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Author: 哈全安; 周术情
Date: 2011-01-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哈里发国家的浮沉》内容始于610年伊斯兰教的诞生，结束于1258年蒙古军占领巴格达，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伊斯兰文明的兴起；二、哈里发国家的变迁；三、哈里发时代的中东经济与社会生活；四、异彩纷呈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逝世之后，穆斯林经过百年努力，建立起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帕米尔高原、北迄高加索、南达阿拉伯海和亚丁湾的庞大帝国，这就是哈里发国家。在“三洲五海”的宏大舞台上，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等在岁月的磨砺中共同缔造了光彩夺目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它承前启后，汇流东西，使人类文明之薪火得以续传，使相互孤立之民族融通交流，为世界由分散走向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Publish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Rights: 亚马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里发国家的浮沉/哈全安，周术情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

ISBN 978-7-301-16264-4

Ⅰ.①哈…　Ⅱ.①哈…　②周…　Ⅲ.①哈里发国家-历史　Ⅳ.①K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3482号

书　　　名：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著作责任者：哈全安　周术情　著

丛书策划：杨书澜

丛书执行：闵艳芸

责任编辑：闵艳芸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264-4/K·066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673

出版部62754962

电子邮箱：minyanyun@163.com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9.375印张　192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总　序

1　无知的年代

阿拉伯人的岛屿

蒙昧之谷

守护麦加

偶像的黄昏

2　留在人间的记忆

与幸福无关

在希拉山的冥思

艰难时世

从麦加到叶斯里卜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

3　遥远的幸福

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

半岛狼烟

美丽新世界

尼罗河畔的宣礼

通向美索不达米亚之路

唯有舒拉

在平等之外

萧墙祸起

4　天朝的背影

君临天下

同时在位的两位哈里发

列王之王

又见穆斯林

致命的阿拔斯派

最后的贵族

时间的刻度

5　来自高原的黑旗

风雨英雄路

住在库法的屠夫

一代天骄

被背叛的遗嘱

团城上的晴空

历史长河中的巨澜

帝国斜阳

在群山脚下

希望，在别处

参考书目

出版后记

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

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

顾问

齐世荣

编委会主任

钱乘旦　王明舟　张黎明

编委会

陈志强　董正华　高　毅　郭小凌

哈全安　侯建新　黄　洋　李安山

李剑鸣　刘北成　彭小瑜　王新生

吴宇虹　向　荣　徐　蓝　杨书澜

（按姓名拼音排序）

内容介绍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逝世之后，穆斯林经过百年努力，建立起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帕米尔高原、北迄高加索、南达阿拉伯海和亚丁湾的庞大帝国，这就是哈里发国家。在“三洲五海”的宏大舞台上，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等在岁月的磨砺中共同缔造了光彩夺目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它承前启后，汇流东西，使人类文明之薪火得以续传，使相互孤立之民族融通交流，为世界由分散走向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书内容始于610年伊斯兰教的诞生，结束于1258年蒙古军占领巴格达，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伊斯兰文明的兴起；二、哈里发国家的变迁；三、哈里发时代的中东经济与社会生活；四、异彩纷呈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作者简介

哈全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

周术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讲师。

总　序

钱乘旦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500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1　无知的年代

阿拉伯人的岛屿

在许多年以前，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阿拉伯在哪里，不知道它究竟有多远。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就幸福得多，只需要在Google Earth中轻点鼠标即可将阿拉伯这块神秘的土地呈现在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北通“肥沃的新月地带”，南及浩瀚无垠的阿拉伯海，东至婀娜多姿的波斯湾，西邻波澜壮阔的红海。在远古时代，阿拉伯曾经与非洲大陆和伊朗高原连为一体。岁月流转，阿拉伯渐渐脱离它的母体，与非洲大陆和伊朗高原分离，形成了三面环海的半岛。在遥远的古代，瀚无际涯的大海是人们难以逾越的障碍。阿拉伯半岛几乎没有适宜船舶停靠的天然港湾，邻近的岛屿寥寥无几，周围水域却是暗礁密布，海上航行只是人们难以企及的梦想。在漫长的日子里，阿拉伯人只能望洋兴叹。因此，阿拉伯人常常将自己的故乡唤作“阿拉伯人的岛屿”。

赛拉特山不知在阿拉伯半岛的西侧沉睡了多少年，它北起阿喀巴湾东岸，南至也门，绵亘数千里；在它的南端，孤独而倔强的哈杜尔舒艾卜峰巍峨耸立。在红海与赛拉特山之间，有一条起伏不平的狭长地带，名为帖哈麦。赛拉特山和帖哈麦合在一起，就是希贾兹。在希贾兹，到处是干枯的荒原，了无生趣。然而，希贾兹偶有绿洲点缀，毕竟为半岛带来了些许希望。南部的塔伊夫和北部的叶斯里卜，犹如彩带上的明珠，给希贾兹带来了光明，它们见证了半岛的沧海桑田，它们尽享风流。

阿拉伯半岛的枣椰树

希贾兹以南的也门，沐浴着柔和的印度洋季风，雨水丰沛，空气湿润，洋溢着幸福的芬芳，难怪古希腊作家美其名曰“幸福的阿拉伯”。也门的东部，那里有著名的“香料海岸”哈达拉毛，透过缭绕的薄雾和夹杂着腥味的海风，人们似乎可以嗅到阵阵流香。在也门与阿曼之间，百岭逶迤，绵延千里。阿曼湾西侧的绿峰高耸入云，雄奇壮观。

赛拉特山和南部群山仿若城垣，将轻拂的海风拒于千里之外，让半岛内陆难享清凉与润泽。在半岛中央的纳季德高原，荒漠广布，处处是黑色熔岩。高原以南是空旷无人之乡，那里红土遍地，沙纹荡漾，形同涟漪。纳季德高原以北是一望无垠的沙漠，风起的日子，漫漫黄沙，随风飞扬，飘忽不定；红白相间的流动沙丘奇伟瑰美，震撼人心。每逢冬春时节，纳季德高原暴雨滂沱，树影斑驳，茵茵绿草随处可见。雨季过后，草木凋零，浩瀚的旷野立时为凄凉笼罩，那些偶然在这里迷失方向的羔羊，只有绝望地等待生命的枯萎。荒原上星星点点的白骨，似乎控诉着那肆虐的狂风和无情的黄沙。

自遥远的古代，阿拉伯人就在阿拉伯半岛繁衍生息。由于干枯的地表和干旱的气候，阿拉伯半岛植被稀少，资源匮乏，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不得不在绿洲之间游走奔波，随季节变换辗转往复。这些逐水草而居的阿拉伯人就是贝都因人，他们与骆驼和羊群相依相伴，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骆驼是贝都因人的生命之舟，既可供人骑乘，亦可用于载货；它们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它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贝都因人。贝都因人常常乘坐“沙漠之舟”进入沙漠深处，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逐渐成为沙漠的主人。许多贝都因人终年在羊群中穿梭，他们不能进入大漠深处，因为羊群无法远离水源。牧养羊群的贝都因人时而游牧，时而定居，在沙漠边缘和农耕地区四周游荡徘徊。贝都因人常年漂泊在外，居无定所，然而，他们并非毫无目的地随意迁徙。他们大都拥有属于各自部落的水源和相对稳定的游牧范围，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追逐水草。雨季与旱季交替之时，贝都因人携家带口在不同的驻地往来奔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贝都因人历经艰险与磨难，他们常常命悬一线，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贝都因人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往往每天只需食几颗椰枣和饮少许驼乳既可维持生命。

逐水草而居的贝都因人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是幸福的天堂。它享受着雨露的滋润和海风的爱抚，孕育出各种甘美的水果和蔬菜。也门以东的麦赫拉是乳香树的著名产地，阿曼一带则盛产水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他们不需要四处奔波，在春华秋实的交替中享受上天的恩赐。在贫瘠的半岛内陆，也有一部分阿拉伯人摆脱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他们在地下水源丰富的绿洲耕田种地，过着安详恬静的生活。在绿洲生息的阿拉伯人，将原产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枣椰树种在自己的家园，为枯寂荒凉的半岛增添了一丝生气。

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游牧的贝都因人与定居的阿拉伯人彼此并不孤立，他们往往因为生活窘迫而不得不面对面。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水平的限制，他们并不是总能自给自足，定居者和游牧的人需要互通有无。或许在某一个柔风拂面的清晨，贝都因人赶着自己的羊群来到沙丘旁，与在那里等候多时的定居者换取粮食。或许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贝都因人骑着战马，手持长矛，直闯定居者的家园，取自己所需，然后扬长而去。抢劫本是盗贼行径，但沙漠生活的特殊情况却使抢劫成为当地民族的风俗，被抢者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或者等待机会用同样的方式，夺取自己需要的物品。游牧群体并没有固定的抢劫对象，抢可抢之人，抢所需之物。

在地寡人稀的绿洲，定居的阿拉伯人须向那些强大的游牧群体奉献自己的产品，以求得短暂的和平与安宁；那些强悍的游牧部落，则可自由驰骋，为所欲为。在野蛮的年代，羸弱者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得家毁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强者生生不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主导着半岛的起落沉浮。

蒙昧之谷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悠悠岁月中，阿拉伯人在无知的山谷繁衍生息。那时，阿拉伯人尚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生活在氏族之中，许多具有血缘联系的氏族组成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名为“舍赫”。只有那些年高德劭、仗义疏财和骁勇善战的英雄，方有资格出任部落首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部落首领也许并不是最幸福的人，他们没有特权，没有私利，不可以独断专行和随意惩处部落内部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职责只是根据传统习俗仲裁纠纷、保护水源和寻找牧场。古代阿拉伯人具有浓厚的平等观念，在众多方面将部落首领视为他们之中的普通一员。有时候与普通成员相比，首领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在古代的阿拉伯社会，许多部落都有一套祖先遗留的传统习俗，用于规范阿拉伯人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祖先留下来的传统高高在上，若有违例，罪不可恕。

生活在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崇尚慷慨豪侠之风。然而，那时的阿拉伯人仅仅顺从和忠实于自己的部落，而往往将其他的部落视作仇敌。他们心目中的人类，只在部落范围之内存在。部落只是保护自己的成员，而对其他部落的成员往往刀兵相见。如果一个阿拉伯人被别的部落攻击，便会被视为整个部落的奇耻大辱。这个部落的所有成员蜂拥而动，为受攻击者雪耻复仇，没有人去关心是非曲直，也没有人去在意孰对孰错。部落冲突双方视荣誉高比苍天，各自为维护各自部落的荣誉而战，从不示弱，致使仇杀行为旷日持久，代代延续。有时，阿拉伯人的慷慨之情令人感动，他们对于走进自己帐篷的异乡客热情相迎，解囊相助。相传，一个名叫哈帖木的阿拉伯青年在为他的父亲放牧的时候，宰杀三只骆驼款待路过的异乡人，致使他的父亲大发雷霆，将他逐出家门，然而他本人却因此而美名传扬，其慷慨之举在阿拉伯人的诗歌中久为传诵。阿拉伯人还常常以自己纯洁的血统和高贵的宗谱为骄傲，尤其珍视荣誉和人格。当他们的荣誉被损害时，立刻拔剑而起，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阿拉伯人的这种习俗直至今日仍依稀可见。

在蒙昧时代的阿拉伯社会，部落是温情的极限。各个部落往往在自己的特定领域之内活动，相互猜疑，彼此防范，保持互不相犯，就该感天谢地了。在缺乏交往的时代，各部落有时连语言都有明显的差异，词汇和语调不尽相同。相传，道斯部落的阿布·胡莱勒于628年谒见先知穆罕默德，先知穆罕默德的刀落在地上，于是命阿布·胡莱勒捡起，阿布·胡莱勒听后却东张西望，不知穆罕默德所云何意，直至穆罕默德再三重复才捡起刀子。阿布·胡莱勒告诉先知穆罕默德：你把刀子称作新克，而在我的部落，刀子称作木得亚。阿拉伯人的语言差异可见一斑。

生活在蒙昧时代的阿位伯人

然而，阿拉伯人具有卓越的语言天赋。“人的优美，在他的口才之中”，“智慧寓于三件事之中：法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这些阿拉伯谚语广为流传。阿拉伯人酷爱诗歌，在蒙昧时代，诗歌几乎是唯一的文学形式。那时，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诗人，诗人熟知部落的宗谱和往日的荣辱，他们的职责是颂扬自己的部落、凭吊逝者和攻击敌人。铿锵有力的诗句足以唤醒和激励整个部落，诗人的才华象征着部落的强盛。部落之间的交锋不仅在于战场上的厮杀，诗人之间的唇枪舌剑、诅咒讥讽同样令人生畏。在阿拉伯人的《乐府诗集》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诗句：“谁敢与我的部族抗衡，它有众多的人民，还有杰出的战士和诗人。”在欧卡兹集市期间，阿拉伯人常常举行诗歌竞赛，获胜者的诗句被铭刻于麦加克尔白神殿的墙壁之上，称作悬诗。其中有7篇悬诗流传至今，代表了蒙昧时代阿拉伯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诗歌不同于各个部落所操的日常用语，而是超越了部落的界限，成为广为人知和沟通各个部落的通用语言形式。

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阿拉伯人没有辜负上天赐予他们的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将阿拉伯语的美发挥到了极致。阿拉伯人喜欢诗歌，擅长诗歌。在那个缺乏真理的时代，阿拉伯各部落的诗人往往会聚集在欧卡兹集市，举行赛诗会。诗会观者甚多，场面壮观。诗人们抑扬顿挫的朗诵和着驼马嘶鸣，别有一番情调。那时的诗，有短诗（麦格图阿）和长诗（格绥达）之别。诗歌的内容丰富，或夸耀张扬部落的高贵谱系，称颂部落辉煌的征战，或表达对情侣的思念，对仇敌的怨恨。麦加克尔白神殿墙壁上的7首“悬诗”，被视为阿拉伯诗歌的精品，代表了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在杳无际涯的沙漠和荒原中，由于生活资源匮乏，阿拉伯人的生活极度艰难。每每遇到天灾人祸，他们被迫离开祖居的家园，四处流浪，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在很久以前，阿拉伯人便自半岛向周围地区迁徙，历经艰辛，长途跋涉，来到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埃及一带。从那时开始，人口迁徙的浪潮接连不断，使得阿拉伯半岛的生态环境得以平衡。随着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日渐衰落，分布在也门一带的大量定居者离乡背井，涌入北方。与此同时，半岛内陆的部落闻风而动。如潮水般涌出的阿拉伯人，扰乱了半岛周围定居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时，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对此大为惊惧，殚精竭虑要遏制阿拉伯移民浪潮的冲击，相继册封加萨尼部落和莱赫米部落作为藩属，在叙利亚南部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构筑起有力的屏障。阿拉伯半岛周围的政治格局，限制了阿拉伯人的流动。相对过剩的人口无路可走，拥挤在阿拉伯半岛极其有限的生存空间，挣扎于恶劣的环境和死亡的边缘。

在蒙昧时代，每天都有鲜活的生命在劫掠和仇杀中逝去。清晨骑着战马离家的勇士，到黄昏时分，他可能就已经以英雄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一段哀婉动人的传说。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夕，阿拉伯人的相互劫掠连绵不断，血族厮杀旷日持久。公元5世纪末，生活在半岛东北部的贝都因人巴克尔部落和塔格里布部落之间爆发了一场生死大战，此即著名的“白苏斯战争”，而引发这场战争的竟然只是一峰骆驼。白苏斯是巴克尔部落的成员，她的母驼被塔格里布部落的首领刺伤，由此祸端顿生。巴克尔部落兴师问罪，塔格里布部落也不甘示弱，双方大动干戈，诗人们则竭尽所能地推波助澜。两个部落相互攻伐长达40余年，直至双方精疲力竭之时，方才结束厮杀。

6世纪末至7世纪初，爆发了一场闻名遐迩的战争，即“达希斯和加卜拉战争”。对阵双方为阿布斯部落与祖布彦部落。这场战争起因于一次赛马活动。阿布斯部落的首领有一匹公马，名为达希斯，祖布彦部落的首领有一匹母马，名为加卜拉，两马赛跑，达希斯获胜，祖布彦部落不服，从而引发争端。“达希斯和加卜拉战争”绵延数十年之久，直到伊斯兰教诞生时仍未结束。这场战争中的著名人物安泰莱原本为奴隶，获得自由以后成为英勇的战士和杰出的诗人，他与情人阿卜莱相爱的诗句曾被悬记在麦加克尔白神殿之上，成为流芳百世的佳作。

575年—590年，贝都因人凯斯部落联合塔伊夫绿洲的定居者萨奇夫部落，与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以及贝都因人基纳奈部落之间发生战争。相传，莱赫米国王努尔曼·孟迪尔欲派商队前往欧卡兹，并寻找阿拉伯人护送商队进入半岛，基纳奈部落的白拉兹与凯斯部落的乌尔韦为此发生争执，白拉兹杀死了乌尔韦，于是导致双方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由于双方曾经在所谓的“禁月”相互仇杀，并且践踏了麦加作为宗教圣地的尊严，被称作“罪恶的战争”。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曾经作为古莱西部落的战士而一度介入这场战争。在希贾兹北部的叶斯里卜绿洲，阿拉伯人奥斯部落与哈兹拉只部落尽管出自同宗，都称自己是凯拉的后裔，却长期处于对立和仇杀的状态。在617年发生的“布阿斯之战”中，奥斯部落与哈兹拉只部落的所有氏族以及定居于叶斯里卜的犹太人纳迪尔部落、凯努卡部落、古莱宰部落和贝都因人朱海纳部落、穆宰纳部落都卷入厮杀，交战各方损失惨重。

阿拉伯人在蒙昧之谷过着贫困而血腥的生活。他们无法选择另外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和必要的生存空间。没有牲畜，没有水源，没有牧场，阿拉伯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他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直至整个部族灭绝的悲惨命运。频繁的劫掠和无情的仇杀淘汰着无路可走的过剩人口，成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赖以维持的必要方式。争夺中的胜利者得以繁衍生息；至于失败者，则将永远消失在苍茫的大漠。连绵不断的劫掠和旷日持久的厮杀，加剧了阿拉伯人内部的矛盾冲突。而正是这种日趋尖锐的矛盾冲突，推动半岛上的阿拉伯人走出蒙昧之谷，走近文明的边缘。

守护麦加

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麦加是一个神圣的名字。每天，虔诚的穆斯林都要朝着麦加的方向礼拜数次，以表达对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无限敬畏。在先知穆罕默德传布启示之前，麦加深藏在希贾兹南部的一处狭窄的山谷之中，群山环抱，天气酷热，荒凉不毛。在麦加城内，克尔白是受人景仰的建筑。克尔白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立方体或方形房屋，我国清代学者刘智将其称为“天房”。

麦加圣地

自远古以来，阿拉伯人将克尔白视作神灵之所在，朝拜克尔白的人从半岛各地络绎不绝地涌入麦加这个“没有庄稼的山谷”。相传，人类的始祖阿丹（亚当）和哈娃（夏娃）从天国来到尘世以后一度失散，后来在麦加的阿拉法特山重逢；克尔白相传就是在阿丹和哈娃的时代建立的。后来，由于山洪泛滥，克尔白一度遭到毁坏；而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伊斯马仪重建了克尔白。据《古兰经》记载，安拉“为易卜拉欣指定天房的地址”。“易卜拉欣和伊斯马仪树起天房的基础”，“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

麦加的克尔白最初并不宏伟，而只是一处由石块堆砌而成的简单建筑，仅有四壁，既无屋顶也无门窗，作为圣迹的黑石（亦称玄石）嵌放在东南侧的墙角。克尔白内嵌放的黑石，直径约30厘米，呈光滑而不规则的椭圆形，上有红色斑点和黄色波纹。相传，黑石是易卜拉欣父子在重建克尔白之时采自麦加附近的阿布·古拜斯山。也有人说，黑石是易卜拉欣父子重建克尔白的时候天使哲布勒伊莱所赐之物。克尔白东北侧10余米处有一地下泉水，这就是著名的渗渗泉。相传，易卜拉欣携其妻哈哲尔和幼子伊斯马仪离开埃及，来到麦加，易卜拉欣将哈哲尔母子安置在一处草棚，便前往耶路撒冷。哈哲尔为了寻找饮水，奔走于赛法和麦尔沃两座小丘之间，往返7趟，不见滴水。在悲怆绝望之时，她发现在所住草棚10余米处涌出清澈的泉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泉水被沙石覆盖，杳无影踪。后来，由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的努力找寻，远古传说中的泉水重见天日，古莱西人欣喜若狂。伊斯兰教诞生以后，这些传说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意义，克尔白、玄石、渗渗泉、阿拉法特山及赛法和麦尔沃两丘成为穆斯林在麦加举行朝觐仪式的重要场所。

麦加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宗教圣地，谁能控制麦加，谁就能够成为当时受尊重的显赫者，因此各部落竞相争夺对麦加的监护权。相传，在易卜拉欣和伊斯马仪重建克尔白之后，贝都因人朱尔胡姆部落移至麦加周围追逐水草，牧养牲畜，并且成为克尔白的监护者。大约在公元3世纪，贝都因人胡扎尔部落将朱尔胡姆部落赶出麦加周围的牧场，自己成为克尔白新的监护者。440年前后，古莱西部落击败胡扎尔部落，一举夺取麦加。古莱西人多为商贾，不事稼穑。古莱西部落初入麦加之时，其部落首领库赛伊重修克尔白，并建起议事厅。古莱西部落来到麦加以后，以经商为生，尤其注重朝圣贸易，不再逐水草而居，成为麦加谷地最早的定居人口。随着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麦加逐渐发展成一个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然而，当时麦加的朝圣贸易规模还非常有限，仍有一定数量的古莱西人没有摆脱游牧的生活状态。

古莱西人成为麦加的监护者以后，阿拉伯半岛周围的世界并不安宁。自6世纪初开始，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频繁交战，两河流域和叙利亚成为双方厮杀的主要战场，连接波斯湾沿岸与地中海世界的国际商路几近中断。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在埃及的统治急剧衰弱，无力继续控制红海水域，海盗随之四起。575年，波斯军队击败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攻占也门，切断埃及商船经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希贾兹尽管坎坷难行，旅途艰辛，但是毕竟远离战乱，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外部区域政治形势的变化，为阿拉伯人重新控制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过境贸易提供了契机，途经希贾兹的古代商路在历经数百年的衰落之后再度兴起。麦加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南通也门，北及叙利亚，并可向东沿鲁卜哈利沙漠边缘至幼发拉底河下游，向西经舒艾卜港穿越红海进入东非。聪明能干的古莱西人，与商路沿途的许多游牧群体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各条商路畅行无阻。天时地利和古莱西人的不懈努力改变了麦加的命运。

沙漠中的驼队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麦加人以贸易为生。麦加是希贾兹的贸易中枢，每天都吸引着各方来客。来自拜占庭和来自东非等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古莱西部落的商旅驼队频繁地在定居地区与沙漠牧场之间往来穿梭。不辞辛劳的古莱西人有很多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们的足迹遍及北起叙利亚、南至也门、东到幼发拉底河下游、西达埃塞俄比亚的广大地区。古莱西人年年冬夏两季出行。他们将印度洋沿岸的各种物产转运销往地中海世界，同时还从事定居地区与沙漠牧场之间的产品交易，两种贸易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自从古莱西人成为麦加的监护者之后，其人口不断增多，至伊斯兰教诞生前夕，麦加的大部分人口都属于古莱西部落。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氏族之中，实行以父系为主的婚姻制度。另外，麦加还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他们与古莱西部落并无血缘联系，是古莱西人的奴隶，或者以受保护者的身份依附于古莱西部落。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古莱西部落的富人穷奢极欲，贫者苦不堪言。富人排斥近戚贫人、欺凌孤儿弱者和拒绝履行传统义务的现象屡屡发生。地位低下的奴隶是凄凉而悲惨的生灵，他们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古莱西人控制的麦加酝酿着一场剧变，这将瓦解古莱西人的传统秩序，古莱西人的氏族部落制度将走到生命的尽头，麦加即将告别蒙昧时代进而迎来远大前程。

偶像的黄昏

面对生老病死，面对日升月落，古代阿拉伯人心中充满无限的困惑和惶恐。于是他们保持着原始的信仰，相信万物有灵，或崇拜日月星辰，或崇拜山石树木。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农业区域，人们往往向天上的星辰顶礼膜拜。在古代阿拉伯人眼中，月神是万神之尊，而太阳神是月神的伴侣，而其他的闪闪繁星则是月神与太阳神的子嗣。为了表达对神灵的敬仰与崇拜，那时的阿拉伯人在其生活的地方建造了许多华丽的庙宇，设置祭坛，焚烧香料以飨诸神。

北方阿拉伯人总是沉浸在自己的过去之中，宗教观念淡薄。他们往往只是盲从传统的风习，尚无笃信神灵的意识。在希贾兹和纳季德，人们崇拜神灵的住所。广袤的旷野之中，荒原满目，零星点缀的泉水象征着生命之源，罕为人见的岩石则常被视作玄妙之物，枝繁叶茂的树木更是足以唤起人们无穷的遐想。因此，古代阿拉伯人崇拜奇异的泉水、岩石和植物。伊斯兰教诞生之前，欧萨、默那、拉特女神在阿拉伯半岛受到无比的尊崇。欧萨的祭坛位于麦加与塔伊夫之间纳赫拉的加卜加卜山洞之前，由三棵阿拉伯胶树组成。默那的祭坛位于麦加以北的古戴德，是一块黑石。拉特的祭坛位于塔伊夫附近的瓦吉山谷，是一块方形的白石。一些部落崇拜旺德、苏瓦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5位神灵。相传，上述5位神灵原是阿丹时代的著名人物，死后被塑成偶像并受到崇拜。北方阿拉伯人还有崇拜动物的传统风习。

在阿拉伯半岛，麦加的渗渗泉极负盛名，克尔白的黑石更是人们朝拜的目标。然而，麦加的克尔白除嵌放黑石以外，还曾供奉易卜拉欣之像。后来，胡扎尔人在克尔白增设许多崇拜物，其中月神胡巴勒甚至被赋予人的形象。605年古莱西人重修克尔白时，又在其内增加耶稣像和圣母玛丽亚像。

安拉作为神灵的概念由来已久。伊斯兰教诞生前夕，许多阿拉伯人部落将敬奉安拉作为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古莱西人生活的麦加，安拉被视作造物主、最高的养育者、盟誓和契约的守护神、危急时刻的拯救之神。然而敬奉安拉并不排斥多神崇拜；安拉并没有被视作唯一的神灵，而仅仅在诸多的神灵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阿拉伯人往往将其他神灵视作安拉的子嗣，尤其是将著名的三女神欧萨、默那、拉特视作安拉的女儿。在阿拉伯人看来，至高无上的安拉与尘世的距离过于遥远，地位低于安拉的其他神灵才是真正驾驭尘世的超自然力量。

多灾多难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前期，屡遭迫害，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后来又迁往南方。正是他们为阿拉伯半岛带来了犹太教的火种。然而，犹太人习惯于聚群而居，轻易不与外界联系。犹太人隔绝排外的思想倾向极大地限制了犹太教的传播，希贾兹的阿拉伯人中改奉犹太教者寥若晨星。后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派遣基督徒西奥菲拉斯前往也门传教，并在佐法尔建立主教区。继西奥菲拉斯之后，圣徒菲米雍将基督教传人也门北部的纳季兰。纳季兰的基督徒曾经效仿麦加的克尔白建造一所教堂，名为“纳季兰的克尔白”。埃塞俄比亚人统治时期，基督教在也门广泛传播，声势日隆。在半岛内陆，基督教隐修士遍及各地，雅各派和聂斯脱里派的神学思想广为人知。但是，分布在半岛内陆的基督教隐修士毕竟人数较少，而且尚未组织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宗教团体，因此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伊斯兰教诞生前夕，偶像崇拜已经出现了危机，多神信仰开始现出流于形式的衰落征兆，模糊的一神教思想初露端倪。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时代，一些阿拉伯人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多神崇拜，同时又不愿接受外族传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于是主张恢复和遵循易卜拉欣时代的信仰，并且采取苦修的形式，以求寻找拯救灵魂的正道。

2　留在人间的记忆

与幸福无关

在宁静的贸易天国麦加，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就是哈希姆，其子阿卜杜勒·穆塔里布是麦加渗渗泉的掌管者，在古莱西部落中也是呼风唤雨之人。相传，阿卜杜勒·穆塔里布曾在克尔白许下心愿，如若育有十子，便仿效先人易卜拉欣，宰杀其中1子献祭于安拉，后经族人劝阻，改为宰杀100峰骆驼替代，赎回者便是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命运多舛，他出生以后，哈希姆氏族权势日衰，荣光不再。阿卜杜拉家境贫寒，自幼遍尝人间艰辛。年龄稍长，阿卜杜拉与古莱西部落祖赫拉氏族女子阿米娜喜结连理。然而，由于生活所迫，阿卜杜拉在婚后不久不得不出外谋生，远赴叙利亚贩运货物，返回途中不幸身染重病，客死他乡。阿卜杜拉所遗家产微薄，仅有5峰骆驼，少量山羊和1个名叫乌姆·赛勒玛的埃塞俄比亚女奴。

阿卜杜拉死后，其子在麦加降生，唤名穆罕默德（意为受到赞誉的人）。在当时的麦加，古莱西人常将刚出生的婴儿送到邻近的游牧部落抚养，让孩子在沙漠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使孩子有强壮的身体、聪明的头脑和宽广的胸怀。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以后，由萨阿德部落的女子海丽麦带至家中抚养，5岁时返回麦加。相传，在此期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被天使剖开胸膛，涤除邪魔。先知穆罕默德6岁时，与其母阿米娜前往叶斯里卜祭奠亡父阿卜杜拉。在返回麦加途中，阿米娜在阿布瓦身患重病，随即撒手人寰，留下孤苦伶仃的穆罕默德。后来，年幼的穆罕默德跟随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生活。三年之后，年迈的阿卜杜勒·穆塔里布倏然辞世，穆罕默德再一次经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此后，穆罕默德被寄养在伯父阿布·塔里布家。阿布·塔里布对天资聪颖的穆罕默德宠爱有加，常常授之以生存本领。先知穆罕默德12岁时，曾跟随阿布·塔里布前往叙利亚经商。从此，这个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的少年开始步入真正的社会，历练人生。在经商之途，先知穆罕默德为秀美的山川、无垠的沙漠、富庶的城市、贫瘠的乡村、绵延不休的战火、一掷千金的富人和贫病交加的穷人深深震撼。相传，他曾经在这次叙利亚之行的途中，在叙利亚南部的贸易重镇布斯拉与基督教隐修士内希拉相遇，内希拉预言先知穆罕默德便是犹太人所期待的使者和基督徒所企盼的继耶稣之后的保惠师。

在艰难的人生旅程中，先知穆罕默德渐渐成长。相传，穆罕默德拥有非凡的本领，可观天象，预报风沙，还对当时附近的其他部落的宗教了如指掌。先知穆罕默德在各种部落战争中得到锻炼，以后开始在麦加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先知穆罕默德25岁之时，受到古莱西部落诺法勒氏族的富孀赫蒂彻的青睐，并为她做事。随后，先知穆罕默德再次前往叙利亚经办商务，最终赢利而归。共同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使25岁的穆罕默德与40岁的赫蒂彻走到了一起。婚后，先知穆罕默德生活状况渐趋好转，家境殷实，再无需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碌。先知穆罕默德与赫蒂彻生有两男四女。《古兰经》曾经提及先知穆罕默德的早年经历：“难道他没有发现你伶仃孤苦，而使你有所归宿？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路；发现你家境寒苦，而使你衣食丰足。”这些启示乃是先知穆罕默德早年经历的真实写照。

在希拉山的冥思

麦加以北大约10公里处有座山，名唤希拉山，山的半腰有个狭窄的洞穴。先知穆罕默德在40岁前的若干年中，常于禁月（即后来伊斯兰历9月，亦称来埋丹月）期间到希拉山洞静居隐修，沉思冥想，寻求真正的信仰。年复一年，不舍昼夜。相传，在610年的一个夜晚，安拉的启示开始降临。当夜，先知穆罕默德正在希拉山洞内沉睡，天使哲布勒伊莱出现在他的面前，要他宣读如下启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个夜晚就是后来所谓的“高贵的夜晚”，后来的穆斯林则称这个夜晚为“受权之夜”，并在每年的这个夜晚举行纪念活动。不过，由于事出突然，穆罕默德惊出一身冷汗，醒来之后，即刻赶回家中。从“高贵的夜晚”起，先知穆罕默德开始了传布启示的生涯。在天使第二次要求先知穆罕默德传布启示之时，赫蒂彻当即表示信奉安拉，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妻子的支持使先知穆罕默德信心倍增。

希拉山洞口石

从610年至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以先知的名义传布启示。开始，穆罕默德在古莱西部落内部宣扬自己的主张，麦加时期的启示，首先是阐述独尊安拉的宗教信条，强调安拉是万物的本原和唯一真实的永恒存在。安拉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特指的神灵，中国穆斯林多将安拉称作真主。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往往将安拉视为诸神之首，麦加时期的启示则认为安拉是唯一的神灵，其余诸神皆系蒙昧者的虚构，并非真实的存在。《古兰经》称：“你说，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主；安拉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麦加时期的启示屡屡抨击多神崇拜的传统信仰，突出了安拉的独一性和至尊地位，明确了一神信仰的宗教观念。在强调安拉具有独一性的基础上，麦加时期的启示阐述了安拉的权威性。安拉的权威性，在于创造日月星辰和自然界的一切，赋予生命并且降临死亡。

《古兰经》

《古兰经》称：“他凭真理创造了天地……他用精液创造了人……他创造了牲畜……他从云中降下雨水……他为你们而生产庄稼、油橄榄、椰枣、葡萄和各种果实……他为你们而制服了昼夜和日月……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荡……。”安拉的权威性，在于安拉无所不知，主宰尘世和天使的世界。“天地的国权归安拉所有，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他是宰制众仆的。他是至睿的，是彻知的。”麦加时期的启示，还阐述了安拉的仁慈性，说安拉恩泽于人类，赐福于芸芸众生，世人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安拉的恩惠。《古兰经》又说：“他创造了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饥，还有许多益处。你们把牲畜赶回家或放出去吃草的时候，牲畜对于你们都有光彩。牲畜把你们的货物驮运到你们需经困难才能到达的地方去。你们的主确是至仁的，确是至慈的……安拉负有指示正道的责任。有些道路是偏邪的，假若他意欲，他必将你们全体引入正道……他制服海洋，以便你们渔取其中的鲜肉，做你们的食品；或采取其中的珠宝，做你们的装饰……如果你们要计算安拉的恩惠，你们是无法统计的。”《古兰经》中曾经提及安拉所特有的99种属性，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便是仁慈的属性；《古兰经》的114章皆以“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作为开端。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安拉的形象问题。根据麦加时期的启示，安拉乃是无始无终和无形无象的超自然的存在。

安拉不仅创造万物，而且具有毁灭世界的力量；现实的世界是短暂的和终将毁灭的，短暂的现实世界毁灭之后，便是永久的彼岸世界。现实的世界毁灭之际，便是末日来临的时刻。那时，苍穹破裂，群星飘坠，日月相会，海水倒流，大地震荡，山岳消失。随着世界的毁灭，死者的灵魂将悉数复活。“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活日必定要复活。”“当穹苍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坠的时候，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灵魂复活是末日审判的条件，而末日审判则是灵魂复活的目的。“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你们应当畏惧那一日，父亲对于儿子毫无裨益，儿子对于父亲也毫无裨益。”“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做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复活的灵魂经过末日的审判，分别在天园或地狱找到自己的永久归宿。遵行天命的人将在天园之中享受优厚的报酬，而漠视天命者的最终结局则是在地狱之内遭受刑罚的折磨。“敬畏者必定要住在安全的地方——住在乐园之中，住在泉源之滨，穿着绫罗绸缎，相向而坐……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果。他们在乐园中，除初次的死亡外不再尝死的滋味。”地狱的情景则与天园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恐怖的去处。“不信道者，将一队一队地被赶入火狱”，“他们的上面，有层层的火，他们的下面，也有层层的火”。烈火整日烧灼着他们的肌肤，烧过一层以后，另换一层再烧。另外，在天园与地狱之间，有一个不定的空间，名为“高处”。“他们中间将有一个屏障。在那个（屏障）的高处将有许多男人，他们借双方的仪表而认识双方的人，他们喊叫乐园的居民说：‘祝你们平安！’他们羡慕乐园，但不得进去。当他们的眼光转向火狱的居民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要使我们与不义的民众同住。’。”

安拉在创造人类之前，首先创造了天使的世界。天使作为安拉的创造物，按照安拉的旨意各司其职，其中最重要的四大天使是传授安拉启示的哲布勒伊莱、观察宇宙的米喀勒伊莱，掌管死亡的阿兹勒伊莱和在世界末日吹响号角的依斯勒伊莱，易卜利斯则是天使中的恶魔。天使数目繁多，遍布天上人间，但是不为世人所见。伊斯兰教虽然强调信奉天使的存在，但是绝无崇拜天使之意。天使如同世人一样，皆为受造之物，受崇拜者唯有安拉。另外，安拉要求众天使向人类的始祖阿丹叩头，只有易卜利斯抗命不遵，这说明先知的地位高于天使。

安拉曾经派遣众多的先知，引领世人皈信真理。“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说‘你们当崇拜安拉，当远离恶魔’。”。“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已告诉你的，有我未告诉你的。”先知不同于天使，他们仅仅是肉体之躯的凡夫俗子，各有妻室儿女，不免于生老病死。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常将自己称作负有传布启示之使命的凡人。历代先知曾经多次显示奇迹，用以劝化世人。然而，奇迹的显示乃是出自安拉的意愿，并非证明先知具有超人的力量。“任何使者，不应昭示迹象，除非获得安拉的许可。”诸多的先知或以行为树立楷模，或以启示传布众生，其地位不尽相同。阿丹、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穆罕默德是25位先知中最重要的先知，穆罕默德更因负有教化全人类的神圣使命而被称作“封印的先知”。

艰难时世

先知穆罕默德也不能仅仅通过冥然兀坐实现雄图大业，他的传教之路充满艰辛与磨难。突如其来的启示，赋予先知穆罕默德以劝化世人皈信真理的神圣使命，这意味着伊斯兰教的诞生。伊斯兰（al-Islām）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意为信仰者应尊信安拉独一至上，主宰万物。信奉伊斯兰教者通称为“穆斯林”（Muslim），即顺从者。然而，在当时的麦加，他并无显赫的地位，人微言轻。因此，启示的传布在麦加时期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程。最初，先知穆罕默德只是向他的家人讲述启示的内容。赫蒂彻对于他讲述的启示深信不疑，首先皈依伊斯兰教。不久，先知穆罕默德的义子栽德·哈里萨和他所抚养的堂弟阿里也加入了伊斯兰教皈依者的行列。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家室之外，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是古莱西部落泰姆氏族的阿布·伯克尔。阿布·伯克尔是先知穆罕默德受命传布启示以前的挚友，两人素来过从甚密。或许由于阿布·伯克尔的影响，古莱西部落菲赫尔氏族的阿布·欧拜德、祖赫拉氏族的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阿萨德氏族的祖拜尔·阿沃姆、泰姆氏族的泰勒哈·欧拜杜拉、麦赫朱姆氏族的阿尔卡姆相继皈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经常与阿布·伯克尔等人在阿尔卡姆的家中秘密聚会，史称“阿尔卡姆会”。后来的穆斯林将“阿尔卡姆会”尊称为“伊斯兰之家”。

先知穆罕默德在最初的3年中只是采取秘密的方式，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传布启示，皈依伊斯兰教者寥若晨星。大约在612年，先知穆罕默德颁布安拉的启示：“你应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而且避开以物配主者。”新的启示标志着先知穆罕默德开始改变最初的秘密传教方式，公开以安拉的名义要求世人放弃原有的信仰和皈依伊斯兰教。此后，他曾经将哈希姆氏族的成员邀至家中，向他们讲述安拉的启示，希望哈希姆氏族率先皈依伊斯兰教。虽经几次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尽管如此，毕竟有一些人接受了先知穆罕默德传布的启示，加入伊斯兰教皈依者的行列。

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传布的启示，最初的内容只是强调安拉的威严，并未提及独尊安拉和末日审判的宗教思想。其实，阿拉伯人早已把安拉视作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崇拜安拉的宗教概念并非先知穆罕默德首次提出。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夕，麦加以及叶斯里卜和塔伊夫等地开始出现追求一神崇拜的宗教思想，哈尼夫的主张和行为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布启示的初期，显然无需向人们解释造物者安拉的存在，文献资料也没有提及对于崇拜安拉的抵制行为。在麦加，不信伊斯兰教的古莱西人并没有指责先知的言论。但是在后来的启示中，先知穆罕默德明确指出崇拜偶像而不崇拜安拉是可恶的行为，并且说到他们的祖先因为不崇拜安拉而在地狱中遭受惩罚，于是古莱西人开始对先知穆罕默德采取敌视的态度。显然，通过攻击偶像崇拜而倡导独尊安拉的宗教思想，是许多古莱西人抵制先知穆罕默德的首要原因。

古莱西人对灵魂复活和末日审判的内容非常反感，进而抵制先知穆罕默德。在当时的麦加以至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地区，尚未形成灵魂不朽和彼岸世界的宗教意识，阿拉伯人往往将人的躯体视作生命的本原，死亡意味着肉体与灵魂的同时消失。根据先知穆罕默德所传布的启示，死者的躯体在地下经过长久的腐烂而其灵魂却在未来得以复活，这种观念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匪夷所思和无法接受的。因此，许多古莱西人否认和攻击先知穆罕默德关于灵魂复活和末日审判的宗教宣传。他们认为灵魂复活和末日审判的启示纯属蛊惑人心的鬼话，声称这些启示来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幻觉。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并不具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显赫的地位，他忽然自称是安拉的使者，许多古莱西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些古莱西人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伪先知，他所传布的启示并不是出自安拉的语言，而是假借安拉的名义编造的谎话。在他们看来，先知穆罕默德并不具备接受启示和引领世人的资格，他只不过是一个身世贫寒而微不足道的平常人。

抵制伊斯兰教的古莱西人大都是麦加社会上层的富商巨贾和权贵人物，在当时的麦加颇为显赫的麦赫朱姆氏族和舍姆斯氏族是抵制伊斯兰教的主要社会势力，对先知穆罕默德更是冷嘲热讽，恶语相加。麦赫朱姆氏族的首领韦立德·穆吉拉、阿布·贾赫勒和舍姆斯氏族的首领阿布·苏福彦是抵制伊斯兰教的核心人物，他们处处与先知穆罕默德作对，因为先知穆罕默德传布启示的行为危及到了他们的利益。不过，古莱西人抵制伊斯兰教的方式，大都局限于比较温和的、非暴力的攻击行为。其中，言辞的攻击是抵制伊斯兰教的首要方式。古莱西人阿布·贾赫勒、阿布·苏福彦、阿慕尔·阿绥等经常嘲讽和诽谤先知穆罕默德，指责他是冒充圣贤的骗子、占卜的巫师、精灵附体的诗人、被恶魔迷惑的疯子，声称他传布的启示不过是古代神话传说的翻版，并且煽动其他人辱骂和恐吓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

先知穆罕默德的执著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一些权贵不得不采用收买和利诱的方式抵制伊斯兰教。古莱西人韦立德·穆吉拉等曾经多次与先知穆罕默德私下协商，向他许诺颇为可观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劝说他在传布启示的时候取消攻击偶像崇拜的内容，乞求他在独尊安拉的信条方面做出让步，均遭先知穆罕默德的拒绝。古莱西的上层人士见收买不成，不惜采取暴力攻击的手段试图迫使先知穆罕默德就范。不过，暴力大都用来迫害与古莱西部落没有血缘联系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奴隶出身的比拉勒和阿米尔曾经由于追随先知穆罕默德而备受主人的残酷折磨，哈帕尔部落成员阿布·泽尔也曾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而在麦加遭到古莱西人的袭击。然而，身为古莱西部落各个氏族成员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很少受到暴力攻击的威胁。血亲复仇的传统习俗，限制着氏族之间的暴力行为。古莱西人阿布·苏福彦等曾经要求哈希姆氏族的首领阿布·塔里布将先知穆罕默德交给他们处置。阿布·塔里布尽管并不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却将保护本族成员的安全视为己任，因而拒绝了阿布·苏福彦等人的无理要求。先知穆罕默德又逃过一劫。

尽管如此，毕竟古莱西人抵制日甚一日，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在麦加孤立无援，处境相当艰难。有十多名伊斯兰教皈依者不堪忍受折磨而弃家出走，西渡红海前往埃塞俄比亚，寻求那里的基督徒的庇护。之后，陆续有更多的伊斯兰教皈依者移居埃塞俄比亚。622年先知穆罕默德迁往麦地那之后，这些逃亡的皈依者才回到他的身边。

反对伊斯兰教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616年，抵制伊斯兰教的古莱西人组成联盟，共同制裁哈希姆氏族，企图迫使以阿布·塔里布为首领的哈希姆氏族放弃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保护。因此，他们断绝与哈希姆氏族成员之间的通婚和贸易交往。古莱西部落其他氏族对哈希姆氏族的制裁持续了3年之久。在此期间，哈希姆氏族被迫避于麦加一隅，处于极度窘困的境地。然而，哈希姆氏族顶住了制裁的压力，阿布·塔里布始终没有放弃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保护。619年，制裁哈希姆氏族的联盟解体，抵制伊斯兰教的古莱西人策划的阴谋未能得逞。

620年，是先知穆罕默德难以忘怀的一年。在这一年内，他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亲人：他的妻子赫蒂彻撒手人寰；随后，一直保护他的伯父阿布·塔里布也不幸归西。先知穆罕默德感到更加孤独无助。哈希姆氏族的新首领阿布·拉哈布虽然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却与抵制伊斯兰教的古莱西人交往甚密，对先知穆罕默德素怀敌意，屡屡恶语中伤穆罕默德。《古兰经》“麦加篇”曾将阿布·拉哈布称作“焰父”，诅咒他和他的妻子难逃火狱的惩罚。阿布·拉哈布拒绝保护先知穆罕默德，迫使先知穆罕默德一度出走塔伊夫，而后不得不求助于古莱西部落诺法勒氏族的暂时庇护。形势的骤变，使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几乎身陷绝境，初兴的伊斯兰教面临夭折的危险。

从麦加到叶斯里卜

天无绝人之路。正值伊斯兰教在麦加濒临夭折的时刻，先知穆罕默德偶然结识了来自叶斯里卜的阿拉伯人。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他的境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伊斯兰教在经过短暂的消沉之后，重新光芒四射。

自麦加向北大约400公里，有一处枣椰树环绕的绿洲，名为叶斯里卜。犹太人曾经是叶斯里卜的主人，他们在这里种植枣椰和谷物，并且从事手工业和贸易活动。大约在4世纪时，南方阿拉伯人的一支离开也门，向北方迁徙，移居叶斯里卜，依附于犹太人。后来，阿拉伯人战胜了犹太人，成为叶斯里卜的主要社会势力。在伊斯兰教兴起的前夕，叶斯里卜的居民分别属于5个不同的部落，其中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是阿拉伯人的部落，纳迪尔部落、古莱宰部落和凯努卡部落则是犹太人的部落。

叶斯里卜的居民同麦加的古莱西人一样，也是生活在氏族和部落之中。在叶斯里卜，血缘联系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血族群体根据血亲复仇的原则保护自己的成员。然而，叶斯里卜与麦加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麦加人大都属于古莱西部落，由各个氏族的首领组成的“麦吉里斯”通过协商的方式维护着整个麦加的共同利益。社会内部出现冲突的时候，“麦吉里斯”就可以出面调解。而且，麦加大部分人都具有血缘联系，他们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并没有那么明显。而叶斯里卜的居民一般都不是来自同一个部落，每个部落只能在部落内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维护各自的利益和调解社会冲突，整个绿洲却没有能够为各个部落所共同接受的权力机构。各个部落都企图占有更多的耕地，获得更为有利的生存空间，相互的排斥导致了绿洲内部的尖锐对立。

叶斯里卜的内部冲突最初只是个别氏族的争执，后来逐渐发展为部落之间的激烈仇杀，直至达到了漫无原则的程度。在617年发生的“布阿斯之战”中，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所有氏族以及犹太人纳迪尔部落、古莱宰部落、凯努卡部落都卷入厮杀，交战双方损失惨重。长期的争斗使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两败俱伤，他们饱尝争斗的苦果企盼和平的到来。然而，血亲复仇的传统原则无法制止绿洲内部的相互厮杀。与貌似宁静的麦加相比，此时的叶斯里卜已是天昏地暗，人人自危。寻求超越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以仲裁社会纠纷和制止相互厮杀的公共权力，在叶斯里卜绿洲成为迫切的客观需要。

