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知名独立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法制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

傅国涌治学以扎实的史料功底著称，著有《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金庸传》《追寻失去的传统》《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律师的传统/傅国涌编.一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3

ISBN 978-7-5502-0603-8

i.①追…II.①傅…III.①律师一历史一中国一民国IV.①D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733号

追寻律师的传统

编　　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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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100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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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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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思之

历史在曲折行进中总会有相似处，更难免重复，于是有传统形成，逐代流传。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优良传统，无一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延伸，同时受着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支配，律师传统不会例外。传统在融通之中的代代传承，维系着、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故不应轻易舍弃。但又因其往往发生于、产生在特定历史阶段，有的不免局限，是故也不宜听任其左右，而应超越。说到底还是那几句老话：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融会贯通，推陈出新。问题在于继承什么、怎样继承。这是应加思考的永恒命题，要力避盲目性。

西方文明的影响，租界的现身示范，催生了中国的律师制度，几与民国同步孕育，在民主宪政尚待建立的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有所发展，不幸终未壮大。然而为了存活，也曾在挣扎中锻炼出凝聚合力顽强抗争的传统：百年沧桑史，“典型在夙昔”①。

及至20世纪中叶，内战频仍，政权易帜，脆弱的律师制度几度断层，终致夭折。

然而尽管历史进程常有曲折，不免停滞甚或倒退，保守的、腐朽的力量毕竟不能永远阻挡住它的前行，时代大潮则更是汹涌澎湃。试看中国律师现状，幸或不幸，已被推至维护人权的最前沿，承担着保障人的自由与尊严、实施民主宪政、构建公民社会的责无旁贷的重任。为达到这些目标，自需从优良传统中汲取思想力量。

切莫认为律师从事个案维权纯属技艺范畴。须知维护个人权利，就是为全体公民维权，也正是为国家的光明前程维权，意义重大。1912年3月，共和肇始，江苏山阳县民政长姚荣泽被控告“惨害志士”，“枉杀亲属”。姚被捕后，社会各界、政府上层对如何审判激辩数月，孙中山认为不宜听一面之词，同意专设“临时裁判所”由法庭公开审讯，允许两边各聘律师参与讼事。时任司法总长的律师、法学家伍廷芳发表意见说：“民国初立，办理此等重大案件，不得不注意前时滥用法权之覆辙，凡此非为姚荣泽一人计，为民国之前途计也。”非为一人计，掷地有声语，至今发人深省。②整整二十年后，章士钊律师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当庭宣示：“真理在是，不得不争。”更进一层地提升了这一传统的品格。浩然正气，“共三光而永光”③。

当代中国律师的现状，不论有多少缺点，多大缺陷，队伍怎样参差不齐，甚至杂有败类，全面来看，毕竟在继承传统中发展着、壮大着，且在不断超越。鄱阳湖畔，嘉陵江边，北海之滨，巴东西蜀，从首善之区、通商口岸到僻壤边陲、渤海中央，凡有侵权处，总能听到律师的回声乃至呐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已成为律师伦理。一批批盛年才俊，把平凡艰巨的诉讼个案与神圣的使命审慎地、踏踏实实地结合起来，直面邪恶，勇敢说“不”！他们为了明道，不计其功，直至为了殉道，不惜捐头。严守底线，义无反顾；凛然风骨，傲然屹立。他们以法庭内外的实践，追寻自由，企盼民主，为法治的实现鞠躬尽瘁。老传统，新血脉，支撑着中国律师的脊梁。

令人深以为憾的是，历史也会出现“误会”：那些无视文明潮流的蛮横势力无一例外地把律师视为异己，断为异端。或压或打，计谋常新。北洋军阀如此，国民政府如斯，其他试图阻挡时代脚步的力量亦复如是。他们在继承着“自己的”传统，也会有所“超越”！

时至今日，作为律师，必须坚持一个光照百代的传统观点：人的自由权利、生命尊严是我们应予维护的至高利益。您说不是么？请温习孟老夫子两千多年前的阐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寥寥十字，层次清晰，轻重分明；合乎实际，理中含情。谁敢唱反调道个“否”？我以为这里没有争论的余地。

诚然，眼下律师执业维艰。队伍中常有绝望之叹，一些人情绪悲观，也不免有各种负面的表现。然而历史的发展昭示我们：社会一旦削弱或竟去掉律师的执业，必导致秩序丧失，混乱滋长，公权会失去信赖，法治将化为幌子，弱势群体的权益时被践踏却不能得到维护。为避免这种困境，与其在绝望中偷生苟活，何如在希望中挣扎奋进？绝望与希望，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从现实状况出发，跨越的关键一步，在于养浩然正气，怀博大胸襟，发扬独立精神，坚持自由思想；真理系命，道义为根，直逼真善美：入斯境，一派光辉灿灿。我们也许不能成就为“燃灯者”，难道不能擎起前贤烛火，给暗境发来丝丝亮光，指引奔向明媚春绿的路？

会有风险。先贤也有。1930年8月2日，上海张星垣律师为“政治嫌犯”辩护不就被一伙暴徒殴伤了么？但细查百年史，似无统一的“传统模式”。实践证明：只要做得到自爱、自重、自强，区区“风险”算得了什么？“是气所磅礴……生死安足论？”文天祥之歌，何尝不是今日中国律师的心声！更何况上述“三自”正是实施自我保护的最佳方略。

自强最为重要，谋求之道重在勤勉读书。先贤所谓“学而后知不足”与苏格拉底“知己无知”①的伟大思想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后学，应慎思之，应体察之。暮年方逐渐克服骄气，减少浮躁，觉悟自己无知，说句心里话，毕竟晚了一些。青年诸君，可否以愚翁为鉴？

国涌在西子湖畔多年研习近代以来中国史，不断给律师输鲜血、送给养，这本书又以翔实史料，展示律师发展源流眉清目楚，宏扬优良传统史中含情：多少陈迹，可歌可泣。实应认真阅读，不负傅君雅意。愿与同道共勉。

2011年12月24日改定于北京

①　引见文天祥《正气歌》。

②　姚案被称为“民国第一案”，详情可参阅《律师文摘》2011年第三辑刘永峰《姚荣泽案》。

③　引见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①　此句的译法不一。这里所引是赵越胜《燃灯者》中的译文。

前言　追寻律师的本土传统
傅国涌

一百多年前，上海租界的法庭上出现了外籍律师的身影。1879年，薛福成就在《筹洋刍议》中主张在通商口岸聘请外国律师办理华洋讼案。1888年，此文被选入当时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891年，在上海格致书院秋季课试中项藻馨在策论中直接建议培养本国律师。1894年出版的郑观应《盛世危言》对西方律师制度做了介绍。这一年，二十三名上海商人联名上书道台聂缉椝：“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于交易一端，华人往往有受亏情事，历年来稍能与之抗理者，全恃有律师得为华人秉公伸（申）诉。”起因于当时上海的英国商会抵制律师担文署理国家律政司，担文一向为华人主持公道，受到华商的信赖。项藻馨也对外国律师的执业伦理表示肯定。（参考孙慧敏《清末中国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引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期，2006年6月）

1904年发生震惊一时的“苏报案”，国学深湛的章太炎和少年邹容相继入狱，清廷作为原告，与他们这些被告，分别聘请外国律师，就言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在法庭上展开一场又一场唇枪舌剑的较量，每次的公开审理，《申报》等报纸都有追踪报道。结果，不可一世的朝廷也未能如愿以偿。虽然，我们今天已很难知道，在这一起载入青史的文字狱中，律师的出场对于最后的审判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这一幕将永远留在这个古老民族的记忆深处。

不过，那只是发生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清廷按照前法治方式垂拱而治的地方，律师在那时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角色，在我们的民族记忆里只有不具合法地位的讼师。“苏报案”三年以后，鉴湖女侠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杀戮时，没有法庭公审，没有律师辩护，没有最后陈述，一句话，还没有一切近代的法律程序，只有秋瑾留下的一句绝笔“秋雨秋风愁煞人”，百年来回荡不息。

在晚清变革的潮流中，1906年，由沈家本、伍廷芳主持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已引入律师制度，而且有具体的设计。伍廷芳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在香港等地执业。在他们给朝廷的折子中建议各省法律学堂培养律师人才，择其优者考试合格，颁发证书，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许多掌握实权的地方督抚则不以为然，四川总督锡良、广西巡抚林绍年、山西巡抚恩寿、江苏巡抚陈夔龙等都对此表示疑问，《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最终没有付诸实施。次年9月，沈家本呈上的《法院编制法草案》，也有律师制度的设计，到1910年年底草案公布施行，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这年10月27日，邮传部路政司主事陈宗藩上了一折，力陈司法独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1911年，修订法律馆以日本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完成《刑事诉讼法草案》和《民事诉讼法草案》，其中明确律师的代理、辩护等职能。还没有来得及送资政院讨论通过，清廷即已告终。（参考孙慧敏《清末中国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引介》）

1912年元旦，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横空出世，浙江、江苏各地的律师就要求发起律师公会，上海十四名律师成立了“中华民国辩护士会”（或称“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到年底解散时已有一百七十多名会员）。当年9月，司法部参考日本的《辩护士法》，颁布《律师暂行章程》，正式确立律师的地位。虽然在此之前，少量的本国律师事实上也开始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执业。到1913年8月，全国有一千五百二十位律师获得执照，多数在日本学习过法律，少数毕业于本国的法政学校。

1913年，青年邵飘萍时在杭州办《汉民日报》，因笔下不留情，得罪当地权势人物，被告上法庭，阮性存律师出庭为他辩护，以胜诉告终。在“宋教仁案”中，律师杨景斌为成了众矢之的的嫌疑人应桂馨辩护，在几乎一边倒的公众舆论和政治情绪的压力之下，他却要求保证嫌犯的人身安全，要求嫌犯在上海地方审判厅受审，以保证司法制度的独立等，结果被司法部吊销了执照，上海和周边各地律师公会纷纷为他执言。这是律师为捍卫合法程序和律师职业权利作的一次努力。此后，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听到律师的声音，看到他们傲然独立的姿态。一些在政坛上浮沉多年的人物，在离开权力场之后，也会选择律师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做过国会议员的刘崇佑、沈钧儒，做过教育总长及司法总长的学者、政论家章士钊，曾参与起草《临时约法》、在民国前十五年三任司法总长的法学家张耀曾，做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法制编纂馆馆长的董康……都是当年享有盛名的大律师。从1918年到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中，有二百二十八名在上海做律师，其中包括九名女性。1926年到1934年，上海律师公会就从二百三十五位会员增加到一千一百七十四人，到1937年，上海一地的律师人数达到一千三百二十八名。

1927年夏天，上海律师公会公开主张取消律师的性别限制。虽然在此之前，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郑毓秀1926年就已在上海租界执行律师职务。1927年年底，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新的《律师章程》及《律师登录章程》，其中最显著的变动就是取消对律师性别的限制，意味着女性也可以成为律师。中国的法庭上因此出现了史良这样年轻的女律师，她于1927年毕业于私立上海法科大学，能背诵“六法全书”，几年后拿到律师资格，1931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女律师的出现受到上海小报的关注。1932年3月28日，《正义》记者王剑夫在《律师公会改选详闻》中报道女律师杨志豪“交际圆活”、周文玑“辩才敏捷”、朱素萼“文笔犀利”。同年9月5日，《金刚钻》记者了翁以《脂粉不让须眉》为题报道周文玑在上海地方法院出庭时的英姿：

女律师中有周文玑者，前日在地方法院出庭，坐有律师多人，初漠然视之，及开庭后，周律师应声而起，操纯粹之北平语，婉转而沉着，态度闲雅，从容不迫，援引法理，亦殊明晰，一时在庭诸律师咸相惊叹。

1934年3月，《晶报》介绍，“海上女律师，如史良、方剑白、罗亮、杨志豪、李彩霞诸女士，颇著称法界”。（转引孙慧敏《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律师（1927—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4期，2006年12月）

历史不会忘记，1923年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枪杀的律师施洋，他当时是人力车公会的法律顾问、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年底的人力车夫罢工中，他以律师身份出面与资方谈判；罢工胜利，他在工人中建立了威信，赢得全汉口人力车夫的爱戴，车夫们都称他为“施先生”。包惠僧说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他是一个公开的“过激派”、“危险人物”，“他自己也从不避讳一切活动，并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帮助穷人，说成是律师的天职，法治的精神，保障人权”。“二七”惨案时，他正在汉口地方出庭，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他被捕后抗辩：“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夏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末（么）你们就是渺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上应该负什么责任！”（《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33年4月，国民党主宰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与陈独秀一起办过杂志、政见并不相同的老朋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他辩护，在法庭上雄辩滔滔，从法理、逻辑和事实多方面证明，“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他的辩护词洋洋万言，经当时《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转载，轰动视听。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发表社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进行反驳，章士钊则在《申报》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予以回击，这场法庭内外的论战，不仅凸显出当年律师的风采，更让后人感慨的是章士钊的辩护词和陈独秀的自辩词，当年一经出版，就被一些大学的法学院列为必备的参考书。我们从中可以深刻地体悟到，律师不是孤立的，没有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的正气，没有社会各层面的合力，无论是多么有胆气、有职业水准、有道义追求的律师也不太能有什么作为。换言之，没有社会大舞台上的各种角色，律师不可能单独演出精彩的活剧。章士钊律师的辩护未能改变国民党方面对陈独秀的审判结果，但他维护了法律和律师的尊严。

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七君子”案，沈钧儒等人因组织“救国会”、奔走抗日并组织罢工后援会而入狱，七个人中律师就占了四个（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为他们七人辩护的律师团更是一个庞大的阵容，二十一名律师皆一时之选，包括张耀曾、李肇甫、陈志皋、江庸、汪有龄、江一平、刘崇佑、张志让等，当年中国律师界的精华几乎倾巢而出。这些律师既有做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最高法院）审判长的，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和苏州的律师公会会长，其中许多名律师都是仗义而来，义务为他们辩护。“七君子”的政治观点，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有的甚至不无分歧，比如对于组织“人民阵线”，张耀曾等律师就不赞同，汪葆楫之所以做沙千里的代理律师，是因为同乡关系，“尽可能地帮助一个朋友，而不是为了表明某个政治立场”。但是，针对起诉书对“七君子”“危害国家”的指控，律师团明确指出起诉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对法律尊严的摧残，也是对历史功罪的妄断。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庭上和新闻媒体始终回荡着当事人、律师和报人的浩然正气。因为“七君子”案，史良成了当时曝光率最高的女律师，《金刚钻》等小报的多篇报道对她的看法前后并不一致。11月26日《关于史良被逮之所闻》说：“沪埠女律师队里，舍周文玑外，当推史良为最享盛誉。史自悬牌应征，执行律务以来，阅时已久，至年前始与一老律师唐豪合作，平日营业，雅称不恶。惟史之家累殊重，益以本人手头异常散漫，金钱到手辄尽……”12月10日又有一篇《史良之近况》称她“自悬牌律务以来，不独对于社会事业活动甚剧，抑且史本人，性喜夸诞，至平时开支，每月达一千五百元之巨。……而结果因入不敷出至迄今犹负债累累也”。到了1937年2月的几篇报道又称她“勇敢果毅”。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执业，战后回到上海。1946年，社会律师公会对会员律师的所得额进行评级，分六个级别，在九百五十八位律师中，史良成为进入前三级的三位女律师之一。在上海档案馆的“上海律师公会档案”中保存着她当年的二十六卷文件，主要是1946年到1949年之间的卷宗，在她承办的七十二件案子中大部分是民事案件，只有四件刑事案件。

1948年，上海发生舞潮案，大批舞女权益受损，张红薇、陆惠民等女律师主动伸出援手。当事人陈慧玲（金美虹）回忆，张红薇很诚恳，她们在舞潮案期间见过几十次面，“以我的切身体验，张对我们的同情是真实的，也确实想帮助我们”。史良等也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办过许多妇女案子。（转引孙慧敏《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律师（1927—1949）》，同前）

同一年，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刊之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曾聘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周一志等六名律师，起草了万言“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申辩，要求撤销处分。这份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的“诉愿书”如同石沉大海，最终归于无效。尽管如此，他们诉诸法律层面的抗争、努力也并非毫无意义。在前法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代，公民运用法律的武器，一点一滴地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天长日久，这种积累会导致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关键是这种努力是可持续的、长期的、韧性的，律师的作用也因此举足轻重。这就和那种诉诸一次性的冲动，很过瘾、很激烈的选择呈现出了不同的方向。从长远来看，前一种选择——即渐进的积累——所争得的进步无疑更可靠、更坚实。

历史也不会忘记当年律师协会的作用，这个律师行业的团体在社会不义面前并不缺席。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文字狱而遭枪杀，举国上下的抗议声浪中不仅有新闻界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声音，还包括全国律师协会在内。他们公开通电，提出追究、惩办责任者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被迫作出回应，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6年，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四位上海律师公会成员被捕，其中沈、沙还是执委会委员，在他们入狱期间，“公会内部从来没有人建议或以任何行动来填补他们的职位”。相反，1937年8月初，当他们获释之后，执委会通过决议，为四位会员举行晚宴以示慰问。

当然，律师不仅要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生命的权利，律师也担当起了捍卫公民财产权和其他正当权益的职责。年轻的史良早年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就是因为打民事纠纷官司而一举成名。在她办公室的桌上摆着一个醒目的银盾，上面镌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字，她不断以此自勉，要做一个正直的律师。律师执业不仅要直面不按法理、法条出牌的强权，而且要直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恶势力，包括炙手可热的黑社会、助纣为虐的讼棍（律师界的败类）。张耀曾在上海执业时就曾多次遭遇这样的案件，有人劝他放弃，他说，律师的责任就是保障人权，如果无人在法律上为弱者说话，岂非律师之耻？“虽知与此种恶势力抗，殊多危险，然职责所在，亦不敢辞”。这些话至今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我深信，律师有自己的职业定位，律师的道义理想更应该在专业领域中体现出来，而不是离开自己的专业。一个好律师，可以有自己的公共关怀，可以有自己对人间善恶的强烈爱憎，对民族命运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一切只有和自己的律师实践融会在一起时，才是真正有力的，才有可能转化为法治社会的坚实基础，种子只有播在大地上才会发芽。

20世纪前半叶的律师界，无疑给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不仅是律师从业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追寻、挖掘我们的律师传统，和眺望异域的标高一样不可缺少。2004年秋天，我那本追溯新闻界“文人论政”传统的书（《追寻失去的传统》）出版以后，多位做律师和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对我表示，我们也应该有一本“追寻律师传统”的书。我想，应该有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知道既往，认识我们曾经的传统。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我们的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踏实，才不至于陷入虚无和迷茫，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虽然我们本土律师的传统并不久远，而且有过长期的中断，但是在张思之律师以及其他一些比他年轻的律师身上，我分明已看到了这种传统的延续，看到了地平线上隐约的熹微。

2006年11月25日初稿

2010年1月29日二稿

2011年12月1日三稿

目录

作者简介

书皮页

版权页

序　张思之

前言　追寻律师的本土传统　傅国涌

上编　本土律师的出现

上海本土律师的出现　陈同

民初的全国性律师组织
——以“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为中心　李卫东

上海律师：法治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　徐小群

附：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文

呈请司法行政、外交部文

外交部复函

修正上海律师公会办事细则

中编　民国大律师

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　曹汝霖

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　夏晓虹

杭县律师公会会长阮性存　傅国涌

护花律师　包天笑

法庭上的吴凯声　吴凯声口述　吴立岚　林淇编撰

张耀曾的最后十年　傅国涌

下编　政府等于国家吗？

政府等于国家吗？
——章士钊为“陈独秀案”辩护　傅国涌

附：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

陈独秀案开审记　记者

国民党与国家　章士钊

陈独秀案判决书

陈独秀上诉状原文

最高法院改判陈独秀彭述之有期徒刑八年

为“七君子”案辩护　李文杰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

沈钧儒等答辩书

沈钧儒等第二次答辩状

声请调查证据状

沈案昨日未审结

沈钧儒等案听审记

“爱国无罪”案二次听审记

后记　傅国涌

历史回顾

上编　本土律师的出现

上海本土律师的出现
陈同

中国的本土律师是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而最早的华人律师正是那些留洋学生。他们与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背道而驰，体现了一种十分不同的社会趋向。在上海，本土律师最先活动于辛亥革命之前的租界，但为数很少，他们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外籍律师事务所。1912年1月初，江苏都督府提法司任命陈则民等三十二名法政学堂毕业生为公家律师，并指出，如有原、被告聘请他们，他们便可上法庭为其辩护，这是最早由中国政府公布的本土律师名单①。其中陈则民、丁榕、蔡倪培等后来都长期在上海担任律师，并且都曾是上海律师公会的重要成员，而丁榕、蔡倪培还曾先后担任过该公会的会长，他们也都是留洋学生。此后，上海的本土律师逐年增加，成为司法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确认律师的合法性

尽管中国有自己的律师是在外国律师来到中国的数十年之后，但其出现仍然显得仓促而艰难。这种艰难反映了律师制度与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差异；另一方面，律师制度在中国从无到有，当然也需要有一个逐步的认识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1．法制改革中的相关内容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日益兴起的维新改革思潮中，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比较理性地去认识律师制度了。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亦宜以状师办案，代为剖折，使狱囚之冤情得以上达。”①在这里，郑氏所说的状师就是律师，其关注的问题在于律师可以帮助制止冤案的产生。尽管他没能作过多的阐发，没有从更为广义的层面上去看待律师制度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但是这种说法已经是那个时代比较接近于律师制度本意的解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外界的了解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有关律师制度的议论当然也就更具识见了。1902年刊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在其法律篇中收入了顾家相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对西方律师制度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说：

泰西则务伸民气，谓人人有自主之权，彼此互争，专藉律师为枢纽，苟有一端之善，一节之长，务当代为争辩，必至理屈词穷，智尽能索而后已。在承审、陪审者转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直待胜负既分，坐受其成而已，其不能不重用律师者势也。然则中国之严禁，恶其挠上之权，西国之重用，欲其伸民之权。

该文的作者已从体制上的差异来看待中西方在使用律师方面的不同，强调了君权与民权的区别所造成的不同结果。并且认为：

方今五洲信道交涉日繁，江海大埠华洋互讼必须延请律师，与其取材异地，曷若择中人之娴西律者使充是选，并令聪颖子弟入外国学堂讲习西律，一体考试，以储他日之用，亦讲交涉者之急务也。①

应该说他与郑观应都认为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律师，但他们的着眼点显然有所不同。清末宣传维新思想的巨擘严复在这方面也有论述。他于1904年开始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在给此书所加的一则注中指出：“夫泰西之所以能无刑讯而情得者，非徒司法折狱之有术，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也，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瑕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而吾国治狱，无此具也，又况诪张之民，誓言无用，鹘突之宰，惟勘不明，则舍刑讯，几无术矣。”②在这里，严复则是将中国与泰西的司法制度作比较，指出中国司法存在的不足，而其中缺少律师制度的实行也正是那些不足的一个方面。这些议论表现了当时那些具有革新思想的人们的基本认识，以及他们改变现状的要求。当20世纪初中国的法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时，设立律师制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02年3月11日，清廷下诏，要求出使各国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送回国内，以资参考。并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大臣，“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请旨审定颁发”。5月，清廷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奏保，命沈家本、伍廷芳参订现行法律，要求“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①。随之，沈家本和伍廷芳经过几年的准备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修律工作。经他们编订的新律有《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商律》、《国际条例》、《禁烟条例》、《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等。其中沈家本、伍廷芳于1906年主持完成的《刑事民事诉讼法》就直接引进了西方的诉讼制度和原则，当然其中也包括实行律师制度。新法的制定者对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深有认知，并在所上的奏折中说明了实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说，“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悚之下，言词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而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使用自己本国的律师就更有必要，“夫以华人讼案，借外人辩护，已觉扞格不通，即使遇有交涉事件，请其伸（申）诉，亦断无助他人而抑同类之理，且领事治外之权因之更形滋蔓，后患何堪设想”。②这一法律文件分五章：总纲、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案件，共二百六十条。在刑事规则和民事规则，以及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都有关于律师的条文。其中规定，“承审官应准被告或所延律师得向原告当堂对诘”，“被告或所延律师均准向原告各证人对诘”，“被告或所延律师对诘原告各证人后原告或所延律师亦可覆问原告各证人”。①此外还对律师资格、注册、违纪处分等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诉讼法规，也是中国第一部确认律师辩护的法律文件。然而在这一新法递交之后却引来了各地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在中国实行律师制度只会带来祸患，会导致“良懦冤抑，强暴纵恣，盗已起而莫惩，案久悬而不结”②。这个法最终未能得以施行。此后，在沈家本等人编订的那些新法中有不少涉及了律师辩护的内容，例如《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就规定非律师不得为辩护人，所有律师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就职，而且还要受审判衙门的必要监督。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有包揽词讼、咆哮公堂之弊。若律师以外之人为辩护人，则以经过审判厅许可为限，未经许可者不得从中干预。尽管这些对律师办案有实质性内容规定的法案都未能予以实施，但是清政府于1909年和1910年先后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律师存在的合法性。其中由沈家本等人编订的《法院编制法》规定，从事律师的年限可以成为推事和检查官的重要条件。例如，“充京师及各省法政学堂教习或律师历三年以上者得免其考试，作为候补推事、候补检查官”，“充任京省法政学堂教习或律师五年以上而任推事及检察官者”，“充京省法政学堂教习或律师十年以上而任推事及检察官者”。①这种对律师的承认，毫无疑问为律师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起来创造了条件。

2．《律师暂行章程》与律师制度的初建

有了清末法律改革的预先铺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律师制度的实施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警务局长孙润宇将其编成的《律师法草案》送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他在呈文中说明了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盖有律师，为诉讼人攻击辩护，事事依据法律，绅既无所容其觖望，官亦不能稍有徇违。而自起诉检查一切手续，皆有律师为之先导，不致仍前无所适从。民间恶感，非但可以消除，而律师之信用既彰，则于司法机关且可因以发展，其关系诚非浅鲜。……诚以司法独立，推检以外不可以不设置律师与之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②孙中山阅后，在其批文中这样写道：“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现各处既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亟定法律，俾资依据。”③并随即将此草案转至法制局审核，以便“咨送参议院议决”。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在批文最后加上了“切切。此令“数字，表明了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短暂，该政府没有来得及将其付诸施行。不过这一问题在迁都北京后仍然得到了同样的重视，并且很快将律师章程付诸实施了。1912年6月，参议院通过《司法部官制》，其中就有关于律师的内容。同年9月16日，北洋政府正式公布施行《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施行的第一个律师法规，标志着律师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起来。有研究者指出，这一律师章程是以日本的律师法为蓝本的。①

（1）《律师暂行章程》及其相关法规

《律师暂行章程》分为七章，共三十八条。该章程首先对律师的资格作了规定，担任律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岁的男子”，这说明律师是一种男性专属的职业，女子则不得参与。然后，基于这个基本条件，对具有不同学历资格和工作经历的人有着不同的要求，从章程所给出的这些要求来看，学历条件是担任律师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当律师资格得以确认之后，需向所在地的高等审判厅登录注册，并由司法总长发给律师证书，并将其列入司法部的总名册。

章程对律师所履行的义务作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其基本的宗旨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法院“所命之职务”不得无故推辞；二是在执行律务时，对委托人要讲诚信。此外，对律师本职之外的兼职作了限定，律师不得兼任“有俸给之公职”，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律师从事商业活动。

关于律师公会的相关条款，《律师暂行章程》中有十条之多，其中不仅规定了公会的组织形式——会长制和设置常任评议员，而且还强调“律师公会受设立地之地方检察长之监督”。一方面，

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律师公会要随时向地方检察长报告公会事务，这些事务包括：会长、副会长、常任评议员选举之详情，总会、常任评议员开会之时间地点，提议、决议事项；另一方面，章程第三十一条提出地方检察官“随时出席于律师总会及常任评议员会并得命其报告会议详情”。这些条款确定了政府对公会进行行业管理的严格控制。当然公会并非没有自由度，章程第三十条就提供给公会可以“提议决议”的有关事项：一、法律命令及律师公会会则规定之事项。二、司法总长和审判衙门所咨询之事项。三、关于司法事务建议于司法总长或审判衙门之事项。四、关于律师公会同利害建议于司法总长或审判衙门之事项。也就是说公会的自由度是以其相关法律事务为限度的，而这种自由度又是以与司法部门沟通为前提的。

稍后，北洋政府还公布了《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律师惩戒会暂行会则》、《律师应守义务》、《律师考试令》等法规，力图使新建的律师体制完善起来。于1915年颁发的《律师应守义务》就明确指出：“查现在情行，原章尚多漏义，所有律师对于法院及当事人应守义务，除遵照现行律师章程第五章之规定外，本部为补救流弊起见，兹将酌定五款，饬知该应转饬所属一体知照。”其中前四款进一步规定了律师与委任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第二款就为了杜绝律师可能不正当地从原被告双方均获利益，明确规定，“律师因处理委任事务，不论用何种名义或基于何种行为，向委任人之相对人取得利益时，须移辖于委任人”。而第五款则明确提出，如果“发见律师有扛帮诉讼，教唆供述，虚构事实情事时，应即移付惩戒”。①很显然，这些条款都是根据实际出现的问题，为了进一步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以及规范律师业而提出来的。

（2）初期律师制度的特点

其一，该章程以“暂行”名之，表明了它的不确定性，或者说过渡性。由于律师法规的初次施行，尚无经验可循，这样做可以为章程的不断修改完善留有余地。事实也确实如此，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为完善体制而另外颁发的法规之外，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一章程还先后进行了五次修正①。这也说明草创之初律师制度的不完善。此外，作为一种新制度，其不完善还表现为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于排斥女性这一点上。在传统时代，法庭几乎可以说是女性的禁区，直至1906年，激烈的礼法之争还在为女性是否“可由公堂知会到堂供证”辩论不休。因此在清王朝倾覆不久，女性想要更进一步地出庭辩护当然是有困难的。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颁发的《律师章程》才将有关律师资格条文中的“男子”二字给删去，这使得律师不再是男子独有的职业。

其二，强调学历条件，但实际上限制得并不严，法官辞职就能当律师。另外，由于当时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不久，此类学校良莠不齐，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大，笼统列出学历条件，使得这种标准很难衡量出一个人的真实水平。在上海，尽管像东吴大学法学院和震旦大学法学院开办的时间较早，但是最初培养的学生很少，而上海法学院等其他法律高等学校则是在1926年以后才开办，因此导致的结果是，许多素质不高的人也进入了律师队伍。身为律师的杨荫杭，是从日、美留学归来的法学硕士，他对当时国内的律师状况就十分不满。他曾这样写道：“今日律师为世诟病，实由于‘讼学’之未讲。藉曰讲‘讼学’也，则入学以前必有一定之资格，入学以后必有相当之修养，出学以后必有严格之甄别。欧美学生以考入法科为最难，而中国则最易。凡不学凿空之徒皆趋之。此诟病之原一也。法学精深，本不易习；而中国法学，诸事苟且，文凭贱于粪土，学士多于苍蝇，此诟病之原二也。民国五年，法部开放律师，直类走妖魔，凡昔日之伍伯胥吏，皆趋之若鹜，此诟病之原三也。”①随着法律教育的发展，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才有所改变。

其三，在律师制度建立伊始就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律师公会的作用、体制及运作是非同寻常的。以英国为例，其律师制度在11至12世纪逐步建立起来，到14世纪，律师制度已成为英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英国的律师组织出现得较晚，直至1793年，法律代理人和律师组织了“普通法法庭和衡平法法庭公正律师会”，该组织在后来才发展为英国律师公会。即使作为律师制度植入型的香港，其第一部《执业律师条例》（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于1858年颁布，而香港律师公会却要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的1907年才成立起来。这样的对比至少说明，民国时期十分重视律师公会对律师的监督作用，当时的立法者是将律师公会作为律师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显然离不开对讼师的传统心理的影响。由于律师是一种自由职业，因此律师公会在这一初建的体制中地位就十分特殊。公会并不是一个官方机构，但是暂行章程的相关规定特别强调司法官员对律师公会的监督，正是在这种严格的监督下，使得律师公会对其会员进行行业管理所带有的政策性意味要比一般的行业公会更强。这当然与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密不可分。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这种体制体现的是一种司法监督与行业监督的双重管理。①具体的行业事务由律师公会来处理，而一旦有严重违规现象存在，那么司法部门则根据法律规定对严重违规者进行惩戒处罚。

从当时整个中国的状况来看，律师制度实行的区域还是十分有限的。北京政府也并没有打算在全国普遍实行辩护制度。1913年2月，司法部颁发《未设审判厅地方诉讼暂不用律师制度令》，其中强调：

律师制度，为司法上三大职务之一。所以任当事人之辩护，防司法官之擅专，关系至为重要。顾行之于设备完全法庭，始能收互相为用之功，而无偏重不全之弊。查《律师暂行章程》第二十一条，内开“律师应于执行职务之审判衙门所在地置事务所。置前项事务所后，应即报告于各该级审判厅级（及）检察厅”等语。是律师执行职务，当然在成立之审判厅。条文规定，本甚详明。惟恐解释太宽，转滋误会。合行明白宣告：凡未设立审判厅地方，诉讼事件，概暂不用律师制度。俟各处设有完全司法机关，再照现章办理。除令行高等审判、检察厅司法筹备处长外，仰该处长转饬暂时行使司法权之各县两长，转饬各该省律师公会，一体遵照。此令。

随后在1914年4月颁布的《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中进一步规定：凡未设审判厅各县，第一审应属初级或地方厅管辖之民刑事诉讼，均由县知事审理。“以参与人诉讼为常业者不得充代诉人。凡已经制定区域之律师亦不得充代诉人，但与诉讼人为亲属者不在此限。“①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在全国农村及大部分基层地区否定了律师制度的实施。当然上海等一些重要城市及沿海地区情况就有所不同，在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律师。

3．辛亥革命后的上海社会实景

上海的具体情况是，在辛亥革命前的租界，已有一些从事法律事务的华人。据“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上海会审公廨与工部局》）一书所述，有一个英文名字叫Alexander Y. Ting的中国律师，其英国律师协会的证书得到承认，他是第一个在会审公廨从事工作的华人律师。而在《法院编制法》颁发后，律师在华界从事法律事务也有了法律依据，但它几乎还仅仅停留在文字上，因为当时还缺乏其他与之相配套的相关规定。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律师执行律务被进一步确认。1912年1月初，江苏都督府提法司任命陈则民等三十二名法政学堂毕业生为公家律师。2月，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庆澜控告典当行伙计万厚愚监守自盗，被告延请律师金泯澜辩护，要求公开审理，黄厅长表示允准，并请狄梁孙律师代理诉讼。②3月，盗犯乔某被虹口捕房捕获，移交闸北民政局核办，随即于当月13日开审，中国律师伍梯云、黄赞熙出庭，进行义务辩护。③在此前后，上海地方审判厅发布告示指出：“本厅开庭以来，往往有诉讼事件在已出传票，或已经决定之后，诉讼当事人忽又添请律师，临时加入致诉讼程序进行迟滞。”因此依照江苏省高等审判厅的决定，不准当事人在传票发出之后临时添请律师。①这些都是笔者所见上海华界关于律师出庭辩护及其相关事务的较早记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在3月开审的姚荣泽案。该案被告原为江苏山阳县知县，辛亥革命后投奔民国，任山阳县民政长，因枉杀周、阮二人，受害者家属派人向沪军都督陈其美投书控告。而姚荣泽则给孙中山去电为自己申辩，当时孙中山认为，一面之词难以为凭，遂指示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审讯此案。3月23日，为此案专门设立的临时裁判所审讯开始，当时由林行规、狄梁孙担任原告律师，巢堃担任被告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律师都为各自的当事人作了申诉和辩解。从审讯的过程来说，并无十分特别的地方，但此案不同一般之处在于，它是民国成立之初所审理的一件重要案子，受到了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长伍廷芳以及上海都督陈其美的高度重视，而且是在伍、陈两人的直接安排下开庭审理的。作为法学专家的伍廷芳更是将这一案件的审理看做是新政府在司法方面“按文明办法审理”的一种展示，因此这次审理完全依照西方司法程序进行，不仅安排律师出庭辩护，而且还安排了陪审员参与。其实除了代表原被告双方利益的人对于审判的结果特别关注外，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关键，因为当时如此重视这一案件的审理，主要还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内容，并得以展现新政权的形象。伍廷芳在给陈其美的信中就这样说：“盖民国初立，吾人一举一动皆为万国人士所注视，况办理此等重大案件，稍不合文明规则，必起外人之讥评，故不得不格外注意前时滥用法权之覆辙……凡此非为姚荣泽一人计，为民国之前途计也。“②尽管两人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其中一个突当原有的禁忌被彻底抛开后，在上海报端逐渐出现了律师广告，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以“大律师”称谓自名。其实中国律师从未有过这样的正式称呼，这种称谓直接来源于英国律师的区分。由于在上海开业最早的是英国律师，因此在这里的人们深受其影响。在民国初年的上海从事过律务的谢健后来回忆说，英国律师分大小律师，大律师能出庭办理重要案件，而小律师只能办初审轻微案件，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俨然成一阶级”，当时的不少律师也就不肯自居小律师，便以大律师名之了，更有人还在大律师之前加上了“优等”的字样。而在这些初期的律师广告中最常见的文字就是“人民”、“法权”、“保护人权”之类的用语了，如“本律师等为维持国法、保障人权起见……为人辩护民刑各种诉讼”，“为阐扬法理，保护人权起见，专为人民办理一切诉讼及非讼事件”，“本律师为保护人民权利起见，自本月2号起特设总事务处”，“本律师等为维持法权起见……，”，①这些用语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显现在传统时代为人们所忌谈的权利观念，此时在民众中，特别是在舆论上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反映了在近代社会变革中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重要变化。当然，作为营业性广告，其商业性的一面也是存在的，在这里，强调“人民”，强调“权利”也是为了顺应多数民众的心愿，多少也带有招徕客户的成分。以下这则广告就十分典型，它把上述两层含义融合得十分巧妙：

本律师已经司法部复验合格，得在上海地方审检厅、会审公廨、江苏高等法厅及北京大理院办理民刑诉讼各案，暨订合同等非讼事件。素悯贫乏受屈，无力延请律师办理，因而不敢起诉；即或起诉而不能与有力延请律师之彼造相抗，以致损失权利者常居多数，实非保障人权维持法律之道。特此宥言。凡属贫乏受屈者，如欲委任律师尽可商减公费，或竟免除公费，无不竭诚办理，始终如是。①

除此之外，这些广告也提供给我们有关这些早期律师的背景信息，如有人“特辞青浦地方审判厅推事之职”从事律务②，也有人在担任律师之前历任江苏省城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及镇江检察厅长③，还有人曾担任武昌地方检察长，为了从事律师职业辞去了在任的上海地方审判厅民庭长④，这表明在当时投入律师职业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原政府中的司法官员⑤。显然律师的工作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也是与律师的可观经济收入密不可分的。其实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反映在这些司法官员身上，想进入律师这一行业的还大有人在，这可以说已是一种社会现象了。清王朝倾覆后，人们对律师这一职业趋之若鹜，这其中既有人们对民主权利向往的成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利益的驱使。更有些人并不考虑自己是否具备成为一名合格律师所应有的资格和条件，而是想方设法往律师队伍里钻，传统的贱讼观念显然对此毫无抵挡之力。当时的《申报》刊登过题为《大律师好自为之》的杂评，其中说：“昔之发财者做官，今之发财者做律师，昔之欲做官而无做官资格者则捐官，今之欲做律师而无律师资格者则买文凭。今有某者，借调查日本律师为名，而为兜揽生意之举，如经商之坐庄然。”①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正是这种社会现实，使我们从另一方面了解到，律师法为什么会如此快地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被提出来，并迅速地得以实施。

民国元年，即1912年，在上海执业的律师已超过了二十人。据1912年9月出版的第七版《上海指南》中所记录的本土执业律师人数为二十二人（这其中包括了一部分在上海执行律务的周边地区律师）：巢堃、丁榕、沈维礼、林行规、秦联奎、金泯澜、何飞、沈汉裔、朱澜民、张述、汪堃府、孙廷赞、钱祖勤、张一鹏、蔡倪培、周祖培、潘承锷、王仁溥、刘志敭、孙润雨、沈复、张家镇。而实际上当时在沪的律师人数要多于此数，因为在1912年，有多个律师组织在上海成立，其成员人数就有一百多人。

二、律师的条件及其职业特点

1．任职律师的资格

此前我们已经说过，民国之初，一系列律师规章制度在仓促中建立起来，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人才相对比较欠缺，对律师的要求也无法很高，建立伊始的律师制度不成熟是必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至30年代，新式法律教育在整个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中有了很大的改进，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法律人才，他们充实到律师队伍中去，为律师制度的不断改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与民国之初相比，在30年代，相关机构对于律师资格的认定要严格许多。

当时，接受甄拔的律师申请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法律专业学历的学生；二是从事法律教学的教职人员和从事执法的司法人员。对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资格就是学历，《律师暂行章程》最初对学习法政与法律的学生的要求是有所区别的，法律三年期的学生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完成学业都可免试任职律师，但同等学历的法政学生只有在海外学习的才能免试，否则就需要经过考试。由于这样的规定对学校没有限定，一些不合要求的学校也在培养学生，因此使得律师的素质无法得到保证。1916年10月修订《律师暂行章程》，对于获取律师免试资格所持国内学历证书的颁布机构加以明确定性：只有在国立或经“司法部、教育部认可”的公立、私立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法律学三年以上，所得毕业证书，方可作为免试获取律师资格的学历依据。此后，在1927年颁发的《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中对在外国私立大学学习法政专业的学生也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们只有“取具驻外公使馆或留学生监督处证明属实者”，才能获得律师免试资格。在此基础上，随后的相关法规对学生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为完备的要求，特别强调法律本科三年学历的重要性，以杜绝那些想走捷径的申请者。因此，在1933年修订的《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中有关律师甄拔资格的第一条就规定：“在国立或经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立案或承认的国内外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之学满三年以上、得有毕业证书者。”而那些继续入研究院或外国留学研究法律一年半以上者，在各大学教授法律主要科目一年以上或有法律主要科目之著作的出版者，以及那些在司法或司法行政机关曾任委任以上实职一年以上，或应文官高等或普通考试或县长承审员考试及格者，都必须首先具备这第一条，必须有三年法律本科的学历，否则将没有受甄拔的资格。值得提及的是，在30年代的上海，还有不少原来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加入到律师队伍中来，或者担任兼职律师，在他们执业之前一般都必须经历三年法律本科的学习。曾经一度在上海法律界很活跃的律师金雄白，原先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为了能从事法律业务，他托人搞到了一张高中文凭，但要获取法律本科毕业证书，他不得不通过三年法科的学习，最终凭着这一资格成为一名法律从业者。

对于司法者和教职人员，相关法规最初也限制不多。在《律师暂行章程》中规定直接有甄拔资格的司法人员有两种情况：一是“依法院编制法及其施行法，曾为判事官、检事官，或试补及学习判事官、检事官者”；二是在外国专门学校学习速成法政一年半以上，得有毕业文凭，并曾充推事、检察官、巡警官者。在这里，第二种情况是一种以学历和执法经历相结合的资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修订的《律师甄拔委员会章程》对这一部分人所具有的学历提出要达到三年法律本科水平的要求。此外，对于法律教职人员的要求，则由原来规定必须有在大学教授法律专业三年的经历，延长到五年。

民国时期尽管在相关法规中作了律师考试的规定，但是并没有进行过统一的律师考试，因此律师资格审定基本是由律师甄拔委员会根据上述所说的那些要求来确定的。在此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28年，上海律师公会致函司法部、教育部，指出：

惟查上海实有特殊情形，近二三年来，公会会员骤增三分之二，内有未出国门一步，未入法校一日，向为洋人雇员，甚至工艺人等徒以金钱购买文凭，朦（蒙）领证书执行律师职务，致律师身份顿为中外人士所轻视，关系司法前途实非浅鲜。最著者如李守法、李嘉泰等已经发觉而伪造美国汉密登毕业之十三人。亦由旧北京政府司法部公布根据教育部函开，以美使略称系函授学校，无论文凭真伪概难准其注册，所有各该员前领律师证书应即撤销等因。是该律师等之资格根本消灭，而其原因由于学校与文凭均发生问题，然事实上此十三人执行职务如故。且风闻汉密登文凭之散布于上海一埠者不下数百张，以受旧北京政府司法部之打击正在观望，故非严予取缔，行将不堪设想，此应具呈司法部教育部请求核办者。①

这封信函反映了当时律师资格甄别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律师公会的监督则显现了其应有的作用。

有了上述的律师资格，还需要完成两个步骤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律师。一是在司法部登录，由司法部发给资格证书，将其列入律师名簿，以证明其已取得律师身份；二是新律师在开始工作之前还必须再向所在区域内的高等法院申请登录，将其名字列入所辖区域内的律师名簿备案。此后，新律师才被允许执行具体的法律事务。

2．律师职业的特点

律师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在对律师章程和律师公会会则作了具体分析之后，这一问题是不难解答的。时人对此也有过一番浅显的说明：“我们应该明白律师的职责，是拿法律来替别人保障人权的，其所活动者也是在法律范围以内，换言之，即律师是靠法律吃饭的。”①其说法与今日我们说律师的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避免错案的发生，并无大的差别。其具体内容则体现在我们已叙说过的相关法规和律师公会会则中。但民国时期的律师在进行他们的工作时有两点需要特别予以说明：

其一，律师执行法律事务是有区域限制的，这也就是说，律师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以律师的身份办理案件。最初沪上报刊登载的律师广告中经常有这样的文字，“本律师奉司法部特许颁给执照，有在全国法院出庭之权”，“本律师等业向司法部注册，并在会审公廨注册，办理各省各级审判厅及上海会审公廨华洋商交涉及民事诉讼”②。当时也有律师分别在几个不同城市分别设立办事处①。于1912年9月颁发的《律师暂行章程》第十、十一条规定：“领有证书之律师若愿在各高等审判厅区域内行其职务，应将证书呈高等审判厅长验明后登录于律师名簿，并纳登录费二元。”，“律师经登录于律师名簿后得在该高等审判厅管辖区域内行其职务，其愿意在他高等审判厅管辖区内行其职务者，应依前条之规定另请登录。”②在这里，对区域的限制并不明确，所需要的只是在其他高等审判厅办手续，获得通过，就可以在另一区域办案了。因此广告词中出现那种并无地域限制的文字并不足怪。然而这一规定所持续的时间并不久。1913年3月，北洋政府就对其中的第十一条作了修订：“律师经登录于律师名簿后，在该高等审判厅管辖区域内行其职务时，以一地方审判厅管辖权为限，但因必要情形，得提出指定理由书。呈由高等审判厅核准，兼在其他一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内行其职务。”③显然修订后的规定在限制区域这方面已经十分明确了，一个律师只能在一个高等审判厅所辖区域中的两个地方从事法律工作，而需要在主要工作地之外的地方从事律务，还得另行批准。当时的上海律师公会暂行会则，也根据律师暂行章程作了相应的规定。同年6月，司法部在相关问题上回答杭州高等审判厅的询问时明确指出，“律师不能跨省执务”④。1927年7月国民政府司法部在原有暂行章程的基础上颁发了律师章程，在这一法律文件中基本沿用了原有的规定。与此前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这一法规的执行比北洋时期更加严厉了。对于上海的律师来说，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只能在江苏高等法院所辖的区域内执行律务，而具体的地区或城市不得超过两处。20世纪30年代，上海《妇女杂志》曾刊载过一篇题为《史良律师访问记》的文章，当时史良就向采访者作了介绍：“律师只能在一个地方法庭出庭，再兼一个地方是可以的。如上海的律师就不能到天津去出庭，我现在除了上海的五个庭外（第一、二特区，第二、三分院，地方法院），可以兼苏州的庭。”①这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一直如此。

其二，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以今天的认识来说，这种“自由”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其执业能自我管理、自我雇佣。20世纪40年代初，曾有人为此解释说：“自由职业者（Free Profession）的意义，系指能够有独立机会，及自由发展的职业者而言，如律师、医生、新闻记者、技师、会计师及艺术家等。“尽管这样的定义对于”自由“的含义表述并不十分明晰，但其中说的“独立机会”与“自由发展”已是在说明自由职业者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及个体性了。正是有了这种职业特性，使得律师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时代内容。律师作为司法从业人员，又是自由职业者，这在职业身份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传统时代法律事务总是与官府相连，即使没有官场身份的刑名幕友，也还是依附于官员而存在着，以个体身份出现来参与法律事务，这在传统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接受的。这种职业身份的转变正是时代转变的一种具体体现。从民主的角度论，律师正是脱离了官府，以个体身份代理当事人的诉讼和非讼事务，为当事人据理力争，才使得他们的工作有了突出的意义。此外，从工作形态上来看，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他们还可在从事律师职务之外兼做其他职业的工作。在上海律师公会文件中所见最早的相关记录是，1921年5月上海律师公会第十二次评议员会，议决许可会员徐良兼营经租商业①。次年又先后允准时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的张一鹏，以及会员宋士骧经商。前述已提过，在律师公会会则中明确提到会员不得兼任有薪公职，《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章程》则更具体地规定：“律师不得兼任有俸公职，但充任国会或地方议会议员、国立公立学校教授或执行官署特命之职务者不在此限。”，“律师不得兼营商业，但得到律师公会之许可者不在此限。”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张一鹏从事商业活动就是根据以上的规定被允准的。由于《律师章程》并没有为兼营商业定出一个具体标准，因此允准经商的关键还在于公会的批准。此后，这样的情况时有出现，尤其是到了30年代中期以后，会员兼营商业的事例变得频繁起来，其从事的行业有地产、拍卖行、无线电行、银行、中医药业、印书局、化工、保险业、医疗器械、糖果食品、驳船公司、报馆、餐社、影剧院等，他们经商所担任的职务有公司董事长、董事、银行信托部职员、经理、秘书、总务科主任等。公会在批准会员的经商申请时，总有这样一句话，“对律师职务并无妨害”，以说明其同意的理由，但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既要从事律师工作，同时又要担任像公司总务科主任这样具体的职务，两种职业之间相互是很难不冲突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兼营商业的事例较多地出现在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的下半期，这就绝非偶然了。应该说这与律师的生存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在于随着律师人数的增多造成了彼此间的竞争加剧，再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律师的从业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兼职现象的增多也就成为必然。此外，根据上列法律规定，律师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兼职，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分析中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上海律师中也还是不少的。例如，那些在法律学院担任敎授的律师，他们有一些就是以教书为主业，做律师则是兼职。同样也有以律师为主业，以讲课为兼职的。当然，从事兼职工作，尤其是兼营商业，没有律师公会的批准就属不合法。1935年李钺律师未经律师公会许可，在公共租界迎春坊开设瑞隆洋货号，经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发现后，上海律师公会作出将其退会的处理①。

三、职业活动

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群体所处的司法环境已经与传统时代的状况大不一样了。一方面，外籍律师的司法活动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改革正方兴未艾，因此本土律师必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新事物，去适应日益变化着的新环境，这在上海这个国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尤显突出。从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说，他们不仅要熟知中国的法律（其中也包括上海的地方法规），而且还要了解外国的法律，因为在当时的上海有许多不同国籍的侨民，上海的本土律师经常参与涉外案件的代理，这要求他们具备国际法的知识。最初，他们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两个不同的会审公廨出庭，为此，他们还必须了解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基本内容，同时他们还要掌握这两个会审公廨各自所使用的英语及法语。此外，他们经常与之打交道的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地变化中。民国前期，上海本土律师经常出入的地区司法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地方法院；二是会审公廨。民国初年，上海将建立还不久的上海司法署改为地方审判厅并配置检察厅。1927年11月，上海地方审判厅及检察厅又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改组为江苏上海地方法院。在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会审公廨于1930年及1931年根据所签订的在上述两租界设立中国法院的协定，先后成立地方法院，前者成立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①及其上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后者成立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及其上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法院。从这时开始到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律师主要在这五个法律机构处理本地区的诉讼事务。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政府才将江苏高等法院第二、三分院合并改称为“上海高等法院”，另将江苏上海第一、二特区地方法院和上海地方法院合并改称为“上海地方法院”。

在上述的司法环境中，上海的本土律师们又是如何来展开他们的法律业务的呢？我们可以从所存的历史文献中获得一些有用的资料，并通过它们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情况。

1．获得律务的途径

其一，发布广告。律师要得到业务，首先就需要别人对他们有所了解，这是赢得客户的重要前提。当然这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进行，首先就是广告。民国最初的律师广告并无多少禁忌，因此律师可以通过广告介绍自己，并且可以持续地刊载于每日的报刊上。1912年《申报》上的一则律师广告连续刊载了一个多月，在这样比较长的时间内，总会有一些读者光顾广告栏，从而达到让人了解的目的。当时在律师广告的有限文字里，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业务范围；二是自身介绍；三是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当然其中还有关于保护人权的主张，在此前谈到辛亥革命后的状况时，我们已经对此作过分析）。有些律师为了吸引客户，特别注重广告中的自我介绍，以下这则广告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本律师幼习诗书，长登庠序，习申韩之学，游幕中州，弹贡禹之冠。在浙江法政学堂优等毕业。庚戌之秋，应法部试取列优等，充任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长。光复以后，归隐山林。承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公举为驻会律师，屡次出庭辩护。现因公会议决，会员各分立事务所，本律师已于阳历三月十号移居上海城内彩衣街，律师总公会隔壁办公，凡有江浙两省刑事诉讼事件欲延请本律师辩护者，请事务所接洽可也。①

显然广告发布人力图以自己良好的经历来作招牌，其中着重强调的是良好的文化素养、优等的学历以及在法律工作方面的经验，因为他既做过法官，又有当律师的经历。而另一位律师巢堃的广告就更为特别了，其广告题为“巢堃大律师宣言书”，洋洋洒洒上千言，十分引人注目。其广告的突出点在于广告发布者十分强调自己的西学背景：“毕业于外人法校，一知半解略窥门径，又承东西洋法政大家衣钵相传，从事笔墨译著十有余年。”①尽管所言颇为谦虚，但却十分有目的性地展示着自己在西洋法学方面的长处。因为他认为，处在当时这样的法律过渡时代，对于律师来说，借鉴“各国文明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这就需要既懂法，又熟知外国语言的人才来充当律师，而他自己正是这种人才。这份“宣言书”的最后部分这样说道：

仆之旨趣为保护一造之权利，而得双方之折服为义务，笃促法律之进行，辅助法庭之正确为天职，承办各级中外审判厅之民刑案件，修订英法德日汉文种种书状、契约，调查各国法典约章，公法私法，兼任西洋律师帮办译务。专此奉布。事务所上海法大马路69号，苏省桃花桥弄朱公馆方。②

由于篇幅较长，在说理方面要比一般的律师广告更为充分，但其招徕客户的用意仍然十分清楚。但是这种明显的招徕客户的做法在后来是明确禁止的，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律师公会的相关文件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③然而问题是对于这种现象的干涉肯定在此之前，因为1913年后《申报》等报刊上的律师广告几乎没了踪影，而到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报纸的广告栏中大量出现的却是律师启事，它与此前广告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启事只能发布有关具体法律事务的文字，如代理当事人发布离婚、票据遗失、企业清盘等告示，或者发布所在律师事务所迁址，以及担任法律顾问的公告，而任何招徕客户的文字则被禁止。在这里，不仅指律师不能为自己的业务招徕客户，而且律师也不能代表当事人招徕客户。1935年6月，律师唐荣乔代表新华书局发布出清存货启事，因为其中有“招徕顾客，商业贱卖”的内容，遭到上海律师公会的警告。公会在给唐律师的信函中指出，这种做法“并非律师所应代表声明之法律行为，经本会第199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议决，认与律师风化有碍”①。正是由于律师公会的监督，这一时期律师启事中的招徕性文字大为减少。与此前的律师广告相比，这些只传递法律信息而拒绝宣传的告示在律师展示自己的作用方面显然打了折扣，这也是政府相关部门禁止招徕诉讼所要达到的目的。尽管如此，这类启事的宣传意义却并未完全丧失，因为当一名律师见报率较高，经常在报刊上为当事人发布法律启事，这无形中也在说明这位律师的法律事务很忙，很能干。更有甚者，当律师经常为一些大公司代理法律事务，或担任一些大公司的法律顾问，那么他同样会被人刮目相看，寻求法律服务的当事人也就会找上门来。

其二，开展交际活动。仅仅凭报刊文字，其作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民国时期，律师还进行一些社会交际活动，而这种交际又是多种多样的。对于那些名律师来说，这种社会交际相对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事，因为以他们的知名度，许多当事人会自己找上门来。譬如有记载说，当时的名律师徐元浩，单靠宋家的律师费就已经很富有了。①但是就一般的律师来说，则需要努力地对待，因为这可是在维持生计。报人包天笑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不少律师的交际之法便是“请客宴会，拉拢朋友”，作为苏州人的他就经常出席这样的宴会，因为“上海的律师以江苏省人为多，浙江省人次之，而江苏省中尤以苏州人为多，有的本来是亲戚朋友，现在是律师了，也是常常要找到我”②。这种联络同乡、朋友的做法，其目的就是要为造就稳定的客户来源创造条件。较早在上海开业的朱斯芾律师就是找了几个常年主顾作后援，其中就有他的南浔同乡张家，由于张家是富裕之户，除了每年给他一些顾问费之外，一旦有需要上法庭之事，都会给朱斯芾较高的报酬。多有几个这样的常年主顾，“律师的经济就可以无虞了”③。除了联络同乡、旧识，结交新朋友，编织新的社会网络同样也是重要的。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位作者曾记述了这样一段经历：

昨天学兄浩君结婚，我去道贺时见满堂红幛，偶在左边看见挂着一幅喜幛，乃是某律师公会的律师同几位（想来是交际员吧）所合送的，我因为和某律师有一面之交，所以问浩君道：“你同他也相识吗？”浩君答道：“这位律师我并不相识，且从未见过面，只不过我有一位朋友在他手下当交际员，万也想不到他们会送礼来的。”这时我的视线又转到右边去，也看见挂着一幅律师所送的喜幛，我接着又问道：“这位律师你一定相熟了？”他说：“不过在某宴席上会过一面，不料他也会送礼来的。”他答了这两句，又去招呼别人了，我默默地对着这两幅律师所送的喜幛，左右望望，好像这两幅喜幛上面，包含着一种有说不出的神秘，我又自思道：“这难道就是律师交际之一幕吗？”①

作者在这里把律师的此类交际之道当作秘闻来讲，而从中所反映的是律师们见缝插针的努力。

其三，依靠掮客。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做法。一些律师雇佣交际员，当时也称为“跑街”、“帮办”等，让他们专门负责招揽律务，一般他们并没有固定薪水，而以按案论取佣金，能够提供越多的案子，就可以从律师那里得到更多的收入②，这些跑街实际上起着掮客的作用。不过使用交际员与禁止招揽诉讼的准则相违背，因此律师公会一再重申制止律师雇佣跑街或交际员。1933年7月，一位市民在电车中捡到一张名片，其正面印有“本立法律事务所，潘沛三”的字样，其背面是事务所的业务范围：“办理民刑诉讼，撰作公牍呈文，呈请商标注册，清算工商账目，规划中西簿记，编织统计表册，经租地产房屋，代收各项账款，及非诉讼事宜。”③这种寻求业务的方式显然与当时的法律规定相违背，因此，该市民将名片转交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过捕房警探前去调查后得知，名片上所写的潘沛三并非律师，而是两名律师李葆森、顾继荣（均为上海律师公会会员）雇佣的交际员，主要业务就是招揽诉讼当事人，以便介绍给二律师。其一切事务均在其卧室办理，并无专门的办公室，他住所的房租二十元则由两位律师支付。为此，上海律师公会明确要求他们立即解雇交际员潘沛三，并取消本立法律事务所。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律师中并非仅见，作为当事者的顾继荣律师在谈及此事时尽量轻描淡写，但是他说，当时“介绍人介绍案件系律师事务所常见”①，这应该与事实基本相符。30年代就有报刊指出：“律师业务不若商号，虽律务清淡，门可罗雀，绝不能刊登广告，散发传单，或举行减价，招揽生意。是则律师欲维持其生计，势必雇佣交际员，如商店之跑街然，至拉揽律务，以公费提出若干成作为酬劳，故实际上律师既无须给以薪俸，且可藉其力而多做生意，于是律师对于交际员无不表欢迎，而抱多多亦善之心。“②这种现象与当时公会提出的要求的确存在差距。

值得提及的是，与这类跑街提供案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捕房的探目也向律师提供案子，从中赚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充当着掮客的角色，这对他们来说真可谓是近水楼台。一些律师就靠他们提供案子。有律师被称之为“强盗律师”，因为他与上海各捕房有密切联系，他自己不用为业务奔波，自有各处捕房里的探目自动为他效力。随便一个探目巡捕捉到犯人，在把他们押赴法庭之前，一定会问他们可曾请到辩护律师，怂恿他们请律师，并竭力推荐此人。事情确定后，钱拿到手，便和介绍人“六四分账”。连各庭的庭丁，只要肯为之跑腿，也有相当可观的“好处”可拿。正因为如此，那些刑事案犯如果要找律师，十有八九会请他出庭辩护。因此他不愁接不到案子。最忙的时候，一天可以办二三十个案子。经办的案子一多，这位“强盗律师”连和原告见上一面，问明白案情经过的时间都没有。犯人请他，通常只是在委任状子上签个字，手续便算完结。犯人押解上庭，他根本不管，一直要等到最后辩论的时刻来临，自会有庭丁十万火急地把他从另一个法庭上拉来辩论几句，然后又被别的法庭的庭丁拖走。其经手办案，当事人是死是活，判刑轻重他一概不管。请他当律师，官司不一定打得赢，不请他也未必就输定。但是不论他公费定得多高，却还严格规定必须在签字当时将公费一次付清。事实上，倘若刑事犯人要找律师的话，大都会去找他。因此他在上海当时的律师业务红火，生涯鼎盛①。不过这种做法使得律师的业务上去了，但却失去了律师的职业道德。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当时在第一特区法院、第二特区法院以及南市地方法院附近均有一家小茶馆，一些律师与法院的司法警察有关系，与律师休息室的茶房很熟，他们终日坐在茶馆里喝茶，不愁没有业务。因为不论是原告或被告，一进候审室与法警接触，法警如果发现他们没请律师，就会劝他们到附近茶馆去请。当事人所出费用由律师与法警平分。而当事人还要给律师付清茶账，并另外付给茶馆小费，因此茶馆也欢迎这些律师成为他们的座上客。②在这里，茶馆的功能发生了某种变化，对于这些律师来说，茶馆俨然成了他们的事务所，而在其中，作为中间人的法警实际上也起了掮客的作用。

