看管店铺中的财产，就几乎没什么可干的事情了。美国国务院的人可能享有外交礼仪和特权，一切按受承认国家首都的外交惯例行事，但他们明知实际的外交工作是在广大被占领区完成的，这就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新闻工作者同样有无所事事之感，尽管他们在这儿的生活很舒适安全，为其他那些遭到严重轰炸的市民所羡慕，但他们知道，除非自己被调回沿海地区，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当时，除了苏联正在给国民党军事援助，其他西方国家好像也和美国一样重视日军占领区，而并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所以重庆的外国人的生活圈子中经常有种空虚无聊的气息，其原因就在于此。很少有人不感到无所事事，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清谈”上。

“清谈”是一种自命风雅的行为，想必在史前期就出现了。但我相信，在中国，这个词大概是几百年前就确定下来的。彼时，讲究繁缛礼法的儒教是中国的国教，道家却拿出了另一套思想与之抗衡，他们自诩为“清谈”家。国民党有本专给外国人写的书，名为《中国手册》，按那上面的解释，“清谈”活动的特征就是纵饮无度、放浪形骸和玩世不恭、睥睨万物。这些洋清谈家睥睨的靶子自然是中国人，他们自感有些招中国人讨厌，但同时却又非常厌恶中国人。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未能对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进行较为深入的接触，后来竟导致了大量中国人的死亡。或许，我们应把这个问题的细节梳理清楚。

重庆的记者招待所离南岸的开放港口区有两三英里的距离，它地处这座被毁掉了的城市的另一端——一座山上，那里有“流亡政府”[9]的官衙和营房等，都是从战前的垃圾场和公墓扩建开来的。记者招待所位于国民党国际宣传部的大院里，具有半官方的地位。当我于1940年初秋去那里居住时，它还是一片用竹桩围起来的、点缀着芭蕉树的田地，田地中间有两间用木材和柳条搭建的宿舍，夏季的轰炸把宿舍的泥土墙皮炸掉了许多。通讯员喜欢唠叨，常常说要去香港搞个金鱼池来——“那样，我们就可以隐居在这里享清福了，妈的！”住在这儿的记者里有塔斯社的两个人，他们在苏联大使馆旁有自己的房子，还有个美国高级记者，他和他的太太住在一家教会的院子里，其他外国记者就都在记者招待所常住了，所以这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就10多个人。里面有两三个是中国人，还有几个是无国籍的难民，他们是流浪到中国的，大家各有各的目的。

中国通讯员是不值一提的，据说他们已被国民党收买了，是一群最没用的东西。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国民党的战争实况和他们对外美化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其差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可是他们这些通讯员、记者却很难对此有所作为。真实的新闻在重庆之外较易获得，有些省份并没有设法掩盖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外国通讯员却很少外出采访，因为他们的雇主不给旅行经费。而且，人们一般认为，作为未被占领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应该待在首都附近，以便获取官方新闻。还有，想要到重庆以外游历的外国观察家很难拿到国民党发的护照。

通讯员们可能会从私营中文报纸和重庆的其他渠道收集到较为真实的消息，可他们的资金经常不够，因而不能雇请翻译、研究员或其他跑腿的人，他们和非官方中国人的来往限制在记者招待所内，而这里是被特务监视的地方，因此非官方的中国人来这里是有风险的。

在收集消息然后想办法通过书报审查的过程中，美国通讯员并不善于和国民党官员讨价还价，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头脑不清的低级记者。为美国通讯社工作的非政府工作人员的地位尤为糟糕，因为严格来说他们应受国民党法律的约束，那些同时受雇于美国人的中国通讯员则偏袒国民党，只要有人出来抗议新闻限制，他们就会加以阻拦。美国领导机构中专司中国事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某些有经验、有威信的通讯员能够帮助重庆的美国通讯员获得并发出较多的消息，但这些人却被留在沿海大城市，也就是他们一向工作的地方，他们飞往重庆皆似蜻蜓点水，根本看不见帷幕后面的鬼名堂。国民党在美国报界是受到赞誉的，这只是因为它不被重视，不配被揭露。

1940年我在记者招待所居住期间，一个外国首席通讯员自香港乘飞机来到重庆，立即受到热情款待，包括：和蒋委员长夫妇共进午餐、访问战争遗孤院、在防空洞里参观模范工厂或医院，然后，他们就又进入五里雾中写虚夸的故事去了。在其余的时间里，许多发往世界各地的新闻都是经过国民党宣传机构改写的。宣传机构就设在记者招待所附近，改好的文稿印在绿纸上，送来记者招待所，由执笔人在白纸或黄纸上重新誊抄，然后再送回去，通过新闻检察署最后交电报局发出，新闻检察署就设在炮制文稿的办公室的楼上，其他不少发往海外的故事大多来自国民党御用的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已把其他主要的民办通讯社赶得靠边站了，其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报纸发布官方新闻，同时也发行一份英文版新闻报纸。中央通讯社会按期把新闻稿送入记者招待所的各个窗口，用的是棕色纸。

美国报界一向宣称他们是对公众负责的，但他们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宣传显然是不相匹配的。至于国务院的失败，就显得更大了，因为它向来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公众负责的。

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在中国包括东北在内，一直拥有6座领事馆。1931年至1938年，日本在入侵的广大地区中占领了所有的大城市，但我们的领事馆却仍留在原地，而且在未沦陷区并没有开设新的领事馆，连重庆也没有，尽管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直统治着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昆明出于幸运没有沦陷，福州迟至1941年才沦陷。尽管这是未沦陷区中仅有的一两个领事馆，但它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被重视过，工作内容无外乎整天发发护照、签证，坐坐办公室，搞点杂务而已。

由于我们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大使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年曾经常驻重庆，但在国务院当局的心目中，我们在那儿的外交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国务院外交据点登记处的图表上，连重庆这个名字也不曾列上。我们的正式大使馆依然设在北平。其实，北平已有将近10年不是中国的首都了。在伪政权所控制的南京，我们还设立了大使级办事处。所以重要的外交人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分布在北平和南京的。

1940年，非常规的美国驻重庆国务院办事处终于被“扶正”为大使馆，但它对国民党的冷淡态度却完全可以从大使馆地址的选择上看得出来，它设在生活优渥的南岸，离市中心有一小时的路程。你得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才能到达长江边，然后还得乘上摇摇晃晃的渡船过江，再爬上另一大段台阶甬道。那简直就像离开首都，乘坐30多英里火车一样费时费力。再看英国、法国、苏联的大使馆，人家可都是设在交通方便的市中心的。

当我到重庆的时候，纳尔逊·T.约翰逊大使正在那里。他会说中国话，已经不年轻了，除非国民党政府有要事急召，否则很少跋涉过江。他有陆海军武官护卫，他们也会说中国话。这些官员住在南岸时，的确曾经广泛地与中国的军政界人士交往。我们当时有20多名可称“中国通”的官员都接受过美国外交服务处的语言和政治训练，但在这20多人中却只有1人当时在重庆。那个人住在南岸背后风景优美的山上的一所平房里，从大使馆到他那儿有一个小时路程的爬坡路，或者说，相当于乘坐火车走60英里才能到达首都。他也不想批评国民党，显然是由于他个人对宋美龄十分倾慕，宋美龄曾赠给他一条长毛猎犬。美国人很少接触重庆的无党派教授、作家、记者等构成首都独立文化生活的人士。

一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国务院已花了4年的时间进行调整，但当时已到任的美国驻国民党区大使高斯身边也只有4名“中国通”。80%以上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仍然留在日军占领区的各个城市。1941年下半年，我们设立了一个本该早就有的驻渝军事代表团，团长是马格鲁德。有的官员曾很仓促地去靠近前线的地区视察过，但是，在原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任何美国观察员去实地调查依然由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省份。

国务院的保守主义和它对变革的敌意助长了失败。国务院反对变革，甚至原本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不过，我倒不认为应该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国务院。后来我在中国遇到的许多国务院人士都了解加强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必要性，但他们却被美国人对国务院的传统态度束缚：公众把国务院视为政府中的一个次要部分，其职责只限于照管海外的美国公民及其生意。

这种态度一度是合情合理的，当时美国是生意人的国家，赞成政治孤立。可是这种态度存在的时间过长，于是，在我们已经被卷入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巨浪中时，国务院的经费和权威都还相当不足。珍珠港事件前，我们为了协调沦陷区里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做了很多外交工作，占用了太多的人力，因此，即便国务院想了解国民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战到底如何，也无能为力。总之，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大家分担，而不应推给国务院一家，因为我们迟至日本人把战争强加给自己的时候，才匆忙间向国民党伸出援手。过去，我们对国民党是轻视、冷淡的；后来，无论美国人民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无知都几乎到了危险的程度。在此情况下，失败很难避免。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混乱状态导致我们接受了国民党的表象。我们予取予求，给它的军事援助无止无休，以致在政治上削弱了它。日本投降后，美国的武器鼓励国民党冒险发动了一场它无法获胜的内战，把中国人民投入了另一场由于美国援助而持续多年的灾难中。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在这场内战中取胜，是因为它已经丧失了民心。

1946年，在内战方兴未艾之际，我正住在北平。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仅限于城里，附近农村已尽为共产党所掌握。以消除内战为宗旨的、以马歇尔为首的军调处执行部就设在北平城内。与此同时，以增强国民党打内战力量为己任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时为和平与战争而工作，这种方式注定了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要失败。这中间的根源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而之所以不了解又在于早期对它的藐视与冷淡。

在我们的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似乎唯有一条：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牺牲的。当我们的和平努力即将破灭的时候，通过顾问团供给国民党的美国装备有时被用来进攻共产党的地盘。当时用来戕害中国人民的轰炸机已不仅仅是使用美国汽油、丢美国炸弹了，它们还是由那些用美国船只运来、给美国人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的哩！

这类轰炸有的就发生在北平城外。可是，在优美古老的北平俱乐部里却没有放映影片。即便飞机已临近足可照相的距离，空袭也被视为国民党的机密。那年，我在俱乐部中时常听到停战使团与军事顾问组人员之间的聊天。每遇这种情况，我总难免有一种被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下面是我从俱乐部中听来的聊天：

“我老早就说过，这些中国人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价值。那天，我们在阴沟里发现一个人，快要冻饿而死了，就在那小卖部门前。”

“共产党一到这儿，你就找不到我了，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每个外国人都踢出中国去。”

“……天哪，你们干吗在工作之余还要谈中国呢？叫我说，我们正在为全世界做一件好事——鼓动中国人自相残杀，如此而已！”

对于像我这样的“混蛋记者”而言，我有很多机会观察1940年现代中国的政治，那个珍珠港事件前的僵持阶段和美国对中国懈怠的冷漠时期，中国的政治犹如旋转木马一样循环往复，令人神伤。这是一个比后几年更有使命感的年代，残酷的利益机制隐藏在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旗帜后面，许多著名的美国人也因此围绕着彩绘的木马四处旋转。我刚到重庆时，了解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早期历史。我发现，这个政府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在成立初期就有预兆。

最初，国民党的领导者是孙中山先生，他发动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并计划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民主。这些都是激进的目标，因为经济民主化需要对旧的农村土地的不平等所有权进行改革。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旗帜也吸引着保守派，它希望推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由一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组成。共产党于1923年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其余大部分规模较小的现代党派也支持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肇兴之地的南方军阀也支持。国民党成员包括商人、军官、教师、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农民和地主。国共合作是目前为止现代中国最接近民主、进步、爱国运动的一次大事件。

反对国民党的，是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军阀将领、大地主、实业家，以及认为国民党会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银行家。日本和西方势力也满怀敌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中国的软弱基础之上的。苏俄是当时唯一公开表示希望中国统一独立的外国势力，他们向国民党派去了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也许是因为这些顾问的存在——他们在不久前的苏联共产主义革命中声名鹊起，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迅速扩展，除了知识分子，还吸引了大批其他人群。

孙中山[10]去世后，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的引领下从华南进军江北，在汉口设立总部，一路沿江前进，威胁说要攻占上海——中国最大、最新的商业中心和西式工业中心。西方的战船和陆军——主要是英国、日本和美国，开始聚集在上海炫耀武力。成千上万个反对或惧怕国民党的中国人，迁居至市中心的租界避难。

蒋介石抵达上海后，把总部搬到了外国租界内。理论上，租界严守中立，但其实是国民党的敌人的堡垒。蒋介石开始和敌人展开谈判，敌人是那些中国的大银行家和实业家，还有租界的特务。蒋介石从他们手里收钱，确切的数目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加起来肯定超过了1000万美元。蒋介石还和上海的帮会商谈，他们是这座城市中仅存的强大武装反对派。

几天后，他宣布外上海戒严，由他的部队进驻。他把合作者从重要岗位上清除下去，换上了自己的人。他关闭了真正的总工会总部，把权力交给了主要成员是地痞流氓和租界便衣警察的“节制工会”。4月11日晚上，租界的警察开始在中立区围捕国民党地下联盟的成员，蒋介石给了他们名单，被抓获的人被移交给蒋军，然后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杀害了。第二天早上，“节制工会”做出中立让步的姿态，全副武装，与蒋介石的士兵联合攻击联盟的剩余力量。那些为蒋介石攻下这座城市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被杀害或者被聚在一起屠杀了。到底有多少人遭到背叛，在第二天失去生命，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但肯定在千人以上。

不久之后，牢牢掌控上海的蒋介石开始进攻南京，并宣称要组建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新政府。通过个人命令，他下令解散当初信任他、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武汉联合政府。他把苏联顾问驱逐出国，并下令处死共产党人。大部分国民革命军都遵从了“兵随将走”的传统。武汉政府由于失去了权力，再加上内部对上海政变的不同反应，很快就瓦解了。联合政府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分子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追捕和谋杀，从上海蔓延到蒋介石所控制的所有地区，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辩护士们阐明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以及对“民主”的渴望。他们说，蒋介石的确是个“革命家”，但他是民主的“革命家”，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家”。他们说蒋介石在上海的背叛行为，正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因为他认为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走向极端且不切实际。他们解释说，蒋介石与上海各方的谈判以及获得的贿赂，只是表明中国的改革应该沿着美英而非苏联的路线进行。最近，他们又开始说，蒋介石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把苏联赶出中国。

但无论蒋介石的新国民党多么理直气壮地反共，它都是通过投机、背叛和谋杀而成立的。尽管很多被欺骗和被屠杀的人是共产党员，但进行欺骗和屠杀的人终究成了骗子和杀人犯。他们未来的行为，必然会被他们过去的行为玷污，不管他们残害的人被扣上了什么帽子。

那些在1927年之后帮助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一小部分人，都参与了上海政变，有陈家兄弟、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等。他们掌控权力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未来政府的人事、技术、方向和最后的目标。除去意识形态上的粉饰，这次政变与中国其他军阀的诡计和暴行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权和利。因此期待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朝着民主前进，是一件十分幼稚的事情。这就好比一群劫匪，抢银行后花钱进了市容绿化委员会，难道他们还真的会去种花植草？

蒋介石所统领的国民党之后的发展，正是政变路线的逻辑展开。

虽然蒋介石在沪宁一带掌握了政权，但他和他的集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他们仍然一刻不停地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国仍然面临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从国内的情况看，江南以外的几乎所有省份依然是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国南部，有从汉口联合政府中分裂出来的共产党武装，即使是在蒋介石掌控的地方，对国民党的支持力量也因上海反革命政变而被削弱了。根据西方的理念，新的国民党有两种加强力量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民主或者政治经济上的分权，也可以选择法西斯集权。

蒋介石的国民党，希望继承民主志士孙中山的衣钵——对于大部分了解民主的中国人而言，“民主”仍然是最吸引人的政治词汇。国民党希望得到太平洋沿岸各民主国家的友谊和支持。于是，它自然也宣称自己是民主的。

那些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人普遍认为，在日本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之前，国民党是一直带领大家走向民主的。因为中国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学校、医院、工厂和道路，尤其是在沿海大城市。首都南京随处可见宽阔的水泥马路和现代化的政府大楼。选举计划、国民议会、宪法都写进了文件。蒋介石自称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一身美国风范的妻子则大力宣扬“重建精神”的“新生活运动”。

但是，在那些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偏远地区，这个政府的真实性质却昭然若揭。所以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排外的、压迫的政府。

如果新国民党想如旧国民党一样民主，就要有农民、地方派系和小党派的发言人。但是，由于上海政变的暴力和背叛，之前联盟的成员不愿意再加入新的权力圈子，除了发誓效忠，当起了“孝子贤孙”的叛徒。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也会起而反对蒋介石一派通过政变取得的中央集权。所以如果不危及内部小集团的绝对权力，新的联盟绝无建立的可能。

根据孙中山的早期计划，中国革命的中期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训政期”，即为宪政民主做准备。但1927年之后，蒋介石一伙认为现在就是“训政期”。当然，很多国民党党员也这么认为，尤其是领导者。可不管是哪个团体，一旦尝到了绝对权力的滋味，自愿放弃就不太可能了，专制很容易腐化。

蒋介石的政府，不但没有朝着民主和分权的方向发展，反而越走越远。早期它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放弃土地改革，国民党曾经承诺的对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扶助成了纸上谈兵。相反，农村地区的传统管理者，也就是控制粮食的一小撮人，重新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根据1927年农村地区经济恶化的情况，国民党采取的排外压迫政策，至少打压了80%的中国人民。

对土地改革的放弃，可能是蒋介石上海政变前受贿的结果之一。这与他和他的团体的利益相符合，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地主的背景。但新国民党除了镇压土地改革，并没有其他选择。国共合作时期土地改革中形成的农村群众运动，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反对蒋介石和他的团体的力量源泉。如果土改继续搞下去，后者可能会重新登上权力的舞台。

由于控制粮食的少数人已经重新获得政权，因此在日本入侵前的10年里，农村经济的崩溃和自杀并未停止。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而穷人则穷得更快了。虽然农民没有从新建的汽车公路和政府大楼上获益多少，但他们却认为，地主阶级征收的新税是为了国民党的表面现代化；而蒋介石新国家军队的人力和金钱，也是从他们身上捞取的。

除了越来越深的痛苦，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加严格的政治管控，这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蒋介石的国民党，很快恢复了保甲连坐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暴政和勒索制度。其实清政府覆灭之后，这个制度已经被取缔了。

在保甲制度中，10到15户为一甲，他们要为甲内其他家庭的任何罪行或欠债负责。10到15甲为一保，每甲都要为保内的其他甲负责。保又被划分为联保。有些地方保长和甲长是选出来的，但大多是上级任命的。联保长由县长任命，保长由联保长任命，甲长由保长任命。由于联保长几乎总是地主或富农，所以他以下的人也都代表着特权阶级。

保甲的组成通常很不公平。由于每个甲都要负责同样数量的税和征收，所以富户和穷人被分别组织到不同的甲里。有时候，一个富甲里有15个大户，另一个穷甲则有10户贫农，后者的负担显然十分沉重。

我相信，国民党也制定过一些纸面上的规定，企图将保甲制度发展成为下情上传的通道。然而，据我所知，在农村地区，保甲制度不过是一种剥削的方式，一种实现官府诈取钱财的机器，钱粮、兵壮、建材——政府需要的一切，都通过这样的制度从人民手里剥削。此外，由于全凭私人掌控，它的索取当然就极其不公平了。

如果军队经过村庄，军官从当地联保长那里获得粮食或者征兵的许可时——军官也可以游说、行贿或者威吓联保长，联保长就可以决定从每个保拿多少粮食、抓几个人，每个保长则可以决定从每个甲拿多少粮食或抓多少人，每个甲长可以决定从哪家拿粮食或者抓人。这一体系理论上的优点之一是，在旱涝灾害期间，困难的家庭能够得到邻里的帮衬。一些保甲官员也的确这样做了，但他们的权力时常受到暴政和歧视的诱惑，所以最沉重的负担常常推给那些最没有能力完成的家庭。

受害最大的人，通常是最愚昧和胆小的人，所以保甲制度的官员很容易把这个体系转化为彻底的非法勾当，他们可以索取根本用不完的物资，压榨人民的财产，把压榨来的东西卖给出得起钱的人。由于受害者的无助，所以官员们唯一的危险来自上面，但他们是被上级任命的“自己人”，而上司训斥自己人是很丢面子的事，因此他们往往能够逍遥法外。

短期内，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强大的权力和财富保障。因为保甲官员自己不受横征暴敛之苦，所以他们非常乐意从他人那里征集上司想要的任何东西，即使要求非常不合理且具有破坏性。但从根本上，这种体系是自我毁灭式的。把所有负担都放在那些最没有能力承受的人身上，而放过那些有特权的人，注定会破坏旧中国社会的结构并加剧了不平等的矛盾。

日本入侵的前10年，由于国民党的权力欲，无论是民主还是其他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在村级以上同样惨遭蹂躏，结果是与村里的保甲制度别无二致。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掌控的一党“训政”，很容易造成像欧洲法西斯那样的政府。国民党的具体统治术——领袖崇拜、精英军队、政治警察——这一切都是法西斯的模式，很难不让人怀疑国民党在精神上是法西斯的，甚至在组织上也将成为法西斯。但中国不存在成为现代法西斯国家的基础。农村的地主、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关注自身或家庭的利益，他们没有兴趣支持任何公众运动。而交通的不便、无力生产现代武器、识字率低下、拖沓敷衍的传统（根据西方的定义）也是成为法西斯的阻碍。

由于国民党不愿搞民主，法西斯又搞不成，所以它的管理只能倒退到旧中国的保甲制度。其实国民党采纳了许多皇帝和军阀都使用过的“回避制”，只是稍加修订而已。通过这种方式，不受欢迎或是反人民的统治者可以建立起一种平衡体系，整体虽然软弱，但统治者本身却很强势。

在无法直接派军的省份中，国民党的集权采取军阀政治的旧手腕——贿赂、背叛、恐吓。通过这些方式，中央的“人”可以分散、掌控地方派别。从宏观上看，由于蒋介石在用人上的精明，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时，这一模式进行得非常成功，国民党中央控制了长城以南几乎所有的省份，这就是所谓的“统一”。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妥协和勾结，所以这个词似乎并不恰当。直到外敌迫在眉睫之际，蒋介石还是不允许地方政权的残余势力进入政府——除非他们当年背叛了故主。

一些地方政府是老式的军阀地盘，现代行政体制完全无法渗透进去。然而，有几个地方的将军，如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东北少帅张学良、“基督将军”冯玉祥，这些人的思想开化程度与蒋介石集团相当。如果他们的政权被吸收同化，而不是排挤削弱，他们原本会切实增强中国进步、团结的力量。

此外，为了填补地方权力遭到破坏带来的空白，国民党不得不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这次混乱中的受益者——在政府中只是极少数。为了保证“四两拨千斤”，甚至党内还要继续搞分化平衡。中央政府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有政治见解不同的人，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他们混在一起，形成了权力的平衡和力量的制约。中央的“人”四处搞平衡，但造成的政体既无力量，更无效率，很容易变成保甲制度这样的老鼠窝。而在国家的层面，官员腐败加速了财富集中的过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短暂地危及到了国民党有意制造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政府犹如倒立的金字塔，塔尖便是蒋委员长。在这次事件中，西北军的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张学良将他控制起来，逼迫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国民党的部署，地方军本应打击共产党军队，但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东北，而且公开策动华北独立，他们便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

蒋介石在对统一战线做出模糊的承诺后，很快就被释放了。几个月后，1937年夏天，当日本开始入侵的时候，危机迫使他真正接受了统一战线。在日军高歌猛进的两年时间内，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甚至在国统区停止了对非中央集团的排斥和镇压运动。

地方将领在抗日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的甚至可以率领本省军队守卫乡土，一时抵抗侵略的士气日盛，也获得了几次大捷。当时，首都已经从南京迁到了汉口，又从汉口迁到了重庆；同时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吸纳了地方实力派、小政党、无党派人士，还有若干共产党人。“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的人。参政会只有咨询议政之责，但这是1927年以来分权取得的第一步。同时，国民党放松了对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不同政见者的迫害，鼓励任何社会团体参与抗战，甚至在报纸上发布了新的法律和税收政策，旨在减轻农民的负担。撤退大西南过程中的英雄壮举与这些举措引发的爱国激情和热切期盼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当我1940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先天不足的统一战线早就结束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国民党一直盘踞在群山环绕的重庆，日本人大概已经无法再往前行进了。

短暂的统一战线背后是“黄金十年”，这促使国民党政府重蹈覆辙。他们实在无法抵御变本加厉的诱惑。入侵带来的压力、转进大西南、对外封锁，这些都让社会各阶层更加容易受到腐败官员的剥削。因此，国民党的反动机器再次运转起来，而上海政变导引的方向也更加明显。政变引导的方向，既不是民主也不是法西斯，它只是螺旋式上升，排斥、压迫的人更多了，权贵的范围却更小了。农民的税收压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反抗者则被前所未有的野蛮手段镇压。共产主义者已经被国民党从他们的抗战计划中除名了，红军掌握的陕北也遭到了严密封锁。现在，消极抗战被用来削弱、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反对力量。中央系以外军政要员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只要他们有所异议，便会被视为叛徒。

国民党的抗日战线已经变成了互相猜疑、敌对的“大杂烩”。地方实力派盘根错节，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军或者日本人。杂牌军被派到更加危险的前线，而“精英”部队却在中央军的指令下，安居在杂牌军身后担任督军。通常，前线的军队都来自最遥远的省份，西边的部队被派到沿海，南边的部队被派到北部，诸如此类。这样做不光会削弱本省的地方力量，还会阻止前线地方军力的增强。如果这些军队保卫的是家乡，而不是语言不通的外省，情况肯定大不相同。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阻碍下，如果仍旧有非中央军将领变得太过强大，他仍然会被调离老部队，并且饱受猜忌和排斥的折磨。

政府内也有类似的困惑。“国民参政会”的建议不再受到重视。显然，新职位的分配只是想提高国民党中央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建立高效的国家。统一战线时期成立了很多促进社会团结的组织，例如，爱国学生运动和国民党政治部组织的民众运动，现在这些活动都被消解了，掺进沙子，分化瓦解，任何真正统一的运动都会受到阻挠。

个人垄断的趋势，人为制造分裂的原因，在经济领域体现得最明显。国民党的辩护者乐于强调蒋介石个人的节俭和表面上的“贫穷”，以此证明他的政府在根本上并非贪婪腐败。下级官员中的贪赃枉法被认为是偶然的例外。蒋介石的干净的双手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从军阀到皇帝一以贯之。在中国古代，钱被视为次一等的东西，土地才是象征特权的财富。在公共场合谈钱会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想要获利的军政官员会把朋友安排到肥差上，双方存在着一种各取所需的默契。更重要的是，他会把肥差交给妻子或者母亲的亲戚，因为他们的财富也间接属于他，那是家族的财富。

在现代社会，这一习俗仍然适用于统治机构的上上下下。太平洋战争时，我和美国陆军供应处的军官住在一个房间。一天晚上，他看到国民党军官向当地美军卖汽油，便生气地回家了。虽然汽油是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而且即便交给国民党，其中也会有一大批出现在黑市上，但是美国陆军的官方回购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人说配额太低了，应该提高点。“从官方上说，我只能卖给你这么多了，”这位国民党员温和地回答，“但你可以去黑市上找我妻子买，要多少有多少。”

当然，蒋介石的近亲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国民党时期最大的窃国大盗。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最大的商户，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管理着两家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国民党的银行在管理上高度私人化，家长制色彩很浓，忠诚的下属绝不能质问上级，永远没有人知道银行的资产和经理的个人资产的上限。

蒋家、孔家、宋家的次要成员和故旧，以及陈家、何家等其他大家族的亲友都在国有银行担任挣钱最多的职位。他们的“人”和他们的“人”的“人”，都在国民党的垄断部门担任各种各样的关键职位。有的垄断部门，如资源委员会，是凌驾于私营部门上的政府机构，这个委员会有权规定私营煤矿的买卖价格。其他官方或半官方的私营部门，如中国招商航运公司，在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中非常成功，因为它们通常可以得到官方补贴和税收减免。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中央团体的“人”通常会得到类似的好处，它们还可以得到官方的私下协助，不受绑在一般公司身上的法律的限制。

截至1940年，不管是通过垄断机构还是私人投资获利，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掌握了全国一切尚能盈利的产业，如交通、矿业、军需品和其他重工业，还有很多其他日用必需品市场，如茶、火柴和盐。私人企业陷入萧条，再也没有恢复；国民经济日益朝着以土地和粮食为基础的乡村经济发展。

对国民党以外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普遍担心，官方垄断机构的收益都会进入私人腰包，这些担心似乎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年得到了证实。根据美国官方估计，中国富人——尤其是国民党党内成员——送往国外的钱财超过了15亿美元。非官方的估计还要更高。一位美国财政部的工作人员私下对我说，他觉得蒋、孔、宋三大家族在海外的资产至少有1亿美元。

到我来重庆的时候，特权圈子的缩小在其他领域同样很明显。政府的战时税收政策先是榨干了农民，如今又威胁到了中产阶级，进一步可能还会威胁到上层阶级。一开始针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倾分子的政治压迫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很好地融入了弱势平衡的政局，国民党内部的边缘集团开始丧失权力和利益。有时候，垄断的螺旋似乎还会继续下去，只要蒋介石能够从这个体制中获益，并且对体制表示满意。

国民党政府机制中最愚蠢的部分就在于，在国民党失去群众基础的同时，长征后在北方扎根的中国共产党却在不断扩大群众基础。讽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

1937年之前，共产党在苏区发起了猛烈的阶级斗争运动，大量没收土地和产业。有时还会把不法地主和资本家杀掉。

1937年达成统一战线时，共产党调整了以前的做法。汉奸和流亡地主依然要打击，但对其他地主只是推行减租减息。私人企业可以继续经营。地方政府搞的是“三三制[11]”：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国民党员，三分之一无党派贤达人士。

共产党的这些举措，使其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但共产党毕竟对党外人士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政策。共产党的扩张速度比以前更快了。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非常成功，有力地支持了迫切希望组织起来抗日的沦陷区人民；另一部分也是温和政策的功劳。1937年到1940年，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掌控的地区和人口，都增加了至少10倍。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最强大力量，而且其力量还在稳步增强。

在中国内地旅行的那段灰暗时光，为了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或者一艘船，或是等待天气的好转，我常常要等上一个星期。我经常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法来阐述这个苦难国度的政治。当我对国民党足够了解，不再被表象迷惑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叫它“四不像”。那是一种据说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动物，非鹿非马，非牛非羊，却和它们都有点像。国民党把民主当幌子，有点像法西斯，有点像君主政体，又有点像无政府，但又哪个都不像。

后来，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谚语来形容国民党：“一头要去掉花斑还要改吃素的花豹。”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园里，里面有一只小鸟，也有和它一般大的动物。那头豹子出现了，它年纪尚小，个头也不大。其他动物看到豹子吃老鼠、麻雀和松鼠，都感到非常不安。但那头豹子向那些大动物保证，说它抓住小动物时，身上的花斑就会去掉，它也会改吃素。听到这些，其他动物很高兴，接着吃自己捕获的猎物去了。

豹子吃完了所有的小动物，长大了很多，开始吃兔子、鸭子和土拨鼠。于是狐狸、狼、鹰和其他大动物又开始焦躁不安。它们问豹子，它到底想要什么？豹子给了它们安心的回答，于是它们又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最后，公园的土地被血渗透，四处都是骨头，只剩下那只又大又肥的豹子了。它坐在公园的中心，开始嚼自己的爪子、尾巴和其他能够得到的地方。

“喂！”一个路人喊，“我还以为你要去掉花斑，改吃素呢。”

“当然了，”豹子说，“等我吃完这个畜生再说。”

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到处都是美国士兵和有关他们的传说，中国就像寓言里的那只鸟。它的名字叫作“沼泽旋莺”，因为它住在黑暗的沼泽里，绕着圈子往下飞，直到消失在自己的尾翼之下。

第五章丨难以形容的微笑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少风，只有冬、夏两季。从5月到10月多晴天，暑气蒸腾；从11月至次年4月则是雾气弥漫，细雨不断。这里虽无霜冻，但阴冷天气依然难熬。冬天偶然出现的日光会使空气暖得令人不舒服；夏天少有的阴云同样湿冷逼人。这里要么无风，一旦有风，便是预示季节交替的狂风。

1940年10月底的一个闷人的午夜，一阵秋季风暴犹如天边丢下的一枚炸弹，倾盆大雨的雨点硬如石块，狂风刮散了夏季留在峡谷中的最后一丝温热气息；在一阵哭喊和竹子炸裂声中，峭壁边的几十间房全都被刮进了长江，死伤人数与遭遇一次普通空袭相当。翌日清晨，天空蔚蓝，万里无云，使得全市暴露无遗，整座城就好像在显微镜下，连一块褪色的砖、一个瓦片尖顶也能一目了然，当然又成了空袭的好靶子。出人意料的是，危险的晴天持续了半个多月，而敌机却一直没来，这反倒滋长了人们心中的不安情绪。

清新的日光下，天气一天天冷了起来。国民党垄断的中央通讯社报道称：中国部队收复了广西南宁。城里则流传着许多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南宁的日军神秘地集合起来，自动撤走了；有的说，日本人在放火烧了武汉和广州后，也自动撤走了；还有的说，有只船由重庆出发，穿过三峡到达宜昌上游，返航后带来消息说，宜昌也在熊熊大火之中了，江上满是撤退的日本船只。人们私下里还谈到了议和问题。11月中旬，东京广播宣布日本将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原因是蒋委员长一直“不可理喻”，人们相信日本人和蒋介石确实谈判过。后来，有50多名中国人和几个日本人被当作在重庆活动的第五纵队逮捕了，这暗示了谣言的来源。

11月下旬的冬雾让陪都免遭轰炸，但12月1日，即日本人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之日，却是个晴朗的日子，空袭警报果然拉响了。可是，人们已经没有“跑警报”的习惯了。在紧急警报前，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躲入了防空洞。后来紧急警报真的响了，城市里出现了一阵慌乱。过了一会儿，敌机没有来，人们再度放了心，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笑声。其实，这天敌机确实到了郊外的军用机场，但只有很少几架战斗机靠近城市，投下了语句不清、字迹模糊的传单。下一周里大雾弥漫，并在江中上下浮沉，虽然阴暗，但也掩护了千家万户。在那白昼蒙蒙、黑夜沉沉的日子里，人们既松了口气又对和平机会的逝去感到有点遗憾，对战争则是厌烦不已。冬季来了，重庆的日常生活又相对安稳了，那是中国遭受日本入侵的第四个年头。

从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起，我有时就会怀疑，自己所注意到的每一个人都隐隐约约地在干着许多十分可笑的事情。当时，这种感觉主要缘于我这个旅游者对中国还不熟悉。对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残存的古老纪念方法和迷信仪式，烦琐的礼节，程式化了的争论，佛龛，节日，都简直荒唐到了恶作剧的程度；除非把理由解释清楚，不然中国人在饮食起居、建筑贸易等方面的某些风俗习惯就总让我觉得矛盾重重，以致有时候觉得那都是笑话。

当我再次来到重庆时，我开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觉察到：人人心知肚明，排骨可能是用胶皮仿造的，买回来的烟没准会把脸炸开花。同时，他们又装模作样地显得特别忙，真像笑话里的角色。他们会心地笑着，似乎有种面对现实的决绝。由于战时首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要做，他们好像也甘于成为那些取乐行为的牺牲品。

在我早期接触的中国老百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在汽车站遇到的一群人。那是12月的一个早晨，当时我在等车去沙坪坝大学区。黄色的薄雾预示着这又是个熹微的冬日。我刚离开记者招待所，警报台上就升起了三角形的红灯，说明有日军飞机来袭。但人们好像都相信，在下一个夏天到来之前，重庆是不会被轰炸的。

公共汽车站在城区，邻近记者招待所，靠近一个小山顶。公路围着城市绕了一圈，然后延伸向郊区，下面就是重庆半岛北边的嘉陵江。当我朝车站方向走去时，看到这城市简直是个实实在在的笑柄。这半是现代化、半是瓦砾堆的首都挤在山峰之中，倒更像是古代的城堡。当然，它同时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处在两江之间，高踞于巨岩之上，光凭其地理位置便令人目瞪口呆，甚至给最破烂的房子也带上了一层迷幻神奇的色彩。我走过的这条公路是沿着岩石边、绕过若干港湾延伸而来的。在路旁原有的房屋已被炸掉的地方，下至河床上至半岛顶部的斜坡上布满了新搭起来、堆在一起、歪歪斜斜的简易房屋，陡坡面是用一条带台阶的上下走道划开的。人群在坡道中拥挤着蠕动着，活像一条长长伤口上的蛆虫。在被封锁的年代中，重庆的汽车噪声不大，可嘈杂的聊天、吵嘴、讨价还价却穿过雾气，漂浮而上。远在下面的江边则传来了纤夫高亢的号子声。

这儿的神秘色彩是由那黄灰色的雾造成的，它使得事物之间的距离失真了。事物明明近在眼前，观之却如百科全书里彩色的异国花草插图。此外，大背景之所以显得不可捉摸，与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不无关系。

公路边，有些地方的一些战时小窝棚是用柳条或竹子搭建的。它们经过风吹雨淋已十分松散，有的一侧向外倾出，几乎要掉进山谷了。住在里面的人们正在拼命把它们捆好，很像刚睡完午觉或打完一架的人在整理自己的领带。窝棚里的妇女儿童早已把家当摆在人行道上了。他们就在那儿做饭、睡觉、缝补衣物。尽管这一切迫使行人们走上公路，以致阻碍了交通，但他们却若无其事。就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乱挤乱冲中，每个人脸上却都还藏着一点乐天的神情。

人力车穿梭于乱作一团的闹市中，可谓山城一景。上陡坡时，仅为一步之遥，车夫都要花好大的力气。他们必须把腰弯得很低，脸几乎要贴到地上了，而乘客们却懒洋洋、心安理得地坐在车里，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可下坡的情景就大不一样了。车夫们把车子尽量朝后仰，乘客的后脑勺几乎都要着地了。车夫用这种办法使自己悬在两个车柄中，保持着平衡，载着乘客一同飞速滑下。这回换到车夫们面带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了。

空袭过后多了些残酷的“笑料”。有些地方，公路会穿过一处空袭留下的瓦砾。由于那里和大火焚烧的市中心一样未经清理，来往车辆的乘客们看上去就像刚进城的沙漠游牧民。某处有个大弹坑，积了水就成了小池塘，十几名妇女蹲在旁边洗菜，用棒槌敲打衣服，好像这就是中国最好的天然水。她们同样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封锁使许多东西难以搞到手，或难以修理，因而会发生一些怪事。开汽车为了省油，就不踩油门让车子自己往下滑。有的车喇叭坏了，或者因购买价钱太高不舍得用，于是，司机、副驾驶或者后座乘客就得伸出头去，在车窗外摇动臂膀，高声呼喊，敲打车厢，要行人让路。

有些汽车上坡时马力不足，不能一路开上去，这时副驾驶就必须跟在车后头，以便在车停下来的时候搬块石头塞到车后轮下面，以这种方式代替刹车。司机重新打着火时，他会叫喊一声，副驾驶再把石头搬开，然后步履艰难地走向前去，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在汽车站附近有个造币厂，24小时开工印制钞票，以应近期野火般蔓延的通货膨胀之需。当我路过厂房时，看见一些刚下夜班的工人在上床睡觉之前，正拿一只老鼠取乐。他们用根绳子吊着老鼠的尾巴，在它鼻子底下点起了火柴。他们静静地微笑着，好像知道这背后有个比玩弄老鼠有趣得多的笑话。的确，在他们背后，造币厂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印出了国民党的那些空头纸币。其实只有当人们相信纸币是钱的时候，纸币才是钱。

通货膨胀使人们更加敏感地察觉到，贮存实物远胜于储蓄纸币，这也带来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我有一天早晨去了近郊沙坪坝，那里被认为是防空袭的安全地带，也是储存物资的好地方。当我到达那有点像山洞似的、暂当公共汽车站用的棚子时，我发现，在等车的人群中，有一位老先生竟把一对自行车车胎挂在脖子上，一位姑娘带着一堆棉手套和几只板鸭，一个年轻职员带着两架装在玻璃盒子里的老式铁皮闹钟，还有个军官带着个进口搪瓷马桶。一个办丧事的人也让我吃了一惊，他带着两具由藤条和彩纸扎成的纸人，要拿去坟头烧掉，希望死者在阴间也能有人服侍，其实，现在谁也不再相信那套了。人群中还有带着花束的，一个人用带子拴着一只小鸟，一个当兵的带了一只大灰猴。

尽管这棚子底下的地方很大，可所有人都挤在小小的售票亭跟前。想挤到窗口又得多次推推搡搡，多次念叨“借光”才行。我发现，售票员正在吃典型的四川早饭：米粥、泡菜、辣酱。在汽车开来之前，他一张票也不卖。如果车子根本不来，那他当然就用不着卖票了。他把右胳膊伸出窗外，“咔嚓”一声，开玩笑似的在我鼻子下折断了筷子，那动作看起来就像一只愤怒的苍鹭。等车的乘客原本就在微笑，现在都开怀大笑起来。

一开始，我以为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没人提醒我现在不售票。然而，不一会儿，一个胖胖的男人走进了小屋，他穿着棕色官服，手里提着篮子，里面放着绿色蔬菜，还拿了一个凤凰样子的粉色风筝。他像我一样，推开微微笑着的人群，挤了过来。他傲慢地告诉售票员他想去的地方，还说有公务在身，所以必须先拿到票，其他乘客听到筷子在他鼻子下发出的咔嚓声时，同样显得格外高兴。后来，有个裹脚的老太太也想挤到窗口旁，她手里提着鸟笼，里面放着两只号叫的猫，可是人们却堵上了她的路。

这个小场景展示了中国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面：中国人只是习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渴望引起关注和谈论；有时是刻意为之，但多数时候只是无心之举。

我发现，在中国，私事、商业、政治和战争都比其他国家更复杂。

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引发吹牛、恶作剧、冲突或者信口胡诌。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人们都有借口让它复杂起来。

正规的文娱活动在中国很少。古老的戏曲、文学、艺术几乎全为中产阶级以上的少数人所占有，而且它们也在走向衰亡。西式的大众文娱活动——电影和收音机——只停留在大城市，日本的封锁停止或延缓了其在内地的传播。大多数中国人就只得在日常生活中取乐了。

但我不相信中国人是由于缺乏文娱活动才整日侃大山的。沿海城市的富豪是有条件的，从剧院到夜总会，从赛狗到球赛，他们都能参加，可他们依然与普通大众一样沉迷于侃大山。

等车的旅客明明知道去沙坪坝的老爷车得一两个钟头才能过来，他们满可以把等车当成严肃的事务，像西方人一样做做白日梦，想想自己喜欢的电影明星，把眼前的一切置之度外，可他们却不是这样。如果他们在那儿冷冰冰地等车，旁若无人，那不啻是一次小小的挫败。反之，对新来的乘客假以颜色，甚至是大发雷霆，那也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哪怕那些被冒犯的陌生人会喊道：“滚开，你踩我脚啦！”

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经换成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街上依然车满为患，行人还是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着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满了大蒜。佩戴袖章、手拿拐杖、夹着公文包的小职员向着各自的办公室奔去，头上还戴着一冬都不会摘下来的遮阳帽。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嘶吼着的四川白猪。

一队身穿灰色军装、足蹬草鞋、衣衫褴褛的士兵步履艰难地走上山坡，行话说他们这是“双速行进”，但那走路的样子简直就是对快步走的莫大讽刺，他们步伐拖沓，比带着东西的家庭妇女走得还慢。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士兵一样，为保持步伐整齐，他们口里喊着：“一、二、三……四！”当指挥官吆喝着让他们快点走时，他们就快点喊，可步伐还是那么慢吞吞的，步伐与口号完全对不上。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有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在车站里，旅客们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讲起防空轶事来了。

有个年长的老乡绅，身穿蓝布衣，头戴白色四川头巾，看样子不是富农就是小地主，因为他脚上穿着一双发亮的黑胶雨鞋——走私货。那年冬天，这种东西在重庆是很贵的。他非常珍惜地把它直接穿在袜子外面，外面再套双旧皮鞋，以免橡胶沾上泥巴。他拿着芦苇编成的小青蛙，还在自己额头上染个红点，以防头痛。他叙述了一次秋季空袭的遭遇，言语中带着些怒气。

有一次，他在嘉陵江北岸的农村“跑警报”，独身躲在两块岩石的夹缝中间。后来，一枚流弹把另一块岩石掀起，恰好盖在他头顶上。他没伤着，但困在3块岩石中出不来了。解除警报后，他请第一个过路的农民帮他出来。那农民要了个价钱，讨价还价一番后没有成交。他就在岩石里召唤第二个过路人，第二个要价较便宜，最后成交了。

“你为啥子不告诉他，要多少，给多少，待出来后，再对他说你没钱？”车站上有个人这样问。

这倒是个新点子，老乡绅琢磨了半天，然后半是咆哮半是沮丧地答道：“我总得顾全我这个老实人的名声呀！”大家又笑开了。

外面的街上走过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她推着车，上面放着色彩鲜艳的纸龙和其他用木棍、羽毛和煤块做成的玩具怪物。她嘴里藏了一个吆喝用的口哨，布满皱纹的脸上发出刺耳的“嘶嘶嘶——啦啦啦——嘶嘶嘶！”声。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腿上放着一个床架，她努力保持着平衡，经过她身旁的男人拿着像两岁孩子那么大的一条鱼。这个时候，过路的人群明显少了很多，车站里的一群人不安地排成一队，等待回家。大部分人一直在等车，他们相信公共汽车会来载他们回家，最远可以到镇上另一头的独木桥。他们提着手里的包裹，争吵打闹着，踮着脚尖，挤在售票口，就像打好的结实的死结。

10点多钟，车站对面的警报架上升起了第二轮警报灯，同时，警报器也发出了吼叫，预示敌机已经入川。天气近乎晴朗，于是，店员们开始从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搬出木板，把门窗堵上。有的全家人带着专为防空备好的篮子，里面装满了吃食和贵重物品，开始沿着公路走下台阶，往江边山洞和渡口去了。现在，车站上的人们谈话都很简略了，因为郊区早班车就要从农村返回了。这种车烧的是桐油，车后面拖着浓重的油烟，爬起坡来很吃力，车里人满为患，头和胳膊都伸到了车窗外，车后面还跟着一大帮人。每当有车出现，售票窗前的人群就会自己蠕动起来，每次动作都完全一样，简直像排练过一样。

每人手上拿着一把票子，就像举着纪念仪式上的花束，喊叫着要去的站名。笼子里的售票员此时已吃过早饭，正在用剩稀粥当糨糊，用碎报纸粘贴修补破钞票。当旅客们看到靠近的卡车并非他们所等的班车时，又都立即退了下来。

从我一来，那带猴子的军人就在那儿等着，他一直傲慢地置身人群之外，没跟着瞎起哄。他是那种倔强却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人，他的棉布绑腿下面是一双发亮的皮鞋。经过多年行伍生涯，他身体依然健全，而且学了一门手艺，在家族产业或者外面的公司任职，这在退役老兵里可是难得的“幸运儿”。他的眼圈红红的，看得出来他吃早饭时喝多了大曲酒。公共汽车站里有些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画，他骂骂咧咧地念着上面的字。他是个文盲，但还是能看图说话。

“人们好像都把新生活给忘了。”他自言自语着。车站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注视着这个古怪的陌生人。

“人们不应该抓人、咬人或骂人。”他给右边的人们这样念着。

“人们不应该互相推搡、乱喊乱叫、扯人衣服。”他又给左边的人这样念着。

“人们应该像死人那样衣衫齐整，排列成行。”他温和地补充道，“手不净者，不得买票。”

听众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变成了欢跃但又有点警觉的哈哈大笑。这种玩笑可不是乱开的，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体现爱民之心的招牌，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门面。

战前时，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我曾亲见新生活运动使大城市的生活在表面上显得整洁了。按它的规定，街道要洁净，卫生习惯要养成，行动要有秩序。这些行动在那些新兴的、希望中国走西方道路的中小工商业者那里曾经颇有成效，但在农村或地方小城，这场运动就太不接地气了，最后要么沦为笑料，要么纯属悲剧。在村子里，标语高高地挂在那儿，但人们不识字；告示上说人人都要洗手，可大家却没钱买肥皂！

去年夏天，我去南方各省途中曾注意到，连迷信活动都不景气了，绝大多数宣传画经风吹雨打都看不清了。在重庆，新生活运动还很显眼，新标语不断出现。重庆还有个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名叫精神堡垒——但原来的精神似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战前重庆只有为数甚少的西化人士，后来跟着“流亡政府”来的人现在都亦步亦趋地随从他们的领袖，冷酷无情地走着投机之路。新生活运动最早的后台宋美龄对它已不感兴趣了，她住在香港的一座舒适别墅里，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安排外出活动上。在重庆少数几条新近拓宽的大街两侧有许多现代化建筑物，可是大街背后的陡坡甬道却依然像中世纪的街道一样脏乱。

“新生活运动”腐朽下来的同时，它原想挽救的国家也沉沦毁灭了，它的善后工作好像越发不切实际和歇斯底里了。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国民党领袖们自知国家已经在混乱中走向衰弱，而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只得紧紧抓住救命稻草，向人民——也许连他们自己也在内——保证，权力还在他们手上。请看：每一次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丧师辱国，新生活运动就会号召反对舞会；在某些省份发生一次人为扩大的灾荒之后，新生活运动又要求在省会停开储冰室。我想，这些都不是巧合。

公共汽车站那个当兵的肯定喝了不少酒，比乍看上去还要多。点评过新生活运动并得到赞扬后，他竟冒失地盯上了一张蒋介石像。它贴在所有宣传画的上方，蒋委员长身着礼服，侧身站立，一只手扶着带穗的指挥刀，两眼向前注视，温文尔雅中透着果断坚毅，在他下面印有若干条口号。当兵的不屑于宣读这些口号，却模仿起了星期一早上总理纪念会上那种空话连篇的演讲。

蒋介石的国民党越是远离孙中山初创的国民党，口头上对前民主领袖的尊崇就越热情。每个学校、每个政府机关星期一都必须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这是规定。在纪念会上，国民党地方长官的演说只能说是荒诞的聒噪。即便偶尔有对三民主义的实在解读，也都淹没在了鹦鹉学舌的纪念会海洋中。

在那些山头上，我开始琢磨中国人在被触怒时为何笑得那么夸张，因为他们已意识到自己永远是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在柳州，最吓人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的飞机。在重庆，人们对空袭已经抱有平常心了，因此他们那自我防卫似的欢闹和自嘲必定另有原因，这种状态让重庆更增添了活闹剧的色彩。看来，相比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内部问题对重庆人民的影响好像更大些。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党的其他宣传一样，都只会催生出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其他官方文件也是空洞无物，正如那位老兵模仿的那样。基本内容常常是与国民党实际情况全然相反的。这些宣传究竟是有意识地隐瞒国民党的独裁，还是无意之举？我说不清楚，但倾向于认为是无意识的，因为宣传的根子还是儒家那一套。这套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帝国王朝塑造的，至今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

归根结底，它要说的是：蒋公是国父，是新的天子，他的子民对他应像子女对待父亲般孝顺。他们必须做好子民，因为他们的好德行会反映在蒋公身上，帮助他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一如子孝父慈。

在过去的皇帝的统治下，子民忠顺，国必平安兴旺。但为了解释烦琐的“训政”，国民党宣称，它还给子民们准备了另一重奖励，那是个新鲜玩意儿，叫“民主”，保存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好像是个保险箱，当然是上了好几道锁的。一旦全国所有的人民都忠顺起来，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奖赏，蒋委员长就会把“民主”从箱内取出，送给大家。

即使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是真诚的，蒋委员长也决不会把民主奉送给中国人民。掌握民主之道，唯在于享有和运用，哪怕犯错。中国已经到了急需这种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民主越是来得晚，民众对它就越是准备不足，他们的“美德与顺从”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他们会选择别的解决办法。

蒋委员长不过是个凡人，而且日益神经质和易怒，他肯定已经相信，人民越来越没有责任心了。和他年轻时相比，一切都变了，他将推迟把民主这份礼物送给人民。当他还能抱着这只箱子，从中得到哪怕只是一小点威信或乐趣时，他就不会轻易撒手。如果他把箱子里的东西拿给别人，那对于多年乾纲独断的他来说，就是直接的失败和间接的羞辱。

就这样，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翘首期盼着领袖的去世。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或许是步了西方法西斯政权“弥天大谎”的后尘，但国民党的政府本身就是个天大的、实实在在的笑话。

在战时，中国的学校、剧院、旅店、饭馆、机关的大厅里到处都挂着蒋委员长的画像和照片，到处都是他那剃得光光的秃头，脸上挂着镇定从容的微笑。即便是在公路边村子的土墙上，也会有一些宣传队草草涂上去的这类画像。这些画像一般着重画他那子弹般的脑袋和笑容，简直是讽刺漫画。其实，不管这些画像怎么渲染，蒋在臣民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顶多和那些画像在中国辽阔国土上所占的面积大小一样罢了。

尖刻的批评家把他称为嗜血的、自私的暴君，但我怀疑这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他确实是暴君，建立并领导着一个暴虐的政府，从来都在压迫着绝大多数人民。在私生活方面，尽管有人在盛怒之下率直揭发过他的丑闻，但总的看来，他在私人品格上是正派的。或许可以这样评论：他最坏的地方都是前现代的。他受过一点西式教育，念过日本士官学校，但他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从农村中上层地主家庭的出身上找到根源。他是浙江奉化人，奉化是上海南面的一个小镇。

我想，蒋介石对“民族之父”之类的无稽之谈是信以为真的。他出身于农村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而孔教在这些人里恰好是最兴旺发达的。蒋在后来掌权的时候，甚至皈依了围绕古代圣君臆造出来的神秘主义。他开始相信，自己不仅是国家的首领，而且就是国家本身，就是中国。

也许，从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就能看清楚。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情势已经很明白：任何国共之外的势力要想免于崩溃，唯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解妥协。面对此种局势，蒋介石坚持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内战，过分相信美援可能对他做出此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我认为：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党针锋相对；他认为共产党应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被劫持负责。当时，他不仅丢掉了面子，甚至连假牙也丢掉了。

从蒋家王朝最后几年的作为来看，他把自己混同于国家的趋向更加清晰了。他事无巨细地插手各部门的工作。他喜欢细看首都出版的报纸，每当他在一段消息中发现一丁点反常事态时，都有可能就此做出重大决定。他不了解情况却独断专行，因而行为愚蠢有害，而且把他的下属的主观能动性扼杀了。他们永远料不到他什么时候会来横扫一棒子，什么时候大发雷霆。既然他握有无限的处罚之权，下属们当然害怕做任何触犯他那仅存在于想象中的条律。于是一遇疑难，他们就干脆什么都不干了。他手持一条由他自己铸造出来的权威的锁链到处乱管闲事，反而促进了锁链的毁灭。也许这就是一切个人独裁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思想还给他的政府造成了另一个弱点，那就是腐化。他无疑希望政府廉洁高效，但既然他高居于法律之上，他就无法得知他的那些假公济私、利用公职发财的亲友们究竟有什么过错。对他，一般标准是不适用的。

蒋介石的地主背景对这种思想的生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现代的中国政府与蒋政权一样，都是建立在上下级关系基础上的，从西方的观点看，法制传统是很少的。掌权者违法是平常事，只要他能把人事关系搞好，“法”只是拿来对付别人的。

帮助蒋介石取得政权的另一种地主传统是“回避制”，旧式统治者们一向是用“分而治之”的权术来处理一切问题的。蒋介石受教育的时间不长，起初更惑于圣人道德。这样一个人，竟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种古老而又显见的权术，掌控中国大部分地区长达20年之久才垮台，这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一场大戏呢！

但他用“回避制”获得的成就同时也说明了他对现代世界的无知，他不懂现代世界还另有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不知止境。当时的中国灾难有增无已，自由、平等、民主、共产主义到处传播，人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到头来，蒋所面对的现实必然是：若想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政府，唯有让人民强大起来。而对此，他却予以拒绝。

最后一件使他失败的事情还是与他的地主背景分不开。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他压根不明白这一点。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中国人只是那10%至20%的中上层阶级，那就是城市居民加上在农村控制粮食的一小撮，他们都是识字的人。除了这个集团，他从未做过任何认真的努力来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他的军事方略是静止的阵地战，目的是捍卫少数支持者家族所在的城市。在这广大的农民国家，这些城市只不过是些点缀而已。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占有了农村，于是，城市便活不下去了。

这样，蒋的臣民就像一群小孩子，父亲整天教训说，要用道德和教养来使自己进步发展，可他们偏偏沉溺于罪恶的、不道德的、自我毁灭的行为中。中国人用行动表明自己，这是让人再明白不过的方式，所以，他们唯有报之以难以形容的微笑了。

12月，重庆的一个早晨，去沙坪坝的公共汽车终于到了站。售票员这次有点太神速了，人们很快就拿到了票，于是，还没等乘客从车上下来，要上车的人就从后门挤了上去。这下子可惹恼了检票员，他穿绿裤子和运动衣，头戴乘务员的帽子，一个箭步跳进车厢，把抢着上了车的乘客都揪了下来，然后跟他们讲先下后上的规矩。

之前抢到座位的乘客刚出来，另一批乘客又裹挟着检票员冲了进去。检票员再一次打起精神，把第二批人赶下车来，宣布按公共汽车公司规定，汽车调头之前，谁也不许上车。这时他发现，身后的几个人已从窗口钻进车厢，端坐在大家垂涎的座位上，一面检查身上的别针、领扣，一面仰起鼻子，显得特别悠闲和无所谓。

经过争论，他又逐个把他们赶了出来。这些人跳出窗外时，那利索劲儿活像鲤鱼跳龙门，但有的却假装十分衰老的样子，开始嘟囔起来，抱怨说自己有病或行李太重，也许下不来了。有个胖胖的赖皮姑娘在脚蹬窗台往外挤的时候，红衬裤都几乎全露出来了。她噘起嘴巴，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说自己的舅舅是汽车公司的稽查员，所以坚决不下车。当所有人都出来后，检票员把登车梯子摘下来，举过头顶，露出胜利的神色。这是个信号，说明车子已经空了。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小声赞叹，好像他是杂技演员中的大力士，而那梯子有千斤重。

当车子调头后，旅客们从车门、车窗同时涌进，活像断桥上的车子落下了河，水在不停地往车里面灌。军人占了车子前面的一个好座位，肩上的猴子在叽叽喳喳。办丧事的以非凡的技巧毫无损伤地把纸人也带了进来，他用一只手托住每个纸人的肚子，使它们贴在车顶棚上，那纸人就像几名神奇的旅客浮在上面，面带着画出来的笑容，俯视着下面乱作一团的人群。

虽然时间已将近11点，紧急警报不久就会响起来，可这里的喧闹却不是由于惊恐，而是因为争座位，争靠近窗户的好座位。竞赛一旦结束，大家重又安静温顺了下来。他们挤成一团，车上只剩下了几平方英尺的空地。当检票员下车帮助司机用绳子捆住发动机时，有几个人把头伸出窗外露出嘲弄的表情。站在门口的几个人正向那带着进口马桶上了车的军官道喜，他此时已坐在了自己的宝贝上。

司机把发动机弄好后，检票员来到后门，四肢弯曲，长吸一口气，跳进车，挤进车里开始检票了，于是又立即响起了一阵喧哗。原来，带着猴子的士兵没票。军官不管乘汽车、火车、轮船，还是进戏院，一般从来不买票；可除非携带武器成群而入，否则士兵也都要买票。这位老兵肯定是被几杯白酒弄糊涂了，他以为自己的军阶高升了，或身边有更多的同伙。

与士兵的回答相比，旅客们更赞同检票员的抗议。下一步，老兵就得和每个动员他下车去买张票的人辩论一番了。当他肩扛那眨巴着眼睛叽叽咕咕的猴子回到车内时，最后爆发了一番冲突。原来，当他挤到原先所占的座位时，他发现已被好几个人同时占了。此时，车子已颠簸下山，出了城，在空旷的公路上行驶了。

他大声喊着：“这国家没救了！”那口气好像他当真是那么想的，其实他只是想挽回一点儿面子。

“中国人没秩序、没纪律，不知顺从，把祖先遗训全都忘了，总想着互相欺骗！”

他肩上的猴子探出头去，瞪眼看他发怒的嘴巴，露出滑稽的惊讶表情。他的邻座用手支撑头部，投向他的目光却远非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他好像察觉了自己的处境不妙，好几次嘟囔着：“完了！”还蹲下身去从窗口往外看。在我们背后的城内，紧急警报器又奏起了悲惨的调子。

那士兵突然直立起身来，在摇摇晃晃、满载蓬头散发旅客的车厢内，在别人的窃笑中，装模作样地大喊大叫道：“这种不文明的举动在日本一定不会有。”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兴高采烈的大笑。

那年秋冬，记者招待所虽然进行了封锁，可还是经常有新闻、闲谈和谣言在流传，内容大多是些隐晦描述战时首都腐败情况的笑料，也都是些好像就在眼前却又伸手摸不着的片断，这一切不时地掺在那每当清晨就弥漫山城的大雾之中，然后又分散飘进重庆许多不知名的角落和屋宇中。下面就是这些片断中的一部分：

“即便在宋美龄的战时孤儿院里，也得耐着性子，花好长时间，才能找到几个看起来健康愉快的孩子好让美国杂志发照片，其他都是营养不良或生皮肤病的。”

“对啦，在孔祥熙搞的感恩节宴会上，他夸口说出席的有16位贵宾。那盘火鸡和大部分配菜都是在香港烹调好了，放在特殊的保温箱中，用飞机在当天早上运来的。”

“听昆明的美国人说，如果日本人从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滇军就会发动反蒋政变。”

“她在政府机关工作，可薪金太少了，物价涨了那么多，她已决定回老家去，在沦陷区和父亲一起坐等战争结束了。”

“四川人也不怎么喜欢国民党。去年夏天，有两位将军在长江上游某地把开去增援的中央军给缴械了，他们当时想通过这两位将军的防区，后来重庆派去轰炸机，那两位将军才把武器发还了。”

“真的，就在大学后面的山里，学生亲眼看见的。国民党官员在一个村子里逮捕过往乞丐、小贩，把他们装在笼子里，这样大户人家要出壮丁的时候，就可以出钱让他们去顶替。”

1940年10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是迷雾山城中的一桩大事件。由于消息是从尚称中立的上海租界发往全世界的，重庆的新闻检察机关只得破例允许报道此事。平时发生在首都以外的事情是不许这样报道的。

战争初期，当日本入侵长江下游时，国民党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撤到了后方，让次等的部队驻守前线。后来，一如既往，又把前方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统领都置于脑后。在和共产党联合抗战的后期，国民党同意组织一支称为新四军的游击队，这支部队迅速成长到近10万人，控制了横跨日军防线内外的广大地区。

新四军活跃于上海等长江流域，这对国民党是很不利的，因为重庆的大官们还盘算着等日本人撤走便要还都东南。1940年夏，重庆与延安展开了协商，延安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协商目的是要新四军自长江流域转移到黄河上游，撤至围困八路军的封锁线内，这一路上都要通过日军占领区。当时从名义上说，共产党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

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新四军转移到江北。直至1941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留在江南的部队已不足万人，包括司令部、直属机关、眷属、儿童、伤员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国民党当即命令周围部队——大部为川军——进攻新四军。

我清楚地记得，新四军被围歼的消息发表当天，重庆记者招待所和情报处的工作人员都好像杂务缠身，装作天下太平，可招待所的仆人们却聚拢在墙角边交头接耳。官方声明在尽力粉饰，但任何读到这消息的人都会怀疑，国民党和日本人用“隐形墨水”签订了某种秘密协议，国民党肯定是无力同时与共产党和日本人两线作战的，这看起来更像是真相。日本得知这一事件时，正在酝酿一次和平攻势——恰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之前——那就是，最后一次试图说服国民党政府自己改组为反共傀儡政权。

那天下午，我去访问一些教会朋友，见他们正用茶点招待中国教徒。这些中年客人们操着流利的美式英语，穿着道地的西装，每个人都起了传统的西方名字：格莱斯、汤姆森、哈利、乔治。他们是受过教会教育的典型人物，有爱国心，也有理想。他们是医生、教师、工程师，一贯相信国民党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公共精神的确曾帮助国民党在沿海城市和海外赢得了威信，装点了政府的门面。

他们的职业是天然反共的，但那天下午，他们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官样文章遮掩不住国民党的残忍和奸诈，不管用任何定义来衡量，它的作为都不合基督教义。他们边吃茶点边谈话，观点却和共产党的抗议一致起来了。

“如果蒋委员长果真只是要新四军转移，就该留出更长的时间。何况，游击队员都是在乡土作战，在无战斗任务的时候要干活养家，一旦要他们远离家乡，必得妥善安排。”

“为什么要把他们北调呢？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就打不好游击了。”

“为什么要调动呢？那要把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

现在回头看，新四军事件的最严重影响在于，许多国共以外的人士由此产生了不安和不满情绪。

没多久，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加强“思想控制”了。有些非共产党人士被捕了，有的逃往香港或共产党的解放区去了。新闻检查加强了，有些自由派出版物被封了。有些人过去拥护国民党，而现在感到新的禁令是针对自己的，于是也对国民党寒心了。政府绕在自己脖子上的自我毁灭的绳索从另一端拉紧了。

在雾都，人们是这样聊天的：

“国民党真是有一手。它自己越来越严苛反动，却把锅甩到西南军阀势力日盛上。其实，除了中央军，哪个杂牌不被打击，很多军阀无非是中央军的工具。”

“我听说，参与消灭新四军的将领中有川军将领，他的样子太适合画成漫画了。他是个真正的老军阀，住一所精致的别墅，就在那边湖滨，有好几百名士兵正在他房后的山崖上刻字哩，刻的是‘东海庆升平’。他发疯似的想看自己的照片，官方照相师从不离身。他收养了一个义子，原来是个饭馆的小堂倌，那孩子一只手上长了两个大拇指，将军的私人算命先生说那是福相。”

“想起小石来了，他在救济所干得真是风风火火啊，可他被辞掉了，那还是好的，总算没坐牢。他偷听到上级说过：‘他拿那么点薪金，工作那么久，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置不起，还心甘情愿，他肯定是共产党’。”

那年秋冬的第二件事也不是国民党能用宣传遮得住的：通货膨胀。空袭一旦减少下来，物价上涨就成了每个重庆居民的中心问题了。

几周之内，米价上涨了一倍多，其他物价也普遍随之上涨，早市上讨价还价的频率更高了，店员每天都在更换价目牌，粮店前争着在涨价前买米的人排成了长龙，等待开门。傍晚的月光下，雾色覆盖的城边，一对对情侣手挽手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东西太贵了，婚结不成了。”

与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1940年的物价上涨还算不了什么。后来几年，一天的正常开销就要几百万元法币。要是身上只带万元小票出门，就会寸步难行。

官方外汇牌价是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经过了通货膨胀，本来物价是极其便宜，现在仍然算得上一般便宜。饭馆里一餐简单的中国饭菜，9月间只花10美分，现在要花25美分了。而对那些和美元无关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是个自我延长的过程，除非设法制止，否则必然会导致物价动辄以百万元计。

政府的最初反应是不予理睬，好几周过去了，报纸还是不许提，后来只是间接承认并宣布成立了反通货膨胀委员会。这手法和国民党在战报上所用的手法一样：“我军自各条战线反攻”这样的说法无非是承认又有城市陷落了。后来，政府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据说，物价上涨是由于人民不听话，贪得无厌，买得太多，吃得太多；他们忘掉了先辈们的节约精神，使国父痛心；人们倘不能表示他们的心是属于国父的，若是不能自己把物价压下去，他们又怎能指望得到和平与民主呢？

最后，蒋委员长亲自过问此事。在一篇对四川乡长以上会议的激烈演说中，他谴责了囤积大米的地主，说那是通货膨胀的症结，要求把最猖狂的囤积居奇分子报告给他，粮食充公。他处决了一个原成都市市长，说他是囤积居奇的首犯，还没收了一些大米仓库。成都是四川最富的产米区。在此之后，物价上涨曲线平稳了一两个星期。

但是，之后国民党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缴地主囤粮。理所当然，我们很难指望那些本身就是囤粮户的地主乡长们自行没收粮仓。小道消息早已传开，原成都市市长被处决主要不是因为囤积粮食，而在于他是川军系统成员，一直不服从蒋委员长。同样，其他地主粮仓之所以被没收，也是由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作祟，或与负责收仓的官员有私仇。总之，物价又重新上涨了。在这段时期，重庆的有些角落里出现了木架铁丝网。最初，官方宣称是为了防御日本空降部队，但不久后便公开承认，那些铁丝网是用来“控制人民”的，因为物价上涨可能会引起骚乱。

通货膨胀的开始是自然而然的。过去两年，西部大旱，出现了缺米现象。走私尚未延伸到足以满足西部各省需要的程度。工业品同样短缺。国民党的前景黯淡至极，让人们觉得囤粮囤货比存票子要强得多，因为人们已看清了，国民党的票子背后没有金银准备金支撑。

但是，天灾只是让物价略微上涨，随后的人祸才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这种境况太适合发“国难财”了。在全国和各地区，剩余财富已经被少数人垄断，他们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获利——购买更多的粮食或者物品，把它们囤积起来，避免价格上涨的冲击。他们无须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朋友就是政府。由于封锁的缘故，几乎没有外部竞争可以拉低价格。少数人控制了已经取代自由贸易的走私活动，并且可以通过操纵进口货物来加速物价的上涨。中国西部交通落后，工业极少，产出不足，供应短缺，因而垄断货物、借以牟利是格外简单的事情。

因此，一旦物价上涨，那些拥有粮食和货物的人就会发现，自己比那些只有现金的人更富有，有钱人都急着把钱换成货物。货物囤积会加剧短缺，从而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工商企业本就不多，它们的投资人此时开始撤回资本，购买囤积货物。生产的下降加剧了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形成了另一种下降的螺旋。

国民党再次把自己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而不去为公众做好事、树榜样。在官样文章上，它一再重复加强物价限制及其他反通胀措施。可私下里，国民党的“人”，甚至政府机关都在带头破坏刚通过的法律，从新一轮涨价中获取暴利。

1940年秋，正当物价飞涨之际，从最高级下发了一个政府文件，指示今后的国家税收在农村要征粮代钞。我想，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基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最重要原因。农村中的税款主要来自农民，占据国民党政府年度财政收支的大部分。实行“以粮代币”不仅使政府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囤粮者，而且这种公然宣布其实就是不信任自己发行的法币。既然如此，哪里还会有那么大公无私的公民，手上有钱而不去囤积实物呢？

1940年以后的岁月中，通货膨胀成了导致国民党崩溃的一大因素。票子贬值得如此彻底，财政窟窿足以搞垮任何一个政府。那真是个命该如此的垂死哀鸣！过去几十年，这个政权在旧式的中国中逐步走向垮台或自杀，近几年来，这个势头加快了步伐，通货膨胀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由于官方在物价抬头时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通货膨胀就帮助国民党把利润集中起来，也帮助它毁灭了中产阶级，特别是工薪阶层，因为工资永远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群依赖工薪生活的人们，包括许多经过现代化训练、为政府所迫切需要的技术人才都被国民党疏远和抛弃了。中上层商人和实业家也遭到了一定的伤害。除非他们朝中有人，否则就别想在物价飞涨时期得到政府补贴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反囤聚法和反通货膨胀法，把正常的生意做下去。在国民党统治的各大城市，有一种垮掉的情绪和消极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在蔓延，这对革命非常有利。

但是，最严重的后果还是在农村。尽管农民生产的粮食比钱有用得多，可很少农民手中能有足够的粮食，通货膨胀的便宜完全被那一小撮控制粮食的人占去了。由于棉布、灯油、盐及其他生活日用必需品价格上涨，农民反而受害更大了，有越来越多已经沦为贫农的人濒临破产，当他们出卖土地的时候，买主往往是最富有的人，是那些因通货膨胀而得益的官员或半官员们。垄断独占土地这种基本财富的螺旋加速运转了起来。

在雾都重庆，人们是这样聊天的：

“听说最近一次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了吗？国民党发言人建议，每口饭要嚼30次再咽有助于消化吸收，人们的饭量减了，大米就不再紧张了，物价就下降了。”

“记得咱们议论过城里那些乞丐的下落吗？上星期我开车去歌乐山了。我看见他们都在一个棚子底下挨饿哩，那是公共汽车躲避空袭的地方。看来，是由于要搞城市清洁卫生，才把他们赶出来的。那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是这样。”

“他说不得不把工厂关了。如果想开工厂赚钱，必须在价格上涨之前储备足供半年之用的煤，可他从哪一家国有银行都拿不到贷款，它们只给自己手下的工厂放款。”

“一个从印度支那逃出来的自由法国人告诉我，这边的米价比沦陷区贵得多，因此有许多国民党兵成群结队越过战线去买米。日本人好像还鼓励这件事，因为那是打探消息的好机会。”

“老王说，他们银行中有几个领导被召去蒋委员长那儿去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去了，他们说近来老头子一听见什么他不喜欢听的事儿，就跑去站在窗户前朝外看，那里什么标语都能看见……”

我初次去重庆时，大部分时间待在记者招待所里，可也去城里住过，为的是尝试其他的生活方式。我第一次搬家去的是城里的中国饭店，就在我等沙坪坝公共汽车的小茅屋旁边。这家饭店各方面条件都和我住过的其他旅店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白墙，家具很少，也没什么遮蔽物。至于现代卫生设备，根本就没有。不过，那儿可当真有一大群情愿关照你的仆人，不请自来的访客也不少。就在这家旅店中，我才体会到了陪都生活中的最后一个方面，它与空袭、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一样，都构成了这座城市迷雾般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三教九流，天南海北，无所不有。在抗战期间，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之间原本的距离相当于从埃及去瑞典那么远。从仿佛来自史前的苦力，到在官场中发国难财的时髦假美国佬，应有尽有。

我的房间窗户开在第三层的后山墙上，从那儿，用肉眼就能看到两个层次的生活状态。约100英尺外耸立着一幢五六层的半西式公寓楼，内有复式住宅若干，它是在政府要人流亡进来后的繁荣时期盖起来的。旅馆旁边则覆盖着大堆晒台和过道，那就是拥挤的大杂院。房子遭受过空袭，有许多居室像舞台般敞开着。再往下，在公寓与旅店之间是6家老式平房，每家都有个院子。这些住户的工作、娱乐我都能一目了然。

从旅店窗口乍一看，大家都一样的忙忙碌碌，但再过几天，各家各户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在小康之家，锅里每顿见肉，而另一些人家却连一点油水都没有；有些居民是回民，不吃猪肉，另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则不吃牛肉；南方人吃大米饭，北方人吃面条；一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有香港来的腰带和假衣领，另一家只挂着手工织的围裙和带有十字针脚的小孩衣服，那情景简直像是来自罗马帝国覆灭之前；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可能会把叫卖《中央日报》的报童喊住，另一个则可能要看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或偏自由的《大公报》；这一家在收集从山洞中塌下来的古代碑文，另一家却在收集模仿照片的机制花边；一层住户像是基督徒，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唱圣歌，阳台上的花草养在旧奶粉筒里，另一层却住着光棍、银行家、生意人，饮酒猜拳之声每晚不断；有时深夜之间，还会传来偷偷摸摸洗麻将牌的声音，因为“新生活运动”可是不让打麻将的。

即使是中午时分忙碌的大街上，重庆也仍然是一个千差万别、花样翻新的城市。人们的头上，有的戴着毛皮帽子，有的戴着帽檐朝后压低的苏格兰便帽，有的缠着头巾；再看脚下，有的没穿鞋，有的穿草鞋，有的穿丝线绣花便鞋，还有的穿上海百佳鞋厂出品的双色运动鞋；一个人为新房上梁提着一只祭祀用的鸡，跟在他后面的人却拿着个内燃机的汽化器，再后面的人则端着神学家斯维登堡的著作；乘别克车的官太太们进城买东西、泡茶馆要穿过住满了难民的防空洞；最后逃来的不幸难民居住条件之差，和澳大利亚的伐木工人没什么两样。此外，巫医神汉和赴美学成归国的牙医的广告都贴在同一块广告牌上。

几年后，日本投降了。我来到了北平，和一个无国籍的朋友谈过中国问题。他不仅对日常见闻感兴趣，还对哲学很有兴趣，他希望留在中国观察东方人的生活。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部落、氏族、地区和宗教团体，无论其规模大小，更无论阶级、政党、民族和种族。

他说，在西方，某一特定地方的个人或集团在思想、行为上是大致相同的，是物以类聚的。各个人群分开居住，只与自己人来往。传统、偏见和人身的分隔森严，各个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于是，每个地区都会成长出一种信条，认为他们那儿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在东方，那么严格的区分是不可能的。不同文化程度、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人挤在一起，都在同一个城市。间隔之墙当然是存在的，但既薄又矮。因此，观察东方人是有着便利条件的。外来的西方人如果想被接纳，只消选定一群人加入进去，或者干脆独树一帜亦可。另外，他还可以像我在重庆旅店时那样，只需从窗口朝下看去，就能够在一个小小的细胞内比较形形色色的事物。小事务属于个人或小集团；大事务属于大集团或种族、民族。房客们住在一起，眼睛不再紧盯着所属圈子的偏见与传统，而是能够发扬个人的风格。他们集合在一起，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迷人景色。如果说我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只是因为没有外界的参照和比对，那么中国真是一个绝妙的地方，作为抽离冷静的观察者，种种的不合理之处在这里会一览无余。

我的朋友可能是对的。我对于在中国游历多年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中国的个人、团体和民族的行为举措真是千奇百怪。确实，各种各样的服饰、谈吐、丰姿、迷信、怀疑，如果没有一股脑儿摆在一起陈列出来的话，怕还不至于显得那么荒唐。现在我头脑中浮现出了怪诞事物一下子摆在一起的荒唐情景。

一位山西农民在贫瘠的坡地上想着，要是他能到四川去，一定要找块肥沃的土地，只消用根绳子拴上灯泡种在地里就会长出新灯泡来；而这农民头顶上却正飞过一架飞机，一个乘客正在看杂志，杂志里力劝他换一种漱口水，这样姑娘就会爱上他；东部沿海的游击队只要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就以为自己不会被子弹打穿；那位访问过他们的记者蛮有把握地认为，只要他喝醉了，就可以写一部关于他们的小说；盖新房洒的鸡血与受洗礼的人们额上的圣水，都是用来消灾免祸的。

“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位独裁者，我当然会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被人们遗忘。”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前曾这样说。

“苏联军队正在解放东北，”莫斯科电台在日本投降前这样播报，“苏联只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

“美国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不久之后，旧金山电台也这么说，“美国军队进入华北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有一次我到一处偏僻的城镇教堂投宿，一位满头白发的牧师打断了我的请求，冲着我的脸喊道：“你不能睡在这儿，我们这儿全是女人！”说着他“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第六章丨物以类聚

1940年，我在重庆最熟悉的还是外国人小圈子，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不久就搬出了中国饭店，在南岸特区的一家大石油公司驻所租了一间房子。那里唯一的正式房客就是这家公司的代理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当他神经质地想方设法要撵走那些非正式房客时，他就老喜欢用手摸还没长硬的胡须，像是要它快点儿长。他要让他们在他的教父——一位传教士——来之前搬走。赖在那儿不想走的都是夏季轰炸时逃来的难民，其中一位名叫安娜，是东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女儿，她和一个中国人结了婚，他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的联络员。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原籍是更远的东欧，是给国民党右翼朱家骅当外文秘书的。谣言说，她是朱家骅手下“盖世太保”的成员。幸运的是，后来吞噬无数血肉的缅甸花豹[12]并不住在那里。

“假如！假如！假如！”当听差试图解释说，假如苦力们早点儿把炉子修好，厨师本来可以把麦片粥煮得更软糯时，安娜就会像个投弹手似的在餐桌上挥动汤匙，大声叫道：“假如！我的上帝啊，假如我的祖母长上两个车轮子，她就成公共汽车了。”

她会以同样的兴致来吃早餐，讲述自己的经历。她在来到中国、成为王太太之前，曾在柏林从事过反纳粹的地下工作。她那股了不起的姿态神气和她的闺名冯·克列斯特为她提供了许多方便。她喜欢反复叙说做通讯员时的工作。她时常坐在公园长椅上等人，记号是红领带，身份确认后两人就并排坐在一起，文件从她的钱包里转到了他的口袋里。她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来中国的。她和丈夫、孩子一起从南京溯江而上，经武汉到了重庆，一直随政府转移。对于这段经历，她最喜欢说的故事是她乘的船在汉口上游停泊时遭到了空袭。她虽然并非细心的德国家庭妇女，可也像她们一样，跑警报的时候还带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当敌机一再去而复返、她在田地里一次又一次寻找隐身之所的时候，那些熟鸡蛋就都散落在田地里了。后来鸡蛋被全部找回来了，因为农民们以为那是哑弹，都跑开了。她真是太高兴了。

在重庆，安娜当然被国民党特务盯过梢，那是统一战线开始瓦解之后的事。可是，凭着一副善开玩笑的护身本领，她很快就把他们甩掉了，办法是坚持让盯梢的和她并肩而行，“来呀！来呀！”她命令那人，摇着手提包，像是摇着一把刀，还轻佻地向那人递送秋波，“我们不都是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吗？我们会彼此满意的”。安娜相信，那些被她惹恼了的特务、声名狼藉的顽固派一定给她这个令人讨厌的女人打了个有利于她的报告。不久，他们就不再盯她的梢了。

玛丽亚并非生自军人世家，她来自巴尔干国家的法国女教师家庭。她早上起床很晚，总是身穿睡衣，在屋子里游来荡去。她大量吸烟，翻来覆去地放男高音的唱片《乐维昂·舍利》[13]。她的目光常常越过长江，注视着对岸的浓雾和瓦砾。如果她真的是朱家骅的特务，那她就是个最懒得穿黑缎子衣服和戴假宝石首饰的人了。其实，只要她伸伸手，马上就可以把自己搞得很漂亮。在重庆有个传闻，说她的老板曾要她写个报告，说明为什么居住在重庆的外国人也会反对国民党。她很懒，就从朋友里找水平比较高的人捉刀，后来请了王安娜、史沫特莱等少数自称左派的人。报告成稿是一份杰作，各方都很满意。

南岸石油公司房子的两边山丘上面是些旧豪宅，下面则是无数破烂不堪的棚子。豪宅的住户是被人遗忘的、毫无耐心的外国人。我想，有些外国人只对太平洋战争后期的重庆有所了解，只见过曾有成千外国人居住的重庆，只在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时见过那些外国将军、议员、特使、观察家飞出飞进重庆。要是他们能了解一下1940年时重庆的外国人圈子是多么狭小疏离、无足轻重，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要是他们知道这个圈子是如何安安稳稳地变成了后来的海外集团，更会觉得羞惭。

再回到1940年。那时除了苏联人、传教士、炮艇水手和散居的外国人，在重庆的外国人聚居区中外籍人士只有大约220名男人和不足20名妇女。这些外国人聚居异国，与世隔绝，这在全世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和香港的航空联系，重庆的对外交通不便与雪域高原不相上下，但重庆却没有圣地的长生和长乐，那些从远方辗转来到四川山谷的人们所面对的是死亡危险、空袭炸弹以及由封锁造成的日常不便。

这群外国人没有融入这座城市，而是浮在它的表面，显得十分稀奇古怪。记得来南岸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曾漫步街头，在中国人中间走来走去。我发现，无论他们在干什么，手持何物，外观总是相当一致的，衣服通常是蓝、黑、灰三色，面孔则光滑犹如象牙。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群外国人，身材体型都与众不同，穿的是西方旅行者的衣服。原来他们正在进行周日漫步，看上去如同招摇过市的马戏团。他们的脸孔与鼻子大小形状不一，色泽有红有白，有的身上还长着几撮毛。他们的衣着色彩鲜亮，条纹、方格、斑点，棕、红、绿、白、黄，应有尽有。身后还跟着各国品种的狗：有短腿小狗、长毛猎狗、斯宾格狗和一只长毛狮子狗，到处引起重庆土狗愠怒的狂吠。土狗的大小、颜色却都差不多，体态与中华田园犬类似。

不久我发现，当外国人群聚在俱乐部、美国海军酒店或其他可以聚会又有吃喝的地方时，他们一定会闲聊。

有人议论一个女人说：“她的轿夫要走了，因为他们抬着她的时候，她太喜欢自言自语了。他们听不懂她的话，这没什么，可毕竟使他们很不安！”

又有人议论另一个男人说：“他每个星期都决定戒掉一样东西，他说什么东西都有饭馆里苍蝇的那股味道。最初是大米，然后是青菜。现在，他连肉也抱怨起来了。结果，他只吃香港的罐头，只喝威士忌，可是他的供应品快完了。”

“你说的是那个麻秆似的国务院小职员吧。他可是以擅长养花自居呢。他走啦！空袭使他神经错乱了。警报一响，他就犯病。后来，他一听人提到空袭就会拉一裤子屎。这样他就没法在重庆干了，听说调到东京大使馆去了。”

欧洲战争对重庆的外国人的确是个严重问题，因为他们的祖国已经卷入了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的心系祖国，有的更是歇斯底里。然而，在重庆表现得那么激愤可就不好了。另一方面，不管祖国发生了什么冲突，但作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尽管来自敌对国家，他们仍然属于同一个比中国人强得多的经济特权阶级，其差别要比不同国籍之间的差别明显得多。我初次体验这种荒唐事是在去香港途经上海的时候。当时，那儿爆发了一场旅馆大战。德国客人们不得不从英国势力控制的豪华旅馆搬出来，迁入时髦的中日合营旅馆。德国人很多，把中日旅馆里面的英国人也赶了出去。双方的“战士”们只需要越过几条马路，从一家舒适的旅馆迁入另一家舒适的旅馆，而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则挤在路边的帐篷里。在重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规模小点罢了。在中立的美国人举办的鸡尾酒会上，德意与英法宾客会在窗口展开一场冷眼相视的战斗，窗外则是中国的困窘景象和一片瓦砾。

在重庆的外国人之间，只有偶然发生的小冲突会将私底下的敌对情绪公开化。一天晚上，在南岸的一次聚会中，有位美国青年记者批评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投降，被比利时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听见了，他是个有身份的贵族，有惊吓驻渝外交人员的前科，他当时拜访其他外交人员的办公室，持手枪威胁说：“现在，你还敢对我的国王说什么坏话吗？”在这次聚会上，他又三步两步奔到这位冒犯了他的记者面前，把玻璃杯摔碎在地，那架势好像要跟对方决斗一样。他大声吼道：“你知道这件事在我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不……不知道。”那个美国人说。

比利时人立即跳开，又拿了第二个杯子摔碎。当他正要拿第三个杯子时，主人跑过来抱住了他，并试图向他解释说，他不能和美国人决斗；就算美国人已经遭到挑衅，他们一般也懵然无知；况且，这些玻璃杯都是上等货，是封锁之前从上海运来的，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杯子了。这样，问题似乎解决了，挑衅停止了。

除了个人轶事和夏季空袭中发生的琐事，在南岸居住的外国人很少有人谈论中国的抗日。除非是为了寻找消息的蛛丝马迹，谁也不会去注意那份在重庆发行、由政府控制的英文报纸《国民导报》。要想得到真正的新闻，只能等消息发送到欧美印刷成报刊后再寄回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可这么一来，新闻就成“旧闻”了。此外，每当进口报章杂志提到中国不屈不挠的抵抗时，南岸的反应通常是开玩笑地说：“岂敢，岂敢！”

随着日军空袭的停息，有关洋货和飞机的传说也就传开了。虽说都带着一股神话气息，但有的很平常，像是小矮人、小精灵、河神水仙一类的童话；有的就要骇人一些了，就和火龙、牛头怪、蛇首女妖似的。传说的主题是封锁，以及在重庆极难搞到的外国食品、服饰、用品等等。聚集南岸的外国人彻底讨论了在空袭中储藏珍贵物品的最佳方案。有的主张向松鼠学习，把“干果”都藏在树林里；有的主张像狗熊那样，把给养品都放在一个地方，或把全冬天要吃的东西一下子装进肚皮，再钻进山洞。12月间，在外国人聚居区，人们有一半时间是在谈论存放物品的问题：放在这儿，别放在那儿；谁在购进，谁又在抛出。

当然，还有些编造的传说：

“培蒂终于把鲁斯蒂那件蓝衣服买下来了，就是鲁斯蒂从佛德太太那儿买来的那件，那是由达斯达太太转让给佛德太太的，达斯达太太得自艾迪茨，她是3年前从汉口带来的。等培蒂穿够了，我就要搞过来。”

“法国人说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空运从成都美以美会的乳牛身上弄到的新鲜黄油。”

这些传说已经有了自己的佛龛、仪式和英雄。在酒吧间后面的俱乐部里，有些英美香烟被加冕了，那是贴在盒子上的香烟主人的名字。封锁开始之前，私人藏酒就常用此法插标签。每隔一两周，香烟主人就会满怀敬意地进来过一次烟瘾，而在他不来的日子里，这些烟盒就会被那些没烟抽的醉鬼顶礼膜拜。由香烟短缺发展出来的一种举止是偷偷摸摸地伸手从口袋里只拿出一支烟来而不露烟盒，以免别人向他伸手。傍晚，在有收音机的人家，其他广播爱好者静静地围成一圈，那样子简直是要把脑袋塞进去好倾听收音机里传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有着柏油马路、物质丰裕的世界，以代替现实生活中泥泞的道路、暗淡的灯光、裂开的门户和身边磨损了的家具。

传说里的大英雄是在夏季最热的一天从香港飞来的、显出一副垮掉神色的人。他登机过磅时穿了半打衬衣、3件睡衣、两套冬季外衣和一件装满袜子手套的大衣。某位妇女在离开重庆之前把物品全都卖给或送给了朋友，最后连腰带和胸罩都没有了，她也是被崇拜的。还有那个快活的原美国水兵，虽已赚足了退伍回国的钱，可依然住在重庆做冷饮、泡菜、果酱和刮胡刀。还有那位希腊牙医，他不但做伏特加酒，还声称一旦能通过走私搞到沿海的灌装机，他连啤酒也能做。这两个人也是众人眼中的能人。

如果战争和封锁多延长几年，这些传说可能真的要组成一部充满迷信色彩的民间故事集呢！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我有一次回到重庆，一些刚到的外国人给我讲了些故事，其实我早在1940年就知道这种事了，故事里面绝没有任何少儿不宜或故弄玄虚的东西。

1945年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住在美国博莱斯旅店的一位姑娘被朋友邀请去庆祝22岁生日，她们一起在南岸的一家外国餐厅吃午饭。两人和几位法国水手一起进餐，水手带了印度支那产的白兰地酒。她们一直待到天黑以后，才因为要去岸边搭乘回城的最后一班渡船而不得不离开。年轻的姑娘步伐摇晃，在都是沙子的岸上跌跌撞撞，她的同伴一直小心地不让她掉到河里。但是，这个开心的姑娘很喜欢在沙滩上滚来滚去，她一次又一次地跌到地上，于是，她们错过了渡船。她们叫了一顶轿子，轿子把她们抬到了朋友在码头边的房子里，小寿星在轿子上睡着了，她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还在睡觉。美国炮艇的几个年轻军官和几个大使馆职员正在那里吃饭，便出来帮忙叫醒了她。吃午饭的时候，这姑娘穿着她的生日礼物——一件精美的绿色羊毛毛衣，这是两年前从香港运过来的，以前只被4个人穿过。第二天早上，她模糊地回想昨天除了丢了脸面之外，还丢了什么，后来她发现她的毛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卷在床尾床单里的一只奇怪的袜子，也是同样的绿色羊毛。

那些日子，南岸的生活俗不可耐，可是，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琐事至少还无伤大雅。不幸的是，事情不仅发生在这个圈子里，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人交往中的阴沉气氛也常带会蔓延到南岸来，例如，有位和美国大使馆有联系的高级军官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他只要碰上任何一个血管里流着非白种人的血液的人，或者说英语没有美国口音的人，就会觉得受不了。

大使馆是在偏见和漠不关心中自我孤立的。记得在一次海军营地茶会上，有个级别比较低的大使馆工作人员指控一位记者是共产党。当记者问他这个看法从何而来时，这位外交新人笑着说，“从修道院”来的。“修道院”这个绰号是年轻的国务院职员赠给约翰逊大使私邸的，那是一所与世隔绝的房子，和大使常在一起的只有几个年长的工作人员。那位记者是当年冬天到重庆来的记者中唯一有威信、又愿意花足够多的时间来弄清真相的人。国务院之所以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无疑是由于他在新四军事件上力求兼听双方的意见，而且一定要搞清事实真相。那年冬末，事件就已经露了头，当时这位记者曾被召往南岸向大使简要陈述此事。显然，约翰逊将此事已公之于世界舆论以致惊动了华盛顿当局的时候，还是没把它当回事。这位记者发现，大使对那些几个月前就在重庆众所周知的背景知识竟毫无所闻。

我开始对上层的无知略有察觉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当时我正在从南岸过江去重庆的一个主要渡口——望龙门的途中。古城墙和公路沿着山崖顶部在这儿展开，从渡口进城就得先爬陡坡，登上几百块崎岖肮脏的石阶，在竹屋的缝隙中转来转去，还得像在重庆半岛另一边的沙坪坝汽车站下面那些人似的挤成一团。城墙外面的山崖是全市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这地方经常堆着垃圾，悬崖下就是滔滔江水，看起来非常危险，只有当船夫的难民才在那儿盖小茅屋。

那天下午，当轮渡在望龙门靠岸时，岸边有人乱跑乱叫，一开始，乘客拒不走出轮渡，怕被疯狗咬着，或怕碰上反常的空袭。经过一再保证，人们才相继走上跳板。我立即看到了好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见到的景象，那并非个人激愤或悲恸的公开表现。有20来个贫苦妇女站在岩石上，又哭又骂地往下面岸边未完成的棚子上丢石头和脏东西。另一群发疯似的妇女手持竹板走下台阶，要砸那间棚子。她们的眼睛盯着墙板，成百名破衣烂衫的男女老少在崖上的房屋边围观呐喊。

一批警察从台阶上跑过来，他们开始攻击这些妇女，并把她们赶出了棚子。警察的数量双倍于那群妇女，他们把妇女们打得一个劲儿地尖声嚎叫。如果妇女们反抗，就会遭到警察们更狠毒的拳打脚踢。有些妇女一屁股坐在肮脏的岸边不动，被拖上来的时候就两腿乱踢腾，像被抓住的活鱼。她们的孩子们从屋里跑出来，跟在后面恐惧地哭着。当这些妇女挨着打被驱往警察局时，崖上的吼声震耳欲聋。

后来我才听说，这场骚乱的起因是美国红十字会捐款1万美元救济遭受轰炸的难民。由于红十字会在重庆并无代理人，这笔款原曾打算交给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又由于大多数委员都已离去，结果就交给大使，请他酌情办理。约翰逊这位善心人一向热爱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重庆代表的这个中国拥挤不堪、令人不快，他实在接受不了。想当初，北平温和的气候、漂亮的房舍、最好的仆人，那才是适合他的环境，而眼下重庆这副丑劣、艰辛、受苦受难的样子，对这位老绅士来说真是又悲惨又使他窒息。在任何情况下，他显然希望越少看到如此景象越好。而且在战前的年代里，他在沿海地区对国民党形成了很好的印象，至于现在变成什么样，他就不再关心了，于是，他就把这笔款项交给了重庆市市长吴国桢。

吴国祯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受过美国教育，按西方观点来看，他也是一个聪明伶俐、办事利索的人。在国民党领袖人物中，他对民主讲的甜言蜜语最多，加上会说流利的英语，长着一副美国式仪表，因此获得了一大串政府职位。这样，当他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时，便能让对方相信，为实现中国人民的福利，蒋介石及其同僚是最恰当也最可信赖的人。

按当时的物价和汇率，1万美元足够为几百户因遭空袭而无家可归的人家提供温饱。可是吴市长却觉得，这么办不足以引人注目，于是他的办公室宣布，美国慈善之心感人，应予永志不忘，因此，要在望龙门建个“模范难民村”。为给村址腾地方，讨厌的旧石阶必须改建。公报没有提到的是，此举实际是为给重庆装潢门面，抬高身价。望龙门是南岸上下班职工和一些外国人的日常必经之路，何况外国人里还有约翰逊大使这样有身份的大人物，让他看着那些破旧的老台阶，定会使他对国民党的民主事业感到不安！

改建计划不仅限于“模范村”附近，而且要把从江岸到公路的全程都改为华丽的石阶路，这就需要驱逐望龙门山崖上的半数人家，包括受空袭戕害者。那天下午我看到的砸棚子妇女就是因此无家可归的母亲们。那棚子是供前来拆她们的家、修石阶路的工人们临时居住的。

妇女们被驱逐了，工程开工了。几个月后大功告成，石阶路确实漂亮至极，两旁装点的10来间简易房屋，闪闪发亮。房屋建筑费只占改建石阶路的几分之一，这又有谁知道呢？“模范村”开张之日举行了仪式，美国大使和吴市长出席并做了有关中美友好的演说。可是，我担心那些因美国的大慈大悲而丧失立锥之地的人还挤在附近的贫民窟里，他们还可能听了演说。有10家国民党扶助的模范难民住进了新居，可没过多久，这些房子又转手给本市宪兵队了。

当时，我虽为这次红十字台阶事件所震惊，但还以为那只不过是在特定时间、地点经特定人物而造成的偶然事件。可是后来，这好像成了一桩中美关系的典型象征性事件。

大多数美国人从没离开过本土，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中美关系是这样的：

“美国对中国一直心怀善意，甚至有兄弟情谊。19世纪时，当其他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使其沦为殖民地时，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保证中国永不落入任一列强之手。当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求取不平等条约、口岸、租界地时，美国采取了克制态度。相反，美国还派了教会人员、救济人员、医生、教育家前往中国，帮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美国商人协助促成了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显赫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学成后成了中国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满腹经纶都是美国的科技知识和民主思想。当中国走向民主时，美国也给予了同情和援助。”

这种信念的真诚性是不成问题的。促成红十字台阶的美国捐款表明，美国对中国是心存善意的。但是，光凭理想主义信念，美国人在国际关系中是走不通的。光有好心善意在私人交往方面尚且不足，何况国际外交。一个闭关自守的民族采取行动，试图影响另一个躲在围墙后面的民族时必然会困难重重。这两个互相隔绝的国家的接触仅由少数官员、个人和组织所掌握，而且有时他们并不代表国家，而是为了私利。有时，由于他们和这个民族有着共同的传统和偏见，也可能不自觉地歪曲交往的主题。在国际关系中，公务员在行善的过程中反而将善意歪曲腐化，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身在中国的中国人在给美国人下判断的时候，显然不会依据美国人心中自己的作为或秉性，而要看美国人看起来希望在中国做什么，或者正在做什么。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中美关系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理想。1940年，中国人可能这样分析：

“你们美国人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对中国使用武力，但你们在中国做损人利己的事并不比别人差。你们的‘门户开放’政策并非有助于中国，那只是一种不允许任何一国独占中国而把美国排除在外的警告，你们要求一切国家在中国机会均等。换言之，当别国得到好处时，美国也得同样获利。你们美国人坚持得到片面最惠国待遇，这就使你们也得到了一切由其他更富侵略性的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好处。”

“美国的生意人破坏了古老的中国经济。美国的科技知识主要是用来维护、增加代代相传的少数权贵的享乐，而非增进公共福利。”

“在外交方面，美国热心于维持既成局面，而不是促进中国走向民主。19世纪时，美国假手西方列强间接帮助清政府，扼杀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时，孙中山的反清王朝革命未曾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对他的纲领表现冷淡，使他转向俄国革命模式，并邀请了苏联顾问。”

“1927年前，当国民党领导的大革命争取国家政权时，美国承认了它的对手北洋军阀。上海政变后，蒋介石走向反革命，但他证明自己能建立一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局面，美国从此就支持他，直至日本人把他逐出沿海各省，也就是美国利益最多的地方，然后，美国就支持日本人。当然不是在政治上或道义上，因为那会使美国在国际上颜面扫地。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在须臾不可缺的军用物资上。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利益无非是将后者作为商品市场。”

我认为，上述观点较诸理想主义的美国观点更接近真实。尽管如此，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普遍的国家行为准则来说，也没什么过于值得指责的，美国没有庇护他国的传统。如果中国和平友好，但统治阶级专制独裁，腐败堕落，那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美国无关。作为一个和平的、贸易发达的国家，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持续动荡，因为那对美国侨民是有风险的，对生意是有害的。

我认为，在这一段历史中，美国对华政策最值得批判之处的根源，都在于某些美国人在国内散布了一种假象，仿佛我们的在华事业都是极其高尚的无私之举，而非寻常的投资商贸活动。1940年前后，美国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结果是我们惨遭失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受苦受难。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美国人认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最近的错误抹掉，重新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他们的理由仅仅是：当年有许多人把我们视为好心的老大哥。明智一点的想法是接受真相。即便在过去，美国也是个富有强大但毕竟不关心别人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个贫弱并因而敏感的民族。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许多行为都使得我们看上去并无好意。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我们就是这样。

在我第一次逗留重庆的日子里还经历过两件事，它们说明了中美关系只能是个什么样子。一件事是11月“中美文化交流协会”，即罗斯福总统连任第三届总统当日召开的茶话会。该协会的中国方面负责人是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这让协会具有了一种官方色彩。美国方面也是半官方的，因为虽然它的基金主要来自私人捐助，但美国驻华大使也是董事之一，而且珍珠港事件后国务院还给过一笔钱。1940年，它的会员中有最显赫的留美学生，还有国民党政府内外最了解现代知识的人。除了少数坚持维持不平等条约的人以外，其他旅居重庆的侨民都是会员。

因此，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声明中将与会者称为“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而且夸张地将他们描述为“戴着绸缎帽子的大胖子，顺着楼梯上上下下追逐从农村抢来的姑娘”。但是，尽管别人没说坏话，尽管那天下午我们美国人，不管是贵客还是随从，都很彬彬有礼、举止自如，既活泼又文雅，可茶会毕竟还是一种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

茶会所选定的地点也使它只能得到如此结果。茶会是在嘉陵宾馆办的，嘉陵宾馆是半官方的产业。它活像个燕子窝，悬挂在一片富裕郊区的山崖上，俯瞰着嘉陵江。以封锁之前的首都标准衡量，这家旅馆没什么了不起，它装潢一般，边边沿沿的红漆也相当简单，房间里有些又粗又矮的沪式家具，可是枝形吊灯和粉刷一新的墙壁却是全市少见的。此外，它高浮于一片狼藉的雾都之上，那种与世隔绝、海市蜃楼的神气，与我之前见到的弃守“担水坑”的将军们举行盛宴的屋顶花园很相像。

中国宾客们也远不是那群整天在重庆泥泞街道爬上爬下的穷苦人。他们之中，穿制服的人很少，多数人的衣服是全市最高级的。男人们穿的是剪裁合身的西式便服，妇女们则浓妆艳抹，旗袍料子不是丝绸就是天鹅绒，只有少数男女衣着较差，表明他们是教员或其他工资较低的人。很多客人都是当官的，还有银行家，主要是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两大国有银行的人，这两家银行分别是由美国教育出来的两位大人物——孔祥熙和宋子文——主持的。在聊天当中，有人喜欢大肆吹嘘：“中国人为民主奋斗的时间比任何国家的人都长。”“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好的游击队员。”装模作样的姿态，引起了阵阵尴尬的哄笑。

正式节目是从约翰逊大使和孔祥熙上台开始的。他俩都穿着双排扣的外衣，像是一对活佛。很少进城的约翰逊这回专程前来致贺，为茶会增光不少，也让活动显得更加郑重其事。接着有位漂亮的中国姑娘在台上出现，她把狐皮围脖、手套、提包放好，坐在一架钢琴前面，献上了一段不土不洋的演奏，大概是从“名曲五十首”或什么“世界流行钢琴奏鸣曲”之类的谱子中选的。演奏完后，她双手掩口，咯咯地笑着。接着，是约翰逊和孔祥熙发表演讲，述说两大民主国家的传统友谊。当天下午剩下的时间就全看一位弄臣了，他叫黄仁霖，绰号人称“黄上校”或“黄胖子”，本是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是被宋美龄提拔起来领导新生活运动的，他是所有宫廷弄臣里最忙碌的一个。

观众们都明白他在上层人物眼中的身价。因此，当他登上台子的时候，笑声是克制而礼貌的。他率直地声称，为给宋美龄的战时孤儿院筹款，他要拍卖一件宋美龄捐献的华丽的金丝大衣。有人在我身后说，衣服肯定是别人送的，只是她看不上。她在衣着方面的品位太高了。“上校”用他当青年会干事时学来的本领大耍活宝，使这场拍卖会颇为生动。他甚至拿这件大衣逗笑，他自己穿上它，装成一位妇人，在众人面前扭来扭去。

由于茶会是在美国总统当选日举行的，所以当天下午有一件大事是搞“选举竞走”，做法是把两张扎着蝴蝶结的纸板挂在两条绳子上，一张剪成象形，代表威尔基，另一张剪成驴形，代表罗斯福。“上校”从大使馆职员中挑出了两个年轻职员，把他们拉上台去，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并各给骰子一枚，让他们一次次地同时掷出，按点数多少决定纸板前进快慢，先到者胜利。茶会组织者还通过孔祥熙给中央社打了招呼，得到保证在茶会进行期间，暂时把美国大选结果的消息压住，等这边的纸板“选举竞走”结束后再发，目的是要把两者对照，形成喜剧效果。尽管中央社照办了，可是，当天罗斯福大胜的消息却早已透露出来，嘉陵宾馆的宾客们也都知道。因此，即使“上校”又跑又跳又叫，出尽洋相，外国客人们也全都彬彬有礼、面无表情地沉默端坐着，眼望送茶点进来的侍者，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喜剧效果。

代表威尔基的象形纸板竞走获胜，领先了将近半个房间的距离，恰与实际结果相反。

不久，我走访了一位从不参加文化协会茶会的留美学生——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他191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个老国民党员，一向被视为该党的经济专家，直到后来卷入政治纠纷中，也没人说他是共产党。在“四·一二”上海政变后，他曾辅导蒋介石学过经济学。

他在重庆引人注目地发表了若干文章和演说，无所畏惧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揭发了政府要人发国难财的腐化行为。有谣言说，他不久即将被捕。所以，我尽快地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了他。这位鬓发斑白的学者言谈举止颇为稳重，对我们两位首次来访的外国人也彬彬有礼。我们请他坦率地谈谈自己的意见，保证既不发表，也不摘引，而他却眼巴巴看着我们，几乎要落泪似地请求我们既要发表，也要摘引。他说，不平如此尖锐，灾难如此深重，是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自己年事已高，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而将真理公之于众则是他无可推卸的爱国之责。

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注意力十分集中，看上去诚实而自信。他说，只要蒋委员长依然允许孔、宋两大家族发国难财，他就不会把蒋看成民族英雄。他还说，穷人的负担已无法忍受，因而他提出了一项十分周详的为抗战、建国筹措资金的方案，要把最重的负担放在最富有的人们身上，而蒋委员长是唯一能够下令实施方案的人。因此，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实施，那么一切灾难性后果都应由蒋委员长个人负责。

在我们的访问将近结束时，几个学生把一个身穿便服、身份不明的人拖了进来，说他在马教授的办公室门外偷听。马寅初告诉那几个学生，那个人是跟着外国朋友同来的，但我们并不认识他，于是，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就被撵出楼外了。可以肯定，他是个特务，但马教授却面不改色，谈锋依旧，毫无顾忌。

过了几周，我搬到在重庆大学任教的一位中国朋友那里住，获知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一天马教授正在上课，突然来了一群宪兵，领头的队长说：“蒋委员长要见你。”这是在重大案件中抓捕人时的典型程序。马教授当即指出，从教室中把他抓走会引起学生不安，宪兵于是同意待他下课回家后再予以逮捕。他们用一辆汽车将他带走了，并拒绝告知家属逮捕原因、送往何处以及何时才能回来。

马教授在学生中是很有威望的，学生们计划在大礼堂组织一次群众集会以示抗议。像其他国民党办的大学一样，这里设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区分部，它是国民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它的成员探知了召开大会的计划，于是报告给了校长——一个顽固派。开会当天早晨，学生们发现校长已事先坐在了礼堂的台上，在师道尊严的压力下，学生们的计划失败了。他们不能抗议，只能听校长训话。那位校长告诉学生们，无须担心，马寅初安然无恙。还说，大家必须忘掉马寅初散播的思想，因为马自己已承认错误，并对误人子弟表示歉意。

后经证明，校长曾派了爪牙出去，并准备随时把此事动态向当局报告。学生们对校长的说法不满意，而三青团又想方设法阻止游行示威活动，于是，校内秩序发生了混乱。过了几天，马教授在宪兵押解之下返校了，学生立即召开了全体大会。显然，马寅初曾同意劝说学生，无论对国事有何意见，都得先去上课。

而宪兵队长抢先发了言。队长强调，在战争时期，国家统一最重要的就在于领袖独尊。他说马教授有过非法言论，日后即便有意见，也只能对蒋委员长说，而不能公开发表。

马教授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声叫道：

“我为什么要把蒋委员长已经知道的事情还去对他说？需要知道的是群众。有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非法行动，连汗毛也没动一根，还说什么这是非法言论，那是合法言论！”

“够了！够了！”宪兵队长暴跳如雷，大会解散。在学生们的坚持下，大家和马教授照了几张合影，然后马教授就又被押到不知什么地方幽禁起来了。他被禁止与外界通信，未经起诉和审判就被平白无故地关了4年，最后放出来时还被迫退休，不许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

把“中美协会”茶会和马寅初教授事件放在一起看，表明了美国在争取我们想实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困难。因为制定政策不应该只接受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影响，也应该接受一般美国人和一般外国人之间那许许多多平凡细小的影响。

孔祥熙虽受过美国教育，可他却代表了国民党统治中最腐化的阶层。他发国难财，他所主持的银行腐化堕落，他用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所有这些劣迹都是众所周知的。在国难当头的年代，孔是中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人。人们不惧怕他，只是单纯地厌恶他，就像对特务那样。

自然，孔祥熙之所以支持中美协会和丑态百出的茶会，绝不是因为那是“文化”事业，或者是因为他衷心热爱美国人民。他愿意和美国人联合，为的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得到美国的援助，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捞到好处。“协会”的许多茶会在他所办的报纸上都得到了大肆报道。

很明显，支持孔祥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既然孔祥熙是行政院长，又是老头子[14]的连襟，那么按美国传统，驻华大使就很难不牵涉其中，更难拒绝他的邀请。

另一方面，马教授的观点却是我们一向所支持的。他的“筹资”方案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开征的战争税并无二致。如果我们一听说他已陷入险境就加以营救，他很可能就不会被捕，而言论自由和美国式的民主则可大大被促进；其实，马教授既然是知名留美学生，我们及早表态本来是件颇为容易的事；如果约翰逊大使请马教授和几个政府官员共进午餐，那不就是个明显的提示吗？但是，身处与世隔绝的南岸，我怀疑我们的大使在马教授被捕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件事儿。马教授被捕之后如果再采取行动，固然有些迟钝，但约翰逊连这点迟钝的措施也没有采取。

在之后我留在中国的那几年里，除了史迪威事件之前和马歇尔调停的短时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有增无减。我们不仅在军事、经济上给了国民党以全力支持，而且在宣传上、社会关系上、国际交往的许多方面，都无一不以自己全部的威信为那一小撮控制国民党的中央派撑腰。除了马歇尔在1946年调停的短时间，我们从不理睬自由主义反对派，这自然伤害了他们。后来国民党干脆躺在美援身上睡大觉的时候，我们对闻一多遭暗杀那件大事都没吭一声。闻一多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教授，暗杀他的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当国民党以“共党同谋”为名勒令解散民盟时，我们又一声不响地隔岸观火。尽管当时我们已明知民盟成员只不过是调解国共争端，而并非共产主义者，但却没对它伸出任何援手。

1947年初，马歇尔回国后发表声明，谴责了国共双方，建议给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分子以更大的权力。之后的官方声明中，又一再重复美国帮助自由派的愿望。但这不过是想装点一下美国的门面，好像我们果真帮助过中国的自由派似的。

在马教授被羁押期间，我在重庆大学与之同住的青年教员是个奇人，堪比街头哑剧的演员。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未经官方许可也敢结交外国朋友。但我和他初交时，发现他对什么都不表示意见，好像决心一辈子过哑剧式的生活。他在重庆是位相当知名的文人，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曾用世界语发表过一篇小说。和我同住时，正以笔名“马耳”将英美短篇小说译成中文发表。他身穿香港进口的华丽西装，但业余时间却避居大学顶楼上一间以芦席贴纸隔出来的小屋里。他搞出了一套相当朴素的“清谈”之道。他收集各色各样的小石头，摆弄来摆弄去，同时创作雕琢辞藻的诗句和双关语。

他有种强烈的遁世之感，我有时在琢磨，他学英语和学世界语可能都怀有同样的逃避现实的目的。他所结识的人里没有几个可以和他讲英语的，而他所以要和我这个讲连珠炮英语的人打交道，不过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语言能力，而非交流思想。因为，我很难从他口中听到个干脆的“是”或“否”。后来，他讲过一点自己的生平，或可多多少少解释他的个性。

他出身于华中一个守旧的地主家族。1926年，他有两个血气方刚的弟兄深受国共合作的北伐风气感染，跑到汉口在革命政府中担任了职务。蒋介石叛变后开始迫害左翼自由派，他俩都被列入了黑名单。一个逃往上海，当了颇有成就的买办商，梦想过上纯西式的生活，他对收集珍稀瑞士表着了迷。抗战爆发后，他甘心留在上海，照常生活下去。另一个弟兄回到湖北家乡农村，埋头研究道教去了，他那副孤独冷漠的神气在农民眼里简直就是个怪物。他有时也通过给农民讲些吓人的故事取乐，一会儿说在树林里看见了人形草，一会儿又说是草形人；他说这妖物身体僵硬，除了草帽和扇子，什么穿戴也没有；其实，那只不过是田间用来吓鸟的稻草人而已。日本人占领村庄后，他也随遇而安。

在我首次旅居重庆期间，还结识过另一个中国朋友，我是后来才把他的身世搞清楚的。他的生活明明白白是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冲撞下失衡的。他曾是沿海一个大富之家的子弟，他们家曾拥有数千亩土地，是在他祖父那一代移居口岸的，并在那里办了一家面粉厂和一家棉纺厂。此人和他的家族在政治上一向活跃，在清王朝统治下曾是官宦世家。

照老传统，我这位朋友是由奶妈带大的，这奶妈有个和他同龄的儿子，他俩共同生活，情同手足，直到他们12岁那年，我的朋友入学了，而奶妈的儿子却被送往朋友父亲办的工厂。一两年后，那孩子在一次生产事故中受了重伤，这类事故在那些重机器轻人命的厂子里是很常见的。我的朋友站了出来为伤者争辩，但他父亲拒不接受厂方应对负伤者负责的说法，于是，这就奠定了儿子的政治方向。

抗战开始时，他大学毕业。由于事先得知他因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而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没等日本人到达，他就先从沿海的家乡转入内地了。他在前线国民党军某部政治部工作了两年，当时的政府对自由主义政治工作尚能容忍，有时甚至给予鼓励，以促进军民关系。

后来统一战线遭到削弱，国民党便把这方面的工作视为危险倾向踩了刹车。我的朋友所在的部队中有若干人以“共党”罪名被捕，他自己也被人控告了，幸亏因为有人事先警告才及时离去，平安到达重庆。那时，在外省的人如遇被捕风险，倘能脱身前往重庆公开居住，平安无事。在重庆捕人过多会引起外国人的注意，而这是国民党所要避免的。

他在重庆经朋友帮助设法得到了家里自沦陷区给他的汇款，做起了投机买卖，还学会了酗酒赌博。过了几年，他重新参军，那时我和他混熟了。他对我说，他开始堕落时，自己也觉得可怕。

“但我至少因此洗清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痛苦地如此表白，“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毕竟和一般的国民党员一样了。”

当我对无党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觉得他们像是生活在不幸的隔间里，就像游乐场里的“哈哈镜屋”——建在倾斜的地板上，四周墙壁也摇摇欲坠。房子里没有窗户，你要是在里面待一会儿，你的眼睛就会说服你，既然地板依然和墙面成直角，地板肯定是水平的，而墙面是垂直的；你开始相信，你的同伴在可笑的角度中跌跌撞撞，掉下来的东西会斜着降落，水会向上倒流。

要没有亲眼得见，很难设想在反动无能的暴君统治之下生活会腐化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左派报纸常说国民党在搞“警察国家”，可是国民党的统治手段，一方面注定政治警察自身必然贪污腐化，软弱无力，同时，它对人们精神道德的摧毁力之大、腐蚀性之强却更甚于真正的法西斯国家，个中道理我从未看到谁曾给予解释。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主要有两支政治警察，其职能交叉重叠。较大的一支是“军统”，由戴笠主持，直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保安以及在前线和沦陷区的反共抗日工作；另一支是“中统”，隶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陈氏兄弟所控制，主要负责对付后方的自由派左派和其他有“危险思想”的人。

陈立夫、陈果夫在以蒋委员长为中心的中央集团里是关键人物。陈、蒋两家是世交，前者的父亲陈其美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股政治力量，曾在蒋的事业开始阶段给予赞助，后来，二陈的CC系就成了蒋分化其他派系的得力工具。在国民党内，CC系是最反动、最封建，可能也是最腐败的一个派系。陈立夫比陈果夫的地位更高，他在美国受过教育，后来还参与了法兰克·卜克曼在牛津发起的基督教道德重建运动。

其他较为次要的特务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朱家骅一派，它的权威来自于国民党，职权范围几乎和竞争对手CC系完全一样。此外，小特务网更是多如牛毛，几乎每个重要的文武官员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各省政府也不例外。

1940年前后，包括主要的政治警察在内都害了全国性的通病。戴笠的人在前线利用职权走私，而陈氏兄弟和朱家骅委以重任的人全都是只知溜须拍马的草包。在小特务网里，大家都以图谋私利为主要目标。所有这一切都与国民党的模式自然吻合了起来，原因在于，倘有一个警察组织效率高，它就会强大得使人不安，就得予以吞并、分割、削弱，而此种格局则可避免一家独大，维系平衡。

自然，外国人很难得知特务组织的内幕，但警察逮捕惩处的权力显然是无限的——尽管国民党曾把保障人权写在纸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有关他们腐化堕落的传言一点儿也不假。显然，大多数特务都将精力用于谋取私利，有时胡乱非法逮捕，那只是应付上级。真正的日本特务在国统区行动是相对安全的，集中营里满是无辜的年轻人、因幼稚好奇而看了点马克思著作的中学生、被公报私仇的政府小职员，如此等等。太平洋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因为国民党有美国撑腰，就更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了。我那些蹲过集中营的自由派中国朋友对我说，和他们一起的囚犯大多案情轻微，只不过沾了点政治边，至多不过是些业余左派而已，其中还有许多学生娃娃。

本性懒惰和投机的各色草包警察所统治的集团，其效果倒是超乎想象的。除了马寅初教授那样意志坚强的少数人，我所认识的那些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国政治人物，或迟或早要么被可怕的反动势力腐蚀扭曲，要么干脆就看破红尘了。特务一旦动起手来就可以目无法纪地蛮干，于是许多人在权力震慑下退出了政治舞台，或遁入宗教，或发国难财，或打麻将牌，或搞金石书画这些“清谈”。还有些人学乖了，光说不做，内部也被分而治之。

要不是由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及时到来，我不知还会在重庆待多久。他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创始人之一，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工合”是一场实验运动，旨在实现分权化的、温和化的社会主义工业组织。艾黎常约有意撰稿的人一道旅行，我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们约定同赴他下一次的田野调查。这回他要去的地方是陕南的宝鸡，那是一个最大的“工合”中心，在离中苏边界数百英里的公路上。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史家只顾大城市里的大事件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闻得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意义的是了解不大引人注目的、更有中国特色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年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就在想，1789年至1791年的图尔或者第戎是什么样子；我也揣测过1776年的哈特福德和萨凡纳、1919年的鄂木斯克和敖德萨是怎样的光景。在重庆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下定决心，自己主要的研究目标是小村镇，距离首都越远越好。由于国民党情报部门无意协助我离开重庆，艾黎的约请就成了我开溜的最好借口。于是我设法搞到了通行证，并于1月搭上“工合”的卡车，离开重庆去往宝鸡。

在重庆度过的最后几个星期简直像是一场噩梦。冬雾如此浓重，中午的日光也如同清晨微光。泥泞逼仄的街道上拥挤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家家户户的门窗好像都被人给挤大了。在迷蒙的山雾中，环绕山崖的喧闹之声听得更加清晰了，组织起来的集会游行中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圣诞节是国民党政府的公假日，原因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委员长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新年也是假日，理由则与西方并无二致。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废除了中国旧历新年的一切仪礼，可它却允许按旧风俗庆祝公历新年，以暂时消除战时的疲累和困乏。

我对重庆那最后几天的印象是，人们走上了旅途，却不知何处是终点，这或许正是我目前的困境吧。盛大的节日游行是由各保甲强行安排的，人人表情木然，谁也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他们踉跄地拖着脚步，只在接到指令时才喊口号、挥拳头。人行道上的人们只在出现好玩的东西时才有看热闹的兴致，比方说看到了竹架纸糊的彩色大炮、坦克、飞机。这支队伍的精气神儿和传统出殡仪式的差不多。嘉陵宾馆的除夕晚会上，应孔祥熙的宴请来了一些大使馆人员和外国人代表，黄仁霖走在孔的身后，大家唱着生日歌《他真是个棒小伙》向孔祥熙致敬，这一幕表演也和大街上的游行一样机械无聊。

新年后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第一次看到了蒋委员长，他的座驾匆匆穿过市区，朝长江边的一处民用建筑驶去，那里开大会的士兵正在泥泞的地上等他去讲话。和往常一样，他坐在黑色车队中的某一辆车里，其他车辆装满随从和警卫。他的车后窗上拉着深蓝色窗帘，据说是为了把金属薄板遮住，好显出他在薄雾中坐镇后座的坚毅形象。当第一辆随从车从大街的车流中疾驰而过时，街中心漫步行走的人赶忙躲上便道。领袖的车过来了，它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跳动自如，活像一只黑色的大美洲豹。这时人们不得不把举过头顶的雨伞拿下护着两腿，以免被溅上从车轮上甩出来的泥巴。

节假日终了时，长江两岸的两个世界都传来了奇异的人声。

在外国人居住的南岸，周末夜晚举行了盛大的合作聚会——自带酒水的晚宴，地点是石油公司的一所大房子。每个带酒来的男人都是男主人，但正式的女主人却只有一个，她负责料理食物，她是个欧洲无国籍的流浪者，给自己起的名字是“爱神”，因为在外国人的圈子里，男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女人，这名字是对这种情况和她本人的一种愉快的称赞。你要叫她“格鲁莎”也行。格鲁莎料理事务的能力和她讲的英语一样糟糕。当客人们带着大量酒水到齐时，常常发现这里除了花生米之外别无其他食物可用，而格鲁莎当女主人的兴致却非常之高。她郑重其事地摆开架式，等在楼梯下面，客人一来，就用蹩脚的英语寒暄道：“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希望你们喜欢吃我们这儿的自助式晚餐。”尔后，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一些客人从楼上往下一桶一桶地泼水，地毯都湿透了。仆人走进来告诉她，那位墨西哥绅士一头倒在花园里了，而她只是毫不在意地稍加责备而已。

一个星期六的夜间，很晚了，格鲁莎像醉鬼似的冲了进来，穿过大厅里的嘈杂之声和乌烟瘴气，她的一只胳膊绑上了绷带，因为上周末有张桌子被人推倒在她身上了，此刻她正在找那个新相好，那人已察觉到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超乎预想。在前半夜，他从卫生间里找到了一辆儿童车，就用那辆儿童车把她推着在寝室里转，可现在他不见了。

“阿尔伯特！他在哪儿？”格鲁莎叫着。

在通向顶楼的阶梯上发出了快步疾跑之声，有块衣襟一闪而过。

“啊哈！”她自己回答说，“他上楼去了。”然后就咯咯笑着追了上去，消逝在夜色朦胧之中。此处，江上漂来的雾气缕缕上升，正在结成滴滴水珠。

市区内，大批被招来参加爱国集会的人群面对主席台前用树枝搭成、用纸花装点的矮墙温顺地站着。主席台上，把中华神州的未来驱入黑暗的人们在挥汗高呼着应时当令的口号：“领袖有领导百姓之德，百姓有服从领袖之责。”

在南岸，那些把重庆的情况向世界各地报道的外国人却另有一种兴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末晚会正在进行，高级外交官正在神气活现地按礼仪入场，格鲁莎露面了。她的另一个相好伯布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里坐着。正当房间静下来准备接受女主人的迎接时，她却喊了一声：“哎呀！伯布！”同时歪身用一只胳膊夹住伯布的脑袋，把他搂到近前，“你才是我心上的好人！我要把你按在屁股底下。”

离他俩很近的人后来透露，他们看见她腋下有张发狂的嘴巴伸出来嘟囔着：“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把我抱进怀里去吧！抱吧！抱吧！抱吧！”

第二部　工合　中条山战役

第七章丨驱车北上

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人们只要行驶在公路上，就可以从容不迫地驱车在当天完成相当于从重庆至宝鸡的旅程。重庆的纬度和新奥尔良差不多，而在它北面的宝鸡则相当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重庆、宝鸡两地的直线距离为350英里左右，对美国人来说，这段路程实在不长，开车和朋友度假或者周末去大城市里逛逛街，也就是这样了。

可我乘“工合”的卡车从重庆到宝鸡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除了车子本身不行，主要是由于盘山公路泥泞狭窄，通行条件很差，而这却是战时首都通往北方各省和前线的唯一公路。它的许多山坡都那么陡峭，以致车子只能停停走走。有的拐角又太小，不倒车就转不过弯去。况且，此路并不从重庆直达宝鸡，而是先朝西绕道200英里，到达成都后再转向北方，因此，全程就有1000英里上下了。

重庆与宝鸡之间，气候差别之大也使人感到距离特别遥远，仿佛隔着上千英里。抵达宝鸡前的最后一段路在秦岭上绕了几个“之”字形。秦岭是从青藏高原的“靴尖”向东部延伸出来的一颗“马刺”，同时是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秦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海拔高达五六千英尺，一南一北，泾渭分明。重庆附近气候潮湿，不知霜冻，富饶的山谷中，椰树与橘树繁茂，群山上的灌木丛里，猴子和灵猫群集。而在宝鸡，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有时会把气温降至零度，疏疏落落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陕西大地上的树木品种也典型地反映了高原气候——都是些冷松、杨柳、橡树、桦树之类。光秃秃的群山中，夜间还能听见狼嚎呢！

1月的清晨，天色尚未破晓我离开了重庆，和10多位“工合”旅客一起乘上卡车，叮当作响地穿过了遭受空袭的郊区。路旁，泥巴和竹子搭起来的临时房屋有办公室、宿舍和商店，人们就在那里工作、生活。我们把行李搬上汽车，在上面拍拍打打，码成几行鸟巢或狐狸洞似的睡觉小窝。

我的小窝旁边有位老先生，他具有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不修边幅的特征，衣服破破烂烂，好像一个扣子也没有，都是用别针或五颜六色的绳子系在一起的。他手持一根多节手杖，原来是支笛子。有人告诉我，他是上海一家大买办的子弟。旅途中，他给我详详细细地讲了在欧洲的30年游学时光。他什么时候想学，就什么时候学；想在哪儿学，就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是一位无所不通又一无所精的杂家，从拉辛到会计都略知一二。当他听说我要到宝鸡时，就殷切地建议我去西岳华山一趟，还说：“我们可以像大诗人一样，乘白驹而登紫阶。”

在路旁小店投宿时，我和他同屋。翌日破晓，一觉醒来，他已穿好衣服，正用一把设计巧妙的日本指甲剪在烛光下修眉。他提醒我，卡车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当我手忙脚乱地穿戴好爬上车时，这位漂泊异乡的学者已经躺进了窝里，用黑白方格的围脖把自己的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有满布皱纹的鼻子露在外面。他撩开一块布，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谈话，主题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无知，他建议欧美各图书馆收入中国的史籍。对此，我当然赞同。不过，假如他的提议当真实现了，他依然不会满意。他还说应该想个办法，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讲中国的书。当卡车歪歪斜斜地穿过迷雾和稻田的时候，他沉思着，最后脱口叫道：“对，把那些书放在宝塔形的粉红色书架上就行了。”

卡车之前穿过一片小松林疾驶上山时，路旁出现了一个飞檐翘角、红白两色的漂亮木塔，这就是老先生书架点子的来源吧。早饭前的清晨又湿又冷，可是拿老人家的幻想和重庆那些冗长的政治闲谈比一比，倒觉得有了一丝愉快的气息。第三天，路易·艾黎在成都上车后，我这才晓得，这位老先生的怪癖依然是政治性的。

路易说，早年间这位流浪的学者曾是个活跃的国民党员，那是上海政变以前的事了。当时，北洋军阀和外国列强都把国民党的活动看成过激行为，对其党员严加搜捕监禁，有时甚至会处决。在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前，那位老先生曾甘冒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对宦海逐鹿全非行家里手，他很快便失去了特权阶级的地位。

抗战开始后，他仍未能如愿地在政府中从事爱国工作，只得单枪匹马，以私人身份协助伤员向大后方转移。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后，又来到内地，在“工合”或红十字会等民间团体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做些杂事。他时常去战地医院当志愿勤务兵，为伤员烧开水，给文盲代书信件。但是，抗战初期那种热火朝天的局面逐渐消逝了，他的兴趣也就逐渐转向笛子、神话、彩云和昆虫羽翼了。

路易别有一种风格，与老先生一样不同凡响。他身材不算高大，但长着一副宽肩膀，一个鹰钩鼻子，轮廓粗粝，给人一种魁伟的感觉。当他坐下来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当他爬上车，躺在一堆箱子、行李卷和其他杂物上面，用毛毡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迎风露出的那张脸简直有预言家的风采。他没留胡子，头发是红色的。