620年的禁月期间，先知穆罕默德与6名来自叶斯里卜的阿拉伯人邂逅。他们都是哈兹拉只部落的成员，苦于绿洲内部的相互仇杀，正欲寻找一位仲裁者前往叶斯里卜调解纠纷，制止战祸。先知穆罕默德向他们介绍了启示的内容，说服他们初步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并且讲述了自己在麦加的境况。他们约定下一年朝觐的时候与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相会。621年，哈兹拉只部落的9名成员和奥斯部落的3名成员如约而至，他们在麦加郊外的阿喀巴山谷与先知穆罕默德订誓约，保证不以他物匹配安拉，不偷盗，不淫乱，不溺婴，不作伪证，不违背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善功；遵守上述誓言者将升入天园，违背者听凭安拉处置。这就是首次阿喀巴誓约。随后，先知穆罕默德委派古莱西部落的穆斯林穆萨布·欧默尔前往叶斯里卜，向那里的居民传播伊斯兰教。

首次阿喀巴誓约订立之后，先知穆罕默德对麦加越来越恶劣的环境难以忍受，似乎有意离开麦加，前往叶斯里卜，以便摆脱窘困的境况。然而，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成员能否为自己提供有效的保护，他们能否为伊斯兰教的事业作出牺牲？先知穆罕默德对移居叶斯里卜的前景仍有顾虑，缺乏足够的信心。622年朝觐期间，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数十名皈依者来到麦加，在阿喀巴山谷与先知穆罕默德再次相会。陪同先知穆罕默德前往阿喀巴山谷的是他的叔父阿拔斯。阿拔斯此时并未信奉伊斯兰教，他只是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长辈和哈希姆氏族的代表，要求这些皈依者必须像保护自己的亲人那样保护先知穆罕默德，否则先知穆罕默德将不会前往叶斯里卜，而选择留在麦加。于是，他们与先知穆罕默德订立新的誓约，保证遵从他传布的启示，将为保卫安拉的使者进行战斗，甘愿与安拉的使者同生死，共患难。这是第二次阿喀巴誓约。随后，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皈依者返回叶斯里卜，先知穆罕默德也开始着手准备离开麦加。

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在与叶斯里卜的阿拉伯人接触期间，经历了一次神奇的旅行，这就是伊斯兰教中引人注目的奇迹“升宵”。据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先知穆罕默德由天使哲布勒伊莱引领，乘坐长有翅膀的白马“卜拉格”，离开麦加，途经西奈山和伯利恒，来到耶路撒冷，从著名的“叶尔孤卜石”升入7层天中，见到阿丹、穆萨、尔撒等古代先知，并且目睹了天园和火狱，直至黎明时分返回麦加。《古兰经》曾经提及此事：“赞美安拉，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禁寺指麦加的克尔白，远寺则指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距阿克萨清真寺300米处的萨赫莱清真寺便是叶尔孤卜石所在之处。伊斯兰教因此将耶路撒冷视作圣地，并且一度将这里作为礼拜的朝向。伊斯兰教中的升宵节便由此而来。伊斯兰教认为，“升宵”预示着先知穆罕默德即将摆脱窘困的境况和转机的到来。

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离开麦加前往叶斯里卜的迁徙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徙志”。第二次阿喀巴誓约订立以后，麦加的伊斯兰教皈依者按照先知穆罕默德的吩咐，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世代居住的家园，陆续踏上了迁徙的旅程。对于他们来说，叶斯里卜是一个陌生的去处。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抛弃麦加而选择叶斯里卜只是出于极度虔诚的宗教情感，只是为了追求先知穆罕默德的事业。这些人后来被誉为“迁士”，备受先知穆罕默德的青睐，并且大都成为早期穆斯林社会的核心成员。

那是622年9月的一个夜晚，先知穆罕默德在阿布·伯克尔的陪伴下悄悄离开了麦加。尽管他们已经十分小心了，但是他们离去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古莱西人于是在麦加周围大肆搜捕。先知穆罕默德和阿布·伯克尔早已料到有此一劫，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为了逃脱古莱西人的搜捕，在麦加郊外的骚尔山洞潜藏3天。其实，古莱西人一度发现了先知穆罕默德藏身的山洞，却见洞口布满蜘蛛网，旁边还有两只鸽子在那里憩息，因此误以为洞中无人，于是转身离去。《古兰经》曾经提及此事：“当时，不信道的人们把他驱逐出境，只有一个人与他同行。当时，他俩在山洞里，他对他的同伴说：‘不要忧愁，安拉确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安拉就把宁静降给他，而且以你们所看不见的军队扶助他，并且使不信道者的言词变成最卑贱的；而安拉的言词确是最高尚的。安拉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后来，先知穆罕默德这段经历被穆斯林赋予了神奇的色彩，他们在骚尔山洞化险为夷的奇异之旅也被当作安拉显示的奇迹。古莱西人退走之后，先知穆罕默德和阿布·伯克尔安然离开骚尔山洞。他们分乘事先准备好的两峰骆驼，沿红海东岸的狭长地带向北方飞驰而去，经过4天的星夜兼程，来到了叶斯里卜郊外的库巴。先知穆罕默德在库巴逗留了4 天，在此期间，他召集信众修建清真寺。622年9月24日，先知穆罕默德正式进入叶斯里卜。从此，叶斯里卜改名为麦地那·纳比，阿拉伯语中意为“先知的城市”，简称麦地那。

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徒志”路线图

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移居麦地那，告别了那个曾经带给他无限的欢乐和无尽的痛苦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与志同道合的信众一起，开创新的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先知穆罕默德在自己的故乡屡遭古莱西人的迫害，移居麦地那以后却成为备受景仰的领袖。伊斯兰教摆脱了濒临夭折的境地，文明的种子开始播撒于麦地那绿洲的沃土之中。为了纪念这神圣的徙志，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于639年颁布法令，将徙志之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的纪元，以阿拉伯传统历法的该年岁首（即公历622年7月16日）作为伊斯兰教历元年。

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移至麦地那，不单单是伊斯兰教传入麦地那的结果，也是麦地那社会生活的需要。在徙志之前，那里的居民饱受战祸之害，企盼和平安宁的生活，对先知穆罕默德寄予厚望。因此，来到麦地那以后，先知穆罕默德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便是要在麦地那绿洲的范围内制止仇杀，缔造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地那居民约法三章，订立了一系列协议，采用协议的形式规定来自麦加的穆斯林即“迁士”与麦地那的穆斯林即“辅士”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也规定了麦地那穆斯林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全体穆斯林与土著犹太人的关系。历史上，把这些协议通称为“麦地那宪章”。

麦地那的居民大都赞同先知穆罕默德与他们所订立的麦地那宪章。根据宪章，来自麦加的“迁士”与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穆斯林以及“跟随他们的人、依附他们的人和与他们一同作战的人”共同组成统一的社会群体，名为温麦。温麦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民族，特指安拉的臣民。温麦并不是全新的创造，它沿袭了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的传统，保留了原有的血缘组织。来自麦加的“迁士”组成一个单独的氏族，无论是麦加的“迁士”还是麦地那的穆斯林均以氏族为单位加入温麦，麦地那土著的犹太人分别依附于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各个氏族。加入温麦的各个氏族依旧遵循血亲复仇的古老原则保护自己的成员，氏族首领在氏族内部仍然具有某些权力和相应的社会影响。

然而，温麦又包含着崭新的内容，与蒙昧时代的阿拉伯社会群体还是不一样的。麦地那宪章严格禁止加入温麦的氏族之间漫无原则的仇杀行为，氏族的纠纷必须诉诸先知穆罕默德，由先知穆罕默德以安拉的名义予以裁决。先知穆罕默德的仲裁具有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威，只要是温麦的成员，就必须顺从安拉的意志而接受先知穆罕默德的仲裁结果。这就意味着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开始拥有一定的权力，开始凌驾于氏族部落之上，他所行使的仲裁权力，初步打破了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诚然，温麦的范围包括了生活在麦地那绿洲的所有居民，但是来自麦加的“迁士”与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穆斯林无疑是温麦的主体，他们在温麦中的地位明显较高。他们尽管属于不同的氏族，承担诸多传统的社会责任。然而，现在他们不可以为所欲为，必须要顺从安拉的使者，履行相应的宗教义务。共同的信仰构筑起联结不同血缘群体的桥梁，麦地那绿洲开始出现不同氏族渐趋聚合的社会倾向。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来到麦地那绿洲后，温麦就是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最初形态。从此以后，先知穆罕默德的活动空间空前扩大，伊斯兰国家在这里茁壮成长。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

先知穆罕默德来到麦地那以后，居无定所，生活俭朴如初。大多数时间里，他寄居于哈兹拉只部纳加尔氏族成员阿布·阿尤布的家中。不久，先知穆罕默德召集众人在纳加尔氏族的驻地建造新的清真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先知寺”。随后，先知穆罕默德和许多“迁士”的家眷相继移居麦地那。于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先知寺”的东北侧搭建简易的房舍，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处。

先知穆罕默德来到麦地那之时，麦地那绿洲刚刚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新兴的伊斯兰国家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麦地那宪章只是规定了温麦成员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提及缴纳贡税的义务。那些来自麦加的所谓“迁士”大多不擅垦殖，又无力经商，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有许多来自麦加的穆斯林甚至都没有固定的居所，只好寄居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宅舍周围。有时，就算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也只能依靠他人的接济维持生活，境况十分窘迫。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以莎回忆起当年困顿潦倒的生活时说：“曾经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无法生火做饭，只靠椰枣和水充饥。偶尔有人送来少许的肉。我们从未能够连续两天得到面食。”在此情况之下，麦地那的土著穆斯林即“辅士”为“迁士”提供了许多帮助。为了维持“迁士”的生活，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吩咐麦地那土著的穆斯林与“迁士”结为教友，分别承担供养“迁士”的义务。“迁士”欧默尔与供养他的教友欧特白·马立克商定，两人轮流耕种欧特白·马立克的土地，分享土地的收成。还有更为慷慨的麦地那穆斯林萨阿德·拉比尔，他甚至承诺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两个妻子与他所供养的“迁士”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平分。但是，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谢绝了萨阿德·拉比尔的好意，自己来到麦地那的市场经营生意，逐渐摆脱了困境。

先知寺

在麦地那时期，穆斯林之间亲如兄弟，其关系可谓纯洁无瑕。教友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血缘联系的范畴，他们不仅彼此接济生计，而且相互继承财产，同胞兄弟那时还没有这样的权利。627年，先知穆罕默德颁布新的启示，规定“血亲与血亲相互间的权利，依安拉的经典，是重于信士和迁士的权利的”，教友之间的继承权利才被废除。然而，教友的接济只能暂时缓解“迁士”的境况。麦地那绿洲的生活资源和生存空间毕竟有限，难以长期供养众多的“迁士”。因此，新兴的伊斯兰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开辟财源。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的社会条件下，抢劫几乎是开辟财源的唯一途径，而富有的麦加商队自然成为麦地那穆斯林抢劫的目标。与此同时，麦加权贵一直敌视先知穆罕默德，不支持他的事业，抢劫麦加商队或可算作一种复仇。

麦地那宪章明确规定，麦加的古莱西人是温麦的仇敌，禁止任何人庇护古莱西人的生命财产，先知穆罕默德将战争的矛头指向古莱西人的商队。623年初夏，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哈姆宰率领30名“迁士”前往红海东岸拦截古莱西人的商队，由于朱海纳部落首领出面调解，双方不战而退。不久，数十名“迁士”再次拦截古莱西人的商队，双方经过一阵对射，胜负未分，各自撤出战场。此后，先知穆罕默德亲自率领“迁士”3次出击，皆因古莱西人的商队已经过境，空手而归。624年1月，阿卜杜勒·贾赫什率领数名“迁士”在纳赫拉山谷拦截古莱西人的商队。经过激战，穆斯林将商队的财物悉数劫获，并且杀死1人，俘虏2人。这次交战发生在所谓的“禁月”期间，因此一度在麦地那遭到非议。《古兰经》曾经提及此事：“禁月内作战是大罪；妨碍主道，不信安拉，妨碍（朝觐）禁寺，驱逐禁寺区的居民出境，这些行为在安拉看来，其罪更大。迫害是比杀戮还残酷的。”

624年3月，古莱西人阿布·苏福彦率领一支庞大的商队离开叙利亚，返回麦加。这支商队由近千峰的骆驼组成，载运价值约5万第纳尔（金币）的货物。先知穆罕默德获悉后，率领86名“迁士”和238名“辅士”前去拦截。此时，麦加派出了由900余人组成的队伍接应阿布·苏福彦。阿布·苏福彦为了避开先知穆罕默德的攻袭，改变行进路线，沿红海东岸疾行逃走，并且通知前来接应的队伍返回麦加。接应商队的麦加人由阿布·贾赫勒率领。他并没有听从阿布·苏福彦的建议，一意孤行，拒绝撤退，声称要在巴德尔屯兵3日，宰骆摆宴，饮酒行乐，以显示麦加的力量，让穆斯林和所有的阿拉伯人感到畏惧。巴德尔位于麦地那西南约140公里，是一处集市的所在，有充沛的泉水。此时的阿布·苏福彦率领的商队早已逃之夭夭，但是阿布·贾赫勒气势汹汹，不肯离去，大有与先知穆罕默德决一死战的豪情。然而，麦加队伍外强中干，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缺乏必要的权威和统一的号令。许多麦加人并不愿意与穆斯林以命相搏，尤其不愿与“迁士”兵戎相见，因为他们毕竟同出一宗。古莱西部落中祖赫拉氏族和阿迪氏族的战士甚至尚未抵达巴德尔便先行撤走，致使麦加队伍人心涣散，战斗力锐减。而那些尝尽人间疾苦，背负新仇旧恨的穆斯林埋伏在巴德尔的沙丘地带，守株待兔，只等麦加队伍到来以后，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当庞大的麦加队伍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毫无惧色。先知穆罕默德指挥若定，穆斯林奋力拼杀，麦加人哪见过这等阵势，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各自只顾四处逃命去了。阿布·贾赫勒终于自食其果，在乱军之中一命归西，与他一起共赴黄泉的还有其他50余人，另有70余人被穆斯林生擒。这些离别家乡的麦加人殒阵不归，而在麦加，不知道又有多少痛失亲人的人彻夜难眠，悲戚恸绝。

冤冤相报，无止无休。深深陷入悲痛的古莱西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无不捶胸顿足，发誓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在麦加与麦地那之间，一道仇恨的铁幕徐徐降落，阻隔了麦加人与麦地那人心灵的沟通。经过一年的厉兵秣马，麦加人等来了与先知穆罕默德一决雌雄的机会。625年3月，阿布·苏福彦筹集200匹战马和3000峰骆驼，招募3000名古莱西战士，大举北上，来到麦地那附近的伍侯德山安营扎寨，大有不胜不归的气势。先知穆罕默德面对强敌，最初准备以逸待劳，固守绿洲，后因众多穆斯林求战心切，于是改变初衷，率700名穆斯林勇士前往伍侯德山迎战。先知穆罕默德首先将50名弓箭手布置在后方作为掩护，继而率军冲向古莱西人。古莱西人一度溃退，丢弃了随军眷属和大量辎重，穆斯林军队胜利在望。然而，奉命掩护后方的弓箭手见敌军溃退，大都擅离职守，蜂拥而起，涌入战场抢夺战利品。古莱西人哈立德·瓦里德发现穆斯林阵地露出破绽，有机可乘，便立即率领麦加骑兵从侧翼迅速反击。穆斯林腹背受敌，阵脚动摇，全线溃败。先知穆罕默德率军奋力抵抗，但已无法扭转战局，被迫撤离伍侯德山。在交战的过程中，70余名穆斯林阵亡，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多处受伤。古莱西人获得胜利之后，亦无意再战，撤回麦加。失利后，先知穆罕默德以安拉的名义颁布启示，谴责了穆斯林中违背军令和擅离职守的行为：“你们奉安拉的命令而歼灭敌军之初，安拉确已对你们实践他的约言；直到了他使你们看见你们所喜爱的战利品之后，你们竟示弱、内争、违抗（使者的）命令……当时，你们败北远遁，不敢回顾任何人；——而使者在你们的后面喊叫你们，安拉便以重重忧虑报答你们，以免你们为自己所丧失的战利品和所遭遇的惨败而惋惜。”

麦加的古莱西人并没有因为赢得伍侯德之战，而平息对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愤恨。627年3月，他们纠集来自其他部落的贝都因人，组成万人联军，在阿布·苏福彦的率领之下，浩浩荡荡向麦地那进发。在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面前，先知穆罕默德气定神闲，采取了据险固守的策略。麦地那的东面、西面和南面均有房屋和稠密的枣椰林相连，形成一道围墙，从外面难以攻入。但是，麦地那北面的开阔的荒滩，几乎无险可守，这是麦地那的最弱的部位，必须严防死守方可保住麦地那。

于是，赛勒曼·法里西建议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北面挖掘壕沟，用以抵御庞大的麦加联军的攻势。赛勒曼·法里西是波斯人，初信琐罗亚斯德教，后来改奉基督教，徙志以后加入穆斯林行列。先知穆罕默德采纳了赛勒曼·法里西的建议，在麦地那北面自西向东挖掘壕沟，并率3000名穆斯林战士布防于壕沟的内侧，与麦加联军对峙。麦加联军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面对深深的壕沟，四顾茫然，惊讶不已。而据守的穆斯林士兵万弩齐发，将麦加步兵挡在壕沟边缘，跬步难行。麦加骑兵曾经是伍侯德之战中击败穆斯林的主力，但此时面对宽阔的壕沟也无计可施，只能望而却步。壕沟战术有效地遏制了麦加联军的攻势，双方在壕沟两侧形成对峙状态。麦加联军尽管貌似强大，但是组织松散，号令不一，庞杂的队伍难以协调行动。先知穆罕默德则采取分化的策略，许诺谁不支持麦加，谁就会得到麦地那绿洲椰枣收成的三分之一，盖特方部落受此诱惑先行撤离战场，使古莱西人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在此生死攸关之际，忽然狂风大作，麦加联军辎重尽毁，军心涣散，古莱西人星夜退兵，追随麦加的贝都因人也相继离去，旨在反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联盟随之瓦解，古莱西人反对穆罕默德的计划彻底失败。此后，古莱西人与叙利亚之间的贸易被迫中止，他们在阿拉伯半岛的威望丧失殆尽。壕沟之战以后，古莱西人丧失了进攻麦地那的能力，而穆斯林却开始获得了进攻麦加的主动权。

世事难料。壕沟之战以后，麦地那穆斯林的力量大为加强，曾几何时寄人篱下的先知穆罕默德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先知穆罕默德与犹太人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来到麦地那之前，犹太人饱受漫无原则的仇杀的煎熬，企盼安宁祥和的生活。因此，他们以为和平的日子即将来临，并未将先知穆罕默德拒之门外。然而，美好的愿望往往只是镜花水月，总是不能成为现实。

诚然，先知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以后，立足未稳，他尽量与当地的原住民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犹太人。麦地那宪章将犹太人部落接纳为温麦的成员，并且规定：任何行为端正、顺从先知穆罕默德、不帮助先知穆罕默德的敌人的犹太人都将得到与穆斯林相同的帮助和保护；犹太人享有信奉犹太教的权利，如同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那样。先知穆罕默德为了进一步争取犹太人的支持，在徙志初期似乎着意效仿犹太人的某些习俗，以求缩小犹太人与穆斯林的信仰差距，进而劝化犹太人改奉伊斯兰教。例如，先知穆罕穆德曾经要求穆斯林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当予斋戒，在麦加时期业已规定的晨礼与宵礼之间增加晌礼，将犹太人的圣地耶路撒冷作为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先知穆罕默德还多次提及一度恪守正教的古代犹太人，承认犹太人的某些古代先知皆为安拉的使者，声称犹太人崇奉的耶和华与穆斯林崇奉的安拉是同一个神明。“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安拉，不以任何物配他，除安拉外，不以同类为主宰。’”。“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当铭记我所赐你们的恩惠，你们当履行对我的约言，我就履行对你们的约言；你们应当只畏惧我。”

然而，真正消弭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对立难如登天。纵使有个别犹太人在徙志以后皈依伊斯兰教，但是绝大多数犹太人自恃是“上帝的选民”，不屑于追随尚不识字的阿拉伯先知。他们仅仅承认穆萨和他的经典，否认先知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诋毁先知穆罕默德传布的启示，进而拒绝接受先知穆罕默德作为温麦的领袖所代表的国家权力。

面对犹太人的执著，先知穆罕默德逐渐放弃了联合犹太人的努力，采取了排斥犹太人的强硬态度。625年2月，先知穆罕默德以安拉的名义颁布启示，规定以麦加的克尔白取代耶路撒冷的远寺作为穆斯林礼拜的朝向：“我确已见你反复地仰视天空，故我必使你转向你所喜悦的朝向。你应当把你的脸转向禁寺。你们无论在哪里，都应当把你们的脸转向禁寺。”“即使你以一切迹象昭示曾受天经者，他们必不顺从你的朝向，你也绝不顺从他们的朝向；他们各守自己的朝向，互不相从。”新的启示和礼拜朝向的改变，标志着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破裂。先知穆罕默德在与麦加的古莱西人抗衡的同时，又将战争的矛头指向麦地那的犹太人。

巴德尔之战刚刚结束，一名穆斯林青年与凯努卡部落的犹太人发生争执，随后惨遭杀害。于是，先知穆罕默德按照麦地那宪章规定的血亲复仇原则，率领得胜之师包围凯努卡部落的住地。凯努卡部落虽有700名装备齐全的战士，仍未逃脱失败的厄运。穆斯林经过十几天的围攻，迫使凯努卡部落的犹太人屈辱求和。最后，这些犹太人被迫逃离麦地那绿洲，远走北方。625年伍侯德之战期间，纳迪尔部落的犹太人有私通麦加、反对先知穆罕默德之嫌。麦加的古莱西人撤走以后，这些犹太人涉嫌谋害先知穆罕默德。于是，先知穆罕默德派人通知他们在10天内离开麦地那绿洲。然而，这些犹太人不肯舍弃在麦地那绿洲的家园，拒绝离去。先知穆罕默德等待数日，不见回音，便召集穆斯林战士进攻纳迪尔部落的住地，并下令焚毁其枣椰林。犹太人战败投降，被迫离开麦地那绿洲。而他们在麦地那绿洲遗留的耕地，由先知穆罕默德悉数占有，分配给生活拮据的“迁士”。627年，先知穆罕默德凭借壕沟退却麦加联军之后，征尘未洗，便率领3000名穆斯林战士对麦地那绿洲的犹太人古莱宰部落发起最后的攻击。结果，古莱宰部落的600名战士尽遭杀戮，余者悉数沦为奴隶。

麦加的克尔白

先知穆罕默德自麦加移徙麦地那之后，不仅致力于抗衡麦加的古莱西人和排斥麦地那绿洲的犹太人，而且与游牧在沙漠之中的贝都因人缔约结盟，借以扩大温麦的影响。贝都因人希望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得到保护。然而，由于新兴的伊斯兰国家实力尚弱，先知穆罕默德无法为与穆斯林结盟的贝都因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和加以相应的控制。因此，这个时期的麦地那联盟缺乏稳固的基础，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相互之间所承担的义务大都局限于不进攻对方和不支持对方的敌人。先知穆罕默德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向加入联盟的贝都因人提出改变信仰的要求，贝都因人中皈依斯兰教者尚不多见。

先知穆罕默德在与贝都因人的交往过程中，对这些自由浪荡的游牧者恩威并施，必要的时候，也并没有忘记对其发动战争。624年巴德尔之战结束以后，先知穆罕默德率军出征，讨伐分布在麦地那以东的贝都因人部落，缴获500峰骆驼。627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战士千余人，远征希贾兹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重镇杜麦特·詹达勒，迫使分布在那里的贝都因人纷纷溃逃。随后，先知穆罕默德再度出征，讨伐贝都因人穆斯台里克部落，大获全胜，夺得骆驼2000峰，羊500只。在讨伐穆斯台里克部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对伊斯兰教影响深远的插曲。古代阿拉伯人出征一般都携带家属，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以莎也随军同行。战斗结束以后，先知穆罕默德率领部众凯旋而归。不巧阿以莎却在途中掉队，后来由穆斯林战士萨福旺·穆尔达勒护送返回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最初并未介意此事。然而，流言飞语传开了，有人无端猜疑阿以莎与萨福旺·穆尔达勒曾有越轨的行为。于是，麦地那绿洲风波骤起。阿以莎蒙受不白之冤，有口难辩，颇为痛苦。先知穆罕默德也曾疑虑重重，并与挚友商议此事。阿里建议先知穆罕默德断绝与阿以莎的夫妻关系，先知穆罕默德未予接受。由于阿里建议休弃阿以莎，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直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两人一度在巴士拉城外刀兵相见。

先知穆罕默德自从622年移居麦地那之时，便矢志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麦加，荣归故里。624年，穆斯林的礼拜朝向由耶路撒冷转向麦加的克尔白，但是麦加却不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中，这使先知穆罕默德重返麦加的信念愈加坚定。然而，徙志初期，先知穆罕默德面临重重困难，无暇他顾，只得将重返麦加的愿望埋藏在内心深处。巴德尔之战和壕沟之战的胜利，让先知穆罕默德逐渐看到了重返麦加的希望。那些在麦地那生活了许多年的犹太人现在已经离开，他们不再是穆斯林最重要的威胁，穆斯林在麦地那的地位已经巩固。先知穆罕默德已经有了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他所领导的温麦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大。麦加的古莱西人失去了与叙利亚的商业联系，在阿拉伯半岛早已声名狼藉，先知穆罕默德重返麦加的时机已经来临。

当先知穆罕默德意识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之时，便开始谋划进军麦加之事。不过穆罕默德行事谨慎低调，并没有以武力相逼进入麦加。627年，先知穆罕默德以启示的形式向穆斯林颁布了朝觐克尔白的宗教法令：“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628年，先知穆罕默德利用“禁月”之机，以朝觐克尔白的名义前往麦加，随行的麦地那穆斯林约1500人。他们驱赶数十头祭牲，除随身所用的佩刀外，没有携带其他武器，表示无意与古莱西人刀兵相见，只为履行安拉规定的宗教义务。先知穆罕默德还邀约与麦地那结盟的游牧部落同去麦加，贝都因人或许认为此行凶多吉少，大都托词拒绝。先知穆罕默德的队伍行至麦加以北的奥斯凡时，获悉古莱西人的骑兵驻扎在前方，于是抄小径，绕到麦加以南16公里处的侯德比耶安营扎寨。

经过数日对峙，古莱西人派苏海勒·阿慕尔前往侯德比耶与先知穆罕默德谈判，由阿里执笔，订立和约，规定：双方休战10年；休战期间，穆斯林不得庇护擅自投奔麦地那的麦加人，而背叛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却可留居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放弃该次朝觐撤回麦地那，古莱西人保证在翌年朝觐期间撤出麦加3日，以便穆斯林在克尔白履行宗教义务。这就是伊斯兰教史上著名的侯德比耶和约。侯德比耶和约的订立，意味着麦加的古莱西人对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宗教的初步承认，缓解了麦加与麦地那之间的敌对状态，从而为先知穆罕默德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土铺平了道路。

深谋远虑的先知穆罕默德暂时排除了来自麦加的古莱西人的威胁之后，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犹太人。先知穆罕默德在完成与古莱西人的订约以后，自麦加城外挥师北上，兵抵希贾兹北部犹太人居住的绿洲海巴尔。海巴尔的犹太人据守在7座城堡之内，殊死抵抗，试图保护他们的家园。谁料穆斯林计高一筹，他们砍掉了堡垒周围的400棵枣椰树，断绝堡垒的水源供应。待犹太人已是山穷水尽之时，穆斯林才发起猛攻。犹太人据守的5座堡垒相继陷落，另外两座堡垒内的犹太人无力再战，向穆斯林投降言和。先知穆罕默德准许犹太人继续居住在海巴尔绿洲，规定犹太人每年缴纳农产品的二分之一。海巴尔附近其他犹太人，慑于穆斯林的威力，纷纷屈从于先知穆罕默德。他们如同海巴尔的犹太人一样，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按照分成制的原则，每年向穆斯林缴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

侯德比耶和约订立以后，先知穆罕默德遣使致书波斯、拜占庭、埃塞俄比亚的君主以及埃及、大马士革等地的统治者。先知穆罕默德在致波斯皇帝胡斯洛的书信中称：“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向波斯皇帝胡斯洛致意，向奉行正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作证安拉独一无偶的人们致意。我劝你成为穆斯林，我是安拉差遣的使者，我警告世人，我以安拉的惩戒威吓不信教的人们。你若皈信伊斯兰教，则平安无事，如拒不皈信，将承担拜火教徒的全部罪过。”其余书信的内容与致胡斯洛的书信大体相同。波斯皇帝胡斯洛收到先知穆罕默德的书信，十分恼火，即刻撕毁，以辱来使。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却颇有礼貌地收下先知穆罕默德的书信，并款待了前来递书的穆斯林使者。埃及总督居鲁士不仅善待来使，而且以厚礼赠与先知穆罕默德。或许在当时其他地区的统治者看来，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有些滑稽；他遣使致书，未能立即使这些地区因此皈信伊斯兰教。但是，先知穆罕默德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阿拉伯半岛，他的目光已经投向半岛周围的广大地区，轻视他的人犯了个巨大的错误。

按照侯德比耶和约，629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2000余名穆斯林自麦地那出发，驱赶作为祭牲的60峰骆驼，前往麦加朝觐。古莱西人按照侯德比耶和约的规定，预先撤至麦加郊外，麦加完全不设防。先知穆罕默德在穆斯林的簇拥下，进入麦加，来到克尔白神殿。先知穆罕默德终于实现了重返故乡的夙愿，颠沛流离的“迁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园。先知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在克尔白神殿绕行3周，并在赛法与麦尔沃两丘之间奔走7次，然后宰杀作为祭牲的骆驼。三天之后，先知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如约离开麦加，返回麦地那。在此期间，许多古莱西人皈依伊斯兰教，加入穆斯林的队伍，其中哈立德·瓦里德和阿慕尔·阿绥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成为战功卓著的显赫人物。

先知穆罕默德要求控制麦加的信念从来没有消减，但是在形式上，他必须遵守侯德比耶和约，这限制了他的行动。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不久，古莱西人便给了先知穆罕默德攻打麦加的借口。麦加的盟友巴克尔部落攻击了胡扎尔部落，古莱西人很不明智地介入了双方的冲突，因此而违反了侯德比耶和约。630年，先知穆罕默德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讨伐古莱西人。穆斯林在麦地那的苦心经营赢得了许多贝都因人的支持，因此，在先知穆罕默德兴兵攻打麦加的途中，希贾兹一带的贝都因人纷纷前来归附，壮大了穆斯林军队的力量。先知穆罕默德率众抵达麦加郊外之时，穆斯林队伍已达万人之众。

古莱西人的首领阿布·苏福彦眼见如此众多威风凛凛的穆斯林勇士，在麦加城外等待进攻号令，心生畏惧，以为大势已去，便率先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晓谕其余古莱西人，凡闭门不出者、避于禁寺者和躲在阿布·苏福彦家中者，概不问罪，可保平安。不久，穆斯林兵分4路进攻麦加。面对如此强敌，大多数古莱西人几乎不战而降。不过哈立德·瓦里德所率领的穆斯林部队在入城时遇到了抵抗，略有伤亡，其余各支队伍均兵不血刃，轻松完成任务。先知穆罕默德终于完全控制了麦加。他再度来到克尔白神殿，绕行7周，触摸玄石，命令穆斯林捣毁神殿内所有的供奉之物，仅保留玄石作为圣物。先知穆罕默德向众人高呼：“真理已经来临，虚妄已经消灭；虚妄确是易灭的。”这是先知穆罕默德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伊斯兰教终于在他的故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古莱西人顽固恪守的多神崇拜从此荡然无存。

先知穆罕默德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重新回到让他魂牵梦萦的麦加。630年穆斯林征服麦加以后，先知穆罕默德颁布了进一步讨伐异教阿拉伯人的启示：“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哪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当抵抗不信安拉和末日，不遵安拉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

先知穆罕默德力克麦加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整个阿拉伯半岛。那些在沙漠与绿洲之间四处游荡的阿拉伯人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不过他们并没有立刻向先知穆罕默德俯首称臣，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幻想，希望倾力一搏，做最后的抗争。踌躇满志的穆斯林也在耐心地等待新的风暴的来临，他们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将是一场生死之役。

海瓦精部落是分布在麦加东南的贝都因人。他们获悉先知穆罕默德克复麦加的消息之后，惶恐不安，担心穆斯林会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闯进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联合塔伊夫绿洲的萨奇夫部落，匆匆聚合两万余众，集结在侯奈因山谷，准备抗击穆斯林军。海瓦精部落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出征时携带家眷，驱赶牲畜，出行队伍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逗留十余天后，亲自率领12000名战士，其中包括2000名古莱西人，赶赴侯奈因山谷，迎战海瓦精部落。

穆斯林自恃人多势众，信心十足。然而，交战伊始，哈立德·瓦里德率领的前锋部队不幸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后续人马见状大骇，纷纷溃逃。穆斯林军队的构成十分庞杂，许多贝都因人只求战利品，一旦目的达成，即刻溜逃，根本无心恋战。而刚刚被先知穆罕默德降服的古莱西人目睹穆斯林的败绩，甚至暗自幸灾乐祸。在这危急关头，先知穆罕默德泰然自若，毫不畏惧，率领“迁士”和麦地那穆斯林殊死拼杀。于是，穆斯林军队很快士气大振，溃逃者重返战场，发动反攻。海瓦精部众见穆斯林军队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无不胆战心惊，极速奔逃。穆斯林军队最终获得胜利，所得战利品十分丰厚，俘敌6000余人，并夺得骆驼24000峰，羊4万只。海瓦精部落的残余势力远逃北方的塔伊夫。先知穆罕默德深知放虎归山会后患无穷，于是决定攻打塔伊夫。他将战利品暂存在于吉阿拉纳河谷，随后催动大军，直奔塔伊夫绿洲。穆斯林猛追穷寇，将萨奇夫部落和海瓦精部落的残余赶上了绝路。这些没有退路的阿拉伯人，只得据城固守，先知穆罕默德下令砍烧萨奇夫部落的葡萄园，迫使萨奇夫部落及海瓦精部落的残余弃城投降。穆斯林军队照例取走战利品，志得意满地回到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再一次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此名扬千里，引得半岛其他阿拉伯人纷纷前来归附。

先知穆罕默德的赫赫威名在半岛流传开来，各部落或是由于敬仰，或是出于恐惧，都对先知穆罕默德表示尊重。伊斯兰历纪元9年（630年4月到631年3月），阿拉伯半岛的几乎所有部落纷纷派遣所谓的代表团（沃弗德）前往麦地那谒见先知穆罕默德，史称“代表团之年”。多少年以来，这些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部落，从不听从其他人的支配。此时，他们却长途跋涉，从遥远的阿曼、巴林、哈达拉毛和也门诸地来到麦地那拜见一个与他们缘悭一面的人，许多人甘愿背弃祖祖辈辈的信仰，加入穆斯林的行列。伊斯兰教的影响，至此已遍及整个半岛的各个角落。

然而，穆斯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还需要面对许多他们闻所未闻的难题。“代表团之年”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最后胜利。所谓的代表团往往只是某一部落之中的一派势力，他们归附先知穆罕默德也各怀目的。他们或许希望借助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支持，战胜自己的对手，从而确立其在部落内部的优势地位。而且，并非所有的代表团皆向先知穆罕默德表示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愿望。许多代表团无意改奉伊斯兰教，仅仅承认先知穆罕默德的政治权力。纳季兰的基督徒曾经派出60人组成的使团，身着华丽的服饰，携带厚礼，谒见先知穆罕默德。先知穆罕默德指责他们崇拜十字架和奉行三位一体的教义，劝化他们改奉伊斯兰教，但未能如愿。他们恪守基督教的信仰，缴纳人丁税，直至欧默尔哈里发在位时期被逐往叙利亚。甚至还有个别代表团无意承认先知穆罕默德的政治权力，只是前来一探虚实。

631年朝觐期间，阿拉伯人纷纷聚集在麦加。虽然克尔白神殿的供奉之物业已清除，但是仍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尚未皈依伊斯兰教，依旧保留着原有的献祭仪式。先知穆罕默德对此深恶痛绝，他决定不与那些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共同履行朝觐义务，只是委派阿布·伯克尔率领300余名穆斯林前往麦加。随后，先知穆罕默德授权阿里赶赴麦加颁布新的启示：废止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与非穆斯林订立的盟约；4个月后，凡崇拜偶像者不得进入麦加，克尔白只接受穆斯林的朝觐；讨伐崇拜偶像的阿拉伯人，直至他们改奉伊斯兰教并缴纳“天课”。先知穆罕默德将伊斯兰教的信条，通过由麦地那派出去的使者，传到了半岛各地。在皈依伊斯兰教的地方，宗教义务和行为准则便以伊斯兰教为据，根据“安拉的法度”仲裁纠纷，募集兵员，缴纳天课贡赋，成为温麦的一部分。

离别的时刻即将来临。632年初，穆罕默德携妻子，自麦地那启程前往麦加主持规模空前的朝觐仪式。这是自征服麦加以来先知穆罕默德首次朝觐克尔白，人们不曾想到这也是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次朝觐，史称辞朝。此次朝觐与以往不同，不但规模庞大，达十万之众，而且参与者皆为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抵达麦加，首先在克尔白绕行7周，亲吻玄石，继而在克尔白东侧的所谓易卜拉欣立足处履行拜功。然后，先知穆罕默德在赛法与麦尔沃两丘之间奔走7次，并在麦加郊外的米纳山留宿过夜。次日，先知穆罕默德登上阿拉法特山，向参加朝觐的穆斯林发表著名的“告别演讲”，阐述伊斯兰教的行为准则：“众人们！静听我的讲话，因为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有机会和你们在这里相聚……确实，你们的生命、财产和荣誉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这个神圣的月份和这座神圣的城市不可侵犯一样……蒙昧时代的高利贷一律作废……有意杀人者偿命……穆斯林都是弟兄，若非本人同意而霸占弟兄的财产对于任何人都是非法的……”随后，先知穆罕默德发布了最后的启示：“今天，不信道的人，对于（消灭）你们的宗教已经绝望了，故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应指安拉）。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教做你们的宗教。”听罢先知穆罕默德颁布的上述启示，阿布·伯克尔等人黯然泪下。他们意识到，先知穆罕默德恐将不久于人世。

穆罕默德“辞朝”的所在地

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逗留了10天，然后回到麦地那。果然，不久后他便身染重疾，高烧使他的身体羸弱不堪，以至于卧床不起。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先知穆罕默德俯身于床，有时神志不清。632年6月8日，这是一个令所有穆斯林都悲愁垂涕的日子。清晨，他的病情暂时缓解。那是早祷时刻，信士们聚集在先知寺的庭院。清真寺毗邻着阿以莎的房间，阿以莎在这里精心地照料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觉得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就从病榻上起来，掀开门帘，然后缓缓地走到庭院中间。庭院里，阿布·伯克尔正在先知穆罕默德平时的位置带领穆斯林做礼拜。仪式结束后，阿布·伯克尔见先知气色转好，旋即离去。先知穆罕默德对聚集在周围的穆斯林讲了几句祝福的话，然后被人搀扶着回到房间。他已经精疲力竭，很快就在他最宠爱的妻子阿以莎的怀里与世长辞，陵寝被安置在先知寺内。

旅途中的穆斯林按时礼拜

3　遥远的幸福

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

穆斯林敬畏安拉，景仰先知穆罕默德。先知穆罕默德溘然长逝，一度使穆斯林茫然无措。先知归真的消息传开后，先知寺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狂热的追随者。欧默尔也在其中。他有些狂乱和激动，坚称先知并没有死，而只是处于一种“入定”的状态，这样，先知就可以很快地清除人世间的伪信者。这时候，阿布·伯克尔匆匆赶来。他径直走进阿以莎的房间，俯身吻了吻先知的面庞。他说：“您待我如严慈，您生死皆荣。”然后，他走出去，看见欧默尔正面对人群高谈阔论，便打断了欧默尔：“无论谁，真的信仰穆罕默德，他知道穆罕默德已经去世；无论谁真的信仰安拉，他知道安拉永存。”说到这里，他背诵了几节《古兰经》的经文“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确已逝去了；如果他病故或阵亡，难道你们就要叛道吗？”用以证明穆罕默德像他以前的许多先知一样终有一死。欧默尔顿时哑口无言。当他谈起这难忘的时刻时说：“我四肢颤抖，而且我确信穆罕默德真的死了。”

先知穆罕默德与赫蒂彻曾经生有两个男孩，但均过早夭折。他的几个女儿，除法蒂玛外，此时也都不在人世。严格意义的血亲世袭制度，对于当时的阿拉伯人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概念。先知穆罕默德临终之际并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选。因此，谁来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权力，谁来继续领导温麦的事业，成为穆斯林关注的焦点。

先知穆罕默德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许多“辅士”聚集在一起，试图推举赛耳德·欧拜德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权力出任温麦的领袖。“迁士”中的核心人物阿布·伯克尔、欧默尔和阿布·欧拜德闻讯赶来，他们对此深感不满，因此与“辅士”竭力争辩。“辅士”历数他们对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温麦的诸多贡献，试图为赛耳德·欧拜德出任温麦领袖辩护。“辅士”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12年，伊斯兰教的道路荆棘丛生，先知本人亦屡遭迫害，未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来到麦地那以后，正是由于当地部落成员的广泛皈依和有力支持，先知穆罕默德得以降服麦加，使半岛各地的阿拉伯人望风归顺，“辅士”劳苦功高，理应出任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然而，阿布·伯克尔等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迁士”率先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既与先知穆罕默德同出一族，又曾与先知穆罕默德患难与共，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领导温麦的神圣事业乃是天经地义的当然选择。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权力的分裂会使温麦四分五裂，先前所有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只应披在一个继任者身上，伊斯兰教的主权要求只能有一个哈里发。于是，“辅士”中有人提议，由“迁士”和“辅士”各选一人共同出任温麦的领袖，遭到阿布·伯克尔等人的断然拒绝。平静而坚定的阿布·伯克尔说道：“麦地那的人啊，无论你们谁说的任何一句赞美你们自己的话都是真的，非常正确；但是从高贵的出身和影响来看，古莱西部落无疑更为重要，而且阿拉伯人除了服从它以外，谁也不会服从。”

阿布·伯克尔见大家争论激烈并且相互充满敌意和怨恨，觉得不惜一切也要制止争端，于是他走上前，说道：“你们看这俩人”，他指着欧默尔和阿布·欧拜德，“你们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作为你们的领袖并向他宣誓效忠吧”。“不行”，欧默尔和阿布·欧拜德同时回答道，“你已经得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命令，带领穆斯林礼拜；你是我们的领袖。伸出你的手吧”。阿布·伯克尔伸出手来，他们把手拍在他的手上表示效忠。麦地那的奥斯和哈兹拉只两个部落互相嫉妒、互不信任。奥斯部落并不希望哈兹拉只部落的赛耳德当选为领袖，他们说：“如果赛耳德当选，统治权就会永远归哈兹拉只部落所有。我们立即选举阿布·伯克尔为我们的哈里发吧。”有了榜样，一群接着一群的人把他们的手拍在阿布·伯克尔的手上。这样，阿布·伯克尔得到了麦地那“辅士”的认同，而来自麦加的“迁士”也接受阿布·伯克尔。因为他不但是“迁士”中的一员，而且还是先知指定的在先知不在时代替先知带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这暗示着他就是先知的副手。因此，各方都特别尊崇阿布·伯克尔。最后，阿布·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或者称作先知的继任者，成为伊斯兰教史上的第一位哈里发。此次会议史称“赛基法会议”（赛基法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有篷的场院），赛基法会议关于拥戴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内容史称“特别誓约”。翌日，在欧默尔的倡议下，麦地那的穆斯林来到先知寺，就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选进行公开表态。他们接受了赛基法会议的结果，承认阿布·伯克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史称“公众誓约”。赛基法会议实现了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温麦权力的顺利过渡，掀开了伊斯兰历史的崭新一页。伊斯兰世界从此进入了哈里发国家的时代。

阿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本名阿卜杜拉·奥斯曼·阿米尔，属于古莱西部落泰姆氏族，曾是麦加的布匹商，家境殷实，阅历丰富。先知穆罕默德去世时，阿布·伯克尔六十多岁，身材较矮，肩背浑圆，走路时有点驼背。他有一张瘦削、漂亮而光滑的脸和尖削的鹰钩鼻子，发际很高，眼睛深陷而深邃；他的头发稀少；胡须或因岁月流逝而由白变红。但他依然英俊，显示出慈祥、睿智和果敢的气质。

自610年起，阿布·伯克尔一直追随先知穆罕默德，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自由人身份的成年男性。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岳父，其女阿以莎是先知穆罕默德晚年最为宠爱的妻子。他曾经于622年只身陪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移居麦地那，并且于631年受先知穆罕默德委派在麦加主持朝觐仪式。先知穆罕默德临终之际，他奉命领导麦地那穆斯林的聚礼活动，从而在温麦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他来说，忠诚于先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既然先知已经归真，活着的弟子就只能去实践先知的遗志。正是这一点造就了阿布·伯克尔柔顺温和的性格，使他成为穆罕默德的所有追随者中最忠诚、最坚定而又最果断的人。穆罕默德逝世后，阿布·伯克尔是继承大统的最合适的人。后来，阿布·伯克尔深孚众望，不仅得到了麦地那穆斯林的拥戴，而且为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所广泛承认。

所谓“哈里发”是阿拉伯语中“继承”一词的音译。该词曾经两次出现于《古兰经》中，意为安拉在大地设置的代理人。阿布·伯克尔担任的哈里发，特指“安拉的使者的代理人”，即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然而，《古兰经》中已明确规定先知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先知”，阿布·伯克尔并不是先知，所以他并不能继承先知穆罕默德先知的身份和传布启示的使命。因此，阿布·伯克尔作为哈里发，并非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全部权力，而只是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一部分权力，即作为先知传布启示以外的其余权力。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在整个温麦拥有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力，深受全体穆斯林的崇敬。相比较而言，阿布·伯克尔只不过是穆斯林中的普通一员，他作为哈里发的权力和地位来自他对于安拉的虔敬、对于伊斯兰事业的贡献和相应的威望。阿布·伯克尔与其他的穆斯林一样，必须遵从《古兰经》和“圣训”的相关规定，这是他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阿布·伯克尔在即位演说中向穆斯林宣布：“现在，我成为你们中的首领……如果我的言行是正确的，你们应当支持我；如果我的言行是错误的，你们务必纠正我……要是我遵从安拉和他的使者，那么，你们必须遵从我；要是我违背了安拉和他的使者，那么，你们有权力反对我。”他还曾经说过：“先知穆罕默德受到安拉的启示的引领，而我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

半岛狼烟

阿布·伯克尔即位以后，阿拉伯半岛并不宁静。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引起阿拉伯半岛的震荡。半岛各地危机四伏，狼烟滚滚，哈里发国家大有摇摇欲坠之势，先知穆罕默德所缔造的事业几近灰飞烟灭。仅在数周之前，整个半岛都表示顺从穆罕默德，尊其为先知和国王。现在形势逆转，许多地方的阿拉伯人公然弃绝伊斯兰教信仰并纷纷叛乱和独立。

生活在希贾兹东侧的贝都因人部落，拒绝向麦地那国家缴纳天课。在纳季德高原，图莱哈自诩“先知”，讹传自己得到哲布勒伊莱天使颁降的天启，鼓动骚乱。而且，他还攻击阿布·伯克尔，拒绝向麦地那缴纳天课。原来信奉基督教的赛查哈在先知辞世后自命“先知”，追随者众多。穆赛里玛声称与先知穆罕默德同为“安拉的使者”，甚至模仿《古兰经》的文辞风格发布启示，宣布叶麻麦为朝觐圣地，企图以叶麻麦为中心控制纳季德高原的贝都因人，进而与麦地那国家分庭抗礼。在也门，艾斯沃德于631年自命“先知”，采用“拉赫曼”的称号，占据纳季兰和萨那，驱逐来自麦地那的穆斯林传教士，杀害麦地那国家支持的波斯王公，控制也门的大部分地区，数月以后，艾斯沃德被部属暗杀，穆斯林支持的波斯血统王公菲罗泽·戴勒米成为也门的统治者。不久，菲罗泽·戴勒米被扫地出门，离开也门。凯斯·阿卜杜勒·雅古斯取而代之，占据萨那。在阿曼，拉其特·马立克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自命“先知”，驱逐该部落中的穆斯林成员。在巴林，侯塔姆·杜拜阿聚众占据卡提夫和哈贾尔，驱赶皈依伊斯兰教的部落。

