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电影与经济的思想共鸣
Author: 程实
Date: 2013-08-31 16:00:00+00:00
Keywords: 经济学; 电影
Description: 身为经济世界中活动的一分子，本该能看懂经济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并理智地参与其中，不幸的是，我们的经济世界被分割成两半： 一边是高谈阔论的专业人士，在高端的圈子内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另一边是懵懵懂懂的普通人士，在平凡的世界里无法透彻地理解经济世界发生的变化。 这本书，就是要将思考力和参与权还给经济高墙外的普通大众： 《盗梦空间》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与中国经济增长 《绿野仙踪》与金本位复辟 …… 打开电影看经济，我们能发现不同空间里的同一种逻辑！ 40余篇文章就着电影品经济，内容涉及经济思想、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欧日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经典理论，在电影与经济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对经济感兴趣的普通人，更轻松、更直白、更感性地理解经济世界打开一扇窗户，放飞经济畅想！
Publisher: 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序

打开电影看经济

第一幕经济思想——叛逆与突破

《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7%的时空漂流
小时代的经济之思
有效市场假说的危机挑战
语言的力量
桃丽丝的鞋跟与金本位复辟
经济自由的均衡火花
这个定理不太准
大部制改革的减法效应
科斯 vs 扎克伯格
均衡的幻化

第二幕全球经济——等待和希望
西边日出东边雨

谁来拯救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风暴将至
杠杆时代
往事不堪回首来日复苏多忧

第三幕中国经济——美丽和追梦
中国经济的多空碰撞

中国经济的微观之忧
经济复苏为何缺乏微观基础？
奔腾年代的规划精神
从外秀到内秀的中国转型

第四幕美国经济——变革与前进
美国经济的缝合

伟大的林肯和渺小的2012大选
国王的演讲：从乔治六世到奥巴马
财政悬崖、QE3s和连锁反应
美国经济快跑

第五幕欧日经济——分裂与停滞
欧元区“失恋33天”不是喜剧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概率论

欧债危机缘何愈演愈烈？

欧洲经济裂痕渐深

安倍晋三能否重启天空之城？

第六幕货币政策——异化与战争
谁将受益全球宽松V2.0？

全球宽松V2.0有何不同？

货币政策的异化

被绑架的QE3

货币战硝烟再起？

第七幕金融市场——幻觉和博弈
致命的汇率幻觉

人民币崛起的美丽人生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吗？

中国股市敢不敢更乐观一点？

3D的罗斯和善变的股市

后记
合上书页品得失

自序

打开电影看经济

这是一个慵懒的午后，一阵夏雨不期而至，我匆忙躲进路边的茶楼，窝入角落的沙发椅，就着叶大味醇的猴魁，无聊地观望窗外的淅淅沥沥。一把不大的花伞下，一对小情侣依偎前行，似乎在昵语着什么，笑靥如花；一把倾斜的黑伞下，一位花白头发的老者搂着比他将将矮一头的小孙女，雨水浸湿了半边衣裳；几个男孩子，顶着书包从窗前飞奔而过，嬉闹声有如雨滴打在积水上的涟漪，渐散渐远。突然间有种感觉，窗外的世界就像一个舞台，而我则是一个来晚了的观众，没看到开头，却看到了不同的精彩。

就在我痴痴一笑的刹那，一束清澈的目光，穿过有些模糊的玻璃窗，直射到我身上。猛一抬头，窗外屋檐下站着一位姑娘，正一边捋着被打湿的短发，一边把脸贴在窗前向内观望，雨滴顺着她的手指、头发和面颊缓缓流下，如丝般顺滑。撞上我的目光，她微微一笑，转身跑进了雨中。愕然之间，我突然意识到，其实，玻璃窗内的我，不仅是观众，也是个演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演员，但我们却总是像观众一样，欣赏着身外世界的熙熙攘攘，甚至不经意间，我们就已然遗忘。这个世界，恰恰是由无数个如你我一般平凡、孤独和脆弱的普通人所组成，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没有人是局外人。

在我看来，最远的距离，不是咫尺天涯，而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世界的一丝一缕无情地影响着你，你的一举一动又悄悄地改变着世界，而你却把自己隔离在这个世界之外。更可悲的是，这种隔离，不仅是一个人的孤独起源，更是整个世界的危险所在。

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难遇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危险的最新例证。很多人将次贷危机归因为华尔街无操守的房贷扩张、无节制的利润贪婪、无监管的过度创新和无披露的内部欺诈。但你有没有想过，是谁去申请了那些根本还不上的房贷，是谁去购买了那些根本看不懂的结构性产品，是谁去迎合了那些根本就很直白的欺诈游戏？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很多人将主权债务危机归因为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计划、寅吃卯粮的透支习惯、劫贫济富的救助政策和险象环生的猎奇游戏，但你有没有想过，是谁在无视、纵容甚至潜在支持政府的赤字财政和债务扩张？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无论如何义愤填膺地指责和咒骂华尔街的吸血本质和政策的乏善可陈，你都不能以卫道士的姿态全然置身事外，因为，你不是局外人，你也是经济世界的一分子，你的行为、你的选择、你的买卖，不仅改变了你自己的生活，也影响了身边的世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选择，就没有谴责；没有参与，就没有骗局。

作为成年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危机的伤害的确痛彻心扉，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诚实地审视自己，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变成了欺诈的帮凶、危机的受害者？在我看来，原因只有四个字：“轻信”和“漠然”。我们太容易相信金融界和政界高端人士的侃侃而谈，以至于对影响我们经济命运的市场动向和政策变化无动于衷。在很多人眼里，整个经济世界就像是舞台上的布景，单调乏味、形式固定，我们只是观众，既不能改变布景，也无法与之互动，只能欣赏专业人士在布景中的各色表演。如若精彩，则鼓掌欢庆；如若蹩脚，则直呼倒彩。仅此而已。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变得“轻信”和“漠然”？因为我们将自己隔离在舞台之外，心甘情愿、畏畏缩缩地扮演着“观众”的角色。殊不知，整个经济世界的大戏，不仅包括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也包括舞台下的一怔一怒。一个分裂的经济世界，必然会变成欺诈滋生、风险蕴藏和危机频发的温床。

事实上，我们身处的经济世界，的确是分裂的世界。一边充斥着衣冠楚楚的专业人士，在高端的圈子内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另一边则是懵懵懂懂的非专业普通人，在平凡的世界里怅然失语、且行且忧。

那么，是谁让经济世界分裂成两边？在我看来，不是普通人，也不是专业人士，而是经济世界本身。换句话说，经济世界的分裂是内生的。一方面，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原始时代进入瓦尔拉斯的数学时代，学术规范性的提升伴随着平易性的淡化，作为普通人，你也许可以读懂科斯借以获得诺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你很难搞明白当今一流学术期刊的模型和实证，你也更不太可能有那个闲情雅致去搞明白；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发展也给自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你可能对GDP、CPI不太陌生，但你很难应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术语创新。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市场的专业化共同作用，在专业人士和普通人之间划开了一道越来越深的裂痕。

分裂是发展的产物，经济世界的裂痕渐深几乎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我看来，对于金融危机的接连爆发和不断扩散，专业人士的过失不仅在于自身行为的失慎，更在于弥补专业裂痕方面的乏力。减轻并消除、而并非加重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恰是当今经济金融专业人士们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从凯恩斯时代进入后凯恩斯时代，学术创新的前沿方向恰是给宏观经济理论提供更坚实的微观基础，但在经济知识本身的普及方面，专业世界的微观基础却日显羸弱。经济学家唯有用学术范式在专业圈子内“有所为”才能得到同行们的认可。这种激励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倾向于在平凡的世界里“有所不为”，不愿意、甚至不屑于在与非专业人士的沟通上耗费心力。而这，正是专业壁垒越来越高、专业圈子越来越不接地气、专业性欺诈越来越层出不穷、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深层原因。

在我看来，只做“大文章”，不耻、不屑、不为“小文章”，是一个人群的失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一个学者的遗憾。作为一个勉强可称作经济专业人士的匠人，我不想留下遗憾，我想为弥补经济世界的裂痕做些事情。于是，我写了本书，希望能从电影和经济的切点，为对经济感兴趣的普通人，更轻松、更直白、更感性地理解经济世界打开一扇窗户。

打开电影看经济，听上去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却并非毫无干系。电影和经济，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动态看，经济和电影都是人类行为的过程反映；静态看，电影和经济都是人类行为的客观结果。从专业角度看，经济和电影都可以是高深莫测的；从非专业角度看，电影和经济则都可以让普通人理解，让普通人有所触动。

在写这一系列影观经济的“小文章”前，我曾经有过犹豫，作为一个连“豆瓣250”、“IMDB250”都没看全的纯业余影迷，如此随意地涉足不熟悉的影评领域，会不会写出招人耻笑的肤浅文字？于是，我专程买来路易斯·贾内梯（Louis Giannetti）的著名教科书《认识电影》，希望能提高些许关于电影的专业素养，但当我看到目录里“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动作的机械扭曲”、“苏联蒙太奇与形式主义传统”、“折中与综合理论”这样的专业术语，瞬间就丧失了继续阅读的兴趣。紧接着我就在想：“普通人在翻开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目录时，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电影，我是非专业人士，而这，不正是我陪伴非专业人士走进专业经济世界最好的一条桥梁吗？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了解那些关于电影的专业知识，因为非专业的本质并不会减少我从电影里获得欢乐、共鸣和感触。虽然我也会看不懂号称智商检测器的《穆赫兰道》，虽然我也曾就《盗梦空间》和《红辣椒》的深层联系大吃一惊，虽然我还因为《万能钥匙》的精神恐怖半夜无眠，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生涩的感觉是真实的，也是具有共性的。

这种共性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和电影的内心共鸣，就像《盗梦空间》里多层梦境的接连溃灭让我想到了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向多元演变中的内在非稳定性，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我想到了中国经济保持7%增速的过程光鲜和内在不易，就像《乱世佳人》里郝思嘉的美丽坚强让我想到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就像《国王的演讲》里乔治六世的慷慨陈词让我想起了奥巴马开启第二个任期后的有力承诺。这种共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普通人与普通人的感官共鸣。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外表坚强，内心柔软，都会因为《玛丽和马科斯》的另类友谊而黯然神伤，都会由于《爱在黎明破晓前》和《爱在日落黄昏时》的得到与失去而莫名惆怅，都会在《哀乐人生》的跌宕起伏中心怀激荡。这两种共鸣让我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电影和经济间架起一条桥梁，让观影者放飞经济畅想，让分裂的经济世界不再孤单，让知识霸权不再化为危机之殇。

当然，本书可能远远称不上一次完美的尝试。虽然本书提及了48部精彩电影，但很多我喜欢的伟大电影，并没有被写进书中，因为这毕竟是一本取材严谨的经济书，90%的内容与电影无关；虽然本书40篇文章对经济思想、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欧日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经典理论和最新事件均有所涉猎，但很多我乐于分享的经济分析，并没有被收进书里，因为这毕竟是一本就着电影品经济的随笔集，10%的内容与经济无关。

其实，我真正担忧的，并不是10%的电影部分不够小资，也不是90%的经济部分不够深邃。而是在探寻和书写思想共鸣的过程中，理解得不够深，表达得不够浅。不过我还是希望，这种影观经济的尝试能够给读者带来些许脑力激荡、点滴心灵共鸣、几分经济情趣。

打开电影看经济，光影斑驳，人世浮沉，几多经济事，尽付笑谈中。

写完本书，其实说到底，我既不意在电影，也不意在经济，而是希望读者能明白，万物皆可知。这个世界，表象再怎么复杂，其内在都是能够被理解的。再美丽的电影，再玄妙的经济，再精致的共鸣，都永远不能代替个体的思考。

2013年2月16日于北京陋室

第一幕

经济思想——叛逆与突破

《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盗梦空间》和《盗梦侦探》的经济启示：经济时代的转变就像梦境转变一样，充满动荡，暗藏玄机，遍布风险；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喜爱稳定、厌恶失衡，但不稳定的结束未必是稳定的开始，多元化并非内生稳定，多元时代仍需政策搭配。

歌德说：“错误同真理的关系，就像睡梦同清醒的关系一样，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令人遗憾却又发人深省的是，走向真理，并不意味着到达真理；从睡梦中醒来，更不意味着走出混沌。2010年大名鼎鼎的美国动作电影《盗梦空间》，及其致敬的2006年鲜为人知的日本动画电影《盗梦侦探》都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可能：梦境是可以嵌套的，虚幻是可以堆叠的，梦境的破碎往往并不必然对应着真实的重建，而是梦境的再生和虚幻的复制。

伟大电影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构建了斑驳绚丽的光影世界，更在于映射了复杂曲折的现实万象。人类的货币史就像是层层嵌套的盗梦空间，每一次“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都带着崩溃的刺痛将人类从一重梦境的虚幻和错误中唤醒，又带着隐晦的狡诈将人类抛向另一重潜藏的风险和错误的梦境。而人类的短视和自负恰恰体现在梦境的穿梭之中，对登出世界的不稳定记忆犹新，却对登入世界的不稳定视若无睹，如此的傲慢和偏见正是人类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的根源所在。

促成人类货币史第一次“梦境转换”的刺激式危机是“大萧条”。大萧条之前，源自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自由思想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大萧条爆发后，全球性的“市场失灵”让整个经济世界在恐慌、猜忌、纷争中乱成一团，并迅速走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环崩溃。痛彻心扉的衰退将国际货币体系从危机前的“纯粹自由主义的失序时代”带入危机后的“霸权时代”。在梦境转化初期，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坚信，群龙无首的失序是不稳定的，而霸权则能带来稳定。就像“霸权稳定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所指出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有一个稳定者”；而国际学者吉尔平的观点则更具代表性，“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第一次梦境转换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全球经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力量也的确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美国对自身超然地位的滥用，霸权的稳定力量日渐式微，霸权时代的梦境空间再一次变得脆弱不堪。

于是，正如我们现下经历的历史一般，百年难遇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引导着人类货币史的第二次“梦境转换”，将沉迷于透支增长的人类从“霸权时代”带入一个崭新的“多元时代”。在市场冲击和各界热议的熏陶下，人们对霸权时代的不稳定性熟稔于心，对朝向多元时代的转换态势也心知肚明，自然而然的，对多元时代的向往和期许也如影随形。正是这种危机中的盲从和轻信，带来了另一个不易察觉的新误解——多元是内生稳定的。

从哲学的角度剖析，这种误解的产生源自危机冲击下唯物与唯心的交错、缠杂和碰撞。危机带来的伤害如此痛入骨髓，以至于人们从主观意识上自发认为，霸权是“坏”的，而即将取而代之、孕育着希望的多元则是“好”的，“好”的自然也就是稳定的。这种唯心的主观论调实际上忽略了关键性的一点：从霸权时代走向多元时代，并不是因为“好”的事物必然将取代“坏”的事物，而是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决定了货币史的梦境轮转。

抛却主观价值判断，站在客观的立场分析，多元并不是内生稳定的，多元时代的不确定性甚至大大超出霸权时代，而多元时代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也是远远大于霸权时代。一方面，从短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引爆点是金融危机，而危机的救助、化解和平复迫切需要更强、更有力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两个层面的政策协调。在霸权时代，危机救助这种政策领域内的“公共产品”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所提供，但2008—2013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与众不同，恰恰正是因为危机核心始终在发达国家内部轮转，从美国到欧洲，前后两个危机震心所在的强势经济体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应接不暇之余很难向彼此伸出援手。而尽管媒体热衷于炒作“新兴市场拯救发达国家”，但实事求是地看，新兴市场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救助体量远大于己的美欧，也无法回避自身并未同全球经济“脱钩”的现实，其增长“失速”和起飞“着陆”已然令其置身于周期性回落的忧患之中。接踵而至的危机、广泛传染的风险、霸权国家的危难和新兴市场的困境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单一政策行动都变得无力而又危险，而全球范围内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效应的主动或被动协调则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经济多元化，多元化的另一面则是差异化，差异化的复苏意味着差异化的政策需求，而差异化的政策需求比之以往更需要全球层面的政策协调。风物长宜放眼量，即便是百年难遇的危机也仅仅是历史梦境转换的引爆器，其自身也终将变成逝去的历史。步入长期的后危机时代，危机时代的“基本面趋同效应”和“政策协同效应”将逐渐缩小并消失，自然禀赋、制度特征、增长模式、历史沿革和风险结构的内在差异将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差异性特征。不仅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差异一如既往，而且两大集团内部的分化也更趋明显。在发达市场内部，美国经济的复苏韧性和增长质量高于欧洲和日本；在新兴市场内部，“金砖五国”的复苏力度要高于其他国家，亚洲新兴市场的复苏力度要高于中东欧、非洲和南美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复苏稳定性则要高于同为“金砖五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复苏差异性的波动加大导致复苏利益争夺更趋剧烈，全球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各国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并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内生欲望和实际能力不断增强。多元中的各个“元”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更容易产生彼此矛盾、冲突并于整体利益不利的政策博弈结构，如果没有更广泛、更有力、更紧密的政策协调，那么博弈将自发地把全球经济从基本面上的“和而不同”导向政策面上的“以邻为壑”，最终引致一个集体非理性的尴尬结局。

概而言之，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引爆了人类货币史从“霸权时代”向“多元时代”的第二次梦境转换。在这一虚虚实实的时代变迁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唯心地高估多元时代的内生稳定性。实际上，从梦境转换的引爆因素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深层次分析，多元时代并不是内生稳定的，其蕴藏的不确定性甚至更多，而霸权时代“霸权国引领—非霸权国跟随”的政策自发协调机制也将彻底失灵。自亚当·斯密开启了经济学的现代化以来，经济稳定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稳定既然无法内生，就只能外生，只有通过更具规模、更具效力的政策协调才有望实现多元时代的经济、金融稳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全球政策协调的改进？方向有五个。

其一，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首先需要接受全球“不协调”的客观潮流，放弃对“单极”稳定的无谓期盼。之所以全球政策协调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习惯于霸权时代“跟随式协调”的国家并未真正认识到基本面“不协调”的趋势性和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本质属性是新时期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经济映射。正如亨廷顿博士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冲突引致经济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协调方可引致稳定。但值得强调的是，协调仅仅是协调，并不意味着全球政策的统一制定。无论是对重启金本位的莫名期许，还是对单一超主权国际机构或国际货币的美丽憧憬，都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从不倒退，任何本质上重新回归“单极”的选择都将被经济、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洪流冲垮。

其二，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减轻甚至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的经典理论案例很直白地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决策者彼此分割的政策选择将引致“你死我亡”的劣质博弈均衡，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体非理性。2011年则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现实案例：由于对彼此经济状态和金融市场状况缺乏足够沟通，上半年，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都在虚幻的“全球大通胀”压力下进行了加息；而下半年出人意料的形势逆转又将全球经济逼入二次探底的险境，许多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又不得已地改弦易辙，再度降息。如此反复不仅让这些国家丧失了有效管理自身风险的先机，又减弱了其应对外部风险传染的能力。避免集体非理性的尴尬，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打开信息隔阂，让个体决策拥有更真实、更充分的公共信息基础。而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势必需要增加并增强国际政策交流的高层平台。其实，人们不必对G20峰会、APEC峰会之类的全球性高层对话平台产生什么样的“共同协定”太过纠结，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交换，其对全球博弈和政策协调的潜在改善功效就不容忽视。

其三，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增强超主权国际机构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避免危机的频繁出现和不断升级。盗梦空间是不稳定的，而比某一个不稳定梦境更不稳定的，则是梦境的频繁切换。追求多元时代的经济稳定，迫切需要避免作为梦境切换引爆器的金融危机反复恶化并不断升级。而这则需要对超主权国际机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的有力夯实，超主权国际机构不是统一政策制定的平台，而是凝聚多元中各“元”救助能力的平台，唯有增强这个平台的凝聚力，各国才更有希望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

其四，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加强区域性政策协作，避免“珠圆玉润”的多元演化为“棱角分明”的多极。多元和多极是两个概念，前者蕴含着每一个元内部的协调和均衡，而后者则对应着单一元内部的霸权和失序。避免多元演化为多极，需要加强区域金融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消除各大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加强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让每一个元都能实现内部和谐的共同发展，进而让区域内政策协调具有更强的物质基础，并为各“元”间的政策协调奠定基础。

其五，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避免马太效应的激化。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差异性，减少协调的难度，本质上需要减轻全球经济的差异性。尽管差异性难以根治，但可以通过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加以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政策协调和全球反贫困本质上是同一场战役，反贫困不是强势国对弱势国的施舍，而是两者相互协调、互促共进的需要，因此各国、特别是强势国家，应投入更多、更大的力量避免马太效应的激化，这将是利人利己、功在千秋的理性选择。

相关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

程实微评：梦境和现实一样真实，现实和梦境一样虚幻。《盗梦空间》讲述了一个专业团队在多重梦境中不断穿越的故事。说实话，这是一部大量消耗脑细胞的影片，和《蝴蝶效应》有很多神似的地方。如果不是非常聚精会神，你很难搞清楚帅哥莱昂纳多在不同场景中翻腾跳跃、耍酷卖萌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爱情、为了救赎、为了金钱、为了科学，还是为了其他更深邃又更不可告人的秘密？其实，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分清梦境和现实，只需转个陀螺就可以。陀螺停下，那就是现实。最后，我内心一直藏着一个邪恶的疑问：为何这部电影总是让我联想到王朔的《给我顶住》呢？

相关电影：《盗梦侦探》（Paprika）

程实微评：《盗梦空间》的灵感来源；如果喜欢宫崎骏，一定要看看今敏的电影。《盗梦侦探》还有一个很四川的名字叫《红辣椒》，它的剧情、音乐、图像和构思，甚至包括海报，都给人一种火辣辣的灼烧感。从内容上看，《盗梦侦探》和《盗梦空间》极其神似，也是一个关于在梦境中识破阴谋、发现真相并找到真爱的故事，可敬的是，它的拍摄要比《盗梦空间》早了许多。该片导演是日本动漫大师今敏，在很多人眼里，他的成就并不逊于宫崎骏。在短短47年人生里，今敏留下了许多或是发人深省、或是感人至深的作品，除了这部《盗梦侦探》，《东京教父》是我最喜欢的，另外还推荐《千年女优》和《未麻的部屋》。其实，每每想起《盗梦侦探》，那些古怪物什在大街上游行时的背景音乐就在脑中回荡，实在是诡异、奇妙而又摄人心魄，就像今敏作品的风格，飘逸、跳跃又带着一点温暖的感觉。

7%的时空漂流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经济启示：不必为7%太低而烦恼，因为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7%增速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最震撼的体验，不仅是思想上的颠覆，更是对颠覆本身的再颠覆。影像世界如此，经济世界也不例外。影像世界中，天才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完成了摄人心魄的颠覆与再颠覆。电影前95%的内容将少年派海难求生的惊险困境描绘成童话般的翡翠梦境，填满了飞鱼扑面的惊喜、水母荧光的梦幻、蓝鲸鱼跃的壮丽、沧海小岛的丰饶和苍穹虹光的绝美，甚至连与极怒海涛、绝境猛虎的斗争，也闪耀着力量、野性和神迹的光辉。直到电影最后的5%，翡翠梦境背后残酷、冰冷，甚至恐怖的事实才异常突兀地呈现开来。对于观影者而言，究竟该相信奇幻漂流的梦境故事，还是人伦尽丧的求生故事？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其实也无须去选择，因为前者代表着困境中的希望，后者代表着现实中的自省，这两点，不正是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吗？

回到经济世界，就像少年派遭遇了海难困境一样，百年难遇的金融海啸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灾难，而随着危机震感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的渐次扩散，此前一度脱钩复苏的中国经济也自2012年起进入了增长减速期。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超出了市场预期，各大国际机构和知名投行纷纷下调增长率预估值，从“8”时代进入“7”时代已经不可避免。而“十二五”规划中对7%增长率的目标值确定则进一步表明，7%可能不仅是危机冲击下的短期现象，更可能是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长期趋势。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将7%视为低速增长、轻度萎靡的标志。那么，7%到底意味着什么？7%会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其实，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中国经济虽然邂逅了增长失速的困境，但借由历史视角，从增速对比、规模赶超、情景比照、民富追赶和盛世比较五个方面深入剖析，7%的时空漂流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靓丽色彩。

其一，从增速对比角度看，7%可谓凤毛麟角。就中国而言，7%貌似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就世界经济历史而言，7%的长期增速足以傲视群雄。在1980—2011年的32年间，全球184个有统计的经济体中，仅有10个实现了7%以上的年均增长①，中国以10.01%的平均增速位居第三，除中国外，其他能够实现7%年均增长的都是如赤道几内亚、马尔代夫和东帝汶的小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2011年）是其他9个7%俱乐部成员规模总和的47倍。最接近7%俱乐部的重要经济体是年均增长6.95%的新加坡，中国经济规模是其28倍。在全球经济规模过千亿美元的61个经济体中，除去中国，没有一个能够在过去32年实现7%以上的经济增长，而根据IMF的预测，也仅有2个经济体有望在2012—2017年实现年均7%以上的增长。在全球经济规模过万亿美元的15强中，则仅有印度有望于2012—2017年实现超7%的年均增长，15强过去32年和未来6年的平均增速为3.35%和3.17%。由此可见，结合历史和未来来看7%，一个经济体能在长期中实现7%的平均增速实属不易，而如果这个经济体恰恰又经济规模较大，则更加难能可贵。

其二，从规模赶超角度看，7%不改崛起大势。和平崛起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题，从10%到7%，会产生怎样的影响？IMF预测，2017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将上升至18.306%，超过美国同期的17.738%。当然，IMF的预测显然过于乐观，存在汇率和增速两方面大幅高估的问题。笔者利用历史数据进行了测算，如果不考虑2011年以后的实际汇率变化，美国保持近32年2.6%的增长均速，中国经济则以7%的速度增长，那么，2029年中国名义GDP将达到24.6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3.9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12年起，只需坚持7%的增速17年，中国经济将实现规模第一的历史性超越。如果经济增速从7%提升至8%，这一历史时刻也仅将提前3年。从这个角度看，7%和8%并非天壤之别。此外，回眸历史，1986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达到25.19%的阶段峰值，过去32年的平均占比则为23.15%，如果世界经济保持过去32年3.36%的增长均速，中国经济则以7%的速度增长，那么，2025年以购买力评价折算的中国GDP全球占比将超过23.15%的美国历史均值，2028年则将超过美国阶段性峰值。也就是说，自2012年起，再坚持7%16年（虽然由于汇率折算问题，这一结果稍显乐观了一点），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

其三，从情景比照角度看，7%实为难能可贵。尽管很多人对7%并不满意，但纵观其他经历过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历史，7%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成长高速。由于2011年中国7.2万亿美元的名义GDP已处于全球第二位，所以就规模发展的历史而言，只有美国有类似经历。1995年，美国GDP达到7.4万亿美元，随后16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年均值仅为2.43%，远低于7%。从人均水平考察，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3美元，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经济体数量较多，美国、新加坡和韩国都是有比照意义的案例。1971年，美国人均GDP达到5430美元，随后20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3.06%，随后30年，年均增长3.22%，随后40年，年均增长2.83%。1981年，新加坡人均GDP达到5489美元，随后20年，新加坡实际GDP年均增长6.91%，随后30年，年均增长6.6%。1989年，韩国人均GDP达到5429美元，随后20年，韩国实际GDP年均增长5.47%，随后22年，年均增长5.43%。由此可见，对比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史，处于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水平的类似状态下，没有经济体，特别是规模具有可比性的大经济体，能够实现7%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站在当下中国经济的这个起点，能够跑出7%的速度已是难能可贵。

其四，从民富追赶角度看，7%有利国计民生。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规模虽大、人均不强，那么7%会带来怎样的变化？2011年，尽管中国人均GDP跨过5000美元大关，但在全球有统计的184个经济体中仅排名第89位，同期，全球有63个经济体人均GDP过1万美元，40个经济体过2万美元，29个经济体过3万美元，10个经济体过5万美元，1个经济体过10万美元。人均GDP的变化取决于分子分母两个变量，1980—201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从最高时期的1.6%左右缓步下降，并在2007—2011年维持于0.5%左右的水平。根据笔者的测算，如果不考虑2011年以后的汇率变化，中国人口保持0.5%的匀速增长，中国经济则以7%的速度增长，那么，2021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如果增速从7%升至8%，达到这一水平仅会提前1年。也就是说，只要保持7%的增速，从2012年算起，不到10年，中国就能从民生角度初入较为富裕国家的行列。如果美国人口维持近几年0.7%左右的增速，美国经济维持2.6%的历史均速，中国的相关假设不变，那么2024年，中国人均GDP对美国人均GDP的比例，将从11%升至20%。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7%增速对改善民生的长期提振作用已然不可小视。

其五，从盛世比较角度看，7%尤胜康乾盛世。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不仅留下了璀璨文明，也创造了不少经济辉煌。根据麦迪森和其他经济史学者的研究，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依旧处于世界之巅。那么，回望历史，7%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是快还是慢？根据管汉晖和李稻葵（2010）的研究，1402—1626年间，明代年均GDP增速仅为0.29%；而利用刘逖（2009）研究中的结论数据进行测算，康乾盛世期间，1680—1800年，中国GDP从724百万两银升至3287百万两银，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1.27%；以10年为一个阶段，康乾盛世120年间发展最快的三个10年分别是乾隆年间的1750—1760年，康熙年间的1680—1690年和1620—1630年，其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35%、2.96%和2.74%。由此可见，7%从数字角度看尤胜康乾盛世。此外，根据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为32.9%，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就能于2035年重回这一占比水平。尽管对古代GDP的学术研究和应用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这一历史对比依旧足以表明，7%的经济增速在中国经济史中也实属罕见。

总之，种种测算显示，7%的时空漂流也是奇幻漂流，7%不仅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数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有魅力的数字。将增速下滑视为纯粹的困境、对7%大失所望显然有失偏颇。

不过，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后5%展示的那样，梦幻般的故事往往潜藏着残酷的事实。派的奇幻漂流如此，7%的时空漂流亦然。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是经济增速降至7%会怎样，而是在人口红利减弱、阶级固化显形、两极分化加剧、起飞效应降低、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困境中，能否利用结构调整、资源整合、金融改革和民生激励来实现7%的长期增长。有鉴于此，中国经济既需要着眼未来，正确认识7%，对7%的奇幻之处充满信心和希望，还需要着眼当下，正视增长失速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改革创新打造美丽中国的追梦之船。

①原始数据取自IMF和彭博，除引用学术文章数据外，下文不再特别说明。

相关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

程实微评：85%的人没看懂，15%的人看懂了，100%的人表示这是部好电影。《卧虎藏龙》为李安赢得了口碑，《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为李安赢得了尊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寓言故事，即便你没有领会它的深意，也依旧会被它的美丽所打动。李安似乎是个和“虎”有缘的人，这一次，他把一只老虎和一个少年共同的海上生存经历描绘成了一个思考人性的旅程。看完之后，唏嘘不已，这才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小时代的经济之思

《小时代》的经济启示：资源配置模式不仅直接左右配置的结果，也对商业氛围、世俗偏好和微观需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郭敬明的《小时代》火了，尽管褒贬不一、争议颇大，但《小时代》还是毫无悬念地收获了商业上的大捷。不得不承认，某种意义上看，郭敬明很是成功，他知道如何成为话题，如何用美女、时尚、物质和滥情去满足一部分人消遣、猎奇、发泄的欲望，并让另一部分人的鄙夷、不屑、嫉妒和愤青变成他差评营销的温床。

我尊重郭敬明和他的成功学，但并不喜欢他的电影和文字。在我看来，《小时代》虽然赢得了票房，但赢不得口碑，因为它就和之前的《孤岛惊魂》一样，格调不高、情趣不大、意境不佳。纠结于郭敬明的身高或是《小时代》的剧情，其实算不得什么雅兴。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世俗味十足的片子能够屡屡赢得市场，并赚得盆满钵溢？

因为我们身处一个经济社会的“小时代”。时代之小，小在旨趣，小在情操，小在追求，小在胸怀。凡今之人，急名与利。鲜问大义，唯关小利；鲜分美丑，但求快意。凡今之商贾，鲜知经世济民，众求利之足金；鲜谋风物长宜，众寻少劳多逸。世风如此，低格之电影、电视和文字，自然能迎合一大批人的口味。

然而，万事皆有因。世风逐利，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自甘堕落，而是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的长期失衡所致。所谓利者，实乃事之结果也；所谓义者，关乎事之过程也。重利，实为重结果，轻义，实为轻过程。世之众人，重利轻义，并非不明大义，没有侠义之心，而是无行义之能，少为义之励。从经济意义上看，人们不关心资源配置的过程，只在意资源配置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很难全面参与到过程之中，政府过大的力量对资源配置的个体参与产生了挤出效应。

对于个体而言，过程难以左右，所以过程如何就不再重要，剩下也只有结果可以关心了。正因为如此，消费者产生了对资源配置结果的过度偏好，表现为物质至上和享乐主义；生产者产生了对资源配置过程的过度轻视，表现为假货盛行和投机主义。所以说，小时代的根源，是机制的失衡，而非人的变质。

更进一步，把思考放飞得更远一些，我们可以根据资源配置中政府和个体的力量分布把经济社会划分为四种模式（表1.1）：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和个体力量都大，这要么是无微观福利追求的理想国，要么是力量冲突的乱格局，总之都是不稳定、不实际的空时代；政府和个体力量都小，这实际上是无枝可依的微时代，宏观经济和微观福利都只能随波逐流；政府力量大，个体力量小，是个体难以参与资源配置、进而导致过度逐利的小时代；只有政府力量再小一点，个体力量再大一些，才能更好地调动微观个体积极性，建设一个既有宏观保障、又有微观基础，机会公平、社会和谐、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的大时代。

总之，从郭敬明的《小时代》看经济社会的“小时代”，资源配置模式不仅直接左右了配置的结果，也对商业氛围、世俗偏好和微观需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小时代重利轻义的社会风气，提升社会民众、特别是年轻朋友对美好事物和大德大义的喜好和追求，真正管用的，可能并不是强硬的价值观灌输，而是适时适度减少有形之手的过多干预，让更多的人可以更顺畅地参与到资源配置的过程之中，享受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真正乐趣。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如今施政恰以简政放权为核心，而这，是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大时代的到来充满希望的重要原因。

表1.1 资源配置中政府和个人力量的四种模式

相关电影：《小时代》（Tiny Times）

程实微评：一个时代的剪影。《小时代》描述了四个高中好友林萧、顾里、南湘和唐宛共同长大的历程。伴随着时代变迁，她们的爱情、生活、事业和家庭也在跌宕起伏中邂逅了种种剧变，这些剧变让她们的人生既带有华丽的色彩，又透出一种骨子里的阴冷。实际上，《小时代》尽管饱受争议，但某种程度上，它很好地还原了当今时代许多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悟，也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有效市场假说的危机挑战

《三傻大闹宝莱坞》的经济启示：金融危机之下，有效市场假说不再有效；只有植根于现实土壤，经济理论之树才能常青。

理论是什么？高悬庙堂以供膜拜之物，还是植根历史可供采摘之实？在我看来，这要取决于是什么样的理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天造地设，只可能被理解错误，实际上却存在着永恒正确的基准，人类的所有努力，都是尽量去接近真理法则，例如哥白尼、布鲁诺和爱因斯坦的经典故事。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历史经验的积累、浓缩、抽象和升华中得以形成，社会科学的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理解上的偏差，而是其自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演化。特别是对于经济学这样新生的社会科学，没有永恒正确的理论，只有与现实不断碰撞、在校准和修正中逐渐趋于完善。

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共同的一点则在于：不管理论本身是否正确，脱离实际地去理解理论，将理论悬于现实的庙堂之上，最终都只会让理论失去生命。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就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展现了接地气和不接地气的差别。兰乔是一个非典型的聪明学生，智商过人却不循规蹈矩，热衷于天才式的恶作剧，别人可能都知道“加盐的水更具有导电性”，兰乔却会把这样的理论用于现实；而“消音器”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擅长死记硬背，成绩优异，与特立独行的兰乔截然相反。这两个学生约定十年后一决高下，看看哪种风格更能获得成功。结果很显然，在兰乔创造性的成功面前，“消音器”循规蹈矩换来的事业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这部最具盛名的宝莱坞喜剧，实际上给理论与现实的碰撞提供了最直白的案例。尊重理论，最好的方式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在理解、质疑、改进和应用之中赋予其生命。只有在现实的土壤里，理论之树才会常青。

对于经济学而言，2008—2013年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给许多经典理论带来了致命挑战。这看似是经济学的不幸，实则是理论突破自我之大幸。现实与理论的背离恰恰从研究范式上带来了警醒，再经典的理论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在现实中不断完善、保持创新，理论才会与时俱进、获得新生。

在诸多经典理论中，有效市场假说受到的危机挑战最为强烈。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市场假说是金融市场理论皇冠上的明珠，是理解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点。有效市场假说（EMH）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但是法玛在1970年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有效市场假说的概念：“如果某一市场中的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用的信息，那么这个市场就是有效的。”

法玛同时给出了有效市场的三种类型：弱有效市场，当前价格完全反映了包含在价格历史记录中的信息；半强有效市场，当前的证券价格不但反映了历史记录中的价格信息，而且反映了与证券相关的所有公开信息；强有效市场，证券价格反映了所有与其有关的信息，不仅包括半强有效市场中的信息，而且包括了内幕人所知的信息。换句话说，价格没有反映的信息是与该证券无关的、无用的信息，任何人不能隐瞒任何有用的私人信息。

有效市场理论表明，在有效市场中，价格包含了所有可用信息。那么2008—2012年的国际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吗？数据最有说服力：2008—2012年，全球经历了次贷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的轮番洗礼，实体经济萎靡不振，金融市场风声鹤唳，2008年初至2012年12月18日，美国标普指数下跌1.43%，德国DAX指数下跌4.87%，法国CAC指数下跌34.96%，日经225指数下跌33.68%，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9.03%；与此同时，2008—2012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61%、0.59%、0.15%、-0.17%和9.35%。以发达国家为震中的金融危机给美、德、法、日的实体经济造成了深远拖累，中国经济却在同期实现了稳健增长，但中国股市的跌幅却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将国际看做一个大市场，有效市场理论对其中的结构差异难以给出解释。

当然，也许有人会将国际大市场的有效性缺失归因于不同的市场成熟度，即中国股市是弱有效的，美国股市是半强有效或强有效的。那么，就再单独来看一看美国股市的表现。根据笔者的测算，1927年12月30日至2012年12月18日的21344个交易日内，在标普指数日涨幅排名前十的日子里，有6个处于2008—2012年间，而在日跌幅排名前十的日子里，也有5个处于2008—2012年间。也就是说，2008—2012年，美国股市的价格变化比1927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剧烈，而实际上，2008—2012年的金融危机远没有大萧条来得摧枯拉朽。此外，根据笔者的测算，2008—2012年，美国股市反映市场波动性的日涨跌幅标准差为1.58，远远高于1927—2007年0.7的标准差；而2008—2012年，美国季度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为3.24，低于1947年以来的4.06。也就是说，2008—2012年间，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依旧高于历史水平，但股市的波动性却大大超出历史水平。对美国股市的这两组数据对比，有效市场理论又是难以解释。

经济学理论是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经济、金融趋势变化的重要工具，但2008—2012年的金融危机，却让有效市场假说这一经典理论与现实出现了较大的裂痕。那么，原因何在？从理论自身出发，笔者以为，首先，有效市场理论的假设抽象掉了最重要的市场特征。有效市场假说是信息对称、参与者理性这种真空环境下的理论抽象，但值得强调的是，相比于现在，有效市场理论成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像是金融市场的原始时代。而今，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使得基于数理知识、产品复杂度和内部信息的信息不对称更加普遍，而金融市场规模的大幅扩张也使得市场参与者整体的非理性程度潜在上升，被假设抽象掉的，反而变成了新时代最鲜明的市场特征。

其次，有效市场理论对理论锚的依赖根深蒂固。当信息不对称和参与者非理性成为市场不可忽略的主要特征，那么更进一步，有效市场理论在假设前提下推演出的基准情景就不再具有基准性质。当偏离基准成为常态，基准本身的存在就意义渐失。实际上，有效市场理论之所以经典，正因为它和一般均衡理论一样，依赖于一个虚拟的理论锚。理论上，市场变化只是现实围绕这一理论锚的运动。理论锚，就像是经济学的心灵寄托，在它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市场再怎么随机游走都逃不脱均衡回归的宿命，现实再怎么出人意料都可以置于理论的解释范围之内。但遗憾的是，金融危机对这种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长达数年之内，市场都没有显示出均衡回归的迹象，失衡变成了常态，即便把经济锚从静态概念进化到动态概念，市场中的反转效应、动量效应、一月效应及更多不知名的非均衡效应层出不穷。不摆脱对理论锚的路径依赖，束缚就始终存在。

最后，有效市场理论的思维范式存在根本性矛盾。有效市场假说为什么依赖经济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锚的存在是可以被科学证明的。拓扑论中的不动点定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这也让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更自信的科学时代。但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却也由此呈现出根本性矛盾，经济学自身是基于观测和经验的社会科学，却倾向于依靠无需证伪、必然正确的数学去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并将自己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这种矛盾，导致经济学理论更像是数学的衍生品，或是物理学的模仿物，愈发抽象，愈发失去现实性和社会性，进而导致理论和现实的鸿沟越拉越大。仔细读一下有效市场假说，“如果某一市场中的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用的信息，那么这个市场就是有效的”，是不是像极了套套逻辑？至少，很难找到可以观测的现实反例去证伪。

总之，有效市场理论在金融危机中与现实的背离，无法撼动理论本身的正确性，但作为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存在不是为了标榜自身无意义的正确，而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更理性地去作出选择。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有效市场理论需要沿着更以人为本、更注重时代特征、更注重现实解释的方向去创新、去突破。