其四，设立事务所。事务所是律师的办公之处，同样也是他们获得律务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不少律师在选择其事务所的位置时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很多律师将他们的事务所设在繁华地段，人员流动较大的区域，便于客户与他们接洽。根据历年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名录所记载的事务所地址来看，当时律师事务所主要集中设在三个区域一是公共租界；二是法租界；三是原上海县城。同时，他们更愿意将事务所设在这些区域的繁华街道。这在租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根据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名录的记载，1930年年初有九人以上设律师事务所的道路共九条，它们大都集中在租界区域内，见下表①：

1930年年初上海主要道路设事务所的律师人数

爱多亚路

15人

白克路

31人

北京路

41人

海宁路

10人

江西路

19人

静安寺路

9人

南京路

17人

四川路

33人

九江路

9人

合计

184人

在这九条道路上设律师事务所的一百八十四名律师占当时上海律师总数四百七十三人的约38.9%。在六年之后的1936年，上海律师人数不断增加，据当年7月编印的《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统计，会员数为一千二百八十二人②，下表是当年所设律师事务所最为集中的十二条道路③：

1936年上海主要道路设事务所的律师人数

爱多亚路（中正东路）

134人

白克路（凤阳路）

41人

北京路（北京东路）

81人

北四川路（四川北路）

17人

江西路（江西中路）

47人

静安寺路（南京西路）

20人

辣斐德路（复兴中路）

16人

梅白格路（新昌路）

18人

宁波路（林森东路）

35人

南京路（南京东路）

98人

四川路（四川中路）

48人

霞飞路（林森中路）

33人

合计

588人

在这些道路设事务所的律师占到当时上海律师总数一千二百八十二人的约45.8%从这一百分比的数值，以及各主要道路所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数的明显增加，都显现出了当时律师热衷于在繁华街道上寻求办公之地，其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以律师人数聚集最多的爱多亚路为例，这里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自1915年筑路后，两侧房屋先后翻建成高楼大厦，一些大企业先后进驻，同时还吸引上海县城内的商户来此经商。1917年大世界游乐场的建成，又促进了爱多亚路和西藏路附近地区的商业发展。据1918年统计，爱多亚路两侧有股票商三户；洋行二十余户，较著名的有壳件、美大、千代洋行等；中外资银行有多家，如中法实业银行、万国储蓄所、美商友邦银行、中汇银行等；此外聚集了国内的商行数十家，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商铺，如洋广杂货、木器、洋布、煤号、车行、茶楼、中西菜馆以及洗染房等①，显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至于说到南京路，它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为繁华的商业大街，开埠之初，沿路就有多家药房、洋行、洋布店开设经营。在20世纪初，其商业网点主要集中于今浙江中路以东路段。至20世纪30年代，沿路相继新设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丽华、华新、金刚、中华等著名的百货公司，外省市的有名商号也相继迁入，使南京路的商业环境不断优化。此外，北京路也有其特色，从1908年至1937年间新设有中国实业、中国垦业、四明银行、烟叶、浙江丝绸、中华、煤业、浙江兴业等银行，为上海当年著名的银行街之一。再作观察，还可以看到，这些律师事务所往往设在大商场及银行大楼内。有二十多家银行大楼内设有律师事务所，其中事务所最为集中的是处于爱多亚路的中汇大楼，有七十位律师的事务所设在该大楼内。此楼为中汇银行的所在地，尽管这家银行规模并不大，但其非同寻常之处在于银行的董事长是青帮头子杜月笙。当时中汇银行仅占据大楼的底层，二至六楼为供出租的写字间，租赁者有商行、工厂办事处、公司经营部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包括了一百四十个单位和个人②。其数量之多，以及所涉行业之多，在上海当时的各大楼中十分罕见。另一个律师办公的聚集处是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其位置也处于公共租界的中心地段，商场大楼内有七十一名律师的事务所设在这里。到了抗战后的1948年，随着上海所辖区域的扩大，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地域也相对更广，但是主要马路的集中程度仍然明显，见下表③：

1948年上海主要道路设事务所的律师人数

北京东路

46人

重庆南路

16人

复兴中路

28人

凤阳路

16人

福州路

17人

江西中路

37人

林森中路

38人

九江路

35人

南京东路

77人

南京西路

39人

宁波路

36人

四川中路

58人

圆明园路

25人

中正中路

21人

中正东路

99人

合计

587人

从表中可以看到一些主要道路的律师人数都比1936年有所下降，如南京东路（南京路）、中正东路（爱多亚路）、北京东路（北京路）。但是也有增加的，如四川中路（四川路）等。总体来看，在这十五条道路上设事务所的律师人数仍要占到当时律师总人数一千一百七十八人的49.8%，这一比值要高出1936年的比值，尽管这一统计比1936年多三条道路。其他50.2%的人，他们的事务所则散见于近两百个不同的道路和街区。需要说明的是，繁华地段的房屋租金较高，因此在这里的律师事务所往往都是几个人联合开办，三五个人合作是最为常见的。由于这些繁华区域是企业商铺较为集中的地方，它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更大；另一方面，这些地方人流与信息量大，相对来说，经常光顾银行和大商场的人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因此律师在这里获得业务的机会要相对多一些。

2．一般业务及民事纠纷中的交涉与争讼

律师所从事的民事事务是相当广泛的，我们可以通过当时上海报刊上众多的法律启事来了然当时在上海地区的律师是怎样从事他们的工作的。在这里我们选择了1930年1月《民国日报》所刊载的各类法律启事作分析，见下表：

1930年1月《民国日报》刊载律师启事分类表①

类别

数量

所占百分比

经营、经济事务

82

31.06%

停业（店铺）清理

47

17.80%

法律顾问

47

17.80%

婚姻

41

15.53%

票据遗失

13

4.92%

律师事务所事务

10

3.79%

缉拿犯案人员

8

3.03%

家庭遗产

4

1.52%

脱离家庭关系

3

1.14%

反停业清理

3

1．14%

其他

6

2.27%

总计

264

100%

表中“经营、经济事务”一项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具体内容，如经营权转让、租赁地产、合同事宜、股票事宜、抵押、欠借款等；“停业（店铺）清理”当然也应该属于以上类别，但该类启事较多，所以单独列出。关于婚姻一项的四十一个启事中，绝大多数都是离婚（也包括夫妾关系的终止）启事。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涉及经济事务的启事占了大多数；其次是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事务。至于律师为客户担任法律顾问，同样也要面对以上这些事务。律师代理当事人发布一些启事，一是需要广而告知传达信息；二是由律师代理，表明了这些启事所具有的法律意义。尽管这些启事肯定无法包括律师日常的全部事务，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具体事务不可能都通过广告来体现，但至少能从中窥见当时律师从业的一般状况。在这些启事中，除了律师代表当事人发布一般陈述性的启事之外，还有一些涉及了民事纠纷，例如清盘与反清盘，要求离婚与反对离婚。当协议不成，或者一方未征求对方意见单方面宣布从而导致冲突，于是代表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在发布的启事中互相指责。其中1月20日的《民国日报》就刊载了顾文韵律师代表朱凤梧女士否认赵琛律师代表史世杰的启事，对其丈夫的离异告示提出异议，其中指出：

前因史世杰以片面之意思表示委托赵琛律师代表声明离异，业经凤梧委托贵律师两次登报表示否认。今忽阅本月十四日《新闻报》载“赵琛律师代表史世杰君启事”，有谓“凤梧自甘脱离夫妇生活，嗣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等语，全系空中楼阁，无中生有。且在凤梧未同意离异前，世杰应付（负）赡养之义务。如重婚时，则更当付（负）刑事上之责任。为此特请贵律师代表登报，郑重声明等情前来，据此合亟代表声明。

对此，史世杰又针锋相对地委托赵律师于1月21日再度发布告示：

近阅一月十五日与一月二十日《民国日报》载顾文韵律师代表朱凤梧启事二则，强词夺理，不顾信义。本无答辩之价值，•惟须郑重声明者，朱女士表示愿意离婚，事实已明。业经委托贵律师，迭次登报声明在案，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而朱女士今又登报反悔，推其用意，无非借此可以要挟多额金钱。鄙人数年作宰，两袖清风，何来巨万之资填彼欲壑。朱女士需数万，无异痴人梦呓。

从以上两则启事的内容可以看出，是否离婚其实已不是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在于男方是否为女方支付赡养费。两则启事所反映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当律师从中进行调解都无济于事，双方当事人的态度仍然无法软化，不能达成妥协的话，律师就只能陪伴着他们的当事人走上法庭进行民事诉讼。在那些经济类启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为了说明律师从接受业务，直至完成民事诉讼的完整过程，我们可以通过马良家族财产纠纷案的事例来了解当时律师的具体工作。1932年章士钊律师接受了马陆氏的委托向其夫家提出索回财产单据要求。①据马陆氏说，她于1918年7月间陪姑母在沪看病就医，其养子私自将地产契约（其夫去世后留下的遗产，马陆氏无亲生子女）从家中一并带走，“以托由家长保管为名”，将这些地产契约悉数递交夫叔马良（当时夫家家长）收执。当马陆氏得知此事后，前去马良处问个究竟，夫叔马良“以负责暂为代管，绝无他虞对”。为此马陆氏于1918年10月22日在《新申报》刊登声明：“本产非得氏之许可不得售卖或抵押而已。”而马良亦于同日在《新申报》上发布启事称，“遗产无论何人不得觊觎，虽子孙亦不得抵押”。现在马陆氏认为由于夫叔年事已高，所有代为保管的亡夫全部产业单据由本人收回自行管理。为此章律师发出通告，指出：“该当事人所述，属法赋人权之适法主张，除分别受委进行外特为通告如上。”随即，章士钊给马良的法律代理人谭毅公律师去信，讨论此事的解决方法。其信函中所坚持的一条基本法律原则即“守志之妇合承夫分，凡夫承管之产一律由其接管，自为当年法赋之权能无可动摇”。因此根据这一原则，章士钊认为应该把属于马陆氏的那部分财产单据还给她，其总计约为土地五千五百亩。他提出的理由是：其原来马陆氏所掌有的财产并不是马家祖产，而是属于她亡夫的。最后他要求马良的代理律师“务恳向贵当事人剀切陈说，将马陆氏全产单据如期交到，俾免讼争致妨马氏信誉”。对此谭毅公律师作了答复，其中所涉的家庭变故相当复杂，并指出：马三畏的财产是马家祖产，且上述所说的产业当时是由其养子保管，并已变卖，与马陆氏无关。双方一时相持不下。其间曾经马氏家族内部以及一些好友的调解，章士钊律师一度为之表示乐观，并在给谭毅公律师的信中写道，“兹以马府中人及其朋好从中调解，颇有成说，全家和平之福得以保持，曷胜庆幸”，并指出“原籍天地房屋单契尚存马良先生手中者，均可交由”。但是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马陆氏因此委托章士钊律师代理，于1935年8月将马良告上地方法庭。

其实从案情看，由于地契单据均被取走，没了证据，因此马陆氏要想取回原来的全部地产契约单据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当初夫叔马良在得到马陆氏养子交出的地产契约后，又同意将坛邑土地的租益、粮赋交由其养子管理，而青华娄三邑所置田产三百八十九亩即永作马陆氏的赡养基金。因此大家十多年相安无事。问题的关键是，当江苏省政府下令各县清丈土地更换新单，族长马良理应将代为保管的原领单据悉数交还，以便于重新登记。然而对方非但不交出，并私持旧单契，前去登记，其用意明显不想把这一部分田产给马陆氏。于是，作为原告方，章律师在上述诉状中明确提出：“伏请钧院票传审讯，判令全部如数交还（田地390亩，每亩估值20元，总计价值国币7800元），并负担讼费。”遗憾的是，材料中没有庭审记录，只存有诉状和答辩状。结果是章士钊为当事人打赢了一审官司。但是被告不服，随即向江苏高等法院上诉，最终经法院协调，第二审达成和解。法庭的和解笔录这样写道：

上诉人（马良）承认系争产业，除在原审所提第一号清单内所遗留之泗泾镇公产房屋、坟墓及木行基地仍应归上诉人保存外（但被上诉人就此部分仍可使用收益），其余之田地准许被上诉人（马陆氏）就二百亩之范围内使用。收益遇有必要时，得处分之下余部分只准被上诉人收益，作为祭扫坟墓，完纳粮税，修缮新旧两宅及津贴马永姑之用。俟被上诉人百年之后，仍作松岩名下长次幼三房所共有，至准被上诉人于必要时得为处分二百亩内田地契纸，并即由上诉人检交被上诉人自行保管。其余田地契约仍归上诉人保存，诉讼费用由两造各自负担。

此案其实并不复杂，可是从接受业务到最终和解，其间经历了近四年时间。案子之所以有所反复，时间拖得较长，关键在于一方面马氏家族在江苏省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看，还因为马陆氏一直没有生育，其丈夫生前立嗣以延续家庭，前面所提到的养子就是过继的子嗣，这就是所谓的宗祧继承①。而当时相关法律规定，凡是有宗祧继承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女方只有财产使用权，而没有财产所有权。这一点是当时章士钊律师在接受此案时所忽视的。因此才会有后来被告的上诉。但最终在律师的帮助及法庭的调解下，马陆氏合法的财产使用权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此外，在另一则由商业纠纷引起的民事诉讼案中，律师陈则民作为原告的当事人代理诉讼，由于地方司法部门的一再误判，陈律师从向上海地方审判厅起诉，直到上诉至江苏高等法院和大理院，最终打赢了官司。在这一代理诉讼中，律师作为专业代理人的重要角色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一商业纠纷发生在聚泰等三十八家豆米行与义成泰豆号之间。②义成泰豆号是专做豆油、豆饼生意的，该豆号将豆油、豆饼由牛庄、大连运至上海，销售给聚泰等三十八家豆米行。聚泰等豆米行再将所订货物转售给客商。其交易的惯例是，订货成交时，双方出立成单，写明期限和价格，如遇市价涨落，以成单上的价格为准，到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到期交不出货，即以当日的市价结算，贴价赔偿，并将成单交还。交易双方按照这种惯例行事，实际上也就是在履行共同认定的契约。问题是，各豆米行于1916年农历八九月间起向义成泰豆号陆续订货，11月15日是交货的时候，但该号却交不出货，自愿照市价赔偿银六千三百九十七两，出立12月初五期支票。至11月底，该号因到期订货不交，以致倒闭。经豆米业公所照市价结算，义成泰豆号应赔偿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七两四钱，连同此前的所出支票，共需支付银两万四千八百三十四两五钱。但是当聚泰等行前去索赔，却遭到拒绝，于是便有后来诉讼的发生。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为了达到不付赔款的目的，故意将这种订货交易与买空卖空混为一谈，因为买空卖空在当时被看做是一种非法的商业行为。对此原告律师陈则民在其“辩论理由书”中争辩说：“盖买空卖空为商人仅以银物交易，凭一纸空条，订定期限，互找赔赚者，是为之空。若以银成物指定期限，届期实交银物者，是谓之期，与空回有区别。至以物易银，定期交现，预定价值，不问涨落，乃商人营业之常。”尽管原告律师在这里已说得十分清楚，但第一审的法官却无视这种说明，因为他们认定，原告所提“损害之证据是原告所请求者为豆业公所结算之盈亏，并非所受现实之损害”。换句话说，双方由于并没有实际成交，因此也就没有实际损失可言。第二审法官则明确认定，原被告双方的这种订货交易“纯系买空卖空之博戏行为，在法律上自不能认为正当之买卖契约”。因此原告的起诉和上诉均被驳回。根据前两次的审判结果，在上诉大理院的诉状中，陈则民在其追加上诉理由书中对第一审、第二审的宣判理由进行了辩驳。他在进一步阐明订货交易与买空卖空之间的区别之后指出，豆业买卖完全是根据订货来确定其销量的，“订出之货多则多购之，订出之货少则少购之。市价贱则多购之，市价贵则少购之。或以应客，或以囤积，商情时异，旦晚不同。……如订货到期不交，不第无以交付客家，亦无能将货囤积，而以存货通融，亦失其固有之利，故确有实在损失”。应该说，陈则民的辩词颇有理据。大理院法官认为：“原审概未审究明晰，亦未据查明习惯上无订银之买卖是否均为买空卖空，乃遂与率断，于法究有未合。”因此，“有理由应将原判撤销”，并责成江苏高等法院重审。最终，江苏高等法院于1917年7月改判义成泰豆号赔偿钱款。

应该说，在律师的整个工作中，民事法律事务占有很大的比重。

3．普通刑事案件及政治案件中的法律辩护

与民事诉讼的辩护相比，进行刑事辩护最初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似乎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1913年刺死宋教仁的罪犯应夔丞从租界被引渡至地方审判厅审讯，确定由杨景斌担任其辩护人，杨律师因此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因为他要为一个杀人犯辩护而让人无法理解，而且被害人更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政治明星。当时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规劝杨景斌不要出庭为之辩护，因为“自宋案发后，万目睽睽速求解决，现今特别法庭与普通法庭虽未确定，而应犯证据确凿，岂得谓罪案尚未成立。即使于手续上不可无律师，由法庭选任一律师足矣，何必执事为之辩护？……然以有限之金钱易无穷之名誉，弟其为执事不取耳”①。对此，杨景斌在复函中说明了自己之所以接受为应夔丞辩护的原因：“初宋案之议引渡也，仆在病院，有客抚吾床，以应事相托，婉词谢之曰，上海不乏法家，仆报薪忧，不足肩此艰巨。及出院，其人复来，谓，被却后，托之某某两君，皆怯不敢任。又顾而之他，则索金逾万。而某君则又以党系之故，为人所扰。是国家之设律师，不应为被告人辩护也，是必败诉之被告，更不得有辩护之律师也。”②在这里，规劝者认为，杨律师不应该去承担这一辩护工作，如果要接手这一案子，那就会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而当事者杨景斌则认为，既然被告为找律师一再遭拒绝，那就不妨自己来承担这一工作。如果“信如君言，是律师不应为人辩护，凡为人辩护者，皆以金钱为主义也，且辩护人必不应败诉，凡辩护败诉者皆以名誉为牺牲也，国家安用有律师哉”？①其实早在1906年沈家本主持编订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就规定了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都有权聘用律师。此后，1910年沈家本奏呈的《刑事诉讼律草案》同样有这样的规定。民国时期所实行的法规都吸收了这些内容。从法律的角度说，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每个案件的当事人都有聘用律师的权利，而律师也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权利，因此杨律师的话显然更有说服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律师为谁辩护，关键在于通过辩护，最终得到法庭公正的裁决。这样的认识毫无疑问在民国时期法律制度日益健全的过程中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值得指出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②，刑事案件的强制辩护在上海的几个地方法院逐步制度化，如果当事人没有律师，法院都会为他们指派律师。当时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采取的具体办法就是，根据《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所列的姓名，每月列表，会员依次按指定日期的下午二时前去法院，以备出庭辩护③。

相比之下，律师辩护对于那些含有冤情或者审判不公的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就显得尤其重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黄慧如、陆根荣私奔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①。这一案子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黄慧如是富家之女，与家中的车夫陆根荣产生感情，并发生关系，不久黄慧如怀了身孕（当陆根荣知道黄怀孕后，才将自己有妻室的事告诉了黄，黄仍愿意跟着他），主仆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时无法交代，因此他们便私下离开黄家，在苏州同居。在离开上海的时候，黄慧如还偷偷拿走了其母的首饰盒，而陆根荣并不知晓。他们离开后，为了寻找不辞而别的黄慧如，黄家在报上刊载寻人启事，并表示愿意酬谢知情人。于是，陆、黄两人很快被发现，苏州警察厅立即派人将他们抓获，并移交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当时法院根据案情，遂认为车夫陆根荣犯了诱拐和帮助实施盗窃罪，陆根荣被判处两年徒刑。为了能使陆根荣免于刑事处罚，黄慧如请了律师宋铭勋作为陆根荣的代理人，对原判表示不服，提请上诉。在上诉的庭审过程中，黄慧如的母亲朱氏一口咬定，陆根荣不怀好意，家里的金银饰物都是他偷走的。陆根荣的代理人宋律师则辩护说，原判陆根荣诱拐和帮助实施盗窃两罪都不能成立。其一，新刑律二百五十七条第十项规定，诱拐是指诱拐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女孩，而黄慧如已经二十二岁，早已具备自主能力，而且她还称与陆是自愿相好；其二，帮助实施盗窃，要有帮助实施盗窃的行为，方可成立。而黄慧如已供认，首饰是她拿出来的，和陆根荣无关。吴县地方法院只据朱氏一面之词遽作结论，亦不能成立。加之，被告又无事前起意的犯罪故意，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陆根荣都属无罪，不应负刑事责任。因此律师希望法院考虑重新审核，撤销原判，宣告陆根荣无罪。应该说律师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但令人意外的是，江苏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却加重了处罚，改判陆根荣有期徒刑四年。其原来的帮助实施盗窃罪则未加改动，承审法官认为上诉人帮助黄慧如将黄家首饰带出，参与保管并变卖使用，则是事实；而原有的诱拐改为图奸诱拐，其理由是上诉人原本有妻室，但在黄慧如失身前却故意隐瞒，其目的已昭然若揭。随后陆根荣仍然不服审判，继续请宋律师向最高法院上诉，对原判理由一一进行辩驳。宋律师指出帮助盗窃罪，需查究是否知情为唯一条件。如果不知情，依法即不能成立，法律有明文规定。至于所谓诱拐，宋律师一再指出，他们之间发生恋爱是出于双方自愿，这是不应该判罪的。为此，最高法院作出批复，认为上诉人及辩护人指谪原判认证不当，并非全无道理，发回原法院更审，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判定陆根荣无罪释放。尽管这整个诉讼过程经历了三年的时间，而且高院最终作出变更判决的决定还可能与黄慧如的病死有关，但最终律师为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要求还是得到了满足，错判得到了纠正。律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①

除了一般刑事案件之外，民国时期的政治性案件格外引人注目，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都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颁布，特别是1927年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再加上30年代日本侵华的步伐加快，也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因此国民党政府所颁发的刑事特别法规就比较多。主要有《惩治盗匪暂行条例》（1927年11月）、《暂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年3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1年3月）、《共产党人自首法》（1935年7月）、《维持治安紧急办法》（1936年2月）、《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防止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等。那么在处理这类政治案件时律师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呢？当时的史良、潘震亚、张志让等律师都参与过涉及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案件的诉讼辩护，但十分遗憾，这些案件很少有留下庭审记录的，因此对于这些案件的诉讼过程后人难以了解其详情。但是有些特殊案件在当时社会上曾引起普遍关注，报刊相继报道，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邓演达被捕案。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北伐期间，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他流亡欧洲。1930年回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总干事，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等十多人在公共租界被捕。次日，由所在地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予以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当法官问他是否是共产党员，邓演达予以否认，但毫不隐讳自己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当时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将邓演达等人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其理由是，根据1930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五院院长名义发出的第十一号密令：军事未定，一切有关共产党案件应由军事法庭（各地党、政、军所合组的）依军法办理，已在各地法院进行审理的应立即移交给军事法庭。于是特区法庭准备移交邓演达等被捕人员。随即邓演达的辩护律师张志让、蔡六乘对此提出质疑，指出邓演达等人“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言，既在公共租界被捕，管辖权属于法院，请勿为司令部提去”。但是，尽管申请移提的不是法院，又提不出明显的犯罪证据，工部局还是表示同意移提。张志让律师当庭声明对裁决提出抗告也无济于事①。此后邓演达未经司法审判就被移提押送至淞沪警备司令部，11月29日在南京被当局的军事人员所暗杀。很显然，这一案件在大部分时间里脱离了法律程序的正常轨道，因此，在邓演达送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律师没能为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法律辩护，而且也无法施加任何影响，这是民国时期处理政治案件所显现出的十分严酷的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国民党政府往往采取非常手段来处理政治性事件，在这里已没有法律可言。

1932年由诸多民主人士组织起来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上海成立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同盟成立不久，身为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便在法租界被暗杀了。而没过多久（1933年），《申报》主编史量才又因为该报的“出位”宣传而遭军警枪杀身亡。这些事实都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是十分强硬的对内政策。

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当时的政府或有所顾忌，或出于某种考虑，不得不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审理一些政治案件，这也就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机会。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次），他的情况显然要比邓演达好得多。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任领袖（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与邓演达相比，陈独秀的名气要大得多，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律师代理政治案件的相关事务在民国时期是有着很大难度的，同时还存在着风险。1930年8月2日，律师张星垣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为吴苏中反革命嫌疑案出庭辩护时，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军警人员以不应为共产党人辩护为由殴打致伤。1932年4月1日，律师郑文楷应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583号通知指定为张云卿等“危害民国”一案出庭辩护，在退庭后，遭到军警人员的威胁和警告，指其包庇共产党，并要其注意自己的言行。因此，叶弗康在办理反革命案时提出高价公费就不是偶然的了。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在办理政治案件过程中，律师要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更多限制。1929年，浙江高等法院曾要求在审理反革命案件时限制律师出庭，其提出的理由是“以免泄漏机密”。对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并不赞同，因为“以前之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受理反革命案件尚许律师出庭辩护，自不得在通常法院更为限制，所请于法不合”①。然而，类似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惩治的对象主要是政治犯，各地方为了实施这一法规，另行组织军法会审所。正是在这类军法会审所的组建过程中，所定的章程明确规定不适用辩护制度，而且审判不公开。对此，单毓华律师就指出：“此种法庭纵令审判公明，情真罪当，亦不免启人疑窦，无以昭示大信。此外，各种行政罚锾动盈千百，施者无率循之程序，受者无申辩之机会，用与法院审理相较，显示人民以法律待遇不能平等。“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遵行各种特别审判机关一律适用辩护制度”。②针对这样的状况，当时上海律师公会的态度更加明确，提出“（一）即日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盗匪条例》等无益有害之法规；（二）撤废法院以外之各种特殊审判，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法庭之审理；（三）改善司法组织及一切司法法规，与夫修订民刑法典之准备”①。这可以说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呼唤。

总之，民国时期是中国法律转型的关键时期，而律师则是这一法律改革的重要产物。

（节选自陈同著：《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民初的全国性律师组织
——以“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为中心
李卫东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律师需要进行自我行业性管理，行使该职能的组织一般称为律师协会。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差异，世界各国对律师进行管理的组织名称不完全一样，组织结构和功能也有区别。就多数国家而言，一般都设有全国性的律师管理组织，如美国律师协会、日本律师联合会、德国联邦律师协会等。

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产生较晚，而且在该制度产生之初，无论是中央行政当局还是司法机构对它的出现都充满了戒备和疑虑。无论是早期颁布的《律师暂行章程》，还是后来陆续颁布的《律师应守义务》、《律师惩戒规则》、《律师法》等，都对律师职业的发展进行了严格限制。律师承担的义务很多，享有的权利却很少。为了争取自身权利，民国律师职业群体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同时在近代中国，由于法权沦丧，大量涉外诉讼案件不受中国法院管辖。对于中国律师来说，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律师职业活动的拓展，而且有辱国家的尊严。为了维护国家法权，同时改善自己的执业条件，扩大案源，中国律师在近代收回法权斗争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为了聚集分散的力量，加强律师职业群体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律师一直在做着全国性律师组织建设活动的努力，民初“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组建就是该努力的一部分。

一、民初成立全国性律师组织的初步努力与尝试

从名称上看，中国近代最早的全国性律师组织是“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该组织于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最初的名称为“中华民国辩护士会”，发起人包括蔡寅、杨恺、刘重熙、秦联奎等。不过尽管该组织以“中华民国”冠名，实际上仍是一个上海的地方性律师组织。在该组织呈请成立的报告书中，蔡寅说：“上海处交通之地，人民辐辏，诉讼滋华。寅等素考法律之科，或曾任司法之职，学理经验，略窥藩篱。因慨租界之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之法权既不完全，而华洋人民易讼，又岂可专任外人辩护，故拟在上海地方组织中华民国辩护士会。”①这份报告表明，该组织的活动范围以上海为中心。在实际的具体活动上，该组织也从来没有超出上海。自北洋政府公布《律师暂行章程》规范律师组织后，“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改名为“上海律师公会”。

在近代中国，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全国性律师组织有四个，按存在时间先后分别为“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其中产生于民国初期的“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它在法律上的地位一直有问题，考察它成立的艰难过程以及成立后的尴尬处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律师职业组织成立的内在动力与障碍，也有利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国家与律师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

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发起是由各地方律师公会自发进行的。民国二年（1913年）5月23日，浙江第一律师公会致函全国其他地区律师公会，指出“各省律师公会现已陆续成立，亟应组织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以便讨论关于司法各种重要问题，请愿国会或建议于法部”①，建议北京律师公会发起并组织各省律师公会派代表赴京讨论成立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浙江第一律师公会的倡议究竟得到多少律师公会的赞同，现在很难统计。不过我们从该年7月3日奉天律师公会致北京律师公会的一封公函中看出了一些线索。这份公函的原文为：

北京律师公会台鉴：诸君子组织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敝会极端赞成，理应公举代表到京恭参末议。第因道途修阻，往返不易，咨仅具书面以表赞同。如有各项负担，俱惟命是从。至开会时提议之事件及表决之事件，均请饬书缮写一份，随邮掷下……②

从奉天律师公会致北京律师公会的函件看，北京律师公会似乎已经进行了全国律师公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地方律师公会的认同，只是因为路途往返不易等原因，无力去北京开会。民国初期，政治纷争不停，南北战事不断，奉天律师公会所申明不能与会的原因确实是实情。

尽管存在种种客观上的困难，但各地律师公会寻求建立和组织全国性的律师公会的活动并没有停止。1915年7月，北洋政府司法部提出，现行的律师规章虽然对律师义务已有规定，但“体察现在情形，原章尚多漏义”，为“补救流弊”，并进一步加强对律师的控制与管理，司法部在《律师暂行章程》第五章的基础上，又新颁布了《律师应守义务》五条。“饬知该律师公会遵照。嗣后律师执行职务，有违反此次所定各款者，除由该管审判衙厅遵照部定办法处断外，应由该管审判厅酌量情形之轻重，照修正律师章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移付惩戒。”①北洋政府这次对律师职业的新规定，再次激起了各地律师公会发起组织全国性律师组织的活动。

《律师应守义务》在立法语言上十分随意，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比如，其第四条规定，“律师于民事诉讼案件发现委任人显无正当理由后，仍继续代理或赞助委任人而为诉讼行为者，应负担诉讼费用，并对于委任人之相对人负赔偿损害责任”。又如，其第五条规定，“律师应以诚笃及信实行使职务，诉讼系属之审判衙门发见律师有扛帮词讼、教唆供述、虚构事实或其他滥用诉讼程序情事时，应即移付惩戒”。第四条“发见委任人显无正当理由”这一表述就很有问题。“正当理由”的标准是什么？如法官认为无正当理由，委任人和律师均认为有正当理由，产生争执无从判断。至于“对于委任人之相对人负赔偿损害责任“这一规定，在世界各国律师制度中都没有出现过。该法条把律师与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混为一谈，如果律师一旦败诉即应负赔偿责任，那么凡胜诉者均可附带请求律师赔偿。以此观之，实际上等于律师只能代理胜诉，不能代理败诉，否则自身难保。另外，第五条中”律师有扛帮词讼、教唆供述、虚构事实或其他滥用诉讼程序情事“的规范也漫无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代理辩护都有可能被视为“扛帮词讼”，一切讨论案情、征求意见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教唆供述”，实际上任何时候审判机关都可以以此将律师提付惩戒。

北洋政府司法部所制定的这部法规，法律语言模糊，其目的是为了将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通过这部法规，北洋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时对律师职业进行限制和打击。该法规既不符合立法语言准确性的要求，更不符合近代法治的理念。因此《律师应守义务》五条颁布后，立刻在律师中引起强烈反应。律师们纷纷表示：“悉司法部改订《律师应守义务》五条，不胜惊懼，亦多令人莫解。”①针对《律师应守义务》五条，全国律师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在颁布《律师应守义务》的同时，北洋政府司法部还颁布了一份《律师公费准则》。该准则因为对律师公费的规定不合理，同样引起全国律师的一致批评。各公会纷纷致函司法部，请求予以修改，不过效果甚微。通过这些事件，大家也意识到，如果不成立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全国性律师组织，很难维护自身的权益。

1915年，奉天沈阳律师公会再次发起组织“全国律师公会总机关”活动。在推举北京律师公会出面联系各省律师公会的公函中，奉天沈阳律师公会对发起这次组织活动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律师应守义务及公费核算办法等规定……限制过苛，碍难遵守。若徒视为具文，恐欲加之罪无患无词从此籍端矣。每欲力争，又恐势力单薄，徒受揶揄。”为了在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各省律师公会，指定场所，组织一全国律师公会总机关，以便研究此种问题。触动司法界上之改良，铲除律师之公同之利害”。①虽然奉天沈阳律师公会的这次活动表达了全国各省律师公会的共同心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次活动最终也没有结果。

对于民初全国律师公会组织活动没有成功的具体原因，在后来的评论中，大家都认为是战争导致路途阻塞、交通不便的结果。②不过笔者认为，真正导致全国性律师组织难以成立的关键在于民初政府对律师业发展的控制。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虽然着手建立近代律师制度，但对于律师业的发展还是给予了诸多限制。首先，在律师自治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北洋历届政府均设法将律师公会的各项权利纳入到国家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中。从早期颁布的律师管理法规来看，中央政府将律师资格的审核权收归中央，任何律师要取得执业资格必须先获取司法总长颁发的律师证书，将律师证书呈送高等审判厅核验，登录律师名簿后，方可申请加入律师公会。与此同时，律师公会对于律师的惩戒也仅有申请权，无提起惩戒诉讼权，即呈请地方检察长向高等检察长提起，不得径自提起。此外，《暂行律师章程》还规定，“地方检察长得随时出席律师总会及常任评议会并得命其报告会议详情”，“律师公会应随时将会长、副会长、常任评议员选举之详情，总会、常任评议员会开会之日时处所，提议决议之事项报告地方检察长，并经由高等检察长报告于司法总长”。这就是说，律师公会的活动都是在政府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下进行的。

其次，在律师公会的制度设计上，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的立法意图在于分散律师的力量，使之难以成为一个可以与政府抗衡的团体。比如在《律师章程》等法律法规中除了明确规定律师公会所讨论的事项不得超过法律命令、司法总长与审判衙门以及与律师公会会则相关的问题外，还规定律师公会应设置于“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内”，每个公会分别接受所属地方检察厅的监督与管理。如有疑问或重大事项，直接向司法部请示。在这种法律规范与制度设计下，各地律师团体都是分散的，既无法形成上下统属的律师系统，更难以形成有威信、有执行力、能够统辖全中国各地律师公会并具有实质性管理能力的全国性律师组织。

二、国际律师大会与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发起

1918年9月，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桂埴向北洋政府报告，菲律宾准备于1919年1月召开法律研究会，并邀请中国派员莅会。北洋政府司法部于是派遣大理院推事胡诒谷前往。胡诒谷到达菲律宾后始知该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组织“东方律师会”，以便“联络东方各国感情，交换法律智识”。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赞同组织“东方律师会”①。该会会长麦尔根还宣布增加胡诒谷、增岛六一郎（日本东京律师会代表）、谷野格（台湾“覆审院院长”）三人为该会名誉会员。1919年6月，驻菲总领事桂埴再次向北洋政府报告，称接到菲律宾大理院推事默尔肯来函，说日本律师公会总干事陌菽伊麦通知，决定1920年在东京组织国际律师公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凡是“东方律师会”的会员，均应列席此次会议。北洋政府司法部接到此消息后，认为“此项律师大会系为联络东方各国感情，交换法律智识起见。菲律宾发起于前，日本接踵于后。我国既经加入斯会，此后应行提议及赓续进行事宜”②。于是发函北京律师公会，要求他们研究此事。

早在接到司法部通知之前，北京律师公会会员孙润宇也于4月左右接到日本辩护士协会总代表岸清一博士的来函，商请中国方面派代表参加组织国际律师公会。③经过讨论，北京律师公会认为此时中国在万国和平会（巴黎和会）上已有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希望。中国目前急切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整顿司法，“律师为司法制度之一，自未可轻易看过”。同时“南北和议告终，各种问题均需解决；国会对于各种未颁布之法律均须议决施行；人民生活对于法律之中则有密切关系”。律师作为研究法律之人，必须担当自己的责任，“发起全国律师联合会，讨论一切。如有应兴应革之处，可请愿于国会议决，或呈请司法机关实行。合全国之力易有济”④。经过讨论后，北京律师公会以讨论派代表赴日参加次年4月举办的东洋国际辩护士协会的名义，致函各地律师公会，请他们派代表到北京讨论。

1919年10月，全国各地共有十八处律师公会派代表来到北京。10月11日下午一时，各地代表在司法部街吹箫胡同北京律师公会内召开会议，此次会议由北京律师公会会长邓镕主持。开会不久，济南律师公会代表张思纬、闽侯律师公会代表郑作枢提议，此次会议的根本应该是先行组织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然后由该会推出代表参与东洋国际辩护士协会。①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其他与会者的支持。代表们认为，在日本方面邀请的各国律师公会中，中国位居首位，中方必须要有所回应。同时日本辩护士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律师组织，其来函邀请参加国际辩护士协会的对象也是“支那共和国律师公会”，所以“我国代表前往自必用全国之律师公会名义，方为得体”②。于是推举叶夏声、阮性存、张思纬为起草联合会章程委员，着手成立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

1919年10月21日，起草联合会章程委员将已经起草好的《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简章（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大会在略经修改后通过此案。该简章的基本内容包括：1.联合会事务所设在中央所在地；2.联合会每年于8月1日开一次常会，开会地点在各省间轮流，会议主席由开会所在地律师公会会长担任；3.每次开会各地方律师公会派一名代表参加；4.联合会不设常任职员，关于通讯事务委托联合会事务所所在地之律师公会会长担任；5.各地方律师公会每年缴纳十二元常费，特别费由各公会随意捐助；6.联合会开会以会员达三分之一为满足开会条件，以到会代表半数以上是否同意决定一案通过与否。7.章程内容如有增减，须有代表四分之一提议，并由常会决定之。①

10月22日，全国律师代表再次开会，会议原定议程本为推选赴日本参加东洋国际辩护士协会代表，正在开会时，司法总长朱深突然打电话召会议主持人邓镕到部谒见。一个小时后邓镕回到会场，向与会代表秘密传达了司法部的指示，会议也随之结束。关于司法部指示的具体内容，当时“甚为秘密，外间颇难探闻”②，只是据闻与代表选举有关。10月23日，代表们继续开会，在会上邓镕报告了司法当局的意见，希望孙润宇能够当选，并在投票前详细介绍了孙润宇的履历。然而开票后，计票的结果显示，在当选的代表中并没有孙润宇，当选正式代表者分别是林行规、刘蕃、邓镕、陈则民、阮性言、阮性存、叶夏声、王维翰、孙懋功等二十五名律师。得到这一结果后，邓镕“甚行失意，即时退席而去”。会议只好临时推举傅绍儒担任主席，继续推举黄镇潘、李继桢、傅绍儒等二十三名律师为候选代表。

不知是否由于孙润宇没有当选赴东京参加国际辩护士协会的代表，此后司法部对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成立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会后律师公会联合会的北京代表“以私人资格，非公式地与部接洽，不得要领”。对于司法部的态度，律师公会联合会也似乎早有准备。在开会期间就决议，“如探明司法部不予核准立案，即可毋庸呈部，由主任拟稿迳（径）报警厅”③。1919年11月，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向京师递交了立案申请。宣布自己是“各省律师公会汇总之机关”，此次大会决定“查照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及商会联合会先例，组成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设立事务所于北京”①。不过京师警察厅没有批准联合会的呈请，批示：“所请备案之处，应从缓议。”②

就在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向京师警察厅申请立案的同时，北京政府司法部发布第899号训令，称“此项联合会，既与定章不合，自难准予设立”③。司法部还致函各地方检察厅，“律师邓镕在北京组织全国律师联合会，登载报章执行职务，揆之律师条例，实属逾越范围，除饬令该律师等立时解散并令各省一律查禁外，该省如有此联合会发现，应即立时勒令解散……”④。司法部的驳斥实际上使律师公会联合会成为一个非法组织，联合会的工作顿陷困境。为此各地律师公会纷纷致函公会联合会，询问此后工作如何进行。对此，律师公会联合会也无以应对。联合会的会长邓镕早在选举未如愿时便已离席而去，此后又出走京城，会务由傅绍儒代理，苦苦支撑。

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没有成功设立的原因，除了没有按照司法部的愿望选出出席东京会议的代表外，最根本和最实质性的原因在于该公会的设立突破了北洋政府在《律师暂行章程》中对律师公会制度的设计和限定。在司法部第899号训令中，所谓“与定章不合”，就是针对此而言的。

此外，由于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律师团体，组织者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既缺乏相应的工作经验，也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因此无论是成立的程序，还是会章的内容都不严密，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是成立联合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北京律师公会在召集会议之初，对于会议的议程仅仅提到选举赴日代表，不久以后又说要成立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对此武昌律师公会就提出多项质疑：第一，北京律师公会8月23日公函只嘱派代表到京参加协议会，商定推选代表赴日事宜。并未声明派代表协议组织联合会。因此“此次所派之代表，只能协议推选代表赴日事件。至于组织联合会及实行选举事宜，皆非此项代表所能负责。而兹忽有联合会之组织与赴东代表之选举，此等行为敝会事前既未与闻，事后未便盲从”。第二，对于联合会的章程，武昌等律师公会认为该章程既未标明宗旨，也未规定联合会权限，“不知联合会作用安在”。而且会章规定出席代表只须三分之一即可开会，过半数即可取决，“是不满十分之三之代表可决之案，即可拘束全国之律师团体。少数专横，流弊堪舆”。第三，会章规定开会时以所在地代表充当主任，此种特权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会章发出之后，各地公会根本来不及研究和讨论就要进行表决，“与上官命令属员形式虽异，性质相同”。第四，派代表赴东京开会，既然从各律师公会选出，应该由各地方律师公会推举有声望、懂日文、善于交际的会员参加，而律师联合会以在北京的代表代替各省律师团体选举，于“事实上殊多滞碍”①。

在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成立后，部分以前未接到开会通知的地方律师公会又对公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律师公会联合会“欲联系全国律师公会为一体，尤不能不以法律为归着。今组织法未备，

而先事选举恐对外对内两有不合”①。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律师职业组织，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合法性”除了北洋政府的认可外，还必须得到全国各地方律师协会的认可。民国初期，尽管各地对组织全国性律师职业组织的愿望十分迫切，但对于如何组织这个组织，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成立全国性职业组织的工作往往是因事提议，带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的色彩，缺乏程序性的操作。这反映出民国初期，我国律师职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具有许多不成熟的特征。

三、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终结及评价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律师组织。需要指出的是，它承担着中国首次派遣律师赴国外参加国际律师组织活动的任务，该事“事关国际”，因此其存在显得尤为重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虽然被北京政府司法部宣布为不合法，但“鉴于国际上之必要，闻亦已默认”②，因此尽管该组织在法律地位上存在问题，但它依然艰难地存在着。

在存续期间，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为了进一步弄清国际辩护士协会的具体情况，以及内部组织如何，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委托福建籍的会员郑作枢进行了相关调查活动。郑作枢与台湾覆审院院长谷野格相识，而谷野格本人正是国际辩护士协会发起者之一，在他的帮助下，联合会基本弄清了国际辩护士协会的性质以及开会的具体程序，会员抵日后的住宿、交通安排等问题。1920年1月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将林行规、叶夏声等十三名赴会代表和黄廷兰、侯光第等六名参观员名单和履历分两次汇送日本组委会。联合会还与北洋政府交通部、外交部，以及日本轮船公司等相关方面积极联系，争取到赴日免费火车与轮船票，并安排好代表路途食宿与交际事项，使得中国代表在1920年4月顺利地参加了该次会议。

1920年4月1日，国际律师协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国际律师协会规约》，再次强调“本会系由各国律师协会代表所推荐各协会之会员以组成之”①。同时会议还议定，1921年将在中国举行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再次引起各界的重视。鉴于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已经被司法部、京师警察厅、天津地方检察厅宣布为非法，部分地方律师公会提出，重新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律师组织，以便获得政府的承认。

1920年7月，杭县律师公会致函各省律师公会，倡议“趁本年八月一日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在天津举行会议时，同至天津商议组织中国律师协会，以备筹备明年国际律师协会各事”②。

在杭县律师公会积极倡议组织全国律师协会的同时，天津律师公会正在为8月能否举行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大会感到疑虑。一方面，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上次会议曾经决定本次会议将于8月1日在天津举行；另一方面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已经被司法部、京师警察厅、天津地方检察厅宣布为非法。面对杭县等律师公会催促，天津只好向北京律师公会进行咨询（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设在北京律师公会内，北京律师公会会长傅绍儒兼任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会长——笔者注）。北京律师公会认为，面对这种特殊的情况，只有‘等各地公会来京后共同讨论，然后决定是否赴天津开会。不过此时直皖战争在京津地区爆发，8月初各省代表均未能按时到达，原定的大会也无从召开。

8月中旬，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会长傅绍儒致函各省律师公会，建议在天津召开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9月，各省律师公会的回函陆续到达，大多数律师公会赞成此举。此时，国际律师协会干事掘江专一郎也来函，“请急设立中华律师协会”①。在国际律师协会的催促与各地律师公会的同意下，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遂决定于1920年10月在天津举行大会。

1920年10月4日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大会由天津律师公会会长梁锡纶主持，在会上北京律师公会会员袁超代表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报告会务，并动议组织中华民国律师协会。袁超的动议得到与会者赞同，会议决定取消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着手组建中华民国律师协会，至此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正式结束。

考察民国初期全国律师公会成立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印象。

首先，该组织成立的动力主要来自自身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律师本身具有较强的民主思想和权利意识，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律师职业群体对自己的群体利益十分关注，并极力争取。由于律师职业是一个自由职业，在具体工作中，每个律师独立执业，力量比较分散，律师要有效地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诉求和愿望，只有通过自己的职业组织来实现。同时作为一个新型的职业群体，民国初期我国律师的数量还不是太多，职群影响还不够大，社会地位和执业环境也不理想。成立强有力的职业组织，将各地分散的律师公会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有影响的职业组织网络，互通声气，相互奥援，共同表达自己的职业诉求，也是提升该职业群体社会影响的重要方式。

其次，北洋政府对律师职业发展的限制是组建全国性律师职业组织的最大阻力。民初是我国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社会新旧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旧思想和旧势力的力量依然十分巨大。律师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其出现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具有较强民主与法治意识的新知识群体，律师不仅重视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对社会的公共利益亦格外重视。律师职业的出现和兴起显然给军阀实行旧的专制独裁统治带来了障碍，因此北洋政府对其一直抱有戒备心理，在制度设计方面对律师业的发展处处加以限制，这是民初全国性律师职业组织难以组建的根本原因。同时，自身发展历史较短，缺乏相应的工作经验和具体的操作程序，以及组织者的威望和影响不足，也是民初组建全国性律师组织受到挫折的原因。

最后，在北洋政府与全国性律师组织的关系方面，北洋政府对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北洋政府不希望类似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出现，并在《暂行律师章程》等律师职业的制度设计中，为全国性律师组织的出现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当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成立时，北洋政府又希望能够对它施加影响，并通过这一组织实现它的某些目的，如维护其“国际形象”等。所以当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成立时，北洋政府一方面不予承认，但同时又默认它的实际存在，甚至在该联合会派员参加国际会议时，北洋政府还予以一定帮助。北洋政府对待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控制该组织。而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与北洋政府的关系，除了为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抗争外，也充满了妥协。如从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的公文记载来看，参加日本国际辩护士协会大会的代表似乎都经大会选举产生，但后来江庸曾说：”去年（1920年——笔者注）赴日律师半由法部指派。“①不知江庸所说“法部指派”是正式代表还是参观员。不过无论何种情况，司法部显然对这次赴日代表产生施加了较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代表最后赴日参会，实际上是司法部与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相互妥协的一个结果。这种妥协也是北洋政府默认其存在的原因。

（节选自朱英、魏文享主编：《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上海律师：法治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
徐小群

从一开始，上海律师公会就是一个得到民国政府批准的自由职业社团，因而是“法团”或“公团”。自由职业社团的地位对它的合法性有极大的保护作用，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因为当时政府严格规范社会组织，无情压制真正或可能颠覆社会的组织。上海律师公会的确是为职业目的而成立的。由于1912年和1927年的律师章程都禁止律师公会在司法议题以外活动，上海律师公会的活动主要针对律师队伍的专业化，国家司法主权的恢复，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建立。然而，如果说专业化本身是一个非政治的目标，要求法治和司法独立则经常构成对政府当局的挑战，因而带有政治意义。而且，如果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要求能够被解释为司法议题因而是律师的职业关切，针对国内政治和政府外交政策所采取的行动就不能如此解释了。然而，正是在这两个领域，上海律师公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介入了。

一、在职业主义和政治行为之间

1．职业目标压倒政治冲动

1912年的《律师暂行章程》第三十款和1927年《律师章程》第三十二款规定，律师公会不得在与司法无关的议题上采取行动。这就是说，律师公会不能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和活动。上海律师公会基本上遵守了这些规定。但是，在力图遵守规定的同时，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因为上海日益成为政治鼓动和政治运动的中心，而一般公众和某些公会成员觉得律师应该就政治议题发挥作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对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政治检验的第一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未能收回被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德国手中夺取的中国山东半岛。1919年5月4日，愤怒的大、中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并包围了一个对此外交失败负主要责任的政府官员的府邸。一些学生因此被捕，因此引发全国更多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上海成为这些活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①。

在政治热情弥漫于上海许多公共社团的时候，上海律师公会表现得非常谨慎。1919年5月7日，上海律师公会致电司法部，要求给北京的被捕学生一个公正的审判。它还要求北京律师公会为学生提供法律辩护。②除此两封电报外，上海律师公会没有其他表示。个别律师也许由于其民族主义意识而像其他的市民一样发表了个人的观点，但是上海律师公会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社团显然不准备涉足这一政治潮流。而它给政府的意见也是在法律事务的范围之内，因而是合乎规定的。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也许可以理解成它采取的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

上海律师公会在其他政治议题上也表现了类似的谨慎。1922年，杭县律师公会建议由上海律师公会发起一个关于全国政治形势的会议，由各省代表参加讨论。可是，上海律师公会评议员会议认为，国内不缺少政治组织，由公会发起政治行动是不合适的①。与此相反，当杭县律师公会建议召开一个全国司法会议，而这个主意又得到了其他律师公会的支持时，上海律师公会则没有回避出头组织这样一个会议。

在1925年年初，上海日报公会和其他三个出版业公会发动了一场反对工部局提出的对出版物检查的活动。他们呼吁上海主要的公共社团与他们团结一致。上海律师公会再一次犹豫不决，徘徊在愿意支持这样的活动和遵从律师章程之间。最后，上海律师公会议决，派一名评议员前往四个出版界社团解释，由于受律师章程所约束，他们不能就此事致电中央政府，但是公会里的律师们作为个人愿意支持他们②。

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上海律师公会带了更大的挑战。在1925年5月30日十一名中国学生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枪杀之后，上海再次成为向全国蔓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在上海各个公共社团发起的反帝声明、通电、宣言、示威、游行、集会和抵制日货的运动高潮中，上海律师公会保持了沉默。但是这一次，这种沉默没有被公众忽略。一个叫陈味菊的人于6月5日和8日两次写信给《时报》的编辑，质问在全国所有社会组织都应该表现全国团结的时候，为什么上海律师公会竟然刻意保持沉默。他敦促上海律师公会尽快表明立场并帮助五卅事件的受害者①。

也许是为了对此作出回应，上海律师公会的一名评议员王开疆在6月6日和7日就上海律师公会应采取的行动提出了建议。“本会虽应守法，顾遇此类非常事变，义当有所协助。”他认为，上海律师公会可以做如下几件事：收集需要的证据来帮助政府寻求法律解决；发起收回公共租界司法权的运动；向被捕的中国人提供法律辩护。②

6月9日，陈味菊给《时报》写了第二封信之后两天，上海律师公会给中央政府、省政府、上海市政府致电。该电报远远不如当时其他的公共话语那么情绪激烈。相反，它基本上是向政府提供一个法律上的立场，即五卅事件不能被工部局警察解释为自我防卫而了事。③这封电报的发表，可以看作是上海律师公会支持上海民众的一个公开姿态，而不是真正对政府提供一个建议。结果，这是上海律师公会在这次运动中的唯一的公开表态。上面所有的例子中，公会表现出一种清楚的观念，即一个自由职业社团可以合法地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2．通过代理的政治行动

上海律师公会在五卅运动中的姿态说明，在全国民族主义浪潮中，它面临了一个必须采取公共立场的窘境。很难说，公会的上述行为是否过分谨慎。但是，公会成员中有些人对于自己或公会无法发挥政治作用的状况感到越来越不自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政治派系和军阀割据造成的国家分裂使受过教育的精英和广大民众普遍感到失望。有些上海律师感到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政治议题，即使不因为别的，至少他们作为法律专家，应该最有资格来寻求结束政治分裂的办法。

1923年7月15日公会的一次会议上，一部分律师认为，在律师章程的约束下，公会对政治界毫无影响，因此应当组织一个新的机构使得律师能参与政治并作出贡献。会上，公会会长张一鹏作了一个报告，谈论全国政治局势和可能的解决措施。他说，人们应该撇开全国范围的政治混乱，把注意力集中在省一级，通过省级立宪的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临时约法》被推翻，那么全国都会陷入无法可依的状态。但是如果要维持《临时约法》，实施起来则有很多困难。如果各省立宪，它并不违背《临时约法》，而会有迅速和适当的结果。如果各省都有自己的宪法，那么即使是中央处于无序状态，对各省也不会有影响。①张一鹏的演讲为所建议成立的新机构准备了议程。三天后，法治协进会成立了。上海律师公会的十六位热心于政治的律师为创始会员。其协进会章程声明，该会的使命是讨论政治和提倡法治；该会成员仅限于律师。②

上海律师公会和法治协进会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同一批律师。张一鹏、张家镇是公会会长和副会长。席裕昌、王开疆、汤应嵩、秦联奎、蔡倪培，还有其他人，是过去的或现任的或是将要上任的公会评议员。所有这些人都担任了法治协进会的理事。王开疆是其中最活跃的分子，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最终被协进会采纳。从实际目的和作用来说，法治协进会是上海律师公会的代理人。其任务是做一些以律师公会的名义不能合法去做的事。协进会里的律师政治上积极而有创新精神，试图通过这个代理人来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上海已经形成的政治文化使得达到这一目的变得相对容易。一个宣称提倡法治这种公共目的的社团，可以在公共场域里合法地就政治议题开展活动。他们的政治活动通过法治协进会来进行，这些律师避免了给他们的自由职业社团带来麻烦。

法治协进会的成立给了律师们更多的自由来发表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观点。从1923年到1924年，协进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它否认投票延长自己任期的北京国会具有合法性，因为它的任期已经到期。它建议在司法体制内进行更多的改革。它主张在全国教育机构中推行普遍的伦理教育。①但是，它最重要的工作是推动省级立宪。以提倡法治的名义而建立，协进会集中精力于符合律师的职业关切和技能的省级立宪运动。1923年9月王开疆递交了他的建议如下：

今也国会既已期满，总统并未产出，摄阁既不合法，又复期满，法律上实无中央政府可言。此正我国民自当乘时奋起，改弦易辙，依民主国体之精神，由我主权所寄之全体国民，自动地解决此纷争之局，谋长治久安之方。顾为今之计，与其谈法律，不如言事实。入手办法，拟由本会联合各团体，组一联席会议，由该会议议定联省会议组织大纲，然后就该大纲召集联省会议，议定联省宪法而公布之。夫然后依该联宪产生了联省政府。在此联宪未产生出以前，一切暂仍现状，各省一律制成省宪，如此似可达成根本建设之目的。①

根据王的建议，协进会决定立即研究如何制定江苏省宪法，并联合其他公共社团来发起一个国民大会来起草宪法。他们联络的社团包括上海总商会、江苏省议会、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农会、各县商会、各县教育会、各县农会、各工会，还有江苏省各地律师公会。②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展示上海律师如何与上海及外地各公共社团进行沟通，联合在公共场域采取统一政治行动。

上海律师公会也正式收到了法治协进会的信件，虽然两个组织的领导是同一批人。在8月26日，律师公会全体评议员一致通过决议，支持法治协进会的建议。律师公会还收到了一封来自苏社的关于同样议题的来信。③公会给了苏社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信上说，在《临时约法》之下，主权在于人民，因此并非只有省议会对制定省宪法负有责任；上海律师公会全心全意支持其他社团在民族危机中主张制定省宪法的行动。④

在当时，制定省级宪法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一部分①。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生命力。很快，它就被五卅运动的民族主义浪潮所覆盖。1926年年初，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企图复活省宪运动。上海律师公会甚至选择了参加省制宪会议的代表②。但是随着1926年以统一全国为目的的北伐运动的到来，立宪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法治协进会也随之销声匿迹。

然而，上海律师在省级立宪运动中的表现仍然具有历史的重要性。除了组织上的创新而使上海律师公会的成员得以发挥政治作用外，我们注意到律师们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进行评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民主国体”，以及“主权所寄之全体国民”。所有的这些都被用来推动省级立宪，作为解决当时国家政治分裂的最好办法。律师们希望自己作为法律专家能在立宪的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更有意义的是，这些律师遵守了司法部关于律师公会的规定以维护他们的自由职业者之地位，这一方面帮助维护了当时的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作为中央政府的有效政体正在消失，而他们的省级立宪运动实际上只会使得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进一步失去意义。一部省级宪法和由此产生的立宪省政府将会构成一个新的国家权威来为律师界提供合法性保障。这就是社会角色如何帮助界定国家合法性和国家权力之所及的一个例子。

3．职业自主和政治控制

从上海律师的视角来看，律师业的职业化不仅意味着建立律师在社会上的职业特权，而且律师公会要独立于国家的政治控制之外。当然，上海律师公会从未完全独立过，因为律师是通过政府颁发的执照而成为合法的，并且与司法制度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而司法制度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律师业与国家的这种特有的，但没有明确界定的关系，给了上海律师公会一定的回旋余地，来抵制政府对其进行控制的某些方式。北洋政府期间，上海律师公会有相对宽松的运作环境，因为由《律师暂行章程》和司法部的许多指令所构成的对律师的管理，其动机和方式是职业性质的。与此相反，国民党致力于对所有社会组织包括自由职业社团进行系统的监控。这种模式不仅是出于职业性质的管理需要，而且是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

在南京政府期间，上海的所有社团组织必须在国民党党部以及教育局或社会局登记注册。1930年10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发给上海律师公会一个通知。通知指出，上海律师公会“分子纯正，组织健全”，但是它还没有根据关于社会团体组织规则的要求向委员会申请批准和登记注册。它要求公会立即按规则办理。律师公会写信给委员会作出回应如下：

查律师一职系根据法院编制法而设，原属司法三职之一，与一般社会上之正当职业性质不同。其资格由司法部甄拔委员会审查合格，始给与律师证书，再经高等法院呈报登录，加入律师公会后方准执行职务。其监督之机关实为司法部及所设之律师惩戒委员会。在依法执行职务中均不受任何高级机关之指挥监督，其所以保存其独立之职务精神者。在立法之意，以便律师得尽量依据法律而为人权之保障，譬如诸议员在国会中进行会议不受会外任何干涉者同一意义也。故所组织之律师公会在法律上之地位亦与一般发起组织之各种社会团体迥不相类，其组织系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律师章程之规定，依法设立，直接隶属于司法机关，非由各个人自由发起，自订章程，呈由当地主管机关核准成立者。敝会在上海特别市管辖范围内而不受市政府之监督，因其所执事务均与社会局教育局不相关联，核与社会团体组织规则上所载组织性质显不相合。则敝会在未由奉国府变更律师章程或训令照办以前，实未便向贵会补行申请许可手续。①

后来，还是司法部下令说，尽管与其他的社会团体不同，律师公会在执行党义方面还是得接受市党部的指示。②结果，上海律师公会向上海县党部注册，从而既遵守了国民党的规定又故意撇开市党部。

上面引用的上海律师公会的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它阐明了公会对其职业自治的理解和捍卫。它的意义超越了是否获得市党部的许可，因为公会毫无疑问能够获得许可。相反，它清晰地阐明了律师职业及律师公会的合法性。它正确地指出，律师公会实际上不是自愿结合的社团，而是国家规定必须成立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它援引如“职业独立”和“保护人权”这样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为律师争取脱离国民党机关的控制而争辩。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使用这些话语意义非同小可。同时，公会的论据又凸现了律师职业和律师公会同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特定的，没有明确界定的关系。公会明确地声称，它代表的律师是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因而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然而，它作出这样的声明的目的，却是试图躲避国民党市党部对它的直接监督；而党组织是国民党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

在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重组后，《北华捷报》就报道，公会新任执行委员会成员全部是国民党党员，暗示公会已经被国民党所控制。①以《北华捷报》的报道为根据，艾丽森•康纳提出上海律师公会已经被国民党所“俘虏”②。然而，历史情况比这样的理解远为复杂。虽然那些在1927年夺取上海律师公会领导权的律师得到了市党部和政治会议上海分会的支持，他们（其中不少在公会里长期占据领导地位）并不一定是在追随市党部的政治意愿。甚至有可能，他们在1927年夺权时只是利用了市党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30年公会对市党部的抵制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其他例子表明了国民党．控制社会团体的局限性。要而言之，上海律师公会的作用不能以它是否处于市党部的监督之下来衡量，而应该以它在被国民党监督的情况下，是否能违背国民党的意愿行事来判断。