路易不喜欢谈来中国以前的经历，我只知道他出生于新西兰，取名于一位他父亲所敬重的毛利族酋长的名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过伤。几年后来到上海，在工部局一个管理国际港区的机构工作，从工业部逐步升迁到工厂总督察之职，任务是检查工厂，不得有火灾隐患或其他有碍卫生、危及附近地区之处。为此，他不可避免地就目睹了厂内操纵机器的工人们那种奴隶般的生活。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和大多数上海的外国人不一样。他没心思在夜总会和俱乐部中过灯红酒绿的生活，也没结过婚。和一般时髦的单身汉不一样，他也没有把钱花在赛马和水上豪宅上。他收养了两个男孩，他们都是灾荒中的孤儿，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用来做慈善事业，建大图书馆，收集各种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劳工和经济问题的书籍。每逢假期，他就去内地旅行，有时主动做些救济工作。

日本占领上海不久，他的两个养子都参加抗战去了，把他孤零零地留在舒适的住宅里。当斯诺夫妇刚开始与少数中外人士议论筹建“工合”的时候，路易·艾黎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图书馆和其他一切，把大部分积蓄献给了“工合”作为基金，并于1938年随他的一个养子来到汉口。为解燃眉之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协助他获得了国民党的批文。当时统一战线尚未被彻底破坏，政府答应每年给“工合”一定数额的补助，以弥补战时损失的工业生产。此外，在英美本土和香港等其他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也建立了许多委员会为“工合”筹集资金。

在中国，“工合”这样的运动唯有走向大众才有成功的希望，路易·艾黎也从不夸大个人尤其是作为外国人的作用，这是很少见的。尽管如此，大家都承认他是筹建“工合”最积极的那个人。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他所做出的努力也比任何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多。

在“工合”开始的头四五年中，他是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除了为募款而一年一度去香港——还有一次去新加坡——他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了崎岖陡峭的西部山路上。他在有“工合”组织的地方停留的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周。从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看来，在我所认识的外国人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最中国化的。他不像多数外国学者那样聚集在恬静的湖边埋首书卷，而是愿意活跃于中国的汹涌波涛之中，更不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样，用“西方习惯”和“舒适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咖啡。他的咖啡从来不断，都是国外友人寄过来的。由于能和中国同事们平等相处，他身为外国人反而有一点便利。每逢“工合”内不同国籍的人之间有点小分歧的时候，他们总愿意对路易·艾黎坦诚相告，反而不愿和本国人谈。

在我离开重庆之前，听说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和反动，路易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伙和孔祥熙亲善的美国传教士和某些顽固派上下其手，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他打击中伤，阴谋把他以及他的自由派同事赶出“工合”。有些传教士乐于从事这种阴谋，是因为“工合”不仅有声望，而且在国外还有很强的募款能力。国民党也乐于这么干，因为他们已把自由派执掌的“工合”视为危及现状的因素，并为此感到不安。那些传教士的打算是把“工合”转变成救济机构和政治门面，把钱变成食品、衣物发给穷人。可是路易和支持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却坚持把国外的捐款用来兴办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技工培训，这样“工合”的活动就不会局限在无法自立、靠救济金过活的手工业者上，而是能转变成为一项能够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运动。批评路易的人率直地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因为他要从事的改革并不是由国民党发动的。他们推论说，他会像19世纪的商业冒险家一样招人讨厌。

我从来想不出这些批评者们会怎样解释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合理性，作为传教士，他们传布的宗教也并非国民党所发明的。如果按他们的定义，假如承认谁做了未经国民党赞许的事，谁就是“帝国主义分子”，那么路易就确实是“帝国主义分子”。

具体事例有二，均发生于我们这次同行北上的旅途之中。

有一天，在我们车旁路经一队士兵，他们筋疲力尽地行进着，有个小军官正在用枪柄揍一个士兵，那士兵骨瘦如柴，是因病弱不堪而掉队的。路易把车停下，跳了下去，赶开小军官，并用中文臭骂了军官一顿。我相信，起码在那一天，这个小军官再也不敢体罚士兵了。

走了一程，卡车来到一个村子，便停在那儿上水。路旁一列应征入伍的壮丁正在休息，路易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壮丁都被像奴隶似的用绳子捆在一起。有个男孩，看去不过十三四岁，竟设法挣脱了绳套，他求路易帮他逃跑，这时押壮丁的武装警卫正在公路另一边的茶馆里喝茶，没注意这边发生的事情。开车时，路易坐在邻近壮丁的车厢边缘上，把一支腿耷拉在车外。那孩子应他的召唤，跑将过来，一纵身趴到了车厢边上。直到完全出了村，路易才把那孩子留在田地里，好让他平安回家。

从成都出发的第一天，我们穿过了阴云遮盖的田野。水田都还没有插秧，因此田里大半是水。路旁，收过甘蔗的地里有些白鹭正在漫步，一见大卡车过来就踏步跃起，展翅飞翔了。离开成都的第一天，我们穿过这片乌云密布、翠绿中带着沉闷的区域。远处灰色的山脉连在一起，像是一排沉睡的动物。路边，蜂巢状的制糖厂冒出两缕烟雾和蒸汽，一缕黑色，另一缕纯白。卡车靠近的时候，白鹭从糖厂中间空地里的坟墓中飞了出来。

翌日清晨，天空显出迷蒙的蓝色。一条条清澈碧绿的激流咆哮着，把白色圆石块从迂回曲折的河床中滚滚冲下。山顶虽有霜冻，但在既见阳光又能避风的山谷中，棕榈树和其他常绿植物却依然闪耀着露珠，如同亚热带树木一样茂密。公路延伸到了山顶，整个世界沉入绿色条带的海洋。北方蓝色的山脉自地平线凸起，像一排模糊不清的盒子。长颈水鸟飞过头顶，黑白两色的鸭子在激流中的石头上蹭着屁股。公路旁出现了两排古柏，树荫下是从成都通往西安的古代石铺栈道。历史上，无数大军曾行进在这条古栈道上。山顶的黑松林中有的是神龛佛像，红白两色的巨大庙宇却已坍塌倾倒了。正史和传说中都有记载，这一带从三国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的战场。

从成都出发快走完第二天的旅程时，我们来到了嘉陵江北岸的广元，北国就在眼前了。当卡车来到南岸时，一些农民正在路旁的水田中耕作。他们用水牛拉犁，这是从此地直到印度支那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氤氲的夕阳余晖中，秧苗在秧床中闪闪发亮，现出一派翠绿的夏季景色，了无半点瑕疵。这景色在我们身后那大半个中国的水稻种植区是到处可见的。稻田旁，宽阔的嘉陵江迂回着向东南延伸通往重庆，江中挤满了帆船和舢板，它们是河湖纵横的南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可是，嘉陵江北岸却又到处是骆驼，在干旱的北方，骆驼就相当于南方的船只。戴皮帽的北方人和缠头巾的南方人把货物在船舱和驼背之间往返搬运。由北向南运的是皮毛，由南向北运的是大米、食盐和调味品。在骆驼队的上边，广元的无数房顶杂乱无章，显出一片灰色的北方景象。在城外，秦岭山脉脚下的山丘是光秃秃的，山丘上散布着红色的条带。那里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雪了。

去广元的路上，沿途地里农民很多。我感觉我们的卡车从来没有远离过人声，在水田里，在那些被村子、灌木丛围起来的岛上，到处是繁忙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工种繁多，节奏奇特。这一切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以美丽山丘为背景翩翩起舞的演员。在山坡上，有个缠足妇女背着一堆高高的树叶，迈着小碎步前仰后合地往坡下走，面部毫无表情。丛林中，有块大石头上面还压着另外一块，有3个孩子郑重其事地各用一根棍子推着最上面那一块石头团团转，好像在进行一种什么纪念仪式。路旁，苦力们肩上的扁担上下起伏，和他们的步伐节奏一致，简直像是在跳华尔兹。一群群人用绳索把大石头高高抛起，在路面上砸坑，那样子看上去更像是表演而非工作。

这一切都使人大开眼界，但我原有的一种想法却被彻底打破了：这些人物是专供西方人欣赏品评的芭蕾舞剧演员。任何与路易同行的人都无法保留这种想法。虽然他的领域是工业，但他早已看透：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他多年在农村和城镇从事“工合”工作，使他获得了这方面的直接感性认识。对于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一切，他都带着尖锐的讽刺意味向我解说，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理解了表面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倘若让我自己摸索，那真得花上好几个月工夫呢！

原来，那些有节奏地挑东西的人是在士兵看管下运土的，是强征来的筑路民夫。筐里的土是从他们的田里铲起来铺路的，都是珍贵之至的表层肥土。他们如此出工出料，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相应的报酬，丛林中的3个孩子是在磨面粉，那是供城里做糕点用的上等面粉而非自己食用。从他们破烂的穿着看，他们大概从没尝到过那些糕点的滋味。在山坡上一步三摇的小脚女人背的东西远远超过她自己体力的负荷。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前色彩鲜明的年画、香烛都是为了用来迎接旧历新年的。这些在重庆之外到处可见，表明人们依然想用迷信来应对无法理解的灾祸。殊不知迷信徒费资材，却毫无效用啊！在公共建筑上刷的战时大字标语中，常见的字眼是要人民服从，而不是鼓励全民奋起抗战，“服从领袖，复兴中国”、“听领袖的话”、“学习三民主义”，如此等等。

路旁出现的奇异民俗很快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更显眼的是人们因劳累过度而长满结节的四肢。他们的手、脚、腕部因营养不良而消瘦干瘪，头发干枯，两眼流露出病态的光芒，就连大地的美丽景色也被人间的苦难玷污了。奇形怪状的树干上斑斑点点，看上去像是在一根棍子上喷了粉末。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代代农民到处找柴烧，树的下半截的枝条早被人砍光了。石子铺路的大道旁，庄严的柏树也露着粉红色的伤痕，因为陷于冻馁的人们最近不仅剥光了树皮，还砍光了枝条。点缀这异乡景色的有时是在丛林中漫步的、好像在冥想的金鸡，但更为常见的却是士兵们的死尸，它们被抛弃在冰冷的河水里，仰面朝天，凄苦异常，任由涡流漫过腰身和肩头。

在离开成都后的第三天，卡车在广元城外进入了嘉陵江边的一个峡谷中，两边陡峭的山崖直垂江底，陷入大堆礁石之中，江水清澈透明，石块和岸上石壁一样历历可数。公路下，帆船和舢板在风平浪静的江面上航行，犹如在一块薄薄的绿色镜面上滑动。峡谷顶部的公路对岸耸立着一座亭子，据说苏东坡等一些古代诗人都曾到此汲取灵感。卡车停了下来，司机在用小棍子拨弄发动机。公路这边的山坡上有间陋屋，我们这些乘客就到那儿去找茶水或白开水。

房屋里面住着一对砍柴夫妇，他们卖的东西除了凉水，什么都没有。他们自己除了逢年过节，从不喝开水，即使在过节时也买不起茶叶。乘客们纷纷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回到卡车里，只有路易留下来和夫妇聊了一阵。说是砍柴，其实根本就是割草，因为这一带山上的树木早就被人砍光了，这是砍柴夫妇自己说的。他们还说，他们种着山坡上的一小块地，却只能卖柴薪勉强度日。他们家从无隔宿粮，如果不能在城里卖掉柴薪买点粥，那么夫妻俩从一清早起就得挨饿。他们每年要交3块大洋的税，可他们要是不在山沟沟里种点玉米、豆子，就交不了这笔钱。这块山沟地不属于他们，所以只能偷着去种。他们说3个儿子都因“病”去世了，于是日子就比儿子还活着的时候更难过了。他们不止一次地诉说着年老无子的苦处。他们没听说过苏东坡，说实在的，他们连什么叫诗人都不懂。

在那天其余的时间里，我们又越过了许多崇山峻岭，大部分都只见岩石而不见树木，峡谷逐渐减少了。路易指给我看有多少良田被辟为坟地。即使在开阔的平地，那些坟地竟也在横七竖八地分割着农田。在靠近城镇和大村子的地方，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数以顷计的上好耕地都只埋死人，而不种活人吃的粮食。

路易说，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上等良田都被坟地占去了。路易满怀心事地注视着我们路过的片片坟堆，新坟上还装点了一些枝杆和彩色纸条。最后，他把手一抓用坚定的声调地说，要是他当了皇帝，就要把僧人道士、巫婆神汉、风水先生全都捉来，并且警告人们，坟地只能建在山里，而且四周要种上树，否则一律杀头。路易还喘着粗气补充说，这么一来，林木锐减的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在离开成都的第四天，我们进入陕西，跨过了秦岭山脉，我们在山脉南侧就已感到了严寒。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落在棕榈树荫中的岩石缝里，结成了小冰碴。棕榈树本是南方植物，从此再往北就见不到了。现在，它的叶子竟也镶上了白边，显得很不协调。看来，在气候分界线上，一股来自北方高空的冰冷空气一定和南方升起的湿云搅在了一起。山顶没有人耕种，但植被茂密，这似乎是在提醒着路易：这里看似荒无人烟，其实本来是可以很有生机的。有一次他路过这里，见到一辆损坏了的卡车抛在那儿，发动机已被本地山区农民偷走，只剩下了底盘。路易派了一辆“工合”卡车前往救援，没想到，到那儿时底盘也不见了。

过了分界线，云雾就逐渐稀薄了。我们的卡车沿北坡缓缓行进。田野上的风很大，树上的叶子已完全脱落，其色彩和气候一样，都与遥远的南方峡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峡谷的厚厚云层中往往显出一种浅淡的绿色。

蔚蓝色的天空下，北方的黄土山丘连绵不断，犹如橙黄波浪起伏，边缘上有红、紫、黄各种颜色。在荒无人烟的山谷底部，白色沙石上成行地长着银羽样的速生树木，天空正中并无半点云雾。饱满的太阳发出暖和的光芒，这是在重庆从去年11月以来未曾见过的。强光在沙土上形成的暖流满溢在无风的山谷中。在来自宝鸡的公路上，有一列装有汽车轮子的马车队迎面而来。这些橡胶轮胎可能是从“无路区”中被抛弃了的卡车上捡来的；也可能是因为日本人禁止中国人使用机动车，于是不得不把卡车拆毁，改装成马车。它们运载的是送去南方的皮毛和原油。当车把式催着骡马加劲爬坡时，长长的鞭梢甩出来的清脆响声在这块颤动着的红土大地上恰好成了最恰如其分的乐音。

路易谈到了马车的刹车，就是压在橡胶轮胎表面上的木块。他说，这种刹车法可能是几百年前发明的，原本是给铁皮瓦圈轮子使用的，现在用在橡胶上，对轮胎损害很大，不仅浪费，而且一旦坏了还没法替换。他有些失望地说，这是他在“工合”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他有时会引进一种西式的方法或设计，可没过多久，就会发现有某种他从未想到的、还来不及宣布禁止的古老习惯已偷偷地溜进来搞破坏了。他言语之间的情绪显得有些低落，但在卡车下次停车时，他却拿起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吹着口哨，开始设计用木材做原料的刹车了。他的办法是让刹车皮与轮子的里缘而不是外缘摩擦。

战争后期，当外国记者不被限制从重庆飞往中国共产党边区延安后，他们回来时常常做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国民党就辩解说，延安和重庆在天时、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太大了，在延安，干旱的沙漠气候让最贫穷的人也显得红光满面，而重庆的大雾则会使蒋委员长本人也看起来面有菜色，这种差别本来与政治无关，只是外国人太天真了，受了骗，从中得出了政治性的结论。我从未到过延安，但根据我的记忆，自从离开四川的乌烟瘴气，来到北方的阳光之下时，我就体会到，尽管同是国统区，但秦岭两侧的气候、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却非常大，可见国民党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从秦岭分界线下山，阳光之中，任何事物看起来都很美好，好像路易回到北方也感到很高兴，他怡然自得地继续着他那尖锐、辛辣的解说。农舍好像比四川那边陈旧一些，但人的块头却较为高大，面色也较为健康。我们的卡车所过之处，人们都笑呵呵地招手示意。村中的道路都已为迎接旧历新年打扫干净了。在大站双石铺，还有些刚粉刷过的建筑物和新开张的繁忙店铺。屋顶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看来颇为亮丽。在一堵高墙后面有个合唱队，队员都是些青年。我后来得知，本村有个专为官员子弟兴办的私立学校，那些青年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时他们正在唱国民党的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们的发音不错，唱的时候满怀热情。

从成都出发，一路上路易在我耳边叨念个没完的就是他的那个“工合”，好像那就是未来的极乐国度。可是，一到双石铺，我们就遇到了阴霾。路易和我原是打算在这儿住下来的，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把自己仅存的几百美元积蓄寄给了双石铺“工合”，要求他们给他盖间房子。他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家”，对于这个他经常路过的“工合”中心，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一间带壁炉的单间宿舍。一路上，他曾对我吹嘘说，他已是一家之主了，有一个有暖炉的家了。他的要求真是低极了，正如我这个以漂泊为生的人，只消有根手杖就行一样。可是到了双石铺后，我们在“工合”招待所待了两小时，在尴尬的笑声中，真相逐渐显露出来了：他的房屋尚未着手兴建，因为当地“工合”负责人断定，单间对外国朋友的尊严是非常不适当的，于是就用公款给他盖了一座有6个房间的宅子，后来又觉得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房，就把大部分房间分割成几份，由他们自己分掉了。再后来又得知，艾黎先生并不喜欢群居，于是就又计划重建住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行，况且艾黎的钱已经混在这6间房之内了，那就还得动用“工合”公款。看来路易此行是不会有暖炉房子了。可是，对他这么个乐天派来说，这点不便也不是什么事儿，双方笑了笑，我们爬上卡车告别，去翻越去往宝鸡的最后一道山岭。

宝鸡县地处秦岭脚下，靠近河西走廊东端。河西走廊西起高原，东过黄河继续向前，与华北沿海大平原相接，乍看起来是战时中国最好的地方了。尽管陇海路正在向西部山区延伸，而且从沿海“无人区”抢运了大批铁轨、枕木，但宝鸡仍是国统区在北方内地的唯一一处铁路枢纽。机车在车场内调动的样子有些可笑，它们呼啸鸣笛，喷出缕缕蒸汽，这是出川旅客遇到的第一个扣人心弦的信号：他们已从孤立的四川走进了另一个具有正常工商业和战时生活的世界。

宝鸡县地域狭长，旧城西端，位于结了冰的渭水和寸草不生的悬崖之间。旧城四周是古代的城墙，城内有若干破败的庙宇和衙门，还有上万个本地人住在里面，他们全都蓬头垢面。从火车站往东是新城，有现代马路，路旁有商店、住宅和工厂，是七八万难民的立足之所。主干路周围比重庆更加城市化，有碎石马路和铺了砖的人行道，路旁还有新栽的行道树和新盖的房子。这儿很少遭受轰炸，银行和大商店甚至还装有大块玻璃窗呢！我们的卡车在黄昏时刻开着大灯进城，光线耀眼。相形之下，县城的灯光就显得很微弱了。

但宝鸡之所以值得羡慕，不仅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其实在这方面，它连某些美国小镇都比不上，更在于这个流亡者的城市是在武汉沦陷前后几个月的沉重压力下兴建起来的，这才是它真正值得骄傲的地方。1938年夏，它是从注定沦陷的临时首都武汉可直达的最西边的火车站。千万户人家、整个的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源源不断地搬迁过来。那年10月，汉口沦陷之际，旧宝鸡城墙和铁路附近的平原上人山人海，到处是牲畜、帐篷、茅屋，到处是装有商品、机器的箱子。当冬季寒风从陡峭的悬崖之间吹来之际，日本人在本年度的进攻行动有望接近尾声，于是，建设开始了。

路易·艾黎以及和他交往的中外人士在汉口创建“工合”时，他们看出来宝鸡的地理位置会使它成为抗战重镇，就动用了第一笔基金来发展这个地区，这笔基金中有国民党政府拨给的500万元法币。在大规模内迁之前，他们从汉口派了一批“工合”指导员到宝鸡。他们还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进行磋商，在危急存亡的日子里，3人都给“工合”做了一些有利的安排。另外，新任宝鸡县长是一个年轻人，对“工合”持友好态度。于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迅速在宝鸡成立了，第二个月份就又建成了好几十个。当时，已有许多饥寒交迫的难民涌入了宝鸡。

新县长尽管忙于兴建宽广的公路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可还有意愿和余力来保护“工合”，使之不受少数将其视为激进运动的政客和厂主干扰。也许“工合”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一小撮人从私利考虑，也想先弄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动向再做打算。在此期间，他们愿意把生意让给任何傻瓜。等我到了宝鸡的时候，那一带已有70多个工合组织，工人有5000多名。他们纺织棉毛布匹，制造皮革和皮鞋等皮制品。另外，还打绳子、做肥皂、烧炭，制造其他多种商品。服务行业则有木匠合作社、铁匠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宝鸡的“工合”联社有个供销处专司批发商品，在宝鸡的主干道上则设有零售商店若干。联社还为社员子弟办了一座小学，并为成人开办了多所夜校和一家卫生所。它还开设了一个银行和一个消费合作社，社员能够用批发价买到“工合”外出产的商品。

在从成都来宝鸡的卡车上，我得知“工合”的计划说起来极为简单：每当“工合”总部的指导员来到一地，他们就会调查研究一番，看哪里有由战争造成的失业，哪里有未经满足的市场，哪里有可资利用的原料，然后，他们就办企业来填补空白，并在“工合”成员中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不足部分由“工合”总会借贷，倘有可能还会向国有或地方银行贷款。一旦有了足够数目的基层合作社，就成立联社，经营批发或其他服务性业务。联社每年能得到一部分政府资助，更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海外救济款，余款由“工合”自筹。

每个基层“工合”需有7名以上成员，每一成员至少要投一份股金。只有“工合”成员有权入股，每人持股比例最多为四分之一。工资与工时由全体会议表决确定。无论持股比例大小，每人只有一票表决权。日常工作由普选负责人担负。合作社要经常召开评议会制订计划，解决问题。任何成员或负责人倘有失职、欺骗或其他“反合作”行为，都必须由多数表决开除。社员需要住在一起的情况是常有的，于是就要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宿舍和食堂。委员会的成员有的有补贴，有的没有。

工资和利润分配完全由社员在年底投票决定，但指导员会劝告社员将五分之一的利润上交，其中一半用来改善本社成员的卫生和其他生活条件，另一半上交联社作为运营资金；其余五分之四的利润则全由社员分配。

在我抵达宝鸡的第一个晚上，“工合”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被安顿在“工合”区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家中。卢家在宝鸡城区的尽头。我们走过满地是垃圾纸屑的街道，路过装潢艳俗的店铺，然后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环境：墙壁粉刷得雪白，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具朴素而引人注目。这一切使人像走进充满进口家具的教会和港口一样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里并无任何进口货，连新式的建筑格局也是本土设计的。

第二天，我随路易视察了10多个“工合”基层单位，得到了同样深刻的印象。我们所到之处都很整洁有序。社员们可能事先知道他要来，所以早有准备，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因为无论是在一列窑洞、一座破庙还是在一组席棚里，凡有“工合”标记之处都洋溢着精气神，和肮脏的本地居民、冻馁的穷苦难民、浮夸的富裕流亡者的聚居区都截然不同，这是一种低调而忙碌的工业气氛。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小心谨慎、方向明确、一丝不苟。总之，要给这种精神下个定义可不那么容易，尽管它就像“工合”徽章一样引人注目。徽章是由艾黎亲自设计的。他把基督教青年会的三角形标志和汉字“工合”融合在一起。所谓“工合”，就是“一起工作”的意思。

“工合”的机器大部分是家庭作坊木器，或由前方托运来的金属制品，其中有些配上了木质部件，经过上油打磨，看来和刚进口的新机器设备一样。厂房和生活区都粉刷、打扫得一尘不染。老建筑经过改造后，阳光和通风条件都改善了。车间有指导员贴出的标语和图表，还有社员悬挂的趣味装饰画。宿舍里，每张床边的各种卫生盥洗用具都摆得整整齐齐。在这里，不讲个人卫生是一种“非合作行为”，是可以在评议会上批评的。社员身穿简单的棉制服，这本身就是新气象。人们微笑着，信心十足，还有些羞怯地流露出一点骄傲的神情。很明显，他们正在建设一种与渝宝路上所见的贫困状况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工合”商店里摆着质地良好的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对“工合”运动的解说比路易和指导员们的讲话、图表更有效。

到宝鸡后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晚上，我对“工合”的热情达到了高潮。当时，联社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欢迎路易的群众大会，地点是在“工合”西北办事处的大礼堂，以前那是一所地主家的房子。原本雕花的阴暗天花板被粉刷成了白色，墙上的画与工厂环境相得益彰。会议节目由卢广绵等指导员的简短讲话开始，但主角却是路易，他在正式讲话之前往往要先讲几个小故事作为开场白，可是还没等他开口，听众就先笑了，从这笑声中可以听出，大多数听众听过他的讲话，而且每当他来宝鸡时，大家都想听他讲话。我知道，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反应。他对我说过，中国人对外国人是有疑心的，要想相处融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显得滑稽可笑，就像跛子或畸形人为了消除歧视，也会专门提起自己的生理缺陷一样。他讲了几件事，主题是鼻子太大和一头红发带来的麻烦。然后，路易言归正传，讲到有关“工合”的意见。他从成都启程后，一路上跟我大致说过：

在数以千计的农村市场中，无论挑出哪一个，都可以说明中国工业化的性质。衣服、鞋子、家具、农具的主顾都是农民。这些货物绝大部分来自老式手工作坊，与几百年前一个样子，生产过程也是陈旧的手工劳动。现代工业品很少，因为机制品需要厂主投入大量资本，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于是产品价格就必得比手工产品贵些，销路便打不开。农民们只买得起最廉价的产品啊！人口过剩和贫困使手工劳动的成本低得可怕！

大一些的城市有部分店铺出售简单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布匹，即使在货物必须从沦陷区走私的战争期间，也都照常销售。这些货物和任何西方国家的工农大众——人口的大多数——所使用的货物相比，在一般价格和质量上都别无二致，但在中国内地却只能为少数中上等人家所享用。况且，在任何省会所出售的工业产品中，都有一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或稀罕玩意儿，诸如米老鼠梳妆镜、暖水瓶、酒杯、高耸的卧房用灯、船形或屋形的幻术钟，还有各种化妆品。总之，这些出售工业品的商店都是为少数富有的中国人服务的，他们为享乐和排场而购买的西式货和为实用购买的物品一样多。

看看这些店铺就能明白，现代工业只在中国的外缘触及了一点表面。它摧毁了古老农村经济的平衡，可并未产生一种新的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工业十有八九，剩下的一成在其他少数沿海城市。把这些工业都加在一起也抵不过比利时这样的欧美小国。

只要中国人的购买力还不足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工业品，就无法像西方那样在中国展开一场产业革命。“工合”道路的合理性就在这里。随着小企业工人开展集体所有和利润分享，他们的购买力会提高，企业也会壮大。“工合”发展起来也会给自己的产品形成市场。“工合”制造的都是日用必需品，价格也是普通人消费得起的。由于“工合”总是从很小的工业开始，第一步总是用手工生产，因此就没有必须定高价的压力。

“工合”还会触及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的贫困。有了工人和雇主的双重身份，他们可以自行安排任务和工时。农村中可以组成半日制和季节性的合作社，利用冬季农闲和其他农闲空隙来增收。目前，只有少数自愿建立半日制“工合”的织工、铁匠、陶工能筹得初始资金。至于劳力资源，只要有七八名农民愿意拿出全部的剩余时间来，就肯定是可以建成一个“工合”的。

“工合”是作为抗战爱国运动而兴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样一场长期战争中，经济问题一直非常严峻。如果想打胜这场战争，那么，未沦陷区的生活就应该比沦陷区更好。对此，“工合”的产品和它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果“工合”能在战争结束前获得成功——它是可能在战争胜利前建立起遍及全国的繁荣工业网络的——那它便能对战后事业产生影响，私营业主再也不能像战前那样对待工人了，沿海的工厂主在战前是把工人看成半奴隶的。“工合”还会防止沿海工业重新沦为国家边缘的点缀，让中国不至于回到欧美工业品倾销市场的地位。

然而，“工合”最有益处的地方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国要走民主道路，这是政府和民众所宣示的共同意愿。“工合”的道路恰好就是民主预备的最好办法。只有在社员们具有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感时，“工合”才能成功，民主才能成功。

在中国，贫困使得上述国民特征难以成长；若是经济上的安全感有所巩固，则可以较顺利地发展。就这点意义说，“工合”也可以发挥引路的作用。每个“工合”社员不仅可以通过这个合作的、民主的组织改善自身生活，而且会感到自己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工作。

尽管宝鸡的“工合”社员已多少次听过这篇报告，但他们还是扬起了脸，表情就像刚刚发现阁楼上的旧书竟是莎士比亚剧作初版一样。路易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就座了。人们开始传递茶和花生、瓜子，今晚接下来是自主报名的文艺演出。

这儿的一切显示了一个新世界，或至少是个新团体的面貌。我所指的不仅是那些洁净健康的面容，朴素大方的衣服，这二者，你在普通的中国大街上也能找到，只不过没有这座礼堂那么多、那么集中罢了。“工合”的特点主要在于自信乐天的神情和家人般的团结和亲热，这种感情感染着台上的业余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也感染着一般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受过较多教育的上层人员，如指导员、管理员、会计员等也受到了感染。显然，人们不仅珍视这里的一切，更有新鲜、稀罕之感。当表演者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从舞台上蹦上蹦下时，那兴高采烈的劲儿更显得他们天真憨厚，他们是自信而不是自傲，是亲热而不是起哄。此情此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国民党会议的特点是冷冰和礼数。在我的记忆中，可与这里的“工合”晚会相比的，只有我童年时代参加的童子军晚会。

唱歌和其他节目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一位青年指导员表演了口技，模仿了农民打场、空袭警报和一辆烧炭的卡车在山路上出故障等各种常见声音。一小队“工合”幼儿园的小女孩上台表演了她们自编的“日本歌曲”，其实只有些“叽里咕噜”的声音，像只拨快了的钟表。观众中发出了阵阵整齐的呼喊，要求几位来自纺织合作社的缠足妇女“来一个”。她们凑在一起叽咕了一阵，那神态比幼儿园的女童还天真。后来，她们登台演唱了一曲《小放牛》，讲的是放牛娃与过路天女嬉戏的民间传说。接下来，一位从沿海来的工程师唱了一支战前上海电影中的爱情歌曲。他的唱法大有歌星平·克劳斯贝的派头，每小节结尾都有几个“布、布、布”的声音。再下边的节目来自运输合作社的一位原籍甘肃的司机，他唱了一首激情洋溢的小调，声音是半唱半吼，内容是骆驼的一生。礼堂地上到处是花生、瓜子皮，地板逐渐看不到了，屋顶下弥漫着吸纸烟的人喷出来的团团烟雾。

晚会在子夜结束，大家站起来齐声唱歌。严肃的神情又让我想起了唱童子军军歌《星条旗》时的情景。人们放声歌唱了四五首激昂的抗战歌曲，这些歌在抗战初期曾四处传唱，后来就很少听到了。在歌声中夹带了一阵从远处传来的枪声，显然来自城市上方的悬崖，在温暖明亮的礼堂中听得很清楚，但没有人注意这次的夜间干扰。

“这是什么？”我问身边的一位指导员。

“土匪吧，”他笑着说道，“当兵的，逃兵。这些人怕饿死，所以开了小差，但也怕回到家里再被抓丁。每年这一带山里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今年冬天，他们就在城镇附近抢劫。”

第八章丨虚情假意

路易坦承，他所以要我和他同路是想要我写文章正面报道“工合”，好在海外募集基金，外国朋友得听说“工合”进展顺利才会乐于赞助。可是他太老实了，不会自吹自擂，使我对“工合”的乐观想法遭到损害的，恰恰也是他。大礼堂中的歌唱人群对山上的枪声置之不理，但他们的运动既然生长于这样一个社会，总归不能免受其伤害。

我和路易在宝鸡同屋居住，他来到此地的消息一传开，就有许多“工合”社员、指导员、管理员蜂拥前来看望，从早到晚，接连不断。每位来访者都带着一肚子委屈或问题。没几天，我对“工合”那种简单明快的看法就被一大堆麻烦、阴谋和挫败弄得模糊不清了。原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组织，一直在破产的边缘蹒跚前进，不断遭到反对派的迫害、愚昧与落后的阻挠、战争与气候的打击，而其成员也都是会犯错的凡人。

最初不尽如人意的只是些小事：有个打绳合作社为迎接路易的到来而挪用公款粉刷墙壁；另一个制鞋合作社为了多赚钱而制造奢侈的高级鞋；还有个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无法和私营企业竞争。精心绘制的图表悬挂在所有“工合”办公室和厂房里，反映资金、产量、利润的曲线在上升，可是，没有几个合作社的收益增长速度能赶得上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速度。从数字上看，收入每月都在增长，但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价值却在减少。

初来乍到的新鲜劲儿消失之后，我必得承认“工合”即便在它的示范点宝鸡也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私营企业的工人数目远远超过“工合”社员，而“工合”的示范也并未改变他们的工作条件。城市主干道上有3家“工合”产品商店，但旁边至少有100家出售私营工业产品的竞争者，最火爆的商店卖的是来自沦陷区的走私货。私营工商业者认为日军不会继续推进了，于是重整旗鼓，正在煽动反对“工合”。

在那漫长的冬天，我听到了许多“工合”的具体困难，在这里，我不想一一详述。现在回头看，那些困难似乎无关紧要，不过说明了一个小组织开启了一场错误的冒险，后来逐步走向失败而已。1941年，当我去宝鸡时，全国分布有2000多个“工合”组织，其中有的规模很大，一派蓬勃气象。1948年，当共产党向长江进军时，解放区内还有一些共产党经营的工业合作社，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却只剩下300多个了，而且其中大部分已无工可做。

“工合”后来的发展为其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性意义。虽然它的理念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但它与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其他影响力并无不同：希望用改良而非革命的办法来推动中国的变化。“工合”所遇到的困难很可能在其他与中国遭遇类似危机的亚洲国家以别种形式出现。

一天早上，我同路易和西北区主任卢广绵一起去视察“工合”实验工厂，它正在为国民党生产军用毛毯，从这里我看透了“工合”与周围的环境已经做了多么大的妥协。它是全国“工合”中最大的工厂，但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这笔订单是与军需署签订的。军用毛毯数量高达50万条，这是国民党高层近来向“工合”表示的少数虚情假意之一。为了政治的原因，这批军毯需在军需署指定的日期内按质、按量完成。由于通货膨胀，还必须在成本超过合同定价之前交货。

凭借“工合”的力量，无论它有多少优点，速度也肯定没有那么快，它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么大一批订货。于是，组织就把原毛分发给几千户手工业者，包括农妇、学童、娼妓，甚至是宝鸡的日本战俘，让他们先加工成毛线，然后在工厂完成下一道工序，织成军毯，生产是由几百名男孩——确切地说是童工——进行的。从任何方面来说，这家“实验工厂”都不是工业合作社了。“工合”搞了个名不副实的幌子，仅就这点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的。的确，孩子们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都较血汗工厂高些，而且等生产军用毛毯所造成的压力稍见缓和后，应该就会被吸收成为“工合”社员，从而享有一切社员的权利和待遇。那时他们也已稍稍长大，可以不算童工了。就当时来说，他们给国民党加工的这批军用毛毯还真关系到所有真正“工合”的前途呢！

工厂设在宝鸡城外的渭水对岸，我们是在中午到达的，正值孩子们涌出院墙、相继回宿舍去吃饭的时候。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有棵大树，大树上吊着一架长长的秋千，有几个小工人笑着叫着把一个伙伴推了上去，让他在寒冷的阳光下晃了起来。这时，一小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我们身后下了山，前头几个押着一名胖囚犯，他两手被反绑，身穿紫绒衣，头发蓬乱，连哭带叫。其他士兵扛着一挺机枪。押他的士兵喝令他进入旁边的一间厂房，听声音是在那里揍他。其他士兵把机枪放在树下，枪口对准工厂大院。院中的孩子们默默地溜到工厂后面，院外的也都逃散得无影无踪了。可怜那吊在树上的孩子，孤立无援，恰好就在机枪前面上下摇晃。他紧抓着秋千的两根绳子，身体几乎躺在了上面，然后一跃而下，弄得满身泥土，然后像个受伤的小鸟似的逃走了。

卢主任对这些事情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跟在他的后面朝工厂大院走去，路过机关枪和传出呵斥鞭打声的房子。厂房后面的院子里，孩子们吓得一群群地躲在各个墙角。这时，我们发现了两位穿便服的先生。他们都戴着礼帽，帽檐快拉到耳朵边了。卢毫无惊讶的神色，礼貌地向我介绍，这一位是宝鸡县县长，那一位是国民党乡党部书记。他们见我们走过来，显出了困惑的样子。卢广绵叫过两个孩子，吩咐去照顾客人的马匹，同时彬彬有礼而又冷冰冰地请他们进了工厂办公室，而把我们两个如坠五里雾中的外国人丢在了门外。突然，车间里那匹拉动梳毛机的大公马跳了出来，不体面地追逐县长漂亮的小母马去了。这时院中真是一片混乱。

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些士兵才抬走机关枪，带走了犯人，孩子们也各自跑去吃饭了。卢先生面带微笑和那两个戴黑帽子的人一道出现，并招呼着他们离去。然后，卢先生、路易和我一道步行往宝鸡去。这时从工厂大门起身后一路跟着个大喊大叫的妇女。她向着空地喊冤叫屈地说：卢广绵缺德透顶，竟让她丈夫被捕挨揍，还像普通犯人一样倒背手被绑起来，让他们全家丢人现眼。

路易和我一样，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不解，现在才开始听卢广绵亲自叙说原委。那穿紫绒衣挨揍的人姓孙，原是“实验工厂”的会计，是重庆“工合”总会硬塞给西北办事处的4名会计之一。除了一般的官僚习气，重庆总会还对下面做具体工作、赢得了一定威信的人心怀妒忌乃至敌意。

在宝鸡，这4个人被怀疑为重庆总会派来的特务或破坏分子，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们不是很称职，不久，有两名被发现做假账，就开除了。对孙会计和另一位会计的监视也加强了。孙会计开始扬言说，打击贪污的那伙人是共产党，他们在排除异己，还说他已发现“实验工厂”的孩子们里面也有共产党，并借口一点小事或捕风捉影的事，就重罚孩子们，甚至罚他们在院子里跪半天。他还从逃兵那里非法买了手枪、手榴弹等武器。

在我和路易来宝鸡前不久，卢主任宣布他要外出一趟，于是孙会计立即拜访了宝鸡县长和党部主任，声称他发现“实验工厂”里有共产党意欲图谋不轨，如果两位大人愿意在卢主任离厂后去一趟，他便可以指认有“危险思想”的人。可人算不如天算，监视他的“工合”社员早就把他私藏军火、与县长和党部主任勾结之事都向卢广绵报告了。

与国民党治下的所有省份一样，陕西的政治派系也是犬牙交错。最主要的派系是陈氏兄弟的CC系和黄埔系，民政部门的领导是CC系，他属下的重要职位也都安置了CC系的人。陕西的军队首长胡宗南当时负责封锁共产党的陕北边区，属于黄埔系，省内驻军军官亦多为黄埔系。

卢主任是东北人，属东北军余部，这支部队在西安事变前曾执掌该省。当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肩负着封锁共产党军队的重任。通过个人关系，卢也能找上黄埔系的人帮忙。宝鸡县长和党部主任都是CC系。卢得知孙会计的图谋后便拜访了宝鸡驻军司令，后者属于黄埔系，当然也就是CC系县长和党部主任的对头。他们安排好要在孙会计和地方官员会见时逮捕他，并趁着我和路易在这里押赴工厂。卢广绵认为，有外国人在场更能让对手蒙羞。

当卢广绵和县长、党部主任一起躲进工厂办公室，两匹马在外面追逐喧闹时，公案自然没有解决。说实在的，双方也没有进行正式交涉，而是都伪装成私人拜访的样子。此事后来的纠缠和发展都颇具典型意义。

此事的发展是这样的：孙会计自己就和CC系有联系，当时后者正向重庆“工合”总会渗透。孙会计的后台很硬，与此相比，贪污腐败和私藏军火当然算不了什么。在宝鸡监狱里，他对“工合”做了绘声绘色又愚蠢至极的检举，“他们唱了几小时的共产党歌曲”。他还神经质地提出要一架专机飞往重庆，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报告给蒋委员长。尽管这话只是做梦，可他在省会西安毕竟有重要人物相助，所以不久之后就被无罪开释了。

他跑去西安，在报上登了5天广告，说他“曾在宝鸡因故涉讼，蒙冤入狱，现已无罪释放，并将肩负秘密使命于日内前往重庆”。卢广绵下一次去西安时，孙曾企图雇用打手对付卢，最后是因卢随身带有保镖才未得手。孙最终搭乘一辆官方卡车去了重庆，行前还发出了种种威胁。几个月后，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孙的消息是，他曾在成都搞了一次静坐请愿，要求至少给他一架从成都至重庆的专机，言明自己有重要的反共情报上交。最终他拿到了一张普通航班的专座票。再往后，关于他的检举到底如何就没下文了。

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卢广绵的一次胜利。但实际上，“工合”并没有对周围社会进行任何进步的改造；相反，倒是“工合”多少被社会拖向了腐化。由于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实验工厂”雇用了童工。卢主任也早就学会了国民党内一切以自保为准则的官场套路，在此事的解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1941年，他已被“仕途抱负”和“圆滑狡诈”侵蚀，在“工合”内部搞起了分化平衡的把戏，将西北办事处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之后，他又因“抱负”抛弃了“工合”，试图在国民党内部负责职位高又清闲的工作。

路易对“工合”走上歧途常喜欢做这样的解释：“我们创办工合的时间不对。官员素质太差，1000年后才有希望；人民生活太苦，1000年前便该实行。”我想，回过头来看，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的方法的要害：赞成改良，反对革命。

要想进行任何现代化改良，都必须首先揭发国民党的弱点，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任何人只要对这个无法无天的政府不熟悉，就不会想到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工合”是私营企业的竞争对手，但我不认为国民党会因此而公开反对“工合”，不管他们说了哪些反共的大话，因为他们反对“工合”会引起美国的反感。而且，他们自己不是正在从私人企业家手上把重要工业拿过来搞国家垄断吗？

国民党之所以心怀恐惧，疑虑重重，真正原因在于“工合”采取和制定了在美国本会赢得称赞的进步手段与目标，诸如改善劳动卫生条件、加强教育、增进社会服务等。还由于“工合”号召工人自己团结起来，组成民主合作，以争取实现个人福利，而不是等着父母官的恩赐。这种号召在政治上是爆炸性的。在国统区，任何种类的独立社团，一旦显示出优越性便会扩散，成为要求各种类型联合与团结的连锁反应。这恰恰足以把国民党精心营造的、藏污纳垢的大厦化为灰烬。

国民党由于“工合”建立了地区机构而对它进行打压，但国民党并不完全毁掉“工合”。1941年时，它的态度只是明显不赞成，但似乎还不愿把“工合”组织消灭掉，甚至没有将拨款掐掉。显然，这是因为害怕有碍国际观瞻。

国民党是通过重庆总会来控制“工合”的。总会完全是个官僚机构，一切领导职位均由官方委任。政府通过一再“改组”、调整委员会的办法便可以制造混乱。在我能持续了解“工合”情况的这一段时期，一年内至少发生过一次改组，于是，任何长远打算就都谈不到了。况且“工合”运动的整个管理层都已渗透了大批国民党中央的亲信和亲信的亲信，他们的目的是阻碍工业繁荣和社会团结。非国民党中央亲信的人要么在威逼下遭到排挤，要么被利益诱惑另谋肥缺。

在基层，除非合作社获得成功，国民党并不会采取行动。宝鸡“工合”之所以遭到那么多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前两年它们发展得太快了。后来，它们明显不景气了，国民党的压力也就减小了。后来几年，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地方“工合”只要没做出什么真正说得上改革的成绩来，就不会引起官方警惕，有时甚至还能拿到点资助，接下来便又是套上金箍任其苟延残喘了。

这是有效的伎俩，因为在长期的逐渐萎缩中，“工合”的赞助人很难一下子断定前途无望。“工合”中最优秀的成员都是理想主义者，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参加进来。运动的停滞势头是逐渐显现的，这就使他们心存幻想，或许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他们的“工合”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他们留了下来，小心翼翼，尽量不开罪于国民党，而他们自己也被国民党分而治之。

国民党对“工合”的另一个制裁手段是在经济上压制。在预算上虽然还有给“工合”的资助，但数量的增长却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脚步。1941年，每月拨付的经营费不过8000美元，其中还有3000美元被重庆的官僚总部花掉了。

有时，重庆的银行也按通常商业贷款利息给“工合”地区机构和基层合作社放款，但是越来越难拿到款项。私营工商业者为了破坏“工合”，私下里与一直联系密切的银行家们串通一气。即便得到了贷款，“工合”也会碰到物价迅猛上涨的困难。这是任何投身制造业、不愿囤积居奇的团体所必然遇到的困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会把原料价格抬高，这让他们感到，只消把原料再卖出去就可以赚钱，制造产品不过是浪费精力和金钱罢了。同时，在购买原料、出售成品时，“工合”也与私营工商业一样，越来越听任官方垄断企业的摆布。

倘使其他所有办法都无法削弱“工合”，国民党就会掏出它最拿手的政治武器——戴上共产党的帽子。那些投机分子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强加于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例如，蒋委员长的侄子骑马外出，在西安附近视察“工合”时不慎落马伤了颈骨，有人竟会据此造谣，说这是“工合”与共产党的联合阴谋，还说马是共产党训练的。

投机分子借口反共，曾给一家印刷厂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合作社承印了某市政府的订单，负责人拒绝行贿，竟遭逮捕。于是，全体社员都跑去监狱门前整夜仰面大哭，像上坟一样。索贿官员被出了这样一番洋相后，只得把负责人放了。可是为了挽回面子，又逮捕了两名大哭的人，也说他们是共产党。“工合”每次遭受一次亲共的诬蔑，就在招工和申请贷款上增加了一层困难。

原宝鸡县县长是个进步分子，他在“工合”开创阶段曾对其大力支持。比起前述刁难“工合”的事情，国民党对他的态度更清楚地说明了它对一切改革的态度。

这位县长曾被逐出宝鸡达一年之久。倘使他只是致力于表面的现代化，专事筑路造林，就会讨国民党喜欢，也能保住“乌纱帽”。可他却试图改变旧的税收、征兵、拉夫的办法。他禁止把征收农业税的权力包给商人，因为他们比普通税吏更加贪得无厌。他把手伸得太长了，当地的地主和顽固派都成了他的仇人。为了把他赶走，他们贿赂了本县远郊的一些农民，要他们种植鸦片，然后就向上级告发，说县长有意纵容。当他抗辩说这是诬告时，西安的上级就劝他转去陇海路做一份待遇更高、事务不繁的差事。取代他的就是“实验工厂”事件里那位戴黑帽子的县长。此公到任后连修路这些表面文章都不干了。我到宝鸡时，东门外大街上的建筑材料已堆积在那里一年多了，一直原封未动。政治犯却有增无减，有时“工合”的人也难幸免，这就可以说明县领导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路易对“工合”的后半句总结是：人民生活太苦，1000年前便该实行。这在目前可能更加切中时弊。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在走向革命的途中。尽管我还没听说哪个政府像国民党这样腐败，但其中许多国家同样对改革没做好准备，与中国并无不同。

从理论上说，“工合”是一种可以在劳动人民中自行展开的运动，可实际上它却是一场必须自上而下加以教化的改革，特别是在肇始之际。出身于农民的工人，经过几十年贫困日子的折磨，养成了一种近乎迷信的胆怯和保守习性，你也可以称之为“愚昧”。他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即便对自己有利也不放心。“工合”指导员在农村工作往往遭遇敌意，因为农民们怀疑他们是政府派来的密探，搜集当地情况是为了加税。就算在农民中间搞起来“工合”后，他们的工作也会被充满无知恐惧以及沉重又黑暗的传统拖住。例如，厂房有时建好了，却开不了工，因为工人怕把本村的风水给破坏了。

在城市手工业者中，“工合”组织同样会遇到重重困难。他们为了适应“丛林法则”，为了自保，固守着一套非常顽固、狡诈、自私的传统。在宝鸡，我遇见过几个典型事例。有个制鞋社，选了个较为年长的负责人。他开过作坊，比其他社员技术高超，他赶走了3名社员，把人数降低到“工合”规定的7人以下，对留下的几个孩子肆意虐待，拳打脚踢。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合作社，就变成了牟取私利的血汗作坊了。

这种从中国腐朽了的过去沿袭下来的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一旦教育和工业发展起来，这些坏传统即使不毁灭，也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逐渐消失。真正需要的是那么一批人，他们能耐心地向人们解说，善于启发诱导，引人兴趣，巩固信心。由于“工合”付给的薪金微薄，这些男女必须透彻了解它的宗旨、动机和它在本国历史中的地位，才能安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必须熟悉西方现代思想，必须受过教育。

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用一代人的时间究竟能培养出多少进步的、西化的公民呢？我怀疑连一座小城市也不够用。尽管“工合”在日军侵华时期名声大振，但也只不过吸引了不足千名上述这样的人才。即便在战争最残酷血腥的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也只能找到100多名医生投身于薪酬微薄的爱国事业。这样的医生在国统区真是太需要了，而几乎所有留洋的中国医生都是自己开诊所药店，或留在沦陷区。再拿民盟来说，马歇尔将军曾承认它是中国的自由的第三党派，还曾延请民盟领袖在国共两党间斡旋调停。1946年是民盟声誉最高的一年，但它当时在全国最多不过有2万名党员，可能连1万名都不到。国民党内受过西方教育又能洁身自好的官员屈指可数，连10个也没有。

旧统治阶级若想再度掌握全国政权，看来唯有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一条途径了；那么，我似乎也就不必忝费笔墨来描写他们的无能了。可是我还是决定写，一部分原因在于，这关系着未来美国的对华态度。本书付梓之际，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依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建议美国支持流亡台湾地区或潜伏大陆的前上层阶级。我确信，如此行为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把探讨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看出，之前统治着中国的少数人的真实行为，与美国人对他们的认识大不相同。这二者间的差距说明，美国特有的那种“人类形态学”是我们对外事务中的一大障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总是以己度人。看见外国人会说流利的美式英语、熟悉美国的生活习惯时，我们就会设想，他们的思想也与我们一致。只要注意到某国在购买美国汽车、飞机和其他物品，我们就觉得他们在各方面都要现代化起来了。国民党所以能得到那么多的美国援助，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委派宋子文、宋美龄这样表面美国化、骨子里还是老一套的中国人和我们打交道。宋子文会像美国商人那样穿一身哔叽料子西服，而宋美龄则访问过我们的卫斯理文理学院。于是天真的美国人就相信，中国一定到处都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中国复制美国式的社会。习惯于如此想问题的人在美国大有人在，用不着我来一一点名了。近来还有那么一股风，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会打棒球，因此他们也即将民主了。这股风也是美国失败的部分表现。

在中国建成一个美式社会是永不可能的，因为中、美两国在阶级分布的规模和性质上的差别太大了。美国所拥有的，美国人珍视的一切，包括民主政府、由私人利益推动完成的相对文明的工业化、坚如磐石的基督教传统，都源于西欧和北美几百年的发展史，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美国式社会之所以能建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它必须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以实现公众福利，又有足够的教育以运用美国文化中日益复杂的思想和技术。

美国目前的平均城市化率超过四分之三。换言之，20万人中至少有15万人生活在城镇里，只有5万人靠务农生活。另外，无论城乡，几乎所有成人都能读书看报，能够参与选举，在需要时也可以进行公共活动。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实际能达到或超过的至少有一半。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高中毕业生，十分之一上过大学，至少有一半毕业。在这20万人口中，扳着指头粗略一数就能知道，上过大学、有条件走上高位的人数不下2万人。实际上，文化教养高深、有机会成为领导人的美国人总数远不止于此。

再看国民党社区这边，哪怕是要达到与美国勉强可以比较的程度，人口结构方面也必须发生根本改变。在中国，几乎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假设一个城市有15万人，那么城外就会住着60万农民，而不是美国的5万。

农民大多是文盲，或是识字很少的半文盲。国民党经常宣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已经识字，但就我在若干农村所见，能供给子弟学会3000个汉字（读报水平）的农民是极少的。他们的常识也非常少，有些文字能读出来却不懂意思。他们对本乡以外的事情的兴趣，甚至还比不上美国三四年级小学生对世界大事的求知欲。

在这20%的城镇居民和其他非农业人口中，教育状况又是如何呢？国民党的统计数字看起来也是夸大的。国民党将军为了面子和军费，总是喜欢谎报军情，虚报战绩；而学校也和他们是一个德行。太平洋战争时期，我曾在中国若干省份做过调查研究。根据我的材料估计，在国民党治下的一般社区，只有非农业成年人的半数和成年农民的十分之一具有日常读报所需的识字程度。上过中学的人在识字人群中不到一半，在所有成年人中更是不到5%。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初中，即能够了解一般的公共事务。

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之少简直不可想象。在一个75万人的社区中——当然，不是最发达的地域——我认为，最多有1000人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留学欧美、扎扎实实学习过西方思想的或许只有10多个人，而在美国同等大小的社区中，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会有1万到2万人。

这些数字都是我个人的猜想，可能标准有些严苛。中国少数半现代化的大城市教育远为先进，上述数字并不适用。但我仍觉得，这比某些美国人的幻觉更真实些。在这种幻觉中，中国到处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一旦国民党利用美国援助的资金和武器巩固了政权，他们便会推动中国全盘西化。

如果你只是知道，中国潜在的西方化公民和官员是如此稀少，你只不过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即便在这少数人里，也大多不能摆脱社会背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力求进步时，往往会产发生阻碍作用。

在分析这种背景之前，我想解释一下我笔下“封建”这个词的含义。我之所以选中这个词，是由于它最简洁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传统状况，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无关。大多数学者不把中国社会叫作封建社会，因为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有很大的差别。在中国，土地一直是可以买卖的；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土地只能从领主那里获得。中国没有完全的农奴，佃户破产时可以抛弃土地，外出流浪。中国人的家族遗产是分给所有成员的，而非欧洲封建制度那样只传给长子。

尽管如此，我用这个词依然不乏恰切之处。大多数农民一向就是农民，一向就被贫困牢牢地捆在他们的土地上，这和欧洲农奴被封建义务捆在土地上没什么区别。近几十年，日益增多的农民变成了佃农，要向地主交租，这和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向贵族纳贡一样。中国没有经商的中产阶级，现代工商业均被一小撮富有的地主及其亲友垄断，这也是封建的。

中国上层社会的形态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沿袭下来的。地主住在自己的庄园里。这些庄园或在县城内，或在大片肥沃的平地中，都有院墙把他们连同家属围在里面，形成了小小的安乐窝。在西方势力侵入前的若干世纪中，富人与农民之间虽不像现在一样贫富悬殊，但社会隔绝的距离是巨大的，界限是明确的。

与教育领域一样，政权也是全为一小撮地主所垄断。农民出身的学者虽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但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是阶级性的，主要是独裁的，靠上级委派亲信来施政。由于地主阶级及其亲友一直掌握着政权，永远不受挑战，他们就以为可以千秋万代了。他们觉得可以任意把政权当成玩物，把施政当成儿戏。政权永远是用阴谋诡计行使的，有时这就是那种错综复杂的所谓“关系”的必然结果。任何人都知道，在一种没有公开安全保障的社会中，获得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搞阴谋、拉“关系”。有时竟出现了那么一种现象：为阴谋而阴谋，为关系而关系，权谋本身简直就是乐事。

上层阶级永远占有土地，以此为基础，他们的经济优势同样固若金汤。除土地之外，他们不懂还有别的价值标准。他们知道周围有众多的农民，从佃户的村子、贫瘠的农田直到沼泽、沙漠、连绵群山，到处都有农民，这是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唯一事情。身居地主外围的大众有个传统的称呼：“老百姓”。老百姓太多了，权贵太少了！

既然衡量财富的首要标准是土地，而金钱只是次要的，那么钱就只不过是玩具。农民的欠款和地租当然是土地财富的一部分，不可小看，但在上层阶级内部，货币往来并不重要，钱财本身只是一种符号，如同棋盘上的卒子，借出多少钱又收回来多少远不如“关系”重要。有了“关系”就有了钱，钱是在“关系”中易手的。

这种上层阶级的态度在当代依然明显，甚至在改革运动中也不例外。宝鸡“工合”的卢主任是个务实的人，1941年，他是“工合”组织中最先进的现场指挥员，可他的下属却议论纷纷，说他掌管的公款实际上是他个人关系的一堆乱麻；除他自己之外，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专项拨款可以挪为他用，或者放了高利贷；他把账目从一个合作社到另一个合作社倒来倒去（这种做法，无疑是会吓坏任何一个西方会计师的）；卢主任对由他经手发往基层“工合”办事处的款子，总要先在自己这一层压一阵子，然后再转下去。几年之后，我认识了一些民盟的人，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情况，说明有的民盟组织也存在公私不分的问题，资金账目除了当事人谁也搞不清楚。政治团体也与资金账目一样犬牙交错，原因自然是私利，有时则完全是出于习惯。国民党就是这方面的翘楚。

上层阶级周围的农民是很多的，就此而论，上层阶级的传统地位看似稳如泰山，实则危如累卵。权贵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筑起高墙，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说，是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

在这一切安全保障中，最突出的部分——也是最可能产生反作用的部分——就是冷酷无情的阶级对立关系。这在人为扩大的灾荒中表现得最清楚。恐惧心理可以解释地主们的无所不为。他们知道，受自己残害的人比自己要多得多。

中国的上层阶级也像某些西方殖民者一样，极其推崇享清福。他们把参加体力劳动或不舒适的生活看成丢脸的事，建立起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与老百姓截然分开。在我所认识的“工合”指导员中，有些人明知他们必须从工人中获得良好的威望，可还是放不下架子，不肯参与“工合”的体力劳动。后来，在美国协助国民党作战期间，一位美军军官生气地对我讲：有些中国同僚谈吐不凡，像是聪明能干的领导者，很明白封建军队的作风和弱点，但是一到过河的时候，他们却不像美国军官那样自己涉水，而是让劳工或勤务兵把自己背过河去。

对农民来说，更加吓人的是特权阶级用文字塑造的偶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有种迷信习俗一直保留到现代：有字的纸是神圣的，只能焚毁，不得当手纸使用。中国有一项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尊重学者的态度在西方常是引人羡慕的。但中国的旧学问大都是抽象哲学，文章本已烦冗，人们却还要在故纸堆里一再雕琢，于是学问就越发地僵死。

中国话并不难说，外国人不用多久即可大致与中国人聊天，但中国的文字却比较难学。中国人学会读写方块字非用几年工夫不可，而外国人学会用音标拼写的中文却只需用几个月时间。

迄今为止，汉字难学排外的特点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作用：它将一整套行为、思维模式强加在识文断字的精英阶层之上。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仍有一种普遍倾向，认为读写本身就是能事，文字与真相并不总是需要相符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文字被人写过、读过、说过，便拥有了独立的存在。

再以争论为例，凡事一经出口，人们就认为其中必定有实情的部分。在争论过程中，凡所说事实均必须与引起争论的原始事实划为同类。即便你明知对手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即便他也知道你看出了他的破绽，但你依然不能指责他在撒谎。你要讲策略：先把他的话接受下来，假装它是真的，然后把真话掺进去。这便是中庸。事情可以这么办，因为这场争论原不需要揭露事实；其目的原只在于达成妥协，搞好关系。如果这种妥协能使双方满意，就无须再去追究确切的事实了。语言不被当作表述观察结果的手段，而只是策略或玩物。

当然，这类事情各国都有，各种语言都有，但中国的上层阶级却把这套把戏搞得登峰造极，非同凡响。无疑，中国文字的难学排外是一部分原因。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虽然大部分很抽象，但永远有足够的个性和生命。在空话连篇上，当代最伟大的楷模莫过于国民党了不起的发言了。这类发言说国民党有能力行使政权、坚决抗日、打赢内战、重建国家。其实除了在演讲稿和书本里，这些话没有任何事实的成分。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中国上层阶级早已形成了一种单纯接受符号而不顾及事实的习惯，随之而来的还有“面子”的观念。对于支配现代西方日常生活的活动，中国人过去没怎么见过。不下地的人们大多忙于日用品如衣服、家具、陶器等行业。全国性的贸易品有茶、盐、调料、水产、干货和各种餐具。整个中国，各行各业都带有家务性。

当代的西方是工业社会，上层建筑包含大宗贸易、非人格化政府、机械化战争、科学、法律、医药、卫生等行业，不仅让中国围绕家庭展开的文化相形见绌，而且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在这些价值观中，“注重实效”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对一样东西常要追求它实用廉价，而非不惜巨资迎合高雅的品位。我们看中一个人的才干，而不是出身。

就家务而言，我们西方人可能有了新的观念和方法，因而稍逊一筹。近来一个时期，富有的中国家庭与相似的西方家庭相比，在衣、食、住各方面可能还要更为享受。但是，为了使这种由我们发展起来的复杂文化充分发挥作用，西方新的价值标准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的上层阶级却长期死抱住一种家庭主妇式的坏习气不放。这种属性可以用“面子”加以概括。一个有面子观念的家庭妇女可以从穿着打扮上辨识出来。她一切力求考究，哪怕是远超丈夫的经济能力。她的客厅摆满装饰品，可家里的一切却偏偏都不许人用。她只重视表面，而忽视实际。

在中国旧上层阶级的传统中，“法”是不存在的，凡事只需靠耍手腕和搞“关系”。他们总是喜欢从“面子”的角度看待西方的发明创造、风俗习惯。这和他们把中国的政治、钱财、语文都搞成玩物的做法并无二致。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致使他们把学习、采用外国的技术规则视为大大的丢脸，好像那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和乡民一样无知。末代皇帝溥仪干过一件事，堪称典型案例。1920年，当时他被软禁在紫禁城里，有人送了他一辆汽车。汽油用完，司机跑掉之后，他就让一批苦力推着车在宫里转悠，他坐在车里倒也颇为自得。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中国上层阶级重视西方新事物，不是因为内在价值或者实际用途，而是因为拥有西方新物品能提高声望。例如，一个新潮的西式家庭买了个带飞机图案的喷雾器，家族的声望似乎就高了。这样，大省城里的百货店就都带上了成人玩具店的色彩。只要在中国做买卖，你就会听到汽车推销员跟你这么说：新座椅、新喇叭对销量的帮助比优质发动机还大。

同样，西方的思想也一直是被当作玩具对待的。以“民主”这个词来说，引入中国多年依然有人音译成“德谟克拉西”。这串怪里怪气的字会使说它的人显得特别西方化、现代化，特别神气。

这种态度用来对待家务，说不上害处有多大，但中国的旧上层阶级却经常用它来治理国家、指挥战争。一座城市不搞垃圾处理设施，而只张贴新生活运动标语，如此就算理论上的卫生城市了。一支军队，不加强训练，不善待士兵，却用纸张泥巴糊个假“马其诺防线”，如此就算加强战斗力了。国民党以为，自己的军队有了美国武器，如此便不必加强其他方面了。美国武器这块招牌光彩夺目，真了不起！一项政治或军事措施严重失当，后果实在无法掩盖，当局却觉得只需制定新条令，防止未来出现“泪滴问题”，就足以粉饰过去的失败、挽救丢掉的面子了。当然，新条令也是有象征性的期限的，但为政府挽回面子即可。

图省事的、找捷径的习惯，以假想代事实的风气，对名声的过分看重，无论上层阶级做什么事情，它们都如跗骨之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大骂中国人全都不讲信用，愤然离去，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这种“一刀切”的批评当然不公正。可是，说实在的，这种坏影响既在中国反动分子中存在，也在中国进步分子的思想中存在。这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必然由思想表现为言论，最后见诸行动。“工合”可以在纸面上存在，与国民党纸面上的胜利如出一辙。

不少先例说明：利用中国上层来反共，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或者干脆难以为继。或许，我试图探索的思想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革命是生活中一种根本性的、彻底的、自然的事实，正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分秒不差。

美国人不太擅长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我们从没有真正感受到革命的必要性。我们把18世纪的独立战争称为革命，其实那只不过是反对远方宗主国的局部起义而已。这场战争发展了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倘若用之于阶级壁垒森严的古老国家，例如法国，就当真变成革命性的了。但这种理论应用到新兴的、未定型的美国社会经济结构时，却并未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富人比穷人更倾向于保守派，但亲英和反英并未形成阶级对垒之势，各个阶层都兼有两种派系。美国起义领袖乔治·华盛顿是美国最大的地主之一。有些保守派却是农民，他们的财产和英国农民一样少。

我们的革命未曾十分激烈，因为不需要。美国当时是蓬勃发展中的国家，西部边界之外有差不多半个大陆的资源等待着开发。阶级壁垒也不是那么高。在这个小康社会中，阶级分化并未造成什么麻烦，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理由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美国人民向着全国扩展，达到天然边界，工商业繁荣昌盛，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发展掩盖了诸多弊端，产生了显著的不平等，但依然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缓缓提升。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公众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这就加强、确保了民主政府。

按照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美国的一切进步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策，各种不平等必然在增加，其发展方式必然类似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我们必将走向自杀性的、更严重的垄断。这是由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私利驱动发展造成的结果。我们将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以巩固统治，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呼应支持对内政策。这必将带来新的经济危机，使我们挑起一场针对苏联的战争。最后，美国将爆发共产主义革命。

我无法接受这种理论。美国有不少激烈反共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不小，正在努力促使美国走上马克思预计的那条道路。可我认为他们不会成功。即使他们采取阴谋手段，撒下弥天大谎，我相信美国依然大有希望不至于走上那条垄断、侵略、破产、革命的道路。在当下的美国社会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他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懂得如何利用投票、结社等集体行动的手段。不论我们的最终目的将是什么样子，我确信，我们可以不使用暴力手段而逐渐达到。我们将采取反映多数人愿望的、法制下的行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看不到革命迹象的国家，革命集团是小的。它倾向于吸引一些难以适应社会、仇视社会的特殊分子。我所知道的美国革命力量只有共产党一家。有一次，一名欧洲某国的共产党员告诉我，美国共产党是令共产国际感到头痛的一个党。

但在如此需要革命的中国，为了革命而努力的人却完全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倾向于加入共产党或者和共产党合作，这是很自然的。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和清党后，共产党就成了中国最强大的革命集团，也是唯一拥有地盘和军队的革命集团。在后来日本侵华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农民方面十分成功，而农民正是中国任何革命运动的力量源泉。对许多有政治头脑、有教养、认可革命必要性的人说来，共产党的纲领最能给他们迅速指明道路。还有些人因为疑忌苏联而疏远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把一批才华出众的人吸引到了他们一方去，这些人的才干起码可与美国各大党的领导人相匹敌。

与我早先在“工合”、后来在民盟认识的人相对比，我应该说，在国统区模仿西方发动群众运动，或者从事改良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的人，通常反倒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分子、非典型人物，他们由于偶然因素走上了这条道路。有些人出身于上海或其他大城市的小康之家，这些地方确曾造就了一批较少封建瓜葛的家庭。有些人出身地主家庭，他们从西方的教育中碰巧接受了自由思想。有些原是富人，因个人际遇而脱离了本阶级的其他人物。有些人出身贫寒，靠教会奖学金或侥幸机遇受了教育，有了西方式的自由思想。

我想，这一切的政治意义不外是“维护家门平安”。我们必须立即认识到，其他国家和美国毕竟大不相同，特别是在亚洲古国，一切现代政治都带有悠久传统的封建色彩，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看一下中国的实例就能知道，美国对这一类国家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寻找人我两便的办法。任何地方，只要出现革命已经临近的局面，美国就应采取革命的政策，否则必将倒向共产主义，或者走上无可预料的道路。拿中国来说，军事镇压政策只能收效一时。

在那些游走于社会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中，有我一些高尚的朋友。他们热爱西方式的改良事业，不想放弃努力。这些事业除“工合”外，还有红十字会、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和若干教会事业；有的甚至是直接为国民党所资助的。但是，请看100年来他们所做的这点分散、无效的工作吧！在此期间，西方曾有许多机会帮助中国从封建走向民主，可上述的西方化改革却酷似内地的工业化进程，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玩具店中最光彩夺目的几样而已。

在我的记忆中，西方道路失败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我在宝鸡“工合”办事处遇到的那位中国妇女。她曾在英国留学数载，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刚回国不久。她个头不高，身体结实，锋芒外露，懂得西方科技知识。她在宝鸡附近的农村中负责教育成年农民。计划书的中英文说明都是用进口纸张印刷的，有彩色图表，弄得十分漂亮。

我问她：“第一炮打响了没有，成绩如何？”

“啊，大部分学校都不得不废弃了。”她说。

“为什么？”

“我们发现农民太笨。”

我想起了慈禧太后，作为在末代皇帝溥仪之前君临天下的女人，在内心里，她无疑是恐惧而疑惑的。在她看来，挪用海军经费建一艘石舫，置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万寿山下是理所应当的。

1941年春，路易·艾黎正打算从宝鸡返回双石铺。他要安排好住宅动工事宜，然后远行去西北的天水、兰州等地。在重庆记者招待所时，曾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申请去西北旅行的区域太广，那么通行证最多只会批到成都。国民党是不愿让一大批外国人去西北的是非之地的。自从封锁中国共产党的钳子夹紧以来，没有哪个外国记者曾被批准去西北边区。我后来发觉，其实没有人真的去试探国民党，看它到底肯不肯批准外国记者去西北。所以当路易约我同行时，我手头却没有去天水和兰州的通行证。

双石铺“工合”为路易安排了几个窑洞，代替他那命途多舛的住宅，他答应我说愿意在那儿住多久都行。3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又爬上了一辆老掉牙的“工合”卡车，重新在川陕边界的群山中颠簸起来。路易在双石铺待了10天才走。

我在宝鸡时跟着路易到处视察，一直到双石铺工业合作社。他就像一台永动机，当他慢步跨过山坡时，身上的旧内衣和老羊皮袄简直把他短小精干的身躯完全裹了起来；在其他时候，他经常出来进去、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地看个没完；有时围着一个地方转来转去，捅一捅，瞄一瞄；有时即便相机里没有胶卷也要给工人照相，因为工人知道自己的劳动被记录下来时是会感动的、高兴的。他总是大声用汉语解说、批评、建议。有时专对我用英语调侃或者解释：“来看看这个了不起的茅坑吧，刚挖好的，就在水井边上。有笔贷款好像不见了。小事一桩，我一会儿就处理完。等会儿提醒我，要他们把茅坑换个地方。”……“这些家伙，制服偏要跟宝鸡‘工合’的规定样式不同，还有脸笑，难道是什么好笑的事吗？做不到标准化，就办不成大企业”……“他们有人问，为啥不在双石铺办一家工合的银行？是要自己跟自己借钱吗？”

他每天不停地工作。晚上我们住在“工合”学校的教室里，因为他的窑洞还没有安排好。“工合”会员不断带着问题过来找他，他一个一个接待，还把珍贵的咖啡端了出来。然后，他给重庆总会和7个地区办事处写了建议信。他一封接一封地写着，苦笑着承认，其中有不少信只是自己的备忘录罢了。旅途中，他经常找出一些留在“待办”卷宗里的旧信，按信中的建议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然后再将信中要点报告给有关部门。当他继续旅行下去，来到这些有关部门时，又会找出后来自己写而未发的信，作为进一步处理问题的参考。

即便他把信一一写完，“工合”学校的学生都离开了校园，他的注意力也很少离开“工合”。当他就寝、起床、刮脸、吃饭时，总是自言自语地大声说：“等我下次给香港写信时，提醒我向他们要点防冻霜。上海来的机师在为孩子们担心呢。他们的脸被干旱气候弄得皲裂了，得让他们高兴才好。要多了解他们。战后回沿海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群人，我们是要和他们一道工作的。”“中国的行会传统有助于我们把工人组织起来，加入‘工合’。但也有问题，他们跟傻瓜一样互相保密。得让他们懂得，其他工业合作社不是仇人。要使他们的脑袋瓜开窍，要让他们肯把有用的办法传授别人……”“真讨厌，这些人连一点合作精神都没有。他们要是懂得点就好了。你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是如何灌溉的？那当然要靠灌溉上的合作。地里的青苗是怎样看守的？看青合作。嘿，看青人都是些最狡猾的家伙，他们只消在社员家的地里放些白石头，就无须再要人看了，因为别人都不敢去偷了。小偷看到石头才不知道看青的是谁呢……”

即使用英语思考说话，他也保持着说中国话那种一字一顿但听起来很流畅的特色。他和农民一样爱用表现力强烈、类似于成语的短句。他的话里常重复一些强烈的感叹词，中国味很浓，“呵！啊！”这一切简直可以产生催眠的效果，特别是他那口头语“有办法”更具有不寻常的感染力。当时西北国统区的人们聊天时爱说“没有办法”。他对时间、地点、距离、数字也有种不同于西方的模糊态度，但当我就此抱怨时，他却只是笑着回答说：“哎呀呀！除非你相信世界是流动的，否则就什么也别想改变。”

只有当暮色降临疲倦已极时，他才在繁忙生活的底下露出并非万事如意的本来面目。他的旅行家生活注定是孤独的。在统一战线时期，他的两个义子都投奔八路去了。他毫不隐瞒烦恼，因为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了。有时，他正在教室里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讲话时，会突然停下，代之以长长的沉默，不止一次，他都以这么一段话来结束这沉默：“啊，有时我真觉得不该在上海买那些书，而应该再多收养三四个孩子。”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指出：“人要是只喜欢少数几个人，他对其他人的关心就少了。”

虽然他不肯承认，但他对“工合”的前途渺茫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早在1941年，他似乎就已形成了“工合”可能失败的观念，这观念在他头脑中常是遮盖着的。他指出，不管“工合”下场如何，现在它到底正在给一些人提供了生活出路，让另一些人受了教育。这二者在“工合”解散之后也会是有用的。因此，他没有理由泄气。

他还觉察到，那些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管闲事的外国人”的人正在得势，可能最终会把他排挤掉。他担心那些人想把“工合”变成国民党家长式统治下的摆饰，会拿出“捧活佛”的伎俩把他调回重庆给他安排一个高位，却什么事情也不让他做。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把他打发到国外讲学。他给重庆写过一些信，力争留在基层。投递时，他常常自言自语地嘟囔：“重庆的‘活佛’够多的了。”

如果他失去外出视察的工作，他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政府是无能为力的，那样的话他就再也无法给“工合”解困纾难了。他希望大力解决“工合”的根本性问题：缺乏得力人才。在宝鸡、双石铺、兰州，他兴建起了一些训练班，名为培黎学校。约瑟夫·培黎是美国传教士，也是赞助中国“慈善工业化”的先驱。生源主要是“工合”孤儿院中的孩子，有时还有生活无着的难民。他们都是路易在路上碰到的。教学内容和美国的手工艺训练班所教授的差不多。

他们会学习如何使用、维修、组装机械，而且必须学满几个工种的课程：瓦匠、木匠、电工、机械工。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技之长和自学能力。这种人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常见的，在中国却是少有的。他们还学习语文，要达到能每天读报的水平。有些人还学会了英语，能继续钻研技术。所有的人都要学点历史、地理、经济以及其他通识课程。最重要的或许在于积极思考的习惯：求知欲、乐观向上、可靠自信。有了这些品德，或许就能与旧时代传下来的不良传统做斗争了。

他们将成为新型的中国人，不以体力劳动为耻，而且懂得几种西方技术。他们不会因周围都是大批农民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劳动人民。路易想用这样一批人来取代不称职的空想主义者和投机分子，这些人在当时的“工合”一直位居显要。他这样一个人，做过那么多大事业，最后竟把精力放到了学童上，实在是有些丢面子，但他设想，如果国统区政治风向恶化，这就是留给他能做的唯一事情了。他相信，倘使每年能有哪怕100名中国需要的那种青年毕业，他的精力就不算白费。

那年，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在他启程去天水的那个下午。和预想的一样，车子在攀爬第一座山时就坏了。那儿是峡谷的西部出口，距离双石铺约1英里远。当时，我正从山上走过，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冒气的发动机，那搬石头垫后轮的机械师，那无精打采、爬出车来观看的乘客们。尽管距离相当远，我还是一眼就把路易认了出来。不仅是由于他敦实的身材和一头红发，还由于他的动作一下子就显现出了他的性格特征。他从车顶上跳下来，从底盘下面朝上看，捅发动机的内部，招呼乘客们推车，一会儿忙着拨弄发动机，一会儿又回来推车，总是不停地向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群挥手，活像只忙碌不堪的棕色蚂蚁，直到那老破车在山脊上驶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那以后的两年中，我曾匆匆见过他两次。他所担心的事情——包括对“工合”，还有对他自己——终于发生了。他去西北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他被免去行政院技术顾问之前，他已经从位子上退了下来，因为他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他按计划兴办培黎学校去了。一根笛子、夕阳西下是不能使他满足的。1944年，日本发动了一次进攻。双石铺和宝鸡培黎学校疏散到了西北靠近新疆边界的山丹。他随校撤退，算是自我放逐。

本书付梓前不久，即1949年秋，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山丹。据我所知，路易仍留在那里。尽管培黎学校经费拮据，每年毕业学生不过百名，但他总算在千疮百孔的国统区的少数几块净土里，让培黎学校占据了一方天地。

当然，路易和无数中外志士仁人奔波多年，最后竟以边远沙漠地区中的小小学校收场，这实在是悲剧式的浪费。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到处亟须改革，国民党却坐视“工合”凋零，这浪费的严重程度便更大了。最后的讽刺性结局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工合”真是成也外国，败也外国。

作为新西兰人，路易是英帝国的臣民，最早给予“工合”重大官方资助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时间是1938年。美国国务院对“工合”迟迟未予理睬，时间长达5年之久，但民间捐助一直是“工合”生存下去的重要原因。1938年至1949年，美国私人捐献给“工合”的钱多达400万美元。这证明美国人对“工合”是有兴趣的，对国民党扼杀“工合”的行径是抵制的。

近年来，随着国民党对美国政府越发依赖，英国的态度和美国非官方的态度对“工合”的重要性减退了。虽然美国国务院曾于1943年派了一名顾问视察“工合”，并为一些“工合”组织安排了美军订货，但那只是纯商业交易，美国政府从未在财政上给予“工合”鼓励。在抗战期间与战后之初，美国投入国统区的资金高达几十亿美元，其中没有一分钱是分给“工合”的。这就使国民党感到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继续削弱“工合”。于是，“工合”中的自由派实在有理由质疑，美国政府对中国自由派的支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第九章丨石洞封印

在我住进路易的窑洞之前1200多年，唐三藏去印度取经时曾路过双石铺。当时，这儿一定是个小村子，或许还有几家铺子，在南北向的石头路边向过往行人兜售茶水、纸张、护身符等。我想，双石铺从那时起就一定已经存在了，因为现在这里有它自己关于唐僧路过此地的说法，与全国各地流传的神话迥然不同。

传说唐僧是一位圣僧，吃一块唐僧肉便可长生不老。他头戴一盏神灯，只要此灯不灭，就不会被妖怪吃掉。他佛理精湛，因而神灯从来不灭。在双石铺的传说里，有两个狐狸精住在唐僧必经之路旁的石洞里。虽然多般变化，但也经常现出狐狸原形。听说唐僧要来，她们就摇身变为两个裸体美女，躺在幽谷的小溪里。

唐僧来了，看了一眼，灯苗摇曳起来。

他扭过脸去，灯苗发出亮光。

他再看一眼，灯苗险些熄灭。当他再一次转开脸时，灯苗只稍许恢复了一点。

他第三次再看，灯熄了。狐狸于是现出了獠牙切齿的原形，把他抓进洞里，准备煮熟吃了。

唐僧在路上有猪八戒做伴，还有孙行者保护。他遭难时，恰好孙猴子到新疆办事，不在身边。孙猴子预感事情不妙，于是驾着筋斗云回来，凭借非凡法力和金箍棒打败狐狸精，救出了唐僧。当地居民于是把狐狸精封印在了洞里。我在1941年三四月间路过双石铺时，洞口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封着。

抗战初期的疏散曾使内地各省稀疏地兴起了若干现代城镇和公路，双石铺就是其中之一，它比其他村庄的面积都大，位于重庆北向大路的三岔路口。从这儿有一条支线，朝东北通往宝鸡、西安和北部前线；另一条往西通往兰州和苏联。抗战初期，难民沿公路从沿海过西安来到此地，使小镇的人口由1000人增加到了3000人。在若干方面，它比一般的欧美小村还要好些。它有一条大街，街上有店铺、旅馆、饭馆、澡堂，还有3所学校，尽管有两所是私塾。“工合”很想把它变成一个示范性的“小宝鸡”。双石铺“工合”总共有16个合作社，另外还有一个水力发电站，负责给路灯供电。在那几年里，外国记者热心报道国统区的新农村新面貌，地点恰好就在这里。其实，这也是他们浮光掠影地参观过的唯一一处。

没人否认双石铺形势喜人。安置在这里的难民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大街上，人们来去匆匆，有种紧张繁忙的神态，同战前北方沿海繁荣地区给我留下的印象差不多。人们不断地听到伐木声、打铁声、穿梭声和缝纫机声。房子两边是青山绿水，在宽广的白沙滩上汇成嘉陵江，南下流往重庆。在阳光普照的白昼，河岸比大街更显繁忙。这儿是甘肃入川驼队停歇的驿站。在嘉陵江的上游，农村妇女在那儿洗衣服和吃食。在沙滩上，染坊晾晒着一幅幅蓝布。商店伙计把茶叶、烟草、粮食放在干净的席子上晒干。另有些席子上坐着几位缝补的妇女。清晨，为军官子弟办的难民中学学生在沙滩上打篮球。晚间，“工合”幼儿园的孩子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摇摇摆摆地尖声唱着学数字的歌谣：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15]

沙滩的一头有一个柴市，买主是忙碌而富有的难民，卖主是从环抱双石铺的秃山中来的乡民。市场就是双方接头买卖的场所。山民翻山越岭，身背重负来做点小生意，收益却微薄得很。他们卖的是原木、柴火、树皮、树根、干草、荆棘等，几乎把土地上的棍棍棒棒都弄光了。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背着柴火安安静静地坐着。路易走后，我马上从学校搬进了位于河对岸本应归他所有的大房子。不久，他又搬进了山上高处的窑洞。窑洞由拱形梁架支撑，打得很深，冬暖夏凉。地是用灰砖铺起来的，四壁和窑顶刷白一新。朝阳的山坡上，整天有阳光透过靠门一边的棉纸窗户照进来。我带着两条狗和一只鹰安顿了下来。“工合”招待所经理请我给他画像，送了狗和鹰给我当礼物，我其实并不怎么中意。

即使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座城市化的村庄也显得破败不堪。与光秃秃的大山和虎背条纹形的山坡相比，河边的一排房屋显得更加矮小。窑洞旁边有3座农舍，看起来正在坍圮。这是双石铺旧日景象的缩影。我越是了解里面居住的衣衫褴褛的人们，越是在散步中了解了大山里的一切，在我眼里，蓬勃而现代化的双石铺镇，它的“工合”纸烟摊、修车场、理发店就越显得渺小。

人们可以很快了解到，观察双石铺的最好位置就是这高山之巅。从那儿往下看，刷了油漆的房子简直像是丢在大石堆里的小玩具。公路像是大地上的裂纹，不过是纤细的白色绦带。在双石铺山峡的外缘，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出去，百里以内都是同样的景色：大山连绵不断，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紫色，里面夹杂着小块的农田。无论多么分散稀疏，在山区靠种地过活的人口毕竟比贫困的双石铺人多得多。在双石铺闹市区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集团。他们劲头很足，致力于实务，虽然也很无知迷信，但不容易被发现；虽然不乏贫困和痛苦，但感受毕竟不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的写照，中心住着少数幸运儿，周围有一大群贫苦的农民。

当我搬进窑洞后，幸逢几宵满月。有一天，我正在用餐，月色照得江水发白，江上烟雾缭绕。忽然间，街上喧闹起来。孩子们尖声嚎叫，妇女们敲起铜锣，男人们拍打汽车挡泥板，士兵们朝天放枪。原来是月亮里出现了阴影，是月食。各行各业的村民都知道影子来了就去，所以嘈杂之声没有持续多久，闹腾一会儿就都禁不住发笑了。可是，村镇静下来了好半天，幽深大山里的人们却仍在敲打锅碗瓢盆，声音仍依稀可闻，直到满月复原为止。

翌日清晨，我问与路易相邻窑洞的农民老熊，山里人是否真对天狗食月心怀恐惧。

他亲切而带有自尊地回答说：“当然不是。”可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也许，他们对天色变黑有点害怕，也许狐仙洞口封得不像1000多年前那么结实了。”

当我第一次走出村子，沿着荆棘丛生的山间小路，爬上山顶上的一块岩石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威胁山区人民的黑暗存在于每块农田、每间农舍。土地带着她的人民一道死去了。早在19世纪初期，第一次在双石铺走过的西方人就曾报道说，这个地区原是很原始的，林木茂密，松柏丛生。在滚滚流下的山泉之滨，只有少数几户农家。现在呢？从上到下，所有的小块农田都被毁掉了。除了农家房前屋后还长着一些林木，只有人迹难见的高处还留着一两行再生林。两条大河在双石铺汇拢。清澈碧绿的激流来自宝鸡附近较高处的山泉，但小点的山峡已为石块所阻塞，只有细水尚能长流。狐狸洞前的清泉水流大大减少，已成为一潭死水。每当夏季，山洪一旦爆发，就会把所经之处的庄稼一股脑儿冲走。少数几块较为肥沃的农田已为洪水冲下来的石头所覆盖，不能再耕种了。

如果早年关于这一带森林茂密的说法并非夸大的话，那么，它就是在四五代人之内被砍光伐净的。和我谈过话的老农们说，他们小的时候听很老的人唠叨过，这片森林当年有狗熊、鹿和白豹子。照此说来，那就只是两三代人之内的事了。可我却从未搞明白，这带森林何以如此迅速地灭绝，这里的村子是何时起普遍贫苦下来的，也没有一部经济史能告诉我。在双石铺，一般的解释是，砍伐森林最多的是军队。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最近20多年来，军阀混战频繁，军队过往此地很可能乱伐森林当柴烧，军官也可能伐木卖钱。

但是，森林减少还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因：人口增长。根据当地农民的回忆，人口日繁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从遥远的华北地区来的，有的是逃荒难民，有的是失地农民。地主打破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平衡，农民的地也就被他们夺走了。

中国仍然在慢性自杀。跨过路易所住窑洞的悬崖，农民已开出了一条道路，每天都有些农民沿路爬上去，背下一捆捆柴火出卖。有些士兵带着斧子上山，嘻嘻哈哈地笑着弄下来一堆堆大原木，看来又征收了一批农民房前屋后的树木。由于土地日益贫瘠，粮食不够吃，农民就不得不卖树，虽然他们也隐约感到，那意味着生活的不幸和更坏的收成。

近年来，城市难民抬高了布匹等物的价格，而这些都是山区农民必须从城镇买来的，于是他们砍的柴也就日益增加了。难民至少是柴火市场膨胀的一项因素。大部分城市的中产者，不仅烧饭要用柴，整天取暖也要用柴。那年春天，我曾跋涉到一个小山村去，见到了那里的树木。五六十棵是最近才被伐光的，粉红色的斧斫断口和树脂香味还在。大山里到处都找不到一棵树了。可当我问到老熊的看法时，他却回答说：“如果命该如此，对这件事发愁的日子就还长着哩！眼下还得为今年春耕做打算，那可比树木重要得多！”

在山谷下，这里的老式农家屋宇就是这个地区的纪念物。这些房屋都是砖木结构，挺漂亮，屋顶有金属和瓦片做装饰，屋内到处被烟熏得乌黑，头顶有蜘蛛网，地上扔着破烂农具，而门窗户壁上的方格木架却雕刻得十分精致，墙壁顶棚已经开裂，露出几个大窟窿。房屋周围到处散落着破砖碎瓦。这里的住户不仅盖不起这样的房子，而且连修缮都做不到。祖先的修建技艺失传了。人们用芦苇凑合着修补瓦屋顶，用大石块顶住晃动了的砖墙，样子显得邋里邋遢。再看更高一点儿的山上新盖的农舍吧，都是用泥巴和草搭的，比狗窝强不了多少。

除了“工合”及其他战时临时建筑，双石铺本村最体面的建筑莫过于大庙前面的牌坊了。那座庙坐落于锥形的山顶上，俯瞰双石铺全村，是一年前从西安请来的工匠修建的，本地区的瓦木匠已经没这种手艺了。资金是由和尚向农民化缘来的。他搬出迷信的话威胁说，谁不肯出钱就会大难临头。在村中的外来难民看来，山区居民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过的简直是一种非人的生活；而山区居民则认为，在他们的生活圈子之外，有个庞大得多、黑暗得多的世界在包围着他们。那里有的是鬼魅和魔力，必须设法把它们封锁起来，办法就是给和尚钱，盖庙前的牌坊，或者把石洞封起来。

在山上，活人住的房子比死人住的坟墓和安抚亡灵的神龛还要少。每座坟都要从活人手上夺走一块良田。神龛分散在山坡上下，周围都是些外貌奇特的大岩石。陈旧的神龛与农家的老房子一样，都是用砖瓦盖成的，上面还有雕刻的花纹；新神龛则只是用木条或石块凑合垒起来的。魂灵的名字也只是用油漆刷上了事。这是因为他们穷了，不得不如此。易受骗的人相信鬼也是易受骗的，他们相信失地农民就算换了供奉的办法，鬼也不会怪罪。

我亲眼所见，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逃脱灾难，却无一得以幸免。那压得他们粉身碎骨的贫穷使他们衣不蔽体，终生只在降生、婚配、死亡时各洗澡一次。除此之外，还要忍受各种说不完的疾病。谁也请不起逃难来的医生，而这里却连一个公立卫生所也没有。到处可见缺胳膊少腿、呆傻痴癫的人。他们对骨折、腹膜黏连、精神创伤、强迫症等一无所知。当他们患病时，只知道那是“痛症”；当他们死去时，只知道那是“死症”。他们的身心内部都是黑暗世界，被围墙牢牢圈起，仿佛这样便可以将自己与外面的邪物隔离开一样。他们从长辈们那里得来的教训说，在两种黑暗势力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于是当他们生病时，就用彩纸、鸡血、松枝、香灰等做法祛除病痛。然后，他们足不出户就坚决认为已经把痛苦封锁了起来，接下来照常工作，直至病痛消失或一命呜呼。

对外人来说，他们有两种不幸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双石铺地处沟壑纵深的西部山区，甲状腺病肆虐，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两三名患者，而且代代相传。胎儿智力低下、发育不良、畸形的概率一直很高。

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到田里有个怪人，他咕咚咚地移动着。当时，我俩都吓了对方一跳。他一见我，就扔掉锄头，来到路边，呆呆地站着，然后蹲下，又站起来。不管我在那儿已住了多长时间，我总归是到双石铺来的第一个外国人，在这遥远的山谷中，我可能是他见到的第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人。他靠近路边时深深弯下腰，把身子和两臂摇来摇去，当我离他只有几英尺远时，他蹲在那儿，动也不动地透过草帽警觉地看着我，两眼发直，像小动物似的。他得了甲状腺病，脖子粗大，浮肿的脸上满是麻点。

我犹豫地再向前走几步，他摇着膀臂跳了起来，又像个炸弹似地“咕咚”一下子落在地上。这时我向山下跑去，却见他朝相反的方向逃走，然后连喊带叫地钻进一堆荆棘中，不见了。我往山上走时见过几户人家，全家都是畸形或智力低下，他们坚持用自己所拥有的一点点智力和体力从事他们很难学会的农业劳动。

迟至3月，又下了今冬最后一场白雪，清晨铺满红黄色的山岭上发出了闪闪的亮光。山谷中，冬小麦苗已长出雪面，麦地好像一块碧绿的绒毛毯。白昼的日光日渐温暖，珍贵的融雪之水流入了麦田，麦苗迅速生长，不久就形成了风吹麦浪的景象。依然留在农舍院落中的少量果树开出了粉白各色的鲜艳花朵。在那早已不见原木的坡上，荆棘丛中，黄喇叭花、大红罂粟、紫罗兰等野花也在盛放。这里还不时会闪过不知名的鸟儿，身上长着各种条纹或斑点：灰、黄、红、蓝、青各色俱全。它们是从北方来的，与本地喜鹊和数不清的乌鸦一起过冬。

农民们开始春耕了。用牛或骡拉的单行犁像极了埃及陵墓上的壁画。断炊户穿着薄薄的夏装在发抖，因为他们不得不典当了棉衣换钱买种子。挽马找不到草地，就在山坡上游来荡去，伸着细长的脖子在荆棘丛中拱着嘴巴，试图找点去年留下的草根，还互相在其他马的粪便里找吃的。有两个南方移民和候鸟一同到来，是一对父子，孩子10岁大，从四川来的。父亲沉默寡言，只说是四川佃农，老伴死了，因不想借贷度日而离乡背井。没过几天，他找了个当苦力的活儿，来到双石铺，收入勉强够父子糊口。他整天坐在冷冰冰的窑洞里，谁问什么他都不回答。

白昼渐长，气候渐暖，山谷上下的农民们生生死死，各有本命。路易窑洞的后山上有家人，父亲死了，母亲老弱多病，家境又十分贫苦，全家人就决定不立即掩埋尸体，等老太太死后合葬。他们估计老太太不会活到天气转暖，丈夫尸骨未寒就会随他而去了。老太太同意了，他们就把棺材放在一间最黑、最冷的屋子里，也就是老太太生病躺着的屋子里，并把石头码在门槛上，防止狗钻进去。儿子们70天不理发不剃须，以此方式表示对亡父的孝心。

从几英里外的村子里传来一个故事，一个美丽的农家少女因欠债被卖给凤县县城的高利贷者做小。少女打算吞金自杀，就把丈夫送她的金戒指吃下去了。当然，这金戒指一两天后就又出来了，然后便被收回了。

就在双石铺本村，一个地主很阔气，住在新村，也学外来户花钱买了一个农家姑娘为妻。4月初，他怀疑她有外遇，就把她杀了。农家姑娘的死因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当她的双亲准备跋涉30里地去县城告状时，她丈夫的朋友就来劝道：人死不能复生，即使官府将她丈夫处死也是枉然，何不让他出钱私了呢？姑娘家太穷了，觉得这也不无道理，就拿了7000元法币，折合350美元，官司不打了。一天傍晚，姑娘的葬礼在村子上面的山丘举行。一群穷人围在四周，面露不平，双臂抱在胸前，沉默良久。

4月，有个很穷的男人在双石铺山谷东头耕种一小块地。他因续弦妻子不孕而颇感苦恼。于是，他做了一件让她蒙羞的事，卖掉几口猪，换来一根铁链子放在前妻的坟上，好把这个“吃醋鬼”锁住。结果此事传开后，那条昂贵的铁链就被不迷信的外来人偷走，拿到村中的修车铺吊东西用了。

后来，山谷另一侧有个年轻妻子，生头胎时竟连个产婆也没有，全靠她自己料理。两个礼拜后，孩子死了。在孩子死后的第二周里，她每晚离开孩子，打着灯笼在山上游来荡去，哭着喊着让孩子改主意别死。人们相信，婴儿的意志不坚定，一经幽灵劝说就愿跟他们去死，但父母仍有机会让孩子微弱的求生欲回转，起死回生。

双石铺上面孤零零的大山里有家佃农，人称“郭毛子”，他因捐税过重决定弃耕外出。一家人带着箱笼什物投奔宝鸡而去，想在那里做苦力为生。他们行前在门上留了张纸条，给爬上山来收租征税的人看。这是万般无奈、弃耕出走的北方农民的传统做法。纸条上面写道：

吃饭凭卖力，

天下站得住。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那年春天，我耳闻眼见了许多农民遭受的种种不幸，其对策大都带有这样那样的迷信色彩。郭家的出走是唯一的例外。漆黑房舍和农民的头脑中，藏着无数迷信的仪轨和符号，外来人根本无法搞清楚。但仅就我所见到的来说，也能管中窥豹，了解到迷信思想的影响真是无处不在。农户大门口都挂着祈求兴旺的八卦图。院墙外面画着白线圈，以防野狼闯入。许多夜晚，农田角落都有燃过的柴火，余烬未熄。清晨，近山的神龛前又会发现少许供品。一天，所有农民都去上坟，把白纸放在草地和灌木上。

迷信就是这些忧患重重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对付种种艰难的唯一办法，他们一直是这样被教导的。村里有个由政府资助的小学，但能把子弟送来的山区农民却寥寥无几。孩子一到入学年龄就得下地干活了。讽刺的是，他们无力供孩子读书的原因之一是地亩税太重，而地方政府兴办教育等事业所用的正是地亩税。

村北头有座庙，对农民说来，它似乎比学校更加重要。庙里供奉的是一位当地的善人。他抽鸦片，据说死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幽灵。他生前对佃户挺和善，于是人们就觉得，他的鬼魂也是站在农民一边反对邪恶势力的。双石铺“工合”有几位顽皮的青年指导员，在庙门上贴了副对联讽刺他，上面写着：

半斤烟土有求必应，

一只肥鸡无问不答。

可这儿的农民不识字，他们还是照样前来上香，逢年过节还要从可怜的家当中挤出点供品来呢！

4月初的每天傍晚，山区人放火烧山草。火光一道道地在山巅爬过，连夜不断。在中国的某些地区，这个季节烧山是可以理解的，目的是改善夏季牧场。可这儿并无畜群，小树苗原本有机会长满荒山，现在竟白白被烧光了。我问过许多农民，可谁也说不出为啥要这么干，只说从来就这么干。人们流传着某种无文字记载的民间传说，告诉他们许多世纪之前，在有巢氏还没教民为巢时，人们还住在山上，为使下山时免于遭到野兽的袭击，就每年烧山一次。也许，这就是现今烧山习俗的来源。

只有一个人说了个具体理由。他是个身材短粗的小老头儿，龇牙咧嘴，几乎和村头的疯驼子一样目中无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烧山？”

“好玩呗！”他哈哈大笑着把草堆得更高。旁边有几棵小松苗刚破土而出，正在挣扎着生长。

山区农民对政治保持着恐惧的沉默。许多人对政治的确一无所知，连乡公所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在他们那模模糊糊的概念中，“政府”是可怕的、神秘的东西，离着老百姓十万八千里，也是老百姓永远搞不明白的东西。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农民上千年来的传统态度。大多数人不喜欢政府，不信任它，对它尽量少念叨、少打听。

在村里，我从健谈的难民中了解了一些当地官府的情况。凡政府，概分两端，一者取之于民，一者用之于民。在当今中国，取之于民者占据主导，这是由于国民党因袭了保甲制。

保甲人员全部是由上面任命的。联保长由凤县县长选，保长由联保长选，甲长又由保长选。这是毫不掩饰的暴政，而其最荒诞之处在于，施行暴政者也非大富大贵。

即便是在保甲制里油水最多的人，日子也赶不上村里流亡至此的小店主。林木和农田迅速灭绝，其后果竟连地主也沦为了穷人，土地也不可能集中起来。1941年，这里最有名的大地主只占有土地40亩。可是，社会不平等依然十分显著，而且日益增长。在春天，许多农民为了满足新的索取不得不典当破棉衣。在他们看来，联保长有两件大棉袍，那简直就和拥有高级轿车一样豪华了。

在双石铺，除了保甲系统，政府其他的“用之于民”的职能全都不足挂齿。村子位于大路旁边，于是名为“镇”，有个“镇长”，“镇长”也是由凤县县长任命的。镇长督管学校和省属保安民团，任务是保证保甲征税顺利进行。这两项职能的开支由地亩税支付。地亩税名义上是地主交，但在这种政府中，权和势是分不开的，结果地亩税的一部分乃至全部都转嫁给了佃农。除学校，这里什么公共设施都没有，连个消防队都没有。村中家家户户都是自己照料自己的一切，最多也就靠和别家的亲戚关系保护自己的利益。

上面来了命令，要这村子成立个“自卫团”以备日军入侵，但镇长却觉得，他离前线远得很，对这样的命令在大部分时间内可以置之不理。我在那儿待过两个月，只见过“自卫团”两次。团员都是通过保甲制征来的贫苦村民，共有五六十名，他们正在河边受训，手持柳木棍代替枪支。此外，每当上面有命令下来，镇长就召集群众大会。他发表演说，群众排成方块队形，站在那儿听，他们的脚是捆着的。演说的题目是辫子问题（有些山区农民还在蓄着）、公共卫生问题、道德问题、仇日仇共等问题。这样的事我虽不曾亲眼得见，但确实听说过一两次。

更加离奇的还有这类事：国民党经常发布一些有关现代化、文明礼貌的公告。这些公告通过各官僚机构从陪都重庆传递到了双石铺。举例说，镇长可能突然命令苦力不得在集市上打赤膊，年满12岁的少年不得光屁股，严禁打麻将，如此等等。若是这样的全国性政令真的在双石铺推行，镇上就会掀起一阵强制改良的运动，有两三周时间；但这之后，既然政府保全了面子，一切就又无声无息了。所谓改革云云，也就都拉倒了。如此政府，难怪人民会觉得神秘而可怕。

村子里的难民中，以及把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车流中，近来出现了山雨欲来的迹象。这些灾难过去一直只给农民带来麻烦与不幸，现在终于降临到了全国中上等阶层人士的头上。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都在双石铺设有机构，监视日益收缩的权贵圈子以外的过路旅客。国民党各大银行和垄断企业都在镇子上或附近设有办事机构，忙着处理各自的业务。在通衢大道设有一个官方路卡，这是把私家车赶下公路的各种机构中最主要的一个。私人的卡车大都是改装老车，以木炭或柴油为燃料。他们少不得在这儿一停就是大半天，既要交税还得行贿。而国家垄断企业的卡车则烧着没有异味的汽油，疾驰而过，司机和检查员之间，只消相互报以会心的微笑就行了。

在税吏面前能得到笑脸优待、和公家卡车一样能顺利通过的私人卡车，只有走私卡车。这勾当没什么秘密。货物表面都盖着日本人或伪政府的税章。他们在双石铺过夜时，会在饭馆里大吃大喝，那样子好似富比王侯。他们把自带的日本造的大灯泡，插在饭店灯座上，直至散席。国民党路卡的官员们就是走私贩的座上客，他们一道大吃大喝。

几乎所有的卡车，无论公私，无论去来，都会满载“黄鱼”，“黄鱼”是非法乘客的绰号。绝大多数汽车售票处不会超卖。可是，售票处卖过票后，惯常的法外“交易”就钻了进来。在地下售票处，司机、机师、助手或亲信就会卖出尽可能多的私票，把车子填得满满当当。这些车子老远朝双石铺蹒跚而来时，只见车里的人码得高高的，活像用人搭起来的金字塔。在适当的地点，司机会把车停下来，让“黄鱼”们下车，让他们自己交路卡的钱。客货验毕放行后，车子就开往村对面一端，停下来等“黄鱼”上车。

这不过是走个过场。“黄鱼”们放心大胆地扛着行李走过检查站，穿过悬崖上面的人行道。而这一切，检查员其实都看得一清二楚。除非上级来了新命令要严禁“黄鱼”，或检查员的油水没捞够想找点麻烦，一般情况下，他们对躲着点走的“黄鱼”总是听之任之的。大家都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由于载着“黄鱼”，很少有车辆能正点行驶。陡坡上满是超载的卡车，冲将下来发出阵阵噪声，给人快要出事故的感觉。那些车子看起来十分荒诞，有好几十名乘客跨在车身两旁，还有些人胡乱趴在车顶。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就不由得会想，这些车就是国民党的写照：它正在守旧而传统的中国大地上飞驰，驶向它必然到达的终点。

从军队路过双石铺的情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为了自己的荒唐闹剧，给生民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

在我住在双石铺的那些日子里，军队常从那儿步行上山，每次序列都是一样的。最前面是骑马的指挥官，身披带彩缌的值星带，腰悬带装饰品的指挥刀。他身后是高阶部下，或步行或骑马，装备由勤务兵背着。然后，在由一批低级军官和可靠士兵组成的武装警卫队当中，夹着一长列抓来的壮丁民夫，他们扛着大锅和其他重型装备。

士兵走在民夫后面，有时齐步走，有时脚步拖沓，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作战装备、生活用品都背在身上，可我从未见过他们携带枪支。所有武器都在民夫拉着的大车上，距离士兵相当远，这是有意为之。阻止开小差的队伍也由军官和亲信士兵组成，其规模和防止民夫逃跑的一样大。

不难看出，这些士兵是想逃的，偶尔也有少数虽然消瘦但穿着整齐的老兵，吹嘘说他们从军阀混战起就开始南征北战了。他们只熟悉军旅生活，对这样的生活也还算满意，只是偶尔面露愁苦之色。他们大多四肢消瘦，手腕和脚腕由于营养不良而纤细异常，眼里满怀心事，眼珠闪亮异常，像发烧似的。发肿的双脚上裹着血迹斑斑的破布。

在武装卫队之后跟着一批病弱濒死的士兵，走一步叫一声，用不着专门看守了。他们若是掉队了，也就没什么用处了。他们的情况越糟，就越不想逃走，因为逃回远方家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当然更无法找别人照料他们。国民党故意把拉来的壮丁都编入远离家乡的军队，致使他们无法逃跑回家。这是精心策划的计谋。在大部队过去之后几英里，病弱的可怜虫们还在路上踉踉跄跄，甚至连滚带爬地紧赶慢赶。他们离开行军伙房就没地方吃饭了。

这些挣扎着的人们所属的部队很少是开往前线、为抵抗侵略而去洒最后一滴血的。他们大多是那些从未见过日军或许永远也见不着日军的地方“杂牌军”，只是国民党在国内搞的“平衡”把戏中被抛来抛去的抵押品罢了。让他们受苦受难的目的，只不过是削弱这个或那个地方集团的势力，并在后方建立外地人的政权罢了。这一切都只能使民族更加衰弱，民心更加涣散，但国民党却由此增强了力量。大车上的枪支是为对付部队所到之处的农民用的。

那年春天有好几回，成群的壮丁被赶来双石铺。因为他们还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对他们的主人来说，一点军人的作用也起不了。对待他们的方式于是更加残忍、更加野蛮。我所见过的最惨的一群约有150人，他们自成都来到此地，已被驱赶了几百英里路，距离西安军营还有100多英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在耀眼的阳光下，红红绿绿的群山在发亮，天空现出五颜六色的云彩，仿佛孔雀开屏，积雪为山顶镶上了白边。就在这样的诗情画意中，一群壮丁被赶进村里来了。黄土路的转弯处，一群愁眉苦脸的人拖拖沓沓地过来了。他们面色苍白，简直和积雪差不多，破烂的衣服上积满尘土。当然，他们是被捆在一起的。他们东倒西歪，互相碰撞，残酷地向别人乱踢腾，有些人自言自语，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神经错乱。本来，人们对壮丁受到的不人道待遇已经见怪不怪了，可那天我在双石铺所见的却非比寻常。繁忙喧嚣着的大街一下子静了下来。这些呻吟喘息、自言自语的生灵被赶进了一堆堆征用的干草，他们晚上就睡在里面。

那天晚上出现了许多街谈巷议，那如果不是出于义愤，也是出于好奇。有些和壮丁或警卫谈过话的人四处散布消息，说这些人都是鸦片烟鬼、乞丐或其他社会渣滓，是在成都搞新生活运动时被从大街上扫出来的。让他们走这么远的路，原是想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中途死掉，剩下的才做壮丁。被征用了草垛的村民就住在这些人附近。他们说，夜晚什么床铺、铺盖都没给那些壮丁用，那些人都是从四季无霜的成都来的，衣着原很单薄，在山中度过了几个寒冷的夜晚，有许多人都冻病了；还有人说，他们沿途除稀粥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另一个人说，人家这么做是故意的，怕他们吃饱了有劲逃跑。

给这些壮丁留下的就只剩下一条解脱之路了。翌日清晨，在大家被吆喝、鞭打起来之前，警卫们已经把4具精疲力竭、冻馁而死的壮丁尸体草草包裹起来，扔到河岸去了。

通常，村里的外来难民户并不关心全国的崩解。他们是心满意足的鸭子，一边嘎嘎叫着，一边吃着蛇和小鱼；而另一边，公园里的豹子已经吃完了金花鼠、知更鸟和小鸡。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原本是要去重庆的，留在双石铺多少是出于偶然。由于战事吃紧，过往车辆在这里住宿、打尖的甚多，稍具眼光和资本的人都不难发现，在这里开个饭馆、旅店一定能赚不少钱，于是就索性留了下来。尽管在我滞留此地期间，私营企业已开始衰败，但双石铺的市面还很繁荣。

外来难民户所用的地皮都是租来的，免交地亩税——从名义上讲，双石铺只收地亩税这一种税——可是他们却能送子弟上学，也能受警察保护，这两项的开支可都来自地亩税。他们需按保甲制报户口登记，但有钱行贿的日子很好过，即便钱不多，也不至于像山区农民那样备受欺压。他们是城里人，技术、声名都比山区人强，和保长搞好关系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都是从东边来的，同乡之谊很深，一家有难，家家支援，有困难时富裕的同乡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另一方面，保甲长们从他们的传统压榨对象那儿还能榨取所需，也就不苛刻地对待外来户了。

山区人很穷，只要能拿一点钱，愿意给外来户干活的人就多得很。他们都很胆小愚昧，在威逼利诱下更是容易受骗上当。大致说来，他们和本地人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方殖民者和有色人种的关系，后者如同下等种族。他们是中产阶级，有技术、有见识，其中大多数还有资本，因此对笨拙落后的农民是很看不起的，其程度甚至比当地地主更甚。1941年，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店铺、作坊都搞到了手。饭馆、理发店、妓院之类的城镇买卖都是由外来户经营的。地主们即使在穿着饮食方面可以学得和外来户差不多，可本事还是不行，资金也很短缺，因此无法和外来户竞争，也无法在社交上渗入外来户的圈子。没有一家企业是本地人和外来户合伙经营的，有的只是四五起互通婚姻之事，但都被视为不幸的结合。论技术和股本，没有一个本地工人有资格加入“工合”。

外来难民户的经济事业一般也像殖民者一样目光短浅。按战前勘探结果，凤县是中国矿藏最富饶的地区之一，铜、铁、煤一应俱全。农民只开采了很少。其他矿产也露出了有开采价值的迹象。路易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把双石铺列为了“工合”的据点。两座低山之间的山涧很适合建水电站。双石铺临近公路，一旦西部得到开发，它的地位必然十分重要。

但我没听说有哪个外来户试图为双石铺做长远投资。他们宁愿做短期买卖。就连那些在本村设有办事处的国民党银行也只热衷于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而忽视实业。

山区农民经常以抱怨的口气念叨那些外来户，因为他们“骗老百姓”，抬高物价。农民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些讨人嫌的城里人从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村镇里的人也有同样的心情，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从未碰到一个愿在战后留下来的人。一想到眼前的一切只不过是暂时扰乱了双石铺缓慢走向贫穷与腐朽的历史进程，一想到山区的老乡们终将俯瞰难民腾出的一片片空房子、店铺和再也不冒烟的烟囱，一想到这一切，本地人和难民一样，心里都是美滋滋的。这情况与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是截然不同的。

那年春天，我在村中或路旁的人群中只见过3个思想敏锐的人，他们感觉到了自己身处什么时代、什么方位。

一个是某个早晨我在路卡见到的小姑娘。她是个中学生，是从南方乘卡车独自前来西安复学的。通常这里的警察很少做政治检查，可是，赶巧卡车的轮胎瘪了，补胎用的硫化橡胶还要几个小时才能送来，乘客就被撂在一边了，于是，警察就找乘客的茬儿解闷。最后，他们发现了这名十二三岁女孩的日记。一群士兵和官员蜂拥而上，开始是对日记本里夹着的漂亮花卉标本赞叹不已，继而就以重重怀疑的眼光读完了日记。

显然，这孩子从课本里摘引了一些孙中山先生的话，并天真地联系她周围所见的现象，提出了如何实现孙中山学说的问题。人们把警长找来了。他斜眼瞟了一下日记，经一番议论，断定她有“危险思想”。当我离去时，警长正在抄写日记片断，以便寄给她的校长予以警告。姑娘的箱子被打开了，摆得整整齐齐的东西被翻腾了一阵，以便调查其他反动物品。她被吓坏了，一直哭。可是她好像又明白这场面是多么荒唐可笑，便在哭泣中忍不住发出阵阵神经质的大笑。

第二名是漂泊异乡的男青年。他刚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几乎快被烦死了。一天中午，我看见一群男孩不成行列地坐在尘土飞扬的饭馆门前。几名军官正在里面吃喝饮宴，猜拳行令。外面的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几乎和一般拉来的壮丁差不多，但没有被捆在一起。他们身上带着土产的军用背包和干粮袋。当我过河回家时，又看到另一些男孩子在冰水中濯衣洗澡，这是和一般抓来的壮丁不同的。

午饭过后，他们中有一个来到我的窑洞里对我说，他的同伴们都是上海来的学生，是上海的国民党党务人员劝说去西安军官训练班受训的。他们经衡阳、贵阳、重庆、成都去西安，一路步行。几个月前，这孩子和两个同伴曾和路易在路旁谈过一次话。路易嘱咐他们，路过双石铺时可来找他。那之后，他的朋友有一个死了，另一个逃跑了。他发现路易不在，感到非常遗憾。

他约有16岁，和同伴一样出身中等人家，父亲是上海法租界一家面包房的师傅。他瘦得像只小鸟，不停地发抖，肯定是发烧了。但是，我问他身体怎么了时，他闪烁其词，只是对他身上的污垢一再表示歉意，好像他觉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他的衣服旧得令人生厌，灰色的皮肤上满是条条斑斑的疮疤。

“你可别以为我一直是这样！”他一边说话下巴一边在发抖，“我都是尽量要干净的！在上海，我两天洗一次澡！在上海，我的衣服要是不干净，父亲就会打我。在上海……”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在我这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时，他忍不住流泪了，但他谢绝了。直到我指给他洗澡的地方，让他知道可以自己在里面洗、谁也不会看见他有多脏时他才答应。

他吃了一餐晚饭，足有通常4个人吃的那么多。当我请他当晚就睡在那儿的时候，他要了一支铅笔和一些纸张，他写了再写，一直坐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在天亮前离开归队去了。桌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书笺：

别以为我受不了苦，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经过。

不行军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日两餐稀粥，一点干的都没有。行军时，我们只有一点水喝，脏河水，别的什么都没有。从上海集合出发时，我们共有700多人，现只剩下不足400人了，其他的或逃或病或死。逃了的大部分也死了。

现在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饭碗了，可我想，也许我还能有力气到达西安。

你知道，我那些死去的朋友们都有疼爱他们的爹娘，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他们还有爱他们的兄弟姊妹，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他们想参加抗战，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他们想为同胞们解放中国，因为他们懂得博爱，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现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贡献自己的满腔热血和青春，为了高贵的东西。

这孩子忘记了带上饭碗，他把它们落在了厨房里。后来，我接到他的几封信，说他到达了训练营地，在那边身体还好。我了解到，在那样一所学校他不便接外国人的来信，就没回信给他。两年以后就再也没接过他的来信了。他的经历最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国民党是怎样走向自我毁灭的。

倘使国民党政府果真想要政令通畅，这个男孩子，还有和他一样的年轻人难道不正是他们所急需的吗？我想当年从上海把他们动员出来的人定能认识这一点，起初的计划里也必然包含长途跋涉去西安所需的物质安排。但这个政府太无能、太暴虐，官僚互相勾结，上下其手，整天只顾彼此吹捧，互保面子，这些孩子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率领他们的军官是为图私利而使他们挨饿受冻的，这怎么能叫他们对政府不失望呢？

第三个飘零的人是那年春天我遇见的一位老者。他受过一切国民党的政治训练，自己也干过许多别的行当。

他以前是做官的，政治生涯甚为活跃，经历丰富，可以追溯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他是东北人，后来日军侵占东北，他就在1932年离开故乡，移居陕西。张学良曾委任他为西安附近某县县长。可在西安事变之后，他的靠山被囚禁，他的地位也便随之朝不保夕了。他和许多东北人一样，对蒋委员长及其亲信集团对日妥协、对内独裁的统治十分不满。可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敢大胆讲话，不甘俯首帖耳。来双石铺之前不久，他被解除了县长职务。

他以出语惊人、才华出众而闻名。有一天晚上，我同他共同进餐时，他显得有点疲倦，后来就找了个背静之处，沉默地坐着，但作为主人的“工合”人员却像小学生似的起哄，要他讲当年敢言壮士的风采。就在罢官前不久，他在西安应国民党之邀赴宴。他知道自己即将下台，便决心不吐不快。

他有个自鸣得意的同事，派了一辆公车接他赴宴。车不怎么样，不过同事得到了公车的使用权，便觉得脸上增光。

“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他问道，好像车是他自己的一样。

“好极了。”老人答道，“除了喇叭，什么地方都响。”

席间还有一位刚从重庆来的国民党亲信，在国民党艰难草创的岁月里，此人从来不曾出头，1927年之后，倒是很识时务，对党国大献忠心。

他问道：“阁下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

“没掌权时不敢，掌权以后又不屑。”这老头儿竟如此回答。

宴会结束时，一位国民党的省级高官出言讥讽：

“你们县里的二流子多吗？”

“现在不多了，”老者答道，“他们都参加国民党了。”

当晚，在双石铺，那老者神采奕奕，直至散席。他现在正要往南方去，估计是想安度晚年。尽管他的政声颇佳，但在那年月，凡曾在宦海浮沉的，谁能纤尘不染？老者恐怕也不能免俗，多少总接受过点贿赂。虽然不合法，但已为成规。

“你打算怎么过呢？”

“不知道，”他以自讽的口气哀鸣道，“我老了，被罢官了，一无所有了！”

他眉头一皱，又补充说：“可手头多少还有点钱。”

然后，他又讲了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所谓的“老谋深算”。有些人在西方大肆抨击这种习气，但他们谁也没提到过，在一种远非个人能力所能经受的压力下，在远非他能控制的环境中，那不过是自我保护的手段。

老人家说，在他的邻县有位留洋归来的县长，非常有抱负，负责任。两个老式地主因故把官司打到他那里。一方当事人给他送了一对小猪，律师听说后吓得要命，他解释说，这是个新式的清官，谁给他行贿，他就判谁输官司。此案照常开庭审理，判决行贿者胜诉。律师感到非常诧异，因为他的当事人理亏，他心里是有数的，可这老地主却对他说，原委是这样的：“我当然把猪送去了，不过，我是以对方的名义送的。”

4月中旬，我的邻居老熊不再猜疑我这个外国人了，于是向我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就连那些他平常用坚忍和苦笑排解的惨淡过往也不再瞒我，但是一谈到当地的国民党及其作为，他就找个借口笑笑，不谈了。

“老熊”，只是乡间常见的亲切称呼。其实，他做一家之长还是不太够年龄的。可是3年前他父亲“病死了”，而他哥哥却是个白痴。哥哥一犯病，老熊就得把他锁在仓库里。山区的精神病人常在家里闹腾，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锁起来。老熊的左眼珠小时候害过病，什么也看不见，除此之外，他身体简直壮得像头牛。中午，每当我们俩在大橡树下聊天时，他就把小女儿带出来，在阳光下玩。除了红头绳之外，她全身都光着。老熊很爱她，每当他将她抛起来，或让她的小脚丫踩在自己结实的肌肉上时，父女俩就纵情大笑。在荒凉的深山里，我听过的开心的声音很少，这就是其中之一。

在我眼里，老熊家破破烂烂，可据老熊说，他家的境况还是比邻居的好。他得意地说，他们每月可吃一次肉，还有蔬菜、白薯、玉米、白面。他家有20亩地，其中10亩是山地，另外10亩在较肥沃的平地上。他家原有两所房子，几年前驻军占去了一所大的以后，就只剩这所小房子了。小房子是以前熊家从一户佃农手上买来的，那家人破产后全家逃荒去了，谁也不知他们到哪儿去了。

“军队给多少房租？”

“房租！”老熊觉得我这个想法可笑极了。

那年4月，熊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去年收的麦子能否够吃直到新麦收获，同时不至于吃掉种子。他们每天都要忧心忡忡地检查逐渐空下去的粮柜。如果接不上茬，就得典当必不可少的农具——他们只有这点东西了——或向银行甚至高利贷者去借钱。

他们对借贷很担心。所有农民都知道，从一点点借贷抵押开始，他们就被套上了不断举债度日的锁链。他们的邻居有许多就是这样逐渐倾家荡产、丧失土地的，最后沦为佃农或去给人打短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庄稼人背了债，就一辈子还不清了。”老熊像圣人般一再重复这种看法。他笑笑，好像这是他独创的俏皮话一样。其实这话在中国农村时常听说，简直都是家喻户晓了。的确，1941年时，熊家非常幸运。那年天气暖和，播种的日子提前了，于是他们还有足够的种子。他们节俭地吃着剩余的麦子和土豆，一直撑到种出新一茬粮食。

年来岁往，四季轮回，在拉壮丁方面，熊家也比较幸运。三兄弟中只有最小的被征走了，独子是免役的，可去年，征兵官和甲长一起来了，当时，他的白痴哥哥没发病，就还得再出丁，这样老熊就把他送走了。重重压力之下的农民们会尽可能地耍花招对付保甲长的横征暴敛，情况十分普遍，比方说把傻子、瘸子、残废当壮丁应征，在小麦里掺砂土交粮，等等。老熊的哥哥在被捆走之后的一周之内逃回来了，一般人可不敢冒这个险，算是“傻人有傻福”吧。究竟是怎么逃的，他对谁也不说。下次征兵官再来时，他的处境如何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熊家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很久以前就被征走了。老熊告诉我，现在除了妈妈以外，谁也不再想他了。老熊已记不准他被抓走时多大了，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他一直没有写信回家，因为他是文盲，而且没钱买邮票。不论死活，反正他是回不来了。有些壮丁在抓走之后的一两个月内还能逃回来，时间一长，走远了，就回不来了。反正，双石铺从来没有被抓走两个月以上又逃回来的壮丁。另一方面，“政府”从未通知过家里他们服役的儿子命运如何。对家里来说，从和村里人一起被绑走的那天起，壮丁就死了。

但熊家的日子还没有不幸到可以免交苛捐杂税的地步。他家只有20亩地，税率是最低的第五等，但每月还是得交10元到20元法币。这说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有多低。这个村子交通还算便利，可是中央政府明令以粮代款后，这里还是照旧用货币交税。尽管老熊吹嘘自己家道兴旺，可是他和傻哥哥每月都还得到村里去卖几天苦力，如果他们无力按税吏的要求如数交税——税吏从不事先通知他要多征的数额——同来的士兵就要把粮食、农具之类的东西没收抵税。上个月，熊家差20元交不出来，“老总们”就拿走了两口现已无法买到的老式饭锅。

老熊对地亩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概念很模糊。他说，究竟有多少种捐税，谁也搞不清楚。只要联保长、凤县县长或上边派来的官儿说句话，要东西或者要劳力，双石铺就都得照交。他对保甲作风最生动的记忆，是有一年春天，他家的种子粮被征去给过路军队吃了。那年冬天，他自己被征去给军队运货做饭，军队到了宝鸡后才把他放回来。

眼前的问题总是逼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老熊对自家田地外的一切都没有兴趣。外面的世界是一团迷雾，他懂得不多，关心更少，任何10里地以外的东西都是“老远的”，任何3年前的事都是“大以前的”。

他对熊家的过去也一无所知，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到双石铺的，房子是谁盖的，什么时候盖的，他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出生时房子就盖好了，“大以前”的事了。在他家北面10多英尺的地方有座雕得很漂亮的砖砌门楼塌了。不过，那儿以前有没有墙，有没有大门，以前发生过什么事，老熊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只知道一件事：自己无力修缮祖屋。

他不知道自家的田地是怎么来的，他从未有过地契，直到去年，村里来了几名官员，在山中查看了一番，才给每户农民发了一张纸。熊家人没当回事，以前也都没有地契什么的，就把那张纸放在孩子们常去玩的屋子里，最后都被撕破了。

“要这张纸干吗？”老熊笑着说，“别人家谁要我们这点地？太赖了！”

老熊知道日本侵略了中国，还知道有个什么委员长姓蒋，他对战争和政治就知道这么多。他不知道战争打了多久，虽然他知道他头回听说打仗时，地上有雪，那就是说，开战五六个月后他才知道，如果是同一年的，他就连战役的名字都不会知道，连名声最响的台儿庄大捷都不知道，也没听说过中央政府从南京撤离的事。说实在的，他对什么是中央政府、在哪儿，都模模糊糊。对国民党政府成员，除蒋委员长，谁都不知道。蒋委员长是谁？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你听说过蒋夫人吗？”

他愣了一会儿，平静地说：“蒋委员长是个男的，我估计是成家了。”

日本鬼子是否杀人，他没把握，那事情太遥远了，但他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坏、骗农民。这是从什么时候得来的印象，不记得了，虽然他小时候肯定没有这种印象。

“你知道吗，要是你们把树都砍光，庄稼就遭殃了？”

他笑了：“谁都知道，农民只在缺钱用时才砍树，可最好的树总会被当兵的偷砍掉呀！”

“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把去年留在地里的根茬挖走，土地会更肥沃的？”

他又笑了：“如果不挖根茬，那就得砍更多的树，不然，拿什么烧火做饭呀？”

“多吃点盐就能治‘大脖子病’，知道吗？”

他又笑了：“盐，太贵了，吃不起呀！”

“为什么不在山上筑坟，以免破坏农田？”

他想了一下，给了个尖刻的回答：“如果埋在坏地里，死人会不高兴的。”

对近来双石铺发生的事情，在老熊的记忆中只留下不多的一点，诸如，公路修到这里是哪一年，第一辆汽车驶来的那天多么了不起，一家家农民全都跑下山去把车子团团围住。他们并不害怕，因为筑路工人和从河南征来的壮丁对他们讲过汽车是怎么回事，他们甚至还见过飞机呢。对老熊，更为重要的是这么一些问题：自打修建公路那年起，有些人家就得离开土地外出流浪，有些人家的土地被征走太多了。有些上等良田是几代人努力施肥、改良土质才有的，结果也被占去筑路了。

老熊还记得那年共产党长征打这儿经过，有七八年了，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县政府差人来召开会议，告诉农民说共产党有多坏。于是，那天早晨，老熊听见坡下边有人叫喊共产党来了，他就带全家人上山了。在向上爬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共产党从峡谷里出来，在村子附近跑步行进。村民正在从各个方向朝山上跑，穷人穿的都是蓝褂子，和山区农民差不多。可那是夏天，村官和10多个大地主都穿白衣服，活像城里人。共产党穿的都是灰色军服，他们把穿白衣服的追上，逮起来了，没去捉穿蓝衣服的。

老熊和大部分穿蓝衣服的都藏在山里，直到穿灰衣服的走了才出来。一个多星期后，他们回家发现房舍以及家中的一切都保持原样没动，可是穿白衣服的却被枪毙了几个，尸体被丢在了河边。

老熊不觉得杀掉这些人有什么不对。在这些人里，有他平素熟悉的，确实坏，总是欺压农民。其他的是否该死，他也说不准，因为听说这几个人还是很和气的。我们已接触到他不愿讨论的问题了，看得出来他想溜走了。

“双石铺有人跟共产党走了吗？”

他带着一副庄稼人的骄傲神气，拍拍身上的土，说：“有几个！”

然后他面露友好的微笑，双肩一耸，大棉袄披到肩上，领着小闺女进破屋里去了。

在临近4月底的一天，一列军用卡车沿着往兰州方向的公路来到了双石铺，布罩下面明显是大炮。车后荡起灰尘，朝西安和宝鸡方向开去，越谷穿村，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

第二个星期，这样的车队来得更多了。每队由四五十辆车组成，有的就停在村中过夜。后来才知道，这些大炮是苏联人送给中国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人造的。一个谣言说，20世纪20年代初，法国人把这批东西给了波兰人，要他们用来打苏联。另一个谣言说，这些大炮是苏联最近跟芬兰打仗时缴获的。在双石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武器到底要运往哪里。西安是两线作战，一线是日本人，一线是共产党。

几周以来，凡是有点政治头脑的旅客都带来了内战临近的传言。自1月的新四军皖南事变以来，国共前线冲突迄未中断。4月又传来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对这件事，双石铺村里流传着一种残酷的解释：苏联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和日本人签订和约，纵容国民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

大家认为内战无可避免，因为国防部部长是以亲日反共而闻名的何应钦。他几个月前从重庆去西安市路过了双石铺。总参谋长白崇禧一度北上共产党辖区，试图消除两党分歧，达成和解，但未获成功，冲突以皖南事变的爆发而告终。何应钦的行动事先严格保密，但是他沿途的道路之前都被日军空袭或炮击过，而且何部长出行的排场简直比得上以前的皇帝出巡。他在双石铺最好的旅馆“工合”招待所待了一两个小时。他检查了厨房和厕所，真像个“新生活运动”的好成员。之后他又召见了当地的官员。他每到一个城镇都这么摆一次排场，行踪都在报上发表，但日本人却没有派飞机在沿途袭扰。在他到来之前，倒是有一批卫队先行入驻。他们三十步一哨，五十步一岗，面向农村排列。他们是嫡系部队，吃穿都挺好。本来站岗是最容易开小差的，可是他们手中拿着武器，也没有人监视，可靠程度可见一斑。

我在双石铺交了一些“工合”的青年朋友，这些不祥之兆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一些私底下流露出来的不安情绪。有我在场时，他们不愿谈政治；可是我一离开，就可以听到他们悄声议论。记得有一回在茶会上，有个青年指导员喝醉了，就在饭馆里唱起了统一战线时期的群众歌曲，主题是国共合作打败日寇。这可吓坏了其他的客人们，他们非常尴尬。邻座就有一个身穿黑衣的人，虽然没有任何标志，但很可能就是特务。他的朋友们把他拖出饭馆，给他来了个冷水浇头。

