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 Silk Road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3.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6-181 号

书  名 丝绸之路

作  者 【美】米华健

译  者 马睿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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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CONTENTS

序言

致谢

第一章　环境与帝国

第二章　丝路萤光闪烁的时代

第三章　丝路上的生物学

第四章　丝路上的技术

第五章　丝路上的艺术

第六章　丝路将通往何方？

索引

注释

序言

荣新江

在我所阅读过的以“丝绸之路”为名的著作中，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教授的这本《丝绸之路》，既不是篇幅最长的，也不是出版时间最新的，但却是我阅读时最感到愉快的一种。本书英文原名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13年出版，是列入牛津大学出版社一套雅俗共赏的小丛书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简称VSI）中的一本；译林出版社已经汉译过丛书中的多种，称此系列为“牛津通识读本”。因此，米华健的这本《丝绸之路》，也是按照丛书的总体要求，撰写的一本极为简明的丝绸之路导论性质的书。

作者分析了从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时最初的概念，到百年来学者们的不同理解，在综合前人论说的基础上，总结出他本人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即“‘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

如何驾驭这样一个纵贯远古到当今、横贯地中海到华夏大地的话题，对于所有作者来说，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作者的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优点或者说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这本书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小而精，从宏观的视野，非常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各个方面。第一章主要讲环境，与目前西方史学界的主流思潮相适应，强调中央欧亚大陆上游牧民族的重要性。第二章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不同时段里丝绸之路的历史。第六章以“丝路将通往何方？”为题，强调了16世纪以后丝绸之路并没有断绝，并概述了古代丝绸之路向现代的转型。作者的文笔高度概括，而且对于相关的文化传播、游牧农耕等理论也了然于胸；这显然是基于多年来在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中央欧亚历史的经验和积累，所以才能娓娓道来，提纲挈领，给读者一个能够轻松阅读的“极简介绍”。

但丝绸之路的话题，从人类起源和最初的迁徙，到全球化时代的“大合流”，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可以纳入其中。作者对此作了非常有眼光的选择。在第三到五章中，他提取丝绸之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以某个具体的事项，来加以深入细致地阐述，包括人类的迁徙，瘟疫的传播，马匹的驯化，葡萄酒生产与东传，生物物种的移植，食物、纸张、医学、战车、火药的东西传播，以及文学内容体裁的借用，乐器和绘画、雕刻、建筑、织物、陶瓷等视觉艺术的交互影响。这些是讲述丝绸之路时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中既有和平交往的结果，也有征服战争的推动。总体而言，对货物、思想、艺术和人群本身的交换与流动的描述，使读者认识了丝绸之路如何在遥远的聚居地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推动了不同地域的人类得到繁荣和发展。

米华健教授的学术专长是清代新疆史，是美国所谓“新清史”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London, Hurst Company，2007），蜚声学林。这方面的专长，也体现在这本小书中。他以坚实的数据，阐明在18—19世纪清朝把江南大量的丝绸运到中亚以换取马匹，而同时代的俄罗斯则用马匹交换来自印度的棉纺织品；茶叶、大黄、陶瓷、白银和丝绸在清帝国边境上自由流动，充分证明1500年以来丝绸之路并没有终止。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上面，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一向持有丝绸之路对东西南北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的态度，读了米华健此书，颇有海外遇知音的感觉。

本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文笔优美，而且时时带出一些美国人的幽默，让人读起来十分轻松愉快。作者还不时把古代的事件、名物与我们身边的事情和所接触的物品联系起来，让读者易于理解。这正符合“牛津通识读本”丛书的品味，也是一本非常具有学术含量的通识读物，雅俗共赏，相得益彰。

忆1992年秋天，米华健和我都受已故杨镰教授之邀，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西域考察与探险”学术研讨会，然后下南疆，从阿克苏团场，顺和田河南下，经过四天露营，抵达丝路南道重镇和田。由于专业不同，又不在一辆车上，所以交谈并不多。但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他的《丝绸之路》这本书，更是我近年来在丝路上考察时携带的参考书。今译林出版社邀请我为本书中译本作序，欣然应允，这也算是一种丝绸之路的缘分吧。

2016年12月20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献给“糊弄上帝的小骗子”