此时，阿布·伯克尔刚刚即位，立足未稳，尤其严重的是，希贾兹一带忠于伊斯兰事业的穆斯林战士大都遵照先知穆罕默德的遗愿，跟随欧萨玛征讨北方的叙利亚边境，麦地那防备空虚，而已有贝都因部落扬言要袭击哈里发的驻地，形势危急。紧要关头，阿布·伯克尔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拒纳即使一个迪尔罕（银币）的天课，也要向拒纳者宣战，同拒纳者战斗到底。他从希贾兹的穆斯林中募集兵员，立即征讨那些桀骜不驯、扬言要进攻麦地那的部落。在勇猛的穆斯林面前，这些缺乏训练的贝都因人很快便如惊猿脱兔，落荒而逃。

曾经被先知穆罕默德誉为“安拉之剑”的哈立德·瓦里德，深受阿布·伯克尔的倚重，乃一代军事奇才。632年底，阿布·伯克尔将哈里发国家的几乎所有战士交由哈立德·瓦里德统率，让他平息叛乱。哈立德·瓦里德果然不负所托，他很快击溃伪先知图莱哈的追随者，降伏了图谋不轨的阿萨德部落。伪先知图莱哈一见形势不妙，立即携妻小逃到北方的叙利亚，以求自保。阿布·伯克尔初领天下，不想树敌过多，于是施行仁政，赦免了阿萨德部落。图莱哈也得到了宽宥，他终于可以重返故土，并改过自新，皈依伊斯兰教。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为了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图莱哈参加了哈里发国家对伊拉克的征服，屡建奇功。642年，图莱哈在尼哈温战役中殒身不恤，为年轻的温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随后，哈立德·瓦里德开始清巢赛查哈的势力。伪先知赛查哈不敌哈立德·瓦里德，偕其残部逃往叶麻麦，寻求伪先知穆赛里玛庇护。633年春，哈立德·瓦里德率领穆斯林战士5000余人攻入叶麻麦，与伪先知穆赛里玛的追随者4万余众在阿喀拉巴遭遇，双方迅即交战。穆赛里玛的部队蜂拥而上，异常勇猛。“为你之所爱而战！”他们呼喊着，“这是复仇的日子；倘若兵败，你们的少女将被强暴；你们的妻子将会遭到凌辱！”勇者无敌，面对滔天巨浪般涌来的敌人，穆斯林军队惊慌失措，节节败退，他们的营帐也被踩踏得乱七八糟。贝都因人冲向哈立德·瓦里德的帐篷。

足智多谋的“安拉之剑”哈立德·瓦里德在穆斯林军队毫无斗志，萎靡不振之时，沉着应战，不停地鼓舞穆斯林绝地反击。长官英勇不屈的精神振奋了穆斯林的士气。在宗教狂热和首领们身先士卒行为的催动之下，来自麦加的穆斯林士兵前仆后继，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彼时，一股强劲的南风袭来，荒原顿时尘土飞扬，蒙蔽了穆斯林的眼睛，进而瞬间阻碍了他们的攻势。穆斯林指挥官宰德一面叱责士兵们的懈怠，一面疾呼，“上前去追杀那些要逃走的敌人！我将缄默不言直到我们将这些叛徒捉回，否则我就在安拉面前忏悔。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像男人一样前进！”一边呼喊，一面冲向敌人。他没有食言，勇往直前，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些来自麦地那的穆斯林也不甘落后。他们的指挥官指着那些叛乱的敌人，对自己的士兵说：“我为你们感到悲哀，因为你们如此堕落。真的，我了解你们。”随后，他自己冲入敌阵，奋勇杀敌，直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受此鼓舞，穆斯林军队更加勇猛地冲锋杀敌。两军对垒形成拉锯战，双方伤亡惨重。但是哈立德·瓦里德的军队神勇无敌，最终取得胜利。叛乱者抱头鼠窜，退守到一个有坚固围墙的果园，穆赛里玛也在撤退者之列。穆斯林军队立即逼近，蜂拥而上围住果园，却发现入口已经被封住了。巴拉·伊本·马立克让穆斯林们把他举到墙头，这位英雄勇敢地跳了下去，左右开弓，杀出一条血路，然后打开大门。顷刻，穆斯林军队洪水一般涌进果园，倾力搏杀敌人。顿时，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哀号四起，人马嘶鸣。

633年初夏，阿布·伯克尔自麦地那派出两支穆斯林部队前往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一支部队由阿拉·哈达拉米率领攻入巴林，击败巴克尔部落，杀死侯塔姆·杜拜阿。另一支部队由侯宰法·米赫珊率领直取阿曼，击败伪先知拉其特·马立克及其追随者，降服阿兹德部落。接着，穆哈吉尔·阿比·倭马亚和伊克里玛·阿比·贾赫勒分别率领穆斯林战士自希贾兹和阿曼夹击也门，占领萨那和亚丁，俘获凯斯·阿卜杜勒·雅古斯。至633年秋，叛乱风波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得到平息。至此，整个阿拉伯半岛范围内的阿拉伯人终于跨入了伊斯兰教为他们开户的新的文明的大门。

美丽新世界

阿拉伯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是辽阔而贫瘠的阿拉伯半岛。那里水贵如金，牧场有限，耕地稀少，荒原满目，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常年经受着酷热、风沙和饥渴的极限考验。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人们拥挤在狭小的空间中几近窒息。随着人口的增长，过剩的人口只能到半岛外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由半岛向四周的迁徙浪潮无尽无休。然而，在蒙昧时代，阿拉伯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北部构筑起两道坚固的屏障，使阿拉伯人难以逾越，从而迫使阿拉伯人改变传统的流向。过多的人口拥挤在半岛内有限的生存空间，相互攻袭，劫掠资源。伊斯兰教的诞生和伊斯兰国家的建立，给混沌无序的阿拉伯半岛带来了文明的曙光，给饱受苦难的阿拉伯人带来了希望。

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来到麦地那以后，接连颁布了一系列启示，通过严格的宗教规定，约束阿拉伯人内部漫无原则的劫掠和仇杀，消除血族群体的相互对立，实现温麦内部的和平状态。而且，先知穆罕默德自徙志开始，便规定了温麦的战争原则：所有的异教徒，首先是反对伊斯兰教的麦加保守势力，是温麦全体成员的共同敌人。宗教意义的战争逐渐取代传统的劫掠和仇杀，开始成为阿拉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

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夕，伊斯兰教已是众望所归，形同散沙的诸多部落纷纷加入温麦。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社会已不同于往日，阿拉伯人过去那种相互间劫掠仇杀的野蛮习俗不再被容忍，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所赖以维持的原有方式遭到广泛的排斥，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相对稠密的人口出现对外扩张的趋势。

在阿拉伯人即将走出半岛的时代，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是中东广大地区的主人。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长期以来激烈角逐，争夺中东霸主地位，至7世纪初达到高潮。旷日持久的厮杀，使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元气大伤，军事实力消耗殆尽。

早期阿拉伯人扩张地图（622—740）

从前，阿拉伯人追随各自的部族去半岛周围寻求生路，势单力孤，在遭遇外族强敌后大多都铩羽而归。阿拉伯人无路可走，只能徘徊在半岛诸地，通过相互间的劫掠仇杀淘汰过多的生灵。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唤醒了挣扎于苦难之中的阿拉伯人，战争的思想是世俗需要与宗教情感结合的产物。阿拉伯人不再自相残杀，他们沿着先辈的足迹，或自希贾兹北端进入叙利亚，继而抵达尼罗河流域，或自半岛东侧进入伊拉克，继而入主伊朗高原。生存的欲望与虔敬安拉的宗教激情的撞击，促使阿拉伯人投身于征服事业。渐渐地，一个美丽的崭新世界展现在这些虔诚的穆斯林面前。

叙利亚（此处所指叙利亚，亦称沙姆，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与阿拉伯半岛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在地理上是阿拉伯半岛的自然延伸，是希贾兹的阿拉伯商人进入地中海东岸的主要通道。叙利亚自古富庶丰饶，素来令阿拉伯人心驰神往。希贾兹一带的阿拉伯人，早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就与叙利亚之间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有的人甚至在叙利亚购置地产。位于叙利亚的耶路撒冷曾经是穆斯林在徙志以后最初16个月中的礼拜朝向，是众多古代先知的家园，先知穆罕默德在徙志前夕“升宵”的起点便是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在世界文明史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耶路撒冷那样承载着如此多的苦难，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它一样收纳着如此多的悲伤。在基督徒的心中，耶路撒冷是神圣的，耶稣就诞生在城南的伯利恒；在穆斯林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宗教圣地。

先知穆罕默德在生前便已初步确定了征服叙利亚的军事方略，并且多次从希贾兹举兵北伐。628年，先知穆罕默德自侯德比耶移师北进，降服希贾兹北端的犹太人居住地海巴尔、法达克、泰玛、瓦迪库拉。629年，先知穆罕默德委派栽德·哈里萨率领3000名穆斯林战士攻击死海南端的穆耳塔，与拜占庭帝国的藩属加萨尼部落发生激战。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统兵3万余众攻击塔布克，游牧于叙利亚边境的阿拉伯人部落望风归降，居于附近各地的犹太人被迫向麦地那国家纳贡称臣。阿布·伯克尔即位以后，继续将叙利亚视作哈里发国家的首要攻击目标。

当哈立德·瓦里德还在纳季德高原鏖战以平息半岛内部的叛乱之际，阿布·伯克尔即派遣阿慕尔·阿绥和哈立德·赛耳德分别率军攻击叙利亚边境的异教阿拉伯人。这两支北伐队伍尽管并未取得辉煌的战绩，但却成为叙利亚征服战争的先声。633年秋，半岛内的战事接近尾声，整个半岛的政治统一已成定局，阿布·伯克尔于是将战争的矛头正式指向叙利亚。穆斯林兵分数路，自希贾兹攻入叙利亚南部。其中，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偕其弟穆阿威叶率军经塔布克攻击死海东岸的巴尔加，舒尔哈萨纳率军经塔布克攻击约旦河谷，阿慕尔·阿绥率军取道埃拉攻击加沙，阿布·欧拜德率军沿着通往大马士革的古代商路攻击戈兰高地。穆斯林战士最初的攻击目标，主要是分布在叙利亚南部乡村的非穆斯林阿拉伯人，仅在瓦迪阿拉巴和达辛两地与拜占庭军队偶有遭遇。

北伐的穆斯林军队在约旦河东岸安营扎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一切令他们深深震撼。这一地区与他们以前到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向南是通往贝尔卡的乡间小路，往北是雅兰草场，中间是吉莱阿德山，小麦和大麦满山遍野。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一块布满溪流的土地；从山丘到幽谷，绿树成荫，花香鸟语。从雅穆克河旁绿色的高地上远远望去，碧绿的加利利湖就在西边闪耀，而北面则是冰雪覆盖的黎巴嫩山和赫尔蒙山。这一切与阿拉伯半岛无边无垠的沙漠和戈壁形成鲜明的对比。约旦河沿岸到处是由罗马人建立的繁华城市。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这里的居民混杂，主要为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叙利亚人渴望获得特权，他们模仿那些奢华的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早已丧失了绅士风度和男子汉气概。这里荟萃着文明与野蛮、本土与异域的万种风情。然而，如果抛开西方的影响，这里的人立即就恢复他们贝都因式的生活，是真正的沙漠之子；骆驼取代了马车和牛车；罗马的统治除了柱子、柱廊、砌道和高架渠，以及一堆堆废弃的砖石建筑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然而，这就是这块美丽的土地——一个在自然风貌和繁华的都市生活方面都让那些来自南方的阿拉伯人惊异的地方。现在，阿拉伯军队正在它上面行进，很快它就会成为穆斯林厮杀的战场。

叙利亚

634年夏，穆斯林战士在叙利亚攻城掠地，已经让拜占庭帝国感到芒刺在背了。拜占庭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驻守叙利亚的拜占庭军队开始从各地向巴勒斯坦南部集结，而各自为战的穆斯林战士也汇聚在加沙以东，双方的交恶似已不可避免。恶战在即，哈里发急调哈立德·瓦里德自伊拉克战场驰援叙利亚。哈立德·瓦里德率领数百名穆斯林战士自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希拉出发，首先到达杜麦特·詹达勒，然后绕过布斯拉，穿越人迹罕至的沙漠，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长途跋涉，18天后奇迹般地出现在叙利亚前线，与那里的穆斯林军队会师，并出任统帅。634年7月，哈立德·瓦里德指挥穆斯林联军发动攻势，在耶路撒冷与拉姆拉之间的艾只纳代因击溃拜占庭军队。拜占庭军队损失的兵力超过万人，穆斯林战士仅数百人阵亡。艾只纳代因战役中拜占庭军队的溃败，使叙利亚门户顿开，穆斯林扫清了通向历史名城大马士革的道路。

当叙利亚的捷报传到麦地那时，阿布·伯克尔已因病归西。根据阿布·伯克尔的临终遗言，欧默尔出任新的哈里发。635年1月，穆斯林联军在约旦河谷再度告捷，夺取拜占庭帝国重兵防守的战略要地菲赫勒。同年2月，拜占庭军队在大马士革以南30公里处的苏法尔草原战败，穆斯林军队兵临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居民在拜占庭军队业已逃离的情况下固守半年，终因力单势薄，于635年9月投降。哈立德·瓦里德与大马土革的投降者订立了著名的条约，其文如下：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哈立德·瓦里德向大马士革的居民许诺，穆斯林进城以后，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教堂。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家中。我们给予他们安拉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这个文本后来成为穆斯林处置被征服者的范例，并被载入史册，保留至今。

大马士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经历了无数风雨而存留至今。叙利亚绵亘的山脉孕育了丰富的溪流，滋润着大马士革所在的平原；美丽的树林和丰饶的草场，使它获得了“世界花园”的美誉。大马士革富裕而且人口众多，是东西方的商贸中心和财富集散地。大马士革，叙利亚之都，是光芒四射的“城市中的皇后”。现在它的美丽、富庶与安详突然展现在阿拉伯人的面前。

大马士革陷落以后，穆斯林势如破竹，连克巴勒贝克、霍姆斯、哈玛诸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在惊恐之余，再度调集重兵，以数万之众发动反攻，企图将穆斯林逐出叙利亚。哈立德·瓦里德旋即后撤，屯兵于约旦河支流雅穆克河谷，不过双方最终不免一战。两军对垒，一场恶战后，穆斯林军队大胜而归。这一仗之后，两军对峙长达数月，双方均按兵不动。636年8月，南风骤起，希腊人被风沙和八月强烈的阳光模糊了视线，穆斯林军队乘机进攻。拜占庭军队用铁索相连，组成坚固的方阵，随军教士树起许多十字架，诵读《圣经》，礼拜助威。然而，穆斯林战士有如神助，奋勇拼杀，攻势锐不可当。拜占庭人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或葬身于陡峭的河谷，或在渡河逃窜时溺水而死。拜占庭军队那天时运不济，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成功地穿越了阿拉伯人的防线，阿拉伯的妇女们就会拿起利剑又将他们赶回去。希腊人的杂牌军在这些人数少但却很团结的阿拉伯士兵面前开始崩溃。拜占庭军队中侥幸生还者寥寥无几，其统帅希奥多洛斯也阵亡了。当远在安条克的希拉克略得到失败的消息时，哀叹：“别了，叙利亚！我最富庶的省，你现在属于敌人了！”然后，他离开安条克，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在雅穆克战役中的失败，使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叙利亚征服战争遂进入最后的阶段。穆斯林自雅穆克河谷兵分4路，向叙利亚纵深地带长驱直入，完成对叙利亚全境的占领。

638年，哈里发欧默尔亲临圣地耶路撒冷巡视，任命阿布·欧拜德为叙利亚总督。然而阿布·欧拜德无福消受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不久染疾，在阿穆瓦斯撒手西归。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及其弟穆阿威叶相继接替其职，出任叙利亚总督。640年，依靠海上援助而抵抗达7年之久的凯撒利亚被穆斯林攻陷，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陶鲁斯山以南地区尽属哈里发国家。

叙利亚是哈里发国家觊觎的主要目标，也是整个征服战争的重心所在。穆斯林对于叙利亚的征服，具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目标和相应的计划，自始至终体现着哈里发的意志。叙利亚的征服者大都来自伊斯兰文明的摇篮希贾兹，哈里发将最优秀的穆斯林派到叙利亚战场，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圣门弟子。阿布·伯克尔亲自为征服叙利亚的队伍募集兵员，欧默尔两次巡视叙利亚，说明哈里发国家对于这一地区的高度重视。

尼罗河畔的宣礼

穆斯林在即将完成对叙利亚的征服的同时，开始了对埃及的征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直到千百年之后的今天，埃及成了穆斯林的世界；蒙着面纱的阿拉伯妇女美丽的身姿在尼罗河的柔波里荡漾，此起彼伏的宣礼之声，诉说着在这块土地上流传千年的往事。埃及是地中海沿岸重要的粮食产地，素有“拜占庭帝国的粮仓”之美誉，并且与阿拉伯半岛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是哈里发国家梦寐以求的猎取目标。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虽然在叙利亚战场屡战屡败，但是它在埃及尚有较强的实力；拜占庭舰船常常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驶出，袭击叙利亚西部的沿海地带，是穆斯林的心腹之患。因此，只有征服埃及，才能保护穆斯林在叙利亚取得的胜利果实。然而，叙利亚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哈里发国家无暇开辟新的战场。因此，进攻埃及的军事行动，最初并非出自哈里发的意愿，而是出自阿慕尔·阿绥的个人野心。

阿慕尔·阿绥出身于古莱西部落舍姆斯氏族，即倭马亚氏族，足智多谋，勇猛善战，早年曾经多次跟随麦加商队进入埃及，深谙尼罗河流域的地理和风习。在穆斯林征服叙利亚的过程中，阿慕尔·阿绥未能像哈立德·瓦里德那样出尽风头，也没有像阿布·欧拜德等人那样被委以重任。阿慕尔·阿绥与其他将领争雄心切，急欲开辟新的战场，建功立业。在638年欧默尔巡视耶路撒冷期间，才高志远的阿慕尔·阿绥请求哈里发允许他率军进攻古代法老曾经统治的地方。欧默尔似乎勉强同意了阿慕尔·阿绥的请求，但是表现得十分冷淡。或许，在哈里发看来，穆斯林远离故土去进攻埃及过于冒险了，因此告诫阿慕尔·阿绥：倘若他的军队在踏上埃及的土地之前接到撤军的命令，务必停止前进，如果此时穆斯林已经进入埃及境内，一切行动可由阿慕尔·阿绥自行决定。

埃及地形图

639年底，穆阿威叶承袭其兄叶齐德·阿比·苏福彦的职位，出任叙利亚总督。阿慕尔·阿绥不肯屈居穆阿威叶之下，于是从凯撒利亚城下擅自撤军，在缺乏充足兵员的情况之下，率领3500余名骑兵，沿着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商路西进，越过阿里什，攻入埃及。640年1月，阿慕尔·阿绥首战告捷，攻占埃及东部门户菲尔马仪。2月，穆斯林再次击败拜占庭守军，夺取尼罗河东岸重镇比勒贝斯，威逼埃及腹地。随后，阿慕尔·阿绥绕过拜占庭帝国重兵防守的巴比伦堡，即古代的孟菲斯，挥师南下，进入上埃及的法尤姆地区，骚扰乡村，劫掠财物，伺机攻袭拜占庭守军。不久，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以天园相许诺的十大圣门弟子之一祖拜尔·阿沃姆，奉欧默尔之命，率领12000余人进入埃及，兵抵巴比伦堡附近的艾因·舍姆斯。于是，阿慕尔·阿绥率军离开法尤姆，返回尼罗河东岸，与祖拜尔·阿沃姆会师。

640年7月，阿慕尔·阿绥指挥穆斯林军队将拜占庭军队诱至旷野并发起猛攻，一战即胜，夺取艾因·舍姆斯，进而完成了对巴比伦堡的包围。巴比伦堡是拜占庭帝国在埃及驻军的主要营地，城池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穆斯林以骑兵为主，擅长野战，面对坚固的城池却无计可施。双方僵持数月，谁也没有贸然出击，还曾遣使议和。被围困在城内的埃及总督居鲁士派遣的议和使节目睹了穆斯林的风采，感触极深。他向居鲁士讲述了穆斯林的情形：“我亲眼看到一群人，据他们中的每个人看来，宁愿死亡，不愿生存，宁愿显赫，不愿屈辱；在他们中的任何人看来，这个世界毫无吸引力。他们只坐在地上，他们在两膝上吃饭。他们的长官，像他们的一分子：下级与上级无差别，奴隶与主人难分辨。到礼拜的时候，任何人不缺席，大家盥洗完毕后，都毕恭毕敬地做礼拜。”居鲁士接受了穆斯林缴纳贡税的议和条件，欲弃城投降。但是，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拒不批准，并且以通敌卖国的罪名放逐居鲁士。641年4月，阿慕尔·阿绥下令攻城，进军的号角响彻云霄，穆斯林战士填平城下的壕沟，攀上城墙，一举夺取了巴比伦堡。

攻克巴比伦堡之后，穆斯林在埃及一往无前，开始全面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阿慕尔·阿绥率军向尼罗河三角洲发动一系列攻势，夺取尼丘和卡里乌姆，兵抵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号称地中海东部的一颗明珠，位于尼罗河的入海处，是当时埃及的首府，也是整个拜占庭帝国中仅次于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海军基地，停泊着大量的舰船。守卫这座城市的拜占庭驻军据称达5万之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相比之下，穆斯林不仅在人数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不谙水战，没有舰船，缺乏攻城机械。阿慕尔·阿绥虽然屯兵城下，却久攻不克，只好返回巴比伦堡。

然而，埃及的形势不久就出现了转机。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在君士坦丁堡绝尘而去，一命归天，其子君士坦斯二世继承拜占庭帝位，重新起用居鲁士出任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和埃及总督。居鲁士官复原职以后，无意继续抵御穆斯林的攻势，于641年11月在巴比伦堡与阿慕尔·阿绥签订和约，向哈里发国家称臣纳贡。642年9月，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批准上述和约，拜占庭军队从海路撤离埃及，阿慕尔·阿绥率军进入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是穆斯林征服的最大的城市，久居半岛的阿拉伯人从未见过城内如此精美的宫殿和教堂。阿慕尔·阿绥在给欧默尔的捷报中写道：“我已经夺取了一座城市，我不加以描绘。我这样说就够了，城里有4000座别墅、4000个澡堂、4万个纳人丁税的犹太人、400个皇家的娱乐场所。”然而，欧默尔似乎并不欣赏阿慕尔·阿绥，也不信任他。因此，埃及的战事刚刚结束，哈里发欧默尔便将阿卜杜拉·赛耳德派到这里，掌管尼罗河流域的税收。阿慕尔·阿绥对此极为不满，声称“我将成为紧握母牛角而让别人挤奶的角色”，随后愤然离职。645年底，亚美尼亚血统的拜占庭将领曼努埃尔率战船300艘攻占亚历山大里亚以及苏勒塔斯、比勒贝斯诸城，埃及告急。646年初，阿慕尔·阿绥再度出任埃及总督，驱退入侵的拜占庭军队，平定尼罗河三角洲诸地的骚乱，并且将亚历山大里亚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

埃及以西是柏柏尔人生活的地区，其东部称作易弗里基叶，西部称作马格里布，均为拜占庭帝国的辖地，埃及的陷落，使拜占庭帝国丧失了据守这一地区的屏障。642年底，阿慕尔·阿绥自亚历山大里亚移师西进，攻入彭塔波利斯，即昔兰尼加，占领伯尔克，降服柏柏尔人鲁瓦塔部落。接着，阿慕尔·阿绥遣部将欧格白·纳菲从伯尔克出发，向西攻至费赞。647年，继阿慕尔·阿绥之后，出任埃及总督的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与努比亚人签订和约，保证了埃及暂时无战事。

通向美索不达米亚之路

从波斯湾南端直到死海，绵延着茫茫戈壁，没有道路也没有川流，荒凉而萧索。再往北，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平原绿草丛生，布满了翠绿的树木；鲜花艳丽，鸟儿啁啾，带翅生灵嗡嗡鸣叫，这就是位于大马士革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绵延数千里的草原。在更远的北方，沙漠逐渐消失，小亚细亚的山谷连绵起伏。幼发拉底河流经巴比伦的整个地区，在其下游地区与底格里斯河汇合，而底格里斯河沿着山脉把伊拉克的阿拉伯地区与波斯地区截然分开。在这两河之间的地区便是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距离波斯湾很远的地方就开始互相靠拢；但是，并没有汇合到一起，而是保持着分离的状态，在相隔240公里左右的距离平行流动，平行流动的两河中间形成一个平原。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山丘和古代灌溉引水渠遗留下来的土墩，处处散落着砖块和陶器的碎片，留下古老而苍凉的遗迹。然而，这片土地并非一块贫瘠的废地，它十分富饶。在底格里斯河上，在两条大河刚刚开始互相靠拢的地方就是麦达因，即“双城”（由塞琉西亚和泰西封两城构成），那时麦达因是波斯的首都。

伊拉克位于沙漠和波斯山脉之间，是文明和艺术的摇篮。早在633年初，穆斯林军队就已经踏上了这片美丽而富庶的土地。阿喀拉巴战役结束以后，叶麻麦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分布在叶麻麦以东的阿拉伯人，是已改奉伊斯兰教的舍伊班部落成员；他们在其首领穆萨纳·哈里萨的率领下，将攻击的矛头转向东方，移入幼发拉底河西岸，占领卡提夫。633年3月，哈立德·瓦里德完成了对叶麻麦的征服之后挥师东进，与穆萨纳·哈里萨会师，向幼发拉底河西岸尚且信奉异教的阿拉伯人发动攻势，一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希拉不战自降。随后，穆萨纳·哈里萨屯兵希拉，哈立德·瓦里德挥师北上，攻占幼发拉底河沿岸重镇安巴尔和艾因·塔姆尔，逼近贾巴勒·比什尔。此时，伊拉克的战事主要是来自半岛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与土著的异教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波斯军队尚未介入双方的厮杀。哈立德·瓦里德的行军路线，只是在沿阿拉伯沙漠东侧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带自南向北推进，并伺机退入沙漠深处，而无意攻克伊拉克腹地。

634年夏，“安拉之剑”哈立德·瓦里德奉哈里发之命撤离伊拉克战场，率领数百名穆斯林勇士星夜驰援叙利亚前线。此时，波斯将领鲁斯塔姆乘虚而入，自伊拉克腹地调集重兵，逼近幼发拉底河。穆萨纳·哈里萨没有充足的兵员，又缺乏哈立德·瓦里德那样的军事才能，无力抵御波斯大军的攻势，只好放弃希拉诸城，退守沙漠，并遣使向哈里发告急，请求增援。不久，阿布·乌巴德率领援军抵达伊拉克边境，与穆萨纳·哈里萨会师。634年底，穆斯林在希拉北侧越过幼发拉底河，与波斯军队发生激战。阿布·乌巴德及数千名穆斯林在幼发拉底河东岸殒身不恤。穆萨纳·哈里萨侥幸生还，率残部退守乌莱斯。635年，更多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和纳季德高原相继抵达半岛东侧的沙漠边缘，穆斯林军队人数剧增。在伊拉克战场，波斯人的优势不再明显，不断涌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逐渐形成对峙状态。

635年11月，穆萨纳·哈里萨早已按捺不住，率领穆斯林战士发动进攻，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布瓦卜迎战波斯大军。波斯军兵分三路，以大象为先锋，每一头大象都有一队步兵在前面保护，喧闹而嘈杂。当时恰逢斋月，穆斯林应当斋戒；但由于有特殊情况，军队免除了斋戒的义务。穆萨纳·哈里萨骑着他钟爱的良驹在前线巡查。他对他的士兵说：“今天，你们的勇气将会成为格言。保持死一样的沉寂，如果你们要相互讲话，就小声点；今天，我们谁也不许退缩。我不想为自己争什么荣誉，我只想为你们所有人争取。”他的讲话得到了士兵肯定的回应。然而，在穆斯林军队尚未准备好进攻的时候，波斯大军已经如潮水一般涌来。穆斯林的先锋部队几乎被冲垮了，所幸的是穆斯林很快稳住阵脚，奋力与波斯军队拼杀。

最后决战的时刻已经到了，穆斯林军队包围了敌人的侧翼，转而向中心冲击。波斯军队迅速溃退。

对于穆斯林而言，这次胜利非同寻常，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基督教部落的英勇。一群贝都因商人去卖马，他们的穿着跟穆斯林士兵一样，很偶然地，他们混到正在战斗的穆斯林军队中去了。这群贝都因商人中的一名年轻人冲进波斯军队的中心，杀了波斯军队的指挥官米赫兰，并骑上他华贵的战马往回飞奔，当他穿过欢呼的穆斯林军队的时候，大声喊道：“我是台格里卜人，是我杀了他们的指挥官。”穆斯林军队虽然赢得了战斗，但损失同样惨重。穆萨纳哀悼一位在战场上受伤致死的兄弟时，哭道：“升起巴克尔部落的旗帜吧，安拉会赞颂你的，我的兄弟；不要让我的堕落妨碍你！”基督教部落酋长有相似的遭遇。穆萨纳主持了为他兄弟和其他阵亡的士兵举行的葬礼，在悼词中，他说：“他们的坚强使我感到欣慰；他们毫不退缩；现在他们战死沙场，是布瓦卜的烈士。”布瓦卜战役之后，穆斯林重新占领希拉、安巴尔和艾因·塔姆尔等地，并且越过幼发拉底河，逼近波斯帝国首都麦达因。波斯帝国往日将阿拉伯人视同草芥，如今却被他们杀得人仰马翻，朝野震动。波斯权贵鲁斯塔姆气急败坏，立即调重兵发动反攻，穆斯林遂退居幼发拉底河西岸。

战场上的阿位伯人与波斯人

在伊拉克的穆斯林本来就不多，经过几次交锋，穆斯林战士又有所损失，因此，穆萨纳可以调用的兵力少得可怜。于是，穆萨纳给欧默尔送去急报，称新的威胁全面来到。哈里发勇敢地面对这一危机：“我以安拉的名义起誓，我将用阿拉伯国王之剑打败傲慢的波斯国王。”欧默尔决定攻下当时波斯的首都麦达因，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哈里发又征集了一支大军。于是，阿拉伯半岛再次回荡起征兵的号召。来自南方的部落集中到麦地那哈里发那里；而北方的部落为了节省时间，直接奔赴伊拉克。所有工作安排妥当以后，欧默尔动身前往麦加，履行一年一度的朝觐义务。自麦加回来以后，他来到麦地那城外的兵营处理军务。有人提议哈里发御驾亲征，平定伊拉克，但圣门弟子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欧默尔在战场上失利，后果不堪设想；要是坐镇麦地那，就算时运不济，他还可以将穆斯林战士一支又一支地输送到前线。哈里发欧默尔最后选择了留守麦地那，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歇，努力为前线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哈里发国家的征服运动。

636年初，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以天园相许诺并誉为“雄狮”的著名圣门弟子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奉哈里发欧默尔之命，率领4000余名穆斯林战士自麦地那开赴伊拉克前线。这是哈里发派往伊拉克战场的“第一支真正的征服队伍”。“欧默尔没有留下一个重要的人，不论是部落首领、战士，还是诗人、演说家，直到拥有马匹和武器的所有人；他把他们都派到了伊拉克。”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在经纳季德前往伊拉克时，沿途不断募集兵员，许多部落的战士纷纷前来应征。到达伊拉克时，赛耳德·阿比·瓦嘎斯的部众已达3万余人。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将军队集结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乌宰布一带，与鲁斯塔姆率领的波斯大军隔河对峙达数月之久。

与此同时，赛耳德与欧默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哈里发要求赛耳德时刻警惕，并要有耐心。欧默尔还交给赛耳德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要在打败波斯之后，让叶兹德吉尔德带着他的人皈依伊斯兰教。肩负着这个使命，二十位仪表堂堂的阿拉伯勇士穿过平原，来到麦达因的城门外。勇士们被带往朝廷的路上，波斯人嘲笑阿拉伯人粗俗落后的装扮。阿拉伯人穿着有条纹的毛织品，手持简陋的武器，与这座辉煌华丽的帝国城市相对照，显得那么滑稽。然而，那些狂妄的波斯人却没有想到不幸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看啊！”他们叫喊，嘲笑，“看他们那些女人用的纺纱杆”——贝都因人挂在肩上的一种弩。当这群士兵进入城区时，良驹的嘶鸣与骑士们的英勇和野性使波斯国王和他那些无能的贵族们不寒而栗。叶兹德吉尔德让翻译问阿拉伯人为何敢于入侵他的王国，但并没有挑衅的意思。阿拉伯使者告诉他先知如何改变了半岛，以及伊斯兰教的恩赐和义务。“皈依伊斯兰教吧”，他们说，“那样你就与我们平等；要不然你们也可以进贡，接受我们的保护；如果这两个要求你都拒绝，你们王国的日子也就不多了”。国王轻蔑地回答：“没用的，没有用！你们从一无所有的土地上历尽艰险前来，不就是因为饥饿么？来，我给你们点东西，你们就会满足地离开。”阿拉伯人坚定但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你说得没错，我们贫穷又饥饿；然而安拉会让我们富裕和满足的；你选择一战么？那我们就用宝剑来决定吧。”国王被激怒了。

若非波斯国王急不可耐，鲁斯塔姆也会像赛耳德一样继续按兵不动。阿拉伯军队跨过幼发拉底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波斯贵族的堡垒不断遭受攻击，大片土地已经荒芜。春去夏来，形势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原来在当地游牧的人被赶出牧场，穆斯林在不断的侵袭中获得较为充足的食物供应，同时还惩罚了那些不忠诚的同盟军。当地的波斯人早已经难以忍受这种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向波斯朝廷大肆叫嚷抱怨，宣称如果救援再推迟的话，他们就向阿拉伯穆斯林投降。波斯国王叶兹德吉尔德或许为他们的呼吁所感，对波斯统帅鲁斯塔姆暂不进攻的建议充耳不闻，坚持立即出兵，结果酿成了大祸。波斯的进攻正合阿拉伯人之意。长时间的按兵不动，阿拉伯人有些不耐烦了，尽管都被赛耳德压制下去，但还是有些许躁动。除了突袭和侦察以外，阿拉伯人没有其他的行动。

铸有波斯国王叶兹德吉尔德头像的银币

两军最终面对面了，鲁斯塔姆再也没有借口去推迟决战。637年夏，双方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卡迪西亚展开激战。清晨，鲁斯塔姆戴上头盔，穿上双层铠甲，跨上战马。他未遭抵抗就来到了河西岸，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那里，正中心冲着科迪斯要塞。30头战象中，18头在军队正中，剩下的分给两翼；而鲁斯塔姆就坐在摆在河边的镀金的宝座上观战。在通往麦达因的路上，每隔一段就站着一位传信使者，他们相互可以听得见彼此的呼喊，通过“接力”，这些使者一个接一个地把前线最新消息传达到麦达因，使叶兹德吉尔德对战况了如指掌。

阿拉伯士兵高声齐诵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你应当鼓励信士们奋勇抗战，如果你们中有二十个坚忍的人，就能战胜二百个敌人；如果你们中有一百个人，就能战胜一千个不信道的人；安拉会让不信道者内心充满恐惧。安拉知道你们的坚忍，确实，安拉会与坚忍的人同在的。”“人们的心灵更加明澈，眼睛更加明亮，他们意识到神圣的和平就要来临。”

晌礼之前，先知穆罕默德的这些启示已经传遍军队各部，却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穆斯林的指挥官发出的进攻信号是“安拉至大”，军队应跟随连呼三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时候军队应该准备好他们的武器和战马。第四声的时候，士兵全部向前冲锋。但穆斯林的秩序被波斯人打乱了，因为他们听到穆斯林第一次呼喊的时候就立即进军了；等得不耐烦的穆斯林勇士并没有等指挥官的第四次呼喊，就冲了出去。穆斯林与波斯军队短兵相接，显现出匪夷所思的勇猛。巴德尔战场上的景象在此重现。波斯象军开始冲击阿拉伯人的阵线。这些巨兽穿来窜去，像一座座移动的城堡，使阿拉伯人的马匹因受惊而四处逃窜。恐慌的气氛弥漫于穆斯林全军；波斯军借混乱之机，不断向前推进。形势十分严峻，赛耳德用尽了他最后的办法，他派阿西姆出去，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服那些大象。阿西姆立即领命，挑选了一队弓箭手，缓缓接近波斯军的大象。阿西姆等人首先将象轿上的波斯士兵拉下来，没有人驾驭的大象四处逃散，阿拉伯人的压力顿时得到了缓解。穆斯林军队重新占领了根据地，并稳住了阵脚。此时，夜幕开始降临，两军各自回营歇息，待到天明再战。

天亮时分，两军的战斗再次开始。正在那时，由卡卡率领的穆斯林援军有如神兵天降，出现在战场。卡卡将手下的1000人分成100人一连，每个连相隔一段距离。然后，卡卡向赛耳德和其他穆斯林军官敬礼，并让他们放心。随即，他召集其他人，跨上战马上阵杀敌。卡卡一马当先，猛冲进敌阵将波斯军队的指挥官巴赫曼砍倒在地。而后，穆斯林的连队全线出击，奋勇杀敌。波斯人看见自己的指挥官阵亡以后，显得十分沮丧，接二连三地在卡卡和他的部下手中败下阵来。因为头一天损毁的大象的装备并没有完全修复，所以波斯人今天没有了象军的支持，威力锐减。同时，波斯军队的战马也受到惊吓而逃走了，鲁斯塔姆本人也是被他的部下冒着生命危险救回去的，但是波斯的步兵坚守着阵地。而此时，又是入夜时分，双方却胜负未明。一天的战斗残酷而惨烈，穆斯林军队死伤达到2000人，波斯军队死伤高达10000人。整个晚上，阿拉伯人不停地呼喊着几个家族的名字，强调家族血统；波斯战营里也一样。双方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鼓舞士气，都在等待着一场生死决战。

在战场上厮杀的穆斯林军队

第三天清晨，双方军队都在执行一个令人悲痛的任务，就是把阵亡士兵的尸体搬离战场。在两军之间数公里的范围内，尸横遍野。穆斯林伤员由阿拉伯妇女照料，如果他们幸运，就能够存活下来；逝者的尸体被埋葬在战场后面的山谷里。阿拉伯妇女和孩子会很快在那儿的沙地里挖好墓穴，受伤的人也会被送到那里去治疗。

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仍在继续。前一天留下的波斯人的尸体还在战场上没有掩埋，波斯军队由于过去一天的灾难已经变得异常颓废，但他们仍然对自己的象军寄予厚望。现在大象的装备都已修复，它们重新回到战场，每头大象都有一组骑兵和步兵保护。战斗即将打响之时，由哈西姆率领的叙利亚增援部队突然出现了。哈西姆的军队横扫平原，冲击敌阵，最后大胜而归。战争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双方交替获胜，形势很不明朗。叶兹德吉尔德为了应对危机，把他的卫队也派遣到战场参与作战。象军依然是阿拉伯人的克星，它们再次化解了穆斯林军进攻的努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赛耳德向卡卡求助。赛耳德现在知道大象最脆弱的地方是鼻子和眼睛。“专打这两个地方”，他说，“我们就会度过这道难关”。因此，卡卡和他的兄弟阿西姆带着一队人马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有两头巨象，是群象之首领，卡卡就将目标锁定在这两头象身上。他勇敢地跳下战马，冲上前去，把他的长矛刺进一头“大白象”的眼睛中。由于剧痛，大象痛苦地摇晃着脑袋，把驾驭大象的波斯士兵扔在地上，它的鼻子摆来摆去，将卡卡远远抛出。其他的象更惨，因为它们的双眼被刺，鼻子也被砍掉了。这些盲象愤怒地尖叫着，发疯似的往阿拉伯人一方冲撞。但阿拉伯战士的叫喊声和长矛又把它们赶回波斯人一边。于是，大象在两军之间来回奔跑，一会儿功夫，其他的大象也跟着跑。最终，这一群庞然大物，翘起长长的鼻子，边叫边跑，踩踏挡道的所有人，它们跳入河中，消失在大河的对岸。当时，两军停止喧哗，都注视着这神奇的一幕。但是，战端很快重启，他们又战斗到天黑，前景依然不明朗。

第三天晚上，两军都没有休息，双方进行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夜幕降临之时，赛耳德担心波斯人从后方偷袭，就加派人手守住渡口。入夜时分，一些阿拉伯部落的首领召集各自部落的士兵去骚扰敌军，这使得两军士兵不得片刻休息。这场夜战开始的时候，赛耳德并不知情。赛耳德专心于礼拜，整个晚上都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穆斯林军队与波斯军队一直战斗到天亮，他们敏捷地向敌人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波斯军队的阵形开始动摇，正在万分危急时刻，暴风乍起，鲁斯塔姆宝座的华盖暴露无遗，随后鲁斯塔姆连同宝座一起被掀入河里。可怜的王子根本没有时间逃跑，他只好蹲在一头骡子下面，以图躲过追捕。然而，一个阿拉伯士兵认出了这位有着皇家血统的波斯敌人，便把他拉了出去，当场杀死了他。随后，这名士兵登上鲁斯塔姆的宝座，宣布波斯王子已经一命呜呼。

波斯王子鲁斯塔姆的陵墓

波斯军队得知统帅阵亡，哪有恋战之心，纷纷溃逃，穆斯林军队过于疲惫，无力继续去追击逃兵，以便扩大战果。

穆斯林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数千生灵带着他们的遗憾或者满足离开这个让他们困惑的世界。战事一结束，阿拉伯妇女和孩子就拿着水壶和木棍，前去战场执行救助的任务。每位倒下的穆斯林，只要还一息尚存，他们都会精心照料，并用水滋润他们的双唇。

刚刚结束的卡迪西亚战役是决定伊拉克命运的转折点，但是穆斯林与波斯人的冲突并没有结束。穆斯林稍稍休整，便开始发动新的攻势，将战争的矛头直指泰西封。泰西封位于底格里斯河岸，与塞琉西亚隔河相望。穆斯林首先夺取塞琉西亚，继而涉水渡河，攻入泰西封，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逃往现在伊朗西北部山区。泰西封始建于希腊化时代，公元3世纪起成为波斯帝国首都，城中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现在，它们成为征服者的战利品。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处置战利品时有些不知所措，这些来自贫瘠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哪里见过如此丰富繁多的财宝：许多阿拉伯人似乎只知银币，而不知黄金的价值，因此用自己手中的黄金去换取别人的银币；阿拉伯人此前对樟脑闻所未闻，入城后常将樟脑当作食盐，用于烹饪；宫殿内有一张巨大的绣金地毯，绘有精美的图案，可谓价值连城，征服者却将这张地毯割成数片，由众人分享。

哈里发欧默尔对穆斯林军队在伊拉克的表现非常满意，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欧默尔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并不想在短时期内让穆斯林过分扩张，因此他严厉禁止穆斯林越过扎格罗斯山脉向东进攻的行为。波斯国王及其衰弱的部队，已经潜逃至波斯帝国的群山之中；底格里斯河两岸的居民关注着这力量悬殊的对峙，准备屈服于征服者。到了秋高气爽的日子，波斯人决定再次一搏。波斯国王叶兹德吉尔德在位于麦达因以北大约160公里处的胡勒万集结大量人马，以图发动反攻，收复失地。

贾鲁拉是通往胡勒万的重要关隘，那里还屯驻着为数众多的波斯军队。为了彻底击败叶兹德吉尔德，穆斯林军队开始向贾鲁拉进发。贾鲁拉是一个坚固的堡垒，环绕着一条深深的壕沟，堡垒的出口处设有防护网和铁钉。欧默尔授意赛耳德向前挺进，夺取该城。哈希姆和卡卡走在大部队的最前面，他们在贾鲁拉堡垒前安顿下来，伺机攻城。但是贾鲁拉还经常得到波斯军队的增援，士兵们大有与要塞共存亡之势。阿拉伯军队对此要塞也是志在必得，其后续部队一直源源不断地自麦达因调来。穆斯林围困贾鲁拉城长达80天，波斯守军度日如年。最后，在一次猛烈的突然袭击中，风暴遮天蔽日；波斯军队迷失方向，被卡卡追击到城垛，卡卡夺取了一个城门。这样，波斯军队被截断，由于腹背受敌，许多波斯人想逃跑，但被铁钉子挡住。叶兹德吉尔德闻讯后，带着他的残兵败将迅速逃往里海方向的赖伊。卡卡随后向胡勒万进军，并打败了盘踞在那里的波斯人，并留下勇猛的阿拉伯新兵驻守该地。这是穆斯林最北的一个要塞。637年底，穆斯林在贾鲁拉歼灭战中的胜利，使得扎格罗斯山以西各地尽属穆斯林，萨珊王朝收复伊拉克的希望化为泡影。

当穆斯林将贾鲁拉要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伊拉克地区暂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在辽阔的伊拉克平原，人们常常会看见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做礼拜；宣礼之声在旷野回荡。这预示着此地已经江山易主，曾经不可一世的萨珊王朝退缩到伊朗高原。穆斯林与波斯人在扎格罗斯山脉的两侧蛰伏，各自暗暗蓄积力量，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的来临。641年，这个时机终于来了，波斯帝国末代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集结兵力卷土重来，向穆斯林发动攻势。642年，穆斯林军队和波斯人在扎格罗斯山东侧哈马丹附近的尼哈温再次遭遇。在尼哈温的这次战役中，努尔曼·穆凯林统领的穆斯林军队约3万人，而波斯号称15万大军。穆斯林统帅努尔曼·穆凯林在厮杀中战死，侯宰法·米赫珊继任统帅后，仍然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毫不畏惧，率领穆斯林战士再度向波斯人发动猛烈的攻击。在穆斯林军队的打击之下，波斯军队四处溃逃。穆斯林军队在大败波斯人之后，几乎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就占领了哈马丹。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只身逃走，叶兹德吉尔德的最后十年在漂泊流离中度过，尝尽了人间的艰辛。

自古天下兴亡事，几家欢乐几家愁，波斯帝国的轰然崩塌，让哈里发国家容颜焕发。穆斯林从来到伊拉克那一刻起，就不断吞噬萨珊王朝的土地。633年，在穆萨纳·哈里萨率领舍伊班部落攻击希拉诸城的同时，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伊吉勒部落和祖赫勒部落离开祖居的家园，沿波斯湾北岸向伊拉克南部移动。636年，穆斯林将领欧特巴·加兹万率军夺取波斯湾北岸的重要港口乌布拉。638年，穆斯林将领阿布·穆萨率军攻占阿瓦士和苏斯塔尔诸城，降服胡泽斯坦。接着，穆斯林向法尔斯发起攻击。法尔斯是萨珊家族的故乡，穆斯林征服的进程十分艰难，许多重要城市得而复失。650年，穆斯林第二次占领法尔斯的首府伊斯太赫尔，终于结束了这一地区的战事。651年，穆斯林自伊拉克南部出发，经克尔曼攻入伊朗高原东部，占领内沙浦尔、纳萨、突斯、哈拉特、木鹿诸城。另一支穆斯林部队在夺取莱伊（今德黑兰附近）和伊斯法罕以后再度出击，攻占伊朗高原东北部重镇库米斯。652年，穆斯林攻占木鹿·卢泽，阿姆河以西皆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

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战争相比，伊拉克的征服战争具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出部落迁徙的浓厚色彩。谋求生计的需要和寻找新家园的愿望，驱使阿拉伯人离开荒凉的故乡，涌向伊拉克的战场。伊朗高原是波斯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尽管萨珊王朝的军事力量由于尼哈温战役的失败而丧失殆尽，但是伊朗高原的土著贵族尚有相当的实力。他们各自为战，顽强抵抗着穆斯林的进攻。而且，伊朗高原的土著居民大都属于印欧族，不同于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塞姆族被征服者，与来自半岛的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血缘界限。种族的差别加剧了伊朗高原的土著人口对于穆斯林征服者的敌视和反抗。此外，伊朗高原山脉纵横，地形复杂，其特有的自然条件削弱和限制着穆斯林征服者的攻势。哈里发国家在伊朗高原的征服经历了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许多地区由于土著势力屡屡反叛，得而复失。

唯有舒拉

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常常怀念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称其为“幸福的时代”，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平等的时代，一个民主的时代。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创立的温麦，是伊斯兰国家的原初形态。在温麦，穆斯林高高在上，统治着非穆斯林；谁对伊斯兰教越忠诚，宗教资历越深，谁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社会权利。穆斯林来自不同的地区，隶属于不同的血族群体，但是他们具有共同之处。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是他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在此基础上，他们组成了统一的社会群体。理论上，所有的穆斯林都享有充分的权利，是温麦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非穆斯林人口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能做的只是交纳税赋，以换取穆斯林的保护。可见，在这个令后世深深缅怀的时代，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和民主，生活在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的非穆斯林经受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所谓“幸福”只是部分人的幸福。