我相信内战必将取代抗日战争，于是打算前往宝鸡，然后东下洛阳，在河南省前线之处落脚。在洛阳以北，国、共、日三方军队鼎足相持，要想了解未来，那儿可是个好地方。如果没有内战，从那里能很方便地进入解放区。那边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外国记者涉足了，因此我很想去探访一番。西安以北一带已被国民党严密封锁，想从那儿进入已不可能，但在洛阳附近，在豫北晋南，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相接的前线因走私活动而相对松懈，较易渗入沦陷区，然后还可以找到游击队员护送前往共产党辖区。

整个4月都是烈日当头，我离开双石铺时正急需雨水，山上的麦子已经受损，峡谷中的庄稼也有危险了。一周前，农民们决定搞半斋（禁食）求雨。他们不吃肉，反正也难得吃一次，也不许别人吃；还不吃葱不卖葱，因为葱味会冒犯神灵。这是我头一回看见山区农民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村里生活优越的人，给他们多少钱也挡不住这些迷信活动。难民们且不说，就连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官员也被迫只好委屈吃点白萝卜、胡萝卜和红薯了，和最穷的农民一个样。

我上路的那天也是个大晴天，熊家都很高兴，因为前一天他家的牛下崽了。他们上午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地里看庄稼和天气。在去汽车站的路上，我朝河边走去，跟在两个山区农民身后。他俩都有“大脖子病”，他们牵着一匹又瘦又黑的骡子。骡子被背上的柴火压弯了腰。一棵好好的树就剩下这点柴了。骡子虽然戴着笼头，可每见着路旁的草堆或麦苗就拱嘴想吃。农民解释说，牲口要是饿极了就得戴笼头，不然会把别人家河滩上的好麦苗吃掉，惹来麻烦。他们说着说着就笑了，一个人还踢了这牲口一脚。

河边悬崖下，南边来的小男孩依然在洞里蹲着。10多天前，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我把他带进窑洞，给了点东西吃。可是在邻人们因嫌恶死尸的臭气而把他父亲埋葬之后，他就回到洞里，再也不愿出来了。显然那孩子是不想活了。他不再出来找吃食，在那个最阴暗的角落里，蹲在那儿，缩成一团。谁走近他，他就嫌恶地盯着谁。翌年冬，当我返回经过双石铺时，听说他在我走后不久就死了。除了他父亲，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想说话，还是不会说话。

从村里走过，我一边等车，一边看着宝鸡来的木匠们忙乎着在盖一座饭馆。他们或锯，或装，或钉，手艺都很高超。在炎热的日光中，堆得满街都是的木料散发出了大兴土木的清新气息。马车和卡车拥挤着，车把式的吆喝声、卡车引擎的吼声给这明媚的清晨带来了一幅万物相生、人心振奋的景象。双石铺繁忙的铺面装点了中国的门面，看起来比我初到时强了不少。为响应重庆重建山林的号召，遮阴树苗沿阴沟两侧栽得整整齐齐的，树苗都是用山区农民所交的税款购置的。在汽车站门上悬着一张闪亮的新的蒋委员长肖像，他目视远方，面带一种空洞的果敢表情。

另一列运送苏联大炮的车队进村了，此时长途汽车也吼叫着爬上了小山坳后面那条通往宝鸡的公路。左边山丘上，离唐僧洞不远处，一群穿蓝色旧衣的农民正爬上山来进庙祷告求雨。他们手持香烛彩纸，敲锣打鼓。卡车离他们的距离不算远，他们的动静听得清楚，车上各色“游击商人”和其他小市民一见这情景就把头伸出车窗外，招手欢呼，直到车子开到等在那儿的“黄鱼”们的跟前。

第十章丨洛阳劫难

从宝鸡经西安至洛阳这条路在未沦陷区是少有的尚在运行的铁路线路了，它全程约300英里。沿途城镇都在战前的陇海铁路沿线，繁荣景象主要靠火车运输支撑。乘客在这条线路上可以过得很奢华：法式高卧车是从欧洲进口、大转移时转运到西边来的，这些华丽的车厢既在崎岖不平的单轨上运行，也会在只有土房的乡村小站停车，但内部装潢全都十分考究。明亮的镜子、用名贵热带木材做的器具、金属制成的配件，肯定会让重庆南岸那些拜物教徒高兴得发疯的。重庆根本看不见火车，这样的车厢只用于精致高雅的“特快列车”；但由于这些进口车车厢太重，从行驶速度来看，只能说是“特慢列车”了。

自宝鸡东行20小时，自西安东行10小时，“特快列车”于天刚破晓时在华山脚下停车了，这里是一片满布尘埃的平原，壁立千仞的华山向来是古典山水画的灵感之源。下车的旅客们纷纷把行李从窗口扔下去，跟马车夫讲价钱，在乳白色的晨光中匆匆地朝东走去，就像朝圣的队伍。在第一座山丘顶部终于出现了一条小路，旁边就是黄河大拐弯。朝左去有泥沙滚滚的河水穿过矮丘，自北向南流去，全程长达500多英里。向右，它又穿过宽阔的山峡，东流入海，距离也是500多英里。小路下面就是大拐弯近前的浅滩，耸立着半废弃的潼关城，中古式的城门楼还残留着花纹，孤零零地架在弹痕累累的城墙上。铁路穿过城墙的一角，通向洛阳的公路则沿着城墙根蜿蜒入山。公路已被挖成了壕沟，成群的旅客是在两层土墙夹道中围着潼关城转的，就像以色列人在两列水墙中穿越红海一样。黄河对岸的日本碉堡、旗帜、哨兵都一目了然。

风陵渡沦为日军在中国这一带入侵最深的据点，至今已经3年了。侵华之初，日军就由北平朝西南方向挺进，沿铁路到达了风陵渡，并建立了碉堡群，以便炮击铁路和公路，干扰国民党在北方的这条交通干线。他们还曾一再试图渡河，以彻底将交通切断，但因水流急湍均被击退。日军自己在风陵渡的立足也不是很稳。国民党当时在黄河两岸的日军背后还占有若干有利阵地，共产党军队正盘桓在整个华北的日军身后。

我路过的时候，潼关前线的炮击已经常规化了。在日军火炮射程内的火车客运线路陷于停滞，而货车在晚间可以照常通过。日军只在下午发动炮击，旅客要是有钱或者有权，就可以搞到一辆手压车[16]通过路口，日军对小目标很少浪费弹药。由于潼关城就在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所以有钱人都逃光了。农民仍在城周围危险的田地里耕种。城里有些人觉得出走的损失大于所得，就留下来了。隔岸相望，日本哨兵历历可数，可人们还是坚持各自的营生。

国民党成为美国的盟友后，美国要人外出视察战备时，就往往被邀往潼关国民党前线，那里确实很适合装样子。贵客可以乘“特快列车”舒舒服服地到达目的地，用望远镜看看活动着的敌人，然后回到潼关群山背后，观看国民党推演对日军防线的进攻。

我是乘手压车越过铁路口的，有一位老先生从西安起就与我同车厢，这回我又和他同乘一辆车。车子在日军碉堡附近疾驰，穿过斜坡上的田野，呼呼作响地在清新的春季林木间出出进进，很像室内打靶场上的铁鸭子。这到底是福是祸，我心里可没底。车主对我说，他以前是做官的，在铁路上一直有熟人，这才搞到了这辆车。与我在双石铺遇到的那位县长一样，他也是东北人，官职后来被重庆来的国民党亲信夺去了。至于前途，他坦白承认：要去走私。他正要去界首，那是河南最繁忙的走私码头。

他讽刺地说：“那地方可太好啦，每天有价值100多万元法币的走私货经过（合5万多美元）。界首的票子像树叶那么多。那些从上海运货来的商号太阔气了。他们开饭馆，请顾客白吃不要钱，备有中西大菜，比重庆最好的饭店都强。”

他本人看外表是很成功的，行李很漂亮，还带了个仆人和一批从上海来的走私美国烟。可是，他也担心自己这样的散户好景不会太长。国民党垄断集团有中央银行做后盾，特别是有孔祥熙的中央信托局。他们能从海关和向走私商抽水的部队那里获得优惠待遇，小走私商很难和他们竞争。

我从宝鸡起就和一个青年“工合”干事同行，他很看不惯那位愤世嫉俗的老者。待我们到达破破烂烂的车站，等车去洛阳时，他坚决拉着我一起同那老头告别，还把我带入一个果园里，乘客都在那里边乘凉边等车。尽管这段路比较安全，可是往东几英里还在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因此火车得等天黑才能来搭载乘客。闲聊时，我们发现这次旅行是十分奇特的：仅仅几天工夫，你就从一个省份到了另一个省份，不仅景色、建筑、衣着、习俗不同，战争的氛围也不尽相同。

果然，一如在双石铺时不幸料到的那样，苏联的大炮看起来并没有向东运至抗日前线，而是过了潼关；因为我在潼关没见到，也许是留在西安，或运往北边打共产党去了。

在潼关，人们担心对岸的日军会进攻中条山[17]。这一带从晋南、豫北延伸出去200多英里，尽属日军东侧的国民党军事辖区。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是保卫北方国统区的战略要地。只要它留在中国人手上，日军无论从黄河的哪个方向渡河都很危险。国民党在中条山有20万名驻军，并筑有坚固的碉堡，号称“华北马其诺”。日军已进攻过13次，都失败了。

潼关城内议论纷纷，说新一轮的进攻要开始了，因为北平来的走私贩子带来消息说，日军在中条山北新部署了3个师团。往北去的走私贩子于是失望地折回了未沦陷区，他们抱怨说，日本人不卖去北平的车票了。据此，人们认为日军在进行大的调动。许多潼关人都相信日军正在修建新路，旨在全面进犯中条山。他们出的工钱颇高，许多苦力和农民都过河去那边干活了。

傍晚，火车从洛阳开来，我们搭上了车。虽然此处在黄河的庇护下尚有铁路运行，但我还是能感到，自己已回到了无人重视、支离破碎的国统区外围地带。这儿的车厢里没有毛毯，没有搪瓷脸盆，许多车厢都像是用牛圈改造的。真正的客车都老掉牙了，破烂不堪，破窗户钉着木头板，走道里的菜油灯只能发出一丁点儿暗淡的光。

在那天夜里，我们同另一类人同处一个车厢。对“工合”的秘书来说，有个人要比手压车老头还要令人难受。他是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由一名宪兵押着，腕上戴着手铐，看起来挨过打。车子在临近日军炮火阵地时，灯就熄了，宪兵开始打呼噜了。被押解的青年悄声和我的同伴谈起话来，因为他注意到了“工合”的徽章。他打听了几个自己知道的“工合”会员的情况。接着说他是医院的文书，因为没钱学医，就想参加“工合”，做些公共卫生工作。他悄声俯身在那宪兵身上，听他确实睡着了，接着低声说，他正在被押回洛阳国民党集中营去，原因是在假释期间试图逃跑。

他说，医院有个人想抢他的差事，就诬告他是共产党，害他被抓进一所思想改造集中营。他在那儿被鞭子打，被绳子捆，还被上过一次老虎凳。他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声明不想再当共产党了，然后那里的人就给了他一些好东西吃，还给了他宿舍床位，允许他和其他人一起上课听讲。他说上课是强迫性的，除最年幼体弱的男孩和好哭鼻子的小女孩之外，大家谁也没有改造好，谁都无动于衷，对不花钱、不干活、白过舒服日子这种事都觉得可笑。他们学习的不过是在小学时就硬塞给他们的那些国民党教条和仪式罢了。

这日子太难受了，所以他才要逃跑。尽管没人告诉他得在那儿待多久，可他已经待了一年；这次逃跑被抓回去，估计还要再加一年。

“那你出来以后干什么呢？”“工合”秘书悄声发问。

那青年微微一笑答道：“投机倒把！赚大钱！”声音也是悄悄的。

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

翌日清晨，我到了洛阳。车站后边是一片小山丘，上面长满了麦苗。车站是灰色的，看上去很稳固的样子，站前有成荫的绿树。城市人穿着夏季的浅色衣服。凡此一切都与双石铺那黑色笼罩下的农民和红色的山顶迥然不同。早在3年前，日本人进犯洛阳周边时，当地本来不多的工业企业就撤走了。在这样暴露敌前的地带，大多数生产性企业迄今都难以筹资开工。但所有这些萧条之状，对新来的人并不显眼。洛阳是日益兴隆的走私生意的大转运站和仓库，商业的繁荣足以掩盖工业的萧条。洛阳也是河南的省会[18]。河南是国民党手中小麦产量最多的省份，国民党供应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市民的粮食都是从这里征购来的。洛阳城内面积有一两平方英里，有砖房马路，街上还有半西式的商店，城里居民有10多万，看起来百业兴旺，日子过得很不错。中古的城墙已经拆掉，以免被日军占领后用作防御工事，但旧城壕还在，再外面是这座省会城市的附属机构：近郊铁路、机关区、天主教会、基督教会、机场、发电厂，一切都运转如常。

我本来以为洛阳会像南方前线的梧州市那样是一座死城，所以眼前的景象令我不禁又惊又喜。二者的区别在于，梧州濒临通航便利的西江，易遭日军进攻。洛阳则有水浅宽阔、急湍迂回、几乎无法横渡的黄河天险，将日军隔离了开来。黄河是在城北60多英里处东向流过的。郑县[19]城外曾掘堤放水，使河水南流，淹没了一大片农田，形成了豫东黄泛区，阻挡了日军的脚步。

洛阳城保持正常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条山里的险要工事。在黄河流经此城的北岸边缘，日军离黄河与中条山的最近处约有50英里远。

尽管如此，当我于4月底到达时，洛阳却开始因谣言而陷入恐慌。据说日军将对河南发动一次全面进攻。虽然洛阳城有黄河的一部分作为屏障，但河南省多平原，地势低，容易受到大规模攻击。何况，洛阳只有3条获取给养的通道。除了已被日军炮火摧毁的狭窄的潼关，其他两条都是很难走的大山。未沦陷的河南省其土地面积大约有丹麦那么大，人口大约相当于丹麦的7倍，即2500万人。在这样惨淡的前景面前，洛阳城内自然会流传一些奇谈怪论。据说，日本人不仅在修筑新公路，以便从北面通至中条山，而且在河南黄泛区以东的地区和南边的湖北修路。最糟糕的是，还有谣传说日本人要在郑县附近修复堤防。这样一来，就可使黄河恢复北边的战前河道，而把国民党的东部侧翼完全暴露给日军。

偶然甚至会有这样的传说，负责修堤的日军军官曾派遣停火谈判代表团去和中国河防司令商谈炮击暂停事宜。日方宣称，他们修堤完全是为了解救黄泛区的农民。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后，日军飞机在黄泛区散发了传单，说日本人要为农民修堤，却被国民党阻挡。1941年，人们会觉得这是别有用心的宣传战。可是，到了1944年，人们就会开始联想了，毕竟“无风不起浪”。日军当时占领了河南全省，有些中国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攻击国民党军队，将他们缴械，有时甚至把他们活活烧死。

我在宝鸡时曾打算在洛阳附近渡过黄河，然后进入中条山区静待时机。可是当我真的来到了洛阳，却又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观察点。我也许得买双新鞋，以便紧急情况时立即溜回宝鸡。后来，5月3日以后，留在洛阳的每个人都逐渐想明白了，各奔前程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了。

洛阳每天都在遭受空袭。一批批军队步履艰难地穿城而过，开往黄河前线。虽然当地国民党报纸什么都不公布，可是从黄河北岸过来的谣言和难民却透露说，中条山发生了不同寻常的灾祸。5月7日，日军开始了对“马其诺防线”的第十四次进攻。和前十三次不一样，他们没有被打退，而是迅速攻破防线，随即向山脉纵深推进，速度比刚开战的几周还要快。要知道，刚开战时人们可是毫无准备，于是很快便惊慌失措起来了。日军全线渗入，占领了黄河北岸的所有重要渡口，前哨部队离洛阳已不足10英里。

官方消息还是一片大好，可是洛阳街上已可听到日军的炮声了。成千难民从黄河涌向公路，使道路为之阻塞。对陇海线和洛阳城的空袭增加了，足以说明日军是在为进一步入侵扫清道路。传言称日军已调来伞兵和陆战队准备渡河了。洛阳城一直是靠那座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中条山为屏障的。结果不足两周，徒有其表的盖子就被揭开了，城市像现出原形的蚁巢，人们像蚂蚁一样四散奔逃。

起初，洛阳城的变化有两种情况搅在一起，让人看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在逃难，可同时也在遭空袭，跑警报。天色一直晴得透亮。飞机一天来五六次，一般是早上来侦察，辅以小规模轰炸，下午大规模轰炸。洛阳人口密集，却只有少量高射炮，而且没有伪装，敌机来时无法正常射击。空袭警报信号对飞机种类不加鉴别，于是，只要有一架侦察机前来，全城就得像轰炸机都来了一样躲起来。中条山的瞭望所失守了，警报系统也完蛋了，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敌机往往是越过黄河时才被发现，所以警报拉响时敌机早已凌空了。

在空袭警报大声吼叫时，这城市的狂乱就像老式喜剧片一样。先是慢镜头拍摄满是车流的街道，演员们在十字路口奔走，每个人都像一个小黑点似的，营造出狂乱的氛围。接着恢复正常速度，下班后尘土飞扬的闹市发出阵阵嗡嗡声。只要有个耳朵尖的人大喊：“警报！”店铺的门窗挂板就会咔啦咔啦地挂上。车把式的鞭子啪啪甩着，大地也会因千万双脚的跑动而隆隆作响。人人都想尽快地回到防空洞去，于是手忙脚乱地逃散。有的和别人撞了个满怀，有的手里拿着东西还扯着别人的衣服。人们都抓起平常干活的什物；在尘土飞扬中，这些物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警报声中碰撞掉落，融入了这出残酷的喜剧。农民们把蔬菜装在扁担的两个筐里，上上下下地颤动着，活像个机械玩具。卖布的整理着散开的彩色布匹，卖木梳的神经质地在大街上跳来跳去，挥动着他那用许多小绳悬着木梳的棍子。一个车把式的徒弟手捧一盘煮熟了的鱼，一步一颤地走过，生怕洒掉，但那鱼儿却斜着身子，像要用死鱼眼来观察活人的惊慌失措。

洛阳的地下土壤虽然较为结实，但也并非一点儿都不松散。战争初期，几乎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都轻而易举地挖了深壕。空袭警报的叫声一旦听不见了，大街上的人群也就看不见了，他们拖着身子走下陡坡，进入地道去了。在沉重的飞机轰鸣声中，在日光烧灼的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警察在角落岗楼里值勤。他们不安地暸望着，对走得慢的人喊着，有时甚至会开枪射击。

可黄土的防空壕并不怎么可靠，即便炸弹没有直接命中，而只是在附近落一枚，它们也吃不住。在每次持续轰炸后，打扫现场的队伍总要从大街上抬走若干用草席裹着的尸体。又黑又臭的防空洞更防不住谣言和瘟疫。连咳带喘地从洞里出来的人并不着急回去营业，而是宁愿忧心忡忡地就在防空洞里聊天。开张营业的铺子和敢于上街的人天天都在减少。

5月11日，日军已封锁中条山，腾出了更多飞机前来洛阳，这座城市已濒临灭亡。人民是明白的。停电了，发电厂被炸了，学校关闭了，小麦跌价了，因为囤粮户正在出清粮食以便逃之夭夭。新鲜蔬菜价格上涨了，因为卖菜的农民怕进了城后被拉夫帮助政府撤退。机器、家具等不好搬运的东西价格都下降了，金玉等一切易于携带的奢侈品价格都提高了。轰炸范围每天都在扩大，城市外观变得破破烂烂，就和去年秋季我在重庆所见的一样。大街上到处有乱成团的电线和铅缆，橡胶丢得满地都是。宣传画和纸窗都成了飘荡的碎纸条。商店里的镜子和橱窗都不见了。橱窗被防盗的铁丝网取代了。商人们开始把东西往地下室或农村搬，只在货架上摆上空盒子或一些最不值钱的商品。最大的一条街上从早到晚都不见行人。只有那么一天例外，尽管正值空袭的高潮，可按老皇历，对婚丧嫁娶来说却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在空袭的间隙，抬着棺材和花轿的队伍小心翼翼地匆忙穿城而过。乐队拿着锣鼓，但从不停下来演奏。

5月中旬，即便在夜里街上也很安静，只有红、白蜡烛闪出的弱光。月亮似乎是满圆了，在店铺的门窗挂板内传出了装货钉板箱的声音。在机关、银行里，会计的算盘结清了最后一笔账。破晓之前，月亮要落了，残烛也正在熄灭。漆黑的大街上，农民的大车拉着逃难者的重载行装，慢慢走着，车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牛身上带着的铃铛叮当作响。

5月的前两周，我只是偶尔匆匆出城一次，可是一眼就能看出这儿的城乡差别之大不亚于双石铺。城外一枚炸弹也没落，农民对日军入侵的威胁并不害怕，甚至有些人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不少人对此毫不关心，大多数人的打算是，就算日军真的打进来也留下不动。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这是一场国际战争，有空袭，有疏散，有报纸，有剧院，还有大皮鞋。这一切都是城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不管这儿的农民看起来比双石铺山区富裕多少，但河南平原今年早旱已成定局。去年降水量就少于往年，如果今年夏收再不好，那就肯定是灾年了。河南农民种的是上好的麦田，可捐税太重，存粮早就被搜刮一空了。

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着乌云涌起。在空袭期间，每天都有小脚老太太进城到庙里烧香，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英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了。她们不懂什么叫防空壕，进城穿的是专为赶集准备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脚穿着红绣花鞋，却还是坚持从近郊一扭一扭地进城来。天空晴朗，毫无雨意，有的只是钢铁炸弹的威胁。在那之后的两年里，无论城乡，死于饥荒的河南人都超过了整个抗战期间被日军杀死的人数。可是，1941年5月，当城里人还能买得起粮食时，他们是不担心灾荒的。这就像乡下人不为城市遭受轰炸而担心一样。城里人懒洋洋地靠在防空壕边，见有农村来的小脚老太太扭过，就嘻嘻哈哈地讥笑她们。

5月16日，我同杜先生一起去了洛阳西郊。老杜是“工合”指导员，负责洛阳“工合”疏散事宜。时至今日，当天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那天敌机对洛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警报自凌晨5时开始响起，直至下午5时才解除，来袭敌机多达100多架次，投弹至少有700枚。后来，我一听说有哪个中国城市在空袭中颤抖、濒临崩溃时就总会想到5月16日。那可怕的图景将破碎的社会描画得淋漓尽致。破碎的原因，除了外界侵略，更有内在的压力；有的不可避免，有的则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人祸。

那天，天还没亮，警报就响了。云雾使天色有些发灰。先是来了一架侦察机，像播种机那样低空飞行，侦察了城外近郊。轰炸机没有马上就来，于是老杜和我骑自行车越过了瓦砾遍地的老城，向郊区去了。接着，天放晴了，碧空千里，空气清新，能很清晰地看到淡青色的中条山，在山河之间还有几座小山丘。在最近处长长的山丘顶上还能看到2000年前留下的古都皇陵。大地时刻受到威胁，在缕缕迷雾之中透出一股清新朦胧的沃野气息。白杨垂柳的叶子尚未被尘土覆盖，在淡青的麦苗上闪出了片片阴影。为旱灾所苦的田野在万绿丛中显出一道道黄土裂痕。斜坡上四处点缀着穿浅色夏装的城里人。

我们沿大路西行，穿过政府机关所在的近郊西宫，但在我们到达之前，侦察机就已在公路上低空飞行了，低得很！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一条沟里，用草木掩蔽后躲进了稀疏的小树林里。有两三百个从城里来的人正在树丛中走来走去，或坐在新式的墓碑上。在树丛中心有个新坟顶，上面用绳子拴着个冥器，是一条用紫白色纸条做的龙。卖小吃的摆起了摊子。有些人家，大人、孩子一起狼吞虎咽地把面条或醪糟鸡蛋吞下了肚。

我们趁着等待解除警报的工夫聊天。老杜告诉我，路对面充作政府办公地点的古庙是在杨贵妃寝宫遗址上盖起来的。杨贵妃深受唐明皇的宠爱，是四大美人里唯一以丰腴知名的。她裙带松垮，经常在皇帝面前脱落下来，以便让皇帝有机会帮她穿好，以此邀宠。贵妃嗜酒如命，宫中才子们送了她一句话：“虽醉犹饮”。老杜兴致盎然地提到西安附近的华清池行宫，也就是西安事变时蒋委员长被扣押的地方。老杜说，那儿就是杨贵妃因新承恩泽而扬名的地方。

侦察机回到小树林，在上空盘旋时，一切吃喝说笑就都停止了。这儿的人太多，林子又太小；更兼气候干旱，枝叶稀疏，隐蔽效果实在不大好。每个人都卧倒了，在树干周围一堆堆缩在一起；飞机每次回来，都会有一批人胆战心惊地跑到麦地里去。他们尴尬地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跳起来，简直像一群袋鼠。纸龙被卷了起来，在微风中摇曳，纸条尾巴搭在跑来跑去的人们的头上。

侦察机朝北飞去了，微弱的声音逐渐消失了。可是重型轰炸机的隆隆巨响立即让空气中充满了灰尘。树林中卧倒的人们严肃地注视着，然后弄些草或树叶撒在自己身上。大东头，人们挤作一团，正在发疯似地往北跑；而南边却又有一列大车朝东赶。铁道上，一片零零散散的人正往光秃秃的山坡上跑，转瞬间就不见了，大概是钻进狐狸洞去了。所有刚才站在平地上的人现在都趴在麦地里。

天空中弥漫着雾气，看不准飞机到底在哪儿。可是隆隆之声来自四面八方，说明距离很近了，而且是低空飞行。然后炸弹纷纷落下，就在麦田的另一边，半英里长的西宫在爆炸声中卷起了层层白色的浓烟，有些像菜花的样子，只不过硬了些。当32架飞机从头上掠过时，震动掀起了麦浪。树梢上已经出现了火光，接着火焰升起来了。团团肮脏的黑烟凝结起来，然后又倾倒下来，立即在明亮的田野里散发出带着焦臭味的迷雾。

老杜以为，要想逃往西宫之外安全的乡村，最好是从窄小的洛河南面那两堵墙所形成的狭口穿出去。我们刚从那儿走过，就见一群晃晃悠悠的士兵从遭受空袭的政府机关倾巢而出。他们大都满脸是汗，阳光照在他们脸上发出金色的光芒。在狭口最窄的地方有一架渠口水车在隆隆作响。有个士兵撒腿就跑，其他士兵并不知道他听见的不是敌机的声音，也都跟着跑起来，冲进了麦田里。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注意到，一个农民正在田野中安详地干活。他们发觉了自己的愚蠢，于是放下心来。又跑了几百码后，他们停了下来，聚在一座桥上，围观带着鱼鹰、撑着自制舢板的渔民捕鱼。在监视这座桥的岗楼里有一群士兵，他们是西宫被炸前跑出来的，正在专心地和两个妓女打纸牌。

我们在树下的一个面摊前停下来吃了早饭，这里已经远离硝烟了。从西宫跑出来的部队缓过气来以后，好像把轰炸、日军入侵等都当成了一个玩笑。这些士兵说自己不是本地人，没有拖家带口之累，如果日本人来了，肯定用不着去打仗，而只需要保护政府向西撤退，因为他们是卫队，不是野战军。由于他们是亲信的精锐部队，所以装备很好，显然吃得也很好。他们的外套和长裤在和煦的阳光下看上去穿着很舒适。他们彼此间的谈话大多下流污秽、不堪入耳。

乍一看，这有点像柳州和其他离前线几百英里的许多南方城市遭到空袭时的情景。那时，人们一大早就在小山丘上闲聊天。可是，那一天我所见的成年人里，只有面摊前的这些大兵和几个不住在城里的人是真正开心嬉笑的。在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情势危急万分、社会正在崩溃的地方，这里却依然上演着丑剧。因此，笑话也好，脏话也罢，都可视为严峻形势的表征。

和柳州山丘上的人们不同，眼前这批人并非仅以嬉笑、无知的态度在消磨时间，他们还表现出了一种毫无责任感、对万事漠不关心并暗藏着某种残酷的幽默感。这种表现能够在社会解体的危急时刻征服士兵和其他毫无教养之徒。随着混乱的发展，这种空虚沉沦的精神状态就会远远超出讲笑话的范围，而是导向抢劫、强奸、谋杀。

上述一切发生在一块有两三英里宽的平原上。这块地方从洛阳开始，缓缓上行，通过西安，再走三四英里就到了进山第一脉。它的一边是遮着黄河的低坡，另一边有蜿蜒流过的洛河。天气干旱得令人忧心，洛河不过是干流河床沙砾中渗漏出的细流而已。这块被小麦覆盖着的平原上村庄星罗棋布。每个村子的小树林和美国一家农户的规模差不多。村与村之间到处都由坟头和树木把田野分开。在这片平原的正中有一行笔直的树木，标出了一条公路，从洛阳通向相对安全的西部群山。

西宫在清晨遭受轰炸后，洛阳城也开始遭殃了。每一刻钟或半小时就会来3架或6架敌机俯冲轰炸一番。由于在中条山地区遭受轰炸的全过程中，中国战斗机从未出现，所以每次日本轰炸机来得都不多。因为这对它们来说，轰炸基本没有什么风险。由于基地就在不远处，它们可以利用任何时间，选择任何目标，频繁地进行轰炸，而且不愁加油。轰炸机整天在洛阳城上空盘旋俯冲，活像一群马蜂在折腾一只鼹鼠。平原东部的城市上空纷纷冒起了一团团的灰尘烟硝，有时一缕缕地在上空飘着，有时又汇成了蘑菇云。清晨，旭日东升，蘑菇云沸腾起来，如一团灰乳色的薄纱，然后在中午的大风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道道乱糟糟的乌黑云烟。到了傍晚，日头西沉，空气中满是行人扬起的尘埃。黑烟随之变浓变亮，大有膨胀的势头，有时呈现出黄、橙、棕等各种颜色，将半边天空都遮蔽了。

成千上万的城里人整天在树下待着。他们或坐或跑，或来回踱步，或齐步前进。有些是独自一人，有些结成大大小小的群体，包括家庭、部队、店员和机关等。他们之中有些人只想在当天离开那些恼火的防空壕；有些已把东西搬来，在做逃难的长久之计；有些则已经朝山中出发了。清晨，当林中的清新空气中洒下银色的光芒时，人们井然有序地走动着，或在林中静静地看着孩子在面前嬉笑。中午，树叶静止，遮出了一块块阴影。这时，那平原上的灼热和嘈杂之声，城里无情的爆炸发挥起威力，人们开始镇静不下来了。敌机一旦临空头顶，人们就乱纷纷地从树林中跑出跑进，分散在麦田里。公路上到处传播着可怕的谣言。

整天都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从黄河传来的炮声。人们越来越频繁地用恐惧的眼光注视北方的矮坡。再向前，中条山里的日光正在闪耀。下午，即使没有敌机前来，有些人也总要跑一阵子，另有一些人要跑回城里去，想在他们预料到的乱子发生之前尽量抢救点东西。更多的人则沿公路逃到山里去了。从黄河边上的坡地那边不停地有风刮过来。风吹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顶多只是让树叶动一动；但风的发端之处是大不一样的，那时风的力道之强，足以震落一树绿叶，摧折大片森林，乃至让池塘干涸，让藏在水底的生物无所遁形。

傍晚，麦田在夕阳的照耀下闪出金黄色的光芒，镇静地割了一天麦子的农民开始回家，朝西去的大路上便塞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群扬起的灰尘，从城里至山边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带子，在路边的树梢上浮动，活像一条大蛇。人们的叫骂哭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汇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声响，像是受伤野兽把血淌进长河时发出的沉吟。

那天一清早，老杜和我吃过面条后，骑车来到“工合”的疏散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西宫外1英里左右，公路西段七里河村的一家“工合”机械厂里，这儿的人们正在大喊大叫，心烦意乱地争论着成堆的问题。“工合”的疏散计划比一般的国民党组织还要彻底，不仅领导要走，工人也要一块儿走。可是即便这样，疏散人群也依然是矛盾重重，混乱异常。

老杜一到这里，七里河的工人就将他团团围住，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他们要求退还“工合”给他们的贷款。贷款是与“政府”银行有关联的农业合作社发放的，他们担心一旦日军占领此地，会因不能按期付息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个问题得到圆满答复后，大家又开始议论怎么疏散、撤到哪儿的问题。另找地方搞“工合”，还是回家再当农民去？

“工合”制鞋厂整个早晨都在辩论到底是否要疏散。有些成员想等到洛阳沦陷，然后到日军占领的东边城市去。他们觉得那儿的营生也许好做些。

后来，妇女针织合作社也来了。她们已经乱套了。拂晓时分对西宫的大轰炸吓得她们东躲西藏，比平常上班多跑了差不多3英里路，有些年长一点的想回洛阳，她们对跟随组织而不是全家一起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这样的行动顾虑重重。只有乐天的女孩子才对疏散表示出某种热心。她们觉得好玩、有意思。当指导员们对那些年长妇女们做工作、劝她们不要回家的时候，姑娘们却忙着考察着七里河的机械合作社，像行家里手似的提出了盈亏、供销、原材料等许多问题，这让机械工人们很高兴。他们在这批姑娘到的时候就洗过了脸，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最后，虽经一再劝说，到底还是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年长妇女回洛阳投奔丈夫去了。临行时，姑娘们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印刷合作社来了。他们用牛车拉着印刷机和打字机，社员都是些12岁到16岁的男孩子，他们在各个合作组织中思想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工合”里早就知道“为抗日而建设”“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的口号了。如今情势危急，正好大显身手。就像“过家家”的小孩子似的，他们做好了早午餐，吃过饭重新套好车，西去不见了。临行，他们还吹嘘说，要是日本鬼子真来了，他们就去打游击。

我骑车跑到七里河外的西段大路时已接近中午了，公路上满是令人窒息的灰尘。人群中，“工合”社员与其他撤退的人们不顾情面地争吵不已，造成了一些不愉快，倒也颇有家中口角的趣味。只要拥挤的车辆挤成一团，就会有人尖声叫骂，有时还会挥拳相向。这样的情景以前在中国是很少见的。现在买吃的要吵架，雇车也要吵架。餐馆老板在西逃之前会把价钱提得比平时高出四五倍。大车把式的、拉排子车的、洋车夫的报价是根据货物价值来的，行市也在稳步走高。

尽管政府早在平民疏散的几天前就开始疏散了，可是他们在制造混乱方面依然不落人后。几乎所有的汽车和半数以上的大车都装着文武官员的家眷、家私和公文。政府看起来也是那手忙脚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情势的主要推手。他们的大车是强行雇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不给钱的。而且，他们还派荷枪实弹的士兵紧紧监视着赶车人，好像人家是囚犯或壮丁。路旁打架的原因主要是官员要为自己征用更多、更好的车辆，或用权势、枪支的威力廉价强买车辆。少数特权阶级独占一切，排除异己的风气发展得如此迅速，其恶果一目了然。

重要机关的大官们在疏散途中表现得最为放肆可恶。他们有权有势，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别人搬。一切家庭用具，从帽架、吊床到油瓶，什么都有，甚至还有破家具、散木板、碎草垫子之类的东西，简直是一个从地窖里搜罗出来的破烂集市。至于坐在大车上的人，那真是形形色色、混杂不堪。有大官们的卫队、仆从、家属、女眷和佣人，然后又是这些家属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等等。总之，所有这些非法乘客之所以能混上车，都因为是有“关系”或者是行了贿的。这支队伍正是当时国民党的象征，比双石铺卡车上的“黄鱼”还要更恰当些。

中产阶级、中级官员也过来了。他们只带着自己一家人，行李不多，几名仆人，各乘一辆大车。后面是依附于特权者的小职员、文书、会计。他们颠簸西行，满面愁容，因为他们得把所有装不进箱子的东西都丢掉。有些做丈夫的还不得不把家眷抛下，独自漂泊异乡。公路两侧，有些人在蹒跚前进，他们是失业的原机关小职员。前途不可预料，于是许多部门就把不太用得着的人辞退了。他们原本就是人浮于事，现在逃难时用的是自家积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到西部山区后能官复原职。

理所当然，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处，走路的念叨坐大车的，只有1辆大车的抱怨有6辆的，大车要多少有多少的诅咒着乘火车逃往西安的。可以想见，乘火车的又会对那些出门就乘飞机的嫡系亲信们大发牢骚。

过了几个星期，人们每每记起日寇进犯中条山后的疏散活动，仍觉愤慨不已。在这次仓皇逃跑中，国民党政府带来的混乱似乎不亚于日本人。当然，任何社会，只要突然发现军事威胁近在眼前，总会出现社会崩溃的迹象。但在洛阳，政府的行径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危机发生的最初几天，国民党一直利用媒体机器，在普通洛阳市民中营造安全的假象。关于中条山上发生的情况，当地报纸只发中央社的消息，那都是些片断而又乐观的零星报道。那些天，洛阳报纸登载了纳粹进攻克里特岛的情况，内容比近在咫尺的日军进犯要详尽得多。社论号召人们不要议论当地战局，以免引发不安。可就是在这时候，政府官员却已在征用大车，准备逃之夭夭了。

在日军到达黄河之后，报纸刊载了一些注意伞兵的官方通报。民间人士议论说，这只是因为德国伞兵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这方面内容写进给重庆的报告里比较好看。没有人告诉平民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基本形势如何；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什么时候要疏散，往哪儿去，该怎么走。零散撤走的人不久就从西边转回洛阳来了。他们说山城洛宁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受不了。提早去的政府官员已经占据了所有的好地方，囤积了食品，把物价哄抬了上去，只有最有钱的人才能买到东西。

事实上，早在不安全迹象萌发时，国民党就放弃了职守。5月16日的大轰炸中，机关纷纷逃窜。自那时起，这个受威胁的地区就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在这种状态中，带头无所不为的却正是政府官员，连警察也和政府官员一样匆忙逃走了。这当然会使群龙无首的人民更加惊慌失措。由于洛阳市立即遭到了轰炸，整个伊洛谷地已是一派凄惨景象。如果大家得知日军已渡过黄河，就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惨状的扩大了。剩下的一点点正常生活也会被吞没在东逃西窜、磕头碰脑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国民党一旦狼狈溃逃，被遗弃的惊恐民众中间总会发生种种彼此冲撞的惨象。

5月16日那天，国民党本身的疏散尚未完成，公路两侧布满岗哨。白天，只能看到那危险景象的少许一点。尽管如此，东逃西窜的局面却已经形成。人群移动的主流是向西的。可是就在大批人东一头西一头地胡乱奔跑时，却有一部分人正从山里往回走，他们想找个隐蔽的村落，期待能在日寇进占之后安居。暴力事件开始出现。就在离开七里河几英里之遥，我就见过一具死尸，他是被人割断咽喉而死的。路旁茶馆的闲聊中则充斥着大崩溃的各种传说。

“别再找军车搭‘黄鱼’了，昨天有辆军车，走的时候四处招揽生意，装满‘黄鱼’，可开出城去没多久，就把人都赶下车，把行李抢走了。”

“开饭馆的要涨份，可得特别小心，路那边有个饭馆，人坐满了，都要了菜，还没给钱。这时候，老板要涨价一倍。结果，他挨了顿揍，杯盘碗碟都给砸碎了。”

“那是个车把式，有个买卖人雇他的车载东西去芦氏。当他路过一个政府车队时被大兵拦住了。车队中有辆车坏了，大兵就把买卖人的行李丢到沟里，把车征用了。其实买卖人都把车钱付了。当晚，车把式就用车钱里的一部分贿赂了看他的老总，让他赶车逃走了。车上还有些当官的行李呢！”

“离开洛阳可得留心别住小村子。两天前，几个带枪的人，可能是逃兵，也可能是农民，抢了个小村子；村子里面住满了难民，每个人都被抢光了。那几个带枪的人还杀死了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呢！”

在这之后3年，即1944年春，洛阳当真落入日军之手时，有个曾当场目睹一切的朋友告诉我，社会解体的确发展到了无政府的程度。沿着西部公路，难民之间彼此残杀抢掠，竞相逃命。山上有土匪、逃兵、农民，都是已挨了两年饿的人，只要看见路上有可欺的难民走过，他们就成群结队地下来抢劫一番。日本投降后，内战又爆发了。1948年春，洛阳是中国共产党夺取的第一座内地省城。

实际上，1941年5月的洛阳之所以没有陷入彻底混乱，头一个原因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其次，国民党军在中条山被击溃了，可黄河渡口也都失陷了。他们形同瓮中之鳖，无法南逃，无法沿途散布混乱与恐怖，就像他们在别处吃败仗时那样。第三个原因是农民的镇定。那也许是出于无知，也许是通情达理，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务实的农民正忙着日常耕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阻遏了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可那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总是承诺给人民办好事的政府呢？当人民以行动表示，他们有资格让政府为他们做点好事的时候，这些父母官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带头制造混乱，而且无法无天。为民父母者本是靠着最卑贱的子民——农民养活着！

那天下午，老杜和我一起来到山脚下，访问了几个村子，有几个“工合”厂子想暂时撤往那里。我们感到，当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强征大车。此事是通过保甲施行的。征车多少，各地不同。每保平均要出车30辆，也就是说，每100户左右出车30辆。可是贫农家里没有车。有的两三家共有一辆车，所以30辆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的一半运输工具都被征走了。给的车费也多少不等，倒霉的连一个钱也见不着，最幸运的也只能得10元法币一天（合50美分），供两个人两头牛之用，根本不够。他们用牛车西行芦氏要走一个多星期，但回程却不给钱。

多数村庄都建立了分担摊派的制度，不出车的农户就要担负政府疏散的派款。可是每家每户都在发愁，那么多大车和壮劳力都被征走了，眼看庄稼就要成熟，怎么往家里收呢？老人和小孩都被迫下地干活儿了。

但即便在受到侵略影响的村子，人们对日军的行动也了解很少。有些农民还不知道日军已到了黄河，不知道他们听见的到底是炮的响声，还是炸弹的声音。如果我们向他们多问一点儿战争的情况，他们就会发出人畜无害的友好笑声。

“这些事儿，城里人才懂。”他们会这样告诉你，然后就有礼貌地走开了。

慢慢地，我开始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农民对这场战争竟奇怪地保持着中立，把它看成一种遥远模糊的、和“政治”一样的东西。战争和政治尽管和他们有关，但太复杂了，他们弄不懂。这是理所当然的。从1941年起，国民党就连他们那些言不由衷的全民族抗战宣传也不在农村搞了。那些使城里人震惊的消息只能缓慢、间接地传入农村。再说，经常有人越过前线，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来来往往。他们听说，沦陷区农民的处境也不比他们坏多少，有的兴许还稍好点。结果，这场战争在他们中间，就不像在境况较好的人们中间那样带有感情色彩了。战争好像是一场坏天气，可能只在一个农民的田地上掠过，而这个农民自己采取的明智对策就是待在家里，设法规避或恢复自家受到的损失。由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极少，因而我估计，国民党声称抗战初期曾有8000万人西迁的数字是夸大的，实际上至多不过2000万人。

农民对政治、战争都很无知，但只要与切身利益相关，他们的小道消息就灵通得很，就连打仗的消息都能顷刻间在战线两边传出数百英里，农民对战争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举例来说，在中条山战役前，黄河南岸日军传布雇用筑路工出价甚高的消息，竟吸引了许多潼关一带未沦陷区的劳工。5月16日，洛阳遭到大轰炸那天，我还在村里听说了另外一些数百里间不胫而走的传闻。

一是南阳附近的官员们被日军的侵略吓坏了，竟然命令公路附近半英里之内的一切农户都把房子拆掉，以免日军占领公路时用作碉堡。于是洛阳农民就担心同样的事情也会在这儿发生。第二，几天前洛阳与潼关之间的陇海线上有一列运载壮丁的火车被炸起火了。这条铁路一直有飞机轰炸，但为了防止逃跑，壮丁都被锁在车厢里。传说有200多人被烧死了。有些洛阳附近的农民担心自己的儿子也在这列车里。

在所有这些恐惧和威胁下，他们却耐心地照常工作。当老杜和我从村里回到公路上时，经过一个在地头边休息的农民，他正注视着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在我们走近时，他做了个手势，指着难民们笑道：

“他们没有办法！”

他用手指着自己和村庄，骄傲地说：

“我们有办法！”

在冒着狂风返回七里河的那个下午，老杜和我来到一个地方歇脚。这地方有三棵半树，遮着一口井和两个半醉鬼。手拿酒瓶的人说，他是个行商，原本雇了一辆排子车装杂货，都是衣架、带子之类，数量不多。可那辆排子车的车主却只答应每天议一次车费，于是越往西车费越高。最后，在一次空袭中，排子车和家当全完蛋了。他也就自由了。他吃够了撤退的苦头，就决定东返，回沦陷区老家去沿街叫卖。今天因空袭阻挠无法通过洛阳，他就买了瓶老白干和几盒纸烟，坐在树下享受一番。

倚在那半棵树上的老人家是他的叔叔，也是他唯一的亲人。老头儿半醒半睡，显得蛮高兴的，他提着一个破鸟笼子，里面装着一双鞋、毛巾、牙刷，还有一部破烂的《三国演义》。第二个醉鬼是个串村贩卖针头线脑纽扣杂货的货郎。他一大早就离开公路，找地方喝了一通。他这行当一直是四处为家的。他自小离开父亲，从没在自家床上睡过一夜，因此他也无牵无挂。大路上的人被空袭压得喘不过气，他却满不在乎。

这几个人把这小树林占为己有了。他们毫不吝惜地把半截纸烟满地乱丢，直到草地像是开满了白花一样。他们还用纸烟盒里的锡纸折成一大堆高脚酒杯，摆满了井台。他们请我们共饮，在大热天的下午，大口咽下高度白酒，果真让小树林成了危险大陆中的一个孤岛。

要是有个人平躺在阴凉儿下，眼前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小世界：有毛毛叉叉的杂草，有几排锡箔折成的高脚酒杯，还有在草地和酒杯上爬来爬去、亮晶晶的黑蚂蚁。这个小世界显得和远方树木成行的地平线上的世界一样大、一样重要。在那个世界上有一片火海的洛阳城，也有狼狈逃窜的人群。此时，洛阳城高射炮的弹药都耗尽了，日机对疏疏落落的步枪射击满不在乎。当我们卧倒在地的时候，从北面飞来3架敌机，掠过我们的头顶朝东向洛阳城奔去。它们飞得很低，透过玻璃罩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满脸胡子的小个子飞行员们，他们有点像人，又有点像兽。

在小树林里，几个漂泊异乡的人好生享受了一番。我们站起身来之前，他们正在地上打滚，哈哈大笑。原来，在他们买酒的那个村里有个人，被清晨的大轰炸吓得失魂落魄，一头跌进两丈多深的防空洞风口，把两条腿都摔坏了。长头发的商人身子挺结实，身材像个圆圆的苹果。他用脚去踢叔叔，想给他讲个故事，可老头儿却只是打呼噜，于是他只好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后来，我知道故事出自中国古代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

“是哪个朝代末年，我记不清了。城市全都完了，山里到处是土匪。某城有个青年继承了祖父的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凭着宝刀，他在‘团练’里谋了个好差事。”

“有一次，‘团练’捕获了6名江洋大盗，准备杀头。在押解途中，其中一名与这青年是邻居，他颇知此刀厉害，便求小伙子看在老街坊的份儿上，亲自动手砍他的头。”

“其他几名盗匪是由别人用钝刀砍头的，免不了折腾一番。待到这名匪徒把头放在枕石上，小伙子只一刀，立时身首异处，滚滚落地的人头大喝一声：‘好刀！’”

酒也喝了，故事也讲完了，货郎用手背抹了一下紧绷的面孔：再来一杯酒，再讲个故事吧！

“那恐怕至少有15年了，在黄河与铁路之间，有一双年岁相当的男女孩经家长定了终身。男的只有3岁，女的比男的小一两岁。可是，在他们刚刚长大即将成婚的时候，男孩被几个大兵拉走了，之后再无音讯。过了几年，家里人都认为他死了。女孩长大后出落得很俊俏。她父亲于是另订了一门亲事。不消说，男方是个阔地主的儿子。女方的父亲虽穷，可新亲家自会出钱了结原来的婚约。”

“在办喜事前三天，那男青年竟又回来了。原来他在西安从军，当了一名下士。军装齐整，小伙子长得也结实体面。当他来到女家要求履行婚约时，女方父亲解释说已另外许人，如再反悔，全家就要遭殃。这男青年从未见过那女孩，不知她的美貌，因而也就同意罢婚回家了。”

“可那女孩子在他来时不在家，回来时听到人声，就舔湿窗纸偷看了一眼，见他比那地主的儿子可爱得多，那下士离开后，她就溜出后门，跑到田里赶上下士。她说自己信守婚约，要和他私奔。男青年对她也是一见钟情，俩人就携手乘火车去西安了。”

“地主儿子听说女孩不见了，就纠集了一帮亲朋，手持梭镖鸟枪到下士家里要人。刚巧，他家只有一个未婚的老姨。此时，她正和一个小学教员私通。匆忙中，那小学教员藏身于柜中。她披了衣服去开那被砸得山响的大门。她看见那么多人手持凶器，登时六神无主，以为奸情败露，隐瞒也无济于事了。”

“‘人在哪儿？’人们拥进来时这样喊。”

“‘人在柜子里！’她以为他们要逮那教师，就这样回答了。”

“大家拥上来就要开柜。这时，她大喊道：‘人还没穿衣服呀！’”

“当然，他们以为柜里藏的是那女孩，于是就用绳子捆了柜子，抬到地主家的洞房里去了。地主家的丫鬟把绳子解开，多方劝说那柜中人出来。她们拿来了肥皂香汤，绸衣缎带，对着柜子说尽了甜言蜜语。然后退到大厅，把门倒插，继续在门外哄劝。”

“可屋里一直静悄悄的，毫无动静。于是她们就破门而入，只见那可怜的老教员已经用新婚丝带悬梁自尽了。”

老杜陷入了深思。他面色严峻，眉头皱成了一条线，与南美土著有几分相像。我们推着自行车在逃难车队中不停地穿梭，向七里河走去。

“他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件上吊的事。”他最后说道，“就在去年，就在这一带，是七里河的机械工人们告诉我的。”

“在他们村外有20亩地，是个老头儿的，他老伴死了，儿子也死了，自己也无力种地，便把地租给佃户，言明收成对半分，地亩税他全交。正常年景亩产可达300斤粮，可去年干旱歉收，佃户每亩收了差不多20斤，老头儿总共才得了200斤。”

“秋收刚完，甲长就带着兵来了，告诉他说得交200斤军粮。他已经把粮食吃了一些，不知还剩多少，就把粮食一口袋一口袋拿来给收军粮的过秤。当称到差不多200斤时，老头儿走进了藏粮的屋子，外面的人等了半天也不出来。甲长进去一看，老头儿上吊了。”

自从离开重庆，我就一直在观察许多像老杜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沿海的现代城市长大上学，现在参加抗战工作，在内地和农民在一起。他们的生活状况就好像让美国大西洋沿岸的市民和新墨西哥或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同住一样。不管是出于兴趣还是厌烦，他们现在都是业余社会学家了。

这些来自中国东部沿海的年轻人处境很困难，甚至很可悲。口岸才是他们的故土，他们在这儿作客他乡，成了孤独而不合群的少数人。本地村民生活艰难，屡遭不幸，说是未开化也不过分。除了沿海口岸，这样的人遍布整个中国。

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很少能意识到，内地生活中的这种潜在动乱与野蛮状态是会波及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现在，村中的故事还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老杜是怎么想的，我不敢说。他在抗战后几年的低潮中，坚持干这种毫无名利可图的工作，时间比所有同事们都长。在去七里河的途中，他敏锐地长时间地注视着那些从土崩瓦解的城市匆忙外逃的人们。后来，他又讲了个家破人亡的故事。

“在去郑县的路上有个巩县。那儿有对农民夫妇，和20岁的独子一起生活。由于负债，他们丧失了大部分土地，最后只剩下了6亩。在这里，5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亏得有儿子在矿上找到了工作，全家才得以勉强度日。”

“去年夏天，那位大娘怀孕了。她已年过四十，没料到还会再有孩子。全村都觉得奇怪，但也很高兴。后来，那个大娘生了个男孩。老父亲杀了3只鸡，用卖鸡的钱办了满月酒。”

“后来，征兵官来了。他告诉农民说独子才能免役，现在他们已经有两个儿子，长子得应征了。母亲抹着眼泪去找甲长、保长以及联长，讲自己家里的特殊情况。如果长子走了，不能养家，他们又得去借高利贷，最后连这6亩地也保不住。新生儿子以后的日子自不消说了。因此，她恳请他们能高抬贵手。”

“这些官儿们对她所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们说，法律就是法律，照章办事没办法。可她却找到了个办法：回到家里把小孩子活活摔死了。”

我们到“工合”机械厂时碰上一件事，又给老杜的故事集里增加了一条。“工合”皮革厂从洛阳搬了过来。他们怒气冲冲，连疏散途中的麻烦都顾不得提了。厂里有个人是老兵，全程参与过1937年的淞沪抗战，曾两次负伤。后来他的部队在南京失陷时被打散了，他找不到长官，就回到了河南老家禹县。由于他的哥哥是个瘸子，征兵的就又把他拉走了。他在长途跋涉后病弱不堪，伤势未愈，部队又不要他了。可是一到家，征兵的就又上了门。他花了75元法币才把征兵的打发走。1940年，他们又来了。这回他花了100元法币。没过多久，他到洛阳来参加了“工合”。现在他父亲从禹县跑来找他说，他走后，征兵的又来了，见他不在家，就把自己押了两星期当人质，逼着叫儿子回来。后来又把老父亲打了一顿，让他亲自跑来洛阳找儿子。

要么儿子回去应征，要么老父亲回去坐牢。此外，还有个办法，花钱买个替身。这是很平常的。部队里中上等家庭出身的兵真是凤毛麟角！由于通货膨胀，买替身非要700元或上千元才行，老人家四处挪对才借齐。此刻，他正在同儿子一起，跟随“工合”从洛阳撤退。厂里的同志激动不已，议论纷纷，当然也得不出什么满意的答案。队伍朝西方出发了。他们边走，边议，边骂。

老杜大致处理了皮革厂的这场不幸事件。他们走后，他就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那是他在筹建“工合”机械厂时用过的一间屋子，至今还有他一个箱子留着。当我走进来时，他正在翻阅一本照相簿。那是一本生活照，人们有时会从箱子里抽出来浏览一番。这是我在中国西部常见的。

开头是老杜小时候的照片，当时还没打仗，他和童子军一起去南京、杭州。照片里有穿着漂亮西装、站在阳台上的妈妈和姐妹，有网球场上的女同学，有上海公共泳池里蓄势待发的运动员。在毕业集体照后面是剪报，其中有1937年战争开始时的各种惊人新闻。下面又是1938年统一战线时期在汉口的照片：有高举标语旗帜的大游行，有站在公共建筑场上的晒黑了脸的、情绪激昂的青年男女，还有穿着军装微笑的女郎，身后是伍尔沃斯大厦、伦敦桥和埃菲尔铁塔的铁质模型。

老杜一边慢慢地翻阅汉口时代的照片，一边一个一个地指着说：“这个在上海患肺病死了。”“这个回上海在伪军铁路上找了份差事。”“这个去解放区了。”“这个在滇缅路上发财了。”“这个被关在重庆集中营里受训去了。”在相册的后半部分，照片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了。这张上有个满脸皱纹的、制服打着补丁的姑娘，那张是辆破卡车。再一张上有些农妇和几架粗糙的织布机，她们在窑洞前面咧着嘴傻笑。最后几张都是空相纸，一张照片也没有了。胶卷太贵了。相机生锈了。朋友离散了！

“我烦透了！”老杜突然大声吼了起来，“烦透了，烦透了！”他折起空白页，“啪嗒”一下合起了相册，丢到了一边。

“你还不知道我已经订婚了，不是吗？”他一点也不害羞地说，“我订婚三年了，可我有两年半没和她见面了。我们是从汉口撤退时分手的。”他把箱子倒在地上，粗暴地把东西分为两堆。“一定要离开洛阳，这些社会工作永远也搞不完。我要立即去重庆，我未婚妻的叔叔是CC系的，我要求他给我找份差事，坐办公室都行，什么都行，我得有足够的钱成婚呀！”

下午5点半，从洛阳传来了依稀可闻的解除警报之声。空袭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平原上的人群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适应。人们拥挤着走回城去，走在最前面的人进城时已经日落西山了，朝西逃难的长队却还在继续前进。成群的飞鸟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翱翔盘旋，在神情紧张、身体疲乏的人们头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谣言四处流传，有的激起希望，有的引起恐慌。

靠近城垣，回家的人群走过新被炸毁的区域，沉默不语，新废墟上布满了灰尘。许多人只能拿点没用的东西从家中跑开，或者什么东西也没得可拿了。显然，这次长达12小时的空袭除了制造恐怖，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唯一被毁的军事目标是火车站。其他命中目标包括：南关外走私贩子们的存货，都是日本货；洛阳最大的妓院“新华书寓”；几箱子“圣经”，那是一个基督教会从上海走私进口，存在仓库里，准备发往重庆的。

在城里，人们刚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时心急火燎的，可不久就陷入了倦怠和迷惘之中。阴暗的街巷已为烟硝灰尘所笼罩、瓦砾砖石所阻塞。人群中没什么议论，大家都忙着为各自的难题发愁去了，没工夫谈话了。即便身旁有死尸或残缺的肢体抬过，人们也无暇停步看上一眼了。消防队要么被炸，要么逃走了。不管什么地方还有炸弹引起的火焰在燃烧，都只有房主独家在用锅碗瓢盆孤军奋战，那当然是缓慢而又绝望的。这城市的房屋墙壁都是砖砌的，火势蔓延的威胁不大，因而其他人家帮忙救火的不多。遭殃者得想方设法在天黑之前尽可能扒出点值钱的东西来，不给夜幕降临后的“三只手”以可乘之机。有的房屋只炸毁了一部分，主人就拼命修补裂缝，目的是防盗。没受损失的屋主进门后赶忙找吃食或其他急需物品，有的则匆忙把门锁好，西行逃难去了。

在我记忆中有那么唯一的一个人，举动和忙乱的夜晚相反。在市中心的一角，有个穿破衣服的妇女倒在那儿，用微弱的声音呼唤身边的孩子。他们一家曾躲在空袭时塌陷了的防空壕里。丈夫被砸死了，她头部受了重伤。几个孩子里有两个呆若木鸡，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最大的是个女孩，9岁左右，正在扒出他们衣服里的泥土。第四个原本在他们房子的瓦砾堆中爬来爬去，后来也和他们在一起了，是个男孩，此时正痛哭着用脚踢面前的一具被炸死的小猫尸体。然后，4个孩子“哇”的一声放声痛哭。

有些闲人叼着纸烟在旁边看着，其中有个人让那女孩送她妈妈去医院。这时，刚好有辆破人力车路过，拉车的身上满是泥巴。小女孩想雇他的车，但他喊价过高，小女孩出不起。拉车的正想走开，却赶上个大块头的中年苦力路过。他衣衫褴褛，和那车夫一个模样，他怒气冲冲地大吼一声道：

“拉走，不许要钱！咱不都是穷人吗？”

看热闹的闲人笑了。那车夫要是不干就得丢脸，便只好把这一家老小都拉走了。他们得找尚未撤走而且愿意免费接治病人的医院，希望实在渺茫。

月亮东升不久，警察就来敲百家门了。他们说警报器坏了，今晚可能会发生月下空袭，城里要撤空。这是洛阳城从未发生过的事。霎时间，寂静中匆匆忙忙的人群又在大街上挤成了一锅粥。大家从家中走出，跨过昏暗的田野，汇成人流，这时耳语的谣言就传开了：三五百架日本飞机来了，要把洛阳夷为平地，第五纵队和伞兵要来占领城市了。警察把人从洛阳城中撵出来，然后和士兵聚在一起，在西逃之前先抢掠一番。

老杜和我跨过铁路，来到黄河边上的城郊，进入一条长长的山沟。那里有小溪和树木，沟两侧的开阔土地都是当地农民开垦出来的。当一波又一波的人群涌进山沟，在阴凉处安顿下来时，不安的农民们就开始奔走相告，像一群栖息在黑暗丛林中的突然受惊的鸟。可年幼的孩子们却竞相夺门而出，嬉笑欢呼，仿佛马戏团进了山。

凌晨5点钟左右，西方残月未落，天空万里无云，一片蔚蓝。这时又来了一架侦察机，在城郊上空四处窥探。阵阵微风吹动树叶，微有凉意。之后风势变得强劲有力了。每个人都把头转了过去，每只耳朵都在支着倾听那深沉巨响的回声。

我担心这就是昨天清晨以来使人最感恐惧的时刻。在这山坡之上，即将爆发一场“雪崩”，只要有人呐喊一声，“雪堆”就会滚滚而下。农民们都在家中熟睡，看不见；可是如果有人沿山沟吼叫起来，如果哪里发生爆炸或者起火焰，原本聚合起来像一整只野兽般的人群就会顷刻星散，在山沟上下、城里城外乱跑乱窜，无法收拾。

旭日东升，恐怖的时刻已成过去，侦察机向北去了，就连树下的阴凉儿处也感到燥热了。筋疲力尽的难民们躺了下来，彼此倚靠着，开始打瞌睡了。他们在睡眼惺忪中试着躲开成群的烦人飞虫。10点了，从车站背后传来一声微弱的解除警报之声。先是三三两两，后来成群结队，大家拍打了身上的尘土，乱哄哄地回城去了。

翌日中午，又有一次小空袭，再往后就没有了。传言很混乱，据说日军曾两次企图渡过黄河，一次是用皮筏，另一次是用伞兵，但都被轻易击退了。看来是试探性的，他们在黄河沿线的驻军是靠空投补给的，这就意味着后方补给线遇到了麻烦。空军基地并未转移到靠近洛阳城的地方。在那个星期，有两种迹象说明日军进一步入侵的危险已成过去：国民党的报纸大骂共产党是汉奸懦夫，说他们在中条山的敌后不向日军进攻；还有，国民党政府开始返回洛阳了。这座城市开始缓慢地恢复元气了。

第十一章丨战火余烬

现在可以从黄河南岸看见北岸村庄里的太阳旗了。当两岸的炮火呼啸着飞越激湍的黄河浅流和沙滩时，树林中就喷出了朵朵云烟。国民党从此岸发射的大炮就是传说由苏联秘密运来的东西，现在终于用来打日军了。

从南岸的悬崖上，每天都能见到一些象征战争走下坡路的事件。一些穿草绿色制服的人跟在太阳旗后面巡逻；另一些穿草绿色制服的人骑着马，把穿蓝色衣服的人赶出麦田。在新沦陷的中条山深处，日本飞机在盘旋着空投补给，山脚下带有灰尘的薄雾渗进了农田房舍燃烧发出的浓烟。在最近的山沟和山洞中，难民们爬进爬出，那都是河岸上被日军占领了的地方。每逢清晨薄暮，都有几个人想过河避难，他们用囊带、葫芦做成救生圈，冒险泅渡激流。

南岸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到处游荡，寻找失散的家人。他们聚在一起瞭望缕缕云烟，猜测着是否自己家里着了火。他们住在窝棚或山脚下，瞪着眼，长久注视着他们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面部毫无表情。听着他们讲话，好像他们的眼睛已被烧得失明了，只能谈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东西。但许多这样的故事综合起来，互相补充，也能得出一种印象：中条山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了，外敌入侵和内部崩解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了。农民们被恐惧笼罩着，乡间充斥着溃退的逃兵。黄河之滨的大平原上响彻着逃难的脚步声和呼喊声。每个人都觉得，除自己之外，国家、民族、政府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

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应该是德国老实验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里的。开始的时候，屏幕一片漆黑。一小块光突然在屏幕上方的一角闪现，一个男人靠着窗户，不停摇着自己的胳膊。随着胳膊的摇晃，螺旋逐渐在屏幕上扩大，抹去了黑色，直到男人身边出现了奇异的风景，还有无数奔跑的人。

我在中条山见过的最有思想的一个难民，姓桂，不管他的经历如何，都有资格举起手来，摇动膀臂，使人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洛阳一家僻静荫凉的饭店院落中就座，身穿一身借来的中山装，手持借来的行囊，伪装成农民时剃掉的头发尚未长出，这才使人不能一眼看出一个月前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小镇中的小店主，亲朋中有些是官府中人。他除了担心有人欠债不还，平时没有其他忧虑。他说呀，说呀，最后总算真相大白。

他为做生意去了一趟王茅镇，那是黄河与中条山脚下之间的一个小镇。就在那儿，战争像台风一般爆发了，他事先毫无准备。

5月3日下午，他看见一些军官护送家属从山区前线南撤到黄河之滨。当晚，从山中传来了炮声。翌日清晨，就见城外原野落了炮弹。他从镇子下乡，来到一处以前的军营，想请教朋友该怎么办。可他发现，这个地方已被放弃了。待他转回头时，日军已近在咫尺，可直接炮击王茅镇了。他赶忙混进一大群难民中向南逃往黄河边，中途又碰到了穿着便衣、拿着马刀的日军骑兵。最后，经多方躲避，他总算死里逃生。

在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里，他东一头西一头，踉踉跄跄地设法渡河。后来发现每个渡口都被日军占领了。在大平原上，士兵和难民一样多，有的成群结队，有的零零星星，总之都是四散奔逃。穿便服的日军和汉奸土匪骑马或步行，拿着刀烧杀掠抢。他听说，有的是真匪帮，有的只是中条山中的贫农。但他们看上去都一个样，行为也没区别。

夜幕降临后，他觉得摆脱人群也许更安全，于是就和几个途中结识的难友朝北奔向中条山了。破晓，他们走上了中条第一脉的山顶，在一所农舍中歇脚。农舍的主人已经逃走，耽搁在那里的是一群国民党溃兵：丢了家眷和士兵的军官，和找不到长官的士兵，其中许多人已把枪支丢弃了，穿起便服伪装成农民。下面就能看见日本兵在列队行进。随后只见一队扛机枪、穿制服的中国人绕过山脉侧翼朝他们开了过来。

桂先生说：“许多伪军原是自己人，连军装还没来得及换。所以，我们不知这些人是敌是友。我们大声呼喊问话。他们喊着答话，但风向不对，我们听不见。他们打开一面旗帜，迎风招展的原来是一面日本旗。于是，妇女儿童都急忙跑下山去，我们也跟着下去。这时敌人架起机枪来朝他们扫射。”

“我掉在一座小石壁上，有个士兵在我之前就在这儿了，我差点儿没把他撞坏。我们一同跑到一座庙里，那儿还驻守着我们的部队。仗一打响，他们就同上级断了联系。尽管四处都有枪炮声，但他们还是不知道山上到底有无敌人，因而对我们带来的消息表示了感谢，并准备马上离开。”

在洛阳饭店里，桂先生惊奇地注视着院落另一角神气活现的国民党军官。他们正在吵吵闹闹、大吃大喝。就在这些人头顶上方的墙上贴着一些标语。我以前出于好奇把它们翻译成了英文。那是蒋委员长的一系列命令，目的是督促官员进步：

“不吸烟，不喝酒。”

“早睡，早起。”

“生活俭朴。”

“绝对禁赌。”

“绝对服从上级。”

“制服概用棉织品。”

“娱乐场所不得佩戴衔章。”

“如无必要，不得宴请。”

桂先生继续讲述王茅镇外的战斗经过。镇子一天就陷落了。桂先生说，原来驻守该地的是从3个省调来的二线地方部队。日本人是从东北方向来的，首先进攻驻守中条山时间最长的那支部队。这支部队的掩体虽是最好的，但士气却是最糟的。日军分成小股，按预定位置迂回包抄，守军稍事抵抗就四散逃窜了。

日军接着向西进攻另一支守军。该军长官害怕上级下令友邻部队切断退路，逼迫自己顶住敌人，就不战而退，向日军侧翼转移了。他们向着沦陷区开去，纯属自投罗网，但毕竟从他们素不信任的兄弟部队的包围圈中挣脱了。第三支部队因前两支部队迅速溃败而军心动摇，立即撤进了背后的山区。

根据来自其他难民的材料，我知道这是中条山会战的常态。日本人充分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敌意和平衡把戏，破坏了联合抗日。当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从安全的后方向前线开拔时，日本人就在黄河渡口用空军将他们驱散。

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土木结构的所谓东方“马其诺”过于自信。由于日军多次企图突破均告失败，国民党便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了。前线守军松垮懈怠，许多军官都忙着做走私生意。

桂先生说，在王茅镇附近，日本人在正式战斗开始前，搞了两个星期的试探性进攻。他们首先攻击了工事最完备的部队，将其击溃。战斗开始时，指挥官都远离岗位，忙私事去了。留守部队派出一支12人的巡逻队，结果被俘获，一个个都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剩下的最后一个答应给日军带路，爬上了中国守军背后守备空虚的高山。日军在那里挖了战壕，驻扎了一支军队。尽管山下的国民党军官明知他们已经被半包围了，但并未努力改变这种处境。正面主攻刚开始，潜伏山后的日军一个突击就结束了战斗。

桂先生兴致勃勃地接着说：“我不该对外国人说这些呀。可要不是这几个星期我东游西荡，不知会死在谁手下，我本来是不会这么多嘴的。”他抹了一下剃了头发的脑袋，沉思着点燃一支烟，又继续讲他的个人经历了。真是说来话长，满是山中恐怖、混乱、离奇、曲折和九死一生的遭遇。最后他冒充伪军渡过了黄河。

他说：“就我耳闻目睹的一切来说，国民党军队抵抗这么短时间就破产了，是因为日军采用了游击战术，可那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啊。”

桂先生解释说，有五六条公路南北向穿过中条山脉。日本人的前十三次进攻都是依靠这些公路运送重武器的，而国民党军则沿公路两侧的山谷和通道构筑了工事。山顶和只有农民才走的羊肠小路则守备空虚，甚至根本没有守军。他们以为，日本人是不会冒险分成小股部队从这里进犯的。

可是，在日军进犯的第四个夏天，日本人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一带的公路、碉堡和城市，知道传统战术的效果肯定不会好。因为他们需派重兵驻守，而有大量人口居住的农村则无法控制。他们的特务间谍肯定是探听到了国统区的种种情况，了解到偷袭必可事半功倍。

于是，在日军进行第十四次攻击时，就首次对游击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试验。在中条山中，一批便衣军人在各地游走，其中很多是汉奸。他们是正式进攻的前导。他们的武器主要是马刀、手枪和步枪，少数人携有手榴弹或机枪。他们沿着山路，越过国民党不设防的山区，然后在黄河之滨呈扇形展开，四处制造恐怖和混乱。他们在有渡口的河边会合，突袭夺下渡口，切断山里中国部队的补给和退路。然后若干纵队沿大路回返内陆，抄后路摧毁阻挡日军攻势的工事。

日本人只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占领了所有黄河渡口和通过中条山脉的各条公路。尚未被击溃的中国军队已撤入高山，成千上万的官兵相继投降。桂先生相信，中条守军中至少有一半，约计10万人投降或伪装成农民潜逃了。日本人把伪军留下，与准备投降的国民党军谈判，自己则选择制高点，构筑长期占领的工事。

日军的这次胜利完全是靠轻武器获得的，这些武器国民党都有，也都能制造。日本飞机主要用来轰炸后方城市，目的是打击士气，阻截援军。在战场上，国民党的飞机主要用于补给而不是进攻，炮兵也只是用来对付那些已被游击队渗透的据点。据我所知，国民党在这些战役中都没有动用坦克。可见，国民党的惊慌失措与混乱局势是日本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原因。

桂先生和我正坐在洛阳饭店的院中，从街门口进来了一家乞丐，带着破烂行李和锅碗瓢盆。从衣着看，他们是从中条山逃难来的农民。这样的家庭多数都在黄河边的农村等待，对岸一旦有平静的迹象就会回到故土，在日本人治下过活。尽管如此，面前这一家显然并非职业乞丐。他们既不哀鸣也不诉苦。大人静静地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盯着佳肴和食客。孩子则羞怯地躲在他们身后。

不一会儿，院落那边桌旁的一个军官看见了他们。他用筷子夹起一块肉，用长辈的神气叫那孩子，并把肉丢给了他们。可是，肉却落进了院中的喷泉里。孩子们涌上前去捞肉，一个孩子半个身子都跌进了水里，这下可把醉醺醺、红着脸的军官逗乐了。于是，他们相继朝喷泉中丢起肉来。孩子们不惜打湿衣服地抢啊，抢啊！竟只顾往嘴里塞，却忘了把这难得的好东西拿些给爹娘。

有个军官把一块肉掉在了自己的脚边，一个孩子抢肉时不慎溅湿了他的大皮鞋，这下可惹恼了他，他大吼大叫地把孩子一脚踢开，又喊来堂倌，把一家人都撵了出去。

桂先生赶忙追了上去，给了那做父亲的一些钱。回到座位上后他说：“他们看起来和我在中条山所遇到的许多农民一模一样。”

他说：“我本来不想对你说，我吓唬人脑袋害臊。”他声调平静，看了一眼旁边桌子边上的那些醉鬼军官，接着说道：“要是这些丘八没这么捉弄这些可怜孩子，我是不会跟你说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切豆饼’，正适合形容日本人在中条山所用的战术。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切得那么快吗？因为我们帮了他们的忙，在他们来之前，我们早就把自己给切碎了。”

“在开始战斗的第一二天，中国军队之间就为争抢有利阵地发生了摩擦。接着，小股官兵为了山中藏身处和渡船不惜刀兵相向。有些士兵杀了平素痛恨的长官，有的军官开枪打死了平时害怕的士兵。当大家都挨饿的时候，士兵就把抵抗他们抢粮的农民杀死。有时他们会因为无粮可抢而杀人泄愤。他们还常常为了逃跑而杀害农民，以便抢衣服，搞伪装。有些农民也结伙杀散兵。像我这样手无寸铁的难民就只得听天由命了。农民和士兵都抢我们。有些难民就是被自己的老乡杀死的。”

由于以前听过很多类似的传说，所以老桂的话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也没有使我吃惊。种种凄惨的景象我在洛阳亲自经历空袭时就领教过。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典型症状就是惊慌失措。在这种社会中政府无用，法律缺位，更没有对公众负责的机构。即便在平时其实也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由于国民党惯于玩弄扶弱抑强的平衡把戏，所以整个社会实际上只是用纸包着的一团乱麻。

本地区的几种因素使得灾祸越发严重。即便在太平年月，山里的条件也难得养活人，主要是食物太少。战前当地居民也都要靠下矿做工，或从事些简单活计，赚钱买粮。后来中条山进驻了大量军队，也都靠吃外来粮。于是，山区劳力大量被征去背运粮食，负担就更沉重了，有些土地就不得不弃耕。由于军队课税过重，下矿、做活也干不成了。

早在日军此次成功进犯之前，许多山区农民就已陷入了饥饿的边缘。日军一旦占领黄河渡口，切断补给线，流散的军队就会立即陷入饥饿状态，就会更加绝望，更加无法无天。国民党军队大都愿意投降当汉奸。农民痛恨这些部队，因为他们敲骨吸髓，尤甚于敌人。日本人的军粮大都是从后方带来，或是从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中条山之役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国民党将领对友邻共产党军队持有怀疑和戒备的心态。在统一战线时期，有些国民党内的精锐部队驻扎此地，顶住了日军的进攻，有时会与共产党军队协同作战。现在，这些部队都被撤出来，调往西安一带封锁共产党辖区去了。如果他们还在中条山，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

回过头来看看，中条山惨败的这些特点似乎都被遗忘了，但有一条教训是谁也忘不了的，贯穿着当代国民党一切失败的战役，包括抗战后期和国共内战中的诸次决战。这条教训就是，中条山会战是一个转折点，表明国民党已经放弃统一战线，谋求独裁统治，由此让国家陷入混乱和衰弱的境地，同时也无力抵抗任何进攻，特别是游击队的渗透。

国民党很难组织纵深防御的运动战。国民党不能以游击战反游击战。国民党不能信任那些抓来的可怜的壮丁，放手让他们深入乡村。由于农民痛恨国民党军队，他们也就无法在农村立足生存下去，更谈不上能成为打胜仗的游击队了。纵深防御需要大量基层军官，亲临前线，主动出击；国民党军队的封建传统恰恰只能培养出相反的品性。

这样一个政府只能依靠若干固定阵地作战，只要把士兵驱进碉堡或城垒，防止他们逃跑就谢天谢地了。各级指挥官都只按上级命令办事，而不需要农民的支援，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少数精锐部队掌握的坦克或飞机了——这些兵器的作用只是活动的防御工事罢了。精锐嫡系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待遇优厚。大多数国民党军官，包括蒋委员长本人，都有一种上层阶级的心态，他们对种种弊病不觉痛心疾首，大概就在于此吧！对他们来说，工事和城市才是军事实力的象征，才能给他们带来威信，才能使他们的脸上增光。只有肮脏的农民和外国人才愿意在乡下跑来跑去打游击哩！

日本人在中条山取得辉煌胜利后，便全面修改了对华战略，更多地依赖于使用游击战术。国民党却越发在深沟高垒上下功夫。于是日本人的胜利日益扩大，而国民党的全面腐朽几乎使得全国陷于无法遮掩的大崩溃。日本人最煊赫的胜利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美国第14航空队之前在该地区建立了基地网络，给国民党提供空中支援，掌握了战役制空权。可是，日军进攻却是由小股骑兵和便衣人员组成的。他们像尖刀似的直插农村各地，从空中很难打击到。结果乡村地区惊惶失措，日军迅速渗入，包围并攻破了国民党的防御阵地，夺取了美国的前线空军基地，使美国在亚洲吃了一场最大的败仗。

国共内战爆发后，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运用游击战来打击国民党。这种打法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锻炼出来的。诚然，日本人用游击战对付国民党很可能也是从共产党那里学到的。现实让他们认识到，在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深沟高垒和重武器是对付不了游击队的。

不管日本人的游击战是不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共产党军队在内战中迅速占据上风的事实都表明，他们的游击战术远比日本侵略者纯熟。1948年和1949年这两年，共产党军队自东北挥师华南主要是运用了渗透包围的运动战。国民党龟缩于城市和满布深沟高垒的交通线上，共产党则占领了广大农村——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国。

桂先生和我在洛阳谈话的饭店院落就好像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遗留的一切奢侈享受的缩影。在角落里有高高的一堆仿西式家具，还没来得及撤走。但在树荫下的其他一切，包括砖墙、方格纸窗、砂地上的几盆夹竹桃、喷泉和传出悦耳歌声的鸟笼，却呈现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安定生活的气氛。饭店的桌椅、瓷器、角落草棚、灶台中的大铁锅，还有一切其他器皿，全都设计巧妙、质地优良，只有经验丰富而又满怀自信的文化才能生产出来。菜肴就在顾客的眼前烹调，这使我联想起战前欧洲最上等的小餐馆。但是，欧洲的烹饪艺术只有几百年历史。在洛阳，像这样的饭店，供应这样的菜肴至少有2000年了，或许已长达3000年了。

桂先生和我准备走了。他又看了看军官那一桌，然后悄悄扯了我一下，让我留在原位。我顺着他暗示的方向看去，但见那一席“必要”的宴会已经终了。人们一面咳嗽一面喝茶，然后又把茶水喷在痰盂里，把制服扣子解开，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没有人注意到，6只小鸡雏在家具顶上爬来爬去，在他们桌子的后面若隐若现。

一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若是来到中国内地酒楼，第一种会让他们感到不文明的情况没准儿就是小鸡雏们。它们可以到处乱走。主人不会喂饱它们，这样它们就会自己在桌子底下找剩菜吃，直到有一天被送上餐桌。在宰杀之前，它们会被关进笼子里养膘，但在之前的日子里，它们都瘦得可怕，就是长着脏兮兮鸡毛的一堆骨头。它们争抢食物的场景令我不快地想起了饥民的嘴，它们成群地聚集在餐厅里，当然雅间是与它们绝缘的。

这些小鸡奔跑着、凝视着，凭借小鸡的头脑算计着，不免有些荒唐。若非如此，饥肠辘辘的它们大概还要更令人同情些。不止如此，主人还有意叫它们出丑，给它们涂上斑斑点点的鲜艳颜色，好方便在它们跑到街上时抓回来。这里的鸡的尾巴都被涂成了血红色。

它们来到家具的顶端，努力平衡着，在扶手椅顶上站成一排。它们发出轻微的咯咯的叫声，扇动着几乎没有毛的翅膀——它们兴奋极了，下面散落着丰盛的食物。然后，一只鸡笨拙地扑棱着，落在一个坐着的军官头上，顺着肩膀和胳膊滑到桌子上开始狂吃。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其他的鸡也都像喝醉的伞兵一样，在桌子、盘子、食客身上四处飞来跑去。

桂先生看着这一切，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这些官员在鸡面前不堪一击，他们愤怒地擦着自己的衣服，吵嚷着让老板打个折，但没被答应。然后，他们离开了，怒气冲冲地。

“或许它们是共产主义的鸡，”桂先生故作天真地说，“它们身上有红色纽扣，你注意到了吗？”

洛阳再也没有恢复我初来时的兴隆景象。但黄河边上的炮击减少了，整个6月也只有两三次空袭，从7月起大街上就逐渐稳定下来了。大多数难民都从西边回来了。炸弹造成的瓦砾都堆在了一起，或把弹痕用墙围了起来。大商店换了橱窗货品，乡间带来的东西也摆了出来。有个新澡堂在吹吹打打中开张了。电话线上悬起了纸烟广告。给特务告密的小箱子新刷成了蓝色，看起来有点儿像信箱。

大多数店铺午间还不开门，但那是因为怕热，不是怕空袭。在极稀有的几个下雨天——对农民来说却是太少了——就整天也不开张。在空旷、泥泞、蒸腾的大街上，可以听到关闭着的商店内在喝酒猜拳。晚上，天气凉快下来，空气也清新了。这时才有大批人群出现，中国的城市生活才热闹起来。在重新亮起的电灯光晕下，蝙蝠在人们的头上飞来飞去。中央广场的一角有报童叫卖从西安、重庆、上海等地来的报纸。只有在日军入侵造成的恐慌达到顶峰时，沦陷区走私来的报纸才中断了几天。

在5月的一次空袭中，洛阳“工合”办事处被炸了。该处人员移往城边峡谷中的一排窑洞里，我也随同前往。一天早晨，我被一群在峡谷里蹦蹦跳跳的姑娘们吵醒了。她们兴奋地数着几个国家的名字：“美国、英国、德国、苏联。”上午，报社还出了号外，报道了德军侵略苏联的消息。当天，染布的价格就暴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染料是德国产的，通过苏联，再到日军占领区，然后走私来到国统区。接下来的一周，洛阳报纸用很大的版面报道了那场千里之外的大战，有些国民党的社论还预料纳粹必胜。

当地战况虽然只占据了次要版面，但也很引人注目。官方正式宣布，中条山失利系汉奸作祟。有几个看起来像农民的人在游街示众之后被当众处决。他们吓得要命，其中有的身着黄罩衫，头戴红边纸帽，活像中世纪宗教审判所上的被告。重庆还宣布，放任日军渡过黄河的将领一律枪决。负责豫陕战区的司令官卫立煌受到处分，副司令降级留职。卫立煌本人职级如前，但也大受折辱。

卫立煌不久之后就宣布说，中条山之教训已“加强了他的自信”，还许诺3个月收复失地。他征集了成千上万的民夫和大批木材，在黄河沿岸构筑新的碉堡壕沟。在洛阳城内，他摊派了200万元法币捐款，用来建造一种他发明的所谓“游动碉堡”。那是一种木架土筑碉堡，木架部分可移至别处，比从头构筑稍快一些。他宣称，中条山区“人民的行为”过于邋遢松散。为了克服这种风气，他之后下令，衣衫不整进城者罚5元，不管是农民、苦力还是难民。带着蓝色波纹白旗的巡逻队每晚都在大街上申斥风纪扣没扣好、军容不整的文武官员和士兵。

中条山战役的另一项结果是掀起了反共高潮，带头的是重庆《大公报》。《大公报》自诩“公平持正”，以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持自由主义观点而驰名中外。于是，多家报纸也开始纷纷谴责共产党要对中条山失败负责，说他们没有攻击敌后日军。于是，前线各个城市刮起了一股逮捕自由主义分子的歪风。“锄奸”群情激奋，警察比平时更加无法无天了。

现在轮到“工合”被监视了，因为中条山战役期间，有些“工合”组织曾撤到了山里。他们的领导人收集残兵，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只有共产党才会干这类事，于是“工合”似乎名声扫地。有些相对友好的官员对“工会”洛阳办事处主任说，在入侵危机时，他的撤退计划就曾引起过若干方面的怀疑，因为他的计划不是像国民党那样要撤至拥挤而花费大的西部城市，而是要撤至郊外农村，这“恰是共产党的行为”。

在这场风波的最后一幕上演时，我很幸运地把事情看了个清清楚楚，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培地和贾克二人到洛阳来了。他们是前一年冬天我在重庆记者招待所结识的两名美国记者。由于我已先于他们在洛阳有了落脚处——“工合”，所以他们也就和我住在一起了。在黄河以北的败仗被遗忘之前，战区政府愿意接待的最后一批访客当然就只有外国记者了。不久，我们搬进了土窑洞，于是在政府那里显然就不受待见了。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人们在重返家园，旧日风习也明显地在恢复。这时，连低级警官都来检查我们的护照了。他们劝我们去西安，因为日本人随时可能到来。但直到我们参加了一次洛阳共产党办事处举行的招待会之前，并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麻烦。

按照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可以在6个省会设置办事处。但在皖南事变后，大部分办事处都已被关闭，留在洛阳的办事处也受到严密监控。办事处的任务是：与本地友军联系，为远在北方的共产党军队采购。现在这些任务都很难进行了。一年之后，灾荒即将降临河南，国民党日益不安，就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武装搜捕。除部分人逃脱外，其他的都被捕或被杀了。但在1941年夏天，他们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自己还是国共合作抗战的一分子，自然有资格宴请外宾。于是，我们收到了请帖。

那次招待会非常有趣。与那几年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人也希望得到美国援助，就尽可能给我们好印象。吃过美味佳肴后，我们离开了铺着刺眼红台布的餐桌，上楼来到大厅中央。办事处租用的是一个地主的大宅，上楼途中我们把住宅看了个遍。大厅里有百来人在等着我们，包括该处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他们一排排坐在地上，露出一张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大多数人都很年轻。一见我们走进来，他们就在活动委员的率领下，喊起了专为欢迎外宾用的几句简单英语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显然都是临阵磨枪。他们喊得很齐，异口同声。后来要他们喊出较长的句子，比如“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时，他们就只能跟着活动委员瞎嚷嚷了，只有一个穿贴身制服的矮胖姑娘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当大家重新就座时，他们也觉得这口号喊得可笑，就都笑了起来。

晚会节目与后来去过解放区的外国记者报道的差不多。先是一出独幕剧，是根据民间小调改编的；然后是民间舞蹈、独唱、合唱。表演者都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作为业余演员，他们的演技是很不错的。可是，这些年轻的观众由于看过同志们的演出很多次了，反而最在意偶然的疏漏。独幕剧讲的是，一个日本家庭的独子在中国战场上被俘虏了，然后转变成了反战者，很感动人。台面只有那么大，留给后台的面积更小。在这个悲惨故事演出过程中，幕后一旦出了乱子影响演出效果时，观众就会轻轻地发出开心的笑声。终场时，发了狂的母亲可怜地哭泣着，缓缓离开了空荡荡的舞台。女儿已经去参加东京大街上的反战游行了，她自己也跟着去了。幕外声中，这老妇人不见了，她脸朝下，掉进了一个大桶。观众鼓掌欢呼，与之后每首歌唱完后的掌声同样热烈。布幕出了点问题，拉不开了。拉幕人就手持幕布从舞台一端跑到另一端，但幕布依然是一撮，舞台还是敞着。

晚会在6支抗战歌曲声中结束。在国统区，我只在“工合”集会上听过类似的洪亮歌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我们再度被请回铺着红台布的桌子前听讲话，发言的是一位姓袁的领导人。他从共产党人的观点谈了中条山战役，他的话比国统区难民的刻薄言语要平心静气得多。他说，这次的防御计划还是好的，但合作不够，因而导致计划未能实现。他强调国民党对他们的防御工事过于自信了。最后，他宣称，共产党军队完全遵照重庆命令的时间、地点，在北方攻击了日军补给线。在5月的第二周，他们曾切断了平汉、陇海两条通往中条山的铁路线。他还补充说，上述行动对战役的作用不大，因为国民党的命令下得太晚，任务地点距主战场也太远，是在北边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

晚会之后，警察来“工合”窑洞找我们的频率更高了，他们暗示外国人必须马上离开，因为一旦我们被“他们”俘去，定会按间谍罪论处。特务为暗中监视我们也做了部署。他们在峡谷对面稍微低一点的位置租了一间窑洞，驻守在那儿，直到两星期后倍地和贾克去了重庆之后才离开。我继续住了下去，因为“工合”主任想着，既然他已经蹚了政治的浑水，反正手下搞游击队的“工合”组织都找过麻烦了，再加进个外国人来也不会有更大的害处。倘使果真如传说一般，特务要下手绑几个“工合”的人，有外国人做个见证，也许反而有点好处。

共产党人宣称切断了日军补给线的那场晚会，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后续。在贾克离去之前，他和《大公报》的一位女记者一起采访了卫立煌，她也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宴会。在国民党将领里，卫立煌是最了解共产党所说是否属实的人，而且否认此事对他也大有好处，但他却说这是真的。贾克发往美国的消息没有通过重庆的邮检，《大公报》也没有发表女记者的报道。几年之后，我才听说，稿子被总编辑张季鸾压下了。张季鸾和蒋委员长的关系很近，可称是蒋委员长的民间幕僚。号称“公平持正”的《大公报》继续没完没了地谩骂共产党在中条山以北的无所作为。但洛阳毕竟离战场太近了，不多报道点实情，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就连国民党主办的报纸也终于承认，日军铁路运输在短时间内被切断了，可他们说那是“×××”军干的。“×”是指代新闻违禁词汇的。

我回到美国后，翻了一些旧报纸，做了点调查研究，以便了解中条山战役在美国的报道情况。我相信，只要看看一家美国媒体如何报道这样一场我亲历的战役，就可以知道它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我拣出了《纽约时报》作为代表，因为1941年它在重庆、上海、东京都有自己的通讯员，也曾尽力想在盟军新闻检查和商业新闻常规允许的范围内详细报道海外事件。在中条山战役发生的那一个月里，它获得了普利策奖委员会的褒奖，原因是它的海外新闻对公众发挥了教育性作用，“手法娴熟，范围广泛，背景翔实，图文并茂，堪称典范”。但是，就是这样一份了不起的“时报”，却连中条山战役的性质和意义都没说清楚。

那年5月，中日战争从未在该报上过头条。或许是因为当年大新闻太多，都挤在了一起：盟军成功从希腊撤出、纳粹开始进攻克里特岛、伊拉克发生亲纳粹叛乱、鲁道夫·赫斯逃亡、伦敦遭到一系列大轰炸、德国U艇战果赫赫等等。可是，中条山战役至少牵涉了50万人民，待遇却和中国内地无趣的普通战斗一样，连后页版面也占不上。中国的其他新鲜事儿反而占据了更为显眼的版面，仿佛比中条山的故事还要重要。

一年一度的重庆夏季空袭是和中条山战役同一天开始的。美国财产在重庆的损失，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也要仔仔细细写，其详尽的程度，绝不亚于对北方山区大混乱的报道。中条山战役是在打响6天后才报道的，而且只在报纸角落用了寥寥数行。同一页的上面却啰里啰唆地叙述了罗斯福送给宋美龄一件衣服。在那以后，直到5月底，涉华新闻的报道重点都是纽约的中国救济周，其中包括一段“慈善时装”文艺茶会，时装都是用罗斯福送给宋美龄那件衣服一样的料子做的。唯一关于中条山战役的中立报道所占的版面还比不上美国驻渝大使约翰逊告别中国，版面也更不显眼。这两条消息都是同一个通讯社发出来的。约翰逊告别的报道详细列举了他接待过的国民党高官名单，还描写了蒋委员长举办的送别茶会。在茶会上，他兴高采烈地大吃饺子。他早年在东交民巷租界做过联络官，当时就是外国人里的“饺子大王”。凡此种种，《纽约时报》都丝毫不惜版面。

在进攻中条山的同时，日本人还发动了对另外3个地区的小规模进攻，分别是在华南、华东及华中的豫鄂地区。前两者似乎是例行的抢粮行动，因为夏收之后就有序撤退了。第三处虽然后来也撤退了，但更像是在牵制中国援军开往中条山。当时，援军位于中条山以北约200英里处。这一切活动都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从5月12日直到月底，除两天外，每天都有中国战讯见报。有那么几天，各战线战报单列了一个专栏，还专门加了个小标题。

就中条山战役本身来说，《纽约时报》的消息把基本事实也算讲清楚了。要是读者耐心地通读这些消息，也会对其性质和意义有所了解。《纽约时报》的确曾经指出，中条山是战略要地，随后也承认日本占领该地十分迅速。此外，它还引用了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的言论，称“中条大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胜利，并将其归因于新采用的“闪电战术”。

然而，《纽约时报》在报道此类日方声明时，往往会加上一句：立场中立者一般不会全盘认可该消息。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该报不加鉴别地同时引用了国民党完全相反但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声明。《纽约时报》还跟在国民党屁股后头，百般设计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中条山战役上引开，办法是发表了许多有关华南、华东、华中战场的零星所谓“胜利”。其实，这些地区之后不久就都弃守了。

到5月底，《纽约时报》又两次报道了中条山战役的余波，篇幅和对战役本身的报道差不多，问题却实在不少。其一，国民党进行了反攻，这在洛阳根本没人相信；其二，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未在北面出击，以致中条山战败。

文中还以“据传”的形式转载了《大公报》的一段话，说中国共产党已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不久就要成为日本的傀儡。尽管《纽约时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否认声明，也发表了来自重庆的一则消息，说日本之所以未能继续前进，原因正在于有国共合作。但从整体来看，核心思想是要说明错在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从中浑水摸鱼，大捞一把。他们宣称，在中条山战役中，共产党军队确实不曾攻击他们，还说共产党军队攻击的是国民党军队。这是连国民党也不曾讲过的大瞎话。

5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在重庆的讲话。他没有提中条山战役，却宣称日本人已筋疲力尽，只要美国能给他以重型武器支援，他就可以独自击败日本，无须美国士兵代劳。他说日本既无勇气、也无力量来进攻美国。还说日本只是在虚张声势，唯一目的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中制造不和。

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唯一一篇对中条山战役的中立评论。该评论说，上海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相信，包括中条山战役在内的日军春季攻势在战术上没有创新。之前的30个月里，日军一直因此停滞不前，时至今日依然沿用。日军在中国的任务好像是把沙土堆用棍子捅个窟窿，一旦棍子拔出来，沙土就复原了，窟窿又填上了，所以必定是徒劳无功。早在两年前，日军已经丧失主动地位，达到了占领能力的极限。

在整个5月，《纽约时报》只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战局的社论，都与国民党的观点一致。一篇发表于5月16日，题为“用人堆起来的沙包”，基本上是对上述报道和观点稍加发挥。另一篇是4天前。这篇文章把日本人比作一个把手伸进坛子里抓糖果吃的孩子，除非撒手把抓到的糖果都丢掉，否则就不能把手抽出来。

在那个月里，上了头版的远东新闻主要是美国如何与日本谈判，以期相互达成谅解。尽管也提到了中国问题，但着重点却是要求日军不要南进欧美殖民地，而非在中国止步。涉华新闻只有一条出现在头版，是从华盛顿发出的，大标题是“日本援助中国共产党，任其进入沿海三省”。

报道署名是一名在中国待过一阵子的通讯员。可是，他在中国时，只是住在沿海大城市的高级旅馆里做研究。在文章的开头，他就承认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苏联通过陆路援助了中国共产党，所有援助都是给国民党的。接着，他指出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协定》意义深远。根据条约，苏联在上海开设了领事馆，开通了海参崴至上海的海上航线，而且可以在日本的默许下从海上支援沦陷区的中国共产党。为证明这样一条交通线有可能存在，他搬出了3年前的老情况，说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于3个沿海省份的日军后方，即河北、山东和江苏。他没提，也许还不知道，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军队至少还在另外4个省的日军后方活动，更不消说东北抗联了。这篇文章发表于5月17日，恰值国民党为遮掩中条山失败而四处兜售“红祸论”时期。我猜想，此文当是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手笔。

总之，我觉得，《纽约时报》的一般读者在匆忙之间所得出的印象是：“今年5月确曾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战斗，但中国人如往常一样击退了日本人，只是中条山情况有些不利，大概是暂时的困难。过了两个星期，中国人开始反攻，转入敌后，又能牵制对方了。我想，蒋委员长若不是由于背后有共产党在暗害，肯定能战斗到底。”

我无意通过这些报道来中伤《纽约时报》。当时美国媒体总体都是这个态度。只是《纽约时报》是美国品质最高的报纸，它的失败最足以说明美国舆论界薄弱到了何等地步。和国务院一样，《纽约时报》还没有适应新形势，走上全球性大国的地位，转变得实在太慢了！

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和其他战役使日本人体会到，他们可以花费比过去小得多的代价战胜国民党。如果他们以前并不明白，那么经过中条山这场混乱，也完全可以看出，国民党发动全国性的反攻那种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是可以不加理睬的。他们用游击战术便可轻而易举地穿越农村，摧毁一切抵抗。这就使他们意识到，可以用较过去更少的力量来巩固新占领区。在中条山动用的伪军规模也是空前的。便衣特务是中国人，正规军也是中国人，留守驻防的还是中国人。日本人终于发现，他们可以腾出手来，从中国抽调大批兵员和武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里，这是多么重要的消息啊！可是竟没有人及时提醒美国人，美国公众当时还正被诱导着朝相反的方面设想呢！

由于对中日战争的错误认识，我们对来自日本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同样由于我们的无知，掉以轻心地给中国以空中支援，却没有事先考察国民党是否变革一新，有足够的陆军来保卫美国的空军基地，其结果就是1944年日本人轻易夺取美国空军前方基地，酿成大祸。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公众舆论依然混乱异常，竟认为仅靠一小撮政客和将军就可以在全中国重建国民党的统治。我们的这种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中国内战期间，美国实行的正是这一政策，仍然不断给国民党援助，然而那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共产党。

共产党当然可以宣称，美国报界之所以歪曲真相，是由于他们的老板是资本家。这种解释可能有待商榷。可是，既然美国报纸得卖钱才能活下去，编辑诸君确实有时不大情愿发表抓不住眼球的新闻和观点，尽管它们是值得重视的。美国即将成为全球性大国，因此民众需要关心世界大势，可惜他们并未做好准备。在此情况下，美国报纸才没有按照实际的需要，为公众提供充分而又客观的海外报道。

第十二章丨城乡之间

7月间，中条山之役的最后几声回音逐渐在洛阳消逝了。此刻，我带来中国的钱已用掉了一大半，可了解的资料也足够写一本书了。日本新占领的地区已靠近了共产党辖区的外围。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返回重庆，决定什么时候回美国，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旅行路线了，但我打算先在洛阳待到秋天。

战争已经拖了4年，进退亦随季节更替，与气候同样不难预料。9月秋收季节，天气干燥凉爽，大地变得坚实起来，这种情况便于行军，当然就给日军提供了入侵的好时机。夏天的时候，洛阳城内便传言秋天将会发生可怕的事件。不知日军是否会发动大规模进攻，至少在中条山会发动一系列突袭行动，抢粮、偷粮或毁粮。我想看看，中条溃败到底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偶然事件，还是奠定日后国民党抗日的新模式。

夏天，在经历了5月的频繁警报之后，洛阳市民松了一口气。这对我说来，是个虎头蛇尾的时刻，因为我想看的一切尚未见分晓，日后还得从头观察，但那毕竟是个愉快的夏天。我在上文写了广大国统区的凄惨情景，但我无意使人觉得事情一直到处都是如此。其实，在洛阳等省会中，毕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家庭没有被战争或本国政府摧毁，而且仍然抱着永远生活下去的信心，就像双石铺的人们那样。尽管前线近在咫尺，但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有钱赚，大家表面上生活安定，甚至称得上日子不错。

或许，眼下之所以暂时安定，正是由于无政府状态，尽管在惊慌失措的日子里，这种状态显得尤为丑恶。由于中国人现在没有正规的政府来领导或保护他们，于是他们就凭着悠久的传统文化所养成的那种习性，不管有无政府监管，都能过有秩序的群体生活。没有外来压力带来的恐怖和野蛮行为时，人们似乎是可以和平地生活下去的，就像千年来受皇帝统治一样。对于偶然的空袭，以及通货膨胀临近前线的危险，人们都可以镇静对待，甚至比平时凡事依靠政府的国民都镇静得多。

在中条山战役过后的夏天，百折不挠的古老民族特性不自觉地拯救了洛阳，就像伤口自愈一样。简陋的娱乐场所也很快恢复了。有个仓库电影院在放映战前的中国影片和多年前的美国惊悚片。另外，还有三四家戏院在演传统剧目。其中一家有时还会演现代戏，成员来自战争初期的农村宣传队。现在政府不给钱了，他们就自负盈亏，让市民买票看戏。

这儿还有四五家出色的澡堂，有手艺高超的捏脚、捶背师傅，他们让沐浴成了一种享受。他们把一块毛巾垫在顾客的脚指头上，在顾客患有脚气的脚指头痒处揉捏。他们干得真是妙，据说有些好享乐的人为图此一快，竟故意去染上脚气病。在城墙根出现了草棚茶馆，里面有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大鼓高亢动听，是从山东、河北传来的。唱坠子的演出场子最多，音调同样激动人心。坠子是一种说唱艺术，真假声切换自如，唱词押韵。有的茶馆还配有一支小乐队，演奏生动活泼的民间乐曲，乐器有笙、管、笛、箫、大小胡琴，颇有点美国南部街头音乐的意思。市中心有6家大饭馆，佳肴美馔，向称上等。

除花钱才能买到的乐趣，生活在洛阳，也像在国民党的其他大城市一样，还有一些免费的乐趣。“自由”就是一样，最起码做小事有自由，看热闹也有自由。一切公共场合发生的事情都是共有财产。西方这也不准听，那也不准看，中国不一样，行动非常自由。我在美国新英格兰的最漂亮的林区附近住过，那里到处都有“私人财产”“依法不得穿行”的牌子。在洛阳城里，家家户户都用院墙挡住外面的视线，样式各有不同。可是在城外的农村，山丘原野、小溪池塘，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那里有懒散悠闲的充分自由。农民必须整天劳动，劳动，再劳动，但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生活得轻松惬意，无人审查。人们对一切事情都很少感到紧迫，即便在办公和营业时间里也有无限的侃大山时间；遇到一点纠纷就会没完没了地扯皮，好像同事关系比工作本身还重要似的。

或许，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与中国固有的顽固意识有着紧密联系。按西方人的解释，那是人生无聊的表现。中国的残酷行径，大都起于迷信以及举国残破带来的恐惧。但也有另外一些事例，是那种让我难以理解的麻木不仁的表现。例如，有人被车撞了，竟会倒在路旁几小时而无人过问。但我认为，这并不表明对人命的厌弃。相反，这是一种对群体价值的高度重视，而这种群体价值只限于家庭和乡土。一个人的性命与生活，只有当他能对更大群体的存续做出贡献时，才是重要的。一个人受伤濒死，他就丧失了对群体做出贡献的能力，也就丧失了被重视的资格。这有点像蜜蜂。蜜蜂只看重蜂群，死去的雄蜂不过是应该扔在一边的躯壳而已。这种重视群体和谐、轻视个人生死的精神，或许就是国民党政府除了个人“关系”别无建树的原因。它是否有助于共产党建成公社生活？天才知道！

在洛阳这样的城市中，中国人的幽默感总是令人会心一笑，这种幽默感在农民和苦力中尤为突出。双石铺的山区农民大概因为身体太弱、劳作太累，所以总是一脸严峻。洛阳人生活在肥沃的平原上，离大海也近一些，幽默感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们身背重负时会说笑，甚至被抓了壮丁、捆着双手走过街头时也说笑。

另一个就是“平等”。它在各行各业都有所表现，而且促进了阶层之间的交往。在中国，专制的、苛刻的宗教从未扎根；与此相类似，要求绝大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的种姓、阶级传统也遭到了拒斥。也许，正是由于那种幽默感才能使他们免于完全的卑躬屈膝。不管原因何在，也不管实际存在的阶级关系多么残暴，人们在一些小事情上总还是要平等相待的。一个身背重负的苦力可以大声吆喝官员，叫他让路；要是那官员让得慢一点，那苦力甚至还会骂他几句。饭馆顾客要是盛气凌人，跑堂的就会给他来个不伺候；如果饭馆还有点生意，老板就更会给跑堂撑腰。即使在较为富有的家庭，与西方国家相比，主人对仆役也更经常视如家人。

美国人与少数国民党权贵的交往也会是愉快的。国民党派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都有中国上层阶级那种超脱的魅力，因而广受赞誉。我想，这种魅力是下述几种东西的混合体：古老民族的文明礼貌，天生的报幕员或店员式的表演才能，还有中西社会的巨大差异。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一切因素都会程式化，其中不乏迷人之处。我在公共场所遇到的陌生人中领教过；甚至当我知道官员要把我撵走时，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过这种魅力。

对我而言，国统区生活最后一点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整个国家已经腐化到了极点，眼看就要崩溃了。若是留在中国，结果可能是一场空，但过程本身依然引人入胜。到这儿来，就好像进入了另一段历史。20世纪已经走完了将近一半，但中国与当时的西方却几乎没有相似的地方，倒是与过去的混乱变革年代颇为类似，而无数文学艺术杰作正是在这样的时期诞生的。我与15世纪弗兰德斯的勃鲁盖尔、16世纪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更近了，离充斥着画报和爱情片的美国反倒远了。

由于我的中文不太好，官方也不欢迎我，我的生活圈子当然就很有限了。回到第一章我所打的那个比方，我只能闲散度日，在炎热的夏日河边静静坐下，不是扭头回望未来，而是等候进入眼帘的一切大事小情。

有许多天，这条河竟空空如也。于是我在窑洞里睡觉，醒来，吃饭，写一会儿，再吃，再睡午觉，然后或许出去溜达溜达，搜寻一点关于入侵和疏散的具体素材，然后再吃，再睡。在另一些日子里，流水似的时光经常给我带来滑稽的小事，小小的危机，以及片片断断的闲聊。这些都足以使我的在华生活变成迷人的戏剧。

我被窑洞外垣沟中的吵闹声和笑声惊醒了。我发现，垣沟边上医院的厨房里埋了个死人，还起了个新坟堆。原来，早先在这儿住过的农民在迁走前埋葬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那位父亲的老伴也死了，子孙们为了把他们合葬在一处，就又找回原地。争执双方各自陈述过后，就都在50米外找了个阴凉之处坐了下来，通过街坊邻居居中调停。结果是，埋人是可以的，但究竟要拆掉多少灶台，就要靠本事和幽默感了。双方辩论了一上午，甚至引来了两家摊贩，他们支起锅来向围观者卖面条和豆浆。

中午之前，有个中学教员要来拜访我，请我帮忙修订正在编写的《英语文法大纲》。他的来访一向是凄凉的，因为他已被贫困和肺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肺病是这里当教员的职业病。他蛮有把握地认为，这本书能让他赚一笔，休养一阵子。他的手稿虽经一改再改，但在文法上依然错误百出，如果就那么付梓印刷，一定会像战前有些外国人买来当笑料的英语教材一样丢人现眼，比方说“Correctly English in Hundred Day’s”（《一百天学会英语》）、“Familiar Rules and Intimate Mistakes in English”（《英语常见规则与错误》）。但这位教员的大作不仅令人可笑，更使人担忧。他发明的例句中除了单复数错误（如：The parrot were killed in its cage, perhaps by a mouse），更兼针砭时弊：“我们听到警报时正在谈论食物价格（We heard the air raid alarm while we was discussing the price of food）。”“据说，某军官本人就是囤粮户（It is said that the officer himself is a border of grains）。”

当我改过若干页之后，访客给我讲了一段故事，权当报酬。那是他读中学时听闻的一场风波。他说，学生会主席是个既讨厌又不孚众望的高年级生，选他上台是经三民主义青年团导演的，他自己就是三青团头子。不久前，他课后在教室内诱奸了一名年纪比他小得多的女生，但被那女生的朋友抓住了，于是要以强奸罪交给同学们公审。

学生中有个“温和派”出面，要求由学生会审判，可学生会清一色是三青团员，对同志肯定是会宽容的。又有个“激进派”出来要求交班级代表公审。这一派的领导人是公平选举出来的，刚好又不是三青团员。最后，校长出面干预。他是个好国民党员，宣称对学生会主席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尽管有人证。他把两派学生都称为煽动闹事者，将“温和派”的留校察看，将“激进派”的开除了。

我进城吃午饭时在城里遇到一个卖报的，手持上海走私来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一堆都买来了，花了两个小时，在安静的饭馆里读了起来，大小新闻都不放过，连分栏广告也没落下。坐在遭到封锁、满布灰尘的小省城中，看着纸面上讲着土洋杂处、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西式都市上海，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广告比新闻还要怪诞。有卖冰激凌、巧克力糖、威士忌的，有最新的电影，还有空调舞厅、赛马会——五光十色地描绘了一个身在洛阳的人无法想象的花花世界。一则专栏广告说：“年轻美商，屋顶花园洋房，望与年不过20岁的中国美貌女郎会晤。目的：语言交流，共同出游。”

那年夏天的上海报纸暗示，尽管上海已成孤岛，但也难免卷入外部世界的纷争之中。这份英文报纸提到日本领事馆时很客气，仿佛华界不存在一样；但每天都有报道称，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关掉店门回国了。就连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发电厂和公共汽车也发布通知，说由于物资短缺，准备削减业务。一家酿酒厂打广告说买啤酒请携带旧酒瓶。从拍卖行方面得到的消息说明，投机倒把之风日益炽热。实业日渐萧条，拍卖行就成了上海最大的企业。在前现代的洛阳，下列这段广告读起来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歌：“出卖物品清单：电冰箱一台，电扇五台，弹簧床两张，香槟酒一箱，橄榄油一加仑，折叠礼帽一顶，鸟报时钟一座，金色钢琴罩一块，角形壁灯两台。”

离开饭店时，我把报纸给了侍者。他看了上面的照片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外国人互相怎么认呢？我看都一个样。”

在窑洞睡过午觉后，我出去拜访了基督教会。像别处一样，这里的牧师们也把工作缩减了，因为缺钱也缺义工。通货膨胀开始后，教会几乎所有人都迁入了一个有院墙的大院。院内的砖瓦建筑都是传教事业昌盛时建起来的，规模不小，六七名男女就那么离群索居地过着日子。他们可做的事太少了，于是就用上海时间制订作息时间表，比其他城市用的重庆时间早一小时。他们认为，上海时间与日照时间较为接近。这些人身处逆境，住在孤零零的大院子里，孤零零地生活在中国半西方化的年代里，和上海高层写字楼里忧心忡忡的生意人并无二致。

在大门口，我侥幸躲开了那个会讲英语的中国牧师。他每提到耶稣基督或蒋介石的名字的时候，就总喜欢装腔作势地用英语说：“我爱那人。”重音踩在“爱”字上，这简直成了他的口头语。我还幸运地遇见了两位加拿大女士，并问她们，我在街上从她们的美国同事身旁走过时，那位面色苍白的妇女为何要以手掩面。

“那你一定穿了短裤来着。”她们咯咯地笑了。

她们告诉我，有一回，她们想跟那个闷闷不乐的姑娘借几本美国妇女杂志。她不大情愿地打开橱柜，拿出一些闪闪发光的期刊，上面有好多情侣的画面，还有些让人看了脸红心跳的广告，是卖防体臭剂、除毛药膏和卫生巾的。她小心翼翼地递过来，好像那些书是从一个名声不好的雪茄商那儿买来的。她悄声说：“别让中国人看见，千万！”

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见门前拴着几匹上好的澳大利亚马，比之前的日本马高。里面有几个年轻军官正在池子里像海豚似的戏水。我离开池子时，他们正在庭院中的藤萝架下懒洋洋地躺着按摩修脚。他们很想和外国人谈话。这些人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新式少壮派，也不妨叫法西斯分子。但在党员中间，他们还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热心于把仗打赢，希望将国家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叫嚷中国需要美国的坦克、飞机和大炮，而觉得轻型自动武器更有用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派的保守国民党人是不一致的。他们没完没了地问了一大堆有关美国的问题，但礼貌地回避了为什么美国帮助日本甚于帮助中国的问题。他们还表示，对任何一点美国的援助，他们都很感谢，甚至对我这样的人也很感谢。

“真对不起，在我们这儿，你肯定会感到很不舒服。”其中一个人如此致歉，然后又接着说道，“中国太穷了，汽车太少了，电话太少了，房子太小了，饮食太简单了，姑娘们——嗯——姑娘们不够红润。”

他们的意思显然是，她们脸上的脂粉太少。但这些话却把话题引向了澡堂子里常见的那种谈天。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算是我的采风成果。第一段是：

老太太请听我唱，

你家有个好姑娘，

姑娘长相挺好看，

就是块头有点胖，

吃口包子想姑娘，

姑娘包子一个样。

当这些军官得知我是个作家时，一个人便双手合十，一躬到底，并说道：“洛阳纸贵。”他给我解释说：“这是从北平传过来的一句老成语，意思是，您是位大作家，书卖得好极了，远在洛阳的纸张都因发行您的书而涨价了。”于是，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

军官走后，我正在穿衣服，这时捏脚师傅告诉我，有四五个苏联军事顾问还留在战区司令部，其中几个经常过来洗澡。

“这些苏联人是何方神圣啊？”他问道，“他们来时坐轿车，穿着豪华，连内衬都很考究，看来真阔气。可是每人都是各自给洗澡费和茶钱，从来不礼让。”我要付钱时，师傅却对我讲，刚和我聊天的那几位军官已在离去之前悄悄地替我付过了。

有一回，我同“工合”的人一起赴宴。他们知道我对汉语只是一知半解，就拿美国人说汉语的典型错误开玩笑说，有个美国人在乡间走路，有只狗要咬他，他想不起来“咬”这个字，只记得是吃饭时候用的，于是就对农民喊道：“哎，老乡，你家的狗要在我腿上吃饭啦！”

宴罢，主客之间又是例行地抢着付账，争得火候到了，主人才付了账。接下来的例行公事：每个客人都要表示感谢，说“饭菜好极了”，主人则小声说，“凑合吃，凑合吃”。

后来朋友陪我去看京戏。那是一出新编历史剧，讲的是几百年前的农民起义。许多现代剧作家都喜欢改编经典历史剧目，以古讽今；当局不许新剧针砭时政，只好用此变通办法。这出戏结合了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京剧里以鞭代马、以椅示城的程式不见了，但舞蹈般的哑剧动作还是一目了然。

主人公是一个渔民，他和女儿共驾一叶扁舟。他们出场时，先在空着的舞台后部停一下，然后纵身一跃，犹如自岸边跳上一只舢板。父女俩以手平举，面面相对，交替屈膝，一看就知道是在小舟上找平衡。这时，扮女儿的掌舵转向，两个演员都只用脚尖着地，迅速在舞台上滑行旋转，同时手臂划着桨。这些动作如此逼真，比把真舢板搬上舞台的效果还要好很多。

当最后一幕上演时，警报响了。后来敌机没来，演出在耽搁了20分钟后，又接着开锣上演了。这场虚惊造成的干扰虽然不大，但毕竟使得这场程式化的、悲喜交加的演出没有善始善终。当观众涌出剧院走向附近的防空壕时，演员们也相继出来。他们穿着明代样式的戏袍，头戴鸡翎盔帽，画着与真人相去甚远的脸谱。在淡青色的月光下，大花脸的紫、银、绿妆容和大胡子，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鬼魅出了坟墓，跨过平川，钻进了防空壕。

戏演完时街上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后来看见两个人力车夫，轮流坐车拉车。坐在车上的睡眼惺忪，耷拉着一只胳膊，和当时拉车的那位闲聊。可是，两人都拒绝载我回家：“累死了，今天钱也赚得差不多了。抱歉，我们俩只是互相帮衬着回家罢了。”

回到窑洞后，四邻都是静悄悄的、黑洞洞的，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这时传来了一阵喧闹，夹杂着叫喊奔跑和木头炸裂的声音。由身穿睡衣从窑洞里跑出来看热闹的人群中得悉，峡谷那边有个学校教员，教学生们打麻将牌，一玩就大半夜。那可是非法的。一个学生发现了他们，就把老师赶进田里去了。果然，不大一会儿，有个粗壮的汉子从峡谷那边回来了。他边喘气边呼号着说，他曾亲见那位周先生的丑事儿，他还骂他“王八”，说他和姑妈不干净。这时，另一个粗壮的汉子从人群中出来，皱着眉头，面带怀疑神色，咆哮道：“谁在说老周家的坏话？谁？你可留神，我也姓周！”顷刻间，一场为挽回周氏家族名声和面子的争论展开了。双方都在黑暗中吵吵嚷嚷，旁人来往调解。天热睡不好觉的人们则在茅屋中轻声讥笑。

这些生活琐事最后总是以不愉快告终，因而我也无意拿来当笑话追忆。尽管如此，不管是对洛阳，还是对之后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国统区小城市，我都有几分怀念。

在那段岁月里，我在各处的生活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环境都是依山傍水，住处总是带院落的平房，还有怕是已经倒掉的古代城墙。每处都有些快要塌了的庙宇和宝塔，位置是早在几世纪前就选定了的。可是在一两条大街上，又都有几处半西式建筑。一早一晚，总有军队的进行曲和号声传来。有的时候，还能听见不多的几条乡间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或是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上火车驶过的声音。其他呢？就只有手工业生产、家庭生活，还有程式化的、闹哄哄的小贩叫卖了。

这些半现代化的省城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混乱时期的产物。这一切之所以引人怀念，唯一的理由是，它们都将一去不返，必然要改观。市民们尽管经历了如此残酷和不幸的生活，却仍具有了不起的机智和憨气。他们的有些举动使人回味起来便觉得无限愉快。应该承认，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因为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特定风格呈现出来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举动再度出现的机会不多了。这就难免使人产生“时不再来”的感慨！中国城市居民的安定日子注定要改变。就像18世纪80年代巴黎的贵族沙龙，或者20世纪初俄国地主阶级的慷慨阔气。回望过去，当我来到洛阳和其他省城，静坐曲水流觞侧旁，观岁月如流水之时，最令我喜爱的人物都不是搁在小木板上，随波逐流，偶尔流入看客手中，供其一饮的酒杯；相反，他们是鸡蛋，碰到河岸会碎掉，流成蛋汤，这蛋汤沸腾起来便是蛋饼。列宁给这蛋饼起了个名字：革命。

说实在的，中国的市民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才更像是水中的木板。这块木板很大，足够供主人盖起房子，从长江上游的木材产地直到下游的木材市场。可是，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中国市民的生活，你还得设想这木板正漂在日益暴烈的海洋之上。这海洋就是无穷无尽的农民。城市里的神龛、汽车站、成人玩具店、蒋委员长肖像都将逐渐在其中沉沦、淹没！

我在洛阳度过的那个夏天使我开始觉察，市民生活的木板受两股力量的牵制，一是独裁者蒋介石，二是农民的汪洋大海。我把蒋介石比作《皇帝的新衣》里愚蠢的皇帝。他明明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却自欺欺人地以为穿着举世无双的华丽服装，招摇过市；国民党的一切思想和手段拿来与这篇童话相比，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国家统治腐朽不堪，“皇帝”个人却被视为民族的伟大象征。不管有多少苛捐杂税，只要官方宣称“皇帝”自奉节俭、道德高尚，就再不准说政府贪污腐化了。拍“皇帝”马屁的人横征暴敛，终于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这时，官方就宣布一项提高“皇帝”威信的新办法，声称这是从海外学来的，有了它，臣民的生活就会改善。他们还宣称这套新学来的洋办法——也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看得见，谁要是说那新衣根本不存在，那他就一定是汉奸或流氓。他们还说，这套新衣是纯金做的，所以赋税还要加重。

“皇帝”敲骨吸髓，榨取了全国仅存的最后一点财富。灾荒与骚乱四起，而皇宫里则喋喋不休地议论着新衣。宣称亲眼看见新衣的人说，它从头到脚都是金线织成的，还配有一支纯金手杖呢！

在根本不存在的新衣制成之日，官方发布命令，要首都的家家户户都从政府垄断的商店购置一面国旗。老板当然也是个专会拍“皇帝”马屁的家伙。命令里还要求，每10户要出一名代表夹道欢呼，庆贺新衣。“皇帝”走在新衣游行行列的最前面，路旁满布特务。奉命庆贺新衣的老百姓匍匐着，满口赞叹着：“啊呀！天哪！”可最后，当“皇帝”赤身露体地走过街角时，却有个小孩喊道：“他怎么光着屁股呀！”

我相信，除非这位“皇帝”能得到外援，否则人民一定会把他打翻在地。

我不能离开洛阳城，搬到农民家去住，因为“工合”主任担心那样做会引起地方当局的疑虑，让原本就在艰难维系着的“工合”横生枝节。可是，即使我只待在城里，也不会感受不到广大农民的存在。这省城不过是放大了的双石铺，和养活着它的郊区虽然界限分明，却紧靠在一起。市中心有光怪陆离的商店和刷着石灰的交警台，可是从这里走出不到1英里的距离就是农田。那里满是灰尘遍地的村落，除近年的衰败，几百年来没什么变化。由于有旱灾，夏季已有小股土匪活动。

在城里，人们依然可以听到一些农民中发生的乱子，这说明了一点：农民对中国时局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身居九重的、生活简朴的蒋委员长。15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来了一条传言，说因为政府在灾后横征暴敛，把农民逼向绝境，从而引起了抗议。

当村民得知几乎得把全部夏收小麦充作军粮后，就决定来洛阳，到当地最高长官卫立煌将军那里请愿。由于请愿代表有时会被抓去服劳役，村民们就只让缠足老太太前往。她们都是些除了对自己家人，对谁都没有用的人。

她们身穿过节的衣服，手持拐杖，朝洛阳出发了。对这50多位扭来扭去的老太太来说，15英里就是两天的路程啊！乡长立即将情况电告洛阳。我听说，省里派了个“建设厅长”在半路上接见她们，允诺将她们的困苦生活转告给卫立煌将军，并劝她们回家。此事只有一个结果：乡长放任请愿人群出村，丢了卫立煌的面子，也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黄河之滨的陕州再度传来农民暴动的消息。他们怀疑征粮队头头超额派粮，中饱私囊。据说，他每天得到的“赃款”超过了两担粮食。但农民俯首帖耳的顽固传统却使他们未提任何异议。有个老农因为连续3天被叫去催粮，最后上吊了。

此事使陕州的农民怒火中烧，几至造反。洛阳得知此情后，粮食厅派员前来陕州检查此事。此人和上级不一样，是国民党中少见有良心的官员，而且是陕州本地人，对乡亲们深表同情。他迅即发现，征粮队长确实有贪污情形，就让乡长将那个贪污犯逮捕法办了。

可是这坐牢的头头却是省粮食厅厅长的亲信。通过这条线，他不仅被释放了，还把害他坐牢的检查员下了狱，罪名是僭越。但这检查员又是副厅长的亲信，于是副厅长去找了厅长，说检查员无辜被囚，恐生后患。厅长表示同意，便把检查员也放了。

显然，厅长耳根子软。陕州征粮队长有个朋友，也是厅长的亲信，又去向他进谗言，说检查员无辜坐牢，倘若放虎归山，必将打击报复。厅长心活了，再度命人将检查员逮捕，可他早已逃往西安了。最终，贪赃枉法的征粮队长在陕州官复原职。农民的苦难照旧，官场钩心斗角的滑稽剧照旧！

夏末，洛阳有传言说，饥荒危机已遍及全省。豫北多少下过点雨，灾情尚且不是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有的农民却已吃光了夏收小麦，正在典当冬衣，砍伐院里的树木，以便筹资买粮交税。至于旱情严重的豫南，传说已经在吃树叶了，并且有些农民已经弃耕逃荒去了，杀人越货的案件增加了。

8月间，我开始骑自行车去洛阳近郊村落转悠，有时会在村里待上一两天。农民们对外国人不敢全讲实话。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概。苛捐杂税、征粮征夫太沉重了。一般农民都知道，一旦天时不好，或犁坏了，牛死了，麻烦可就大了。许多壮丁都被抽走，有些村子走了三分之一左右。许多家庭只能靠老人、小孩、孕妇下田了。

说到税收，却又村村不同。因为这个爱好投机的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是，哪儿阻力小，就在哪儿多收。用美国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农民占有的土地都很少。可是，一个有10亩地的家庭——仅能维持一个小家庭生存的起码需要——每年就得交40元法币（相当于两美元）的基本税，附加税粮和军粮约合4美元至10美元。

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重负。这些农户的全年收支，或买卖总值远不足100美元，很可能都不到50美元。这样来看，税收就要占全部收成的10%，有时还要多得多。佃农则要另拿出20%—60%交地租。在抗战前，税收相当于1941年的三分之一，可农民们连这也不是轻易能拿得出来的。

况且，税收还是不公平的。那年夏天，我在洛阳遇到过负责向少数市民和乡村小康之家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的一个税吏。他说，尚未沦陷的河南全省中，城市居民不下二三百万。前一年，他从这部分人口中征得的税款不过相当于60万美元，平均每人只分摊到几十美分。1万个农户交的税就有60万美元了，而河南的村数都不止1万。

在城市税款中，又主要来自工薪阶层的所得税，而公教医务等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早已因为通货膨胀而缩水了。除了洛阳和另外几个大城市，营业税都很难收上来，因为生意人勾结官府，对交税采取“不合作”态度。至于遗产税，那更是直接触及大富人家的切身利益，根本就收不上来。

“遗产税太麻烦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他笑道，“现在，我们只是先让人们了解程序。过几年，等我们真打算收的时候，他们就愿意交了。”

很遗憾，我没在河南农村住过，因为和老熊的谈话使我明白，农民跟人单独相处时真是可爱极了。这些河南人比双石铺的农民更吸引我，因为他们更能代表全国农民。他们这儿没有甲状腺病、智力低下、侏儒病、荒山秃岭等让双石铺的农民身心畸形化的特殊因素。洛阳附近那些只有小山丘的农村似乎更能代表农村的本来面貌。坡上的田地中间种着树木，在正常年景下能起到保持水土不致流失的功能。河南的村落也比双石铺更为典型。每村都有一二百户人家的砖房集中在一起，每户相距半英里左右。村子大部分不通公路，因此还没有受到难民和现代世界的侵蚀。

我在河南农村旅行的日子里，只能搜集到当地农民的一些零散资料。他们经常把各家的播种时间表排开，以便收获时可以互助。有时，他们会给男孩起女孩的名字，为的是欺骗邪鬼，免得它们带走宝贵的男婴。除了蒋介石的名字，很少人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其他了解。但多数人认为，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苦了，甚至比在清政府治下还苦。提起本省军阀吴佩孚，大家还是很有感情的。

棉花地集中采摘后，剩下的就变成公共财产了，谁有需要和耐心，就都可以去摘。他们觉得这样挺好的。可是，在某个春天的夜晚，他们又都会到别人家菜园里去偷菜。有些人不相信能打败日本，因为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另有些人又坚信能打赢，因为抽走的壮丁太多了。他们有句老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意思是光脚的敢走泥巴地，无所畏惧，穿鞋的则会瞻前顾后。大多数河南村民有选举保甲长之权。他们专选忠厚又圆滑的人，那样有利于和上级官吏讨价还价。按照几百年的老规矩，村民可以自行组织民团，名为“红缨枪”。

很少有农民在住所设厕所，因为他们觉得在院子里挖坑像挖坟，不吉利。他们也不在院里栽葡萄，因为葡萄叶子朝下长，象征死亡。他们对女人的命运还有句格言说：“二十年从母，又二十年从夫，再二十年靠天。”1941年夏末，谣传政府即将征收树木，以弥补中条山战役损失的黄河渡船。于是，农民们纷纷砍掉自家的树木，锯成不能做船的短棍，藏起来当燃料。

土地集中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大部分河南农民都有自己的田。高利贷为患在这一带比地主尤甚。毁坏山村的现象很早就开始了。土壤是靠人口密集地区的粪便保持肥沃的，但人口压倒了地力。多数农民家庭为养儿防老都尽量多生孩子，于是人口就太多了。农民们不得不超负荷使用土地，种双茬不轮作，不改良土壤。

我觉得河南农民有点儿像兽群：害羞、迷茫、动机神秘、行为怪诞。有人想问他们话时，他们全都会跑开；就像野性未驯的动物面对烦扰不堪、想要爱抚它们的人时一样。他们棕色的村庄覆盖着平原，平坦而浓密，总是有很多人在绿色的田野里劳动，他们好像是热爱大地的小动物一样——有点像草原上的鬣狗——忙碌、自足、神秘。

想到他们在中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记起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一个美国矿业工程师告诉我的一些事情。他是美国国务院派来的矿产资源顾问。

他说，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有不少“理论地质学家”。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很会画图，擅长画出“美丽的曲线”。可是，就他所知，还没有出现一个“实务地质学家”，或者叫矿业工程师。根据上层阶级的观点，倒腾泥巴和石头，在乡下四处晃悠，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实在丢面子。来自美国国防部的人说，在中国，没有一个矿藏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地质学家发现的。他参观过的所有矿藏、油田、盐井，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当地农民发现和辛苦开采的。国民党“发现”这些矿藏的方式，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划为自己的垄断产业。

自从我来到中国，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积累着，在我心中形成了一种感情。这些土地真的属于农民，包括土地的使用、照料、责任、转让。在封建时代，他们养活着官员；到了民国，他们不仅供养着政府和城市，还支持着战争。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分享到中国文化带来的多少好处；但是，他们乐观、容忍、勤奋，这使得如此怪诞而不切实际的社会结构竟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持久。

每当我在农民的乡下度过几日，我脑子里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应该建造一个纪念碑，纪念农民世世代代的痛苦，在苦日子结束的时候。纪念碑不要太壮观，因为他们是反英雄主义的，他们是用苦涩的微笑来自嘲的。我最后决定，最好的纪念，应该是给他们一片良田，一片他们现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良田。