和它所有的亲戚们

致谢

我关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观点是多年来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中央欧亚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因此，我首先要感谢课堂上的学生，为探索高阶知识，也为得到更好的成绩，他们作了很多努力，勇于试弹“火不思”（komuz）琴，喝马奶酒（kumis），甚至还吃过虫蛹（bondegi）。2011和2012学年来听我开设的丝绸之路讲座的本科生写了很多论文，主题包括青金石、翡翠、制图学、骆驼、穹顶和龙。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和我一样，爱上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还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对本书做出了贡献。杰弗里·波波维奇和劳因格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了工作空间，并方便我迅速获得想要的任何资源。布里奇特·安塞尔是很出色的研究人员，她找到了极有价值的材料，以至于我常常希望这本小书不仅仅是“通识读本”。就是她提醒了我有关“三兔”的问题，这让我尤其开心。我有幸在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出版之前便先睹为快；她的深刻见解，特别是国家为促进丝绸之路发挥的作用一直以来并未受到重视的观点，对本书不无影响。艾莉森·富特雷尔解答了关于罗马、蛮人女王，以及拉丁文本出处的很多问题。艾骛德、戴维·布罗菲、丁爱博和乌利·沙姆格鲁与我展开了很多关于中文和各种阿尔泰语中manti和mantou这些词汇的讨论。迈克尔·格林和萨拉·狄克逊·克隆普各自在馅食这一主题上贡献良多，克里斯蒂娜·金证实了我关于高丽人野餐习惯的一些看法。米歇尔·王就相关的艺术史问题以及有关敦煌的一切提供了重要信息。哈维尔·普恩特帮助我联络了位于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家遗产局。乔治城“自行车革命”公司的总经理凯蒂·奈特不但卖给我一条新车胎，还提供了有关古埃及啤酒酿造的参考资料。卡罗尔·贝内迪克特、艾莉森·盖姆斯、戴维·戈德弗兰克、萨拉·狄克逊·克隆普、珍妮弗·朗、约翰·麦克尼尔、迈卡·穆斯科利诺、阿维尔·罗什瓦尔德、易松（Song Yi）和霍华德·斯彭德洛阅读了全部或部分草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建议。杰夫·瓦瑟施特伦把我介绍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南希·托夫，她对难懂的术语和赘言毫不妥协，成吉思汗当会十分赞赏她的这种态度，读者无疑也会予以嘉许。玛丽·萨瑟兰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审读了手稿，乔尔琳·奥珊卡则以极高的效率指导了本书的印制过程。

非常感谢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的经费支持，这笔资金让我在十年前去中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旅行，使我在多年研究帕米尔高原中国一侧之后，又开启了一片新天地。最近，多亏斯拉夫语系同仁的耐心和乔治城大学研究生院的一笔暑期研究补助金，我在2012年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那里的艾米塔什等博物馆亲眼看到了很多丝绸之路工艺品。

普里亚和玛雅还是一如既往地天真烂漫、讨人欢喜；我和马杜丽卡·西卡在一起生活了25年多，她仍然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更何况她还用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在本书草稿的第一段中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错误。

2012年8月

于华盛顿特区

第一章　环境与帝国

6月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跟丝绸之路上的很多地方一样炎热，但不像中央欧亚的无树大草原和沙漠那样干燥，那里的群山挡住了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湿气。华盛顿这里的湿度更像印度，令亚历山大和巴布尔[1]等征服者无法忍受，也像中国的长江下游流域，那里是历史上的丝绸生产中心。因而2002年6月的华盛顿天气不算反常，彼时史密森学会[2]正在国家广场举办一个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民俗艺术节。

在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狭长公园临时搭建了一个帐篷，开幕式就在那里举行。由于广场刚刚改造完毕，换气扇吹进来的风里夹杂着尘土、干草，甚至还有骆驼的气味。学者、记者、使馆代表及一众特邀嘉宾都坐在折叠椅上汗流浃背，台上就座的贵宾也是大汗淋漓：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虽燥热难忍，却对自己参与组织的艺术节成果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什叶派伊斯玛仪派领袖阿迦汗也是艺术节的资助人，他满脸通红却神情凝重。唯有演讲嘉宾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清爽利落地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潇洒地走上舞台，看起来颇为凉爽。“9·11”袭击过后不到一年，美国军队正占领着阿富汗（那里是丝绸之路的中枢），还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酝酿着对伊拉克（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一站）的开战计划。当时在华盛顿出席开幕式的诸位知道鲍威尔是布什政府中唯一一个反对入侵伊拉克的重要成员，因而向他致以热烈的欢迎。鲍威尔后来改变了立场，但那天他说到丝绸之路艺术节的主题“连接文化，建立信任”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以哥伦比亚特区作为探访丝绸之路的起点难免显得奇怪。但在今人看来，丝绸之路——或陆海双线丝路——的概念早已远远超越了锦缎和商队，而马友友和史密森学会的组织者都了然于胸，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丝绸之路所代表的观念是，只有通过货物、思想、艺术和人群本身的交换和流动在遥远的聚居地之间建立联系，人类才能得到最繁荣的发展。这种对人类共同世界史的理解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而不是差别和冲突。这一观点当然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也不乏实证性考古学证据和史学文本的支持：在最早期的欧亚大陆人类栖息地上，我们注意到跨大陆迁徙和贸易的迹象；晚些时候，在亚洲、欧洲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若干地区游牧和农耕社会相辅相成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那种交流的协同效应。农业、畜牧业、冶金术和其他技术、音乐、绘画艺术，甚至宗教和政治思想，虽形式多样、异彩纷呈，但都不是互不往来的文明各自独立的发展成果，而是欧亚大陆共同布局发展的不同面相。