相关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

程实微评：让你欢乐地大笑，感动地想哭，除了女主角不够漂亮，没有明显缺点。《三傻大闹宝莱坞》是一部各大网站的高分电影，尽管剧情俗套，电影名字更是令人无语，但它还是能够很轻易地产生激人奋进的正能量。说得直白一点，这是一部比《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还励志的励志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屌丝不走寻常路，不拼爹，不拼学历，不拼手段，凭借聪明才智、不懈努力、创新胆识，最终坐拥事业、金钱、地位和美人的故事。当然，演绎这个“印度梦”，少不了宝莱坞电影标志性的情歌、热舞以及无厘头的幽默。尽管这是一部比较俗的印度大片，但的确比较好看，比如我，就看了两遍，而且是在同一个晚上。

语言的力量

《十二怒汉》的经济启示：“去××化”有的寓意深远，有的纯属瞎编，它们既不会带来经济世界的精彩剧情，也不具有改变危机演化的真实力量。

如果将美国和俄罗斯放在一起，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旷日持久的争斗，历史厚重的对抗，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延绵至今的冲突？其实，除了这些，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还存在一个有趣且温和的联系，两国导演都拍过一部名为《十二怒汉》的电影。确切地说，2007年俄罗斯版的《十二怒汉》是1957年美国版《十二怒汉》的翻拍。翻拍前后的两个版本虽然相似，却有很大的不同，类似的情节背后讲述的分别是美国故事和俄罗斯故事；翻拍前后的两个版本虽然迥异，却又有很大的共鸣，两部电影都非常成功，且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电影，两部《十二怒汉》的成功都因为它们充分彰显了语言的力量。简单的场景，封闭的空间，十二个貌不惊人的男人，是语言的张力让这些简单的元素融合成充满悬念、震撼感十足的剧情。作为时代的镜子，十二怒汉们的语言张力则源自其对时代精神的真实映射。美国版《十二怒汉》里的精彩论辩映射了美国上下协同的法制精神，公平的司法制度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意见表达，每一个个体则珍视法律赋予的尊严，从而避免了多数人的民主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以制度保障了司法的公平正义。俄罗斯版《十二怒汉》里的激烈争议则映射了俄罗斯庄重包容的民族精神，每一个个体在社会演化中能够做到以己度人，仁慈的社会能在法理之中融入人本主义，从而激励了少数人的宽容放大为多数人的宽容，以人文关怀保障了社会的法里有情。

两部《十二怒汉》充分表明：语言是有魔力的，它让简单的影像变得引人入胜、魅力四射；语言也是有力量的，它能影响人的认识，它能改变人的命运。而赋予语言魔力和力量的，则是时代和社会。尊重历史、尊重时代、尊重社会的语言才是改变历史、改变时代、改变社会的利器。

从影像世界回看经济世界，危机时代物质贫乏，语言创新却异常富足。带着对“去危机”的深切期盼，去库存化、去杠杆化、去货币化、去美元化和去全球化之类的词汇变得流行起来。但这些流行的语言是否具有改变危机时代、引致复苏到来的力量？在笔者看来，“去××化”深层地反映了市场在恐慌中的心烦意乱和手足无措，其内在的无力恰恰印证了伯格森的危险预言：“语言叛离观念，文字谋杀精神。”

先从去库存化开始。顾名思义，这个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其实是指经济主体减少库存的一个过程，至于经济主体的定义则因人而异，最常见的一种解释认为是微观企业，也有人将其进一步引申为中观行业或是宏观经济整体。相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所谓库存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微观的商品和宏观的产能都被纳入解释范围中来。去库存化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经常和另一个词汇相伴相随，这就是危机中人人望眼欲穿的“复苏”。复苏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而去库存化的完成则被很多人视作周期转向的前兆。这其中的道理很直白，作为商业波动的天然缓冲器，衰退阶段销售的萎靡让企业产生减少库存的动机，而复苏阶段需求的恢复则让企业产生再积累库存的欲望。

毫无疑问，数据支持了这种潜在的相关关系，但笔者认为，人们将去库存化和经济周期关联在一起时，很容易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去库存化的进展预示的是哪一种经济周期变化？是的，经济周期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有很多种，早在几十年前，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在探讨不同频率经济周期的区别。这些经济周期表面上是由于覆盖时限不同而分为长周期、中周期或短周期，但实际上深层的分类标准则是周期核心驱动要素的不同，一个跨度几十年的长周期的驱动要素可能是全要素生产力，一个跨度十年左右的中周期的驱动要素可能是房市投资，一个跨度三四年的短周期的驱动要素则可能是库存变化，每一个更长的周期中可能会包容几个更短的周期，这种嵌套实际上兼容了实体经济的短期运行特征和长期发展规律。

由此可见，以去库存化为标准，以销售库存比等指标为先行指标判断经济周期变化，必须了然于胸的是相应短周期的性质。发人深思的是，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仅限于一个短存货周期吗？如果不是，那么可能市场在使用和理解去库存化这个流行词汇的时候需要更加谨慎一些。

再看去杠杆化。想找到一个权威和规范的去杠杆化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经济意义上的“杠杆”广泛应用于金融机构、寻常企业、一般家庭，甚至整个宏观经济，以至于人们很难分清与去杠杆化对应的是哪一个层次的经济行为。笔者以为，追根溯源还是要从物理学的杠杆原理寻找去杠杆化的内涵，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杠杆是帮助较小施力成就较大功效的机制。在论及去杠杆化这一流行词汇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陷入这样一种逻辑，即杠杆之所以失去平衡，是因为杠杆率太高，杆子太长以至于被托起的那个物体变成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增加施力或是减轻托起物体的重量并缩小杆子的长度成为“化解风险”的可选对策。

也就是说，去杠杆化理所应当地被认为是维持杠杆长期平衡的首要选择，但市场可能忘记了一点，杠杆曾经有过平衡的历史就表明杠杆机制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失效的，盲目地去杠杆化反而容易陷入风险激增的“去杠杆化悖论”。以金融机构为例，即“风险资产价格下降—减持风险资产—风险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杠杆反倒无法减轻杠杆率—风险进一步激化”的恶性循环；以一般家庭为例，则是“储蓄率上升—整体消费下降—宏观经济萎靡—个体收入下降—储蓄量下降”的“节俭陷阱”。

笔者以为，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忽略了杠杆原理的核心要素，杠杆本身是很重要，但支点才是阿基米德神奇力量的根源。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之前引致繁荣的高杠杆之所以失去平衡，是因为金融危机破坏了支点的稳定性，而这个支点就是信用。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信用的崩坏是信贷紧缩产生的源泉；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以增长模式可持续性为表征的整体信用的缺失则是经济结构需要深度调整的原因。所以，去杠杆化只是风险管理的一个可选途径，而非根本途径，增强宏微观的信用基础，让杠杆重新拥有稳定的支点，才是治标治本的选择。

最后再看去货币化、去美元化和去全球化。这是一组适用于全球经济，流行度稍显逊色，且彼此之间关联甚高的词汇。去货币化大多意指以实物资产取代货币资产的过程，去美元化一般意指国际货币体系远离美元核心的过程，而去全球化则是指保护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过程。与去库存化和去杠杆化不同，这一组词汇在本次金融危机前很少被人提及。事实上，笔者甚至认为，在危机之后它们也将同样很少被提及。因此，它们只是短期市场混乱和恐慌背景下思维叛逆的产物，它们的共同点是短期内虽有星星点点的迹象，但都不会成为真正的主流，它们的不同点则是有些甚至在长期中也不会变成主流。

去货币化之所以流行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恐惧症，人们对货币体系衍生的种种金融风险充满担忧，将远离货币视作远离危机的根本方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危机后期全球范围内一系列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通胀恐惧症，人们对现在的货币超发导致未来的高通胀充满担心，将减少货币头寸视作防止资产缩水的理性选择。实际上，这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市场反应，至少在2015年之前，产出缺口的广泛存在将使通缩成为主要趋势，通胀的发生，即便有也只可能在更远的将来，而且各国业已表现出对回收扩张政策的考虑，为虚无缥缈的通胀而去货币化并不令人信服。至于对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则更加有失理性，退出货币体系不仅是历史荒谬的倒退，更会带来无尽的社会成本。所以，去货币化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相比之下，去美元化更加实际一点，危机爆发后的数据显示，部分重要的美国中长期债券持有者进行了阶段性减持，市场普遍将其视作“去美元化”的重要证据。但值得强调的是，去美元化虽然是“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长期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但在短期内并不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变化，不仅所谓多元化的具体发展格局存在较大争议，而且美国经济复苏领先于欧日的中期趋势也可能会放缓国际市场远离美元的步伐，所以，去美元化更像是一种水中望月般的长期愿景。

至于去全球化，连愿景都算不上。虽然危机爆发后旨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贸易保护行为时有发生，美欧甚至将中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但笔者以为，随着危机的缓解和周期的转换，贸易保护持续抬头的土壤将日益疏松，而长期去全球化更加不可思议，就连反全球化论者卡斯特罗都不得不承认，“全球化不是某个人的异想天开，也不是某个人的创造发明，而是人类历史现阶段正在发生的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面问题”，人类在融合中寻觅自由、平等和互利的希望和努力将向保护主义的肆意妄为发起强力挑战。

总之，“去××化”有的寓意深远，有的纯属胡编，将每一个流行的“去××化”都视作趋势的表征毫无疑问将陷入思维的混乱。从本质上看，“去××化”只是危机恐慌的表现，而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去××化”和《十二怒汉》里的语言截然不同，它们可能既不会带来经济世界的精彩剧情，也不具有改变危机演化的真实力量。

相关电影：《十二怒汉（1957）》（12 Angry Men 1957）

程实微评：每一个人都珍视法律赋予的尊严，就能避免多数人的民主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这个美国版的《十二怒汉》在电影史上非常有分量，属于那种乍看一眼容易立刻转台，耐心看一段就会沉迷进去的好电影，剧情有起伏，演员大出彩，思想很深邃。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和民主，这部电影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这些道义的另外一面，也折射出美国社会和人类自身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和妥协。

相关电影：《十二怒汉（2007）》（12 Angry Men 2007）

程实微评：每一个人都以己度人，就能激励少数人的宽容放大为多数人的宽容。这个俄罗斯版的《十二怒汉》并不如美国版那般名声斐然，但却是我相对更喜欢的一个。简单的布景、不多的人物、大量的对话，不仅让一个孩子的命运变得跌宕起伏，也通过这个孩子的命运折射出国家、时代和社会的变革与演化。以人为镜，不仅可以知功过，也可以知兴替。在大时代兴替之中，个人的小小功过变得模糊起来。《十二怒汉》的型男们，用行动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在某些方面太认真，在另一些方面不太认真，都是负责任的表现。

桃丽丝的鞋跟与金本位复辟

《绿野仙踪》的经济启示：唱多金本位的人都是新时代的堂吉诃德。

就像许多美国人知道吴承恩的《西游记》一样，弗兰克·鲍姆1900年的童话巨作《绿野仙踪》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1939年，导演维克多·弗莱明拍摄的歌舞片《绿野仙踪》更是让这个如梦似幻的童话故事红遍全球。善良的小姑娘桃丽丝与小狗托托、胆小的狮子、没爱心的机器人和没脑子的稻草人在光怪陆离的奥兹国历经千辛万苦实现了各自愿望。

鲜为人知的是，这部童话电影和经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两层联系。首先，1939年时值大萧条将尽未尽之时，这部成本为仅277.7万美元的电影，却在北美拿下了1671万美元的票房佳绩，创造了大萧条里的经济神话，而米高梅公司更是凭借此片走上了逐步称霸歌舞片的王者之路。其次，童话中桃丽丝转动鞋跟，在互敲三下之后就飞回了魂牵梦绕的家园。这个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的结尾实际上蕴藏着极大的经济秘密。19世纪末美国深陷通货紧缩泥沼，一场围绕着是否需要回归金银复本位制的全国性大讨论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进入白热化阶段，童话作者鲍姆本人是银币自由铸造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他用桃丽丝银鞋跟的巨大魔力影射了自己的经济主张。

大萧条以来最伤筋动骨的次贷危机让很多人重新回想起鲍姆的故事，国际、国内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我们不可能对1870—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有任何感同身受的触觉，但在许多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与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没有任何交集。

次贷危机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财富蒸发器，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末，全球股市市值缩水幅度就接近五成，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依旧炫目，在危机动荡中身价陡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那么，复辟金本位为何不切实际？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次贷危机从一开始就动摇了牙买加体系美元本位的基础，根据彭博系统对包括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咨询公司在内的56个机构预测进行的综合，市场主流普遍认为中长期内美元对绝大多数主流货币都将出现贬值，美元中长期弱势的原因包括：其一，大量救助政策出台可能导致美国财政赤字未来难以改善；其二，未来美国贸易赤字恐将重新扩大；其三，次贷危机的长期影响可能导致美国实体经济潜在水平下降。虽然美元走下信用本位的霸主神坛已经不可避免，但美元的失败并不等同于信用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影像，有以下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其一，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其二，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其三，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Roy A. 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其四，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数据，2008年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相关电影：《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

程实微评：一部彻头彻尾的成人童话，老少皆宜。《绿野仙踪》完全不需要推荐和介绍，因为人人都知道它。关于这个故事的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在经济领域，流行的则是这个和银本位相关的解释。其实，关于这部童话的成人版解释，大多比较黑暗，但相对于现在小朋友们看的《名侦探柯南》、《怪物》、《钢之炼金术术士》之类的动画，《绿野仙踪》算是比较单纯的了。所以，还是记住它充满美丽幻想的最初印象吧。

经济自由的均衡火花

《荒野生存》的经济启示：失衡的市场自由，不论是过少，还是过多，都将对经济造成伤害。

孔子说，三十而立“立于礼”。所谓礼者，外制于规，内敛于已。对中国而言，则意味着一条于外合乎世界潮流、于内遵循自我约束的和谐崛起之路。改革开放30年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土壤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30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打开了束缚经济自由的枷锁，看不见的手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展现出引导有序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魔力，中国经济增长才演绎出一段震惊世界的东方神话。

在1978—2011年的30多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有16个年份达到两位数，年均增长率高达10％。与宏观经济飞速增长如影随形的是人民收入的与日俱增，以1978年为基期，2011年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378％，就像西方经济学家在学术论文中写道的：“没有哪个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比中国近几十年做得更多。”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背后，经济自由日益彰显。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从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维度的估算，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就从1980年的3.93上升至2006年的6.3，60.3％的增幅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一个成熟、自信、和谐的中国经济正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经济自由浪潮中，20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6418.6亿美元，是1978年206.4亿美元的176倍。

虽然这里无法用经济学的实证范式在中国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搭建一个严谨的因果桥梁，但贯穿于斯密、萨缪尔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巨匠不朽思想中的自由火花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春风吹拂，中国经济百发齐放的灿烂辉煌就不会如斯真实。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2012年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和欧洲先后深陷衰退，而中国经济却实现了高速且稳健的增长。为什么从增长和风险双重指标考量，中国经济的表现甚至会优于经济自由程度更高的欧美？这先要从自由说起。

自由，是文明诞生以来，人类虔诚信仰的精神图腾。但什么样的自由才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换句话说，自由是不是也有一个程度上的“黄金分割点”？2007年的美国电影《荒野生存》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过度追求绝对化的自由，有时候将酿成悲剧。年轻的克里斯托弗从学校毕业后，放弃工作，捐出存款，背上行囊走上了寻找本我的自由之路。一路与自然、与路人的亲密接触最终让克里斯托弗下定决心：独自一人走进了国家森林的深处。在艰难的生存挑战面前，自由变得如此脆弱，最后年轻的克里斯托弗孤独、无助地饿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该事件曾经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越来越多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开始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是过而不及，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如此。失衡的自由，不论是过少，还是过多，都将对人类造成伤害。

从自由回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度不及欧美的中国为何成为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最亮丽的一抹色彩？真正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让经济自由思想与经济学得以鼓吹其自身科学性的基础——均衡思想，在东方摩擦出了耀眼的火花。

第一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比例均衡。虽然在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市场本位，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的代言人名单上有许多星光闪耀的名字，但就像罗曼·罗兰所言：“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中国改革开放中对市场与政府主导比例的不断调整就像是寻找黄金分割点的经济试验，给关于自由与约束经久不衰、此起彼伏的争论找到了一条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均衡思路，即以市场为主导解决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以政府为补充解决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蕴含于改革开放“白猫黑猫论”中并经受住实践检验的这种比例均衡思想，对于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化困惑也不无裨益，实际上就像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结果所示，完全自由且不受约束的市场并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而70年代的美国滞胀及其后无数次的西方经济动荡也表明，相机而动的政策调控有时不仅不能优化资源配置，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来源，在两个极端间寻求自由与约束的均衡则需要对经济自由的辩证认识和对政府调控的谨慎运用。

第二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稳健有序和成果斐然意味着，弘扬经济自由就像是农耕播种，踌躇不前不可能收获春华秋实，而好大喜功也只能品尝拔苗助长的苦果，唯有寻求一种不温不火的速度均衡才会结出累累硕果。而把握速度均衡的关键正在于认清自身管理和应对经济自由内部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审时度势，有先有后、有急有缓地分部门、分行业、分地区播种经济自由，有效满足市场合理竞争诉求，审慎对待外部加速开放压力，在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改进的同时，避免重蹈“华盛顿共识”下部分国家激进改革失败的覆辙。实际上，这种饱含“张弛有度、过犹不及”东方哲学的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思想，对于其他转轨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弥足珍贵，追赶西方之路无法一蹴而就，就像歌德所言：“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生活和自由，假如他每天为之切实奋斗。”

第三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层次均衡。经济自由并不单薄，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配置的合理导向；在中观层次上表现为企业经营的自主抉择、自由竞争；在微观层次上则表现为普通个人的自由创新、个性彰显。不同层次的经济自由彼此交织、相互影响，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实现层次均衡的关键就在于深化制度改革，以法制性的基础建设理顺经济自由的层次影响。就像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通过培育现代金融市场、推进银行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来规范宏观经济自由；通过引导建立产权明确、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内控有序的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中观经济自由；通过创造条件鼓励普通个人增强学习、不断创新、自由发展来规范微观经济自由，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闪现出实现宏微观和谐发展的层次均衡思想。

第四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分布均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表明，经济自由相对于区域和财富的分布均衡是经济实现长远稳健发展的关键。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自由差距有序减小，经济自由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均衡保障了资源配置由局部有效向全局有效的趋近。而通过“先富论”对“先富带动后富”的不断强调，经济自由对减小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就像《法国国民公会宣言》中所言：“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和谐观念的不断彰显避免了由于区域发展程度不同或是个人财富水平不同而带来的经济自由界限模糊和可能的冲突，使得社会强势群体有序成为经济自由全面化的促成者而非践踏者。

雨果在他的名著中写道：“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经济自由的均衡化发展使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正在微笑着拥抱这一切。

相关电影：《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

程实微评：真人真事改编的终极驴友故事，模仿需谨慎。当驴友运动在我们身边逐渐变成一个逃票旅行的代名词，《荒野生存》却用一个稍有艺术加工的真实故事告诉我们，亲近自然的意义在于找寻自己，发现生命的真意义，而不是燃烧臃肿的脂肪、逃离人多的景点、彰显小资的品位或是捕捉漂移的艳遇。只有经历过彻头彻尾的孤寂，才能懂得尊敬人生、感激真情，才能学会珍惜和分享。所以，当电影最后，24岁的Alex在生命的尽头写下：“Happiness only real when shared.”我实在忍不住，泪流满面，一个人。

这个定理不太准

《这个杀手不太冷》和《孤胆特工》的经济启示：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定理，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地理特色，理论联系实际才是理解悖论的王道。

筷子vs刀叉，米饭vs面包，旗袍vs西装，茶叶vs咖啡，春节vs圣诞，东西方的差异可谓无处不在，光影世界和经济世界自然也不会例外。光影世界里，能体现东西差异的，应该有1994年法国的《这个杀手不太冷》及2010年韩国的《孤胆特工》（也有人戏称其为“这个大叔不太冷”）。除了雷同的剧情，两部电影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有一个少年老成、精明却不失可爱的小女孩当女主角；它们都有一个颓废寡言、暴力但不失温情的老男人当男主角；而且，它们、她们和他们都非常成功。这两部电影虽然都堪称暴力美学的经典，但本质却截然不同。简单地说，《这个杀手不太冷》是部看似轻松的悲剧，《孤胆特工》却是部情节紧张的喜剧。实际上，相似只是表象，两部影片深层折射了东西方在历史沿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西方社会讲究法制与秩序，所以手上沾满鲜血的让·雷诺竭尽全力却还是难逃一死；东方社会讲究情理与包容，所以以暴制暴的元斌最后还是得到了生命和灵魂的双重救赎。

如果说东西差异在光影世界里的体现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么其在经济世界的体现则是“这个定理不太准”。正如泰戈尔所言：“真理是无限的，无限的单一在无限的众多之中显示出来。”经济学是一门百花齐放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观点大相径庭的经济学派轮流支配着主流的方向。在经济学蜿蜒前行的道路上，一些经济学“定理”的存在标明了争论后共识的路标。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有些在西方经济世界行之有效的“定理”在中国却有些水土不服，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悖论。

奥肯定理（Okuns Law）就是一个例子。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但中国经济增长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却没能实现就业率的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甚至在较长时间序列上表现出了反常的正比关系。

对悖论的解释不外乎三种逻辑：第一种逻辑着眼于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强调了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多种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与经济增长之间较低的关联性。第二种逻辑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的较弱支持性中寻求悖论的解释。第三种逻辑着眼于对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这两种经济变量都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指出了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

先看第一种逻辑，中国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一说到中国的失业率，数字失真一直是个热点话题，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作为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估了失业水平，中国实际失业率应该在10%以上。其实，数字失真对于奥肯定理的失效影响不大，因为就算真实失业是高于官方数字的，那也只能增强对奥肯定理的偏离程度而已。因此，数字失真并不能给悖论提供解释，能够解释悖论的，是中国失业的构成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失业构成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滞存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每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就在千万以上，而城镇化建设的滞后更加重了就业负担，经济增长一方面对这部分失业构成的正面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也无法遏制源头的失业创造，因此，这部分失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极低的相关性。二是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就业牺牲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减人增效”为手段，在带来经济增长率提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的下岗人口，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失业构成表现出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三是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造就了高失业，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显示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而科技的进步使得中国高科技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就业能力都有显著不足，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却较强，因此，产业结构向高边际经济收益、低边际劳动成本行业的转变，是造就中国奥肯悖论的重要原因。上述三大特殊性使得中国的失业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而奥肯定理作为周期性失业的重要描述，在中国失去市场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第二种逻辑，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经济对奥肯定理最直接的偏离就在于潜在GDP增长率水平上，原版奥肯定理将其定义为3%，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明显是太低了。对于中国来说，8%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很直观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一旦低于这个数字，明显表现出颓势；而一旦高于这个数字，才可以称得上经济繁荣。不过就算将奥肯定理中的潜在GDP增长率修正为8%，悖论还是存在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为悖论的解释提供了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投资推动型，而非消费推动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自身不太稳定，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普遍表现为对“高技术含量、高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使得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格局滑向“虚增长，低就业”的尴尬境地。特殊性二是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微观层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强者的盛宴，中小企业难以从中获得生存的营养。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数量一般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解决就业人数一般超过国内就业人数的50%，而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获益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解决就业的能力无从发挥。因此，中小企业的陪衬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微观结构上缺乏大量吸收就业的主体，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奥肯定理在中国的失灵。

最后看第三种逻辑，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增长和失业同时具有控制力。如果这只手调控得当，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实现“双赢”，对奥肯定理就是一个额外的支持；但如果这只手施力不匀，那么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就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结果使得宏观调控成为奥肯定理最大的偏离动因之一。而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发展就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向和谐社会的转变尚处于激情启动阶段，这种政策思路造就了GDP崇拜的怪现象，地方政府在投资饥渴的刺激下，对投资项目是“能上就上，不能上创造条件也要上”，但这些项目很多是增长带动力强、就业推动力弱的“形象工程”，造成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下降之间传导锁链的断裂，引致了悖论的产生。奥肯本人曾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到：“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由于中国基本上没有农村失业保障制度，中国政府相对于西方各国财政负担较轻，这种较小的失业成本对政府偏向效率的宏观政策的制订、执行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而对效率选择的惯性偏爱使得中国在表现出经济过热的症状同时，又表现出就业过冷的症状，与经济学悖论不期而遇。

总之，由于历史因素、地域因素、文化因素的不同，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相比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声名斐然的奥肯定理在中国却显得“不太准”，这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失业和经济增长的“中国特色”造成的，但宏观调控政策过往的重心偏离也是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经济学悖论才能还原到不至于妨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发展的合理边界。

相关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Leon）

程实微评：让·雷诺最温情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这个杀手不太冷》不需要推荐和介绍，因为它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高分电影。杀手和小女孩的温情故事，几乎兼具了所有吸引人的元素，暴力美学、青涩真情和相对正义。就连这部电影里的反派角色，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充满魅力的颓废和神经质。艺术，最撕心裂肺的一种美，就是在你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就让他迅速死去，毫不拖泥带水。就像《冰与火之歌》里的血色婚礼，让·雷诺最后在曙光中死去，某种程度上，是最恰如其分的结局。

相关电影：《孤胆特工》（The Man from Nowhere）

程实微评：元斌最男人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内心柔软的杀手和表面坚强的小女孩，这个搭配实在太过讨喜。法国版和韩国版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都是很Man的电影，让·雷诺和元斌，用西方人和东方人稍有不同的铁骨柔情，演绎出同样充满激情的雄性张力——内敛，简单，敢于保护，勇于担当。

大部制改革的减法效应

《美丽心灵》的经济启示：在一个远离了鲁宾逊时代的互联世界里，个体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局部控制往往会导致整体失控，减少政策决策者则往往能提升政策效应。

“Fact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现实比虚构还离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个曾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却拿到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根据这段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又摘得了200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这位传奇人物就是约翰·纳什，这部经典电影叫《美丽心灵》。作为一位正儿八经的数学家，纳什在与病魔战斗多年并远离学术圈的背景下，还能获得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只能说他做出的经济学理论贡献实在太大。纳什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纳什均衡则构成了博弈论的基石之一，而博弈论则让分裂的经济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每一个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不是鲁宾逊，其经济行为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个体理性的集合往往对应着集体非理性。纳什均衡及其代表的博弈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纠葛复杂的经济世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诸多经济现象也能由此得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对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个足以引发无尽思索的经济现象，如果我们从纳什提供的互动分析视角去解读，则别有一番深意。

从1982年到201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务院机构多次瘦身，从100到61，到59，到40，到29，到28，到27，再到25，机构个数不断有序减少。十八大报告中则进一步强调，要继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纵向回顾来看，机构数量与政府效率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负向相关关系。横向比较也对这种微妙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支撑，与大部分内阁机构动辄超过20、甚至30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效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只有20个以下的内阁机构，比如美国是15个，日本则是12个。

如何解释这种“减法改进”的有趣效应呢？为了回答这个看似简单肤浅、实则复杂深奥的数字问题，我们先将问题放得再大一点，那就是政府存在的作用。这里我们简单地从经济学视角把政府看作宏观政策的“供给者”，如果其供给是有效的，即宏观政策能够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那么政府这个“供给者”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宏观政策并非单一政策，而是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组合，即政策搭配。对于单一政策有效性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毕竟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引人入胜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其中曾经产生过名声斐然的“咸水与淡水”之争。但对于政策搭配的有效性，似乎没有吸引过太多的主流研究的兴趣，实际上两者概念大相径庭，相比“单对单”的单一政策有效性，“多对多”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是一个更加“全局性”的强势概念，强调的是政策供给者对政策目标的整体控制力。

虽然市场总有失灵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调控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就一定能够实现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抛去政策调控水平等一系列外生因素，就算政策供给者是完全理性的，它也不一定能够生产出有效的政策搭配。为什么呢？答案很可能是：也许压根就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实现效率改进的“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既然没有，再英明睿智的供给者也只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那么现在，我们的思考进入了真正的核心环节，即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如果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开发、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对经济变量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就有理论依据，如果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进行政策搭配将由于无法达到政策目标而变得师出无名，在后一种情况下，政策搭配很可能由于其“经济外生扰动”的性质而失去“凯恩斯革命”以来的存在必要。事实上，存在性问题（existence problem）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经济学研究传统从来都将其作为科学性基础而投入大量研究工作。如果稍微沉浮于经济学史海，就能轻易发现“存在性”的核心意义。自瓦尔拉斯1874年第一次于《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系统描述斯密《国富论》里“看不见的手”理论以来，阿罗和德布鲁等人于20世纪中叶之后运用拓扑学中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才让整个微观经济学得以建立在一个较为完整和牢固的基础之上。而纳什运用拓扑学对“纳什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也让博弈论在科学、系统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纳什及其他经济学大师们都很清楚，如果缺乏支持其主要概念“存在”的论证，他们的理论都将是空洞无力的。

“存在”才是合理的，而决定“存在”与否的，是制度。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需要种种条件才能满足，而制度安排是决定这些条件变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制度改进能够使得这些存在条件更为满足，那么这种制度改进很可能就起到了增强政府调控效率的潜在基础性作用。现在，在大费周章的逻辑接力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将大部制改革与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联系在一起，来解密有趣的“减法改进”了。

关于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丁伯根通过对矩阵性质的考察开创了一代研究先河。他将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研究有条不紊地分成变量划分、总量关系方程构建、政策目标均衡值确定和最优化过程分析四个步骤，并得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即只有当政策工具数量大于政策目标数量的时候，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才得以满足。对“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的如此开创性贡献，让丁伯根毫无悬念地摘取了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花冠。

如果仅仅从这个经典理论出发，那么大部制改革与政府政策供给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难以解释。但理论是发展的，博弈论工具的应用性开发让这一领域在2005年和2006年重新结出累累硕果，Acocella和Bartolomeo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创新，他们将传统方法与博弈方法有机融合成一体，初步建立了静态和动态多决策者丁伯根博弈模型，“将丁伯根法则”和“纳什均衡”有机结合成一体。在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和跟踪综合之后，我将新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条件称之为“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这一原则充分考虑了多个决策者之间目标重叠可能带来的抵消性影响。如果两个或多个政策决策者对同一个（些）政策目标具有控制力，那么控制力冲突之下将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保障静态经济目标的全部实现和动态经济演化的路径最优。

根据“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为了满足宏观调控整体控制力增强的需要，政策供给者全部的政策工具数量需要不断增加，并时刻保持其总量超过政策目标总量；但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内部政策和谐的需要，单一政策供给者的政策目标数量要尽可能大于其政策工具数量，并避免目标交叉。为了达到这个双向约束的存在性条件，基础性的制度改进一方面需要致力于丰富整体的政策工具数量，另一方面需要在减少可能冲突的前提下，扩大其个体的政策目标范围，这样才能满足整体调控能力和博弈纳什均衡的同时存在。

大部制改革正是符合“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的政策改进。在政府部门数量较多的背景下，整个博弈结构非常复杂，许多单一政策供给者对特定政策目标可能具有局部控制力，而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部门对同一政策目标具有控制力的时候，冲突就无法避免，结果可能是整体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的模糊。让博弈回归均衡的制度改进有几种方式：一是明晰单一部门政策目标边界，扩大其政策目标范围，弱化局部控制力；二是避免政策目标重叠，减小控制力冲突的可能；三是减少政策供给者数量，化外部博弈为内部博弈，将控制力冲突内部化。三种促进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满足程度的制度改进方式，我们在不同国家都能看到一些端倪，在中国最易察觉的是后两种方式。通过减少部门数量，政策供给的局部控制力冲突不断被内部消化，政策搭配的全局效率增强；通过对金融监管部门各自政策目标的清晰划分，未成立大金融部也能实现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的改善。而这些，正是大部制改革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深层原因。

相关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程实微评：玩模型的纳什远比玩篮球的纳什更有魔术师般的魅力。《美丽心灵》讲述了数学家、经济学家纳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在纳什身上，我们看到了天才的光芒，也看到了人生的磨难，更看到了天才走出磨难所付出的艰辛。《美丽心灵》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因为心灵的美丽之处，恰在于它是爱的源泉。在我看来，支撑纳什走出阴暗和混沌的，不仅是妻子的爱。还有他内心深处对数字的爱，这种爱，太让人羡慕。

科斯vs扎克伯格

《社交网络》和《海盗电台》的经济启示：企业的本质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更好地替代市场。

新丰美酒斗十千，洛阳游侠多少年。豆蔻年华里藏不住的意气风发最是沁人心脾，但就像席慕容哀叹的那样，“青春是本太仓促的书”。大部分时候，还没来得及留下些许笔墨，它就被平庸和妥协尘封在岁月深处。不过，也有例外。

20多岁，本是一个属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和维特烦恼的年纪。有一个小老师，带着些许愤世嫉俗，默默无闻地发表了一篇颇为离经叛道的学术短文；还有一个大学生，带着些许玩世不恭，激情四射地设立了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泡妞网站。前者，在54年后，由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饱含的创新思想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科斯，现代企业理论的奠基人；后者，在8年后，由于2004年设立的facebook申请上市而即将坐拥数百亿财富，他是扎克伯格，全球最大社交网站的创立者。

横跨近一个世纪的他们如若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灿烂火花？单看之下，英雄少年的故事多少有些雷同。从不名一文到名扬千里，看上去像是偶然，其实却是必然，凝结着智慧、努力和机遇。不过，如果用原汁原味的科斯理论去品味扎克伯格的创业神话，却会得到一些独特而有趣的启发。也许，你已经厌倦了数亿拥趸对扎克伯格的偶像崇拜，那么，试着从科斯的视角去看扎克伯格，从企业的性质切入，从企业边界的形成和企业发展的潮流去审视facebook，用经济学的思考来还原facebook的本色故事。你会惊奇地发现：扎克伯格的成功，可能仅仅是一个偶然。

还是从科斯年轻时与众不同的思考开始。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家们始终愉快地生活在一个近乎完美的“假设世界”里，如此怡然自得，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无暇去细想这些假设与现实的距离。在一个典型意义的经济学世界里，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虽然是独立的两个环节，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搭建桥梁，价格机制自发配置资源，并最终促成供需匹配的市场均衡。即便在现在，这个虚幻的经济学世界也很容易被人接受。但犀利的科斯却注意到了一点：这个世界是从默认了企业的存在开始的。

诡秘的经济学用一个充满魔力的价格机制遮蔽了人们的双眼，生产者是谁并不重要。而科斯却认为，生产者是谁很重要。为什么现实世界中，生产者并不是一个个的个人或家庭，而大多是一群人集合的企业？科斯的答案很简单，企业更省钱。在科斯看来，市场的运行（即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是有交易成本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等。企业的性质，就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来组织、配置和协调各种生产资料。只要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组织生产和扩大规模就是有利可图的，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对比。

换句话说，只要某一商品市场中，这种对比足够强烈，企业规模就能不断扩大，直到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等于其所处市场的市场交易成本。从科斯的思想看现代企业的发展，强势企业往往诞生于成本对比强烈的市场之中。造就这种市场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宏观势”。

从表象看，成就企业神话的“势”有两种：

一为“地势”，虽然企业在不同地区组织生产的管理成本可能相差不大，但全球各个区域的市场交易成本却差异明显。市场交易成本高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需求激增，而供给方通过价格机制自发组织生产满足需求的难度和摩擦随之加大；另一类是在壁垒森严的某些专业市场，外部人难以进入，内部组织生产的门槛也很高。受益于“地势”，全球强势企业的演化和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本世纪的前十年，伴随着全球经济活跃区域从发达市场向新兴市场的转移，规模最大的全球最强企业就不再只分布于欧美，中国、巴西和印度也开始出现市值全球领先的企业航母。

二为“业势”，不同行业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有差异的。成熟行业内，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较为稳定，生产要素融合，并共同生产出商品的过程更加顺滑，技术创新和应用也更加广泛，而较为充分的业内竞争则进一步拉低了市场整体的交易成本；新兴行业内，供给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生产要素的组织也更困难，技术则不断处于更新状态，竞争也不充分，技术垄断阶段性出现，市场交易成本普遍较高。因此，相比传统的成熟行业，新兴行业企业内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差距更为明显，这为新兴企业的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受益于“业势”，全球强势企业的变迁总是和行业变迁息息相关，零售业、制造业、科技行业、能源行业、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轮番从新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可口可乐、微软、谷歌和facebook相继走向强势企业的舞台中心。

“地势”和“业势”的表象背后，是“人势”。宏观大势究其根本，是人类需求发展的大势，伴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满足需求的供给难度不断加大，高端需求市场中的交易成本更加高昂。而在这些市场中，企业管理生产的成本优势相应越大，规模扩大的边界也相应越广。电影《海盗电台》就给我们形象地展示了一个人类需求演化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回归自我的人性需求直接造就了一个疯狂的摇滚时代，英国政府对海上摇滚电台的百般阻挠，不仅没有阻止英国人在摇滚道路上的渐行渐远，反而让海上摇滚电台变成了史诗般的传奇。

如果仅仅是为了遮体果腹，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就可以满足需要，如果是为了传音千里，就需要规模足够大的企业去生产电话，而如果是为了在六度空间里通联全球，没有一个市值1000亿美元的庞大facebook几乎就很难实现。马斯洛1943年的经典理论表明，人类的五种需求逐级递升，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到自我实现，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需求趋势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机会市场，在这些市场里，企业边界的延伸、企业规模的增长都空间巨大。

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出发，扎克伯格的成功是偶然的，因为伴随着人类发掘自我、展现自我、便捷互联的需求不断上升，社交网站的市场空间甚至超越了搜索引擎。没有扎克伯格，还是会有另一个人缔造另一个类似的企业神话。扎克伯克成功的偶然之处，正在于他恰巧在合适的时机进入了这个市场。

不过，更进一步深思，扎克伯格的成功又是一种必然。人们对扎克伯格的赞美，总是集中在他的年少聪颖、技术天才和果敢善断。而在我看来，作为企业家，扎克伯格最伟大的特质在于“识势”和“顺势”。在facebook的招股说明书中，他直白地表明了对中国市场的关注，此为识“地势”；他为潜在投资者描述了一个充满无尽可能的互联网社交市场，此为识“业势”；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强调，facebook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成就一个商业奇迹而设立，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世界更加开放，用个性化的服务帮助人们更好地展现自己，更好地获取信息并作出抉择，此为识“人势”。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顺势而为的企业家才能，注定了扎克伯格的成功。

科斯和扎克伯格的碰撞，是理论和现实的碰撞，碰撞的火花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企业的本质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更好、更持久地替代市场，只有尊重、发现并服务于人类需求向自由、尊重和本我等更高层次的演化，企业才能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茁壮成长。

从碰撞火花看中国，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有如facebook的伟大企业和有如扎克伯克的伟大企业家？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未能真正做到“识势”和“顺势”，中国企业往往沉迷于“地势”带来的市场机遇，特别是非自然垄断带来的市场机遇，但很少去思考、识别和顺应“人势”。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本、权力的饥渴与崇拜，冲淡了企业家对人类需求演化的探求和尊重，进而让小富即安的他们，与能够成就不世辉煌的巨大市场和宝贵机遇一次次擦肩而过。

相关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

程实微评：Exclusive is cool，Facebook的成功是必然的，扎克伯格的成功是偶然的。《社交网络》本质上是一个IT精英男赢了世界、输了朋友和爱情的故事。这个故事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和青春的体味，所以也可以说是美国版的《致青春》或是《中国合伙人》，只不过扎克伯格取得的成就更大。扎克伯格能够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足够独一无二，以至于在任何公开场合都只穿黑色帽衫，而是因为他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人，用合适的方式，进入了一个合适的行业，并恰巧做了一系列合适的选择。所以，扎克伯格的美国故事，早就被中国传统智慧解释得很充分了：女怕嫁错郎，男要入对行!