那是一片平缓的坡地，河谷深阔肥沃。山顶覆盖着葱郁的森林，到处都是鸟兽。清浅山涧从林中流出，灌满了小溪。总要安排一些田休耕，这样庄稼就会长得更高、更密、更绿。为了把这片山区建成纪念碑，我只需要添加一样东西，那就是最高顶峰上的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我从洛阳附近农村听来的乡间段子。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农民演化出了怎样残酷的自嘲，来缓解他们多少年来的麻木和愚钝。

“一天晚上，两个蠢人在一张床上睡觉，其中一个人的腿被臭虫叮了。他挠痒的时候，却挠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腿上。他用力极了，把对方的腿都给挠破流血了。”

“被挠的人醒来，说：‘真丢人，你怎么尿床了，我们出去躲躲吧。’”

“于是两个蠢人就出去了，肩并肩站在院子里。邻居有一袋豆腐，挂着滴水。这嘀嗒的声音让两人以为对方还没有尿完。他们都很礼貌，谁也不先独自回屋。就这样，他们站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邻屋传来了大声喊叫，说发现有贼。两个蠢人想着他们可能会遭到怀疑，就赶紧跑开，把头埋在干草堆里。不久，邻居发现了他们露在外面的屁股，就击打起来，还拿刀去砍。在干草堆里，一个蠢人对另一个蠢人说：‘不要出声，我想他们逮住贼了！’”

对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怪异行为，多愁善感或许反而会不得其解，那样你会越发觉得他们神秘难解，而不是发现真相。我在洛阳附近的公路上遇过一个老农，他说的话恰恰能解多愁善感的“毒”。那是一个上午，空袭警报还在响着。

因为空袭，城际交通停止了。旅客们在树下闲聊或者打瞌睡。所有车辆都用树叶做了伪装。这些城里人弄的伪装都有点可笑，徒具形式，就像传统曲艺里的道具一样。一辆摩托车的把手旁放着一根玉米秆，和周围很不协调。一辆卡车被几把麦穗保护着，每个挡泥板上都有一把。然后，有个老农在空荡荡的公路中央小步快跑，阳光普照之下，其实很危险。他平衡着扁担上的两桶水，桶里分别有一片大大的叶子，在水面上游来荡去。我谦卑地问他：“这叶子是为了防止被飞机发现吗？”

“当然不是啦！”他说着朝泥土啐了一口，“只是为了防止桶里的水把短裤溅湿。”

第十三章丨日军退潮

整个9月都是在入侵的谣言中度过的。但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中秋节刚过，就有消息传到洛阳说，日本人已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东面60英里处几近弃守的郑县。东京广播宣扬洛阳也将被占领。于是，市民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就将这消息连同彩纸包装的节日美食一并送到了各个亲友家中。然后3天之内，大家全都紧闭大门，在家大吃大喝起来。富人吃油酥月饼，穷人吃柿饼。谣言风传，说1万名日军和70辆坦克已越过郑县，向洛阳挺进，可每家仍在向玉兔烧香敬酒。

10月的第二周，官方消息证实郑县失陷，中央社广播说：“我军正从三面反攻郑县。”此刻，洛阳人已意识到，危险再度来到，政府会再次跑路，农民的大车将再次被征用。可是这回准备逃难的人很少，因为他们早就在5月的那回疏散中把钱花光了。

日本人过黄河，这是3年来大家最怕的一件事，如今真的来了，大家反而不再提心吊胆了。日本人既已到达南岸，天然屏障既已失守，这一仗也就算打完了。人们只是像身处噩梦中一样，等着品尝被征服的滋味。战区司令部的大头头们忙着在用专列把家眷、家具和文件运往宝鸡，事先一点儿都没和僚属们打招呼，惹得怨声一片。老百姓看在眼里，却只得发出一阵辛酸的苦笑。情势严峻的谣言越传越广。

有的说：“郑县一枪没打就被不到100个日军占领了。日本的坦克是在摩托车上扎着竹架子，再糊上硬纸做的。”

有的说：“第一批过河的日军伪装成了走私贩子，把枪支藏在上海纸烟箱里，我方军队未予拦阻，因为他们正等着受贿呢。”

有的说：“郑县的富商留下了，日军一到就加入了汉奸‘维持会’。有些洛阳士绅也在筹组‘维持会’了。”

蔬菜的价格开始上涨，因为农民怕进城卖菜被拉夫。小麦价格稳定，等到囤粮户抛售时还要看跌。搬不走的物件价格下跌不多，金价和其他细软价上涨也有限。除非再来空袭，大多数人好像连下乡都懒得动了。有个宣传队在张贴标语，上面写着：“抗战建国”“牢记三民主义”“服从领袖”。过往行人看了只是报以难以形容的微笑。

10月的最后一周，从东面来的难民和走私贩子传说，郑县的几千名日军在进行系统的劫掠，并无前进迹象，有些已渡河回去了。洛阳国民党的大头头们已逃跑得差不多了，现在他们才向老百姓提出警告，要求大家疏散出城了。中央社介绍了郑县市外二三十英里位置的日军情况，洛阳银行和学校得到命令说必须在10日内撤走，有些公共建筑物已埋好炸药，准备实行“焦土政策”。附近的炮兵演习频繁，有一天上午的空袭演习，动用的高射炮比5月那次真空袭还多。警方也加大压力，威胁说要开枪射杀行人。最后，保甲长一齐出动，命令行人尽快逃走。

因为谁也没说该往哪里逃，开支如何筹措，因此实际逃走的人很少。洛阳城总的气氛是反疏散的。有的谣言甚至说，战区司令部知道日军将从郑县撤走，就在洛阳制造日军即将入侵的假象，目的是想做笔投机生意，故意使人惊慌失措，让了解内情的人从逃难者手上抢购粮食和难以转移的财产。

中条山战役之后，国民党为稍微挽回一点面子而抓了一批“替罪羊”。11月中旬，11个人被指控为汉奸，他们衣衫褴褛地被绑在人力车上，背后插着刑牌，由一群骑自行车的警察押往火车站后面的刑场执行枪决。这以后又相继零零星星地处决了一些人。对自由派和所谓共产党的迫害也加剧了。在这件事情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有增无已。

10月初，“工合”洛阳办事处主任孟用潜接到重庆总会的电报，要他面见卫立煌将军，请示“工合”存废。孟用潜领命前往，卫立煌劝他暂时离开本省，他照办了两个星期。在他重返洛阳的翌日晚，“工合”办事处突然来了3名怀揣手枪的特务。孟用潜当时不在，但特务们拒绝说明来意，也不进室内等待。天黑下来后，孟用潜回来时，有个特务抓住他的手臂，持枪相向，说道：“上面要见你。”

“工合”主任孟用潜发现他是自己父亲的朋友，就甩开臂膀叫道：“你不能这样。”说着跑进“工合”大院。特务们没有跟进去，因为旁边有人，他们不便公开挟持，无法诡称某人没有被捕，而只是失踪了，或许还是自愿失踪的。

孟用潜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副手，后者命令工友去请警察来吃杯茶。这个工友15岁，是从农村来的，血气方刚。他像平常一样满怀自信，三步两步朝大门走去。那3个特务，影影绰绰见个身穿制服的人无所畏惧地朝他们走去，以为有大人物来了，撒腿就跑，就像小孩子在人家门前搞恶作剧被抓到了一样。

此时，孟用潜从院后的厕所跳墙出去，逃到一个有他的熟人的政府机关里。人们帮他安排好汽车，载往战区司令部去见兼任省主席的卫立煌将军。“工合”的要求是，如果一定要抓的话，就要依法公开起诉逮捕，但卫立煌拒绝接见。孟用潜留下了地址，当晚回到朋友的办公室过夜。翌日晨，卫立煌仍不见他。此时，他明白了，走公开途径已然不可能，就设法买了假身份，化装成商人——当然，也不妨叫走私贩子，因为他们是可以公开携带日货的——逃出河南，后来落脚重庆。这套把戏的目的可能也就在于驱逐。河南不少人士也逃到了战时首都，那儿虽然安全点儿，可却掌握在国民党的手心里。

10月末，刚到达重庆的马格鲁德美国军事代表团派了一名上校观察员去洛阳。据我所知，1938年战局趋于稳定以来，他是从重庆派来河南前线的第一名美国官方观察员。到洛阳后，他就不再朝前走了。卫立煌将军宴请了他，并介绍了中条山等处的战况。11月的第一周里，日军的确从郑县撤退了。他完全有机会深入观察当时的战局，可他却乘着卫立煌将军的专列回西安去了。

8月有两位不太重要的美国人来访洛阳——克拉姆小姐和菲斯克先生。这个老姑娘是一名社工，不到50岁，深棕肤色，动作敏捷，多年在沿海地区传教，目前正在搜集有关战时情况的演讲材料。菲斯克是一名记者，高高的个子，面色苍白，似乎不是很自信。他没来过中国，逢人就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他同克拉姆小姐搭伴只是因为她会说中国话。由于当年凡对中国的报道都得把“工合”提上一笔，他俩也急于了解此事，就搬来洛阳“工合”办事处和我同住了。当时办事处已搬回了城内原址。几天之前，主任孟用潜就不幸被迫离豫了。

克拉姆小姐和菲斯克先生很快就扫兴了。因为他们原是听说洛阳已朝不保夕，所以才仓促乘火车来到十万火急的前线。但下车一看，只见这座危城不但没有同仇敌忾的气氛，反而像是泄了气，哪儿都没有卷起袖子准备干一场的架势，都松松垮垮的。这是一个病入膏肓、坐以待毙的社会，两人原本根本无意如此报道。克拉姆小姐对我说，蒋委员长那么有胆识，还要批评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菲斯克说，现在写那类文章美国没有人肯发表。

他们的衣服也不太适合在洛阳久居。他们原准备深夜行动，在空袭后进行救济，就把城里的衣着都留在后方了。菲斯克穿的倒是棕色乡间服，可那是从纽约男装店买的长途旅行衣，这儿一条拉链，那儿一排扣子，衣角上还镶着一块块皮革。克拉姆小姐上身穿好几件松软毛衫，而下身却穿一件粗布男裤，很难看，也很扎眼。两人都有重庆方面开给洛阳政府的介绍信。可是，令他们震惊的是，介绍信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在会客室里坐几天冷板凳，根本没人理睬。有人提醒说，他们穿这样的衣服是不能见官的，因而建议他们从当地外国牧师那儿借两套像样的衣服，至少克拉姆小姐得有条裙子才行。可他俩根本听不进去。几天之后，我们知道，由于两人住在“工合”，而且身着奇装异服，已经被人盯上了；而且，有人还总问他们“桃色”问题。

菲斯克穿着高档美国外套独自工作了一阵，好歹把国民党宣传部长写给洛阳官方的介绍信呈递了上去。而且，西宫地方官员发现他真的有官方身份，马上大吃一惊，要他赶快从“工合”搬出，“因为那儿尽是坏蛋”。他被邀往国民党银行大楼招待所去住，说“在那儿可以遇到好人”。他当真搬了。当时我们刚刚说服了他去郑县前线看看，他长途跋涉了几百英里，理应看到那里的情况。可是，他竟被官方彬彬有礼地送上了美军上校去西安的专列。

离开“工合”的那天，一位能说英语的国民党少将被派来陪他去银行。当菲斯克收拾好行装后，克拉姆小姐和我全都被拉去作陪。这位少将是个“冒牌将军”。他既未受过军事教育，又非行伍出身，只不过是某位正牌将军的侄子或外甥，靠裙带关系进了国民党军队而已。可是，他完全懂得国民党对中条山之役的宣传路线。他说，5月间的这场战争是卫立煌将军的一场辉煌胜利，还说“日军伤亡十四倍于我军”。这次谈话一直拖到克拉姆小姐接过话茬。于是，我面前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场面：一方是理想主义的美国人，自愿为国民党站台，而另一方是国民党体制下的典型人物。

每说到沿途所见的“伟大”景象时，克拉姆小姐便热情洋溢，满脸笑容。这些“伟大”景象包括红十字会、“战争遗孤院”、“工合”等等。“伟大”这个词是她最喜欢用的形容词。然后就是笑。她做过教师，当时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对中国人说话，就放慢速度，还要外加手势，不管对方的英语讲得多么好。那位将军是个绷着脸的白痴，也是个讨人嫌的学生。他的英语说得确实不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主要的兴趣所在是和日本人勾结，给正牌将军亲戚跑走私。

“我度过了一个动人心弦的夜晚，将军！”克拉姆小姐说，“和洛阳‘工合’的指导员们在一起。啊，他们真是伟大的人民啊。”她如此回忆，“善良、强壮、聪明，还有伟大的幽默感！”她满脸笑容地说着。将军却有些莫名其妙，又不乏狡黠。

“可你知道那些男孩子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她接着用老师的派头说下去，“我问他们，如果美国肯帮助中国，他们首先会要什么。他们给我的回答，你猜说的是什么？”

“中国需要坦克、飞机、大炮。”将军说。

“不、不、不！”她使劲地摇着一根手指头，“关键就在这里。我以为他们会这么说，可是他们没有。他们说：‘我们想让美国给我们送来的是工具。我们要亲手制造需要的一切！’”她毫不理会少将对她说些什么，直到他一再重复道：

“坦克、飞机、大炮。”

“不，不、不！你不懂，是工具！”

“中国需要……”

“工具、工具、工具！”

克拉姆小姐表面友好，可那只是职业特质罢了；现在掩藏的神经质终于显现了。她站起身来。

“锤子！”她一边喊着一边跑到想象中的桌子旁敲打起来，“当，当，当！”

“锯子！”她咄咄逼人地叫着，抬起一只厚裤子下的膝盖，放在一架看不见的锯上。“嗞，嗞，嗞！”她龇着牙在学铁锯声。

“曲柄钻！”她吼着弯下腰，转着拳头、肩部朝顺时针方向扭，臀部朝逆时针方向扭。

“中国只需要坦克、飞机、大炮。”将军小声嘟囔着。

“谁把我的牙签拿走了？”菲斯克叫喊着走了进来。他的背包、衣服口袋和拉链都整理好了。他把牙签找着后，将军就把他引开了，把他从这群有危险思想的人中引开了。

11月的第二天，中央社宣称：“经过若干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已自郑县撤退，敌方伤亡2500人。”翌日，警察沿街通知所有商店必须悬出标准尺寸的国旗。保长、甲长一齐出动，拉夫参加当晚的祝捷游行。除了排在队伍前面的学童满怀激情地唱着抗战歌曲，拉来的民夫都沉默着行进，满脸愁苦神色。

翌日清晨，我骑车往东边去，那是一个在华北时常出现于初春秋末的好天气，蔚蓝的天空，淡淡的日光，整个农村涂着一层银色光彩，但地平线上却朦胧地罩着灰色的混浊阴霾，预示着雪雨。日光下，刺人的风声在萧萧作响，耸立在光秃秃的田野中的树木凋零下来，黄色转为土色，树叶不断落下。通往郑县公路北面延绵的中条山脉阻隔了黄河，看起来很像尘土与冰块结成的礁石。

农民已开始冬闲了。田野成了成群的乌鸦的天地。但在洛阳东面30英里左右的公路上却满是贩夫走卒、乡间公共汽车和招揽生意的大车。然后，公路穿过洛河的支流，蜿蜒向北，直抵黄河。接下来便是千篇一律的贫瘠的暗褐色，惨淡的北方阳光把它照得分明，使我想起了西江三角洲丛林密布的沼泽地，前年我就是通过这片沼泽地到的中国。这里再次惨遭战火荼毒，土地大面积遭到了破坏，部分遗弃的土地包围着国民党统治地区，就像由万千尸骨铸成的保护层一样。道路跨过洛河，通过临时浮桥；浮桥布置在巨大的废弃钢桥之下。钢桥被自己人炸毁了，或者说被“焦土”了。洛河对面的乡村环绕着一个废弃的现代兵工厂，兵工厂里是大片红色的残砖，还有生锈的大梁。在更高的山上，供运货马车和汽车行驶的公路消失了，只剩下了大坑和土质路障。穿越沟壕的小径上只有战争的行客——士兵和走私者，以及稀稀拉拉的难民。

那天晚上，我在巩县县城外的一家小店内过夜。巩县县城位于洛阳和郑县平原交界的山谷下，里面挤满了士兵。他们正在柳树底下忙着挖坑道，有圆形的和椭圆形的，那些坑道说是坟墓或狐狸洞也未为不可。大炮的声音从山两翼传来，依稀可闻。巩县人见面闲谈已离不开战争了。

日本人虽已离开郑县，但一直留在黄河南岸，掌握着通向旧平汉铁路大桥的通道。这座大桥已被他们修复了。在大桥东边，跨过黄河的其他桥梁和堤道也都重修了，通向这些桥梁和堤道的公路也都在他们手上。据说，日军撤离郑县只是暂时的，卷土重来是迟早的事。同时，时任郑县城防司令孙桐萱将军之前曾因坐视日军越过黄河而被判死刑，现在获得了立功赎罪的机会：清剿占据桥头的日军，这就是大炮轰鸣不停的原因。此刻，蒋委员长的亲信，中央军嫡系汤恩伯早已率领宪兵卫队来到孙部背后督战，对方一旦失利即行拘捕。

翌日清晨，巩县的店主人一大早就把客人们叫了起来，让他们快走，因为敌机经常在清晨前来轰炸县城和驻军。当我到达山岭时，脚下农村中的一切都淹没在了乳白色的阴霾之中。当天空出现黄蓝两色线条、透出日光时，深渊里的爆炸声就隆隆地自巩县传了上来，处于前方和北方的黄河岸上的大炮也尖声轰鸣起来。

山顶上，天气冷得有点像冬天。风吹得军用电话线猎猎作响，扬起的尘土像雪花一样。在窑洞里，在绝壁上，满面乌黑的难民们蹲在用草堆起的火堆周围，争论着未来的打算。如果有人病了，那他们就会像巫婆一样瞪着眼睛发呆，显出一副怪相。一队队上气不接下气的士兵从山两侧向上开来。他们几乎都只带步枪，而让强征来的民夫替他们背负重型装备、粮草和柴火。在士兵的监督下，一群群农民在新建的碉堡和壕沟中工作着。爆炸声让拉来的民夫神经紧张。他们常常逃跑或躲藏，而士兵们则狞笑着把他们拳打脚踢地赶回来。饱经风霜的走私商则得到了当地世传士绅的担保，活动如常。他们头戴礼帽，身穿华丽的衣服，手提大皮箱，平静地骑上骡子或自行车，往郑县去了。

在山脚下，就像岩石海岸变成海水一样，那陡坡一下子变成了平原，自此至东边300英里的“太平洋”都是一马平川。这才是中国内陆冲积平原的边缘，也是世界上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地区之一。若干世纪以来，在从山中向外延伸的痕迹中，那大车轮子经过的土地，经年累月，已经形成了一条凹下去的通道，临近郑县15英里左右，无论在哪个方向，凹道都在农田下面20英尺左右。上个月，为了构筑防坦克工事，每隔几百码远就要挖一条深10英尺到15英尺的壕沟。过路人则需拼命绕出壕沟，才能爬上农田。

当我下山时，空袭已经过去了。平原中，村里的铺子都关了门。大家都在街上闲聊，显出一种节日的气氛。国民党碉堡都建在村后的深山之中，人们猜想，日军一旦进攻，平原必定不经抵抗就会放弃。由于有被和平接收的希望，这里的农民们似乎比巩县人更安心点。他们已经自发填平了一些有碍交通的反坦克壕。在这儿，我只见过一队士兵，是在无桥梁的溪流上经营摆渡的。他们给那些走私贩子和其他乘客服务，收费每人5角。黄河两岸的上空，日本人射出的炮弹在透过薄云的阳光下呼啸而过。

在许多村庄的出入口，都有身穿蓝衣的农民队伍，手持鸟枪或带着破旧红穗子的长矛，那是传统的自卫队，名叫“红缨枪”。后来我得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郑县被占领期间保卫本村财产，以免被城市难民盗窃。有时，他们还向城市难民收税，并抢掠他们的财物。那天早晨，有一队人盯上了我，把我拦住，要我出示通行证，可我只有一张普通居民通行证，他们则理所当然地要我出示战地通行证，口气当然也是比较生硬。这时一位老者匆匆忙忙地从村中跑了过来，他的穿着很齐整，仪容也很端正。

“别向外国人要通行证呀！”老者这样斥责小伙子。

“乡下孩子不懂事，别见怪。”他又向我道歉。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被放行了。

“我懂得对待外国人的礼貌，”当我跨上自行车时，那老者向我一躬到底，“我是个基督徒。”当我骑车远去时，他还在后面这样叫喊。可在黄河上空，另一种外国造的炮弹却正在爆炸。

下午，临近郑县时，我和返回郑县的难民混在了一起。他们都背着脏了的被褥，穿的衣服很薄，与气候不相适应，又打喷嚏又哆嗦。在人群的最后行列，那城市的余烬已依稀可见了。这时，来了一群装备精良、看起来很像样的部队，几乎占满了下凹的通道。我在赶上他们之前看见头顶有架日机，就拼命蹬车，好超过他们。我的自行车陷进了一个反坦克壕，我跌了一跤，受了轻伤。待我赶到队伍前端时，道路爬上一个陡坡通往田野。此时风沙很大，很难幸免再跌一跤。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掸掉衬衫和褪色蓝土布裤子上的尘土时，我发现有位穿着考究、体态肥硕的将军骑着一匹大白马，正在皱着眉头看我。那就是卫立煌将军。

“这外国人是什么人？”他对空发问。

“新闻记者。”

“哪家报纸的？”

“《纽约时报》的。”——其实，我什么报馆的也不是。

“你在这儿干吗？”这句话才是直接对着我问的。

“是来看你大捷的。”

他颇感意外地微笑了一下，但没说什么，于是我就骑车先走了。公路跨过一段没有轨道的铁路路基，士兵迅速拆除了土筑路障，为凯旋大军开路。临近城边，有一队军乐队和一群带红缚值星带的嫡系军官在等着卫将军。有些难民在向欢迎的人群乞讨，卫队怒气冲冲地将他们赶开了。

当我骑车进入郑县城区时，天空中的乌云遮住了夕阳。我从未见过一个那么古怪的城市。两星期以来，迄今为止，旅途所见都是萧条的农村田野；点缀其间的农民们简陋破旧的房舍，看起来好像是土地的一部分；而眼前突然出现的却是一大片高大、棱角分明却又破败不堪的建筑物。这一切的确是个城市——也可以说是任何城市——的组成部分，可在我眼前却显得十分荒诞。尽管那儿有座由小小城墙圈起来的城市，墙边一侧遍布灰色的小平房；可是，郑县的大部分城区当年都是很现代的，集中在火车站附近，也就是现在被放弃的、焚毁了的工厂、仓库、公寓的、楼。公寓楼的门廊和楼角笨拙地模仿着欧美铁路沿线城市的样子。这番景象的可怕与讽刺和一年半前我在澳门城后稻田前线中所见的加油站别无二致。

在郑县的堆堆废墟之间，衣衫褴褛的人群挤在坑坑洼洼的田地里，用大城市的考究家具搭棚子，这简直是对城市生活的讽刺。在塌下去了的马路两侧，更多骨瘦如柴的人群蹲在那儿卖货。这些东西在泥土中被高高地码起，看起来简直像是恶作剧中的道具，其中竟有坏了的抽水马桶和配套管件，以及电话机、浴盆、唱片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城市被遗弃后，穷人们收集起来摆摊卖的。

在郑县沦为贫民窟的那一半城区，有少数顽强的郑县市民早已回来了。马路拐角处摆起了出售面条、花生米、香烟的摊子，有些不起眼的商店在夜间透过半开半掩的门户，也照射出了菜油灯光。黑暗中有许多附近的人家在忙着拆除日军占领时留下的岗楼，大家议论纷纷，主题是木料砖瓦是从哪家拿来的。

现在，走私行业已经完全重建，这使得郑县这样孤立于前线的城市竟成了国民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远不是一潭死水。尽管它曾直接为敌军所占领，而且仍处在敌军再度攻占的威胁之下，城市恢复重建工作却必须立即进行。我后来得知，走私业庞大之极，连留下来的普通市民如手艺人、店员都在零售走私货。他们时常推着手推车，前往前线搜寻东西倒卖。城外聚集的农民也留在原地，好搞点走私货运往内地，这就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郑县市中心是银行、机关、大商店所在之地，马路较为空旷，许多建筑都上了封条。后来我才得知，郑县的富商巨贾早在1938年就已撤走了。有的又回来搞走私，可是在从前的商业区都看不到。这行的大部分交易都设在政府机关附近，方便与官员勾结，寻求庇护。所有大走私商在郑县的活动都尽可能规模小，方便转移，因为前线地区毕竟要冒些风险。他们的家、办公室和重要仓库却在远离前线之地，战线的两边都有。

在郑县市中心，马路两侧有砌得很好的混凝土人行便道，那是我离开香港后首次看到的。那些砖砌的高大百货店、饭店、旅店坚如磐石，但还没来得及涂成防空黑色就都被放弃了，北风凛冽，在最后的夕阳照耀下，它们的旧墙壁上却显出了种种鲜艳的色彩，就如同冰淇淋一样：开心果绿，薄荷绿，还有柠檬黄和樱桃红。这一切都很像现代化的大城市。在死一般的3年岁月中，这条大街的路基石已被雨水冲刷成了白色，天黑之前，少数几个人匆匆走过之后就再无人影，恍似冬日的海滨城市。在道路一端，是风平浪静的大海一样的砖块点缀着朦胧的灌木丛，然后除几只迷途的山羊和五六个衣衫褴褛的大头兵就什么都没有了。大兵蹲在两堵破墙之间生的火堆之前。这里曾是火车站。

我走到火堆前暖和一下手，顺便问问方向。我回答了不少老生常谈的问题——“美国怎么走？”“在美国，人们管中国人叫洋人吗？”这时，一个老乞丐在废弃讲台的角落里爬行着，背负着草和树枝。他犯了个错误：他走得离火太近了。

“你背的东西太重了，老爹。你肯定这些东西都有用吗？”

“噢，你老婆病了，是吧？她发烧了吗？”

“很好！那你就用不着火了。她一个人就够暖和你们俩了。”

“放松，老街坊，早晨你可以把灰烬拿走。”

“我们正在帮你呢，大叔。你用不着把这些垃圾都扛回家了。”

“不，没钱，不过你可以拿着这个……”

“还有这个……”

“和这个……”

“他就像一件可笑的旧家具，是吧？看他嚎的，像是我们要宰了他似的。”

当我看着打着哆嗦的士兵把抢来的柴火扔上火堆时，我想，郑县车站的倾毁正是国民党抗战的缩影。

在抗战的头两年，郑县交汇平汉、陇海两大内地与战场的交通干线，因而是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千千万万的人曾通过郑县站，在那个苦难但充满希望的年代做出了牺牲。南方的部队朝北开，西方的部队朝东开，当他们走向壮烈殉国的战场时，群众曾对他们欢呼欢送。日本人深知这里的重要性，于是对其进行了无情的轰炸，许多人死于空袭，血迹斑斑的列车载着伤员回到这里时，又有更多的人继而牺牲。

郑县是抗战初期岁月的象征。不知有多少供养着军队的农民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使郑县得免沦陷。1938年，日军沿黄河南岸朝郑县迅速推进，退却中的国民党将领下令毁掉了他们面前的黄河大堤。显然，命令来自蒋委员长。由于这条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大堤比周围农田还要高出许多，一旦决堤改道，就会朝东南流向敌人的进军之路，从而迫使敌人迅速撤退。黄河的新入海口在旧出海口南面400多英里的位置。浑浊的河水四散奔流在数千平方英里的农田之上时，有数不清的生灵被淹死或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甚至可达200万。尽管发生了这次大灾大难，但由于中国还在继续战斗，郑县的首次保卫战尚可称为英勇抗战第一阶段的高潮。

火堆旁，有两个人为争一块肉吃，像狼一样地咆哮着撕咬了起来。这使我联想到，最近两年来，有多少生命无谓地消耗在了僵持与腐败中。有的是受命与同胞厮杀，有的则是“削藩”策略的牺牲品，有的是在长途跋涉中活活被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导致应属于他们的食物、药品永远到不了他们手上。

在被浪费生命的人中，因上述缘由而致伤病的就更不计其数了，有些士兵和民夫试过开小差，但他们却永不能恢复自己原来的生活，而只能进山当土匪，其中有些已不幸被野蛮化了。他们必得同类相残，最终学会了抢劫、强奸、残害自己的同胞。据说，被日本人杀害了的中国人有300万人之多，而在内耗中白费了性命的却在千万以上。

我开始希望这被践踏了的郑县车站能像我所见到的那样，一直保留下来，让这车站用自己的肮脏形象显示任人摆布的生命所遭受的苦难，让这车站对人民的深重苦难提出控诉。在“焦土政策”下铁道被拆毁之后，那靠近火堆的城墙遗下的废墟肯定当过一阵军营。地上用丢掉了的脚垫铺过，还有些用黑色碎砖头砌起来的弯曲墙壁，好像每人都搭了一座玩具小屋，墙角还留有破衣服片和草鞋带，都已烂得连乞丐也不会捡走了。各堵墙的尽头都留有成堆的粪便，与火堆的距离和一只野兽从洞穴出去大便的距离大体接近。有人睡过觉的墙角留有碾死臭虫的血迹。再往上一些，则是许多名字和多少有些色情的字画。

为了把这个车站建成人的废弃物的圣地，不妨增加一个蒋委员长的雕像，但中国的蒋委员长雕像已经太多了。我只求增加一样东西，在东墙之上：多年以后我在中国南方看见的铭文，铭文在另外一座遭到破坏的建筑物里，由路过的士兵使用着。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我在东墙上写下这段话，

希望第一缕阳光照暖墙壁，

消解我梦中的烦扰。

日本占领期间，在郑县留下的传教士有10多个人。作为中立国公民——中立地位此时也行将结束——他们相当完整地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最近上演的一切。这一切对于1938年的伟大牺牲来说，是个讨厌而又肮脏的续发症。

传教士们说，他们开始感到不安是在9月中旬。当时越过战线的走私贩子说，日本人正从基地沿开封到郑县对面的黄河岸边修补公路。一位传教士问一位姓孙的驻军司令，他是否预期敌军将要入侵。“肯定不会，”将军亲切地回答，“日本人修路是为了撤退时方便运送重武器。”当月末，一名当了汉奸的基督徒从开封越过战线来教会里庆祝复活节时说，开封的日军已在准备进攻了。他估计，目标就是郑县。

9月30日，星期二，年富力强的郑县市市长清晨起来，像每天一样喝茶，可放下茶杯当时就毙命了。人们疑为中毒。他的同事们将尸体抬到教会，借用大厅暂时停尸。后来得知，第一批日本人就是那天夜间渡过黄河的。星期三夜晚，国民党的文武官员都偷偷逃走了。当时，传教士得到了一份简要通知，嘱托他们自行埋葬市长的尸体。他们这才得悉底细。

星期四清晨，郑县普通市民遭到了18架敌机的轰炸，这才得到了首次警告。伤亡和平常一样惨重，因为郑县离前线太近，无法提前发出空袭警报，而当地的砂性土壤又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小批敌机几乎整天不断前来，后来差不多所有居民都下乡“跑警报”去了。

傍晚传来了战斗的声音，田野中谣言传说日军已占领了郑县。有些人不敢回去，另一些人一旦明白饥饿与寒冷必将把他们困死，这是一件比死于日军之手还糟糕的事时，就只得回去了。当晚，小米的价格猛涨，因为那是不加工就能吃的粮食，而小麦非经磨过才能食用，对逃难的人并无用处，所以价格就下降了。到处都在打包行李，到处在上门板。人力车、排子车、大车通宵达旦地向西逃去。

星期五，退却的军队穿城而过。第一批有秩序地炸毁了发电厂和兵营，而夜间进城的最后一批则是一片混乱。他们随意抛弃武器和军服，偷窃老百姓的衣服、自行车、食品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星期六早上，郑县就仿佛是空城了，留下的只有警察。他们的长官逃得过于仓皇，行前未及将他们遣散。居民中留下的只是一些老人、病号和最穷的人。旧城东出现了少数日军，开始狙击警察，而警察也就立即逃走了。

约有300名日军进了城，大都是骑兵，他们选了若干筑垒扎营之所，日落前就闭门不出了。夜晚是占领后最野蛮的时间，许多穷人白天躲在棚子里。这个走私城的地下人物有许多留了下来。由于他们和各方当局都有联系，因此无论谁来，他们都是安全的。每到夜晚，穷人和匪帮就会席卷城市，肆意闯进空建筑，首先纵火照亮抢东西，然后就酗酒，匆匆离去，少数几家还没完全腾光的大商店和富户虽有院墙，但翌日清晨也都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在若干天之内，中国强盗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尽管烟酒之类的东西后来又有士兵从他们手中再度抢去。日军是成建制的，整天忙于修筑碉堡。他们拆除了市中心街角上的岗楼，然后再在房屋附近的地下挖出自己用的掩体，并将其附近建筑物的补给线连通。他们砍倒了电线杆子，用杆子和电线设起了一条东西向的路障。大部国民党军队就是通过这里逃走的。留下来抢东西的穷人大多是逃避旱灾的老难民，他们住在城边的茅草棚子里，现在已开始感到，连他们这样的人竟也不免有些怕损失的东西呢，只要他们的茅棚距离日本人的掩体太近，就得一律拆掉，而且事先毫无警告。

日军进城后不到两小时就张贴出了不得侵犯教会的布告。翌日下午，日军司令官邀请传教士去茶会。司令官颇有礼节，但也颇带讽刺口吻地说：

“哈德门香烟在这儿卖多少钱？……什么，一块五一包？为什么我们那边只卖一毛五？”

“这儿的电力供应如何？什么，全停了？啊！哎呀！真是倒退了一百年，哼！”

“你们有多久没去上海了？什么，你们到不了那儿？真遗憾，那真是个好地方呀！”

司令官对战争的说法也很风趣。

“我们只是在这儿歇歇脚呀，可国民党军跑得太快了。”他笑了，“不久我们就要把平汉铁路的其余部分完全占领，还要占领陇海沿线，包括洛阳。”

然后他就要求传教士们发布一项公告，劝说中国人重返郑县，担保安全。传教士中有人认为可以接受，但他们毕竟拒绝了使用教会的名义，而仅同意以个人名义发出。这位司令官的诙谐风趣越来越起劲。天黑了，教会人士要求他派卫队护送，以免在路上遭人抢劫。

“这恐怕不行！”他大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们出门也不比你们安全。”他一面开门，一面毫不在乎地这样说着，然后深鞠一躬，一挥手，把客人们送入了黑暗的夜色中。

待掩体修筑完毕，日军有组织地劫掠就开始了。他们把废铁、小麦、棉花、大麻、走私日货都专门囤积起来，尚未入库的物资都清点后贴了封条。对中国强盗现在是一经发现便开枪击毙。据说，日本人这下从国民党的仓库里搞到了大批走私货。至于小麦，那就更多了，因为夏季从郑县附近农村征收的公粮大都被丢弃在了这里。美制日本军车连日在黄河两岸穿梭往来，最后都把这些物资送进了开封。

日军繁忙不已，中国人也在阴影中活动了起来，他们觉得持续不断的暴行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于是从隐蔽处走了出来。日本人让东门保持开放。有些难民回来了，他们在乡下吃了不少苦头，那里的日子也并不总是太平的。有些街头小贩又恢复了营业。城里还留下了许多妓女，她们对日本人来者不拒。当然，强奸良家妇女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城内最猖獗的还是抢劫。市民在夜间依然会盗窃空房中的残留什物，只要能绕开日军岗哨就干一场。白天，他们则会彼此偷盗。

有一阵子，从非沦陷区来的农民带着农产品在东门出售。后来由于日本士兵偷得太厉害，他们就不来了。肉和蔬菜逐渐搞不到了，可小麦却很多，价格相当于沦陷前的几分之一。日本人由开封带来了一批汉奸，显然是由于他们的表现良好而分得了一些抢来的小麦，于是这批汉奸就把小麦摆出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索价15元法币一斗，这对任何从沦陷区来的人来说都是高价，可对留在原地的郑县人来说，与原来的75元一斗相比，那真是便宜得出奇。

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这不是占领而只是一次袭击。除了少数间谍和便衣人员，入侵者全是官兵。从他们对电话线的态度上就能看出，只要便于集中抢劫物资、便于安全转移，他们就宁可选择破坏这座城市的物质设施。从政治上说，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讨厌，除了涂掉原来墙上的标语，换上“大东亚共荣圈”之外，什么说服工作也没做。

郑县南边少数村庄的“红缨枪”组织搞过游击战，日本人就以恐怖镇压为武器，进行了集体屠杀。有些人被投入井内溺死，任何人想躲开日本人都会遭枪杀。郑县市内的情况尽管大不一样，这里在日本人进入时已是空城一座，没有任何抵抗，可是，在全城沦陷期间，分散的暴行却接连不断，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和抗战初期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行。之前的暴行是发泄对抵抗者的愤怒，而郑县的暴行则是对残障者的任性折磨。

为了构筑工事或运送抢劫来的东西，日本人征用了一切能抓到的民夫，不管有无劳动能力，都得整天干活，还没有饭吃。他们喊饿时，日本人就给盐吃，用以取乐。如果他们听错了命令就会被杖责或用刺刀杀死。有些人只是不懂日语，便被恶作剧似的惩罚。试图逃跑的，就被活埋，有的头朝下，这也成了日本人取乐的笑料。我听说，有两个女孩为逃避强奸就把身体弄脏，结果，她们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这当然又是个好笑料。日军放假时会出去找“花姑娘”，偶然发现躲起来的一家人，他们就强迫父兄强奸女儿或姐妹，也是为了取乐。

开始，城里的中国人谣传着反攻业已开始。虽然，乡间传来的枪声和打兔子时的动静差不多。那时，传教士们也满怀希望，直到10月中旬一位女传教士骑自行车从战线另一边的巩县前来，这才改变了想法。她平静地解释说，她的冬衣都存在郑县，此行是特意来取冬衣的。什么战线呀、战斗呀，她完全没看见。就她所见，不少中国军队都在巩县上边的山峦附近构筑防御工事。朝郑县这边走，有一小队中国兵离郑县还有5英里。她一路上从未见过日本人，直到到了城边的路障附近才看见两名岗哨。那两名岗哨看见她还有点吃惊，最终放她进了城。

10月29日，汉奸们经讨价还价，把最后一批小麦以12元一斗的价格售光，就带着最漂亮的妓女回开封去了。翌日，大多数日本人也走了，方向是东北面建的新桥，很快那里就升起了缕缕云烟。据说，他们把搞到手的走私日本货都烧掉了，这是为了制造新的需求。11月1日，这座城市如此平静，有些传教士就大胆进城查看日军后卫如何撤离。这些日军顶多不过10多名，动作很从容，显得信心十足。他们将个人抢来的东西装上卡车，然后就开走了。

此后还不到一小时，难民们就涌进来了，警察毫无踪影，几小时之内又发生了更多的抢劫和劫匪内斗。一批人手持刀斧，涌向日本人用电线搭成的路障。还没等政府或军方前来，电线和电线杆就都被砍走，不见了，它们都被穷人用了或卖了。下午，有些国民党部队开进了城。又是“一场大捷”。

我从其他方面所得的材料都印证了从传教士处得到的印象。这是现代战争中最低级的那一种，很像那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战争，也就是在国家出现前的史前时代的“村斗”。那时，地方性的战争是部族之间商业往来的日常组成部分。就日军方面来说，对郑县的征讨显然只是一次胜利的劫掠，那就像是赢了一场体育比赛。

不管有多少血腥的混乱，日军对中条山的入侵总算是像样的战斗，而且在崇山峻岭中引发了小股游击队的长期抗战，但这次对郑县的占领却只有经济意义。国民党军队早已撤进深山，远离日军，形同开门揖盗。可这次全部悲剧的意义毕竟只在于争夺有价值的物品。同类相残的混乱局面曾一度出现，但日军来得太突然、太平静，又迅即在城内建立了某种秩序，这种同类相残的范围就小得多了。不太严重的暴行有一些，大多却只不过是彼此耍花招、争东西。一座城市落入敌手，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场面之一，但国民党从政治到经济的大崩溃，却又从某方面使这种场面变了样：公民们在筋疲力尽中只能为蝇头小利而吵架斗嘴。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相比，郑县陷落只是一场不够格的战斗。日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城市，在国民党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渡过黄河，扰乱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策略。其实，在一个统治者重视财物更甚于人命的国家中，这种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

日军过黄河时曾有少数几场厮杀，农村中的“红缨枪”也有过一些零星抵抗。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一直在把东西打包，拆封，当掉，藏起来，扔掉，卖掉；或悬在井里树下，分成几份，藏在衣襟下。不管对谁，发生什么事情，几乎都和东西有关。

例如，有个小走私贩子对我说：

“在10月2日之后，我把一些东西埋在铺子的地板下面，雇了两名推排子车夫，想运往洛阳。我们平安地出了城，但一下乡就得在每个村口停下来被‘红缨枪’检查。他们说这是日货，就拿走一点权作税收。傍晚时节，我的东西就只剩一半了。那天夜里，村子遭抢了，可是抢匪却只抢外地难民，他们一定就是‘红缨枪’。我剩下的那点东西都被抢光了，于是我就留在了那儿，直到听说日本人杀人不多才又回来。我发现，铺子被抢匪烧了。但房后有间没烧的小棚，我可以在那里面躲着，抢匪们没发现我藏东西的地方，我还可以拿它换粮食吃，要是日本人再回来我该怎么办？我可是待不下去了。把财物处理完之后，我就到沦陷区去，那边做生意还比较安定。”

有个中产阶级妇女（一位铁路工程师的遗孀）说：“在大轰炸之后，我带着孩子们跑到乡下去了。我们听到枪炮声是从黄河这边来的就吓坏了。尽管我们只有那么点钱和三床棉被，可还是不敢回城里去。我们和城里的难民一起在小村里整整过了一个月，难民们倒还互相帮助，彼此借些用具。可农民就太狠心了，他们一直对我们说，决不养活我们，要我们在冬天以前去洛阳。我想，他们的确很怕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他们甚至不许我们从他们的树上摘叶子吃。有一天，我那个12岁的小女儿在地里偷了一块白薯，就被一群农村妇女打了一顿。幸亏她会画画，我们后来发现农民愿意拿粮食换画，靠她的画和我那点钱，我们每天都能喝到一顿小米粥。返回郑县时，我们发现家被偷光了，如果日本人再来怎么办？不知道。我想只能留下了。”

一个打扫城市厕所、向农民卖粪肥的苦力说：“日本人没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太穷了，我那棚子不上锁——买不起嘛！所以，当我听说他们要来了，只把粪桶往门口横着一放，就带着家眷到了乡下。整整一个月，我们都和一户农民住在一起。他是买我粪肥的老主顾，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吃。回城后，我们发现一切东西原封没动，要是日本人再来，我就还这么干。我觉得粪桶挺好闻的。”

在我留居郑县的一周中，一切事务渐趋正常，第一天，除了蔬菜、开水、纸烟，什么都买不着，许多关闭的或抢光了的店铺门前都摆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停止营业，祈谅！”或“抢光了！”再过一天，又出现了三种流动服务业：人力车、剃头挑子和算命先生。剃头挑子听说赚钱很多，因为有许多人发誓说，日本人一日不离郑县，他们就一日不刮脸。

再过一天，附近村中农民带来了筐子和芦席，二者对重建家园都是必需的，因而索价甚高。有几个“游击商人”在人行道上开了铺子，卖些简易走私商品，如鞋带、肥皂、水笔等，都是从衣箱里拿出来的。第四天，大街上的人群增加了4倍，人力车则到处都有了。马路边的商贩似已确信日本人不会再来了，便把藏在乡下的大件商品拿来出售了，暖水瓶、镜子、毡帽，应有尽有。店铺开门了，可商品只有劫匪和日本人都不要的东西：棺材、梯子、床板，这些东西都原封未动地摆在那儿。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买到墨水、牙膏、领带、红盖头和一张蒋介石的像。警方禁止在大街上贩卖赃物，于是就转到平常卖旧货的地方，其实只隔着一条街。

到了周末，凭着中国人“春风吹又生”的本领，郑县的日常生活已经有所恢复。马路上的垃圾被清理了，碎纸、破布、玻璃渣子、草屑、马粪和其他战斗遗下的破瓦碎砖也都扫干净了。空袭造成的瓦砾、碎砖头被用来垒成了墙，只是这墙看起来不太牢靠。在半毁的房子里还出现了一些盆景和鸟笼子。有张海报还写着一家戏院不久就会开张的消息。

尽管如此，这些情景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只是城市的某些物件拼凑在一起的轮廓。这样的日子大概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许多逃得最早、最远的官员却一直没有回来。谣传他们不仅害怕日本人，更怕“不安民众”，也就是饱经他们骚扰的人民。尽管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穷人，有的已经陷入冻馁，有的不久也将陷入冻馁，但我走遍郑县各地，却未见政府救济机构的到来。国民党携武装进城的唯一组织就是警察。从他们的作为来看，好像把城市只看成了个码东西的地方。据说，特务在日军撤走之前就混进城了，他们是来侦察抢匪的。果然，郑县被收复的第一周内，监狱里就挤满了穷人，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把别人留给日本人的家具拿来搭棚子住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言有些人在打仗以前借了别人钱，为了赖债，就诬告对方是抢匪。

我来郑县时，政治部已将日本人的墙壁标语涂掉了，但我从未见过一个有组织的国民党机构来关怀灾难中的人民。警方出了布告说，抢来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公共标语牌上通常贴着的是私人贴的寻人启事，观之令人伤神。有两条新标语，我看不贴也许更好：“协助中国军队驱逐日寇，中央政府对难民关怀备至！”

恰在我离去之前，国民党税吏赶来了。他们宣布，由于日军已将之前征集的夏粮掠走，为供政府和军队之用，郑县一带必须紧急征收秋粮一次。在这之后不久，第一批满载粮食的排子车队就由农民推进了城。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那可是他们仅存的最后一点口粮啊！

就其本身来说，郑县的入侵不过是小事一桩：那年秋天的主要战事是在华中的宜昌和长沙附近。但日军对郑县附近黄河大桥的占领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此桥留在日军之手，那么已经将其阻挡了3年之久的黄河就不能再奈何他们了。郑县附近国民党部队的抵抗不力仅仅发生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个月。这件事证明日本人可以从中国战场抽出更多的人力和装备，转为他用。

我回美后翻阅了《纽约论坛报》对郑县状况的报道。尽管1941年10月和11月的大部分消息都表明美国即将卷入战争，而且在远东已陷入险境，可是，我发现该报对中国战场报道的潦草，一如《纽约时报》对中条山战役的报道。如果有个难得的读者能认真通读这些报道，他或许可以得知郑县被占领经过的基本事实，但对这些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就无从了解了。报道中连黄河大桥的失守也没说明白。

也许，该报对于郑县事件报道中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郑县事件表明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诱使美国人高估国民党的力量是何其有利。他们好像是在自觉地帮助美国人找自我安慰。例如，早在10月，日本人就从上海发了一则消息，说俘虏了5000名中国军人，另有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2000名国民党军人在郑县外围战役中被击毙。的确，那时曾有过一些小冲突，但如果规模大到如此程度，则我在逗留郑县期间是必有所闻的。又过了几天，还是在10月，一则从北平发出、显然来自日方的消息说，有成员超过2万名的中国军队正在力战以图夺回北平。那正是上文所说的女传教士骑自行车跨过战线、进郑县取冬衣的时候。这则消息要是被她听见，一定会让她目瞪口呆。

在此期间，《论坛报》还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抗战的社论，题为《中国战场出现转机》，是根据国民党所谓的“宜昌大捷”的消息写的。该报道建议美国人注意中国的强大是否能够吸引住日本人，使之不会与美国开战。我在《论坛报》上所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社论，基本上都是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消息。蒋委员长在“双十”讲话中好像不太在意自身的问题，反而强调说，美、英两个友邦已在日本周围建成铜墙铁壁，使日本再无力进一步侵略。该报引用长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发言，称中国抗战已进入“新的反攻阶段”，并呼吁英、美、苏三国立即对日本发起致命的一击。该报还引用孔祥熙的话，称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无力利用世界形势在他处寻衅。

在华美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仅次于报界和国务院。势力最大的可能是传教士，因为他们的对华评论会在美国各教会内传播，而华盛顿的决策有时又会受到教会的影响。我的郑县之行让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危机会怎样反应。

起初，教会区井井有条，在过去一个月里，唯一未遭战火荼毒的就是这里了。这些建筑看起来与里面住着的人一样引人注目。在这座能够听到前线枪炮声、半已残破的城市之中，还能保持那么一块具有地道现代西方舒适生活条件的绿洲，简直不可想象。这是我离开沿海地区后从未见过的。由于郑县和上海在战前有铁路连接，所以教会内宽敞房间里的一切家具什物都是从上海甚至海外运来的。无疑，我如果从美国直接前来郑县，这些家具或许显得有点陈旧寒碜。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更引起我注意的将是少数几处弹痕。可是，我已经在中国西部游历数月，所住之处都是小旅店或窑洞，于是这一切就真是奢华极了。意大利天主教会养着一群进口奶牛，餐桌上不乏鲜奶、奶油、黄油和奶酪。对生活在未沦陷区的外国人来说，除了身居重庆的显贵，那些东西简直是梦都梦不到的珍品！

日本人进城时，包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三国的所有传教士都留下了。大部分牧师和基督徒义工都一同居住。他们把教区开放给难民和附近的居民。天主教会区地处郊外，因而我所常见的只是基督教区。我敢说，至少在这里，所有难民都是被一视同仁、直到住满为止的。教堂保护了数千名家园被异族践踏的中国人民。

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给任何中国人提供住所时，这些传教士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好像这些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大都坦率地回答道，他们留下来是为保护教会财产的。再说，作为勇敢的善男信女，他们显然觉得擅离职守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依然对自己的中立地位很有把握。至于为何来者不拒，他们说，对一切提出要求的人给予施舍，那是他们的职责。

我开始感到，传教士不能像以利亚那样在荒野里生活——脱离尘世的环境，似乎由鸟儿喂养，一心一意奉献于福音传道或慈善工作——这实在是有些遗憾。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当然做不到。在一个经常受到国外势力影响的国家，外国人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的存在本身，都有着政治含义。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陷入尴尬的情形当中——即便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

在郑县，至少有一名汉奸在教会区躲过了日军进城之初最动荡的几天。他是从开封伪政府处来参加复活节集会的。我听一位中国牧师说，此人并不坏，“因为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他通知了中国人，走时也一样”。这位牧师还说：“没有哪一个基督徒会当真成为汉奸。”

说到在教会里滞留的其他中国人，我只确知一件事情。如果日本人的占领是长期的（起初谁也无法预料），那么，这对中国将是一项损失，而对日本将是一项收获。因为，从我在西部一带所见的难民生活来看，这里的教会在日本统治之下可能会给中国人安排生活，加以庇护。但不会有任何人得知西部的真相。他们对国民党的概念完全受上海走私来的美国杂志的影响。他们会认为，郑县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态没有典型意义，而只是前线附近的特殊状况。他们会以为，远在大后方，身为基督徒的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正在建设一个新中国。

最后，这些传教士在一件事情上是幸运的。由于对郑县的占领整个是一起“低压事件”，即便从日本人的角度说，也是如此，他们这才有可能保护住在那儿的人。可在其他沦陷区，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南京，当地教会和其他受外国人庇护的地区成了日本人猎取受害者的仓库。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从那些地方拉出人来奴役、强奸、屠杀。听说，南京有个传教士是和平主义者，在战斗结束前，他说服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并到他的教区去避难。后来，日本人把那些士兵拖出来，泼上汽油，要么烧死，要么活埋了。

在郑县，传教士及教民的冒险事功，究其大要，不过是和所处的非基督教环境之间的一次怪诞而不流血的摩擦而已。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中国传教士骑自行车去农村照料自己的家产。因为怕碰到日本人，他就在车把上树了两面旗子。一面画了个十字架，另一面写着“欢迎皇军”。他无意中闯进了未沦陷区，被当地的“红缨枪”游击队抓到，并将他投入一间暗室，里面全都是汉奸嫌疑人。

“对他们传教！”红缨枪队员们说。

于是，他就传开了教。为了保命，他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听众中有些人安静了下来。他们注意到外面也非常安静，就小心翼翼地开了门，然后发现游击队员应该是被他的说教弄得很烦，全都走光了。

“我发现，日军占领期间是传教的大好时机。”一位女传教士对我这样说。

“什么意思？”

“有些人，平常不听传教，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就肯听了。”

“那是些什么人呢？”

“是些——呃——商人吧。我让他们把——呃——货物放在教区里，然后他们就肯听了。”

我到她的教区去看了。原来里面藏匿了许多日本货，她还窝藏了郑县最有名的几个走私贩子呢！我去的时候，他们之中有的还没走，都是些又臭又硬的家伙，竟认为城门开着，所以存货还不够安全。他们两手插在丝绸大衫里，神气活现地说，虔诚信仰给他们带来了和平与安全。

一个走私贩子在日军占领中期感到有点不安，曾试图自东门携带货物逃走，结果被“红缨枪”捉住，把日本货全部没收，他只好又回来了。

“如果日本人再回来，你怎么办？”我这样问。

他抬头向上看，以一种恶狼学绵羊仰望天堂的神气说道：“下次，我就信基督，留在教区。”

主管这一教区的女传教士又对我讲了一段经历，让我更加莫明其妙了。她碰到个日本兵醉鬼向她要钱，她说没带钱，其实她忘了自己钱包里还有点钱。日本兵搜了她的身，把钱拿走了。她说，她无意间撒了谎，这样罪就算赎了，她很高兴。还是这位女传教士，她对我说，日军占领期间妓院公开营业。她就住在她们对面，她认为那些妓女很好。

“她们必然拯救了许多基督徒妇女。”

在另一个教区，一位老教徒信奉教义，认为尼古丁是撒旦的工具，但手头却总是准备着纸烟，以便招待来访的日本人。“要是我们不照他们希望的方式招待他们，那他们就会拿走东西。”我在郑县时，这个教会正准备自筹资金修桥，那是一座在他们门前公路上的桥，多年失修，以前一直没当回事。日本人占领郑县后，卡车经常从桥上驶过，他们这才想到，万一有辆车掉下去，那可比没送上纸烟的麻烦还大。后来中国人收复了郑县，可修桥工作还在继续，因为他们怕日本人卷土重来。

尽管日本人听到了谣言，说孙桐萱将军的财产藏在天主教堂里，并进行了严密搜查，但那里的传教士却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人受到任何伤害。日本军官对他们大都非常客气，简直到了令人难受的程度。日本兵一般对他们不予理睬，除了个别人喝醉了，决心在外国人家中看看外国人是什么样。他们就像来自外星球，向来不问世事，却横遭入侵，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既无政治也无道德的环境之下。要不是存在遭到野蛮对待的威胁，倒真与《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样子有点相像呢！

醉酒日本兵消磨下午时光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爬上教区墙头，手持酒瓶，坐在上边，待上几个小时，像柴郡猫似的注视着院墙内发生的一切。这让两位女士感觉特别难熬。她们当时是一所寄宿学校的负责人，满屋都是中国女孩子，她们俩让女孩子们住在楼上，以防被日本兵从墙上看见，同时还让仆人经常在院内盯着。看起来日本人已经开始怀疑了，因为墙头上的“柴郡猫”日益增多了。

任何时候，只要有日本兵溜进教区院墙，他就会被请进屋里，待以南方式的茶水点心，并对他们客客气气，使他们拉不下脸来要求上楼搜索。有个日本兵被这种过于殷勤的礼数吓到了，撒腿跑出屋外，连口琴都忘了拿。

有个军官自大门接待入内，这是对待军官的一般方式。他把这两位女士吓了一跳。在待茶时，她们觉得楼上女孩子们发出的声音太大了，尽管此刻那军官还没有觉察。那些女孩子大概不知道楼下有日本客人，竟在楼上肆意说笑打闹。这位军官举止文雅，会讲英语。他说他在日本是一个英语教师，喜欢美国文学，他问这两位女士最喜欢的是什么书。她们回答后，反问他爱读的书。

他彬彬有礼地柔声回道：“《小女人》。”

郑县沦陷后期，有位男传教士被一名会说英语的日本人拦在街头盘问。对方身穿便服，这在日本士兵中颇不常见。

传教士耐不住，发了脾气说：“你问的我都回答了，现在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他挥了一下手，接着说：“你有什么权力盘问我？”

那日本人气呼呼地叫道：

“我？我是个正牌特务！”

我回洛阳的前一天去了郑县的一所教区，恰好遇到一位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官来访，说要向传教士借些最好的台布、银器和瓷质餐具。传教士们绷着脸问：“为什么？”

“今晚卫立煌将军要宴请你们这些外国人，因此才来借东西，一会儿你们就会收到请帖了。”

请帖来了，可没有我的份儿。当时天色阴暗又下着小雨，女传教士们不想出门。但大家觉得，身为外国人应该多到场面上走动走动，然后一位女传教士的丈夫又提出书面请求希望多带一人。少顷，我也得到了一张正式的红卡请帖。尽管我没有正式的衣服，只有进城时偶遇卫将军时穿的那身破棉袄，可是不难借到一身考究的哔叽教士衣，包括白衬衣和黑领带。

我们走出去，在黑暗和阴雨中奔向卫立煌的司令部。途中，我们路过一群农民，他们正指着一列装运小麦的大车队骂街，口吐唾沫，那是被日本人抢走征粮后第一批新征的军粮。司令部设在某前铁路官员的官邸。在卫兵的指引下，我们从战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明晃晃的灯光，最高级进口料子做的制服，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满了纹饰玻璃花瓶，瓶里没有水，都插着菊花。

节日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明白并不是所有客人都愿意在这样的天气出门，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最终只得围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一端，总共不过12人。这张桌子最起码能坐30名客人，我们于是显得像是凸出来了一块。菜肴极为丰盛，是西式大菜，有天主教会的新鲜奶制品，有远自200英里外的灵宝运来的苹果，但交谈声却从未盖过户外的雨声或黄河岸边的炮声。那炮声单调得像是寂静夜晚的关门声。

卫立煌将军以主人的身份出现，身边有几位副官，都是时髦的年轻“冒牌将军”，有的会讲英语，有的会讲法语。但无论英语还是法语，都是言之无物。传教士后来说，他们想不出卫将军宴请的任何缘由。看起来只是由于日本司令官曾把他们请到茶会上去，而卫将军则决心要更胜一筹，如此而已。席间有位年长的传教士想打开局面，便找了个话题。他说从一张洛阳报纸上看到卫将军在日军入侵时全部撤出部队，未曾损失一兵一卒。卫将军对此保持了沉默。在这个独角戏般的提问之后，全场又都陷入了沉默。所有的外国人都开起了小会。一个副官对卫将军得胜的故事又大肆吹捧一番。但当他最后提到中条山战役和收复郑县时，场面再次陷入沉默。有个传教士觉得，还是听卫将军独自发言更好些，他问道：

“为什么日本人要离开郑县？”

“因为我们的兵力数量大大超过了他们。”卫将军面带微笑如是回答。全场又恢复静默。

席间卫立煌一直都没有理睬我。最后快散席时他才盯着我问：

“你从哪儿搞来了这么一身衣服？”

“借来的。”

“你很勇敢，”他说，“真勇敢。”这个词的意思是胆大，也可作机灵解。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冷冰冰的语气已经说明了一切。那天晚上，他再也没有理我。

我在郑县期间，日本人的进占和撤退都相当莫明其妙。在我离开那里的一个月之久，这疑团一直在持续着。后来，我把这些零星事件联系起来才看清了眉目。当时，我已回到双石铺，住进了路易·艾黎的窑洞。待我回到重庆，我已经有了充裕的材料来写一本书了。12月10日，我遇到了国民党的村干部，他们正从黄河之滨上坡，朝西北方向去。他们的手杖、胸章、围巾、粗布黑衣都标志着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没怎么理我，但此刻却兴高采烈地凑过来和我握手，告诉我说，12月7日有500架飞机轰炸了东京，我们是盟国了。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真相。

战时中国（下）

第一部　美国人和老大难

第一章丨同床异梦

我是在双石铺听说珍珠港事件的。当时，在几天的路程之内，我看不见其他美国人，也见不着一台收音机。我与世隔绝了整整一年。在此期间，我不能设想美国人对太平洋有什么考虑。我首先需要估计的是，这场新战争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亲自经历着国民党统治在若干省内所表现出的无法掩盖的灾难和失败。对这些省，我曾一厢情愿地与美国的情况进行着对比与衡量，然后为中国在一年之后的样子设想出了美好的蓝图。我设想，会有许多美国人被派往中国各地，鼓励人们在日本的进攻被遏制住之前采取各种必要的改革，而不是等打败日本后再着手。国民党会拒绝改革，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要求改革的。我很有把握地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是坦诚务实的。如果有人肩负战争的使命前来，那他们就必然会公开发言，支持民众的变革意愿。中国将会真的成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的国家。

我有好一段时间没见过其他美国人了。但是，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改变对美国在华工作所处氛围的看法。未来总不免要产生于过去，而中美之前的关系绝非良好的先例。举例来说，仅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天之内，就有两种谣言传到了双石铺，而且都是对日本有利的。后来我得知，这两种谣言一周内就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很可能是日本人散布的。其中一种谣言说，太平洋战争是由美国对东京的一次大轰炸开始的。它起到的作用是，当真实情况传进来时，中国公众会加倍失望。另一种谣言是有关宋霭龄的无稽之谈。她也是和美国有深厚关系的国民党政府要人。

这则谣言在日本进攻香港之初就流传开了，说宋霭龄在乘飞机逃离香港时把飞机上的难民撵了下去，好给她的狗腾地方。谣言越传越快，也越传越像真事。在宝鸡，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所认识的一个人又认识另一个人，那人曾亲眼看见这些狗在重庆下了飞机，它们除了牛奶什么都不吃。这个说法加重了谣言的破坏力，因为中国的每块农田都非常狭小，不可能分出牧场来，养牛这回事在外省几乎是没听说过的，即便是人喝牛奶也会被视为是西方生活的奢华享受。

后来我得知此谣言的来路是，宋霭龄飞离香港时，那架飞机几乎是空的，因为其他乘客都未能及时赶到机场。那条出了名的狗的主人是渝港班机的美国驾驶员，是用另一架飞机撤出的。其实宋霭龄非常讨厌带毛的小动物，包括狗在内。她不许这类东西和她同室，当然更不许同机。

但事实却怎么也止不住谣言，因为在中国群众里，孔氏家族太不得人心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那个冬季，中国西部的学生曾到处示威游行，抗议孔氏家族的人和狗。任何地方，只要新闻检查机构稍有松懈，或对孔祥熙不太友好，报纸就会发表倒孔社论。由于宋霭龄长期留居香港，还在海外和日本存有大笔财产，难怪她的同胞以为，在她眼里中国人还不如狗。这就好像中国政治神话里的“天人感应”，人民对她的仇恨偏偏感应在她所憎恶的一种动物身上。

自然，倒孔情绪中是含有反美成分的，这是由于我们美国对孔家不加掩饰的支持。后来，我们在太平洋节节胜利，这种反美情绪就转入地下。但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仍有残余，致使再往后的那种对美国人的猜疑、厌恶的感情有增无减。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我还听到过人们仍在谣传宋霭龄运狗案，并以此为证据说明美国专门支持中国最腐化、最自私的人，专门和他们结为盟友。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从宝鸡南下重庆时再次搭乘了“工合”的卡车。同行乘客中最有身份的一个人叫K.P.林（译音），是孔家的亲信，也是重庆“工合”总部的头头之一。此人是个正式受洗的基督徒，曾在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学多年，在福特工厂实习过。他就是亨利·鲁斯笔下具有美国“实用技艺”的人，也是后来威尔基所谓的“对美亲善的蓄水池”的一员。但我上车不久就得知这个姓林的家伙在宝鸡留下了一摊浑水，令人三日作呕。

和许多留美学生一样，他回国后发现，他所受的先进教育在中国并无用武之地。如果他去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就无法保持在美国的生活水平。更何况，自己动手做工意味着斯文扫地。于是，他就干脆成了个国民党官僚。他在“工合”期间，曾使出全身解数把“工合”的控制权集中于重庆总部。他这次前往宝鸡视察的结果，比一年前的另一个骗子对“工合”的诬蔑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有个英国救济组织居心不良地硬给“工合”扣了个帽子，说有一箱药品被“工合”私运给了共产党。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又有几箱维生素、药品等救济物资从美国运来宝鸡。按募捐人指定的用途，这批物资应运往洛阳附近的国民党前线，发放给当地“工合”员工和难民。但是自这批货到中国之日起，政府就一直反对此项安排，根据却只是莫须有地认为“工合”会转手私运给共产党。特别糟糕的是，这批货要去的地方是前线，而国民党内有一种迷信，似乎前线地区的人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后来，主管此事的国际红十字会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蒋委员长，这才勉强获准运出重庆。蒋委员长命令把物资运往北方前线，送给重压之下的人民，只要不越过宝鸡就行。宝鸡距前线还有数百英里的路程。

宝鸡“工合”仍有少数人觉得有机会将这批物资送往前线，但这个姓林的一来就让大家死了这条心。他把箱子打开，捡了些宝鸡员工不甚急需的东西送给他们，而把大部分物资上贡给了西安的显贵。在从宝鸡南返的车上，他带着一大瓶从救济物资里拿出来的鱼肝油，打算送给已经养得肥头大耳的靠山孔祥熙。

亏得上天有眼，让这姓林的一上车就在解手上倒了霉。他从美国回来后，在生活上养成了一套挑挑剔剔的习惯。尽管他的祖国幅员辽阔，在旷野荒郊到处可行方便之事，可他非要背着人才能解手。事无不巧，他在宝鸡上车之前，不知在用餐时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患了重庆的外国人称为“长江腹泻”的病症。他仗着有权有势，是乘客里面的霸王，就随时命令停车。可是北方的秃山没什么遮蔽，他就只得到半英里以外去找看不见的地方。于是，平常那种神气活现的步伐也只得换作慌慌张张的小跑了。

当然，其他乘客解手都只走开一两垄农田就解决了，谁都不会在乎。人们一发现我这个美国人也对留美学生的穷讲究不以为然，便都笑开了，对他的讽刺话也就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知道他带的鱼肝油是干什么用的。人们告诉我，他不仅上厕所有怪癖，而且贪图享乐，爱拍有钱有权的人的马屁。这些特点被认为是留美学生的通病。

和一年前一样，当我行进在川陕交界的高山之上时，顿感气氛为之一变，令人振奋。若是从骄阳似火、天干物燥的北方来到四川，温润和风自然是好极了；而看惯了河南浅泥潭的人，一见从岩石中流出的深水流，也的确会心旷神怡。最好看的是在有人居住的山谷中的油亮亮的亚热带植物。当我们继续前进至四川盆地时，山顶上甚至被常青植物覆盖着。在低洼地里，稻秧挤在水田当中，连成了一片翠绿的地毯，北部斜坡上的冬小麦看起来像是庄稼里的幽灵。

一如过去，旅途中引人入胜的美景掩盖不住中国深底下的矛盾纠结。越是富庶的地区，地主经济就越典型，土地就越集中，从佃户手中收的地租也就越多。在四川土地肥沃的地区，土地几乎完全为地主所有，其中有些地主即便是以西方标准衡量也称得上是百万富翁。地租高者竟可达到九成。我们的卡车越往南走，穿过的肥田和富镇越多，而街上游荡的乞丐也就越多。

此外，我在沿途之中还看出了中国新生的病症。在卡车过夜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两家大旅店，专门接待最富有的官员和走私商贩。他们的房间条件改善了、整洁了，价格也提高了。但总体来看，这条路上的交通却垮掉了。一年前，这条路上每天要往来100多辆汽车，今年，好几个钟头才过去一辆车，就连本地的大马车也显著减少了。在国统区，这是北方边陲与中原联系的唯一一条公路，但它却大段大段地空着，这表明这个国家已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疙瘩，就像交通的梗阻一样。

“工合”卡车到达了终点站成都。成都成为四川省会已有很多年了，四面环山，位居重庆西北200英里左右。我在这儿逗留了几个星期，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记述几年来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当然这只是我的见闻，打算递交给美国驻重庆大使馆。

成都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号称“西南京都”。它有中世纪的城垣，古代的庙宇，还有精致的手工艺品商店。在满遮树荫的街道两旁，到处有当地军阀、地主的小宫殿。但我在逗留期间，最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件事：自从美国人出于战争需要进入中国以来，这是我首次遇到那么多同胞。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聚居区就是照着美国的模子造的，繁荣而安全，但存在于一个贫穷、战乱的世界之中。

可以说，旅居成都的美国人大都是传教士。他们的生活基调是由宗教狂热决定的，因此似乎不是典型的美国人。可是，我遇到过一些传教士，他们身居穷乡僻壤，只有不多的几人住在一起，狂热地致力于做好事或说好话，和一般的美国人并不相同。不过，在一个大点的社区里，传教也和一般工作差不多了。我无意怀疑大地方的传教士也愿意像独处在穷乡僻壤的传教士那样热爱和关心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下班之后，还是更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尽量和在自己国家时一样。

成都在未沦陷区有最大的新教社区，其中有100多个美国人，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少数几家学校和医院是设在城里的，但传教士们的中心却是在南门外的大学区，我在成都逗留时就住在那儿。在战前华西协合大学校址之内和周围，还有几所迁自沿海的基督教学院。暂居这里的人们对战时的拥挤状况不免嘟嘟囔囔，但同时校园里巨大的灰砖建筑物、宽广的草坪、成排的遮阴树营造出了空旷的感觉，与美国的相似程度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这和他们附近挤满了破房子的污浊城郊的对比真是太强烈了。光是草地给我的印象就够深的了，它的面积有好几英亩，上面还有一头进口母牛，是属于宋美龄的。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任何肥沃的土地都必定会种上庄稼，谁要是种草放牧，哪怕只是一小块地也显得过分。

在较小的诸如家具等什物上，成都教会区也许还赶不上郑县教会区那么西化。但是，郑县教会区只剩下了几名传教士留守的空架子，而成都教会区则充分实现了西方和半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才是这份大产业设置的目的。成都南门外成排的教职员住宅的卫生间可能是用水车提水的，还不那么现代化。可是有些十至十二居室一套的房子，连那亚热带式的花园在内，每块砖都与美国城市近郊中等以上街区的毫无二致。在遥远的中国，美国传教士就住在这儿，通常是一家一套房，用着好多仆人来料理家务。在教堂之外，他们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按院系召开茶话会、师生联谊会、讨论会，偶尔还有一两次舞会。总之，美国大学城有的，这里也都有。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女生们同样穿着高跟鞋、皮外套在草地上散步。成都没有霜冻，皮外套当然只是为时髦，而不是为御寒。她们还会低吟着从美国电影上学来的小调。下午，网球场和篮球场上挤满了男生，他们身穿上等运动衣，神气极了。

我初次访华时去过成都，那是在抗战前几个月。当时，成都教会成功地、不自觉地变成了他们想要它成为的那个样子：一个充满美式舒适生活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一个具有美式人际关系的地方。这地方是与周围环境隔绝的，只是为了中国人来模仿和享受。谁愿意来都行，只要你有条件。1942年，用不着几天你就能发现，原有的那种孤立状态和正常职能正遭受着新的压力。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给旧的先驱者们带来新的折磨。

成都南门外的传教士中有头脑的人如果肯留心的话，必将产生忧虑。理由很简单，学生的成分开始变了。教会的宣传说，他们的宗旨是训练中国的领袖，是传授给中国学生为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我在成都遇到的大多数传教士都相信这一点。日本侵华以前，在沿海大城市中，多数学生来自真正的中产家庭，虽然他们未必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当时的情况和宗旨或许还是一致的。

1942年，成都已与沿海地区隔绝长达3年之久，流亡内迁的大学中，随校迁来的学生都已毕业了。成群的年轻人又考入了这些学校。但学生成分中，富家子弟的比例日益加大了。封建军阀、高利贷者、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军阀，所有这些人的子女的比例都加大了。当然，这些青年的在校表现和前途各不相同。可是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接受了父母为自己安排好的一切，把受教育当成了游戏，从中拣一些有兴趣或足资装点个人门面的东西，毕业之后就为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奋斗去了。成都一所教会学校的美籍课程注册主任满腹怨气地向我抱怨，在国难当头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银行工作的最多。在毕业之前，她就陆续收到国民党银行或垄断企业招收会讲外语的秘书的函件，真像是从各方面送上门来的肥肉。教会学校毕业生去军队的很少。

一位成都某大学毕业后教我中文的老师对我说，教会学校有两个特点吸引着许多学生，一是成绩要求低，二是生活条件高。他当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是成都各教会学校中声望最高的。对这一点，后来有许多学生、华籍教员和旅华美人都能证实。

通观战时各大学的情况，好像有这么一条规律。学生的生活水平和学术水平成反比。当然，不同类型的学生会选择不同类型的大学。我的汉语老师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是由战前几所非教会学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国统区内的学术水平最高，生活水平最低，把最聪明、最进步的学生都吸引去了。他们孜孜不倦地严肃治学，甘愿住棚子宿舍，三四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极端是成都的某大学。那里的学术水平很低，但可以为富有的子弟提供砖瓦宿舍，每间宿舍只住两个人。

我的汉语老师对我说，他在西南联大是个靠奖学金过活的学生。那里的学生常把战时的贫困视为光荣的标志。许多人穿粗布制服和农民式的草鞋，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则是心甘情愿。他们自己洗衣服，打扫宿舍和乱七八糟的走廊。我这位汉语老师还补充说，他觉得成都校园生活的风气是可笑的，全都是地主子女。少数得奖学金的学生都有传教士们的额外资助，以便他们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穿戴不佳的学生会被其他同学瞧不起，有时还会被中美教职员冷落。在这里，不要说农民的草鞋显得可笑，连普通的中国布鞋都不入时，要穿西式皮鞋才行。富家子弟花钱雇仆人替他们打扫宿舍、洗衣服。自己动手干这些活儿的学生就像穿了不入时的鞋子一样丢脸。

他说从西南联大来到这里感到恼火失望。他觉得，许多学生到大学来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特别是许多人学英语只是由于它在中国上层社会是一种时髦的第二语言。大多数人沉湎于电影、运动、调情，毫无学术志趣。要找个关心战争、政治的人很难。由于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容易引起非议，于是，许多中籍、美籍教员都给谈论这些话题的人泼冷水。

关于这个问题，我记得和一位担任教师的美籍高级传教士谈过一次。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在青年时代声名卓著，后来却大肆吹捧国民党，多半是被收买了。为了支持国民党，他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说国统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年抗战后提高了。

“成都教会大学中有多少是从沿海来的流亡学生？”我故意这样问，因为国民党一直还在用战争初期大转移的英勇故事来安抚美国人。

“几乎所有的都是。”他答道。

“我觉得四川本地的地主和富家子弟在增加。”

“嗯，在一些院系里可能占一半。”

“课程注册那边有人告诉我，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本地人了。”

“这样啊，也许有三分之二吧。”

传教士对中国的描绘是有偏差的，这大概是美国对华政策有误的一大原因。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当然有恶意的因素，但我觉得主要还是自欺。郑县的传教士们面对国民党的腐化现象就会设想，那只不过是临近前线地区难免的局部现象，在内地，情况会是很好的。在位居西南四塞中央的成都，传教士们却相信，他们所见的一切与官方宣传不符的情况，必定都是由大后方决定的，在前线，一切应该都是好的。两地的传教士都很乐观，因为他们读到的吹捧国民党的文章都是在美国发行的。在他们的交谈中，在写回美国的信件和报告中，他们都倾向于把他们认为不典型的东西略掉，而那些“不典型”确实存在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反过来，教会的宣传又以他们的报告为根据，进而鼓励了美国出版界吹捧国民党，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状态。

有责任感的传教士们在1942年之所以会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问题。在战前，一般认为他们的生活应和在美国时一样。于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与中国同事相比都显得特别豪华。为了维持西式生活，尽管他们和中国同事做同样的工作，但必须有更高的待遇。这是不容争议的前提。

在战前，双方不难相安无事。因为美国人的生活圈子之外，一切都是中国的老传统，没什么更多花钱的地方。物价低，劳力贱，教会雇用的人员靠微薄的工资也能过得不错。外国人的待遇要比中国人高，这个传统也颇受尊重。19世纪以来，在工资方面，“土”工就自然地比“洋”工低。即使在中国职工里面，对此抱有疑问的也不多。

可是到了1942年，老规矩遇到了新情况。由于难民涌入、通货膨胀和垄断企业带来的不断加深的贫困，传教士的生活原本固然是小康，如今在对比下简直成了豪奢。在成都校园内，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一户美国人独占一所房子，还可以雇用若干仆人；而在中国人里，除了大学校长，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住房都要自理。物价的猛涨把他们赶出了校园，像苦力一样挤在贫民窟里。我听说，新入职的美国讲师月薪合1000元法币（合50美元），而年岁更长、经验更丰富、拖家带口的中国教授月薪则只有300元法币（合15美元）。广播中每天都有甜言蜜语说，中国已成了四强之一啦，和盟国并肩作战啦。这些调门激发了中国员工的公开抗议。

让重庆的美国人感到不安的第三件事是国统区内的非基督教化倾向，或者放到以前，也可以叫“非美国化”倾向。教育部长、CC系头目陈立夫正在稳步推进一项计划，旨在把所有学校都变成孔教或准法西斯思想的训练班。这种思想是重庆顽固派所拥护的。教育部试行干预教会学校的研究课题、教材审定、教师选择，对凡与国民党不合的西方自由主义教育观点尽量削减，这些做法有时取得了成功。后来连三民主义青年团甚至也在教会学校活动起来，他们对被认为政治上可疑的学生搞特务活动，对一般同学施加影响，使之追随国民党路线。教会学校本来对左派和自由派的吸引力就不大，但即便如此，特务们有时还是会闯进校园，将据报有危险思想的人劫走。对此，传教士们也并不抗议。

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有一些为传教士开脱的说法，乍听起来不无道理。这些学校兴建得比中国学校神气，开销也比中国学校多，其目的是要从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传播西方文化。这里不仅有舒适的生活区，还特别强调游戏、体育和衣着得体。这些都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传教士们要帮助的是潜在的特权学生，多多益善。如果美国用来支持教会的钱都花在住得起这些学校的子弟身上，而没有花在值得受教育的人身上，那的确并非传教士们的过错。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低，这是美国国内对宗教事业兴趣降低的又一个标志，这从聘任合格青年教师的日益困难上就可以看清。总之，传教士也不能负全责。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在校内的“非美国化行为”，那是需要从全局出发来考虑的。从前，教会外的外国人在中国大摆排场，对中国雇员非常苛刻；当时传教士们的行为便显得较为开明。如果传教士们对国民党的“非美国化行为”表示不满，就会危及他们的一切事业。

就我所见，传教士们的处境之所以陷于尴尬，主要还在于他们那种认为一切都不可怀疑的共同信念。一旦有年轻人提出问题，大多数长者总是按教条强调自身事业的正义性，强调对失败是不必理会的，因为他们的用心毕竟是好的。他们时常武断地认为，只要有了好的目的，手段就一定是对的。

1942年，身处华西的几十名美国人所感到的矛盾和困扰，正代表了整个美国当时的处境。在美苏之间的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正在扮演着成都传教士的角色，目的是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变别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我们有一种顽固的全国性认识，即一切罪恶都源于苏联，而一切美德都在美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终究存在差异，于是好心反而带来了尴尬。

从整体来看，我们是尊重生活优渥的，这在美国是一种恰当的态度。在一个民族独立、自由稳固、繁荣昌盛的国家里，个人物质主义的理想可以实现。因为在这个国家，民主政府能保证大多数人要求的变革通过立法手段实现。而在国民党中国这样贫弱的地方，民族独立和自由毫无保证，稳定的政府除非经过一场革命否则无法建立，在这里，美国式的物质主义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美国人坚持在外国的生活也要与本国无异，于是在实际行动中竟与当地那些自私自利、毫无爱国心的人，甚至罪犯勾结了起来。当地人对此的责难并非凭空捏造。

尤为糟糕的是，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明白中国这样上下悬隔的古老国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当地的生活优渥产生了严重误判。他们不懂，这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出身分配的。他们习惯于按我们自己的民族习惯，判断一个人富有是因为勤快俭省，而这样的人通常也就是好人；另一个人所以穷，只不过由于他笨拙懒惰，挥霍无度，因而也就是坏人。许多身处海外的美国人对一切地方政府都特别尊重，几乎达到了盲目的程度——只要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在美国，尊重权威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美国政府得到公众支持已长达150多年了。可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从未被公众的选票认可，它只获得了外国的承认。

我在成都逗留的时候，传教士们的不安似乎已平息。在中国，日本的各条战线相持日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怕消息传来，大家都认为在他们生活圈子外面发生的混乱不会触及他们。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从美国传来的，包括总动员、配给制、民防工作等。我听到过成都的传教士们关于美国家庭为节约开支而吃大锅饭，以及家庭妇女为前线士兵捐赠卫生包和针织品的议论，但从未听说过有任何实际行动。现状不能改变的理由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人们说：

“我们吃大锅饭节约不了开支。各家吃饭时间不一致，有些人常去下馆子，那样开支岂非不减反增？”

“捐赠卫生包，不知往哪里投寄呀。到这儿来的美国兵肯定都有自己的给养，用不着捐赠；要是给中国人，他们会拿去卖钱的。”

“我们都织不好东西了，都是阿姨替我们做的。”

不管他们的不安达到了什么程度，大多数人的反应似乎一直是希望巩固以往的生活。有些人对战前的生活方式死抱着不放。他们认为：“我们就得这样生活嘛，我们的任务就是示范美式的生活水平呀！”另有一些人则拿出了自我保护、自我维护的态度，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说：“这座房子在我们来之前就造好啦，我们除了住进去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还有少数人把自己干的蠢事一股脑儿推给共产党。他们说：“那些批评我们生活方式的中国人都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了。”

我还听说过三件小事，足以说明成都南门外校园生活的辛酸一面。第一件事是一位愤愤然的美国人告诉我的。他以前是某个讨论会的成员。

我记得，他的讨论会叫作“基督徒团契会”，常在美国教职员家中集会。大家可以随意交谈，女主人还会准备些茶点和三明治。起初，这个团体吸引了许多教职员，甚至学生。后来物价上涨了，美国主妇决定不再招待饼干和夹肉面包了，结果到会的中国人锐减，团体也就解散了。

第二件小事是一位愤愤然的中国人告诉我的。他偷听到了一对美国夫妇的对话：

“我那个教师委员会今晚在咱们家集会，亲爱的。”教授说。

“干吗不早点告诉我？”他妻子说，“我得快点儿回家，把三明治什么的准备好。”

“什么东西也别给，他们不喜欢。”丈夫说。

“可我一向都为他们准备好吃的东西啊！现在停了，岂不令人笑话？”

“那搞点花生米和茶水就行了，亲爱的。把好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回去反而要埋怨我们的生活水平太高哩！”

第三件事是一位美国教员告诉我的。他好像觉得大家的愤愤然都是没来由的。一天下午，他信步回家，见校门口有个鬼鬼祟祟的中国人，装作在传达室门前看布告的样子。看年纪，他要比学生大得多，穿着一身难看的便装制服。这美国人回想起有些教会的自行车被盗过，就怀疑眼前这人是偷车贼。他凑近大门口盯着，发现还有第二个鬼头鬼脑的人站在前一个旁边。他们用黑话交谈了几句，搭了手，勾了指头。现在，这美国人觉得他们就是偷车贼无疑了。于是，当他们走进校门时，他就紧跟了上来。

突然，他俩跑起来了。他也在后面追上去。后来，他发现有个学生在那两人前边跑着。这美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两名特务想劫持一个学生。自行车肯定没危险了。于是他不跑了，回家了。

我写这一章不是为了攻击教会组织。很明显，美国人支持教会的动力一贯是抽象的利他精神。这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教会之令人尊敬一如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可是，由于美国在亚洲碰到了当前的这些问题，我认为承认传教士也会犯错误是明智的。鉴于此，我接下来要讲一件事，在我所见的传教士作为中，这是最不值得恭维的一件，而且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周，我在郑县验证了此事非虚。

1940年前，某新教教会在郑县办过一家医院，由一位美国医生经营。当年下半年，美国大使馆发出通知，称由于远东情势不安，建议美国公民回国。这位美国医生当即决定马上离开，并将医院关闭。当时在郑县工作的还有个受雇于天主教会的德国医生和一个红十字会的奥地利医生（他的中国妻子也是医生）。这两家都想说服美国人，最起码让医院有半天开诊，因为它的手术室和其他设备在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建议，留下来的医院可由德国医生和奥地利医生夫妇共同代为经营，或由其中一方代为经营。美国人担心，那个德国医生是天主教徒，与新教是对头，可能会倒手把医院交给天主教。于是他表示，如果是奥地利医生及其中国太太同意全心全意经营，他就答应转让。

天主教会的拨款能否到位尚在未知之数，而那对夫妇在确知红十字会出资支持前也不会接手，因为他们不想靠行医牟利，不想靠给富人治病赚钱过活，但又不能在无人支持下义务行医。可是，美国医生却等不到红十字会总部的决定，因为那得等上几天或几星期才行。于是，他就打发了病人，锁上门，把钥匙交给了本教会的一位女福音传教士，上路去了。

不久，郑县遭到一次空袭，死伤数十人。德国医生和奥地利医生一起办了个急救站，对无力在私营医院就诊者一律免费治疗。他们很快就把药用完了，包括许多当时新出的抗生素。但他们知道，关了门的医院还有不少药品锁在地下室里，于是就跑去找那位福音传教士，想要些自己急需的东西。可她却说，她无权把教会的财产送人。

又过了些时日，有些受了伤的穷人因无药可用而相继死去。有个富有的官员找到那个德国医生，请他以私人医生的身份接治他的女儿。德国医生告诉他，困难在于缺药，他和掌管钥匙的福音传教士同属一个教会，想必可以去找她商量，借来钥匙，搞到药品。

那个福音传教士听说本教区有居民有急需时，就打开了医院储藏室，一箱箱地找来找去，直到把所需药品都拿到手。官员的女儿不久就脱险了。为感激上帝保佑，传教士还为官员的女儿康复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那个女儿被带进教堂，在祷告词中被说成是受难的羔羊，最后由于上帝的过问而得救。就在同时，教会外的受难者仍在相继走向死亡。理所当然，这件蠢事在非教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咒骂与辛辣的嘲笑。我是在洛阳初次听到此事的，当时距那件事发生的时间已隔了好几个月。

无疑，那位女传教士是想做好事的。但后来她可能感觉到，她原本只有暂借教会财产的权利，结果却将它送出去了。在沮丧中，她给该教会在上海的委员会写了封信，请示她是否可以处理这些医药用品。她得到了批准。于是她就都转给了一名年轻的男传教士，由他开了个诊疗所，为一切愿去就医的贫穷病人开放。虽然出于良好意愿，但药自然不该这么用，而且它肯定加深了人们对之前的无所作为的怨恨。不过，这件事影响不大，因为来就诊的病人没有几个。

后来，我遇见一位去郑县视察工作的传教士，就把上述故事告诉了他。我强调教会不该偏向某一社会阶层的人士而对其他人加以歧视，并说此事是歧视非基督徒的典型事例。他听了表示非常难过，说到了郑县一定会详查此事。

他从郑县回来时又碰到了我。这回，他兴高采烈地笑着对我说：

“你把那件事说拧啦！你只对我说得到特殊待遇的女孩家里是基督徒，没说她父亲是做官的呀！没事！”

显然，在这场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教会工作并未营造出有利于美国的基础。后来我得知，读过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的中国人里，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当汉奸的人多得令人十分不安。现在已经是1950年了，可是教会工作在中国内战中的影响却好像更大了。我毫不怀疑，当年的药品事件仍然在发酵，促使一些人反对西方，欢迎新的当权者。每当有机会促使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改良方法来代替革命时，西方却总是对发挥一种远较教会工作广泛影响的漠不关心的作用，以致失败。

许多美国人都把中国看得很神秘莫测。我不妨拿欧洲国家打个比方，来说明美国教会想在中国实现的愿望究竟是什么。英国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英国的历史只有中国的一半那么长，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孤立性较少，对外界影响的抵抗也较少。

现在，我要写写这个“英国改造计划”了，这个假想和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实际意图是一样的。我们向拥有4.5亿人口的中国派去了几千人。那么，照此比例，为了影响英国的4000多万人口，我们只消派去几百人就够了。这些男女人士都该是有色人种——美籍黑人、印第安人或东方人。我无意贬低少数族裔，而仅仅是为了指出，美国遣往中国的传教士从来都与本土居民属于不同的种族和肤色，他们的身份是最一目了然、最无可改变的外乡人。他们的生活受到了种种偏见的扭曲和局限，而这些偏见在现代世界其实就是种族偏见。

尽管他们到英国去是为了影响那个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可他们是志愿前往，而非公选或公派。他们是出于内在的冲动，或受到感召而前往英国的。只有少数人在教育背景和气质上适合充当这种民间大使的职务。既然他们要帮助一个自己所不了解的国家，就得有了不起的善心。但常见教会号召活动却往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比英国人更聪明善良，也许还要更幸运。这种臆想的优越感，特别是再加上种族差异的观点，自会玷污他们与英国人的关系。有些人的出身在美国并没有被看得很高，也不是典型的美国人，可是他们却表现得好像很了不起、很不一般。

在他们所定居的英国社区里，日常生活这架机器让这些传教士和本地居民远远隔离。美国天主教传教士虽然个人生活简朴，但教会一直遵循着“自给自足”这条表面上的原则，手段则是投资不动产甚至工商业。随着财源滚滚，自给自足的目标往往能够实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天主教会竟和最大的地主归为一类，教会的建筑也远远超出寻常。于是，在英国，我们假想的天主教徒们就会把英国最好的大宅和最值钱的产业都占为己有。如果英国政府想要均贫富，大概肯定就会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

为了复制美国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和中国贫穷生活条件的对比，大部分在英国的美国传教士的生活都要比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高一些，他们不仅有轿车、冰箱和风扇，还有私人飞机、游艇、游泳池，他们的钱来自美国，但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饱受普通英国人的批评。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美国传教士在承平时期会对英美关系造成损害，因为他们在全英国只有几百名，多数英国人不会感到他们的存在。许多美国人会想方设法地帮助当地人。他们非常勤奋，也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尽管如此，如果教会办的那些服务性设施——学校和医院是企业化经营的，或像在中国那样是半企业化的、通常是当地一般中国人无力问津的，那么，英国人里的有识之士必定不会把教会工作当成一回事。从某些传教士的高生活水平来看，有些人会断定，他们的一切传教勾当都不过是牟利的骗局，于是，传教士们不仅难以传播谦逊克己的基督教信仰，反而会把所有美国人都打入另册。

也许，这些传教士所做的最有害于美国的事情，倒是由他们吸引到身边来的本地人做的。毫无疑问，这些美国人会诚心诚意、随时随地地传福音。但如果有些贫穷的英国人以为，他们假装信教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那么，美国人身边就也会充斥着一群“面包果酱基督徒”，一如中国的“饭桶基督徒”。在这个假想的英国，如果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很时髦，一如近年来在中国那样，那么，教会学校和教堂就会挤满英国的富豪之家，包括那些无可救药的、顽固保守的托利派残渣余孽，他们都是些贵族地主、腐败政客、发战争财的以及其他为本国人所不齿的家伙。由于这些人过于引人注目，尽管他们为数很少，也会很快就被许多英国人认为那就是美国式的英国人。如果美国要干涉英国的内政——如支持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那么，传教士及其徒子徒孙的共识就会加快反美思潮的发展。

最后要说明，如果认为单靠教会的努力，便可改变英国的政治、经济、天性，就可以说服英国人放弃社会主义实验、恢复自由放任等，未免过于天真了。我们的对英政策绝不应该建立在如此天真的臆想上。

但这一切恰就是我们曾在中国所想、所做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美国人一直以为，仅仅几千名传教士和受他们影响的中国人正在改变着一个庞大、古老、封建的社会，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美式的民主国家。多少年来，我们的国策就建立在这么一种思想基础上。这种思想认为，就美国方面来说，用不着采取更多的积极步骤，变革就会发生。现在看来，我们的努力全是不足的，而采取更积极措施的时机已经丧失了。

教会出版机构也有责任。他们是为教会说话的，但其实际影响与名分并不相符。除了自欺倾向，这种状况可能也是一种人类愿望的牺牲品，即靠自我吹嘘来自我激励。他们的工作是为教会募集捐款，其中很多人必定以为，只要动机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事实地瞎吹了。但我以为，更大的责任应由全体美国人或者大部分美国人来承担。这里说的大多数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相信，中国人是无关紧要的东方人，只要随便一个美国人前来领导，他们就会成群地跟上来。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并未被传教士蒙蔽，是我们蒙蔽了自己，因为传教士所说的与我们所想的太吻合了。

1942年2月，就在我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之前，我应邀出席了两次晚茶会。

在有一定规模的教会社区里，一般至少有一个成员会承受这样一句奉承话：“您怎么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传教士。”这种奉承的分量简直像被封为骑士，由英皇用剑抚身一样。在成都，将这种传统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一位女士。她丈夫由于在金钱上和她发生误会，就连同他所属的教会一起抛弃了她。在此之后，她做起了旅店生意。她有很大的魄力，甚至曾被指控经营不正当场所，被拖上了中国法庭。当我和教职员们一起造访她家时，我们喝的是川橘白兰地甜鸡尾酒。她是白种人，发色黝黑，肤色偏暗，俨然一个半老徐娘。她在客厅里转来转去，逐个应酬客人。她用一架银白色的手风琴奏出了爵士乐曲。她修剪过的手指甲和修饰过的牙齿像手风琴上的金属键一样闪闪发亮。过了一会儿，她又用留声机奏出了伦巴舞曲，于是大家和着乐曲跳起舞来。和青年男子一起跳舞时女主人总喜欢她领舞。她是个决心很大的女人，跳起这种舞来总是咄咄逼人地不断向前，好像非给她一拳头才能让她后退。她的谈吐有时也会使舞伴退避三舍。

“战前我们在下江居住，很难和其他教会的任何人接触，”她谄媚地在我耳边嘀咕说，“我们最好的朋友全是美孚油行的。”

另一场聚会也是舞会，招待对象是美国空军志愿人员，即陈纳德的“飞虎队”。“飞虎队”成员的薪金高出中国士兵平均薪饷的1000倍。那天晚上，大家过得很愉快。这一方面是因为精品陈年苏格兰威士忌，这是我离开香港后头一次见到的，这些酒是“飞虎队”员从仰光带回来的，他们在楼上痛饮了一番；另一方面，男女主人在校园里称得上最善良、最厚道的人了。

那天晚上，女主人给我讲了一段她自己的故事，这让我觉得她真是善于敞开心扉。她是个业余画家，在成都附近旅行时总要带着画具，好把四川的自然景色画下来。那雾色迷蒙的天空、红色的土地、修长而又暗绿的竹子、冬末开满黄色油菜花或芝麻花的原野尤其值得一画。有个中国基督徒妇女在郊外旅行，给她写了一封英文信，要她务必前往同游。在信尾“又及”之后拼错了几个字，闹了个大笑话。她要写的本意是：

“又及，别忘了多带几只盘子（plates），到处有葡萄（grape）可摘。”

结果却写成了：

“又及，别忘了多带几条裤子（pants），到处有强奸（rape）！”

将近夜半，兴高采烈的舞会突然被两位不速之客干扰。他们是重庆史迪威将军总部的陆军军官，要在这儿住下来，以便在教会医院镶牙。从重庆到成都一般需要两天时间，可他们的吉普当天清晨才出发。

“你们时间抓得真紧啊，路上没碰坏什么吧？”

“两三条狗，”两人中军衔较高的一位高高兴兴地笑着说，“还有两个中国佬。当然，他们不算数，哼！”

也许，牧师之中也有人感到良心不安，只是出于礼貌才没形之于色。可不管怎么说，在鸡叫三声之前，他们全都是哈哈大笑。

第二章丨共鸣箱

到2月初，继香港和马尼拉之后，新加坡也沦陷了。这时国统区的人们对英国和美国的表现既吃惊又失望，甚至在成都教会学校的校园中，平素谦恭有礼的华人基督徒也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英国人在19世纪实行了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政策，引发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到如今中国人还看不起英国人也是理所应当。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反感则近乎友人之间的埋怨。几年以来，绝大多数开明、有头脑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人参加对日作战将有助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也鼓励这种希冀，目的是转移对国民党失败的注意力。美国宣传机构为了冲淡中国人在美国对日贸易上的中立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断保证将来会援助中国，这更加助长了这种希望。1941年日美谈判期间，罗斯福许诺向中国提供美国当时最大的飞机——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国民党大肆宣传了这条消息。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现在更加失望，因为原来以为美国有奇迹般的力量，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不是无敌的。而且，很明显美国答应的援助并没有很快到达中国。许多中国人缺乏现代知识，他们以为“空中堡垒”是一种用锚链拴住、悬浮在空中的碉堡。但在受日机轰炸威胁的重庆上空，他们始终没有看到这种碉堡的出现，所以更加深了不满情绪。

在由成都前往重庆的长途汽车上，我第一次充分领教了中国人的这种怨毒。我的座位附近有两个国民党空军军官，这种人向来骄横，特别是在那几年，由于国民党的飞机太少，所以很少让这些宝贵的飞机冒险参加战斗，这越发助长了他们的骄横之气。两人似乎是在跑买卖，因为他们带着几箱子女士衣物，这些衣物是上海制造的，上面贴有日本人的印花。他们喋喋不休地对其他旅客大谈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人根本不会打仗！只有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苏联人会打仗。美国人只会跳舞、喝酒和赚钱。他们除了机器什么也不懂，他们只对享乐感兴趣。”

“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丢了马尼拉吗？因为日本人把他们的奶牛都炸死了，而美国大兵们只要有一天吃不上冰淇淋就拒绝作战。你看看美国人在中国怎么生活，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只有金钱，没有勇气。为什么他们不派美国军队出国作战？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士兵留在家里，花钱雇我们勇敢的中国人替他们打仗受罪。”

旧有的排外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理由真是数不胜数：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前向中国出售鸦片？为什么美国人向日本人出售军用物资？为什么英国人封闭了滇缅公路？如此等等。从成都到重庆的一路上，我听到的全是这种议论。

一到重庆，我立即开始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表现美国人也是能打仗的：画鸟。当时美国驻重庆的唯一军事机构是美国战争情报局，在当地雇用了三位美国职员，每天发布从旧金山无线电台收听到的新闻广播，企图以此消除中国人的失望和反美情绪。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新闻由中央社向全国统区发布，但只能对很少数有文化的中国人产生影响。为了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宣传，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打算制作一些胶片幻灯片，替代之前的玻璃幻灯片在农村放映。在我向大使馆汇报了我在中国北方的情况之后，我开始制作一套幻灯片，主题是鸟儿之间的战争，为的是反驳当时流行的对美国的嘲弄。我的作品承认，美国过去只在口头上支援中国、道义上谴责日本是愚蠢的；作品向人们解释，美国需要时间来筹备反攻，美国的力量必将增强到足以击败日本的程度。

70张幻灯片制作完毕后，我开始在记者招待所为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在1942年的其余时间中，我负责编辑英文新闻评论周刊《美国文摘》（The American Digest）。这一周刊面向中国各报纸杂志亭发行，内容摘录自美国出版物。在这一年和以后两年多的时间中，美国战争情报局的美国杂志和报纸通过外交函件由“驼峰航线”运来，抵达时间不定。但这毕竟是美国报刊到达我们人口最多的盟国的唯一渠道。私人订阅的报纸杂志属于二等邮件，当时“驼峰航线”运输极为紧张，禁止通过这条航线邮送二等邮件。这一禁令直到大约日本投降前一年时才解除。

在1942年初的几个月中，重庆开始在太平洋战争中崭露头角。当我1940年冬天住在这儿时，来到重庆的逃难者们生活在雾气朦胧的山城中的简陋房屋中，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上海、香港、新加坡、仰光这些灯红酒绿的沿海大城市。而现在，在这个不平常的春天里，这些幸运的大城市突然全都落入了敌手，重庆则成了在远东唯一未被日本人占领的首都。这是中国国土辽阔，还有上百万农民士兵默默牺牲的结果。虽然重庆可能只是一个脆弱的支柱，但它毕竟是抗日力量的象征。诸盟国对它报以钦佩和希望，赞扬蒋委员长是大政治家，他将帮助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决定未来世界的前途。

重庆人的反应是符合一般人性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几个月中，他们是愤怒的。但在此之后，虽然日军在中国以外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但闭塞的山城之中却似乎不可思议地兴起了乐观精神。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完全受到日军的围困，这固然是最值得恐惧的事，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毕竟落在了别的国家头上。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重庆方面或可希望日本人的胜利将激起盟军迅速反击，甚至将在打击德国人之前收拾日本人。另一方面，许多人看到高傲的白种人被亚洲人——尽管这些亚洲人是中国的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时，心中不禁暗自高兴。由于国民党新闻审查的封锁，没有几个重庆人了解本国前线的状况，也没有几个重庆人认识到：如果日本人不是决意从海上南进，而是决定征服整个国统区的话，他们同样会赢得干净利落。

对于外国人来说，当时中国人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趾高气扬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比如我在从成都到重庆的长途汽车上听到的那样。但我毕竟只是在旅途、餐厅和店铺里略微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代表官方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美国人则明显地感到，国民党高层对美国有一种暗含的敌意。这些美国人普遍抱怨：“中美成为盟国之前，他们还要客气不少。”

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兴奋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当时国统区千疮百孔，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很快就使重庆人认识到：不管其他盟国败得多惨，也不管它们如何奉承中国，真正危如累卵的正是中国自己。我认为，可能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重庆人很快转而采取一种奇怪的双重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一方面，他们继续愉快地对中国以外的战局保持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完全是旁观者的兴趣，就像在观看和议论一场别人的象棋比赛。另一方面，对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这年仲夏，当美军首次在所罗门群岛登陆时，公众的这种态度在重庆茶馆中就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在抗战接下来的3年中，这种双重态度越发显著。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同样表现出一种危险的两重性。这就是言行不一，宣传和现实相去甚远。国民党在抗战前就存在这一问题，但比起现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现在国民党的国际地位之所以提高，更多是因为宣传而非成绩；毫无疑问，这种状态反过来越发鼓励国民党领导人大讲空话，大做表面文章。事实证明，他们依靠这种欺骗外国人的手法不仅可以获得声望，更有实际的援助。盟国在亚洲遭遇惨败时，美国就许诺今后会大力援助国民党，这使国民党越发认为欺骗比改革更有效。正因为如此，当局势越来越糟糕时，国民党的宣传和“官方”消息反而越来越乐观。

自此直至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宣传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国民党政府似乎将油漆公司的广告实践了出来：“表面好就是真的好。”官方言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公众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怀疑态度来看待它，还有它所提出的一切口号和号召。

当我到达重庆时，城市和横穿城市的河流上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冬雾，使这个崎岖不平的山城好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两个月之后，浓雾开始稀薄，偶尔有几个小时，天空晴朗得仿佛阳光充足的夏天。重庆人希望今年在天空晴朗的季节中，日本飞机不会再来进行轰炸，因为现在日本人有了更重要的轰炸目标——印度的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的康提和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悉尼。通常在轰炸季到来之前，城市的建筑和修复工作会停顿下来，但今年的整个春季，这些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在重庆也有一些使人惊慌的谣言，说日本人今年将对重庆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但人们认为这不过是茶馆里的“龙门阵”，要么就是商人故意造谣。

重庆的雾气通常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消散。日本天皇的生日也正在4月底，日军有时会用大规模空袭来给天皇庆生，所以当这个恐怖的日子临近时，人们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许多家庭搬出城外，另外一些早早在郊区农村预定了住房。这种恐惧的浪潮是从南岸发起的。那里原本是中立国的租界，最早匆忙深挖防空洞的也是南岸。过去，使馆区和外国产业周边的不动产很值钱，因为表面上还是中立区。现在却价格猛跌，因为有流言称，如果日本人轰炸重庆的话，外国人的房屋，特别是美国大使馆必将首当其冲。凡是我住过的中国旅馆，老板都要我预付房钱，因为旅馆老板不想我们欠着房租就被炸死了。

天皇的生日那天恰巧是个大晴天。重庆市和江边的红色山丘格外明显地暴露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之下。当天夜晚正值满月，如果日军轰炸机打算庆祝天皇生日的话，月光将通夜为他们照亮整座城市。重庆人心惶惶：传说500架日本飞机已经到达汉口，日军侦察机曾飞临重庆上空，日本人打算在午夜试验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大轰炸。人们的目光不时忧心忡忡地盯在山顶或者某个房顶的黑色台架上，空袭时那里会挂出警报气球。整整一天，只要街道交通有一点骚乱，马上就会引起一片惊慌，开始是少数人，然后是整条街道上的人都会四散奔逃。但实际上，天皇生日这一天的白天和夜晚，连一架日军侦察机都没有飞临重庆附近。

不到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房间里绘制鸟儿幻灯片，这时听到了多架飞机的轰鸣声。它们不可能是日本飞机，因为一直没有响起空袭警报；也不可能是中国飞机，因为中国只有几架破旧的飞机，只有在日本飞机空袭前后，才会听到中国飞机在空中发出刺耳的声音。

这次我听到的声音柔和、低沉而有力，就像撕裂厚绸缎时的那种响声。

我住的旅馆在城市北侧陡坡的顶部，房间直面嘉陵江。突然，十几架飞机从下游方向映入我的眼帘，那儿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的地方。那里的市区建在半岛上，好像是重庆伸出的一只脚。飞机在两江交汇处的一群中国平底船上空低飞轰鸣。然后，机群开始转弯，飞出长江两岸群山，沿着嘉陵江朝上游方向飞来。当编队整齐的飞机经过我的旅馆附近时，整个机群突然向上跃升。它们是美国P-40战斗机，机首漆着“飞虎队”的标志——露着牙齿的鲨鱼头。接着，编队分散开来，轮流飞越重庆的最高点，之后又向长江俯冲，消失在视野之中。突然，机群又陡直地向上爬升，再次出现在视野之内，然后又向嘉陵江俯冲。地面上的人们拥挤在房屋的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使这些地方变成了一片蓝色。人们挥舞着帽子、衣服、旗帜，把小孩举过头顶。这群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了半小时，像戏水的飞鱼一样为人们进行了表演。在这半小时中，50万重庆人发出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见属于自己方面的机群。

第二天，旅馆经理通知房客——特别是我这个可敬的美国人——不必再预付房租了。下一个星期，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房地产价格又回升到了以前的水平。此后的一个月中，重庆没有响起一次空袭警报。这个城市仿佛已经旗开得胜了。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夏天的太阳和晴朗的天空不再使重庆人觉得可怕了。

在杂草丛生的废墟上，成百上千幢新的房屋开始兴建，规模和样式比任何战时首都所能看到的其他建筑都要宏伟和讲究。其中有最时髦的现代化西式建筑，带有拐角的阳台。别看那阳台和房屋表面只是泥巴糊的，可是一旦涂上醒目的白色油漆，再勾勒上优美的线条，街道上就有了一片欢乐的景象。许多旧屋之前为防空而刷上了黑色或灰色的保护色，现在也重新漆成了光亮的奶油色。在街道上，新的商店不断开张，出售价格昂贵的进口布匹、罐头、酒类和其他以前几乎看不到的奢侈品。

小道消息说，这些商品中只有少部分是新近由仰光等日军新占领的城市走私来的，大部分是原来国民党官员和其他囤积居奇者私藏在重庆的。这些人现在认为，由于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奢侈品在远东其他地区的市场，而且害怕将会有更多的走私品运往重庆，所以急于在市价下跌之前脱手存货。

没有被新建房屋挡住的残垣断壁，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内容有：香烟、影剧、算命、当铺、化妆品、花柳病特效药等等。在这些广告的掩盖之下，隐约可见抗战初期的标语：“一滴油一滴血”，“战士为国捐躯，国民毁家纾难”，等等。新的娱乐场所不断开放：电影院、大鼓书院、茶馆、咖啡馆、冷饮店、旱冰场等等。市区也出现了更多的乞丐，因为官员在城郊修建了许多私人防空洞，原来在那儿栖身的乞丐无处容身，只得流浪到市区中来了。但总的来说，拥挤的街道给人一种富裕的、无忧无虑的印象。暴发户和官方垄断商坐着崭新的美国轿车——其中有些是刚从仰光输入的美国最新型号——穿着西服和上海旗袍，到处驱车游乐。

美国人或许指望美制P-40战斗机的出现能够鼓舞重庆人的斗志。但此后几周，我在和重庆人的接触中却发现效果适得其反。整个春天，重庆暗中滋长着玩世不恭的幸灾乐祸情绪和对抗战消极的双重态度。在美国飞机出现之后，这种情绪更加公开化了。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脱离现实，它认为中国已经单独抵抗了日本5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让那些新的盟国——特别是美国——去为将来操心吧！该轮到他们来出钱和打仗了。中国不仅可以继续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权在盟军对日作战期间尽可能地大捞一笔。

在这种情绪之下，国民党认为，比起迅速击败日本人，也许让战争维持僵局好处更大。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行动使这种态度明朗化了。这年春天，宋子文和蒋委员长的其他代言人暗示，如果中国不能很快地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援助，就会被迫和日本人讲和。实际上，当时日本人正致力于东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事，无暇分身征服全中国，所以国民党——特别是领导层——的这种姿态只可以说是敲诈勒索，他们是希望利用战争来牟取暴利。当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到达中国以后，这就更加清楚了。蒋委员长分配美援物资的方式并不是为了迅速地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在国内上下其手，削弱对手，搞平衡，以巩固脆弱的军事独裁统治。

在最高领导榜样的影响下，国民党人从上到下相继效仿。我想，对于他们那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和大发美军财——从美军为机场建设支出的款项到美国大兵在餐馆付出的饭钱——的行径，每一个后来到达国统区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人必然都有苦涩的体会。

之后的一年，日军轰炸机对重庆远郊区进行了几次浅尝辄止的空袭，但重庆市区再也没有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可能已经明智地认识到，继续刺激重庆方面对他们并无好处。另一方面，很快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战斗机到达重庆，也使得日本人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了。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重庆再也没有遭到轰炸，它成了环抱群山外种种事件的“共鸣箱”，发出着回声。这就是重庆的意义。

1942年，最响亮的回声来自于日军新近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大多数在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只是把重庆看成是偏僻的小地方，没有什么人希望前往重庆。但现在几乎东南亚的所有人都希望逃往重庆。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幸成功地逃到重庆，有的是穿过乡间的水稻田从上海逃来的；有的是翻山越岭从香港逃来的；也有的是穿过热带丛林小径由河内、曼谷、仰光逃来的。

早在1月末，第一批来自上海和香港的难民就到达重庆。3月至5月，由缅甸逃出来的难民到达重庆。有的人相当幸运，他们乘坐汽车通过滇缅公路，甚至带来了睡衣和够一年用的瓶装橄榄油。这年夏季和秋季，从更远的地方——如北平和新加坡——来的难民也逃到了重庆。在重庆街头，每周都会出现新的人群，他们穿着陌生的制服或便服，那些衣服的样式都是重庆商店里见不到的。在这一年中，至少有5万中国难民来到重庆，大部分来自香港。不少缅甸人和中缅混血家庭在重庆郊区定居。难民中还有一些越南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此外，还有200名到300名美国人和欧洲人。

从这些难民们带来的消息看来，日本人征服这些新地区的手法和他们进攻中条山区的手法别无二致。他们同样是采用轻装突然袭击，尽量利用守备漏洞，利用对手的麻痹大意和过分信赖工事的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还在对方地区制造惊慌和混乱的气氛。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国家、种族、宗教等原因，军民之间、人民之间原有的不平等和敌对情绪大大方便了日本人。

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双重态度——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规模宏大的、引人入胜的外国战役，所以在重庆反而不容易认清这一年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国内情况的人来说，他们好像是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没有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少数人对全欧洲的事务感兴趣。消息传递依赖最原始的信件，或者来往于城市和宫廷之间的商人、信使或其他旅行者。

大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少相信国民党发布的国内新闻。当我向国民党外的朋友询问有什么新闻时，我发现一种惯常的回答是：“不知道。今天我只看了报纸，还没有听到别的消息。”只要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他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和情报系统。通常的方法是看望由于职业关系而多少了解某方面情况的朋友，或者是去来往旅客的聚集地，或者是和记者们交往——他们知道的情况一般比报纸上公开报道的要多一些。当然，用这些方法收集来的消息也未必可靠，其中可能有许多是流言蜚语。你必须注意这些消息在细节上是否符合你个人观察的经验，或者是否有其他消息相互印证。然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才能核实。用这一套办法来了解情况当然不像读报那样容易，但却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工作。

从这年夏天来自浙江和江西的人们所带来的消息可以看出：当年4月，有不少在空袭东京时幸存的美国杜立德大队飞行员们在中国东部的这两个省份着陆。不久之后，日军即进犯两省，他们肯定是知道了这些飞行员们在这两个省内着陆的消息。日军占领并破坏了东部地区的机场，防止它们成为对东京穿梭轰炸的基地。当时日本人的战线已经拖得很长，但国民党的抵抗力也下降到了最低点。日军对浙、赣两省进犯的结果说明，他们在中条山和东南亚的那套轻装突击的办法仍然异常奏效。这就为他们确定后来在中国的作战方案提供了新的途径，意义非同凡响。

日本人的轻装袭击进展神速，外国传教士和美国飞行员必须日夜不停地逃跑，才不致落入魔掌。一些初到中国、目光敏锐的美国飞行员注意到，一旦当地的官员和军队向西逃跑，那就是危险即将来临的确切预兆。此次战役中很少发生激烈的战斗，即使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地区也是如此。这次日本人进犯的区域相当大，而且地形开阔，所以日军突击队可以绕开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地带。从一开始我就听到谣传说：兵力单薄的日军为了虚张声势，经常征集中国民夫为他们搬运装满石头的假弹药箱。之后每一次日本人进犯国统区时，我都会听到这类谣传，时间和地点都说得有根有据，可能确有其事。即使这些谣传是虚假的，由此也可明白公众对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观感。

当日本人几乎完全占领浙、赣两省之后，他们像通常那样按原定计划后撤，途中掠夺了一切可以带走的战略物资，不能带走的就统统烧毁。这两个省盛产稻米，是国统区的又一个粮仓，所以日本人在撤退时烧掉了带不走的所有存米。日本人还把军马放到稻田中吃光春天的秧苗，并且破坏了灌溉沟渠和堤坝。他们的行动有条不紊，目的是加重对方的经济困难，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更加虚弱。

回过头来看，浙赣战役中传来的两个例子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个例子发生于浙江省。此次日军进攻的城市中，金华是国民党设防最坚固的城市。很明显，国民党打算坚守金华，因为浙江是蒋委员长的家乡[20]。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蒋委员长对金华的防务非常关注。当日军逼近金华时，蒋委员长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对金华守军发布各种战略战术方面的命令。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企图亲自指挥同年夏天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登陆作战的话，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在中国，这种远距离指挥的后果只能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电话电报网极为糟糕，军队中的情报体系更不完备。

我听说，蒋介石最初命令金华守军在城外防线迎敌，接着命令收缩至城内固守。然后再一次命令他们出城迎敌，接着又命令他们回城固守。蒋介石直接向战场上的下级军官发布战术命令，而他们的上级却毫不知情。这样折腾到日本人真正兵临金华城下时，当地守军士气低落，一片混乱。金华可以发挥作用的碉堡群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行了抵抗，随后金华迅速落入敌手。

当日本人开始撤退时，金华守备司令和蒋委员长都亟须挽回面子，于是派出大军去进攻日军留守金华掩护撤退的少量部队。由于当初金华沦陷得太快了，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炸毁他们自己的碉堡群。现在这些少量日军凭借完好的工事，竟然坚守金华达几个星期之久。当日军掩护部队终于撤出金华时，国民党和外国报刊都大肆宣扬收复金华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却只字不提为了挽回原本可以不丢的面子，无数士兵毫无必要地牺牲在了金华城下。

史迪威将军的遗著揭露了后来中美联合部队作战期间，蒋介石同样反复地企图对他一无所知的问题横加干涉。蒋介石的作风是一贯的。1948年和1949年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证明，蒋委员长的遥控指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多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1942年第二个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江西北部。从当地逃出来的传教士说，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抓捕壮丁使山区农民的生活极为困苦。这年春天，农民揭竿而起，宣称要反抗国民党的进一步勒索，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共产党的新四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他们的影响可能是这些农民敢于挺身反抗的原因之一。

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出军队对反抗农民进行镇压，农民们逃入深山准备战斗。就在这时，日本人开始进犯，很快威胁到这一地区。造反的农民提议与派来镇压的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本人作战，但国民党当局拒绝了。不久日本人逼近这一地区，镇压农民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当局一起逃跑了，而造反的农民打起了游击，相当成功地抵抗了日军的进犯。日本人撤退之后，国民党当局再次派出讨伐队，农民不得不再次进行抵抗。

在这一年中，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暴力来反抗国民党强加给他们的苦难。从重庆以南、与四川相邻的贵州省来的旅行者证实了这一点。当地似乎发生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国民党的农民暴乱。由于暴乱发生在贵州东部和湖南交界处的险峻山区，所以外界对情况不甚了解，甚至从那一带逃出来的外国传教士也不知道详情。他们之所以逃跑，是因为谣传暴乱者认为外国人都是亲国民党的，因而仇恨一切外国人。暴乱者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攻击有城墙保护的城镇，而且曾切断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的唯一一条湘贵公路，时间达一个月之久。

在重庆，大家对这场暴乱众说纷纭。自然而然，有人传言暴乱是共产党人发动的；也有人说是非共产党的自由派和左翼分子支持的；也有人说暴乱者只是普通的土匪，是由破产农民、逃避兵役者和逃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当时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的山区越来越多；另外有种说法是，那是贵州的地方主义者不满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垄断，从而支持甚至领导了这场暴乱；第五种说法是，这是一次“苗族骚乱”，因为土著苗族人占贵州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过去的四五百年中，移民贵省的汉人把当地苗人[21]从最好的耕地上赶进了深山，因而这些苗人可能对任何汉人政府都深怀不满；第六种说法是，暴乱分子是汉奸，暴乱是由日本人支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后方制造麻烦。

以上种种说法可能都是片面的。实际上，这场暴乱可能包括上述各种因素。不管暴动是由谁唆使的，贵州的汉人和苗人生活同样极其困苦，这种苦难的生活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这才是暴动的真正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我停留在重庆的最后那段日子里，贵州东部的暴乱仍然没有完全平息，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攻击城镇，也很少切断公路。但国民党的官员除非是在强大讨伐队的保护之下，根本无法进入这些山区征税征兵。在抗战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不仅无法消灭这些暴乱者，而且在国统区的其他险峻山区不时发生新的暴乱，暴乱者据守在自己的山寨据点中。这些暴乱为共产党夺取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现在看来，关于贵州暴乱的种种互相矛盾的谣传恰恰预示了之后反国民党运动的格局。在这些运动中，共产党人、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保守的地方主义者、原军阀和西式工商界人士，不可思议地成为了同路人。当然，这些运动由于成分过于复杂，最后难免失败，但这种运动的存在毕竟证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已经众叛亲离，以致天差地别的各方竟可以在反对国民党这一点上找到共鸣。

然而，在1942年，证明国民党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最不祥的预兆是河南的确实消息。这年秋天，来自洛阳的旅行者们带来了第一批战时大饥荒的消息。由于春旱，河南小麦严重歉收。但垄断粮食的地主和官员们仍然像往年那样收租征税，这就榨干了农民们本就不多的存粮。当年夏季酷热少雨，秋粮大批旱死。农民们看到严重的饥荒就在眼前，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外省，其中一些向西深入国统区，另外一些向东，越过战线进入沦陷区。但国民党和日本人都对救济灾民毫无兴趣。在秋天来到之前，许多农民不得不回到河南家乡等死，另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

到9月，上千万的河南农民不得不吃树皮、树叶和泥土过活。在洛阳，半升小麦的价格高达80元法币，比苦力工作一周的工资还多。树叶比较便宜，在霜降之前为1升1元法币。有一段时间，牛肉的价格下跌到比小麦还便宜，这是因为许多农民不得不屠宰耕牛过冬。当树叶凋零时，开始传出人吃人的消息。当时每一列从洛阳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都爬满了难民，就像死虫身上群集的蚂蚁一样。难民们紧紧扒住每一个把手或脚蹬，许多人由于过分虚弱而跌下列车，惨死在铁路线上。在洛阳到西安几百英里长的铁路沿线，到处都是这些人的尸体。这年秋天，不管农民是否还有粮食，垄断粮食的官员和地主照旧逼租催税。

再浮光掠影的观察者也会看出，这是一场特大的饥荒。在洛阳街头，街旁的沟中到处躺着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与此同时，饭店仍然开张营业，只要有钱大可以尽情吃喝。由于粮食的缺乏和昂贵，许多贫穷的市民开始像农民一样挨饿；但国民党的官老爷和小职员却在整个饥荒时期都在吃公粮，从没断过炊。许多腐败的官员甚至倒卖公粮，大发横财。一些受歧视的地方军口粮短缺，汤恩伯的嫡系中央军却总是吃得饱饱的，以便“维护社会秩序”。后来，这些受宠的军官们因为大发国难财和出售军粮而遭到公众谴责，汤恩伯就是其中之一。

和过去一样，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用获得的暴利低价收购土地、儿童和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代理人前往灾区低价购买土地和奴仆。

在此后两年的河南大饥荒中，死亡的总人数高达300万人，在第一年可能就死了近100万人。这样一场大灾难可能不完全是人为的，但很明显，如果不是有人为因素的话，死亡人数就不会那么多。在河南工作的教会救济人员发现，他们可以在灾区从囤积者手中买到小麦。当然，价钱是很贵的，但比起从外地购入廉价小麦，在当地购买可以更快地解救饥民。许多救灾粮食就是通过国民党官方机构，从当地粮食囤积者手中买来的，然后再把这些粮食分发给种出这些粮食的农民们。外电报道，一些文武官员以极高的价格为救灾工作提供了小麦。毫无疑问，这些小麦是他们在枪口威逼之下从农民手中抢去的。

然而，比起河南当地的勒索分子来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还要更加凶恶贪婪。当时，所有送到中国的外国救灾款项都必须按照官方牌价——1美元比20元法币——进行兑换。可是，在河南当地的黑市牌价，美元的真正价值为1美元比40元法币。这就是说，送往河南灾区的每1美元赈灾款，至少要被经手外币兑换的国民党银行勒索一半以上。

国民党政府似乎也有自己的救灾计划。在大饥荒的第二年，消息已经传到海外时，国民党拨了一笔救灾款项给河南省。但这笔款项的滥用成为抗战后期的巨大丑闻之一。由于救灾款项的发放者正是趁灾荒之机大发其财的官员们，所以其中绝大部分款项都落入了私人的腰包。

当时我已经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对这类利用饥荒敲诈勒索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倒是一位住在洛阳附近的教会朋友写信告诉我的一些河南的情况，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很明显，河南的农民也达到了用苦笑排解忍耐的极限，农民们不再遵守封建传统的“克己和服从”了。我的朋友在信中写到，在初夏时，当税吏来到仍有存粮的村庄中征粮时，许多农民愤怒地拒绝交出粮食，而是用钱和农具代替。

税吏们说：“我们是为了军队和官员征收粮食的，他们总不能去吃钱和犁头吧？”

农民们则尖锐地反问：“难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吃钱和犁头吗？”

在许多村庄中，税吏必须在大批士兵的保护之下才敢于搬运农民的粮食。当他们搬走这些粮食时，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像一群猴子似的追逐他们，尖刻地谩骂和威胁这些抢走了自己口粮的人。

这年夏末，在饥荒刚刚开始，还没有使大批农民倒下去之前，整个河南的城镇中到处都发生了抢粮暴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国民党官方的粮仓常常被成群的武装农民洗劫一空。在秋初，一大批暴动的农民直逼洛阳西宫。在这种威胁之下，河南省政府不得不允诺向农民开仓放粮。但这个诺言之后并未兑现。在宿命论的影响下，由于饥饿而越发虚弱的农民没有进行更多的暴动。但这年的几次暴动毕竟为以后开了先例。

第三章丨老板与酬金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美国在远东缺乏必要的军事准备。这一事实现在已是人所共知，无须赘述。到1942年中，我们和欧洲盟国已经失掉了我们远东沿海的所有地盘，只有印度仍然在英国人手中。在这一年里，我们对中国内地也只能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援助。

史迪威将军被蒋委员长委任为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重庆，开始筹划整编国民党军队。在当年春天撤出缅甸的战役中，史迪威将军在名义上担任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此后，他在印度设立了训练营，整编和训练由缅甸撤出的中国部队。由美国志愿飞行员组成的“飞虎队”在缅甸战役中战绩辉煌。1943年夏季，“飞虎队”在昆明正式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为陈纳德少将。他之前是美国退役军官，担任国府军事顾问。由于缺乏人员、供应和必要的基地，第十四航空队当时仅能对日军进行骚扰，主要目标是印度支那附近地区。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第一批美军运输机就飞越“驼峰”，由印度抵达中国。但是，由于这条航线气候复杂，地形险恶，再加上人员和设备的缺乏，所以直到1942年底，实际运抵中国的物资并不多。而在如何使用这些不多的物资的问题上，史迪威和陈纳德经常与国民党高层发生龃龉。

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政治预备同样欠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国家中，我们以前一直是和欧洲殖民者，而非本地的亚洲人打交道。现在日本人把欧洲人全都赶出去了，我们于是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局面，甚至不知道该和谁打交道。在中国倒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棘手的问题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在1941年日美谈判期间声明，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有损中国的协定，但我们当时没有向日本提交最后通牒，而是把谈判继续了下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在向中国表明，我们是准备和日本人妥协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政治上的准备不足还反映在对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内地的一无所知。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外交官们大部分仍然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沿海城市，他们直到1942年秋才被日本人遣返，到了1943年初，他们中才有人抵达未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内地。

在整个1942年，我们能够找到的称职的“中国通”一共只有五六个人。他们全都被史迪威将军任命为自己的政治助手。当然，这是人尽其才；可中国成为美国盟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务院在中国的人员配备都严重不足。国务院不能派出观察员，不能开设新领事馆，也不能进行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到美国未来的重要盟国来说，这些工作本该刻不容缓。由于这种迟误，甚至直到日本投降时，把美国陆海军所属的情报机构如战略情报局、经济情报局、美国战争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情报系加在一起，对中国局势的了解，都远远不及我们对任何一个欧洲盟国或敌国的了解。

1940年，当我在重庆南岸俱乐部，听着观看空袭影片的美国人发表对华不友好的议论时，我就在想：作为个体，尽管不自觉，但他们确实反映了自己国家的态度。1942年，当我看到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逐步成形时，我进而相信，国家与个人一样，都会不自觉地固守某种态度。

据我了解，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一年里，国民党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十分光辉的。在日本扫荡了各个殖民帝国之后，中国挺立如故，坚强战斗，犹胜以往。许多美国人对此都曾一度满怀激情，一如他们对待苏联那样。

尽管如此，对一个身居中国的观察者来说，就连如此的感情流露也觉得问心有愧。因为在中国急需我们帮助、而我们无所求于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另一番模样。现在，我们对中国感到迫切需要了。如果国民党如其所要挟的那样，果真单独和日本媾和，战争就要延长好几年。如果我们的盟国中连一个亚洲国家都没有，远东战事就会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无异。

我听谣传说，美国上层圈子的确有过罪恶的居心。1941年，美国曾暗中炮制“远东慕尼黑”[22]，把日本提出的媾和条款交给蒋委员长，逼迫他接受，哪怕对日让步会对中国为害极深。虽然这个说法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但我却不太信服。战后有股谈论本国丑闻的风气，如果上述传说属实，那早就该被戳穿了。据我观察，美国对华政策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若干个人、若干集团，对若干基本事实做出了反应，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形成一整套对华政策。

我至少听说过一件美国人与国民党之间的“交易”。那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我们处于毫无准备的尴尬局面中。这些“交易”尚未公开，因此我不会将详情列出。当时哪怕较为人知的交易也带有逢迎中国人、特别是国民党及其头头的意图。

一个典型事例是美国向国民党驻美代表发放了5亿美元。当时是用贷款的名义，但从来没还本金，连利息也没付。我们从来也没指望收回本息。国民党拿了美国这么多钱没有什么好的用场，无非是美国表示亲善的一笔巨额小费，拿来供国民党自吹自擂罢了。当时，我们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都是按《租借法案》免费供应的。国民党银行在海外的资金足以通过“驼峰航线”购买物资，也可以用来支持新币的发行。但在1942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中，国民党都没有表现出支撑法币的强烈意愿。但它的亲信从通货膨胀中可是赚了不少钱。

据我所知，国民党并未给这笔美国赠款安排什么特殊用处，赠款的大部分留在美国，直到1944年才有2000万美元换成黄金运往中国，声称要公开抛售以缓和通货膨胀。但若无其他有效措施，单靠抛售黄金只能让黄金贬值。最终，很大一部分会落入国民党高层及其亲信的腰包。

回溯1942年，中美货币官方牌价对国民党及其高层可谓大大有利。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多，牌价一直是20比1。尽管通货膨胀正在让法币缓慢贬值，但这个汇率还算合理。在重庆和其他物价昂贵的大城市之外，1美元换得的法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在美国境内的1美元相当。反映真实比价的黑市价格最高也没有超过25比1。

但在珍珠港事件后，通货膨胀立即加速起来。1942年底，黑市汇率就超过了50比1；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官方牌价依然定在20比1，而美国政府竟予以同意。1942年全年和1943年上半年，美国在远东软弱无力，处境尴尬。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因战争目的携入中国的资金都是按这个汇率兑换的。我们的各个在华战时机构不准在反映真实比率的黑市上兑换。这项禁令直到1943年秋季才对美国在华民事机构解除，对军方机构则要更晚。