显然，古代的跨大陆融合在程度上无法与如今的全球紧密连通相媲美。但就其性质而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实现的成就，与今日“全球化”的成果大同小异。而如果没有始于数千年前、长期持续的交流——尽管其数量和速度不一定可观——把我们称为欧洲、西南亚（中东）、波斯、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和中亚的这些地方之间连成网络，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大不一样。

非丝又非路

传统上，“丝绸之路”一词用于指代东亚和地中海之间、贯穿欧亚大陆中心的一条或多条道路，所谓欧亚大陆中心，如今被冠以不同的地名：中央欧亚、中亚、内亚、河中地区，有时则特指那些名唤“斯坦”的国家［阿富汗（Afghanistan）、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我们想象着一队队负重的骆驼沿着那条路走过草地、沙漠和山口，在绿洲城镇歇脚，那里的集市充斥着丝绸和香料。然而虽说这些生动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或位于何处却十分含混。

1997年11月，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友好访问。为准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演讲稿，克林顿夫人的一位高级助理打电话到乔治城大学问我：“比什凯克是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吗？”这位官员想要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但问题并不简单。丝绸之路可不像66号公路那样，是一条贯穿大陆的高速公路。要说清什么东西是否位于丝路沿线，取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时间上

图1 欧亚大陆与丝绸之路

如何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如今身为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的比什凯克是由俄罗斯殖民者在19世纪创建的，苏联时期为纪念一位布尔什维克将军而改名为伏龙芝，直到1991年后才恢复早先的名字。如此看来，这座城市似乎过于年轻，无法被归为“丝路”城市。此外，它坐落在地图绘制者们通常所画的丝路大概位置的北方；比什凯克更像是大草原和大山之间的十字路口，而人们一般会把撒马尔罕或布哈拉等古代绿洲城市作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然而否定比什凯克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不仅让克林顿夫人的演讲撰稿人失去了一个现成的话题，还可能会误导，让人们错以为游牧民族频繁穿行的大草原路线和以俄罗斯人征服中亚为标志的现代历史时期都与丝绸之路的故事无关。

“丝绸之路”一词的首创者是德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他是史努比克星、“红男爵”曼弗雷德·冯·李希霍芬[3]的伯父）。实际上，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一次讲座上，以及他的多卷本历史地理学著作《中国》（1877—1912）中，同时使用了这个词的单数（Seidenstrasse）和复数（Seidenstrassen）形式。他用这个词指代中国的丝绸离开汉帝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抵达中亚的多条路线，汉朝则从那些路线中学到了一些西方地理知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并不包括汉朝之后的时代，但他确实详细讨论了后期的其他路线以及除丝绸之外的其他货物的交易；此外对他所谓的Handelsverkehr，意即商业交通或贸易路线，他也论证了其伟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因此，尽管叫法不同，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也对如今我们简称的“丝路”所涵盖的跨欧亚交易这一普遍现象不无兴趣。

第一个将“丝绸之路”用在标题中的人是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奥古斯特·赫尔曼，他在20世纪初期出版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几本专著和地图集。他完成于1915年的论文的标题“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突出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另一个常见但误导性的意义，时至今日，这仍然牢牢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把中国和地中海流域，即“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这一说法关注跨欧亚贸易的终点，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关于这段较早时期的最佳史料也都以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此外，在如今中国的领土上发现古罗马的玻璃，或是读到罗马贵妇们穿着来自赛里斯[4]的纯丝绸翩翩而行，这些之所以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恰恰是因为两地相隔如此遥远。但只关注丝绸之路的两端却难免错失要领，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亚跨大陆交流——这一现象被概括为“丝绸之路”一词——的主要意义并不全在于丝绸贸易本身。实际上，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涉及多种货物，也有许多思想观念在此间传播，其中的一些（驯养的马、棉花、纸以及火药）要比丝绸的影响大得多。此外在丝绸不再是主要贸易品之后，远距离交易仍然持续了下去。另一方面，中国与地中海以东的中亚伙伴之间的丝绸纺织品贸易丝毫没有衰退，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重要性也没有削弱；在满族人统治的清帝国将版图扩张到中亚，将中国领土增加了六分之一的过程中，除了其他贡献，它还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我们也不应认为丝绸之路只涉及跨越大草原路线、发生在大陆中央的东西方交流：这样就忽略了如今的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地区，那里不仅是大多数汉朝——罗马贸易的中转站，而且还向欧亚大陆的商品市场贡献了棉纺织品、向其观念世界贡献了佛教这样重要的内容。同样，历代波斯帝国不仅促进和管理丝路贸易并从中征税，还通过他们对特定物品的需求和流向东西方的文化贡献，对丝绸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若干个世纪，波斯语都是丝绸之路的通用语言。

