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

第二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三章 前四代哈里发时期

第四章 倭马亚王朝

第五章 阿巴斯王朝

第六章 《古兰经》和“圣训”

第七章 伊斯兰教的教义

第八章 伊斯兰教教法

第九章 教派的形成与发展

第十章 伊斯兰教的神秘论者——苏非派

第十一章 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

第十二章 中世纪末期的伊斯兰教

第十三章 近代伊斯兰教运动

第十四章 伊斯兰教在中国

第十五章 二十世纪的伊斯兰教

前言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佛教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于公元7世纪初产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地区，随着阿拉伯人和哈里发国的大规模对外征服，很快就越出半岛的范围，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地域十分辽阔的伊斯兰大帝国。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历经变迁，目前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和东南亚地区。据各方面较为可靠的估计，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有9亿人左右，约为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仅次于基督教徒的人数。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或穆斯林在本国居民中占半数以上的国家有44个，一般称之为伊斯兰国家。其中亚洲有22个，它们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国、巴林、塞浦路斯、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孟加拉国、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文莱和印度尼西亚；非洲也有22个，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埃及、冈比亚、吉布提、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加蓬、喀麦隆、科摩罗，利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突尼斯、乌干达和乍得。

此外，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也是穆斯林聚居的地方。在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有些国家，穆斯林虽不占本国人口的多数，但绝对数也是相当可观的，例如，印度的穆斯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但总数已达8000万人。现在穆斯林几乎遍及世界各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存在多种宗教的国家。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即传入中国，目前我国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信奉该教。这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总计17597370人。①

伊斯兰教是具有国际性、民族性和群众性的宗教，至今影响着世界的广大人口，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强对它的研究，着重根据它“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②。伊斯兰教产生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有众多的穆斯林学者，从自身的信仰出发，著书立说，从各方面阐述伊斯兰教。从19世纪起，欧洲一些学者开始对伊斯兰教进行系统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现在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机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垣，白寿彝，对中国伊斯兰教史进行研究，发表了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教研究得到重视，从1964年开始，先后在北京、西安等地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但不久即受到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真正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不仅原有的机构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还在上海，南京、成都、银川，兰州。乌鲁木齐等地新建了宗教研究所（室）。伊斯兰教史研究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有待我们努力开拓。这本《伊斯兰教史》是我们研究的初步成果，奉献给大家，以期得到帮助和指正。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11月13日公布的《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3号）。

②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内容和体例方面，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我们所说的伊斯兰主要指的是宗教。国外一些学者，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往往对伊斯兰作出颇为广义的解释，它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包括全部上层建筑，而且包括经济基础在内。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在此专门加以说明。当然，在有些地方，为了叙述宗教上的某些问题，也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例如，要讲清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不得不谈到四大哈里发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对外征服和有关政策。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尽量讲得简明扼要一些。第二，在体例上，与一般历史书多少有些不同，除依年代顺序叙述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之外，我们对宗教本身的内容，如教义，教法、仪式、教派等，则另辟专章遵循其发展过程加以论述。这样既不失本书的系统性，也能使人对伊斯兰教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本书第11、13章由郭宝华执笔，其余各章由王怀德撰写。全书由王怀德通稿。书稿于1987年完成，1991年又进行了部分修改和补充。但书中缺点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1年3月于西北大学

第一章　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

一、阿拉伯半岛的自然条件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他们自己称之为“阿拉伯人的半岛”。但到伊斯兰教产生的时候，阿拉伯人已不仅居住在半岛上，而且还居住在半岛周围地区。另一方面，这时半岛上居住的不仅有阿拉伯人，而且还有其他部族，例如犹太人，但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的西南部，北界叙利亚沙漠，东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南滨印度洋，西为将亚、非大陆分开的狭长的红海，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

约在25000年前的第四冰河期，当欧洲和亚洲北部大部分地方为冰层覆盖的时候，阿拉伯半岛潮湿多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植物繁茂，猎物丰富。公元前15000年左右，当第四冰河期结束，冰层向斯堪的纳维亚退却以后，这里逐渐变得干燥起来，雨水减少，河道干涸，可耕地变成了辽阔的沙漠。而在最近的6000年间，这里的气候变化不大。

就整个地势来讲，阿拉伯半岛基本上是一个高原，西南部较高，逐渐向波斯湾和幼发拉底河降低。就地貌来讲，半岛大致分为三部分：山地、高原、低地（其中大部分是平坦的岩石沙漠）以及由鲁卜哈利沙漠和内夫得沙漠组成的荒漠地带。

从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经南部海岸，直至东南部的阿曼湾沿岸，是海拔1000米至3000米连绵不断的山脉。它们挡住了从海上吹来的潮湿的空气，是形成半岛内陆干燥气候的原因之一。西部为希贾兹山脉，它沿红海由北向南直至也门，绵亘1800公里。在麦地那附近海拔1200米左右，越往南越高；在塔伊夫以南，2000米以上的山岭蜿蜒起伏，也门的哈杜尔舒艾卜峰最高，为3160米；南面为哈达拉毛山脉，蜿蜒约1000公里；东南部为阿曼境内的哈贾尔山脉，主峰沙姆山海拔3352米。此外，在希贾兹——阿西尔山脉之东的内陆地带，还有一座山脉，即图怀克山脉，它南北蜿蜒约1000公里，中央部分大幅度弯曲，整个形状是向东突出。图怀克山脉的相对高度只有50至300米。

希贾兹山脉和图怀克山脉之间是纳季德高原，包括图怀克山脉的丘陵地带在内，一般称之为纳季德地区。高原的大部分为岩石沙漠，即在坚固的岩石上覆盖着一层薄纱。有的地方有一些由玄武岩和古时期岩类形成的明显的低丘陵。丘陵的东面以及达赫纳沙漠以东为低地，同样是岩石沙漠，沙层比纳季德的沙层还要厚一些。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小群的沙丘，并分布着一些绿洲。此外，西部红海沿岸一带也属于岩石沙漠。

在阿拉伯半岛上，南有鲁卜哈利大沙漠，北有大内夫得沙漠。两片沙漠之间隔着图怀克山脉，同时又通过狭长的内夫得、阿西尔和达赫纳（小内夫得）沙漠连接起来。从漫长的地质年代来看，这种沙质沙漠形成的历史不会很长。据估计，大约在6000年前，大致形成如同现在这样的气候条件，沙质沙漠的分布情况，是受自然地形支配的，橙黄色沙粒的形成，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西撒哈拉沙漠的影响。沙漠从内夫得经过图怀克山脉的两侧移向鲁卜哈利，因受三面山脉的阻挡而积聚下来，逐渐形成今天这样的大沙漠，还有一部分则填没于阿拉伯湾。大内夫得沙漠古时称阿利季沙漠，南北250公里，东西450公里，面积达56，980平方公里。狂风吹起的沙子形成连绵不绝的沙丘，沙色有白的，有红的。冬春两季，大雨滂沱，红沙地带绿草如茵，白色的沙漠则大部分不长草木，因它的沙子是由风化后的石英石形成的。这种美景只能持续一段时间，随后就是旱季。4月里热风从东面和南面吹来，使草木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枯槁了。大内夫得沙漠夏季成了一个大火狱。鲁卜哈利沙漠地区辽阔，北自纳季德，南至哈达拉毛，西自也门，经百赫拉，东至阿曼，位于北纬18度到24度，东经46度到54度之间，长约1，200公里，宽约640公里，面积约为647，500平方公里。

阿拉伯半岛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是世界闻名的为数不多的干燥地区。由于它地域广，沙漠多，各部分地势高低不同，加之红海和阿拉伯湾狭窄，减弱了海洋对气候的调节作用，使得各地区的气候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沿海地区，在夏季，从5月到9月末，炎热而潮湿，温度在40℃左右，年平均湿度在60%左右。冬季和夏季气温差别较小，即使在冬季，气温也很少下降到15℃以下。在内地的低洼地区，则炎热而干燥，湿度较低，一般在20%以下。温差很大，白天气温往往高达49℃以上，而一到晚上则变得凉爽宜人。沙质沙漠地区，白天和晚上的温差最为突出，据说，在鲁卜哈利沙漠，夏季白天的气温超过50℃，沙漠表面的温度高达70℃以上，晚上则降至30℃以下，由于毫无湿气，因而使人感到舒适愉快。山区的情况则不同，即使在夏季最热的月份里，气候仍然是温和的。例如，地处希贾兹山区的塔伊夫，气温要比相距仅仅100公里的吉达和麦加低得多，即使夏季，最高气温也不会超过400C。在冬季，沿海地区温度适中，而内地和高山地区气温则很低，晚上常下降到0℃左右。

阿拉伯半岛的雨水一般说来是稀少的，但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在半岛的南部和西南部，受季风影响，降雨期大都在7、8、9三个月，也门和阿西尔的部分地区，夏季雨水充沛。而阿曼的部分地区降雨是带周期性的，雨量也比较充足。在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同中东多数地区一样，雨期是在冬季，从每年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并且多为局部性的暴雨。但总的来说，北郎雨水稀少，中部雨水是罕见的，至于鲁卜哈利沙漠，是半岛上雨量最少的地方，据说许多年份是滴水不落，两次降雨之间有时竟相隔10年之久。

阿拉伯半岛上没有一条名副其实的河流，每年降下的少量雨水，要么渗入地下，聚集在不透水的地层，然后在绿洲地区涌现出来，或者通过掘井而被汲取出来；要么从各地流入海中，或者渗入沙漠。在半岛的许多地方有源泉和水井，给人们提供了生活上的方便。在也门、阿西尔、哈达拉毛，哈萨、阿曼和纳季德，有一些长流的小河渠。除也门和阿西尔外，耕地不多，只有在绿洲和谷地才有少量的耕地。

也门是阿拉伯半岛上富庶的地方，古时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当时罗马人称之为“阿拉伯福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马里卜附近的水坝遗址，证明了它昔日的繁荣。

阿拉伯半岛很早以来就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是地中海各国与远东交通的枢纽，有几条商道从这里通过，最重要的一条是汉志路，它由也门向北，沿江贾兹而上，直达巴勒斯坦，叙利亚，进而沟通与欧洲的联系，麦加就坐落在这条商道上。第二条是从也门的东北部到阿拉伯半岛中部，然后沿鲁马河道线（Wādi’r-Rumma）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南部。第三条是西尔汉河道线（Wādi’s-Sirhan），从半岛中部出发，经焦夫绿洲，到达叙利亚东南部。在古代阿拉伯人的历史上，商道对东西方贸易的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二、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和国家

在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早期的历史年代是不清楚的。“阿拉伯人”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用以指称阿拉伯北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在邻近各国定居人民中，这个含义已被运用了好几个世纪。在希腊和罗马的用语小，它第一次被引申来概指整个阿拉伯半岛，包括沙漠绿洲中的定居人民和西南部比较发达的文化。在阿拉伯本地，它似乎仍然是被局限于游牧人民，尽管定居的与游牧的阿拉伯人的共同语言被称为“阿拉伯语。”①

①〔英〕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历史上有许多人考证过阿拉伯各部落及其支系的宗谱，但一直存在着很多疑问。一些谱牒学家根据《旧约·创世纪》的记载，说北部阿拉伯人是易卜拉欣（亚伯拉罕）之子易司玛仪（以实玛利）的后裔，南部阿拉伯人是葛哈唐的后裔。我们且不论这种区分正确与否，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南北两部确实是有区别的。南北两大部又分为许多部落，在这里我们不一一详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历经变迁，到伊斯兰教产生时，居民的分布情况已有很大变化，例如麦加的居民属北方的尼萨里人，而位于麦加以北数百公里的麦地那的阿拉伯人则属南部也门人的后裔。

另外，这时的阿拉伯人早已越出阿拉伯半岛的范围，一批又一批地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地带。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与四邻的居民同出一源，统称为闪米特人即闪族人。②只是到后来，半岛以外各邻族的经济文化日渐发展，而半岛内的各族大多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相互之间的差异逐步扩大。历史上的闪族人是以阿卡德人，索米里人，迦勒底人，亚述人、腓尼基人，亚拉米人和希伯来人的名称出现的。

②源于“塞姆”一词，据《圣经·旧约》记载，塞姆是诺亚的一个儿子。

南、北两部的阿拉伯人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使用不同的语言，发展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今日被称为也门的地方，是一种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多定居，从事农业。有关南部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考古发掘出的也门古物中，有一个雕像是公元前2500年的文物。雕像腰带上插着一把匕首，与现代匕首不同的地方是，这把匕首的尖是直的，而现代的匕首则略带弯曲。米亲人、萨巴人和希米亚尔人交替统治着这个地区。“萨巴”大概是公元前10世纪兴起的一个国家，公元前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公元前750年左右建造的著名的马里卜水坝，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塞巴人与对岸非洲沿海地区，甚至可能与非洲内陆国家保持了商业的联系。塞巴人显然曾在非洲地区实行广泛的移民，并建立了‘阿比西尼亚王国’，王国的名称源自阿拉伯西南部的一个种族——‘哈巴莎’（Habashat）。”①马里卜水坝的决口结束了萨巴王国的繁荣。公元5世纪末，萨巴王国陷于衰落状态，希米亚尔人在南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最后一位希米亚尔国王祖·诺瓦斯皈信了犹太教。为了报复拜占庭帝国对犹太教徒的迫害，他对居住在那里的基督教徒采取了镇压手段，结果招致外来的干涉，受拜占庭支持的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军乘机进入半岛南部，消灭了希米亚尔王朝。但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为时不久，公元575年，波斯远征军侵入，驱逐了埃塞俄比亚人，将其变为自己的一个州。阿拉伯半岛南部仍处于外族的统治之下。

①〔英〕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20～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阿拉伯半岛中部和北部的情况显然与南部不同，这里主要是游牧民，即贝都因人，他们居无定所，逐水草而流动。雨季一到，他们便携带家室，赶着骆驼，到绿草如茵的沙漠中放牧。雨季一过，他们又离开火狱一般的沙漠之地。南部阿拉伯人也有北迁的，一种情况是为了经商，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在马里卜水坝崩塌后为形势所迫。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在北部沙漠边缘兴起的边境国家。阿拉伯人曾在约旦河谷和幼发拉底河谷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公元前8世纪时这里曾出现过由一位女王统治的阿拉伯王国。它臣属于亚述，一直存在到公元前610年亚述政权结束时为止。约在公元前5世纪初，阿拉伯人在西奈半岛以东地区定居下来，以后建立了国家，他们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纳巴特人”。纳巴特王国一度昌盛，其统治地区自亚喀巴湾以北至死海，并包括了汉志的一大部分。首都是彼特拉（Petra），位于现在的约旦王国境内。罗马人与纳巴特王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个阿拉伯王国成了罗马帝国与沙漠游牧部落之间的缓冲国。公元1世纪时，罗马与纳巴特王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结果，图拉真于105年将其吞并，把它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然而，它的地位为另一个阿拉伯王国巴尔米拉王国所取代。巴尔米拉国王奥狄纳在与波斯人作战中获胜，吞并了叙利亚。公元260年，拜占庭皇帝加里恩努斯（Galienus）承认他为东方的联合君主。奥狄纳执政时期是这个北部王国的鼎盛时期。他死后，由皇后宰娜布（Zainab）继续执政，但国势渐衰，拜占庭另一个皇帝奥里林于公元273年灭亡了这个王国。宰娜布当了罗马人的俘虏，悲惨地死在那里。

上述两个阿拉伯国家，都是建立在游牧和半游牧的基础上。它们址然繁荣一时，但总的来说只起着罗马帝国的缓冲国和藩属的作用，不如南部阿拉伯王国稳定而巩固。

在“希腊化”时期①，半岛内陆还兴起两个阿拉伯国家：利赫扬（lihyan）和塞穆德（Thamud），关于它们的记载很少，主要来自他们本国的碑文，《古兰经》中也有记载。这两个国家可能一度受纳巴特人的统治，后来才变成独立的国家。

①公元前323～前30年，地中海区域和近东起自亚历山大大帝逝世迄罗马征服埃及、奥古斯都皇帝即位的时期。

在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由半岛南部迁移到北方的三个部落：拉赫米族、加萨尼族和京藏族。这些部落“在这里创造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较晚期的、与伊朗和拜占庭帝国有直接联系的文明”。伊朗和拜占庭为了保卫自己的边疆不受侵扰，不得不与阿拉伯部落签订条约。这些部落所建立的王朝起到了缓冲国的作用。

公元3世纪时，一个原籍部分属于阿拉伯的部落迁移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在古代巴比伦附近扎下营帐，逐渐形成村落，后来发展成为希拉城。随后，一个望族的首领拉比亚·拉赫姆建立了拉赫米王朝。拉赫米人与波斯祆教徒结盟，实际上是波斯人的藩属，虽然他们自己信仰的是景教。这个国家实际上对波斯起了缓冲国的作用。6世纪末7世纪初，拉赫米人与其宗主萨珊王朝发生冲突，伊朗派总督取代藩王，灭亡了这个国家。

加萨尼人自称是南阿拉伯萨巴王国末代国王艾米尔·穆扎奎亚的后代。穆扎奎亚于马里卜大坝决口前逃到国外，带着他的财物和随从流落到北部。他们在叙利亚南部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成熟的部族。他们信奉了基督教的一性论派，文明也达到了比拉赫米人更高的程度，但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没有固定的地盘，最喜欢活动在大马士革以南巴尔米拉与南部边界之间。有关他们历史的记载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罗马帝国视其为边境的保卫者，公元529年查士丁尼皇帝任命一位加萨尼人为叙利亚阿拉伯各部落的首领，并授予他最高的罗马贵族的称号（帕特里齐亚）。

公元6世纪是拉赫米人和加萨尼人的昌盛时期。这时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随后，萨珊王与拉赫米人之间，拜占庭皇帝与加萨尼人之间也发生了纠纷，使他们的力量大为削弱，这有利于后来穆斯林的征服。

京藏族是这个时期由南方北迁的第三个部落，它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停留下来以后，于5世纪末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王国。京戴人与拉赫米人为邻，前者经常对后者实行侵袭。529年，拉赫米人转为反攻，给京戴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京戴王国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却是三个王国中最重要的一个。

整个来讲，可将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分为两部分：游牧民（贝都因人）和定居居民，其中前者占绝大多数，但“真正决定阿拉伯历史的是定居的因素”①。游牧民逐水草而居，靠牲畜产品过活，食其肉，饮其乳，衣其皮毛，并以其皮毛制成帐幕。雨季到来，他们赶着牲畜到很远的地方放牧；雨季一过，他们又回到沙漠的边缘，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如果需要其他东西，如椰枣、衣服等，就拿自己的畜产品去和别人交换。

①〔英〕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我们从流传下来的诗歌、故事，谚语等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拉伯人有自己的特性，他们大都勇敢善战，忍受患难，慷慨好客，忠于友情，信守盟约，有仇必报，反抗强暴，保护弱者。这无疑是自然条件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另外，按照阿拉伯人的道德观念，劫掠是一种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行动，有人认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经济上调剂余缺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尽量避免杀戮，因为这可能导致血亲复仇。他们有时也俘虏对方的人，但往往是为了取得赎金。

三、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状况

在阿拉伯半岛，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半岛的南部地区，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农业就有了发展，出现了手工业生产和商队活动的中心——城市，并且先后建立过几个国家。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南部各国早已存在着具有早期奴隶制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时存在着相当多的原始公社制和氏族制的残余。在社会生产、主要是农牧业生产中，除奴隶劳动外，联合在村社中的自由农民的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元5—6世纪，在南部的希米亚尔王国，由于经济的逐渐衰退，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同时，伊朗和拜占庭之间为争夺联系东方和地中海沿岸各国之间的海、陆商道控制权，也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角逐。先是拜占庭支持下的埃塞俄比亚人侵入，接着是波斯人取而代之。内部矛盾的加剧和外族的入侵，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民要求驱逐外敌，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

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地区，因有重要的商道通过而受益匪浅。麦加坐落在这条商道上，城内有干旱地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水泉，遂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这里还有著名的克尔白寺，周围各部落或氏族在该殿供奉着自己崇拜的神。规定每年都有禁月，人们不但要到这里朝觐克尔白殿，而且要进行商品交易。各部落来的人用他们的畜产品换取城市生产的手工业品和由国外运来的商品。古莱氏部落是麦加的主要居民。这个部落的上层掌握着城市的政权和克尔白殿的祭司权，管理着城市的经济。

公元6—7世纪初，西部地区是半岛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特别是在麦加等城市里，虽然部落和氏族的形式依然存在，但“共同的物质利益似乎正在代替共同的血缘以决定关系的疏密”①。这里的商业和高利贷加速了原始公社制的解体，贫富日益悬殊，奴隶占有制开始形成。富裕的商人和高利贷者不仅可以雇佣自由民，而且可以占有奴隶，甚至贩卖奴隶。《古兰经》中有不少地方谈到释奴问题，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①〔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游牧民通常依血缘关系结成为部落，每个部落便是一个基本单位。当然部落下面又分为若干氏族，这是最小的社会集团。一个游牧民如果脱离了自己的部落，又得不到别的部落的庇护，那就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袭劫和部落斗争是游牧社会最显著的特点。一个部落往往会对邻近的部落发动攻击，迅速赶走其牲畜，有时也掳掠妇女和儿童，目的是索取赎金。为了抗御外来的侵袭，进行自卫，或者向敌方发动攻击，便结成部落联盟。天长日久，原来的许多小部落便合并成大的部落，统属于一个大族的名下。到后期，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谢赫）的地位往往被有势力的家族所独占。这一家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强迫其他家族承认其首领的权威，并团结在他的周围。这时“在那些被认为是显贵的家族与其他家族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区别”①。

①〔英〕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阿拉伯半岛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从亚洲到欧洲通商道路的改变，原先同东方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衰落了，这就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四、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在古代，宗教观念最初的产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感到变化莫测，无能为力，于是产生一种神秘感。在伊斯兰教产生前的所谓“蒙昧”时代，②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同时，犹太教和基督教也有传播。

②穆斯林把穆罕默德以前的阿拉伯社会称为“蒙昧时代”，穆罕默德后的时代称为“伊斯兰时代”。所谓“蒙昧”并不是和“知识”相对的意思，而主要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划分的。伊斯兰就是“和平”、“顺从”之意，与之相对的是“战争”“仇恨”“骄矜”“暴怒”。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阿拉伯半岛的地形独特，气候奇异。也门得天独厚，农业发达，实为半岛上之福地；内地分布着广阔无垠的沙漠，而大大小小的绿洲则呈现一片青翠；大地干涸少雨，而清泉却给人以生的希望；天气瞬息万变，时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时而风和日丽，一片宁静；白天烈日炎炎，夜晚则明月溶溶。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灾难和痛苦，同时又给人们带来好处和幸福。对这类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解释，于是就产生种种的幻想和假设，把一些自然现象和过程看作有意识的实体在活动。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强加到与自然界的关系上面，认为给他们带来危害的东西具有精灵，而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东西则具有神灵，从而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所以《古兰经》说，他们“敬事许多神灵”（《古兰经》36:34）。①据记载，阿拉伯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所引《古兰经》经文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马坚译《古兰经》。以后凡《古兰经》引文的注只注明其章节，不再说明引自《古兰经》。冒号前为章次，冒号后为节次，例如括号内的（36:74）即第36章的第74节。

首先是对大自然的崇拜。水是人和其他生物不可缺少的东西，而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方雨水稀少，于是阿拉伯人视雨水为“救星”，视泉水为神水，麦加的渗渗泉被奉为圣泉即为一例。岩石具有不同的形状和色彩，在人们生活中有不同的用途，于是一些岩石被视为具有神灵的东西，或者把它当作神的住所（别季尔）加以崇拜。所谓别季尔，就是被竖立起来的石头，信仰别季尔的人们定期（大概在春季和秋季）排列成队，围着它旋行，并且抚摸它，以祈求从它获得力量。别季尔有的固定在一定的地方，有的则随部落流动。在后一种情况下，战时还起着部落保护神的作用，上面覆以华盖，放在骆驼上搬运。麦加克尔白寺墙上镶的黑石（实为一块陨石）至今被视为圣物，到麦加朝觐的人都要亲吻它或抚摸它，就是这种习俗的遗迹。

其次是对天体的崇拜。天上布满繁星，光泽不一，变化莫测，在夜间还可以给人指示方向，于是阿拉伯人就把星星的变化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占星术。农业区主要崇拜日神，因为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太阳。《古兰经》在谈到南部的塞百邑时说，“我从塞百邑带来了一个确实的消息给你。我确已发现一个妇人，统治一族人，她获得万物的享受，她有一个宏大的宝座。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都舍真主而崇拜太阳”（27:22—24）。牧区主要崇拜月神，因为在游牧的贝都因人看来，炎热的白天过后，柔和的月光不仅使夜色迷人，给人带来凉爽，而且能使牧草着露，树木滋润，月亮不啻是他们的恩人。

第三是对动物、植物的崇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动物和野生植物是古代阿拉伯人借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于是产生了对动物、植物的崇拜。各地有不少被崇拜的神树，麦加东面纳赫拉有三棵大树，被视为乌札神的圣所，人们向其顶礼膜拜，供献祭品。动物崇拜已不十分流行，但仍有存在。例如，母驼生了五胎，第五胎又是母的，主人就将它的耳朵割开，从此不再骑它，也不再用它驮货；公驼的后代能生殖繁衍时，它自己就可“告老”，不再服役，无论走到哪里，人们也不驱逐它。伊斯兰教产生后，对此都加以否定，说“真主没有规定缺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免役驼”（5:103）。

第四是祖先和灵魂崇拜。阿拉伯人认为，死亡并没有使灵魂与躯体立即分离，认为死者“是在自己阴暗的住所香甜地睡着，而且在一定时间内还具有某种半知觉状态……妇女们仿佛想以自己的赞歌和嚎叫来挽留住那力图迅速摆脱其死亡外壳的灵魂。男人们则应诺他们不把复仇置于脑后”（拉缅斯语）。他们甚至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死者的灵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因此活着的人的行为要对死人负责。诗人担负着祭祀本族亡人的职务。埋葬死者通常都有一套固定的礼俗，要举行献祭，祭品多为骆驼，断其筋腱，使其死于墓前。贝都因人不往死者的坟头上加添石头或树枝，也不乘骑从坟旁走过，想使死者得以安适，并祈自己得到祖先的保佑。

第五是偶像崇拜。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偶像崇拜在阿拉伯半岛普遍存在。每个部落都有自己奉祀的神，但他们也承认别的部落的神在各自范围内的影响，另外，同一个神往往也为不同的部落所崇奉，这可以说是各部落彼此接触，政治上逐步集中化在宗教方面的一种表现。《古兰经》中曾经提及旺德、素瓦尔，叶巫斯、叶欧格和李斯尔。据《古兰经》经注家称，他们原系阿丹时代的五位著名人物，死后被比拟为天，以偶像的形式受后人崇拜，具有人的形象。再如拉特、乌札和默那三位女神被置于一般的小神之上，受到崇拜。在南部的铭文中，被提及的还有阿萨尔神、辛神、纳克鲁神以及其他许多神的名字。这些神的作用远远超出一个部落的范围。某些圣地，例如麦加，对人们特别具有吸引力，许多部落从很远的地方到麦加去朝觐。麦加的克尔白殿供奉着麦加及其周围的部落和氏族所崇拜的偶像。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夕，安拉已取代原来的月神胡伯勒的地位，成为这里的主神，成为万物之神。庙会和赶集的日期也都与宗教活动发生联系，所交换的东西不仅有一般商品，而且也包括宗教用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庙会，因此也就是间接地由于宗教，阿拉伯人才有了共同的世界观，有了共同的风俗习惯，有了道义上的荣誉观念，同时他们驾驭一切方言之上的统一语言也有了富有诗意的固定表达方式。”①

①〔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犹太教和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对阿拉伯人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犹太教的传入远在公元前1世纪，到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地区，如北部泰邑玛、费德克，海巴尔，卧底古拉等地，特别是雅兹里布，都有不少的犹太教徒。据学者们考证，他们中既有古以色列被罗马人战败以后迁入希贾兹地区的犹太人，也有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人。在南部，也门的许多部落也信奉犹太教。

基督教传入阿拉伯半岛的时间要晚一些，这里主要是基督教中的两个派别：聂斯托利派（景教）和雅各派（一性论派）。基督教义在阿拉伯半岛传播后，不少阿拉伯人皈信，一些人还出家修行和建立修道院。在一些地区，“伊斯兰教以前，基督教的教义便普遍于阿拉伯人之中”。①奈芝兰是基督教徒在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的居住地，在这里有一座仿照麦加克尔白殿建造的基督教堂，他们想以此与麦加的“克尔白”争胜，被称为“奈芝兰的克尔白”。也有的历史学家讲，这所“克尔白”原为阿拉伯人朝觐的地方，基督教传入后才改为教堂。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犹太教和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例如，希米亚尔王国的祖·诺瓦斯国王信奉犹太教后，十分狂热，常帮助犹太教人压迫奈芝兰的基督教徒。公元522年，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两次派出大军，去帮助奈芝兰的基督教徒。525年，埃塞俄比亚人打败了祖·诺瓦斯，在红海沿岸建立了殖民地，直至575年被波斯人取而代之。至于奈芝兰的基督教徒，到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时期才被逐出奈芝兰。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在相当多的阿拉伯部落中得到传播。这些阿拉伯人之所以接受这两种一神教，是由他们的社会发展与旧有的氏族和部落崇拜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在阿拉伯人的观念中，又不可能不把这两种宗教的传播与他们的敌人，外国人的政治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接受了基督教但还分别受拜占庭和伊朗压制的加萨尼人和拉赫米人身上看到了不幸的结果。阿拉伯人需要一种更适合其传统和情感的一神教。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在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逐步加以否定。当时，一些自称先知的人们在阿拉伯半岛宣传一神教，以阿拉伯各部落政治联盟思想的表达者出现，如中部的穆赛里玛和图例哈，也门的艾斯瓦德，等等。这中间，哈尼夫教徒的一神教思想表现得较为彻底，他们被视为穆罕默德的先驱者。而穆罕默德则是唯一的最后获得胜利的人。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原始公社制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异族的侵略和统治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从而加剧了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南部地区；商道的改变，对阿拉伯半岛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使南部的商业一蹶不振，昔日繁荣的城市，变成荒无人烟的废墟，从而使希贾兹特别是麦加的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第二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正处在大变革之中。尽管阿拉伯半岛游牧民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在其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较先进城市的定居居民麦加是一个繁荣的、光怪陆离的城市，商业和高利贷经济的发展，金钱的亲疏关系正取代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变化加剧了贫富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穆罕默德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充分的根据说明，穆罕默德之所以能在他执行其使命中获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麦加入而不是一个贝都因人。①

①F.R.J.维霍文：《伊斯兰教》，第19页，伦敦，1962年英文版。

穆罕默德在世时没有留下自传性的材料，也没有人为他写传记。在他逝世1个世纪以后，穆斯林开始为自己的先知写传记，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写出了四部。后来还有不少人写穆罕默德传，但也大都是由上述几部作品和后来汇集的“圣训”演绎而来。这些作品在许多地方并不忠于穆罕默德的人品，往往把一些神奇的东西塞进他的传记。关于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文献是《古兰经》。根据《古兰经》和从其他文献中所获得的有限的证据，我们可以了解到穆罕默德一生的主要经历。

一、穆罕默德的青少年时代

穆罕默德大约于公元570年生于麦加古莱氏部落哈希姆氏族的一个家庭里。当时古莱氏人支配着麦加的经济政治生活，掌管着克尔白寺。古莱氏部落系北部阿拉伯人，他们到达麦加的确切时间不很清楚。据传说，原来在麦加占统治地位的是朱尔胡姆人，他们对进入麦加的外来人十分暴虐，胡扎尔人奋起反抗，将他们驱逐出去。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麦加和克尔白寺都掌握在胡扎尔人的手中。后来古莱氏部落来到这里，他们是半游牧民，居住在麦加周围。一个叫库赛伊的人领导古莱氏人从胡扎尔人于中夺取了麦加和克尔白寺的管理权。古莱氏部落分为十个或十二个氏族，7世纪初，在麦加占支配地位的是古莱氏部落的玛克苏姆家族和倭马亚家族。由此可见，从谱系讲，穆罕默德出身于当时的麦加贵族，但他出身的哈希姆家族不是富有和有势力的家族。

穆罕默德的童年是不幸的，他尚未出生，他父亲阿卜杜拉即死在外出经商的路上。父亲没有给他留下多少财产，据说只有五峰骆驼，几只羊和一名女奴。六岁丧母，后由他的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抚养。三四年后，祖父又去世，只好由他的伯父艾布·塔利卜收养。他的伯父也不富裕，他们的生活相当俭朴，穆罕默德早年不得不随伯父外出经商。关于穆罕默德早年的生活，《古兰经》有这样一段记载：“你的主没有弃绝你，也没有怨恨你……难道他没有发现你伶仃孤苦，而使你有所归宿！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路；发现家境寒苦，而使你衣食丰足。”（93:3—8）

后来，穆罕默德受雇于富孀赫蒂彻。赫蒂彻以前曾结过两次婚，每次结婚都生了孩子。她继承两位前夫的遗产，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商人。穆罕默德究竟什么时候受雇于她，并不确切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穆罕默德曾经勤奋地为赫蒂彻工作，可能还到半岛内和半岛外的许多地方为她经商，因而取得了她的信任。赫蒂彻向穆罕默德求婚。穆罕默德25岁时与比他大15岁的赫蒂彻结婚。在阿拉伯半岛，女方提亲的习惯并不通行，但鉴于赫蒂彻的社会地位和她拥有的财富，由她主动提出是可能的。

穆罕默德很早就跟随伯父或者与他人合伙经商，受雇于赫蒂彻后仍外出从事商业活动，在若干年内他到过半岛内外，例如叙利亚等许多地方。在旅途中他经历了严寒酷暑，风暴和战争，看到了各地的奇异风光和社会状况，积累了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增长了才干。据说，在一次旅途中，他根据天气变化，预报风暴将至，引导商队及早躲避，免遭损失。还有一次，有两峰骆驼在途中突然卧地不起，经他按摩后，骆驼又站起来继续前行。他小时曾练习过射箭，这就成了他旅途中护身的本领，并且成为打仗的内行。据说，穆罕默德20岁时就参加了部落之间的伏加尔战争。青年时代的穆罕默德已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加之他能言善辩，因而很受同伙们的敬佩。他能很好地完成别人对他的委托，得到族人们的赏识，因而获得了“艾敏”（意为“可信的人”）的光荣称号。

另外，他在外出过程中，还广泛接触到阿拉伯半岛各地的原始宗教，熟悉半岛内外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情况。所有这些，对穆罕默德以后的事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穆罕默德初期的传教活动

穆罕默德与赫蒂彻结婚，大大改变了他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赫蒂彻的钱财在斗争初期支持了他；赫蒂彻是他所创宗教的第一个信仰者，赫蒂彻所生的法蒂玛是穆罕默德家族的继承人。法蒂玛与阿里结婚后所生的哈桑和侯赛因都是伊斯兰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们的后裔（哈桑系的谢里夫和侯赛因系的赛义德）今日分布在伊斯兰世界的广大地区。

穆罕默德是一位勤于思考问题的人，他对当时的许多社会现象是不满的。他与赫蒂彻结婚后，除继续经商外，已经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去思考和研究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中东，从远古以来，凡是有一些家财并在思想和感情上为社会上的操劳和疾苦所烦扰的人，有一种退居到某个偏僻的地点去静思的习惯。”①据传说，穆罕默德当时常到麦加城郊一座名叫希拉山的一个山洞里去隐居静悟。他身带干粮，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有时长达一个月，然后回到赫蒂彻身边，为下次去山洞准备吃的。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独自静思和祈祷，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据他自己说，一天，当他在山洞里沉思时，突然有一种不寻常的感受，许多思想涌上心头，似乎听到一种声音在呼叫他的名字，他感到吃惊，慌忙回到家里。几天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听到一种清晰的声音，后来他说，这是大天使吉卜利里传达安拉的启示，说：“你宣读吧！”他回答说：“我不会宣读”。吉卜利里紧紧地抱住他，一直到他感觉筋疲力尽时才放开他，吉卜利里又对他说：“你宣读吧！”“我不会宣读。”穆罕默德照样这样回答。吉卜利里再次紧紧地抱住他，然后松开手说：“你宣读吧！”他仍然回答说：“我不会宣读”。于是吉卜利里第三次用更大的劲抱住他，放开后说：“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96:1—5）穆斯林认为，这是安拉颁降启示的开始，称这一夜为“授权之夜”（阿拉伯语为Laylatal-gadr），音译为“盖德尔夜”，意思是安拉授权穆罕默德将他得到的启示传达给他的同胞。说穆罕默德就是《旧约》和《新约》中预言要出现的先知。后来确定这件事发生在610年太阴历9月27日。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年在斋月（即赖麦丹月）结束时都要进行庆祝。

①〔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据说，默示曾经中断了一个时期。究竟中断了多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中断40天以后就恢复了。穆罕默德与大天使吉卜利里第一次会面后就感到恐惧，当启示再次颁降时，他余悸未消，浑身发抖，跑回家中，让赫蒂彻给自己盖上被子，以求镇静。对于这一情景，在《古兰经》中得到了反映：“盖被的人啊！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你应当颂扬你的主宰，你应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应当远离污秽，你不要施恩而求厚报，你应当为你的主而坚忍。”（74:1—7）穆罕默德平静下来后，把事情的经过讲给自己的妻子，是赫蒂彻帮助他坚定丁信念。自此之后，直至632年穆罕默德逝世之前，穆罕默德一直以安拉的名义针对不同的情况和问题发布“启示”。

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开始时是秘密进行的，首先皈依的是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接着就是他的堂弟阿里和他的义子栽德，然后是他的好友艾布·伯克尔。当皈依者超过30人的时候，穆罕默德于613年开始公开传教，选定一位穆斯林的宅院作为集合的场所。《古兰经》说：“你应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而且避开以物配主者。”（16:94）信徒的人数在逐渐地增加，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中间，有一些是麦加主要家族中有势力人家的子弟，但大多数人是出身一般中等阶层的没有多高社会地位的青年人。“要说明这一群人的特征，‘青年’和‘寒门’是最恰当的词语。”①后来，615年前后，当穆斯林受到攻击时，欧默尔的皈依具有较大的影响。

①〔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当时穆罕默德的一神教思想并不十分明确，他曾公开宣称古代阿拉伯人崇奉的三个女神：拉特，乌扎和默那是能够代人向真主讲情的较小的神。他最初提出的是一种简单的宗教。安拉被描述为万能的、善良的和爱人类的。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是永恒的，被造物的存在是暂时的，复活日到来时，将会有一次最后的裁判。他的这些思想和传教活动尚未危及麦加上层统治者和富有阶层的利益，因而也未引起强烈的反对。

615年，穆罕默德对上述三个女神全盘加以否定，将原来有关三个女神的言论称为“恶魔之言”，他说：“这些偶像只是你们和你们祖先所定的名称，真主并未加以证实，他们只是凭猜想和私欲。”（53:23）他的一神教思想更加明确，伊斯兰教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于是对他及其信徒的反对和迫害也就接踵而来。

三、迁徙（希吉来）

穆罕默德宣传安拉是唯一的神，认为一切偶像崇拜都是恶行。但他这时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偶像崇拜者都皈依他的宗教。“不信道的人们啊！我不崇拜你们所崇拜的，你们也不崇拜我所崇拜的；我不会崇拜你们所崇拜的，你们也不会崇拜我所崇拜的；你们有你们的报应，我也有我的报应。”（109:1—6）这可能是在其力量尚不强大的时候采取的一种策略，主张各行其道。后来，随着他的宗教思想的发展和穆斯林队伍的壮大，他的策略有所改变。

麦加占优势的多神教徒，尤其是社会上层、商人和高利贷者对穆罕默德宣传一神教的活动是不能容忍的。“麦加人的反对大半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这里根据了两点考虑：第一，并且是重要的一点，是一种恐惧的心理，唯恐宗教（指原始的偶像崇拜——引者）的废除和麦加圣地地位的丧失，将会夺走麦加作为朝觐和商业活动中心的独特而有利的地位。第二、麦加人反对一个没有权势的家族的成员以先知身份进行宗教宣传。既然麦加人的反对是由于经济原因，那么反对的形式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①从这时开始，直至穆罕默德及其信徒迁往麦地那为止，麦加氏族贵族与穆斯林之间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就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愈演愈烈。当时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玛克苏姆家族的艾布·贾赫勒和倭马亚家族的艾布·苏福扬。

①〔英〕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麦加多神教徒们认为穆罕默德的言论都是一些胡言乱语，他们以嘲笑、漫骂和各种各样的言辞攻击他，说他是“魔法师”、“骗子”、“狂人”、“疯子”。穆罕默德在传教初期用的是半谐音式的若断若续的合乎韵律的短句，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以前阿拉伯预言家们的萨支（有韵脚的散文），因此他们又把他与那时的诗人或占卜者相提并论。《古兰经》的许多经文都是对这种攻击的答复：“这确是一个尊贵的使者的言辞，他在宝座的主那里，是有权力的，是有地位的，是众望所归，而且忠于职守的。你们的朋友不是一个疯人，他确已看见天使在明显的天边，他对幽玄不是吝教的。这不是被放逐的恶魔的言辞，然则，你们将往哪里去呢？这只是对于全世界的教诲——对于你们中欲循规蹈矩者的教诲。”“这确是尊贵的使者的言辞，并不是诗人的言辞，你们很少信仰，也不是卜人的言辞，你们很少觉悟。”（81:19—28；69:40—42）穆罕默德说，多神教徒都是一些瞎子、聋子，有眼看不见安拉指示的正道，有耳听不见安拉使者的召唤。说他们犹如在疾雷闪电中紧闭双眼、紧掩双耳的人一样，怕见到光亮，怕听到声音。说他们死后要进天堂的大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他们要想得到安拉的恩惠，犹如徒手站在井台上的人想喝井水那样枉费心机。

多神教徒对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的攻击不仅限于口头上，他们还采取侮辱性的行为，将垃圾倒在他们的门口，殴打没有防备的穆斯林，甚至阴谋杀害穆罕默德。麦加最有势力的玛克苏姆家族的族长艾布·贾赫勒威胁哈希姆族的族长、穆罕默德的伯父和抚养人艾布·塔利卜，要他抛弃并交出穆罕默德。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经过一番策划，又决议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许多氏族结成联盟，对哈希姆氏族及其最亲近的盟友孟特里卜氏族进行经济抵制，不再与两氏族进行商业往来，也不再与他们通婚。哈希姆氏族显然顶住了这种压力，维持着自己通往叙利亚的商队。两年后，反穆斯大林联盟溃散，经济抵制也废止了。

尽管穆罕默德的反击是有力的，哈希姆氏族也顶住了经济上的压力，但在麦加反对者的势力毕竟是强大的，他们对穆斯林的迫害没有停止。伊斯兰教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这时穆罕默德下决心让一部分穆斯林暂时撤离麦加，逃脱对他们的迫害。615年和617年先后有两批穆斯林迁往埃塞俄比亚。据说，第一批是10位男人5名妇女，其中包括穆罕默德的女儿茹克叶和她的丈夫奥斯曼（即后来的第三任哈里发）。第二批是83位男人18名妇女，其中包括阿卜杜拉·本·买斯欧德、艾布·苏福扬的女儿媪姆·哈比拜等。他们之所以到埃塞俄比亚去，主要考虑埃塞俄比亚是基督教国家，麦加的多神教徒与波斯人统治下的南阿拉伯人有联系，而波斯是基督教国家的宿敌。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国王接纳了前来的穆斯林，允许他们在那里住到好日子到来的时候。

620年，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去世。一个来月之后，他的伯父艾布·塔利卜也与世长辞。赫蒂彻在穆罕默德的生活和事业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她是他最早的信徒，她以其家族的声望和自己的财产支持了他。艾布·塔利卜虽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他始终不渝地保护自己的侄子。穆罕默德的另一位伯父继任哈希姆氏族的族长后，拒不给自己的侄子提供有力的保护。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唯一的抉择是离开麦加。

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伊斯兰教的发展，穆罕默德力图求得麦加周围其他部落的援助和保护。但未获得成功，有的部落对他的要求婉言谢绝，有的则根本不予理睬。穆罕默德去离麦加不远的塔伊夫城，会见赛格夫部落的首领，请求他们协助自己传教，不但遭到拒绝，而且被他们唆使的一些人和孩童围攻，脚被石头砸伤，多亏得到他的义子栽德的保护，才得以走脱。穆罕默德在塔伊夫的遭遇为麦加入所得知，因而他不敢贸然重返麦加，只是在找到保护人之后才回去了。

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塔伊夫东北部相距35公里左右的乌卡兹集市，不仅是禁月内举行物资交易的良好场所，而且“是一个文学会，杰出的诗人们到这里集会、赛诗。这里是演说家的会场和思想领域的轴心。”①约在公元620年，有6个雅兹里布赫兹赖支部落的人在乌卡兹集市上会见了穆罕默德。经过穆罕默德的劝说，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翌年交易会期间，又有10个赫兹赖支人和2个奥斯部落的人前来赴约，他们在距麦加城3里远的一个山谷隘口阿克巴与穆罕默德相会，全部加入伊斯兰教，并订立誓约。他们回到雅兹里布后，就在同族人中传播伊斯兰教。据说，这时穆罕默德也曾派人到那里传教。皈依者越来越多。雅兹里布人之所以易于接受伊斯兰教，有宗教原因，也有民族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决定的。雅兹里布坐落在一个沙漠绿洲之中，这里分散地居住着5个部落，其中两个是阿拉伯部落，即赫兹赖支部落和奥斯部落，3个犹太部落，即卡伊努卡部落、纳迪尔部落和古莱萨部落。两个阿拉伯部落属于南阿拉伯人，可能是在马里卜水坝崩溃后移居这里的。在他们之前，雅兹里布掌握在犹太人手里。犹太人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在经济力量和文化上都高于阿拉伯人，这一方面引起阿拉伯人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先进文化和一神教思想的影响，对他们接受伊斯兰教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时，阿拉伯人也开始过渡到农民的定居生活，但两个部落之间则连续不断地发生内战。他们很需要一个人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将他们的力量统一起来。

①〔巴勒斯坦〕穆斯塔法·穆拉德·代巴额：《阿拉伯半岛》，第126页，阿拉伯文版，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63年。

在首次缔约的第二年，即622年，有许多雅兹里布人到麦加朝觐，其中有穆斯林，也有多神教徒。73位雅兹里布的穆斯林与穆罕默德秘密相会，邀请他和麦加的穆斯林到雅兹里布去，并且立下第二次阿克巴之约。协议一经达成，他们就积极地为北迁做准备。

就在这时，发生了神奇的穆罕默德的夜间旅行。据说，在622年的某一个晚上，他由大天使吉卜利里陪同，乘一匹个头比驴大比骡子小，长有翅膀，有美女一般的相貌，孔雀一般尾巴的名叫卜拉格的白马，一下子就从麦加的禁寺来到耶路撒冷的远寺，从这里“登霄”，遨游七层天，见到了古代先知阿丹、穆萨、尔萨等，并看到了天园和火狱，黎明时重返麦加。据传说，在这次登霄时，安拉默示穆罕默德几件事，命令他和全体穆斯林每昼夜做50番礼拜。他返回时经过穆萨处，穆萨听后对他说：“这样做，你的信徒受不了。我先前曾在以色列人那里试验过。你去求你的养主给减轻些吧！”于是穆罕默德去祈求安拉说：“养主啊，你给我的信徒减轻些吧！”安拉下令减少5次。当他告诉穆萨减少五次时，穆萨又说：“你的信徒还是受不了。你再去求安拉给减一些吧！”就这样，穆罕默德多次往见安拉，最后安拉降示道：“我命令每个昼夜礼天命拜五番。一番顶十次，五番顶50次。”这一传说在穆斯林中广为流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后穆斯林就将耶路撒冷视为伊斯兰教圣地，并规定每年教历的7月17日为登霄节，于是夜举行礼拜、祈祷以示纪念。实际上，这大概是穆罕默德在为北迁做舆论准备。①至于每日五次礼拜，据学者们考证，那是到麦地那以后才逐步定下来的。

①关于登霄的传说，请参看《古兰经》（17:1）；（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第71-7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穆罕默德令麦加的穆斯林分批迁往雅兹里布。等所有要迁徙的穆斯林都走后，穆罕默德在艾布·伯克尔的陪同下于9月的一个晚上离开麦加。他们先到麦加南面近10公里处的赛维尔山洞中躲藏了三天三夜，待敌人对他们的搜捕松下来以后，才乘上预先准备好的骆驼向雅兹里布进发。公元622年9月24日，他们到达那里，在城外受到热烈欢迎，该城以后就改名麦地那·纳比（Madinah al-Nabi），意为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希吉来（Hijrah），意为迁徙。这是一次有组织、有步骤的行动，而不是逃亡。17年后，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决定以希吉来发生的那一个太阴年为希吉来历（亦称伊斯兰教历）元年，以7月16日金曜日为这一年的开始，（阿拉伯半岛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作为每周七天的标志，日为星期日，依次往下数，金曜日为星期五）与太阴年的元旦相一致。希吉来历的起始日期比穆罕默德到达麦地那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多月。这里需要对希吉来历的计算方法略加说明，阿拉伯历分太阳年（亦称宫份年）和太阴年（亦称月份年）。前者以太阳计年十月，后者以月亮计年十月。关于这一点，《古兰经》说：“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以月亮为光明的，并为月亮而定列宿，以便你们知道历算。”（10:5）伊斯兰教计年以月亮为依据，太阴圆缺一周为一个月，历时29日12时44分2.8秒；太阴圆缺12周，为一年，历时354日8时48分33.6秒。其月份大小相间，单月为大建，30天；双月为小建，29天，全年354日，没有闰月，以30年为一周期，每周期有19个平年，11个闰年。定第2、5、7、10、13、16、18、21、24、26、29为闰年，在12月份增加一天，全年355天。由于伊斯兰教太阴年比太阳年短，且不置闰月，所以每月在每年里所处的季节也不固定，32.5年循环一周。例如，假若教历12月的朝觐这一年是在冬季最寒冷的时候，那么16年后就轮到夏季最炎热的日子。另外，希吉来历以日落为一天之始。

四、穆罕默德在麦地那

从麦加到麦地那，这对穆罕默德和全体穆斯林来说，是一个大的转折。在麦加，穆斯林处于受迫害的少数派地位，穆罕默德虽经努力，但他的布道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成效，不但不能改变社会，打破部落氏族关系，甚至连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而在麦地那，他开始时作为一个调停人受到热烈欢迎，很快就成为一个公认的政治领袖和人们所尊崇的宗教领导人。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穆罕默德到达麦地那时，这里有两个阿拉伯人部落和三个犹太人部落。这时，穆斯林又由两部分人组成，从麦加迁来的人数不多，被称为迁士（穆哈吉尔），大多数则是希吉来后入教的，被称为辅士（安萨尔）。能否处理好迁士与辅士的关系，处理好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是关系穆罕默德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Umma，乌马），人们按照同一宗教信仰结合起来，打破了部落和氏族关系，至少可以说使血缘氏族关系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在这里，迁士们长途跋涉，来到麦地那，缺吃少穿，并且很多人还因水土不服而患病，于是他就强调穆斯林之间的情渲，给每一位迁士指定一位辅士做他的供养者和保护人。据阿拉伯历史学家们讲，穆罕默德专门为迁士和辅士们草拟和颁布了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中他还保证犹太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和保存自己财物的权力，并给他们规定了一些必须遵守的和优待的条件。

各种情况表明，穆罕默德刚到麦地那的时候，一定希望与犹太人搞好关系，也指望犹太人能改信他的宗教。为此他采取过若干犹太人的仪式：祈祷时朝向耶路撒冷；在麦加时穆斯林每日只祈祷两次，这时仿效犹太人的办法，中午又添了一次祈祷；甚至礼拜时也使用与犹太人相同的信号：鸣钟或吹号。他还承认摩西、大卫、所罗门也是安拉的使者，《旧约全书》也是安拉降示的经典，说犹太人也是“有经典的人”。

但是，与犹太人的妥协只是暂时的。犹太人凭借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对穆罕默德采取讥笑和反对的态度，并且企图煽起当地各部落间的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希吉来后经过十六七个月的时间，穆罕默德毅然与犹太人断绝交往，指责他们背叛安拉的宗教，隐瞒和伪造安拉的一部分启示，断然废除了原来采纳的犹太教的一些仪式，将礼拜的朝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尊易卜拉欣为克尔白的建立者，规定穆斯林们要到麦加去朝觐；用穆艾津的宣礼取代敲钟和吹号作为礼拜的信号；定赖麦丹月（伊斯兰教历9月）为斋月。他说：“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教徒”（5:82），期待着有机会给他们以坚决的打击。

古老的阿拉伯传统压倒了犹太教的暂时的影响。朝向的改变，标志着穆罕默德的策略的改变。从此麦加和克尔白寺就成了伊斯兰教生命攸关的中心，穆罕默德和全体穆斯林一心要去夺取它。

自迁入麦地那以后，穆罕默德就在扩充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后方，以图打击麦加的氏族贵族。麦地那与麦加之间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商业贸易在麦加古莱氏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与叙利亚等地有通商关系，商队经常来往于两地之间，麦地那地区是他们必经之地。在穆斯林力量还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拦截麦加古莱氏人的商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不仅可以削弱古莱氏氏族贵族的经济实力，而且可以缓解穆斯林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为此，穆罕默德就鼓舞自己的信徒去打仗，说：“如果你们中有一百个坚忍的人，就能战胜二百个敌人；如果你们中有一千个人，就能本着真主的意旨而战胜两千个敌人。真主是与坚忍者同在的。”（8:66）小规模的冲突和战争经常发生，但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称得上重大战役的有三次。

公元624年3月，即伊斯兰教纪元二年9月（赖麦丹月）中旬，穆罕默德获悉由艾布。苏福扬率领的麦加一支重要商队从叙利亚返回，途经白德尔，他决定在此予以拦截。白德尔是一个清泉和定期的市集所在地，位于麦地那西南32公里靠近红海的地方，通往麦地那的商道与南北向的主要商道在这里相联结。艾布·苏福扬听到了穆罕默德要去白德尔拦截商队的风声，于是派人急速前往麦加求援。麦加方面出动的救援部队有950人，配备着100匹马，700峰骆驼。穆罕默德派出的侦察部队发现有援军后，就面临着一个攻打商队还是攻打援军的问题。出于取得战利品的迫切需要，他们决心攻打商队。对此，《古兰经》记载说：“当时真主应许你们两伙人中的一伙，你们要的是没有武器的那一伙。”（8:7）但是，艾布·苏福扬改变了原来的路线，往西沿红海海岸疾行逃走，并写信告诉前来援救的麦加人，清他们中途返回。但麦加方面的首领艾布·贾赫勒却依仗自己数量上的优势，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让穆斯林知道自己的厉害，决定到白德尔去驻扎三天。

穆罕默德率领313人出发，其中辅士240人，其余为迁士。他们坐骑不足，就轮流乘2匹马和70峰骆驼。据说，战争开始前穆罕默德命令穆斯林埋伏起来，当对方先头部队来到时，穆斯林即起而猛攻，敌人阵脚大乱，慌忙溃逃。结果穆斯林获得全胜。麦地那方面损失14人，麦加方面死50人，包括艾布·贾赫勒。50人被俘（又有人说70个著名的麦加多神教徒被杀，70人被俘）。穆斯林获得的战利品有14匹马、115峰骆驼、许多锁子铠甲和其他军事装备。穆罕默德为增强穆斯林的信念，将这次胜利归功于安拉：“信士们只信托真主吧！白德尔之役，你们是无势力的，而真主确已援助了你们。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感谢。”（3:122—123）就这次战役的规模来讲，在世界战争史上算不上什么重要战役，但对于穆罕默德和穆斯林来讲，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他们所取得的初步的然而却是决定性的一次胜利。穆斯林这次所表现出来的严守纪律，为信仰而战的精神受到称赞，在以后重大的战役中得到发扬。这种在禁月主动出击的行动震动了麦地那和周围地区，受到某些人的指责，内部也有人持不同意见。穆罕默德以安拉降示启示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也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欢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真主知道，你们却不知道。他们问你禁月内可以作战吗？你说：‘禁月内作战是大罪；妨碍主道，不信真主，妨碍（朝觐）禁寺，驱逐禁寺区的居民出境，这些行为，在真主看来，其罪更大。迫害是比杀戮还残酷的。’如果他们能力充足，势必继续进攻你们，分使你们叛教。”（2:216—217）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从阿拉伯半岛的传统和宗教信仰出发，穆罕默德不得不承认在禁月作战是大罪，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讲，这次战争不仅是穆斯林出于经济上的需要，而且具有反迫害的性质。

战争一结束，一部分穆斯林就在战利品的分配上发生了争执，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穆罕默德同样以安拉降示启示的办法解决之：“他们问你战利品（应该归谁），你说：战利品应该归真主和使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应该调停你们的纷争，应该服从真主及其使者，如果你们是信士。”并且规定：“所获得的战利品，无论是什么，都应当以五分之一归真主、使者、至亲、孤儿、赤贫、旅客。”（8:1，41）这就是说，战利品五分之四要在参战人员及有关的人们中间进行分配，据说，骑兵高于步兵；五分之一归穆罕默德支配，作为公事、至亲和施舍之用。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也成了一种定制。这里顺便说一下，非战利品的分配不属此列，《古兰经》明文规定：“城市居民的逆产，凡是真主收归使者的，都归真主，使者，至亲、孤儿、贫民和旅客。”（59:7）这就是说，不在战士中分配，全部由穆罕默德支配。

与犹太人决裂后，后方的稳定始终是穆罕默德关心的一大问题。白德尔战役后，他乘胜驱逐了卡伊努卡犹太人部落。表面原因是一个穆斯林与犹太人发生口角时，杀死了一个犹太人，结果他本人也被犹太人当场杀害。这件事大约发生在白德尔战役后一个月的时候，它表明麦地那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穆罕默德率军包围了卡伊努卡部落，围困15天，迫使其投降，然后没收其全部财产，将他们驱逐到叙利亚的埃兹日阿特。

麦加人在白德尔败北，经由麦地那附近的商道受阻，但作为麦加氏族贵族主要经济来源的商业活动不能中断。据说，一次古莱氏人又派一个由艾布·苏福扬等人率领的商队假道伊拉克去叙利亚经商。穆罕默德闻讯后派人在纳季德高原一个名叫凯尔岱的地方截获了他们的货物。

麦加古莱氏人不甘心前一年的失败，扫清商道上的障碍更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们便于公元625年初，教历第3年10月，集合3000人来攻打麦地那。这时，艾布·苏福扬已取代在白德尔战役中死亡的艾布·贾赫勒担任首领。据说，这3000人中有700人身着盔甲，共拥有马200匹，骆驼3000峰。但由于他们随军携带大批辎重物资，还有许多人的妻妾同行，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他们抵达麦地那附近以后，就在该城东北伍侯德山一带的平原上安营扎寨，掠夺庄稼，想以此迫使麦地那的穆斯林走出城来。穆罕默德得知麦加方面派兵向麦地那进攻的消息以后，准备固守城中，以逸待劳。但后来又为他部下求战的精神所打动，改变主意，出城迎战。穆罕默德率领1000人的队伍出发了，但由于内部对这次出击的意见分歧，中途有300人退回城内，尽管出师不够顺利，然而由于战士们的勇敢和穆罕默德的指挥，开始时穆斯林还占着优势，并杀进了敌营。但奉命掩护其左翼的弓箭手们，见自己的人马杀进敌营后，不听指挥，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冲下山来抢夺战利品。这时，哈立德·伊本·韦立德率麦加骑兵攻击失去掩护的穆斯林军左翼，结果麦地那方面阵脚大乱，一些人四处逃散。正在这时，又听到穆罕默德阵亡的讹传，穆斯林军更是一片混乱。虽经穆罕默德和一部分穆斯林奋力抵抗，但已无法扭转战局。在这次战争中，穆斯林有70多人阵亡，其中包括穆罕默德的叔父哈木泽。穆罕默德本人也多处受伤。然而，麦加人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力量不足，没有实行追击和攻城。所以，正如伯纳·路易所说：“在这场战役中穆斯林军并没有受到实际的挫折。”

伍侯德战役中穆斯林军之所以不能像白德尔战役那样取胜，主要是因为麦加军队在城外安营扎寨，做好了准备，等待穆斯林出城应战；而麦地那穆斯林则意见不一，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战斗开始后有些人又不服从指挥，擅自离开岗位。《古兰经》记载说：“你们奉真主的命令而歼灭敌人之初，真主确已对你们实践诺言；直到了在他使你们看见你们所喜爱的战利品之后，你们竟示弱、内争、违抗（使者的）命令。”（3:152）

另外，据传说，在伍侯德战役中，曾有犹太人与麦加方面串通。这次战役之后，犹太人又对穆斯林的失利拍手称快。于是穆罕默德派阿里带兵包围纳迪尔犹太人部落达20多天，将他们从麦地那赶到海巴尔，没收其全部土地和椰枣树。

为了迅速消除伍侯德战役后笼罩着穆斯林的低落情绪，巩固麦地那阵地，穆罕默德不断鼓励信徒的士气，继续出征，他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如果你们遭受创伤，那么，敌人确已遭受同样的创伤了”；并说：“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寿限了”，“有许多先知，曾有些明哲和他们一同作战，那些明哲没有为在主道上所遭遇的艰难而灰心，懈怠，屈服。真主是喜爱坚忍者的。”（3:139—143，145—146）

穆罕默德继续带领其信徒出征。有一次，出现了一件虽非多么重要但却引起异常波动的事情，其经过是这样的：穆罕默德每次外出旅行前，其妻子们要进行抽签，谁抽中了，他便带夜班随行。教历第5年，穆罕默德带人攻打贝尼·穆斯台赖格部落，阿伊莎抽中了签，与穆罕默德同行。返回的路上，她在休息日寸从驼轿中走出来去解便，而牵驼的人没有发现她的离开，休息后，未等她回来，就随队伍出发了，阿伊莎掉了队，由最后过来的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护送她赶上了队伍，结果引起一场风波。①穆罕默德曾就这件事与家属和亲戚中的长者商议解决办法。阿里见穆罕默德忧虑重重，不得安宁，曾劝他在澄清阿伊莎无罪之前暂时与她断绝关系。阿里说：“在讨妻子上，真主没有亏待你，除阿伊莎外，女人不是很多吗？你问问阿伊莎的佣人白力拉，他会讲实话”。这使阿伊莎和阿里自此结下了不解之怨，并在以后演出了他们之间的一场战争。

①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1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几天之后，穆罕默德以安拉降示启示的形式证明自己的妻子是清白的，他说：“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他们中的每个人，各应当受他所谋求的罪恶；他们中的罪魁，应受重大的刑罚。当你们听见谣言的时候，信土和信女对自己的教胞，为何不作善意的猜想，并且说：‘这是明显的谣言’呢？他们为何不举出四个见证来证明这件事呢？他们没有举出四个见证，所以在真主看来他们是说谎的。”（24:11—13）

公元627年，即教历第5年，新的威胁降临麦地那的穆斯林，艾布·苏福扬指挥着由麦加古莱氏人、贝都因人和埃塞俄比亚雇佣军组成的一支1万人的联盟军来进攻麦地那，不久前被驱逐到海巴尔的纳迪尔犹太部落也有人参加。面对强大的敌人，穆斯林决定保卫自己的城市。这时一名叫赛尔曼的人建议挖壕据守。据说，赛尔曼原为波斯人，后去叙利亚信奉了基督教，以后又到麦地那皈依了伊斯兰教，深得穆罕默德的信任，也深得后世穆斯林的赞扬。穆罕默德采纳了他的建议，动员大量人力挖掘壕沟，派3000人守城。麦地那三面都有房屋和椰枣树相连，唯独城北的荒滩是一个没有屏障的开阔地带，于是就在这里从东到西挖了一条壕沟。联盟军没有料到这一点，对这种他们未曾见过的新奇战术感到惊讶，称其为不光彩的诡计。他们入城不得，于是对麦地那实行围困。经过20多天，城内几乎水断粮绝，人心惶恐不安，古赖萨犹太人也乘机煽惑，麦地那面临重大困难。正当这时，一天夜里，狂风骤起，飞沙走石，毁坏了联盟军不少帐篷和军械。大风过后，联盟军人心涣散，内部出现分歧，加之他们的给养也发生困难，于是不得不解围后撤。事后，穆罕默德告诉信众，这是安拉的保佑，说：“你们应当记忆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敌军来攻你们，我就对他们派遣暴风和你们所未见的天兵”，“真主使不信道者未能获胜，愤愤而归；真主使信士不战而胜。”（33:9，25）这次战役，史称壕沟之役，又称联盟之役。

这次战役之后，穆罕默德谴责了那些临阵畏惧退缩的人，称他们是伪信者。同时下决心铲除乘机撕毁协约、背信弃义反对穆斯林的犹太人。穆斯林军将古赖萨部落包围25天，最后600名壮丁被处死，其余的人当了俘虏，被驱逐出境，土地财产全部被没收。关于这件事，《古兰经》记载说：“他曾使帮助他们的那些信奉天经者，从自己的堡垒上下来，并且把恐怖投在他们心里，你们杀戮一部分，俘虏一部分。他使你们继承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和你们尚未踏过的土地。”（33:26—27）

这时，此前尚未皈信伊斯兰教的那部分麦地那人都加入了穆斯林公社，承认穆罕默德为其领袖。这就是说，约到公元627年末，伊斯兰教真正成了麦地那独一无二的宗教，麦地那出现了一个以宗教为纽带团结起来的新型社会。随着穆斯林势力的壮大，穆罕默德改变了初期那种各行其道的策略，说：“不信道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这等人是最可恶的人。”（98:6）

五、侯德比叶协议与麦加的被征服

鉴于麦地那穆斯林的节节胜利，希贾兹地区的许多部落转到麦地那方面来。穆斯林的力量迅速壮大。这时，穆罕默德获悉麦加方面许多人都不想再战，有人主张与穆斯林讲和，于是他大胆地决定，于公元628年即教历第6年，率领1500余名迁士和辅士前往麦加进行小朝。他们在离麦加不远的侯德比叶被麦加派出的一支武装部队所阻。经过小规模的冲突后，双方派出代表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双方休战十年；穆斯林今年不得进入麦加朝觐，他们可自由地参加第二年的小朝，届时麦加古莱氏人将离开麦加，穆斯林可以在该城滞留三天，愿加入双方任何一方盟约的部落，另一方不得干涉；穆斯林应交回古莱氏部落的投奔者，而穆斯林投奔麦加者可以不交回。侯德比叶协议结束了穆罕默德与其同宗的古莱氏人之间、麦地那与麦加之间的战争。表面上好像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未能朝觐克尔白寺而返回麦地那的穆斯林也感到不满意，但实际上是麦加古莱氏人承认了穆罕默德的地位。他通过平等的谈判，走出了征服麦加重要的一步，《古兰经》的《胜利章》一开头就说：这是“一种明显的胜利。”（48:1）

在与麦加古莱氏人达成妥协后，穆罕默德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征服麦地那周围地区，一些贝都因部落表示归顺。据说，教历第6年就先后出征15次之多，规模大小不等，参加的人数从十几人到二三百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向麦地那北面109多公里的海巴尔的进军，这个肥沃绿洲的居民大部分是犹太人，许多是不久前被穆斯林从麦地那驱赶到这里来的。这次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穆斯林军为摧毁海巴尔周围的堡垒花费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但在该地的居民表示臣服以后，允许他们继续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过每年得向征服者纳税。这种做法成了以后许多世纪一直沿用的先例，它可能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麦地那周围的地方渐次被征服，伊斯兰教正以麦地那为基地向外发展。

公元629年3月，穆罕默德根据前一年达成的侯德比叶协议，带领1000多穆斯林到麦加进行了小朝。有一些麦加人加入他的队伍，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后来成为阿拉伯杰出军事统帅的阿拉尔·伊本·阿绥和哈立德·本·韦立德。据说，长期与穆斯林为敌的艾布·苏福扬，这时也迫于形势，开始与麦地那方面进行秘密谈判。穆罕默德还娶苏福扬的女儿媪姆·哈比拜为妻。这恐怕也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公元629年即教历第8年，穆罕默德派其义子栽德等人率领3000人马往攻叙利亚边界城市穆尔塔。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穆罕默德曾派人给巴士拉总督送信，被遣者行至穆尔塔时被截获处死。栽德为复仇率军抵达这里时，遇到的是由拜占庭贵族塞奥道鲁斯指挥的一支新集合起来的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穆斯林军远离麦地那，一时难以得到后援，虽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遭到失败，栽德及另外两名将领加法尔和阿卜杜拉战死。哈立德机智地摆脱敌人的追击，把余部带回麦地那。但这次败北对麦地那社会影响不大，也不可能动摇穆罕默德的威信。

征服麦加是穆罕默德始终不渝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希吉来后不久，他就把麦加的克尔白作为全体穆斯林朝拜的中心。穆罕默德深知，麦加的古莱氏人不皈依，其他许多地区的阿拉伯人就不会皈依，他在等待时机夺取这座城市。正当这时，一个已皈依伊斯兰教的贝都因部落的成员与古莱氏人之间发生争吵，有穆斯林被杀，这件事就成了最后征服麦加的导火线。穆罕默德说和约遭到了古莱氏人的破坏，于是就在公元630年1月，即伊斯兰教历9月，召集和率领1万人的队伍向麦加进发。他尚未抵达麦加，已有一些人投奔而来，其中包括他的叔父阿巴斯和原来反对派的首领艾布·苏福扬。城里大部分人都不再愿意同穆斯林作战，只有少数人准备抵抗。穆罕默德命令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由北面入城，另一路由哈立德·本·韦立德率领由南面进城。只有在南门，哈立德遇到了抵抗，因为这里是由主战派把守的。但哈里德很快就击溃敌人，攻入市区。穆罕默德来到克尔白，他骑马围天房绕行七圈，每次都以手杖轻触黑石。他的这一做法，以后一直为穆斯林所效仿。当时，克尔白寺周围有360尊偶像，穆罕默德下令全部捣毁。攻克麦加，“胜利降临”，“众人成群结队地崇奉真主的宗教。”（101:1—2）他宣布赦免绝大多数居民，只处死几个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人。穆罕默德没有留在麦加，14天后他返回麦地那。这证明他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机敏，避免在刚刚表示归顺的麦加贵族中引起嫉妒和不服。

麦加的降服，穆罕默德与麦加氏族贵族的和解，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里，伊斯兰教的信仰与阿拉伯的古老传统实行了巧妙的结合，克尔白成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黑石成了全体穆斯林朝拜的对象；麦加得以保持其宗教圣地的地位，麦加贵族可继续以他们所占据的优越地理位置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收入。所不同的是都要皈依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使者和领袖地位，结束分裂局面，组成一个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统一的社会。

穆斯林占领麦加以后，其东部的哈瓦津部落不服，他们动员人力，并联合塔伊夫的赛格夫部落，组成约2万人的队伍，企图先发制人，偷袭穆斯林。穆罕默德闻讯后，亲率1.2万人大败敌人于侯奈尼山谷，俘虏6000人，缴获大量牲畜和财物。敌人溃逃，一部分人退守塔伊夫，穆斯林军乘胜追击，将其围困三个星期。但因敌人备足了粮草，踞城进行顽强抵抗，穆罕默德决定放弃攻城。到后来迫于形势，塔伊夫也派代表团表示归顺。

631年，穆罕默德率兵3万向叙利亚方面推进，这大概是为了扩大地盘，获得战利品，同时也为穆尔塔之战中牺牲的人复仇。穆斯林为这次出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据说奥斯曼为此捐献了1万枚金币，300峰全副装备的骆驼和50匹战马；艾布·伯克尔捐献了价值4090银币的全部家产；欧麦尔也捐出家产的一半。穆斯林军攻占了位于叙利亚边界的塔布克，后因遇到困难，没有继续前进。这是穆罕默德在世时的最后一次远征。穆罕默德的威望日益增长，穆斯林的势力壮大，各贝都因部落先后派代表团表示归顺。所以历史上将伊斯兰教历9年称为代表团之年。在阿拉伯半岛，诗人被认为是各部落之光，他们通过生花之笔在政治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时阿拉伯诗人们也承认了穆罕默德的权力，最著名的两个北方诗人莱比德和沙阿都接受了伊斯兰教。同时，没有经过战斗，艾伊莱（现在的亚喀巴）的基督教领袖和南方奈芝兰的基督教会主教，以及麦格纳、艾兹鲁哈，哲巴尔三个绿洲的犹太部落也都签订了合约。他们可以保持其宗教信仰，但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人丁税。

当然，这时贝都因人的臣服主要是政治性的，它与皈依伊斯兰教并不完全相符，而且远方来的代表团有一些只代表本部落中的少数人，伊斯兰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部落。穆罕默德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古兰经》明确地说：“游牧人们曾说：‘我们已信道了。’你说：‘你们没有信道。虽然你们可以说：‘我们已归顺了’，但正信还没有入你们的心。”（49:14）

尽管麦加已被征服，许多贝都因部落表示归顺，但在朝觐月到克尔白来的还有不少是异教的阿拉伯人。鉴于这种情况，公元631年即教历9年，穆罕默德没有亲自前往麦加，而是派艾布·伯克尔带领309多穆斯林去朝觐。艾布·伯克尔启程后，穆罕默德又派阿里赶去，以便在这大朝之日向各方来的人晓谕他进一步的决定。在伊斯兰教历12月9日，即正典日那一天，阿里受命当众宣布：在四个月以后，将不准异教徒朝觐麦加，如果伊斯兰教不被接受，那么穆斯林与各阿拉伯部落之间缔结的政治联盟将被废除。（9:1—12）这一宣布没有引起大的纠纷，它足以证明穆斯林势力的壮大。到第二年，就公开宣布：“以物配主者只是污秽，故从今年起不准他们临近禁寺。”（9:28）但以后的发展表明，有些阿拉伯部落的服从并非出于自愿。

公元632年春，即伊斯兰教历第10年12月（朝觐月），穆罕默德偕带他所有的妻子，率领浩浩荡荡的穆斯林队伍，前往麦加朝觐。这是征服麦加后他在朝觐月进行的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朝觐，史称“告别朝觐”。这次朝觐只有穆斯林参加，所以对穆罕默德的尊崇是完全彻底的。他在这次朝觐中废除了许多纯粹拜物教的仪式，也保留了一些阿拉伯传统。他的一举一动无不精确地传留后世，成为全体穆斯林正确履行宗教礼仪的典范。在教历12月9日正典日，他登上阿拉法特山发表了长篇演说，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宗旨和教义。穆罕默德以最后胜利者的身份，以安拉的名义宣布：“今天，不信宗教的人，对于消灭你们的宗教已经绝望了，故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教做你们的宗教”（5:3）。

穆罕默德从麦加朝觐返回麦地那后不久，就得了重病，有人说是胸膜炎，还有人说是疟疾，也有人说是普通的热病。同年6月8日逝世，葬于麦地那。

穆罕默德一生的生活是俭朴的，他的生活水平没有随着穆斯林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而发生大的变化，即使在他极为显赫的年代里也仍然如此。他死时留下的财产不多，依照他的遗嘱都被当作了国家财产。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婚姻方面，他大概结过12次婚，有一个时候他有9个妻子，有的是爱情的结合，但有的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穆罕默德在世时，伊斯兰教实际上还没有深入整个阿拉伯半岛，但它已在希贾兹牢固地确立下来。他不仅是穆斯林所尊奉的一位先知，而且是阿拉伯统一的君主，他的活动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恩格斯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无非那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相互对立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①。

①《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5-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穆罕默德逝世了，但他创立的伊斯兰教和他奠定了基础的事业以后得到了迅速而巨大的发展。穆罕默德自幼勤奋好学，有着广泛的阅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对当时的社会不满，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终于成功地创立了一种新的一神教；他无畏地献身于他的伟大事业，不仅以宗教为旗帜将分散的、长期陷于部落斗争的阿拉伯人联合成一个统一体，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德国学者赫伯特·戈特沙尔克所说：“即使从批判的非信徒的角度来观察，鉴于穆罕默德的奋斗目标和成就，他也必然被看做是历史上最大的推动力之一”。②

②〔德〕赫伯特·戈特沙尔克：《影响遍全球的伊斯兰教》，第70页，德文第2版，1980年。

第三章　前四代哈里发时期

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伊斯兰教的传播是与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在军事征服与被征服地居民改奉伊斯兰教之间还隔这一段时间。例如，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几十年间就已被征服，但大部分居民直到教历二三世纪才改宗伊斯兰教。许多人的改宗一开始大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则是为逃避人丁税，再则是想在政治上取得与统治者相同的身份。而当阿拉伯的统治阶级发现由于改宗的人数增多使税收减少时，甚至反过来又阻止人们加入伊斯兰教。所以说，初期阿拉伯人的征服不是伊斯兰教的而是民族的扩张运动，首先获得胜利的是军事而不是宗教。说阿拉伯穆斯林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被征服地的人民要么信奉伊斯兰教，要么就遭杀戮，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不管怎么说，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服和穆斯林政权的建立，毕竟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我们看到，除了部分地区外，当今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仍然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阿拉伯人实行军事征服的地区。另外，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教法、仪式等，也是在穆罕默德逝世后才整理、完善起来的。因此，我们概括地叙述一下阿拉伯人对外征服的历史，叙述一下前四代哈里发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在有些地方，例如印度尼西亚等地，伊斯兰教是通过和平途径传播的，我们将在以后单独加以论述。

一、关于哈里发之争

穆罕默德没有留下男性后裔，他曾经有一个男孩，取名易卜拉欣，但幼年就夭折了。他的几个女儿，除法蒂玛外，也都先于他而死亡。法蒂玛与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阿里及其后裔在以后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实，原来阿拉伯各部落的谢赫（Shaikh，部落首领或族长）的地位也不完全是世袭的，大多数是依照本部落中资历的深浅而选举出来的，合法继承的观念对当时的阿拉伯人是陌生的，即使在罕默德的儿子不先于他而死亡，也不一定能成为他的继承人。

穆罕默德去世时，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也没有留下如何推选继承人的遗嘱。被称为安拉使者和“封印先知”的地位也不容他在生前就指定代理者或继承人。这样一来，哈里发（阿拉伯语Khalifa，意为代理人、继承人）问题就成了穆斯林们争执最激烈、最难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用卓越的伊斯兰教史学家沙赫拉斯坦尼（Shahrastani，？—1153）的话来说：“伊斯兰教中从没有比哈里发问题更容易引起流血的问题了。”

穆罕默德一逝世，穆斯林们围绕继承权问题或明或暗地分为四派：迁士派、辅士派、合法主义派和倭马亚派。

麦地那辅士们的代表人物在埋葬穆罕默德之前，就急忙在白努·撒伊达的草棚里召开“赛基法会议”（阿拉伯语的“赛基法”就是草棚），商议继承权问题。艾布·伯克尔、欧默尔、艾布·奥贝达等人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前往。在“赛基法会议”上，迁士们说，他们是与先知同族的古莱氏人，最早皈依伊斯兰教，虽历经艰难困苦和迫害，但坚忍不拔，对先知的信仰始终不渝。所以他们最有资格成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而麦地那的辅士们则说，先知在麦加布道13年，但信奉者寥寥无几，是他们迎来先知，保护先知，辅助先知，使正教得以迅速发展和传播。因此，他们应成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经过辩论，古老的阿拉伯传统占了上风，一致推选德高望重的古莱氏部落台米姆家族出身的艾布·伯克尔为哈里发（继承人）。

当时忙于穆罕默德丧事的阿里及其家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得知已推选艾布·伯克尔为哈里发的消息后，很不高兴，提出先知的家人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当时哈希姆家族中与穆罕默德最近的有两个人，即阿里和他的叔父阿巴斯。阿巴斯信教较晚，白德尔战役时还是伊斯兰教的敌人；而阿里不仅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还是最早的穆斯林之一，他品德高尚，知识渊博，勇敢善战，因而是先知家族中最有资格成为继承人的人。阿里的主张得到哈希姆人和一部分迁士的拥护。但要改变赛基法会议上的决定已不大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阿里只好正式承认艾布·伯克尔的哈里发地位。

最后一排在当时还表现得不够明显，但它是不可忽视的一派，即倭马亚家族，或者可以称作麦加贵族派。他们原属麦加掌权的贵族，其代表人物艾布·苏福扬曾长期与穆罕默德为敌，后来迫于形势，才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人在经济和政治上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具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因而对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来，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执政时的情况和倭马亚王朝的建立，就证明了这一点。

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一位哈里发，随后是欧默尔（634—644年在位）、奥斯曼（644—656年在位）和阿里（656—661年在位）。哈里发是新建立起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首领，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是不能继承的，他在世时可以接受安拉的旨意，而哈里发则不能接受真主降谕的训诫，只能根据《古兰经》、“圣训”以及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正统派穆斯林尊上述四人为“正统哈里发”，什叶派则认为只有阿里及其后裔为合法的继承人。661年穆阿维叶执政，建立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即为国家君主，并变成世袭的。事实上，后来的阿巴斯王朝、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什叶派建立的法蒂玛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都称“哈里发”，直到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才正式废除这一职位。

二、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对外征服的开始

艾布·伯克尔是一位在穆斯林中很有威望的人，他只比穆罕默德小三岁，可能是先知近亲以外的第一个皈依者，而他的女儿阿伊莎又是穆罕默德最宠爱的年轻美貌的妻子。他出身于古莱氏部落中一个较小的家族，是富裕的商人。他炽热地效忠于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因而获得虔信者（al-siddig，逊底格）的称号。由于他的个人品质，由于他具有天赋的毅力，更由于他对于事业的忠诚，因而得到穆罕默德的充分信任。据记载，在穆罕默德遇到危险时，是他保护了先知的安全，他陪伴先知最后离开麦加迁往雅兹里布，他于教历第9年受先知之命带领第一批穆斯林去麦加实行大朝，当先知病危时，又是他代替先知领导礼拜。他得到广大穆斯林的信任，同时他也成功地团结了这个社会中身居要位的有才能的人们，以致有人认为：“在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时代，进行统治的是三头政治：艾布·伯克尔、欧默尔和艾布·奥贝达（穆罕默德的老朋友，久经考验的战士）。”①

①〔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3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艾布·伯克尔面临的第一项任务，也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就是平定穆罕默德逝世后的“叛乱”和统一阿拉伯半岛，保持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穆罕默德去世时阿拉伯半岛已是一个统一的伊斯兰社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从610年到632年的23年间，穆罕默德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为捍卫伊斯兰教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与麦加氏族贵族的反对势力的斗争。再加上交通不便，有组织的传教活动并未真正展开。尽管人们把伊斯兰教历9年（631年）称为“代表团之年”，表示各部落的屈服，但由于时间短促，真正表示信奉伊斯兰教的还不是所有的地区，有人认为可能“还不到阿拉伯半岛的三分之一，甚至连先知进行活动的希贾兹地区，也是在他去世之前一两年，才完全伊斯兰化的”①。即使那些曾派代表团表示服从穆罕默德的部落，也只能说是那些部落的族长表示信奉了伊斯兰教，而不一定能代表部落全体成员的信仰，因为表示服从和内心信仰之间是有区别的。《古兰经》在谈到那些表示归顺的贝都因人时也说：“正信还没有入你们的心。”另外，那时的阿拉伯人还不习惯子集权制和纪律的约束，具有倾向于独立行动的自然习性，在他们看来，他们的部落与穆罕默德缔结的政治协定，由于一方的死亡就自然宣告无效。这些部落还认为，他们既没有参加艾布。伯克尔的选举，当然也就不受他的统治，于是自然地断绝了与麦地那的条约关系，恢复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行动。所以，在穆罕德去世后，除麦地那、麦加和附近其他少数由麦地那穆斯林完全控制的地方外，许多阿拉伯人否认麦地那在政治和财政上的控制权。由此可见，各部落拒绝承认艾布·伯克尔的权威并不意味着新皈依者的“叛教”。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讨伐变节者的战役，与其说是用武力迫使变节者留在伊斯兰教内，还不如说是使尚未入教的人加入伊斯兰教。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6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但不管怎么说，在穆罕默德逝世后，已经开始的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艾布·伯克尔决心采取果断的措施，一方面与那些动摇的部落重新谈判，订立新的条约，另一方面对拒不投降的叛乱者实行讨伐。哈立德·伊本·韦立德是平定叛乱的英雄，他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内平定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各个部落。但反抗最激烈的则是叶玛迈哈尼法部族的领导人穆赛里玛和泰米姆部族的女首领赛查哈。穆赛里玛自称先知，在伊斯兰教以前就在叶玛迈地区宣传具有一神教思想的哈尼夫教义，这对伊斯兰教也产生过影响。有人认为，“哈尼夫人的宗教学说是初期伊斯兰教思想的直接先驱”。①穆赛里玛为捍卫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世俗权利，同赛查哈结合起来。而赛查哈可能是个基督教徒，自称是泰米姆族的女先知。相传穆赛里玛统帅两个部落的4万人，打败了两支穆斯林军队，直到哈立德·伊本·韦立德率领第三支大军到来，才把他打败。这次战斗之后，在阿拉伯半岛再未遇到大的反抗。为表彰哈立。德·伊本·韦立德的赫赫战功，艾布·伯克尔授予他“真主的宝剑”的光荣称号。与此同时，其他各路穆斯林军队，在巴林、阿曼、哈达拉毛、也门等地也平定了小股的叛乱。艾布·伯克尔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是坚决果断的，但他对待战败者的态度是宽容的，这有利于整个穆斯林的事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基本上平定和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接着就开始对半岛以外邻近地方的征服。

①〔苏〕叶·亚·及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第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阿拉伯人初期的对外征服，并不是哈里发们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有周密计划的行动，可能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在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半岛部落林立，各部落之间的征战长期不止。现在各部落既已统一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也就不能自相残杀了。把阿拉伯各部族的好战精神及时地引向阿拉伯半岛以外，是解决他们内部冲突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因此，开始时主要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而不在于征服。但是，事态进一步发展，获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之后，运动越来越热不可挡，于是有计划的行动也就开始了。最后，终于导致一个大帝国的建立。

公元7世纪初，中东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大帝国——东部的波斯和西部的拜占庭。这个地区过去三个世纪的历史，主要是他们之间斗争的历史。

公元633年，哈立德·伊本·韦立德在武力占领巴林以后，就和伊朗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围攻希拉城（Hira），该城立约投降。哈立德的行动得到边境上舍伊班族的支持和合作。在伊拉克边境袭击的成功，本身是一件小事，但从编年史来看，这是穆斯林大规模扩张的开端。