1943年后期，第十四航空队开始在华南建造大量空军基地，汇率的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当时黑市的汇率已达100比1，一把铲子在美国用5美元就可以买到，如果把这5美元在黑市换成国民党法币，在中国也可以买到。但如果按官价兑换，美军就得花掉25美元。这意味着，为了修建价值100万美元的基地，美军要花掉500万美元，其中会有400万被掌握牌价的国民党银行中饱私囊。

另一个方向同样有猫腻。有些要出国或因其他原因需要美元的人，若有批文即可按官价在国民党的银行中换得。当黑市汇率为100比1时，有官方批文的人只要用实值100美元的法币就可以换到500美元。当然，这种便利只有高层人物及其亲信才能享有。要想知道上述弊政的准确范围是不可能的，但一般认为，原国民党官员和其他富豪在海外有数十亿美元的存款，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这种把戏凭空变出来的：只要把财产送往海外，便可瞬间增值数倍。

在史迪威就职之前，中美最大的军事协定同样很合国民党的胃口。经手人是马格鲁德代表团。但当时除了日军攻势，中美之间的种种纠结早已根深蒂固。

如我所闻，通过这笔细节从未公开的交易，我们给国民党提供了一大批30毫米口径步枪和弹药。这个型号是美军的标准装备，结果蒋委员长拒绝了。原因据说是因为他害怕美国会干涉这批步枪的分配权，怕美方坚持发放给自己想削弱的部队。他提出要求说必须配给33毫米口径步枪弹药，以适应亲信精锐部队装备的进口自欧洲的步枪。尽管美国生产武器的条件已十分紧张，可还是屈从了蒋委员长的要求，答应做出特殊安排，生产33毫米口径步枪弹药。

史迪威将军坚持国民党军队应使用标准美式军械，但这桩33毫米口径步枪弹药公案却在1947年见报了。当时我们对国共内战的态度游移不定，既希望国民党取胜，又不想公开站出来表示。我们把这批专为国民党制造的剩余33毫米口径步枪弹全部卖给了国民党，约有1.3亿发，只收了象征性的费用。马歇尔将军解释说，这不表明我们支持国民党，因为这些弹药不适合美国枪支，而且是在日本投降前专为中国人定制的。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战争情报局也做过逢迎国民党的事情，尽管不是特别重要。中央通讯社有国民党的资金和政治支持，早已倚仗权势把同行赶出了新闻界。然而，美国战争情报局却还要帮助国民党扼杀中国舆论，办法是为中央社在美国购置价格昂贵的无线电设备。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将近一年之内，美国战争情报局一直帮助这家国民党独占的通讯社使用这些设备，使其成为美国向中国输送资料的唯一渠道，这就给国民党搞事先新闻检查创造了条件。美国官方通讯社与外国政党是否可以达成协议呢？这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美国战争情报局却协同美国陆军承诺，一切由美方委任的战地通讯员发自中国的报道都要经国民党情报部审查。请注意，那是一个党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机构。

美国战争情报局通过美国无线电设备发出一条又一条的新闻，对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特别是对蒋介石进行毫无根据的吹捧，什么“美国参议员称赞中国的复兴”“美国大学教授为国民党的精神力量欢呼”“蒋介石是中国之魂”，如此等等。

大多数有思想的中国人都会扪心自问：中国的领导者们，尤其是蒋介石，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些比较独立的报纸，包括一些保守派报纸在内，都委婉地批评了国民党。除了国民党自己的报纸，其他报纸都不再转发美国新闻处的肉麻吹捧了。因此，美国的材料受到了国民党的特别欢迎。有些持冷静批判态度的报纸不再站出来吹捧国民党了，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还是会发一些肯定国民党的文章。哪怕是在反美情绪初兴的阶段，美国依然保有相当高的威信，因此许多中国人至少在短时期内被我们说服了，觉得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要求和期望过于苛刻了。

我当然无意表明美国上述一切反应都出于一种问心有愧的动机，有一部分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也由于我们对国民党抱着真诚的欣赏态度。但在我们一味迎合国民党的同时，我们对中国人民却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态度，和历来外国列强的态度并无区别。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每当涉及依然衰弱的中国人民时，外来列强的行动总是雪上加霜。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一切，就更清楚一些了。1942年是我们开始密切关注中国问题的第一年。其间，我们同中国，特别是同国民党上层建立起了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为蒋介石及其一伙培养出了桀骜不驯、自鸣得意的品格。这就是1944年史迪威失败的一个原因。史迪威是当真想通过改革切实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力量的。史迪威的继任者们对中国的情况一头雾水，于是因循纵容国民党的旧例，采取怀柔政策，最终导致了致命的错误：试图帮助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由此注定了自我膨胀的国民党的失败命运。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的那几年，在重庆的美国人还表现出了两种引人注目的态度。这两种态度虽然仅居次要地位，但后来在中美关系的悲喜剧中确曾发挥过作用。一种是对中国人民的痛恨，在不负责执行美国对国民党的错误纵容政策的人中间，它只是偶尔出现；而在军人中则十分普遍，尽管还没有发展到史迪威离职之后的那个样子。

那年刚到中国的美国人常对我说：“噢！你一直在写关于中国的书吗？希望你让我们国内的人知道，中国人有多么讨厌。”

这种令人痛苦的现象与早年开放口岸时侮辱中国人的现象有所不同。当年美国不是主角，而现在驻渝美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人民有厌恶情绪，都是从当时我们执行的纵容、吹捧国民党的政策里派生出来的。新来的美国人受到国内虚伪宣传的影响，对中国人有过高的期望。他们不了解中国当前的种种苦难、浑浊、腐败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不能让所有活着的中国人都为之负责，但我们的官方态度却让他们以为国民党是很好的。那就必然使他们做出一系列推论，认为既然中国的政府和领袖都很好，那一定是人民不好，才把国家搞得一团糟。除非把国民党怎样压制、怎样糟蹋了中国人民固有的“美德”给揭发出来，否则美国人的误解便不可能消除。

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遣华人员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却从未坦承、彻底地了解并描述过中国。于是，后来激烈的苏美摩擦冲突就在某些旅华美国人中滋长了这样一种观念——既然中国人那么坏，那么唯有建立一个能让他们服服帖帖的中国政府，才能让中国不至于倒向苏联。至于中国人民的意愿是什么，那可用不着考虑。中国人的腐朽、堕落，甚至苦难，都贬损了他们自己的国格。就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种感觉可能不完全是自觉的，但对我们的民主思想传统也是个危险的裂口，为民族主义冲动大开方便之门，将政策引向了由美国扶持傀儡政权的道路。

1942年，美国人表现出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态度是国务院一味因循守旧，不能适应环境。它把最有才干的人抛在日军占领区，而他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都遭到了拘禁，这自然使驻华大使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毫无头绪。据我观察，国务院并未做出切实努力。当然，我的这项观察可能证据不足。但从表面来看，整整一年里，美国驻华大使馆偏安舒适的南岸一隅，而南岸与市中心还有一个钟头的路程呢！

大使馆处理问题的章法与其负责人的性格分不开。1942年的大使是高斯，按我推想，他在当上海领事的时候一定很称职。他多年从事该职，主要任务是维护美国商人的利益，生意人的保守倾向根深蒂固。

我同此人在1942年曾有一面之交。当时我被邀至他的官邸共进午餐，并向他汇报北方见闻。经过几小时的谈话，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尖酸而又不失圆滑。他对当时的职务很不满意——我想他已经以健康不佳为由请求调离重庆了——于是，他对周围的一切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他对我讲的北方战事并不觉得新鲜，尽管我说的情况对他来说都是新闻。早年在开放口岸中形成的藐视中国人的态度，那种1940年重庆南岸外国人圈子中出现而为我所留意过的态度，现在又出现在了高斯身上。他用一句话就做了总结：“这些中国人，除了乱弹琴、找麻烦之外，你还能指望他们干出什么来呢？”

后来我又观察了他的一些公事活动，才知道他对一些事务的见识都很狭隘，按美国商人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够格。例如，他对美国战争情报局的评价非常低，如果一定要在中国保留下来，也是越小越好。我想，他之所以讨厌这个机构，是由于他有疑心。美国战争情报局是联邦战时机构，并不明确受国务院管辖，因此它在中国的活动就可能越出高斯的掌控。重庆已经有太多“特使”“总统代表”从华盛顿派了过来，这些都会使他感到自己经常被靠边站了。此外，他在总体上并不信任宣传的功效。有一次，他对驻渝美国战争情报局主任说：“全世界的宣传力量加起来也抵不过一艘驱逐舰。”显然，高斯根本看不出美国政府有什么必要向中国公众解释美国当前的作为。史迪威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中国民众的支持，而这又是因为中国民众根本不了解情况。高斯当时正在协助史迪威整编改革计划。因此，那也是高斯失败的间接原因。

真相大白之后，人们终于看清楚了，所谓的“生意人”观点——保守、趋利、多疑、对现状的偏见等——确实是美国在中国遭到灾难的主要原因。高斯在重庆当了3年多的驻华大使，任期结束时已是日本投降的前一年了。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还对注定失败的政策路线抱有幻想。对此，高斯难辞其咎。我想起了1942年的一件事，那件事不仅反映了高斯的保守个性，更让当时的美国大使馆神似1940年约翰逊担任大使时的样子。在1940年的那个冬天，“红十字会”事件发生了，马寅初教授也遭到了拘禁。

夏天，一位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和一位战略情报局代表一同从华盛顿来到重庆。当时这两个机构还暂时在短命的“联合情报署”中合署办公。新闻处工作人员受命携带一批短波收音机，送给路易·艾黎主持的“工合”，以方便中国人民收听美国广播。这个任务没什么害处，但也没多大的益处，因为“工合”虽在美国很有名声，但人们根本想不到它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挣扎，送给它短波收音机不会为美国新闻增加多少听众，不过这是一种半官方的表态，可能有助于减轻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此外，“工合”在战时兴办的工业不是集中垄断的，也符合美国的政策。

新闻处工作人员抵达重庆后，立即被召往南岸，向高斯汇报来华意图。

“你不能与‘工合’发生任何关系。”大使这么说。

“为什么不能？”他问。

“他们只是比中国共产党稍微好一点罢了。”

于是，赠送收音机的计划流产了。

同机前来的海军人员名叫M.E.梅乐斯，是一名中校，他的计划是向人人痛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提供无线电装备、培训、经费和武器，以交换抗日情报。该组织由戴笠主持。即便高斯大使对这番交情有所疑虑，但他至少没有提出抗议。由于这项计划名声太臭而收效不大，战略情报局不久就放弃了。可是紧接着，梅乐斯的计划又被海军捡了起来。在日本投降前，海军已将大批武器装备交给了军统，美国对其用途毫无监督。现在已经知道，其中一部分确实在太平洋战争后至中国内战爆发前的停火时期被用来对付共产党，而这个时期的停火协议正是在美国政府的主持、调停下签署的。美国海军的无线电装备和美国海军训练的人员多半还被戴笠用来不断迫害除共产党以外的自由派。有两位民盟领袖，其中之一是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于1946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坊间传言，凶器就是美国海军供应的无声手枪，装配的消音器比中国制造的手枪更好。究竟这两起杀人事件用的是不是美国海军的武器？对此我并无定论。但海军曾给特务组织援助一事对谣言取信于人大有助益，这才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海军与中国特务的勾结计划，是日本投降后反美浪潮席卷中国的一大原因。

我在重庆的工作级别不高，接触到国务院的保守做派也很少。即使如此，也不难管中窥豹。

我在大使馆每周编一份文摘，大使并不事先审阅，但每期他都要看，发现不妥就会告诉我。在某一期里，我从美国《当代历史》上选用了两段故事。这是一家没有任何煽动性和破坏性的刊物。一段是讲美国黑人的，我选用的原因是，中国上层人士了解而且痛恨美国的种族歧视，而他们也大多能读英语书刊。这段文章的内容是有多少黑人在战争中获得了怎样的成就。另一篇是关于反间谍、反破坏。文章强调，这样的人已在美国发现少数几名，必须提高警惕。我觉得，在一个听任间谍破坏分子伪装成走私贩子大摇大摆越过前线的国家里，传播这篇文章是再好不过了。

一阵冷风不久就从大使那儿吹来。我了解到，这两篇文章都犯了错误。黑人那篇是承认了美国有过，或者说依然有种族问题。间谍破坏分子那篇承认美国有这样的坏人。大使告诉我：宣传就是赞扬，以后不得再发表任何哪怕只是暗示美国有一点点瑕疵的材料。

《文摘》[23]第一期也遇到过小小的波折。到后来，该刊的寄送对象名单把所有能读英语的中国领导人都列上了。但起初主要是给美国人的，特别是仍然坚持在岗位上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因为来自美国的杂志和其他邮件短缺而精神萎靡，其中很多人已经无法向周围的人提供新闻了。《文摘》第一期的最后一页还剩下一点版面，我就从《读者文摘》[24]摘了几则战时笑话，主题都是无关紧要的，包括轮班制、共享汽车、配给制、物资短缺，还有其他传教士们不了解的国内新事物。仅有一则稍微涉及两性关系，是一篇虚构的私人广告：“青年男士，优质坐轿，几乎全新，求拥有四条新轮胎的年轻女士会面。地点：斯克内克塔迪。”

《文摘》第一期在发行前得送往南岸，以便大使浏览基本内容和格式。他回复得很快：“删掉笑话。国务院主持刊物不许有任何低级趣味。”

另一个小难题是：我如何才能把美国战争情报局从国内寄来的材料搞到手。如上所述，报纸杂志是让中国公众了解美国舆论界情况的唯一手段，但它们都是混在国务院文件中一起寄来，由南岸的大使馆收取的。换言之，大使馆的人员会首先从美国战争情报局的邮包里抽走那些报纸杂志，在同事和朋友间传阅。我的职责是把材料摘出来发到中文报刊上，需求十分迫切；但我必须得等大使馆的每一个人都看过以后才能把报刊拿到手，这样好几周就过去了。终于拿到手以后，我发现很多背页上引人入胜的插图已经被人剪走，只留下了一个窟窿。

按照某种美式传统，当高贵的美国人还在阅读报章时，我却要为一群中国人去和他们争，那是乏味、讨人嫌甚至过激的行为。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是记者招待所的记者出身。他本不想为这个问题去找大使，以免惹得高斯对美国战争情报局更不耐烦。后来，他终于还是去把问题提出来了。可大使已想出了自己的办法来分发由美国战争情报局供应给中国人的出版物。他要把出版物交给“中美文化交流协会”。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国务院就给了该会1.6万美元，在豪华饭店旁建起一座俱乐部，用于增进中美友谊。此地在重庆名流、高官和发国难财的人们中间已经出了名。俱乐部是国际场所，因此免受“节约法规”的约束，不像普通饭馆那样有每餐定额。当然了，即便它交给赞助人的出版物只有一份，也不会妨害俱乐部的业务。

经过一番争取，大使同意规定报章在大使馆人员中传阅期限为一周。在接下来交给几百名高等华人——他们可能在文化俱乐部餐厅里翻阅几下——之前，新闻处手里可以留存三天，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把所有那些可能与数百万中国读者见面的新闻都打下来。后来由美国寄来的杂志份数有所增加，满足了大使馆、“文化协会”，还有排在末尾的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的需要。在这之前一直是按高斯大使的安排办的。

在伏案辛劳的一年中，我记得有这样一件偶然发生的趣事。美国战争情报局在送走《美国文摘》之前，曾向大使馆征询旅居昆明地区的美国人名单。大使馆开了出来，但同时声明可能不全，有人可能在沦陷区。我按名单一个不漏地发了。

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一些靠近河南前线的传教士的来信说：在沦陷区，有一些尚未被拘禁的同事通过公开邮政接到了《文摘》。其实，信封上一律印有“寄自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字样，可是，中国邮局却恪守中立，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照递不误。尽管是美国宣传品，但只要贴上邮票就行。

在那之后，我改用了无字的白信封向沦陷区寄出《文摘》。据我所知，尚未被拘禁的美国人每周都按期收到了。这是一件小事，但却是在中国沦陷区最早展开的“心理战”，比起后来正正经经发动的“心理战”来简单多了，也省钱多了。后来都要用到飞机、特工、加密电台、煤球炸弹等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相信，在美国的每一个战场上，只要不是刺刀见红的最前线，都曾在1942年出过许多令人诧异的洋相。把复杂的战争机器投放到世界各地是很难的，不是几个月里就能做到的。混乱、失败、匆忙、轻率的方案，漏洞百出的即席发言都是必然要发生的。

重庆是美国最偏远的一个战区司令部，距美国上万英里，由一条新开辟的空中航线和美国保持着联系。这条航线要越过大西洋、非洲、印度，还得飞越驼峰，一路之上充满艰难险阻。但在1942年，这里却看不见加强战备的迹象。在3年后重开滇缅公路之前，美军在中国的活动规模一直比不上其他战场。也许这就是重庆比别处出洋相更多的原因。我们当时还无力以“土豆烧牛肉”待客，只好先端上“小菜碟”，虽然表面好看，但未必可口。

我们在重庆出洋相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无知和臆想。太平洋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地摊文学杂志经常会刊出一类小说，主人公身负秘密使命前往中国。在重庆，当时人们也确曾想过，美国倘有一项能在中国推行的计划，那一定是异常复杂和深奥的，否则就配不上这个奇迹般未被征服的东方盟国。

战时民间机构就是我们在重庆无足轻重的“小菜碟”，后来才被更有分量的机构取代。在这些机构里，臆想的气氛特别浓厚。1942年我遇到过一名经济情报局——当时海角经济作战局——派来的人。我虽曾画过鸟儿打仗的漫画，但此人显然对羽毛的了解比我更在行：他是被遣往华南收购鸭绒的。因为当时华盛顿谣传，当地鸭绒正被走私给日本人去做高空飞行衣。与此同时，战略情报局还大费周章地派遣一支秘密考察队穿越青藏高原和中国西北，公开的幌子是寻找用牲口从印度驮运物资的路线。1942年，所有那些战时情报机构都闹着要进入沦陷区进行秘密活动；其中不少类似于“警察捉强盗”，大部分最后都放弃了。

美国战争情报局当然也参与了那场竞赛。有些方案已在重庆初见进展。一个翻译发行美国新闻和刊物的组织建立了，它还摄制主要供学校用的影片。大批信件和电报一阵风似的发来，提出了各种方案，建议使用无线电、电影和各种想象中的传播工具。靠无线电和沦陷区的中国人接触好像颇为合理，因为国民党方面已有两三个高功率电台足以向沿海广播，可以与他们合作，把美方的材料加到节目里就行了。但在非沦陷区，无线电广播工作却毫无价值，因为收音机只有两三千台，其中还有许多是外国人的。整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虽有两亿人口，但电影院却不足100家。

在太平洋战争的头一年，美国战争情报局还为中国提出过一些小规模的计划，有的开始付诸实施，我无法一一记清了。还有一些计划打算把印有亲美口号的铅笔、火柴等运进中国，免费分发。其实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会流到黑市上。有人提议要制作一种化学处理过的日本地图，只要点燃一个角，整张图就会焚毁殆尽，以此宣传对日空袭。夏天，重庆美国战争情报局主任在印度及时发现并拦住了一批就要装机越过驼峰的宣传画，内容是耶稣基督被德国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批画出自名家多玛斯·本顿的手笔，当时正要运往中国这样一个不信基督教的国家。在那里，人们连一架德国飞机也不曾见过。后来，果真有个脑子不太清楚的人来到重庆。他受过美国战争情报局的专门训练，能操纵一台新发明的复杂的印刷机。这种印刷机只要把照片放进去，就能自动制版，吐出带纹理的金属图案，方便在报上印刷。由于他的印刷机还没到达，他只好在中国无所事事地闲待着。不过印刷机即便真的来了也无用武之地，因为在这个被封锁的国家里，报纸是用非常粗糙的纸张印刷的，根本不能用来印照片。

然而，在美国人来到重庆参战初期，我最喜欢的纪念品还是战略情报局送来的。战略情报局派来了一个人，他在当年秋天从华盛顿飞抵重庆，优先级非常高，要住在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争情报局当时的联合办公地点，然后就下榻于生活区了。他是个老教授，已经退休，和当时广为流传、瞎编乱造的小说里面的遣华特工可大不一样。那些主人公都是俊小伙。可是，他的工作太保密了，连整天和他共处的美国人都不许过问。每隔一两天，他就要到史迪威的司令部去一次，回来时总是暴跳如雷，可能是碰了一鼻子灰。过了两周，他的室友对他的底细还是一无所知，只看见过他抱着几堆材料回来。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说，那是他在史迪威司令部里，蹲坐在一块冰凉的石头上，两眼盯着一张秘密地图，一份份拣出来的。

后来，他不仅是个谜团，而且成了个麻烦，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躺在澡盆里。那是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争情报局共用的卫生间，为了方便别人上厕所，他不从里面锁门。但这也招来了另一个麻烦。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战争情报局都会从当地雇用一些打字员和速记员。情报局每天都得花时间去给一两个中国姑娘说好话，因为她们在雾气蒸腾的卫生间里，被赤身露体、全身红得像只龙虾似的老特工吓坏了。

又过了一两个星期，老先生飞回华盛顿去了，还是最高优先级。他的任务直至今日都没有解密。战后，我听说他跋涉了两万英里，往返于重庆和华盛顿，任务之一是与在东南亚展开的地下行动方案有关。这个方案终究未付实现。我相信战略情报局也没有得到什么正经情报，而他此行花费之大，那一箱材料之难得，实在是破了纪录。

第四章丨软弱的支柱

虽然世界局势在1942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在重庆，那一年的时光却是在茶馆里的流言蜚语和轶事奇谈中度过的。1942年，对中国人来说，除了日本人又侵占了一些新的地区，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美英宣布放弃在华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在很大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姿态，因为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境内的全部外国租界，而国统区内的英美人士几乎都有官方或军方身份，本就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但对中国来说，这毕竟标志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和不平等条约时代终于结束。然而，对于居住在重庆的一位美国女传教士来说，这一变化却是令人讨厌的。

她认为自己的一件带扣子的羊毛衫被人偷走了。她叫来了警察，而警察却把她喜爱的管事作为嫌疑人带走了，这令她狂怒不已。她说，如果是在以前有“领事裁判权”的日子里，即使这位管事真的有罪，警察也绝不敢不经她同意就抓人。她打算去见世界四强之一的元首——蒋委员长，把此事告诉他。蒋委员长也是重庆美以美教会的成员，她以为肯定能见到蒋介石。但她的一些朋友比较冷静，她们警告她，如果她这样小题大做，管事很可能会被警方宣布“企图逃跑时被击毙”。最后，她克制住自己，没有去找蒋委员长，管事最终被放了出来，但那件羊毛衫却再也没有找到。这就是在废除领事裁判权后，美国人和中国法律之间产生的第一次小小麻烦。丢了羊毛衫的女士像母鸡一样不断发出愤怒的咯咯声：“要是在从前，他们一定会立刻把羊毛衫归还给我。他们就是这样得寸进尺！”最终，重庆的美国人接受了东方古国的这种变化。

和重庆一样，中国内地在1942年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仅仅有一阵流言说，国民党领导人在春末开始和日本人或南京伪政权对话，最终可能导致国民党加入轴心国一边，并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这种流言可能来自日本人，也可能是空穴来风。国民党发言人暗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得到盟国方面的援助，政府可能就要采取某种相应的行动。

稍晚一些时候，我认识了一些民盟人士，他们说：国民党人此时确实想向共产党开战，因此想和日本人讲和。虽然1942年民盟还处于地下状态，但他们宣称，民盟领导人正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斡旋，以防止国共合作破裂。

从现在能够找到的证据来看，可以肯定，当时国民党至少已经打通了和日本对话的渠道。国民党特务系统在上海和南京设有秘密电台，重庆的一些银行也和沦陷区的支行进行过无线电通信。秘密信使伪装成走私贩不断在前线两侧穿梭。甚至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当时中国邮政是中立的，可以在双方控制区之间传递信件。

1942年春末，来自中国北方的旅行者报告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加强了，似乎为和谈传言提供了证据。在这一地区，只要日本人不对国民党过分紧逼，后者就会转过头来对付共产党。但是我认为，除非当时盟国对日本的侵略表示认可，并发出求和的信号，国民党不可能和日本人严肃地讨论媾和问题。蒋委员长太自负也太固执了，不会这样做。

如果日本人胜利了，然后国民党与其单独媾和，必将威胁蒋委员长在全中国的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听命于日本人。但是，如果形势起了变化，日本人显出颓势，蒋委员长的态度可能就会转变。与即将失败的对手谈判，挑拨它去对付自己的其他对手，用这种手段取利是十分符合蒋委员长的性格的。无论如何，国民党和日本人可能在和谈的流言，在当时确实使人们对前途忧心忡忡。

这一年，战时首都发生的咄咄怪事之一就是冷饮店和咖啡馆的衰亡与复兴。进入春季，重庆人以为日本人不会再轰炸重庆，战争逐渐远离。于是，各种饮食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部分是旧餐馆，门面油漆一新，室内摆上现代风格的桌椅。更多的设在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空地上，在这里搭起帐篷，用灯笼和花枝装饰一下就成了。这些饮食店出售冰激凌、咖啡、汽水、热茶和凉茶。虽然新生活运动禁止人们跳交际舞，但有几家咖啡馆却用留声机为顾客播放舞曲。另外一些咖啡馆还备有台球桌。在五六月，全城有两三百家这样的饮食店，好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点缀着山城，里面挤满了前来享受的顾客。接着是酷热难当的盛夏，警察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将它们通通查封，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于是谣传四起，有的说是冷饮不卫生，也有的说是要禁绝小道消息和奢侈的生活。

一周之后，有几家高级西式冷饮店和咖啡馆被允许复业。过了几天，警察再一次把它们关闭了。又过了不到一周，比较大众的茶馆复业，出售豆浆和其他本地点心。没过几天，茶馆同样又被关了。

在这段时间里，普通餐馆附设的咖啡馆和茶馆没有受到影响，照常开业，但很快也被迫关门。原来在西式食品店中一直出售的罐装咖啡豆和瓶装汽水现在也被禁止出售。最后，连沿街叫卖豆腐脑、橘子水和其他传统夏季饮食的小商贩也被统统赶走了。这一年夏季，重庆酷热异常，却没有任何合法的冷饮和小吃，大家只能从黑市上高价买到冰激凌和汽水。

秋天来了，当菊花在山城盛开时，所有的饮食店又开门营业了。与夏天的停业风波一样，恢复营业的过程也经过了几个令人费解的阶段。起初，在真正的冷饮店仍然关门时，家具和体育用品店里突然卖起了冰激凌。有些爱讲笑话的人说，这里卖的冰激凌卫生一些。接着，咖啡馆重新开张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用硬木条凳代替了软椅。又有爱讲笑话的人说，木凳太硬，“第五纵队”都是屁股娇嫩的家伙，坐不了，也就没法在咖啡馆中散布谣言了。我住的旅馆附近有座花园，以前出售8角钱法币一大杯的茶水，但重新开张时，茶水没有了，有的只是8元钱一小瓶的汽水。爱讲笑话的人说，“节约运动”已经彻底搞过一遍，现在不用再管了。一家叫“星星咖啡馆”的高级冷饮店在恢复营业时改名为“星星饭庄”，供应的冰激凌被列入“餐后甜点”，所以在端上冰激凌之前，必定先在桌上毫无必要地摆满杯盘碟碗、刀叉筷勺，以表示确实是在“餐后”。汽水则列入“汤类”，顾客们必须用汤勺来喝。人们只好带着无可奈何的苦笑，来接受这场闹剧。

国民党以前也浮皮潦草地推行过“节约运动”，但通常持续时间不超过两三周，而且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摆摆样子。但这次针对饮食店的禁令竟持续了近两个月，而且时松时紧，毫无规律，令人莫名其妙。小道消息给出了解释：起因是有一次蒋委员长驱车通过市区，看到市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帐篷和招牌下面挤满了游手好闲之徒，他认为，在战时首都出现这种场面，说明他统治下的黎民百姓对国家毫无责任感。蒋委员长大发脾气，一怒之下命令关闭所有的冷饮店、咖啡馆和娱乐场所。

警察们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蒋委员长的禁令应该执行多长时间。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可以放松执行，小赚一笔。但是这一次，连警察们也拿不准是否可按惯例行事。

一开始，他们把这次禁令当作又一次“节约运动”的例行公事。他们首先允许高档冷饮店和咖啡馆恢复营业，因为它们给警察的贿赂最多，但大众茶馆的店主威胁说要把此事报告“最高当局”，于是警察就重新关闭了高档饮食店。接着，茶馆店主给警察送来了足够的贿赂，于是茶馆得以恢复营业。但这次轮到高档饮食店的经理发火了，因为警察第二次封店时并没有退还贿赂。于是，他们又威胁说要报告“最高当局”。警察不得不匆匆再次关闭茶馆。

当时的重庆到处是尔虞我诈、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行为，在这种气氛中，饮食店和茶馆的经理们开始抱怨餐馆附属的小吃部、外卖窗口和其他仍然在出售点心的地方。警察自己也拿不准蒋委员长的心思，干脆就把一切有关行业都关了，甚至连街头叫卖豆腐脑和橘子水的小贩都统统撵走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过了一段时间，警察们认为蒋委员长可能已经忘了那次发作，于是所有给警察上过供的饮食店都逐渐允许复业，但食品价格大大提高了，因为贿赂都包含在了里面。

我相信，这个故事中讲蒋委员长的那一段是真实的。从此以后，每当我看到蒋委员长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态，直挺挺地坐在黑色大轿车后座上，在车队的簇拥下匆匆通过市区时，我都很想知道，蒋委员长本人对于重新开张、顾客盈门的饮食店会作何感想。他可以发布禁令，而为了照顾政府面子，人们通常也在表面上服从禁令，然而并不认真对待。蒋委员长即使亲眼看到禁令毫无效果，也不会承认人们没有执行他的禁令。因为那样是很丢面子的，不仅丢了部下的面子，更丢了他本人的面子。

我想起一位中国朋友——他曾经对国民党寄予过希望——对我说的话。当时他伤心地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总是不断地制定一些明知行不通的愚蠢法令呢？这样做只能使政府仅剩的一点权威也丧失干净。”

在这一年中，就我所观察到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尽管说得动听，但绝大多数都是表面文章。蒋委员长每半年总要对粮食囤积商进行一次谴责。在一次讲话中，蒋委员长说，政府将要“强制征购”地主的存粮，以缓解农民的公粮负担。当时的“粮食管制会议”大唱“平均负担”的调子，而且提出了“有粮出粮”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话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几个星期以后，四川省悄悄宣布了1942年谷物分配份额：从地主手中用“强制征购”的办法征收了700万担谷物，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万担；从农民手中征收的公粮有900万担谷物，比前一年增加了300万担。这就是说，农民新增加的负担是地主的3倍。另外，对地主是采用“强制征购”的方式，虽然官价较低，但地主们总能获得些报酬。但对农民采用的是上交公粮的方式，农民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许多这种官样文章是专门做给海外人士特别是美国公众看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是由宋美龄为首的各界名流负责的“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当时因为日本人占领了缅甸，并切断了缅甸对印度的大米供应，印度的孟加拉邦发生了饥荒，饿死大约200万人。当时中国的河南省也处于饥荒之中，其程度和孟加拉邦同样严重。由于河南省地处前线，没有什么外宾前往，身在重庆的国民党就不承认河南省发生了饥荒，而且禁止刊物报道。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河南饥荒救济委员会”。

我并不怀疑在“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中有一些正人君子，也相信这个委员会能把从重庆的募捐所得送到加尔各答，拯救众多的印度饥民。但问题在于，这个委员会是由国民党高级头面人物负责的。他们肯定了解在中国河南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故作姿态，关心一个外国所遭受的苦难，却对本国人民的苦难严加保密。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应该对本国人民的苦难负相当的责任。

在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新房子里，我接待了几位美国编辑。他们喜欢搞盲目崇拜，大力赞扬国民党当局在围困中仍然给予印度以同情的援助。中国报刊也大肆宣扬，不仅仅是因为国民党下了命令，也是因为某些中国人为此而陶醉。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海外援助的接受者，现在居然能援助其他国家，何其彰显“世界四强”的派头啊。这一方面鼓励了沙文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一片赞扬声中掩盖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两方面效果都是国民党所欢迎的。我不知道这个委员会帮助了多少挨饿的印度人，但我知道，它让许多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得益匪浅。

国民党的另一项表面功夫不那么沉重，就是敌侨集中营。早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就撤出了侨民，因此，只有数百名日本战俘被关在贵阳、宝鸡等内地城市的军人监狱中，但是在华西方盟国人士却不断提出应当妥善安置战俘和侨民，于是国民党就计划建立一所为西方敌侨设立的模范集中营。最终地点选在离重庆不远的北碚，外交部也开始为这个集中营搜罗囚犯了。

据我所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所有意大利人就已经离开了重庆，只剩下一些德国人，有的还是纳粹分子。但对外交部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德国人几乎全部担任过国民党的军事顾问，卸任后受到官方保护，外交部根本不能去碰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这些德国人被“软禁”了起来。但实际上，他们在重庆南岸的公馆中生活得十分愉快，活动也不受限制，经常在市区露面。两年以后，他们中有一个人越境去了日本占领下的印度支那，并与日本、法国维希政府和德国纳粹官员进行了商谈。在返回中国的归途中，他被美军而不是国民党警方逮捕。此后，他们之中还有另外两位——冯·埃姆霍夫男爵和冯·斯坦因男爵——酿造一种叫作“山露”的杜松子酒，出售给美军士兵。

过了一段时间，北碚集中营建成了，可是没有囚犯，实在令人尴尬。最后外交部找到了一个德国犹太人，这才打破尴尬局面。他是纳粹上台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仍然持有德国护照，有一个中国妻子和一群孩子。他没有工作，在乡间过着凄苦的农村生活。他们全家和家具都是用滑竿抬到集中营来的。这所集中营是一座西式建筑，有现代抽水马桶和其他种种舒适的设备，其豪华程度在全中国都几乎找不出来。这位囚犯每天领取50元的食品津贴，这在当时是很宽裕的。他不仅没有被禁闭起来，而且应邀在附近的一所大学讲授德语。自从离开欧洲之后，他从来没有生活得如此舒坦。

这件奇事很快传到了重庆，另外两位德国犹太人听说了此事——他们是上了年纪的兄弟俩，同样穷得无路可走，与那位囚犯被捕之前一样——他们来到外交部要求把他们当敌侨对待。外交部要他们拿出证据，结果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取得了中国护照。这样，从法律上讲，他们是中国公民。

“非常抱歉！很遗憾我们不能把你们送进我们的集中营。”

这一年，在重庆的盟国人士大大增多。虽然他们仍旧自成一个圈子，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住在南岸的几百人，而且一到冬夜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在重庆建立了新的外交使团。原有的大使馆，如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则不断扩充。仿佛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漠不关心和别处的一败涂地，这些国家不断派出使者在重庆进进出出。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机构，秘密地——也经常是空想地——在这个神秘的国家谋划战争。我实在不能把这些密谋——哪些人策划了哪些事——一一记住，我只记得一个英国拟订的游击战方案，它比之其他空谈来说还多少给人一点印象。这个方案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国民党厌恶它，认为它很可能会刺激当时正安安静静地待在前线的日本人。抛开这点不谈，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唱主角的英国游击专家不能或不愿意吃中国饭菜，竟然要求在敌后游击战中携带适合英国人口味的厨师和烹饪设备。

对于住在重庆的少数教会外的西方姑娘来说，1942年真是了不起的一年。她们终于挺过了令人疲乏不堪的轰炸和封锁。在那段日子里，她们用光了最后一支口红，最后一罐进口香粉，还彼此交换穿厌了、开了线的旧衣服。当一群姑娘从南岸的“荷兰餐馆”走出来时，我简直认不出这些1940年的老朋友了。（“你看我这件新衣服怎么样？是一位少校送的，加尔各答货。这长筒袜是新德里货，小中尉给的，啧……看这双鞋，开罗来的，上校送的。”）但在外国人圈子的一般生活中，过去困难年代中那种亲密愉快的气氛消失了。现在这个圈子中有1000多名男人，他们分散在这个山城的各个地方，有的住在租来的院子里，有的住在新建的营房或办公室里。许多新来的人身份太重要或者太神秘，不愿意掺进原来鱼龙混杂的外国人圈子里，于是在这个大圈子里又发展出了一个个小圈子。

当不同国家的人们真的要互相接触时，1940年那种友善的氛围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激烈争吵，丝毫没有重庆的中国人生活中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态。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不得不习惯于吃败仗，而大多数西方人却仍然难以面对严酷的现实——在东方，他们正到处经历着失败。此外，女士也太少，红十字会的姑娘们、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员和专业护士们当时还没有到达重庆。种种原因使得愤怒的外国人经常像山羊一样好斗，总是做出种种挑衅的姿态。

“1939年以来，我们就一直说，接下来卷入战争的人将是两种肤色的人种：日本人和美国人。”

“你知道RAF是什么意思吗？不是‘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而是‘首先逃跑’（Run Away First）。你应当看看这些杂种是怎样撤出缅甸的，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向美国人发出警报。”

“这些荷兰人和法国人真是令人忍无可忍。他们悠闲自在地坐在重庆，不断埋怨英国人把他们在远东的地盘都弄丢了。现在他们的政府逃到伦敦。他们在重庆的房租是谁交的？当然是我们英国的纳税人。”

当这些外国人不时对盟友咬牙切齿的时候，他们也会咕哝着说，周围的中国人太危险了。他们听说，在日本占领的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中，欧洲人被当地人杀害了。许多新到中国的人认为，一旦日本占领了中国，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发生骚乱时，这里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鸡尾酒会上，他们异口同声地断定：“他们会把我们从房子里拖出去，然后切开我们的喉咙。”我认识的一位军官总是把手枪压在枕头底下睡觉，他的小汽车总是灌满汽油，为的是在必要时“溜掉”，虽然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到底能从重庆溜到什么地方去。一个盟国军事使团着手收集武器，为的是必要时能从西藏“打出去”。在某种程度上，重庆的这种气氛和我以前在洛阳时感受到的气氛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时洛阳也是由于中条山战役而处于一片惊恐之中。重庆的这种气氛也必定和东南亚城市陷落之前十分相似。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这些盟国人士胡思乱想。

对我来说，这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也有开心的一面。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在重庆遇到这么多美国平民。1942年初，驻重庆美军司令部只有几名高级将领，但不久以后，中低级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陆续到达。两年以来，我见到的美国人全都是传教士或者其他有特殊身份的人。现在我又能见到普通美国人了，他们的谈吐行为使我如见故人，备感亲切。我还听到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不禁感到欣慰。

我最先遇见的两名士兵非常年轻。他们站在重庆拥挤的人行道上盯着我看，当时我正在一家回民饭馆吃牛肉面。那饭馆虽然是个脏兮兮的小棚子，但牛肉面在全市都有名。我认为在那儿吃饭很卫生，因为菜都是做熟了以后从灶台直接端到桌上来的。

那天，两名大兵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问我：“你怎么能吃得下去这种东西呢？”

“很好吃的。”

“我宁肯饿死也不吃这种泔水（Slopy swill）。”他说话中带出了美军中的俚语。我认为他的看法有点偏见。

“你们可能也会习惯的。”我说，“你们可能要在这儿待很长时间。”

“噢，不会！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多久，我们能回家过圣诞节。”

他们坐了下来，低声讨论起中国菜和吃这种食物的外国人来。他们问我：肠胃感觉如何？当我回答说“很好”时，他们似乎受到了冒犯。司令部的医生警告过他们，在中国饭馆吃东西是致命的。他们告诉我，司令部食堂里人人都拉肚子。我后来了解到，这是因为在苍蝇成群的夏季，司令部食堂却供应冷盘。其实关键不在于食物原来有多干净，也不在于是否仔细地装上了纱窗，而在于食物享用之前是否沾上了病菌。这家街头饭馆虽然看起来不干净，但由于它的食物是做熟后直接上桌的，所以比起美军司令部食堂的冷盘来说，它上面的病菌要少得多。

我吃完面条之后，两名士兵谈论起重庆来。

“这个地方真让人搞不懂。”其中一个说，“我们来之前，听说的都是中国人受到封锁，如何可怜，如何贫困。可是，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发现怎么是另一回事呢？噢，商店里首饰、打字机、剃刀、冰箱、丝袜等应有尽有，这些东西现在你在美国都买不到。在重庆，你只要有现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是啊，中国人要那么多枪做什么？为什么不把已经有的那些用起来？为什么他们不自己造枪？看看这城里，到处都是逛来逛去的便衣，身上都是最好的德国造和捷克造左轮手枪。这些二流子要枪干什么？为了打女人吗？你再看看商店里的黄铜水烟筒，手艺真是绝了。水烟壶都造得出，步枪更不在话下了，怎么就不造呢？”

“真是，一点儿不错。你知道到处都有的小货摊吗？卖一种纸片，看起来很像钞票。你知道我刚来以为是啥？我以为是战争公债。你猜其实是啥？是彩票！我老婆还一直在攒钱寄给这些挨饿的中国勇士。我一定要给老婆写信，把这些都告诉她。”

大约一周之后的一个傍晚，我看见4名美军士兵闯进离我住的中国小旅店不远的一座房子里。一群人跟在后面起哄看热闹。我走过去，告诉他们我会讲一点中国话，问他们是否要我帮忙。他们说在找中央旅馆，因为听说在那儿可以买到枪。

“你们买枪干什么？”

“防身。”

在重庆，他们不能携带美军武器，司令部认为重庆是盟国的首都，而非敌国。但这完全是官方的思路；士兵们可没少看《泰瑞与海盗》[25]。手无寸铁地漫步于陌生而充满危险的中国城市，实在使他们提心吊胆。他们觉得，许多重庆人的袖子里都可能藏着神秘可怕的匕首，为防万一，他们想买一支能装在口袋里的手枪。

“反正我每次进城都要花掉10块钱，这次就多花点买件防身武器吧。”

我们找到了中央旅馆，其实离我住的旅馆不远，只是因为那条街的名声不太好，所以我没有来过。这次我走进中央旅馆一看，它比我住的旅店要好得多。这是一座坚固的、没有遭受轰炸破坏的战前建筑。它建在峭壁下面，顶部正好在房后的街面上，正门也就开在这条街上。它旁边是一排较小的房子，招牌写的是澡堂，其实是有名的声色场所。这座主楼让我肃然起敬，也让我忽然想起，枪支交易是非法的。于是我就问这几个兵士，他们是否知道谁肯卖枪。

不知道。他们只是向一个干货店的店员打听过。那位店员会点英语，他说中央旅馆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我们只好中止寻枪之旅，折回头去详细问一下店员。他的英语实在蹩脚透顶，但那几个当兵的手势也过于抽象，再加上店员也许早就对美国大兵想要什么有了成见，所以他们问的是手枪，而店员却把他们送到了中央旅馆的“澡堂”去。那儿有的不是手枪，而是“花姐”——重庆对妓女的一种委婉称呼。

虽然我陪士兵去中央旅馆不是为自己找新住处，但我一看到中央旅馆的主楼就意识到，这正是我要找的住处。我当时住的小旅店太喧闹，我想搬进使馆或记者招待所去住，但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住的美国人思想太狭隘，不合我的口味。当时重庆唯一的西式旅馆——嘉陵宾馆又太贵，并且远在郊区，很不方便。此外，嘉陵宾馆为了给新来者保留空房，也限制长住的美国官员的人数。所以当中央旅馆有了空房时，我就搬了进去，住的是楼上的一间客房。房间有阳台，可以俯瞰嘉陵江河谷的碧绿坡地。由于中央旅馆也提供特殊服务，我的外国朋友们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无论如何，我的住处都要比取笑我的人的住处更干净、更安静、更凉爽，也更方便。

顺便说一句，我在年底离开了重庆，并把这间房转让给了一位接替我在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的传教士。中央旅馆真是安静极了，这位传教士连住了好几个月，才发现旅馆里竟然还有淫荡的一面。有一天，一名美军上尉来逛“澡堂”，旅馆方面奉命禁止美国人进入。这位乘兴而来的上尉正好私带着一支枪，便朝天开枪，子弹射穿了中央旅馆的两层楼板。这才打破了传教士的平静生活。了解实情后，我的继任者大为恼火，认为自己丢了脸都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旅馆还有那样的性质。我之所以没有直言相告，是因为我以为他的中文讲得比我好，不必由我来说。

我对中央旅馆的回忆是愉快的。因为在那儿，我开始了解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缅印战区的大城市里美国人是如何生活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场战争不但丑恶，而且单调得令人乏味。基本上看，美国人加入后亚洲战事也没多大的区别。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动力，并不在于新的意识形态或感情方面，而完全是民族主义的。这种民族主义是非政治性的，其目标只是尽快打败日本人，恢复正常生活。然而，在中缅印战区，美国打的这场仗并不总是枪林弹雨那么简单，是步兵们在体会战争的混乱状况：伙食、口粮、随身铁锹、泥泞战壕，还有枪械，但实际上到过中缅印战区的美国步兵很少。

在中国的美国人大多是空军，而飞行员们对战争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有少数美国人不是空军，而是从事联络、情报、训练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既有趣味也有点讨厌。从严格的非军事观点来看，美军进入这个战区意味着，几千名身体健康的美国年轻人突然来到一个以前几乎不为美国人所知的陌生领域。这些年轻人有了一种以前不知世间有多艰辛的印象。

很明显，美国士兵和中国士兵的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大多数美国士兵相信，美国当然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然后活下来的人就能高高兴兴地退伍回家。但中国士兵却完全不是这样想的。来自农村的国民党士兵看到，不管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农民们都一样受苦受罪——田租、赋税、虫害、洪水。他们退伍回家后，这些苦难也在等待他们。但美军士兵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中国士兵的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相隔十万八千里，他们甚至可能会认为东方人的这些问题是饶有趣味的。

中缅印战区的战斗规模一直比较小，好像只是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一种陪衬。所以派来的也都是新兵。这些年轻的美国人来自纽约、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他们一下子来到神秘的异国，脑子里只是想起了各种专题报道：景色是热带丛林、水稻梯田、雪山、沙漠，人物是苦力、王公、喇嘛、军阀、印度农民、中国蚕农、猎人头领，还有上海和香港的漂亮间谍。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也是有现实蓝本的，比方说，我下榻的中央旅馆就颇有传奇色彩。

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在整理行李，忽然听到一阵抓门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只见一头豹子走了进来。幸好，我定睛再看时，才看清豹子还带着一条链索，另一头是一个缅甸小男孩，他是走廊下面一个难民家的孩子。这头豹子是我的第一位客人，虽然很有威严，但勇气和力量都比不上中央旅馆的耗子。这些耗子竟然敢于搬动我的行李，而且确实也搬动了。除了这些胆大包天的耗子之外，还有一条粗大的绿蛇也是我的动物客人，它曾经穿过我的阳台去追击一只耗子。我在中央旅馆住了几个月，到我房间来的客人真是形形色色。中国客人有不少，三教九流，政治观点也各不相同；借助职务之便，我在重庆新闻界、文艺界中交了不少朋友；此外还有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苏联人。我记得还有一位保加利亚医生、一位美国游击战专家、一位印度小说家、一位经香港来的特立尼达芭蕾舞演员、一位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他后来成了米高梅公司在西安的代理人。更经常来的是新到重庆的美国人，他们在这种放荡的环境中简直如鱼得水。

在中央旅馆，最给我添麻烦的聚会发生在这年夏季。当时我认识了一些从昆明来的战斗机驾驶员，他们以前是“飞虎队”的，当时编入了新组建的第十四航空队。这些受宠的原陈纳德大队飞行员可以飞到重庆来度周末，他们经常拿我的房间当大本营。在旅馆的仆役们看来，美国人都长得差不多，所以不管我在不在，任何穿军服的美国人都可以进入我的房间。有许多次，当我星期六回家时，发现房间里挤满了飞行员，到处是酒瓶，烟雾弥漫，喧闹不堪，有时还有几个“澡堂”里的“花姐”。

这年夏天我有一个邻居，他正好住在中央旅馆的斜坡下面。他名叫吉根，是一位活佛。我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曾在内蒙古的边境上遇见过他。他是第五世或者第六世活佛了，在蒙藏僧侣集团中地位很高。我在1936年遇见他时，他依然拥有不小的权力和威信。当时他戴着镶金边的纸质扁帽，长袍是金丝织锦，腰带上镶有白玉和青铜，即使是在中国的边疆地区也显得与普通人截然不同。我的一些朋友曾经在他的故乡看见过他，他们说当他走近时，蒙古民族的人都会拜倒在地，浑身颤抖，如天神降临一样。

日本人占领内蒙古[26]和中国北方之后，他拒绝充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化装成美国友人的仆人从北平逃到香港，之后又来到重庆。他希望去西藏度过余生，在阳光充足的西藏高原上，他笃定自己还能再次成为天神，然而重庆当局不允许他前往西藏。很明显，与日本人一样，国民党也想控制他，但国民党看起来完全是从消极方面考虑的。他太重要了，所以不能让他自由活动，但也没有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所以就把他留在重庆，备而不用，就像国民党对待武器的办法一样。他在重庆待了3年，住在蒙藏委员会官方提供的一间小房子里。重庆夏天酷热、冬天湿冷的气候显然对他不利。现在他是一名多病孤独的老人，在漫步时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花已经发黄的长袍。

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当地人粗犷豪爽的性格曾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不像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细腻而内向的中国人，而更像我们西方人。这位活佛想必也有同感。当他在中国北方生活时，他就结交了不少外国友人。在重庆，他经常跑到我在中央旅馆的房间里来，为的是看看外国人。

在一个盛夏的星期六晚上，他前来拜访我，当时飞行员们正在举行狂热的晚会，又弹又唱地喧闹着。我以为这种场面可能对他是一种冒犯，但想不到这位活佛竟然坐了近一个小时。这个场面可能使他想起了内蒙古老家草原宴会上的那种欢腾气氛。在那种宴会上，尽管客人是喇嘛、和尚和尼姑，但场面同样喧闹豪放。一些飞行员用夸张的哑剧式的动作向他表演他们在印度支那如何扫射一列火车，为了加强效果，他们干脆把活佛当作了一列假想的火车。即使这样，活佛也没有生气。后来，他安详地坐在房间角落里，用机警而慈悲的眼光看着飞行员们狂欢，仿佛这个场面使他回到了自己还是活佛的年代，而这些飞行员就是他的那群信徒。可能在他看来，这种场面比迷信的繁文缛节更有趣味。在那个夏天的以后一段时间里，他来得更勤了。只要这些飞行员来这里办狂欢派对，这位活佛就随时驾到，连我都感到惊奇。这不可能总是巧合，大概活佛给了旅馆仆役一些好处费，让他们在飞行员一来时就通知他。活佛每次来都在房间的一个固定角落坐上一小时左右，带着温和的微笑，增加着对人间俗事的知识。

温德尔·威尔基是当年访问重庆的美国人里最有名的一位。他10月到重庆进行了短期访问，这是他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站。1942年的重庆在外表上不乏欢乐场面，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众人舌绽莲花地谈论着战争和战后和平，但实际上，无论战争的进程还是战后的格局，早已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定势，只是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国民党接待威尔基的安排很紧凑：机场——战争孤儿院——防空洞——医院——招待会——机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国民党接待来渝访问的重要新闻人士都是采用这种方式，但以前从没有如此兴师动众、大作表面文章，哪怕是接待国民党的老朋友亨利·鲁斯也没有。在威尔基预定下榻的郊区公馆附近，警察很早就开始拆除破破烂烂的贫民棚屋，当然一分钱赔偿都没付。威尔基到达的前几天，警察把所有的乞丐和小贩都赶出了重庆，因为这些人有损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首都的声誉。对于那些干一天吃一天的穷人来说，威尔基的来访简直是一场大灾难。那些看起来太破旧的商店也被迫关门，一直要到威尔基离开后才能重新营业。

为了这次接待，重庆的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规定，有的声色俱厉，有的啼笑皆非。例如，一家国民党大银行的职员们在威尔基访问期间没有茶水喝，原因是烧开水的茶炉建在办公室外的楼梯间，而当局要安排威尔基去楼顶上参观空袭警报装置。一名警官宣称，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特别是在一家大银行，电茶炉绝不应该建在楼梯间，所以必须拆掉，藏在小房间里，等威尔基离开重庆后再装上。

我有一位经商的中国朋友，他的办公室正好在威尔基要经过的一条街道上，外边有一间席棚是公司的厨房。当时的重庆有很多这种街边厨房。厨房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朝着街道，厨子在里面做饭全靠敞开的门照亮。警察命令厨子在威尔基访问重庆期间不得开门。这个老厨子是北京人，性格倔强，提出了抗议。

警察说：“街道上敞门做饭不符合现代化。”

这个厨子一边烧着鹅肉，一边不满地大声说：“难道现代化就是叫我摸黑做饭吗？”

结果厨子被抓进监狱。后来我的朋友花了一笔赎金才把他保出来。

当城市终于整顿得有了现代民主国家的样子时，当局又在城里挂起彩旗，在墙上用中英文写上欢迎的口号。在保甲长的催逼下，家家都得从警察那儿买纸质的国民党旗和美国国旗，谁要是买晚了，谁就得出高价。这些严格措施使许多没有文化的重庆人以为要来的是“美国皇帝”。

稍早些时候，蒋委员长视察西北诸省的消息传到重庆。消息说，党国领袖在旅途中俨然皇家气派。他驾临青海塔尔寺时，命令喇嘛们用接待清朝皇帝的礼仪来接待他。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中把假牙丢了，所以路过西安时专门采取了措施，在他到达之前，西安市先拉响假空袭警报，当市民们都吓得躲入防空洞后，蒋委员长才坐着威严的黑色大轿车，在车队的簇拥下急速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不过，看起来在重庆没法也对威尔基如法炮制。我很荣幸地在使馆接威尔基的小轿车中得到了一个座位。在机场等了一会儿，威尔基的专机就到达了。

专机是由一架巨型轰炸机改装的，这架飞机飞临过非洲、近东、苏联和西伯利亚上空，现在终于在重庆机场降落了。飞机着陆后滑到机场的一端，4个引擎仍在轰鸣，驾驶员似乎拿不准主意该把飞机停在什么地方。前来接风的孔祥熙迎了上来，身边是其他高官，还有他们穿戴时髦的太太们。犹豫片刻之后，他们下了跑道，捧着大束鲜花向飞机走去。精神焕发的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跟在他们后面。

巨大的飞机突然掉转头向欢迎的人群猛冲过来。除了没有拍打翅膀和发出尖叫声之外，这个庞然大物活像扑向鼠群的老鹰。欢迎团发出尖叫，扔下花束和乐器四处逃散。当然，飞机及时转了弯，停在驾驶员选定的位置上。威尔基走出机舱，欢迎者重新聚集起来，军乐队奏起了国民党党歌和美国国歌。接下来，流程照常进行。

车队进入重庆时，人群排列在街道两旁。学童们全体出动，按照大人的吩咐向威尔基招手欢呼。一些衣着齐整的成年人，大概是经常看报纸的人，也向威尔基鼓掌和招手。但是，欢迎人群中也有不少穷人。在当时的保甲制度下，每保每甲都必须派出规定人数来欢迎威尔基。一些家庭就把家中无用的跛子、老人和小脚女人派出来，还有一些是雇来的穷人替身。这些人大都衣衫不整，面无表情，沉默而顺从地站在路旁，一只手无精打采地拿着国民党党旗和美国国旗，另一只手在挠痒或挖鼻子。人群后面不远处站着警察，以防这些人在车队通过之前溜掉。这不禁使我想起1937年日本人在北平的入城仪式，也是在警察监视之下，大街两旁排列着无精打采的人群，不过手里拿着的是日本国旗。

我除了跟着威尔基的车队通过市区，对他以后在重庆的行程一无所知。但他访问后没几天，小道消息就传开了，后来他自己的书也加以证实。他一直忙于宴会、会见、旅行和视察，而且他刚刚匆忙访问了很多国家，脑袋里塞得满满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在访问期间彻底地了解和分析中国的情况。更何况，他到的每一个地方，看到的每一件事，与他交谈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目的就是给他留下好印象。

有一个小例子很典型。威尔基短暂访问了潼关前线，人们拿法国葡萄酒招待他，告诉他是在一次敌后突袭行动中夺得的战利品。他后来在书中提到了法国葡萄酒，以此证明国民党还是积极抗战的。其实，如果这位大人物能摆脱官方警卫，亲自考察一下任何一家大城市的商店，他就会发现，这种法国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一样都是公开出售的，是从日占区运来的走私货。威尔基也确实设法打破官方行程，和当时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以及几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无党派人士进行了谈话。

最近我偶然重读了威尔基的《天下一家》，它的内涵已经和出版时完全不同了。这本书记述了他在环球旅行中收集的事实，并做了分析，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许多分析都是不准确或大有问题的。这本书现在的身价已经大大降低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威尔基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观点，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有害的。他在书中对土地问题的见解是肤浅的，对国民党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批评是温和的，他对中国的观点几乎完全是国民党所希望的。国民党的苦心安排真是没有白费。威尔基用自己的威望为国民党的宣传背书。这种宣传也许在早期尚有部分真实，但在威尔基访问时已完全是一派胡言：什么战时国统区里的新中国；万事俱备，只欠美援的忠诚铁军；伟大的蒋委员长、迷人的宋美龄等等。威尔基不但信以为真，而且居然认为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是全亚洲人民的领导者，他们正在领导亚洲人民为自由民主而奋斗！

当时的战争局势尚不明朗，即使他在中国停留更长的时间，认真了解中国，写一本介绍国民党的翔实著作，也绝非明智之举。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苏联的评价也过于乐观。如果他旅行的速度放慢一些，思考得再彻底一些，他可能会了解到比较客观的情况，不至于陷入那种对中美两国都有害的臆想当中。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威尔基尖锐批评了其他一些盟国的殖民地问题。他很明智地断定，中东的落后和萧条是由于缺少西式的中产阶级。其实国统区也是如此，但他在书中却没有提到。

总的来说，威尔基在书中认为，当时美国把这场战争和整个世界分为几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欧洲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国，而苏联和亚洲人民是“第二等级”。威尔基认为这种概念是危险的，并指出，只有所有的国家都能获得自由和平等时，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他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他认为当时亚洲正在酝酿一场反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人力无法阻止的。他认为美国是“美好未来的保障”，因为全世界都欣赏美国的物质文明，而且美国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劣迹，这样美国就能在缔造战后的和平世界中担负起领导作用。他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苏联更紧密地合作，以确保大战期间和战后东西方的紧密团结。

这种想法看起来很美妙，但我现在很想知道，究竟是这次旅行使他得出了这种想法呢，还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进行这次旅行呢？书中有许多地方暗示到，他很可能在由美国出发前就形成了观点，环球旅行仅仅是为表现这个观点提供了戏剧性的舞台，它的最终形成也可能是在访问苏联之后。不管怎么说，他到达中国时已有“成见”。威尔基的这种见解拒绝把中国列入“二流国家”，所以他也决不承认国民党打的仗可没有一流水平。这就是威尔基的逻辑。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革命尚未成功，问题成堆。如果有人真想要了解中国的现状，并预测它的未来，就要有耐心和时间。而威尔基只是坐在飞机上环球俯瞰，自然是做不到的。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对照，以此说明在短短几天的访华旅途中，威尔基是如何对不喜欢的事实故意避而不见，反倒四处寻找想要看见的东西。史迪威将军写道，威尔基对他根本不理不睬，因为史迪威主张国民党必须首先进行改革，然后美国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而且他在陈述理由时说得相当刻薄，完全不合威尔基的心意，所以他的书中根本不提史迪威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陈纳德将军原来受雇于国民党，他为了讨好国民党，主张中国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更多的美国飞机。威尔基以赞许的态度详细引证了陈纳德的观点，并在书中美化了这位将军。

威尔基在书中关于中国的一章里——也许全书都是如此——充满了对国际政策问题的主观随意性。他的政策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出发点并非实际局势，而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易冲动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威尔基式的国际自由主义已经消亡，但这种主观随意的态度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几年来，一种危险的倾向在美国增长：许多美国人以为，制定外交政策时可以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我们的对外政策制定本应建立在认真地了解、分析世界真实情况，以及耐心的基础上，但这些美国人似乎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可以由自己的观念、勇气和一厢情愿来决定。今天许多美国人似乎有着反自由主义的情绪，于是不顾亚洲的实际情况，去支持亲西方的腐朽政权。威尔基的错误和失败已经证明，任何基于主观愿望的对外政策在现实世界中都没有根基，必将失败。

威尔基访问重庆的一个明显成绩是，他确实使人感到美国是“美好未来的保障”。重庆人从来没有看到像他一样高尚、礼貌、真诚的世界性大人物。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来访，在茶馆和冷饮店中，人们兴奋地谈论着他的一言一行。许多人都把注意力从当前的战争转移到了他的环球旅行上来，另一些人则从这次访问中呼吸到了外界的新鲜空气，并使他们感到，中国被封锁下的孤立消极状态是有希望被打破的。

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欢送的场面。听说那是一场彼此施展政治魅力的大型表演。威尔基和宋美龄互相都很满意。从宋美龄这方面说，她有理由相信，如果威尔基当选美国总统，国民党可以从美国得到它想要的一切东西；从威尔基方面说，宋美龄正是《天下一家》里讲述中国状况时的典型人物。然而，当威尔基的专机消失在蓝天之后，重庆南岸的大使馆中又一次响起了大使苍老而不满的声音。高斯大使预感到，大概又有一个“特使”要从华盛顿飞来了。

“他们兴奋个什么劲？”他厉声说，“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中国人——哪怕是宋美龄——都不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吗？”

1942年末，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把我派到中国西南和南方，这是几个月前我自己提议的。我将长途跋涉前往云南昆明和广西桂林。我的任务是发回人们对于这场战争和对于美国的看法，发掘各种观点背后的因素，还要帮助新闻处探索行动方案，以便更好地为美国服务。虽然当时美国战争情报局在中国唯一的办事处设在重庆，但在某些方面，昆明和桂林其实更为重要。昆明是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固定作战基地，桂林也即将获得同样的地位。它们和重庆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美国要加强在华军事实力，昆明和桂林的地理位置是最优越的。

1943年1月初，我即将动身，偶然碰见了一个在北方结识的中国朋友。当时他在“工合”工作，是一个热诚的年轻人，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他总是穿一件邋遢的灰棉制服，因为他认为，在这样一场由农民支持的战争中，打扮浮华和追求享受是可耻的。可是这次我在重庆街头碰见他时，我可真是认不出他来了。他穿着一件紫色的新西装，脚下是黄白两色的运动鞋，头上戴一顶蓝灰色呢帽。他告诉我，他离开北方是因为当局怀疑他从事不轨政治活动，有人警告说要抓他，于是他逃到重庆，现在帮着哥哥从上海走私货物。

他有些伤心地对我说：“我曾经企图说服哥哥，如果只是走私机器设备的话，那还不失爱国情怀。但我哥哥却觉得，走私香烟和高档衣物利润更高。”他过了一会儿才活跃起来：“你还记得我们在宝鸡最后一次会面时的谈话吗？”

那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当时不相信我的观点：在1942年上半年，欧洲在远东的所有殖民地将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

他现在说：“那时我要是相信你的话就好了，宝就能押对了。你现在能告诉我今年将会怎样吗？1943年上半年呢？这次我听你的，我要大投一笔。”

这次会面使我对他很失望。分手前，他又一次活跃起来。

他说：“噢，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能搞到美国香烟，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可以给你黑市上的最高价，我只收点回扣，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第二部　美国空军见闻

第五章丨鸟瞰中国

当我等候飞往昆明的美军飞机时，看到机场上聚集着上百名美军地勤人员、驾驶员和乘客，他们全是我的同胞。这是我离开旧金山近3年来，看到的人数最多的清一色美国人队伍。

从外表就能马上认出来他们是美国人：红润的面孔，结实的身体，醒目的优质咔叽布军服，保养良好的枪支，行李袋，还有皮鞋。这些和我3年来经常看到的国民党士兵截然不同。军用吉普车和指挥官乘坐的小车显得很精干，完全不同于重庆街道上破破烂烂的卡车和趾高气扬的高级轿车。

我的旅伴大多是充满朝气的低级军官。我后来了解到，他们那种谈话的方式就是司令部里的常态。他们一般是信使或副官，在将军之间传递文件，就像中世纪的信使在君主之间传递信件一样。等候飞机时，他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这场战争。他们的看法几乎与对战争厌倦不已、满脑子空想的中国报纸的读者一样，认为在中国之外正进行的战争很了不起；决定战争的主要是高级将领的素质和新式机械化武器，并且抗战很快就会胜利。这些年轻军官在环球飞行方面毫不逊色于威尔基。他们漫不经心地提起新德里、斯里兰卡的康提、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巴西的贝伦和迈阿密。他们经常进行快速而轻松的免费旅行，所以地理上的距离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他们以为其他问题也同样容易解决。

和中国人相比，甚至是境况差一些的美国人，如应征入伍的机械师和司机，他们也简直是命运的宠儿：身体健康，服装整洁，热爱自己的武器，充满自信。他们的生活前景是丰富多彩的，以为靠着信心和能力便能开拓未来。比起他们来，我所看到的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也成了“可怜虫”。在国统区内有美国人的机场中，他们好像生活在魔法阵里。等候飞机时，他们抽着香烟，嚼着口香糖，吃着糖果，扔掉的烟屁股、罐头筒和糖纸正好围绕他们形成一个圈子，而在机场的中国士兵只要能逃过武装警卫的视线，就会鬼鬼祟祟地走近这道圈子，捡点破烂东西。

还有四五百名中国士兵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平整土地，以便延长跑道。我的同胞用困惑的眼光看着他们，这不禁使我想起自己刚到中国时常有的那种感觉：这些中国人对外国旅行者来说真是个费解的谜团。这时虽然是冬天，但暖和的阳光透过薄雾照射在这些国民党军队士兵身上，似乎也振奋了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干得还算卖力。他们穿着破烂的制服，脸色灰白，四肢像火柴棍一样瘦弱。他们实际上只是干活的苦力。他们把土筐拖到草木茂盛的谷地下面去，那样子十分费力，好像他们不是在薄雾中劳动，而是在一种比水还黏稠的液体中行动。

一架民航班机载着官员、他们的太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到达时，士兵们立刻加快了节奏。哨兵叫骂着，推搡着一个班的士兵跑上去，他们小跑着把行李装上早就等好的汽车。过了一会儿，一架破旧的中国飞机降落在跑道外，一个轮胎突然爆炸，飞机于是颓然地倒向一边。正在劳动的士兵好像看到了一场巨大的、令人兴奋的恶作剧一样，他们扔下了手里的土筐，捧腹大笑，然后故作姿态地卧倒在地。这种可恨又可悲的笑声与他们遭受过的不幸和挫败密不可分，我是了解的。

有的美国人恶狠狠地说：“瞧他们！对什么事情都笑！”

另外一个美国人则咕哝着做出不祥的预言：“我敢打赌，如果我们的飞机降落时爆炸，我们都被炸死，他们也会笑得这样起劲！”

这群美国人有的怒发冲冠，有的一头雾水。

除了很久以前的一次短途飞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坐飞机。笨重的飞机平稳、急速地冲上蓝天，将发动机的巨大马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1英里上空向下望去，沐浴在阳光下的中国大地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的王国。西边地平线上，云彩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之间若隐若现，在蓝天中像是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白色矿石。近处是川滇边界的山脉，呈现出棕色、绿色和紫色，好像显微镜下的树皮。在正下方，深谷中云雾弥漫，青铜色的山丘上长着深色的松树，好像绒毛一样。这景色就好像从深海潜水器中观看长满苔藓的海底石块。民房仿佛小小的立方体，在“苔藓”丛中时隐时现。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小小的几何体中，竟然住着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苦恼和辛酸。

飞机到达昆明上空，满天都是由印度越过驼峰飞来的美国运输机。我们这架由重庆来的飞机在着陆之前，不得不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在盘旋时又看见两个中队的轰炸机作战归来。当我们终于开始下降时，我看见在机场周围几英里的范围内星罗棋布地排列着新营房和军用品仓库，美军士兵和军用车辆在灰尘飞扬的公路上蠕动着。按照信号指示，我们的飞机滑行到了停机线上。旁边排列着十几架运输机。近处的几架里面是刚刚到达的美军士兵，正从机舱上往下扔他们的装备。稍远处有一群拘谨的中国士兵，正等待飞往史迪威将军设在印度的训练基地。这时正值午后，深蓝色的天空中，大群飞机“嗡嗡”地飞来飞去，整个机场像是一个巨大的蜂箱。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听说美国正在巩固战备，强化机场、码头、公路和伸向全球各盟国的基地网。今天看来确实如此。昆明基地大概是美国伸得最远的一条胳膊上的拳头。这儿的场面之大使我感到吃惊。重庆只有少数美军司令部人员，完全淹没在了50万中国居民之中，我当时以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大概最多能偶尔到达驼峰。除了昆明机场附近的中国人得以亲见之外，重庆人和其他中国人都还没有了解到，美军的实力已经大大增加，但日本派来的间谍倒很可能已经了解了。日本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间谍遣入国统区。

云南山多，民族多，部落也多。同一部落中的人彼此相像，而不同部落的人差别显著。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差别也同样明显。农民们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衣服；而昆明市民皮肤白净，衣着整洁。现在，在机场和昆明市之间几英里宽的地方来了那么多美国人，好像云南省又多了一个新的部落。

靠近昆明市，一座美军飞机修理厂已经建成。在公路对面是一个村庄和一座庙。虽然离春节还有几周，但几个衣着褴褛的和尚已经在庙门口忙着贴彩纸了。庙旁的大树下挂着一架秋千，村里的小媳妇、大姑娘纷纷聚集在秋千周围，她们穿着蓝上衣和过节的红裤子，戴着绣花帽子，脚下是后跟系带的鞋；她们互相推着打秋千，尖叫嬉笑，她们只在春节期间才能荡秋千。农村中的房子是黄色的土坯墙，屋顶成尖尖的人字形，没有窗户，外观破破烂烂。公路这边的修理厂宿舍是雪白的新营房，屋顶坡度很小，有许多窗户，外观整齐漂亮。修理厂的场地上，一台P-40战斗机的引擎正在工作台上轰鸣，活像一个怒目圆睁的神像，周围是一群美军机械师，正在毕恭毕敬地侍候它。营房外有五六个美国士兵正在自愿做仰卧起坐，起伏的节奏一如教堂礼拜。

我是搭乘一辆顺路的美军吉普车从机场去昆明的。沿着公路有一群挑着扁担的农民，当吉普车从农民中间迅速穿过时，坐在吉普车后座上的美国兵开口说：“你知道有一天我看见了什么情景吗？一个瘦小的老头顺着公路走过来，他肩上也挑着这么一根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许叫‘东方棒’或者‘笨蛋棒’吧。它两头也像这样挂着两个筐，每个筐中大约有50磅稻米。当时另一个老头在路旁等着，给他一些钱，买下了一筐稻米。你猜，这个挑稻米的老头接着怎么办？你一定以为，他会把剩下的一筐稻米匀一半在空筐中。可他偏不，他去捡了一堆石头放在空筐中，然后挑起来继续赶路。你能理解这样的人民吗？反正我是永远理解不了。”

这时，吉普车经过了另一群农民。他们用扁担挑着木桶从昆明城里走出来。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原来木桶里装满了粪便，是从昆明市区的厕所中掏出来的。这些农民步伐矫健，扁担一上一下地颤悠着，显得很有节奏。扁担古老极了、简单极了，但也聪明极了。我打算以此为例，向那位兵士解释一下：对于挑扁担的人来说，必须有足够的配重才能踩上点。我正要开口，司机忽然转过头来对后座上的士兵说：“麦克，我认为你对我们的盟国太挑剔了。你总是把他们的文化贬得一钱不值。我不喜欢你这种态度。你瞧，人家有一万年的文明史，知道怎么平衡扁担上的两个筐子！”

经过一路颠簸，我终于到达了空军第一招待所。它坐落在昆明北城外的滇缅公路旁。这招待所像一座校园，但比成都的教会学校更加美国化。建筑是抗战前那种半西方式的砖结构房屋，庭院中景色如画。这儿住着几百名美国空军人员，年龄大都和大学生差不多，娱乐方式也和大学生差不多。房间中有新家具、浴室、暖气和电灯。钉在墙上的画片和成堆的杂志，给房间增添了一些愉快的气氛。当我在傍晚到达招待所时，走廊中的暖气和电灯很舒服；听到哗哗的淋浴声，亲切的带鼻音的笑声和叮叮当当的碰杯声，都让人觉得这儿可真像是美国大学生宿舍，只是没人要准备明天的功课。

我在昆明市内开始工作后，便借住在城里朋友家。一天傍晚，蔚蓝色的天空由晴朗转向灰暗，我沿着城墙漫步走进北门，那里砌有钩状门龛的高塔已经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回到住处时，我发现朋友正在招待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那是一所著名的内迁大学。当时市政府发电厂供电不足，在暗淡的灯光下，教授们弓着身子围坐在一小盆炭火周围，一边用火烤着双手，一边抱怨着米价的飞涨。

为了保全面子，重庆政府时常提出控制通货膨胀的新措施。但这些措施持续的时间很短，就像上一章中讲到的“冷饮店禁令”一样。重庆政府最近又采取了一项流于表面的措施，下令在春节之前“冻结”米价。但云南省当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当地军阀龙云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他控制着当地官价米的销售，这些稻米是从农民那儿征收来的。他把官价米配给或低价售给政府公务员。当他接到重庆的命令时，就独自决定把他控制的官价米涨价一倍。这样一来，商人的米价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也随之飞涨。这些衣着破旧、围着火盆烤火的教授们在米价飞涨之前生活本已拮据，现在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灾难。他们只能相对无言，露出绝望的苦笑。

到了我抵达昆明的时候，这座城市很快就会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是几乎可以确定的。如果美国从亚洲大陆向日本展开进攻，昆明正位于战区中心附近。战区呈长条形，西起加尔各答，东至上海，长约2000英里，宽约500英里。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都是由加尔各答港登陆的。由此自西向东，经过印度孟加拉邦、缅北、中国华南地区直到太平洋岸边的上海。上海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目标。这个条形战区可以看作一条走廊，从1943年初的战局来看，盟国军队通过这条走廊向日本发起进攻是非常有利的：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中国南方大部，特别是上海以南的大片海岸线，距日本本土只有500英里，而且日本守备空虚。当时盟国控制的其他任何地区都离日本本土比较远。很明显，沿这条走廊攻击东京是一条捷径。这种局面一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美军攻占硫黄岛和冲绳以后才发生变化。

然而，如果当真要利用这条走廊发起进攻，它尚有不少欠缺之处。在走廊的东部，日本人在北面控制着长江，在南面又控制着大海，还占领了香港、广州和其他一些南方沿岸的较小港口，从而控制了南海。他们随时可以在这一带的任何地点登陆。由此向西，日本人占领了印度支那，从南面威胁着这条走廊，最近处离昆明不到250英里。

沿着这条走廊再往西看，局势更加严峻。缅北盆地是一片热带丛林，北部是高高的驼峰山区。宽度达200英里至400英里的盆地和山区几乎把印度和中国隔绝开来，将走廊一分为二。从陆路通过或绕开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人在1943年以前就迅速占领了缅甸全境，并且牢牢控制了它。这一地区的北面是更难翻越的西藏高原，南面是日军占领的东南亚。所以，由印度到昆明的运输线只有一条，就是美军空运勤务部的“驼峰航线”。

由于缅甸阻塞在中间，从加尔各答到上海的陆上交通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日本人认识到这条走廊被盟国用来进攻本土的话，他们毫无疑问会发起反攻。在那种情况下就需要强有力的防卫，后勤压力也很大，就这点而言，陆上交通运输条件的不足就尤为明显了。昆明以东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华南，由昆明到贵阳这一段是滇缅公路的延长线，是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只能并排通过两辆汽车，类似于美国乡间的二级公路。在贵阳，这条公路分为两条，一条向南，经过的山区更多，路面条件也更恶劣；另一条到柳州，那是残破不全的华南铁路系统的终点站。贵阳到柳州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50英里。

中国南方的铁路大部分是单轨，许多车厢都被炸毁或报废了。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国民党曾计划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把中国内地和沿海、沿江的大城市联结起来，但现在铁路只是曲折地由柳州通到韶关，直线距离为400英里，铁路里程却有800英里。由韶关这个铁路终点站向东北方向到上海还有几百英里。有一条土质公路由韶关通向赣州，它根本不能用来进行军事运输。但即使这条土路也不能直通上海，它通过赣州后在山地中朝东北方向延伸一段就到头了。从这儿到上海中间还有200英里的“无路区”。

由贵阳到衡阳还有一条公路，不过这条路常常被贵州东部神鬼莫测的暴动切断。衡阳到赣州也有一条公路。除上述公路之外，整个中国南方的农村几乎再没有公路了，有的只是供本地牛车或手推车走的小路。吉普车偶尔能开过这些小路，但卡车根本不可能通过。1943年，在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南方，有大约一亿人和几百个大市镇。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战争来说，它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就交通状况而言，中国南部几乎和未开发的加拿大北部一样，公路和铁路网极不发达，但加拿大北部只有几千人居住。

对于如何从这条走廊向日本进攻，美国人当时有两个不同的作战方案。作为陆军军官的史迪威将军从地面部队的实力出发，主张采取稳健的方针。他的主张是，首先在印度营地分批训练中国士兵，使其成为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然后夺回缅甸北部，重新打开通向中国的陆上通道。与此同时，不断推动中国军队的改革，当缅甸通道打通时，美国武器就能大批运入。这时可以建立更多的训练中心，使中国士兵学会使用美式枪械。另外，还要建立起一整套军用品供应基地网，并大大改善整体地面交通状况。这样中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就会不断增强。当国民党军队力量足以使日本不敢轻易进犯时，就可以在中国建设若干大型美国空军基地，继而轰炸日本列岛。

与此相反，空军出身的陈纳德将军赞成激进的方针，主张立即对日本进行空袭。在战后回忆录中，他透露说，威尔基访华时，他曾托威尔基把一封密信转交给罗斯福。在信中陈纳德夸口说，只要用当时在中国基地上的不到150架美军飞机，他就能“把日本打垮”。尽管他后来大大修正了这种估计，但他仍然相信，单凭飞机就可以迅速地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只要得到来自基地的空中支援，就足以保卫美国空军基地。

当我前往昆明时，这两个方案和史迪威与陈纳德的冲突已是公开的秘密。但辩论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一个刚刚从重庆到达昆明的人来说，昆明机场确实像是美军的一个拳头，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小指头。“驼峰航线”的月运量大约只有3000吨。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仍然力量有限，只能对印度支那和中国南方海岸的日军进行一些骚扰性的空袭。史迪威也仅在昆明和缅甸前线的部队中建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训练中心。两位将军都不得不耐下心来，等待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最偏僻、最易被人忽略的角落上来。

就我所听到的而言，后来的美国人士对这两个方案的评估都仅仅从纯军事观点出发。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南方并不是一片荒野，而是一个住着上亿人口的地区。他们正挣扎在饥饿线上，任何新的骚动都会把他们推入深渊。如果采用了陈纳德的方案，而日军反击成功的话，对于千百万人民来说，这就不仅是一个军事理论上的错误，而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陈纳德的方案必然会招来日军的反击，而通过在滇、桂两省的观察，我立即明白了，这种反击必然成功，哪怕只是游击战式的渗透。在这些南方省份中，只要你走出美国空军基地和陆军训练中心，就会很快发现，到处都弥漫着政治腐败、人心离散的浓雾。老百姓苦难深重，怨恨已极，与两年前我在中条山看到的情况一样。千百万人的这种状态，不仅是一个政治现实，而且在军事上也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曾访问过云南省的一个村庄——陈昆（音译）。它距离昆明市约8英里，在一个为陈纳德修建的新机场附近。由于位于肥沃的昆明平原上，和市内又有公路相通，所以它在云南省算得上是文明富裕的村子了。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不平等的状况也依然相当严重。全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没有土地，或是当佃户种田，或是当苦力做工，生活极为贫困。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有一点地，但还需要再租一些。他们也是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几乎和无地的人一样贫困。剩下的四分之一是地主，不过和云南的大多数地主一样，他们只是小地主，并不怎么风光。

云南省原来住的是和越南人、泰国人、缅甸人有血缘关系的土著居民，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中国驻军才大批进入云南，控制了昆明平原和其他富饶的谷地。谣传他们把土著居民赶进山区，然后瓜分了土地。大多数士兵只能分到几亩地，但这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好，加上被洗劫一空的土著居民的劳力又很便宜，所以他们的子孙靠这点土地，就能过上其他地方的大地主所拥有的生活。

在陈昆，最大的地主拥有不足5英亩（约合30亩）稻田，其他地主等而次之。这儿没有土著居民——他们迁居到更远的山区去了，劳动力是后来的汉人。他们是在土地瓜分完毕以后才来的，所以只能充当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真是廉价极了，一家人若有1英亩（约合6亩）地，都能算是“士绅”了。在这场为自由民主而战的世界大战之中，这些“士绅”恐怕是最老的“古董”了。

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农民，这些“士绅”们穿着破烂不堪的绸褂，其肮脏程度足以佐证他们领导下的村庄的面貌。他们把手指甲留得很长——就像野兽的爪子一样——以证明他们从来没有劳动过。我听说，几年前征兵造成劳力不足时，许多这样的小地主宁可抛荒，也不愿意丢脸地自己动手干活，结果堕落到一贫如洗的境地。这些人在村子里摆出一副士绅的架子，整天泡在村中的茶馆里喝茶饮酒赌博，靠练书法、抽鸦片来打发日子。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是土著居民的主人，他们仍然坚持让家中的女眷裹足。这对于她们可太不幸了，因为这些小脚妇女还必须下田劳动，好让丈夫过上优哉游哉的生活。

我访问陈昆时，和村民谈的主要话题是实物土地税。国民党下令征收土地税已经两年多了，在云南征收却是第一次。村民们多有怨言。新办法是按地亩收税，但仅有的田册是清朝年间的，早已过时。有的土地已由肥沃变成贫瘠；有的土地被登记过两次，或在两个村庄重复登记；有的土地已被政府征用，原主却还要为其交税。按照纸面上的法律，土地税不得超过农民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但实际上要高得多，以至于比较贫穷的农民都在谈论是否要放弃土地，去昆明城里当苦力。“士绅”也再次面临是否要下地劳动的难题了。

附近的美军机场也给陈昆人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负责场地的征用和平整，为此制定的征地价格和劳工报酬看起来是很公允的，但不知道交通部是否真的按照方案投入了足够的资金。即便真的投入了，那么肯定也被下属各局和经手人贪污了。因为陈昆的村民说，为了修机场而征用的土地只给了象征性的费用；邻村的农民说，一点钱都没给。至于修机场的劳动力则干脆不付报酬，只给饭吃。

在保甲制度下，陈昆也必须派出劳工去修建机场，一般是无地的或穷苦的农民。劳工形同囚犯，在劳动时由武装岗哨看守和监视，他们还会威胁说，只要逃跑就开枪。伙食非常恶劣，许多劳工因营养不良和极度劳累而倒毙。为了补充减员，地方军的士兵也被迫参加劳动。当交通部派员视察工程时，军官们就事先告诫这些士兵，必须说吃得很好，不然的话，事过之后就要把说实话的人用鞭子打死。

陈昆的一个保长是位“士绅”，他告诉我，他讨厌自己的差使，因为他不得不强征许多年轻人去当兵。实际上，这些人中大约只有五分之一能成为真正的士兵，其余的人或是因虐待致死，或是开小差，或是像奴隶一样在后方做苦役。陈昆村民都憎恨军队。因为这个村庄位于公路旁，过路的军队经常偷抢粮食、饲料和家禽家畜。缅甸陷落时，一大群溃兵经过时，像野兽似的把村子洗劫一空，与敌军无异。

陈昆村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当然和美国人不同。一个农民带着挖苦的口气对我说：“谁能吃饱喝足谁才害怕日本人来抢。我们自己都吃不饱，所以不用害怕日本人。”

对这场世界大战比较关心的人是那些悠闲的“士绅”。他们的态度和市民差不多。在村里茶馆的闲谈中，中国以外的战争似乎是很传奇的，和《三国演义》一样。他们对国家、民族、军队、意识形态的兴趣不大。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大国领袖之间的文争武斗。他们在茶馆中津津乐道的是“卢书福”（罗斯福）、“朱机儿”（丘吉尔）和“苏太林”（斯大林）。除了他们三人，哪怕最位高权重的将军也不入他们的法眼。连“苏提威”（史迪威）和“陈阿德”（陈纳德）都几乎不为人所知。对“魏而奇”（威尔基）倒是知道一些，在他们看来，“魏而奇”是个军师式的人物，和三国时代一样，他的来访大概是三大国之间的计谋。

对待中国境内的战争，陈昆人的态度是充满厌倦和失败的情绪。一个农民对我说：“人人都知道，我们中国军队根本不会打仗，就会逃跑。”如果日本人真的打了过来，大多数农民打算跑到山里暂避一时，战事过后再回来，在敌人的统治下生活。“我们又能跑到哪儿去呢？哪儿又有我们的饭吃呢？”

有一个避难的中国教授在陈昆住了几个月，他告诉我，其实这种失败情绪在去年缅甸战役期间就已表现得很明显。日军越过缅甸向云南进攻时，村民们大为震惊。村里有时也能看到国民党报纸，它鼓励村民们相信，这是中国境外战争的一部分，盟国领袖们必将胜利。但缅甸战役失败后，报纸又强调完全是英美两国的责任，这使村民们更为迷惑不解：“有谁能打败‘朱机儿’和‘卢书福’呢？”

然后，日本人越过中缅边境，推进到云南省内怒江一带。这时村民们才认识到，战争已近在眼前，而抵抗日本人的正是那支他们平日所痛恨、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军队。他们太了解这支军队了，所以认为日本人占领陈昆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只能乖乖地等着被占领了。

我没有时间到山区去旅行，那里的土著居民占云南省人口的近四分之三。根据我从传教士和其他旅行者那里得到的消息，山区的情况比陈昆村更糟。土著人生活在云南与越南、缅甸交界的山区，当地中国驻军对居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保甲系统一般被当地汉人把持，所以征粮、征兵、征夫、修公路等最重的负担都落在土著居民头上。在这一地区，不断有小规模的土著居民反抗事件发生。如果日本人利用他们扶持的越南和泰国的傀儡军做先锋，发动一次入侵，这儿的局面就更危险了，因为土著居民和越南人、泰国人有血缘关系，肯定会箪食壶浆以迎皇军。

如果将昆明和云南的农村相比较，就有点拿纽约和撒哈拉相比较一样。在昆明市区之外，基本没有公路或西式建筑，甚至连新房子都没有。一到晚上，除了少数几个有小型发电厂的城镇，全省一片黑暗，只有星星点点的暗淡烛光或油灯光亮。但昆明市由于在战前有铁路和法属印度支那相通，所以市容比其他许多省会城市更加西化。在昆明市有鹅卵石铺成的车道和人行道，有几百座新式建筑。到了夜间，剧场、影院、澡堂、餐厅尽皆灯火辉煌，连街上的小汽车都映射着彩色的光芒。

几乎云南全省的“吃饱喝足，怕日本人来抢”的士绅都住在昆明，包括滇军将领、少数全省闻名的大地主、从上海或其他沿海城市跑来的有钱的避难者。为了加强中央的控制，重庆方面派来了国民党特务、政客和警察，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走私贩和投机商在滇缅公路畅通时赚了很多钱，现在他们希望在史迪威打通滇缅公路之后赚更多的钱。在昆明还有为陈纳德的空军机场供应建材或有其他关系的买办和囤积商。所以，昆明虽然只有30万人，但据说达到西方百万富翁标准的就有近1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大发国难财的“幸运儿”。

昆明还没有完全为中央所控制，所以某些条件比其他国民党治下的城市稍好一些，私人工商业受中央系统各银行和垄断资本的摧残也要轻一些。省主席龙云不许中央的特务随意逮捕人，所以对于自由派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昆明简直是天堂，审查制度也较为宽松。但龙云经常幼稚地、毫不避讳地动用武力，这说明他的统治仍然是旧式军阀的模式。就抵抗日本人新近入侵的基地而论，云南是非常不稳固的。除了所罗门群岛和斯大林格勒，昆明人还谈论一些当地的事情。我接下来要讲四则有代表性的故事，它们都是我到昆明前不久发生的。

滇缅公路尚可通行时，设卡收税一直是龙云和云南省其他官员的一大财源。日本人将公路切断后，他们不得不想其他办法来敛取财物。龙云的同父异母兄弟卢汉时任昆明卫戍司令，他是第一个从征兵里大捞油水的人。卢汉接到命令征几百个新兵，于是派出士兵在市区绑架了几千人，包括通常不是征兵对象的学生和有身份的人。卢汉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允许拿钱把他们赎出去。

在这些天里，城市生活被搅得乱七八糟，因为许多日常工作不可缺少的人被绑架了。由于害怕绑架，一些商店也关了门。我有一个朋友平时在饭馆吃饭，他告诉我，他有近一周时间几乎找不到地方吃饭。就在这一周里，卢汉为老母祝寿大宴3日，每天都有几百位客人；因为最好的厨师和侍者都被征兵队绑去了，所以筵席上的饭菜都是由荷枪实弹的士兵烹制上桌的。有些昆明人讽刺说，寿宴的钱就是从赎金里出的。这次城市大混乱的真正原因或许就是这次生日。

龙云是彝族人，第一个妻子也是土著民族的妇女，给龙云生下了长子。龙大公子喜穿西式的奇装异服，驾驶进口赛车，做派既像百万富翁家的公子哥，又像山里的野人。不过，他的家庭也确实是两者兼而有之。龙云的第三个儿子龙三公子则领着一伙人专干违法生意。

有一次，龙三公子沿滇缅公路用卡车运鸦片回昆明，半路遭到国民党警察的伏击。谣言说，这些警察也干贩卖鸦片的勾当，他们是想“黑吃黑”。龙三公子当即命令司机和卫兵向警察回击，并派人回昆明求援。激战半日之后，龙三公子亲自回到昆明，准备调动云南地方军的大炮参战。幸亏龙云当时不希望和国民党中央发生严重冲突，这才下令停战。

我到昆明前不久，龙三公子有一次到一家高级饭店吃饭。他觉得有一个没有眼力见儿的侍者冒犯了他，于是就领着无赖们大打出手。餐厅的门窗被打烂了，桌椅被扔到街上，所有劝架的人都挨了打。最后，他们把那个侍者拖走了，那个侍者从此不知下落。

在秋天，一名喝醉了的滇军军官闯入一户贫苦市民家中，向他们勒索一筒鸦片烟。这家的女人说，鸦片烟那么贵，连当官的都抽不起，何况我们这样的穷人家，哪里能有鸦片烟？军官就下令手下的士兵把那女人和她丈夫抓进监狱，关了几天，罪名是对军官不敬——虽然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拒绝违反禁烟令。

这对夫妇有一个多病的婴儿，在父母蹲监狱期间因无人照料而夭折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口口相传，甚至上了报纸。为了保全面子，这位军官的上级不得不把他送交军事法庭，结果只是蹲了几天号子。在茶馆的谈话中，人们对这个军官的无理要求和残暴手段并不感到大惊小怪；他们觉得不同寻常的事是，那个军官竟然真的受审判刑了！

2月初，我由昆明飞往桂林前夕正是春节最热闹的时候。当时国民党禁止老百姓庆祝这一传统节日，但龙云根本不理睬，以此向中央表示独立地位。有两周时间，昆明的大多数商店和机关都完全或部分停止办公营业。每年到这个时候，老百姓都会穿起节日新衣，互相串门拜年，并到庙里烧香磕头，赎洗一年的罪过，吃喝玩乐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

欢度春节的最后一夜，街道上挤满了人和舞龙队伍。龙是布做的，由竹子箍住。它又长又胖，富有弹性，还有爪子和鳞片，头是纸做的，刷上颜色，装着突出的眼睛。我听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商会、军队和各机关团体都要赛龙。有的龙几乎有100英尺（约30米）长，由30个至40个人用长竿挑起来，这些人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上下左右地舞动，让巨龙像波浪一样由头到尾不断起伏摆动。他们几乎占满了狭窄的街道，带角的龙头高高向上昂起时足有两层楼高，好似在向楼上的窗户传送秋波。

晚上由于所有商店都关了门，路灯微弱而稀疏，天色显得特别黑。只有商会、军队和其他舞龙队伍举着火把，照亮了穿着深色衣服的欢笑人群。在一片烟雾弥漫的红光当中，除了滚动飞舞的长龙以外，其他一切东西都显得朦朦胧胧。这就使飞舞着的长龙更显五彩缤纷，活像一只插上翅膀的蜥蜴，要从昆明城飞快地盘旋升腾到星光闪耀的夜空中去。

昆明的龙不是恶龙，最喜欢烟雾、焰火和喧闹，谁要是喂它们这些东西，就能在来年交好运。在每条街上，每条龙都要停上两三次，人们会欢笑着从街旁二楼打开窗户，伸出挂着鞭炮的长竿。

舞龙者用火把从下方点燃鞭炮，鞭炮噼啪地响着，迸发出来的红色和白色的火花像瀑布一样落下。这时，鼓点更密、更响了。舞龙人加快节奏，在火花中，长龙盘旋飞舞，龙头上下急速抖动，越升越高。龙的眼珠转动着，上下颚一张一合，好像在吞吃着爆竹的火花和响声。鞭炮燃尽后，人们大声喝彩。在没有龙的安静街道上，听着这种响遍全城的爆竹声和喧闹声，就好像昆明市发生了暴乱或内战一样。

将近午夜时分，爆竹的噼啪声中又加入了新的声音，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跑步通过我漫步的街道。消息很快传来，有两条龙果真打起了“内战”。

龙云手下的滇军龙与重庆来的中央军龙狭路相逢，互不相让。在双方军官争论的同时，两条龙也展开了战斗。舞龙者继续上下舞动着各自的长龙，舞龙头的更是要去撞击对方的龙头。

后来，双方舞龙头的人都企图使自己一方压在对方上面。杆子不够长，他们就叫伙伴搭成人塔，他们爬到人塔上来斗对方的龙头。双方的其他人破门而入，冲入街旁的饭馆，把里面的桌椅板凳拖出来搭成木塔。本来这场斗争可能以一方摔倒、哄堂大笑结束，但这时附近滇军驻地的一些高级军官闻声赶来，为手下撑腰，他们拔出手枪对着国民党的龙，命令它退回去。一名中央军军官也拔出了手枪，并开火射击。两条长龙立刻被扔在街面上，双方士兵奔进街旁的门洞，开始了一场枪战。在前来调解的警察到达之前，有多名士兵受伤，一名旁观者被打死。

一天傍晚，我正和几名美国军官同路往北城的住处走，他们是去城外的公路搭乘顺路的吉普车回招待所的。大家边走边谈。

有个上尉说：“不知道这儿有没有儿童玩具那样大的龙，我想作为中国的纪念品带一个回去给我的小家伙们。”

一位小个子中尉喊了起来：“听他说的，‘带一个回去’，你自己还不知道要在这儿待多少年呢，你还不如把你的小家伙作为美国的纪念品弄一个到中国来。”

中尉身边的人用胳膊揽住这位悲观主义者，说道：“我估计你还没有听过陈纳德的讲话吧？他说日本鬼子很快就会完蛋，下一个圣诞节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你最好也在这儿找找纪念品吧，不然就没时间了。”

第四位军官大笑着说：“我已经想好带什么回去了。”他的圆脸在阴影中晃动着。

第六章丨树丛中的人

1943年初，在上章所述的伸向日本的条形走廊地带中，桂林和昆明以东的其他城市都只有小型简易机场，是由国民党空军和中国的两家民航公司修建的。迄今为止，陈纳德的航空队只是在对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沿海实施“打了就跑”的空袭时才使用这些机场。由于史迪威力主慎重，所以将其扩建为类似昆明的正规作战基地的计划一直没有获批，因为它们离日占区实在太近了。只有几十个美国人驻扎在东部的简易机场。他们的任务是发回天气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守卫供应品仓库，以供第十四航空队偶尔发动突袭时使用。

每周两次，一架“班机”定期给他们送去军用物资和邮件。我就是搭乘这样一架“班机”去了桂林。由于我先在昆明住了一年，而后又在桂林住了近一年，因此很熟悉当地风物。在我的记忆中，由这次飞行从空中得到的地面景物印象已经和我从地面得到的印象混在了一起。

“班机”是一架DC-3型老爷飞机。当时的中国遭受封锁，物资匮乏，这种飞机很多。从昆明机场的跑道起飞时，笨重的机身颤抖着，嘎吱作响，活像一台正在爬坡的农场卡车。接下来，它盘旋上升，飞过舞龙队互不相让的长街。在机身下方，滇池为红色或紫色的群山所包围，孔雀蓝色的湖面闪闪发光，散布着棕色的斑点，那是渔民的小船和农民的舳板。农民们就是划着这样的舢板把水果、蔬菜和鲜花送往市区的。在滇池岸边和昆明市区之间是绿色的水稻田，一条两岸白杨成荫的运河把滇池和昆明市连接起来，穿着褪色蓝上衣的农村妇女就是沿着这条运河前往市场的。昆明郊区大多是破破烂烂的土坯房子，但也点缀着暴发户的别墅和公寓，就像杂货铺中一堆棕色的杂货小包中，摆了几个精致的糖果盒，它们的摩登风格与周围环境对比鲜明，花园围墙是丝柏木的，园中盛开着木兰花和红色山茶花。

飞机向昆明城区飞去，只见矩形的城垣里围着许多旧式平房和园林。这些旧建筑似乎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结构，整个昆明市看起来就像一块脏兮兮的、发红的擦鞋棕垫平躺在一片绿色农田之中。但是棕垫上有几处破洞，那是一片低矮屋顶中的庙宇或地主大院，院中是丛生的灌木和别具一格的古迹。也许是因为受了附近热带国家的影响，云南的古建筑比其他省更华丽多彩。一些屋顶被闪烁着微光的、高耸的桉树林遮盖着，许多白鹳就在林中筑巢，这些鸟儿拍打起翅膀来仿如盛开的巨大花朵。

在城墙东南角外是已经停运的滇越铁路终点站，战前是外国人聚集区，建筑都是法式的，与马赛或土伦相比都不遑多让。再向城里看去，在抗战初期空袭留下的废墟上出现了一条新的银行大街，外表模仿上海风格，颇有美国的比弗利山或迈阿密购物街的风采。在昆明城的西北角，一个长满芦苇和荷花的小湖周围，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古怪的半西式建筑，原本是滇军将领、政客和富商在城内的住所。在这片住宅区中，严谨的西方风格和奢华的本地风格合而为一。这些小宫殿的朴素风格被过分雕琢的门窗煞了风景。门窗被刷上了五彩斑斓的油漆——蓝的、橙的、紫的、绿的，好像是墨西哥、西班牙与阿兹特克风格的混合物。住宅区附近有一个长满松树的小山丘，上面建着一座滇军防空部队的铁塔。铁塔建成的时候，龙云大概还不太知道空袭是怎么回事。它的顶上套了一个铁柜，活像水塔。龙云大概认为，高耸的铁塔会使铁柜中的机枪手更接近来袭敌机，方便将对方击落。

昆明以东的山区在阳光普照下显得有些空旷，只有陡峭的深谷和山顶上才长着绿色的松树，从飞机上看下去好像绒毛一样。云南终年气候温和，春天从1月就开始了。群山的斜坡上盛开着野木兰和杜鹃花，大地一片鲜红。在山区的高处，土著居民的农田排成一条条的样子。总的来看，云南山脉的形状与美国的很像。

从昆明起飞一两个小时之后，飞机飞越了云南省边境的山区，下降到薄薄的乳白色云层中，进入了广西境内。虽然地面景色在薄雾之中显得朦朦胧胧，但它似乎属于另一片大陆。山顶更加陡峭，更加参差不齐，覆盖着厚厚的掉了叶子的黑棕色藤蔓。在冬天，云南受到缅甸热带丛林北上的气流影响，少有寒冷天气；而广西则会受中原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有时甚至会下雪。虽然广西比云南更靠南一些，地势也要低一些，但土地更加荒凉，到处是裸露着的峥嵘的黑色岩石。在荒凉的山坡上很少有农户，耕地大多集中在山谷的底部，或分散在山峰间多石的高原上。冬日里田间枯萎的庄稼一片枯黄。飞机下降穿过云层，接近了柳州。1940年夏天，我曾在柳州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躲在石灰石山顶上，观看人生中的第一次空袭，还听说了不少流言。几分钟后，我们飞越了一群石灰石山峰。这些黑色的山峰耸立在暗褐色的农田之中。

桂林市区位于第十四航空队的简易机场以东约10英里的位置，由于副驾驶员是新飞这条航线的，正驾驶员要带他看看桂林的面貌，于是就在桂林上空盘旋了一会儿。这时，阳光断断续续地透过流云间隙照射到地面。也许是因为光线神秘莫测的变化和地面景物的时隐时现，我觉得这儿的天空与一碧千里的昆明上空迥然不同。我在桂林上空得到的对桂林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个亲切而妩媚的城市。

桂林是个小地方。我后来了解到，它黑色的旧城墙所包围的城区仅有2英里长、1英里宽，还不到昆明城区的一半，人口30万。桂林的房屋是顶部灰色的瓦房。在穿透薄雾的阳光照射下，从飞机上看下去，桂林市区就好像一块狭长的灰色橡胶鞋垫平躺在深色的大地上，鞋垫上长着绿宝石似的“苔藓”，其实许多是常青树——松树、榕树、芭蕉树和柚子树。在市区的庭院中，这些树刚发了新芽，而在城郊谷地中，春天的柔嫩枝条已在随风摇摆。在看过广西西部充满寒意的山区和荒凉的高原以后，就更会觉得省会[27]春意盎然，好像是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开着一朵无根无茎的奇异鲜花。

桂林城墙东临深绿色的漓江。从飞机上看下去，江水好像是城市的一部分。漓江两岸排满了水上人家，江中游艇穿梭往来。江对岸是东郊，江上有两座桥。一座是高大笔直的现代大桥，大梁都是木质的；另一座是一串舢板连接起来的便桥，朝下游方向弯曲，仿佛碧绿江水上的黑色项圈。

桂林周围是藤蔓覆盖的石灰岩山区，这些小山峰直逼城下，好像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在桂林的西部和北部，它们围成一个圈，竖立在护城河对岸，仿佛一个个高大的外围堡垒；它们只有几百英尺高，也许算不上山，只能说是小丘，但同样具有桂林山峰那种直上直下的奇特形状，如鱼鳍，如刀锋，如瓷片，显得比实际上更高耸。山顶的宝塔亭阁更为桂林添了几分神韵。

城里也有几座山峰高耸于低矮的树林和房屋之间，如同墨绿色的公寓大厦。我后来了解到，这些山峰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在当地无人不晓，就像美国大城市里的摩天大楼一样。据说一座山峰上有两个妩媚的狐狸精，另一个山峰的山洞中藏着老虎和狼。漓江对岸郊区有一条隧洞，直穿山峰中心。传说，这个洞是2500年前一位德威兼备的将军用弓箭射穿的。

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时，我看不到富豪或西化的痕迹，比方说像昆明的军阀别墅或法国区。但比之昆明遗留自中世纪的贫民区，桂林整体上有一种朴实、兴旺、别致的氛围。在传统的庭院式建筑之中有一些较高的半现代化建筑，屋顶花园和回廊有广东的风格。桂林的大部分街道都相当宽阔，商业大街两旁有带拱顶的洁净走廊，而且排列着茂盛的树木。全城到处都有小湖，最大的两个在公园里，湖边是绿树成荫的小道。桂林郊区有一片片奶油色的平房，每一所平房外都有带栅栏的花园，我以前在中国内地从未见过这种舒适的、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如果说昆明的灿烂阳光、华丽色彩、悬殊的贫富差距类似于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城市，那么桂林那种柔和的阳光、淡淡的倩影、欣欣向荣的气氛则像欧洲更北边国家的样子，如比利时或法国。

桂林机场被一群直立的小山峰包围着。一个中尉下飞机时说：“太可怕了！山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跑道旁只有一个士兵显出开心的模样，“真好呀！”他身边还有20多个美国人，都是常驻桂林的美军士兵。他们正注视着一群中国苦力填平空袭炸出来的一个弹坑。

这个美国兵走了过来，实事求是地说：“至少现在机场周围都是山，先生！但我们正在谈论要劈开几个山峰，把它们安上轮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推来推去，日本人来空袭时，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推过来当伪装。”

中尉咕哝着说：“这真是我见过的最要命的山。”

我住在桂林期间，从2月到5月份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报道桂林和广西省的情况，然后开列桂林成立美国战争情报局分部所需的房屋、设备、中国职员清单。如果美国战争情报局想在广西开展工作，桂林是最合适的地点。这不仅是因为美军发动进攻时可能会经过它，而且因为它是中国南方出版业的中心。上海和广州好几家最大的印刷厂都因战事内迁到了桂林。桂林每个月都会出版几十种书籍、十几份大众杂志。城内发行着5份报纸，其中之一就是桂林《大公报》。在当时的国统区，桂林《大公报》的消息最灵通，言论最大胆，因而享有全国性的声望。

也许我应当在这儿解释一下，当时中央政府实行一种政策，把不同政见者都转移到了重庆。这是因为在抗战后期的几年中，外地省会在言论和出版上比重庆享有更大的自由。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似乎是国民党中央过于不得人心，批评国民党不再只是少数人感兴趣的事，杀鸡儆猴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某些省的书报审查官甚至还鼓励这种批评，桂林就是如此。这里言论氛围比较开放，且当地纸张物美价廉，所以桂林的出版物才会遍及整个中国，声名卓著。在重庆出售的桂林出版物比在桂林出售的重庆出版物还要多。

作为公路和铁路的交汇点，桂林还是口头消息传播的中心。许多南方前线军官都把家属安置在桂林，自己也在桂林度假。香港难民也聚集此地。他们起了一种媒介作用，把外界消息传入闭塞的内地。

有一小群香港难民是中国的自由派和左翼流亡者。他们是在皖南事变后由重庆逃往香港的，珍珠港事件后又不得不避居桂林。国民党当然想让其中比较重要的人回到重庆。但是，当时中国南方的挂名陆军司令李济深驻节于桂林，他不愿归顺中央。虽然他的军队指挥权已经被剥夺，权力也所剩无几，但保护这些自己所同情的流亡者还是足够的，他们因此才免于被捕。

1943年，桂林即便不是整个华南的“首府”，至少也是一大片区域的中枢。但是，第二年国民党军队撤离桂林时，将城区大部付之一炬；又过了一年，日军撤退时把其余部分也烧毁了。流散的难民从未全部重归家园，乃至1949年共产党占领桂林时，这座城市仍然大部分是废墟，比难民营好不了多少，到处是经常逃难的中国人居住的棚屋。现在回顾起来，当时在桂林和广西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是国民党的位置，政府名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昭然若揭。

20世纪20年代，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位广西将军消灭了当地的对手，和国民党中央合作过一段时期，后来又和蒋介石决裂，企图把广西建设成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并在留德、留苏、留日顾问的帮助下，建立了桂系政权。桂系政权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独裁的，但比旧式军阀还是要进步一些。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农村组织了民团。民团在本乡驻扎受训，无事则务农自给自足。中学生和大学生被吸收到民团中担任军官，同时培训省内官员，使其担任各自管区的民团司令。这些官员一般兼任当地学校的校长和当地的政府首脑。桂系在农村开展了成人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这种宣传杂糅了国民党早期的孙中山思想和地方主义思想。

李宗仁、白崇禧二人新建公路，拓宽街道，建立示范农场，还邀请实业家入桂办厂。他们的计划很像日本侵华前10年时国民党在纸面上宣传的那套东西。不过毫无疑问，他们在广西一隅是办了实事的，也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物。他们拥有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特别是某些来自特权阶层的年轻人。

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在1936年夏季达到了顶点。当时，他们联络国民党将领和广东省势力策划了一场反蒋叛乱。但蒋介石收买了广东省的将领——或许包括李宗仁和白崇禧本人——从而将攻势分化瓦解。第二年夏季，日本人开始大举侵华，在两广事变中失势的将领们再次为蒋介石效力。蒋介石玩弄手段，将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军队调到远离广西的长江以北，把白崇禧调到首都重庆，任命其为总参谋长，这个职务看似殊荣，但实权很小，因为他处于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

广西省省长仍然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亲信，但要害部门却由中央委派掌控。该省的财政也为中央所控制。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改革事业被国民党接管，但中央政府没有将之发扬光大，反而破坏了成果。1943年我到桂林的时候，公路建设和其他建设规划已因缺乏资金而停顿，因为钱都被腐败官僚捞去了。地方工业也被官办企业逼入绝境。民团也被解散了，代之以征兵拉夫。像其他地方一样，壮丁们被镣铐锁住带出村庄。由于桂系军队大都被调离本地，广西对侵略者敞开了大门，情势万分危急。

原先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也停止了，借口是“不利于人心安定”。李宗仁和白崇禧曾经搞过一个国民党广西党部，工作原本是比较积极的，但后来被认定为非法，代之以尸位素餐的中央机构。许多曾经热情支持白、李的青年，现在开始认为他们是叛徒，因为他们放任中央政府进入广西；其中一些人开始讨论广西独立，甚至要和共产党合作。

1943年春末，史迪威和陈纳德被召回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协商，之后敲定了中国战区作战方案。5月间，在桂林已经可以猜测到绝密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了。当时美军后勤部队在桂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着手为第十四航空队扩建原来的简易机场。

按照史迪威遗著的记述，当时在华盛顿，他和陈纳德两人各自陈述了方案。陈纳德宣称，他可以用一支强大的空军在6个月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史迪威则认为，在没有打破日本人对缅甸实行的封锁、中国地面部队的力量不足以保卫美国空军基地之前，贸然在华建立大型空军基地是愚蠢的，原因在于，日本一旦遭到美军空袭，必将展开反击。此事有先例可循：1942年春，杜立德空袭东京之后在中国沿海着陆，作为报复，日军随即进犯了浙江省和江西省。

陈纳德得到了蒋介石和当时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丘吉尔的支持，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则同情史迪威。最后的决断似乎是由罗斯福个人做出的，他倾向于支持陈纳德的计划。作为计划的第一步，总统下令在7月底之前将“驼峰航线”的月货运量增加到7000吨，其中三分之二交给第十四航空队。

根据其他著作，当时有一些压力影响着罗斯福的决定。缅甸在战前是英属殖民地，所以丘吉尔不愿由从印度出发的中美联合部队来解放缅甸。在战前，有些国民党人就表示过，缅北应该划归中国。如果由中美联合部队来解放缅甸，被解放的缅甸人很可能不会欢迎英国人重返缅甸了。此外，丘吉尔等英国保守党人士可能认为，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会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亚洲无法回到战前的殖民地状态。其他迹象也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希望中国在战后维持虚弱状态，如同“被拯救的少女”。那样，中国就会对拯救她的诸大国充满感激，而英国人也就能继续占有香港。

蒋介石当然支持陈纳德，因为史迪威提出的军队整编计划可能会削弱蒋对军队的控制。美国人希望改善中国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这又会在国统区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美国人在中国集中精力于空中攻势，那对蒋介石来说，不但较为稳妥，而且十分有利。更何况，陈纳德还建议由美国人训练一支国民党空军，这正合蒋的心意，那将有利于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同时，他还定下一场豪赌，指望日本人忙于其他战线，无暇对他组织强有力的陆上攻势。

我并不了解华盛顿的亲国民党院外活动集团，但这件事和其他一些迹象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集团明显地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制定。短期内，这些政策看似对国民党有利，但到头来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崩溃。大战期间，宋子文和孔祥熙有很长时间是在美国，似乎是院外集团的领袖。涉及此事的美国人包括：原新政派成员托马斯·J.科柯兰和与罗斯福有亲属关系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后者在战时是陈纳德的助手。宋美龄可能也对罗斯福的这一决定起了作用，她当时身在美国，刚刚入住白宫。虽然由于不得体的傲慢举止，她在讨好总统这一点上失败了，但她期望更多美援的大肆宣传活动，终究还是让罗斯福决定再给蒋委员长一点甜头。

然而现在看来，我认为罗斯福的这个决定主要还是在于美国自身。当时美国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太少了。我在广西发现，当地农民和士兵的处境比云南要稍好一些，但仍然苦难深重。这就使广西本省防务也成了大问题。中国南方其他省区的报道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情报并不难搜集，只需留意观察就能知道。史迪威精干的情报机构是了解实情的，他到华盛顿去的时候肯定也携带了相关证据。但很明显，他带去的证据还不够充分。

这种决策本应依据实际情况，但当时却全凭臆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对国民党的研究开始得太迟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如同威尔基看待世界局势的态度一样，当时驻华美军的言行也表现出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带着主观臆断的色彩，以为美国强大无比，毫无弱点，不但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更能以自己的愿望左右美国之外的一切，美国的力量使我们无往而不胜，最多只是费一点力气罢了。

桂林机场开始扩建后不久，我被召回重庆述职，并为开设桂林分部做最后的准备。离开桂林前夕，我在桂林的一个朋友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不经起诉审判就被关了起来。

他叫萨空了，是一名著名媒体人。他在香港期间所办的报纸不断抨击国民党，所以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刚踏上国统区就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桂林各家报纸都收到警告不许雇用他，但他在当地编辑中有几位朋友，所以仍能用假名写一些社论和文章，并在私底下做一些与报纸相关的事情。他是一位活跃敢言的民盟成员。

当年初春，萨空了便从一位国民党朋友处了解到，他有被特务绑架的危险。人们劝他不要单独行动，因为如有其他朋友在场，特务们就不便动手。他听从了劝告，但他觉得，因此被吓倒有失尊严。他没有约束自己的舌头，甚至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从萨空了那里，我听到了不少消息，都与后来发生的事实相符。他很风趣，和他相处很愉快。但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的残暴和愚蠢，他是充满义愤的。那年春天，宋美龄做了一次扬扬得意的美国之行，萨空了对此不吝辛辣嘲讽。他写道：

“宋美龄在美国的表现，使我羞于向美国人启齿。她的访美是作为官方代表，但她的行为却像一个小孩。你能想象丘吉尔夫人也会像宋美龄那样急急忙忙地赶到好莱坞去，为的是要一个影星的亲笔签名吗？”

或者：“现在我真为宋美龄害臊。她一直责怪罗斯福总统没能给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说道，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会尽快给中国更多的援助。这时，宋美龄回敬说，上帝只帮助自助的人。这表明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或者自以为愚弄了美国人。如果上帝确实只帮助自助的人，他早该让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了。”

或者：“我实在不能理解宋美龄，她平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但现在她却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前途完全取决于美援，这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乞丐。她的这种思想在国民党内是很普遍的。我们许多人害怕，这将让中国变得真正无可救药。”

临近5月底，萨空了失踪了。两年以后，我才在重庆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已被释放，释放时和逮捕时一样，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我从他那儿了解到，绑架就发生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的几分钟。那次我在桂林的一条大街上碰见他，他正同女友和她的妹妹一同逛商店。我们驻足谈话，两位姑娘则进了一家商店。谈话结束后，我继续上路，而他就向那家商店走去。还没等他走到门口，一辆小汽车就从后面追了上来，停在路旁，车里下来两个身穿黑色制服带着枪的人，他们对萨空了说，上面想见他。他们逼他上了车，然后便驱车离去。商店里的两位姑娘没有看到这个过程。有好几天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警方宣称不知道他的情况，后来有人辗转打探才得到了实情。

官方不许桂林的报纸提及萨空了被绑架一案，于是城中流言四起。当然，有一种说法是，他被捕是因为通共。当时有两个苏联大使馆人员常驻桂林，而萨空了是和他们谈过话的中国人之一，于是谣言就说他是苏联人的代理人，从莫斯科拿了几百万金卢布。如果我听说萨空了现在是共产党员，我不会惊奇；但我不太相信他在桂林就是地下党，尽管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一贯流言缠身，而且流言针对的往往是最正派的人，这似乎成了一项传统。萨空了向来有“理中客”的好名声，他自己的谈话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萨空了被释后，当时逮捕他的含义就更清楚了，那其实是对民盟的一种警告。当时桂林正在变成一个活跃的空军基地，大批美国人将要到达桂林。国务院官员、情报官员和记者也会纷纷来访。桂林的民盟小组暗中希望，可以通过向这些美国人讲述中国的状况，从而影响美国政策，使美国放弃无条件支持国民党。当时重庆的民盟组织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因此对于这件事来说，桂林的民盟小组显然比较有利。萨空了的英语非常好，而且有一种西方人的坦率作风，当然是最好的联络人。萨空了对所有访问桂林的美国人、英国人，包括苏联人都关照留意，表明他实际上一直在做这件工作。逮捕萨空了，等于政府方面明示了自己的态度。

萨空了失踪对我自然是一种震动，并使我联想起在云南和广西所了解的种种令人沮丧之事。此外，美国显然已决定向中国增派空军。种种事情加在一起，使我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启程前往重庆。我在昆明和重庆发现，我外派桂林的这段日子里，这两座城市中的美国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都大大增多了。在此期间，我也更加熟悉了后方的种种争执、丑闻和怨恨。下面我要讲几件耳闻目睹的小事。

逗留昆明期间的一天早上，我由住处前往机场，在路边看见一个被遣散的中国士兵。他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一想起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战争，便会想起这个人。这种士兵被遣散是因为太瘦弱多病，无法武装行军。在国统区的各个城市都可以看见他们，但在昆明，这种人最多，处境也最惨。

这个人看上去大约只有20岁，但背已经驼了，像个老头。他目光呆滞，沿着公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仿佛是在梦游。他的两臂交叉在胸前，手里抓着要饭的破碗，但却没有做出乞讨的姿态，也没有说乞讨的吉祥话。他脸色发灰，粘着尘土，嘴角挂着唾沫，身上只有一顶军帽和一件破破烂烂、沾满油污的黄色军上衣。他身体肮脏，瘦骨嶙峋，甚至能看见腿骨和骨盆，生殖器萎缩得如同一段黑色绳子打的小结。

就在我要经过他身边时，他开始向公路另一边晃去，一辆坐满国民党军官的小汽车从他后面急速驶来。虽然司机稍稍打了一下方向盘，但前挡泥板还是碰上了他。他仰面倒向路边的沟渠，而小轿车早已扬长而去。要饭的碗摔在地上，古怪地一个劲儿地旋转着，好像不愿意离开它的主人似的，接着一下子跟着滚进了沟里。

有个农民正要去集市，停下来查看了一会儿，然后带着心烦意乱的苦笑继续赶路去了。我走下沟去，想问问他的情况。但他不愿意说话，也许是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的胸部随着费力的呼吸剧烈起伏，口水从嘴角淌了出来，目光茫然地向上凝视，显出死亡的预兆。既然已经无力回天，我按照美国的民间传统，在他手里放了一些钱，然后继续赶我的路。两个小时以后，我从机场回来时，他已经死透了。他手里的钱已经被人拿走，他那已经死亡的双眼无神地瞪着蓝天。天空中，美军的飞机正在发出轰鸣。

就在那片蓝天下，我听到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故事，最奇特的当属宋美龄归国了。细节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我认为大体上是真实的。历史学家们可能对这个故事会有兴趣，因为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大都信以为真，虽然当时国内的大多数美国人还把宋美龄当作圣女贞德、维多利亚女王、凯瑟琳·科内尔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28]一流的人物。

尽管宋美龄一贯爱慕虚荣，贪得无厌，但她年轻的时候，她的骄傲神气里面带有明显的民族自豪感。日本侵华之初，她的行动也表现出了勇气和民族精神。虽然在那一时期，她在中国国内的影响远不像国外宣传的那么大，只是做了伤兵、难民、战争孤儿方面的工作。但她的旅行和讲话说明，她也投入到了当时席卷全国的爱国热潮当中。然而，从那以后到1942年末去美国为止，她在国内完全消沉了下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有很多时间不在国内，而是隐居在当时英国人控制下的香港的豪华别墅。在这段时间里，她的主要兴趣似乎是让外国人宣传她，并通过她来对蒋委员长施加影响。毫无疑问，她助长了那种极其有害的“宿命论”思想，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靠外国人来解决。

但我认为，她真正堕落是在最近的这次美国之行以后。在美国，她受到了近似狂热的追捧，于是乎飘飘然起来，以为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天性朴实的妇女是不会被这种奉承冲昏头脑的，但宋美龄自命不凡，这只会加速她的堕落。她其实对中国的状态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她明白，美国之行的成功只有靠欺骗。这样，当她回到中国时，就似乎变成了一个病态的、自大的女人。欺诈伎俩的得手让她沉醉不已，但实际上，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个人方面，她都不可能再取得这样的“成就”了。这个矛盾使她的虚荣心不得安宁。

6月到达重庆之后，我应邀参加了孔祥熙夫妇为欢迎宋美龄回国在花园举行的外国人士招待会，这给了我一个观察战时上层人物生活的机会。当我正走在车道上时，宋美龄的高级轿车到了，正好经过我的身旁。蒋委员长和她并排坐于后座，蒋委员长表情僵硬，像画片一样。事先并未宣布蒋委员长也会参加，他必然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要来的。

我走进花园时，发现蒋介石夫妇已被请进屋子里，草坪上站着的随从们好像碰到了麻烦事。原来在花园的一头有个小台子，台子后面已经挂上了作为装饰的幕布。台子上放着一把笨重的、宝座似的大椅子。很明显，宋美龄打算按她在美国之行中学会的方式那样，以奢华的东方风格来办一次招待会。她本人将端坐于宝座，大家则排成纵列，在下面隔着一段距离的地方向她鞠躬致意。但现在蒋委员长来了，除非给他也安排一个宝座，否则宋美龄就坐不成了。但台子又不够宽，放不下两个宝座。蒋委员长也可能不会上台听那些空洞的恭维话，因为他热衷的是权力本身，倒不太在乎排场。小道消息说，蒋委员长已经责怪过宋美龄在美国的愚蠢行为了。

随从们互相私语了一会儿，又去试了试小台子。最后他们认为，小台子还很结实，蒋介石夫妇从屋里出来之前是来不及把它拆掉了，于是就拖来两把普通藤椅，放在离台子有相当距离的草坪上。蒋介石夫妇一出现，来宾们立即起立致意。宋美龄站在草坪一头，看起来很优雅，但她戴着手套和排成长列的众多宾客握手时，却微露厌烦之色。蒋委员长身材不高，隐身在她身后的树丛中，微笑着频频点头，咕哝着说：“好！好！好！”客人们都隔着一段距离向她鞠躬致意。然后蒋介石夫妇坐在草坪的藤椅上，招待会继续进行，气氛有点拘束，同嘉陵宾馆通常举行的“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的联欢会差不多。招待会上展出了宋美龄会见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照片。

我在重庆一直耽搁到7月中旬才离开，我很高兴不必再在重庆住下去了。因为我认为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在这座城市中，一个外国人要想保持清醒的观察力，住一年时间是比较合适的。我已经住满了。

在前文[29]中，我详述了前一年夏天在重庆发生的冷饮店和警察的丑闻。这一年夏天，在重庆流传的则是冰和警察的丑闻。几年以来，重庆只有一家退伍美国陆战队员开的冰厂，生产卫生的人造冰。这个美国人在日本侵华之前就在重庆定居了。自从中央政府内迁到重庆以后，警察就开始找他的麻烦，想敲诈他。但他威胁说要向美国大使馆提出控告，于是警察们就一直没敢下手。1943年春，他退职回国，就把冰厂出售给了中国合伙人。然后，一群流氓和警察合谋袭击了冰厂，“没收”了化学药品。他们扬言：除非工厂“以正常价格”把所有产品和销售权都卖给他们，他们才会归还那些化学药品。

冰厂的中国主人得不到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也不能求助于警察，因为警察和流氓是一伙的，就不得不照着流氓的条件办了。过去冰厂生产的冰通过几家餐厅和杂货铺在市内出售，现在买主们只好去冰厂和警察的代理人打交道，价格是原来的3倍。

以前由美国人担任厂长时，冰厂一直为美国大使馆存一些冰，大使馆想买多少就有多少。但现在大使馆不得不派人去冰厂排队买冰，而且很可能排了几个小时队等轮到时却已售罄。虽然大使馆对国民党的许多更严重的劣迹不闻不问，但买不到人造冰可触到了它的痛处。大使馆人员立刻情绪激动地小题大做起来，最后他们得到了一张买冰的供应卡，虽然有一定的限制，但却能保证供应，并且另附“外交”特惠，冰价仅为原来的2倍。

重庆的生活和闲谈单调极了，我现在很难回忆起当时都听到了些什么。按照我的记忆，1943年夏天，官方忽然禁止身体强壮的男人和妇女坐人力车和滑竿，警察们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执行着这条禁令。这完全是表面文章，大约两周之后，这条愚蠢的法令便无疾而终了。在这年夏天，许多新开的豪华餐厅以“对外交流协会”的名义开张了，借口是“增进中国人和外国朋友的交往”。实际上是为了规避对菜品酒水的“严格管制令”，非官方的饭店有时要施行这条法规。这年夏天，警察们接到密令阻止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获准者”例外。与此同时，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离开了重庆。从内地封锁线上不断传来战斗的消息，重庆的警察在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编辑部周围设立了警戒线，旨在禁止共产党人在纪念抗战6周年时发表公报。

还是在这个夏天，蒋介石进一步强化了他本人对官职的垄断。他已经有了近百个职衔，上至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委员会主席，下到全国滑翔者协会会长、中国童子军协会名誉会长。现在他又任命自己为中央大学校长。一群来中国旅行的英国官员在访问这所大学时，在校园的小路上看见了一些花生壳。据说蒋委员长听闻此事后发了一次脾气，然后为了确保小路清洁，便任命自己为校长了。

我记得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开始流传一个关于美国人用心险恶的谣言，它是这类谣言中的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当时甘肃西北部爆发了一场暴动，在重庆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有的说是日伪策划的，有的说它是共产党领导的，有的说它是甘肃回民的宗教暴动，其实大概是一场民变，就像前些年贵州和江西的农民造反那样。为了做表面文章，国民党推行过西北工业化政策，早就强迫甘肃省的农民修建公路，给工厂打地基，创办其他手工业。但一直到抗战结束，大量资金都被用于囤积物资而不是工业生产。所谓的工业化一直没有实现，然而新的负担却落在了农民头上。1943年，甘肃粮食歉收近于饥荒，这就导致了几个县的农民暴动。有一段时期，造反者切断了甘肃通往外部的两条公路中的一条。

这个用心险恶的谣言是：应国民党的要求，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轰炸了这些处境悲惨的农民。有人说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几百人被炸死。比较亲美的说法是，美国人被国民党欺骗了，以为是在轰炸日本雇佣军；而最反美的说法是，美国人知道他们在轰炸什么人，而且毫不在乎，美国人还会打击一切敢于反抗国民党的人，不管他们为什么反抗。

我最先是在桂林从一位中国朋友那儿听说此事的。他和省政府有关系，消息通常是可靠的。后来我发现，昆明和重庆的“消息灵通人士”中间也广泛流传着此事，于是我报告了大使馆。第十四航空队向大使馆保证，美国人没有飞往甘肃执行过镇压暴乱的任务。后来我了解到，对农民进行轰炸的美国飞机是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给国民党的，飞机的驾驶员是美国训练的，使用的汽油也是《租借法案》的项目。很明显，是国民党空军炮制了这则针对美国人的谣言，目的是逃避公众的仇恨。

按我的想法，对大使馆、第十四航空队或新闻处来说，明智的做法是承认谣言的存在，并通过中国报纸公开辟谣。但大使馆并没有这样做。据说这样会使国民党陷入窘境，而且国民党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空袭，毕竟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所以美国也有被反噬的风险。

除了史迪威事件，在美国和国民党合作的绝大部分时间中，美国人从来不关心美援的使用情况，甚至刻意迎合国民党。到了后来几年，国民党越来越不得人心，为了逃避公众对不受欢迎的新措施的责难，就经常托词说是美国人要求的。好一个“分而治之”。

对外国人来说，与志趣在于中国本身的其他外国人交游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在那些年里，大多数长期留居中国的外国人是传教士和商人，他们的主要兴趣是自己的事业；对他们来说，中国大抵只是事业所处的环境而已。对中国本身特别有兴趣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记者、学者、某些外交官、某些普通旅游者——可能一共只有两三百人。他们大多数互相认识或听说过，也希望通过共同的朋友彼此结识。

尽管他们散居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并且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绝不常聚在一起，但在他们之间表现出一种难解难分、互相妒忌的感情。他们有点像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每个人都了解其他人的日常生活，当某一个人不在场时，其余的人就会出来讲一些传言，力图证明不在场的那个人是多么愚蠢。由于中国和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本性，加上这些外国人居住在中国的不同角落，所以这些故事很值得一听，再说其中有许多故事还是真实的。

我7月在重庆时，一位英国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是关于两个在昆明的美国人的事儿，他们和我们都是朋友。后来回桂林途中路过昆明时，我向这两个美国人问及此事，结果竟然是真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几年来一直在一所中国大学讲课。他的乐趣是建设私家动物园，收养一些当地的野生动物。抗战爆发前，他住在北平时就租了一处宏大但已破败的王公府邸，并在花园中养着鹿、狼、香猫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当他随着学校内迁到昆明之后，他又租了一座庙宇的花园，但他所能找到的比较大的动物只有一对从缅甸来的猴子，我记得是叫恒河猴。

后来他有一个回国的机会，离开昆明之前，他很担心这对猴子。它们大约有6岁小孩那么大，已经生了一个小猴子。在生育之前，这对强壮的猴子就十分凶顽，经常咬、打主人的客人。在生了小猴子以后，它们就更顽劣了，甚至企图把主人赶出他的花园和屋子，以致他不得不用皮带把它们拴在花园墙上，这反而如同火上浇油。他最后决定把它们放归山林。他说服了另一位从北平到昆明避难的美国人，后者在红十字会工作，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可以把猴子送出去。

按照吉普车主人的说法，猴子的主人先给它们喂食，待它们安然入睡。然后，两人就解开拴着猴子的皮带，用绳子捆好，把老猴放在后座，把小猴带在前座上，驱车向着乡村进发了。

不幸的是，路面非常坑洼不平，两只老猴很快就被颠簸得大发脾气。在花园里的时候，它们就练会了一种花招，会冒着被项圈勒死的危险，猛地奔到皮带尽头，飞速地向上、向外踢后腿，这样他们就能弄伤那些自以为站在安全线外的人。这次在吉普车上，它们故技重施，开始自杀性的猛冲，试图抓挠前座上这两位美国人的耳朵。小猴在前座上怡然自得，更引得老猴狂怒不已。