相关电影：《海盗电台》（The Boat That Rocked）

程实微评：不可抗拒的人性、感人肺腑的坚持，Let's rock and roll!首先，《海盗电台》是一部关于音乐的电影；其次，它还是一部关于摇滚的电影；此外，它还是一部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伦摇滚的电影。具备这三个特征，我很难不爱之入骨。因为在我看来，50年前恰是摇滚最纯粹、最激奋、最叛逆、最深邃、最性感的黄金年代，而《海盗电台》正是摇滚精神的一种体现：叛逆但不放弃，坚持但要享受，思考并有行动。

均衡的幻化

《万能钥匙》的经济启示：笃信“均衡”，就可能已经中了经济学家99%的巫术。

话说某日弗里德曼教授正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大谈经济学理论，望着台下芸芸众生目瞪口呆、心驰神往、意醉情迷的痴状，老先生怡然自得，“孺子可教”的旁白心声悠然而起。环视之下，弗里德曼突然瞥见一蓬头小生于后座埋头大睡，被其他弟子爱不释手的平生杰作《美国货币史》竟然变成了此君头枕。震怒之下，老先生以粉笔掷之，该生悻悻然起身而立。弗里德曼提问：“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余生皆笑，其实老师此前并未发问，又何来答案？正当师生众人心怀叵测地欲看此睡客笑话之时，朦胧睡眼者语出惊人：“不论您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提高货币供应量。”尽皆愕然，弗里德曼百般无奈地目睹此君翩然坐下，重续旧梦。

这是笔者最喜欢的经济笑话之一，读懂这个笑话显然需要对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有所了解。必须承认，弗里德曼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和爱妻施瓦茨曾经有过一句“名言”：“货币”并非像美洲大陆那样有待我们去发现的现存的某种事物，它不过是一个有待我们去发明的不确定的科学构成物，就像是物理学中的“长度”、“温度”或者“力”。在先得出“货币对经济的极端重要性”的结论基础上，弗里德曼才展开了自己独到的货币分析。以至于经济学家托宾不得不在《历史的货币诠释》中写道：“有时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们似乎会说：‘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货币，但不管它是什么，它的存量应该稳定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多么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强势理论”啊，但这并不能妨碍经济学教众对弗里德曼精致理论的推崇和敬仰，瑞典皇家科学院也顶着智利民众游行反对的巨大压力，毫不犹豫地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这位货币主义大师。当然，怀疑弗里德曼的理论贡献是非常幼稚和无知的，举出这样的例子，笔者只是想形象地引入一种理论分析的“实用主义”范式。实际上，这种“实用主义”正在各个领域悄然渗透，以至于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某些“强势词汇”不求甚解、或是肆意放大地使用，比如说“均衡”。

就像以前流行“供求”、“市场”、“制度”一样，“均衡”也是个时尚词汇，在理论文献、新闻报道、政策宣讲、分析评论之中“均衡”二字随处可见。对“均衡”趋之若鹜的偏爱源自于其理论与实践中的巨大张力，正如米尔盖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词条“Equilibrium：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中写道的，均衡分析是经济学得以鼓吹自己“科学性”的一个基础。更可怕的是，“均衡”意味着所有与之相左的概念或现象都是“不均衡”的，这实际上让实用主义者找到了一个舍我其谁的理论基点。

利率、汇率、经济增长，这些普通的经济变量如果被冠之于“均衡”的前缀，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意义，“均衡”潜在包含的主观优越性意味着对“均衡”的趋近才是符合经济理性，而所有对“均衡”的偏离都是紊乱无序的。这就好比一块普通的玉石，在经过得道高人点化开光之后，总是会散发出无形的灼灼光辉。但遗憾的是，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点化开光玉石的也许是凡夫俗子，而给经济变量冠之于“均衡”的也大多不是经济先知。于是乎，“均衡”概念的使用就像原来秀水街上的商品一样良莠不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经济学者运用不同经济模型或是不同计量方法，总是能给出“均衡汇率”大相径庭的取值，就算是同一个经济模型，稍微改动下经济假设或是变量选取，也可能得到相去甚远的最终结论。但每一个结论都戴着“均衡”的闪亮光环对舆论走向、政策选取、预期变化施加着深远影响，这似乎构成了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源泉。

其实，某些实用主义者在言必称“均衡”之时，并不真正了解均衡的含义，或者这对他们来说也并不重要。也许弗里德曼式的判词很适用于他们：“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均衡，但不管它是什么，利率、汇率、经济增长必须达到均衡水平。”这种实用主义背后若隐若现的粗枝大叶与孤芳自赏多少有些让人心存忐忑。

如此这般的“均衡”实用主义化似乎应该归罪于凯恩斯，如果我们就“经济均衡”的思想脉络来追根溯源，那么在源头斯密那里，均衡作为一种潜在的“自然条件”，与“看不见的手”一样不过是由“自然”或是“上帝”决定的东西。而随后瓦尔拉斯、德布鲁、阿罗对“一般均衡”的数理化描述和讨论则像是用抽象语言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但到了凯恩斯这里，“中间性均衡”、“移动均衡”概念的提出彻底颠覆了传统“均衡”观的神秘主义，通过潜在引入和区分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主观均衡和客观均衡、静态均衡和动态均衡、绝对均衡和相对均衡，凯恩斯甚至可以按照理论或是现实需要将“均衡”揉捏成各种形状，在这里，经济历史上最大的野心家或是实用主义者凯恩斯将自己幻化成了“上帝”，“均衡”作为思想利器在政策需要变更中不断变换着经济内涵。

可惜的是，“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理论也许什么都解释不了”，幻化后的“均衡”已经失去的均衡的原意：康德所言的先验存在的内在和谐与秩序，黑格尔所言的不一致事物中的一致性，以及孔子所言的“和而不同”中的“天人合一”。但这种幻化由于经济学“科学”门槛的存在而变得不易察觉。于是，在凯恩斯传统下大胆颠覆与随意扩大“均衡”定义内涵似乎已经成为局内人进行理论推销、政策正名的经典方式，毕竟没有打上“均衡”标签就像是老王卖瓜一般师出无名。而所有普通局外人都只能够在经济学复杂严谨的表述方式中面对大量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均衡陷阱”。

那么，如何避免在“均衡陷阱”中茫然无措呢？其实电影《万能钥匙》给了我们些许启示，只要不相信巫术，巫术永远不会产生实际魔力。所以，还是尽量忽视“均衡”这个前缀吧，毕竟当经济学家在说“均衡”的时候，也许他不过是想让你相信他是对的。

相关电影：《万能钥匙》（The Skeleton Key）

程实微评：前99%的平庸+最后1%的精神恐怖=一部最适合偶遇的悬疑片。《万能钥匙》属于那种最不适合推荐的电影，因为一旦有备而来，等到的，绝对不是精彩，只有不期而遇，误入导演处心积虑打造的剧情陷阱，才会感受到真正的思想恐惧和灵魂恐惧。我就是一个偶遇这部电影的幸运儿，所以直到现在，一想到它背后的那层深意，我就不寒而栗。我甚至会想，躲在这本书后的自己，会不会就是一个正在画着经济符咒的巫师呢？你怕了吗？

第二幕

全球经济——等待和希望

西边日出东边雨

《不一样的奇遇》的经济启示：强极则辱，情深不寿，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人生起伏如是，经济周期亦然。

电影和经济有太多的共通之处，其中一条就是：人们很容易麻木地迷失在经典电影的森林里，却经常会被一次不经意的观影之旅深深打动；同样的，人们很容易轻率笃信那些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或是那些不证自明的经济共识，却往往忽视了现实经济中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暗香浮动。澳大利亚影片《不一样的奇遇》就是这样一部非典型的好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现实故事，平庸的泥瓦匠在一次平常的家庭聚会中突发奇想，坐在气球椅上飞离了自己平庸的轨迹，当他鼓起勇气放弃世人陈见中稳定、传统的生活，才收获了另一段不可思议的美妙人生。

在我看来，《不一样的奇遇》比名声斐然的《蝴蝶效应》更加清新、也更加深刻，它传达了两层信息：一个小小的变化往往会转变整个轨迹和趋势；而只有大胆质疑并放弃那些世人眼中的人之常情或世俗公理，才能发现并把握重要的变化。闲心品味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当下正是重要变化悄生之时，而偏偏这一短期变化又与市场的长期趋势共识背道而驰。

2007—2012年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在美欧大陆的连番冲击，催生了国际社会和金融市场的一个新共识：东边日出西边雨，两次危机深刻动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并给东方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百年难遇的赶超机遇，国际货币体系正从美欧主导的霸权模式向新兴力量崛起的多元模式快速转变，南北差距不断缩小，新兴市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渐成大势所趋。

但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最新变化恰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西边日出东边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渐趋好转，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形势却日渐失速。这一背离趋势共识的短期变化在数据对比中显而易见。

在火焰这边，美国经济表现强势，以连创纪录的方式展示着全球经济领头羊的增长韧性：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季环比年率增长3.0%，增幅创近四个季度新高，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逆向复苏；2012年1月和2月，非农就业人数环比增长108万和45.4万人，连续7个月环比增长，就连美联储都已正式认可就业市场的恢复；2月非制造业PMI为62.6点，创近12个月新高，增长蓄力之势骤显；1月和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74点和72.5点，1月数据创近12月新高，1月和2月，名义个人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0.1%和0.4%，2月数据创近9个月新高，消费主引擎悄然再启动；1月，建筑支出总额同比增长7.1%，增幅创近69个月新高，二手房签售指数为97点，创近21个月次高，历经沧桑、不断寻底的美国房市也显露出触底反弹迹象；1月，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长7.7%和8.4%，增幅均创近25个月新低，美国经济正逐渐脱离外需依赖，重回独立增长的原始轨迹。

在海水那边，中国经济数据则表现黯淡，以迭现新低的方式流露出新兴市场在高速起飞过程中的增长疲惫：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9%，增幅创近九个季度新低，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3月14日答记者问中则进一步明确，经济增速将“主动”放缓至7.5%；2012年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发电量同比增长7.1%，增幅分别创近28个月、30个月和25个月新低，工业生产悄然减速；1—2月，进出口商品总额同比增长7.5%，出口同比增长6.8%，增幅分别创近28个月和27个月新低，欧债危机对外需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1—2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5.1%，增幅创25个新低，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45.2%，增幅创近98个月新高，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3.99%，增幅创近34个月新低，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为97.89点，创近28个月新低，房市调控效果初步显现，销售库存比的进一步下降将对未来走势施加趋向下行的市场压力，而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答记者问中“房价远远未到合理价位”的评判则进一步强化了房市降温的预期；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7%，增幅创近12月新低，经济结构转型和内需启动依旧压力较大；1月和2月，M1和M2同比增速的剪刀差为9.3%和8.7%，1月数据创近36个月新高，表明宏观层次资金沉淀效应进一步加大，微观层次货款回笼也存在困难；1月，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11.04%，增幅创近157个月新低，资本对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助力悄然减弱；2011年第四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8点和122点，均创近9个季度新低，经济减速的微观基础悄然形成。

数据是表象，表象背后的深层对比则进一步确定了“西边日出东边雨”的全球经济短期变化特征。

在西边，接连超预期的数据背后，美国经济呈现出三大回归现象：一是增长主引擎的回归，就业的改善、房市的企稳、信心的恢复为美国消费的重拾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在2009—2011年倚重外需和政策刺激之后，美国正逐渐回归以消费内需保障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二是增长模式的回归，危机中美国经济透支增长模式屡遭世人诟病，美国家庭低储蓄、高消费的传统模式也被迫向平衡收支的方向转变，但2011年末以来，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领跑让美国家庭重拾信心，储蓄率连续下降，消费信贷大幅回升，甚至接近危机前水平；三是金融竞争力的回归，在渡过生存危机之后，美国金融机构正重新焕发活力，美国股市则收复近几年的失地，美元重回短期强势，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则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大幅下降，美国的金融霸权力量悄然蓄力。

在东边，接连不给力的数据背后，中国经济则呈现出三种冲突现象：一是存在经济中期趋冷和投资短期反弹的冲突现象，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依旧压力重重，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尚未有效抑制，内需启动则需投入更大政策助力；二是存在货币乘数下降、资金价格下降和信贷增长弱于预期的冲突现象，深刻表明经济活跃度和金融活跃度正悄然弱化；三是房市中期走弱和股市短期反弹的冲突现象也进一步表明，中国资产市场的金融风险依旧广泛存在。

总之，无论是数据表象，还是现象内涵，都给全球经济最新变化提供了注脚。在我看来，这一不易察觉、有悖于现有共识的最新变化，深层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的三大差异：一是经济基础的差异，即便两次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了较大经济冲击，而新兴市场则在此过程中保持了较为强势的增长，进而缩短了两者的距离，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依旧强于新兴市场；二是危机应对的差异，在发达国家长期保持宽松政策不动摇的同时，新兴市场过快收紧政策，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政策稳定性和远视度欠缺的不足之处；三是利益博弈的差异，发达国家正借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经济社会和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利用海外税制改革、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手段影响全球经济、金融资源的再配置，利用尚存的经济霸权争夺全球经济复苏的利益果实。

三大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当前西边日出东边雨的短期变化正悄然对全球经济多元化的长期趋势产生影响。当然，目前来看，短期变化尚不足以改变和扭转趋势，但如若新兴市场国家依旧沉迷于“西弱东强”的假象和多元化未成形的盛夏果实，过于自信而忽视了自身经济结构转变、内生增长动力培育和全球利益争取的深刻必要性，那么，浪费两次危机带来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也并非全然是杞人忧天。

相关电影：《不一样的奇遇》（Danny Deckchair）

程实微评：很容易低估和错过的好电影，幸福的人，远离青春，但不会远离童真。《不一样的奇遇》讲述了一个真人版的飞椅历险记：平凡的蓝领工人，带着未沉沦的心，一不小心就坐着飞椅，侥幸逃离了平凡的生活，并掉在了另一个平凡的地方，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最终，这个平凡的人儿还是回到了平凡的过去，只不过，他并没有放弃那个不平凡的爱人，当萍水相逢变成牵手一生，他那平凡的世界也变得光彩夺目起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不放弃自己，任何时候，都有证明自己的希望；当然，没事多买点气球，幸福也许会来得更快一些。

谁来拯救全球经济？

《复仇者联盟》和《玛丽和马科斯》的经济启示：全球经济不需要英雄的救赎，更不需要英雄们的救赎；接受危机，这才是全球经济的本相。

荡气回肠的英雄表演总是让人心驰神往，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朴实无华、平淡真挚的真实故事。人生如是，经济亦然。

2012年中，《复仇者联盟》风靡全球，在我看来，这部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的大热不仅要归因于影片自身的明星云集、活力四射和黑色幽默，还要感谢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带来的潜在观影需求。巧合的是，影片上映的5月，正值主权债务危机风云突变、国际冲突激烈升级、全球经济黯然失色的动荡时期，希腊组阁失败和法国总统易人，欧洲局势逐步走向博弈失控的危险边缘，全球经济则呈现出经济增速全面下滑、经济活力明显降低、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国际贸易增速下降、金融风险潜在上升、要素流动逐渐放缓、市场预期大幅下调的不利趋向。

覆巢之下无完卵。拉远视角，2007—2012年危机的百年难遇之处，是以发达国家为震心，这一长期特征决定了发达国家在拯救路径上的独木难支；拉近视角，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的最新动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趋冷，这一短期特征反映了新兴市场在引擎轮转中的先天不足。两相结合，单个经济集团、单个强势国家独立支撑并拯救全球经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缓解金融危机、力促经济复苏，需要全球经济决策者的共同作为。《复仇者联盟》的讨喜之处，正是映射了这种潜在憧憬，并用一个成功救赎的结局满足了市场的主观需求。尽管面对强大的敌人，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黑寡妇和鹰眼这六位曾经的孤胆英雄已经力有不逮，但强强联手还是成就了拯救地球的伟业。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叱咤一方的英雄并不少见，IMF的拉加德、世界银行的佐利克、美联储的伯南克、欧洲央行的德拉吉、日本的白川方明、中国的周小川等，都具有较大的经济影响力。那么，这些经济英雄能否像《复仇者联盟》那样，协力完成挽救全球经济的重任？在我看来，通过全球政策协调来化解风险并实现共同复苏更像是一个愿景，可以去相信、可以去推动，但不能真实、完全地去依靠。原因有三：其一，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全面增长失速状态，而非全面衰退状态，危险程度尚不足引致如2008年那样的全球性政策救助；其二，渐进、曲折的复苏之路注定伴随着利益争夺和全球博弈，政策抉择的个体理性难以和集体理性自发契合；其三，在非合作博弈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的效力缺失和功能障碍也难以对全球政策协调施以有效的引导和约束。

既然《复仇者联盟》里的英雄团队难以在现实中捏合，那么，是否可以寄希望于单个英雄的超常规给力表现呢？事实上，这正好对应了市场对挽救全球经济的另一种观点：在缺乏全球性统一行动的背景下，缓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失速的全球颓势，需要一些猛药，例如美联储开启QE3、希腊退出欧元区、中国放松各类调控政策等。2012年5月以来，希腊问题在组阁失败后的恶化，以及美国、欧元区和中国近期经济数据的乏力表现让这一观点更趋盛行。但在我看来，单个英雄的超常规表现不足以拯救地球，形色各异的政策猛药也难以真正起到提振全球经济的作用，反而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动荡、更多的不确定性、更复杂的风险，甚至可能是更大的危机和灾难。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经济猛药，和动画英雄的华丽招数一样，看上去很美，气势十足，但却充满了虚幻。事实上，回望2007—2012年的危机历程，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不经意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衰退，刺激性政策大幅出台，经济超预期反弹，刺激性政策退出，经济复苏戛然而止，“退出策略”再退出，经济增长起色不大，政策刺激力度再度加大，新金融风险突然迸发，新超常规政策出台的市场渴求随之加大。伴随这一恶性循环，政府和市场之间也逐步衍生出一种悖论：面对危机和衰退，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刺激政策鼓舞人心，短期内人心振奋，长期内却信心下降，而随着政策刺激力度的渐次加大，短期的鼓舞效应越来越弱，长期的信心缺失却越来越严重。结果就是，药下的越猛，市场担忧就越重，猛药本身蕴含的更大负面效应反而更容易显现，并更深地加重全球经济的负担。

稳定经济必先稳定人心，恢复经济则必先恢复人心。当下全球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信心问题，对美国透支增长缺乏信心、对深度金融创新缺乏信心、对债务可持续性缺乏信心、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缺乏信心、对中国经济软着陆缺乏信心、对全球经济本身也缺乏信心。而信心的维系和增强，并不需要华丽的英雄表演，因为就连钢铁侠这些英雄本身，也是虚幻的。也许，短期和长期内都能够激励人心的，正是一些简单、真实的政策认知和坚忍、包容的政策选择。

作为一个真人演员演绎的虚幻英雄故事，《复仇者联盟》很精彩，但并没给我带来真实的触动。真正拨动我心弦的，却是另一部描写真实故事的动画电影《玛丽和马科斯》。这部线条简单、画面干净的动画片讲述了玛丽和马科斯1976—1994年间平凡却感人的笔友经历，尽管玛丽和马科斯相差36岁，远隔千山万水，却在彼此身上找到共鸣。他们相互激励，直到有一天玛丽给马科斯寄去自己的新书，告诉她的朋友她想用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去治愈马科斯的自闭症。这一举动深深地伤害了马科斯，伤害了他们平凡却持久的友谊，最终也伤害了玛丽自己。直到最后，经历了多年的沉淀，马科斯才原谅了玛丽，在写给玛丽的最后一封信中，马科斯留下了一段让无数观影者落泪的话：“原谅你是因为你不是完人，而我也不是；我年轻时想变成任何一个人，除了我自己；后来我知道，我必须要接受我自己，我的缺点和我的全部，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缺点，它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减速，市场渴求猛药，本质上看也正是像马科斯说的那样，渴求改变，不愿意接受全球经济真实的本相。事实上，很多烦恼，危机的恶化，经济的大起大伏，正是源于这种认识的虚幻。在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前后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已经不是过去的全球经济，至少在近十年里，金融创新的放缓、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演进都将拉低潜在增长水平，只有接受这一本相，只有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的普遍放缓就是全球经济本我的一部分，市场才能感悟到渴求经济猛药的无谓性。

的确，全球经济的失速现象正在广泛蔓延，全球利益争夺正在愈演愈烈，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需要救赎，因为减速本身也正是全球经济蓄力再进的必然过程。更具体地看，急切推出QE3是不必要的，因为美国经济依旧处于阶段性领跑的相对强势之中，2012年5月以来欧洲局势的恶化甚至还增强了全球对美元避险资产的需求，使得美国长期收益率下降，QE3期望达到的效果已经部分显现在了美国经济金融局势的变化之中；让希腊退出欧元区则是极度危险的，内部结构失衡和缺乏财政硬约束本身就是欧元区与生俱来的缺陷，仅仅因此而否认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全部，不仅将带来希腊的沦陷，并将给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灾难；至于中国，投资、消费、贸易三大引擎增速同步放缓的局势看似严峻，实际上却是中国经济增长神话本身的一部分，因为有退才有进，深蹲也只是为下一次起跳积聚力量，由于阶段性增速放缓而中断、甚至颠覆之前的宏观调控，反而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失序和未来增长空间的缩小。

总之，信心来自对真实自我的正视，来自对自身缺陷的理解和包容。全球经济正在减速，而这正是当前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最真实的特征之一，政策猛药换不来长期增长的延续，甚至可能换不来短期形势的改善。全球经济无需英雄式的救赎，无需激进的政策调整，实实在在地增强信任、保护就业、忍受调整、化解风险，才是全球经济重回稳健复苏的关键。

相关电影：《复仇者联盟》（The Avengers）

程实微评：英雄大杂烩，可以看看，看了也容易忘。《复仇者联盟》是那种很适合在电影院里欣赏的电影，场面华丽，打斗精彩，人物养眼。至于剧情？还是不要太纠结了。对于看门道的死忠美国漫画迷，这绝对是传奇性的英雄聚会；对于看热闹的普通观众，这也不失为一场有趣的视觉盛筵。对了，这里面没有蜘蛛侠和蝙蝠侠，喜欢这两哥们的观众可能会有些失望。还好，我喜欢的是钢铁侠。

相关电影：《玛丽和马科斯》（Mary and Max）

程实微评：泥巴双人会，不可不看，看了很难忘。如果要我推荐一部最喜欢的动画电影，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玛丽和马科斯》，尽管它的名气可能比不上皮克斯的《怪物史瑞克》或是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从影片名字就能看出，《玛丽和马科斯》是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年纪相差很大，但同样孤独、奇怪、简单和善良，他们成为了朋友，一辈子最好的朋友，虽然有过分歧，虽然至死并未真正相见，但他们的相识相知却让彼此内心最终摆脱了孤独的囚禁，真正变得自由、透明和柔软。这是一个动画电影，讲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看完电影，我分明听到，心碎了一下。

全球经济风暴将至

《无主之城》的经济启示：从次贷风暴到财政悬崖，危机以四年为约期，以美国为轴心，宿命轮回。

命运的残酷之处，不是用接二连三的不幸掐灭希望的星火，而是让你看到希望的曙光，却又用出人意料的宿命唤回铺天盖地的黑暗。环视全球，虽然欧债危机尚未偃旗息鼓，实体经济也难言快意复苏，但动荡中渗透出一丝平静，萎靡中流淌出一丝慵懒。在很多人看来，最坏的时刻也许没有最终过去，不过最坏的那一刻似乎也不会坏到哪去，因为在危机笼罩的阴霾里，点点滴滴的希望之火依旧让人心存温暖。

身处2012年下半年的时间切面，感受全球经济，这种混乱中夹杂疲惫、压抑中夹杂平静、失望中潜藏希望的感觉，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法国电影《无主之城》留下的情感印记。这部讲述混乱、无序、暴力、犯罪、黑暗和颠覆的电影，表面上展示了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的恩怨情仇，骨子里却是印证了命运轮回的残酷。当一个黑人男孩利用一颗罪恶的子弹确立了自己在混乱中的统治地位，我们一声叹息；当这个黑人男孩在刀光剑影中终于领悟到和平与秩序的力量，我们满怀欣喜；当走出失序的希望突然被另一个黑人男孩的子弹意外地终结，我们彻底绝望。如出一辙的暴力，何等相似的命运，却让“无主之城”经历了从失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的彻骨黑暗。

而回顾2008—2012的危机历程，美国次贷危机是我们失望的开始，随后我们还经历了欧债危机的失望加剧，而现在，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又让我们看到了星星点点的复苏希望。但这丝美国经济引领全球走出危机阴霾的希望，就像黑人男孩试图建立贫民窟秩序带来的希望一样，在轮回的宿命面前显得那么脆弱不堪。

拉长镜头，危机的宿命轮回，以四年为期，以美国为始终。四年之前，中秋之夜，雷曼兄弟倒闭拉开了危机的序幕；四年之后，中秋将至，美国财政悬崖恐将再掀危机的高潮。虽然市场对于美国财政悬崖业已充满忧虑，但这种忧虑显然有所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美国财政悬崖的影响力估计不足。财政悬崖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先提出的概念，泛指2011年底至2012年初美国即将失效或生效的政策措施导致的“休克式”财政紧缩。据估计，2001/2003版减税政策的到期、自动削减开支政策的启动、工资税减税的到期、紧急失业救济政策的到期等将使美国联邦财政紧缩6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4%，如不悬崖勒马，突然的财政支撑缺位将让2013年（至少上半年）的美国经济重新掉下衰退的深渊。虽然危险一目了然，但市场却并未显得忧心如焚，原因在于很多市场人士潜在相信美国政策层能够“悬崖勒马”，通过政策延期、削减打折等方式部分化解财政悬崖的经济冲击。

但值得强调的是，财政悬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依旧不容小视，原因有四：一是美国大选和“跛脚鸭”时期的到来将让“妥协”变得不那么容易，财政悬崖能否得到缓冲，能多大程度上得到缓冲可能并不取决于市场的期望，出现“囚徒困境”双输均衡的可能性不能全然排除；二是即便财政悬崖得到缓冲，政策连续性也不可避免会受到政治周期波动的影响，2013年上半年的美国经济颓势几乎不可避免；三是财政悬崖对美国消费的影响正通过消费者预期、可支配收入、消费信心、就业等方面逐步显现并不断增强，恐将对美国经济增长主引擎造成较大冲击；四是在财政悬崖临近之时，美国国债上限也将于2013年2月触顶，有如2011年8月的“美债危机”可能会再度来袭，虽然美国还有其他融资手段能够将债务上限的压力往后推延，但市场恐慌的形成可能将先期而至，并给美国经济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对美国财政悬崖的全球影响力估计不足，美国财政悬崖对全球经济而言是一道坎，不仅仅因为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最大的比例，更因为美国经济是当前全球经济的唯一亮点和心理支撑。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12年，全球经济哀嚎遍野。其中，世界经济预估增长3.5%，弱于2011年的3.9%；发达市场预估增长1.4%，弱于2011年的1.6%；新兴市场预估增长5.6%，弱于2011年的6.2%；欧元区预估衰退0.3%，弱于2011的增长1.5%；“金砖四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预估增长4%、8%、6.1%和2.5%，分别弱于2011年的4.3%、9.2%、7.1%和2.7%。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预估增长2%，强于2011年的1.7%。在满盘皆弱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势对于全球经济的信心维持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一旦美国财政悬崖终结美国经济的强势表现，全球经济的信心也将受到较大冲击。

回首2008—2012，从次贷危机到债务危机，这不是两场危机，而是一场危机，其核心是信用的崩溃。次贷危机的核心是微观信用的崩溃，表现为市场流动性的枯竭；紧随其后的一系列全球救市政策用宏观信用抵补了微观信用，最终促成了流动性的恢复；但宏观信用的过度供给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和市场心理的承受，最终引发了宏观层次的信用危机，即债务危机。之所以债务危机一直以欧洲为核心，很大程度上因为美国在宏观信用的维系上更胜一筹，其全球经济领头羊的卓然地位又给其在欧债危机阶段的宏观信用保持提供了意外支撑。但归根结底，宏观信用的缺失风险可以推迟，但无法彻底消除，被拖延的宏观信用风险最终以财政悬崖的形式集中显现。所以，纵观本轮危机演化，美国宏观信用危机这一站虽然未必是终点，但却是必经之站。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财政悬崖引发的宏观信用危机会否再掀危机风暴？在我看来，可能性不容忽视。2012年第四季度，一系列效应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暴露显著加大。

其一，新闻叠加效应突显。不仅美国财政悬崖和债务上限触顶的新闻效应将在2012末至2013年全年逐步加大，而且其他方面的风声鹤唳也会进一步形成利空的叠加。在2012年10月迎来债务到期的最高峰后，欧洲2013年债务负担并未减轻，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日渐窘迫也恐将引发欧债危机进一步大幅升温；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很难快速摆脱增速下滑的颓势，给期盼反弹的市场带来额外打击。

其二，避风塘效应稀缺。在美国财政悬崖等一系列负面冲击接踵而来之际，全球经济却缺少心理上的避风塘。次贷危机肆虐时，新兴市场一枝独秀、脱钩增长；欧债危机肆虐时，美国经济在周期性领跑；而美国财政悬崖再掀风暴之时，全球经济恐无亮点。

其三，政策缓冲效应不足。在危机经历四年轮转，从美国转回美国之时，全球各经济体手中的政策牌已经所剩无几。财政政策受制于宏观信用危机本身，货币政策受制于可用空间，在缺乏大力救助的预期下，全球难以在风暴面前形成有效的政策缓冲。

其四，政治周期效应突出。2012年本身就是一系列政治不稳定因素的集合体，24个重要经济体将经历领导人更迭，这24个经济体的人口占全球53%，其GDP总和超过全球一半。而2013年末，全球经济规模排名前两位的重要经济体邂逅政治周期。政治周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降低全球范围内危机治理的合拍性，加快危机风暴在全球蔓延和传染的速度。

总之，伴随着危机从美国到美国、从微观到宏观的四年轮回，全球经济恐将风暴再至。在短暂的雨歇中安然静处，才是当下最大的风险所在。

相关电影：《无主之城》（City of God）

程实微评：这不是暴力美学，而是暴力宿命论。《无主之城》是一部原生态的电影，它几乎是平铺直叙地描述了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暴力轮回，但正是因为这种几乎不加修饰的真实，我们似乎更能感受到那些孩子们曾经的惊恐、或有的悲伤、突然的暴戾、放纵的凶蛮，以及彻骨的冰寒和内心的绝望。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角落，你只要打开镜头，就能留下真实的震撼。这也许就是，所谓经济起飞留下的野蛮遗迹吧。

杠杆时代

《楚门的世界》的经济启示：信用是宏观经济杠杆的支点，如果政府失去信用，经济世界就将崩溃。

阿基米德曾夸下海口：“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对于物理世界而言，杠杆原理可能仅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对于经济世界而言，杠杆原理却改变着日新月异的现实。每一个家庭，无需长久等待就能享受消费的愉悦；每一个企业，无需日积月累就能收获快速的成长；每一个银行，无需海量资本就能完成信贷的投放；每一个市场，无需供需对等就能实现边界的扩张；甚至每一个国家，无需步步为营就能迎上增长的升浪。从某种程度上看，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杠杆原理的广泛应用和深层扩展是推动全球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换句话说，经济杠杆撬动了整个地球。但物极必反，一旦经济杠杆使用过度，不堪重负的杠杆支点终将崩坏，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随之减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纷至沓来，市场主体被迫减少经济杠杆的使用，等待支点的修复和随后新一轮扩张的到来。危机、杠杆和支点，构成了全球经济跌宕起伏、轮转前行的主线。而回眸过去、聚焦现在并展望未来，我们正经历着人类经济史上最激烈、最动荡的一段“杠杆”时光。

回眸过去：危机演化与杠杆转换的轮回

经济学意义上的杠杆和物理学意义上的杠杆，外在形式上虽大相径庭，但本质内涵却极其相似，都是以支点为支撑、利用不同力臂实现自身力量的放大。人类对经济杠杆作用的深入挖掘，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借助力臂的伸展，即利用经济手段、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延展经济金融发展的空间；二是借助支点的夯实，即通过经济、金融信心的增强，增强经济金融信用的基础。21世纪前几年，房地产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和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从技术层次带动全球经济、特别是欧美经济进入了一个微观领域的“杠杆化”高潮时期，表现为房贷的高透支性、家庭的低储蓄率、企业的高负债率、金融的高衍生化和银行的高杠杆率。更重要的是，2001—2007年，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鲶鱼效应刺激下，实现了年均4.13%的年均增长，较1980—2000年间3.2%的年均增长高出近1个百分点。经济繁荣一方面鼓舞了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则让市场放松了金融创新和技术激进的风险警惕，从而使得作为杠杆支点的微观市场信用表现出空虚的坚强。

直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微观领域的形势突然逆转，在房市下跌、银行报损和市场震荡的综合影响下，金融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高复杂性从人们盲目信任的理由变成极度恐惧的对象，微观信用超速萎缩，流动性骤然枯竭，微观领域的杠杆支点瞬间就被摧毁。金融危机的恶性演化促使各国政府开始行动，通过货币政策超常规的流动性注入和财政政策大规模的政策救助，政府向微观领域输入急需的资金和缺失的信用，以国家信用修补市场信用，以宏观领域的“杠杆化”冲抵微观领域“去杠杆化”的恶性冲击。伴随这一过程，次贷危机以削弱微观信用支点的方式，引发了经济杠杆从微观向宏观的被动转换。

这种杠杆转换在数据变化中显露无遗。根据杠杆原理的物理学原旨和经济学内涵，笔者利用IMF的官方数据构建了政府杠杆率指标，即同一时期政府收入撬动政府总负债的倍数。本世纪初至次贷危机前，微观领域的杠杆化起到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宏观领域则呈现出政府杠杆率下降的态势：2006年，美国政府杠杆率为1.81倍，较2004年1.95倍的前期高点下降7.18%；2007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为1.46倍，较2005年1.556倍的前期高点下降6.77%；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政府杠杆率为1.1倍，较2002年2.168倍的前期高点下降49.27%。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微观领域信用支点崩塌，而大规模救助直接引发了2008—2010年期间宏观领域的急速杠杆化进程：截至2010年，IMF预估值显示，美国政府杠杆率为3.05倍，较2006年上升68.5%；欧元区政府杠杆率为1.92倍，较2007年上升31.5%；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政府杠杆率为1.46倍，较2008年上升32.72%。

进一步挖掘数据并对应经济现实，2001—2010年期间，全球宏观领域的“去杠杆—再杠杆”进程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2008—2010年全球政府再杠杆力度明显超出此前的去杠杆程度，这充分说明了本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政府救助的超常规性；其二，欧美政府杠杆率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美国政府杠杆率则高出欧元区政府，前者表明本次危机以发达国家为震心，后者则意味着美国救助力度大于欧元区，结合债务危机更集中于欧洲的事实，后者进一步暗示美国宏观信用支点具有更强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其三，美国政府再杠杆进程早于欧元区，而欧元区政府再杠杆进程则早于新兴市场，这与本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路径形成了呼应。

聚焦现在：去杠杆化与支点修复的纠葛

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政策救助浪潮引发的宏观领域再杠杆化过程对挽救微观市场信心，避免全球经济长期、深度衰退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一，微观信用重新修复，欧美金融机构大范围陷入生存危机的危险境况初步解除，金融市场流动性渐次恢复；其二，微观信心由弱渐强，企业投资和金融创新重回轨道，金融危机的经济抑制效应不断削弱；其三，经济信心逐渐增强，全球经济增长在政府支出刺激下有所反弹，2010年，全球经济就实现了5.2%的增长，摆脱了2009年的衰退阴霾。

但有利必有弊，经济杠杆永远是把双刃剑，2008—2010年政府干预和政策救助的增强，在修补微观信用支点的同时，也让宏观信用支点不堪重负，并最终引发宏观信用的缺失，危机从微观领域转移到宏观领域，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不断升级，全球经济重新笼罩在增长失速的阴影之中。具体而言，政府杠杆率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其一，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快速上升，国家信用悄然受损，2009年至2012年7月，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匈牙利的穆迪信用评级分别经历了12次、7次、1次、6次、4次和3次调降，美国和法国也失去了AAA的标普信用评级。其二，金融稳定性下降，高昂的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市场对货币赤字发行的担忧，通胀预期潜在上升；欧美金融业则由于持有大量问题债券再度面临流动性风险上升的挑战。其三，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下降，受政策刺激减弱和债务危机不确定性丛生的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全面减速，增长预估值仅为3.8%，较2010年下降1.4个百分点。

宏观信用支点的崩坏和债务危机的恶化升级，再度逼迫全球各经济体、特别是欧美经济体重新进入新的政府去杠杆化阶段。不同经济体具体的政府去杠杆手段可能略有不同，但主要举措大体类似：一是节流，多渠道削减政府支出，有序退出超宽松财政基调，减少军事、基建、社保等各类开销的规模；二是开源，多层次增加政府收入，渐次缩小减税政策的适用范围和持续时间，适时适度提高股息收入税等部分税收的税率；三是强基，多方面强化税收基础，力求推动企业盈利性快速恢复和就业形势有效改善。

从现状分析，尽管全球各经济体、特别是欧美政府，2011年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巩固政策，但成效却尚未充分彰显，全球经济依旧沉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沼。排除政策时滞的影响，当前政府去杠杆化收效甚微的关键在于，宏观领域的杠杆支点，即政府信用，并未有效得以修复。具体到每个国家，原因则有所不同：就美国而言，在国债上限提升后，技术性违约的风险已经基本规避，国债信用评级遭调降的实质性冲击也较小。美国政府信用缺失的关键在于大选政治周期引发了对政策非连续性的担忧，且地方州政府财政巩固缺乏足够力度。就欧元区而言，在欧洲央行通过三年期再融资操作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且希腊就国际债权人提供第二轮救助方案所提出的新紧缩要求作出实质性承诺之后，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度恶化的势头已经得以遏制。欧元区政府信用缺失的关键在于，希腊等边缘国家始终缺乏令人信服的长期治理方案，而非短期应急措施；德国和法国则始终没有真正流露出对边缘国家输出经济资源、帮助其全面摆脱困境的决心；整个欧洲则始终缺乏行之有效的统一财政约束，财政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依旧模糊不清。

展望未来：基准风险与可能转机的共存

那么，展望未来，全球政府大范围、强力度的去杠杆化措施会收获怎样的结果？各国的政府杠杆率会如何变化？IMF的预测数据给出了一个基准情形下的变化趋势，2011—2015年，宏观去杠杆化的效果将滞后、渐次显现：欧美政府杠杆率有望于2012年触顶，并从2012年开始下降，预计2014年，美国政府杠杆率将从2012年峰值的3.22倍小幅降至3.19倍；2015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将从2012年峰值的1.98倍小幅降至1.93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杠杆率则有望于2011年触顶，达到1.31倍，并自2012年开始下降，2015年大幅降至1.12倍。

从基准情形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欧美政府的去杠杆化措施发挥效应的时点较为滞后，政策效果也并不十分显著，未来几年的政府杠杆率预测数据依旧大幅高于其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新兴市场则由于远离危机震心，且在危机中实现了独立性较强的快速增长，宏观去杠杆化的效果有望强于欧美。

基准情形下的展望表明，欧美政府去杠杆化进程的收效前景不容乐观，债务危机的未来依旧阴云密布。结合之前的现状分析，造成这一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信用并没有由于一系列财政巩固政策的推出而得以有效修补和夯实。信用是宏观经济杠杆的支点，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人们彼此之间失去信任，而是人们对所处的国家失去信任，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所展示的那样，一旦最大、最宏观的信任崩溃了，整个世界的崩溃都并非没有可能。

为实现政府去杠杆化效果的提升，进而彻底终结债务危机的蔓延，并推动全球经济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复苏，全球政府、特别是欧美政府唯有尽全力去修复信用指点，在政策转变中寻求转机：一是转变现有财政巩固政策失之粗放的特征，并非所有开源节流的政策都是有利于长期去杠杆的，唯有轻重并举，在减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降低对居民财富和就业市场的可能损伤，才能实现微观信心和宏观信心的长期共塑；二是转变现有财政巩固失之协调的特征，唯有在细节设计上充分考虑内部成员（美国州政府、欧元区成员国）的切身感受和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资源再配置的基础上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才能遏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抬头；三是转变现有财政巩固失之搭配的特征，唯有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有节奏、有分工地相互支援，才能避免全球经济陷入内外均衡、同步缺失的长期尴尬。

相关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程实微评：如果生活是一场真人秀，还有什么值得信任？《楚门的世界》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像极了本书自序开头的场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楚门，都生活在一场被围观的真人秀里，如何逃离生活的虚假和人生的舞台？我们也和楚门一样，无法真正逃离。所以，直面内心，去了解真实的世界，去做一些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们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丝真实的痕迹。

往事不堪回首来日复苏多忧

《傲慢与偏见》和《基督山伯爵》的经济启示：次贷余波卷轻霜，欧债又风狂。轻浮不知愁深，复苏梦，空绕梁。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经济梦魇，一二尤暗，一三未央。（词牌：《诉衷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匆匆而不返。转眼年关将近，又到了往古知今、瞻前顾后的当口。回眸过去，神秘玛雅的末日诅咒始终萦绕在2012的上空，我们也许曾一度忐忑惶恐，但从未真正心怀敬畏，对复苏的盲目自负、对风险的后知后觉、对合作的置若罔闻掺杂在一起，最终催生出一个令人失望的2012。展望未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广泛分布在2013的全年，我们也许不会再盲目乐观，但更需要摆脱迷茫彷徨，对趋势的理性认识、对风险的全面感知、对过去的明镜察行结合在一起，也许能够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2013。

全球经济回顾：傲慢与偏见

回顾2012年全球经济，太多的反复见证了主流共识的浅薄，太多的颠覆见证了主流共识的失落，由表及里，“傲慢与偏见”构成了2012年经济精神的核心关键词。傲慢和偏见，均源于对经济理论的教条理解、对所谓共识的盲目笃信、对真实力量的深层不屑、对有形之手的依赖推崇、对透支增长的不变情节、对微观崛起的普遍轻视和对改变发生的内心胆怯。这种傲慢，表现为对经济周期力量的将信将疑、对双重危机影响的明显低估；这种偏见，表现为对趋势理解的路径依赖、对结构变化的认知不足。傲慢和偏见，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应对相对滞后、宏观调控反应迟钝、政策协作普遍匮乏，并最终使得2012年全球经济在普遍失速的下行通道中呈现出以下令人无奈的趋势特征。

其一，实体经济的自由落体超出预期。遗憾的是，2012年全球经济的运行质量明显劣于2012年到来之前市场的主流预期。2011年10月，IMF预测全球经济将于2012年实现4%的增长，并达到73.74万亿美元的规模，通胀率则仅为3.66%；在经历了一年的坎坷与喧嚣之后，2012年10月，IMF将2012年全球GDP增速和规模预估调降至3.28%和71.28万亿美元，通胀预估则调升至4%。增长速度放缓、通胀压力上升，2012年全球经济在“滞涨”的不归路上迈出了令人吃惊又令人失望的一步。在超预期的增质劣化背后，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自由落体的态势，自由落体一方面意味着增速放缓、以加速度的方式趋向恶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宏观调控不仅未能有效阻止增速放缓，更带来了风险激生、货币超发的负面影响。

其二，新兴市场的全面补跌出人意料。新兴市场的独立增长不仅是2008—2011年金融危机阶段最亮丽的一道经济风景，还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阴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但这边风景独好的态势在2012年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随着风险全球同化的演进和脱钩增长神话的终结，危机影响的震心正从西向东转移，新兴市场甚至堪称经济下滑的重灾区。根据笔者的测算，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经济增速差额的均值为4.4个百分点，2008—2011年，增速差距分别为6.05、6.21、4.44和4.58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在危机中的前期表现非常强劲，但2012年，增速差距降至3.99个百分点，低于危机前四年和新世纪以来的平均水平，新兴市场的相对表现明显疲软。这种相对疲软出乎市场意料，2011年10月，IMF预测新兴市场将在2012年实现6.08%的增长，而2012年10月，预估数据已经下调至5.28%。更令人失望的是，补跌是全局性的，2012年，老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增速预测分别为7.83%、4.86%、1.47%和3.7%，中国创新世纪以来新低，印度创2002年以来新低，巴西和俄罗斯创2009年以来新低。