4．职业关切及其政治含义

司法议题常常含有政治意义。上海律师公会坚持法治和合法程序的原则，就不可避免会与口头上接受这些原则而实际上并不执行的政府发生冲突。为了将由此而来的政治风险降到最低，当公会反对政府在司法过程中的做法时，它总是把对于司法议题的观点联系到民族主义的目标上来。既然在1927年和1930年收回会审公廨后，南京政府为了废除治外法权而继续努力，上海律师公会就用这个目标来强调实现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它经常代表受监狱看守虐待的政治犯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或代表被军队未加审判当作共产党人处决的普通老百姓说话。不过，在上海律师公会看来，最不可容忍的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931年1月颁布的《紧急治罪法》是国民党政权排除政治敌人的工具。它规定，任何破坏（或鼓动他人破坏）公共秩序和组织集会或社团或宣扬与三民主义相违背的思想以危害民国者判除死刑，或是十五年徒刑至终身监禁。在《紧急治罪法》之下，戒严地区的军队和“剿匪”区里由县长和承审员组成的特殊法庭有权处决被告①。

这部特别法的任意性引起了律师的极大不满。该法生效四个月之后，上海律师公会就主张对该法进行修订。在它看来，《紧急治罪法》打破了司法权威，破坏了四级三审的法院制度，把判死刑的权力给予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县长和承审员。它提出在以下五个方面修订该法：（1）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以该法起诉的案件必须公开审判；（2）除非是在战区，这种审判必须允许被告有法律辩护；（3）所有的判决必须上报高一级法庭或机关得到批准；（4）被告应被允许上诉；（5）必须规定该法在何时过期。②显然，上海律师公会只是从狭窄的法律角度来限制《紧急治罪法》。在它所处的政治环境下，上海律师公会无法争论政治活动本身是否构成犯罪这样一个法律前提。它只能试图在依该法起诉的案件里，恢复一些合法程序，尽力为那些被告提供法律保护。

1931年12月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致电，要求召集全国司法会议，废除《紧急治罪法》，解散法院以外的其他审判机构，除了士兵以外的所有被告不得由军事机构来审判。①这样，上海律师公会的要求从修订该法上升为废除该法。1929年成立的全国律师协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在1932年呈请司法部。②1935年年初，国民党颁布了修订后的《刑法》，上海律师公会抓住机会强化了要求废除《紧急治罪法》的运动。1935年2月，它联络了全国其他律师公会采取一致行动③，并向司法部请愿说，既然新的《刑法》已经生效，包括《紧急治罪法》在内的所有特别刑事法律应一律废除。司法部把请愿书转给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不了了之。《紧急治罪法》一直没有被废除。与律师们的意愿相违背，在1937年9月，即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进一步修订该法以加重对犯法者的惩罚。④

虽然上海律师公会要求废除《紧急治罪法》的行动没有达到其目的，但这次运动表明，即使在受到很大限制的公共场域内，律师界还是有可能在法律和司法议题上向政府提出某些抗议的。反对《紧急治罪法》的政治含义是很明显的。对一般公民来说，反对该法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危害民国而在该法之下受到起诉。上海律师公会大胆要求修改乃至废除该法，可以被看作是它忠于司法独立和合法程序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政府的报复，这又说明律师公会可以说和做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说和做的事情。上海律师公会充分利用它的合法地位，一有机会就主张法治原则。在这些情况下，律师的职业利益不是一个最重要因素。换言之，从主张法治来说，律师们确实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从主张法治有利于废除治外法权来说，律师们又确实代表了民族利益。

二、进入民族救亡运动

1．上海律师公会的转折点

在20年代上海律师公会之所以能通过一个代理人（法治协进会）来实施它的政治议程，是因为北洋政府对公共社团没有系统的管理规定。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政府的法令规则或国民党党部的严密监督都不会允许法治协进会这样的组织存在。上海律师公会完全理解这一变化，因而没有尝试建立这样的组织。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三年，改组后的公会对政治事件表现出极少的兴趣，而是专注于一些司法议题，尽管其中一些议题如《紧急治罪法》也有政治含义。

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及国民政府的消极对策触发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新的高潮，并把上海律师公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卷入其中。九一八事件是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期计划的结果。日军炸毁了一段由其控制的南满铁路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沈阳的进攻。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际联盟的无效运作，日军在1932年1月就全部占领了东北三省。同月，日军把战事扩大到上海。为了报复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也为了分享关东军在东北的胜利荣誉，1932年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对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攻击。令日军吃惊的是，中国的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上海人民的热情支持下，中国军队没有执行南京政府的撤退命令。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和上海华界的大部分被日军炸毁之后，1932年3月中日军队达成停火协议。在西方外交官的斡旋下，5月初中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①。

同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比，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伴随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危机感和急迫感。20年代的反帝运动是针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而抗日运动则是为了拯救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本身。日本的亡华之心在中国人民之间激起了极大的民族热情，全国各地的公共社团都动员了起来。从1931年9月到12月30日底，在上海各界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超过一百个。与此同时，上海的公共社团和新成立的救国团体举行了不少于一百三十八次公众集会，呈送和发表了五百三十二份宣言和通电，公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对日本侵略进行抵抗。在这些声明和电报中，二百一十七份来自工业和商业界，九十四份来自学生界，六十一份来自工人团体，四十份来自教育界，十八份来自文化界。②甚至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包括市党部，也发通电给国民党中央，要求党和政府团结起来，收复东北失地。③

上海律师公会是上海救亡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9月25日，在日本进攻沈阳六天之后，执行和监督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李时蕊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他说：“律师公会之会议事项本不能逾越律师章程，但因此次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之事件异乎寻常，故特召集会议。”敏感地意识到上海律师公会可能会冒政治危险，蔡倪培建议不保留讨论记录。他的建议显然没有被采纳。谭毅公认为，日本侵占东三省关系重大，外界对上海律师公会除了加入全市各界抗日救国会之外无所表示感到十分惊讶。

当时，上海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由各个社团的代表组成。这个组织试图作出对日本侵华的集体回应。据谭毅公说，上海律师公会在该救国会的代表觉得公会未授权发表意见，“颇多痛苦”。现在正是本会同人奋起讨论稳健主张贡献于各界，而为政府后盾，不必拘泥于成例而受外界轻视。谭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1）发电报向政府表明立场；（2） 向东三省的受难者表示哀悼；（3）响应全国律师协会的号召参加救亡运动；（4）号召各地方律师公会就此议题召开特别会议；（5）召集本公会所有会员举行一个紧急全体会员大会来讨论进一步的行动①。这些决议标志着上海律师公会跨过了不涉及政治活动的门槛。

9月30日召开的紧急全体会员大会决定，公会应在四个方面采取行动。（1）研究对日政策以供政府参考；（2）开展抵制日货运动；（3）进行对日军事抵抗的准备；（4）收集并揭露日军暴行。会议还组成了四个委员会，各负责一方面的工作。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上海律师公会在救亡运动中扮演了一个令人注目的角色。它致电国民政府和外交部长，主张在国际联盟采取强硬立场；发表了一份关于国家形势的宣言；致电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敦促他对日作战；要求外交部公布所有关于东三省的国际协议和条约以供律师研究；准备和发表了关于日军侵占中国领土的中英文资料；向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的十九路军捐献了三千元，并号召律师个人进行捐赠；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起诉执行抵制日货的中国人；抗议工部局允许日本人利用租界开展军事行动。①

上海律师公会的所作所为，只是由民族危机感而触发的全民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并不是以反对政府为目的的行动。但是，当南京政府继续对公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充耳不闻的时候，上海律师公会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政府。在会议上，公会领导人开始批评南京政府缺乏前后一致的外交政策和缺乏动员人民抗日的决心。12月16日执监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发表一份宣言来阐述公会关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的观点。李时蕊受命撰写这份宣言②。《上海律师公会为救济国难宣言》发表于1931年12月29日，这不仅仅是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批判（这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是对国民党在过去五年统治的全面控诉。

过去当局用国民党名义，标国民党政纲，以执全国大政，五年于兹。顾国民党政纲之实现于社会者，百不获一。而社会所承受者为兵灾，为匪患，为贪渎横行，为百政废驰，益以稽天巨浸，强寇侵凌，社会之对于当局，乃由怀疑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愤，今既举国骚然，不可终日矣。……本会同人懔言不出位之戒，居恒于国家大政不欲多所论列，惟漏舟风雨，栋析榱崩，缄口金人，宁能幸免？爰本匹夫有责之义，综合民众心理，所感痛苦最深者，撮为十有四事：内战连年，民不堪命，一也；民权不立，众意莫伸，二也；失守疆土，金瓯残缺，三也；外交拙劣，孤立无援，四也；兵制不修，国防废驰，五也；财政紊乱，出纳不明，六也；阶级斗争，弥平乏术，七也；灾害洊至，赈救无方，八也；此外教育不兴，生产落后，司法废坠，吏治窳败，交通梗阻，移殖不行，在在为国家民族之苦。

宣言就这十四点作了进一步阐发，言辞犀利，锋芒毕露。比如，“国号民国，党号国民，而一切庶政不使民众过问”。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外交，在国际社会形成孤立。”阶级斗争，为生活不平之成果，即社会崩溃之先声。……我国当局口称农工政策，而农工苦痛反日益加重……侈谈清共，不啻缘木求鱼，南辕而北辙”。最后，宣言建议，南京政府应该从社会各方广泛采纳意见，仔细制定政策①。

要适当评估这个宣言的意义，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当上海律师公会发表这份文件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内部已经历了一系列派系斗争。1931年5月党内派系斗争导致一个反对蒋介石的派系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独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从10月底到11月初，在舆论要求党和政府联合抗日的压力下，两个政府的代表们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所谓的和平会议。他们达成协议，两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分别于南京和广州召开，由此选出的两方中央委员再合并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但是，广州的大会进一步分裂了，分裂后的一部分国民党官员在上海召开了又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三个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邀请其他两派来参加四届一中全会。但是，广州方面坚持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必须下台。于是蒋介石在12月15日下台。没有了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和胡汉民之间的斗争表面化。汪决定与蒋联盟。在1932年1月底，蒋介石重新上台，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汪精卫被授予行政院院长之职。在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确认了这一政治安排。①这些政治变动使得上海律师公会比较容易地在蒋介石下台期间发表了上述宣言，谴责蒋介石过去的失败并号召新政府重新振作，有所作为。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宣言仍然是对国民党政权整体的一个全面而严厉的批判。它的出现暗示了三方面的发展：第一，到1931年年底像律师这样的社会群体已经认为，国民党政府因失职失德而应受公开批评。第二，由日本侵略点燃的民族主义热情创造了一个政治环境，在其中上海律师公会领导人认为他们以民族救亡的名义来批判政府可以不受报复。他们甚至不再担心《律师章程》第三十二条。这一规定在眼下的民族危机中似乎完全失去了意义。第三，虽然民族危机为公开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动力，上海律师公会显然怀有比民族救亡这一议题更为广泛的对于国内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关切。它要求政府听取各方专家的意见来制定公共政策，这显示了它渴望看到一个更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将会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更加有效。

从那以后，上海律师公会扮演了一个代表公众向政府施压的角色，来促使南京对日本采取抵抗政策。它发起了一场向国民党党部、国民政府和官员个人打公开电报的运动，号召南京停止内战，加强对日抵抗。②给政府的公开电报表明了它公开不同意南京的政策，并经常含有批评政府的激进言论。①尽管这些行动并未立即收效，但它对于动员公共舆论批评政府作出了贡献，这种批评最终促使蒋介石被迫改变对日政策。

2．职业性和政治倾向

上海律师公会的行为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对国民党的背离或疏远，而这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年春天，代表上海律师公会在南京参加全国律师协会第一次会议的律师吴迈，向会议提出了几个提案。其中之一是要求律师研究国民党党义并投身于国民革命。当在上海的执监委员会得知这些提案后，执行委员谭毅公（国民党党员）认为参加革命和研究党义之类的事情是普通公民的义务，不应该由律师公会来提倡。执监联席会议决定，向全国律师协会通报，吴迈并没有被授权提出上述提案，那只是他的私人意见，不代表上海律师公会。公会还通知吴迈退出会议。②

在上海律师公会1931年1月25日的全体会员大会上，吴迈又一次建议，公会应建立一个研究党义的机关。执行委员会成员汤应嵩反对说，既然公会已经在市党部的监督下，不少公会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许多人都自己学习党义，那就没有必要把学习党义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一项特别任务。当吴迈的建议被付诸表决时被否决了。③

从表面上看，上海律师公会在上述两个场合的立场可以解释为保持自身非政治化和严格的职业性的一种努力。与此同时，这种立场又确实反映了它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尽管《北华捷报》报道过，上海律师公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国民党党员，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上海律师是国民党党员或有多少律师真正关心国民党党义。①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汤应嵩、谭毅公、李时蕊等公会领导人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完全没有兴趣。虽然他们的党员身份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他们拒绝将上海律师公会变成国民党的政治啦啦队。十分明显，公会领导人和会员中间存在着一种情绪，即抵制接受国民党的政治灌输和对国民党表现政治忠诚。

九一八事件之后南京未能采取对日抵抗政策，上海律师公会与国民党疏远的进一步迹象出现了。自从国民党接管上海之后，上海律师公会在其全体会员大会和执监委员会新成员就职时，都要诵读总理遗训和向国民党党旗鞠躬——这是当时所有的公共社团和机关都要遵循的惯例。在1932年3月20日，执委会成员陆家鼎提议，在即将来临的春季全体会员大会上，废除诵读总理遗训及邀请市党部代表参加会议的做法，代之以向抗日烈士致敬。在3月27日的春季大会上，执监联席会议接受并实行了这一方案。当大会选举出的执监委员会成员在4月10日就职时，他们也取消了原先的仪式。他们的理由是，在民族危急的时刻，一切仪式应该从简。②在这里，公会领导人对国民党政权所命令的政治表演的轻鄙几乎不加掩饰。

上海律师公会与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也变得紧张起来。上海市公安局一向憎恨律师，即律师公会会员，因为律师在法庭上为共产党嫌疑犯辩护；另一方面，律师们视公安局为法治和合法程序的主要破坏者。由于上海律师公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显著作用，公安局和律师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强化，这导致了1931年年末的一次直接对抗。

1931年11月9日，为支持前几天在南京抗议政府政策而遭到逮捕的学生，几千名上海学生参加了一次公开集会，听取由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两位学生代表的报告，介绍学生在南京请愿的情况。公安局和市党部决定以暴力相对。两名学生代表被雇佣的暴徒殴打，其中一人被绑架。①该事件激起了上海各个公共社团的强烈抗议。②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请求上海律师公会提供道义和法律的援助。③

紧接着这一事件，律师吴迈与一些教师和学生前往公安局，试图使前些时候被逮捕的学生得到释放。不但学生未被释放，在公安局局长的命令下，吴迈反而遭到看守的重殴，随后被逮捕并送往南京入狱七天。这一公然的非法暴力事件使上海律师公会无法容忍。尽管如前面提到的事件所暗示的，公会领导人也许没那么喜欢吴迈，但此事发生后，他们立即向吴迈保证，公会将采取行动伸张正义。在其他的公共社团包括各地律师公会的广泛援助下，上海律师公会向公安局、司法部、监察院、行政院等部门提出抗议，要求依法起诉肇事罪犯。公安局局长被正式起诉。该案在5月份被移交到江宁地区法院（在南京）审理。上海律师公会得到了江宁律师公会的保证，后者将为该案件的原告吴迈提供法律援助。④

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中，上海律师公会坚持维护自己的职业性和职业独立性，反对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干扰。与此同时，这些事件又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它对国民党政权的疏远和对其许多做法的抵制，而这当然不是非政治的。

3．国民党的反应

上海律师公会正在脱离国民党的控制，甚至正在成为在公共场域里一个与国民党唱反调的声音。国民党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一情况的呢？尽管号召积极抗日是全国各公共社团的普遍行为，上海律师公会1931年12月的宣言对国民党政权的尖锐批评却是一种空前的冒犯。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政权从未援引《律师章程》第三十二条来惩戒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政治活动的行为。这表明民族危机是如何改变了国内的政治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将会容忍那些质问其政权合法性的批评。

1933年2月，李时蕊所属的国民党支部通知他，因为主张废除诵读总理遗训和向党旗鞠躬以及煽动反动派发表侮蔑党和政府的1931年12月宣言，他已被开除出党。该党支部要求党中央和司法部撤销李的律师执照，还致信上海律师公会，寻求证实是不是李时蕊建议撤销上面提到的仪式的。受到这一党内处罚之后，李时蕊明智地辞去了上海律师公会的执委之职，以表示他个人的行为与公会无关。①我们并不清楚党支部的行动是否由党中央指使（党支部显然并不确切知道在执监联席会议上谁做了什么），然而，从李的反应来看，他已经感到，不管是谁发起的，他已经处在一定危险之中——他的“反党反政府”行为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党中央的注意。

上海律师公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迅速又有技巧。首先，它回答那个国民党支部说，在那次执监联席会议上，大家表示了对日本暴行的愤怒。有人——但并不是李时蕊，建议纪念抗日烈士以取代原先那些仪式。其次，它请求李时蕊，在公会为他与司法部交涉时，他继续担任执委。这是向李时蕊表示，公会没有在他有麻烦时就抛弃他。最后，它致电司法部，指出公会不能决定李是否应该受到党纪处分，但是公会认为撤销李的执照则明显违反《律师章程》。①

几天以后，有谣言说李时蕊将被秘密逮捕。上海律师公会迅速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它称赞李是一个谨慎的律师，在他十七年的律师生涯中，从未违反过《律师章程》和公会的章程。它赞扬李献身于抗日运动，并对关于李组织秘密党派和挪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捐款的指控表示怀疑。如果李确有过失，应该依法进行公开审判，否则必将鼓励造谣诬陷，导致对政府的怨恨，而有害于国家。②通过这些行动，上海律师公会为李的清白做了辩护，又预先声明反对秘密逮捕和秘密审判，从而使得秘密逮捕成为不可能。最后，李未被起诉，也未被剥夺律师资格。但他也不再继续担任公会的执委之职。他选择保持低调以避免麻烦。当他于1936年3月去世时，执监联席会议举行了特别会议，讨论如何照顾他的两个孩子。③

4．上海律师公会的策略调整

如果国民党政权处罚李时蕊是为了给上海律师公会一个警告，这个信息显然被收到了。在李时蕊事件之后，公会尽量跟随主流。从1934年春开始，市党部代表又开始参加公会的全体会员大会。同年，上海县党部迁出市区，公会请求在市党部备案。①诵读总理遗训和向党旗鞠躬的仪式从1935年开始恢复了。②当国民党吹嘘它剿共的胜利时，公会参加了1934年年末市党部发起的庆祝会。它还致电蒋介石，祝贺他的胜利并鼓励他扫除共产党残余。③在1937年，公会还参加了庆祝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并为其捐款。④显然，虽然对南京政府抱有不满，上海律师公会仍然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而且并未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可期待的或更优越的替代。

在另一方面，当上海律师公会越来越小心于它在公共场合的言论时，它并未放弃参与民族救亡的政治行动。出现变化的是它的风格。公会有意识地采取了参加到其他组织中从事政治行动的策略，以避免貌显激进和引人注目。1936年2月5日，执监联席会议讨论了公会是否要加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问题。会议决定，律师个人可以以律师的身份而不是以公会的名义加入。⑤这一决议指出了律师个人的政治行为和上海律师公会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社团的身份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

上海律师公会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由许多对所有议题持意见不同和对政治事件有不同行为的个人组成的。如上所示，公会领导人作为整体，在政治上既活跃又谨慎，但律师个人的政治行为则表现为从消极无为到激烈奋进的种种可能性。在民族救亡问题上，有些上海律师要比其他的律师更活跃，加入了以政治议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

1936年11月，“七君子”案中的上海律师公会成员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被国民党逮捕。因为他们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特别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的活动，“七君子”遭到据《紧急治罪法》而提出的起诉。他们的审判在公众的广泛的注目之下于1937年6月开始，但在法庭宣布被告有罪之前，全面的抗日战争于1937年7月爆发。在公众要求全民团结联合抗日的压力下，政府在1937年7月31日取保释放了七位被告。①

在这一被高度曝光的事件中，上海律师公会保持着低调。它从未公开发表任何评论，但它派出了二十一位成员，都是知名律师，代表“七君子”出庭，这是一支上海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法律辩护队。②尽管辩护队中的律师都免费承担这一任务，但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因为政治目的而参与。例如代表沙千里的汪葆楫律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和沙千里一样，他也是江苏吴县人，沙的家人请求他予以援助。汪是尽可能地帮助一个朋友，而不是为了表明某个政治立场。③另一方面，上海律师公会领导核心的政治态度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上：作为知名的政治活动家，沈钧儒和沙千里都分别于1932年到1933年在公会担任执委会委员；他们被捕以后，公会内部从来没有人建议，也从来没有任何行动来填补他们的职位。相反，“七君子”被释放后，执委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公会为“七君子”中的四位公会成员举行一个晚宴以示慰问。①上海律师公会对民族救亡运动积极分子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公会的领袖们行为极其谨慎，以保持公会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社团的合法性和生命力。

上海律师公会的经历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些重要模式。作为一个自由职业团体，上海律师无疑要追求他们的群体利益。他们要利用政府承认的合法地位来拓宽他们业务活动的范围和伸张他们的职业特权和职业权威。代表着律师业的上海律师公会常常为推进律师的利益而行动。上海律师公会争辩说，他们的目的最终与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实现。

除了司法议题外，律师也有参与超越群体利益之外的政治运动的动机。他们选择来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取决于政治环境及所涉及的议题。在20年代初期，为中国寻找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的理想推动了上海律师们投身于政治运动，但是他们通过建立另一个团体来行动，从而不违反政府对律师公会的规章。在国民党统治下，通过代理人来行动是不可能的，加入政治性团体是危险的。所以，上海律师们作为一个群体，或者停止采取集体政治行动，或者在遭遇重大问题时通过他们的自由职业团体来发挥政治作用。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救亡运动正是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海律师公会（以及其他公共社团）因而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里，以民族救亡的名义对政府批评似乎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反对行为。但是，即使那样也并不能总是保障个人免受政府迫害。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政治歧见必须由非政治性的团体来表达。那些以政治议题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如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则不被国民党政权所容忍。换言之，像上海律师公会这样的自由职业团体的公共性和合法性有助于它避免被视为危险的、国民党想要镇压的政治性组织。在公共场域扮演一个政治角色和被政府视为颠覆分子之间，上海律师公会谨慎地行走着。

（选自徐小群著：《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27—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

附：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文（1929年1月11日发）

为建议呈请先就侦查庭设立律师席次并转呈司法行政部核示由

呈为建议事，据属会会员戴成祥提议称，查最高法院解释法律文件代电十七年十月解字第二○二号内载，查刑事诉讼法告诉告发无不许委人代行之规定，自应仍许委代其律师经人委代于侦查时出庭，究与出庭辩护之性质不同，但应否特为设席，不属解释范围等语。（见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国民政府公报》第七十二号七页）是侦查时告诉人告发人得委任律师代理出庭已无疑义，所成为问题者，仅应否特为设席而已。按侦查时出庭虽与出庭辩护之性质不同，而法院之待遇自不应有所歧异，且由民事案件律师代理当事人出庭，法院特为设席以推论之，则侦查时事同一律，自应特为设席以示优待，为此函请贵委员会查照，希即据情呈请司法行政部通令各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转令所属一体遵照，一面与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接洽，先行设席以便出庭，事关会员全体利害，务祈迅速议决施行等语。经属会第十八次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事关律师待遇，应予转呈。敬求贵检察处遵照最高法院解释意旨，先就侦查庭设立律师席次，以备律师出庭，一面仍请转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核准，令饬各省法院一律遵行。

谨呈上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沈

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　李时蕊　汤应嵩　俞钟骆

呈请司法行政、外交部文（1929年12月5日发）

为条陈改组临时法院及收回法租界会审公廨办法八条由

呈为条陈管见，仰乞采择事，窃上海临时法院协定已届期满，我政府司法、外交两部业派专员与各国代表定期谈判，属会以为外人狃于侵损外国法权之故习，对此谈判恐不能适如我国之要求，应由我政府仿照日、俄、土耳其等国收回法权之先例，自行做主将上海临时法院及法会审公廨一律宣告撤废，依照我国法院编制法改组，不必据要先得外人之同意，谨拟撤废办法数则列之于左：一、上海临时法院应请我政府从协定期满日即行宣告撤废，同时依照我国法院编制法改组为上海地方法院分院，凡租界内一切民刑案件收归管辖；二、上海临时法院上诉院一并宣告撤废，凡上海地方法院分院上诉第二审案件送归江苏高等法院管辖，或在上海华界内适中地点增设江苏第几高等分院管辖；三、废除侵害我国司法权独立之领事观审及会审制度；四、执行法院判决及拘票、传票命令之司法警吏由法院自行选任，配置不受外人指挥监督；五、监狱看守所由法院直接监督管理，不受外人干预；六、凡公共租界捕房检举之违警违章案件由该分院酌量附设警务庭数庭，配置推事充任该警务庭庭长，与中国法令无抵触之租界章程准暂适用之；七、上海法会审公廨应请我政府同时一并宣告撤废，所有民刑案件地近上海地方法院者并归地方法院管辖，地近上海地方法院分院者并归该分院管辖；八、凡法租界捕房检举之违警违章案件，由该上海地方法院在法租界内设立警务庭，配置推事一二人充任该警务庭庭长，于与中国法令无抵触之租界章程，准暂适用之。以上所陈各节，属会认为在我国未完全收回租界行政权以前之过渡办法，亦即对于收回租界法权之最低限度之要求也。

伏乞钧部采纳施行

此呈司长行政部部长　魏　外交部部长王

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谭毅公谨上

外交部复函（1929年12月17日到）

迳复者准

函送关于上海租界审判机关办法条陈一件备悉，查我国撤废沪廨运动酝酿已久，值此各国代表正在开议之际，端赖群策群力，积极进行，方可圆满解决。

贵会关怀国事，深堪佩慰，所陈各节亦确有见地，业已发交出席各委员参酌办理矣。此复。顺颂

公祺！外交部启

修正上海律师公会办事细则

1933年7月19日第144次执监联席会议通过施行

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本会常务委员应按日轮流到会办公，其时间由到会委员自行认定之。

第二条　本会办事员办公时间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于必要时得延长。办事员应按时到会办公，不得迟到早退。

第三条　星期日及政府规定放假日均循例休息，但遇集会及其他紧要事件仍照常办。

第四条　休假日办事员应轮流值日。

第五条　本会办事员请假须向常务委员用书面请求，但假期过久应请人代理其职务。

第六条　本会办事员对于一切文件除已公布者外，应守秘密，如有泄漏者应议处分。

第二章　事务分配

第七条　常务委员之职权如左：

一、主持本会办事员之进退及考勤事宜。

二、管理本会经费。

三、撰拟重要文稿。

四、审核各项文件簿册。

五、召集执行委员会及筹备其他会议。

六、对外代表本会。

七、处理本会其他通常事宜。

第八条　办事员承常务委员之命办理左列事务：

一、典守印信。

二、收发文件保管案卷。

三、管理会计出纳。

四、接洽通常会务。

五、草拟及审绎文件。

六、编制报告书及刊物。

七、搜集及编辑现行法令。

八、办理本会其他一切事宜。

第九条　本会会计规则另订之。

第三章　处理程序

第十条　处理程序如左：

一、凡收入文件由办事员摘由编号分类按日登记于收文簿，送请常务委员批阅，交办事员拟办。

二、办事员拟就之稿应送请常务委员签署。

三、文稿未经常务委员二人以上签字不得誊发。

四、文稿誊就后由办事员校正盖印封发，并将原稿连同来文归卷。

五、凡发出文件须由收发机关在送信回证上加盖图章，以备考查。其由邮局寄者则将邮局单据粘存加盖日戳。

六、凡银钱出纳均由办事员逐日记载账簿依照本会会计办法决议案分别办理。

第四章　提案处理

第十一条　凡交议之提议案解释案须经执行委员会指定审查委员审查后，再报告执行委员会议决，但遇紧迫或简单事件得不经审查程序。

第十二条　审查委员对于议案有疑义时得请提案人列席释明之。

第五章　议事程序

第十三条　执行委员会开会时由常务委员轮推一人主席，执监委员开联席会议时临时推定主席，会员大会开会时由执行委员会推定主席。

第十四条　凡会议须编制议事程序单，将报告事项列前，讨论事项列后。

第十五条　每次会议出席会员或委员须亲笔签名于签名簿。

第十六条　开会之前办事员须随时查点人数，报告主席如已足法定人数时，主席即宣告开会。前期会议之记录由办事员于开会时宣读之，如有遗漏、错误时得声明更正。

第十七条　凡提案有二人以上连署提出者，主席迳付讨论，如由一人单独提出或临时动议者，主席应咨询有无附议，如无附议时，该案不付讨论。

第十八条　每案提付讨论后，先由提案人说明理由，然后由赞成及反对者相间发言，但在会员大会开会时，发言人须先起立报名，由主席指定发言之次序。

第十九条　每案讨论中委员或会员得随时提议讨论终结，有人提议讨论终结时，主席咨询有无附议，如有附议，主席再咨询有无异议，如无异议时，即付赞否之表决。如有异议时，即先为讨论终结之表决。

第二十条　议案讨论结果有两个以上之主张时，应将各个主张分别提付表决，表决时以与原提案极端相反之主张先付表决。

表决方法用举手、起立、投票三种，由主席临时咨询众意，择用其一。

第二十一条　议事录须记载左列事项

一、开会之次第年月日时。

二、所在地。

三、主席。

四、出席者之姓名人数。

五、记录者姓名。

六、议案。

七、讨论情形。

八、表决结果。

第二十二条　未能议决之事项由主席宣告延至下期续议。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经本会执监联席会议通过施行。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由执监联席会议修改之。

（选自《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7期、第31期）

①　《金阊新纪事》，《申报》，1912年1月8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6册，第100页。其名单：陈则民、钱谦、陈毓璇、徐用锡、孙巩圻、祝寿柏、丁榕、陆家鼒、周衡、范惠、孙展圻、巢堃、王凤瀛、李文玉、吴让礼、胡廷宪、朱祖壶、金石声、宋铭仁、宋肇琪、贺冠南、吴曾善、江维钧、俞高鑅、罗逢瀛、罗永清、蔡倪培、潘志冈、沈复、钱崇固、沈兆芝、沈兆九。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第5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①　顾家相：《中国严禁讼师外国重用状师名实异同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甘韩辑，杨凤藻编校），第344—34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据光绪壬寅年（1902年）绛雪斋书局刊本影印。

②　孟德斯鸠：《法意》，第4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①　《清实录•德宗朝》，第495、498页。

②　《伍廷芳集》上册，第280页。

①　《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法律汇编》，第266—267页，上海，群益书社1910年。

②　《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1907年9月），《光绪朝东华录》，第57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①　《法院编制法》，《大清新法律汇编》，第191、193页，上海，群益书社1911年。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1912年3月21日），第1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①　Alison W. Conner,“Lawyers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Kathryn Bernhardt, Philip C.C.Hua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216.孙慧敏：《建立一个高尚的职业：近代上海律师业的兴起与顿挫》（国立台湾大学博士论文），第94页。

①　《民国十三年订编法律大全》，第95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①　五次修正的时间分别是：1913年3月、1913年10月、1917年11月、1920年4月、1923年8月。

①　杨荫杭：《老圃遗文集》，第806—80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①　徐家力：《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第47—5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①　《中华民国法令大全》第八类，《司法》，第1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

②　《律师公会员出席》，《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第10页。

③　《高等律师之义务辩护》，《新闻报》，1912年3月14日，第3张第1版。伍梯云是伍廷芳的儿子。

①　《延请律师之限制》，《申报》，1912年4月1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7册，第7页。

②　《姚荣泽审判》（4），《民立报》，1912年3月5日，第10页。

①　《大律师杨荫杭、雷奋、钱谦、许卓然、孙巩圻广告》，《申报》1912年4月2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7册，第19页；《律师王邦鼒广告》，《申报》，1912年7月17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8册，第161页；《陈仁琅律师启事》，《申报》，1912年10月4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9册，第31页。

①　《汤祚贤大律师启事》，《申报》，1914年10月11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30册，第561页。

②　《律师公务所广告》，《申报》，1912年7月3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8册，第23页。

③　《律师王邦鼒广告》，《申报》，1912年7月17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8册，第161页。

④　《谢健大律师广告》，《新闻报》，1912年10月15日，首版。

⑤　前述南京政府的内务部警务局长孙润宇不久也成了律师，他在1912年4、5月间的《申报》上连续数十天刊登律师广告，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也许与他原来的身份有关。他的事务所开在苏州。

①　《大律师好自为之（杂评三）》，《申报》，1912年12月30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9册，第1063页。

①　《呈司法部、教育部文——为呈请注意律师资格由》（1928年10月27日），《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24），第103—104页。

①　《律师最忌的一件事》，《社会日报》，1929年12月19日，第3版。

②　《秦联元大律师启事》、《江镇三大律师广告》，《申报》，1912年12月4日、12月14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19册，第741页。

①　刘玮律师办事处分别设在上海、常州、无锡，《法政杂志》第4号第2卷（1912年10月10日），第17页；许壬大律师事务所广告，《申报》，1913年3月2日。据谢健后来回忆，直到1913年春季，他开始作为律师从业，当时他在上海设立总事务所，同时在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松江、金山，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嘉善等地设立分事务所。谢健：《谢铸陈回忆录》，第43页。

②　《上海法曹杂志》第9期（1913年1月发行），《法令》，第8—9页。

③　《律师暂行章程》，《中华民国法令大全》第八类，《司法》，第12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6年。

④　《政府公报分类汇编•律师、宗教、党会、华侨、国籍、服饰》，律师，第16页，上海，扫叶山房北号总发行。

①　《妇女生活》第2卷第4期（1936年4月16日出版），第57页。其中所说的上海五个庭，即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上海地方法院。

①　《本会纪事》，第4页，《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期。

①　《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文——为李钺律师兼营商业并未经本会许可由》，《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33），第93页。文中说：“查浙江路迎春坊瑞隆洋货号并未据李钺律师陈报兼营经过许可，且伊现因欠费，业经呈报退会在案。”

①　根据临时法院协定，在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后，成立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其时间从1927年1月1日开始，至1929年12月31日期满。

①　《秦肇煌大律师广告》，《新闻报》，1912年3月17日，第3张广告页。

①②　《巢堃大律师宣言书》，《新闻报》，1912年1月24日，第2张第2版后的广告页。

③　1933年5月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会在转达司法行政部第945号训令中有这样一段话：“曾任公职之律师，有以旧日职衔登报榜门盛自炫鬻者，以高尚之业务何必形同商贾夸饰市招……于律师之道德风纪关系甚巨，不得不明加申儆用戒。”《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2期，第86页。

①　《致唐荣乔会员函——为函知勿登不涉法律行为之广告由》，《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4期，第87页。

①　浮云：《旧上海律师界概况》，《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12），第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②　包天笑:《护花律师》，《钏影楼回忆录》（下），第667页，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③　同上，第669页。

①　缪森：《律师交际之一幕》，《社会日报》，1929年12月12日，第4版。

②　《律师交际员怂恿嫂嫂与哥哥离婚》、《律师跑街之妻被人诱奸于大上海》，《社会日报》，1933年10月18日，第1版；1934年4月12日，第1版。

③　《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陈霆锐、沈钧儒、王维桢致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官函——为函请查究招摇诈骗之潘沛三由》，《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2期，第129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陈霆锐、沈钧儒、王维桢致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官函——为函请查究招摇诈骗之潘沛三由》，《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2期，第134页。

②　《律师帮办与帮办律师》，《福尔摩斯》，1930年9月5日。

①　万墨林：《沪上往事》（第一册），第32—37页，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7年。

②　徐廷扬：《解放前上海的律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2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①　所得数据根据以下资料统计，《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6期，第36—72页，1930年1月编印。

②　所得数据根据以下资料统计，《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1936年7月31日编印。上面的例表是根据1936年会员录统计所得。

③　表中的道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都改名，为了便于同下面1948年表的对照，将后来改的路名标在括号内。

①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著：《上海名街志》，第370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　杨嘉祐：《上海：老房子的故事》，第102—1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所得数据根据以下资料统计，《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1948年1月编印。

①　表中的启事总数是以1930年1月发布的新启事相加得出的，一般的启事至少要连续刊载两三天，如果要算上重复的启事，那会有很多。

①　有关此案的材料均见《章士钊等律师承办马相伯诉马陆氏交还契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0-01-13986.

①　所谓宗祧继承指的是：如果一个男子没有亲生子嗣，那么他必须过继一个嗣子来延续父系家庭，以继续对祖先的祭祀，而他的妻子则被排除在外，这是宗法制度的一部分。

②　有关此案的材料均见《聚泰豆行等与义成泰豆号为订货纠葛案》，《全国律师民刑诉状汇编》（乙编），第131—173页，上海，大东书局1923年。

①　《宋案正凶自尽后种种》，《申报》，1913年4月28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21册，第746页。

②　《宋案开庭前种种》，《申报》，1913年4月29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757页。

①　《宋案开庭前种种》，《申报》，1913年4月29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757页。

②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初级或地方法院管辖第一审之案件于起诉后未经选任辩护人者，审判长认有为被告置辩护人之必要时，得依职权指定公设辩护人为其辩护，其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应依职权指定之。”第171条规定：“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之案件于起诉后未经选任辩护人者，审判长应依职权指定公设辩护人为其辩护。“《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第17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③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律师会计师其他事项》，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81-1-341,第6页。

①　此案件材料见宋铭勋：《我为“陆根荣黄慧如案”做辩护律师的经过》，《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12），第112—115页；洪丕谟：《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情奔》，《黑幕上海》，第118—125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陆茂清编著：《民国要闻要案录》，第392—419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①　这样的案件要是发生在冤狱赔偿运动期间，一定可以作为冤狱赔偿的典型例子。

①　《邓演达被捕前后》，《申报》，1931年8月20日，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285册，第535页；史夫：《浩气冲霄》，载《邓演达》，第13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①　《令署浙江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郑文礼、院长殷汝熊为据呈为浙江各法院受理反革命案件请限制律师出庭辩护祈鉴核令遵由》，《司法报告》（1929年6月8日）第22号，第33页。

②　《审判机关应一律采用辩护制度建议案》，《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9期，第62页。此案由单毓华提出，见该报告书第32页。

①　《致四届一中全会代电——为建议召集全国司法会议由》，《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138—139页。

①　《辩护士公会发现》，《民立报》，1912年1月7日。

①　《浙江第一律师公会公函》，《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3页。

②　《奉天律师公会公函》，《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3页。

①　《规定律师义务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22页。

①　《为对于律师应守义务陈述意见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24页。

①　《请组织全国律师公会总机关讨论司法部所订公费事宜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36页。

②　对于1915年奉天沈阳律师公会发起组织“全国律师公会总机关”没有成功的原因，1919年9月，长沙、常德、辰州律师公会在致函北京律师公会，请求其发起“中华民国律师协会”时曾提到：“查民国四年曾发起中国律师联合会，嗣因兵乱迭乘，致未成立。”该公函说明，民国四年（1915年）这次“全国律师公会总机关”发起和组织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战乱和政局混乱。参见《为拟仍发起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函请本会先行筹备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73页。

①　该组织除了律师外，还有法官参加，因此又有人把它称为“世界法曹大会”。在近代中国，律师亦自称“在野法曹”。

②　《司法部总务厅公函》（1052号），《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69页。

③　《为函送东京日本辩护士协会总代岸博士来函》，《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71页。

④　《北京发起全国律师联合会》，《申报》，1919年4月14日。

①　《全国律师代表开会记》，《申报》，1919年10月12日。

②　《为推举赴东代表团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79页。

①　《全国律师代表开会记》（二），《申报》，1919年10月20日；《全国律师代表开会记》（三），《申报》，1919年10月25日。

②　《全国律师代表开会记》（三），《申报》，1919年10月25日。

③　《为呈报警察厅该会成立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78页。

①　《呈报京师警察厅立案文》，《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78页。

②　《在天津开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能否照前议举行请示覆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101页。

③　《为联合会既经部驳斥以后应如何筹备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86页。

④　《查禁律师联合会案》，《申报》，1919年12月28日。

①　《为组织联合会手续不合未便加入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72页。

①　《为组织联合会及选举赴东代表详情详查见覆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86页。

②　《全国律师联合会与对外关系》，《申报》，1920年2月12日。

①　《国际律师协会规约》，《国际律师协会成立第一次开会始末报告书》，第9页。

②　《为发起组织中国律师协会事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97页。

①　《国际辩护士协会来函请急设立中华律师协会及其他一切事由》，《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104页。

①　《江总裁致协会书》，《北京律师公会历年办事报告》，“公文”，北京律师公会1925年印行，第133页。

①　陈约瑟（Joseph Chen）:《五四运动在上海》。

②　《时报》，1919年5月7日，第5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6期（1922年），第3页。

②　《时报》，1925年5月4日，第4页。

①　《时报》，1925年6月5日，第4版；6月8日，第4版。

②　《时报》，1925年6月6日，第4版；6月7日，第3版。

③　《时报》，1925年6月9日，第3版。

①　《时报》，1923年7月16日，第5版。

②　《时报》，1925年7月19日，第5版。

①　《时报》，1923年10月8日，第6版；1924年2月25日，第5版；4月7日，第5版。

①　《时报》，1923年9月16日，第5版。

②　《时报》，1923年7月22日，第5版；7月30日，第5版；8月13日，第5版。

③　苏社是一个江苏官僚资本和资本家的组织。它的议程是游说政府实行相关政策及开展江苏省的相关改革。参见《申报》，1921年6月16日，第10版；9月22日，第14版。

④　《时报》，1923年8月27日，第6版。

①　关于这种观念的流行，见《中国的各省自治》，载《华北捷报》，1920年11月6日，第387—388页。《中国的联邦国家》，载《华北捷报》，1920年12月11日。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中国寻求和平》，载《华北捷报》，1924年1月26日，第150—151页。克劳斯（Upton Close, G.W. Hall的笔名）：《统一等待着北京对各省自治的接受》，载《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7月1日，第167页。《中国各省的自治》，载《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8月26日，第481—482页。希伦（J.J.Heeren）：《移向联邦主义：朝着中国民族团结的一步》，载《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1月4日，第331—332页。又参见杨（Ernest P．Young）:《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第19—25页。杜瓦拉（Prasenjit Duara）:《民族的省份叙述：民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贝夫（Harmi Befu）主编：《东亚的文化民族主义：阐述和身份认定》，第9—35页。马考德（Edward McCord）:《枪杆子里出政权》。

②　《时报》，1926年6月28日，第4版。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8期，第132—133页。

②　郭卫、周定枚：《律师办事手续章程汇述》，第33页。

①　《华北捷报》，1928年8月25日，第329—330页。

②　艾丽森•康纳（Alison W. Connor）：《民国时期的律师与律师业》，第244页。

①　《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1936年版，第5549页。《法令周刊》，第32期（1931年2月11日）。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9期（1931年8月），第32—33、55—56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1932年8月），第34页。

②　《时报》，1932年1月19日，第4版。《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1期（1933年6月），第23—24页。

③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3期（1935年7月），第45、49页。《申报》，1935年3月11日，第10版。.

④　《申报》，1937年9月5日，弟2版。

①　关于九一八事件和上海抗战，见史密斯（Sara M. Smith）:《满州里危机，1931—1932年》。Sadako N. Ogata:《在满州里的抗命：日本外交政策的形成》。

②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2—38页。

③　《九一八—一·二八》，第171—173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9—11页。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11—16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25、32、39、40页。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31—32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96—100页。《申报》，1931年12月29日，第10版。

①　季鸿生：《中国国民党史纲》，第121—127页。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101、110—111页。《申报》，1932年1月15日，第14版。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108—109页。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5期（1929年7月），第14页。

③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9期，第9页。

①　《华北捷报》，1928年8月25日，第329页。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29期，第47页；第31期，第1一3、5页。

①　《九一八—一·二八》，第66—71页；华瑟斯特洛姆（Jeffrey N. Wassserrstrom）：《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的观察》，第184—188页；亨利奥：《上海》，第74—76页。

②　《申报》，1931年12月8日，第14版；12月11日，第14版；12月13日，第14版。

③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0期，第31页。

④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1期，第11、12、13、27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1期，第196—197页。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1期，第54、196—198页。该党支部要求，根据国民党关于人民团体结社规则，李时蕊的执照应被吊销。规则规定，被国民党开除的人员不能参加职业团体。另一方面，根据《律师章程》，吊销一位律师的执照需要经过省高等法院的律师惩戒委员会的审判并证明有罪。上海律师公会认为，未经应有程序就剥夺李时蕊的律师资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1期，第59、198—199页。

③　《申报》，1936年3月20日，第12版。

①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2期（1934年6月），第227—228页；第33期（1935年7月），第1页。

②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3期，第61页。

③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3期，第33—34、152—153页。

④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4期（1936年7月），第69、85页。

⑤　《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34期，第51页。

①　关于七君子事件，参见胡愈之：《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载《文史资料选辑》（北京），第106期，第16—25页；谢居三：《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案逸闻》，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第5期，第63—74页；柯贝尔（Parks M. Coble）:《蒋介石和中国的抗日运动：邹韬奋和救国会，1931—1937》，载《亚洲研究杂志》，第44卷，第2期（1985年2月），第293—310页。

②　谢居三：《上海救国会》。

③　《汪葆楫访谈录》，1994年7月31日。

①　《申报》，1937年8月3日，第12版。

中编民国大律师

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
曹汝霖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1904年回国，先后在清廷商部、外务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一度执律师业。后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五四运动中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著有《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有一日，余在秘书厅。总统（袁世凯——编者注）公事桌上，置有没封套的信，现出朱芾煌字样。我素不识朱，惟知他与芸台（ 袁克定——编者注）往来甚密，且曾参与南北和议，因出于好奇心，随手取阅。函甚简单，有新政府成立在即，有三人不可用，一为赵秉钧，一为乌珍（时任步军统领），一即余。项城于三人名旁均有手批，对赵批此人不能不用，对乌批现时不可少之人，对余批他不想入政府。这明明是取瑟而歌之意，翌日即函辞秘书。我素无积蓄，遂将化石桥住宅租与外人，迁回松树胡同，适左邻有一小院出售，遂收买合并，薛姬亦同居，以省开支。惟双亲屈居蜗舍，心觉不安而已。

其时司法部成立，新订律师条例，法庭诉讼可延律师，余即请领律师证书，尚是第一号，事务所即设在家中。时仲和（章宗祥——编者注）任大理院院长，大理院与高等法院在一起，前清已新盖大楼。地方审判厅另设他处，仍是旧衙。时法官与我同学的不少，向来往还甚稔，因余为律师，为避嫌起见，与余戟门、林行规、姚次之、张棣生平素极熟之友人等，绝少往来，即仲和亦少见，见亦决不谈讼事。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绝不闻有受贿情事。此种风格，直维持到北方政府终结为止。

余初作律师，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其时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后有一案，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上告到大理院。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惟因律无明文，情形特殊，第一审根据事实判处死刑，第二审仍维持原判，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请我辩护。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遂将辩护状送进，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余亦不收酬费，连公费也免了。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且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余亦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月收入，绰有裕余。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唐宝锷亦挂牌做律师了。

其时监狱由清末新建，洁净有秩序，是为清末预备立宪而新盖者。至地方厅看守所，反逼窄污秽，秽气熏人，令人难受。论理看守所，为留置未决犯，监狱则为收押已决犯，看守所应比监狱为优待，今乃适得其反，殊欠公道。我有时因面询当事人之故，身历其境，亲眼看见，因建议司法部（时司法次长为汪子健【有龄——编者注】）应予改善。子健亦稔友，他告我道，监狱建后，本有修建地方审判厅及看守所之计划，适逢国变，遂不果行，如有经费当仍照原计划进行。但在我任律师时，未见实行，惟稍清洁而已。

有一次赴保定出庭，旁听席满，添设板凳，亦皆站满，大都为保定法政学堂学生，无非震于虚名，都来旁听。及返旅馆，见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暗觉可笑。晚饭后，有二十余乡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师申冤。余出中庭，请他们起来，问要申什么冤？他们齐声说道，我们都是种地人，有跟人争田亩界线不清的事，也有争夺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得不公平。“我们正在农忙时候，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农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递呈子，挂牌出来，都被批驳，说上诉过期，不准上诉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我们想法申冤。”我想农民没有法律知识，跟他们讲过期不能上诉的律文，他们也不会明白，只安慰他们，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们，我不是法官，准不准也没有把握，如果不能达到目的，要请你们原谅。后我想，总得想一办法补救，于是向仲和建议，乡民不懂法律，应该想一变通办法，在法官宣读判词后，即高声向当事人说，你们如果不服，应在法定期内上诉，过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诉。在此当堂声明不服，亦可记录下来，算已上诉，再补递呈子。后大理院照此办法通令各级法院一律照办。那时人民毫无法律知识，亦是可怜，把律师当作以前的巡按，更为可笑。

有一天，忽接到当选蒙古议员证书，甚为诧异。余既不是蒙古人，又没有参加竞选，何来当选议员。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为汤化龙。后来知道，蒙古议员，名为选举，实由总统指派，故蒙古议员中，满蒙汉人都有。此事闻系项城知我清贫，暗示补助之意，在我亦无闲过问，只好听之。有时空闲，亦到国会应应卯。……时国会与政府，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冲突，子兴（陆征祥——编者注）因与俄使磋商外蒙古事，议订条件六项，被国会否决，愤而辞职。那时国会有无上之权，不断与政府意见冲突，扰攘不已。我则做我的律师，一概不问，即中山（孙中山——编者注）．北上，召集国会等亦未尝过问。一日，有前商部同事冒鹤亭（广生）君来访。他说君在前清，骎骎乎大用，因亲日为舆论不满，今民党亦为此病君。君以有为之年，遭此挫折，我为君惜。我为君计，应一反作风，做几篇大骂日本的文章，登载报上，以转移人的观念，君如有意，我愿效劳。我谢其好意，即说若如君说，是投机政客之所为，非我之愿也。人谓我亲日，我不否认，惟我之亲日，由于情感，非为势利，可亲则亲，不可亲即不亲，故我之亲日，并非媚日。况在失意之时，忽变态度，无故骂人，徒贻人笑，反损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国的官，亦觉心安理得。彼听而笑曰，君真可谓不识时务者矣，即别去。

我做律师时，有时到天津出庭，时天津日本总领事为小幡酉吉。日本租界尚未发达，空地甚多，他劝我在租界租地。其时日租界租地，每坪只值银元五角（每坪长六尺宽三尺）。他说，你倘备万元，五年内可加十倍。我那时哪有余款，然后来日租界地租价，五年后何止十倍。盖时局不定，各租界反成繁荣，此一定之理。但我幸没钱租地，不然，在日本租界，拥有偌大地皮，更为人藉口攻击之资矣。

（选自曹汝霖著：《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
夏晓虹

刘崇佑（1877—1942），字厚诚，福建侯官人。举人，毕业于日本明治法政学堂。1908年，当选福建省咨议局议员、副议长。1911年2月与林长民创办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民初当选众议院议员，后弃政，专任律师，秉“律师应仗人间义”之志，五四时期为被捕报人、学生辩护。

五四时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刘崇佑，已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当年的《晨报》第一版广告中，在上栏醒目的位置，几乎永久性地保留着《律师刘崇佑启事》。这自然与刘氏乃进步党老党员，1913年即以此身份当选国会议员及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相关。不过，刘崇佑之受人尊敬，声名远超越于党派斗争之上，实因其常在与当局对峙的诉讼中，为蒙难者提供法律服务。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原与刘不相识，而1921年6月，马氏发起“索薪运动”，被总统徐世昌起诉’，刘崇佑自愿为之辩护。其“好义如此”博得傲岸不羁的马氏衷心敬佩，事后因与结交。这还属于私情。五四运动时，刘崇佑“挺身为各校被捕学生义务辩护”，更是出以公义的事之大者，马叙伦的“钦服其人”（马叙伦《刘崧生》）原起始于此。

在1919年的五四风潮中，以律师为职业的刘崇佑曾两次出庭，为政府控告的报人与学生辩护。虽然就结局而言，政府一方胜诉，法庭仍宣布被告有罪，但刘崇佑机智、有力的反驳，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权威，体现了正义与民气的不可摧抑。

按照时间顺序，北京《益世报》的被封发生在前。1919年5月23日的《益世报》，刊登了山东第五师一万零八十名军人的集体通电，文曰：

窃自我国外交失败，举国愤恨。察失败之本源，皆由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四国贼盗卖，妇孺咸知。国民皆欲得该卖国贼等，啖其肉而寝其皮。前次北京大学诸爱国学生等，击章贼之骨，焚曹贼之巢，军人等不胜欢跃钦佩。惜斯时未将该卖国贼等同时杀决，永清国祚，以快天下。惟闻沪、宁各界，首倡抵制日货，旋各省亦同时响应，足见我同胞心犹未死，国尚未亡。但我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抱有爱国热忱，未敢越轨妄动。且才学疏浅，殊少良策。惟仰各界诸君速筹鸿谋，挽救危局，军人等惟以铁血为诸君后盾。

电文充溢着爱国军人忧心如焚的焦虑，并将其集注于铲除国贼一事，因而呼告：

同胞欲御外侮，必先除去曹、章、陆、徐四国贼，四国贼一日不死，我国一日不安。

但“刻下诸国贼等仍安居北京，虽经各界呼吁惩办，而政府置若罔闻”（此句原有，在《益世报》中删落，详见下），这自然令本“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对当局心怀不满。在“未敢越轨妄动”的形格势禁之下，士兵们只好吁请全国同胞，“每日早晚诚心向空祈祷上帝，速将四国贼同伏冥诛”。这原是“心力相违”中想出的无可奈何之法。

报纸发行的当日晚间，该报社即遭查封。据京师警察厅布告第五五号，《益世报》被禁的缘故，只在“登载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显系煽惑军队，鼓荡风潮”，因而援引1912年12月公布的《戒严法》第十四条中“停止营业、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书告白等之认可为与时机有妨碍者”一款，封报捕人。不过，这一罪名到26日由同一机构发布的通电里，已更正为“《益世报》登载各节，意存挑拨”，“该报馆附和学生，附和有据”。即是说，违碍文字已从一项变为多条，查禁名目也由煽动军队改作助长学潮。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暴露出当局最初的封禁理由并不充足。

《益世报》的被查封与总编辑潘智远的遭逮捕并非孤立的事件。5月23日晚，京师警察厅亦同时派员到《晨报》与《国民公报》检查发稿，规定两报社“所有各项新闻稿件，须经审核后，方准登载”。为此，《晨报》在第二日的正版最前端，以大字刊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在此监视状态之中，凡读者诸君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制限。”版面亦不能保证为正常的两大张，“一视是日发稿之多少为标准”。为不负读者厚望，也为坚持原有的政治倾向与批评立场，该报特意强调，将采取“于消极的自由范围以内，期不失本报特色”的策略。而这一表白本身，也是对当局的“消极”抗议。

由于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学界编辑的《五七》、《救国周刊》等报也相继被禁。这一连串钳制舆论的举动，实肇端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5月21日晚提交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该件在《晨报》揭载时，径题为《日使干涉我言论之照会》。其中除摘录《晨报》、《国民公报》所刊林长民文，也对各民间团体的发言大加指责。如国民自决会的通电、宣言书，民国大学学生组织的外交救济会发出的启事，均为其条举。小幡还代表日本政府，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贵国政府对此等行动毫无取缔，宁是不可解者也。””而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 ，是本公使之甚所遗憾者也。”亲日派主事的北洋政府竟果真秉承其意旨，向报界下手。内幕揭破，自然激起社会各界更大的愤怒。

众议员王文璞当即提出质问书，认定“未曾宣告戒严之时而滥用《戒严法》”为非法，山东军人通电“首先登载于上海《新闻报》、《申报》”，不应独罪《益世报》，重点则落在警察厅之举措有妨害“《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之自由”的指控。由此也可见出警厅对查封《益世报》改口遮掩的破绽所在。

虽然有此失误，一意孤行的当局却不打算认错。置议员的质问、北京报界联合会的联名呈请以及津沪学界的屡次电请于不顾，地方检察厅仍将潘智远诉上法庭。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的正是刘崇佑。

在6月10日提出的《潘智远因〈益世报〉登载新闻被告一案辩护理由书》中，刘崇佑作了有力的申辩。他首先巧妙地确认，潘智远并非1916年12月按警察厅要求呈报备案的《益世报》经理与编辑主任，因此不应为报社“负法律上之责任”。继而，刘大律师逐一驳斥了起诉书加诸潘氏的四项罪责。

关于“妨害治安罪”，刘崇佑认为，起诉书中举证的该报5月7日《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一篇报道的传言，述及商民拟举行罢市，以要求政府释放学生，不能成罪。理由是，“报馆有闻必录，乃其天职”，“暗商罢市既非造谣，‘罢市’二字又非法律所定忌讳之语，则何不可公然披露”？刘崇佑更进而运用辩护技巧，指认《益世报》揭出罢市预谋，“与其谓为竭力鼓吹罢市，无宁谓为竭力漏泄罢市之秘密，以警告政府，以达其防止罢市之目的，是乃维持治安之作用，何以指为妨害治安”？这等诛心之论固非报社本意，但接下来刘氏所作的正面阐述——“政府不能平服商民之心，致有全国罢市之大骚动，至今未闻政府之自责”——却已由趋避转为进攻，反诉政府失职的责任。

关于“侮辱官吏罪”，起诉书列举的罪证为《益世报》5月13日登载的《正告曹汝霖》一文，内有“吴炳湘居然听卖国贼之指挥，可谓丧尽军警界之德”，被认作是对现任警察总监的“肆口谩骂”。刘崇佑的辩护先从各国成文法演变史入手，论及“侮辱官吏认为犯罪，乃历史之遗物，今世界法例已不见其踪影”，在中国也“已无厉行之价值”，这自然是以欧美国家的法律为参照系。次则指出，其文发表于“早已声明言责非该报所负”的“国民之言”栏，故与报社无干。而其辨“谩骂”与“侮辱”之界定尤其光明正大：

国家许设报馆，原使之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所以宣民隐，以为执政者参考之资。批评臧否即有是非之谓，是者不足为阿谀，非者亦不能指为谩骂。……今日既无类似专制时代“大不敬”之科刑，所谓“侮辱”者自应严格解释。

这一辩辞确认报章有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实为此案不能成立之关键。

关于“煽惑罪”，共有两项。第一项的确定甚为滑稽，起诉书的证据仅为5月16日《益世报》所刊《劝告军警》中语，“国人皆曰某某可杀，而军警独曰不然；国人皆曰某某可尊，而军警独曰否否”，因谓其“怂恿军警杀害某某”。刘崇佑的抗辩除申明此文亦出自“国民之言”栏，更陈述“某某”俱未指实，“则所谓煽惑他人犯杀人罪者，先无可杀之特定之人，是为犯罪之不能”。而“可杀”云云，“不过排斥之语调”，“何可以辞害意”？何况，“舆论之性质只能为好恶之表示，不能别有行为。即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亦不过欲之而已，并非真能生之死之也；服从舆论，不过与舆论同其好恶而已，并非进而生之死之也。该文自始至终并无劝军警实施杀害某某之言，更安得强认为怂恿”？因而此罪亦为无据。

第二项“煽惑罪”的认定即原初查封的借口，起诉书指控《益世报》刊载要求“除去曹、陆、章、徐四国贼”的山东军人通电，犯有“煽惑军人，出而同除此四人”之罪。刘崇佑的辩诉既说明《新闻报》5月21日已刊出此电，《益世报》仅属转载，也提示潘智远当发稿之时，人在通县，23日夜始回京，即遭逮捕。也就是说，即便刊发有罪，潘氏亦不当负责。更精彩的说法则是，《新闻报》本为政府批准发行内地的合法报纸，登载此电也未受追究，“故凡本其合法之认识，传述该报所载之电或转载之者，皆无一不当然合法；否则，不啻政府为阱于国中，故以违法之物颁布人民而欺诈之，使之犯罪”。这一反诘无疑使政府大为难堪。刘氏更由《益世报》转载时删去“刻下诸国贼”数语，推论其“只有好意之减轻，并无恶意之增重”，指责当局实为“深文周纳”，以“莫须有”论罪。

虽则刘崇佑的辩护有理有据，地方审判厅在6月21日的判决中仍蛮横地宣布，潘智远犯有煽惑他人杀人、侮辱官员、妨害治安三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免去的只有刊载鲁军人电一项，“查系转载，非该被告人所造意”。但原发罪的不成立，已经彰显出官方的无理狡辩，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此可得一准确的例示。

还在五四游行火烧赵家楼后不久，5月8日，北京律师公会即作出决议：

如曹汝霖方面请律师，任出何报酬，一律不就。如有不遵此议者，对待以积极的手段。学生若请律师，愿尽义务。

而在此后政府对学生的诉讼中，刘崇佑果然本此诺言，一再为学生义务出庭辩护。

当年7月16日晚，因受北洋军方安福系操纵，7月1日已被开除出北大国货维持股干事会的原主任杨济华、调查组长许有益等，以及时任参议院办事员的王朝佑，邀集了四十余名学生，在安福俱乐部机关中央政闻社举办宴会，试图收买到会学生，使其拥护胡仁源校长，以阻止蔡元培回任。由于得到通报，次日上午，当这些人又在法科礼堂秘密会商时，鲁士毅等二百余名五四运动的坚定分子赶到，群情激愤，要为首的五人交代了整个阴谋，并签具了悔过书。18日，许、杨等向警察厅控告鲁士毅一众十一人“拘禁同学，严刑拷讯”。28日，警察即开始逮捕有关学生。

这一事件发生，立刻被学界敏锐地指为与五四事件相关。以“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的名义30日发出的致回籍同学的通电，首先揭示了其间的关联：“利用三五无耻之辈，行此卑劣之手段，欲连及‘五四’事件，以兴大狱而残士类。”8月1日，北京各界联合会代表往见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时，也告诫政府切勿“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如任无廉无耻举国共弃之党人，阴谋陷害爱国志士、纯洁无疵之学生，直接以破坏大学，间接以报复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仇，则舆论沸腾，恐难收拾。

然而，也正因居心如此，虽经北大全体教员、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代表迭次要求保释，当局均不允准。