然而，对麦地那和希贾兹人来说，叙利亚则更具有吸引力。到叙利亚的交通比较方便，过去是他们的商队常去的地方。这里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在他们看来，是天堂一般的地方。古话说得好：“要幸福到沙姆（叙利亚）”。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穆罕默德在世时，曾于公元630年派遣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队伍北上叙利亚，结果被拜占庭的军队打败。艾布·伯克尔执政一年后，便开始了对叙利亚的有计划的征服行动。他派出三支部队，每支3000人，后增至7500人，大部分为轻骑兵，分别由阿拉尔·伊本·阿绥、叶济德·伊本·阿布·苏福扬和苏拉比·伊本·哈赛纳统率北上。叶济德的部队首先在死海附近战胜拜占庭驻巴勒斯坦的总督赛基阿斯，并于公元634年2月歼灭其溃军于加沙附近。但在别的地方，由于拜占庭军队占有地理上的优势，穆斯林军队受阻，并不断遭到袭击。拜占庭皇帝还派遣他的弟弟西奥多拉斯，率大军同阿拉伯人作战。面对叙利亚这种形势，艾布·伯克尔命哈立德从伊拉克到西部前线，统一指挥在叙利亚的穆斯林军队，哈立德仅仅经过18天的急行军，穿过大沙漠，奇迹般地出现在叙利亚。在7月阿奇那丹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阿拉伯联军打败了拜占庭的军队。当这个胜利的消息传到麦地那时，艾布·伯克尔已生命垂危。他去世前，指定欧默尔继任哈里发。

三、欧默尔时期的对外扩张

欧默尔当时只有43岁，他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铁一般的意志，是穆斯林所期望的一位领导人。他出身于麦加古莱氏部落一个非主要的家族，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早期的皈依者之一。在他执政的十年间（634—644年），颁布了许多宗教法令，完善了伊斯兰教，巩固和加强了穆罕默德所创建的神权制国家，被穆斯林称为伊斯兰教的第二个创建人。

在欧默尔任哈里发期间，对外征服的规模更大。在叙利亚，哈立德开始了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他攻占了依附于拜占庭的加萨尼王朝的大都会之一布斯拉之后，接着在公元635年1月23日，占领了约旦河以东的斐哈勒。同年2月25日击溃素法尔草原上的敌人，扫清了通往大马士革这座历史名城的障碍。3月，哈立德出现在大马士革城下，经过6个月的围攻，该城于当年9月投降。投降的条约明文规定：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哈立德·伊本·韦立德答应大马士革居民：倘若他进了城，他答应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教堂。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任何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房屋里。我们给予他们真主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①

①转引自〔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75页，商务印书馆，1979的版。

这个条约成为以后其他城市签订降约的范例，作为重要的文献被载入史册。此后，巴勒贝克、霍姆斯、哈马和其他城镇相继被攻克，阿拉伯人在征服的道路上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

但是，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是不会轻易把叙利亚让给阿拉伯人的，于是调集了约5万人的部队，令其弟弟西奥多拉斯统率进行决战。哈立德不愧为一位智勇双全的统帅，他决定放弃霍姆斯、大马士革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退居约旦河东面的支流雅尔穆克河谷。在这里，双方经过几个月小规模的战斗之后，于公元636年8月20日，展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战。这天，气候炎热，从世界上最酷热的阿拉伯半岛吹来的大风挟着沙石，满天飞扬。这正是阿拉伯人大显身手的时候，哈里发的将领指挥着军队，以2.5万人战胜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西奥多拉斯被打死，拜占庭的士兵惊恐万状，溃不成军。阿拉伯人继续向北推进，直达叙利亚的自然边界陶鲁斯山。耶路撒冷也在638年投降。阿拉伯人在内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只有沿岸的几个大城市，由于得到海上的支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在拜占庭人的手中。希拉克略这时不得不惋惜地说：“叙利亚！永别了！在敌人看来，这是多么优美的地方啊！”

雅尔穆克战役之后，欧默尔任命艾布·欧拜德为叙利亚总督，以行政官代替哈立德治理叙利亚。欧默尔本人也在耶路撒冷被克服前，怀着胜利者的骄傲来到位于雅尔穆克河战场北面的查比叶营地，与艾布·欧拜德商谈事情，制定管理新征服领土的条例。耶路撒冷陷落后，欧默尔访问了这座圣城。艾布·欧拜德不久即害了传染病，死于阿穆瓦斯。叶济德继任他的职位。叶济德死后，大权就转到了精明能干的穆阿维叶的手里。这时，叙利亚被划分成四个军区：大马士革、霍姆斯、乌尔顿（现在的约旦）和腓力斯坦（现在的巴勒斯坦）。从此，这里成了穆斯林军队实行进一步征服的基地。

东部对伊拉克和伊朗的征服也在进行。但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较多，穆斯林军队遭到比在叙利亚更为顽强的抵抗。公元634年哈立德奉命由这里西进叙利亚时，把伊拉克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贝都因盟友舍伊班族的族长穆萨纳·伊本·哈利赛。正当此时，波斯人组织了一次反攻，当年11月26日，在希拉附近幼发拉底河桥头的一次战役中，阿拉伯军队受挫。但阿拉伯人很快又组织新的进攻，于第二年的10月或11月，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布韦卜（意为小门）地方打败了波斯大将米海兰，这时，欧默尔认识到，要控制伊拉克和保障它的边境，就必须歼灭伊朗的主力军，攻克它的首都泰西封。他选派赛尔德·伊本·艾比·瓦嘎斯为总司令，统率大军，开赴伊拉克前线。赛尔德统率的6000人马，在希拉附近的卡迪西雅与波斯帝国首相鲁斯特姆指挥的军队相遇。公元637年5月31日或6月1日，天气炎热，狂风骤起，飞沙走石，阿拉伯人又利用这种对自己极为有利的条件，发动了进攻，收到了与雅尔穆克战役相同的效果。鲁斯特姆被杀，伊朗军队溃不成军，仓皇逃亡，底格里斯河迤西大片肥沃的土地展现在阿拉伯人的面前。赛尔德带领士气高昂的阿拉伯军队继续向前猛攻，顺利地渡过底格里斯河直逼泰西封。据说，叙利亚沙漠的许多阿拉伯部落参加了穆斯林对该城的围攻。同年6月，因为泰西封的卫戍部队已跟着皇帝弃城而逃，萨珊王朝的首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所获得的战利品据说总计价值约90亿第纳尔。波斯人向北败退，但仍不甘心失败，他们又纠集一些残兵败将，企图卷土重来，结果又在年底被阿拉伯军击败于贾鲁拉（Jalula）。阿拉伯人继续向北挺进，摩苏尔于公元641年被攻克，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两支部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会师，从而完成了对“肥沃新月”地带的征服。

在进入伊朗本部之后，阿拉伯人于公元642年在尼哈温德附近又获得决定性的胜利，阿拉伯军队由赛尔德的侄子统帅，使伊朗的残余部队遭到惨败。在以后的几年里，阿拉伯军队侵占了胡泽斯坦，夺取了苏斯，并向伊斯法罕挺进。伊朗军队集结在哈马丹，但当欧默尔发布进军命令后，阿拉伯军队很快就击溃敌人，席卷伊朗全境。东北边境上的大省呼罗珊被征服后，通往乌浒水（阿姆河）的道路就打开了。公元643年后不久，阿拉伯人往南又征服了俾路支海岸地区的莫克兰，接近了印度的边境。

对埃及的征服是从公元639年开始的，这不是偶然的袭击，而是一次有目的的军事行动。进军的统帅是时年45岁的精明强干，英勇善战的阿拉尔·伊本·阿绥，他过去曾多次带领商队到过埃及，熟悉那里的情况。而埃及地处尼罗河下游，土地肥沃，盛产谷物，是拜占庭的谷仓；其首府亚历山大港是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大城市，为拜占庭的海军基地；同时埃及又邻近希贾兹和叙利亚，是亚洲通往北非的必经之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由此可见，在征服叙利亚之后，埃及是穆斯林们非常向往的地方。

对于进军埃及一事的提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欧默尔访问耶路撒冷时，与阿拉尔商谈，要他答应率军出征的；另外有人则认为，是阿穆尔利用欧默尔访问耶路撒冷之便，主动提出进攻埃及的，这表明阿拉尔要与哈立德争雄，想以新的战绩胜过他。欧默尔只是冷淡的表示同意，而且还附有条件，说他返回麦地那后还将与其他人商议，“倘若在进入埃及国境之前接到我的命令，叫你撤回来，你就遵命撤回来；倘若已进入埃及国境才接到我的命令，你就继续前进，并祈求真主的襄助。”阿拉尔本来在进入埃及之前就接到了欧默尔的信，但他推测信的内容可能是禁止他向埃及进军，所以，他故意将信收起来，等到639年12月抵达埃及的阿里什时，才将信拆开。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是一次有准备有计划的行动。

阿拉尔率4000骑兵，循着历史上有名的沿海路线进入埃及后，于公元640年1月攻占了离现在的塞得港不远的法尔玛（巴勒提姆）。接着又在赫利奥波利斯获胜；其他城市也相继陷落，从而打开了通往设防的坚固要塞巴比伦堡（在今开罗附近）的道路。拜占庭派驻亚历山大港的主教、总督居鲁士，偕同总司令奥古斯塔里斯·西奥多拉斯统帅大军赶到巴比伦堡，组织抵抗。面对强大的敌人，阿拉尔没有马上发动进攻，而是在巴比伦堡外驻扎下来，等待援军的到来。不久，穆罕默德的著名门弟子左拜尔·伊本·奥瓦姆率6000名援军赶到，阿拉伯军队的人数增至1万余人，但要塞守军的总数有2.5万人，防守严密，加上阿拉伯军缺少攻城工具，一时难以攻下。在此期间，阿拉尔分出一部分兵力，攻打阿因·舍木斯城，彻底击溃其守军。这也是给巴比伦堡的间接打击。实际上敌人已军心动摇，西奥多拉斯逃回亚历山大港，居鲁士被困在巴比伦堡。居鲁士企图收买围城将士的活动失败后，不得不请求派代表团到罗德洲上商谈媾和的条件。通常三项供选择的条件被提了出来：皈依伊斯兰教、缴纳贡税或者武力解决。居鲁士同意缴纳贡税，并奔赴亚历山大港报告，西奥多拉斯立即派人把媾和条款送拜占庭皇帝。但皇帝希拉克略不予批准，并对居鲁士加以卖国的罪名，施以流放。

巴比伦堡被围困7个月后，阿拉伯人设法填平一段城壕，用梯子攀上城墙，一举打败守军，于公元641年4月6日攻克这座城堡。尼罗河三角洲落入阿拉伯人的手中，征服军朝亚历山大挺进。亚历山大是一座美丽的海港城市，是埃及的首府，它的城堡坚固，上面筑有许多碉楼。教堂和其他建筑物把这座城市点缀一新。据说，这个城市有4000座别墅，4000个澡堂，400个皇家的娱乐场所。远处耸立着灯塔，白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夜里放出光芒，至今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座城市驻有训练有素的5万守军，港口还停泊着拜占庭的海军舰船。阿拉伯人没有船只，缺乏进攻性的武器，因此屡攻不下，不得不撤到巴比伦堡。后来，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去世，他的儿子康斯坦斯二世（641—668年）继位，居鲁士重新得宠，返回亚历山大港，受命与阿拉尔谈判缔约。公元641年11月8日，签订亚历山大条约，该城被阿拉伯人占领。拜占庭人同意每个成年人缴纳两个第纳尔的人头税和一定数量的谷物税。公元642年9月，拜占庭军队从亚历山大撤退。但在公元645年，拜占庭皇帝突然又派兵攻入这座城市。阿拉伯人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不久（即公元646年初）他们就重新攻克亚历山大港，从此它就永远掌握在穆斯林的手中。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欧默尔曾下令焚毁亚历山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说这些图书供给为数甚多的澡堂作燃料，足足烧了六个月。但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一种无稽之谈。美国学者希提发现，它是巴格达人阿卜杜勒·莱兑弗在公元1231年最早杜撰的故事，后来以讹传讹，又被一些作者，特别是欧洲一些作家大肆渲染。事实上，在阿拉伯人征服亚历山大时，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图书馆，因为托勒密大图书馆远在公元前48年已被尤里斯恺撒烧掉；后来建筑的一座图书馆也被拜占庭皇帝西奥多西下令于公元389年焚毁。

为了巩固对埃及的占领，阿拉尔在公元642—643年又统率军队西进，占领了昔兰尼加，还接受了的黎波里地方柏柏尔人的贡物。

正当欧默尔的权力和威望达到高峰之际，公元644年在麦地那清真寺做礼拜时被一名波斯奴隶、基督教徒阿布·鲁尔鲁阿（AbuLúa）刺杀。据说，原因是这个人向他诉说赋税过重，而哈里发则对他的诉苦报之以嘲弄。

欧默尔执政的十年，进一步征服了广大的地区；建立了公共金库，财政收入增加，保持了收支平衡；他为伊斯兰教哈里发制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他要求阿拉伯人组成一个宗教军事共同体，保持自己鲜明的特征，在各地都与别人分开居住，初期甚至规定他们不得在阿拉伯半岛以外占有土地；他废除以前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签订的条约，在公元635—636年下令将海巴尔的犹太人，奈芝兰的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外教人逐出阿拉伯半岛，不允许其他宗教在这里继续存在。

四、奥斯曼执政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欧默尔临终前，指定由麦地那六位最有名望的人推选他的继任者。结果奥斯曼·伊本·阿凡担任了第三任哈里发（644—656年）。奥斯曼属于麦加有势力的倭马亚家族，但他较早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不过他开始出任哈里发时，已年逾七旬，缺乏精力，没有能力继承欧默尔的事业。然而，欧默尔产生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奥斯曼当政12年，初期各方面的情况还不错，政局稳定，岁入充足，征服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北非，穆斯林军队占领了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袭劫突尼斯，还为夺取奴隶而劫掠了努比亚。埃及总督阿卜杜拉还建立了一支舰队，于公元652年成功地击退了拜占庭人从海上对亚历山大港发动的进攻。

在叙利亚，穆阿维叶于公元647年击退了一支强大的拜占庭军队的进攻，并在随后几年不断派遣部队侵袭小亚细亚。他在叙利亚也建立了一支舰队，于公元649年一举夺得塞浦路斯岛，蹂躏了罗得岛，并与阿卜杜拉的舰队联合于655年在叙利亚海岸歼灭了大部分的拜占庭海军。

在伊朗，阿拉伯军队继续向东扩张，公元650年完全征服法尔斯，公元652年多次侵入亚美尼亚。到公元656年奥斯曼统治结束时，阿拉伯远征军已经到达巴尔赫、喀布尔和伽色尼（这三个地方均在现在的阿富汗境内）。

然而，在奥斯曼统治的后期，不但对外征服的速度逐渐减慢和停止，而且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首先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穆罕默德和前两任哈里发都出身于古莱氏部落中地位不高的较小的家族，加之伊斯兰革命初期穆斯林的社会平等思想和风尚在起作用，氏族意识受到抑制。但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则不同，他是麦加原来最有势力的两大家族之一倭马亚家族的成员。在伊斯兰教兴起的初期，他的家族的首领和主要成员曾激烈地反对过穆罕默德，亲自发动和领导过反对穆斯林的战争。奥斯曼当政后，“氏族意识在倭马亚家族中有强烈发展，这些人念念不忘他们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所享有的显赫地位。”①

①〔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奥斯曼的统治下，他的倭马亚家族的亲属占据了帝国的大部分重要位置。”②不但他的堂弟穆阿维叶继续保有叙利亚总督的职位，还任命他的同乳弟弟阿卜杜拉代替阿拉尔为埃及总督，掌握民政和行政大权，而征战有功且具有政治头脑的阿拉尔只任埃及穆斯林军队的总司令。阿拉尔感到屈辱，返回麦地那，拒绝再任此职。他尖刻地说：“只控制军队而不控制财政，就像抓住奶牛角而让别人挤它的奶一样。”阿卜杜担任过穆罕默德的书记，曾企图篡改《古兰经》的经文（6:93），被穆罕默德判过罪。被任命为库法地方长官的韦立德·伊本·欧格伯是他的异母兄弟，在接受伊斯兰教前曾诅咒过穆罕默德，往他的脸上啐唾沫，被穆罕默德判罪。奥斯曼的堂弟、曾一度叛教的马尔万·伊本：哈克姆被任命为他的总书记官。倭马亚家族的权势越来越大，这必然引起其他家族成员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嫉妒和不满。个人的政治权力、威望和地位开始侵蚀穆斯林社会。第二、奢侈之风开始盛行。欧默尔在位时确立了阿拉伯人的最高地位，一个阿拉比亚血统的穆斯林，其地位要优越于非阿拉伯穆斯林，更不要说非穆斯林了。随着征服运动的进行，外来的因素正在对由落后状态发展起来的穆斯林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奥斯曼任期内已允许阿拉伯人在新征服的领土上购置地产。亚历山大、大马士革、泰西封以及巴士拉、库法和富斯塔特（旧开罗）等驻军城市的娱乐和奢侈品很富有诱惑力：“绝大多数还活在世上的迁士，现在都成了显贵，而且非常富有。其中有一人据称拥有奴隶1000人，并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所豪华的邸宅：另一人遗留下来的财产价值40万第纳尔：还有许多人在麦加和麦地那或附近的山上拥有别墅。”①新成长起来的一代早已不满足那吃小麦面包都是难得的享受的艰苦生活了，酒、女人和赌博成了许多人堕落的祸根：第三，被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加强，那些以刀和剑为领土扩张做出贡献的阿拉伯士兵，憎恨强加给他们的低下的政治地位：被征服地的新穆斯林对政治上的不平等地位更为不满：未加入伊斯兰教的人们和其他宗教的信徒除政治地位低下以外，经济上所受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省份发生了暴动，政治骚乱与宗教纠纷结合在一起。穆罕默德的一位受尊敬的老友开始进行鼓动，起初反对风尚的败坏，随后是反对奥斯曼和倭马亚家族，并且宣称只有阿里及其儿子才有作先知继承人的权利。同时还出现了一个虔信宗教的反对派，它由于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伊莎的政治图谋而更趋复杂化。这时军队中也出现了骚动。心怀不满的阿拉伯人首先在库法举起了反对奥斯曼的旗帜，来自埃及的一伙革命者到达麦地那并包围了奥斯曼的住宅。经过数月的围困，公元656年6月17日，一群造反者冲进他的住宅，杀害了奥斯曼。据说，第一刀是由穆罕默德·伊本·艾布·伯克尔刺入的：麦地那陷入无政府状态达一周之久，直到选出阿里为止。

②乔治·E·柯克：《中东简史》，上册，第32页，（英文原版第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①〔美〕希·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66-6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伊斯兰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奥斯曼的被杀。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些弊端归之于奥斯曼个人的缺点，其实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其更深远的原因，甚至有其必然性，奥斯曼的错误是他没有认识、控制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大概也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他出身于麦加贵族，氏族意识在他身上根深蒂固，在伊斯兰革命初期虽有所收敛，但一当气候适合的时候就又会抬头，这样一来，任人唯亲也就成了必然的了。其实，这个时期宗族主义在阿拉伯人中间的抬头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以后阿拉伯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另外，当初阿拉伯人对外征服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上的，到奥斯曼时期，阿拉伯人已经征服了辽阔的土地，成批的阿拉伯人已在各被征服地定居下来，过着比过去好得多的生活、这不但增强了他们追求享受的欲望，而且能有余暇时间来考虑许多问题，于是他们的离心力又重新活跃起来，从而导致行政的崩溃和各地的暴动。反抗的因素在欧默尔时已初露迹象，而只是到懦弱、年老的奥斯曼统治时期才公开化罢了：

哈里发奥斯曼最值得称赞的是他最后确定了《古兰经》的经文；今天全世界穆斯林用的都是这个定本。

五、内战的爆发与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结束

阿里当选为哈里发，这是他早已渴求的。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是最早信仰伊斯兰教的二三个人之一，是一位虔诚而又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在伊斯兰教初期的历次斗争中，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堪称是一位英雄。他继位哈里发后，得到多数穆斯林的拥护，特别是得到了许多身居要位的迁士们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首先是同样在觊觎着哈里发职位的脱勒哈和祖白尔，他们都是早期的穆斯林，祖白尔还是穆罕默德夫人赫蒂彻的外甥。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还有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伊莎，她对阿里怀有私人的仇恨，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当一次出征归来时，她因掉队被一位战士送回。一时情况不明，她的贞节受到怀疑，阿里曾主张穆罕默德与她离婚。后来虽以启示的形式证明了她的贞节，但她对阿里已结下宿怨。然而，对阿里来说，更具有威胁的是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因为他在叙利亚的势力大，还拥有军队。

反对阿里的斗争是在为奥斯曼复仇的口号下进行的，实质上这是为夺取哈里发的职位而进行的权力之争。阿里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就得解决他的劲敌。

尽管阿伊莎、脱勒哈、祖白尔原来也是反对奥斯曼的，至少是纵容反对奥斯曼的叛乱的，但他们却视自己过去的活动若无其事，而退到麦加去高呼复仇与战争。他们三人纠集一些反对阿里的人，迁往巴士拉，指望在那里得到伊拉克地方势力的支持。公元656年12月初，阿里在他即位5个月以后，率领一支部队离开麦地那，向巴士拉进发。阿里一去不复返，麦地那也从此失去作为哈里发国首都的地位。656年12月9日，两军相遇于巴士拉城外。阿里的军队在战斗中获胜，脱勒哈和祖白尔战死，阿伊莎被俘。阿里没有对战败者实行报复，他豪爽地哀悼脱勒哈和祖白尔，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作为“信徒之母”的阿伊莎受到了与其身份相称的待遇，退居麦地那，在那里过了22年优裕的生活。

这是穆斯林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史称“骆驼之战”，因为“信徒之母”阿伊莎在这次战役中一直坐在护以装甲的驼轿里，战斗大部分时间也是围绕着这峰骆驼进行的。比利时著名伊斯兰学者拉缅斯（1862—1937年）说：“我们在这种场合看到了神圣的骆驼和库巴（轿）；但‘信徒之母·阿伊莎占据了别季尔的地位……这种风俗在沙漠地贝都因人进行的现代战争中至今还保存着；在神圣的骆驼上，总是坐着本部落最著名的年轻姑娘，假如她落入敌人手中，那将是莫大的耻辱。”

阿里获胜后，定都库法。他撤换了前任哈里发委任的一些总督，要求留任的总督宣誓效忠。但叙利亚总督、已故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拒不承认阿里，坚决拒绝让位给阿里任命的新总督。他以奥斯曼的亲属、倭马亚家族的代表的身份要求弄清杀害奥斯曼的真相，并当众展示其血衣，鼓吹反对阿里。他逼迫阿里惩办凶手，否则就视他为同谋者或支持者。实际上，这是倭马亚家族与哈希姆家族旧的纷争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活，是穆阿维叶图谋依仗实力夺取哈里发的职位，只是他还不敢明确地提出来罢了。

公元657年5月，阿里统率约5万人的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与穆阿维叶的军队相遇于隋芬（Siffin）平原。双方相持数周，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之后，于7月26日开始决战。阿里的军队在战斗中占了优势，当他们快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穆阿维叶巧施计谋，命士兵把《古兰经》缚在长矛上，高高举起，提出“让安拉裁判”，和平解决。不能说阿里对这一诡计毫无觉察，但为主和派所迫，不得不接受和谈的建议。交战双方同意各派一名代表进行商谈。对阿里来说，接受所谓“裁判”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首先，谈判使哈里发阿里与一个省督处于同等的地位，降低了他的身份，实际上把自己置于一个篡权者的地位；第二，它给穆阿维叶一个喘息和巩固、发展其力量的机会，于公元658年派兵征服了埃及；第三，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行动导致了阿里队伍的分裂，泰米姆（Tamim）族人居多的。1.2万对妥协表示不满的人离开阿里军营，撤到库法北部的哈罗兰村，组成哈瓦利吉派（意为“出走者”，“分离派”），亦称哈罗兰派。

哈瓦利吉派多为在斗争中持不妥协态度的下层人物，他们是穆斯林平等思想的捍卫者和氏族贵族的激烈反对者。他们脱离阿里的队伍后，推选出阿卜杜拉·伊本·瓦海卜·拉西比为哈里发。此人原为一名普通的战士，据说除笃信伊斯兰教和勤勉外，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这些人组织起来，举行暴动。阿里腹背受敌，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公元659年，在泰西封附近纳赫拉万（Nahrawan）的一次决战中，阿里的军队战败了哈瓦利吉派。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分散到伊拉克和伊朗各地，传播他们的学说，并以各种名义重新武装起来。关于哈瓦利吉派的详细情况，我们留待后面再讲。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下阿里和穆阿维叶双方代表谈判的情况。由于阿里的部下对仲裁的职能有不同的解释，迫使他不得不选定一个名叫艾布·穆萨·艾什尔里的中间派人物为代表，这是一个受尊敬但却软弱无力的老头。据说，他虽以公正者的面目出现，但对阿里并不十分友好。穆阿维叶则指派一个忠于自己的谈判能手阿拉尔·伊本·阿绥为自己的代表。显然，这对阿里也是不利的。不知什么原因，事情拖了很久，双方代表于公元659年1月才在艾兹鲁哈（位于马安与彼特拉之间麦地那通往大马士革的商道旁）开会。关于这次谈判的经过和结果，没有什么确切的记载，不同的资料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流行的传说是：两位仲裁人一致同意，同时废除阿里和穆阿维叶的职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遭受损失的是阿里。但以后的情况表明，这种传说并不可靠，很可能双方都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没有一致的决定。穆阿维叶仍不承认阿里为哈里发，阿里也不肯确认穆阿维叶为叙利亚总督，更不会同意让位。形势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形成僵持的局面。但这时，情况对阿里却更为不利了。

公元661年1月24日，阿里在库法前往清真寺礼拜的路上，被哈瓦利吉派的一个狂热分子阿卜杜拉·拉赫曼·伊本·穆勒介姆用毒剑刺死。他死后被埋葬在库法附近的纳贾夫，这里后来成为什叶派的圣地之一，年年都有许多信徒来朝拜。“死了的阿里证明比活着的阿里更有力量。作为一个被公认是圣徒的殉道者，他立即恢复了生前的损失，而且还有所增加。”①阿里缺乏一个政治领袖应具有的机警、远虑、果断、韬略等特征，他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不应有的迟疑和调和态度，断送了他的一切。但作为一个穆斯林他是虔诚的，在战场上是勇敢的，对朋友是真诚的，对敌人是豁达大度的。他是穆斯林高贵和豪侠的典型人物，受到人们的崇敬，以后有不少人取名阿里，许多穆斯林家里挂着绘制的阿里的宝剑。据说，这把脊柱剑（dhual-Fagār）是穆罕默德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白德尔战役中听用过的。有诗云：

除脊柱剑外无宝剑（Lasayfa，lladhual-fagāri），

除阿里之外无豪杰（Wa-lafata，llā-Ali）。

阿里死后，其长子哈桑在库法被立为哈里发。哈桑是一个没有什么本领的人，据说他贪图安逸，生活放荡，并不热心于执掌政权。他继父位几个月以后，就与穆阿维叶达成妥协。当然，这可能是迫于敌方力量的强大和劝诱。据说，当哈桑同意退位时，穆阿维叶曾写信答复他，说：“由于血统的关系，我承认你是更适合于这个崇高的职位的。假若我相信，你的才能足以履行这些任务，那么，我毫不迟疑地对你宣誓忠顺。现在，请提你的；意愿。”他得到穆阿维叶给他的一笔特别费和优厚的年金，包括库法的公款500万第尔汗，再加上波斯一个县的岁入，都归他终身享用。但是，他只活到45岁，于公元669年死去。据说他是被毒死的，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可能是情杀，而什叶派则归之于他的政敌穆阿维叶，这样就使他成了一个殉道圣徒。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1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但不管怎么说，哈里发的选举制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世袭的王朝。一度被推到次要地位的倭马亚家族重新执掌政权，这是麦加贵族的胜利。

总结前四任哈里发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艾布·伯克尔时期，是平定叛乱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时期，并且开始了向半岛以外的征服运动；在欧默尔时期，胜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并吸取波斯、叙利亚、埃及的管理体制，制定新的税制，实行了有效的统治；在奥斯曼时期，巩固了以前的征服成果，并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扩张，然而奢靡之风盛行，各种矛盾激化，哈里发的权力开始衰落；在阿里时期，对外扩张停止，哈里发的权力进一步衰落；发生了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引起了宗教上的分裂。阿里之死，标志着所谓“正统哈里发”时期的结束。

第四章　倭马亚王朝

一、倭马亚王朝的建立和巩固

公元661年，即伊斯兰教历40年，穆阿维叶在耶路撒冷（伊利亚）称哈里发，建立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白衣大食。他长期担任叙利亚总督，即位后就迁都大马士革。穆阿维叶恢复了哈里发国在精神上的统一，原来一度中止的对外征服，现在又开始了。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首脑，他执政将近19年。在他去世以前，就指定自己的儿子叶基德为继承人，从此，哈里发的选举制不复存在，王位的世袭制开始确立。倭马亚王朝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王朝。该王朝存在到公元750年，但它实际上是马尔万王朝的历史，因为除前三任哈里发外，从公元683年开始，执政的都是马尔万的后裔（马尔万是奥斯曼的堂兄弟，曾任他的总书记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倭马亚王朝的世系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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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马亚王朝的奠基人穆阿维叶，是一位深谋远虑，精明能干而又讲求实效的政治家。他在维护自身安全和扩大版图中主要依靠叙利亚人和叙利亚地方的阿拉伯人。这些人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有少数人仍然信奉基督教。他有一批忠实而有才干的助手，例如阿拉尔·伊本·阿绥、巴士拉的统治者宰德·伊本·艾比和库法的地方长官穆基赖·伊本·舒尔白等人。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认为：“他不仅是阿拉伯的第一个国王，而且是最好的阿拉伯国王。”然而，穆斯林史学家们对他往往加以非难，认为他破坏了伊斯兰教的民主传统，变哈里发国家为帝国；“前四任哈里发不愧为宗教和国家的首脑，穆阿维叶虽然也称为哈里发，却不能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教首领”。①

①〔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穆阿维叶卓有成效地执政到公元680年，但他的继承人叶基德不经过流血斗争是无法保住王位的。叶基德本人是一个有才能而精明的统治者，但伊拉克和希贾兹事态的发展使他遇到了麻烦。首先是基亚德和他的儿子欧贝杜拉的残暴统治激怒了伊拉克的人民，从而导致拥护阿里次子侯赛因的运动。不甘失败的侯赛因试图依靠伊拉克居民的支持重新夺回他的家族已失去的哈里发职位，他拒绝承认叶基德为哈里发，带领由其亲属和信徒组成的一支不大的队伍从麦地那动身前往伊拉克。欧贝杜拉在从麦地那到库法的路上沿途放哨，监视着侯赛因的行动。欧麦尔·伊本·栽德率4000人的部队在库法西北部一个名叫卡尔巴拉的地方包围了侯赛因及其为数仅有200人的队伍。他们拒绝投降。公元680年10月10日（即伊斯兰教历1月10日），欧麦尔的军队发动进攻。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们很快就被全部歼灭，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被杀害，他的头颅被割下来送往大马士革。侯赛因的妹妹宰纳布和他的儿子阿里·奥沙也被带到大马士革。叶基德把侯赛因的头颅还给他们，在卡尔巴拉与遗体合葬。又把宰纳布和她的儿子送往麦地那，让其靠发给他们的年金继续过一种政治上的隐居生活。从这时候开始，什叶派才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而作为宗教派别得到发展。侯赛因被他们看作最受崇敬的殉教圣徒，卡尔巴拉成了该派的圣地，教历1月10日成了他们的哀悼日。

侯赛因死后，叶基德接着就与另一位觊觎哈里发职位的阿卜杜拉展开斗争。阿卜杜拉是祖白尔的儿子。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祖白尔系圣门弟子，曾与阿里争夺过哈里发的权力，后在骆驼之役中战死。阿卜杜拉是他与艾布·伯克尔的女儿阿丝玛缔结临时婚姻所生。阿卜杜拉在侯赛因之后于麦加自立为哈里发，很快就得到整个希贾兹地区的承认。叶基德的军队赶往希贾兹，公元683年8月26日向麦地那发动进攻，大获全胜。接着向麦加进军，围城达两个月之久。阿卜杜拉·伊本·祖白尔躲进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寺避难，以为可以在这里求得庇护。但倭马亚哈里发的军队用弩炮射击，克尔白在攻击中起火，结果禁寺被毁，黑石在大火中被烧成三块。就在这时，传来了叶基德死亡的消息。穆阿维叶二世继位。11月27日停止了从9月24日开始的一切作战行动。

倭马亚的军队从阿拉伯半岛撤出以后，阿卜杜拉在整个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埃及，以及叙利亚境内若干地方被承认为哈里发。双方的决战在叙利亚的拉希特草原上展开，结果阿卜杜拉·伊本·祖白尔的军队被击败，马尔万被拥立为哈里发，从此开始了马尔万系的统治。在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马立克（685—705年）继位时，以及在他执政的头卜年间，处境相当困难，有三个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同他争夺哈里发的权力，他们是阿里派的穆罕默德，哈瓦利吉派的纳吉达和上面已经淡到的阿卜杜拉·伊本·祖白尔。但是，阿卜杜勒·马立克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他重整力量，很快恢复了倭马亚人的权力。首先要对付的仍是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的兄弟在一次战斗中被击毙，阿卜杜拉本人也在公元692年麦加被攻克时力战身亡。在两年之内，马立克将阿拉伯半岛重新置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之下。据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靠天才的指挥官哈查志。此人原为塔伊夫的一名青年教师，后投笔从戎，效劳于倭马亚王朝。他取得在阿拉伯半岛的胜利以后，又应马立克之召前往伊拉克，去对付那里“以分离者和伪善者著名的”人们。他担心正面攻击不能奏效，就采取迂回的方法。在开始征服伊拉克时，他只挑选了12名随行人员，装成驮夫，悄悄地进入库法。那一天正值聚礼日，虔诚的穆斯林都聚集在库法大清真寺。他混在人群中，当时机成熟时，他立即脱去伪装，跳上讲坛，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他说：“库法的人们，我看你们的脑袋已经长熟了，该割下来了。你们总是制造灾难，但是这一次你们干得太过分了。

灾难总有尽头。请相信我的话，结束的时候到了。我的剑将使它结束。”库法人全都惊呆了。接着，他采取行动，血洗了库法及其邻近地区，屠杀敢于对他进行反抗的人。一些史学家断言，被他杀害的有10.2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他的残暴确是历史上所公认的。甚至连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圣门弟子兼圣训学家艾奈斯·伊本·马立克也遭到迫害，以同情反对党的罪名，被带上一个盖着总督印信的脖圈儿。哈查志用暴力恢复了他那包括伊拉克和伊朗广大地区在内的总督辖区的秩序。

在马立克和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帝国得到进一步的治理，倭马亚王朝的势力达到了顶点。正如希提所说：“在欧麦尔和奥斯曼在位的时代，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埃及，这就结束了穆斯林征服史上的第一时期，现在第二时期在阿卜杜勒·马立克和韦立德的时代开始了。”①实际上，这种进一步的征服始于穆阿维叶，只是在他死后，由于内乱，一度有所停顿罢了。例如，对拜占庭的进攻和向东、西两方面的扩张就是如此。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3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二、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和向东部的扩张

当穆阿维叶在哈里发的宝座上还不安全，还忙于处理国内事务的时候，他愿意与拜占庭休战，甚至向其皇帝纳贡，但不久就开始从海陆两路进攻拜占庭的领土。他的军队在安纳托利亚纵横攻略；有一个穆斯林将军法达莱，竟带着自己的队伍于668年与君士坦丁堡隔海峡相望的卡尔西顿过冬。公元669年春，穆阿维叶派出由他的儿子叶基德率领的一支舰队，去支援陆军并进攻君工坦丁堡。叶基德和法达莱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进攻导致了七年战争（674—680年）。这次战争多在海上进行，据说，主要由于希腊火的应用，才使这座城市未被攻破。“希腊火”是一种由黄磷等合成的具有高度可燃性的混合物，能在水上燃烧，它是从大马士革逃到拜占庭的一位难民发明的。在此期间，阿拉伯军队暂时攻占了罗得岛和克里特岛。

公元680年穆阿维叶死后，阿拉伯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撤出了自己的舰队，并且因内乱而暂时停止了对拜占庭的进攻。但每年夏季对小亚细亚的骚扰从未停止。随着倭马亚王朝国力的增强，在哈里发苏莱曼（715—717年）时期又组织了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的围攻。阿拉伯的军队由执政哈里发的弟弟麦斯莱麦统率，配备着石油精和攻城用的特别炮队，并且得到海陆两方面的支援，给敌方造成严重的威胁。这次围攻历时一年多（从公元716年8月至公元717年9月），希腊火的使用和利奥三世的卓越防御使围攻者受到重大损失，加上鼠疫、饥饿的打击，阿拉伯人被迫撤退。据说，舰队中途又遇到暴风雨，几乎全军覆没。此后700多年间，穆斯林的军队再没有到过君士坦丁堡。直到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才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最后夺取了君士坦丁堡。

在东方，穆阿维叶以巴士拉为基地，于公元663—671年之间完成了对呼罗珊的征服，并且越过乌浒水（阿姆河），于公元674年侵入突厥斯坦的布哈拉。在马立克和韦立德执政期间，依靠哈查志·伊本·优素福，在东方又进行了新的扩张。在哈查志的推荐下，古泰白在公元704年被任命为呼罗珊的地方长官，以木鹿为其首府。他以哈查志部属的身份，在呼罗珊统率阿拉伯的军队，据说，其中有4万人来自巴士拉，7000人来自库法，还有7000人是顺民。在韦立德（705—715年）执政期间，穆斯林军队越过乌浒水，在河中地区建立了永久的立足地。古泰白于705年克服了下吐火利斯坦及其首府巴里黑（现今阿富汗的巴尔赫），公元706—709年征服粟特的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公元710—712年攻克撒马尔罕和西面的花剌子模。公元713—715年，他率领一个远征队，深入药杀河各个地区，特别是拔汗那（即大宛国）。越过药杀河后，就进入蒙古利亚种人所居住的佛教流行的地方。他亲手捣毁了一些佛像，有些佛教徒也改奉了伊斯兰教。但直到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年）答应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后就可以不缴纳贡税时，才有大量的佛教徒变成穆斯林。整个河中地区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根据地之一，阿拉伯人又从这里进攻高加索。公元751年穆斯林军队还占领了怛逻斯，但这是以后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在东部战场，穆斯林军队还在向南推进。公元699—700年，哈查志派阿卜杜勒·拉赫曼去讨伐喀布尔的突厥王尊比勒（zunbil），因为他不愿再缴纳贡税。公元710年，哈查志的侄子和女婿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率领一支穆斯林军队向南，逼近印度，征服莫克兰，占领俾路支，于公元711—712年征服了信德，即印度河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地区，海港德浦勒尼伦（现在的海得拉巴）成了穆斯林的属地。然后，又向北扩大战果，于公元713年占领下旁遮普的木尔坦。这样一来，印度的西北部即今日的巴基斯坦，就成了阿拉伯哈里发国的一部分。

三、对北非和西班牙的征服

在北非，穆阿维叶派出由奥克巴·伊本·纳菲指挥的一支远征队，一直深入到突尼斯，于公元670年在那里建立凯鲁万城，作为司令部的驻地和进一步向西扩张的根据地。当时北非的各单柏尔部落只是名义上而并不是实际上依属于拜占庭帝国。公元698年，穆斯林的一次陆海军联合行动，把拜占庭人从迦太基和其他城市赶出去，从而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柏柏尔人在奥尔曾经组织抵抗，据说，运动是由一位传奇式的女人卡希娜领导的。但由于各部落间互不联系，终于被征服。以后柏柏尔人依照他们改宗信仰的古风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的有力支柱。阿拉伯人还袭击了摩洛哥南部，占领了丹吉尔和巴利阿里群岛。

公元708年，穆萨·伊本·努赛尔被委派担任北非总督。他巩固了从埃及到大西洋的广大地区，并从柏柏尔人中征募新军，从而大大增强了他的军力。

对西班牙的征服是迅速的。穆萨下属的一位副官于公元709年带领一支小的侦察兵部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轻而易举地获得许多战利品，满载而归。也有人说这是应被废黜的西班牙国王尤里安之请而采取的一次行动。年轻的国王被罗德里克所推翻，他企图靠外来的势力进行复仇，并且一开始还给侵略者很大的帮助。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个尤里安本身就引起很大的争论。①不管怎么说，对穆斯林来讲，西班牙是很有吸引力的。公元711年，穆萨派驻丹吉尔的副官，柏柏尔族出身的陀立克·伊本·齐亚特率领基本上由柏柏尔人组成的7000人的队伍越过海峡，在一个山冈上建立了根据地。以后，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陀立克山，阿拉伯语叫直布尔，陀立克，亦即现在的直布罗陀。从此开始了对西班牙的征服。“西哥德人占领下的西班牙，更多的是口头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基督教国家。受封建主和主教奴役的人民渴望解放。”①陀立克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他乘罗德里克国王到他的国家北部去的机会，在后来成为阿耳黑西拉斯城的那个地方建立了基地。罗德里克得知穆斯林进攻的消息后，急速赶回南方，并于公元711年7月19日在里奥——巴尔巴特谷地向穆斯林发起进攻。这时，穆斯林得到5000人的增援部队。而罗德里克的一部分部队似乎是由于对自己的国王怀有敌意而在战场上背弃了他。“结果穆斯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罗德里克不知是阵亡还是失踪。”②

①W.蒙哥马利·瓦特，皮埃尔·加奇亚：《伊斯兰教西班牙史》，爱丁堡，1965年英文版，见1976年俄文版第25页。

①〔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②W·蒙哥马利·瓦特、皮埃尔·加奇亚：《伊斯兰教西班牙史》，俄文版第26页。

这一胜利动摇了西歌德王国的中央集权体系。此后，穆斯林虽遭到某些抵抗，但只是地方性的。整个西班牙都向征服者敞开了大门。陀立克首先指挥自己的军队向科尔多瓦挺进，途中他在埃西哈城下击溃了为数不多的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西哥德人，得到各地犹太人和其他对西哥德政权不满的人们的支持。科尔多瓦于10月间向仅有700名围攻者的队伍投降。与此同时，穆斯林军队在向西歌德的首都托莱多进军，并在那里过冬。还向东北方向的萨拉戈萨派出了侦察部队。

北非总督穆萨·伊本·努赛尔得知陀立克所获得的胜利后，于公元712年7月带领8000名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的队伍越过海峡进入西班牙。一些史学家认为，穆萨此举可能是出于对部下的妒忌，并说他还以违抗命令的罪名抽打了陀立克。但从整个事态的发展来看，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可能是对事实的歪曲。穆萨的行动大概是经过冷静考虑的，他想尽可能利用已经形成的有利局势。穆萨的队伍进入西班牙后即向塞维利亚移动，攻克了这座城市，并且沿途还占领了一些小的城镇。随后他指挥自己的军队向北挺进，在这里遇到了向梅里达撤退的西哥德军的残余部队。这些人的抵抗一直持续到公元713年7月。很明显，只是在此之后，穆萨和陀立克才在托莱多西面塔霍河畔的塔拉韦腊相遇。有关713年的事件记载不多，但情况表明，穆斯林这一年在西班牙镇压了几起小规模的叛乱，巩固了已征服的领土。

第二年，即公元714年，穆萨占领了萨拉戈萨，可能还派出侦察队直达纳尔榜，因为当时法兰西的东南部，包括地中海沿岸地区，也归入了西歌德王国。随后，他大概认为西部的形势更为紧迫，决定回师西进，进入阿斯图里亚斯。陀立克也占领了莱昂和阿斯托尔加。穆萨从加利西亚俯瞰着大西洋和比斯开湾的海域是何等的得意啊！就在这时，穆萨和陀立克应召到大马士革去朝见哈里发。

穆萨于公元714年秋天离开西班牙；带着准备呈献给哈里发的大量战利品及被俘获的西歌德贵族少女，渡过海峡，由陆路途经整个北非缓缓地行进；据说被俘王子，公主及携带金、银、财宝等贵重礼品的奴隶们组成的队伍长达数里。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不管怎么说，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绝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他大约于公元715年抵达大马士革，这时哈里发韦立德已重病不起，他肯定了穆萨所建的功勋。但韦立德的弟弟和继承人则下令革除他的职务，没收了他的财产。据说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最后死于狱中或贫困。

穆萨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将那里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这位新的统帅于公元716年3月被凶手杀害之前，继续对西班牙进行了征服。穆斯林军队向北部和东北部推进，占领了潘普洛纳、塔拉戈纳、赫罗纳。在东南部则占领了马拉加和阿尔韦拉。阿卜杜勒·阿齐兹之死，使对西班牙的征服告一阶段。在西北部还有相当一部分领土没有被占领，另外，在有些地方，穆斯林的控制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穆斯林基本上占领和统一了这个国家，并且几乎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有效的行政机构。

西班牙变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阿拉伯人把这个省区叫做安达卢西亚（意为汪达尔人的土地）。而这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里的某些部分，在几乎长达八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为穆斯林所统治。阿拉伯人和柏柏尔穆斯林（即摩尔人）的文化通过西班牙对欧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今它的遗迹犹存。反过来，西班牙也给伊斯兰社会以一定的影响。

由于西歌德王国的统治扩展到了法国南部，穆斯林在灭亡这个王国后自然也就进入了那个地区。公元718年，穆斯林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在当时的阿拉伯总督萨姆赫指挥下夺取纳尔榜以后，向图卢兹推进。但在他去世前又于公元721年被赶出该城。

然而，上述事件并不能打消穆斯林军侵入法兰西的企图。公元725年，卡尔卡松和尼姆被占领，穆斯林军队从这里出发向北深入罗讷河谷地。据记载，他甚至进抵索恩河流域。但是，看来这一试探性的行动没有继续下去。阿卜杜拉·拉赫曼·加菲基又出发沿比利牛斯山以西的路线进行侦察。公元732年，他在潘普洛纳城下集合自己的队伍，通过龙赛斯瓦列斯山口向法国移动，夺取了波尔多。随后，他们迫使基督教徒向北朝图尔方向退却。公元732年10月底，穆斯林军在图尔和普瓦提埃之间与法兰克王国墨洛温朝宫相查理·马特的军队相遇。穆斯林军被击溃，其首领在战场上阵亡。他们的部分军队退向纳尔榜。此后，穆斯林的军队再没有逼近巴黎。有些学者把图尔之战称为世界史上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其实，不应过分夸大这次战役的意义，穆斯林军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是由各种内外因素决定的，这次失败对倭马亚朝的中央政权影响也不大。至于谈到决定阿拉伯人对外扩张停止和倭马亚王朝灭亡的原因，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图尔战役之后，穆斯林又在纳尔榜组织一支远征队，北侵罗纳河下游，夺取了阿尔和阿维尼翁。约公元738年，卡尔·马特又从这里将穆斯林军击退。他还向纳尔榜进攻，将该城包围一段时间，但未能攻克。直到倭马亚王朝灭亡后，穆斯林才于759年放弃纳尔榜这个重要基地。不过对法兰西和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的袭击则长达数世纪之久。

四、阿拉伯人迅速扩张的条件

从倭马亚王朝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马立克和之后他的四个儿子在位的时候，更确切些说是在他和韦立德统治的年代，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极限，西自比利牛斯山脉和大西洋东岸，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西部边境；北从黑海，南至亚丁湾，幅员之广阔，是古代任何一个大帝国所不能比拟的。

从“正统哈里发”时期到倭马亚王朝，阿拉伯人的扩张是十分迅速的，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快地进行征服呢？这是由内外两种因素决定的。

从阿拉伯人方面讲，宗教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一伊斯兰教为纽带联系起来的阿拉伯半岛各部族的人民，为信仰而进行“圣战”的思想是有的。《古兰经》中许多地方都谈到，要为主道而战。后来有些穆斯林把“圣战”看作自己的一种功课。而有些人甚至想像阿拉比亚的穆斯林左手拿着《古兰经》，右手执着宝剑来传播伊斯兰教，强迫人们二者必择其一。这无疑过分地夸大了宗教在阿拉伯人对外扩张中的作用，也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在征服的过程中，对于有经典的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显然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就是缴纳人丁税以求得穆斯林的保护，《古兰经》明言：“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缴纳丁税。”（9:29）这种作法后来还被应用于祆教等其他宗教的信徒。有一个阶段，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甚至阻止异教徒加入伊斯兰教。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居民是在征服战争过后两个世纪才皈依的。所以，一些学者认为，第一阶段是伊斯兰国家的征服，第二阶段才是伊斯兰教的征服。很明显，初期“推动扩张的力量，主要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①艾布·太马木《坚贞诗集》中的诗句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你抛弃自己的故乡，

不是为了寻找天堂，

却是那面包和椰枣，

把你吸引到了远方。

在古代，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早就习惯于流向土地肥沃的北方，他们构成了历史上的亚述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所以人们把阿拉伯半岛称为闪族人的故乡。穆斯林统一半岛后？接着实行对外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一运动的继续，是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

①〔美〕菲利普·希提：《黎巴嫩简史》，第83页，1965年英文版。

某些外部因素也有利于阿拉伯人的扩张。首先是大国间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它们相互削弱。当时中东主要受着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它们之间斗争了几个世纪。公元602—608年波斯和拜占庭之间爆发了最后一次战争，后者虽然取胜，但双方元气大伤。其次，被征服地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也有利于他们的扩张。这里既存在着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存在着外族的侵略和奴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其他地区的人民也没有对阿拉伯人进行认真的抵抗。在伊拉克，萨珊人的统治本来就是外来的统治；土著部落（生活方式为半游牧化的农民）都为萨珊人的战败而高兴。至于说到拜占庭的统治，“中东各省中的人民大众永远同当政者离心离德”，因为“罗马人对于中东的统治与以前的外国统治者们相比，他们追求实利更加粗鲁，横征暴敛更加无情，狂妄自大的行为更加露骨。”①第三，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痛恨，也表现在教义上的争论和教派的形成上，一性论的出现和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再如，在拜占庭各大城市里几乎都有犹太人，他们普遍受到歧视和迫害，甚至被迫加入基督教。在西哥德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猖狂，犹太教遭到禁止，犹太人被迫受洗加入天主教。如发现他们有人遵行犹太教的礼仪，就宣布为叛教而活活将其烧死。犹太人一度变成奴隶，直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侵入后才获得自由。②正因为如此，在阿拉伯人征服各地时，“当地居民把阿拉伯人看作意外遇到的能使自己摆脱国家行政当局、封建主和希腊正教僧侣的压迫、剥削和专横的救命恩人”。③当哈立德·伊本·韦立德进军叙利亚时，“舍伊萨尔（Shayzar，即Larissa，拉里萨）的人民带着腰鼓队和歌咏队出城欢迎他，在他面前行跪拜礼。”④

①〔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62、21、1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参看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198-200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③〔苏〕叶·亚·及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第1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75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倭马亚王朝是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世俗政权，所以被称为阿拉伯帝国。随着形势的发展，倭马亚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政权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但在征服过程中，宗教因素仍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巧妙地利用宗教，往往以伊斯兰教捍卫者的身份出现。然而，整个来讲，倭马亚人在宗教方面表现得颇为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以及后来的祆教徒，只要表示归顺，缴纳一定的人丁税，就可以依旧信仰自己原来的宗教。他们中间出现的有关法律问题由他们自己的宗教领袖处理，伊斯兰教的执法者不加干涉。倭马亚的军队，也不是纯阿拉伯人的军队，更不是各阿拉伯部族队伍所组成的松散的集合体，而是由来自阿拉伯半岛和被征服地的士兵所组成的一支大军。倭马亚人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行政管理方面，倭马亚王朝可以说是波斯和拜占庭两个帝国的继承者，它通过留用原来的官吏保存了旧的行政体系。穆阿维叶还聘请了一个叙利亚基督教徒充当自己的首席顾问。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从落后地区进入先进地区的统治者来说，大概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只有这样，新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倭马亚人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把那些前不久还彼此分割甚至敌对的各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这无疑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昂里·马塞所说：“他们是国家化思想的体现者，并且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了。”①

①〔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4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五、倭马亚王朝的衰亡

倭马亚人统治下的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它建立在种族和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它在几十年之内实行了有效的统治，然而要使这样一个大帝国的统一得到巩固是不容易的。到这个王朝统治的后期，各种矛盾日益显露和尖锐化起来，最后终于导致王朝的灭亡。

首先是政治上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宣传入们在尘世一律平等的思想，他针对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发表不同的言论，将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联合起来。但是，在穆罕默德之后，特别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哈里发们追逐世俗权力，“宗教在当权者的眼里只不过是约束人民的工具。当权者是最高阶层的成员，他们利用宗教统治其属下……结果就是政权属于高贵者，而信仰属于贫贱者”。①倭马亚王朝的一些哈里发不喜欢学习《古兰经》和管理朝政，而沉湎于荒淫无耻的生活，后来还建立了宦官制度和闺阃制度。他们贪图尘世的享乐，在沙漠里修建了许多快乐宫。穆沙塔宫和阿木拉宫是今天保存得最好的宫殿中的两座。穆沙塔宫，即“冬宫”最为著名，但它建筑的年代尚不能肯定。而经专家们研究确定，阿木拉宫是哈里发韦立德一世时兴建的。下面是赫伯特·戈特沙尔克对这座宫殿的描述，我们照录下来，使读者得以了解哈里发生活之一魔。这座宫殿的“建筑材料是红色石灰石。正殿顶上有三个筒形穹窿。在东侧有三间浴室与之相连。这三间浴室的屋顶设计不一：一为筒形拱穹，一为十字拱穹，最后一个是球顶。阿木拉宫的布局和内部设施在风格上与穆沙塔‘冬宫’很不相同，特别是那些美丽的壁画，确实使人赞叹不已。在哈里发宝座大殿的半圆形正面有这样一幅画：哈里发坐在华盖下，左边是他的一位妻子，右边是一位持棒卫士。有一面墙上挂着几位统治者的画像。经鉴定他们是被穆斯林征服的一些国家的君主。他们的名字是用阿拉伯文和希腊文写的，西班牙的西歌德末代王罗德里克、阿比西尼亚的内古斯纳加斯蒂、波斯国王科斯洛……这些画像是按他们国家的地理位置排列的，所以一位专家推测第四位可能是公元716年前后被谋杀的东突厥斯坦的统治者。另一面墙上画着裸体武士相互竞技的惊险场面。有一间屋子的墙上装饰着狩猎图。在球顶大厅可以看到天球北部的黄道系十二宫。在相连的几个房间的墙壁上画着裸体女人和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些情景。这里也有表现人物的壁画，人在中间，周围是各种鸟兽。”①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在城市或沙漠宫殿中过着纸醉金迷的荒淫生活。据记载，倭马亚王朝的奠基人穆阿维叶从不饮酒，而他的儿子却被称为“酒徒叶基德”。韦立德二世更是酒鬼，《乐府诗》中关于他建造的浴池有一段绝妙的描绘，说这座浴池涌流的是酒而不是水，因为韦立德在坐浴时要饮酒。关于韦立德沉溺于酒色和低级趣味的情况，《乐府诗》的作者阿布尔·法拉吉提供了许多亲身的见闻。

①〔德〕赫伯特·戈特沙尔克：《影响遍全球的伊斯兰敦》，第62页，1980年德文第2版。

①〔德〕赫伯德·戈特沙尔克：《影响遍全球的伊斯兰教》，第187-188页。

第二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阿拉伯帝国内的居民被分为四个等级，地位最高的是阿拉伯人，他们以哈里发的家族为首，是早期的征服者，构成各地的贵族，享有各种特权和年金。其次是自愿或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他们增加得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数上超过了阿拉伯穆斯林。形成一个新的“麦瓦利”阶层。“所谓‘麦瓦利’就是一个在血统上不是任何阿拉伯部落十足成员的穆斯林。所以‘麦瓦利’就包括波斯人、埃及人、柏柏尔人和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民族，同时也包括一些操阿拉伯语或者虽然肯定属阿拉伯血统，但由于某些原因失去或者不能取得作为阿拉伯统治阶级十足成员资格的人们。”①在理论上这部分穆斯林应与阿拉伯穆斯林处于平等的地位，享有穆斯林的一切权力，因为全体穆民皆兄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按规定穆斯林可免缴除天课以外的一切赋税，而绝大多数“麦瓦利”都没有享受这种优待，也不享受政治、社会方面的平等。“麦瓦利”实际上与阿拉伯人一起参加征服战争，特别是在边远省份，如呼罗珊、马格里布、西班牙等地，但他们大都只能当步兵，所得薪俸和分得的战利品大大低于阿拉伯骑兵。连一个“麦瓦利”与一个阿拉伯血统的妇女结婚都被看做是有严重缺陷的婚姻。许多非阿拉伯穆斯大林都出身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他们享受不到征服者的特权，于是就献身于学术，在知识领域里使阿拉伯穆斯林相形见绌，进而又在政治上开始争夺领导权。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加入反对派的行列，拥护与倭马亚人为敌的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第三个等级是顺民，即所谓“迪米人”（Dhimmis）。开始时只限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被称为“有经典的人”，后来扩大到波斯的祆教徒、哈兰的多神教徒和柏柏尔人。这些人须缴纳人丁税和土地税，以换取保护和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法庭和宗教组织，除与穆斯林有关的事务外，他们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也归本教的宗教首领处理。在一般情况下，倭马亚统治者对他们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但这种宽容是有条件的。欧默尔二世（717—720年）在位时就把种种侮辱性的限制（即所谓“欧默尔契约”）强加于基督教徒。它“排斥基督教徒，不许他们担任公职；禁止他们戴缠头，要求他们剪掉额发，穿着特殊的服装，腰上系一条皮带（Zahǎr）；骑马时不许用骑鞍，只许用驮鞍；不许修建教堂，做礼拜时不许高声祈祷”。①这个法令对犹太教徒显然也有种种限制，例如排斥他们，不许担任公职等等。虽然许多条款并没有长期实施，但异教徒对他们在这个社会所处的低下地位是不满的，最后一个等级是奴隶，他们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各个不同的部族。伊斯兰教初期的奴隶主要来自战俘，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也有买来的。伊斯兰教承认已存在的奴隶制的合法性，同时又提倡改善奴隶的状况，认为释奴是一种善行。但是，有一个时期，占有奴隶在阿拉伯贵族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富人占有上千的奴隶，没有奴隶的只是极少数人。主人可以娶女奴为妻妾，奴妾生的孩子为自由人，也可以继承产业，这时生了孩子的奴妾的地位也有所提高，被称为“孩子的妈妈”，略低于她主人的妻子。我们不难看出，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基础上的社会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随着倭马亚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和生活上的腐化以及对人民群众压迫、剥削的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然加剧。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时期主要的是阶级斗争，反对倭马亚人统治的不限于非阿拉伯人，下层的阿拉伯人同样反对国家的贵族政治，在初期，他们甚至是反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反过来，拥护倭马亚人的也不全都是阿拉伯人，被帝国执政当局保留下来的其他民族的贵族们，由于保住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甘愿暂时丧失政治权力。只要阿拉伯统治者承认他们的特权，他们就会与阿拉伯贵族进行合作。当然，这绝不是说他们没有政治欲望，一遇时机成熟，他们就要起来夺取政权。

①〔英〕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7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三，宗族主义抬头，阿拉伯部族内讧重演。阿拉伯人传统地把阿拉伯各部落分成两大集团，即北部阿拉伯人和南部阿拉伯人，每个集团都有本集团内部各部落之间的宗谱。不管这种宗谱有多大的可靠性，但它在历史上一直起着作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穆罕默德在创教的过程中，力图打破宗族血缘关系，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建立统一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国家。他的努力曾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这种宗族主义思想实际上已重新抬头。在伊斯兰教之前，有几个北方的阿拉伯部族迁移到伊拉克，在两河流域定居下来，他们中间盖斯人居于重要的地位。居住在叙利亚的一些部族则是南阿拉伯人，被称为也门部族。伊斯兰教产生后，阿拉伯人随着征服运动的发展而大批地到了半岛以外的地区，但各城镇的阿拉伯人，仍然按照他们的部族分片居住，从而把部族集团间的斗争又带到了各地。在倭马亚王朝奠基人穆阿维叶时期，南北两派阿拉伯人的斗争已经隐约重现。穆阿维叶实际上以也门部族为靠山，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叶基德的母亲是也门凯勒卜部族人，叶基德本人又与凯勒卜部族的女人结婚。当穆阿维叶二世继位后，属于北方集团的盖斯人拒绝予以承认，而拥护同样觊觎哈里发职位的阿卜杜拉·伊本·祖白尔。倭马亚人依靠南阿拉伯的凯勒卜部落的支持在马尔吉·拉赫特战役中打败了盖斯人。但倭马亚人因此次行动失去了过去表面上保持的中立地位，陷入派系斗争的泥潭之中。以后历任的哈里发，不是依赖这派势力，就是依靠那派势力。两派的斗争在很长时间内在·很多地区都明显地表现出来。

最后，在这一片怨声中，又汇进了宗教上的派别斗争，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一直在反抗倭马亚人的统治；在麦加和麦地那的虔诚的穆斯林也形成一个反对倭马亚人的宗教性集团，它反对哈里发们的世俗主义倾向，指责他们漠视《古兰经》和圣训。这些人的宣传无疑对倭马亚王朝的灭亡起了促进作用。

在倭马亚人统治的后期，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地相继发生了武装起义。在希沙姆时期，侯赛因的孙子栽德·本·阿里在库法组织武装力量，企图推翻倭马亚王朝，结果于公元740年轻而易举地被镇压下去，他本人也死于巷战。此外，在南高加索、呼罗珊、伊拉克、马格里布、乌浒水以东地区也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不同民族或派别的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真正对倭马亚王朝构成威胁的是艾布·穆斯林领导的起义。艾布·穆斯林是奴隶出身的波斯人，他提出减轻税负、取消劳役的口号，率领奴隶、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一些不满倭马亚王朝统治的波斯贵族，在呼罗珊发动了反对倭马亚人的武装斗争，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也为阿巴斯人所利用。

起义军的势力日益壮大，倭马亚王朝派驻呼罗珊的总督纳赛尔·伊本·赛亚尔请求哈里发增派援兵，但哈里发忙于镇压内地的起义，派不出人来。总督在绝望之中弃职而逃。起义军占领了呼罗珊首府木鹿，然后挥师西向，一直挺进到伊拉克，公元749年攻克库法。阿巴斯人的首领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战死在伊拉克，这时他的弟弟艾布·阿巴斯公开站出来，宣布自己就是穆斯林所期待的救世主，并于公元749年10月30日在库法大清真寺里举行公众的效忠宣誓仪式，登上哈里发的宝座。倭马亚人的白旗在阿巴斯人及其同盟军的黑旗面前节节败退。马尔万二世不甘失败，组织了最后的抵抗，他率领1.2万人从哈兰出发，于公元750年1月在底格里斯河东支流之一的大扎卜河左岸与敌军展开会战，结果被击溃。此次战役后，阿巴斯人和起义军在叙利亚长驱直入，许多重要城市都没有进行认真抵抗，只有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经受了几天的围攻，于4月26日投降。马尔万二世逃跑，最后于8月5日在埃及的卜绥尔城一所基督教堂外面为追缉者所捕杀。据麦斯欧迪记载，他的首级和哈里发的标志都被送给艾布·阿巴斯。历时90年的倭马亚王朝就此宣告结束。

第五章　阿巴斯王朝

一、阿巴斯王朝的建立

阿巴斯人以各个心怀不满的集团利益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积极而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巧妙地利用各种力量，从而在阿拉伯政治变化中取得胜利，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阿巴斯王朝，中国史书上称之为“黑衣大食”。阿巴斯人执政后，国家的政治中心由叙利亚移到伊拉克，一开始定都库法，公元762年曼苏尔开始建立新都巴格达。在以后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巴格达一直是帝国的首都。

阿巴斯人依仗武力夺取政权，又靠屠杀手段来维护其政权。王朝第一任哈里发于公元749年在库法大清真寺的首次布道（呼图白）时，就狂妄地自称“赛法赫”（a1-Saffah，意为屠夫），后来这就成了他的绰号。他草菅人命，不惜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根除倭马亚家族。公元750年6月25日，80名倭马亚人应邀前往雅法附近奥查河畔的艾卜·弗特鲁斯城赴宴，席间他们全都出其不意地被砍倒在地。而阿巴斯人在尚未咽气者的呻吟声中继续其欢宴。接着派人到各地搜捕流亡在外的倭马亚人。但有一位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年轻人逃脱追捕，经过千辛万苦到了西班牙，成功地建立了倭马亚人的政权。此外，他对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经支持或与之结盟的集团或个人，也实行残酷的镇压。所以，一开始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对。

艾布·阿巴斯仅执政四年（750—754年），继承哈里发职位的是他的弟弟艾布·贾法尔，尊号为“曼苏尔”，意为胜利者。他为这个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的35位哈里发都是他的直系后裔，“他是阿巴斯王朝最伟大的哈里发，也是最不讲道义的哈里发”（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语）他的伯父阿卜杜拉是一位名将，曾统率大军在大扎卜河战役中击败马尔万二世，并彻底歼灭了倭马亚军队。赛法赫执政时，他当上了叙利亚总督。曼苏尔继任哈里发后，同样觊觎哈里发职位的阿卜杜拉举兵反叛。公元754年，曼苏尔派艾布·穆斯林率军在尼夕宾战役中打败阿卜杜拉，将其投入狱中，7年后处决。接着厄运就轮到了仅存的一位有名望和权势的将军曾为阿巴斯人夺取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艾布·穆斯林。当时他是呼罗珊这个边远省的地方长官，曼苏尔将他召回京城，以图谋反叛之嫌将其除掉。艾布·穆斯林的追随者要为这位名将复仇，在呼罗珊举行起义，结果也遭到镇压。其他被杀的还有什叶派的首领侯赛因的两个曾孙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

在曼苏尔时期，除了西班牙和西北非洲的一角之外，帝国大部分重新统一起来，并且又重新展开征服战争。

二、同拜占庭的战争和对外征服的继续

穆斯林与拜占庭人之间的边界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打了100多年，双方都随着自己力量的强弱时进时退。曼苏尔在稳定了国内的局势以后，就派遣军队击退拜占庭人，夺回亚美尼亚的马拉特耶要塞和西里西亚的马西萨要塞。穆斯林军队还进逼高加索，深入到里海沿岸的大不里士。朝东南方向，穆斯林军队征服了坎大哈和其他地方，进而越过凯伯尔山口，侵入印度，占领肥沃的克什米尔谷地。

在第三位哈里发马赫迪（775—785年）时期，又对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发起一次进攻。这次远征由他的幼子和后来的继承人哈伦指挥。公元782年，穆斯林军队进抵博斯普鲁斯海峡，拜占庭摄政的爱伦尼皇太后被迫请和，分两期缴纳贡款7万到9万第纳尔。哈伦的威望因这次胜利而大为提高，他父亲赐给他以“赖世德”（al-Rashid，意为真正的人）的光荣称号。公元802年，尼斯普鲁斯一世在拜占庭即皇帝位，他宣布废除女皇原来缔结的和约，还写信给当时已当了哈里发的哈伦·赖世德（786—809年在位），要求退还已缴纳给他的贡款。哈伦阅信后怒不可遏，当即在来信的背面写下了下述内容的答复：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信士们的长官致罗马人的狗尼斯普鲁斯。说句实话，我已阅过你的信。哦！这个无赖之徒，至于我的回答，我是一定会叫你看到它的，但是你现在还无须听到它！平安。”

哈伦立即开始了对拜占庭帝国的一系列军事远征，派兵侵入小亚细亚，于公元806年攻占赫拉克里亚和泰那等地。位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和罗得岛也分别于公元805年和公元807年受到穆斯林舰队的袭击。尼斯普鲁斯遭到失败后，被迫重新议和，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同意向阿巴斯王朝缴纳更多的贡赋，皇帝本人及其家室成员还要交纳一种侮辱性的个人贡赋。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阿巴斯王朝的势力这时达到了高峰。哈伦·赖世德死后，他的儿子们之间爆发了内战，对外战争一度中断。经过四年残酷的内战，阿明（809—813年）战败被杀，马蒙（813—833年）登上哈里发的宝座。马蒙执政时期是伊斯兰教繁荣昌盛的时期。地中海几乎成了穆斯林的内湖。他们从埃及出发，向克里特岛发起进攻。该岛于公元825年被征服。当时名义上仍臣服于阿巴斯哈里发的马格里布的阿格拉布王朝，也于公元827年征服了西西里岛，并于公元831年夺取其首府巴勒莫。穆尔台绥姆执政后，又对拜占庭采取了军事行动。先是对敌人的反击，因为拜占庭军队曾袭击这位哈里发的出生地季巴塔。在安塞拉，穆尔台绥姆的军队与拜占庭皇帝提奥费鲁斯遭遇，并战胜了他。公元838年，穆尔台绥姆想在托罗斯山的那一边取得立足点。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深入拜占庭领土，将阿摩雷姆（Amorium）城包围50天后攻克。本想继续向前，进军君士坦丁堡，但因接到国内可能发生武装叛乱的警报，遂班师回国。自穆尔台绥姆之后，阿巴斯王朝的势力日衰，穆斯林军队再没有发动过什么重要的进攻。边境冲突时有发生，但没有一次深入对方领土。这时，穆斯林军队越境进犯的目的主要是掠夺，而不是征服。

三、帝国的进一步伊斯兰化

阿巴斯人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经利用了人们对倭马亚王朝世俗化的不满，所以他们一登台就强调宗教的作用，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哈里发为了使自己的职位更带有宗教色彩，每逢节日，如即位典礼和主麻日聚礼，都穿上穆罕默德所穿的斗篷（布尔达）。从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开始，哈里发就成了宗教的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全世界的穆斯林在聚礼时都必须为哈里发祈祷。哈里发还密切他与教律学家的关系，保护他们，举凡国家大事都征询他们的意见。而得到哈里发宠爱的教律学家，有些人也极力颂扬哈里发的所谓功德。例如，得到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信任的艾布·优素福在他所著《地租》（《Al-Haraj》）一书中写道：“真正的宏福无边，使哈里发作众生的领袖；又赐给哈里发以光明，让它普照黑暗的人间。”①在阿巴斯王朝后期，他们拥有的实际权力越小，他们把宗教的权力就抓得越紧。自第八位哈里发穆尔台绥姆（833—842年）的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朝代结束，每个哈里发名字的后面，都加上一个与真主的名字相配合的尊号，如“真主的代位者”、“真主在大地的影子”，等等，把自己和真主紧紧地连在一起。例如，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任命大臣的委任状里写道：“穆罕默德·伊本·白尔兹是我在全国各地和全国人民的代表，因此，谁服从他，谁就是服从我，谁服从我，谁就是服从真主，谁就要升入天堂。谁违抗他，谁就是违抗我，谁违抗我，谁就是违抗真主，谁就要堕入地狱。”①哈里发成了伊斯兰教的象征。当后期诸小国割据的时候，其统治者仍然在表面上拥护哈里发，标榜哈里发，为哈里发祈祷，请求他的册封。公元1258年阿巴斯王朝被蒙古人灭亡之后，王室的王孙硕果逃到开罗，仍被马木鲁克王朝尊为“哈里发”。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像俘虏一样被囚于堡垒之中，每当新王上台时，被拥出来作为伊斯兰教的领袖为新王举行隆重的即位典礼。

①纳忠译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译者序言》，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37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1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从倭马亚王朝到阿巴斯王朝，伊斯兰教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被征服民族改宗者人数的增加，伊斯兰教已成为许多民族信仰的宗教，哈里发国也由一个阿拉伯帝国变成了伊斯兰大帝国。在这个国家里，统治阶级的成员不再完全由他们的血统而由其信仰所决定，不同种族的上层组成了新的统治阶级。这在帝国政府的组织和人事安排中得到反映。帝国的伊斯兰化，可以说是继军事、政治征服之后的第二个征服阶段。在阿巴斯王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帝国内此前尚未皈依的大部分居民都改奉了伊斯兰教。哈伦·赖世德和穆台瓦基勒两位哈里法的立法，无疑促进了人们的改宗。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宗是和平地、逐步地完成的，很多人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不愿继续缴纳人丁税；想避免歧视，享有更多的安全和自由；把改奉伊斯兰教作为猎取名誉地位、高官厚禄的手段，等等。征服的第三阶段，是用阿拉伯语取代被征服各民族的语言。这个阶段最晚，经历的时间也最长，大体说来，到阿巴斯王朝末期才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人”这个词已不专指居住在阿拉伯半岛或来自那个半岛的人及其后裔，而成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概念，可以说大体上已适用于整个哈里发国境内的居民了。只有伊朗仍能较多地保有其民族特点，并且反过来给阿拉伯人以巨大影响。埃及的科普特人大概也是没有改宗伊斯兰教，保有其民族特点的埃及原有的居民。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讲，帝国内民族的相互同化，文化的相互渗透，在合乎规律地、逐步地进行着。

四、帝国的繁荣与昌盛

在阿巴斯王朝时期，波斯的影响增强了。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因为帝国版图内的一些地区，被征服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是比较发达的地方，不可能不对大都来自沙漠之地的阿拉伯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那个时代，波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已不必多说，连波斯头衔，波斯酒、波斯妻子，波斯情妇，都逐渐占了上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齐尔（Vizirite，意为大臣、首相）一职的设立。哈里发是政府的首脑，他把民政权委托给大臣（维齐尔），把司法权委托给法官（卡迪），把军事权委托给司令官（埃米尔），而政府一切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则属于他本人。但到了后来，哈里发的世俗权力就旁落了。有一个时期，维齐尔握有的权力特别大，哈里发实际变成了“懒王”。

在伊斯兰帝国政府中，大臣这一官职是曼苏尔时代开始设立的。首次担任这一职务的是什叶派人哈立德·伊本·巴尔马克，他出身于中亚细亚，父亲原是巴里黑佛教寺院的一位高僧。哈立德很有才干，曾做过泰伯里斯坦的行政长官和财政部门的首脑，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深受哈里发的宠信。他任大臣期间，权力极大，实际上是首相。他经常主持由政府各部门首长参加的国务会议，各地方长官和法官的任免权名义上归哈里发，实际上也由他决定。他甚至能够按世袭的原则把大臣的职位传给他的儿子-他是巴尔马克大臣世家的奠基人，他的家族中的几个成员都担任过阿巴斯王朝的大臣。但是，显赫一时的巴尔马克家族的结局是悲惨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不允许权力过大的大臣存在，他于803年下令处死了贾法尔，其父叶海雅及其他三个儿子也被下狱，有的最后死于狱中。这个家族的财产被查抄，他们被一劳永逸地逐出了名利场。

阿巴斯王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经济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相当发达。巴格达是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国家的统一为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商业往来创造了条件，也为对外贸易开辟了道路。据说，曼苏尔在确定建立巴格达城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赖盖及其周围的物产运给我们。”曼苏尔从各地招来建筑师，技工和小工10万人左右，耗资488.3万第尔汗，花了四年的功夫才建起这座都城，称之为“和平城”。城是圆形的，故称团城，有三道城墙，内城和外城均由砖砌成，外城的外面是一条深壕，内城的里面建有紫禁城，城墙高达27米多。这三道城墙是三个同心圆，哈里发的“金门宫”为其圆心。这座宫殿建得十分宏伟，拱顶式的接见厅就有近40米之高。宫殿旁边建有大清真寺，供王室成员之用。除此之外，巴格达还建有几座颇为壮观的宫殿。三道城墙各有等距离的四个城门，四条大街像车轮的辐条一样，从市中心射向四方。

这座雄伟的都城，是中世纪世界上少数几个国际政治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巴格达与当时世界各个著名地区几乎都有联系。这里长达几英里的码头，经常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也有游艇，有中国的大船也有当地的羊皮筏子。同时，穆斯林商人的船只也远达中国，印度、马来群岛以及地中海和里海沿岸各国。当然，陆路贸易也十分发达。穆斯林商人输往国外的主要有椰枣、蔗糖、棉毛织品、钢铁工具、玻璃器皿等等。而输入的有中国的丝绸、瓷器、麝香；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染料，矿物；非洲的象牙、金粉，乃至奴隶；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毛皮、蜂蜜、黄蜡以及白奴。对此各国的史书多有记载。最近在世界各地，远至北方的俄罗斯、芬兰、瑞典和德国，都发现了阿拉伯钱币，它证明这个朝代及随后时期穆斯林足迹之所至。《一千零一夜》中的辛伯达航海记是那时穆斯林不畏险阻，远航中国的写照。在巴格达有各个行业专门的店铺，辟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

阿巴斯王朝在哈伦·赖世德和他的儿子马蒙执政时期达到了全盛。但阿巴斯人的好景不长，自第九位哈里发瓦西格（842—847年）之后，就日趋衰落。文选编者赛阿里比（？—1038年）曾引用一句名言说：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以曼苏尔为奠基者，以马蒙为中兴者，以穆尔台迪德（892—902年）为结束者。这大致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五、阿巴斯王朝的衰微

瓦西格去世之后，哈里发的权力就日趋旁落，突厥人组成的禁卫军逐渐掌握了实权。据历史记载，伊斯兰教大帝国从来没有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也就是说，没有一支严密组织的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哈里发的禁卫军几乎算是唯一的正规部队，他构成军队的核心，周围有各部族的族长所指挥的部族军；此外，还有雇佣军敢死队以及从各地临时征募来的部队。在阿巴斯王朝执政之初，哈里发的禁卫军主要由呼罗珊人组成。因为阿巴斯人主要是靠波斯人特别是呼罗珊人的武装力量上台的。第八位哈里发穆尔台绥姆（833—842年）是哈伦与一个突厥女奴所生，他为自身的安全着想，同时也为了削弱呼罗珊军队的势力，首先用由河外地区来的4000名突厥新兵组成自己的禁卫军。但也有人讲，实际上，在此之前，哈里发马蒙在位时，就出于同样的原因组织了一支由突厥奴隶组成的卫队，只是他要挑选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担任这支卫队的长官。而穆尔台绥姆则进了一步，他将那些有才干的突厥人晋升为军官。哈里发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支突厥禁卫军竟构成了对帝国更大的威胁。

突厥禁卫军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势力，它握有实权，能左右哈里发的废立。穆台瓦基勒（847—861年）执政时，突厥禁卫军首领策动了一次哗变。原因是卫士们对长久拖欠他们的津贴表示不满。哈里发惊恐万分，逃离京城，派遣呼罗珊世袭总督穆罕默德率军加以镇压。虽然发生了这次事件，但突厥人的势力以后仍在增长。这位哈里发在公元861年12月10日夜被手下的突厥卫士杀害于萨马腊。在以后的年代里，突厥禁卫军将哈里发换了一个又一个；禁卫军首领也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宫廷的妇女们凭着自己对这些突厥人的影响，在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整个局面更加复杂化。例如，哈里发穆格台迪尔（908—932年）执政时期，他那突厥族出身的皇太后就经常干预朝政。哈里发把国家大事交给自己的禁卫军统领穆尼斯·穆赞法尔，并赐给他一个新的萼号埃米尔一乌尔一乌玛拉（amiral-umarā，），意为指挥官中的指挥官或大元帅。不久，穆尼斯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废黜穆格台迪尔，立其弟卡迪尔为新哈里发。但后者的日子也并不比他的前任好过，这位哈里发和在他之后继位的两位哈里发穆塔基和穆斯塔菲，都先后被挖掉双眼。有一段时间，被废黜的三位双目失明的哈里发同时流落在外，沿街乞讨，接受信众的布施。在这种情况下，哈里发在人们心目小的形象和威望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阿巴斯王朝第二十位哈里发拉迪（934—940年）在位时期，大元帅更是变本加厉，他公然要穆斯林在主麻日祈祷时将他的名字与哈里发的名字一起加以颂扬。在拉迪之后，哈里发连主麻日的说教和国家的事务也不能主持了，大元帅成了伊斯兰帝国的真正统治者。阿巴斯王朝时期，帝国的边远省份一开始就处于半独立状态，例如赛法赫当政时期艾布·穆斯林在呼罗珊的统治就是如此。但那时哈里发毕竟还拥有实权，竭力维护中央集权制；当他发现某些地方独立的倾向严重时，就设法加以压制或平息，所以艾布·穆斯林能够被他召到京城以谋反之罪名处以极刑。随着哈里发中央权力的削弱和突厥禁卫军首领的当政，边远省份的总督们就建立起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当然，最早独立于阿巴斯王朝之外的还推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

六、西班牙和北非的各穆斯林王国

阿巴斯王朝建立5年之后，从他们的大屠杀中侥幸逃脱出来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历经艰险，到达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当时西班牙的政局正处在混乱之中，长期存在的南部阿拉伯人（通常称为也门人）和北部阿拉伯人（通常称为穆达尔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在这里激烈地进行着。从公元732年到公元755年短短的23年间，西班牙的省督就换了23次之多。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到来，揭开了穆斯林西班牙历史上新的一页。他刚毅、勇敢而又有才能，受过王室的良好训练，到西班牙不久就掌握了错综复杂的局势，于第二年（756年）建立起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自称埃米尔。在打败各式各样的敌人的过程中，阿卜杜勒·拉赫曼建立起一支4万多人的军队，士兵主要是从北非招募来的柏柏尔人。他依靠这支忠于自己的军队支撑着自己的宝座。公元757年，他停止在主麻日讲道（呼图白）中为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祝福。这意味着西班牙已摆脱当时公认的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而独立。不过这时阿卜杜勒·拉赫曼还未自称哈里发。

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后，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所实行的政策，从根本上讲与在其他地区对他们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缴纳人丁税以后仍可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从政治上讲，犹太人的地位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提高；奴隶的境况也有所改善。贵族和牧师特权集团的势力被摧垮，信基督教的地主也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所以杜齐（Dozy）断言：“在某些方面，阿拉伯人的征服，对西班牙来说，甚至是恩惠。”①尽管如此，基督教徒还是大批大批地改奉了伊斯兰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有些城市里，这些新入教者已经占了居民中的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总是以自己那光荣的世系而感到骄傲，往往把新入教者视为下等阶级的人，这就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入教者的不满和反抗，再加上阿拉伯人内部的宗族斗争，就使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又陷入内乱，处于危险的境地。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912—961年）继位时，这个国家已经缩小到只有科尔多瓦及其周围不大的地区。这位开始执政时年仅23岁的埃米尔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人物，他在位50年，把丧失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收复，使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并且在公元929年开始称哈里发。此外，他的宗主权还得到摩洛哥的承认，柏柏尔海岸大部分地区都表示臣服。他还扩大和更新舰队，与法蒂玛人争夺西地中海的霸权。

①转引自〔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第60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时代，是这个持续275年（756—1031年）的王朝的中兴期，科尔多瓦空前繁荣，安达卢西亚空前富裕，西班牙倭马亚哈里发国雄踞两方。据记载，科尔多瓦当时有居民50万，清真寺700座，公共澡堂300所。哈里发的宰赫拉宫建得富丽堂皇，有房间400个，能容纳奴隶和禁卫军好几千人，是全欧洲最富有魅力的宫廷之一。拜占庭皇帝，德国、意大利，法兰西等国的国王，都曾遣使到这里来。国内农业、手工业发达，市场繁荣，国家的财政收入成倍地增加，岁入达到624.5万第纳尔，除当年的支出外，其中有三分之一可以留作储备。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及其继任者哈克木二世（961—976年）在位的时代，加上曼苏尔侍卫长（977—1002年）专政时期，是穆斯林在西方统治的极盛时代，科尔多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一个撒克逊修女称它为“世界的珍珠”。这颗珍珠在欧洲放出异常的光彩。此后，西班牙倭马亚哈里发国开始衰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被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斯拉夫人和西班牙人弄得分崩离析，最后于公元1031年灭亡。

在倭马亚哈里发国的废墟上，形成了许多穆斯林小王国。在11世纪前半叶，有20个左右短命的小国先后在一些城市和地方兴起。他们互相残杀，弄得精疲力竭，最后有些变成摩洛哥柏柏尔人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的牺牲品。但这两个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也不长，因为公元11世纪就开始了基督教的再征服运动。公元13世纪中叶以后，这一运动的步伐加快了，穆斯林西班牙被压缩到一个格拉纳达国的小范围之内。在这里，奈斯尔王朝（1232—1492年）扮演了伊斯兰教捍卫者的角色。该王朝的建立者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在美丽的首都格拉纳达城的东南角倭马亚王朝曾经建筑过城堡的一块台地上，建起一座红宫（哈姆拉宫），后经他的三位继承人屡加扩建和修饰，成为“西班牙穆斯林艺术全部精雅和整个富于创造性想像力的结晶”（马塞语），它那华丽的装饰和阿拉伯风格的花边，至今使人赞叹不已。奈斯尔王朝的宫廷就设在这里。在一个时期里，这个宫廷复兴了先前时代西班牙穆斯林的光荣。这里庇护科学和艺术，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特别是北非的学者。他们奖励贸易，特别是与意大利的丝绸贸易。格拉纳达成了西班牙最富有的城市。

但是，与西班牙日益增长的基督教势力相比，这时伊斯兰教的势力要小得多。西班牙基督教的领土由两个王国构成；公元1469年，两个王国的统治者实行联姻，阿拉贡的国王菲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的女王伊萨培拉结婚，这无疑给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加上奈斯尔王朝又发生持续的内部纷争，它的崩溃似乎已是不可避免。公元1492年1月2日，卡斯提尔人侵入格拉纳达，西班牙领土上最后一个穆斯林王朝覆灭。

不久，即在公元1499年，一个强迫改奉基督教的运动在西密尼斯·德·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成立宗教法庭，焚毁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书籍，要所有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这时他们全被称为小摩尔人）都必须接受洗礼，否则就作为违抗命令加以处置。许多人成了秘密的穆斯林，表面上改奉基督教，暗地里仍然信奉伊斯兰教。公元1556年，菲利普二世颁布法律，要求留下来的穆斯林立即放弃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甚至命令拆除西班牙的一切澡堂，因为这是伊斯兰教的遗物。穆斯林起而反抗，暴动从格拉纳达扩展到邻近的山区，但最后遭到镇压。公元1609年，菲利普三世签署命令，将所有的穆斯林逐出西班牙。据说，有50万人离开这里。在北非，·早在阿巴斯人上台执政之前，柏柏尔人就背弃了正统派的信条，接受了哈瓦利吉派的学说，因为它更符合他们的民主倾向。大约在公元740年，柏柏尔人在摩洛哥掀起既是宗教的又是民族的运动，随后扩展到整个北非，乃至西班牙的某些地区。阿巴斯人执政后，虽曾试图平息这个地区的运动，但终归未能阻止一些独立小王朝的建立：塔赫尔特的罗斯图姆王朝、萨杰拉马萨的马德拉尔王朝、特累姆森的白努伊弗连王朝。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斯的易德里斯王朝，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什叶派王朝，系由哈桑的曾孙易德里斯·伊本·阿卜杜拉所建。公元785年，他在麦地那参加了再次爆发的阿里派的暴动。暴动被镇压后，他逃到摩洛哥，建立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易德里斯王朝（788—974年），得到当地柏柏尔人的支持。最后，在西班牙倭马亚哈里发哈克木二世所派遣的一支部队的打击下而垮台。