开到山区之后，吉普车的主人立刻关掉引擎，爬到树上躲了起来。猴子的主人小心翼翼地把捆住猴子的绳子松了一些，把小猴放在老猴中间，然后也爬到树上躲了起来。

两只老猴要花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才能解开绳索，结果，还没来得及解开，突然下起了一场昆明少有的暴雨，于是3只猴子决定留在吉普车里。大雨下了一个多小时，把两个美国人淋成了落汤鸡。直到天空放晴，3只猴子才吱吱地叫着走下吉普车，钻进丛林。在此以前，老猴一直带着小猴，一本正经地坐在后座上，好像是摆好姿势拍全家福似的。那两位拿不定主意的美国人一直坚守在树枝上，被大雨淋得不亦乐乎。吉普车的主人因此得了一场轻度肺炎。他说自己爬在吉普车后面的一棵树上，透过吉普车粘着污泥的后窗——虽然有点模糊，但要拍张照片还是不困难的——看到猴子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毛茸茸的手伸出吉普车外，掌心向上，试探外面的雨停了没有。

第七章丨真理是我们的武器

我第一次飞往桂林时，希望自己能继续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局的现场调查员。但回到重庆后，我了解到，由于建议开设桂林分部的报告是我写的，所以分部主任也就归我干了。这给我添了不少烦恼，因为我除了在重庆做过一年编辑，从没做过案头工作，更别说管理一个办事处了。

我的打算是，等接替我主任职务的另一位美国人一到，我就马上再次启程。这个人1943年夏天就到重庆了，但是当时在打仗，战地通讯社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所以他直到次年初才被派往桂林。在这中间的几个月，我不得不处理许多文件——政策指令、内部备忘录，一式二、三、四份的证明材料——我现在真想把它们全忘干净。但是，这却使我有机会了解美国情报和宣传资料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如何传播的，以及我们究竟蹚进了怎样的一滩浑水。桂林周围的生活状况表明，这滩浑水是非蹚不可的。

我是7月回到桂林的，当时美军人数已由原来的不到100人膨胀到了几千人，而且数量还在增加。第十四航空队的原指挥司令部已由昆明迁到桂林，并开始对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的城市和船舶进行频繁空袭。在桂林城西原有的简易机场周围，美军供应处正在建设新机场、新营房、护墙、修理车间和军需仓库。这些设施散布在绿色的小山峰、多石的高原和乡村之中，占地面积近100平方英里。

经过夏天和秋天，桂林基地成了美国力量扩张的一个明显标志，就像年初的昆明机场一样。这里真是这场战争最不可思议的奇景之一：形状奇特的小山围绕着跑道，跑道上停放着现代化的飞机，而跑道本身是用古代奴隶建造金字塔的原始方法建成的，这是因为当时“驼峰航线”仍然太紧张，不能运送建筑机械。

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已经开始使用新的简易机场了。新机场的范围内有几万名赤膊的苦力和农民埋头苦干，他们用原始的镐头和筐子铲平岩崖，填平沼泽地和稻田。在临时兵营旁边，来自缅恩、密歇根、明尼苏达州的技工满身油黑，正在调试精密的金属引擎。周围的广西妇女和儿童组成一片蓝色的海洋，弯腰低头，坚韧地工作着，他们正用石锤把岩石砸碎。在护墙以内，巨大的飞机在掩体里，像未来世界的飞行机器人一样保持着准备作战的姿态。沿着简易机场的砂石跑道，排成纵队的几百个农民躬身向前，用绳子拉着巨大的石头辊子，好像历史上的殉教者一样拖着沉重的仪仗在一排长着翅膀的神像面前走过。

桂林机场完工之前，在这条通往日本的走廊地带更东部的地区，如零陵、衡阳、赣州和其他几个小城市，机场建设也开始了。在基地周围，美国式的城镇也兴建了起来。最东部的两个机场可供B-29轰炸机起落，B-29轰炸机在当时还是一种尚未投入实战的秘密武器。利用上述简易机场为应急着陆点，这种巨型轰炸机能够飞行到东京进行轰炸。

在桂林以东、上海以南的沿海地区，美国海军建立了数个训练营地，为中国训练游击战人员和特工人员。虽然这个计划是与特务头子戴笠合作的，但均选址于美军的预期登陆地点附近，看来美国海军训练中国人主要还是为了对付日本人，而不是其他中国人。

这年秋天，美军在桂林城外为中国军队设立了一个小规模训练中心，类似于史迪威将军在昆明和滇西设立的训练营，以便协同美国在印度编练的中国军队作战。当时中美联合部队已经开始了通过缅甸打回中国的战役。

1944年初，至少有3万美国人到达西起缅甸边界、东至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境内狭长地带。这是一块落后的地区，以前在这儿生活的美国人一共不到3000人，其中大部分是传教士。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军事投资账目从未公开，但如果把所有的机场、飞机等设备和“驼峰航线”加在一起的话，保守估计有50亿美元。

新来的美国人大多是空军或地勤，驻扎在较大的基地，但也有几千人散布在全国各地，像早期的传教士和探险家一样，淹没在茫茫的中国人民的海洋中。沿着由昆明到桂林及其以东的“之”字形公路和铁路，一批批工程师、机械师、建筑师被派去修复桥梁、建设仓库、架设电话线或完成其他任务，旨在为中世纪的地区建立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还有一些美国人，或独自一人或组团成行，带着翻译四处活动：有的是去山顶观察敌机，有的是去搜集情报，有的试图和集中营中的日本战俘接触，有的在寻找坠毁的飞机；也有一些人担任和国民党军队联络的任务；为了减轻驼峰航线的负担，一些供应品需要从当地采购，于是还有一些美国人在城里和农村到处搜罗轮胎、白糖、马匹、管道、鸡蛋、炉子、土豆、打字机，以及其他一切美军需要的东西。

不管陈纳德的“空中冒险计划”玩弄的是什么样的“花招”，但在具体实行时，“空中冒险计划”的规模、技巧和速度都使它带有一种史诗般的色彩。如果就事论事的话，这一史诗是由许多单调平凡的事情构成的：修引擎、修公路、建机场，但最光彩夺目的场面发生在轰炸机和战斗机起飞之后。史诗的高潮可能是某天清晨，庞大的机群凌空而起向东方飞去。轰炸手们注视着下方，机群投下的阴影掠过中国的大地直到碧波荡漾的东海。机群迅速而平稳地飞越大海，日本列岛悄然出现在前方的地平线上。

美国宣传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当地的中国人宣传这一壮举。在保守军事机密的前提下，宣传机构进行大量报道，也是一项急需的工作。

中国南方的大多数人口——农民——对于美国人和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了解得很少或根本不了解。他们自己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根本顾不上去为一场世界大战操心。记得有一位住在桂林基地旁边的老板娘，有人问她是否知道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有什么区别，她说：“美国人白一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们在飞行服上都缝着一块布，上面印着他们是中国人的盟友。迫降在乡间的飞行员通常都受到了良好的接待。有的飞行员在前线附近坠机，当地农民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勇敢掩护他们躲过了日军的巡逻队。但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农民对盟国自发的认同，这是很难说的，也可能仅仅是出于农民对外来人的习惯性礼貌和对穿着整齐、带着枪的人的敬畏。据说，一些在“无路区”着陆的日军飞行员也是在中国农民的帮助下归队的。由于农民们对这场战争所知甚少，所以第五纵队很容易隐藏在他们中间并利用他们。对于机场附近的农民来说，由于他们被迫无偿地或只领取很少报酬地修建机场，所以更难产生亲美感情。

要使中国南方的农民形成一种更积极的精神状态，那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要花费几百万美元，还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更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彻底的改造。当然，美国战争情报局决不可能在这方面投入很多资源。所以即使只占人口10%至20%的城市居民和经常读报的人，也未必青睐美国人。

这些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国内战场和国外战场的态度是不同的。他们对美国在当地的举措有强烈的兴趣，但采取了超然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外国人只是引人注目的国际大战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认识到，美国人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息息相关，正热切需要中国人的帮助。在谈到盟国领袖时，市民的想法与昆明郊区的乡村“士绅”一样。这种离奇的思想是地主传统的反映；这种传统是在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除了土地所有权，一切都只是游戏。

在《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对战争的描写中，一场战役实际上是双方将领的智斗。这些将领不断派出间谍或信使来往于战线两侧，以至于战斗本身也是一种争论的方式。战争是贵族式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而胜利者之所以取胜是由于将领的本事。虽然他们也钦佩士兵的勇气和坚韧，但这些品质的真正价值仅仅在于助成将领的大功。战争中的其他人——如兵器工匠和运输队——则完全被忽视。

在古代中国形成这样一些想法是有原因的：战斗规模通常不大，所以全盘的战略考虑更为重要，士兵的苦难和牺牲则似乎不那么重要。经济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也不严重，因为战争很少会破坏农村的正常生活，农民们在战场周围照常种地。弓箭和其他轻武器是在未被破坏的城市中作为商品制造的，大部分军队不驻扎在农村，全部武器都随身携带，或者强征农民替他们搬运。

对于很少接触大机械的普通内地中国人，用传统思想来看待现代机械化战争，难免会产生危险的错误看法。他们不知道一挺机枪在一分钟内射出的子弹加起来有多重，他们以为携带自动武器在农村行动就像带着弓箭或刀剑那样方便。他们不知道一架飞机要消耗多少汽油，也不知道为了保障其正常飞行需要多少地勤的工作。他们还以为轰炸机是有法力的，想在空中停留多久就能停留多久。正如地主看不起商人和工匠那样，他们轻视后勤方面的工作。在轰炸机飞临日本上空之前，需要建设多少机场、公路、仓库、兵营，这种庞大的战争机器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而且，他们也不大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才能使用现代武器和战术。他们认识不到，在现代战略战术中极其细致的计划和协调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他们读报纸的话，还必然不自觉地受到国民党宣传的影响。他们会忽视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一个国家士气和战略的影响。他们会认为，除领导人的品质，最重要的就是武器，武器本身就是胜利的象征。在封建社会的战争中，一般情况是，当一名将领看到对手已经在智谋方面超过了自己，集中了更多兵力，武器装备也更好时，他就会接受败局并屈服。他也可能打一仗，但只是为了保全个人的面子而已。胜利的一方也必然会网开一面。

按照这种概念，当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开始出现在中国南方时，甚至在这些飞机击败日本人之前，中国人就好像已经胜利了。这些飞机的到来是蒋委员长个人的成功，因为它们是在他派夫人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之后飞来的。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模式，这已经是胜了。放到《三国》里，就相当于一位将领将宠姬送给邻近的盟友，将对方迷得神魂颠倒；作为回报，将军拿到了许多骇人的新式战车。

我管辖的分部组建完毕后，我手头就有了桂林的各种报纸和由附近各城市寄来的日报。在中国南方的每一个大城市，国民党中央通常只有一家报纸，往往办得最差，发行量最小。其余的报纸是私人或当地军政团体办的。然而，所有这些报纸都必须听从国民党宣传部的指示，社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官方的意见。当美国的战争力量扩张到中国南方时，国民党方面似乎在鼓励一种不切实际的看法，这种看法大致如下：

“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只需要美国的物资援助——特别是坦克、重型火炮和更多的飞机。罗斯福钦佩蒋委员长的伟大人格，于是送来了一些空中支援和轻武器。一旦忠诚的中国士兵获得足够的美援，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夺得胜利。日本人很快就会被赶出去，而且一旦我们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忠诚，蒋委员长就会立即把民主赐给我们。”

“但是，罗斯福被丘吉尔迷惑住了，他梦想在打败东条英机之前打败希特勒，他认为我们的战争是次要的，他完全拒绝按委员长的要求，没有把我们应得的一切送给我们。日本人有现代化武器和空中支援，所以我们也能从美国方面得到它们，否则便无能为力。决定我们前途的最关键问题是，美国人是否足够慷慨。”

在这种背景之下，桂林和中国南方其他城市的居民看到第十四航空队进驻时，便产生了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大多数人确信，现在他们将在外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自己不用多操心，更不用出力了。许多人似乎大松了一口气，甚至想在美国人身上发洋财。而国民党的宣传则暗示着对美国人的不信任和敌意，从而又鼓动了这种情绪。

我们很难估计，由于中国南方公众的这种态度，有多少美国人白白丟失了性命，又有多少设备、金钱和时间被白白浪费了。几万名美国人到达中国，但我估计能结结巴巴讲上几句中国话的不到200人，不到总数的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和周围的中国人之间的接触渠道非常狭窄，以致美国人很少了解当地不利于美国人的状况，甚至是完全不了解。有些不利因素是很难想到的，所以美国人没有事先预防，直到造成严重损失才开始采取措施。桂林等城市报纸的泄密事件就是一例。

当第十四航空队开始扩充时，当地报纸得到美国方面的消息的唯一渠道是每周两次的简短公报。这种公报由驻重庆的史迪威司令部发布，通过美国战争情报局和中央社转交当地报纸；公报通常只有几段长，概述整个中缅印战区发生的事件，其中一般只有一两句会提到第十四航空队。这样的公报对于像桂林这样地方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正在修建的巨大基地就在他们的城市旁边，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飞机编队飞往敌占区，于是地方报纸的编辑就开始派人去观察机场的活动，报告在什么时间、有多少轰炸机和战斗机起飞、飞往什么方向，其他城市也相应地报告飞越城市上空的飞机情况，然后，编辑会把这些消息登在报纸上。这就大大方便了阅读报纸的日本间谍。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桂林北边的湖南省。美国轰炸机一直沿着迂回的航线飞往汉口执行空袭。之前几次，轰炸机都能顺利到达目标上空，没有遭到截击。这时，一家湖南报纸详细描述了美国轰炸机的飞行路线，于是美军轰炸机再沿这条航线飞行时，便遭到了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截击。

第十四航空队了解到情况之后，一些官员认定，泄密者是汉奸做的，是蓄意通敌。但我认为，大多数中国报界人士比平民更热心于政治，也更爱国，即使有的报道带来了重大损失，也只是偶然。这次泄密事件发生之后，我在桂林和其他城市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成了结交当地的编辑及审查官，以确保除了官方公报，任何关于美方行动的消息都不得发表。在美方拒绝扩充公报内容的情况下，这些非官方消息很受读者欢迎，所以编辑们不太乐意放手；但是，他们大部分时候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对军事保密问题如此松懈，主要是因为好奇心旺盛的读者方面的压力，而编辑对快速的现代战争也没有多少了解。部队徒步行军通常要花几周的时间，对方必定会探知其消息。编辑们以为空军的行动也是如此，日本人必然已经知道了这些消息。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可能正在把敌人不知道的情报告诉给敌人。从他们对现代军事保密常识的无知中，我们也能窥见中国大众的状况。

中国南方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助于真正的间谍和第五纵队的反美活动。事例实在太多了，我很难分门别类。美国的反间谍人员整日和这些问题打交道，大概他们的回忆录里能写得更清楚些。这可能是美国在中国进行对日作战中最奇特的一个地方。

许多迹象表明，日本人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其中有些手法是很原始的。例如，当美机夜间空袭或者美国飞行员偶尔坠落在“无路区”从而暴露踪迹时，他们就会在美军机场周围点燃火堆。日本人还在美军机场附近设立了无线电发射台和无线电引航台，以便日军轰炸机在恶劣的天气下轰炸机场。这些事情在桂林、遂川和其他几个机场都发生过。

最干净利落的一次间谍行动发生在一个小机场，这个小机场是一个美军战斗机中队的基地。在空战中，美军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话总是被日军的电磁波干扰和打断，所以在一天夜间，美国人自以为机密地更改了无线电通话的频率，谁知道第二天早上，美国飞行员还没有起飞，在新频率上就传来了日本人讲英语的声音。日本人向美国飞行员问早安，还祝他们好运。

日本人精心策划的这种间谍活动之成功，说明他们得到了有权势的人——国民党官员或军官的帮助。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美国反间谍人员都确信，这种串通是存在的。我想，他们或许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他们每个人都确信，日本人拿到的这些无线电设备和技术，如果不是来自国民党官方或军方，就是来自国民党的银行和垄断企业。

几乎所有审查日本代理人或嫌疑犯的美国人都发现，顺着案件的线索摸过去，必定会通向最高层的圈子。这时他们就不得不中断调查，以免使盟友难堪。例如，当破获日本人在遂川的无线电导航台时，就发现江西省长的侄子被卷了进去。我记得，在美方的抗议下，国民党当局将那位省长的侄子逮捕了，但只把他关了几天。

对一些小特务的处理也难以让美国人放心。在不能触犯国民党当局权势的情况下，美国人不能自行逮捕间谍及其代理人。他们只能把证据交给当局，要求当地警察逮捕，但令人生疑的是，当地警察经常说，此人已经失踪，或“被捕后逃跑了”。

自然，这使一些美国反间谍人员怨气十足，他们认定国民党政府已经卖身投靠日本人了。但我个人觉得，这种串通大多是个人或小集团所为，投机的成分多于叛国。

在战前，这些小集团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同统治着中国。抗日战争把它们分成了两个方面——伪政权和重庆政府。但战争最血腥的阶段过去后，两方面又通过战线往来交易、互相勾结。伪政权方面的人希望达成一项“交易”，这样日本人失败后，他们就可以逃脱惩罚。伪政权当时控制着上海和富庶的海岸线，许多重庆方面的国民党人都在当地有巨额投资，伪政权的人可以替他们保住这笔财产，安然度过战争，所以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有利。这种“交易”同时也为日本人提供了便利，因为他们由此得到了一条进行间谍活动的渠道。

美国人到达之前，我认为这种情况在军事方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因为当时国民党作风消极被动，在国统区搜集不到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但是，当美国在中国南方组建第十四航空队时，军事情报就有了极其重大的价值。很明显，趁此时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对日本人大有帮助。我相信，在非敌占区，有一些中国人——包括文武官员——帮助、掩护、默许过日伪代理人的活动，然而，大多数人只是出于无知而已。

他们以为美国的飞机无所不能，他们从没有考虑到，把情报透露给敌人会造成军事方面的重大失败，所以当这些人和对方派来的人接触时，即便客人对美国人过分热心，或对无线电设备有古怪的癖好，他们也不当作是严重的问题。

另一方面，旧中国的排外情绪也帮助了日本人。最近到来的洋人是美国人，于是美国人就成了“靶子”。一些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行径也确实助长了这种排外情绪的生成，或许国民党的宣传也鼓动了这种情绪。这么多美国人来中国做什么？他们要怎么干？宣传和解释工作做得很不够，于是反美情绪开始滋长。

在直接的军事行动中，美国人遇到的障碍更大，因为第十四航空队在支援地面部队时，很难了解中国指挥官的想法。许多国民党军队指挥官似乎根本不懂空军的作用和局限。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们会要求重型轰炸机去制止由便衣队发动的骚扰，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飞行员在空中很难将便衣队辨认出来。但是，有的时候目标正适合空袭，他们又会忘记通知第十四航空队。还有一些指挥官似乎不信任美国人，在请求空中支援时却将自己的位置和行动计划对美国人保密。

第十四航空队从桂林出击后不久，该大队的一位情报官员告诉我，国民党军队远远没有充分利用美国人的空中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前线的战术目标太少，第十四航空队不得不专门轰炸某些战略目标，如远在后方的日军供应线和补给中心。从长期的战略战术来看，这种空袭也是有价值的，但却做不到立竿见影。与此同时，国民党却还在大声聒噪，要求立刻得到更多的美国空中支援。

按照桂林训练中心美国军官的看法，中国人的无知对陆军的影响还要更大。国民党指挥官们似乎觉得，庞大的机群可以像变魔术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根本不需要大力强化地面力量。确实，在这些陆军训练学校中，包括史迪威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越发认定，从上到下，国民党的人员全都致力于破坏美国人为增强中国军队实力的努力。

可以肯定，蒋委员长企图利用美国人编练军队加强他对军队的控制。分配给美国人的受训士兵很少是最优秀、最强壮的。有时，多达半数的士兵刚到达就不得不被送入医院。受训者是从不同部队抽出来的，受训之后再回到原部队。这样一来，每支部队中受过训练的人就都很少，而周围的旧式士兵又是那样多，以致他们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司令不至于势力膨胀，而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然而，这也使得美国训练的军队不可能在战斗中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

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后面还有一个问题，珍珠港事件之后，从重庆的懈怠情绪和敲诈成风中，这个问题已经初露端倪，到了现在，更成了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应该如何援助国民党才能使它强大，而不是鼓励它更加腐败；如何才能赋予国民党新生，而不是延续它的苟延残喘。一旦国民党以为美国人会为它解决一切问题时，它就连自己本来能干好的工作都不去干了。

例如，前些年，国民党的防空警报系统一直是非常出色的，几乎所有来袭敌机在前线附近就能被发现。当时，桂林这样远在内地的城市也可以获得预警，当敌机飞入50英里范围内就会拉响紧急警报。但在194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在桂林基地听说，这天上午美国人的监视网报告，敌机已逼近到50英里以内——尽管这些飞机只在桂林上空盘旋了一阵，便去空袭湖南的另一个机场了——桂林机场也进入了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戒备状态，然而，桂林城里却一直没有响过警报。我后来了解到，此时国民党军队对空监视网的漏报现象已经越来越频繁了。

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城市在听到警报之前就遭到轰炸。一些美国人怀疑，这大概是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狼狈为奸，日本人事先已经通知哪些地方无须警戒。另一些美国人的看法更合理，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听任自己的警报系统失效，是因为它指望美国人会送来一套新的警报系统。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待在桂林城里，了解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有关美军后勤部队的。美军后勤部队在城里有一个办事处，负责采购和工程外包。在建设这些机场时，中国南方各省的经济非常萧条，以致美国工程很快变成了当地最大的商业活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有无限的财富，而美军后勤部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种观点。对于它的任务来说，时间比金钱更加重要：机场必须迅速建成，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我从美军后勤部队工作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不少令人难以容忍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生出了一种念头：美国人进入中国，就好像一个血气充沛的人被扔进了一间久无人住的房子里，里面到处都是饥饿的蚊子、水蛭和吸血的蝙蝠。

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庆最高层把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安排给官方机构。我已经注意到，官方的汇率完全是虚假的，按照20元法币兑1美元的汇率，到了1944年3月，美军后勤部队就不得不多付4倍的钱，多出来的全进了国民党银行的腰包。

有了上面的榜样，下面的国民党人更加肆无忌惮。按照最初的中美协议，第十四航空队所需的一切地面设备全部由国民党政府出资，并负责建造和维修。在开始一段时期，承担这一任务的政府部门似乎还干得不错，但这只是他们的老传统，做做样子而已。不久，进度就开始放慢，还开始哭穷，比方说美军供应处的要求太急了，有的军事和生活设施其实没有必要，等等。美国人很快就发现，要想按期完工，他们不得不亲自监督管理，并为许多项目出资。一旦美国人插手，国民党就越发松懈下来，有好几个月，一些负责建筑和维修机场的官员除了在美军后勤部队和承包商之间充当中间人，大敲竹杠之外，什么工作也不干。一些官员还从事囤积急需军用品的投机活动。

政府既然采取这种态度，私商们当然也就无所顾忌地谋取暴利了。我所认识的美军后勤部队人员都有几个这方面的故事。敲诈方式花样百出——一个普通的木质厕所开价1万美元，一根电线杆索要1000美元。在卡车运输问题上，桂林的一些人更是上下串通，大发其财。

在美军供应处到达桂林之前，麻烦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年春天，一个名叫汤米的中外混血儿由昆明乘坐一架国民党空军飞机到达桂林。这时，第十四航空队向东扩展的计划仍然高度保密，但汤米似乎已经有所听闻，来源可能是国民党方面。在昆明，他就为一些从事非法交易的官员打掩护，这些交易大多是赚美军后勤部队的钱。在桂林，汤米自称为美军后勤部队的代理人。他试图借到足够的钱，以买下桂林多余的卡车和零件作囤积居奇之用。但还没等他下手，管理桂林美军后勤的美军供应一处官员就到达了桂林。他可能叫里切少校，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里切不是真名[30]。他在昆明待过一年，了解这些阴谋诡计。他很快揭露了汤米的阴谋，并让大家知道汤米很可能会坐牢，因为他在昆明干的那些事，美国人已要求将他拘捕。这样一来，汤米的诡计落了空，但桂林想发财的人却知道了门路——如果他们以前还不知道的话。

从市面上的交通运输情况判断，桂林城内外的卡车数目必定超过了1000辆，它们大多属于官方机构，特别是银行和垄断企业。里切少校的下一步计划是给驻桂林的交通部负责人去信，要求对方协助自己获得卡车。交通部当时可能已经为美军后勤部队购买或征用了卡车，但官员的回信却是：“交通部无法获得卡车，但我们相信，美军后勤部队一定可以从公开市场上买到卡车，扩充车队。”

于是，这位少校就开始在公开市场上买卡车。平时，一辆破旧卡车要价20万法币，按照20比1的官方汇率，相当于1万美元。而在美国，同类的崭新卡车售价还不到2000美元。而且，出于对美国财大气粗的钦佩，这样一辆破卡车如果是卖给美军后勤部队的话，就会索价30万法币，相当于1.5万美元。少校必须搞到卡车，所以情愿付高价，但正因为如此，他就更难买到它们了。他刚同意买下某辆卡车时，对方就把这辆车撤了下来。过了几天，这辆汽车又在市场上出现，但价格更高了。少校又一次同意买下来，而对方却再一次把车撤了下来，然后这辆车再一次出现，价格也再次抬高。看来，卡车主人也拿不准竹杠可以敲到什么程度，但又一点便宜都不愿意浪费。里切少校在这场交易中处境狼狈，因为汤米老早就走漏了消息——这位少校必须弄到汽车。价格越来越高，时间越耗越长，一拖就是几个星期。

后来，这种交易的速度更慢了，因为许多卡车都属于官方。它们可能本来就是为美军后勤部队而征用的，或者应该无偿给美国人使用，但现在却在公开市场上以骇人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人，这可能使官员们也觉得在面子上太不光彩，而且这种方式也太耗费时间和人力，不如换一种方式。有一次，一位国有银行的人告诉少校，作为对中美友谊的一种表示，他们愿意出售一辆旧卡车，价格相当于1.5万美元。少校表示同意，但他们却没有把卡车拿出来。同少校又纠缠了几天之后，他们告诉他，这辆卡车“不巧”卖给了一位匿名的商人，这位商人现在愿意以相当于1.8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乐于充当中间人。这种鬼把戏曾多次在各地重演。其实卡车根本没动地方，一直待在它的主人也就是官员们的车库中。

另外一个麻烦在于，桂林的卡车大部分是美国制造的，其中一些是按照《租借法案》援助给国民党的。一则流言说，少校会没收所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汽车，可能还会没收一切美国造的汽车，于是卡车车主们开始坚持在看车之前付清全部车款，结果少校不得不花几天时间扯皮，仅仅是为了先看一眼他想买的卡车。他不能不这么办，因为他上过几次当，付钱之后发现到手的卡车竟然没有轮子，甚至没有发动机。

顺便提一下，在这段令人恼火的日子里，在桂林和其他有机场的城市，一批按《租借法案》援助国民党的汽车、轮胎、汽油等供应品就这样又高价回卖给了美军后勤部队。其实当地美国人无权没收这批物资，但许多卖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煞费苦心地加上伪装。在衡阳，国民党军官们把一辆《租借法案》项下的吉普车卖给美国人，他们在车上搭了一个木棚，然后声称那是一辆民用货车。他们不知道，从发动机上是很容易鉴别出这是一辆美国援助的军用吉普。不管怎样，美军后勤部队还是不得不买下这辆吉普车。

经过了令人沮丧的几个星期后，里切少校在桂林只搞到了大约20辆卡车，但空军基地至少需要75辆。由于卡车太少，轰炸机每次执行任务之前，都要花半天时间装炸弹，在这段时间中，天气可能变化，目标也可能消失。少校向驻桂林的中国要员李济深将军叫苦。之前保护民盟成员的就是他。他破例给蒋委员长发报陈述这一丑闻。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回复了，让他“劝说美军直接与交通部驻桂林官员交涉”。

这似乎让里切少校回到了原点。不过，这位少校还是再一次去找了交通部官员。现在情况明朗了，这些官员一直在囤积卡车。他们答应租给美军50辆卡车，并态度和蔼地提出要求，每辆卡车月租金6000美元。于是，美军就要为这50辆卡车每月付出30万美元，或者每辆卡车每天200美元。于是，不到两个月的租金就可以在桂林市场上以正常价格买一辆卡车了，但美军后勤部队不得不按价照付。

里切少校也觉得，为了这批卡车，不能每月花费30万美元，所以他继续在公开市场上寻找，一直到后来由印度运来了一批卡车为止。

在中国南方的战争行动中，美国人遇到的困难和丑闻数不胜数。但我认为，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我们被卷入了多么混乱不堪的糟糕局面。这种局面带来了那么多困难，但我们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努力去改变。

中国南方有上亿人口，不仅对美军在当地的宏大行动至关重要，更是我们在亚洲战场的前沿阵地。但是，在这里进行报道和宣传的美国机构只有一个——美国战争情报局。在各城市及附近的农村中，直接受到第十四航空队行动影响的中国人肯定有六七千万人，但直到日军反攻结束了这场大冒险为止，美国战争情报局在这一广大地区一直就只有3个办事处：我负责的桂林办事处，不久后建立的昆明办事处，几个月后在东南沿海建立的福建办事处。美国人在中国南方扩大势力的大部分时期里——当时有几万美国人到达中国——在这3个办事处工作的美国人一共就只有3个，每个办事处一个。直到日军反攻开始，在整个国统区，被分配到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的美国人不到12个人。

桂林办事处每年的预算是5万美元，包括当地雇员的薪金、办公室建造和设备购置的费用。昆明和福建办事处的预算也大致相同。即使将从旧金山向中国进行短波广播的费用考虑在内，我估计美国在对中国南方宣传上的花费也不到25万美元。在同一时期，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冒险行动上至少投入了50亿美元。宣传费用不到军事投资的两万分之一，或万分之零点五。

由于当时的官方汇率牌价、国统区内冷血压榨的风气、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用这点钱很难进行任何工作，特别是需要用中英双语进行的工作。与预算相比，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实际规模还要更小。即使在办事处所在的3个城市中，负责人也只能做一些流于表面的工作。

我所在的办事处就相当典型。我有大约10名中国职员，我在职的最后几周还有另一位美国人加盟。我们收集当地的报纸，并把有关材料译成英文，送给陆军、空军的情报机构和美国驻桂林领事馆。这个领事馆建立的时间与桂林办事处相同。在办事处内有一间阅览室，我们把美国战争情报局寄来的和通过当地美军机场获得的杂志都放在里面。桂林处于航线的终端，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书籍。我们有一个翻译室，负责把一些美国报刊的文章和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材料译成中文，供桂林和附近其他城市的报刊采用。涉及的美国报刊从《华尔街日报》一直到《新共和》，提供这些材料也许是我们的第一大成绩。在南方大溃败之前，中国南方各大报纸的要闻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不是来自重庆的美国战争情报局，就是来自设在桂林等地的办事处。这个比例多于战前沿海城市报刊的比例，当时没有封锁，新闻材料的来源也不受限制。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点：当时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极其依赖美国。

桂林办事处原打算向当地新闻界发行《每日新闻简报》，报道从美国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的最新消息，但是我在桂林办事处期间，这一打算一直没有实现，因为直到我离开的前几天才弄到一台收音机。当时关于第十四航空队活动的消息是通过美国战争情报局在桂林发布的公报获得的。当时，第十四航空队的公关对象似乎是美国新闻界的，而非中国新闻界的。公报总是非常简短，也很少举行记者招待会，远不能满足当地市民对美国人的兴趣。我打了几次报告，说明对当地第十四航空队相关活动报道的不足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在此之后，第十四航空队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并安排当地的新闻界人士参观了飞机场。

偶尔，办事处也为当地的领事和美军情报官做一些额外的工作，研究或准备一些宣传材料，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工作：如由第十四航空队把桂林《大公报》空投到敌占区；发行一些木刻画，以解释当地美空军人员所佩臂章的意义；等等。我也从美国空军基地借了几本新出版的书籍，转交给了当地出版机构。除了这些工作，我们的办事处只是一个散发点，散发由美国本土或重庆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材料；后者有一间办公室，雇有大约30名美国人和100多名中国人。他们为桂林的广播电台提供了一些录音广播宣传品，为桂林的影剧院也提供了一些，还提供了大量胶片幻灯片、墙报资料、传单、《美国文摘》、一些附有译文的重要文章、招贴画和照片。唯一需要在桂林做些加工的是照片，我们要加上中文图片说明，然后贴在大街上，还在桂林和中国南方其他地方举行了较大的专门展览会，每天参观人数高达一万人。这也许是我们的第二大成绩。

很难估计其他宣传材料有多大的效果，尽管我们用无数通信、谈话和接受一般新闻采访的方式进行了散发。我们还通过宗教团体（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学校、政府机关、国民党、三青团和任何提出要求材料或看上去能接近民众的团体来散发。我们经常接到回信，说这些材料如何受欢迎，如何被广泛地采用，但比之我们的宣传对象——上亿人口来说，这些材料显然太少。我觉得，这些材料的效果，恐怕仅仅是使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正在对他们进行宣传鼓动——这未必是一种好的效果。

到了今日，详述这些微小工作大概没有什么必要了，但我认为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我们当时没有得到适当的宣传材料，我们的政策是失败的。我认为，现在美国的许多宣传也存在同样的弱点。

对战时的中国南方而言，来自美国报刊的宣传材料的宣传效果是大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材料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兴趣，美国人主要关心欧洲和太平洋战区，而认为中国战区不甚重要，对它不太注意。中国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本来就很冷漠，这种态度是致命的，而宣传材料更助长了这种心态，在这个方面，美国战争情报局也应分担一部分责任。在重庆，美国战争情报局没有努力去加强报道美国在中国或为中国进行的战争活动。我们只有一个定期消息来源，史迪威司令部发布的简短公报，再加上一些美国职业记者为美国读者写的报道。实际上，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只是把这些来自美国的文字和图片加工成墙报、胶片幻灯片和其他形式的宣传品。

而且，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宣传材料经常是有倾向性的，它认为宣传应当是正面的、歌颂的。所以，美国及其盟国都被塑造成力量强大、团结一致、民主和谐的形象，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宣传重点是美国有多么富庶，又如何强大。有些关于中国的报道反映出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过分乐观。

这种宣传不仅不能促进美国人在中国南方的事业，许多情况下反而有害。中国人已经听够了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所以大多数聪明人对报喜不报忧的虚假报道都有灵敏的嗅觉。由于美国战争情报局材料的风格，人们更加对我们所说的每件事都抱有怀疑的态度；所以，中国的编辑才希望得到真正来自美国本土的文章，而不愿意采用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材料。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总是断言美国必胜，反而促使中国人放松了战争努力。我们夸耀美国的资源，于是鼓励某些人更放手地大发美军之财。由于我们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的谬赞，国民党官员便更加玩世不恭，对美国寄予幻想，利用美援中饱私囊。这样不仅损害了美国人，而且损害了中国人。我们官方的赞扬，使一些国民党党外人士怀疑我们或是愚蠢之极，或是为了私利而故意对事实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很明显更像是后者。

在“巴顿掌掴士兵”事件中，美国依然是报喜不报忧，尽显蠢态。美国战争情报局认为这是一条坏消息，所以不宜在中国公布。但中央社报道了，中央社对盟国的一些丑闻经常大肆渲染，目的是使国民党显得不那样坏。但这次公众的反应却是有利于美国人，而不利于国民党。一些无党派的全国大报针对巴顿事件发表了社论。社论说，如果一个将军会因为殴打士兵而受到责难，那说明美国确实是民主国家。社论清楚地暗示，在一般的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最低级军官都可以把士兵打死，且不用担心受到惩罚。

我还发现，另外一个例子更能说明美国宣传的倾向性。美国战争情报局复制了一些美国杂志中为方便剪贴而单面排印的文章，国务院对它们进行了审查，并加了如下按语：“我们认为这些文章中被括号圈起来的部分不适于在你们地区重印出版。”美国战争情报局发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美国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但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美军教育问题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新的美国军队具有革命精神，它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十分怀疑美军是否果真如此，或果真有人要求它如此。但这种看法很适合在中国大加宣传。然而它也被加了括号，国务院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

除了对战争消息的日常报道，美国战争情报局还发出大量文字和图片来兜售美国的生活方式，将它包装成无可置疑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即使作为美国人，我也觉得这种宣传令人难以接受。这种宣传不断地夸耀美国人的高生活水平，为人们勾画了这样一幅虚幻的图景：在美国，每个家庭都有10个房间那么大的豪华郊区别墅；一切家务都已电气化；没有人生病，也没有人欠债；屋顶从来不漏雨，衣服永远穿不破。我只在确实没稿子可用的时候才不得不用这种材料，因为我发现，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这种宣传使他们觉得美国人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令人羡慕，却不令人喜爱。

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其他一些宣传品还要更糟糕，在桂林只能归入到胡说八道一类中去。有一些文章的标题为：“美国森林在战争中的作用”“女子铆钉工的船坞风穿搭”[31]“新英格兰的饼干桶哲学家”[32]“塑料在战后厨房中的应用”“美国家庭中的狗”，等等。我记得有一组照片，图注是美国修女在学习吹奏萨克斯管。我不知道中国人会对这些宣传品做出什么反应，因为我把它们全都烧了。通过这些宣传品，我对美国人生活得出的印象是：它就像用两份绒毛加一份酵母溶液，用玻璃纸包好后放在模具里成型，做成崭新汽车的样子；再用锡纸做流线型的挡泥板，连有没有轮子都看不清。看来，美国人似乎根本不了解他们自己对其他民族的魅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如果站得远一点，显然是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的。美国战争情报局不应该仅仅充当发自美国的宣传品的散发机构，它应当雇用记者，掌握自己的新闻来源，报道当时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美国人应当深入中国。如果宣传手段没有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手段为背景，或和这些手段配合，就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讲，当时的条件是很适宜的。当时在中国战区，我们在军事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而且，史迪威将军正在对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要他实行有利于中国大众的改革。在经济上，《租借法案》的各执行部门和美国财政部已打算支援萧条的中国经济。美国国务院正派出文职顾问帮助中国，支援项目涵盖工业、教育、水土保持等各个领域。

我联合若干中国同事向美国战争情报局建议：对各种情况应该向中国公众做出充分而坦率的报道，就像这些情况如果发生在美国，美国公众将会要求的那样。我们对美国在中国、为中国进行的战争活动报道应该超过对中国以外战局的报道。同时应该提醒头脑不清醒的中国人，他们自己最大的问题，仍然要由他们自己来处理。

这些材料最好是由中国现有的报刊来印发。如果我们提供的新闻公正客观，而不是纯粹的宣传，那么无党派的编辑们，或许还有一些国民党编辑，就都会大量采用。当时被派出报道美国在华战争活动的中央社记者通讯都有一套死板的模式，各地编辑都觉得这些新闻既乏味又带有党派的偏见。

在战时，人们对有关战事消息的报道最感兴趣，所以美国战争情报局应当首先集中报道第十四航空队作战的情况，以及中美联合部队的缅北作战状况。然后，报道范围可以扩大到战争胜利背后的各方面因素。新闻报道可以“润物细无声”，向当时还不了解机械化战争的一般中国人报道这种战争的实况。它可以向公众解释后勤、士气、保密、现代战略战术的重要意义；可以强调不起眼的地面设施对一架飞机来说是多么重要，并解释“如果不在地面扩大空军战果，那么空军也就白打了”这样的军事知识；它还可以建议中国人给予美国人必要的合作。对于美国报刊读者来说，这些材料也许太乏味、太浅薄了，但对中国内地读者来说，它们确确实实是“新”闻。

美国在华作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题材。由于供应品一直不足，哪怕使用一个小小的设备，都有许多棘手问题需要大费脑筋。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完全可以向那些幻想依靠大量进口机械化武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们说明，坐等这些东西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应当坦率地描述美国人在中国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他们本身的问题和他们周围的问题，这将使美国人显得更真实、更可亲近。例如，报道美国人在空军基地生活和工作的细节不仅会引起当地人的兴趣，而且能让他们了解美国人是如何安排生活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让他们知道，美国人同样生活在一个当地人可以理解的世界中。报道中应该提到美国人在空军基地的生活中没有多少乐趣，还有桂林基地的空军战斗情况，包括失败的空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美国兵在桂林城中休息游乐时，行为活像一群手舞足蹈、无法无天的狗熊。这种新闻报道可能有助于抑制正在滋长中的反美情绪。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妥协和“交易”的习惯是那样根深蒂固，只要不操之过急，手段老练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这类新闻被人们接受之后，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谈论那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对于美国人在中国所遇到的所有不必要的障碍，我们也可以先行暗示，然后进一步公开讨论。

这样就可以向公众解释，在1943年至1944年间的几个月中，第十四航空队的扩充之所以有限，并不是由于美国太吝啬不给飞机，而是由于机场和地面设施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借机牟利、下套使绊。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向公众报道另外一些内情：当时美国国务院和美军进行了几个月的努力，要求国民党实行更符合实际的汇率，旨在提高美国对华军援资金的购买力。报道这种情况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我们却没有向中国公众进行这类解释，甚至当美军拒绝这种人为规定的汇率转向黑市兑换美元时，也没有对中国公众进行解释。

如果我们能在保守军事机密的前提下，对美国在华战争活动进行坦率而充分的报道，我认为那将有助于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使美国不再像一个溺爱的大哥哥，而是一个要求严格的叔叔——友好但有原则。在说服国务院和美军支持一项政策性声明之后，美国的新闻材料有助于提醒中国公众和国民党政府，他们面前有了新的机遇，但也会有新的风险。我们的新闻材料应当指出，我们能够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以为我们不需要中国人的进一步帮助就能夺取战争胜利是愚蠢而危险的。如果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不会再次进攻，那也是不明智的；美国驻华空军力量的增强增加了日本人发动地面进攻的危险，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因此应予以重视并进行充分的准备。

这些新闻材料应当暗示，既然中国已经跻身四强，那么它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就要取决于它在大战中的表现，但国民党似乎正在走向失败，当时在中国的许多美国人都为此担心，但他们从未把这种想法向中国民众公开。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政府果真采取这样一种现实的新闻政策，国民党人一定会提出抗议。他们可能会下令审查我们登在中国报刊上的一切新闻报道。在忍耐和礼貌之后，我们可以由国务院出面劝说国民党，告诉它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当时国民党极其依赖我们的支持，不能不理睬这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合理官方劝告。国民党审查制度的任何放松，必然有利于美国战争情报局和美国报刊，同样也将有利于无党派的中国报刊。

也许我的这种陈述给了读者一种印象，以为我认为美国应当采取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把中国当成顽童来训斥。我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我希望的只是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再加上几篇社论，把上述想法暗示出来就够了，因为国民党的审查制度使中国人非常善于发现言外之意。美国方面的新闻毕竟必须通过国民党的审查，充其量是审查可能不那样傲慢而已。此外，在中美联合作战的过程中，美国方面也爆发了大量的丑闻和战场失利，对此我们也应予以报道，这将向中国公众表明，美国并非在一味地丑化中国。一般来说，给美国人设置障碍的中国人只是少数，他们并不代表中国人整体，而且残害中国公众的也正是这批人。

在美援使用的过程中有事例表明，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些中国人一般和国民党中央集团没有什么联系。在缅甸战役中，许多下级军官也属于这类中国人，美国可以充分报道这些情况，表明美国人的坦率态度并不含有反华情绪。此外，更可以促进中美合作本身。

1944年夏天以前，美国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实现上述的宣传设想。1944年夏天，美国战争情报局从美国派来了一位记者，打算为中国报刊撰写美国在华作战的报道。他到达中国时，正好赶上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南方的冒险活动遭到惨败，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结束了美国企图改革国民党使之焕发新生的努力（蒋委员长不同意任何改革），这也结束了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的机会。

大战期间，我们没有把本土性新闻报道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当地的形势；美国战争情报局职员；美国战争情报局总体上不愿意打扰国务院和军方。现在，我认为更为重大的原因是，美国对宣传持一种冷漠的态度，缺乏对国际宣传本身进行研究和实践的主动性。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并没有为成为世界性强国做好准备。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克里尔委员会中做过有限的工作，美国人没有什么对外宣传的经验，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成立了美国战争情报局为止。我认为，在此之后，由于对这个新业务的无知和畏难，我们所做的也不过是一味地模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宣传模式和理念。

在宣传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轴心国不可能实事求是。它们是侵略国家，对他国是抱有恶意的。它们必须用自我夸耀、虚张声势以及其他混淆视听的手法来掩盖虚假报道。它们所宣传的基本思想是敌国人民所厌恶的，所以它们不能只靠文章和讲话来直接宣传，而是不得不使用电台节目、电影、传单、小册子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来伪装自己。即使轴心国想进行灵活的、分散的宣传活动，使用当地材料为他们在当地的目的服务，它们的独裁本质也使它们不可能实事求是。下位者必须服从，而不是独创。独裁主义宣传的方向必须由中央决策集团指明，而且必须隐藏统治者不可告人的目的。下级仅仅是工具而已。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目的是光明正大的，但我们的宣传却不可思议地模仿着轴心国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美国最大的“卖点”。与在中国一样，在几乎所有处于轴心国和我们之间的国家中，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进行斗争。我们只要照实报道这些美国人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就够了。在这些国家中，这些报道是新闻而不是宣传。好奇心是通行于各国的，各地报纸都会愿意刊登这些消息。这样的话，致力于这种报道的美国人就有机会阐述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对新闻自由的支持，以及将自身行动向大众公开的措施，不仅将揭露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外国政府的真面目，而且有助于确保美国的政策符合美国的愿望。

我在之后的几章会说明，我们在中国的老一套宣传方式对我们在中国的惨败负有重大责任。我们在大战期间未能留下足以发掘国民党政府真面目的记录，以至于后来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政府，并大力给予支持，其实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由于我们不断赞扬国民党，它的领导人便对战后自身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胡乱处置。他们以为我们永远会挽救他们。公众不了解美国人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事，更加助长了反美情绪。

现在，我们可能又在重蹈覆辙。在我们和苏联之间的许多国家中，我们似乎又在为自己设立陷阱，一如大战期间我们在中国所做的那样。我们给了这些国家无穷无尽的保证，从经济和军事方面援助他们反共。在许多情况下，美国还鼓励那些原本反共的国家坚持更激烈的立场。这些国家可能认为我们是在利用他们，于是反过来也要利用我们，就像当年国民党所持的态度一样。这是我们咎由自取。

除必须反共，我们很少严肃地对这些保护国的政策提出什么要求。我们的援助促使其政府更加独裁，并不比当年的国民党好多少，当然和美国的民主也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希望美国人帮助阻止改革，但实际上，只有改革才能赋予其尊严和力量。我们给它们的只不过是“临终的亲吻”。

在希腊和朝鲜，我们似乎已经重蹈了那种在中国铸成大错的局面。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于德国和日本。如果我们将西班牙也收为保护国，那里怕也不能免俗。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也有危险，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进一步向右转的话。这种局面将损害我们作为民主国家的声誉，而且将使我们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义务，这将是致命的。如果保护国都像国民党政府那样利用我们而自肥，美国就根本不可能支持得了那么多的保护国。

我认为，美国的宣传仍然要对这种局面的形成承担部分责任。绝大部分宣传材料都是在美国集中准备的，并没有切中当地的实际情况。这种宣传的基调是赞扬美国和美国的盟国，谴责苏联和苏联的盟国。对于这些国家本身，以及它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滋长的阴暗面则根本不提。这些国家仍然依照着独裁国家的宣传模式，使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展现美国的真正面目。

对于我来说，这次来桂林与之前有一点不同：我的许多美国同胞也开始对国民党抱着和我一样的看法。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样的美国人是很少的，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必直接和腐败的政府打交道。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都没有深入到周围的生活中去，而是超脱于其上。为数不多的美国商人也是通过中国买办来处理令人讨厌的琐事。现在有大批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必须直接和中国社会打交道，中间没有第三者作为缓冲。建设机场的美国人不得不为买到必需品而挣扎，与中国的私商一样，也不得不匍匐在敲诈勒索、垄断囤积的威胁之下。训练营地中的美国人和美国联络官一定会看到中国士兵是如何生活的。美国情报军官不可避免地会了解到上层的阴谋诡计。美国大兵则很容易了解到，中国社会中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是如何受歧视的。

实际上，国民党对待大战期间来华的美国人，和对待本国农民差不多（大人物除外，因为国民党希望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国民党似乎也对美国人进行着最大限度的剥削，同时狡猾地孤立美国人，并把他们引上歧途。虽然许多美国人出于种族偏见而鄙视所有中国人，但其他一些美国人是能够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的。美国人远比中国农民容易冲动，他们对国民党的反应可不会是苦笑着忍下去。

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位美军后勤部队的上尉去拜访一位桂林工厂主的太太，这位活泼的女士是城里时髦女性的风向标。那天下午，她的客人中有几位大银行家和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太太。几乎所有的人都讲英语，其中有许多人受过美国教育。当他们在西式客厅中谈天时，除了人物的面孔和女士的衣着，其他一切都像是在美国乡村俱乐部中举行的鸡尾酒会。

他们中间有几位以大发美军之财而闻名，如李太太。她其实是李宗仁的小妾——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是一个裹小脚的女人，从不抛头露面——似乎是李宗仁出席正式场合的伴侣，还帮他打理生意。她曾把一所未完工的办公楼租给美军后勤部队，年租金大约为2.5万美元，超过正常租金2倍。后来，她又拒绝按照合同为修缮费埋单。另外还有一位承包商，他一直克扣机场苦力的工资，却对苦力说，这是美国人的命令。

这位美军上尉开始谈论起后勤部队遇到的种种麻烦，虽然他没有提在场任何人的名字，但大家全都鸦雀无声，场面十分尴尬。后来一位郭先生接过了话头。郭先生是国民党外交部驻桂林的代表，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受过教育。他和大腹便便的孔祥熙有几分相似，只是打扮更入时，他的嘴边胡须很少，比逗号大不了多少。郭先生温文尔雅地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们的困难。我们感到遗憾。多么可惜啊，你不能在一间这样的房间里办理公务。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过世面的练达之人。你我彼此能充分理解，事情会办得很顺利。但是，你们如果不得不跟那些‘乌合之众’打交道，麻烦自然是少不了的。”

这位美军上尉看上去已经怒发冲冠，但还是岔开了话题，直到郭先生等人离开都没有发作。在国内政策上他是一位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但是，在恢复正常说话之前，他破口大骂了好几分钟。最后，这位上尉咕哝着说：

“上帝作证，我但愿能向美军请一年假，在中国组织一场真正彻底的革命。”

桂林基地活动频繁，所以中美之间的物资往来远比抽象的国家政策显得更为重要。在美军后勤部队和情报机构的一些军官帮助下，我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我的一次实验，目的是摸清如何利用媒体来辅助当地的军事活动。招待会的消息是不对外公开的，会上主要向桂林新闻界介绍了国民党某些官员大发美军之财的情况。当时桂林新闻界仍然在抱怨美国派到中国来的飞机太少。

我告诉记者们，我们并不期望他们发表我们介绍的有关中国内部事务方面的情况，但希望他们能把这些材料提供给编辑们作为参考。接着，美军供应处的一位军官向记者们解释说，飞机上天之前必须先有机场，而且在地面上需要大量供应品。如果美国人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迅速买到供应品，就不得不从印度空运，那样必然会造成延误，使更多的战斗机不能按时到达，而现在，在桂林大发美军之财的情况正在造成这种延误。他引用了几个小例子：

一家贸易公司已经同意向美军后勤部队出售20辆自行车，每辆售价相当于700美元。但在交货之前，他们又通知美军供应处，货物被一家国民党银行买走了。后来，这家银行向美军供应处提供了这些自行车，每辆售价1350美元。

另一家公司和美军供应处签订合同，出售40个汽车蓄电池，每个450美元，5天内交货。但两星期后，这家公司说蓄电池卖给了一家银行；后来转卖给供应处的蓄电池价格高达750美元。

按照口头协定，美军供应处向一家桂林电机厂购买25台交流发电机，每台8000美元。但两天之后，这家工厂通知美军，价格上涨到了每台1.2万美元。美军供应处转而从衡阳的一家商行弄到了发电机。后来，当美军供应处再向这家桂林工厂购买设备时，这家工厂的经理说，由于美军破坏合同，他们“不再接受美国订单”了。

有一家公司，之前一直以合理的价格向美军后勤部队出售汽车零件，后来突然把价格提高了3倍，于是美国人不得不准备接洽另一家开价合理的公司。但几天之后，第二家公司通知美军供应处，由于“当地压力”，公司被迫从市场上撤回存货了。

这位军官的语气是克制而友好的，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国民党报纸的记者们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消息，并真诚地表现出了震惊。后来，记者们热情地感谢我们，并说相信报纸编辑一定会乐于揭露这些丑行。只有一个人像被冒犯了一样，表现得局促不安。

他就是汤先生，隶属于重庆宣传部外事部门。他被派到桂林来似乎是为了向上级报告美国战争情报局和英国军事情报处的活动；如有可能，则对这两个单位的寄出、发表情况进行检查。起初宣布招待会主题时，他立即显得紧张不安。坐在他身边的人说，发言人提到银行时，他大口喘着粗气。后来，他用一阵大笑来掩饰自己的不安，随后离去。

很明显，他发电报向身居重庆的上司董显光报告了此事，而董显光又打电话向自己的上级进行了汇报。据说记者招待会之后不到24小时，桂林的李济深就接到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要求他上报牟取暴利者的名单。于是，各家银行和它们的代理商都开始紧张不安起来，在此后的几天中，美军供应处得到的报价降低了。大部分桂林报纸都发表了社论，谴责这种牟取暴利的行为，社论所激起的公众舆论可能对美国领事是有利的。当时这位领事正努力组织一个中美联合委员会，帮助美军后勤部队购买供应品。

然而，我从高层接到通知，虽然一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或有益处，但不宜频繁举行。有些人或许将这次招待会看作是“试验气球”，但事实很快就证明它并不是。尽管美国领事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但美军供应处不久后就又不得不出高价采购供应品了。就我所知，牟取暴利者的名单并没有上报重庆，此事也不了了之了。当地报纸有时会照例谴责一下，但现在也开始附和国民党的立场，把牟取暴利者说成是某些无耻私营商人们组成的小集团，他们的贪婪使中国和中国的领袖丢尽了脸。

第八章丨漫长的一天

1943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广西桂林度过的。在这一年里，世界大战的形势出现了转折。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溃退，盟军收复了北非和西西里岛，并进入意大利本土。在南太平洋，美军对日本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在陆地，美军穿过中缅边境的高山丛林，建成了通往中国的公路。史迪威将军指挥下的中美联合部队开始肃清公路两侧地区的日军。

那一年，从日军占领区传到桂林的种种消息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即使不是完全被打垮，也将是一场日益艰难的消耗性防御战。由于在军火、船只、物资、人力、财力、飞机等方面的匮乏，日本人已不能左右太平洋上的战局，也无力巩固大陆上的帝国领土。由于日本人不得不集中力量于太平洋方面，其他在大陆的防御力量便急剧下降。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内，日军占领区内人民的生活要比国统区内显得安定一些。但是从1943年开始，从日占区逃到桂林的难民描述的日占区情况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铁路运输和沿海航运缩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甚至武汉、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也由于发电厂停工，发生了电车停驶、公用事业废弛的现象，完全失掉了过去现代化城市的光彩。生活用品日益短缺，囤积居奇、尔虞我诈、百业凋零的现象丛生。在农村，土匪、路劫、游击队袭击等时有所闻。过去国统区内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日占区看起来似乎好一些。可是现在，日占区内的不安定现象反而更加急速地增长。

1943年，侵华日军着手准备对付盟军的反攻。他们拆掉铁路支线，在沿海地区积聚战略物资，加强当地的防御网。一些重工业设备被迁往内层防御圈中的中国东北。在前几年，当日本人以为他们能永远占领中国时，曾力图吸引非占领区的人民，如日占区内把物价保持在较低水平，以此引诱一些市民由国统区跑到日占区。现在完全不同了，他们开始重物不重人。他们鼓励中国人从大城市迁出去，因为大量的城市人口有碍于日后的战略防御。他们开始高价收购粮食、金属和其他各种战略物资，以致物价被哄抬到了远远高于国统区的程度。日本人希望获得的物资很快由国统区走私运往日占区，而大量难民则由日军占领下的沿海城市涌向国民党统治的内地。

日本人在与统治下的中国人打交道时，变得和颜悦色起来。虽然在遭受袭击时，他们仍然以恐怖手段作为武器，但除此之外，他们基本放弃了蛮横傲慢的态度。许多日本军官和文职官员似乎打算于战败之后，在中国找一个藏身之地，好保住自己的财产。据说许多日本人正在千方百计地私藏美元和法币，这在日占区是犯法的。

作为一个国家，日本对汪伪政权更加倚重了。在汪伪对英美宣战之后，日本人给予了它更多的自主权。它鼓励汪精卫建立一支200万人的伪军，允许把上海的关税收入充作伪政权的经费。在长江流域，日本军用券停止流通，代之以汪伪政权发行的伪币，这不仅增加了汪伪政权的收入，更粉饰了他们的面子。稍后，日本将早先扶持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移交给汪精卫统一领导。日本政府还与汪伪政府签署了《日汪基本关系条约》，使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表面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很明显，日本人希望把汪伪政权牢牢地拴在自己摇摇欲坠的战车之上。

1943年的2月或3月，在桂林的人们开始注意到日本人的种种新动向。例如，当时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2月春节时，日本人突然将节前的反国民党告示统统涂抹掉。大约与此同时，汪伪政权在国旗图案上取消了代表着“和平反共建国”的三角。日本控制下的报刊当时虽然还在攻击美国和英国，但对蒋介石的抨击却大为收敛。在战后的东京审判庭上，我亲眼看到，天皇最宠信的顾问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供认：1943年2月19日，天皇亲自告诉他，天皇对战争前途深感忧虑，特别是对德国的处境更为担心。天皇说，他希望尽可能早日结束战争，媾和亦无不可。

桂林靠近前线，在陆地和水路三面邻近敌占区。由于这种地理位置，桂林与日占区的来往特别方便，比盟国控制下的任何城市都更容易获得日占区的消息。当时有种种迹象显示，由于日本人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最后很可能会在中国进行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进攻矛头可能正是指向桂林。但是，当局对此似乎漠不关心。

在中缅印战区的美军中，桂林被称为“东方巴黎”，这主要是因为桂林有着许多漂亮而易于接近的妙龄女郎。桂林的秀丽景色——绿树成荫的街道、街心的小公园、流经市中心的碧绿江水——使桂林当之无愧于它的美名。在中国人中间，桂林以戏院、书铺、菜肴、美酒著称。桂林的桑葚酒香醇可口，许多美国人嗜此如命，争相抢购，致使酒价猛涨而酒味猛跌。可惜的是，桂林的命运竟然连巴黎都不如，几个月之后便因日军的侵占而毁灭。许多人深深怀念那段时间的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其他城市，再也难以重温如此美好的时光了。

桂林的空军基地驻扎着成千美军，还有不少美军人员取道桂林东去。这些热情奔放的新来客扰乱了桂林这座边远省会城市的沉静朴素的生活。这些美国人来去匆匆，人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来桂林都抱着同样的目的：玩乐。他们给桂林增添了一种周末狂欢的气氛。我记得，他们几乎全都是穿着卡其色制服的单身军人，行为多少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他们都决心享乐一番：有的一本正经地选购纪念品，有的把囊中钱财吃喝一空，有的像孩子似的在街道上大放鞭炮，有的在小巷中追逐咯咯笑着的女郎。

在桂林，人数最多的外来人是香港难民。香港在桂林东南方向，相距只有大约300英里。由于穷人和老人要么留居香港，要么逃回沿海的原籍，所以来到桂林的逃亡者们大部分并不是披巾裹头的苦命人，而是有钱的“高级难民”。那些全家迁往桂林的高级难民，在郊区建立了一幢幢带走廊的西式房屋。香港难民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在香港是咖啡馆的常客，这些未婚的小伙子和姑娘给桂林带来了一种愉快的花园式气氛。不少香港人在桂林开设咖啡馆或寄卖行。在桂林，咖啡馆的招牌真是琳琅满目——诸如“蓝鸟”“绿蒂”“丽都”等，无所事事的有钱人就在那里消磨时光。寄卖行中则出售陷于逆境者从香港带来的雨衣、电烤箱、台灯、网球拍等杂物。所有这一切，都给桂林平添了一种异国情调。

由于长期生活在重视衣着的地区，香港难民都尽力保留了一套像样的外套。每当傍晚时分，这些人常常穿着他们那“仅此一套”的漂亮衣服，拥塞在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上，闲逛聊天，调情说爱，流言八卦，对其他人评头论足。姑娘们穿戴入时，她们有的穿着中式服装，有的穿着西式服装，有的穿着裙子或松垮的外衣。小伙子们一派西式打扮，穿着带披肩的热带服装或色彩鲜艳的运动衣。在战时的内地，只有桂林无视“新生活运动”禁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命令。在电影院、咖啡馆等公众场所中，收音机和留声机高声播放着中国戏曲、上海爵士音乐，甚至还有美国的老情歌。在古老中国的内地，竟然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听到这样的音乐，不免使人产生一种离奇的感觉。

我最熟悉的还是住在市区的外国人和他们的朋友。这年春天，我刚到桂林时，教会外的西方人只有几名英国情报官——包括领事和几个职员——和一位美国空军情报官。但到了这年秋天，在桂林常住或过境的侨民经常达100人以上。英国领事馆大大扩充了，目的是保持与香港的联系——许多从香港逃出来的英国侨民在此逗留。自由法国在桂林设立了军事代表团，目的是从被日军占领的法属印度支那获取情报。美国派来了一位领事和一位副领事，从此这座城市变成了美国人在华南各省收集情报、迎来送往的中心。有些与美国空军基地无关的人，也因战时的各种事务进出于桂林。此外，还有很多刚从日占区或交战区逃出来的西方难民也来到了桂林。

与外国人交往较多的是欧亚混血儿和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后者有一二百人，其中许多人仅仅是因为崇拜西方人的富有，而把与外国人交往当作一件时髦的事情，但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自身的政治态度或名望，吸引了外国人主动去接近他们。和内地的其他省会不同，桂林不仅是民盟活动的大本营，而且许多从事文学、艺术、电影、戏剧的文化人都从沿海来到桂林，把它当作战争避难地。桂林市区还有不少来自郊区空军基地和部队训练中心的美国人，也有不少漂亮的香港富家小姐，这使桂林的社交圈子显得更加五光十色。在这个圈子周围，还有另一批中国姑娘，她们和外国人打交道多少是为了赚钱，一批来自香港的流氓地痞在背后唆使和操纵她们。那些流氓地痞无论大小事情——从捞点小小外快到牟取暴利，甚至进行间谍活动——都要插上一手。

这个社交圈子令人感到愉快的原因之一是，它有着形形色色的成员。毫无疑问，由于桂林范围不大，人们容易交往，容易消除种族和社会等级不同带来的种种偏见。就这点而言，中国的任何城市，包括战前多民族杂居的北平都比不上桂林。顺便在此提一句，由于桂林地方小，每个人都互相认识，所以流言蜚语盛行。如果有某件事你未能亲眼看见，那么一般不超过半天，你就能听到关于此事的详细描述。

活跃于桂林的外国人也大多很年轻。重庆和昆明是大人物云集的重要城市，而年轻人则被打发到了桂林这个东边的前线基地。桂林空军基地司令官是当时美国空军中最年轻的将领，只有28岁。因为年轻人众多，这座城市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寻欢作乐的地方。

当然，和内地的所有城市一样，桂林也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或木排，这个汪洋大海就是在它周围的贫苦农村。虽然桂林有西式的小吃店、书店和鸡尾酒会，但它基本上还是和土里土气的洛阳差不多。由于许多住在桂林的外国人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所以桂林一直都在风传邻省情况不妙。看来在这块木排上歇脚并不安全，周围的海洋上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外国人的社交圈子中有一些美军飞行员，他们经常投入战斗，有的人有时会一去不返，这使人们不能忘记：一场残酷的战争仍然正在进行。人们有时甚至能亲眼目睹这场战争，虽然桂林市区在这一年内没有遭到敌机轰炸，但城郊铁路线和机场却遭到了轰炸，而且有几次空战就发生在桂林上空。1943年末，据说日本人在邻近桂林的敌占区集中了伞兵部队，并且着手训练特务。这个消息使桂林晚会上的轻松闲谈变成了不祥的揣测：很可能在某一个美好的清晨，人们会大吃一惊地发现日本人出现在了城市上空和桂林周围，而且在人们还来不及清醒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占领了城市。但当地国民党驻军似乎对此毫无戒备，在国民党内还经常发生“通敌”事件，这使人们不能不怀疑，国民党可能在和日本人进行一桩更大的“交易”。

战时来到桂林的人都感到，他们住在桂林不仅是暂时的，更是危险的。所以，他们似乎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桂林的生活节奏才狂热而兴奋。因此，我虽然在桂林生活了几个月，但在记忆中却好像只过了一天。这漫长的一天不是由黎明到黄昏，而是从春天到冬天。

桂林的气候也很容易让人“度日如年”。桂林的春天比较寒冷，6月和7月初则有猛烈的热带阵雨。但在此之后，桂林就保持着一种几乎不变的宜人气候。天空总是那样晴朗，正午温暖而早晚凉爽。当秋天来到时，除了偶尔有几阵秋风袭来，几乎感觉不到天气在变凉。哪怕是圣诞节也没有霜冻，冬天也用不着穿御寒的外衣。桂林的蓝天中少有白云，倒是美军战机拉出的白烟更常见。白色、灰色、浅蓝的建筑物点缀在漓江两岸，绿色的奇峰好像形成了桂林的围墙。在这儿不时可以听到笑语歌声，令人以为末日永远不会来临。我有时甚至觉得，若是加一座摩天轮、几部过山车，这里就简直是一个大游乐场了。

我在桂林的生活与两年前在洛阳大不一样。我在洛阳郊区住的是黄土窑洞，但在桂林住的则是市中心带浴室的高级招待所。招待所最初是接待大官用的，配有餐厅和影院，现在也接待部分来自香港的高级难民，因而也就成了他们的娱乐中心。我的办事处离招待所只有两个街区，是一幢修饰一新的老式乡间别墅。办事处面对桂林最大的湖滨公园，与美国领事馆和美军供应处相邻。

在洛阳，我所见到的美国人只是几个传教士和一些旅行者。在桂林，我在招待所房间中的另一个床位几乎天天被路过此地的美国朋友借住。我的办事处有一位中国厨娘，常驻桂林的美国官员和他们的朋友经常来我这儿吃中饭。在洛阳，国民党官员并不太欢迎我，但在桂林我总是要花很多时间和他们同桌共饮，因为国民党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为英美领事和新闻处主任举行豪华的官方宴会。

总而言之，虽然桂林的生活极为丰富多彩，但令人愉快的小事也会被周围黑暗的环境投下灰色的阴影。在桂林，我无法像第一章中所说的那样，端坐于河滨，静观世事。不过，我还是要像记述过的在洛阳的一天那样，完整地记述我在桂林的一天。我希望不要使读者产生错觉，以为我把一大堆事情都硬塞到了一天之内。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时间上的细节不谈，这篇“日记”确实反映了当时桂林的风貌。

上午8点整，新闻处办公室。我发现门前的两棵树被漆成了红、白、蓝三色，这是办事处的邻居“河滨咖啡馆”的E女士和M女士干的。这使我非常担心，因为在前往重庆公费旅游的美国议员们中间，反对美国战争情报局观点的大有人在。这些老爷们如果决定来桂林看看，一定会对门口的情境大放厥词。房屋管理员说，两位女士只是想招徕顾客。但事情可能远非如此简单，可能和我们在此租用办公室有关。在这里，什么事情都要靠“交易”，甚至租用和管理一间办公室这样简单的事，也会陷入一系列人际关系和纠纷中。

我的房东是一位桂林老士绅的儿子，脾气古怪。他把这所房子租给我时就相当勉强，因为有人告诉他，这房子如果成为美国宣传机构，必然会招来日本飞机的轰炸。甚至到签订租约的那一天，他还企图反悔。那天我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安排好酒宴请他到场签字，但他却不来参加。后来他重新找上门来签合同，不仅大大丢了自己的面子，而且月租金从150美元降到了140美元。

租约签订几周之后，美军后勤部队也在桂林建立了办事处，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小，月租金却高达500美元。于是有人向我的房东说闲话，说我必定事先知道了这一消息，所以才抢先诱使他签订不公平的租约。他自然非常生气。我们的租约中原本规定，我对邻屋有优先租用权，但旧房客搬走之后，我的房东竟然赌气转租给了E女士和M女士，收的房租比我愿意出的还要低。

这对口齿伶俐的姐妹花是来自香港的难民。“河滨咖啡馆”位于市区边缘，地段并不太好。她们的姿色固然不错，但赚钱主要靠的是头脑。美国人中间有传言说，姐妹俩肯定有某些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去“河滨”的路已经被炸得破烂不堪了，这里还经常有要价不菲的高级妓女出没，但姐妹俩从来不出台，只是热情招待而已。有迹象表明，好几次军事情报的走漏都与河滨咖啡馆有关，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姐妹俩是间谍。国民党空军人员的汽车经常停放在河滨咖啡馆外面，而且大家认为，两人的主要生意是倒卖外汇。当时昆明黑市上的美元价格比桂林高得多，所以只要能坐着飞机在两地之间倒卖美元，便可以大发其财。

这姐妹俩无论干什么都很有办法。她们的首饰、貂皮大衣、丝袜受到了全桂林女士们的艳羡。但对我来说，与她们为邻真是倒霉透了。美国政府机关肯定不会喜欢我们有这么一个邻居：喝酒跳舞都有损政府尊严，更别提拉皮条、搞情报、非法换汇了。我的办事处曾经和河滨咖啡馆在一座房子里，用墙隔开，有两扇门相通。两位女士搬进来之后，有人对她们造谣说，我对她们的迁入极为恼火；反过来，又有人对我说她们非常讨厌我。这两扇门成了我们之间的第一个摩擦点。当时我正致力于把我自己租下的房子中的原房客赶出去，而门在我的计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事情的原委如下：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房屋易手时，原来的房客在找到新居之前可以不搬出去。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心中高于法律条文。这本来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传统，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惜的是，像其他许多好传统一样，它被人们败坏了。我租住的房屋原本是中国火柴专卖公司桂林经理办公处，他们垄断了全广西的火柴销售，完全可以在别处找到办公室。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搬走的理由。而且，如果我不能尽快开始办公，那么无论我把这种富有人情味的中国传统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华盛顿方面都会毫不客气地让我自掏腰包付房租。

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火柴专卖公司仍然拒不搬迁。他们通过中间人捎话给我说：如果我能让该公司已租下的某个房子中的旧房客搬出的话，他们就可以搬走。我派中间人去找旧房客，他回答说，除非我让他新租下的房子中的某某搬出去，他才能搬走。这时，我听说火柴专卖公司的经理扬言，他其实本来可以搬走，但既然可以白占，又何必多花钱呢！他说自己本来就不喜欢美国人，何况我又冒犯了他：我要求他搬家时没有亲自登门拜访，而只派了一个中国助理去找他。他认为，无论官司打到什么地方，我必定会输。因为我的办事处隶属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而他的公司隶属于重庆中央银行，我的面子没有他的大。

当然，这件事本身微不足道，但美国的大人物——如帕特里克·赫尔利——后来在大问题上也尝到了类似的苦头。美国的商业传统信守合同，双方都会尽力按规定办事。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到了中国，合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合同签订后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钩心斗角，事情还是一团乱麻。

就在河滨咖啡馆的女士们搬入隔壁的前后，我雇用木匠和油漆匠来装修租下的房子。我把他们安排在前面的几间房子里，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应该怎么干。他们在这几间房里弄得油漆四溅，锯末飞扬，致使火柴专卖公司的人不得不搬到后屋去，公司员工还建了一堵隔离墙。油漆匠们在前面搭起了脚手架，堵住了通往前门的道路。公司的人不得不走那两个侧门，通过河滨咖啡馆进进出出。这时，我认为已经制服了他们，便下令把那两个侧门也堵起来。

此处也能看到国民党官僚们的一个侧影，只有当我亲自在场时，工匠们才能正常干活，只要我一离开，专卖公司的人就欺侮工匠们，并恫吓说要把他们抓起来。当时，国民党官员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就能把工匠、苦力、农民投入监狱。所以我一走开，工作就不得不停止下来，等到我回来后再继续进行。我那个大学毕业的年轻助手也受到了威胁。火柴专卖公司经理对他说，一旦他离开美国人的庇护，他就可以叫警察逮捕他。

当通往河滨咖啡馆的两个侧门被堵上后，火柴专卖公司同咖啡馆结成了同盟军。我的办公室的自来水管道经过河滨咖啡馆的外间，所以只有在她们同意的时候，我的水龙头才能放出水来。中间人告诉我，我必须允许火柴公司的人自由出入侧门，否则她们就会切断我的水源。

幸运的是，当时驻桂林的美国领事也领受过租房的苦处。他在寻找馆址时，经办的国民党官员存心敲诈，竟然索取每月1000美元的租金。其实那所房子租给非美国人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于是领事向当局暗示，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不得不去南边的韶关另寻新址。官方意识到这有损桂林当局的脸面，这样领事才用450美元租到了所需要的房屋。所以，当我向领事求助时，他立刻给了我一张封条，叫我把剩下的侧门封起来。他说，该侧门是美国政府的财产，撕毁封条即为非法侵害美国政府的利益。

当然，这只是吓唬人的手段，但马上起了作用。我把封条拿给火柴专卖公司经理看，劝他最好24小时之内搬出去，否则他和他的一切东西都要被封在屋里。于是，他当天一直在后屋里踱来踱去，还不时发出恼怒的咆哮声，活像一只跌入陷阱的豹子。当天夜晚，他就搬了出去，顺手把房里的电线盗窃一空。

后来，这位经理成了河滨咖啡馆的常客，很可能正是他为了报复而唆使咖啡馆的两位女士将美国战争情报局前的树漆成红、白、蓝三色。这天早上，双方展开了一场谈判。我派中间人去要求E女士和M女士除掉树上的油漆，而她们叫中间人回话说，这两棵树是公共财产。经过一阵胡搅蛮缠的争论之后，我记起租约上注明，美国战争情报局占有公用厨房三分之二的面积。于是在中间人奔走无效之后，我宣称要在她们的厨房中养一头猪，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美国大兵光顾她们的咖啡馆了。

两位女士立刻回敬道：“只要我们一看见猪，就立刻切断你的自来水。”幸好这时响起了空袭警报，纠纷暂告停止。我到门外去关百叶窗时，发现她们也在另一边关百叶窗，我们相互报之以冷笑。

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我遇见了桂林市市长。当话题转入中国在世界民主大国中的地位时，我说道：“我听说，其他民主大国都不允许把树木漆成鲜艳的颜色。”市长听后大笑不止。几天之后，E女士和M女士在政府的命令下除掉了树上的彩色油漆。

上午8点45分，正当我要锁上办公室的门时，来自重庆的故友朱先生来访。他是重庆《大公报》的记者。为了等候空袭警报的解除，我们沿着门前的湖滨散步，最后到城墙上坐下攀谈起来。几个月来，日本飞机没有轰炸过桂林，但它们却经常飞越美军机场的上空。这时一切活动都不得不暂时停止，等候警报解除。警报拉响期间，大部分人都跑出桂林市区，许多人干脆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峰。

朱先生一直在华南各地为《大公报》采风。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急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没有几家报纸有钱派出记者远出采访。一般报纸在报道外地新闻时都不得不依赖中央社的消息。在重庆也是如此，报馆根本花不起钱去外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且，即使报馆采访到了第一手材料，如果报道的事实不符合国民党的口径，重庆的书报检察官也会将那些报道删得面目全非。然而，各地的实情和国民党的宣传相差太远，所以朱先生的许多报道都被禁止刊登。他担心报馆可能不会再派他出来了。

在桂林之北的长江前线，朱先生在湘、鄂两省看到的局势和国民党的宣传大不相同。在这两个省中，日本人发动了当年规模最大的进攻。朱先生是夏天抵达的，战斗刚刚停止。日军的进攻共有3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每次进攻都采取以往惯用的方式：游击式突袭、大规模使用伪军、挑动国民党内派系矛盾，以及在国统区制造恐慌与混乱。

在第三次进攻中，日本人沿长江南岸迅速地向西推进了100多英里，开始渗入三峡周围的山区。三峡是陪都重庆的主要天然屏障，距离重庆只有200多英里。日军的这次进攻在重庆引起一阵慌乱，包括后方精锐部队在内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反攻，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向日军突出部冲击，在三斗坪（三峡地区的走私贸易集散地）附近和日军展开了一场真正的山地战。日军开始后撤，于是国民党和外国报纸把它说成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围歼了大批日军。但实际上，日军在长江南岸仍然占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江边阵地。朱先生亲眼看到了这场战役的后果，他认为遭到惨重失败的是国民党。

他从军方得知，日本人动用的兵力大概不超过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伪军。日伪军的总伤亡数不到5000人，而庞大的国民党军队却损失了5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投降或开了小差。日本人还沿途搜捕壮丁，在撤退时一并带走。名地方官员告诉朱先生，单单他那一个县里就有300人被日军绑架。

在日军一度占领的西部地区，日本人对不想带走的男女老少进行了大屠杀。朱先生说，他曾去过几处山谷，谷内所有村庄除了人和家畜的尸体，一无所有。他听说，有些农民逃进深山而幸存下来，但也有许多村庄的居民被日军包围后用机枪扫射杀死了。他说，最令人悲哀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十来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两三百个中国人。这些一辈子受苦受难的农民竟然听天由命地，像羔羊一样被押上屠场，任人宰割。

日军每次从一个地方撤退，都会全力抢夺稻米、棉花、桐油和金属，然后强迫刚抓来的壮丁把这些物资运回去。他们在稻田里放牧军马，在不能带走的粮堆上倾倒粪便。由于日军在长江南岸占据了新的江边阵地，以后便可以对“鱼米之乡”湖南进行持续的骚扰破坏。

朱先生说，当地农民目前最为不满的是国民党对当地汉奸的宽容。在许多城镇，日本人到来时，囤积粮食的少数商人并未离开。因为走私粮食的关系，他们以前就和日本人有勾结，所以觉得留下来很安全。在日军占领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帮助日本人掠夺其他居民的财产，并协助抓捕壮丁以把物资运走。当日军撤退时，这些汉奸大部分又留了下来，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受到了惩办。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是：“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才和日本人周旋，无可指摘。”

朱先生引证了宜昌的情况。宜昌是长江岸边的一座大镇，一度为日军所占领。当地最大的富商留下来，担任了伪政权的维持会会长。国民党军队收复宜昌时，他又留了下来。他虽然被逮捕下狱，但宜昌县长向朱先生说得很明白，他只打算要这位富商做出一点小小的“捐献”，以“救济倾家荡产的贫苦百姓”。

上午9点15分，熊太太沿着桂林的城墙漫步走了过来。她手中撑着一把黄色花边洋伞，身穿考究的白色网球服，戴着一副形状古怪的太阳镜。她身旁有一位女伴，姿色平庸，沉默无言，好似陪衬红花的绿叶。

熊太太在上海当过女记者，现在嫁给了一名继承巨额遗产的桂林报界人士。熊太太时而活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时而出入于港式咖啡馆中，但更为经常的是和外国人交往。她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因为她喜欢引导人们轻率地谈论中国的政局。但她对外国人的兴趣可能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她长得人高马大，身段丰满。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她称不上美人，但是按照西方人的口味来说，她倒是相当诱人。她对于外国人的青睐也给出了热情的回应，以至于她丈夫办的报纸开始表现出反美情绪，抨击美国空军人员在桂林市区的浪荡行为。在她丈夫的对手所办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一篇短文：

最近桂林到处都是“职业女郎”，甚至良家妇女也喜欢与外国人鬼混。据说，当某位丈夫劝告太太稍稍节制时，她竟咆哮起来：“我与盟国朋友来往，正是践行国民外交。你若要阻挠，你就是汉奸！”

大家都认为，短文的主角正是熊太太。

熊太太和我们寒暄时，城墙之下突然人声鼎沸。人们都抬头向天空望去，原来在头顶之上两英里的高空中正在展开一场空战。因为离地面太高，所以听不见声响，只能不时看到格斗中的零式战斗机和P-40战斗机的金属反光。当一架飞机带着一缕黑烟向地面坠落时，整个城郊欢声震耳，其实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被击落的飞机究竟属于哪一方。

熊太太走了之后，朱先生向我谈起他了解到的第十四航空队在湘鄂战役中的情况。这是在桂林成为活跃的空军基地之后，该大队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朱先生说，日军向前推进时难得看到美军飞机。这使我想起，当时在桂林基地美军飞机确实很少出动轰炸进攻中的日军，之所以造成这种令人丧气的局面，是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少向美军提供目标情报。后来，当日军后撤时，美军飞机才发现并开始攻击日军部队。原来我以为，日军后撤是由于第十四航空队的空袭。但现在朱先生告诉我，日军似乎是按照事先的计划，在美军频繁空袭之前就开始后撤了。他听说，美军空袭杀伤的中国人比日本人多得多，这些中国人都是日军抓去的苦力。

但是朱先生又说，无论如何，美军飞机的出现还是对部队的士气提升产生了奇效，也大大鼓舞了当地公众的信心。他在前线遇见了一位久经沙场的老上校，这位上校的副官向他谈起老上校第一次看见美军飞机时的情景：当时上校正坐在一家农舍——他的司令部——门前，一架美军P-40战斗机呼啸着擦地掠过。它飞得那样低，把农舍屋顶上的瓦片都吹落了下来。很明显，这架美军飞机正在进行超低空飞行，突袭远远可见的一架日军零式战斗机，因为这架美军飞机很快就向上跃升，猛扑向对方。老上校立刻提着望远镜，往一棵树上爬去。但他太胖也太笨了，等到他爬到树上时，两架飞机都已经无影无踪了。但上校仍然在树上待着，甚至到天黑也不肯下来。他一遍又一遍地扫视长空，希望能再看一眼那架不可思议的美军飞机。

桂林城区的空袭警报解除时，我和朱先生漫步走回城里。朱先生以遗憾的口气告诉我，他发出的关于日军残暴屠杀农民的报道，被重庆的书报检察机关扣下了。虽然他知道这些人是由军方指派的，而且在检查来自欧洲的新闻时表现出过同情法西斯的倾向，但他真不愿意相信他们是亲日的。他认为，原因可能是国民党当局希望缓和国内的战争气氛，他们觉得报道日军的新暴行会使“人心不安”。

上午10点整，一位来自日占区的青年在办公室等着我。他叫陈宝兴，身体瘦弱，眼神慌乱。

就我所知，在日军占领区中，只要能过上优裕而正常的生活，大部分中上阶层的中国人都会安安静静地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当顺民。他们很少以暴力或地下运动来反抗日本人。和国统区中的中国人一样，他们显然也盼望由美国人来奇迹般地为他们打赢这场战争。但是现在，面对重大而激烈的历史性转折，他们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优裕的小天地开始消失，生活上也开始遇到种种不便。他们害怕规模越来越大的美军轰炸，也害怕在战后被当作汉奸看待。

对于神经脆弱的人们来说，这真是一个难以做出决断的时刻，所以当时在桂林出现了一种难民们来来往往的局面。陈宝兴这次来找我之前，已经和我纠缠了几个星期，他想让我为他搞一张飞往重庆的机票。他说他必须到重庆去找宋美龄，追回他的帽子。他让我看他写给宋美龄的情书，包括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在照片上，他修饰一新，鬓角和胡子染成了紫色。他声称几年前曾在香港机场上看见过宋美龄。当时宋美龄脸上虽然蒙着纱巾，但他还是认出了她。在机场上，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吹落在地，宋美龄捡起了帽子，然后抚摸着它走进机舱，飞往了重庆。

那次陈宝兴在我这里碰了钉子后仍不死心，又纠缠了几天才悄然离去。他走了之后，我庆幸自己比英国人幸运多了。桂林的英国领事被一位来自日本的波斯人困扰不已。波斯人发誓说，他是一名宗教人士，由于向美国邮寄信件而遭到了日本人的迫害。他经常闯入英国领事馆，跪下去吻领事的脚，要求得到3000美元的赔偿，然后就几乎一动不动地泡在领事馆里。

上午11点整，一位叫伊顿的美国人来访。他当时正在为教会的救灾委员会工作。他这次来桂林的目的，一方面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观察当地局势，另一方面也许还打算为他战前在上海工作过的美国商行拉几桩买卖。他刚刚从南边的广东到达此地。在广东省，战时的第二次大饥荒正在蔓延，而且可能长期得不到缓和，因为省内官员贪污现象十分严重。伊顿这次买下的稻米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分到饥民手里。

伊顿向我描述了一幅典型的灾区情景，以及国民党官员利用饥荒牟取暴利的种种细节。梅县的情况充分表明，这场饥荒实为人祸。梅县盛产大米，但是米价反而最高。正是由于它是富县，所以当地地主囤积垄断大米的规模才更大。伊顿听说，汕头附近是在农民起来暴动之后，米价才恢复正常的，但这时大部分饥民已经快要饿死了。在广东，许多人躺在床上等死，另外一些人拆毁房屋，卖砖卖瓦，或者外出逃荒，漂流异乡。在梅县附近，婴儿以每磅4元法币的价格出售；可以做工或卖淫的女孩子，每磅6元法币；壮劳力每磅8元法币。而在梅县，猪肉的价格是每磅14元法币。

伊顿说，在陶山地区则是另外一出令人心寒的丑剧。该地居住着许多侨眷，包括许多旅美华侨的侨眷。大部分这类家庭中的壮年男子都已移居海外，留在当地的家属依靠国外的汇款生活。现在，有些侨眷已经开始挨饿了。国民党中央始终坚持人为的20比1的汇率，而实际的汇率已接近80比1。所以陶山地区的侨眷每得到100美元，他们在美国的亲人就要向国民党多付300美元。许多侨民都十分痛恨国民党官方的这种公开敲诈勒索，但为了使灾区的亲属们买到必需的高价粮食，他们仍然不得不忍受下来。

上午11点半，4位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中尉闯进办事处。他们是因为追逐我那位漂亮的香港打字员丁爱莲而来的，她刚刚上街去买花生米了。当他们发现自己闯进了美国政府机构的办公室时，都感到有些尴尬。他们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办事处。我们的办事处与河滨咖啡馆相邻，他们误以为这里也是声色场所，这才尾随而来。他们很有礼貌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要求会见一下办公室的全体女士们。姑娘们端庄大方，经常接触来访的美国军人，使他们为之折服。很快，他们就边吃午饭，边交谈起来。

一个中尉走进我的办公室后，一边搓着双手一边感叹：“真是奇迹！她们都会说英语，工作又那么认真，真像是我们家乡的姑娘。”

当时桂林虽然驻有大量美军，但低级军官和士兵很少有机会正经与中国姑娘交朋友。只有高级军官才会被邀请出席小型的官方宴会，结识“良家妇女”。如同中国士兵一样，美国士兵从未被邀请参加过任何招待会。美国低级军官虽然有机会参加一些规模较大的招待会，但那种招待会总是既拥挤又混乱。

也许是由于不愿意低人一头，中国的富人和官僚——其中许多人正是由于美军进入中国才大发其财的——正在变为反美情绪最强烈的一批人。大部分会讲英语的中国女士们都属于这个特权阶级，或受到他们的影响。国民党外交部驻桂林的代表——博识多闻、温文尔雅的郭先生，曾向爱好交际的女士们提出过警告，叫她们不要过分与美国人接近。所以，在有自己的同胞在场时，许多中国女士都对美国人保持着一种冷淡的态度。

4名中尉里的一位对我说：“上个月在市长的招待会上，我结识了四五个会讲英文的女士，她们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我。两个星期之前，我中午进城来，我烦透了旅馆中那些不干净的娼妓，我只是希望像在家乡那样，邀请一位漂亮的女士去城里最好的餐厅，吃吃饭，聊聊天。”

他生气地把手中的烟头扔向窗外，说：“我分别给那几位女士挂了电话，但她们却全都和我绕圈子，不肯答应。我简直气疯了，于是我决定自行其乐。我邀请了一位最需要吃饭的人共进午餐：我在市区挑选了一个穿得最破烂、长得最丑陋的乞丐，把他带到城里最好的餐厅，打算好好请他吃一顿。”

“你猜猜后来怎么样？”他做出一副厌恶的表情问我，“经理把我们轰了出来。他说，他的餐厅不接待乞丐，那样太丢脸。包间也不能用。于是我饿着肚子回了机场。我对这些中国人简直受够了，我再也不想吃他们的东西了。”

当我问到今天的空战情况时，这位中尉说，确实有两批敌机飞临桂林上空，3架日军零式战斗机被击落，美军无一损伤。他们是轰炸机飞行员，昨天还飞往香港轰炸码头和港口中的船舶。另外一位中尉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真应该去看看那个地方，白色的大厦，优雅的沙滩。我们自己住在这样一个垃圾堆上，却有幸去轰炸那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无论何时，当我和这些作战飞行员接触时，都发现他们带着一种充满自信的幽默感。他们有着讲不完的战斗故事，描述他们如何成功地空袭香港、上海、台湾地区、海南和印度支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机场和桂林市区仅仅相距几英里，但气氛却截然不同。一边是军人的前线生活，一边是后方的流言蜚语。我们住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城市，淹没于琐事之中，叹息着种种失败。与此同时，飞行员们却已经生活在胜利之中了。

中午12点半，参加为陈女士举行的午餐会。陈女士是著名的京剧演员，由于害怕美国飞机的轰炸，同剧团一起取道桂林前往昆明。宴会在一家高级餐厅的屋顶花园举行。为了防止小偷，屋顶花园的四周围绕着带刺的铁丝网。花园上方是葡萄棚架，阳光通过棚架照下来，映出木条的阴影，使整个屋顶花园活像一个鸟笼。大多数客人都属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衣着光鲜，他们夸夸其谈的喧闹声压过了美味可口的菜肴香味。他们像热带五彩缤纷的大鸟一样，从高高在上的鸟笼中眺望着四周银色的屋顶和城郊的山峰。由于宴会是为来自敌占区的客人举行的，话题自然就围绕那边的情况展开。

上海最近有什么新闻？

噢，当然哪里物价都很高，许多人纷纷离开上海，但还是比桂林喧闹得多。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受到敲诈勒索，从建一所房子到修一块手表，无一例外。码头和火车站的流氓最让人讨厌。如果你打算上船或乘车，最好带上保镖和律师。在码头上，甚至苦力们也结成了名目繁多的帮会，诸如“水老鼠”“靠墙党”“黄牛党”等。如果你坐船从上海去南京，那帮会敲走的钱都和船票一样多了。你一到码头，“黄牛党”便将行李抢过去，运到码头边上，你就得给一笔钱；然后“靠墙党”把行李接过去，运到船边交给“水老鼠”，你就得再花一笔钱；最后“水老鼠”把行李运到船上，你得花上第三笔钱。如果你不给钱，他们就将行李扔进水里，有时甚至把乘客本人扔进水里。

香港最近有什么新闻？

比较可怕。由于一直很少有船只进港，香港物资奇缺。日本人经常围捕乞丐，然后把他们押到港内人们看不见的小岛上处死。但即使如此，在贫民区也经常发现死尸，有时连富人区里也有。有时死者的四肢都被人砍去了。不仅饿极了的饥民吃起了人肉，一些餐馆也假其他名目出售新鲜人肉，甚至有人以此发了财。据说有一伙匪帮专门绑架胖子出售给当地餐厅。还有传闻说，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一个胖女人在街头被人打倒按住，臀部的肉被大块砍去。

桂林最近有什么新闻？

噢，晚报上开始刊登关于美军飞行员和女伴们的流言蜚语。晚报还大量刊登关于“暗娼”“职业女郎”“秘密舞会”的消息。其实有些舞会没什么，不过既然被“新生活运动”禁止，就是非法的，所以才是“秘密舞会”。耸人听闻的标题能让平淡无味的报道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如“暗娼举行秘密舞会”。

下午1点半，两位桂林士绅在办事处等着我。他们穿着绸大褂，看着装是地主。他们是原广西省政府官员，对国民党中央不满。他们可能加入了民盟，因为萨空了在桂林失踪前不久，就把他们介绍给了我。这次，他们带来了一封萨空了的便笺。

他们说，萨空了是被陈氏兄弟的CC系从重庆派来的特务绑架的，但现在转交广西省政府监禁。广西省政府对民盟的态度尚称开明，因为他们自己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也有所不满。现在萨空了被关押在一个特别集中营里，其他犯人也都是广西省当局奉重庆方面的命令而不得不扣押起来的，大部分是由于“思想危险”而被捕的当地中学生。这些年轻人的家长可以前去探监，因而萨空了得以向外传递信件。他在便笺上写着：

我被国民党中央CC系逮捕，现在关押在广西省当局的集中营里。我仍然能够工作，精神状态也很好。我在这几个月中写完了三本书。一本是新闻学，一本讲艺术，第三本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研究纳粹和法西斯的宣传手法。我已经将第三本书送了出去，即将用假名出版。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人民看清纳粹和法西斯的手法和伎俩。

蒋委员长本月在桂林军报《扫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你注意到了吗？他竟敢公开赞扬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精神。

一个人并不需要有政治犯的敏锐观察力也可以注意到，中国官方的观点变得越来越离奇。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崩溃的时候，国民党报纸竟然声称：墨索里尼的愚蠢在于选错了盟国。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墨氏实属治国有方。他把以不安本分、不守法纪而闻名的意大利人置于自己的铁腕之下，实属难能可贵。

蒋委员长最近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也表明他正更加公开地转向独裁专制。这本书杂糅了蒋介石的个人幻想、儒家的伦常、日本的忠君、西方的强权政治。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各种推测和警惕，所以重庆很快就停止了这本书的发行，原因很可能是蒋介石不希望这本书落入盟国手中。即使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也认为这本书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他当过汉奸，当时仍然在与日本人勾勾搭搭。

我的两名广西客人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主题是通敌。这让我们想到了自己如履薄冰的境地。故事发生在东边的江西省。

1942年春天，日军大举进犯，摧毁了杜立特设在中国的各处机场。就在此前不久，伪军特务在江西省会吉安[33]勾结多名地方要员，使其拱手将赣北让出。密谋的一名头头任江西省绥靖专员，如果计划成功，他就会加入伪政权。他的计划进展顺利，已经让人把发动机从他的车里拿出来，装到了船上，准备沿河从吉安驶往日占区。唯一的遗憾，是他不能说服妻子一同逃亡。

那位妻子出身于江西大地主家庭。她的叔叔是另外一个省的省长，表兄则是蒋介石派驻华盛顿的代表。她本人名下有很多财产，她之所以害怕投敌，是因为担心国统区的财产被没收。她不愿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在吉安有个年轻的情人。她的丈夫劝说她，给她讲了很多例子，说明国民党和伪政府如何串通一气互相维护自己的利益。天黑之后，她去探望情人，她拿着一把枪，里面穿着睡衣，外面穿着大衣。无论如何，她让他答应一起来。

但是，他其实不想来。他下一次去见那位妻子的时候，便把密谋对她一五一十地讲了，并让她告诉做中央军驻军军官的弟弟。专员、他的妻子、她的情人以及几名次要的谋划者都被逮捕了。正当他们要接受审判时，被人用人力车从部队拉到了民事监狱。专员遭到暗算，显然是在路上被隐藏在楼上的人射杀的。

人们怀疑，杀手应该是同谋者雇用的，因为担心专员揭发他们。对专员死亡的调查似乎说明，这些人来头不小。调查中有人营私舞弊，得出的结论是自杀，其实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死者在人力车上带有枪支。该结论的根据是，人力车顶部和侧面帘子上都没有找到弹洞，而为这一点做证的证人却被挡在了法庭外面。

随后对幸存囚犯的审判中，几个官员——包括一位法官，两位客人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要求一查到底，但他们人数上不占优势。当他们传唤专员妻子的情人做证的时候，他们被告知，他已经在一家私人医院里“死于肺病”——他之前被人从监狱转移到了那里。他们怀疑他也是被谋杀的，便要求验尸，但医院院长同时是吉安的国民党验尸官。他指出，要求官方验尸是没什么用的，他不得不像以前那样给出结论。

一些次要的策划者被判了重刑，但是主谋的妻子却逃脱了，只是受到了象征性的惩罚。无疑，她的家庭关系起了作用，她肯定答应过要保持沉默。据传，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丈夫在金条、布匹、汽车轮胎方面都有投资，如今这些财产全部被充公。审判之后，她又发现存货已经被盗。流言马上传开，说地点是她向收受贿赂的官员透露的。

中央社和书报检察官没有让这个案子上全国新闻。这就意味着，重庆和吉安有头有脸的人都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死去的专员与国民党内的极右翼有联系，该派别长期被怀疑有意加入轴心国，他在重庆的朋友包括时任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以及原交通部常务次长彭学沛。据传，在大汉奸汪精卫从重庆飞往日本的过程中，两个人都曾给予过帮助。

下午5点整，“前线”弗雷德来访。他带来一位经济情报局的巡视员。弗雷德是此地最活跃的美国情报军官，每天都要带来一些稀奇古怪的新闻。弗雷德善于做戏，但他仍不免有失手的时候，因为桂林的间谍实在是太多了。城里有个笑话说，如果你看见人们在街上排成单行行进，你就可以断定其中每个人都在盯别人的梢。弗雷德的外号是在一次前往昆明时获得的，他在昆明夸耀自己的秘密工作，说他身在桂林，就能对前线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次，弗雷德带来了关于苏小珊的新闻。苏小珊是一个来自香港的美女，在桂林开了一家“天鹰咖啡馆”。几周之前，美国人和英国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是一个日本间谍，于是她被逮捕了。桂林当局宣布他们已将她处决。但今天弗雷德说，有人看见她乔装成一位国民党官员家的女佣人，和这家人一起离开桂林前往重庆去了。弗雷德还说，一位印度美女法蒂玛·伊丝梅尔也曾光临桂林，但现在不知去向。此人在香港期间与日本特务头子远藤过往甚密。远藤手下的头号特务最近也曾到过桂林，就住在离美国战争情报局不远的湖滨旅馆。英国人要求将他逮捕，但国民党警方说他们要先监视他一段时期，以便看看他同什么人联系。但不久之后，他们说他失踪了。此人后来在香港重新露面。弗雷德又说，日本人在澳门设立了一所训练刺客的学校。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刺客是为刺杀驻桂林的美国人训练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人员已经接到命令，外出时必须有两人以上同行，且不得进入僻静小巷。领事馆也储备了枪支弹药，一旦日本伞兵突袭桂林，城区的美国人将向领事馆集中。

在弗雷德匆忙离去之后，经济情报局巡视员莫里斯告诉我，他最近曾到江西南部考察钨矿情况。虽然一直盛传大量钨砂走私运往日本，但他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日本人确实一直从临海的广东省大量购买库存钨砂，但他们并没能从江西搞到大批钨砂，因为江西的钨矿和其他产业一样，已经由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横加干预而濒临停产了。莫里斯查访了以前出口量最大的钨矿，它以前的月产量超过1000吨，但现在却不到400吨。国民党的官僚垄断机构资源委员会每月按“不变价格”强制收购300吨，而这种价格甚至低于生产成本。矿主赔本，于是开始拆毁机器。

资源委员会买下矿砂后，转手出售给美国人，价格按官方汇率折合成美元计算。这样一来，国民党便获得了百分之几百的暴利。然而，矿砂运输简直搞得一塌糊涂，只有一小部分美国急需的钨砂能运到机场发往美国。钨砂由政府垄断企业中国运输公司承运。这家公司腐败至极，把官方的货物置之不顾，而去私下招揽客货运输，公司的经理、司机等人都借此大发横财。

下午5点45分，穿过傍晚出来闲逛的人群，走回招待所。如果天色再亮一点的话，这次散步肯定会很愉快。但是，现在虽然还不到6点钟，天色却已经很黑了。这是由于国民党为实行全面中央化，命令全国各城市都按照重庆时间作息，尽管一些城市在战前是属于不同时区的。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措施，因为大部分城市的发电厂都严重老化，不能提供足够的照明用电。由于这一制度，在桂林这样的东部城市中，早晨天已大亮的时候，人们都还躺在床上，而到下午5点钟以后，人们却在黑暗中摸索，或者出大价钱去娱乐场所，只有那些地方才有自备的变压器和足够亮的灯光。

桂林市区的香港娼妓与国民党一样固执己见，她们认定镶有塑料白边的墨镜最为时髦，于是不管是什么天气、什么时间，都坚持戴这种墨镜。傍晚散步时，夜幕已经降临，林荫道上一片昏黑，这些娼妓们就像是来自火星的女士一样，穿着白色的高跟鞋，在一片不友好的气氛中，跌跌撞撞地蹒跚而行。

在我的房间外面，楼下餐厅经理正在恭候我，他准备邀请我参加餐厅举行的晚宴。对于宴会，政府曾严格规定菜肴的盘数不得超过客人的人数，但有“国际友人”参加时例外。于是，餐厅经理就在我们这五六个住在招待所的外国人身上打起了主意。每当要举行豪华宴会时，他就邀请我们之中的一位免费参加。但今晚我不得不谢绝了他的邀请，因为我必须前往城北一家国民党银行的花园，参加一个官方的自助晚宴。

晚上6点半，当我步行穿过大街前往赴宴时，被陈先生夫妇让上了他们的小轿车。陈先生是桂林中国银行的经理，他是当地美国化中国人的领袖。陈先生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学，现在不仅腰缠万贯，而且在特务系统中颇有权势。戴笠每次到桂林来必定会住在他家。陈太太的兴趣则集中于服饰和化妆品，所以得了一个“圣诞树”的外号。传言说，当陈太太去学校看望儿子时，不得不特别去买一件朴素的布衣穿上。她的儿子正在接受严格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如果她穿着通常的奇装异服，儿子会拒绝与母亲见面。

离晚会的会场还有两百步远时，陈先生让司机停车，然后我们一起下车步行。陈先生解释说：“这是一条新规定，禁止乘坐小轿车前往娱乐场所。”

一走进银行花园的大门，就可以看见树下挂着走私来的日本灯笼。我在这儿遇见了一群中国朋友：熊太太和她的丈夫，以及几位新闻界人士和他们的女友。当我问及哪种美国书籍译成中文后最受人们欢迎时，其中一位应声而答：书店老板曾告诉他，目前翻译书籍中最受欢迎的是《飘》。当他问为什么时，书店老板回答：

“这本书人人都感兴趣，年纪轻的人喜欢恋爱故事，年纪大的喜欢大发国难财的桥段。”

另外一位讲了个文化圈子中流传的笑话，很好地说明了一点，在远离重庆的地方，自由而刻薄的谈话越来越公开化了。这位先生在讲话的时候满不在乎，甚至连声音都没有放低。

孔夫子的幽灵来到了当代中国。他首先出现在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作家林语堂的梦中。

孔夫子问曰：“奇矣！昔日穷极而著书，今日汝却著书而大富，诀窍何在哉？”

林语堂答曰：“我把《吾土与吾民》卖给了外国人。”

接着，孔夫子出现在蒋委员长的梦中。

孔夫子问曰：“汝亦权势冠天下，诀窍何在哉？”

蒋委员长回答说：“我出卖的是《中国之命运》。”

我认为一次成功的晚会是最难以描写的。它看起来乱纷纷，但却有一个核心，使整个晚会好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次晚会在一个有围墙的花园中举行，可以望到周围形状奇特的小山峰。花园中的树木装饰着各式各样的灯笼，使整个花园显得五彩缤纷。穿制服的军人们和珠光宝气的女士们懒洋洋地在花园中或是漫步，或是站着，或是坐着，甚至是躺着。在彩灯的映照之下，他们的形状好像在不断地变幻。一阵乌云涌过城市的上空，遮蔽了月亮的光彩。接着是一阵晚间的雷阵雨，几乎把晚会冲散。但阵雨过后，人们又很快聚拢起来，重新开始交谈。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平常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地方，他们有许多话想要倾谈。

“他们坠入水中之后，在一只橡皮艇上度过了5天5夜，才被一艘汽艇救了起来，送到了非日占区的一个港口。在艇上，他们口渴得要命。最糟糕的是，鱼群不断聚集而来，在皮艇底上搔痒。透过薄薄的一层橡皮，它们的这种动作使人们的双脚奇痒难熬，几乎都要发疯了。”

“她刚从香港逃出来，她说，去年圣诞节时，在拘留营儿童晚会的竞赛中，一个6岁的英国孩子做了一首诗，夺得第一名。诗中写道：

在一四九二年，

哥伦布航行在蓝色的大海上。

但到了一九四二年，

我们却连这点也无法做到。”

“毫无疑问，你肯定听说过，国民党当局满怀感激的心情为战斗在前线的美军飞行员举行盛大的招待会，还送给他们大量礼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军后勤部队最近开始收到账单，他们要求美国人自己为这一切支付费用。”

晚餐是西式烤鸡、中式炒面和亚热带水果。晚餐之后有几个正式的文娱节目。广东电影明星“兰花小姐”穿着绣有兰花图案的超短裙，表演了从查尔斯顿慢步舞到贝多芬G调小步舞的各种舞蹈。在一位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上尉的要求下，徐娘半老的著名上海电影明星胡蝶演唱了几支中国的抗战歌曲和美国的战时歌曲。看起来她唱这类歌曲并不在行，只是由于某些人希望她给“国际友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才不得不唱。她身穿黑色的纺绸旗袍，旗袍上绣着金色的大蝴蝶。她不自然地站在听众面前，手中拿着歌本，脸上表情呆板，活像戴着假面具，声音好似一个老于世故的美国妇人。我认为，如果她唱的是女童野营队的进行曲之类的歌曲，或许能抒发她的真实情感。

但是，像所有成功的晚会一样，它也不仅仅依靠专业的演员来制造气氛。混着喝的桑葚酒和三花酒开始发挥作用，客人们的言谈举止渐渐热情奔放起来。在花园这边，有人严厉指责一位交际花的丈夫，说他来内地之前在伪政府里是如何活跃；在花园那边，两位香港女士大声争吵起来，彼此诋毁对方的贞节。过了一会儿，几位美军后勤部队的军官企图拆下银行男盥洗间中的小零件，嘴里咕哝着：“反正都是美国人出的钱。”一位欧洲领事跌入池塘。一个四处走动的侍者漫不经心地打开了花园僻静处的电灯，使一位来自印度的美国将军暴露在灯光之下，他正在拉开一位女士身上的拉链。灯笼逐渐熄灭，但在雷阵雨过后，秋季灰蓝色的夜空分外洁净，明月当空。在这个晚会上，我听胡蝶的朋友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或许能很好地代表中国战场上所存在的种种现象。

1937年，在日军侵华的头几个月中，国民党的宣传使一位女学生成了世界级的英雄。当时日军围攻在租界外围的四行仓库，她从外面把一面国旗送到在仓库中孤军奋战的中国军队手中，因而被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她是通过中立的租界区潜入仓库的。但无论如何，她确实表现出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精神。此后，她被派往美国，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帮助国民党宣传，给美国人造成了一种对国民党的良好印象。

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两年，她回到了中国，在原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主持的官方难民救济机构中担任职务。杜月笙曾在1927年帮助蒋委员长发动流血政变，因而从国民党当局那儿得到了“中国第一流慈善家”的头衔。在杜月笙的领导之下，这个救济机构干的全是走私勾当。小英雄在美国尝到了享乐的味道，所以也学着捞钱。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她建立了自己的走私机构，专门为从香港逃出来的有钱人私运财物。

几个月之前，她从香港为胡蝶携带了几只大皮箱到桂林。途中，她从皮箱中盗窃了一些首饰。胡蝶到达桂林后发现此事，便运用自己对官方的影响，把这位当年的国民党英雄投入了监狱。

晚上11点45分，空袭警报响了起来，五彩缤纷的花园晚会就此结束。我和参加晚会的两位姑娘，以及一位战地记者——他今夜将和我一起住在我的房间里——一起向城西走去。我们坐在城墙之上，下面是一个为了方便居民在空袭时撤出市区打通的豁口。

很明显，不少桂林市民相信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夜间可以保护他们，所以在听到警报后也懒得起床。跑出城外和登上城郊小峰的人群还不到白天的一半。几分钟后，人们通过豁口的喧闹声就消失了。这时，除了城下街头武装警察们的笑声和咒骂声，我们的四周真是万籁俱寂。薄薄的夜雾笼罩着山峰，一轮银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一阵阵轻轻的北风吹过，微微的寒意使人想到初冬即将来临。

一架孤单的轰炸机飞了过来，在几百英尺的低空盘旋。这架飞机没有亮灯，但它经过城区上空时是那样从容不迫，我们都认为它是一架正在寻找机场的美国飞机。我们正要起身回招待所时，忽然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并看到车站附近冲起一片火光。我后来听说，有一列满载美国军用物资的列车，那天下午刚刚到达桂林车站。

爆炸发生之后，城墙下的房屋中立刻传出惊慌的哭叫声。紧接着，第一批惊慌失措的人开始向城外涌去，他们穿着睡衣，带着他们在慌乱中随手抓到的任何东西。很奇怪，人们是分批通过豁口的。他们慌不择路，像家畜一样互相挤撞；每当一群人通过城墙的豁口时，警察就在一旁不停地拉动枪栓，同时凶恶地吼叫着：

“快跑，不然我们要开枪了！”

在威胁之下，人们痛苦地呻吟着，加快了速度，跑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急促的脚步声消失在月色朦胧的田野之中。警察们心满意足地笑起来，等待着下一群人的到来。

第九章丨收获的田野

1944年初，日本的前景更加暗淡。意大利退出战争，德国人在罗马溃败。苏联已经收复了绝大部分领土，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也已在望。美国人从南太平洋向北进攻，已攻占埃尼威托克岛和其他一些离东京比珍珠港更近的岛屿。在缅甸，史迪威的中美联合部队已经证明，它完全能打败当地的日本驻军。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他们不可能在这种局势之下求和。他们困兽犹斗，企图支撑本国的士气，延长帝国的寿命，以求在同盟国不能取得全面胜利的条件之下形成和局。日本人首先在印缅边界采取了冒险行动。1944年2月，日本军队对印度曼尔普尔邦山区发动了进攻。他们企图插入印度平原，切断阿萨姆铁路。这条铁路为史迪威的部队提供了后勤支持。这一行动还将破坏以阿萨姆为基地的通向中国的“驼峰航线”，使印度失去作为盟国基地的作用。日本人的进攻曾一度逼近到离铁路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但几个月之后，由于日本人的供应线被破坏，他们又被英国军队赶了回去。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中国正策划着另一场行动。日本人打算从黄河边的郑县出发，顺着纵贯中国心脏地带的南北向铁路和公路线南下，通过日军已占领的长江边上的汉口，然后穿过中国南方连通香港，并从桂林直达印度支那。这一行动对日本的关系更为重大，策划得也更为周密。国民党的抵抗表明，它不可能制止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日军行动一旦成功，日本便会打通大陆交通线，阻止美国人在中国沿海登陆。此外，它将为南亚日军的撤退打通道路，还能破坏和孤立第十四航空队的前进基地。从这些基地发动的空袭已经严重干扰了日本人的沿海运输。从以后日军进攻的方向来判断，日本人的首要目标是打击美国的空军基地，其次才是打通大陆交通线。应该说，第十四航空队是日本人发动这场进攻的首要原因。

在1944年头一个月中，日本人准备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到了桂林。在华北，日本人加固了3年前占领的郑县黄河大桥。在华中，长江上的大量船只加紧运输军用品，同时日本人开始修复由汉口通向前线的各条公路。从满洲向南的铁路线上，客运量已被削减，以加紧把生力军运到华北和华中。一些和伪政权有联系的人逃到了桂林，因为他们想要站在他们认为最终将取得胜利的一方。这些人说，日本人现在的口号是：“破坏华南，掠夺华中，确保华北。”

在即将成为战区的华南各省中，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他们根本不值得为保卫这种生活而战。随着农村经济的崩溃，越来越多的农民过着难以形容的苦难生活。大多数士兵的生活也极为悲惨，毫无斗志。大概只有到了陷入绝境，只能拼死求生时，这些士兵才会奋起战斗。

当然，这些省的局面原来就很糟糕，现在只是更加糟糕而已。但这里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南方许多曾经支持政府的人士，现在却反而遭到独裁政权越来越残酷的迫害。后来的事件表明，在中国走向革命爆发点的过程中，中上阶层对国民党的怨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44年春天，对国民党的批评已经极其普遍和公开，在桂林及其附近其他城市的新闻界中都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敏感的出版界和审查机构都认识到，继续拒绝刊登众所周知的事实只能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战后人们经常争论，国民党是什么时候变得无可救药的？美国对此应负什么责任？其实早在史迪威事件发生的半年之前，当时中国南方的非共产党新闻界就已经对这两个问题有所认识。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些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报纸一直在报道经济上的危机：在广西，八分之七以上的矿山倒闭；在锡矿大省云南，锡矿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四；在重庆，18家铁厂中有14家倒闭。据报载，这些企业的倒闭是因为政府垄断企业的强制征购，而价格只有成本的三分之一。在过重的捐税、官方企业的竞争和工业资本缺乏的压力下，私营工厂举步维艰。

一家桂林的报刊估计，至少90%的银行贷款投向了商业而非工业。这家报刊解释说，由于通货膨胀，贷款月利率高达10%，实业界人士只有通过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才能迅速获利，免于蚀本。同时，大型国家垄断银行把许多较小的、关心地方工业的私人银行都挤垮了；而由本地人管理的国有银行，则只对获利迅速的商业感兴趣。

在报刊上，美元的虚假汇率也被说成是工业衰败的原因之一。最富有的中国人——高级官员和他们的亲属——不会在国内进行投资，因为他们只要把自己的钱输送到国外就能大获其利。

2月，桂林《大公报》直截了当地说，把囤积、走私和其他经济问题归咎于私营商人是不公平的，官员们才是更大的罪犯，他们使用特权逃避一切法律和税收，大部分不参与官商勾结的私营业主，现在几乎和工薪阶层一样受着沉重的压榨。

对于国民党的最大军事弱点——士兵所遭受的苦难，报刊上也进行了坦率的报道；在军官们的克扣下，士兵在挨饿；一些士兵因为很小的过失就被打死。报刊还提到了军队对农民的野蛮行径，如巧取豪夺农民的粮食、树木和家畜；也提到了军官们的各种敲诈行为，从私收通行税到利用缓征收取贿赂。3月公布了新的军队工资标准，“为适应高涨的生活费用而进行了调整”。从这个标准可以部分看出军队弊病丛生的原因。一位将军的工资，连津贴在内，提高到每月2000元法币，以黑市汇率计算，相当于20美元；而一个士兵每月仅能领到20元法币，相当于5美分。

报刊审查制度在政治方面仍然严苛。但在1944年初，当中央政府把各省预算砍掉三分之一时，报纸上出现了许多暗示性的言论：国民党正在放弃自己对公众的责任，省政府不得不削减工作。精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必要的，但实际上裁谁留谁是出于“关系”，而不是出于提高效率。在预算削减的同时，税收并未减少，所以国民党其实是正在为更少的人榨取更多的钱。一家桂林报纸说，如果税收真正能为政府所得，而不是流入贪官的腰包，政府岁入就会增加5倍。

当时，广东的饥荒进入第二年，饿死了近10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该省的审查官允许报刊报道把稻米出售给日本人的丑闻。在报刊上也提到，美元的虚假汇率是侨眷在饥荒中饿死的原因之一。

当报纸登出上述材料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些材料。它表明，独裁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相对客观的国内新闻，而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报刊却仍然在大肆赞扬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由于大部分驻华记者在1944年已经清醒过来，所以主要的责任似乎在于美国国务院和美军，因为它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冲破重庆的新闻检查，这就使得发往海外的新闻受到了限制。在美国的编辑们也有责任，因为即使有些提出温和批评的材料通过了国民党的检查，发回美国，他们也没有采用。

几年以后，当中国内战爆发时，共产党的宣传大力鼓动了公众的反美情绪。但这种宣传之所以得到成功，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共产党外的新闻报道早就为反美宣传打下了基础。在大战期间的中国南方，爱国的中国人起初确实拥护利用美援打日本，但随着对国民党中央不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援助似乎也变成了别有用心的恩赐。因为我们所有的援助都给了国民党中央集团，使国民党好像有了一张“护身符”，而他们可以利用这张“护身符”来压制公众对改革的呼吁；与此同时，要求改革的内在因素却在自然而然地不断增长。

史迪威认识到了中国需要改革，因而他试图努力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但这种努力却被秘而不宣。中国公众唯一能读到的美国评论来自美国战争情报局和中央社，而它们都在附和美国国内舆论，对国民党大加赞扬。虽然当时共产党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党，但它还无法控制其他反对派。所以首先对美国动机感到怀疑的是无党派人士：美国好像在蓄意忽视中国的自由派，而去支持最反动、最不得人心的那一派。后来共产党正是这样指责我们的，说美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指责当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大战期间，大多数非国民党的中国人士虽然对我们有所不满，但仍把我们的错误归之于没有经验或无知。当时，省里的审查官奉命禁止直接对美国在中国的行动提出批评，但允许报纸进行一定程度的讽刺，有时这些讽刺非常刻薄。到1944年时，所有调查过美军机场的南方城市报纸都经常刊登一些小品文，挖苦性地描述当地美军人员的寻欢作乐。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枝节问题也成了报刊讽刺的对象，但从文章的辛辣语调可以看出，怒气实质上是针对国民党中央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是1944年春季刊登在桂林《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

一条多余的新闻

中美工商业联合会在纽约透露，中国政府将为我们的8000万难民建造1000万所住房。这一计划不能说不伟大，但它只适于在纽约那样远离中国的地方发表。如果在我们自己的报纸上发表，这种计划听起来简直像虚无缥缈的童话，虽然其动机并不虚无。无论如何，中国是四强之一，当其他国家大谈战后复兴计划时，中国必须表现出它对于社会福利并非一无所知；所以计划为每8个难民建一所住房。

但是，且慢！

现在我们建一座桥梁就要花半年时间，而修一条公路则更不知要花多少时间，我们怎么能相信我们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1000万所住房呢？在饥寒交迫的难民中，是不会有人相信这种伟大计划的。也许最可怜的倒是那些相信这条新闻的外国人。天晓得这个计划有什么事实依据，但美国人已经在幻想可以大做一笔生意了。中美工商业联合会的声明说，木材之外，中国的其他建材都需要进口。

对于美国人来说，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是很困难的。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精神胜利法”：如果美国人有某种计划，我们必定也要制订这类计划；如果美国人向我们出示某种统计材料，我们也要反过来向他们出示同类材料。战后国际房屋建设计划一提出来，我们就拿出一个1000万所住房的计划。至于怎样去建设这些房屋，什么时候能建成这些房屋，那是另外一码事。如果天真的外国记者们问起这些问题，我们也不必担心，汉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它可以把这些问题都解释过去。我们确信，口齿伶俐的中国发言人对付外国记者是绰绰有余的。我们的发言人可以大讲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战时的供应问题和政府的困难。也许这些发言人还会老练地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美国人身上。

如果政府对待这个建房计划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们倒要担心了。像桂林香烟专卖这种小事件都能在中国南方引起那样大的轰动，那么，为了争夺建房计划的巨额合同，肯定更会打得头破血流。幸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计划本身只是一条多余的新闻。

桂林《大公报》上还登载了一篇针对孔祥熙家庭新丑闻的讽刺短文。当时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即将结婚，为了使场面更加体面堂皇，孔家决定在美国举行婚礼。但因为中国的刺绣品比较便宜，所以嫁妆中的刺绣品和蕾丝饰带仍在重庆的妇女工作部中制作。这个部门是孔小姐的姨妈——宋美龄——为战时工作组织起来的。一切安排都严格保密，但运送嫁妆的飞机在长江上失事，泄露了这个秘密。重庆的新闻审查官不准报刊提及此事，但广西的报纸却因报道此事而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是从福建一家报纸的转载中读到桂林报纸上的这篇文章的，在转载中点了孔小姐的姓氏。原文中没有提起这位小姐的姓氏，但由于在桂林这一丑闻早已口口相传，所以人人都知道文中的“×小姐”是谁。

在美国举行婚礼的花费

自×小姐从重庆启程，我们的财务专家计算了飞往美国和举行婚礼所需的费用。他估计即使只租用一架飞机，其运输费用也足以使河南和广西上万名的灾民吃饱肚子。妇女工作部为×小姐的嫁妆付出的劳动足以缝制一个团的军装，或者为几家战地医院的伤兵提供绷带和床单。整个婚礼的费用足以办起一所大学。当然，我们知道，比起×小姐的高贵地位来，她的花费仍然太少。但是，现在正值民族存亡关头，难道不应该一切从简吗？

1944年2月底，我交接了桂林办事处的工作。接着，我用3个月的时间到东部若干城市进行了一次旅行，这些城市看起来是日本人即将进攻的目标。我的任务是了解公众的看法，并找到一条把新闻向东部敌占区各省传播的渠道。很明显，这项工作着手得太迟了一些。

在春天的雨雾中，我在绿意葱茏的南方丘陵进行了一次匆匆忙忙的旅行。现在回想当时的所见所闻，眼前就好像呈现出一幅生动而又虚幻的景象，充满各种细节但又无法确认，宛如梦中。原因也许是我去的这些城市不久即将为日军所占领，我见到的东西也因而从地面上消失了。

两年以来，我都是乘飞机往来各地的，现在又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周游真是令人高兴。在漆黑的列车上，在江河的小船上，在乡间的长途汽车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喝着茶，吃着东西，喋喋不休地谈着天。我很愿意跻身于这样的人群之中，这种旅行对我也是一种消遣。这次旅行使我进入了以前从未去过的一些地方，也让我回到了行者的年代，回到我几乎要忘记了的中国大地。

衡阳是一座喧闹的商埠，市区沿浑浊的湘江两岸延伸。这里的筷子特别长，人们开玩笑说，用这样的筷子来喂桌子对面的人吃菜，比给自己夹菜还方便。由衡阳顺湘江往北便是长沙。长沙位于“无路区”的北部，接近汉口前线。长沙是一片巨大的白色废墟，居民不到原来的一半。它是在1938年的大撤退中被烧毁的，那次大火即便不是出于背叛，至少也是出于错谬。据称，那次大火中烧死的人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远远超过历史上各次大火中的死亡人数。耒阳在衡阳以南的山区中，它是一个沉睡的小城市，几千年以前，这里就发明了造纸术。曲江[34]在更南边的山区中，是广东的战时省会。城中充满了广东风味，人们穿着发亮的黑色绸衣绸裤，拖着木屐在带柱廊的大街上行走，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同时用广东话高声对骂。赣州在铁路线以东，是著名的“模范城市”，由受过苏联教育的蒋委员长长子蒋经国管理。这是一座极为整洁的白色城市，坐落在赣江之滨的丘陵之中，有新修的笔直的乡间公路，两旁排列着整齐的白杨树，颇有法国的味道。

当蒋经国和他美貌的苏联夫人路过桂林时，我和他们见过两三次面。虽然蒋经国喜欢在酒宴之后给人难堪，但似乎还是一个容易相处、秉性直率的人。因此，我原来希望他管辖的城市会同样令人喜爱。但是在赣州，我恰巧听见了一些特别令人不快的事情，这些事情竟发生在如画的风景之下。

赣州的天主教传教士告诉我，蒋经国所受的苏联教育使他深受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上任之初，他曾假扮成苦力四处私访，希望听到穷人们的怨言。他也曾把玩麻将的官太太们抓起来，命令她们就穿着玩牌时的睡衣去修公路。但是，作为蒋委员长的“太子”，他被父亲派来的阿谀之徒包围着，蒋委员长也看得出来，他的所谓改革无非是些游戏。赣州的市容建设费用主要由农民承担，但蒋经国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减轻农民身上一直就有的负担。天主教神父列举了赣州附近一处村庄的情况，天主教在当地有一个传教点。在这个村庄中，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一个地主，农民们收获的谷物中有一半要作为田租交给他。蒋经国为了修建公路、学校和纪念馆，又要抽取35%作为捐税，于是留给农民的谷物就只有15%了。即使在丰收的年景下，这点谷物也难以维持生活。这个地主生活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汉口，田租由代理人征收，这个代理人在赣州出售这些谷物，然后把钱给敌占区的地主送去。

至于我自己的工作，这次东部之行真像是一场噩梦。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却很可能来不及。仅仅为了写一份报告，向华盛顿解释此地的局势，促请他们采取相应行动，就花了我几个星期的时间。

在美国本土的战争情报局似乎仍然认为，短波广播理所当然地是向中国南方人民宣传的有效手段。他们每天都从旧金山朝这个方向广播中文节目，内容主要是国际新闻和抽象空洞的宣传。但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而言，在整个南方铁路沿线地区，总共只有不到100台短波收音机，而且绝大部分属于美国传教士。当地几百万中国读者只能读到当地的报纸。这些读者关心战争和政治问题，但当地报纸对美国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报道却极不充分。

对于邻近的敌占区各省，美国战争情报局打算使用飞机空投传单的办法来宣传。这可能会有些效果，但用向日本人和中国人扔过炸弹的飞机来散发宣传品恐怕不是最好的办法。我发现，日本人正在使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长沙是来自敌占区邮件唯一进入的地点，当地的邮政检查员告诉我，他们只能进行抽查，但即使这样，经常还是在一天之内就发现高达80件的敌方出版物。收信人选用了一些常见姓氏，而地址则含糊地写为某村或某市的某街道，这样当地的邮差就以为当地的某人即是收信人。

在广州以北100多英里的韶关，有一些双方的来往是官方的。伪政权的信使定期从广州来到前线，带来两种主要的广东话报纸，一种是伪政权出版的，另一种是日本人出版的。在前线附近，信使和国民党人会进行交换，后者提供三种报纸。在韶关和广州，双方的政府官员们就用这种方法交换报纸。

韶关的编辑们宣称，他们的报纸还以走私的形式运入广州的个人用户手中，以致在广州，这些报纸广泛流传到了按小时出租的程度。日本人有时也伪造韶关报纸，故意使用粗劣的纸张和印刷技术，使它们看起来像是来自被封锁的内地。然而，其中却充满了日本人的宣传，虽然经过了伪装，但还是很容易一眼看穿。韶关的编辑们渴望得到更多的美国新闻，而这也的确是一个使美国的宣传进入广州的机会。如果能做到这点，那将是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成效的一个标志。于是，我答应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新闻材料，这些材料是桂林办事处从美国杂志上翻译过来的。

我4月下旬到5月初在韶关期间，手头有一些当地报纸和敌方在广州出版的报纸。在那几个星期中，史迪威在缅甸的中美联合部队发起了最后一击，日本人彻底溃败。但依靠国民党和美国人提供新闻材料的韶关报纸只能登载战斗的简要公报，公报中只干巴巴地提到一些基本事实。在没有提供地图说明的情况下，丛林地带村庄的古怪名字使这些新闻显得令人莫名其妙。各报刊也没有介绍战役背景，诸如在印度的训练工作或美国人为这一战役所做的后勤工作，更没有提到缅甸战役的经验教训——中国在今后的战斗中，哪些事情是必须去做的，而哪些事情是不应当做的。

广州的报纸依靠日本人提供新闻材料。日本人虽然在缅甸吃了败仗，但新闻报道却要比我们的更充实有趣，有背景介绍和特别报道，有地图和照片。而且，一切宣传都围绕着日本对华宣传的一个论调：美国人并不热心于在亚洲作战，美国人宁愿把中国人武装起来，让中国人给他们当炮灰。

我在韶关期间，日本人发动了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日军在郑县越过黄河向南推进，沿着老京汉线穿过河南省，仅用20天就把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连成一气。到了5月的第一周，日本人已经控制住一条陆上交通线，从日本人在东北的基地出发南下，直通中国南方铁路沿线的各个城市，包括韶关在内。但是，在即将遭到进攻的华南地区，对此次攻势的报道极不妥当，宣传战线简直可以说是战役最糟糕的一面。

中央社的唯一目标似乎是避免“使人民不安”。它没有坦率且及时地报道河南的大溃败，反而虚构了一些我方反攻、敌人伤亡惨重的消息试图冲淡读者对溃败的印象。它把日本人的这次攻势贬低为“以攻为守”，信誓旦旦地要进行全国性的反攻。它把河南的溃败归罪于共产党人，说他们没有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也归罪于美国人，说他们没有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援。它并未警告中国的南方民众，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危险；也没有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疏散或抵抗。它甚至不肯承认一个重大事实：日本人业已占领了中国北方全部的铁路线。

因此，当时南方各城市普遍对此战感到迷惑不解。可悲之处似乎在于，正是国民党和它的美国盟友应该对中国南方千百万人走向灾难承担相当责任，但这两个政府却并没有帮助人们去认清自己的处境。

公众明显地对战争持两重性的态度。一方面，当时美国人在太平洋攻势如潮，已经形成可能在中国南方沿海登陆的态势，人们以为美国舰队将会很快到达，而那些有法术的战争机器将很快解决这场令人厌倦的战争。另一方面，当时经由美国战争情报局和国民党中央社转手，当地报纸转载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宣称日本人可能将进攻中国南方。这使当地出现了恐慌的征兆。原本整个春天人们都在谈论这种危险，但由于中国境内的战争一直波澜不惊，人们便认为这种危险似乎是虚构的。可现在连纽约的报纸也认识到了这种危险，看来来势凶猛的大战真的迫在眉睫了。

公众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中地位的看法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中国的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祖国处境危急；但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幻想，在大战结束时，中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强。这些人认为，慷慨的盟国将会送来一切需要的东西，帮助中国建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这种幻想固然是国民党培养起来的，但美国人宣传中的不断许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公众甚至对敌人迫在眉睫的进攻也有着双重态度。受威胁城市中的居民忽而恐慌不安，忽而因一些新的谣传而愚蠢地自鸣得意。更糟糕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局部的失败和后退，这就使得战事临头时他们根本无法组织抵抗或撤退。