在蒙昧时代，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身世的尊卑、财产的多寡和辈分的高低。当伊斯兰教产生以后，宗教资历，即皈依伊斯兰教的先后和对伊斯兰事业贡献的大小，是确定社会成员权利和地位的关键因素。伊斯兰教的早期皈依者，尤其是包括“迁士”和“辅士”在内的圣门弟子，逐渐成长为新兴的宗教贵族，自然也是温麦的脊梁，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然而，新兴社会群体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古老的阿拉伯半岛毕竟刚刚告别野蛮的生活而初入文明时代，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还没有完全取代阿拉伯人的血缘联系。氏族部落的传统势力依然存在，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始民主制的残余继续存在，下一代领导人的产生还依赖原始的推举制，选贤能担大任。世袭制还没有太大的影响，政治权力也没有后来那么集中。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麦地那哈里发时代还具有共和政治的特征，当时的共和政体的实质就是伊斯兰贵族实行对温麦的统治。

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温麦的领袖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显赫。阿布·伯克尔即位之初，反叛势力泛滥于阿拉伯半岛各地，哈里发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温麦濒临解体的边缘。阿布·伯克尔倾尽全力致力于“里达”的平息和征服叙利亚的战事，无暇顾及政权建设，依旧沿袭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国家体制。因此，阿布·伯克尔需要考虑许多人的意见，他并不能乾纲独断。在麦地那绿洲，舒拉（协商）的原则和长老会议的传统形式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圣门弟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左右政局，约束着哈里发的个人权力。新的官僚体系尚未形成，国家权力的运作只能依靠圣门弟子的自发行为。例如，侯宰法·伊尔曼估算农产品收成，祖拜尔·阿沃姆征缴天课，穆吉拉·舒尔白监督市场交易，阿卜杜拉·阿尔卡姆管理地下水源，栽德·萨比特负责起草各种文书，欧默尔审理司法纠纷，阿里主要处理战俘的处置事宜。在麦地那绿洲以外，阿拉伯人大都如同往日一样生活在各自的氏族部落之中，哈里发国家的行政区划尚且无法超越血族群体的传统分布地域。尽管阿布·伯克尔曾向麦加、塔伊夫、萨那、贾纳德、朱拉什、阿曼、巴林等地派驻官员（瓦利），但是他们大都只能采用劝说和协商的方式，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形同虚设，事实上并不能节制地方势力。此外，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以后，最初甚至连正式的官邸都没有，依旧住在麦地那郊外一个叫作苏恩赫的农庄。阿布·伯克尔也没有起码的年金收入，他只能依靠经商和牧羊聊以维持生计。后来，阿布·伯克尔离开苏恩赫，移居麦地那绿洲中央的先知寺，但是依然简朴如初。阿布·伯克尔清廉一生，死后留下的财产少得可怜，仅有一名黑奴、一峰骆驼和一条被单。阿布·伯克尔的清贫如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原始色彩。

634年7月，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在麦地那匆匆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葬于先知穆罕默德墓旁。阿布·伯克尔在离世之前，提议由他的亲密战友欧默尔出任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二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的提议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支持。欧默尔比阿布·伯克尔小十五岁，体型和性格也与他大相径庭。欧默尔身材高大，肩宽背阔。他的肤色黝黑，有一张红润而饱满的脸。中年以后有点秃顶了，胡须有些泛红；他走路之时总是昂首阔步，有王者风范。不过，欧默尔生性急躁，随着年纪的增长，岁月磨掉了他的一些锐气；在专横的背后，他也有温和与谦逊的一面。欧默尔的出身和才干几乎无可挑剔，属于古莱西部落的阿迪氏族，才略出众，文武兼备。不过在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初期，欧默尔一度追随古莱西部落的保守势力，攻击先知穆罕默德。618年，欧默尔便已看清楚伊斯兰教的强大力量，决定皈依伊斯兰教。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虽然都曾追随先知穆罕默德，但是二人所受的影响迥异，阿布·伯克尔的性情变得愈加温和，而欧默尔则更爱激烈争辩。他们二人都与先知有亲密的关系。欧默尔的女儿哈福赛，是先知最宠爱的妻子之一，但阿布·伯克尔的女儿阿以莎是先知一生中最为钟爱的妻子，其地位无异于皇后。徙志以后，欧默尔在温麦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左膀右臂，对伊斯兰事业有卓越的贡献。如同阿布·伯克尔一样，欧默尔出任哈里发以后，依然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常常兼营商业，以求自给。据说，他只有1件衬衣和1件斗篷，睡在用枣椰树的叶子搭成的床铺上。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在《历史大全》一书中记述过这样的故事：一个贝都因人受到欺侮以后，来到哈里发的面前申诉冤屈，欧默尔却在盛怒之余鞭笞了申诉者。不久，欧默尔对自己的粗暴行为感到懊悔，并要那个贝都因人如数还他几鞭子，那个人却不肯。欧默尔自言自语地说：哈塔卜的儿子呀！你原是卑贱的，而安拉提拔了你；你原是迷路的，而安拉指引了你；你原是软弱的，而安拉增强了你。于是，他叫你治理人民，当一个老百姓来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却打了他！当你现身于安拉面前的时候，你应该对你的主宰说什么呢？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阿布·伯克尔在位期间，阿拉伯半岛上还有许多阿拉伯人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而分布在半岛周围的阿拉伯人大多依附于拜占庭帝国或波斯帝国。当时，温麦内部还存在着明显的信仰差异，战争的目的乃是讨伐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平息阿拉伯半岛的叛乱后，世代生活在半岛上的阿拉伯人相继加入了穆斯林的行列。随着哈里发国家战争的范围不断扩大，分布在半岛周围的那些阿拉伯人逐渐投入了哈里发国家的怀抱，成为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他们与原来的穆斯林一起共同分享征服带来的战利品。欧默尔即位以后，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而那些非穆斯林基本上都是异族。哈里发国家社会形势的变化带来了政治生活的变化，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著名的“欧默尔设想”出炉：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的载体。欧默尔在位期间，主要就是致力于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的合而为一。哈里发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统治信奉异教的非阿拉伯人。

在无数次的征伐中，一个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构成的军事贵族集团逐渐成长起来。这个集团取代从前那些宗教贵族，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支柱。那些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就没有特出的地位了，他们只得从属于阿拉伯人的血族群体。处在哈里发国家社会底层的是那些既非阿拉伯血统又未信奉伊斯兰教的被征服者。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他们是哈里发国家的臣属阶层，只能做顺民，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是肉体的毁灭。之后，战争不再是攻击阿拉伯人中的非穆斯林，而是降服非阿拉伯血统的非穆斯林。欧默尔通常被誉为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位奠基人。然而，他所确定的国家制度，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神权统治，更是阿拉伯人的民族统治。

穆斯林不断地涌向新的区域，温麦的政治版图也相应扩大，哈里发国家已经把西亚北非的许多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欧默尔在位期间，哈里发国家在阿拉伯半岛以外的被征服地区基本上沿袭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行政区划，以前的机构也没有撤销，甚至还保留了过去的行政官吏。哈里发国家把原来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地区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如将叙利亚行省分为大马士革、霍姆斯、约旦和巴勒斯坦4个军区，而埃及行省分为上下两个区域。在波斯帝国原来的属地，伊拉克分为库法和巴士拉两个行省，伊朗高原诸地分别隶属于库法和巴士拉。行省总督称作艾米尔，掌管征战要务和战利品的分配，并且主持穆斯林内部的司法仲裁和宗教事宜。欧默尔试图加强对行省的控制，他曾向一些行省派驻阿米勒或卡迪，分别掌管税收和司法，以削弱艾米尔的权力。阿拉伯战士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凌驾于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口之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集团。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口，也是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他们在内部事务方面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他们只需要缴纳人丁税，免服兵役，他们依旧遵循各自原有的法律，不受伊斯兰教法的约束，他们享有选择信仰的权利，接受哈里发国家的保护。

穆斯林征服者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靠征服起家，治理被征服地区之时，不得不依赖军事统帅。欧默尔在位期间，行省总督一般都由征服该地区的军事首领担任，如阿布·欧拜德和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及其弟穆阿威叶相继出任叙利亚总督，阿慕尔·阿绥出任埃及总督，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出任库法总督，阿布·穆萨出任巴士拉总督。这些曾经是军事统帅的总督，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积累了政治威望，有极强的社会势力，出任总统之后，往往独揽大权，各自为政。与此同时，穆斯林战士进入被征服地区以后，并不会立即融入当地的社会，而是依旧保留着原有的氏族部落形式，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各自的区域。阿拉伯人的传统社会势力在行省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哈里发对行省的权力大打折扣，有时根本不能节制地方，甚至连总督也无法驾驭，这种现象在库法和巴士拉尤为明显。另外，穆斯林征服者沿袭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行政体制，保留被征服者原有的法律、税制、货币、语言和宗教，导致不同行省、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地方行省的离心倾向显得比较明显。哈里发尽管拥有任免总督的权力，但是缺乏控制行省事务的有效手段，往往只能听任总督各行其是。温麦的权力结构表现为明显的松散状态，集权政治微乎其微，严格意义的国家税收体系尚未形成。各个行省向麦地那缴纳的岁入，大都只是根据《古兰经》规定应属哈里发的份额，即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其余收入皆由总督自行处置，分配给屯驻行省的阿拉伯战士。岁入的分配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政权结构和政治格局。欧默尔亦称：“无哈里发而唯有舒拉。”

在平等之外

在伊斯兰世界，当人们的人生理想幻灭之时，常常会怀念早期伊斯兰时代，希望能够生活在那样一个“幸福的时代”。这个被认为是平等的时代，竟然在千年后还让无数人追慕不已。然而，这种平等实际上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在早期伊斯兰时代，穆斯林并不富裕，他们常常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而且穆斯林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小，由此表现出强烈的平等色彩。因此，早期伊斯兰时代，温麦的民主与平等是一种无奈，是源于共同贫穷的无奈。

阿布·伯克尔在位期间，穆斯林之间的所谓平等的关系还在延续。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第二年，穆斯林渐渐地改变了从前的那种窘困的状态。哈里发国家把初步征服所得到的战利品，按一定的标准分配给穆斯林，这就是早期伊斯兰时代所谓的年金制度。那时，年金的分发范围还比较小，享受年金的主要对象是生活在麦地那和麦加的穆斯林。年金的数额相对较少，最初为每人9迪尔罕，后来增至每人20迪尔罕。欧默尔继任哈里发后，穆斯林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哈里发国家，有时候面对如此巨额的财富，哈里发甚至有些错愕。由于可供分配的财富激增，几乎所有穆斯林都可以享受战争和哈里发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随着享受年金的穆斯林不断增多，分配年金已成为一项繁重的工作，管理年金分配的专门机构就变得十分必要了。637年，欧默尔在麦地那设立了称作迪万的财政机构，统一管理国库收支。之后，哈里发国家根据穆斯林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缘关系和宗教资历，实行年金的差额分配。比如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的年金份额为12000迪尔罕，其余遗孀的年金份额为10000迪尔罕；麦加时期皈依伊斯兰教者和参加巴德尔之战的穆斯林享受每年1000—5000迪尔罕的份额，自巴德尔之战以后至麦加征服前夕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4000迪尔罕，自征服麦加至平息半岛反叛前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3000迪尔罕，参加雅穆克战役和卡迪西亚战役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2000迪尔罕，雅穆克战役和卡迪西亚战役以后移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1000迪尔罕。欧默尔实行差额分配的年金制度，让穆斯林在财产占有方面出现了不平等，穆斯林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过去的那种平等逐渐失去了支撑点，早期伊斯兰时代具有民主和平等色彩的共和政体很快就会走到历史的尽头，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不再似从前那般纯洁和简单，而是平添了许多现实的、阴暗的色彩。

644年11月3日，欧默尔在麦地那率领穆斯林行晨礼之时，被刺客袭击。凶手是信奉基督教的波斯籍奴隶阿布·鲁厄鲁厄，他刺了欧默尔两刀。欧默尔遇刺后，伤势严重，眼看就将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有人建议他指定自己的儿子阿卜杜拉继任哈里发，欧默尔并没有同意。最后，他让奥斯曼、阿里、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赛耳德·阿比·瓦嘎斯、祖拜尔·阿沃姆、泰勒哈·阿卜杜拉等人协商确定哈里发的人选，委派其子阿卜杜拉作为协商的监督者。

欧默尔离世后，奥斯曼等人聚集在圣门弟子米斯瓦尔家中举行会议，商讨哈里发人选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舒拉会议”。圣门弟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或许对哈里发之位并不感兴趣，或许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实力去竞争，他首先放弃了竞选，并推举阿里和奥斯曼为哈里发的继承人。经过激烈争执，奥斯曼获得胜利，成为麦地那国家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在位）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倭马亚氏族，615年皈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鲁基娅和乌姆·库勒苏姆许配给奥斯曼为妻。由于奥斯曼的宗教资历不及参加“舒拉会议”的其他圣门弟子，有很多人对舒拉会议的结果深感不满。奥斯曼即位后，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宣布退出政坛，后来他一直隐居在麦地那郊外；祖拜尔·阿沃姆弃政从商，成为巨富；阿里和泰勒哈·阿卜杜拉尽管表面上承认新任哈里发，却对这一结果耿耿于怀，并成为奥斯曼的主要反对者。

奥斯曼即位之初，阿拉伯人依然令人闻之色变。他们的利剑指向了遥远的马格里布和努比亚地区，他们的铁蹄踏遍了伊朗高原甚至更远的粟特地区。至奥斯曼后期，哈里发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其西部，是不可泅渡的辽阔海洋；在其北部，是不易逾越的高峻群山；在其东部，是难以征服的土著势力。面对这一切，这些行色匆匆的异乡人不得不停止向外扩张的脚步。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共同向外扩张暂时屏蔽了哈里发国家内部的对立和冲突，他们万众一心，一致对外发动战争，收获了无数闻所未闻的战利品。然而，当外部征战停止之时，阿拉伯人相互之间开始内斗。奥斯曼在位后期，以圣门弟子为代表的伊斯兰教贵族与以奥斯曼为代表的倭马亚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渐明显。圣门弟子长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宗教资历颇深，备受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的倚重，在哈里发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圣门弟子深受伊斯兰教初期的民主传统和平等倾向的影响，热心支持共和政体。欧默尔在担任哈里发期间，对圣门弟子予以特殊照顾，呵护倍至。欧默尔实行的年金制度，明确规定了圣门弟子的特殊地位。舒拉会议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圣门弟子，而早年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迁士”几乎人人位高权重。

然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奥斯曼即位以后，并不看重圣门弟子，而是大量起用倭马亚族成员并委以重任。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在位时所推行的以宗教资历确定社会成员地位和器重圣门弟子的政治原则渐成陈迹。646年，哈里发奥斯曼的胞弟瓦里德·欧格白被派到伊拉克地区，出任库法总督；然而，这位仁兄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曾追随麦加的保守势力，屡屡攻击穆斯林，甚至唾骂先知穆罕默德，因而臭名昭著。战功卓著的阿慕尔·阿绥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埃及以后，曾任埃及总督，但奥斯曼将其乳弟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派到那里，取代了阿慕尔·阿绥。而这位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一度背叛先知穆罕默德，投靠麦加的保守势力，并有篡改启示的劣迹，令先知穆罕默德深恶痛绝。630年穆斯林攻占麦加后，先知穆罕默德下令处死14个罪大恶极的古莱西人，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榜上有名，后因奥斯曼出面说情方得赦免。奥斯曼的堂弟麦尔旺·哈克木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趁势作乱，鼓动穆斯林叛教，而在奥斯曼时代却独掌财政大权，掌管年金分配。而且，奥斯曼还将希贾兹北端至陶鲁斯山南麓之间的地区划归叙利亚行省，极大地扩展了其另一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的权力。诚然，被奥斯曼委以重任的人大多具有较强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大多数缺乏必要的宗教资历和相应的社会威望。毫无疑问，奥斯曼重用倭马亚人的政策，危及圣门弟子在哈里发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损害了圣门弟子的利益，导致圣门弟子的强烈不满，从而为哈里发国家内部的纷争埋下了隐患。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征服战争，往往以部落为单位，颇似部族迁徙。阿拉伯人刚刚迈入文明的大门，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各部族关系的重要力量之一。血缘关系的残存，使一些部族势力对被征服行省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行省往往各行其是，对麦地那的哈里发阳奉阴违。阿拉伯人的部落结构并没有消失，阿拉伯部落民深知自身的力量及其在征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自视甚高，并不甘心被古莱西人控制。奥斯曼即位以后，极力削弱部族势力，加强对行省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对行省的财政控制。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出任埃及总督后，自埃及向麦地那缴纳的岁入明显增加。瓦里德·欧格白来到库法以后，声称塞瓦德（即伊拉克南部农业区）是古莱西人的田园，剥夺移居伊拉克的其他阿拉伯部落成员参与分配塞瓦德土地的权利。著名圣门弟子阿卜杜拉·麦斯欧德对瓦里德·欧格白的政策颇有微词，认为他侵犯了阿拉伯战士的权利。然而，阿卜杜拉·麦斯欧德为此惹火上身，奥斯曼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此时的哈里发国家已无所谓平等可言。奥斯曼的行省政策损害了阿拉伯部落民的利益，必然会犯众怒，招致利益受损的阿拉伯人的反对。

奥斯曼在位期间，依照古莱西人的语言统一了《古兰经》的词汇和读音。这件事被当时的穆斯林视为篡夺宗教权力的非分之举。“古兰”一词译自阿拉伯文Our’ān，本意为“读本”，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乃是安拉降示的启示和“天经的原本”，《古兰经》中的一切内容，都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还是由圣门弟子口耳相传，尚未汇编成书。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众多圣门弟子相继阵亡，能够口传和背诵《古兰经》的人日渐减少。为保证《古兰经》经文不至散轶，在欧默尔的极力坚持下，阿布·伯克尔指派栽德·萨比特主持整理《古兰经》。栽德·萨比特是麦地那人，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专门负责记录启示，并根据先知穆罕默德的传授，初步整理出各章节启示的次第。奉阿布·伯克尔之命，栽德·萨比特对先知穆罕默德传布的启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搜集整理，编订成册，称“穆斯哈夫”（即汇集本）。然而，在穆斯林生活的不同地区，《古兰经》的内容和读法仍不完全一样。巴士拉的穆斯林效法阿布·穆萨，库法的穆斯林则效仿阿卜杜拉·麦斯欧德。叙利亚的穆斯林在诵读《古兰经》时，与伊拉克的穆斯林也有不同。653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穆斯林联合进攻亚美尼亚；在诵读《古兰经》时，两支队伍由于读法的差异而发生争执，剑拔弩张。于是，奥斯曼责成栽德·萨比特重新修订《古兰经》。栽德·萨比特率领若干圣门弟子根据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哈福赛保存的《古兰经》“穆斯哈夫”本，依照古莱西人的语言统一全书的词汇和读音，并誊抄7部，1部存于麦地那，其他6部分送麦加、大马士革、也门、巴林、库法和巴士拉，是为“奥斯曼定本”，其余版本的《古兰经》被宣布无效并予以焚毁。《古兰经》版本的最后确定，对于维护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哈里发国家正在渐渐摆脱原始民主制的束缚，走向新的时代。

奥斯曼定本

奥斯曼统治后期，圣门弟子和部族势力江河日下，因此行省部族势力和圣门弟子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哈里发奥斯曼。于是，哈里发奥斯曼成为圣门弟子和部族势力的共同敌人，更成为整个阿拉伯社会的众矢之的。在希贾兹，圣门弟子泰勒哈·阿卜杜拉和祖拜尔·阿沃姆等人猛烈抨击奥斯曼重用亲族和排斥异己，指责奥斯曼侵吞公产、收受贿赂和乱征天课。但是，他们并没有与奥斯曼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而是鼓动移居行省的阿拉伯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倭马亚人和奥斯曼。

哈里发国家的内部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场叛乱。655 年，库法的阿拉伯战士千余人在马立克·阿什塔尔的率领下发动叛乱，驱逐出身倭马亚族的总督赛耳德·阿绥，迫使奥斯曼重新起用阿布·穆萨出任库法总督。奥斯曼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他召集倭马亚族的穆阿威叶、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赛耳德·阿绥和阿慕尔·阿绥等人商讨对策。穆阿威叶认为，整个希贾兹充斥着圣门弟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哈里发势单力孤，建议奥斯曼将驻地迁往大马士革，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然而，奥斯曼不愿离开先知穆罕默德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拒绝了穆阿威叶的建议，依旧留居麦地那。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统治着西起大西洋沿岸东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曾经声名显赫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也成了它的手下败将。然而，哈里发却没有保卫自己的常备军。在当时，每一个阿拉伯人都被视为哈里发的战士，麦地那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656年4月，大约500名阿拉伯战士，其中包括阿布·伯克尔的养子穆罕默德·阿比·侯宰法，离开埃及返回麦地那，围攻哈里发奥斯曼。656年6月17日，反叛者冲进了哈里发的宅邸，穆罕默德·阿比·侯宰法用刀猛刺奥斯曼。当时，奥斯曼正在诵读《古兰经》，他的鲜血浸染了翻开着的经书。后来，穆斯林将这部带血的《古兰经》视为圣物，存放于巴士拉一清真寺内。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历巴士拉时曾目睹过这部《古兰经》，奥斯曼的血迹犹在，“安拉将替你们抵御他们。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一行字在斑斑血迹中有些模糊。

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奥斯曼是第一个死于穆斯林之手的哈里发。奥斯曼的遇难是伊斯兰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一个让后世追慕的时代蕴藏着深刻的危机，麦地那时代共和政体的末日已经来临。奥斯曼的罹难埋葬了温麦内部的和平，揭开了穆斯林内战的序幕。残酷的杀戮和激烈的权力角逐，使哈里发国家的圣洁形象荡然无存。

萧墙祸起

经过多年的等待，一直恬退隐忍的阿里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日子。奥斯曼死后，反叛者拥戴阿里出任新的哈里发。阿里（656—661在位）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哈希姆氏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其父阿布·塔里布是哈希姆氏族的首领，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伯父。阿布·塔里布因为家境贫寒，曾将阿里托付先知穆罕默德抚养。阿里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圣门弟子之一，长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左右，功勋卓著。

先知穆罕默德将阿里视若己出，并将爱女法蒂玛许配与阿里为妻，恩宠倍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时，阿里认为哈里发的人选应当出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对于欧默尔和阿布·欧拜德积极拥立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做法并非完全支持，而保持着暧昧的态度。阿布·伯克尔、欧默尔和奥斯曼在位期间，阿里似乎受到其他“迁士”的排斥，建树甚少，仅仅致力于整理《古兰经》和搜集“圣训”的活动，并与“辅士”有颇为密切的联系。

如同阿布·伯克尔一样，阿里在即位之初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然而，时过境迁，阿里要处理的问题更加复杂。当年，阿布·伯克尔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主要来自半岛各地的非穆斯林势力，而阿里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则来自穆斯林内部。阿里即位以后，先前反对奥斯曼的各种势力各怀鬼胎，不再团结一心。早在奥斯曼遇害前夕，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便借朝觐之名离开麦地那，前往麦加。奥斯曼死后，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等“迁士”也相继来到麦加。他们都不承认阿里的地位，试图与阿里分庭抗礼。不久，阿以莎、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及其追随者离开麦加，进入巴士拉，与巴士拉的阿拉伯士兵共谋起事，迫使阿里任命的巴士拉总督奥斯曼·胡奈夫弃城而逃。

阿里即位以后，显得势单力薄，其麾下仅有来自埃及的500余名战士。面对来自巴士拉的挑战，哈里发无以应对，但他还是决定倾其全力讨伐巴士拉，以振君威。于是，阿里离开麦地那，奔赴伊拉克的另一军事重镇库法，那里有阿里的支持者。当阿里来到库法之后，受到了库法总督阿布·穆萨及众多阿拉伯战士的热烈欢迎。阿里率领万余名阿拉伯士兵，浩浩荡荡向巴士拉进发。656年12月，双方在巴士拉郊外展开激战。由于阿以莎乘驼轿出现在战场上，双方士兵围着驼轿相互厮杀，因此这次战斗被称作“骆驼之战”。“骆驼之战”在伊斯兰历史上首开穆斯林内战的先河，数千名阿拉伯士兵为此献出了生命，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等众多圣门弟子在战斗中相继丧生。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都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圣门弟子；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以天园许诺10位圣门弟子，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均名列其中。他们的罹难，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阿里获得胜利以后，为交战双方阵亡的穆斯林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并且以最高的礼遇将阿以莎送回麦地那。然而，逝去的那些生命有如南去的幼发拉底河水，直奔辽阔的大海不再回来；内战的伤痕和阴霾留在穆斯林心中久久不能消去。

阿里平息巴士拉的敌对势力以后，将伊拉克、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等地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然而，盘踞在叙利亚的穆阿威叶的势力不断膨胀，并且一直反对阿里，是阿里的心腹大患。穆阿威叶原本是欧默尔任命的叙利亚总督。奥斯曼即位后，任人唯亲，获得了统治叙利亚的广泛权力。穆阿威叶颇有心计，他利用在叙利亚前线的有利条件，通过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割据一方。奥斯曼被杀后，其遗孀纳依莱带着奥斯曼的血衣和自己被砍断的手指，来到大马士革，投奔奥斯曼的堂弟穆阿威叶。穆阿威叶将这些实物展示于大马士革的清真寺内，表示要惩办杀害奥斯曼的凶手，并且指责阿里纵容反叛者和庇护杀害奥斯曼的凶手。然而，要是没有攻击和杀害奥斯曼的反叛者的支持，阿里怎么也不可能坐上哈里发的宝座，阿里当然也不会惩罚他自己的支持者了。穆阿威叶其实也深知这一点，他实际上只是想通过这种呼吁，贬低阿里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陷阿里于不义。

“骆驼之战”以后，阿里虽然坐上了哈里发的宝座，但是面对日渐强势的穆阿威叶，他也开始惴惴不安。于是，阿里很快就将矛头指向叙利亚。657年春，阿里聚集8万名阿拉伯战士自库法北进，直逼叙利亚行省。穆阿威叶率6万人马迎战，双方对峙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绥芬平原。657年7月，阿里手下的马立克·阿什塔尔率领伊拉克战士发起猛攻，叙利亚军队立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在这危急的关头，穆阿威叶采纳阿慕尔·阿绥的建议，命令叙利亚战士将《古兰经》系在矛尖，高喊“让安拉裁决”，要求停止厮杀，举行和谈。伊拉克战士尽管占据上风，但是他们不愿看到穆斯林同胞手足相残，因而许多人倾向于和谈。阿里于是下令伊拉克的穆斯林士兵停止进攻，接受穆阿威叶一方的和谈建议。

穆阿威与阿里的娞平原之战

658年1月，双方的和谈在阿兹鲁举行。阿里的谈判代表是前库法总督阿布·穆萨，穆阿威叶的代表是曾任埃及总督的阿慕尔·阿绥。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阿布·穆萨和阿慕尔·阿绥在谈判过程中互不相让，僵持不下。经过几天的争执，他们最后达成一项共识：阿里和穆阿威叶都没有资格出任哈里发。这样的谈判结果貌似公允，实则对阿里十分不利，毕竟阿里已经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而穆阿威叶只不过是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而已。因此，公断人的判定剥夺了阿里出任哈里发的资格，而穆阿威叶所失去的只是尚未成为事实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他已经在心底埋藏了很久的秘密，是从来不敢公开说出来的。阿里最后拒绝了仲裁结果，但是诉诸仲裁的方式本身就已经给阿里一方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原本支持阿里的伊拉克士兵一万余人反对阿里与穆阿威叶进行和谈，他们自称哈瓦立及（意为出走者），不再支持阿里。他们高呼“除安拉外别无仲裁”的口号，随即撤离了阿里一方的营地，聚集在库法附近的哈鲁拉，并推选名为阿卜杜拉·瓦哈布的阿拉伯战士为哈里发。阿里曾亲自前往哈鲁拉劝说众人回到库法，有许多人的立场并不坚定，重新成为阿里的支持者。然而，仍有3000余人不为阿里的话所动，继续与阿里为敌，这些人就被称作哈瓦立及派。

绥芬之战和阿兹鲁仲裁以后，穆阿威叶一直在默默地积蓄力量，伺机夺取哈里发之位。穆阿威叶暂时停止了对拜占庭的征战，以贡赋换和平，解除了叙利亚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穆阿威叶击败阿里任命的埃及总督，占据了富庶的尼罗河流域。此时，阿里的处境十分不妙。哈瓦立及派在伊拉克境内的频繁活动，让阿里十分恼火；法尔斯和克尔曼等地的波斯土著势力屡屡反叛，阿里政权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面对这些困扰，阿里不得不亲自率军出征。658年，阿里在伊拉克的纳赫拉万重创哈瓦立及派，阿卜杜拉·瓦哈布和1800余名哈瓦立及派战士阵亡。纳赫拉万之战使阿里与哈瓦立及派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哈瓦立及派的残部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打击他们的敌人。哈瓦立及派不仅反对穆阿威叶和阿慕尔·阿绥，而且决意除掉阿里，为在纳赫拉万之战中阵亡的兄弟复仇。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661年1月，哈瓦立及派的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勒贾姆在库法附近的阿扎赫刺杀了阿里。这位声名显赫的圣门弟子，竟只能在凄凉萧索的野地长眠。阿里遇难的地方原本荒无人烟，后来什叶派穆斯林将该地奉为圣地，朝拜者络绎不绝，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伊拉克的著名城市纳贾夫。

位于纳贾夫的阿里陵

阿里魂断荒原。穆阿威叶在耶路撒冷“黄袍加身”，被叙利亚的阿拉伯战士拥立为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一个新的王朝开始了。阿里死后，伊拉克的阿拉伯战士试图拥立阿里的长子哈桑继承哈里发之位，与穆阿威叶及其叙利亚支持者抗衡。然而，哈桑或许出于对穆斯林内部权位争夺的厌倦，或许由于对自己的支持者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信心，主动致函穆阿威叶请求和解，承认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并且隐居麦地那。于是，穆斯林结束内战，伊斯兰世界暂时恢复了统一的状态。

4　天朝的背影

君临天下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是一个充满宗教激情的时代，是一个具有浓厚平等色彩的时代，是一个具有强烈民主倾向的时代。661年阿里仙去，这个伟大的时代宣告结束。倭马亚人穆阿威叶在叙利亚开始了伊斯兰史上的另一个时代，这就是倭马亚时代。倭马亚王朝定都大马士革，哈里发国家的重心由希贾兹转移到叙利亚，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由共和制变为君主制。

倭马亚王朝开国之君穆阿威叶（661—680在位）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倭马亚氏族，是麦加富商阿布·苏福彦的次子。630年，穆阿威叶随其父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移居麦地那，深得先知穆罕默德的器重。穆阿威叶自633年随其兄叶齐德出征叙利亚，屡建战功，639年出任叙利亚总督，驻扎大马士革。哈里发奥斯曼离世以后，穆阿威叶成为倭马亚族中最有势力的政治人物。他盘踞叙利亚，以为奥斯曼复仇的名义，长期与阿里分庭抗礼，直至迫使阿里的长子哈桑在其父遇刺后放弃哈里发权位的要求，进而控制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穆阿威叶像

穆阿威叶取得哈里发之位后，为寻求更多的支持者，改变麦地那时代神权至上的政治原则，着力淡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实行非伊斯兰教化色彩的世俗统治。倭马亚王朝的支持者，主要是移居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信奉基督教的原住民。哈里发与大马士革的基督徒有密切的交往。在众多姬妾中，哈里发最宠幸的梅荪便是基督教雅各派信徒。当然，倭马亚王朝也不可能丢掉阿拉伯人所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倭马亚王朝沿袭阿拉伯人的传统习俗，在大马士革设立贵族会议和部落代表会议，行使咨议会和监督的权力。表面上，穆阿威叶并没有以君主的面目出现在大马士革，在阿拉伯人眼中，他仿佛还是半岛古代的部落酋长。他时常利用星期五聚礼的机会，与席地而坐的穆斯林商讨国事，探讨各种问题。穆斯林几乎可以随意出入他的宫廷，向他倾诉自己的苦闷，请他排解部族之间的纠纷。然而，某种变化正在发生。

穆阿威叶掌管哈里发国家期间，伊斯兰世界的政权结构依然处于相对松散的状态。哈里发主要治理首都所在的区域，即叙利亚一带。在初步稳定政局之后，哈里发重启战端，致力于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早在639年出任叙利亚总督以后，穆阿威叶利用拜占庭帝国遗弃在叙利亚港口城市阿克等地的船坞，建立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支海军，并于649—650年率领舰队出征，夺取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基地塞浦路斯和罗得岛。655年，穆阿威叶率领穆斯林舰队自叙利亚和埃及的港口再度出征，在菲尼克斯附近海域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率领的庞大舰队展开激战，史称“船桅之战”；穆斯林将自己的战船与拜占庭战船连在一起进行肉搏，摧毁了拜占庭舰队，从而控制了地中海东部水域。此后，穆阿威叶为了与阿里抗衡，一度与拜占庭帝国休战。668年，穆阿威叶结束与拜占庭帝国的休战状态，恢复对陶鲁斯山以北地区的攻势。穆斯林将领法达莱率军越过陶鲁斯山，深入小亚细亚半岛腹地，在卡尔西顿安营扎寨，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冬季过去之后，穆斯林军队开始对拜占庭施加压力。法达莱与前来增援的穆阿威叶之子叶齐德联合出击，向君士坦丁堡发起猛攻。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率守军拼死抵抗，穆斯林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穆斯林久攻不克，不得不于669年夏季撤回叙利亚。穆斯林在今后的数百年之间，都没有将君士坦丁堡收入囊中。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674年，穆阿威叶再度重拳出击，遣大军占领马尔马拉海南岸重镇西齐克斯，威逼君士坦丁堡。穆斯林舰队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海域屡败拜占庭舰队，形成对君士坦丁堡的海陆夹击之势。拜占庭军队据险固守，借助著名的“希腊火”抵御穆斯林的海上攻势，方使君士坦丁堡幸免于陷落的厄运。

穆阿威叶在治理叙利亚和领导战争的同时，将其他区域交给大权在握的行省总督掌管，他与行省总督保持着近乎合作的关系，竭力避免冲突。穆阿威叶曾经宣称：“用鞭子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宝剑；用舌头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鞭子。在我和同胞之间，即使只有一根头发在联系着，我也不让它断了。他们拉得紧，我就放松些；他们放松了，我就拉紧些。”穆阿威叶之出任哈里发，引起众多权贵的不满。或许出于缓解行省势力与倭马亚人之间的对立的考虑，穆阿威叶放弃了奥斯曼在位期间奉行的亲族政治原则。这一时期，倭马亚人大都闲居在遥远的希贾兹，远离哈里发国家的权力中心。

穆阿威叶重用曾经与其生死与共、功勋卓著的将领。阿慕尔·阿绥、穆吉拉·舒尔白和齐亚德·阿比是哈里发国家的股肱重臣，备受穆阿威叶的青睐，权倾一时。后人将阿慕尔·阿绥、穆吉拉·舒尔白、齐亚德·阿比与穆阿威叶一同誉为当时阿拉伯穆斯林中的四位天才政治家。阿慕尔·阿绥是穆阿威叶在与阿里抗衡期间的主要支持者，曾在绥芬之战中使穆阿威叶免遭败绩；他还于658年击败阿里的支持者，攻占尼罗河流域，继而出任埃及总督，可谓倭马亚王朝的开国元勋。663年，阿慕尔·阿绥在弗斯塔特走完自己战功赫赫的一生。继阿慕尔·阿绥之后，出身“辅士”的麦斯拉玛·穆哈拉德于667—682年间出任埃及总督，他是穆阿威叶在位期间官居行省总督要职的唯一“辅士”。穆吉拉·舒尔白出身于塔伊夫的萨奇夫部落，629年来到麦地那并皈依伊斯兰教，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返回塔伊夫，捣毁萨奇夫部落崇拜的神像，因而名声大噪。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穆吉拉·舒尔白是穆斯林在伊拉克南部战场的重要将领，被欧默尔任命为巴林总督和巴士拉总督，奥斯曼即位后改任库法总督。穆阿威叶与阿里争斗期间，穆吉拉·舒尔白颇为谨慎，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介入双方的冲突。当时的伊拉克形势极为严峻，是穆阿威叶的心腹大患。穆阿威叶成为哈里发后，任命穆吉拉·舒尔白为库法总督，委以治理伊拉克的重任。阿里遇难和哈桑隐退，使伊拉克阿拉伯人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征服时代移入伊拉克的诸多部落之间的积怨甚深，阿里的残部与哈瓦立及派时有冲突，而倭马亚人则被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视为共同的仇敌。穆吉拉·舒尔白此时出任库法总督，可谓临危受命。面对险恶的形势，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利用来自塔伊夫的特殊身世，在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与倭马亚王朝对抗的关系中形似中立，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在此基础上，他借助自己的同族萨奇夫部落的势力，唆使阿里的残部与哈瓦立及派相互残杀，同时以扎格罗斯山区的岁入为诱饵，笼络人心，初步缓和了伊拉克阿拉伯人与倭马亚王朝的对立情绪。齐亚德·阿比与穆吉拉·舒尔白是同乡，出身卑微，其母苏迈亚曾与穆阿威叶的父亲阿布·苏福彦姘居。齐亚德·阿比参加过伊拉克南部的征服战争，内战期间追随阿里反对穆阿威叶，在阿里死后仍拒绝支持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663年，穆阿威叶授意库法总督穆吉拉·舒尔白出面调解，将齐亚德·阿比招到大马士革，承认齐亚德·阿比是自己的兄弟，并出资100万第纳尔，诱使齐亚德归顺倭马亚王朝。664年，穆阿威叶委派齐亚德·阿比出任巴士拉总督，取代倭马亚人阿卜杜拉·阿米尔。670年穆吉拉·舒尔白死后，齐亚德·阿比兼任库法总督，统辖伊拉克及伊朗高原，成为倭马亚王朝在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权力象征。齐亚德·阿比与穆吉拉·舒尔白风格迥异，奉行恐怖政策，以残暴著称。他曾豢养亲兵数千人，专门“整治”那些不愿服从倭马亚王朝统治的阿拉伯人。齐亚德·阿比的政绩卓著，他先后在巴士拉和库法打破血缘群体的界限，按照地域的原则重新划分居住单位。并且建立相应的行政体系，有效地遏制了部落势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稳定了伊拉克的社会秩序。671年，齐亚德·阿比将库法和巴士拉的数万阿拉伯战士及其眷属迁往伊朗高原东部的呼罗珊。这一举措使伊拉克的紧张形势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呼罗珊从此成为威胁倭马亚王朝统治的隐患所在。

先知穆罕默德以后，哈里发的权位继承问题长期困扰着穆斯林社会。麦地那时代末期，阿里与祖拜尔·阿沃姆、泰勒哈·阿卜杜拉以及与穆阿威叶之间的内战，埋葬了选举产生哈里发的制度，圣门弟子操纵哈里发人选的时代一去不返。679年，穆阿威叶宣布废除选举产生哈里发的传统原则，指定其子叶齐德为自己的继承人，并下令穆斯林宣誓效忠于叶齐德，首开哈里发家族世袭的先河。穆阿威叶因此区别于麦地那时代诸哈里发，成为伊斯兰史上的第一位君王。

同时在位的两位哈里发

公元680年，倭马亚王朝的开国之君穆阿威叶在大马士革与世长辞，其子叶齐德（680—683在位）承袭父位，出任哈里发。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大都是倭马亚族的追随者，宣誓拥戴大马士革的新哈里发。然而，在伊拉克和希贾兹，有许多阿拉伯人反对倭马亚族的统治，他们拒绝承认叶齐德出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试图拥戴阿里的后裔。此时，阿里的长子哈桑已不在人世。于是，他们将目光集中到阿里的次子侯赛因身上，迎请侯赛因前往库法出任哈里发。不久，侯赛因携家眷及百余名扈从离开麦加，奔赴伊拉克，希望获得新的政治生命。伊拉克总督欧拜杜拉·齐亚德获悉此事后，遣著名圣门弟子赛耳德·阿比·瓦嘎斯之子欧默尔率4000名骑兵拦截侯赛因。

680年10月10日，欧默尔将侯赛因一行围困在库法西北部的卡尔巴拉，寸步难行。侯赛因拒绝投降，双方迅即展开激战。侯赛因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但是欧默尔却对侯赛因的特殊身份漠然视之，毫不迟疑将其斩杀，并且割下侯赛因的头颅，连同他的妹妹宰纳卜及其儿子阿里·奥沙，送至大马士革邀功，此即著名的卡尔巴拉惨案。叶齐德对于侯赛因身首异处这一不幸的结局深感遗憾，他让侯赛因的家眷取回侯赛因的头颅与其遗体合葬在卡尔巴拉。后来，什叶派穆斯林将侯赛因长眠之处卡尔巴拉视为圣地，每逢10月10日，都在这里缅怀蒙难的侯赛因。

卡尔巴拉惨案有如一把大火，点燃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战。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团结在阿卜杜拉周围，伺机起事。阿卜杜拉出身名门，乃著名圣门弟子祖拜尔·阿沃姆之子，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的外甥。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末期，阿卜杜拉追随其父对抗阿里，曾在“骆驼之战”前夕引领库法的穆斯林聚礼。穆阿威叶在位期间，阿卜杜拉隐居麦地那，一直在等待复出的时机。侯赛因死后，阿卜杜拉见有机可乘，便离开麦地那来到麦加，自称“圣族的保护者”，公开反对倭马亚王朝。新任哈里发叶齐德当然不能让阿卜杜拉的希望成为现实。683年，叶齐德派遣穆斯林·欧格白率军12000余人自叙利亚攻入希贾兹，力图铲除在希贾兹的反对势力。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豪拉首战告捷，继而长驱直入攻克麦地那。在进军麦加途中，穆斯林·欧格白却因病归天，侯赛因·努麦尔继任倭马亚军队主将。侯赛因·努麦尔屯兵麦加城外，向克尔白发射弩石，致使克尔白起火，玄石碎成三片。倭马亚王朝将士一路高歌猛进之际，大马士革却传来了哈里发叶齐德暴卒的消息。于是，侯赛因·努麦尔不得不即刻撤离麦加，班师北归，暂时停止了对希贾兹地区反对力量的清剿。

叶齐德驾崩以后，其子穆阿威叶二世（683—684在位）即位。穆阿威叶二世年幼多病，在位不足3月便命赴黄泉。穆阿威叶二世并无子嗣，生前亦未指定继承人选。在他死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之位竟无人继承。此时，阿卜杜拉在麦加被拥立为哈里发，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大都支持阿卜杜拉，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中颇具势力的凯斯部落也倾向于麦加一方。大马士革的上空阴云密布，倭马亚王朝危机四伏，穆阿威叶开创的基业行将毁于一旦。危难之际，倭马亚人采取舒拉的形式，于684年6月在查比叶推举麦尔旺·哈克木出任哈里发（684—685在位）。

麦尔旺·哈克木即位时，倭马亚王朝的有效控制还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区域，即叙利亚部分地区；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是麦加的哈里发阿卜杜拉。然而，阿卜杜拉并没有趁麦尔旺·哈克木立足未稳之机，进攻岌岌可危的倭马亚人。他似乎无意离开希贾兹，而是全心全意致力于平息哈瓦立及派的骚乱，因而丧失了击败倭马亚人的绝好时机。684年7月，麦尔旺·哈克木在拉希特草原击败阿卜杜拉的支持者，攻占大马士革，进而恢复了倭马亚王朝在叙利亚全境的统治。随后，麦尔旺·哈克木的军队力克埃及，将尼罗河流域重新收入囊中。麦尔旺·哈克木虽在位不足两年，但他初步稳定了倭马亚人的统治，改变了大马士革与麦加之间的力量对比。另外，麦尔旺·哈克木于在位期间剥夺了叶齐德之子哈立德继任哈里发的资格，指定其子阿卜杜勒·马立克和阿卜杜勒·阿齐兹作为自己的第一继承人和第二继承人，使倭马亚王朝结束了苏福彦系时代，进入麦尔旺系时代。

685年麦尔旺·哈克木死后，马立克（685—705在位）在大马士革即位。此时，伊斯兰世界依旧处于分裂状态，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与麦加的哈里发分庭抗礼，阿卜杜拉还略占优势。但是，阿卜杜拉似乎忽视倭马亚人的存在，没有将其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仍然排斥和镇压曾经与自己共同反对倭马亚王朝的什叶派和哈瓦立及派，加剧了反对倭马亚王朝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穆赫塔尔在库法的起义。

穆赫塔尔出身于塔伊夫的萨奇夫部落，自其父阿布·乌巴德于634年在伊拉克战场阵亡以后，即由欧默尔和阿里相继抚养。680年，穆赫塔尔由于追随侯赛因，反对叶齐德出任哈里发而身陷囹圄。穆赫塔尔获释以后，最初投奔阿卜杜拉，并以阿卜杜拉的名义在库法从事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活动。后来，穆赫塔尔脱离阿卜杜拉，自成一派，拥立阿里之子伊本·哈奈菲叶为宗教领袖，以“为侯赛因复仇”为口号，于685年占据库法，其追随者遍及伊拉克各地。穆赫塔尔及其追随者所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倭马亚王朝和那些制造卡尔巴拉惨案的元凶，事实上对阿卜杜拉的事业颇有助益。然而，阿卜杜拉并不这么看，他不能容忍穆赫塔尔自立派系和支持阿里后裔的行为，欲先除之而后快。687年，阿卜杜拉的弟弟穆斯阿卜率军进攻库法，双方苦战数月，终于决出胜负。穆赫塔尔因寡不敌众，兵败身亡。此后，穆斯阿卜虽控制了伊拉克全境，但是也已元气大伤。

691年，马立克御驾亲征，率倭马亚王朝军队挺进伊拉克。穆斯阿卜拒绝了马立克的劝降，奋力抵抗，最后被倭马亚军队斩杀，喋血疆场。692年，马立克遣军攻击希贾兹，统率军队的是倭马亚王朝著名将领哈查只·尤素夫。哈查只·尤素夫的军队由库法出发，取道塔伊夫，直逼麦加。阿卜杜拉及其追随者固守城池，苦苦支撑半年有余，无奈圣城最终陷落。阿卜杜拉为其忽视倭马亚人的存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哈查只·尤素夫取下阿卜杜拉的首级，送往大马士革，并将其尸体在麦加城悬挂数日，以展天威。

希贾兹是伊斯兰文明的摇篮，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穆斯林曾经在伊斯兰世界豪情万丈，叱咤风云。而今，时过境迁，希贾兹已风光不再。阿卜杜拉与倭马亚王朝的较量，送走了希贾兹穆斯林的背影。麦加的陷落和阿卜杜拉之死，标志着希贾兹的传统势力已日薄西山。麦加和麦地那虽依旧令穆斯林心驰神往，然而那里的居民从此告别了政治舞台上的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

列王之王

倭马亚王朝初期，哈里发的家族世袭已犯众怒，伊斯兰世界笼罩在动荡的阴云之中。倭马亚王朝的马立克击败阿卜杜拉以后，哈里发国家内战平息，天下归一。马立克是倭马亚王朝继穆阿威叶之后的又一位强悍的统治者。他的4个儿子韦里德、苏莱曼、叶齐德二世和希沙姆相继登基，他本人则被誉为“列王之王”。马立克任人唯亲，起用倭马亚人出任要职，不断强化哈里发对各行省事务的控制，明显改变了倭马亚王朝苏福彦系诸哈里发在位期间伊斯兰世界政权结构的松散状态。马立克在位期间，叙利亚籍阿拉伯战士开始演变为哈里发国家的常备军，成为王朝的脊梁。他们不仅年年夏季在叙利亚北部对拜占庭帝国发动例行战争，远赴北非镇压柏柏尔人的起义，而且还长期屯驻东方，压制反叛倭马亚王朝的伊拉克人。

马立克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哈里发，他所实行的语言改革和币制改革在伊斯兰史上遐迩闻名。倭马亚王朝之初，伊斯兰世界的语言庞杂，差异迥然；哈里发国家在沿袭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原有体制的同时，往往让被征服地区的显赫人士参与管理，因此希腊语和波斯语充斥于各种官方文书，干扰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内战平息以后，马立克极力排斥非阿拉伯人，规定阿拉伯语是哈里发国家唯一通用的官方语言。自697年起，伊拉克和伊朗高原的所有官方文书均采用阿拉伯语，波斯语仅限于民间使用，不再作为正式的官方语言。公元700年以后，阿拉伯语在叙利亚、埃及和马格里布取代希腊语，成为唯一正式的官方语言。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化进程，促使“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北非的土著人口逐渐接受了阿拉伯语，进而融入了阿拉伯民族。