狭义的丝绸之路，作为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东西方路线，还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它不是一条“路”，而是将许多货仓连接起来的一系列路线。史学家们更倾向于把丝绸之路看作一个网络，而非一条线状的道路；像课本里常见的做法，只画几条穿过欧亚大陆中心和印度洋的水平线来标示丝绸之路，会造成错误的印象。

最后，关注城镇化的农耕文明间的接触而忽略“其间的地带”——这是英国探险家和政治家罗里·斯图尔特的说法，这反映了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城市人口对于中央欧亚地区的游牧人口的古老偏见。尽管局外人往往把这些人称为蛮族，实际上他们却是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的历史推动者和促进者——他们是“最初的全球化者”，同时也是征服者。举例来说，公元前2100—前2000年从欧亚大陆大草原出口的铜矿，为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青铜时代冶金革命供给了原料。战车武士以及战车本身的技术也遵循了相同的路线。还可以举一个文化的例子：如今欧洲和亚洲乐队中的很多弹拨和弓弦乐器，其原型都是大草原上养马的各民族首先发明或在其帮助下发展而来的，并由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传播到整个大陆。

中央欧亚的风土人情

中央欧亚这个地区对我们非常重要。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丝绸之路跨越其间，但也因为中央欧亚动荡的历史，特别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及其与农耕国家的互动——也就是大草原与播种之地间的关系——塑造了跨欧亚大陆的交易。从史前时期开始，说着伊朗语、突厥语、蒙古语和其他语言的部落在西至黑海，东抵中国西藏和蒙古的大草原、沙漠和山区维持着牧民经济，与旧世界的所有定居性农耕文明毗邻而居。农民与游牧者居住地的环境差异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欧亚的环境可以大致描述为一系列的生态区。最北端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北极圈内，是永久的冻土地带，只有最吃苦耐劳的放牧驯鹿的牧人和猎捕野生驯鹿的猎手才能定居在那里。冻土之南是北方针叶林带，那一大片森林主要种植着松柏目植物，环绕着地球上（除海洋外）与西伯利亚同纬度的中国东北、加拿大和新英格兰北部等地区，其南侧边缘逐渐混入落叶林。鉴于这个地区不适宜农业或畜牧养殖，针叶林地带对丝绸之路历史的主要贡献是毛皮：生活在这些北部森林的水貂、白鼬、紫貂、狐狸、海狸等哺乳动物出产厚实浓密的毛皮，欧亚大陆对此的需求经久不衰。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就是靠卖掉其结婚贺礼中的一件貂皮大衣，巩固了他的首个重要政治同盟，最终推动他走上征服世界之路。近代早期，全球对毛皮的需求驱动着俄罗斯挖陷阱捕杀动物的猎人们跨越西伯利亚一路向东，直抵太平洋和清帝国的边界，刺激了对如今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定居和控制，就像法国和其他欧洲捕兽人横穿加拿大挺进西部一样。清帝国的统治者从西伯利亚和加拿大两地购买毛皮——“毛皮之路”因此而延伸到了美洲。

在北方针叶林带之南，绵延着欧亚大陆的半干旱草原，俄语称之为“steppe”。大草原上邻近河流的地方因为有灌溉水源，农耕出产丰饶。然而在大部分地区，人们在草原上要靠养殖家畜维生，还要定期将牧群转场来避免过度放牧。因为此地以干旱气候为主，地势平坦，流经的河流或贯穿的山脉相对稀疏，大草原也利于迁移。马车队无须硬路面便可前行，马匹和其他放

图2 中央欧亚

牧牲畜在自己的天然栖息地轻松迁移：硬地之上到处覆盖着它们喜爱的食物，就像一张硕大无边的餐桌。

大草原之南并与其犬牙交错的便是欧亚大陆的沙漠带，从蒙古南部和中国北部的戈壁开始，向西穿过甘肃，进入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西藏的沙漠高原，转而向南。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干旱的土地再次出现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并向南延伸到咸海和里海，沿着伊朗北部最终进入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撒哈拉地区。沿途的某些沙漠是流沙聚积而成的，而另一些沙漠则有着硬质多石的地表。尽管水源稀缺，在这样的地域旅行却相对快捷高效。控制着沙漠路线的行政组织往往维护着水站和客栈，向旅行者提供帮助，并从中获益。

中央欧亚绵延着若干山脉，最著名的有昆仑山、天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它们都是喜马拉雅地块的支脉，后者雄踞于大陆中央，并对其气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些山脉把中央欧亚和太平洋与印度洋阻隔开来；这与高地上的高气压相结合，导致该地区雨水匮乏。群山中流出的水系，包括阿姆河（奥克萨斯河）、锡尔河（贾沙特斯河）、塔里木河和额尔齐斯河，遂成为农业用水的仅有来源。丝绸之路中段沿线的主要城市都位于这些水系附近。中央欧亚的这些河流虽可用于地方运输，却没有一个汇入大海。旅行者需要越过群山进入印度北部（今巴基斯坦）才能到达阿拉伯海，从那里转向红海、波斯湾，并继续前往地中海。这条路径，而非陆路，才是东亚货物抵达罗马和其他地中海终点站最常用的通道。