一心一意要报复五四学生的政府，的确想借此案立威，刑一儆百。暑假期间，学生多不在校，力量分散，也被认作是兴起大狱的好机会。因此，尽管学界内外一再指出，“此事属于学校内部之事，同学相哄，本亦常事”，应由北大自了，不必惊动法庭，教育部亦表示“当然抱息事宁人之态”（《晨报》1919年7月31日至8月2日），当局却仍不肯如五四过后释放三十二名被捕学生一般善罢甘休。8月6日，地方检察厅到底以“轻微伤害及私擅监禁”的罪名提起公诉。为表示公平，原告方杨济华、许有益等也以“诽谤罪”被起诉。

8月21日上午十点，北大学生案在地方审判厅正式开庭，公开审理。“其时旁听之人已满坑满谷，窗前门隙皆已有人，女旁听席亦复拥挤已甚”，而“门外鹄立希望旁听者尚有百余人”。连《晨报》记者亦须在法庭内别寻关系，方得入内，于炎暑之日，站听八小时。（《晨报》1919年8月22日）

为鲁士毅等十一名学生辩护的刘崇佑，在此案中运用的策略与《益世报》案显然不同，如谓后者更注重“晓之以理”，则北大学生案更兼有“动之以情”。特别是其总结部分讲到：

辩护人窃惟国家设刑，本意在于排除恶性，并非用为教育补助之资。莘莘学子，学校培植有年，纵使气质未尽精醇，而青年蹈厉发皇之概与夫纯净真挚之心，政府果有以善处之，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于学术之渊，进其智能，以资世用，岂非甚善？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迁连沦没于浑流之中。年少学生方自以为保吾读书之地，无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职，而不知所谓“国法”者即将俟隙而随其后。

当此语在法庭上以“此辈青年不幸而为中华民国之学生，致欲安分求学而不得，言之实可痛心”述说时，其所引起的反应，在《晨报》先后刊载的两篇各有侧重的报道中，竟然记忆相同：“语至此，满堂欷歔，为之泪下，被告学生中（鲁士毅一派），有一人哭不可抑，法庭竟变成悲剧之舞台，即记者亦为之呜咽不已。”（《晨报》1919年8月22日）当日以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代表身份出席旁听的冰心，更以女性的细腻，对现场氛围作过生动描述：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躇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出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正因旁听者的同情本就倾向于鲁士毅一方，刘崇佑才可能把对学生的审判，倒转为对政府的控诉。

而当年只有十七周岁的刘仁静，也因被控共同犯罪，出庭受审。当审判长令其答辩时，刘作出“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为何罪”的表现。刘崇佑更从旁“时时请堂上注意，谓彼十余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这也成为《晨报》记者“出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晨报》1919年8月22日）而刘崇佑辩护之成功、感人，于此又得一证明。

不过，既然政府决意起诉，便不会轻言失败。于是8月26日的宣判结果并不出人意料，鲁士毅等六人分别被判处拘役十四天到四个月不等的刑期。而在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下，特别是经过律师刘崇佑出色的抗辩，也迫使法庭在判决时，不得不作出相当让步。强迫誊具悔过书一节，以未提出原件，“不审其内容”，且“仅就‘悔过’二字以观，尚属道德上责备之意”，裁定为不构成犯罪。更引人注目的是，判决书中宣布刘仁静、易克嶷、狄福鼎等五人无罪，许有益等四名原初的被告，则同时被处以拘役十四日至三个月不等的刑罚。所有拘役时间准以在押日数扣抵，其他三个月以上的刑期，一律缓期三年执行。这即是说，所有十一名被控学生，事实上都被当庭释放。法庭派法警送已有人具保的六名缓刑者回北大，移交给蔡元培校长的代表蒋梦麟。而法庭门外，北大同学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已手持“欢迎鲁士毅等”的旗帜在等待。这分明是英雄凯旋。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即1920年，刘崇佑仍本着为学生尽义务的初衷，担任了马骏、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的辩护律师。可以说，在五四期间，几乎所有被当局起诉、与学潮相关的案件中，都能够听到刘崇佑的声音。这在其律师生涯中，无疑是最得社会关注的时期。

1999年2月28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读书》1999年第5期）

杭县律师公会会长阮性存
傅国涌

阮性存（1874—1928），字荀伯，浙江余姚人，生于江苏睢宁。曾留学日本学法政，创办浙江私立法政学堂，先后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浙江省议会议员，1913年起执业律师，担任杭县律师公会会长十五年。

一

民国初年，青年邵飘萍在杭州《汉民日报》执笔，文笔犀利，骂人刻毒，深遭地方权势者的嫉恨，几次被告上法庭，其中为他辩护的就有当时杭州最具声望的律师阮性存。

阮性存1913年开始执业律师，与许壬合组律师事务所，是杭州最早的执业律师。据说民国政府本来想仿照日本先例，称为“辩护士”，阮性存上书不以为然，故称“律师”。浙江第一律师公会成立，他出任会长，后来改名为“杭县律师公会”，仍被推为会长，连选连任，担任会长十五年。当年，他在杭州法院路为杭县律师公会筹建会所，逾年落成，一切设施，规模宏远，秩序谨严，为各地所罕见。二楼的大礼堂，为杭州增添了一个集会场所。他还发起浙江全省律师公会联合会，被推任会长，直到逝世为止。此后在浙江的许多政治活动，他都以律师公会会长资格，出面领导。一应文电，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三弟阮性言在南京执行律师职务，也当选南京律师公会会长。他曾发起召开全国司法会议，商订法典，收回法权，而北京政府司法部未能实行。

阮性存年轻时代有过长期的游幕生涯，三十二岁才到日本留学，肄业于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余绍宋、胡汉民、李文范、汪精卫、陈时夏、张一鹏、许壬等民国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都是其先后同学。他回国后曾为杭州官立法政学堂教习。1910年，他与许壬、余绍宋等在杭州刀茅巷创办私立法政学堂，当时浙江省新式法院初设，杭州有高等、地方、初级三审判厅。清廷不许私人讲授法政之学，他们上书力争，由浙江巡抚增韫代奏，最终获准设校，投考的人很多，称一时之盛。此后数十年中，浙江各级政府与地方议会的中坚分子，及法官律师，多出于官私立两法政学堂，在国内其他省份任职的也不少。

辛亥革命之后，浙江官立法政学堂改名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私立法政学堂改名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他任董事长兼校长。公立法校也要聘他为校长，他以一人不可同时兼公私立两校之长而推辞，只肯担任校董。杭州几个女子师范毕业生发起设立浙江女子法政讲习所，也得到他的支持。自四十岁起，他以执业律师的身份活跃在浙江乃至全国的舞台上。

1914年1月，他创办《法律周报》，为国内最早的法学刊物，自任主编，每期撰写论说，翻译日本杂志的文字，并亲任校对。1917年年初，他辞去公职，仍执业律师，与许壬在杭州新市场青年里自宅合组事务所。《法律周报》停刊，改由杭县律师公会按月出版会刊，他仍任主编。1921年，《杭县律师公会会刊》改由杭县、鄞县、金华、永嘉四地律师公会联合出版，称为《杭鄞金永律师公会会刊》，仍由他主编。当时浙江虽有七十五县，但设有地方法院的只有这四个地方，其他地方都由县长兼理司法。律师只能在地方法院出庭，所以也只有这四地有律师公会。

1922年因为提倡浙江自治、废督裁兵，他与当地军阀当局屡有冲突，气喘病也加重了，他将法政专门学校的刑法讲习让给了北大法律系毕业的曾邵勋。陶希圣说：“他的律师业务，原甚忙碌。至此时转觉清闲。因为浙江省高等及地方审检官员，大抵出自他的门下，他莅庭辩护，为法庭所推重。后来法官要回避本省，门下故旧，纷纷他调。他又为军政当局嫉视的一人，于是律师业务也就减少了。”

1926年5月中旬，法权调查团的各国代表来杭州考察司法，到杭县律师公会访问，他致辞欢迎：“敝会成立，虽仅十数年。然敝会同人，尊重法律，维护人权，窃愿追随各先进国诸律师之后尘，不敢自己菲薄。观于敝会十年纪念集所记载，即可知其大概（各奉赠一本，请察阅）。”

他去世时，有人送来这样的挽联：

“口非法不道，身非法不行。五十五年岁月，多分在讨论中消磨。”

他平时喜欢读书，整日手不释卷，见到中文或日文新出书籍，必购阅之。商务印书馆原在杭州清河坊，他是常客。他还刻了一章：“曾在姚江阮性存处”，盖于每书的扉页。他曾说：“身后可悉捐赠浙江省立图书馆，以供有志读书者阅览。”他儿子阮毅成遵其遗命，将他留下的二万多册藏书全部捐给了浙江图书馆，馆中特辟专室陈列。他平生述而不作，只有在《法律周报》刊行时期，写作较多。他逝世后，经多方搜集遗稿，自其所创办的《法律周报》《杭县律师公会会刊》《杭鄞金永律师公会会刊》等处，搜罗他的文章，分为五卷，合印一册，分赠亲友。

二

两浙数人才，龙战玄黄，每临坛坫支危局。

廿年订交谊，鸡鸣风雨，忍对琴书忆旧游。

这是1927年春天阮性存去世后，张仲仁、一鹏兄弟送来的挽联。

早在1909年他就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曾多次向浙江巡抚提出与民间疾苦有关的质询案，赢得敢言之名。

1918年，他当选为浙江省第二届省议员，在省议会议长选举中，他因坚持不请客、不买票，终以五十九票落选。他的好友许壬原籍温州瑞安，为他助选甚力，以其同乡议员失信，深表愧愤。其他支持他的议员也有不平者，一度相率不出席议会，以致多日不能成会，他给全体议员写信说：“选举竞争，失败本属常事。况前日投票，原系各本良心，自由主张。乃蒙推许者，至五十九位之多，所谓虽败犹荣矣。若长此相持，不独个人不愿赞成，尤无以副前日秉公投票诸君子之盛意。应请从速将选举了结，以便早日开议，不胜盼切。”此后他还刻了一枚图章：“五九居士”，以纪念此事。

1920年12月8日，他在省议会提案，请召开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并附上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湖南省于这年7月22日由谭延闿宣布自治，他就在浙江响应。提案说：“省自治法，应由各省自己制定，非若言中央集权者所谓地方制度，宜取划一主义也。各省人民制定此法，即行使人民固有之主权，与《约法》并无抵触。”他起草的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要点包括：

（一）由省议会议员中选出二十人，由每县县议会各选出一人组织之。并皆同时选出同数之候补人。

（二）次年5月1日，集合省垣开会，会期六十日。期满，省自治法会议如未议毕，即解散另选定。

……

（七）省自治法议定后，即由本会议将法文，并附理由书，印刷分配各县原选举会。于一个月内，用通常会议方法，投票表决，报告省议会。如有过半数县份之赞成，即认为成立，由省议会代为公布实行。

如不能得过半县份之赞成，应再组本会议，其程序如前办理。

1921年4月22日，他在杭州平海路省教育会大礼堂参加“浙江省宪期成会”发起人会议，有九十多人到会。一个月后，举行成立会，到会的有一千一百多人。两次会中，都由他说明北洋军阀政府，违背人民利益，已无可与为。各省人民又无武力足以驱北洋军阀出境。只可用不流血的革命方式，即自订省宪，自选省长。如此一来，北洋军阀在各省的地位就失去了法律上的保障。成立会推定代表二十人，向省议会请愿制宪。

北京政府为缓和各省自治的潮流，要召集地方行政会议，通电各省省议会及行政长官，派代表到会。他深知北京政府绝无改革政治的诚意，也无能力，乃在省议会坚决主张浙江不派代表，获得通过。其后会议虽告开成，但一无结果。江苏、安徽、陕西等省省议会也先后撤回所派代表，并声明不承认会议的言论举动。

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鉴于浙江省宪期成会已告成立，发表通电，主张“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规”，湖南赵恒惕、广东陈炯明、贵州卢焘、湖北王占元、四川刘湘、云南顾品珍等纷纷通电响应。北京政府毫无表示。阮性存在省议会中发言说：“不必信赖卢等通电，应即接受省宪期成会之请愿，从速成立省宪起草委员会，并召集省宪法会议。”省议会推出五十五人为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15日成立，他是委员之一，省宪草案实际上由他主稿。

到7月11日，省宪法草案及施行法草案，经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提交省宪法会议。

7月23日，浙江省宪法会议在杭州高乔巷省议会议场开幕。议员共二百零七人，除原起草委员会五十五人外，由各县议会选出一人，计为七十五人，另由各法团及妇女团体选出七十七人，这是我国有职业选举与妇女选举之始，出于他的提议。开幕式上选出王正廷为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他为全体审议会委员长。督军卢永祥曾到会致辞：“南北分裂，统一无期。国宪之成，不知何日。自应各省制宪，立自治之基础。庶可因分裂而进于分治，由分治而合成统一。”省宪法会议公布的《浙江省自治宣言》就是他执笔的：

以我民意，巩我民权。以我良心，求我良法。一方以中央失其统治能力，而划定中央与地方之关系，以确立省自治之基础。一方以地方取得自治权，而确认人民对于省之关系，以运用民治之权威。省宪之良否，吾浙人之休威随之。省宪之成否，吾浙人之荣辱视之。

在这次省宪法会议起草期中，他曾约人翻译各国宪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新兴国家的宪法，都搜集齐备，共印成两巨册，自费印刷，分送全体议员。凡来函索要的，一概免费赠寄。印刷时，他儿子毅成担任校对，每至午夜。

全体审议会委员会推他为主席，9月7日完成三读，全场一致起立，通过全文。9月9日上午十时，宣布省宪法及施行法，由省宪法会议全体议员盖章，送浙江省立图书馆保存，号称“九九省宪”。由他主稿起草的这部浙江省宪法，颇多独到之处：

（一）首列男女平等。

（二）不得以人身为买卖抵押租借之目的物。

（三）省民被拘押时，本人或第三者，均得以出庭状，请求法院提审。

（四）不能自力生活者，有请求救济之权。

（五）省受国家委托，执行国家事务，费用由国家负担。

（六）省之事权，采列举式。

（七）省得以省行政一部分，委托下级地方自治团体执行，并补助其费用。

（八）年满三十五，得被选为省长。如为现役军人，须先解除军职，方得就任。

（九）省法院长及审判人员，由省民选举。

（十）法院设陪审会议。

（十一）设监察院及审计院。（十二）采用省民创制权及复决权。（十三）省对于国家政费之负担，每年不得超过本省收入总额百分之三十。

（十四）教育经费，不得少于省全年预算支出总额百分之二十。

（十五）国民学校，一律免收费用。

（十六）交通实业，皆列有专章。并规定交通经费，不得少于省全年预算百分之五。实业，不得少于百分之七。

（十七）县治所在地，或商工荟萃之区，人口满一万以上者，设市。其余为乡。

湖南省宪法比浙江早十天公布，得到赵恒惕的支持，曾一度实施。而浙江省宪法一天也没有施行就被束之高阁。但阮性存律师推动地方自治的努力并没有停止。1921年12月17日浙江国民外交大会在杭州湖滨路公众运动场举行“裁兵兴学救国游行大会”，推他任总主席，并率队游行全市。他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起草的裁兵救国案，主要内容为：“我国欲外交胜利，非先改良内政不可，改良内政，非先从裁减兵费普及教育入手不可。”他所拟的办法包括：

（一）浙省各项军队，应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每年裁减二成，五年裁尽。

（二）裁兵节省之款，以一半为安顿被裁士兵及兵官之用，即兴筑道路，使被裁士兵工作。并于法政及各项实业学校，添设讲习班，使被裁官兵补习。兵官中本多优秀之士，智力体力远胜常人，补习各种学术后，向之祸社会者，必可转而造福社会矣。

（三）其余一半款项，为推广全省教育之用，尤注重补习教育，使农工商各界男女，人人识字。

（四）裁兵节省之款，应由解款机关，按照原数，逐月解存银行，不得短少，亦不得丝毫移挪别用，以十年为限。并由军界及各团体，各举若干人为监察员，严密监察，随时报告公众周知。

（五）裁兵及善后办法，即请督军与三师长从速议定公布。

（六）推广教育详细办法，由全浙教育会联合会议定公布。

他还在大会上宣读了给浙江督军卢永祥等人的请愿书：“推寻外交失败之原因，皆由内政不良所致。苟欲于国际间增进地位，空言电争，断难收效，自非从改良内政着手不可。虽内政经纬万端，而先其所急，要当以裁减兵费，普及教育为入手之方。……或又谓现在各省并未裁兵，若浙江一省先裁，他省来犯，将奈何？然兵之必裁，已成定论。所争者时间之迟早，与是否出于自动耳。我浙省人民素爱和平，本不愿侵犯他省。无论他省如何合纵连横，均不愿加入。每年仅裁兵二成，前三年未裁之兵，尽可自卫。中国不自整理内政，必遭外人干涉。岂待三年？如若能于各省观望之际，毅然裁兵。并将节省之款，推广教育，必能博中外人士之同情。他省方效法之不暇，焉有来相侵犯之事？……千载一时，督军与师长同明世界大势，必能牺牲一切，毅然实行!”

与他熟悉的李俊夫说他平时身体孱弱，每逢开会发言，则精神焕发，先声夺人，常如青年。

裁兵兴学运动，用意恳切，虽没有达到确实目标，军阀也没有完全置之不理。

1922年6月15日，卢永祥通电自请废督，也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当天，卢召集各团体会商善后，宣称即日赴沪。他以杭县律师公会会长身份参与会议，与会者相视不敢发言，他起立说话。第一句话就直呼卢为“子嘉先生”。众人相顾失色，卢也为之气夺。次日在省教育会开会，决议提出十三条，推卢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以六个月为限。在公开仪式上，由他代表授卢，卢于20日通电全国，就督办职。

六个月期满，各法团有主张延长浙江军务善后期限之举。他宣言应即宣布浙江自治，不能再受任何方面势力支配。如仍有以此种混沌状态，继续迁延为得计者，律师公会代表当即退席以谢国人。但各法团迫于时势仍于12月2日通电推卢继续任督办。他当天以杭县律师公会名义发布对浙省时局宣言：“民治潮流，澎湃遍于世界。浙省人民，于六个月前，竟能顺应潮流，毅然自决，赞助卢君子嘉，实行废督，期间以六个月为限。兹将期满，各法团又集会讨论以后办法。敝会同人，以为宜恪守《约法》上主权在民之原则，深体卢君服从民意之盛意，速即宣布浙江自治，不受任何方面势力支配。否则，不如直截了当，服从北京政府，更何庸各法团有主张延长浙江军务善后期限之举。……设或此次会议，仍以此种混沌状态继续迁延为得计，是于地方无纤微之实益。而对于卢君个人，亦非爱人以德之道。则敝会代表，当即退席，不敢与闻其事，以谢国人。”

浙省的省宪会议也好，裁兵废督运动也好，都是想以不流血的革命方式，驱除北洋军阀。他深知人民手中并无武力，只有用此方法，而他就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事虽未成，但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其在浙江省议会、省宪法会议的同事朱郁堂说，当时浙江政局尚不至于不可收拾，以他之力为多，称许他“审事严正，待人诚实。综其一生，可谓功在地方，功在国家。”

当年7月，浙江第三届议会审议省预算时，将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补助费全数取消，他知道这是军阀政府授意。补助费为数原不多，但日后办学环境将更为困难。他在校董会中提议学校停办。

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为直系军阀逼迫离京，政局出现变动。他乘机联合各法团，再谋浙江自治，起草了浙江省自治大纲：

国宪既一时难望完成，中枢又不可长久无主，自非先用联省会议，解决国事不可。然既欲联省，则必先确定省之地位，而后方可以联。今各省省宪，有制定而一时不能实行者。有尚未制定，非仓卒可以成功者。故欲为施行省宪之初步，又非先有一种过渡办法不可。

省自治就成为当务之急，他希望浙江能成为先导。“或谓浙省现本无事，何必多此一举，致滋纷扰？然北京及各省情势岌岌如此，岂容一省独得逍遥事外？所谓无事，显系自欺欺人之谈。况有备无患，古有明训。及今不早定大计，一旦图穷而匕首见，虽欲自为谋而不可得矣。”

自治大纲八条指出，“浙江省设临时议会，为临时立法机关”“本大纲自议决宣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他同时草拟了浙江省临时议会法草案十一条，“现任省议员一百五十二人，皆为议员，另由全浙教育会联合会选出学界十一人；商界、农界、工界、军界，各选出八人；律师界、报界，各选出四人；女界，选出十一人”，“不设议长，互选委员七人，轮流担任开会时之主席”，“议员不支公费。开会时出席者，支给出席费每日二元”，“议决案，由省长公布施行。但得于五日内，交复议一次。”

他起草的省临时议会法草案，采用职业选举制，不用议长制而用委员制，议员不支公费需支出席费，都属前所未有，为他首创。

1924年8月1日，浙省自治法会议开会，各县县议会各选代表一人，省议会选代表三十七人，各法团共选三十七人组成，他被各法团推为代表。

1925年7月2日，浙江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推他任临时委员长，着手整理浙江省自治法草案。4日，继续开会，草案整理完毕。由他向省自治法会议提出报告。浙江省自治法及其施行法，由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于1926年元旦公布，多出于他的手笔。自晚清以来，尤其是民国时代他以杭县律师公会会长身份致力于地方自治，凡浙江发生的法律、政治的变化，无不与他息息相关，赢得了乡人由衷的敬意。他去世后，杭县律师公会请浙江高等法院转函杭州市政府，将法院路改名为性存路。1927年3月11日，也就是他下葬当日，得到省政府核准，将法院路西段改名为性存路。二十年后，熟悉他的杭州参议会议长张佐时说：“先生在浙江服务二十余年，他虽则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时间很短，但浙江二十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实业等，却没有一件事，与他无关。他的确做到了社会的导师、舆论的中心、民意的代表、政府的畏友、青年的明灯”，“如要说意志强固，思想锐颖，遇事顷刻计划立具，而人格复渊静纯洁，如精金美玉。勿论识与不识，当之举无间言者，独先生一人而已。”

三

阮性存始终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忧心焦虑，有人说，他不仅是一省一乡的贤哲，实在是一国一代的楷模。

褚辅成回忆，阮性存等地方士绅都曾支持辛亥革命，“或斥资接济党人，或遇党案暗中掩护，赞助之力甚大”。民国成立，他一度出任浙江提法司署佥事，奠定了浙江司法制度的基础。不久辞职，走上职业律师的道路。

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命各省伪造民意。由各法团负责人投票赞成帝制，而美其名曰“国民会议”。浙江都督朱瑞、巡按使屈映光都曾上电劝进。他身为杭县律师公会会长，投票前一再受到威胁，但他不为所动，投票日毅然投下反对票。1916年4月，浙江宣布独立反袁，吕公望被推为都督兼省长，一定要请他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吕乘坐藤轿，亲自登门，轿后带有行李，对他说：“如不允就，即住尊府，不再回署矣。“此前吕与他只是相互知名，并不熟悉。他实在推不了，也只答应担任秘书，另荐陈时夏为秘书长。时隔不久，1917年元旦，吕公望免职，他即辞去公职，回到律师的岗位。

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方豪到杭州，在浙江省教育会大礼堂演讲，他亲往聆听，各校学生组建的学生自治会和学生联合会也曾得到他的鼎力赞助。

1920年7月，吴佩孚打败段祺瑞，通电发起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他在杭州组织国民大会筹备会，作为回应。此举遭到张作霖、曹锟的反对，他通电指责：“吴将军之通电，固已声明前次之主张，已得诸公同意赞成。乃露布之墨渍未干，反汗之声浪踵至。诸公之欺吴将军耶？抑吴将军之欺国民耶？言行不顾，将何以取信于人？信用失而人心去，人心去而诸公休矣。”9月，他为全浙教育会联合会起草通电，再度发起各省区代表会：“时局纠纷，达于极点。政府既失信用，国会又无形消灭。有识之士，固主张国民自决。即军界明哲，亦多以南北和议，须由国民会议解决为言。惟是中国地广人众，国民总投票，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似应由各省、各特别区域、各县已成立之法定团体，先就各省开一联合会，各举代表二人（另举候补代表两人，以备补缺），为组织会议之分子。军人同属国民……亦应请其每省、每区联合，各举代表两人加入。均尽本年十月十日以前，在上海集合开会，定名为各省区代表会议。就现在亟待解决之重要问题，如议定暂行省制，及宪法会议组织法，修正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等项。限三个月，予以解决，即行解散。如限满不决，亦应解散，另举代表，以杜延宕……”

各省区代表会最终没有开成。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一度传闻山东问题将在会外交涉。消息传来，12月10日上午，浙人在杭州湖滨路公众运动场举行浙江国民外交大会，推他为总主席。他起草了大会宣言：“中国呻吟于列强威权之下，由来已久。虽失败于巴黎，极思挽回于今日。国民希望华府会议，对于中国之领土完整，经济独立，统治完全，有确实之保证。不图警报交集，鲁案竟在会外交涉。二十一条件，致未提及。是以群情愤慨，呼号遍地。鲁案一日不在大会公平解决，则国民之奋斗，一日未已。二十一条件，不在大会根本取消，则国民之反对，一日不息。鲁案不提出大会，则咎归当局。提出而冀其有公平之解决，则责在友邦。共和国之主权在民，须采纳国民之舆论，而定外交之方针。五七国耻，既为国民深刻之印象。五四运动，尤为国民力争外交之勇迹。言犹在耳，岂竟忘心。国民反对鲁案直接交涉，有口皆碑。当局重违民意，事迹昭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不得不为当局告焉。鲁案考证法理，根据事实，应将德人所有一切权利，完全归还中国。……以中国既系参战国之一，则德人所抛弃之权利，中国有应当取得之权。深望友邦许纳中国民意，根据正义人道，在大会予以公平解决焉。二十一条件及中日换文，系被日政府迫协而成。既未经同意，人民一致反对，应行根本取消。本会系浙江各公团组合而成，于本月10日，开国民外交大会，决议反对鲁案直接交涉，无条件收回青岛，及附属权利，取消二十一条约。对内则警告政府，顺从民意。对外则劝告友邦，主持正义。特此宣言。“大会决议游行示威。他以病弱之躯手扛大旗，走在前面，与会者数千人，经湖滨路，出钱塘门，一路走到石塔儿头日本领事馆，面递大会宣言，日领事闭门不敢出见。再经西大街，出武林门，经湖墅至拱宸桥，到英国领事馆面递大会宣言，英领事同样闭门不敢见。他们又折返市区，环行大街，往返超过三十华里。他有气喘病，长途步行，一步一喘，有人劝他休息一下，他不肯听，连午餐也没有吃。

1922年8月，黎元洪人京复任总统，想要恢复1917年前的旧国会。他为杭县律师公会起草通电，表示反对，重提当年省区代表会议主张。“不趁此谋根本革新，而反以复旧相号召。窃恐十年以来之纷扰，又将循环再见。为今之计，自以国民制宪为根本办法，同人等以为应照民国九年全浙教育会联合会通电所主张，由各省省议会及各省区农、工、商、学、法、军各界，就其团体内，各举代表一人，择适中地点，开一各省区代表会议，限一个月制定宪法会议组织法，成立宪法会议，限三个月制定宪法。再依宪法，选举国会议员，及行政机关人员。如逾限，均解散另选。……至北京政府，久已政命不出都门。东海（徐世昌）出走，无关轻重。在宪法未制定前，尽可暂组行政委员会，以维持秩序。各省则由当局诸公，无论何党何派，均各竭其能力，励行裁兵及扶植自治。将来选举行政机关人员时，国民自当视其成绩，加以推选。若仍思拥兵自卫，或利用金钱政略，徒苦吾民，于彼个人断无利益……”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他为杭县律师公会起草通电，再度呼吁召开各省区代表会议：“为今之计，惟有速由各省省议会，及各省区农、工、商、学、法、军、政各界，集合推出代表若干人，择适中地点，开一各省区代表会议，解决国事。一面由各省人民自动的主张，有省宪者速实行省宪，无省宪者速制定省宪。庶自治前途，日益发展。而国家基础，乃可确立也。”

他又为浙江各法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国会宪法会议及参众两院，反对贿选总统。“为今之计，诸公唯有一意制宪，克期告成。横逆之来，宁以身殉。侵害诸公，即为侵害宪法，亦即侵害吾民。吾民虽弱，誓与诸公共殉宪法，起扑此獠。”

当时浙江在北洋军阀势力之下，而他先后两电，堂堂正正，痛斥军阀权奸，毫无畏惧之色。1924年11月2日，冯玉祥发动政变，曹锟倒台的消息传来，他正在上海避兵祸，特与亲属一起吃螃蟹以庆贺。

1925年春天，他致电临时执政段祺瑞，请裁各省驻防军。并电卢永祥促成。

1926年5月中旬，他在欢迎法权调查团各国代表时说：“惟敝会同人所认为缺憾者，即各国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以为此种不平等之状况，不速撤除，即国际间之亲善，不能圆满。今幸贵委员诸君，由北京历各省至杭，参观法院与监狱。则敝国竭立改良司法之诚意，当已共见。所有阻碍国际间亲善之领事裁判权，当能一致主张，从速撤去。此则敝国全国人民之心理所同具，而尤为敝会同人所引领期望于贵委员诸君者也。”

1927年，北伐底定江南，一生无意从政的阮性存被国民党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司法厅长。当年11月27日，生平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他已不能动笔，终于停止了日记。此前即使病中不能起床，他还每天在床上放一小桌写日记。遗憾的是，抗战期间，杭州沦陷，日记全部散失。1928年1月21日，他一病不起，终年五十五岁，临终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称他“精研法律，通达治术”。3月12日，他下葬于西湖九里松的石莲亭，地近灵隐，靠近大道，是他生前买下的地基，计划建别墅，因多病且财力不继，一直没有建成，不料成了埋骨之所。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阮毅成撰述：《民国阮荀伯先生性存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护花律师
包天笑

朱斯芾，字榜生，浙江湖州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政科，回国担任农工商部郎中等职。1924年起在上海执律师业。

律师，在旧中国是没有这一种职业的，可说是个舶来品了。在旧中国只有一种叫作讼师（的职业），讼师是什么呢？说他是舞文弄法，包揽词讼，为国家所禁止，为社会所不齿，称之为刀笔吏、恶讼师。律师则大不然，那就是为国家所尊崇，社会所仰仗了。这两者如何去辨别呢？自然是一正一邪、一善一恶了。但我也听民间传诵，一个讼师，与官场恶势力作斗争，出神入化，平反了一个冤狱。我也见近代新闻，一个律师受豪强指使，贪赃枉法，诬害许多良民。那么所谓律师与讼师者，也不过一字之差而已。

话休烦絮，我且谈谈上海的律师界。向来中国人打官司，没有请过律师的，有之则自上海租界始。但最初也只有外国律师，没有中国律师。因为他们洋人与洋人打官司，自有他们外国的法律，非请外国律师不可。但后来华洋交涉频繁，尤其租界里，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交涉也多起来了，渐也有了中国律师。可是凡有大讼案，中国人还是请教外国律师的，惹得他们搭臭架子，乱敲竹杠。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律师渐渐多起来了，提倡司法独立，各大都市也设立了法院。及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会审公廨收回，设立特区地方法院后，那时候到上海来当律师的不足是多于过江之鲫，真似大群的散巢之蜂了。

我是不深明法律的，清代的《大清律例》既不曾看过，民国的《六法全书》也不曾读过。不过身为新闻记者，一些基本的常识，终要知道一点的吧！谁知后来的许多律师，竟连这一点儿常识也没有。凡为律师者，不仅要精通法理，而且也要敷佐文理。这一班律师先生，竟文字也不甚了了，至于外国文，更不必说了，他们本没有资格涉及国际交涉词讼的。为什么造成这一班庸才呢？讲起来也就有种种理由呢。

我在上海认识了不少律师，这也有几种原因：第一，上海的律师是自由职业，不是像有些国家，放出官家面孔，甚（什）么“皇家大律师”等名称。他们也喜与新闻记者亲近，有时也要与报界有所联系。第二，上海的律师，在开业以后先是要有人来请教，但也不能像一个商家那样，登大广告，发宣传品，有失律师身份。于是只有用交际之法，请客宴会，拉拢朋友，我就常常被他们拉去做座上之客了。第三，我为甚么常做座上客呢？原来上海的律师，以江苏省人为多，浙江省人次之，而江苏省中尤以苏州人为多，有的本来是亲戚朋友，现在是律师了，也是常常要找到我的。

我最先所认识的律师，都是有高才卓识的，他们都是从西洋法政大学毕业回来的。日本早稻田一派也不弱，因为他们于中国文学早有了根底的。我早先识得的一位朱斯芾律师，他号榜生，湖州人，年纪在三十岁左右，为人颇潇洒俊逸。他也是世家子，那个时候，中国律师上海还不多呢。不过他开业以来，先把基础打好。什么是基础呢？先要找几家常年主顾如富商大户作为后援。朱榜生便是如此，据我所知，他的同乡南浔张家便是他的长年主顾。平时是法律顾问，每年送他若干钱，如果是一场官司，不论是原告、被告，要他出庭辩护的，也规定律师费为一千元。因为产业多，钱债的纠纷亦随之而起。只要一年有几场官司打，律师的经济就可以无虞了。

朱榜生还有“护花律师”的艳誉，他也是出入花丛的人，上海堂子里叫他朱二少。但是有许多孤苦女娃堕落在风尘中，受尽虐待，得以解脱的，全仗他的法力。先是有不自由的姊妹花，知道他是位名律师，暗暗地乞求他拯救她们于苦海，他也心中颇怜悯之。有一个十五岁雏妓，涕泣向他道：“朱二少！救救我！我的假母（鸨母）强要我给一个五十多岁粗野军官开苞（初次性交），我死也不愿意。”

朱傍生觉得这事不大好办，但也可怜她，想了一想，因说道：“你明天上午，捉一个空，到我事务所里，给你谈谈，或者可能有一个办法。”便把事务所的地址给了她。

明天上午，她去事务所了，朱律师摊开一个记事簿来，便问：“你是哪里人？亲生父母在哪里？怎样到上海来做妓女的？详细地说一说。”那雏妓道：“我是南京人，家在南京，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家里穷得没有饭吃，把我卖出来，有一个专做贩卖人口的老太婆，把我贩卖到上海堂子里来的。”朱律师道：“现在你想怎么样呢？是不是可以回到亲生母那里去呢？“她说：”不！契约订定断绝关系，我也不知道亲生母现在哪里，我是九岁就被卖出来的。“朱律师皱眉道：”你得自己想一想，你出来了怎么样？虽然假母从前虐待你，但是到底有吃有住，最时髦的衣裳给你穿，最珍贵的珠宝给你戴。你要出来以后，一无所有，你能自己独立吗？”

那雏妓只是垂泪不语。朱律师道：“你要坦白地说一说，你的客人中，有没有相爱的人，有可以帮你的人吗？”她涨红了脸道：“有是有一人，他说很喜欢我，很爱我。”朱律师问是谁，她说：“是郑大少，杭州人。他虽然如此说，不知是否真心。”朱律师道：“好！那末（么）三天后，你来听回音。“原来朱二少与郑大少也是老朋友，于是朱榜生约了郑君来，和他商谈一切。他说：“这女孩子，在堂子里还算有志气的，她说你很喜欢她，我已答应她办这事了，但必须你帮忙不可。“郑君问：”怎样帮忙呢？“他说：”简单得很，她是从妓院里一个人光身出来，既无食，又无住，一切她的生活费用，都要你担任，直到案子结束。你是有钱的人，应当不在乎的。“郑君道：”说出来不好听，人家说我包一个妓女。“榜生道：”这是秘密的，我不说出，人家不会知道。“于是郑君允诺而去。

明天，那个雏妓来听回音了，朱律师道：”我和你的郑大少已商量好，明天你就可以出来，住到我一个指定的旅馆里去。但是他们给你的漂亮衣服、珍贵首饰，一概不能带出来，只好穿一身家常衣服。不然，他们可以告你卷逃。到了旅馆里，只要说朱律师定下来的，他们自会招呼你到某一个你一人独居的房间，不要走出来露面。你的饮食、零用等等，也由旅馆里处理，你不必花钱。告诉你，一切都是郑大少出钱给你安排的，可是在这个期间，郑大少不能和你见面，要等你这案子结束后，方可与你相会。听我说话，放心点，去吧!”

且说那个雏妓，这天悄悄地走出了妓院，院中人都没有觉察。及至晚上，叫堂差来了，却不见她。假母大阿嫂骂道：“这几天子阿囡生意好一点，就放荡极了，又是同什么小姊妹看电影去了。”到了深夜，还不见她回来，一夜不归，便疑心她逃走了。暂时又不敢报告捕房，查问审讯，添出许多麻烦，而且于生意上更有许多窒碍。正惶惑间，朱二少的律师信来了，信中说：“你们的小阿囡，投奔到我这里来，说你们虐待她，强迫她和一个不愿意的人睡觉，破坏她的贞操，要求法律起诉。你们来一个人，试行谈判。”

妓院主任（这个名称是上海小报题出来的）大阿嫂见信，大为跳脚，说是：“小阿囡哪里想得出这个主意，一定是那个拆白党恶讼师，把她拐骗去了，我要和他去拼命。”便到朱律师事务所里去大闹，嚷说：“小阿囡是我的女儿，虽然不是亲生的，是用大红帖子写了文契（按：即卖身文契），过继过来，也和亲生的一样。甚（什）么强迫和不愿意的人睡觉，那是我们堂子里‘点大蜡烛’（即‘开苞’，古文中称之为‘梳栊’，日本文中名为‘初夜权’），是光明正大的事，朋友们还要饮酒道贺呢。”朱律师起初只是闷声不响，等她闹过以后，便问她道：“你说用大红帖子写了文契，把她过继过来的，那你出了多少钱呢？”她道：“不是白花花出了八十块大洋吗？你若不信，我可以把文契拿给你看。”朱律师笑笑，又问：“那末（么）这个开苞客人，允许给你多少钱？”她想夸示一番，一想不好，便道：“那还没有讲定妥呢!”

朱律师至此板起面孔来说道：”我是当律师的，依法为人代理诉讼事件。现在明白地对你说，你已犯了两种罪。你说这个小阿囡，是你用了大红帖子写了文契过继过来的，付了他们八十元。告诉你，这个文契，就叫做卖身文契，你说过继作（做）女儿，怎么将她作（做）妓女呢？你这个罪名就叫‘卖良为娼’。你说堂子里‘点大蜡烛’是个光明正大的事，法律上可不像你所说的。一个女人，如果不愿与这个男子奸宿，而强制执行，这便叫做’强奸’。对于未成年的女子奸淫，‘虽和同强’。你的小阿囡还只有十五岁呢，你就是出卖她童贞的人。就这两个罪名，你吃得消吗？关进监狱里就有你的份了。”

那个老太婆急吼吼说道：“哎呀！那是小阿囡答应的呀。请你叫小阿囡出来，我可以问她。“朱律师道：”你威逼她，她只好答应，何以现在又不愿呢？她此刻不能和你见面，我有保护她的责任。“他见这老太婆不敢再倔强，便缓和其辞地说道：”本来我这状子一进去，巡捕房就到你生意上捉人了。不过你的小阿囡还顾怜你，说是不要太难为你，害你坐监牢，吃官司。所以先招你来问问，有可以和解的方法，这官司就可以不打了。“那老太婆道：”朱二少！朱律师！你也是很体谅人的。这小阿囡还是九岁到我那里的，真是一个黄毛丫头，养到了现在，刚刚有些出秀，我的棺材本，就靠在她身上，不想她竟没有良心。”

朱律师道：“你的造孽钱也已赚得不少了，还说什么棺材本吗？现在对你只有两条路：第一，小阿囡是不再和你有甚（什）么母女关系了，也不再到你这个生意上来了，你把这张当年的卖身文契交出来，另立一张脱离关系的字据。第二，要是你不服的话，我们就起诉，听候法官如何判断了。你或者和人要商量一下，三天内听你回音。“那个妓院主任，只得悻悻然去了。

朱榜生那天招来了郑大少，说道：“这事可以解决了，但小阿囡如何处置之法，是你的责任。再有，那个假母是用八十块钱把她买来的，养了她也有五六年了，刚刚出道，这回是做了蚀本生意。我想点缀她一下，给她四百元，收回卖身文契。我们都是吃花酒的朋友，不要做得太绝。不过这四百块钱我要派你出，你大少爷不在乎此，我的律师费，已经为你们牺牲了。“郑大少只得答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这个雏妓终究是嫁了郑大少爷去。此事结束以后，为朋辈所传闻，都说朱律师办得好，办得痛快。传及花界姊妹中，都说我们要跳出火坑，除非找朱二少，他是我们救星。因此如法炮制的又有数起，于是“护花律师”之名大震于花间。

（选自包天笑著：《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法庭上的吴凯声
吴凯声口述吴立岚林淇编撰

吴凯声（1900—1997），号丹农，江苏宜兴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赴法留学，1924年获里昂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归国，在上海为开业律师。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后转任外交部、中央银行法律顾问，仍在上海执行律师事务。1929年8月任驻瑞士使馆代办，全权公使。1930年回国，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并执行律师事务。因1939年后在汪伪政府担任过外交部次长等职，曾被判刑。著有《我国不平等条约》《国际法概论》等。

新大明轮惨案

在吴凯声执律师业所经手之千余案件中，死人之多，情节之惨酷，莫过于新大明轮沉没一案。

……新大明轮是本市一家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货轮，经常往返于上海与南通之间的航线上。1926年夏季的某天，该轮自上海港口启航，驶出不久，即在长江口附近沉没。其沉没原因有二：一、六、七月间正值台风肆虐的季节，该轮一驶出长江口即遭台风袭击；二、船东贪心，来客来货多多益善，以致该轮客货满溢，大大超量。该轮沉没，罹难者多达三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百姓），三百生灵死于非命，惨酷竟一至于此。还有其他因素：新大明轮上几乎全无救生设备，救生圈只有几个，小划子没有一只；台风狂暴之时，大小轮船多数龟缩港内，躲避这位凶残的“夏日来客”，江面海上行驶的船只稀少，因此茫茫大海，呼救而不得；遇险之际，事发之后，轮船公司均未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予以抢救。

惨剧发生后，当年上海各家大小报刊几乎每日长篇累牍刊载消息，报道情况。上海市民争相传闻；街头巷尾，茶楼酒馆，议论纷纷。一时轰动沪上，成了一大新闻。

偌大的惨案，三百多条人命！噩耗传来，死难者的家属呼天抢地轰上门去要向船主讨还这笔血债！老板缩进头去，卸下肩胛，把个善后工作甩掉不管，躲“债”去了。诉之政府，望政府为民“索命”，可是堂堂衙门八字开，穷苦百姓没人睬，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在此上天入地无路、控诉无门的情况下，有些家属经人指点，来到了吴凯声律师事务所，恳请做主。吴凯声无限同情这辈苦难人，愿为请命，接下此案。

吴凯声接受后，第一件事就是在上海各大报纸上登出一则重要启事，通告全体死难者家属来律师事务所登记姓名。他这样做，目的是要成立“新大明轮沉没惨案家属联合会”，然后以律师身份，代表死难家属，向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提诉讼，追究新大明轮船主民、刑事责任。

启事一刊出，死难家属来律师事务所登记者络绎不绝。孤儿寡妇，病妪弱翁，携扶而至，号哭之声震屋宇，痛苦之状不忍睹。

家属联合会一成立，吴凯声立即向会审公廨起诉控告新大明轮船主。不意，会审公廨因该轮出事地点在长江江面，不属公共租界当局管辖范围，宣告不予受理。吴凯声乃直接与轮船公司资方打交道。经连续数月之频繁交涉，结果轮船公司拿出了一笔小小的抚恤金（当年没有保险业），金额殊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此时，该轮船公司因损失惨重，也已宣告破产倒闭，油尽灯熄，确亦无力善后。不怕凶，只怕穷，干抹布里挤不出水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即使教他去吃官司，尝铁窗风味，也只能泄恨，而无补于纡难。现在要紧的是善后，要的是钱！于是吴凯声转而向政府呼吁，可任你喊破喉咙，这个“庞然大物”依然故我，装死不醒，眼睛也不睁开来对你看一看。轮船公司如此，政府又复如此，吴凯声精疲力竭了。但由于他的登载启事、大力呼吁等一连串活动，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启导了善良人的心。法租界工商界著名人士、大华通讯社社长童理璋出面邀集社会知名人士帮助办理救济事宜。虽因死难家属人众，捐款之数微薄，僧多粥少，远不能周全，但一臂之助，也是不无小补。此案到此也就只能未了似已了、已了却未了地不了了之了。

吴凯声在此案中，烽火三月，车马风尘，连日奔波不歇，尽心尽瘁。除此，他垫付了（等于送掉）诉讼费等一切费用，数目是不小的，而其中贴去的车马费还不在内呢。他尽了一名律师的神圣的天职。

钟志刚案

钟志刚是来沪读书的一名浙东籍青年学生。1927年的某日，他路过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看到一个英国三道头（租界巡捕中的小队长、小头头，上衣袖口上有三道约二寸左右长的白色条子，故称）正手执警棍，殴打一名黄包车夫。那车夫已被打得头破血流，跪地求饶了，可是这英国佬仍不放过，还狠狠地用脚踢他。钟志刚见我同胞遭毒打，怒从心头起，毅然挺身而出，上前抱打不平，对着那英国佬喝道：“你竟敢这样欺侮我们中国人！住手！再打，我就揍你!”那英国佬平时在中国人头上撒尿拉屎惯的，所向无阻拦，未逢对抗者，今见钟志刚向他厉声吆喝，陡地圆睁碧眼，狞笑一声，大串粗话连珠炮似的喷出口来，一边脚踢更加拳击，打得黄包车夫仰面倒在地上。钟志刚血气上涌，哪里再忍受得住！跑上去对着英国佬就是一记耳光。英国佬一呆，还未反应过来，却早又收到钟志刚左右开弓送来的两拳头，英国佬此时惊魂初定，才认出了拳头的来向。堂堂英国人吃中国人拳头，那还了得？！立时气急败坏，白脸红涨，怒吼起来。当他举起警棍正要扑将过来的时候，左右一看，见一群围观的华人正对他竖眉暴目而视。他立刻乖巧地缩住身子，拿起警笛，鼓足一口气，拼命吹了起来。不片刻，华籍警察、红头阿三（印度籍巡捕，大多是锡克族人，身躯高大，头缠布，面黝黑）跑来了一大批。他们俯首听命于三道头，三道头一番指手画脚，他们不管青红皂白，将钟志刚抓走了。周围群众奈何不得，过来对被置之不顾的受伤的黄包车夫抚慰了几句话后，唉声叹气而散。钟志刚在英巡捕房被关押了一天，次日即移送外白渡桥新衙门，即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并以妨碍公务罪和殴伤巡捕罪被起诉。

钟志刚是只身来沪求学的，家人不在上海，因此这个尚未成年的大孩子孤立无援，没有人替他出场、做主，帮助他周旋、打点，现在羊落虎口，只能听天由命，任凭高鼻子洋人斩了。

会审公廨初级法庭开庭了，钟志刚被提到堂上。一大把年纪的大法官对着尚未满法定年龄的小青年吆五喝六，厉声盘问，他双眼逼视钟志刚，喝道：“你为什么要打三道头巡捕？”钟志刚正气凛然，全无惧色，用手一指站在一旁的三道头，理直气壮道：“因为他欺侮我们中国人，我看到自己的同胞受辱挨毒打，才去打他的。”旁边的三道头露出了狰狞得意的笑容，想正要你姓钟的承认这个“打”字，你这“打”字一出口，我这批颊之仇就可报了。大法官既得口供，即行宣布退庭，于是审讯到此结束。不久，开了二庭，哪知如此小小一案，钟志刚竟被当庭宣判三年徒刑。英人欺压华人，其横蛮霸道一至于此！

消息到浙东，钟志刚父母得讯，面对这飞来横祸，急得脸孔转色，六神无主。亲友闻悉，咸来询问，安慰之余，代出主意，于是两老赶到上海直奔吴凯声法律事务所，眼泪汪汪，恳求代子上诉。那时会审公廨有规定，被告人不服第一次审判，可在十天内提出上诉。吴凯声听完钟氏夫妇一番陈述，愿为不平鸣，当即一口答应，接下了此案，并立即代钟志刚写了一份上诉书送去会审公廨，没有几天，上诉法庭宣布开庭，吴凯声律师来到庭上。

吴凯声首先郑重声明说：“钟志刚无罪，不应受判刑之处分。钟志刚当时阻止英籍三道头毒打同胞为无可指责之正义行为。至于所谓钟志刚殴打该英籍三道头一节，未闻留下任何伤痕，且仅有捕房巡捕作证是不足为据的。”接着，他调过头来，说道：“真正应负法律责任者是该三道头，他无故毒打中国黄包车夫，这不仅触犯中国法律，同时也触犯英国的法律，这是犯罪行为，此点，请书记官记录下来。该英籍三道头之胡作非为，现有很多在场的人可作证明（吴凯声已将受伤的黄包车夫和当时一些目睹的过路人找来并带至庭上）。现在，我代表被害人（受伤的黄包车夫）及其家属，向本庭起诉。”

吴凯声发言毕，即向庭上提出要求，允许直接向钟志刚问话。庭长表示同意，于是他转身过来面对钟志刚，发问道：”钟志刚，你是否打过英国三道头巡捕？“不问、“为什么要打”（初级法庭上那个大法官就是这样问的），而问“是否打过”，这里有大进出，前者，回答必是打的理由，逃不了个打，后者，回答可在打与不打两者间选择。钟志刚有勇亦有智，既胆量大也伶俐得很，他听了吴凯声刚才的声明，早已心领神会，现见问，马上答了上来：“没有，我只是举拳头，并未动手打他。“紧接着，他讲了一句没有精神病的人都得相信的话：“我年纪小，个头也小，三道头巡捕是大人，个子又高大，还是个英国人，我怎么敢也怎么会去打他呢？”随即吴凯声另又问道：“英籍三道头毒打那个黄包车夫，你是否亲眼看到？”钟志刚答道：“我亲眼看到。三道头巡捕对那个黄包车夫用警棍猛打，用脚乱踢，打出了血，打成了伤。”吴再问：“英籍三道头毒打黄包车夫，后来又怎样？”钟答：“我看到黄包车夫跪地求饶，但三道头巡捕还不罢手，将他踢倒在地上。后来，他们将这个受伤的黄包车夫丢在一旁，没有送去医院治疗，反而把我抓进捕房关了起来。”

吴凯声问毕，又转向庭上：“所谓英籍三道头被钟志刚打伤一事，请问有无医生验伤单？”庭长心里一震，想案卷上好像没有这东西。他迅疾利索而又仔细地将案卷查看了一下，果然遍找无着。缺此主物，奈何？面对大庭广众，不能不回答吴凯声，于是无可奈何道：“没有医生证明。”吴凯声随即要求庭上问钟志刚刚才所述各节确实否，有无补充。庭长遂问了钟志刚，钟回答说：“我以上所讲，句句真话。”于是庭上请被告律师吴凯声发表意见。吴凯声当堂慷慨陈词：“巡捕在任何场所，都应遵守法纪。该英籍三道头，玩忽职守，殴伤车夫，显系触犯刑法之行为；行凶后对伤者不作任何善后救护医治等处理，更违背人道；后转移目标，嫁罪于钟志刚，尤为恶劣。大英帝国乃法治之国，本律师要求法庭将该英籍三道头立即送英国上海按察司惩办。”说到这里，吴凯声清一清喉咙，激昂道：“至于钟志刚，所谓殴打该英籍三道头事，既无物证，也无合法之人证，不能成立。何况，钟志刚是一尚未成年之少年，按法律不能处刑。为此，我要求法庭宣告被告钟志刚无罪!”

吴凯声陈词后，庭上中国籍陪审官关炯之和意大利籍陪审官某君即宣布暂行休庭。不一会，合议毕，这些法官手挟案卷，鱼贯而出，重又高坐大堂。一声宣布继续开庭，庭长站起，当庭谕知，宣告钟志刚无罪。并另又宣布：”关于英籍三道头某某殴打黄包车夫一案，本庭无权受理，着即移送有关法院另行处理。”

……

钟志刚恢复自由后，念念不忘吴凯声，几十年来常在友人中提起这位大恩人，而每当谈到这段险陷铁牢的故事时，若有余悸，必喟然叹曰：“当年如果关进提篮桥，也许早就死在狱中了！或者……”

……

陈延年案

1927年6月1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陈延年被捕后的某天晚上，有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来到一个叫刘方岳的家中，自称是陈延年的妻子，告诉了陈延年被捕的经过情况，请求刘看在朋友的情分上，设法营救陈出狱。当年，陈延年、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时，刘方岳通过不同途径也到法国留学，故他与陈延年他们都成了朋友。现在，他听毕这位陌生妇女的叙述后，处于白色恐怖下，怕上当受骗，不敢贸然应诺，便婉言推，辞送走了她。不意，翌日晨他收到一封信，要求他尽力搭救陈延年出狱，信无署名，但从这封“匿名信”的笔迹看可以确证信是王若飞所写。刘方岳与王若飞是同乡又是同学，两人感情深厚。当时刘在贵州名绅王从素开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德胜棉花店当经理。……既好友相托，当尽力其事，刘搜遍枯肠，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吴凯声。上海四马路胡家宅巡捕房附近有爿老茶馆叫松岚阁。吴凯声办案之暇，有时也会到此偷闲喝上一壶清茶。而刘方岳因这里与德胜棉花店仅一箭之遥，就近消遣，故是阁中常客。由此，吴、刘曾好几次在此相遇，有时同桌而饮，一言一语，搭起话来。茶逢知己，同样千杯嫌少，说得投机，成了好友。刘方岳想吴凯声非但是第一个能在会审公廨出庭辩护的中国籍律师，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地区律师声望也很高，巡捕房、警察局、法院这些去处，走得进，出得来，说得上话，而且也适合在各种场合进行斡旋，请他出来营救陈延年是再好不过的了，是必定能成功的，于是登门相邀，请到松岚阁吃茶，将一情一节和盘托出，并恳请鼎力相助。吴凯声与刘方岳相交往后，因刘常与王若飞等在一起，吴与王若飞、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也碰过面，所以吴与陈延年有一面之交。陈延年是陈独秀之子，是共产党人，是重要的革命领导者。由于这两层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后者，吴凯声慨然允诺，一口同意接办此案。

当天，吴凯声即出动自己律师事务所里全体人员到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去探摸情况。他们中有人在闸北区警察局的预审档案里看到了一份材料，上面说：“一自称陈友生者，皮肤粗黑，身穿短衣，裤脚扎有草绳，很像是干粗活的人，彼云是房东家烧饭师傅，警察局抓错人了。”吴凯声因见过陈，据此并再综合了其他方面汇集来的材料，确认了这个自称陈友生的即是陈延年，并断定其尚未暴露身份。他立即将这消息告知刘方岳。因其他查来的材料的案情记录中录有陈延年被军警包围时拿起桌椅搏斗，击伤两军警等情事。而据悉军警因陈“凶狠”，要给陈吃点苦头，以泄此恨，因此一时还放不了人。所以吴凯声又告诉了刘方岳这个情况，并说已向巡官塞了点钱，估计过一些日子会放人，教其安心等待好了。吴凯声果然有道，一时都已打听明白安排妥帖，刘方岳敬佩之余感谢不迭。

吴凯声知道这是件急案，急案当速办，如果时间拖长，露出马脚，立将危及陈延年生命。为此，他委托郑毓秀大律师（吴凯声与她虽已在法律界分手彼此各自为政，但还保持着朋友关系）直接去向闸北区警察局长疏通关节放人。郑毓秀与闸北区警察局局长是广东同乡，这个局长对她十分钦佩，所以吴凯声认为她出面转圜讲句话有力量，定可成事。

吴凯声非但从内里进行营救，还在外界从事活动。当年，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叫杨虎，国民党市党部秘书长叫陈群，上海一时成了“虎群世界”，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然而，吴凯声无所畏惧，为了从侧面起到些推助作用，他在各种交际场合有意放出话去，说国民党要得民心，必须释放无辜被捕的人。

一日，刘方岳突然又来找吴凯声，并约去松岚阁吃茶。吃茶是假，密谈是真。刘告诉吴，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山路有一家俄国银行，该行日前汇给他一张一万银元的汇票。刘说他与这家银行素无商业关系，与俄国人更不相识，此时此地，这笔巨款来得奇怪，因此，十有八九可以肯定汇来的是一笔救陈延年的费用。现在，为救陈而需要用的钱有了，还望您吴大律师尽力。吴凯声连连颌首答应，教他放心便是。

哪里料得到，吴凯声的赤诚相助，周密筹谋，辛苦奔走和刘方岳的努力以及那万元巨款，后来都给吴稚晖的一封信搞成了一堆灰烬。7月5日，《申报》刊登出了一封吴稚晖给杨虎的信，编者拟的题目是“铲除共党巨憝”，信里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原来，在刘、吴全力策划营救陈延年的同时，另外也有一条营救之线在秘密地作同样的努力。陈延年被捕后，与陈独秀是世交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心急如焚。这时恰巧胡适从东京来上海，亚东曾替胡出版过《胡适文存》一书。汪就借了这点关系，上门去恳求胡设法营救陈延年出狱，胡满口答应了。陈延年被捕后，国民党军警认不得他，陈本人也未露身份，遗憾的是汪不知就里，恳托胡营救时，说出了陈延年这真名真姓，于是坏了大事。胡适当夜就写了封信给他的老友吴稚晖请其相助。胡适想陈延年是吴稚晖出面资助、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吴陈间总有一般的师生情谊，只要这位国民党元老向蒋介石说说情，再担保一下，事情就成了。……

杨虎初还不知已抓到陈延年，吴函向他告了密，不禁大喜。其时杨虎先已抓获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韩步先，韩在辱刑拷打下叛变了，并供出烧饭师傅即是陈延年。于是，杨虎严令手下对烧饭师傅用大刑侍候，要其现出原形来。烧饭师傅在重刑下被打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但是敌人始终未能从他的牙缝里逼出“陈延年”三字来。可是，不承认也没有用了，韩步先的供，吴稚晖的信，你不承认，他们吃准了，硬认你了。

吴凯声读到7月5日《申报》上登载的吴稚晖给杨虎的信后，至为惊诧，知道事情不妙。乃立即约同郑毓秀驱车去闸北警察局，他想作最后的努力，以非常手段，采取紧急措施，借郑与该局局长的乡谊关系，利用其友情，再许以巨金，立时带走烧饭师傅，然后让其一飞了之。不料，两人扑了个空，烧饭师傅已被先一步押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去了。

正当吴凯声双眉紧蹙，研究怎样来应付这变化了的局面时，忽然，刘方岳急匆匆赶来吴府。刘一言末发，拉了吴说吃茶去，于是两人又来到松岚阁。刘对吴说，《申报》上那封信，他已读了，而正当他为此急得不知所措时，那位自称是陈延年妻子的妇女又来找他了，并亲手交给他现洋五百元，指明要将此款转交您吴凯声律师，作为替政治犯陈延年辩护的紧急追加费。告诉了这事后，刘恳切请求吴担任陈延年辩护律师，救出这年轻的革命志士。当这个辩护律师，要冒极大风险，非大义大勇大智者不办，故刘有此请。吴凯声出于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出于实行以法治国的强烈愿望，出于律师的神圣职责，出于对革命青年的敬佩和热爱，毅然决然挺身而出担当起了这个重任。

7月底的某天，上海国民党军事法庭开审陈延年。吴凯声通过特殊关系，出庭辩护。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力辩达一小时之久。可是他的铁硬的辩词抵不上当局一纸指令。以法治国，空话一句而已，陈延年被硬判了一个死刑，而且连上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判刑的第二天他即遭秘密枪决于龙华刑场，壮烈牺牲了。

营救廖承志、陈赓等

1933年3月底的某天晚上，杨杏佛突然来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2号吴凯声寓所。

杨杏佛中等身材，略见瘦小，脸上有些小麻皮，貌虽不惊人，却慷慨大度，豪气风发。他曾任孙中山秘书，1932年，他与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推举担任

总干事之职。吴凯声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是同盟的法律顾问。今晚，杨是奉了宋庆龄、蔡元培两位同盟主席和何香凝之命前来的。他告诉吴，何香凝之子廖承志28日突遭秘密逮捕，一起逮捕的还有罗登贤、余文化两人，现关押在老闸捕房。他随即讲了廖等详情。吴说日前已在报上见此消息，正替廖夫人担忧呢！杨郑重道：“我受廖夫人、孙夫人、蔡元培先生的委托，特聘您为辩护律师，出面营救廖公子等三人。”说时，非常激动，又十分诚恳。吴当即允诺，并慨然答道：“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是我们同盟之光荣职责，过去，同盟也多次这样做了。我是同盟法律顾问，营救廖公子等人，义不容辞!”接着，杨又告诉吴，另外还有两位爱国人士，是一对兄妹，哥哥叫陈赓（时名陈广），妹妹叫陈淑英，24日已先遭公共租界逮捕，将与廖等同庭受审，并随即又讲了陈氏兄妹的详情，同时也要求吴担任辩护律师一职并大力营救之，吴亦一口答应了。杨见吴慨然接受，十分欣慰。接着郑重说道，廖、陈等人一旦被押解南京而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将有生命危险，故此案危急而又艰重。所以他们考虑再三，认为您吴凯声曾任驻欧使节，国内外颇有名声，又是上海名律师，足可负此重任，才以之相托。但南京当局肯定不会对这些爱国青年给予宽大，因而办案压力甚大，这要多多为难您这位大律师了。吴凯声激昂道，国民党镇压爱国青年手段残酷，谁不愤慨？！他不计个人得失，置安危于度外，决意全力以赴，杨听后更觉放了心。于是两人一起分析案情，商量对策，密谈至深夜，杨才离去。

……

廖承志被捕案一经报载，消息传到千家万户，沪上哗然，全国关注。老闸捕房乃不得不把此案交付江苏省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公开审理。何香凝得到通知，即与杨杏佛——他是得悉廖承志被捕消息后首先赶来慰问，嗣又奉宋庆龄、蔡元培之托着手营救工作的人——商议聘请律师事。后经研究，决定敦请吴凯声任辩护律师，出面营救。……