其三，风险预判的大幅失准令人扼腕。比风险本身更危险的，是对风险的预判失准甚至误判，因为预判失准不仅将导致宏观决策者和微观主体缺乏前瞻性的风险管理，还可能会不经意间放大固有风险，或形成新的风险裂变和风险传染。纵观2012年全年，风险预判明显失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核心风险构成预判失准，2012年年初乃至整个上半年，市场将全球经济风险核心定位于欧元溃败、希腊退出、通胀逆袭和谁将成为下一个希腊，而年末回首，2012年的核心风险唯有经济增长广泛、持续和难以遏制的失速。二是对波动性风险骤升预判失准，2012年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股指等国际金融市场变量的波动性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市场震荡和异动对消费和投资造成了预料之外的冲击。三是对区域性特有风险预判失准，市场对欧元区内德法核心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强势的骤然缩小、对日本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大幅上升、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悄然徒增、对美国大选于经济层面的双输演化、对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恶性通胀风险的潜在上升缺乏理性预判。

其四，尾部风险的集中爆发引人瞩目。从结构上看，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先扬后抑，尾部风险分布广泛、爆发密集，第四季度甚至可能成为2009年第二季度次贷危机见顶消退之后全球经济最难熬的一个季度。尾部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财政悬崖的山雨欲来。这个岁末年初，美国前期减税政策的到期和自动支出削减机制的启动将带来6000亿美元左右的政府支出骤减，基准情形下恐将对美国经济造成1~1.5个百分点的增长损失，恶化情形下甚至会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财政悬崖的危险在于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且受制于跛足政治结构、求解时间过于紧迫；二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度恶化。2012年第四季度欧洲边缘国家迎来新一波偿债高峰，债务风险再度放大，而三驾马车在希腊债务削减上的矛盾渐深、希腊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放大、救助机制对救助条件的苛刻要求、核心国家在自身增长乏力背景下利益输出主动性的大幅下降、欧洲统一货币区体制完整性的裂痕渐深，又进一步导致了危机潜在恶化；三是新兴市场复苏的期望落空。第四季度作为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承载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触底、复苏反弹的市场期望，但随着经济失速的超预期演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高速起飞阶段深层积累的脆弱性风险持续释放，进而使得市场的拐点预期难以实现；四是全球经济信心的超调受损。受以上三重因素的影响，市场恐慌情绪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实体经济的活跃度也随之下降。

其五，结构失衡的逆流而变发人深省。2008年以来，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充分彰显了结构失衡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破坏性，而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方向也集中于结构失衡的改善。但在傲慢和偏见的影响下，在全球经济自由落体的作用下，2012年出现了三大逆流：一是在经济结构上出现南北失衡加剧的逆流现象。根据IMF的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2.17%的经济增长，增速高于2011年的1.8%，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唯一实现2012年增长率提升的国家，超预期反弹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使得美国经济在危机中的影响力不降反增。二是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出现单极影响力增强的逆流现象。2012年，多元化更像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愿景，而非切实推进的现实，欧债危机的不断恶化导致欧元影响力大幅下降，作为全球第二重要的货币，欧元的存续受到了市场质疑，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出人意料的持续下滑，又使得新兴市场重要货币的波动性明显加大，崛起速度悄然下降，例如人民币就在经历了第二季度的首次贬值之后，又于下半年以连续涨停的方式重回升值通道，国际化进程里的波动性风险骤增，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反而并未出现预期中的明显下降。三是在金融深化领域出现虚拟与实体脱节加重的逆流现象。2012年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和盈利态势，一定程度上优于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经济虚拟化的风险悄然上升。

其六，反全球化的暗潮涌动令人担忧。全球化是比较优势理论作用下全球经济整体利益提升的大势所趋，但在少数时期，个体利益最大化或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往往会造成反全球化的逆流，非常遗憾的是，2012年恰处于这样的少数时期。2012年的反全球化暗潮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根据IMF的预测，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3.2%，大幅低于1980年以来5.68%的年均增速，国际需求萎缩导致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纷繁林立；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受希腊退欧热议四起、欧洲货币一体化深层受挫的示范性影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持续推进的阻力不断加大；三是国际经济协作成果寥寥。2012年内，无论是各种类型的双边协商还是G20等多边沟通，都缺乏振奋人心的合作案例，制度化的全球政策协作并未能达成实质性进展；四是货币战硝烟再起。受全球货币政策普遍趋向宽松的影响，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倾向悄然加大，汇率市场内的官方干预层出不穷，博弈形势日趋紧张；五是地缘政治动荡造成经济分割。受不同区域地缘政治冲突和震荡的影响，部分国家间经济往来渠道明显收窄。

毫无疑问，2012年全球经济在“滞胀”双方向均令人失望，值得庆幸的是，玛雅预言并未成真，所以我们迎来了2013。那么，2013年的全球经济又会怎样？

全球经济展望：等待和希望

2013年乃至更远的未来，展望全球经济，令人失望的2012，特别是集中爆发的尾部风险不可避免地引致了一个不算好的开始，这个不算好的开始会带来第六个“危机年”吗？借用培根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以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他准备从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结束。”2012年，我们带着傲慢与偏见从肯定复苏开始，结果却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失速；2013年，让我们带着谦逊和坦诚，不急于给出肯定的答案，而是从对未来提出疑问开始。面对风云诡蛰的未来，三个问题共同决定了全球经济的趋势走向，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危险何在？

危险之一是若隐若现的黑天鹅事件。小概率、大风险的黑天鹅事件往往是金融危机恶化升级、全球经济骤然停滞的导火索。2008—2012年危机期间，雷曼破产、希腊触雷都曾掀起危机海啸。其实，黑天鹅并不黑，因为就其百分百的“存在性”而言，黑天鹅的“被发现”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形势的逆转、风险的积聚、危机的抬头，这一切的发生似乎很突然，看上去则像是无奈的偶然，但就本质而言，却是潜在的必然。2013年，依旧有一些现实存在的隐性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恶化、显性为黑天鹅事件。这些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包括：一是美国财政悬崖斡旋失败，美国经济骤然紧缩并引发市场恐慌；二是希腊退欧，或是德国退欧，引发欧洲货币一体化现实的倒退，进而引发退欧国恶性通货膨胀，欧元溃败；三是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硬着陆，导致全球经济新增长极骤然消失；四是已经发生的地缘政治动荡完全失控，爆发区域性战争，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深度紊乱；五是少部分重要经济体由于各种原因进入经济交往停滞的极端状态，并导致全球经济合作氛围大幅恶化；六是可能出现金融监管的大幅趋严、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和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导致少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陷入生存危机，进而引发金融抑制、流动性缺失，并再掀金融海啸。尽管这些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但鉴于其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其保持密切关注将十分必要。

危险之二是持续恶化的债务风险。2012是债务危机年，非常遗憾，2013年依旧是债务危机年，全球债务风险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利用IMF的大量数据进行计算，2013年，全球债务总规模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57.85万亿美元上升至60.27万亿美元，全球整体负债率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81.16%上升至81.29%，依旧处于80%的国际警戒线之上。其中，发达国家的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大，其负债总规模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48.52万亿美元上升至50.75万亿美元，负债率从109.86%升至112.71%，在国家技术性破产线之上渐行渐远；新兴市场负债总规模预估值从2012年的9.33万亿美元小幅升至9.52万亿美元，负债率则从2012年的34.41%小幅降至32.69%。从预估值看，2013年，全球170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里，将有14个国家的负债率超过100%，28个国家超80%，39个国家超70%。14个技术上破产国家的负债率均值为134.44%，较2012年上升3.21个百分点，较本世纪初上升41.69个百分点；28个过国际警戒线国家负债率的均值为111.81%，较2012年上升2.37个百分点，较本世纪初上升28.22个百分点。负债率超100%的14个国家为日本、希腊、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黎巴嫩、意大利、厄立特里亚、葡萄牙、爱尔兰、苏丹、美国、格林纳达、马尔代夫和新加坡。结合各国经济实力、偿债能力、政治结构和负债水平，除了欧洲国家外，2013年最危险的、可能成为债务危机震心的国家依次是负债率为244.98%、政治动荡较大的日本，在财政悬崖和财政巩固两种反向压力下左右为难的美国，以及容易成为意外的新加坡。

危险之三是无就业复苏与通货膨胀的双重掣肘。2013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复苏的质量恐难以令人满意，呈现出无就业复苏的状态。发达国家的问题最为突出，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有望从2012年的1.29%上升至1.54%，但增长率提升却并未导致就业增加，失业率预估却从2012年的8.03%上升至8.08%。新兴市场国家也存在同样问题，例如，2013年，巴西经济增长率有望较2013年提升2.48个百分点，失业率预估却上升了0.5个百分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预估值也有望较2012年提升，但失业率预估却并未下降。此外，受以欧元区OMT、美国QE3和日本QE9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影响，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悄然加大。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全球通胀率预估值为3.72%，超出3%的警戒线，其中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率预估值高达5.79%，而且IMF的预测数据很可能低估了通胀的潜在风险。真正危险的，不是无就业复苏，也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两者的并存。两者并存的危险在于：一是导致全球宏观调控左右为难、难以两全，单一政策无法同时实现两者的改善，而政策搭配的使用则难以避免试错的过程；二是带来微观福利的双重损伤，进而可能引致社会动荡，并倒逼政策层作出短视抉择；三是导致市场信心大幅受挫，进而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深度调整。

危险之四是政策非连续性和保护主义的风险融合。2012年是少有的大选扎堆年，这意味着2013年将是少有的政策试水年。2012年恰逢美国大选、俄罗斯大选，24个重要经济体经历了领导人选举，这24个经济体的人口占全球53%，其GDP总和超过全球一半。即便美国大选并没有更换领导人，但新任期伊始，每个领导人可能都将出台一些有别于前任或自己上一任期的经济政策，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连续性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此外，2013年依旧是复苏利益争夺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率预估值为4.48%，依旧明显低于1980年以来5.69%的年均增速，全球外需总量增长的萎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保护主义继2012年之后的进一步抬头。更值得强调的是，政策非连续性和保护主义两种风险将相互融合、相互强化，并可能导致全球政策协作的缺失、以邻为壑局面的恶化，以及全球经济整体利益在博弈复杂化之后的进一步受损。

伫倚危楼风细细，面对层峦叠嶂的四重风险，我们能做的只有防险和担忧吗？这个决定未来全球经济趋势走向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就像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所言：“人的全部智慧，完全包含在四个字里，等待和希望。”尽管2013年全球经济依旧险象环生，但一些长期积极要素的效用渐增值得我们去等待，另一些短期积极变化的可能发生也值得我们去希望。等待和希望，让未来不再寒蝉凄切，让未来暗藏复苏温暖。

2013年乃至更远的未来，效用渐增的长期积极要素包括：一是美国增长主引擎悄然恢复，随着私人部门的盈余逐渐回到近25年以来的较高位，随着家庭储蓄率在过去5年先升后降并逐渐靠近危机前水平，美国消费的蓄力增长值得等待；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经历过2012年的增长蛰伏和结构调整，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独立性和稳定性的提升值得等待；三是全要素生产力渐次恢复，在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连续5年的冲击之后，全球范围内资源再配置的优化和增长要素的再蓄力值得等待；四是微观经济力量悄然崛起，两次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机构和宏观政府利用信息优势透支发展的非审慎性，在信息不对称减弱、金融行业和政府行为透明性增强的大环境下，微观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增长支撑值得等待。

2013年乃至更远的未来，可能发生的短期积极变化则有：一是第二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胀效应，但宽松货币的滞后增长效应依旧值得给予希望；二是美国成功迈过财政悬崖的坎，从奥巴马连任后表现出的沟通诚意和共和党表现出的态度转变来看，美国经济的悬崖勒马值得给予希望；三是德拉吉捍卫欧元的承诺得以兑现，从欧洲央行果断出台OMT并极力避免欧元超跌的举动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完璧前行值得给予希望；四是全球政策协作深入开展，尽管以邻为壑的格局正在悄然形成，但新政要间的沟通将最终决定未来全球博弈的氛围，在全球经济失速这个统一的大背景下，各国对增长有着共同诉求，取得协作进展多少值得给予希望；五是全球创新力继续增强，尽管2012年下半年苹果股价的大幅下跌预示着市场对其创新力的担忧，但全球范围内新企业的做强、新科技的应用、新理念的流行依旧使得创新延续值得给予希望。

面对若隐若现的危险，我们依旧有理由等待和希望改变发生。那么，事关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向的第三个问题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展望2013年乃至更远的未来，在四重危险得以有效控制而并未全然恶化、在等待和希望的积极因素阶段性显现且并未全然落空的“基准情形”下，全球经济将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整体增速看，2013年是不温不火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3.62%（这一预测水平可能稍高了点），略低于新千年以来3.75%的均值，鉴于四重危险与积极要素并存，全年出现经济衰退和强劲复苏的可能性都不大。其二，从时序结构看，2013年是先抑后扬的一年，由于受到2012年尾部风险的连贯冲击，2013年初全球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均有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2013年将是经济意义上的无春之年，下半年积极因素的显现将有望帮助全球经济增速恢复。其三，从两大阵营看，2013年是新兴反超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新兴市场整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上升至50.813%，首次超越发达国家，这一标志性反超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极从旧动力向新动力的内在转变。其四，从国别对比看，2013年是差异扩大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预估值分别为2.12%、0.9%、0.1%、2.2%、8.23%、5.97%、3.95%和3.82%，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18.59%、3.73%、2.65%、5.43%、15.68%、6.02%、2.9%、3.04%，增长态势、全球地位、个别风险的不同导致全球博弈的格局更趋复杂。其五，从通胀形势看，2013年是分化明显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发达国家的产出缺口为2.82%，较大的产出缺口意味着其通胀上行的空间十分有限，2013年发达国家整体通胀预估值仅为1.63%；但与此同时，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大部分聚集于新兴市场，2013年新兴市场整体通胀预估值高达5.92%。其六，从危机演化看，2013年是暗礁四伏的一年，债务风险依旧是头号风险，希腊随时有可能出现技术性违约，西班牙、意大利等次重要国家以及法国这个欧元区支柱国家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日渐加深，而日本、美国和新加坡作为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债务风险演化同样值得关注。其七，从政策走向看，2013年是搭配为先的一年，一方面，在宽松的大基调下，受制于财政巩固的财政政策和受制于可用空间的货币政策急需相互配合；另一方面，在新领导人政策试水的背景下，全球层面急需务实、有效、共赢的政策协作。

总之，往事不堪回首，来日复苏多忧。回眸过去，满目疮痍，我们识尽愁味、心怀感伤；展望未来，风险犹存，我们等待改变、心存希望。岁月如插羽，古今全球经济事，都在笑谈中。有道是：“次贷余波卷轻霜，欧债又风狂。轻浮不知愁深，复苏梦，空绕梁。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经济梦魇，一二尤暗，一三未央。”（新填《诉衷情》）

相关电影：《傲慢与偏见》（Pride & Prejudice）

程实微评：傲慢和偏见，这就是人类的致命虚妄。《傲慢和偏见》，不论以何种影像呈现出来，都只能谦卑地居身于原著的伟大光芒之下。简·奥斯汀用《傲慢和偏见》这部留芳巨著，探讨了人类最难理喻的话题：爱情和婚姻。其实，即便数百年过去，人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似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过多考虑物质是贪婪的偏见，而完全不考虑物质又是虚伪的傲慢，爱情和婚姻往往就在傲慢和偏见中，还没来得及美丽绽放，就迅速地枯萎、凋亡。

相关电影：《基督山伯爵》（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程实微评：等待和希望，这就是人类的全部智慧。《基督山伯爵》曾是我小时候最爱读的小说之一，拍成电影也同样引人入胜。我曾经一度觉得，风流倜傥的大仲马，有点像是放荡不羁的古龙，而《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就像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充满了“仗剑江湖把酒行”的跌宕起伏和英雄豪迈。《基督山伯爵》虽然是一个复仇传说，但最终却用等待和希望作为结尾，而这恰是这部巨著在我心目中比《绝代双骄》和《流星蝴蝶剑》之类更有力量的根本原因。

第三幕

中国经济——美丽和追梦

中国经济的多空碰撞

《碰撞》的经济启示：短期增长有虑，长期发展无忧，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实。

Crash（碰撞），一个读起来就饱含爆发力的单词，在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当下更是充满了时代感和流行性。当crash和文化、理念或观点联系在一起，表面的火花四射吸引了太多关注，以至于内在的哲学很容易被轻视。最流行的一种解读以为，crash的根源是矛盾、结果是对立，碰撞的双方只有一对一错；更细致一点的解读以为，crash的根源是冲突、结果是无奈，碰撞的双方从各自的角度看都是情有可原；200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则用一种蒙太奇式的碰撞故事串烧，给世人展示了更深邃一层的解读。Crash的根源是误解、结果是错觉，碰撞的双方甚至从各自、彼此和整体的角度看都没有谁对谁错之分，碰撞的发生仅仅因为双方对不同的事件（问题）给出了同属理性的反应（答案）。

顺着这一思路看2012年的中国经济，多空crash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2011年末以来，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再陷泥沼的外部冲击下，中国经济进入增长失速阶段，宏观经济增长减速伴随着微观经济活力明显下降，企业盈利形势日趋严峻、工业产出增幅不断趋缓、居民消费信心潜在受损、金融活跃度也悄然下降。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经济未来何去何从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看空和看多的都大有人在，每一个阵营都不乏国际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和市场观察人士，更重要的是，多空双方都有一些有理有据的支持论点，这种专业的观点碰撞反而让普通大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迷茫之中，难以对中国经济趋势发展形成理性预期。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的多空碰撞具有鲜明的特殊性，碰撞的产生恰恰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短周期和长周期相切的微妙时期。多还是空？本质上看，结论的差异远远小于问题本身的差异。之所以看多中国经济的观点和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都具有坚实、可信的理论基础、事实依据和逻辑推演，根本原因在于双方解读的问题大相径庭。中国经济未来何去何从？这看似是一个问题，实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增长问题，即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会持续多久，降息开启的宽松政策能否引致明显的经济增速触底反弹？另一个是发展问题，即长期内，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相对强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全体人民的福利改善？将中国经济的趋势演化问题细致分解为增长问题和发展问题，近期一系列貌似冲突的市场言论和专家观点就可以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内，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判也能够实现短期和长期、速度和品质、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角度交叉看中国，融汇但又不局限于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学术碰撞，结合全球经济的整体趋势和中国经济的自身特点，对中国经济走向和政策抉择，笔者有三点个人体会：

第一，从增长角度看增长，中国经济恐难快速摆脱短期增长减速的状态。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从1980—2011年期间年均的10%放缓至7%~8%，是实体经济基数变大、收敛效应逐步削弱的必然反应。其次值得强调的是，短期内重趋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迅速扭转经济失速的现实。原因有三：其一，在房市调控未有放松、结构转型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国投资的利率弹性并不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降息的实质影响；其二，在投资回报率下降和实体经济景气度不足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恐有下降；其三，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尚未化解的背景下，缺乏宽松财政的政策配合，单纯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应也较为有限。

第二，从发展角度看发展，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依旧后劲可期。经济发展的长期推动力包括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经济结构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这四个维度看，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正在形成新的动力群：其一，尽管前期中国粗放式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透支了资本积累的长期助力，但随着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深入推进，民间资本正被悄然唤醒，并有望给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输入新的资本动力；其二，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逐渐减弱并消失，老龄化问题的增长拖累正初露端倪，但中国人口素质的明显提高将有望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由量到质的发展助力；其三，尽管经济增速在下降，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正有条不紊地深入推进，并有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给经济发展提供长期帮助；其四，尽管学术研究表明，近几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有所下降，但改革开放30多年里，改革通过制度改进、开放通过技术引进分别保障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上行，未来随着制度优化的深入推进，以及科技进步从技术引进为主向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为主悄然转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提升趋势依旧能够维系。

第三，从增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看政策，宏观调控重在固本培元。从增长和发展两个维度审视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外部增长冲击”和“内部发展转型”共同作用的时空窗口，这意味着短期增长减速和长期稳健发展两大趋势特征将冲突并存。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看，首先，增长是发展的内涵和前提，增长的坍塌将彻底摧毁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宏观调控一方面需要着力于“固本”，以适时适度的预调微调冲抵外部需求放缓带来的增长冲击，避免“硬着陆”的可能发生，确保实体经济在下半年实现触底筑底；其次，发展是增长的长期保障和最终目标，发展的停滞将彻底拉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因此，宏观调控另一方面需要着力于“培元”，即通过继续稳步推进制度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完善保障体系、鼓励金融创新、激活微观活力、提升民间福祉，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健崛起。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固本培元”无需“下猛药”，对于经济体量高居全球第二的中国经济而言，即便7%的增速依旧堪称高速增长，8%和7%的些微差距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强势崛起、弯道赶超的大趋势。即便从10%到7%，中国经济依旧属于高速范畴，并不是耸人听闻的经济灾难，宏观政策由于经济减速而大动干戈，甚至复制第二个“拯救计划”并没有太大必要。

总之，身处“十二五”的中点，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和发展两个方面的双重压力，结合理论和实际，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特点可能将是“短期增长有虑，长期发展无忧”，旨在“固本培元”的宏观调控有望保障中国经济的稳健崛起。

相关电影：《撞车》（Crash）

程实微评：谁说奥斯卡最佳影片都是“美利坚主旋律”和“好莱坞大场面”？《撞车》也算是奥斯卡里的小清新，巧妙、紧凑、不乏睿智。它属于那种很有“小聪明”的电影，以剧情衔接的巧妙取胜，这种电影的导演和编剧要么是天才，要么是鬼才，甚至让你看完之后还得想半天才能赞不绝口。尽管《撞车》的思维陷阱设置没有《记忆碎片》那么新颖，没有《小岛惊魂》那么惊悚，没有《让子弹飞》那么深藏不露，但它自有一种浑然天成、平实质朴的顺畅，看完之后，难免唏嘘不已。

中国经济的微观之忧

《搜索》的经济启示：夯实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首先需要先微观之忧而忧。

近来有部电影很火，叫《搜索》，主角名为叶兰秋。平心而论，这是一部好电影，却莫名其妙地饱受非议，甚至有一些网友不惜用粗口和差评在刻意抹黑。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厌恶《搜索》的人可分为两种：执迷于过去的人与执迷于现下的人。前者不愿接受《霸王别姬》后的凯歌电影，永远活在对过去的缅怀之中；后者不愿接受网络暴力的艺术评判，沉醉于隐身批判一切的快感之中。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网络暴力引发蝴蝶效应的故事，就因为这一点，电影本身几乎被网络力量扼住了咽喉。这是多么有趣而讥讽的事实，电影内外交相呼应，《搜索》一点点地复制着主角叶兰秋的命运，而这也恰恰表明，这部电影与这个时代是如此地贴合、如此地默契。对于经济研究者而言，网络暴力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剪影，电影本身及其引发的争议，恰恰揭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趋势：微观力量已然崛起。而这股力量也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经济的现在和未来。

细观中国经济，正处于宏观力量与微观力量此消彼长、摩擦日剧的微妙时刻。宏观层次，专业人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影响着舆论走向与政策抉择；微观层次，普通大众云里雾里、行为审慎，影响着个体抉择与政策效力。一边是专业人士的政策影响力不断增强，另一边是非专业人士的微观影响力不断增强，两相碰撞，宏观的理性抉择与微观的非理性行为矛盾渐深、碰撞日甚。有那么一瞬间，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觉：宏观层次的专业人士在自说自话，微观层次的普通大众在我行我素，双方都对自己的逻辑和判断充满自信，却忽视了对方的立场和影响。

作为专业人士之一，笔者发现，这种宏观与微观的脱节现象在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长数据公布之后更加明显。宏观层面，遍观专业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已渐成共识。宏观专业论调的差别仅在于，更乐观一些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第二季度GDP增长环比数据的小幅回升为此提供了证据；而其他人大多则认为，中国经济最坏的时刻正在或即将过去，第三季度或下半年中国经济同比数据也将完成底部构筑并很快走出阴霾。且不论这种一致的乐观在宏观层次就令人生疑，一系列高频月度经济数据于第二季度的加速下滑与同期季度GDP数据的表现并不全然吻合，而第二季度GDP数据并不惨淡的背后也实际反映出结构转型的点点逆流迹象。更重要的是，宏观专业层面的信心十足和微观草根层面的忧虑犹存形成了鲜明的、突兀的对比。事实上，身为普通大众的一员，如果刻意远离宏观经济数据，转而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人与事，不难体会微观之忧的存在与趋强。

微观之忧的其一表现为对经济大势存在忧虑。普通大众和专业人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后者那么专业，也就没有后者那么善变。普通大众的工作生活并不以经济数据为中心，对经济状态变化的感知也相对滞后，而一旦感知发生变化，普通大众也倾向于维持变化后的感知较长一段时间。换句话说，在专业人士看来，普通大众的预期可能是有失理性的。且不论理论上理性与否，大众非专业的经济感知和预期是质朴且平滑的。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于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独立增长的神话被事实无情打破，在新闻报道、政策变化和专家言论的综合影响下，普通大众对中国经济趋势的感观认知已从之前的“快增长”转变为“慢减速”。这种认知渐渐形成，且正在对微观层面的投资预期和消费选择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不会因为宏观层面筑底论的共识达成而骤然逆转。

微观之忧的其二表现为对房市升温存在忧虑。尽管政策层依旧坚持房市调控政策不动摇，抑制投机性需求的举措也并未实质性削弱，但无论在宏观层次还是微观层次，房市松动都是不争的事实。宏观层面，这种松动表现为第二季度房市销售回暖对GDP增长的有效贡献；微观层面，这种松动则表现为极易感知的一线城市房租上涨和供需再旺。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房市升温带来的不仅是买房、租房成本上升的忧虑，还有对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信心忧虑，这种忧虑给后续消费的提振带来了不容小视的微观压力。

微观之忧的其三表现为对货币贬值存在忧虑。在货币层面，中国始终存在一个尴尬的悖论，即人民币币值的内外表现总是相互矛盾。2011年，中国通胀高企，人民币却面临着较大的升值压力；2012年以来，中国通胀缓解，人民币却在第二季度呈现出罕见的贬值态势。身处如此尴尬货币矛盾中的普通大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无奈的现实，要么是对内贬值，要么是对外贬值，人民币总是在某一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总是从某一个角度呈现出钱不值钱的态势。而这，对于居民消费、企业生产和大众投资都是潜在的制约。

微观之忧的其四表现为对金融深化存在忧虑。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经济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金融深化问题，即加强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力度，引导货币政策预调，微调释放出的流动性更好、更快地流进实体经济，支持转型发展。但2012年以来，货币市场的资金紧张状况虽已得到缓解，但在趋向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微观市场的博弈却呈现出一些微妙迹象。如果沉下身子和不同的企业多加交流，就不难发现，中央银行两次降息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虽然旨在解决微观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度大的问题，并试图通过利益再分配改善实体企业的生存环境。但在微观环境中，议价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在金融环境变化中议价能力变得更强，商业银行迫于竞争压力，不得不向议价能力显著增强的大型企业提供更好、更贴心的金融服务。而中小企业不仅议价能力没有显著提升，还受到银行服务精力向维护大型企业关系被动转移的间接影响，其获得的金融支持依旧无法满足其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这种迹象虽仅仅只是迹象，但其演化趋势依旧令人忧虑。

微观之忧的其五表现为对风险复发存在忧虑。宏观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风险集中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GDP崇拜、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等。而2012年以来，随着稳增长压力的逐步加大，宏观层面尽管没有放松对这些长期风险的关注和管控，但微观层面对风险复发的忧虑有所加大，这种忧虑对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悄然产生着制约性影响。

总之，在微观力量崛起的当下中国，宏观层面的专业人士虽已达成增长数据向好的业内共识，但微观层面的普通大众依旧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心存忧虑，这种忧虑正对中国经济走向产生着深远影响。协调宏微观，需要政策层尊重草根感知，加强预期引导，做实民生工程，深化金融改革，完善保障机制，让普通大众更快地增强信心、更多地参与其中、更好地分享增长。

相关电影：《搜索》（Caught in the Web）

程实微评：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搜索》是一部网络时代的半写实电影，这部电影的剧情并不复杂，它反映的事实却很残酷：微观势力在压抑中的崛起，往往会给国家、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如果未加舒缓，这种冲击最终又会伤及微观群体自己。网络暴力只是这种深层现实的一种反映，随着自媒体的不断进化，宏微观的裂痕会通过越来越多的形式产生影响。而缓解冲击，真正需要的，是宏观层面正视微观崛起的潮流和趋势，用更大的尊重、更真的诚意去弥合裂痕。

经济复苏为何缺乏微观基础？

《花瓶》的经济启示：中国经济有时只是看上去很美，是因为宏观和微观之间在激情博弈。

2012年4月，笔者和三位朋友合出了一本新书，名为《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这本书成稿于2011年10月，由于书名的原因，和读者见面却晚了半年。这本书勾勒了2012年中国经济的全景画面，时隔一年之后再看，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更显黯淡。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超出了预期，宏观调控在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促发展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效果并不全然如人意。那么，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让笔者想起了法国名导演欧容的电影《花瓶》，这部2010年上映却颇有复古范的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妻管理家族制伞工厂的故事，看似专业的丈夫作为总经理与工会闹得水火不容，企业每况愈下，而被视作花瓶的妻子接手总经理工作后，却把企业经营得井井有条。夫妻二人的成败，关键在于处理博弈的能力差异，无法理顺宏微观的博弈关系，看上去很美的经营战略也仅是纸上谈兵。

再看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之下，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一方面和外围经济环境的复杂严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实际上，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正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而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也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现实中的微观基础却并不牢固。很多市场人士在分析宏观调控时往往聚焦于整体性影响，而并未关注到微观主体的应对及其带来的反作用。

幸运的是，笔者恰巧2011—2012年在地方工作，这一段经历让笔者对宏微观博弈有了切身体会。笔者以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可谓家喻户晓，囚徒困境的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调整后的个体行为却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花大力气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说政策业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从微观层次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所谓吃饭博弈，很直白的解释就是，宏观调控再怎么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宏观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微观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作为一方水土的衣食父母，将很难真正去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不需要放松，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实际上，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不断在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某些地方为了发展高端旅游业，开动各种脑筋修建高尔夫球场，大打擦边球。再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而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则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业已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盲干、快干，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大干、特干，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少干、不干，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干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实际上，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致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总之，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让中国宏观调控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进而使其效果显现有所不足。那么，如何引导和管理这五种博弈，实现宏微观的协力和政策效果的改进？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在政策设计中力求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的和谐统一，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作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擦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

相关电影：《花瓶》（Potiche）

程实微评：从夫妻对角戏看经济博弈。《花瓶》讲述了一个家庭妇女华丽转身为职业经理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职业家庭妇女，要想在几十年里始终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必须具备大量优秀品质：耐心、谦逊、平和，知道如何去了解家人、体谅家人和照顾家人。而这些，同样也是一个成功企业家所需要的品质。《花瓶》一个额外的作用在于，它打破了成功女性企业家的惯常形象，女强人也可以像花瓶一样优雅、文艺、浪漫，并不一定都带有浓重的男性化符号。

奔腾年代的规划精神

《奔腾年代》的经济启示：金融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深层体现了求真务实、有的放矢、敢于亮剑、求同存异、重心明确、内外兼顾、顺势而为、审慎发展的时代精神。

时代的共鸣构成了历史的回声，精神的共振推动了发展的进程。

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引致了一个暗礁四伏的动荡年代，在喧嚣浮躁、纷纷扰扰的时代杂音里，发展的主旋律愈发难以把握。面对这样一个充斥着发展陷阱、增长漩涡的动荡年代，市场难免感到迷茫、不安和烦恼。但有幸的是，我们并不孤独。因为就在80年前，全球经济同样经历过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而大萧条同样引致了一个刻骨铭心的动荡年代。

掌握过去的人掌握未来，历史是最好的时代导师。面对动荡年代的世纪逆袭，市场不禁想问：上一次是怎样一种力量引领全球经济走出阴霾、走向新生？有人说是罗斯福新政，有人说是凯恩斯主义。而在笔者看来，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仅仅是这股力量的表象，在80年前的那个动荡年代，救赎全球经济的是蕴藏在理论革新和政策实践中的一种时代精神。而最能直观体现时代精神的媒介，往往是艺术，是电影。2003年上映的经典影片《奔腾年代》，就用一个真实故事的影像重塑，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时代精神的精髓。当影片中三个在经济萧条中失去自我的男人和一匹被人忽视的矮马凭借着执著、坚韧和努力实现了自我超越、成就了无上辉煌，我们赫然明了，战胜大萧条的，同样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中类似的时代精神，敢于担当、有所作为、持之以恒的时代精神。

将视野从80年前拉回现在，同样的动荡年代，或者说同样的奔腾年代，走出发展困境、开启稳健复苏，我们需要的，同样是能够体现当下时代精神的引领性政策。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着眼长期的引领性政策是全局性和行业性的“十二五”规划。在众多专项规划里，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2012年9月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以下均简称为《规划》）。令人振奋的是，从时代背景看，这个《规划》结合了历史经验和最新演化，深层体现了走出危机阴霾、成就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四种时代精神。

其一，从经济增长背景看，《规划》体现出求真务实、有的放矢的时代精神。2011—2015年，全球经济的核心特征将是“普遍失速、长期低速”，而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将是“减速增长、转型发展”。根据IMF的最新预测，这五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将为8.47%，其中2012年增速恐将“破8”，低于改革开放以来10.01%的历史平均增速，但与此同时，受增长引擎转换的作用，中国经济有望在后四年实现增速结构的逐年提升。如此背景之下，《规划》将“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深化是经济转型的助力”的辩证关系深刻融入到目标设定和政策设计之中，体现出对自我的清醒认识、对世界的动态观察、对时代的稳健把握。一方面，《规划》求真务实，对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影响从美国向欧洲再向新兴市场分步扩散的演化逻辑予以高度重视，将指导思想的重要一环明确定位于“显著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并在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趋势未变的基础上提出“保持金融总量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规划》有的放矢，将两个主要政策着力点定位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中国经济新兴增长点和内生消费动力的培育提供了金融助力。

其二，从全球博弈背景看，《规划》体现出敢于亮剑、求同存异的时代精神。2011—2015年，全球经济在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冲击后的低速增长使得可供各国分享的整体利益并不充足，而复苏差异性的普遍存在和持续扩大则进一步加大了利益竞争的个体激励。如此背景之下，如何理性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博弈变化、防范保护主义、实现和平崛起、促进多方共赢，成为中国金融业迫切需要求解的时代命题。而字里行间、政策内外，《规划》表现得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一方面，《规划》敢于亮剑，根据IMF的预测，2015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有望从2011年的14.31%逐步提升至16.96%，基于中国经济实力壮大的底气，《规划》提出进一步“深化金融对外开放”，通过引导金融机构稳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逐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金融标准修订和制定工作，多管齐下，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规划》求同存异，提出“深化多边金融和货币合作，引导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进程”，着力避免“以邻为壑”格局的重现，为全球博弈结构改善作出努力。

其三，从宏观调控背景看，《规划》体现出重心明确、内外兼顾的时代精神。2011—2015年，全球经济的低速增长促使全球货币政策基调从2009—2010年的“退出宽松”转向2011年以来的“重回宽松”，而2012年9月欧洲央行启动OMT以及美联储启动QE3之后，全球宽松货币V2.0时代正式到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也已陆续加入宽松货币大军，但其面临的通胀压力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根据IMF的最新预测，这五年新兴市场的平均通胀率就高达5.88%，明显高于3%的温和水平。如此背景之下，中国宏观调控不能盲目跟随欧美节奏，在牺牲独立性的同时丢失自我保护性。有鉴于此，一方面，《规划》重心明确，并没有像欧美货币当局那样走入货币政策目标极度异化的歧途，在政策着力点中明确指出“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更加突出和重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规划》内外兼顾，在增长失速和通胀抬头双重压力之下，在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背景之下，鲜明提出了以“政策搭配”促内外均衡的应对策略，要求“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健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以及与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在重大政策与法规问题上的协调机制”，为多重调控目标的同时实现提供了全局思路。

其四，从行业发展背景看，《规划》体现出顺势而为、审慎发展的时代精神。2011—2015年，全球金融业依旧处于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影响之下，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全球范围内行业秩序、行业规范、行业道德的整顿、完善和重建还在稳步推进，行业潮流在变革、传承、回归的颠簸中滚动前行。如此背景之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既要适应时代要求，又要超越时代变化，以开放姿态寻求稳健发展。有鉴于此，一方面，《规划》主张顺势而为，在金融危机并未改变综合化经营、市场化发展、微观力量崛起、创新稳健推进这四大行业趋势的大环境下，提出“继续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提高金融服务能力与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健康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动态把握金融创新的界限，把防范风险贯穿金融创新全过程”。另一方面，《规划》追求审慎发展，既强调苦练内功，提出“完善银行业组织体系、促进证券业机构规范发展、鼓励保险业机构创新发展”以及“加快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具体措施，也强调内控外防，提出“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避免监管缺位和错位”。

总之，《规划》虽然言简意赅，但依旧深层体现了求真务实、有的放矢、敢于亮剑、求同存异、重心明确、内外兼顾、顺势而为、审慎发展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于纲领性专项政策中的渗透，让我们有理由对《规划》实现预期目标充满信心。正如影片《奔腾年代》中最著名的一段台词，也是引用的狄更斯诗句所述：“我们不知道自己多高，直到有人叫我们起身；要是我们认真规划，我们将会矗立通天”。在危机引致的动荡年代，中国金融业被迫转变、毅然起身，而饱含时代精神的《规划》将有望引领中国金融业在十二五期末到达新的高度。

相关电影：《奔腾年代》（Seabiscuit）

程实微评：在大萧条引致的动荡年代，三人一马自我超越、志坚情深。《奔腾年代》属于那种非常温暖的励志电影，越是在困难时刻，人与人、人与马之间的相互激励、相互扶持就越发动人心弦。有动物演员的励志片和温情片一直以来就很有观众缘，而且动物演员往往比人更出彩，但大部分动物演员是狗，例如《忠犬八公的故事》、《导盲犬》和《雪地狂奔》等。马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动物朋友之一，却很少有在大荧幕上的表现，而老马“海饼干”在《奔腾年代》里的出镜，虽谈不上惊艳，但绝对感人至深。

从外秀到内秀的中国转型

《乱世佳人》的经济启示：美丽中国，美在转型。

最震撼的美丽，不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外秀于形，而是兼容并蓄、处变不惊的内秀于心。人生如是，经济亦然。用经济视野寻芳天下，美丽中国就像是电影《乱世佳人》里的那个郝思嘉，惊艳的外表固然让人过目难忘，而在岁月、战争和磨难的冲刷下，永恒不灭的却是那坚韧、成熟、包容、真实的人性之美。回首中国经济，将将走过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就邂逅了哀鸿遍野的危机乱世。乱世有佳人，2008—2011年中国经济就展现出一枝独秀的增长之美，但这种增长之美却在2012年渐显凋零，与此同时，另一种转型之美却已悄然发芽，并有望在未来激情绽放。

回顾过去：外秀时代的结束

回顾2012年，中国经济运行最引人关注的核心特征是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这意味着一个以高速增长为标志的外秀时代的结束。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估值为7.83%，不仅低于2008—2011年期间的9.64%、9.21%、10.45%和9.24%，还低于1980—2011年32年间10.01%的历史年均增速。7.83%，是199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速，实际上，IMF的这一预测水平可能略有高估，如果根据市场人士的预期中值，中国经济实现不低于、也仅略高于7.5%的增长，那么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创1989年以来的新低。

除了经济增速绝对值明显下降，外秀时代中国经济的相对领先优势也在2012年大幅收窄。根据测算（为便于比较，数据均取自IMF），2012年，中国经济预估增速较全球经济预估增速的相对优势为4.55个百分点，较新兴市场预估增速的相对优势为2.55个百分点。而1980—2011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较全球经济和新兴市场的相对优势高达6.65和5.44个百分点；危机前期的2008—2011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较全球经济的相对优势甚至一度升至6.83个百分点。相对优势的明显收窄，短期来看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独立增长势头渐趋削弱，长期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追赶效应也正悄然缩小。

比较两次危机中的季度数据，中国经济增速的相对羸弱则更加直观。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不仅连续第二个季度“破8”，还呈现出连续十个季度增速下降的弱势。更重要的是，结合情景比较，2009年，次贷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衰退0.6%，中国经济阶段性最低季度增速为6.61%，而2012年，在全球经济有望实现3.28%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7.4%的阶段性低点已经接近2009年的谷底；在宏观经济滑向谷底的同时，微观层次的经济状况也同样严峻，2012年第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2.8和116.5，均为连续第六个季度下滑。

为什么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外秀时代结束的标志？原因有二：其一，增速放缓的常态化符合自然规律，1980—2011年的32年间，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84个经济体中，仅有10个实现了7%以上的年均增长，除中国外，其他能够实现7%年均增长的都是如赤道几内亚、马尔代夫和东帝汶的小经济体，2011年的中国经济规模是其他9个7%俱乐部成员规模总和的47倍。2012年中国GDP有望达到8.25万亿美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二，在30年经济起飞后，庞大的经济规模本身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速形成了自然制约。其二，增速放缓的长期化符合经济规律，实体经济的增长总是围绕着潜在水平上下波动，在人口红利、体制改革红利、对外开放红利、市场建设红利渐趋缩小，结构性风险与周期性风险共生共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重心也渐趋下行，实际增长率的下降势必将如影随形。

展望未来：内秀时代的开启

展望2013甚至更远的未来，外秀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乱世中的美丽尽失？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外秀时代的结束既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强势的终结，也不意味着短期内硬着陆的出现。数据测算表明，即便经济增速降至“十二五”规划设定的7%，中国经济也完全可以实现十八大中提出的“十年GDP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中长期目标；而在美国经济保持历史均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变的假设前提下，中国经济只需再保持7%增速17年就能实现对美国经济的规模赶超。而2012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月度指标全面回暖，也表明中国经济有望在岁末年初阶段完成触底反弹，实现软着陆。

另一方面，美丽中国魅力不失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将伴随着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2013年，在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有望进入一个新的内秀时代。结合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2013年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将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三个方向深入推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将是外压之下需求结构的调整转型。

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虽有望实现略高于1980年以来历史均速的增长，但在保护主义抬头、汇率博弈复杂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长率却可能较1980年以来的历史均速低1.2个百分点，中国外需增长压力巨大。再看中国自身，2012年第三季度，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5%，远低于改革开放以来平均的6.62%；与此同时，消费和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55%和50.5%，与2008—2011年间各自的46.45%和55.73%相比，消费贡献率提升，投资贡献率下降。2013年，在收入增长、信心持续、民生改善的激励下，消费的增长效应有望提升；在中央及地方投资项目审批提速的背景下，投资贡献率则有望保持。

结构调整将起到固本培元的积极作用，2013年中国需求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将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原因有三：其一，十八大将中长期目标从十六大的GDP翻番、十七大的人均GDP翻番转向国民收入倍增，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政策层关注重心从宏观到微观、从生产到消费、从增速到增质的倾斜，这将在中长期内起到优化资源配置、激活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为内需持续发力奠定政策基础；其二，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中国储蓄率将从2009年53.47%的阶段性高点降至49.96%，未来数年还将持续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将为内需持续发力奠定物质基础；其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区域结构调整战略带来的新增长极成熟，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和福利提升效应有望增强，进而为内需持续发力创造有利环境。

在结构调整的助力下，根据IMF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超过8%的经济增长，经济规模有望突破9万亿美元，人均GDP有望突破6500美元，中国GDP的全球占比有望超过15%。尽管影子银行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宏微观脱节风险、出口大幅失速风险、金融虚拟化风险存在较大威胁，但受转型提振，中国经济的表现依旧值得期待。

总之，2012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外秀时代结束的失落；2013年乃至更远的未来，中国经济则有望在内秀时代开启过程中再现美丽。正如《乱世佳人》里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所言：“Tomorrow is another day.”