在北非的东部出现了阿格拉布王朝。公元800年，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被阿巴斯王朝哈里发任命为易弗里基亚的地方长官，但他到任后很快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独立王国。他在位12年（800—811年），死后将政权传给他的继承人。该王朝以凯鲁万（在今突尼斯境内）为中心实行了100余年的统治。他们有一支精良的舰队，不断从这里出发侵扰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沿海地带，甚至深入到罗马。此外，还夺取了马耳他岛，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从克里特岛出发袭击希腊沿海各个城市。公元909年，什叶派人阿卜杜拉·马赫迪率军灭阿格拉布王朝，建立新政权，定都马赫迪亚城。因创始人自称是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故名法蒂玛王朝；因它崇尚绿色，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绿衣大食”。法蒂玛人在这里的势力得到巩固以后，就把注意力转到更有吸引力的埃及。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埃及曾先后为突伦王朝、阿巴斯王朝的总督和伊赫什德王朝所统治。突伦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868—905年），创始人为艾哈迈德·伊本·突伦，其父系拔汗那的突厥人，公元817年被布哈拉的萨曼省长作为礼物送给哈里发。艾哈迈德’伊本·突伦在公元868年以埃及省长助理的名义到达埃及，不久就在这里宣布独立。这是伊斯兰帝国内第一个独立的突厥王朝。伊本·突伦（868—884年）建立了严密的军事组织，10万人的军队是其政权的支柱，以突厥奴隶和黑奴组成的禁卫军则是这支军队的核心。公元877年，他又乘叙利亚省长去世之机，占领了这个省份。为了控制叙利亚，他在阿克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自托勒密王朝以来，埃及初次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自法老时代以后，埃及初次统治叙利亚。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叙利亚一直和埃及联系在一起。突伦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这一方面是由于以后的统治者腐败，另一方面也是它缺乏民族基础的必然结果，王朝的统治者自身是外来人，军队也是从各种外籍人中招募的，得不到当地人的支持。到伊本·突伦的儿子和第四位继承人舍伊班（904—905年）时，复归于阿巴斯王朝。但是，阿巴斯王朝恢复对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时间不长，在埃及又出现了另一个突厥王朝——伊赫什德王朝（935—969年）。拔汗那的突厥人穆罕默德·伊本·空格志（935—946年）把埃及紊乱的局面整顿好以后，于公元939年被哈里发拉迪授予“伊赫什德”（Ikhshid）的头衔，这是古代伊朗王侯的一种称号。在随后的两年里，他将叙利亚、巴勒斯坦并入自己半独立的国家；第四年又吞并了麦地那和麦加，在以后的几百年间，希贾兹的命运与埃及的联系也密切了。

此外，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北部还曾短期地存在过阿拉伯人建立的一些小王朝，如台格利卜部族人哈木丹·伊本·哈木敦的后裔在摩苏尔和阿勒颇建立的什叶派哈木丹尼王朝（929—1055年）、阿勒颇的米尔达斯王朝（1023—1097年），等等。

公元969年，法蒂玛人没费多大气力就攻克弗斯塔特（al-Fustat，开罗旧城），击败伊赫什德王朝，占领埃及。公元970年建立新市区卡希拉（al-Kāhira，开罗新城区）。公元973年迁都开罗。

在建新城区的同时，开始兴建爱资哈尔清真寺，以后又在这里设立伊斯兰教学院，公元11世纪在法蒂玛王朝文化极盛时期发展成为伊斯兰大学，设立许多学院和图书馆，当今是伊斯兰世界享有盛名的最高学府。地理学家马格迪西于公元985年写道：早先巴格达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城市……今天的开罗取代了昨日兴旺发达的巴格达，我不知道伊斯兰还有什么比它更加辉煌的城市了。

法蒂玛人在埃及刚站稳脚跟，就派军进入叙利亚，公元969年到达大马士革并占领了这座古城。以后又继续北进，灭哈木丹尼王朝。同时，继承伊赫什德对圣地的保护权，占领了希贾兹地区。到公元10世纪末，法蒂玛王朝达到全盛时期，其版图既包括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地区，也包括地中海诸岛屿和直至大西洋岸的北非，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哈里发国。但这种局面维持不久。法蒂玛王朝没有稳固的基础，公元11世纪初就开始衰落，北非很快就脱离它，建立起一些小的国家。公元1171年，萨拉丁推翻法蒂玛王朝，在埃及恢复了逊尼派的统治。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格台迪尔（908—932年）时期，北非法蒂玛王朝的奥贝德拉和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先后于公元909年和公元929年称哈里发，伊斯兰世界出现三位敌对的哈里发同时存在的非常局面。

七、东方的各穆斯林王朝

在西部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穆斯林王朝的同时，伊斯兰教帝国的东部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如果说西部的各王朝主要由阿拉伯血统的人建立的话，那么，东方渚王朝则主要是突厥人和波斯人的。依时间先后来讲，首先出现的是塔希尔主朝（820—872年）。塔希尔·伊本·侯赛因是一位波斯籍奴隶的后代，曾是哈里发马蒙信赖的将军。公元820年，马蒙为奖励其战功，任命他为整个巴格达东地区的总督，首府设在木鹿，呼罗珊为其行政中心。塔希尔名义上是哈里发手下的一位总督，而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他的寿命不长，于公元823年去世，在他死前举行主麻日聚礼时已不再为哈里发祈祷。他的继任者进一步扩充其势力，直达印度边境，并将政府的驻在地迁到内沙布尔（尼沙不儿）。公元872年为萨法尔王朝所取代。

萨法尔王朝（867—908年）最初兴起于锡斯坦，奠基人是雅古布·伊本·雷斯·萨法尔（867—878年）。“萨法尔”一词的意思是铜匠，这大概和他先辈从事的职业有关。雅古布年轻时曾当过强盗，成为一伙人的首领。他有勇有谋，得到阿巴斯王朝锡斯坦省长的赏识，后被委任为驻军司令，成为哈里发的一位著名将领。他首先在自己的领地组织力量，建立起半独立性的政权，然后向外扩张其势力，逐步取代塔希尔王朝，成为东波斯的主人；他攻占了喀布尔，使今日被称为阿富汗的那个地区的居民大都由佛教改奉伊斯兰教；他还将莫克兰，俾路支和信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甚至威胁到哈里发统治下的巴格达。雅古布死后，他的弟弟阿拉尔继位，统治了12年，但势力已不如过去强大。随后版图锐减，终于在公元908年被萨曼王朝推翻。萨曼王朝（874—999年）系由波斯巴里黑地方一个祆教徒贵族萨曼的后裔所建立。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在塔希尔王朝为官，任副省长。父子辗转相袭，到萨曼的曾孙纳赛尔·伊本·艾哈迈德（874—892年）的时候，他乘塔希尔末代国王软弱之机，宣布建立独立的王朝。但真正建立起萨曼王朝政权的是他的弟弟易司玛仪（892—907年），他在公元900年从萨法尔人手中夺取了呼罗珊。到第四代执政者纳赛尔二世（913—943年）时期，版图扩张到最大限度，统治着哈里发国的东半部，几乎达到伊拉克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东部边界。他名义上承认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宗主权，表面上忠于他，实际上是独立的，在其领土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萨曼人的统治下，中亚细亚的居民几乎全都成了穆斯林。该王朝以布哈拉为首都，撒马尔罕为其主要城市。这两座城市当时都成了主要的文化中心。撒马尔罕甚至使巴格达相形失色，著名的医生、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拉齐、伊本·西那（阿维森纳），伟大的史诗作家费尔多西，都曾在这里从事创作。萨曼王朝在伊朗各穆斯林王朝中是最开明的，但它仍然摆脱不了当时各小王朝所面临的问题和致命弱点，军事贵族的专横，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特别是突厥人势力的崛起。最后该王朝被突厥人建立的加兹尼王朝所灭亡。

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的创始人是阿尔普提金，他开始时是萨曼王朝的宫廷卫士。此人才干出众，得到主人的恩宠，被提升为警卫队队长，961年又被封为呼罗珊的省长。但不久他就在萨曼王朝新的君主面前失宠，于是带领其追随者一起逃到这个王国的东部边境。公元962年，他从当地统治者手中夺取加兹尼，建立独立的王朝，以后发展为包括阿富汗和旁遮普在内的加兹尼帝国。然而，加兹尼王朝真正的奠基人是阿尔普提金的奴隶和女婿苏布克提金（976—997年），该王朝以后的16位君主都是他的嫡系后裔。苏布克提金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版图扩大到印度的白沙瓦和曾为萨王朝所统治的呼罗珊。这个王朝最著名的君主是苏布克提金的儿子马茂德（999—1030年），他极力鼓吹圣战，将其视为每个穆斯林的义务，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圣战者”称号的人。公元1001年，他在白沙瓦附近给予旁遮普的统治者加帕尔以粉碎性的打击。在此后的24年间，他对印度的进攻不下17次，结果占领了拉合尔、木尔坦等中心城市，并吞了旁遮普和信德的一部分。

马茂德还向西扩张自己的领土，夺取了波斯人的伊拉克。当时哈里发国的实权操纵在波斯裔什叶派布韦希人的手中。马茂德是一位逊尼派穆斯林，他一即位就承认哈里发卡迪尔（991—1031年）在名义上的宗主权，并请求他的册封。哈里发赐予他“国家右臂”的称号；他和他的直接继承人在铸造钱币时也以“埃米尔”（省长）或“赛义德”（领袖）为满足。加兹尼王朝的势力盛极一时，统治着辽阔的地区。但这个王朝也是用武力来维持的，没有稳固的基础。马茂德死后，帝国开始瓦解，东部各省逐步脱离出去，在印度形成一些独立的穆斯林小王朝；在北部和西部，突厥斯坦诸汗和波斯的大塞尔柱人瓜分了加兹尼王朝的领土；在中部，日益强大的古里人奋起战斗，于公元1186年摧毁了加兹尼人在拉合尔的最后统治。

布韦希王朝（945—1055年）是在伊朗西部迅速崛起的一个新王朝：公元945年12月，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克菲（944—946年）被迫在巴格达迎接了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封他为大元帅（埃米尔·乌尔·乌玛拉），并赐他以“穆伊兹·道莱”（国家的支持者）的称号。艾哈迈德出身于伊朗北部里海南岸山区的德莱姆族，父亲是该族的酋长，曾效劳于萨曼王朝。艾哈迈德和他的两个兄弟都在萨曼王朝的军队中担任下层军官，他们逐步集结起自己的人马，排除困难，向南部进军，首先攻占了伊斯法罕，接着占领胡泽斯坦和克尔曼两省区，以设拉子为首府建立起政权。公元945年，艾哈迈德进军巴格达，哈里发宫廷的突厥人卫队闻讯而逃。在这种形势下，哈里发只好承认他为保护人。艾哈迈德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了实际的统治者。他的正式官职只是一个大元帅，但却下令在主麻日聚礼的布道中把他的名字与哈里发并提，并把自己的名字铸在钱币上。第二年，即公元946年1月，艾哈迈德废黜哈里发穆斯台克菲，挖掉他的眼睛，立穆帖仪（946—974年）为哈里发。这时，他规定要纪念什叶派的节日，特别是最具特色的两大节日：教历1月10日哀悼侯赛因遇难的阿术拉日；教历12月18日的授职节（什叶派的圣训说，穆罕默德曾于这一天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一个叫盖迪尔·胡姆的地方宣布阿里为他的继承人）。许多事实表明，这时逊尼派的哈里发只不过是什叶派大元帅手中的傀儡而已。巴格达名义上仍是哈里发国的首都，但实际上受设拉子的统治。

这个王朝在其第三位统治者阿杜德·道莱（949—983年）执政时达到了极盛时期，他向东、西两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将当时存在于波斯和伊拉克的几个小王朝统一起来，建立起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到公元977年，他已经统治着当时名义上属阿巴斯人的全部领土。他娶哈里发塔伊的女儿为妻，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哈里发。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他首先使用“沙汗沙”（“王中王”）的称号。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该王朝的统治者也和当时的一些君主一样，重视文化、科学和艺术，建造了不少公共设施，如清真寺，医院、学校、天文台、图书馆等，特别是在阿杜德·道莱和他儿子执政时期。

然而，布韦希人的好景同样不长，沙里夫·道莱（983—989年）死后，他的儿子们之间发生内争，加上外部敌人的反对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王朝开始衰落。公元1055年，空格里勒率塞尔柱突厥人攻克巴格达，灭什叶派的布韦希王朝。

八、塞尔柱人的统治

塞尔柱人是突厥人的一支，因其首领名叫塞尔柱，故名。10世纪时，中亚细亚的突厥人分为三大集团：定居于天山山区的回纥人，住在喀什噶尔的葛逻禄人和定居于河中边缘的乌占恩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葛逻禄人迁移到饧尔河沿岸，将乌古思人挤向西方和南方。大多数乌古思人在塞尔柱的统率下于956年进入已经四分五裂的伊斯兰帝国，定居于布哈拉，信奉了逊尼派伊斯兰教。当塞尔柱人在这里出现时，哈里发国已有名无实，逊尼派和什叶派王朝相互交错地进行统治：逊尼派出西班牙；什叶派在北非；逊尼派在叙利亚；什叶派在伊拉克和伊朗。

塞尔柱的孙子空格里勒勇敢善战，夺取了呼罗珊。后来又在其兄弟的协助下于公元1037年征服了加兹尼王朝统治下的木鹿和内沙布尔，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夺取了巴里黑、戈尔甘、泰伯里斯坦、花剌子模、哈马丹、赖依和伊斯法罕。布韦希王朝节节败退，到公元1055年，空格里勒已成为呼罗珊和波斯的统治者。公元1055年12月18日，他进军到巴格达城下，布韦希王朝守城的突厥将军巴沙希里弃城而逃，哈里发卡伊姆（1031—1075年）把这位逊尼派人当作救星来欢迎。哈里发还举行盛典，封他为“东方和西方的素丹”（意为“权威”）。这位素丹以后还与哈里发的女儿结了婚。

空格里勒进入巴格达后，没有停留下来，又集中兵力向北方远征。这时，原来弃巴格达城而逃，而今在为法蒂玛王朝效劳的巴沙希里乘机带领一支庞大的法蒂玛军队返回巴格达。他强迫哈里发卡伊姆将阿巴斯人的权力让给自己的劲敌法蒂玛王朝的穆斯坦绥尔，把哈里发之职的各种象征（包括穆罕默德的斗篷和别的遗物）全部送给他。卡伊姆的头巾和他宫殿里一扇美丽的窗子也被送往开罗作为纪念品。在巴沙希里重新占据巴格达的40周里，规定各清真寺在主麻日聚礼讲道时都要颂扬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以后，空格里勒又班师回到巴格达，使卡伊姆复位，并于公元1060年处死了巴沙希里。

此后，塞尔柱人利用拜占庭帝国内部的混乱局面，不断对它发动袭击，在10年的时间内使这个帝国遭到很大的破坏。公元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狄奥根遭到惨败，把小亚细亚交给了塞尔柱人。与此同时，塞尔柱人还击退法蒂玛人，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塞尔柱人成了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他们不仅在伊斯兰帝国的亚洲部分恢复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恢复了宗教上的统一。“他们之所以能这样迅速获胜，应归功于他们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这与笼罩着敌方营垒的无政府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①

①〔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18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塞尔柱人中最著名的君主有四位，即空格里勒及其儿子和继承人阿尔普·阿尔萨兰，他的孙子马立克·沙，他的曾孙、大塞尔柱末代素丹桑贾尔。阿尔普·阿尔萨兰和马立克·沙在位时政治上靠的主要是天才的宰相尼查姆·穆尔克，他有勇有谋，能文能武，拥有很大的权力，其治世之道已被辑录为《政治论》；他时常率军作战，并屡屡获胜；他知识渊博，热心于学术研究，有不少学者汇集于他的门下；他在巴格达创立的尼查姆大学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生，负有盛名的安萨里曾在这里任教。但尼查姆·穆尔克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却死于艾萨辛派之手。公元1092年，马立克·沙去世，他的兄弟和儿子们瓜分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塞尔柱帝国。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来自外部的打击，塞尔柱人的势力日益衰弱；而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省督们的权力加强起来。从公元12世纪开始，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伊朗，形成许多地方性的小王朝。这些变成独立君主的塞尔柱统治者，在历史上称为阿塔伯格。“阿塔”的意思是父，“伯格”的意思是老爷，阿塔伯格起初是对年轻的埃米尔的监护人和太傅的称呼。

这时，东方有几股势力乘虚而入，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哈剌契丹人，来自吉尔吉斯草原的乌古思人和花剌子模的君主们。桑贾尔（卒于1157年）在其去世前的30年间，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殊死的斗争，但未能阻止哈剌契丹人和花剌子模人对河中地的瓜分。

公元12世纪，花剌子模人从塞尔柱人手中夺走了因暴乱而内部分裂的伊朗。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也被日益强大的花剌子模人所吞并。塞尔柱人的势力已基本上被摧垮，但有一支塞尔柱人则以肯亚（伊科纽姆）为首府统治着小亚细亚，一直坚持到蒙古人西征之后。最后为奥斯曼人灭亡。

花剌子模人还占领哈剌契丹的首都讹答剌，从而结束了他们的政权。公元1214年，他们夺取当时作为古尔王朝首都的伽色尼城，使自己的势力在东面也得到扩张。这样一来，花剌子模人又在西亚恢复了较大范围的统一。但宗教上的统一却受到了损害。公元1218年，他们以什叶派教义取代了逊尼派教义，甚至图谋消灭巴格达哈里发国。蒙古人的入侵打破了他们的美梦。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什叶派在东部取得优势的同时，萨拉丁在埃及推翻了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建立了以其祖先命名的阿尤布王朝，恢复了逊尼派的统治。在消灭了几个阿塔伯格小王朝之后，这个逊尼派王朝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幼发拉底河。萨拉丁是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东侵的十字军以有力的打击。如果他的后辈们之间不发生内讧，那么这种打击将是致命性的。以后，突厥雇佣兵利用主人的虚弱，于13世纪中叶在埃及取代阿尤布人的地位，建立起马木鲁克王朝。

九、蒙古人的西征与阿巴斯王朝的灭亡

公元13世纪初，在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存在着两股势力：蒙古汗国和花刺子模王朝。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公元13世纪之初，铁木真利用有利时机，首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公元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举行勿里勒台（会议大聚会），拥戴他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蒙古统一后，先向南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中都（今日之北京），直达黄河北岸。蒙古政权的势力日盛，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向外扩张似乎是必然的。而在亚洲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是穆斯林的世界，兴起于中亚的花剌子模人，已于公元12世纪末到公元13世纪初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伊朗，并侵占了哈剌契丹国和古尔王朝的大片领土，控制着穆斯林东方。毫无疑问，这时的花剌子模素丹也有一种野心，就是“到东方去，渗入中国，以便对大商道加以‘庇护’，在从伏尔加河到印度河，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辽阔地域内实行其统治”①。

①《花剌子模史》，第75页，塔什干，1976年俄文版。

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把兵锋转向西方，利用哈剌契丹和花刺子模之间的战争迫使回纥和葛逻禄的王公们承认他为君主。不过，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公元1216年才开始的。蒙古人在追击与之敌对的部落时，在吉尔吉斯与花剌子模素丹的军队相遭遇，打了个平局后退了回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成吉思汗大概已经注意到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希望保持东西商道的畅通。他早年结识的就有穆斯林商人，他们曾在蒙古与中国的贸易中起过重要作用，现在他想利用这些穆斯林充当蒙古与花剌子模之间的中介人。

有一次，忽毡（Khoiend，亦译苦盏，前苏联境内的列宁纳巴德）的阿合马等三人带着大量的物品来到蒙古人的领地。在他们返回的时候，成吉思汗派了一支由450名穆斯林组成的商队随同前往花剌子模进行贸易，并通过这些商人给素丹送去内容如下的使信：“与吾人领土接壤的地区已无敌人，而且已按吾人的愿望完全被征服和削平；因此吾人眼下有友邻之责。人类的智慧需要如此做；协调的途径应由双方遵循；友谊的责任应得到承担；吾人应有义务在不幸事故中相互支援和帮助；并且吾人应使常行的和荒废的道路平安开放，因之商人们可以安全地和无约束地来往。”①但是，当一行人抵达讹答剌（Otrar）时，驻该城的地方长官哈只儿汗（Ghayir—Khan）却将商人们拘留，并派人向花剌子模素丹报告了此事。高傲的素丹没有对这件事多加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就下令将450名穆斯林商人处死，将其货物当作战利品予以没收。在素丹的命令到达之前，有一名商人设法逃出，弄清真相后，回去向成吉思汗报告了同伴们的遭遇。成吉思汗闻讯后感到气愤，遂决定西征，讨伐背信弃义的花剌子模素丹。

①〔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3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18年，成吉思汗先灭西辽，扫清西征道路上的障碍1219年率20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这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少于敌方，但它组织严密，富有战斗力，因而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不仅灭了花剌子模，而且在喀尔喀河打败俄罗斯联军。5年之间，它纵横攻略，前锋直达伊朗北部和东欧，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两洲的蒙古大汗国。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在他的继承人执政期间，又进行两次西征，使蒙古人的势力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1236年到1241年，窝阔台汗打败斡罗思（俄罗斯），前锋直达今日之波兰、匈牙利等地。1253年至1259年之间，蒙哥汗遣宗王旭烈兀西征。他率领一支主要由中亚突厥人（其中大多数为景教徒）组成的军队，首先向历史上为害匪浅的艾萨辛派（暗杀派）发动进攻，将阿拉穆特要塞夷为平地，并杀其首领（1257年）。据说旭烈兀曾送口信给巴格达的哈里发，请他协助对付暗杀派，但未获答复。在攻克阿拉穆特要塞之后，旭烈兀又向哈里发送去最后通牒，要求他拆除巴格达的外城，无条件投降。遭到拒绝后，旭烈兀就发动了进攻，虽遇抵抗，但哈里发的军队终非他的对手。公元1258年1月10日，蒙古军攻入巴格达，哈里发及其家属和属下的官员被杀，城市遭到劫掠和破坏。执政长达500年的阿巴斯王朝不复存在了。蒙古人西征胜利后建立了四个汗国：成吉思汗长子之封地钦察汗国，国势最盛时的领地西达多瑙河下游，东到今额尔齐斯河，南到高加索，北到前苏联之保加尔地区：次子察合台之封地察合台汗国，领有两辽故土；三子窝阔台领有的汗国，拥有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方；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的封地是伊儿汗国，领高加索和里海以南地区。四汗国为蒙古政权统一管辖下的藩属，但后来都分别独立，在公元14至公元15世纪先后灭亡。

蒙古军所到之处，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使各地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历史上对此多有记述，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布哈拉被蒙古军攻占后，一位逃到呼罗珊的人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①短短数语道出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它所造成的恐惧。但是，有些人把蒙古人西征说成是“毁灭世界的残暴事业”，“国家在千年内也恢复不了元气”，这显然夸大了它带来的恶果。蒙古征服者所造成的破坏毕竟是在一定时间内局部地区所发生的现象。蒙古人西征时已开始接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在征服过程中，他们“既没有尽情报复以消心头之恨，更没有使血流成河。”①“无论何地，百姓只要投诚，就得到宽恕；但那些进行抵抗者则遭毁灭”。例如，公元1220年5月初哲别和速不台兵临尼沙不儿城下时，作为凭证，曾交给对方一份用畏吾尔文书写的塔木花（aI-Tamgha，朱印）和成吉思汗的一道扎儿里黑，要旨是：“诸异密、贵人及众黎庶，当知者……从日出至日落之一切土地，我均将其托付与汝等。因之，凡属归降者，慈恩将施及其身及其妻妾、子女和家族；但所有抗命者，将与其妻妾，子女和族人共遭毁灭。”②“实际上蒙古人征服的后果因没有伴之以征服者的迁徙而比较地就不那么严重。除了为数不多的军事力量外，蒙古汗们带来的有帮助他们组织管理和运用成吉思汗时已经定出的严整的国家组织和军事组织的文官。”③

①转引自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2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转引自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1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B.B.巴尔托利德：《穆斯林文化》，见《巴尔托利得全集》，第6卷，1966年俄文版，第190页。

蒙古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被征服地的经济、文化和交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把各文明国家和地区统一在一个民族和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必然会促进各地经济的繁荣、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蒙古统治者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一般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他们的政权以蒙古贵族为主，同时也任用当地有能力的上层人士为官吏，协助他们进行统治。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的政权得到各地民族上层的支持。例如，河中地被征服后，就委托给大丞相、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Mahmud Yalaw Vach）及其儿子麻速忽毕（Mas’ud Beg）掌管。“因他们公正治理，他们恢复了该地的损毁，给那些敌人，况什么‘良医治不好时间造成的创伤’的人，一记耳光。”①在宗教方面，他们允许伊斯兰教与喇嘛教、道教、基督教并存，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好些人都按其所好选择一种宗教。蒙古人西征后，不仅有大批各族穆斯林来华，被归入色目人之列，其地位高于汉人，而且许多蒙古人都改奉了伊斯兰教。例如，忽必烈皇帝的孙子安西王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他所部士卒15万人中穆斯林占半数以上。所以，中国著名学者陈垣在论及这个问题时写道：“中世纪时，虽被蒙古族兵威所征服，而蒙古人后裔竟渐次为回教势力所熏陶。其同化力之强，不可思议。”②

①《元秘史》，第263页。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1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第六章　《古兰经》和“圣训”

伊斯兰教同世界上其他各大宗教一样，有它自己的经典，这就是《古兰经》；“圣训”则是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总称，它在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以及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古兰经》

《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以安拉的名义发布的“启示”。“古兰”系阿拉伯语的译音，亦译“可兰”，意为“读”，通常指“诵读、宣读”。伊斯兰教的这本经典有时也被称作“克塔布”（书、经）或“齐克尔”（警告、提示）。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的言语，“是全世界的主降示的”（56:80），是“天经的原本”（13:39），是“敬畏者的向导”（2:2），只有达到纯洁境界的人才能够领悟它。据说，安拉的启示不只是《古兰经》的内容，它还包括以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但内容已被他们歪曲。《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颁降的唯一的一本经典，它为穆罕默德所领悟，为全体穆斯林所遵奉。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的语言是神圣的，《古兰经》的每个句子、每个词、每个字母都是神圣的，“只有纯洁者才得抚摸那经本。”（56:79）虔诚的穆斯林对它爱不释手，平常要用一块洁净的布把它包起来，在净手之前不得去拿它，因为这会玷污这本圣书。在伊斯兰教国家，有的穆斯林往往爱惜字纸，自己不随便抛扔，在大街上见到别人抛掉的还要拾起来，因为那纸上或许会有真主的尊名。过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允许将《古兰经》译成其他语言，也不得排版印刷，而只能手抄或者书写后石印，否则，就有损于真主的启示。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在礼拜时仍然必须诵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不准使用译文（只有在教学时方可使用译文。世界上除土耳其语的正式译本外，没有一种外国语的审定译本，但已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自行译成多种语言。“各个时期的伊斯兰教学校都要求学生以饱满的热情和非凡的记忆力学习《古兰经》。谁能流畅地背诵《古兰经》的全部章节，谁就能获得最高的荣誉……只要能背诵个别句子或章节就能使真主满意。”①“在穆斯林看来，教义学、教律学、科学这三种东西，是同一事物的三个方面，因而《古兰经》就成为要受高等普通教育的科学手册和教科书……是全部课程的基础。”②

①〔德〕赫伯特·戈特沙尔克：《影响遍全球的伊斯兰教》，第49-50页，1980年德文第2版。

②〔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4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各国的作家和诗人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古兰经》倍加赞扬，虽非出自信仰，但也引起人们的注意。伟大的诗人歌德说：“《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而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①当代英国作家汉米尔顿·阿·基布说：“《古兰经》在独特的表现手法上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由于文学上的许多特质，几乎无法成功地把《古兰经》转译成其他语言……译文使得它那铿锵有力的语言变得死气沉沉，语言结构也失去了微妙的含意，华丽的修辞弄得面目全非，所剩下的只是一个外表上混乱和重复的编纂物，结构松弛，了无生气，更谈不上艺术手法。唯一足以弥补损失的是那偶然出现的神秘的美感和深远的洞察力。”②《古兰经》诵读起来之所以铿锵有力，更多地表现在韵脚。节奏、修辞、动听等方面，这些东西在译本中很难表达出来。

①转引自马坚译《古兰经》“古兰简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英〕汉密尔顿·阿·基布：《阿拉伯文学简史》，第37-3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古兰经》经文的启示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穆罕默德早年的生活是不幸的，25岁与富孀赫蒂彻结婚后，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才有所改善，这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问题。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生活十分艰难，穆罕默德对社会状况表示不满，于是经常到麦加郊区希拉山山洞去隐居静悟。一天，他正在这个山洞里静思，突然感到自己精神恍惚，进而听到一种声音，三次催促他读。他回答说：“我不会读。”于是他听到用阿拉伯语对他说：“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96:1—5）。穆斯林普遍认为，这就是最初的启示，时间是610年，依照后来定下来的希吉来历法，这件事发生在赖麦丹月（9月），它标志着穆罕默德正式受命为教化世人的使者。从此以后，穆罕默德就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古兰经》就是在公元610年至632年这23年时间里，依照当时发生的事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陆陆续续发布启示的汇编。穆罕默德开始时并未明确地说出这是谁的声音，例如在麦加时期的第53章的第4—11节中说，教授他启示者是“那强壮的，有力的”，但没有叫出名字来。后来才明言启示是通过大天仙吉卜利里颁降的。“你说：‘凡仇视吉卜利里的，都是因为他奉真主的命令把启示降在你的心上’……”（2:97）哪节经文是最后的启示呢？一般都认为是第五章的第3节：“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教做你们的宗教。”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还没有编辑成册。他没有上过学，

不会写字，启示的内容大部为他的门第子们所记下，有人能够

背诵，有人将其记在石板、骨片，兽皮、棕榈叶上，遇到问题

就按启示来处理和解决：《古兰经》中还以穆罕默德不会读书写字来证明经文系安拉所降，要人们不要怀疑：“以前，你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假若你会读书写字），那么，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29:48）

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真主降给人类的最后一部经典，是用阿拉伯语降示的唯一经典，它可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3:3）在穆罕默德之前，安拉曾降给易卜拉欣以《苏侯福》，降给达乌德以《哲布尔》，降给穆萨以《讨拉特》，降给尔萨以《引支勒》等等，只是“有经典的人当中有一派人明知故犯地隐讳真理。”（2:146）但所有这些也并非安拉全部的启示，因为“用大地上所有的树来制成笔，用海水做墨汁，再加上七海的墨汁，终不能写尽真主的言语”。（31:27）《古兰经》中有些经文不仅是针对先前各种宗教所作规定的启示，而且也有对《古兰经》本身某些经文的否定：“凡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以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代替它。”（2:106）这就是说，从内容上讲，《古兰经》有些地方是前后矛盾的，但这是就当前事态的发展对以前的经文所作的修正。究竟那些是取代经文，那些是被取代经文，没有统一的认识，由此产生出一系列注释性的书籍。此外，现在的《古兰经》可能没有包括穆罕默德以安拉的名义发布的全部“启示”，因为《古兰经》是在他去世后才整理和编辑的，当时有些能背诵经文者已在战争中牺牲，加之没有统一的记录和保管，“是否把所有的启示都汇集起来了？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①昂里·马赛讲得更肯定，他说：“我们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传至今日的《古兰经》，没有收进全部的启示。因此，其中发现有许多解释性的补充和（没有重大意义的）增补句，还可以看到句子的重新搭配。但是，这根本谈不上什么伪造。”①

①〔德〕赫伯特·戈特沙尔克：《影响遍全球的伊斯兰教》，第52页，1980年德文第2版。

①〔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76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二）《古兰经》经文的汇集和确定

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没有编辑成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健在时，遇有什么大事可以直接请示他，他还要针对遇到的不同问题发布新的经文；另一方面，他的许多门弟子都能熟记已颁布的经文，并遵从它来处理和解决问题。穆罕默德逝世后，许多部落发生暴乱，叶玛迈自称先知的穆赛里玛，势力尤大。公元633年（教历11年），有几位能背诵《古兰经》经文的人在叶玛迈战役中阵亡。这时欧默尔担心经文佚失，劝艾布·伯克尔下令搜集启示。据说，起初艾布·伯克尔并未下定决心进行此项工作，因为穆罕默德在世时没有嘱咐他做这件事。但是，他也认为欧默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建议，遂命令年轻的栽德·伊本·萨比特负责这项工作。后者曾是穆罕默德下面负责记录经文的书记。

栽德·伊本·萨比特等人收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分散记录下来的经文以及先知的弟子们背记下来的经文，加以整理和重抄后送给艾布·伯克尔保管，这是《古兰经》的第一个手抄本。由此可见，将分散的经文第一次编辑在一起的功劳应归功于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艾布·白克尔和欧默尔。据说，艾布·伯克尔去世时将它留给欧默尔，欧默尔死时又转给他的女儿、穆罕默德的遗孀哈福赛。

但是，栽德·伊本·萨比特汇集和重抄的这本《古兰经》不是唯一的一本，吴百耶·伊本·卡尔白（‘ubayyibnka‘b）、阿卜杜拉·伊本·买斯欧德（Abdullahibn Mas‘ud）、艾布·穆萨·阿卜杜拉、爱施尔里（Abu Mussa Abd Allah Al-Ash'ari）和弥格丹·伊本·阿拉尔也汇编了《古兰经》。这几个人所汇编的《古兰经》在内容上存在着某些差别，加上各地的读法不同，门弟子们所作的解释不同，于是在穆斯林中就产生了分歧。如果不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地加以解决，那么分歧就可能扩大，给伊斯兰教带来危害。据说，当时有一个名叫胡幸福的人建议奥斯曼“赶紧挽救《古兰经》”，奥斯曼接受他的建议，从哈福赛处取来栽德·伊本·萨比特原来整理的手抄本，又命令他在其他古莱氏人的帮助下按古莱氏的方言统一定稿，然后抄了七本。其中一本留麦地那作为标准本，其余六本分送麦加、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巴林和也门。随后，奥斯曼下令焚毁其他一切手抄本，这一作法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他确实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现在全世界流行的就是奥斯曼定本，虽然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对该书的个别地方有不同看法，但各派穆斯林都承认和使用这一定本。原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当局曾将保存在麦地那的《古兰经》范本送给德国皇帝，《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第2章第2条第246款规定：“德国应于本条约实行后六个月内，将前在麦地那（Medine）被土耳其当局取去转赠前德皇威廉二世之原属哈里发奥斯曼《古兰经》原本交还汉志国王。”①

①《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17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奥斯曼定本的《古兰经》共114章，为诵读方便起见，又将全书分成30卷。有人细心地进行过统计，说全书共6236节，以阿拉伯文计算共有77934个词，323621个字母。不过对此还有不同的说法，这里不一一列举。据传说，《古兰经》的这个定本比吴百耶原来汇编的那本少两章，比伊本·买斯欧德编的那本多两章。此外，写法和词汇方面也有某些差别。然而，什叶派认为奥斯曼本没有收进关于阿里的内容，为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举出了《古兰经》中一些不连贯的地方。他们还加进了《二星宿》一章，这显然是更晚期的作品。他们说的“二星宿”指的是穆罕默德和阿里。该派“并且认为，什叶派的每个伊玛目秘密传授其继承人的《古兰经》的真正经文，在隐遁伊玛目返世时终将公开出来。”①哈瓦利吉派拒绝承认第12章《优素福章》，认为该章写与埃及女人的暧昧故事，有失为圣书的内容。但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定本得到全世界穆斯林普遍的承认。19世纪在伊朗兴起的巴布派和巴哈派，曾试图以他们首领的作品取代《古兰经》，遭到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反对。

①昂里·马赛：《伊斯兰教简史》第76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成的错误，当时阿拉伯文字的不完善和不确切，使人很容易把一些字母当作另一些字母，而短元音一般地也都不加标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没有设法消除产生分歧的根源，而穆斯林们却越来越感到不安。公元8世纪后半期，即阿巴斯人开始执政以后，阿拉伯文字有所改进，用符号标明了元音字母，一开始是圆点，随后是连字符，这就完全消除了诵读中可能产生的错误。最后，在公元10世纪，经七位著名神学家的努力，最后确定了正式的经文。在公元11世纪，编辑《古兰经》的这些神学家的权威几乎为一切人所承认。

《古兰经》经文的统一工作是穆罕默德逝世后第19年完成的，这是奥斯曼对伊斯兰教的最大贡献。除了满足宗教上的需要外，他无疑也在政治上取得了好处。但人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辛勤地完成这一工作的是栽德·伊本·萨比特等人。

但是，还必须注意到，奥斯曼本是传至今日的《古兰经》的唯一定本，并不意味着在他之后再没有任何变动，而只能说它的内容已经基本定下来。以后出现的变动主要是由抄写人造

（三）《古兰经》的内容和编排顺序

《古兰经》各章的次序不是按经文发布的前后，也不是按各章的内容，而是根据各章篇幅的长短，以递减的原则编排的，比较长的放在前面，比较短的放在后面。这是一般原则，但并非绝对如此，后面有些章不一定就比前面的短。有两处是很明显的：其一是第一章《开端（法谛海）章》不是最长的，它只有？节，之所以放在最前面，显然是因为它具有祈祷文的性质。穆斯林在一。切重要的场合都要诵念它；其二，最后两章，即第113章《曙光（法赖格）章》和114章《世人（拿斯）章》不是最短的，它们分别为5节和6节，长于前面的103、106、108、110和112章，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实质上是对恶魔的咒语。据说，这两章是早先伊本·买斯欧德汇编本中所没有的。此外，每章的内容大都不是同时发布的，意思前后也不连贯，往往由一个主题一下子就转为另一主题。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古兰经》每章中各节的次第，是穆圣在世时早已编定了的。”①

①马坚：《古兰经简介》，第3页，见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81年版。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注明各章发布时间的问题。现在《古兰经》每章经文的前面都注明是麦加章或是麦地那章，麦加时期的计86章。麦地那时期的仅有28章。但后者一般都比较长，按字数计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从大的方面讲，怎样来区分麦加章和麦地那章呢？一是查明各章经文发布的原因即历史特点，二是根据《古兰经》的文体。依据历史特点，我们可以看出，第8章可能与白德尔之役有关，第33章与壕沟之役有关，第48章与侯德比叶协议有关，第30章则提到614年左右伊朗与拜占庭之战。但这类经文很少，并且大都属于麦地那时期。

根据文体和内容判断往往比推测历史特点更可靠些，许多穆斯林经注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萨马尔坎迪已经指出，前后两个时期对信徒的称呼不同，麦加章称“众人呀！”，而麦地那章则称“信道的人们呀！”这从一方面表明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两个时期《古兰经》经文的特点：

麦加时期。这是穆罕默德艰苦奋斗的时期，从篇幅上讲，麦加章大都比较短；从内容上讲，主要是谈宗教本身的事；从用词和文体上讲，大多简短有力，慷慨激昂，感情充沛。匈牙利著名伊斯兰学家戈尔德戚厄·伊格纳茨（1850—1921年）说：“用鲜明的色调描绘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情景，召唤人们放弃不信教的思想和尘世生活，去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对古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对被遣到他们那里的诸先知所持态度的叙述；为了证明真主的万能和万物皆有赖于真主，真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使其灭亡或复活，从而讲述世界的被创和人的奇迹般的被造，——这就是启示书最古老部分的内容。”德国东方学家G·魏尔以及后来的内尔德克更具体地将麦加章分成三组：第一组大约是在穆罕默德610年开始受命后头四年发布的。这些最早的章节大都是简短的、半抒情式的劝善文和对末日来临的警告。以前流行于阿拉伯半岛的一些预言家和诗人们所使用的半韵律式的文体，对穆罕默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文体在一连串晦涩的一句之后，紧接着要出现两三句押韵的短语。这些章节经文的涵义往往不十分明确，特别是在出现难以捉摸的暗示时。经文中还经常出现基于自然现象的咒语，以及对末日来临的绘声绘色地描述。试读一下：“当穹苍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坠的时候，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82:1—5）；“当太阳黯的时候，当星宿零落的时候，当山峦崩溃的时候，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当野兽被集合的时候，当海洋澎湃的时候，当灵魂被配合的时候，当被活埋的女孩被询问的时候：‘你为什么罪过而遭杀害呢？’当功过簿被展开的时候，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当火狱被燃着的时候，当乐园被送进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作过的善恶。”（81:1—14）这是多么优美而动听的诗句呀！所以希提认为：“讨论末世论的部分，是《古兰经》中最动人的部分。”①第二组是穆罕默德传教的第五和第六年发布的，经文显得更平静一些，各章的篇幅也更长了，文体的抒情已不如以前那么浓。从内容上讲，关于末日审判的预言已经让位于一神教的宣传，经常出现“这是安拉的启示！”这样一个公式，或者是安拉对穆罕默德的命令：“你说”。开始讲叙昔日诸先知们的事迹，同时出现了对穆斯林行为和仪式的某些尚不明确的规定。第三组各章系希吉来以前的六年所发布，内容重复较多，演说术多于诗意，以前经常出现的咒语最终消失。这时对以前诸先知故事的讲述越来越多，并常用“拉赫曼”（意为“仁慈的”）一词来表示安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穆罕默德这时要向人们证明伊斯兰教是最古老的宗教，安拉是唯一的真主，以前的诸先知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所谓先知，也系安拉所派遣。他承认以前的诸先知，则是要人们相信他是最伟大的先知，是先知的封印者。它将伊斯兰教与以前的宗教联系起来，承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有经典的人，并以从前神圣如何战胜不听从诸先知的人们作譬喻，来号召同时代的人皈依伊斯兰教。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5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麦地那时期。从《古兰经》全书的章数上讲，这个时期发布的经文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但它的字数却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这就是说，各章的篇幅大都比较长。从文体上讲，如果不考虑所使用的新词，这些章与麦加后期各章几乎没有区别。但是，迁徙到麦地那以后，穆罕默德的处境发生了变化，他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导人和立法者，同时还是军人的最高统帅。他“不仅要宣传自己的宗教，而且要使他的宗教学说系统化，同时还要为新的社会打下基础。”①因此，在麦地那章中包括了针对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发表的有关宗教和社会的各种主张和规定。例如，有要尊重先知及其家族的号召；有对为“主道”而死亡者的赞美；有对“伪善者”即法利赛人的揭露；有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否定，说：“麦西哈·尔撒——麦尔彦之子，只是真主的使者，只是他授予麦尔彦的一句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4:171）；还有对犹太教的抨击。在穆罕默德与犹太人决裂后，就将易卜拉欣与阿拉伯人直接联系起来，说他和他的儿子易司玛仪一起建立了克尔白寺，创立了纯正的宗教，穆罕默德在努力复兴这一宗教。麦地那章还有关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以及礼拜、斋戒、朝觐、天课以及禁月的典礼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有关于民法、刑法以及财产，婚姻等方面的规定；还有关于戒饮酒、戒赌博、戒食猪肉等方面的规定。据粗略的统计，这方面的经文有500余节，接近《古兰经》的十分之一，主要在第2、4、5各章。

①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81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古兰经》的内容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部落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①而基督教又继承了犹太教的许多东西。

①《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26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古兰经》的各种规定，许多是对以前拜物教复杂的宗教仪式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某些东西的反对和否定，同时也显露出这些宗教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斋戒、祈祷和朝觐仪式等方面就是这样。很多穆斯林学者和西方伊斯兰学者在这方面多有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还需要指出的是，《古兰经》的经文有许多并非一般穆斯林很容易就能理解的，于是一些穆斯林学者竞相加以注释。据传说，巴士拉著名的历史学家艾布·欧贝达（Abu‘Obaida，约825年卒）编辑了第一部《古兰经》注释。以后逐渐形成专门的经注学。当然，各家的注释不尽相同，特别是什叶派的学者，对不少经文都有自己的解释。

二、“圣训”

“圣训”是阿拉伯语“哈底斯”（Hadith）一词的意译，原意为“传闻”、“传述”、“传说”（指一代一代口传的故事）。在伊斯兰教中专指穆罕默德的言行录，这就是说，它既包括穆罕默德的“言论”，也包括他的行为（Sunnah’逊奈）。

“圣训集”的权威在伊斯兰教中仅次于《古兰经》。那么“圣训集”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穆罕默德在世时，他管理着穆斯林公社，随时可以根据需要以安拉的名义发布启示。穆罕默德去世后，他作为使者和先知的地位是不能继承的，因而再没有人能够发布新的“启示”，于是遇到问题时，从哈里发到一般穆斯林都从《古兰经》中找答案。但随着哈里发国的发展和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服，新的问题在各方面层出不穷，有许多事情是《古兰经》中没有谈到的。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们就开始求助于“前例”，回忆穆罕默德在世时遇到类似问题时是怎么说的和怎么做的。这时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以外口述的一些非“启示”性的言论和他的各种行为就成了穆斯林效法的榜样。当然，与穆罕默德接触最多的是他的门弟子们，于是这些人竟相传述穆罕默德的言行，甚至他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的沉默也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例如，艾布·胡赖勒是穆罕默德的门弟子，据说他传的哈底斯有5300多条；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伊莎传了2210多条；艾奈斯·伊本·马立克传了2286条；阿卜杜拉·伊本·欧麦尔传了1630条；阿里也传了不少。这中间可能有他们死后别人假托其名传述的。

在伊斯兰教历第一个世纪里，圣训是口耳相传，到了第二个世纪才记录下来，叫做“哈底斯”（Hadith）。“哈底斯”还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就是穆罕默德的门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言行记录也可以叫做“哈底斯”，因为穆斯林对自己所说的前三辈是十分崇敬的。“圣训”不能与真主的语言《古兰经》相提并论，但它补充了“真主的语言”，不管它与“真主的语言”相一致还是对“真主语言”的注释，抑或树立新的教规。在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圣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穆斯林中间，学习和背诵“圣训”也是受赞扬的事。据说，有这样一些勤奋的学生，他们走遍伊斯兰帝国各地，向上千位教师学习“圣训”。其中有人说，他们能背诵10万条，甚至扬言能背诵百万条。

每条“圣训”都包括两个部分：传述的线索（isnad）和本文（math）。例如“甲闻自乙，乙闻自丙，丙闻自丁……闻先知言……”。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几代人的时间内，许多人都热心于传播他的言行，记录的“圣训”越来越多。表面看起来，“圣训”重视传述世系，一直追溯到原始的证人，似乎是很可靠的。但这中间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圣训”的搜集与记录工作直到穆罕默德死后若干年代才开始。年代既已久远，人们的记忆逐渐模糊，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口头辗转相传，不可能毫无差讹。其次，也有些人故意伪造“圣训”。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社会迅速发展，从被征服民族那里传来一系列关于社会、政治、法律、宗教等方面的新概念，为穆斯林提供了处理问题的新方法，这一切都假托先知之口，以伪造“圣训”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伊斯兰教内部个人、家族、集团、派别之间剧烈斗争的阶段，他们维护自己立场的最好方法，就是假借先知名义制造表达一定观点的“圣训”。例如，穆罕默德生前麦加各族的相对地位和重要性被它们的后裔在记录“圣训”时任意加以歪曲，以致无法辨别真伪。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相互斗争十分激烈的什叶派和倭马亚人都伪造了许多“圣训”。

上述情况早已为学者们和广大的穆斯林所认识，因而感到愤慨和不安，于是就开始对“圣训”的真伪进行考核和鉴别，并逐步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传统的考核方法主要是对传述的世系进行审查，当穆斯林学者们感到某条“哈底斯”可疑时，就对他的传述人的名声加以审查。如果传述人的名声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那么该条“哈底斯”的内容就被看做是健康的，即被看做是真的。否则，就被看成是伪造的。正如后来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也存在很大的缺陷。第一，伪造传述人世系与伪造“圣训”同样是可能的，一些人就用易于被接受的传述世系，伪造了不少圣训；第二，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代表的“学者”，自然把那些对统治阶级不利的，或者在他们中间没有声望的人所传述的“哈底斯”加以否定。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表示某些阶级、某些集团或某种特殊意见的胜利，它必然在穆斯林内部，特别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引起矛盾和争论。

对“哈底斯”的鉴别工作，到公元9世纪即伊斯兰教历第三世纪结束，只有少数被认为是真正的，由圣训学家们陆续将其编辑成册，其权威仅次于《古兰经》。据不完全统计，逊尼派目前有各种版本的汇录1465种以上；什叶派则有6600余种。逊尼派穆斯林认为，合乎规范的“圣训”集有六部，其中最有权威的是穆罕默德·伊本·易司玛仪·布哈里（《Sahihal-Bukhāri》）（810—870年）编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其次是穆斯林·本·哈加吉（817—875年）编辑的《穆斯林圣训实录》（《Sahihal-Muslim》），余下四部分别由艾布·达伍德（817—888年）、提尔米基（824—892年）、伊本·马哲（824—886年）、奈萨仪（？—915年）所编。布哈里是波斯人，据说，他先后用16年的时间，游历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希贾兹等地，辛勤地进行学习和研究，共收集到60万条有关穆罕默德的传述，然后选出被认为确实可靠的7397条，依礼拜、朝觐、圣战等题材分门别类地编辑成书。据说，他每记录一条“哈底斯”，必先小净一次，礼拜一次。布哈里因此受到穆斯林们的崇敬，在撒马尔罕郊区的布哈里坟墓，至今还经常有人去凭吊。这六个人编的“圣训”集，内容大致相同，但传述人则不完全一样。

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为逊尼派，这“六大圣训集”，特别是《布哈里圣训实录》，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并多次被译成汉文、维吾尔文等文字。最新的版本是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埃及人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辑，买买提赛来和宝文安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什叶派人不承认上述六本“圣训集”，他们有自己编辑的“圣训”，叫做“艾赫巴尔”或“哈巴尔”，有四本，故称“四圣书”（一说“五圣书”），为该派教法和民法的根据之一。其内容与逊尼派的区别不大，只是传述人不同。

第七章　伊斯兰教的教义

穆罕默德在世时，并没有对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进行系统的论述。但《古兰经》的两节经文列出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4:136）；“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履行约言，忍受穷困、患难和战争。这等人，确是忠贞的；这等人，确是敬畏的。”（2:177）穆罕默德去世后，穆斯林教义学家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分成三类：信仰（imān伊玛尼）、义务（‘ibādāt，伊巴达特）和善行（ihsān，伊赫桑），这三条加在一起统称为宗教（din，的尼）。而艾哈迈德·爱敏更明确地指出：“伊斯兰教的教训分为两方面：‘信仰’与‘实践’。”①二者是相结合的。世界各国的穆斯林都遵从这些基本的信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又按照自己的情况对这些信条作出不尽相同的解释，甚至不断地从各方面丰富这些信条。一些学者认为，这不仅无损于安拉，而且会使穆斯林更加坚定信仰伊斯兰教。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76-7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伊玛尼”的概念是穆斯林教义学家们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在《古兰经》中，“伊玛尼”和“伊斯俩目”这两个词有时可以互为替代，有时意义上又有明显的区别。争论的结果，正统派的代表最后得出结论，“伊玛尼”（信仰）由三部分组成：信仰的内悟（伊斯迪克，伊阿提卡德）、信仰的表白（伊格拉尔）和善行（尔买力）。中国穆斯林称之为“心间诚信、舌上诵念、身体遵行”。虔诚的穆斯林接受这全部信仰的三要素；只接受前两项的人，如果犯下不赎之罪未经忏悔而死亡者，必遭彼世的痛苦，所以，穆斯林都热心于做出买力（善行）。那些履行仪式，表面上信奉而内心并不信仰的人，被视为伪信士（穆纳非格），应受到诅咒。另据艾布·胡赖勒传，穆罕默德还说过：“信仰由六十余根树枝构成厂羞耻也是信仰的一个分枝。”“圣训”还说，人们的爱憎均为真主属信仰之列，爱圣人属信仰，自己爱什么亦让同胞喜爱什么亦属信仰，将本人正派、向一切穆斯林道安问好，即使是穷困仍然慷慨大方这三种品德融合的话，就完备了信仰。对信仰做了十分广泛而且具体的解释。①不过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和“圣训”的论述，现在穆斯林较为一致的意见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有六项，即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仙，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也有的学者不把信前定列为穆斯林的信仰之一。但不为多数人所同意。下面我们对这六大信仰分别加以叙述。

①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18-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信安拉

信安拉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阐明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人们知道，安拉是阿拉伯多神教流行时期麦加所崇拜的主神，那么伊斯兰教的安拉是什么样的呢？《古兰经》中对他的特性和德性有详细的叙述。“安拉是独一的主”（112:1），“诸天的主，大地的主，全世界的主”（45:36）；“他是君主。是至洁的，是健全的，是保佑的，是见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59:23）；“是创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者”（59:24）；“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112:3）；他无形象，无方位，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他永生自在，有朝一日世界末日来临，万物都要毁灭，唯“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55:27）总之，《古兰经》对安拉的描述通篇都是，“可以称他为真主，也可以称他为至仁主。因为他有许多极优美的名号，你们无论用什么名号称呼他，（都是很好的）。”（17:110）穆罕默德说：“安拉有九十九个名字，差一个一百，记传他的人定入天园。安拉是单数，他喜欢单数。”①有些地方印刷的《古兰经》上，一开始就列出了安拉的九十九个美名。但不管怎么说，虔诚的穆斯林都牢固地树立了“真主是独一的主宰”（6:19）的信念，认为唯以物配主的罪恶是不可赦宥的，这一思想贯彻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①《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1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安拉“是全能的”（3:26），“是为所欲为的”（2:253），他“开天辟地”（21:30），“创造天地万物”。“他欲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42:49），并且“依定量而创造”（54:49），“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的事情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36:82）他“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升上宝座”，处理万事，“没有感觉一点疲倦。”（10:3；50:38）有的经文将这个创造过程讲得更详细，说他“在两天内创造大地”，然后“在大地上创造许多山岳，他降福于大地，并预定大地上众生的食物。那些事，在整整的四天就完成了”。然后，他志于造天，那时，天还是蒸气。他对天地说：“你们俩顺服地，或勉强地来吧！’他俩说：‘我们俩顺服地来了。’他在两日内创造了七层天，他以他的命令启示各天的居民，他以众星点缀最低的天，并加以保护。”（41:9—12；31:10—11；13:2—4）另外，《古兰经》还说：“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穆斯林的传说讲得更详细，说有一座圆形的卡夫山包围着大地，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空间；大地奠立在天仙的双肩上，天仙支撑在山岩上，山岩由公牛驮着，而公牛又站在浮游着的鱼身上。这就是人们生活的大地的情形。昂里·马塞认为：“这无疑是从印度和古犹太人宇宙起源论那里借用来的。”①对人和生物的被造也有具体的论述，说他“用水创造生物”（21:30），进而又说：“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然后，我使他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然后，我把他造成别的生物。”（23:12—14）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古兰经》的第22章第5节，等等。真主是无求的，地上的一切都是他为人创造的，人的被造高于一切。

①〔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10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仁慈的，《古兰经》每章的开头都写着：“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但他又是赏罚迅速而分明的，“他要惩罚谁，就惩罚谁；要赦宥谁，就赦宥谁”，（5:40），所以穆斯林“当敬畏真主，当寻求亲近真主的媒介，当为主道而奋斗。”（5:35）

总之，在伊斯兰教里，安拉被赋予各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完美无缺的。

二、信使者

伊斯兰教认为，使者是接受安拉的启示向世人传播宗教的，是安拉“为怜悯全世界的人”而选派的“警告者”，是开导世人，恩典世人、拯救世人，普慈众生的“先知”。使者不止一个，究竟有多少呢？没有一个确切的数目，《古兰经》说有“众使者，安拉，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16:36），若安拉意欲，他“必在每座城市中派遣一个警告者。”（25:51）另据穆斯林传说宣称，伊斯兰教共有12.4万位先知，315位使者。不过，《古兰经》提到名字的仅有28位，最有名的有6位，他们是：阿丹（亚当）、努海（诺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撤（耶稣）和穆罕默德。其次还有达五德、叶尔孤白、优素福、艾优于。伊斯兰教认为，使者是人不是神，《古兰经》说：安拉在穆罕默德之前“只派遣了曾奉启示的许多男人”，“没有把他们造成不吃饭的肉身，他们不是长生不老的。嗣后，我对他们实践诺约，故拯救他们和我所意欲者，而毁灭了过分者。”（21:7—9）穆罕默德也不止一次地说“我只是一个曾奉使命的凡人。”（17:93；18:110等）伊斯兰教的这部圣书并没有说穆罕默德创有许多奇迹，现在归之于他的“这些奇迹大多数是在他死后验尸的”，①而穆罕默德承认归之于他本人的奇迹只有一件：《古兰经》的启示。

①〔美〕菲利普·克·希蒂：《黎巴嫩简史》，第81页，1965年英文版。

伊斯兰教认为，“先知”是直接领受安拉启示，能作出预言的人；而使者不仅如此，且负有安拉委给他的专门使命，故地位高于先知和一般人。伊斯兰教要人们“确信真主和众使者，而不歧视任何使者。”（4:152）但它同时又肯定了穆罕默德高于其他使者？说他“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33:40）穆罕默德自己也说：“从前，列圣仅作为自己民众的圣人而被派遣，而我却被差遣为全人类的圣人。”①所以受到穆斯林的特别尊敬。“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成了穆斯林念得最多的清真言，信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成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之一。穆罕默德还以安拉启示的形式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服从我；（你们服从我），真主就喜欢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3:31）但这里要说明一点，那就是穆斯林不认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而只是这一宗教的复兴者。他们说：伊斯兰教是“古老的宗教”，只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尔萨（耶稣）之后中断了500多年，穆罕默德则重新举起了伊斯兰教的旗帜。

①《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三、信天仙

天仙，又称“天使”或“天神”。伊斯兰教认为，天仙是用光创造出来的，是不分性别，不分老幼，不具肉体，不吃不喝，也不睡觉的妙体。他们唯安拉之命是听，安拉“使每个天使具有两翼，或三翼，或四翼”（35:1），“每个都有指定的地位。”（37:164）例如，伊斯兰教有四位大天仙，传达安拉启示的吉卜利里（Jibrā’il，《古兰经》就是通过他传授给穆罕默德的），观察宇宙万物的米卡伊来（MiKā’i1），世界末日来临时专司吹号的伊斯拉非来（Israfil），专司死亡事宜的阿兹拉伊来（'Azrā'i1）。此外，还有司管坟墓的天仙纳基尔和蒙卡尔，掌管天园的里德凡，管火狱的玛利克，支撑安拉宝座的诸天仙，等等。天仙很多很多，没有一个确切的数目，绝大多数也叫不出名字来。例如，《古兰经》说：“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来的天神，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监护他。”（13:11）汉说；“当坐在右边和左边的两个记录的天神记录各人的言行的时候，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神当场监察。”（50:17—18）穆斯林中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右边的天仙记录人一生所干的好事，左边的天仙记录人一生所干的坏事，末日来临时要清算，赏善罚恶。

伊斯兰教还认为，天仙“是排班的”（37:165），夜班天仙与昼班天仙在人们中轮换，他们在晨礼和晡礼时分相会。然后，原在人们身旁的天仙升天返回安拉跟前，向安拉报告他到来和离去时穆斯林是否正在做礼拜，虽然安拉自己是彻知一切的。①

①《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203-2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伊斯兰教认为，天仙的被造在阿丹之前，当阿丹出现的时候，安拉命令天仙们“向阿丹叩头”，众天仙全体一同叩头，唯独易卜劣厮没有叩头，安拉问他：“当我命令你叩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叩头呢？”他说；“我比他优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于是易卜劣厮受到安拉的贬责和弃绝，要把他赶出天园。他求安拉宽待他，直到人类复活日。安拉应允了他，他取得了缓期，在暂缓期间他到处诱惑人们走上歧途。（7:11—18、38:71—85、15:26—42）伊斯兰教视易卜劣厮为恶魔，说“他原是不信道者”（2:34；38:74），“他本是精灵”（18:50）；穆斯林们都把恶事算在魔鬼身上。恶魔不仅在地上和下面几层天，而且敢于上到靠近第七层天的边际，这时，天仙就投石把他从这里赶走。复活日时，他将与顺从他的迷误者同样受到审判，被判进入火狱。除恶魔外，《古兰经》中还提到两名堕落的天仙哈鲁特和马鲁特，他们专门教人魔术，离间夫妻，磨难和试验世人能否不为“魔术”所惑，能真正归信而不受惑者将妥善赏。（2:102）

另外，照穆斯林的说法，天仙有时也要听命于穆罕默德。例如，向穆罕默德传授安拉启示的大天仙吉卜利里就曾对他说：“至高无上的安拉看到你的族众对你作恶多端，差遣我来听命于你，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就请吩咐吧！”①

①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第6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四、信经典

伊斯兰教的经典是《古兰经》，过去中国讲汉语的穆斯林又称之为《天经》，《天方国经》、《宝命真经》。《古兰经》被看做安拉的语言而不是人的语言。但穆斯林不仅要信《古兰经》，而且要信仰安拉以前降示的经典，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尔撤军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2:4；2:36；5:59）伊斯兰教认为，穆斯林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徒“所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明”（29:46），这就是安拉，天经原本就保存在安拉那里。他每派遣一个使者，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降示经典（14:4）。据说，安拉前后共降示给诸先知104部经典，不过《古兰经》中提到名称的只有4部：达伍德（大卫）的《则逋尔》（即《圣经·诗篇》）、穆萨的《讨拉特》（即《摩西五经》），尔撒的《引支勒》（即《新约》的“福音书”）和穆罕默德的《古兰经》。穆罕默德称信奉这些经典的人都是信奉天经者，但又说“他们中确有一部分人，篡改天经”，“明知故犯地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3:78），将安拉降示的天经“发表一部分，隐藏大部分”（6:91）。《古兰经》是唯一用阿拉伯语降示给穆罕默德的一部经典，也是安拉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以便他以明白的语言警告众人，如果降示给一个非阿拉伯人，让他向阿拉伯人宣读，他们绝不会信仰它。

穆罕默德说，他的这部经典包含真理，足以证实以前的一切经典，“是信道者的向导和药方”，“只有纯洁者才得抚摸那经本。”（5:48；35:31；41:44；56:79）《古兰经》中有明确的节文，还有许多隐微的经文，只有真主和学问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惟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现在穆斯林普遍认为，学习和传播《古兰经》是应当提倡和受到称赞的事情。

五、信后世

伊斯兰教相信，在现实的世界毁灭后还有一个彼岸世界，那“后世是更好的，是更长久的”（87:17），它“品级更高，优越更甚”（17:21），“今世的生活比起后世的生活来，只是一种［暂时］的享受”（13:26），人们不要只贪图今世生活的浮利。死亡只不过是今世与后世的桥梁，“真主是唯一的归宿”（35:18）。

伊斯兰教认为，世界末日终将到来，《古兰经》，特别是该书早期的部分，对世界末日和末日来临前的预兆做了大量的描述，以后的《古兰经》注释者和圣训学家又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论述。那么预告末日来临的征兆都有哪些呢？首先是人间犯罪行为的突然蔓延，“纷争频繁，屠杀增多”；“愚昧泛滥，知识衰竭，淫乱陡增，酗酒成风，男人减少，女人增多，以至五十个女人归一个男人管辖”；①届时，麦加圣殿也将消失，《古兰经》将被遗忘。②其次是天体破裂，星宿黯淡，大地震荡，山岳消失，凡在地上地下的都要恐怖（56:4—4；18:47）。到后期，把这些征兆说得更加具体而生动，说当大天使依斯拉非来吹响第一声号角的时候，大自然将开始颤动，人们将胆战心惊地开始逃跑。当第二声号角吹响的时候，“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非真王所意欲的”（39:68），因为真主只使他创造的天地万物存在至一定时期。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绝无逃避的地方。这种总死亡之后再过40年，将降倾盆大雨，随即将响起第三声号角，召唤所有的人复活，先将其肉体还原，再使其灵魂归还肉体。这中间既包括末日来临时死去的，也包括过去死亡的一切人，哪怕他们已变成朽骨、尘土，石头、铁块或别的人们认为难于接受生命的什么东西，也绝无例外。①复活的人们齐集耶路撒冷，光着身子，在炎炎烈日下晒得汗流浃背，跪在安拉面前，接过自己所作善恶的记录簿，领受安拉的审判。他们将被秉公裁判而不受亏枉，因为真主是彻知他们的行为的。信安拉为独一真主并行善者，将用右手接过自己的功过簿，并得意地说：“你们拿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这种人将永居乐园（阿拉伯语叫Jannat，占乃提：波斯语称为“比一士”）；尽情地享受物质和精神上的赏赐。而那些不信安拉或作恶者将用左手接过自己的功过簿，并叫苦连天地说：“啊呀！但愿我没有接过我的功过簿，不知道我自己的账目！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我的财产于我毫无裨益，我的权柄已从我的手中消失。”这种人将被判进入火狱（阿拉伯语Jahannām，哲罕南木；波斯语称为“多灾海”）。总之，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人人都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39:69—70；69:19—29）据传，在真主那里一天就等于1000年（亦说5万年，见《古兰经》22:47；70:4），这时，要进入天园的人们能够见到安拉，他坐在由八位天仙担负的宝座上，众天仙环绕在宝座的周围，颂扬他们的主。

①参阅《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48页，第2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10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①参阅《古兰经》17:49-52，37:16-18。

《古兰经》中对乐园和火狱有不少描述。据说，乐园中有百种品位，一级与一级之间犹如天壤之别，斐尔道司在天园中是最好和最华丽的，那乐园的渠水就来自斐尔道司；而在斐尔道司之上就是真主的宝座。伊斯兰教对不同品级的天园，没有做具体的描述，只是说：乐园与天地同宽，有树木遮阴，下临诸河。乐园本身“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47:15，等等），还有奇花异草，供人欣赏。永居乐园者，食味美的鲜果和饮料，穿绫罗锦缎的绿袍，戴金银手镯和珍珠，睡舒适柔软的床榻，还有仿佛珍藏的驼卵或蚌壳里的珍珠一样白皙的、不视非礼的、美目的同龄伴侣，有轮流服侍他们的长生不老的僮仆。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但听到“祝你们平安！”据说，进入乐园也有先有后，“最先进乐园者的容貌之美，犹如十五的明月。在其后进乐园者的容貌之美犹如天际最明亮的星辰。他们不大小便、不吐痰、不流鼻涕，他们的器皿是金的，汗水是麝香的香气。他们烧的是沉香，他们的妻子是妩媚动人的美女。他们被造化为圣人阿丹·的形象——身长六十臂长。”而乐园中最下等的人是最后离开火狱最后进入乐园的那个人。①伊斯兰教认为，归信安拉并行善事的男女，都可进入乐园，但具体谈到乐园的情状时，又多谈男人的享受，这是为什么呢？从“圣训”中似乎可以找到部分答案。穆罕默德说，他站在乐园门前，见进去的多是穷人；他站在火狱门前，见入火狱的多为妇女，因为她们忘恩负义，并且主要是因为忘恩负义于自己的丈夫。②这大概是伊斯兰教兴起时阿拉伯半岛男女所处社会地位不同的一种反映。

①②《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99、188-189页、14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火狱又是什么样子呢？伊斯兰教认为，火狱有七层，开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被派定的一部分人（15:44）。那里有重镣和强烈的火，有噎人的食物和痛苦的刑罚（73:10—14）。在火狱底生长着一棵树，它的果实仿佛魔头为罪人的食品（37:62—68；44:43—48）。火狱的温度高于今世火力六十九倍，它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许任何物留下（74:28）。终身不信道或犯下不赎之罪的叛教者，部分行恶的天仙，经末日审判后“将永居其中，不蒙减刑，不获宽限。”（2:162）当他们被投入火狱的时候，他们将听见沸腾的火狱发出驴鸣般的声音，几乎为愤怒而破碎。他们在毒风和沸水中，在黑烟的阴影下，既不凉爽，又不美观。他们以魔头似的树果实充实肚腹，这种东西像油脚一样在他们的腹中沸腾；他们将饮沸水和脓汁，一口一口地饮，几乎咽不下去。死亡将从各处降临他们，但他们永不会死，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就另换一套皮肤给他们，以便他们尝试刑罚；一种刑罚过后，还有严酷，的刑罚。

在火狱和乐园之间有一个不定的空间，《古兰经》第7章由此得名《艾耳拉弗》（高处），这里将有许多男人，他们羡慕乐园的居民，高喊祝他们“平安！”但不得进去。当他们把眼光转向火狱的居民时，他们祈求安拉不要使他们与那些不义的民众同住。一些人把它看作炼狱，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通向乐园的门前地（7:46—47）。

伊斯兰教关于乐园的描述，对生活在常年干旱缺水的沙漠居民来说，是诱人的；而对于火狱的形容，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力量的不理解和恐惧。当然，不同的宗教塑造出来的乐园（或天堂）和火狱（或地狱）有不同的特点，但都是要人们相信在今世之外还存在一个彼岸世界，要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后世，这一点大概是共同的。

六、信前定

伊斯兰教认为，安拉的“大名超绝万物，他创造万物，并使各物匀称。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87:1—3）不依赖安拉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上将一无所有；他创造天地万物，“只使他们存在至一定期”（46:3）；每个人的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美与丑、胜与败，都是安拉预先规定的。例如，《古兰经》说，“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寿限了”（3:145）；“任何民族都不能先其定期而灭亡，也不能后其定期而沦丧”（15:5）；“祸福都是真主所降的”（4:78）；人们“只遇到真主所注定的胜败”（9:51）；甚至人的信仰也都由安拉规定，说“真主欲使谁遵循正道，就使谁的心胸为伊斯兰而敞开；真主欲使谁误入迷途，就使谁的心胸狭隘，（要他信道），难如登天”（6:125），“任何人都不会信道，除非奉真主的命令。”（10:100）

不过，《古兰经》的另一些经文里却又指出，“谁遵循正道，谁自受其益；谁误入歧途，谁自受其害”（10:108），“各自依自己的方法而工作，你们的主最知道谁是最近于正道的”（17:84）。后来的穆斯林和一些教义学家对前定的信条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到艾什尔里（Abu'al—Hasanal-Ash'ari，873或874—935年）和安萨里（al-Ghazāli，1059—1111年）时，有了这样一种明确的意见，并为大多数穆斯林所接受，这就是：信仰前定并不否认人的意志自由；前定属于真主，而人有运用自己的理智选择好坏与善恶的自由。其实这一点也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例证，例如第41章第17节说：“至于赛莫德人，则我曾引导他们，但他们舍正道而取迷误”，这时安拉就要为此而惩罚他们。

以上这六大信仰，为大多数穆斯林所遵奉，其核心是信真主和使者，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八章　伊斯兰教教法

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主要受着教义和教法的规范和约束。如果说教义涉及的是信仰问题，那么教法则侧重于“行为”问题，针对的是信众活动的外部表现。伊斯兰教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法”，我们不能完全用现代法学的观点来看待它。伊斯兰教法有专门的名称，阿拉伯语叫做“沙里亚”（shari‘a），原意是所规定的道路，亦称“常道”（参阅《古兰经》45:18）。

一、教法的基础和教法学派

《古兰经》里包含着一系列的规定、训示和禁令，伊斯兰教的法律体系就以这一经典中的“启示”为最后依据，所以被称为神圣·法律。早期虔诚的穆斯林甚至很少感到法律与宗教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只有安拉才知道完善的法律，真主的法律包含公平正直的原则，必须真诚地遵行。阿拉伯语“法律学”（al-Figh，斐格海）一词原意为“知道”、“懂得”，专指“知道、通晓宗教学”而言。《古兰经》中就是这样使用的：“假使你们中没有一部分人去使你们‘知道’（Al-Figh）宗教……”。最后这个词进而就成了“法律学”的专用名词，因为立法必须“了解”宗教，“熟知”《古兰经》，“懂得”圣训。这样一来，由于学习经文不仅是笃信宗教的事情，而且得到了实际的应用，经书的作用提高了。在伊斯兰教国家，法学开始严格依照宗教法发展起来。

但是，《古兰经》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宗教的基础，有关法律内容的经文所占比例不大，有些还是从第一类经文中绎出来的。据统计，在全书6200多节经文中，涉及法律的约有600余节，其中大量的是有关宗教基本功课的具体规定，具有明确法规性质的只有80节。这些经文大都发布于麦地那时期。而在麦加各章中几乎没有关于民法、刑法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多是阐明宗教原理，信仰独一真主安拉，天仙、末日、前定，劝人行善止恶，等等。甚至有关宗教仪式，如礼拜，斋戒、天课的经文也是笼统的。麦地那时期才出现了立法的内容，有关于世俗事务方面的，如商业，债务，利息等；有刑事方面的，如杀人、偷盗等；有民事方面的，如财产所有权，继承权等；还有家庭方面的，如结婚、离婚等等。之所以呈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很清楚的，因为麦加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创立伊斯兰教，而麦地那时期才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这是伊斯兰国家的雅型，只有这时才谈得上法律的规定。不过，当时还不可能有计划有目的地详细制定各种法律，而只是零星地就事论事地发布一些涉及法律内容的经文。由此可见，《古兰经》不是一部包容一切的法典，它也不可能解决全部的法律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是天启的唯一传达者，他去世后，再没有人能够以安拉的名义针对所遇到的问题随时发布启示。而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服，哈里发国统治的区域越来越大，因而情况越来越复杂，遇到的实际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哈里发们和后来的法学家们不得不寻找解决法律问题的新方法。他们实际上以立法者的身份行事，但他们名义上仍然要宣称自己不过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来解释和运用法律。这时，两种新的立法原则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公议”（阿拉伯语Ijmā；音译“伊制马仪”，又译“佥议”）和类比（阿拉伯语Kiyām，音译“格亚斯”，又译“比论”）。同时，还出现了法律的第三个补充来源，即“意见”（阿拉伯语Ra‘y，音译“拉阿仪”，又译“个人意见”），它虽未被公认为立法的原则，但在教法形成的过程中却被广泛地使用，并曾出现过“意见派”。

所谓“公议”，是指穆斯林公社全体一致的意见，实则是由公认的权威学者（穆智台希德）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做出决议以立法创制。这些权威学者有权根据教法原则提出个人意见。“公议”是由个人意见逐步发展而来的。穆罕默德去世后，“许多圣门弟子，在没有经训明文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意见解释法律”①，例如，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问题，圣门弟子们在“草棚会议”上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推选艾布·伯克尔为第一任哈里发；《古兰经》经文的汇集和整理，是艾布·伯克尔经过犹豫之后接受欧默尔的“意见”决定进行的；以“意见”解释法律问题最多者为欧默尔，故伊斯兰法学家们称他为“立法的栋梁”。据考证，“拉阿仪”（Ra‘y，“意见”）一词在伊斯兰教初期乃是“公正”的意思。那时，许多圣门弟子都力图秉公发表自己的意见，对解决遇到的问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有一次，一个人死了，遗下父母与妻室，他们去请求栽德·撒比特处理遗产的分配问题，栽德判给母亲三分之一。伊本·阿巴斯问他：“在安拉的经典中，你从什么地方看到母亲应受三分之一？”栽德说：“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当有人请求欧默尔解释法律问题时，如果《古兰经》和“圣训”都无明文规定，他就会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并无依据，你可以用你的意见解决。由此可见，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允许别人发表意见。有时，经过讨论，证明别人的意见正确时，就放弃自己的意见，采纳他人的意见。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在伊斯兰教初期，已有从个人意见发展到“公议”的倾向。艾布·伯克尔执政时，遇有《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明文时，就召集一般头领和长者征求意见。欧默尔虽精明能干，熟知法律，但遇事也常常与人商议。“意见律例”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由“意见”发展到“公议”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以后“公议”就成为伊斯兰教立法的四原则之一。

“类比”（格亚斯）最初是“意见派”法学家为立法需要而采取的一项原则。所谓“类比”，就是法官和法学家们在遇到和解决法律问题时，拿《古兰经》和“圣训”中谈到的某些事件来对比（格亚斯）。类比分为明显的和隐微的两种，但都必须以《古兰经》、“圣训”或“公议”为基础，结论不得与经、训相矛盾；赖以类比的训诫或实例应具有普遍性；律例的根据必须明白无误。虽然严谨的法官和法学家们认为这中间由人做出判断的成分过多，因而不加采用，“经典派”也持反对态度，但这一办法在8世纪中期以后却被作为司法上的一种辅助手段长期沿用，并成为立法的四原则之一。

法学家们在《古兰经》、“圣训”、公议和类比这四项原则的运用上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坚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立法依据，另一些人则认定伪圣训的出现使“圣训”的运用出现困难，因而寻求新的方法。于是出现了许多法学学派。其中有些存在时间短暂，已自行消失，有些则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至今为广大的穆斯林所遵行。逊尼派最著名的有哈乃裴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什叶派则另有自己的法学体系。下面我们分别对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派略加叙述。

1.哈乃斐派。这是出现最早的一个法学派别，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艾布·哈尼法（Abū Hanifa al-Nu’man Ibn Thā bit，699—767年）。他原籍波斯，生于库法，活动于伊拉克，年轻时曾经营过丝绸。幼年即在教法学家哈马德（Hammādb.Abi Sulaymān，？—737年）和库法圣训学家阿密尔·本·沙拉希勒·沙尔比（‘Amirlbn Sharāhila1-Sha‘bi，？—728年）门下学习，并从什叶派第六代伊玛目加法尔（约700—765年）学教法。后来开始教法学的研究和传授。他的论据有力，推理严密，归纳精细，被人们称为意见派的首领。他主张制定教法主要以《古兰经》为依据，审慎引用“圣训”，对“类比”和“公议”的运用比较灵活，特别重视执法者的个人意见和他裁决的价值。他不满倭马亚家族的统治，不愿与之合作，在马尔万二世（744—750年）执政时因拒绝接受伊拉克总督亚齐德委任他为库法地方法官而受到体罚。阿巴斯王朝时，又因拒绝与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合作再次受到体罚，并被关进监狱，最后死于巴格达狱中。他没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理论，教学活动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名叫艾布·优素福（AbūYūsuf，731—约798年）的弟子在其所著《赋税论》（Kitābal-KHharāj）一书中保存了他的主要论点。该派起初在帝国的东部传播，曾盛行于呼罗珊。由于哈尼法的弟子们改变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做法，后来得到阿巴斯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支持，从而广为传播，成为四大法学派中最大的一派。现在盛行于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亚细亚等地，在埃及，突尼斯也有较大的影响。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此派。

2.依时间顺序讲，第二个是马立克学派。创始人是马立克·本·艾奈斯（Mālik ben Anas，约715—795年）。他生于麦地那，幼时就学于该城一些大学者。精通《古兰经》和“圣训”，曾任穆夫提（Mufti，教法说明官），编有《穆瓦塔圣训集》（“穆瓦塔”的原意为铺平的道路，又译《圣训易读》）。这部书虽称“圣训集”，但实为一部法学著作，因为马立克的目的不在于“圣训”的搜集，而在于引证“圣训”以为立法的根据。书里有许多问题都有他自己独到的意见和解释。这是从正统派立场出发编纂法典的最早尝试，也可以说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伊斯兰法典。马立克反映了8世纪麦地那学者的观点，认为麦地那人的传统和习惯曾受穆罕默德言行的直接影响，因而在体现“圣训”精神方面比某一个人传达的“圣训”更觉可靠。在制定教法时，除依据《古兰经》、“圣训”，公议和类比之外，还引进了麦地那的习惯法。马立克的所谓“公议”，主要是麦地那学者的一致意见。他特别重视“圣训”，从而建立了直接依据“圣训”的体系，被称为“圣训派”或“传说派”。马立克主要依据“圣训”的正文，而不大管传授人是谁。但是，该派又认为，如果“圣训”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修改“圣训”，这叫做伊斯提斯拉赫原则，即为社会利益修改“圣训”的原则。这一派目前盛行于非洲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乍得、上埃及等地。中世纪时还曾一度盛行于穆斯林的西班牙。

3.沙斐仪学派。创始人为沙斐仪（Muham mad Ibn Idris al-Shāfi‘i，767—820年）。他生于巴勒斯坦的加沙，属麦加古莱氏部落哈希姆家族。幼年丧父，随母迁居麦加，曾向赞吉（Muslim al-Zanji）等人学习“圣训”和教法，能背诵马立克编的《穆瓦塔圣训集》。20岁左右到麦地那向“圣训派”马立克等学者学习，后又到伊拉克就学于“意见派”的法学家。主要活动于巴格达和弗斯塔特（旧开罗），晚年住阿拉尔清真寺传播其学说，死后葬于该城的穆盖塔木山麓。沙斐仪认为，法学基础依其所起的作用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古兰经》、“圣训”、公议和类比。个人意见（拉阿仪）不被看做一种可靠的基础。该派在制定教法时，吸取哈乃斐派和马立克派的特点，自成一家，有“折中派”之称。如果说马立克的所谓“公议”仅限于麦地那学者的圈子，那么沙斐仪则把公议扩大为那个时期全体学者的一致意见；马立克把采取“公议”仅仅看做是一种可以允许的方法，沙斐仪则将学术大家的“公议”上升为必须遵行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当时伊斯兰教并没有讨论宗教问题或法律问题的统一组织和高级会议，所谓“公议”只能是少数人的意见。沙斐仪同意采用“类比”法则，但提出了严格的限制，说遇有《古兰经》，“圣训”和“公议”都没有谈到的情况时，才应采取“类比”。这一派的代表作是沙斐仪的《雷沙来》（《书翰》）。该派现在盛行于下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南部、东非，东南亚等地。我国新疆也有部分穆斯林奉行。

4.罕百里学派。创始人是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780—855年）。他生于巴格达，是沙斐仪的学生。在沙斐仪去埃及后，他自己独创一派。伊本·罕百里实质上并没有创立特殊的体系，只是他在给门弟子上课的谈了自己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见解，他的门弟子宣传了他的看法。按照罕百里的观点，制定教法时应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少采，用“类比”，蔑视使用“公议”，对个人意见持反对态度。该派以坚持经典传统著称于世，重《古兰经》的字面意义，广泛引用“圣训”。罕百里的“圣训诂”造诣很深，他编的《穆斯纳德圣训集》（阿拉伯文Musnad的音译，意为“按传统世系汇编”）是从所搜集到的75万条传述中选出3万余条汇集而成，逊尼派认为其权威仅次于前面听说的六大圣训集。但是，他过于偏重“圣训”，死抠“圣训”字眼，致使他时常对其可靠性值得怀疑的“圣训”也加以承认和运用。罕百里因循守旧，坚决反对穆尔太齐赖派的“意志自由论”。当穆尔太齐赖派的《古兰经》被造说得到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和穆尔塔西姆（833—845年）的支持，并强令学者们加以接受的时候，他始终缄默不语，因而被捕入狱，遭受迫害。后来形势急转，穆尔太齐赖派的观点被宣布为非法，他受到正统派的普遍崇敬。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于公元855年在巴格达去世，据说参加他的葬礼的有80多万人。他也和前面三大法学派的创始人一样，获得了“大伊玛目”（祖师）的称号，该派学说创立后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一些信徒。14世纪初，由于神学家伊本·泰米叶的努力，该派在叙利亚得以复兴。奥斯曼帝国成立后，罕百里学派基本消失，只是至18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崇奉这一学派的瓦哈比派运动时，它才又得以复兴。现在主要盛行于沙特阿拉伯。

匈牙利著名伊斯兰教学者戈尔德戚厄正确地指出：“各正统学派……按其实质来说不是别的，而是以其对革新（比达阿）所持态度之不同而区分的等级。一方面是罕百里学派，另一方面是哈乃斐学派，这是一个梯子上两个极端的梯阶。”不过，逊尼派认为，这四大法学派具有同等的作用，它们的差异主要在法律的运用而非在法律的基础方面，马立克派和罕百里派更多地遵循法律的字面意义，而哈乃斐派和沙斐仪派则认为法律的精神具有重大的作用。每个逊尼派穆斯林都可以自由地信奉任何一个学派。在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这四个法学体系都有自己的教师和学生。

穆斯林把这四大法学派的创始人都叫做穆智台希德-穆特拉克，即具有绝对才能的学者。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伊智提哈德），并能将类比原则和他掌握的其他方法运用于《古兰经》和逊奈。他们制定出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以后从这些原则出发解释法律的人，已不是绝对的权威，而只是某一学派的穆智台希德。在他们之后，法学家们能够做的只是根据某个或某几个前例拿出法律意见。这些人叫做穆夫提（教法说明官），而已经不是穆智台希德了，因为他们自己不发表个人的意见。

“前人的法律主张，就是后人遵守的律例”①，在以后的伊斯兰国家里，只有记载律例的法律汇编才具有法律效力。

①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6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法的产生，发展和定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从？世纪到10世纪，大约经历了三个世纪才臻于完善。这种起初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法律，由于采用法学（菲格海）的办法而逐步得到了充实，就其主体而言，是在古代阿拉伯部落和哈里发国行政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中间，阿巴斯王朝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倭马亚朝的哈里发毫不重视立法问题，而法学家们在多数情况下得到阿巴斯朝哈里发们的保护和支持，四大法学派的最后形成就在这个时期。

然而，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情况千变万化，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一方面穆斯林在实践中早已无法遵守伊斯兰教法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另一方面统治者也经常以世俗法来处理遇到的问题。现在有些伊斯兰国家除直接涉及宗教事务问题之外，都已执行世俗法。据报载，沙特阿拉伯也在考虑制定自己的宪法。

伊斯兰教法的基本内容是从宗教的观点出发，对穆斯林生活的各种情况做出评价和规定。对宗教法的组成，各派的意见不尽相同，逊尼派将其分为宗教仪式方面的义务（伊巴达德）、法律规定要做的事情（穆阿买俩特）和要受的惩罚（乌古巴特）；什叶派另有更详细的分类。

就大的方面讲，从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观点出发，人的行为都被分为五类。按教法规定，人的行为分为：①应尽的义务（fard，法尔德）或必做的行为（Wajib，瓦吉布），法律命人为之，故履行者受奖，不履行者受罚；②可嘉的行为（Mustahabb，穆斯台哈卜；或mandfūb，曼都卜），遵守者受赏，违者不受罚；③准许的行为或无关紧要的行为（ja’iz，查伊兹；或mubāh，木巴哈）；④受谴责的行为（makruh，麦克鲁亥），但不受惩罚；⑤被禁止和受惩罚的行为（harām，哈拉姆）。这种分法得到逊尼派穆斯林普遍的承认，但一种行为应归入哪一类，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取决于法学家个人的理解，各法学派对这五类行为的看法不尽相同。

从非宗教的观点出发，人的行为又被分为：正确的（萨嘿哈）、毫无意义的（巴提勒）、准许的（扎伊兹）、有积极作用的（纳菲德）和受约束的（拉兹姆）五类。

现在学者们已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伊斯兰教法的内容可以区分为：（一）有关宗教仪式方面的功课；（二）法律方面的规定。下面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