阿拉伯人最初并没有自己的货币。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通用的货币是拜占庭帝国发行的金币第纳尔，以及波斯帝国发行的银币迪尔汗。哈里发国家虽然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却依旧沿用两大帝国的货币。欧默尔担任哈里发时期，曾经于640年发行新的圆形银币，每枚重约2克，上面铸有“一切赞颂归于安拉”的字样。奥斯曼即位后，新币加铸“安拉至大”的字样。倭马亚王朝初期，穆阿威叶曾经效仿拜占庭金币的样式，另铸金币，上有穆阿威叶的佩刀图形。麦加的哈里发阿卜杜拉也曾自铸新币，上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和“安拉命人忠诚公正”的字样。马立克即位后，三次发行新币。第一次发行的新币是仿照拜占庭旧币的样式铸造的金币，金币的一面保留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及其子君士坦斯和希拉格里奥的肖像，另一面铸有库法体阿拉伯文“安拉独一”的字样。第二次发行的金币，消除了拜占庭旧币的痕迹，以马立克的肖像取代希拉克略父子的肖像，另一面的边缘增加“伊斯兰纪元70年”的字样。696年，马立克第三次发行新币，上面铸有哈里发的名字和伊斯兰教的象征，分为金币和银币两种，其中金币称第纳尔，银币称迪尔罕。马立克发行的新币在伊斯兰世界迅速推广，取代了原有的旧币，成为主要的流通媒介。马立克币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哈里发国家的重新统一不无关系。币制改革的成功，体现了哈里发集权政治的发展，也为伊斯兰世界各地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马立克时期的钱币

马立克在位期间，已有若干机构助其处理国务。辅佐哈里发治理国家的官僚机构主要有：军事部，始建于欧默尔在位期间，负责阿拉伯战士的登记造册和年金分配；税收部，掌管国有地产和叙利亚的岁入以及各行省作为战利品上缴哈里发的贡税；档案部，始建于穆阿威叶在位期间，初称登记局，负责处理哈里发宫廷的文书；驿政部，始建于穆阿威叶在位期间，至马立克即位后趋于完善，负责大马士革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监察行省事务，被称作“哈里发的耳目”。各部长官直接向哈里发负责，由哈里发节制。马立克任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特别是叙利亚籍阿拉伯人，几乎垄断了所有军政要职，非阿拉伯人大都被排斥于国家权力的核心之外，哈里发国家体现了阿拉伯人统治的浓厚色彩。

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并没有调整行政区划，依旧沿袭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旧制。倭马亚王朝初建之时，哈里发国家划分为9个行省：叙利亚、库法、巴士拉、亚美尼亚、希贾兹、也门、克尔曼与信德、埃及、易弗里基叶。马立克在位期间，改设5个行省：伊拉克、阿拉伯、贾吉拉、埃及、易弗里基叶。过去，各行省统揽军政、财税和司法大权，与中央的关系较为疏远。倭马亚王朝开始强化行省分权原则，不再让地方权力过度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总督的权力范围止于军政领域，中央另设阿米勒掌管财税，卡迪掌管司法。由于非塞姆族臣民的顽强反抗，倭马亚王朝的实际统治范围依然有限，只是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尼罗河流域建立起较为稳固的统治，在其他地区仅仅局限于军事占领和征纳贡税。自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中东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形成东西对峙的政治格局。这种局面遗留至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的东部和西部风格迥异。叙利亚是哈里发直接控制的行省，倭马亚王朝始终未设叙利亚总督一职。在西部，埃及是叙利亚的政治附庸和财源之所在，而易弗里基叶行省长期以来都隶属于埃及总督。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伊拉克总督从哈里发那里得到了十分广泛的权力，著名的铁腕人物齐亚德·阿比、哈查只·尤素夫及其后的叶齐德·穆哈拉布俨然是倭马亚王朝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乃至中亚诸地和印度河流域的权力象征。

又见穆斯林

马立克在位期间，穆斯林内战平息，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穆阿威叶开创的君主制最终确立，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享受着歌舞升平。然而随后不久，新的征服浪潮又开始席卷哈里发国家周围的广阔地区。至韦里德（705—715在位）和苏莱曼（715—717在位）在位时，倭马亚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692年，短命的哈里发阿卜杜拉死后，哈查只·尤素夫出任阿拉伯半岛的总督，一举平息了希贾兹、也门和叶麻麦等地的骚乱。694年，哈查只·尤素夫离开阿拉伯半岛，出任伊拉克总督，受命恢复库法和巴士拉的秩序。此时，尽管哈里发国家的内战已经结束，但是伊拉克仍然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库法的阿拉伯人长期追随阿里家族，与倭马亚王朝积怨甚深。在巴士拉，阿卜杜拉的残余势力和哈瓦立及派活动频繁。倭马亚王朝将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视作心腹大患，因此哈里发马立克对哈查只·尤素夫寄予厚望。694年的一个聚礼日，智勇双全的哈查只·尤素夫佯装驮夫，潜入库法城内，突然出现在等待聚礼的穆斯林面前。他登上讲台，揭开蒙在头上的围巾，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说。他首先引用古诗中的名句作为开场白：“我的祖先曾拨云雾而登高，揭开头巾你们就看清我的真实面貌。”他接着说：“我确信，我看见许多头颅已经成熟，可以收割，而我就是收割的人。我仿佛看到许多头巾与下颌之间流动着的鲜血。你们动辄暴乱……指主发誓，我要像剥树皮那样剥去你们的皮，我要像捆细枝条那样捆绑你们，我要像鞭笞脱离正道的骆驼那样抽打你们……我应许的，就一定办到。”不久，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便尝到了这位新总督的厉害。库法和巴士拉笼罩在极度的恐怖之中，到处是腥风血雨，据称有10万生灵死于哈查只·尤素夫的屠刀之下。著名的“辅士”艾奈斯·马立克年高德劭，学识渊博，深受穆斯林的爱戴，却因支持阿卜杜拉而被哈查只·尤素夫治罪，沦为阶下囚。698年，哈查只·尤素夫委派著名将领穆哈拉布·阿比·苏弗拉率军征讨伊朗高原南部的法尔斯和克尔曼，歼灭了哈瓦立及派的极端势力分支阿兹拉格派。699年，哈查只·尤素夫派阿卜杜勒·拉赫曼·阿什阿斯率军征讨伊朗高原东南部西斯坦的土著王公。这支部队由库法和巴士拉的阿拉伯战士组成，装备精良，能征惯战，号称“孔雀军”。“孔雀军”在西斯坦却流年不利，攻战艰难。众多将士水土不服，思乡心切，削弱了全军的战斗力。然而，哈查只·尤素夫严令阿卜杜勒·拉赫曼·阿什阿斯不得退兵，违者重罚。701年，“孔雀军”不再遵从哈查只·尤素夫的命令，全军哗变。他们撤离西斯坦，经法尔斯进攻伊拉克，在突斯塔尔击败哈查只·尤素夫的军队，继而夺取库法。不久，哈查只·尤素夫从巴士拉发动反攻，在达尔·贾麦金歼灭了“孔雀军”，收复库法。“孔雀军”的反叛，使倭马亚王朝不再信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702年，哈查只·尤素夫在库法与巴士拉之间营建新城，名为瓦西兑（阿拉伯语中意为中间之地），作为自己的驻节之地，并且在此大量屯驻叙利亚籍的阿拉伯战士，以巩固和加强倭马亚王朝对伊拉克地区的控制。哈查只·尤素夫的统治或许极其残酷，将百姓视若草芥，因此后来的史家将他比作嗜杀成性的罗马暴君尼禄。靠着铁腕，他出任伊拉克总督20年，恢复了库法和巴士拉的政治秩序，为哈里发国家在东方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暂时中止了内部的敌对活动，前仆后继地越过伊朗高原，在遥远的东方开始投入新的战争。

骁勇善战的阿拉伯骑兵

阿姆河旧称乌浒水，意为“疯狂的河流”，常常洪水泛滥，河道多变。这条河将伊朗高原的波斯人与中亚的突厥人分隔开来。阿拉伯人将阿姆河右岸不讲波斯语的土著居民统称为突厥人。长久以来，佛教在这一地区的突厥人中颇具影响力。倭马亚王朝初期，阿姆河右岸分布着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戍地、史9国，即所谓“昭武九姓”，系唐朝藩属，由安西都护府节制。704年，哈查只·尤素夫举荐部将古太白·穆斯林（中国史籍称屈底波）出任伊朗高原东部的呼罗珊总督，驻节木鹿。705年，古太白·穆斯林统兵5万越过阿姆河，攻入吐火罗斯坦，占领阿姆河上游重镇巴勒黑。706—712年，古太白·穆斯林率军攻入粟特地区，该区域在中国史籍中称河中府，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古太白·穆斯林很快就占领了阿姆河中游的两座重镇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而降伏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一带。713年，古太白·穆斯林的军队深入锡尔河（旧称药杀水）流域，攻占拔汗那，即费尔干纳（中国史籍称大宛国），而后班师返回呼罗珊。古太白·穆斯林在阿姆河右岸的许多地区焚毁佛教庙宇，建造清真寺，迁入阿拉伯人，强迫突厥人改奉伊斯兰教，初步奠定了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化的基础。数百年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文化中心。714年，古太白·穆斯林再度出征，平定中亚的众多势力的反叛活动。正在志得意满之时，古太白·穆斯林却被自己的士兵夺去了生命。715年，阿拉伯战士哗变，古太白·穆斯林被杀。

在古太白·穆斯林鏖兵中亚之时，哈查只·尤素夫的女婿穆罕默德·嘎希姆在印度河流域攻城略地，纵横驰骋，播撒伊斯兰信仰的种子。据传，那里的海盗抢劫了锡兰（今斯里兰卡）王公送给倭马亚哈里发的8船贡品，于是哈查只·尤素夫委派穆罕默德·嘎希姆前去征讨。710年，穆罕默德·嘎希姆自巴士拉率军东进，沿波斯湾北岸攻入俾路支。穆罕默德·嘎希姆于712年占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而后溯印度河挥师北上，于713年占领旁遮普的佛教圣地木尔坦。随着穆罕默德·嘎希姆的不断推进，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印度河流域，信德和旁遮普成为穆斯林在南亚次大陆的最初据点。相传，哈查只·尤素夫曾向古太白·穆斯林和穆罕默德·嘎希姆许诺，谁先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任命谁做那里的统治者。

倭马亚王朝的军队不仅在东方战场凯歌高奏，而且在西方的攻势也异常凌厉。古太白·穆斯林和穆罕默德·嘎希姆最终并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穆萨·努赛尔的铁骑却终于闯进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大门。

倭马亚王朝建立后，阿拉伯人以埃及为据点，徐徐向西推进。阿慕尔·阿绥之侄欧格白·纳菲率军深入漫天黄沙的马格里布地区，直达大西洋岸边。670年，欧格白·纳菲营建凯鲁万城（位于今突尼斯中部），作为屯驻阿拉伯战士的营地和统治柏柏尔人的据点。683年，欧格白·纳菲进攻马格里布南部的阿特拉斯山区时，遭到柏柏尔人的袭击，在比斯克拉附近的塔胡达殒阵，阿拉伯人被迫撤退。693年，哈桑·努尔曼出任易弗里基叶总督，再度向西部发动攻势，击败反叛的柏柏尔人，驱退拜占庭舰队，夺取凯鲁万。700年，哈桑·努尔曼的部将穆萨·努赛尔继任易弗里基叶总督，最终降伏柏柏尔人，完成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征服。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北非一直被罗马人和拜占庭人踩在脚下。然而，来自欧洲的统治者与土著的柏柏尔人之间不仅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而且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大都习惯于城居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分布范围仅仅局限于马格里布的沿海地带，对追逐水草而居的柏柏尔人影响甚微。相比之下，属于塞姆族的阿拉伯人与属于含姆族的柏柏尔人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阿拉伯人的故乡与柏柏尔人的家园在自然环境方面十分接近，两者的生活方式亦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阿拉伯人仅用数十年的时间，便使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在柏柏尔人的土地上深深扎根。柏柏尔人的伊斯兰教化，为哈里发国家在西方发动进一步的攻势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凯鲁万古城

709年，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发生内讧，贵族罗德里克篡权即位，被废黜的国王尤里安请求穆斯林出兵襄助。710年，穆萨·努赛尔的部将泰利夫率领柏柏尔战士500人渡过海峡，在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登陆；该处至今仍以泰利夫的名字命名，称作塔里法。711年春，穆萨·努赛尔的另一名部将塔立格·齐亚德率领7000名战士，其中大部分是柏柏尔人，从丹吉尔出发，渡海攻入伊比利亚半岛。塔立格·齐亚德登陆的地点被命名为塔立格山，阿拉伯语中读作贾巴勒·塔立格，直布罗陀海峡由此得名。此时，罗德里克正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作战，获悉穆斯林攻入半岛的消息后，便南下迎战。711年7月19日，双方在巴尔柏特河口发生激战。塔立格·齐亚德击溃罗德里克的部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继而挥师北进，势如破竹。穆斯林避开固若金汤的塞维利亚城，攻占西哥特王国的首都托莱多以及马拉加、科尔多瓦诸地。捷报传到凯鲁万，穆萨·努赛尔决定亲自出征，去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功勋。712年6月，穆萨·努赛尔率领8000名阿拉伯勇士冲进伊比利亚半岛，攻占塔立格·齐亚特一度避开的要塞梅立达和塞维利亚，在托莱多与自己的部下会师。此后，穆斯林继续向北方推进，占领萨拉戈萨，逼近阿拉贡、阿斯都里亚及加利西亚等地。713年，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全境，西班牙改称“安达卢西亚”，意为“汪达尔人的土地”，这或许是由于汪达尔人曾经生活在西班牙的缘故。

715年1月，哈里发韦里德将穆萨·努赛尔召回大马士革。穆萨·努赛尔将其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留在伊比利亚半岛，自己荣归大马士革。他将数百名西哥特王公贵族和大量的奇珍异宝献给了哈里发，以换取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厄运很快便降临在他头上。715年底，韦里德病亡，新任哈里发苏莱曼借机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受尽凌辱，穷困潦倒，不得不在希贾兹行乞为生。717年，他在麦加告别了这个给了他无数幸福与痛苦的世界。

716年，穆萨·努赛尔之子阿卜杜勒·阿齐兹死于暗杀，但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行动并没有停止。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在侯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统帅之下，于717年开始在西南欧发起新的攻势，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军法国南部的高卢。穆斯林在高卢的战事并不顺利，法兰克人没有倒在他们的脚下，他们遭到了法兰克人的顽强抵抗。712年，穆斯林兵败于阿奎丹公爵的驻地图卢兹城下，侯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继任者赛木哈·马立克阵亡。732年春，穆斯林越过加龙河谷，击败阿奎丹公爵的人马，占领波尔多，兵抵都尔。732年10月，阿卜杜勒·拉赫曼·贾菲兹统率的穆斯林军队与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统率的部队在都尔附近的普瓦提埃交战。法兰克人的重装步兵列成空心方阵，多次挡住了穆斯林轻骑兵的冲击，直至阿卜杜勒·拉赫曼·贾菲兹阵亡，穆斯林无意再战，在浓浓夜色的掩护下撤回营地。此后，穆斯林偃旗息鼓，逐渐停止了在高卢的攻势。他们与本土的距离已经过于遥远，其攻击力量已经趋于枯竭，哈里发国家在西方的军事扩张达到了自然的极限。

几乎与西进同时，倭马亚王朝在北方也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攻击的目标是苟延残喘的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国家曾经三次试图攻克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发生于穆阿威叶在位期间，最后一次发生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在位期间，而苏莱曼发动的进攻是最具威胁性的一次。苏莱曼的弟弟麦斯莱麦于716年8月率军出征，穿过小亚细亚半岛，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侧。来自叙利亚和埃及的穆斯林舰队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水域游弋，对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形成海陆夹击的态势。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据险固守，利用“希腊火”抵御穆斯林的攻击，并用巨型铁链封锁金角湾，阻挡穆斯林舰队从侧翼的袭击。麦斯莱麦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屯兵达一年之久，但仍然毫无进展。严寒、饥荒和瘟疫不停地吞噬着穆斯林的战斗力，尽管如此，麦斯莱麦仍不肯放弃进攻。他决意夺取君士坦丁堡，亲自踏上欧洲的土地。717年9月苏莱曼死后，欧默尔二世（717—720）即位。新任哈里发严令撤军，麦斯莱麦无奈之下，怏然而归。撤军途中，穆斯林舰队遭到风暴的袭击，损失惨重。

倭马亚时代，穆斯林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展开行动，其强悍早已震惊四邻。新的征服彰显着倭马亚王朝的强盛，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领有西起大西洋沿岸、东至锡尔河流域和旁遮普的辽阔区域。然而，鼎盛的背后潜藏着衰落的阴影，一股危险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它将摧毁由穆阿威叶建立起来的倭马亚王朝，这就是阿拔斯派。

倭马亚帝国版图（750）

致命的阿拔斯派

倭马亚王朝后期，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的后裔建立了一个政治宗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拔斯派。阿拔斯家族虽然是麦加古莱西部落的成员，但是最初并无显赫的地位。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身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却长期追随与伊斯兰教为敌的麦加保守势力。630年，穆斯林一举征服了麦加，此时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才皈依了伊斯兰教。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之子阿卜杜拉·阿拔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著名的圣门弟子，然而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他慎行谨言，并没有卷入穆斯林内部的权力争夺，而是潜心注释《古兰经》和传述“圣训”，被誉为“经典诠释的宗师”。欧默尔和奥斯曼都非常器重阿卜杜拉·阿拔斯。倭马亚王朝建立后，阿拔斯家族与阿里家族过从甚密，与阿里家族一起开始涉足穆斯林内部的政治角逐。

穆罕默德·阿里系阿里之子，其母豪拉为哈尼法部落的贾法尔·哈奈菲叶之女，故而亦称其为伊本·哈奈菲叶，以区别于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所生的哈桑和侯赛因。哈桑和侯赛因死后，穆罕默德·阿里是阿里唯一在世的嫡子，受到阿里家族追随者的拥戴。685年，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在库法发动起义，起义者极力尊崇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宗教领袖“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和阿卜杜拉·阿拔斯因反对倭马亚王朝而在麦加锒铛入狱。后来，穆罕默德·阿里和阿卜杜拉·阿拔斯从麦加移至塔伊夫，以躲避倭马亚王朝的迫害。阿卜杜拉·阿拔斯死后，其子阿里·阿卜杜拉似乎与其父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在当时群雄逐鹿的政治环境中，他倾向于支持倭马亚王朝。因此，阿里·阿卜杜拉在阿卜杜拉·阿拔斯死后不久，即携家眷离开塔伊夫，举家北迁，移居死海南岸的侯麦迈。阿里·阿卜杜拉在倭马亚王朝深得马立克的宠爱，春风得意，仕途亨通。韦里德即位后，阿里·阿卜杜拉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逐渐失去哈里发的宠爱。不久，他由于涉嫌宫廷谋杀而一度失去自由。阿里·阿卜杜拉之子穆罕默德·阿里也曾在韦里德朝供职，并且跟随韦里德征讨过拜占庭帝国。由此可见，阿拔斯家族虽曾与阿里的后裔联系密切，然而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反对倭马亚王朝，更无谋权篡位之意向，他们是倭马亚王朝的“顺民”。

公元700年，阿里家族的追随者所公认的最后一位领袖穆罕默德·阿里在塔伊夫病故，其后阿里家族成员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分歧。穆罕默德·阿里的追随者大都拥戴其子阿布·哈希姆作为新的伊玛目，这些人因此被称作哈希姆派。然而，阿里家族的其他成员拒绝承认阿布·哈希姆作为阿里家族的首领和伊玛目的地位，阿里家族的追随者趋于分裂。阿布·哈希姆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即为其政治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717年，阿布·哈希姆在死海南部阿拔斯家族驻地侯麦迈中毒身亡。阿布·哈希姆没有子嗣，弥留之际他将阿里家族获取“信仰真谛”的凭证即所谓“黄色手卷”，以及哈希姆派成员的名单交给阿拔斯家族的穆罕默德·阿里，从而使穆罕默德·阿里承袭了伊玛目的称号和哈希姆派首领的权力。由于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四分五裂，哈希姆派对阿里家族逐渐失去信心，他们开始支持阿拔斯家族。阿布·哈希姆的权力移交，使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哈希姆派拥戴的第一位来自阿拔斯家族的伊玛目。阿拔斯家族开始控制和利用哈希姆派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以图大业，旨在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派运动始露端倪。

自穆阿威叶建朝开始，倭马亚王朝一直经受着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困扰。在伊斯兰世界，许多人认为只有圣族出身的人才有资格出任哈里发。然而，圣族到底指哪些人，在当时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圣族一词源于先知穆罕默德传布的启示，《古兰经》提及圣族数次，意指天房的居民和克尔白的监护者。而在倭马亚王朝看来，圣族即麦加的古莱西人，凡出身古莱西部落者皆有出任哈里发的资格。什叶派则认为，圣族应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阿里及其后裔是圣族唯一的政治代表，其他人出任哈里发皆为僭夺权位的非法行为。因此，680年穆阿威叶死后，阿里家族的支持者恭迎阿里次子侯赛因前往库法出任哈里发。卡尔巴拉惨案导致阿里的追随者与倭马亚王朝势不两立。684年，所谓“悔罪者”在库法暴动，首开什叶派武装起义的先河。685年，阿里家族的支持者在库法发动起义，进一步阐述了“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原则，这也成为什叶派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行动纲领。阿拔斯派运动兴起以后，沿袭了阿里家族支持者“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原则，采取神学宣传的活动形式。在717—747年间，阿拔斯派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所谓的“达尔瓦”。

“达尔瓦”，意为布道或传布真理。阿拔斯派通过达尔瓦的形式，指责倭马亚哈里发抛弃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背离伊斯兰教的准则，抨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是伊斯兰世界罪恶的渊薮和内战的根源。阿拔斯派声称，倭马亚王朝实行世俗统治而非神权政体，伊斯兰教已经遭到倭马亚人的歪曲，必须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信仰，重建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实现穆斯林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尤其需要重新确立先知穆罕默德家族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和神圣权力。倭马亚时代，先知穆罕默德家族主要包括阿里后裔和阿拔斯后裔两支；倭马亚人虽然属于古莱西部落，却非出自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氏族。因此，阿拔斯派的达尔瓦尽管在形式上属宗教范畴的神学宣传，但同时又包含了深刻的现实内容。“归权先知家族”的原则，不仅意味着对倭马亚人出任哈里发的合法性的否定，而且为阿拔斯派与什叶派联合反对倭马亚王朝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倡导“归权先知家族”的原则，阿拔斯派方才在什叶派的沃土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阿拔斯派运动非常神秘，伊玛目隐居在死海南岸的侯麦迈，与世隔绝，仅与哈希姆派的个别首领秘密接触，其真实身份鲜为人知。哈希姆派成为阿拔斯家族的政治工具，其成员主要是分布在库法的阿拉伯人。库法是伊斯兰世界的名城，在穆斯林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末期，库法的阿拉伯人便开始追随阿里，与出身倭马亚家族的哈里发奥斯曼为敌。倭马亚时代，在库法有许多阿拉伯人追随阿里家族，他们是当时的主要政治反对派。然而，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他们分别支持法蒂玛系的哈桑后裔、侯赛因后裔和阿布·哈希姆及其继承人穆罕默德·阿里。阿布·哈希姆虽是阿里之孙，但系庶出，并非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法蒂玛父女二人的直系后裔，其追随者在什叶派中影响甚微。至于阿拔斯家族的穆罕默德·阿里，虽然其祖辈与先知穆罕默德同出一宗，却不属于阿里的后裔。

什叶派与阿拔斯派固然皆有“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要求，但是，穆罕默德·巴基尔和栽德·阿里的追随者极力强调唯有阿里家族中法蒂玛系的成员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具备出任哈里发的合法资格。他们不仅反对倭马亚王朝，而且排斥包括哈希姆派和阿拔斯派在内的其他政治势力继承哈里发权位的要求，歧视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穆罕默德·阿里曾经告诫哈希姆派成员：“当心库法人……不要指望他们的帮助。”“不要从库法人中吸收过多的支持者。”显然，阿拔斯派和哈希姆派与什叶派法蒂玛系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分歧。尽管库法具有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基础，但是什叶派的分裂使阿拔斯派运动在库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阿拔斯人在库法无力左右什叶派法蒂玛系的追随者，更无法聚合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诸多势力。阿拔斯派需要开辟新的活动空间。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转向呼罗珊。

呼罗珊本意为“东方的土地”，指伊朗高原东部直至阿姆河左岸的广大地区。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后期，阿拉伯人自库法和巴士拉挥师东进，征服了呼罗珊这块东方的土地。倭马亚时代，伊拉克地区政治风云变幻，局势动荡不安，大批阿拉伯人离开伊拉克，涌向呼罗珊，将呼罗珊变成为阿拉伯人在东方的家园。从此，伊拉克地区宁静了许多。然而，东迁的阿拉伯人远离了繁华的大马士革，远离了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在遥远的东方，他们不断蓄积力量；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终将成为倭马亚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

自库法东移的阿拉伯人数量较少，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主要来自巴士拉。这些来到新家园的阿拉伯人无疑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但他们也不支持阿里家族，什叶派在他们中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相传，穆罕默德·阿里曾说：“我们要去争取呼罗珊人的支持，那里有着强悍而无偏见的战士。我的希望寄托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没有阿拉伯贵族的私欲，也没有介入宗派之间的权力角逐……他们正遭受着统治者的盘剥和欺辱，企盼着拯救者的来临。”因此，当阿拔斯人在库法举步维艰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慧眼独具，选择了呼罗珊作为他实现政治宏愿的大本营。

库法的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初开始东移。718年，库法的哈希姆派首领布凯尔·麦罕到达里海南岸的朱尔占地区，进行秘密宣传活动。次年，移居木鹿的阿拉伯人胡扎尔部落首领苏莱曼·卡希尔接受达尔瓦的思想，把阿拔斯派运动的火种播撒在雄壮的伊朗高原。729—736年，布凯尔·麦罕委派哈希姆派成员希达什潜入木鹿，领导呼罗珊的阿拔斯派运动。

达尔瓦在呼罗珊的影响与日俱增，传布范围逐渐扩大，穆罕默德·阿里开始与哈希姆派在呼罗珊的成员频繁接触，加强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且在呼罗珊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秘密组织。伊玛目的使者，包括12名纳奇卡和58名达伊斯，活动在木鹿以及纳萨、阿比沃德、巴勒黑等地，达尔瓦的影响遍及胡扎尔、塔米姆、泰伊、舍伊班、哈尼法、巴吉拉等阿拉伯人部落，呼罗珊随之逐渐取代库法而成为阿拔斯派运动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还与什叶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严格禁止自己的追随者介入什叶派发动的起义，规定纳奇卡和达伊斯必须提防什叶派法蒂玛系的破坏。达尔瓦的东移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它不仅意味着阿拔斯人活动空间的改变，而且体现了阿拔斯派与什叶派日渐分离的发展趋向，原本植根于什叶派土壤的阿拔斯派开始脱离其母体，而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最后的贵族

在倭马亚时代，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高高在上，而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通常低人一等，大多数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并不那么幸福。倭马亚王朝沿袭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旧制，遵循欧默尔的著名设想，即奉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政治原则，歧视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因此，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与阿拉伯穆斯林平起平坐。717年苏莱曼死后，欧默尔二世（717—720在位）即位，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迎来了他们的春天。欧默尔二世是倭马亚时代最为虔诚和开明的哈里发，奉行信仰至上的原则，在穆斯林内部广施仁政，安抚什叶派和哈瓦立及派，取消自穆阿威叶开始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诅咒阿里的言辞。欧默尔二世着力实行税制改革，规定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只需承担天课作为当然的义务，免缴人丁税，旨在消除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之间的差异，鼓励被征服地区的土著居民改宗伊斯兰教。世事难两全，欧默尔二世在美名流传的同时，也使哈里发国家的岁入总额明显减少，导致财政拮据，这也注定了他的政策将难以为继。果然，当叶齐德二世（720—724在位）即哈里发之位后，立即废止了欧默尔二世所推行的税制，依旧向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课以重税，属于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的春天转瞬即逝。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欧默尔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设想，即穆斯林即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即穆斯林。欧默尔的设想与当时麦地那哈里发国家阿拉伯人是穆斯林的主体的历史环境是相适应的。时至倭马亚时代，情形已不同于前。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早已不再局限于阿拉伯半岛，那些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相继皈依伊斯兰教。新加入穆斯林行列的非阿拉伯人甚至开始涉足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至倭马亚王朝后期，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等被征服民族中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势力。他们当然不肯长期屈居阿拉伯人之下，其不满情绪和反抗倾向日渐强烈。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原则和阿拉伯穆斯林统治非阿拉伯血统异教人口的制度逐渐丧失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倭马亚王朝陷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至哈里发希沙姆（724—743在位）时代，哈里发国家尚能维持表面的稳定。然而，此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预示着倭马亚王朝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覆亡。在伊斯兰世界的北部，那些生活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哈扎尔人，常常越过高加索山，进犯哈里发国家的北部边疆。哈里发国家的著名将领麦斯莱麦曾让拜占庭人闻风丧胆，却在与哈扎尔人的交手中一命归天。继麦斯莱麦之后，哈里发麦尔旺·哈克木的嫡孙麦尔旺·穆罕默德勇挑抵御哈扎尔人入侵的重担。他在亚美尼亚土著势力的支持下，经过长达12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将哈扎尔人驱赶到高加索山的北侧，并且于738年一度攻入伏尔加河流域，为哈里发国家赢得了尊严与安全。在与哈扎尔人交战的过程中，麦尔旺·穆罕默德兵权在握，权力甚大。哈扎尔人被赶走以后，麦尔旺·穆罕默德功高盖主，于是将目光转向叙利亚，开始觊觎哈里发的宝座。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柏柏尔人曾经与阿拉伯人有着兄弟般的友谊，曾经共同御敌，并肩作战，驰骋于伊比利亚半岛。然而，一旦对外战事停止，柏柏尔人便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以统治者自居的阿拉伯人。哈瓦立及派自伊拉克传入马格里布地区后，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740年，追随哈瓦立及派的柏柏尔人发动反叛，声势浩大，让留守当地的阿拉伯人吃尽了苦头。驻守马格里布的阿拉伯战士屡遭败绩，溃不成军，纷纷逃往伊比利亚半岛。742年，哈里发倾尽全力，自叙利亚派遣重兵进入马格里布，击败反叛的柏柏尔人。但是，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却因此趋于枯竭。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边隘，阿姆河右岸的突厥王公屡屡反叛，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频频告急。倭马亚王朝不得不将两万余名阿拉伯战士迁往呼罗珊，以加强东部的防务。突厥王公的反叛得到平息，但是呼罗珊地区与倭马亚王朝之间的矛盾却因此加剧。

743年希沙姆死后，哈里发国家忽然变得动荡不安，倭马亚王朝面临来自各方的严峻挑战。倭马亚人相互倾轧，哈里发频繁更替。韦里德二世（743—744在位）在位仅仅一年便死于内讧，叶齐德三世（744在位）在位仅仅半年亦暴病身亡。744年底，驱逐哈扎尔人有功的著名将领麦尔旺·穆罕默德见有机可乘，便自亚美尼亚进军叙利亚，击败叶齐德三世的弟弟易卜拉欣（744在位），在大马士革即位，是为麦尔旺二世（744—750在位）。此时，倭马亚王朝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往日辉煌的基业只剩下断壁残垣。麦尔旺二世尽管不乏盛世之君的统治才能，却已无力回天。

时间的刻度

倭马亚时代，那些圣门弟子难以抵挡时间的利刃，相继离开人世，再传弟子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由原来的麦地那和麦加转移到巴士拉和库法。再传弟子中仍有不少阿拉伯人，但是有些在伊斯兰世界闻名遐迩的学者并不具有阿拉伯血统，阿拉伯血统的再传弟子的影响力显然不如其先辈。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再传弟子中异族穆斯林的增多，非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力大盛。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以后，往往根据《圣经》中的传说诠释《古兰经》中的某些启示，从而形成“基督教式与以色列式”的经注学。犹太血统的穆斯林阿卜杜拉·赛兰在诠释《古兰经》中关于安拉创世的启示时写道：安拉于礼拜日开始创造宇宙万物，礼拜日和礼拜一造化地面，礼拜二和礼拜三造化粮食和山岩，礼拜四和礼拜五造化诸天，到了礼拜五的最后一个时辰，才忙着把阿丹造化出来，末日天地的毁灭，就是发生在造化阿丹的这个时辰。诸如此类的《古兰经》诠释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且在穆斯林中传播甚广，影响极大。希腊哲学博大精深，是西方古典文化的精髓。倭马亚时代，许多穆斯林学者对希腊哲学颇有研究，试图借鉴希腊哲学的逻辑推导和理性思辨的原则论证伊斯兰教信仰，探讨诸如安拉的本体与其属性的关系、安拉前定与自由意志以及宇宙论、认识论等神学命题和哲学命题，进而形成伊斯兰教特有的宗教哲学体系，即教义学。另外，拉丁语及希腊语与阿拉伯语的法学术语颇多相似，体现了地中海古典世界的法学思想和法律概念对于伊斯兰教法的广泛影响；基督教中关于救世主的概念，则应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之马赫迪思想的原型。

伊斯兰教诞生初期，炽热的宗教情感和几近疯狂的战争让阿拉伯人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诗歌传统。在那个崇尚英雄的时代，诗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倭马亚王朝建立后，诗人和诗歌创作再次迎来了春天。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歌舞升平，缱绻缠绵的情诗蔚然成风。麦加人欧默尔·阿比·拉比尔（644—720）家境殷实，相貌俊美，一生放浪形骸，徜徉在情场欲海自得其乐。其诗作在形式上打破了古体诗的传统限制，语言清新明快，长于叙事，富于激情，被西方人称作“阿拉伯的奥维德”。麦地那人贾米勒（？—701）钟爱卜赛娜，却是有缘无分。贾米勒眼见心爱之人嫁作他人妇，内心极度痛苦，于是将这无尽的哀怨倾注在诗歌之中。贾米勒的长诗极尽缠绵，怆恻凄凉，情调哀婉，后来被谱写成曲，在民间广为传唱。阿拉伯“文学三杰”阿赫泰勒（640—710）、法拉兹德格（640—728）和贾里尔（？—729）常以政治斗争为素材，创作出许多旷古绝伦的精美诗篇。阿赫泰勒原系塔格里布部落的基督教徒，后来移居大马士革，成为哈里发的宫廷诗人。阿赫泰勒倾力赞颂倭马亚家族的高贵血统和辉煌政绩。其诗作选材广泛，想象丰富，观察敏锐，细腻生动。巴士拉人法拉兹德格少年随父学诗，青年时崭露头角，常以刻薄的语言讥诮达官贵人，后入大马士革，为哈里发歌功颂德。其诗语言丰富，气势宏大，旷达不羁。贾里尔出生于叶麻麦的贝都因家庭，天资聪颖，自幼擅长赋诗，后来移居巴士拉，曾在大马士革效力于倭马亚哈里发。其诗古色古香，继承了传统阿拉伯诗歌的风格，对沙漠旷野和游牧生活的细腻刻画，极具特色，他还常常作诗颂扬贝都因人的侠肝义胆，辞藻华美，风格婉约。

倭马亚时代，人们宗教情感淡薄，娱乐成风；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歌手云集。麦加的黑人歌手赛义德·米斯哲哈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学习拜占庭音乐和波斯音乐，将阿拉伯诗歌谱成曲调，可谓伊斯兰音乐的开山祖师。继赛义德·米斯哲哈之后，伊斯兰乐坛出现几位著名歌手。突厥血统的伊本·苏拉吉，曾经师从赛义德·米斯哲哈学习音乐，相传他将波斯琵琶引入希贾兹，并首先使用乐鞭指挥演奏。盖立德有柏柏尔血统，曾师从伊本·苏拉吉学习音乐，后来声名鹊起，成为远近闻名的歌手。麦尔巴德有黑人血统，曾在大马士革的宫廷演唱，备受哈里发的恩宠。阿拉伯人原有的乐器，主要是手鼓、长笛、芦管和皮面琵琶。倭马亚时代，波斯的板面琵琶和木制竖笛等许多乐器相继传入。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和达官贵人大都效仿波斯风习，经常举办歌舞晚会。

倭马亚时代的著名建筑阿姆拉宫，内有众多出自非穆斯林之手的精美壁画。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尔太绥姆在836年营建萨马拉时，下令用裸体人像和狩猎场面的壁画装饰新都的内宫。穆台瓦基勒在位期间，哈里发聘请的拜占庭画匠甚至将基督教堂和僧侣的图案画在萨马拉的内宫墙壁。但是，经训的规定毕竟限制了穆斯林绘制图像的行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始终不允许使用任何有生命的形象装饰殿堂。

阿姆拉宫遗址

穆斯林不能在绘画方面尽情发展，他们把艺术理想寄托在书法上，在书法领域尽情展露自己的才华。许多穆斯林崇尚书法艺术，誊抄《古兰经》蔚然成风。他们不断汲取异族和异教的绘画技巧，将自然的美感融汇于书法艺术之中，使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麦地那时代，库法体阿拉伯文成为流行时尚。这种书体，古朴方正，棱角清晰，线条粗犷，近似于汉字中的篆书。奥斯曼在位期间确定版本的《古兰经》，便用库法体誊抄。倭马亚时代，纳斯赫体阿拉伯文逐渐取代库法体，风行伊斯兰世界。该体盘曲流畅，矫若惊龙，近似汉字中的行书。迪瓦尼体字间聚散分明，字形委婉多姿，近似汉字中的楷书，主要用于公文的书写。苏勒斯体又称三分体，宛若几何图案，字形复杂，字体雍容华贵，飘若浮云，近似汉字中的草书，多用于装饰性的文字书写。

库法体阿拉伯文

过去那些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终日在沙漠与绿洲之间奔走，最初并无严格意义的建筑可言。流动的帐篷就是他们的宅居，浩瀚的旷野就是他们的庙宇，无垠的沙丘就是他们的坟茔。

倭马亚时代，阿拉伯人初别自己的故土，还没有完全适应定居的生活，对沙漠生活尚存丝丝依恋。哈里发似乎并不喜欢喧嚣浮华的大马士革，而是偏爱阒静之处。他们大都隐居在叙利亚沙漠的边缘地带，并建造了众多行宫。这些行宫或在罗马要塞的废墟上重建，或者仿照拜占庭和波斯的建筑风格新筑。马立克曾在叙利亚沙漠的西南侧建造穆瓦盖尔宫（即荣誉宫），其子韦里德二世在穆瓦盖尔宫附近的罗马要塞遗址建造穆斯塔勒宫（即堡宫）和阿兹拉格宫（即蓝宫）。著名的穆沙塔宫（即冬宫）位于上述行宫附近，是贝都因人沙漠建筑的杰作。整个建筑呈正方形，围墙环绕四周，围墙两侧筑有塔楼，正门两侧亦各有塔楼，巨大的水池位于庭院中央，主殿和寝宫依次排列在水池的后面。寝宫两侧各有筒形穹隆，采用波斯风格的尖形弓架结构。主殿内墙有许多壁龛和侧柱，与后来清真寺的殿内装饰如出一辙。阿木赖宫位于死海北端，建于韦里德一世在位期间，用红色石灰石做建筑材料，包括主殿和辅厅。主殿的顶部亦有筒形穹隆，外面的光线由筒形穹隆的窗口射入殿内。辅厅的屋顶各呈筒形穹隆、十字穹隆和三角穹隆，内设浴室和排水设备。主殿的正面墙壁画有哈里发的肖像，侧面墙壁是6个异族君王的画像，其中包括恺撒、波斯皇帝胡斯洛、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国王尼加斯、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其余墙壁以及辅厅也有许多精美的壁画，包括竞技、狩猎的场面和裸体女人的肖像，波斯的艺术风格和拜占庭的绘画技巧在壁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宗教建筑历来是经典建筑艺术的精华。清真寺建筑风格的演变过程，是阿拉伯人传统文化风格与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文化风尚渐趋融会的缩影。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称作“麦斯只德”，意为礼拜的场所，殿堂和浴室是清真寺的基本要素。根据《古兰经》，麦加的克尔白应是最古老的清真寺。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始建于622年，代表早期伊斯兰时代朴实无华的建筑风格。先知清真寺最初是一处长50余米、宽40余米的长方形院落，院内用石块铺地，院墙用土坯砌成，礼拜殿用枣椰树干做梁柱，用枣椰树枝和泥巴盖顶，并无任何装饰。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将一棵枣椰树的根部固定在殿内前部的地上作为讲台（敏白尔），后来改用柽柳木制成讲台，并且设置三级阶梯。伴随着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先知清真寺的建筑风格逐渐传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广大地区。在伊拉克，始建于638年前后的巴士拉清真寺和库法清真寺，均为长方形的露天院落，院落的四周最初是芦苇编制的篱笆，后来改用土坯砌墙，茅草盖顶。在北非，弗斯塔特的阿慕尔清真寺始建于642年，凯鲁万的欧格白清真寺始建于670年，其建筑风格也与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大体相近。

倭马亚时代，在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风尚的影响下，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发生变化。穆斯林模仿基督教堂的供坛，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殿内正墙增设凹壁（米哈拉卜），用来指示礼拜的朝向，其他各地的清真寺于是竞相效法。穆斯林还模仿叙利亚原有的望楼和基督教堂的高塔。在清真寺的院墙增设宣礼塔（米宰纳）。伊拉克总督齐亚德·阿比曾在巴士拉清真寺增设7座宣礼塔，埃及总督麦斯莱麦·穆哈拉德于672年在弗斯塔特的阿慕尔清真寺四角增设4座宣礼塔，韦里德一世在位期间的希贾兹总督欧默尔也曾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增设宣礼塔。叙利亚的宣礼塔往往采用石块建造，呈四方形；埃及的宣礼塔多由泥砖砌成，建筑风格与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灯塔颇为相似；在伊拉克，建于阿拔斯时代的萨马拉清真寺，其宣礼塔模仿巴别塔，分为7级，代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米哈拉卜

马立克在位期间，为与阿卜杜拉·祖拜尔及其控制的希贾兹两座圣城分庭抗礼，在耶路撒冷建造了闻名于世的萨赫莱清真寺，又称磐石上的圆顶寺。该寺呈八角形，每边长约20米，高9.5米，墙壁用石块砌成，上面为一巨大的圆顶，由许多方柱和圆柱支撑。据说，萨赫莱清真寺的圆顶，系模仿布斯拉的大教堂和耶路撒冷的圣陵教堂建造。圆顶的表面和八角檐梁镶嵌着彩色的瓷砖，并且刻有精美的库法体《古兰经》经文。圆顶之下陈放着所谓的圣石，长宽各约10米。相传，先知穆罕默德于621年的一个夜晚踏此圣石登宵，遨游天园。该寺建成以后，巨型圆顶和镶嵌细工的建筑风格被穆斯林广为效仿，成为后世清真寺的重要特征。阿克萨清真寺又称远寺，建于韦里德一世在位期间，是耶路撒冷的另一座著名的清真寺。该寺殿内有大理石圆柱53根，方柱49根，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韦里德一世还曾在大马士革基督教圣约翰大教堂的原址，建造倭马亚清真寺。哈里发征集拜占庭、埃及、波斯、印度等地的工匠设计建造，历时数年，耗资1200万迪尔罕。该寺的正面是高10余米的罗马式拱门，拱门两侧各有圆柱，柱顶呈皇冠形状；门内是正方形的露天院落，以瓷砖铺地，庭院的四壁是彩色的镶嵌画；主殿用石块砌成，长136米，宽37米，殿内墙壁和圆柱均用大理石和金银镶嵌，顶部呈圆形，正墙有4个半圆形大理石凹壁。穆斯林保留了圣约翰大教堂南侧原有的两座方形尖塔，并在北侧增设更高的宣礼塔。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和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明显不同于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以及巴士拉、库法、弗斯塔特、凯鲁万等地最初建造的清真寺，体现了阿拉伯人的建筑风格与异族异教艺术风尚的完美结合。

圆顶清真寺

倭马亚清真寺

在时间中不断轮回的人类，总拥有自己对过去的记忆，穆斯林自然不例外。在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一直在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某种体认，这就形成了他们的历史学。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起源于圣训研究，最早研究历史的穆斯林都是造诣极深的圣训学家，最初的历史著作仅仅追寻阿拉伯人的历史，考证“圣训”中提及的诸多内容，如阿拉伯人的谱系、前伊斯兰时代的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次战争始末。阿拔斯时代以前穆斯林编写的历史著作大多失传已久，只有断章残编散见于后世的著述之中。波斯血统的也门人瓦赫卜·穆奈比（？—728）原奉犹太教，后来改宗伊斯兰教并成为著名的圣训学家，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颇有研究，但其著作大都散佚，未能传世；所著《希米叶尔诸王史》一书虽然侥幸留存至今，内容却多有失实之处，不足凭信。

5　来自高原的黑旗

风雨英雄路

公元739年，栽德·阿里离开日渐沉寂的麦地那，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对未来的期许来到库法。栽德·阿里是阿里的曾孙，他身上流动着圣族的血液。库法的什叶派穆斯林对栽德·阿里的到来无不欢欣鼓舞，立即拥戴他为宗教领袖，支持栽德·阿里发动起义。起义者的纲领显现出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还没有超出先知穆罕默德和阿里的遗训所确定的原则：分配伊拉克的国有土地，公平处置战利品，保护弱者，停止强行迁移阿拉伯人。栽德·阿里注定要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公元740年起义爆发后，库法的阿里派再次背弃自己的诺言，栽德·阿里遇害身亡。其子叶赫亚逃往呼罗珊，743年被倭马亚王朝残酷处死。栽德·阿里起义的失败，尤其是叶赫亚的遇难，让呼罗珊人陷入无尽的悲痛。呼罗珊人身着黑色服装，以表达对叶赫亚的哀思，此后黑色便成为呼罗珊人的标志。哀悼叶赫亚的活动共持续了7日，在那一年出生的许多男孩取名为叶赫亚或栽德。

栽德·阿里领导的什叶派起义失败，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呼罗珊人对此感到深深的失望，他们只好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阿拔斯人的身上。当时的倭马亚王朝，已是穷途末路，日薄西山，阿拔斯派运动也不再是单纯的神学宣传，而逐渐转化为一种政治运动。743年，什叶派领袖穆罕默德·阿里在侯麦迈病逝，他将未竟的事业交由其子易卜拉欣去完成。易卜拉欣继任伊玛目的职位，随即委派阿布·穆斯林前往呼罗珊策划起义。

阿布·穆斯林的身世是一个谜，他本人对此亦讳莫如深。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他原名阿布·易斯哈格·易卜拉欣。阿布·穆斯林曾经声称：“我是穆斯林中的一员，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部落……我只信仰伊斯兰教，我只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呼罗珊的土著居民将他视作古代波斯贵族的后裔，南方阿拉伯人说他来自希米叶尔部落，也有人认为他是阿拔斯家族的成员。在他死后，哈里发曼苏尔的宫廷诗人将他描述为库尔德人。现代的研究者大多数认为，阿布·穆斯林系波斯血统的麦瓦利，至于他早年生活在库法还是伊斯法罕或是呼罗珊，没有人知道答案。阿布·穆斯林早年服侍阿拉伯人伊吉勒部落的地产主伊萨·麦奇勒；后者曾经因为负债而被囚禁于库法，他也随主人同住库法。在此期间，阿布·穆斯林得以接触哈希姆派首领布凯尔·麦罕，深受达尔瓦的影响。