这样的地理格局与中央欧亚的人类社会和政治，以及丝绸之路的经济往来与其他交流有何相关？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痴迷于一个历史模式：在某些时间点，游牧部落的同盟会合一处烧杀劫掠，从农业国勒索贡品或入侵并征服那些国土。草原战争有时会导致人口跨越大草原，像撞球一样来回往复地大迁徙；有时草原帝国又从大陆的一端扩张到另一端。学界对这些周期性的“蛮人爆发”提出过若干种解释。最初的理论将其归因于中央欧亚各民族的固有特性以及他们栖息的恶劣环境。

14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在其《历史绪论》中指出，环境不但会影响人的性格，而且究其根本，历史的原动力和大周期也源自人们生活的地点和方式。体量庞大、充满“集体感”的新的部落同盟走出大草原和沙漠，统治了农业地带。这些年轻的王朝起初由于吸收了奢华尊贵的农业文明而变得强大，最终却在优柔的境况下日显老态，继而被充满活力的新的沙漠民族所取代。这种宏大的解释体系如今已经过时了。然而伊本·赫勒敦事实上是基于伊斯兰世界——在那里，军国主义的部落政权像走马灯一样轮转——的多个历史实例提出这些论点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加以摒弃。

18世纪的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从另一个角度概括了“斯基泰人和鞑靼人”（他对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通称）的特性。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标志着世上文明国家的不同特质或许都可以归因为利用和滥用理性，这把欧洲人或中国人塑造成迥然不同的人，人为地形成了各自的举止和主张。但本能的作用比理性更加可靠和简单；确定四足兽的胃口比哲学家的沉思要容易得多，而人类的野蛮部落，因为他们更接近野兽的状态，始终与野兽更为相似，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举止的一致稳定性是其能力缺陷的自然结果。即使在相似的境遇之下，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欲望、他们的乐趣依然不变；食物或气候的影响最有力地促成野蛮人形成并保持其民族性，而在发展更为完善的社会，这些影响却受到了众多道德的悬置或制约。

吉本解释说，鞑靼人军事上的勇猛善战源自其以奶制品和肉类为主的膳食、大草原的居住环境，以及他们的狩猎习惯。

现代学者倒是较少采取预设立场，但他们也认为环境在塑造中央欧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大草原、沙漠和山地的环境意味着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以放牧经济为生，因而缺乏谷物、其他作物，以及他们需要或渴望拥有的很多制成品和奢侈品。不过他们的确拥有马匹和马术军事技能，如此一来，在与马匹不盛的炎热南方农耕国家作战时，他们就能够占据优势。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动态，即游牧民族通过贸易或劫掠的方式——往往是二者结合——与定居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互动。由于干旱土地存在着过度放牧的危险，游牧民族通常以较小的家庭群体规模生活和放牧。他们与较大的家族群体——氏族和部落——保持着联系，又有共同的神话故事和历史记忆将他们联系成更为庞大的共同体，相当于种族或民族。在危机来临或机会浮现的时刻，游牧民族可以在统治精英的领导下形成军力强盛的大型帝国联盟，此时其共同的标签具有种族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例如匈奴人、突厥人或蒙古人。这些联盟可以统一广阔的大草原领土，征服南方的农耕国家。如此说来，游牧民族的社会政治组织、个人的坚强意志、动员作战的便利性以及杰出的马术技能的确是由他们所在的环境塑造的——吉本的这一论断没有错，但他认为游牧民族这种非理性人类活得像自然状态下的四足兽，则当属无稽之谈。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把出身城市——农耕王国的开疆辟土的统治者（例如亚历山大大帝）看作战略奇才，而把游牧帝国的征服看成自然灾害。事实上应该认识到，从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18世纪，欧亚大陆的游牧社会及其领袖在自然和地缘政治环境中从容运作，利用他们相对于定居社会有限但高效的军事优势，谋求经济方面的资料或利益，有时还力图扩张领土——这才是更合理的观点。

因为游牧民族的放牧生活方式与城市或农庄如此不同，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大草原的“野蛮”民族与“文明”社会各民族之间画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吉本称放牧人与务农人有着本质区别，即反映了这种倾向，但在更早时期，这种看法在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地方也一样盛行。看看中国的史学奠基人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是如何描述匈奴游牧民族的吧：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5]

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匈奴的描述更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