吴凯声接受使命后，立刻动员自己事务所里的几位帮辩律师，组成辩护律师团。因为营救的有五人，所以还作了分工，吴凯声本人和马常担任廖承志及陈赓兄妹的辩护律师，蔡晓白、陈炳煜等担任罗登贤、余文化的辩护律师。接着，吴凯声到老闸捕房看望了廖承志和陈赓，他向廖作了自我介绍。廖早闻吴凯声大名，并知道他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法律顾问，又是母亲的朋友，也清楚他是一位一向支持革命的进步民主人士，再加经吴本人说明得知此番他是受母亲和宋庆龄、杨杏佛等恳托前来担任辩护律师的，才十分信任地将一切情况详细讲了。两人随即对案子作了一番商议，最后，廖签署了委托书交给吴凯声。接着，吴会见了陈赓。他告知陈他是律师，此番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委托，出庭为陈氏兄妹辩护，他定当依法保障民权、伸张正义，他请陈放心。陈听了很高兴，表示了谢意。他又要略地问了陈被捕的原因、地点和时间等，陈一一具答之。

陈赓是1927年8月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在南下广东的进军途中，他左腿受了重伤，辗转来上海就医，伤愈后，留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自1928年至1931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他为保卫党中央英勇地与敌人展开了隐蔽的斗争。1931年离沪赴中央苏区。1932年在作战中又负重伤，再次来沪治疗。因叛徒张阿林告密才与妹妹一起被捕。

吴凯声问毕，也请陈签署了委托书，随即离去。之后，他又与何香凝、杨杏佛等一起作了最后一次密谈，并作了一些准备。一切就绪，就等开庭了。

3月31日下午二时，四川北路高二分院正式开庭。今天，法庭内外，密布包探、英国巡捕、司法警、便衣特务，戒备森严，气氛肃杀。法庭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旁听席上人最多，约百余人，坐着廖承志亲属、各界代表以及关心此案的群众。座客中有一人吸引了全场人士的目光，他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一代大诗人柳亚子先生。他带着女儿柳无非也坐在旁听席上。他是廖承志父母的挚友，现在正为营救这位廖世侄而奔走着呢。记者席上也是济济一群。另有些译员也各有座位。还有证人席和上海市警察总局代表席，也是席席无空座。

二时正，法庭工作人员一声开庭，顷刻全体起立，场内声息渐歇，一时肃静。只见那边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陈赓和陈淑英等五人由法警押着走进法庭，在审判台前栅栏里站立。几乎是同时，庭长带同诸法官从法庭背后转出，鱼贯走上审判台站定。庭长宣布审判开始，即与法官等坐下。台下众人也纷纷归坐。

此时审判台上端坐五位大人。正中的一位即是庭长，名叫郁华（一代文人郁达夫的长兄）。他身穿绛色宽大长袍（像和尚穿的袍套），袍上饰有两长条金色阔缎带。他左边一陪审推事，右边亦一陪审推事。右边的名叫赵钲堂。两推事服饰与庭长同。再向左是检察官，名叫张隽青，穿鹅黄色宽大长袍，也饰有金色带。再向右是一书记官，穿天蓝色宽大长袍。五人都戴法冠（像和尚帽），冠上饰有一青天白日帽徽。这五人，穿了这服饰，望去既感庄严肃穆，却又觉滑稽可笑。这是因为：这种服饰是舶来品，欧洲接种过来的，而他们欧洲是从古代、中世纪相传演化来的，古色古香，像古典戏装；且这东西又很像我们城隍庙里菩萨老爷身上所穿戴之物，再说，也有点像寿衣之类。

背对审判台，在被告栅栏后面，有一排桌椅。那里坐着诸位律师。他们身穿镶白缎阔带的黑色宽大长袍。黑袍白带，用意明确、深刻，叫你当律师的要依法判断，公正无私，务必黑白分明，不可混淆是非。此刻吴凯声正神态安详、聚精会神地正襟危坐其间。

审判一开始，郁华传呼被告，第一个就叫到陈赓。他问过陈赓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和职业后，脸容严肃而又声气细缓道：“你是不是江西共产党第十四军军长？”

陈赓体魄魁梧，气宇轩昂，黄黑色长方脸上一丛络腮胡子，两条浓眉下一双闪亮的凹陷的大眼睛，红唇上端一个长得笔挺的高鼻子，穿一件破旧蓝色中山装，裤脚管卷到高过膝盖，赤脚套一双旧皮鞋。他昂首挺立在那里，望去神态威武、安详，俨然一俊彦青年。当敷衍过郁华一串套话后，见问是不是共军军长，心里一震，但立刻镇静下来，淡淡一笑道：“我不知什么军长不军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而已。”

郁华严肃道：“你此来上海图谋推翻国民政府，你必须老实供认。”

陈赓一扬浓眉，直视台上，大声道：“我同妹妹陈淑英是来上海治病的，从来没有任何越轨行为。你们无证无据非法逮捕我们，严重侵犯人权，必须将我们立即释放!”说到这里，他借法庭作讲台，大谈抗日道理，并痛斥政府弃守东三省，致使东北百姓在水深火热中受尽煎熬，饱尝亡国奴之苦，且造成今日东北农业萧条、工厂倒闭、商店关门，无数人流亡关内、无处为生的惨状。他还大骂国民党残害爱国青年，斫丧民气，逮捕无辜，贻笑国际。他越说越激昂，说到最后大喊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一番慷慨陈词，变口供为控诉，震动了整个法庭。台上法官、台下国民党代表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而旁听席上却是人人激愤，群情沸然。

郁华见此情势，大感不妙，赶紧收场，对着陈赓厉声道：“你不要宣传共产主义，政府自有外交方针。至于你是否犯罪，法律自有定论。”宣传抗日，宣传爱国，就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当时国民党的逻辑。人们对此不能不嗤之以鼻！

此刻，吴凯声起立辩护。他首先指出公共租界捕房在陈赓兄妹住所并未搜查到任何犯罪证据；其次，陈赓是为治病来上海的，作为一个公民应受到法律保护；再次，现在青年都很爱国，爱国无罪！陈赓或有过激爱国言论，亦何罪之有？！有人即以此告密官方，陷害爱国志士，其目的在领得赏金，此种行为损害国家、民族，殊属可耻！最后，他大声疾呼：“当今许多爱国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投身救亡运动而被拘禁，受私刑、遭杀戮，此大伤国家元气，有害民族前途，言之痛心！这种事当立予制止，不容再次发生。法庭应维护司法独立精神，不受外来干预，公断行事。再说无陈赓犯罪证据，法庭不可根据那些挟嫌报复者空言人以罪而定人以罪。所以，今天法庭应依法将被告当庭释放！”

吴凯声在辩护的时候，挺立在那里的陈赓不时朝他含笑点头，以示赞许、钦佩之意。

五十年后，1982年的10月里，当时已是八十多岁老人的吴凯声去杭州休养，借宿于杭州师范学院。偶然的机会，与该校文学系主任汤树森教授相识。谈话中，说起了这段往事。汤教授忽有所悟，说他当年曾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陈赓将军任该校校长，是他的老师，“记得陈赓将军在某次大会上作报告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三十年代初，上海有一大名鼎鼎的律师，身为国民党员，却能维护正义，为共产党员辩护，他的行动震惊中外人士，他的余音至今犹在耳际。我对此人在反动派法庭上不畏强暴，气正词严地斥责国民党，实在敬佩。’我常想，今后如能见到此人，定当求教，甘拜为师。想不到这位上海的大名鼎鼎的律师就是您吴老先生，真是有幸相识。”说到这里，他不胜感慨，喟叹道，“可惜陈赓老师早已去世多年，否则他要知道您还健在的话，一定会亲自登门拜访的。”

郁华一俟吴凯声辩护毕，立即关照带过陈赓，传呼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三人上前。他又照例问了诸如姓名、年龄之类的套话，然后让一个名叫甘镜的捕房律师第一个先出来讲话，甘镜一开口就说廖承志等三人都是共党分子，他们危害民国，应即解往南京依法予以制裁。他斩钉截铁，一番话就把三人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还特地举出下列两件事以证明廖承志的口供是假的。第一件事是廖承志并不住在母亲何香凝处。他说廖承志供说自己住在母亲何香凝处，但探问何香凝，廖承志住在何室时，何答以不知。他说岂有母亲不知儿子在家住于何室之理？可见廖并不住母亲处，而是在外从事秘密活动。原来，28日夜，五个中西捕探带廖承志去辣斐坊找“伙计”不着回来后，觉得事情蹊跷不对头，经内外一调查，才弄清楚上了小伙子的当。于是又赶赴何家查察。一捕探问何香凝廖承志住何室时，因这一着母子事先都未料想到，以致何支吾其词，一时无法对答，才留下了这个大漏洞。甘镜所举的第二件事是五福弄九号没有茶商欧阳纯其人。甘镜说据五福弄九号二房东称，租他房子的是余文化，不是什么做茶叶生意的欧阳纯，他那里没有住过叫欧阳纯的，他不认识这个人。

甘镜抛出这两个“重磅炸弹”后，接着，上海警察总局法律顾问詹纪凤律师又对廖案的严重性论述了一番。不过，詹不得不拖了一句：“廖君是先烈廖仲恺先生之子，论理似不至有反动行为。”正在这形势对廖等三人已很不利的当口，突然叛徒王其良出现在法庭上，他先亮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当堂作证，一口咬定廖等三人是共产党员。这个人证，胜过铁山。甘镜、詹纪凤、王其良这三个人的话语、证词，犹如三支毒箭，箭箭致人死命！顿时，堂上气氛立见紧张，情势危急！

此刻，终于轮到被告辩护律师发言了。吴凯声霍地站了起来。他首先以恳切的语气、沉重的声调，说了这样几句话：“廖公子是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被捕后其母何委员思念心切，以致旧疾复发，昨已昏迷一次，今仍卧床，忍泣以对。党国有殊勋之人，而其后嗣竟遭此牵累，能不痛心？!”他这几句话立即转变了堂上的气氛。人们顿时露出了同情、怜惜的目光和脸色。吴凯声这番言语既是有感而发，也是为这个目的而发的。

紧接着，他当庭驳斥了王其良这个可恶的叛徒，他说：“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公子有私怨，所以诬告廖公子等是共党。王其良空口无凭，哪里可以作证？只有拿出十足证据，才能让人信服！否则，这个作证，不能成立！”吴凯声预料到王其良会出庭作证，这是敌方的一颗原子弹，所以他事先早已作了准备，他开头几句像题外也似题内的话若是为了转变气氛，如今一涉及案子本身，就抓住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点先发，扳倒叛徒，搬掉铁山，这样，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下去了。

随即，他拿出何香凝当天上午在病榻上写就的一封亲笔信，当众宣读起来：

敬启者：小儿承志，被捕拘押，香凝本拟到钧院就居住、买茶及给伊银洋各点有所陈达。惟因宿疾复发，不克离床，故作书面证明。

一、小儿承志，自欧回国，即住舍间。日前捕房人员到舍调查，香凝因刺激过甚，未能明白答复（这里总算把那个大漏洞勉强补了一下）。

二、因我国东北军为国家求生存，血战日寇，饮食甚苦，故令承志往欧阳君处商议如何运去茶叶，以壮士气。

三、香凝曾给银洋与小儿，以资抗日。惟小儿生性慷慨，或借友人。

总之，予与廖先生为国奋斗，其目的在求民族国家之生存。香凝甚愿小儿一本此志，为国报效。此次被捕，盼钧院秉公办理。因病草此。谨呈钧鉴。

何香凝三月卅一日

吴凯声一字一句读毕何香凝信后，又逐条加以说明。末了，概括一句：“廖承志确是奉母命为东北军采购茶叶，所谓共党嫌疑，并不存在。”接着，他继续说道，“由此看来，廖承志无任何犯罪行为。再说，即使被告真是共党，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为法律所允许，不能因之即欲科罪。”发言到这里，他下了结论：“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经确证始可定罪。被告逮捕至今，已经三天，法庭并未查到任何证据，因此，应立即将其释放!”

吴凯声慷慨陈词，一席话讲了一个多小时。法庭气氛转向有利于廖承志。

万万没有料到，此刻半路里忽又杀出一个证人来——张汉卿，他原本是个党内职务很高的中共党员，后来被捕后，软了骨头，叛变了。他作证道：“罗登贤我认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派往满洲的代表。余文化亦是中共党员，我去年二月与他相识。廖承志是去年五月回国的，任中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我去年就在上海见到他。他不是什么‘两星期前才回来’的。”

头头是道，言之凿凿，面对这个叛贼，三人没有慌张只有恼恨。当郁华问三人张汉卿的话是否属实时，罗登贤第一个出来回答：“我曾在日本纱厂做过工，生平少读书，不知共党是什么。我从不认识张某。我确实去过满洲，那只是当义勇军，抗日杀敌，这有什么错？!”罗登贤简捷明了，几句话，就把张叛徒的“真货”彻底否定了。不知共党为何物，哪里会当什么政治局委员呢？而指为派往满洲的代表，就更无从说起了！接着，余文化回答说：“我坐牢到去年七月才获释，而这位张某说他去年二月与我相识，真是天大的笑话!”余文化冷冷一句话将那个叛徒打得简直气昏。一在牢墙内，一在牢墙外，如何做得朋友？这话谁也不能不信啊！廖承志一旁听得精神振奋，高声答话道：“我从不认识这个姓张的。张某等人都是一派胡言乱语，凭空瞎说。他们在诬告，在陷害人！我个人并不以父母的光荣而希望给我优待，我根本无罪，应立即无条件释放!”

敌人手里除了王其良、张汉卿两张“王牌”外，再也抛不出什么证人来了。而且就是这两个证人现在也被驳斥得站不稳了。他们苦就苦在手里没有硬邦邦的物证，而单凭证人空口无凭随嘴说说，是定不了被告罪的。于是，法庭陷入僵持状态，局面尴尬，进退狼狈。到此，郁庭长不得不宣布休庭，退到后室去了。在后室，他与赵钲堂推事、张隽青检察官商议了一会。片刻后，他们又转到前台。郁庭长当众宣布：“现决定将陈赓、陈淑英、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五犯移交上海警察总局。”原来，他们商量下来觉得此案棘手难办，还是把这件湿布衫套到别人身上去算了。

一声宣告，法庭散场，陈赓、廖承志等五人立即被押上一辆红色汽车。吴凯声听到宣布，立刻离庭，跳上了自备黑色轿车，轿车内除了司机外，还有他的私人保镖赵志和。红色汽车一声喇叭，急驶而去。吴凯声看在眼里，关照司机紧紧跟上。本来，从四川北路高二分院到南市的上海警察总局，应朝南走，可能是红色汽车早已发觉了黑色轿车，才有意向北朝虹口方向驶去，又从虹口转向南面，过外白渡桥，奔十六铺，开到南市，直驶上海警察总局。黑色小轿车轻巧便捷，红色汽车如何逃得脱它的跟踪。红色汽车前轮才滚进总局大门口，黑色轿车后屁股早已跟了上来。

吴凯声为什么要盯到这里来呢？原来，他怕总局将陈赓、廖承志等五人秘密押往南京，而一旦解到南京，生命便毫无保障，营救将十分困难。因此他决定在上海就地将人救出。

他一到总局，当即到局长办公室找局长。这位总局长名叫蔡劲军，是吴凯声留法同学，故两人本来相识。蔡局长热忱地接待了吴凯声。吴直截了当地向蔡要人，他对蔡说：“根据刑事诉讼法，有被告侦询完毕可交辩护律师‘责付’出狱的规定，因此，请您按此条例，将被告陈赓、廖承志等五人‘责付’我带走。”所谓“责付”，即律师负责、保证被告在保释之后随叫随到。如果被告逃走，则律师受法律制裁。

蔡劲军一听，连连摇头，笑对吴说：“虽有这规定，不过，这件案子，尺寸太大了点，小弟实在担不起这个责任啊!”说毕，露出一副为难、抱歉的样子。吴见他胆小不肯相助，乃要他给市长吴铁城挂电话，请吴市长明确答复：放人，还是不放？

吴凯声之所以要蔡劲军打这个电话，是有道理的。原来廖承志被捕的第二天，即29日，何香凝坐车直奔市府。吴铁城闻报何老太君到，亲自出迎，恭敬如仪，请入客厅看茶，聆听教诲。何二话不说，板起面孔只一句话：“你要么把承志放了，要么连我一起抓起来!”仍是给林、蒋、汪三公电报中的那句话。吴铁城连声恳请息怒，接下来使出外交手腕，一番婉言妙辞，想说退老太君。何香凝随你嘴里吐出莲花来，老身就是不动身，回答也只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要不，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吴铁城软的使不成，硬的不敢使，无可奈何，只得当着老太君的面，打电话请示蒋介石。何香凝资历深、威望高，蒋介石素来对她敬畏三分。1927年11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准备结婚时曾恭请她为证婚人，她非但一口回绝，连婚礼也不去参加。此刻蒋接到电话，问了情况，想了一想，也只得同意“责付”放人。吴铁城手里有了圣旨，肩胛上就没了责任，电话一挂，回过头来对何香凝彬彬有礼道：“好，过几天您带他回去吧。”今天，吴凯声要蔡劲军打这个电话道理即在此。

蔡劲军想请求市长，让市长决定，这个责任就上交了，可以使得。于是一个电话打到市府，吴铁城在电话里下了指示：“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陈赓、陈淑英、罗登贤、余文化等四人仍旧看押。”蔡当即将这个指示转告吴凯声，同时提出要两人做廖承志的担保人。吴回答他说何香凝、柳亚子两位中央委员作保够不够资格，放不放心。蔡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言重了，言重了！”

经过联系，柳亚子连夜赶到警察总局办理了担保手续。至于何香凝，因她正卧病在床，未敢惊动。吴凯声提出请总局翌日派员去何香凝家补办担保手续。蔡连声笑答：“小事，小事。”同意了。

办毕一切手续后，狱中放出廖承志。吴凯声不及多说话，带了他登上黑色轿车，驶出总局而去。夜幕沉沉，天寒人稀，轿车兜抄曲折，在柏油马路上飞驰着。吴凯声从六时左右尾随红色汽车进总局，打交道，办手续，直到此刻，已经十一点钟了。五个多小时未进饮食，他正饿着肚子呢！

轿车到，两人下车。一进门，急步登楼，吴凯声走在前头，直到何香凝卧床旁，大声报喜：“何香老，承志回来啦!”何迷迷糊糊中听得这一声喊，突地张开眼来，一看，竟霍然坐起，翻身下床，脸上顿时泛出红光来。她热烈地握住吴凯声双手，激动道：“谢谢！谢谢！此番承志出罪，烦你做了许多事，尽了极大的力，谢谢！谢谢!”吴谦逊地回答说：“公理必能战胜一切，今日承志兄能安全归来，乃理所必然，也是香老及仲老德泽之所被，我是律师，不过尽了律师应尽的一部分责任而已！”何仍连声道谢不止，归大功于这位大律师。廖承志一旁也是三致谢悃。

事后，何香凝亲笔作《猛虎图》一幅赠吴凯声。猛虎，顾名思义，其意自明。她是借喻吴凯声在法庭上与当局斗，其坚猛、勇威犹如此山中王。

后来，事已过去多时，有一次吴凯声参加一个宴会，正好那天吴铁城也在宴会上，两个五百年前同一家的吴氏门中人相会在席间了。吴铁城一见吴凯声就气，对着这位大律师，面孔一板：“你代表的都是共产党!”大律师也不示弱，寸步不让，顶了回去：“我是律师，只知道接受委托，依法办事!”吴铁城愤愤然白了他一眼，只得侧过身去，顾左右而言他去了。……

4月1日，突然传来紧急消息：罗登贤、余文化、陈赓和陈淑英等四人当天被秘密押上火车解往南京！这是几位记者下午在上海火车站亲眼见到的。当时，他们立刻赶到市警察总局打听情况，但该局执事人等嘴巴早已封起，半个屁也不肯放，只回答了四个字：“无可奉告。“

事情果然不出原先何香凝、杨杏佛、吴凯声等所料。现在的情势十万火急，必须马上进行营救。何香凝不以爱子已获释而站之局外，她决意为营救四人继续与国民党当局相周旋，于是立即将这消息告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第二天，即4月2日，由宋庆龄、蔡元培联名签署的一份电报发给了南京汪精卫，电文如下：

南京，行政院汪院长、司法行政部罗部长勋鉴：世日（即3月31日）沪特二法院判决移提共产嫌疑罗余陈陈四人，东晚（即4月1日晚）由市警察总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伫候电复。宋庆龄，蔡元培，冬（即4月2日）

4月3日，汪精卫复电到：

冬电敬悉，谨当依法办理，特复。

复电说“依法办理”。这“依法”，究竟依的什么法？民法还是军法？模棱两可，话里活络，含糊话，滑头货。它没有明确答复“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的严正要求。

打电报的用意本来也只是先行打个招呼，表明态度、提出要求而已，所以未曾达到目的，没有解决问题，全在意料中。当天下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和上海分会在亚尔培路（陕西南路）331号举行联席会议，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郁达夫、胡愈之、吴凯声、王造时等三十多人出席。会议先由杨杏佛报告营救廖承志的经过，紧接着就讨论“罗余陈陈”问题，当场推选出宋庆龄、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和伊罗生（美国记者）五人为代表赴南京进行营救。会议同时成立了“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王造时和陈彬和等七人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

翌日，即4月4日，宋庆龄、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和伊罗生等五人上午十一时左右动身，乘京沪特别快车，于下午四时到达南京。到京后，当即下榻扬子饭店二楼。未稍歇息，杨杏佛即去国民政府找行政院长汪精卫。五点钟左右，汪精卫带一侍从来到扬子饭店，与代表们会谈。

宋庆龄当场向汪精卫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此次逮捕的这四个人，都是爱国青年，不可残杀青年，应立即予以释放。第二，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杨杏佛接着发言……

吴凯声以“同盟”法律顾问和律师的身份，对汪精卫说：“根据我国《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就是共产党员也有此权利，不能除外。这四个人如果确实是犯了什么法，也应送司法机关审讯，不可任意关押。现在你们这种做法，难免会引起国际指责，并将不利于表我早日收回治外法权。”他又就时局向汪进言：“汪先生，从国际形势看来，我们只有立即消弭内争，团结一致对外，才有力量。不然，大敌当前，而犹内战不息，国力势将衰疲不堪!”

汪精卫走后，代表立即决定前往探监。经联系后，驱车而去。晚七时，宋庆龄他们的轿车在夜色苍茫中驶进一个阴森森的城堡，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南京卫戌司令部。这里就是罗登贤、余文化和陈赓兄妹被关押的地方。卫戌司令部门口有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守卫着，戒备森严，气氛肃杀。他们从一边门进去，先到会客室。稍待，几名军官奉上司命令前来引领探监。……

他们先看望了陈赓。他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只见他较之日前在上海法庭上更清瘦了，而满脸的络腮胡子却长得更欣荣了，几乎把二分之一的面孔盖得密不通风。但他那凹陷进去的一双大眼睛仍是那么炯炯有神，似乎更显得锐利了。杨杏佛问他：“你受刑了没有？”他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狱警，没有直接回答是与否，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要紧!”说时，面无惧色，语气坚强。杨杏佛又指着吴凯声对他说：“这位就是上海高二分院庭上为你们辩护的吴凯声律师，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告诉他，他会依法替你办理。”吴凯声在旁接口说：“你们在这里，也是有法律保障的，如果他们滥施酷刑，或你有病需要医疗和药物，可以反映，我当代为申诉或提出要求。”陈赓听杨杏佛介绍后，紧握住吴的手，猛烈地上下摇动：“敬佩！敬佩!”吴报以热情一笑，谦虚道：“哪里！哪里!”接着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对此，他摇了摇头说：“谢谢你们。”杨、吴又再问一遍有什么要求，他说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请照顾我的妻子，她生活艰苦，已一无所有。谢谢!”杨、吴点了几下头，答道：“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办到。”……

他们离开陈赓，来到陈淑英监房。狱警打开铁牢门，他们只见这位十七八岁的少女神情疲惫地坐在地上，蓬首黄脸，身体消瘦，憔悴枯槁，且有多处伤痕，一望而知是受了虐待。再看这监房，发觉它特别狭小，一人睡卧，翻身伸足都似困难，且又低矮，十分气闷。他们无法入内，就在牢门外与她交谈。陈淑英大声诉说道：“我在上海英捕房被打一顿，后来在上海市警察总局更受毒打，他们硬要我冤枉我哥哥。但我不能瞎说，打死我我也决不冤枉我哥哥！死？我不怕死!”她表白得勇敢坚强，大家肃然起敬。杨杏佛又问她这里的生活情况，她咬牙切齿道：“我被关在这样一个小笼子里，动都不能动，连气都透不过来。那天，我要求换个较大的监房，他们就把我抓出去一顿竹鞭!”说时，她将身上伤痕指给大家看。吴凯声皱起眉头，愤慨道：“依法不准虐待囚犯，何况你是一个女子，我们当立即向司法机关提出抗议，你放心吧。”

接着他们去探望了罗登贤和余文化。罗、余虽身在缧绁之中，镇静自若，沉着坚毅。代表们对两人抚慰备至。罗、余感谢不迭。

……

两个多月后，6月1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在上海。

又隔两个多月后，即8月29日，罗登贤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陈赓因当年曾救过蒋介石一命被释放了。陈赓获释，陈淑英也跟着一起出狱，陈赓立即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杨杏佛是18日早上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口遇刺的。当场身中数弹，即送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急救。终因弹中要害，于上午十时伤重去世。法捕房政治部探员随后赶来，将杨随身衣物悉数取走。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派同盟人员医师宋梧生来找吴凯声，要吴速去捕房取回杨的衣物，说内中有重要物件，一旦移交给国民党军统特务，后果严重。蔡元培所以要找吴凯声办此事，是因为这位留法大律师在法租界内颇有名望，又与法捕房比较熟。吴接到任务立即行动，经一番交涉，拿回了杨杏佛衣物，内中重要物件就是杨一直藏在身上的一本录有同盟成员和中共地下党员姓名、地址的笔记本。吴将笔记本悄悄交与宋梧生转呈了蔡元培。……

杜重远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亡。我爱国志士组织东北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敌后援会积极支持。

吴凯声是东北义勇军抗敌后援会成员之一，他在会中结识了许多爱国志士……杜重远，吉林省怀德县人，曾任辽宁省商务总会会长，在东北工业界素负盛望。九一八事变后，他被迫抛弃家业，流亡上海。东北被侵占，故乡遭沦丧，他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担任抗敌后援会的常务理事。后援会经常开会，吴凯声就是在会上与杜重远相识的。

邹韬奋主编之进步刊物《生活》周刊因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主张抗日，于1933年12月遭国民政府查封。《生活》停刊后，改名《新生》。邹韬奋与杜重远是志同道合之战友，邹即将刊物交由杜主编，在上海继续出版。

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上，刊载了艾寒松以“易水”笔名写的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中提到了日本天皇，说他系生物学家，如其精力能用于研究工作，则成就将更大。就是这样几句话，却招来了大麻烦，闯出一场祸来。

原来，日本于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以来，一直在寻找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借口，《闲话皇帝》一文的发表，对日本来说正是天赐良机，一个绝好的借口，于是他们无事掀风波，小事上做起大文章来。先是在上海日文报纸上硬说《闲话皇帝》侮辱了日本天皇；接着组织日本浪人在虹口游行示威，高举标语，狂喊口号，大造声势；“开锣打鼓”之后，外交官正式登场向南京政府严重抗议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南京政府吓煞了，唯唯诺诺，照单全收，立即命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方道歉；马上撤换上海市警察局长；迅即撤销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立刻查封《新生》周刊。以所谓“侮辱友邦元首”罪名，即日向杜重远提起公诉。国民党软弱、屈辱，一副奴颜婢膝，令人气愤！

杜重远如何呢？他此时正有事去了江西，当得悉之后，立即赶回上海主动“投案”。他将《闲话皇帝》纸稿销毁，声言不知作者是谁，独自承担了责任。他抱定宗旨，准备在法庭庭上辩白是非以正视听，剖析曲直以张正义。

这时，国内局势紧张，日本侵略军正威胁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上海市政府深恐日方来一个南北配合，拿这件事当借口，在上海地区再发动一次什么事变。原先政府是为了讨好日本，求得宁人息事，才要把杜重远送上法庭的，但现在却又怕侮辱友邦元首罪名一成立，正好被当作借口闹出大事来，牺牲别人，祸将及自身，让步要让出报应来了，所以后来市府经认真考虑，决定请出吴凯声来作杜的辩护律师。那天晚上，市府特派潘公展、齐世英两人会同杜重远夫人来到吴凯声家中说明情由，敦请出庭作辩。

这是一桩“外交重于法律”的特殊案件，作为辩护律师，既棘手又危险，辩护时不能不涉及天皇，稍一不慎，固然要出错，即使慎而又慎，不失一言，也有被歪曲之可能。近日来，上海日本侨民纷纷扬言谁敢出庭当辩护律师就打死谁！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做这个律师，是要提了自己脑袋上法庭的。尽管艰危如此，但吴凯声当场点头，答应得十分爽快。他之所以受命于危难之际，此无关市府礼请，更非潘、齐颜面，是出于一颗爱国之心，出于义愤，是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杜重远挺身而出无所恐，他吴某又复何惧？！他送走来客时，郑重告诉，因此案危险，届时他不带帮办律师，决定单枪匹马上公堂。

此案前后开庭两次即结案。第二次开庭是当年的7月9日上午。那天，浙江北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庭内外气氛紧张，阴森肃杀。法庭外，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示威；日本便衣和浪人，密布四处；从虹口日军司令部到浙江北路法院，一路上英工部局出动全部警察维持秩序。法庭内，各界前来听审者甚众，除上海市政府代表外，有日本领事馆代表、日本居民代表、日本报纸记者、中外报纸与通讯社记者以及其他一些听众，黑压压的一片挤满法庭上，后至者几无插足之地，他们个个神态严肃，脸色平板。

吴凯声偕同杜重远准时到庭。杜重远长得高大壮实，俨然一副东北大汉模样。两人稳步踏进法庭时，周围几百双眼睛的几百道目光几乎同时投向了他们。一时鸦雀无声，一片岑寂，整个法庭笼罩在肃穆和紧张的氛围中。

两人走上前去，各自就位。杜重远昂首而立。一声铃响，审讯开始。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郑钺首先站起提出公诉。他说被告杜重远系《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未能指证《闲话皇帝》一文作者何人，应负“侮辱友邦元首”罪责。他说话简短，语气平淡，神态温缓。郑检察官是日本留学生，一个老成持重的法学家。吴凯声事先曾与他取得联系，当面交换了意见。吴对他说此案是法律案子，也是外交事件，外交重于法律，日本想借机寻衅，再启战端，我们为国家着想，当然要慎重处理，以免肇祸，但如果日方干涉我国司法，提出无理要求，则应加以拒绝，维持司法独立，不屈服于外来压力，非唯有关国家尊严，亦我司法人员之神圣职责。郑钺对吴凯声一番话，深表赞同。这就是杜案的幕后交涉情况。

郑钺提起公诉后，庭长郁华随即开始审问。

“杜重远，你为什么要登载侮辱友邦元首的文章？”

“四月初我赴江西举办实业，编辑事务托人代理。”杜重远刚说到这里，吴凯声立即从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信函一件，插言道：“这里有一封信，它足以证明杜重远当时确在江西。”信当场由法庭工作人员过来取去呈到郁华公案上，郁华略一过目，即点头示意杜重远继续说下去。

“因此，我并未看到此稿，更不知其刊载事。再说，此文作者肯定其非留日学生，不了解日本国情民情，而我是留日学生，知道天皇是神的象征，所以，若当时我在上海，此文绝不会刊出。故对这件事我应负失察之责，在此，我表示遗憾和道歉。至于易水其人，既不知其住址，也无法找到纸稿，但该文说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一个学者，纵观其内容，绝对没有侮辱友邦元首之意!”杜重远神态自若，侃侃道来，有条不紊，情理并彰。

“文章中说，‘如果他的毕生精力能用在研究工作上，则成就将更大’，此话语带讽刺、嘲笑，很不礼貌，是有罪责的，知道吗？”郁华严肃道。

“此文作者系以学者立场，漫谈各国君主。您所指出的这句话，并无讽刺、嘲笑之意，而是一种规劝。还有，作者希望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应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外交；作者指出日本军人专横跋扈，侵占我东北，如天皇能对军人加以约束，何至如此；作者又说‘如天皇睿智，应令日军撤出东北，还我河山’等话，都是善意劝说，毫无讽嘲的含意。”杜重远理直气壮，高声申辩，并趁此机会，借易水之文，痛斥日寇，明张正义。

坐在旁听席上的爱国听众面露笑容，眼含愠色。

上海市政府代表这些官老爷们听到后面几句话，手心里都捏起一把汗。

“这属政治问题，是政府的事，不容在刊物上随意发表。”郁华说道。他这话无异拿出了一张“封条”来。接着他还是原话：“该文讽刺、嘲笑，有损邦交，触犯刑章。”但说时却已有气无力。

一张“封条”，一段原话，可见其词穷。杜重远对着郁华冷冷一笑。此刻，吴凯声开始发言，进行辩论。这位大律师平时上庭不带稿子，随机而发，雄辩滔滔，挥指自如不逾矩，但为此案关系重大，不容有毫发之失，今天他破例，郑重地准备了发言稿。他所谈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他斩钉截铁地说，《闲话皇帝》一文无丝毫攻击侮辱友邦元首之处。其次，各国宪政均有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之规定，日本无权干涉我国事。他这话就是说即使易水骂得你天王老子狗血喷头，你也管不着。这两句话彻底开脱了易水的“罪名”。再次，他说文章发表时被告不在上海，不知者不罪，虽有失察之责，而被告已当庭道歉，亦可了事了。如果法庭还认为被告应负刑事责任，那也请按照《刑法》第四十一条和七十四条之规定，予以缓刑或易科罚金处分。但是，他作为一个律师对法律的理解来说，杜重远不应负刑事责任，当宣告其无罪，立即释放。吴读毕发言稿，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之专横，一腔怒气涌上心头，他将发言稿桌上一放，拉开喉咙，大声疾呼：“如果说杜重远要负什么责，那么请问，我东北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一日不撤兵，我东北百姓一日无家可归，其中痛苦，应由谁来负责？!”

坐在旁听席上的爱国听众的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在场的日本人。

上海市政府代表这些官老爷们听到这声疾呼，额角渗汗，脸色也变了。

郁华开审到此，也有点审不下去了，于是宣布：“辩论结束，听候判处，退庭。”他带同法官们下台转入后室商议去了——据说日本驻沪领事也参加了。

商议只用了几分钟时间，郁华又带了法官们从后室转到前台来了。其实，如何处理，怎样判决，早已内定，今天只是东西出笼之前复议一下罢了。

郁华一上台来，立即当众宣读判决书，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国民党当局量出这个刑期来，也是煞费苦心的，它可以说是外交与法律的混合产物。当局原想，如此判决，既可不得罪于那个太上天皇并消弭日人进一步侵华之借口，也可向国人权作交代，它是想一举讨好两面的，殊不知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且看国人这一面。吴凯声听毕大怒，想这还有什么司法独立之可言？！他立即表示不服，提出上诉要求，并为不使杜重远一尝铁窗风味，当即要求依法准许正在患病的被告交保就医。郁华表示如被告确有病，经法医检查后，可送医院治疗。对此，首席检察官郑钺未予反对。

郁华回过头来问杜重远还有什么话要说。杜重远听了判词，怒不可遏，见问，愤愤道：“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法律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如今这些自由何在？！我们中国不应受外国人的干涉。我是无罪的，当宣判我无罪！”

对这样的话，郁华只能听而不闻了。

此时，旁听席上的爱国听众震怒了，先是发出一片嘘声，紧接着，“要民主，要自由”、“爱国无罪”、“反对独裁”等口号声响彻屋宇，同时还散发了传单。

再看日方事后的反应。日本军阀原想以此为借口掀起事端，现在如果认同这个判决，那事情就到此为止，偃旗息鼓了，而借口也即失去。他们哪里舍得？于是上海日文报纸以及日本国内许多受军方影响的报纸，纷纷认为判刑太轻，指责日本外交“软弱”，一心想把事情闹大。

这时，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法国的《巴黎时报》都出来评论，指责日本小题大做。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华侨报纸，纷纷抗议，并痛斥国民党政府懦弱、妥协。国际舆论对日本大不利，日本才没有将“这篇文章”做下去。…… 杜案判决后，沈钧儒、章士钊、江一平、查人伟、陆鼎揆等二十二位律师致函上海律师公会，要求对此次判决进行讨论，指出该判决与立法意旨不符。1935年7月22日，上海律师公会致函司法院，要求纠正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对于杜重远案的违法判决，直指这次判决“曲解法律，藐视人权，莫此为甚”。

不久，杜重远交保就医，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直到翌年9月获释。出罪后，他更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抗战期间，他应同乡、同学盛世才之邀，于1939年赴新疆任新疆学院院长，不幸竟于1944年6月被这个军阀杀害于狱中，惨遭毁尸灭迹。吴凯声得到消息，悲愤填膺，痛悼不已。

（节选自吴凯声口述，吴立岚、林淇编撰：《吴凯声博士传记》，香港大地出版印刷公司，1994年）

张耀曾的最后十年
傅国涌

在民国前十五年的政坛上，张耀曾（1885—1938）是一个活跃的国会活动家，曾三度出任司法总长。他是宪政民主的积极推动者，手草《临时约法》和流产的“天坛宪草”。民国初年，他是宋教仁的亲密伙伴和得力助手，组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之一。青年梁漱溟曾在他第一次司法总长任上做过秘书，终生对其保持敬意。他是法学家，曾为北大教授、法科学长。1928年退出政坛以后，他南下上海，以律师的身份服务社会，曾代理金树仁案、史量才析产案、“七君子”案，在法庭内外与黄金荣等势力抗衡。同时，他在上海法学院等高校讲授民法，留下了《民法讲义》等著作，参与发起法学协会。

张耀曾是云南大理人，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最初受到西方法治思想的熏陶。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与同乡创办《云南》杂志，发表了大量有见地、有血气、振奋人心的政论。这个杂志一共出了二十三期，是所有各省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对云南读书人的影响尤其深远。1908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专业学习。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尚未毕业，提前返回国内，以云南代表的身份被推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参与起草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并执笔起草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重要法律。1912年7月，他鼎力协助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与其他党派合组国民党，担任总干事兼政务研究室主任，参与起草《国民党宣言》。在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的国会选举中，他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出任全院委员长，是国民党在国会的重要领袖和发言人。1913年7月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他和李庆芳（李锐之父）、丁世铎等五位委员殚精竭虑，起草了具有权力制衡构架和保障人权等基本内容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天坛宪草”，不顾袁党的跟踪监视、威逼利诱，终于在当年10月底通过三读。袁世凯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悍然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张耀曾的住宅被搜查，他被迫东渡日本。临行之际，他在1913年11月9日的《申报》发表《东渡之告别书》，他痛心“一年以来，上有专制之政府，下有乱暴之人民”，虽然他想将中国引上宪政共和的轨道，无奈有心无力。他感到在民国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国家里，国民缺乏政治常识，也缺乏政治趣味，基础不具备，他决心去日本完成因辛亥革命而中断的学业，将来回国从事国民教育，力图从教育入手，使国民成为“法制国民”。

1914年，张耀曾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国，任北大教授、法科学长，他在暑期讲习会讲“国家与国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阴谋。袁氏称帝，他返回故乡，协助蔡锷、唐继尧发动护国之役，任都督府参议，积极筹款、购置军火。此后，在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国舞台上，年轻的张耀曾三度入阁，出任司法总长。第一次是在1916年，袁死黎继，不过一年就辞职了。在此期间，1916年11月，他和李根源、谷钟秀、钮永建等创立了“政学会”，任会长（1918年年末解散）。第二次是1922年，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复位，他再任司法总长之职，兼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两个月后他辞去司法总长，专心致力于法权讨论会的工作。前后五年，他组织将《民法》、《刑法》、《诉讼法》和《商事法规》等翻译成英、法等文字出版，亲到全国各地调查司法现状，足迹遍及十二省区，主持编写《考察司法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等。他自述在职五年，“调查中外司法状况，编译中外法令书五十余种，向世界各方为有力之宣传。……改良司法之建议案及司法令案，亦有多种”。第三次是1924年10月冯玉祥倒戈，发动政变，推倒贿选总统曹锟，黄郛、张耀曾和王正廷等组成临时内阁，史称“摄政内阁”，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前后仅仅一个月。

1928年7月30日，在南北时局大变之际，他说：“生活无资，儿女又多，势不能不作衣食之谋。政治本为吾之职业，惟今时会不宜，未可轻出。次则法律生活，亦所素习，只好暂隐于此。故拟准备当律师、当教授，以维持生计，并可兼营余所志之学业。”这是他第一次在日记中谈及当律师的选择，此时他还在北京。当年12月17日，他抵上海没有几天，就有人送来“云南王”龙云的来电，请他代为筹划富滇银行的一个讼案，聘他为法律顾问。次日晚上，他与上海律师陈某见面，“谈话皆属倚法律作挟持取利之具，尤令人可鄙。观此可知上海律师之一斑。……余观此律师情形，殊觉律师身份为之低落也”。老朋友对他说，招商局、中国银行都可聘他为常年法律顾问。20日，他在富滇银行与吴凯声等律师讨论讼案，认为吴“尚言之成理”。初到上海尚未执业，实际已开始律师业务。

开业做律师

1929年1月6日，他得到何海秋的经济帮助，决定在上海执律师业，开始在法租界找房子，拍加入律师公会用的照片。1月19日，房子租定，并将文凭、律师证书交给沈钧儒，托办登录及入会事宜。他在上海开业做律师，这一天算已定局，他自述“入民间服务，此为起点”。1月26日，他搬入新居，两楼两底，后附小楼两间，中式略参西式，兼顾做住宅和事务所，月租八十七元，与北平的居所天渊之别。他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则以收入可望增加，政治可望参与，皆名利之动机也”。

2月4日，律师登录公文已到，请他填写上海律师公会的入会愿书，并交入会费六十六元，完成手续，他为此感到为难。2月12日，龙云来电劝他回云南，并汇来旅费二千元。他感到回云南无事可为，现在正准备执行律师职务，筹议数月，一旦放弃很是可惜，决定回电谢绝。2月24日夜，他得知律师公会开会，已通知他入会。他的律师生活，自此实现。2月28日晚上，他与当事人接洽案件，到午夜才回家，“此律师营业第一次”，几天后收到此案公费五百元，“此为收公费之始”。3月11日，他与张志让律师一起吃午饭，同往临时法院参观法庭，并在临时法院楼上阅卷，“此至法院阅卷之第一次也”。次日下午他再到法院阅卷。

也是3月12日，张元济收到他的来信，知他已执行律师事务，回信祝贺：“世风日下，得有端人君子砥柱其间，适为社会之幸。”

5月1日，他与沈钧儒、李肇甫（伯申）等人联合设律师事务所，在静安寺路兴和坊1912号。之后他一般每天都到事务所，有时午前就去，有时午后去。7月16日，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来事务所，为他介绍法律事件。7月24日，张群请他担任上海市政府法律顾问，并托办讼案。他同时在上海几家大学的法学院兼课，9月18日到21日，他连日忙于编讲义，事务所也没有每天去，他担心将来开学后恐怕更忙，精神不支，律师本业也受妨碍，而兼课收入又微不足道，所以他想把学校的兼课辞去。中国公学力邀他出任法学院长，他就坚决推辞了。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说：“从前以政治为生，今则以律师职业为生；从前与一般社会相远，今则置身一般社会中。”他生命的最后八年，以律师身份服务社会，为贫弱者仗义执言，不计报酬，不畏强横，负责的精神，浩然的正气，专业的水准，都令人动容。

1930年是旧历除夕，核算一年的收支，收入约六千三百八十元，而支出约一万零三百多元，收支相抵，实亏四千元，都是借贷而来。收入当中，云南寄赠二千元，学校及市政府津贴八百多元，纯属律师公费的不过三千五百多元。

1930年2月10日，温钦甫约他同往临时法院为其辩护，这是他做律师以后第一次正式出庭。17日上午九点半，他与温钦甫同往临时法院，等到十一点才开审，二时半闭庭。他在法庭上“辩论从容，声音清晰，颇能动听”，结果法院大体采用他的说法，判决被告无罪。第一次出庭即打赢了官司，他不无欣喜地说：“可谓余第一案胜利也。”

5月21日，租界特区法院约他前往指定为一个犯罪嫌疑人辩护，一开始他还嫌其指派，想置之不理，后来想到为穷人作义务辩护，“实律师本分，不可不一为提倡”。到了法庭，得知是一个使用伪币案，嫌疑人是一个十九岁的广东少年胡树蓉，他义务出庭，力为辩护，结果判决无罪。法警等都说被告真是好运，恰恰碰到这个大律师。

最为有名的是1930年的日商三井洋行起诉中国商家洪沧亭案。6月16日，他在特区法院出庭时指出，原告三井洋行并未在中国注册，没有法人资格，以有限公司名义起诉，殊不合法，请求法庭驳回。法庭裁判，令其补正。6月28日再次开庭，原告律师冈本临时提出抗辩，主张外国法人无须登记，理由甚多，他一一反驳，站着说了约一小时，“词旨明快，字句清晰，尚不失廿年前风度”。结果仍裁决令其补正。当天天气极热，庭小人多，不禁汗流如雨。两天后，三井案再次开庭，原告竟不注册，以股东名义改诉。8月底，三井多次派人与他见面，谈和解的事。9月初还开过一次庭，以和解告终。9月22日，他与当事人到三井洋行，“为之证明和解契约”。

1931年1月15日，罗隆基约他一起吃晚饭。当时因《新月》杂志上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教育部电令光华大学撤换罗的教职，请各人商议法律上的办法。他认为这是行政处分，应用诉愿法，但事涉政治，终难获胜。

7月，他受托为一受凶暴摧残的弱女子义务打官司，不收分文报酬。7月20日，他到苏州办案，有人告诉他被告董俞很凶悍，对于本案扬言“非流血不可”，劝说以和解为宜，另外两律师听得对方如此凶恶，都说：“则吾辈做律师者，岂不危险？”他的回答是：“危险与否，虽不可知，但律师有拥护人权之责，岂能畏彼强御？袁世凯尚有倒亡之日，况董俞为恶，能有几何？”依然决定照原计划进行诉讼，如被告愿意和解，也可磋商。第二天一早，他与当事人江氏同赴江苏高等法院，先到律师休息室，九年前他调查司法来过这里，今天以律师资格来，是当初没有料及的。开庭先调查证据，再进行辩论，他在法庭上辩论半小时，“声音清晰，理路不紊，自问尚属不恶”。约十一点辩论终结，定25日宣判。他当天日记说：“诚以律师有拥护人权之责，今有弱女子受凶暴摧残，乃至无人敢为在法律上说话，岂非律师之耻？余所以毅然为此，不过欲矫正风气，扶植道义耳。”

同年11月他为“游伯麓杀人辩护”，饱受舆论攻击。因民间对此案甚为激昂，李梦驺、谭毅公等律师都不敢接，最初有人找他，他也不想犯众怒，不愿为游伯麓辩护，“继思律师为罪人辩护，乃属本职，虽罪大恶极，亦须维持公平。会群众浮动，务走极端，倘不为之依法维护，深恐有失公平。故毅然应允，所以表示律师眼中只有法律，虽舆论亦无畏也”。他在11月1日接下此案，11月14日早上他到事务所，见报纸上有邮务工会给律师公会的一封信，攻击他和另外两个律师为游伯麓出庭辩护，说他们是援助屠戮民众之人，无良心，是败类，请警告解除契约，并严加惩罚。“初阅心极愤怒，继念横逆之来，在此无道时代，本在意中。我心无愧，何恤人言!”但他担心群众究竟不辨是非，如果不作辩论，必生误会，决定作文反驳。

第二天早上，他起草了为游伯麓辩护一事的启事，决定三个人具名登报，启事大意，先引法律，说明被告必须有人辩护，为文明之精神；再说游案真相并不像外界所传，他们受托为之辩护，既无契约，也无公费，非为游一人之私，意在拥护国法，保障人权；然后指斥工会的荒谬违法，但顾念国难，不屑计较；最后说爱国须守法律，否则亡国随之，真爱国者决不出此，加以言词之告诫。启事词意平和严正，他想借此表示一种公正阔达的态度，使人稍知守法之要紧。

11月19日，他在《申报》又看到工会给律师公会的信，措辞跟前一封信相同，说他们登报启事是不知悔改，饰词狡辩，认为他们是国家之大贼、社会之败类，上海八十万工人不与合作，署名的除了邮务工会，还有邮务职工会、出版业工会、卷烟业工会等。他看了不禁一笑，认为这些人不讲理，只凭势力压迫，不可理喻，以后当置之不理。26日，他将修正游案辩诉状交给另一个律师。1932年2月20日，游伯麓来向他致谢，说到法院司法巡警种种弊状及司法手续紊乱情形。如果不是他顶住巨大的压力依法为游辩护，游的命运恐怕就不好说了。

这年9月，他介入黄金荣、聂荣卿等敲取良民财产案，其中牵连到律师江一平。21日早上，他到特二区为此案出庭。他在日记中说，此案进行如何，“可察知法律与恶势力之消长与社会黑暗之实状”，“虽知与此种恶势力抗，殊多危险，然职责所在，亦不敢辞”。22日，他与律师沈钧儒一起分析案情，沈钧儒说:“吾辈正直，彼等似颇畏惮，然言语亦特须谨慎，不能不防其陷害也。”他表示“同为一叹”。他为被告弱者叶荫三一家仗义辩护，不怕得罪黄金荣等流氓大亨，使他们也有所忌惮。此案拖到第二年，1933年5月4日叶家讼案以和解了事。

1933年3月10日他在特一法庭出庭辩护，在他看来，审判长郁华“审理尚静细”，而检察官提起上诉，上诉书竟无送法院日期，显有过期上诉之疑。这一细节被他抓住，当庭提出异议，请调查。当即传到收发处书记官，取来总收文簿及公文送达簿，证明上诉书系2月7日送出，已过上诉期三日。他即依法申请驳回检察官之上诉。此事结果至少被告处刑不致加重。如辩护人稍不加意，这些细节很容易被混过，而被告大蒙不利矣。而卷中之所以不将证明上诉日期的文件附入，颇有故意蒙蔽法官及辩护人之嫌。他意存忠厚，没有当庭质问。

这年11月有人来请他为入狱的前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辩护。12月21日，又有人再度代金树仁托他辩护，他“仍认为有考量必要”，没有答应。1934年1月23月，有人带了金树仁的信，托他为之辩护，并先付三千元，他说案件未起诉不能受委。对方提出先请他为顾问，他表示可以考虑。直到2月6日，他已知此案政治、法律意味都有，最后下了决心，答应为金树仁辩护。2月18日他到苏州，为金案阅卷。2月26日他到南京，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访金树仁，谈了两个半小时。当晚再访，谈一个多小时。3月16日，他又到看守所看金树仁。1935年3月14日，金案开庭在即，他还在重阅辩护意见书，字斟句酌，加以修改。

3月30日下午开庭，两点开始辩论，他起立陈述，直到五点三刻才结束，“虽声音不如往日之清亮，但精神贯注，顿挫合节，一气呵成，似颇能吸收听者精神，使其感动”。旁听约二百人无不屏息，其中有低声叫好者，闭庭后才知叫好者本是站在反对金树仁立场的回民。新闻记者纷纷前来表示赞叹，愿为宣传。他自认为“其实本日演说，时间太长，声音不免干哑。又因事实太多，不能尽记，须时时朗读原文。较之‘昂然四顾、口若悬河、风动涛惊、横卷四座’之往时做法，尚不逮甚远”。

4月7日，他得知金案判决，金树仁以“外患罪”仍被处刑三年半，家属颇失望。他以为“外患罪”确无成立之理，司法显有不能独立之势，但其他被诬“杀人、放火、侵占、抢劫”等罪均免诉，“仍属不幸中之幸”。4月18日，金案判决书送达，“略阅一遍，虽不深刻允当，亦尚非大荒唐”。至此，金案总算告一段落。他女儿惠珠说：“我父为此案辩护，阅案卷盈尺，往返沪宁间不少于十次，出庭五次以上，历时三年，写辩诉状‘遍查中日法书，讲法律各点彻底究明’，‘字字皆核实，句句欲锤炼’，因而最后终得胜算。”

他经手的官司也有失败的。1935年3月9日，他得知中华码头公司与京沪路局因滩地涉讼一案，路局全部败诉。他感到懊恼：“此案余注意甚深，用力最多，且确信不至全败。虽最初承审推事态度即显属偏颇，然仍信其不至荒唐太甚。今竟有此，始知法官黑暗，确有其事。对素来信赖法界之心，大为动摇。”

1936年的“七君子”案，他虽不赞同救国会关于组织“人民阵线”，与共产党合作等主张，当年6月10日，沈钧儒将去南京，他恳切力劝老友“言动勿过偏激，尤须通观事实，自有主张，勿为他人利用而不自知”。但他还是为沈钧儒等辩护，为他们出狱而奔走。11月22日，他正在午睡，忽被敲门声唤醒，说沈先生来，以为是沈钧儒有急事。到了会客室，则是沈之子汝兼，惊问何事，才知沈钧儒被巡捕房和公安局撞宅门捕去。同时被捕的还有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等六人。他说明早必送法院，自会去辩护，并马上先找褚辅成设法向上海市政府疏通。

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得知沈钧儒等已由巡捕房送往法院，马上赶到法院询问，捕房律师说在高院或地院开审，尚未定。接着他见到了沈钧儒等，让沈在辩护委托书上签了字。法院宣布，在高二分院开庭，以“危害民国罪”侦讯。巡捕房的解单书明沈等有政治关系的嫌疑，而公安局人则称与工潮有关，并声明奉南京电令而来。他认为既没有拘票，又不合羁押条件，要求交保。最后裁定，准予交保，于是沈、王、李等同时被释放。他当天日记说，此事来势甚为严重，虽然暂时保释，定于25日下午再审。但他担心公安局负气不平，会有变故。果然，11月24日还是午睡时，又电话铃声大响，等到他披衣起来，没有接起来。他感到沈钧儒的事必有变。接着，就有人告诉他，捕房及公安局深夜二时又带了拘票来拘，听说王造时也被拘捕。午后二时，高二分院的郁华和二推事、检察官开庭，郁说，再发拘票是因为有新事实，出示公安局来函，说有逃亡的可能。后由公安局人陈述沈某等组织救国会，有共产分子，故请归案。郁令就移交程序辩论。他以律师身份发言，被告犯罪嫌疑是否在租界外，须由公安局切实证明，否则由检察官或工部局捕房侦察办理，租界外任何机关无管辖权，即谈不到移交。各律师多主张调查后始能说移交，最后裁定：“沈、李、王非租界内发现之人犯，不发生移送问题，着公安局与租界捕房交涉办理。”他马上指出，此案既不受理，被告等应即恢复自由。郁华说，应恢复23日逮捕时之原状。沈钧儒表示愿赴公安局，只是不得加以拘束。他指出，法律为任何机关所应共同遵守，无端过分拘束被告身体，为刑诉法所不许，应请告知捕房和公安局人员。郁华当即令他们注意。沈钧儒等先回捕房，接着被移交给公安局。他马上尾随到了公安局，要见局长，有一科长代见，他提出，法律及事实暂时不论，希望优待沈钧儒等，并要求即刻接见谈话，以便回报其亲属，得到允许。他与沈钧儒等三人晤谈片刻。接着赶往律师公会，参加有关此案的紧急会议。他报告了两天来奔走的经过，最后议决，律师公会为法定机关，职权有限，对本案可援助处，请尽法律范围援助。

11月25日，陶星如从南京回上海，告诉他，冯玉祥、李烈钧都在竭力营救，并有亲笔信给他。他赶到中汇银行，褚辅成、杜月笙、钱永铭等都在。他们提出，拟送沈钧儒等暂住普陀山，已和吴铁城商量，说请示国民党中央后再定。他的看法是：“普陀山固佳，但在山内须完全予以自由。”12月4日，他得知沈钧儒传话，希望他前往一谈，等他去了公安局，“七君子”已被押往苏州。

1937年4月4日，苏州高院已起诉沈钧儒，沈约他往苏州一谈，他因生病，不堪奔波，只能托人前往。4月20日，关切沈钧儒等七人案的冯玉祥说，南京政府要他们出洋或暂不来上海，即可释放。据说他们拒绝了。冯请他代询其中真情，如果能接受前面开出的条件，冯认为仍可以无事释放。他回到事务所就托李伯申去苏州。4月23日，李伯申回来，才知沈钧儒等对这一条件很乐于接受，但从没问过他们。5月5日，他从黄炎培那里知道，沈钧儒等七人仍须判罪后，送返省院保释。他认为判罪与否本是法官的权限，而国民党当局老是说判罪后如何，好像判罪完全由当局决定，为中国司法的不独立而感叹。5月23日上午他看张季龙执笔的沈钧儒等一案辩诉状稿，费时甚久。6月2日下午沈谦来谈，下午他到苏州为沈钧儒辩护，他以病体难支，及当局有成见，辩也无益，请为转达。6月6日此案答辩状送来，他在上面签字。6月7日他接到沈钧儒狱中来信，11日开庭请他出席。他病体如此，不堪长时劳动，又于本案毫无准备，且本案如何办理，当局业已决定，法院只是傀儡，无论辩护如何，均无影响。他不想牺牲健康，为此无益之举。所以，他马上写信给沈，另委律师。

这一切他都详细记在日记里。直到七七事变后“七君子”获释，他才松了一口气。8月13日沈钧儒来谈，“出狱后第一次晤面也”。

几次谢绝蒋介石邀请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后，1928年12月29日，张耀曾在日记中说：“南来两月，百事无成。政治则时机不宜，局势不合。质言之，表面重门户之见，里面重姻亲之私，曾无礼访贤才之真诚。余性迂谨，卅年来只有人求我赞助，决无自行奔走经营之事。在此奔竞倾挤场中，当然不愿参加。”在写给亲戚郑天挺的信中，他也说：“倘政治上无发言地位，宁隐居求志，不问政事。”

即使离开政坛，他依然是有相当社会声望的名流。1932年9月16日，老朋友黄郛告诉他，蒋介石在武汉谈及他，“颇致钦佩”，盼他去武汉一谈。他表示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具体主张，去了也没什么可以贡献，不如大家商定一个政治上具体办法，再由他前往向蒋陈说，才不致毫无意义。他请黄郛先代为电复，说再等一些时日。当年12月3日，黄郛向他出示蒋身边当红的老朋友杨永泰的来信，说蒋还是想和他面谈，请他在蒋回南京后，去一趟。他对黄郛说：“希望蒋能来电，表示望余前往之意，然后再行。”12月4日，他去看黄郛，详述了访蒋先决条件。大概意思是：他自民国以来，大政方针实多参与。如定都北京，订《约法》拘束袁世凯，1916年、1923年两次恢复国会，他都是主张最力之人。今国危至此，不能不说当初政治无误，故现在实觉自己能力不够，不愿再闻政治。而平生迂拘，喜讲交情而不喜附权要。因列述以前所共事的要人，都是贫贱或患难之交，而非因其当权要而趋赴之，此性至今难改。这次蒋介石要他去见，不知是诸位旧友所怂恿，还是出于蒋本人的诚意，须先搞清楚。黄郛说两者兼而有之，仅他与蒋就谈到不止一次，其他人恐也有谈及，所以蒋才会眷眷不忘如此。

张耀曾说，蒋果真恳切要见他，自不好一再固拒，只是见时如能绝对守秘密则秘之，否则不如坦白公开，以免给外间口实。他本人素来主张党治宜稍限制，而分权于民，如见到蒋，一定要坦陈，如果将来外间有种种推测，他不能不将见蒋的来龙去脉及和蒋的谈话公开声明。这一点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由张群、黄郛来安排。他在日记中自述心迹，之所以顾虑这么多，是因为蒋当时正四处拉拢，热心利禄者趋之若鹜，在蒋看来或许是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而他岂能因一言之招，就冒昧前往，自失身份？除非蒋表示十二分谦衷诚意，对他所言有相当见重，才不妨试与一谈。

12月23日晚上，黄郛转来杨永泰的信，劝他到南京见蒋，他想等杨来上海后再说。之后，这件事暂时搁下了。1933年6月9日，他突然收到军事委员会的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来信，并附有密电本，嘱他可以随时去电告之所闻所见。他感叹“如此恳切纳交之法，可谓手段高妙”，自己虽不能负随时报告之责，却不能不回复。第二天，他给蒋回信，推许蒋为本民族的砥柱中流，自己虽久绝政闻，但不敢忘匹夫之责。“不过稍示大意，当然不能遽作深谈也。”到了1934年12月10日，杨永泰又当面请他去见蒋，他答以没什么事要说，等明年游庐山时顺便去拜访吧，杨还是希望他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赴南京一谈，他含糊其辞，没有确定。

对家乡云南，他怀有特别感情。1927年10月29日，云南时局大乱，有人来信劝他回乡，他认为“救济之任”义不容辞，“但回滇非为名利，全本于爱乡报国一念”。即使要回去，他也不想从政，“既无职务，进退自如“。不过，他觉得军事结束无期，“似尚谈不上政治，如冒昧入省，反带有一方的色彩发言，殊不便”。所以他想先联合在外省的同乡，共同劝告省内各方和平罢兵，核定军额，限定军费，将民政交给文治派。12月25日是护国纪念日，他想起唐继尧，就是这一年，唐先让他任参政，继又任为办公处长，他不想再蹈“依附军阀之名”，一一谢绝。1930年12月23日，新“云南王”龙云有意推他为立法委员，问他同意否，他感到国民党当局植党营私，不能共事，遂以“疏懒成性”等辞回复。1935年11月24日，又有人劝他出来担当国事，不要安于律师细务，他的回答是“无确信而任国事，不如做小事而确能尽职”。当然，他不从政只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时局不合适，内心还是念念不忘政治，他1931年8月1日日记说得很清楚，他认为直接从政治去做，殊不可能，“应从事文化事业，涵养势力，机会一到，转入政治甚易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0月10日，他想到廿年来参与国事，如今时势至此，竟无法救济，深为不安。且自觉近来心气浮浅，沉着负重之修养甚乏，故临事毫无措置之方。自任律师，不免倾重个人生计，学问又偏向私法，与政治远了。1934年2月25日，他日记中说：“今日南京执政皆民元同事，渠等竟掌握大权而余则自甘废弃，岂才能之不若，实人生观有不同耳。争权夺利，曲学阿贵，余所不能耐”。