相关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程实微评：永远的郝思嘉，永远的费雯·丽，永远的飘。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超越名著本身的电影，那绝对是《乱世佳人》。尽管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堪称精彩绝伦，但电影《乱世佳人》的再创作则把这种精彩绝伦升华为永世经典。这是一部拍摄于1939年的电影，它永远地留住了克拉克·盖博的英俊潇洒和费雯·丽的风华绝代，相比之下，十个奥斯卡小金人也不足以代表这部传世佳作的完美。

第四幕

美国经济——变革与前进

美国经济的缝合

《天魔无缝》的经济启示：美国经济的强大，正在于源自自省的自信。

对于《天魔无缝》而言，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美国电影，但依旧令人浮想联翩；对于2011—2012年而言，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经济年代，但同样发人深省。

经济世界中充斥着危机的哀嚎、市场的喧嚣、切肤的疼痛、动荡的眩晕和意外的冲击，感同身受的起伏让这个年代显得如此“百年难遇”，但总有一天，这个貌似卓然不群的年代和惊心动魄的经历都将变成尘封的过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将变成历史。就像1993年上映的《天魔无缝》，9年之后，它就被丢进了光影世界的回收站，以至于在包容万象的豆瓣网上，都没有一条关于它的中文评论。那么，当某一天，鲜活的现在变成黑白的往事，2011—2012年的经济世界留下的记忆里，哪一个将最是浓墨重彩？

让人记忆深刻的，往往不是温侬软语的幸福，或是罄竹难书的苦难，而是跌宕起伏的逆转和柳暗花明的颠覆，暗藏着阴谋、狡诈和隐忍的诱人气息。而2011—2012年最出人意料的逆转和颠覆，则是美国经济的“suture（缝合）”，从千疮百孔的危机重灾区，到精神抖擞的复苏领头羊，美国经济于两个角色间的无缝连接有如德芙般丝滑，以至于市场很难察觉、或不易相信这种“缝合”已渐成趋势。事实上，美国经济的“由弱转强”已然发生、正在加速、不断深化、广泛蔓延。

成见很难转变，但数据不会撒谎。那个在过去五年中饱受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双重肆虐的美国经济，那个一度被认为走下神坛、失去霸权的美国经济，正上演王者归来的好戏。在欧洲深陷危机泥沼、新兴市场增长失速的当下，美国经济却呈现出就业形势好转、消费需求走强、金融体系恢复、房市触底反弹、增长动力提升的强势特征。这一特征在2012年年初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中反映无遗：最新消费者信贷增长204亿美元，创十年最高增幅；初次申请失业人数和私营就业环增均好于预期，最新失业率降至8.6%，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最新营建开支环增1.2%至8071亿美元，创17个月新高；最新二手房签售增长7.3%，增幅创19个月新高；最新建筑商信心指数涨至21点，创19个月新高；最新ISM制造业指数升至53.9点，创半年新高；最新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64.5点，创8个月新高。

那么，是什么力量促成了美国经济2011—2012年由弱转强的suture？还是让我们回到电影，从《天魔无缝》里寻找光影世界和经济世界的共鸣。

《天魔无缝》讲述的是一个“变脸”的故事：孪生兄弟文森特和克莱长相相似，却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里长大，富裕但凶残的文森特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却试图将不为人知的、贫穷但善良的克莱诱入陷阱，做自己的替罪羔羊。克莱却没有在文森特制造的汽车爆炸中身亡，而是短暂失去了记忆。在医院醒来之后，所有人都将克莱视作文森特，就连克莱一度也相信自己就是文森特，直到一枪击毙前来暗杀他的文森特，克莱才重拾记忆，但即便如此，他依旧以文森特的身份继续生活，享受着文森特的财富和爱情。

影片《天魔无缝》的哲学精髓完全浓缩在开场白中：“当人们从梦境中醒来，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疑问，when（现在何时）？where（我在何地）？却不会质疑who（我是何人），因为从潜意识里，人们总是默认我就是我。”所以，一旦所有的暗示指向另一个身份的“我”，人们往往也会习惯地接受。

2007—2011年的金融危机就像一场冲击，冲击之下，市场对全球各个经济体的定位都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一度深陷衰退，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并将全球经济同步拖入了负增长的泥沼。带着危机的怨恨，或是久违的野心，国际社会开始热议美国经济的衰败及其领头羊地位的丧失。而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2011—2012年由弱转强的惊天逆转，恰恰因为，在万夫所指、舆论看空的危机背景之下，美国做到了一般国家难以做到的自省和隐忍。就像克莱一样，心知自己是谁，却假装不知，乐于接受了其他人所暗示的另一个身份，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政策收益。

一方面，危机中美国深知自己是谁。自战后领跑全球以来，美国经济始终以消费为增长主引擎，以金融深化为创新动力，以“美国梦”所代表的自信为经济灵魂。次贷危机爆发后，世人对美国经济的这些核心要素都发出过这般那般的质疑，对此美国一直在调整，但从未根本动摇。因此，即便在危机最困难的时刻，贸易顶替消费，对美国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托底作用，美国一系列救助政策的核心依旧没有放在从消费到出口的“结构转变”，而是放在了恢复就业并重振消费上；即便世人对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口诛笔伐，但美国并未真正放弃对透支消费的金融支持和政策鼓励，美国储蓄率则从危机前3%左右升至危机中7%再降至2012年3.5%，为美国消费复苏提供了助力；即便世人对华尔街的贪婪极度憎恨，美国也从未真正放弃那些“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始终给予其充分的流动性支持；即便全世界都在畅言美国经济的辉煌不再和新兴势力的崛起，美国却始终没有真正自视为弱者，这种信心在股市表现中充分显现，2011年全年，道琼斯指数上涨5.53%，而德国DAX、法国CAX、日经225、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则狂泻了14.69%、16.95%、17.34%、19.97%和21.68%。

另一方面，危机中美国又假装忘记了自己是谁。当世人幸灾乐祸地热议或嘲笑美国经济的羸弱、美国国债的所谓危机之时，美国欣欣然接受，并顺势延长了其旷日持久的零利率政策，并在全球刺激政策“退出”大潮之中逆流而动，始终维持着较强的经济刺激力度。事实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中，美联储是唯一没有进行过加息或其他实质性紧缩举动的央行，从QE1到QE2、QE3，美联储的政策重心始终放在保增长上。而那些自负的央行，由于轻视了金融危机的长期危害、过度强调了2011年的通胀压力，进而在维系经济长期平稳增长方面丧失了先机。而这，正是2012年初美国经济强势反弹，在众多经济体中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

总之，电影《天魔无缝》和美国经济的缝合共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别人眼中的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中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也许，比之美国，那些走在经济起飞快车道，金融危机中大言“脱钩”、大言“赶超”、大言“拯救欧美”的经济新贵，更应该扪心自问：我是谁？

相关电影：《天魔无缝》（Suture）

程实微评：别人眼中的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中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天魔无缝》属于那种非常没有名气的电影，但它带来的思想冲击远远超出了很多高分电影。小的时候，我偶然会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是程实？”稍微想一会，我就会陷入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中。长大之后，我几乎再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看过《天魔无缝》。这一次，我没有恐惧，原来是不是“程实”并不重要，因为它本质上只是别人用来识别我的符号和标签。很多人，活在符号里，所以一旦符号模糊，就会心神大乱，而只有不被这个符号所束缚，从内心去认知和识别自己，才永远不会被外在的识别体系所左右，才不会真正弄丢自己。

伟大的林肯和渺小的2012大选

《林肯》的经济启示：2012年美国大选的主角，不是奥巴马，也不是罗姆尼，而是大选自己。

一部由普利策奖得主托尼·库什纳执笔，奥斯卡最佳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两届影帝刘易斯主演的影视大剧，没有什么理由不看；一部由2013—2016年全球最有权势的两位候选人主演的现实大戏，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关注。前者是2012年末上映的传记电影《林肯》，后者则是2012年末开启的美国大选。《林肯》展现了林肯如何在生命的最后四个月完成了美国历史上的壮举：废除奴隶制。仅凭这一点，林肯就足以和华盛顿、小罗斯福和杰弗逊们比肩，堪称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细观林肯，他身上甚至缺乏伟人的常见光辉：长相乏善可陈，成长经历坎坷，教育程度平平，经商业绩不佳，身患忧郁病症，遭遇幼儿夭折，从政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有点“与众不同”的总统，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演说家，并改变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命运，为美国梦添上最亮丽的一抹色彩。林肯的成功，不仅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更引起了经济世界的注意。哈佛商学院的古塔姆·穆昆达（Gautam Mukunda）和威廉姆·索恩戴克（William Thorndike）的著作表明，林肯的成功恰恰源于其“局外人”的身份。无论是国家总统，还是企业管理者，四平八稳的“局内人”总是擅长平静时期的守业，而另类果敢的“局外人”则更擅长困难时期的创业。

带着这个有趣的结论看2012年美国大选，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2012年美国大选在过程中不断证明了这是一场“局内人”的竞争，奥巴马是其前四年任期的“局内人”，罗姆尼则更像是华尔街的“局内人”，而不巧的是，两位“局内人”的竞争恰处于美国经济急需“局外人”来打开局面的困难时期。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在2012年美国大选之前，这也许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在大选之后，这又变成了一个令人无奈的结果。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选举结果对世界上很多人都有极大的影响”，而前白宫智囊巴特勒却说，“无论谁赢得了大选，他们都没有能力改变国家的经济方向”。那么，到底谁对谁错，美国大选之于美国经济究竟又有怎样的影响？

其实，两位经济学家说的都没有错。奥巴马抑或罗姆尼，大选的结果很重要；而比结果更重要的，则是大选的过程。如果将2012年美国大选简化为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的曲线变化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政见几乎完全相左的奥巴马和罗姆尼，也就是大选结果所改变的，是短期总需求曲线。偏向左翼、形似鸽派的奥巴马获取连任，短期总需求曲线就会右移，新的短期经济均衡将更偏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关注的就业改善；偏向右翼、形似鹰派的罗姆尼如若挑战成功，短期总需求曲线则会左移，新的短期经济均衡将更偏向富裕阶层在意的通胀治理。其实，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奥巴马当选的现实其实本身并不重要），在长期总供给曲线垂直的背景下，奥巴马和罗姆尼对长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别几乎微乎其微，正如长江证券宏观研究团队在最新研究报告里的有趣发现，“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的平均失业率和通胀率没有差异，人们喜欢区分美国两党的区别，实际上派性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真正值得强调的，是2012年美国大选本身对美国经济趋势走向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市场人士往往更关注奥巴马和罗姆尼，而忽视了大选本身这个“主角”。在笔者看来，大选不仅对美国经济的短期路径抉择和短期趋势演化影响重大，更重要的是，这些短期因素发酵融合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长期性影响，于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分析框架内，实质为“局内人”之争的2012年美国大选所改变的，是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位置，而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位移，将使得美国经济长期新均衡悄然趋向劣化。

2012年美国大选之所以本身能够成为影响分析的“主角”，是因为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大选，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文章所言：“每届大选都会被称为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大选，而这次确实如此。”从过程看，2012年大选呈现出几大特征：一是分歧巨大。2012年美国大选两位竞选人的政见差异几乎创历史之最，无论是表面的施政纲领和政策目标，还是内在的价值观，奥巴马和罗姆尼处处针锋相对，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表现得并不像是他们自己，而更像是对手的对立面。如此巨大的分歧，如此激烈的博弈，暗示着美国政党政治两极化趋势正悄然恶化，1796年华盛顿在离任演说中警示的“派系斗争这一恶灵”已萦绕在美国经济的上空。

二是劣中选优。《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一针见血：“如果说上次大选充满希望和改变，而现在则遍布了恐惧和厌憎。”2012年美国大选更像是矮子里拔将军，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表现均乏善可陈，一方的支持率上升往往仅是另一方令人讶异的“局内人”拙劣言行所致。

三是悬念丛生。寻求连任往往比寻求初任更加容易，过去70年里，只有福特、卡特和老布什未能连任，奥巴马天然具有竞选优势，而大选临近时桑迪飓风的突然来袭，又给在任的奥巴马一个表现自己的意外优势。但从竞选过程看，奥巴马并未能实现一路领跑，这充分表明，即便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内有效避免了大萧条重演，但他并没有让美国经济实现强劲复苏，也没有兑现财政巩固的承诺，更没有拿出保障经济可持续复苏的新系统方案。至于罗姆尼，即便一度表现得颇为强势，但其一系列施政纲领只可能将美国经济引向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社会矛盾更趋激烈的危险境地，在稳增长方面，罗姆尼更是显得有口号、无思路、没办法。悬念丛生的背后，是美国公众对未来领导者维护美国经济能力的连番失望，以至于连支持奥巴马连任的《金融时报》也感叹：“美国可以做得比奥巴马更好，可惜罗姆尼并不符合这个条件。”

从竞选过程看，分歧巨大、劣中选优、悬念丛生的2012年美国大选令人失望。正是基于这些特征，无论结果如何，大选本身都将对美国经济的短期运行和长期趋势造成深远影响。

一方面，从短期看，2012年大选恐将带来不容忽视的增长压力。具体而言，短期影响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大选本身潜在加大了财政悬崖的危险。市场人士一般都热衷于谈论奥巴马和罗姆尼在应对财政悬崖上的可能不同，但极易忽视的是，经过这次分歧巨大的大选，美国两党的分化、对立和冲突进一步恶化，解决财政悬崖所急需的妥协和谅解愈发稀缺，正如高盛研究所示，“一个分裂的政府更倾向于产生更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大选本身加大了财政悬崖全面爆发的潜在概率或影响幅度。

其二，大选本身深层改变了货币政策的效应。货币政策的效应可以分解为通胀效应和增长效应，增长效应仅存在于短期，其大小取决于利率的变化幅度和市场对此的反应程度，本次大选一个潜在影响，就是充分显现了以罗姆尼为代表的右翼人士对美联储的极度不满，罗姆尼就曾明确表示如若当选将不会提名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实际上，无论结果如何，大选本身就已悄然削弱了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连续性的信心，而这一变化将使得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进一步转化为通胀效应。

其三，大选本身潜在放大了政治周期的冲击。经济永远是美国大选不变的主题，政治周期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往往表现为竞选年的相对强势及其所导致的次年乏力，1930年至今，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36%，期间竞选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82%，而竞选次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34%。作为有史以来最激烈、最有悬念的大选，2012年美国大选的政治周期影响可能更为深远，2012年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以及美国就业市场、季度增长率、消费者信心的超预期反弹，一定程度上都与竞选年的政策透支有关，而这也将在长期内对美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拖累。

另一方面，从长期看，2012年大选恐将削弱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长期视角审视美国经济，战后以来的持续增长和长期领军主要依托于“美国梦”所代表的三种精神：自信、自由和创新。三种精神力量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促成了美国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和全要素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但令人失望的2012年美国大选，从根本上伤及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精神。首先，经历过一场拙劣的表演秀，奥巴马和罗姆尼均没有拿出应对美国经济短期复苏乏力和长期均衡发展的系统性策略，美国人对未来经济走向的潜在信心受挫，这将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途径削弱美国长期增长的动力。其次，在竞选过程中，罗姆尼表现出惊人的保护主义倾向，一个有趣却发人深省的事实就是，从全球主要媒体的舆论看，似乎除了美国公民外，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希望奥巴马连任，而事实上，罗姆尼依旧受到很多美国选民的青睐，这几乎暗示着美国保守势力的潜在崛起。此外，竞选过程中，奥巴马被指责“仇视企业创造”，而罗姆尼的施政纲领则包含着粗鲁的“精英意识”，两种不同层面的不平等都意味着美国创新赖以生存的写意环境也正在悄然劣化。大选对增长精神的深层伤害，虽不易表现，但却会成为长期内美国经济不可忽略的切肤之痛。

总之，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身处百年难遇金融危机滞后冲击下的美国经济恰逢困难时期，迫切需要林肯似的“局外人”总统。但2012年大选不仅本质上归属于“局内人”的竞争，更深层影响了左右美国经济发展的真实要素，在总供给曲线可能悄然左移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向和长期趋势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相关电影：《林肯》（Lincoln）

程实微评：林肯的伟大，在于他给美国梦插上了现实的翅膀。《林肯》这部电影几乎不用作太多介绍，因为从名字就能知道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式的电影。但这部人物传记却稍微有些特别，它并未用史诗般的镜头描绘林肯的一生，而是将聚光灯对准了林肯生前最后的四个月。这四个月，林肯完成了他最伟大的成就——废除奴隶制。当然，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这需要隐忍、坚持、果敢、魄力和智慧，尽管林肯拥有这所有的一切，这个过程还是进行得一波三折。而用厚重、精致的镜头艺术化这一过程，恰是斯皮尔伯格的又一伟大成就。

国王的演讲：从乔治六世到奥巴马

《国王的演讲》的经济启示：但愿奥巴马的后四年和他的前四年一样，就算表面不精彩，也能给危机寒风中的美国经济带去温暖。

究竟是时代成就英雄，还是英雄造就时代？这是一个问题。在光影斑驳的影像世界和深邃悠长的历史回声中，也许我们能找到答案，然后，带着从过去窃来的火种，照亮未来的黑暗。在电影《国王的演讲》最后，乔治六世坚毅地向英国民众说道：“我恳请大家保持冷静和坚定，在考验面前团结起来。”这一瞬像极了70年后的2009年，奥巴马第一次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的慷慨陈词：“我们的确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而且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轻易解决，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而3年之后的2012年，在连任胜选演说中，奥巴马再一次发出了类似的声音：“我们的伟大，胜于我们个人野心的总和。”

同样是在战争或危机的危险时刻，发出同样振奋人心的团结誓言，带来的效果却大不一样。1939年英国民众因为乔治六世的演讲而斗志激昂，2009年美国人民也曾因为奥巴马V1.0的演讲而踌躇满志，但2012年很少有人再为奥巴马V2.0的演讲而心怀激荡，剩下的只有怀疑、甚至无视。这真是一个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对比，乔治六世仅仅凭借一颗爱国爱民的王者之心、一段战胜口吃顽疾的个人经历，就轻易成就了伟人的历史定格；而不乏智谋、魅力、霸气、善良和正义的奥巴马，即便付出了许多切实的努力，却没有得到认可，在连任之际收获的仅是华尔街的暴跌和评论界的质疑。原因何在？

奥巴马的前四年：变革发生？

市场不认可奥巴马，不信任奥巴马，对奥巴马V2.0时代心存担忧，很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他可能会重蹈覆辙。纵观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选过程，经济政策一直是奥巴马被攻击的要害，很多媒体也对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经济表现嗤之以鼻。那么，奥巴马究竟干得如何？承诺可能打折，但数据不会撒谎，承诺检验和数据对比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

2009年1月奥巴马临危受命，正如他在就职演讲中所言：“现在我们都深知，我们身处危机之中。我们的国家在战斗，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削弱，原因虽有一些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决策失误，同时也未能作好应对新时代的准备。我们的人民正在失去家园，失去工作，很多企业倒闭。社会的医疗过于昂贵、学校教育让许多人失望，而且每天都会有新的证据显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奥巴马承诺，改变这一切。这些承诺，就经济意义而言，就是保护增长、创造就业、挽救在房市崩溃中无家可归的人民、挽救在金融危机中岌岌可危的企业。

首先看增长。根据IMF和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下文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来源相同，其中，2012年数据为最新预测数据），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2009—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07%、2.39%、1.8%和2.17%，平均增长率为0.83%，大幅低于1930—2008年美国经济3.48%的历史增速。这样比较似乎不太公平，毕竟2009年的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小布什的遗产。那么，让我们剔除这种不公平因素，换一种方式比较。2012年，美国实际GDP规模为13.59万亿美元，较谷底期2009年的12.76万亿美元增长6.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2%，而1930—2008年期间，美国实际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6%。这么一比较，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增长表现弱于平均值，但也不是非常差。此外，根据笔者的计算，对比1929年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每一个任期内的实际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经济增长表现要优于截至2008年的小布什的第二个任期、截至1992年的老布什任期、截至1976年的福特短任期、截至1948年的杜鲁门第一个任期和截至1932年的胡佛任期，也就是说，尽管在大选过程中被人诟病为大萧条以来经济表现最糟的总统，但从数据看，这显然是信口雌黄。再看季度经济增长率的时点对比，2012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为2%，较奥巴马上任前的2008年第四季度提升了10.9个百分点!

其次看就业。企业大规模裁员次数和人数在奥巴马任期内渐次下降，在任期后半段的2011—2012年，美国季均大规模裁员次数和人数分别为1533次和26.9万人，已低于2004年以来的季均1663次和30.13万人；2012年第三季度，美国大规模裁员次数和人数已经下降至885次和13.85万人，与奥巴马上任前2008年第四季度的3582次和64.17万人，以及奥巴马上任第一个季度最高峰的3979次和70.51万人相比，改善幅度非常显著。随着救助政策效果的渐次显现，美国就业市场从危机中恢复，奥巴马第一个任期2009年1月至2012年10月，美国新增就业人数为4.6万人，特别值得强调的是，2010年1月至2012年10月，美国新增就业人数高达541万人，奥巴马曾在连任竞选中声称创造了500万就业，从数据看也并非诳语。虽然有媒体讽刺奥巴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唯一在失业率超过7%背景下竞选获胜的美国总统，但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失业率整体处于下降通道，截至2012年10月，美国失业率为7.9%，虽较2008年12月小幅上升了0.6个百分点，却较2009年10月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2.1个百分点。

再看其他一些经济数据。2012年9月，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1万元，较奥巴马上任前2008年12月上涨7.85%；美国零售和食品销售总计4128.69亿美元，较2008年12月增长23.7%。2012年10月，美国丧失住房赎回权案例数量为18.65万件，较2008年12月下降38.55%；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7.80%，较2008年12月上升5.1个百分点；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2.6点，较2012年12月的60.1点上升37.44%；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为19.79美元，较2008年12月上升1.39美元。显而易见，美国居民失去房屋的状况已经有所缓解，企业比以往更加开足马力，人们从劳动中获得更多收入，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并更有信心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而且人们也确实在增加消费。这就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期末同期初的对比，变革的确在发生。

事实上，从数据对比看，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经济表现要优于媒体的冷嘲热讽，而在笔者看来，数据甚至还低估了奥巴马的功绩。原因有四：其一，奥巴马成功避免了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将美国拖入另一场大萧条。其二，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经验，危机中经济下滑的深度越大，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奥巴马避免了过度的经济下滑，从而也削弱了其自身的数据表现，就像马丁·沃尔夫所言：“复苏的速度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经济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考虑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强度，正是由于收缩过程如此温和，而导致复苏势头看起来显得较弱，这实际上是政策的巨大成功之处。”其三，2012年美国实现周期性领跑，在全球主要国家中，美国甚至是唯一一个实现增长率高于2011年的国家，这种领跑最近十余年来十分罕见。其四，在共和党人反对更多经济刺激的背景下，挽救美国经济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奥巴马取得现有经济成果实属不易。

那么，奥巴马为什么没有得到美国大众的认可，甚至受到众多媒体和市场非议？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奥巴马的救火表现不像罗斯福那么英勇豪迈，也不若克林顿那般兑现政府由亏转盈的关键承诺。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奥巴马生不逢时，奥巴马恰恰身处一个美国经济走下神坛的黯淡年代，从里根执政时期的1986年开始，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就从25.23%的历史高位渐次下滑，到奥巴马上任前的2008年已经跌至20.38%，一个任期过后，2012年这一占比降至18.91%。这样的失落年代，即便再怎么英明神武，也很难成就乔治六世那般的伟人传奇。

奥巴马的变革无法扭转时代的变革，奥巴马的伟大难以比肩时代的伟大，一个急速前进的多元化时代大口吞噬了奥巴马的个人功绩。这是时代的伟大壮举，是美国经济的必然结局，也是奥巴马的个人悲剧。

奥巴马的又四年：前进何方？

那么，下一个四年会怎样？市场和媒体往往更关注奥巴马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奥巴马的第一个四年已经充分表明，比奥巴马更重要的，是奥巴马身处的时代。时代很难言状，但数据给我们指引了方向：根据IMF的预测，2013—2016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2.12%、2.94%、3.36%和3.41%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为2.96%，基本趋近历史平均水平；2016年，美国实际GDP有望达到15.27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12.3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95%；2016年，美国产出缺口有望从2012年的4.06%降至1.15%，失业率有望从2012年的8.68%降至4.46%，财政赤字的GDP占比有望从2012年的8.23%降至6.46%，美国负债率则可能从2012年的107.18%升至114.19%。毫无疑问，IMF更新于2012年10月（美国大选前）的数据可能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经济的基准情形，但即便在这种略为高估、稍显乐观的基准情形下，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依旧年年下滑，2016年将从2012年的18.91%降至18.09%，而且此种假设前提下，2017年，美国经济将丢掉GDP规模全球第一的宝座，被中国经济实现规模赶超。结论非常清晰，时代主音没有变，多元化格局的自我强化将在未来四年进一步侵蚀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

实际上，奥巴马一语成鉴，在2009年1月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就曾犀利地指出：“危机难以测量，但更难以测量的是其对美国人国家自信的侵蚀。现在一种认为美国衰落不可避免，我们的下一代必须低调的言论正在吞噬着人们的自信。”事实上，从奥巴马第一个四年的回顾和第二个四年的展望来看，美国衰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身处这样一个霸权失落时代本就令人忧虑，更雪上加霜的是，奥巴马V2.0时代，他还将面对双重额外的、现实的、来自美国自身而非时代的经济发展压力。

压力之一是财政悬崖、庞奇游戏和国债上限的“三元悖论”。财政悬崖是指美国经济于2012年底2013年初由于2001/2003减税政策到期和2013自动支出削减机制的启动而将面临的增长悬崖，即由于近6000亿美元政府支出的突然减少，可能导致GDP增长1~1.5个百分点的基准损失，甚至可能将美国经济直接拖入衰退。庞奇游戏意指债务滚雪球的游戏，美国负债率早已超过80%的国际警戒线，高于100%等于技术性破产，尽管危机背景下，避险需求十分青睐美国国债，但只要市场不再相信这种游戏，庞奇游戏就将迅速崩盘。此外，在国债上限方面，美国也将自2013年初开始就持续面对调升国债上限的斡旋困境。财政悬崖、庞奇游戏和国债上限都很危险，更危险的则是他们矛盾着的并存。解除财政悬崖迫在眉睫的警报，则将在短期内加速国债上限触顶风险的显现，并还会在长期内给庞奇游戏带来更难以承受的负担。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在财政悬崖和财政巩固之间，三元悖论让奥巴马的每一个选择都饱含风险。

压力之二是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双重对抗。在政治领域，连任后的奥巴马面对的，依旧是一个跛足的政治结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控国会两院，任何政策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对抗。在金融领域，奥巴马在连任竞选过程中就显现出尽失华尔街人心的态势，2008年，摩根大通、花旗、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这五家银行共向奥巴马捐款350万美元，而2012年他们只给奥巴马捐了65万美元。奥巴马连任后，美股又用单日大幅下跌宣泄着华尔街的不满。事实上，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华尔街不薄，他不仅在上任伊始拯救了濒临险境的金融机构，还通过促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美股收复危机失地、为美国金融机构涅槃重生创造了机遇。但沃克尔法则和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让奥巴马受到了华尔街的敌视，而随着伯南克在罗姆尼攻击下露出退意，随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空间日趋缩小，“奥巴马—伯南克模式”的可能完结也进一步削弱了奥巴马对华尔街的吸引力，加之奥巴马在连任竞选中对富人阶层咄咄逼人的态势，华尔街最终反目。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双重对抗将使得奥巴马的政策选择及其政策效果受到影响。

面对失落时代和本土双重压力，奥巴马会做什么？实际上，我们很难知道奥巴马会做什么，因为细致分析了形势的复杂性之后，我们会明白，奥巴马的“前进”必须建立在其自身的“变革”之上。不过，结合奥巴马第一个四年的施政纲领，奥巴马V2.0时代经济政策的大框架还是可以从他2012年11月发表的《我对美国的愿景》一文中得以窥见。那就是延续变革、深化变革、引导美国在“变革”（第一次竞选口号）中“前进”（第二次竞选口号）。

笔者以为，在第二个任期内，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可以归纳为五个变革。其一，奥巴马将开展以增收减支谋求财政可持续状况的变革，具体而言，就是针对富人增税，并减少政府支出中除利息支出和福利支出等刚性支出外的部分，就像他说的：“变革就意味着我们要尽所能地减少支出，从而降低财政赤字，同时，呼吁美国富裕阶层缴纳收入所得税——就像比尔·克林顿任职时的那样。”

其二，奥巴马将开展以医疗改革谋求民生福利根本改善的变革，具体而言，就是将第一个任期内启动的医改进行到底，不惜增加财政负担为3200万人提供医保，将美国医保覆盖率从85%提升至95%，就像他说的：“我决不会同意取消医疗补助计划，或者将医疗补助计划变成那些百万富翁减税的牺牲品。”

其三，奥巴马将开展以重建美国谋求短期经济表现的变革，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增长，为美国经济输入动力，就像他说的：“变革就意味着美国要翻过十年战争这一页，投入国家建设。现在是时候用我们的余力减少债务从而重建美国——重新修路、建桥，修建学校。”

其四，奥巴马将开展以促进公平谋求微观经济活力的变革，具体而言，就是在资源配置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对美国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加以倾斜，进而激发微观主体的经济创造力和贡献度，就像他说的：“我认为美国的繁荣与强大归功于中产阶级的力量。当上层的一少部分人过得富裕充足，而其他人都困难地在生活的底层挣扎时，那不叫成功。只有当每个人在相同的准则下获得公平机会、公平分配时，我们的人民才能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其五，奥巴马将开展以要素提升谋求长期经济发展的变革，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增强全民教育和培训，提升人力资本，鼓励金融资本回流美国、创造就业，就像他说的：“变革就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具有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以及教育背景，变革就是要将美国发展成为下一代生产和创新的发源地。我希望有一个免税代码来限制或阻止奖励公司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同时奖励那些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

就这五个方面的变革而言，奥巴马的努力集中于完善一个更加公平、更加自由、更有底蕴、更有内涵、更可持续的美国经济体系。这些亲民、纯真、平等、自由的经济愿景能否实现？我们很难预料，因为将将连任的奥巴马只是列出了政策目标，尚未提供完整的政策菜单。事实上，正如之前强调的，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经济政策，远比第一个任期更难预料，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再为连任而畏首畏尾。而这也正是我们对奥巴马V2.0时代变革切实发生、“劫富”真正落实、医改持续推进抱有更大信心的理由，同样也是我们对奥巴马创造更大经济伟业充满期待的理由。

国王的演讲，从乔治六世到奥巴马V2.0，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力量和领袖的努力。也许，在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大趋势下，在美国经济霸权渐失的黯淡年代，奥巴马很难获得乔治六世那样的盛名。但屏蔽媒体无依无据的非议和华尔街有意为之的中伤，奥巴马把控经济的能力和创造奇迹的可能依旧不容小视。对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奥巴马“重返亚洲”必须直面的中国，这真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奥巴马连任增强了美国经济稳定性，中国外需收缩压力有所缓解；奥巴马连任避免了罗姆尼上台可能引致的保护主义大幅抬头，中美经济氛围潜在改善。忧的是：一个无连任之忧的奥巴马意欲何为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美国货币政策鸽派风格的进一步巩固恐将加大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一个就业保护欲更强、王者荣誉感更强的奥巴马面对中国崛起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势。

国王的演讲过后，奥巴马将如何行动？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电影：《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

程实微评：口吃的国王，精彩的演讲，温暖的故事。《国王的演讲》是一部英伦范十足的电影，尽管它从一个别出心裁的视角还原了英国王室神秘内廷的平凡一面，但依旧阻挡不了透过荧幕发散开来的高贵气息。高贵，并不一定是因为血统、王位、奢华和富庶，而更多体现在坚韧的气质、勇敢的担当和不屈的性格。人因为勇于突破、敢于挑战而高贵，而如果恰巧这个人又是一个国王，那就更具有艺术色彩和励志能量了。

财政悬崖、QE3s和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的经济启示：先过财政悬崖的桥，再上经济复苏的道，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时序选择。

经济世界乱象纷呈，没有逻辑，唯剩残影。宏观美国，政治博弈、自然灾害、社会事件、企业兴衰掺杂在一起，带来了一个经济意义上错综复杂的岁末年初，财政悬崖风声鹤唳，飓风桑迪影响深远，大选冲击尤有余波，苹果股价一跌再跌，QE3s又意外面世。

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推出QE3s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出乎了市场预料，也引发了市场的三重疑问。首先，短期内，货币与财政并无明显关联，如此急不可耐的货币政策举动对于避免财政悬崖而言，岂不是头痛医脚？其次，中期内，在前两轮2.3万亿美元QE的影响业已沉淀的背景下，成本高昂、恐将美联储资产规模推高至4万亿美元的QE3s对于刺激经济增长而言，岂不是不太划算？此外，长期内，势单力孤的货币政策对于缓解多元化冲击只是杯水车薪，对于长期债务货币化的通胀担忧无疑雪上加霜，而货币政策在激情膨胀后的退出更是无从谈起。

这些疑问单看都很有道理，整合在一起就显得有些混乱。杂乱无章、零星点点的事件如何形成统一的逻辑？电影《连锁反应》为此提供了形象的解释：任何事件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事件发生的顺序不同，彼此影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果说“蝴蝶效应”展示了单一事件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那么“连锁反应”则表明，诸多单一事件的交叉影响是借由时序逻辑相抵消或增强的。

关键在于，市场忽视了这种“连锁反应”，时间是连续的，不同大小的经济周期则是相互嵌套的，谬误往往产生于对连续性的破坏。对于经济而言，短期是中长期的基础，更是中长期的前提，环环相扣的问题只有逐一化解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市场对于QE3s的三重疑问貌似理性，实际上却割裂了美国经济的主线。笔者以为，综合美国经济数据、财政悬崖演化和经济事件影响，美国的政策取向具有清晰的时序逻辑：货币政策过度膨胀的风险以及未来退出的路径是长期问题，短期多虑也是枉然；而QE3s的提前启动虽无助于财政悬崖的解决，却有助于悬崖影响的缓解；只要短期财政悬崖能够渡过，后续美国经济在宽松货币环境下的内生增长可能会超出预期；在中期周期性领跑态势维系的助力下，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将得到保障，而只要长期相对强势不改，美国庞大的债务负担也是可以承受的，货币政策的退出也才具有物质基础。

理解美国经济的时序逻辑，需要沿着短期、中长期，正视不同时序上可能存在的误判和误解。短期来看，市场对财政悬崖可能存在三种误解，进而对美国双松政策搭配的意图所向认识不足。第一种误解在于，市场可能高估了财政悬崖自身的短期冲击。虽然以增税和减支为内涵的财政悬崖在全然兑现的前提下能够对美国经济造成4个百分点左右的休克式冲击，但值得强调的是，基本可以确认，美国并不会实实在在地瞬间跌落崖底，两党的妥协有如在下落过程中支起一道道屏障，将自由落体的冲击分解并缓释。财政悬崖看上去异常危险，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治斡旋的习惯所致，在跛行的政治结构下，妥协总是诞生于千钧一发之际，2010年和2011年的年末财政协议分别是当年12月的17日和23日才获通过，2012年大选之后、悬崖之前的妥协更不会显得那么容易。实际上，对于美国两党而言，政见各有侧重，根本利益却是趋同的，双方都无力承担导致经济落崖的骂名，这也是近来妥协迹象初现的原因。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已提出建议，提高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阶层的最高税率，考虑到过去22年里，国会里的共和党人从没有投票支持过提高所得税，博纳的让步意味深远。尽管最终的过渡性协议尚未达成，但可以想见，这只是一个必要的时间过程。

第二种误解在于，市场可能低估了财政悬崖自身的长期影响，以及财政悬崖在复杂尾部风险综合作用下可能导致的市场错估风险。笔者以为，市场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政治博弈上，却忽视了财政悬崖经济影响的实质。实际上，政治妥协和过渡性协议可以避免美国瞬间落崖，但却无法阻止政策影响的渐次显现。财政悬崖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的是延期问题，延期是暂时的，永久性减税不可能实现，支出削减也无法一拖再拖。即便在岁末的过渡性妥协之后，美国两党于2013年再度协商出台对税制和财政支出的调整法案，财政悬崖对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抑制性影响也只能被分摊，而难以被大幅消除。

此外，更危险的是，市场将太多目光聚集在了财政悬崖上，而美国经济岁末年初的负面冲击远不止于此。2012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的表现恐将大幅弱于第三季度的2.7%，甚至可能跌至1%左右，原因有三。一是灾害影响较大，12月初，高盛就将飓风桑迪造成的财产损失预估从300亿美元调升至750亿美元； 二是再库存趋势骤降，2012年10月，美国制造业库存同比增长仅1.55%，增幅创39个月新低，考虑到第三季度库存的增长贡献高达0.77个百分点，大幅高于1947年以来历史平均的0.09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增速大幅放缓的库存恐将对经济增长贡献微弱，甚至可能形成拖累；三是出口引擎表现乏力，2012年10月，美国出口同比增长仅0.99%，增速不仅远低于1993年以来7%的月度均速，还创下了2009年11月以来的新低，在全球贸易趋冷、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美国四季度出口对增长恐将形成较大掣肘。

如此背景之下，形势演化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危险情形：财政悬崖的政治斡旋以妥协收场，但2013年初公布的2012年四季度经济数据却十分羸弱。这种情形可能会使市场对财政悬崖产生更大的担忧，并由于妥协未能阻止经济走弱而丧失信心。2012年11月，密歇根大学和大企业联合会公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82.7和73.7，分创2007年9月和2008年2月以来新高，如果信心趋强的势头被意外扭转，那么，美国经济消费主引擎的恢复恐将减速。

正是由于财政悬崖的影响只能分摊，不可回避，且可能出现打击市场信心的危险情形，美联储12月的相机抉择就显得十分理性。其实，审视美联储的最新举措，最重要的反而不是在400亿基础上每月新增450亿资产购买的决定，而是出人意料的Evans规则。这一规则设定了触发美联储加息的经济门槛，即6.5%的失业率和2.5%的通胀率，根据IMF和美联储自己的预测数据，2015年中期之前，这两个门槛都难以达成。此外，作为触发条件而非启动条件，即便门槛达成，美联储也未必会立刻加息。值得强调的是，市场绝没有想到Evans规则会在年底前公布，此前的预期是在2013年初，提前公布这一规则，美联储通过增强自身透明度，进一步稳固了美国宽松货币的基调。实际上，这一举动有“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有助于未来经济复苏，财政悬崖长期影响有望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伯南克的言行等于将了同为共和党人的博纳一军，在货币当局如此“顾全大局”的刺激下，博纳在财政悬崖斡旋中作出更大让步的压力陡增。

更进一步，如果深思财政悬崖的内涵、影响和应对，那么，短期内的第三种误解可能集中于两党政治博弈的经济性质。表面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争议似乎在于，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削减支出，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增税，特别是对富人增税，两者的努力似乎都朝向于财政巩固。但本质上，两党的博弈等同于一种利益交换，民主党人以对富人增税上的可能让步换取共和党人对维持较大政府支出的妥协，共和党人则以支出削减上的可能让步换取民主党人对更大幅度、更长时间延伸减税政策的支持。财政悬崖本质上不仅是增长的悬崖，也是天然的财政巩固机遇，美国两党于财政悬崖前的剧烈冲突反而是美国财政政策宽松化的一种表现。

出人意料的QE3s和财政悬崖前的利益交换，共同意味着，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双松基调进一步得以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财政悬崖短期冲击的缓解，也有利于美国经济中长期的复苏。实际上，即便2012—2013岁末年初美国经济困难重重，但从中长期视角审视，2012年美国经济不仅呈现出周期性领跑的相对强势，更显露出房市触底反弹、消费模式回归、内生动力增强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有利特征，这些因素在双松政策搭配的保障下，有望冲抵财政悬崖分摊于中长期的拖累，并刺激美国经济在2013年先抑后扬的节奏变化中，维系周期性领跑的态势。

顺着时序逻辑看美国经济，短期不乐观，长期不悲观，财政悬崖危险尚存，但美国经济中长期的复苏底气犹在、韧性尤强。

相关电影：《连锁反应》（Bug）

程实微评：精巧的构思，连锁也能如丝般顺滑。《连锁反应》听上去和《蝴蝶效应》有点像，实际上它们的风格也很像，只不过前者更轻松一些，后者更痛苦一点。《连锁反应》用巧妙的手法，将一些毫不相干的人、并无明显交集的生活、几乎相互独立的事件串到了一起，而它们之所以能串到一起，都只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这正是人生奇曲、世界很小的根本原因所在。