公元744年，哈希姆派的新首领阿布·萨拉玛将阿布·穆斯林带到死海南边的侯麦迈，被伊玛目易卜拉欣收留。此后，阿布·穆斯林便成为易卜拉欣的得力助手。他经常往来于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传递伊玛目的指示，并在木鹿等地组织秘密活动。747年4月，易卜拉欣委派卡赫塔巴·沙比卜与阿布·穆斯林一起前往呼罗珊，将作为起义标志的两面黑旗送交阿布·穆斯林，旗上题有《古兰经》中的启示：“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同年6月，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树起黑色的旗帜，拉开了呼罗珊起义的序幕。阿布·穆斯林以“归权先知家族”和实现穆斯林的平等号召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外籍穆斯林参与起义，效果十分明显。移居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籍土著农民并肩作战，赶走了呼罗珊总督纳绥尔·赛亚尔，占领木鹿，继而控制呼罗珊全境。748年秋，卡赫塔巴·沙比卜率军3万人自呼罗珊发动西征，把目标转向了倭马亚王朝的核心地带。卡赫塔巴·沙比卜旗开得胜，很快击败倭马亚王朝将领努巴塔·罕扎拉及其所统率的1万名叙利亚籍战士，攻占伊朗西部重镇莱伊。749年春，卡赫塔巴·沙比卡在贾布拉克再度击溃倭马亚王朝的军队，5万名叙利亚籍战士望风溃逃，起义者攻占伊斯法罕和尼哈温。同年8月，呼罗珊的起义者与倭马亚王朝驻守伊拉克的军队在卡尔巴拉发生激战。卡赫塔巴·沙比卡战死沙场，其子哈桑率军奋力拼杀，逼迫伊拉克总督叶齐德·侯拜拉率残部退守瓦西兑，起义军占领库法。

当呼罗珊的起义者与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东方鏖战之际，在侯麦迈深居简出的易卜拉欣却遭遇不幸。易卜拉欣在狱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很快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易卜拉欣的弟弟阿布·阿拔斯继任伊玛目，费尽周折终于逃脱了倭马亚王朝的追捕，于749年底来到库法。阿布·阿拔斯在库法的一座清真寺内受到了阿拔斯人和呼罗珊起义者的拥戴，成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

什叶派的分支哈希姆派曾经是阿拔斯人的重要政治工具，支持阿拔斯人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活动。然而，随着倭马亚王朝统治的崩溃，哈希姆派与阿拔斯派之间已经没有了合作的基础，他们的矛盾日渐加剧，进而分道扬镳。易卜拉欣的死讯传到库法以后，哈希姆派首领阿布·萨拉玛急速遣使迎请侯赛因的曾孙贾法尔·萨迪克（即后来为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马仪派所公认的第六代伊玛目）前往库法即位，但是遭到阿拔斯派的断然拒绝。阿布·阿拔斯在库法发表登基演说时明确宣布：所谓圣族即是阿拔斯家族，并不包括阿里家族。阿里之兄贾法尔的曾孙阿卜杜拉·穆阿威叶对阿拔斯派的做法十分不满，于749年在伊朗北部发动起义，后遭阿布·穆斯林的杀害。

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支流扎布河畔覆没，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西逃，叙利亚各地纷纷归附阿拔斯派。750年8月，麦尔旺二世在埃及的布希尔遭阿拔斯派追杀，死于非命，倭马亚王朝灭亡。由穆阿威叶开创的倭马亚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住在库法的屠夫

阿拔斯王朝初兴之时，政局动荡，阿布·阿拔斯挥舞着带血的屠刀，极力铲除异己，消除政治隐患。阿布·阿拔斯（750—754在位）在库法登基时自称赛法哈（意为屠夫），即位不久便对倭马亚人实行斩尽杀绝的恐怖政策，意在摧毁旧王朝的残余势力。但是这位屠夫仅仅在位四年，便匆匆离开人世，将一个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家留给了他的弟弟曼苏尔。

750年6月，倭马亚家族80余人应阿布·阿拔斯的叔父阿卜杜拉·阿里的邀请，来到巴勒斯坦的阿布·弗特鲁斯城中赴宴。这些社会名流何曾想到，这是阿拔斯派摆下的鸿门宴。席间，他们几乎全部遇害，只有希沙姆的嫡孙阿卜杜勒·拉赫曼戏剧性地逃离宴席，潜往马格里布，后来在西班牙割据自立。倭马亚王朝的历代哈里发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陵寝遭到破坏，尸体尽受凌辱。希沙姆的尸体尚未腐烂，被掘墓者鞭笞之后，焚为灰烬。由于欧默尔二世素有圣徒的美誉，阿拔斯派并没有掘其墓穴，辱其尸体。

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长久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与阿拔斯派曾经患难与共的什叶派现在成了阿拔斯派最大的敌人。倭马亚时代后期，什叶派曾经与阿拔斯派在“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基础之上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当倭马亚王朝这个共同的敌人不再存在之时，什叶派和阿拔斯派的矛盾便暴露无遗。什叶派之目标在于建立由阿里的后裔统治的国家，对阿拔斯家族的新统治强烈不满。自阿拔斯王朝建立开始，什叶派便将阿拔斯人视作非法的篡位者，企图拥戴阿里的后裔取代阿拔斯家族的哈里发，从而成为威胁阿拔斯王朝的政治隐患。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政治斗争之中最常见不过的事。阿布·阿拔斯即位以后，对曾经的同盟者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750年2月，阿拔斯王朝处死了库法的哈希姆派首领阿布·萨拉玛。曼苏尔（754—775在位）在位期间，阿拔斯王朝继续追捕和迫害阿里家族的成员，尤其是在麦地那将阿里的长子哈桑的后裔悉数囚禁，导致什叶派与阿拔斯哈里发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在倭马亚时代，库法曾经是什叶派的活动舞台。但是，在阿拔斯王朝初期，什叶派在库法已经不再拥有自由，他们的活动一切尽在阿拔斯哈里发的严密监控之下。于是，什叶派选择了另外两座城市，即麦地那和巴士拉作为新的根据地。哈桑的曾孙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和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兄弟两人约定，分别在麦地那和巴士拉同时发动起义。762年，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在麦地那释放被囚禁的哈桑后裔，由著名教法学家马立克·艾奈斯主持宗教仪式，解除阿里家族成员效忠阿拔斯哈里发的誓言，公开谴责曼苏尔的统治。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的追随者300余人效仿先知穆罕默德曾经采用的战术，在麦地那绿洲的外围挖掘壕沟，抵御阿拔斯军队的进攻。然而先知创造的神话没有在此重现，麦地那的什叶派所发动的起义失败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被阿拔斯王朝处死，尸体悬挂在麦地那示众。

也是在这一年，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在巴士拉发动起义，声势浩大，追随者一度达数万之众。但是，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未能及时进攻兵力空虚的库法，错失良机，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得以喘息。阿拔斯王朝很快从叙利亚和希贾兹调集重兵向巴士拉的什叶派发动反攻。763年2月，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及其追随者与伊萨·穆萨率领的阿拔斯王朝军队在库法以南的巴哈姆拉发生激战；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兵败身亡，其首级被送交哈里发。至此，什叶派对阿拔斯派没有造成大的威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暂时稳固下来。

阿布·阿拔斯在位期间，哈里发国家在形式上已实现一统。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兵强马壮者往往控制着一个国家的实际权力。阿拔斯王朝之初，阿布·穆斯林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出任呼罗珊总督，驻节木鹿，统辖扎格罗斯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具有极强的势力。他位高权重，号令一方，屡屡染指宫廷事务，干涉朝政，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发行钱币。曼苏尔在即位以前曾经在木鹿亲眼目睹阿布·穆斯林的势力，并且告诫阿布·阿拔斯：“如果你听任阿布·穆斯林为所欲为，你将失去哈里发的权位，臣民也将不再遵从你的命令。”751年，阿布·穆斯林遣部将齐亚德进兵阿姆河右岸，在怛罗斯击败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部，俘唐军2万人。753年，阿布·穆斯林亲自护送朝觐队伍赶赴麦加，其政治势力达到顶峰。

阿拔斯王朝的军队

在扎格罗斯山脉以西地区，阿布·阿拔斯信任家族成员，大量赐封阿拔斯派成员出任要职，借助于血缘的纽带确保哈里发对各地的控制。阿布·阿拔斯的叔父阿卜杜拉·阿里是扎布河战役中击败麦尔旺二世的英雄，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出任叙利亚总督。阿布·阿拔斯的另外3位叔父萨利赫·阿里、达乌德·阿里和苏莱曼·阿里分别出任埃及总督、库法总督和巴士拉总督，曼苏尔在即位之前曾经出任贾吉拉和阿塞拜疆总督。另外，一些名望甚高的阿拉伯家族，如穆哈拉布家族、古太白家族、凯斯尔家族、乌凯勒家族，其成员亦被哈里发委以重任，成为制约和抗衡阿布·穆斯林及呼罗珊人的政治势力。

然而，在政治的漩涡中，亲情与友情永远都是那么苍白乏力。754年6月阿布·阿拔斯死后，曼苏尔、阿卜杜拉·阿里和阿布·穆斯林三人形成鼎足之势，而他们各自都对金光闪耀的哈里发宝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阿拔斯王朝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

一代天骄

公元754年，“屠夫”赛法哈一命归天，而此时的王储阿布·加法尔却正在麦加朝觐。获悉这一消息后，加法尔马不停蹄地赶回库法，以防京城生变。加法尔回到库法之时，发现一切都井然有序，便稍稍安心。加法尔立即在清真寺带领众人举行了礼拜，随后向信士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说，之后便举行了登基大典。众臣属按例向新任哈里发宣誓效忠，一切礼仪程序完成以后，新哈里发移驾位于安巴尔的宫殿。阿布·加法尔自称曼苏尔，即常胜者。

实际上，曼苏尔较赛法哈年长，是一个柏柏尔女奴之子，而赛法哈的母亲哈里斯·伊本·凯勒卜则来自强大的也门部族。因此，他只能在继承次序上排在赛法哈之后了。然而，曼苏尔却是个颇有心机的人。他在获悉赛法哈死后，即刻派人找来阿布·穆斯林，向他透露了自己对叔叔阿卜杜拉动向的担心。身经百战且雄心勃勃的阿布·穆斯林向新主子表忠，称只要阿卜杜拉胆敢叛乱，他就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对其实施惩罚。

曼苏尔的担忧绝非庸人自扰。阿卜杜拉在小亚细亚边境拥兵自重，目中无人。先前，已故哈里发为了表彰阿卜杜拉击败麦尔旺有功而赋予其继承大统之特权。因此在得到赛法哈驾崩消息之后，阿卜杜拉早已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在军中黄袍加身。随后，阿卜杜拉率领大军挺进哈兰，一场王位争夺战已不可避免。阿卜杜拉手下有17000名呼罗珊人，他们多为阿布·穆斯林之旧部，此事令曼苏尔对阿布·穆斯林的忠诚度不无怀疑；然而，此时阿布·穆斯林已经向挺进哈兰的阿卜杜拉进军了。听闻战功赫赫的阿布·穆斯林出战，阿卜杜拉遂掉头向东，朝奈绥宾进发，并在驻地周围深挖壕沟据险固守。阿卜杜拉在行军途中唯恐那些呼罗珊人倒戈，因此施计谋害了他们。阿卜杜拉将他不信任的呼罗珊人兵分两组开赴驻地，他们的指挥官在驻地等候他们的到来。这些人随身携带的信件中分明写着：斩杀呼罗珊人。不过其中有一个呼罗珊人非常偶然地打开了他所带的信件，因而得以侥幸逃脱。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大都还不知道所为何事就已身首异处。

哈里发阿布·加法尔·曼苏尔头像

阿卜杜拉躲在城堡之中，不肯出来应战，阿布·穆斯林一时也无计可施。后来，阿布·穆斯林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假意向叙利亚进发。阿卜杜拉手下那些叙利亚人纷纷开始担心各自家人的安危，顿时人心浮动，此乃兵家之大忌。阿卜杜拉被迫率军返回叙利亚，而阿布·穆斯林则趁机转而占领了阿卜杜拉被迫遗弃的城池。旷日持久的对抗持续五个月之久，双方各有胜负。最后，在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阿布·穆斯林和英勇的帝国军队面前，叙利亚叛军土崩瓦解，阿卜杜拉落荒而逃，托庇于其兄巴士拉总督苏莱曼。

阿布·穆斯林是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他不但辅佐阿拔斯派建立了阿拔斯王朝，还为阿拔斯王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他又在保护曼苏尔的王位争夺战中立下大功。对于如此功勋卓著的良将，无情无义的哈里发曼苏尔不但没有给予回报，反而要将其置之于死地。既然阿布·穆斯林已经帮助曼苏尔达成目的，对哈里发而言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况且阿布·穆斯林功高盖主令哈里发本人甚为嫉恨，当然要除之而后快。早在征战之时，这位勇猛无敌的大将军已谙熟曼苏尔的脾气秉性。哈里发为了羞辱阿布·穆斯林，显示哈里发的权威，派特使来专门负责战利品的登记，而根本不把阿布·穆斯林放在眼里。为防不测，阿布·穆斯林有意退守呼罗珊，其实这也正是曼苏尔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起初，哈里发千里传书假意婉劝阿布·穆斯林留在中央，并允诺赋予他掌管叙利亚和埃及的大权。阿布·穆斯林对哈里发的诚信将信将疑，回复说他留在京城对曼苏尔而言并非好事，他在远方却依然是哈里发的忠实奴仆；否则，他将别无选择，走上反叛之路。曼苏尔得此答复，天颜震怒，写了一封斥责阿布·穆斯林的信。尽管如此，阿布·穆斯林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启程前往呼罗珊。当阿布·穆斯林到达胡勒万时收到了曼苏尔的一纸命令，要求他立即去麦达因面圣，哈里发在那里等候。阿布·穆斯林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被属下的各种建议搞得心烦意乱，一度忠诚的朋友现在也已被哈里发的谎言所蒙蔽，建议他服从哈里发；因此，出于对美好承诺的信任，他起身前往宫廷。当他即将抵达麦达因时，维齐尔（哈里发的首席大臣）阿布·艾尤卜担心这位将军及其随从以后会兴师问罪，就暗中贿赂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向他保证哈里发会善待他们。阿布·穆斯林消除顾虑后进入大殿，果然受到了哈里发的热情接待，他亲吻哈里发的手，行过面君礼后，曼苏尔和蔼地让他先去沐浴更衣以解旅途劳顿之苦。次日，阿布·穆斯林应召再次来到行宫，起初哈里发和蔼地说：“阿卜杜拉的两把匕首是怎么回事。”阿布·穆斯林回答说：“这就是其中之一。”说着将一把匕首交给了曼苏尔，哈里发把它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随后，哈里发略带愠怒地问：“那么你俘虏的他的女奴呢？”“不是您想的那样”，阿布·穆斯林连忙申辩，“我担心她会反抗，就把她软禁在帐篷里了”。哈里发闻此言勃然变色，开始大声斥责这个倒霉的人，质问他为何在朝觐途中蔑视储君，为何要违反君命向呼罗珊进军；为何曾经只是个奴隶现在却像一个阿拔斯的子孙，甚至还娶了哈里发的婶婶。最糟的是，曼苏尔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害一直忠心支持朝廷的伊本·凯西尔。曼苏尔的指控越来越激烈，阿布·穆斯林只好竭力声称自己会终生效忠君主，并亲吻哈里发的手，恳求哈里发原谅。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在曼苏尔击掌示意后，五个全副武装的侍卫从窗帘后应声而出，哈里发的咒骂声和着阿布·穆斯林的求饶声，屋里一片嘈杂。转瞬间，阿布·穆斯林就被剁成了碎片。为了稳住阿布·穆斯林在殿外的扈从，曼苏尔派人通知他们说他们的埃米尔正和哈里发举行秘密会议。王储伊萨信以为真，走进来询问阿布·穆斯林的去向，哈里发回答说：“他刚才还在这里，但现在……”伊萨说：“噢，我知道了，他是忠于您的召唤的。”“笨蛋！”哈里发叫道，“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比他更顽强的敌人，看那里！”说着掀开地毯，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碎尸，吓得面如土色的伊萨连忙告退。随后，曼苏尔召见阿布·穆斯林的幕僚之一阿布·伊斯哈克。哈里发问：“你现在对你的主人和他开赴呼罗珊的计划有什么意见？”阿布·伊斯哈克诚惶诚恐地左顾右盼了一会儿，好像担心阿布·穆斯林可能正在附近偷听。“不必担心。”哈里发说。地毯又被掀开了，阿布·穆斯林的尸体呈现在阿布·伊斯哈克面前。“感谢安拉！”阿布·伊斯哈克凝视着尸体虔诚地深鞠一躬道：“啊，暴君！谢天谢地我能从你的手中被解救出来。”随后，阿布·伊斯哈克转向哈里发道：“我发誓，我没有一天不惧怕他，去见他时无不是做好了去死的准备。”说着，他脱下长袍露出了里面的裹尸布。哈里发发现阿布·伊斯哈克似乎并无二心，便赦免了他。

阿布·穆斯林头像

朝臣们都祝贺曼苏尔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随后曼苏尔向听闻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而赶来的群众发表演讲，他说：“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此人善始而不能善终，现在由于倨傲无礼和蓄谋反叛丢掉了性命……”无论如何，阿布·穆斯林在当时乃是威名显赫的人物：不到35岁，他就凭借罕有的才智、热情和军事才干改变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面貌，在倭马亚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阿拔斯王朝。然而，阿布·穆斯林对生命极端蔑视，其双手也沾满无数人的鲜血，数十万人死在他的手上。阿布·穆斯林算是一个随和的将领，他在呼罗珊有一个辉煌的宫殿，他为人热情而慷慨，这使他在随从中获得了至高的权威。但就闺中而言，阿布·穆斯林也是善妒的，驮他新娘的骡子要被杀死，鞍子要烧毁，任何人都不能再骑。但是不能不说的是，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态度上，阿布·穆斯林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是这个王朝的忠实支持者，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他死无全尸悲惨离世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曼苏尔嫉妒他的辉煌业绩。

曼苏尔在斩杀阿布·穆斯林之后，开始笼络人心。阿布·穆斯林前往麦达因时，留下了阿布·纳绥尔统领驻扎在胡勒万的部队。阿布·穆斯林死后，曼苏尔打算把这位将军收归自己麾下，就以阿布·穆斯林的名义召他立即携带所有辎重来行宫觐见。曼苏尔自作聪明地在召令上加盖了阿布·穆斯林的印章，但他不知道事前阿布·穆斯林曾警告部下不要相信任何从他那里来的信件，除非上面只有一半的印章。阿布·纳绥尔察觉有诈，匆忙逃往哈马丹。为了消除阿布·纳绥尔的疑心，曼苏尔发出了指派他担任沙拉泽尔总督的一纸委任状。哈里发同时发出的信函还有一封是给哈马丹总督的，命他在阿布·纳绥尔经过时取其性命。由于委任状先于信函到达，等哈马丹总督得到命令杀死阿布·纳绥尔时，阿布·纳绥尔早已离开哈马丹而逃过一劫。最后，阿布·纳绥尔发现无处可藏，遂主动来到哈里发面前自首，承认自己曾经建议阿布·穆斯林到呼罗珊避难。他请求君主开恩让他自我放逐，并承诺效忠王权，如他所愿，曼苏尔放走了他。

一两年之后，阿拔斯王朝的变更引发的社会动乱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得以平复。著名的祆教领袖孙巴德在波斯以替阿布·穆斯林复仇为名起事，率领大批信徒控制了从莱伊到内沙浦尔的广大地区，对帝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类似的叛乱紧接着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生，帝国军队在那里屡遭失败，然而，第二年哈里发曼苏尔的军队终于转败为胜，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恢复了和平。

哈里发一一清除了所有足以威胁到自己的障碍后，本可以把他的叔叔阿卜杜拉留在巴士拉；但听说阿卜杜拉并不信任他而藏匿了起来之后，曼苏尔诏令两位叔叔苏莱曼和阿里，将阿卜杜拉带到王宫。得到哈里发赦免阿卜杜拉的庄重承诺，苏莱曼和阿里带阿卜杜拉来见哈里发。曼苏尔热情地款待了苏莱曼和阿里，并与他们亲切地交谈，与此同时，阿卜杜拉却被当作俘虏押进了城堡。随后，哈里发让两位叔叔去与阿卜杜拉会合。获悉被骗的苏莱曼和阿里愤怒地返回来劝谏，但被拒之门外。他们的随从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意欲反抗，结果很快被镇压，一部分人当场被杀，其余的发配到呼罗珊最终也被杀害。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的人们对这样一个不守信用、忘恩负义、心狠手辣的君主仍然处处充满信任。无疑，其原因在于只有当哈里发个人权位和阿拔斯王朝安危受到威胁时他才如此厚颜无耻。除此之外，曼苏尔的统治整体还是贤明而公正的。

曼苏尔即位之初，君士坦丁五世向叙利亚军队挑起战端，攻取马拉提亚，摧毁了穆斯林边界的要塞。第二年，穆斯林军队收复马拉提亚，加固城防并以重兵把守。这次军事行动由于哈里发的姑母，两位公主的出面而闻名于世，她们参战兑现了几年前的誓言，即如果麦尔旺垮台，她们将服务于反对非穆斯林的战争。现在，由于哈里发开始忙于镇压国内叛乱而没有多余的物资和精力与希腊人对抗，曼苏尔与拜占庭皇帝开始交换战俘，双方达成了七年和平约定。

公元757年，曼苏尔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朝觐。曼苏尔巡视完耶路撒冷之后，取道叙利亚返回美索不达米亚，途中一场奇异的骚乱使他濒临险境。一个主张万物有灵和灵魂转世论，叫作拉旺德的波斯教派渗入了行宫。在他们的影响下，哈里发的卫队长相信自己就是亚当的灵魂转世，而另一个大臣则认为自己是迦伯利转世，而哈里发就应该是安拉的完美化身。团团围住行宫的拉旺德人高呼“这是我们的主的房子，他赋予我们吃的食物和饮用的水”。哈里发下令逮捕了200余个拉旺德教派首领，这一举动激怒了其他的拉旺德教徒，他们猛攻监狱并四处制造暴乱。曼苏尔孤身前去平叛，对不再敬畏哈里发神圣地位的狂热的拉旺德教徒发动了攻击，如果不是阿布·纳绥尔和一个倭马亚仆从投入战斗保护哈里发，曼苏尔肯定在劫难逃，事后这个倭马亚仆从因此受到宠信。正在危急时刻，军队及时赶到，人们把拉旺德人拒之于城门之外，在两面夹击的情况下，所有的拉旺德人都被剿灭。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同样是在这一年，呼罗珊总督举兵叛乱，曼苏尔遣南征北战多年的伊本·胡泽马将军前去平叛，与其同行的是年方二十的王位继承人马赫迪。平反部队逼近之时，叛乱者内讧，他们将总督绑在一头驴身上送交哈里发。反叛总督及其追随者受到极其残忍的折磨，总督的四肢被砍断，身首异处，其子也被发配到红海中的一个小岛上。

穆斯林军队所向披靡乘胜追击，兵锋直指塔巴里斯坦，降服了当地的长官伊斯帕亨德。次年塔巴里斯坦王再次反叛，并据守坚固要塞抵抗穆斯林军队的攻击。穆斯林派出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士伪装成逃亡者，去讨好塔巴里斯坦国王并赢得了他的欢心，在国王疏于戒备的情况下，他为穆斯林军队打开了城门。最终要塞失陷，无数参与叛乱的民众被处死，他们的家人也被牵连。马赫迪给自己挑选了两个女奴，伊斯帕亨德的女儿则归他的叔叔所有。德拉姆的叛乱相当严重，穆斯林军队随后转战到那里。伊拉克和摩苏尔的长官被迫下令征收新税用于平叛，这种局面持续了整整一年。与此同时，年已23岁的马赫迪返回王宫迎娶堂妹里塔，她是赛法哈的骨肉。后来，马赫迪奉命回到呼罗珊，并长期驻守在该地。同年，哈里发再次前往麦加朝觐。

不过曼苏尔并没有就此过上舒心的日子，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危险。阿里的后裔阿卜杜拉之子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长期以来都野心勃勃，觊觎哈里发的宝座。曼苏尔在第一次朝觐时就对他们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因为那时他们没有亲自来见他。曼苏尔不愧是一代枭雄，处理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游刃有余。他派一个个仆从冒充来自呼罗珊的信使混入了阿卜杜拉家里。此前，阿里家族的子孙们的支持者在呼罗珊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外人对当地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结果假冒者很容易就赢得了阿卜杜拉的信任。阿卜杜拉的轻信为他的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部分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身首异处。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侥幸躲过一劫，逃到了阿登和信德，由于受到哈里发密探的四处追击，他们又被迫秘密潜回伊拉克，后来藏匿在麦地那的贝都因部落中。

朝觐之时，曼苏尔命令狱中的阿卜杜拉及其亲属交出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家族的成员被带到库法受尽折磨。丧心病狂的曼苏尔恐吓易卜拉欣的儿子，一个漂亮的青年，说他将死得惊天地，泣鬼神。暴君说到做到，易卜拉欣的儿子被砌在墙里窒息而死。家族其余的人或被屠杀或被毒害，很少有人得到赦免。其中一个人的头还被假称是穆罕默德的头，在呼罗珊示众，以恐吓当地的什叶派。

在实施恐怖暴行的同时，曼苏尔紧锣密鼓地准备应对穆罕默德的复出。此时的穆罕默德正藏匿在麦地那酝酿叛乱，与此同时，易卜拉欣也在巴士拉为兄长四处游说招募信徒。很快麦地那人发动起义，将总督关进监狱，当地政府开始以穆罕默德的名义进行治理。并非所有的麦地那人都支持穆罕默德，许多人由于惧怕哈里发而选择了保持中立，不过在穆罕默德周围还是聚集了不少人。反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宫，据说信使在路上走了9天，得到哈里发9000迪尔罕的奖赏，即每天1000迪尔罕。曼苏尔得到这个消息后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因为尽管阿里的后裔迄今主要是侯赛因的子孙，但阿里的长子哈桑家族的地位和主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曼苏尔立即写信给穆罕默德，威胁恫吓之余对这个家族的反叛表示谅解，并保证不予追究。穆罕默德愤怒地回复道，他不会原谅篡夺了阿里和先知之女法蒂玛后裔权力的曼苏尔，认为凭着先知女儿出身哈希姆氏族这一条，无论做什么都名正言顺。而且，即便如此，又怎么能相信一个曾经无耻地背信于伊本·胡贝拉、阿布·穆斯林和自己亲叔叔的人的话呢！气急败坏的曼苏尔写了一封长信斥责穆罕默德，他在信中极尽贬低妇女之能事，蔑视先知女性后裔和法蒂玛的宣言，夸耀阿拔斯家族的男性，并称理应由他们统治先知家族一脉。该信是一份冗长而奇特的文件，它详尽地回顾了家族的历史：如法蒂玛没有继承其父的权力，阿里在三个哈里发之后才成为哈里发，阿里家族以伊斯兰名义争取到的只是不重要的一部分等。

争论是无济于事的，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曼苏尔最终也选择了这一条路。当叛乱在库法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形势时，曼苏尔还对那些随时准备叛乱的呼罗珊阿拔斯派、伊拉克阿里派和叙利亚非穆斯林的动向忧心忡忡。然而，穆罕默德的密使也并没有在叙利亚找到支持者，那里的人们在历经磨难之后更乐于选择安定。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集中在麦加、麦地那和巴士拉。曼苏尔派其侄子伊萨率领叙利亚军队前去进攻当时的叛乱中心麦地那。曼苏尔背信弃义的本性再次显露无遗，他私下对自己的一位挚友说，无论穆罕默德和伊萨谁死他都会一样高兴，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马赫迪取代伊萨成为储君。但除了攻击穆罕默德后裔时产生的渎圣感之外，伊萨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穆罕默德效仿先知穆罕默德在壕沟之战中的做法，在麦地那城周围深挖壕沟巩固城防，但随着伊萨大军逼近，麦地那居民成群仓皇出逃，只留下穆罕默德和少许虔信的追随者孤军奋战。穆罕默德拒绝特赦的诱惑，高举先知之剑上前战斗，不幸中箭身亡，他的头颅被送到哈里发那里，随后在库法等城市游街示众。哈里发盛怒之下在麦地那实施大屠杀，无数的尸体被悬挂在路旁，有的尸体干脆被扔进了犹太人的墓地。由于曼苏尔的姐姐求情，穆罕默德的尸体才埋在了巴齐的古墓园中。麦地那在此次叛乱中损失惨重，叙利亚军队的横蛮残暴迫使奴隶们纷纷起义，当地总督被迫出逃。但是起义者害怕曼苏尔会将麦地那城彻底毁掉，于是他们又把被赶走的总督找了回来。最后叛乱首领们的双手被剁，麦地那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从欧默尔时代起，麦地那就由埃及提供补给，为了表示不满，曼苏尔切断了麦地那的海上供应，禁运命令直到马赫迪继位才得以解除。

曼苏尔面临的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巴士拉，易卜拉欣在那里经过秘密策划假穆罕默德之名揭竿而起。巴士拉素来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城市，众多的智者一时间让这个城市充满理想和活力，其中包括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创始人之一马立克·伊本·阿那斯。巴士拉的起义者几乎没有费什么力就将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击溃。那里的宫殿受到袭击，财宝被易卜拉欣的追随者瓜分；法尔斯、阿哈瓦兹和瓦西兑统统被叛军占领；其他地方对曼苏尔的统治也颇为不满。惊闻兄长业已归西，易卜拉欣执意挺进库法，料想在那里将有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本来易卜拉欣在各处的追随者不下10万，可他竟然只带1万人向库法进发。即便如此，曼苏尔也早就开始警惕他的这一动向。当时，曼苏尔正在为营建新都巴格达而奔走，当他获悉易卜拉欣正向库法挺进，便匆忙赶回库法。库法当地的民众却正准备追随他们自己的哈里发——阿里的子孙。形势异常严峻，因为曼苏尔手里并无足够调动的军队。阿拔斯帝国的军队远在波斯、非洲和阿拉比亚，只有一小批近卫军驻守中央；各处叛乱消息频至，在库法，10万暴民也正准备攻击哈里发。在此危及存亡之时，曼苏尔发誓说如果能度过这次危机，他以后至少会在库法留3万人的部队。

巴士拉宣礼塔

哈里发曼苏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小屋内，睡在礼拜用的毯子上，并且只穿着公共礼拜时的黑色长袍而没有换过衣服。臣下为曼苏尔送上两名美少女，但是他拒绝收纳。他说：“我不会的，现在不是玩女人的时候，我不会接纳任何女奴，直到我在我的脚边看到易卜拉欣的头或者我的头被扔在他的脚边。”马赫迪从莱伊派来的军队扑灭了法尔斯和阿哈瓦兹的起义，同时，伊萨也赶紧从麦地那赶来，并先于易卜拉欣到达库法。两支军队在城外遭遇，起初伊萨的先遣部队战败，但主力仍在。阿里派在一段时期内人数逐渐增多，一度占据优势，但不久后易卜拉欣中箭，叛军群龙无首，在慌乱中溃逃，曼苏尔的军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至此，哈里发曼苏尔结束了由阿里派制造的混乱。

得到伊萨军队初战失利的消息时，曼苏尔惊慌失措，几乎要逃到儿子马赫迪那里，当他看见易卜拉欣的头被扔在他的面前时他又转忧为喜。曼苏尔说：“这就像一个饥渴的行者遇到了活水一样开心。”但面对公众时，哈里发把这种喜悦掩藏起来，手捧叛乱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煞有介事地一边啜泣一边赞叹。由于哈里发余怒未消，库法这试图反叛曼苏尔的城市遭到了血腥的报复，居民的房屋遭到严重破坏，麦地那周围的枣椰林也通通被伐倒，灾难绵延不休。

曲折蜿蜒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拥有“天赐花园”美誉的城市，这就是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首都。阿布·阿拔斯和曼苏尔在位期间，巴格达并未成为哈里发国家的首都。哈里发曾经在伊拉克中部相继选择库法、哈希米亚、安巴尔和泰西封作为宫廷驻地。曼苏尔出任哈里发之后，对过去的宫廷驻地颇为不满。他对臣属说：“我们需要一座新的都城，那里应该是景色宜人，交通便利，易守难攻。”众臣立即按哈里发的意旨四处搜索，最终选定了巴格达。

巴格达原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古老村落，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地处塞瓦德的北端，南距萨珊王朝旧都泰西封约20公里。巴格达扼守伊拉克通往呼罗珊的要道，沿底格里斯河向南可至巴士拉和波斯湾沿岸诸地以及遥远的信德，向北可至摩苏尔和拉卡以及拜占庭边境。巴士拉一带盛产椰枣，摩苏尔周围盛产谷物，可以为巴格达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不仅如此，伊拉克中部具有悠久的建都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讲，阿拔斯王朝继承了古代西亚的政治遗产，巴格达则是汉谟拉比和尼布甲尼撒二世时代的巴比伦以及萨珊王朝时代的泰西封在伊斯兰时代的延续。

曼苏尔亲自考察了这个地方，新都设计者之一曾上奏道：此地水路通及埃及、沙姆诸地，粮秣征调殊为便利；中国、罗马之物品亦可假海路运达；加之河渠流布，若有来犯，须借舟桥方得进入，倘断其水路，孰可为敌？哈里发对此欣然接受，授意臣下在此营建新都。于是，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将他们的智慧奉献给这个即将诞生的伟大城市。建都工程浩大，历时数载，耗费巨资方才完成。那一年，恰好是公元762年。

巴格达本意为“天赐”。曼苏尔将巴格达称作“和平城”，由于为曼苏尔所建，故时人将其称为“曼苏尔城”。新都因呈圆形，故而又称“团城”，分为皇城、内城、外城三层，各设城墙，构成3个同心圆。同心圆的中心是哈里发的宫殿，因宫门镀金而得“金门宫”之名，又因其绿色圆顶高达49米而称绿圆顶宫。绿圆顶上面有一座骑士雕像，骑士身跨战马，手持长矛，英姿勃发，似乎在向来犯的敌人说：谁敢过来？皇城、内城和外城各有4座城门按其通往的方向分别称作呼罗珊门、沙姆门（叙利亚古称沙姆）、库法门和巴士拉门。4条大街从哈里发的宫殿伸向城门，形似车轮辐条。内城和外城，均由砖石砌成，外城四周有一条护城河。有大路穿过外城的拱门，跨过护城河通向远方。外城的城楼耸入云霄，人们站在城楼上俯瞰，巴格达全城风景尽收眼底。

巴格达“团城”（762年）

巴格达的大街两旁曾是商贾云集的闹市区，后来，曼苏尔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城内的市场迁至南郊。768年，曼苏尔之子穆罕默德（即后来的哈里发马赫迪）从莱伊返回巴格达。哈里发于是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建造鲁萨法宫，作为王储的宫殿。鲁萨法宫又称东宫，与团城隔河相望，并有浮桥相连，形成犄角之势。773年，曼苏尔在团城附近另建永恒宫，其中的花园使人联想起《古兰经》中所描述的天园。

新都的位置，为东方思想的传入开启了一扇大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这里建立了东方式的政府。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深受波斯的影响，哈里发的职能，与阿拉伯式的族长制大相径庭，俨然波斯君主专制制度的复活。在那个年代，波斯头衔、波斯酒、波斯老婆、波斯情妇、波斯歌曲和波斯思想，逐渐占了上风。波斯的影响，消磨了阿拉伯人原始生活的锋芒，为一个以发展科学和学术研究为特点的新纪元铺平了道路。

巴格达建成之后，无数移民纷至沓来。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在巴格达找到了他们的理想居所。此后不久，巴格达的居民竟达100万之巨。与之同时的西方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罗马，只有3万人，而当时的巴黎仅有5000人。曼苏尔在位期间，不断扩建巴格达城。公元768年，他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兴建陪都。此后，巴格达城渐渐扩张，底格里斯河两岸的建筑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庞大的城市，其规模堪比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然而，当年煊赫一时的团城终究没有抵挡住岁月的侵蚀，如今它已经在历史的烟尘之中随风而去，人们只能在枯黄的文献和飘悠的思绪中追忆那个流光溢彩的年代。

巴格达清真寺

曼苏尔在统治了11年之后，决定实施一项预谋已久的计划，即让时年25岁的儿子马赫迪取代伊萨成为王储。曼苏尔的这一计划自然遭到伊萨的严词拒绝。顿时，哈里发龙颜大怒，褫夺了伊萨本该享有的权力和荣誉地位。曼苏尔曾在伊萨面前威胁伊萨的儿子穆萨，部分朝臣开始理解了哈里发的用意，便开始攻击穆萨，好像要绞死他。伊萨听到自己儿子的呼叫后，惊慌失措，被迫表示支持马赫迪先于他成为王储。

然而，伊萨的让步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安全，曼苏尔对他的仇恨有增无减。曼苏尔精心策划了一个残忍而奸诈的阴谋，以立即除掉伊萨和还在狱中的叔叔阿卜杜拉。他把阿卜杜拉转交给伊萨，并私下命令伊萨将其处死，而此时哈里发本人则远在麦加朝觐。然而，伊萨并没有将哈里发曼苏尔的叔叔阿卜杜拉处死。伊萨的亲信怀疑曼苏尔是想设计陷害伊萨，于是建议他将阿卜杜拉藏起来。果然，曼苏尔朝觐回来后，阿卜杜拉的朋友出面为阿卜杜拉求情。曼苏尔假惺惺地予以允诺，要求伊萨把阿卜杜拉交给他们。“你不是让我杀了他吗？”伊萨说：“我已经照办了。”“你胡说！”哈里发怒不可遏，随后把伊萨交给阿卜杜拉的伙伴们任其处置。阿卜杜拉的朋友们带走伊萨时，伊萨带着嘲讽的口吻怒斥曼苏尔：“你让我处死他，不过是想将我们两人一起除掉，但他现在还活着！”然而，于事无补，阿卜杜拉被投入一个潮湿的地窖里，最终惨死其中，为自己的反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伊萨从此声名扫地，黯然辞职，离开自己辛勤治理了13年的库法。

曼苏尔在位的若干年，帝国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一些麻烦，但未对帝国构成威胁。在亚美尼亚，哈扎尔游牧部落经常袭击过往旅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掠走大批男女，使得沿途人心惶惶。阿拔斯政府曾派人前去镇压，开始也铩羽而归。甚至连第弗里斯也被攻取，亚美尼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与此同时，东方的赫拉特长官乌斯塔德·西斯冒充先知，带领一支大军发动叛乱，控制了呼罗珊和锡吉斯坦的大部分地区。打败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后，乌斯塔德·西斯把一切战利品据为己有，这种局面直到他被伊本·胡泽马施计击败才得以改善。伊本·胡泽马在战场上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说数万名俘虏罹难，其余的叛军逃走。后来乌斯塔德·西斯自首，他的随从因而获得赦免。据说，这位叛军首领的女儿即是后来的哈里发麦蒙之母。

另一场叛乱发生在帝国中部的摩苏尔地区。哈马丹涌动着强烈的阿里派情绪，叛乱时有发生，引起曼苏尔的高度警惕。库尔德人支持叛军四处征伐，势力及至波斯甚至远达信德。叛军最终被镇压，曼苏尔对摩苏尔恨之入骨，甚而意欲彻底摧毁该城，以儆效尤。幸亏伟大的学者阿布·哈尼法指出这有悖伊斯兰律法，他说，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不应该为此遭到侮辱，摩苏尔同样如此。这样摩苏尔才得以免遭劫难。

有一个关于曼苏尔的浪漫传说，一针见血地说明了这位哈里发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社会风貌。当时曼苏尔潜藏在摩苏尔避难，娶了一个有阿拉伯血统的女奴。离开时，曼苏尔留了一封信给她和孩子，让她等阿拔斯家族执掌大权后把它交到朝廷。这个女奴之子加法尔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巴格达，成了维齐尔阿布·艾尤卜的一名秘书。此后，加法尔作为一名抄写员为哈里发曼苏尔服务。曼苏尔很喜欢他，并且无意中发现了他的身世，也看到了当日自己留给他母亲的信物。哈里发顺理成章地派这个青年到摩苏尔把他母亲接回巴格达。但维齐尔阿布·艾尤卜非常嫉妒这种宠幸，他派人在中途把这个年轻人谋杀了。几天后，收不到回音又盼子心切的哈里发派人沿途寻找。阿布·艾尤卜的阴谋最终败露，落得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下场。他本人及其兄弟、子侄被剁去手脚，活活折磨致死。

曼苏尔统治时期，东方的风貌与习俗开始深刻地影响西方。波斯服装和琐罗亚斯德高帽成为朝中的时尚装束。东方学者位高权重，大批袄教徒纷纷慕名而来，和他们一起传到西部的还有印度和波斯的学术与哲学。阿拉伯人风光不再，失去了以前在军队和政界中的优势，也失去了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曼苏尔时代，教义不再使用口传的形式，而是被伟大的教法学家收录到精致的法理学体系中，它适应了伊斯兰教的扩张，为一个正在发展的文明所必需。四大教法学派的创始人阿布·哈尼法和马立克·伊本·阿纳斯都活跃于该时朝，但他们并未为朝廷所尊重。马立克·伊本·阿纳斯在巴士拉支持易卜拉欣，阿布·哈尼法谢绝做新都巴格达的“卡迪”（法官），相反他接受了照料那里的砖瓦建筑的低级职务。许多人认为他因为拒绝成为卡迪而死于狱中。

曼苏尔时期，人们开始学习文学、历史学、医药学，尤其是天文学，因为曼苏尔喜欢占星术。曼苏尔时代的成就为以后各朝的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成就主要归因于政府对呼罗珊和波斯人民迁入新都的鼓励，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这段时期内哈里发国家与罗马帝国间更自由的交流。

曼苏尔不仅以建造巴格达著称于世，而且酷爱学术，尤其对异族文化情有独钟。他曾命人将波斯语的医学典籍、梵语的天文学典籍和希腊语的数学典籍译成阿拉伯语，首开阿拔斯时代百年翻译运动的先河。阿拔斯时代，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和风格优雅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学时尚，具有波斯文学之浓厚色彩的艺术散文逐渐风行。生于伊朗南部法尔斯省的伊本·穆加法（724—759），原系波斯血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改奉伊斯兰教，759年被曼苏尔以“伪信者”的罪名处死。伊本·穆加法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著述颇丰，曾经将印度的梵语典籍《五卷书》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并按时人的习俗和趣味，予以改编和加工，取名《卡里莱和迪木乃》。该书以狮、猴、牛、狐、鼠、鱼等数十种动物为角色，编织故事60余个，其中半数系伊本·穆加法增添的内容；卡里莱和迪木乃是两只狐狸的名字，分别代表善与恶的形象。伊本·穆加法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该书之旨趣在于：其一，用没有理智的禽兽间的对话作为题材，是为了吸引喜爱诙谐故事的少年人；其二，用各种动物的思想影射帝王的内心世界，借此规劝他们的行为；其三，用动物的形象作为主角，投合帝王和民间的喜好，让众人口授笔录，流传后世；其四，向帝王提出忠谏，也使百姓明辨是非。该书以动物世界比喻人类社会，阐述了作者的伦理观念、处世准则、改革社会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抱负，想象丰富，寓意深刻，极具魅力，开创了伊斯兰世界艺术散文的先河，对后世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被背叛的遗嘱

公元775年，御宇二十多年的哈里发曼苏尔在朝觐途中驾崩，离世时仅60多岁。公元774年末，已数次朝觐的曼苏尔准备再度参加一年一次的朝觐，不料在前往库法的路上，哈里发生病了，就和他的儿子马赫迪在途中的一座城堡内休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曼苏尔针对将要移交给儿子的职责向马赫迪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他告诫马赫迪不要向巴格达东岸扩展，并嘱咐他把自己曾经通过不正当手段掠取的大批财产归还故主。曼苏尔说：“这样他们就会爱戴你，从而增强你的力量。”另外，他还补充说，“你要充分利用呼罗珊人，他们真正地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几天之后，哈里发向儿子凄然告别，继续启程上路。哈里发的病情在旅途中不断加重，他吩咐仆人：“你们带着你们的主人快点赶路吧，现在他正从罪恶逃向安拉的圣土！”然而，在距离麦加还有三英里时，曼苏尔在行营中长眠，后安葬于圣城麦加。

曼苏尔是一个又瘦又高的人，皮肤黝黑，胡须稀疏；他性格苛刻，态度严肃，但是他为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我们忘记他在害死他所忌讳之人时的残酷无情，如果我们忽略他在斩杀他所仇恨之人时的不仁不义，我们对曼苏尔的评价将是另外一种情形。作为穆斯林，他的生活是虔信而值得效法的，他的朝堂内没有不敬的或不适宜的事物。他勤于政事，每天上午处理朝政，下午与家人一起共度欢乐时光，宵礼后听取白天的急报，并与大臣议事至深夜才休息，第二天晨礼时分准时起床。哈里发的军队装备精良，布署在全国各地；军事部门的大臣说，他受哈里发的驱使日夜辛勤工作，当初他没有一根白头发，但九个月之后却没有了一丝黑发。曼苏尔对官员的控制游刃有余，轻松而坚定，因而管理效果良好。但他本人爱财如命，曾敛藏巨资，他告诉马赫迪说他自己贮藏的珍宝足够十年花销。然而，尽管他具有很多优良品质，最终还是被视为一个背信弃义的残忍的人。被他夺走生命的人数比不上死在“屠夫”赛法哈手里的人数，但就为了个人利益轻取他人性命这一点，他的凶残丝毫不逊于赛法哈；而且尽管相对来说场合少一些，但在狡诈与残忍的方面与赛法哈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拔斯王朝为保护曼苏尔的遗体，曾在圣城麦加周围挖掘100余孔墓穴，却将这位哈里发秘密埋葬于无人知晓的地方。哈里发曼苏尔生前就已安排好了继承人选。最初，曼苏尔指定他的族弟伊萨·穆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不知何故曼苏尔后来改变初衷，另立其子穆罕默德取代伊萨·穆萨。775年曼苏尔死后，穆罕默德顺利即位，是为马赫迪（775—785在位）。

阿拔斯人能够承帝王之统，与什叶派及阿里家族追随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所谓“哈希姆的遗嘱”是阿拔斯派政治势力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阿拔斯人出任哈里发的理论依据。然而，马赫迪即位以后，放弃阿拔斯人的传统观点，提出新的立国思想，强调阿拔斯人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并非来源于阿里之孙阿布·哈希姆的遗嘱，而是在于其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的血亲关系；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超过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是哈希姆氏族中与先知穆罕默德最具亲缘关系的人，其后裔理应成为圣族的政治代表和哈里发国家的统治者。新任哈里发马赫迪的立国思想，排除了阿里家族的后裔出任哈里发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合法性，进而奠定了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理论基础。从此以后，“哈希姆的遗嘱”几乎成为绝响，即便是什叶派也只是偶或有人提起。

阿拔斯王朝已不再需要“哈希姆的遗嘱”，它真正开始摆脱什叶派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什叶派于762年发动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仍然让阿拔斯王朝担忧。什叶派在不满阿拔斯王朝的诸多社会势力中影响甚大，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不能再对什叶派听之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阿拔斯哈里发对什叶派采取强硬政策。马赫迪在位期间，阿拔斯王朝放弃高压而改行安抚政策，极力缓和与什叶派之间的对立。因762年参与起义而被囚禁的什叶派成员得到赦免，500名麦地那青年被招募至巴格达担任哈里发的宫廷卫士。777 年，马赫迪将希贾兹属于哈里发的地产赐与巴士拉起义首领易卜拉欣·阿卜杜拉之子哈桑，并将法达克一带曾被倭马亚王朝没收的地产归还阿里家族。叶尔孤卜·达乌德曾因参与762年阿里派在巴士拉的起义而被曼苏尔囚禁于巴格达，在马赫迪即位以后得到赦免，并被哈里发委以重任，甚至官居维齐尔，成为沟通阿拔斯派与什叶派之间联系的重要人物。

阿布·穆斯林死后，阿拔斯王朝的心腹大患已经消除，哈里发总算可以安享太平了。阿拔斯王朝巩固了在扎格罗斯山以东地区的统治。然而，伊朗高原并不是那样容易降伏的。当地土著势力与阿拔斯王朝离心离德，坚持与中央对抗。波斯贵族苏恩巴泽聚集了当年阿布·穆斯林的旧部，在内沙浦尔发动叛乱，继而攻占莱伊和库米斯，驱逐阿拉伯人，试图消除伊斯兰教的影响，恢复古代波斯的传统信仰。哈里发曼苏尔派遣伊吉勒部落首领贾赫瓦尔·马拉尔率领移居伊朗西部的阿拉伯战士1万人进攻苏恩巴泽，平定反叛。

与此同时，胡拉米教派兴起于呼罗珊东部，在当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派糅合了古代波斯的马兹达克教、摩尼教及佛教的诸多思想，强调世界有善恶二元并存，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消除贫富不均的现象，建立公有与平等的新秩序。他们认为阿布·穆斯林并没有离开，他将会重返人间，铲除邪恶，伸张正义，拯救苦难的生灵。波斯人哈希姆·哈金曾于747年追随阿布·穆斯林参加呼罗珊起义。阿布·穆斯林死后，哈希姆·哈金遭受了无数的痛苦，在巴格达身陷囹圄，失去自由达15年之久。后来，哈希姆·哈金终于越狱逃离巴格达，来到阿姆河右岸的粟特一带，宣传胡拉米教派的思想，自称是神的化身，并常用绿纱罩住面部，时人称他为穆盖奈耳，意即“蒙面人”。776年，哈希姆·哈金在布哈拉以南的碣石附近发动叛乱。反叛者身着白衣，举白旗为帜，以示反对尚黑的阿拔斯王朝。他们采取游击战术，屡败阿拔斯军队，先后围攻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一度控制阿姆河右岸。778年，呼罗珊总督穆阿兹·穆斯林调集重兵，围剿哈希姆·哈金。780年，阿拔斯军队攻陷反叛者的最后据点赛纳姆堡，哈希姆·哈金万念俱灰，自焚而死。