读书人本色

1927年10月1日，张耀曾日记写道：“近日杀伐之声满全国，晋奉有战，鲁豫有战，汉宁有战，浙宁有战，粤有战，滇有战，一时戾气云挡，金鼓地震。哀我民族，何其愚谬，至于斯极也。昔日之战，尚有名义可假；今则尽揭去假面具，赤裸裸为个人之战。……余有激言，民国以来，自命健者，竞言治理，计划万端，标举争行，曾无几时，无不溃败，而乱乃益剧。而最切近最明白之一件事，总不能做，且不肯说。此事为何？即‘罢战’二字而已。余以为，我国不要什么主义，不要什么政策，更不要许多办法，只要大家抛弃一切军备，绝对断绝一切内战，则三年而民安，五年而民乐，十年而精神与物质之文明将为五洲冠。‘罢战’为回生之惟一良药，战为致死之惟一毒药。”

1932年1月4日，他在上海公宴冯玉祥时说：“现代任何国家，养兵皆以对外，无用之内战者，独中国犹袭二千年封建思想，内争不已，亡国之原在此，非从此改革不可。”

看着军阀们整天杀来杀去，这位书生政治家深感无力，1927年夏天，他辞去法权讨论委员会的职务，闭门养病，读书明志，就是要远离是非旋涡。（1928年6月3日，知张作霖离开北京，他在日记中说从政十多年，未曾与“东北王”张作霖一通款洽——“余素拒斥军阀，故亦不为军阀所喜，去岁张自称大元帅，余即日离去法权讨论会委员长职务，避之惟恐不速。”）

在民国官场上浮沉十多年，三入内阁，一旦下野，他竟连生活都有问题。1928年3月23日，“余半生奔走，所得私产，仅此地四亩，房四十余间。此外，不但毫无积储，且有负债（因团体事负债除外）。今生活困穷，并此区区不动产，亦将不保。

在离开政治舞台的日子里，他日日自省、反思，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喜观天、亲自然、爱学习、善思考”的“做学问的读书人”。1927年10月12日的日记：“连日战事传说不一，余则此心恬然，一切置之度外，仍作读书作画（即求真乐美）之生活。余少喜吟咏，虽不善作诗，却极喜读诗。读亦漫无轨辙，皆随意翻阅。尤好吟诗，吟亦别无选择，或间步，或饭余，信口呓语，适意而已。”1934年12月31日，又是一年将尽，他在日记中感慨：“惟余除夏间读书数种，思想少有进展外，均操笔为诉讼文字，别无著作，亦无事业，为可愧耳。”

他的读书范围很广，不限于法学专业，对生物学、天文学、生命科学、哲学、历史、艺术、经济、古诗等都有强烈的兴趣，读书笔记中时有一些独到的心得体会。在上海做律师的最后时光，他尤注重与此有关的书，1936年2月29日，他到商务印书馆购《续古逸丛书》，“因其中有宋版《清明集》，可考见宋时民间判词”。此书中国久已失传，从日本借来影印。3月1日，他读《清明集》判词，“体意与现代相去并非太远”。

晚年他常在上海各大学讲演，讲学问之道，从这些讲演中可以看出他的书生本色。

1929年3月18日，他在上海江湾法科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指出拿破仑纵横欧洲，成吉思汗席卷欧亚，在他们个人固然是一世之雄，然从整个人类看来，并无多少价值。他所倾慕的是达尔文、牛顿、马克思、瓦特等人，认为立言第一，其次立德，其次立功。

同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他在中国公学做了一次关于历史的演说：“历史最重信实，我观从来历史，非强者自己夸耀，即狡者自己装饰。尽信史不如无史，即如近年出版各种民国史料，亦半属自己宣传，属于自己者夸耀之，不利于己者隐匿之。而不肯自己宣传之人，则其事实无从表彰。”

1932年12月28日，他到复旦大学演讲《民国制宪概观》，指出宪法的收效基于两个要素，一是有实权者有诚意收束自己的实力，在宪法的规范内行事，认为非实行宪法不可，自己绝对遵守，即宪法乃有权者自己拘束自己的戒律；二是多数国民了解政治，有浓厚的政治欲，将宪法当作满足这种政治欲的手段，绝对实行它，拥护它，即宪法乃国民的政治欲的表现。他认为比纸面上制宪、国民会议上制宪更重要的是，要从国民自身制宪，从有权者的脑筋中制宪。1933年10月2日，他到东吴大学法学院演讲，因为世人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所以社会科学不够发达，“自然科学不过利用厚生，而社会科学则在确知社会现象之因果律，顺应之以创制社会新机构”，社会科学的责任重大。

1936年2月6日，他到青年会演讲，“学问乃对于一切现象，求精密之认识”，探求社会生活根本法则，要从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入手，要站在自存心和同情心的中和点上，以改造社会一切机构，这是我们把握社会生活的大法则。

宪政救国梦

张耀曾毕生耿耿于怀的是宪政救国，即使退出政坛之后的十年，依然为此努力。宪政立国、以法治国、保护人权是他长期的主张，他提出的方案往往不唱高调，而是兼顾理想和实际，“远有方向目标，近有可行措施”。面对国民党的专政，“虽有力之大多数人，亦不获闻政”，他认为非改不可。

1931年9月19日，他在九一八事变次日的日记中说：“国人无心，事过便忘。济南惨案才了，当局便酣嬉荒乐，从事内争，决无顾及国防者。今又遭此奇辱，曾无可资抵御，真可痛恨。”9月20日，有人谈广东，争权猜忌，军阀政客之怪态如绘。全国上下都是如此。9月22日，他说国民党连年自讧，人民五年来负公债至十多万万，国民党何以对民国？“今日惟有往事不提，若蒋、若胡、若冯、若阎，一致出来，悔罪负责，戴罪图功，不济以死济之，方才算一个人。若再利此危机，私图权势，则真狗狼不若矣。”9月26日是中秋节，“各处花爆之声，竟络绎而起。庆赏中秋，竟不因国难而罢止，可见沪人士之爱国心，犹未充实也。夜天无片云，登台望月片刻。天时甚佳，人事无理，不禁感慨。”

10月15日，他得知李烈钧等提案要求国民党当局尊重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并准许人民组党。受民族危机的刺激，他也想发表良心上的主张，又顾虑犯忌而无实益，征求朋友的意见，大家都说应该发表，他才下了决心。10月20日，他草拟《敬告国人书》，交给几家大报，结果到23日只有《申报》一家发表，而且删节之后只剩下了三分之一。11月8日，他在日记中说：“须知国民党只有一党，并无他党之监督攻错，此党内日趋涣散日陷腐败之原也，故准人民自由组党，则国民党转可团结上进。且国民党历史甚长，主义亦佳，把握政权既四五年，纵有新党，亦不致遽失政权，转得他山之石，有何可畏。”

12月23日，他在国难理事会提议致电南京国民党一中全会，主张保障自由，实行宪政，因李烈钧等有正式提案，为之声援。1932年2月12日，国难理事会，他提议发电主张废除一党专政，大家推他起草。2月17日，他所拟的《取消一党专政》通电，各报竟都不登，只好自己印刷散发。4月，国民党将在洛阳开“国难会议”，邀请他参加。3月23日，他在国难会议干事会上主张会议讨论自由，请政府明白承认，至宪政具体方案，似不能提前事先承认。4月5日，他们决定不参加此会，拟发电至洛阳说明不赴会理由，以合作为本旨，主张消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署名者六十五人，上海实业界、金融界精英几乎都参加了，本来说好马相伯领衔，等到定稿时，马忽然来信，已派代表去洛阳，不便列名。最后由他领衔。会议时又决定组织“民宪协进会筹备会”，他表示赞成。停止内战，速行民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4月14日午后，他和同人商量民宪协进会筹备的事。4月15日早，黄炎培、左舜生找他，商量草拟民宪会纲领。他提出四条，他们对他绝对排斥内战的态度稍有讨论，可见“不得已而用武力，亦属政治上应有”的思想尚未消灭，他认为可虑，武力革政，本是进化一法，不可绝对排斥。但中国廿年来，实假革命之名，行攘夺之实，以武力改革政治，绝无希望，只增痛苦与扰乱。

4月17日，他觉得左舜生所拟《民宪协进会发起旨趣书》“稍觉不足”，动手另外起草了一份。4月18日上午，他和黄炎培讨论此稿，午后开会讨论。4月22日开民宪会，商量发起人问题，因为限于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的范围，他感到人选颇难。5月4日，自从他们标举速行宪政的主张，汪精卫、胡汉民等都表示反对。虽言论多不合理之言，但因为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显赫地位，足以摇撼人心，他想予以辩驳批评，而又怕下笔。他知道自己政治上不甚成功，“实由勇力与毅力缺乏之故。否则，所就决不止此”。5月5日晚，他和孙科见面。因为孙科发表的宪政主张，与他们所见略同，他对孙科说：“中山在日，系联合国民与军阀奋斗；中山既没，国民党掌握政权，局势一变，乃以国民党之名，行军阀之实，党为军阀利用，成为军阀之护符，而专以压迫民众为事，其所为全与从前相反。现主实行宪政，即主张恢复党与民众之合作，而一致抵制军阀耳。”5月7日，黄炎培报告办民宪协进会以来，接到各方劝告，措辞不同，都说不应与某派某派（指政学会）合作。他这才知道黄的态度为何由热而冷。他表示，做政治的事，毁誉荣辱应置之度外，受骂乃是常事，万不可因外论而动摇自己主张，否则断不能做政治活动。

5月9日，黄炎培告诉他，蒋介石曾托人写信劝黄，何苦与政学会共事。又说外间都视张耀曾为官僚。他说，政学会确是他所组织，决不否认，如果说凡做过官的都是官僚，他当然是官僚。“夫政治事，无论如何，必有非议。悠悠之口，无足深论。”

5月12日，他们审议民宪协进会章程。6月28日，民宪协进会筹备会在银行公会举行成立会，到会的约四十人，他被推为干事。7月6日晚，穆藕初约民宪协进会的人便饭，饭后报告民宪筹款，说已约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允为设法。他心中叫苦，而又不便反对。

9月4日，他在北平和民宪协进会的朋友谷钟秀、胡石青、李璜、张东荪等谈话，饭前饭后共谈宪政数小时，商定大纲数条，由他带到上海再商。9月23日，黄炎培来，又谈及民宪协进会事，都以暂缓进行为妥，要介绍他加入上海市地方协会，他认为会长史量才“尚为读书人”，而副会长杜月笙、王晓籁都是他所鄙视的，他当即婉言谢绝。

1932年4月13日，他在上海地方维持会讲话，“民国政体虽改，但操持政治者，仍非从事生产之人民自身，乃另是一路专靠政治吃饭之人，与前清官吏无异。近几年来标榜一党治国，治国者与生产人民更截然为二事，党专靠政治吃饭，而不必从事生产，从事生产者绝对不准与闻政治，结果党之政治目标，乃为自身利益，而不为生产阶级图利益，此今日痛苦烦闷所由生也。”他说生产阶级起来问政，并非人人都从政的全民政治，可以由生产阶级中的有识有力者先问政治，逐渐普及。“今日武力所以据国内最高地位，皆频年武力解决政治之故也。又联络政治上要人，以图改良政治，亦不可靠，此不过彼此利用，维持一种小局面，若图全部改良，不可能也。”他主张，生产阶级与统治阶级合一，生产者自行统治，方法就是生产阶级联合起来，以调和生产全阶级的利益为目的，要求统治阶级采纳实行并监督之。当时国难会议即开，听说有决议在宪政未实施前，先设立一国民代表会，他认为和他的意思相似，希望大家利用这一组织，改良政治，以解除我们的痛苦与烦闷。

1933年4月5日，李烈钧报告运动开放政权经过，说这次中政会议决，7月开全国代表大会，商议提前开国民大会，并开放党禁，全系蒋介石同意帮忙，蒋实有觉悟，等等。民宪协进会同人各抒意见，有人以为未必有诚意，也有人以为时机已晚。4月6日，杨永泰谈到蒋对开放政权的态度，说国民党秉政数年，竟丧失国土四省之多，办得好，国民党固应还政于民，办不好更应还政于民，如国民要我们戴罪图功，也不能不努力。他与张君劢、薛子良谈话。薛子良说，开放政权，实蒋提议。蒋说北方现状，战既不能，和亦不可，无论欲和欲战，都须由国民决定，始免反对。

4月19日，他静坐默想，思考宪法运动能否挽这一危局，产生了一些疑虑，感到一般人民智能不足，想以民主图治，几乎近于伪善自欺。民主固然是向上合理的目标，但从当时救亡的急迫来看，他甚至觉得发挥政治力的效率成了当务之急。6月21日，他从李烈钧那里得知，国民党开放政权的事又发生变化，以后政局的改良，难再指望于国民党了。

这一轮热闹的宪政运动，起自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到1933年渐渐落幕。1934年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感慨：“余辈以领导政治自命，不能为当局者设词，亦不能专作民间无责任之论。应有确信为必须而又可行之主张，在野以此唱（倡）导，在位以此实行，然后不致欺民误国。如在野则阿顺世论，取悦群众，得位则又顾虑环境，抛弃持论，言行不相顾，实属不信不忠，今人陷于此病实多，余辈宜切戒也。”

1937年，他身体很不好，当他从张群处得知，国民党当局征询宪法、外交、经济等方面建议时，他“决计全力研究现拟‘宪草’及各方评论，从国家见地构成余之意见，以资当世”，抱病研究各国宪法、比较宪法等。7月8日，他向同人谈对“宪草”意见，“要点为一党专政和总统独裁”，他主张从国策、法制上予以修改。

新中国建设学会

除了参与发起过民宪协进会，张耀曾还参与了黄郛发起的“新中国建设学会”。这个团体起源于他们的“十人团”，先是黄郛提议有个小组织，1931年11月9日，他也认为时局太坏，如果再旁观，觉得对不起国家，赞成这个提议。“欲自命好人者，一致奋起，发生力量，使君子道长。相与议定，先组织十人团，再由十人各组织十人团，逐渐扩充，其宗旨在真诚爱国，而主义则社会民主。”

11月14日，在黄郛家，黄任之、江问渔、赵厚生在座，谈十人团组织以及对党国时局态度。11月17日，王梦迪来谈，时事危急，非国民党、非共产党、非国家主义派的人，另应有所组织，以便形成政治力量。张耀曾同意，主张先以政学会的旧友组成十人团。11月29日，他执笔草拟政治方针，参阅国民党及其改组派、行动派，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等的政治纲领。他表示自己不谈政治多年，今重理旧业，感到世运变化极大，真有慎重研究的必要，不可自信自是。11月30日，他一共拟了廿五条，从正反两面，极简明地表明态度，自认为旗帜鲜明，黄郛等则力主含混，“遂改专从正面谈，殊有不痛快之弊”。12月3日晚，他约了一些政学会旧友吃饭，拟商小组织事，同人都没什么兴致，未再深谈。

1932年5月7日，他和黄郛、黄炎培等议定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5月16日，黄郛、黄炎培等招待银行界，商量新中国建设学会事。

6月8日，他的旧帝大同学、时为驻日使署秘书丁绍伋来谈——

“据谓国事至此，非在野有力人才出问国事不可，党治取消势难办到，只好置之不问，而另以学会名义集合研究救国办法，贡献当局，有机则自起而当执行之任。此为蒋雨岩主张，已得蒋中正同意，现拟令黄膺白出面主持，取名为新中国建设学会，请余体察此意，予以赞助云云。“对这种说法他并不特别感到惊讶，此前他就曾怀疑过黄郛是受蒋的委托，但他觉得需要详查。

7月29日，黄炎培、江问渔又告诉他，火车中听到有人谈话，蒋拟组政党而托黄郛出面，费用由蒋供给，此会名新中国建设学会。他觉得这是一种有可能性的推测，但并无事实证明其真伪。

8月10日午后，何海秋、朱博元来谈，博元并谈及丁性存曾说蒋有组织学会的意图，托黄郛出面，经费由蒋担任。他担心这种做法于学会前途有妨碍。

10月12日早，在新中国建设学会十人团谈话会上，他提请研究，在现今环境下我们能否运筹政治，作政治活动；国内军阀相争益急，我们实不能发现其相争的正当理由，能否设一方法使他们团结，共御外侮。

下午，他又赴新中国建设学会常理会，他认为谈的内容都极为琐屑，感叹空耗时间。黄郛性近专断，不喜法规束缚，毕竟军人性质。他意识到黄郛对于民治、法治精神都很难体会。

早在7月4日，他就在学会政制组上提出过两个提案，一是乡村自治的实行方法；二是就中国现状独裁制与民主制度孰为适宜。10月13日，他与建设会同人讨论政制问题。先就民主与独裁之定义略有辩论，接着他阐述自己主张的民主一权制，即政权应出于有政治能力的民众，而政权的行使须一权直上，于纵面可分数阶级，于横面则独一无二，这样才可避免虚伪民主之弊，而得强固政府之实。大家对此未加议论，黄郛提出分取国民党政权的过渡办法。11月7日，建设学会政制组例会，讨论他提出独裁制与民主制问题。11月22日，新中国建设学会十人团聚餐。饭后谈了很久，政治无多谈，张公权说”现局颇向顺调，财政几可每月收支适合“。十人团组织已逾一年，除学会外，并无什么成就。

1936年5月22日，在黄郛家茶会。谈到新中国建设学会的过去及将来，黄郛提议选学会出版之丛书四种，特增印二千部，送给蒋介石，作为贺礼，贺其五十寿礼，众无异议。10月20日，建设学会开理事会议，讨论送书给蒋介石祝五十寿事。所送的书为赵厚生新著《半部〈论语〉与政治》。

12月6日，他从赵厚生那里知黄郛已当天早逝，两人谈建设学会前途甚久。1937年1月，他口述对新中国建设学会的意见，叫二女笔记，送给赵厚生，供同人参阅，要点是：一、继续办理；二、再认识宗旨，以人道主义为基本信念；三、再检讨对国民党现政权的态度，应自居于挚友的地位，热诚希望其成功；四、废理事长，由常务理事全体负责；五、经费来源公开。

1月20日，张公权、赵厚生来谈建设学会事。张公权主张募集纪念黄郛奖学基金，即交学会支配。基金设保管委员，以后学会理事，即由保管员推聘。3月8日，赵厚生来谈建设学会事。张群已向蒋介石进言，蒋答应每月津贴二千元，暂以一年为期，拟约各人会商后再定办法。赵厚生说张公权退缩怕多事，恐须设法令其不负会责。3月11日，他与赵厚生、李伯申、黄炎培、江问渔等商量继续维持新中国学会事。3月15日，赵厚生、李伯申、黄炎培、江问渔来，会谈建设学会预算及研究主要目标，问渔主张地方自治为先，伯申主张国民经济为目标，厚生主张国际问题为要。他说，三者都要，但范围缩小，才能专精。地方自治宜以城乡下级自治为限，国民经济宜以生产为限，国际问题宜以国际舆情为限。4月24日午前，赵厚生来谈建设学会研究各种专题事，拟请他领导研究宪法草案，他答应考虑。

1937年5月23日，钱永铭提议由张群继任新中国建设学会理事长。他素来主理事长应废，但碍于和张群的交情，不想反对。不过他觉得真要张群来做也有困难：”一、岳军素来谨慎，未必肯公然出面；二、岳军现任中政会秘书长，出任建设会理事长，无异取建设会为国党附庸，与建设会本旨站在超然地位以赞助国党者不同，此为困难之点。但建设会无人肯负责，许多会员本为朋友交情而来，并无学问热忱。今情势变迁，当道又嫉视民间结社，若无当道有力者出面主持，则会员顾虑不前，势将瓦解。”

当初设立此会，本由“十人团”议定，作为外圈，以超然地位练习政治、准备政治，黄郛到北平出任政整会委员长后，“即将此会投闲，不注重，且于会务一人专断，经费出入，尤不公开。政治大计，也从不与同人商量”。他深觉黄郛无民治精神，没有多少希望，早已心灰意懒。会章初无理事长地位，本拟黄郛为常务理事主席，乃大会忽改为理事长，变合议为独裁，已与他的意见不合。黄郛故后，他主张规复旧制，现在形势上又不能实行，专以理事长一席拉人作魁，以迎合现代权势，此后此会全无意义。他觉得如此下去，再随波逐流，不自主张，未免颓废太甚。他疏远政治已久，近来身体如此衰弱，也不能从事学问，自应决然隐退，不再敷衍。只有与张群的私交甚好，当力促其主持会务，并助其成功，但以后的事将不再与闻。

他对黄郛多有不满，由于与黄的私交，尽管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个以蒋为背景的团体，他还是信任黄。黄故后，他在1937年7月写的《一个强健而中和的政治家》，给黄很高的评价，他们相识于民国元年春天，真正过从密切是从1917年冬天开始，当时他们都闲居天津读书，他们一起做政治运动是1918年到1919年的全国和平联合会。1924年的摄政内阁是他们共同担负政治责任的第一次，就是因黄力邀，他才第三次做司法总长，当时政令都出自他的手笔。有这样的关系，他眼里的黄郛——“他的识力坚定，他的手段稳健，他的态度中和”，“国药中的人参”，“一个强健而中和的政治家”。这是公开发表的文字，与他私下日记中对黄郛的评价很不相同。

《武力外制敌方略管见》

抗战开始，1937年8月17日，张耀曾日记说：“余自十六年来从未参与政治，今国难至此，不应固守旧状。”他被国民党当局挑选为二十五个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之一，“国难至此，不容不出”，他虽因病未能前往南京，但书面提交了《武力外制敌方略管见》。9月1日，他日记说：“人之力不外体力、脑力、资力三种。吾辈体力不如青年，资力均非富豪，惟经验学问实有一日之长。则吾人报国，不在上阵线输资财，而在运用脑力，计划一切，明矣。”之后，他连续多日，查阅《日本国力图解》《经济学辞典》等书，草拟制日方略，9月16日终于完成，共五千多字，题为《武力外制敌方略管见》，前有短引，后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外交制日方略，分四段：1.日本外交上的弱点；2.外交制日的计划；3.推行计划的术策；4.推行计划的机关。要点在恳商苏、英、法、美接济我军火，并倡导实施集体的对日经济绝交。而推行这一计划，注重恳托在中国的欧美人士及欧美同情我人士，接受我方案，分头以独立地位运动鼓吹。第二部分，经济制日方略，也分四段：1.日本经济上的弱点，分七八项，都有日本的统计数字；2.经济制日的计划，大意在分别鼓动各国停止或减少与日本间的贸易往来；3.推行计划的术策，列举分劝各国拒绝日货及供给日本货物各方法；4.推行计划的机关，与外交机关略同。第三部分，思想制日方略：1.日本思想上的弱点，在法西斯、自由、无产阶级、共产各种思想的对立；2.思想制日的计划，在刺激法西斯以外各党派之思想向反军阀、反战争的共同倾向急进，期待从速发生政变；3.推进计划的术策，列举刺激各思想的情报及理论，并用以刺激思想的方法；4.推进计划的机关。

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对日本民族也多有了解。他当天日记说：“此次费旬日钩索之力，所得虽不尽惬意，然力祛空浮议论，务求切实办法，词句亦力求简明，尚无空言作文之弊。惜材料终觉不足，所拟办法尚欠具体之处不少，则一人之力有限，平日又未注意及此耳。”他嘱人抄一遍，亲加校阅，再写一信给张群，请代转蒋介石。国防参议会印发了这个方案，密送各参议员阅看。他也自印了一些油印本，送给友好传阅。

1938年6月，国防参议会改称国民参政会，他未能赴会，蛰居上海“孤岛”。他对国民党不满，但他在2月11日日记说得很明白：“要知我辈虽反对一党专政，然当此与敌对抗之时，投鼠忌器，决不欲与现政权为难。“3月21日，他对赵叔雍说：”对国民党政府之政治，余亦觉有痛彻洗涤改革之必要。但此时所急为民族独立问题，须以理智抑制情感，将民族独立之念放在心头，勿专作反国民党之想。“4月11日，张元济、颜惠卿等十人参加在他家举行的茶会。

胸怀淡泊，久无争取政权之心，故讨论时局，绝无个人利害之念参杂其间；

个人从前虽各有党派，且对国民党数年来政治极抱不满，尤不赞成一党专政办法，但当此外侮万急之时，均认为非清算党见之日，故同人当以保全国家为出发点，批评时事决不以打倒国民党为出发点，评论时局也。

这两点是他当时的主张，也是他们的基本共识。

2月1日，当他听说张群言及“本不主战，但战已至今，惟有与主战者同进，以迄于死”时，他叹息：“余谓报国不能以死为止境，明知国命尚有延存之方，而顾虑环境，不敢尝试，只以一死保一己名节，不得谓之精忠。余愿自命为民族英雄者，勿徒注重千古流芳，而不顾全民族一线之命也。”他认为只求死，“不是民族英雄”。

他洞察国人对一己的毁誉利害特别注重，包括有些人只怕被人指为汉奸，而对于国家大计则缺少赤诚良心、披肝沥胆，“此真亡国之象也”。3月25日，他在日记里表示自己留在“孤岛”的决心和态度：

一、消极的

1．不误国

2．不卖身（绝对的）

3．不做官

4．不见日本人（在中日战争未了结期间）

二、积极的

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及能力。

1938年年初，他在日历上大书“民族复兴”四个字，自注“盖此为今年之最大愿望也”。

临终前两个月他还在感叹“际此民族灭亡大时代，一身盛衰何足道，但已无力为民族效劳，可慨也夫”！七七事变周年那天，他日记中说：“此一年中，中国领土竟丧失三分之一……将士战死者六七十万，人民流离数十万。浩劫如此，前途更不知胡底，真可哀矣!”

弥留之时，他仍时时挂念着“汉口无恙否”？

1938年7月26日，五十三岁的张耀曾在山河破碎的日子闭上双眼。张元济写下沉痛的挽诗：“洱海苍山外，斯人不世才。……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杨琥编、张耀曾著：《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

《申报》影印本，1931—1933年

下编政府等于国家吗？

政府等于国家吗？
——章士钊为“陈独秀案”辩护
傅国涌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任上海《苏报》主笔，1905年“《苏报》案”后流亡日本，1908年到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民立报》主笔。1912年创办《独立周报》，1914年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1924年到1926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执律师业。

1933年4月，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连续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五十五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开门见山指出，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摒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国民党也曾“叛国”矣。

他在法庭上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剌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

他表示自己力争的只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诬，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五十三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称他“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也无不可。这当然是律师有意做这样有利于他的辩护。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他的政治观点以他本人的辩护为准。

陈独秀、章士钊的辩护，“政府不等于国家”等观点通过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注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绝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是：“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十三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八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也是对应着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来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自相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只是表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与程一样具有英国宪政教育的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只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为之喜而不寐”，在杭州连夜给他写信。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

当时，陈独秀的辩诉状不仅有一种十四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而且亚东图书馆当年就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一百零二页，收入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文献。此书由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东吴大学、上海大学等大学的法学专业马上将此书作为参考书。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强重华等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程沧波著：《沧波文选》，文星书店，1964年

《申报》影印本，1933年

《大公报》影印本，1933年

《国闻周报》，1933年

汪原放著：《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

附：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

被告陈独秀、彭述之（即张次南）、王武（即宋逢春）、濮一凡、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竞豪（即彭道之）、梁有光、王鉴堂，以上十名均在押。右开被告，民国念一年（1932年——编者注）刑事第三八号危害民国一案，并经侦查终结，认为应行提起公诉，兹将该被告犯罪事实，及所犯法条，开列于后：

被告陈独秀，系安徽怀宁人。初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于前清宣统元二年（一九○九年—一九一○年）间，曾一度回国从事著作。光复后，又往日本继续求学。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回国到上海，在《青年报》（有误，应为《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编者注）当主笔。一以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为目的。民国五年（一九一六）至北京大学当文科教务长（应为文科学长——编者注），直至民国九年（一九二○年），复回上海办《青年报》，是年即加入共产党。旋往广东任教育厅长，约一年，因病回沪。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赴莫斯科住约二月，回国后，被派为共党总秘书，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挥各地共党活动。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因国民党清共，共党失败，第三国际以被告执行职务不力，将其总秘书职务开除。彼时共党内部分裂为二：①为斯丹林（今译斯大林——编者注）派，又名干部派。②为托洛茨基派。被告侧重于托洛茨基一派，自与干部派意见不合。至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下半年，复经开除党籍。于是被告纠集一般开除党籍者，若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团体，举被告与彭述之、张九为中央执行常务委员，宋逢春、濮一凡二人为候补常务委员。复在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处，组织支部，分头活动。因限于经费，仅参加工会及学生运动。而农会方面，党员较少，无法扩张。党内刊物有《校内生活》及《火花》两种，均由被告负责编辑。以上事实，均经被告在捕房高二分院及本处自白，核与共犯彭述之等供词，尚称符合。

查被告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以下简称中央反对派），是为一党之主脑。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固无论矣，即以中央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详阅中共反对派名义发表之《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局势与我们的任务》（证据第二四号），《五卅七周纪念告民众书》（证据第五号），《对时局宣言》（证据第六号），《组委通告》（证据第七号），《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证据第十一号），《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证据第十五号），《沪东区委员（会）为日本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告民众》（证据第十六号），《为日本占领……沪告全国民众》（证据第二六号），《北京特委最近工作计划》（证据第三三号），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嘲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其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言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而其个人名义所发表之《中国将往何处去》（证据第二六号），《此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壮大路》（证据第二六号），《国联第二次决议后之局势》（证据第二六号），《为纪念五一告工友》（证据第二六号），竟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党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惟查共产党进行之程序，原有组织团体，宣传主义，武装暴动，设立苏维埃政权等各阶段。察核被告所为，仅止共产主义之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

（原载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1933年3月版）

陈独秀案开审记
记者

陈独秀、彭述之等十人，于去年（1932年——编者注）十月十五日在沪被捕，经高二分院审讯后，旋解公安局拘押。去年十月二十日押解来京，初押军政部法司，经军法司长王振南两度审问，核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上段不合，即移送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苏高法院即派员来京，迭经开庭侦查，因调阅案卷，颇费时日，始于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假江宁地方法刑二庭，公开审讯，十五日二次开审，二十日三次开审，辩论终结，于二十六日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反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王子平、何阿芳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王武、濮一凡、王兆群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各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褫夺公权三年；梁有光、王鉴堂无罪云。此为中国一大党案，兹汇记其详情如次：

第一次开审

宣告开庭　十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等莅庭升座，同时被告辩护律师章士钊、吴之屏、彭望邺、蒋豪士、刘祖望五人亦入律师辩护席，时各界人士参加旁听者约百余人，九时三十五分，书记官宣告开庭，即由法警签提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王武、何阿芳、王兆群、王子平、郭竞豪（即彭道之）、梁有光、王鉴堂等十人，首由审判长逐一讯问各人年龄，籍贯，住处，职业。……

陈独秀供　检察官宣告后，首传陈独秀审讯，彭述之等九人退至待审室。陈两鬓已斑，须长寸许，面色红润，已无病容，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审判长先问姓名年岁籍贯后，（问）以前作何事？（答）在教育界做事。（问）在何处？（答）在北京。（问）在北京何校？（答）在北京大学当教授。（问）在民国几年？（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五六年。（问）当教授以前作何事？（答）无何事，读书。（问）做教授几年？（答）大约三四年。（问）退职后往何处？（答）到上海。（问）做何事？（答）未做事，闲住。（问）在民国几年？（答）大约在民国九年十年。（问）在上海住几年？（答）在上海住两年。（问）以后往何处？（答）到广东。（问）何时到广东？（答）大约民国十年以后。（问）在广东做何事？（答）做教育厅长一年。（问）做厅长后又往何处？（答）回上海。（问）在上海做何事？（答）无事。（问）民国几年回上海？（答）大约民国十一二年。（问）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挥？（答）是。（问）一九二七年清共后，住何处？（答）迁住上海。（问）先在何处？（答）在武汉。（问）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满意？（答）无所谓满意不满意。（问）共党书记是否即总秘书长？（答）是。（问）何时被开除？（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问）为何被开除？（答）因意见不同。（问）被开除后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党分几派？（答）分托洛斯基与史他林（今译斯大林——编者注）两派。（问）托洛斯基现在何处？（答）现在情形不知。（问）共党内常委几人？（答）五人，然五人中，并无宋逢春，因宋于被捕时方出狱一周余，宋在狱中何能当选常委。又濮一凡为一三十余岁面黑之人，倾见者乃一漂亮小孩子。（问）彭述之曾供濮一凡为常委？（答）不对。濮非常委，恐因语音不同而有舛误。——时章士钊起立称：检察官记录，并未见过，恐有错误，请发下一看。检察官答称：待将来整理后当宣读。（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答）红军为特别组，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党理论，先要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问）在《火花》第一卷第十一期中有《如何救中国》一文，主张平民革命，建设苏维埃政府，是否为与彭述之合著之作品？（答）记不清，意思是如此。（问）又《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当共党欲实行暴动，曾有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徒使党离开民众，应请改变政策等语。是否是你作的？（答）是有的。（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如何？（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是当然的目的。（问）《斧》在何处发行？（答）在华北发行。（问）书中有召集不具名会议，是何意思？（答）国民党不召集时，由共党召集，共党不能召集时，即在国民党势力参加之。（问）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答）是。（问）党内教育界学生方面有人参加否？（答）当然有，工人比较多，其余各界均有。（问）是否常开会？（答）不一定。（问）几时生病的？（答）去年八月间。（问）未生病前开会是否常到？（答）开常会常到。（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时十一时三十五分，陈退。

……

第二次开审

四月十五日第二次开审，地点仍在江宁地方法院刑庭，听众约百余人，各界均有，学生为多，旁听席挤满，后至者伫立。九时五十五分，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查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等升座，被告律师章士钊、吴之屏、彭望邺、刘祖望、蒋豪士五人亦相继莅庭，即签提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等四人到庭。

提陈独秀　首传陈独秀，审判长对陈谓：昨日审讯之笔录，今由书记官宣读，内有错误不对处，可当时声明更正。继由书记官朗读笔录毕，陈略有修正补充。继次第宣读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等所供之笔录，各人均略有补充修正。宣读毕，四人退出。

……

再讯陈彭　王（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竞豪、梁有光、王鉴堂——编者注）供毕复传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等四人到庭，审判长首问陈独秀托洛斯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答是。次问彭述之，托洛斯基派最终目的如何？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又问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彭答是。次问王武（即宋逢春）……后传濮一凡……问毕，审判长宣称本案因公安局尚有一部文件未到，明日（十六日）为星期日，定十八日上午开审。旋各律师共同要求再展期两日，决定于二十日上午十时继续审讯，下午一时退庭。

第三次开审

四月二十日第三次开审，因值公开辩论，历时更久。自上午十时四十分开庭，至下午二时始暂退庭休息，下午三时半起，又赓续开庭，至六时三十分辩论终结，定期本月二十六日下午宣判。兹分志各情如次：

旁听席之拥挤　该院原定晨十时开庭，至九时许，旁听者即陆续到院，请求签发旁听证，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者，惟庭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十时许，旁听席上，已无地可容，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何虑二百余人。至十时四十二分，审判长胡善偁，推事林哲民、张秉慈，书记官沈育仁，及检查官朱隽等升堂，被告辩护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刘祖望、蒋士豪（应为蒋豪士——编者注）等，亦联袂莅庭。首由书记官宣告本日继续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一案，法官即命提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竞豪、梁有光，王鉴堂等，到庭核对笔录，均无甚重要更正。继又传陈独秀、彭述之、王武、濮一凡等四人，核对第二日庭讯笔录，仅陈独秀对于该党之最终目的，与该党候补常委略有更正。王武并请求庭上告知，上次庭讯所示证物之来源。而王之辩护律师，又提出王之家信一封，谓王家曾寄款促王返北平，可足为王刚离囹圄，并未参加任何行动之证明。

作最后之庭讯　法官对于各犯，既经分别详讯。惟于辩论之前，仍对陈等十人，作最终之鞫讯。首讯陈独秀。……王兆群郭竞豪等四人，仍坚决否认为共党党员。至此遂为庭讯终结，已十二时零五分矣。

检察官之论告　十时二十分，法官讯问完毕，检查官朱隽，即起立提起论告，略谓本案被告陈独秀等十人，被捕经过，已于起诉书中述明，并对被告十人之犯罪证据，加以说明。陈独秀，他供过，民国九年加入共产党，十一年任秘书长职，十六年清共，共党失败，因他工作无成绩，致被开除总秘书长职，十八年因倾向托洛斯基派，被开除党籍。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倾向托派，亦均被开除，因此共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查被告之被开除，是被史丹林派开除，并非完全脱离共产党。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是史派说暴动时期已到，托派说还没有到。在策略上，托派主张红军应以农工为基础，史派则连土匪盗贼都参加在内。在手段上，史派主张国民党分子，亦可加入，托派主张国共应分开。凡此种种，都是内部问题，在法律点上，他们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被告供过，说他们现在势力不大，只有几百人，分子以工界为多，学界次之，农村尚无力量走进，与第三国际并无关系。这些在证据上看来，可以相信。又被告自认组织共党，从前开会是去的，并任首席常委，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著作中重要者，以共同名义、个人名义发表者，有《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五卅周纪念》，《告民众书》，《对时局宣言》，《组委通告》，《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沪东区委员会为日本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告民众书》，《北京特委最近工作计划》，《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国联第二次决议后之局势》，《为纪念五一告工友》等。以上之内容，均利用外交，攻击国民政府，使国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与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促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复收土地，分配贫农，破坏政治，及经济组织，故为危害民国，毫无疑义。综纳被告之主张，共有四阶段：（一）组织团体；（二）宣传；（三）武装暴动；（四）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被告之行为，在第二阶段中至第三阶段，现在还办不到。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

陈独秀之抗辩　检察官提论告毕时，已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庭上即传陈独秀讯问，是否尚有抗辩。陈答当然要抗辩。继即述其理由，略谓：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是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末（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但是这句话谁都不能承认，因为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根本不能算是国家。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并不能即认为危害民国云云。其次陈即再述其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理由三点：（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故不得不反对云云。继又述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苏维埃政府，并不危害民国。因以苏俄为事实之证明，苏俄政府殊为强国，即美国德国，亦不如之。国人对苏维埃三字，现视为洪水猛兽，此与同治光绪年间，视铁路为洪水猛兽者，情形相同，我们现在宣传组织苏维埃政府，或者许多人反对，且亦不为法律所赞同，但不能不赞同，即说是叛国云云。故法庭如对人民之政治思想，加以判断，即非人民之法庭，而成为宗教式之法庭，所以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云云。

章士钊辩护状　陈独秀抗辩后，其辩护律师章士钊起立辩护，从言论及行为方面，说明陈并未叛国，并谓陈对三民主义，亦非极不相容，请求庭上宣告陈无罪。其词甚长，自一时至一时五十三分始毕，其原词云：

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以不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独至于公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施设，一任天下之公开评荐，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酷达于何度，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二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其在私法，个人所有，几同神圣，一有侵夺，典章随之。以言政权，适反乎是，甲党柄政，不得视所柄为私有，乙党倡言攻之，并有方法，取得国人共同信用，一转移间，政权即为乙党所承。“夺取政权”云云，“夺取”二字，丝毫不含法律意味。设有甲党首领以夺权之罪控乙，于理天下当无此类法院足辩斯狱。

法院之权，尽可推鞫违法之帝王，而独未由扶助怙势不让之政府者，凡政争之通义则然也。律师曩游英伦，闻教于法家戴雪，彼谓国会改选，两党之多数互易，而在朝党不肯去位，而在野党殊无法律救济之途。诉之法官，法官必无法置对。而英伦自有宪政以来，在朝党从不以不肯去位闻者，全由名誉律为之纲维。故本斯而谈，政权转移之事，移之者绝不以为咎，被移者亦从不以为诟。我往彼来，行乎自然，斯均衡之朋谊，亦作宪之宏轨。十八世纪后，欧美国家之逐步繁昌，胥受此义之赐，稍有通识，颇能言之。至若时在二十世纪，号称民国，人民反对政府，初不越言论范围，而法庭遽尔科刑论罪，同类无从援乎，正士为之侧目。新国家之气象，黯淡如此，诚非律师之所忍形容。中国如历代暴主兴文字狱者无论也，欧洲在中古黑暗时期，士或议政，辄遭窜杀；惟英伦自大宪章确立后，“王之反对党”一名词，屹然为政治上之公开用语，人权得所保障，治道于焉大通。各国效法，纷立宪典，遂蔚成今日民权之盛备。倘适伦敦或之纽约，执途人而语之，反对政府应为罪否？将不以为病狂之语，必且谓是侮蔑之词。如本案检察官起诉书：“一面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云云，皆成为紧急治罪之重要条款。此即中外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耶！退一步言，如起诉书所称，信有罪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十一条，究视何条，足资比附耶？讥而言冷，骂而日热，检察官究以何种标准，定其反对高下之度数耶？要之，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其国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亦未见此项正条。本起诉书之论列，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此首需声明者一。

何谓行为？反对或攻击政府矣，进一步而推翻或颠覆之，斯曰行为。而行为者，有激随法暴之不同，因而法律上之意义各别。法者何？如合法之选举是。暴者何？如暴动或革命是。凡所施于政府，效虽如一，而由前日推翻，由后则日颠覆。所立之名，于法大不相同，何也？颠覆有罪，推翻势不能有罪。设有罪也，立宪国之政府将永无更迭之日，如之何其能之？查刑法第百零三条内乱罪：“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言外之意，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殊不难因文以见义。起诉书罪陈独秀有云：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如问此之推翻所取为何道耶？上次庭讯，审判长询及国民会议事，陈独秀答云：“共产党有权召集，则自行召集之，如由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共产党亦往参加。”由陈独秀之言，绝未自异其党于普通政党，普通政党以何道取得政权，共产党亦遵行之。此观各国会议，无不有共产党之席次，共产党之下，选区争选票，一是与他党同。可见共产党所取政权之第一大道，仍不外法定之选民投票，即陈独秀之意亦然。国民党政府虽以训政相标榜，而训政有期，与美国总统之任期相若。孙中山先生恒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无论党中何人，俱无国民党永久执掌政权之表示，公文书中，亦无此类规定。最近开放政权之声，尤甚嚣尘上，训政之期，无形缩短；每年一开之本党代表大会，今为还政于民之故，亦正议提前。在若此情形之下，有人谋代国民党而起，易用他种政体以行使准备交迁之政权，何得为罪？审判长郑重问陈独秀云：“共产党最终之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建设苏维埃否？”答云：“当然，惟非最终目的耳。“夫”推翻“二字，虽于耳未顺，然若英伦法官问保守党员云：”保守党之目的，是推翻自由党建设巴尔温内阁否？“此除”当然“以外，当无异答。遽科为罪，宁非滑稽之尤？或曰不然，陈独秀所云，乃暴动耳。此在供词中，侃侃言之，何止一次？故起诉书曾切指曰：”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争选无罪，暴动岂得无罪乎？曰：是宜分别言之，陈独秀之暴动，谓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核之恒人心理中之杀人放火，相去绝远。且亦只谓“应”如何而已，谓之曰应，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属应为，其在将来，而不在今日甚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以“左列行为”为必要条件。左列行为者，指现在之事实。反之，同为暴动，而不过未来之理想者，其将不在本条论域之内，初不得课识之士而知之。独秀虽不否认暴动，而当庭一再供称力量不足，并无何项暴动，江西一带之共党，与彼等意见不一致，绝未参加，亦从未派人前往视察，至于正式红军，须在取得政权后，始行组织，此时尚谈不到。党中组织，完全独立，经费由党员节衣缩食充之，不受第三国际之一毫接济等情。是”暴动“云云，亦揣想将来必经之阶段而已，与目前之治安，了无连谊。所谓扰乱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国宪如何，毫不生影响。所谓紊乱（《刑法》第一百○三条内乱罪）如何牵连误会，始得羼入紧急内乱之范围，律师不敏，窃所未谕。

夫法律之事，课现在不课将来。春秋诛心，有君亲无将之义，秦皇暴虐，有腹诽必禁之条。此一为相祈经说，一为专制淫威，律以近世发见其实之刑法要旨，相去何啻万世。本庭遗像昭垂之孙中山先生，即倡言共产主义者也。特叮咛以示于众曰：“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以故先生所持共产理论最透彻而流弊毫无。如谓将来之举动，当受刑事制裁，则以共产嫌疑先陈独秀而应被处分之人，恐非法庭之力所能追溯。若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绳之法律平等之谊，又焉可通？综上所言，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迥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此应声明者二。

复次，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曰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夫国者，民国也，主权在民，时曰国体，必也于民本大有抵触，如运动复辟之类，始号为叛，始得溢为危害。自若以下，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出之途。临之以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云法制，断无此象。且独秀之所以开罪于政府者，非以其鼓吹共产主义乎？若而主义，由司直之眼光视之，非以其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乎？（检察官以紧急治罪法第六条起讼）如实论之，尤谬不然。孙先生之讲民生主义也，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第一讲首段），其解释同党之误会云：“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第二讲）下又云：“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云：“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同上）综合前后所论，其说明民生共产相同及相质相剂之处，何等明切。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又起诉书指独秀“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言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此即中山丛书求之，复如桴鼓之应，不差累黍。民生主义第一讲云：”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和，所以便起战争。最好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 斯与起诉书中上述各语，论质论量，俱不知有何分殊。尤为彰明较著者，同盟会之四大政纲，第四即日平均地权。既日平均，当日分配，后有分配，其先必有没收。没收者何？取之地主之谓。分配者何？给与贫农之谓。商人的垄断于焉销（消）灭，劳工之冲突，于焉化除。中国传统至今之经济政治两种组织，如之何其不破坏乎？援陈证孙，本如一鼻孔出气，谓是言词背谬，尤头大有其人。尤有足资记注者，孙先生平均地权之策，至今迄未实行，其所以然，则曩述”共将来不共现在“一语，足为铁板注脚。惟其如是，故孙先生时时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强聒于众。盖平均地权之业，须以革命之力成之，理势则然也。夫孙先生之革命，与陈独秀之暴动，一贯之论尔。孙先生之书，既为国人所诵习，既其革命方略，亦谆嘱同志努力为之。独陈独秀以含义悉同之”暴动“字样，求民生主义内之同一中坚政策实现。乍一启口，陷阱生焉，凡服膺中山主义之忠实信徒，其谓之何？且也，就陈独秀彭述之连日口供观之，此二人者，并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何以明其然也？独秀不认危害民国，而认反对国民党政府。综其理由，约分三事：一，刺刀政治。政府以强暴之力强抑天下人之口，使不得有所论列，微论非党人之无言论自由权也，即高级国民党员之无枪杆者，亦禁阻使不得声。二，搜括手段。凡国民党之政策，悉以构成，苛捐杂税，横征无已，聚敛所得，悉数寄存外国银行，以便帝国主义者之操纵把持，侵压本邦，反之，商市萧条，农村破产，国民经济之如何衰败，举不值国民党政府之一顾。三，抗日无诚意。当人民一致抗日声浪最高之顷，政府竟听孤军转战，不予接济，民既剥夺殆尽，民族主义，且无以自恃；甚至民间宣言攘外，骎骎有得罪政府之势。彭述之所供略同。此之论调，盖已离却共产党本位，与一般讥切时政之声口，仿佛一气。如西南五省，如冯玉祥先生，与共产党风牛马不相及者，近时箴规政府之文电，遍载于南北新闻纸类，亦殊去上陈三事不远。假令吾国国体未改，帝制依然，以此置于汉人论时事疏，或宋人上皇帝书中，匪惟责罚无闻，抑且优旨嘉奖，事例颇多，无可抵谰。至各国国会议，即前席陈词，所为推排当局，惟一时舌锋是视者，其类此之论，尤难枚举。独是中华，忝为民国，陈彭言虽稍激，议实从同。以此列为罪状，写入爰书，其何以示天下后世？明代于谦之狱，熊廷弼之狱，当时推问，并不限于中涓，狱成之日，何尝不以为罪人斯得，然朝局一变，是非大白，至今公论如何，宁待考知。以今例昔，事同一例。何况陈独秀之于国民党也，今虽仳离，始则合作。审判长屡讯陈独秀曾否在国民党担任职务？独秀坚称无有。如实论之，却不尽然。所供民国十年在广东任教育厅长，是为孙大元帅在粤确定政权之始，且不具论。而十一年之赴莫斯科，为国民党容共政策所由发韧，同行者且为今日全国之最高军事长官，谈士类能言之。尤要者，十六年四月五日，独秀与今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发布国共两党领袖宣言，首称：“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并云：“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由是推测，可见共产党中眼光错误，主张打倒国民党者，大有人在，而独秀苦口劝之，情见乎词，至哀告同志，使勿“为亲者所怨，仇者所快。”即此一点，殊足酿成共产党分裂之势而有余。审判长又问独秀：“究以何故成为苏俄干部派（即斯丹林派）之反对派？”独秀答云：“以意见不同耳。”再问是何意见？即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此其哀情苦志，实已洋溢言表。而独秀党籍之被开除，与联合汪精卫发表宣言一事之不见悦于莫斯科干部人物，不无草蛇灰线，因果相寻之迹，明眼者不难一目得之。己虽不言，而要不失为法院应采之证。当是时也，容共为国民党公开政策，凡共产党同时为国民党，反之，凡国民党亦多日时为共产党。陈独秀适为大团结中之一人，其地位与当今国民党诸要人，雅无二致。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之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彼将实行计划，付之后来，与江西红军无关，与第三国际复无关，以托洛斯基自号厥派，实与生物学家之奉达尔文，心理学家之奉弗洛伊德无异，而亦中山之遗教如是。国民党人且当奉行唯谨，矧在他人，至其见到国民党之失政，引绳批把，有所抨击，此国民之义务如是，即不为共产党，亦得激于忠义而为之。政府现时约束舆论，刻意从严，如陈独秀所陈三事，未便公开如量发布，则有政府所颁之出版法，当然与其他新闻杂志等一律取缔。必欲侦骑四出，如临大敌，一有索引，辄论大刑，国家立法之本旨，岂其如是？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实为公德两便，谨状。

彭律师等补充　章律师既经申述辩护理由，陈之辩护人，尚有彭望邺、吴之屏两律师，亦相继辩护。彭称：关于陈独秀部分，检察官援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六条条文，断定陈为犯罪，然各该条条文之第一句，均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一句，此语应特别注意。查国家与政府，不能混为一谈，国家之要素有之，即土地人民主权。如陈果为危害国家，则应损害国家之土地或人民或主权，方为有据。但陈之行为，第一即无损于国家之土地，今日我国土地之丧失，丝毫不能归咎于陈。此其一。再则陈鼓吹工农阶级专政，系以大多数之民众为对象，而以改善此大多数民众生活为目的，是其无害于人民，亦昭昭明甚。此其二。更就主权言，查训政时期约法第二条第一款，即谓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陈等即属中国国民，而仅鼓吹其理论学说，是亦无悖于主权。请以例明之，国家有如公司，政府为董事会，人民即股东，股东不满意于董事会，或董事会所产生之经理，而谋改组董事会，决非违害公司。以此例陈之行为，其非危害民国，已甚昭著。再查刑法第一○三条内犯罪条文，谓期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始得构成犯罪。陈独秀系以合法的手续，谋推翻现政府，即于该条条文不合。至于其主义上学说上之研究，发行《火花》及《校内生活》等小册子，不能认为叛国的宣传。其次对于组织及集会，其目的亦非危害民国云。

继由吴之屏律师，再加以补充，略谓凡构成犯罪行为，须应以行为要素，即使有行为，其行为是否危害民国，亦待研究。观于陈对于本案事实尚不能引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至该法第六条，谓以组织及集会，作叛国之宣传等语。陈等所发行之刊物，均系于谢少珊家中搜出，尚未在社会上发行，是不负宣传责任，故其罪案，亦不能构成云。

各被告之抗辩　章、彭、吴三律师为陈独秀辩护毕，时已下午二时十五分，庭长宣告退庭，改下午继续开庭辩论。下午四时正，继续开庭。旁听席较上午益形拥挤。书记官宣布开庭后，即依次传各被告，准其抗辩，并由律师代为辩护。兹将各被告之抗辩及律师之辩护词概记如次：

彭述之首述反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理由……

章士钊　律师加以辩护，谓：大致与对陈独秀所辩护者相同，应补充者：（一）被告自认共党，且反对国府，并非欲实行共产主义，乃因为国府，不能实行三民主义，法律上并无共产党即为犯罪之规定，故被告之罪不能成立。（二）被告反对国民党，未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加以比较，且反对国民党之理由，系因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系指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而言，故不能适用。（三）且照事实上看，彭并未做宣传工作，因所印之刊物《火花》《校内生活》份数很少，且政府禁止，不能流传，只由其相信共产主义之朋友看看，所以他们只有思想，并未发挥，即云发挥，亦很有限。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者相去甚远，不能适用。被告所说之理由，完全不站在共产主义之立场上，而系因其爱国心切，甚且可谓爱护国民党心切之故。无法律可引用判罪，请庭上宣布无罪。

彭望邺　律师辩护，谓被告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并非危害民国，如不以国家政府及党看作三位一体，或二位一体，即不能谓为危害民国。再者政府是进步的，且是无限的进步的，国民党的成绩有的可认为很好，有的也可认为不满意，决不能因为有人批评而即说他犯罪。至于文字宣传部分，因被政府禁止，并未达到目的，亦只能认为未遂罪。又不能适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吴之屏　律师辩护，谓被告之刊物，并未传布，即非宣传。检察官之控告，不能适用。再研究学术，法律亦不禁止，应宣告无罪云。

至此陈独秀彭述之均起立补充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云。

……

（吴之屏、彭望邺、刘祖望和蒋豪士继续为其他被告辩护。——编者注）

宣告辩论终结　至此时已下午六时三十五分，各被告及辩护律师，均已辩论完毕，庭长再传各被告，询问是否尚有其他话说，除口吃之王鉴堂谓“放我回家去”外，余均无话可说。庭长乃宣告辩论终结，定本月二十六日下午宣判云。

宣告判决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宣判陈彭案……陈彭等均当庭表示裁判不公，大为咆哮，声明上诉云。

（原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1933年5月1日出版）

国民党与国家
章士钊

近日，陈彭叛国嫌疑一案，愚曾赴京庭辩。钊对起诉书及审讯事实，逐款抗论不讳。语势所趋，辄逾万言。就中国家与政府之别，尤三致意。良以检察官所执罪名，为叛国、为危害民国，而陈彭自认反对或推翻者，止于政府，必于二者离析至明，然后刑责可得容头过身以去。而亦真理在是，不得不争。初不料党国诸公有不乐闻斯言者也。南京《中央日报》，昨载专论一首，驳击鄙词，引绳切事，一洗党人凌厉之气，殊深佩纫，最警策处，尤在讽愚躬任律师，竟不知现行法典中，有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于是引用约法第三十条云：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行使之。

继为之说曰：“夫国家组成之要件，为土地人民主权，而统治权者，主权之动的状态也。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嘻！说虽甚辩，而谓是义为不佞浅识，所不及知，殆未尽然，且即而察之，亦属君子一言不智之伦，料非全党不易之科律也。愚尝读所谓约法者矣，其开宗明义之词曰：“由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夫国民者何？本约法第六条大书而特书曰：“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党派云者，性质介乎宗教、阶级之间，国民之不当以党派不同，朘削其在法平等之权利。殊不难因文以见义，而依史料考之，国民会议，中山先生倡言于曹（锟——编者注）吴（佩孚——编者注）用事之顷，布告天下，文电恢张，而遗嘱更翘此为重要款目之一。虽召集之期，在总理已殁南都奠定之后，而既曰奉遗嘱为之，国民云云，当然不能有悖于发言人之手定范畴，读者试遍迹中山丛书，先生曾谓非国民党员，不得号称国民否乎！为实征之，民国二十年制定本约法之国民会议，议员并无何种党籍之限制，虽政力所之。国民党员之列席者，不期居大多数，而谓此次国民会议，论质论形，俱无异于国民党会议。譬之几何，两园相覆，整然广狭同幅，恐非党国贤豪之所肯承。约法之第三十条，原文因（应）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一义，最为本条眉目，记者引之，贸然将文中国民会议四字，割截以去，不知是何用意？夫以权原言之，被代表多之资地，应高于代表者一阶，乃为选举政治之函义。所谓数同分母，名从主人，籍如记者所论。国民党在现行法律上即国家也。国民会议，在同一法律上，应以何物牒牒，请下一转语来，国家之外，更得容太上国家否？抑或蛇有蜕、鱼有筌，凡此类物所出，是否应即弃之为遗，亦俱请明白示复。且循览约法全文，称主权者一（第二条），称统治权者一（第三十条），称治权者一（第六十五条），之三权者，果同隶一义乎？将各具分别义乎？就固陋所知，主权当英文萨棱帖字，“Sovereignty”，统治权或治权，当英文“Political Power”字。前者国家所有事，后者政府所有事。观夫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订在总纲，治权得由政府总揽，订在政府组织下之中央制度，是二者各有部居，不可混淆，湛然明已。愚又闻之，主权者绝对无限，而又不得分割者也。中央记者所举国家学者，自伯伦知理下逮柏哲士（柏系美人记者误为英人），其说靡不皆然。至于治权，义取相对，而且限制惟意，割裂惟意。约法第六十六至七十六各条，列举政府作何事，行何权，皆治权之一部也。故于第六十五条统举之曰：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此种随意分合聚散之实，罗罗清疏，一览可得。而悉于第一章所标主权无与，主权既属于国民全体，惟国民在某种形态下，若照相镜然，所摄全民迹象，毫无渗漏者，始得擅居行使之名，无惁德焉，是何也？即孙先生所大声疾呼之国民会议也。尝论国家，本一玄名，以见人类最高之政治理想，必以国界内之察物表之。则舍国民会议外，则无质量俱称之物事，足以尸诸。会议中之一党一派，岂其伦也，公孙龙子以悖言乱辞，比之棺槨异处。今中央记者齐视国民会议，与议席间之党若派，卒之主权与治权之界域，樊然不清，又可谓棺槨同变，持此历物，借使服人之口，焉足服人之心。姑退一步，主权即统治权，行使统治权之国民党即国家。一切如记者言，而记者明明为国家核定其组成要件曰：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义即未备。主权一项，教闻教矣！土地人民，说果如何？约法第一条曰：“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是土地之谓也。”第二条第二项曰：“凡依法律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是人民之谓也。”二者皆烜然载在现行根本大法者也。倘若此之领土，不视作国民党之私田之采地之汤沐邑，此之国民，不视作国民党之农奴（如希腊）之喀斯（印度），之非人秽多（日本），非微根本大法之显文露书，价值等于傀儡登场之道白。而中央记者爱护己党，张皇布辞，以国家之宝三始，以党即国家终，抑亦自陷于逻辑矛盾之域而不可通。记者或振振有词曰：吾之所言，本非通论，特中国在训政时期，有此现象，乃“由事实所造成”，无可如何，“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颠覆国家”。此则愚又惑已。某时期约法，亦指约法之订于某时期云尔，与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兰西共和宪法，以示别白于前时所立诸宪。词旨相类，除训政之一特殊一项外，余文大率赋有永久法性，保持百年，要自未妨。如上述法兰西宪法，赘载麦马韩将军总统任期一节，与吾约法标明训政又同。今巴黎、白宫首领，无虑五六选，而宪法如故。麦马韩将军之名，化为宪法上之殒石如故。倘吾之约法，运行有效，叶叶相安，欣欣向荣，则训政时期之成文典章，殊无合法或非法废止之必要。是在国民党人斟酌的经权，好自为之而已。何以言之？寻约法全部，国民党于政治范围以内，虽位置显为优越，然试律于国家本体，无论大小纡径，要绝无僭窃侵害之嫌。一旦此党求还初服，解除训政，不但国家表里山河，生聚教训，依然无恙，即约法参照法兰西前例，殒者听之，活者行之，或正或负，一体只遵如昔，并无意想中杈桠难就之境，乃者党中新进少年，辄鳃鳃焉。以希腊市府之贵族为归，视齐民如徒隶，皇皇焉。以路易十四之淫威为逞，同国家于朕身，竟合党与国而一之，谓反对其一，即为反对其二。初不意法理既非如是，事实亦大相剌谬。党中之法家拂士，谅不为之推波而助澜。庸人自扰，召闹取怒，驯至国中领导国民之惟一大党，无形中丧失信用不少，是亦不可以已乎！尤奇者，中央记者一面主张党即国家，一面说明民国国体，与苏维埃国家不同。其言曰：“在民主国家，主权寄于全民，而在苏维埃国家，主权仅寄于工农兵阶级。今日苏俄宪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之人，在苏俄皆剥夺其公权，不齿于公民。……共产党人名之曰无产阶级专政。……（以上省略号为该报原来就有——编者）今日中国国体，根本与苏维埃有别。”嘻，怪已！记者既知民主国家主权，寄于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尸其名，此其一。既谓党即国家，此谥为国民党专政，其谁曰不宜，中国国民党专政，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此正两国相同之处，焉得曰否，此其二。或曰，国民政府之与苏维埃，名不同而实同。国民政府，在法予党外人以公权，而实则靳之。苏俄不论法实，非无产阶级之公权，一律剥去。苏俄一本，而国民政府二本。一本者何？国体与政体合。二本者何？国体与政体歧。中央记者不居国民党不敢居之名，而却为本党尽攫其所欲攫之实，是之谓党报！愚曰不然，党即国家，亦国民党不敢居之名也。而记者居之不疑，又表面力图避免之苏维埃制度，实际竟或是一是二。有人偶扬苏俄，谓中国治道宜进于是，又动以叛国之罪加之，并缧囚其人，使不得声。如此高下在心，膝渊惟口，国有禁脔，触之者死，诚哉力之所在。人孰得而抗之，政之所擅，亦孰从而反之。惟由力而理，由政而学，事关人类之思想自由，及百年之是非统计，慨（概）欲由一时权党，垄断以尽，恐非徒托梦想之举，即属枉耗心计之为。至若推倒现政，直接行动（即暴动）诸标识，乃共产党理论之所必然。各立宪国之许彼党同下选区，即同时听其提出理论，从容鼓吹。盖国家号为立宪，选民大抵享受依法变更宪政之权。英伦之易称共和，及法兰西之恢复帝制，只须国人公同意志如法表显以上，在谊无不可能，何况主张之远下于此者乎，何况环境之属诸未来者乎？愚主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及布达未来之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之通则，自信确有法据，深叶人情，犹非身任函人之不得不尔也。而中央记者，于该案尚未宣判之日，利用全党第一宣传机关之班资，显示被告应受何等刑责，以致判决主文，适如所期，似其影响所中，实谥出于吉人词寡之外，其曰“陈某判罪之结果，此法院之职，非记者所愿妄参未议。”毋亦世人凡于愿为之事阳为不愿之一例而已，取瑟之意朝明，城旦之刑夕应，中间有无相感相召之迹，及其迹为若何？自非外人推测力之所能至，然若在寻常非党报纸，将万无此等任意指陈刑事大案之权，稍逾范围，行遭纠问，此其事有必至，殆同十日并照之明，独中央日报负党以趋，意之所指，辄生杀予夺人，大书深刻，俨成论告，举世不敢非，敢非亦不顾，此党国名记者之“文采智辩”，自非可以八面论师及扰觚恒律衡之者已。