二、伊斯兰教的基本功课

宗教仪式是信仰的外部表现，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在宗教仪式方面也做了规定，这就是五项基本义务，或称I项基本功课：信仰的表白、礼拜、斋戒、完纳天课和朝觐。讲汉语的穆斯林将其简称为念、礼、斋、课、朝。阿拉伯语称这五项功课为“阿尔卡尼—底尼”，意为宗教的柱石或基础；穆罕默德说：

“伊斯兰建筑于五项基础之上”，足见对这五项功课之重视。不过，也有些学者把基本宗教功课说成四项，把念清真言归之于信仰之列；还有的学者将“圣战”视为第六项功课。

《古兰经》有关律例的经文对宗教的基本功课只做出了笼统的、概括的指示，没有具体的分析。它命人礼拜，但并没有明确规定礼拜的时间和仪式；命人完纳天课，但没有具体规定课赋的种类和数量。具体的分析和规定是以后依照《古兰经》、穆罕默德的言行和各方面的情况逐步做出的。

1.念作证词。这是对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表白，阿拉伯语叫“舍哈代”（Shahādah），意为“作证”，内容就是庄重而严肃地用阿拉伯语念作证词（即清真言）：“我作证：除安拉外，别无神灵；我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凡当众口诵此证言者，即被认为是接受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名义上就成了一名穆斯林。清真言是穆斯林念诵得最多的词，婴儿初生，首先听到的是这两句话；信士们在一切隆重的场合都要念诵它，宣礼员（穆安津）一日五次宣扬它；穆斯林临终前也要亲自念诵或由别人代为念诵它；甚至认为，穆斯林死后在坟墓里被讯问时，也要作证。①中国的一些伊斯兰教著述中还认为，念功包括口念（即赞念）和心念（指无形无声之念，即聚情会神地思念安拉）。

①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另外，“从广义上讲，‘舍哈代’一词的意思是为信仰而战和为信仰在圣战中阵亡的穆斯林所做的‘证明’。这时，他就成了舍希德——‘证人，殉教圣徒’”②。穆斯林对“舍希德”，的范围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解释。正统派认为，履行和平义务（如斋戒、礼拜，念诵《古兰经》等）的人与战场上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一样，也在“沿主道前进”。后来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一切死于流行病的人，所有遭到横死或在完成笃信宗教的事情时死亡的人，乃至因分娩而死亡的妇女，都被宣布为殉教圣徒。

②〔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2.礼拜。《古兰经》中很多地方都要穆斯林“谨守拜功”，礼拜是重要的功课之一。但礼拜的仪式和次数是逐步规定下来的。据伊斯兰史学家们考证，在阿拉伯半岛，礼拜是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存在的。伊斯兰教兴起之初，信众只进行虔诚的夜间礼拜，所以《古兰经》麦加章中说：“你的主的确知道你礼拜的时间，不到全夜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你的同道中，有一群人也是那样做的”（73:20）。而且从这个时期的经文中可以看出，这时作为一个穆斯林，只要信奉安拉、放弃偶像崇拜也就够了，似乎并不一定要遵守什么固定的仪式。前面我们已经讲述，穆斯林中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穆罕默德在登霄之夜接到安拉关于每日礼拜五十次的旨令，经过他多次请求，礼拜次数由五十次减为五次。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从这里我们不准看出，礼拜的次数、仪式、朝向等等，是在迁到麦地那后又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步确定下来的。

礼拜有不同的种类，从大的方面讲，伊斯兰教将礼拜分为天命拜（安拉命令要做的礼拜）和圣行拜（穆罕默德做过的礼拜），还有在宗教规定之外自愿举行的副功拜。《古兰经》说：“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4:103），下面我们分别对几种礼拜加以叙述。

（1）每日五次礼拜。《古兰经》说：“你们在晚夕和早晨，应当赞颂真主超绝万物。天地间的赞颂，以及傍晚的和中午的赞颂都只归于他。”穆斯林认为，所谓“赞颂”就是礼拜。每天五时拜的时间就是从这两节经文中推断出来的。五时拜中每次的拜数不同，是逐步规定下来的。什么叫一“拜”，我们留待后面再做叙述。每天五次礼拜分别是：破晓一次，称为晨礼，阿拉伯语叫“发吉尔”，波斯语为、“邦塔”，具体时间是从日出前95分钟入时直至日出。共四拜：圣行两拜，主命两拜。午后一次，称晌礼，阿拉伯语叫“祖合尔”，波斯浯为“撇什尼”，具体时间是从中午刚过至日偏西，大致在午后1时许。共十拜，依次为圣行四拜，主命四拜，圣行两拜。下午日落前一次，称为晡礼，阿拉伯语叫“阿苏尔”，波斯语为“底盖尔”。共四拜，为主命拜（有的地方在主命拜之前先礼四拜圣行拜）。日落后天黑前一次，称为婚礼，阿拉伯语叫“买格利布”，波斯语为“沙目”。共五日：天命三拜，圣行二拜。入夜后一饮，称为宵礼，阿拉伯语叫“尔沙宜”，波斯语为“胡夫滩”。关于这次礼拜的具体时间说法不尽相同，一说由晚霞消失至午夜，一说由晚霞消失至拂晓。共九拜：主命四拜，圣行二拜，当然三拜。此外，还规定：日出时，正中午和日落时不许礼拜，也不许还礼拜和站“者那则”（举行殡礼）。

以上是中国多数穆斯林的做法，各地穆斯林礼的拜数不相同，例如，有些地方的穆斯林在每天五时拜中只礼主命拜。

（2）每星期五的聚礼。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或聚礼日（源于阿拉伯语Jum‘a，主麻），这一天正午过后，穆斯林在清真寺举行集体礼拜，由成年男子参加，有的清真寺也允许妇女参加。伊斯兰教认为，真主造化“七日周复”，为“答真主化成之恩”，故行此礼。内容包括礼拜、诵读《古兰经》和伊玛目在礼拜前后的演讲（念“呼图白”）。聚礼本身只有两拜，属主命拜。但习惯上在“聚礼”前先礼四拜圣行拜，然后聚精会神地静听伊玛目的演讲。按照教法规定，聚礼可以代替当天的晌礼，但要有一定的条件。在非政教合一的国家里，不可能完全依教法行事，所以有些地方在聚礼后再单独礼十拜的晌礼。

（3）每年两次会礼。每逢一年中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在大清真寺或露天举行。一为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的10月初，经过9月一个月的斋戒之后，穆斯林要举行仪式，感赞真主。这一天，除举行会礼之外，不分男女老幼都要交开斋课。中国讲汉语的穆斯林将开斋节称为“大尔德”，新疆等地的穆斯林称为“肉孜节。”另一个为“古尔邦节”，即宰牲节。在教历12月10日即开斋节70天后举行。这一天到麦加朝觐的人要举行隆重的宰牲仪式，没有去朝觐的穆斯林除在所在地举行会礼外，有条件的也要宰羊、牛、驼等献祭。提倡将畜肉分给穷人，亦可自食或馈送亲友、邻居或留放地上。关于宰牲节还有这样一段故事，相传易卜拉欣晚年受赐得子，一天他受安拉“启示”，命他履行原来许下的诺言，宰杀儿子易司玛仪献祭。易卜拉欣和易司玛仪都十分虔诚，欣然遵命。当易卜拉欣手执刀柄正要执行时，安拉又命以羊代之。古阿拉伯人依此传说每年宰牲献祭。伊斯兰教继承了这一传统，规定这一天为宰牲节。中国操汉语的穆斯林称这一节日为“小尔德”。但必须指出的是，各地穆斯林对这两大节日的叫法不同，许多地方的穆斯林与上述说法相反，称开斋节为“小尔德”，宰牲节为“大尔德”。

在这两大节日里，各地穆斯林除举行会礼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形式。例如，中国许多地方的穆斯林都要炸“油香”，自己食用和馈赠亲朋、近邻。

此外，为亡故的穆斯林举行殡礼，即站“者那则”，也是穆斯林的一种义务。

除了这些法定的礼拜外，有些虔诚的穆斯林还进行副功拜。其中为人所共知的是夜间礼拜（萨俩特-雷勒或台汗朱代），它是在宵礼之外单独进行的一种礼拜，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穆罕默德和早期的穆斯林曾竭诚地实行过。以后，规定每日五次礼拜，它也就不再是必须履行的了。但这种夜间礼拜至今还保存着，特别是在斋月里，仍有较多的穆斯林履行。还有一种是奇数拜（维特尔），就是对夜间礼拜的偶数拜再补增一拜。此外，遇有特殊情况时也要进行礼拜，如日食和月食时的礼拜（库苏弗、胡苏弗），久旱不雨时举行的祈雨礼拜（伊斯提斯卡）为实现某种愿望而进行的礼拜，做出重大决定前进行的礼拜（伊斯提哈拉）等。这类礼拜的拜数不定，少者两拜、三拜，多者可达千年。另据“圣训”载，穆罕默德还说过：“入睡前，你当做同礼拜时一样的小净，然后右侧躺下，做以下祈祷：‘真主呀！我把我自己和我的事交给你了。为寻得你的恩赐，敬畏于你的惩罚而祈求你，依靠你，除你外再无依靠和救星。真主啊！我信仰你降示的经典和派来的圣人。’如果你当天晚上归真，则你是逝在正道上。以上祈祷当成为你当天最后之语。”①

①《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伊斯兰教认为，礼拜是一项庄重而严肃的功课，不得敷衍和草率从事。否则，就是破坏拜功（简称坏拜），就是可憎恶的事（麦克鲁亥）。这方面，不同法学派有不同的规定，如礼拜人要以衣遮体；妇女要露出脸和手，（等等，我们不再一一叙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穆斯林封斋或礼拜前的小净和大净。

关于小净和大净，《古兰经》有明文规定：“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当趋向清洁的地面，而用一部分土摩脸和手”（5:6）。据传，穆罕默德也曾说过：“清洁——这占信仰的一半。”针对不清洁的程度，教法将净礼（Tahāra，塔哈勒）分为两种，小的不洁（哈达斯），要进行小净（阿拉伯语称Wudū’，乌杜；波斯语为Abdast，阿布代斯）；大的不洁（杰那拜），要进行大净（乌斯里）。具体地讲，每次礼拜之前都要进行小净，因为人们在行动中总有可能接触到什么不洁净的东西，更不要说出现流血、呕吐等情况了。小净的做法是：先洗两便，再洗两手至腕三次，然后漱口、呛鼻（将水吸入鼻腔内再喷出来）、洗脸，先右肘后左肘各洗三次，再蘸水摸头，摸耳、摸脖颈，最后依次洗右脚和左脚。参加聚礼、会礼、祈祷之前或有大污时（如房事、遗精、行经、产期血净之后），要履行大净。大净的方法是：先作小净（不洗脚），后沐浴全身，先冲头，再依次洗右半身和左半身，然后洗下身，最后冲洗两脚。

无论大净或小净，洗涤的方法都必须是淋浴式的，而绝不用盆，桶或其他容器采洗，因为手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一进盛水的容器，里面的水就被看做是污水，不能再用。穆斯林一般用得最多的是汤瓶壶，现代化的淋浴喷头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用。

在无水或因病不能用水以及来不及用水的时候，可以实行代净（Tayyammun，泰亚蒙）。可代之物为洁净的土、砂、石、砖等。方法是用两手在代净物上一拍，然后抹面部；再一拍，然后抹两手至肘。有时也可以在拍代净物后抹鞋以代替洗脚。有的伊斯兰教著述认为，抹不仅是代替净礼，而且含有“屈服和抱歉的意思”。以土代净最常见，故又称土净。

从广义上讲，净礼还包括礼拜处所的洁净。除每星期五的聚礼和每年两次会礼一般要求在清真寺由伊玛目率领集体举行外，其他礼拜不一定都在清真寺举行，也可以单独在家里甚至露天履行这种义务，只是不能在坟地和不洁净的地方。不管在什么地方，礼拜人首先必须正向（格卜赖），即面向圣城麦加。然后检查地面是否洁净，在地上划定一块地方，使自己在礼拜时与外部世界分开。这种限定通常是借着拜毡自然而然地做出的。在此之后，礼拜人端立，两脚平行，略窄于肩，两手自然垂下，双目平视，排除杂念，出声地或默默地举意（的叶），即要礼什么拜，礼多少拜。

什么是一拜呢？每一拜包括以下七个不同的动作：①礼拜人端立，举双手在头的两旁与眉平（一说至两拇指尖触到耳垂），口诵“太克比尔”（即念“安拉至大！”），开始受戒。②站立抄手，即置左手于右手之上，双肘自然垂下，目视叩头处。先念“赞词”，然后念诵《古兰经》的第一章，即《开端（法谛海）》章和其他章的若干节（至少三短节）。③鞠躬，以手扶膝，十指分开，目视脚面，行鞠躬礼，念三遍“赞词”。④直立并抬起双手，口诵“赞颂主者，主必闻之”。⑤跪拜，两手掌附地，叩首于两手之间，至鼻尖触地。⑥跪坐，左脚平放，右脚竖起。⑦第二次叩首。从口诵《古兰经》首章开始的这一系列动作，构成一拜。清初伊斯兰学者刘智（约1660一约1730年）把每拜的动作分解为“六仪”，即端立，举手，诵经，鞠躬，叩首，跪坐①，已对伊斯兰教的礼拜作了比较清楚的叙述。

①见《天方典礼摘要解》。

第二次叩首后，礼拜人要跪坐，念“作证词”（“塔舍的德”）。这一动作每隔两拜重复一次。这样一来，仅礼两拜的，就只有“末坐”，礼两拜以上的则分为“中坐”和“末坐”。“末坐”之后，要为先知进行特殊的祈祷。最后要道“赛中目”，念诵“愿平安与安拉的仁慈降赐你们！”这一公式要重复两遍，念第一遍时向右顾，念第二遍时向左顾，表示向穆斯林和护卫天仙们致敬。这是开戒的公式（塔斯利姆·阿塔赫利勒），它完结了由“安拉至大！”开始的受戒状态。一次礼拜至此结束。

妇女礼拜的仪式有些地方与男子不同，如抬手时，两手隐在袖内，抬至肩头即可，不必双手拇指触耳。站立时，右手抱左肘自然平放于胸前。鞠躬时，双腿稍屈，两胳臂紧贴胸腹和大腿。叩首时，肚腹紧贴大腿。跪坐时；双脚伸向右边，臀部坐在地上。

礼拜不包含有任何请求，但穆斯林一般都很重视履行这一宗教义务，因为伊斯兰教认为，“拜功的确能防止丑事和罪恶”（29:48）。穆斯林履行法定的每日五次礼拜，“真主凭它勾销一切罪恶”②。在有些地方，礼拜时间一到，人们要停止工作进行礼拜。《古兰经》要求：当聚礼日众人礼拜的时候，放下买卖进行礼拜是最好的。不过，对于处于旅途中的人，允许简缩每日五次礼拜。病人可免除礼拜，但恢复健康后必须履行之。随意无视礼拜的人，要受到指责。

②《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至于礼拜的一些细节，各法学派代表人物的意见不尽相同。例如，礼拜时是否需要小声或大声地诵经？《古兰经》只是笼统地说：“你在拜中不要高声朗诵，也不要低声默读。你应当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17:110）。还有，双手究竟应抬几次，放在什么位置？礼拜中念诵作证词时是否树起右手的食指？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以及逊尼派内部不同派别之间都有分歧。

清真寺　（阿拉伯语叫Masjid，音译麦斯吉德，意为礼拜的地方，所以又称叩拜寺）无疑是穆斯林活动的重要场所。清真寺本身也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穆罕默德传教之初，对礼拜的场所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一般只要求清洁，可供礼拜即可。公元622年迁徙雅兹里布途中，在离该城3公里处的库巴，首次修建了一个简易的清真寺，以满足当时礼拜的需要。到达麦地那后，才修建了正式的清真寺，即先知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最初也比较简朴，是一个露天大院，周围有用土坯砌成的墙，墙的内侧有平房。后来，他延长周围平房的屋顶，以椰枣树干做柱子，用椰枣树枝和泥土将整个院子盖起来。穆罕默德起初把一棵椰枣树干的根部固定在地上，当作讲台（Minbar，敏拜尔）用，后来换成一个用柽柳木制成的有三个阶梯的讲台。这座清真寺是教历1世界各地修建清真寺的样板。该寺以后历经扩建，现在规模已相当大。公元637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命令出征将领，每征服一个新的地区，就在那里建立清真寺。据此，先后在伊拉克的巴士拉、库法，埃及的弗斯塔特（开罗旧城），突尼斯的凯鲁万等地建立了清真寺。此后，穆斯林海征服一地或在某地聚居下来，就在那里修建清真寺。后来，适应穆斯林的需要，除一般的清真寺（梢麻）之外，还建有举行聚礼和会礼的大清真寺（阿拉伯语称为Jāmi’，加米；中国又称“罕依”寺）。不同地方的清真寺结合当地的建筑传统，各具特色。较常见的为圆柱拱顶式的正殿和尖塔式的宣礼楼；在中国，清真寺多为宫殿式，但也有其他形式的，既有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特色，也保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

清真寺的结构严整而朴实，小寺设置比较简单，许多大寺则装饰得富丽堂皇，看后令人赞叹不已。图案多为几何图形和阿拉伯文的艺术字，一般不绘景物，更不许有人或动物形象出现。当然，也不能说没有违禁和例外的。各地清真寺的建筑构成大致相同，中心部位是礼拜大殿，一般呈“凸”字形。大殿纵深处墙的正中间有一拱门形凹壁（Mihrāb，米哈拉布；亦译“祭坛”或“壁龛”，有些地方通俗地称之为窑窝），它指示出朝麦加的方向（Kibla，格卜赖）。为使礼拜有效，正向是必不可少的。米哈拉布的装饰是很讲究的，体现了各时期伊斯兰教的装饰艺术。据一些学者考证，米哈拉布的普遍设置是较晚期的事，可能系从9世纪开始，因为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时所建的萨马腊清真寺和9世纪中叶在萨马腊附近建的艾布·杜来福清真寺中，正面的墙上还找不到凹壁（米哈拉布）的任何痕迹。殿内的右前方设有讲坛（敏拜尔），供举行聚礼、会礼等仪式时教长或阿訇在上面念经、讲道之用。大的清真寺还设有望月楼和宣礼塔（中国穆斯林称为“邦克楼”）。教历太阴年9月（赖麦丹月）为斋月，望月楼是为了定斋月的起讫日期而设，大阿訇或享有权威的见证人于8、9两个月最后一日的黄昏登楼望新月，定出封斋和开斋的确切日期。宣礼塔是供宣礼员（Mu'adhin，穆安津）在上面呼唤穆斯林按时到清真寺礼拜用的，逊尼派的召祷词是：“安拉至大！我作证：除安拉外，别无神灵！我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快来礼拜吧！快来获救吧！安拉至大！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召祷词要重复多次，重复的次数依不同的学派而有所不同。什叶派的召祷词与逊尼派的基本相同，但在“快来获救吧！”这句话之后又加一句“快来做好事吧！”

清真寺的大小不一，建筑物多少不等，因为它不只供礼拜之用，还有其他的用途。既可作穆斯林聚会的场所，又是办理宗教事务和举办宗教教育的地方，附设学校是很普遍的事情，有的还是同名大学的所在地，如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突尼斯的栽突那大学等；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大都也在清真寺进行。里面设的淋浴室（水房）是专供穆斯林礼拜前进行大小净之用的。有些地方的清真寺还设有医疗机构和图书馆，如北也门萨那清真大寺有阿拉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有的清真寺附建有陵墓；或以陵墓为主修建清真寺，称为“麻札”或“拱北”，这里大都安葬着有影响的人物，如甘肃临夏的“大拱北”。更大的清真寺则对亭遥峙，匾悬联垂，花草满院，大树遮阴，环境十分雅静。现在世界上的清真寺很多，最著名的有：麦加的克尔白禁寺、麦地那的先知寺、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等。中国著名的清真寺有：北京的牛街礼拜寺和东四清真寺、西安的化觉巷清真寺和大学习巷清真寺、广州的怀圣寺（又名光塔寺），泉州的圣友寺，杭州的凤凰寺（原称真教寺）、扬州的仙鹤寺、南京的净觉寺、上海的松江清真寺和小桃园清真寺、新疆喀什的艾提卡尔礼拜寺等。

清真寺的管理因地而异，在伊斯兰教国家，大的清真寺直接由国家政府的宗教部门管理，人员不多，伊玛目不一定常在寺里，做完礼拜即可离开。较大或有较多附设机构的寺，则各类人员较多。大寺一般都拥有寺产，有些数量还颇为可观，如伊朗马什哈德的礼萨清真寺，1962年估计拥有446个村庄的土地。我国寺坊教权在各地和各派中不尽相同，在回族等几个操汉语的穆斯林中，“三道制”（一称“三掌教制”）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盛行。“所谓‘三道制’，是由伊玛目、海推行，穆安津三种宗教人员构成的寺坊教权组织。伊玛目是教坊的宗教首领，领导教众礼拜，主持公共性的宗教活动，管理卧格审土地和公共墓地。海推行讲经布道，司掌劝谏。穆安津是宣礼员，专司礼拜的时辰，召唤教众上寺礼拜。”①以后，随着经堂教育的兴起，需要选聘有学识的阿訇担任教师，称开学阿訇。随着他的作用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具有权威，终于取代了“三道制”中伊玛目的职权，集教学、掌教大权于一身，被教众称为“老人家”，后又被加上“教长”的称号，成了坊内最高的宗教领袖。他的下面又设有治坊阿訇和掌学阿訇，作为他的助手，终于形成教坊和清真寺中的—套新的教权组织。此外，还有管理沐浴室等的寺师傅。现在各清真寺的管理和人员的配备各不相同，一般来讲，除直接管理清真寺的人员外，还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

①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第4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斋戒。这是表现在行为方面的重要功课之一，阿拉伯语称为索姆（Sawm），人们通常称为“封斋”或“把斋”。《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2:183）。由此可见，斋戒的习俗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人中间已经存在。《古兰经》的麦加章没有十分明确地谈到斋戒，只是模糊地说：“你吃吧，你喝吧，你愉快吧！如果你见人来，你可以说：‘我确已向至仁主发愿斋戒，所以今天我绝不对任何人说话’”（19:26）。公元622年迁徙麦地那之初，穆罕默德仿效犹太人定阿术拉日（1月10日）为斋戒日；次年，在与犹太人决裂之后，就规定赖麦丹月（教历9月）为斋月。为什么把斋戒定在这个月呢？据说，赖麦丹月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就是圣洁的，而主要的则是因为在“赖麦丹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分别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2:185）。

斋戒既已成为“定制”，因而除按规定可以免除亲身履行斋戒和以后补斋者外，凡成年男女穆斯林（男12岁，女9岁即为成年）在斋月里都要封斋。每个斋日黎明前都必须说出持斋的心愿，随后进入斋戒，从黎明（太阳出来前一个半小时）至日落，禁止一切饮食和房事，食品、饮料、药物，烟都不许入口，并且戒除放血、拔火罐和一切非礼的行为。伊斯兰教认为，斋戒，特别是赖麦丹月的斋戒，是赎一年之罪的最好方法。穆罕默德说：“谁若为真主之道而封斋一日，真主定使其身体远离火狱70年”①。安萨里视斋戒为抑制强烈情感的最好方法。还有人认为，“斋戒，可以使人体验到饥饿和干渴的滋味，从而变得心地善良，道德纯正，能同情和救济弱者与穷人”②。否认履行斋戒者被视为卡非尔（不信道者），没有正当理由放弃斋戒者要受到惩罚。

①《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8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第10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斋戒一天结束时要感谢安拉，诵读《古兰经》是受赞许的。封斋者日落后即吃当日的开斋饭（弗图尔），第二餐是黎明前的封斋饭（赛胡尔）。由于“生活，水准不同，开斋饭自然有别，但总是比平时丰盛得多。其实，最知斋月辛苦的，不是富人，而是那些恪守教规，而又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在日间继续干活的人们。开斋饭对他们来说最香甜”③。

③林皎明：《开罗斋月散记》，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28日。

斋戒一般开始于赖麦丹月新月的出现，下次见新月开斋。而新月出现的时间则由两位享有威望的伊玛目作为见证人，只要他俩互相证明用肉眼望见新月在天空出现，就可以发出斋月开始或结束的信息，有的鸣炮，有的在宣礼塔上升旗，方式各不相同。例如，在开罗首先发出斋月开始和结束汛息的，是爱资哈尔清真寺众望所归的两位伊玛目。也可以根据宗教法官或被委以这种权力的其他人的指示开始或结束。另外，还有“初一”派和“初三”派。封斋时间是三十天或二十九天，若封斋二十八天见了新月，即可开斋，但过后需补斋一天。在整个斋月里，除法定的每日五次礼拜之外，穆斯林还需在伊玛目的领导下于晚间增做一次20拜的礼拜。开斋节是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之一，气氛十分隆重和愉快，除举行会礼外，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都要向穷人发放开斋施舍（扎卡特·弗图尔）。多做施舍是虔诚的表现。

有几种人可以免除斋戒：痴，呆、疯癫等丧失理智的人，年老体弱者，病人，孕妇和未成年的小孩，乳媪，长途跋涉的旅行者，忙于繁重工作而又遇有必要者，等等。但病人在康复后，外出旅行者在旅程结束后，需要补斋，欠几日补几日。在斋月内，如果有意不封斋或夫妻白天交媾者，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其办法是：每欠一日斋就被罚连续封两个月的斋；如中途间断，从间断之日起再封斋两个月。或者供应60个穷人一天的饭食，允许将饭费折价付款。不过，在许多地方，尤其是非伊斯兰国家，现在有关斋戒的规定并不是非履行不可，有的人以分发施舍来补赎。

斋月内实行的斋戒被称为“天命斋”或“钦佩斋”。此外，伊斯兰教尚有其他斋戒，称为“圣行斋”或“副功斋”，如阿术拉日的斋戒，白拉台（教历8月15日）斋戒，沙瓦里月（教历10月）里的6天斋戒，每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斋戒，等等。伊斯兰教认为，这类斋戒履行者有回赐，不履行者也无罪。此外，还有许愿斋、志愿斋，一旦许了愿，或者志愿封了斋，就不能中途随便开斋。否则，事后还需补斋。

有些日子不准封斋，如开斋节、宰牲节及节后三天。遇有危险的时候也不封斋。在星期五（主麻日）、星期六（犹太教的安息日）、星期日（基督教的主日）和赖麦丹月（斋月）前一、两天封斋，一年四季不间断地封斋，都要受到谴责，被称为可憎斋（麦克鲁亥）。

4.天课，即法定的施舍，阿拉伯语称之为扎卡特（Zakāt），是穆斯林应履行的基本义务之一。据统计，《古兰经》中有80多处谈到天课，许多地方将它与礼拜相提并论，要信众“谨守拜功，完纳天课”（9:5；2:43、83、110；5:13等）。关于天课，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公元623年即希吉来历的第二年，开始规定了“天课”制。当时施舍是一种自愿的慈善行为，所以天课又称为“济贫税”。例如，《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分舍自己所获得的美品，和我为你们从地下出产的物品……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并且要求“施后不责备受施的人，也不损害他”（2:262—271；3:92）。应该施舍什么呢？《古兰经》明确指出，要“施舍剩余的”（2:219）。表示这种施舍的“扎卡特”，原意是“净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之上：这个世界的财产是不洁净的，只有将它部分地施舍，使其洁净，才能更好地占有和使用它。后来，“扎卡特”发展成为一种包括货币、牲畜、谷物、果品、商品、矿产等在内的财产税，成为哈里发国以宗教形式向穆斯林征收的赋税。此外，中世纪的哈里发国还征收一种“什一税”（‘ushr，欧什尔），即规定穆斯林缴纳的农业税、商业税以及为非穆斯林规定的入境关税。

伊斯兰教规定，每个身心健康而财产又达到一定数额的穆斯林，都要完纳天课。不过，《古兰经》的规定并不具体，只是说：“如果你们无物可施，那么，不施舍也无罪”（85:12），具体限额和征收办法是穆罕默德去世后由艾布·伯克尔定下来的。据说，有一次，他派艾奈斯去巴林征税，规定对拥有24峰骆驼以下者，每5峰收一只羊，若到了25峰，则收一峰驼；放牧的羊，达到40只者征收一只；银每200第哈姆征收5个。拥有的骆驼不到5峰，牛不到30头，羊不到40只，银不足200第哈姆，海枣和谷物不到5但者，则不征天课，实行自由捐输。由此可见，应纳税的最低限额和各种东西的纳税率是有差别的，一般为四十分之一。另外，还规定，贵重物品在一个人手中存放不到1年的不征天课，结果有时就出现转移财产的舞弊行为。

天课使用的范围，《占兰经》做了规定，这就是：“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贫穷者；这是真主的定制”（9:60）。从上述内容不准看出，当初天课主要是慈善性质的。但随着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与扩张，逐渐发生变化，成了国家固定的税赋，征收的份额乃至名目都有所增加。课税交给国库，由统治者支配，除少部分用于施舍外，大部分为国家开支和统治阶级所享用。至于自愿捐输，也往往变成变相征收。对穷人的施舍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十分明显，凡不持偏见的有识之士一眼就能看出，天课是在不损害富裕者的条件下，能够减轻贫穷苦难的制度。贫穷这个灾祸，是导致许多国家的贫穷者反对国家制度，破坏繁荣和安全的思想根源”①。

①〔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第10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伊斯兰教还对施舍做了十分广泛的解释。据传，穆罕默德曾经说过：“赡养家人当算施舍”，“协助一个人乘骑牲口、或驮好他们的行李，这当是襄助者的施舍。善言好语，为去礼拜所行的每一脚步是施舍，向人指路也是施舍”，“扔掉路上的障碍物算施舍”，“善言善行都是施舍”。凡在斯林均应施舍，无物可施者，“行善止恶，这当算他的施舍。”这些无疑是贫穷者可以做到的，这种说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穆罕默德还说过：“施舍之手比乞求之手为贵。”②

②《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57、84、109、169、2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朝觐，阿拉伯语称之为Hajj音译“哈吉”，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古兰经》说：“凡能履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3:97）。伊斯兰教规定，凡身心健康的成年穆斯林，在经济条件允许，旅途方便的条件下，不分男女，一生中须在教历12月朝觐麦加一次。妇女要有男亲属陪同。不能亲身履行者可派人代行之，不具备上述种种条件时可以免除这项义务。在规定的时间依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朝觐称为“大朝”或“正朝”。在朝觐月（教历11月和12月）以外的任何时候，穆斯林都可以单独到麦加朝觐，这称为“小朝”，又称为“副朝”或“巡礼”。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说念、礼、斋、课这四项功课是每个穆斯林必须而且能够无条件地加以履行的话，那么朝觐则不是都能够做到的和非履行不可的，因为它往往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不管怎么说，能到麦加朝觐的只能是少数人，今天8亿多穆斯林不可能都亲身前往。当然，也有人在一生中多次朝觐的。朝觐人数最多的是邻近“天方”的几个国家。过去，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每年都制有装饰得华丽的驼轿，由一峰骆驼驮着，没有人骑在上面，只有人在前面牵着走，以此作为本国威望的象征。后来，伊本·沙特把这当作异教的东西废物废除了。

以前，去麦加的交通很不发达，路途也常带有危险性，所以从世界各地去朝觐的人相对地讲不那么多，一般情况下从半岛以外来的只有几万人。不过，朝觐期间的经济收益是麦加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所以那时麦加当局往往与贝都因各部落签订协议，付给他们一定的金额，以换取朝觐者的安全，让更多的人来朝觐。也有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在完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硬要前往，他们成群结队，有男有女，有的步行，有的乘骑；有的沿途做买卖，有的则卖掉随身带来的物品甚至乞讨，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圣地麦加，完成自己平生的夙愿。也有的人因条件艰苦，身体不支，死于途中，既没有见到朝思暮想的天房，也再不能返回家园与亲人团聚。但他们死而无怨，认为这是为主道殉身。20世纪30年代以来，朝觐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以后，更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现在吉达修建了规模巨大的航空站，陆上有汽车运输公司，各圣所之间修了宽阔的公路，住宿条件也得到改善。加之目前世界伊斯兰国家相继成立，穆斯林的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所以朝觐的人数大增，近几年来每年的朝觐者都在200万左右。

朝觐圣地是闪族一种古老的习俗，麦加是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人早就朝拜的圣地，“每逢一年一度的朝觐节期间，他们便要涌向麦加。这时，市场已经开业，许多人聚拢在一起”①。公元629年，即教历7年，穆罕默德参照以前阿拉伯人的朝觐仪式，制定了伊斯兰教的朝觐制度和仪式。在这些仪式中，接受从前阿拉伯半岛的习俗最多。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为当时伊斯兰教的巩固和发展所必需。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穆罕默德刚迁居麦地那时，曾定耶路撒冷为朝向，也曾想在麦地那建立与麦加克尔白殿相匹配的大殿。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初兴的伊斯兰教必须首先扎根于阿拉伯人之中，麦加的地位和古老的宗教仪式是防护和发展伊斯兰教可靠的屏障，与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的麦加贵族改善关系是其自身利益之所在，于是在希吉来十六、七个月之后，毅然决然地抛开犹太人的影响，改朝向为麦加。从这时开始，麦加就是全体穆斯林所向往的圣地。631年朝觐月期间，宣布4个月后非穆斯林不得进入麦加；632年穆罕默德在没有任何非穆斯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告别朝觐”。这次朝觐中听实行的一系列仪式，就成了以后穆斯林朝觐时遵循的范例。“这些仪式实际上分为两类。一方面，原始的朝觐还保留在仪式（乌姆拉、即小朝）程式之中，这种仪式可以在一年中两个朝觐月（伊斯兰教历11月和12月）之外的任何时候单独履行。至于哈吉（本来意义上的朝觐），那么它把乌姆拉（小朝）的仪式同对附近各圣物的朝拜仪式结合在一起了。这是过去曾经分别进行的各种仪式的混合”①。下面我们分别就麦加的圣所作一简要的叙述。

①〔巴基靳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克尔白殿是穆斯林朝拜的主要圣所，它的名称源于这一建筑物的形式——一个立方体，实际上是一个矩形建筑。禁寺就围绕这个大殿建立。不管是克尔白殿还是禁寺，都是经过历次修建才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在穆罕默德时代，天房高不过丈余，上面用旧木料搭成。殿外连围墙都没有，民宅建筑挤到了殿的跟前。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买下那些住宅，拆除后，扩建院落，奠定了禁寺建筑的雏形。公元683年，与倭马亚人为敌的阿卜杜拉·伊本·祖白尔躲进麦加禁寺，倭马亚王朝派兵围攻，克尔白殿被焚毁。事后，伊本·祖白尔进行了重建。公元692年，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又派哈查吉围攻麦加，用弩炮攻打禁寺，致使克尔白殿破裂。后来阿卜杜勒·马立克下令重建。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国王们，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们，也曾先后修缮过克尔白殿。公元1630年，麦加大雨滂沱，整整下了两天两夜，雨水灌进天房，致使这一建筑物有塌毁的危险。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素丹穆拉德四世（1622—1639年）执政时，不得不拆除重建。现存的就是这次重建后的克尔白殿。不过，还经过一次修复，这就是：1956年扩建禁寺时，发现天房的顶部和墙壁出现裂缝；1958年费萨尔国王主持了修复天房的典礼。这次修复中，换了屋顶，修整了墙壁。天房高约15米，宽约10米，深约12米，用麦加近郊山上采来的灰黄色石头建成，底座有高25厘米的大理石，4个角依其所朝的方向分别叫做伊拉克角，叙利亚角、也门角和黑色角（因黑石而得名）。殿内有3根大木柱支撑着房顶，地面用大理石埔成，没有任何家具，只有许多灯和题词。克尔白殿的门离地面大约两公尺，门槛和两扇门都是用银皮包的，外面镀着一层金。开放时门口放一个木梯，不用时就将它拿掉。每年天房要洗刷两次，一次在教历7月，另一次是在朝觐月大批朝觐者到来之前。这件事由克尔白殿的司事主持，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和各国哈吉中的名流都应邀参加这一盛典。殿的外面经常罩着黑色的锦缎帷幔（基瓦斯），在帷幔中间偏上部分织着宽约一米的圈带，上面用金丝线绣着《古兰经》的经文和装饰性的图案。在朝觐季节，帷幔底部卷起，露出天房的基部和门，以便朝觐者能看见天房的本体。天房的帷幔每年都要更换。换下来的被裁成小块，作为圣物全部出售。殿的外部东南角离地1.5米左右的地方安放着黑色的“圣石”，直径约3分米。因为黑石有裂缝，所以于184年制做一个银框将其镶了起来。“朝觐者都渴望摸它、吻它，仿佛这是真主的手；握着它，就意味着再次向真主订立誓约”①。但“哈里发欧默尔在吻玄石的时候说：‘你确实只是一块石头，无益也无害，要不是我见先知吻你，我是决不会吻你的。”①

①穆阿·拉乌夫：《麦加朝圣记》，载美国《全国地理月刊》1978年月号。

①〔巴勒斯坦〕穆斯塔法·穆拉德·代巴额：《阿拉伯半岛》，第92页，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63年阿拉伯文版。

在克尔白殿前石铺路面上有一个深凹处，据传说，这是易卜拉欣和易司玛仪建造该殿时调石灰浆的一个滤灰坑。易卜拉欣站过的那块石头（“易卜拉欣的足迹处”）放在院子中一个不大的建筑物里。离此不远的地方，耸立着一个白色大理石的讲坛（敏拜尔）。院子里有渗渗泉，在这干旱少雨的地方，它可能是圣城最古老的部分。围绕着渗渗泉有一些传说。古代的一种传说认为，易卜拉欣之妻哈哲尔为了维持自己和幼子的生命，悲天怆地，感动了安拉，于是真主派天使挖了这口井。穆斯林视里面的水为圣水。据传，穆罕默德曾说过：“地上最好的水乃是渗渗泉水，可以充饥，又可以治病。”传说还认为，易司玛仪和他的母亲哈哲尔就安葬在禁寺院内；克尔白殿周围埋葬着数百名古代先知。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附近的萨法和麦尔瓦两座小山，它被看做“真主的迹象”。据传说，易卜拉欣的妻子哈哲尔带儿子初到麦加时，无水可饮，就是在这两座山之间为寻水而七次奔走，安拉怜悯他们，才放出清泉，即渗渗泉。

整个禁寺也经过多次扩建，现在的规模是沙特阿拉伯王国拨款于1956年开始修建的。“寺的面积由2.7万平方米扩为18万平方米，可容纳50万人同时礼拜。这次扩建，一是把原来寺外的萨法和麦尔瓦纳入寺内，建起了‘奔走大厅’；二是将寺的建筑改为二层长廊大楼；三是把寺院中、渗渗井的建筑拆除、改建地下，寺院的面积由原来的4500平方米扩展为1万平方米；四是改建了周围的马路和防洪水道。建成后的禁寺就形成了一座以天房为中心，外由两层大楼围绕起来的近似方形的城堡。并把原来的20多道门，增为现在的64道。进门后，两侧全是由大理石柱子分隔开的一座座的礼拜殿，地面全铺着地毯，供人们礼拜和休息用，上下两层的大殿内挂满了长柄电扇，昼夜不停地为朝觐者驱热消暑，具有东方传统艺术特色的玻璃吊灯，既供照明，又供观赏。环绕这个建筑，分散建有七座各有三级楼阁的棱锥形尖顶塔，每座高达92米，塔顶都竖有一个高5.6米的铜制镀金的新月，在阳光照射下，熠熠放光。整个寺的墙壁、柱子和地板全用大理石和雪花石覆盖着，覆盖面积达1.2万余平方米。”“现在禁寺的建筑相当壮观，但改建工程还没有结束。据说沙特政府计划要将庭院里的黑色大理石全部换成不吸热的白色大理石，并在底下铺上喷水管，以让巡礼天房的人白天赤脚踩在地上无灼热之感，等等。”①

①马贤：《在朝觐的日子里》，载《中国穆斯林》1982年第1期。

朝觐这项功课包括一系列的宗教仪式，首先是受戒（伊赫拉姆）。伊斯兰教认为，麦加的土地是神圣的，因此，朝觐者在进入麦加地区以前，自身必须首先沐浴受戒。从陆路来的，进入圣地前在所没的关口受戒，乘飞机来的则在登上去沙特阿拉伯的飞机之前，例如在开罗、大马士革，卡拉奇等地受戒。朝觐的人要脱去平时的服装，用两块无缝的白布遮身，一块把从腰部到膝盖部分裹起来的白布叫伊扎尔；另一块叫里达（披巾），从左肩斜着下来，在右侧结在一起。朝觐者受戒后袒背露胸，科头跣足（穿平底鞋或拖鞋），不加任何修饰，也不准理发，不准剪指甲，不准伤害生灵（连蚊虫也不准打死），不准与人争吵，不准男女同房。据说，这一方面表示复古返朴，向安拉悔罪；另一方面表示注重平等，上自国王，下至贫民，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安拉创造的一切。妇女受戒后仍可穿平常的衣服，但除睑和双手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要遮盖起来。穆斯林受戒启程后，要不断地高诵“应命词”（塔尔比稚）：

“我应命而来了，

主啊，我应命而来了！

独一无我的主啊！我应命而来了！

公顷、恩惠和大权皆属于你，

我应命而来了，主啊！”

朝觐者到麦加后，要尽快进入禁寺举行巡礼，即以反时针方向绕克尔白殿走七周（转“塔瓦夫”）。每周都以镶有黑石的那个角为起讫点，跟着向导一起诵念祷词，每周所念祷词各不相同。在转“塔瓦夫”的过程中，人们要亲吻黑石（如人群拥挤，可用手触摸之），有些人摸着黑石不愿走，旁边虽有警察极力推、挡，但总抵不过汹涌的人群。不少人摸着天房的墙壁不肯离去，甚至流下眼泪。正如穆阿·拉乌夫在《麦加朝圣记》中听说：“每一个朝觐者见到‘克尔白’时的反应都各不相同。我第一次见到‘克尔白’时，完全呆住了。我的妻子紧紧抓住我的手臂，一边战栗，一边呜咽。这一次，我的女儿就像触了电一样发抖，我的儿子则完全说不出话来。”①转“塔瓦夫”之后，就在“易卜拉欣足迹处”外的地上礼两拜，再到“奔走大厅”举行奔走仪式。两层的“奔走大厅”高21米，宽约20米，长约400米，是长廊形的建筑。萨法和麦尔瓦两座小山的残峰就在大厅下层的两端。峰顶的石头被人们脚踩手摸，显得油光发亮。下层中间专有一条为老弱病残者乘用手推车的双轨道。人们都挤在下层奔走，上层供礼拜之用。奔走仪式开始，人们首先登上萨法山的遗迹，口诵祷词，向着天房招手示意，尔后顺着长厅右侧走向麦尔瓦，中间有一段要小步跑行。从麦尔瓦返回时，其动作与上面讲的相同。这样往返七趟，每趟都念不同的祷词。这一仪式是对哈哲尔找水一事的纪念。随后，朝觐者就到渗渗泉去饮“圣水”，有的人还要不远万里带些泉水回去，让亲朋好友共沾圣水的吉福。为了保障朝觐者的身，体健康，防止传染疾病，沙特政府已用自来水管代替水桶，经过消毒的泉水可供朝觐者饮用和盥洗，还允许人们用此水沐浴。沙特阿拉伯一位朋友在谈到渗渗泉时说：“作为穆斯林应该相信井水是尊贵的，但说它能消灾除病，那不符合伊斯兰的教训，如果是这样，住在麦加的人不必履行其他功课，就可以进天园了。”②这番话不无道理，但目前可能不为多数穆斯林所接受。以上这些仪式，一般统称为“小朝”，是朝觐仪式中的古老部分。如果穆斯林只限于履行“小朝”，那么他就可以理发开戒，从而摆脱宗教仪式方面的一切禁令。但是，如果他表示了在“小朝”（乌姆拉）之外还要履行大朝（哈吉）的心愿，那么他就继续处于受戒状态。大朝是所有穆斯林都渴望实行的，这个机会是朝觐月在麦加的人不会轻易放过的。大朝的各项仪式是在规定的日子里进行的。

①穆阿·拉乌夫：《麦加朝圣记》，载美国《全国地理月刊》1978年11月号。

②转引自马贤：《在朝觐的日子里》，载《中国穆斯林》1982年第1期。

伊斯兰教历12月（祖立后哲月）7日，由伊玛目在禁寺举行布道演说；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朝觐的人们离开麦加。

初八日黎明，朝觐者由麦加来到米纳谷地。过去，这个山区道路狭窄，朝觐期间常发生堵塞现象；现在情况不同了，由麦加到米纳有宽阔的柏油马路，在1000余米宽的山谷里架有两座横跨山谷的大桥；大桥两侧各有立体交叉引桥，把米纳大街同南北两边山坡的公路连接起来，交通条件有很大的改善。这里有一个村镇，过去是一些低屋矮棚，现在则建起了现代化的楼房，但只有在朝觐的日子才得到充分利用。在这里住到翌日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再动身经穆兹达利法山前往距麦加25公里的阿拉法特山，并在山脚下野营。相传阿丹和好娃因吃禁果被罚离天园后失散，在此相逢。

初九是大朝最隆重的一天，是正典日。中午，太阳一过子午线，伊玛目便骑马登上阿拉法特山（又名“拉赫曼山”，Jabal al-Rahman），发表布道演说，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绝大多数人都诵念穆罕默德遗留下来的祈祷词，其中有这样一殴：“主啊！宗教能给我抗罪力，求你完善我的教门；现世存在着我的生活，求你完善我的今世；后世是我的归宿，求你完善我的后世。你延长我的寿命，以便为善。你让我安然死去，以防作恶。”也有一些人为自己的特殊罪愆或特殊要求而念另外的祈祷词。太阳一落山，人们开始往下踊，急赴穆兹达利法山，并在那里过夜。宵礼时要礼两拜。礼拜前后每个人都在这里捡黄豆粒大小的石子49颗，准备到米纳举行“会射”。

教历12月初十清早，在进行礼拜和布道以后，朝觐者前往米纳实行“会射”。人们来到投石柱（Jamrah al-anghah）跟前，将在穆兹达利法山捡来的7枚石子投向3个石柱中的一个（按教法规定，在米纳要住两天，把余下的42枚石子全部投完）。据说，这是投石驱鬼。投石后，朝觐者同集郊垣宰牲，过古尔邦节（宰牲节）。这是为了纪念易卜拉欣遵从主命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易司玛仪的虔诚心愿。这里有专供宰牲的集市和屠场，有的人预先就买好牛羊，装在汽车上运至米纳。但许多人并不亲自去宰牲，而是将买来的牛羊交别人去宰。也允许按市价以现金施舍给穷人或交别人代办。这一天，没有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也都在自己的所在地欢度这一节日。朝觐者在此之后就可以理发、剪指甲（剪下的头发和指甲力求埋在地下），使自己处于半开戒状态；完全开戒要到返回麦加，再次举行“塔瓦夫”和“奔走”仪式之后，即履行辞朝之后。这时，按规定朝觐者即可理发和刮胡子，进行沐浴，换上平常的服装，宣布开戒，圆满地完成全部的朝觐活动，从而获得“哈吉”的尊称。

朝觐麦加之后，许多人还要前往位于麦加北面约450公里处的伊斯兰教第二圣城麦地那，拜谒先知清真寺，瞻仰先知陵墓。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有人也前往耶路撒冷朝拜，那里有阿克萨清真寺和穆罕默德“升霄”时的遗迹。

在一年一度的朝觐期间，来自不同国度和民族，有着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从事不同职业，地位不同，贫富不一而又分属于不同教派的穆斯林，汇集一起，和睦相处，无疑对他们之间的了解、友情和团结起着促进作用。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什叶派穆斯林除朝觐上述圣地外，还朝拜他们自己的圣地。它们大都是已故伊玛目的陵墓所在地，在伊拉克有：阿里的陵墓所在地纳贾夫、侯赛因的陵墓所在地卡尔巴拉、第七和第八伊玛目的陵墓所在地卡齐麦因（位于巴格达附近）、第十和第十一伊玛目的陵墓所在地和第十二伊玛目“隐遁”的地方萨马腊；在伊朗有：伊玛目礼萨的陵墓所在地马什哈德和伊玛目礼萨的姐姐法蒂玛的陵墓所在地古姆。

除上述五项基本功课外，《古兰经》中许多地方都讲到“圣战”（jihād，吉哈德），说“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2:216；4:74）。据此，有的穆斯林把“圣战”也视为伊斯兰教的柱石之一。例如，已故巴勒斯坦人赛义德·阿卜杜拉·毛杜迪在其所著《伊斯兰生活方式》一书中写道：“后是吉哈德，即尽自己最大努力，无论是通过嘴或笔，或剑，传播安拉的话，使其成为至高无上，扫除伊斯兰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但是，把“圣战”作为伊斯兰教第六项功课的说法不为多数穆斯林所接受。

三、法律方面的规定

《古兰经》中有关法律方面的规定不多，而且分散在各个地方，特别是第二，三、四，五章中。后来，以这些规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学和制定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家政治和习俗的影响。有些问题《古兰经》中并没有讲到，而是以后形成的定则，并被载入有关的文献中。总的来说，法律上的规定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基本状况。下面我们就《古兰经》中谈得较多而今又对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几个问题简要地加以叙述。

首先，《古兰经》虽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但有些地方却也类似于现代的根本法，对各类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做出了既笼统又严格的规定。它不仅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画一条线，而且又将非穆斯林区分为“有经典的人”和多神教徒，这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不同的地位，规定“信道的人，不可舍同教而以外教为盟友”（3:28）。在伊斯兰教内部，虽然讲穆斯林皆兄弟，但入教的奴仆什么时候也不可能与主人平等，而只是要求主人“宽待他们”，拿出一部分施舍用于他们的“赎身”。在有关抵罪的规定中还专门提出：“公民抵偿公民，奴隶抵偿奴隶，妇女抵偿妇女”（2:178）。对男女的地位也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认为“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他们比她们更优越”（2:228；4:34）。

伊斯兰教在婚姻方面的规定比较详细而明确。在年龄上，男12岁，女9岁即被视为成年人，就可以结婚。男穆斯林娶“信道的自由女，和曾受天经的自由女”“都是合法的”，谁无能力“娶信道的自由女，谁可以娶教友所管辖的信道的奴婢”（4:25）。为什么强调男女穆斯林可与信道的奴婢而不要和不信道的人结婚呢？因为伊斯兰教认为，“已信道的奴婢，的确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她使你们爱慕她……已信道的奴仆，胜过以物配主的男人，即使他使你们爱慕他”。伊斯兰教一反过去的陋习，禁止近亲结婚。但却继承古代阿拉伯半岛多妻制的习俗，然后做出某些限制。规定娶妻最多不得超过四个，“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何况“即使你们贪爱公平，你们也绝不能公平地待遇众多”（4:3、129）。据此，后来许多穆斯林都主张一夫一妻制，现在也有的政府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例如突尼斯于1956年获得独立后就公布法令，取消一夫多妻制。然而，我们看到，一夫多妻制至今还在伊斯兰世界不少地方存在着。

关于解除婚约、离婚，妇女再嫁，也都做了规定。离婚权不为配偶双方所有，而属于丈夫一方。只要他当众立誓即可休妻。妻子仅有保留聘仪和自己财产的权力。《古兰经》说：“你们的妻子，在你们未与她们交接，也未为她们决定聘仪的期间，如果你们休了她们，那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但须以离仪赠与她们；离仪的厚薄，当斟酌丈夫的贫富，依例而赠与”（2:236）。离婚的妇女要待婚4个月，即经过三次月经期才能再嫁，主要是看她是否已经怀孕。在此期间，丈夫可以挽留她。不过，他以后还可以重新休掉她。“休妻是两次，此后当以善意挽留（她们），或优礼解放（她们）。你们已经给过她们的财产，丝毫不得收回……如果他休了她，那么，她以后不可以做他的妻子，直到她嫁给其他的男人。如果后夫又休了她，那么，她再嫁前夫，对于他们俩是毫无罪过的”（2:229—230）。离婚时，“如果她们有孕，你们就应当供给她们，直到她们分娩”（65:6）；“做母亲的，应当替欲哺满乳期的人，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做父亲的，应当照例供给她们的衣食……如果做父母的欲依协议而断乳，那么，他们俩毫无罪过。如果你们另雇乳母哺乳你们的婴儿，那么，你们毫无罪过，但须交付照例应给的工资”。寡妇当期待四个月零十日；待婚期满后，她们再嫁与否，由她们自己决定（2:233—234）。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伊斯兰教也为穆斯林规定了应遵行的义务，有些虽不是强制性的法律条文，但确是一种良好的伦理道德。例如，《古兰经》第4章第36节说，穆斯林“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古兰经》和“圣训”中谈到这方面内容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引证。清代刘智等人依据上述规定，并吸收儒家等的伦理道德观念，概括出与“五功”并提的所谓“五典”：子女孝顺父母，夫妻互爱，长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这无疑在穆斯林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财产所有权方面的规定也是比较详细和明确的。虽然《古兰经》说：“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点缀，矜夸，以财产和子孙的富庶相争胜……只是欺骗人的享受”（57:20），要人们不要只图今世生活的浮利，而相信后世“是更优美的”，但它并不反对人们拥有财产，并且教诲人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2:188），更不准侵蚀公物和侵吞孤儿的财产（3:161；4:2）；“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准许“彼此间成立定期借贷”，债务人“应当写一张借券”，邀请两个人作证；如果没有两个男人，那么，从你们所认可的证人中请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作证（2:275、282）。由此可见，教法是保护私有财产的，甚至认为：“谁若死于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当算殉教者”，而“拖延和不及时交付富人的债款当属罪过”，“是诈骗行径”；认为负有债务的人死后进不了天园，“行乞之人在后世会显现为骷髅”。①

①《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58、67、73-74、2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关于遗产的继承，《古兰经》规定得更为详细：“若有人在临死的时候，还有遗产，那么，应当为双亲和至亲而秉公遗嘱。”“男人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各人应得法定的一部分。析产的时候，如有亲戚、孤儿、贫民在场，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回济他们。”具体地讲，“一个男子，得两个女子的分子。如果亡人有两个以上的女子，那么，她们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如果只有一个女子，那么，她得二分之一。如果亡人有子女，那么，亡人的父母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如果他没有子女，只有父母承受遗产，那么，他母亲得三分之一”。“如果你们的妻室没有子女，那么，你们得受她们的遗产的二分之一。如果她们有子女，那么，你们得受她们的遗产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们没有子女，那么，你们的妻室得你们遗产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们有子女，那么，她们得你们遗产的八分之一。”“如果被继承的男子或女子，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只有〔同母异父的〕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那么，他和她，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如果被继承者有〔同母异父的〕更多的兄弟和姐妹，那么，他们和她们，均分遗产的三分之一。”上述各种分配，均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或清偿亡人欠的债务之后；立遗嘱的时候，不得妨害继承人的权利（4:7—12）。《古兰经》规定，要特别关心孤儿，要有监护人管理他们的财产，当他们能处理财产的时候，应当把他们的财产交还他们。在此之前，不准浪费地消耗他们的财产，更不准侵吞，但贫穷的监护人，可以取合理的生活费（4:2—6）。一切遗嘱的订立，债务的支付，孤儿遗产的交还。均须有两个证人在场才能成立。如果发生疑问，证人要以誓言证明自己见证的公正性（5:106及以下几节）。破坏誓约要支付罚金，供给10个贫民一餐的口粮或赠送衣服给他们，释放一个奴婢或斋戒三日（5:89）。隐讳见证是犯罪，要受到惩罚（2:283；24:4）。穆斯林不应拒绝作证。应“维护公道”，“秉公作证”，即使不利于自身以及父母和至亲（4:135）。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在教法中妇女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她们有比对男人更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妇女的法律地位比男子低下。但是，我们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与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相比较，妇女的地位还是有改善的。首先，《古兰经》中虽然存有过去阿拉伯半岛的习俗，如向未婚妻送聘仪，但它已失去原来那种支付被买者身价的性质，而仅仅是给她的一种褒奖；即使两人以后断绝关系，妇女仍可将其留作私产。其次，虽然仍承认多妻制，但做了某些限制，规定娶妻不得超过4个，并要丈夫公平地对待她们；此外，还劝导人们，如果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最好只娶一妻。第三，更具有进步意义的是，规定禁止近亲结婚，并废除了寡妇改嫁时只能嫁给丈夫的兄弟或亲属中其他人的内嫁制习俗。寡妇只要经过4个月零10天的待婚期，就可以自由地重新结婚。最后，伊斯兰教还打破妇女不得继承遗产的惯例，确定了女子的继承权。

《古兰经》对刑事方面的叙述是断断续续的，既有以后世的刑罚对那些从宗教的观点出发被认为犯有罪孽者的告诫，也有对刑事犯罪者实行惩处的规定。杀人抵罪已成为“定制”，但允许依传统的做法支付血金，说“如果尸亲有所宽赦，那么，一方应依例提出要求，一方应依礼给予赔偿”（2:178）。如果是因疏忽大意而犯下杀人罪，那么，“谁误杀一个信士，谁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并以血锾交付尸亲，除非他们自愿让与。被杀的信士，如果他的宗族是你们的敌人，那么，凶手应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如果被杀者的宗族是你们的盟友，那么，凶手应以血锾交付尸亲，并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谁不能释放奴隶，谁当连续斋戒两月”（4:92）。无故伤害他人者，也应做出相应的抵偿，即以目抵目、日抵鼻、耳抵耳、齿抵齿，或者向受害者偿付血金。

对偷盗罪和抢劫罪的惩处比拜物教时期要严厉得多。如果盗窃给客人或部落成员带来了损失，拜物教徒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但偷盗者不受惩处。而伊斯兰教则规定：“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俩的手”（5:38）。对打家劫舍者，要处以极刑。这既反映了当时穆罕默德要建立安定统一社会的需要，也反映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加强。

关于通奸要以乱石击死的问题，《古兰经》中没有讲，而是以后的文献中谈到的。《古兰经》只是说，对于“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一百鞭”。确定奸淫罪要有四个证人，“凡告发贞节的妇女，而不能举出四个男子为见证者，你们应当把每个人打八十鞭，并且永远不可接受他们的见证。这等人是罪人”。接着还对行奸的男、女作了不同的规定，说“你们的妇女，若作丑事，你们当在你们的男人中寻求四人作见证；如果他们已作证，你们就应当把她们拘留在家里，直到她们死亡，或真主为她们开辟一条出路。你们的男人，若作丑事，你们应当责备他们俩；如果他们俩悔罪自新，你们就应当原谅他们俩”（4:2—5、15—16）。男女间的不平等，在这方面也表现出来。

伊斯兰教严禁自杀，《古兰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说“你们不要自杀……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4:29—30）。“圣训”更明确地指出：“跳崖自杀者，在火狱里，永远处于下坠之状。服毒自杀者，在火狱里，手持致死毒药，永远处于吞食毒药之状。以刀自杀者，在火狱里，手持利器，永远处于自刺其腹之状。”①

另外，对穆斯林，特别是对女穆斯林的衣、食、住、行都有具体的规定。例如，禁止赌博求签（5:3），让人勿穿绸缎，勿用金银餐具饮水，勿用镀金镀银餐具吃饭，禁止抽烟，等等。②我们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但对于大家谈论多、影响大的有关饮食方面的禁令，我们要特别讲一下。那么伊斯兰教都禁食那些东西呢？《古兰经》作了明确的规定：“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然可吃”（5:3）。这里讲的“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其具体涵义是：即使那些按教法规定穆斯林可食的动物，宰杀时也要念诵真主之名，否则仍不可食。市场上非穆斯林卖的牛、羊肉，一般穆斯林是不吃的。不过穆罕默德说过，如果不知宰杀时是否已诵念真主之名，“吃肉时你们诵念真主之名，肉当可食”③。《古兰经》还指出：“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凡为形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5:3；6:145）。

①②③《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153页，第155页，第1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非洲农村，在一些非伊斯兰教国家，例如在中国，不吃猪肉几乎成了穆斯林信仰的标志，并逐步变成了民族的风俗习惯。许多穆斯林认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风俗习惯成为维系人们的纽带”，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其实，不吃猪肉并非始于伊斯兰教，犹太教就不吃猪肉，《旧约·利未记》第11章第7—8节经文说：“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印度教徒也不吃猪肉，但未查出他们的经典在这方面的规定。基督教徒承认《旧约》，但他们却吃猪肉。据说，他们原本遵守《旧约·利未记》的规定，但后来慢慢改变了。不吃猪肉可能是古代闪族人和阿拉伯半岛许多部族共同的习俗，它是由客观条件引起的。阿拉伯半岛大部分是沙漠，有少量的绿洲和草原，西部和南部为群山所环抱，气候炎热，干旱少雨，多适于放牧驼、牛、羊等牲畜。而以食粮为主的猪，在这里是不多的。此外，有人还认为，猪是不洁的，可能是传染病源，于是就更不去养它和吃它的肉了。这一点在宗教方面得到反映，形成一种禁律以后，凡属这一宗教的信徒，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遵行。在那些已经演变成民族习俗的地方，就更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了。穆斯林除不吃猪肉外，还有一些动物肉也不吃。这是后来的教法学家们逐步定下来的。

①江宝城：《回族忌食猪肉的来源》，载《民族团结》1984年第12期；林松：《试论伊斯兰教对形成我国回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古兰经》规定，穆斯林“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2:168），说“海里的动物和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可以供你们和旅行者享受”（5:96）。但对于什么是“佳美的食物”，法学家和穆斯林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海参系海中之物，但有的人认为它外表不佳美，因而不可食；而有人则认为，既为海中物，就是可食的。对鳝鱼的看法也不相同，有人认为可食，有人认为不可食。经过穆斯林法学家们的长期讨论，逐步有了一个比较一致的、为多数穆斯林所接受的意见，大致是：反刍的、吃草的兽类，吃谷子的禽类，如牛、羊、驼、鹿、兔、鸡、鸭、鹅、鸠、鸽以及水中的鱼、虾等，都可以吃。反之，吃肉的、有爪子的、不反刍的兽类，鹰钩嘴、吃肉而且性情凶暴的禽类，如驴、骡、狗、虎、豹、狼、鹰、鹞等，都不可吃。不过，《古兰经》也告诫穆斯林：“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5:87）。

关于饮酒的禁令是逐步形成的。当时，酿酒用的原料主要是椰枣和葡萄。椰枣是阿拉伯半岛就有的，但这里的土壤不适于种植葡萄。葡萄酒可能是由叙利亚和伊拉克运入。在伊斯兰教产生前乃至产生之初，麦加和麦地那等地的许多人都沉湎于狂饮和赌博之中。在《古兰经》麦加时期的经文中曾用赞许的口气说：“你们用椰枣和葡萄酿制醇酒和佳美的给养，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16:67）。但在“希吉来”以后，宗教仪式逐步建立起来，发现一些穆斯林往往因饮酒过量而滋事，礼拜时常常念错祈祷词，于是开始一步一步地加以禁止。这时，《古兰经》说：饮酒和赌博“这两件事都包含着大罪，对于世人都有许多利益，而罪过比利益还大”（2:219），并告诫穆斯林：“在酒醉的时候不要礼拜，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话”（4:43）。后来，发现一些穆斯林“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妨碍“纪念真主，和谨守拜功”，于是就下了严禁令，说“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5:90）。

同禁止偶像崇拜密切相关的是，伊斯兰教法禁止绘制有生命物的形象，但允许塑造没有生命的东西，如树木、花草等等，因为安拉是万物的“创造者”，创作画像被认为是仿效安拉，应受到惩罚。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见于“圣训”之中，这里不再详述。①

教法还规定，男孩要举行割礼（即割去生殖器官过长的包皮）。割礼举行的时间依地区而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婴儿出生后7天到15岁这段时间内，例如，在中国多在男孩长到七八岁时进行。进行这种手术时，往往还要举行某种仪式。首次剃发也要举行一定的仪式，为男孩宰羊两只，为女孩宰羊一只。

穆斯林的丧葬仪式独具特点，主要表现为土葬、速葬、薄葬。首先，在人临终前要请阿訇或有威望的人替他念“讨白”即忏悔词，向安拉悔罪；其次，在人咽气后，守护的人即暝其目，合其嘴，顺其手足，置尸体于木床或地上。不准为亡人哭丧，“谁若向亡人号哭，则亡人会因其号哭而受刑罚”②。亲朋故友来吊唁，大都送以财、米等物，以助丧费。但禁送花圈，对于可否送幛联，现在认识不一。第三，亡人自死至葬不得超过三天，一般是头一天无常，第二天就埋葬。为达到速葬，规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那里，绝不强调运尸返里。在此期间，家里不动烟火，饮食均由亲友邻居送来。葬前要以净水洗尸身，用白布（开凡）10余米包尸。参加送葬的人要站“者那则”，即代为亡人拜主，以谢脱尘扫净。妇女一般不送葬，不去坟地；沿途穆斯林看见盛尸床时应站起来直至走过去，这也是对亡人的悼念。第四，实行土葬，就是把尸体直接放入土中而不用棺椁。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人在长途旅行中死在船上，尸体不能久放，又无法土葬，就可以实行水葬。土葬的方法各地依不同的条件而有所不同，有的将尸体用沙土浅埋，任其自然消失，有的将尸体埋好后，上面覆以石板等物，一般不留坟头。小国穆斯林多采用洞穴埋葬法。也有的地方采用砖砌或周围砖砌上面加木盖的办法，但底下必须是泥土地。墓前可设石立碑。穴葬的方法是，挖一个墓坑，深四五尺，长6尺，宽3尺；然后，在西首离底部1尺许的地方穿穴，穴口深3尺，长6尺5寸，高2尺，上方圆如弓背，下方似弓弦，将尸体安置穴内，头北、足南、面西。坟内不置任何物。填土起冢后，主人请阿訇在冢前念《古兰经》，主人及送殡者环跪于墓前。念完，葬礼即告结束。此后，还要为亡人举行纪念活动，各地的做法不完全相同，许多地方的穆斯林在葬后7天、40天、百日、周年、3年及生殁之辰举行。

①②参阅《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52、66、95、165-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伊斯兰教的教律是依当时的情况逐步规定下来的，是社会历史发展到那个时期的产物，在不少方面还带有地域性的特征。它既继承了伊斯兰教以前的东西，也反映了社会较之以前的进步。例如，它一方面允许买卖和放债，甚至认为“拖延和不及时交付富人的债款当属罪过”，另一方面又禁止高利贷，认为放高利贷也是一种罪过。①它一方面认为男人比女人优越，规定了妇女的卑下地位，另一方面又规定要适当地改善妇女的地位。在奴隶问题上，它一方面承认畜奴制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号召改善奴隶的待遇，鼓励释奴。类似的情况在诸多方面都有表现，我们不再一一叙述。

还应指出的是，伊斯兰教的律例带有“浓厚的宗教道德说教的色彩，教法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的虔诚”。②真正遵循教法规定的多是那些虔诚的下层穆斯林，在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中，往往多有违背。例如，伊斯兰教认为，“穆斯林是兄弟，应互不欺压，和互不抛弃”，③但这是任何一个穆斯林王朝都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一一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处于上层的权贵们就有人侵吞大量的财富，占有上千的奴隶，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伊斯兰教禁止塑造生物形象，但在倭马亚朝和阿巴斯朝哈里发的宫殿中，墙壁上却绘有许多人像，乃至狩猎图、裸体美人和基督教僧侣像。曼苏尔在自己宫殿的圆顶上安置着骑士雕像；艾敏在底格里斯河上的游艇造成狮子、老鹰和海豚的形状。关于饮酒的禁令也同样常遭他们的破坏，阿巴斯王朝有几位哈里发都沉湎于酒色之中。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下层穆斯林最多只能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的精神加以指责而已。社会在发展，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内形成的、把礼仪问题与国家法、刑法、民法等结合起来的伊斯兰教法，不可能充分反映当今社会的需要。现在教法越来越多地为世俗法所代替。不过，教法的许多规定对穆斯林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些风俗习惯都与此有关，这是不容忽视的。

①③《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67、70、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吴云贵：《〈古兰经〉与伊斯兰教法》，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一期。

第九章　教派的形成与发展

穆罕默德艰苦创教20余年，他在世的时候，伊斯兰教是统一的。《古兰经》告诫穆斯林：“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门别户”（42:13）。穆罕默德还劝诲穆斯林说：“在我之后，你们切勿像异教徒那样相互残杀。”①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并未被付诸实现，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和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存在的矛盾必然引起它们之间的斗争。而在宗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这种斗争往往采取宗教分裂的形式表现出来。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伊斯兰教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发生了战争。正如恩格斯对宗教战争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①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它在中世纪就逐步分裂成大小不等的教派和支派。今天存在的教派大部分都是那时形成的。当然，以后也有新的教派出现。伊斯兰教究竟有多少教派，没有精确的统计。不过，现在学者们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意见，从大的方面讲，认为伊斯兰教分为两大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或者分为三大派——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即把哈瓦利吉派从什叶派中单独分出来。这三大派下面又分成许多支派。同属一个大派的各个支派之间，有的在教义方面十分接近，有的则相距甚远。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①《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40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一、哈瓦利吉派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穆罕默德逝世后，穆斯林内部发生了争夺哈里发职位的斗争。阿里即哈里发位后，脱勒哈、祖白尔、穆阿维叶等人拒不承认他的权力。阿里先在“骆驼之役”中战胜前两人，然后集中兵力与穆阿维叶展开斗争。公元657年，在幼发拉底河畔隋芬战役中，胜利明显地属于阿里一方。这时，穆阿维叶为挽回败局，取得喘息时间，以备再战，于是施展计谋，让士兵枪挑手抄《古兰经》，高喊停止战斗，以《古兰经》为裁判。对于是否接受对方停火建议，阿里阵营内意见不一。阿里在一部分人的要求下接受停火建议，另一部分具有不妥协精神、坚持斗争的人，主要是泰米姆族人，则起而反对。1.2万名战士离开阿里在库法附近的兵营，来到哈罗兰村，另行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他们被称为哈罗兰派。但最通行的名称则是哈瓦利吉派，意为“出走者”；又称军事民主派，这是因为起初他们是穆斯林中平等思想的捍卫者和氏族贵族的激烈反对者，提倡原始的民主和平等，主张在普通士兵中平均分配土地和战利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阿里一开始就力图挽留他们，但未成功。这一派成了阿里的死对头。公元658年，在决定性的纳赫拉万（Nahrawān）战役中，阿里依仗其军事优势打败了哈瓦利吉派。这样一来，那些最虔诚的哈瓦利吉派穆斯林就更痛恨阿里。公元661年，阿里在去库法清真寺礼拜时，被一个名叫阿卜杜·拉赫曼·穆尔哲姆的哈瓦利吉派人所杀。

阿里死后，穆阿维叶夺取政权，建立倭马亚王朝。在整个倭马亚王朝时期，哈瓦利吉派反对统治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的部队主要由英勇善战的骑兵组成，机动灵活。起初，伊拉克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库法和巴士拉是他们起义的两大基地，有时也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东岸集结，从这里出发袭击哈里发治下的农村和城镇。如果形势对他们不利，就躲进美索不达米亚那人迹罕至的沼泽地或毗邻的伊朗山区。公元7世纪末，当争夺哈里发的斗争再次爆发，各部落之间的冲突兴起时，哈瓦利吉派运动迅速从伊拉克扩展到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地区，各地在哈瓦利吉派的口号下举行了一系列起义。有一个时期，哈瓦利吉派不仅在普通阿拉伯人中间，而且在其他各族人民群众中间，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很多非阿拉伯人都积极地参加他们的起义。所以，正如艾哈迈德·爱敏所说：“哈瓦利吉派为倭马亚王朝的劲敌，不断地以稀有的勇敢同倭马亚人战争，威胁着倭马亚人，在好几次战役中，倭马亚朝险些被消灭了。”①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27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公元7世纪末，随着哈里发政权的日益巩固，倭马亚王朝加紧了对哈瓦利吉派的镇压，凡被怀疑协助或同情他们的人都被关进监狱乃至处以极刑。在这中间表现特别残酷的是当时的伊拉克总督哈查志。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正是哈瓦利吉派的反抗，削弱了倭马亚王朝，加速了它的灭亡。

到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时期，哈瓦利吉派的武力已被摧毁，势力已大为削弱。但它依然存在着，其中一个支派至今仍在一些地方占据优势。

哈瓦利吉派最初是一个政治性的派别，到了哈里发马尔万（683—685年）时代，才将一些神学方面的内容掺进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去。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严密的集团，也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教义。但作为一个派别，它必然有特定的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哈里发问题；二是将笃信宗教的行为看作信仰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哈瓦利吉派最初就是民主思想的体现者，他们从穆斯林应绝对自主的政治原则出发，认为哈里发既是信众利益的代表者，就应该由大家选举产生。任何一个穆斯林，不管他是否是阿拉伯人，也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部落和氏族，哪怕是不久前刚刚皈依的外部落的奴隶，只要他笃信宗教并熟知其教义，表现最为忠诚和勤奋，都可以被推选为哈里发。如果他被选为哈里发后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多数穆斯林的利益，那么随时都可以废除他；如果他与广大穆斯林群众严重对抗，甚至可以处死他。这种主张显然是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主张相对立的。哈瓦利吉派从自己的信念出发，承认前两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和欧默尔；对于奥斯曼，认为他执政的前6年是应支持的，后来他背叛了安拉，那就应加以反对；对于阿里原是拥护的，到他接受“仲裁”建议以后就不再拥护他了，因为他也背叛了安拉。也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们在离开阿里的兵营后，就拥立一名普通的战士阿卜杜拉·瓦赫布为哈里发。此人不是古莱氏人，而是拉西布人，他除笃信宗教和勤奋之外，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瓦赫布以后的哈瓦利吉派首领也是推选出来的。总而言之，他们反对最高权力的继承原则，认为只有选举产生的哈里发才是合法的。“他们提出的目标是重建理想国，在这个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最高的正义；当然，由于帝国疆界的扩大，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①

①〔法〕昂里·马赛：《伊斯兰教简史》，第146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哈瓦利吉派捍卫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洁性。他们认为，穆斯林笃信宗教的行为，即履行必要的宗教仪式，诚实和公正，也是信仰的一部分。一个人如果只是内心相信“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而不同时恪守伊斯兰教法典，履行礼拜、斋戒等宗教功课，信仰就不发生效力，未来也不能得到拯救。他们要求礼拜之前不仅要净身，而且要绝对净心，

所以被称为“严行斋戒和礼拜仪式的人”。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奢华，禁止音乐、赌博和烟酒，对违犯教规者毫不宽恕，把犯大罪者甚至犯小罪者都视为叛徒。所以，有时他们又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清教派。“值得注意的是，哈瓦利吉派对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拜火教徒表示宽容，同时却对不接受他们教义的同教的穆斯林越来越不加容忍。”①“相传有一次穆阳台及勒派的领袖瓦绥尔·伊脱落在他们手中，自己只好假意承认是多神教徒，他认为承认是一个多神教徒比承认是一个反对他们的伊斯兰教人还容易得救。哈瓦利吉派对异派伊斯兰教人，异常虐待，虽老弱妇孺，也毫不怜惜。”②

①〔苏〕叶·亚·及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第3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由于执政当局的迫害和该派组织内部的分歧，导致了哈瓦利吉派的分裂。有的学者认为，总共分20余派，但著名的为数不多。

阿扎里加派系哈瓦利吉派最大的法学家纳佛尔·本·爱兹莱格（Nāfi‘b.al-Azrak，？—683或684年）所创，又译爱兹莱格派。这是哈瓦利吉派中最极端的一个支派，他们把犯下所谓“不赎之罪”的穆斯林都归入叛教者之列，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再回到伊斯兰教的怀抱；把有能力打仗而逃避所谓“圣战”的哈瓦利吉派人也视为叛徒。他们反对塔基雅原则（即内心保持信仰，表面与敌人妥协），认可对反对派实行诈术。不允许本派信徒跟随别派人礼拜，不吃别派人的宰性，也不和别派人通婚。认为哈瓦利吉派以外的穆斯林都是叛教者，必须重新举行入教仪式方能再成为穆斯林。“他们赞成进行宗教和政治杀害，认为必须将每一个叛教者连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其理由是病树不可能结出好果。”①这个支派曾在伊朗南部建立独立的国家，造成对哈里发国的严重威胁。但它那极端思想的表现，妨碍了自身的巩固和发展，7世纪末被哈里发的军队所消灭。不过，这时哈瓦利吉派的学说已经在阿拉伯半岛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①〔苏〕叶·亚·及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第3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易巴德派是哈瓦利吉派中的温和派，其创始人和最初的宗教首领是阿卜杜拉·本·易巴德（Abduallah ben lbad，？—约748年），形成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当时哈里发国的伊拉克总督哈查志对哈瓦利吉派实行残酷的镇压，一些人主要是市民出身的信徒，主张放弃武装斗争，对哈里发政权采取妥协方针。所以，这些人不参加哈瓦利吉派的起义，甚至同哈查志保持联系。对待哈瓦利吉派以外的穆斯林也较为温和，允许与别派人通婚和发生继承关系，认为同哈瓦利吉派以外的穆斯林的战争，或用阴谋手段俘虏别派的人，均属不义。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较为温和的方针，加上广泛的宣传工作，使该派于8世纪上半叶在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他们的势力壮大后，在倭马亚朝末代哈里发时期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这无疑削弱了倭马亚王朝，帮助了正在夺取政权的阿巴斯人。起义失败后，他们被排挤出各个圣城，但在阿曼站住了脚。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独立的教长国，努力恢复咨议制，按照伊斯兰教初期选举制的原则进行统治，伊玛目从不同的部落成员中选出。这个独立的国家自公元746年以来断断续续地存在着。现在该派信徒仍占阿曼人口的大多数，易巴德派伊斯兰教为阿曼的国教。该派穆斯林主张生活简朴，禁止吸烟；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礼拜时严格遵守《古兰经》明文，认为小净时说话会坏净，诵读《开端章》后不说“阿敏”，礼拜中诵作证词时不树起右手的食指。①

①参阅〔巴勒斯坦〕穆斯塔法·穆提德·代巴额：《阿拉伯半岛》，下册，第134-135页，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63年阿拉伯文版。

易巴德派曾在北非取得很大的成就。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他们就积极地参加当地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统治的斗争。公元8世纪7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易巴德派罗斯图姆王朝，其政治和宗教中心是位于今日奥兰省提亚雷特市西南方的塔赫尔特。这个结构简单的神权制国家存在130余年，它的执政者宣称，他们是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来管理国家的。公元10世纪，法蒂玛人在北非开始得势后，消灭了易巴德派的罗斯图姆王朝，其中心塔赫尔特也不复存在。以后，易巴德派在北非的信徒大大减少，且处于分散的状态，再没有选出统一的领导。现在只是作为各个单独的宗教社团存在于游牧民中，分散于一些绿洲以及杰尔巴、穆扎卜、祖瓦赖和内富萨山的某些居民点里。

苏福利叶派是介于阿扎里加派和易巴德派之间的一个派别，其创始人是基雅德·艾斯法尔。这一支派是哈瓦利吉派中最早试图系统阐述其宗教观点的人。他们认可暂停反对别派穆斯林的战争，接受塔基雅策略，认为杀害不信道者的子女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比阿扎里加派温和一些。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一派得到了较为迅速的扩展，在某些时候还能与易巴德派合作。到倭马亚王朝末期，该派信徒散布于哈里发国各个地区。在北非，他们与易巴德派一起支持和参加了柏柏尔人反对哈里发国当局的斗争。后两派之间展开了对凯鲁万统治的争夺，伊朗出生的易巴德派人伊本·罗斯图姆获胜，在塔赫尔特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朝，苏福利叶派也逐步为易巴德派所吞并。

二、逊尼派

逊尼派，全称“逊奈和大众派”，自称为“正统派”，与什叶派相对立。该派是伊斯兰教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流派，其信徒约占全世界穆斯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逊尼”一词是阿拉伯语Sunni的音译，意为“遵守逊奈的人”。它是穆罕默德去世后在争取哈里发（继承人）权力的过程中出现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穆罕默德去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也没有说明怎样来确定他的继承人，于是在他死后穆斯林内部就为哈里发问题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拥护阿里的人屡遭失败，逐步形成一个特殊的派别——什叶派，又称阿里派。其他多数穆斯林从9世纪开始就被称为逊尼派。据说，这是因为他们既承认《古兰经》又整个地承认逊奈的权威。其实，这并不能作为它区别于什叶派的主要标志，因为“什叶派人比所谓逊尼派人更为‘逊尼’得多”①，只是他们重视的内容有些不同，解释不同，“圣训”的传述人有所不同罢了。

①《伊斯兰教百科全书》，莱顿1961年版，见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什叶派》，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与什叶派相对立的教派，它总有自己的特点。逊尼派在信仰、宗教功课、教律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伊斯兰教的要求。它承认穆罕默德以后的艾布·伯克尔、欧默尔、奥斯曼和阿里为正统哈里发，同时也承认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哈里发们，礼拜时最后往往还要为他们祈祷，因而一直得到最高行政当局的支持。它视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为圣地，克尔白殿为穆斯林朝拜的中心，因为这些地方都与穆罕默德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密切相关。它有四大教法学派，即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当然，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学派，但目前有影响的、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则是这四个学派。这些学派的不同点主要在法律基础的运用上，宗教仪式方面也有部分差别。历史上以不同的法学派思想为基础，曾经产生过不同的派别，如著名的奉行罕百里学说的瓦哈比派，奉行马立克学说的赛努西教派，等等。然而，法学派别毕竟与教派有所区别，逊尼派穆斯林可以自由地遵奉四大法学派中的任何一个，遵奉哪一学派都不失其为逊尼派穆斯林，也得到其他穆斯林的普遍承认。

逊尼派的教义学、教法学等，是在伊斯兰教产生后长达数世纪的时间内逐步形成的，这中间也曾出现过分歧和争论，例如关于前定与意志自由问题，《古兰经》是亘古长存还是被造的问题，等等。这些争论和在争论中曾经出现过的派别，对逊尼派神学观点的形成和完善都起过一定的作用。虽然有些派别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对它们略加论述还是必要的。

（一）穆尔吉亚派

这是在伊斯兰教初期为争夺哈里发权力的斗争中萌芽并在以后逐步形成的一个派别。“穆尔吉亚”是阿拉伯语“Murjiah”的音译，意为“缓和”、“延缓”，因为他们主张现在不对穆斯林之间争论的问题做出判断，而将其推延到来世，听候安拉的裁判，故名。

穆罕默德逝世后，就开始围绕哈里发问题展开斗争，直至发生武装冲突。在这中间，有的圣门弟子不愿卷入内争的漩涡，也不去判断谁是谁非。这种中立的、不参加战争的思想，就是穆尔吉亚派的萌芽。然而，穆尔吉亚派是到阿里和穆阿维叶的斗争爆发以及哈瓦利吉派产生之后，才形成一个派别的。哈瓦利吉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默尔当哈里发是合法的，认为奥斯曼在其执政后期，阿里在接受仲裁以后，都成了叛徒；阿里派指责前三任哈里发为篡权者，不承认其合法性。两派都诅咒和反对倭马亚人，断言他们为叛徒。反过来，倭马亚人则视两派均为破坏者，依仗自己握有的权力加以镇压。“每一派的人都说自己才是唯一正义者，别人都是叛逆的、迷惘的。另一些人目睹各派如此的纷争，对所有的人都采取和平的态度，不轻易断定任何派别为叛逆，这就是穆尔吉亚派产生的原因。”①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29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由此可见，穆尔吉亚派一开始是一个中庸的政治派别，后来才开始研究神学，最后得出与其政治主张相一致的结论。该派认为，信仰是内心的事，一个人只要信安拉，信使者，诵念过“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就是一个穆斯林，礼拜、斋戒等等并不是信仰必不可少的条件。此后即使犯了大罪也没有离开信仰的范围，甚至公开宣布叛教、拜偶像，信基督，也依然为穆斯林。这与哈瓦利吉派主张信仰必须伴之以宗教行为，什叶派主张信仰伊玛目为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对于常常被指责为不忠于信仰的倭马亚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支持。正因为这样，该派后来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阿巴斯人所禁，遂失去其独立性而并入其他派别。

（二）盖德里叶派与贾卜利派

前定与意志自由这一对矛盾着的问题，是穆斯林教义学家们长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古兰经》和“圣训”中有不少地方谈到前定，说安拉“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87:2）；他“创造天地万物”，“使它们存在至—定期”（46:3），每一种事物都是安拉“依定数降下”的，他“能使万物生，能使万物死”（15:21—23）；人的一生中“祸福都是真主所降的”（4:78）。“圣训”中说得更清楚，说一切人的“行为、食禄、寿限，福乐或祸患”，“一切人在天园的和火狱的宿位均已注定”。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命运直接取决于他本人的意志和行为，说“众人呀！从你们的主发出的真理，确已降临你们。谁遵循正道，谁自受其益；谁误入歧途，谁自受其害”（10:108）。

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前定论传播得最为广泛。逊尼派普遍信仰前定，而不承认意志自由。但不久就有人起来反对前定和宿命论。这就是盖德里叶派。

盖德里叶派系Kadariyah一词的音译。在阿拉伯语中，“盖德尔”一词的原意为“宿命论”，但盖德里叶派的信徒绝非宿命论的拥护者，而是主张限制它的作用的人，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反宿命论派”。这是伊斯兰教宿命论派对反对宿命论神学的人和派别的统称，带有贬义。历史上所谓的盖德里叶派，通常指7世纪末至8世纪初穆尔太齐赖派形成之前那些持理性主义观点的人。

盖德里叶派认为，把安拉的意志说成是包括善行和恶行在内的人的一切行为产生的唯一原因，这可能使安拉的公正乃至贤明受到怀疑；人是自身行为的创造者，因而得救还是受罚也取决于他自己。反宿命论派的出现是使伊斯兰教摆脱传统观念的最早的尝试，不过他们不是出于对思想自由的渴求，而仅仅是出于宗教意识，维护他们心目中的最高主宰的权威。最先主张意志自由论的是马尔白德和爱依拉尼，他们分别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在伊拉克的为温和派，主要从事于学术活动。马尔白德因反对伊拉克总督哈查志被杀后，主要代表人物是哈桑·巴士里及其弟子卡塔达·伊本·吉尔马；另一派为激进派，在叙利亚从事政治活动，代表人物就是爱依拉尼，因反对当局被哈里发希沙姆（724—743年）处死。但我们毕竟还看到，“盖德里叶派是伊斯兰教哲学最早的学派，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穆阿维叶二世和叶齐德三世，都是盖德里叶派的成员，由此可见，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怎样的普遍。”①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8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然而，宿命论在穆斯林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9世纪时出现了与盖德里叶派相对立的宿命论派，又称贾卜利派（Jabriyah）。在阿拉伯语中，“贾卜”（jab）的原意为“强制的”，即人只能服从安拉的意志。这一派信仰前定，认为人是没有意志自由的。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以及命运在出生前即由安拉预定。安拉预定某人行善，应受报酬；预定某人作恶，应受罪罚。人只能服从不能违抗。