公元785年马赫迪死后，其子哈迪（785—786在位）即位。哈迪放弃其父的安抚怀柔政策，极力排斥和迫害什叶派，再度激化什叶派与阿拔斯派的矛盾。786年5月，侯赛因·阿里在麦地那发动起义。不久，起义失败，侯赛因·阿里被杀。这是什叶派在哈里发国家的腹地发动的最后一次起义。此后，什叶派的活动区域逐渐转移到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侯赛因·阿里的追随者伊德利斯·阿卜杜拉逃离希贾兹，跋山涉水来到马格里布，于788年在摩洛哥建立了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一个什叶派政权伊德利斯王朝。伊德利斯·阿卜杜拉的兄弟叶赫亚·阿卜杜拉逃到里海南岸的山区，在德拉姆人中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亦颇有影响。

团城上的晴空

哈伦（786—809在位），这位阿拔斯时代最著名的统治者，为哈里发国家带来了一个歌舞升平、四海波静的时代；他在位期间，哈里发国家进入无与伦比的黄金时代。《天方夜谭》曾经生动地渲染了哈伦的文治武功和奇闻轶事，使这位盛世之君闻名遐迩，蜚声寰宇。

公元785年，获悉马赫迪已离世，机敏过人的哈伦预见到其兄哈迪即将继位，因此马赫迪刚刚去世，他就给哈迪送去了象征王位的帝国印玺和权杖。哈迪将自己的军队遣往巴格达，以防生变。然而，不久巴格达的军队哗变，围攻维齐尔府，目的是索要军饷。王后海祖兰召集维齐尔和哈立德·巴尔麦克之子叶赫亚应对危机。叶赫亚深知哈迪与海祖兰素来不和，思虑再三最后并没有服从王太后的召唤，而是用两年的俸禄满足了军队的要求。维齐尔服从了王后的命令，结果他险些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奉上大礼后方才得到哈里发的原谅。

哈迪统治的短短几年内，帝国大体还是四海升平。首都之外并无大事发生，值得一提的是阿里派在圣城的叛乱。甚为荒唐的是这次叛乱竟缘于神圣的阿里家族成员的放纵行为。因为饮酒，他们被强迫在圣城大街上游行示众。滑稽的游行最终演变为叛乱，帝国军队经过多次激战才恢复了圣地的秩序。混乱中，叛乱分子之一伊德里斯侥幸逃脱，他是“纯洁的灵魂”穆罕默德和“巴哈姆拉殉难者”易卜拉欣的兄弟。从法卡赫战场逃走的伊德里斯经埃及到达丹吉尔，受到当地柏柏尔人的热情欢迎，伊德里斯就是伊德里斯王朝的创立者。

尽管哈迪在许多方面酷似马赫迪，但有一方面不同，他禁止海祖兰插手政事。这位深受众人喜爱的女士习惯于影响自己的丈夫，当她试图影响自己的儿子哈迪时，哈迪命令她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他撤走了王太后的护卫队，并禁止朝臣拜访她。据说哈迪甚至打算毒死她，但这种指控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海祖兰这个骄傲的女人深受其辱，伺机报复。

哈迪与马赫迪一样，打算把自己的兄弟哈伦搁在一边，而欲立自己的幼子为王储。朝廷中除叶赫亚·巴尔麦克之外，所有人都支持他的这一决定。叶赫亚几次三番地劝谏哈迪不要迈出如此危险的一步，但哈迪犹豫再三后还是在群臣的怂恿下指定自己的儿子为王储，并把叶赫亚投入监狱。随后，哈迪移驾摩苏尔附近，并在当地因病去世。关于哈迪的死一直迷雾重重。许多人认为，是他的母亲把他害死的。太后早就计划让各地总督迎接哈伦继位，不过这只是对哈迪死因的一种猜测，我们对王太后知之甚少，而且不久后她本人也故去了。

哈迪及以后的两位哈里发执政时期，阿拔斯王朝处处洋溢着波斯文化的气息，波斯元素的影响和时尚达到了顶峰。人们庆祝波斯的新年和各种节日，许多哈里发都穿戴波斯的服饰。提高非阿拉伯人地位而损害了阿拉伯人利益的倾向，在舒比亚或民族主义运动中方兴未艾，这些运动改变了帝国依附民尤其是波斯人的地位。据说该运动成员主要是波斯人或希腊人，他们在艺术与科学等各方面的表现都优于阿拉伯人，甚至他们还认为谱系研究和实践沙漠中的人的美德都是他们的家传。

哈迪去世时，哈伦年方25岁。听闻兄长去世，哈伦立即复出，迅速赶回朝中主持葬礼，并且毫无异议地继任为新的哈里发。哈迪的幼子轻易就被说服，放弃了他自己担任哈里发的权利，但此前有过与此相关的一件事：当哈伦正要横越底格里斯河时，负责照料哈迪幼子的一个朝臣在对岸大喊：“站住，王储先过。”哈伦愤怒地回答说：“埃米尔的卑贱的仆人！”哈伦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刚一继位就把这个忠诚而又不幸的朝臣给杀死了。可见，哈伦虽然有“拉希德”的美名流传，但如果在仇恨和嫉妒的驱使下，他也会像先辈一样残忍无情。

哈伦继位的当天，他的儿子麦蒙出生，正是双喜临门，另一子艾敏稍后出生。艾敏的母亲祖拜德是曼苏尔的外孙女，而麦蒙的母亲却是波斯血统的女奴，因而，艾敏拥有比麦蒙更高贵的出身。当新哈里发过桥进入巴格达时，哈伦命令属下到河中寻找一枚价值10万金币的戒指。这枚昂贵的戒指是马赫迪赐予他的，哈迪曾向他索要，当时他在情急之中把它扔进了湍急的底格里斯河。很快，手下找到了戒指，这令哈伦龙颜大悦。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

被哈迪监禁并以杀头相威胁的叶赫亚·巴尔麦克终于赢来了政治上的春天，他被哈伦召回后朝中，并成为维齐尔。他的两个儿子法德勒和贾法尔也大权在握。法德勒是哈里发的同奶兄弟和非凡的治国高手（哈里发的母亲哺育了法德勒，法德勒母亲则是养育哈里发的人。）；贾法尔是哈伦的私交密友。这三人是巴尔麦克家族的佼佼者，17年后该家族的败落几乎使哈里发哈伦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哈伦以谨慎践行伊斯兰教仪式著称，他每天拜倒百次，还施舍1000迪尔罕给穷人。哈伦统治的第一年就开始主持麦加朝觐活动，以后陆续朝觐圣地达九次之多。他每次都向百姓广布财物，引得民众竞相追随。哈伦朝觐和旅行时扈从众多，不仅包括朝廷命官、剽悍的卫队，还有大批学者、教法学家、诗人和哲学家。

哈伦可能是阿拔斯家族中最精明强干的统治者，他在很多方面酷似曼苏尔，但并不吝啬。哈伦一生都致力于与罗马人交战，并多次御驾亲征。哈伦继位八九年后，遗弃了巴格达而选择驻守在叙利亚附近的拉卡。尽管他表面上说自己热爱巴格达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样做只是为了便于控制不忠的叙利亚，但事实倒更像是他反感巴格达，因为他从此再未在巴格达居住，甚至很少在那儿逗留。

哈伦在位的第二年，一个哈瓦立及派教徒领导了一次破坏性十分严重的起义，引发了整个摩苏尔省区的叛乱。占领了摩苏尔城的叛军把美索不达米亚的总督阿布·胡里亚弄得狼狈不堪。大军源源不断地赶来，最后平息了叛乱。阿布·胡里亚的无能令哈里发天颜震怒，结果他在巴格达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叙利亚边界的安全是哈伦早期统治关注的核心，游荡在亚美尼亚边界的哈扎尔游牧部落不断骚扰，小亚细亚边界也经常受到罗马人的威胁。哈伦应对危机的办法就是以武力面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哈伦派一位突厥将军以塔尔苏斯的森严要塞为据点重新对西方开战。此后，突厥人在哈里发国家越来越重要，最后甚至结束了阿拔斯家族的统治。阿拔斯王朝与罗马人的战争几乎连绵不绝，哈伦多次亲赴前线，也曾到要塞观战，从拉卡驻地他可以方便地赶赴前线。穆斯林军队起初在海上大获全胜，他们成功地袭击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并俘获了罗马的海军将领。据说由于该将领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而被哈伦处死，但是穆斯林学者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在对罗马人要塞的突袭中，穆斯林军队俘获大批战俘和战利品。但后来局势逆转，罗马军队连连得胜，有一次穆斯林军队因不适应山峡里寒冷的天气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后来，哈伦亲率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国内一片大乱，穆斯林军队再次大获全胜，胜利的征伐远及以弗所和安卡拉。随后，双方交换战俘，4000名穆斯林在欢庆中回到祖国；拜占庭摄政皇后伊琳妮答应交付年贡，以换得四年的和平。后来哈里发的第三个儿子卡西姆再次发动进攻，迫使罗马人释放了几百名战俘。与此同时，哈扎尔游牧部落对亚美尼亚的突袭遭遇失败。

802年，尼斯福鲁斯一世出任拜占庭皇帝，他在给哈伦的一封侮辱性信函中称：“罗马皇帝尼斯福鲁斯致阿拉伯国王哈伦，伊琳妮已经去职，甘当士卒。她付给你的钱财两倍于你欠她的，这只是妇人之仁。此后，还回你拿走的，否则刀剑相待。”哈伦怒不可遏，在尼斯福鲁斯的书信背面写下了著名的答复之辞：“奉至仁至慈的安拉的名义，穆斯林的长官哈伦致罗马人的狗尼斯福鲁斯。不信道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我已阅过你的书信。至于我的回答，我一定会叫你看到，只是现在你还无法听到！平安。”哈伦说到做到，立即调兵遣将，对拜占庭开战，穆斯林大军所向无敌，劫掠远及赫拉克里亚。而拜占庭皇帝此时正忙于应付国内的叛乱，没能做出一点反应。愚蠢吹嘘的结果是耻辱的和平和重新交纳年贡。哈伦忙于帝国政事之际，尼斯福鲁斯几次三番撕毁和约，然后又屡次被打败。最后，哈伦在统治末期再次带领13万大军攻克赫拉克里亚和提阿纳，结果除年贡之外，尼斯福鲁斯本人和拜占庭帝国皇族的所有成员都要向哈里发国家交纳污辱性的人丁税。塞浦路斯再次遭到蹂躏，10000名战俘被押到叙利亚。为了赎回主教，塞浦路斯人被迫交付2000金币。第二年，罗马人再次出击，穆斯林军队在马拉什和塔尔苏斯遭遇惨败。哈伦此时正在别处忙于处理手边的麻烦，根本无暇顾及收复失地。最终，所有这些惨烈战争的结果，只是增加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宗教仇恨。哈里发下令焚毁了边境地区所有的教堂，并严厉地强加给基督徒可憎的衣饰区别。

此时，非洲正逐渐脱离阿拔斯王朝的控制，地方势力与帝国军队之间频频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身经百战的哈萨马将军奉命带领大军前去镇压并取得成功。但短暂的经历告诉哈萨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阿拔斯王朝充满着深深的敌意，取得最终的成功似乎希望渺茫，再加上他对东方故土的无限留恋，哈萨马最后辞职返乡。此后，尽管非洲起初名义上服从巴格达，艾格莱卜王朝最终还是在凯鲁万获得独立，同时伊德里斯王朝在西部更远的丹吉尔割据一方。

公元792年，由来已久的叙利亚南北两个阿拉伯部族的仇恨演变为公开反目，大马士革因此经历了两年的动荡不定。由于政务缠身，哈里发哈伦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斗争的结果只是削弱了不忠的叙利亚的力量。十年后双方再度开战时哈伦予以干预，以哈里发的身份调解双方的冲突。后来，摩苏尔又发生了叛乱，动荡持续两年之久。最后，哈伦亲率大军攻克该城，把摩苏尔城墙夷为平地。哈里发盛怒之下意欲彻底摧毁这座反叛的城市，但接受规劝的哈里发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一个哈瓦立及派教徒韦立德·伊本·塔里夫在奈绥宾发动叛乱，叛军劫掠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突袭了美索不达米亚，并横越底格里斯河到达胡勒万，把整个省区置于恐怖之下，对帝国构成严重威胁。哈伦本人愤然出击，结果韦立德兵败身亡。这次军事行动因莱拉悼念其叛军兄长的动人的挽歌而闻名。为替其兄复仇，莱拉女扮男装出战，败退时刻又换上女装准备伺机刺杀哈伦，所幸哈伦的将军及时揭穿了她的伪装，哈伦躲过一劫。心有余悸的哈里发为了庆祝胜利，在大小朝觐仪式上频频感谢安拉，并徒步光临了圣地。帝国在边境的诸多战端数不胜数，其中在北方的一次值得关注，哈里发哈伦在这次事件中的背信弃义的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纯洁的灵魂”穆罕默德和“巴哈姆拉殉难者”易卜拉欣的另一个兄弟叶赫亚负责执掌德拉姆。他的权力迅速膨胀，统治范围甚至扩张到里海地区，帝国各地的阿里派追随者纷纷慕名而来。哈伦对叶赫亚的影响和独一无二的高贵出身嫉妒不已，就命令波斯和祖尔赞总督法德勒·巴尔麦克率军前去讨伐。天真的叶赫亚热情地与法德勒谈判，表示愿意在受到优待的前提下留在巴格达，条件是双方的协定不仅要有教法学家见证，还要有哈希姆家族的代表作证。哈伦见能就此除掉敌手，亲笔确认了协定，叶赫亚从此寓居巴格达，享受朝廷的优厚待遇。但不久后，哈伦的嫉妒之心压倒了良知，首席法官谄媚地替哈里发在协定中发现了一处不利于叶赫亚的漏洞，但一个同样有名的教法学家宣称，协定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宜废除。然而，在首席法官的怂恿下，哈伦最终还是把叶赫亚投入监狱，庄严的协定也被撕得粉碎。

哈伦的儿子尽管只有5岁，但由于出身高贵而被指定为王储，御名艾敏（虔信者）。几年后，哈伦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成为第二继承人，他只长艾敏几个月，现在两人都只有12岁。阿卜杜拉御名麦蒙（诚信者），由贾法尔·巴尔麦克教导，很小起就负责管理呼罗珊以及从哈马丹到更远的东部的广大地区。在一次去麦加的盛大朝觐中，哈伦赐予每个儿子百万金币，并由宰相见证拟定了两份诏书。这两份诏书分别明确了对艾敏和麦蒙的任命，被在举行了庄严的仪式后悬挂于克尔白中。同时，哈伦让他的小儿子卡西姆掌管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边境。卡西姆是麦蒙的忠实支持者，在几年后的一次东进中，卡西姆表示以自己的军队及其物资支持麦蒙。同时，哈伦要求三个儿子彼此在巴格达续订契约，全国事务依此而治。人们对如此聪明的一位君主这么快就忘记了以往的教训而深感疑惑，这种怪异的决定为以后国家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巴尔麦克家族的沉浮，为这一时期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巴尔麦克本意为佛教高僧。哈立德·巴尔麦克祖居呼罗珊，其父任职于巴勒黑城的诺巴哈尔佛寺，在呼罗珊一带颇有声望。10世纪初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奇赫曾经在《地志》一书中将呼罗珊的巴尔麦克人比作阿拉伯半岛的古莱西人。倭马亚时代末期，哈立德·巴尔麦克放弃佛教，改奉伊斯兰教，并参加阿拔斯派在呼罗珊的起义，在阿布·穆斯林和卡赫塔巴麾下效力。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立德·巴尔麦克受命掌管税收事务，并且出任泰伯里斯坦、法尔斯和贾吉拉的总督，其子叶赫亚出任阿塞拜疆总督。自马赫迪即位开始，叶赫亚长期出任维齐尔，其弟穆罕默德及其子法德勒、贾法尔等人也任要职。巴尔麦克家族位高权重，门生弟子遍布各地。

哈伦在位的前期，巴尔麦克家族的政治势力达到顶峰。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将786—803年称作“巴尔麦克人的时代”。他们执掌最高权力，支配国家的岁入，影响无处不在。哈里发国家的要员大都出自他们家族，或是其同党。几乎所有人都向他们俯首帖耳，其威望甚至超过了他们的主人。叶赫亚他退职后帝国大权落到了两个儿子法德勒和贾法尔手中。法德勒拥有很高的权威，并为世人爱戴，是哈里发帝国实际的统治者；贾法尔深受哈里发宠爱，是哈里发的游乐密友。同时他也继承了巴尔麦克家族的治国能力，负责教导小麦蒙，并执掌东方。尽管年仅37岁，贾法尔任维齐尔却已有17年。诗人们从来不吝于赞美巴尔麦克家族，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美德、大度与权威也是大加描述。“巴尔麦克人”在阿拉伯语中甚至成为“慷慨者”的同义词。贾法尔·叶赫亚是《天方夜谭》中的著名人物，“贾法尔的慷慨”尽人皆知。巴尔麦克家族执政期间，波斯贵族的政治势力急剧膨胀，阿拉伯人相形见绌。呼罗珊处于巴尔麦克家族的控制之下，俨然伊斯兰世界之国中国。然而，巴尔麦克家族的权势和财富，引起了其他政治集团的不满，哈伦对此也萌生妒意和忌恨之心，因为哈里发国家的天空不允许有两轮太阳。

贾法尔是哈里发的密友。据说，哈里发挚爱自己的妹妹阿巴赛，要她时刻不离自己身边，此举有违穆斯林礼节，为了不给人们留下攻击的口实，哈伦给贾法尔和阿巴赛举行了婚礼仪式，但这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婚姻。然而，年轻气盛的阿巴赛无视禁令，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代替女奴去服侍她的丈夫。她去时乔装打扮，醉酒的贾法尔发现时为时已晚，他吓坏了。两人秘密地生了一个孩子并偷偷地把他送到麦加。纸终究包不住火，丑闻败露。哈伦在朝觐途中确认了传言的可靠性，一回到拉卡就派一个宦官去杀死了贾法尔。他的尸体运回巴格达后被切成两半，分别悬挂在大桥的两端。这个场景一直保留了三年，当哈伦从东方返回路经巴格达时，才下令把贾法尔已经面目全非的尸体取下来掩埋。贾法尔一死，叶赫亚和法德勒也相继被投入了拉卡的监狱。与此同时，哈里发下令罚没巴尔麦克家族所有财产的诏令颁行全国，一经发现即行充公。叶赫亚老来丧子心痛不已，法德勒虽尚处壮年，遭遇噩也吓得魂飞魄散，二人在哈伦去世前不久相继死在狱中。人们对他们的死深感悲痛，诗人们以诗歌歌颂法德勒，编年史家则连篇累牍地记述他的大度豁达，称颂他是世人的最杰出者。巴尔麦克家族的高贵、权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为王朝所作的贡献，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但他们的结局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哈伦本人对贾法尔的死因保持缄默，有一次他美丽而聪慧的妹妹欧雷雅问起此事，据说他当时如此回答：“我的灵魂生命，即使我的贴身衣物知道了，我也会把它撕碎。”这可能是个传说，但大众传说、散文和骈文对此也有同样的记载。一些权威也默认了事实，还有一些人，如伊本·赫勒顿把它归结为其他原因——例如，贾法尔默许了一个阿里派教徒逃亡；叶赫亚私自进宫；家族的阿里派倾向等。但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贾法尔的死因和家族的败落。据说，阿巴赛和她的孩子也被杀了，但此说并不可信。

痛苦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久贾法尔的挚友易卜拉欣也被谋杀了。易卜拉欣对朋友的死悲痛万分，私下里对贾法尔的悲惨结局愤愤不平。哈里发听说后邀请他独自赴宴，把他灌得烂醉。哈里发假装对贾法尔的死深表悲痛，并说如果贾法尔能够生还，他愿意拿半壁江山来交换。天真的易卜拉欣信以为真，喝得酩酊大醉的他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了表面上是在忏悔的君主。他对贾法尔大加赞赏，对他的死痛心不已。随后，哈伦放逐了易卜拉欣，咒骂他是叛贼，不久便将其处死。

哈伦时代，哈里发国家的边陲生变。东方的突厥势力忠于王室，加速了东方地区的巩固。但是在一个哈瓦立及派教徒的领导下东方也发生过一起严重的叛乱。叛军劫掠了波斯及其周边省区，反叛甚至波及赫拉特。但在强硬的突厥势力的控制下，叛乱最终被地方总督阿里·伊本·伊萨镇压。几年后，哈里发听说阿里·伊本·伊萨在东方实行专制，便带麦蒙一起赶赴莱伊，并召阿里前来接受质询，以核实对他的指控。老奸巨猾的阿里连忙给哈里发和朝臣们送来大礼，才得以保住职位。哈伦在自己热爱的出生地莱伊逗留了四个月，处理好塔巴里斯坦、德拉姆和东方其他省份的政务后，经巴格达返回王室驻地拉卡。

不久后东方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叛乱，事由十分离奇。一位撒马尔罕贵妇人的丈夫久居巴格达，音信杳无，耐不住寂寞的她考虑再嫁。有人告诉她，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宣布脱离伊斯兰教，嫁给向她求婚的人。此人名叫莱菲·伊本·莱伊斯，是纳绥尔·伊本·赛亚尔的孙子。贵妇人的丈夫闻讯后向哈里发抱怨此事。哈伦本来就对侮辱穆斯林信仰的行为深恶痛绝，于是命令莱非立即休掉这个妇人，并骑着驴游街后主动入狱反省。莱菲起初并不想这么做，因此选择了逃走并四处流亡，后来他又返回撒马尔罕杀死当地的长官并聚众起义。阿里·伊本·伊萨担心莱菲偷袭木鹿，遂放弃巴勒黑向西逃窜，随后，莱菲迅速占领阿姆河以东地区。与此同时，哈伦得知阿里在东方施行暴政，贪婪无比，决定把阿里解职并镇压叛乱，哈里发派遣已经完成非洲扩张使命的哈萨马率领大军挺进木鹿，密令他更换当地的统治者。刚到达木鹿时，哈萨马盛情地接待阿里，但不久便下令没收“暴君”的大批财产。阿里当政时期搜刮来的不义之财数量巨大，将它们运送给哈里发共动用了1500匹骆驼。阿里本人从此声名扫地，骑着一匹秃骆驼被押往拉卡，这是当时地方统治者的普遍命运。

撤换阿里之后，哈萨马迅速攻打莱菲，把他围困在撒马尔罕。即便如此，几年之后莱菲挑起的叛乱才得以平息。这时，哈瓦立及派利用阿姆河叛乱之机在阿姆河南岸地区起义，威胁着波斯东方省区。形势看来相当严峻，哈伦决定御驾亲征。808年底，哈伦离开伊拉克，御驾东征。谁曾料到，哈伦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哈伦本打算把麦蒙也留下，但麦蒙担心年老的父亲万一死在路上的话，艾敏在王后母亲的帮助下会把自己赶出东方政府，因此要求加入东征。排除众议后，哈伦同意了麦蒙的请求。翻越高山向波斯的挺进十分艰辛，也非常缓慢。一日，哈里发哈伦把自己的医生叫到一棵树下，向医生解开了自己腰上的丝帕，露出隐藏的致命伤。“当心”，哈里发说：“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我的儿子们都在盼着我死，你也看到了，他们让我骑那么颠簸的马，令我疲惫不堪。”此时，茕茕孑立的伟大君主言语凄怆，甚至只是在生病虚弱的时刻，他已经被围在自己身边的人抛弃了。次年，哈伦抵达祖尔赞，他的病情在那里不断加重，于是哈里发派遣麦蒙率领部分军队先行赶赴木鹿，而他本人则缓慢地前进。大军到达突斯后，哈伦病危死去，后来葬于其出生地。此前在哈伦病危之时，莱菲在狱中的兄弟被带到哈里发面前。哈伦狠狠地说：“如果还有一口气在，我会说一句话，就是杀死他。”随后这个无名的俘虏被斩杀在哈里发面前。

在病榻之上，行将就木的哈伦依然对帝国的未来充满憧憬；已为帝国擘画了蓝图的哈里发，毫不掩饰自己对生的渴望，对尘世的留恋。他用言语表达自己面临死亡时的感受：大去之期终于来临，我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一次我将永远离去，无限的留恋让我感到悲伤，我为自己抛弃友爱而哭泣，我为失去愉快的生活而哀伤。在最后的时刻，哈伦把军营中所有的哈希姆人召集到他的身边，叮嘱他们一定要维护先知的荣誉，精诚团结，确保国家权力的顺利交接，要服从新君的领导，保持帝国的繁荣和稳定。哈希姆家族的大臣们面对弥留之际的哈里发，有悲恸欲绝者，有泪流满面者，但是他们的内心活动非常复杂，各有盘算。此时，虚弱的哈里发的双目失去了最后的光彩，一代天骄，也终究无法抵挡住死神的进攻。哈伦死后，葬于突斯附近的萨纳巴兹。

哈伦去世后，他的一个小儿子负责守灵。哈伦仙去之时正值壮年，仅有47岁，任哈里发23年。哈伦19岁时与具有高贵出身的祖拜德结婚，祖拜德在他死后又活了30多年。哈伦一生有7个妻子，他去世时尚有4个健在。除了祖拜德的儿子艾敏之外，哈伦还有10个儿子和14个女儿，他们都是女奴所生。这位能征善战的哈里发在出征的路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也算没有辱没他昔日的荣耀。

哈伦是阿拔斯王朝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在历史上功勋卓著。公元800年前后，在“旧大陆”的文明世界，中国的唐朝雄踞东方，查理曼在西方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哈伦主政的阿拔斯王朝亦毫不逊色，三者可谓并驾齐驱，异彩纷呈。如果不考虑他的背信弃义和残忍的污点，哈伦确实可以与倭马亚王朝几位最优秀的哈里发相媲美。当然也有人对哈伦嗤之以鼻，认为尽管哈伦确实不像此前和以后的哈里发那样糟糕，却是阿拔斯家族的暴君。正是巴尔麦克家族的惨剧使他在东方的名声受损。并且，哈伦一生聚敛了大批财宝，仅通过不公正渠道获得的财宝就值9亿第纳尔。抛开这些污点，哈伦的统治仍可谓贤明。哈伦无论是在朝觐、治国还是在参战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才智都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使哈伦时代如此突出的还是文化的繁荣。王室是学术中心，修辞学、诗歌、历史、法律、医学、音乐和艺术等各方面的学者和人才济济一堂，受到朝廷的盛情款待，这在麦蒙时代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都能得到慷慨的奖赏，尤其诗人更是如此。诗人麦尔旺·伊本·艾比·哈福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称颂哈里发，哈伦就奖赏了他5000金币、一件锦袍、十个罗马血统的女奴和自己的一匹马。

哈伦接见查理大帝的使团

阿拉伯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哈伦对艺术和各类学术成果毫无成见的赞助与支持。哈伦初登哈里发宝座之时，即着手支持和保护当时的自由思想和精神，保护它们免遭保守主义者的扼杀。哈伦统治着一个包容各种民族和文化的庞大帝国，他除了必须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外，还要对前人的智慧加以提炼，并从中汲取营养。

生活在哈伦时代的学者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完全沉醉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哈伦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胸怀光大阿拉伯文化之宏愿，因此尽可能地为那些能够光大阿拉伯文化的人提供方便。帝国的各种信息都在巴格达交流，居留在巴格达的人中，有的来自遥远的东方，他们或许会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高谈阔论；有的自西方跋涉而来，他们可能绘声绘影地描述当地的地理状况。渐渐地，巴格达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中心。阿布·努瓦斯（757—814）生于波斯南部的胡泽斯坦，曾在伊拉克负笈求学，通晓经训和诗律，后博得哈伦的赏识，成为宫廷诗人。阿布·努瓦斯长于情诗和酒诗，其诗格律严谨，内容诙谐生动；其情诗自由奔放，情意款款，酒诗色彩绚丽，构思奇特。阿布·努瓦斯在生活方面反对禁欲苦行，鼓吹尽情享乐，在艺术方面反对因循守旧，刻意追求创新，是当时新诗创作的杰出代表。阿拔斯王朝前期新诗创作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阿布·阿塔希叶（748—825），他出身伊拉克的麦瓦利家庭，早年家境寒微，后来成为巴格达的宫廷诗人，曾经钟爱马赫迪后宫的侍女欧特白，常赋诗抒怀，且一度因此事而身陷囹圄。阿布·阿塔希叶放弃哈里发赐予的高额年俸和奢侈豪华的宫廷生活，追随苏非主义，隐居苦修。阿布·阿塔希叶的早期作品取材于巴格达的宫廷生活，多为情诗和颂诗，后期诗作取材于隐居苦修的生活经历，浸透着苏非主义的神秘思想和悲观厌世的浓厚色彩。阿布·阿塔希叶曾被后人誉为“阿拉伯宗教诗之父”，其诗作所蕴含的人生观与阿布·努瓦斯的享乐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音乐天才易卜拉欣之高足穆哈里格，是哈伦时代的宫廷歌手。一个夜晚，穆哈里格在底格里斯河畔引吭高歌，无数听众闻声而至，聆听他的美妙歌声，人们手执火炬，使整个巴格达通明如昼。这一时期，穆斯林还将希腊语的音乐著作译成阿拉伯语，进而发展了伊斯兰世界的音乐理论。巴格达的音乐家易司哈格·穆绥里撰写数部著作，内容涉及音乐理论与创作实践、旋律与节奏的构成等。著名学者法拉比深入探讨了音乐的结构、曲调和节奏，他撰写的《音乐大全》和《节奏分类法》，被时人视为音乐理论的权威之作，并对西方音乐产生一定的影响。

哈伦召集当时的学者，把所有能找到的古代典籍全部翻译成他们心目中最美的语言——阿拉伯语。他下令搜集帝国现存的所有手稿，并从拜占庭、印度和中国获取一些书籍。他调集大批翻译人才吸收领会这些希腊语、叙利亚语、波斯语和梵语著作，并将它们翻译成一种阿拉伯语，这种阿拉伯语经过了改进，能够清楚地表达出哲学概念的微妙、数学的抽象和天文学的广博。

哈伦所召集的学者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这些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学者都相互协作，取得了十分最重要的文化成果。

哈伦的浩大文化工程以“智慧宫”为基地，该馆实际上是向学者们开放的皇家图书馆。智慧宫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中心。在这个中心，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面召集众多译员，让他们共同协作。学者们通过在智慧宫的翻译活动重现并保存了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古代知识几乎完全搁浅。书籍已经变得非常稀有，高等级的教育基本离开了社会、宗教和政治的舞台。智慧宫让西方文化在伊斯兰世界安全地传承，阿拉伯世界汲取了希腊文化，并对其加以发展，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

巴格达附近的图书馆

哈伦不单是这些文化活动的重要组织者，还是一位参与者。每逢星期二，哈伦就会与巴格达的学者一起进行研讨。这一天通常以沐浴为始，随后就餐，然后大家就时事、哲学和科学等问题展开辩论。哈伦有时会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讨论，同时他自己也会阐述其观点和疑惑。一时间，巴格达的智慧宫成为一种文化时尚，无数伊斯兰城市竞相效法，王公贵族、达官显贵、文人学士亦对此趋之若鹜。皇家图书馆变成了公共图书馆，这种理念也被私人图书馆效法。

和所罗门神秘的东方魅力一样，《一千零一夜》使哈伦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甚至在千百年以后，仍旧激起人们对这个哈里发时代的风尚和风情的畅想。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最初取材于波斯故事集《海扎尔·阿弗纳萨》（一千个故事），后来增加阿拔斯时代巴格达的宫廷秘史和伊拉克的传闻趣事，直至补充来自马木路克时代的埃及民间故事。该书原系说书人在民间口传，10世纪时由巴格达人海什尔里整理，是最早的版本。15世纪，《一千零一夜》在埃及最后定型。相传，古代的一位国王，名山鲁亚尔，因王后不忠，将其处死，但仍不解心头之恨，于是每晚娶一少女，次日天明斩杀之，延续数年，百姓惊恐万状，纷纷携家眷出逃。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姐妹，自愿进宫，陪伴国王，并讲故事给他听。聪明伶俐的山鲁佐德所讲的故事，扣人心弦，每到关键之处戛然而止，留下悬念。国王意犹未尽，每天都想听她后续的故事，没有杀害她，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千零一个夜晚，终于滴水穿石，感化国王，令国王痛改前非。《一千零一夜》一书由此得名。该书包括神话传说、宫廷轶闻、航海历险、名人趣事，所涉人物上至王公，下至庶民，构思奇妙，情节曲折，语言优美，所塑造形象千姿百态，通过怪诞不经的题材、挥洒豪放的艺术手法和神秘莫测的东方色彩，生动地展示了古典伊斯兰世界社会生活的斑斓画面。

同样是在哈伦时代，巴格达出现了众多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或为旅行家、音乐家，或者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些学者堪称18世纪百科全书编纂者的先驱。在这些学者心目中，神的启示与理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伊斯兰文化认为理性是思考不可替代的工具，理性的终极指向就是真正理解神的启示。巴格达真正的荣耀就在于，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人们敢于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理智去发现真理。人们敢于认同，在世俗学问和神的启示的自然结合中，人类的存在才变得有意义。这一切，都与哈伦拉希德有关，在伊斯兰的历史上，最灿烂的篇章应该属于哈伦。

历史长河中的巨澜

公元792年，哈伦指定长子艾敏作为哈里发的第一继承人。艾敏因其生母祖拜德系阿拔斯家族成员，具有较为纯粹的阿拉伯血统。哈伦在位的后期，北方重镇拉卡成为哈里发的主要驻地，艾敏代理其父留守巴格达。799年，哈伦又指定次子麦蒙为第二继承人。麦蒙因其生母马拉吉勒系呼罗珊贵族乌斯塔兹希斯之女，具有波斯血统。802年，哈伦在麦加明确规定了艾敏与麦蒙的各自权限：艾敏将首先承袭父位，出任哈里发，并直接治理伊拉克和西部诸省；麦蒙具有承袭兄位出任哈里发的权利，并且统辖扎格罗斯山以东地区。另外，哈伦还指定另一个儿子嘎希姆作为哈里发的第三继承人，可在阿卜杜拉之后承袭兄位，同时赐封叙利亚北部作为嘎希姆的领地。

然而，艾敏（809—813在位）即位以后，并没有遵循哈伦的遗训。他不能容忍麦蒙和嘎希姆与自己共治天下，因此首先剥夺了嘎希姆在叙利亚北部的权力，继而向麦蒙施加压力，要求麦蒙让出“大呼罗珊”西部领地，将扎格罗斯山以东的岁入上缴巴格达，接受哈里发派驻木鹿的官员。麦蒙拒绝了艾敏的要求，并且自称伊玛目，与艾敏分庭抗礼。810年，艾敏在巴格达宣布其子穆萨取代麦蒙作为哈里发的继承人，解除麦蒙在东部省区的统治权力。811年，艾敏起用阿里·伊萨重新出任呼罗珊总督，统兵4万自伊拉克进入伊朗高原，征讨麦蒙。麦蒙遣部将塔希尔·侯赛因率5000将士迎战，在莱伊城外击败艾敏的军队，斩杀阿里·伊萨。莱伊之战的胜利使麦蒙声威大震，伊斯兰世界形势骤变，埃及、希贾兹和贾吉拉等地纷纷倒向木鹿，巴格达的哈里发仅仅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塔希尔·侯赛因挥师西进，占领伊朗西部重镇哈马丹和胡勒万，逼近伊拉克。艾敏倾其全力，勉强凑足4万人马前往胡勒万迎战塔希尔·侯赛因的部队。然而，艾敏时运不济，他所派出的这支军队并不愿意为其效命，而是滞留于伊拉克东部的哈尼金，抗命不前，随即自行瓦解。812年初，忠于麦蒙的呼罗珊总督哈尔萨玛·埃亚恩率军3万人进入伊拉克助战，麦蒙的军队占领瓦西兑、库法和巴士拉，兵临巴格达城下。813年9月，塔希尔·侯赛因和哈尔萨玛·埃亚恩分别攻入巴格达的西区和东区，艾敏在乱军之中一命呜呼。与此同时，麦蒙在木鹿被拥立为哈里发（813—833在位）。

艾敏与麦蒙之间的征战，让哈里发国家的秩序荡然无存，伊斯兰世界西部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尤其是什叶派在伊拉克屡有骚乱，威胁着阿拔斯王朝。麦蒙即位后，最初定都于木鹿，以呼罗珊为哈里发国家的统治中心，企图借助波斯贵族的势力恢复秩序。麦蒙采纳维齐尔法德勒·萨赫勒的建议，实行与阿里家族成员联姻的策略，于817年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阿里之子侯赛因的后裔阿里·穆萨·卡兹姆，即后来被什叶派尊为第八位伊玛目的阿里·里达，宣布阿里·穆萨·卡兹姆是哈里发的继承人，将这位什叶派领袖的名字铸在钱币上，甚至将阿拔斯王朝的黑旗改为什叶派崇尚的绿旗。麦蒙的做法只不过想安抚什叶派和平息什叶派的骚乱，进而争取什叶派的支持。

麦蒙是一个中规中矩，不爱寻欢作乐的人，他从不像艾敏那样任自狂欢，而且他们两人在伊斯兰教义的取舍上也迥然不同。麦蒙的一生可圈可点，忽略某些丑恶的暴行不计，其统治也还算得上公正廉明。不过，麦蒙是一个轻信的人，易受他人的影响。他对东方极其偏爱，而对西方十分反感，这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选择留守木鹿。如此一来，他就落入了维齐尔法德勒的掌控之中，并开始崇奉阿里派教义，但是首都的人并不喜欢这种教义，这会严重威胁到麦蒙的帝位。可以想见巴格达乃至整个帝国将来会有多少麻烦。

巴格达陷落不久，当地的军队和民众就开始起义反抗塔希尔，因为他杀害了他们的哈里发艾敏，还把太后祖拜德和两个小王子囚禁在摩苏尔。经过数日的对峙，巴格达才恢复了秩序。塔希尔继续掌控巴格达的事务，直到麦蒙在法德勒的建议下，派遣法德勒的弟弟哈桑·伊本·赛哈勒来接替塔希尔，担任巴格达的总督。但是麦蒙的这一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它既引起了塔希尔的不满，还激起了其他省区的反对。

一个忠于前哈里发艾敏的阿拉伯族长纳绥尔·伊本·沙巴斯起兵为艾敏复仇，他率领大批阿拉伯人攻占了从阿勒颇到苏梅塞特的广大地区。塔希尔受命前去镇压，但他仍然对麦蒙任命哈桑为巴格达总督一事怀恨在心，根本无心战事，因而连连受挫，最后塔希尔下令撤兵。这样，纳绥尔控制边境数年，而塔希尔消极地坐镇拉卡，掌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第二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叛乱，著名的冒险家阿布·萨拉亚组织了一支叛军迅速占领库法，并以阿里后裔的名义在库法建立了政权。本来这座动荡不安的城市就一直是支持阿里家族的，加上置身西方的库法人同样反感深受波斯影响的哈里发，因此他们全力支持阿布·萨拉亚谋反。随后，萨拉亚攻克巴士拉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巴格达派来的平叛大军节节败退。叛军士气高涨，萨拉亚后来甚至以阿里门生的名义铸造钱币，并向阿拉伯半岛等地散发。最后，就连巴格达也受到威胁，总督哈桑连忙找来和塔希尔一样因政务困境而归隐田园的哈萨马商讨对策。哈萨马迅速扭转了时局，把阿布·萨拉亚逐回库法，并将他围困在那儿。当时，由于库法人已经厌倦了这个骗子和他的巡逻队，不再支持他们，因此在哈萨马大军压境之际纷纷倒戈相向。萨拉亚被迫带领残存的800骑兵逃出库法城，但终究厄运难逃，不久即在底格里斯河上被捕。随后，巴格达总督哈桑下令割下萨拉亚的头送交哈里发麦蒙，其尸体被分成两半悬挂在巴格达桥的两端。在巴士拉和阿拉伯半岛，叛乱的余波久久难息。阿布·萨拉亚委任的阿里派总督们四处制造暴乱，异常凶残的行为为他们赢得了诸如“屠夫”、“焚烧者”的绰号。在麦加，萨拉亚的使者试图指挥朝觐，结果仪式陷入混乱，克尔白的金饰和珠宝被洗劫一空。在圣城一带甚至出现了一个与麦蒙对抗的哈里发，他一度在阿拉伯半岛执政，不过，最终这位所谓的哈里发还是向麦蒙表示效忠，以求平安。

叛乱平定后，哈萨马没有向哈桑辞别就返回纳赫拉万。随后，麦蒙钦命哈萨马执掌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但忠心耿耿的哈萨马决心先赴木鹿，告诫哈里发时局之危险：维齐尔一直在欺上瞒下，西部正在迅速脱离哈里发的控制，除非哈里发马上返回巴格达。法德勒早已预料到哈萨马会觐见哈里发，便事先在哈里发面前对他进行诋毁。公元816年，哈萨马高奏军乐进入木鹿城，以防法德勒隐瞒自己回京的消息。得知哈萨马抗命归来，盛怒的麦蒙立即召见，劈头盖脸地责怪他没能迅速平息萨拉亚的叛乱。这位忠诚的将军刚要开口辩解，卫队就冲进来将他痛打一顿并押进监狱。不久，哈萨马因伤势过重死在狱中。

哈萨马在西方颇受爱戴，他的死在巴格达激起众怒。军队谴责总督哈桑是法德勒的走狗，是“术士之子”，再次起义反抗他。经过三天的交战，哈桑被赶出巴格达逃往麦达因避难，最后被迫退守瓦西兑。双方继续交战的数月里，哈桑也是连连失利。与此同时，巴格达城再度陷入混乱，这座不幸的城市一度落入盗匪之手，他们烧杀抢掠横行无忌。最后，巴格达的上层市民联合起来，其人数超过了盗匪，最终控制了局势。两个因机智和诚信而受到尊敬的首领负责处理巴格达的事务。人们拥戴哈伦之父哈里发马赫迪的另一个儿子为王，但遭到拒绝——他表示愿意在哈里发麦蒙的名义下临时指导政务。接近岁末之时，巴格达已经疲于战争，首领们集体决定与总督哈桑谈判。最后，哈桑颁布赦令，许诺军队六个月的薪俸，市民按登记人数给与补贴。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麦蒙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做法使巴格达重新陷入混乱。

出于各种原因，麦蒙接受什叶派第八任伊玛目阿里·里达（“众喜者”）为哈里发的继承人。阿里·里达长麦蒙22岁，来到木鹿后被指定为王储。无疑这是由于维齐尔说服了麦蒙，声称这是终止阿里派叛乱的最佳选择。阿里派和阿拔斯派曾经的合作应该算是成功的，但现在想要回复到过去那种和谐的局面，无异于痴人说梦。两派冲突已久，选择阿里·里达作哈里发的继承人纯粹是作茧自缚的愚蠢举动。麦蒙昭告天下，要求所有人宣誓效忠阿里·里达，同时规定国服由阿拔斯的黑色换成什叶派的绿色，此举公然造成了新的分化。公元817年，哈桑奉兄长法德勒的命令在巴格达宣布执行哈里发的指令。这对首都巴格达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人们害怕并仇恨什叶派，政府中的阿拔斯派感到这股暗流正在侵蚀王朝的基础。果不出所料，各地纷纷叛乱，准备废黜麦蒙另立哈里发。马赫迪的另一儿子易卜拉欣被选举为哈里发，并以个人的名义接受了效忠宣誓。易卜拉欣由马赫迪和一个非洲血统的女奴所生。易卜拉欣对音乐和诗歌颇有研究，他虽临危受命，却缺少相应的才干，其统治勉强维持了两年就匆匆结束了。

现在，麦蒙的总督哈桑再次被迫退守瓦西兑，帝国军队与叛军再次交战。哈桑认为利用库法的什叶派倾向就可以拉拢库法，于是任命阿里·里达的兄弟为库法总督。但库法人虽然愿意接受他作为纯粹的阿里派首领，却不肯服从他作为麦蒙的波斯代表，因而那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陷入了战乱的泥潭。西方动乱之际，木鹿又发生了惊人的巨变。

麦蒙终于醒悟了，但奇怪的是首先告诉麦蒙真相的却是阿里·里达本人。形势在阿里成为哈里发继承人的前一年就变得越来越严峻。现在，阿里冒险告诫哈里发，维齐尔在隐瞒真相，事实是伊拉克人民认为阿里·里达神神秘秘，不具备做哈里发的资质。他告诫麦蒙，徘徊在易卜拉欣和阿里派之间的结果只能是使帝国脱离哈里发的控制。他还指出，维齐尔的弟弟哈桑正在毁灭西部，而能在风暴中掌舵的人——塔希尔却被闲置在叙利亚。对法德勒一直心怀愤懑的群臣向哈里发证实阿里·里达所言不虚，他们建议哈里发麦蒙立即返回巴格达救帝国于危亡。另外，大臣们还提到这些正是两年前哈萨马的忠告，只可惜当时哈里发错杀忠臣。此时麦蒙如梦方醒，细细想来的确是自己对法德勒偏听偏信和选择什叶派教义才导致了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闻过必改，大梦初醒的哈里发下令迁都巴格达。麦蒙到达萨拉克斯时，发现法德勒被人杀死在他的浴缸里，忠臣与奸臣都已魂归天园。麦蒙允诺哈桑接任法德勒的维齐尔职务。此外，麦蒙与哈桑年仅10岁的女儿布兰订婚，以示哈里发对哈桑的宠爱。麦蒙和布兰的婚礼在8年后举行。与此同时，麦蒙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已经44岁的阿里·里达，另一个女儿则许配给了阿里·里达的儿子。一切“美满的结合”都表明麦蒙与阿里交好。阿里的一个兄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高官，负责一年一度的朝觐事宜。

然而，天并不总是遂人愿。麦蒙西进途中在突斯休整，当时正值秋季，阿里·里达大量进食葡萄后突然死亡，哈里发将其厚葬。阿里·里达紧随法德勒而去，阿拔斯王朝举国震惊。有传说称正是麦蒙在葡萄里下了毒，许多史家并不相信这一点。诚然，阿里·里达是受宠的，要不然哈里发麦蒙也不会与其联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阿里与法德勒同时也是麦蒙最大的两块绊脚石，他们的死解开了西方逊尼派心中的死结。因而，在给哈桑去信哀悼阿里的同时，麦蒙致信巴格达市民，称他们激烈反抗的继承人阿里已经死去，现在再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效忠朝廷了。尽管回复不够正式，麦蒙的确开始在巴格达得到支持。与此同时，易卜拉欣的治理软弱而轻率，日渐失去民众的支持，军队也不再反对麦蒙，结果曾是易卜拉欣王府驻地的麦达因也落入军队手中。

随着冬季的来临，形势对易卜拉欣越来越不利，麦蒙大军驻守在巴格达近郊，大臣们纷纷向帝国军队投诚。最后，公元819年，麦蒙的军队攻克巴格达，易卜拉欣潜逃，隐藏了起来。八年之中，易卜拉欣销声匿迹，但某夜男扮女装出行时，最终被巡逻兵发现了。当时易卜拉欣用他昂贵的戒指贿赂巡逻人员，但这恰恰暴露了他的身份。穿着一身可笑的女装的易卜拉欣被带到哈里发面前，“妙极了！”麦蒙喝道，“是你吗，易卜拉欣？”易卜拉欣诚惶诚恐地哀求哈里发饶恕。幸运的是，当时正值麦蒙与布兰举行婚礼，新娘为易卜拉欣求情获得御准。为报圣恩，易卜拉欣为两位新人赋诗一首。麦蒙听完诗后大喜过望，引用《古兰经》中优素福对他兄弟说过的话：“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但愿真主饶恕你们。他是最慈爱的！”

首都巴格达的民众重新对朝廷效忠，麦蒙决定在秩序完全恢复后进城。他一路缓慢推进，在祖尔赞逗留了一个月后，又在纳赫拉万呆了一个星期，各处的王族成员、将士和政府首脑纷纷出城欢迎哈里发的驾临，塔希尔也从拉卡赶来陪同哈里发。浩荡的队伍逶迤前行，直到公元820年，麦蒙才抵达巴格达。起初，候驾的市民按政令仍身着绿色衣衫，了解到群众的要求后，麦蒙召集群臣商议，结果哈里发批准了塔希尔所提出的着装改回黑色的建议。哈里发从容登基，并且将象征荣誉的黑色朝服赐予众臣。经过长期的叛乱，麦蒙驾临巴格达实际上预示着报复行为的彻底结束。尽管艾敏死后就隐藏起来的法德勒·伊本·拉比和易卜拉欣的维齐尔伊萨都曾全力反对麦蒙，然而现在他们又被获准入朝为官，此时的麦蒙确实是宽宏大量的。