（原载《申报》，1933年5月4日第3张12版）

陈独秀案判决书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二十一年度高字第三五号。

判决　被告陈独秀，男，年五十五岁，安徽怀宁县人，住上海岳州路永兴里，无业。被告彭述之（即张次南），男，年三十五岁，湖南宝庆县人，住上海东有恒路春阳里，无业。右选任辩护人章士钊律师、彭望邺律师、吴之屏律师。……右被告等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本院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王子平、何阿芳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王武、濮一凡、王兆群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郭竞豪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处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褫夺公权三年。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均准以二日折抵徒刑一日。案内关于犯害之文件及违禁书籍均没收。梁有光、王鉴堂无罪。

……

理由　本案经审理结果，依各种证据，分别认定被告等有罪或无罪之理由，分别说明如次：

（一）关于陈独秀、彭述之部分：

被告陈独秀，自民国九年即在中国创立共产党。彭述之则于民国十年附和参加，同受第三国际委任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独秀兼任书记，在民国十六年同被第三国际开除职务，十八年复同被开除党籍，于是纠集同志，组织中共反对派。以上事实不独该被告等迭次历历供明，即就搜获之文件，如《独秀述之告全党同志书》、《独秀述之致中央信》，其中叙述经过情形甚详，且攻击史丹林（今译斯大林——编者注）派不遗余力，是被告等与第三国际确已脱离关系，固堪认定。惟脱离后，复组织中共反对派，是否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其危害之程度如何？在刑事上负何种责任？此应就被告等自白情词，与搜获之文件互证参观，以为论断之根据。本院审阅收获各文件，除仅属违禁而于案情无关之书籍不计外，其由被告等主编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发行之刊物，多至一百余种，类如《火花》、《校内生活》、《无产者》、《热潮》诸小册子。又如《中国将往何处去》、《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之意义》、《因国联第二次决议后的局势》、《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为纪念五一告工友》、《组委通告》种种传单，核其内容，大都攻击国民党政府为资产阶级所组织，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鼓吹工人贫农起而为阶级斗争；并曰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又谓应坚决的撕碎军政训政的建国大纲；且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其反动文字之尤显著者。如以中共反对派中央常委名义所发表之政治决议案，内称“我们的任务：（一）须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坚决地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中作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二）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卫的以至进攻的斗争，使罢工运动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苏维埃；（三）在夺取土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发展广大的农民武装斗争，扩大农民苏维埃；（四）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及汇合苏维埃的红军占领城市”等语。（下略）（见《校内生活》第四期）核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本院供称，我们中共反对派与史丹林派政见是不相同，但最终目的当然是要推翻国民党国民政府，建设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等语相符。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见约法第六条），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是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且中华民国，系以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国民党则在建设程序中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故三民主义实为中华民国之建设基础，国民党国民政府均为从事于建设之领导机关。该被告等所组织之中共反对派，既以打倒三民主义、实行共产主义为第一要旨，以颠复（覆）国民党国民政府而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为最终目标，是不独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并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其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该被告等在本院侦查及审判中，虽又据迭次供称，我们中共反对派的团体统共只有数百人，分在天津、上海、香港数处，因力量很小，尚不能有军事组织，所以还没有红军。江西、湖北各省共党，我们与他们政见不同，所以没有合作的可能。本院复检阅搜获文件中，如中共反对派发行之《无产者》刊物，其第二期由陈独秀主编之《关于所谓红军问题》，内称“全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遵守恩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指土匪与溃兵）的政策。现在中国工人运动叛徒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皆第三国际史丹林派），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他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力，企图扩大，凭借在游民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除被统治阶级击溃和收买或自己内哄而溃散，或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外，不能有别的前途。”又如《火花》第一卷第四期内，彭述之所著之《史丹林主义者对满洲事件的估计与反日运动的危机》内称，史丹林派信赖的只有红军，以为有了红军，便可以包打天下。湘鄂赣农民武装斗争，是一个事实，但忽视了城市的工人运动，而将其一切幻想寄托在此等武装农民身上，这正是他们几年来陷于无出路的主要原因各等语。以此可见被告等既反对史丹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及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则被告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之共匪自无联络关系，因之该中共反对派尚未发生暴动之事实，固亦可从而证明。惟前所列举之各小册子及种种传单，皆为该中共反对派用以宣传之文字，该项文字又已陆续发现其宣传之宗旨及目标，复无一非危害民国及叛国，均于前段详为述明。则该被告等纵未达于实施扰乱之程度，然亦不仅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精神，除构成同法第二条之罪外，更应构成该条款之罪。至于被告等之抗辩意旨，谓实行共产主义于民国有利而无害，图谋推翻国民党国民政府，不得谓之叛国云云。按此种主张，完全与中华民国现行法律相违背（理由见前）。况被告等图谋颠复（覆）国民政府，以后复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尤为吾国数千年来国体所不容，自无采纳余地，更何足为解免罪责之理由。惟念该被告等均为刻苦深思之学者，其犯罪原因，盖由于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而对于己身并无权利思想。且反对史丹林派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即从证据上观察，该反对派亦尚无实施暴动之准备。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以昭平允。

……总上论结，被告陈独秀、彭述之，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六条之罪，按照同法第十条，《刑法》第四十二条、第七十四条……应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刑法》第七十七条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依《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四项褫夺公权十五年。……特为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院检查官朱隽莅庭执行检察官之职务。本案上诉法院为最高法院，当事人对于本判决如有不服，应于送达判决书之翌日起，十日内以书状叙述不服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审判长推事胡善偁印，推事张秉慈印，推事林哲长印。右件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江苏高等法院书记官丁毅印。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3年5月25—28日第1张第3—4版，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陈独秀上诉状原文

中国共党托洛斯基派首领陈独秀，前经江苏高等法院判决，按“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权十五年，其审讯详情及判决书全文，已迭载本报。至其判决书，已于五月二十七日送达，陈表示不服。兹悉陈已自行拟具上诉状，于十六日由律师蒋豪士携状赴沪，与章士钊律师研究，即递最高法院。爰觅陈之上诉状原文，照录如次：

五月二十七日，奉读贵院判决书，所据理由，颇露布予等政治主张，使之有目共睹。其是非当否，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待废辞，众应了然矣。惟是贵院亦自宣称“该反对派尚无实行暴动之准备”，仅据予等政治主张而判谓“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而判以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权十五年。似此显有疑意之判决，关系予等罪状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之事大。故不得不将不服判决之理由，为贵院缕析陈之。

政府即国家，与夫行使中央统治权者即统治权、即国家之说，贵院亦知其乖谬过于显明，不便公然采用，乃苦心文饰，易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义，其词虽与前说异形，而含意所趋，仍在与前说同质。其不能据此构成予等叛国之罪，亦复无殊法王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其意下以身致法国富强之巨任丰功自许，反之者即目为叛国。清朝以为中国开辟疆土自夸，中国士大夫亦以“我国家深仁厚泽”颂之，反之者即罪以叛逆，“保中国不保大清”即爱新觉罗氏，穷治康梁之唯一罪状。自古帝王无论创业、继统，悉如梨洲所讥：“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此辈专制独夫，其家天下之谬见，固已无足深论；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政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犹之视建筑房屋之匠人即为建筑物，谓反对建设民国者之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亦犹之主张更易匠人即等于毁坏建筑，世间滑稽之论，宁有过于此乎？再衡以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至数十倍；新税名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农夫辍耕于田亩，工贾咨嗟于市廛，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民国景象固应如是乎？此即判词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们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此即判词所谓“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乎？前年不战而断送东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崖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政府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所谓抗日捐，所谓救国公债，所谓防空捐，飞机捐，成为强征暴敛之最新名词。人民之爱国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傈！此即判词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所应从事者乎？以予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而谓为“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而诬为“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

“图谋变更国体”，亦为贵院判词指责予等危害民国及“叛国”之一要点。夫所谓国体，其大要有三：曰君主，曰贵族，曰民主共和。由民主共和而改为帝制，或前王复辟，如袁世凯与张勋之所为，固为变更国体；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虽视前者顺逆不同，而变更国体则一也。民主共和已达改制之极，则过此便无国家改制之可言。世界政论已无于民主共和之外别标新制，即根本已无变更国体之要求者，只在采用若何方法：或和平进化，或革命斗争，以达到巩固共和、发展民主为岐点耳。是以十月革命后之新俄，国体仍属社会主义苏俄联邦共和国也，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先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中国，恢复帝制者二次，至今仍徒有共和民主之名。后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德国，年来帝制复活运动已公然行之，国中魏马（今译魏玛——编者注）宪法不绝如缕。独苏俄共和国日缕巩固，此非世界共见共闻之事乎？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是以自英人边沁著作以迄最近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和平申请书，悉以所谓“为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幸福”一语相标榜，但以何阶级人民占全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论家自来避而不言。以自君主贵族衰亡以来，财产权以至统治权悉操诸极少数人资产阶级之手。彼辈所标榜之民主政治，虽与君主或贵族专制有别，而仍不越统治者资产阶级之狭小范围；所谓大多数人民幸福等诸空头支票，惟自占人民大多数之工人贫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在此政权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民幸福始庶几可得可期，亦惟有经过此政权，始有达到全民福利之途径。盖以任何优良之社会制度，只能使人人为生产者（工人或农民），不能使人人为剥削者（资本家或地主）。苏维埃政权正为消灭剥削制度之工具。人剥削人之制度消灭，始有全民福利之可言。……在民国而图谋变更国体，仅只恢复帝制之一途。由北京政府而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而苏维埃政府，均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趋势，根本与国体问题不相牵涉也。北京政府由北洋各派相继行使中华民国中央统治权者十余年，吾人能谓十六年北伐战争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也？

复次，贵院判词又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为言，予等于此，则益有说焉。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所谓“全民主治”或“全民统治”及“全民政治”者，皆不合逻辑之言，近代统治国家之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者也。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亦仅只达到以大多数人民统治国家已耳。过此以往，必待剥削制度消灭，因之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界限消灭，夫然后乃有真正全民平等之一境。谓阶级存在而全民得以平等者，非有意欺世，亦自为童□剥削阶级因有被剥削而存在，统治者乃对于被统治而言。既无被统治者，则全民政治所统治者何人？所以剥削制度及统治被统治阶级现已消灭，全民平等之社会既已出现，则所谓国家统治权及一切政制悉成为历史上过去名词矣！故曰“全民主治”（全民统治）（全民政治），皆不合逻辑之诳言也。吾人第二须知，主张苏维埃民制之共产党人，固不屑以全民统治之妄语欺世欺人；而并世英、美、法、德等号为民主之国家，其实际无一非资产阶级专政；所谓民主，更无不限于其阶级之狭小范围，占人民大多数之工农劳苦贫民，胥隶属被统治者之地位。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忽为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判词谓为“全民主治”，不知置国民政府现行之“党治”及“训政”制度于何地？谓予等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更属无的而放矢矣。夫“主权”及“统治权”，乃英、法、德文“权威伦特”一语之异议。后一译名，视前者较有实际意义。所谓“主权在民”，所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所谓“主权寄于全民”，其空洞无实权、以视清代加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尤过之。以故虽袁世凯以至曹琨（锟——编者注），亦并不惜承认“主权在民”之说。盖以主权而不行使，仅只在之属之寄之之虚名，实际统治者固不惜慷慨奉送也。倘实以应由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则必闻而大骇矣！“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大会闭会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会行使之”，此非赫然载在国民政府所须颁布之约法者乎？即宋（子文——编者注）财长最近在美国人面前之饰词，亦仅云“中国政府之后盾，筑在强固之中产阶级”。奈何贵院判词竟以所谓“主权寄于全民”与“全民政治”为之遮饰耶!吾辈无欺之共产党人，固尝提出由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之苏维埃政制之主张，以诉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为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者也。持试此以与现行政制两相较，孰为合于民主制度，孰为，危害民国，尚希贵院平心静气一思之！

贵院判词当有最后之一盾，即现行法律是也。兹姑退一步而在法言法。按之现行刑法，关于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秘密罪，均有具体说明。关于内乱罪，乃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着手实行者”为条件。予等固未有此判词，亦未援侵此条文。再退一步而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此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谓“叛国之宣传”，何谓叛国，并无定义。稽之此法全文，亦无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之明文规定。贵院判词所援引者，何为“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精神”？贵院仅知揣摸该法之“立法精神”，而忘却民主国家所应尊重之思想言论自由精神；而且于法律明文之外揣摸“精神”，此种神秘方法，在法言法者固应如是乎？

依上所述，予等认为，贵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此即所以不服判决要求上诉之理由也。

陈独秀六月十五日

（原载《法治周刊》，第1卷33期，1933年）

最高法院改判陈独秀彭述之有期徒刑八年

轰动全国之陈独秀彭述之等，危害民国一案，经上诉最高法院，历时已年余。现经最高法院刑庭判决，由该院公布。兹将判决主文探录如下：

原判决关于陈独秀、彭述之及王武、濮一凡、王兆群、郭竞豪之褫夺公权部分，均撤销。（王子平、何阿芳放弃上诉——编者注）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均以二日抵徒刑一日。关于陈独秀、彭述之之供犯罪所用之文件书籍均没收，其他上诉驳回。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7月21日，选自强重华、杨淑娟、王树棣、李学文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为“七君子”案辩护
李文杰

李文杰（1906—1998），江苏镇江人。曾创办立信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担任东吴大学法会计系主任、教授，“七君子”案发生时，担任王造时等人的辩护律师。鲁迅逝世后，代表鲁迅家属和《鲁迅全集》出版社登报警告日商仿冒版权。在国民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为大同、美专进步学生吴树之、周乙士等七十七人争取到无罪判决。受“中福会”主席宋庆龄、上海各界劝募灾民寒衣委员会委托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会计顾问、义务查账师。任中共地下党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副总干事。

（一）在上海高二分院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晨，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的救国会负责人潘震亚来旧法租界辣斐德路474号正诚律师事务所找俞钟骆和我，对我们说：“衡山（沈钧儒字）他们昨夜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现在已由捕房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解案，我不便代表出庭，请你们立即赶往法院出庭营救。”我们对于沈衡老及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的爱国热诚素所敬仰，兼有交谊，前往营救自是义不容辞，当即驱车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出庭。赶到的其他辩护人，记得的还有张志让、蔡六乘、鄂森等律师。我们在开庭前查阅捕房“解案单”，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以“被告”等有“赤化”嫌疑为理由，派遣特务会同公共租界捕房中西探捕于深夜前往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人住宅将他们逮捕的（邹韬奋、章乃器、史良三人也同时被法租界捕房逮捕，于二十三日下午解送高三分院）。当时沈等四人已被捕房人员关押在法庭旁边一个小房间内，我们几个辩护律师无法同他们谈话，只得由他们自己或家属签具“委任状”呈庭。

法官姓名已记不起偕书记官开庭后，捕房律师甘镜先请求庭上裁定，准予羁押“被告”，进行侦查“罪行”，以便依法起诉。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律师和特务则要求将“被告”等移送南市（指上海旧城区——编者注）上海市公安局转解苏州高等法院审讯（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以高等法院为这类刑事案件的第一审管辖法院）。我们几个辩护律师则以未见提出任何“犯罪”证据为理由，反对羁押和移送，强烈要求当庭开释。开庭前，法院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救国会动员前来旁听的爱国群众，面对法官、特务和捕房人员，个个怒目相向。法官慑于爱国群众的声势，竟以案情重大为理由，宣布禁止旁听。旁听群众虽然被迫退出法庭，但仍聚立在法庭门外，以表示对法庭无理裁定的抗议。

开庭结果，法官在辩护律师义正辞严的要求下，终于被迫驳回捕房律师和公安局特务的请求，当庭裁定将“被告”等“责付”辩护律师张志让、俞钟骆、蔡六乘、李文杰等，保证以后开庭随传随到（记得俞钟骆和我分任沈钧儒、王造时的受责付人）。我们在受责付状上签字并完成必要手续后，就陪同四位爱国领袖昂首阔步走出法庭，守候在法庭门外的旁听群众便一拥而上，把他们团团围住，为这次法庭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而鼓掌欢呼。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我们辩护律师去法院阅卷。下午开庭，我们为移提事又同法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我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为沈王等事，在法庭上与审判官有龃龉。”

二十五日，公共租界捕房在特务的压力下，竟不经法院裁定，将沈钧儒等重行逮捕羁押，准备交公安局特务解往苏州。我们闻讯，立即赶到捕房，捕房竟然剥夺了我们辩护人可接见羁押中的被告的权利，不许我们进入。后来我们得知沈钧儒等又被秘密移解南市，乃急忙赶往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要求接见被告，也被拒绝。于是我们又折回到高二分院向刑庭经办法官提出抗议，亦无效果。十二月五日读报方知沈、邹、李、章、沙、王六位爱国领袖已被押赴苏州高等法院；他们于押解途中，在囚车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他们这种高昂的爱国激情和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真使我感到无限的敬佩。史良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责付律师后，因回乡探亲，后又咯血，延至十二月三十日始自动去苏州高院投案。

关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法院开庭的情况，当天《华美晚报》和《大晚报》都有详细报道。这两份报纸我珍藏多年，“文化大革命”中被两位南京来的外调人员借去，迄未归还，我至今引为憾事。

（二）苏州高院开庭前后

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旬，我们得悉苏州高等法院经过几次秘密审讯，已于四月三日由检察官翁赞年援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七君子”提起公诉，同案被告除“七君子”外，还有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均未到案），罗青（在押），任崇高、顾留馨（交保）七人。在南京同时被捕的救国会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二人亦将受审。四月五日，各报披露这次消息，并摘录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第十条、第二十八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除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所在不明，已予通缉外，合依《刑事诉讼法》第二三〇条、第三四三条提起公诉。”

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和“七君子”的家属根据上述情况，通过各种关系，延请了在上海、苏州执行律师业务的二十七位律师，通力合作，担任“七君子”及其他几位共同被告人的辩护人，其中有刘崇佑（字嵩生，曾任旧国会议员，担任过周恩来同志在天津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后的辩护人），江庸（字翊云，曾任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解放后曾任人大代表），张耀曾（字熔西，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汪有龄（字子健，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次长，朝阳大学校长），陆鸿仪（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顾问），吴曾善（苏州律师公会负责人），陈霆锐，刘世芳（曾任东吴法学院英美法教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华委），唐豪（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此外，还有张志让、俞钟骆、鄂森等，我当时作为律师界的后进，也滥竽充数。

六月六日，传闻苏州高院即将开庭，在上海的救国会部分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在香港路银行俱乐部四楼召开辩护律师会议，商讨案情及出庭辩护策略和要旨，历时四小时。参加者除辩护律师外，还有胡愈之、潘震亚、沙彦楷、钱俊瑞、沈兹九、彭文应等，以及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的家属沈谦、胡子婴、张曼筠、沈粹缜等。大家激于爱国热忱和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义愤，争先恐后，起立发言，围绕着如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扩大宣传救国会的正义主张的作用和影响，唤起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等要点，各抒己见。胡子婴转达了宋庆龄对本案的关切。刘崇佑、江庸、张志让、俞钟骆律师等就法律方面提供若干攻击和防御策略的见解。当时边开会，边由胡愈之走笔疾书，写成新闻报道稿，会后立即送各报馆和通讯社，以便翌晨见报。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动人。会后，救国会还从筹得的款项中，送给辩护人每人旅费三十元。

六月十一日晨，俞钟骆和我带着法院的开庭通知书一同乘车去苏州。抵苏后，先到横街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探望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等六位同志，向他们表示慰问。他们虽然过着羁押生活，但仍然精神饱满，谈笑风生。特别是那位年高德劭，被称为“家长”的沈衡老，长髯飘拂，庄重慈祥，我不由回想起他老人家身着军装，与上海法学院师生一起在本校操场上和南市公共体育场上接受抗日军训检阅的动人情景。他们过着很有意义的集体生活，共同订定了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七点半起床，晚十一点就寝，从早到晚，读书写字，锻炼身体，从事译著，把每天的活动项目排得满满的。他们六位分住三个小房间，另有一间作为会客起坐的房间里，桌上堆满了上海、苏州各界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代表送来的水果、罐头食品。听说不少社会上知名人士都来看守所探视六位同志，面致慰问，其中有张一麐、李根源、褚辅成、黄炎培、江问渔、陶家瑶等。

六月十一日下午二时，高等法院开庭，被告十人（除“七君子”外，还有顾留馨、任崇高、罗青三位）被引进法庭。辩护律师二十七人，身着“法衣”，由刘崇佑、张耀曾、江庸、汪有龄四老领队，沿着法庭前甬道鱼贯进入法庭。审判长方闻起初宣布拒绝旁听，经“被告”和辩护律师以及聚集在法院大门外的群众的抗议后，他才被迫同意允许“被告”亲属和新闻记者进入法庭旁听。

开庭后，检察官翁赞年起立宣读起诉书，“被告”和辩护律师当即予以严正指驳。但是，庭长对于辩护律师和“被告”所提的有利于“被告”的论据二十多点，论证“被告”等组织爱国群众团体，发表爱国言论和主张，不仅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而且是极端的正义行动，竟然以摇摇头、摆摆手的动作轻蔑地一一予以驳回。“被告”和辩护律师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协力同心，在陈述、举证、提问、答辩等方面舌剑唇枪，据律讲理，形成一条对反动法官们进行攻击和防御的坚强阵线，逼使他们特别是那位检察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无法招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这次庭讯历时三小时以上，审判长最后宣告“明日续审”。辩护律师以阅卷和准备辩论意旨需要时间为由，要求延期续审，未被采纳。当晚，辩护律师在旅馆商量第二天作战方略，至深夜一时。熟悉《刑事诉讼法》的俞钟骆律师提出申请审判官“回避”的突然袭击手段，理由是审判官拒不重视采用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显系与检察官一鼻孔出气，故意偏颇，这样就可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依据迫使法院在申请未经裁定以前，不得不依法停止审判。我们决定采取这一办法后，当夜撰状，写状申请审判官回避，翌晨递进法院。

十二日上午，江庸、俞钟骆和我第二次去看守所探望沈衡老等，同他们交换意见。他们对于我们昨夜决定采取的措施，报以会心的微笑。因天气转凉，承韬奋同志关心，借了一件毛背心给我。我们还去司前街女看守所看望史良同志，她正在烫发。我们对她这种从容不迫、出庭如吃喜酒的精神都大为赞佩。

当天下午二时第二次开庭时，因辩护律师已于开庭前代“被告”递状申请审判官回避，不及裁定驳回与否，依法必须停止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推事被申请回避者，除应即速处分者外，应即停止诉讼程序。”）法官在庭上说明原委后，宣告退庭。

辩护律师为“七君子”撰写的答辩状，已于十一日递送法院。这份答辩状长达二万多字，针对检察官起诉书内列举的十条“罪状”，逐条予以指驳。其他被告罗青、任崇高、顾留馨也分别于十一、十二日递进答辩状，各就共同部分和本人有关部分举证答辩。六月二十二日，“七君子”又递进第二次答辩状，补陈政治意见。这些答辩状均见《爱国无罪》一书。

二十三日下午，辩护律师在上海海军青年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交流情况，交换意见。二十五日去苏州高院出庭。这次开庭，法官易人，“更新”审理，审判长为朱宗周，推事为张泽浦、李岳，并准许旁听。十位“被告”逐一陈述情况。下午二时再开庭，辩论的问题集中在西安事变与本案有无关系这一点上。辩护律师相继发言，主张必须传张学良（当时已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到庭作证。我就起诉书所指控的任崇高、顾留馨手持“危害民国”传单一点坚决要要求检察官举出证据，其他律师也一齐起立，支持我的要求。检察官拿不出证据来，弄得窘态毕露，狼狈不堪。这次庭讯，历时七小时，我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与检察官大开辩论，庭上空气，至为紧张。”最后，经过退庭评议后，审判长宣布，决定向南京军事委员会调阅审问张学良的案卷，再行定期开审。但自这次庭讯以后，即未继续开庭。

六月二十五日中午，全体辩护律师应苏州吴曾善律师之邀，在他的“小纯斋”花园住宅里会餐，张一麐老先生亲临参加，对我们为爱国领袖仗义执言表示慰劳，并同我们合影留念。

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七君子”的法西斯暴行，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自从“七君子”被捕入狱以后，国内学者名流，抗日将领，以至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士，都纷纷通电营救，国际上负有声望的学者爱因斯坦、杜威、孟禄等人也联名来电表示关注。上海五千市民上书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释放，各大城市的各种团体以及海外华侨慰问“七君子”的函电如雪片飞来。“爱国无罪”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强大呼声。六月二十五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张宗麟、胡子婴、刘良模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具状苏州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一起羁押受审，声明：“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一时北平等地作家、教授、学生界、电影界、工商界都起而响应。七月五日，宋庆龄等十二人自上海乘车前往苏州，请求立即入狱。这种正气凛然的行动，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慌了手脚。七月三十日，苏州高等法院终于不得不裁定，将“七君子”交保开释。当即由张一麐、李根源、陶家瑶、张一鹏等出具保状后，三十一日下午“七君子”在群众欢呼声中走出看守所；同案被押的罗青，亦同时保释。沈衡老对新闻记者说：“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遍全国，心中万分愉快，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

此案距今已四十多年，当事人多已作古，出庭辩护的二十七位律师，也多已谢世。作为一个见证人，仅就记忆所及，草为是篇借以表达对各位爱国领袖的敬意。

一九七九年四月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

（1937年4月3日）

被告沈钧儒（男，年六十四岁，律师，住上海愚园路桃源坊五十一号）

王造时（男，年三十五岁，律师，住上海地丰路七号乙）

李公朴（男，年三十六岁，量才补习学校校长，住上海愚园路亨昌里二十四号）

沙千里（男，年三十五岁，律师，住上海爱文义路五百二十四弄十四号）

章乃器（男，年四十一岁，大学教授，住上海台拉斯脱路慈惠村二十四号）

邹韬奋（男，年四十二岁，《生活星期刊》主笔，住上海辣斐德路六百零一弄四号）

史良（女，年三十三岁，律师，住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一号）

陶行知（男，余未详）

罗青（男，年三十六岁，现无职业，住首都玄武湖寰洲三十五号）

顾留馨（男，年二十九岁，经商，住上海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一五二八号）

任颂高（即任崇高）（男，年五十七岁，小学教员，住上海杨树浦临清学校）

张仲勉（男，余未详）陈道弘（同上）陈卓（同上）

右开被告，因民国廿五年度侦字第十四号危害民国一案，业经侦查终结，认为应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叙述于后：

犯罪事实及证据

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及在逃之陶行知等八人，因不满意于现政府，在上海以联合各党各派抗敌御侮为名，倡人民救国阵线口号，先组织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各救国会，嗣又联合大学教授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等团体，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刊物，以资号召。未几复扩大范围，组织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假上海公共租界青年协会开成立大会，发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同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又发表一小本刊物，标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一统一之抗敌政权。维时，逃窜在西北之共产党毛泽东，在报纸上见及沈钧儒等所发表之言论，遂亦具函回答，引为同调。沈钧儒等得此响应，自分所愿获偿，乃益图扩展，复遣罗青担任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从此动作日趋急进，并刊行《救亡情报》，对于中央施政方针多所抨击，用以削弱民众对于政府之信仰。适上海日商各纱厂发生工潮，沈钧儒筹认为有机可乘，复藉此组织罢工后援会，募集款项，接济各工人，意在使其与救国会取一致行动。当经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员会同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捕房，将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七人拘获，除史良于取保后逃匿外，遂以沈钧儒等涉有“勾结共产党，组织非法团体，煽动罢工罢课，扰乱地方秩序，图谋颠覆政府”各嫌疑，连同证件移送侦查到院。嗣同案被告史良亦于侦查中自行投案，同时罗青亦在江阴县被获，送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转送归案侦查。正办理间，复有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五人，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名义，具呈请求恢复沈钧儒等自由，当以该顾留馨等均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员，任颂高并兼任该会理事，不无共犯之嫌，因予一并侦查。兹经侦查明晰，认本案各被告共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属实。

上述犯罪事实，依左列各证据认定之：

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宣言》内有：“列强攻苏之误，中国之剿共亦误”，“少数别具肺肝的人们，依然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证以《救亡情报》中类此主张者，亦不一而足。查共产党祸国情形，为人所共见，其宗旨与三民主义显不相容，被告等竟组织团体主张不应讨伐，并公然指摘政府历来剿共为错误，其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极为明显。

二、前项宣言，除主张立时释放政治犯外，并称：“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等语，证以《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亦有“迅速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字样，核与章乃器交与罗青《共产党致国民党书》所载“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各节，如出一辙。查被告等同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沈钧儒与罗青并自称“亦系国民党党员”，明知国民党为中华民国建国之惟一机构，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之惟一政府，乃竟侪之于各党各派之列，妄倡人民救国阵线，自称“愿为介绍谈判”，曰“立刻释放政治犯”，曰“立刻派遣正式代表”，曰“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措词荒谬，肆无忌惮，其不承认现政府为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已可概见。

三、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所发表之《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刊物内有：“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这里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没有表示，这结果会使一般民众相信倒是共产党能够顾全大局，破除成见”。陶行知于《生活》杂志所著论文，亦明认“红军为中国三大集团之一”。其有意为共产党张目，并削弱民众对于政府及国民党之信仰，可见一斑。况经讯以“共产党是无国籍的，是抱世界主义的，怎能救国”？据沈钧儒答：“我们没有研究到这个问题。”（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讯问笔录）又讯以“中央军队于‘一•二八’及长城之役，参加抗战时，红军均在后方乘危反攻，何能更与合作，并究以何法保证其不生后患”？被告等对此亦均不能为充分之解答，仅谓：“合作之后，如敢倒戈，不难用政府及民众力量制裁之。”更就李公朴所述“我就书报上看来，他（指共产党，下同）是主张抗日的，但他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还是一个问题”（同上日期讯问笔录）。参互以观，共产党是否具有抗敌御侮决心，尚不可知，乃被告等既侪国民党及现政府于各党各派之列，同时复主张“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其蔑视政府，故为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已无容疑。

四、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顾留馨、任颂高等，虽佥称伊等所主张之人民救国阵线（亦称民族阵线、联合阵线、民族联合阵线、救国阵线、救亡阵线、统一阵线），与共产党所倡之人民阵线口号不同，并据邹韬奋提出其自著之《生活日报》以为证明；然据共同被告罗青供述：“现在名词还未统一，人民阵线、人民救国阵线、救国阵线、统一阵线、民族阵线、联合阵线，都是一样的。”（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讯问笔录）即查阅邹韬奋所提出之《生活日报》，内有“为明了起见，不可再用‘人民阵线’这个名词，应该用‘民族联合阵线’”云云，不但不能证明人民救国阵线与人民阵线系属两事，反可证实人民阵线口号，亦久已为被告等所沿用。此外尚有在章乃器家搜获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情报第一号，其中载有“发表宣言并募集款项，援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欢迎美国人民阵线来沪”等语，足见人民救国阵线与人民阵线，实系同一之名词，已无疑义；更证以周守彝、程嗣文、甘爽等所组织之火花读书会，其宗旨为反资本主义，确系共产党团体，并曾加入职业界救国会，编为一四三三组，以周守彝为组长，亦经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认定周守彝等系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判处罪刑，有案可稽。而职业界救国会系加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又系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复为被告等一致承认之事实，是该救国会成立时，即容纳有共产党分子在内，自极明了。再查人民阵线系共产党标语，含有阶级作用、党派背景，及对内革命之性质各点，已为被告等所不否认;而西班牙内战，系由共产党所主持之人民阵线而起，又为显著之事实。被告等偏以此种标语为号召之用，且其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尚未实现，即先欲援助西班牙之人民阵线政府，一面指摘我国之剿共为内战，一面复援助他国人民阵线之内战，谓无国际背景、政治野心，其谁能信？

五、共产党毛泽东答复沈钧儒等信函（系印刷品）内有：“南京政府五月五日颁布的宪法与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我们认为是反民主的，根据这些法律组织的国民大会，我们不能承认他有代表全国人民和民意的权利”，“我们认为这种国民大会的存在是有害的”，“我们希望你们及全国一切救国团体，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其抨击宪法一点，尤与被告等所称“含有制礼作乐的宪法是多余的”等语，若合符节。矧查毛泽东信内所述，不但无自动取消苏维埃政府之表示，且希望各团体能派代表前往参加该伪政府。被告等以其系对于救国会所表示之响应，竟将是项反动刊物由章乃器授与罗青，命其担任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见罗青历次供述），乃犹饰称“并无危害民国之犯意”，又谁能信？

六、被告等除坚不承认有鼓动学生罢课情事外，对于组织工人罢工后援会，则并不否认，并称“工人救国会亦加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之内”等语，其用救国会名义散发《为上海三百五十万市民请命》传单，亦有“这二十余万的工人，都可训练为冲锋陷阵的英雄”之语，对于智识简单之工人，竟不惜多方煽惑，以遂其不法之企图。乃被告等犹以“意在救国，并无其他作用”，斤斤置辩，显属虚饰之词。

七、在邹韬奋家搜获共产党刊行之《斗争报》（“托派”报纸——编者注），其中虽曾批评“章乃器是叛卖阶级的史太林派”，并称：“反对章乃器们的救国阵线没有政治野心，没有夺取政权的企图，引入爱国一途，减少斗争的力量。”纵令果如所言，亦不过谓伊等之主张与极端左倾之杜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编者注）派有别，仍与三民主义不能相容，殊难以此为被告等有利之证据。

八、被告等虽称伊等与第三国际并无关系，然查人民阵线即系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之口号，其关于中国成立人民阵线议决案内有：“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中心”。又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中国人民阵线内有“在救国名义下，并发动反现政府的斗争”，“反对现政府及国民党”（见附卷二十六年二月四日《中央日报》）。被告等所倡之口号，既系本于第三国际大会所通过之议决案而来，其于各种刊物内复屡言“讨赤不易成功”，“不相信国民党可以包办救国”；并于《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第五项载有“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之语，尤显与前述第三国际议决案相一致，自无解于危害民国之罪责。

九、上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据张学良所提出之八项主张内有“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及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项，被告等对此虽坚称“毫未与闻其事”，并谓“上年五月三十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之时，尚未闻西安有救国会”等语。此查上年五月六日《救亡情报》创刊号，即有“西安学生悲壮的救国运动”，“西安各学校均由救国会的组织”之记载；该《情报》第二十五期，对于成立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情形，记载尤为详悉，并称“全救会宣言和纲领我们翻印了二千多份，已普遍散发”等语，足见被告等所称“西安并无救国会”　一节，显系有意诿卸。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七期《救亡情报》载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致西安张学良电报：“前略。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此电拍发后，为时仅浃旬，即有西安事变发生，而张学良之通电，又明明以释放该被告等为要挟。且核其彼此所揭橥之主张，亦复完全相同。其双方互相联络之情形，已堪认定。虽被告原电仅系怂恿张学良联合各将领督促政府对外出兵，尚不能证明西安暴动系出于被告等所策划，而其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要属无可讳言。况查抗敌救国，政府自有整个计划，纵令被告等果具爱国热忱，亦当于政府领导之下，竭诚献替，一致进行，以期有济。乃竟假联合各党各派为名，私立救国联合会，其所倡另建抗敌政权一节，尤与张学良通电所为改组政府之主张，适相吻合。此外又复散发种种刊物，鼓吹人民救国阵线等谬说，淆乱听闻，使人民与政府间起分化作用。是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更属罪证确凿，灼然无疑。

十、罗青承认担任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属实，并称：“与章乃器接洽时，沈钧儒、邹韬奋亦一同在座。”此外复在身畔搜获有：（1）《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宣言》；（2）《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3）《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4）《共产党致国民党书》；（5）毛泽东油印回信；（6）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木戳等件。足证其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为不虚，依法应认为共同正犯。顾留馨、任颂高自认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员，任颂高并兼任该会理事，一面复与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共五人，分持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传单，以该救国会代表名义，具呈请求恢复沈钧儒等自由。经将该传单及顾留馨所持救国会刊发之《国难新闻》分别扣押在案，均足以证明参与犯罪，委系出于共同之意思，自亦应以共同正犯论。

所犯法条

综上所述，本件被告　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除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所在不明，已予通缉外，合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百四十三条提起公诉，并将人卷及证件，送请查收，依法审判。

此致

本院刑事庭

计送卷十二宗，证据物件（详目录）。

被　告　沈钧儒　王造时　李公朴　沙千里　章乃器　邹韬奋　史良　罗青（以上八名在押）顾留馨　任颂高（以上二名在保）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三日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翁赞年

（原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4月4日；《救国无罪》，上海时代文献社，1937年8月）

沈钧儒等答辩书

（1937年6月7日）

被　告　沈钧儒（年六十四岁，浙江嘉兴籍，在押）

辩护人　张耀曾（律师）秦联奎（律师）李肇甫（律师）

被　告　王造时（年三十五岁，江西安福籍，在押）

辩护人　江　庸（律师）李国珍（律师）刘世芳（律师）

被　告　李公朴（年三十六岁，江苏武进籍，在押）

辩护人　汪有龄（律师）鄂森（律师）陈志皋（律师）

被　告　沙千里（年三十五岁，江苏上海籍，在押）

辩护人　江一平（律师）徐佐良（律师）汪葆楫（律师）

被　告　章乃器（年四十一岁，浙江青田籍，在押）

辩护人　陆鸿仪（律师）吴曾善（律师）张志让（律师）

被　告　邹韬奋（年四十二岁，江苏上海籍，在押）

辩护人刘崇佑（律师）陈霆锐（律师）孙祖基（律师）

被　告　史　良（年三十三岁，江苏武进籍，在押）

辩护人俞钟骆（律师）俞承修（律师）刘祖望（律师）

为被告危害民国一案，具状答辩，并声（申）请停止羁押事。

事　实

缘东邻入寇，得寸进尺，侵扰三边，囊括四省。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长城以北察哈尔又丧失过半，榆关以内，冀东伪组织亦宣告成立，驻兵日增，特务林立，走私猖獗，浪人横行，封豕长蛇，气吞宇内。而河北奸民方假请愿自治之名，以行为虎作伥之实。形势岌岌，不可终日。于是平津教授呼号于前，学生市民奔走于后，风声所至，举国奋兴，沪上人士乃有救国会之组织。查二十五年一月一日《申报周刊》记载此事之宣言曰“此一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民愤慨异常，上海文化界马相伯等三百余人鉴于中华民族之危机日迫，整个华北又将成为第二个伪满，特发起救国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主张七点：（一）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与协定；（二）坚决反对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三）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四）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五）从略（原文从略，谅系恐启对外纠纷之故）；（六）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七）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 救亡运动遍于全国，情绪激昂，为近年来所罕见”等语，此当时之实录也。被告等目击河山破碎，痛念国亡无日，奋起赴难，未敢后人。当时救国会及被告等均认为救亡唯一要道，端在全民族团结一致，御侮抗敌。故言论行动莫不以此为依归。至和平统一，集中力量各点，则均不过为求达此项目的之方法。凡此各情，均有后列答辩理由内所引救国会及被告等个人之文件足以证明。尔后全国抗敌之情绪日趋高涨，实足为政府外交强有力之后盾。奸民之谋既败，华北之局势暂安。对日外交强化，敌人之气焰稍杀。被告等方自惭个人能力之薄弱，报国之心未尽万一，不图于去年十一月廿二日午夜，忽同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分别被捕；卒由上海市公安局函送钧院检察处侦查，中经延长羁押期间两月，期满之日，竟以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提起公诉。

答辩理由

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所定之罪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起诉书认为被告等有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嫌疑。然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救国会与被告等耿耿之诚，具见各项文件，试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第一面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一致，以全力抗敌。”第二面载：“在这敌寇日深，而内部纠纷依然严重的时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有一个广大的团结，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为了这种要求，全国各地各界的救国团体代表们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人民救国阵线。”第六面所载口号为：“中华民族团结万岁！反日战争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第八面（页数系连前载宣言计算）载：“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工作检讨》第十五面载：“联合战线的意义是，在横的方面，团结各党各派；在纵的方面，团结社会上的各阶层，去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的扩大的团结，是需要极端的诚意和极端的宽大容忍的态度的。”第廿一面载：“联合战线的意义可以用‘同舟共济’四个字来解释。一只船遇了险，船里面的人自然会忘记了平时的一切党派的歧异和意见的冲突，而共同协力，使这只船出险。那时候如果真有少数不顾大局的人，依然为了自己的行李而不顾大众的生命，那才是大众的公敌——汉奸，此外是不应该有另外的纠纷的。一切党派歧异和意见冲突，都只好在出险以后再来算账。然而一度共过患难之后，也许就不必再算账了。”钧儒、乃器、韬奋及陶行知等四人用个人名义所发表之《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第十二面载“随后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各等语。究竟救国会之目的系救国抑系害国，其主张为违反三民主义，抑正为三民主义之所规示，实可不待烦言而解。起诉书虽胪列犯罪证据至十款之多，然无非将救国会之各项文件，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曲解对外敌忾之旨，为对内攘夺之意；并未就本案之事实与证据，为整个之观察，终至支离破碎，真相不明；而于国际情势与国策内容之如何，尤多未晓。兹为抉剔谬误起见，仅就所列十款，逐一答辩如次：

一、起诉书于第一款内主张被告等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系引《全国各界救国会大会宣言》内所载两项辞句，以为论据。然查（甲）所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宣言》内有‘列强攻苏之误，中国之剿共亦误’”等语，明于所引词句之上加有引句符号以示直引之意。而遍查该宣言中，并无此语，实足使人惊诧。迨检阅上海市公安局致钧院检察处函，始见其中先已载有此语，起诉书实即承其错误。万不料起诉书以侦查四个月之时间，竟于救国会文件之原文，尚未加以细阅。一端如此，其他可知。再查该宣言中所载类似而不同之点为：“在四年八个月中间，西方列强在赞助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使他们在远东的利益受到致命的威胁。我们的亲日派官僚在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在梦想和日本建立国际反共同盟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几乎要断送整个国家命脉。”（见宣言第二面）是所谓攻苏之错误，明指西方列强因迷信日本进攻苏联之烟幕，致坐失远东之利益。所谓反共之错误，明指因梦想真能与日同盟反共，其结果恐致共未及反，而国已亡于日人之手。再观该宣言首段所载：“在这四年八个月中间，日本帝国主义一面以建立军事根据地，进攻苏联的烟幕，蒙蔽欧美列强；一面以联合反共的圈套，诱诈我们的当局，乘机并吞了我们六省一百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六千万的同胞。”（见第一面）

该宣言末面所载：“不要再听信日本帝国主义的花言巧语，企图以中国为牺牲，在远东发动反对苏联战争。”前后参阅，其意益明。

（乙）至起诉书于同一款内，又引该宣言第二面所载“少数别具肺肝的人们，依然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等语，以为第二论据。则查该项辞句之意旨，仍与上述各语相向，即中华民族之主要敌人为志在亡我之日本。起诉书苟不否认日本为我国之主要敌人，即不能对上述辞句有何指摘。

综起诉书第一款所引文件内载各语而观，可知所论国际联日攻苏反共之智与不智，纯从抗日一点出发，并未及于攻苏反共之本身。盖救国会为对日而起。对日以外之“苏”、“共”问题，原与该会之本旨无涉。起诉书既于句中关于对日之词及所称迷梦之意义均未注意，则其所放自尚属无的之矢。矧查中日共同防共协定，曾经日方于去年秋冬间中日谈判之中一再提出，政府始终坚决拒绝，实可见救国会关于此点之见解与政府之措置并无丝毫不合。而三中全会宣言更明称“至于对内则和平统一，数年以来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等语。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亦称：“对于世界殷殷焉蕲至于大同之治，对于国内更断无町畦畛域之见，惟求集中国力，奠定统一之基。”对共产党并称“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各等语，尤足证中央之国策，与上开全救会宣言内载辞句之意旨，并无不同。起诉书据该辞句认被告等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则实于中央国策之为何，尚未明悉。

二、起诉书第二款内主张被告等不承认现政府为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无非以左列各点为论据：

（甲）全救会宣言建议释放政治犯。然查二中全会及三中全会中均有此项提案，三中全会且已将原则通过。蒋院长于三中全会后对中央社记者谈话中亦称“对于过去政治上犯有过误者，矜惜宽免，不乏其例”云云，并明定赦免之条件，表示尤为具体。起诉书竟以此为断定被告等不承认现政府之统治权与欲更行组织政府之根据，不知其对于中央此项提案与决议，究竟作何解释？

（乙）起诉书以全救会宣言内载大会建议各党各派应立刻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及政治纲领内载我们需要很迅速地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云云，为不承认现政府之统治权，并欲另组政府之证据。其错误在将政权与政府混为一谈。殊不知政府为国家之机构，政权则为此机构所发挥之力量。故同一政府可以发挥不同之权力，其权力之变更，并不影响其组织。例如两广统一之后，中央之政权扩大，而组织并无丝毫变更，即其明证。当全救会发表宣言及政治纲领之时，国内形势显有各方分立之象。全救会鉴于外侮之日迫，发为内部团结之呼吁，政府既以和平统一为怀，何能引为罪据？至所谓“统一的抗敌政权”与“统一的救国政权”内之“抗敌”与“救国”，则查抗敌救国为人民一致之要求，故当时认为政府只须表示抗敌救国之决心，政权即易臻于统一；且亦惟于政府具有统一政权之时，乃足以实行抗敌救国而制胜。试观全救会宣言，于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之后，相隔仅八行，即继续说明：“人民救国阵线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职。我们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取领导权，不替任何党派争取正统，而只要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见第五面）再证以上文所载：“它（指中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是不必顾虑的。”（见第四面）与下文所载：“这是一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见第五面）一面既说明中央之领导地位，一面又声（申）明不但自身不争政权，且亦并不为其他任何党派夺中央领导之地位，其无变更政府组织之意，岂不彰彰明甚？起诉书竟于同一文件之中，置上下文于不顾，断章取义，一再曲解，指被告等为“不承认现政府为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颠倒是非，莫此为甚。而将“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曲解为“更行组织一政府”，即就字面而言，亦属万不可通。斟酌证据，而为适得其反之结论，自断不为法律之所准许。起诉书一意罗织，事极显然。况查全救会上述之见解与希望，即政府亦早已历有表示。以前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之宣言无论矣，即今年二月间三中全会之宣言，亦明揭“和平统一”之国策，并称：“必和平然后人人皆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又云：“自去岁七月以后，统一事业渐以形成。”是统一固为以前所未全得，为以后亟宜完成，而和平固为求得统一之方法。蒋院长于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在中央纪念周演讲《统一救亡》亦云：“换一句话说，就是为着爱惜国家的力量，保持内部的完整，要求整个的觉悟和团结，使将来大家从此以后，能和衷共济，共同一致来完成抵御外侮，复兴国家的远大事业起见，所以不能不以总理包容一切的精神为精神，尽量地用和平方法来解决，以告慰我们总理与已死同志在天之灵。最近中央各同志大家对于解决内政问题的方法，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是始终要本信义和平，包容一切的精神，用和平的方法，来处理一切纷乱。”

是救国会建议和平统一之目的与方法，与蒋院长此言，亦完全相合。盖统一政权于抗敌救亡为必要，和平为实现统一政权之手段，而各党各派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则为和平统一之方法。救国会此项建议，与政府根本方策显无二致。至此种方法究竟应否采取，则政府自有权衡，民众团体本于爱国之热诚，为此建议，决无不法之可言。起诉书因未能了然于实际政治之势，以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经指出，自即了然。若再就全救会同人之行动言之，则被告等曾被推为代表向二中全会请愿，蒙派中委马超俊接见；此外向地方政府请愿陈情，次数之多，尤非屈指所能尽计。苟不承认政府之统治权，尚何必有此举动？至除大会宣言以外，全救会其他文件，亦多有可以互相阐明之处。即如大会工作检讨第十二面载：“我们对当局应该有政策之争，然而绝对没有政权之争。我们在政策上是不妥洽的，在政权上既然根本上已经不争，便无所谓妥洽不妥洽。”钧儒、乃器、韬奋及陶行知所刊《团结御侮》之小册第六面亦载：“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中央政府要是没有各地方当局的合作，固然谈不到抗日；但是地方当局在和中央政府对立的状态之下，即使出兵抗日，也未必有胜利的把握。”第十二面载有希望蒋委员长亲率二百余万军队发动民族解放战争之语（详见答辩理由首段）。第十六面且说明“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云云，在在均足证明起诉书内所为结论之完全不确。

（丙）起诉书又谓前述各语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所载“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如出一辙。然查全救会所建议者为促成统一的抗敌政权，而该共产党书内所主张者，则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明系指政府而言。两者之间，即就字义而言，亦绝无相同之处。起诉书竟认为如出一辙，不但于政府与政权之别未明，且实有故意周纳，指鹿为马之嫌！

（丁）至于起诉书谓被告等所称各党各派云云，实侪国民党于各党各派之列一层，则并入后列第三款内论列。又指共产党书系由乃器交与罗青云云，实与事实不符，亦并入后列第九款内详细说明。

起诉书第二款不明政府与政权之区别，恝置上下文于不顾，茫然于中央之政策与言论，不识扩大政府之政权于抗战为必要，指摘被告等为不承认现政府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实属一意武断，罔顾是非。

三、起诉书于第三款内杂引《团结御侮》之小册内所载数语，及一二侦查问答之词，认为有意为共产党张目，侪国民党及政府于各党各派之列，蔑视现政府，并为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然（甲）起诉书于该小册之内容，根本未予研究，以致所为结论，恰与原意相反。查该小册系钧儒、乃器、韬奋及陶行知四人所发表，并非救国会之文件，然其要旨，仍在希望全民族团结一致。其第六面载：“我们以为，第一，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实行全国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换句话说，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地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该册第十二面所载希望蒋委员长亲率二百余万军队，发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已详见上列答辩理由首段。其第十四面又载：“我们认为西南当局应该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该册于国民党尤显然望其能领导全国致力于民族革命之伟业。即如第十五面载：“中国国民党我们始终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主角。”第十六面载：“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曰“主角”，曰“握有统治权的国民党赶快起来”，则其明认国民党有领导全国各党各派救国之责任与权力，而并非与各党各派同列，实属毫无疑义。

上开各点既明，则起诉书就所引册内各语所为论断，系属穿凿附会，自必了然。即如起诉书所引“这里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是指中国共产党”云云，其所紧接之上文为：“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见第十六面）明望国民党主动联合各党各派，而共产党不过为被联合各党各派中之主要者，国民党显在主动领导之地位，起诉书何得谓为侪之各党各派之列？更何得谓为共产党张目？至起诉书所引第十七面所载：“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有表示，这结果会使一般民众相信倒是共产党能顾全大局，破除成见。”则明在上引第十六面所载各语之后，仍系希望国民党领导抗日无疑。再证以该小册第十八面所载：“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致受到阻碍。”是明在告诫共产党，何得反谓为之张目？至为何希望共产党参加抗日，则无非因寇入已深，应以全力对外，一点一滴之血，一枪一弹之费，均应留作对外之用。中山先生于民族主义第三讲末段云：“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二十一年四月我国国难会议宣言亦载：“深愿全国国民不分党派阶级，精诚团结，牺牲一切成见，共图抵抗之方策……而依据民众武力之原则，打破以往循环内战之局面，实为今后国人努力唯一之途径。”二十一年九一八纪念，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国人书亦载：“国人今日政治见解之不同，政治集团之庞杂，无可讳言，是犹指臂之有长短，嗜好之有咸酸也。然即有短长，临危难则无不互助以求自卫者；即异咸酸，遇饥渴则无不后言味以先求生者。今之国势如大海孤舟，狂风迭袭，舟人于此，协力共济之不暇，更何忍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气？故本党今日愿忍一切，以求国家之生存。”蒋院长于本年二月间三中全会后对中央社记者之谈话尤明称：“事实上对于民国十二年以前之各党各派，早无歧视，更无排斥之意。”是被告等建议全民族不分党派阶级，一致联合抗日，实为我国自中山先生垂训以来一贯之政见。起诉书未及博览，遽予被告等以指摘，实非允当。

（乙）至检察官询被告等以“共产党是无国籍的，是抱世界主义的，怎能救国”？则明系对共产党询问之问题，何能责令被告等答复。又询以“红军昔曾在后方反攻，究以何法保证其不生后患”？则查违反军纪，自有国家与民众之制裁，起诉书究竟凭何理由，认被告等之供答为不充分？若谓非先有不生后患之保证，即不应希望政府领导红军抗敌，则犹云非能确保后方不生倒戈情事，即不应希望对外抗战。因噎废食，其无理亦正相同。

起诉书第三款将《团结御侮》之小册内载希望国民党处于领导地位，主动联合各党各派抗敌御侮之意，故予曲解；将全册辞旨，悉行抹煞；以侦查所询问题之不当，诿为被告等供答之不合；认为被告等为共产党张目，削弱民众对于政府及国民党之信仰，侪国民党于各党各派之列，蔑视现政府，为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实属有意罗织无疑。

四、起诉书于第四款内谓被告等有国际背‘景、政治野心，于第八款内谓被告等之口号系本于第三国际之议决案而来。两款同为悬拟揣测之辞，欲以受人利用，诬蔑爱国运动。其结论性质相同，兹特合并答辩于后：

（甲）起诉书于第四款内主张救国会所用“联合阵线”、“人民救国阵线”等口号与“人民阵线”相同，并于第八款内主张“人民阵线”为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之口号，故被告等之口号实系本于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之议决案而来。然起诉书列举救国会刊物所用口号有七种之多，而始终未觅得一“人民阵线”之口号，是名称先已不同，而起诉书列举救国会刊物所用各阵线之涵义即内容如何，又并无一言道及，不知究竟凭何逻辑可以断定其与人民阵线相同？查救国会刊物内所用各阵线，其主旨均指全民族联合抗敌救国而言。此就每一名称之上下文观之，即可了然，决不容与其他国外提倡之阵线相混淆。例如：

（子）“推诚合作，不是我们的宣传资料，而是我们的纯洁动机，而是我们的基本信条。中国人民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之下，大家相亲相爱的推诚合作，然后可以建立伟大的人民救国阵线。”（见宣言第五面）

（丑）“大家认为过去当局对其他较小民族的歧视，要使他们脱离民族阵线，甚至变成别人的力量。”（见《政治纲领》第十一面）

（寅）“联合战线的主要目的是在扩大抗日救国的队伍。”（见《团结御侮》小册第九面）“联合战线的意义是在横的方面团结各党各派，在纵的方面团结社会上的各阶层去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的扩大的团结是需要极端的诚意，和极端的宽大容忍的态度的。”（见大会工作检讨第十五面）

（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国家都是因为对外战争胜利而促成内部统一的。这样看来，民族联合战线，决不是一种短命的过渡性质的结合。问题只在于我们对于参加联合战线的态度够不够热诚，对于抗日救国必然胜利的信仰够不够坚定就是了。”（见《团结御侮》小册第十面）

（辰）“救国阵线在过去的五个月中间，不断地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全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见《宣言》）

（巳）“我们敢宣誓我们今后仍坚决地站在这救亡阵线的立场，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见《团结御侮》小册第五面）

以上为起诉书所列举救国会文件内所用之各种阵线，试问其内容是否在求中华民族联合抗敌救国，抑系如起诉书所称，本于第三国际之议决案而来？除上述起诉书所引之各阵线外，救国会文件尚载有其他阵线，内容相同而字义更为明显，反为起诉书所故意漏列，即如：

（午）反日战线（见《政治纲领》第七面及十一面）

（未）抗敌阵线（见《政治纲领》第十一面）

（申）全国救国阵线（见《政治纲领》第七面）

（酉）中国反日联合战线（见《政治纲领》第七面）

（戌）救亡联合战线（见《团结御侮》小册第十六面）

（亥）全民阵线（见同上小册第二面）

均可以直觉而认明其系指联合全民族一致抗日。起诉书不但于救国会文件内载各阵线之内容，丝毫未予注意，即其名称之字义，亦一概置之不问，而以武断之论调，强谓其与人民阵线相同，宁不可异！查法国与西班牙之人民阵线系属对内性质，与救国会文件所载各阵线之旨在对外者完全不同。侦查期内呈案之去年七月十二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所载韬奋答复读者一函内曾称：

“‘人民阵线’这个名词用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容易令人误解，不如用‘民族联合阵线’来得清楚。（称‘抗敌救国联合阵线’当然也可以，但不及‘民族联合阵线’的简便。）‘人民阵线’这个名词大概是借用自法国人民阵线，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渊源，所以很容易令人误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努力民族解放的联合阵线和法国的联合阵线是有着根本的差异，不应混为一谈的。……所以我们主张，为明了起见，不可再用‘人民阵线’这个名词，应该用‘民族联合阵线’，使人一望而知是以民族解放为本位的联合阵线，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是中华民族的任何分子除汉奸外，都可以参加的，并不限于任何阶级的，并且不该由任何阶级包办的。说得直截了当些，这里面只有民族解放的问题，只有一致抗敌救国的问题，而不该牵到什么阶级问题。”

该函于人民阵线与民族联合阵线之别，言之甚明。中国不应有前者而仅应有后者，亦已反复申述，并无曲解余地，其中所谓为明了起见，不可再用“人民阵线”云云，明系指导一般读者之言，并非谓本人以前向来使用。此意甚明，亦绝无可生误解之处。乃起诉书竟称：“不但不能证明人民救国阵线与人民阵线系属两事，反可证实人民阵线口号亦久已为被告所沿用。”不知起诉书究系凭何逻辑而得此？起诉书又称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人民阵线之决议，无论是否属实，而被告等既未用此名称，敢问究与被告等何涉？乃起诉书忽又声称“被告偏以此种标语为号召之用”，则更不知被告等究于何时何处用此标语号召，应请明白指出。至起诉书所称人民阵线系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之口号，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关于此种阵线之决议，究系何所根据，并无说明。虽起诉书内载“见《中央日报》”云云，然查该报并无此项消息。经钧院刑庭致函该报调查，亦无结果。是起诉书所称先已无据，而被告等既根本并未用此口号；被告等所用各阵线之内容，又均与寻常所谓人民阵线及起诉书所谓“含有阶级作用、党派背景及对内革命之性质”者，完全不同，如上所述，自更无庸就此多辩。

此外，起诉书内又引救国会文件内载讨赤不易成功各语，原文意旨均在珍惜国力，希望国民党领导各党各派一致抗敌。此就各语之上下文观之，毫无疑义。前巳评述，兹可不赘。抑更有陈者，联合战线一名词，早已见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载：“（三）凡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明了共同之敌人为谁，对于共同之敌人而共同奋斗，自助与互助，切勿异致。所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有联合战线之必要。”蒋委员长于前在总司令任内所发布之《告武汉工界同胞》一文，亦有“确立农、工、商、学、兵联合战线“之倡导。起诉书数典忘祖，竟牵引第三国际，断言被告等之口号，系本于其所为议决案，尤属显然失当。

（乙）起诉书虽又引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侦查笔录所载罗青供称“现在名词还未统一，人民阵线、人民救国阵线、统一阵线、民族联合阵线、联合战线都是一样的”等语，以为佐证。然查当日笔录，紧接该供词后，检察官即询以：“你说的人民阵线是对内还是对外呢？”答称：“我们人民阵线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与法兰西、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是不相同的。”再查其前于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经询以：“你们所说的人民阵线、统一阵线、联合战线，这些都是什么意思？”答称：“人民阵线现在只有法兰西和西班牙可以讲的，与我们的统一战线不同。统一战线及联合战线，也叫人民救国阵线，就是要把各党各派的实力团结一气，一致抗日的。”（均见笔录）是即罗青亦明称人民救国阵线、联合战线等阵线，系指团结一致抗战，与法国、西班牙之人民阵线之对内者不同。起诉书何能掇拾罗青供词中之一名称，不问其所指之内容如何，并恝置其所为其余一切供词于不顾，以遂其深文周纳之本意？矧查罗青不但非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之人，且亦非该会及任何救国会之会员。即其本人所拟筹备之江苏省救国联合会亦尚并未开始，有其所供“我对这救国的事情是很同情的，所以，我去筹备，但并未开始，也未履行过什么手续”等语可考。（见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侦查笔录）是罗青于救国会尚无关系可言，何能责以详悉救国会之立场，以及名词之取舍。

（丙）起诉书又引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情报所载捐款援助西班牙政府及欢迎美国人民阵线代表来沪两节。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全国学生所立之独立联合团体，并不附属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起诉书于主张事实之处，列举救国会之名称，亦并无此会，何能以其言论行事，证明全救会之立场。且西班牙政府为我政府所承认之合法政府，向其表示同情，亦难谓有何不合。美国则为我国难中急宜联络之友邦，适有其同情我国抗敌人民代表来华，与之周旋，亦无足异。起诉书以该会情报关于此等事项之记载为证明全救会文件所用之阵线与人民阵线相同之资料，尤属牵强。至起诉书又谓西班牙内战系由共产党所主持之人民战线而起，则既未明西班牙人民阵线之内容，又昧于国联对西班牙内战严守中立之态度，更茫然于政府之对外政策，而惟信手摭拾报纸上一二不负责任之辞句，作为定论，因而遂指被告等为有国际背景。其推论之不求实际，于此益明。