婴儿刚一出生，他们就在婴儿的双颊深深地割上两道，以便日后毛发的自然生长会被起皱的疤痕遏制；孩子长大后，这会让他们看上去很古怪，像无须的阉人。他们身材矮胖、四肢粗壮、脖颈肥厚，外表丑陋扭曲，简直就像是两足的兽类。不管多难看，他们到底还都是人形。他们不吃调味的食物，而是以野菜根和半生的兽肉为生，只是把兽肉夹在大腿和马背间微微加热一下。他们没有蔽身之所，衣服是用田鼠皮缝缀而成的。只要把脖子伸进某件肮脏的衬衣里，他们就一辈子都不会脱下来换一件，直到衣服朽坏，烂成碎片。他们头上戴着皮毛所制的圆帽，用山羊皮保护着毛茸茸的双腿。他们不谙步战，永远粘在马上，那些马都是健壮而丑陋的野兽。他们有时会在马上像女人一样侧坐着解手，甚至还会俯身趴在骑兽的细颈上沉沉睡去。

不过关于中央欧亚地区各民族的负面形象，倒也不必在那么久远的史料里去挖掘。只需想一想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中的单于那个形象也就够了：他黝黑笨重，邪恶的双眼闪烁着凶光，带领着大群部下蜂拥塞路。

内亚各帝国与丝绸之路

这些黑暗的阴影穿越时代投射而来，连如今的迪士尼公主们都惊吓不已，使得重新思考中央欧亚各民族和政治组织的历史作用变成了一个难题。但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及其政体不只是四处劫掠的征服者。相反，他们在多重意义上对跨欧亚连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大草原与耕地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像吉本、司马迁或阿米阿努斯所暗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实际上，那条分界线在政治和文化上游移不定。游牧民族与绿洲城市的关系通常十分密切，游牧民族为绿洲提供保护并促进贸易，当然，以牲畜交换农产品对双方都有利。某些半游牧民族甚至每年都会短期务农。希罗多德就曾提到过黑海附近“务农的斯基泰人”。即使在远东，中国的长城看起来似乎在中国农民和北方放牧者之间设立了难以跨越的屏障，但在中国任何时代的史料里，我们都能从字里行间发现持续进行的贸易、军事联盟、通婚以及各种语言和文化融合，处处揭示了双方的差别没有那么壁垒森严。

司马迁记述了一个中国王侯，他与游牧民族西戎结盟，攻打中国周朝的王[6]；周朝后来的一个王又与“野蛮人”（实际上是他的姻亲）结盟，一起攻伐中国的郑国[7]；他还记录了义渠部落如何修筑城墙抵御秦国[8]；以及秦国太后与义渠王不清不白地生了两个杂种儿子[9]——如果双方存在着绝对的界限，这么做可不容易。关于如今的中国北部与蒙古的这种早期文化杂糅，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赵王下令赵国人不得再穿长袍，改服便于骑射的长裤[10]。人们在读司马迁的记述时，不禁会怀疑“中国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所谓区别是否只是由司马迁本人这样的评说者提出的事后分析。而在整个欧亚大陆，各个伟大农业王国和帝国普遍都曾被北方部落征服者长期控制，后者因而进入了俄罗斯、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中亚、中国、高丽，以及其他各地的历史。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与其从事农耕的邻邦之间并没有确凿的边界；生活在中央欧亚地区的人既不是完全居无定所，也不总是畜牧者；他们与城市和农业社会建立了多种关系，也不全是诉诸暴力的民族。他们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对于丝绸之路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央欧亚人以多种方式参与并影响了跨大陆的经济和其他交流。即使在没有统一成大型联盟的时期，普通的游牧人也在边境市场上买卖交换，出入绿洲，在集市上出售牲畜和其他畜产品，并保护商队——或者说向其勒索保护费。但大型游牧帝国对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尤其重要。它们需要收入来弥补把大部分生产性放牧人口转向军务的开销，支付行政费用，以便执政的可汗赏赐族人和归附的首领，让后者持续效忠自己。四处征战的劫掠品成为这类费用的部分来源，但长期来看，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榨取贡品以及对贸易征税更能持久。并非所有的中央欧亚国家都同样善于从战利品过渡到以全面货物交易为收入来源，但很多国家都很有商业头脑，不然就聘请商人为其服务。在中央欧亚各帝国的控制之下，贡品和贸易货物的流动助推了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交流。

当游牧帝国相对稳定并建立起交流渠道时，一般都会鼓励贸易和旅行：中国唐朝的世界大同主义在时间上与突厥人的影响从蒙古延伸到印度和拜占庭边境的时期大致相当，马可·波罗等人和欧洲传教士纷纷在蒙古人统治欧亚大陆时首次抵达中国，都绝非巧合。游牧国家与粟特人、亚美尼亚人、布哈拉人或回鹘人的商人社会积极合作，以便应对定居国家，并为自己的政权培养行政和财务专长。游牧统治阶层和平民的消费选择决定了南方国家生产和出售哪些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蒙古和波斯等地奢侈的蒙古人宫廷助长了他们所喜爱的贸易货物、艺术品和工匠在整个欧亚大陆流通。如今我们在中国购买丝绸或路易·威登的仿冒品时，或许不会想到《花木兰》中的单于那样可怕的家伙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但在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流鼎盛时期，单于之流却是国际商业链条上的关键环节，甚至是风尚的开创者。