（三）穆尔太齐赖派

盖德里叶派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穆尔太齐赖派继承了他们的事业。“穆尔太齐赖”系阿拉伯语al-Mu‘tazila的音译，原意为“分离者”。据传，上面我们谈到的盖德里叶派在伊拉克的代表人物哈桑·巴士里曾在巴士拉礼拜堂讲学，认为犯大罪的穆斯林是罪人，但仍不失为信士。而他的两个学生瓦绥勒·本·阿塔（Wāsilb.Ata’，699—748或749年）和阿莱尔·本·俄拜德（‘Amrb.‘Ubaid，699—761年）则与他的主张相左，认为不是信士，也不是叛徒，其地位介与两者之间。因遭老师训斥，两人便分离出去，另立一派，故名。另一种说法认为，穆尔太齐赖派是介于哈瓦利吉派、穆尔吉亚派和盖德里叶派之间的中庸派。哈瓦利吉派断言犯大罪者为叛徒，穆尔吉亚派称之为信士，哈桑·巴士里则称之为罪人，但仍不失为信士，而瓦绥勒和俄拜德二人则“分离”众说，认为介于信士和叛徒之间，故名。还有第三种说法：根据买斯欧德的《金色牧场》记载，瓦绥勒等二人主张犯大罪者的地位与信士和叛徒“分离”而介于两者之间，故名。三种说法虽有不同，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穆尔太齐赖派是围绕瓦绥勒和俄拜德形成的，涉及的是纯粹宗教问题。然而，艾哈迈德·爱敏则写道：“在参考许多史籍后，我们认为‘穆尔太齐赖’一词，原是在伊斯兰教初期就用以指示一种特殊的意义：当一个人看见两党人相争之时，他自己尚没有—定的见解，或因为双方都越出正轨，他自己采取中立的态度，不愿参加任何一方面的争执和战争。这样的人，就叫做‘穆尔太齐赖’。所以历代没有参加阿里与阿以莎的‘骆驼战役’，没有参加阿里与穆阿维叶的战争的，历史学家统称他们为‘穆尔太齐赖’。”①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例如昂里·马塞在谈到穆尔太齐赖派时说：“这个词的意思是‘离群索居者’，隐遁者。看来，他们确实同最早的神秘论者一样，从禁欲主义开始，以后在宗教哲学的影响下走上了表达得更加明确的唯理论。瓦绥勒·伊本·伊脱是一位禁欲主义者，他与自己亲密的伙伴一起创立了这一学说。”①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304-30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①〔法〕昂里·马赛：《伊斯兰教简史》，第166-16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众说不一，在这方面我们缺少进行深入研究所需的资料。

不过，在穆尔太齐赖派创始人问题上，多数意见是一致的。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它作为一个派别的主张。

盖德里叶派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直接先驱，但后者确比前者进了一大步。在伊斯兰教中，穆尔太齐赖派是首先研究希腊哲学的人。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已经开始，到阿巴斯王朝时期正式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从公元8世纪末至公元9世纪初，景教徒们把古希腊作家们的医学著作和哲学著作先后由古叙利亚文译成阿拉伯文。穆尔太齐赖派依据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唯理论，利用希腊人早已研究过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作为认识问题的工具，创立了穆斯林的烦琐神学体系，宣布理性为信仰之准则。一位著名的穆尔太齐赖派人说：“宗教是病人的良药，而哲学则是健康人的粮食。”②

②见〔苏〕叶·亚·及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第3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穆尔太齐赖派反对宿命论的前定论，比盖德里叶派在更大的程度上相信，人是自身行为的创造者，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成为善与恶的本源。什么是善和恶呢？他们认为，存在着绝对的善和恶，它们不为安拉的启示所规定。人可以根据安拉所赋予的能力，用理性来检验宗教教条和人的行为。既然人具有意志自由，那么他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安拉则一定要奖善罚恶。他们反对宿命论，否认安拉预定罪人然后又惩罚罪人，相信安拉是公正的，赏罚分明的，因而自称“知主义道者”。他们还认为，安拉是仁慈的，它不会判处有罪者无限期地蹲火狱，为此创造出一种炼狱观念。他们教诲信众说，如果安拉知道一个人遭受尘世的灾难，那么它一定会赐予他来世的幸福。安拉是贤明的，他只进行理智的创造。显然，穆尔太齐赖派以安拉对所造物的义务（公正地实行赏罚）代替了安拉的万能。

穆尔太齐赖派反对“神人同形说”，认为安拉无影无形，不具有本体以外的任何属性；如果主张安拉具有知、能、听、视等种种永恒属性，则无疑是多神论的说法。他们把《古兰经》中提到安拉具有实体的地方看作是一种譬喻。因主张安拉除本体外不具任何属性，故又称为“认主独一者”。

穆尔太齐赖派反对关于《古兰经》系亘古长存、不为创造之作的说法；认为穆罕默德听到的是一种声音，它系安拉所创造并离开安拉而单独存在，是在安拉之后出现的。既然安拉创造了穆罕默德所听到的语言，因而《古兰经》就是安拉的创作之一，不能认为它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有安拉才是永恒的。

由上述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穆尔太齐赖派穆斯林并非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唯理论者。他们是宗教世界观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人，根本不想用理性来对抗伊斯兰教的教义，而只是试图从人类的理性观点出发，来说明伊斯兰教的某些信条，维护自己心目中的安拉的地位。

穆尔太齐赖派的主张受到正宗派的攻击，但它本身并没有给统治者造成多大的威胁，而且有时还被哈里发所利用。例如，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瓦绥勒和伊本·俄拜德曾公开宣传该派的主张，但没有见到他们受倭马亚王朝压迫的记载；反之，倭马亚王朝末期，哈里发叶齐德第二和马尔万第二，都崇奉穆尔太齐赖派教义。在阿巴斯王朝时期，穆尔太齐赖派学说不仅为统治阶级所接受，而且一度被定为国教。在从马蒙（813—833年）开始的三位哈里发统治时期，竭力以强制手段推行穆尔太齐赖派的主张，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反对该派教义的人，其中包括伊本·罕百里这样著名的人物，都遭到残酷的迫害。对反对派所写的东西进行检查，对国家机关中不接受穆尔太齐赖派教义的雇员予以辞退，而对积极反对者则实行体罚。更有甚者，对于由拜占庭放回的被俘战士，先扣留在国境线上，要他们发誓承认《古兰经》系被造之作，否则不准进入哈里发国的领土。猖獗数十年的宗教裁判所，在穆斯林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这种情况无疑有碍于穆尔太齐赖派思想的传播。

在马蒙的第三位继承人哈里发穆塔瓦基（847—861年）执政时期，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和宗教权力，开始转向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雇佣兵和正统派神学家。他对穆尔太齐赖派和神秘派展开了斗争，将其赶出政府机关，派专门的检查员到处搜索他们的手稿，没收和销毁他们的著作。穆尔太齐赖派从此走向衰落，它以宽容为其开始，最后因不容异见而告终。用一位虔敬的穆斯林的话来说：“穆尔太齐赖派曾趾高气扬，但是真主差派了艾什尔里，他们的统治就告结束了。”

（四）艾什尔里派

穆尔太齐赖派思想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中最有学识的那部分人，在哈里发国内，他们最早熟知和鉴别古希腊哲学，并在其影响下创立了一种更加复杂的精辟的宗教观念。热心于正统信仰的穆斯林已不能轻视他们手中握有的这种强有力的武器，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得不采取穆尔太齐赖派的方法，开展对古代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创立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穆斯林神学理论。艾什尔里（Abu‘I-Hasanal-Ash‘ari，873或874—935年）完成了这一工作，他被公认为是正统派神学的创立人。

艾什尔里出生在巴士拉一个阿拉伯贵族家庭里，据传是穆罕默德的弟子艾布·穆萨·艾什尔里（AbuMūsaal-Ash‘ari，641—665年）的九世孙。曾师从穆尔太齐赖派教义学家祖巴仪（a1-Juba’i，？—915或916年），后转而反对穆尔太齐赖派。他不仅精通《古兰经》和“圣训”，而且熟知穆尔太齐赖派的理论，力求把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和希腊哲学思想调和起来。他既反对穆尔太齐赖派的唯理论表现，也反对正统信仰的极端的形式主义。主张安拉的德性与其本体一样永存无始，安拉是独一的，全知、全能的，是万物的创造者；世界是有始的，它由安拉所创造、自然界的因果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认识和判断一切事物均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但在实践中并不排除用逻辑推理和哲学论证的方法；承认“前定”，但将意志自由论和无条件的宿命论加以调和，说人的行为都由安拉前定，然而人有自由选择和掌握自己行为的能力，因而要在安拉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主张《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但使用的文字、墨汁、纸张等材料则是出自人手的产物。此外，他还指责正统派无保留地承认权威。总之，艾什尔里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用他从对方手中借来的武器捍卫正统信仰，他的神学理论奠定了正统派神学即教义学（Kalām，凯拉姆）的基础。不过，艾什尔里的教义学只是到11世纪才有大的发展，当时塞尔柱王朝的宰相尼查姆·穆尔克（Nizamal—Mulk，1018或1019—1092年）在巴格达创立尼查姆大学，专门传播他的主张；到安萨里时，持这种观点的人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教义学家，被称为“穆台凯里姆”，其教义学主张成了官方的经院哲学（新凯拉姆）。

安萨里（al-Ghazzāli，1059—1111年，拉丁语称其为阿尔加惹尔，Algazel）。他生于呼罗珊的图斯村，幼年在内沙浦尔受业于教长楚瓦依尼，后从事于教学和哲学研究。他探讨过伊斯兰教各个派别的思想，将各种传统的、“唯理论”的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以综合，丰富了正统派的思想。人们给予安萨里很高的评价，正如希提所说：“无疑，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教义学家，又是伊斯兰教最高贵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确定了艾什尔里派最后的形式，而且确定了这个教派的金言（dicta），使其成为伊斯兰教普遍的纲领。伊斯兰教的这位教长，从此变成正统派的终极的权威。”①安萨里的影响在伊斯兰教以后的历史上长期都可以感到。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51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三、什叶派

什叶派在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即形成，起初是在围绕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政治集团，后来演变成为一个宗教派别。

“什叶”系阿拉伯语Shi‘ah的音译，意为“派别、同党，追随者”，后来在伊斯兰教中成为一个教派的专有名词，用来指称拥护阿里的人，所以什叶派又称阿里派。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穆罕默德一逝世，他的门弟子们就在继承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阿里的家属及其支持者认为，继承权只能属于穆罕默德的亲属。阿里最有资格当哈里发（继承人），因为穆罕默德没有留下男性后裔，而阿里则是他的堂弟，也是他的女婿。他们的“证据是圣裔如果实，古莱氏如树身，果实比树身为贵”。①更何况阿里还是继赫彻底之后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他信仰虔诚，作战勇敢，聪明机智，为人忠厚而又仁慈，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协助穆罕默德离开麦加迁往麦地那；在麦地那，他曾受命代表先知处理公社事务，并赴麦加向多神教徒宣布新的启示和禁止非穆斯林朝觐麦加的期限，因此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阿里及其追随者还是承认以前所推选出的哈里发。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出身于麦加倭马亚氏族贵族，他执政后任人唯亲，逐步改变了原有的方针，使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在公元656年被起义的穆斯林所杀。阿里取得政权，是为第四任哈里发，并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但却遭到在奥斯曼时期得到加强的阿拉伯麦加旧贵族的代表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心怀不满的阿伊莎以及脱勒哈和祖白尔等人的反对，于是穆斯林之间的内战爆发。经过“骆驼之役”，脱勒哈和祖白尔战败身亡，阿伊莎被俘，受到礼遇，后隐居于麦地那。公元657年，阿里与穆尔维叶之间在隋芬展开决定性的战役。战争中优势明显地属于阿里一方，但在这关键的时刻，阿里缺乏果敢精神，却接受了对方的所谓“《古兰经》裁决”的建议，结果贻误战机，给敌人以喘息和重整力量的时间，还招致自己队伍的分裂，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公元661年，阿里在库法被自己队伍中分裂出来的哈瓦利吉派人所杀。穆阿维叶当上哈里发，建立了倭马亚王朝。阿里的长子哈桑放弃争夺政权的斗争，得到一笔优厚的年金后退居麦地那。公元669年，年仅45岁的哈桑死于麦地那，许多人认为他是被穆阿维叶送给他的一个女奴用食物毒死的。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28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公元680年穆阿维叶死后，什叶派重新萌发了夺回最高权力的决心，推选阿里的另一个儿子侯赛因为自己的最高首领。侯赛因指望依靠伊拉克居民的支持夺回已失去的权力，带领由自己的亲属和信徒组成的一支不大的队伍向伊拉克进发。倭马亚人一直在监视着他们的行动，这支队伍在卡尔巴拉附近被倭马亚王朝的军队所包围和消灭，侯赛因惨遭杀害。

由于什叶派力量在政治领域里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他们转而专心从事宗教活动。一般人认为，“是在侯赛因死后，什叶派才成为一个特殊的宗教党派与神学派别”。①它首先在伊拉克扎下了根，进一步扩展到伊朗，因为这里有更为合适的土壤。当然，这并不是说什叶派从此放弃了政治斗争。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利用哈里发国削弱和王朝解体之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埃及、也门、伊朗都先后出现什叶派的国家。

①〔苏〕伊凡诺夫：《伊朗史纲》，第75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少数派，但它是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少数派，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而主要在西亚。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伊朗的国教，其信徒占该国居民的绝大多数；在伊拉克和北也门占居民的半数以上；在巴林占居民的百分之四十八左右。在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等国，也有一定的数量。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法学派，但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什叶派的影响，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与路线有关。另外，新疆现在还有几万名什叶派穆斯林。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什叶派本身又发生分裂，形成大小不同的支派。什叶派内部各支派之间在教义等方面存在着差别，有的还相距甚远。但多数支派则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什叶派的基本思想是继承权问题上的正统主义。该派穆斯林认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对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国的最高职位拥有特殊的权力，他们不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默尔和奥斯曼的继承权，认为这些人和后来的倭马亚朝及阿巴斯朝的历代哈里发都是篡权者，只有穆罕默德的后代即阿里及其直系苗裔才具有合法的继承权。他们指责奥斯曼和逊尼派删掉了确认阿里为继承人的有关经文和“圣训”。据说，穆罕默德曾经说过，他给他的公社留下两件重要的东西——《古兰经》和他的家属，还曾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盖迪尔·胡木水泉当着许多老友的面正式宣言：“我是谁的主子，阿里就是谁的主子”①，以此确立了阿里的继承人地位。他们把这说成是封职纪念日，每年教历12月18日都要举行庆祝。他们说，安拉将神质赋予了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又将部分神质传给自己的继承人阿里及其后裔。然而，对什叶派来说，重要的不是神化穆罕默德，而是神化阿里。阿里的神圣和威望不只是基于他是穆罕默德的亲属，而是基于他本人的品质。什叶派的传说暗示，安拉对阿里是与穆罕默德同样看待的。事实上，在许多什叶派人的观念中，穆罕默德的形象与阿里相比是有逊色的。他们断言，安拉曾经对穆罕默德说过：“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创造世界，但如果没有阿里，我也不会创造你。”②然而，在不少什叶派穆斯林的观念中，阿里与主要殉教圣徒侯赛因相比，又退居第二位，后者的鲜血更能唤起信徒。还有的穆斯林将他们所信仰的某个人置于穆罕默德、阿里和侯赛因之上，例如什叶派的分支德鲁兹派对哈基姆的神化。但不管怎么说，崇拜穆罕默德的后裔，亦即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是什叶派的一个共同特点。

①〔德〕赫伯特·戈特沙尔克：《影响遍全球的伊斯兰教》，第73页，1980年德文第2版。

②л。u.克里莫维奇：《伊斯兰教》，第115页，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其次，神圣伊玛目观念在什叶派教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联的。逊尼派把伊玛目（阿拉伯语Imam的音译，意为“站在前列的人”、“首领”、“表率”等）看做是一般的宗教首领，在多数情况下是指集体礼拜时站在前面主持礼拜的人，有时与哈里发同义，也用来称呼那些著名的宗教学者，例如把四大法学派的创始人都称为大伊玛目。而什叶派则专门用它来指称阿里及其后裔，将其看作自己的政教合一的宗教首领。他是基于安拉的训示而产生的，是先知使命的继承人。阿里为第一代伊玛目，以后秘密承袭，每个伊玛目在临终前都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伊玛目受安拉的保护，是超人，从不犯错误。伊玛目始终都应该存在，最后一位也没有死，而只是暂时隐遁起来。这位“隐遁伊玛目”终将以救世主（Mahdi，马赫迪）的身份再现，届时真理和正义将普降大地。不过，什叶派穆斯林在伊玛目的数目和谁是最后一位伊玛目——“隐遁伊玛目”问题上有分歧，于是形成什叶派的不同派别。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有人以“马赫迪”的身份出现，并且得到不少信众的支持。有时还把“马赫迪”当作反封建起义和反对外敌侵略的旗帜。在“隐遁伊玛目”再现之前，一些掌握他的学说的杰出学者代行他的使命，例如最著名的大阿亚图拉（阿拉伯语Ayatulah的音译，意为“神的象征”、“真主的反映”）在一般什叶派穆斯林的心目中就起着这样的作用，所以他具有很大的权威和号召力。

第三，什叶派强调《古兰经》的“隐意”，有自己的“圣训集”（“四圣书”）。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经常性对立，使某些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什叶派大概不承认先知的“逊奈”（圣训）。其实则不然，什叶派既承认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对“圣训”也并非全都加以否定。不过，他们认为，《古兰经》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反映出阿里的地位和作用，有关阿里的经文在编辑时依照奥斯曼的偏见被删除了。说《古兰经》的真正经文将随“隐遁伊玛目”的重现而显示出来。他们在《古兰经》中补充了《二星宿》一章，用来比喻穆罕默德和阿里，这显然是更晚期的作品。另外，什叶派还用比喻的方法解释《古兰经》，把他们所希望的意思赋予某些章节的经文。至于谈到“逊奈”，什叶派认为只能以先知家族的威望为基础，而不承认其他的权威，如逊尼派所承认的先知门弟子们的传述。什叶派编的圣训集共有四本，叫做“艾赫巴尔”，其内容与逊尼派的《圣训实录》大部分相同，区别主要在于正文前的传述人。

第四，什叶派较为普遍地实行“塔基雅”（阿拉伯语Takiya的音译，原意为“谨防”，指信仰的内心保留）策略。即为防避宗教迫害而隐瞒内心的信仰。遇有必要时，不仅可以否认自己的教籍，放弃履行宗教仪式，甚至可以辱骂自己的信仰，但这只是在口头上，内心对自己信仰的忠诚则丝毫不减。这是《古兰经》所认可的一项原则（16:106），遵循哈乃斐教法学派的逊尼派和哈瓦利吉派都不同程度的奉行，但将其作为基本教义之一的则只有什叶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什叶派之所以这样做，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为形势所迫。长时期内，逊尼派在大多数地区一直占统治地位，掌握着政权；什叶派是宗教上的少数派，为摆脱迫害和减少流血牺牲，不得不采取这种策略。

第五，什叶派崇拜圣徒和圣墓。历史记载表明，在争夺哈里发国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什叶派伊玛目多遭横死，加之长期受迫害，信徒中逐渐形成一种忍受和赎罪思想。什叶派上层利用这一点，极力倡导对圣徒的崇拜，以此来维护组织内部的团结和信仰的虔诚，树立宗教领袖的威信。什叶派将阿里、哈桑、侯赛因以及后来死去的伊玛目都视为殉教圣徒，其中尤其突出侯赛因。除全体穆斯林公认的圣地外，他们还将圣徒死亡和埋葬的地方，主要是卡尔巴拉、纳费夫、古姆和马什哈德，作为圣地朝拜。什叶派信徒常到那里礼拜和哭泣，许多人都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圣地。什叶派的哀悼日也与圣徒崇拜密切相关，教历1月10日为该派最大的节日之一——纪念侯赛因遇害的阿术拉哀悼日。在这个月里，什叶派穆斯林沉痛地悼念其殉教的伊玛目，有些人整月不理发，不刮脸，不洗澡，视此为悲伤的标志。他们不仅在清真寺里举行悼念性的祈祷仪式，而且还在街道和广场上聚会游行。一些非常虔诚的信徒身穿白色长衫，头剃得光光的，跟在载有圣徒形象的车后面，一面哀叫，一面用链条抽打或用匕首轻刺自己，鲜血滴在白色的衣服上，出现点点血斑，以此表示哀伤，达到领悟殉教者“圣灵”的愿望。这种行为有时会导致一些人因出血过多或血液中毒而死亡。在伊朗的一些城市里，还演出一种神秘的宗教剧，侯赛因惨死的情景是其主要内容。

还有一点，就是什叶派允许临时婚姻（Mut‘h，穆塔尔）。根据男女双方的协议，确定相结合的时间，期满后婚姻关系就自动废除。这是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存在的一种习俗，穆罕默德对此是宽容的，后由哈里发欧默尔加以废除。既然什叶派不承认欧默尔权力的合法性，那么他们继续对临时婚姻持宽容态度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什叶派在发展中逐步分裂为三派：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和栽德派；这三派以后又分裂出许多小的派别。它们在教义、仪式和组织形式方面既有共同点，也有颇大的差别，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一）十二伊玛目派

十二伊玛目派（阿拉伯语al-Ithnā‘Ashariyyah，音译为伊斯纳艾沙里，意为“十二”）是什叶派的主流派，有时也称伊玛目派。许多外国学者所说的什叶派往往就指这一派。它人数多，分布广，影响大，现在西亚什叶派穆斯林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属于这一派，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十二伊玛目派伊斯兰教是伊朗的国教，其信徒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以上；在伊拉克，占穆斯林人口的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在宗教上与伊朗的联系较多，但目前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逊尼派。此外，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黎巴嫩、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有该派的信徒。

十二伊玛目派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什叶派的特点，所以我们不再过多地重复它的教义。这一派之所以被人称为十二伊玛目派，是因为它信仰由阿里开始并由他的直系后裔接续的十二位伊玛目。下面是十二伊玛目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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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伊玛目即第十二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于公元878年突然失踪。事情似乎神秘莫测，实际上可能是被阿巴斯王朝的奸细杀害。当时，这位伊玛目未达成年，没有子嗣。而什叶派认为阿里及其后裔体现了最高权力的继承原则和天启原则，世上始终都应有伊玛目的存在。于是产生出“隐遁伊玛目”的说法。这位末代伊玛目于869年生于萨马腊，那里有一个地洞，传说他就隐匿在里面。开始为“小隐遁”期，他通过其代理人或“门”（即“巴布”）来说话。940年他通过其讲话的最后一个“门”阿里·萨马里死后，便开始进入“大隐遁”期。“大隐遁”期究竟有多长，没有明确指出。但该派穆斯林相信，“隐遁伊玛目”将在末日来临时作为救世主（马赫迪）重返于世，“铲除暴虐”，建立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什叶派人一直把“隐遁伊玛目”奉为唯一的最高领袖，而现在最高的教长始终被看做他的代言人。由于长期处于被迫逐、遭迫害的地位，在什叶派穆斯林中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忠于宗教领袖的思想。什叶派的宗教学者往往比逊尼派的更受推崇；被认为可以代表“隐遁伊玛目”说话的宗教权威有时就成了真正的领袖。

由于对教法的依据认识不同，十二伊玛目派有两个法学派别——艾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尔学派。艾赫巴尔法学派主张只有《古兰经》和什叶派的圣训集（艾赫巴尔）才能作为法律的泉源，屏弃宗教权威（穆智台希德）的个人意见（伊智提哈德），所以被称为拥护圣训的人。目前遵循这一法学派理论的人是少数，约占该派在伊朗和伊拉克的信徒的百分之二十。而十二伊玛目派的多数人则属于乌苏尔学派。“乌苏尔”意为拥护思辨方法的人，他们赋予宗教权威以很大的个人权力，将权威者的“个人意见”视为法律的规范。

（二）栽德派

早在公元7世纪，什叶派就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当时侯赛因殉难，对于谁为第四代伊玛目发生了争论。以凯桑为代表的一些什叶派人宣布侯赛因的同父异母兄弟、阿里的女奴出身的妾所生的儿子为第四代伊玛目。该派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到公元11世纪时已不复存在。但所谓凯桑派确是什叶派分裂出来的第一个派别。接踵而来的是栽德派的出现。

栽德派（阿拉伯语Zaydiyah的音译）是公元8世纪中叶形成的什叶派的一个支派，由侯赛因的孙子栽德·伊本·阿里的拥护者组成。据传，栽德·伊本·阿里系穆尔太齐赖派的创始人瓦绥勒·伊本·阿塔的学生，颇受老师的影响。栽德在公元740年领导了库法地区反对倭马亚政权的起义，在战斗中与自己为数不多的追随者一起阵亡。拥护他的人遂创立栽德派。栽德派不承认侯赛因的另一个孙子穆罕默德·巴基尔为第五代伊玛目，更不承认以后几位伊玛目。

栽德去世后，他的一批支持者转移到麦地那地区，另一部分人到了伊朗北部。公元9世纪初，卡西姆·拉西制定了栽德派的教义。

公元864年，栽德派的哈桑·本·栽德（al-Hassanb.Zaid，？—884年）在伊朗北部的泰伯里斯坦、德列姆和吉梁建立了一个神权制国家。这个国家存在了300多年。现在伊朗北部的诺克塔维派穆斯林即为栽德派信徒的后裔，是一个人数仅有几十万人的小派别。此外，该派在北非的非斯还建立过伊德里斯王朝（788—985年）。

公元9世纪末，卡西姆·拉西的孙子叶海雅·伊本·侯赛因率领一支人数不多的栽德派穆斯林由麦地那到北也门山区传播其教义，在那里扎下根后，于公元901年在萨达建立了政权。在以后的年代里，这里伊玛目王朝的势力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一直存在到公元1962年。以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集团发动革命，在这一年推翻栽德派政教合一的巴德尔伊玛目王朝，建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国家实行了政教分离，但仍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现在栽德派穆斯林占北也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有少数栽德派信徒。

栽德派是什叶派的温和派，在许多方面都与逊尼派相接近。该派除承认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之外，也承认前三任哈里发为合法的，不认为他们是篡权者。不承认“隐遁伊玛目”原则，反对神化宗教领袖，也反对在什叶派和部分逊尼派穆斯林中均有传播的圣徒崇拜，认为伊玛目受真主领导，他本身不具有什么神质。只要是阿里的后裔，不论出身任何世系，只要博识、廉洁、勇敢而又能为正义而战，都可担任伊玛目。但同时又认为，他们的教派也可以没有伊玛目而存在，或者有几个伊玛目同时存在，各自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统治。也不排除伊玛目的权力按继承的方式传授，但有一条重要的原则：传授的是政权而不是神质。事实上，在他们建立的国家里，伊玛目之职一般都是世袭的。栽德派不采用“塔基雅”原则，反对临时婚姻（穆塔尔），接受穆尔太齐赖派关于意志自由和《古兰经》被造的信条；同意哈瓦利吉派的观点：信仰必须伴之以笃信宗教的行为；任何一个犯有不赎之罪的穆斯林，都不能再做宗教公社的成员；反对神秘主义，也不允许有禁欲主义的苦行僧在他们中间存在。

（三）伊斯玛仪派

伊斯玛仪派（阿拉伯语Isma‘iliyah的音译）是什叶派的主要支派之一，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形成于哈里发国。当时什叶派第六代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剥夺其长子伊斯玛仪的继承权，立次子穆萨·卡基姆为自己的继承人即第七代伊玛目。不同意这一决定的人指责加法尔的行为违犯《古兰经》的有关规定，他们团结在伊斯玛仪的周围，拥立他为第七代伊玛目。伊斯玛仪约在公元762年先其父而死亡。加法尔对长子的去世广为通告，还命令陈尸麦地那清真寺，目的是告诉人们，即使长子伊斯玛仪有继承权，现在死人也不能继承活人了。然而，伊斯玛仪的拥护者否认他的死亡，说他比他的父亲活得还长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列举了似乎是在伊斯玛仪死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例如，他们十分肯定地说，在他父亲死后若干年，有人曾在巴士拉市场上看到伊斯玛仪还活着。为了使人不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有一个跛子或瘫痪病患者突然会和健康人一样行走了，因为伊斯玛仪在市场上走过时，偶尔用手触摸了一下这位残废人。”①他们把可见的伊玛目限于七个，认为伊斯玛仪就是第七代也是最后一代伊玛目，即“隐遁伊玛目”。遂形成伊斯玛仪派，也称七伊玛目派。

加法尔为什么要剥夺长子伊斯玛仪的继承权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他过于嗜酒，而这对于穆斯林来说是不允许的。其实加法尔有其更重要的原因，当时一部分激进的什叶派穆斯林不满其领导对逊尼派执政当局的妥协态度和不尽职行为，伊斯玛仪本人同情或者参加了这个集团。

伊斯玛仪派的思想家接受新柏拉图主义乃至佛教的某些东西，将其溶于伊斯兰教之中，建立一种相当复杂的宗教哲学体系。其核心是将精神作为一切存在的始因。在该派教义中“七”这个数字具有神圣的意义，它周而复始，经常返元。他们用“七”把宇宙现象和历史的发展加以分类或分期，其神智的宇宙开辟说认为流出的步骤是七个：①真主；②宇宙精神（‘agl）；③宇宙灵魂（nafs）；④原始物质；⑤空间；⑥时间；⑦大地和人的世界。他们认为，安拉既不具有形象，也不具有什么属性和品质，因此他不可能为一般的理智所领悟。由于安拉的意志自发表现的结果，出现了“宇宙精神”，精神创造出“宇宙灵魂”。这种宇宙灵魂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生命力，能够运动，并力图达到理想的境界。它在运动中创造出原始的物质，形成可见世界。物质是消极的，它既不能独立运动，也没有什么规律性变化。

①〔苏〕叶·亚·及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第4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我们这个世界被恩赐给了七位立法先知（nātig），他们是：阿丹（亚当）、努哈（诺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萨（耶稣）、穆罕默德、最后一位是伊斯玛仪的儿子穆罕默德·塔姆。人类历史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一位立法先知主事。每位立法先知都有七位圣徒或伊玛目（也有人将其称为沉默的先知）捍卫和继承他的事业，这就是说，每两位立法先知之间都有七位圣徒或伊玛目，其中第一位是基础，经常伴随着立法先知，是“宇宙灵魂”的化身，负责解释圣书中普通信徒无法领悟的隐意。例如，耶稣的助手是圣徒彼得，他是福音书隐秘内容的解释人；在穆罕默德时期，阿里起着同样的作用，他阐明《古兰经》的真义。从阿里到伊斯玛仪为穆罕默德的七位神圣的伊玛目，而伊斯玛仪的儿子穆罕默德·塔姆则开始第七位先知的循环周期。

伊斯玛仪派人相信灵魂转世说。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直接从一位先知那里接受“天启”，为此他应当是先知同时代的人。但七个时期只有七位先知，他们生活的时代一个与另一个相隔若干世纪，远非每一代人都能看到一位先知并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他们解释说，“天启”系为人的灵魂所承受，灵魂可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存在许多世纪，因而不仅能成为一位先知而且能成为几位先知同时代的东西。

伊斯玛仪派人不重视《古兰经》的字面意义，而从该书的字里行间寻找隐秘的含义。认为经文有表里两面的意义，其“里面”真义唯识者知之，应当用注释和比喻的方法了解它，故逊尼派穆斯林称之为“巴颓尼叶派”，即“里面派”或“暗示派”。他们把对教义的领悟分为七种境界，相应地也将其成员分为七个等级。只有宗教上层的人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伊玛目是绝对正确的，普通信徒对其行迹隐秘的领导人毫无所知，也不了解其组织的政治目的，唯宗教领袖之命是从。

伊斯玛仪派建立了秘密的组织，传教士机警灵活地适应时间、地点和社会环境，利用当时人民群众对自己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宣传他们的教义，将一些人秘密地吸收到他们的组织中来。公元10世纪初，一位自称是阿里和法蒂玛后裔的名叫奥贝德拉的人，借助柏柏尔人反对阿巴斯王朝的起义，于公元909年在北非建立了法蒂玛王朝，随后以开罗为中心，统治着广大的地区。这在完善和发展什叶派教义方面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法蒂玛王朝于公元1171年灭亡。目前该派主要流行于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叙利亚等地。

伊斯玛仪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分裂出一些小的派别，它们在历史上也有颇大的影响，我们依其产生的先后略加叙述。

1.卡尔玛特派（Karmata）是伊斯玛仪派中一度相当活跃的一个派别，它产生于公元9世纪中叶伊拉克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9世纪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与之相邻的伊朗西部地区，农业比较发达，有着较好的灌溉系统。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讲，这里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然而却仍有不少奴隶存在，他们主要是从桑给巴尔等地奴隶市场上贩运来的东非黑奴。公元869年，不堪忍受压迫和奴役的黑奴，在自称阿里后裔的阿拉伯人阿里·本·穆罕默德（‘Alib.Muhammad，？—883年）率领下开始起义。因阿拉伯人称黑奴为“赞吉”（Zanj），所以也称为“赞吉起义”。他们宣布要废除无道的哈里发；人人平等，善良的人即使黑奴也可以当哈里发。起义者建立起巩固的基地，采取夜间突袭的战术，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起义得到农民和贝都因人的支持，队伍迅速发展到20万人。运动在几年之内就扩展到整个伊拉克南部和伊朗的胡泽斯坦，他们攻占巴士拉，进逼首都巴格达。

起义者摆脱了奴隶地位，但并没有废除奴隶制，而将他们俘获的许多自由人变成了奴隶。随着起义规模的扩大，起义者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上层领导变成了统治者，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战利品和奴隶，而且还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过重的赋税。这样一来，不仅农民和贝都因人离开了他们，而且内部下层群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结果起义于公元883年被阿巴斯王朝的军队镇压下去，阿里·本·穆罕默德自杀。

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农民和贝都因人又在卡尔玛特派旗帜下联合起来，走上反封建斗争的道路。“卡尔玛特”这一名称的来源和确切的含义尚不十分清楚，只有几种颇为可疑的推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它是在赞吉起义的过程中由一些伊斯玛仪派的秘密会社逐步形成的。后来的领导人为哈姆丹·卡尔玛特（HamdānKarmat，？—约899年），他是伊拉克南部库法附近农民出身的一位传教师。他主张平等，成员必须献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归教派的全体成员共同享用。这一思想符合城乡劳动人民对平等的渴求，农民、手工业者和贝都因人纷纷参加，起义迅速扩大到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他们采取赞吉起义之初所采用的灵活斗争策略，在人们难以到达的地方建立起巩固的掩蔽所，从这里外出袭击。公元899年，卡尔玛特派夺取巴林，并于公元10世纪初在巴林和哈萨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他们经常从这里出发袭击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城乡。这些人不容异己，不仅把矛头指向逊尼派的哈里发和官吏，而且指向所有不接受其教义的人。他们不顾妇孺和老弱，残暴地实行杀戮和抢劫，幸免于难的人往往被他们变成奴隶，和其他战利品一样在市场上出卖。

卡尔玛特派的思想家即传教师，同样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某些原理为基础制定了相当复杂的宗教哲学体系。他们承认七伊玛目和马赫迪学说，信仰有关“宇宙精神”和“宇宙灵魂”的神秘信条，坚决反对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思想。他们既不承认伊斯兰教法典，也不遵守宗教仪式方面的一般规定。他们没有清真寺，不履行每日五次的礼拜，不斋戒，也不朝觐。甚至出动队伍袭击朝觐者和圣地。例如，公元924年，一支1800人的卡尔玛特派军队截击朝觐者队伍，屠杀2500人，将另外270人作为俘虏带回大本营。公元930年，艾布·塔希尔指挥着1500人的卡尔玛特军在朝觐月冲进麦加，实行残酷的屠杀。据记载，约有2000名朝觐者死于禁寺院内，全城有3万多人被杀害，还有一些人被掳为奴隶。他们任意亵渎圣所，将死于他们刀下的尸体投入渗渗泉，将全体穆斯林崇拜的黑石从克尔白殿的墙上挖下来作为战利品带回哈萨。直到公元949年，麦加以大量的金钱才将其赎回。据说，这还是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坚决要求和施加一定影响的情况下才办到的。上述记载可能有夸大之词，但这一事件确曾发生则是无疑的。由此可以窥见卡尔玛特派行为之残暴。

据记载，卡尔玛特派建立的国家一度颇为昌盛，存在着封建社会中一些不寻常的现象，例如没有高利贷盘剥，不向臣民征收繁重的赋税，反过来还在物质方面给他们以帮助，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时期，卡尔玛特派的影响相当大，有些穆斯林学者、文学家和诗人也对他们表示同情。

卡尔玛特派在初期宣传平等思想，具有某种民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及贝都因人的要求。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卡尔玛特国的建立，教派上层成了握有很大权力的统治者，占有掠夺来的大量财产和奴隶。卡尔玛特派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对哈里发政权心怀不满的一个封建主集团的代表。他们为了上层统治者的利益制定出教派的等级制度，好像少数人具有特殊的本领，能领悟可见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质，洞察来世的奥秘，达到宗教神秘光耀的顶峰，体现主宰的意志，最终达到灵魂与真主的融合。而普通信徒只能是教派首领训令的执行者。卡尔玛特运动对哈里发国和逊尼派的封建上层一度造成严重的威胁，但其暴行也给其他穆斯林带来深重的灾难，从而招致人们的反对。公元10世纪末，卡尔玛特国被阿巴斯王朝消灭，接着这一教派也于公元11世纪衰亡。

2.德鲁兹派（Druzes）是伊斯玛仪派的一个支派，创立于公元11世纪。通常认为，该派的名称源于传道师德拉齐（aL-Darazi，？—1019年），教义的基础是信仰伊斯玛仪派法蒂玛朝哈里发哈基姆的神灵，认为他就是“隐遁伊玛目”。

哈基姆生于公元985年，公元996—1021年为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他长到成年并摆脱宫廷大臣的监护之后，表现出是一位失去自持的狂人，凶残的暴君。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医生认为，他是一位有“严重忧郁症”的精神病患者。“他毫无理由地命令对他的一些亲信加以制裁，使其伤残，然后又加以奖赏；他定期地制止和开放酒的出售和消费；他禁止皮鞋匠做女人穿的鞋，使妇女无法出门；他颁布关于白天关闭市场、商店和手工业作坊的荒谬命令，迫使开罗居民在晚间进行交易和从事手工业生产。”①他对异教充满偏执，不仅迫害其信徒，而且毁坏其宗教建筑，连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礼拜堂也不放过。

①〔苏〕叶·亚·及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第6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哈基姆还有一种癖好，就是在男女护卫的暗中保护下，骑着他心爱的灰毛驴在开罗街道和市场上到处游逛。晚上常常一个人骑毛驴去首都寂静无人的郊外，到荒无人烟的穆卡塔山，在天文台观察星象。在其生活的最后几年，他不理发，不剪指甲，不洗脸，衣着也十分邋遢。最后，他自称“活主”，要信徒对他有相应的崇拜。公元1017或公元1018年，布哈拉的突厥人传道师德拉齐与波斯的皮毛商、传道士哈姆扎（a1-Hamzaibn，Ali，935—约1021年）一起到了埃及，在开罗法蒂玛朝哈里发的宫廷服役。公元1019年，他们宣传哈基姆为神的化身，成为这位哈里发的亲信，但却遭到埃及人的反对。二人被迫离开埃及后，到黎巴嫩山区传播他们的主张，在山民中收到成效。德拉齐在这中间起了领导作用，该派即由此而得名。

公元1021年的一天晚上，哈里发哈基姆去荒郊游逛未返，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几天之后，发现了死驴和他的衣服，但没有找到哈里发本人。该派信徒不承认这位哈里发有可能死亡，说他就是“隐遁伊玛目”，期待有朝一日他将作为救世主（马赫迪）重返人间。他在世时表现出的那种丧失理智的残暴行为被看做是彼世现象的表征。

德鲁兹派信仰灵魂转世说，认为当一个德鲁兹派穆斯林死亡时，灵魂就转到在同一时间诞生的婴儿身上。非德鲁兹派的人和背离德鲁兹派者，其灵魂将遭厄运，转入猪和狗的躯体。由于他们信仰灵魂转世，普通信徒并不认为死亡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而埋葬仪式简单，坟地无人照管，墓碑极为少见，对死者的祭祀也不普遍。

德鲁兹派不重视礼仪，不履行伊斯兰教的全部仪式，对《古兰经》的有关规定进行比喻式的解释。例如，他们认为，规定斋戒就是禁止信仰此前其他一切宗教。他们没有清真寺，每逢星期四只有少数“知密者”在指定作为举行宗教仪式的简陋的建筑物内聚会。他们不履行朝觐，并且相信哈基姆返世时将毁掉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不实行割礼，还允许信徒饮酒和吃猪肉。所过的节日不多，只保留宰牲节和阿术拉日（哀悼日）。

德鲁兹派的组织是严密的，也是闭塞的。内部实际上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或者说存在着阶级，人数不多的上层由宗教领袖和“知识界”组成，他们一般具有知识，受过有关宗教思想和礼仪方面的训练，了解该派教义的奥秘，是所谓“知秘者”，有地位，有权势。而一般信众则是“无知的人”，只能服从自己的宗教首领。信徒忠于自己的信仰，但不谋求扩大教友人数，也不进行传教。所以有人说：“德鲁兹人自形成之日起就不准外界人参加他们的教派。”①对逊尼派或其他宗教的信徒一般不过分偏执。但德鲁兹派往往受到逊尼派的敌视，甚至有时遭到其他教派和执政当局的迫害，因而被迫采取什叶派认可的“塔基雅”策略。有些德鲁兹派信徒遇有危险时会冒充逊尼派人或基督教徒，甚至接受洗礼。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的背叛或不虔诚。

①〔美〕海伦娜·科班：《黎巴嫩的三派穆斯林》，载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83年至1984年冬季号。

“德鲁兹派虽然源出于伊斯玛仪派教义，但它把基本思想改变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通常认为它已不属于伊斯玛仪派的范畴”。①另外，还有的学者不仅把它看作一个教派，而且认为德鲁兹人是个单独的民族。德鲁兹人现在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其一般成员在山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农、牧业生产，表现出勤劳、勇敢、诚实、谦逊的美德。近年来，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尤其引人注意，据估计，目前他们在这个国家约有25万人。

①《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四卷，《伊斯玛仪派》条目，莱顿，1978年版。

3.艾萨辛派。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斯坦西尔（al-Mustansir，1036—1094年）执政时期，起初立长子艾布·曼苏尔·尼查尔（Abu Mansur Nizār）为继承人，并赐穆斯塔法·里·丁·阿拉（al-Mustafali-Din-Alah）的称号。尔后，穆斯坦西尔又废长子，立另一个儿子艾卜勒·加西姆·阿赫迈德（Apul-QasimAhmad）为嗣，赐号穆塔里·比拉（al-Musta‘libi-llah）。据说，这是因为穆斯塔里背后有势力很大的宰相阿富达尔（a1Afdai，1066—1121年）的支持。公元1094年穆斯坦西尔逝世后，在宰相的支持下，次子穆斯塔里夺取政权，长子尼查尔逃到亚历山大举兵反抗，战败被俘，死于狱中。伊斯玛仪派遂分裂为两派：尼查尔派和穆斯塔里派②。

②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791-80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穆斯塔里派在埃及一直执政，到公元1171年被萨拉丁推翻。后者建立阿尤布王朝，恢复了逊尼派在埃及的统治。穆斯塔里派遭到迫害，一些人逃往也门，随后又有一些人从也门到达印度。在印度，这些人被称为波哈拉派，至今依然存在。

尼查尔派在埃及以外得到发展，这是与哈桑·本·萨巴的努力分不开的。关于他本人的生平，在蒙古人公元1256年12月攻克阿拉穆特要塞时志费尼所获得的一本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本书被称之为《撒尔-古扎昔特-赛义德纳》（《SarGuzashti-Sayyidna》）。哈桑·本·萨巴把他的祖先上溯到希米亚尔（Himyar）族。他的父亲由也门到库法，又从库法到古姆，从古姆到剌夷。在这里安了家，哈桑·本·萨巴就在这里出生。哈桑原来信奉十二伊玛目派，后接受伊斯玛仪派的宣传，于公元1071年见到了来刺夷的伊拉克达伊（dai，传道士）阿卜杜勒·马立克（‘Abdal-Malik），被任命为副达伊，并受其指示前往埃及。他于公元1078年抵达埃及，在那里停留一年半。在此期间，发生了法蒂玛朝哈里发穆斯坦西尔废长子另立次子为继承人的事件。这时，哈桑·本·萨巴出来按“宗教的原则，替尼查尔进行宣传”，结果被逐出埃及。他首先到达叙利亚的阿勒颇，然后到伊朗北部传教和发展组织。哈桑依靠其追随者，并利用11世纪末伊朗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于公元1090年夺取加兹温东北部山区牢固设防的阿拉穆特堡，将其变为自己的大本营。随后又占领其他城堡，使之成为开展宣传和斗争的据点。

哈桑·本·萨巴以秘密抚养尼查尔的幼子为旗号，创立新的教派，被称之为新伊斯玛仪派。他是新教派的第一任谢赫和最早的思想家，是在伊朗北部山区一直统治到公元1256年的阿拉穆特谢赫王朝的奠基者，被人称之为“山中老人”。谢赫具有绝对的权威，直接从属于他的是为数不多的“大传道士”，他们一起组成教派的上层领导，再往下是传道士（达伊），其中有些人也拥有颇大的权势。全体传道士皆属上层等级的成员，了解教派的政治目的和斗争策略，是“知秘者”。教派的下层成员是部分知秘者或仅仅是发誓绝对服从谢赫的人。

谢赫将一些狂信者培养成菲达伊（Fida‘is，意为奉献生命者，即敢死队），使其成为实行政治报复、谋杀、恫吓和讹诈的工具。谢赫对这些即将成为菲达伊的人说，为信仰而死可以直接进入天园。有资料表明，他们用麻醉剂将这些人麻醉后，就送入准备好的丽园。未来的菲达伊在这里与经过训练的“天园美女”相遇，一起愉快地度过一段时间以后，会因疲惫和酒醉而沉睡。这时，趁他们熟睡之机将其送出丽园。待这些天真的青年苏醒后，就设法让他们相信，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梦幻中的事，但却是他们命定将进入天园的预兆。而为了享有天园的幸福，就要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事实上菲达伊在进行谋杀之后几乎都遭横死，往往被封建主的卫队或跑到出事地点的人打死。若有在行凶后逃生者，其母亲还会痛哭流涕，悔恨自己的儿子错过了迅速进入天园的良机。他们对菲达伊所使用的麻醉剂叫“哈希什”，即大麻酚。人们称该派为“艾萨辛派”，实为“哈希什”一词的转音，也有人依其活动称之为“暗杀派”。塞尔柱王朝著名的宰相尼查姆·穆尔克是第一个被菲达伊刺杀的要人，时间是公元1092年10月16日晚，因为他派人在捉拿哈桑·本·萨巴。①

①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791-80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后来，尼查尔的孙子卡希尔（al-Kahirbi-Ahkam Allah Hassan）在阿拉穆特公开即伊玛目位，并于公元1164年8月8日举行大复生节（Kiyamatal-kiyamat），向信众宣讲精神修行的重要性，贬低公开教义，宣扬进入“精神天园”。

阿拉穆特的谢赫不仅控制着伊朗北部诸城堡，而且控制着叙利亚的一些要塞。公元11世纪末到公元12世纪，在叙利亚等地形成了对艾萨辛派特别有利的条件，当时欧洲十字军东侵，建立了若干封建小公国。同时，地方封建主之间的斗争在公元12世纪上半叶迄未停止，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还更加尖锐和复杂化了。艾萨辛派积极地参加了反对欧洲十字军的斗争，同时也介入了当地封建主之间的内讧。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时而联合封建主向十字军进攻，时而又与十字军结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在社会动乱中，该派势力大增，扩展到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山区。阿勒颇是叙利亚艾萨辛派最大的据点，他们于公元12世纪初在这里建立了“宣传院”，参加政斗争，受到当地埃米尔的赏识和保护。阿勒颇的埃米尔利用艾萨辛派菲达伊杀死敌对的霍姆斯的埃米尔和一些封建主，在显贵们和富人中间引起了恐怖和仇视。公元1114年，该派首领和近200名信众被处死，幸存者大都逃往他地。但该派的势力很快又得到恢复。公元1126年，艾萨辛派占领大马士革西南赫尔蒙山下的巴尼亚斯，在这里建立起该派叙利亚首领的府邸。3年后又予以放弃。公元1141年夺取安萨里耶山地要塞马西雅夫，将其变为首领的常驻地。安萨里耶山区一些城堡和要塞成了他们可靠的根据地，从这里四出袭击。当然，这时在平原地区，以及包括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在内的许多城市里，也有艾萨辛分子在活动。不管是当地其他派别的穆斯林还是外来的基督教徒，都有可能成为菲达伊的牺牲品。使十字军骑士望风披靡的历史名将萨拉丁，曾两度遭到他们的暗杀，但均未成功，于是不得不为自身的安全采取特殊的措施。有资料表明，许多执政的和富有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不得不为自身的安全向艾萨辛派支付巨额款项。

然而，艾萨辛派之所以获得迅速的发展壮大，并非他们谋杀、恐吓、讹诈政策的胜利，而主要在于该派上层利用了当时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时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尖锐化。

公元13世纪初，蒙古军西征伊朗时，曾遇到艾萨辛派的顽强抵抗。例如，该派在基德库赫要塞的驻防军抗拒蒙古人达20年之久。蒙哥大汗时期，旭烈兀第三次率蒙古军西征，步步进逼艾萨辛派，其最后一位首领鲁坤丁·忽而沙（Rukn-adDinKhur-shah）虽使尽诈术，百般拖延投降时间，最后终因蒙古军的强大和他们内部的混乱而宣告失败，阿拉穆特和其他一些要塞均被蒙古军占领和破坏。后来部分艾萨辛派信徒迁移到印度，称为霍加派。现代史上伊斯玛仪派最著名的领袖、印度的阿加汗，曾为该派首领，被信众遵为“活主”。公元1957年他在临终前指定他的孙子卡里姆为其继承人。

至于叙利亚的艾萨辛派，进入公元13世纪后在组织上逐渐衰落，其成员被迫向十字军建立的宗教医院骑士团缴纳贡赋。但由于菲达伊经常采取恐怖行动，仍然使人们不得不把艾萨辛派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政治势力来看待。例如，曾经显赫一时的德皇腓特烈二世侵入巴勒斯坦后，就派使者携带价值8万第纳尔的厚礼去见艾萨辛派首领。而当法王路易九世在巴勒斯坦出现时，该派首领也要求他纳贡，并通过使者声明：德国皇帝、匈牙利国王、埃及素丹和其他国君每年都前来纳贡，因为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生命操在谁的手中。

埃及的马木鲁克挫败了蒙古人侵占叙利亚的企图，夺取了十字军骑士侵占的领土，同时也给叙利亚的艾萨辛派以坚决的打击。公元1273年，埃及的军队占领了艾萨辛派最后一个据点。此后该派在叙利亚、黎巴嫩就完全不起什么政治作用。他们的后代有些今天仍然居住在各被毁要塞的周围。目前为数不多的艾萨辛派人主要分布在伊朗、叙利亚、阿富汗、苏联、印度西北部、非洲东部等地。

（四）阿拉维派、阿里伊拉赫派

什叶派除了上述三个派别及其支派外，还有些极端派别，它们在许多方面不仅远离逊尼派，而且离什叶派也甚远。在它们的教义和仪式中都包含有古代原始宗教以及东方基督教和佛教的某些成分。但从其历史渊源和教义的基本内容来看，它们则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在这些小的派别中，较有影响的是阿拉维派和阿里伊拉赫派。

阿拉维派（‘AlaWiya）产生于公元九世纪中叶，创始人是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Muham mad lbn Nusair），所以又称努赛里派。此人曾为什叶派第十代伊玛目的亲信，但后来他却宣布该伊玛目的一个已经死亡的儿子为“隐遁伊玛目”，将来要作为救世主（马赫迪）重返于世。努赛尔的信徒自称阿拉维派，这一名称源于阿里的名字，意即阿里派。

阿拉维派的教义以什叶派思想为基础，同时吸收拜星教、基督教以及古代其他宗教教义的某些内容。它的基本信条是，视阿里为真主的化身，同时也赞颂穆罕默德。但也有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法蒂姆（“法蒂玛”一名的男性化）、哈桑和侯赛因五位同样重要。该派穆斯林信仰由阿里、穆罕默德和赛尔曼组成的三位一体。这就是说，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虽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其他教派的教义中不可能占据什么地位的赛尔曼，被他们提得很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赛尔曼·法里西系波斯人，初为祆教徒，继而信奉基督教，最后到阿拉伯半岛定居，流落到麦地那后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知识渊博，富有社会经验，深得穆罕默德的信任。据说，公元627年苏福扬率领1万多人的联盟军进攻麦加时，就是他建议挖沟据守，最后获得胜利的。赛尔曼在波斯很受崇拜，这可能与什叶派的发展有关。阿拉·维派把他与阿里和穆罕默德等同看待，列为圣人，并认为他们每人都是相应的一种宗教哲学概念的体现。阿里体现了与真主直接有关的深奥而又神秘的“理”；穆罕默德体现了“名”，“名”出于“理”并从属于“理”；而体现在赛尔曼形象中的则是“门”。这就是说，穆罕默德只是阿里的流出，阿里为高，而赛尔曼则是阿里的先驱者。

阿拉维派信仰灵魂转世说，认为很久以前他们的灵魂就是天上的星，阿里将其贬谪人世。人死后，品德端正，信仰虔诚者，其灵魂将重新上升为星，与阿里同在；而违犯教规者的灵魂将转投牲畜体内。

阿拉维派的宗教仪式很简单，这可能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到执政当局和逊尼派上层迫害的结果，也可能与古代宗教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一派没有清真寺或其他专供举行宗教仪式的建筑物，信徒通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某一偏僻的严加防卫的地方集会，主要目的是履行礼拜。祈祷时要念诵“福音书”的有关段落，进圣餐，的圣酒；每年都过圣诞节和复活节；不少信徒沿用基督教徒的名字。同时，还保有原始宗教崇拜的残余，如崇拜日、月、霞（早霞和晚霞）、山岳等等。甚至将古代神话的内容引入自己的信仰，认为阿里是雷的主宰，晚霞是侯赛因的血。

阿拉维派内部分等级，只有少数宗教领袖和上层是“知密者”，了解他们教义的真谛，管理着普通信徒。绝不让妇女成为“知秘者”，也不准他们参加宗教仪式，据该派的教师说，这是因为妇女只具躯体不具灵魂。

在努赛尔的继承人侯赛因·本·哈姆丹·哈西比（Husainb·Hamdan Khasibi，？—957或968年）时期，该派有很大的发展。目前主要分布在叙利亚西北部的拉塔基亚和与之相邻的土耳其一些地区，在黎巴嫩也有少数信徒。

阿里伊拉赫派（‘Alillahi）也是什叶派的极端派别之一，其历史渊源尚不十分清楚，可能产生于公元15世纪，因为公元16、公元17世纪已在小亚细亚突厥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一些游牧部落中流传。阿里伊拉赫派与阿拉维派有许多共同之处，其教义以伊斯玛仪派的教理为基础，包含有不少基督教的、乃至伊斯兰教产生前部落崇拜的残余。它的主要信条也是神化阿里，“阿里伊拉赫”的原意就是“阿里的崇拜者”。

伊斯玛仪派关于先知和伊玛目的理论对这一派的教义有较大的影响。该派信徒认为，阿里是安拉和“永恒真理”的化身，具体表现为伟大的先知和伊玛目，将来还要作为救世主（马赫迪）再现于世。阿里还是“天启”的独立的表达者，所有的先知，包括摩西、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只有通过阿里才能得到这种“天启”。崇拜阿里就是信仰真理，所以他们自称“阿赫里-哈克”（Ahl-iHakk），意为“崇拜真理者”。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也有人认为阿里伊拉赫派和阿赫里哈克派是关系密切、教义大致相同的两派。

阿里伊拉赫派也相信灵魂转世说，但不承认有彼世的天园和火狱。该派的教义认为，人体内有理性和欲望两种元质在斗争，“理性”战胜“欲望”则为“善”；“欲望”压倒“理性”则为“恶”。该派的宗教仪式也比较简单，祈祷时信徒要进圣餐，的圣酒；同时，崇拜圣树、圣石和圣者陵墓。由此可见，该派具有混合主义的色彩。

阿里伊拉赫派的组织更具有秘密和闭塞的特点，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秘密传教，这可能是长期遭受迫害所致。正由于这种缘故，他们的教义很少为世人所知，信徒的人数和活动的范围也受到一定的局限。据估计，该派三分之二的人在土耳其，占土耳其什叶派穆斯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有300多万人。锡瓦斯城东北部约55公里处的霍比阿尔是他们的宗教中心，也是该派最高领导人谢赫的驻在地。此外，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以及苏联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该派也有人数不等的信徒。

第十章　伊斯兰教的神秘论者——苏非派

苏非派（Sufi）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它在希吉来历第一个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以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苏非派”这一名称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以后才采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源于阿拉伯语的Suf（苏夫），意为“羊毛”，因其成员身着粗羊毛织的衣服以示简朴而得名，“苏非”（Sufi）意为穿羊毛衫的人。也有人说由清净（Safa）或高位（Saff，意指在安拉处有高位）等词而来。它与我们上面讲的各个教派不同，本身并非政治性的派别，也不纯粹是教法学或神学方面的派别，而主要是在修持方面的一种主张和实践。人们将这种主张称之为苏非主义，将遵行这一主张者统称为苏非派。他们中间有逊尼派穆斯林，也有什叶派穆斯林。

一、苏非派的形成与初期阶段

苏非派最初开始于禁欲主义。公元7世纪末至公元8世纪初，禁欲主义作为一种反奢华的势力在伊拉克出现。穆罕默德去世后，特别是在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绵不断的对外扩张，破坏性的内战，残酷的军事专制，上层统治者的腐败和富有者的奢侈，宗派主义、种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所有这一切使成千上万名对虚荣感到厌恶的虔诚的穆斯林去献身于真主，想在禁欲主义的实践中求得拯救。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对禁欲主义没有表露出明显的倾向，但对于忘情于礼拜和斋戒的穆斯林则表示深切的尊重，并且宣传祈祷、守夜和禁食的功效。禁欲主义思想在《古兰经》的不少章节中亦约略可见，例如该书第8章第67节说：“你们欲得尘世的浮利，而真主愿你们得享后世的报酬”，等等。伊斯兰教关于世界末日论的大量绘声绘色的描述，加强了一些人禁欲主义的信念，因而一部分穆斯林就提倡守贫、苦行和禁欲。晚些时候，这些人开始穿粗羊毛（苏夫）织成的衣服，从而被称为苏非派。据传，库法的阿拉伯人艾布·哈希姆（Abū Hāshim，？—778年）首先使用这一名称。由此可见，最初的苏非主义是一种宗教实践而非思辨体系，它是在伊斯兰教自身的土壤之上产生的。当然，不可否认，这中间也可感到东方基督教、祆教和佛教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历第二世纪，伊斯兰教中的禁欲主义发展成为神秘主义，求得拯救成了首要的目标。这就是说，神秘主义者把苦行、禁欲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目的是认识真主，喜爱真主，最后达到与真主合而为一，而不是企图在彼世获得真主的报酬。苏非们对真主的认识是凭借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最早创立神秘主义直觉学说的是艾布·苏莱曼·达拉尼（Abu-Sulay-mānal-Dārāni，？—849或850年），使苏非主义得以定型的是一位外号叫在农（Dhū’n-Nūnaf-Misri，意为鱼人）的人，他的真实姓名叫骚班·艾卜勒·斐德·伊本·易卜拉欣（？—859年）。他首创一种观念：只有入神（Wajd，瓦直德），才能认识真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神秘主义者认为，只有真主才是真正存在的；除真主之外的任何存在物，均如镜子中的形象一样不真实。”①真主是永恒的美，通向真主的道路是爱。爱成了神秘主义的要素和精髓。到伊斯兰教历第二世纪末叶，神秘主义之爱的信条在一位女神秘主义者赖比尔·阿德威叶（Rābi‘ahal-‘Adawiyah，约717—801年）的言行中得到发展，她是苏非派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第一位妇女。此人年轻时曾被人拐卖为奴隶，后来主人释放了他。她不肯出嫁，愿过一种抛弃红尘的极端苦行的生活。不久，她成了受人尊敬的导师，教导人们要悔悟、忍耐、感恩、敬畏、安贫、乐道，绝对信任真主。有人问她是否憎恨恶魔，她回答说：“我只顾喜爱真主，没有功夫憎恨恶魔。”她还曾经宣言：“我满心喜欢真主，心中没有憎恨或喜欢他人的余地”；“我崇拜真主，不是因为惧怕他，也不是因为贪图天堂，而只是因为喜爱真主，想望真主。”②神秘主义者力求通过爱和沉思冥想，即通过消除个人意识来服从真主，使自己融于真主，从而达到无我（fana，亦译“寂灭”）。首创无我主义的据说是波斯人艾布·亚齐<img=t00286_1.jpg>

①杜赫玛杜拉：《心灵之眼，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信使》杂志，1981年10—11期。

②参阅〔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52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苏非派把真主与自然界，与一切存在物视为一体，具有泛神论的性质。波斯人曼苏尔·哈拉智（a1-Husainb.Mansūral-Hallaj，858-922年）的言论充分表达了这种神秘主义的理论，他说：“我就是真主”，并写下有代表性的诗句：

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

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

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

哈拉智在其所著《塔瓦辛之书》中还教导人们说：“抛弃远离你的那个被造的大自然吧。你何必要他。你会成为真主，而现实中的真主就是你！”①他还形象地把苏非派信徒比作小灯蛾，把真主比作蜡烛；小灯蛾不满足于蜡烛的光和热，于是扑向火苗，在烛火中燃烧了。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时，它已经认识真主，融合于真主，当然也就不必再回来了。但是，把泛神论思想系统化的是苏非派神学家、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伊本·阿拉比（Muhyi al-Dinb.al-Arabi，1165—1240年），他创导所谓“一元论”学说，把客观事物和人的自由意志都看成是真主本质和属性的表现。所以，土库曼一位伊斯兰学者说：“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是这一流派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我们认为，苏非派的第三个并非不显著的特点是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泛神论”①。对于苏非派的上述发展过程，希提更为言简意赅地指出：“苏非主义起初是一种简单的禁欲生活，主要是冥想……在教历二世纪的时候，以及二世纪以后，它发展成为一种诸说混合主义，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佛教等吸取了许多要素，并经历了神秘主义的、神智学的和泛神论的阶段。”②

①〔德〕第·博尔：《伊斯兰教哲学史》，第55-56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①〔苏〕C.M.杰米道夫：《土库曼的苏非派》，第3页，阿什哈巴德，1978年俄文版。

②希提：《阿拉伯通史》，第514页。

自从8世纪末神秘主义以其强大的势力进入伊斯兰教之后，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非们力图证明，苏非主义不是在正统派之外，而是在正统派范围之内存在的一种体系。尽管他们吸取了许多外来因素，但始终没有走得更远，而是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来阐发自己的主张。然而，苏非们对正统的穆斯林习俗和法定的宗教仪式所表现出的冷漠，引起了正统派的怀疑和反对。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非主义的确在许多地方是与正统派的教义相抵触的，具有反正统的倾向，因而遭到哈里发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神学家和执政当局的谴责乃至迫害。从公元9世纪开始，一些苏非落入异端裁判之中，例如苏非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曼苏尔·哈拉智在公元922年被作为异端教徒处以极刑，因为他“篡夺真主的权力”，高喊“我就是真主”，这不仅被看做是一种有损于安拉的行为，而且有损于他在世间的“代表”——哈里发的权力。许多材料证明，这个时期被监禁和处以死刑的还有不少人。苏非派“处在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面临被查禁的危险”①。

然而，苏非派这时已发展到许多地区，拥有不少信徒，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势力，靠武力是难以镇压下去的。于是出现了像安萨里这样极力将苏非派和正统派教义加以调和的伟大人物。安萨里（al-Ghazali，1059—1111年）生于呼罗珊的图斯村，自幼受到苏非派的影响，父亲是一位苏非，他的抚养人也是苏非。他勤学好问，知识渊博，曾研究过各派的学说，在其所著《学问的开端》、《哲学家的矛盾》、《宗教学科的复兴》等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要在苏非主义与正统信仰之间找出一条中庸之道，把神秘主义思想纳入正统信仰，使正统派的理论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宇宙非亘古长存，而为真主所创造；肯定灵魂不灭，肉体复活；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发现理性所不能认识的“真理”；他同意苏非派的幽居、冥想，禁欲、爱慕真主、灵感等主张和修持道路，却不赞成苏非派以任何理由脱离《古兰经》和“圣训”的宗旨以及无视宗教义务的主张，也不承认极端苏非的泛神论观点，而主张履行念、礼、斋、课、朝等基本宗教功课。安萨里“使苏非派更加明哲，使正统信仰更加灵活”（昂里·马塞语），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他重建了伊斯兰教。

①艾布·巴克尔·卡拉巴吉：《苏非派教义》，第14页，A.J.阿伯里的英译本序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二、教团的出现和发展

早期的苏非派运动是无组织的，它几乎完全建立在个人活动的基础上。一些人奉行苏非主义，单独或结成小伙到处漫游，宣传其主张和生活方式，有时靠施舍物生活，有时则靠自身劳动所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苏非有了威望和自己的追随者。从10世纪开始，以一些著名的苏非为核心，形成大小不等的修道院，在伊朗和中亚地区叫哈纳卡（Khānagan），在小亚细亚叫杰克（Tekke），而在北非叫扎维亚（Zāwiya）。修道士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和修炼。但是，这时他们的结合通常还是私人性质的，局限于范围不大的地域内，没有常设的机构。

公元12至13世纪，在修道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些组织比较严密的教团（Tariga，塔里卡，字面意义是道路和方法）。“一个教团的仪式就构成一条道路，形成一种教规。遵循这条道路，穆里德（修士，寻道者）就可望使自己的心术（nafs，纳夫斯）洁净，从而达到与真主的结合。”①12世纪在巴格达出现的卡迪里教团（kadiriyah）是苏非派历史上的第一个教团，它因波斯人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Abda1-Kadiral-Jilāni，1078—1166年）而得名。卡迪尔曾任巴格达经学院院长，善于讲经，威信甚高。不过，他在世时教团尚未正式形成，而是在他死后由其门弟子建立起来的。13世纪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有该教团的活动中心；到15世纪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逐步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苏非派教团。它基本上持逊尼派观点，除要求信徒理解其神秘主义教义和履行其苏非派仪式之外，还要求尽逊尼派的义务，劝人避世俗，多行善。依时间顺序讲，第二个是里法伊教团（Rifā‘iyah），系伊拉克人艾赫默德·本·阿里·里法伊（Ahmadb.‘Alial-Rifāi，1106—1182年）所创。它以巴格达为中心，传至叙利亚、埃及等地。这个教团主张禁欲、守贫、不杀生、不抵抗。其宗教仪式狂热，信众互相以手搭肩，围成圆圈唱诵经文，并前仰后合地跳跃，因而被称为“嚎叫的苦行僧”。信徒们还演出各种杂技，如吞炭火、活蛇和碎玻璃，用针或小刀自刺，等等。再其次是毛拉维教团（Mawlawiyah），系13世纪时波斯著名神秘主义诗人加拉国丁·鲁米（Jalālal-Din Rūmi，？—1273年）所创，因他被尊称为“毛拉”（Mawla的音译，原意为“保护者”、“主人”，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有些地方也用作对阿訇的称呼），故名“毛拉维教团”；在土耳其被称为麦夫列维教团（Mevle-viyah）。鲁米著有神秘主义的长诗《迈斯纳威》（《Mathn-awi-iMa‘nawi》，意译为《训言诗》），被奉为苏非派的经典之一。该教团的信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伴随着音乐旋转，因而被称为“旋转的托钵僧”。其他各种各样的教团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相继建立起来。在非洲，最大的是沙兹里教团（Shādhiliyah），系艾布·哈桑·阿里·沙兹里（Abual-Hasan Alial-Shadhili，1196—1258年）所创。在教义方面基本上持逊尼派观点，强调虔诚和信赖真主，言行均遵“逊奈”，反对寺院生活，允许担任世俗职务，对其他宗教的信徒持宽容态度。在非洲，主要是在埃及，影响较大的还有巴达维教团（Bada Wiyah），其创始人为艾赫默德·巴达维（Ahmadal-Badawi，约1200—1276年）。

①斯潘塞·特里明厄姆：《伊斯兰教的苏非派教团》，第194页，1977年英文版。

在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有三个教团，它们是：花剌子模的库布拉维教团（Kubrawiyah），创始人为纳吉姆丁·库布拉（Najmad-DinKubra，1145—1221年）；突厥斯坦的雅萨维教团（Yasaviyah），创始人是雅西（Yasi）出生的艾赫默德·伊本·伊卜拉欣。伊本·阿里（Ahmad ibn Ibrahimibnibn‘Ali，？—1166年）；布哈拉的纳合十班底教团（Nagshbadiyah），创始人是穆罕默德·伊本·巴哈丁（Muham mad ibnM.Bahā'ad-Din，1318—1389年），因该教团的信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默诵经文，并在胸前画线，表示净化心灵，故称巴哈丁为“纳合十班底”，意为画家。上述这三个中亚教团的建立都深受优素福·哈马丹尼（AbūYa‘qūbYūsufal-Ham-adāni，？—1140年）的影响，他曾在中亚传教，死后葬于莫夫（Merv）。这些教团都具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纳合十班底教团对以后中国某些门宦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关于中国苏非派的情况我们留待以后再作论述。

各个苏非派教团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化出许多支派。有些分支在教义、仪式等方面与原来的教团相距甚远，实际上成了独立的教团。现在要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苏非派教团是不容易的，何况每个时期都可能有新教团产生，也有一些教团不复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在伊斯兰教历史上重要的教团有200多个，还有数不清的分支。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教团总数有数十个，但最著名的只有十几个。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用更多的篇幅对更多的教团及其分支加以叙述。①

①可参阅：《剑桥伊斯兰教史》第2卷，第622页，1970年英文版；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从公元15世纪开始，苏非派教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级，即“向‘塔伊法’——具有个人完全服从于谢赫意志为特点的教团的过渡”②。国外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苏非派教团封建化的过程，是有道理的。从苏非派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如果说“哈纳卡”（修道院）只是一些小的单个的宗教团体，“塔里卡”虽被称做教团，但它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方法和道路的话，那么“塔伊法”才是一种严密的教团组织。在这个阶段，苏非派教团具有许多新的特点。教团权力空前集中，修道士和人数众多的不出家的成员都要完全听命于教团首领（各地对教团首领的称号不同，如谢赫、辟尔、依禅、阿塔、巴巴、德德、教主、老人家，等等）。多数教团的首领都自称“圣裔”，实行世袭制。教团的创始人称为“道祖”，认为其拜莱凯（baraka，神秘的宗教权力）只能在本家族中传授，一般都是父传子授。他们不仅拥有无限的宗教权力，而且掌握着巨大的世俗权力，俨如一个独立的王国。大量财富集中于他们手中，教团首领往往也是大地主。教团组织体现了等级制原则，谢赫（教主）下面有各级代理人，信徒分为修道上和不出家的世俗成员。许多教团实行入教原则，对修道士规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对一般成员的仪式要求比较简单，但要举行效忠宣誓。教团的首领一般还是宗教导师（穆尔希德），指导修道士（穆里德）进行学习。修道士经过一定的修炼阶段，就可以成为教团首领的继承人，或者分离出去，组成新的教团或教团分支。教团创始人以及在教团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死后都被尊为圣徒，有的尚活在世上就已受到尊奉。与圣徒崇拜密切相关的是对圣墓的朝拜。一般教团都为圣徒修有墓庐（拱北），有些还与陵墓一起修有颇为壮观的道堂和清真寺，成为信徒活动和朝拜的中心。

②斯捷潘扬茨：《苏非派的历史命运》，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80年第2期。

中亚的依禅派是苏非派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派别，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塔伊法”阶段的特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依禅”一词的含意是什么呢？国内外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现在有一点是一致的：“依禅”是某些苏非派教团对其首领和导师的称呼，“依禅派”就由这一称号演变而来。据国际著名学者、俄国和苏联科学院院士B.B.巴尔托利德（bapmotbd，1869—1930年）等人考证，“依禅”一词源于波斯语，原意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他们”。后来这个词用来表示谢赫、穆尔希德、乌斯塔德、皮尔（即“老师”，“领导人”），与穆里德（“信徒”、“修士”、“学生”）相对。这个词什么时候开始具有这种含义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晚于15世纪，因为死于1490年的纳合十班底教团著名的和加阿赫拉尔，在其传记中一直被称为“依禅”。①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代名词“他们”会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呢？这是苏非派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种产物。当时中亚一些地方的基本居民，至少是城市居民还是伊朗语系的。宗教首领在信徒中的权威越来越大。信众为了表示对宗教领袖的崇敬，同时也是怕直呼其姓名会招致他的愤怒和欺凌，出于忌讳，就在与第三者的谈话中用不含什么宗教意义的代名词来称呼他。后来，突厥语系的居民在这个地区排挤和取代了伊朗语系的居民，经过一段较长时间之后，人们对“依禅”的原意已不大了解，但却作为一个宗教专有名词保留下来。不过，18世纪末——19世纪初土库曼即兴诗人哈姆塔的诗文还追溯了“依禅”一词的原意，他写道：

①B.B.巴尔托利德：《依禅》，见《巴尔托利德全集》第6卷，第675页，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啊，穆斯林兄弟们！

“依禅”是什么意思，“德尔维希”又是什么意思？……

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来解释给你们，

“依禅”的意思是他们……①

①转引自C.M.杰米道夫：《土库曼的苏非派》，第105-106页，阿什哈巴德1975年俄文版。

依禅派形成以后，依禅本人一般都占有大量的财富，其职位也变成世袭的，通常都是父传子授，在组织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威。据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M.C.安德烈耶夫依照一位塔吉克族教师的话记载，20世纪30年代在中亚泽拉夫森山区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这位教师因事把村民召集起来，其中也有当地的一名依禅。他依次进行点名，当他叫到这位依禅的姓名时，后者发怒了，气愤地说：“你怎么敢叫我的名字？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穆里德，我命令以石击毙你（这是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处死人的一种方法。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威，依禅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于是从人群中出来一个小老头，卑躬屈节地走到依禅跟前。“你是我的奴隶吗？”——依禅问。“是的，老爷。”——“我可以随意处置你，死活得由我吧？”——“是，老爷，听您的命令。”①十月革命之后尚且如此，昔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①〔苏〕A.U.克里莫维奇：《伊斯兰教》，第194页，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整个苏非派没有统一的组织，各教团都有自己最高的首领，它们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所以有些学者将其分为逊尼派的苏非派和什叶派的苏非派。②其中大多数教团都宣称自己属于逊尼派，看来在安萨里将苏非派理论引入逊尼派以后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但有些教团明显地与什叶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中亚库布拉维教团领导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从历史的观点看，最有意义的什叶派苏非运动表现在沙法维教团身上。它的创始人沙非亚丁（Safiyyadin，1249—1334）自称是第七代伊玛目的后裔，但一开始它却作为一个逊尼派教团出现。公元1502年，该教团首领伊斯玛仪战败“白羊土库曼人”的统治者穆拉德，自立为波斯国王，建立沙法维王朝。他即位后却宣布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强制人们放弃逊尼派教义，信仰什叶派教义。③土耳其白克塔西教团的教义也深受什叶派的影响，信仰十二伊玛目，崇拜阿里，视阿里与安拉和穆罕默德为三位一体。还有些教团，虽为逊尼派，但也将其世系追溯到阿里，给予他以特殊的地位，如纳合十班底教团。这些都可能与它们形成的历史及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

②〔苏〕瓦西里耶夫：《伊斯兰教的流派、派别和支派》，载俄文版《今日亚非》杂志，1980年第2期。

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第47-49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三、苏非派的教义和仪式

苏非派各教团没有统一的教义和仪式，它们除保持伊斯兰教最主要最根本的教义和外部形式之外，还依据所处的具体条件，适应当地居民中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和旧观念，将过去的某些信仰和习俗接受下来，形成自己的教义和仪式。有的学者不无道理地将它说成是民间的伊斯兰教。但不管怎么说，苏非派各教团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苏非派多数教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寂灭”达到与真主的融合。用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法学家伊本·泰米叶的话说，在苏非们的观念中，“被造物的存在不是别的，而是造物上的存在；一切源于真主的本质，目的是最终还原于真主的本质”。为达此目的，各教团的首领都设想了必经的途径和阶段。它们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在公元10至公元11世纪出现的论述苏非派教义和实践的一些著作中，列出了通向真主道路的一系列上升的梯阶：悔悟、禁欲、克制、守贫、忍耐、信赖真主、服从真主的意旨等等，随之而来的是宗教感觉方面的类似的梯阶，诸如畏惧、希望、爱慕等等。为了唤起心醉神迷，也采取单独的或集体的默祷和修炼方法，以企达到神秘主义的直觉。那么修炼到什么程度才够得上一名合格的苏非即德尔维希（托钵僧）呢？当时被看做呼罗珊苏非派头目之一的艾布·哈桑·哈拉尼在其所著《科学之光》一书中做出了概括地回答：“德尔维希就是心口中没有任何念头的人。他言而无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无味；他无动无静，也无忧愁和欢乐。这就是德尔维希”①。以后，神秘论者和部分学者将苏非派的修炼道路概括为认识和接近真主的三个等级，亦称“三程”或“三乘”，即教乘、道乘、真乘；也有人将其概括为四个等级，它们是：（1）沙里亚特（Shaft‘at，意译为“教法”），亦称“教乘”，“礼乘”或“常道”，指通过竭诚地履行正统伊斯兰教法的全部规定，即念、礼、斋、课、朝来认识和接近真主。（2）“塔里卡特”（Ta-rikat，意译为“道路”），亦称“道乘”或“中道”，指在宗教导师（穆尔希德）的指导下走上苏非主义的道路。修道士经过各种功修，弃除其意志和个性，思念真主，沉浸于对真主的炽爱之中，最后通过心醉神迷的突发达到第三级。（3）“买里法特”（Ma‘rifat，意译为“认识”），即达到“认识”和“彻悟”真理的地步。这时内心已认识到宇宙统一于真主，认识到可见世界的虚幻，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均衡等等。修炼到这个阶段，就可以成为一位谢赫（教师）。（4）“哈基卡特”（Hakikat，意译为“真理”），亦称“至道”，修炼到这个阶段的人已达到“浑然无我，心不纳物，唯独真主”的境界，处于融于真主，天神合一的状态。还有苏非派学者将其分为八大梯阶，即“天路八阶”：1）沙里亚特（教程）；2）塔里卡特（道乘）；3）则海迪（遁世潜修）；4）买里法特（超乘）；（5）吾哲德（忘我入神）；（6）哈基卡特（真乘）；（7）吾洒里（眼见真主，与真主融合）；（8）把持已取得的成就，继续参悟，直至归真。更有苏非派学者和教团将其分为九大梯阶、十大梯阶或十二大梯阶的，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①A.U.克里莫维奇：《伊斯兰教》，第161页，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这是就多数苏非派教团而言，并非全都如此，如有的教团就不重视法定的功课，特别是朝觐这一项，往往为朝拜他们自己的所谓圣地或圣墓所代替，说什么“自有麻札儿（圣墓）在眼前，何须朝觐去天房”。

每个苏非派教团都有自己特殊的教规，仪式也各不相同；就是在一个教团内部，各分支之间也有差别。但他们有一种共同的仪式，即齐克尔（Dhikr）。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神秘主义的核心。所谓齐克尔，意思就是赞念真主，并为此举行一定的仪式。苏非派认为，举行齐克尔的根据是《古兰经》的经文：“信士们啊！你们应当常常纪念真主，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33:41—42；还可参阅2:152；4:103；7:205；13:28；18:24；24:3—37；29:45；76:25）。齐克尔的形式不尽相同，有些教团遵循高念（阿拉伯语Jahariyah，音译为哲赫林耶）齐克尔，如卡迪里教团、库布拉维教团、雅萨维教团等；而另一些则遵循默念或低念（阿拉伯语Khufiyah，音译为虎非耶），如纳含什班底教团。此外，如毛拉维教团等，还伴之以音乐和舞蹈。据安萨里记载，在早期苏非派的实践中就出现了宗教赞美音乐会（Sama），追求心醉神迷的仪式是通过音乐和舞蹈进行的，后来这些教团只不过是继承了这种形式。据说，由于音乐含意模糊，缺乏明确的概念，不仅具有引起激情的神秘力量，而且与象征性的语言和有节奏的动作配合起来，似乎可以产生一种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的力量。舞蹈、旋转和跳跃的动作是三种不同精神状态的象征：舞蹈与精神的循环有关，大家围绕一个存在物跳舞，目的是要取得天启的影响；旋转表示他们在外表和思想上的循环，意思是愿真主使他们内心深处（Sirr）变得神圣，从而达到入神，达到与真主的融合；跳跃则表示他们从人的地位跳到了与真主结合的地位。①

①斯潘塞·特里明厄姆：《伊斯兰教的苏非派教团》，第195页，1977年英文版。

赞珠（阿拉伯语为Tāsbih或Subhah，音译为格斯比哈或苏卜哈，亦称念珠）在穆斯林中的采用，可能与齐克尔这种仪式有关。赞珠起源于佛教，大概是苏非派首先将其引入伊斯兰教的。在阿拉伯文献中，最早提到赞珠的是诗人艾布·努瓦斯（Abu-Nuwās，？—约810年）。巴格达著名的神秘士义者祝奈德（Junaid，？—910年）用赞珠作为达到入神状态的媒介，有人规劝他，说像他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人物不应该使用这种异端的东西，他回答说：“我不愿抛弃把我引到真上面前去的道路。”到15世纪，赞珠得到普遍的推广。现在连严格的瓦哈比派也在实践中加以采用。②穆斯林使用的赞珠一般为33颗或99颗，也有100颗或1000颗的，这样便于对安拉“美名”的赞念，因为真主有99个“美名”，加上“安拉”这一名称就是100个。每念安拉的一个“美名”或其他赞词，就拨动一颗赞珠。

②蒋敬：《沙特阿拉伯掠影》，载《阿拉伯世界》，1982年第3期。

圣徒崇拜的普及，主要也归之于苏非派。伊斯兰教没有承认圣徒的正式规定，早期的正统派穆斯林觉得祈祷圣徒是多神教的一种崇拜方式。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什叶派中出现了对圣徒和圣墓的崇拜。后来，这种崇拜仪式在苏非派中得到迅速的传播。到12世纪时，苏非主义与正统派教理之间发生了哲学上的调和，圣徒崇拜这种宗教仪式在各派穆斯林中都程度不同地得到承认或默认。实际上，在乐于相信奇迹的人们中间，圣徒崇拜是易于被接受的。对于世界多数穆斯林来说，由于朝觐麦加存在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就近朝拜在他们心目中占有颇为重要地位的“圣墓”，也就更加盛行起来。有些地方，例如在中亚苏非派和北非柏柏尔人中间，对圣徒和圣墓的崇拜几乎整个构成农村穆斯林特别是妇女们的宗教信仰。

此外，在伊斯兰教流行的广大地区，昔日曾存在过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如犹太教、基督教、祆教、佛教、萨满教以及其他多神信仰，苏非派不仅对当地人民群众中原来流行的信仰和仪式采取宽容态度，而且从中汲取了不少东西。在萨满教流行过的中亚许多地方，他们把对安拉的信仰与萨满教对腾格里（“天”）的信仰结合起来。萨满教的“天”（腾格里）常以山岳为代表，苏非派也保有对山岳的祈祷。有些地方的苏非派还保有对日、月、水、火、土的崇拜残余，朝拜悬崖、山洞、树木等等。在中国，一些穆斯林学者和苏非派的各个门宦，吸收不少儒、释、道以及理学方面的宗教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将其溶于伊斯兰教之中。不过，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因为各种宗教和教派都有一个适应环境和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伊斯兰教本身的兴起就是这样，它是在当时阿拉伯半岛的条件下产生的，摒弃了原有的多神信仰，同时又继承了阿拉伯的某些传统。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得到传播以后，也必不可免地要或多或少地带上地方、民族、乃至时代的特点，只不过苏非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

第十一章　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

从前面一些章节我们已经知道，穆罕默德去世时，阿拉伯半岛已基本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在四大正统哈里发及倭马亚王朝时期，出于宗教、经济和政治的目的，阿拉伯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征讨扩张运动，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疆界东起印度河，西临大西洋，北界咸海，南至尼罗河，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和印度的一部分也囊括其中。这些被征服了的文明发达地区有系统的政府管理机构，有豪华的建筑、精妙魅人的美术工艺品和阿拉伯人从未见过的农业灌溉工程……尽管阿拉伯人在军事上对当地人民来说是胜利者，但在文明方面他们却成了被征服者的俘虏，做了他们讲台下的学生。虚心学习他们所不懂的各种知识，通过阿拉伯人与境内各族人民的长期接触、相互影响，以他们原有文化为基础吸收周围地区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文化放出夺目的光彩，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这一文化的命名，由于着眼点不同，有人称它为阿拉伯文化，也有人称之为伊斯兰文化，然而现在更多的人喜欢称其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因为该文化的基本支柱为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是该文化的表达工具，同时也打上了伊斯兰精神烙印。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该宗教产生前诸文化与该宗教出现、传播后产生的文化之间的分水岭，它是促进形成一种新文化的有效因素之一。因为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要取消一切与新宗教相对立的习俗和制度，保留或吸收某些与新宗教相适应的习俗和制度，并创造新宗教所需要的制度、风俗以及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该文化的另一支柱——阿拉伯语，从公元9世纪到公元13世纪初，一直是学术的语言，当时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内的学者，不管他原来属于哪个民族，也不管他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或是穆斯林，都用阿拉伯语写作、表达和交流他们的学术思想，阿拉伯语成了表达这一文化的唯一工具。下面我们从宗教学与其他科学两个方面来介绍这种文化。