美国经济快跑

《罗拉快跑》的经济启示：崖前尚有路，复苏险中行；变化犹未尽，前进势难停。

带着末日诅咒，2012年已成为过去。回顾2012年全球经济，尽管不是衰退年，但依旧是失意年，各类风险的层出不穷超出预期，实体经济的自由落体令人扼腕。在风声萧瑟之中，欧洲经济一落千丈，日本经济混乱不堪，“金砖四国”表现黯淡，新兴市场回归平凡，如果说2012年全球经济尚有亮色，那就是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2.17%的经济增长，较2011年加速0.3个百分点，是主要国家中实现增长率提振的唯一成员；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季度GDP增长率的均值为2%，大幅高于2008—2012危机期间季均的0.54%。那么，2013年乃至更远的未来会怎样？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是延续还是终结？

最恰当的解答，来自电影《罗拉快跑》开头的字幕：“After the game is before the game.”游戏之后恰是新游戏开始之时，时间是连续的，过去的一切都将变成决定未来的要素。接下来的问题是，过去的一切如此庞杂，究竟什么才是决定未来的关键要素？还是从《罗拉快跑》里找答案，天才导演提克威用试验主义的手法向世人展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影响不确定性的确定性。罗拉的黑社会男友曼尼弄丢了10万马克的黑钱，如果罗拉不能在20分钟里搞到10万马克救急，曼尼就会被黑社会头目枪杀，于是罗拉开始奔跑。电影展示了三种20分钟的演化可能，前两种情形都是悲剧，要么罗拉身亡，要么曼尼丢命，最后一种情形是皆大欢喜。造成三种情形区别的都是一些细小的变化，这些变化看上去像是偶然，实际上却是过去不同选择下的必然。

再看美国经济的未来演化，市场分析也可以总结为两类情形。悲观情形下，市场人士认为，风声鹤唳的财政悬崖问题将成为美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并可能把美国经济的温和复苏拦腰斩断。实际上，税收增加和支出减少可能带来6000亿美元财政助力的骤然消失，如果跛足的美国政府未能在短期达成有效妥协、在长期完成政策改进，财政悬崖既有可能带来短期衰退风险，也会在长期分摊不容小视的经济下行拉力。那么，这种悲观情形会否兑现，美国经济复苏是否会戛然而止？笔者以为不然。

虽然财政悬崖的冲击只能部分缓解，影响只能跨期分摊，本身无法全然回避，但财政悬崖并不是美国经济的全部。就像《罗拉快跑》里展示的那样，时间从不停滞，过去的变化才是决定未来演化的关键要素。财政悬崖仅是影响美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一个静态因子，这个因子如此引人关注是因为它迫在眉睫、发力集中，有可能演化为类似于雷曼兄弟破产的黑天鹅事件。在对财政悬崖保有充分警醒的同时，宏观美国经济，2012—2013乃至更远的未来，都可以视作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带着未来的疑问回望2012，周期性领跑只是表象，“变化”（奥巴马2008年竞选宣传语）才是深层内涵；而透过2012看未来，2012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是易于忽视、却影响深远的经济遗产，变化不仅意味着力量的积蓄，更代表着方向的指引，而2013年美国经济将沿着这些变化方向继续“前进”（奥巴马2012年竞选宣传语）。

透过2012看未来，美国经济的变化之一，是家庭在去杠杆化后的消费模式回归。经历了四年的调整，美国家庭的去杠杆化取得明显成效，2012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负债率降至10.69%，不仅大幅低于危机期间（2008—2012年，下同）12.27%的平均水平，还低于11.96%的历史平均水平（季度数据是1947年以来的平均，月度数据是1995年以来的平均，下同）。与此同时，美国家庭消费更趋扩张性，2012第二季度，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降至3.6%，低于危机期间的4.76%，并接近危机前水平。消费模式的回归伴随着透支风险的下降，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信用卡拖欠率均值为2.93%，明显低于危机期间的4.67%，甚至低于历史平均的4.46%；美国消费贷款拖欠率均值降至2.83%，低于危机期间的3.78%和历史平均的3.48%。此外，随着就业形势的改善，2012年1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82.7，大幅高于危机期间的69，并接近历史平均的87.6。展望2013年，顺着这一变化前进，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消费倾向的上升、微观信用的提振与消费者信心的增强结合在一起，将为消费可持续复苏奠定坚实的基础。

透过2012看未来，美国经济的变化之二，是房市在去泡沫化后的销售行情改善。在经历多年跌跌不休之后，美国房市的去泡沫化接近完成，并出现触底迹象，2012年6—9月，标准普尔美国2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连续四个月上升，结束了此前连续20个月下跌的颓势； 2012年前十个月，美国丧失住房赎回权案例数量月均下降13.38%；2012年前十个月，美国出租房空置率和住房空置率的月均值分别为8.67%和2.07%，明显低于危机期间的9.87%和2.54%，并接近历史平均水平。在风险下降的过程中，美国房市明显回暖，2012年11月，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住房市场指数回升至46，大幅高于危机期间的19，并接近46.97的历史平均水平；2012年前十个月，美国新房销售和现房销售环比增长率的月均值分别为0.87%和0.98%，既高于危机期间的-0.58%和0.48%，也高于历史平均的-0.05%和0.15%。展望2013年，顺着这一变化前进，美国房市风险趋降、市场回暖的长期趋势有望延续，不仅将给微观主体提供消费增强的物质基础和信心保障，也将从宏观层次进一步提振投资引擎。

透过2012看未来，美国经济的变化之三，是金融行业在风险下降过程中的经济助力提升。随着次贷危机的远去，美国金融机构业务渐次扩张，2012年前11个月，美国银行业借贷意愿月均净上升17.38%，大幅高于危机期间的4.1%和历史平均的7.07%；美国银行业对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的贷款标准月均改善4.65%和3.1%，而危机期间恶化幅度高达13.65%和16.46%。在风险管控前提下的业务扩张使得美国银行业盈利状况明显改善，2012年第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总收入达1696亿美元，同比上涨3%，创近三年以来的季度新高；美国银行业总利润达376亿美元，同比上升6.6%，创六年以来的季度新高。从宏观金融调控看，长期低利率和连续三轮的量化宽松使得美国货币供应快速扩张，2012年前十个月，美国M1和M2的月均同比增速分别为15.67%和8.7%，高于危机期间的11.1%和6.49%，也高于历史平均的5.59%和6.32%。展望2013年，顺着这一变化前进，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盈利状况的改善和信贷意愿的增强将有助于其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扭转操作到期后，开放式QE3的延续将维持美国宽松货币环境，并给经济增长输入源源不断的货币助力。

透过2012看未来，美国经济的变化之四，是政府部门在市场修复过程中的边际影响下降。随着次贷冲击的逐年消化，以及全球风险重心从美国向欧洲的转移，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渐显效果。2012年前十个月，美国工业产出月均增长3.91%，大幅高于危机期间的0.28%和历史平均的1.15%，美国产能利用率月均值为78.62%，高于危机期间的75.57%和77.28%。产能恢复过程中，企业裁员数减少，就业吸纳力增强，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大规模裁员人数的季均值降至25.7万人，明显低于危机期间的35.6万人和历史平均的30.1万人；2012年前十个月，美国月均新增非农就业15.7万人，高于危机期间的-7.3万人和历史平均的8.3万人。受市场自我修复的影响以及财政巩固的约束，美国政府部门对经济的边际助力有所下降，2012年前十个月，美国政府财政支出月均增长仅1.13%，明显低于危机期间的6.64%和历史平均的5.83%。展望2013年，顺着这一变化前进，市场功能的自我修复和产出缺口的渐次缩小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而在政府支出边际贡献已然缩小的背景下，财政悬崖的长期拖累也有望被其他积极因素的助力增长所稀释和消化。

透过2012看未来，美国经济的变化之五，是实体经济在失衡纠正过程中的内生动力增强。其实，以上四种变化已经为最后一种、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结构变化埋下了伏笔。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GDP季均增长2%，个人消费的季均贡献为1.2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危机期间的0.53个百分点，62.83%的贡献率也已接近历史平均的65.89%；投资平均贡献为0.58个百分点，接近历史平均的0.63个百分点，在房市触底回暖的支持下，住宅投资季均贡献0.31个百分点，高于危机期间的-0.24和历史平均的0.1个百分点；贸易平均贡献为0.14个百分点，低于危机期间的0.28个百分点，但略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政府支出平均贡献为-0.02个百分点，明显低于0.57个百分点的历史水平。数据非常清晰地表明，2012年美国经济的引擎分布正在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贸易和政府减弱的方向转变，这种变化既意味着内外失衡的改善，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以及以“我”为主增长模式的回归。展望2013年，顺着这一变化前进，债务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的积弱不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逐渐减小，美国经济的韧性有望超出市场预期。

总之，从2012年的变化展望未来的前进，尽管财政悬崖的短期危险不言而喻，但美国经济依旧值得谨慎看好。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2.12%的增长，增长率虽较2012年略有下降，但增长可持续性得以维系，产出缺口有望降至4%以下，通胀率有望下降并居于2%以下，失业率则有望下降至8%左右，政府赤字率有望下降1.5个百分点，贸易失衡则有望小幅缓解。

有道是，崖前尚有路，复苏险中行；变化犹未尽，前进势难停。

相关电影：《罗拉快跑》（Run Lola Run）

程实微评：看一部电影就像玩了三盘《古墓丽影》。《罗拉快跑》是一部比较另类的电影，这电影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游戏闯关者的三次投币，他在前两次闯关失败中吸取了足够的经验，终于靠第三次尝试打出了“good ending”。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有新意的剧本设计，更有趣的是，三段貌似重复的快跑过程，却充满了截然不同的意外和惊奇。其实，人生不可能倒带重来，《罗拉快跑》偏偏就用不停“restart”的实验精神，向我们暗示了坚持信念、慎重选择和注意细节的重要性。

第五幕

欧日经济——分裂与停滞

欧元区“失恋33天”不是喜剧

《失恋33天》的经济启示：对于欧元区而言，债务危机是座山，迈得过去才是坎，此时需要的，不是树倒猢狲散之后的貌似洒脱，而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勇气、信心和执著。

我一直以为，让人们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总是带着一丝凄美的苍凉，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但《失恋33天》绝对是个例外。在这部时下流行电影的开头，一连串分手故事的蒙太奇吊足了我的胃口，“有时候分手要抢占先机；有时候也可以做到文质彬彬地分手；有的分手则是一个小型的犯罪剧场”，但直到最后，王小贱对黄小仙撂下“我陪着你呢”的催泪弹，我才幡然醒悟，原来《失恋33天》是一部貌似悲剧的喜剧，它实际想说的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一段伟大爱情的结束，必然以另一段伟大爱情的开始为标志，对于感情而言，唯有放下，才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涅槃。

不管怎样，《失恋33天》火了，正如豆瓣上的一段评论所言：“之所以火，不是因为电影有多好，而是失恋的人足够多。”坦白地说，这部电影也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共鸣，倒不是我遇到了什么情感挫伤，而是自始至终，我总觉着这部电影在偷偷地映射当下经济世界最流行的“分手”故事——债务危机肆虐下欧元区可能的分崩离析。希腊就像黄小仙，前者的财政状况像后者的家居环境一般混乱不堪；在接受救助之时甚至还玩起“全民公投”的无谓把戏，最终落得个朝令夕改、里外不是人的下场，和黄小仙被闺蜜挖了墙角半年之久还被蒙在鼓里一样，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德国则像陆然，多年如一日，默默忍受，沉沉背负，最终却还是走到无力负担的边缘，以至于最近的日子里，从来不轻言放手的德国也悄悄放出“瘦身”欧元区的风声。更重要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失恋33天》的结局似乎给欧债危机的解决指明了一条出路，就像许多市场人士建议的那样，不破不立，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得到，建立退出机制，甩下不负责任的成员，在崩溃中实现结构调整，怎么看都像是欧元区于废墟上重建、于烈火中重生的必由之路。

简而言之，就像《失恋33天》一样，欧元区的分手故事似乎也将是一部蕴含悲痛、却前景盎然的喜剧。真的如此吗？

欧元区的分手故事不是喜剧。原因有三：其一，欧元区没有幸福的备胎。失去陆然，黄小仙还有一个表面上很“娘”、实际上很“man”的王小贱可以去依靠，但希腊、意大利等深陷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却没有可以依赖的新东家，失去像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那样的强力后盾和可信来源，退出国将无力筹措补充金融市场流动性、偿还政府债务、拯救经济衰退所急需的大笔资金，最终只有走上海量印刷本币、拥抱恶性通胀的不归路。其二，欧元区甚至没有可以寻求安慰的大老王。傻人有傻福，黄小仙非常幸运，在几近崩溃的失恋初期还有一个睿智、体贴的大老王给其迎头棒喝和适时温暖，但欧元区却没那么幸运。从本质上看，欧元区是德国“大国梦想”的历史产物，是欧洲“制衡美国”的希望所在，欧元区的解体，对于作为现实版大老王的美国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喜闻乐见的美事，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雪中送炭则是奢望。其三，欧元区的未来恐是步步惊心。分手意味着放弃，放弃则意味着挤兑，首先是银行挤兑，随后是政府挤兑，仅仅是担忧就足以让目前的欧洲银行业步履维艰、让声誉卓越的德国国债销售困难，可以想象真正的解体之际，失去统一货币区光环和整体担保的欧元区各成员国会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黄小仙可以挺过度日如年的“失恋33天”，欧元区却未必可以安然走过步步惊心的“后分手时代”。

既然分手注定是个悲剧，那为什么非要分手？其实，在我看来，再美丽的爱情于时间冲刷之下也会变成平淡的亲情，该不该分手，从长期来看，可能并不取决于当初热恋时爱得有多么轰轰烈烈，而是习惯柴米油盐之后两个人的契合度有多高。从这个标准看，危机中的被迫分手对于欧元区而言的确是一个不智之选。欧元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突破主权界线的统一货币区，德法的野心只是催化剂，经济基本面的趋同、区内贸易的盛行、地域关系的便利、历史渊源的繁复、增长模式的协调、风险冲击的同质则是内在动力。在这个世界上，黄小仙和陆然也许不是天生的一对，但欧元区成员国却是很合适的统一货币区伴侣。

那么，面对债务危机、面对分手冲动，欧元区该怎样拯救自己的爱情？在我看来，不外乎四条：其一，包容。《失恋33天》里那一对金婚夫妇的经历实际上才是真正值得欧元区学习的楷模，就像傅雷所言“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花红易衰似郎意，犯错总是难免的，危机总是会有的，关键是带着爱心、真心和耐心去包容，给犯错的人一个改正的机会，也给危机国一个修复的机会，实际上也就是给“在一起”一个机会。纵观人类历史，危机总是会过去，欧元区在建设统一货币区的道路上，不仅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还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成本，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忍一时却是风平浪静。其二，等待。《失恋33天》看上去是喜剧，实际上却未必。黄小仙和陆然在一起七年，和王小贱共事才两年，五年之后黄小仙和王小贱的“七年之痒”可能会更多，也许那时候黄小仙又会发现她和陆然当年的“自尊之争”实在是不值一提。希腊加入欧元区也不过区区十年，多一点的耐心等待，才会有多一点的喘息时机，才会给救助政策的施行和效力发挥多一点的可能。其三，体谅。爱情是付出，不是收获，这一点黄小仙不懂，但欧元区必须懂。欧债危机的解决，急需欧洲内部的结构优化，说白了，就是德法等强势核心国家向弱势边缘国家的资源输送，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当然，这需要德法、特别是德国做出更多、更伟大的牺牲，不过，考虑到区域稳定带来的未来收益，德国现在的投入也将获得应有的回报。其四，约束。爱情天马行空，生活却并非无拘无束，必要的约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伴侣负责。欧元区现在的制度体系是跛行的，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财政政策却是成员国各自为政，货币一体化和财政非一体化导致赤字财政失控，酿成债务危机的苦果。唯有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统一财政的硬约束，欧元区才能走出危机，走向共同繁荣。

其实，在我看来，《失恋33天》的结局并不那么温暖，因为现实总是比戏剧化的梦想要残酷许多。对于欧元区而言，债务危机是座山，迈得过去才是坎，而这个时候，更需要的，不是树倒猢狲散之后的貌似洒脱，而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勇气、信心和执著。

相关电影：《失恋33天》（Love Is Not Blind）

程实微评：这世界已经快餐到失恋只有33天了，这让祝英台、林黛玉们情何以堪？《失恋33天》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类电影，虽然它比较时尚，也抓住了吸引大批观影者的兴奋点，但在我看来，它描述的爱情并不具有心灵碰撞的那种震撼力。如果《失恋33天》折射的是新时代年轻人的爱情观和婚恋观，那么我们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相爱和分手都变得如此简单？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概率论

《出租车司机》经济启示：希腊退欧的概率是0%，是10%，也是50%，每一种可能都有可能。

当每一种可能都变得可能之时，人类、事物、形势的脆弱便展露无遗，看似海阔天空，实则随波逐流，哪怕不起眼的风动，都会轻易改变潮流的方向、未来的颜色和命运的判词。

说到抑郁和脆弱，我首先想到的是2012年债务危机里的希腊，很快又想起了1976年《出租车司机》中的罗伯特·德尼罗，他们是如此相似。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知道罗伯特·德尼罗，但看过《出租车司机》的却并不多。在我看来，这部色调阴郁的电影不仅形象地记录了越战后的失落年代和失落青春，还以戏谑、夸张但又真实的方式诠释了人性的脆弱和命运的波折。在大荧幕中，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经历了退伍后的迷茫、目睹了纽约黑幕中的丑恶，他试图刺杀总统未果，却一不小心变成了拯救落难少女的美国英雄；在大荧幕外，罗伯特·德尼罗的精湛演技激发了无数深陷精神孤寂的美国青年的共鸣，并直接促成了其中一位名叫欣克利的效仿，他去刺杀美国总统里根，和电影中不一样的是，他成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判断《出租车司机》是喜剧还是悲剧，罗伯特·德尼罗的天才表演是成功还是失败，特拉维斯是恶徒还是英雄，但每当想起这部电影，一股深深的忧伤伴随着无尽的感慨就迅速弥漫开来。

欧债危机里的希腊，就像是《出租车司机》里的罗伯特·德尼罗，无法选择，无从回避，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危险边缘，经济衰退、金融混乱和社会动荡引致的抑郁、沉闷和不安，正逐渐侵蚀希腊的耐心和理性，而2012年5月各种组阁努力的全部失败也将希腊的未来放飞至饱含无尽可能的广阔天空。

希腊会不会退出欧元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概率是多少？这个问题无疑是市场最关心的核心问题。遍览严谨的学术论文和应时的券商报告，不难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一如既往地充满分歧。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在名为The Breakup of Euro Area的论文中给出了代表性的答案A，鉴于分裂引致的长期成本过于高昂，单一国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换做现下券商报告中投研体表述的主流观点，即“希腊退出欧元区依旧是一个小概率事件”；1998年，经济学家Scott则在名为When the Euro Falls Apart中给出了颇有预见性的答案B，由于欧元区的内部结构不均衡，单一国家在面对经济冲击时很难在区内寻求有效化解途径，成员国退出或欧元区解体的概率不容小视，约为10%；答案C则颇具哲学韵味，鉴于希腊激进政治力量Syriza的崛起和民众对严厉紧缩的不满，且欧元区自诞生起就存在德国大国梦想与区内多元演化的矛盾，以及货币一体化与财政非一体化的跛行，有市场人士声称“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为50%”。

ABC，哪一个才是正解？在笔者看来，与以往不同的是，看似不相容的ABC却都正确。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视角看希腊问题，不同的答案代表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未必理性，却都有其合理性。站在希腊本国的立场，以短期视角审视，退出欧元区的确是答案C“一半对一半”的选择，要么退出，要么留下，无论怎么选择，希腊都逃不过经济衰退、失业暴增和社会动荡的痛苦折磨。站在希腊本国的立场，以长期视角审视，答案B则更具合理性，只要德法表态性放松救助标准、不再过于苛求紧缩的严厉性，命悬一线的希腊就不会冲动地即刻退出，但只要德法始终没有利益输出的真实意愿，希腊在长期内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依旧存在。

站在欧元区整体、乃至全球经济的立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答案A都有其合理性，退出欧元区，是希腊的灾难，也是欧元区乃至全球的灾难，欧元危机、金融动荡、秩序混乱和地缘冲突将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承受之重，IMF预测，如果希腊骤然退出，2013—2014年，欧洲经济可能由此承受3-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损失，而ING经济学家Mark Cliffe则认为这一损失可能高达12个百分点。虽然“估计无法估计”之损失本身就难以做到精确，但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各种损失估计都可能略显保守，希腊退出欧元区对应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失败，打开的是一扇全球以邻为壑的危险之门，无论如何，这些后果是德法、IMF乃至世界各国都不愿看到的，因此对于他们而言，避免局势失控和挽留希腊是理性的底线，而这，正是我们近日从八国峰会上看到的最新共识。

每一个答案都对应着每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每一种可能都有可能。这恰恰意味着，希腊，乃至欧洲和全球，正进入最脆弱的一段时期。这种脆弱反映了欧债局势的三种深层变化：一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德法的“救助”和希腊的“被救助”已不仅仅对应着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还涉及欧洲民意、政治的变化；二是局部问题的全局化，债务问题的解决、希腊的去留，不仅仅受希腊本身选择的影响，更是全局选择的结果；三是博弈结构的复杂化，伴随着希腊政局的动荡，以及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上台后对经济增长与财政巩固关系的争议再起，欧债危机的博弈结构已经从“德国主导”转向“希腊绑架”。希腊已经意识到，长期衰退已然不可避免，过于遵从德国意志、一味苛刻紧缩既不符合民意，更无明显收益，通过欧元这一纽带捆绑德法、促进区内更多实质性的利益转移也是可行选择。

伴随着三重深层变化，希腊、欧洲和全球正迎来最脆弱的一段时期，每一种可能都变得可能。这也许将是不幸的开始，但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全球经济的转机，值得庆幸的是，希腊意识的觉醒、博弈结构的变化和全球经济的脆弱已经引起各界关注，无论是默克尔还是德拉吉，乃至其他国家政要，都已显露出“松弛”的一面，而这，又让我不自禁地回想起罗伯特·德尼罗的微笑，不再紧绷，也许才是命运悄然转变的契机。

相关电影：《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

程实微评：你不要学罗伯特·德尼罗，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出租车司机》是一部非常奇怪的电影，它貌似有一个算是喜剧的结局，但不知为什么，却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痛苦和纠结。据说一个叫欣克利的年轻人，翻来覆去将《出租车司机》看了十几遍，然后带上枪走出门，他杀死了里根。这部电影到底带着怎样的魔咒？就我的感觉来说，它就像梵高的画，看着看着，你就看穿了自己的空洞，看破了红尘的虚华，看尽了人生的末路。青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通向死亡的必经之路，只不过有些人，就像《出租车司机》里的罗伯特·德尼罗，还没来得及变老，就被彻骨的孤寂刺穿了心脏。

欧债危机缘何愈演愈烈？

《蝙蝠侠》的经济启示：政策搭配的目标不是为了放大力量，而是为了约束权力，只有从根本上跳出浪漫和贪婪的内在诱惑，人类才不至于在债务危机的危险之路上愈行愈远。

2010—2013年，欧债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际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欧洲经济增长止步不前。风雨飘摇之际，市场习惯性地将厌恶的目光抛向无知无畏的希腊、火上浇油的意大利、束手无策的德法、隔岸观火的美国、矫枉过正的评级机构和空话连篇的国际组织，而来不及按捺住烦躁和不安，细思欧债危机背后那隐藏于历史和事实之中，夹杂着偏执、梦幻、甚至些许癫狂的经济思想和学术导向。

穿过历史的骨头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从经济学诞生那一刻起，其与生俱来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贪婪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导向一池萍碎的夜黄昏。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区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数据不会撒谎。1992—2010年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这种萎靡让欧洲各国政府的增长需求、赤字倾向更趋强烈，期间欧元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达324%，让约3%赤字上限的约束在十年时间里形同虚设。甚至在产出缺口大于零，即明显产能过剩的2006—2008年，欧元区财政状况依旧表现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倾向已然深入骨髓。

那么，该如何拯救欧元区？从超主权状态下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角度看，克服经济学固有的浪漫和潜在的贪婪，根治债务风险，欧元区需要做到三个“挂钩”：一是内部经济利益的“挂钩”，真正从整体层次上推进一体化进程、确保财政货币政策的效力统一，需要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更趋协调，即通过从核心强势国家向边缘弱势国家的资源输送，改进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秩序和基本面协同。二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层次“挂钩”，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需要一个同样等级的政策平台，唯有同步推进财政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改变政策跛行结构，欧洲各国的赤字倾向才有望在整体上得以抑制。三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指向“挂钩”，分割式指派（即将单一政策指派给单一均衡的政策搭配模式）无疑是失败的，唯有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指向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才有望实现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互促格局，才能赢得约束权力过剩的些许希望。

总之，就像电影《蝙蝠侠》里的一句台词“更强的力量，对应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多的义务”，而经济学浪漫和贪婪的魅惑很容易让世人忘记这条明显有失“利益最大化”教条的箴言。而作为人类货币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欧洲统一货币区的财政力量由于失去约束而迷失了方向，危机的爆发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反思的机会，政策搭配的目标不是为了放大力量，而是为了约束权力，只有从根本上跳出浪漫和贪婪的内在诱惑，人类才不至于在债务危机的危险之路上愈行愈远。

相关电影：《蝙蝠侠：侠影之谜》（Batman Begins）

程实微评：更强的力量，对应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多的义务。《蝙蝠侠》系列电影向来不乏铁杆影迷，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漫画英雄之一，蝙蝠侠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但这部《侠影之谜》却描绘了另一个曾经弱小的蝙蝠侠。这部蝙蝠侠成长记精彩地诠释了强大背后的古老秘密：诚实地面对内心的脆弱、勇敢地战胜内心的恐惧、坚韧地磨炼内心的意志、永远地守护内心的善良。

欧洲经济裂痕渐深

《蓝红白之蓝》经济启示：分裂的欧洲就是羸弱的欧洲，欧洲经济裂痕渐深，这将动摇其长期发展的核心精神。

2012年，注定是欧洲经济的危机年，早在5125年前，玛雅人就在《克奥第特兰年代记》中预言了文明的毁灭，而336年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坦言，“欧洲大国共同面临的巨额债务，在长期或许将毁掉这些伟大的国家”。双重诅咒之下，2012年欧洲经济再现衰退：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同比收缩0.9%和0.8%，欧盟经济同比收缩0.7%和0.5%，技术上的衰退条件业已满足。

许多市场人士认为，2012年的超预期颓势恰恰表明，欧洲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雨过天晴之后欧洲经济有望重拾复苏。市场对欧洲经济保持乐观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从变化中看，欧债危机在政策救赎下初露见底端倪，OMT宽松货币政策业已出台，ESM永久稳定机制正式启动，三驾马车在希腊债务减记、西班牙获援等问题上渐趋妥协，债务危机剧烈恶化的可能性悄然下降；二是从逻辑上看，触底之后，反弹似乎势在必行，2012年欧洲经济的超跌拉低了2013年的同比基数，给2013年的反弹创造了技术条件。

笔者以为，欧洲经济雨过天晴，更像是一种美丽的愿景，却未必符合当前和未来的实际。看好欧洲的两方面原因均值得质疑：一方面，欧债危机尚难说已经见底，未来希腊违约、意大利大选等不确定事件依旧广泛存在，即便危机本身不会再深度恶化，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滞后影响还未全然显现，危机从市场层面向经济层面的影响扩散恰恰将在未来渐次实现。另一方面，逻辑上市场对欧洲也存在三重误解，一是触底之后未必会有反弹，紧随触底的可能将是长时间的铸底和萎靡；二是欧洲表面上需要在短期和长期间进行选择，实际上无从选择，因为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均已积累太深；三是欧洲表面上需要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巩固间有所取舍，实际上有舍难取，增长的颓势削弱了财政巩固的物质基础，巩固的需要又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复苏助力，很难平衡。

实际上，欧洲经济真正的危险在于，就是因为现在很糟糕，所以一定程度上让市场放松了对未来更糟糕的警惕；与此同时，市场将太多的目光聚集于欧债危机自身的演化，而多少忽视了欧洲实体经济的潜在恶化。而从具有国别广度、时间深度的基本面数据着手进行分析，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均风险林立、险象环生。

首先，从短期因素分析，欧洲经济表现恐将弱于预期、难以快速摆脱衰退阴霾，原因有六：其一，债务风险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风险事件层出不穷的高峰已然过去，VIX等反映恐慌情绪的市场指标在2012年末有所下降，但2013年依旧是欧洲的债务危机年，增长的羸弱蚕食了财政巩固的微弱成果。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欧元区负债率将从2012年的93.62%升至94.92%，大幅高于危机期间年均的80.91%和历史平均的70.93%；欧盟负债率恐将从2012年的87.22%升至88.76%，大幅高于危机期间年均的74.96%和历史平均的60.53%。在边缘国家继续滑向深渊的同时，核心国家除了德国以外均风险积聚，2013年，希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负债率恐将升至170.73%、91.37%、90.75%和123.8%，只有德国负债率有望从78.87%降至77.45%。

其二，经济增长引擎全面乏力。在陷入衰退泥沼的同时，欧洲经济没有展现出任何引擎亮点，未来复苏无枝可依。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家庭消费支出连续四个季度同比负增长，2012年季均增长率仅为-1.13%，明显弱于危机期间季均的-0.11%和历史平均的1.39%；欧元区政府消费支出连续两个季度同比负增长，2012年季均增长率仅为-0.13%，明显弱于危机期间季均的1.15%和历史平均的1.63%；欧元区固定资本形成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2012年季均增长率仅为-3.67%，明显弱于危机期间季均的-3.06%和历史平均的1.32%；此外，根据IMF的预测，2012年和2013年，欧元区出口增长率为2.23%和2.27%，明显低于2010和2011年的10.91%和6.24%，也低于历史平均的5.31%。

其三，生产和消费双向萎靡。无论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欧洲经济的供需两弱均令人担忧。截至2012年9月，欧盟工业生产指数连续10月同比负增长，2012年月均增长率仅为-1.77%，低于危机期间的-1.38%和历史平均的0.81%；欧盟营建产出连续9个月同比负增长，2012年月均增长率为-5.51%，低于危机期间的-3.54%和历史平均的0.3%；2012年第四季度，欧盟产能利用率降至77.8%，低于危机期间的77.89%和历史平均的80.38%。此外，2012年前九个月，欧盟零售销售指数月均增长1.17%，也明显低于历史平均的2.01%。

其四，就业形势的现在和未来同样黯淡。欧洲就业市场现在已然恶化，未来也难言好转。截至10月，2012年欧元区和欧盟月均失业人数为1795万和2513万人，高于历史平均的1325万和2056万人，月均失业率为11.29%和10.42%，高于历史平均的8.97%和8.82%。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欧元区、希腊、爱尔兰、法国的失业率恐将升至11.46%、19.37%、13.85%和10.06%。未来就业市场还将面对三重压力：一是青年就业形势急速恶化，欧元区青年人失业率创下了23.9%的历史新高，西班牙和希腊超过了55%，意大利也超过了35%；二是劳动力成本不降反升，2012年欧元区和欧盟季均劳工成本指数同比上升1.55%和2.6%，高于历史平均的1.33%和1.57%；三是福利体系进易退难，劳动者负担系数依旧高企，欧洲国家被抚养者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始终居于0.5的高水平左右。

其五，金融助力持续下降。尽管2012年末欧洲金融市场的运行渐趋稳定，但金融深化的效应却在悄然下降。2012年前十个月，欧元区银行信贷月均同比增长率仅为0.57%，远低于危机期间的3.98%和历史平均的5.96%，银行的信用供给大幅下降；M2、M3月均环比增长率为0.44%和0.39%，均低于历史平均的0.49%和0.48%，广义货币供应增速放缓。

其六，市场信心积弱不振。债务危机带来的信心受损遍布欧洲全区域和全行业，并将对未来经济复苏形成制约。根据已公布的数据，2012年欧盟经济景气指数月均为90.04点，低于危机期间的93.15和历史平均的100.4；工业信心指数月均为-11.14，低于危机期间的-10.77和历史平均的-6.98；营建信心指数月均为-32.01，低于危机期间的-28.6和历史平均的-15.15；服务业信心指数月均为-7.36，低于危机期间的-4.15和历史平均的8.32；消费者信心指数月均为-21.32，低于危机期间的-17.93和历史平均的-11.05；欧元区投资信心指数月均为-20.78，低于危机期间的-11.3和历史平均的0.28。

此外，更值得强调的是，从基本面因素分析，欧洲存在三重体制性、结构性危险，实体经济裂痕渐深，长期复苏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危险之一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体制红利悄然下降。在债务危机中，欧洲货币一体化和财政非一体化的矛盾充分彰显，统一货币反而让少数危机重灾国失去了利用汇率调整来缓冲的机会。更重要且鲜为人知的是，欧元通过减少内部贸易成本所带来的体制红利正在逐年缩小。根据笔者的测算，2011年，欧盟内部贸易占全部贸易（国际和内部）的比例从1999年的67.66%降至62.87%；出口方面，欧盟、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内部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则从1999年的69.11%、65.5%、73.61%、71.46%和58.51%降至65.34%、59.3%、66.53%、61.25%和54.06%。尽管内部贸易依旧占据着大部分欧洲国家全部贸易的半壁江山，但占比的逐年下降表明，统一货币建立的初衷和重要性正在动摇，这也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内部的冲突渐增埋下了伏笔。

危险之二是欧洲经济内部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欧洲货币一体化在欧洲大陆非全局性的推进，给欧洲经济留下了分裂和冲突的隐患，而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内部的两极分化问题更显突出，裂痕在逐步扩大。内部分化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欧元区国家和欧元区之外欧洲国家的分化，以英国、丹麦和瑞典三个典型的区外欧洲国家为例，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债务风险要优于区内国家的平均水平，却在利益共享中被悄然边缘化。2011年，瑞典和丹麦的公共财政平衡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3%和-2.5%，负债率为38.4%和46.6%，明显优于大部分欧元区国家；此外，英国于欧洲内部出口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10.2%显著下滑至8.15%，德国占比却从21.9%升至22.4%。二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分化，随着主导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领头羊优势逐步积累和发挥，德国的经济状况和潜在风险优于其他国家。两个层次的两极分化导致政策分歧更加明显，危机救赎和基本面改善所需要的利益再分配与资源再配置难以达成。

危险之三是个体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的可能性大幅上升。毫无疑问，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从成本集约、利益共享、资源配置、要素流动、风险共担等方面看，符合欧洲经济的整体利益。但从三个关键国家的个体理性分析，退出欧元区或欧盟的黑天鹅事件并非全然不可能发生。对希腊而言，退出欧元区可以重拾汇率自主性；对于德国而言，退出欧元区可以摆脱无止境的救助拖累；对于英国而言，退出欧盟则可以找回被边缘化过程中所失去的大国尊严。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退欧于其自身的伤害远超过可能获得的收益，希腊退欧将陷入恶性通胀，德国退欧将彻底失去联欧抗美的底气，英国脱欧则将彻底被欧洲唾弃。但在长期体制性风险和短期衰退风险的双重压力下，个体选择偏向非理性的可能性悄然上升。一旦小概率事件成为现实，欧洲经济将陷入更难以想象的混乱漩涡。

对于欧洲而言，短期内的经济颓势尚可以通过政策救赎加以应对，而长期内的裂痕渐深却深刻动摇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基础。完整的欧洲是全球经济的重要一极，分裂的欧洲则只会走向衰落。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经典电影《蓝白红之蓝》，就用一个忧郁的故事深层映射了欧盟存在的意义。电影里，女主角朱莉经历了一场车祸，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她在医院中求死未得，于是出院后远离尘世，意欲在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中等待死亡的召唤。直到有一天，朱莉偶然发现丈夫生前曾和另一位女子留下遗腹子，她才获得解脱。告别与世隔绝之后，朱莉再获新生。作为大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最负盛名的色彩三部曲的压轴之作，《蓝白红之蓝》从情感上升到社会，深刻传达了孤独致死、互联求生的欧盟精神，只有从孤立转向拥抱彼此、包容彼此、激励彼此和共生彼此，欧洲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才会走向兴盛和繁荣。

总之，欧洲经济裂痕渐深，从本质上看，这将动摇欧洲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精神。2013年，与其说有望实现触底弱反弹，不若说将继续行走在衰退边缘。根据IMF预测，2013年，欧元区和欧洲经济经济增长预估值为0.16%和0.49%，而根据欧洲央行预测，201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在-0.9%~0.3%。在短期颓势未变、长期风险渐增的背景下，2013年，欧洲经济依旧不容乐观。

相关电影：《蓝白红之蓝》（Trois Colours：Blue）

程实微评：老公的婚外情竟然救了老婆的命，这就是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经典三部曲《蓝白红》可谓久负盛名，但又不是那么的主流，所以，这个三部曲很容易被小资们当做彰显品位的大好素材。年轻时因为虚荣，我也曾耐着性子仔细看完，但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不过相对而言，《蓝》的忧郁气质还是更吸引我一些，特别是它精心营造的那种孤独至死的氛围，实在很容易打动人心。

安倍晋三能否重启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的经济启示：繁荣的消失和文明的停滞，仅靠安倍晋三的三松政策难以摆脱，日本经济还将继续萎靡。

2012年的结束，恰逢安倍时代再一次的开始；安倍时代再一次的开始，又赶上经济衰退再一次的发生；经济衰退再一次的发生，又恰逢2013年的开始。时空轮转之间，2013年日本经济将走向何方？这取决于现在的起点，更取决于未来的道路。

就起点而言，现状令人担忧。2012年，日本经济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三次经济衰退：2012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日本名义GDP季环比年率增长率分别为-1.8%和-3.6%，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则分别为-0.1%和-3.5%，继2010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以及2008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之后，第三次满足短期衰退的技术条件；如果将视野拉长，2008—2012的五年时间里，日本经济整体依旧处于衰退状态，期间日本名义GDP季环比增长年率和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的均值分别为-1.44%和-0.12%。

站在衰退的起点，2013年的日本迎来了安倍晋三的第二个首相任期。安倍晋三上任后，高调施压日本央行，任命前首相麻生太郎担任财政大臣，引致外汇市场日元大贬的“安倍效应”。在安倍晋三的强力引导和直接干预下，日本经济政策选择了“三松”道路，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步趋向大幅宽松。其中，宽松财政政策方面，编制中的新财政刺激方案可能将不受债务上限约束；宽松货币政策方面，日本央行将被迫提高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并将继续扩大量化宽松政策规模；宽松汇率政策方面，日本政府则将通过口头施压、汇率干预等渠道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

那么，2013年，“三松”政策能否将日本经济带出短期衰退和长期衰退共存的困境？笔者以为，可能性不大。结合日本经济的历史轨迹、结构特征、细节数据和事件演化，原因有五：其一，“三松”政策难以通过通胀效应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类似，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核心问题是通货紧缩。自1994年以来，日本GDP平减指数从110.96的阶段高点持续下滑，2012年降至91.4，据IMF预测，2013年还将继续降至90.53；2000—2011年的12年里，有9个年份日本CPI年度增幅为负。长期通缩导致债务负担加重，生产经营收缩，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投资持续乏力。尽管2013年日本央行在安倍威压下恐将加大货币投放力度，但长期通缩本身就有惯性，通胀目标从1%上升至2%则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更重要的是，日本产出缺口长期存在，1980、1990、2000年以来，分别仅有8个、6个和1个年份的产出缺口不为负，2008年危机以来每一年的产出缺口均为负，表明产能持续过剩，实际增长长期低于潜在水平，宽松政策将更多表现为产能启动效应，而非长期通胀效应。

其二，“三松”政策难以通过利率效应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宽松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是压低中长期利率，进而给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但在长期通缩背景下，流动性陷阱业已形成，宽松政策进一步压低中长期利率水平的边际效应本就很小。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三松”政策最重要的一环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表面上这是推升长期通胀预期的强大推手，实际上却可能变成日本债务风险引爆的导火索。日本是全球最危险的赤字国和负债国之一，1994年，日本赤字率就突破了3%的国际警戒线，2012年预估值飙升至10.03%，据IMF预测，2013年也还将居于9.05%的高位；1983年，日本负债率就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1997年超过100%，2009年超过200%，2012年预估值达到236.56%，2013年则可能超过240%，是IMF有统计数据的180多个国家中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一旦债务风险被引爆，日本国债被抛售，收益率恐将上升而非下降。

其三，“三松”政策难以通过出口效应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日本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国际贸易，1980—2011年，日本进出口贸易总值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35%，年均占比为23%，2011年为31%。从传导路径分析，首先，“三松”政策长期推动日元大幅贬值的难度较大，尽管短期内外汇市场的日元空头不断趋强，但在美国、欧元区和新兴市场国家相继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日本宽松政策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而且，在国际利差收窄背景下，国际套利交易的反交易将不利于日元长期贬值。其次，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的刺激效应可能也将弱于市场预期。原因在于，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元的长期升值已经挫伤了日本出口引擎；2013年全球经济的低速运行导致外需增长乏力；日本出口产品竞争力也已悄然下降。截至2012年末，日元兑美元已从2011年75.55的阶段性低点回升至86点，日元贬值却并未引致同期的出口反弹，截至2012年11月，日本出口金额连续6个月同比负增长，日本贸易差额则连续14个月为负。

其四，“三松”政策难以通过提振信心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尽管安倍晋三在“三松”政策宣讲方面十分强势，但从本质上，“三松”政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之间存在深层矛盾，三种政策同步实现激进式宽松并不具有现实性。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和宽松汇率政策如果同时大幅发力，那么短期内日元将面临“内贬和外贬”的双重压力，国债发行恐将面临困难，日本推行宽松财政政策将受到约束。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如果同时大幅发力，那么赤字融资倾向和央行独立性丧失可能将引发外汇市场的较大恐慌，进而给日元带来极大的波动性风险。此外，不仅政策本身具有内在矛盾，日本跛行的政治结构可能也将导致政策力度弱于预期，进而削弱市场信心。