我就在这样一个厄运临头的中国南方旅行。在遇见的人当中，我感到最可悲的是一群教授。他们原是广州一所大学的教师，由于战事而跟随学校避难来到韶关。在韶关，我们曾共进午餐。他们都受过外国教育，可以说是国民党中的精英人士。在午餐之前，一位教授带我去参观他的建筑系学生的工作。蓝图和规划很漂亮，都是在设想战后的大城市建设，其中大部分是豪华公寓、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在午餐时，谈话内容是幻想未来的世界。教授们对我说，中国无须建设更多的铁路和公路，因为中国将从美国那里得到飞机。工业的动力将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美国人在长江三峡建造的水电站。土地问题将用水栽法来解决，农作物都种植在水槽里，水是用美国的化学药品处理过的。

就在这种谈话的同时，日本人在北方正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向韶关推进。午餐之后，教授们兴高采烈地推测起美国人将于什么时候在广州登陆，收复这一城市。乐观者认为，美国人夏季就会来，而悲观者则认为不会迟于秋天。他们进而议论起要买可用一家人起居饮食用的船，准备沿水路驶回家乡。

在几次“狼来了”式的恐慌和欲行又止的疏散之后，韶关于当年冬季被日本人占领了。日军似乎和国民党驻军达成了“交易”，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由于当时韶关的官员们将危险情况对当地居民保密，所以日军占领发生得那样突然，以至于公众都没有时间传播谣言。我听说，在韶关四周站岗的国民党士兵曾阻止难民逃离，但我不完全相信。一般情况下，奇袭式的占领总是使大部分居民来不及逃走，当然官员们除外，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那些教授任职的大学是广州反日运动的中心。所以这次日军占领韶关后，逮捕并屠杀了一批师生，恐怕受害者之中就有和我一起吃过午餐的教授。

现在回顾起来，当时在中国南方这一区域中最值得注意的动向，可能就是反美情绪的增长。我开始感到，我的桂林办事处并非完全无用，因为在那些没有直接推行公关工作的城市中，反美情绪更为强烈。正如在其他问题上那种混乱的矛盾态度一样，甚至那些认为中国是战是和完全取决于美国的中国人，也暗中含有对美国的敌意。

在1944年日本人进攻前夕，这种反美情绪主要表现在一些小事中。一年以前，街上的顽童争着向穿军服的美国人喊：“顶好！”但现在，他们喊“顶不好！”或骂其他脏话，并追在美国人后面，模仿和嘲弄他们。站在一旁的大人们用嘲笑的态度旁观，这种态度表明了孩子们的行为为什么起了变化。这种态度也是一种细小但却不祥的信号，预示着如果在日军入侵时发生混乱，而美国人的生命又取决于中美友好关系，那么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由于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双方的矛盾可能会很尖锐。5月中旬，我由韶关乘一辆美军卡车前往铁路以东的赣州，同行者有大约20名美军地勤人员，他们要前往赣州以北几英里的遂川机场。这个机场是中国最靠东的一个大机场，可供B-29轰炸机起降。它距离东京比当时美军在太平洋上占领的任何岛屿都要近。当时设想它可能在整个对日作战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很明显，与我同车的地勤人员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知道当时日本人在长江以北发动了攻势，可能很快会向他们身后的南方铁路线推进。他们开着玩笑，谈论日本人来到时要如何像打靶似地消灭敌人。但其实在玩笑下面表现出的是一种明显的紧张情绪，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就是前线。

离赣州还有几英里时，我们的卡车拐过一个路口后，差点撞到一辆跑车。跑车正好停在狭窄公路的中央，乘客是一位神气的国民党军官和一对穿着时髦西服的平民，当时他们正站在路旁的小丘上，用手枪射击乌鸦。为了躲开跑车，我们的卡车不得不猛打方向盘，结果拐出公路，冲进了路旁的沟里，情势十分危急。这些中国人虽然不是故意破坏，但他们毕竟堵塞了一条重要的军事公路。冲进沟里的美国人认真地争论起来——要不要开枪把这辆小跑车的轮胎打上几个洞。此时小丘上的中国人看起来很开心。我们的卡车离去时，车上的美国人对他们发出狂怒的叫喊，并做出威胁的手势，于是他们开心的表情转变为了惊愕的神态。

后来在赣州，我有几个晚上和当地的记者们一起吃晚饭。有一次吃饭时，空袭警报响了，城市立刻停止供电。但我的主人们叫人拿来了汽灯，我们就在这个有很多窗户的房间里继续宴饮。警察很快赶来，命令把灯灭掉。但在座的有一位编辑，他供职的报纸是蒋经国办的，面子比警察大，所以汽灯继续亮着，而窗户则仍然敞开。

这时，一架飞机开始在我们头顶盘旋，我建议把灯灭掉，但东道主们纷纷嘲笑这个建议，他们说，自从美国人来了以后，没有日本飞机胆敢飞近赣州。果然，我们头上只是一架寻找当地机场的美国运输机。但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说，在衡阳时，一些战斗机驾驶员对我谈到，他们对日机空袭期间在美军机场周围点火堆的第五纵队非常气愤，以后再在灯火管制的城市里看到灯光，就要开机枪扫射，因为这一定是叛徒们发出的信号。主人们把我所讲的话当成了一个乏味的笑话，报之以冷冷一笑。他们不相信我，于是我们就继续在灯火辉煌的房间中吃饭，直到警报解除。

现在看来，这些事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说明战时搞不好宣传工作会出现什么情况。本来，忽略公关工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困难，但我们在中国南方的美国人很幸运地避免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因为严格来说，第十四航空队的冒险活动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冒险：大部分人员和设备都采用空运，而且只配置到大约10个机场上，这样就很容易迅速而安全地撤退。在危险关头，从来没有任何美国人混在中国人之中。所以，尽管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动作在政治上是失策的，但其潜在的严重影响在当时却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直到后来强烈的反美情绪席卷中国时，问题才暴露出来。

美国人在中国南方进行空中冒险期间，对当地的事物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和关心。我在赣州听到一个小故事，似乎可以管中窥豹。当地有一个小机场，营房建得十分漂亮，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个机场是为前来帮助国民党对日作战的苏联飞行员准备的。第十四航空队决定扩建机场以供己用，于是从桂林派来了美军后勤部队的一位中尉和一位会讲英文的承包商。蒋经国开始扮演老百姓保护人的角色，他声称，只要付给劳工合理的报酬，他就同意征召劳工。我记得那位承包商以2200万法币承包了这个工程，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大约相当于100多万美元。

美军后勤部队的中尉不会讲中文，于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了另一个人，这人又转包给了第三个人。我听说这个合同转了6个人的手。第六个人偷工减料，克扣工资。投入到实际工程中的资金只有800万元法币，其余1400万元法币被6位承包商瓜分了。

在大多数地方，这种“交易”必定会被当地官员大大敲上一笔。但这6位承包商都不是赣州人，而且他们低估了蒋经国的威力。当第一批劳工被宪兵带到机场工地时，承包商已经有3天时间没有供应伙食，也没有支付工资了，于是其中有人跑出来向蒋经国诉苦。蒋经国发现了承包商们搞的鬼名堂，就把这6个人都抓进了监狱，机场工程也因之停顿。

由于美军后勤部队的中尉被完全蒙在鼓里，不知前情，所以他认为是蒋经国在破坏施工。他向蒋经国叫喊了一阵之后，就回到桂林报告此事。桂林的美军后勤部队就向重庆的史迪威司令部叫苦，于是司令部把这种情况通知了国民党的航空委员会。由于公文中的一些疏忽，委员会的负责人似乎认为，美国人一直没有周详地向他报告在赣州的计划，从而伤了他的面子，所以虽然美国人急需在赣州建立机场，但他却拒绝处理此事。

事情陷入了僵局。最后，因为第十四航空队实在不能再把赣州机场工程拖延下去了，美国人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修改了自己的公文，再一次请求航空委员会处理。这次委员会批准了在赣州修建机场的申请，但所有劳工的工资必须全部交给蒋经国，这一次，蒋经国成了新的承包商。

蒋经国在赣州宣布，建设机场是一项爱国任务，应当以“志愿劳动”来完成。每个老百姓奉命都要在机场“志愿劳动”若干天。为了表示上下一致，蒋经国派出一些官员去干苦力活，作为“志愿劳动”的表率。但这些官员很快就开始雇用替身，而保甲长们派出的“志愿劳动者”一般都是底层穷人，没有一个人领到过一分钱，最后全部经费都进了蒋经国的腰包。在出力最多的农民中流传着怨恨的谣言，说是他们之所以领不到工钱，是因为这块地方已被卖给了残忍无情的美国人。

我在中国南部的最后一个平静夜晚是5月30日在赣州度过的。我当时已经完成了在赣州的工作，写完工作报告，正在等待一位美军后勤部队的上尉。他打算由赣州驱车东进，在沿海一带寻找应急着陆的场地。他答应让我搭乘他的车走两天路。

黄昏时，雨停了，人们在湿漉漉的大街上闲逛。一种像会飞的蚂蚁似的小虫在城里到处乱飞。它们成群地飞入商店，在电灯之下嗡嗡地叫着。赣州老百姓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用桌椅搭成塔状，带着一盆水爬上去，然后把水盆放在电灯下面。这些虫子就乖乖地飞进盆里被淹死。这些人都带着得意的微笑。它似乎又是一个例子，说明足智多谋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多么巧妙的手段解决这种小小麻烦。

第二天，从中国人的表情来看，他们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一周以来，一直有谣言说，日本人将进攻汉口以南的长沙和衡阳。这天早上，中央社在报纸上确认了这一点。虽然消息很简短，而且故作乐观，但对赣州人来说，这无疑是敲响了警钟。当时逃难的恐慌席卷了中国南方的大多数城市。然而，我在走出美军机场之前，对这些情况还一无所知。

按照第十四航空队人员的看法，日本人正以步行军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向前推进，可能已经到达长沙。从空中观察，国民党似乎做了一些微弱的抵抗。据报告，敌人的步兵正在南方铁路线的终点站——韶关以南，以及浙江至上海一带集结。很明显，敌人正在策划对铁路以东的全部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答应带我东去的那位上尉也已经转而前往遂川，协助爆破当地的机场。

第二天，赣州仍然风平浪静。但据报告，韶关和衡阳正在疏散市民：韶关人向北往衡阳跑，衡阳人却向南往韶关跑。据说火车上挤满了难民，运行时刻表已完全打乱，车上几乎不提供任何服务。一些人说，在衡阳湘江上的桥梁已被“焦土”了。当时第十四航空队非常繁忙，如果我要回桂林，又不能搭乘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的话，看来就得立即动身了。第二天，我在一家银行的卡车上找到一个位置，向南方的韶关出发。

出城10英里后，这辆呼哧作响的旧汽车开始不断抛锚，走第二个10英里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许多美军后勤部队的卡车经过我们的车旁向北开去，车上装载着汽油和其他供应品。在我们又一次抛锚时，一辆向北开的吉普车在我们车旁停了下来，车上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些消息。他们是由韶关旁边的小机场——南雄机场来的。他们说，南方的日军正在向韶关前进，现在离韶关不到20英里了。卡车正由韶关向遂川运送美军物资，他们自己可能由遂川飞回桂林。所有在韶关的美国人都已经在午夜前撤出。说完之后，他们开车离去，扬起一片尘土。

不久后，一辆南行的美军卡车停下来把我带上，使我宽慰不少。车上的美国兵正是两周前我到赣州时同车的地勤人员。当时他们前往遂川标志着美国人向东推进的高潮，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人在亚洲向东推进了2000英里，现在他们又得撤回桂林。他们没有听说即将放弃韶关，正打算用两天时间赶到韶关，然后尽快乘上火车返回桂林。

即使日军没有逼近韶关，我们也必须抓紧时间赶路，因为谁也说不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车上的人都认识到自己是在逃跑。卡车整天不停，车上的人十分安静，再也没有人说起把日本人当靶子射击的笑话了。

接近广东省边界时，公路绕过了一个还没完工的机场的边缘，这座机场也是准备供B-29轰炸机使用的。尽管遂川机场已经在埋设炸药准备炸毁，但这个机场却仍然在施工当中，肯定是因为疏忽。几万名苦力在泥泞的地面上担着土筐艰难地走着，当我们的卡车慢慢穿过这些被驯服的人群时，车上的美国人惊奇地盯着他们。

“你认为他们现在是在为谁修机场呢？”

“我想是为日本人。”

沉默。

“你记得当我们上次经过时，他们怎样向我们打招呼的吗？”

“记得。”

“你注意到今天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了吗？”

“是的。”

“很有意思，是吗？”

“是的。”

沉默。

我们在清晨两点钟到达韶关，发现在东边听到的谣传真是夸大其词。远在南方的日军一直在积蓄力量，但还没有发动进攻。美国人把大批供应品撤出了韶关，但常驻此地的美国人却并没有打算离开。在北边，日军已到达长沙城下，但长沙市区似乎还在中国人手中。在衡阳的铁路桥已经埋设了炸药，但并没有炸掉。虽然火车时刻表已经被打乱，但开往桂林的列车仍然在运行。我在韶关住了几天，这里正在上演国民党在中国南方大溃退之悲喜剧的第一幕。比起我3年前在洛阳和郑县看到的那场溃退，这次撤退似乎规模不大，也较平静，但本质上如出一辙。

韶关老百姓已经被要求在两周内疏散出城，但除非重金贿赂官员，否则很难离开。要想撤到该省地势闭塞、相对安全的北部地区必须使用汽车或船只，但绝大部分汽车和船只都已经被政府征用。另外唯一的出路就是乘火车去衡阳和桂林，但这很可能是由虎口跳入火坑，其实大多数老百姓也坐不上火车。作为对这场危机的反应，国民党铁路部门把火车票价提高了4倍。而且和官方没有关系的家庭很难把行李搬上火车，所以通过铁路逃跑也行不通。因此除非日本人已经打到眼前，人们只来得及携带随身之物时，才会选择乘火车逃跑。

由于对日本人进攻的情况一知半解，混乱也随之产生。每个官员都只了解一点儿情况，都在推测敌人什么时候打过来。大家都认为，坏消息肯定是真的，所以许多明显虚假的消息也被信以为真。6月6日，当局命令市民不得妄议当地战局，“以免引起不安”。韶关人认为，这意味着私底下传播的真实消息一定是灾难性的。同一天，“新生活运动”命令在校女学生的头发不得长过肩头。

那天下午，我前往韶关车站，拟乘火车去衡阳。我在售票处看到的景象简直可以说是当时腐败社会的缩影：对公众售票的窗口关着，而铁路官员、职工、站警都聚集在售票处后门喧闹，奋力要为朋友弄到车票，操纵车票黑市的就是这批人。票价飙升的部分原因也在于：必须贿赂售票员。因为通货膨胀，用绳子扎起来的大把纸币贿款十分显眼，一只手都抓不过来，所以在场的人都可以看到收受贿赂的情况。

这趟列车原定傍晚7点开车，但实际到凌晨1点钟才离站。原因是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是没有票而挤上车的。他们或者被轰下去，或者给检票员贿赂。每一节车厢都是如此，所以列车才无法正点运行。在我的车厢中，有一位官太太带着一条狗，一位检票员花了不少时间和她辩论狗要不要买票的问题。官太太声称，这条狗是小狗仔，所以应该像儿童一样买半票，而检票员认为狗已成年，必须买全票。最后，检票员把狗提起来，让大家看狗的奶头已发育成熟，从而赢得了胜利。

衡阳火车站坐落于郊区的一片坟地之中。当列车第二天晚上到达时，车站周围泥泞的坟地中闪烁着来自长沙的难民们点燃的堆堆营火。在衡阳市里，我听说欧洲第二战场已经开辟，而且B-29轰炸机首次以成都为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空袭。看来除本地区之外，到处都有好消息。

在长沙周围，战局变化不定，当地守军又陷于一片混乱，以致在衡阳机场的美军情报官员——他们本应该为第十四航空队制订作战计划——都拿不准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时前线经常被雨季的低矮云层笼罩。侦察机报告在长沙有大火在燃烧，而长沙对岸有零星的抵抗。日军可能已经推进到长沙以南20英里至25英里，距衡阳不到100英里。在许多方面，日军的这次进攻都是一次游击式的入侵，他们使用了大量伪军和便衣队。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又开始遥控指挥了，他通过电报向战区司令官们发出了一系列矛盾重重的命令。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在中国南方一直是战果辉煌，但现在他们已是强弩之末。他们原本的职责是支援地面部队，但现在却要求他们去替代地面部队。

尽管日本人来势迅猛，但衡阳本身在10天之内不会受到威胁。然而，第十四航空队已经准备撤离和炸毁机场了。在敌人的进攻下，对空警报系统已经瓦解，如果日本飞机对机场进行空袭，美国战斗机很可能来不及升空迎战。

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陈纳德的幻想是多么愚蠢。他以为在国民党陆军总是打败仗的状况下，仅用一支空军的力量就可以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他曾夸口说，只用150架飞机就可以“彻底打垮日本”，但现在他有大约500架飞机，仅在湖南前线就有100架可以使用的飞机。

在前线，日本飞机有一些活动，但敌人似乎腾不出更多的飞机来袭击城市、交通线和美军机场。根据我的见闻，这些地方都没有遭受轰炸。相反，第十四航空队却不断猛烈轰炸日军的供应线和后勤中心，对前线的直接袭击却很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一团混乱，很少为美国飞行员指明前线的目标。所以，一方面，每天有大批飞机向中国中部的广大地区出击投弹；另一方面，很难从空中发现的轻装小股敌军正越来越接近美军机场。现在，甚至在敌军真正威胁到这些机场之前，我们就不得不先将其放弃了。

衡阳市民中不断流传着各种谣言，有的使人心生恐惧，有的使人产生幻想。官员们和最有钱的人已经撤离衡阳。一个传教士说，当他去拜访一位官员时，主人是在一间空房子里接待他的，那位官员心满意足地对他说，自己的所有财产刚刚由铁路运往柳州，装了满满两车厢。按道理说，政府也应当安排老百姓尽快疏散。但实际上，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人能成功出城，难度太大，代价也太高了。除非走投无路，否则他们很难下决心撤离。

中央社的宣传方针仍然是不讲真话和唱高调，它大肆宣扬欧洲第二战场和B-29空袭日本之类的好消息，鼓励了毫无根据的幻想。人们私下传说，宋美龄和华莱士已经到达莫斯科，正在安排一项苏、美、国、共四方协同行动来挽救衡阳。传言说统一战线重新建立，共产党军队将在敌后打击日军，而蒋委员长将前来衡阳负责指挥防务。又有传言说有5000架美国飞机正在来华途中，5万名美国陆军已到达铁路的西端终点站——桂林。

最后两个谣言对我的刺激最大，因为它们说明了美国战争情报局在当地工作的失败。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机场可以容下5000架飞机，而由于后勤供应问题，派遣5万名美国陆军前往中国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以前能向中国公众多宣传一些现代战争的基本常识，他们现在就不会散布这种异想天开的谣言了。毫无疑问，这种谣言的广泛传播使原本混乱的局势更为严峻了，而且使不少中国人没有及时疏散，等到他们想逃跑时，已经太迟了。

在中国南方，这些谣言臆测、受威胁各城市之间的互相逃难、不断增长的恐慌混乱情况，都只发生在城市居民之中，通过半现代化的通信交通网，这种混乱信息也只在他们之间传播，波及总人数可能接近600万人。而在远离城市和公路的地区生活着6000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场危机一无所知，许多人可能直到地平线上响起枪炮声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衡阳的一座教堂中，我遇见了教会的一位华工，他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刚从距离衡阳大约18英里远的家乡走回来。日本人若以目前的势头前进，两周之内即可到达衡阳。但他在当天早上入城之前，竟然没有听说过日军的这场新攻势。

在这所教堂中，我遇见了一些由长沙逃难到此地的美国和英国传教士。他们说，他们在5月27日星期六收到了一封桂林同事的警告信后才知道局势可能有危险。他们拜访了当地国民党负责官员，询问是否会出现危险情况。尽管这些官员正在把家属和财产撤离长沙，但却回答说没有危险。就在这个周末，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逃跑了。星期一，当局下令全体市民疏散。一批批仓皇的人群拥向水边，为争夺仅有的几艘船打得不可开交。从早到晚，各种互相矛盾的可怕谣言不断传来，说是日军离此地只相距15英里或25英里了。谣言每来一波，就又有一批新的难民扔下不能带走的东西逃离长沙。

第二天，据报告日本人距长沙至少还有25英里，但无法进行核实，因为所有负责官员都逃跑了。到星期三，长沙已成为空城，只剩下一些老人、病人和穷困潦倒的人留在城里。这些传教士就是在星期三乘船离开长沙的。他们说，难民队伍在湘江两岸延伸了几千米，难民们无依无靠地坐在田野里。因为上一次日军入侵时没有越过长沙向南推进，所以很明显，这些不知所措的难民指望这次日本人仍然不会继续南进。我听说，两三天后日本人迅速向长沙以南推进时，难民们仍然呆呆地坐等在田野之中。

6月10日我乘火车由衡阳前往桂林。西行列车的车顶上和车两侧都爬满了难民，他们用手和脚紧紧地抓住火车。整个列车看上去就像一条巨大的机器毛虫，缓缓地沿着铁路在乡村中蠕动。衡阳车站周围难民宿营地的面积越来越大，难民们在这儿默默地等候轮到自己上车。一位英国红十字会的医生与我同路，他一直在长沙以北的平江县的中国部队中工作，他目睹了日本人最初是如何突破前线的。

这位医生说，几年以来，除了收获季节日军出动抢粮，其余时间前线一直十分平静。人们也习惯了这种奇特的战争。“无路区”大约20英里宽，是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连驻军都几乎过上了田园生活。在土地肥沃的防区内，军官们带着家属和仆人住在征用来的宽大舒适的农庄中。军官自己要么走私，要么向走私者们征税，越来越富裕。战线两方的贸易往来经常不断，国民党方面出口稻米、盐和各种原材料，进口布匹、香烟和高档消费品。在前线内外往返一次，精明的商人或可赚到四至五倍的暴利。

这一带稻米充足，连普通士兵都吃得很饱。一般军官仅仅克扣士兵口粮的二十五分之一。一些士兵合伙种菜，或纺纱织布，也不时敲诈一下小走私贩们，发点小财。

平江驻军司令是著名的四川旧军阀杨森。他几年前就被“中央化”了，但他似乎不太愉快，他的部下中有些军官甚至公开赞扬南京伪政权的汪精卫。在“无路区”内的铁路被“焦土”以后，有一名军官负责看管埋在地下的钢轨。但在这次日军入侵之前的几个星期，这位军官被发现把钢轨挖出来卖给了日本人。他被撤了职，但并无其他惩罚。他用卖钢轨挣的钱，开了一家为走私者服务的商店。

按照这位医生的看法，这个商店实际上是为搜集军事情报而开设的，位于敌占区中紧靠前线的一个叫铜官的地方。国民党在那儿有代理人，和日伪间谍一起进行走私贸易。通过这些同伴，他们不用离开铜官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情报。很明显，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些情报来麻痹他们将要消灭的部队。当时，这位英国医生对于敌人正在准备入侵的谣言越来越感到不安，但他所接触的军官们却一再向他保证日军不会进攻。日本人修筑公路、集结部队的行动都被说成是防御性的，是为了抵挡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反攻。

后来，有迹象表明，前线的一些防区已经被出卖给了日本人，但杨森将军的最后行动似乎证明他没有背叛。平江规模不小，杨太太整个春天都忙于社交活动，因此疲惫不堪，所以在5月下旬，杨将军决定把她送到前线休息一下。在她动身前夜，将军打电话向前线军官询问情况如何？回答是一切正常。于是将军就把太太送往前线。就在当天晚上，日本人分五路渡过了界河。杨将军的部下一触即溃，日军于是迅速初战告捷。

第二天，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部队路过平江，县城中的人们早就逃之夭夭，全城空空如也。英国医生幸好有一匹马。在逃跑时，他发现同行的竟是一支骑兵精锐部队，马匹都是前几年战役中俘获的高大东洋马。他问他们为什么从前线后撤，这些骑兵大笑着回答：

“当然是因为这些东洋马呀，它们价格太高，可不能弄丢了。”

在韶关和衡阳，人们一直认为日本人将首先攻击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南北向铁路，打通由北平到香港的陆上交通线，而桂林远在这条交通线之西，当时应该是安全的。但当我到达桂林时，我发现这儿充满了更加可怕的谣传。桂林人以为，日本人占领衡阳之后，理所当然地将进攻桂林，然后继续向西南推进，打通到印度支那的陆上交通线。许多官员和上层难民已经离开桂林逃往重庆。他们认为韶关远在这条交通线之南，当时应该是安全的。于是人们逃难的路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韶关人逃往衡阳；衡阳人逃往桂林；桂林人逃往韶关。一些从韶关逃出来的难民，经由衡阳逃到桂林，他们在桂林听到这些谣言之后，又沿着三角形南面的这条边朝回家的方向逃跑。

桂林作为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在言论上比其他城市自由一些。我很快了解到，这场危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我想象的要巨大。国民党不仅已经证明自己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已经崩溃，而且它所统治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也正在瓦解。

春天，在长江以北的河南省铁路沿线的战斗中，近50万名国民党军队竟然被6万名日军击溃。日军仅用游击战术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根本没有必要动用坦克。国民党原有的种种矛盾都加速了它的溃败。国民党有几十万精锐部队在陕西封锁共产党，这些部队离河南战场很近，但他们却寸步不移。国民党反而大张旗鼓地从封锁区以西的甘肃省向前线调集了一些二等部队，为的是向世界证明，根本不存在对共产党的封锁区。

河南驻军的指挥官是两位互不相容的将军：汤恩伯和蒋鼎文。他们互不信任，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最糟糕的是，由于在日军到达之前，地方上就已乱成一团，所以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原有的穷人和富人、农民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就爆发了出来，这更让抵抗日军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河南农民终于改变了苦笑着忍耐的本性，他们开始拉帮结伙沦为土匪，出没于山岭之中，袭击城市难民和小股国民党军队。在一些日军很快就占领了的地区中，唯一的战斗竟然发生在中国军队和中国老百姓之间。

在长江以南长沙至衡阳的战斗中，目前还没有接到河南那种溃败的报告，也许永远不会有这种报告。湖南素有“米仓”之称，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吃饱饭，军民关系一般也比较好。湖南驻军的素质据说较好，由广东将领薛岳指挥。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部队都进行了勇敢的抵抗，直到被从侧面迂回的日军包围为止。一些部队即使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也仍然继续战斗，直到全部战死或弹药打尽为止。

然而，来自湖南的消息说明，敌人正在尽一切努力制造混乱，因为“混乱”是敌人最强大的同盟军。在湖南有些部队之间有些旧隙，日本人就钻空子投放传单，劝说前线部队投降，因为“友邻部队已经放弃阵地”。日本的宣传还企图挑动湖南农民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因为湖南驻军中有许多是广东人或四川人，于是日本人就向农民宣传说不要帮助这些讲话都听不懂的外地人，而向士兵宣传不要为并非故乡的湖南牺牲。日军能稳步向前推进，游击队有时竟然能深入到主战线之后的农村达20英里，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日本人宣传的成效。

就我所知，这倒完全是一个新鲜的办法。也许日本人是受到最近河南省农民造反的启示才这样做的。正如后来共产党人所证明的那样，农民摆脱地主压迫的愿望确实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力。如果日本人从侵华战争开始就实行这种政策，而不是到最后垂死挣扎时才来实行，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我回到桂林后的几天之内，我就了解到，当地也有一个证据说明国统区正在瓦解。这就是李济深将军的独立运动。几个月之前，这位年老的将军被解除了桂林行营主任这一象征性的职务，被命令前往重庆军事委员会担任一个地位更高但毫无实权的职务。他没有前往重庆，而是留在桂林，鼓动反蒋。

现在是1950年，李济深已成为中国新政府的三位非共产党副主席之一。虽然他最终与共产党携手，但这并非偶然，可要让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似乎特别困难。李济深在早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军阀，后来也有人骂他是投机分子，说他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左派政治力量。但就我的观察而言，我认为李济深将军是一位诚挚的爱国者，是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行动的。我曾和他进行过一次坦率的长谈。这次谈话使我信服，他是经过了痛苦的过程才认识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如何生活和战斗的，而他真诚地想为他们做些事情。从1932年“福建事变”起，他就开始了反国民党的独立运动，也开始了和共产党的合作。他认为，集保守势力之大成的国民党过于腐化堕落，在中国做任何大事，如果把日益强大的左派力量排除在外的话，都是不切实际的。

1943年我住在桂林期间，曾听一些民盟人士暗示过李济深的独立运动，这些民盟人士也暗中参与其事。当时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地方实力派的联盟，并联合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在政府中给少数派以发言权。民盟人士似乎在其中做了不少联络工作，但卷入这一运动的非共产党的主要人物是各省的将领和军阀。据我所知，山西、四川、广东的军事势力，云南的龙云、湖南的薛岳、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被告知了这样一个计划，而他们并不拒绝进一步听取李济深的意见。李济深也和共产党人进行了接触，得到了赞同。

在进一步策划中，各省将领均表明，在确信能取得成功之前，他们不愿承担明确的义务。1944年6月，日本人向衡阳推进，而且似乎下一步将向桂林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李济深策划着一个小规模的独立运动。他打算并不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朝西北的重庆方向撤退，而是向南方撤退，可能会退到桂粤边界山区中的一个小城镇百步。日本人向印度支那边境的推进必将切断他和重庆的联系，这样蒋介石就无法对他进行报复。这时，中国东南各省也同样和重庆互相隔绝，他打算和这些省的地方政权联系，并和香港附近不断壮大的共产党游击队接触。李济深希望能把南方各方势力团结起来，最后能形成在西北的共产党、西南的国民党以外的一种中间力量。

李济深的新方案得到一些无党派知识分子、民盟人士和一些在桂林赋闲的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几个富翁还出款资助。据说，广西和东部其他各省的一些官员和军官也表示了同情。李济深希望能说服广西省政府和他一起向南方撤退。他还希望美国人能支持他。

李济深的运动后来失败了，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拒绝向他提供任何支持。现在，这个运动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件往事，一件没有前例的往事。当时不准在报刊上提起这个运动，但在桂林，关心政治的人们都在公开讨论，所以国民党人肯定有所了解，也必定向重庆进行了报告。但当局不打算逮捕李济深或他的追随者。蒋介石好像也认识到，他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他害怕暴力压制可能会触发一场更大的变乱。

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收买。当时李济深对之前统领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寄予了尤其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参加这一运动。人所共知，他们两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也是深怀不满的。李宗仁当时驻军在长江以北，所处地理位置使他很难有所作为。而在重庆的白崇禧则本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在日军发动入侵前几周，李济深的南方独立计划已经确定，白崇禧来到桂林为他母亲做寿。蒋委员长也派了私人代表飞抵桂林。当老太太坐在虎皮宝座上接受人们祝寿时，蒋的代表把蒋介石的现金寿礼——据说是2500万元法币——放在宝座之前。于是白崇禧顺从地回到了重庆，后来还向广西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向重庆控制下的北边撤退，而不准跟李济深南去。

国民党政治破产的第二个标志表现在一则谣传中。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它竟然是真的。它最初是一位美国情报军官告诉我的，他怀疑来源是共产党人。它说的是，在蒋委员长知情的情况下，某些重庆的国民党人和南京日伪政权达成了一项明确的“交易”。

从云南西部的大理以东，黄河岸边的潼关向南，重庆周围的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安全地带。日本人决不会越过大理——潼关一线。作为回报，国民党在线外也不进行真正的抵抗，任由日本人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包括美国人的飞机场。

此后，日本人应当在占领区之内努力消灭一切非国民党的势力作为回报：共产党、李济深的独立运动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将保护从事这一工作的日伪人员。

几年来一直流传着重庆和南京进行谈判的谣言。据说几位投靠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如庞炳勋和孙殿英，仍然和重庆方面保持着联系。而一些文官，例如，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捉刀人陶希圣则交替为双方政府工作，他先在重庆，后在南京，后来又在重庆。

1943年，当南京和重庆公开互派信使之时，流言越发甚嚣尘上。最突出的是吴开先，他是CC系的人，原在上海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在占领外国租界时逮捕了吴开先。1943年初，日本人释放了他。他逐一会见了日伪高级官员（包括汪精卫）之后，乘一架日本飞机飞往广州。然后越过前线来到韶关，从韶关坐火车到桂林，又从桂林乘国民党的飞机前往重庆。一路上他都受到了官方的接待。在重庆，国民党极右翼大将朱家骅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在为吴开先举行的宴会上，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自身使命的大前提：伪政权不是卖国贼，而是“曲线救国”，他们正在间接地为对付主要的敌人——共产党人——而努力。当时不准外国记者报道吴开先的任何言论，他的这次行程也只在地方报刊上有所提及。

我并不认为吴开先是宁渝合流中的关键人物。大多数这样的安排总是非常含糊的，以防止内情暴露时承担责任；一般是通过多名信使，和双方政府中的不同人物接头来进行的。所谓协议也是言辞闪烁、半明半暗，可以随时被否认。

然而，我认为到了战争后期，双方最高层无疑是达成了协议的。1943年初吴开先回重庆之时，很可能是双方认真谈判的开始。这时，日本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有可能战败，而蒋介石则对自己的地位比较放心，他想利用战败的日伪军队来对付共产党和其他政敌。蒋委员长的战争观是封建式的，他认为计谋和战斗一样重要，所以这样做在他看来完全合情合理。至于说这场“交易”招来了日军的新进攻，使他的千百万臣民惨遭涂炭之苦，那对蒋介石来说只是纤芥之疾。因为他，才是中国。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表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似乎使谣传中的大理——潼关一线确实成了一项协议的基础。

当我乘坐挤满难民的列车从衡阳到达桂林时，我发现桂林办事处的继任者正准备撤退到贵阳。贵阳群山环绕，处于桂林到重庆的中途。他将在几天之内带着办事处的职员和无线电设备撤退，从而结束美国战争情报局在这场中国南方大混乱中的工作。由于大部分美国力量都投在了空军上，所以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国民党陆军数量远远不够，不能建立起一支中美联合部队来保卫桂林。训练中心正在向贵阳撤退，第十四航空队也正在撤离非战斗人员。我于6月底飞往昆明。

我待在桂林的最后几天，桂林看起来比以往更像浮排上的公园，漂浮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上。许多人离开桂林向西逃难，但更多的人由东方逃来，让浮排拥挤到了即将解体的程度。大群穷苦的难民露宿在车站周围，但大多数富裕的难民住在城里。当他们不再为一个接一个的谣言而惊惶时，就只是及时行乐。城里的西式咖啡馆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在天气晴朗的下午，人群在响彻军乐声的大街上闲逛，头顶上的蓝天中飘浮着朵朵白云，美国战机编队横空掠过。

李济深独立运动人士的活动给桂林增添了一些战时气氛。他们企图像以前统一战线时期那样唤起民众的热情。他们在城里刷写抗战的标语口号，并组织了一个“慰问士兵协会”为前线士兵募捐钱物。许多学童和一些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但其他大部分人则无动于衷。

人们很快发现，孩子们募捐来的钱大部分来自人力车夫和其他穷人。这些穷人可能是被这些穿戴整齐的小家伙们唬住了，而孩子们又害怕那些衣冠楚楚的成年人。“慰问士兵协会”举行过一场募捐物品展，其中能吃喝的东西只有几包糕点和几瓶葡萄酒，大多是派不上用场的家具用品，那是人们为逃难方便而扔给协会的，包括大堆床头灯、花瓶、旧杂志等不实用的物品。与此同时，黑市美元汇率不断上涨，这是因为真正有钱的人都把他们的财产换成了硬通货，以便携带。

一天下午，当我路过大街上一家二流旅店兼妓院时，看见一队女学生穿着白色水手衫和黑色洋裙，沿着大街列队前进。她们不时停下来唱抗战歌曲，然后为前线的士兵募捐。当她们刚在旅店门前唱起来时，楼上阳台就出现了几个家在农村的妓女和美国大兵，衣衫有些不整。

当女学生们的歌声停下时，妓女们轮流掏出满把钞票向街上扔下去。这一举动看起来既高贵又动人，她们的表情显示，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她们从来也没想过她们能这样站立于人群之中，像爱国的公主一样向祖国一掷千金。当这些贬值的钞票随风飘落下来时，下面的女学生们高呼抗战口号，发出欢呼声，街上的观众也边嘲笑边喝彩。观众里有许多人已经逃过难了，而且不久之后又会被迫再次离开桂林。

第三部　决定性的时刻

第十章丨史迪威事件

在我前往昆明之前，日军已经包围了衡阳，而且突击队已经沿铁路线朝桂林方向前进了40英里至50英里。由于大量溃兵和难民蜂拥着越过湘桂边界防线，据说守军也陷入了混乱状态。人们预计，桂林将在仲夏之前被日本人占领。

然而，日军的突击队在7月初被打回了衡阳，重围中的衡阳守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按照地面的指示，第十四航空队准确无误地向围城的日军扔下了数以吨计的炸弹，向被围守军空投了数以吨计的供应品。国民党在衡阳的司令官直到8月初才向日本人投降。

接着，日军用几个星期进行休整，重新部署，肃清小规模的零星抵抗，并加强了和汉口之间的交通供应线。然后在8月下旬，他们开始沿铁路线向桂林发起迅猛的进攻。挡在日本人面前的湘桂边防线崩溃了，到9月中旬，日本人离桂林不到30英里时，他们再一次停了下来。整个夏天，桂林都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气息，没有逃跑的人也都被警察赶出了城，经常有企图隐匿或动作缓慢的人被杀死。第十四航空队也从空军基地撤退了最后一批人员。造价百万美元的招待所、上万美元盖的厕所，以及陈纳德冒险精神的种种其他纪念品，都被泼上汽油，付之一炬。

日军在桂林城外停留了6个星期，巩固与衡阳的交通供应线。11月上旬，日军再次发起进攻，除了西城墙附近的一些房屋得以幸存之外，桂林驻军放火烧毁了城里的一切东西，然后就溃逃了。日本人继续向前迅速推进，占领了柳州。柳州也是在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之后放弃的。然后日本人转向北方的重庆方向，击败残余抵抗，不断向前推进。在桂林陷落后的3个星期，日军向前推进了300英里，最后终于停在小山城——独山。独山几乎就在大理——潼关一线上。

日军之所以在独山停步不前有种种原因，其中有一些并不保密。例如，国民党军队虽然不断逃跑，但数量上毕竟远远超过日军；日军推进得太快，和桂林之间的交通供应线很成问题，到达独山的小股日本骑兵甚至没有冬衣；独山周围的山区也是继续前进的巨大障碍。尽管有上述种种客观原因，我仍然觉得日军是自愿停在独山的，因为6个月之前，我就听说日军会停在这条线上。

在中国南方战役的最后几个星期中，日军止步不前可以看成是大理——潼关协议的一个证据。另一方面，当李济深将军和他的独立运动由桂林经柳州向南方撤退时，日本人派出了突击队搜索广西南部。李济深将军勉强逃出了搜捕，被迫进入最南端的西江和海岸线之间的山区。在这里，李济深无法和香港附近的共产党游击队以及东部各省取得联系，他的南方联盟的计划因而破灭。此外，日本人在一次袭击中占领了百步。除了李济深原来希望把这个小城镇作为活动基地，这个偏僻小镇本身没有任何重要性。日本人之所以会去占领百步，可能仅仅是为了打击李济深。

中国南方战役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次大溃退，那真是一场当代的巨大灾难。在日本人入侵区域中的几百万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卷入了这次溃退之中。在日本人到达独山之前，有5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通向独山的险峻的铁路和公路两侧挣扎逃命，其余的人则分散进入家乡附近的山区。由于饥饿、疲劳、疾病和事故，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例如，在桂林，一个惊慌失措的铁路员工开着车头通过难民群集的车站，由于铁轨上到处是人，几分钟内就压死了几百人。我的一个中国朋友乘坐从柳州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他告诉我，仅在他乘的那节车厢中，一天之内就死了7个人。这是一节货车车厢，为了多装一些人，内部临时搭出二层，车厢内的难民只能弓身挤作一团；此外更有几百人挤在车厢顶上，或挂在车厢下面。这天过隧洞时，有3个人从车顶上被刮了下去。另外有两个挂在车厢下的人掉在了车轮之下。在车厢里的难民中，一个老人死于心脏病发作，一个妇女死于生产。

革命前夜的无政府状态使这场灾难变成了一场同类相残的大混战，以致逃难者互相践踏。尚未直接受到日军威胁的人们先是大发过路难民之财，当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逃跑时，又为了争夺运输工具和食物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文武官员使这一切更增添了残暴的性质。铁路上给予国家财物的优先权被转让给私人。一些被军队征用的列车被用来装载出了巨额车费的难民，但这些列车从城市开到农村就停了下来，军队用枪口逼迫逃难者下车，然后列车又折返回去，装载另一批出了高价的难民。许多家庭因逃亡而花光了全部钱财，最后全家跳河或卧轨自杀了。

在暂时安全的地方则到处是赌博、卖淫和酗酒。在这个恐慌的年代，散兵游勇和落草土匪纷纷掠夺比自己更软弱或更胆小的人。在难民们逃跑的路上有一条河流，傍晚时，筋疲力尽的难民们为了稍稍松弛一下身心，纷纷下河洗澡。男人和女人都光着身子走入河中。这时羞耻心已经成为一件毫无价值的奢侈品。和美国完全不同，中国的良家妇女向来是不肯暴露裸体的。所以，这种不顾羞耻的情景正表明了当时人们所遭受的灾难之深重。

然而，回过头来看，这场悲剧的最可怕之处是，它暴露了一种纠缠着整个现代中国的连锁反应：受轻视，继而被蹂躏，于是更被轻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的话，日本人可能不会侵犯中国南方。而美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是出于对中国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是由于美国人以前对中国的漠不关心和隐秘的蔑视而造成的。日本人对中国南方地区的进攻并不能扭转败局，充其量只是结束了美国飞行员的骚扰，振奋国内士气，延缓了最后的失败而已。但这一进攻却给中国南方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如果大理——潼关协定是真的，那么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漠视就更甚于外国人；在国民党政府眼中，中国人的生命还不如蒋委员长战后的霸权来得有价值！

在由桂林向独山的撤退中，美国爆破队照例破坏了许多中国人自己没来得及“焦土”的建筑物。我听说，几乎柳州全城都被美国人烧毁了。其实，如果不是美国人在柳州郊区设立空军基地，日本人可能也不会进犯这座城市。在日本人占领了想要占领的中国南方城市之后，可怜的难民们开始通过前线潜回家乡。这样一来，第十四航空队在轰炸日本人时，不可避免地也要轰炸到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正是住在我们的空军未能守住的地方。日本人围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他们当苦力搬运供应品，正好为第十四航空队提供了攻击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报刊上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反国民党的报道，作者是归国的美国记者。许多美国人坐在他们从未遭受入侵之害的家园里，一边享受着丰盛的早餐，一边读着这些报纸。他们从报纸上得出结论——中国人实在太无能了，竟让日本人占领了那么多美国空军基地。

我从桂林飞往昆明之后，就前往重庆等候重新分配工作。我在陪都重庆的几个月中，中国南方的危机达到了顶点。我发现美国战争情报局早已把中国南方受威胁地区的报告一笔勾销了。甚至在日本人撤回衡阳、桂林似乎安全的两个月中，原桂林办事处的人员也仍然待在离重庆不远的南部山区避难。

最初，人们谈论要把我派往北方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开辟办事处。在5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一直不准任何外国人前往延安，直到前一年春天，在重庆的记者们组成了一个强大又有后台的集团，在他们的要求下，国民党才终于准许一些人通过封锁线前往延安。史迪威将军后来坚持要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前往延安，并且计划有一架军用通信飞机定期飞往延安。

但当时美国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我即使能去延安，秋天之前也不可能成行。于是，整个夏天我都待在重庆写报告，主要内容是中国南方这次危机的背景，以及美军在此次危机中的活动。当时的重庆也有一场危机——史迪威事件，当时在重庆只有少数美国人了解其中的详情，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此所知甚少。在史迪威奉召回国的公告发表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地位岌岌可危。

当然，我并不详知史迪威事件的内幕，但这一事件一直被人们误传和夸大，以致面目全非。现在甚至有必要再次明确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1944年夏天，中国。

在近几年的冷战中，一直有人企图使美国人民相信，史迪威事件主要是政治性的，是史迪威未经授权而擅自干涉中国内政。史迪威被描写成是被身边的顾问和记者蒙蔽，而他们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希望共产党的势力壮大，加速蒋委员长的垮台。这种说法宣称，正是因为史迪威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再加上马歇尔在1946年成立联合政府的企图，才造成了后来国民党的崩溃。

这种说法简直把事实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它把封建中国崩溃的责任强加在几个美国人头上，简直好像是在讲，一所房子的倒塌是由于邻居打了一个喷嚏。其实这所房子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腐朽倾塌，而房子的主人还在不断地挖自己的墙脚，这样的房子难道会不倒塌吗？按照某些人的观点，历史上的美国人也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曾和西方列强一起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平衡。某些人有时把国民党遇到的麻烦归罪于苏联人，这就好像是在说房子的倒塌是由于邻居打开了电风扇。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对手国民党的腐败，如果一定要找另外的肇因，日本人倒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的入侵把国民党赶到了内地一隅，而在占领区又形成了不稳定状态，比国民党统治下更有利于共产党势力的扩张。

史迪威事件是在一场军事危机的关键时刻发生的一起军事性事件。它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那是次要的。史迪威的任务是让中国坚持抗日，尽可能加强中国的力量，并为当时计划中的美军从太平洋方向的在华登陆做好准备。1944年中，日本人通过河南、湖南南下攻入广西，尽管传言有大理——潼关一线的协定，但整个中国仍然可能被征服，使史迪威原定的任务无法完成，除非他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

史迪威非常熟悉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状况，而正是因为这种腐败，才在中国南方导致了那样的必然结果。史迪威开始设法获得有关北方共产党的第一批报告。一些美国人到了延安，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明显，在经过了重庆的腐化、残暴、虚荣、颓废的沉闷空气之后，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窑洞里的城市却洋溢着勃勃的生机，令他们耳目一新。共产党干部会穿着农民的布衣帮助农民干活。后来到延安及周边去旅行的美国人也证实，共产党的宣传正在赢得农民的拥护，他们有能力发动群众备战。近几年的中国历史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当时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但到1944年时，他们也拥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在从长城到黄河的广大中国北方，日本人控制着城市和交通线，而共产党人则控制着广阔的农村地区。

为了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改革，史迪威做了两年徒劳无益的说服疏通工作，最后他认定，反对这种改革的根源正是蒋委员长本人，是他的中央集团和控御之术。于是，史迪威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的改革措施。他建议，他不再仅仅担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而是要获得中国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蒋介石仍可担任最高司令官，但不得通过非正常的渠道来干涉自己的指挥。史迪威还要求控制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华物资。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绝大部分援华物资都是无条件地交给了蒋委员长，而蒋委员长则利用这些物资来加强他自己的控制力。史迪威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停止对共产党的封锁。这种封锁至少牵制了20万国民党军队和近10万共产党军队。史迪威打算让共产党也参加盟国的对日作战，并向他们提供美国武器。共产党人告诉史迪威，他们将接受他作为联合部队司令官的指挥。

战后诽谤史迪威的人忘记了，早在史迪威事件前一年多，即1943年9月，蒋介石就已经公开宣称他希望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在史迪威事件前半年，即1944年5月，国民党也已经开始和共产党谈判。由于在河南的溃败，国民党似乎认为有必要利用妥协的方式来防止共产党的扩张；与此同时，国民党并未放弃封锁，甚至会以和日本人勾结的方式来对抗共产党。

在重庆，史迪威将军得到了高斯大使和总统特使唐纳德·纳尔逊、帕特里克·赫尔利的支持。如果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建议，纳尔逊就答应在战后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援。在美国国内，史迪威的计划得到了马歇尔将军、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国务卿赫尔和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作为一项机密的国家政策，这一方案当时并未知会美国公众。

史迪威和蒋介石谈判的细节已经在史迪威的遗著中做了陈述。简言之，当时蒋介石同意了史迪威的一切要求，但美援的使用除外。然而，如果仍由蒋介石来决定把美国武器给予哪些部队，那么他的其余让步都只不过是空话而已。会谈的气氛越来越糟糕，最后矛盾终于爆发了。那是9月中旬，罗斯福给蒋介石拍来一份私人电报，确切内容至今保密，但电报里显然是告诉蒋介石，他如果想继续得到美援的话，就必须屈服。蒋介石大发脾气，在狂怒之下，他宣布不管有没有美援，自己都绝不会屈服。他的信心很可能来自和日本人达成的大理——潼关协定。蒋介石的这次发作后是10天的僵局。

据可靠消息，9月末，身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向重庆报告，在一次午餐会上，哈里·霍普金斯告诉他，罗斯福并不支持史迪威摊牌反对蒋介石。蒋委员长此刻说，只要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就考虑美国的建议。结果史迪威于10月下旬奉召回国。中印缅战区被一分为二，原担任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参谋长的阿伯特·C.魏德迈被指派负责中国战区。高斯大使随即辞职，职务由帕特里克·赫尔利代替。

在史迪威提出的军事要求背后，确实隐含着美国的一种意愿，即希望蒋介石能和共产党达成一项更为广泛的协议，这也是和蒋介石本人的公开声明相一致的。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真正的、政治的原因在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军队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对军队的改革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改革要求。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要求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其对军队进行改革，那么那些一向被压制的其他改革要求就可能爆发出来，最终冲破蒋介石的控制，并把蒋介石本人扫到一边去。

对于这次事件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是在10月末公布的，当时只差几天就要进行总统选举了，此事明显使罗斯福感到为难，于是他努力贬低这一事件的意义，把它说成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个人争执。从此之后，这种解释便在美国流传开来。我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事件完全是非个人性质的，而是双方认识上的冲突经过长期累积的公开爆发。对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的认识和国民党实践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几乎必然要在某个时刻爆发。

在我看来，史迪威的态度是美国式的。他讨厌战争，只是当战争不可避免，而我们被迫要尽快以最少的损失夺取胜利时，他才不得不专心致力于战争。首要的军事目标是创造使军队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最佳条件。与此相比，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必须被放在次要的地位。按照这种概念，史迪威的责任是明确的。他了解国民党的防务状态已经虚弱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却全系于此。为了挽救美国在中国投入的人力、物力，史迪威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同样，在这一事件中，史迪威对共产党也完全是从军事角度去考虑的。1944年，美国的设想是主要依托中国打击日本，且必须在整个中国海岸线上一步步地击败日本人。要想做到这点，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势必要额外白白牺牲大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

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在史迪威提出建议时，美国飞机已经开始在中国北方行动，一些飞行员迫降在敌后游击区，他们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才能脱身。哪怕有一个美国飞行员因为史迪威对共产党的敌意而丢失性命，他也是没有尽到作为美国将军的责任的。

史迪威是用一种美国式的概念来看待在中国的战争，但在中国却流行着另外一种态度。由于近代中国战争不断，所以人们把战争当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用“宿命论”的观点忍受着战争带来的损失。他们并不像史迪威那样急于赢得对日作战，因为当时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战败后必将马上爆发内战。此外，国民党习惯于把战争当作达到国内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把战争看成局势的一种正常状态，所以认为延后对日作战胜利也无妨大局。中国社会腐败的基础正在于它对农民的残酷无情，所以它并不在乎农民士兵白白去送死。在他们眼里，农民士兵只是肉食者棋盘上的小卒子而已。

原来预计在1944年将进行大规模的中美联合地面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国民党战争计划中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美国战斗部队计划在中国登陆，能否成功取决于掩护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中国军队由于政治原因而使用不当，那么胜利就会来得更晚，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将被白白浪费。任何一个清醒且正直的美国将领如果处在史迪威的位置，都必然会像史迪威那样行动。他不可能允许美国士兵被别人当作棋盘上的小卒摆布。

以上分析并不是要说明史迪威事件完全是预先注定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个人作用的影响。史迪威的遗著表明，他的性格中有粗鲁刻薄的一面，如果他能圆滑耐心一些，或许还有机会说服蒋委员长做出某种让步。

但另一方面，由于蒋委员长的性格，他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让步。史迪威要求更加独立地指挥中国军队，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对他所珍视的至高权力的一种侵犯，从感情上蒋介石就必然要拒绝史迪威的要求。即使没有史迪威事件，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也表明，他完全可能挑起类似的事件。当时中国的大片土地刚刚沦入日本人之手，李济深的独立运动表明在国民党内部可能会爆发普遍的反叛。在这时，史迪威被召回国的国际新闻分散了中国人民的注意力。不知道蒋介石是否有意策划了这一点，但客观上讲，这一事件使许多中国人迷惑不解，麻痹了他们采取行动的意志。蒋介石在这里又一次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手段。

在史迪威事件中，蒋委员长对自己面子的考虑也起了作用。蒋介石必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多么不稳定，当时他对美援的依靠至少不亚于他对国内支持者的依靠。毫无疑问，他也意识到，以后他会更加依赖美国人，甚至可能不得不让美国人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指挥战争。他可能也看出，自己的权力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他希望美国人被深深地卷入，以致他们不得不拯救他。但在此之前，他必须首先装一下面子，让本国人民看到，他并不是美国的傀儡。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表明他仍然是能当家做主的。此后，如果他再答应美国人的要求就不会太丢面子了。

现在，继续推敲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性格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两人中一人已经辞世，另一人则黯然败退。这一事件也不再对中国或美国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还有一场个人冲突与其有间接关系，而且影响延续至今，这就是史迪威和陈纳德的长期不和。

据我了解，虽然陈纳德在召回史迪威的阴谋中没有起直接作用，但在史迪威事件前后，这位空军少将却是反对史迪威的美国人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他主张无条件地支持蒋委员长。陈纳德自己也承认，他曾越过上级史迪威，直接向罗斯福发出为自己辩护的电报，这是对军事纪律的蔑视。另外，约瑟夫·艾尔索普显然是陈纳德另一条与总统接触的“内线”。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们使罗斯福总统怀疑史迪威对中国问题的反映是否完全可信。我们不知道陈纳德是否曾致力于诋毁他在中国的顶头上司，并向蒋委员长表示，史迪威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的国家政策，只要把这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赶走，国民党就会万事如意。如果陈纳德这样做过，我们也不会惊奇。

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两名美国将军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为何会如此大相径庭。史迪威能讲流利的中文，担任过几年美国政府驻华武官。他在当时的任务就是了解中国事务的真实情况。史迪威曾四处游历中华大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朋友。他个人在战后的打算是退役后回加州老家。

陈纳德讲不了几句中国话，除了和仆人打交道需要的几句常用语外。在战前，他在中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空军顾问。很明显，他对雇主是忠诚的。他会努力讨好而不是评判他们。他的主要旅行方式是乘飞机，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中度过。他的中国朋友大多是国民党官员，或者是向往美国生活方式而且会讲英语的有钱人。自然，他对农民的中国和它面临的问题所知甚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战后，陈纳德在国统区办起了商业航空公司。

然而，际遇的差异仍然是次要的。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不同点，他们恰好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在美国人身上发展起来的双重性格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使我们的朋友感到迷惑不解，而使批评我们的人兴奋不已；它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

史迪威是那种公平持正、自力更生的人物。在以前的年代中，这样的美国人很多。这个新生国家之所以率先走上自由和民主的道路，正是依赖这种类型的人。他的价值准绳是人的内在，或者说道德品质。他认为，中国人在变得更好、更强之前不可能打败日本人。他看到，中国在战争中真正有价值的力量是农民士兵。所以他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增强农民士兵的力量。他评判国民党和共产党时，力图不被标签和口号引入歧途，而是看他们如何使用士兵、对待士兵。从这一点出发，他谴责了国民党。当他被召回时，他正致力于了解各方信息，以便最后决定对共产党的政策。

陈纳德是积极进取的人。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的过程中，这种人越来越多。他自己的个人经历表明，他的价值准绳就是成功。为了最快地取得所欲之物，他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对于他来说，所谓“道德”是迂腐的观念。他像许多他那一类人一样是实利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物质力量——武器、机械、金钱——能让成功更快地到来。他对其他人的评判标准也是成王败寇。

陈纳德认为，在日本人还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在中国击败它，只要使用灵巧的谋略，明智地使用飞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改革陆军是迂腐的，国民党需要的只是美国武器，当然还有金钱。他理所当然地亲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是取得了成功的政党。他崇拜蒋介石和宋美龄，因为他们似乎是中国最成功的人。他又理所当然地憎恶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根本不尊重他以成败定输赢的价值观。

恰如其分地说，在史迪威事件中，我们第一次做出巨大努力去企图影响另一个国家，但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由谁来决定强大美国的新政策，是由是非分明的人，还是由投机分子？

史迪威的遗著没有多谈战后问题，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从他对战争的态度来看，如果他还活着，他同样会认为，解决共产主义问题首先应该采取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只有迫不得已时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厌恶把战争作为政治工具，所以他必然谴责支持其他国家的内战——用牺牲他国人民生命的办法来对抗苏联人。

史迪威可能会同意他的朋友马歇尔的观点：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来自包括战争在内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状况，正是这种状况才造成了共产主义的蔓延。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最好的方针是帮助其他国家取得自由和繁荣，正如美国人希望本国自由繁荣一样。这种观点对民主制度充满信心，相信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不可能蔓延。“马歇尔计划”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例证。

陈纳德在他的书和战后的公开发言中，却不断叫嚷要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战争，叫嚷美国应该支持一切反共人士。虽然陈纳德以投机的态度接受了过去不断嘲笑的某些史迪威的观点——他现在也承认，除了美国的金钱和飞机之外，中国陆军也需要变革——但他仍然坚持，中国问题能够而且应当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经济改革应当放在共产党被消灭以后。陈纳德还把他的这套理论应用于其他国家中。他似乎属于那种崇拜武力的美国人，他过高估计了美国的财富和武器的作用，而且显然低估了民主思想的活力。这群美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竟然轻率地建议我们和日本人、德国人结成同盟，以屠戮万民的原子弹为主要武器，采取灵巧机智的谋略，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摧毁共产主义。

虽然对象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光看陈纳德自己在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事业，这种军事投机主义的结局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场冒险以美国狼狈败退、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而告终，它似乎是美国误入歧途、思路混乱的一种象征。史迪威事件代表着现实主义在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失败，似乎也预示了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第十一章丨几个“小人物”

对我本人而言，史迪威事件发生的那年夏季气氛相当沉闷。如果当时我能了解美国的政策正在秘密地发生转变，那么坦率的新闻报道或许能有助于实现这一转变。战后谴责史迪威的读者们忘记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之中。中国南方的溃败使公众——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迫切要求改革。如果史迪威的努力得到了及时报道，他就有可能在中国人那里赢得大批支持者，从而使蒋委员长很难把他赶走。

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史迪威失败之前，报纸上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在他失败之后，罗斯福则把该事件说成是个人之间的误会，这正好投合了国民党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宣传沿袭了封建时代的战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是领袖。于是，史迪威被说成是一个想让蒋介石丢脸因而让整个中国丢脸的人。

到1944年时，我已经写下了几百页的报告，意图说明中国的局势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在这种局势下应该采取的做法。这些报告得到了上级的赞许，然而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开始认为，在华盛顿的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决策者们只是单纯喜欢阅读我写的材料而已，而决不会改变因袭守旧、自上而下、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方式。就在这年夏天，美国《生活》杂志未经我同意就翻印了我两年前为制作幻灯片创作的政治漫画，并加上了图注，大意是：让中国小弟弟看看这些图片吧，美国老大哥多么有远见啊！现在我觉得，那些漫画只不过是肤浅的、不值一提的宣传品罢了，但我当时却很恼火。

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往事。在重庆生活期间，留在我记忆里的，主要是历史大潮面前的几位“碍眼”的小人物。

吉姆是坠落在中国北方共产党辖区的第一位美军飞行员。在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美军联络飞机开始飞往当地后不久，这位飞行员回到了重庆。由于他是唯一在北方游击区旅行过而且待了几年的美国人，因此立刻成了人们好奇的中心。美军司令部告诉他不要和“非官方人士”谈论共产党辖区情况，并把他安排到美国战争情报局住下，直到他被送回美国为止。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美军确实没有地方让他住宿，还是为了把他和其他美国人隔离开来，反正他被安置到了我办公室隔壁的房间。

我相信，如果把他漫画式地描写成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大兵，他肯定会大为不满。但他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穿美军制服的同时，坚持戴着灰色的棉布帽子，穿着灰布鞋子，那是救了他性命的游击队员们送给他的。一遇到争吵，他就斩钉截铁又不失狡黠地赌咒发誓。每逢遇到满意的事，他就会说：“中！”每逢遇到他不满意的事，他就会说：“怎么搞的？”很明显，他以前是反共的，他曾说共产主义是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北方的所见所闻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混乱。他的飞机在日军防线后几百英里的北平附近坠毁，在敌人岗哨的视野之内，他降落在一块农村的开阔土地上，但共产党游击队还是抢在日本人之前救了他的命。他们把他藏起来，以后又花了3个月时间，步行加骑马把他送到延安。在游击队的护送下，他曾两次安全地越过了日本人重兵把守的铁路线。

他说，很快就有一些会讲英文的年轻中国人陪同他一起，走完了去延安的大部分路程。这些中国人向他谈论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做法。很难说共产党人是否故意策划了这样一次旅行，以便向美国飞行员表明共产党人控制着大片地区，并向他进行思想灌输。如果确实如此，那在吉姆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仅仅是清除了他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因为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国统区中许多美国人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

和其他曾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旅行过的美国人一样，吉姆坦率地说，共产党人看起来确实是在为农民做好事。这使他陷入了矛盾，因为在感情上，他不能承认共产党人会做好事。其他一些访问者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我曾听从共产党辖区回来的传教士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好基督徒；一些托派人士也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斯大林分子。值得吉姆骄傲的是，他早在延安时就了解了这个问题。在离开延安的告别宴会上，吉姆发表了一通讲话。在讲话中，吉姆对他们说，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他们其实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好人。

在重庆，吉姆被记者、使馆人员和美国军方人员包围，他们想知道吉姆对共产党人的印象是好还是坏。这使吉姆更加慌乱和不安。他空闲时，有时会在我的房间里泡上一上午或一下午。他一边翻阅着旧杂志，一边咕哝着：“真该死！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那样我就不必去琢磨这么多事了。”有时又说：“他们告诉你不要说这个，不要说那个。这些事实既然都是我看见的，为什么不能说？怎么搞的？”

那年夏天，美国战争情报局新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和吉姆一样是天主教徒。一天早上，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轻声对吉姆说：“有人要见你。’”

吉姆不高兴地问道：“又是一个不穿军装的吧？”

这位先生说：“来找你的。”说完就从门口消失了。

吉姆一边咒骂着一边走下楼去。我过一会儿下楼时，看到一位重庆教区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正和吉姆谈话。

吉姆回到我的房间时，他问我：“共产党人真的杀害天主教神父吗？”我向吉姆解释说，教会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有些起因是教会对中国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显然这次谈话使吉姆心烦意乱，他又怀念起以前的生活了。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吉姆烦恼地坐在椅子上，咆哮着说，如果一个人只需飞上蓝天扫射列车，或者徒步在中国北方山区走上几个星期就好了，忙起来就没有时间琢磨这些事了。

在吉姆离开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前一天，我问他：如果美国人和共产党人合作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大批美国人到达延安，他们的生活又会怎样？

吉姆说：“不可想象！美国兵根本不会喜欢那个地方，他们会把那儿砸了的。除了官方宴会，延安根本没有酒喝。那儿没有妓女，钱也没有用处。什么东西都要以物易物。你能想象三五成群的美国士兵肩上扛着麦子口袋，到处寻找用麦子换大饼的地方吗？这怎么可能呢？”

我想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无须赘言介绍的。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他致力于使中国走上一条通向民主法治的大道。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中国国内可能比她的三妹——宋美龄——更有名，比后者更受人民的尊重。有时人们把她称为“中国的良心”，因为她毫不避讳地抨击自己贪得无厌的亲戚们，反对他们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居住在香港，过着一种自我流放式的生活。珍珠港事件之后，她和大姐——宋霭龄——一起飞回国统区。在重庆，政府为她提供了一所大宅，她过着一种半隐居的生活。

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她举止庄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只有一次看见她在公众场合露面，当时我觉得她似乎是一个刚强的女性。所以，当我第一次拜访她时，我惊奇地发现，她是一个风度优雅、谦逊温和的女性。我想她当时已经有50岁了，她年纪轻轻就和孙中山结了婚，但我见到她时她仍然十分美丽动人。宋庆龄和高傲而神经质的宋美龄完全不同，她待人更为平和而亲切。

当时她的处境也相当困难。特务们监视着她的住宅。她很少接见身居高位的中国人；在接见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方面，她也十分谨慎。因为过去的经验，她必须提防他们利用自己攫取私利。但她很愿意不时接待没有地位的年轻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些人不会由于拜访她而受到损害，也不会去捞好处。我住在重庆期间，非常幸运地成了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我大约每个月能见到一次宋庆龄。那真是些美好的夜晚，我们在宋庆龄那儿吃晚饭、谈话，有时还有小型舞会。宋庆龄很少谈起自己对政治和亲戚的看法，即使谈起来也是旁敲侧击。例如，她有时会眯起眼睛，略带讽刺地提到她那位妹夫，拉长声音说出“委员长”这三个字。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在拍死了一只脚踝上的蚊子之后笑着说：“你看，我没有穿丝袜，这是违反新生活运动规定的，而且我买不起长袜，我不会像我那个皇后妹妹似的到美国去买尼龙袜。”

后来几年，我离开了重庆。但我每次回重庆时都要去看望宋庆龄。1944年，当我去看望她时，我发现她刚收到了美国朋友的一件礼物，正高兴着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闹钟。按照当时重庆的标准，她的住处可以说得上是豪宅了，她还有弟弟宋子文借给她的一辆高级轿车，但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的养老金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所以，按照当时重庆的市价，她连闹钟都买不起，她也不愿意为了一个闹钟向亲戚开口。我最初认识宋庆龄时，如果她想知道时间，就会派仆人去车库里看汽车上的钟表。

伯特是美军联络机的驾驶员。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他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他曾送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飞越驼峰，前往缅甸去视察那里的中国部队。由于天气变化不定，飞机在昆明机场等候了几个小时也没能起飞，于是何部长和他的将军们就走到机场旁边的一个饭馆，饱餐了一顿面条。

伯特经常驾机接送史迪威将军，所以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了当时的事态发展，他知道何部长及其同僚正是最顽固地破坏史迪威计划的人。飞机起飞前，这群身穿高档军服的将军们肚子吃得鼓鼓的，大摇大摆地回到了飞机上。伯特决定给他们上一堂严肃的战时课程。他对将军们说，由于天气太坏，他必须飞得很高，所以请他们在飞行过程中务必一直戴着氧气面罩，否则可能会因为吸入高空的空气而痛苦地死亡。

天气确实非常糟糕，而伯特可能还故意使飞机更加摇晃颠簸。他飞得很高，但并没有高到必须使用氧气面罩的程度。在飞越驼峰的途中，伯特把操纵杆交给副驾驶员，自己走进客舱中看看事情是否和预料中一样。

他预料得不错。客舱中到处都是将军吐出来的面条，他们的勋章、斗篷、镶金边的军服上全都沾满了面条。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抓下氧气面罩，屏住呼吸大吐一阵，然后又把脸藏进憋气的面罩中去。

艾丽斯是一位清王朝的格格。1944年时，她肯定已经有40多岁了，但看起来却只有25岁至30岁。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时，她经常身着奇装异服在外国宾馆中跳舞，以示对遗老遗少们的反感。后来，她在多座西方城市，特别是巴黎，生活了多年。她能流利地说几种外语，和3个国家的人结过婚。

日军侵华之初，她没有像许多中国权贵那样逃往香港或纽约，而是留在内地到处旅行，并组织了一些自以为很秘密的团体。但这些团体经常由于成员太复杂，根本保守不住秘密，反而弄得她声名狼藉。1937年日本人刚占领北平时，我第一次认识她。当时她穿着一身过时的西服，看起来像个日本人。她若无其事地乘坐日本人控制下的火车，一般中国妇女是不敢搭乘这种火车的。她经常这样前往天津，照料自家和亲友的财产。

1940年，我在重庆又遇见了她。她那时刚从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来到重庆，一些外国侨民便认为她是日本间谍。还有人以为她是国民党间谍，因为他们听说她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座上宾。后来她告诉我，她自己也听到了这些可笑的谣言，其实她到重庆不过是想为一群爱国青年弄到一些钱和炸药。这些青年在平津专事暗杀日伪官员。她的不到20岁的女儿——是她和她的第一任中国丈夫所生的——也参加了暗杀小组。这些年轻人曾有一次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在天津一所电影院炸死了一个汉奸。当时电影院正在放映电影片《枪战》，他们在官员的座位下投掷了一枚炸弹，爆炸声恰好被电影中激烈的战斗音响掩盖，他们得以顺利逃脱。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几个月，我在重庆街道上第三次遇见了艾丽斯。她看起来手头很拮据。她穿着蓝色的农村土布裤子，裤子缝制得很马虎。上衣是一件劣质的皮外套，外面罩一件船员用的棕榈雨衣。但比起重庆社会的一般妇女，特别是那些附庸美国风潮，穿得像圣诞树一样的阔太太，她的姿态仍然别有风情。她还是那样潇洒。这时一辆汽车从我们身旁掠过，车中坐着几个官太太，浑身珠光宝气，一副懒洋洋的神情。艾丽斯用教会学校学到的法语尖刻地说：“这群新教徒！她们理解不了步行的优雅。”然后，她用沉思轻慢的眼光目送着汽车远去。

1944年夏天我回到重庆时，听说艾丽斯已经回到日军占领区去筹款了。她对朋友们说，她要把天津的房产卖掉，再把北平的房租收回来，然后用这笔钱买一批薄绸印花手帕。这是一种非常粗俗的手帕，她自己从来不用。她很容易将这些手帕夹带在行李中，走私到重庆。在重庆，她可以向那些“新教徒”——庸脂俗粉的官太太们出售手帕，以此赚上一笔。有了这些钱，她就能度过战争时期的生活。

这年夏末，艾丽斯又出现在重庆。当我遇见她时，她精神饱满，神色明快。她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软边呢帽，手中拿着一根马六甲藤杖，身上穿着一条宽松的红梅色天鹅绒裤子，手指上戴着一枚蓝宝石戒指，尺寸约有自行车尾灯那样大。她告诉我，这是她父亲为慈禧太后执行对外政策时，俄国沙皇送给她母亲的礼物。毫无疑问，这块宝石在俄国对满洲的早期布局中必定起了某种作用。

伴随着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艾丽斯说起她在敌占区进行的极为有趣的旅行。4月，也就是恰恰在日本人发动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之前，她在安徽省界首附近越过了战线。她发现成群的人们穿越战线来来往往，关卡和护照的检验并不比一般省界上更严格。完全非军事化的无人地带大约有15英里宽。战线的这一边，在界首驻扎着1000多名国民党军人，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部下。战线的另一边，亳州驻扎着十来个日本兵和相当数量的伪军。艾丽斯笑着说，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真是最友好的敌人。在亳州，伪军正在修建一所旅馆，接待为走私交易而越过战线的国民党军官。她听说有些人同时属于双方军队，他们会在无人地带的田舍中更换军服。

在北平，她发现根本无须隐瞒或否认她刚刚从国统区来。日本人只是不希望工程师或其他有用的中国人离开占领区，对其他人员并不在意。她到处都听到一些故事，说明日本人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一些日本人正致力于娶中国老婆或找中国合伙人，然后把自己在战争中捞取的钱财转移到这些人的名下。她见到了几个与她有亲戚关系的伪政府官员，发现这些人不仅确信盟国必将战胜，而且确信他们也能从胜利中分享到好处。他们请她吃饭，乐观地谈论着“我方空军”和“我方海军”力量正在不断增强——他们的意思是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她不曾听到伪政府官员们对战后审判有任何不安的表示。

筹足所需资金之后，她其实也不需要去买手帕了。她可以通过中立的邮政系统，或者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设有分行的商业银行，把钱直接汇往重庆。这种情况鼓舞了她，使她敢于前往上海索取珍珠港事件前留在那儿的衣物和珠宝。当时，她把衣物托付给一位在英国领事馆工作的朋友照料，而把珠宝存进了一家美国银行的保险柜。当英美人士被日本人拘留时，两处都被日本的敌侨财产保管机构接管。

她谈起上海之旅时笑得更加爽朗了。一位日本军官在夜间登上了这列拥挤的火车，按照惯例，列车员想找一位日本平民让出卧铺给军人。但列车员没有找到，于是就转而要求一位持有纳粹护照的德国妇女。这位列车员没有麻烦任何一个中国旅客。艾丽斯说，这完全符合她了解到的日本目前的政策。日本人认为德国人既然是盟友，就应该分担日本人的一切战时困难。日本人对待战败的意大利人更是充满了敌意，好像他们才是敌人似的。法国人和中国人被日本人作为中立国国民对待。在上海，艾丽斯凭着这种“中立国国民”身份，毫不费事地从日本敌侨财产保管机构取回了她的珠宝，只是她必须证明自己来自重庆。但衣物没有索回，因为她没有英国领事开出的证明信，当时领事已经被遣送回国了。

在她离开上海之前，一位与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伪政府官员请她吃饭，他是艾丽斯亲戚的一位朋友。艾丽斯原来担心对方在吃饭时会提出一些令人为难的要求，但她很宽慰地发现，他只不过是希望艾丽斯在回重庆时把他的小儿子一起带去。艾丽斯婉拒了，然后问为什么要送孩子去重庆？

他解释说：“为了得到出国护照。我儿子打算去美国上大学。我们已经给重庆方面写信谈了这件事，而且我们有一位在印度的堂兄弟已经为他预订了船票，美元也准备好了。”

他在国民党和伪政权双方都有故旧乃至亲属，所以他的儿子很容易作为某位重庆官员的侄子或堂兄弟前往美国。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也许能以极低的官价兑换到足够的美元，然后只要几分之一的价钱就能去美国受教育。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但就我所知，他可以畅通无阻地将父亲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钱带去美国投资。相反，一些没有官方背景的学生却被国民党政治特务刁难设卡而不能离国。

刘某从前是记者，后来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翻译室主任。1944年夏末，他被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叫了过去。当时第一批批评国民党的报道出现在了美国报刊上，重庆有报纸谣传，这些消息是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时美国战争情报局只是稍稍降低了一下赞扬国民党的调门，所以谈到国民党时仍然是十分温和的。然而，这位副部长却警告刘说，任何帮助外国人批评国民党的中国人都是汉奸，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像对待汉奸那样对待这些人。

不到两个星期，就在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大院内，一些中国人却公然帮助外国人批评国民党。当时在院内要建一幢新宿舍，一些哨兵把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赶进院子。一些人穿着军装，另一些人则穿着老百姓的破衣服。相当多的人看起来非常虚弱，根本不适合干这种重活，但他们全都开始俯下身去挖土或搬石头。哨兵带着手枪监视着他们。外国人则在一旁惊恐地注视着这个场面，有些人原来对国民党抱着美国人常有的那种错觉。

后来了解到，这些苦力中只有少数是拿全额工资的工人；另外一些是当地驻军，他们自愿来工作，好挣些钱贴补微薄的军饷；还有一些是来自“自新学校”的犯人，他们被租给包工头，工资全部进入“学校”负责人的腰包；大部分苦力是刚被征召入伍的新兵，军官们把他们交给包工头，为的是让他们得到“锻炼”。包工头宣称，他给新兵是如数发放工资的，只不过新兵的长官要拿走一半作为抽头。但新兵自己说，军官们把这些钱全部拿走了，而且干这样重的活也不给他们吃饱饭。

这简直是奴隶劳动，所以美国战争情报局不让他们在院子里继续干。这下使包工头大为生气。他申诉道，新建成的美国大使馆——它终于从长江对岸搬到重庆市区一侧来了——也是他承包的，用的也是这批苦力。

这年春天，一批外国记者前往延安，国民党邀请各大重庆报纸派出记者随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除外。这样做一方面似乎是为了在国外造成良好的印象，另一方面其实是为了以记者的名义掩护政府特务。中国记者中至少有两位——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的记者——是特务。他们只是为了这次延安之行才临时当起记者的。他们对这次旅行本身报道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写出报道，并且在返回重庆之后就辞去了记者的职务。

开始，无党派的报纸或是不愿派出记者，或是编辑部中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在报道延安情况的同时，很难做到既不得罪共产党，又不得罪国民党，搞不好还可能同时得罪双方。但在最后，各大报都派出了记者。记者们两个月之后回到了重庆，大部分人都做了报道。这年夏天，我花了一部分时间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就来自这些报道和报道这些材料的记者们的陈述。

这些报道中最有趣的材料是由国民党记者写的，他们毫不避讳地遵照了国民党的指示。这些材料又一次表明，政府简直愚蠢到了自杀的程度。它看不到共产党人正在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而自己仅仅得到了城市中少数上层人士的支持，并且甚至这种支持也正在减少。有一个国民党记者强调，共产党只是成功动员了农村中粗鲁无知的贫民。他们嘲笑共产党的制造业停留在手工业水平，讥讽支持共产党作战并从中得益的仅仅是愚昧的村民。他们说，共产党没有国民党那样的现代化工厂。自然，这些报道没有提及许多国统区内的工厂正在破产。这些报道似乎是以一种最势利和最浅薄的方式让特权阶层相信，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有士绅派头。

无党派记者们的报道很谨慎，也不表明态度，仅报道自己对所见事物的印象。他们报道了一些共产党人的做法，按照国民党的标准，这些事实本身就够耸人听闻的了：所有农民向地主交纳的田租减少了25%；参军家庭免除捐税；军属受到特殊照顾。记者全都强调了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组织完善，而且事实上不听从国民党的命令。大部分记者都谈到，像他们自己那样不是农民的人，生活在共产党农村可能都会觉得单调乏味和受拘束。

我和几名记者交谈过，我发现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国共之间巨大而鲜明的差异，确信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阻止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这种观点通过口头交谈在重庆新闻界传播开来。据说，重庆一家小报的年轻记者在访问延安后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领导人私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庸俗低级的流言蜚语。然后总编把记者叫到一边。

总编年纪较大，温和地对他说：“你还不到20岁，你可能还会活上20年。你难道一定要把这样的文章付印吗？”

这个年轻人立即抽回了自己的文章。

对于一个生活在重庆的美国人来说，那年夏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生活在祖国。当时又有3000名美国人到达了重庆。作为一个主要盟国的首都，这并不奇怪。在重庆的红十字会和美军机构中甚至还有几个美国姑娘。两年来，这里一直在为美军各部门修建住房，现在美军的住房终于基本够用了，而且住宿条件相当不错。“驼峰航线”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在美军消费合作社中，美国香烟和食品也不再是稀罕物了。由于美国人一直在购入和运入汽车，现在美国人上街也不必总是步行或令人尴尬地乘坐黄包车了。

对美国人来说，这年夏季令人激动，大家也常常议论纷纷。人们的心中都充满了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感觉。随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史迪威也沿着新的滇缅公路推进了一半以上的路程。越来越强大的攻势必将改变中国战场上的停滞局面，胜利似乎已经在望。就在这时，日本人在华南发动了新的攻势，又使人们心绪不宁，因为始终存在着美国人不得不乘飞机匆忙逃离重庆的可能性。

但在那个夏天里，美国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一事至少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考虑改变政策。当时大多数住在重庆的美国人对国民党都极端厌恶。他们认为，国民党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所以美国改弦更张至少没有什么坏处。但现在不少时驻重庆的美国记者、军官和其他人士宣称，他们一直认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用任何方式和共产党人打交道，都是邪恶而愚蠢的行为。但就我的记忆而言，当时这些人并没有把调门提高到发出警告的程度，因为美苏在战火中结下的友谊当时尚未被破坏。

在美军联络机开始飞往延安之后，所有能找到官方名义的人都希望去延安一趟，这种旅行忽然变得很时髦。神秘和新奇使得刚刚被重新发现的共产党人变得很有魅力。对喜欢收藏纪念品的人来说，共产党的纸币、邮票、土布、地毯和挂毯都成了抢手货。美国人之所以产生这样强烈的旅行热，可能是因为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假定，共产党人都是好人；但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是在旧事物已被证明毫无价值之后，希望去尝试一下新事物。美国人在试验新事物方面向来兴致高昂。

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重庆之后，这种情绪达到了高潮。赫尔利抵渝时的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他是这一使命的绝佳人选。他个子很高，看起来很强壮，热情奔放。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将军，他穿着华丽的军服，胡子修剪得很漂亮，满头白发一丝不乱。赫尔利热心地介入了史迪威正在进行的困难谈判。他不偏不倚地听取国共双方的意见，对每一方都同样讲述家乡俄克拉荷马州的奇闻轶事。谣传蒋委员长对他的印象颇佳时，一种既充满希望又不无慌乱的预感在重庆逐渐增强。关于赫尔利是如何被派到中国来的，他自己说了一个故事。

我是从一位记者那里听到的，而他是听赫尔利本人说的：白宫的几个“老男孩们”围坐着吃饭，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亨利（霍普金斯）、帕特（赫尔利）本人和其他一些人。

富兰克林说：“我很想知道，苏联是否真的把军火送给了中国共产党？”

帕特说：“为什么不让我去莫斯科一趟，问问约瑟夫（斯大林）呢？”

富兰克林说：“很好！”于是帕特前往莫斯科，约瑟夫回答说并无此事。

富兰克林听到后问：“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帕特说：“我去重庆把实情跟蒋介石讲一讲吧。”

富兰克林说：“很好！”于是帕特就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就是这样把世界政治当作老男孩之间的游戏的。我有一个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朋友向我做了证实。赫尔利曾对他打趣地说：“当我认为自己可以冒险向蒋委员长讲一个下流笑话时，我就知道有进展了。”这一年，我在重庆仅见到过赫尔利一次，他当时是来美国战争情报局视察。他也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很好地反映了他的态度。

他带着笑容说道：“人们问我如何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我就会给他们讲一个调皮鬼的故事。有个孩子住在火车停车场的旁边，他总是喜欢围着圆形车库转来转去，同时注视着机师们工作。最后他认为自己学会了如何驾驶机车。一天，他和一位机师打赌，说他能把火车头开进车库。”

“他确实把火车头开进了车库，但他发现无法让车头停下来，于是就把车头倒了回去。当他倒到了外面的停车场时，就又把车头向前开。他就这样让火车头在车库中进进出出了三次。最后，他终于把车头停在了外面的停车场上。”

“机师说：‘孩子，这下你可赌输了！’”

“孩子说：‘我没有输，我把车头开进车库三次，但是你没有及时把车库大门关上！’”

帕特·赫尔利摸着雪白的胡子，看起来他对自己讲的故事感到非常得意，所以他下面点题的话似乎是多余的——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这就是我和蒋委员长打交道的方式。我总是能让双方取得一致，但永远没有人能及时把大门关上。”

我刚由桂林回到重庆时，战时陪都内中国人的生活使我觉得又回到了前几年的夏天。除了为美国人盖了一些新房子外，重庆和以前完全相同，街道和房舍仍然是那样肮脏拥挤。和前几年一样，战争显得遥远而平静，好像战局将会这样一直僵持下去似的。整个城市单调而乏味，人们关心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琐事。在茶馆中，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来自南方前线的消息，就是高昂的物价和低级的丑闻。

然而几周以后，人群中暗地里似乎产生了不安的情绪。谣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正是动乱的标志。我记得有一个谣传说，美苏关系正在破裂，因为发现在中国境内被打下的日本飞机竟然是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苏的——这些飞机被苏联人交给了日本人。另一个谣传说，美国正企图和共产党联盟，目的是削弱国民党，好在战后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我认为这两个谣传都来自国民党，因为它们符合官方混淆视听的目的。

还有一些谣言似乎是来自共产党的，谈到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勾结。有的说国民党山西省司令长官阎锡山已经和日本人签订了一项局部和平协议，目的是对付共产党人。这个谣传在第二年，即1945年的夏天被证实了。在日本投降之前，山西日军就帮助阎锡山确保省会太原不被共产党占领。一些日本顾问、军官和士兵为阎锡山工作，并且后来留在阎锡山手下，直到3年之后太原被共产党攻占。

1944年夏季，一些可靠的报告谈到，农民们通过暴力寻求出路的倾向不断增长；而且在中上层中，受官僚垄断损害者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这一年，最大的地方暴动似乎是中国少数民族在新疆发动的暴动，云南、贵州和甘肃也不断发生规模较小的农民骚乱。在四川除重庆之外的地区，据说地方将领们正在策划一场暴乱，目的是在日本投降时，把国民党赶回沿海地区。仲夏时节，重庆刮起了一场罕见的夏季暴风，据说吹垮了郊区的一座小屋，暴露出屋中实际是崭新的水泥弹药库。许多人都信以为真。谣传政府正在秘密加强陪都防卫，以对付可能反对它的近郊势力。

一些公开的事实表明，国民党看到了局势的不稳定，并且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维持其暴虐统治。现在政府承认民盟是合法政党，并且许诺最后让它在政府中获得发言权。这样做的部分目的可能是迎合美国人，也可能是为了引诱民盟脱离李济深的独立运动，但主要目的似乎是把民盟变成一个安全阀，让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在空谈中无害地发泄出来。这年夏季，特务抓的人减少了，审查制度放松了。有一段时间，重庆报纸也刊登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言论——其实在外省的报纸上，这样的批评已持续一年多了。许多报纸在社论中都要求实行有法律保障的民主，其中一些大胆的报纸更是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

8月，日军开始由衡阳向桂林急速推进，重庆人日益增长的不安更加公开化了。人们谈论说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忍受的最后极限，如果政府仍旧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甚至国民党内部身居高位者中也有人附和。资深外交官，国防最高会议成员郭泰祺对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他认为除非进行最激烈的改革，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救中国。他同时担心任何改革都会受到限制，不可能及时进行足够彻底的改革。这年夏天失宠并丢了官的宋子文对一位外国访客说，在蒋介石下台之前，是没有任何希望来改变这种局面的。

几个月以来，一直有各种小道消息，说蒋介石已经上年纪了，没办法妥善应付遇到的问题了。也许这是因为现代中国已经太复杂，使得蒋介石这样仅仅依靠传统手法的人应付不了了。我刚到重庆就听说，蒋介石在去年冬天开罗会议上的表现是十分过时的。当时前往开罗的美国和英国代表团中都有各种专家，以备在每一个讨论的问题上提供咨询。但中国代表团规模很小，主要由蒋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关系成员组成。宋美龄当然随行，而无足轻重的黄仁霖居然也是成员，他只是一个宫廷小丑，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头头。有些对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蒋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宋子文就是一例，近来蒋委员长和英美之间的问题大多数由他经手处理，但却没有让他去开罗。

蒋介石必定以为，开罗会议就像是三国故事里的主帅会谈，领导人的性格和计谋比战场的任何情况都重要。据参加开罗会议的美国人说，当罗斯福和丘吉尔直截了当地问蒋介石，宋子文为什么没有来时，蒋介石尴尬至极。在制订军事计划时，蒋委员长不得不承认，他对自己军队的统计数字一无所知，最后还是由史迪威将军提供的数字。

1944年夏初，在一次由蒋介石举办的茶会上，他进一步表现了自己在现代世界里是多么笨拙。这次茶会在宋美龄再次启程赴美的前夕举行，当时她确实得了经方面的疾病，需要赴美治疗。但几个月以来，重庆一直谣传蒋氏夫妇不和。一种说法是，在宋美龄上次赴美期间，蒋介石找了一个新情妇。另外一种说法没有那么不堪入耳，讲夫妇二人闹翻的原因是，蒋介石本想由宋子文陪同去开罗，但宋美龄自己想全程担任翻译和舞台主角，所以劝阻了蒋介石。结果，当罗斯福和丘吉尔问起宋子文时，蒋介石觉得是宋美龄让他丢了面子。

总之，在宋美龄动身去美国的前一两天，蒋介石为她举行了茶会。参加茶会的有大约50名国民党高官和几位美国记者及使馆人员。蒋介石对到会者说，他也听到了关于情妇的说法，纯属造谣中伤；作为正派的基督徒，他不可能做出那种不道德的事。

自然，蒋介石的这番声明被广播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听众在听到这条消息之前，并没有想到蒋介石竟然还有情妇，之后便立刻断定他确实是有情妇的。我听说，是宋美龄和宋霭龄坚持要蒋发表声明否定的。她们以为，这样一来，如果情妇谣言在宋美龄旅美期间传到美国，她就不至于丢面子。但无论如何，蒋介石竟然会被说服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致使他的私生活在全世界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这也暴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超人，他认为自己的私生活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自诩为“天子”的皇帝的典型思想。

这年夏末，当重庆人民被国家危机唤醒时，国民党内传出了一些谣言，表明蒋介石惯于自视为历史的创造者。根据这些说法，蒋介石看到了变革的必要，但在南方战场取得胜利或公众放弃改革诉求之前，他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以免显得是在外部压力下屈服的。与此同时，他继续遥控南方战事，让战胜的机会更加渺茫了。

与此同时，重庆还纷纷谣传，说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战事不利的原因是强征壮丁和士兵待遇恶劣。据说，当他乘车经过市区看见虐待士兵的场面时，他用手杖责打了残酷的军官。这类故事很多，以致组成了这样一幅画面——蒋委员长在首都飞快地转来转去，他靠在防弹汽车的后窗上，到处寻找社会弊病，然后气愤地挥舞手杖。我确信这些故事都是假的，也许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编造的。因为蒋委员长出行时，前面总有警卫人员开道，这时人们肯定会停下不该干的事情。蒋介石可能认为，这些故事会使人们觉得他是关心士兵的，从而消除对残暴行为的怨恨，也许还可以停止这些残暴行为，甚至可能改变由此引起的军力不振。

9月，重庆人的危机感达到了高潮。在这个月中，日本人挺进至桂林附近；而且，史迪威事件已经不可避免，虽然外界尚不知晓。9月初，民盟召开了第一次公开集会，会上可谓悲喜交加。在集会中，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跳上讲台喊道，如果能找到一种把生命奉献给真正的民主的方法，他就心甘情愿地去死。这番话使集会达到了高潮。几天之后，民盟举行了追悼邹韬奋的活动。邹韬奋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日本侵华之前，他曾领导人民反对内战。追悼会的气氛哀婉动人，反映出了与会者的情绪，他们似乎明白自己仍然无力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当点燃死者肖像前的蜡烛时，哭声响彻了拥挤的大厅。悲声持续了10分钟之后，第一位发言人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向大家讲话。

国民参政会每年一届的例会也是在9月举行。尽管它只是个咨询机构，人员由国民党委任，而且80%的成员都是国民党人，但在两周的会期中，会议依然对政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坦率的批评，而且时常伴随着哭泣、喊叫和几乎动武的争吵。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当其冲，许多发言者还描述了壮丁的悲惨处境。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是被抨击的目标，发言者们在会议上详述了他贪污腐败的情况——大到诈骗几百万美元，小到孔令俊一贯把美国唇膏和卫生纸都作为公费记在中央银行的账上。

发言者讲到，在新近遭到日军入侵的省份中，由于政府弃之不顾，难民的遭遇极为悲惨，听到这些许多听众都离席啜泣。另一些发言者指责道，当城市受到日军威胁时，跑得最快、最远的正是大小官员，国有铁路系统完全瘫痪，铁路沿线储备的煤炭被铁路官员们在黑市上出售，因此南方有大批难民被日军俘虏。

许多发言责难参政会本身丝毫不起作用。参政会每年都向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议，但政府却很少按照要求去做，而且政府从来没有向会议报告过建议处理情况。参政会甚至不能过问国家预算。一位非国民党人士说，政府权力必须由军人转交给政治家，这番话在会上引起一阵轰动。

然而，在这届会议快要结束时，日本人在桂林城外暂时停止前进，重庆人开始从暂时的激动中恢复原态。我从无党派人士的圈子中得悉，人们对这场热闹的会议持冷淡态度。人们逐渐了解到，参政会中的国民党多数派是按照秘密指令才发表了大量自由言论并抨击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因为蒋委员长已经决定拿孔、何二人做“替罪羊”——至少是暂时的。孔祥熙和他的大部分家属当时正在美国，已经从中国榨取了大量金钱，根本享用不尽，他们自己也觉得离开中国生活会更好些。抨击孔祥熙和何应钦可以在美国造成一种印象，即国民党正在鼓励自由和民主。这些秘密指令同时规定，参政会中的国民党人不得批评当年失败的军事战略，也不得批评和共产党未能达成协议一事。这两个问题是蒋委员长亲自处理的，他决不能受到批评。

后来人们知道，在这届会议中，河南省代表——包括国民党代表——曾要求枪决汤恩伯将军。汤恩伯应对日本人在当年春天占领河南省负主要责任，他甚至没有进行象征性的抵抗。蒋委员长召见了河南省代表，禁止他们提出这一请愿。他说，汤恩伯是他的部下，抨击汤恩伯就是批评他本人。汤恩伯必须留任河南，不准对此提出任何疑问。

这似乎又是一个证据，证明国民党与日本人的大理——潼关一线协定是真实的。日本人不侵犯划归国民党的区域，而国民党在划归日本人的区域中也不进行认真抵抗。河南省处于大理——潼关线外，如果谣传可信的话，汤恩伯想必是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才让日本人通过河南的。蒋委员长很可能确实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尽管汤恩伯的战绩为他自己挣得了“常败将军”的绰号，但在日本投降之后，他却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美国人让蒋介石回到了中国沿海地区，蒋委员长却从胜利品里挑选出最耀眼的一件，奖给了汤恩伯。这似乎从侧面表明，汤的确参与了这场必须保密的中日交易。

在1944年的国民参政会上，一些非国民党人士试图讨论共产党问题，但蒋介石借口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前往延安实地调查，将这个议题束之高阁了。委员会要到下一届年会时才能提出报告，所以在此之前，参政会就无法讨论国共合作了。不久，参政会在10月初宣告散会，而调查委员会启程去延安一事也遥遥无期。我现在仍然记得，在参政会开幕式讲话中，蒋委员长再三强调中国需要的是“集权”而不是“联合”。同时，他总是避开使用“民主”一词。

会议闭幕时，蒋介石显然已经知道罗斯福不再支持史迪威，美国对他军事独裁的威胁消除了。不久之后，在星期一早上的一次纪念会上，蒋介石对政府高级官员说，他自己有一套应付共产党的计划，现在奢谈民主不合时宜，只会妨碍他的计划。在10月末时，他禁止再举行任何像民盟9月集会那样的公开大会；审查制度又变得严格起来；重新开始拘捕政治犯。重庆又陷入了原来玩世不恭的昏睡状态。蒋委员长在与人民的斗争中又赢了一个回合，但这也使他变得更为衰老了。重庆的沉闷状况一直持续到11月末。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桂林和柳州，并向大理——潼关线上的独山推进。重庆又一次受到剧烈震动，并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

第十二章丨机械长龙

10月，美国战争情报局决定不派我去延安了。我们通过联络机每周往共产党辖区邮寄一箱美国宣传品，这是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因而，看起来不需要再派美国工作人员去了。如果在共产党辖区散布过多的宣传品，则会使美国的处境不但在国统区，而且在共产党辖区内都异常复杂。我之前请求的任务得到了批准，去缅甸撰写当地战事的短篇报道，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印刷出版。史迪威的攻势颇为成功——新滇缅公路（或称“史迪威公路”）[35]可望于年底打通——但战事报道很不得法，这将影响日后在中国的训练计划和对日攻势。

除了简单的战事公报，中国人一直很难获得来自美方的缅甸战事报告。不言而喻，中央社将把胜利归功于蒋委员长治国有方、文臣忠勤、将士勠力，还有战无不胜的美国新式武器的魔力。缅甸战役的胜利很少被说成是一系列艰苦工作的成果，反而使重庆和西部城市饱受饥寒的人们开始产生某些错觉，认为只要美国一变戏法，把驻缅部队调到中国来，战争就必能获得胜利。桂林和华南沦陷区城市的人们也持有同样的态度，他们的目光首先注视着经常飞越头顶的第十四航空队机群。

我由重庆起飞去昆明，然后在10月末飞越驼峰，在印度和缅甸待了3个月，搜集了一些素材，写成一本小册子，不久即在中国印刷发行。我过得很愉快，换了换脑子，得以一窥许多陌生的地域和人民，了解被封锁的中国境外的情况。本书不会详述这些内容，或许别人能写得更好。但是，国民党在缅甸的行径揭开了史迪威去职后美国对华政策展开的序幕。

这场胜利不仅依靠来自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日本以缅甸作为前进基地的意图彻底失败；缅甸沦陷区和国民党沦陷区的情景一样，构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经济崩溃，民意消沉。由于美国潜艇和空军的不断进攻，战时缅甸交通废弛，日军补给线陷入困境。日军在缅甸前线缺乏一切物资，包括军火在内。

国民党部队向前推进时，与不断延伸的美国供给线一直保持着联系，源源不断的军火和物资在向前输送。在缅甸，主要由美方修建的史迪威公路不断延长，从印度一直延伸向缅甸前线，那是一条四排道的载重公路。美国运输机群也向前方空投物资。据报道，有些饿急了的日军士兵会停止抵抗，走出营房，尾随装备齐全的中国士兵，穿越茂密的丛林，企图到敌军阵营就食求生。

日军在反攻的主要地段——曼尼普尔至阿萨姆铁路沿线——被英国军队击退，而后大部分缅甸领土也由英军解放。当英美伞兵、游击队和地下组织骚扰日军后方时，一个美国旅（梅里尔旅）被派去支援前方的国民党军队，之后又有美军的两个团（火神突击队）加入。缅甸作战的几乎所有战略方案都出自英美之手，大部分国民党军的战术方案也来自美国顾问。在前方，大部分国民党军队的关键辅助工作——诸如交通、情报、运输、医务、航空侦察、火炮测距等——都是由美军提供的。中国士兵信任史迪威，而且得到了许多外国人的帮助，这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但他们终究称得上是国民党军队中不同寻常、富有象征意义的一支部队，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可能如此援助遍布中国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去抗击日军或任何其他对手。

驻印美军的战术思想是，以多个小规模战斗单位齐头并进，然后像洪水般插入，迂回包抄敌人，这是给日军惯常在中国施用的游击战术的一个绝佳回应。当国民党军官在1943年秋季第一次跨入缅甸丛林时，他们采用片面防御、依赖工事的战术，致使局面相持不下，直至史迪威在9月到达重庆后才开始扭转。作为蒋委员长的参谋长，史迪威可以命令国民党军官，而他的美国僚属只能向国民党军官提出建议，所以他也要做出战役的详细规划。于是，在半年的时间里，第一线的日军被全部包围消灭。

在史迪威的直接指挥下，整个1944年春季，国民党军跨越丛林密布的胡康和孟拱山谷，士气和战术水平都大为提高。许多军官开始能运用新战术，战斗手段也日渐娴熟。在夏季即将来临的7月，缅甸全国即将变为泽国，国民党军跨出丛林，一举攻克了缅甸交通线上的重镇孟拱，并协同美国的梅里尔旅包围和攻克了缅甸北部的主要城市密支那，中国境内的高山遥遥在望。

即使达到了这样大的成就，进步也还是表面上的。国民党军需要依靠美国的提携和经济援助，而他们在国内是不可能如此放手的。在缅甸境内，除了大部分作战计划，美国人还主持了定期兵饷、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等方面的改革，他们简直称不上一支国民党的部队了。国民党军队在缅作战期间取得了多方面的变化，但并未焕然一新。大部分士兵还是为了糊口和挣钱。年轻军官们尚能采纳新的劝告和意见，但资深军官经常想的是，如果采纳自己就会丢面子。无论如何，这支远征军毕竟只是庞大的封建中国战争机器中的一小部分，它是否能壮大起来，是否能在蒋介石的“分而治之”策略下生存下来，那还是很成问题的。这就是史迪威事件发生的关键原因。

国民党军队在缅甸是名副其实的苦战得胜，日军死伤约3万人，中国死伤约1.6万人。但我1944年秋来到缅甸时，史迪威已去职，战线移向南边的密支那至八莫一线，最险恶的局势已经结束。看来日本人已决定放弃缅甸，许多据点只留下少数残兵驻守。距离国境越近，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反而逐渐缓慢下来。有些军官焦虑在蒋介石手下时自己的前途，而许多士兵则害怕回到中国后待遇会不如现在这样好。在向滇缅公路最后一次挺进、扫荡日军时，一个趋势很值得注意：阵地战卷土重来。这种战法需要大量弹药，而且在某些地段，部队之间的缺口给日军留下了方便的退路——封建军阀的习气又回来了。

史迪威离职意外而严苛，让后继者不免惴惴不安。于是，国民党军队在缅甸的战斗力——当时还是值得赞扬的——开始下降。当地美国人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给国民党留点面子。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滇缅公路全程开通时，这些区区小事也就被掩盖了起来。

美军公关部的官员组织了纪念活动。1945年，由他们护送第一辆去中国的卡车从密支那出发，当天聚集了约50名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护送团由南向中国境内的怒江山谷地区进发，途中，公路两侧的壕沟中尚留有日军，护送的飞机在阳光照耀的天空中盘旋，航拍陆地上护送的照片，而吉普车上的摄影记者则将焦距对准了飞机。

当我们到达向东即可进入中国的瑞丽山谷时，零星战斗仍在南边缅甸境内的丛林边缘地区进行着。在深绿色山脊的上空，美国运输机弯弯绕地投下鲜红色的、黄色的和蓝色的降落伞，空投种种物资支援在丛林中战斗的国民党军队。瑞丽江的一条支流是双方占领区的交界处，北面中国一侧的红色秃山已经被日军放弃，由来自云南的国民党军队收复，后者的一部分也是由美国人武装和训练的。几天以后，公路全线畅通。只有靠近小山村平海（译音）旁的一条支线尚未通行，翻过该村就可以与起点在仰光的老滇缅公路相接。1月27日晨，记者团被允许赴前线观察最后一块“绊脚石”是如何被彻底粉碎的。

我们的吉普车开上盘山小路，丛林已落在后边，周遭景色很像加州山谷。河旁肥沃的农田被长满杂草的山坡环绕，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显出黄色与红色。山旁溪谷中丛生着形似橡树的灰暗树木。平海村位于山顶，环绕着的许多清澈水流，向下流入山下农田旁的小溪中。在遍布茅草顶房的村子前边有一个鲜亮的绿色香蕉园，在干燥的山顶上出人意料、光彩夺目，就像好莱坞外围广告牌上的沙漠绿洲一样。山谷下面阳光炫目，路两边排列着大炮和炮弹，散发着黑色和白色的烟雾，有点像舞台的样子。在平海村几百英尺的一边，国民党军队和美军将军与同僚们在一个圆丘顶上等候着，吸着香烟，笑逐颜开地谈论着。一个摄影记者早就举起了摄影机。

圆丘下边的田地上是十几辆恐龙似的坦克，炮筒和车上其他开口朝向村庄和香蕉园。这些坦克是中美联合坦克团的一部分，国民党报纸曾对该团大吹大擂，认为它是现代化战争的胜利象征。但该团在缅甸战役中由于丛林地形限制，战果并不卓著。它们突然整整齐齐地排好队列，开始往上爬，吐着火光，发着巨响，碾压着大地，直冲向香蕉园边缘。芭蕉树叶被摇晃得纷纷落下，浓烟穿过茅舍腾空而起。此时此刻，一架轻型飞机正掠空而过，从空中摄取照片。

村内没有发出任何回音，坦克群继续来回旋转着炮塔，好似在相互观望。然后，它们接受指挥，一致调转方向。大部分坦克笨重地移动着回到坡下，少数坦克深深陷入了村旁泥沼地的裂缝中。它们可能得安静地躺在那儿，“陈列”到下一个清晨了。

一辆半履带车接着攻入平海村，并用机枪扫射香蕉树。待一切沉静时，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二三百名士兵越过崎岖的田地，操演新的包围战术。一队队士兵蹲伏着前进，忽然又有节奏地进进停停，等待着侧面的友军。前进时，他们仔细地搜索着敌人可能藏身的地方。然后，所有士兵均消失于香蕉树丛中，几分钟后才允许记者们跟踪前进，于是我们也并排着蹲伏前进。在这之后我们坐上一辆有摄影席的卡车进了平海村。

根据情报，当地昨晚约有30名日军驻守，当坦克进攻之后，大概只剩3个人了。坦克手们回忆起来，似乎看见3个小个子匍匐着潜入了灌木丛中。他们一小时前可能就已经弃村逃跑了。在平海村中央暖洋洋的方场上，国民党士兵正舒适地休憩，嚼着从农庄里找来的新鲜甘蔗；有的士兵正查看着周围冒着烟的房屋，翻找着一堆堆日本人的库存物资和缅甸人遗弃的家用工具，然后又拿来卖给我们，说是日本人的纪念品。

少顷，另一队中国士兵来到村里，显然是一队老式的士兵，他们穿着破旧的军服和草鞋，两三人合用一支步枪。他们的长官穿得也很破烂，却浮夸地手拿一支金属手杖，似乎那是显示级别的标志。他们说自己是跨界过来的云南部队，数日来一直与由印来缅的部队保持接触。他们听说滇缅公路在今天能全线通行，于是数百名士兵迅速包围了日军最后的几处阵地，他们注视着天空，观察表明完成支援任务的信号弹。这群士兵脸色苍白，四肢和火柴棒一样，而平海村的美式军械部队官兵则精神饱满，大家都是一身新卡其色军装，手握闪闪发亮的自动步枪，双方的差别真是到了可悲的程度。我问一群越境过来的士兵，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新式的中国士兵时，有何感想？

他们激动地大骂起来：“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日本人，差点都开枪了。我们还没见过中国士兵在前线穿皮靴呢。”

参观平海村操演后的翌日早晨，我同几名记者跨过了位于畹町镇的前线。界河上的桥梁正在修建当中，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还是靠牛拉着渡过河去的。在中国境内，我们遇到了几个穿着破旧西装、带着几只箱子的人，他们是小走私贩，吊儿郎当地站着，不住点头。当我问他们对于粉碎日军封锁、重新打通滇缅公路有何感想时，他们瞅着我们满是泥污的破旧吉普车，用试探性的口吻问：“什么时候美国的新机器能够送来？”

在畹町镇的大街上，农民们开辟了菜市，有些店主正在废墟上重建棚屋，他们见到美国人就笑迎着说道：“顶好，顶好。”在缅甸，有些土著居民从他们藏身的丛林中来到空旷的公路上，可一见到美国兵或中国兵就又慌张地窜回树林，连身上的罩袍都跟着发抖，口中还不断发出喃喃细语。从缅甸回到这条富有情趣、充满信心、熙熙攘攘的中国街道，见到街道上有使不尽的劳力，一望无际的蓝色衣服，听到带着重鼻音的乡语，就好像是从一所古怪的、驯服的幼儿园来到了令人乏味的古老世界。当我离开吉普车去畹町街上买新鲜水果时，车上的两条毛毯和一双皮鞋就被人偷走了。

这天下午，由缅甸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支护送队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入境仪式。从此许多中国人民——乃至国民党政府，以及全世界——有了胜利的信心：缅甸战役是无与伦比的胜利，而且强化国民党军队的途径已经找到了。由重庆、昆明、密支那飞来的中美双方领导人来到了畹町，他们对肃立在河边牧场上的纵队致了祝贺词。几十架美机的轰鸣声如雷贯耳，越过蔚蓝的天空，掠过人们的头顶。演讲完了，护送队隆隆地驶过花枝招展的边界桥梁，并应摄影师们的招呼停下来照相。记者们也忙于编写乐观的报道。

我一直站在牧场边的树荫下注视着典礼的进行。一名官员讲话时，一个中国境内的老农正领着一对骡子跋涉过河。3年间，两次战役，他一直往返于畹町与国内，此时见到站在自己熟悉的牧场上的士兵穿戴整齐，便以为无须改道而行，就像往常一样。他赶着骡子，想穿过沿河岸列队的国民党军队美式军械警备部队。在欢乐的笑声中，士兵们拍着老农的脑袋，撕破了他的衣服，脚踢他的骡子，把他同骡子全都赶回到了河里。

之后，一辆停放在讲台不远处的美国卡车驶近，停在讲台旁。车上满载着愤怒的中国将军，他们松弛的肥脸和搞笑的制服让人觉得他们好似木偶戏里的人物。他们都是些“冒牌将军”。他们对驾驶卡车的美国少校亮出了军衔，用蹩脚的英语对少校下命令，并用中国话咒骂，好似在对待自己的佣人。少校对他们露出失望但还算礼貌的苦笑，然后把卡车停放稳妥，取出一箱军用口粮，然后打开箱子，向他们散发美国军用口粮。

他们的怒色立刻转化为贪婪。他们卷起斗篷和肩上的饰带，脱掉手套，赶忙打开箱子和罐头，劲头十足地鉴别所有食物。他们将不爱吃的东西丢在一边，其余的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食品都快要鼓出嘴巴时，他们开始讨论起口粮在黑市上倒手的价格。

少校厌烦透了，走过来与我一起坐在树下。他说这些将军老爷都是美国新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的学员，这所学校设在昆明，专为训练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史迪威将军几次不机智地坚持国民党军队必须真正地重新改造，但是他一直未能办成这样一个学校。可是，继任的魏德迈将军手腕灵活，面子也更大。他显然使蒋委员长相信，由美国人训练他的高级将领并无害处。当我问少校，这伙人来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暴怒时，他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一位军官的军衔高于在缅甸参战的中国将军，于是要求全部坐在主席台上。被拒绝后，他们觉得丢了面子，要求马上飞返昆明。少校希望口粮能使他们安静下来，等候班机；要是口粮还不够，就给他们喝点威士忌。根据美国对华新政策，他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哄他们开心。

有个摄影记者路过，少校建议拍摄这样一张照片：一名佩戴肩带的将军正在弹药箱上大快朵颐，标题是“美国的援助终于来了”。不幸的是，这位记者以为少校是在开玩笑。

之后的4天，护送队一行直趋昆明。在昆明，史迪威离任后的中美战事又起波澜。缅甸来的坦克看起来无甚大用，不可能靠它们把日军从中国的广大领土上赶出去。另外，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落败之前，中国也不可能建立起一支足够强大的坦克部队。护送队的美国人明白国民党要求坦克、飞机和重炮的内情，所以只在卡车上装载了一辆象征性的坦克。它被拖运到中国，就像是一尊神像，乘坐着华贵缎带装饰着的座车。对于那些以为进口军械能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迷信者，它就是一尊神像。幸好这辆坦克超重，不能通过新修的桥梁，只得留在后方了。

一个更丑恶的例子是，国民党为了粉饰自己，试图自己修一条新的滇缅公路。它对美国和全世界舆论界吹响了宣传的号角，在中国国内掀起一股沙文主义浪潮，企图使人们以为，粉碎日军封锁是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

史迪威公路起于印度，中国只出了小部分力量，原计划末端与战前通往中国的老滇缅公路连接。这就意味着，新公路必须建在更南边的地方，但现有路面重型载重车辆通过要容易些。另一条可能的线路在北边，由密支那向东。密支那收复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就仓促将其建成。它管理得也很糟，当这支小小的护送队路过后，立即从山那边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粗糙轨迹，而参加盛典的大部队还远在瑞丽江山谷那一边呢。先期到达昆明的美军公关官员都为此感到恼怒而灰心。

在动工的时候，国民党的这条新路有很多正当的理由；但现在日本人既然已经被赶走，南路已经打通，它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美国工程师们曾帮助他们进行了最初的公路延伸。北路之前完工时，战场形势很明朗：南路不久也会打通。据我所闻，北路经过第一次象征性的小规模护送队用过以后，就渐渐地废弃了。“面子”看来是完成这段公路的主要动力。装腔作势的背面隐藏着残酷的现实。中央社发布了一条夸耀成就的通讯，可惜里面拼错了字：“新公路大部分是由几十万柯利犬（collies）建成的”。实际上，公路是由无数苦力（coolie）建成的，他们是强征来的壮丁，原本是公路沿线居住的农民。

虽然有某些不和谐的插曲，但我真心认为，这次美军纪念护送队之行真是一生再难遇到的奇观。亚热带的冬季万里无云，清新异常，正午炽热而夜晚寒冷。远眺这条公路，它沿着因水深呈现出蓝紫色的怒江和湄公河忽上忽下，然后爬过云贵高原的红色山冈和绿色山谷。护送队的所有成员都觉得这好像一次郊游，而公路是一件小小的装饰品，但它花费了无法估计的成千上万中国人和留在缅甸的美国人的艰苦卓绝的心血。建路人历尽艰辛，而护送队却沿途谈笑风生，特别是当记者们聚会时，大家都多次欢呼不已，好似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发了一笔横财。

给记者们开吉普车的普通士兵们，我同他们一路谈笑自如。他们教了我们不少军中的俏皮话。例如，当我们在瑞丽河谷边停车的时候，有一个人说：

“小伙子，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使我想起了我的妻子——全是弧形的线条。”

“什么？”另一个人面无表情，谨慎地说，“你的意思是说她像这条路那样弓腰缩背吗？”

第一支护送队由缅甸而来的消息在沿途乡民中不胫而走。一长串满是尘土的汽车弯弯曲曲地越过山丘，像是一条机械的巨龙。乡民们丢掉手上的活计，扬着臂膀，欢笑着奔向我们。镇民纷纷走出破屋，涌向公路。站立在公路两旁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当我们到达昆明时，10多万居民在大街上欢迎我们，激动人心的欢呼声简直与当年重庆街上的人声沸腾一样。我忆起1942年夏季，鲨鱼头涂装的美国P-40战斗机第一次出现，表演陡直上升的特技时，人们也是这样欢腾的。这支护送队的到来使得人们以为他们一直热切地盼望着的美国机器和物资从此会源源而来，而且会早日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

史迪威事件前后，已有迹象表明美国改变了远东战略部署。之前的战略是以中国领土为首要战场，然后朝北直捣沿海；后来改变为从太平洋向日本本土诸岛直接进攻。当然，华南登陆行动依然会进行，但那是次要的，目的只是斩断对中国的海上封锁，以及吸引住日军留在大陆。史迪威没有成功违抗蒋委员长让自己的补救计划得以实施，但是史迪威促使他的上级相信，过分依赖国民党的战略是不明智的。

在史迪威事件到日本投降之间的10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显然是老一套。它的目的还是改造、重建国民党军队，鼓励国共在军事上合作，开辟战后和平的途径。但在这些公开目标的背后却包含着另一种想法，那就是认为，当前重要的是如何把中国团结起来，维持现状，保持表面平静，战后问题以后再说。好在史迪威已经下台，矛盾不存在了。

我从缅甸回到中国之后不久就发现，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半年中有所改变。赫尔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后曾飞往延安，劝说共产党员，如果国民党愿意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的军队也应置于联合政府之下。他返回重庆后，却发现蒋委员长不会接受任何有碍于其独裁统治的协议。接着，谈判有好几个月陷入了僵局。新任大使希望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却恰恰抵消了他作为调停人的作用。从此，他自己也觉得他的工作已无足轻重。

与此同时，魏德迈将军倒是忙于为国民党建立一支部队——号称“新军”——其计划的争议性比史迪威的小一些。美军终于大批到来，并分配到国民党的20个师中，有1万名中国士兵和军官进入美军办的训练营参加速成培训。美国顾问和技术小组也被派到新军中去，就像之前的缅甸远征军一样。

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房屋即将垮塌，在表面刷上油漆又有何用？国民党军队倒是有了新的武器装备，生活标准也提高了，但那只不过是在肮脏、破旧不堪的战争机器上蒙上洁白的罩子而已。国民党的真正意图仅仅是表面应付一下，并不是真正想加强力量。

魏德迈把自己局限于蒋委员长顾问的角色。他表面上忽略了美方积极参与在缅甸胜利中的重要作用。他很少抵触蒋委员长，以免新军被同化，最终落入了蒋委员长“分而治之”的平衡把戏中。他的僚属仅能对中国同僚提建议，后者则有随便拒绝之权。对于杜绝滥用和贪污美援物资，或是杜绝军官和士兵横行霸道方面也很少改进。当集合起来检阅时，崭新的新军是拍照的绝佳主题，但大部分军官的战略战术思想都仍然是封建式的，他们不但一贯相信部队和装备是他们个人权力的一部分，而且牢记一个信条：只有在无所作为会让自己丢面子时才动用手下部队。

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军在琉球和冲绳登陆成功，公共舆论相信战事已经绕过中国大陆，赫尔利与魏德迈时代的新认识形成了。美苏分道扬镳在即，而美国对华政策也转而反共。魏德迈被问及政治见解时，他总是回答说，他只是军人，打仗是他的本分；新军不管如何使用，他都不会感到惊讶，这不是他的职责所在。显然，新军将成为战后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王牌。

赫尔利要直率一些。他刚来华时还标榜会不偏不倚，但这种姿态仅维持到了1944年的秋季，然后就进入了一个离奇的阶段。经莫斯科回国返华后，他开始轻视中国共产党，声称中国共产党配不上“共产党”，并扬言说这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告诉他的。后来，到了1945年春季，他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深刻的、尖锐的反共态度，好像他在最初来中国之前就是反共斗士似的。

第一支护送队到达昆明后，我一直在昆明待到5月初，把我以前写的第二本有关缅甸的小册子改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这座城市是魏德迈训练新军的中心，经过整个春季，现在看上去简直像是一个美军驻扎的小镇。我相信昆明及周边地区的美军数量已超过2万。在机场周围，美军仓库等建筑遍布各村。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美国军装的人——有中国新军和美军，也有在黑市上购置军装的人——与穿蓝色云南长袍的人在数量上简直相差无几。从缅甸和印度的定期车队到来时，除手推车外，棕色的美军军车往往是最多的。在庞大的昆明烟草货摊上，黑市的美国烟比本地商标的纸烟还多。

经过春季的几个月，美国出版物也增加了。昆明的每支美军都设有活跃的公共关系处，它们竞相发布新闻，举行记者招待会。与过去几年的情况恰巧相反，他们很注重本地的中国报纸。当然，大部分材料都是在宣告胜利或预言胜利。这些乐观的报道激励了中美合作，同时也给人们一种印象，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确实增强了许多。

在华美国人经历了史迪威的沉默期之后，爆发了一场公众舆论的热潮，这不禁令人费解。共产党人声称史迪威是进步的，因而不可能获得美国人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一贯如此。但是，我从未认为这是事实。史迪威本身应对公关问题负主要责任。他致力于做一个严苛的军人，主要兴趣点是军事，而对宣传用功甚少。相比来说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更有政治头脑，对媒体也重视得多。

在史迪威时期，美国人在中国扮演的角色错综复杂，不合常规，而且总是游走于失败的边缘，所以寻常的宣传手段很难将其描述清楚。在后一个时期，当时中国的封锁已被粉碎，胜利即将来临，美军的各项活动即使以美国广告的标准来衡量也不逊色。虽然新军整编工作实际上比较肤浅，但美国的武器和训练营却能深入人心，长期懒散的公共关系人员也为之感到宽慰。

这股新的舆论热情似乎充分证明，亿万人民和各方势力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按美国的观点来说，我们对新军的训练和装备足以使其成为一支强军；在政治和经济基础健全的美国，无疑会是这样。按照我们主观的看法，我们相信并声称新军变得强大了。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地隐藏了真相：事实上，新军仍然虚弱不堪。

当年春季，尽管美军官方充满乐观，但大部分在昆明的美国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依然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卑鄙的。美军组成的社会圈子相当庞大，自给自足；但是，能够帮助美军识别和分清国民党和中国老百姓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昆明的普通美国人还没有普遍形成反共意识，反倒是极其厌恶为加强一支腐朽军队要做的各方面努力。

在美军中，老生常谈的批评内容仍然是国民党发国难财、效率低下和反动落后，几乎成了人们见面交谈时的一种固定模式。目前，滥用新滇缅公路的种种谣言又风传一时。据说有一支中国军方护送队，离开印度时有70多辆美国卡车，到昆明时只剩3辆了，其余都在黑市上卖掉了。另一支运送军火的护送队，查出来装载的满是女士内衣和高级轿车。大部分美国人都见到过形形色色的鬼把戏，因此很容易相信各种荒诞离奇的传说。于是，美国人中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民族偏见之风，其流传之广早已不限于美国南部各州来的人了。

3月，我认识的一位在公共关系部工作的美军中尉组织了一批中国记者沿滇缅公路南下采访的活动，他原本想把他们安置在美军军官宿舍里，希望能借此机会了解到亲美的舆论，但他发觉主管宿舍的军官竟然要安排这些中国记者们住进中国佣人的宿舍。后来，当他安排他们住进美军仓库或食堂时，邻室的美军都要搬出去或借故离开，几个美国军官还嚷道：“把那些耍歪门邪道的中国佬轰出去！”

许久之前，这些中国记者们写过他们自己的反美报道，昆明人早就对这批来访者充满了敌意，并有很多冷言冷语。过去华南固有的反美因素暂搁一边，目下众所周知的是，许多美国人也参与走私和非法买卖；昆明的美军供应品市场极其繁荣，没有美军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为此，美国批评中国腐化和贿赂风气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国民党本身也在鼓励反美情绪。1945年的头几个月，昆明和重庆政府控制的报纸发动了一场反“吉普女郎”的战役，表面上虽是在批评中国女郎同美国人的不端行为，但内里更尖锐的矛头却是直接指向美国人的。其他报纸纷纷响应，表明人民对此早有愤懑情绪。美国人与中国女郎在街上一同行走——通常是富贵人家的女眷——会遭到愤怒的公众的恫吓，有些甚至会被丢石块。

在任何国家驻扎大量外国军队，同类的情况都会发生，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感到特别苦涩，根源还在于当时的中美关系基调。美国人多少感受到了，如此大规模地援助国民党政府，却对抗日没有起到多大用处，其中必有蹊跷；当然，他们很少认真思索个中缘由。美国对国民党的赞扬——赫尔利与魏德迈用珍珠港事件前的方式发表了许多奉承话——再加上一些下意识的胡言，自然会使中国人民恼怒。在普通中国人中，他们的愤恨是有事实根据的。那就是：美国正在支持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促成一场中国人民不需要的内战。

当年春季昆明的气氛可以从一则故事中窥见。故事也许是假的，却在美军内普遍流传。两个美国兵获得了一辆卡车的使用许可证，但他们却将卡车分别安排卖给了3个不同黑市的三伙人。他们又在镇上找到了一条偏僻的长胡同，胡同很狭窄，卡车无法在胡同内转弯调头，他们告诉三伙人在同一天黄昏到胡同内成交。第一伙人在8点来，第二伙人8点半来，第三伙人9点钟来。

一个美国兵把卡车驶进胡同，同时另一个——他全副武装，还偷来了宪兵的臂章——站在看不见的胡同出口。第一伙人在8点来到，买了这辆卡车。他们转出胡同到了出口，就被冒牌宪兵拦住，要检查产权证，然后没收了车辆。然后他驾着卡车绕了一圈，驶回胡同交给同伴，自己则回到胡同出口。

两名美国兵将这种做法对其他两伙人也如法炮制，最后把卡车驶回车库，却获得了3倍于黑市价格的钱。如以1美元约折合200元法币计算，这自然是一笔很可观的款项。那个晚上，朋友走进他们的卧室，发现他俩欢快地喝得酩酊大醉，坐在一大堆纸币之中，他们抛掷身上的纸币如同抛掷干草。

“唉，你们在卧室里干什么呀？”

他们没好气地回答：“数钱呢，我们倒要看看这些混账家伙，究竟怎样欺骗我们。”

在那个令人厌恶的季节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4月的一个下午。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36]和最近攻克的几座纳粹集中营的一组照片。我感到厌恶和害臊，人类竟然干出如此可恨的勾当？走出陈列这些照片的美国杂志办公室时，我见到一个从部队走散了的中国乞丐兵静静地躺在铺满阳光的人行道旁，双臂裹身。我在这几年之中见过不知多少类似的情景。但是，我现在才发现，这样活着的骷髅，并不比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战俘过得好，甚至还要更糟糕。战俘好歹穿得上囚服，而这名乞丐兵仅仅穿着一条缠腰布和破成碎布条子的军上衣，身子又黑又脏，一群苍蝇还飞绕在他旁边。

杂志指出，类似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样的暴行已成为纳粹德国文化的一部分，与德国的露天啤酒馆和歌剧并存。大部分德国人不知道这些，但这并不是借口。我们大力支援了国民党，因此人行道旁受苦的这个人似乎也应当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像榆树下的旱冰鞋或者妈妈做的苹果派一样。

第十三章丨莫回头

5月，我的缅甸小册子终于完成，于是我离开了仅负责国统区宣传工作的美国战争情报局分部，转去心理战部。该部由军方而不是由国务院领导，不仅搞宣传，而且在敌占区做抗日工作。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延安，而后去敌后共产党游击区收集平津等华北各市的情报；有几名军人之前已经进行过了类似的任务。我去重庆原是为了清理之前的工作，却不料撞进了赫尔利与魏德迈时代那股强劲的气氛之中，以致在重庆等候了一个多月而止步不前。

赫尔利大使是第一个障碍。由于一再碰壁，他一年前的澎湃激情和不偏不倚已经烟消云散，而且工作中也开始出现种种疏漏。他的记忆力不总是很好，有时认不清人。在一个人们的姓名和面貌很难分清的国家，他又是新到任的外交官，实在是莫大的不利。有一次，他竟把两个非共产党人错认为是共产党人，和对方谈判起来，由此引起人们对他那次著名的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的种种猜疑。他的视力也不好，阅读大使馆提供的中国方面相关资料很困难。

他过去是成功的石油商人和律师，似乎坚持美国式的观点，认为一切都像生意经。他不熟悉中国人那种难以捉摸的讨价还价的脾气，他看不到国共双方都不准备接受协议的约束：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背后更有无数折冲捭阖交织而成的迷宫。他对于会影响谈判的中国真实情况不屑一顾。我十分肯定，他并没有发现——或是不肯承认——他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已步步陷入劣势，而共产党正在发展壮大，于是他立刻失去了调停人应有的冷静态度。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反共，所以不仅把一切责备都强加于共产党，而且开始认为美国唯一的道路就是不计成败地支持蒋委员长，即使那样将会把中国拖入内战，结果他的不加隐瞒导致了谈判破裂。

他不单单对共产党怒不可遏。恰在此时，我到了重庆，任何人想对他说明中国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时，他就会把此人列入自己的黑名单。实际上他与重庆所有经验丰富的军官、国务院官员和记者，甚至宋子文和魏德迈都闹翻了。他也有几位极有才干、富有在华工作经验的部下，但仅仅因为他认为他们有亲共倾向，就将他们打发回国了。取代那些人的是一批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比他还少的人，这样他们就无法反驳他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豪宅里，常常几天不在办公室露面。

据传，如果他怀疑任何人从共产党辖区会带来他不乐意听的新闻，他就不准许此人到那边去。由于我公开宣称认同史迪威对中国的观点，所以我是不大可能被准许去共产党辖区的。尽管如此，美国战争情报局还是向大使馆为我提交了一份申请。3个星期以来，申请书一直在总领事的办公桌上躺着，他是一位新来的拉丁美洲专家。最后，我的一位在大使馆工作、在中国有丰富经历而且尚未被清洗的朋友带我去问他是否批准申请。他立即暴躁起来。

他问：“为什么新闻处要派人去延安？我们刚派人去西安，这两个城市都在一个省，对么？”

当一个中国学生向他解释，延安是共产党的城市，而西安是国民党统治的，两者在陕西的封锁线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现实时，总领事换了个说法：“这必须由大使决定。”后来赫尔利说愿意先见见我，并请我到他的住宅用晚餐。

我的朋友告诉了我赫尔利的邀请。他说：“我告诉大使，你是一位新英格兰发夹制造商的儿子，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的举动可得像个商人的儿子才好！”

那天傍晚，我去拜访了赫尔利。他独坐在空空荡荡的、都能听见回声的官邸里。他是大使，现在穿着便装，看上去像一位消夏的肯塔基上校。他漂亮的钩子形脑袋活像一尊古罗马半身像，另外还颇不寻常地戴上了弯曲的蝴蝶结，眼镜夹在鼻子上，花白的小胡子和头发微微卷曲。他的表情有点像某种微怒而威严的猛犬。他已经忘记了我是谁，为什么约我来。我把情况向他讲明白后，他知道我是藤校的毕业生后，政治审查就结束了。

他解释说：“我只想搞清楚你不是搞意识形态的记者就行了。”

后来，我被告知赫尔利同意我去共产党辖区。之后没几天，我听说军方也同意了。有一个新领队将带领观察组去延安。他不想带新的美国人去那里，要等到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决定能做什么工作之后，才能做出新的安排。

我与军方来往时没有和魏德迈打过交道，没有近距离见过那位身材修长的将军，只是在某次鸡尾酒会上远远地瞧见过他。在喜欢说三道四的重庆，一个名人的性格是无法不被披露的。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位光彩夺目的能人。我从他的情报官处听到，他初次来华就职时，寄回美国的报告同史迪威一样透彻、尖锐、敢于直言；后来有些人——可能是赫尔利——对他进行威胁，说他已偏离了军人专注战事的本分。于是，他之后虽为加强新军做了大量工作，但却没有对新军做出根本性的改造。他是一个理解力很强的人，却处在一个不愉快的职位上。早有消息称他不久后有可能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虽然当时美军的华南登陆行动预计规模不会很大，但他必然已经认识到，日后美国部队会和新军一样要受蒋介石摆布。若是他在华期间还是走史迪威的老路，最终黯然回国，那对仕途可是大大不利的。

他曾下令所有下属官员在司令部里不准谈论中国的政治，这种约束在美国人中是不能实施的，人们反而会由此觉得是有奇怪的东西被掩盖着。美国的政策仍旧是加强中国以抗拒日本，在新形势下，只要表面上过得去，美国一直是全心全意这样做的。但是在重庆，早就有人疑虑，新军将来是用来对付共产党而不是抗日的。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些美国官员坦率地告诉我，他们认为这是件好事；还说我们直到现在才抓住了真正的敌人。当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那种美国应在日本战败后立即顺便消灭苏联的情绪就又有所抬头了。这伙人竟敢公开散布这些意见且觉得理所当然，看来是事出有因的。