一、宗教学

自伊斯兰教初期起，宗教学便成了穆斯林首先着手研究和探讨的一个主要学科，而且范围广泛，活动普及。因为伊斯兰教使他们统一了信仰，使分散的部落得以联合，并在它的旗帜下对外扩张。他们把伊斯兰教看成是他们团结与兴盛的因素，而伊斯兰教的经典便成了他们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规范的源泉。人们纷纷学习《古兰经》，研究《古兰经》，搜集“圣训”，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制定法律，以解决自身及各地所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精神、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在宗教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学科，其中主要有“经注学”、“圣训诂”、“教律学”和“伊斯兰神学”。

“经注学”、“圣训诂”和“教律学”三个学科的内容在前面已做了许多介绍，在此仅进行简单叙述，而着重介绍“伊斯兰神学”。

（一）经注学

阿拉伯语称“伊勒姆·太弗希尔”（‘ilmal-tafsīr）。是伊斯兰教关于《古兰经》及其注释知识的学科，主要是对《古兰经》产生的背景以及读法、修辞、语法、词汇和有关教义、律例、历史事件、寓言、故事等分别进行解释，以帮助穆斯林更加准确地理解《古兰经》的深刻含义。

该学科产生于7世纪末，起初为零散的口头注释，后逐渐发展成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注释。《古兰经》注释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1.传闻的注释：《古兰经》中的许多注释，是由穆罕默德传达下来的。如“大朝”一词，穆罕默德说：牺牲日（即古尔邦日）朝觐天房叫“大朝”。据圣训家考证，这类注释，正确可靠的固然多，但伪造的也不少。

2.意见的注释：经注家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注释《古兰经》。这需要经注家懂得阿拉伯语的语言习惯，了解阿拉伯文的许多文词与意义，且不带教派成见去解释《古兰经》。但都能做到这些要求是不容易的。这也是对《古兰经》的注释出现差异的原因。

3.基督教式与犹太教式的注释：这是多数经注家常常采用的。因此，经注里出现了许多犹太教式与基督教式的传说。这是由于《古兰经》中有许多与《旧约》和《新约》相似的故事，而穆斯林经注家喜欢追根究底，求个水落石出，而这种要求只有《旧约》和《新约》的注释才能得到满足。采用这种注释方法的不仅有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也有圣门弟子。这种传说对丰富《古兰经》注释内容，从客观上起了重要作用。

塔白里（838—922年）的《〈古兰经〉全解》（或称《塔白里经注》），是流传后世影响最大的早期经注。他汇集了大量传闻资料，并吸取犹太教传说和伊斯兰文化的其他一些学术成果，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是研究早期穆斯林思想和伊斯兰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然而，后人把《古兰经》注释得越来越奇，成了包罗古今一切知识的天启经典。

（二）圣训诂

圣训诂是研究穆罕默德言行传述世系，以判断其传达内容真伪的一门学科，它出现于公元8世纪。

“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立法依据，是对《古兰经》的重要补充和解释。《古兰经》中有许多经文的意义是笼统的，“圣训”则对其予以阐明。如《古兰经》命人礼拜，“圣训”便阐明礼拜时间、礼拜的仪式。可见“圣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由于当时的政治争端、教派斗争、学派之争和民族之争，加之某些人的个人原因，伪造“圣训”的现象相当普遍，人们利用“圣训”为自己及本派的利益服务。因此，鉴定“圣训”真伪的工作势在必行，于是产生了“圣训诂”这门独立学科。这门学科以研究传述人世系来判断所传圣训的真伪，固然能够清理一些无根据的的训，但它的漏洞也是有的，不可能完全杜绝伪圣训。

（三）教律学

教律学是研究伊斯兰教教法知识的一门学科，它源于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伊斯兰教认为，教法（沙里亚）是穆罕默德遵照真主的启示制定的，只有真主和他的使者才是真正的立法者。从事法学工作的一些学者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以及制定出来的法规，虽然逐步成为伊斯兰教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际中得以应用，但这种法规不称“沙里亚”，而称“斐格海”。

最初的“斐格海”只是对《古兰经》和“圣训”中的律例作些注释，或围绕着法规的制定原则进行研究。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对教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逐步发展成为以伊斯兰教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阿拉伯语称为伊勒姆·斐格海（‘almal-figh），法学家称其为法基海（fagih）。这一学科的出现，使伊斯兰教法的来源除经、训外，又增加了三项立法原则，即“公议”、“类比”和“意见”。由于法学家对《古兰经》经文解释的差异及对《古兰经》、“圣训”以外的三条立法原则应用范围的理解不一，从而产生了众多的法学派。但无论如何，教律学的产生大大推动了伊斯兰法的发展，使之由笼统变为系统和具体，更接近和适应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实际。

（四）伊斯兰神学

伊斯兰神学（‘almal-nitab），也称教义学或凯拉姆学，它是伊斯兰教正统派认识论的集中代表。其核心是以信仰安拉为最高信条，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运用经典明文和理性，论证真主的存在及其使者穆罕默德受自真主的全部教律均属真实。

这门学科的出现是由穆斯林在各地定居及他们的政权扩大以后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穆罕默德所启示的单纯、明确的宗教教义，对于当初麦加和麦地那的定居者和游牧民来讲都具有吸引力，他们只管遵经守训，不去探知其中更深奥的道理，这基本能适应初期神权制国家的需要。然而，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统治扩展到阿拉伯半岛以外，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政权建立以后，神权政体立即面临各种未知的情况，穆斯林的观念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因而需要用哲学观点加以研究，他们经过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一部分人还利用希腊哲学和逻辑推理去探索教义，反驳其他各种派别的论点，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学说。但是，大辩论，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解释，也出现了偏离《古兰经》精神的倾向，并使单纯的伊斯兰教信仰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在公元7世纪，穆斯林在大马士革开始的教义学讨论中，出现了“盖德里叶”（自由意志论）与“贾卜里叶”（宿命论）两大宗教学哲学派别的对立，使教义学的研究出现了日益复杂的局面。这时穆斯林学者认为，有必要依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精神，使用伦理的和理性的论证方法，从定义到原理，从信条到概念，对有关教义的命题进行认真、全面地讨论和研究，如真主的本体和德性、《古兰经》的性质、前定与自由等等，均在研究之列。

在神学讨论中，有三个题目最为突出，也是长期以来穆斯林所争论的。第一个是关于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问题。宿命论者坚持真主是全能的，真主安排一切，反对人有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论者则认为，一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同意前定说。他们推理说，真主是大慈大恩的，他不会为人安排错事，然后再惩罚犯罪的人。艾什耳里学派采取折中主义，将宿命论与自由意志论加以协调，主张人的行为是安拉规定的，但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行为，因此，人类在真主面前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个是关于《古兰经》的性质问题，它是自存、永存的呢？还是被造的呢？艾什耳里派认为，《古兰经》是先存的和永存的，《古兰经》的文字或词句只是作为导向真主永存的圣言的指南，是由天使们创造并向先知启示的。第三个问题则集中于真主和他的德性的性质。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喜欢追根究底的穆斯林，尤其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某些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常常提出《古兰经》中所提及的“真主坐在宝座上”、“真主的手”这样一些说法的属性问题。尊古派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只用理性去理解它，而不加解释。他们认为“坐”就是“坐”，人人皆知，提问怎样坐就是“比达”（异端）。艾什耳里派则解释说，真主是唯一的，真主是永存的，但他的存在和人世中的存在不一样。因此，这些属性是真实的，但其中丝毫没有神人同形同性的意思。

艾什耳里的理论在穆斯林关于神学的讨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对神学理论的折中主义为伊斯兰神学（凯拉姆）奠定了基础。该派的代表作是艾什耳里的《宗教原理析》、《左道通砭》和马特里迪的《一神论》。使伊斯兰神学定型的是11世纪出现的安萨里，他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纳入神学之中，把艾什耳里所修改的希腊逻辑学和哲学同伊斯兰教相结合，从而确立了艾什耳里学派的最后形式。他的《哲学家的矛盾》和《宗教学科的复兴》（亦译《圣学复苏》）等著作，使正统派神学理论形成完整体系。他被誉为“伊斯兰权威”（胡加·伊斯兰），这种神学体系一直是正统派伊斯兰教的基础。

二、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

中世纪穆斯林的翻译活动对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为某些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自四大哈里发到倭马亚王朝时期，由于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扩张运动，征服了一些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使他们有可能接触这些地区人民的先进文化，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求知欲。但是阿拉比亚人不懂印度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及希腊语，起初必须依靠臣民们替他们翻译，将许多著作从各种文字译成阿拉伯文。

据说，穆罕默德曾要求他的文书宰德·本·萨比特学习和掌握叙利亚语，这说明穆斯林早已意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然而，在公元830年以前，翻译工作基本上是由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新加入伊斯兰教的人无组织地进行的。阿巴斯王朝时期，哈里发马蒙于830年在首都巴格达建立了著名的“智慧宫”，这是一个科学院、图书馆和翻译局的联合机构。从此，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这里进行。当时许多有才干的翻译家被招聘到这里工作。

通过一系列的翻译活动，阿拉伯的学术界掌握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的主要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狄奥斯科里底斯的《医典》，以及希腊、波斯、印度的许多科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他们把这些知识消化、吸收，并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想方法进行注释和评述，进而加以发展和创新。阿拉伯文的翻译运动，不仅为穆斯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而且为保存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希腊以及波斯、印度的一些名著原本早已遗失，而阿拉伯文本则保存并流传下来，后来又被译成其他文字。

早期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

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法萨里（？—796年）伊斯兰教第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应哈里发曼苏尔的要求，翻译了印度一位旅行者带来的重要天文学著作《信德罕德》。

叶海亚·伊本·伯特里格（815年—？）亦称约哈那，主要从事希腊语翻译，曾译格林的主要著作，托勒密的《四部书》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政治学》。

约哈纳·伊本·马塞维（？—857年）叙利亚基督教徒，曾为哈里发拉希德翻译过许多医学著作，担任过御医，并著有《医学奇观》、《热病》等书籍。

撒比特·伊本·古赖（约836—901年）哈兰萨比教徒翻译家的领袖。曾译过希腊的一批天文历表，包括阿基米德的著作，还修订了某些早期的译本，如侯奈尼所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

阿布杜拉·本·穆格法（？—757年）波斯人，原为拜火教徒，后改奉伊斯兰教。他翻译和改编了大量萨珊王朝的宫廷文学，著名的印度比特拜神话《卡里莱和的木乃》的阿文译本就是由他翻译的。该作品原为梵文，后被译成波斯文，他是由波斯文译成阿拉伯文的。此书的梵文及波斯文本均已佚散，现在世界的各种文本都是根据阿拉伯文翻译出来的。

侯赛因·伊本·易斯哈格（809—873年）阿拉伯人称他为翻译家的长老。出生于希赖，伊巴德人，景教徒。他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而且掌握了希腊语、波斯语和叙利亚语。在马蒙设立的智慧宫专门从事翻译工作。他除了翻译宫内收藏的希腊科学著作外，还亲自去伊拉克其他地区及沙姆、亚历山大、罗马等地收集珍本，并指导他的学生进行翻译。他翻译的多为医学著作，尤其是格林的著作。据说他将格林的95部书译成叙利亚文，又将其中的39部译成阿拉伯文。他还翻译了不少希腊的古典哲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伦理学》、《物理学》等。

继翻译活动之后，出现了一个创造性活动时期，促使阿拉伯人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里取得卓越的成就。

（一）医学

相传穆罕默德曾说过，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关于真主的学问，一种是关于人的学问（即神学和医学）。说明阿拉伯人对医疗科学的重视。在中世纪，许多穆斯林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从事医学研究或行医，而历来的统治者对医生也多有敬畏之感，因为医生既能治病救人，也能将人置于死地。所以哈里发在挑选其私人医生时极其谨慎，医生享受的待遇也非常优厚，哈里发拉希德甚至为他的御医杰贝拉伊勒祈祷。

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医学业已兴起，并出现了一些著名医生，他们多为保护民。而医学的大发展则是在阿巴斯王朝时期。据说，公元9世纪哈里发拉希德在巴格达建立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医院，在以后不长的时期内又建立了34所。医院设有女病房，并配有专门药房，有些医院还设有图书馆和学校，讲授医学课程。为制止庸医误诊害人，规定医生要参加国家考试，取得证书，方可行医。

原以学习希腊和波斯医学为主的穆斯林医生，把医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医学实践和科学论著表现了他们的独创精神和智慧，用猴子等动物做实验就是一大创举。穆斯林医学家对传染病进行了分类，研究疾病的传染途径，对麻疹，伤寒、霍乱、天花等疾病有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们对药物也很有研究，最先开设了药剂工场，创办了最早的药剂学校。他们发明了以铁、汞和锑为主要成分的许多药品，最早掌握了酒精的提取方法。穆斯林医生在为病人做手术的时候注意消毒和使用麻醉剂。他们的许多医学、药学专著被译成拉丁文及其他文字，一度成为西方学校的主要教材，并为东方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它显示了穆斯林医生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最著名的医生有：

拉齐（865—925年）中世纪最负盛名的临床医生，被誉为“阿拉伯的格林”。他生于伊朗德黑兰附近的拉伊，早年撰有《曼苏尔医书》，后来担任巴格达医院院长。他被认为是外科穿线法的发明者，同时对天花、麻疹、儿科疾病及解剖学也有研究。他一生著作甚多（约130种），其名著《天花与麻疹》是这方面最早的著作。拉齐最重要的著作是《医学集成》，这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内容十分丰富。他吸收了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医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书中记载了他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为医学科学做出了新贡献。拉齐的许多书籍被译成拉丁文，并多次再版，在西方影响长达几个世纪。

伊本·西那（980—1037年）欧洲人称他为阿维森纳，生于布哈拉附近。他是继拉齐之后最著名的穆斯林医生，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伊本·西那在医学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著作很多，医学方面的代表作是《医典》。此书将希腊与穆斯林的医学思想和实践加以总结，是伊斯兰医学中的重要文献。本书共分五卷，系统论述了医学的基本原理及疾病的分类、诊断、治疗、预防，药物性能等等。他在书中确认肺结核为传染病，并指出了传染途径；说明了纵膈障炎与胸膜炎的区别；对于钩虫病做出了科学诊断，认为是肠道寄生虫造成的；还记述了膀胱结石与肾结石的不同症状及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这部书的药学部分约100万字，研究了760种药物的性能。在公元12世纪，《医典》被克利摩拿的热拉尔译成拉丁文，成为医学界的权威参考书。从公元12世纪到公元17世纪，它一直是法国和意大利大学中的主要医学教科书，成为西方医学的指南。《西典》还被译成其他文字。宋代时，该书被侨居中国的穆斯林医生介绍到中国，并做了翻译和注释，促进了中国医生对伊斯兰医学的认识和研究，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宝库。

阿布·卡西姆（？—1013年）著名的穆斯林外科医生，其故乡是西班牙科尔多瓦郊区的宰海拉，故以宰海拉维为姓，西方人称他为阿布勒卡西斯。曾任哈克木二世的御医。他在外科上的成就是空前的，由于手术的需要他发明了许多医疗器械。《医学宝鉴》是他的成名之作，书中总结了当时外科学知识，介绍了粉碎膀胱结石的技术和治疗创伤烧灼的技术，提倡解剖和生物实验。书中还有许多外科手术器械的图解。热拉尔将这部书的外科部分译成拉丁文，公元1492年开始在西方出版发行。以后的几百年间，它一直保持着外科手册的地位，为欧洲的外科学奠定了基础。

（二）天文学

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阿拉伯人已具有某些天文知识，主要是占星和风向，这是在沙漠中进行活动的需要。然而，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研究工作则是在翻译了印度天文学著作《西德罕塔》（阿拉伯人译为《信德罕德》）及希腊人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以后的事。在哈里发马蒙时代，穆斯林天文学家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和科尔多瓦等地修建了天文台，自制了象限仪、星角器、星盘、日晷仪、地球仪和天球仪等各种精密天文仪器，借以观测天体运动。通过长期的观测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他们校正了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中的一些错误，如黄道斜角；二分点的岁差和实差；提出了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学说及地球是圆形和自转的观念；通过对子午线长度的实地测量，推算出地球的直径约为6500英里，圆周约为20400英里；他们还编制了相当精确的天文表和历法，绘制了天文图和星象图。如“马蒙天文表”、“托莱多天文表”、“伊尔汗天文表”以及“哈基姆历表”、“花剌子密历表”等等。他们发明的太阳历极其精确，规定平年为365天，128年为一周，置闰31次，闰年增加一日为366天，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相比，需积8万多年才误差一天。伊斯兰的许多天文历表和科学论著从12世纪开始被译成拉丁文，在西方和东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天文学家雷吉奥蒙塔努斯（1436—1476年）、默兰克通（1497—1560年）、哥白尼（1436—1543年）等都重视和采用过穆斯林的天文学成果。中国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在修改历法时，曾参考了“哈基姆历表”，结合实际测量，编写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历法“授时历”。

著名的穆斯林天文学家主要有：

巴塔尼（858—928年）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哈兰附近，原为萨比教徒，后皈依伊斯兰教。他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天文学者，他使用的岁差为每年差54.5＇，修正了托勒密星表。他订正了回归年的长度，把一年定为365日5小时46分24秒；测定的黄道平面与赤道平面的交角为23°35′41″他还修正了太阳轨道和某些行星轨道的计算方法，证明发生日环食的可能性。他编制的“萨比天文表”及撰写的专著《论星的科学》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影响很大。

比鲁尼（973—1050年）他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城郊区。其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以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最大。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提出了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并以赞成的态度讨论了地球以地轴为中心自转的理论，对地球的经、纬度作出精密的测量。他的主要著作有《麦斯欧迪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和《古代遗迹》。后者记述古代各民族人民的历法、纪元和节日，前者则是一部天文学百科全书。

宰尔嘎里（约1029—1087年）生于西班牙托莱多，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文观测家。他发明了星盘，并写有一篇关于星盘的论文，后被哥白尼采用。

（三）数学

穆斯林学者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以印度和希腊的著作为基础，将这一学科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贡献首先是吸收并传播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今天人们所广泛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法，并非阿拉伯人的首创，而是由印度数码改进而成。原来阿拉伯人用28个字母“……S”作为记数符号，在数学运算上十分不便。公元771年，印度天文学著作《西德罕塔》传入巴格达，机敏的穆斯林数学家从中发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优点，立即加以学习并在帝国内推广。由于帝国幅员辽阔，在数字的使用中出现书写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东方和阿拉伯西方在数字书写上的不同导致两种不同数字的形成。阿拉伯东方使用的那组数字演变成今日阿拉伯各国通用的数字，阿拉伯人称其为尘土数字；阿拉伯西方使用的那一组发展成1、2、3、4、5、6、7、8、9，即今天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但阿拉伯语称其为印度码子。零曾是一个小圈，在第一组中变成·，在第二组中变成○。以后借助穆斯林数学著作的翻译，阿拉伯西方使用的那组数字传入欧洲。到公元13世纪末，在运算中它取代了罗马数字，继而传遍整个世界。阿拉伯学者在代数、几何学、三角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的。“代数学”（algebra）一词就来自阿拉伯语的al-jabr。穆斯林数学家已知二次方程有两个根，他们用二次曲线解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在几何学方面，他们研究了面积、体积，画出有规则的多边形，并把多边形与代数方程联系起来求得未知数。他们计算出的圆周率为3.14159。在三角学方面，他们对平面三角形和球面三角形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三角比的概念，并确立了和角公式。在测量角度和三角学中，他们最先使用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弦、余弦的概念。穆斯林学者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及其著作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数学的发展，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杰出的数学家主要有：

花剌子密（780—850年）原名穆罕默德·伊本·穆萨，因生于中亚花剌子模，故以此为姓。他是伊斯兰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不仅编制了穆斯林最古老的天文表（即花剌子密天文表），而且编辑了数学和代数学，为阿拉伯和西方的代数学奠定了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是《积分和方程计算》，论及一次、二次方程的算术解法和初等几何。全书有例题800多个。此书于公元12世纪被热拉尔译成拉丁文，直到公元16世纪欧洲各大学都以它为主要数学教材。他关于印度数学的著作也由巴斯人阿德拉在公元12世纪译成拉丁文。阿拉伯数字及代数就是以这两本书为媒介传入欧洲的。

艾布·瓦发（940—988年）生于伊朗布兹加，20岁时到伊拉克学习数学，后来成为伟大的数学家，其成名著作为《人们所需要的计算技巧》。全书共七章，每章又分七节，主要论述“手算”问题，使手算建立在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基础之上，成为当时各行各业的人学习算术的向导。是研究10世纪前阿拉伯数学史的重要参考书。艾布·瓦发还对欧几里得的数学著作和花刺子密的《积分和方程计算》作了注释。他在三角学方面的成就是显著的，首先确立了和角的公式。据说，他还写有代数学方面的著作，可惜已经遗失。

欧麦尔·赫雅木（？—1132年）他是伊朗伟大的奴隶诗人，也是伊斯兰最卓越的数学家之一。他在数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花剌子密。他用代数、几何及方程组的方法解二次方程，并确立了解三次、四次方程式的程序，甚至试图解各种方程。他还发展了解析几何学。其主要著作有《代数问题》（Mushkilatal-jabr）及《积分与方程》。

（四）化学

在当时化学又称炼金术，穆斯林学者在这方面曾作出伟大的贡献。他们对于化学的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一切金属基本上是一样的，并且可以把某一种变成另一种。他们还相信，金是金属的最纯形态，世界上存在着能将贱金属变成金的某种物质。为寻找这种物质和使用的技术，许多人在伊斯兰世界各地进行探索和研究。穆斯林学者在研究化学时，借助希腊的古典文献，并大胆进行革新。他们采用实验的方法，对希腊人的模糊思辨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改革。通过辛勤的劳动，他们掌握并改良了蒸馏、过滤、升华、熔化、结晶的方法，能够分辨出挥发性物质和非挥发性物质。他们首先制出了硫酸、硝酸、氢氧化钠及亚砷氧化物、氧化汞等多种化合物，并将化学反应用到制革、制药和玻璃制造方面。

查比尔·本·哈彦（约702—783年）是中世纪最著名的穆斯林化学家。他出生在埃及，由于他在化学领域的巨大成就和纯阿拉伯血统，被称为阿拉伯炼金术之父。他提倡化学实验，对前人的理论和假设认真考察并加以验证，曾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成分的理论加以修正。经他修正后的理论一直流传到公元18世纪现代化学开始的时候。他还科学地叙述了煅烧和还原的主要操作方法。据说他知道用硝酸和硫酸混合起来制成王水，把金银分开。他能配制希腊人还不知道的砂及其他一些化合物。他在化学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保存下来的炼金术方面100多种著作（包括阿拉伯文及拉丁文译文）都署着他的名字（其中可能有伪作）。他的著作在欧洲和亚洲影响都很大。查比尔·本·哈彦的代表作有《炼金术的奥秘》，《炼金术原理》、《集中力》和《东方汞》。

（五）物理学

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光学方面穆斯林学者也有新的贡献。他们曾对一些物质的比重加以研究，发明了测定物质比重的方法，所列比重表的数据是比较精确的，与现代测定的数据非常接近。他们还应用物理知识和力学原理制造了杠杆、天平、水钟和自动供水机。在光学方面，穆斯林物理学家们通过实验和推理，提出了光的折射和反射学说，纠正了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关于眼睛放射出视线的错误说法，大大推进了光学的发展，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

著名的物理学家有：

伊本·海赛姆（965—1038年）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杰出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生于伊拉克的巴士拉，后到埃及。他在光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主要著作是《论光学》。他否定了欧几里得和托勒密认为是眼睛把视线放射在可见的物体上的错误理论。他引证各种实验，说明入射角和反射角，从而提出自己的理论：视觉是由光线的冲击而产生的，人之所以能看见物体是因为物体上的光线反射到眼睛造成的。他研究了光的反射与折射，验证了反射与视官的差觉，说明光在同一物质中的传播是处于同一直线上。这部书于公元12世纪译成拉丁文，不仅对西方的物理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甚至连哲学家罗杰·培根、著名的画家达·芬奇都从中受到启发。另外海赛姆还从事心理学和生理光学的研究，著有《视力生理学》。

伊本·西那，这位多才多艺的穆斯林学者，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也是杰出的。他研究了在物质内部发挥作用的能、真空空间、物体的可分性以及原子论。他写了有关光线的扩散、光和热的关系、热的运动、空间的有限性等方面的论著。

（六）地理学

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穆斯林做礼拜要面向麦加的克尔白，否则礼拜无效；而且还规定，有条件的人应赴麦加进行朝觐，这就从宗教方面促进了穆斯林对地理学的研究。另外阿拉伯人自古有经商的习惯，研究地理也是经济活动的需要。穆斯林学者在天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旅游者和商人的见闻，则为地理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花剌子密的《地球的形体》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书中有一幅在许多学者帮助下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被地理学家沿用到公元14世纪。

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有：

易德里斯（1100—1166年）是中世纪最著名的穆斯林地理学家，生于休达，西班牙一个阿拉伯王室的后裔。一生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他根据各地测量的最新报告和托勒密、马斯欧迪等的著作中的地理知识，编写了《云游老的娱乐》。在对资料的校勘中，易德里斯眼光远大，能够理解地球浑圆等基本事实。他曾派人探寻尼罗河的发源地，并在地图上绘制出来，同时还绘制了世界地图。这些地图至今仍保存在欧洲的博物馆里。

雅古特·伊本·哈马维（1179—1229年）中世纪最后一位卓越的穆斯林地理学家。生于小亚细亚，父母为希腊人，幼年在战争中被俘到巴格达，卖给哈马维一个商人，在那里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育。后来商人派他赴各地采购商品，多次到过叙利亚、伊朗和波斯湾等地，在经常性的旅行生活中，他对地名发生了兴趣。几年后，他离开了这个商人，开始到处流浪，以抄写名著和读本维持生活，这帮助他积累了大量的知识。1224年他在摩苏尔完成了《地名辞典》的初稿，1228年在阿勒颇编辑成册。辞典里地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内容丰富充实，文笔生动活泼。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地理著作，而且包含有各省及重要城市历史的简明提要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著名人物的传记资料，可谓一部包罗万象的地理百科全书。因此他被誉为东方穆斯林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七）哲学

穆斯林学者将哲学视为人类探知万物之真实原因的学问。中世纪的伊斯兰哲学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其哲学家的许多哲学观点和理论取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同时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加以修正和发展。因此，伊斯兰哲学从原理上看颇像希腊哲学，但在目的方面又有别于希腊哲学。因为希腊哲学家是以艺术的眼光观察世界，而伊斯兰哲学家是以宗教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他们要在伊斯兰观念和希腊哲学思想间进行调和，使希腊哲学思想与伊斯兰教精神相适应。例如他们吸取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但又不违背伊斯兰教教义。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为真主所创造，但精神来自真主，精神以一定的形式赋予物质，形成万物。

伊斯兰许多哲学作品被译成拉丁文，其中包括穆斯林学者翻译的希腊古典哲学著作，使处于黑暗时代的欧洲人重新看到了希腊智慧的光辉，促进了欧洲哲学的发展。

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有：

肯迪（约801—871年）生于伊拉克的库法，在哈里发马蒙时代，曾主持《智慧宫》的翻译工作。他和其他学者合作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并加以研究和注释。他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第一个因研究希腊哲学而成名的学者，加上他的阿拉比亚血统，故有“阿拉伯哲学家”之美称。他认为，宇宙虽包罗万象，但彼此间皆有因果关系；宇宙为真主所创造，而真主对于宇宙万物的作用是间接的，二者之间有若干媒介。真主的精神为一切作用之本源，物质仅是由精神流出的形式。

关于人类知识的来源，他认为或得自感官，或得自理性。感官所能知的是物质形式，理性所能知的是精神形式。

肯迪把亚里士多德的十个范畴变成五大因素，即物质、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另外，由于受穆尔太齐赖派思想的影响，他对《古兰经》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由于他在他的学说中流露出的唯物主义倾向，被穆斯林视为异教徒，他的一些著作被焚毁。

肯迪不仅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占星术家。医生、炼金术家、光学家和音乐家。据说他一生写了360多种著作，但大部分已经遗失。有些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

法拉比（870—950年）生于土耳其的法拉和城，青年时代到巴格达学习哲学，曾以“苏非”的身份在阿勒颇海木丹人赛义夫·道莱的宫廷享有盛名。他的哲学体系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并带有伊斯兰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真主是第一存在，是高尚完美的，是真实的；真主永恒不变，是纯精神和至善。他受柏拉图“流出”说影响，认为宇宙万物自真主流出，真主的知觉是最大的动力。在灵魂观念上，他认为人类灵魂的各种能力是一个有等级的系统，其最高的能力是思维，它能辨别是非、善恶。

他一生为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希腊哲学家的不少著作做注释，编写了一些有关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著作，如《哲学的宝石》、《论理智》和《论灵魂》等，被誉为“哲学亚师”。此外法拉比还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数学家和音乐大师。

伊本·西那前边我们已经谈到他在医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成就，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他也是非常突出的。伊本·西那是哲学亚师法拉比的学生，他致力于调和哲学与宗教的矛盾，既不否定伊斯兰教的教义，又要求通过思维来认识真理，从而发展了“双重真理”说。有人认为，将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教加以调和的工作从肯迪开始，由法拉比继承，由伊本·西那完成。说明了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上这种调和仅是表面的，不可能真正解决二者间的矛盾。伊本·西那认为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又认为真主的存在是“第一存在”，是“自在”，由它产生出一切“可在”，也就是万物。他认为真主是一切事物的“动力因”和“目的因”，但不认为真主直接创造世界，也不认为真主是人们行为的“第一推动者”。《治疗论》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指示与警诫》是他最后一部哲学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这些著作体现了他惊人的才干和唯物主义倾向，在东方和西方都获得极高的声誉。

伊本·鲁世德（1126—1198年）生于阿拉伯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出身于法官家庭。他热爱哲学，是中世纪最后一位用阿拉伯文写作的伟人哲字家。他像许多穆斯林哲学家一样，还精通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伊夺·鲁世德曾注释了大量的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永恒的，不为真主所创造；宇宙万物并非受神的支配，而是受其固有规律的支配。他反对灵魂不灭说。他也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上张除天启的信条外，一切事物都应服从理性的批判。然而，他强调真主是精神的目的因。他的主要著作有《驳〈哲学家的矛盾〉》，是对安萨里所著的《哲学家的矛盾》一书的批判。他的哲字著作传入欧洲后，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巴杜亚大学曾将具定为哲学教材，13世纪几乎成了西欧各大学的思想权威。但丁称伊本·鲁世德为阿维罗伊，赞扬他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最伟大的注释家。他的思想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反对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天主教经院哲学的有力武器。

（八）历史学

这是伊斯兰学者所建立的最早的学科之一，它始自倭马亚王朝。编辑历史之所以受到普遍重视，是因为哈里发们想知道他们以前那些帝王和统治者的事迹，二是因为信士们热心于收集先知和他的弟子们的故事，三是因为被统治的各族人民要记载本族祖先的丰功伟绩，以对抗阿拉伯沙文主义。阿拉伯史学由编辑“圣训”开始，后发展成编年史和人物传记，再发展成记事本末体。

著名的历史学家有：

塔白里（838—923年）前边我们曾以著名的经注家介绍过他。在他从事经注活动时，也为他研究历史打下了基础。他到过许多地方，并在一些主要的伊斯兰城市学习过。他利用在各地旅行时所收集到的口头传说和当时保存的历史资料，编写了《历代先知和帝王史》。这是一部以年代为线索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公元915年，内容十分丰富。

马斯欧迪（？—957年）生于巴格达，曾到世界许多地方旅行，如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波斯、印度、锡兰、马达加斯加及中国。丰富的旅行见闻为他研究历史准备了宝贵素材。他是用记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位阿拉伯人，不是把事物按年代，而是围绕着朝代、帝王和民族来编排。他把收集到的资料编写成三十册的巨著，但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部摘要，称为《黄金草原及珠玑宝藏》。这是一部史地百科全书，除涉及穆斯林的内容外，还研究了印度、波斯、罗马、犹太的历史和宗教，也有不少关于中国的记载。他被誉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

伊本·阿西尔（1160—1234年）伊本·欧麦尔岛人，主要生活在伊拉克摩苏尔，曾到过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后隐居专门从事创作，主要著作为《历史大全》。此书以塔白里编著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为蓝本，节录其中的部分内容，然后加以补充而成。本书从创世纪讲起，一直写到公元1231年，内容丰富，是研究中世纪伊斯兰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突尼斯人，曾在非斯、格拉纳达、阿尔及尔和开罗求学，成年后担任过重要的政治职务。他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用记事本末体撰写了一部《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全书分三编：绪论、正文和附录。绪论自成一册，又译作《历史绪言》，主要说明撰写本书的目的和方法，并对一些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反映了伊本·赫尔东的历史观和哲学观。他认为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受到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他明确提出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是叙述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要加以分析和解释，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正文主要介绍阿拉伯人的历史，附录主要介绍柏柏尔人的历史和作者传记。该书是后人研究伊斯兰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伊斯兰学者的历史著作，在中世纪没有被译成拉丁文，因而当时对西方史学影响不大。但到文艺复兴运动后，这些著作大部分被译成西方文字，一些史学家和哲学家从中获得裨益。

（九）文学

伊斯兰文学是在阿拉伯民族固有文学的基础上，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优秀文学遗产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伊斯兰文学是众多民族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因此它丰富多彩，优美动人，许多作品流传很广，为世人所共知。

人们喜爱口头流传的、篇幅不长而又可以朗读的故事，因而散文、故事、寓言、童话和诗歌在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戏剧作品很少，这与伊斯兰教信仰有关。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同时也是一部出色的散文名著。《古兰经》中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和寓言，常以象征性的情节或描述来表达神学或哲学概念。它一改过去传统的抒情体，语言流畅精炼，表现手法上达到极高的水平，对后来伊斯兰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古兰经》对阿拉伯语文其他学科的影响也很大，如语法学和修辞学就起源于对《古兰经》的研究。

“圣训”在文学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语言简练流畅，寓意深刻，虽属说教，却使人感到真切。如在号召杜绝、制止社会上的恶事丑行时写道：社会犹如在河中漂泊的一条大船，当舱里有人口渴欲凿船取水时，船上的乘客该不该制止他的行为呢？若随其所欲，势必船漏水入，导致船沉人亡。在强调伊斯兰法的尊严时，“圣训”写道：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有偷盗行窃，我亦斩手示众，毫不留情。在鼓励行善施舍时，提出“左手施舍之物，右手闻所未闻”。后来的许多穆斯林作家、诗人都从“圣训”中吸取营养和表现手法。

《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历史文学名著。它以讲故事的笔法围绕国王山鲁亚尔与王后山鲁作德展开描述，内容包括寓言童话，神话传记，宫廷趣闻和民间故事，组成了中世纪伊斯兰帝国社会生活的复杂画面，揭示了统治者的宫廷生活，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及风土民情。

此书初稿由哲海什雅德（？—942年）在伊拉克完成，其基础是波斯古代故事集《海扎尔·艾弗萨纳》（一千个故事），另有若干印度故事，并从说书的民间艺人那里搜集到一些内容加以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又增加了希腊、希伯来、埃及等国的故事，特别是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拉希德宫廷逸事为其提供了不少幽默故事和爱情传奇。到16世纪马木鲁克王朝时期，本书在埃及最后定型，成为分夜讲述的故事，取名《一千零一夜》。这一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世界。

可与《一千零一夜》媲美的还有《卡里莱和的木乃》和《安泰拉传奇》。《卡里莱和的木乃》是阿巴斯王朝初期著名的寓言童话集，它源于古代印度梵文《五卷书》，后由波斯人穆格法从波斯文译本译成阿拉伯文，并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卡里莱和的木乃是书中两个狐狸的名字。该书以动物社会生活状况来比拟人类社会，劝人为善。印度哲人白德巴上谏暴君布沙林，向他提出治国安邦的建议。国王不但不听，而且将其投入监狱。后来他采用童话故事的形式，借鸟兽之言抒发了许多哲理。国王觉醒后，悔恨自己的行为，接受了他的建议，还封他为大臣，从此该书的声誉大振。阿文写本译成法文后，拉封丹在写作《故事集》时从中吸取了不少资料。现在此书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安泰拉传奇》是描写蒙昧时代的阿拉伯诗人、能征善战的骑士安泰拉扶弱抑强、追求自由、珍惜爱情的故事。该书由埃及人尤素福·伊本·易司马仪（975—？年）著。此书是根据书中主人公死后的民间传说编写而成，后又经过一些修改，于16世纪马木鲁克王朝时定型。

在此还应介绍一下著名散文作家查希兹（775—868年）和他的代表作《动物书》。查希兹原名阿拉尔·本·巴哈尔，是位黑奴的孙子。早年他在他的故乡巴士拉学习语言学，还向穆尔太齐赖派著名的教师纳萨姆学过神学，对希腊哲学和科学很感兴趣。他勇于创新，堪称当时最有天才的作家之一。他的《动物书》共七册，从题目看是讲述动物的，但它的文学价值超过了在动物学上的价值。在书中他用不太严谨的辩论文体，描述“养鸟人”与“养狗人”之间的争论，还从“圣训”、诗歌、格言、轶事，乃至《古兰经》中引用许多词句来描写各种纯种狗和劣的。他的作品饶有风趣，情节动人，犹如从阿拉伯知识宝库潺潺流出的清泉。后来不少人学习了他的写作手法。

（十）诗歌

诗歌是伊斯兰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半岛，诗歌就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表达感情的工具，还时常举行赛诗会，评选优秀诗歌。当选作品被抄写下来悬挂在麦加克尔白殿，供众人欣赏，那时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魅人的作品。诗歌多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以夸耀自己，颂扬自己部族或赞美某一恩主，表达爱情，凭吊离别及讽刺敌对者为内容。伊斯兰教兴起后，诗的内容带上了强烈的宗教色彩和政治内容。但在倭马亚人统治时期，又恢复以前的某些风格，出现了大量赞扬穆斯林统治者的颂歌。在阿巴斯王朝时期，由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诗歌的主题从鼓舞士气转向歌颂女性美，又开始了抒情诗的时代。后来随着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出现了抨击时弊的讽刺诗。在中世纪伊斯兰诗坛上，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诗人。

艾赫塔勒（640—708年）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个基督教部落，虽然终身未皈依伊斯兰教，但自愿服务于倭马亚王朝。他以撰写赞颂诗、讽刺诗和爱情诗而著名。他描述部族的长诗和赞扬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颂诗，重现了前伊斯兰教时期诗歌的精神，题材广泛，感情充沛，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侧面。

艾布·努瓦斯（726—814年）阿巴斯王朝时的著名诗人，生于波斯的阿瓦士，后去巴格达，成了哈里发拉希德的好友。他写了不少赞颂诗和爱情诗，也写了对社会不满的讽刺诗，因此得罪权贵，责杖而死。他写的诗歌约有1.2万多行，选材丰富，手法新颖，文字优美。有些诗甚至描写饮酒作乐，反映了他要求打破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

穆太奈比（915—965年）阿巴斯王朝中期有代表性的诗人，生于伊拉克库法城。在外地求学时就显露出诗人的才能，曾因鼓动牧民暴动被捕入狱，释放后四处流浪，到过叙利亚，波斯等地，成了一名流浪诗人。他蔑视权贵，敢于讽刺和揭露统治者的虚伪和专横。他的诗题材广泛，结构严谨，语言贴切，富于哲理，被人誉为最美的诗。

穆阿里（973—1057年）生于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小城，童年时因患天花失明。曾到安塔基亚、的里波里和巴格达学习，后在诗坛取得卓越成就，人称盲诗人。他的诗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行和陋习，对不公正和伪善表现出强烈不满，对宗教也采取了嘲讽和批判的态度，因而遭到社会上层及穆斯林正统派的反对。但其诗篇充满哲理，文字流畅，被誉为“哲学家诗人和诗人哲学家”。他的作品中也包含有悲观主义色彩，是他的不幸遭遇和消极反抗的思想反映。他的长诗《鲁祖朱亚特》表现了他的怀疑主义倾向。他还写了一部著名的散文作品《宽恕书》。

蒲绥里（1212—1296年）生于埃及代拉斯城，系柏柏尔人。他以著名的宗教颂诗《斗篷颂》（布尔达）而闻名于世，诗中追忆了作者一次梦见穆罕默德把自己的斗篷披在他的身上，从而奇迹般地治好了他的瘫痪病，赞扬了穆罕默德的德行，表达了坚贞的信仰。颂诗词句优美，想像丰富，比喻生动，韵律和谐，风格朴素。由于内容和表现手法适于穆斯林的要求，在伊斯兰世界流传很广，多次在亚非各国出版，欧洲也早有德、英、意等国文字的译本。早在清代（1890年）就出现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名为《天方诗经》。

伊本·宰敦（1003—1071年）生于科尔多瓦，据说出身麦加古莱氏贵族家庭，曾在政府担任过要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擅长写情诗，这是当时西班牙流行的一种诗歌。他的诗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感情充沛，在阿拉伯西班牙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用向女人韦拉黛求爱的诗，描绘了宰海拉宫及花园的美丽风光，表达了他对大自然无比热爱的感情。他著有《诗集》（迪万）。

杰拉丁·鲁米（1227—1273年）最负盛名的神秘主义诗人。他生在伊朗的巴尔赫，从小受教于其父巴哈丁，后到巴格达、麦加、叙利亚等地旅行，最后定居在小亚细亚的科尼亚。是苏非派毛拉维教团的创始人。他的著名诗篇《两行诗》（a1-Masnawi），是一部神秘主义的史诗，有2.57万行。诗中充满苏非派哲理和丰富的想像，还包括取自《卡里莱和的木乃》的许多寓言故事，这部诗在一些神秘主义者心目中犹如《古兰经》一般神圣，受到东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后被译成多种文字。

欧麦尔·海亚姆（1048—1122年）生于尼沙浦尔，是波斯著名的四行体诗人。他所写的四行体诗构思完美，节奏明快，韵律和谐，生动感人。《四行诗集》（又译《鲁拜集》）是他的成名之作，从19世纪开始，先后被译成英、法、意和阿拉伯文。中文译本是郭沫若于1928年根据英文译本译出的。

第十二章　中世纪末期的伊斯兰教

公元1258年阿巴斯王朝的灭亡，标志着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伊斯兰帝国的结束。但这时伊斯兰教已在世界上牢固地确立下来并不断地得到发展。蒙古征服者被伊斯兰化了，商人们把伊斯兰教带到了遥远的东南亚和非洲的广大地区。伊斯兰教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受政权兴衰的影响。

一、阿巴斯王朝以后的伊斯兰教

阿巴斯王朝之后伊斯兰世界陷入分裂状态，许多小王朝相继出现，但没有一个政权拥有足够的力量统治伊斯兰世界。

蒙古军占领巴格达后，进而浸入叙利亚，1259年攻克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但次年在巴勒斯坦北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却被埃及素丹的军队所击败，从而被赶回幼发拉底河以东。成吉思汗在世时，曾把领土分封给四个儿子，以后随着领土的扩张，形成四个汗国。各汗国名义上属于大汗，实则为各自独立的政权。蒙古人在宗教问题上并不十分偏执，蒙哥在位时（1248—1259年）就对异教徒表现了很大的宽容，在他的周围有景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穆斯林。他曾对圣芳济会教士罗伯鲁①说：“所有这些宗教，都像同一只手上的手指一样。”②正因如此，在蒙古帝国内各种宗教都有许多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汗国的蒙古人大都信奉了伊斯兰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汗国的历史也构成了伊斯兰教史的一部分。汗国解体后，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小王朝。14世纪下半叶，自称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帖木儿崛起，建立起强大的帖木儿帝国。但该帝国的好景不长，在帖木儿的儿子和继任者沙鲁赫（1404年—1447年）去世后，王朝内部斗争加剧，势力逐渐削弱。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崛起。土耳其人也逐步恢复元气，并对巴尔干和克里木进行征服，到公元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时期，开始在伊斯兰世界起主要作用。

①罗伯鲁（约1220-1293年），圣芳济会教士，受法国路易九世之命于1252年东来，在和林住了七八个月。

②〔法〕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196页，商务印务馆，1984年版。

在穆斯林西方，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13世纪中叶以后，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势力日益衰落，最后一个穆斯林王朝于公元15世纪末灭亡。到公元17世纪初，全体穆斯林都退出西班牙。在马格里布，在穆瓦希德王朝原有的领土上形成了三个柏柏尔人王国：东部（突尼斯）的哈夫斯王国，中部（特累姆森）的阿布德·瓦德王国，西部（非斯）的马林王国。

在埃及，发生了改朝换代，公元1250年，由萨拉丁所建立的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位素丹为他的奴隶军的突厥指挥官所废黜，后者建立了马木鲁克王朝即奴隶王朝。马木鲁克素丹贝巴尔斯巧妙地将从巴格达逃出的阿巴斯王室的一名成员收留下来，并承认他为哈里发。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哈里发的保护人，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在逊尼派看来合法化了。该王朝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长达260多年，阿拉伯半岛也成了它的藩属。这个王朝的权力继承有时是世袭的，但更常见的是为强者所夺取，阴谋和暗杀也屡见不鲜。一批不同种族和不同国籍的奴隶，在他们被买入的国土上建立起军事寡头政权，其统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认为“这个朝代是叙利亚——埃及编年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但不可否认，这个王朝也确曾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马木鲁克人从叙利亚领土上驱逐了十字军的残余；有效地阻止了蒙古人的继续西侵；在建筑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至今仍然在开罗放出异彩。由于马木鲁克王朝自身的弱点和后期统治者的腐败，最后于公元1517年为奥斯曼人所灭。

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1290—1922年）因其创始人奥斯曼而得名，它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历史和伊斯兰教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极盛时期，疆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公元16世纪末开始衰落后，又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对象。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对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奥斯曼人的崛起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是一个游牧的突厥部落，发源于蒙古利亚，后来在中亚细亚和伊朗与其他部落相混合。当塞尔柱突厥人向外侵略时，他们也从中亚呼罗珊西迁小亚细亚。公元12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建立鲁姆苏丹国，奥斯曼突厥人就投附于这个国家。蒙古人西侵，加速了各突厥部族向小亚细亚的迁徙。公元13世纪30年代，奥斯曼部族的酋长埃尔托格鲁尔从鲁姆素丹那里得到一块不大的封地瑟于特。这是一个偏远之地，既不富饶，且位于同拜占庭接壤的最前哨，显然起着防御拜占庭的作用。蒙古军西侵，打击了塞尔柱人的势力，鲁姆素丹国解体，小亚细亚分裂成许多小王国和埃米尔酋长国。埃尔托格鲁尔的儿子奥斯曼（约1282—1326年）袭封后，也宣布为独立的公国。公国势力日益壮大，经过扩张，占领了原鲁姆素丹国的大部分领土，并且屡败拜占庭人。公元1326年当奥斯曼的生命垂危时，奥尔汗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他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布鲁萨，将其父亲安葬在这个城堡的教堂内，教堂改为清真寺。布鲁萨成了该王朝的首都。公元1353年，奥斯曼入侵入欧洲。公元1362年夺取亚德里亚诺堡，从公元1366年至公元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为止，这个城市成了奥斯曼国家的首都。奥斯曼人封锁了从君士坦丁堡到巴尔干半岛的通道，从而使这个东正教的首都与其潜在的东正教盟友斯拉夫人相隔绝。公元1389年，奥斯曼军队又在科索沃平原击溃了塞尔维亚人领导的一支强大的联军，势力进一步壮大。公元1396年巴耶济德一世在尼科堡附近歼灭了欧洲派来攻打他的最后一支十字军，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到公元1400年，他们已经把北部的疆界扩展到多瑙河，并兼并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方，克服君士坦丁堡似乎已指日可待。但在公元1402年，巴耶济德在安卡拉之役中为帖木儿所败，他本人被俘后死亡。帖木儿越过安纳托利亚进军至爱琴海边的士麦拿，但他并不想直接占领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国家在欧洲的领地以及奥斯曼和奥尔汗早期在亚洲的领地被分配给巴耶济德的儿子，后来占领的安纳托利亚诸艾米尔国被归还原来的世袭家族。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向帖木儿宣誓效忠，成了他的藩属。三年后，帖木儿去世，小亚细亚西部各艾米尔国都断绝了对帖木儿王朝的依附关系。

（二）奥斯曼帝国的形成

由于帖木儿的入侵和继之而来的巴耶济德的儿子们的内讧，推迟了奥斯曼帝国的形成。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穆罕默德最后获胜。他以欧洲部分为根据地，在10年之间基本上控制了全部领土。穆罕默德逝世后，在他的儿子穆拉德长达30年的统治时期，奥斯曼人的势力继续得到恢复和加强。在穆罕默德二世执政时期，奥斯曼人于公元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到塞里姆二世（1566—1574年）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的极盛时期。它的领土从多瑙河伸展到尼罗河滩，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直布罗陀。阿拉伯半岛沿岸也处在它的控制之下，奥斯曼人成了伊斯兰教圣城的管理人，只有摩洛哥由于发生了谢里夫宗教和民族运动，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

在奥斯曼人实行征服和统治时期，伊斯兰教起着重要作用，对异教徒的征服一般是在圣战的口号下进行的。边防战士称为“加齐”，意即为击败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勇士。奥斯曼人是在小亚细亚开始壮大起来的，而小亚细亚一直是各苏非派组织比较活跃的地方，人民的宗教生活受到各苏非教团的直接影响。奥斯曼本人就是让他的岳父、托钵僧谢赫·埃德巴利给他佩带上宝剑成为“加齐”的。在奥斯曼重新发动对拜占庭的战争后，来自安纳托利亚和突厥各部族的宗教战士源源不断地投奔到他那里。仿照各种托钵僧教团组成的各种工匠和商人行会早已分布在小亚细亚各地，这时也随着宗教战士进入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奥斯曼的儿子和继承人奥尔汗时期，新军也加入比克特西教团，成了一个半宗教性的组织。所以，卡尔·布罗克尔曼认为：“在奥斯曼人的宗教生活中，像在其他土耳其部族中一样，以有势力的托钵僧为代表的什叶派倾向仍然完全占有控制地位。”①直至公元15世纪中叶，宗教生活仍然局限于神秘主义的范畴中，文学也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素丹们在登基后还要由麦夫列维教团的教长佩以奥斯曼之剑。

①〔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第308-30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在塞里木（1512—1520年）时期，由于在政治上反对以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朗萨法维王朝的结果，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迫使帝国初期就在安纳托利亚保有势力的什叶派退居次要地位。公元1517年1月奥斯曼人攻克埃及首都开罗，在被俘人员中有所谓阿巴斯人最后一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赛里木将其带回伊斯坦布尔，然后以侵吞公款罪投入狱中。直至赛里木的儿子素莱曼登基后，他才获准回到开罗，最后于公元1543年死在那里。据传说，穆台瓦基勒在伊斯坦布尔将哈里发职权移交给了土耳其素丹。巴尔托利德考证，这个传说是公元18世纪后半期一个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为满足素丹们的要求而编造的。但不管怎么说，土耳其素丹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并且在此之前赛里木在布道中已经把自己称作哈里发了。在以后的年代里，奥斯曼素丹自称“两圣城的仆人”，使其统治更加神圣化。但在其领土之外，并未被所有的穆斯林承认。公元192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哈里发制度。

（三）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体制

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制包含着两个范畴：统治机构和穆斯林机构。统治机构包括苏丹及其家族，宫内官吏，政府行政官吏，由步兵、骑兵、工兵、炮兵和水兵组成的常备军，为将来担任上述职务而受训的少年和侍从，还有封建主和骑士以及他们的行政官员。穆斯林机构包括教育家、神学家、清真寺和善堂的执事，法律家、法官和苦修士。①奥斯曼帝国的整个行政机构，乃至法律，最初都是以军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也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特别是在帝国形成以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就明确规定穆夫提（Mufti）在所有官员之上的特殊地位。在赛里木一世（1512—1520年）以后，所有司法和宗教官员都相继隶属伊斯坦布尔的穆夫提。在首都批准宗教官员的任命也是穆夫提的责任，而在各省则是军事法官的事。不过，实际提名宗教官员的一般都是各清真寺的建立者和主事者。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员一般要经过宗教学校的训练。在首都和各省建有经学院，学员叫做“骚夫塔”，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即获得“答失蛮”（伊斯兰教学者）的称号，这时他们就可以担任教师、教士或地方官。这类学员是相当多的，例如，“穆拉德二世时期的人口调查说明，在帝国各地共有9万名骚夫塔。”①但是，一个人如果想进入较高的等级，成为答失蛮之后还要在学校里再学习7年，并参加穆夫提为之举行的考试。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取得经学院教授或教员的，职位。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才可成为毛拉。当然毛拉也有高级、低级之分。

①〔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27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①〔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第358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四）奥斯曼帝国对异教徒的政策

奥斯曼人在征服和执政的过程中，许多部族和异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小亚细亚的居民多被同化于土耳其人当中。但在被占领的欧洲部分，一些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仍然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和语言。奥斯曼人一开始就承认新皈依的穆斯林是平等的公民，并且吸收他们中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的管理。例如，在奥斯曼军事贵族最重要的四个家族中，米哈劳卢格家族就属于希腊血统。“根据加尔泽的估计，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公元1453年到公元1623年间，48位首相中只有5人属于土耳其血统；一个是高加索的赛加西亚地方人，十个出身不详，其余的三十三人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即六个希腊人、十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十一个斯拉夫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格鲁吉亚人。”①

①〔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第36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奥斯曼人沿袭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对待异教徒是宽容的。他们缴纳人头税后，就可以享有信仰自由和文化自由。穆罕默德二世于公元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承认当选的真那狄奥为正教总主教，并且针对当时城内居民减少的现状，鼓励基督教徒留在这个城市或迁入这个城市。他还承认犹太教和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派的各个教团。这三个宗教团体被视为奥斯曼帝国内有特殊信仰的集团或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领袖，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可以自己审理公共治安和刑事案件以外的一切案件，可以自己负责征收税款并上缴帝国国库。正因为如此，“许多巴尔干社团都愿意享受奥斯曼统治下的这种自治，而不愿忍受在匈牙利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宗教和文化的限制和迫害。”②在公元16世纪，它实际上变成了被驱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宗教避难听。公元1492年有10万以上的犹太人从西班牙来到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埃迪尔内和萨洛尼夫。公元1590年前后，伊斯坦布尔的犹太街已住有2万左右的犹太人。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奥斯曼人对待异教徒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例如，“基督教徒在奥斯曼帝国亚洲各省是一个较小而又驯服的少数人集团，而在巴尔干则是一个经常与敌对的邻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相勾结的、难以驾驭的多数人集团。因此土耳其人对亚洲各省的基督教徒比对巴尔干的基督教徒表现出较大的宽容。”①对异教徒的征税，后期比前期的名目和数目都有所增加。

②〔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①〔英〕乔治·E·柯克：《中东简史》，上册，第59页，1965年伦敦英文版。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对异教徒表现宽容的同时，对非同派的穆斯林却十分严厉，甚至相当残酷，这特别表现在对什叶派信徒和伊朗萨法维王朝的态度上。它与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进行了长期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国内的阶级斗争往往也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宗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公元1511年在沙赫库卢领导下的小亚细亚人民的反封建起义，就是在什叶派的口号下进行的。塞里姆一世也在反对什叶派的口号下镇压起义者及一切可疑的和心怀不满的分子。

（五）奥斯曼帝国的衰微

奥斯曼帝国在素莱曼一世（1520—1566年）时达到极盛时期，西方称他为“大帝”，奥斯曼人称他为“立法者”（卡农民）。因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部法典深受后人的尊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但是，这个帝国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的弱点，它幅员广大，交通不便，民族复杂，教派林立。到公元16世纪后期，即在素莱曼大帝之后，帝国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军事采邑制度的逐渐破坏，地方贵族的离心倾向，官吏的贪污受贿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宫廷的内讧，近卫军步兵（雅内萨里）的哗变，以及因侵略战争而引起的与邻国的不断战争，都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使它走向衰落。公元17世纪中期，帝国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公元1683年9月奥斯曼军队在维也纳城下的崩溃，可以说是它走下坡路的一个标志。以后外国势力侵入，欧洲列强对这个所谓“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病夫”虎视眈眈。奥斯曼建立的帝国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自公元1300年到公元1922年，历代素丹不下36位。对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略而不述，因为它“在研究伊斯兰教的进化中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昂里·马塞语）。

三、伊朗萨法维王朝

萨法维王朝（1502—1736年）为一位苏非派教团首领萨菲艾丁（Safiyyadin，1249—1334年）的后裔所建立。王朝即由此而得名。易司哈格·萨菲艾丁出生于东阿塞拜疆的阿尔达比勒，据说他是阿里派第七代伊玛目穆萨·卡最大的后裔。而王朝的建立者伊斯玛仪则是他的第六代孙。

（一）萨法维人执政前的伊朗

公元1258年，蒙古军灭阿巴斯王朝；公元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授予旭烈兀以伊尔汗的称号。伊尔汗意为波斯的统治者。蒙古人在宗教问题上是宽容的，据当时伊尔汗国的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拉希杜丁说，成吉思汗本人曾为他的儿孙们雇佣穆斯林家庭教师，他在中亚的代理人也大都是穆斯林。伊尔汗人欣赏波斯人的聪明才智，他们身边聚集的文人贤士，清一色是穆斯林。征服者的后代，后来也大多被伊斯兰化。在伊尔汗国统治的几十年间，王国享有和平与稳定。但是，自阿布·赛义德公元1335年死后，出现了一个混乱时期。

这种混乱局面最后以一次大的变革而结束，这就是帖木儿的兴起。帖木儿（1336—1405年）是出身于河中豪门的突厥人，年轻时曾任一个地区的总督。他的权力稳步增长，一直做了两代察合台汗的大臣。公元1369年，帖木儿与其他军事贵族结成联盟，推翻察合台汗的统治，接着对伊朗各个小王国以及花剌子模和阿富汗进行了三次远征。公元1398年他入侵印度，在那里造成了恐怖。他还北向浸入俄国，征服莫斯科，在那里驻扎整整一年。公元1402年，他在著名的安卡拉之役中战胜并俘获了土耳其素丹巴耶济德，后者死于狱中。这时，帖木儿帝国的版图从东部的德里至西部小亚细亚的士麦那（即今日之伊斯密尔），自阿姆河直到叙利亚，实现了大范围的统一。他甚至想征服中国，但已力不从心。他身染重病，于公元1405年去世。帖木儿具有不寻常的能力和才干，“因为他的精力，他的征服，他的统治和他的精明，人们甚至把他看作超人。”①尽管帖木儿热衷于战争，给穆斯林造成了恐怖和牺牲，但他本人同样是一个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他“在《军事守则》里规定，要尊重和关心每一个投降的士兵。这项规定同当时流行的习惯适成鲜明对照，其人道主义精神可见一斑。”①他是文艺的赞助者，本人也是一位作家，著有回忆录。他把有学问和有技艺的人带到撒马尔罕，以富丽堂皇的清真寺、宫殿和学校装点他的首都，使之成为一座无比辉煌的城市。

①〔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316、3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珀西·赛克斯：《波斯史》第2卷，第134页。

但可惜好景不长，帖木儿帝国到公元15世纪初便分裂了。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和中亚地区仍由帖木儿的后裔统治，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内讧；而伊朗西部和阿塞拜疆一带则由土库曼游牧部落贵族建立起两个王朝：黑羊朝（卡拉科雍鲁）和白羊朝（阿克科雍鲁）。白羊土库曼人首先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接着征服了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但在公元1461年为奥斯曼突厥人击败。于是把注意力转向帖木儿帝国领土。他们在部族首领乌拉·哈桑的率领下，首先击败黑羊部落的酋长贾汗沙，吞并黑羊王朝，接着进攻并取代了帖木儿在伊朗的统治，领土迅速扩大。公元1478年乌拉·哈桑死后，他的儿子和继任人叶库布沙放弃扩张计划，实行了稳定而开明的统治。但在他之后，就发生了暴乱，混乱的局势日趋严重。这就给萨法维人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二）什叶派成为萨法维伊朗的国教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苏非派人易司哈格·萨菲艾丁（1252—1334年）在阿塞拜疆的阿尔达比勒建立了一个教团，以后势力日盛。到他的孙子豪贾·阿里时，已经名闻遐迩，因此帖木儿在战败巴叶济德后就将阿尔达比勒及其周围地区赐给他作为宗教上的捐赠。公元15世纪中叶，该教团一位精明的首领祝奈德谋求与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拉·哈桑结盟，从而使自己的教团在乌拉·哈桑的领土上得到发展。他的儿子海伊达尔又娶乌拉·哈桑之女为妻。这是一位雄心勃勃而又讲究实效的人，他开始以军事系统重建其教团，规定教团全体成员必须戴有12根流苏的红色海伊达尔帽，因此被人称为“基齐尔巴什”，即“戴红帽的人”或“红头派”。12根流苏表示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海伊达尔成了一位独立的首领，他利用土库曼统治者的内讧和人民对外族统治的不满，扩张自己的领土，与白羊土库曼人争夺阿塞拜疆，但不幸在冲突中被杀。他的儿子伊斯玛仪幸免于难，得以隐藏起来，最终成为萨法维王朝的创立人。

公元1502年，伊斯玛仪依靠突厥部落的兵力，击溃白羊土库曼人，建萨法维王朝，宣布什叶派为国教，大不里土为首都。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一个新的帝国诞生了，它成了奥斯曼帝国的有力竞争者。

伊斯玛仪（1500—1524年执政）是位精明有为的君主，他不满足已取得的权力，继续扩张其势力。公元1503年他夺取设拉子；公元1507年占领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公元1508年占领巴格达和整个两河流域，这对宣布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斯玛仪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里有该派的圣地纳贾夫和卡尔巴拉。接着他将锋芒转向伊朗东部，这个地方从公元1500年以来就处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汗国的统治之下。公元1510年伊斯玛仪在莫夫附近的塔希拉巴德战胜乌兹别克的赛巴尼汗，占领了呼罗珊直到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时，萨法维王朝的版图包括了东起阿富汗，西至幼发拉底河，北自阿姆河，南至波斯湾的广大地区。

伊斯玛仪定什叶派为伊朗国教并且强制人们放弃逊尼派教义，这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什叶派是与逊尼派对立的一个教派，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曾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过政权，其中包括盛极一时的埃及法蒂玛王朝（969—1171年），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法与萨法维王朝相比的。不可否认，被征服的伊朗人一开始就倾向于对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持反对态度的什叶派，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它就在伊朗扎下了根。但在伊斯玛仪建立萨法维王朝之前，伊朗的社会意识主要不表现在宗教方面，什叶派穆斯林在整个伊朗也未必占多数。然而，经萨法维王朝200多年的治理，什叶派确立了它在伊朗的统治地位。以后虽有纳迪尔王这样的人物试图以逊尼派取而代之，但最终归于失败。今日什叶派仍为伊朗的国教，该派穆斯林在伊朗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其宗教上层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萨法维王朝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上同其他穆斯林王朝没有多大差别。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首席法官和最高军事统帅，下面设有维齐尔和各部大臣；全国分为若干行省，一般任命有军事才干并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人为总督。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再详述。

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向西推进，必然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双方争夺的中心是南高加索，库尔德斯坦和伊拉克，这些地方有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是东西方交通的孔道。

伊斯玛仪还派人深入小亚细亚传播什叶派教义，并收到一定的效果，因为在安纳托利亚，特别是在它的东南部，有其合适的土壤。这引起了奥斯曼统治者的严重不安，他们不能容许一个外国君主在自己的国土上传播可能造成颠覆危险的思想。公元1502年双方就在迪亚巴克尔附近发生数次小冲突，伊斯玛仪抗议奥斯曼人阻碍他的信徒去谒见他。公元1508年巴叶济德调集军队于安纳托利亚，在哈尔普特和迪亚巴克尔与伊斯玛仪对峙，但没有发生战争，因为伊朗东部发生的麻烦转移了伊斯玛仪的注意力，而巴叶济德二世则因惧怕伊斯玛仪在当地拥有大量的同情者而无意战争。公元1511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发生了由谢赫卡拉比伊克（假名沙赫库利）领导的起义，起义在什叶派的口号下进行，实则是农民和牧民反对日益强化的封建剥削的斗争。他们以特克和安塔利亚为根据地，包围并攻占科尼亚，夺取了奥斯曼驻安纳托利亚军的大本营所在地屈塔希亚，刺死其总司令。由首相和三名亲王率领的包括4000名禁卫军的一支队伍，在开塞利附近追击沙赫库利，结果首相和沙赫库利双双阵亡。此后，起义的什叶派穆斯林四散，几年后又重新活跃起来。

土耳其素丹塞里姆一世于公元1512年继位后，“由于在政治上反对波斯的结果，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迫使自从帝国初期就在安纳托利亚保存实力的什叶派退居完全不重要的地位。”，①不仅如此，他以保护逊尼派为名向什叶派发动了“圣战”。在进攻伊朗之前，塞里姆首先在国内以反对什叶派为名对一切可疑分子实行镇匝，4万多什叶派穆斯林死于他的屠刀之下。公元1514年8月，伊土双方在伊朗西北部的哈尔迪兰发生激战，伊斯玛仪的骑兵败于拥有大炮和火枪的土耳其禁卫军。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伊朗首都大不里士，吞并了库尔德斯坦和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从此以后，伊土之间的战争长期不断，互有胜负。

①〔德〕卡尔·布鲁克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第33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公元1524年，伊斯玛仪的儿子塔赫马斯普10岁就继承王位，在其统治的52年间，与东部的乌兹别克人和西部的奥斯曼人接连不断地进行战争。他还对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发动7次进攻，但并未给他带来持久的胜利。由于长年战乱，使伊朗长期不得安宁。在宗教问题上，这位国王要求严格奉行什叶派的每一条戒律，与逊尼派执政的奥斯曼帝国继续展开斗争，战争连绵不断。公元1534年，土耳其素丹苏莱曼一世又攻占阿塞拜疆和美索不达米亚，占领了大不里士和巴格达。后来土耳其放弃阿塞拜疆，但仍控制巴恪达。公元1547年，在阿塞拜疆又发生了反对萨法维王朝的起义。鉴于外有土耳其人的威胁，内有阿塞拜疆人民的不满和起义，塔赫马斯普于公元1548年将首都由大不里士迁往加兹温。公元1553年，塔赫马斯普可能认为奥斯曼人正的其全力于欧洲，所以对土耳其采取了攻势，夺取埃尔祖姆鲁。以后土耳其发动反攻，并于公元1554年征服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伊土双方再缔和约，土耳其继续占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则保有南高加索的全部领土。格鲁吉亚由两国分管，土耳其则对到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伊朗人负有保护责任。

公元1576年5月14日萨法维第二代国王塔赫马斯普去世，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讧，各派都拥立自己的代理人为王。经过三个月的动乱，伊斯玛仪二世登上王位。由于他在此以前曾被他的父亲拘禁20年之久，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这时他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上。为此，在短期内他杀害了除穆罕默德·胡达班达以外的所有兄弟，胡达班达的长子侯赛因也被杀，他的弟弟，亦即后来即王位的阿巴斯，只是靠偶然的机会才得以逃脱。伊斯玛仪二世公开表示不喜欢什叶派并疏远了他家族的柱石红头派。他在得到后嗣不久即在公元1577年11月24日死在一个娈童的家中。他的一位野心勃勃的异母妹妹试图代表他的幼于摄政，但红头派的领袖却将半盲的穆罕默德·胡达班达立为国王。这时国家已处于衰弱之中。公元16世纪70年代，伊朗爆发了人民起义，土耳其乘机于公元1578年对伊朗发动了持续十年的战争。阿塞拜疆部分封建主背叛伊朗，因此阿塞拜疆和伊朗西部一度被土耳其占领。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汗又从东面入侵呼罗珊。伊朗处在内外交困之中。

（三）阿巴斯大帝时什叶派伊朗的复兴

公元1587年，穆罕默德·胡达班达的次子，呼罗珊的总督阿巴斯进入首都，强迫其父逊位，并将自己的两个弟弟弄瞎后囚禁起来。阿巴斯上台执政时才17岁，他在位的43年间使伊朗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故被称为阿巴斯大帝。阿巴斯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国家所处的危险情况，因此在即位之初就与奥斯曼人缔结一项屈辱性的和约，割让大片领土，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内部问题。他遏抑大封建主的势力，加强王权，巩固统一。他没收半数以上大封建主的土地，逐步变其为王室所有。他没立咨询性的中央最高会议，由国王指定各游牧部落的军事贵族、官吏和伊斯兰教长者的代表组成，但国王则为绝对的统治者。各省没有总督，但又派驻受中央节制的官吏，以便对地方实行监督。他还将首都从卡兹温迁到地处伊朗中心的伊斯法罕，并整修旧驿道，开辟新路，加强中央与各地方以及各地之间的联系。他选拔伊朗人担任政府要职，逐渐抑制阿塞拜疆和突厥贵族的势力。他把宗教作为巩固统一的旗帜，极力支持什叶派，确定马什哈德的礼萨陵墓为伊朗信众朝拜的圣地，以维系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强对逊尼派土耳其的仇恨。

在军事方面他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这就是逐步削弱由酋长直接统率的部落军，另建正规军。过去各部落酋长往往拥兵自固，互争雄长，甚至废除君主。阿巴斯将突厥部落骑兵人数由8万减为3万，另建包括骑兵和步兵的正规军，骑兵由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招来的少年组成；步兵则大部分从伊朗人中征募。另募突厥各部落人成立“翊戴军”，由国王直接统辖。军事装备也有很大改善，还借用外来技术铸造了大炮。这些无疑大大加强了他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的力量。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伊朗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于是阿巴斯便开始了对外战争。在东部，公元1597年的赫拉特之役，他打败了乌兹别克汗，夺回呼罗珊地区，并乘胜前进，直达巴里黑，使阿富汗西部尽归伊朗。在西部，公元1603年重新开始了对土耳其的战争。由于奥斯曼帝国已陷入对奥地利的长期战争，小亚细亚又面临教派起义的威胁，力量大为削弱，因而使萨法维人屡屡获胜。公元1612年伊土双方缔结和约，伊朗收复了恪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以及摩苏尔和巴格达等地。土耳其不甘失败，先后对埃里温和大不里士再次进攻，但均被伊朗军队击退。公元1618年双方再次对公元1612年的和约加以确认。公元1622年3月，阿巴斯夺取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并建立了一个商业基地阿巴斯港。阿巴斯大帝在内外事务中都坚定不移地遵循什叶派的方针，为此甚至不惜采取极为残酷的手段。例如，在夺取巴格达时，他曾下令屠杀了数万名逊尼派穆斯林。

（四）萨法维王朝的衰微与纳迪尔的第五法学派

公元1629年春阿巴斯国王去世，由其孙萨姆·米尔扎继位。从这时起，萨法维王朝逐渐衰落。这个无能的君主企图以暴力来维持在国内的统治。对外他虽然击退了土库曼人对呼罗珊的侵犯，但却被德里的沙贾汗占去了阿富汗境内的坎大哈。土耳其人乘机再次浸入，公元1630年深入伊朗内地，占领中部的哈马丹，5年以后，攻占埃里温和大不里士，公元1638年攻占巴格达后，强迫萨法维人签订和约。根据和约，伊朗收回北部的埃里温，但巴格达却归属了土耳其。长期的战争，削弱了伊土双方的力量，欧洲殖民主义者乘虚而入。公元1642年阿巴斯二世继承王位以后，伊朗虽然又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但衰败的趋势已难以挽回。公元1694年，苏丹·侯赛因继承王位后，把国家大权全部交给了什叶派教士，逊尼派穆斯林遭到无情的迫害。这时，一位名叫米尔·瓦伊斯的坚定的逊尼派人在坎大哈举兵起义，并在军事上取得对萨法维人的胜利之后，公开宣布独立。但他的继位者又与萨法维国王签订和约，承认伊朗国王的宗主权，结果于公元1717年被推翻，另立米尔·马茂德为王。公元1722年米尔·马茂德率巴坦入侵入伊朗，直指伊斯法罕。侯赛因被迫让位，米尔·马茂德当仁了伊朗国王。侯赛因的儿子塔玛斯普逃至马赞达兰，继续组织抵抗。阿富汗人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是正义的，但他们侵入佛朗之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阿富汗人入主伊朗，残暴的统治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迫切需要一个人能领导对侵略者的斗争。公元1726年一个叫纳迪尔·亚甫沙尔的人带着自己的亲军投效塔玛斯普。他英勇善战，率领军队迅速击败阿富汗人，并将其赶出伊朗。这样一来，他在人民的心目中就成了将伊朗从外敌手中解放出来的英雄，威望越来越高。自公元1730年起，纳迪尔成了伊朗的真正统治者，他自称为塔玛斯普的“奴隶”，实则将塔玛斯普变成了他的傀儡。公元1736年，纳迪尔下令召开封建贵族会议，与会者达2万人。就在这次会议上，纳迪尔强迫人们选举他为伊朗国王；同时又假意地宣称：自己已经很疲倦了，不愿再过问政事，但由于幼童阿巴斯不能治理国家，他可以接受王位和王冠，不过有一个条件，全体与会者必须效忠于他和他的儿子，不再拥护萨法维人和什叶派。纳迪尔要另组逊尼派第五法学派即扎法尔学派作为伊朗的国教。他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而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意在求得居住在伊朗的逊尼派教徒和什叶派教徒信仰上的融洽，而消灭他们之间的敌对，从而便于和土耳其缔结和约。”①不但如此，国王纳迪尔甚至准备担负起一位先知的角色，创立能联合现有各种宗教的新的混合主义宗教，因此在他建立的大帝国内不仅有穆斯林，而且还有基督教徒、印度教徒、拜火教徒和犹太教徒。新的宗教可以成为他统治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纳迪尔建立的庞大帝国缺乏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基础，他的政策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也遭到了波斯封建上层特别是什叶派的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拒不承认他的所谓第五教法派。公元1747年纳迪尔被阴谋分子杀害，他所建立的帝国顷刻瓦解。

①〔苏〕伊凡诺夫：《伊朗史纲》，第82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四、大莫卧儿帝国

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法维王朝日益强盛的同时，亚洲兴起了第三个伊斯兰帝国——大莫卧儿帝国。这个帝国的创立者是巴布尔，从父系讲，他是帖木儿的六世孙，从母系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自称莫卧儿人，实为蒙古人的变音。

（一）莫卧儿帝国的建立

公元1370年，帖木儿建立王朝，但帝国的强盛为时不久。由于国内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成分复杂，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帝国很快就衰弱下来。到公元15世纪后半期，统治阶级内讧，帖木儿的子孙和有势力的部将各据一方，国家陷入分裂。北方游牧的乌兹别克人乘机入侵，于公元1500年占领其全部领土，帖木儿帝国灭亡。巴布尔在费尔干纳继承其父业，并由此地出发去争夺撒马尔罕，想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取河中地区，未获成功。于是他在公元1504年南下夺取喀布尔、加兹尼等城市，在这里执政20余年。在此期间，他仍企图以喀布尔为根据地恢复在中亚失去的权力，但未能达到目的。公元1525年，他越过开伯尔山口浸入印度。穆斯林远在公元8世纪就征服了印度的西北部，即今日巴基斯坦的许多地方。以后在印度北部建立德里素丹国，统治达300多年。它名义上承认阿巴斯人的宗主权，实际是独立的。到公元15世纪，国家日益衰微，边远省份的总督们便脱离中央而独立。巴，布尔正是乘德里素丹国分裂之机侵入印度的。公元1526年在德里北面不远的帕尼帕特会战中，巴布尔拥有先进的火枪和大炮，以少胜多，打败了德里素丹伊卜拉欣·罗德的军队，占领德里，建立起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

巴布尔死后，其子胡马云继位（1530—1556年），面临一种十分混乱的政治局面。他的兄弟们在玩弄权谋，贵族们在勾心斗角，被征服的拉吉普特人还在进行反抗，而威胁最大的则是叛乱的阿富汗人。公元1532年，觊觎德里政权的马茂德·罗德率领一支新招募的阿富汗军入侵莫卧儿帝国东部边疆。胡马云出兵迎战并将其打败，以后又出征占吉拉特。但在他对比哈尔统治者阿富汗人希尔汗的反叛进行征讨的关键时刻，他的兄弟们背弃了他，胡马云被逐出德里。他逃到什叶派当政的伊朗寻求避难和支持，受到塔马斯普国王的厚待，据说他付出的代价是接受什叶派教义。公元1544年胡马云率领1.4万人的军队返回阿富汗，于公元1545年9月和11月先后攻克坎大哈和喀布尔，又成了阿富汗的统治者，并积极为重返德里进行准备。希尔汗把胡马云赶出德里后，在印度执政5年（1540—1545年），其后裔发生内讧，这就为胡马云的再征服造成了有利条件。他渡过印度河于公元1555年2月攻克拉合尔，四个月后占领德里和亚格拉，恢复了他的统治。然而，胡马云没有来得及重新征服整个帝国，于公元1556年不慎在德里图书馆楼梯上跌倒致死，其子阿克巴继位。

（二）阿克巴的改革和宗教政策

阿克巴（1556—1605年）开始执政时，继承的只是一块狭小的地域，因为这时帝国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小王国，由其兄弟和其他实力人物分别统治着；同时教派起义不断，外患频仍，人民生活在战乱和贫困之中。情况表明，不经过一系列的征战，莫卧儿帝国是难以得到巩固和扩张的。年仅15岁的阿克巴得到了英勇善战的帕拉姆汗的辅佐，公元1556年11月开始的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打败了阿迪尔·沙·苏尔和他的希姆将军，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阿克巴在位的头20年，帝国的版图迅速扩大，边境也得以巩固。到公元1576年，形成了一个北起中亚南境，南达温德亚山，东自阿萨姆，西至信德的统一帝国。阿克巴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莫卧儿皇帝在各种意义上说都是政府的首脑。他将全部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①中央政府没有宰相及财务、宗教事务等大臣。全国分为15个省，省以下设县和区。各省设总督，专理军务；另设直属中央管辖的司法、财务等官吏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阿克巴大兴水利灌溉工程，注意农业生产。他改革税制，下令丈量土地，规定按产量分等级征收地租。租额为土地收获量的三分之一，按最近10年（以后改为5年）的平均价格折成货币缴纳，从而使税率固定下来。他还取消包税制，改由财务官征收，从而收税弊端大减。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巩固帝国的中央政权，但对社会生产也起了促进作用。阿克巴还依据伊斯兰教法典和习惯，对印度社会的陋习如寡妇殉葬、杀婴、童婚，神灵裁判等加以禁止，承认寡妇再嫁为合法。这些改革无疑都具有进步意义。

①《剑桥伊斯兰教史》第2卷，第53页，1870年英文版。

阿克巴当政时期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宗教政策，在帝国的版图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的部族，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信仰伊斯兰教而信仰印度教，耆那教和祆教。穆斯林中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各部族首领和封建贵族为保持其独立性或实行割据往往以宗教为工具；被压迫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同样也在宗教外衣下进行。公元16世纪在莫卧儿帝国的领土上至少发生过三次这样的运动——罗施尼亚派运动、马赫迪派运动和虔信派运动。前两次都有穆斯林参加，最后一次是在印度教徒中掀起的。阿克巴从他执政之日起就对异教徒表现了不寻常的宽容。他协调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关系，任命印度教封建主为高官，对地方官吏的任用也采取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相互间杂的方式。他娶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公主为后；废除为印度教徒所反对的圣迹巡礼税。公元1564年，阿克巴废除伊斯兰国家长期实行的向非穆斯林征收人丁税的制度；公元1593年又颁布敕令，允许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恢复原来的宗教信仰。他在自己的宫中建立了一座礼拜殿，时常在这里召集穆斯林法学家、婆罗门教士、耆那教士、祆教和耶稣教教士们举行宗教讨论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辩论。他认为各种宗教都有长处，但又往往为他们之间那种教条似的武断和严重分歧而感到苦恼。公元1582年，他宣布对宗教和仪式实行彻底改革，糅杂各种宗教教义，创立一种混合主义的“神圣宗教”，企图以此来解决各宗教之间的矛盾。“阿克巴在某些异端的苏非派和他也许只能部分理解的其他派别的非正统观点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折中主义泛神论的上层建筑。”①“新宗教的基本要求是敬神，神的标志是天上的太阳和地上的火光。皇帝本人作为‘公正的统治者’也应当是尊敬的对象。”②阿克巴这样做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是明显的，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它缓和了印度群众反伊斯兰教的情绪，使外来的和土著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得到调和，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帝国的统治得以巩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①《剑桥伊斯兰教史》第2卷，第62页，1970年英文版。

②〔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第2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三）帝国的内讧和奥朗则布的宗教政策

阿克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改革暂时巩固了莫卧儿政权。但帝国强盛的基础是脆弱的。莫卧儿帝国始终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从未间断过。他在世时，封建主之间的内讧已经开始公元1605年阿克巴去世，其子查罕吉尔继位后，叛乱迭起。沙杰汗（1628—1658年）在位时期，奢靡之风盛行，他为死后的皇后建筑的泰姬·玛哈尔陵，历时20年，耗资4000万卢比。封建主的内讧给农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高利贷的盛行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统治阶级大兴土木，繁重的劳役使农民难以负担。公元1630年开始，古吉拉特连续三年大饥馑，继而瘟疫流行，致使田园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各地不堪压迫剥削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公元1657年，66岁的沙杰汗身染重病，各据一方的四个儿子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斗争。他们的冲突实际上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翌年，沙杰汗退位，奥朗则布战胜他的兄弟们继承了皇位，自称“阿兰吉尔”（世界主宰）。

奥朗则布在位近50年，是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有名的皇帝。他战胜各个对手，把帝国的领土扩展到次大陆的顶角。他代表穆斯林封建主的利益，决心要把莫卧儿帝国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因而逐步废除了以前主要由阿克巴制定的、在他看来不符合教法要求和自身利益的政策和法令。从公元1665年起他颁布一系列新的法令，规定废止对穆斯林商人的税收，而向印度教商人征收百分之五的税金，向异教徒重新征收人丁税；禁止穆斯林入印度教的学堂，停建甚至毁坏异教徒的学校和寺院，把异教主要是印度教的寺产（土地）没收分配给伊斯兰教封建主；在国家机关中排斥印度教徒，甚至禁止印度教徒坐轿、乘象，携带武器和穿绸缎衣裳。所有这些，当然遭到异教徒的反对，“同他作对的，不仅有印度教徒，而且有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中印度的沙坦米人，德干的马拉塔人和拉吉普塔纳的拉吉普特人。这是长期反叛的顶峰。”①

①〔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5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公元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已经不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大小不等独立的小王国，印度成了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对象。葡萄牙、荷兰、英国相继浸入，法国殖民主义者也于公元17世纪初插足。公元18世纪这里主要是英、法角逐的对象，结果英国占了上风，势力逐步深入到内地，后期日益衰落的莫卧儿帝国只不过是在它的保护下名义上存在到公元1857年。

（四）莫卧儿时期的文化成就

对奥朗则布之后莫卧儿帝国的历史这里不拟多谈，仅对它在文化方面的成就略加叙述。在莫卧儿帝国建立后的100年间，印度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逐步达到高度文明，它是当地民族传统与中亚及波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对以后印度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朝臣和贵族们重视文化修养，不同部族之间的密切交往，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徒之间不只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而更多的是和平相处，彼此吸收，不过占主导地位的是穆斯林。又因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原籍大都为中亚或波斯，或与中亚和波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各方面都深受中亚和波斯的影响。不仅印地语吸收了大量波斯词汇，一些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也以波斯语为交际工具，甚至在衣、食、风俗、礼仪方面都波斯化了。作为种族、文化、思想融合的结果而形成了独具特征的乌尔都语，它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后成了巴基斯坦的国语。

在建筑艺术方面，莫卧儿时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北部的克什米尔到南部的比贾布尔，各处都可以看到宏伟的建筑和花园。宗教建筑物——清真寺、庙宇、陵墓和拱北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个时期的风格。阿格拉举世闻名的泰姬·玛哈尔陵是其中的代表作，它由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的建筑师和工匠协作建造，殿堂、塔楼、庭园等布局和谐，内外都有雕镂和镶嵌。全部建筑用的都是大理石，与澄碧的池水上下辉映，实为壮观。它是莫卧儿时期建筑、雕刻和园林艺术的结晶，至今被人们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五、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

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之前，这里的居民主要信奉印度教和佛教，宗教史学家称之为印度化时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同印度广泛的商业往来所致。据记载，婆罗门教于公元150年前后随着印度商人的增多而逐渐传入印度尼西亚；公元420年前后，印度佛教高僧求那跋摩（汉泽公德铠）到印尼德国宣传佛教，于是佛教在该国及其周围岛屿逐步取代婆罗门教为国教。到公元12—13世纪，婆罗门教和佛教仍在印尼各地流行。公元1293年建立的麻喏巴歇王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大致相当于今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总和。

（一）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东南亚

在东南亚，佛教的衰落是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密切相天的。但关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东南亚，则说法不一，且有些意见相去甚远。至今没有定论。印度尼西亚有的学者提出，伊斯兰教的传入始于公元7—8世纪。但国外较多的人则认为是公元13世纪由古吉拉特的商人传入的。伊斯兰教产生后，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很快就与东方文明之邦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在这中间海路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六甲海峡是东西商船过往之地，在沿岸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各港口补充食物和淡水，停船等待季风的到来是常有的事，船上的穆斯林上岸短期停留和居住也是必然的。如果把这叫做伊斯兰教的传入，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史料表明在10世纪中叶以前有很多穆斯林在这里定居。

中国史书《诸蕃志》记载，三佛齐（室利佛逝）“国人多姓蒲”，据冯承钧先生考证，“蒲”为阿拉伯文阿布（Abu）的对音，它表明公元11世纪初曾有许多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在这里居住。“这是目前找到的记载印尼住有伊斯兰教徒的最早的史料。”①

①薛河献：《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载《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1期。

以后，随着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发展，马六甲海峡沿岸各港口成了这一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这里穆斯林商人及其货物也像来自印度的其他商人一样受到欢迎。原来就有着大量交往的古吉拉特和其他印度商业中心的伊斯兰化，增加了穆斯林商人的数目和财富，以致他们作为当地统治者的贸易伙伴和政治同盟者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学者们普遍认为伊斯兰教是由古吉拉特人传入印尼和整个东南亚的。当时印尼的贸易中心是苏门答腊北部，伊斯兰教首先传入到这里。马可·波罗公元1292年曾到过苏门答腊，他说这个岛上八个王国的居民都是信仰佛教的。

然而，他在具体谈到八个王国中的八儿刺（Felech）王国时写道：“这个国家的居民，大多数是佛教徒。但居住在港口城镇的人，其中许多人受到常来贸易的撒拉逊（Sarasen）商人的影响，改信回教。”①后来发现，公元1237年去世的须文达那巴赛第一代国王的墓碑上刻有“伊斯兰教历635年”和“素丹·马立克沙”的名字，这证明须文达那巴赛是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最早的地方。墓碑是在古吉拉特刻好运来的，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地的密切联系和印度穆斯林商人的巨大影响。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208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有，对伊斯兰教逐渐产生好感遂于巴赛公主结婚，改宗伊斯兰教；二者的结合，无疑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所以马欢在以公元1413—1415年的见闻撰写的《赢涯胜览》中说：“国王国人既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其王服用以细白帆布缠头。”马六甲国第五代君主穆扎法尔·沙（1415—1458年在位）开始采用“素丹”的称号，定伊斯兰教为国教。马六甲王国逐步取代须文达那·巴赛成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的根据地，从这里向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内地扩展。