其五，“三松”政策短期发力难解日本长期顽疾。本质上看，“三松”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但实际上，日本经济长期羸弱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供给层次的原因和结构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制造业积弱不振，截至2012年12月，日本制造业PMI从50以上跌至45，而2012年11月，日本服务业PMI指数就已回升至51.4；2012年前10个月，有7个月日本制造业订单同比负增长，其中有3个月负增长超过10%。其次，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随着苹果、三星等公司的崛起，具有传统优势的日本家电和电子产品正逐渐失去竞争力，夏普、松下和索尼等日本家电企业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生存压力。此外，日本老龄化趋势的增长掣肘效应不断显现，截至2012年6月，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21%上升至24%，日本劳动参与率则从1965年的65.9%降至59.3%。老龄化一方面抑制了消费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带来了更大的社保压力，而日本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之一，为应对资金压力不断抛售国债，也限制了国债收益率的下降。

鉴于以上五点原因，日本经济短期内很难迅速摆脱衰退。其实，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拉长，根据IMF的数据，截至2012年，日本实际GDP渡过了“失去的5年”，2012年水平尚不及2007年；日本名义GDP则渡过了“失去的21年”，2012年水平甚至还不及1991年。如此长周期的经济停滞，几乎可以看做繁荣的消失和文明的停滞。

从这一点看，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天空之城》折射出了日本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尽管天空之城拉普达曾经有过空前繁荣和无上荣耀，但常年的萎靡和萧瑟之后，现在的天空之城已经失去了重返繁荣的动力，也找不到文明复兴的路径。日本经济也已在“失去的21年”里迷失了发展的方向，战后强势崛起所依仗的低调、勤奋、创新、克己和开放已经渐行渐远，增长瓶颈则日益显现。而安倍晋三，就像是电影里试图重启天空之城黑石碑的拉普达王族后裔穆斯卡，尽管用威胁来强势启动“三松”政策，但从政策传导路径、日本经济结构特征和政策本质精神等方面分析，“三松”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刺激效应恐将弱于预期。繁荣的消失和文明的停滞，仅靠“三松”政策难以摆脱，唯有辅之以深层次的产业革命和结构调整，日本经济才有望缓慢走出阴霾。

展望2013年，日本经济难以快速摆脱低迷，IMF预测其经济增长率仅为1.23%。不仅如此，考虑到通缩和萧条并存的结构，全球首屈一指的负债率，高出警戒线数倍的赤字率，连续五届首相任期不超过15个月的事实，日元长期升值的走势，央行独立性丧失的可能，在极端情形下，日本甚至有爆发经济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并存的复合性危机的可能。总之，2013年日本经济依旧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前景不容乐观。

相关电影：《天空之城》（Laputa：Castle in the Sky）

程实微评：我想要带翅膀的踏板车，我想要飘在云彩里的小树屋，我想要忠心耿耿的机器人。《天空之城》是大师宫崎骏的代表作之一，它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不可思议的冒险故事，他们找到了古老文明的天空之城，又为了避免它成为现代文明的杀人工具而亲手解体了它。宫崎骏的动画，向来有一种直击童心的魅力，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而宫崎骏画出的，恰是这个小孩一直臆想着或梦想着的东西，就像是《龙猫》里的龙猫BUS，《千与千寻》里的无面君，以及《天空之城》里拉普达的一切。

第六幕

货币政策——异化与战争

谁将受益全球宽松V2.0？

《高度怀疑》的经济启示：美国是全球宽松V2.0的最大受益者，没有之一。

全球经济乱象纷呈，资本市场却不会说谎。2012年6月6日，全球股市迎来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天：道琼斯指数上涨2.37%、标准普尔指数上涨2.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2.36%、法国CAC指数上涨2.42%、德国DAX指数上涨2.09%、西班牙IBEX指数上涨2.41%、俄罗斯RTS指数上涨2.5%、日经225指数上涨1.26%、巴西IBOVESPA指数上涨3.19%。全球普涨的背后是市场掩饰不住的欣喜，这股欣喜源自政策层面的重大利好：在德拉吉声称“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有几位成员支持降息”后，美联储重要官员也明确表示6月到期的扭转操作将可能延期，欧美央行直接或间接的表态标志着全球宽松V2.0时代正徐徐拉开大幕。

在全球普涨的歌舞升平之中，美国市场的欣喜虽不格外醒目，却显得意味深长。事实上，6月6日，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已经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这潜在表明，美国的欣喜更有弦外之音。笔者的解读是：美国资本市场并没有撒谎，表面上看，全球宽松V2.0时代的到来符合全球经济的整体利益，但深层次看，美联储引领的全球宽松V2.0时代更暗合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并将给美国带来隐藏的超额收益。

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和2008年9月V1.0时代截然不同的是，美联储此番引领全球宽松V2.0时代的开启，不仅没有伴随着千夫所指、全球责难的窘境，也并未引发市场对宽松时代利益再分配的过多非议。美国的高明之处，就是将自己隐匿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财政巩固的众多受害者中，将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真相隐藏在全球经济众多被证伪的假象之中，进而掩盖了自身在全球宽松V2.0时代利益分配体系中的超然地位。

在笔者看来，世界悬疑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影片之一，美国电影《高度怀疑》恰恰是对当下美国经济战略最好的类比和诠释。这部电影用95%的笔墨讲述了一个英雄记者为拆穿反派检察官伪造DNA物证的罪行，不惜将自身伪造成犯罪者以搜集证据的故事，直到影片最后几分钟，观众才发现，英雄记者其实正是真实的犯罪者，利用揭穿反派检察官在其他十余起案件中伪造证据的过程，他将自身真实的罪行隐藏在其他被操控、被扭曲的案件中，差点就瞒天过海、逍遥法外。

最容易麻痹市场的，不是以假乱真，而是以真乱假。纵观当下经济趋势和政策演化，全球进入宽松V2.0时代的根本原因是一系列经济假象被证伪后，全球政策制定者被迫接受复苏动力匮乏的事实，切实转变政策风向以保障虚弱的增长。这些在2012年上半年较长时间内曾一度盛行的经济假象包括：一是欧债危机已获缓解。由于2012年“欧猪五国”（PIIGS）到期债务本息的时序结构呈现出前低后高的特征（上半年到期本息总计1322亿欧元，下半年到期本息总计1515亿欧元，月度偿债高峰则出现在7月和10月），且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的急速恶化过于惨烈，因此2012年5月希腊政治危局出现之前，市场一度认为欧债风险已趋可控。但随着5月以来欧洲货币一体化逆流涌动、欧债危机博弈结构从“德法主导”向“希腊绑架”转变，欧债危机的缓解被证明是短期假象。

二是全球有效需求稳步回升。由于2012年5月之前，国际油价始终在100美元/桶左右高位震荡，甚至在3月初一度突破110美元/桶，所以市场一度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有效需求恢复得到了商品市场的印证。但5月以来，国际油价一路急跌，最低跌至81.21美元/桶，进而证明前期的油价上涨更像是货币现象，而非经济现象，全球有效需求稳步回升仅仅是短期假象。

三是以财政巩固保障经济增长。2012年5月之前，债务危机的解决始终以严厉的财政巩固为主要手段，以德国为首的强势国家始终向市场灌输“唯有自律才能赢得尊重和救助”的理念。但2012年5月，法国总统奥朗德的上台以及希腊左翼政党的崛起标志着前期单一风险化解思路的过时，以财政巩固保障后续经济增长类似于画饼充饥的假象，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相信，唯有在整顿财政秩序的同时继续施以经济刺激，长期财政巩固和短期经济增长才可兼得。

四是新兴市场能够持续独立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和新兴市场以独立增长支撑全球复苏的论调持续高涨，并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市场共识。但2012年，特别是第二季度以来，全球新兴市场的颓势进一步凸显，宏观和微观层次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结构问题以及连续多年高增长带来的起飞疲惫都成为新兴市场不可承受之重，持续独立增长正逐渐演变为一种不真实的假象。

这四大经济假象于2012年5月以来的同步证伪，让全球经济陷入“失速”加重的困境之中，并进一步引致了应对性的全球宽松V2.0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5月底以来，美国经济也呈现出短频数据表现连续弱于预期的现象：4月工厂订单环降0.6%逊于预期；5月芝加哥PMI指数仅为52.7点，创近3年新低；一季度GDP增速下调至1.9%；4月二手房签售指数环跌5.5%逊于预期；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跌3个月至64.9点。如此表现夹杂在前述四大经济假象之中，也让市场产生了“美国经济上半年周期性领跑、持续复苏的态势也是被证伪的假象”的感觉。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短频数据逊于预期的近况并未改变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主流趋势，原因有三：一是近期短频数据弱于预期仅仅是因为上半年美国经济连续超预期表现提高了市场的心理预期；二是美国消费主引擎的恢复依旧稳健有力；三是美国金融体系始终处于竞争力恢复并增强的通道之中。

理性分析，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依旧是事实，夹杂在5月以来被证伪的全球经济四大假象之中，让市场产生了对美国经济趋势性走弱的误读，进而也麻痹了市场对全球宽松V2.0时代利益分配问题的认识。而这种以真乱假的方式，也为美国获取超额收益创造了条件。

在笔者看来，美联储引领全球进入宽松V2.0时代，有望在新政策格局中获取五重额外收益：其一，美国有望获得货币政策连续性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值得注意的是，2007—2012年间，美联储是主要央行中唯一没有阶段性加息的央行，美联储始终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并通过版本不断升级的量化宽松政策强化宽松基调，全球正式进入宽松V2.0时代，美联储是唯一坐享货币政策连续性所带来收益的央行。其二，美国有望获得全球利率平价结构变化带来的额外资本助力。和其他在前期有过加息操作的央行不同，美联储进一步维持宽松基调的主要方式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非降息，全球宽松V2.0时代其他货币当局可能的降息将借由利率平价的变化增加美国的外部资本流入。其三，美国有望获得隐蔽输出宽松政策成本的额外收益。全球宽松2.0时代，美国可以更有力且更隐蔽地借助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影响，在坐享宽松政策带来的增长激励的同时，向其他经济体输出宽松政策引致的通胀压力。其四，美国有望获得缓解美元快速升值压力的额外收益。其五，且最重要的是，美国有望获得政治经济地位潜在提升的额外收益。回首全球宽松V1.0时代，美国是危机震心，多元化是趋势共识，美国政治、经济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日趋减弱。但现下全球宽松V2.0的开启，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欧洲的抱团失败、新兴市场的强极则辱，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危机震心的彻底转移，意味着美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地位的潜在增强。虽然不至于引发全球经济多元化的逆潮，但美国经济将在阶段性强势中赢得涅槃新生的机遇。

总之，以美欧政策态度变化为标志，全球宽松V2.0正悄然启动，全球经济有望重获激励，而美国作为最大的超额收益获得者，则有望在新利益分配格局下赢得强势回归的机遇。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会因此而有何转变？让我们带着高度怀疑的心态，拭目以待。

相关电影：《高度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程实微评：以假乱真不稀奇，以真乱假才是真阴谋。《高度怀疑》是一部翻拍片，翻拍自电影大师弗里茨·朗1956年的同名作品，网络上一致评价，这部翻拍作远逊于原作。我没看过1956年的那个版本，但2009年版的《高度怀疑》虽然有些虎头蛇尾、演技拙劣，但还是能看得出有个好剧本。悬疑片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刻意的装神弄鬼，或者半路来个惊险桥段吓人一跳，而是将人性无尽的丑恶真实地展现出来，《高度怀疑》的剧本还是做到了这一点。

全球宽松V2.0有何不同？

《一一》的经济启示：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经济背景不同、金融环境不同、政策力度不同，激励效果也不同。

一万个人眼里就有一万种哈姆雷特，对于已故中国导演杨德昌173分钟的代表作《一一》，每个观影者都能在细微处体味到不同的心境。而忆起这部细腻、温和、最适合炎炎夏日的清凉电影名作，我的感受却是：前一个一和后一个一并不是同样的一。生活反反复复，很多刹那，似曾相识，抑或像是梦里场景，又抑或像是旧时相识，但那个刹那之后，一切又变得似而不同，而我们，永远不会生活在梦里，更不会生活在过去。

对于在泥沼中苦苦挣扎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回到过去却充满诱惑。随着本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维持历史低利率不变，以及英国央行行长金恩表态支持扩大量化宽松货币规模。“全球宽松V2.0”时代，进一步得以确认。而V2.0时代的到来，让市场不由自主地回忆并憧憬起V1.0时代的激情与快感。

回眸过去，从全球主要央行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利率政策调整时段看，所谓全球宽松V1.0时代，大致的时间段可以定位为2009—2010年。美联储2008年12月16日将基准利率从1%降至历史最低的0%~0.25%区间，并延续至今；欧洲央行2008年10月15日首次（次贷危机后首次）将基准利率从4.25%降至3.75%，在多次连续降息后，2009年5月13日将基准利率降至1%，并将这一利率水平延续至2011年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10月9日首次将基准利率（这里指一年期存款利率，以下均同）4.14%降至3.87%，在多次连续降息后，2008年12月23日将基准利率降至2.25%，并直到2010年10月20日才再启加息步伐。

从全球宽松V1.0时代的资本市场表现看，市场对全球宽松V2.0时代“yesterday once more”的期待的确有理可循。事实上，全球宽松V1.0时代，全球股市在政策激励和货币盛宴的激励下经历了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根据wind的统计数据，2009—2010年间，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巴黎CAC指数、伦敦富时100指数、德国DAX指数、恒生指数、澳大利亚标普指数、巴西IBOVESPA指数、韩国综合指数、日经225指数、俄罗斯RTS指数、印度Sensex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的区间涨跌幅分别高达31.92%、39.23%、68.22%、18.24%、33.06%、43.74%、60.11%、27.48%、84.57%、82.4%、15.46%、180.16%、112.59%和54.22%

那么，当经济背景、政策走向在现在这一刹那变得和过去似曾相识之际，全球资本市场于V1.0时代的荣光会在业已到来的V2.0时代再度重现吗？感性地说，笔者也希望市场能够如愿，但理性分析，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似而不同，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可能在于，全球宽松V2.0在宽松力度上和V1.0有着较大的差距，力度不及过去的原因有四。

其一，全球宽松V2.0时代的经济困境不及V1.0时代。某种程度上看，政策力度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困难度，虽然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同样伴随着实体经济全球性、普遍性的经济减速，但减速程度却差异明显，V1.0时代的减速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V2.0时代的减速仅仅是减速而已。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0.6%，为198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2011年和2012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估计值为3.9%和3.5%，减速尚未形成衰退之忧。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最大季度衰退幅度为8.9%；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最大衰退幅度为5.8%；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最低季度增长仅为6.52%。而在全球宽松V2.0序幕微启的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率分别为1.9%、0.3%和8.1%，虽然都呈下降态势，但依旧处于增长范畴。而根据市场分析人士的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可能将于2012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探底回升，如若如此，经济减速的幅度和时间都不及V1.0时代，对应的政策宽松程度也由此不及过往。

其二，全球宽松V2.0时代的政策空间不及V1.0时代。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刚刚经历过后者，这意味着前者的政策潜力也要小于后者。美国0%~0.25%的基准利率水平基本上意味着没有降息空间，宽松只能依靠量化政策，而之前的QE1和QE2的整体规模已经高达2.35万亿美元，给美联储带来了极大的资产负债表膨胀压力，未来进一步应用量化宽松的余地较小。欧元区1%的基准利率水平虽然还留下了可能的降息空间，但这一空间也远远低于V1.0时代3.25个百分点的实际降息幅度。而中国在全球宽松V1.0时代前期的基准利率阶段高点为4.14%，也高于V2.0时代前期3.5%的阶段高点，这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利率调整的潜在空间不及V1.0时代。

其三，全球宽松V2.0时代的金融复杂性高于V1.0时代。某种程度上，通货膨胀是宽松政策的阻力，通胀风险越大，政策宽松的顾忌也就越大。全球宽松V2.0时代不同于V1.0时代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V2.0时代初始的通胀压力明显大于V1.0时代，而且V2.0时代开启之前，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才刚刚经历过通胀的肆虐，很难好了伤疤忘了疼。V1.0时代，主要经济体甚至在经济萎缩冲击下邂逅了通货紧缩：2009年2—10月，中国CPI同比增幅连续9个月为负；2009年3—10月，美国CPI同比增幅连续8个月为负；2009年6—10月，欧元区CPI同比增幅连续5个月为负。而2012年5月，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增幅分别为3%、1.7%和2.4%，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增幅甚至达到过6.45%、3.9%和3%的阶段高点。由此可见，全球宽松V2.0时代尽管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通胀的实际压力和未来走向相比V1.0时代更具危险性，这也限制了全球政策宽松的可能幅度。此外，V2.0时代，全球大型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国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全球市场的心理稳健程度都明显优于V1.0时代，这也相对减弱了大规模货币政策宽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四，全球宽松V2.0时代的博弈结构不同于V1.0时代。从政策博弈结构看，全球宽松V2.0时代与V1.0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V2.0时代全球各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周期协调性明显弱于V1.0时代。2008年9月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性危机之后，全球各国都面临同样的严峻挑战，即流动性枯竭和经济衰退。但2011年底欧债危机升级之后，全球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却明显错位，美国经济状况强于其他经济体，全球经济差异化程度潜在加大，而债务风险和赤字风险在全球各国的分布则更加强弱有别。这种经济、金融的差异性导致V2.0时代政策协同的可能性明显弱于V1.0时代，这也是全球宽松力度可能不及过去的重要原因。

总之，历史虽然总有表面上的雷同，但人类从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的不同可能正在于，经济背景不同、金融环境不同、政策力度不同，进而激励效果也不同。

相关电影：《一一》（Yi yi）

程实微评：一部安静的电影，某些人看着觉得冗长，而某些人看着则热泪盈眶。《一一》是杨德昌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另一部很有名的作品是由少年张震主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一直以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演绎的是我们长大前的故事，《一一》则讲述了我们长大后的故事。长大前，我们单纯而又容易冲动；长大后，我们复杂但却容易放弃。杨德昌用天才的慧眼看透了人间沧桑，才会在一个甲子的年纪就被上帝召回了天堂。人们总是赞美杨德昌为“台湾社会的手术灯”，但我总觉着，杨德昌安静的电影深深照到的，是人的内心，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将向何处。

货币政策的异化

《爱在黎明破晓前》和《爱在日落黄昏时》的经济启示：货币政策异化表现为对传统理论的实践突破，实质上是货币独立性的衰落，异化的爱情都比异化的货币政策更可信。

嘴上说着理性的真理，心里却隐藏着感性的迷信，这就是人性，矛盾中夹杂着天真与质朴。天地悠悠，大部分人都明白“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理；但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容易笃信某种永恒，比如爱情，比如降息。伴随着2012年下半年债务危机的急剧恶化，2008年的恐慌在悄然复制，而全球宽松货币V2.0时代的到来则让市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昨日重现的联想。在不久前的过去，全球宽松货币政策V1.0挽狂澜于既倒，将市场从百年难遇的次贷危机中生生拽离。面对重现的危机，面对同样的恐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货币政策的成功也有望复制。而这，正是2012年8月美联储、欧洲央行、乃至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的议息会议甚至比伦敦奥运更吸引人眼球的深层原因。

毫无疑问，危机是令人厌恶的，股市萧条则更让人忍无可忍，对政策救赎充满期盼实属情有可原。然而，货币政策的成功能否复制，却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期盼。实际上，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怎么受市场欢迎。对于教条主义者而言，凯恩斯是对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总是会有通胀效应的一面和增长刺激效应的另一面；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历史是对的，过往几乎每一次经济衰退的终结总是伴随着货币盛宴的高潮迭起。但辩证地看，不变是偶然，变化是必然，最真实的永恒并不是永恒本身，而是永恒的虚无。直白地说，没有简单复制的危机，更没有必然能够挽救经济颓势的宽松货币。

人们愿意相信永恒，历史却从不简单重复。身处当下2008与2012时空交错、重影斑驳的经济世界，思考二度宽松的可能效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神游到另一个万般神似的光影世界。1995年的《爱在黎明破晓前》和2004年的《爱在日落黄昏时》，时隔9年，同属大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的代表作，用世界电影史上最奇特、最工整、也最耐心的一种方式给世人展示了两个貌合神离的时间切面。同样的主人公，同样的巧遇，同样的默契，却没有同样的故事，日出日落，消失的，不光是太阳，不光是青春，还有爱情。品味这两部细腻的电影，总是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共鸣。爱情都不是永恒的，更何况降息？岁月的流逝，也许不会带走停留在每一个瞬间的旖旎，却能在一个连续的时间通道内冲刷尽每一点颗粒。

爱情不是永恒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改变；政策救赎不是永恒的，因为政策本身也在改变。如果说，三四年前，次贷危机后的宽松政策V1.0是原旨的，那么，2012年欧债危机后的宽松政策V2.0则是异化的。这种异化，是货币政策目标在危机接危机背景下的突破传统和内涵扩大。

对于美国而言，货币政策异化表现为政策目标的“被动扩大”。如果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2012年市场人士和新闻媒体几乎在反复地采访、询问和讨论一个问题：QE3会不会出？美国每一个高频经济数据发布之后，欧洲每一点风吹草动之后，甚至中国每一次股市刷新低点纪录之后，市场总是会机械地加重对美国货币政策发力的憧憬。从美国的角度看，美联储的政策视线可能从没有过实质意义上的外移，美国国内的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始终是伯南克政策菜单上仅有的目标；但从全球的角度看，对美联储的关注视线却大大超出了美国本土的范围。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美联储在拯救次贷危机中的领头羊表现，美国货币政策被市场被动赋予了“维持全球经济信心”的额外目标。但这种被动扩大的政策目标，却难以有效实现：一方面，美联储是美国的美联储，伴随着金融危机震心从美国向欧洲的转移，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发力领跑的主动性明显降低；另一方面，QE3是美国的QE3，鉴于美国第二季度1.5%的经济增长率超出市场预期，且美联储在2012年整体表现出相对强势，成本高昂的QE3对于美国而言并非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目标的被动扩大，本质上反映出二次危机背景下全球救助政策的透支和无力，以及美国经济金融地位的悄然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潜在逆流，而这，都构成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新风险。

对于欧洲而言，货币政策异化表现为政策目标的“主动扩大”。作为全球最富独立性盛名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一向被寄予通胀杀手的厚望。但在欧债危机几番反复、不断升级、渐趋失控的背景下，欧洲央行不仅将基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高度偏爱，还进一步将政策目标主动扩大至“维持货币一体化的稳定”，德拉吉毫不讳言“将竭尽全力，誓保欧元”。虽然从可用货币政策工具看，欧洲央行比美联储更加有牌可出，但货币政策能否发挥稳定统一货币区内在秩序的效应，还存在很大疑问：一方面，此举颇有头痛医脚的意味，欧元区的稳定更需要财政一体化的推进和财政巩固的实质进展；另一方面，此举也有黔驴技穷的意味，德拉吉的言论就像是亮剑，具体如何出剑还未见端倪。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政策目标的主动扩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局势的超常规演化，这意味着危机的持续性和经济颓势的长期性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

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异化表现为政策目标的“潜在扩大”。某种程度上看，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更像是新兴市场的危机，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全球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骤然失速。起初，市场更愿意相信这是危机冲击下的短期阵痛，但随着经济形势在宏微观层次上的同步恶化，越来越多人怀疑，这也许是高速起飞阶段终结的长期表征。如此背景之下，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姗姗来迟的宽松货币政策被潜在赋予了“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长期发展”的政策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潜在扩大的政策目标能否实现，还存在一定变数。其一，尽管政策制定者宣称经济长期增速下滑是主动为之的结果，但从危机升级阶段投资贡献度的提高来看，减速并非与调结构并行而至，主动还是被动，这依旧是个问题；其二，货币政策在调结构上的有效性值得思考，例如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理论上能够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利益再分配从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转移，但从微观反应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大幅增强了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拥有财务公司这类内部“准金融机构”的企业航母的议价能力。而在利润增幅下降、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微观组织反而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服务大客户上，而相对减弱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与调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值得深思的是，部分新兴市场政策目标的潜在扩大，间接反映出高增长极限阶段的到来正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新兴政策层还尚未找到效果互补、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政策搭配。

从局部上升到整体，对于全球而言，货币政策异化则表现为对传统理论的实践突破。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使命，而这种趋势在2007—2012年的两次危机中发展到了极致，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均被赋予了更多的政策目标。但实质分析，这些额外的政策目标，不仅难以通过货币政策有效实现，同时也可能将削弱货币政策原有的政策功效。总之，没有永恒的爱情，更没有永恒的政策救赎。货币政策救赎全球经济的历史难以重演，宽松货币政策V2.0的效果可能将弱于预期，全球经济降温也许并不会如2009年那般剧烈，但持续性不容忽视。

相关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

程实微评：如果你不相信爱情了，请看《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黎明破晓前》讲述了一个美丽又有些伤感的爱情故事，据说这个故事也是导演林克莱特1989年的一次亲身经历，不过可惜的是，这部电影上映前一年，真实故事的女主角就在一场车祸中香消玉殒。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歌颂青春的电影，因为只有在年轻到一无所有的时候，爱情才会激烈到填满整个单薄的人生。

相关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

程实微评：如果你还相信爱情，请看《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日落黄昏时》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的续集，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爱情慢慢变老的故事。年轻时爱得轰轰烈烈的两个人，若干年后再相逢，却有了各自不一样的人生与责任，激情总会消逝，生活还要继续。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歌颂爱情的电影，正因为随着时日变迁，两条线渐行渐远，所以它们曾经相交的那个点，才会变成永恒的回忆。

被绑架的QE3

《和纱莫的500天》的经济启示：黄金弄巧，股指传恨，QE喧嚣几度，财政悬崖一相逢，便胜却口水无数；悲情似水，大选如梦，复苏若在久长时，又岂在货币多铸？（词牌：《鹊桥仙》）

风月无边，爱情无界，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杰克和罗斯，大多数的经典爱情影像向世人展示的都是爱情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一面，但还有一种爱情，在被岁月轻轻冲刷细磨之后，就失去了自由的颜色，这种爱情，就是被激情绑架的爱情。被激情绑架，平凡的品质也会放出光亮；被激情松绑，华丽的特征也会失去光彩。电影《和纱莫的500天》就是对这种被激情绑架的爱情的最好诠释，同样的女主角纱莫，在男主角视线里判若两人，其实，变化的不是纱莫，而是爱情的成色，更确切地说，是被激情绑架的前后。

风月故事和经济故事，本质上并无不同，因为在其背后，都是人与人的行为交错，人与人的情感碰撞。细细品味，2012年下半年的全球经济恰恰呈现出一种类似的不一致性。QE3就像纱莫，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一面像是养在深闺的闺秀，另一面却像是含苞待放的嫁娘。这种突兀的对比深刻反映出QE3两张面孔之后，暗藏着复杂、曲折和鲜为人知的玄机。

抛却新闻媒体和金融市场的干扰，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视角看QE3，QE3依旧像是庭院深深里的闺秀，推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相对强势，季度经济增长率处于温和扩张的范畴，经济结构也已从2009—2011年政策外生刺激阶段转向2012年以来的消费内生支撑阶段，就业市场渐次改善，市场信心逐渐增强。更重要的是，从全年经济增速预测看，美国经济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有望实现2012年经济增长率较2011增强的国家；从月度高频数据看，在欧洲、中国一系列短期数据频频超预期走弱的背景下，表现平淡的美国反而拉大了相对强势的距离。全球经济现状的对比显示，美国最不需要货币扩张的刺激。此外，在QE1、QE2和扭转操作业已造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速膨胀的背景下，美联储再度启动QE3的政策空间并不大，而面对的政策阻力却明显增强。

但如果回归嘈杂、喧嚣和异动的现实世界，QE3又突然从深居内室的闺秀变成了呼之欲出的娇娘。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专家言论和市场评论倾向于将美联储推出QE3视作大概率事件，而非之前热议的小概率事件。特别是在2012年8月22日最近一次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公布之后，美联储内部支持QE3的情绪升温也被媒体普遍视作行动将至的关键确认。如果说媒体是用声音在唱响QE3，那么市场就是在用行动印证QE3，短短数个交易日内，美元指数从84点滑落至82点以下，映射了市场参与者对QE3可能性大增的心理认同。

一边是微乎其微的理性分析，另一边则是板上钉钉的市场暗示，QE3在不同位面显露出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就像纱莫的不一致性一样，深层反映了一个事实，QE3就像爱情一样，被绑架了。爱情是被激情绑架的，那么，QE3又是被谁绑架了？

在笔者看来，QE3被多重因素绑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QE3被政治绑架了。从经济形势的现状看，美国经济的确不需要太多的货币刺激，但从未来走向看，美国经济太需要宏观政策的保驾护航。在不远的前方，也就是2012年底和2013年初，美国经济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增长鸿沟，用伯南克的话说，就是“财政悬崖”。2012年底，以2001/2003年版减税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刺激性长期政策将到期停止；2013年初，2011年美债危机留下的后遗症将延后爆发，自动支出削减机制将按约启动，此停彼启将带来6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减少，约占美国GDP的4%，虽然财政状况有望改善，但经济增长将突然休克。简单地说，长期财政刺激终止和短期财政拖累显现两相叠加，对美国经济而言是雪上加霜。如果听之任之，美国经济将毫无悬念地在2013年上半年，特别是第一季度，再陷衰退，而且是深陷。尽管危险不言而喻，但目前大多数市场人士依旧相信美国政策层能够在妥协中悬崖勒马，以政策延期、削减打折等形式化解财政冲击。应该说，市场的希望是美好的，一定程度上也有理可依，但笔者以为，在政治周期面前，财政大妥协并不容易实现，更可能的是货币政策的被绑架和大让步。在显而易见的未来悬崖面前，美国宏观政策势必有所作为，但受美国大选和国会改选的影响，财政政策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将进入一段有心无力的真空期，政策救赎只能指望2013年才重选主席的美联储。也就是说，财政悬崖和财政政策真空期的重叠，导致QE3被政治绑架。

其次，QE3被市场绑架了。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新兴市场突然乏力的背景下，QE3被市场和媒体推上了神坛。即便QE3不过是美国的QE3，全球各国依旧在对它翘首以盼；即便QE3不过是货币政策里的一种选择，金融市场却对它寄予了超越其他政策工具的超然期望。被市场绑架的QE3，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恐惧绑架的QE3，市场期待QE3，呼唤QE3，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仅仅是恐惧危机、恐惧衰退、期待复苏、期待救赎的非理性反应。

接下来的问题是，被绑架的QE3会推出吗？在笔者看来，这是一道无解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理性地去分析，最终做决定的还是美联储。美联储也未必能做到全然理性，毕竟美联储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组成的。奥巴马的竞争对手业已明言对伯南克的不认可，伯南克会做何反应？无论如何，在政治周期夹杂财政悬崖的背景下，QE3在未来数月推出的可能性业已明显大增。

那么，如果被绑架的QE3推出，能真正起到挽救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预期作用吗？笔者以为，被绑架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被绑架的QE3，不是有效的激励。原因有二：其一，被政治绑架的QE3，背后是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缺失，丧失了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市场很容易忽视一点，QE3和QE1、QE2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危机背景的不同，从次贷危机到债务危机，危机的关键已从流动性缺失变为宏观信用缺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的强项在于激活市场流动性，而非挽救宏观信用和刺激实体经济，QE1和QE2的成功不可能在QE3身上简单复制。其二，被市场绑架的QE3，背后是市场信心的极度虚弱，一旦虚弱的心理被简单地满足，QE3真正的市场提振效应却并不大，满足之后是空虚和失落，市场信心将从兴奋迅速转向衰减。总之，被绑架的QE3，即便推出，效果也恐将弱于预期。

爱情无价，鹊桥有仙。有道是：黄金弄巧，股指传恨，QE喧嚣几度，财政悬崖一相逢，便胜却口水无数；悲情似水，大选如梦，复苏若在久长时，又岂在货币多铸？（改编《鹊桥仙》）

相关电影：《和纱莫的500天》（500 Days of Summer）

程实微评：被激情绑架的爱情，在被岁月轻轻冲刷细磨之后，就失去了自由的颜色。《和纱莫的500天》讲述了一个爱情从无到有再到无再到有的故事，其实只要是爱情，总是会飘移不定，因为激情很难持续，而爱情经常被激情所绑架。所以，爱情很难保鲜，能让爱情恒久远的秘诀，就是让它在消逝之前完成向亲情的转变。只有相濡以沫的亲情，才不会被任何短暂的、虚伪的东西所绑架，才能散发出愈久弥沉的芳香。虽然《和纱莫的500天》算是一部快餐式的爱情电影，但因为女主角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所以必须加分。

货币战硝烟再起？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经济启示：全球经济激情博弈，货币战争硝烟再起。

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貌似乱象纷呈，实则有迹可循，因为历史总是在不停地重复，形势演化大多遵循着逻辑推演的轨迹。2012年6月，笔者曾率先提示了全球宽松货币V2.0时代的即将来临，而在做出这一预判的同时，更进一步的局势演化也已暗藏于心，那就是当下全球宽松货币浪潮业已成型之后，货币战的硝烟再起。从2012年末形势演化看，货币战V2.0正初现端倪。

笔者无意将经济金融形势解析导入某种脍炙人口的“阴谋论”路数，这里所指的货币战，可以简单但不失严谨地表述为“深度汇率博弈”，即在不确定性大幅上升的背景下，国际外汇市场由于政府或市场多国别、多方向、多维度、多目标的施力，而呈现出复杂、多变且影响深远的汇率变化。从这种简明的定义出发，货币战有六种表象：一是汇率水平大起大落，特别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有效汇率呈现出超出平常的波动性；二是趋势走向模棱两可，多重力量的反复角力使得主要汇率的中期趋势难以判断；三是贬值欲望全面泛滥，竞争性贬值现象时有发生；四是政府干预频繁出现，非市场之力对市场变量的走势施加非凡影响；五是投机因素大幅放大，投机性资本时常借助异常波动人为放大汇率波幅，甚至通过冲击某种汇率制度大幅牟利；六是口水之争络绎不绝，各国政要屡屡对他国汇率变化口头施压。

对照2012年末国际金融现状，狭义货币战的六种表象虽未全部显形，但在不同维度皆有不同程度的初步显现。例如，美元指数几度转变短期走向，80点大关得而复失、失又复得；欧元汇率则在欧债危机、希腊退欧、欧元存亡等一系列短期问题和长期桎梏相互作用下大幅震荡，难言未来趋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则一改5—7月阶段性贬值的态势，以连创历史纪录的方式再入升值通道，甚至出现少见的涨停现象；中国香港当局则在港元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压力下，2周内六次进场干预，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也在汇率阶段性升值背景下表现出意欲竞争性贬值的潜在倾向；而国际资本流动的种种异象也表明，国际投资势力正在悄然蓄力、蠢蠢欲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尽管尚未掀起惊涛骇浪，但货币战已然端倪初现，未来恐将一触即发。说到货币战，很多人将其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笔者的定义就已表明，这只是一场博弈，而非一场战争。但这种博弈和战争却有着些许的类似之处。每个人对战争都有自己的理解，作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笔者对战争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于书本或影像，而最让笔者无法释怀的，却是一部并没有直观描写战争的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部电影令人惊讶的湛蓝、干净、平静、纯真，直到影片的最后，震撼的结局才衬托出战争的残酷。所谓残酷，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逻辑推演的必然，即便知道结局难逃悲剧，很多事情的发生却势在必行、难以回避。就像过去的战争，就像现在的货币战。

从逻辑推演看，战争的必然在于民族个体利益冲突的不断放大和不可调和，而与此相似，货币战的成因也与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利益分配和权利博弈密切相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情仇，也没有无依无据的货币战争。在笔者看来，导致当下货币战一触即发的原因不一而足。

原因之一是全球经济探底V2.0导致复苏利益争夺更趋激烈。如果说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0.57%是次贷危机冲击下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首次探底，那么2012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长3.28%则是欧债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二次探底一方面缩小了可供全球各国分配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全球各国的复苏差异性，进而导致各国对复苏利益的争夺更趋激烈。利益的国别争夺主要通过宏观政策得以实现，而2012年全球各国的政策菜单却并不丰富，财政政策受制于债务风险高企，货币政策则受制于有限的政策空间，汇率政策在利益争夺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此外，值得强调的是，2012年的二次探底与首次探底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兴市场增长独立性的缺失，而新兴市场恰恰又是汇率波动程度最大、汇率制度相对更不完善的区域，这为全球货币战可能性大增又多加了一个砝码。

原因之二是全球宽松货币V2.0导致竞争性贬值趋势加剧。以2012年8月末杰克逊霍尔央行行长会议为标志，全球宽松货币政策V2.0时代正式到来，欧洲央行推行OMT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高调启动QE3，日本央行随之启动QE9，中国央行进行超常规逆回购操作，印度央行下调存准率，全球各国货币当局先后放松银根、定调货币宽松。宽松货币政策大潮从两个方向助推货币战：一是通过美元贬值效应引发全球各国被动应对，QE3导致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则同步增加了大部分货币，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被动升值压力，进而引发一系列应对式的汇率干预；二是通过保护主义效应引发竞争性贬值，全球宽松货币V2.0导致全球政策环境更趋严峻，在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国际贸易增速放缓背景下，保护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欲望不断增强。

原因之三是全球资本逐利的次优选择导致投机势力聚力汇市。从历史经验看，货币战的重要推手往往是于金融市场和全球各地游离窥伺的投机资本。资本天然就有逐利性，而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现状：美国股市业已收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全部失地，财政悬崖此背景下未来增长空间有限；欧洲股市虽较年初有所上涨，就连希腊股市也有阶段性反弹，但结合欧债危机演化来看，可能并未全然见底；新兴市场股市，特别是中国股市，始终未见起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受制于羸弱的实体经济需求，也难有表现空间；在全球通胀压力由于宽松货币政策而再度加大的背景下，一度火爆的债券市场也渐趋黯淡；而全球房市也处于萧条时期。遍观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股市、债市和房市，中期趋势均不明朗，短期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也并不大，投机势力难寻投机标的。而相比之下，全球汇市里，政府干预频繁出现、汇率波幅不断加大、竞争性贬值趋势十分醒目，投机势力借机放大波幅、牟取投机收益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投机势力的可能参与也为货币战的一触即发埋下了伏笔。

当然，三大原因仅仅表明，当下已初露端倪的货币战有可能持续恶化，但并不意味着必然爆发。国际范围内多边沟通、政策协作的努力也将起到抑制集体非理性的重要作用。但笔者还想强调一点，考虑到当前几个主要国家均处于政治周期轮转的关键节点，且宽松货币政策刚刚推出，政策时滞还有3~6月，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2013年上半年，全球主要国家政治周期影响减弱、宽松货币政策影响集中显现、美国财政悬崖现实到来之后，全球货币战可能才将真正进入最危险的时期。

回眸历史，在不久之前的2010年四季度，全球曾一度在经济首次探底和宽松货币政策V1.0的影响下陷入货币战的阴霾，2010年9月巴西财长曾明确表示“全球已陷入一场货币战争”。审视现在并展望未来，在二次探底和宽松货币V2.0的影响下，货币战硝烟再起已初露端倪，对此保有未雨绸缪的审慎姿态才是防微杜渐的理性选择。

相关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程实微评：战争的残酷之处在于，它让悲剧也充满了幸福的甜蜜与苦涩。《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是一部非常特别的战争电影，它没有满屏的硝烟，没有血腥的杀戮，却大段大段地溢满了恬静和童真。导演就像是一个柔情蜜意的杀手，在你最被感动、最期待圆满的时候，突然急转直下，翻转手腕给你刚刚柔软起来的心以毫不留情的致命一击。影片的最后十分钟里，我带着不祥的预感，不断祈求导演的救赎，但当最后一刻镜头定格在紧闭的仓门，一种彻底的绝望涌上心头，让我呆立半晌。这的确是最好的结局，因为只有感受到希望彻底泯灭的痛苦，才能领会一点点战争的残酷。

第七幕

金融市场——幻觉和博弈

致命的汇率幻觉

《穆赫兰道》的经济启示：上帝创造了金银，而人类却选择了信用货币，这就是混乱的起源。

推介一部电影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推介它，尤其是悬疑片，特别是《穆赫兰道》。但如果错过天才导演林奇的这部经典名作，一定会是非常大的观影遗憾。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影评，屏蔽剧透，放下揣测，踏踏实实地窝在沙发里，毫无防备地欣赏这部考验智商的佳片。不用透露一丝剧情，可以负责任地说，《穆赫兰道》用惊人的手法将真实和虚幻无缝串接到了一起，以至于让人很难区分哪里是梦境，哪里是现实。而一旦区分开来，现实的残酷和冰冷又足以令人窒息。幻觉是美好的，但也是致命的，电影如是，经济亦然。

在影响颇大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归结为铁、字母和货币。货币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财富这个虚无缥缈却又引人入胜的概念变得具体和清晰起来。经过货币这个统一度量衡的量化，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眼里“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财富立刻被庸俗却又有效地实现了“数字化”。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转换魔法却让财富世界变得更为暗礁四伏和扑朔迷离起来。其中奥妙在于，一小部分聪明却贪婪的人类很快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金玉良言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用不同的方式将货币这个伟大的发明印在了一钱不值的纸屑上，于是乎，上帝创造了金银，而人类却选择了信用货币。

远离了真金白银这个所谓的“野蛮的遗迹”，信用货币体系中的财富世界，就像《穆赫兰道》前110分钟的剧情一样，貌似真实得丝丝入扣，实际上却充满了虚幻的色彩，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受货币愚弄的人多。”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就睿智地发现了“货币幻觉”，对“信用货币机器”缺乏了解的人们往往会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购买力产生心理错觉，利用这种幻觉，别有用心的当权者往往可以通过转动货币魔方不为人知地完成财富再分配的“乾坤大挪移”。对此凯恩斯有过一段家喻户晓的经典描述：“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也许“精英意识”强烈的凯恩斯低估了普通人的智慧，但现实世界的财富故事已经不像上世纪上半叶那般简单，在地球“平坦化”的过程中，汇率作为货币的外部价格正将费雪或凯恩斯的盛世危言验证于整个世界。