（丁）起诉书谓周守彝、程嗣文、甘爽等所组织之火花读书会，确系共产党团体，并曾加入职业界救国会，编为一四三三组，以周守彝为组长，业经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认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判处罪刑，故断言救国会有共产党分子在内。然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之会员系以个人为单位，所谓火花读书会乃一团体，并无加入救国会之可能，尚有何编为第一四三三组之可言。且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原判决内所载小组及组长等名称，依该原判决事实栏内所称，明系另一团体，即该判决所谓抗日救国会者之组织，尤足见与职业界救国会无涉。其所谓抗日救国会既明系另一团体，自不能与被告等所参加之救国会相牵混。况查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嘱托调查笔录提讯周守彝等有无以火花读书会加入职业界救国会，编为第一四三三组之事，据周守彝供：“不晓得，我只介绍程嗣文一人。”据甘爽供：“有个程嗣文经周守彝介绍，加入救国会后，我亦加入的。”是加入职业界救国会明系个人而非火花读书会。且甘爽于程嗣文加入之后始行加入，则自非同时以团体加入，尤甚了然。由此可知火花读书会加入职业界救国会编为第一四三三组之说，确非事实。起诉书于此概不注意，其认定事实之错误，自不待言。且即假定真如起诉书之所称，救国会中确有共产党分子在内，然共产党分子在表面上并无辨识方法，故即在学校公署之内，亦均难免有时发见，断不能因一机关中有此分子，遂谓其机关之本身即属可疑。矧查与周守彝等同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为被告之袁清伟等，虽经捕房指为参加职业界救国会之人，而仍将公诉撤回，有同院卷宗可考。以与该案其他被告之因认为有其他事实而判罪者相较，则参加与被告等有关之救国会，并非犯罪，尤甚显然。

起诉书于第四款及第八款内，以名称于救国会文件内遍查不得，内容与该文件所用者全不相同之“人民阵线”作为救国会所主张之阵线；且并不查明而断定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人民阵线之议决案及其内容之为何；并忽略周守彝等案内之被告程嗣文等系个人加入职业界救国会，及袁清伟等虽经捕房指为参加该救国会而仍将该部公诉撤回之事实，认为被告等有国际背景、政治野心；所用口号系本于第三国际之议决案，实属有意诋毁救亡运动，架空虚构，故入人罪。

五、起诉书于第五款内谓：毛泽东书函之印刷品内抨击宪法之点与被告等之评论若合符节。查其所引《政治纲领》关于宪法草案之评论为：“大会认为在这国难空前严重的时候，含有‘制礼作乐’意味的宪法是多余的。”原文意旨系认为当此国难严重之时，救亡图存为当前之急务；否则国且不保，尚有何宪法之可言，实属贡献意见之一种，与毛泽东书函之印刷品内所载之辞，并无丝毫相似之处，何能混为一谈。且查宪法草案初稿曾经政府于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及七月九日登报征求人民之批评（见二十五年十一月《时事月报》内载《宪法草案议定之经过》）；正式宪法草案制定之后，又经分送各方征求意见，是批评本为政府之所征取，尤无不当可知。至起诉书称乃器曾将该项印刷品交与罗青，命其担任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一节，则并入后列第九款内答辩之。起诉书不问该《政治纲领》就宪法草案所为评论之意义为何，竟以政府征求在先，人民应命于后之批评，为犯罪之证据，实属显有不合。

六、起书又谓：“被告等对于工人不惜多方煽惑以遂其不法之企图。”

（甲）罢工后援会之组织，乃在上海日纱厂罢工发生以后，时值寒冬，因罢工而失业之人冻馁堪虞，所谓后援，不过略为捐助果腹之资，以期稍免疾病死亡之惨。凡此各点均有案内之罢工后援会缘起可考。无论华工惨受日人之虐待，凡属国民，本均有同胞互助之义务，而事属慈善，且于地方治安有益，要不能引为犯罪之证据。

（乙）至起诉书又引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于去年十月所发表之《为上海三百五十万市民请命》一文内载之语，则查该文开宗明义即称：“救国阵线的宗旨，简单的说，是团结御侮，详细点说，是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和社会各阶层分子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继称：“本市二十余万的产业工人集中在虹口一带，而虹口已经变成敌军的防线。这二十余万的产业工人有高度的组织训练，有勇敢热烈的斗争情绪，只要把他们好好地组织起来，一个个都可能是冲锋陷阵的英雄。”起诉书所引“冲锋陷阵的英雄”云云即见于此。再观后文明载：“我们只希望本市当局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能够在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民众的限度之内，在不畏缩、不苟安的原则之下，为本市的前途做一个周密考虑，订下来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文末又称：“危机太迫切了，我们垂涕而道，请本市当局倾听，请中央明察，请全国同胞共同主张国是。我们很迫切的谨为三百五十万上海市民请命！”是起诉书所引“冲锋陷阵的英雄”云云，明系因上海虹口一带已成敌军防线，我国亟应早事戒备，故切请地方当局将有职业之民众善为组织，以备万一。该文全篇均系向地方当局陈请之辞，即其命题亦明为“请命”。如此救亡之呼吁，焉得诋为煽惑？况查政府训练公民，本包括工人在内，被告等引申其意，特请地方当局注意，更无不合。

起诉书第六款对于惨遭日人虐待，冻馁堪虞之罢工工人，稍予慈善救济，为不惜多方煽惑；以引申政府训练公民之意，吁请地方当局训练工人，以备御侮之用，为有不法之企图，不仅于事实毫无根据，且实足以助长敌人之气焰，摧残爱国心情。立论之失当，孰有甚于此者。

七、起诉书于第七款内主张在韬奋家中搜得之《斗争报》并非有利于被告等之证据。被告等自问无罪，未尝引为反证。所以将其有关于韬奋与乃器之批评指出者，不过因上海市公安局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请求移提时，曾据为不利于被告之证据已耳。查韬奋向未知有该报，偶遇友人谈及该报载有涉及韬奋与乃器之文各一篇，并为设法购得一份交阅。韬奋阅后，一笑置之。此为该报入韬奋家之原因。该报于所载关于韬奋一文指韬奋为资本家，于所载关于乃器一文谓乃器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救国，在对于中央效忠的一点上，与法西斯理论家的主张一致。并谓乃器不分阶级，不分党派，没有政治野心，没有争取政权的企图，引入爱国一途，减少斗争的力量。在被告等固无须藉为有利之证据，然检察官欲摘取他人一二无故谩骂之词，以为不利于被告等之证据，则亦显不合法。

八、起诉书第九款系以西安事变为中心论据，认为被告等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然查西安事变发生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而被告等早于同年十一月廿二日被捕，当时正被羁押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身在囹圄，不但无法与外人勾结，且即该项事变亦实无从知悉。嗣检察官于今年三月九日开第五次侦查庭时，略举张学良要求八项相告，询及被告等对于兵谏办法赞成与否，被告等当时答称，此种兵谏办法有引起内战、削弱抗日力量之危险，不能赞同，有侦查笔录可考。起诉书谓以被捕入所业经两旬之人而能与军人勾结，无非以左列各项实事为论据：

（甲）起诉书因张学良所提出之八项主张内有“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及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项，遂认为被告等与张学良有互相联络之情形。然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希望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起见，固有各党各派在中央领导之下竭诚合作，及召集救亡大会以期集中国力之呼吁；然绝未尝有鼓动人民反对政府之言论与行动。联合一致，抗敌救亡，为大多数国民之要求，且为自中山先生垂训以来，中央一贯之政见，并为国难发生以来政府逐渐施行之政策，已如前列第三款内之所详述。救国会自无法禁止他人为类似之主张，更不能为张学良所发全不相同之通电负责。至张学良以释放被告等为条件，乃张学良之行为，与被押业经两旬之被告等何涉？且我国上下要求释放被告等者实不止张学良一人。以此为被告等勾结军人之证据，揆诸事理，实不可通。

（乙）至各地救国会则均系自动组织，非经请求加入全救会，在全救会方面即无从知其存在。全救会于去年五月卅一日成立之时，并无西安救国会之代表列席。被告等于事后亦未知该地有此组织。检察官以此相询，被告等只能据自己之所知以对。乃起诉书竟因《救亡情报》内有关于西安学生之救国运动及救国团体之记载，遂认为被告等必已知之，显属臆测。

（丙）起诉书又引《救亡情报》所载全救会为援绥抗日致张学良之电。然该情报同一页上即载有全救会上国民政府及致傅作义军长电，内容大致相同，均在督促坚决抗日与出兵援绥，自有原文可稽，不容妄加附会。当时匪伪进攻绥远情势万分危急，国人莫不一致要求出兵抵抗。全救会亦本其抗敌救国之宗旨，驰电中央及有关系之各方，以尽其奔走呼号之力。无论其时远在匪伪攻绥之初，距西安事变甚远，何止起诉书所称之“浃旬”。而各电报之内容要均与西安事变并无丝毫联系。呼吁援绥，与西安兵谏，实属风马牛不相及之两事。若谓督促出援，即为勾结，主张抗敌，即属轨外，则当时报载此类文电甚多，岂均在应受检举之列耶！

（丁）起诉书又有私立救国联合会一语。然查被告等曾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资格向二中全会请愿，并迭向地方当局请愿陈情，已如前列第二款乙目内所述，尚何得谓之私立！若谓未经登记，则以抗日之团体请求登记，照准则于外交或有不便，不准则将招阻碍抗日之误会，徒使政府为难，并无丝毫实益。且此亦至多不过一程序上之问题，与被告等之犯罪与否何涉？

（戊）至起诉书内又涉及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敌政权，鼓吹人民救国阵线各问题，则已分别在前列第三款、第二款及第四款内，详细辩明，可不赘述。

起诉书第九款以电促出兵援绥为勾结军人，以变起仓卒之事令被押业经两旬之被告等负责，以他人要求释放被告等为被告等之罪证，断定被告等系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其为故意入人于罪，实属毫无疑义。

九、起诉书于第十款内主张罗青曾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有牵涉乃器并及钧儒、韬奋之处，兹连同起诉书第二款及第五款内罗青涉及乃器之处，一并答辩之。

（甲）起诉书于第十款内称“罗青承认担任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属实”，于第五款内称“被告等以其系对于救国会所表示之响应，竟将是项反动刊物由章乃器授与罗青，命其担任组织江苏省各界救国联合会”各等语。查乃器并未命罗青担任组织任何救国会，且全救会亦从无派人出外组织任何团体之事。其他地方有救国会成立者，亦均系当地自动组织，非经前来全救会请求加入，即与全救会不发生任何关系。检察官如欲查明乃器有无命罗青担任组织之事，应就事实审查，何能仅凭罗青一面之词？且即罗青亦始终并无此项供词。查检察官询以：“他要你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么？”答：“是的。我同他一度接洽，他同意我进行江苏省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见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侦查笔录）嗣又询以：“是章乃器要你组织江苏省各界救国联合会否？”答：“不是他叫我组织的，是我自己去组织的。不过得他同意，取得联络的。”（见二十六年三月四日侦查笔录）其于侦查时所递声请停止羁押状内亦称：“声请人从事救国运动，并未加入其已成组织，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仅与其负责者章乃器一人作一度私人之接洽，除理论与政策方面外，彼此之行动，鲜所关涉，亦至隔阂。”（见侦查卷第三宗第一〇二页）是即罗青之状供亦根本并无乃器命其担任组织该会之词。

（乙）起诉书于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十款内均涉及乃器将印刷文件交与罗青一节。查乃器于罗青来晤时曾因索取之故，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宣言》及《政治纲领》与《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三种印刷品交与。至于其被捕时在其所寓之江阴饭店内同时搜获之印刷文件《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及毛泽东之油印书函，则并非乃器交与。试思乃器家中所有印刷文件，均于被捕之时为市公安局人员搜索取去，至今均仍存在案中，而其中并无该两种之文件。且谓以此种文件随意交与一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之人，实属太不近情，根本上已不足信。

（丙）起诉书又于第十款谓罗青供称，“与章乃器接洽时沈钧儒、邹韬奋亦一同在座”。然事实并非如此。钧儒从未在乃器家中与之相遇。韬奋则即乃器当时所住之宅，亦从未到过，更无相值可能。盖乃器于去年九月间始迁入该宅，距罗青来访之时，尚仅一月也。且起诉书主张钧儒、韬奋在乃器家中偶与罗青相遇，亦本属琐屑之情事，苟非确与事实相反，又何必提出置辩！

起诉书于第二、第五、第十各款内既置罗青明认自动组织江苏各界救国会之供词于不顾，而武断其为出于乃器之所命；复凭罗青一面之词，强指乃器为以共产党书函之印刷品交与，并认钧儒、韬奋亦曾与其相遇，其为有意罗织，实至显然。

据上陈述，可知被告等从事救国工作，无非欲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与政府历来之政策，及现在之措置，均无不合。起诉书于救国会之目的及政府之国策，均有未明，所列犯罪证据十款，无一足以成立。用敢据实上陈，伏乞钧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并请赐予停止羁押，俾得在外候审，实为公便。谨状江苏高等法院。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七日

（原载《申报》1937年6月8日至15日；《救国无罪》，上海时代文献社，1937年）

沈钧儒等第二次答辩状

（1937年6月22日）

被告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为补陈政治意见，请赐核鉴事。窃被告等被诉危害民国一案，涉及政治范围，以故被告等对于政治之见解与主张，自为审判时之所应注意，惟前呈答辩状内因须针对起诉书逐款答复，致对于此点，反不能作一贯之叙述。兹谨补具本件，以备参证。

缘救国会发起于二十四年终华北问题极端严重、分离运动迫于眉睫之际，故当时中心主张即为“制止分离运动，统一民族阵线”，而以抗日为最高之目标，其“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之呼号，即根据此种要求而来，其意在集中抗日力量于中央领导之下，专利而绝无改组政府之企图，实彰彰明甚。即以常识判断，被告等为主张息争御侮之人，亦安忍倡改组政府之说，以增重内争，消耗国力，而自陷于矛盾乎？其次，若“停止内战”及“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等主张，其意义亦均在保存抗日力量，而使之集中于政府领导之下。千言万语，殆无不以抗日为依归。复其次，若主张开放言论，以激发民众抗日情绪；解放民众运动，以组织民众抗日力量；改善民生，以培养民众抗日力量，则以我国在经济上仍逗留于农业时代，民众未被组织于国民经济之各部门，平时于国家之认识既欠深切，战时又不能通过产业总动员以执行国民总动员，故认为欲达民族战之目的，非于事前经过极艰苦之启发及组织工作不为功。吾人不言抗日准备则已，倘言抗日准备，则此实为最基本之准备项目也。至其所以一面赞同迅速有效之准备，而一面又以敌来立即抗战为请者，则以抗战固为准备之目的，然同时亦为准备之先决条件。倘无敌来立即抗战之决心，则日蹙百里，根本即无从订立国防计划也。此外若主张对外联英、美、法、苏，结成国际反侵略阵线，其旨在增强抗日力量，尤为明甚。总之，吾人既悬抗日为最高之目标，则一切主张均不过达此目标之手段；而一切主张之运用，更绝不能与此目标背道而驰也。

颇闻有认“停止内战”　一语，意义过于广泛，易遭滥用者，其错误即在离抗日目标，而为断章取义之解释耳。盖主张停止内战之动机，既纯出惋惜抗日力量之消耗，则国内任何方面，自不能以此为护符，而发为足以阻碍抗日之行动，其甘为敌人爪牙之兵力，政府如施以剿讨，自更为吾人之所馨香祝祷也。

综上所述，均认为以前种种，在政府环境牵制，自有苦衷，而人民忧国心长，不能不为迫急之呼吁。被告等忝居干部，赋性坦率，而诚信未孚，致重贻政府以忧虑，遂有下令逮捕之举，迄今思之，殊为抱憾。被捕以来，瞬又七月。中经百灵庙之收复，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以及三中全会之空前成就，政府抗敌御侮之决心，至此与天下以共见。现时政府对外对内之政策，大体上即救国会之所祈求，所不同者，至多不过缓急轻重之别耳。为国之道，在把握大同，而放任小异。政府负最后决定之权，而人民有推进督促之义，在此种意义之下，被告等深信救国会过去之活动，其缺憾仅在未能消除隔阂，而决非有与政府国策不能相容之处。而救国会今后之活动，与政府之措施将更益显其相成相助之美，而万不至有相违相悖之虞被告等秉此信念，自更愿在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而尽瘁，如不蒙亮察，置之于罪，窃恐于民族为不利，于政府亦有损。被告等既以身许国，个人利害固非所计也。据被告等所知，救国会近来之活动，一面秉承过去一贯顾全大局之宗旨，一面亦深能把握现阶段之新形势，其诚挚要求政府领导之表示，已一再见诸所发表之文件。即对国民大会及宪法，在昔因国策尚未显示，故曾有国土且不能保，凡此皆应缓图之批评，目下抗敌救亡之基础已立，对于此等问题亦顿易其观感。对于国民大会选举法，在昔因选举代表须辗转圈定，曾认为有失舒展民权之本意，目下法案业已修改，批评根据自亦与前迥异。救国会近来之注意致力于宪法运动，尤足证明其过去之拙评，均不外申明“抗日第一”之本旨，而决无任何成见参杂其间也。被告等认为在此种情形之下，只须政府加以适宜之指示，民主统一，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完成抗日准备之民间力量。

目下华北危机，依然迫急，敌伪伺隙思逞，不减前年。被告等身处囹圄，忧惶万状，为国自效，固尝寤寐以求之。为此理合补具意见，请钧院盱衡时局，宣告被告等无罪，为政府国策作进一步之阐明，为民族增一重之团结，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谨状江苏高等法院。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原载《申报》1937年6月23日；《大公报》1937年6月23日）

声请调查证据状

（1937年6月24日）

声请人　沈钧儒　章乃器　王造时　李公朴　邹韬奋　沙千里　史良

为声请调查证据事：窃被告等被诉危害民国一案，前于本月十一日审理，被告及辩护人等，先后就起诉书列举事实，提出应请调查之证据二十余点，方推事等未举理由，一律裁定驳回，当经被告等认为有偏颇之虞，声请回避在案。兹奉票定于本月二十五日续审，并另指定承审推事，自系方推事等以被告等声请回避为理由，或钧院认方推事等对于被告等声请调查之证据不予调查，为应自行回避之原因。所有前请调查证据二十余点，除业经呈案证物各件，俟于二十五日更新审理时当庭调查外，其未能呈案之证物，及应于审判期日前传唤或嘱托询问之证人，拟请钧院依照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分别为调取、传唤，或嘱托之处分，仅胪举如下：

（一）起诉书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宣言》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第三款称，被告钧儒等四人所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刊物，反对剿共，主张释放政治犯，及各党各派派遣代表，建立统一的抗敌救国政权，为阻挠中央根绝赤祸国策，不承认现政府有统治权，欲更组织政府。查（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剿共，系以共产党停止攻袭中央军，放弃劳资阶级冲突，表现联合抗日救国真诚的条件，与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决议案之主张相同；（二）建议释放政治犯，则二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均有此项提案，三中全会且已将原则决议通过；（三）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建立统一的抗敌救国政权，无非和平统一，集中政权，共同抗敌救国之意，亦与本年三中全会及二十一年中央召集之国难会议宣言，并二十一年九一八纪念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国人书，及蒋院长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在中央纪念周演讲《统一救亡之主张》相同。应请钧院向中央党部调取（一）三中全会宣言；（二）三中全会根绝赤祸决议案；（三）二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关于释放政治犯之提案及决议案；（四）国难会议宣言；（五）二十一年九一八纪念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国人书；（六）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蒋院长在中央纪念周统一救亡之讲演词，以资证明。

（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历向上海市政府前市长吴铁城接洽，又曾向二中全会请愿，蒙派中委马超俊接见，若果不承认现政府有统治权，欲更组织政府，何敢公然向中央党部及上海市政府请愿接洽；而党部政府当时亦予以接受，足见起诉书论证不合。应请钧院嘱托（一）首都地方法院讯取马超俊委员证言；（二）广州地方法院讯取吴铁城前市长证言，以资证明。

（三）现任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即在其家中举行，自能深悉此会组织及其主张绝非不承认现政府有统治权，欲更组织政府，并请钧院嘱托首都地方法院讯取马委员证言，以资证明。

（四）起诉书第四款及第八款称：被告等主张之人民救国阵线、联合阵线等口号，系本于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之人民阵线议决案，认为有第三国际背景。查此项议决案之证据，原起诉书依采自二十六年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经询《中央日报》系采自骆美奂著文；又函经中央党部询据骆美奂称：系采自不载发行印刷处所、而又不知谁何之王明著书，已不得认其有证明力。即就其书所载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报告及议决案，亦并未述明系关于中国人民阵线之议决案。究竟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无关于中国人民阵线之议决案，其议决案内容是否在救国名义下反对政府及国民党，以及被告等主张之人民救国阵线，或联合阵线，内容是否与其相同，应请钧院向中央党部或其他公署，如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等，调取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及议决案全文，以资证明。

（五）况被告等所用“联合阵线”一词，早已见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载“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有联合阵线之必要”等语，若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果有关于中国人民阵线之议决案，自与此涵义迥别，应请钧院向中央党部调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原文，以资证明。

（六）起诉书第四款又称：周守彝等曾加入职业界救国会，经苏高等第二分院认定系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判处罪刑有案，认为救国会容纳共产党之证据。查与周守彝等同案被告之袁清伟等，虽经捕房指为参加职业界救国会之人，而仍将公诉撤回，足见救国会并非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之团体，应请钧院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调取该案卷，以资证明。

（七）起诉书第五款称：被告等所称“含有制礼作乐的宪法是多余的”等语，认为与毛泽东函内抨击宪法一点，若合符节。查被告等认为国难当前，救亡为亟，制宪其次，况政府于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及七月九日曾登报征求人民批评宪法草案初稿，正式宪法草案制定之后，又经分送各方征求意见，不能谓对于制宪时机略致微词，即系与毛泽东通同抨击，应请钧院向国民政府调取征求批评宪法卷宗，以资证明。

（八）起诉书第六款称：被告等组织工人罢工后援会，认为煽惑罢工，以遂不法之企图。查罢工后援会之组织，纯出于慈善同情，乃在上海日纱厂罢工以后。而此次日纱厂罢工，经上海市社会局、市党部调解及上海第一特区法院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判决有案，有无被告等煽惑情事，应请钧院向上海市社会局、市党部及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分别调取卷宗，并传唤卷载关系此案之证人，以资证明。

（九）起诉书第九款标举西安事变张学良所提出八项主张，及救国联合会电请张学良援绥抗日等事，认为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查西安事变，远在被告等被捕两旬之后，而救国联合会电请张学良援绥抗日，更远在西安事变数旬以前，究竟被告等有无勾结情事，应请钧院嘱托奉化地方法院，讯取张学良之证言，以资证明。

（十）前项援绥抗日之电，并经分致国民政府及傅作义将军，不仅张学良一人，足见非有轨外行动之勾结，应请钧院向国民政府及绥远省政府，分别调取原电，以资证明。

以上各项证据，均属必要，而调查并非繁难，理合状恳鉴核俯予调查施行，实为公便。谨状江苏高等法院。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原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6月25日；沙千里《七人之狱》，生活书店，1937年）

沈案昨日未审结

沈钧儒等被诉危害民国一案，六月二十五日又在此间江苏高等法院审理。说也奇怪，沈案二次审理，全碰着风雨飘飘。而二十五日的雨，更下得特别起劲，在大街小巷，道路泥泞，法院门前尤其显出冷冷清清的况味。

开宗明义先从律师说起，他们这一大团体，是从二十四日下午三时陆续到苏。最早的一批是江庸、徐佐良、俞承修筹。次是张志让、刘崇佑、李肇甫等。而秦联奎、江一平、李文杰等三人，则于二十五日早晨赶到。鄂森、孙祖基二位上午开庭竟未能赶上。结果上次二十五位名单中，今天仅仅缺少了陈霆锐一名。他们所代理者亦较答辩状中所列有点更动。兹特表之于后：

当事人

代表律师

沈钧儒

刘崇佑秦联奎李肇甫

王造时

江　庸　李国珍　李遹骏

章乃器

陆鸿仪　吴曾善　张志让

邹韬奋

刘崇佑　陈霆锐　孙祖基

沙千里

江一平　徐佐良　汪葆楫

史　良

俞钟骆　俞承修　刘祖望

罗青

朱斯耀　谢居三

顾留馨

庄　骧　唐　豪

任崇高

李文杰　敬树诚

记者特别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说在本案证据未能调查完全时，他们绝不希望草草终结。果然，经他们协力激烈争辩的结果，庭方允许调查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之供词后再行开庭。审判长态度异常和缓，能使各位律师满意。所以在下午六时退庭之后，他们都欣欣然参加刘祖望律师的宴会去了。

本案前因被告等声（申）请推事回避，经裁准后即由刑一庭移交刑二庭，主审朱宗周，承办推事李岳，陪审推事张泽浦，主科书记官管翎飞，检察官翁赞年当然仍旧。开庭情形，同上次一样，法院门前先悬一牌示，除家属及新闻记者外一律禁止旁听。旁听席上的椅子去掉了好多，留下的五排全都挤满，最前是新闻记者，最后是武装警宪，总数也有四五十人。

虽然主审人员有了一番更调，但开审却仍在第一法庭。原定时间为上午九时，但被告八人（顾留馨、任崇高除外）并未按时提到。于是直到九时二十分庭丁才抱卷以入，又迟五分审判长、推事、检察官、书记官升座。急雨打窗，室内幽黯，当即扭开四只电灯。律师鱼贯而入（初入时为十八人）。被告亦被传来，十个由内向外排成一行。次序是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罗青、任崇高、顾留馨。各人衣着大致与上次开庭时相同。不过各人都像很严肃。史良纵然笑过，笑时却很少。

开始审判，审判长先讯十人姓名、籍贯、住址、职业毕。检察官当即起立宣读起诉书，惟仅引简单事实及所犯法条，所以用的时间很短很短。宣读完了，检察官就座。章乃器以下九被告退，独留沈钧儒。于是审问开始。

审判长对于各被告所讯问之要点，计有：（一）各救国会之组织；（二）全国救国联合会宣言中所谓“联合各党各派”及“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之意义；（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书中所列有容共嫌疑之字句；（四）人民统一救国阵线与人民阵线之区别；（五）救国会与毛泽东及共产党之关系；（六）抨击宪法草案；（七）日商纱厂之罢工及学生之罢课，与各被告有无关系；（八）与张学良有何关系，及与西安事变有无因果；（九）《救亡情报》之发行；（十）释放政治犯之主旨。审判长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反复讯问，态度异常和蔼。各被告之供词，亦均大同小异，且供词之主旨，于十一日第一次开庭时之所供完全相同。惟对于检察官起诉书中所列各点，则均称是断章取义，故意入人于罪云云。

（审判长问）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何时成立的？（沈答）二十四年十二月间。（问）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常委有几人？你是常委吗？（答）记不清。我是常委。（问）上海各界救国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答）在二十五年举行“一•二八”纪念的时候。（问）上海各界救国会包括职业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这几个团体吗？（答）是的。还有一个大学教授救国会。（问）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什么时候成立的？在何地开会？（答）去年五月卅一日，在青年协会。（问）救国会的宗旨如何？（答）很简单，抗日救国。除抗日而外别无用意。（问）全救会宣言和纲领是否大会通过的？（答）是。（问）何人起草？（答）有好几个人。（问）你也是？（答）我也是其中之一个。（问）宣言内容如何？（答）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应当捐除成见，在政府领导之下，从速抗日。（问）纲领是什么意思？（答）是建议性质，以人民的立场，希望各党各派团结抗日。（问）你们所说的“人民阵线”与“人民救国阵线”有何区别？（答）两者不相同，“人民阵线”是对内，不能随便应用，比如法国、西班牙两国的“人民阵线”，完全是在反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人民救国阵线”则是主张全国一致对外，抵抗敌人的侵略，不过我们从未用过“人民阵线”。去年七月间邹韬奋曾在报上教读者不要用这个名词，以免引起误会，起诉书内用这个名词来诬蔑我们，那是不对的。（问）你们所说的联合各党各派是指的哪几党哪几派？（答）党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所谓第三党；派是指国家主义派。我是国民党党员之一。（问）你们主张停止内战，是反对剿共吗？（答）我们认为内部摩擦，消耗力量太大，并且当时两广形势紧张，所以我们主张各党各派应联合起来抗日。（问）你们主张释放政治犯，是否指共产党？（答）凡因政见不同而被捕的都在内，不尽指共产党而言。这几年来向来一般就有这个主张。譬如国民党中央几次会议，有些中委也有此提议。（问）全救会纲领上说“介绍各党各派谈判”，是什么意义？如何介绍？（答）这只是对各党各派的一种建议，意在商量抗日方法。（问）纲领上说建立统一抗敌政权，是不是另组政府的意思？（答）不是的。所谓统一就是政府统一各党各派，人民在政府领导之下抗日。这是拥护政府，并无反对的意思。（问）各党各派联合抗日有什么保证？（答）救国会不是一个政党，好像是一种胶水，他把各种力量黏合起来，一致对外。（问）纲领上说，如有一方不遵守，要加以制裁，究竟怎样制裁呢？（答）我们主张由中央出来领导全国抗日，倘有一方不服从，只有中央加以制止。（问）共产党抗日，能放弃他们的主义吗？（答）这是共产党的事，与救国会无关，救国会只问抗日不抗日。从前有人说，共产党不会放弃他们的主义去抗日，但是西安事变以后，事实上证明，共产党愿放弃他们从前的阶级斗争政策，来一致抗日。这全是人民的希望，联合与不联合权在中央。（问）共产党是有主义的，恐怕不能联合吧？（答）联合是指抗日的，不谈主义。（问）你们四人的小册子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主要的是共产党，是什么意思？（答）除了国民党以外，当然共产党是中国最大政党之一。但国民党居于最高地位。（问）又说共产党有抗日表示，从何而知？（答）从报上看到。（问）毛泽东的信是何时收到的？（答）去年六七月间。（问）你们的小册先寄给毛泽东吗？（答）不。他自己说在报上看到，就是证明。（问）火花读书会是共产党的组织吗？（答）不知道。救国会方面没有这种团体参加。（问）日本纱厂罢工，事前由你们煽动的吗？（答）我们没有煽动，见报才知道。（问）上海罢课与救国会有关系吗？（答）请说明那（哪）一次。（问）二十四年十二月。（答）什么地方？审判长既问我们，当然有证据，请指出。（审判长翻卷查阅甚久）（问）罗青是你在邹韬奋家内认识的吗？（答）我没有见过他。起诉书说我在章乃器家里认识的他，到底在邹家还是在章家？审判长刚才说罢课，到底指那（哪）次，要请说个明白。（问）（审判长又翻卷）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答）全上海罢课呢？还是一个学校？请查明。（问）你们要求向张学良调查，是什么意思？（答）我们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但起诉书硬说我们有重大关系。如贸然判罪，我们是不服的。（问）此外还有什么调查？（答）有许多。昨已向钧院呈刑事声请状，内有十几条，如三中全会宣言及决议案，二中、三中释放政治犯决议案等。看了这些就可知道我们是否犯罪。关于罢课事情，究竟如何，请举事实说明。

时已十时三十五分，检察官起立发言谓，沈钧儒已承认致电张学良，但电文内容仍须调查。再西安事变时，张学良主张召集救国会议，是否与你们（指沈）的救亡会议一样？（审判长问）你们的救国会议是不是和张学良的主张相同？（沈答）依字面论，似乎相同，但内容不知道。

张志让律师起立发言，谓张学良所提救国会议，与救国会主张救亡会议性质是否相同，应把双方意见比较，有向张学良调查的必要。

（问）你主张建立统一抗敌政权，是张学良改组政府的意思吗？（答）救国会所有文件从未提到改组政府，起诉书硬说我们与张主张相同，这是错误的。又罢课事情，应请调查明白，是全上海的，还是一个学校，到底是那（哪）个人煽动的？

李肇甫律师发言，解释张学良通电中之八项主张。

检察官发言反驳，张志让律师发言仍请调查张学良所提之救国会议。

沈钧儒欲解释通电张学良，审判长制止之。沈又反问关于罢课一事，此时章乃器传到，沈即退坐靠壁之长椅上。

十时三刻章始开始发言，侧身背手而立，从容答复。（问）救国会的宣言纲领是什么意思？（答）差不多的，都是说明团结御侮。（问）共同制定救国纲领，建立抗敌政权如何解释？（答）是希望中央有统一的政权，并不是由我们去“建立”。这句话的前后有“促成”“不争政权”的话，可以证明其意不在改组政府。（问）你反对宪法吗？（答）抗日第一，宪法其次，如国家亡了，就无从施行宪法，我们主张暂缓制定宪法，但未认为不需要。（问）你说各党各派主要的是指共产党吗？（答）由国民党来领导各党各派，在被领导的各党派中，主要的是共产党。（问）你的主张抗日，是不是和共产党的相同？（答）想审判长也和我主张相同吧。（问）你说国民大会是“关门主义”？（答）国民大会的选举原是圈定的，现在已经修改了，可见我们的批评不是无理由的。（问）这是法律问题，你们所说的根本不需要宪法？（答）本着人民立场加以批评。（问）你们主张国防政府吗？（答）没有说过。这是起诉书断章取义。（问）你是国民党党员吗？（答）我在金融界服务，未加入政党。（问）为上海三百万人民请命书是什么意义？（答）去年十月间，上海虹口遍驻日兵，日兵派有大批汉奸前去活动，很有被欺骗可能，故我们要加以训练，作为我们自己的力量。（问）你们主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吗？（答）全国人人赞成抗日，恐怕审判长也赞成吧？（问）西安有无救国会参加全救会？（答）没有。（问）你们要求调查什么证据？（答）一、向张学良调查有无勾结；二、马相伯曾担保救国无罪，请向马调查。十一时十分章退，坐沈钧儒之侧。

十一时十二分，传王造时入庭。王发言全是演说式，口讲指画，惟恐听者不能了解。当他发表议论，审判长很能耐心待毕其词。

（问）你加入过生产党吗？（答）不知道生产党是什么。（问）你加入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么？（答）不知道这个组织。（问）有个胡某你认识么？（答）不认识。（问）他已经自首，供出了你。（答）不知道。（问）全救会的宣言纲领是什么宗旨？（答）“抗日救国”四个大字。（问）方法是联俄容共么？（答）我们主张联合远东与日本利益相反的各国，英、美、法、苏都在内。至于容共则没有说过。（问）共产党是国际的，没有祖国，他们抗日，有何诚意？（答）从前他们主张阶级斗争，后来在报上看见他们愿意在中央领导之下，一致抗日。（问）共产党要组织国防政府，你知道么？（答）这是共产党的事情。（问）你们主张建立统一政权，就是改组政府吗？（答）不！统一的第一个目的是抗日。（其余问答同沈）。十一时半讯毕，王亦退坐靠壁长椅上。

李公朴于十一时卅七分开始发言。

（问）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宗旨怎样？（答）抗日救国。（问）联合各党各派就是容共吗？（答）不同的。联合各党，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内容是化除成见，共同抗日。检察长大惊小怪，竟牵涉到容共去了，真是不懂。（问）共产党也主张抗日吗？（答）是。（问）共产党要建立国防政府你知道吗？（答）这与我们无关。（问）所谓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是否就是指那国防政府？（答）我没有机会看到共产党的建议，见了起诉书以后才知道一些，根本上两者没有丝毫关系。（问）救国会的宣言上和纲领上不是有建立抗日政权吗？（答）我很奇怪，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过的话，别人都不能说。共产党说抗日，别人就不能说抗日？国难如此危急，共产党既然愿意抗日，我们当然欢迎。关于共产党抗日有无决心问题，那可不是我所知道的。说共产党所提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我们所说建立抗日政权有关，那更错了。（问）你们的主张是容共？（答）我们以抗日为最大前提，无论国内国外的抗日势力都要联合。（问）共产党不会放弃他的主义，若在后方捣乱怎么办？（答）我们有民众力量来制裁他。（问）你被共产党利用，你知道吗？（答）四万万人都要抗日，我相信审判长也抗日的，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吗？（问）共产党抗日有何保证？（答）十三年时，中山先生主张容共，难道是中山先生错吗？并不错。联不联，要看情形而定。必要时就联，不必要时就不联。国策与主义不同。（其余问答与沈钧儒同。）

十一时五十分李退坐椅上。

因时间已近十二时，刘崇佑律师提出午餐时间问题，审判长允摇铃退庭。

邹韬奋在上次开庭时发言声音颇为低沉，此次到竭力提高，非常清晰可听。（问）开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时，你参加否？（答）我在香港办《生活日报》，没有参加。八月里在上海接到通知才知被选为执行委员。（问）大会宣言和政治纲领你赞成吗？（答）我完全赞成。（问）救国会不曾登记，是秘密的吗？（答）据我所知道，大会后沈钧儒带宣言纲领去见地方当局，且曾用救国会名义推代表向中央政府请愿，亦承接见，我到上海后，曾于一次宴会中，与当地某某诸先生谈过本会宗旨。为避免外交困难，所以不曾登记。（问）全救会是什么宗旨？（答）宣言上有一句话，我们唯一的目的，在集中全力对日。（问）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是指容共吗？（答）是指一切党派，共产党也在内。但在二十三年国难会议宣言上、在三中全会宣言等等文件上，都曾说起各党各派团结的话。

至此已钟敲十二下，遂宣告退庭，下午二时续审。

在下午二时半开审的时候，一切情形依旧。受审过的沈、章、王、李仍坐长椅上。律师先到十九人，后陆续增至二十四人。续审。（问）《生活日报》上说人民阵线与人民救国阵线一样的，是不是？（答）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七月间，有一读者来信，曾用“人民阵线”四字，我回信答复说团结抗日很好，但用“人民阵线”四字有毛病，以后不可再用以免误会。起诉书上反说我讲人民阵线，岂非断章取义，故入人罪！（问）你们主张建立统一抗敌的政权，与共产党的国防政府相同吗？（答）就字面说，亦不相同。（问）共产党并不放弃主义，只是改变策略，你们知道吗？（答）这是共产党的事。我们只问抗日不抗日，只要共产党能抗日，中央应该去领导他们。（问）火花读书会你知道吗？（答）从前一点不晓得，在公安局始知。（问）救国会有无秘密团体？（答）既是秘密，当然不知道了。（问）建立统一政权是何意义？（答）今年三中全会宣言说，“自去年七月以来，统一政权渐告形成”，由此可见七月以前是不统一的。

二时五十分检察官起立发言，声称被告刚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故入人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叫他出兵抗日，他未得到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跟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救国会电报在十一月中发出，西安事件即于十二月中爆发。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所以此次虽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起诉，但核诸各被告之行为，实有构成《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可能云云。

邹答：我刚说断章取义，故入人罪，是指人民阵线而言。但检察官却牵到张学良的问题，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审判长若认为检察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讯下去了。（审判长频频摇手，止其发言，但被告不顾。）被告刚在讲话，被检察官驳斥，所以我也有权辩释。

审判长递全救会给张学良电文给邹看，邹看完后又说：“此电内容明白说请他出兵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且全救会时有同样电文给国民政府及傅（作义）、韩（复榘）、宋（哲元），检察官何以不仔细看看？”检察官又起立发言：“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电引起事变，而给国民政府及宋、韩、傅电，则并未引起事变。”邹答：“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中所谓援绥究竟和西安事变有何因果关系？”检察官沉默。邹提出近作《展望》一册，请检察官研究。

三时五分传讯沙千里。据沙千里供，被告为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理事。职业界救国会所包括者计有商界及自由职业界等等。《全国救国联合会大会宣言》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之主要意旨，可以四字包括之，即“抗日救国”。至于所谓“国防政府”，因余非共产党党员，故不知。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事先既未煽动，事后应工人之要求，而组织后援会则有之。“火花读书会”并未参加。对于宪法，是不反对，乃系批评。

三时二十一分史良入庭。史着浅灰色大衣，侧面立，发言甚快而无手势。据供，妇女界救国会参加者共一千六百余人，其中学生、工人皆有。史供词颇长，历时亦久，四时起告一段落。律师刘崇佑、俞钟骆、俞承修相继发言。继江庸、李肇甫亦发言，请求调查关于张学良方面之证据。接着全体律师起立，都想说话，结果张志让、刘崇佑、俞钟骆、李文杰等发言，对检察官所论列者加以批评。检察官起立反驳，再辩再驳，如是者又半小时。四时二十五分史良再走到案前申述意见，李肇甫、刘崇佑二律师仍起立发言请求调查证据，庭上空气，颇为紧张。

罗青原于四时顷入庭，但因律师互相发言不断，审判长即令之坐于近门处一椅上。史补充意见完毕，罗乃重新步至审案前面。罗发言较上次洪亮。对于参加救国会，承认是本着良心自动参加，并非别人劝诱。并称本身也是国民党员。既是党员而且又想救国，从未违反国民党。今竟入狱，实在寒心云云。他对于被捕一段申述亦详，由去江阴访友而说到镇江吃面住旅馆，颇为诚恳动听。

五时讯顾留馨，顾声音仍微小。稍问数句，唐豪律师即起立发言。五时七分任崇高入，唐豪又请求庭方交出扣押在案之宣言一阅，看看内中究竟有无犯罪之事实。唐屹立不动，庭上翻卷甚久未得，最后交下一救国会通知书。李文杰起立证明其日期之错误，检察官起诉书失却根据。至此全体律师起立，向检察官表示抗议。又有关于张学良之证据，检察官声明不要调查，律师又全体起立抗议。此时章乃器发言称：“检察官自己不调查证据，并且阻止审判官调查证据这是不对的。检察官刚才说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代表中华民国的人格来说话，不要叫老百姓丢脸。”王造时、沈钧儒要求发言，被法官禁止。时已五时半，退庭评议。

六时法官登庭宣布，关于张学良事，准向军事委员会调查卷宗；其他证据，可不必调查。而律师等仍再三要求调查关于马相伯、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等之证据。审判长乃笑颔之。当谕被告还押，顾任二人交原保释放，听候定期续审。时为六时十分。

（原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6月26日；另见《救国无罪》第89—103页，时代文献出版社，1937年）

沈钧儒等案听审记

沈钧儒等被控危害民国案，昨晨九时半在大雨滂沱之下，于苏州高等法院审理。全日讯问达七小时之久。上午问沈等五人，下午审讯时，被告与辩护人二十四人谓请调查各被告的”勾结叛徒，引起西安事变”证据，并指摘起诉书的错误，与检察官翁赞年发生激烈争辩。后幸经审判推事慎重和平处理，经评议后，接纳要求，允向军委会调查军法会审案卷，紧张形势，始得解决。

这次开庭，戒备仍很森严，主审审判长已换了朱宗周，推事李岳、张泽浦，书记官管翎飞，检察官为翁赞年，旁听者仍仅记者及家属。法官依次讯问各被告年龄职业后，检察官即发表起诉要旨，各被告退出法庭。法官先传审沈钧儒。

审判长先讯沈关于文化界救国会与全国救联会组织情形。……（接着讯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编者注）

法庭内的钟“当、当、当”打了十二下。被告律师请求退庭。审判官遂宣布暂时退庭，下午二时继续审讯。各被告留在法院内分别进餐。

中午苏州名律师请全体律师及被告家属用午膳。而十个被告却分成已问未问的两部在候审室内吃饭。史良认为分开吃饭不对，她站在凳上隔着木板对那边说：“吃饭为什么要分开？怕说话，派一个人监视好了。阿拉要交涉。”沙千里接上去：“吃饭根本不能讲话，马马虎虎吧。”说着自己就把桌布筷子摆好，史良也从凳上跳下来。

下午二时半继续开庭审理。把沈、章、王、李、邹传讯到庭，继续问邹韬奋。………（接着问沙千里、史良——编者注）……

史良：“妇女救联会前有会员一千六百余人，廿四年十二月廿一日在女青年会开大会。虽未向市党部登记，但本人与市党部执委毛云律师曾谈过，因登记困难而停止。同时我们训练妇女如学救护、脚踏车、开汽车，这事与X　X、潘公展太太均谈过，二中全会请愿时亦谈过。政治纲领彼等亦见过。市商会开会均已先得X　X许可。

“所谓各党各派，因共党与抗日，谁都知道抗日最重要，各党各派是要各党各派放弃成见，一致对外。且各党各派并不专指共产党。此点与国难会议宣言完全相同。至于共党抗日组国防政府一点，我已言过政权与政府不同。救国会亦未主张组国防政府。如谓共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最好将地方一起送给日本人。此点沈钧儒前已说过。共党吃饭，我们不能不吃饭。火花读书会不知其内容，全救会也不容他参加。关于宪法问题，我们以为如不抗日，国民政府将先被抢去，我们主张抗日第一，宪法其次。给张学良的电报事，请先看过给国府的电报及其文句，要是给张电图谋不轨，那么致政府的电也是让政府图谋不轨，即给张学良电引起事变，这好像我要他杀人，杀人的是他，我也不负杀人的责任啊。罢工事是罢工后才来请求援助，我们怎么煽动他们呢？事前如有煽动，事后他们为什么来要求援助？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与我们相同的，中国人所受压迫相同，要求相同是自然的道理。”

俞钟骆律师请求调查全救会与各界救国会给二中全会的请愿书及马超俊接见情形。刘祖基律师请求调查沪罢工工人段养林案，声明系忠义会，而与救国会无关。张学良必能公正坦白作证。刘崇佑亦谓关于西安事变，叫张学良来是法院应行使的权利。救国为全国要求，为了法院威信，为本案明白起见，应彻底调查，才能使全国清楚本案真相。

江庸律师说：“西安事变未彻底查清，将责任加于被告，实太冤了。主张是否一样，非问张学良不可，然后再加比较。”俞承修律师主张不仅要传讯张学良，且要调查军法会审案卷，看张学良有无危害民国或全救会煽动张学良的事实。这时不知怎样全体律师廿四人忽然起立，要求调查证据，由江庸说明。法庭内空气突然严重。审判长说此事要评议后再定。李文杰律师说电报给张学良，给傅作义，检察官说绥陕隔开数省，实则绥陕接壤，这点要请检察官看看地图。

检察官说：“不用传张学良，讯问笔录已够。“这时空气极度紧张。审判官请各辩护人对证据一点，俟讯问各被告后再谈。

刘崇佑就说：“通电发表后，即有西安事变发生，且起诉中说被告与张‘互相联络’，互相联络是互，是谁去谁来，绝不是一方面。‘勾结’也是两面相勾，既然相勾，须传张始能明白，否则含糊得很。”

史良说：“检察官说我们侮辱检察官，现在检察官是侮辱救国会。请问买刀杀人，刀店是否负责？否则太缺少常识了。同样工人罢工，我们也不能负责。我希望检察官抱了爱国心怀，不要挑拨我们人民与政府对立。‘这时沈钧儒又跑过来要讲话。一个律师又说：“上午检察官代表国家愿罗织入罪，而下午同样代表国家不愿调查有利被告证据，很不解。”又有一律师说：“检察官应根据诉讼法公平兼采有利证据。”沈钧儒说：“煽动军人，应用危害民国罪第一条至少应判死罪，而检察官不知如何宽容，却用了第六条；如说通电是勾结，依法应处死刑，检察官再三声明确有勾结情事，但检察官侦查四月，罪刑还未清楚，要彻底调查后，我甘愿受国法处分。”此时李公朴又跑过来说：“请问检察官侦查四月，哪样有利被告证据曾加调查？现请检察官另外调查。”为了调查证据，检察官与被告及律师发生激烈争辩，从四点廿分辩到四点三刻。空气很是热烈紧张。

罗青：“章乃器是我主动去找他的，未加入救国会。该会非政党，须加入后始能做工作。到江阴原因，是先至镇江看周厚钧。周是中央江苏党务特派员，我介绍过他入党，故先去找他。但他已到广州祭胡去了。后因有友人在江阴做县长，数年未见，我乃至江阴。在旅馆住下后因有救国会的文件就被捕（此处有十八字开了天窗——编者注）。西安事变后移至钧院。我是总理信徒，曾对国民党很多投机分子觉得痛心，本人在党有历史，反吃救国官司，随便加上罪名。”

顾留馨：“救国会未参加，是因请愿而被捕的。”

唐豪律师说明顾留馨被捕经过，说他们廿一人来苏向检察官请愿释放沈钧儒等，当时没有代表。请愿呈文递进后，检察官拒绝接见，将呈文退回，令各人签名，被告与另四人签名，后来被捕。起诉书说顾留馨请愿时“手执传单”作为罪证。该项传单必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关系重大，请将传单发下一看。而这时律师又让法官问顾，当时请愿有没有带传单，顾说：“没有。”问任颂高，他也说没有带。唐豪又朗读起诉书：“顾留馨、任颂高呈请回复沈钧儒等自由，经将该传单暨顾留馨所持救国会发刊之《国难新闻》，分别扣押在案。”并说，“现请将传单发下。”而任颂高的律师出来解释说：“顾、任来请愿是一月廿七日，当日未携传单；到二月三日奉钧院召，才来苏将通知单送到院，三月廿七日因院命把一小包《国难新闻》交来，因此被捕。检察官起诉书将这三件事合在一处，说请愿时手执传单，实属重大错误。”唐豪又说：“手执传单是法院叫拿来的。”李文杰律师说：“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神圣公务员，执行职务应拿出证据来。”敬树诚律师说：“检察官侦查费四月之久，起诉书完全错误了。”检察官这时气极，他不等律师说完就立起来：“我没有这样说，请书记官记入笔录，将依法起诉。”审判长朱宗周态度安详缓和，当劝两方息争，他暂时做了调解人。而全体律师这时又起立说：“检察官不应以记入笔录起诉来威胁辩护人。检察官这种话，也请书记官记入笔录。”刘崇佑、俞承修继作有力之辩争说：“检察官不应忽视被告利益。”检察官忍不住了，又愤愤地说：“你叫什么名字？请书记官记入笔录，要依法检举。”庭上此刻应被告要求发下“请愿通知书”。唐豪说：“这是二月三日的，不是一月三日的传单，请检察官说明，书记官请也记入笔录。”检察官：“不用说明。”

章乃器跑到审判长前说：“请审判长注意，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我们尤要请他代表国家的人格，不要与老百姓见解一样。”检察官听了更气说：“什么叫代表国家人格，不要和老百姓一样？请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法庭内的情形已达从来未有的紧张。旁听人与法警都张大着眼注视检察官和每个辩护人的嘴。

下午五时卅五分审判长宣布暂时退庭评议，所有被告律师都退出法庭，律师休息室内很热闹地议论适才情形。法院内每一角落充满了激昂的情绪。

六时零五分，检察官、律师、被告再回到法庭。审判长宣布：“请求调查西安事变事，评议结果，决向军委会调集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其他请求应毋庸议。”

六时十二分退庭，何时续审未宣布。大致要在一星期后才能开庭。

（原载《立报》1937年6月26日，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爱国无罪”案二次听审记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那件轰动全国、轰动世界的爱国案子，第二次开审了。仍旧和第一次一样，除家属和新闻记者外，禁止“闲人”旁听。天下着倾盆大雨，慷慨激昂的供词配合着檐水的滴答声，法庭上特别显得阴森，人们的心里分外觉得沉痛。

沈钧儒严正地在被告席上站立着。审判长深怕他年老不能久站，几次赐他坐，他却都推辞了。沈老先生用对学生讲授法律的老练态度和用语，回答审判长的问话。审判长问起了罢课的事情，这使沈老先生觉得无中生有的奇怪，四次向审判官提出反问：“刚才所问的罢课事情，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是全上海还是一个学校？是那（哪）个煽动的？”弄得审判长逃避不得，感觉困难万分。

审判长问章乃器：“你们主张抗日救国，是被共产党所利用，你知道么？”不意却遭受到无可奈何地反问：“我想审判长也是和我一样主张抗日的吧？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么？”章先生讲话的音调抑扬顿挫，很使人感动。这时有一位被感动的法警用水汪汪的眼睛注视着审判官。审判官低头看着卷宗不作声，大概也有动于中吧。

审判长问王造时：“你们主张联苏容共，建立统一政权么？”王先生施展他的演说才能，滔滔地解释“联合的是与日本利益相反的各国，如英、美、法、苏，不是单指苏联；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并非单独联共；建立并不是改组；统一乃政府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希望”各点。他不但就字面，从涵义，并且引证许多事实来比较说明，讲得井井有条。不但审判长和听众听得出神，连保护法庭的宪兵也拥挤在法庭门口，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这出色的“学术演讲”。

李公朴捋着他的美髯，从容地回答容共的问话：“十三年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么？他并没有错。何况我们只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目的在集中国力对付日本。而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检察官却大惊小怪，真是不懂。”

邹韬奋在第一次审问的时候因为发音略低，曾使一位新闻记者大失所望。这次发音却特别响亮，而且语句组织完密，态度坚决激昂。他驳斥起诉书中把反对用“人民阵线”字眼的文章用来证明他曾经提倡“人民阵线”的错误，厉声道：“这是断章取义，罗织入罪。”检察官想了半晌，庄严地起立，斥责道：“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罗织入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得到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摘。”邹先生愤慨地回答：“我刚说断章取义，罗织入罪，是指人民阵线证物而言，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的问题上去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审判官摇手制止他发言。

邹先生毅然决然地回答：“如果审判长认为检察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审下去了。”审判长递电文给邹看，邹看后大声说：“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且同时打了同样性质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检察官哑口无语。一位律师起立，慢吞吞地说：“绥远与陕西，是毗连的省份，刚才检察官竟说距离甚远，不必援助，实在太无地理常识。”章乃器已不能再忍耐，接上去说：“刚才检察官说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代表的是中华民国，否则，老百姓太丢脸了。”

“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而给政府及宋、韩、傅的电报并未引起西安事变。”检察官到底不愧为检察官，但是可惜得很，即刻被史良巧妙的反问击破了。史良说：“比方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说杀了人应该刀店负责么？”检察官又哑口无言。

起诉书说救国会攻击宪法，沙千里清楚地解释道：“我们并不反对或攻击宪法，只是批评宪法。人民的批评宪法是政府所征求的。那时华北形势危急，事实上东北和冀东根本无从施行宪法。所以我们当时主张顶要紧的是和日本算账，宪法并不急切需要。”

罗青的供词出人意外的精细。他说自己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因为有的同志腐化，很使他不满，因此他投身救国运动，希望达到“护党救国”的理想目的。现在用这种手段对付他，他认为是“摧残党的生命”。

最后，审问任颂高、顾留馨。律师不待审问完毕，起立发言：”起诉书里所说的顾、任两人，手持危害民国之传单，请检察官拿出来。”检察官好像着了一支冷箭，急忙帮审判官翻卷宗，结果翻出了一张救国会请愿通知书来。律师说：“这是在被捕一月之后被告当庭交上的证物，不是传单。现在请检察官把‘手持之传单’拿出来。”说完屹立不动。检察官不说话。

检察官“慈和”地起立说：“这个无所谓………证据……在起诉书已载明……勿必调查。”

二十四位律师全体起立抗议，幸经审判长态度和缓安详，从中转圜，才能息争。听众忘掉了法庭的尊严，放出咯咯的笑声，坐在右边墙旁长凳上的八位“爱国犯”，频频摇头叹息，满脸堆着不胜羞耻的表情。

这个证据既然拿不出，另外要调查的证据却多得很。律师要求调查张学良对证，以释明被告与西安事变无关。检察官却又唱起老调：“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律师又群起指摘：“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沈钧儒起立走过来说：“勾结军人，应用危害民国罪第一条判处死刑，至少应判处无期徒刑，但蒙检察官‘宽容’，却用了第六条。起诉书既说‘勾结’，但检察官侦查四月，罪证尚未确实，要请检察官彻底调查证据，我宁愿受国法处分。”这样一说，检察官不能再唱老调了。庭长宣告暂时退庭评议。

评议结果，决定向军事委员会调查审问张学良的案卷，定期开审。

退庭时已经傍晚，各位“爱国犯”在军警的“保卫”之下，分坐三辆汽车，浩浩荡荡地回看守所去了。

（原载《国民》周刊第1卷第9期，1937年7月2日；选自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后记
傅国涌

遥望晚清，律师在租界法庭的出现曾让中国人耳目一新，部分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法界先进在修订法律时也曾认真考虑引入，可以说律师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已呼之欲出，台湾学者孙慧敏在《清末中国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引介》中对此有详尽的研究。民国新立，律师制度破土而出，职业律师和律师协会同步生长，成为社会瞩目的有生力量。透过徐小群、陈同、李卫东等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早期律师群体的健康成长，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群体，历史将会有怎样的不同。当刘崇佑为五四学生辩护时，当吴凯声一次次为陈赓、廖承志、杜重远他们辩护时，当章士钊等律师站在法庭上为陈独秀案辩护时，当大批律师在苏州的法庭上为沈钧儒等“七君子”案辩护时……我们看到中国已隐约现出了法治的曙光。即使你不同意当事人的政治主张或行为方式，但是作为公民，他们毫无疑问要得到公正的对待，包括有律师为他们辩护。正是在一次次法庭辩护中，在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词和上诉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那个动荡时代更真实的面目。如果不是时代断裂的话，通往法治社会的路事实上已经开启。

从1912年到2012年，律师制度正式引入中国正好一百年，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跌宕起伏，可谓波诡云谲，在最初的三十八年间，无论遭遇怎样的环境，年轻的律师制度不仅生了根、发了芽，而且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渐渐变得枝繁叶茂，长出了一个自己的传统。无论是刘崇佑、章士钊、张耀曾这些有从政经历的律师，还是阮性存、吴凯声、吴经熊等职业法律人，他们所代表的几代律师，赋予了这个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型职业群体以独特的生命，他们在法庭内外的努力，为律师制度的本土化迈出了重要的每一步。不幸这条道路突然中断，一百年被切成了几个截然不同的段落，曾经建立起来的本土律师传统在上世纪50年代戛然中止，二十多年后虽然恢复了律师制度，却是步履蹒跚、磕磕碰碰。时至今日又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以张思之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律师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终于接续了曾经中断的传统，开始新的出发。

律师群体经过长达数十年的中断之后，重新回到法庭，回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朝阳大学法律系出身的张思之先生自述上世纪50年代的律师生涯，基本上是在行政事务中度过，总共只办过一个半案子，就被1957年的惊涛骇浪卷走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律师制度重建，他几乎参与了整个过程，至今仍以八十五岁高龄站在第一线。他数十年来的作为，为中国律师界树立了一个新的范例，要说传统，这不仅是对20世纪前半叶律师传统的接续，而且为这个传统提供了新元素，注入了新生命。大哉，思之！近十年来，在追寻中国律师的本土传统时，我一次次地想起他，这位1927年出生的当代律师，并没有赶上刘崇佑、章士钊、张耀曾、吴凯声他们曾经的好时光，但他挺立在20世纪的苍茫暮色中，上接民国前辈的传统，下启21世纪的新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这些成语很久没用过了，但用在他的身上竟是如此恰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不能想象中国律师界在20世纪末自我接续、自我生长、自我更新的过程将如何完成，正是他悄悄地复活了民国律师的传统，并悄悄地立下了新一代律师可以遵循的精神规章。在我看来，他身上具备的专业性、公共性和人文性正是一个健全的律师应该具备的。任何时候他都不忘记自己是律师，从律师的专业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离开专业角色去做或高远或刺激或空疏的追求，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守护专业标准，以专业主义面对自己接手的每一个案件，哪怕从一开始就知道必败无疑，仍然坚持一丝不苟地去做，不张扬、不炒作，也不沮丧、不自弃。卢跃刚兄是新闻记者，喜欢讲专业主义，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自己的职业荣誉，坚守专业主义，本来是职业伦理的底线，然而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底线竟成了道义的高标，有时候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如此，不盲从，不越位，不轻言放弃，不大言不惭，按专业标准行事仍是需要坚守的专业逻辑，民国的许多律师先辈们做到了，思之先生在更为困难的处境下也含泪做到了。其次是公共性，如果失去了公共性，对于律师、记者这些特殊职业来说，我不知还有多少专业性可言，换句话说，缺乏公共关怀、只为稻粱谋的律师，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职业是不相称的，就如爱因斯坦说的，知识分子天然要对社会的罪恶说不。律师也天然地要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直面这个时代的罪和罚，而不是装聋作哑，更不能装疯卖傻。从张思之律师身上我们看到的公共性，深沉而节制，博大而不凌空虚蹈。同时，从他的辩词和他平时的言谈举止中，我们处处可以体会到他深切的人文关怀，那是建立在他的文化修养之上的，不是有意装出来的，我编《过去的中学》时曾约先生专门写过一篇回忆中学生活的文章，他深情地回忆起抗战烽火中在西南求学，国文老师教宋词，特别是李清照的词给他带来的震撼。2005年夏天，我们全家在北京与他见面，他在一个酒店大厅等候我们，桌子上摊开的是一册《元曲选》。宋词、元曲，从少年到白头，贯穿一个律师波涛起伏的一生，他辩词的字斟句酌，不仅追求法理逻辑，同样讲究辞章，我相信那是古典文学给予他的滋养，人文情怀和审美趣味不可或缺地成为成就一代律师的重要因素。当代律师界的崛起，作为一个职业阶层逐步变得自觉，与他的引领和示范是不可分的——至少有很大的关系。

感谢我所敬重的张思之律师为本书赐序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同时感谢徐小群、陈同、李卫东三位学者同意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入本书，他们都对民国律师制度做了出色的研究，还要感谢北大夏晓虹教授、吴凯声律师的儿子吴立岚先生、章士钊律师外孙女洪晃女士等的授权，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就不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

2011年11月2日于杭州

民国肇始，律师登上历史舞台，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作为自身的职业伦理，维护人权，推动社会进步。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源溯始，以上海本土律师及律师组织为观察对象，讲述民初律师行业的发端；中编着重展示民国律师的风采，既有刘崇佑、阮性存、张耀曾等人办理社会重大案件的经过，也有曹汝霖、包天笑、吴凯声等律师执业者的亲笔记录和口述；下编则通过第一手资料呈现典型司法案例，如陈独秀案、“七君子”案，直击历史现场。

值此中国本土律师业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本书从理论到现实，生动呈现了中国近代律师行业的沧桑历程，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应该有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知道既往，认识我们曾经的传统。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我们的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踏实，才不至于陷入虚无和迷茫，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