（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广泛传播

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打开了门户，伊斯兰教取得了继续传播的基地，宗教师和学者接踵而来。在东南亚，许多人的名字都冠以乌里玛、吾力、毛拉纳、吉雅伊（Kiyayi，爪哇的神职人员），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人经常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传播主道。有时候在某种机构中充当执政当局宗教和政治顾问的角色，而另一些时候又可能建立起与当地世俗政权作对的教派。他们的活动传播了宗教知识，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

大约在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由苏门答腊北部已经伊斯兰化的须文达那传入马来半岛。马六甲王国第二代国王伊斯坎达·沙（1414—1423年在位）仰慕由巴赛迁来的穆斯林商人的富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传到了爪哇岛，一是通过到过马六甲等地的已信奉伊斯兰教的爪哇人，如海员、商人等；二是通过外来的商人和传教士，他们有的来自须文达那-巴赛和马六甲，有的则来自古吉拉特和波斯等地。据说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最著名的圣徒有马立克·伊卜拉欣（卒于1419年）等九人，被誉为“九大贤人”。伊斯兰教首先在港口城镇，进而在爪哇岛内地迅速传播开来，并相继建立起独立的政权。穆斯林社团日益壮大起来，到公元1478年，沿海的穆斯林王国从目已强大得足以入侵佛教国马加巴希特（麻喏巴的），并吞并它相当一部分领土。到公元15世纪末，马加巴希特已衰落成东爪哇的一个小国，在它原来的版图内，信奉了伊斯兰教的勒痕（地方长官）一个个宣告独立。公元1575年，苏多威佐约（Sutowi-joyo，卒于1601年）统一这一地区，建立伊斯兰教马打兰王国，马加巴希特部族的残余最后也被武力征服。马打兰王国统治着东爪哇和中爪哇，于公元1639年灭亡东爪哇最东端信奉印度教的巴兰班安。在此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万丹王国已灭亡了西爪哇的印度教国家巴查查兰。至此，爪哇岛已大体上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传入加里曼丹岛和马鲁古群岛的时间大体上与爪哇岛伊斯兰化相同。公元1440年前后，伊斯兰教开始传入马鲁古群岛并迅速得到扩展，相继建立起干那底、帝多列、巴赞、查伊洛洛等几个小王国。加里曼丹岛西北海岸的伊斯兰教主要由马六甲商人传入。公元1511年马六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后，不少商人移居加里曼丹，穆斯林的势力壮大后建立起一个渤泥王国。伊斯兰教传入该岛西南部的苏加达纳的时间约在公元1550年，公元1590年继位的古里·库苏玛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王。这个王国一开始依附于万丹王国，公元1725年独立，公元1787年被荷兰占领。加里曼丹南部的马辰的伊斯兰教是由爪哇的从目传入的。整个加里曼丹岛沿海地区实现了伊斯兰化，但内地多山，交通不便，社会发展缓慢，伊斯兰教难以传入，至今达雅克族仍保有拜物教。

伊斯兰教传入苏拉威西岛的时间较晚。公元1540年葡萄牙人占领该岛，公元17世纪伊斯兰教才由周围各岛屿传入，历史上曾建立望加锡、布吉斯等伊斯兰教王国。

此外，伊斯兰教在公元11世纪时曾由阿拉伯航海者带进印度支那，随后在占城国（今越南之顺化）和柬埔寨得到传播。但这里盛行佛教，伊斯兰教没有大的发展，以后逐渐衰落。

（三）伊斯兰教在东南亚迅速传播的原因

上述历史表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是通过三种方式传播的：通过穆斯林商人在和平贸易中传播；由从印度，特别是从阿拉伯来的布道者和神职人员吸引非信徒们皈依，并使信徒们增长知识；最后一种方法是通过武力和对异教国家进行的战争。”①这三种方式不可能截然分开，不过从阶段上讲，一开始起作用的主要是商人；接着而来的是专门的宣教者和神职人员；最后，只有在穆斯林的力量相当强大并建立国家以后，才通过武力征服尚未伊斯兰化的地区。然而，必须明确地指出，这中间主要的，可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商人。在这个意义上讲，伊斯兰教是通过和平途径在东南亚得到传播的。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主要依靠和平的方法如此迅速地在马来半岛和东南亚群岛得到传播，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因为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方海上贸易必经之地，当时东来经商的穆斯林居多。他们很多人在沿岸港口定居下来，形成强有力的宗教社团，有的还与当地人通婚，生了下一代，使穆斯林人数增多。第二，穆斯林商人给当地的统治者和群众带来了经济利益，他们的文化水平也高于当地信奉佛教和原始宗教的居民，所以他们传播的伊斯兰教也易于为后者所接受，有时还得到一些统治者的支持。第三，没有统一的或强大的国家，信奉不同宗教（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小王国之间的斗争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和穆斯林的征服。最后，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传入这里的伊斯兰教教义中的苏非主义成分，对于当地具有泛神论传统的人是易于接受的。

①《剑桥伊斯兰教史》第2卷，第123页，1970年英文版。

公元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各地相继沦为他们的殖民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已不复存在。这里的穆斯林其中包括许多宗教上层人士，为抗击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胜利，建立起独立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六、伊斯兰教在东非和西非的传播

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就传入北非，但向撒哈拉以南传播的时间则要晚得多。

公元639—646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曾经向南进袭努比亚。公元651年他们包围努比亚首都栋古拉，但未攻克。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埃及的素丹们一再企图占领努比亚，均未获得成功。直到公元1275年，栋古拉才被占领，努比亚成为埃及的藩属，皇帝和臣民开始改宗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与东非自古以来就有贸易往来，他们的独桅船活动于印度洋上，穿梭于东非沿海地区。但到公元2世纪，这种贸易就衰落了。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商人和移民才在东非沿岸重新活跃起来。①

①左伊·马什，G.W.金斯诺斯合著：《东非史简编》，第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穆罕默德在麦加公开布道后，曾遭到当地氏族贵族的反对。公元615年和公元617年先后有两批早期的穆斯林迁往埃塞俄比亚，但只具有避难的性质，伊斯兰教没有因此在东非得到传播。以后穆斯林内部发生争执和分裂，一部分失意者“为避免迫害，纷纷背井离乡，迁居东非沿海地区，形成一股移民浪潮。”②公元7世纪末，一批信奉什叶派的阿曼人首先来到这里，在拉木群岛定居下来。公元8世纪时，也门一批不满哈里发统治的栽德派信徒迁入，主要定居在摩加迪沙和蒙巴萨地区。公元10世纪时，哈萨“七兄弟”征服东非沿海地区，一直到蒙巴萨。所谓“七兄弟”大概是前来的一批武士中的七个首领。“由于这些后来的阿拉伯人属于逊尼派，而先前到达的栽德派人属于什叶派，所以栽德派不愿接受他们的宗主权。他们宁愿进入内地，在那里与班图人通婚，渐渐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特征。”①70年后，设拉子人哈·桑·本阿里和他的六个儿子分乘七艘大船来到东非沿岸，建立了七个居民点。其中有四个居民点已经查明，它们是：蒙巴萨、奔巴、科摩罗岛中的昂儒昂岛、基尔瓦。哈桑·本·阿里本人就住在基尔瓦。据说，他是设拉子素丹的儿子，因系黑人母亲所生，受到同父异母的纯血统的兄弟们的蔑视，被迫迁往东非。②舒运国：《阿拉伯人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活动》，载《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1期。

①〔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阿拉伯人向东非的移民浪潮到公元10世纪末已基本结束。到12世纪末，这些阿拉伯人的居民点已发展为城邦。在现在的索马里境内有柏培拉、摩加迪沙和希腊瓦；在肯尼亚有布帕塔、拉木、马林迪和蒙巴萨；在坦桑尼亚有奔巴、桑给巴尔、马菲亚和基尔瓦；在莫桑比克国有莫桑比克和索法拉。到公元15世纪末葡萄牙殖民者到达东非之前，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城邦37个。②这些城邦的发展过程也是阿拉伯人与非洲居民相互融合和伊斯兰教缓慢传播的过程。融合的结果在非洲产生了二者混血的斯瓦希里人，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以非洲文化为基础而又有强烈阿拉伯色彩的东非沿海地区文化。斯瓦希里语逐渐成了东非沿海地区的通用语言。

②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洲通史》，第13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公元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征服了东非沿海地区，他们在这里实行残酷的统治。当地居民把葡萄牙长官叫做“阿夫里提”，意思是魔鬼。这里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起对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随后是英、法等列强的入侵。东非沿海各国的独立则是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西非，伊斯兰教向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传播受到了地理条件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来往于撒哈拉，我们不确切知道。“它开始的时期大概相当于欧洲的最后冰河时代，其时气候湿润得多，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草地，‘哈米特人’和尼格罗人都在那里打猎，后来又放牧畜群。当撒哈拉开始干涸时（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显著地干涸），‘哈米特人’似乎已经向他们在北部和尼罗河流域下游的主要人口中心撤退，尼格罗人也同样向南撤退。可是仍然通过游牧部落季节迁移的惯例而保持接触。”①但就整个来讲，撒哈拉沙漠还是南北交往的一大障碍。大约在罗马对北非的统治结束时，骆驼的引进可以说是一场革命，因为这给北非的柏柏尔人“以新的灵活性和巨大的活动范围，队商贸易发展了，商业城市在萨赫勒繁荣起来”。②西非开始与地中海文化发生持久性的接触。

①〔英〕J.D.费奇：《西非简史》，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英〕J.斯潘塞·特里明厄姆：《西非伊斯兰教史》，第2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英文版。

在辽阔的撒哈拉沙漠和赤道之间，居住着千百个讲苏丹语的部族。所以，公元16世纪欧洲人来到时，就用苏丹这个词来称呼从撒哈拉到森林地带以北的地区。关于这个地方的明确记载始见于公元8世纪，阿拉伯作者法扎里于公元773—774年在其著作中提到从摩洛哥越过撒哈拉大沙漠有一个叫加纳的国家，意即“黄金之国”。它于公元4世纪初建立，以后逐步得到加强。国王的称号中有一个是加纳（Gana），于是阿拉伯作者既用这个词称呼其首都，又用它称呼其国家。但据公元16世纪当地的一份资料记载，这个国家的首都正式名称叫昆比。加纳的出现可能与队商贸易有关。

北非的穆斯林经营着穿越撒哈拉的队商贸易。队商多由游牧的桑哈贾人，即和摩洛哥人同族的柏柏尔人率领，主要路线是从摩洛哥南部塔菲拉勒绿洲的萨杰拉马萨到加纳北部的奥达果斯特。因此，上述两地就成了贸易中心，繁荣和富裕的桑哈贾人的市镇。当时贸易的形式是原始的“哑交易”。公元10世纪时马斯欧迪对此作了记述：“商人到达边界时，把自己的货物和一块布放在边界上，然后离去，于是黑人带着黄金走过来，把黄金留在货物旁边，他们自己走开，货物的主人于是回来，如果不满意，他们就走开，黑人回来，增加代价，直到交易做成为止。”①当然，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们也参加苏丹的集市贸易。不过，这时他们还不大关心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异教徒的改宗问题。8世纪后半叶，以累姆图纳部族为首的柏柏尔人到达毛里塔尼亚的阿德拉尔，然后南向取得对商业中心奥达果斯特的控制。9世纪时，这些被称作桑哈贾人的柏柏尔人集中在由累姆图纳、马苏法和果达拉部族形成的一个不很明确的联盟之中。这可能是为了控制从北端的扎纳塔国到南部加纳的撒哈拉商道，他们在寻找牧场时几乎进入了黑人占领的所有适宜的地方，征服这些地区，使黑人接受伊斯兰教，或者缴纳赋税。公元918—919年，这个联盟因内部动乱而解体，加纳成了这个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强国，并逐步扩展其统治范围。但奥达果斯特的桑哈贾人统治者丁·雅鲁坦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将其势力扩充到有两个月路程的广大地区，还有20个黑人部族首领向他纳贡。阿拉伯作者对于公元10—11世纪西苏丹和中苏丹其他王国的记述没有像对加纳记述的那样清楚和详细，这可能是因为那里没有吸引他们的黄金或黄金不多的缘故。

①转引自〔英〕J.D.费奇：《西非简史》，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公元10世纪时，桑哈贾的首领们名义上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像奥达果斯特这样一些有大量外来居民的商业中心都呈现出穆斯林的特点。公元10世纪末和公元11世纪初，伊斯兰教开始在黑人各部族中间传播。公元985年，穆哈拉比第一个提及伊斯兰教向尼日尔的传播，接着贝克利也根据一些旅行者提供的情况加以记述。许多黑人部族的首领都表白皈依伊斯兰教；所有的商业城镇，包括异教的加纳，都有穆斯林居住区。在加纳，伊斯兰教完全被默认，穆斯林在宫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居住区有12座清真寺。塔克鲁尔的国王有道比（卒于1040年或1041年）和他的家庭成员都于公元11世纪初成为穆斯林，并使相邻的西拉的首领皈依伊斯兰教。坐落在尼罗河一支流上的伊列斯纳是穆斯林的；在它的南邻马勒尔，伊斯兰教已为皇家所信仰。库加是黄金贸易的补给城镇，居民也多为穆斯林，但周围的群众则为异教徒。而阿鲁卡的首领被说成是一位秘密的穆斯林。位于桑海地区或者说中苏丹的考考由两个城镇组成，一个是穆斯林的（可能是外面的商业区），另一个则是国王居住的异教区，但国王本人则已表白信奉伊斯兰教。这里有一座王室清真寺，还有一般信众祈祷的场所。但就整个来讲，“这个阶段的伊斯兰教是被允许完全自由地履行其宗教功课的外来商人们的宗教。西非的商人一直将宗教孤立于国家和人民之外，不管他是暂时的还是长久性的居住者。在这里，统治者表白信仰伊斯兰教只是一种补充的宗教保护措施，它与其传统宗教并存而不是取而代之，而人民群众没有，甚至也不指望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装饰来接受。”①

①〔英〕J.斯潘塞·特里明厄姆：《西非伊斯兰教史》，第2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英文版。

第一次试图用武力在苏丹传播伊斯兰教的是参加穆拉比特运动的西撒哈拉柏柏尔人。公元1020年左右，累姆图纳，果达拉和马苏法这三个桑哈贾部族的首领面对加纳日益增长的势力，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的领袖累姆图纳入塔尔西纳可能是穆斯林桑哈贾人的第一位重要的统治者。他曾到麦加朝觐，学得了圣战思想，但他本人于公元1023年在与黑人异教徒作战中被杀。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婿叶海雅·伊本·易卜拉欣。根据部落轮流指挥的原则，后者应是果达拉人。叶海雅于公元1035年带领其他桑哈贾首领到麦加朝觐，返途路过凯鲁万时，曾向著名法学家艾布·伊姆兰·穆萨·本·尔萨请教，并要求他指派一人向撒哈拉人传授真正的教义。后者让叶海雅到纳菲斯去找宗教学校校长瓦贾志。一位名叫阿卜杜拉·伊本·雅辛的人受指派随叶海雅而行。然而，阿卜杜拉在桑哈贾人中的宣教工作收效甚微，而且在叶海雅死后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于是他带领少数忠实的信徒，其中包括累姆图纳入叶海雅·伊本·欧默尔及其兄弟艾布伯克尔，前往苏丹边竟，在塞内加尔河的一个小岛上建起“里巴特”。这是一个设防的清真寺和宣教中心，阿卜杜拉在这里用严格的纪律约束其信徒，传授马立克学派的教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此产生出“穆拉比特人”的称号，意即来自里巴特的人。

当其信徒增至上千人时，阿卜杜拉认为向异教徒发动圣战的时候到了，各部族一个接一个地被战胜，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穆拉比特人的声威大震。在他们向北征服一些柏柏尔人部落之后，公元1054年面向对加纳发动进攻，公元1076年占领加纳首都。加纳的战役，结束了这个王国对西苏丹的长期统治，导致伊斯兰教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之间萨赫勒地区的胜利。加纳的索宁克人被迫接受伊斯兰教，并在依附于他们的许多部族中传播这一宗教。

公元1087年，艾布·伯克尔在同叛乱的柏柏尔人战斗时在阿德拉尔被杀，毛里塔尼亚的桑哈贾联盟随之解体，苏丹的穆拉比特运动结束。这次运动没有留下持久而巩固的政治制度，边境上的游牧民开始臣服于黑人王国的国王们。伊斯兰教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传播，索宁克人在这中间起了重大的作用，萨赫勒和马西纳各部族在他们的努力下纷纷改宗。而后者的商人们又与勤奋经商的曼迪道拉人相混合，使伊斯兰教传至赤道森林的边缘地区。

商业城镇的居民自然为伊斯兰教所吸引。杰国内的国王大约在1200年加入伊斯兰教，其臣民也随之皈依。杰内成了西苏丹最大的穆斯林中心。穆斯林商人们还开始利用尼日尔河附近的柏柏尔人居住地廷布克图，从公元13世纪开始这个城市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成了与北方进行贸易的商业中心，而且成了重要的伊斯兰宗教中心。从公元13世纪后半期开始马里控制了廷巴克图，并要求桑海国王纳贡。

马里只是加纳在一个新王朝下的延续和扩大。公元14世纪中叶，马里帝国达到鼎盛时期，这“真是一个富裕、兴旺、太平和秩序良好的帝国，从西面的大西洋到东面现代尼日利亚边境，从南面森林的边缘向北进入沙漠。到处呈现出有效的治理以及有、组织的交通和贸易。”①它的国王、主要官员和商人都是穆斯林。公元1324—1325年国王曼萨·穆萨途经开罗前往麦加朝觐，声势之大引起伊斯兰世界对马里的注意。这次朝觐是有组织的、商业性的，可能还与奴隶买卖有关。据说，随行的有8000人，携带的黄金之多，致使开罗的金价跌落20%左右。公元1352—1353年，中世纪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到过马里帝国的许多地方，他根据其见闻作了翔实而有趣的报道。这里“极少暴政。他们的素丹对暴政绝不宽容。还有全境安靖，无论居家和旅行，不必担心盗窃和抢劫”。这里的黑人穆斯林十分虔诚，“素丹按时做礼拜，时时坚持集体举行，对于子女，为督促做礼拜而施行体罚。如系聚礼日，如不早早到寺，会挤得无处容身。”“他们注重背诵《古兰经》，如背不出来会给孩子们带上脚绊，待背出，才行撤去。”但这里的穆斯林还保有改宗伊斯兰教前的古老仪式和习俗。例如，黑人穆斯林对其君主极为恭敬，常用君主的名字发誓；会礼和聚礼后要为素丹演奏音乐，举行歌舞，朗诵诗篇；他们的女仆、使女及年幼的女孩都赤裸裸地见人，为了致敬而把灰土扬得满头满身；甚至有许多人吃自死物的肉以及狗肉、驴肉。①

①〔英〕J.D.费奇：《西非简史》，第51页，上海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①《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98-60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伊斯兰教向乍得湖北面西法瓦人统治的黑人国家的传入还要早一些，其第一个穆斯林首领生活在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此后，加涅姆人开始向南、北扩张，使伊斯兰教得以传播。后来西法瓦人内部分裂，又受到来自北部沙漠的牧民布拉拉族入侵的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局面，西法瓦国王们实际放弃了加涅姆，在乍得湖以南的博尔努重建政府。在这里加涅姆人与当地的黑人杂居，形成了卡努里民族和语言。公元16世纪时，他们的力量壮大，重新占领加涅姆并使布拉拉人臣服。国王伊德里斯·阿娄马（约1575—1610年）不仅把豪萨人以及博尔努西面和南面的其他部族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且在博尔努奠定了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基础。在这里，“伊斯兰教的统治和法律，开始突破部落、氏族和宗教的传统管辖，使他们的成员作为个别公民而与之发生关系。”①

①〔英〕J.D.费奇：《西非简史》，第68页，上海民出版社，1977年版。

伊斯兰教公元14世纪开始由商人传入豪萨各城邦，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迟在公元18世纪初，穆斯林豪萨商人已出现在达荷美海岸（贝宁），但这里的农业人口直到公元19世纪信奉的还是异教，就整个来讲，苏丹地区的伊斯兰化在公元18—19世纪达到高潮。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传播是缓慢的，它具有和平的性质。这可能是由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异教的社会结构决定的，而与撒哈拉沙漠的阻隔也不无关系。

第十三章　近代伊斯兰教运动

公元13世纪以后，穆斯林社会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活力，墨守成规，不加批判地尊崇古人之风盛行，伊斯兰国家日趋衰弱。公元18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世界权力和精神的象征——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腐败昏庸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经济文化渗透和武装入侵，阿拉伯世界及伊斯兰各国陷入灾难之中。为了结束穆斯林精神生活的僵化状态，摆脱不合理的现行秩序，振兴伊斯兰教，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往往把统治集团的腐败、国家的软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道德的堕落归结于伊斯兰教的衰微，把复兴伊斯兰教视为问题之根本。他们或以纯洁宗教信仰为口号，提倡恢复早期的伊斯兰教，或主张革新和发展伊斯兰教，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这些运动对当时，乃至今日的伊斯兰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近代史上几次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略加叙述。

一、瓦哈比派运动

公元18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半岛的内志地区兴起了以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纯正教义为目标的宗教改革运动，其倡导者为穆罕默德·阿布杜勒·瓦哈布（1703—1792年）。这是一次复古主义运动，他们自称“陶希德”，即唯一神论运动，其成员称“穆瓦希德”，即唯一神论者。而运动的反对者依其倡导人的名字称其为瓦哈比派。

公元18世纪初期的内志社会状况与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状况基本相似，部落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居民多为游牧的贝都因人，只有少数人定居于城镇和绿洲。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和习俗流行于各个部落，为获得生活资料，部落间常因牧场和其他物资而发生激烈的争斗。内志人虽有经商传统，但因社会秩序不宁，缺乏安全保证，商业在这里也逐渐衰落。

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名义上归属于奥斯曼帝国，但执政当局仅对希贾兹和其他一些重要地区加以控制，而对偏僻落后的内志既没有派驻军队，也没有派行政人员管理。内志的酋长国林立，基本上都保持独立的地位。至于当时内志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史学家侯赛因·本·阿纳姆曾这样写道：“大多数穆斯林已经又信仰了多神……他们将《古兰经》置于脑后，恢复了对死去的或在世的圣徒、贤人的崇拜，遇有灾难就祈求他们驱邪，许多人甚至认为诸如树木、石头等无生命的被造物也具有降福避邪的能力”；朝拜圣徒陵墓之风颇为盛行，人们在坟前摆上供品，为亡人祝福、祈祷，相信他能排忧解难，满足自己的要求。有些妇女将一棵被称为“宰布”的大树奉为神灵，上面挂着许多破布，一些未出嫁的老姑娘求它赐给一个称心的丈夫，不生育的女人向它乞求孩子，而有了孩子的母亲则求它保佑孩子平安。这种风气不仅流行于内志，而且遍及阿拉伯半岛，乃至周围地区。在这里，伊斯兰教的简明要义，被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注释弄得暧昧不清，普通穆斯林只有接受他们的宗教领袖向其传授的一切。瓦哈布的改革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瓦哈布生于内志的阿伊纳，其父为伊斯兰教学者，曾任阿伊纳的法官，精通罕百里法学。他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了不少宗教知识，对复古主义的倡导者伊本·泰米叶的著作颇感兴趣。成年后，为获得更多的知识曾游历过许多地方。据记载，他曾赴麦加、麦地那朝圣和求学，后又到过巴格达、库尔德斯坦、伊斯法罕、库姆和巴士拉。他研究过东方哲学和神秘主义，然而对它影响最大的是罕百里法学和伊本·泰米叶的学说。他与泰米叶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是在某些枝节问题上有些差别。

瓦哈布的宗教主张，从根本上讲是罕百里派的复古主义（赛来菲耶），认为陶希德——认主唯一是伊斯兰教的根本，因此他发动的运动被称为陶希德运动。根据唯一神论的方针，他认为下列行为偏离正道，属于或接近多神崇拜：①遇到灾难向真主以外的被造物祈祷；②向真主以外者求助；③通过先知或圣徒向真主祈祷，以求得主的喜悦；④要求真主以外者保护；⑤向真主以外者发誓；⑥参拜坟墓，向亡人祈祷和求情。基于这种考虑，他规定不准在坟墓附近建清真寺，也不准在坟上建拱北；禁止对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圣地以外的清真寺进行朝觐般的访问。认为如果穆斯林的心灵屈服无意义的被崇拜物，将促使他们屈从于暴政，接受完全非伊斯兰教的种种异端。

瓦哈布还反对增加礼拜次数，反对妇女跟随出殡队伍，反对苦修者的狂赞举动；禁止穿绸缎、戴金饰，饮酒、抽烟、画像以及音乐、舞蹈等等。

在神学问题上，他肯定《古兰经》和“圣训”中提到的真主的属性，信仰其字面意义而不追问其形态如何。正如罕百里所说：“先贤及其教长们的主张是：我们描述至高无上的真主要用真主自己及其使者穆罕默德所做的不曲解、不神、不变形、不比拟的描述，不允许否定真主自我描述的那些属性，不许用被造物的属性来比拟真主的属性。”

在法学问题上，他基本遵循逊尼派的罕百里法学派，但主张只有《古兰经》和“圣训”才是真正的源泉；当发现罕百里法与经、训相矛盾时，将遵循经、训，决不能将任何人的话凌驾于它们之上。因此，他提倡伊智提哈德（努力探求作出判断），主张打开不与经、训相抵触的独立思考的大门，反对因袭传统。在某些法律问题上，只要以经、训为基础，其他法学派的意见可以采纳。伊本·泰米叶和伊本·凯仪的的著作是好的，但也不能一切照搬和模仿。

瓦哈布在家乡及旅行学习期间所见到的圣徒崇拜和对被造物的信仰显然与他的上述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在其旅行的最后一站——巴士拉，他公开指责这些行为是异端，背离了正道和认主独一的教义，但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和围攻，并被驱逐出境。这是他的改革思想经受的第一次考验。

瓦哈布离开巴士拉后，来到当时他父亲所在的内志的胡拉伊玛拉，向父亲叙说了各地偏离正道的情况和他要改变现状、统一信仰的打算，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完全同意。因此，他在行动上采取了比较温和慎重的态度。公元1740年其父去世，瓦哈布便开始坦率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虽有人支持，但遭多数人反对，甚至受到生命威胁，他被迫逃回故乡阿伊纳，向当地的艾米尔奥斯曼·本·穆阿麦尔说明了他的唯一神论的主张，并说如若遵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信条，真主将助其享有内志。这反映了瓦哈布要求统一阿拉伯各部落的思想。他得到了当地统治者的支持，归信的人也日益增多，阿伊纳成了他实施改革的第一个基地。

他首先向多神信仰宣战，指示信徒捣毁被当地人崇拜的殉教者的拱北，还亲自带信徒砍倒了被人崇拜的大树。重新实施教法，对犯通奸罪者以乱石击死；恢复聚礼制度，无故迟到者受罚；说服艾米尔停征捐税，而以天课为开支来源。

瓦哈布在阿伊纳的所作所为触犯了某些宗教学者的既得利益，并威胁着一些小酋长的统治。颇有势力的哈萨统治者苏来曼·艾勒·穆罕默德给在一定程度上受他控制的阿伊纳统治者奥斯曼写信，令其就地处决瓦哈布。奥斯曼见信后惊恐不安，鉴于自己的国力，他不敢与苏来曼对抗，但也不想杀死瓦哈布，于是采取折中办法，要求瓦哈布秘密逃离该地。

瓦哈布被迫逃到达尔伊叶，住在弟子艾哈迈德·本·苏韦利姆家里。消息很快传到该地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沙特那里，他在其妻的开导下，意识到瓦哈布主张的潜在力量和对扩大其政治势力的作用，于是亲自登门拜访了瓦哈布。二人情投意合，结成联盟，在阿拉伯半岛形成一股巨大的宗教政治力量，掀起了震撼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达尔伊叶成了这一改革运动的中心，不仅当地牧民很快皈信，曾受瓦哈布学说影响的一些阿伊纳入也纷纷前往。瓦哈布决意向外地传播自己的学说，培养新学说的宣教师，然后派往半岛各地传教。

配合布道活动，穆罕默德·本·沙特和他的儿子阿布杜勒·阿齐兹还对反对和阻碍传教者发动了圣战。公元1746年，阿布杜勒·阿齐兹攻占萨尔马达地区；公元1763年占领萨地尔部分地区，经过近30年鏖战，于公元1773年攻克利雅德。到公元1792年瓦哈布去世时，沙特人统一了整个内志地区。显示了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力。此后，便把目标转向周围地区，公元1793年占领哈萨；公元1801年攻占伊拉克南部的卡尔巴拉，袭击了什叶派圣地。作为对这次行动的报复，后来伊拉克一名什叶派人刺杀了阿布杜勒·阿齐兹。其子沙特继位后，进一步向外扩张，也门、阿曼表示臣服。

公元1806年，瓦哈比派武装占领麦加，进而控制麦地那和整个希贾兹地区，紧逼大马士革和巴格达。

瓦哈比派在希贾兹毫不妥协地执行其改革纲领，驱逐土耳其统治者及其驻军，捣毁麦加圣地各处的拱北，毁坏清真寺和讲坛，只放过一个克尔白殿。在麦地那，他们取下穆罕默德陵墓上的贵重装饰品，拆除拱北，他们拒绝来自埃及等地的驼轿，废除过去奉献天房帷帐时的庆祝仪式，认为这偏离了正道。结果导致叙利亚、埃及和土耳其来麦加朝觐活动的一度中断。瓦哈比派制止了麦加圣裔贵族随意加税，任意没收和勒索人们财产的行为，出现了社会安宁、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然而，改革没有触及精神文化生活，谢赫们反对这方面的任何变革，直到阿布杜勒·阿齐兹·沙特国王执政时才逐渐克服这种倾向。1811年建立了教权归瓦哈布家族，政权归沙特家族的第一个瓦哈比王朝。

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的胜利，打破了伊斯兰世界的沉默，震动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他们不能容许两圣地所在地希贾兹脱离其控制，因为这将对哈里发的地位构成威胁。同时，在中东有着重大利益和野心的英国也以维护半岛东部各小酋长国的安全为借口，对瓦哈比派运动进行政治、军事干涉。

公元1811年，奥斯曼素丹命令埃及总督阿里制止瓦哈比派运动。阿里调动大量军队，联合地方反瓦哈比派力量，进行围剿，遇到顽强抵抗。只是在沙特国王死后，抵抗力量削弱，埃军才于公元1818年占领内志，击溃新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新继位的阿布杜拉被押赴伊斯坦布尔处死。然而，瓦哈布思想已在阿拉伯半岛扎下根，几年后瓦哈比派国家就在内志得以恢复。瓦哈布“认主独一”和提倡独立判断的主张通过哈吉们传到世界各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阿布杜勒·阿齐兹高举瓦哈比派的旗帜，经过斗争，摆脱了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控制，于公元1924年统一了包括希贾兹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后，瓦哈比派教义成了该国的国教。

二、赛努西运动

公元19世纪前半叶产生于麦加、蓬勃发展于北非的赛努西运动与瓦哈布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在目标上它与瓦哈比派运动相一致，但并非瓦哈比派运动的翻版，而是以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出现的泛伊斯兰运动，其目的是唤起穆斯林反对奥斯曼的统治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入侵。它基本上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和平地实现改革纲领，只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依靠政治运动，把陶希德运动与苏菲派运动的纲领相结合，复兴伊斯兰教。

运动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里·赛努西（1791—1859年），亦称“大赛努西”，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加内姆，其家族据说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小时在家乡接受宗教教育，公元1821年到非斯的凯鲁万宗教大学学习，受神秘主义影响加入德加维教团。公元1829年毕业后，曾在北非及撒哈拉以南进行宣传，号召穆斯林团结，后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并任教。公元1830年左右去麦加朝圣，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伊斯兰教派及苏非教团的领袖；他拜著名神学家赛义德·伊本·伊德里斯·法西为师，曾跟随他去也门等地布道。法西死前，指定赛努西为继承人——哈里发，要求他的所有门徒服从赛努西领导。在麦加期间赛努西还接触了瓦哈比教义，对于它的纯洁性感到满意。鉴于奥斯曼统治当局的腐败，西方异教徒对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的侵袭和伊斯兰教的衰退，他决定进行新的改革运动。公元1837年，他在麦加附近创建第一个传教基地——扎维亚，借以宣传他的宗教、政治主张，这标志着赛努西教团的形成及其改革运动的开始。

赛努西认为，伊斯兰世界各国间没有界线，改革应在所有伊斯兰国家进行；伊斯兰教是宗教、国家、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的总和，要全面进行改革。当前伊斯兰世界面临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挑战，因此，改革运动应重视伊斯兰教的传播，尤其是在基督教尚未到达的那些地方的非伊斯兰教信徒中间，使人们改信伊斯兰教。主张恢复伊斯兰教的早期教义，绝对遵从《古兰经》和“圣训”，从异端和迷误中纯洁伊斯兰教。认为苦修，静坐、乞求中介等许多苏非教团的特征，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要求改善人们的道德和习惯，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对圣徒崇拜和乞灵于陵墓。鼓励信徒务农、经商，掌握射箭等军事技术。

在法学问题上，他同瓦哈布一样，提倡伊智提哈德，要从盲从和迷信中解放伊斯兰思想。反对因袭，但认为伊智提哈德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吸收那些与穆斯林生活相适应的各法学派的主张。对于穆夫提的任何判断和裁决，人们都可以要求提出证据，有证据的服从，否则可置之不理。赛努西要求统一正统派四大法学派，力图综合四大法学派之长，再加入自己的见解，创立新法学，以达到穆斯林内部的团结。

创建扎维亚是赛努西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措施。扎维亚本是苏菲派教团的修道场所，通常设有礼拜寺、诵经堂、宗教学校、圣徒陵墓、宿舍等设施。而赛努西的扎维亚，则是宗教、文化、社会、政治、军事中心。除包括上述设施外，还建有各类学校和图书馆，并拥有农田，供教团成员耕种。负责扎维亚行政事务的机构称哈瓦斯（al-hawās），扎维亚主持称穆嘎迪姆（mugaddim），他掌管所在地的领导权，并负责处理民事纠纷，下设专门负责经济事务、儿童教育、婚嫁、丧事诸方面的谢赫。赛努西利用扎维亚宣教布道，度化教徒，发展教育，组织生产和军事训练，指导公共生活，使他的主张通过庞大的扎维亚网传到各地。

赛努西在麦加创建了第一个扎维亚后，又先后在塔伊夫、麦地那、吉达等地建立了扎维亚。但他觉得非洲更利于他的思想传播，于是将运动中心转移到北非。公元1840年回到的黎波里，公元1843年在利比亚绿山建立非洲第一个扎维亚，成为赛努西教团的总部。公元1846年再度回麦加扎维亚布道，由于他的知识渊博，演讲富于吸引力，听众和求教者甚多。后因遭奥斯曼帝国当局指控，路经埃及逃回绿山。为躲避当局监督，公元1853年将总部迁至沙漠中的贾加布卜绿洲，创立了著名的贾加布卜扎维亚。过去萧条落后的地方，变成了繁荣富足的城镇，赛努西开办了伊斯兰学院和图书馆，藏书8000余册，不仅有宗教学科方面的，也有历史、文学、哲学及其他学科方面的书籍，被誉为继开罗之后北非最闻名的文化中心。赛努西去世时，该运动已有相当规模。其子马赫迪继任领袖期间，运动得到极大发展，其政治目标日趋明朗。马赫迪公开声称：“一手砸烂基督教徒，一手砸烂奥斯曼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曾鼓动奥斯曼政府像对待瓦哈比派运动一样，出兵镇压日益壮大的赛努西运动。鉴于西方对北非的野心及本身力量的衰弱，土耳其政府没有采取大的行动。赛努西教团的势力不断向西非、东非及撒哈拉以南地区延伸。公元1895年马赫迪将总部迁到中非洲交通比较便利的库弗拉。到公元1902年马赫迪去世时，已有扎维亚136个，信徒多达300万，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向北非和中非入侵的巨大障碍。

在马赫迪叔父艾哈迈德继任期间，正值法国、意大利向北非大举入侵之际，他率领赛努西信徒英勇抵抗殖民主义者，每个扎维亚都成了反抗力量的基地。在取得一些胜利后，他又指挥赛努西教团武装力量向英国占领下的埃及进军，以消灭异教徒的统治，纯洁伊斯兰教。但被英埃军队击败，遭到重大损失。法国乘虚而入，残酷镇压赛努西教团的反抗，许多扎维亚失陷。公元1918年，艾哈迈德被迫辞职，由赛努西之孙伊德里斯接任，他基本上放弃了赛努西制定的原则，脱离教团广大群众，教团逐渐衰微。

三、巴布派运动及巴哈派

公元19世纪40年代，伊朗兴起了革新伊斯兰教，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控制的巴布派运动。如果说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运动是要把脱离了伊斯兰原旨教义的信仰及礼仪恢复到早期状态的话，巴布派的学说却大相径庭，它要将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某些革新和发展。因此被正统穆斯林视为异端。然而，正如一位穆斯林学者所说，这毕竟是一种觉醒，它对宗教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公元19世纪前半时的伊朗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而封建主及什叶派领袖却拥有大量土地，并依靠他们手中的政治和宗教权力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另外，欧洲殖民主义的侵略，使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阶级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巴布派运动是要求变革现实的一种体现。

该派创始人密尔扎·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年），生于波斯的设拉子，幼年丧父，由其经商的舅父米拉扎·赛义德抚养。他学习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跟随舅父学做生意。他从小受伊斯兰神秘主义影响，重精神修炼，甚至不顾烈日在屋顶上全神贯注地赞主、画符。过度的苦修，曾使他神志茫然，身体虚弱。舅父担心他的健康，决定叫他去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朝拜，以改变环境，使其恢复常态。然而，这次旅行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他遇到了伊朗前不久出现的谢赫派领袖卡基姆·拉什提·杰拉尼，思想上受到了影响和启发。

该派对当时在伊朗得势的正统什叶派不满，试图对它进行改革。他们批评什叶派的“圣训集”（艾赫巴尔）在许多地方自相矛盾，还对什叶派的主要信条之一“伊玛目”说作了重要补充。基于对什叶派伊玛目实体和理性特点所形成的观念，他们断言，在什叶派信徒中可能出现一个属于信徒与最高领袖——“隐遁伊玛目”之间的一个中介。阿里·穆罕默德回到设拉子后，开始传播谢赫派教义。据说，他还被指定为谢赫派教长的继承人。

公元1844年（伊斯兰教历1260年）5月23日，即第十二世伊玛目隐遁1000年之际，阿里·穆罕默德宣布自己为人类与神的意志执行者伊玛目之间的中介——“巴布”，其意为“门”，即通达真主之门。由此产生出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巴布派。后来他又自称“努格达”——“点”，即最高点或启示点，又改称“哈里格·哈克”，即真理的创造者。他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化身，受命来改革被乌里玛们曲解和败坏了的东西。

巴布学说的基础体现在他本人所著的《默示录》（白亚尼）中，信徒视该书犹如《古兰经》一样神圣，说它是天启的产物。他声称，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在公元1844年已经结束，他本人被派往人间执行神交给的使命。天启并没有因《古兰经》所说的“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去世而告终，每个先知都有时间性；只有在所有先知出现后，真主才毁灭世界；在他之后还要出现先知，即“受约人”或“真主的化身”。他要像伊斯兰教废除基督教法一样，废除伊斯兰法，用《默示录》取代《古兰经》；对伊斯兰法所规定的礼拜、斋戒、婚姻、遗产继承及死亡、复活、天园、火狱等等都作了新的解释。

巴布主张，此前存在的国家和社会都应改造，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伊朗国王身上。认为国王应结束不公正的封建统治者和贪得无厌的穆斯林教长们的强权势力，建立一个没有外国人的地位的国家；商业和一切交易都完全自由，利息的征收不受任何限制；废除出殡以外的聚礼，每个人都可以在其正常业务活动之余自己感到方便的地方进行礼拜；废除限制穿丝绸衣裳和戴贵重金属饰品的一切规定以及妇女戴面纱的戒律，允许女人与男人交往；在刑罚方面，注重罚款，取消死刑。“19”这个数字被看做是神圣的，因为它代表了瓦希德（wahid）—“独一的神”。一词的数值。①历史上伊斯兰神秘主义者曾极为广泛地玩弄数字，这就形成了他迎合群众口味来解释当时流行教义的方便手段。他取消伊斯兰历法，变一年为19个月，每月为19天。最后一个月称艾阿俩目，定为斋月，因该月气候凉爽，利于斋戒。他还成立了一个由19名社会领袖组成的委员会。

①阿拉伯人过去以字母代替数字，瓦希德是由代表6、1、8、4的四个字母构成，其数字之和为19。

巴布的上述主张基本上反映了伊朗社会中正在萌芽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反对封建主拥有的无限权利和不受限制的统治，使那些对乌里玛们过分严峻的态度感到厌倦、不满现行秩序、幻想自由平等、期待救世主到来的人们皈依了他，但却遭到伊朗国王的拒绝。

公元1845年巴布派四处传教，运动发展迅速，这引起了当局和乌里玛们的注意，于是下令禁止其传教活动，并逮捕了运动倡导者巴布。六个月后，巴布逃出监狱，来到伊斯法罕省。公元1847年又重新被捕，押到阿塞拜疆的马库。但其信徒的传教活动却有增无减，穆罕默德·阿里·里尔福鲁什和侯赛因·波什鲁耶等深入群众布道，宣称新先知已经降临，《古兰经》与旧法典、旧制度都已失效，无需交税和服役；宣布废除私有制，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平等。许多遭受封建主残酷压迫的穷苦人纷纷加入巴布派。加兹温著名女诗人库拉·艾因改奉该教后，首先把巴布关于妇女问题的教义付诸实行，她不戴面纱，公开传教，轰动一时，还用她那优美的诗歌艺术开创了巴布派文学。

自公元1848年起，巴布派以反对异教徒统治为口号，在马赞德兰、赞詹、尼里兹等地发动了反封建和外国资本控制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样一来，巴布派从当初的宗教活动转向政治斗争。这使政府感到局势严重，于是派出相当多的兵力去镇压各地的起义。虽然巴布派教徒英勇抵抗，但到公元1850年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为了制止事态继续发展，约于同年七八月间，政府在大不里士处决了巴布。

巴布之死没有使其信徒灰心，相反更加激起对当局的仇恨，他们转而采取了恐怖手段。1852年8月中旬，国王纳希尔·丁从尼亚拉的夏宫出猎，三名巴布派教徒对其谋刺未遂。随后国王对巴布派教徒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许多人惨遭杀害，女诗人库拉·艾因被绞死焚尸。幸存的巴布派信徒或逃到国外，或组成秘密的小团体。声势浩大的巴布派运动平息了下来。

巴布死后，他的一个忠实门徒密尔扎·叶海亚主持这个教派。据说，这是巴布生前的决定。为了躲避伊朗当局的迫害，叶海亚和一些信徒逃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格达。在那里，巴布派内部为争夺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叶海亚威胁最大的是他的兄弟密尔扎·侯赛因·阿里。后者出于私欲而皈信巴布派，刺杀国王未遂事件发生后，涉嫌被捕入狱，经奥斯曼帝国政府说情被流放到巴格达。1864年土耳其当局又应伊朗的要求将他们转移到伊斯坦布尔，年底被押送到亚德里雅纳堡。这时，密尔扎·侯赛因·阿里利用教派的困难处境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公开声称自己是巴布在《默示录》中所预言的“真主的显身”，自命为“巴哈·乌拉”（意为真主的光辉），还制定了代替巴布派教义的新教义。他的这一举动遭到其兄长和部分信徒的强烈反对。密尔扎·叶海亚自称是巴布学说的保护人，是巴布派的合法首领。巴布派发生了分裂；巴哈·乌拉的追随者被称为巴哈派，继续忠于叶海亚的仍沿用巴布派的称号。两派矛盾日益加剧，以致发生武斗，奥斯曼政府只好将他们分开，巴哈及其信徒被遣送到巴勒斯坦的阿克，叶海亚及其信徒被遣送到塞浦路斯。

巴哈在阿克继续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向各地的巴布派团体发出专门的宣传品。公元19世纪70年代，他在这里写成其主要著作《基塔布·艾哥达斯》（Kitābal-Agdas），意为《至圣书》，充分表达了他的各种主张。他宣称这部作品是天启圣书，将取代《古兰经》和《默示录》。

巴哈认为，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民族和社会地位高低，大家都是兄弟，应真诚相爱，相互信任；他宽容异教和异教徒，废除伊斯兰教关于“圣战”的教义，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建立“正义王国”；信徒要完全服从其最高宗教领袖和绝对服从现存政权。

巴哈派主张简化宗教礼仪，甚至主张废除清真寺的聚礼，认为每日早、午、晚朝向阿克礼拜三次就够了，族途中还可将整个礼拜仪式简化为一个叩头礼，或只口诵“赞美真主”即可。净礼程序也大为简化，如果没有水，也可以不洗。

在日常生活中，他认为追求舒适和豪华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认为使用金银器皿是一种罪孽；允许穿丝绸等贵重服装，允许使用玫瑰露和上等香水，允许听音乐，反对独居修道、苦行及其他禁欲主义的表现。

巴哈认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对偷盗者，初犯时要驱逐出教门，或关进监狱；但第三次落网者，要在偷盗者脸上打上标志。故意纵火者，要用火烧死；故意杀人者要偿命。

巴哈的主张对许多劳动者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这些人惨遭社会压迫，巴布派起义失败后，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出现低落，他们渴望平等和正义，容易接受巴哈派关于普遍和平，幸福生活和勿抗恶等教义。然而，他的教义更加符合伊朗成长中的资产阶级以及外国殖民者的利益，因而得到国内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赏识。

公元1892年巴哈死亡（据说是被其兄的支持者投毒所致），由其子阿拔斯·埃芬迪（1844—1921年）继位。此人自称阿布杜·巴哈（意为真主光辉的奴仆），宣布自己是救世主和真主的儿子。在阿拔斯·埃芬迪时期，巴哈派教义的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他主张取消国界，筹建“世界议会”，推行世界语，组织统一政府。巴哈派的学说在美国和西欧得到传播，且获得了少量信徒。但其思想体系与伊斯兰教已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四、马赫迪运动

马赫迪运动是公元19世纪80年代在苏丹兴起的具有神秘主义特色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改革运动，在近代苏丹及伊斯兰教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运动创始人穆罕默德·马赫迪（1843—1885年），原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生于北苏丹栋古拉附近一个造船工匠的家里。据说，该家族是穆罕默德的后裔。穆罕默德·马赫迪自幼接受伊斯兰教育，曾在喀土穆、柏柏尔、吉齐拉等地的宗教学校学习，并从事苏非派思想的研究与探讨。他喜欢静坐苦修，是一名宗教知识渊博、虔诚笃信的苏非派信士，他拜师求教的最后一位教长指定他为哈里发（继承人）。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苏丹名义上受土耳其-埃及封建主统治，实际上逐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公元1877年，经英国政府同意，埃及赫迪夫任命英国人戈登（曾参加镇压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苏丹大总督，这就为英国控制埃及、占领苏丹铺平了道路。苏丹人民身受双重压迫和剥削，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严酷的社会现实刺痛了马赫迪的心，激起了他对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他立志“从污秽中纯洁宗教，从压迫与蹂躏下解放民族”，铲除邪恶，驱逐外敌，建立一个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的苏丹人的独立国家。

为实现其目的，马赫迪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他首先以其新居地白尼罗河的阿巴岛为基地，利用布道的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信徒和支持者。在布道中，他除传授苏非派的信条、礼仪外，还大讲苏丹人民所遭受的压迫与不幸，诅咒外来统治者的专横不义，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他主张恢复早期的伊斯兰精神，净化被“背信者”玷污了的伊斯兰教。演讲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从而使他获得了一批忠实的信徒。

他效法接受天启前的穆罕默德，时常在阿巴岛的一个洞穴里进行修炼。公元1881年6月，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宣布自己是真主派到人间的马赫迪（救世主），号召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进行圣战。马赫迪学说早在伊斯兰教初期就已出现，它对于受苦受难的下层穆斯林很有吸引力。世人盼望有马赫迪出现，为世人伸张正义，铲除暴虐，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在当时的苏丹，马赫迪思想颇具号召力，它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的反抗运动有很大的作用。

马赫迪的这一举动，传到苏丹当时的总督劳夫那里后，起初并未引起他们重视。他认为马赫迪不过是一个宗教狂，只是派助手带人到阿巴岛，令其放弃这个放肆的称号。但马赫迪回答他们说，除了自己受命的神的权威外，不承认任何权威。气急败坏的总督派军队捉拿马赫迪，马赫迪临危不惧，组织力量迎击前来的政府军。他向信徒们宣布，这是一场圣战。由于准备充分，作战勇敢，他们大败政府军。马赫迪运动从此蓬勃发展起来。

阿巴岛战役胜利后，马赫迪率领起义的信徒转移到远离苏丹政治中心的西部山区，总部设在卡迪尔。这次行动被他们誉称为“迁徙”（希吉来）。由于马赫迪行为的正义性，所以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紧密配合，马赫迪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公元1881年12月和公元1882年4月，马赫迪军两次重创前来围剿的政府军。公元1883年初，占领西苏丹要镇奥贝德，年底全歼了英国军官希克斯统率的埃及万人远征军。1885年初，攻克首都喀土穆，击毙再次上任的英国总督戈登，建立起政教合一的马赫迪国，首都设在恩图曼。马赫迪担任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和宗教领袖，设立了相当于内阁的行政委员会。

马赫迪运动的最大成就，就是铲除了外来的压迫和统治，恢复了苏丹人民失去了60年之久的民族自由。马赫迪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及法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坚持苦修禁欲，弃绝尘世的说教，但反对朝拜死者坟墓；他决定降低政府工作人员的薪俸，减轻人民的赋税，提倡俭朴，反对铺张浪费，甚至规定信徒要穿有补丁的衣服；他禁止饮酒、吸烟，要求减少订婚彩礼，婚宴只准宰杀一只羊；他废除殖民当局发布的一切法令，颁布以伊斯兰法典为基础、以他的命令为补充的新法律，宣布富人穷人、主人仆人、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一律平等；对抢劫、偷盗、奸淫按伊斯兰法（沙里亚）进行处罚；他废止各个法学派，以《古兰经》、“圣训”和他的言行录为基础，择各派之长，创立统一的法学（买兹海布）；他认为众多的法学派和繁文缛节的解释是使伊斯兰思想受到危害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人们在宗教上的分歧，因而下令将《古兰经》、“圣训”及安萨里的《宗教学科的复兴》等正统经书以外的许多书籍付之一炬；他还将苏丹各教派、教团统一于马赫迪派之中，不允许各派独立存在。

马赫迪在运动初期就曾宣布，他的使命不仅在苏丹，而且在全世界。马赫迪国家建立后，他一方面继续派兵肃清土-埃残余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向周围各国发信，宣传马赫迪派的教义，要求人们归顺他。但在这方面他还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工作，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马赫迪去世后，由其助手阿布杜拉继位。他遵循马赫迪的教训，继续对外传播马赫迪派教义，先后给埃及赫迪夫陶菲克、英国女王菲多利亚、土耳其素丹、埃塞俄比亚皇帝以及阿拉伯半岛的汉志人和北非的赛努西派写信，要他们接受马赫迪派教艾。他首先遭到埃塞俄比亚皇帝的拒绝，而阿布杜拉不顾苏丹当时的实际力量，于1889年初，派哈木丹·安贾率军征讨埃塞俄比亚。经数月激战，马赫迪军获胜，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始终没能占领埃塞俄比亚，也没有使那里的人们皈信马赫迪派。公元1889年5月阿布杜拉又命北部守将瓦德·努朱米攻打英国控制下的埃及，并寄希望于埃及人民的支持，指望出现反政府的起义。不料英-埃军队早有准备，他们强行撤走沿路村民，严密监视尼罗河水，使深入埃及境内的马赫迪军发生给养危机。公元1889年8月被围困在突什基，经过一场恶战，马赫迪军残败，瓦德·努朱米战死。人们把突什基之战看成是马赫迪运动衰落的起点。

这场运动和历史上自发的农民起义一样，带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并导致马赫迪运动的失败。公元1896年英—埃联军再次入侵苏丹，公元1899年推翻马赫迪政权，苏丹又重新陷入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

五、艾赫默地亚教派运动

公元19世纪末，印度兴起了艾赫默地亚教派运动，它的出现除了与印度的社会、政治、宗教因素有关外，与巴哈派学说的影响似乎也有一定的关系。

公元19世纪中叶，英国占领整个印度，莫卧儿王朝最终灭亡，穆斯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印度各族人民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十分不满，英国异教统治者企图使穆斯林及印度教徒改宗基督教的消息传出后，更激起人们的愤怒。公元1857年，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反英民族大起义，结果被镇压下去。以后，英国的殖民统治进一步加强，印度的一些伊斯兰教团体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实际利益掀起了不同形式、各具特点的运动。他们以“保卫宗教”为口号，发动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圣战”。

英国殖民当局为缓和矛盾，需要在伊斯兰教上层人物中建立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柱，而少数代表印度穆斯林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利益的人，为使伊斯兰教适应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情况，也走上与殖民当局合作的道路。艾赫默地亚派运动的产生，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印度是多种宗教共存的国度，各种宗教相互影响，成了混合主义的温床，它在艾赫默地亚教派运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运动的创始人库拉姆·艾赫默德（1839—1908年），生于印度旁遮普邦卡底安镇一个大地主家庭。他自幼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年后曾在夏尔科特法院担任初级文书职务。在那里他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有所接触。后来，他从事法律及宗教学研究，公元1880年发表《艾赫默地亚的辩论》第1卷，自称是穆斯林的救世主马赫迪。此书遂成为该派的经典。

公元1889年3月4日，他宣称获得神的“启示”，自命马赫迪和弥赛亚（犹太人的救世主），创立了艾赫默地亚教派。两年后又称他是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复临。公元1904年进而宣布他是印度教信奉的“黑天神”的化身。他宣传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相混合的教义，主张将三种宗教统一在同一信仰之中。他承认真主，但否定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而自称新先知。他将穆斯林的作证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改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库拉姆·艾赫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他废止《古兰经》，而代之以他的《辩证》一书。他宣布耶稣之死仅是表面的，后来走出坟墓，来到印度宣传福音书，并死于印度，葬于斯利那加；艾赫默地亚派教义认为救世主马赫迪是倡导和平的，瓦哈比派主张同异教徒进行圣战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顺从、和平）相矛盾，吉哈德不应被理解为战争，而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宣传，因而反对暴力，主张和平，要人们绝对服从政府。所有这些，无疑迎合了英国的殖民政策，而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嘉许，并极力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便利。

库拉姆·艾赫默德在其家乡卡底安建立了完整的组织，掌握着当地的行政权和公共事业。他开设宗教学院，培养宗教学者和艾赫默地亚派的宣教师；还设立普通中学及学院，对学生进行文化及本教派宗教思想的教育。他还依靠英国的资助在西欧和东非地区进行宣传，一度对东非某些国家的上层人物产生极大的影响。

公元1908年，艾赫默德死后，围绕着他的继承人问题发生内争，一些人极力主张由其家族成员担任；另一些人则拥护思想比较开阔、受过高等教育的穆罕默德·阿里。两派争执不下，只好采取折中办法，选举努尔·丁为第一位哈里发（继承人）。公元1914年努尔·丁去世，艾赫默德之子巴希尔·丁当选哈里发，艾赫默地亚派发生分裂，以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反对派在拉合尔建立自己的组织，称为拉合尔派；支持巴希尔·丁的一派为卡底安派。两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对耶稣和艾赫默德的看法上，卡底安派认为耶稣已经死亡，但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被其门徒从十字架上救下，治好伤口，逃到克什米尔，死后葬于斯利那加，艾赫默德是复临的耶稣，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穆斯林。而拉合尔派认为，不相信艾赫默德是耶稣复临的人仍然是穆斯林。在对穆罕默德先知的地位问题上，卡底安派认为穆罕默德不是封印先知，而是最伟大的先知，艾赫默德是一位新的先知，今后仍将有先知出现，不相信艾赫默德先知地位的人不是完全的穆斯林；而拉合尔派则认为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在他之后不会出现先知，艾赫默德不是先知，只是一位改革家，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能称为穆斯林。他们对其他派别的穆斯林比较宽容，并允许本派信徒参加其他派别清真寺的礼拜。但在“圣战”问题上，两派仍坚持艾赫默德的非暴力主张。

艾赫默地亚派的主张同正统伊斯兰教义相抵触，它关于“圣战”的学说不利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因而遭到正统穆斯林的强烈反对，一直视其为异端。1974年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取缔艾赫默地亚派。

六、泛伊斯兰主义和现代主义运动

公元19世纪后半叶，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或1839—1897年）和他的弟子阿布杜（1849—1905年）掀起的改革运动被认为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新阶段。该运动包含泛伊斯兰主义和现代主义两方面的内容，它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公元20世纪初伊斯兰社会思想的发展。

公元19世纪下半叶，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加紧了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面对西方的挑战，伊斯兰世界一些保守的思想家把复兴伊斯兰教视为抵御西方异教入侵的关键，主张坚持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及其价值。他们认为信仰和神圣法典是一切智慧的开始和终结，力主恢复伊斯兰体制，抵御西方文明及现代思想；同时，也有些人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按西方模式组织社会生活，以图民族和国家的振兴。另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温和派企图寻找某种灵丹妙药来医治眼前的创伤，恢复伊斯兰教昔日的威严和力量，他们主张在不危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文化传统和伊斯兰世界统一的前提下改革伊斯兰教。他们调和宗教与科学，使宗教尽量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阿富汗尼与阿布杜倡导的运动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

阿富汗尼生于阿富汗喀布尔附近一个有势力的家族，精通阿拉伯语及伊斯兰各学科，曾参加过支持阿富汗艾米尔穆罕默德·阿扎姆反对其对手的军事行动，20世纪60年代担任过阿富汗首相。公元1870年，因国内政局变化被迫离开阿富汗抵达印度，后经埃及去伊斯坦布尔。在这里开始宣传他的思想主张，结果遭到正统派穆斯林的攻击。这时，他认为实现其主张的理想之地是阿拉伯国家。公元1871年，他由伊斯坦布尔抵达开罗，一住就是9年。他常在大学甚至咖啡馆发表演讲，宣传他的思想，博得听众的赞赏，并激励了一批要求改革的热血青年，其中包括他的弟子阿布杜。他的住处成了他与其他学者和向他求教的弟子共同探讨问题的聚会地。

阿富汗尼受到瓦哈布复古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他坚持唯一神论教义，却又使它与现代思想结合起来。

他强调《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之根本，穆斯林应严格遵行，同时又允许对《古兰经》进行独立的解释和判断（伊智提哈德），摒弃有悖于伊斯兰教教义的迷信和异端，使《古兰经》的原则与穆斯林生活环境相适应，他说：“政治体制、社会理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他认为，欧洲的力量蕴藏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中，处于衰弱状态的穆斯林要想拯救自己，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及科技的价值，吸取那些与它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东西，而不应消极地对待现代知识、政治和社会现象。他说，历史证明：有知识的人在伊斯兰昌盛时代受到鼓励，基督教是靠伊斯兰教的影响取得了力量和优势，《古兰经》传播了科学知识。他将殖民主义势力与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加以区别，号召穆斯林在保持伊斯兰教及其价值的前提下，努力猎取欧洲的科学技术，以增强自身力量，捍卫伊斯兰世界。他企图把欧洲的物质文明与伊斯兰精神结合起来，所以，他一方面支持从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领袖，同时宽容并支持采纳欧洲文明的人。

宣传穆斯林的团结和伊斯兰的统一，是阿富汗尼在埃及开始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他认为，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唯一方法是全世界穆斯林坚持在《古兰经》旗帜下的团结，四大法学派应融汇起来，逊尼派与什叶派应相互接近和联合，甚至一度主张穆斯林在哈里发的旗帜下实现联合，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府，抵御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与威胁。他想通过改革家与政治家的结合发动一场宗教、政治运动，以实现其目标。因此，他寄希望于赫迪夫阿拔斯的继承人陶菲格，多次与他会晤商谈，期待他早日掌权。然而，陶菲格继位后，不仅违背对阿富汗尼的许诺，而且视其为潜在的危险，公元1879年以建立秘密组织的罪名将阿富汗尼驱逐出境。

阿富汗尼来到印度继续宣传其主张，引起巨大反响。1883年旅居巴黎，在那里组织秘密团体“坚固把柄”，这是宣传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组织。同时，他还与阿布杜合作创办同名刊物，向各伊斯兰国家发出改革的号召，向人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同殖民主义和各国专制君主展开斗争。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英国，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它在伊斯兰国家的罪恶行径。该刊物仅发行18期就被当局查封。阿富汗尼离开法国来到伊朗，后又重返欧洲，公元1892年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

阿富汗尼虽然在群众中宣传他的主张，但他把改革始终寄希望于社会上层，一度寄希望于苏丹的马赫迪，后来是伊朗国王纳希尔丁，最后是他并不喜欢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因为他认为当时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最有能力反抗西方的政治实体。反过来，素丹哈米德二世也认为阿富汗尼所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反对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伊斯兰世界，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好武器，因而邀请他到伊斯坦布尔来。这样，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运动便被纳入土耳其统治者的轨道，“阿富汗尼成了金笼子里的一只鸟”。

杰出的思想家阿富汗尼在沉闷的伊斯兰土地上播下了复兴的种子。他一直注重政治革命，认为这是解放穆斯林的最快途径。在政治革命成功后就可以集中精力于社会和教育改革。他死后，阿布杜继承了他的事业，在社会和教育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阿布杜生于埃及滨湖省，从小接受伊斯兰教育，曾受神秘主义的影响，后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宗教及语言课程，并对自然科学和历史有所研究。公元1872年结识了阿富汗尼，受到他的思想影响和启发，并在他的指导下投身于新闻事业。公元1873年在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此后，不断在《金字塔报》发表文章，宣传阿富汗尼的主张及现代自由思想，因保守派不满面被解职。后应聘到《埃及大事报》任主编，他的报纸不仅报道时事和政治活动，而且批评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宣传济贫、行善和社会改革，主张扫除伊斯兰教中的异端邪说。阿富汗尼被驱逐出埃及后，阿布杜继续坚持他的原则。阿拉比革命暴发后，他积极参加，革命失败后，被流放到贝鲁特。接着，应阿富汗尼之请去巴黎合办《坚固把柄》。停刊后，又返回贝鲁特从事教学工作。从此脱离了阿富汗尼主张的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轨道，将宣传科学教育作为反对外国势力、复兴伊斯兰教的基本方法，集中精力着手宗教、社会、法律与教育诸方面的改革工作，沿着现代主义道路走下去。他以新的方法注释《古兰经》，写出了关于伊斯兰教义的重要著作《一神论》。公元1888年被赦后返回埃及，先在爱资哈尔大学教书，后任法官、国家立法委员会委员及大穆夫提。这为他的改革工作提供了便利。

阿布杜知识渊博，精通伊斯兰教义和法律，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因此，他反对僵化和因袭传统，想使伊斯兰教义与现代文明协调起来。他认为宗教在伊斯兰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不能再无视西方文明，应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建立新的组织机构。他把现代主义同赛来菲耶（复古主义）结合起来，摆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再通过注释《古兰经》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他坚持唯一神信仰和伊智提哈德原则，提倡理性主义，主张对宗教问题进行研究，做出判断。他在《一神论》一书中解释了理性在生活中的作用，认为理性是认主唯一的基础，伊斯兰教是理性宗教，应依靠理智解释《古兰经》，当法律的字面意思与理性解释发生矛盾时，应服从理性解释。他为穆斯林解释了能吃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宰杀的动物肉，允许穆斯林穿西装和在有息银行存款等重要问题。

他以现代主义解释《古兰经》，目的是要在这本圣书中找到与现代科学观念相当的内容。他认为，伊斯兰教与科学是一致的，科学像宗教一样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他赞成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和进化论学说，当然他的依据是宗教和《古兰经》的经文。他认为亚当不是人类的本源，所有的人都来源于一种特定的精神。他在《古兰经》中找到了“生存斗争”的解释，还把书中提到的魔鬼看成是微生物。

对于伊斯兰教的衰弱，他认为应归咎于长期以来伊斯兰教思想的僵化，而在同一时期欧洲却急速发展，尤其是在穆斯林一贯轻视的那些领域里。因此他提出，伊斯兰教只有依靠理性从因袭传统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欧洲先进的基础是教育体制的先进和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竭尽全力在我们的国家里传播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欧洲在教育领域中的成就对伊斯兰复兴极为重要，如果用伊斯兰宗教精神武装起来的穆斯林掌握了现代科学，他们就完全能同西方人抗衡。基于上述考虑，他大胆地改革爱资哈尔大学的教育制度及僵化的教学方法，增添数学、几何、工程、历史等现代课程。

阿布杜还批驳苏非派的宿命论和脱离尘世的主张，提倡穆斯林应作为劳动者生活在社会之中，同人们一道从事劳动和建设。每一个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应该履行“劝善了恶”的使命。他通过唯理性的方法证明伊斯兰教在思想领域里的威力，以说明伊斯兰教优于其他宗教。他特别强调西方文化是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感情上增强穆斯林与这种文化的关系。他对伊斯兰社会和宗教道德的捍卫使宗教界的乌里玛们感到满意，虽然他们不同意他对伊斯兰教义做出的非传统的解释。他对西方科学的赞扬，在主张全盘西化者的眼甲，成了他们主张改革的依据。

阿布杜培养出一代新型的改革派，他的学说传播于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马格里布，影响远及印度尼西亚。阿布杜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原则上坚持了他的全部学说。但这种学说实际上不可能满足截然对立的各派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弟子们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朝着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以拉希德·里达为首的一部分人，则采取了保守主义的态度，全力捍卫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使他们的所谓改革运动明显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

第十四章　伊斯兰教在中国

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国与西亚的交通已经大开，中国与波斯和阿拉伯有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国人知道阿拉伯，始于汉武帝时张骞西使。张骞所率的使团没有到达阿拉伯，他归国后所报告的有关阿拉伯的情况闻自安息（伊朗）人。汉代所说的条支和唐代所说的大食指的就是阿拉伯半岛，是Tajik或Tazi的译音，据说是由半岛上一个部落的名称而来。中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及《汉书》和《后汉书》对条支都有记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经艰险，考察了这条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情况，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有关西域各地的知识。在张骞之后，长安形成了出使西域各地的热潮，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的局面。据记载，汉王朝每年派出的使团多则十余次，少则也有五六次；每次少则十余人，多则百人以上。这无疑进一步沟通了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除陆路之外，中国与波斯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日益频繁。

一、唐代的中阿关系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公元610年开始，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在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征服了大片地区，以后又建立起规模空前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而这时在东方，从618年开始，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唐王朝。两个大帝国的边境相交于中亚细亚，这为两国的往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相传，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有人怀疑这句话是否出自穆罕默德之口，但我们认为，不管怎样说，它表达了阿拉伯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他们善于学习别国先进文化的心情。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尚无定论。中国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唐永徽二年说是可信的。《旧唐书·大食传》记称：“永徽二年始遣使来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永徽二年实为伊斯兰教历三十一年，而非三十四年，从《旧唐书》卷四和《册府元龟》的记载可知，大食使者永徽六年曾再次宋朝。“有国三十四年”乃六年来朝使者之言，而《旧唐书·大食传》误将其说成是永徽二年使者之言。这是见于中国史书最早的记载，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在此之前就没有穆斯林来华；反过来说，有穆斯林使者或商人来华，也并不等于伊斯兰教已经在中国得到传播。但不管怎么说，自此以后，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是频繁的。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唐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651—798年）的147年间，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者达37次之多，这中间恐怕很难说没有疏漏。这些所谓使节不一定都由哈里发派出，可能有商人假借其名，因为当时所谓的朝贡，实际上是一种做买卖的方式。当然，那些不以使者出现，不见于史册的商人大概会更多一些。唐代时，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交通路线从大的方面讲有两条，一条是海路，另一条是陆路。细分起来，陆路不只一条，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这两条路线之外，还有两条可能的路线。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路到安南，再由安南从陆路到云南。又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天竺，再自天竺从陆路到云南。”①这可以称为陆路海路相结合的路线。由于这时来华的多为商人，所以他们多停留在交通沿线的商业中心，如唐朝的首都长安和内地城市洛阳、开封；沿海港口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地。如《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后不欲归。”

①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第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二、怛逻斯战役后中阿关系的发展汉文关于伊斯兰教最早的记述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边境相连，友好往来进入一个新阶段。但两个强国之间也难免发生摩擦和冲突，怛逻斯战役即为一例。唐高宗时（650—683年），曾在波斯设都督府，拜波斯王卑路斯为都督。不久波斯为大食所灭。《新唐书·波斯传》载：“卑路斯于咸亨（670—674年）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679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其国。以道远，至安西在业，行俭还。”泥涅师只好流落吐火罗做客。这大概是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势力最初之接触。但两国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冲突，因为在一个时期内虽然粟特、费尔干纳和东波斯名义上都臣服于中国，但由于这些地方远离中央政权，唐王朝实难牢固地加以统治。

唐开元年间，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冲突逐渐加剧。因为葱岭以西的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诸国，贞观年间皆为中国的藩属，阿拉伯帝国不仅侵略这些国家，伊拉克总督哈查志还于公元715—717年派兵进攻中国，攻陷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这是唐王朝难以容忍的。那些被阿拉伯军队侵占的诸小国，也不堪忍受其统治，纷纷向唐呈求援。于是两国开始发生军事冲突，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和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与阿拉伯帝国就曾兵戎相见。第一次中国军队获胜，第二次胜负不明。历史上记载比较多的则是怛罗斯战役。

怛罗斯战役发生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导火线是石国之役。历史表明，开元年间和天宝初年，唐王朝已显露出它没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其在中亚的霸权。西域诸国屡屡上书唐王朝，请求援助，摆脱阿拉伯的压迫和苦难，但唐朝皇帝往往只是安慰几句，并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诸小国虽仍不断遣使朝贡，但对唐王朝的依赖自然减弱。唐将高仙芝和石国国王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认识都不清，结果招致大祸降临。石国国王“似乎没有认识到，唐在安西都护府虽不能帮助他抵抗大食的侵略，却能讨伐他对唐或唐军事领袖的不恭。在高仙芝方面，他固然可对石国发挥安西都护府的权威，但他应该知道西域小国之自称臣唐，并非专因唐四镇兵力之强，也是因为他们所受唐的压迫较小。”①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以“无藩臣礼”为由讨伐石国，斩其王，灭其国，并实行大杀大掠。西域诸国不服，也怕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于是乞兵于阿拉伯；而阿拉伯人为扩张其势力，也乐于出兵。二者结合，攻怛罗斯城，高仙芝军大败，二三万人伤亡，不少人被俘。但这次战役并未动摇他在西域的军事根据地，他手下的唐军还有相当的数目。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关系也没有因此而恶化。玄宗末年，即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肃宗曾借西域各国的军力收复两京，其间阿拉伯哈里发国也应中国之请，派兵助唐平叛。

①白寿彝：《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见《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84-8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两件事在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关系史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人，有许多工匠，他们将中国的造纸术等带进阿拉伯，在撒马尔罕等地先后建立起造纸厂；随后又由这里转入欧洲，对中世纪阿拉伯文化和欧洲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生，也与中国造纸术的西传有很大关系。有的被俘人员在阿拉伯长期停留，对那里的社会和风土人情以及伊斯兰教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杜环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12年间他游历了阿拉伯帝国各地，到宝应初年（公元762年）才搭乘顺路商船回到广州。归国后根据他的耳闻目睹和笔记写成了《经行记》一书，但可惜此书已佚，我们只能从他族叔杜佑的《通典》一九三、一九四两卷的附注中见到片断。《经行记》曰：“（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仪。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致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的，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从此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掺杂居止，其俗礼仪，不食自死肉和宿肉，以香油涂发。”从上述简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经行记》是我国所知道的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教义的文献，也是中国历史上由非穆斯林介绍伊斯兰教的最为扼要正确的记录。

两京被收复，助唐平定安禄山之乱的西域各国军士，其中包括阿拉伯士兵，部分归国，部分就留居中国。陕西大荔县城南唐时监牧重地之沙苑成了他们屯垦牧养之地。阿拉伯穆斯林“将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在这块胡人聚集的地方逐渐传播开了。到了明代，沙苑成了回回民族聚居的地区。”①

①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2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唐初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由陆路来长安后，又东向到达河南、山西、河北、山东一带，以后又借军事之利，由陆路来华的穆斯林更为增加。但唐玄宗曾于开元二年和天宝二年两次下令禁止互市，封锁中国与西域的陆上交通，陆路交通失去了原有的繁盛，海上往来遂趋频繁。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了通商大埠，番客主要是穆斯林商人大都云集于此。

穆斯林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不仅在中国长期居留，而且有与中国人通婚生育后代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但却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在他们所到之处大都聚居一起，形成“番坊”。为了发展贸易，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唐王朝就要采取适当的形式对这些外来侨民加强管理。于是就指令番坊中的穆斯林推选出有德望的人，由政府委任他们作“都在长”，设立管理机构“番长司”。“番长司”是一个类似政教合一的组织，“都在长”不仅主持宗教生活，领拜、宣教、祈祷等等，而且依伊斯兰教法调处、裁决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此外，还有招徕海外商船来华通商贸易的责任。如《萍洲可谈》称：“广州番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①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他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贸既多居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圣训诫。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②广州的情况如此，其他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亦然。

①《萍洲可谈》卷2。

②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01页。

三、五代和宋、元时期的穆斯林

五代十国时期不长，关于伊斯兰教可记述的大事不多。至宋代，中西之间的海上交通大为发展，但陆路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时来华经商的穆斯林比过去增多。一般来讲，与宋通使，多由海道而来；与辽通使，多经陆路。辽天赞三年（公元924年）至宋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的284年间，正式遣使见于记载者39次。

宋王朝鼓励与阿拉伯的贸易，甚至以官爵授予外商，以示奖励。因为当时对外贸易是税收的重要来源，皇帝认识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①为此，从来太祖开始，先后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征收货税，叫做“抽解”。征收的比例宋初为十五分之一，以后增为十分之一。

①《粤海关志》卷3引《宋会要》。

在唐代，由陆路来的穆斯林居留北方者居多，国都长安为其中心；由海路而来者则居于沿海口岸。宋代，北方则以开封为中心，但以后北方战乱，宋室南迁，穆斯林“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②当然，在北方，辽、金与阿拉伯帝国之间也常有使者来往。

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8《真教寺条》。

在宋代，阿拉伯商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广州、泉州和杭州。这里的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聚集处，称为番坊或番巷。据记载，番坊居住的外国人口是相当可观的。不仅有留居数十年而不归者，与中国人通婚者也不少。《宋会要·绍兴七年条》记载：“大商蒲亚里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讷，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同时，阿拉伯、波斯妇女嫁给中国人者亦常有之。中国人与外来的穆斯林结婚，一般都入其教随其俗。所以，出现了“土生番客”，“五世番客”。宋朝沿袭唐代的一些作法，也在番坊设番长，由番人中推选，再由中国政府加以委任。他巾袍履笏，着中国官服，办公的地方叫番长司。他主持宗教事务，还依教法裁决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如《宋史》卷三○三《张之传》载：“夷人有犯，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残酷，请一以权法从事。”朱《萍州可谈》卷二亦谈及，“番人有罪，诣广州和实，送番坊行遣。……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此外，政府还允许他们在中国建立清真寺，设立公共墓地。这种做法，无疑有利于番坊内的安定，也有利于吸引外商来华。

随着穆斯林人数的增加和定居，在牵读书应试者也较唐时为多。北宋初钱易《南部新书》称：唐代“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梅花”。《全唐文》有“华心说”一文，记载了形夷而心华的阿拉伯人李彦升考取唐朝进士的史实。五代时西蜀归化的波斯人李，兄妹皆有才名。宋时，各地的学校都允许外国人的子弟入学，而“诸番子弟皆愿入学”。①不仅如此，宋朝还有专门为外国人设立的学校，如蔡《铁围山丛谈》记载：“大观政和之间（公元1107—1118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番学。”番人在中国读书的人多了，为官的人自然也多起来。南方的蒲氏家族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蒲姓即为阿拉伯文Abu（阿布）之转音。宋末，蒲寿庚、蒲寿晟兄弟均为中国官吏，不仅豪富，而且势力颇大。

①龚明之《吴中纪闻》卷3（学海类编本）。

元代穆斯林的人口大增，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但我们不应忘记，早在元朝正式建立之前，蒙古人与伊斯兰教就有了颇为密切的关系。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汗国以后，在与中国内地发展贸易关系时就利用了穆斯林商人。他还做出努力，以图与西域的伊斯兰国家确保中西交通和边境安全，发展友好关系。只是在他派出的商使被杀以后，他才决定西征。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人时期，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公元1258年才灭亡了存在五个世纪之久的阿巴斯王朝。

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在建立王朝之后，而且在其征服过程中已充分地显现出来。成吉思汗没有偏见，“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在进军西辽时，他派一队那颜去消灭屈出律这个败类，可失哈尔（喀什噶尔）人记述说：“蒙古军一支接一支到来，除屈出律外不向我们要什么东西，允许念塔克必儿和阿赞，并且派一名使者在城内宣布，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教规。”①蒙古军在进入穆斯林聚居的中亚和波斯以后，同样表现出这种宽容态度，并且在征服地往往任用穆斯林上层人士进行统治。到后来，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在精神上却被伊斯兰教所征服。蒙古军在征服西域各国以后，又回兵东征。这时有各地各族的不少穆斯林加入蒙古军来到中国。同时，蒙古人西征，建立政权后，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时不仅有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乃至欧洲人来华，也有许多中国人前往西域。前者如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后者如道教的长春真人邱处机、常德，耶律楚材等。但更多的则是那些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而没有留下姓名的商人、工匠、军士之类的人。

①〔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元朝建立后，实行种族政策，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里所谓的色目人是对西域人的统称，“在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为最多，因而有时也用回回人代称色目人。”①“蒙古人之征服中国，因色目人的功劳颇大，故色目人的待遇也与蒙古人同，而汉人与南人则望尘莫及。”②正因为如此，元时来中国的穆斯林要比唐宋时多得多。在这些人中间，不仅有商人，而更多的是军人和从军的工匠，还有其他许多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已经不局限于通商口岸和陆路交通线上的一些都市，而是大分散小集中地长期居住在中国各地。所以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明史·西域传》也说：“元时回回遍天下。”

①杨志玖：《略谈“色目人”》，见《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

②刘风五：《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第13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这众多的穆斯林，除来自西域者外，伊斯兰教徒在中国与他族人结婚繁衍的后代和蒙、汉等族的人改宗者亦不在少数。穆斯林不再以客人自居，读书求仕者愈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著录于《元史·氏族志》者逾百人。”①在生活习惯、风俗、礼仪方面也日益华化。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时，穆斯林已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正如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二，《碑志》一零《哈只全心碑文》所说：“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②故在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八中有“富贵回回”之称。在政治地位方面，自中央和行省的丞相、平章政事至州县的达鲁花赤，都有不少穆斯林担任，并且有专门为回回设立的官职，出现了像赛典赤·赡思丁这样一大批贤明的政治家。在学术上，穆斯林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像诗人萨都剌、丁鹤年，建筑家也黑迭儿丁、天文学家扎马鲁丁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①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贝《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第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327页，中华书局，1977版。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有更多的清真寺在各地建立起来，在清真寺周围形成穆斯林聚居的坊。规模大的清真寺设有掌教和专门执掌教法的人。以宗教法官（哈迪）掌管穆斯林之诉讼，这在唐末时已经有之，但那时仅限于通商口岸之侨民，而元代则在中央设立哈的所，下有司属，统管中国境内之穆斯林。不过哈的所的职权前后不尽相同，在至大四年撤销前除为国祈福外，还要过问穆斯林之诉讼；及至呈庆元年再置时，则只准祈福并掌教念经，而不准再过问诉讼。

元代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穆斯林的人数增加，经济和社会政治地位提高。但总的来讲，穆斯林仍以外来者为主体，蒙、汉人的皈依并未改变这一状况。就中国内地来讲，正如杨兆钧所说，从唐初到明初，“即从7世纪到15世纪。这800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①不过，在中国边远的省份新疆，情况则有所不同，从公元10世纪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是我国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①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四、喀喇汗王朝与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

唐王朝灭亡后，中国又一度陷入封建割据的状态，西域也出现了地方性的小王朝，主要的有喀喇汗国、于阗、高昌等。喀喇汗王朝（亦称黑汗王朝）形成于10世纪上半期，主要由一些操突厥语的游牧部族组成。领有中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和今新疆西部。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6年出版的魏良著《喀喇汗王朝史稿》把各家说法作了归纳，在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公元840年，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局势近百年的回鹘汗国在内乱屡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因黠戛斯的突袭而溃散。其最大的一支在庞特勒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七河地区）。他们到达后夺取了政权，建立起喀喇汗王朝。庞特勒自称可汗，建立于巴拉沙衮附近的喀喇斡耳朵，并迅速把领域扩大到唐朝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所辖的大部地区。”①这就是说，喀喇汗王朝是由回鹘人建立的，现在许多学者也趋向于回鹘起源说。历史上人称喀喇汗朝的始祖是毗伽阙·卡迪尔汗，这可能是庞特勒自称可汗后采用的称号。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自毗伽阙·卡迪尔汗以下，有的首领带有“东方和中国王”的头衔，有的用“桃花石汗”（意为中国汗，西域人称汉人为“桃花石”）。

①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5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毗伽阙·卡迪尔汗死后，由他的两个儿子继位。长子巴兹尔为大汗，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古尔恰克为卡迪尔汗，治怛逻斯。以后，怛逻斯被萨曼王朝国王伊斯玛仪·本·马赫穆德的军队攻陷，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进行斗争。公元904年派兵袭击萨曼王朝的边境，时值萨曼王朝发生内讧，一位王子从河中地区逃到喀什噶尔寻求庇护，被安置在阿图什。大概就在这时，喀喇汗王朝汉族的某些成员皈依了伊斯兰教。如果说唐宋时期内地和沿海的穆斯大林都是外国侨民，那么随着喀喇汗国的伊斯兰化，新疆的穆斯林主要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成员。

据说，喀喇汗朝的沙土克·波格拉汗·阿布德·克里木（卒于公元955年）是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汗。他是巴兹尔之子、奥古尔恰克之侄，本名沙土克，受萨曼王子或苏非派教士的影响皈依伊斯兰教，取教名阿布德·克里木；在萨曼王朝的支持下打败奥古尔恰克，占领喀什喝尔后，称波格拉汗。他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后，又从曾经支持过他的萨曼人手中夺回怛逻斯；还同未皈依伊斯兰教的巴拉沙衮大汗展开斗争，并于公元942年占领巴拉沙衮。

沙土克·波格拉汗于公元955年去世，葬于阿图什。长子巴伊塔什继任，称阿尔斯兰汗，教名为穆萨·本·阿布德·克里木。在他执政时期，在苏非派教士的帮助下，汗国实现了伊斯兰化。公元10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米斯卡维希和公元12—13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在其著作中都曾提到，公元960年有20万帐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就在这一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从此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突厥族伊斯兰教王朝的历史。“伊斯兰教的传入，在新疆及维吾尔等民族的历史上，关系重大，影响深远。”①

①新疆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1册，第1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穆萨的儿子哈桑·波格拉汗执政时期，王朝达到鼎盛时期，他远征阿姆河以北诸地，攻占布哈拉城，公元993年死于归途。他在位时，辖地包括喀什噶尔、喀喇昆仑、怛逻斯、讹打剌等地。他的兄弟阿里·阿尔斯兰汗于998年在向英吉沙武力传教时战死。

以后，喀喇汗王朝发生内讧，遂分为东西两支，并于公元1041年形成两个汗国。哈桑的儿子喀的尔汗·玉素甫以喀什为中心，向东、西扩张势力，传播伊斯兰教。叶尔羌、于阗就是通过“圣战”伊斯兰化的。

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伊斯兰教得到传播，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公元11世纪出现的著名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是王朝繁荣昌盛时期的代表作。前者的作者是巴拉沙衮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公元1069年完成于喀什噶尔；这是用韵文式的突厥语写成的第一部文献。内容是按照伊斯兰教的道德标准讲述做人的道理。后者的编撰人是马赫穆德·喀什噶尔。他自己说，以民族论，他是维吾尔人，父亲侯赛因生于喀什噶尔，祖父穆罕默德是喀喇汗王朝一位汗的后代。《突厥语大词典》用阿拉伯文写成，所收条目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突厥语词典，而且也可以算得上一部简明的“百科全书”。由阿赫马德·本·马赫穆德于公元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用当时喀什噶尔语写成的《真理的入门》也是喀喇汗朝时期留下的我国维吾尔族文学名著之一。它是一部劝诫性的长诗，讲的是伦理道德。但由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技能，全书结构严谨，并不因其内容而使人读来感到枯燥无味。这部作品完成于喀喇汗朝的衰微时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凋敝，控诉了社会的不平等。新疆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了魏萃一的汉译本，这就使更多的人可以读到这一名著。

唐朝以后的200多年间，在西域除喀喇汗王朝，于阗政权和高昌回鹘政权外，还有一些小的部族，如乌孙、西突厥等等，他们都与辽朝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辽朝在各地设立相应的王府进行统治。公元1124年（辽保大四年），辽朝在金兵的打击下濒临灭亡，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西北逃亡，最后到达西域，建立了西辽王朝，即穆斯林史料中所说的喀喇契丹。西辽统治者信仰佛教，但对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是不排斥的。

公元13世纪初蒙古汗国在我国漠北兴起后，分布于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首领屈出律被迫逃到西辽境内。屈出律利用西辽境内的反叛势力，于公元1211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篡夺西辽政权。屈出律仍用西辽国号。屈出律不仅对人民群众实行血腥统治，镇压喀什噶尔等地的抵抗运动，而且强迫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改宗佛教或景教。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遇到阻碍。只是到了公元14世纪后半期，在蒙古察合台汗的后裔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儿子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当时对伊斯兰教“崇奉之热，几等于狂”。到公元15世纪后期，在吐鲁番和哈密地区伊斯兰教也取佛教而代之。

五、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

元代的阶级斗争，往往带有民族斗争的形式。朱元璋以种族革命为号召，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起以汉族为主的明王朝。