塔希尔被任命为巴格达总督，其子阿卜杜拉同样身居高位，承袭父位坐镇拉卡。但是塔希尔的存在让哈里发想起了兄弟艾敏的惨死，而且出于对塔希尔忠心的怀疑，麦蒙开始对塔希尔反感。意识到哈里发的不悦，塔希尔说服维齐尔向哈里发建议让他镇守东方，那里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长官。如果麦蒙怀疑塔希尔的忠心，何以又赋予他如此重任不得而知。不过据说一位忠心的宦官随身携带哈里发的密诏，与塔希尔同往东方，目的就是监视塔希尔，如发现他有异心就伺机将其除掉。正像麦蒙所担心的那样，经过两年顺利的统治，塔希尔暴露出犯上作乱的野心。他私自取消了周五聚礼时为哈里发祈祷的惯例，代之以求安拉赐福于全体穆斯林。礼拜官立即向哈里发报告了此事。第二天，塔希尔忽然死在了床上。尽管有不忠的嫌疑，塔希尔仍然威名赫赫，执掌东方的大权仍掌握在塔希尔家族手中。塔希尔闻名于世不仅是作为将军和统治者，而且因为他是学术研究和诗歌的慷慨赞助人。在给受命驻守美索不达米亚的儿子的一封信中，塔希尔谈了自己对生命意义、社会和政治的一些观点。这封信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是思想的楷模，哈里发对这封信非常欣赏，曾下令把它抄录下来在全国传颂。我们知道塔希尔是沙场高手，号称“朱勒·叶米奈因”——“双手俱利者”。塔希尔只有一只眼睛，因此，一位敌视他的诗人这样形容他：“噢，双手将，你缺了一只眼睛，却多了一只手。”暗指塔希尔是一个劫匪，理应砍掉一只手。当时塔希尔的长子阿卜杜拉正受命镇守西方，因而在塔希尔死后，麦蒙决定任命阿卜杜拉的弟弟泰勒哈接替塔希尔。同时，哈里发派遣他的维齐尔协助泰勒哈行政。期间，维齐尔渡过阿姆河向中亚胜利进军。维齐尔完成使命离开呼罗珊时，泰勒哈送上百万金币作为回报，就连维齐尔的秘书也得到了50万金币的赏赐，足见当时官场之奢华。

阿里派的纳绥尔此时仍在西部高举反叛大旗。塔希尔坐镇叙利亚时故意消极应对，现在继承其父业的阿卜杜拉却奋力平叛，把纳绥尔逼进了小亚细亚边境上的一个坚固的堡垒中。纳绥尔被围困五年后投降，随后，阿卜杜拉凯旋回师巴格达，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正当凯歌高奏之时，原来追随易卜拉欣的那些叛逆者企图再次谋反，他们破坏了运送朝廷钦犯纳绥尔的船只。不过这次反叛并没有掀起巨澜，以国戚伊本·阿以莎为首的叛乱分子最终被捕并处以极刑。麦蒙命人将伊本·阿以莎绑到王宫的庭院中，在烈日下暴晒三天，并处以鞭刑。几个叛敌同伙被处死，伊本·阿以莎被公开碎尸，这是王室血统成员第一次被处以如此严酷的刑罚。

平定阿以莎率众叛乱这一年，麦蒙如约与布兰举行婚礼。布兰的父亲哈桑在瓦西兑近郊的府邸以真正东方式的奢华盛典为两位新人举行了婚礼。宫殿各处张灯结彩，富丽堂皇。婚礼之夜，祖拜德和新娘的祖父把1000枚硕大的珍珠洒在这对新人身上，新郎麦蒙把珍珠串成一串后，亲手戴在新娘布兰的颈项上。按照习俗，哈里发请新娘布兰提出要求，她请求赦免易卜拉欣、允许祖拜德到麦加朝觐，这些要求均获得恩准。婚礼大厅在名贵的龙涎香烛照耀下，亮如白昼。祖拜德给新娘穿上了一件饰以极贵重的珍珠的衣衫。麦蒙的婚庆进行了14天，国丈哈桑为表示对王室宠信的感激之情，特地给来宾派发了礼物，据说这些礼物耗资百万。许许多多的麝香丸抛洒出来，众人纷纷争抢。每个麝香丸里都藏有一张礼券，写明一份地产、一个女奴或一匹骏马等礼物，抢到者即可将其纳为己有。所有来宾衣着华美，欢庆盛典之奢华无与伦比。婚庆结束后，为了弥补巨额花销，麦蒙在国丈的建议下对几个省区加收了一年的赋税，权贵们就是如此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美丽多姿的。

麦蒙执政以来，埃及长期处于叛乱之中，反叛者控制着亚历山大里亚。此前，坐镇叙利亚遥控非洲的阿卜杜拉由于忙于镇压北方的纳绥尔，无暇顾及非洲。当北方的战事结束之后，阿卜杜拉进军北非，成功地镇压了叛军，把他们赶上了克里特岛。因而，公元825年，克里特岛成为穆斯林的属地。大约与此同时，同样为穆斯林所建立的艾格莱卜王朝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终于攻克西西里岛，将意大利收入囊中，还控制了地中海北部海岸。艾格莱卜王朝的军队在意大利遭遇到拼死的反抗，进展缓慢，直到公元846年8月才兵临罗马城下。然而，对于这些西部地区，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现在已毫无权力可言了。

征服埃及后，阿卜杜拉又奉命镇压巴贝克起义。巴贝克，这位著名的海盗在哈里发国家北部制造动乱长达20年之久。巴贝克信奉的教义非常奇特，相信灵魂转世和近亲通婚等东方神秘主义。巴贝克的追随者众多，在阿塞拜疆声势浩大，前去平叛的帝国军队连连在山口关隘失利。阿卜杜拉受命镇压巴贝克起义，但大军还没来得及整装出发，内沙浦尔就发生了叛乱，哈里发改派阿卜杜拉东进呼罗珊出任呼罗珊总督。与此同时，穆斯林军队又开始与拜占庭帝国交战，镇压巴贝克起义的任务暂时搁置下来。

麦蒙当政十六年来，拜占庭帝国与哈里发国家之间都在严阵以待，但总体上维持了彼此的和平，甚至在托马斯叛乱时，穆斯林军队也没有趁机入侵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地区。无疑，真正的原因在于托马斯称王是由叙利亚的安条克主教举行加冕礼的，而这里正是麦蒙的属地。现在哈里发麦蒙决定御驾亲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罗马人与巴贝克在亚美尼亚暗中勾结。公元830年，麦蒙从塔尔苏斯出发，开始征讨拜占庭帝国皇帝塞奥菲路斯，并最终取得巨大胜利。进军途中麦蒙与阿里·里达之子穆罕默德会合，并依照13年前的约定给自己的女儿和穆罕默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并且同意他们去圣城麦地那定居。此后，帝国军队在小亚细亚与罗马人又交战两次，麦蒙亲自参加了这两次战役。

麦蒙生命中最后的岁月是在塔尔苏斯附近度过的。当时他刚刚打败罗马人，为了更好地防范罗马人，麦蒙开始在提阿纳建立军事根据地。提阿纳位于塔尔苏斯以北113公里处，公元806年被哈伦攻克，复又放弃。提阿纳现在筑有三层围墙，四面城门都建有坚固的堡垒。帝国各处的工匠齐集提阿纳，奉命在王子阿拔斯的指挥下修筑该城。麦蒙临终之际极力效仿哈伦，频频发动战争，这是对他一生善变不定的个性的最后诠释。

麦蒙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征拜占庭时，途经古城哈兰，发现当地人留长发穿紧衣。这些叙利亚非穆斯林依然信奉他们祖先的古老信仰，直到公元830年都未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干扰。现在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加入伊斯兰教，要么死亡。但最后这些人选择成为《古兰经》所接受的萨比派，从而避免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在萨比派名义下，哈兰人继续履行他们的古老仪式。

麦蒙在远征过程中曾多次造访大马士革，并慷慨地赏赐了当地的一些大家族。对歌颂哈里发大度风范的叙利亚诗人，麦蒙予以嘉奖。但麦蒙并不热爱叙利亚人民，当叙利亚人要求与波斯人同样的待遇时，他就会历数叙利亚人的种种对抗朝廷之举。在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麦蒙看到了先知盖了印章的手稿，他虔敬地洒泪痛哭。

麦蒙从未动摇过在波斯时形成的偏见，也从没改变过对阿里派的偏好。波斯是麦蒙的母亲和妻子的故乡，也是阿里派的主要活动区域。麦蒙统治的后期，他的波斯情结逐渐发展为与自由与宽容思想结合。事实证明麦蒙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很高，几年前他就取消了先辈们禁止提及穆阿威叶和倭马亚王朝诸哈里发的禁令，甚至还允许对《圣经》和伊斯兰教教义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在波斯学者的影响下，麦蒙狂热地支持自由意志派教义，支持穆尔太齐赖派。麦蒙曾把各派理论家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就人神关系和神性等抽象的问题进行辩论。最后麦蒙肯定了有悖于正统信仰的部分教条，其中他以自由意志取代前定论，肯定众人信奉的《古兰经》为受造之物，从而否认了一直以来的《古兰经》的非创造和无始说。此外，麦蒙宣布阿里是先知之后的人类的最高领袖，进而承认伊玛目思想，肯定阿里家族拥有世代的精神领导权。此后，人们被教导说除《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有其他正确的神启之源。人们开始以象征的手法来阐释《古兰经》，对那些冲击正统信仰的学说的攻击，诸如挑战理性或者阻碍社会发展的说法，全都烟消云散了。以后的几年中，《古兰经》受造说的争论促使麦蒙做出一项不幸的决定，即通过论证和惩罚迫使人们相信经典受造。在最后一次出征小亚细亚时，麦蒙命令巴格达总督召集所有的高级教法学家，测试关于教义的重大问题，并向他汇报结果。其中大多数人被迫承认经典是受造的，但也有一些人意志坚定，坚决否认《古兰经》受造。其中包括罕百里学派的创始人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因此他被绑到了麦蒙的大营。同时，另外两人也受尽各种威胁，甚至以死相迫。还有二十个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被押往塔尔苏斯，等候哈里发回来后发落，但中途便传来麦蒙去世的消息。

麦蒙统治时期无疑是一个光辉的时代，是文学、科学和哲学繁荣的时代。麦蒙本人爱好诗歌，一位诗人为他朗诵一首百行诗时，麦蒙每次都能准确押韵，着实让该诗人吃了一惊。麦蒙的朝廷对科学、修辞学、诗歌、医学和哲学都慷慨资助。除哲学家和语法学家外，麦蒙时代还出现了教义收集家布哈里和历史学家瓦基德，瓦基德写的先知传记最为可信。与此同时，麦蒙时代还是教法学派的争鸣时期，著名的教法学家有：伊斯·沙斐仪和伊本·罕百里。

麦蒙时代的科学家

麦蒙在位期间将百年翻译运动推向了高潮，巴格达、军迪沙浦尔、亚历山大里亚、豪兰、安条克、爱德萨和纳绥宾成为伊斯兰世界文献典籍的翻译中心。830年，麦蒙斥资20万第纳尔，在巴格达建立名为智慧宫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包括翻译局、图书馆和科学院等。除此之外，他还重金延聘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学者从事翻译和著述工作。此外，博学并精通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也深受朝廷的重用。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利凡特各修道院中保存的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几何学家的手稿经过学者们的多方努力，被译成阿拉伯语，从而促进了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知识的了解。然而，翻译家们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复原古代作品，在某些方面他们还开始了创造性研究。塔德木尔平原上的天文台收集了大量研究天文和几何的资料。其他还有游记和历史等，其中医学书籍最多。

阿拔斯王朝前期最负盛名的翻译家侯奈因·易司哈格（809—873），是阿拉伯血统的景教徒，精通希腊语，曾经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物理学》和《伦理学》、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全部医学著作以及《圣经·旧约》译成阿拉伯语。据说，麦蒙依照侯奈因·易司哈格译著的重量，付以等量的黄金作为报酬。另一著名的翻译家萨比特·古赖（836—901），是豪兰的萨比教徒，以翻译数学和天文学典籍而闻名天下，其子孙三代数人皆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规模庞大的翻译运动将丰富多彩的异教文化之种子播撒在伊斯兰世界的沃土上，这些种子经过穆斯林学者的辛勤耕耘，已开出美丽绚烂之花。自9世纪中叶起，阿拔斯哈里发国家趋于解体，伊斯兰文化却开始进入极度繁荣的黄金时代，异彩纷呈，成就斐然。正是由于哈里发国家学者们的不懈追求，中世纪黑暗笼罩下的欧洲民族才能再次掌握属于他们自己却已经被遗忘的古希腊文化遗产。

麦蒙时代的学者开始重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整理。伊本·希沙姆（？—834）全名阿卜杜勒·马立克·希沙姆，祖籍巴士拉，是麦蒙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也写出一部《先知传》。他的这部著作以伊本·易司哈格的《先知传》作为蓝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和订正。伊本·希沙姆声称：“本书以易卜拉欣之子伊斯马仪为开篇，将涉及上自伊斯马仪下至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宗嗣的历史。为了简约起见，对伊斯马仪的其他子孙一概不提。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伊本·易司哈格虽有记载，但先知穆罕默德没有提及或《古兰经》中没有提到，或与本书无关的注释、证据，或那些不为诗人所知的诗，以及一些有争议的事或未经证实的传述等，一概弃之不用。除此之外，我将详加传述或引用。”伊本·希沙姆删除了伊本·易司哈格所著《先知传》中自阿丹至易卜拉欣诸先知的历史、伊斯马仪后裔中先知穆罕默德世系之外其他分支的历史、古莱西部落之外其他部落的信仰等。伊本·易司哈格的《先知传》原书已经失传，但其中主要内容已由伊本·希沙姆的《先知传》转述。与伊本·易司哈格的《先知传》相比，伊本·希沙姆的《先知传》更为翔实，也更为可信，是后来历代学者研究先知穆罕默德的主要依据。

麦蒙王朝给天文学以极大的发展空间。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印度学者拜尔赫姆卡特所著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和希腊学者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大集》相继被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随之开始了对天文学的研究。《西德罕塔》的翻译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萨里（？—796），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天文学家。麦蒙在位期间，阿拔斯王朝在首都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内沙浦尔、军迪沙浦尔、设拉子、拉卡、大马士革、弗斯塔特等地设置天文台，借助于浑天仪、天象仪、象限仪、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各种较为精密的仪器观测天体运动。麦蒙曾经命天文学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辛贾尔平原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之间实地测量子午线一度的距离，据此推算地球的直径和周长的数值。花拉子密（780—850）全名穆罕默德·穆萨·花拉子密，西方人称之为阿尔戈利兹姆，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花拉子密汲取印度、波斯和希腊天文历算的成就，参照新的观测资料，编制《花拉子密历表》，是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部天文历表。该表后来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编制天文历表的蓝本。

阿拉伯的星盘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尤其与天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发展，穆斯林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异族异教典籍文献的翻译，是伊斯兰世界数学研究的起点。曼苏尔在位期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萨里在翻译印度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的过程中，将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介绍到伊斯兰世界。在此基础之上，花拉子密系统阐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种种优点，如10个数码可以组成所有的数字，零的符号可以用来填补多位数中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的空白，书写和运算也极为便捷。在花拉子密之后，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在伊斯兰世界得以推广。花拉子密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后，印度的数字符号传入欧洲，西方人称这种数字为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

伊斯兰世界的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数学家。花拉子密不仅在天文学领域贡献卓著，而且在数学领域成就斐然，所著《积分与方程的计算》（亦译《还原与对消的科学》）一书，论证解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基本方法以及求二次方根的计算公式，提出代数、已知数、未知数、根、移项、并项、无理数诸多概念，从而使代数学发展为数学的基本分支；拉丁文及现代西方文字中的代数学一词，便系该书“还原”一词的音译。花拉子密论证的解方程的两种基本方法，即“还原”和“对消”，对西方数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直至演变为现代数学中常用的代数运算法则“移项”和“合并同类项”。花拉子密因此被后人誉为“代数学之父”。阿布·瓦法在三角学方面极有造诣，尤其是论证弦、切、割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三角学计算公式和三角函数表，从而使三角学开始脱离天文学，逐渐成为数学的分支。欧默尔·赫亚姆著有《代数》一书，着重研究一次方程的解法和多次方程根的几何作图法，系统阐述采用圆锥曲线求根的理论，并且采用圆锥曲线交割的方法解三次方程，奠定了解析几何的重要基础。

同样是在麦蒙时代，伊斯兰哲学有了十分重要的发展，一系列名垂青史的哲学大家相继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肯迪（796—873）本名阿布·尤素夫·叶尔孤卜·易司哈格·萨巴赫·肯迪，祖籍阿拉伯半岛南部，生于库法，曾被誉为“阿拉伯哲学的先驱”。肯迪深受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注重自然哲学的研究，极力使希腊哲学融会于伊斯兰教之中。肯迪认为，安拉作为永恒的精神，以“流溢”的形式创造万物，并且通过若干媒介间接作用于万物；世界万物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因果联系，相互依存；物质先于形式，各种物质借助于不同的形式而得以相互区别。肯迪强调，人的认识或来自感官，或来自理性；来自感官的认识局限于事物的外在形式，即形而下的世界，来自理性的认识则是事物的内在实质，即形而上的世界。肯迪还认为，人的灵魂介于安拉与物质世界之间，来自永恒精神的“流溢”；灵魂虽然附着于肉体，却是独立于肉体的存在，人死后，其灵魂离开肉体，归向安拉。

缔造了辉煌的伊斯兰文化的哈里发麦蒙死于塔尔苏斯近郊，享年48岁。那是一个秋日，但天气还很炎热，麦蒙和兄弟阿布·伊斯哈克坐在一条山溪旁憩息，他们把脚伸进清凉的溪水中解暑。事后伊斯哈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麦蒙说：‘看这溪水多么清凉，如果再来点椰枣就太好了！’。”恰好这时一匹骡子驼来了一大袋椰枣。随侍细细挑选了两篮献给哈里发。他们吃了一大堆椰枣，还喝了可口的冰水。回营后，两人都发起了高烧，这是麦蒙最后一次生病。高烧越来越严重，麦蒙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诏告天下，指定兄弟阿布·伊斯哈克以穆尔台绥姆（“受神庇佑者”）之名继任哈里发。麦蒙就自己的葬礼和陵墓略加叮嘱，吩咐众人不许悲伤哭泣。单独会见穆尔台绥姆时，麦蒙告诫他要虔诚地履行宗教义务，公正廉明地治国，并嘱咐他继续坚守《古兰经》受造说等伊斯兰教教义。另外，他还叫穆尔台绥姆尽快返回伊拉克。麦蒙留给穆尔台绥姆的还有一个不好的偏好，即喜欢雇佣突厥人做卫队。麦蒙死后葬在塔尔苏斯。麦蒙统治帝国20年，此外还以木鹿为驻地统治帝国东部5年。

帝国斜阳

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其臣属互不信任之时，这个国家可能就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辉煌的哈伦时代在留给艾敏和麦蒙数不尽的财富之时，也让他们的贪婪之心不断地膨胀。艾敏出任哈里发之后，无法容忍与人共治天下，于是一场兄弟相残的悲剧再次上演。艾敏与麦蒙之间的战争，将一个生龙活虎的阿拔斯王朝带入了混乱动荡的境地。长期的内战破坏了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基础。伴随着艾敏在权力争夺中的失败，作为阿拔斯王朝前期集权统治的军事支柱，呼罗珊籍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一蹶不振。而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新军应运而生，突厥人以及亚美尼亚人、哈扎尔人、斯拉夫人、柏柏尔人开始登上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舞台。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突厥人大都分布在阿尔泰山一带，牧养牲畜，逐水草而居。倭马亚时代，穆斯林勇士越过阿姆河，占领粟特和费尔干纳，伊斯兰教随之传入突厥人生活的地方。此后，突厥人常将其孩童作为贡赋献给哈里发国家，这些小孩在陌生的伊斯兰世界里成长，渐渐融入新世界的生活。曼苏尔在位期间，突厥士兵的身影偶或出现在阿拔斯王朝的军队中。然而，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国家的兵源主要来自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突厥士兵为数尚少，影响力有限，无力涉足政坛。艾敏和麦蒙内战之后，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力量大不如前，而突厥士兵人数猛增，其势力急剧膨胀。麦蒙的弟弟阿布·易司哈格为突厥妇女玛里达所生，具有突厥血统。他既不信任阿拉伯人，也不喜欢波斯人，却对突厥人情有独钟。他通过伊朗东部的土著王公萨曼家族，从中亚各地购买突厥奴隶，组建新军。817年，他在平息伊拉克反叛势力的过程中，首次使用了突厥士兵组成的新军，战绩赫赫。至833年，阿布·易司哈格麾下的突厥士兵已经达到4000人。麦蒙死后，阿布·易司哈格最终被突厥新军将领推上了哈里发的宝座，他就是阿拔斯王朝著名的穆尔台绥姆（833—842在位）。

穆尔台绥姆坐上哈里发之位以后，继续扩大新军的规模，突厥人及其他血统的外籍士兵增至7万人。834年，突厥将领阿什纳斯出任埃及总督，哈扎尔将领伊塔赫出任也门总督，标志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势力开始进入哈里发国家的政治高层。曾经声名显赫的那些波斯血统的将领，如今已得不到重用，处境凄凉。波斯血统的著名将领阿夫辛尽管屡建战功，却因涉嫌宫廷阴谋，欲立麦蒙之子登基，被穆尔台绥姆打入地牢，活活饿死。836年，穆尔台绥姆将哈里发的宫廷从巴格达迁至萨马拉。萨马拉位于巴格达西北120公里，地处底格里斯河东岸，正式名称是“苏拉·曼·拉阿”，阿拉伯语意为“见者喜悦”，由阿什纳斯主持营建，外籍新军大都驻扎在这里。当时的巴格达人曾对新都的名称有过幽默的解释：外籍士兵来到巴格达后，和平之城变成了骚乱之城，他们移驻新都，巴格达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令人皆大欢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穆尔台绥姆和他的7位继承人均在萨马拉临朝，并在这里建造了精美华丽的宫殿和清真寺。巴尔库瓦拉宫模仿古代波斯的建筑风格，其设计与泰西封的萨珊王朝宫殿颇为相似。萨马拉清真寺耗资1500万迪尔罕，采用砖木结构，规模宏大，可容纳万人同时礼拜，庭院中心水流淙淙，细泉涌动，景色别致，宣礼塔模仿巴别塔，呈螺旋形圆柱体，分为7级，高52米，至今犹存。

外籍新军的兴起，一时间让哈里发如鱼得水。穆尔台绥姆借助于外籍新军的势力，强化了哈里发的政权，成为继麦蒙之后阿拔斯王朝的又一盛世之君。佐特人祖居印度，后来迁至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麦蒙在位期间，佐特人频繁骚乱，劫掠商队，甚至切断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交通。穆尔台绥姆即位后，遣军征讨伊拉克南部地区，平息佐特人的骚乱，并将佐特人放逐到陶鲁斯山南侧的西里西亚。后来，佐特人流落于欧洲各地，四处流浪，这就是总能带给人们无限遐思的吉普赛人。

阿拔斯王朝初期，胡拉米派在阿姆河右岸的粟特地区揭竿而起，但很快被哈里发镇压。此后，胡拉米派传入北方的阿塞拜疆。816年，胡拉米派首领巴贝克在阿塞拜疆再度起事，要求平分土地、取消捐税、铲除暴虐、实现人间平等。起义声势浩大，参加者多达30万人，皆身着红色作为标志，故称“红衣军”。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缔结盟约，共同攻击阿拉伯人，几乎控制阿塞拜疆全境，并且波及亚美尼亚和里海南岸各地。820—827年，麦蒙多次派兵征讨，却都铩羽而归。穆尔台绥姆即位后，遣阿夫辛带兵征讨，战火绵延三年方休。837年，阿夫辛攻克红衣军的最后据点巴兹，起义者领袖巴贝克逃往亚美尼亚，被土著贵族捕获。838年，巴贝克被阿夫辛肢解处死。巴贝克起义平定后，穆尔台绥姆出兵征讨拜占庭帝国，攻陷并洗劫了拜占庭边境重镇阿摩利。战争的胜利，使这位哈里发在伊斯兰世界声威大震。

万物有度，过犹不及，至瓦西克（842—847在位）在位时期，外籍新军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展，已经威胁到哈里发的地位。穆塔瓦基勒（847—861在位）即位以后，极力削弱外籍新军的政治影响。在塔希尔家族的支持下，穆塔瓦基勒处死了权倾一时的哈扎尔将领伊塔赫，罢免手握重兵的突厥将领瓦绥夫。同时，穆塔瓦基勒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募集兵员，组建阿拉伯新军，旨在抗衡外籍新军。穆塔瓦基勒还委派其子穆恩台绥尔、穆阿亚德和穆尔台兹分别统辖埃及、叙利亚和呼罗珊诸地，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使哈里发得以维持较为充足的岁入来源。859年，穆塔瓦基勒耗资200万第纳尔，在萨马拉附近另建新都贾法里亚，试图将外籍新军的势力排除于宫廷政治之外。穆塔瓦基勒的做法导致外籍新军的强烈不满，哈里发虽然远离了原来的都城，但还是没有逃脱外籍势力的追杀。861年，穆塔瓦基勒在新都贾法里亚被外籍将领谋杀。

此后，哈里发国家权力的天平进一步向外籍新军倾斜。869年，赞吉发动起义，波斯血统的哈瓦立及派传教师阿里·穆罕默德是起义的首领，数十万人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他们洗劫巴士拉，攻陷瓦西兑，直逼巴格达。这次起义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对阿拔斯王朝威胁甚大。在穆瓦法克的领导下，哈里发国家倾尽全力，经过长达11年的艰苦征战，于883年攻陷赞吉的大本营穆赫塔拉，斩杀阿里·穆罕默德。在此期间，穆瓦法克统辖军务，独揽朝政，声名和权势如日中天，外籍将领相形见绌，哈里发亦黯然失色。

公元892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离开萨马拉，移都巴格达，外籍将领的政治势力已不如从前，维齐尔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核心人物。穆格台迪尔是最后一位领有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西部诸地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932年，穆尼斯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发动兵变，攻打首都，穆格台迪尔仓促迎战，魂断巴格达城下。10世纪中叶，哈里发所领有的疆域只剩下伊拉克中部一带。936年，哈里发拉迪（934—940在位）正式赐封瓦西兑守将穆罕默德·拉伊克“总艾米尔”的称号，赋予他兼领艾米尔（军事统帅）解释的军事权力与维齐尔的行政权力。“总艾米尔”的设置，标志着哈里发国家教俗合一权力体制的结束。此后历任哈里发仅仅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其原有的世俗权力丧失殆尽。拉迪成为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

在群山脚下

在一千多年前，绵亘的群山与汹涌的河流常常令人类束手无策。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疆域辽阔，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受自然环境影响极大。尽管驿政体系不断完善，然而，遥远的距离和纵横的峦壑仍然阻碍着哈里发各地之间的交流。据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912）记载，在阿拔斯时代，自巴格达向西经大马士革和弗斯塔特至马格里布的首府凯鲁万沿途共有105个驿站，自巴格达向东经莱伊和内沙浦尔至呼罗珊的首府木鹿沿途亦有66个驿站；驿站间隔的距离通常是24—36公里，以普通的速度行走约需1天的时间。775年，曼苏尔在麦加附近病逝，死讯在20天后才传到1500公里外的巴格达。785年，马赫迪在巴格达病逝，其子哈迪获悉哈里发的死讯并从里海南岸的朱尔占返回首都用了20余天时间。哈里发在巴格达颁布的命令，即使驿差昼夜兼程，也得15天后才能传送到呼罗珊总督的驻地。813年，麦蒙在木鹿宣布指定阿里·里达作为哈里发的继承人，这个消息直至三个月后才传到巴格达。

由于距离的遥远，巴格达的统治者对许多地区常感鞭长莫及。自然区域的明显差异，更使统一的哈里发国家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在阿拉伯半岛，阿拔斯王朝的权力仅仅局限于希贾兹的两座圣城和也门一带，贝都因人主宰着广袤的沙漠和荒原。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山脉纵横，土著势力各自为政，哈里发的统治往往徒具虚名。甚至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等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亦因方圆数百公里的沙漠相隔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区域。在东方的呼罗珊，自然区域的差异及其影响极为明显；绿洲城市内沙浦尔、木鹿、哈拉特、巴勒黑是阿拔斯王朝统治呼罗珊的中心所在，土著社会势力则在层峦叠嶂，千山万壑的庇护下得以延续。在西方的马格里布，只有狭长的沿海平原处于哈里发的控制之下，辽阔的内陆依旧是柏柏尔人的世界；他们虽然改奉伊斯兰教，却长期抵制阿拔斯王朝的政治权力。因此，哈里发国家权力的中心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定居的农业区域，哈里发统治的实际范围在沙漠的边缘，在群山脚下。

在伊斯兰文明兴起的早期阶段，谁对伊斯兰教更忠诚，谁的信仰更虔诚，谁就更有可能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那时的伊斯兰世界，需要伊斯兰信仰来维系。为数众多的异教臣民的存在，让阿拉伯人可以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大量的异教臣民为阿拉伯人实行民族统治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暂时被屏蔽。麦地那时代和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奉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原则，非阿拉伯人尚无缘介入伊斯兰世界的权力角逐。阿拔斯王朝前期，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初次登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一度叱咤风云。但是，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教化此时远未完成，非穆斯林人数颇多，伊拉克人和呼罗珊人是阿拔斯王朝倚重的统治支柱，宗教矛盾依然制约着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9世纪以后，异教叛乱的记载逐渐不再见于史籍，信仰的差异趋于淡化。那些在群山之外的土著势力，相继皈依伊斯兰教，进而涉足伊斯兰政坛，与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伊拉克人和呼罗珊人展开激烈的权力角逐。穆斯林内部的民族对抗和教派差异有如绵绵山脉，此起彼伏。“肥沃的新月地带”不再是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区域，伊斯兰世界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

伊斯兰世界群雄逐鹿的局面

希望，在别处

阿拔斯王朝统治后期，由穆斯林所构建的帝国大厦，自伊斯兰世界的东西两端，向哈里发国家的腹地开始崩塌。由于民族矛盾与教派冲突错综交织，伊斯兰世界一时间狼烟四起，群雄并立。正值阿拔斯王朝苟延残喘之际，白益家族异军突起，犹如一柄利剑，刺向哈里发国家的心脏。而与此同时，伊斯兰文化在哈里发国家的边缘地带薪火相传，一个又一个的王朝续写着属于伊斯兰的华章。

阿勒卜·阿尔斯兰之子马立克沙当政期间（1072—1092），塞尔柱人的势力达到顶峰。马立克沙统治的领土东起中亚东端、西至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阿拉伯海。1091年，马立克沙离开伊斯法罕，迁都巴格达。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在祝福巴格达的哈里发的同时，还祝福塞尔柱人的苏丹。马立克沙将女儿许配给哈里发穆格台迪，与阿拔斯家族联姻。阿勒卜·阿尔斯兰和马立克沙当政期间，波斯人尼扎姆·穆勒克出任维齐尔，辅佐苏丹，政绩颇佳。尼扎姆·穆勒克学识渊博，信仰虔诚。在1063—1092年出任维齐尔期间，他整顿朝纲，推行新政，发展生产，改善交通，使饱受战乱的西亚诸地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塞尔柱人有尚武传统，尼扎姆·穆勒克却也重视文化事业，常常招贤纳士，奖励学术。在他的庇护和赞助下，安萨里完成了神学名著《圣学复苏》，欧默尔·赫亚姆完成了文学佳作《鲁拜集》。1065—1067年，尼扎姆·穆勒克耗费巨资，在巴格达创办正统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尼采米亚大学，传授正统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和教义学说，以抗衡什叶派的分支伊斯马仪派政权法蒂玛王朝在开罗设立的爱资哈尔大学。尼扎姆·穆勒克著《政治论》一书，纵谈治国之道，影响甚广，堪与西方学者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媲美。

塞尔柱人一度实现了西亚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恢复了正统伊斯兰教的尊严。1092年，马立克沙死后，塞尔柱人的辉煌一去不返。家族内讧，诸子争雄，让塞尔柱苏丹国很快陷入四分五裂。马立克沙之次子桑贾尔继承大统，以大塞尔柱苏丹的名义领有呼罗珊。1157年，桑贾尔死于木鹿。此后，大塞尔柱王朝急剧衰落，所辖领地被来自中亚的另一突厥人政权花拉子谟沙王朝吞并。

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曾有过长达百年的辉煌时代。自9世纪中叶起，伊斯兰世界群雄并立，阿拔斯王朝的辖地日渐缩小，外籍将领横行无忌，巴格达哈里发不得不将世俗权力拱手让出。白益王公统治期间，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天下，巴格达哈里发仅有的宗教权威荡然无存。塞尔柱人入主西亚以后，巴格达哈里发并没有摆脱窘困的境遇。阿拔斯王朝的根基已经坍塌，巴格达哈里发软弱无力，任人摆布，苟且偷生。12世纪后期，塞尔柱苏丹国解体，凌驾于巴格达哈里发之上的大塞尔柱王朝苏丹权势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萨拉丁在开罗建立阿尤布王朝，恢复正统伊斯兰教在西部诸地的统治地位，尊崇巴格达哈里发作为宗教领袖。形势的变化使日暮途穷的阿拔斯王朝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阿拔斯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在位）曾经做过最后的尝试，企图恢复哈里发的威严，重振阿拔斯王朝的雄风。他将希望寄托于新兴穆斯林势力，怂恿花拉子谟沙王朝的塔卡什自中亚西进。1194年，塔卡什的军队击败大塞尔柱王朝的末代苏丹图格里勒，结束了塞尔柱人在巴格达的统治。然而，纳绥尔并没有扭转乾坤，他的努力付诸东流。1196年，塔卡什成为新的苏丹，行使塞尔柱人原有的一切权力，哈里发仍然只是苏丹的掌中玩物。1200年塔卡什死后，其子阿拉乌丁出任苏丹。阿拉乌丁击败古尔王朝、西喀喇汗王朝和西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定都撒马尔罕。1217年，阿拉乌丁召开宗教会议，试图废止阿拔斯王朝的宗教权力，另立阿里家族的后裔阿拉·穆尔克为新的哈里发。纳绥尔在绝望之际，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幻想得到蒙古人的帮助。然而，纳绥尔的这一做法无异于引狼入室，使伊斯兰世界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尽管如此，阿拔斯王朝还是以文化的方式留给后人无尽的财富。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建筑艺术日臻成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巴格达的绿圆顶宫、萨马拉的巴尔库瓦拉宫、科尔多瓦的阿萨哈拉宫以及萨马拉清真寺、科尔多瓦清真寺、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弗斯塔特的伊本·土伦清真寺、开罗的爱兹哈尔清真寺，皆可称作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瑰宝。

萨马拉清真寺

自公元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学家的视野逐渐从阿拉伯人的历史扩展到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历史，开始探寻伊斯兰世界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历史著作的编纂进入崭新的阶段。泰伯里（838—923）本名穆罕默德·贾里尔，出生于里海南岸的泰伯里斯坦。他长期游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各地，深谙东方古代历史文化和典章制度，善于甄别史料的真伪，长于驾驭史实的脉络。所著《历代先知和帝王史》独辟蹊径，突破以往历史著述的狭隘界限，改变前辈仅仅着眼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和战争始末的编纂传统，将当时穆斯林所知的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巨著。该书卷帙浩繁，原稿长达6万余页，现存版本分为13 册，7500余页，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从创世开始，记录自阿丹和易卜拉欣等传说时代诸位先知的经历，至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人以及波斯人、罗马人、犹太人等诸民族的古代社会状况。下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开始，记述哈里发国家的演变过程，至914年结束。该书采用追溯传述线索的传统方法，详细考证各种史料，取材精审，是伊斯兰编年史的典范。

爱兹哈尔清真寺

《历代先知和帝王史》插图

麦斯欧迪（？—956）全名阿布·哈桑·阿里·侯赛因·麦斯欧迪，生于巴格达。他博闻强记，游历甚广，足迹遍及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阿塞拜疆、伊朗、中亚、南亚和东非诸地。所著《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亦译作《金牧场》，原有30册之多，但大都佚失，只有4卷本的摘要流传至今。第一卷包括远古时代，记述埃及、巴比伦、亚述、巴勒斯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拜占庭的历史和宗教，所录史料颇为珍贵，其中有一章提及中国唐朝末年的黄巢大起义。第二卷记述伊斯兰教诞生前夕的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兴衰。第三卷记述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历史。第四卷始于麦蒙即位，止于947年，该书在伊斯兰世界首创纪事本末的编纂体例，虽然通篇形似零散琐碎，有如满盘珠玑，却慧眼独识，极富神韵。麦斯欧迪在伊斯兰世界被誉为“史学的伊玛目”，西方学者则将麦斯欧迪称作“阿拉伯的希罗多德”，在中国则相当于太史公司马迁。伊本·阿西尔（1160—1234）本名阿布·哈桑·阿里·穆罕默德·谢巴尼，生于伊拉克北部。所著《历史大全》，上自创世开始，下至1231年结束，记述波斯和拜占庭的历史、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伊斯兰教的传播、哈里发国家的兴衰。其中关于西班牙和马格里布的内容颇为珍贵，引用史料翔实可靠，备受后人推崇。该书撷取前人著述的精华，补其所缺，弃其所短，史料准确，文笔流畅，是罕有的史学名著。伊本·阿西尔所处的时代，正值十字军东侵和蒙古西征，作者目睹伊斯兰世界遭受的空前浩劫，故而对此记述颇多。伊本·阿西尔被西方学者称作“十字军战史家”，《历史大全》中关于蒙古西征的记述则为法国学者多桑所著的《蒙古史》屡屡选录。

伊本·阿西尔《历史大全》插图

在伊斯兰世界，人们早已开始追问人类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伊斯兰世界的哲学或由此开端。伊斯兰世界的哲学通常包括经院哲学、苏非哲学和世俗哲学。经院哲学所探讨的内容集中在安拉的本体及其属性等教义学命题，苏非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探讨俗人与安拉的关系。伊斯兰世俗哲学更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不过也脱胎于伊斯兰教的神学，其目的在于论证伊斯兰教的合理性。它承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崇尚理性，强调思辨。相对于经院哲学和苏非哲学而言，伊斯兰世俗哲学较多论及宇宙观和认识论方面的命题。

法拉比（874—950）是阿拔斯时代的另一著名哲学家，其本名为阿布·奈斯尔·穆罕默德·泰尔罕·法拉比，生于中亚的法拉布附近，他的父亲是波斯人，母亲是突厥人。法拉比不仅深得希腊哲学精髓，还受苏非主义神秘思想的影响。法拉比将安拉视为永恒不变的第一存在。在他看来，宇宙现象始于安拉的“流溢”，万物的形式蕴涵于安拉的本体之中；“流溢”过程的起点是作为最高精神的安拉，终点是人的精神；自安拉“流溢”的外部世界包括土、水、火、空气诸种物质，运动和变化是物质的特性。法拉比认为，人具有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感官的认识与理性的认识具有内在的联系；认识开始于感官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从而达到认识的目的。法拉比还认为，人的灵魂并非独立于肉体的存在，而是与肉体具有密切的联系；人死后，其灵魂回归永恒的宇宙灵魂。法拉比深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誉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导师”和“伊斯兰东方最伟大的哲学权威”。伊本·西那（980—1037）在西方世界拥有很高的声誉，西方人称之为阿维森纳，其全名阿布·阿里·侯赛因·阿卜杜拉·西那，生于中亚的布哈拉。伊本·西那认为，安拉作为创造者，首先创造“原初理性”，继而“流溢”天地万物。伊本·西那认为，“一般”具有3种存在形式：“一般”作为理念，存在于安拉的本体，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一般”作为个别事物的本质，与个别事物同存；“一般”作为概念，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换言之，安拉的理念先于个别事物，人的理性后于个别事物。伊本·西那主张“双重真理论”，即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信仰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哲学并不相悖，皆为真理。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等哲学家所阐述的伊斯兰世俗哲学，试图借助古希腊哲学思想来论证伊斯兰教的信仰。肯迪率先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引入伊斯兰世界，伊本·西那则最终完成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的融和过程。

法拉比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在伊斯兰世界的西端悄然兴起。12世纪出现在西班牙的伊斯兰世俗哲学，并不强调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的和谐，却极力实现哲学与宗教的分离。这种怪异言论很难为穆斯林所接受，但是在欧洲却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著名哲学家伊本·巴哲（1082—1138）全名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叶赫亚·巴哲，西方人称之为阿维帕格，生于西班牙的萨拉戈萨，长期在塞维利亚和马格里布的非斯从事著述。伊本·巴哲认为，安拉的能动理性“流溢”天地万物，物质处于永恒运动的状态，理性是物质存在的最高形式。伊本·巴哲强调科学和哲学是认识自然界的唯一途径，是沟通人与安拉的能动理性之间的桥梁；人通过灵魂认识世界，认识的过程是由个别到一般、由特称到全称、由物质的世界到理念的世界。伊本·巴哲认为，人只有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只有掌握科学和哲学，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人。

伊本·图菲利（1100—1185）也是伊斯兰世界西部地区的著名哲学家，其全名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立克·穆罕默德·图菲利，西方人称之为亚勒巴瑟，生于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后移居马格里布的马拉喀什。他认为，安拉的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皆系安拉理念的“流溢”；人的认识包括直观认识和理性认识，人可以在不借助天启的条件下，通过直观认识的不断积累，实现理性认识，最终获得对于宇宙和安拉的全部认识。伊本·鲁世德（1126—1198）全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鲁世德，西方人称之为阿维罗伊，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后来在马拉喀什、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等地著述和讲学。他在伊本·巴哲和伊本·图菲利的基础上，推进了伊斯兰哲学的世俗化。他承认安拉是无始之最高存在和世界的第一推动者，同时强调物质和运动及其固有规律的永恒性，强调物质与其外在形式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尤其否认“无中生有”和“先有而后无”的传统神学观念。他认为，灵魂并非独立于肉体的存在，而是与肉体不可分离，灵魂将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伊本·鲁世德发展了伊本·西那的“双重真理论”，强调哲学与宗教的不悖性和理性与天启的不悖性，认为宗教的真理来源于天启，具有象征性和寓意的形式，是对世人的训诫和约束世人行为的规范，而哲学的真理来自理性和思辨，是真理的最高形式。他甚至认为，哲学的论证高于宗教的信条，声称“相信宗教的人不应当惧怕哲学的不同论断”。

伊本·西那

白塔尼（850—929）全名穆罕默德·贾比尔·希南·哈拉尼，西方人称之为阿尔巴特尼乌斯，是继花拉子密之后伊斯兰世界又一杰出的天文学家。白塔尼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原为萨比教徒，后改奉伊斯兰教，曾在拉卡的天文台观测天象长达40余年。他在希腊天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长期的天体观测，运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著《恒星表》（亦称《萨比天文历表》）。他改进了天体运行的计算方法，所得数值的精确度超过前人。他在天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地球的近日点运动，即地球运行的轨道呈经常变化的椭圆。白塔尼还在《恒星表》中引用《古兰经》关于太阳和月亮按其轨道运行的经文，依照天文观测的事实予以解释，进而证明安拉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如同《花拉子密历表》一样，白塔尼的《恒星表》也被译成拉丁文，对欧洲的天文学影响甚大，曾经被哥白尼和拉普拉斯等人多次引用。

天文学家

阿布·瓦法（940—998）生于呼罗珊的布兹占，曾在巴格达从事天文学研究和天象观测，主持建造用于观测星体的象限仪台。他将三角学的正切函数和余切函数应用于天象的观测，最早发现月球运行的“二均差”，即月球的中心差和出差在朔望和上下弦以及弦望之间皆有盈缩的偏差。他的这一发现，曾被误认为是600年后文艺复兴时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功绩。阿布·瓦法还对地球呈球体形状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假说，进而纠正了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错误理论。比鲁尼（973—1048）全名阿布·拉哈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比鲁尼，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曾在伽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和麦斯欧德的庇护下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所著《麦斯欧德的天文学与占星学原理》，总结了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地球自转的理论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学说，并且对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加以精密的测量，堪称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百科全书。欧默尔·赫亚姆（1040—1123）生于呼罗珊的内沙浦尔，曾在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庇护下主持天象观测。他参与编订的太阳历称作“哲拉里历”，根据这种历法，平年为365天，闰年增设1日即366天，每128年中设闰年31次。当时在基督教欧洲流行的格里哥利历每积3330年便相差1日，“哲拉里历”则积5000年方差1日。伊本·海赛姆（965—1039）生于巴士拉，曾在开罗的科学馆从事研究，在光学领域颇有建树。他研究了人眼的构造和功能，否定了古希腊学者关于人借助于眼球发出的光线观察物体的传统理论，阐述了视觉产生于光线冲击的学说，论证了物体光线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伊本·海赛姆以其卓越的学识，成为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与近代学者开普勒之间1800余年中光学领域最重要的人物，曾被誉为“光学之父”。

外科学手搞

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理论，源于古希腊、波斯和印度。穆斯林学者通过对一些医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将其他地区的医学理论移植过来。因此，穆斯林学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古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却在长期的医学实践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诊疗技术的发展。穆塔瓦基勒在位期间，哈里发的宫廷御医阿里·赛海勒·拉班·泰伯里根据希腊和印度的医学理论，撰写了《智慧的乐园》一书，这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医学纲要。拉齐（865—925）全名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宰克里亚·拉齐，生于伊朗西部的莱伊，曾在萨曼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庇护下行医，并从事著述。所著《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和《天花与麻疹》，皆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长期被视为经典医学作品。《曼苏尔医书》论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毒物、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颇有见地。《医学集成》系统阐述了希腊、波斯、印度的医学理论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堪称医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是有史以来关于天花、麻疹两种疾病的第一部专门性著作，在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影响甚大。伊本·西那（980—1073）不仅在哲学领域颇负盛名，而且精通医学，所著《医典》一书广泛继承了古代世界的医学遗产，全面总结了穆斯林学者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伊本·西那首次将疾病划分为内科、外科、脑科、胸科、精神科、眼科和妇产科，系统论述各种疾病的病理症状和诊断治疗方法，强调养生、药物和手术兼施并用。《医典》一书代表了古典伊斯兰世界医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伊本·西那被后人誉为“医学之王”。

外科手术

1219年，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攻入中亚，阿拉乌丁兵败身亡，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尽遭蹂躏，哈拉特顿时成为废墟。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再度西征，蒙古铁骑如潮水一般涌向西方。一时间伊斯兰世界哀鸿遍野，一片凄凉。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哈里发穆斯台尔绥木（1242—1258在位）被装入袋中，马踏而死。至此，阿拔斯王朝终于油尽灯枯，犹如长河中的一缕烟尘，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暗角。

1258年，蒙古人终结了哈里发国家的历史。然而，昌隆的文化将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真义薪火相传，有如荒原上的一抹新绿，又恰似黑暗中的一丝微光，给人类带来希望。多少风云，多少豪情，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湮没；岁月无情，却带不走历史上那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在伊斯兰世界，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等在生活的磨砺中共同创造了一种光彩夺目的文化，这就是兼容并蓄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融会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波斯文化与印度文化，仿若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江河，绵延数百年，一直到今天。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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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后记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设想。综合室的编辑都是非常敬业、积极上进的。闵艳芸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新编辑，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欣赏她的出版理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于是，我把“历史系列丛书”的执行任务交给她，她从选定编委会主任、组织编委会议到与作者沟通、编辑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套选题计划不可能如期实现。

钱乘旦老师是外国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让我惊异的是他对出版业又是那样的内行，他为我们选择了一批如他一样有着文化情怀及历史责任感的优秀学者作为编委，并与编委一起确定了具体选题及作者，同时他还依照出版规律对编委和作者提出要求。钱老师不愧是整个编委会的灵魂。

各位编委及作者在教学、科研、组织和参加会议等大量的工作之外，又挤时间指导和写作这套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小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推出了首批图书，效率之高令我惊异，尤令我感动。

编辑出版“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是愉快、激动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我实现的一次实践，相信丛书带给国民的是清凉的甘泉，会滋润这个古老民族的久已干涸的心田……

杨书澜

2008年12月7日于学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