在此期间，我同军方打过不少交道，在缅甸军营里也住过几个星期，所以比较熟悉军方对各项问题的态度。回顾起来，我觉得悲剧果真会发生的话，那么美军的政治思路与其说是严酷的，倒不如说是愚蠢的。

不难看出这种愚蠢的观点是怎样形成的。高级官员们生活在司令部里，彼此的想法非常容易接近，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都需要由别人照料。低级军官听从他们的命令，围着他们团团转。他们经常对许多重要计划有权拍板，也有权动用大量的物资。他们很少碰到计划失败。军队以外的世界——外国，甚至美国本身——变成了可以无视的虚幻世界，好像一切都能随心所欲，即使为了筹划未来，也并不太需要回头去看看过去的经验教训。

由于美军高层同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私下里全是美国业界里那种但求实利、不务虚名的派头。但是，我想这个特点也是许多蠢事之所以发生的根由。由于现在美军已参与到了外国事务中，军队里充满着诽谤、痛苦、憎恨和期望，所以这些都不是可以用美国商业准则来衡量的。这一点在1945年的重庆表现得特别清楚。在新的军事与政治气氛中，赞成史迪威的人被认为是受骗上当，因为他们竟承认一种没有物质力量的东西——前进中的中国革命——还想让共产党参与作战以及战后和平计划。现在美国新的行动路线是把全部赌注押在国民党一边。这被认为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制定者都是精明权变的“唯物主义者”。总而言之，国民党是一国的政府，所以它必将成功。在重庆遇到过的那些原来是商人、满脑子铜臭、现在穿上少校或上校军服的人们中，我不记得有什么人大谈过这些问题。但是在国外倒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赞成史迪威的人将面临失败，因为他们是一群浮想联翩的理想主义者。而拥护赫尔利和魏德迈的人则必将成功，因为他们是严谨的、切合实际的。

这种表面“唯物”的主张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和社会背景全无关联，简直愚蠢至极。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几乎每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其实都已证明国民党正逐步走向崩溃。

史迪威离职之后，国民党在表面上倍加小心地维系着和美国人的关系，深恐因史迪威事件而引起美国人的疏远，如果与史迪威的继任者再发生摩擦和麻烦，则美国人可能会失去耐心。这也是中国人的老传统：纠纷获胜的一方应对失败者特别客气，甚至在言语中假装失败者才获得了真正的胜利。于是，蒋委员长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人，因为史迪威事件的美满结局超过了他的预期，所以他心情特别舒畅。他只是希望摆脱史迪威本人，而我们不仅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还放松了之前的一切改革要求。对蒋来说，既是大喜，更是大惊。

在此情况之下，新改组的行政院宣告成立。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担任院长，他比蒋委员长年轻，能跟得上时代，可能贪污得也少些。新的行政院给予了言论、集会和出版多一点的自由，对外国记者的检查和审查也略微宽松，并允许战后选举行宪，召开国民大会；宣布了将逐步改组军队，并做了一番天真的许诺：“绝对禁绝鞭打应征士兵”“军官不许在士兵的米粮中掺假掺砂”，等等。还宣布了一项宏伟的征召计划，计划成立一支“中国青年军”，计划动员50万中学或以上学历的青年参军服役。

大多数无党派的中国人，以及在华多年的美国人，都能看到幕后的真相。大家都明白，这些不过是“遮羞布”。政府改组表示给予少数自由派一点地位，但由此却使极右派获得了最大的权力。何应钦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代表。前任军政部长何应钦没有加入新内阁，这是现代化和自由化的一个信号，因而广受赞扬。但后来何应钦成为新军司令官，而这个职位比军政部长更为显赫。

在其他各省也能清晰地觉察到国民党正在逐步衰败的迹象。在这段时间，它变得更加专横跋扈、贪污腐败。现在有了这么多的美国新式武器，政府似乎觉得可以一劳永逸，不需要在其他方面再加努力了。除新军之外，各军很难得到补给和军饷，于是新军也很快开始堕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国民党中央逐步加强垄断，更让公众离心离德。在重庆当局宣布给予言论与出版更大自由的同时，许多省城内都对思想控制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因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已成为国民党的真正危险。很少有人真的相信国民党在战后实行民主的诺言。

去年华南溃败以后的若干事例进一步证明了国民党的实际情况。例如，1944年冬，日军夺取韶关和赣州时可谓长驱直入，有征无战。据可靠消息，日本人占领许多地方时，只需把他们的旗帜交给当地土匪，再给点钱，然后跟着土匪朝前走就可以了。在这一部分的中国土地上，民族精神已被瓦解——或是顺顺当当地出卖给了日本——后来几个月，好几批从香港和广州逃出的日本人竟能顺利通过长江沿岸，他们只带几名武装警卫就能在国统区内横跨几百英里。

1945年春，一伙日军轻易地侵占了老河口，这里是第十四航空队在江北最靠近前线的基地。同时，一支大规模日军部队进犯长江以南、衡阳以西的湖南芷江，这里也有一处空军基地，是第十四航空队仅存的对东南沿海能采取有力行动的基地。所以，美国空军集中大批空中力量来保卫它。这里的中国地面部队——不是新军，装备很差——却打得很坚决。另一个原因或许是，芷江位于大理——潼关线内，而老河口在线外，所以日军没有拿下基地便撤退了。看来，中国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

对国民党军队的这次离奇胜利，即使是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也给不出圆满解释。回顾过去，这次胜利的重要，或许在于构成了美国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循环的一部分，仿佛未经严格改造的中国军人在国民党领导下也能争善战。热衷于鼓动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美国人需要的正是这个论据。芷江战役的英雄们为战火继续荼毒祖国好几年献了一份力。

1945年初，大量事实说明，不管芷江发生过什么，整个国民党政府都已经濒临毁灭，青年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早就知道这支嫡系突击部队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而是用来在战后控制人民的。军中志愿者极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性情怪僻。地主子弟数量很大，薪酬很丰厚——当然都来自农民的血汗——仿佛他们进城受训还应得到奖励一样。他们过去大多不是很宽裕，可能都没进过城市。他们入营前挥金如土、大吃大喝，有时还作奸犯科，西部人民对他们的蛮横逞凶议论纷纷。

1945年春发生的“金条丑闻”是另一个预兆。当时有价值2亿美元的金条被抛出。这批金条是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给予国民党的5亿美元“小费”的一部分买来的，经过骗局中转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手中，包括蒋委员长的亲信和亲戚。在黄金官价暴涨前的两个小时，内部人士大量购入金条，因而获利成倍。用美国人调侃的方式打比方的话，就是在战时公债公开向公众发行前，总统与阁员可以按优惠价任意购入。

1944年的最后几周，中国共产党会见美方，目的是证明蒋、日、伪三方确有交往。有人说交往是不存在的。其实早就有充分根据可以怀疑蒋委员长出卖了中国。1944年夏，方先觉将军被围困在衡阳，只得向日军投降，后来他突然在国统区内出现，他从日方逃脱的经过被说得天花乱坠。奇怪的是，他的全部参谋人员也在国民党区重新出现，所说脱逃过程同方先觉本人的故事一模一样。假使谣传的大理——潼关线一事属实，方先觉必定参与了这件事。因为衡阳位于这条线之外，他本不应认真防守。第十四航空队的支援延长了衡阳被围困的时间，可能反而使方将军感到为难。

1944年10月，两个伪政府密使由印度支那长途奔波来到内地，在云南省被龙云的警察扣押。中央系警方得知后很快将密使押至别处，并把原来捉他们的云南警方人员一并关押，重庆方面反说密使是在去见龙云的途中被扣的，但既然两人是被龙云部下首先发现的，那么密使的目的地似乎更可能是重庆。我听说，后来龙云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放人，密使终于抵达重庆。

一个月后，也就是11月末，重庆掀起了一场惊慌，因为日军穿越独山而上，这自然也是暗示“交易”存在的一个信号。我有一位朋友身在当地，但不了解大理——潼关一线的问题。他告诉我，和以往不同，小官员和老百姓纷纷准备逃难，大官员却毫无动静。没过几天，日军就从独山撤退，当时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原因促使其退却。国民党官方发言人宣称日军必定会撤退，结果他们真的撤退了。

1945年春天，众所周知，国民党又计划重弹1927年的老调——利用上海和沿海城市中的帮会组织对付共产党。在象征性的遮掩下，国民党让“慈善家”原沪上大亨杜月笙离开重庆，周游日本占领的沿海地区，联络从前的亲信，目的是日本一旦投降，他们须设法拒绝被共产党接收，直至国民党部队到来。要想明白这种做法在正直的中国人中间对国民党威信的影响，我们还是用美国人的方式来打个比方吧。

在这个背景下，我想到了在重庆时听到的一种论调，很多美军军官和其他人都持有该观点：只要美国给国民党以慷慨的援助，就会建立起一个对美友好、强大、统一、民主的新中国。我把所有相信这个理论的人浓缩为两个形象：美国北方农夫——他们是美国最早的“聪明人”形象代表。他们坐在饼干桶上说话，看起来精明极了。

“杰布士，我们买不买这棵苹果树苗？”

“杰思罗，我不太清楚啊。只有长出果子来时，我才能决定。不过，它看样子只长核，不长果啊。”

“核？杰布士，卖给我们的那个家伙说这是棵苹果树，看在收下我们钱的这点面子上，他应该是诚实的。我告诉你买下之后怎么办。我们买下之后，给树搭个温室，堆上最好的肥料，然后回家坐等收获吧。”

那次我在重庆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意外之事都和我的写作有关。这两件事发生后，都具有了当初我不曾预见的新意义。

珍珠港事件后，我参加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之前，曾根据洛阳内外的见闻为美国官方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内情的报告。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众的意见，以及这些意见的形成和由来；本书也采用了很多报告中的材料。由于公众的意见往往是他们自己国家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在报告上注明“机密”，免得被美国战争情报局内国民党派的中国职员插手或窃取。这种人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记者们不会得到这些材料，即使能得到也过不了审查关。假若国民党当局知道了我是用公文卷宗把报告寄出去的话，那倒是一桩很尴尬的事情。

1943年或1944年，我听说我的报告在华盛顿很抢手，因为报告中的某些内容从未经过其他渠道获悉过。因此，与政治相关的部分被重新注明为“机密”。1945年春，我惊奇地从一本叫《柯里尔》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揭露国民党黑暗现象的文章，材料来源显然是我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有些字句我还能认出来呢！几个星期后，该文的撰稿人，还有两个《美亚》杂志的职员、一名海军军官和两个国务院官员因被控间谍罪而被捕，一时间轰动全美。他们被指控滥用陆军、海军、国务院、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内的机密资料。后来我又发现，多篇《美亚》杂志的文章也引用了我报告中的材料。

1950年春，本书提交给了出版社，当时麦卡锡参议员正大肆叫嚣政府内有共产党间谍人员，《美亚》杂志一案又被汀司委员会重新审查。裁定结果是，被捕的6人中有一人或多人与共产党有联系，他们盗窃内部军事机密材料后卖给了苏联，而且之前的审判结果——两名被告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其他人都无罪——是在洗脱罪责。

我希望本书出版时，所有问题都会澄清。同时，此案内情以后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与普通读者一样毫无所知。由于我知道几个被告被宣布并未泄露国家安全机密，因此这些材料应该重新进行分类，并在美国公之于众。无论如何，根据我个人的判断，《美亚》案的当事人确有幼稚的一面，与社会上鼓噪的论调一样。我报告中的情节在中国简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苏联人知道，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报告本不该归入“机密”类别。无论是《美亚》还是《柯里尔》杂志，之所以不顾档案分类而公之于世，无非也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着想，认为国民党当局封锁了某些丑恶事实。他们将这些事实报道给美国公众，是为了指出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是想提供制定战后政策的客观依据。我相信这类所谓“泄密”事件常常是保守主义者安排的，也是华盛顿司空见惯的常例，是为他们本人或集团捞好处。

从我1945年所处的位置来看，拘留6人一案是国务院或其他保守势力的一种试探，目的是让美国公众对国民党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并恫吓那些敢于反对根据主观愿望拟订战后计划的人们。该计划为蒋介石在战后发动内战做了后台。无论《美亚》案中是否有左翼分子意图颠覆的证据，我倒希望调查方也关注一下右翼颠覆的可能性。

第二个事件是关于我的第二本缅甸战役小册子，其中牵涉到了1945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我离开昆明之前，小册子已经通过了美军当局的审查，在重庆又通过了国民党的审查，但到了我的美国战争情报局上司那儿却通不过，他们对我说，缅甸战事早已结束，这篇文章还在赘言叙述，实属不宜，小册子因此而被扼杀。

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几个人生性谨慎，所以我相信，由于我的观点带有史迪威味道，他们肯定因此而有所顾忌。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审查，写这份手稿时，我使用了“春秋笔法”，但其中还是强调了中国部队在收复缅甸的战役中只完成了部分任务，而且常常表现不够好；也描述了国民党得到美援支持，在中国境内获胜之前，还应当做哪些改进。这与赫尔利与魏德迈时代的单方面赞扬大不合拍。他们担心这本小册子会给美国战争情报局带来麻烦，美国陆军军部或国务院会不满意美国战争情报局。扼杀这本小册子的人喜欢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想显示的是，所有一切机构在盟国大家庭内，互相谅解，一团和气。

回顾起来，这件小事似乎也能证实，在任何国家中，反动势力会本能地推动自我毁灭。因此，我必须明确地表明，我从来不愿意美国卷入到中国内战中去，同时我也肯定这种卷入中国内战的主张，既违反现实，又不道德。假定干涉是必要的，那么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中国人民讲清楚了事态。我们必须把这种帮助的性质和必要性，以及需要中国人民做些什么，都一一交代清楚。我们应动员舆论，使得中国公众乐意接受这种帮助。

国民党的一大特色就是蔑视公众。战后，当我们干预中国时，国民党当局会私下告诉手下，美国指望他们干什么；在美军办的训练营里，中国高级军官也必定教导中国官兵他们应做什么。但是，中国公众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能知道。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战争情报局曾经扩大了若干报告美国在华活动的材料的发行范围，但是，战后由美国新闻服务处接手这项业务时，他们又恢复到纯粹以宣传为己任的做法，一味地吹嘘美援的成功，同时胡乱许愿。中国人对这一切既无所知又不关心，我们在这样的一潭死水之中是不会有成功之望的。

因此，美国人当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只是自相矛盾、适得其反。史迪威并不敌视共产党，但执行他的政策倒很可能会增强国民党反共的力量；而赫尔利和魏德迈这样热衷于卷入国共争斗的美国人，却恰恰没有起到真正帮助国民党的作用。

到了1945年7月上旬，看起来一两个月内我是去不成延安了，也许是永远去不成了。新任延安美军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对共产党很冷淡，美国在共产党辖区内开展工作的前景十分暗淡。我为了避免在重庆又耽搁一个夏天，就回到了昆明。在那里，我被分配到一辆吉普车和一辆满载无线电器材的拖车，以及两个中国报务员。我们准备驾车去华南，在桂林重新设立办事机构。

由于太平洋上局势紧迫，日本从晚春就开始从华南撤退，中国新军准备对付残留日军。桂林已被包围，日军有望全员撤退，之后便可重建空军基地，让第十四航空大队的飞机从那里起飞，保护秋季在华南登陆的大批美军。心理作战部计划在桂林大干一场，因为有些飞机不仅可以投弹，而且能空投宣传品和投降通行证。

我以前在中国内地从没有如此无拘束地使用过专车。旅程的第一段——从昆明经贵阳至独山——非常好；赤色的云南群山常被花枝招展的灌木林覆盖；贵州淡绿的山峰点缀着洁白和紫色的花丛；支援中国新军的美军在公路沿途设立了很多美军军营，它们简直成了中国农村中的安乐窝，只是我必须得随时保护中国报务员不被其他美国人羞辱。在独山，我们进入了一年前日军占领过的地区，就好像进入了战后的中国，一片残破悲惨的景象。

去年秋天，从华南各地来的数万难民惨死在此路沿线，成堆的尸骨已被铲进沟坑，被新生的野草遮盖。路边的村镇到处留下了死亡的痕迹，房屋被撤退中的国民党部队、美国的爆破小组、进犯日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接二连三地破坏，有的甚至烧毁一空。衣衫褴褛的难民群沿着公路急步朝南返回家乡，但富人和官员还谨慎地躲在后边的西部山区，废墟上仅有的几座茅草棚几乎是重建家园的唯一标志。

桂林至柳州铁路线上的清津江，也和周围一样荒芜，在“焦土政策”下被毁掉的铁路还没有恢复，倒是月台早已重新装修，粉刷一新，还摆上了盆栽花木。从站台上瞧得见，数百英尺铁轨已重新铺设，一个火车头和几辆装门面的车厢已经修好待用。蒋委员长将特地飞往清津江，举行一次收复和重修铁路线的庆祝典礼。我至今都还怀疑他们是否又在捉弄世界人民，只是让他们看看庆祝会上的照片。或许蒋介石不会走多远，他也不会看出，不经过几年时间，这条铁路线不可能投入运行。

一辆重新修理好的车厢是蒋委员长的专用车厢。几百根圆木堆积在铁路旁，那是日军撤退前唯一留下的完好物资。冬天将临，饥寒交迫的中国难民同蒋介石不会有任何默契，势必会赤手空拳地掠取任何东西，并将这堆木料当作柴火。我来到火车站时，三四个衣衫褴褛的难民蜷缩在豪华车厢下，手拿石块在路轨上连续地捶打一种纤维质的东西，打松软后填充在车厢内坐垫里边。他们告诉我说，许多清津江周围的人仍处在饥饿状态，虽然工资特别低，但他们还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可是一个劳动力捶打一整天，工资还不够上饭馆吃一顿饱餐。在蒋委员长专用车厢旁边，我才稍微发现了老百姓对他的服从。

到达柳州时，我了解到新军对该市的围城战在几周前即告结束；在我前往柳州期间，桂林也已经攻下。然而，不管报道说得多么了不起，事实本身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几万名国民党部队官兵使用新式美式军械围攻这两座城市时，使用了不计其数的弹药，而日军主力却早已安然撤退，只各留少数人坚守据点。尽管士兵数量大大超过日军留守部队，可是国民党军围攻柳州和桂林还是用了数星期之久，而且最后还让小股日军溜了。

在我到达桂林之前，连绵的雨季已经开始，河水泛滥，冲毁了新建的临时桥梁，所有柳州外边的公路都被阻隔。雨季一直延续到8月中旬，那时对日的战事已宣告结束。

对我来说，这里是一个见证战争结束的适当地点。1945年8月，我被指定食宿的美军营房正设在一所郊区旅舍的花园内——现在是一所被损坏了的庞然大物——也正是我在1940年8月从香港经内地去重庆时待过的地方。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达到柳州美国人社区的那个晚上，大家热情洋溢地把无数子弹射向远处山峰的天空，我可以从我的帐篷内望到那座小山的山顶，5年前的同一天早上，我在那里遇上了空袭，第一次注视这场战争中的轰炸场面。

这里，是我曾住过的地方，那算是一段美好的旧日时光；现在，又在同一地点，我见证了战争的结束。因此，我能比较方便地亲眼见到战争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5年前，我曾站在高处眺望柳州，在深绿的锥形群山中间，浅绿色的平原上，一座座银白色的房子鲜艳地点缀在小块土地上，现在，它们躺在这块郁郁葱葱的大地上，像一块块黑疮疤。郊外遍地是焦土和杂乱无章的堆积物。市中心一度有声有色，熙熙攘攘，现在却是一片寂静的废墟，只有十来所房子还有屋顶。

极少数在日军占领前从此地撤退出去的难民重返家园，他们在空空的街头上默默地挪动脚步，如同孩子们走在陌生的房屋内。在许多废墟上，去年撤退时失散的家人，用白粉笔写下了凄凉的留言。他们回到家园时，见到房屋已遭受破坏，重又失望地离去，留下这些潦草涂成的寄语给可能幸存的亲友，告诉他们怎样找到自己。在碎砖破瓦堆中常能见到刚刚死去的人的尸体，因为在这潮湿而炎热的夏季，这里既有饥荒又有霍乱流行。1940年，被飞机轰炸毁坏的房子常常很快能得到修复。5年后的今天，虽则有几处棚屋和商店在修复，但进度之缓慢是以前我在中国别处从来没见到过的。之前许多新草棚建在河边的街道两侧，被洪水冲毁后，看起来再无勇气和精神去重建了。有一条街，满是战争毁坏的房屋，遭水灾后，从棕色淤泥和碎片中散发出难闻的恶臭。这是一幅现代世界中最令人失望的图景。

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星期，在这凄惨的场景中，竟出现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游行。在这段时期中，我最后铭记在心的一件事就是：美国舆论帮助了国民党，发布了种种有关前线的假报道。

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之后，公共关系部驻柳州美军司令部的官员决定耍弄一个花招，抢在日本投降前举行一次祝捷大游行，拍下照片寄回美国，作为中国庆祝胜利的写照。那些照片将成为一份关键性的资料，表明重庆和昆明公共关系部官员的目光放得很远，成绩很大。他们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美军驻柳州的将军，将军又转告了他的国民党同僚。于是在一天下午，几百名新军——既有美国人又有中国人——踏着胜利进行曲，穿越城镇的废墟。

在游行之前，我发现没有人想到应该通知绝望的柳州公众，他们要做什么，或者为什么这样做。我向前行进时发现，居民们的反应一如平常，在一块方形广场上，农民在卖菜，十来个小铺子和食品摊已重新开业，这是唯一人群聚集的地段。在喧嚷的市场上，没有一个人听到过胜利游行的消息。迟至8月末，日本正式投降已有两个星期，我发现柳州地方军的士兵还不知道日本是否确已战败。我到达广场几分钟以后，空荡的街上传来了号声，我赶紧过去，看到以大幅的美国国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为前导，一支身穿咔叽军装、全副美式新锐装备的中央军嫡系部队跟在后边。市场上的人们开始窃窃私语，他们不敢断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是些什么人？”

“你猜他们到柳州来干什么？”

“你猜他们会从这儿拿走什么？”

“不会拿东西了，他们全身新装，肯定看不上咱们这个穷地方。”

队伍经过广场不久出现了一辆吉普车，一位美国将军微笑着坐在车上，在他身旁坐着一只大型美国警犬。一个美国摄影师赶紧跑到车前，转过身来，举着照相机对准将军的脸，像是在给将军献礼；同时他嘴里吹着口哨，以便引起警犬的注视。那年夏天在柳州，狗若只是被打死，而没有被吃掉，那就是奇事一件。我见到乡民们纷纷露出充满疑问的目光。

“真离奇，是吧？”我身旁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说说这尽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人用某种莫名其妙的眼神瞥了他一眼，然后说：“我猜是抓到了土匪，游街示众后带出城去枪毙吧。”

记得在日本正式投降前的一两天，我见到两架飞机从柳州机场起飞，一架去上海，另一架去香港，机上搭乘着美、英官员，他们是第一批到达上海和香港的盟军人员。这真是引人入胜的场景。两名代表团长都是我一年前就熟识的。如果我不是要负责保管一辆吉普车和许多无线电器材，这真是去沿海游历一番的绝佳机会。

我当时身边有收音机，能够随时收听消息，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真是方便极了。不久之后，我发现在柳州还得停留一段时间，便开始同报务员一道抄录美国战争情报局发布的新闻，张贴在美军公报栏内，逐日更换，同时把隔日的带回柳州。新闻传单的分发是在城内一所未经毁坏的房屋内进行。那所房屋当时成了停尸房，有好几名广东人的尸体存放在那里，等待运回家乡墓地安葬。

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显然已决定将整个中国交给国民党。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华北与华南许多城市中的日军被共产党包围，数百里内没有国民党军队。在重庆的魏德迈供给了蒋军飞机与船舶，以便运兵前去受降。美国海军陆战队也从太平洋登陆华北，帮助国民党接管城镇。

这些新闻特别令人难受的原因在于其性质是躲躲闪闪的。美国的干预显然是与中国共产党敌对的，可又不敢承认。美国举出种种理由，说是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是为了监督遣返日军回国。但这掩盖不了美国的真实动机，因为荷兰在东印度群岛，法国在印度支那，都曾利用投降日军来扑灭当地的独立运动，没有将其遣返，而美国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美国也曾宣称，海军陆战队来华是为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但海军陆战队所到之处，仅有的美国人生命财产就是他们自己。魏德迈宣称，如果美国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途中遇到抵抗，便会直接将其消灭。这是最接近事实的表白。

柳州机场是当时最靠东的大机场，8月末成了中国的航空中心，也是那段忙碌时光的标志。有些美国人有幸周游各地，带回了种种新的民间传说：北平的貂皮大衣一件只要10美元；在上海，轻而易举就能娶到白俄姑娘；如果带一箱钞票，在重庆和沿海打一个来回，获利即可翻倍。

日本正式投降后不多天，几百架美国飞机便从印度（驼峰航线）和太平洋仓促调来柳州，载运国民党部队飞往沿海。部分飞机载运士兵，也有一些飞机满载官员去日占区接管城市。飞机降落机场时，旅客们总要爬出飞机舱，呼吸新鲜空气；巨大的飞机引擎象征了美国的伟大，也奇异地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想起了在国统区舟车中、铁路车厢中狼狈的逃难景象。在机场小憩的高级官员，大部分携带家属、佣人和攀附之徒，还带着无数的行李，包括昆明火腿和满筐的重庆柑橘。

到后来才清楚，最早跟在日军后边急速进入沿海地区的人，正是最早跑在日军前边逃离的人。他们以官职为猎取钱财的手段，而不是承担责任，所作所为从始至终完全是一场骗局。国民党委派从大西南飞往各地接收的大员时看中的是阿谀奉承的本事，而不是真才实干，这也难怪他们只会投机牟利了。蒋委员长等高层官员在重庆时早就向部下许了愿，将从政府经费中发给他们一大笔“胜利奖金”。

国民党在接收城市时的勾当刚一开始，种种丑闻就迅速传回柳州。特别是在南京，接收大员忙于向伪政府官员敲诈勒索，将没收的敌伪财产占为己用，强买有利可图的私人产业，只支付象征性的价钱，等等。

到了8月底，即使是柳州这样残破已极的城市也开始遭受官吏滥用职权之苦，这表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时日无多。老百姓饱受剥削，大多数发生在路上，有些甚至发生在美军运输车辆中。居民们埋怨军队没收了他们的东西、特务们任意敲诈勒索，批评官吏们强征种种苛捐杂税——他们在征税时美其名曰“重建家园”。

战争结束不久，我想离开美国战争情报局，重新做自由作家。通过美军无线电，我很快就将这个意图报告给了重庆美国战争情报局。但他们的答复是，我得先将吉普车和无线电器材送往广东。由于听说柳州往下的西江山谷地带还存在掉队或迷路的小股日军、开小差的伪军、彼此争斗的各路游击队和土匪，我幸运地乘上了美军联络组的一支船队，这个联络组正随同一支新军进入广东。于是，9月初，我从柳州出发，沿西江直下广东。

这次船队之旅真是惬意极了。司令官是一位和蔼的正规军上校，已近退休年龄。他的部队数月来一直享受着野战军标准的口粮分配，在这一周的旅途中，他命令厨师要做出值得回味的菜肴。在晴空万里的夏末，我们在闪闪发光的碧绿河流中顺流而下，吃着新鲜的西江鸭，还有苹果酱和蜜饯土豆等专用口粮，以及烤新鲜鲤鱼、熏猪肉、苹果派等许多可口的食品。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处在放松和喜悦之中。帆船上的美国人都在享受着日光浴，或在通道上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畅谈和平后要马上回家，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此情此景在一个月前还不可想象，而今天的玄想不日便可实现。

然而在帆船之外却见不到多少欢乐的情景。河两岸是一片野生植物丛生的抛荒田地。透过密密的竹林能见到星罗棋布的农舍，但大都倒塌荒废，看来很像一群野禽的肮脏脑壳。许多沿河城镇已被轰炸或被撤退时的“焦土政策”毁坏。乡民们像是偷偷摸摸地居住在这儿，他们全都消瘦憔悴、面带菜色、病恹恹的，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船队每晚要靠岸抛锚，我发现居民的精神状态已崩溃到了难以复苏的程度。人们坦率地陈述种种苦难，既有多年来国民党的折磨，也有一年来日本人加于他们身上的痛苦。日军来到这里的前几个月，广东省的灾荒曾经延伸到此地，并进一步漫延至广西。即使在这样的饥荒时期，当地粮食还是被走私给了敌人。大部分土地被少数人所垄断，粮食为少数人所操纵。外地的富人派了代理人和流氓到这里来抢购土地和垂死的儿童。

日军最后一次在华南长驱直入期间，情势适宜时，他们只要摆出进攻的架势，就可以攻克任何地方。举例说，有一个约有1万居民的城镇叫作运江，距离柳州不远，有人告诉我，当1944年12月日军进犯时，守卫在邻近的国民党部队约有几千人，可他们却毫不抵抗地撤往了西部山区。日军仅仅用两个小队就攻克了运江，一个约20人，带着轻武器，由陆路而来，另一个，只有六七人沿河边而来。日军占领运江几个月，守军从不超过百人，但从未受过任何袭扰。

由于运江处于西江上游，我们经过时早已被国民党军队收复。少数屯粮户的代理人也回来了，他们已在收购因饥荒和战争而破产的乡民田地。运江居民最大的愤怒集中在以强征税收为要务的地方官吏身上。日本守军没收了很多粮食，因而运江人千方百计地隐藏粮食，封存在陶罐里，或者埋在神龛下边。日军撤退后，居民们欣喜地取出藏起来的粮食，而国民党官员一到就没收了所有的粮食，他们给了个好听的名目：开设学校。同我在运江谈过话的所有人都从没见过这所学校，他们确信粮食被地方官吏作为“胜利奖金”中饱私囊了。

我所搭乘的船上面全是美国人，船由前面的一艘蒸汽轮船拖带。蒸汽轮船还拖带了几艘大船，满载由美军训练、装备美式军械的国民党新军。如果日军尚未投降，他们本会作为先锋肃清广东沿海地区的敌人，接应从太平洋登陆的美军。他们都希望自己成为驱逐日军的英雄，让同胞们确切地见到他们为和平和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即使现在，他们还是非常乐观。他们大部分是内地农村青年，从未到过富庶的沿海地区和神话般的城市。他们盼望亲自夺取胜利，收复失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我们从柳州沿河而下的途中，他们用很多时间来擦拭新的美国枪支。他们不仅仅是因为爱护武器，还因为武器是得到美好生活的象征。他们强健的身上穿着美国供应的军服，吃着充分供给的美国口粮，军旅生活比往日舒适多了。他们在阳光和煦的船甲板上又唱又笑。但是，当他们亲眼见到原以为很美好的地方的今日情景时，笑声顿时消失，只是久久地凝视着这块大地。大地上到处是荒芜的农田、遗弃的乡镇、颠沛流离的人们，他们眼望这支部队，露出异样的目光和敌对的表情，而这支军队是为了解放他们而来的，船上面还飘扬着国民党旗和美国国旗。随着距离沿海地区越来越近，沿岸所见的荒芜情景愈显凄凉，士兵们也越发沮丧。此情此景使我不由想到5年前的初夏，米克斯先生带着我们逃离澳门，穿过出没大批海盗的黑暗地带——正是这条河的出海口——米克斯置我们于不顾，只顾专心祈祷。

在粤桂交界的梧州，我听到了李济深将军及其孤军的消息。他们一年前撤离桂林后，就驻扎在南边不远的山区。虽然他组织南方联合政府的计划并未实现，可是在组织游击队抵抗日军方面还是颇有成就的。李济深是本地人，在乡民中颇有声望。在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他的几名追随者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到达了国统区，天真地想与当地国民党军队恢复友好，并希望他们给予支持，但却受到了冷遇和警告。李济深本人现在也处于相同的命运，据说他已经隐退，计划流亡到重归英国人管辖的香港。

我们在梧州耽误了好多天，因为没有足够的船舶运输新军和联络组去广东；另外一支队伍已从陆路前进。后来，一小列日本海军巡逻船突然从上游驶来，运载着穿便衣的日军和伪军的水手。与我们同路的国民党军队登上了这艘船，而我们继续前进。在到达广东的前一晚，我们的船停泊在运江边的小镇上。美军联络组的帆船——不到50个美国人——紧靠岸边，用跳板上下。傍晚的时候，三四只比我们的船大得多的帆船，载着几百名全副美式野战装备的国民党新军，从上游远处的岸边驶来，硬挤到我们的船旁。他们要紧靠美军帆船，却并不停泊在岸边，结果把我们夹在他们与江岸之间。我满腹猜疑地问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们回答说：“我们听说附近有大股共产党军队出没，我们要求美军保护。”

当我们到达广东时，这支无往不胜的现代化部队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然后他们开往香港，在那里等候美国船舶把他们运往东北，去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第四部　结局

第十四章丨一场灾难

为了解释我在来年，也就是我在中国旅居最后一年所产生的种种预感，我要首先说明我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对时局的观点。如果在1950年——这时共产党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大陆，而且看起来美中关系在几代人的时间内都难以恢复友好——回顾当时的局面，那么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日本刚投降的那个时期是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的战时盟国——包括苏联在内——全都默认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国共双方都欢迎美国人能帮助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

但我们竟与如此良机失之交臂，这是后来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的关键所在。喜欢中伤史迪威的人曾说，史迪威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是真正干涉中国内政的却正是这些人。而且其干涉的方式之粗暴，范围之广大，绝非史迪威时期所能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干涉导致的后果虽是军事惨败，但其动机却是政治的。只是很意外，结果同那些人的初衷相反，这种干涉竟加速了国民党的垮台。

在日本投降时，从名义上说，国民党控制着中国领土的一半左右，主要是在西南地区；人口总数2亿，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在中国的18个省份中，完全没有遭到日本人入侵、也没有共产党根据地的省份只有四川和甘肃。由于许多教员和公务员被强制入党，所以从纸面上看，国民党有100多万名党员，但其中积极正直者为数极少。在那几年中，国民党宣称自己有400万人的军队，但实际数量不到300万人，真正有战斗力的很可能不到100万人。由于国民党和农民的关系极为紧张，所以它根本没有能打游击的民兵。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到10万人，主要是长征的幸存者。当时他们只控制着中国西北延安附近的一小块贫瘠地区，人口大约有200万。但8年之后，当日本投降时，共产党的正规军已接近100万人，另有100多万民兵。他们除了有在中国北部的根据地，还控制着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在东北也有少量游击队。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开始向河南、湖南等华中省份扩张，并控制了上海、南京周围的一些县。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共产党人控制了中国领土的大约四分之一，人口大约为1亿，占中国总人口数量的四分之一。

这种现象表明，共产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在大战期间访问过共产党辖区的人都认为，由于共产党人在敌后做了大量工作，组织农民起来保卫家乡，所以他们在当地拥有大批追随者。他们不但能保卫自己，而且能够向日本人出击。为此华北日军不得不修建了长达几百英里的壕沟和土墙，以保护铁路线和城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守卫的华南前线，日本人在那里没有采用类似的策略，守备相当空虚。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奔赴陕北，共产党员人数接近100万。

1945年夏季，大势已明，日本人很可能在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之前就投降。于是，国共两党将在夺取日占区领土上展开一场争夺。在这场争斗中，共产党军队无疑有能力攻占许多中国重要地区，夺取从长城到黄河之间的华北全境。当地国民党军队腐败糜烂，几乎不可能将这一地区从共产党手中重新夺回来。

即使苏联没有在日本投降之前出兵东北，共产党人也能占领东北。在日军占领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似乎不是特别活跃，没有像在华北那样大规模地组织动员农民。但东北仍然注定要落入共产党手中，因为他们距离东北最近。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山区，手中只有少量运输机和破破烂烂的内河船只，不管是从空中经过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还是绕过华北地区，国民党都没有能力运送足够多的接管部队到达东北。

长江流域也很成问题。当日本投降时，国共双方在这一地区或附近都驻有军队。毫无疑问，汉口将被国民党占领；但上海和南京很可能会被共产党占领——除非有私下安排使日伪军及当地土匪为国民党据守这些城市，等候蒋军到来。当然，中国西部仍会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台湾、海南两岛也会被国民党占领。然而，一旦共产党人占领了人口稠密的广大东北地区，并从投降的敌人那里获得大量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甚至超过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民党保守派的腐败和中间第三势力的脆弱，共产党人无疑有能力在几年之内就控制全中国。

诚然，对美国的决策者们来说，这种局势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当日本投降时，联合国仅仅初具雏形，新的两极格局刚刚显露。自从德国战败，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就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当时在欧洲，苏联占领军的行为使人们严重怀疑，它是否能够与各国和平相处。

大战期间的观察家已经发现，中苏两党路线差异巨大，联系似乎也很微弱。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很难相信在美苏两强之间，它不会站在共产主义阵营一边。无论如何，中国的非共产党力量不是太腐败就是太软弱。所以，美国要么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要么听任共产主义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别无其他选择。然而，国民党的特性使美国介入时必定会有碍国际观瞻，而国民党的腐败必将使最强有力的干预也归于失败。

但我认为，美国仍然可以找到一种比较明智的对策。也许人们会谴责这种对策是幼稚的、理想主义的、含糊不清的、必将失败的，但无论如何，它不会比我们实际采取的对策——它被某些人认为是现实精明的政策——造成的失败更为惨重。

我现在还认为，当时美国应当努力促使国共以不流血的、政治的方式进行竞争，而不是大打出手。作为民主国家，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用选举或公投的方式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即使共产党会因此获得投票的多数，乃至压倒性多数席位。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人总比任何一个反共的美国人更能代表中国人民；更何况凭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也有权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1945年，美苏分歧还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它们完全有理由在第三国进行一场和平统一、公民自决的实验，无论产生的政府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这样做毕竟有利于世界和平。

此外，我认为美国最好不要单独对中国的和平协定承担责任，因为中国当时明显处于内战的边缘，完全有可能引起另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由于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在远东保持着巨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我们完全有把握在联合国做出反应之前维持中国国内的力量平衡。

由于当时中国的现实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对立的势力，所以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在中国处于暂时分裂的情况下，由联合国出面，安排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停战协定，并由联合国监督保证协定执行。然后，联合国代表应该促使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在此之后，联合国就可以组织公民投票，结束分裂状态，确定中国未来的政府。

我认为，这一切将要花费几年——至少是5年——的时间。在暂时分裂阶段，中国南方和海南岛应该划给国民党，国民党也将继续统治中国西部。但从长城到黄河的华北地区应划给共产党。除了间谍和特务——主要在大城市——国民党早已全部被赶出了华北。在八年抗战中[37]，连日本人都没能消灭华北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所以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在华北和共产党人较量，更不用说控制这一地区了。

由于国、共两党都没有在东北开展活跃的抗日活动，所以东北地区应该暂交联合国托管监督，由国、共两党联合管理。在长江流域，国共两党都无法在不诉诸武力的条件下把对方赶走，所以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也应该采取类似于东北的方式。由于中国大部分现代化工业都集中于东北及长江流域，所以由联合国托管这两个地区将会加强它的调停者地位，有利于国共两党谈判。为了战后的重建工作，国共两党都将需要工业品，联合国可以把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品作为砝码，迫使双方都不敢破坏停战协定。至于台湾地区，由于它长期被日本殖民统治，与大陆的文化差异很大，所以应当置于联合国的直接托管下，以后再单独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其前途。

这样一个计划在实行中必将遇到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大多数人是文盲的国家中，公正的公民投票即便不是毫无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联合国可能不得不承认，问题最后还是要由国共两党的实力来决定。但由于国共两党都认为自己正确，而且有能力控制全中国，所以联合国委员会必将碰到无穷无尽的麻烦。双方都可能侵袭对方的控制区，制造纠纷，最后可能仍然是一场公开的内战。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处在革命前夕的崩溃状态，所以联合国的全部努力完全有可能在一片混乱之中结束。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停战协定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终而实现和平的解决方案。中国土地的暂时划分如果恰当地反映了国共两党的实力，则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谈判。而且，暂时的分裂时期正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国民党中相对正派的保守分子可能会推动改革，乃至改组领导班子，以此增强自己的力量。如果联合国坚持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那么至少在由它托管的东北和长江流域，勉力支撑的第三势力或有机会发展壮大。

在过去的几年中，如果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使中国问题由联合国来解决的话，即使中国仍然爆发了内战，这种努力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气氛，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果我们指出，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你死我活的政权，因而中国问题是国际问题的话，国际法的威信也能得到提高。如果我们请求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在这样一个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们将加强它的地位，而联合国地位的加强是对和平的最好保障。

由于中国潜在着对革命的强烈要求，我认为联合国的干预很可能将以共产党人的全面胜利告终，正如共产党现在通过战争做到的这样。但是，这样至少可以使中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对美国抱有强烈的仇恨。

一位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不久与其会晤的记者称，总统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性，并打算同时和国共双方接触，以帮助它们达成一项协议。我相信，国务院中的专业人员也希望按这一方针制定政策，也许打算让联合国也参加进来。但在罗斯福去世后几个月的混乱状态中，美国显然没有任何明确的对华方针。从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愚蠢做法中可以看出，美国除了在投下原子弹之前制定的旧方案，并无任何新的计划。当初的设想是，美军在1946年春夏才能占领日本列岛，所以还有近一年的时间可以制定对华政策，安排战后的协定。

但是日本人提前投降了，于是对华政策未经周密筹划，多数做法只是随机应变。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成定局，蒋介石立即决定重启和共产党的谈判。在蒋介石内心深处，他必定知道自己毫无把握以武力占据东北和华北，并为此坐立不安。美国大使赫尔利派了一架飞机到达延安，劝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于8月下旬到达重庆。他和蒋介石通过中间人针对成立联合政府以及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参与政权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

但在国共两党会谈开始之前，蒋委员长已经请求美国人帮助他控制日军占领区全境。美国人同意了这一要求。麦克阿瑟命令驻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同时美国开始空运国民党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也进驻并控制了中国北方的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的港口，并掌握了北平以及北平通往天津和东北的铁路。我认为美国人这样做和苏联军队迅速占领东北有关。尽管苏联人的这一行动是在雅尔塔会议上预先安排的，但仍然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引起了一种惊慌的气氛。原子弹的成功和美国在远东聚集的庞大军力——它们原来是为了进攻日本本土而调集的，但现在已经无此必要了——使决策者们过高地估计了军事力量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无形因素的作用。

在这场混乱之中，我所听到的唯一有趣的新闻是：当魏德迈问蒋委员长希望空运多少部队时，蒋介石冷冷地回答说，大约300万人。这个数字是蒋介石纸面上全部军队的四分之三。这似乎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说明蒋介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捉弄的，也说明他对飞机的常识一无所知。他必定把运输机看成了基斯顿警察[38]中的魔车，想运多少人就可以运多少人。我相信这条新闻完全真实，因为它并非来自中国人的流言蜚语，而是登在1945年12月17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这家杂志的老板鲁斯对蒋介石极为友好。

魏德迈同意空运近10万人，主要是美式军械部队。我在柳州曾看见第一批国民党部队登上美国飞机，前往上海、南京地区受降。在此后的几周，其他部队也由美军飞机运往北平、天津。在这一年冬天，美国舰只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从南方沿海运送到了美军驻守的中国北方港口。全部海空运输费用由美国纳税人负担，数字至今保密，可能高达几亿美元。

与此同时，日本战败后，华北的共产党人立即要求当地敌军投降。在日本人拒绝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发起了进攻。在有的地区，日本人进行了抵抗，而在另一些地区日军自行撤走，让伪军留下来进行战斗。到10月，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控制的地区，共产党人几乎占领了华北的全部铁路线，把日伪军赶进了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共产党人似乎有意避免国际纠纷，所以没有攻击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城市。此外，他们开始向东北渗透，而且很快就占领了几乎整个东北——但大城市和铁路线除外，这些地方仍由苏军驻守。

10月初，毛泽东飞返延安。国民党开始企图用武力占领华北。它的军队由原来的前沿阵地出发，沿着通向华北地区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同时也从美军控制的各个城市向周围发动进攻。国民党动用的兵力包括原来驻守在华北附近的部队、美国人抢运到北方各城市的部队，以及收编的大量伪军甚至是一些日军。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地区可以免遭共产党的攻击，所以在国民党的战略计划中实际上也利用了美军。

但还不到几个星期，国民党的攻势就陷于停滞，这是由于共产党的“破袭战”。国民党那种笨拙的正规攻击，似乎比不过共产党“四处开花”的灵活战术。令人惊慌的是，大量国民党士兵、军官，甚至一位将军都主动投奔了共产党。毫无疑问，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有些人为美国在这场混乱中的作用辩护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所有盟国，包括苏联在内都承认，并且在波茨坦会议上做出了保证。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合法政府应该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但很明显，只要一个政府能够统治国家，保住政权，并遵守外交惯例的话，美国就不得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但即使按照这种标准，也很难说1945年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对半个中国失去了控制，而在它仍然统治着的那些省份中也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共产党外的反抗正在蔓延，而且有理由怀疑蒋介石和日本人进行了交易。

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不理解，国民党早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文不值，这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说只有很少几个美国人——主要是传教士——经历了我于1941年在中国北方目睹的那场大悲剧的话，那么经历了1944年华南大溃败的美国人则有上万人之多，有情报军官，也有重要人物，他们的报告本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依据。

阻止美国撤回对国民党的支持的先例是没有的。如果改变对外国政府的态度符合美国利益的话，我们从未犹豫过。我们至今不承认西班牙波旁王朝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合法性。甚至在我们还承认贝当政权为法国的合法政府时，我们就开始站在戴高乐一边了。蒋介石本人是在1927年通过非法手段夺得政权的，但我们当时很快就承认了他。

1945年，我们可能缺乏政治家的风度将中国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我们也可能觉得自己受到所谓国民党政府合法性的牵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是和苏联人达成一项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协议，然后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分歧。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苏联人决不会遵守这样一项协议，但可靠证据表明，在中国内战关键的那几年，苏联人插手的事情比我们少得多——虽然他们没有和我们达成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谅解，但之所以没有达成，是因为我们太急于插手中国事务了。

在目前美国的气氛中，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当时任何企图压制共产党人的行动实际上都可能铸成大错。不过，我还是要列出1945年我们在中国这场豪赌中的种种失算。我们的努力（包括当时的和以后几年的）——因为希望赢得赌局而给国民党更多的军事援助——恰恰使这种失败变得更加惨重。

（1）我们让中国内战不可能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当国民党第一次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进攻失败时，它再一次迫切需要美国在政治上给予帮助，于是在1945年末，马歇尔将军奉派来华。

马歇尔成功促使国共双方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主要由于他的努力，已经建立的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等党派代表组成——开始积极筹建联合政府。蒋委员长也允诺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普选，保障所有政党的合法地位，释放全部政治犯。在美国的协调下，国共双方也开始讨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战后各自保留多少军队。

但是，1946年3月，马歇尔返美述职，催促调运援华的救济物资。他在美国停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的和平协议开始崩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横地修改了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计划，增加了总统——也就是蒋介石——的权力，削减了国民代表大会中非国民党代表的名额。接着，国民党军队企图占领整个东北，而共产党则奋力抵抗，于是停战协定也遭到了破坏。战斗很快蔓延到华北，到仲夏时，内战已经暗中全面展开；秋季，共产党代表退出了谈判，飞回延安。1947年初，马歇尔终于离华返美。人们公认他的使命彻底失败。国民党对中国北方地区发动了第二次全面进攻。

我们可以像马歇尔那样，把内战的重新爆发同时归罪于国共双方，但实际上美国人也负有重大责任。1945年，是我们精心策划、施加压力，把剑拔弩张的国共双方硬拉到了一起。这种局势给此后由我们主持的国共双方的停战和谈判造成了极大障碍。而马歇尔虽然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某些援助，但在停战时期，我们仍然把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地区。我们继续按照原来的安排，为国民党装备和训练8个空军大队，虽然在当时是保密的，但后来毕竟泄露了。我们继续按照魏德迈的计划装备国民党陆军。我们至少给了国民党200艘海军舰只和几万吨军用物资——那是我们战后留在太平洋岛屿上的。

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使共产党人怀疑马歇尔的诚实和公正，使他们在谈判中变得更加难以应付。我们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北方占据了大片地盘，增强了他们虚假的权力，这使国民党领导人也更加难以对付。我们不但在日本投降后帮助国民党往北方抢运军用物资，而且在停战期间仍然不断给予他们军事援助，这使他们确信我们鼓励他们和共产党打仗，以为我们谈论和平只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这些行动也使他们坚信，我们无论何时都会出来挽救他们，即使我们否认。无疑，正是这种思想使蒋委员长在1947年初决定再次挑起全面内战。当时驻华美国顾问对此表示反对，并警告他前景不妙，不能再指望美国追加援助，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却使这些警告变得空洞无力。

（2）正是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内战的战线大大延长，战争也更加残酷。如果我们在1945年不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中国北部，那么国共双方的敌对行动将局限在中原和长江流域。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战略位置极为不利，所以双方之间的战斗将很快迫使蒋委员长回到谈判桌前，而这正是国统区中大多数有政治头脑的人们所希望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苦难，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极度渴望和平。他们试探每一种与共产党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其中许多人为了获得和平，甚至愿意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例外的只是国民党中极少数的狂热分子和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一旦内战打到他们头上，他们可以从容地逃往海外。

从马歇尔1947年1月回国，直到1949年1月蒋委员长“隐退”为止，美国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是整整两年的内战。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战役都发生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如果当初美国没有用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先遣部队的话，国民党也许根本不能到达这些地区。在此期间，大量战斗是靠以前的伪军来打的，而这些伪军是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收编的。当蒋介石“隐退”时，双方大致以中原和长江为界。如果当初美国不进行干预的话，双方的分界线可能也大致如此。看起来美国干预只是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而已，现在蒋介石不得不下野。当初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劝告，一意孤行地再次挑起内战；现在他把美国奉送给他的地区统统丢光，也使自己丢尽了脸面。他不得不用“下野”的手段来缓和四面八方的责难。

蒋介石押上自己的威信，白白地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痛苦和死亡。国民党部队士气极为低落，所以激烈的战斗并不多见。但围困、交通断绝和内战中常见的其他混乱局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加深了人民的苦难。退却中的国民党部队经常对守不住的城市实行“焦土政策”，对守不住的农村大肆掠夺。

我们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以使其守住我们奉送给它的“礼物”。美国援助的武器在内战中起了极不光彩的作用。对于我们到底给了国民党多少援助，存在着一些争论。但从日本投降前夕——当时我们已经决定不通过中国来打击日本——到中国内战在大陆结束的5年之中，我们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总数高达数十亿美元，在30亿至50亿美元之间，其中军火大约10亿美元。

但这些援助大多起了相反的作用。确实，美国武器帮助国民党控制人民，使国民党从农民手中敲诈了更多的粮食，抓捕了更多的壮丁，并打败了相当数量的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但由于国民党部队士气极为低落，军官腐败无能，这些武器并没能给国民党带来胜利。中国内战的高潮是在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挺进、蒋介石黯然“隐退”的那个时期，在此之后，共产党在中国其余地区的进军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进攻。在中国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估计，在内战的高潮，我们送给国民党的武器中有一半以上——也许高达80%——落入了共产党手中。其中一些是战斗中缴获的，但更多的是由投诚起义的士兵带过去的，甚至还有一些是被腐败的国民党军官走私卖给他们的。

我们援建的国民党空军几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飞行员士气低落，不愿用生命做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很少对军事目标进行低空轰炸或扫射，因为这样做虽有战术意义，但却很危险。相反，他们喜欢安全地把炸弹从高空扔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军队和平民一并进行狂轰滥炸。他们也经常对国民党丢失了的城市进行报复性的空袭。这样的轰炸只能造成巨大的灾难，但对战局毫无影响。事实上，这种恐怖的空袭可能反而帮助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正如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人的狂轰滥炸帮助了国民党一样。

美国援建的国民党海军起了相同的作用。由于共产党没有海军，所以国民党海军并无用武之地。直到1949年蒋委员长退守台湾地区为止，海军都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在此之后，蒋委员长用海军对大陆进行封锁，但这并不能“光复”大陆。由于这种封锁妨碍了共产党重建大陆的努力，而且给中国人民增添了麻烦，所以它只能使大陆公众更加仇视国民党，并将美国视为“战争贩子”。

（3）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就明显地和日本人、伪军及土匪部队勾结，目的是共同对付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大量迹象使人们有理由确信，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战时有某种“交易”，也许确有大理——潼关协定。但我们在战后却支持援助国民党，而且我们未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与这种勾结毫无关系，这样就使美国看起来成了一名帮凶。

1945年，当我们把国民党军队运往日军占领区时，国民党迅速而顺利地收编了大量伪军，并把他们作为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先头部队。如果他们在以前没有密切的来往，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点的。后来，只有很少数的汉奸受到象征性的审判，被处决的就更少了。几乎所有伪军军官——加上他们的部队——以及很大一部分伪政府文职官员都被国民党包庇下来。头号汉奸汪精卫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病死，但他的继承人周佛海却被国民党赦免了叛国罪，原因是他执行过蒋介石的命令，在日本投降后阻止共产党人进入管区，一直坚持到国民党前来接管。从道义上来说，这件事在中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读者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法国的戴高乐为了消灭左翼运动而赦免贝当和赖伐尔，并委任维希政府中的叛国者们担任官职的话，在法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特别是在上海，当地土匪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狼狈为奸，一些土匪甚至被国民党当局公然封官。由于当时上海有成千的美国人，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很难相信美国人对这种事情不知内情，也很难相信这种事情没有得到美国人的默许。

甚至农民也有理由觉得美国人的行为心怀叵测。抗战时期，在华北地区有许多农村地主逃到日军占领下的城市中避难，这些人和日本人多少都有些勾结。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中，逃亡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然后分配给农民，还减少了所有地主的田租。当我们美国人把国民党带回华北地区后，他们力图恢复原来的状态。他们把农民的土地收了回去，还给逃亡地主，甚至包括和伪政权关系密切的地主。国民党还允许一些地主追索抗战时期的田租。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部队和收编伪军的支持下进行的。而国民党部队是美国人带来的，并一直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自然觉得共产党的宣传有道理：美国是反动势力，总是要维护反动特权。

（4）我们对国民党的援助，简直是把美国和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最后几年——也是最黑暗的几年——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现在美国人正在就我们的对华政策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看清那些在中国本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特别是1945年所进行的海空大抢运的话，国民党决不可能继续统治中国。甚至连最愚蠢的中国人也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美式车辆、美式制服、美式武器遍布整个中国，惹人注目。当时在中国首都——国民党于1946年初将首都迁回南京——住着美国军事顾问，在中国沿海游弋着以青岛为基地的美国战舰，在中国天空飞翔着美国军机。在中国的历史上，1945年到1949年大概会被记录为“美国化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贫困、邪恶和荒谬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很快扭转这种局面。

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原和南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共产党控制并切断了铁路线，国民党控制的华北地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正常的贸易无法开展。内战耗费了80%的政府支出。通货膨胀犹如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1945年到1948年，1美元的币值由1000元法币上升到1000万元法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民党突然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政党，它的统治也将面临一个极为艰难的局面，更何况国民党并无任何自新的想法！蒋介石政权根本不打算解决这些问题。很明显，它希望由美国人来为它解决这些问题。它自己只是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在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中堕进深渊。

在农村，成百万农民接近破产。不同的是，现在那些囤积粮食的少数人由于看到内战的结果必将对他们不利，所以不再买入土地，而是用他们攫取的暴利购买黄金、珠宝和美元，这些东西在逃亡时便于携带。地主阶级由于看到自己统治的末日即将来临，于是从自杀性的疯狂转变为极端的残酷无情。许多农民仅仅由于交不出田租，就被地主或他们的狗腿子活活打死，这种现象只是这个“美国化时期”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还发生了几次人为的大饥荒，最严重的一次是1946年，发生在号称“粮仓”的湖南。

1947年在河南和山东也发生过一次人为的巨大洪水灾害。当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39]的帮助下，抗战前的郑县黄河堤坝已被修复。接着是和共产党人谈判将黄河改回北流故道的问题。黄河旧河道通过共产党控制区，在几百英里长的干涸河床上，大约有50万农民已经安家。由于共产党希望将黄河再次改道选择在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所以谈判拖了很长时间。这时蒋委员长突然下令将黄河改道，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洪灾，5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

当时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在内战中变得紧张不安、胆战心惊的国民党军队对待农民比抗战时期更为残酷。国民党军队对村民的集体屠杀——有时是活埋——时有发生，至于抢劫、强奸、殴打，更是司空见惯。因为共产党游击队是由农民组成的，这可能使国民党军官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士兵——同样也是农民——在另一种场合就可能是他们的敌人。国民党士兵集体投共现象也经常发生，这样国民党就必须在自己的统治区内抓捕更多的壮丁。由于大批壮劳力被抓走，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便无法维持生活。1946年末至1949年初这段时间中，内战的激烈程度甚至更甚于抗日战争的后几年。为了应付内战，国民党在农村穷凶极恶地强征粮食、牲畜和车辆，使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在城市中，美国奉送给国民党的礼物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原日占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从日本投降之后，这种风气长盛不衰。尽管存在着内战，但国统区的工商业本来是有希望恢复的，然而实际上，由于官方的垄断、公开的骗局和对私营企业的敲诈，工商业开始崩溃。许多中产阶层甚至上等阶层人士走向破产。国民党中大发横财的人在逃往海外之前，把攫取的暴利纷纷存入外国银行。很多人估计，这种存款高达10亿美元，有些人甚至估计数额和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全部美援相当。

在如此不堪忍受的时期，城市也必然陷入残酷与镇压当中。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国民党曾给人民以象征性的自由。但在此后，审查制度就变得比抗战时还要严苛。民盟在1947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一些成员遭到殴打、绑架甚至暗杀。由苏联新闻机构报道出来的深夜逮捕事件和突然失踪事件广泛流传。学生们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抗议最为强烈，于是军队用机关枪对付学生示威，还侵入校园逮捕或杀害被怀疑为学生领袖的人。

在这个“美国文化”风行一时的时期，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形成的表面现代化成就也开始崩溃。由于官员们把大量资金装入私人腰包，各地公路失修，城市街道堆满垃圾。救火队员在敲诈到足够的贿赂之前不救火，警察私下和地痞流氓串通一气。很多人认为，与其把钱存入现代化的储蓄银行或保险公司，还不如买成物品囤积起来更为有利。随着现代工业几乎完全停滞，西方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各种奢侈品——高级轿车、香烟、尼龙、塑料手提包上，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些物品可以获取暴利。

这种趋势在上海和其他一些有过租界的港口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带头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其他各国也先后放弃了在中国的租界权。但即使是这种好意现在也变得对国民党不利。在日本侵华之前的10年中，蒋介石政权曾在世界上赢得了“现代化政府”的好名声，这和外国租界的影响分不开，当时的外国租界提供了一个稳定、高效的世外桃源。现在国民党再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了。

“美国化时期”中最糟糕的事情也许是，在这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家，蒋委员长坚持要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几亿人头上。

蒋介石似乎感觉到，他必须使美国人相信，他的统治是民主的，不是独裁的。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完全是象征性的——就好像中国京剧的舞台布景一样，结果只是使他的“民主”显得更为稀奇古怪而已。例如，1947年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从名义上来说，这是第一次由公众投票产生的代表大会。但实际上，投票很容易做假，因为中国公众也一直持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会把选举当作一回事。然而，最后在南京会议厅中出现的国民代表人数竟然超过了法定名额。原来，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使美国人相信他是多党政府，临时把一些代表席位“赐予”了以前属于民盟现在改投蒋门的人，同时撤销了国民党内一些触犯了他的人士的代表资格。但被他撤销的代表无论如何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他们不顾他的旨意，仍然出席了大会，所以代表的人数超过了法定名额。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不听话的代表被强制退出会议大厅，代表的席位仍然给予蒋介石指派的人。这件事说明，对于蒋介石来说，民主始终是一个十分麻烦又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同样，从理论上说，在蒋介石成为符合民主宪法的民选总统之后，他在名义上放弃了独裁的权力。但他几乎立即又授予了自己更大的权力，其借口是国家处于“动员戡乱”时期。由于一党独裁的“训政时期”从理论上说已经结束，所以国民党宣布，党的经费今后不再从政府预算中支出。但众所周知，在此之前蒋介石的亲信们已经把没收过来的大量日本财产转到国民党名下，国民党还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蒋委员长在这样一些伪装之下，用尽各种阴谋诡计，企图通过制造混乱来谋取最高权力，但他制造的乱局却开始失去控制。当美国人使蒋介石有机会占据东北时，他派往东北的接收大员都是南方人或上海人，他们的敲诈勒索终于使东北人民纷纷加入由共产党在北方指挥的军队。为了统治台湾地区，蒋介石派去了外省人，他们的残暴行为使台湾地区人民于1947年爆发了暴动。国民党屠杀了上千人才恢复当地的秩序。蒋介石在1945年终于通过政变把云南省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他立刻把该省最精锐的部队用美国飞机运往东北。但这些部队对保卫东北毫无兴趣，结果成群地向共产党投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把外地人派往云南，这些中央大员在当地搞得怨声载道，于是滇省大部发生了公开的暴乱。最后，被蒋介石搞下台的省主席、心怀不满的军阀龙云在1949年又策划了一次政变，致使云南省全部投向了共产党方面。

在军事方面也是一样。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一时的权力和面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魏德迈为国民党训练和装备了39个美式军械师，但蒋介石害怕这39个师的实力会威胁他对军队的掌控，于是把大部分消耗于玩弄势力平衡的内斗中。结果这39个师的士气十分低落，并很快就和那些未经美国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一起投降了共产党。在缅甸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孙立人是最有才干的国民党军队大将之一，但蒋介石却任命他担任陆军训练司令这一闲职，搁在一边不予重用。蒋介石安插在国民党军队关键职位上的人，都是除绝对忠于他之外一无所长的家伙。蒋介石重用“常败将军”汤恩伯，使他得以继续创造打败仗的新纪录。我于1941年就听说过卫立煌在河南的溃败，他后来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1948年又再次去职，原因与7年前那几次较小的败仗类似。

蒋委员长“隐退”后退至台湾地区，打算把宝岛建设为自己的禁脔。在大陆，桂系的副总统李宗仁作为代总统，接替了他的职务。李宗仁以前是在违抗蒋介石旨意的情况下被选为副总统的，那次他让蒋介石大大丢了面子。所以作为报复，蒋介石明显地希望李宗仁失败，希望大陆在李宗仁手中丢失。蒋介石越过李宗仁，向自己在大陆的嫡系部队发布命令，鼓动他们撤退而不是坚守。他还扣留了李宗仁的部队所需的经费。共产党之所以能那样迅速而轻易地占领中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原因之一就是蒋介石的这种干预。很明显，他希望当李宗仁——当时合法的政府首脑——失败时，美国人将再次把他在台湾地区的小朝廷视为中国政府，而且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很快迫使我们重新大力协助他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

然而，在这最后的几年中，最能暴露蒋介石本质的行动发生在“隐退”前的1948年。当时北方战场的形势明显对蒋介石不利，逃离大陆不可避免。这时他专横地决定发行一种叫作“金圆券”的新纸币，来代替已经贬值到离奇程度的旧法币。蒋介石下令所有人都必须把私藏的黄金、白银、外币兑换成这种新纸币。为此还发布了禁止囤积和投机的新法令。蒋委员长的儿子蒋经国——他以前在江西省“模范城市”担任专员——被指派发动一场恐怖运动，威逼人民遵守这项法令。

无论如何，蒋委员长的私人圈子都不受法令约束，更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已经把大部分财物转移到了国外。但在上海，蒋经国处决了几名小囤积者，以获杀鸡儆猴之效。然后蒋经国以违反新法令为借口逮捕了一批富商。讽刺的是，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代表人物。正是这批人在1927年唆使并帮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流血政变。杜月笙的儿子也被逮捕了。杜是上海著名的流氓头子和“慈善家”，在1927年的政变中用青帮势力帮助了蒋介石。

1927年，这些人欢迎并支持蒋介石，因为他们指望他能建立一个政府镇压共产党和农民，维护他们的利益。现在这个由他们帮助建立的政权已面临末日，而它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必须交出自己的财物，付出巨额“罚金”才能从监狱中脱身。蒋经国被派来进行这种敲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象征，因为蒋经国受过苏联的教育——这使人想起蒋介石讨好共产党的那段历史；而且蒋经国的“模范城市”几年来一直被国民党当作一个荣耀、一个骗人的橱窗，表示自己正在向西方的现代化政治进步。

在上海的逮捕和处决行动震动了国统区，中上阶层的人们不得不至少交出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币。国民党并没有大力稳定“金圆券”的币值，所以它很快就贬值到了几乎和旧法币一样的程度。但通过这种手法，蒋介石捞到了一大笔硬通货，据保守估计，价值为3亿美元。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时，蒋介石携带着这笔钱逃往台湾地区。虽然他当时已经把总统职位交给了李宗仁，因而对国库并无合法权力，但他仍然占据着这笔财产。

蒋介石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占有这些财富，它是点燃他本人这支“神圣火炬”的燃料。但交出硬通货的人们却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对国民党也更加不满。蒋介石这种企图把人民身上最后一分钱都榨光的行为，甚至在那些热烈支持过他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憎恨，他们不再相信他是“真命天子”了。他现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只有他对自己的统治感到满意。

中上阶层抛弃了蒋介石，中国最后仅有的反共力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一次社会革命，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中国旧的特权阶层资助和承认国民党政权，把它看成一个能在危机四伏的现时期保护自己利益的卫士，而国民党却听任蒋介石独占。这个阶层创造了这架政治机器，但最后这架机器却反过来残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在中国，旧的特权阶级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进行统治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在中国北方推行了温和的社会革命，主要是在土地改革方面。内战开始以后，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在中国北方开始推行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他们鼓动农民斗争地主，平分地主的土地，甚至处死了一些有民愤的地主，从而唤醒了农民的解放觉悟，并广泛宣扬“有进无退”的意识。这些做法无疑也帮助了他们组织军队，夺取胜利。

但只有在华北、东北地区，共产党才有时间这样做，因为那里内战进展得比较缓慢。在中国的其余地区，由于共产党进军太快，根本没有时间来进行土地改革，只能留待以后来做。所以在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政权并非是由于新事物的感召，而是由于旧事物的崩溃。

国民党崩溃的最后阶段可谓众叛亲离，悲惨至极。当共产党占领北方各城市时，还有大批公众，包括穷人，惊慌失措地在共产党到来之前纷纷逃跑。但在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挺进时，绝大多数公众，包括上层人物，都对国民党极端憎恨，所以只要是认为自己不会被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的人，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这时人们主要害怕的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占领，而是国民党败兵的暴行和混乱。甚至大多数美国人也开始与节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联系。在此期间，蒋介石又企图使中国遭受最后一次屈辱。他表示，如果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他愿意恢复不平等条约，并给予美国更多的军事基地——从而使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即使共产党人真的像反共漫画中形容的那样，即使共产党真的是苏联人的追随者，它也很难比国民党更坏了。

以上列出了我们对华政策的种种失败，其主要恶果是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但这只是局限于中国而言，另一方面，我们站在国民党一边所进行的冒险也损害了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地位。

（1）我们在欧洲的政策是用和平建设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竞赛，即“马歇尔计划”，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却企图用破坏性的军事行动来扑灭共产主义，这使得亚洲人有理由认为，美国偏爱亚洲人过去所憎恶的自以为高贵的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就是这样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东方和西方的。在西方，他们主张社会进步，他们本国的人民是欧洲最自由、最富裕的人民。但在东方，当他们在亚洲殖民地中的人民起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时，他们的回答却是残酷地镇压。

（2）对于那些并不像美国人这样狂热反共的亚洲人和欧洲人来说，我们在中国的行为形同残忍虚伪的伪君子。我们的报刊和政府竭力鼓动中国人在东方向共产主义作战，但我们美国人却没有开枪，战斗和死亡的双方都是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

（3）其他任何国家都比我们更加理解中国的局势。在英国外交部和其他西方国家——无疑还包括苏联——看起来，我们对国民党的支持让我们成了十足的蠢货。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很久，许多外国观察家就已经看清楚，美国的对华政策恰恰正在中国造成一个我们声称希望避免的局面。我们对国民党中央集团的援助，只是使得这个集团变得更加虚弱，更加不愿意自力更生。而我们维持蒋委员长最高权力的努力，更促使他压制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一切非共产主义势力，何况这种势力在中国本来就不强大。我们用力捂住盖子，直到下面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就确保了共产党最后迅速而全面地争夺并完成了权力的更替。

（4）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可以被当作一个证据，证明美国正如共产党宣传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尴尬局面的，美国官方却一直没有给出解释。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许多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时，我们匆匆忙忙地采取了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也是机会主义的对策。但也有可能在决策的过程中，有少数希望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在中国的特殊军事地位和在青岛的海军基地，对保卫东方的非共产主义者来说具有象征性的作用。不幸的是，1946年末，我们又和国民党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我们自己认为这个条约是平等的，因为它规定中美双方的商人在对方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工业国，美国人借助该条约可以在中国大肆兴办企业，但中国人却不可能以类似的规模进入美国市场，或在美国兴办工业，所以这个条约很可能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为方便进行经济侵略才签订的。实际上，许多国家——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也正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条约使我们看起来成了帝国主义者，但它实际上是美国仓促执行对外政策的后果。如果我们真的是或打算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去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国民党不是美国的傀儡，但其实一切都依赖美国，然而，美国商人却并未从中捞取到多少好处。在华美国商人和中国的私营企业一样，也不得不任凭国民党官方垄断和诈骗的摆弄。我们和中国的贸易额一直微乎其微。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富人用的奢侈品，而我们支持的国民党政府使大多数中国人变得一贫如洗，根本买不起美国货。美国商人中也确实有少数人在中国发了大财，但他们并不是通过中美商约的合法途径，而是通过和国民党官员的“交易”发了财。这个条约的讽刺性在于，我们一方面为了保卫商业自由，另一方面却在中国支持一个压制商业自由的政府。

（5）共产党中国如果出现独裁政府、限制自由贸易以及由苏联影响带来的现象，我们对此必然会大力抨击。但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由于我们在国民党中国的那段经历，这种抨击将会大大失去分量。同样，由于那段经历，我们对任何国家中类似现象的批评也将失去力量。

（6）我们对国民党的单方面支持削弱了联合国的威信，特别是1945年我们在中国进行的海空大抢运，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不管把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叫得多么响，但这毕竟是美国强加的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有利于自己的方案。这是对联合国权力的第一次嘲弄；它向其他国家表明，我们可以自行其是；它还向别国表明，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抛开联合国为所欲为。

我们在1945年越过了联合国，大概正是因为这点，后来我们一直不愿意把中国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1947年，当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岌岌可危时，魏德迈曾再次奉派前往中国，了解能够采取何种行动来挽救局势。当时他建议将东北地区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但他的这一报告被秘而不宣。直到1949年国务院提出白皮书时，才将这一报告公布出来。同时白皮书声称，当时我们之所以没有向联合国呼吁，是因为不希望损害蒋委员长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其实，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是因为害怕这将降低美国的威望。因为联合国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必将使我们以前在中国的单方面行动暴露在世界舆论之下，从而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7）我们在中国侵略性的反共行动加快了冷战局面的形成。大部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眼睛盯着的仅仅是欧洲。在欧洲，苏联确实更富有侵略性。

当然，不管美国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共产党坚持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学说，也致使美苏因此总是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如果我们在战后不是那么匆促地在东方采取进攻姿态，这种关系可能不会恶劣到如此地步。1945年，我们对国民党部队的空运必定给了苏联人以深刻的刺激。因为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显然是反共的，而且就发生在日本投降后仅仅几天，就发生在一个与苏联相邻的国家中。

（8）我们竭力鼓动毫无价值、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去把中国共产党吃掉，这很容易摧毁我们反共产主义的道义立足点，表明我们只信奉“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信条。

在叙述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困境之前，我最好先谈一些苏联在中国的情况，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一直被某些人利用，在美国制造混乱。近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把现在中国的局面完全归罪于罗斯福和苏联人。据说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强烈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于是这位已故总统被说成是放弃了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胜利。苏联军队被说成是在东北故意延长占领时间，以使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占据东北。东北被说成是共产党征服全中国的主要基地。最后，中国共产党被说成仅仅是莫斯科的工具，据说它完全是由它的苏联主子武装、支持和指挥的。这些说法是十分危险的误解，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亚洲遭到更惨重的失败。

我并不十分欣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中的表现。我认为他恐怕在世界性的官方事务中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这点与蒋介石的封建式信念并非毫无共同之处。他明显地认为，如果自己能和斯大林友好相处的话，美、苏两国也会友好相处。当时由于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的联系，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不得不对蒋委员长保密。但我认为，罗斯福秘密承认和许诺苏联对中国东北港口和铁路的权利是不妥当的。如果为了打击日本人，我们不得不对斯大林进行贿赂的话，美国最大限度只能许诺苏联在联合国面前提出它对东北的权利要求，以便把最后的决定留给联合国去做。但反过来说，尽管罗斯福的这一行动有失稳妥，但雅尔塔会议毕竟没有注定中国内战的结局。

如果苏美两国都不插手，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占据中国东北。归根到底，国民党之所以能到达东北，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帮助它进行了海空抢运。

苏联军队确实在东北多停留了半年，在此期间，大批共产党部队渗入东北，以至于国民党后来无法把他们赶出去。然而，苏联军队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才多做停留的。当时蒋介石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由美国人把他自己的军队运往这一地区。

当苏联人终于在1946年初撤出东北时，他们撤退的方式确实有利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去接收他们留下来的日军装备。但到目前为止，官方的美国观察家们只能找到这一个例子来说明，苏联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之前，曾给过中国同志以大量的物质援助。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从东北得到的武器并不比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从东北南部得到的武器和其他利益更有价值。苏联人并没有为他们的中国同志在东北留下有重要作用的基地。相反，由于苏联人当时认为，国民党定能成功占领整个东北，所以在撤退之前把所有的军事工业都给破坏了。

因此，在内战中，东北并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基地。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主要力量来源，一直是在他们抗战期间就已经控制了的华北游击区。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地区。

当然，以上情况并不能说明苏联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能说明他们不给外国共产党人物资援助。如果中国共产党需要苏联给予更多援助的话，他们可能是会同意的。也许他们曾秘密地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些援助，而现在还不为非共产主义世界所知晓。但人口众多的中国并不是保守秘密的好地方，如果苏联人确实给过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秘密援助，那么时至今日必然会为外人所知。

实际上，不过多介入中国事务对苏联是有利的。在抗战期间，苏联援助给了国民党，而共产党则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扩张。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的腐败使人们相信，如果没有外来干涉的话，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苏联的不干涉态度避免了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反苏情绪——如果这两个不同的民族真的发生了大量接触，很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不干涉态度也使苏联在亚洲其他国家赢得了公正的名声。而与此同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却使这些国家怀疑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不管苏联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在欧洲干了什么，其在中国的行为看上去是比较公正的。在中国大陆内战期间，它的唯一一次重要介入只是在东北以消极的方式留下了一批武器。如果这仅仅是欺骗中国人的假象，那么起码在这段时期，它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正因如此，在亚洲的冷战中，共产主义者明显居于上风。同样，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失败，而不是苏联的成功。

在本书之前的章节，我已经叙述了美国失败的几个因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为失败埋下祸根。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和国民党的不现实的关系，使我们接近了这场失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我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不完备，宣传方针不合时宜，而美国新闻界又按主观愿望报道，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防止这场失败的发生。赫尔利把不同意他意见的专业外交人员赶出了国务院，这件事说明，我们习惯于认为外行可以而且应当处理对外政策的问题。这种传统大大促成了这场失败。这些专业人员虽然现在被笼统地扣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但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却是：他们当初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已经完全被历史证实了。

美国人的性格易于冲动，我们中有许多人都下意识地轻视有色人种，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教会。我们中的一些人似乎认为中国人民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可以而且应该接受任何一个美国青睐的政府，而不管这个政府是不是中国人自己所喜欢的。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危险地用主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可以由美国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不是必须由所在国的客观事实来决定。

我之前说过，我认为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发生的海空大抢运，是我们这场失败的关键所在。这次行动使我们无可挽回地闯下了最后的大祸。但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人对这次抢运过程做出详细的解释。甚至国务院的白皮书也把这件事情含糊敷衍过去了，以证明美国对加速国民党的崩溃并不负有责任。虽然如此，这次抢运的大致情况现在已为人们所知，而且其中的一些细节也不难推测。

这件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史迪威事件之后说起。当时赫尔利和魏德迈被指派担任在中国的重要职务。选中这两个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方便，因为当时赫尔利就在重庆，而魏德迈则近在锡兰[40]。但他们的保守主义态度肯定也是考虑派往中国的因素之一。赫尔利是共和党人，而魏德迈一直支持共和党的政策。罗斯福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个人，可能是为了增强对外政策中两党合作的力量。

我推测，当史迪威的政策遇到困难之后，罗斯福那种喜欢凭冲动做出决定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了。罗斯福当时没有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贯彻原来的政策，而是凭一时冲动就决定在相反的方向上试试看。当时鲁斯系统的杂志和其他报刊，加上沃尔特·周以德等共和党议员开始煽动鼓噪，反对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蒋委员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可能认为，不如再给蒋介石一点甜头，并且最好让共和党人去中国做这件事。他可能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平息共和党对他的国内政策和欧洲政策的批评。另一方面，恐怕他那种过高估计个人作用的历史观也起了作用。他可能认为，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本人和蒋委员长要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此外，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曾披露，罗斯福希望在战后前往中国，亲自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调解人。所以他当时可能已经下定决心，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维持蒋介石对日本做最低限度的抵抗，其他一切都留待他日后能够亲自处理这一问题时再说。

就这样，在史迪威事件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被共和党人接管。在日本投降之前关键的几个月中，我们在中国的首要代表缺乏处理中国事务的经验，而且他们似乎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评价国民党的。由于赫尔利和魏德迈不断赞扬国民党，所以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声望押在了国民党这一边。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加强国民党的力量，也没有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失败了。在日本突然投降之后，美国又一次凭一时的冲动来处理中国问题。这时赫尔利和魏德迈特别希望采取能够掩饰他们自己的失败的方案。

我听说，蒋委员长请求美国帮助他占据全部日军占领区的要求，最初是用电报形式提交给华盛顿的。然后华盛顿要求身在重庆的魏德迈及其情报部门对此表达意见。魏德迈及其僚属认为，把国民党部队运往东北是危险的军事冒险。很明显，这时魏德迈已经对他自己以前为了讨好国民党而促成的局面感到不安。他拜访了蒋委员长，劝告他不要企图占领东北，因为那样会使战线拉得过长。他还建议由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共同达成一项协议，保证蒋介石能够占据华北的部分地区。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些建议，而魏德迈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

在匆匆忙忙地交换了一连串跨越太平洋的无线电报之后，海空抢运计划就敲定了。我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是站在赞成蒋介石要求一边的，赫尔利更无疑是强烈支持蒋介石要求的。赫尔利的支持很起作用，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美国驻华大使。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这样仓促做出的，这似乎是这场灾难中最可悲的方面。这场灾难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给我们造成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灾难可能是一个老年人害怕全世界的绝望心情所造成的。然而很明显，最后的决定是在华盛顿由杜鲁门总统或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也可能是由他们共同做出的。

外国人经常迷惑不解地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没有根本区别。上述一连串事件更证明了这一点。两位民主党总统对中国这场灾难的责任并不比任何共和党人小。1945年以来的历次事件，特别是发生在1950年的几件事，倒是明确了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区别。

我们的军事干涉政策在中国失败了，这种政策虽然同时在希腊获得了成功，但也花费了过多的人力、时间和金钱，这种情况使杜鲁门、艾奇逊和他们的民主党支持者们似乎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基础不足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国家，企图用军事行动来遏制共产主义是徒劳无益的。现在这些民主党人不幸又有可能被卷入在印度支那的另一场危险的军事冒险中，这次他们显然希望在这些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中，运用成功的马歇尔计划代替杜鲁门主义，即采用政治解决方案，用政治、经济手段与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用军事力量来压制它。

但另一方面，在1950年初关于台湾地区问题的激烈辩论中，许多共和党人提出的口号是：“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再干一次。”换言之，正因为军事干涉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希望挑起一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更为不祥的预兆是，一些共和党人在1950年春季的预选策略表明，他们竟然有意或无意地打算在美国试验一下戈培尔的弥天大谎式宣传术，目的是让我们在亚洲继续奉行军事干涉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在中国造成了最大的失败，所以他们就编造了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神话，和事实完全相反，从而麻痹了美国公众的判断力。

毫无疑问，确实有些“可敬”的共和党人当真相信，民主党政府已被亲共产党分子渗透，这一政府开始忽视中国问题，后来更是顺势把整个中国都出卖给了苏联。但很明显，另外一些共和党人之所以在中国问题上喧嚣不已，纯粹是选战投机活动，华盛顿残留的亲国民党院外集团更是竭力鼓噪。麦卡锡参议员及其一伙很可能还会从政府中抓出几个隐藏的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同路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问题上，目前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颠倒了黑白，这使我们在将来更加难以防止类似的错误。

例如，共和党人说史迪威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打算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并让他们参加盟军方面的作战。实际上，史迪威在这些方面都失败了，他既没能利用共产党的军队，也没能在美国于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之前，加强中国地面部队的力量，反倒是陈纳德在大战期间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因为他竟然能使自己主张的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计划得到批准，而这一计划的执行引起了日本人在1944年的大规模进攻，让几百万中国人倾家荡产，陷入绝望的境地，而这种情况，恰恰给共产党人的扩张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共和党人还说马歇尔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曾致力于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联合政府是唯一能延长国民党的生命并给予其必要的重建和改革喘息时机的办法。但马歇尔也失败了，联合政府一直未能建立。倒是赫尔利和魏德迈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因为他们进行的海空大抢运使国民党的战线拉得过长，他们的反共好战态度也使蒋委员长不切实际地幻想可以获得更多的美援用于内战，其结果就是后来的这场惨败。

国务院现在被共和党人指责为过激派。其实，国务院的错误正在于过分保守，由于这种态度，它迟迟没有理解中国问题的严重性，而当它发觉这点，想制定一项可行的政策时，却已经为时太晚了。左翼作家们也被视为有罪，因为他们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因而被说成是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其实更应当受到责备的反倒是那些右翼报刊，它们企图用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加强国民党的力量，结果却适得其反。

我认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事实表明，1937年到1941年，即由抗战开始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党表明自己能够在日本侵华的危急态势中扩张力量，而国民党则在这个时期开始失去力量，因为它不愿意也不能够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于战时危机状态。到中国成为我们的盟国时，势力消长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很难施展影响扭转这种趋势，因为当时我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向中国投入的精力都远远不够。

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已经变得如此虚弱，而共产党已经变得如此强大，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击败共产党人了——除非我们美国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干涉，并在实际上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我估计至少需要10万人，这支军队必须准备投入战斗，甚至牺牲生命。此外，还不得不向中国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顾问、军事教官和文职官员，他们必须学习中国事务和复杂的中文，甚至可能不得不接管国统区的行政权和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由于当时美国人在国外事务中缺乏经验，所以这种大规模干涉的最后结果很可能仅仅是使得共产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这种干涉必将毁掉美国在全世界的名誉。但共和党中主张积极干涉的人，像鲁斯、周以德、蒲利特、诺兰、惠瑞、麦克阿瑟、赫尔利、麦卡锡、魏德迈和陈纳德等人，对这种必然后果却采取了故意不去正视的态度。据我所知，1947年，当时的国务卿马歇尔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决定美国不会进行这样一种冒险行动。但当时魏德迈却在建议将东北地区交联合国托管的报告中，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而这种介入最后必然会走向全面干涉。我认为，马歇尔当时的决断证明他是一个正直而明智的人。

因此，我们的过错并不在于我们力图使蒋介石和日益强大的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也不在于我们给予蒋介石的物资援助太少了，相反在于我们给予蒋介石的东西太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影响。我们的这种做法，使蒋介石根本不愿意在向中国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方面和共产党竞赛，而这才是我们挽救非共产党中国的唯一道路。

从长远考虑，我认为共和党的现行立场有两个方面最令人担心。

第一个方面，共和党人荒谬地希望坚持积极干涉的政策。实际上，这一政策已经破产。共和党人的这种表现使我想起，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也是这样盲目地追求完全保障自己的地位，结果却带来了自杀性的后果。因为这种做法，他们过分考虑自己的“面子”，完全脱离农民，仅仅相信武器、碉堡等军事力量，结果反而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完全崩溃。我担心，如果共和党人在1950年的大选中获胜的话，美国可能会在亚洲全面执行一种积极干涉的政策。这项政策很可能会在几年内导致共产党人夺取全亚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可言。美国在工业上的优势可能会使我们短期内在军事上取得某些胜利，但在今日全球性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些胜利恐怕只是长期战争的序幕。这场混乱很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之久，谁要是想夺得这场混乱的胜利，就必须采取比现在的冷战严酷得多、复杂得多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原子战争的另一种可能后果，是使人类退回到原始时代。如果那样的话，最后的较量就不会在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进行了，而是将在崇拜蛇的人和崇拜龟的人，或者树栖人与穴居人之间进行了。

第二个方面是，共产党人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反动的美国恰恰为他们的扩张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敌对行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激愤的反美情绪引起的。他们现在只需要选择一定的时机来采取不友好的行动。例如，正值我们对台湾地区问题的辩论达到高潮时，他们没收了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财产。这表明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共和党人是他们最可靠的美国朋友。他们正希望能挑动美国人的情绪，为干涉主义者们影响我们的政策制造机会。

第十五章丨跳出油锅

现在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我在几年来收集到的材料看起来虽如此单薄，却也能像是从望远镜中观察一样看出了夜郎自大招致的失败结局。大部分材料来自那些年代的美国人，他们正处在特殊的美国化时期。

我在广东交出了吉普车和无线电器材之后，大约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飞返重庆，离开了美国战争情报局。我在重庆等待我的朋友老叶，他是民主同盟的成员。几年前我们就相约，如果战争结束我们还活着，就相聚在一起共同欣赏和平年代的第一次月圆。在华北，国民党与共产党步入内战状态，重庆也呈现出种种新的迹象，表明中央政府正准备自卫。国民党一直自吹自擂，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几个月前还对所谓的“吉普女郎”进行围剿，可现在又为美国人兴办起了利润归公的国营妓院，后来由于日本投降才告吹。也许是为了挽回“新生活运动”的面子，政府又命令三教九流之辈不准滞留于城内。

社会上的一般公众都相信国民党、日本、伪政权三方曾有过若隐若现的种种联系，我有意去访问内蒙古伪政权的头子李守信，他正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上宾从北方飞到重庆。9年以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曾花了一整天时间逃离他的部队。他当时还是一个以日本人做后台的土匪头子。另一个在重庆不期而遇的人是萨空了，他是民盟成员，职业是记者，两年前在桂林被特务拘押。

1943年萨空了失踪之际，正值国民党想把民盟赶出美国人视线之时；1945年又承认了民盟，但那只不过是想把民盟当作窗帘，供美国人欣赏。有些民盟领导人声称不会参加联合政府，除非释放萨空了。即使有民盟的支持，官方也从未宣布任何关押原因，他还是平白无故地被迫在牢狱中消磨了两年时光。

萨空了告诉我，他曾在3个集中营待过。第一个是桂林附近的省办集中营，那里对待犯人比较温和，在里边也可以工作，还可以往外捎信。第二个是在桂林城内，是CC系特务办的，比较严厉。第三个是在重庆郊区，是国民党中央办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营”。他说在最后那个集中营里几乎死去。在此之前的拘禁都比较宽松，后来却被逼着在夏日的骄阳下干修建公路等繁重的体力活，而且只给少量食物。这个集中营十分严厉。他的一位狱友因为偷看了一眼重庆中国共产党报纸的碎片，就被关了几个星期的单独禁闭——关在一所没有窗户眼、大小不够身体平躺的囚室里。那张碎纸不过是食堂丢掉的包装纸而已，原本是用来包新买的陶器的。

萨空了说，在第二个桂林集中营，他几乎精神失常。那里关着十来个犯人，大部分是学生。由于房屋太小，所以能听到种种严刑拷打的声音，那里有水刑，有抽打膝盖的板子，还有一种旧电话改造的电刑机。好在萨空了被视为有身份的人，所以待遇不错。正、副主任都曾客客气气地来看望过他几次。

这两位主任因一名女犯的到来而各怀鬼胎。她原是广东省的电影明星，带着金银财宝、细软家私逃离她的汉奸丈夫，投奔内地。但不久就被作为日本间谍而被送进了这所集中营。集中营主任是本地的桂系人物，暗地里想要娶她。副主任是重庆派来的中央系，偷偷地监视主任，认为此事大逆不道。当然，也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想娶她。在拜访萨空了时，主任批评中央派来的副主任是跳梁小丑，鼻子伸得太长了。副主任来访时则抱怨不讲道德的广西人，说他对蒋委员长不忠心。萨空了说，在这样一个专门折磨人的臭水沟中，听着胡言乱语，他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疯子，身处疯人国中充当顺民。

我在重庆见到萨空了时，他倒并未显出遭受关押的明显特点；他的谈吐仍一如既往，总是带着嘲讽的口气。他的政治观点已经相当左倾，虽然这是自然的事。他不久就去了香港，参与李济深将军周围的对政府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体，后来又投奔了共产党。

在萨空了离开重庆之前，我的朋友老叶来了。日本投降时，他是美军小组的一名顾问。这个小组去了内蒙古，帮助美国坠机飞行员逃离日占区。小组在日本投降前被占领内蒙古的苏联军队拘留。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交涉，他们最后乘美军飞机出来了。老叶到来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是9月末，我们搭乘一艘破船——从船底到船顶塞满了返乡难民——沿长江而下，直航上海。

这本应是一趟兴高采烈的旅程，因为几乎所有旅客都七八年没见到长江下游的家乡了。这艘船是两个国民党机构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合租的，后者租用的目的是运输中国职员。船上乘客多是无力乘飞机的办事员或下层官员。他们多属小康之家，在抗战初期怀着满腔爱国心，长途跋涉来到内地。回乡途中反而意气消沉，与上次我同新军士兵们南下广东那次的情形差不多。11月间，华北内战硝烟弥漫，每个人都忧虑中国又有几年的仗要打了。旅客大多是知识分子，外国人称之为“白领”，是通货膨胀的第一批受害者。大部分男女的服装已寒酸得与农民一般了，许多人由于重庆的潮湿气候染上了肺病，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营养。

长江沿途风景如画，先是四川境内的峦峦绿山，然后是绵绵的三峡风光，最后是平原的一马平川。在金黄的秋色中，蔚蓝的长空下，数不尽的鸭群正穿梭交织嬉戏于长江之中。旅客们顾不上观赏沿途的美景，只惦念身上的破衣抵不住江上的寒风，于是赶紧把甲板船舷的帆布垂帘紧紧扣上。他们蜷缩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在奇臭的空气中消磨时光，或是唠叨暴涨的物价，或是低声谈论内战，或是默默地玩牌。船上的拥挤程度超乎想象，要想移动身子，只能像虫子那样在人群中蠕动。到了夜晚，甲板上躺满了人。在两星期的旅途中，竟有3个孩子因拥挤被推落下水，而在混浊的漩涡水流中又无法搭救，轮船照旧航行。

那次在广州，我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奇特的胜利滋味。这座城市的武装日军数量庞大，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和美军；日军要求执行遣返回国的协定，而不能把他们留在当地对付香港周围的少量共产党军队。这次我在长江沿岸城市又见到了此情此景。在汉口被扣押的几千名日侨在集中营内开设了小饭馆和小商店，汉口的许多中国人来此参观，很像美国人参观当地的唐人街。日本投降虽已达3个月之久，但此地抵御着共产党军队的日军，在街上随处可见。在南京也能见到日军将领的汽车横冲直撞，冈村宁次的司令部仍旧日夜加班，布置日军遣返事宜。看得出来，他们就算撤退也不想让共产党占了便宜，也尽力不给共产党军队得便宜。

据说，自三峡以下的各地乡村多有共产党军队进行游击活动，我们这艘船除在黄昏前到达日军或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镇外，一般都停泊在江心过夜。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的镇江附近，有一天晚上，一艘小汽艇向我们的船驶来。重庆当局派了几名士兵在船上守卫，他们见汽艇驶近，便惊慌地开了枪，小汽艇上的人也开枪回击。甲板上的人群倒无人被打中，真是奇迹。呼喊声取代了枪声之后才搞清，对面汽艇上的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原伪军，现在为国民党工作，出来巡视也许是想捞点外快。

汽艇上的人们暴跳如雷，因为我们的守卫射杀了一名他们的人。他们赶到我们船上，随便抓走了一名守卫作为嫌疑犯，并警告我们说如果想逃走，日本炮舰就会把我们击沉。次日，经在岸上多次讨价还价后，守卫才被放回，我们也被允许继续航行。几个从前的伪政府官吏同一名日本军官来到我们船上，履行正式手续，我们的船长对他们点头哈腰，奉承备至，还请他们到自己的客厅去饮茶。蜷缩在甲板上的旅客全身哆嗦，纷纷嘟哝着愤恨的怨言。

在上海，日军精心地隐匿了起来。摩天大楼和高烟囱排列成行，在它们面前的江流中满是美国的战舰。从太平洋调来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云集此地。大批美国陆军和空军仓促放弃了花费大量劳力建成的训练营和机场，也从西部来到了大上海。上海的高级宾馆、餐厅和夜总会中，大部分客人都是来自内地的外国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成年累月在海上或穷乡僻壤生活后的第一座摩登城市。庆祝活动接二连三，人们沉浸在一片迎来送往的狂欢之中。我觉得这座城市的样子真是怪极了，活像一座混血儿的大都会。在人力车来来往往的街道上，几百辆美军卡车和两栖装甲车也在穿梭不息。跑马厅里经常举行足球赛。贩卖奢侈品的街道上人流滚滚，到处都是戴着肩章的美军和勾肩搭背的高大白俄女郎，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打情骂俏。

第一批国民党占领军在8月飞临上海时，市民们狂欢着迎接他们。到了12月初，幻灭的上海市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地下钻出来的，更怕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是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地痞流氓，“天上飞下来的”是指从重庆坐美国飞机来发财的家伙。

我和老叶计划同去他的北平老家，但当我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去政治地位未定的北方的签证，并在职业栏内填写了“自由作家”时，却遭到了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不能保证我的安全。其他职业的美国人都顺利得到了签证。我看当局之所以拒发签证是因为我那“自由”二字。当时我指出，在华北有这么多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的。这些话略微刺激了接待我的官吏，让他动了改变主意的念头。不等签证下来，我已被安排搭乘美国军机北上，离开了上海。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在北平住过大约一年时间，并逐渐喜爱上了这座古都。那里有晴朗干燥的天气、精巧的建筑、恒久稳定的生活方式。1937年夏季，日军占领北平时我正在城内。一场秋风扫落叶似的战争骤临城下，但除有几天因担心发生巷战而有些恐怖情绪外，此后大家又都满不在乎了。故地重游更让我领略了北平仿佛不可侵犯的魔力。我是1945年圣诞节到达的，北平的魅力一如往昔。

共产党军队控制着所有大雪覆盖的郊区，离城仅几里地。通往北平的铁路均由原伪军、美国空运的国民党军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守卫。但是，北平的城墙似乎营造出了一片和平的围城，与战争一触即发的城外截然不同。除了几所新的日式建筑和不少新道路，其他并无变化。这个城市未曾遭受轰炸，也未遭受战争的洗劫。紫禁城内红黄相间的宏伟宫殿和华美绚丽的中南海，依然完整无缺地屹立在城中央。在满是手工作坊的街道上，货品依旧精美绝伦。几个世纪以来，北平一直向东方各务求奢华的皇室宫廷提供种种装饰品。在那幽静的、砌着灰色墙的平民胡同里，北平人照旧各操各业，充满自信，言辞举止谦和有礼。那是由于他们自信地生活在天下的中央。

因为国民党接收人员没收和查封了许多房屋，因而住房很难找到。但是，我和老叶10天后找到了一处两进的宅子。它与紫禁城仅一墙之隔，是我当年房主的另一个套院，很有皇都风格。我们偶然路过那里，看见有些人从里面迁出，于是发现里面有处空屋，24小时内就签订了房约，月租约合11美元。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内囤积居奇的风气尚未传染此地，所以我们只花了300元就把室内布置得舒适惬意。

不久，我发现相邻店铺的东家和人力车夫都还记得我的名字，他们和善地问起我离开北平的这几年都做了什么，后来我又分文未花得到了一只小狗，它有点像史宾格犬。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一个老妇正生气地将它用绳索拖着走，狗踉踉跄跄地跟着，肚皮几乎贴地。我告诉她这不是驯狗的好办法，她就把系狗的皮带交给我，并客气地说：“你要是乐意，你拿去好了。”这种氛围正适合我梳理过去几年的经历，并把它们写在纸上。

1946年的整个春季都洋溢着和平在即的乐观气氛。马歇尔将军到达重庆，他的调停一时制止了内战。美军、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参与的军调部就在北平城里，办公地址在一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院里，屋顶是绿色的琉璃瓦，房子奢华得如同宫殿。有一段时期，三方军调小组成功制止了各地的纠纷。在北平，三方代表在谨慎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社交生活和调解工作。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北平设立了分署，向国民党区和共产党区分发救济物资，跨越平静的国共交接处十分容易。许多来北平的美国记者都去了共产党辖区。他们报道说：两党都在休整，没有大动作，并禁止外国观察家东找西寻。民盟虽在重庆得到了承认，但在原日占区内仍被私下认定为非法，但北平的盟员肯定不久将会合法，因此他们不屑于隐藏他们的政治兴趣。老叶是民盟中央成员之一，有些座谈会就在我们的宅子里进行。它给了人们希望，觉得中国的未来不经流血即可一新。

当然，3月局势就变了。东北战端重启，马歇尔也回国述职。但北平地区依旧平静，4月我去了一趟北平南边——平汉路沿线由共产党控制的乡村。

自从这种旅行成为可能之后，我就打算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共产党辖区逗留较长的时间。但离开北平前我还是决定稍事停留，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大量混乱的素材，新素材可能只会扰乱我的思路。由于几年来我在国统区生活和收集了大量材料，已足以写出一部谴责国民党的书了。如果不曾在共产党辖区待过一年以上，我也不愿将国共进行对比。我不愿意离开美国如此之久，在共产党辖区只逗留不到一个月，动机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决定力争进一步收集不偏离揭发国民党这个主题的材料。这次的目标是高树勋，他原是国民党军队将领，去年秋季起义投共。此举导致了华北呈现僵持局面，双方实力相对均衡，间接为马歇尔的停战协定铺平了道路。

我在高将军的司令部逗留了两星期，共产党在冀南给他安排了一块驻地。我在共产党辖区总共步行了200英里，包括从司令部出发前往乡村。高树勋原本就是不得宠的地方军将领。蒋介石拨给他的部队给养一向很少，又分配给他情况恶劣的驻地，终于逼得他不再继续忍气吞声。之后多名国民党军队将领跟随高将军的步伐投共，让他的地位大为提高。限于篇幅，我无法详述高将军的经历以及我在共产党辖区的游历纪实，在此向读者致歉。

为了方便读者评判此书的价值，我应当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者的个人看法。下面我就会这样做，只是不会详述。在战时的重庆和北平的军调部，我结识了几位共产党的代表，也与共产党辖区的中外人士进行过谈话。我的观点即来源于此，我也会讲讲自己的短暂游历。

我多次表明，我不能同意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根据我在中国观察所得的总体印象，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确实有重大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过于简单化。我也不认同共产党凡事简单化的教条，即认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会遵循着一条固定的路径，即战争加剧，爆发世界革命，然后是一段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是乌托邦式的国家消亡。这种说法使我震惊，这种宏伟的设想易于把生活中的现实削足适履，安到先定的概念中去。美国的对外政策曾经也采取过这样的思路。

如果将共产主义理论教条化并用于治国，我想共产党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要崇尚权力。可是崇尚权力会打破我所信守的种种权利，我不会愿意在一个崇尚权力的国家做公民。我并非一叶障目之人。举例说，如果我国是共产党执政，但采取了本书中叙述的国民党式的政策，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大加鞭挞。同时，我虽然在一个效率低下的美国政府机构中工作了3年，但我不会低估私人企业的作用和价值。我认为共产党的根本目的与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非共产主义世界不能向自由和繁荣迈进，战争和革命的危机必将越发严重。

不管怎样，我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应根据本国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条件，各国共产党也应该根据本国的环境和条件，做出正确的估价和判断。由于美国不需要一场革命，所以我对美国共产党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中国绝对需要一场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它的尊严和力量也来源于此。我喜欢并敬重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我从不怀疑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诚挚地相信：只有依靠他们的主义，中国才能得救。

现在他们统治了全中国，或许会有所改变。假使他们管不好这个国家，而使另一场江山变色的革命成为必要，那么未来的革命将是反共的，而共产党会发现自己处于国民党的身份和状况。但是，我想短期内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共产党怎么干，人口过剩和生产技术落后当然会给中国这样的大国带来长期的贫困。任何想使经济生活水平拉平的措施只会使中上层阶级更穷，而下层所得无几。共产党在管理农村方面已有若干经验，在管理城市方面和全国行政方面则很容易犯错误。他们管理舆论的方法很可能会使部分旧中上阶层人士不满。但这种人只占中国人口的20%或更少。在大多数农民中间，共产党目前的政策几乎肯定会取得成功。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农村根据地大大扩展。起初，无知、迷信、保守的农民也抱有猜疑态度，但经过一两年，共产党显然获得了农民们坚如磐石的信任。

土地再分配和其他土地所有制改革显然合乎农民的要求。虽然共产党不能满足农民的一切要求，消除农民的一切苦难，但至少与农民同甘共苦。他们在农村中发动的男女平等运动和反封建家长制的运动也吸引了妇女和年轻人。从大处来看，共产党在教育、公共事业和治安方面为农民做了大量工作，远胜于国民党的纸上吹牛。共产党也给予了农民地方自治的权利。虽然这些自由建立在服从共产党根本方针的基础上，但农民对此毫无异议，因为他们之前从没有过任何政治权利。

中国的自然环境必然造成一连串的干旱、水灾、饥荒和瘟疫。正因为很多地方本来就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农民们交出大量粮食以养活城市、军队和政府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在华南和华西，共产党迅速占领、社会治安和清剿土匪的工作可能得进行好几年。

有很多根本性改革可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大面积造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新灌溉法、改良种子，以及其他新的耕作方法。对于这些问题，国民党除了做些表面功夫，并没有真想解决问题。显然，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宏伟的规划，他们兴建铁路和公路，减少灾荒，在贫瘠和新开的土地上修造运河。如果共产党能说服农民在肥沃的田地中铲掉坟墓，那就又可以开辟出数量可观的良田（我尚未听到进行这项工作的消息，无疑是农民的保守思想在作怪）。土地改革已使农民增加了粮食产量。在旧制度下，每年都有大批粮食被一小撮囤粮户拿走，他们以此谋利。估计全国粮食产量10%因此损耗于腐烂、鼠患和蛀虫。

写到这里，我想提一下，1949年到1950年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之后，美国大部分刊物对共产党的态度很不友好。当时大部分美国记者离开大陆，或转移到香港等地继续写有关中国的报道，消息来源是刚从解放区逃出来的人讲的故事。由于素材存在反共偏见，而且许多美国的编辑喜欢迎合公众的口味，于是这种报道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印象：由于共产党的种种约束，共产党中国大不如前。我并不怀疑今日中国还存在很多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是美国报刊没有说清，大部分痛苦来自过去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侵略时期的暴政，而且有战争遗留下来的种种创伤。许多赶潮流的美国刊物在描述中国的糟糕情况时，总喜欢暗示，说那是新的灾难，是共产党新政权造成的。实际上，这些情况已存在许多年了。现在，美国报界把国民党统治下普遍存在的苛捐杂税、重复征粮、暴力拉夫等造成的后果，一股脑都算在了共产党的账上。国民党当政时，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这类情况了解得不多，那是由于亲国民党的美国报刊认为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予发表。在共产党政府带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时，美国各大报刊依然低估共产党的成就，正如我们当年高估国民党一样。

我相信，变革中国农业社会是如此迫切，又如此复杂，只要共产党做出一小部分的改进，就能获得中国农民的拥护，维持政权稳定。无论从前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观感如何，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国内、在相当时期内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本书即将出版时，美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图看起来还相当陌生，许多人总喜欢用欧洲的先例来进行解释。有些人扬言，苏联帝国主义者会把中国变成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卫星国”。有些人则希望中国能像南斯拉夫那样转过来反苏。有人已预言，一旦中国巩固了政权，他们就会主动追随苏联的模式，千方百计地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将一切生产资料国有化，而不顾改革过程中对人民造成的伤害。

还有其他更多的猜测，我怀疑和上述臆断大同小异，兑现的可能性极小。当然苏联无疑会努力把中国的经济前途同自己拴在一起。他们也可能施加压力，争取边境少数民族的自治。他们也可能在中国安排“不冻港”，与美国的巴拿马运河协定异曲同工。假使苏联果真愚蠢地提出要求，肯定会在中国掀起一场怒潮。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对传播“铁托主义”肯定会更为热心。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是新生的伙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长期地留在苏联阵营。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他们不是苏联的仆从，而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并非国际大棋局的玩物。依据我的想象，只有当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苏联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同苏联的关系才会破裂。

从公开的计划来看，中国共产党没有走苏联的激进道路。原因显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当时统一战线和温和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非常有利。他们说现在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允许其他政党和私营企业的存在，直到大部分中国人都受到了足够的教育和训练，中国也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然后再平稳地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声称这个时期也许要长达半个世纪。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诚的。如果采取冒进手段，中国可能会陷入极大的混乱，严重程度要超过苏俄内战结束后的状况，甚至会引发一场反革命复辟。也许至少需要经过一代人，中国农民才会断绝对私有土地的迷恋。

若要探讨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前途的其他问题，最好回顾一下中苏共产党领导人迥然不同的经历。许多苏共领导人在掌权前是从地下工作、监狱、流放中坚持过来的。沙皇政权轰然倒塌后，他们只用了两三年时间便巩固了政权，但随即又遭到了列强的封锁。这种背景很容易使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像对待纸上的统计数字那样对待苏联公民。

但是毛泽东及其同志是逐步取得政权的，这个过程经历了20多个年头。从1927年开始，他们就生活在他们掌权的那部分区域。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为止，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与群众保持着亲密接触，从村到村、从乡到乡，对农民做了不计其数的说服工作，由此他们的政权逐步扩大。他们研究并熟悉人民，而且让理论根据人民来调整，而非反其道而行之——生硬地让人民接受理论。

我认为，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创新的、独特的，其基本原理出自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但在那样非西方化的人民中间，在如此大不相同的环境中成长，其结果是很难预料的。中国革命经历了100年的奋斗才推翻了封建主义，因此我怀疑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下一出戏也将至少延续100年。在中国达到现代化之前，还不能把一切设想周全。到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可能是共产主义的，也可能是非共产主义的，或是另外一种现在还没有发现的形式。

展望未来，美国与苏联对在华利益的争夺不会无限扩大，除非在一场核战争中，所有国家一同消失。同时，有些美国政客拒绝承认这个把中国引向未知前途的新政府，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像天文学家拒不承认一颗行星，只因为它偏离了他们预测的轨道一样。

我有许多中国朋友，我也欣赏中华民族。我希望他们可敬的民族气质会勾画出将来革命的轮廓。中国的民族品德是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才形成的，给中国带来了闻名于世的悠久文化，我对他们的前途非常乐观。一个集合了和谐人际关系、无处不在的昂扬状态、尊重个人价值的国家，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期待。中国农民得到了一个能给予他们政治权利的政府，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值得欢庆的时代。

在共产党中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从高将军司令部回来的路上，在北平南边有几家铺子，路旁一家新开张的铺子在出售花生、草鞋等杂货，这家店主遵循传统在店门两旁贴上了红纸对联，以示新张之喜，但他能想到的传统词句可能不够意思，因此想加点新思想又能表示吉祥如意，于是对联上写着：

庆解放大军胜利，生意兴隆通四海。

祝马列主义实现，财源茂盛达三江。

当我在5月上旬回到北平的时候，深感城市与乡村鲜明地划分出了中国的两种面貌。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乡村平原上，人们生活在令人振奋但略显单调的气氛中，从清早的简单早餐开始，眼前每个人都不断忙活着农事或备战事宜。绿色的田野和棕色砖坯屋的村子里，除了蓝色的便服和灰色的军装，再也看不到多少其他颜色。

北平城内正是五彩缤纷的春季，古老红墙内的御花园里百花争妍，紫丁香、牡丹、芍药纷纷盛开。街上满是穿着亮丽薄衫的活泼女郎。傍晚，天空都被霓虹灯照耀成一片粉红色，戏院和日本人留下来的酒吧间都是镀金镶饰，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官员们在里面寻欢作乐。接收大员利用职权之便使这座城市深受其害，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摧残了奄奄一息的正常工商业，但灾难仍毫无止境，许多北平人重新以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方式对待狂热的娱乐病，而且常常用冷嘲热讽的闲谈和谣传来掩饰不满。

在茶馆里海聊能听到中国各地的传闻。当时国民党政府已还都南京，我也在北平听到了那里的一则消息。私营江轮不在南京下锚，因为捐税和官员勒索过重，停船便是赔本。一个美国人带着家属和几个装家具的板条箱从家乡来到上海。他告诉我，上海码头堆满了进出口的货物，由于官吏作祟，法规名目繁多，致使货物堆积如山，大批货物腐坏，只得丢弃。他的几只板条箱从船上搬下来，经过海关检验后搬到一家不远的旅馆，花费的钱只比横渡太平洋的船费少一点。

一件小事可以概括国民党在北平的作为，它是我的朋友老叶亲身经历的。他去北平几里地外给战前去世的父亲扫墓，看坟的农民家属告诉他，日军曾在附近办了一所军用农场，没收了许多邻近土地。日本投降后，农民们收回了被没收的土地，照旧分割成了小块田地。然后国民党官员发现了这里的情况，便告诉农民，这土地是日军财产，须由接管单位重新没收。幸运的是，老叶与官方做了疏通，土地因此没有被没收。但这件事情，曾引起了居住在离共产党辖区只有一二里地的农民们的关注，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叶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是很典型的。他在战前曾留日学农，一直想学以致用，不管政权如何更替，他总想一心扑在贫瘠的土地上，期望为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有所贡献。回到北平时，他渴望了解日本人在农业问题上做了些什么。他发现，日本人想把华北占为长期殖民地，便为此进行了大量有关水土保持、土壤潜力、粮食生产的科研工作。他们的实验和调查远远超过国民党在战前所做的工作，而且将结果有条有理地打印了出来。但是，接收人员对此毫无兴趣，也不想保存这些资料。他们只对靠着接收工作可以暴富有兴趣。这些看起来不值钱的印刷品被一大捆一大捆地堆在日本办事机构或研究机构的地板上，好些资料已被看管楼房的士兵作为燃料烧掉了，没收时也只是作为杂物处理。

在当年春季从重庆回到北平的非官方人士中，就有艾丽斯。这位女士谱写了无数非秘密工作的传奇。我见到她时，她刚从共产党辖区归来不久，我问她，她那个女儿——领导过青年救国暗杀队、在放映电影时炸死过汉奸——现在怎么样了。她告诉我，他们痛苦地醒悟过来了。她的女儿一直为国民党冒着重大危险，相信在遥远的西部，国民党政府是完美无缺的。在他们亲眼见到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后，有些人已倾向于共产主义，但大部分人已丧失了政治信仰。有一位领导人是个男青年，在一次失败的投弹中丧失了一条手臂，他声称将来会做盗贼或者牧师，但迄今尚未打定主意。

初夏时节，一个青年来探访我。8年前，他是我的家庭服务员。他告诉我，在战争时期，他学会了汽车修理的技能，在一家日本车厂工作。他本想去西边的国统区，但妻子和孩子的生活难以维持。他说，为了表达爱国心，日军车辆进库修理时，他总是做得既慢又差。在适当的场合，他也真的冒险搞了些破坏，如把白糖倒在油箱里等。

他说：“我十分遗憾，悔不该置全家于险境。现在国民党政府从西边迁回来了，为这样的政府卖命真是不值。日本投降时，我拿出全部积蓄与人合伙买了一辆卡车，经营运输业务，可好日子没过几天，目前捐税太重，勒索盛行，我们大概要把卡车卖掉了。现在物价暴涨，甚至都买不起孩子的鞋子。日本人占领那会儿日子其实还好过些。”

1946年一整年，国民党干了许多粉饰面子的勾当以掩盖它的不负责任，其中一项就是开办汽车厂，取缔人力车。到了夏季，一辆象征性的简易汽车在上海用现存零配件组装了出来。在大吹大擂中，这辆汽车被运往全国各地展览，还在北平等大城市的街道上行驶过，车上挂着巨幅蒋委员长的肖像。后来不曾见再有汽车造出来，人们也继续坐在人力车上神秘地苦笑。通货膨胀直上云霄，物价达到了天文数字。在黑市上，国民党官员大肆出售美国军用卡车，一时间出售汽车成了发财致富的好买卖，购进者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北平茶馆里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一个还乡官员到达机场后乘人力车进城，到达旅馆后拒付车费。人力车夫骂他，结果他傲慢地回答：

“我刚从重庆乘美国飞机飞到这里，它都不收我分文，我凭什么还给你这么个人力车夫钱？”

到了夏末，物价直线上涨，我的房子月租金已经高达折合40美元的价格。在北平附近，国共两党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几里远的城外，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车车队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伏击。军调部的气氛也进入了冷战状态。国民党撕毁保障政治自由的诺言，警探们开始秘密拘捕可疑分子，还使用武力驱散学生示威运动。我因为老叶与民盟的关系而受到了警告，住房也受到了监视。

依我的看法，北平之所以不能像以往那样成为一处安乐窝，是因为美国蹚进了中国的浑水。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足可证明这个论断。当时，我同军调部的几位美国友人乘吉普车去城北20多英里处的十三陵旅游。这处宏伟的名胜古迹古树参天，陵道两旁布满神兽石雕，很值得一观。

我们知道十三陵外的山区有共产党军队，但以为陵区或许无人居住。在第一处陵墓前边，我们被两名骑马的年轻共产党军人阻拦，他们把我们领到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家，这家农民祖祖辈辈看管这座皇家陵园，从他那里我们听到了几天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一队改编伪军驻扎在十三陵以南数英里处，那天他们突然包围了一个有200多人的村子，村中有20多名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在进犯前的半晌，他们竟然用迫击炮不停轰击村子，结果炸死一个农民，炸伤数人。当他们真的进攻村子时，共产党游击队员早已远走高飞，但他们还是洗劫了村子，抢走了储粮和最好的家具、被褥。两个农民因抵抗被刺伤，其中一人受了致命伤。几个稍有姿色的姑娘被强奸，一个老妇人因保护儿媳也被刺伤。遇难者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有人或许会说：内战总归是残酷的，共产党有时也会粗暴地对待地主。依据我的所闻，这是真的。我没听说劫掠明陵村庄的原伪军装备了美式军械，但是我们驱车回北平时，却见到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哨兵。美国是原伪军的后台老板，没有美国的帮助，整个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和原伪军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建立。北平城和从北平到沿海地区的交通线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美军就是蒋军和原伪军可以如此猖狂暴虐的后台。

日本投降前，我赞同美国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逼迫蒋委员长采纳史迪威将军的改革建议。现在我依旧认为，当时的军事冲突证明了我之前的观点是正确的：大部分中国人拥护改革，改革也许会成功。但在日本投降后，我却开始发现，美国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应尽力克制单边行动。这样可以避免让美国人不自觉地担当不光彩的角色：美国人简直像是在按倒农民的女儿，供蒋军和伪军强奸一样。由于美国的国民性和世界地位，我们应当采取与别国联合行动的对外政策，或与联合国携手，如此才更容易取得成功。

我们对于美国以外的情况仍旧如此无知，因此很容易受骗上当。举例来说，国民党就是用花言巧语迷惑我们，才得以利用从前的伪军的。另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战后的在华活动。从字面上讲，它是一个国际组织，旨在执行联合国的救济计划，但由于美国承担了最多的经费，而且中国被认为是美国特殊利益圈内的国家，因而中国善后救济工作的指导权和几乎全部执行权都被美国人掌握。经美国同意，国民党成立了中国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发放救济物资。联合国规定，不问政治倾向，所有救济物资都应发放给所有遭受战争灾害的地区。根据这项规定，共产党地区应得全部救济物资的25%到30%，但美国人允许国民党横加干涉，后来即便加以制止，共产党辖区获得的物资总数也不到总额的5%。

其次，美国已成为极其富裕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与我们交往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促使我们有时会轻率地使用强制力量，有时甚至还采取诈骗的办法，从而损害了本国的国际信誉。1945年，我们进行了遍及全中国的海空大抢运，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为了讨好国民党而违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规定是另一个例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活动也表明，握有权力的美国人来到依靠美援的国家也会腐化堕落。许多应在共产党辖区发放的救济物资出现在了国统区的黑市上，许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职员满载而归，远远超过工薪所得。

陈纳德将军组织了一个“慈善”航空公司，大概是揩救济总署之油的第一流手段。在战后初期的中美关系中，救济项目曾是光辉的一笔。当陈纳德再次从美国空军退役后，他回到中国，并建议成立一家运输救济物资的航空公司。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航空队建立资助了好几百万美元，但还是要按正常价格付运费。飞机如有剩余吨位也能运载别的货物，利润归公司所有。没过多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付的运费便已超过初期对航空公司的投资总额。这家公司也成了陈纳德的“私人小金库”。

我相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高级职员必会对这个方案表示惊异。他们曾反对过一年，但最后屈服于蒋委员长的个人意愿，违心地批准了。于是，这家“慈善”航空公司在独裁的中国“合法”了，但在国民党圈子之外仍难免产生恶劣的影响。当这家航空公司偿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债务之后，国民党的中国救济总署官员对陈纳德表示愿意继续合作，把原可陆运的大批物资交给他空运。陈纳德完全控制公司后，便开始给国民党提供准军事性的援助。

和平时期的单方面行动易于招致纠纷，因为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总能引发无数激情。一个民族的个体太容易与整个民族同一、混同起来，马歇尔将军在谈判中痛苦地领会到了这一点。他的停战协议墨迹未干，国共双方就开始谴责他，认为他是代表美国利益，而非出于善意。民族激情本应与调停无涉，结果竟让马歇尔最终失败。

同样的情况在北平低一级的谈判中也能见到。在军调部设在各地的小组内，大多数美方代表都和马歇尔一样正直和富有耐心，但当他们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时，两方的中国同事都责怪他们为美国人的利益说话。同时，北平公众痛感和平日益渺茫，也觉得美国人应负一定的责任，于是开始挑剔美国人不受公众欢迎的外貌和行为，然后再经一番添油加醋后，便认定美国人都是不道德的。

有几位美国官员，特别是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同纳粹德国与维希法国的侨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因为这些家庭都有漂亮的女儿且家境优渥。这就招致一般中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他们愿意同任何白种人联合起来欺负非白种人。北平有很多穿美军制服的中国人——有些是在黑市上买来的，有些来自曾在西南任职、现已离职的美军人员。有一次，美国宪兵听信了一个坏建议，在黑市上没收美国供应的物资，并有一两次在街上强迫中国人脱下身上的美军军服。这下子可惹恼了不少中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傲慢无理，不堪忍受。

到了1946年秋天，美国的内战调停工作已告失败，军调部虽然依然存在但已停止办公，工作人员的家属允许来华以及从美国进口家具和汽车。于是，愉快而舒适的美国社区很快便引起了众人的瞩目——别忘了，北平是一座受到战争威胁的城市，而这场战争的发生也有美国的责任。这种想法很快使北平公众忘却了日本投降后几个月中美国人的种种努力。他们认为美国人都是冷血动物，想利用中国内战捞到好处。其实，这本是我们不愿掺和进去的一场纠纷。年末，北平举行了第一次反美示威运动；接着，在全中国其他美国人被关注的城市，也相继发生了抗议或示威事件。

假定对中国的干涉、谈判和驻守活动由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分担，那么尽管还是会招致中国人的抗拒，但敌对情绪至少会少一些。中国人容易对美国一国怒气冲天，却很难怨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若是有其他国家做比较，美国在中国虽然难免会犯下种种过错，但不至于引起如此可怕的怒火。假使联合国在中国调解和平也归失败，责难也不会由美国独自承受。

采取联合国行动而非美国单边行动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在外交事务中造成一种我们在国内事务中所习惯的氛围，发挥我们的特殊才能。通过美国的实践，民主成了一种消极的思想，但其妙处也正在于此。民主能把种种事物容纳在一起，能形成一种纷繁的观念和多个派别可以并存的环境。民主只要能得到自由和繁荣的哺育，无须多加鼓吹，也无须把它转变成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现代观念中的能动的思想意识。民主能保持不同意见的平衡，并不要求整齐划一，所以当我们在外交事务中放弃这个原则而单方面行动时，就往往会犯错误。在外交事务方面如要获得成功，也应该借鉴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就是使各方面都得到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正是用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协调国内分歧的。

当然，马歇尔在中国调停时也有三方代表参与——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但这还是不够，因为任何一方与其他两方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若是扩大谈判的范围，固然也有失败的可能，但至少能让美国更好地发挥折中之术，如其在国内政策中所表现的那样。

1946年，不少我在战时内地认识的中国男女友人来到北平居住。他们有些是新闻界人士，有些是大学师生，还有一些在军调部工作。我最熟悉的是几位民盟成员，还有一些无党派人士和几个共产党员。以前我也有过国民党朋友，但后来大部分都和我断绝了往来，剩下的个别人也话不投机、若即若离。

我非常喜欢朋友之间那种真诚、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我8年来两次来华的收获。我们的相识部分是出于某些新的原因。回顾1935年，我初次来中国时，大部分中外人士的交往还仅仅是以礼仪相待，不能平等相处，还沾染着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遗迹。外国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就像美国人生活在英国人或法国人中间那样——是罕见的，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行为，人们会说他成了“土包子”。

但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比过去多得多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其中很多人的工作促使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人交朋友。有些人喜欢上了中国，战后自愿留下，或是担任记者，或是加入救济总署等机构，或是从事工商业。战后的北平有一小块地，明显地成了中美人士杂居的区域，在那里大家亲切而不拘礼节，这种情形在战前是从没有过的。我相信，1946年在香港和上海也会有类似的真诚场面，可惜晚了些。但最起码，少数美国人和中国人已经开始平等、真诚、亲切相待，就像宣传里说的那样。

在我离开北平前的几个月，我开始感到这片美国的“桥头堡”和我在其中的住处一样，都已经朝不保夕了。有时事情看起来是这样：不管中美双方怀有多么强烈的主观愿望，只要中美关系由美国的强大力量和逐利态度左右，双方就无法继续友好相处。中国人是讲礼数的，不愿伤和气，因此我往往不必为捍卫美国的政策而争辩，免得陷入尴尬境地。我也倾向于避免争论，只是承认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误解，但怨气却会在其他零星小事上发泄出来。

对于如何管理我们这间半中半西的房子，我和老叶之间有过一场令人痛心的争吵，那是在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后不久。李、闻二位是民盟的领袖，住在昆明，我和老叶都与他们熟识。他们很可能是被国民党特务利用美国海军提供给他们的枪支杀害的。我还想到，7月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中国记者聚餐，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蛮横地攻击美国人的写作如何虚伪、如何充满了铜臭气。然后我又想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分队不合时宜地举行了独立日纪念活动，耀武扬威地飞越北平上空和共产党邻近区域，仿佛在嘲讽中国人还没有完全独立，主宰不了未来的命运。

我住在北平期间听到人们谈起记者杨潮，他是我在桂林和衡阳结识的，我很喜欢他。后来，他在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美国战争情报局派了一个年轻人去上海收集日方出版物及其他情报。年轻人从上海归来时途经共产党游击区。他回到国统区时立刻遭到了逮捕，在严刑拷问下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并声称杨潮也是共产党。于是杨潮像通常那样不经审讯便遭到了逮捕。这个消息流传到战后的北平到我听说时，杨已被囚禁数月，最后在上海附近的一所国民党监狱被拷打致死（死的时候眼珠被挖掉，舌头也被拔出）。

后来，我又听说严刑拷打的细节是虚假的。杨潮患上了疟疾，狱方不予医治，因此身亡。他的妻子去探监时，他已经眼不能视物，口不能说话。于是，她悲痛地认为他肯定被上了刑。但是我并未感到丝毫的宽慰。杨潮是经我介绍而参加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的，他为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战时工作出了力，现在却被国民党迫害致死。虽则蒋委员长在杨潮去世以前就宣布释放政治犯，但面对这位美国机构的原职员，美国大使馆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营救措施。杨潮死后，美国的报刊和国务院倒是对欧洲共产党国家抓捕的政治犯十分关切。

到了1946年秋季，冷战形势初现，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关系自然不能逃脱。在我的非共产党朋友中，大多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共产党掌权后出国。他们估计中美不久便会被铁幕隔开，我也有相同的预感。私人交往已难以继续，也许在若干时日之后，还会发现我们必须彼此针锋相对。11月，老叶开始计划去共产党辖区，而我则搭上了美军运输机飞回美国。

一个面貌红润的美军少校在我身旁俯下身子，这时机身正飞离中国海岸线，飞离浑浊的黄海，飞向冬季的太平洋。这位少校来自军事援华团，专门负责训练蒋介石的卫队——简称MAGIC[41]——这正是国民党的看家本领。

少校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吧？我真是对她着了迷。看看我为妻子买的这个白玉戒指。我在中国只能待3个月，若是再多待一个月，我大概就会真正了解她了。”

[1]原文为“亲自耳闻目睹”。——编者注

[2]原文为“过早地夭逝”。——编者注

[3]原文为“响导”。——编者注

[4]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编者注

[5]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平，并自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编者注

[6]正如后文在介绍行程时所述，作者多次强调自己是来自中立国美国的，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其身份发生了转变。——编者注

[7]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编者注

[8]英国在1890年3月与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取得了在重庆的“开埠权”。《马关条约》后，日本也取得了在重庆的“开埠权”。——编者注。

[9]“流亡政府”指的是国民党政府，下同。——编者注

[10]孙中山因患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编者注

[11]作者所述有误。根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三三制”指的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编者注

[12]缅甸花豹指第五章中的寓言故事。——译者注

[13]《乐维昂·舍利》是一首平常的法国爱情歌曲。——译者注

[14]老头子指的是蒋介石。——编者注

[15]这几句来自《山村咏怀》，是北宋哲学家、诗人邵雍（1011—1077）所作的一首诗。——编者注

[16]手压车是一种四轮铁车，靠人手压杠杆，向传动器施加压力，在铁轨上行驶。本来是铁路局工务段用来巡视路基的工具。——译者注

[17]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黄河、涑水河间。横跨临汾、运城、晋城三市。——编者注

[18]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河南省政府由开封县暂迁至镇平县；1939年10月，再迁至洛阳；1942年4月，河南省政府由洛阳县迁至鲁山县。此处作者所述的历史情境发生在1941年，故与史实相符。1954年10月，河南省政府迁往郑州，现在河南的省会是郑州。——编者注

[19]郑县，即现在的郑州市。——编者注

[20]蒋介石为浙江奉化人。——编者注

[21]民国时期仍把今天的苗族先民称为苗人。——编者注

[22]“远东慕尼黑”，即“远东慕尼黑阴谋”，又称“东方慕尼黑阴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英绥靖主义者纵容日本侵华的政策。——编者注

[23]《文摘》，即《美国文摘》。——编者注

[24]《读者文摘》，美国知名杂志。——编者注

[25]《泰瑞与海盗》是美国系列连载漫画，讲述美国人泰瑞在现代中国的探险故事。——译者注

[26]内蒙古，指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其行政区分属于兴安、察哈尔、热河、绥远和宁夏5省。——编者注

[27]1912年10月，广西军政府从桂林迁往南宁，南宁成为广西省会；1936年10月，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往桂林；1949年10月，广西省会再次从桂林迁往南宁。此处作者所述的历史情境发生在1943年，故与史实相符。1950年2月，广西省政府迁往南宁，现在广西的省会是南宁。——编者注

[28]圣女贞德、维多利亚女王、凯瑟琳·科内尔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依次为法国民族英雄，英国女王，美国舞台剧女演员，美国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一任部长。——译者注

[29]本书被拆分为上下册，此处对应的是下册第四章。——编者注

[30]里切的原文是Leech，意思是水蛭。——译者注

[31]女子铆钉工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要宣传形象，象征着美国爱国女性走出家庭，投入到战争的大潮中。——译者注

[32]“饼干桶哲学”指的是简明直接的意见，起源是过去美国餐厅里常见的装着硬质薄饼干的大木桶，代指像大木桶一样朴实无华。——译者注

[33]抗日战争期间，因日军攻占南昌，江西省政府于1939年南迁至吉安县。由于吉安为赣江中游的重要城市，地势平坦，赣江水位较深，敌人容易沿水路、陆路进攻，所以省政府迁到吉安不到一个月就迁往江西中南部的泰和县。泰和县成为抗战时期的临时省会。1945年1月，日军地面部队攻入吉安地区，江西省政府再迁至宁都县。1949年5月，江西省政府迁往南昌，现在江西的省会是南昌。——编者注

[34]1942年7月4日广东省政府迁至曲江县韶关，1944年豫湘桂会战前夕，省政府因战事紧张，于6月迁至龙川县。作者4月下旬到5月初在韶关，故与史实相符。1949年10月，广东省政府迁往广州，现在广东的省会是广州。——编者注

[35]新滇缅公路，指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的始自印度东北部终至中国云南的公路。该路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编者注

[36]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建立于1937年7月，是纳粹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所建立的集中营，也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编者注

[37]抗日战争时期应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14年抗战。——编者注

[38]基斯顿警察是美国喜剧片中的人物。——译者注

[39]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旧译“联合国善后总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联合国家的国际救援组织，联合国系统中最早建立的机构。1943年11月9日由44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建立，负责向遭受战争之苦者提供物质救济，帮助其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编者注

[40]锡兰，即斯里兰卡。——编者注

[41]MAGIC是双关语，含有“魔术”的意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