明初，太祖也曾执行排斥他族的政策，对蒙古人和色目人作过某些限制，如明令曾经帮助元朝的蒲寿庚、黄万石的子孙“不得读书入仕”；拒绝外族内徙；禁止外族人自相嫁娶，《明律》。卷六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汉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宫为奴”；限制伊斯兰教之教长只有布道权，而再不能掌管穆斯林之诉讼事宜；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变所谓胡姓为汉姓，结果在内地的穆斯林多取与原姓相近的汉姓，如纳速剌丁变为纳，马茂德变为马等等。这些姓氏有的汉姓原已有之，如马、王、丁、刘、穆、安等；有的则为原来汉姓所没有，一听即知为回回之姓氏，如哈、者、买、卖、初等。

明初尽管对色目人其中包括穆斯林作出种种限制，但历经长达六七个世纪的迁徙、繁衍和发展，穆斯林已分布于全国各地，并且在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穆斯林为国建功立业，担任要职者仍然很多，如开国功勋常遇春、屡从征战有功的沐英、历法家马沙亦赫、奉使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等人。薛文波认为，明太祖“臣属中多回民，常遇春武将以下，强半为回民”；陈垣也说，“明时回回人给事宫廷者甚多。”其中有些见于记载，有些是否为穆斯林很难分辨，“因自元朝以后，回教徒在中国做官的，或者社会中有相当地位的，大都皆讳言自己是回教徒，甚至有出教的”。①

①刘风五：《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第14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还可参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至于上述《明律》对外族人不得自相嫁娶的规定，未必能够完全做到，何况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嫁娶更可能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增加，因为《古兰经》明文规定：穆斯林不与以物配主的人结婚，除非后者皈依伊斯兰教。这样一来，汉人与穆斯林结婚，就要改信伊斯兰教。

明代虽对汉族以外的其他部族作了种种的限制，但对于穆斯林之信仰还是尊重的。“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特异也。”①这可能是因为伊斯兰教信徒对明王朝做出重大贡献的结果。例如明太祖洪武初年，就敕修清真寺于西安、南京以及滇南、闽、粤，御书《百字赞》褒扬穆罕默德：“乾坤初始，天在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柘，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思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孽。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明宣宗也曾就修南京礼拜寺敕太监郑和曰：“得尔所奏，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乞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敬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水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监管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侯风信开船，故敕。时宣德五年七月二十六。”在这方面，明代皇帝中以武宗最为突出，“彼于各宗教，无不涉猎，均得要旨；独于回教，认识尤深。观其御制尊主诗，宛然以回教驾乎众教之上。”①诗云：“一教元元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有谁？”武宗不许养猪，禁食猪肉之命令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二记载：“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禁食猪肉，乃伊斯兰教之教规，武宗未曾入教，何以如是为之？对此众说不一，甚至有人谓其已加入伊斯兰教。但这一点很难得到证实。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中作如下解释：“其豹房实多回人……怂恿之，托云国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钧帖。”似乎不无道理。但不管怎么说，这可能与明代穆斯林的势力和影响有关。

①陈垣：《回教入中国史略》，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1928年）。

①薛文波：《明代与回民之关系》，原载《回教文化》第1卷第1期、第2期，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222-223页。

清代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前期与后期有所不同，概括起来讲，有一个由宽容利用到残酷镇压的过程。清朝建立之初，出现了历史上的所谓“康乾盛世”，从顺治至乾隆前期，即从1644年至1781年的100多年里，国家得到了统一，边疆得以巩固，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清廷在这一时期在宗教方面则采取了‘钦崇佛教、总持道法’、‘崇儒重道’、‘儒释道三教并垂’的政策，没有把伊斯兰教作为尊崇的宗教，但也没有同意把伊斯兰教作为同白莲、无为、大成，混元一样‘夜聚晓散’的‘惑众’‘左道’而严禁，而是采取了允许存在、适当利用的宽容政策。”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帝多次驳回朝臣关于严禁伊斯兰教的奏疏。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之大略不外于纲常仁义之事，是勉回民“孜孜好善”，成为“淳良”的。穆斯林之信仰“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应“从俗从宜，各安其息”，不得“强其划一”，而要“一视同仁”。甚至诏令将奏请惩治穆斯林的山东巡抚陈世，署理安徽按察司鲁国华等人革职。当然，在这一时期清帝的诏谕中同时也表现出对伊斯兰教及其信徒的歧视态度，认为“此种回教，原一无所取”，其信徒在中土“率皆鄙薄之徒”等等。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清帝采取了各种手段，如拉拢利用民族宗教上层，保留其部分特权，康熙对回族出身的官员马雄、对投附于清朝的哈密阿奇木克穆罕买提夏和加的儿子额贝都拉就是这样；清军在平定大小和卓的分裂活动后，对白山、黑山两宗和加的某些特权采取不干涉政策，在其他地方也允许民族宗教上层保有某些权力；利用伊斯兰教推行乡约制度，即以每个乡的乡约向清政府具结担保不做违犯禁令的事，来换取清政府允许其在本乡中享有政治和宗教特权；清廷甚至做出某些关心、推崇伊斯兰教的姿态，等等。清王朝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在王朝建立之初，需要安定人心，巩固其统治。但客观上对伊斯兰教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利的，所以在全国各地新建了不少清真寺，更多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也在这时出现，有些穆斯林还得以赴麦加履行朝觐功课。

②李兴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回教）的政策》，见《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第1-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版，19年版。

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西北伊斯兰教新旧教派之争发展成以新教信徒为主的回民起义。中国之穆斯林原无明显的教派之分，明末清初，随着朝觐归国的哈只是和由中亚等地而来的苏非派传教士的宣传，首先在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教派。出现教派冲突和仇杀，这对各派的穆斯林都是有害的，清廷本应从中加以调解，促其和平解决。但这时地方官员却往捕镇压，这就促使平时即对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不满的新派的穷苦信众举起反抗清廷的义旗。这时，清廷又利用教派斗争，扑灭起义，谕称：“如系新教首逆，即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伊等本系宿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①用心何其毒也。陕甘总督勒尔谨即按乾隆的旨意，残酷地镇压了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而更有甚者是：所谓的“善后”处置，不仅捕杀新教教主马明心，而且要“尽绝根株，不留余孽”。结果不仅马明心、苏四十三的亲属被杀害或发配边疆，成千上万的新教普通信徒也作为“从逆余党”惨遭杀害。所遗房屋被拆毁，田地被没收后赏给老教阵亡士兵之亲属承种输粮。对新教的礼拜寺也尽行拆除。还下令革除阿訇、掌教、师傅等名目，使老教也难以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清查所谓“邪教”的活动波及全国各地，在没有伊斯兰教传播的地区也如临大敌，一片恐怖。“善后”还涉及穆斯林的学术领域，从而发生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文字狱。

①《清高宗实录》卷1127。

自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穆斯林的处境更加困难，因而起义屡屡发生，特别是公元1850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在云南，陕甘宁新等地所发生的回、撒拉、维吾尔等族的穆斯林反清起义，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要对这些起义，清廷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残酷镇压，剿抚兼施；禁绝新教，欲灭‘教门’；挑拨离间，制造纠纷；‘以回制回’，进行分化”①的反动政策。

①李兴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回教）的政策》，见《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第2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年版。

公元17世纪后，新疆的伊斯兰教问题呈现一种复杂的局面，中心是和卓问题和与之相关联的白山派和黑山派的问题。明代末年，即公元17世纪初，自称圣裔的马哈图姆·阿扎姆和他的长子马木特·玉素甫、次子伊斯哈克伯克由中亚的西部地区来到喀什噶尔，传播苏非派教义，“引起了伊斯兰教徒的狂热崇拜，使当时叶尔羌汗国的伊斯兰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②以致《西疆杂述诗》称：“今回疆所奉之教，是始于东迁之玛木特·玉素甫所传。”③这段话并非说明伊斯兰教在新疆开始传播的时间，而是说明穆斯林所信奉教派的变化。马哈图姆·阿扎姆是纳合西班底教团首领的后裔，他被这里的穆斯林尊奉为自己的宗教领袖，表明苏非派势力的增强和它在南疆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后他们内部发生纷争，于是形成两大派：长子马姆特·玉素甫创立白山派，次子伊斯哈克伯克创立黑山派。所谓白山派是因其信徒头戴白帽而得名，黑山派则因其信徒头戴黑帽而得名，亦被称为“白帽回”和“黑帽回”。这两派在教义上并无多大分歧，区别主要在礼仪方面。白山派礼拜时默颂赞词，而黑山派则高声朗读。这两派之间常因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竟至“分门别户，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由宗教纠纷发展到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他们“骨肉相残，纷争不已”①，两派的势力在不同时期互为雄长。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以阿帕克和卓（1678—1693年在位，尊号“依达耶托拉”）为首的白山派在准噶尔部支持下取得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的统治权。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黑山派的丹尼尔和卓又夺得叶尔羌，两派斗争再起，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木统一南疆。白山派和黑山派在争夺南疆统治权的斗争中，都曾从外部取得支持，这一外部势力就是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通过其代理人对南疆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自然激起南疆维吾尔人的强烈不满与反对。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政府平定达瓦齐汗，结束了准噶尔汗国在南疆的统治。这时清政府鉴于前一时期黑山派作为准噶尔汗的代理人，在南疆人民中声名狼藉，便扶持白山派的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回去实行统治。这兄弟俩是白山派首领玛罕默特的两个儿子，是在其父关押期间生的。长子波罗尼都为大和卓，次子霍集占为小和卓。其父死后，二人被拘禁。但大小和卓在公元1757年公然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宣布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的伊斯兰汗国，清政府派军平定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小和卓之乱。他们失败后逃到阿富汗境内的巴达赫尚，结果被当地首领所杀。波罗尼都的次子萨木萨克和白山派的一部分头目逃至浩罕等地，以图再起。“当时，白山派不满意清政府对大小和卓叛乱的镇压，也不满意它支持黑山派，并与大小和卓的后裔勾结起来，利用清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反动和错误，利用南疆人民不满清朝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煽动南疆人民反对清政府，甚至勾结浩罕反动势力及英国殖民主义者，连续在南疆发动叛乱，分裂祖国统一。张格尔、玉素甫以及七和卓之乱，都属于这样一类的性质。”①进入公元19世纪以后，沙皇俄国加紧南侵，逐步吞并原为清外藩的布哈尔、浩罕诸部，并企图利用伊斯兰教侵占中国的新疆。“因而从公元1857年和卓后裔倭里汗再次入侵新疆到同治四年阿古柏挟大和卓曾孙布素有克在新疆的分裂活动就具有和以前和卓后裔入卡兹事不同的性质。”②清政府为维护祖国的统一采取必要的行动无疑是正确的。但上述局势的出现则与清朝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②陈慧生：《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见《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第25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年版。

③《西疆杂述诗》卷3。

①《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7。

①陈慧生：《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见《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第26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年版。

②李兴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回教）的政策》，见《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第3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年版。

整个来讲，正如陈垣所说，清代对伊斯兰教是“至虐”的，就是在比较宽容的前期，也只不过是允许其存在而未宣布为非法而已，其地位根本无法与儒、佛、道相比。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作为受歧视的回、维等民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其地位更是每况愈下。这就必然引起穆斯林，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穷苦人民利益的教派的信徒起来反抗清朝的统治。清廷不仅制造民族纠纷，拉拢汉族地主阶级，推行其民族压迫政策，而且采取“以回制回”的反动政策，以达到其将伊斯兰教各派尽行“剿灭”的目的。由于清廷执行反动的，错误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不仅造成了国内各民族间的隔膜和伊斯兰教派之间的争论，妨碍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发展和宗教学术活动的开展，而且被国外的反动势力所利用，造成了复杂的国际问题。

六、经堂教育的提倡和汉文译著的发表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明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明代以前，伊斯兰教可以说是外来侨民的宗教，这时虽也有中国人皈依，但终归不占主要成分。这第二个时期则与前一个时期不大一样，这时广大的穆斯林不管其祖先是国外来的，还是原有的中国人，他们都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在中国形成了回回等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就整体来讲穆斯林社会也由唐宋时期以经商为主，中经元代的农商并重向以农业为主的转变，最后奠定了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基础。这是一大进步，它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了根。鉴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为了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也为了解救遭受歧视和迫害的宗教，并向教外人阐扬伊斯兰教精神，遂有穆斯林中的有识之士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明末清初经堂教育的倡导和汉文译著工作的进行。

经堂教育的倡兴始于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1522—1597年）。渭城在西安以西二三十公里处，位于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关中中部，是穆斯林聚居的地方。胡登洲早年月读儒书，后来随同乡高姓名师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曾到麦加朝觐，归国后深感中国伊斯兰教之不振，“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遂立志兴学①。开始时他招收一些弟子在自己家里，由他供给和培养。后来由其二传弟子“兰州马”将这种教育由家庭移到清真寺。胡登洲的弟子、再传弟子及数传弟子很多，分布在许多地方，有些成了著名的经师。更重要的是，它很快传至许多省份。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教育形式，并且形成不同的学派，以胡登洲及其弟子为代表的陕西学派，重认主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周太爷为代表的兰州学派，学风拘谨，重精而专；以常志美为代表的山东学派，长于《古兰经》注疏和波斯文经典，重博而熟；以马德新为代表的云南学派，专阿拉伯文经典及用阿文、汉文著译。诸学派的形成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也与各地的宗教传统和习俗以及始创者的学历有关。②

①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

②〔清〕赵灿：《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寺则只办小学。自胡登洲以来，不仅出现了经堂语和小儿锦即“小经”这样一些在文字方面表现中国伊斯兰教特色的东西，而且有了常用的课本，它们或为阿拉伯文，或为波斯文，普通有“十四本经”之说，主要的是讲教法和伊斯兰教哲学。当然，各地各清真寺学习的课程内容和分量都不可能完全相同。

经堂教育这种形式大概是将中世纪伊斯兰教以清真寺和私宅为教育场所的教育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所以胡登洲一开始就收几个弟子在自己家里进行培养。以后经堂教育成了三堂合一的清真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堂往往设在北侧厢房，大的清真寺既有经文小学又有大学，规模小的清真

经堂教育为伊斯兰教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和学者，使伊斯兰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经劫难而不衰，同时也使它逐步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上层的需要。但是，对于已将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回族等族的穆斯林来说，对于不信伊斯兰教的教外人来说，要真正了解和认识伊斯兰教仍然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于是有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

汉文译著活动同样始于明代，一般认为由王岱舆（1368—1402年）开始。其代表人物，在王岱舆之后，有张中、伍遵契、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从时间上讲，译著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王岱舆至刘智（约1660—1730年）；第二个阶段则有马德新、马联元等人。前一阶段以金陵为中心，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摘要解》、《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等。内容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学和典制方面，往往是一书专译一经或专述一种理论。刘智于1730年左右逝世后，一直到咸丰、同治年间，即19世纪中叶以后，才又有新的译著问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马联元的《孩听译解》等。这后一阶段以云南为主，内容较以前为广，已由宗教哲学和典制扩大到天文历法、地理、阿拉伯语语法、修辞学和《古兰经》的翻译等。

这些穆斯林学者一般都曾攻读儒书，甚至是“学通四教”的人。“他们通晓伊斯兰教义，同时也研究儒学、道教和佛教所说的道理。他们往往吸收它们的有利因素，并引用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来阐述伊斯兰主张，解答各种疑难的质问；有时是用洁难的方法来阐述伊斯兰的主张。”①正如蓝煦在其《天方正学》卷首《自序》中所说，他的用意是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他们的著作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的独特风格，被穆斯林称之为“汉克塔布”即汉文经典。“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给中国伊斯兰教在理论上和形式上奠定了基础；在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宗教教育、生活习俗各方面使中国穆斯林有了一个新面貌。”②

①白寿彝：《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见《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4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七、中国伊斯兰教教派的形成与发展

伊斯兰教在其兴起的第一个世纪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派之间的斗争持续1000多年，迄今悉未停止。但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明代以前来中国的穆斯林中，既有逊尼派的也有什叶派的“但绝未见其有何激烈之对立，一月二派在西亚细亚之所为也。”①这是因为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穆斯林处于广大非穆斯林的环境之中，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保持自己原有的信仰同时又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久地生存下去，他们可能原属不同的派别，但其基本信仰相同，分歧则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穆斯林是不分派别的。不仅如此，甚至部分来中国的犹太教信徒也被列入穆斯林之列，称为“蓝帽回回”，这大概是二者的信仰和习俗有不少共同之处的缘故。今天除新疆的少数什叶派信徒之外，中国绝大多数穆斯林都自称属逊尼派的哈乃斐法学派，但在中国逊尼派的信仰和仪式中却有许多什叶派的表现。对此中国学者有不少论述，《清稗类钞》曾称：“在内地通行之教与波斯极合，与回部奉行者颇有出入，谓为阿里什叶派。”薛文波在《什叶派对中国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影响》一文中也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如中国内地的穆斯林尚禄色；尊重伊玛目而少谈哈里发；礼拜寺的三掌教制中其第一掌教为伊玛目，他操一坊宗教之大权。对阿里的敬仰胜于对艾布·伯克尔、欧默尔和奥斯曼，对于法蒂玛的敬仰胜于对赫彻底。誉阿里为战无不胜之勇将、“圣人的狮子”，寺内大殿墙上或穆斯林家里往往有用阿拉伯文绘成的阿里的宝剑。穆斯林男婴许多人都以阿里、哈桑、侯赛因为经名，女婴则动辄起名法蒂玛，妇女还纪念法蒂玛忌日，称为过“姑奶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逊尼派与什叶派在中国之融合。后期中国穆斯林中虽然形成派别，但也并非逊尼派和什叶派之分，而多为逊尼派之不同支派而已。

①白寿彝：《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17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一）苏非派

明末清初苏非派在中国的出现，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一件大事，它虽然主要表现为修持方法上的不同，但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形成教派之始。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它于公元7世纪末公元8世纪初出现在伊拉克，以后传播到伊斯兰世界各地。他传入中国后，很快就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门宦制度。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分析，首先于公元17世纪初传入新疆的是巴哈丁（Baha'al-Din，1317—1389年）于公元14世纪在布哈拉创立的纳合西班底教团。著名学者巴尔托利德写道：“15世纪成为突厥斯坦实际执政者并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财富的和在阿赫拉尔，以及卒于1542年的玛哈图姆·阿扎姆的后代，迁居于现今中国的突厥斯坦，得以在那里建立起执政王朝。”①这与中国史料中关于公元17世纪初玛哈图姆·阿扎姆及其两个儿子进入南疆传播苏非派教义并建立政权的记载基本相符，只是进入中国南疆地区的可能不是玛哈图姆本人而是他的后裔。新疆的依禅派就是由他们传入的苏非派，其名称亦来自中亚的布哈拉一带，这是因苏非派发展到个人完全服从于谢赫意志的“塔伊法”阶段后，中亚苏非们对其教团首领讳称“依禅”而得名。中国学者勉维霖和马通认为，甘肃、宁夏的某些门宦源于新疆的依禅派是有道理的。回族等族的穆斯林中向有“四大门宦”之称，它们泛指甘、宁、青等地的虎夫耶、哲赫林耶、格底林耶和库不稳耶。马通认为：“前两个来源于也门沙子林耶和什板顶耶，后两个来源于葛德尔教团和库卜拉维教团。新疆的‘依禅’派，主要属于乃格什板顶耶。在甘肃也有他的支派，影响也不小”，并明确指出：甘肃的北庄门宦就接受了依禅派的教理。①勉维霖说，宁夏“三个苏非主义派别中，虎夫耶、哲赫林耶同出一源，自称其道派都是乃格什板顶耶……尕德林耶的道派，属于伊斯兰世界广泛流行的戛迪里叶苏非派”，并且指出：“尕德林耶来源较复杂，其中韭菜坪尔德林耶，传说是由撒马尔罕地方的一个修道士传入的，先到我国新疆、青海等地来传教，后来又由青海传入宁夏。”②

①B.B.巴尔托利德：《伊斯兰教》，见《巴尔托利德全集》，第6卷，第118页，莫斯科1966年俄文版。

①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157、2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勉维霖：《宁夏回族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浅谈》，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期。

苏非主义运动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上面谈到的中国苏非派各门宦源出的教团中，有两个教团，即产生于布哈拉的纳合西班底教团和花刺子模的库布拉维教团属于中亚教团，它们先传入新疆，再由新疆传入内地是合乎逻辑和实际的。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新疆在苏非派向内地传播中的作用。当然，苏非派传入内地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门宦由朝觐归来的哈只创立，有的则是中国穆斯林受外来传道士的影响而创立。

“门宦”一词可能由“门阀”和“宦门”两词的第一个字母合成，用以表示其权势和地位。这里有一点与国外不同，这就是国外各教团大多以创始人的姓名命名，而许多门宦则以坚持方法或所在地的地名命名。如虎夫耶的原意为“隐藏的”、“低的”，故该门宦又称“低念派”；反之，哲合林耶的原意为“公开的”、“响亮的”，因之称为“高念派”。库布林耶的原意则为“至大者”。北庄门宦、韭菜坪门宦显然是因地名而得名。门宦制度的形成是与当时穆斯林社会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它是一种教主兼地主的制度。多数门宦的共同特点是教主（或称道祖、老人家）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世袭，因而形成其高门世家；有严密的教权组织机构，实行教主集权制。教主为最高领袖，由他直接委任热依斯（代理人）管理由若干坊组成的教区，各教坊则由教主委任其教长；据《甘宁青史略》载，信徒“对于老人家命令，服从唯谨，虽令之死，亦所甘心。”在信仰方面，一般除保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外，还崇拜教主及其拱北，有些门宦甚至以朝拜“拱北”取代了到麦加的朝觐功课，还为已故创始人、有影响的教主及其家庭成员过忌日；主张在“教乘功课”之外要进行“道乘”方面的修持，如坐静、履行神秘主义的祈祷，有些举行“齐克尔”的仪式相当狂热。各门宦及其分支的情况不尽相同，这里我们不一一叙述。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各个门宦的信仰和仪礼中都渗进了地方原有的信仰和习俗。

（二）格底目派

明末清初苏非主义的“门宦”出现以后，被人们称为“新教”或“新派”，而对那些仍然保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逐步形成之宗教制度者则称为“老教”或“旧派”，阿拉伯语为“格底目”。虽然有不少穆斯林奉苏非主义，另立门宦，以后又有穆斯林组成伊赫瓦尼派、西道堂等派别，但整个来讲格底目派穆斯林仍占多数，特别是在内地各个省区。格底目派严格遵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履行五项基本功课，重视长期形成的各种宗教习俗；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或汉依制，教长或阿訇实行聘请制，教务上实行伊玛目、海推行、穆安津三掌教制，寺务上实行，“学东”、“乡老”或董事会制。明、清时有的大清真寺还设有穆夫提即教法说明官。格底目派奉行哈乃斐派教法思想，它虔守长期形成的老规矩，反对标新立异，重视仪式中的细枝末节。当然，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共处，也和其他教派一样，深受汉人文化的影响，在其礼仪中渗入不少儒家的东西。该派在许多方面表现比较宽容，虽对其他教派持有异议，但一般不过多地加以评论，“在教争中持折中调和态度，被公认是个温和的教派。”①

①马通、王琦：《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

（三）伊赫瓦尼派

清末民初伊赫瓦尼派的兴起被视为回族等族穆斯林中的维新运动，其创始人马万福（1853—1934年）是甘肃省临夏果园村人，故一般人称其为马果园，又因曾朝觐麦加而被称为果园哈只。马万福于公元1853年生在一个“薄田三四亩，衣食勉强够”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均为阿訇，所以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以后出外求学，“他聆听‘晤思达德’（老师）的讲解，研读抄写的经书，总感到现实的遵行有很多与伊斯兰的真谛是相悖的，但没有充足的可凭经典”。①马万福才智聪敏，22岁取得阿訇的资格。随后在几个地方担任开学阿訇，深受信众和弟子们的称赞，被认为是北庄门宦年轻有为的阿訇。公元1886年，马万福与自己的老师瓦里家老阿訇以及马会三等人前往麦加朝觐。马万福看到麦加的宗教仪礼中有些与中国穆斯林特别是苏非派的礼仪不同，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讲解教律教义的经典，宗教学说得不到完整的传播所致。他决心留在麦加学习深造。

①马克勋：《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的倡导者——马万福（果园）》，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第44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公元1892年马万福取海路回国，经广州到湖北，在信众们的劝说下留老河口清真寺讲学一年后返回家乡。他相继在家乡周围地区一些清真寺任开学阿訇，开始传播所学到的知识，为倡导伊赫瓦尼派作舆论准备。这期间先后到麦加朝觐过的一些人支持马万福的活动，故人称他们为“十大哈只”，其实这并非一个确切的人数，但它表明当时倡导这一新学说的是一批有名望的阿訇。他们当时研讨从麦加带回的经典，并与之相对照评论不符合经典的礼俗。马万福明确指出“遵经革俗”、“凭经立教”的口号，后以“十大哈只”为核心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派别。他们自称“伊赫瓦尼”，意为“同教兄弟”。大概取自《古兰经》中的“穆民皆兄弟”一语。有的学者认为是受伊本·沙特1910年在阿拉伯半岛所倡导的“伊赫万·陶希德”（“信奉独一真主兄弟会”）的影响。从时间上说，这种说法尚难以肯定，但就整个来讲，它在很大程度上受瓦哈比派的影响则是无疑的。“十大哈只”的主张吸引了不少穆斯林，同时也招致各门宦的不满。后来，由于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伊赫瓦尼“统一教派和门宦”的口号，遂引起各教派和门宦的强烈反对。马万福被迫离开临夏到陕西兴安州（安康）继续传播其主张，公元1907年开始任兴安州清真大寺的开学阿訇。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马万福从兴安州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进行传教活动，影响日渐扩大，于是各地伊赫瓦尼派与门宦之间的争端更趋激化。拥有权势的马安良令马万福立即离开甘肃。马万福被迫与长子马遇真一起前往新疆，路经哈密留居下来讲经传教。甘肃省府行文新疆缉拿马万福。新疆总督杨增新令哈密县长逮捕马万福。1917年12月，哈密县长将马万福下狱；1918年正月，将其装入木笼押解兰州，中途被宁海镇守使马麟派人劫往西宁。马麟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企图通过伊赫瓦尼派的除其他教派和门宦，以利于他长期统治青海。此后，马万福长期任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阿訇，在马麟、马步芳父子的支持下推行伊赫瓦尼派教义。结果引起激烈的教争。到20世纪40年代，伊赫瓦尼派不仅在青海和甘肃两省的伊斯兰教中占优势，而且在宁夏也由于马鸿逵的大力支持逐渐成为占优势的教派。以后，伊赫瓦尼派的主张在全国更多的穆斯林中得到传播。

人们把马万福倡导的伊赫瓦尼派运动称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一次“维新运动”，其实并不确切，因为他不是要赋予伊斯兰教以新的内容，而是主张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面貌，严格照《古兰经》和“圣训”办事。他会同十大阿訇摘录《伊哈雅一》、《费格海》、《戛最》、《伊尔沙德》、《麦克吐布》、《沙米》、《凯俩目》、《麦和苏推》等八部经典的内容，编辑成《布华里咱德》，系统阐述伊赫瓦尼派的主张。他们认为伊斯兰教的教训包括诚信和遵行两个方面。强调信主独一为最根本的信条，不允许“以物配主”，所以是极端严格的一神论者；伊斯兰教的宗教功课一般分为“天命”、“当然”、“圣行”和“副功”四种，该派认为前三种是不可互缺的主要功课，后一种则是次要的；而前三种也有轻重、首末之分，主张依次履行前三种功课后，有余力时再做“副功”。念、礼、斋、课、朝是《古兰经》明文规定的“五大天命”，因而是一切宗教功课中最基本的功课。正是从这种坚定的信仰出发，“他们提出十条纲领：（一）不聚众念《古兰经》，一人念，众人听；（二）不高声赞圣；（三）不多做‘都哇’；（四）不朝拜拱北；（五）不聚众念‘讨白’；（六）不纪念亡人日子；（七）不用《古兰经》转‘依斯尕退’；（八）不做‘抬太卧尔’的‘阿曼里’；（九）对‘豪空’要用‘省海勒’；（十）不能代念《古兰经》、代做‘阿曼里’。”①这可以说就是伊赫瓦尼派“遵经革俗”、“反对异端”的主要内容。

①马通，王琦：《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伊赫瓦尼派的教权组织形式大体上与格底目相同，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没有统一的领袖和宗教组织。到后来，有些地方则通过“海依”制把互不隶属的教坊统管起来。

伊赫瓦尼派的主张后来有所变化，出现了“温和派”。“他们在检讨了以往传教活动中的极端主义倾向和偏激情绪，总结传教活动的教训后，主张以迂缓的方式进行传教活动。在某些方面对格迪目和门宦实行妥协让步，特别注意团结格迪目。”①对某些宗教仪式上的不同，他们主张“各行其是，各干各的，互不干涉”；提倡“中阿并重”，举办中阿学校，改变过去教职人员不重汉文的做法；在宣传伊斯兰教义时对一些问题作出切合实际的解释，比如对穆斯林可否照相的问题、文娱活动问题、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问题，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出了广大穆斯林既能接受又符合时代精神的论述。

①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第12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34年马万福去世后，伊赫瓦尼派发生分裂，出现了苏派和白派。前者以尕苏哈只为首，居多数，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后者以马得宝（尕白庄）哈只为首，称为白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6年，马得宝与马麟等人赴麦加朝觐，带回一些瓦哈比派的经典加以崇奉，主要由于在仪式方面的不同，遂形成一派。因该派主张礼拜时抬三次手，故被人们称为三抬教。现在他们自称“赛来非耶”（复古主义派），或直称瓦哈比耶。

（四）西道堂

20世纪初形成的“西道堂”是独具特点的一个派别，创始人是甘肃临潭旧城人马启西（1857—1914年），他原系北庄门宦的信徒，所以有人将其视为中国的门宦之一；又由于它以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刘智等人“以儒诠经”的汉文著述为传教依据，故又有“汉学派”之称。

马启西原名生春，字公惠，道号西极元，回族。幼年曾习经文，后又拜当地名儒范绳武为师。应府试及秀才第后，不求仕宦，而投身于宗教学的研究，主要攻读汉文经史和刘智等人的著作。他从1891年起开办私塾，上午教书，下午“静坐默悟”。待其宗教思想趋于完备之后，遂于1902年脱离北庄门宦，另立组织。几年后集资修建了清真寺，命名“西道堂”，这就成了该派的正式名称。

西道堂既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又是农、商并重的经济集团。它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但在仪礼方面兼有格底目和哲合林耶的特点，轻礼拜、斋戒，重宗教节日（包括马启西的生日、忌日等）。该派设有教主，既是宗教领袖，又总管堂内世俗生活事宜。西道堂主张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故一般认为它不是门宦。

西道堂创立后简化宗教仪式，减轻宗教负担，移风易俗，不强迫儿童念经，而提倡男女都上学读书。这似乎是由商业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的，它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拥护，因而信徒发展很快。该派实行集体经济所有制，入道堂者，财产一并纳入集体。全部财产归道堂所有，堂内经营商、农、牧、副各业，统一管理，统一分工，统一分配。解放前，为管理堂内经济，设有总经理，下设各业经理。这些人名义上是公推，实际上由教主等大户包任。他们开设“天兴隆”等商行，分店遍布新疆、西藏、四川等省区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城市，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有金银、农牧产品、贵重药材、布匹、珊瑚、日用百货等等；此外，还有十二处农场，五处牧场，十二处林场和十多处不同的作坊。道堂内分为集体户和个体户，集体户住在甘肃临潭，个体户分散在甘、青、新，川等地。

1949年解放前夕，西道堂的经济已经走向衰落，下层信徒的生活陷入困境，教务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道堂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而存在。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法学派；在新疆，主要是在塔吉克族穆斯林中，有数万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信徒。不过，中国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从未像国外有些地方那样紧张和对立，而是一种“各行其道”的局面。这可能与中国的政治形势有关，因为中国没有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国教或教派。上述教派是中国逊尼派内部不同的派别，正如勉维霖所说，它们“不是一些政治性的派别，同时也不纯粹是教法学和神学方面的派别。它们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不是根本信仰方面的互异，或是政治主张不同，而主要是宗教仪式方面的一些差别，或是宗教修持各殊，以致在细枝末节的礼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①其实，如果说各派在礼俗方面有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穆斯林中间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有一个人们常说的伊斯兰教的民族化问题。据近几年赴麦加归来的哈只是讲，朝觐期间，“在迎宾馆的礼拜殿内，在米那的海衣福寺中，当召唤礼拜的‘拜克’声回响之际，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礼拜场所，你便可以看到履行拜功过程中的种种大同小异之处，显然带有世界各地区、各教派的色彩，其表现形式远比我国务派穆斯林多，如不仅有‘三抬手’，甚至是‘多抬手’；在站立、鞠躬、举身、叩头之间，动作转换念台克别勒·时，几乎都有抬手之举；又如男子在入拜后两手相交时，按国家法学派规定有的放在肚脐位置，有的横放胸口，状如妇女礼拜交手的式样；再如跪坐中，有人竖起右手食指摇晃不停，直至拜终等等。大家同聚一堂，排班并肩，无论是随伊玛目还是各自礼拜，都互不干扰，相安无事。”①现在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认为，只要崇奉的是安拉，跟随的是先知穆罕默德，遵循的是《古兰经》，并且严肃、虔诚地赞念安拉，那么在履行宗教仪式中的差别，是不应过多挑剔的，更不能各以“正统”自居，互为贬斥，争论不休。

①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第19-2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林松：《准绳抓紧重团结——朝觐观感》，载《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1期。

八、现代中国之伊斯兰教

清代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对穆斯林的压迫、剥削和屠杀，是前所未有的。这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它并不能动摇广大穆斯林的信仰，相反却促进了穆斯林内部的团结以及他们与中国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反清斗争，历次的回民起义以及各族穆斯林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彼此呼应和配合，就证明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有了新的觉悟，中国穆斯林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于声势浩大的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马福禄为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献出了生命。及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兴起，明确提出了“信教自由”的口号，并以“五族共和”为号召，认为“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不管今日对“回族”一词有如何不同的解释，但在那时似是指中国境内全体穆斯林而言。因此，所有的穆斯林都受到鼓舞，许多人投身于革命斗争。这个时期，回族等族中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也有了新的觉悟，在对待民族和宗教问题上较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已不再囿于民族和宗教的圈子，而把国家和爱国摆在首位，主张化除回汉畛域，不同的宗教应“各是其是非其非”，“于不同之中而求同”①，不要因民族和宗教不同而产生不和。同时，他们还大胆提出革新伊斯兰教的主张，“认为任何宗教总不能因循保守，一成不变。伊斯兰教也不例外。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同时又热切地希望伊斯兰教的‘教谊能随时宜以为变’，就是说宗教的一些规定、制度等等将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②

①留东清真教育会：《醒回篇》。

②马寿千：《辛亥革命时期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对待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见《中国穆斯林》，1981年第2期。

中国广大穆斯林的解放是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各族穆斯林的觉悟分子积极地投入人民解放斗争的伟大事业。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领导运动并组织“觉悟社”的就有回族的代表人物马骏、郭隆真（女）和刘清扬（女）等人。他们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清真寺题字，从1939年开始就成立组织，从事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问题的研究。其他解放区也进行了这项工作。当时日本人妄图成立什么“回回国”，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广大穆斯林的坚决反对。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各族穆斯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活跃于华北大地的由马本斋（1901—1944年）领导的回民支队，在五年内与敌人作战一百几十次，严重地打击了这一地区的敌人。敌人抓到他的母亲，妄图利用她来劝其儿子投降，但这位革命的老妈妈蔑视敌人的一切威胁和利诱，宁死不屈。朱德总司令赞扬他们是“汉回各族模范”、“母子俩代英雄”。在新疆，维吾尔族等族的人民于1944—1949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发动了三区起义，建立了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14—1949年）为首的革命政权，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势力，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斗争。

在这个时期，穆斯林学术研究之开展、宗教教育之革新，也日益引起人民的注意。北京的王浩然（1848—1918年）阿訇借1906年朝觐之便，到西亚各国考察教育，第二年就聘请两位土耳其穆斯林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1908年又创办了“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这对以后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1年他与一些知名的穆斯林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总部设北京，各省设支部，县设分部，其主要任务就是普及伊斯兰教育，设立中小学，翻译《古兰经》，并出版有关刊物。接着哈德成阿訇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创立伊斯兰师范学校，开办阿文补习学校，组织翻译《古兰经》，成为一个影响颇大的宗教学术团体。1929年10月，达浦生阿訇等又创立“中国回教公会”，以培养阿訇、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为其主要工作大纲。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底，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起于郑州，第二年夏天在武汉正式成立。后迁重庆，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3年，又改名为中国回教协会。

在伊斯兰教育改革中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新式学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25年成立于济南、1929年迁北京的成达师范学校，1927年成立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28年成立的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1929年成立的昆明明德中学等。在新疆，原在喀什经文大学任教的阿卜杜勒·卡德尔大毛拉（？一1943年），也在喀什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并亲自编写宗教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材。这些学校因受经济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影响，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但它们在穆斯林教育中确曾起了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1921年王静斋偕弟子马宏道出国，前者进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后者进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随后又有王曾善自费到土耳其留学，海维谅自费到印度留学。但这些尚属个人行动。1931年至1945年，先后由中国伊斯兰教组织和学校派出50多人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等著名的伊斯当高等学府学习，造就出一批像马坚、庞士谦、纳忠、纳训这样的学者。他们回国后翻译经典，教授阿拉伯语，对宣传伊斯兰教义，传播伊斯兰思想，增进中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伊斯兰教经典和书籍有数十种，仅《古兰经》就有铁铮、杨仲明、王静斋、姬觉弥合马坚等人的多种译本；此外，还有伊斯兰哲学、文化史、文学著作等等。

伊斯兰教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新的阿訇；留学回国的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的出现，促进了伊斯兰教研究。但就全国范围来讲，大量的阿訇还是由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过这时各地清真寺大都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教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做法，采取中阿并重的方针，不少地方建立了中阿兼授的学校。

汉文译著的日益增多，中阿并重方针的实行，对于操汉语的回族等族的穆斯林来说具有重大的作用，对于教外人了解伊斯兰教也有很大帮助。伊斯兰教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1939年以后在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西北联大（现在的西北大学）和云南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史的课程。

然而，人们也看到，在国民党统治区，穆斯林的信仰和习俗受不到应有的尊重。禁食猪肉是伊斯兰教的教规，1932年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南华文艺》却故意刊载在这方面污辱穆斯林的作品；北新书局出版了小猪八戒的“童话”；以后北平《世界日报》的附刊又发表了类似的文字，这不能不激起广大穆斯林的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开始就将这项政策载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后又载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伊斯兰教取得了与其他宗教同等的地位。广大穆斯林群众不仅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翻身，而且有了获得思想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1952年7月由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中的知名人士和学者共同发起筹备，1953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该协会的简章规定，它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爱护祖国，维护世界和平”。到1987年为止，协会共召开五次全国伊斯兰教代表会议，总结了各阶段的工作，并做出相应的决议。30多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和教派之间的隔阂，加强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完成宗教制度的改革；团结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广大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积极支持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正义斗争；组织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和《古兰经》以及其他经书典籍的出版，还公开发行《中国穆斯林》杂志。为了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较多宗教知识的阿訇，该会还于1955年创办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1960年又办了四年制的研究班。

不可讳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曾受到某些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的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抓了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收到良好的效果。全国性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恢复活动并进行有成效的工作；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重新面向全国招收五年制的本科生，培养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和较高宗教专业知识的年轻的宗教职业者；同时还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派出留学生。此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有穆斯林居住的县（市）也成立了地方性的伊斯兰教协会，有些地方，如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云南、河南、辽宁等省区还成立了地区性的伊斯兰教经学院。正如已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主任包尔汗所说，对此“各族穆斯林是满意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正常的宗教生活得到保护，因而心情舒畅，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公民的荣誉感和主人翁的责任心提高了。”①

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主任包尔汉《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1983年5月17日）。

现在广大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得到保证，各地的清真寺都已开放，有些还修葺一新；在新兴的城镇建起新的清真寺，以满足穆斯林们的需要。现在全国有2.37多座清真寺，在穆斯林人口达数十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有清真寺240多座；在新疆，有13个民族聚居的喀什，有14万人口，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市内共有99座清真寺。滇南穆斯林聚居地沙甸久负盛名，30年代初中国派出的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5人中，沙甸就有3人。这里现有居民8100人，7座清真寺的30多位在寺阿訇都能自由地履行自己的宗教职责，尽心尽力地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第一批留学爱资哈尔大学、1940年回国后在沙甸创办“养正学校”的张子仁阿訇现年已85岁；后起之秀的马开贤阿旬年仅36岁，由他主持的大学经堂1986年已培养出30多位学生，据说这是沙甸有史以来“穿衣”学生最多的一次，他们中有当地的，也有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和海南岛的，多数为男生，也有几名女学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除恢复原有清真寺外，还根据穆斯林的需要建了新寺，银川南关清真寺建得庄严肃穆，融中国民族风格与阿拉伯建筑艺术于一体，堪称穆斯林之杰作。“宁夏伊斯兰文化中心”是我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型伊斯兰建筑，已于1985年9月16日动工，它包括清真寺，经学院，图书馆，回族，穆斯林博物馆，伊斯兰研究会和大会堂，穆斯林职业培训中心，以及一所穆斯林医院，占地13.5公顷，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在黑龙江石油城大庆市，在甘肃新兴工业城市白银市，在青海新城格尔木等地，都新建了清真寺，为穆斯林履行宗教功课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近几年来赴麦加履行朝觐功课的人也逐年增加。自1955年以来，除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外，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都派出朝觐团。此外，随着中国穆斯林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还有不少人自费前往麦加朝觐，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现在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受到特殊照顾。不仅各地设有民族中、小学，中央和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地方有民族学院，一般高等学校招生时也对少数民族学生加以优待。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各地大都设有清真食堂，不少地方建立了专门为穆斯林看病的医院，往返于穆斯林聚居地的列车还专门设有清真餐车或席位。各地为穆斯林服务的机构相继成立。

在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激励下，各族穆斯林正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第十五章　二十世纪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有着光辉的过去，但近代史上穆斯林却遭厄运。进入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伊斯兰各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也出现新的变化。

一、伊斯兰世界人民的觉醒

在20世纪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被荷兰和英国统治达200年之久。英国灭亡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又侵入波斯，使它成为英俄长期争夺的对象；土耳其是尚存一息生气的伊斯兰国家，但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却被人轻蔑地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病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仅要抢夺其属地，连它的本土也成了瓜分的对象。在北非，唯一曾经顶住土耳其侵略的摩洛哥，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也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1906年阿耳黑西拉斯会议的总议定书虽然名义上仍承认摩洛哥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法国和西班牙实际取得了操纵它的权力，同时规定所有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均等。1912年3月30日，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12年10月18日，根据洛桑条约将的黎波利划归意大利。至此，人们所说的穆斯林西方即北非已全部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它们为重新瓜分世界积极扩军备战。为此，它们进一步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进而引起暴动和革命。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世界资本主义与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①亚洲觉醒了，非洲觉醒了，主要分布于亚、非的穆斯林觉醒了，几个主要的伊斯兰国家相继爆发了革命。

①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伊朗是帝国主义特别是英、俄两国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初，它已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伊朗国王政府和北部地区受俄国控制，南部和中部则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05年俄国革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伊朗的革命运动。1905年12月，德黑兰地方官吏毒打商人和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件事成了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国王派军警逮捕和殴打集会和游行的群众，从而激起更强烈的抗议。12月14日，德黑兰的手工业工人、商人和学生5000余人，在阿訇带领下到近郊的清真寺“藏难”（即避入通常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真寺实行消极的反抗）。他们发表宣言，公开宣布国王政府是各族人民一切灾难和不幸的祸首，要求罢免首相艾恩·多拉，实行改革，召开议会。

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很快席卷了全国各地的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国王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06年1月宣布实行改革，召开由阿訇，商人和地主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正义院”。7月30日撤掉艾恩·多拉的首相职务，8月宣布实行立宪。10月第一届国民议会召开，中心议题是制定宪法。12月份颁布的宪法对国王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规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宪法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使什叶派的毛拉和其他宗教上层人士拥有很多特权。宪法还规定了人身、财产、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这是伊朗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依据宪法，真正得到好处的是什叶派上层人士、地主和资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并未实现。1907年，伊朗的革命运动继续高涨，斗争中产生了群众性的民主自治组织一一革命委员会；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北部地区，还出现了由手工业者、商人、小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人和农民组成的秘密团体——战士协会。1907年的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带有民主色彩的纲领；还组织了爱国义勇军。议会迫于群众的压力，于1907年通过一项法案，承认革命委员会有监督地方行政的权力，但却剥夺了劳动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选举的权利。国王虽做出了某些让步，但仍伺机反扑；英、俄也相互勾结，图谋共同镇压这场革命。1907年12月，伊朗国王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全国掀起了广泛的护宪运动，迫使国王重新在《古兰经》前宣誓信守宪法。但不久他又发动第二次反革命政变。经过反复的较量，由于国王与英、俄勾结，特别是帝俄的直接出兵，历时6年之久的伊朗革命最后终于失败。但这次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开辟了伊朗人民革命的新阶段；同时也鼓舞了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各国人民的称赞，例如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经写道：“革命有四面受敌之惧，而卒能排万难以达其志。”

2.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十分庞杂的、充满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的国家。它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衰落，逐步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从18世纪开始就力图通过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几次改革均未获得成功。素丹哈米德慑于立宪运动的压力，虽然于1876年颁布了土耳其第一部宪法，但又于1878年下令将其取消，同时还解散议会，恢复封建君主专制。

20世纪初，土耳其本土和属地的民族起义和工、农运动风起云涌。1908年初，在小亚细亚和马其顿兵变接连发生，7月4日尼亚齐少校率部在雷士那发难，起义迅速席卷了第二和第三军团下属许多单位，马其顿农民游击队也参加了起义。7月20日马纳斯特尔的穆斯林起义，占领军需库。这时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青年土耳其党利用时机发动革命，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得到人民的响应和支持。7月23日起义军在居民的欢呼声中开进萨洛尼卡，向素丹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于24小时内恢复宪法。第二、三军团也准备进攻首都伊斯坦布尔，首都驻军和近卫军呈现动摇。素丹迫于形势，于7月24日下诏恢复1876年宪法，答应召开国会，解散特务组织，取消新闻检查，承认全国各民族、各宗教一律平等。

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发表了有积极意义的纲领，主张实行劳工立法，给农民分配土地，取消什一税。这样一来，它就在新国会取得了多数席位，占有230个席位中的150个，其领导人出任议长。然而，该党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它不但提不出进一步推动革命发展的方案和要求，而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有所后退。它的所作所为无疑孤立了自己，削弱了革命力量，助长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1909年4月12日发生反革命政变，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人和革命群众横遭逮捕和杀害。

封建买办势力的反扑，激起了人民和革命军人的极大愤怒和反抗。青年土耳其党又在萨洛尼卡重新组织力量，建立救国军。4月23日救国军进逼首都，与叛军展开激战。次日，重新占领伊斯坦布尔，废黜并流放了哈米德二世，处死叛乱首领，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新政府。但未废除素丹制，而将元素丹之弟穆罕默德扶上了台。这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至此结束，土耳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也没有改变。

3.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民主运动。进入20世纪后，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有组织的斗争阶段。首先组织起来的是无产阶级，1905年印尼铁路职工成立第一个工人阶级组织———国有铁路工会。接着其他部门也相继成立工会。1911年印尼花裙商在梭罗成立了“伊斯兰教商人公会”，其宗旨是反对外商对印尼的掠夺，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1912年该组织改组为“伊斯兰教联盟”，其任务也随之扩大为：救济贫穷盟员，为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斗争，发展民族企业，保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但其领导人佐罗阿米诺反复声明，他无意反对荷兰人的统治。“伊斯兰教联盟”是真正群众性的组织，1913年盟员已达8万人。在其影响下，爪哇岛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工人运动，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兴起了反对强占土地和横征暴敛的农民运动。在日益发展的民族运动的推动下，“伊斯兰教联盟”逐步走上政治斗争的遣路。但“它的纲领是相当保守的伊斯兰和颇为喧嚣的反殖民主义两者勉强的结合，从而最终破坏了它的内部团结和声望。”①而1912年成立的穆罕默迪亚组织比前者更讲究信教而且更加激烈。

①〔英〕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第112—11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北非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这个时期北非的革命运动主要表现为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其中突出的是埃及和摩洛哥。埃及青年政论家穆斯坦法·卡迈尔（1874—1908年）是民族复兴运动的著名代表，他于1900年创办《旗帜报》，目的是“保卫埃及和埃及人的权利，争取埃及的独立，要求制订一部民主的宪法”。他一度将希望寄托在埃及赫迪夫和欧洲列强的身上，当其幻想破灭后，才转而向人民呼吁。1906年发生丹砂微事件，6月13日一伙英军军官到丹砂微打白鸽，肆意践踏庄稼，开枪打伤农民。农民奋起自卫，英军军官在逃跑中一人中暑死亡。英国当局反诬村民杀害了他，无理判处4人死刑，2人无期徒刑，9人服劳役。这件事成了民族运动从资产阶级宣传运动转为群众运动的契机。埃及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开罗和全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1907年1月，亚历山大的示威群众还与军警发生冲突。英国当局被迫下令释放被判刑的农民，将英驻埃最高代表兼总领事克罗美尔撤职。1907年12月10日成立以卡迈尔为首的“祖国党”，他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了“埃及人的埃及”的响亮口号，认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独立。为破坏埃及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英国肆意在信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制造分裂，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实行镇压，颁布所谓“出版法”和“惩处嫌疑分子法”，禁止《旗帜报》出版，逮捕祖国党人，迫使其许多领导人流亡国外。然而，埃及人民已经觉醒，这将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摩洛哥人民的起义始于1906年。这一年举行的阿耳黑西拉斯十四国会议通过的总议定书，将许多屈辱性的条款强加给摩洛哥，而摩洛哥素丹却在上面签了字。这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07年3月，一名进行“和平渗透”的法国医生莫钱德被激怒的群众打死。这给法国蓄谋已久的进一步侵略找到了借口，它出兵占领了摩洛哥北部的丹吉尔和乌季达等地。7月30日卡萨布兰卡发生反对欧洲殖民者的起义，沙维亚平原的各部族也奋起捣毁正在施工的铁路，杀死一些欧洲人。法国派军舰炮轰卡萨布兰卡，占领整个沙维亚地区。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但苏丹政府却一味让步，同意赔款，惩办所谓“罪犯”。这更激起人民的义愤，而素丹的弟弟穆拉伊·哈菲德伪装进步，借机于8月16日在马拉喀什自立为素丹。新素丹上台后，通过秘密谈判，保证履行上述总议定书和各项条约，从而得到列强的承认。人民看清了哈菲德的真面目，反对外来侵略和本国素丹的斗争持续高涨。素丹向法国求援，3万法军占领非斯和其他城市，西班牙军也在北部登陆。1912年签订《非斯条约》，摩洛哥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摩洛哥人民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起义，后发展为持久的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法国侵略者。

此外，其他许多伊斯兰国家也都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革命运动。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伊斯兰世界的觉醒。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后，被压迫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领导力量、运动规模和取得的成果也不相同。伊斯兰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亚洲，土耳其发生了颇有影响的凯末尔革命，印度、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爆发了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起义，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工农运动也出现了高潮。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在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都爆发了反对外国统治的群众运动。

1.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中叶，伊斯兰莫卧儿帝国灭亡，印度成了英国在东方最大的殖民地。就宗教信仰来讲，印度是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其中印度教徒人数最多。英国殖民当局施展各种手段加强其统治，其中包括挑起教派冲突。1886年成立印度国民大会，但穆斯林没有参加。当时赛义德·阿赫默德爵士试图建立一个能反映穆斯林要求的协会。1887年他发起“穆斯林教育会议”，1888年组织“爱国协会”，1893年发起“上印度穆斯林保卫协会”，但这些努力均未获得成功。只是到新一代穆斯林成长起来以后，其中的上层人士才于1906年组建了“穆斯林联盟”。一部分极端的印度教徒提出诸如“独立印度教的统治”的口号，处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则要求实行单独选举。1909年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允许穆斯林单独选举。当土耳其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奥一边时，印度穆斯林赞成这一决定。与德、奥为敌的英国当局为此下令逮捕并囚禁了穆斯林领导人大毛拉穆罕默德·阿里。1916年印度国民大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举行双边谈判，签订勒克瑙协定，同意今后采取共同行动，要求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英国政府迫于形势，于1917年答应逐步实行自治制度。国民大会和穆斯林联盟仍不满意，反英斗争进一步加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不但不允许印度自治，反而加强对印度人民的统治和镇压。1919年3月颁布的“罗拉特法”规定：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可不经起诉就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甚至不加审讯就判刑；警察有权驱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这激怒了印度人民，反英斗争迅速高涨。当时已成为国民大会首领的甘地决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方式进行斗争；对协约国强加给土耳其苛刻条件表示不满的穆斯林也在“哈里发运动”的口号下加入国民大会。从3月30日起，各地不断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甚至发生武装暴动。1919年4月13日，英国殖民当局在群众发动广泛的旁遮普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军堵住正在集会的广场的出口，向手无寸铁的数千名群众开枪，致使数百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消息传开，全国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英军的暴行。在斗争中甘地等人强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在一般情况下两个宗教的信徒也是团结的。然而，英国殖民当局却千方百计地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以致他们在政治目标上开始出现分歧。国民大会党和穆斯林因联盟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直至以后十多年间发展成“两个民族”的理论。穆罕默德·阿克巴尔首先提出建立独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则成了主张政治二元论、为建立独立伊斯兰国而斗争的领袖。

2.阿富汗的独立战争。阿富汗原是受英国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青年阿富汗党人穆罕默德·塔尔吉（1863—1933年）在他1911—1919年主办的《光明报》上积极鼓吹科学和民主思想，宣传现代工业和现代教育的重要性，主张摆脱英国对阿富汗外交政策的控制。同时对统治者的腐败昏庸和社会上的陈规陋习也加以抨击。以该报为中心形成一个主张独立、改革的政治派别。艾米尔哈比布拉的第三个儿子阿马努拉是该派的积极支持者。1919年2月20日，亲英的艾米尔哈比布拉被爱国者刺死于贾拉拉巴德的狩猎行宫。2月28日阿马努拉正式宣布即位，他在加冕典礼上宣布：“从现在起，阿富汗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它不承认任何外国的统治权。”阿马努拉政权建议与英国进行谈判，以摆脱其控制。由穆罕默德·塔尔吉草拟、以阿马努拉名义致英印总督的信中说：英国必须承认阿富汗的“主权完整、行动自由和完全独立”。英国拒绝这一合理要求，并且调兵遣将，准备对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

1919年5月3日，英军在东部向开伯尔山口的阿富汗边防军发动进攻，5月6日正式宣战，并在印度开始总动员。5月7日阿马努拉颁布动员会，向英国宣战。他在首都群众大会上以“死亡，或者自由”的口号结束了自己的讲话。4万多装备原始、缺乏训练的阿富汗军队，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34万英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依仗优势兵力，加上空军的配合，英军在东部战场取得暂时的局部的胜利。斗志昂扬的阿军阻止了英军的深入。开伯尔地区的部族也于5月25日开始起义，与阿军一起向英军发动联合进攻。东南线的阿军还在部族人民的配合下挺进到敌占区，包围英军的要塞。英军的侵略在国际上也受到谴责。苏俄承认阿富汗的独立，并在道义上给予支持。印度国内革命高涨，许多穆斯林志愿前往支援阿富汗。英国被迫进行谈判，1919年6月3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8月8日签署暂停和约。1921年10月22日缔结最后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完全独立。阿富汗成了十月革命后第一个赢得独立的国家。

3.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站在德、奥集团一边，实际上成了德国的附庸。土耳其在战争中蒙受了极大的苦难和损失，战后又成为协约国瓜分的对象。土耳其人民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独立，毅然拿起武器，展开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

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是农民；工人阶级虽然积极地参加革命，但由于力量还不够强大，且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领导权掌握在安纳托利亚商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1919年7—8月在埃尔祖鲁姆召开的东部各省护权协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以凯末尔将军（1881—1938年）为首的“代表委员会”。9月在锡瓦斯举行的土耳其护权协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维护民族权利，要求国家独立，反对外国干涉的纲领；凯末尔在讲话中庄严宣布：“不独立，毋宁死！”号召人民“团结一致，进行自卫！”在苏丹政府1920年1月召开的土耳其议会上，凯末尔派议员占了多数，通过了要求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的《国民公约》。3月16日英海军陆战队在伊斯坦布尔登陆，唆使素丹解散议会，逮捕议员。英军与素丹勾结起来，进攻安纳托利亚。英国还指使希腊侵略军进犯安纳托利亚内地。面对严峻的局势，4月在安卡拉召开新的议会——大国民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凯末尔任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

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在巴黎附近与土耳其素丹签订色佛尔条约。依据该条约，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要丧失五分之四，在欧洲的领土除伊斯坦布尔及其邻近一小块地方外，全被列强分割；英军还占领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驻伊斯坦布尔；在西亚和北非的属地全被英、法、意等国瓜分。剩下的只有亚洲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土耳其在政治和经济上也丧失完全的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土耳其人民的坚决反对，他们拿起武器，英勇战斗，至1922年9月赶走了安纳托利亚的全部侵略军。接着土军开进伊斯坦布尔，素丹穆罕默德六世乘英舰逃往马耳他岛。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除素丹。

1923年7月24日，在有土耳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上签订洛桑条约，废除原色佛尔条约中一系列不平等条款，规定土耳其保有其本土，东色雷斯归还土耳其，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赔款；关税自主，财政不受外国监督等等。但土耳其也作了某些让步，如同意海峡地区为非武装区。用洛桑条约取代色佛尔条约，这是土耳其人民斗争的伟大胜利。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正式宣布为共和国，穆斯坦法·凯末尔出任总统。6个月后，宣布废除伊斯兰世界实行1000多年的哈里发制度，驱逐了奥斯曼家族。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取缔苏非派教团，关闭修道院和宗教学校（马德拉萨），禁止朝拜穆罕默德墓；废除一夫多妻制，颁布世俗婚姻法；制定新的民法、刑法和贸易法，以取代宗教法（沙里亚）。1928年修改宪法时，删除“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的条款。1933年做出规定，宣礼要用土耳其语。1937年将“政权归还俗人主义”即现世主义作为国家的六项基本原则之一载入宪法。1938年颁布的一项法律禁止组织以宗教、教派和教团为基础的团体，政党不得利用宗教谋求政治目的。凯末尔的改革是大胆的、进步的，土耳其在世俗化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无疑将对伊斯兰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如此，土耳其仍是穆斯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伊斯兰教在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4.西亚、北非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了，土耳其的属地乃至它的本土都成了列强争夺和瓜分的对象。但这时俄国沙皇已被推翻，德国也战败了，只有英、法在这里保有强大的势力。大战期间，英国除将埃及作为它的“保护国”以外，还占领了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勒斯坦的部分领土，并入侵阿富汗。法国除继续奴役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外，还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所以，这时西亚、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是反对英、法的斗争。

伊朗于1920—1921年爆发革命运动。以谢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为首的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利益的阿塞拜疆民主党，于1920年4月在大不里士举行武装起义，成立民族政府，宣布阿塞拜疆为“自由之邦”。新政权虽然采取许多进步措施，但未能巩固下来，这年秋天为英、伊反动派所扼杀。与此同时，伊朗各地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其中以吉兰省运动的规模最大，它有着较广泛的基础，也得到刚刚建立的伊朗共产党的支持，成立了吉兰共和国。但因革命阵营内部不团结，英、伊反动派乘机反扑，运动于1921年末被镇压下去。

1921年2月，一个名叫礼萨·汗的近卫军团长在英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登上政治舞台。1923年10月23日他就任总理，国王离波斯去欧洲。1925年末礼萨·汗夺取王位，取号礼萨·巴列维。1935年他改波斯国名为伊朗。他执政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秩序，建设军队，发展交通运输，修建从里海到波斯湾的铁路。1928年建立波斯国民银行，将电信事业收归国有，颁布新的民法和刑法代替此前唯一有效的教法（沙里亚）；还不顾英国的极力反对，废除治外法权。此外，妇女的面罩也被废止，并于1935年开始实行新婚姻法，把女子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15岁（伊斯兰教认为女子9岁即为成年），采取婚前健康检查证明制度，规定如丈夫再结婚，妻子有离婚的权力。

伊拉克在1918年3—5月爆发了反对英军占领的斗争，伊斯兰复兴会在安那查夫和幼发拉底河中游一些城市组织了抗英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和地主也建立起一些秘密政治组织，其中最大的有“伊拉克盟约”和“独立捍卫者”。1920年4月，圣勒摩会议通过将伊拉克委托英国统治的决议，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份开始在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人民起义。英国殖民当局实行残酷镇压，使运动受到挫折。但农民游击队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坚持斗争。1921年8月英国被迫宣布伊拉克“独立”，立费萨尔为国王，但伊拉克并未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1922年10月，英国迫使伊拉克签订奴役性的“英伊条约”，1924年6月“立宪会议”不顾人民的反对批准了该条约。人民的反英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叙利亚和黎巴嫩战后被英、法占领，1920年圣勒摩会议将其交由法国实行“委托统治”。叙、黎人民为反抗英、法占领军和法国的委任统治不断举行抗议活动和局部起义，使侵略者遭到惨重损失。仅据法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22年法军被打死5000人，1924年则有近万人。1925—1927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起义。

埃及争取独立的斗争战后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英国拒不履行让埃及独立的诺言，继续其所谓“保护权”，激起埃及各阶层的强烈不满。1918年11月13日，以柴鲁尔（1860—1927年）为首的民族领袖往见英驻埃高级专员温盖特，要求让埃及完全独立。当天组成以柴鲁尔为首的7人代表团，要求与英国当局谈判埃及独立事宜。阿拉伯语称代表团为“华夫脱”，这就是“华夫脱党”的由来。该党制定了有26条内容的章程，规定“华夫脱的使命是尽可能通过合法的和平方式谋求埃及的独立”。以后从城市到农村都建立起了它的基层组织。华夫脱党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但它关于埃及独立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当时在柴鲁尔提出的“民族要求宪章”上签名的有200多万人。英殖民当局拒绝埃及人民的正义要求，并于1919年3月8日逮捕柴鲁尔等人。这件事导致1919年埃及人民的起义。英军实行武力镇压，3000多人被杀，数千人受伤，许多人被捕。运动越出以“和平方式谋求埃及独立”的框框。以后英国施行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1922年2月28日发表“终止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埃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声明。1922年3月16日埃及形式上独立，亲英的埃及素丹福阿德改称“国王”。1923年4月国会通过宪法，宣布埃及为君主立宪政体的“自由独立的国家”。此后，虽然仍有英国驻军，埃及没有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但“独立”的取得仍不失为埃及人民的胜利。

这个时期摩洛哥里夫部族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屡败西班牙侵略军，1921年9月中旬，阿卜杜勒·卡里姆召集由12个里夫部族首领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国民大会，成立以他为首的里夫共和国政府。会议通过的《民族誓言》强调里夫国家的完全独立。西班牙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相勾结，共同围剿里夫共和国。1925年8月，他们出动30万军队，动用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向里夫人民发动全面进攻。7万里夫军（其中经过训练的只有了7—8千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但里夫军民并未完全放下武器，一部分人退入山区，继续抗击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一直坚持到1943年。

5.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起义。战后印尼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使印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深受鼓舞，觉悟水平迅速提高。1920年5月印尼共产党成立，1923年领导了铁路工人大罢工，1926—1927年领导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与此同时，以苏加诺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迅速组织起来，先是“万隆读书会”，接着成立印尼国民党，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印尼共产党也加入了国民党。1933年1月爆发的泗水工人反对降低工资的示威游行和同年2月“七省号”军舰的自发起义，标志着人民的进一步觉醒；起义中荷兰籍士兵与印尼士兵共同战斗，是宗主国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的一次联合行动，它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当代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

1945年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毛泽东在谈到这次战争胜利的意义时说：“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现实的道路。”①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伊斯兰世界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①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

（一）伊斯兰教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

一系列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的一大特点。伊斯兰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信仰者不仅有阿拉伯人，而且有其他许多民族的人；即使同属阿拉伯人，他们也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种早期的以哈里发为首的政教合一的统一国家已不存在，也很难设想有谁还能够将所有的穆斯林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各国穆斯林虽然相互同情，彼此支持，但他们的斗争基本上都是在本国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他们胜利后各自建立独立的国家是很自然的事。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仅有4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增至7个，而这些国家中的多数还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共有44个。

在这些国家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伊斯兰的意识形态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打的就是“伊斯兰”的旗帜。独立后伊斯兰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有所不同，现在有的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前者奉逊尼派的瓦哈比派教义，国王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伊朗奉什叶派教义为国教，取名为“伊斯兰共和国”，设有总统、总理、议会等等，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伊斯兰教的毛拉，主要是被公认为领袖的大阿亚图拉（真主的象征）。伊朗宪法规定：“只有一个真主（‘安拉是唯一的真主’）、只承认他的统治并归顺他的意向。”“教士依据《古兰经》和阿拉伯的传统发挥永恒的领导作用。”“民法、刑法、财政、经济、行政、文化、防务和政治等所有法律和规章必须依据伊斯兰的准则，这一原则适用于宪法所有条文以及其他法律，判断法律条文是否符合伊斯兰原则是监护委员会里的毛拉们的责任。”宪法第五条还明确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由公正的、虔诚的、明于时势的、勇敢的、有组织能力、有远见、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毛拉负责领导，如果不具备有多数人拥护的毛拉，根据宪法规定就由一些具备上述条件的毛拉组成的领袖委员会领导。”作为领袖的毛拉或毛拉组成的领袖委员会拥有批准议会人选，任免总统、最高法院院长、高级将领，决定宣战，媾和和实行大赦的权力。①有的国家虽非政教结合的国家，但宣称伊斯兰教为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内外政策的基础，并且在国内实施伊斯兰法，如巴基斯坦即是如此。还有的国家实行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部落酋长、封建贵族和伊斯兰教士相结合，基本上仍以伊斯兰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准则进行统治。有更多的国家为共和制，并实行了政教分离，但仍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首脑必须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仍起重要的作用。只有土耳其早在1928年就从宪法中删去了关于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规定，但它仍是一个穆斯林在总人口中占98%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可忽视。有的国家宣言要建设“伊斯兰社会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下提出的口号，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影响之大。

①《世界宪法大全》，上卷，第49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反过来又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壮大了穆斯林的力量。随着各伊斯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盛产石油的伊斯兰国家经济实力的急剧增长，更令人刮目相看。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它们利用石油武器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伊斯兰世界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出于加强团结，共同维护和推进伊斯兰事业的需要，伊斯兰世界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在哈里发存在的时候，没有出现国际性的伊斯兰组织；1924年土耳其宣布废除哈里发制以后，1926年在麦加成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后迁卡拉奇。但它的影响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一度中断活动，1949年才正式恢复。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相继建立后，情况有很大的变化。1954年由埃及总统纳赛尔发起成立伊斯兰大会。1962年建立伊斯兰世界联盟，总部设在麦加。但当前影响最大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这是一个各伊斯兰国家政府间的机构，1970年3月正式成立，它由“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外长会议”、“秘书处”和附属机构组成。会议宪章明文规定：各会员国“确认他们共同的信仰构成了伊斯兰人民互相接触和团结的强有力的因素”，“决定维护和保持伊斯兰的精神、伦理、社会和经济的价值”，“巩固普遍存在的兄弟般的关系和人民之间的精神上的情谊，维护他们的自由，捍卫建立在正义、宽容、非种族歧视基础之上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到目前为止，该组织的成员国有46个，为维护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做出了贡献。它下面设有许多附属机构，如伊斯兰发展银行、伊斯兰工商交流会、伊斯兰教科文组织、伊斯兰教育中心、伊斯兰仲裁委员会，等等。此外，还有伊斯兰国际通讯社、伊斯兰科学院、国际伊斯兰宣传工作者协会等机构。许多地区性的组织也应运而生，如1974年成立的世界伊斯兰教组织最高协调委员会又分别在1975、1976、1977和1978年成立了澳洲、非洲、北美和南美以及亚洲伊斯兰教协调委员会。通过上述组织及其活动，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宣教工作。

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和穆斯林生活水平的提高，赴麦加朝觐的人数大为增加。据统计，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平均每年朝觐者约17万人，有时只有几万人。到了50年代，朝觐人数在数十万到100万之间；70年代后，每年都在200万人左右。除沙特阿拉伯本土的70余万人以外，其余的来自世界各地，比较多的是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国，各国每年都在七八万人以上。据说，沙特阿拉伯还在增加各种设施，今后朝觐期间每年接待三四百万人都不成问题。此外，在非朝觐月进行“小朝”的人也在增加。

（二）发展中的伊斯兰世界

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不管其政权构成的形式如何，毕竟为本国的进步创造了先决条件，穆斯林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和发展时期。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压迫，造成了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经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许多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国发展的水平很不平衡，人均国民收入相差颇为悬殊，多的达一二万美元，少的只有100多美元。然而，从综合国力来讲都还不够强大，都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整个伊斯兰世界不时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外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威胁，各国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各种各样的矛盾，还有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70年代以来，伊斯兰各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区，巴勒斯坦问题是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核心。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以色列国以后，使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出家园，流落他乡，过着十分艰难悲惨的生活。以色列还通过四次战争侵占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屠杀阿拉伯人民，使这些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1978年3月14日它又借口反击巴勒斯坦游击队入侵黎巴嫩，公然支持黎巴嫩基督教分裂分子的活动。使世界穆斯林更加难以容忍的是伊斯兰教三大圣地之一的耶路撒冷旧城被犹太人占领，阿克萨清真寺于1969年8月被烧毁。全体穆斯林一致谴责以色列的侵略罪行，决心为收复圣城、维护穆斯林的权益而斗争。

苏军入侵阿富汗，激起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反对，穆斯林在“圣战”的口号下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迫使苏军撤出阿富汗。但阿富汗国内的战争仍未停止，人民生活在战乱之中。

黎巴嫩于1975年4月爆发全面内战，一打就是十几年，除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外，教派冲突是国内矛盾的根源。该国居民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但他们却分别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这两大宗教在黎巴嫩又各分为若干派别。1943年各派达成协议，规定总统应属天主教马龙派，总理应属伊斯兰教逊尼派，议长应届伊斯兰教什叶派，副总理和副议长则属希腊东正教，议会议员和政府部长也按教派分配席位。总共只有300多万人口的国家，教派团体林立，各自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拥兵自固，雄踞一方，而大多数黎巴嫩人往往也把忠于教派和家族看得高于一切。政权建立在教派基础之上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而随着各派信徒人数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矛盾就更加突出。

1979年2月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是国内矛盾和斗争发展的结果。这次革命具有全民起义的性质，同时有着明显的什叶派特点。它震撼了世界，也惊动了周围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特别是伊拉克。因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长期存在着边界，民族和教派矛盾。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少数派，人数只占全世界穆斯林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它却是伊朗的国教，该国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什叶派信徒。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约占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这里有什叶派的圣地纳贾夫和卡尔巴拉，1964年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被巴列维国王驱逐出境，曾在纳贾夫居住和活动达14年之久。1978年伊拉克应伊朗国王请求责令霍梅尼离开伊拉克，迁居巴黎。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鼓吹要输出革命，公开号召伊拉克人民起来推翻掌权的逊尼派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两国关系趋于紧张。而萨达姆·侯赛因又想利用伊朗革命后遇到的严重困难，乘机夺回阿拉伯河的主权和波斯湾有争议的三个岛屿，遏制伊朗的泛什叶派政策。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得到逊尼派执政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有力支持。它们不仅向伊拉克提供数百亿美元，而且允许它使用其港口。战争打了8年，1988年8月20日停火，双方“伤亡150万人之多，消耗8000亿美元之巨”①。两国穆斯林兄弟相厮杀，造成如此巨大的牺牲和损失，这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事。

①殷罡、秦海波：《萨达姆。侯赛因》，第139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两伊战争刚刚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危机和战争又在悄悄地酝酿之中。1990年8月2日凌晨两点，伊拉克10万大军突然入侵科威特，当天就占领其首都科威特城。8月8日伊拉克宣布“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吞并科威特。8月10日萨达姆又发表广播讲话，号召阿拉伯人起来推翻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甚至声称：“真主已选择伊拉克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义。”这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蓄谋已久的行动，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白其泛阿拉伯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一心想当整个阿拉伯人的领袖。为此他不惜耗费巨资，在仅有1700万人口的国家武装起百万大军。至于他提出的侵占科威特的理由，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违犯了国际上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起码准则。联合国安理会在其入侵的当天就以14票对零票通过谴责伊拉克的决议，要求它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安理会就这件事连续通过12项决议；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和各伊斯兰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伊拉克的行为，要求它无条件撤军，呼吁在阿拉伯或伊斯兰的范围内解决伊、科争端。然而，伊拉克对上述谴责和呼吁置若罔闻。8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应沙特阿拉伯政府“要求”派兵进驻沙特，帮助它“保卫家园”。8月10日阿拉伯首脑紧急会议决定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派驻阿拉伯部队，第二天埃及、摩洛哥军队就抵达沙特阿拉伯。接着其他一些国家也派兵进入。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应邀派兵参加“伊斯兰部队”。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说：“沙特邀请外国军队纯粹为了防御。”

由于伊拉克拒绝一切撤军决议和建议，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进攻。伊拉克虽然一开始就以“圣战”的口号来号召阿拉伯穆斯林相助，但毕竟理亏，没有引起大的反响。2月28日，在伊拉克宣布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就它入侵科威特通过的所有12项决议以后，双方宣布停火。在总共43天的作战中，多国部队共出动飞机10.6万多架次，还动用了大量的地面部队。战争给科威特和伊拉克造成巨大伤亡和损失，也给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不良影响。详细讨论这次海湾危机和战争不属于本书的范围，这里要指出的是：这场战争是由一个伊斯兰国家入侵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引起的，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压倒了穆斯林兄弟情谊。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为了本国的利益，请求美国等非伊斯兰国家出兵相助，这说明国家利益压倒了穆斯林不与非穆斯林结盟的宗教原则。而美国则乘机进一步扩张其势力，加强了它在中东的地位。

海湾战争结束了，现在阿拉伯国家和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在呼吁和平，在阿拉伯或伊斯兰的范围内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但我们前面谈到的各种矛盾并未很好解决，今后的形势仍是严峻的。

（三）几种主要的伊斯兰思潮和运动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运动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往往披着宗教外衣，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但一般都具有反帝的性质。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不仅还受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威胁，而且内部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困难。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模式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的生产关系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广大劳动群众相对贫困，大批人沦为无产者，从而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深，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对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着不同的反映，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思潮和运动。这些思潮和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往往都打着“复兴”伊斯兰的旗号。复古主义者如此，现代主义者也不完全例外，在多数伊斯兰国家内，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较长的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仅仅是一种“复古主义”运动，因为现代主义者不是要用理性代替宗教，更不是要放弃宗教，而是要革新它，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世俗主义有所不同，它代表着伊斯兰国家发展的一种方向，但要加以实现，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代价。

1.世俗主义。英国学者G.H.詹森认为，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面临一种选择：是拒绝伊斯兰要素，建立一个世俗国家，还是创造一个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秩序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使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世界上好多国家都是经过长期而曲折的道路才达到这一步的。土耳其革命后，在国内大力推行世俗化，并且获得成功，这是由土耳其内外条件决定的，凯末尔本人也起了重要作用。以后虽有某些反复，但基本上巩固下来了。而伊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巴列维执政时期，不仅推行世俗化，而且强行全盘西化。他实行所谓白色革命，不仅在经济上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和宗教上层的利益，而且也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巴列维进行所谓移风易俗的变革，连穆斯林的服饰也不放过。他让男人都改穿西式服装，用礼帽代替缠头巾和小花帽；让妇女都去掉面纱，服装上也来个改革。他让自己的妻子穿上西服裙和短袖衫在公开场合露面，拍下照片公之于众，作为学习的榜样。国王专横跋扈，特工人员心毒手狠，他们一意孤行，采取种种极端的措施：将抗命者召集起来，用枪口对着让其更衣换装；不准戴面纱的妇女搭乘德黑兰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也不让她们进电影院和商场，最后命令警察扯下那些坚持戴面纱妇女的面纱。有的毛拉对此表示不满，国王听说后驱车前往，将其毒打一顿。这种做法伤害了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能迅速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了在国王统治时经济上受损失的封建主和宗教上层的利益，同时又成功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因此，除保皇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外，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几乎都参加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在其他国家，例如埃及、突尼斯、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程度不同地推行了世俗化。即使在最保守的伊斯兰国家，也表现出了某种世俗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很好研究和总结的，它将对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2.泛伊斯兰主义。这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当时面对西方列强对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和奴役，一些人主张摆脱外来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国。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要付诸实现则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内容更加广泛，要求建立统一的大伊斯兰国的人数越来越少，因为多数人认识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是一位在伊斯兰世界有影响的人物，1960年他在卡拉奇就明确表示：“我们国家不赞成建立一个伊斯兰联邦。”现在泛伊斯兰主义强调的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信仰和文化遗产以及各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穆斯林要求加强团结和合作的良好愿望。一些伊斯兰国际组织的恢复和建立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反映。但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一些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鼓吹“志哈德”，即为保卫和促进伊斯兰教而作出一切努力。有的穆斯林视自己建立的国家为“一粒种子”，要让更多的人步他们的“后尘，直至真主的光芒普照全球。实现全球的安全与和平。人再也不能妄称他是任何人的主宰，任何人都不有求于任何人，所有权属于独一的万能的真主。”①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说：“如果全世界都信奉伊斯兰教，全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说：“应当让一些国家明白，如何它们信仰伊斯兰教并准备按伊斯兰章程办事，我们就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准备这样做，我们就同它们战斗”；伊朗“这次伊斯兰的起义，这种神圣的行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这块土地上，而应该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他这些话的含义既有使非穆斯林地区伊斯兰化的思想，也有向其他伊斯兰国家和地区输出什叶派教义的意思，所以引起周围国家包括逊尼派执政的国家的不安。整个来讲，不管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具有上述泛伊斯兰主义的人可能是少数，但这种思潮总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时强时弱地表现出来，对伊斯兰国家以及国际政治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①塔希尔·苏尔蒂：《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社会》。载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1973年10月号。

3.现代主义。是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一种思潮，拥护者多半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这场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运动当时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影响有限。今天，主张“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有穆斯林知识分子、思想家，而且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后者凭借手中的权力，推行改革往往易于收到预期的效果。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各伊斯兰国家事实上都进行了或正在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改革。本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凯末尔的改革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的改革也颇具影响。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共和国以后，改革就自上而下地开始了。它主要集中于宗教组织、司法、文教和宗教言论方面，目的是实现伊斯兰的现代化，以适应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此，埃及政府曾多次促进伊斯兰教内部展开对封建传统的讨论和批判；报刊上发表不少文章，论证伊斯兰现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改革遇到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保守势力的反对，甚至多次发生流血事件，但改革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埃及社会的进步是明显的。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如突尼斯、印尼等国，改革也取得了成果。有些国家虽未明言进行改革，但现代主义亦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甚至像阿曼等比较保守的海湾国家也不例外。

4.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阿拉伯语称赛来菲耶，西方一些学者借用基督教曾使用过的名词将其称为原教旨主义（fundamenralism）。这是一种影响深远、易于为一般穆斯林特别是宗教意识浓厚的人所接受的思想，其中心内容是：一些组织和个人认为，社会弊端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创新”和丧失早期伊斯兰教纯洁性的结果，因而主张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严格规定的教义中去。他们将这称为净化运动。这种思潮并非今日才有，它在伊斯兰教历史上早已存在，并且不时以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是18世纪末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内志地区的瓦哈比派运动。19世纪末苏丹以反英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赫迪运动，打的也是复古主义的旗号。本世纪20年代兴起于埃及，至今在其他国家也有活动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党等，同样属于这类组织。

然而，近来最引人注意的是70年代末期以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几件事：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政策；1979年11月沙特阿拉伯人朱海曼·本·萨伊夫·乌塔巴自称马赫迪（救世主），率随从于朝觐季节占领麦加大清真寺达10余日；1980年12月在尼日利亚的卡诺市，穆罕默德·玛尔瓦自称救世主，率数百名信徒挥舞着长矛冲向手握机枪守卫清真寺的部队，宣称他们受真主保护，刀枪不入，结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本人也因伤势过重而丧生；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庆祝十月战争八周年的阅兵式上被“赎罪与迁徙”组织的成员刺杀。目前有代表性的复古主义势力有三种：一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二是推行伊斯兰化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利比亚；三是没有执政的复古主义组织和个人，如兄弟会等。前二者借助手中的权力，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推行伊斯兰化。它们强调伊斯兰是包罗万象、尽善尽美的体系，注重《古兰经》和“圣训”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主张执行伊斯兰教法，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后者则往往对现政权表示不满，要求建立所谓理想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对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出现的复古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综合分析表明，它们大都出现在社会变革时期，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反映，近代以来也是对外来侵略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抗。复古主义是在尚不发达的伊斯兰国家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最方便的口号。这种思潮今后还会长期存在，并将以规模不等的宗教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复古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当前影响最大且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思潮和运动，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伊斯兰国家的命运。这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密切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的。现代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改革必须在广大穆斯林能够接受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就会使自己的声誉受损，运动归于失败。他们力图证明，自己进行的一切革命都是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甚至打出复古主义的旗号，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根据。他们引用“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一穆斯林所熟知的圣训，证明穆罕默德是提倡学习和吸取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他们说，安拉是创造主，任何新技术都是安拉赋予人的，因而穆斯林享用它们是顺理成章的事，要向现代化要效率，通过改革找出路。他们要从圣书中找到与现代科学概念相当的东西，说科学的新发现不断涌现，进一步显示了《古兰经》的奥妙及其雄辩，科学的进步增强了对真主的信仰。他们对《古兰经》的某些经文进行解释，证明一夫一妻制和节制生育是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现在有的伊斯兰国家，如突尼斯等，已明令禁止一夫多妻制；有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等，已成功地实施了节育政策。这可以说是“伊智提哈德”原则的运用。现代主义者是这样，复古主义者又如何呢？

的确，复古主义者都强调恢复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全面执行教法；在他们执掌政权的国家，一些做法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依据不拜偶像的规定，沙特阿拉伯不设影剧院，没有电视台，画家和雕塑家不准塑造人物形象，商店里买的玩具娃娃都没有头；与异教徒打交道受到限制，雇用非穆斯林技术人员和工人被视为违犯教规；汽车、飞机和其他先进技术装备被视为魔鬼的发明，禁止使用；妇女不得丈夫允许不得与外面的男人接触，外出必须由男子陪同，并且要戴面纱，不露羞体，更不要说外出受教育和工作了。但现在却有了很大的改变。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也强调执行教法，窃贼抓到后被断肢，奸夫被乱石击死，更多的人因私通而遭鞭笞；妇女重新戴上面纱，新的“伊斯兰医务人”规定：病人只能由同性别的医生治疗，任何医生不得宗教法官的同意不得给异教徒看病。有人对此表示抗议，认为拥有约2000万妇女的伊朗，女医生只有1000多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卫生部长则回答说：“我们凭借信仰的力量就可以祛病避邪”，但又表示将从巴基斯坦等国招募女医生。巴基斯坦在齐亚·哈克执政时期也强调执行伊斯兰教法，并建立起宗教法庭，甚至在伊斯兰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取消银行利息，代之以分红。但他们都不拒绝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某些政治组织形式，更不否认伊斯兰教要发展。

今天，复古主义者强调恢复“伊智提哈德”原则，即权威学者在处理法律和神学问题时有权根据《古兰经》和“圣训”提出个人意见。他们要求重新打开“伊智提哈德”的大门的真实目的，就是托古改制，自我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方面沙特阿拉伯的做法是值得人们深思和研究的。沙特阿拉伯人遵循瓦哈比派严格的教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实践中采取灵活的态度，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首先，他们将移民、行政机构、社会保险等事务从纯宗教事务中分离出来，划入行政的范围，制定出相应的“规定”，但不叫法律，以免与教法混淆和冲突。据报载，它还准备制定自己的宪法。其次，执政当局往往借助乌里玛发布“法特瓦”（意见或裁决）来证明其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第三，国王本人也常引用《古兰经》和“圣训”并加以解释，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例如，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开始使用电话、汽车和无线电时，遇到保守派的反对，他通过一次《古兰经》广播来说服乌里玛。最后乌里玛裁决：如果这种仪器能够精确地传播神圣的语言，就可以使用。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要求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希望国王开禁，让臣民能看到其他地方早已有之的电影、电视，使女子享有受教育和外出工作的权利。费萨尔国王召开御前会议进行讨论，不料遭到一批守旧的王公大臣和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搬出祖制古训，引用圣书经文作为论据。一时争执不下，问题实难解决。时值盛夏，一天上午开会时，国王密令卫队将与会元老重臣们乘坐的豪华小汽车上的空调器全部弄得失灵。中午散会后，这些人乘上空调失灵的小汽车回家，个个汗流浃背。下午他们来王宫开会时，异口同声地骂破坏其空调器的“坏蛋”。这时费萨尔国王说：“空调汽车在《古兰经》上并无记载，你们为什么都可以乘坐，难道电影和电视在《古兰经》上没有记载就不能看了吗？”被问者面面相觑，愧不敢言。于是电影、电视和女子上学的事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今天，沙特王国的面貌已经改变，海水淡化厂、电子计算机、带空调的小轿车和豪华住宅、电灯、电话、电视机等现代化的设备使人们的生活大为改观；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利用，大型机场的修建，使该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距离缩短；先进科技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不但使石油生产猛增，其他部门也有较大发展，就连因自然条件恶劣而一向发展困难的农业，同样取得可喜的成果，小麦不但可以自给，而且开始出口。沙特阿拉伯正在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做出巨大的努力。把清教徒的品质和遵循伊斯兰教法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调和起来，是今日沙特阿拉伯的一大特点。“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瓦哈比派在沙特阿拉伯的胜利对伊斯兰教起到了革命和激励作用。”①

①〔美〕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第194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现在国外一些穆斯林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尽管与社会和政治相结合，但仍可作出一种区分，即一部分是不可改变的；一部分是需要发展变化的。”前一部分指的是“真主与信仰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后一部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正是基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保持基本信仰不变的前提下，伊斯兰教允许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不断进行调整。今天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都声称他们依据伊斯兰原则治理国家，而实际上只能根据发展到今日的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就难以统治下去。

②沙迪克·马赫迪：《伊斯兰教-社会与变革》，载《复兴伊斯兰教之呐喊》，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也必然发生变化。适应力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伊斯兰教是一种有很强适应能力的宗教，在其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它都会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主义自不必说，即使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伊斯兰社会在变化，穆斯林正在为建设美好的生活而进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