宗教领地

最后要提到的是宗教、僧侣和传教士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大型帝国通过政治和军事联合，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交流；宗教的传播也通过创建宗教和文化领地，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也就是拥有共同的信仰和宗教制度，与政治甚至语言的边界重叠并超越这些边界的区域。传教士经常会沿相同的路线旅行，甚至还会与商人同行，沿途向他们允诺神的护佑。偏僻地方的修道院可以作为中间站，朝圣中心可以改作商业集镇，共同的信仰和对经书语言的通晓则让远离家乡的教友在旅途中感觉更加从容。此外，很多宗教人士都受过教育，随身携带宗教文本，也为旅途带来了高雅文化。

宗教人士旅行并劝他人皈依有好几个方面的影响。他们和商人不一样，无须保守商业情报的秘密，而会把自己的旅程记录下来。我们关于丝绸之路的最佳信息，就有一些来自僧侣和传教士。公元7世纪唐僧玄奘留下了关于他前往印度途经“西域”的地理记录[11]；在其后若干个世纪，这一文本构成了中国人关于中亚和印度的核心地理知识，后来又帮助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发现了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下的古城。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游历过非洲、东欧、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中国，在他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有穆斯林社区。他有关伊斯兰法律的知识让他几乎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热情地奉上礼物，邀请他担任职务，甚至有女人们许身为妻。

除了允诺救赎或更好的轮回之外，宗教还为各个政体——特别是帝制的游牧国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包括文字、涵盖科学和法律专门知识的知识体系，以及宗教教职人员。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兴起于波斯，其信徒一度从中国北部一直绵延到罗马帝国（公元4世纪，希波[12]的圣奥古斯丁在青年时期曾信仰过摩尼教）。该二元论宗教如今已经绝迹，但游牧回鹘国家曾在公元8世纪奉其为国教，摩尼教书吏为回鹘人留下了一套叙利亚文字母，这一版本还曾被用作亚拉姆语。这套字母继而由为蒙古帝国服务的回鹘书吏作了修改，用于书写蒙文。回鹘——蒙古字母随后又被满人采纳，用于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些在公元17世纪征服了中国的可怕征服者们所书写的文字，竟然源于第一个基督徒用来记述耶稣语录的文字。说到底，是摩尼教把这套字母带到了东方。

最后，通过宗教网络和宗教人士的著述而流通的东西远不止宗教。印度和中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早期互动，把印度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的方方面面，以及佛法和造像艺术都带到了中国。在伊斯兰世界，即使在哈里发不再对所有的伊斯兰国土实施真正的统治之后，世俗——宗教伊斯兰体系以及阿拉伯和波斯共享的语言也促进了知识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流通。例如，在中亚的布哈拉城工作的伊本·西纳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希腊和伊斯兰的医学合成为一个体系，该体系后来被西欧采纳。另外，从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会士把欧洲的天文学、制图法、数学、艺术、音乐等知识带到了中国宫廷，又把关于中国的详细情报传回给欧洲，当时关于中国，那里的人们还只知道马可·波罗式的半神话故事。就这样，宗教为帝国武力建成的统一局面和基础设施提供了补充，又为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罩上了一种文化场，刺激了交流，并将其精神上的结缔组织沿着丝绸之路延展开去。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武士、传教士、游牧民、密使和工匠都和商人一样，为这一持续的碰撞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交流在帝国和宗教统一的时期愈加兴盛。

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是史上另一次重大碰撞交流，发生在16世纪初新旧世界间开辟了海上交通之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其结果是非洲——欧亚大陆与美洲之间的细菌、植物、动物，当然还有人口的一次突如其来且造成冲击的交流。此前毫无免疫力的数百万美洲人由于接触到旧大陆人群的疾病而死去，遂成为哥伦布交流所产生的众多深远影响之一。

丝绸之路并没有一个如此清晰可辨的出发点，其性质更接近于逐渐了解而非突如其来的遭遇。但它对世界史的影响却与哥伦布交流同样深远。通过理解这块大陆所共享的生物、技术和文化共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认为的“西方”或“东方”——或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欧洲、非洲、亚洲——的知识、宗教、政治或经济传统，从最根本的层面来看，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非洲——欧亚共同体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

第二章　丝路萤光闪烁的时代

丝绸之路交流最盛的时代，就是欧亚大陆边缘的定居国家，以及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联盟两者都相对集权的时代。中央集权的国家和联盟促进了贸易和外交，并投资于交流和经济基础设施（安全的道路、水站、客栈，可靠的货币制度以及标准度量衡）。他们对旅客和国民课税，收取贡品，但与遭人勒索的风险甚或沿路无数匪帮造成的更可怕的威胁相比，向少数几个大势力付钱以求一路平安，显然更加轻松和安全。本章将介绍中央欧亚历史上构成丝绸之路政治环境的主要参与者。