出于本能，人们往往对货币本身存在着“葛朗台”式的爱恋，这种“拜物教”性质的心理特征在金银非货币化之后成为“汇率幻觉”产生的根源。将货币升值等同于财富增值，将货币贬值等同于财富缩水，看上去无可厚非，但实际上故事却远没有这么简单，从国家财富的宏观层次看汇率变化，升值和贬值都可能开启财富盛宴或是引致财富灾难，仅凭直觉判断汇率的财富效应无疑走进了认知误区，在多重博弈的财富世界，这种“汇率幻觉”可能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潜在风险。

破解汇率的财富魔方，首先需要强调的核心要素是“货币地位”。1868年贝内特就抛出一个惊世骇言：“在新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试图用剑来统治世界，用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有效。”在经济全球化的游戏中，霸权国家作为真正的规则制定者掌握着财富跨国分配的主导权，而汇率魔方就是最有效、最隐蔽的工具。历史的轨迹表明，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该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主流地位”的鹊起和巩固，而汇率升贬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吸纳全球财富的惊人作用。在繁荣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升值不仅起到了塑造“硬通货”、吸引外部资本助力的作用，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对外实际购买力，给消费狂欢奠定了基础。而在衰退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贬值则不仅起到了削减外部债务负担的作用，还提高了本国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给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

美国就是现今世界唯一享受这种汇率财富特权的王者。从1871年的20多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再到2012年超过180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元汇率的历史就是一部长期贬值的历史，但同时期美国经济美轮美奂的经济童话却如此惊艳。汇率贬值与财富激增的并存“悖论”只能归结于美国和美元在全球势力排序中的独领风骚。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持有美元或美元资产是加入全球化游戏不可避免的潮流和时尚，而在那些政局不稳或是高度开放的小国甚至还存在美元对其本币的“货币替代”，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生产者不得不面对凯恩斯所言的征收“全球通胀税”的财富诱惑，毕竟就像迈耶在其名著《美元的命运》中坦言的那样，“美元的生产成本几乎为零——在联储按个按钮就能生产出美元来”。

这种汇率幻觉的财富诱惑在困难时期似乎更加难以抗拒，这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对现在全球汇率市场变化的新鲜注脚。当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将美国人从经济复苏美梦中猛然惊醒之际，貌似如学究般死板的伯南克也像过去的格林斯潘那般肆无忌惮地按下了量产美元的按钮，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揭开了美元跌跌不休的剧目，而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加入为美国经济周期下调的埋单队伍中来，甚至连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也成为美国出口能力激增的潜在牺牲者。当然，美国用汇率魔方吸纳全球财富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风险高度酝酿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与弱势美元如影随形的是能源价格的连续高企、黄金走势的一路飙升、定价体系的初步紊乱、跨境资本的暗流涌动和全球通胀的压力再起。

更可怕的是，弱势“世界货币”的另一个伴生产物很可能就是非霸权国家的“汇率幻觉”。汇率魔方永远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当位于分母的“世界货币”大幅走软之际，大多数位于分子的普通货币正经历着汇率升值的翡翠梦境。而这很容易带来非霸权国家财富激增的直觉，但很遗憾，历史证明很多时候这的确是一种错觉。货币升值引致财富灾难的故事可谓比比皆是、发人深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受难于货币升值的例子。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取悦白银集团颁布了白银购买计划，旨在提高银价给白银集团提供补偿。但千里之外的中国却由于实行银本位受到了“本币升值”的意外影响，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不仅让中国的银本位走到了尽头，还给当时中国脆弱的经济体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是另一个为货币升值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1985年风头正劲的日本凭借经济神话缔造者的底气同意了《广场协议》中“日元币值必须反映日本强势经济基本面”的提议。随后，全世界目睹了罕见的日元超速升值“外科手术全过程”，从240日元兑换1美元到120日元兑换1美元，疯狂的日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泡沫经济的骤然破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尴尬的“失去的十年”，而在经济走向惊天大逆转的过程中，日元升值的惯性甚至长期维持，1995年日元汇率就突破了80大关。

当然，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货币升值并非都是经济灾难的序曲。比如1973年至1999年间的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了78%，其中1985年9月马克根据《广场协议》一次性升值了7.8%，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却使得德国贸易增长没有受到负面影响，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强势。另一个例子是1970年至1996年间的新加坡，新元兑美元升值了54.5%，但同期金融体系完善的新加坡凭借竞争力的稳步提高保持了财富高速增长的神话。

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证说明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决定汇率与财富相关关系的力量更为复杂。这里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入汇率魔方的另外两个重要素：经济协调性和风险管理能力。首先，非霸权国家货币升值能够促成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点在于汇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或者出口贸易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优势，那么货币升值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不协调的，经济走强带来的汇率升值往往会给后续经济增长反向套上枷锁。唯有经济增长引擎多样化、可持续性强的国家才有条件实现货币升值和长期发展的“和谐”互促。

另一个重要要素在于风险管理能力。往往非霸权国家的货币升值不仅伴随着本身的基本面改善，还与霸权国家策略性的货币贬值息息相关，而“世界货币”弱势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必将给货币升值的国家带来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建设尚处于风险识别、风险规避水平异常低下的不成熟阶段，如果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者无视“汇率幻觉”的存在走激进升值的羊肠小道，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漠视“世界货币”滥发带来的全球通胀压力和流动性过剩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很可能由于金融风险的高速积聚和一并暴发带来无法抵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货币升值的风险并不仅仅来源于外部，汇率变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往往会使货币升值的国家经历资产市场泡沫化的狂欢，这实际上在一国内部产生了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如果没有得到相应宏观政策的中和和控制，那么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风险将显著积聚，给国家经济增长带来难以估量的内部不确定性。

回到现实，人民币自汇改以来的长期升值无疑让中国的财富创造和积累令人艳羡。截至2012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05年7月汇改前的8.2765人民币/美元降至6.2855人民币/美元，累计升值24.06%；截至2012年11月，以多种汇率加权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为106.92点，较汇改前累计升值23.6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109.64点，较汇改前升值31.24%。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汇率折算后的GDP数字更为醒目，中国财富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截至2012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GDP预估值高达8.25万亿美元，较1980年上涨3975%，位居全球第二位。

这究竟是不是一种“汇率幻觉”？中国货币升值和财富增长的和谐并存能否长期延续？从汇率财富效应的三重要素出发，我们认为答案是较为乐观的。虽然现在的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管理带来了些许困难，但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谋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在强调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的转型。中资金融机构改革成效喜人，金融市场基础结构建设稳步推进，人民币汇改在外部压力之下依旧保持着稳健步伐，货币当局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从紧风格，宏观调控对公平要素的凸显逐渐深入。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是具有经济协调性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的，人民币有序升值将开启中国崭新的财富神话。

总之，汇率作为货币的价格对全球财富分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汇率的财富效应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升值并不必然意味着财富增加，而贬值也并不意味着财富缩水。一味沉迷于汇率的致命幻觉就像《穆赫兰道》的结局一样注定悲剧。而货币地位、经济协调性和风险管理能力共同决定了汇率效应的正负和大小，只有以国力增强、民生改善、风险可控为基础的人民币升值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伴生产物，才会给财富增值奠定基础。

相关电影：《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

程实微评：对这部考验智商的神作，最好的推介就是不要推介，我已经后悔写了这句话。《穆赫兰道》名气很大，但身边喜欢的人却不多，因为这部电影看起来有些晦涩。但不得不承认，《穆赫兰道》是悬疑片里设计最为精妙、机关最为复杂、隐语最为深邃的一个。看完这部片子的时候，我隐隐感觉到似乎弄懂了一些什么，于是到网上搜索影评，看了影评才发现，我所解破的隐语最多只到一半，但即便如此，我也因为自己看到了导演在剧情外的部分用意而产生了巨大的智商成就感。说实话，能看懂《穆赫兰道》，的确不容易。

人民币崛起的美丽人生

《哀乐人生》的经济启示：直面危机，最重要的是正视自己，不要被危机的幻象轻易击垮；尽管短期有波动，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未来“still a wonderful life”（依旧是美丽人生）。

在我的记忆里，圣诞一直是一个温暖的符号，而圣诞前夕的冬日却总是那么冰冷刺骨。2011年，寒冷尤甚。年末的欧盟峰会令人失望，英国的傲慢自私、德法的力不从心和边缘国的无力自拔混合在一起，发酵出一个缺乏约束力的约束协议、缺乏共识的共同协议、缺乏救助力的救助协议，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哀叹声中，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的未来再度被放飞至阴云密布的不确定性时空。但和2008年截然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寒冷不光远在海外，更近在咫尺，连续多年远离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傲视全球经济群雄之后，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也感受到了冬日的寒风，实体经济减速迹象全面显现，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增长引擎均动力下降，外汇占款、外汇储备、离岸人民币存款等一系列数据的最新变化也流露出国际资本流出中国的端倪，而备受关注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是连续10个交易日触及跌停，创下汇改以来前所未有的动荡记录。在很多国际人士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神话似乎已演绎到难以延续的极致，正悄然迎来强极则辱、情深不寿的漫漫下滑期，而一度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大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民币，似乎也在跌跌不休的唱空声中了丧失了强势崛起的机遇。更有阴谋论者认为，在2008—2011年全球危机核心从美国转向欧洲之后，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再度悄然转向中国，人民币跌停看上去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故事开头一样，充满了热钱疯狂外逃的危险味道。

危险总是容易让人绝望，极端的走势不断削弱着市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国际媒体上充斥着唱空中国经济、做空中国市场的论调，而远期汇率市场上人民币贬值预期则日趋强烈，曾经栩栩如生的货币崛起转瞬间就被不期而至的危机冲击得烟消云散。如此境域的人民币，让我想起了电影《哀乐人生》中的主角乔治，在温暖的圣诞夜，乔治的叔叔不小心弄丢了8000美元，而这笔钱则是乔治一家苦心经营的小镇房贷公司渡过年关、完成审计所必需的款项，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坚强、勇敢、睿智的乔治骤然崩溃，试图自杀以换取足额保险赔偿，进而通过自我毁灭来挽救父亲留下的事业。在我看来，乔治的故事说明了两个道理：其一，人性是脆弱的，人类的非理性判断和选择往往并不源于突发事故本身，而是源于对事故背后幻象的过度恐惧；其二，幻象是恐怖的，最恐怖的幻象往往并不源于完全的虚幻，而恰恰源于不完整的事实和不完整的时段。

将这两个道理应用于当下，“人民币长期趋势由升转贬、国际热钱掉头撤军、中国经济由此转盛为衰”的阴谋论论调仅仅是一种恐怖的幻象。在我看来，人民币的反常波动，本质上是“预期超调背景下，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资产配置自发调整的共同结果”，将其与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相挂钩则是一种片面的解读。

这里的预期超调，简单地说就是过度担忧，人们对经济变量、市场走势的心理判断超出了实际变化的程度。在网络发达、信息通畅的当今时代，预期超调并不那么容易产生，毕竟人性是多疑的，面对某一个危险信号，人们总是会谨慎细究，不会轻易被夸张的言论或是扭曲的事实所左右。

之所以当下会发生预期超调，原因有三：其一，惯性思维让变化显得更加突然。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于全球危机中的“独立”增长，让市场习惯了“脱钩”的论调，即中国经济有能力化解任何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的挑战。但现实表明，这种能力并不是源自内生增长动力的长期培育，而是来自次贷危机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度刺激性投入，而一旦前期大规模救助的后遗症碰上主权债务危机的新挑战，投资、消费和出口全面滑坡，中国经济不再显得特殊，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进入了增长减速的慢车道。此外，最近几年国际社会一直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于舆论造势之中，人们已经习惯了人民币稳中有升的论调，也习惯了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升值的长期趋势，突然出现超过2008年危机时段的连续跌停态势，让市场更加措手不及。其二，多重危险信号相互叠加并相互确认。单一信号容易被甄别，但多种危险信号的同时涌现则会让市场应接不暇。当下，欧洲问题不断升级、实体经济数据黯淡、通胀率大幅下降、沪深股市大幅探底、房市大范围趋冷、国际大宗商品需求大幅下降、存款准备金率突然下调等一系列信号夹杂在一起，相互印证，相互强化，让市场更容易陷入过度恐慌的境地。其三，过度解读了短期数据的变化。2011年10月份外汇占款净减少248.92亿元的异常现象是市场判定热钱大幅外逃的重要依据。但实际上，伴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政策的落实，香港市场对内地市场结售汇的“分流作用”不断加大，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结售汇倾向较强的前一段时期，这种分流作用对外汇占款数据的影响还难以显现，而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变化、结售汇倾向减弱，这种分流作用就显露无遗。而忽视这种已然存在一段时期的分流作用，显然容易放大国际资本外流对数据变化的影响，进而引发市场恐慌。

预期变化会导致行为变化，而预期超调则会导致过度的行为变化。一方面，从国际视角看，在欧债危机深度蔓延、全球经济增长失速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整资产配置，将资金从前期相对强势的新兴市场转向当前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美国；另一方面，从国内视角看，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降温背景下，私人部门结售汇并持有人民币的激励下降，购汇并持有外汇的激励上升。两相结合，国际资产配置的区域调整和国内资产配置的币种调整共同产生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短期上行压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行压力对应着贬值压力）。预期超调则使得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两种调整行为更趋强烈，人民币短期下行压力被人为放大。这迫使中国货币当局采取更趋有力的维稳措施，其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甚至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经常表现为“涨停”。旨在维稳的货币当局行为和过度的市场资产再配置行为两相碰撞，最终形成了“人民币汇率日间波动屡屡触及跌停，10日间贬值幅度却很小”的复杂结果。

还记得乔治故事的道理之二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连续跌停的确伴随着国际资本在资产再配置过程中的流出。但关键在于，对于所谓资本外逃而言，国际资本小幅流出仅仅是一个不完整的事实，而对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跌停而言，国际资本小幅流出又仅仅是基于过度预期的两种过度行为中的一种。因此，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跌停为佐证、建立在不完整事实基础之上、夹杂着片面理解的热钱大幅外逃说，显然是一个貌似正确的误解。

那么，该如何正视被唱空的中国经济和连续跌停的人民币呢？还是从电影中找答案。1946年上映的《哀乐人生》有几个译名，最让我喜欢的是《哀乐人生》，这个名字实际上暗示了故事的喜剧结局，乔治在天使的引导下游历了没有他存在过的失落世界，领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鼓足勇气面对危机，并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渡过了一个由危转安的温暖圣诞。这部感人肺腑、激人上进的电影在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上获得8.7的高分，排名全部电影的第30位，并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百佳电影，公认为史上第一励志电影。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直面危机，最重要的是正视自己，不要被危机的幻象轻易击垮。正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虽在减弱，但并未消失，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则有望输入更稳健的新助力；正视人民币，短期内国际、国内资产再配置引发的汇率动荡并未动摇货币崛起的物质基础。尽管短期有波动，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未来“still a wonderful life”（依旧是美丽人生）。

相关电影：《哀乐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

程实微评：老套的老电影，但就是那么让人感动。《哀乐人生》虽然是1946年的电影，但看上去只是有点老套，但并不老旧，无论是画面还是剧情，放到现在都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哀乐人生》里的演员，绝对魅力十足，那个年代才有的古典气质和绅士风度已经很难在现代演员身上看到了。在我看来，《哀乐人生》就是一个不老的传说，其实，善良和爱，这两个最美好的主题，无论时光如何磨砺，也永远不会老旧失色。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吗？

《股疯》和《华尔街》的经济启示：股市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股市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股市最本初的认识来自潘虹和道格拉斯？1994年的《股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股市的造富神话和原始疯狂，而1987年的《华尔街》则向人们揭示了美国股市的内在黑幕和本性贪婪。这两个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的股市故事如此成功，以至于包括少年时候的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以为，黑暗和荒唐不仅是中国股市这种新生市场的成长烦恼，也是美国股市这种成熟市场的普遍原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炒股的人总是告诉我，所谓公平和正义，在股市里是根本不存在的，被谎言和操纵所充斥的股市根本就无规律可循。所谓“晴雨表”之说，完全是经济学家的意淫。事实真的如此吗？

表面上看，很像是这样，对于经济和股市关系的认识，充满了冲突和矛盾；本质上看，却未必如此，经济世界的矛盾、冲突、谬误和混乱，往往并不是源于无知，而是顽固和短视的杂交果实。

对于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关系，市场中就同时存在着两种势均力敌却又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股市将继续积弱不振，因为中国经济正在降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股市有望否极泰来，因为中国经济正在降温。明显对立的观点却诞生于同样的实体经济认知，这是不是意味着其中一派的逻辑必然谬之千里？实则不然。两派观点的逻辑各有千秋、不分伯仲：唱空者以为，尽管晴雨表作用并未充分彰显，但中国股市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市”，当前中国经济降温同步伴随着宏观增长速度的减缓和微观企业活力的削弱，中国股市缺乏走强的经济助力；唱多者则以为，尽管经历了20年风雨成长，但中国股市归根结底还是“政策市”，当前经济增长的失速和通胀压力的减轻给政策放松提供了双向激励，中国股市正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遇逆转。

究竟谁是谁非？站在2013的下半场看中国股市，充斥着危机变数、增长风险和发展暗礁的未来，究竟将开启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新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抑或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貌似矛盾的主流观点实则并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甚至也不完全对立。判断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纠缠中的未来走向，最关键的一点，是放下对所谓“晴雨表”是是非非的理论执著，放下对中国股市恨铁不成钢的固有成见，放下对股市短期变化的魂牵梦绕，将眼光放到更广的舞台、更长的未来。风物长宜放眼量，解开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万般纠结，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笔者试图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基于长周期的国际分析视角。

历史总是不经意间就表现出一种充满巧合性和协调性的美感。纵观美国股市，短期内，类似于电影《华尔街》中的贪婪故事和欺诈丑闻总是层出不穷；但拉远镜头，百年沉浮中美国股市的长周期轨迹清晰而又自然：1922—2002年间，道琼斯指数呈现出四个长周期的平滑接续，而这四个长周期恰巧对应着四个长度整齐、特征不一、内涵深刻的20年。1922年第二季度至1942年第二季度，美国股市经历了第一个长周期停滞，从期初季度的92.93点，到期末季度最低的92.69点，道琼斯指数20年几乎无变化；1942年第二季度至1962年第二季度，美国股市经历了第一个长周期繁荣，从期初季度的103.34点，到期末季度最高的709.74点，道琼斯指数20年翻了近7倍；1962年第二季度至1982年第二季度，美国股市经历了第二个长周期停滞，从期初季度最高的709.74点，到期末季度最低的784.25点，道琼斯指数20年原地踏步；1982年第二季度至2002年第二季度，美国股市经历了第二个长周期繁荣，从期初季度最低的784.25点，到期末季度最高的10437.43点，道琼斯指数20年翻了超过13倍。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繁荣和停滞南辕北辙，而经济现实和金融历史则进一步揭示，停滞和停滞、繁荣和繁荣也各有不同。

就美国股市的两个长周期停滞而言，周期特征的差异较为明显：1922—1942年资本市场的长周期停滞是大起大落型，对应着第一个十年美国经济的“沸腾年代”和第二个十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冲击；1962—1982年资本市场的长周期停滞则是平稳过渡型，对应着期间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美国股市波澜不惊的五起五伏。

就美国股市的两个长周期繁荣而言，表面上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1942—1962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平均增速为4.025%，不仅高于随后1962—1982年平均的3.73%，也高于1930—2011年历史平均的3.38%；而1982—2002年，美国经济明显降温，20年平均增速为3.275%，不仅低于前一个股市长周期停滞阶段的经济增长率，也低于1930—2011年的美国经济平均增速。这种差异同样表现在1942和1982两个股市长周期繁荣起始年的对比上，1942年，美国经济增长18.5%，失业率仅为4.7%，1982年，美国经济却是衰退1.9%，失业率高达9.7%。

美国股市两个长周期繁荣阶段的这种差异，似乎印证了一个在坊间颇为流行的论断：在股市面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都是死板和无能的。所谓的“晴雨表”，只是理论上逻辑充分，现实里却不堪一击的伪命题。

的确，在股市面前，经济学家并不比寻常人士高明多少，古往今来的著名经济学家里，于资本市场同样英明神武的仅有凯恩斯、李嘉图等寥寥数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在股市和经济的关系分析上，也同样不名一文。

在笔者看来，美国股市两个长周期繁荣阶段的上述特征差异，仅仅表明，股市的表现和经济增速的绝对值高低并无关联，股市并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那么，股市和经济之间究竟有没有或明或暗的关系？笔者以为，有。这种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关系，而是深层的联系。这种联系从美国股市两个长周期繁荣阶段的相似之处中可见一斑：

首先，美国股市两个长周期繁荣阶段都是尾随着一次较大的危机和较重的衰退。1942—1962年的长周期繁荣之前，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的洗礼，根据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判定，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连续两次衰退总共持续了56个月；1982—2002年的长周期繁荣前，美国经济则经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根据NBER的判定，1980年和1981—1982年连续两次衰退总共持续了22个月。所谓不破不立，尽管危机对短期和中期内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冲击，但却对长期中的股市发展带来了三重激励效应：一是市场启动效应，危机往往伴随着市场恐慌和预期超调，进而导致危机过程中资本市场大幅下跌。然而，蹲得越深跳得就越高，危机中的“超跌”给危机后的“超预期反弹”创造了条件，而超预期反弹则往往能够起到聚集市场人气的作用。二是资源重组效应，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积弊集中爆发的反映，是对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的市场化否定，同时也对资源再配置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客观要求，这种长期中的资源重组效应往往能引致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例如，1982—2002年的长周期繁荣阶段，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为2.415%，明显高于1962—1982年长周期停滞阶段的0.685%。三是两只手的平衡效应，危机往往是宏观调控哲学转变的导火索，作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市场和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总是在此消彼长中寻求相互制衡、共促增长，而一旦一种宏观调控哲学长期占据上风，两只手就会失衡，资源就难以实现有效配置，而危机以带来理论“革命”的形式重新引导平衡。大萧条引致了“凯恩斯革命”，随后，更多、更及时的政府干预弥补了市场失灵，进而带来了第一个股市的长周期繁荣；石油危机及其伴生的“滞涨”再一次引致了市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随后，政府干预变得更加审慎，进而带来了第二个股市的长周期繁荣。

其次，美国股市两个长周期繁荣阶段都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1942—1962年，美国经济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拐点形成后的黄金年代，其增长的高质体现在其超出历史平均水平的高速增长和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之中。更值得强调的是，1982—2002年，美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增长质量的提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民生水平提升，美国家庭更好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果实，1982—2002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月均增长0.895%，高于此前1962—1982年长周期停滞阶段的0.765%；另一方面，内生增长动力提升，1982—2002年，美国个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季均贡献率为2.38个百分点，高于此前1962—1982年长周期停滞阶段的1.89个百分点，而且，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内生增长的活力。这一相似性表明，股市并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而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集约、高质、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才是股市长周期繁荣的物质基础。

再次，美国股市两个长周期繁荣阶段都伴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巩固和提升。1942年开启第一个美国股市长周期繁荣阶段之时，恰逢美国赢得中途岛海战、扭转太平洋战场局势，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天平向美国所属阵营转变之际，而随后20年，美国由于战争的胜利和战后的黄金期发展，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不断提升。1982年开启第二个美国股市长周期繁荣之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头羊地位也不断巩固，根据IMF的数据，1982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为24.13%，数年后升至25.22%的历史最高点，2002年依旧维持在23.06%的高位。

此外，美国股市两个长周期繁荣阶段还伴随着适宜的货币环境。所谓适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胀较为温和，1942—1962年，美国通胀率平均为3.45%，1982—2002年，美国通胀率平均为3.205%，均低于1962—1982年长周期停滞阶段平均的5.94%。二是民间投资发展迅速，1982—2002年间，美国民间投资季均增长6.92%，大大高于此前1962—1982年长周期停滞阶段的1.02%。三是货币活期化现象较为明显，1962—1982年，美国M1-M2平均同比增速的剪刀差为-0.575%，绝对值明显小于此前1962—1982年长周期停滞阶段的-2.97%。写意的通胀为货币政策维持整体宽松奠定了基础，活跃的民间融资为经济增长和股市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货币活期化则增加了股市的资金推动力，三者共同为股市长期繁荣创造了条件。

最后，让我们回到当下中国。长周期的国际分析表明，危机的破窗效应、增长质量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升和适宜的货币环境是资本市场长周期繁荣的四大基石，也是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联系纽带。从这个角度看，笔者以为，“十二五”中期的中国和1942年、1982年的美国颇有相似之处：中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经济结构调整正不断深入、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全球占比和市场地位不断提升，而伴随着通胀压力的下降，货币环境也正趋于适宜，民间金融市场也正赶上政策规范并激励的大好时期。也许，在经历了喧闹、纷争、调整、停滞之后，伴随着制度改进和发展转型，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悄悄迎来长周期繁荣前的拐点。

虽然只是初现端倪，但依旧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电影：《股疯》（Shanghai Fever）

程实微评：中国股市的初体验。《股疯》流行的时候，我上高中，潘虹和刘青云的演技让人折服，股市的疯狂则让人胆寒。后来糊里糊涂地在大学里学了金融，却很长时间都不敢开立股票账户，《股疯》的震撼由此可见一斑。事实证明，《股疯》的确是中国股市最好的风险警示教材，即便将近20年过去，中国股市的疯狂和非理性依旧未见消散。

相关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程实微评：华尔街的笑忘书。《华尔街》一直被视作经济类或商业类的必看电影，它细致呈现了华尔街在贪婪、欺诈和堕落的过程中如何与人性背道而驰。有趣的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年，美国恰逢黑色星期一股灾，《华尔街》就像是对这场金融风暴最及时的一个深度评论。而即便20年后再看《华尔街》，观影者也能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多一层了解和感悟。

中国股市敢不敢更乐观一点？

《叫我第一名》的经济启示：风险是经济的一部分，大多数人都将恐惧和贪婪看做投资的参照物或对立面，而巴菲特却把恐惧和贪婪看做人性和投资的一个部分。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很多人都熟悉、都理解巴菲特的这个经典投资哲学，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巴菲特的投资神话。为什么？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正在于，大多数人都将恐惧和贪婪看做投资的参照物或对立面，而巴菲特却把恐惧和贪婪看做人性和投资的一个部分。

人类的历史，无论政治、社会、文化还是经济，都是一段充斥着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历史。于是乎，很多人骨子里都隐藏着征服的野性本能，唯有征服，才算胜利，唯有战胜，才有成功。面对一种负面因素或坏的东西，大多数人习惯于认为，只有打败它，才能收获成功。而这，正是成功只属于少数人的根本原因。

因为，很多所谓坏的东西，恰恰是人类本身、甚至是成功本身的一部分，如果本就无可征服，那又谈何“因为征服而成功”？美国电影《叫我第一名》用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故事，向人们展示了成功的另一层内涵：接受那些坏的东西，积极地将它变成成功的一个部分，而不是陷入无期的、无限的、无谓的征服它的纠缠之中。男孩科恩患有妥瑞氏症，经常会不受自身控制地发出古怪声音，在无数次试图隐藏它、打败它、纠正它而未果之后，男孩学着用乐观的心态将妥瑞氏症像朋友一样纳入自己的生活，最终实现了当教师的梦想，收获了不可思议的成功。

在笔者看来，2012年飘摇于危机和风险中的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就像得了妥瑞氏症的男孩。很少有人相信男孩能够走上讲台，也很少有人相信全球经济能够实现强势复苏并收获资本市场的再度繁荣。实际上，自开年以来，一系列的经济、金融变化不断给市场带来惊喜：美国经济一扫颓势，呈现出就业形势好转、消费引擎发力和先行指标走强的领跑态势；欧元区经济则没有出现市场担忧的大崩盘，德国经济甚至还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事前并不被人看好的欧洲央行版QE（即长期再融资政策）产生了超出预期的维稳作用，甚至连千疮百孔的希腊也在确定获得第二轮救助之后迎来了枯木逢春的可能；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货币政策调整之后也呈现出经济下滑程度、速率有所放缓的迹象；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惧情绪大幅缓解，资本流动更趋活跃，市场风险偏好则明显增强，全球股市应声上涨，美国股市甚至创出四年新高。

即便如此，市场人士并未欢欣雀跃，特别是专业人士，更是怯生生地看着超预期的星火丛生，却不敢轻言、甚至畅想随后可能的燎原之势。稍微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市场人士措辞中深藏的谨慎、担忧、甚至是恐惧。对于全球经济，大多数市场人士总是在提及数据好转之后，不忘加上“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不确定性依旧广泛存在”的定调语；而对于资本市场，市场人士则大多会留下一句乍看像乐观、再看偏悲观的判词“反弹而非反转”，稍微大胆一些的，顶多预期一个含糊不清的所谓“中级行情”。

敢不敢更乐观一点？

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一个情绪化的主观问题，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经济问题。用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去考量，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问题：能不能、该不该、敢不敢更乐观一点？

首先是能不能更乐观一点？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取决于两点：短期的预期校准和长期的周期判断。短期内，如果经济、金融指标超出预期的情形接连发生、广泛存在，这种可持续性和非特例性就表明，市场预期本身已经出现超调，即受前期一系列负面冲击的影响，市场预期已失之悲观，需要向上校准。也就是说，连续超预期创造了更乐观一点的潜在空间。长期内，能不能更乐观一点则由当前和未来所处的经济周期所决定，如果处于周期由弱转强的拐点或大周期的复苏阶段，更乐观一点就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回望当下，受前期欧债危机剧烈恶化、地缘政治动荡渐趋激烈以及2012玛雅预言的影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预期已经超出了经济因素本身，需要向上校准；而根据IMF等权威机构的预测数据，2012恰恰处于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筑底反弹阶段，大周期的变化进一步给预期修正留足了底气。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不该更乐观一点？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风险。但值得强调的是，该不该更乐观并不取决于有没有风险，而是风险够不够分量。毫无疑问，当前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并不少：一是欧债问题始终没有根本解决；二是油价过百将通胀问题重新拉回视野；三是较为集中的各国政治周期变化带来较大政策不稳定性；四是各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自身烦恼，包括美国房市的萎靡不振、欧洲内部的极速分化、日本经济的灾难余震、中国房市的景气下滑等。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风险目前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危险性不及前期，即便当前的风险不容忽视，但相对于前期美国国家违约、欧元区分崩离析、全球经济重陷衰退、新兴市场硬着陆这些潜在风险，现在和未来似乎不会变得更糟；二是内生性显露，即当前的主要风险恰恰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伴生风险，就像科恩无法将妥瑞氏症作为敌人征服一样，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债务游戏的长期持续和通货膨胀的忽隐忽现。通胀和负债，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不可能根治，只能用积极、乐观的方式将其有序融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欧洲央行低息贷款给欧元区商业银行的LTRO（LongTerm Refinaning Operation，长期再融资计划）相比美联储直接在市场上购买资产的QE，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正在于，它有效将希腊债务不可持续的庞奇问题与其他国家隔离开来，这避免了其他国家由于负债发展而受到希腊的连坐。既然当前风险本身就是不可完全肃清的风险，那为何要始终为其愁眉苦脸？

最后一个问题是敢不敢更乐观一点？在笔者看来，这个看似有些主观的问题可以客观分析。敢不敢取决于角色定位。角色定位的一个内涵是身份，对市场预期起引导作用和关键作用的，是经济金融专业人士的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专业人士往往偏于谨慎，方向性过于清晰的判断往往会大幅加大预测失败的可能，而模棱两可的措辞则更留有余地。微博上对继“淘宝体”之后流行的“投研体”语言的热议，恰恰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引导性判断由于角色定位而产生的滞后性和平庸性。角色定位的另一个内涵是位置，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影响着乐观的底气。有意思的是，如果看2008—2012年的金融市场局势和经济增长表现，美国明显经历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危机，而如果看同期的股市表现，却不像是美国，而似乎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在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向下调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敢更乐观一点呢？

相关电影：《叫我第一名》（Front of the Class）

程实微评：妥瑞氏症是科恩的一部分，面对所谓坏的东西，除了选择更正，还可以选择接纳。《叫我第一名》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励志片，它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完美无缺，接纳自己的缺憾，才能谈得上战胜它。有些事情，别人认为你做不到，而你却喜欢去做，努力去做，不怕失败，不怕嘲讽，那么不管你最终是否能做到，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这才叫真正的坚持梦想。

3D的罗斯和善变的股市

《泰坦尼克号》的经济启示：无论是感性判断还是理性判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短期变化，而是长期趋势。

2012年4月，注定是一个属于Titanic的月份。100年前的4月15日，奥林匹克级邮轮Titanic号在处女航中撞上冰山，永眠大西洋海底；15年前的12月19日，天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指导的《泰坦尼克号》正式上映，风靡全球各地；2012年的4月10日，用高科技手段重新制作的《泰坦尼克号（3D版）》走进中国，再掀怀旧热潮。15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轻舞飞扬的青春已经随风飘逝，在一个娱乐快餐化、口味多样化、评论苛刻化的新观影时代，明显炒冷饭的《泰坦尼克号（3D版）》却收获了意料之外的高票房和好口碑。这看上去多少有些匪夷所思，是“3D”成就了老电影的枯木逢春吗？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3D的罗斯并不比2D的罗斯更加美丽，讨喜之处不在于“3D”的新变化，而是因为这部爱情电影吸引观影者的那些长期特质始终还在那里。豆瓣网上的一条评论言简意赅地点出了其成功要义：“就算是15年前原封不动地重新放一遍，我也给满分。”

观影者都是聪明的，再绚丽的新变化，也不能成为其改变喜好和评判的根本要素。这是一种感官本能，这种感官本能并不适用于经济世界和金融市场里的理性判断。实际上，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经济、金融环境，人们往往容易被“短期变化”所左右，而未能对“长期趋势”时刻保有清醒、全面和理性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凯恩斯给世人最大的误导恰恰来自其最著名的言论：“在长期中，我们已经死了。”凯恩斯的本意，在于提醒处于大萧条肆虐中的人们，不能坐等实体经济的自我修复，而应相机抉择，用宏观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但身处当下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演化的背景之中，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如果人们习惯性地对一系列短期变化赋予过高关注，而忽视长期趋势的稳定性，则往往容易产生朝秦暮楚的判断逆转，在过多、过频、过乱的短期变化中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长期研判误区。在笔者看来，这种短期和长期相互冲突所引致的研判误区在国际、国内经济走势研判的几大领域已初现端倪。

其一，在美国经济走势研判方面，市场对于近期高频经济数据连续“弱于预期”的短期变化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忽视了美国经济处于明显复苏周期的长期趋势。4月以来，美国经济的数据表现并不理想，4月费城制造指数半年来首现负增长，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至69.2点，3月耐用品订单环降4.2%，也远逊于预期。连续出现的不利消息让市场对美国经济走向充满担忧，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美国经济已重现疲态，将于短期反弹后重回缓慢复苏路径。实际上，这种看淡美国经济的观点明显受到了短期变化的误导性影响，虽然高频数据连续表现乏力，但一方面这是前期市场预期上调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2012年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相对强势，也未改变美国经济未来几年持续复苏的长期趋势。风物长宜放眼量，对美国经济的研判，在看到高频数据走弱的短期变化的同时，更应把握中期和长期趋势方面的两个事实：一是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美国经济连续六个月处于超预期反弹的强劲路径之中，业已积累了较强的复苏动能。二是根据IMF 2012年4月的最新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增长2.1%，较2011年提速0.4个百分点，而全球经济、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同期都呈现出增长率下滑的态势；此外，根据IMF的预测，2013—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估值为2.37%、2.91%、3.32%和3.51%，处于明显的上升通道。

其二，在中国经济走势研判方面，市场对于近期经济增长减速的短期变化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忽视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升、经济地位有望实现历史性赶超的长期趋势。自2012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数据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降温趋势。宏观层次，经济增速下降，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降至8.1%，不仅弱于前期表现，也弱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微观层次，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微观活跃度下降，2012年第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127.3点，较上期下降0.5点。一系列短期变化让部分市场人士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担忧，甚至有外媒认为中国经济将在内忧外困之中结束增长神话，陷入发展停滞的泥沼。实际上，这种唱空中国经济的观点也明显受到了增长减速“短期变化”的误导，一方面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力求结构调整的主动作为，另一方面增速放缓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增质提高、不断崛起的长期趋势。增长质量的提高体现为内生增长动力的不断增强和居民财富与消费的长期增长。此外，自主放缓后的中国经济增速依旧长期高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和新兴市场平均增速，这为中国经济持续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根据IMF的最新预测数据，2012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有望达到14.988%，较2011年上升0.666个百分点，而且，此后数年，这一指标还将继续上升，到2017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可能升至18.306%，首次超过美国的17.738%，有望实现规模全球领先的历史性超越。

其三，在中国股市走势研判方面，市场对于反弹未能有效延续的短期变化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忽视了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繁荣的几大长期利好。尽管2012年年初，中国股市一改2011年的颓势，呈现出阶段性反弹的态势，但随着市场对中国经济宏微观两个层面短期降温的担忧日益加重，近期中国股市在震荡之中并未能延续反弹的惯性，呈现出升势受阻的短期态势。这种短期态势，夹杂着一系列短期不确定因素，让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走势的未来预判偏向谨慎和保守。在笔者看来，尽管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期走势依旧充满变数，但如果将眼光放宽至更远的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长周期繁荣依旧可期，原因正在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长期演化特征给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三重长期助力。首先，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和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让全球经济呈现出“双头驱动”的长期特征，这一特征，既为全球经济进入上行通道上了“双保险”，进而为全球资本市场走强奠定了物质基础，还进一步增强了全球要素流动的驱动力，全球资本在中美两大增长极间的循环流动将为中国资本市场长期走强提供金融助力。其次，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全球货币环境将趋向宽松，作为美国经济长期复苏的核心保障之一，美国超宽松货币基调已经确立，且不会轻易改变，而伴随着通胀威胁的解除，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环境正不断改善，这将为中国资本市场长周期繁荣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最后，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及其2017年可能出现的历史性超越将为中国资本市场长周期繁荣创造历史机遇，从美国股市历史看，每一次的长周期繁荣都伴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地位的提升，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增强和全球占比的不断上升也将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长期助力。

总之，3D的罗斯并不比2D的罗斯更美，但无论如何，罗斯很美。无论是感性判断还是理性判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短期变化，而是长期趋势。

相关电影：《泰坦尼克号（3D版）》（Titanic 3D）

程实微评：沉没的大船，沉默的大爱。《泰坦尼克号》，不管是不是3D版，都值得一看，也都不需要多费唇舌来介绍。无论是主题曲《我心依旧》，还是“You jump，I jump”的台词，抑或是二人站立船头呈飞翔状的姿势，都已成为不朽的经典。而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找一个值得相守一生的人，重温《泰坦尼克号》，都会留下难以忘怀的感动。

后记

合上书页品得失

完成最后的修改，这本小书就等着和读者见面了。蓦然回首，距离初稿告罄，恍然已有半载。这本小书的出版，谈不上坎坷，也说不上顺利。之所以在定稿环节游走了半年，主要还是想让这本书能够更好看一些。

尽管有敝帚自珍、老王卖瓜之嫌，但在我看来，这本小书还是有三个小小的看点：首先，这可能是一本有些闲趣的书，从电影切入写经济，电影变成了一扇门，读者可以更轻松地进入专业晦涩的经济世界。其次，这可能是一本有点叛逆的书，财经媒体上充斥着太多虚幻的共识和过时的理论，对经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本小书里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最后，这可能是一本有点小料的书，虽然电影是有趣的，但这本书的专业内容却不随便，这不是一本推崇“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书，不会用经济学去解释电影，因为那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在电影之门的背后，这本书展示了一个严谨的、数据化的经济世界，它可能没有阴谋论描述的世界那么诡曲，但它却是真实的存在，多一点真实的了解可能就会少一分盲目的从众和无谓的冒险。

合上书页品得失，感觉还是有些遗憾之处：其一，我给每个电影都配了海报图片，但由于版权原因，只能忍痛割爱；其二，这本书还是出来得晚了一些，我本来准备把一些具有时效性的文章换下来，但为了保持最初思考的原味，最终还是作罢，好在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没有太大时效性，而具有时效性的部分内容也大多与现在的趋势变化方向相同；其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将近十年的财经专栏写作风格，正在从专业化向通俗化转变，作为转变初期的成果，本书还是偏专业了一点，对普通读者而言，某些部分的阅读可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尽管未能做到尽善尽美，这本书还是让我收获良多。写作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经济学、重新理解经济世界、重新探视自己内心的过程，这其中的感悟和领会远比笔尖表露的要多得多，这将成为我未来继续前进的财富。

合上书页，思完得失，剩下的只有感激。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王留全主编、陶英琪主任和宣佳丽编辑，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曲静编辑，你们对这本书和我个人的支持令我十分感动，你们提出的建议也让我受益良多。感谢《上海证券报》的沈飞昊、《第一财经日报》的黄宾、《金融博览》的仲垣、《中国外汇》的孙艳芳和原《东方壹周》的曹顺妮，本书部分内容曾占用过你们的版面，感谢您们常年对我的粗鄙文字的包容和信任。感谢我所在北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还要感谢我在安徽挂职两年时间里时认识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正是和你们的相处让我下定决心，尽一生之力去拉近专业经济世界和普罗大众的距离。感谢刀锋团队和其他学界朋友，尽管学术上你们将我甩得越来越远，但我真心为你们的学术成就感到欣喜，也感激能够和你们长期交流，并不断收获新鲜的思想共鸣。感谢Selective Memory公会的朋友们，你们是我最好的伙伴。

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姐夫、姐姐和两个可爱的外甥女，你们一直以来无所求的关切和付出，始终是我疲惫、失意时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特别是年迈双亲，儿子而立久矣，却时常让你们劳神牵挂，实为揪心。此外，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你的陪伴让我孤独、艰难的独立研究和长期写作之路变得更加充实和快乐。

最后，感谢您，我亲爱的读者，如果这本小书能够给你带去一丝收获、一些感悟或是一点笑声，那是我莫大的荣幸；如果没有，也请您谅解，我将继续努力，争取能够看得更多些，想得更深些，写得更浅些。

2013年7月13日于北京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