早期的印欧游牧民族（约公元前3000—前300年）

大约6000年前，一群农民和牧民住在黑海和里海北方那些平原上的定居点，那里如今分属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表明，这些人说的是原始印欧语，这是如今在欧洲、伊朗和印度使用的一个大语系的祖先，该语系包括赫梯语、希腊语、英语和其他日耳曼语、拉丁语和各种罗曼语、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波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很多语种。最早的印欧人虽然不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创新者，却靠近新月沃土[13]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起源地。何况由于居住在大草原的边缘，他们还能够获得马匹。在获得了从新月沃土经由高加索山脉传来的轮子和马车技术之后，这些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中有一部分成为最早的游牧民族。他们深入大草原，在那里遇到了不说原始印欧语的骑手和猎人，后者从他们那里借鉴并加以调整，形成了新的游牧业经济。

印欧人扩张的年表和过程仍存在争议，但从大约公元前3千纪起，说印欧语的各个族群开始向南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向西迁至欧洲，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始印欧语在各地发展出各种派生语言。包括战车在内的青铜时代的技术，在公元前2千纪进一步刺激了移民潮或征战者走出中央欧亚和北部地区。印欧语的使用者占据了波斯和印度。到公元1千纪后，被称为伊朗语和吐火罗语的印欧语分支盛行于中亚，甚至在如今的中国偏远西部地区也是如此。被称为塔吉克语的中亚波斯语至今仍然是中亚的主要语言。事实上，在现代欧洲的帝国主义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的影响下，除中东阿拉伯国家、中国和东亚其他某些地区之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要或第二官方语言都是某种印欧语言。

已知的第一个大型游牧政体是说印欧语的斯基泰人（公元前7—前4世纪）。他们说一种古老的伊朗语，在西起黑海、东至蒙古阿尔泰山脉这一大片居住区域，斯基泰人呈现出极为统一的文化视野，令人瞩目。他们的墓穴是被称作坟冢（kurgan）的土墩，内有人类和马匹的遗体，还保留有各种反映动物和鸟类动态写照的饰物，其风格就是早期欧亚艺术的所谓“动物造型”。

斯基泰人的军事技能轻松超越了其他铁器时代的武装力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印度西北部和欧洲东南部都纳入他的波斯帝国的版图。但大流士在进军北方与斯基泰人作战时几近崩溃。他的军力比对手强了无数倍，但让波斯人始料未及的是，游牧民族就在他们面前消失了。大流士称斯基泰统治者为懦夫；根据希罗多德所述，他的斯基泰对手回答说：“我们的国家没有城镇和耕地，如果有的话，我们的确会因为害怕失去这些或害怕它们惨遭蹂躏而仓促应战。”大流士的军需供给线过长，陷入危险，他中了中亚游牧民族最古老的计策——战术撤退，最终只好忍辱撤兵。

图3 公元前6世纪阿尔泰山脉巴泽雷克人墓中出土的虒形皮鞍饰物。斯基泰人和整个中央欧亚地区的相关铁器时代游牧民族都有这类身形壮硕的虚构“动物造型”陪葬工艺品。角枝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马匹在入葬时佩戴着附有角枝的面具，如今常见的曲线装饰看来是起源于对角枝的描画

斯基泰人不只是畜牧者和战士；他们还监督着从顿河与第聂伯河盆地到黑海之间繁忙的贸易，甚至还向希腊人供应谷物。他们的坟冢里葬有来自遥远地区的物品，证明了当时多方贸易关系的存在。在阿尔泰山脉，巴泽雷克人的墓葬群里有丝绸、一面铜镜、一只来自中国的杯子，以及很可能来自波斯或中亚的一张扎结地毯。但斯基泰人的墓葬则以青铜、黄金、毛毡制品、兽皮和木制品，甚至还有动物造型的文身著称：食肉动物猛扑向猎物、杂交野兽，以及让人联想到加拿大马鹿叉角的曲线装饰。这种风格无处不在，证明斯基泰人的文化影响从巴尔干地区北部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

古典丝绸之路（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

匈奴崛起于现代中国北部和蒙古，时间上略迟于斯基泰人，他们所征服的领域向西远至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使用的很可能不是某种印欧语言，而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后来的突厥语和蒙古语都由此衍生而来。我们关于匈奴的知识主要来自中国的史料，因为中国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与匈奴断断续续冲突了大约350年，与这一对抗相关的事件促成了古典东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公元前3世纪末，秦朝在如今的中国北部巩固势力，把匈奴部落赶向北方，驱离他们位于黄河沿岸的牧场。秦朝用“长墙”围住新近征服的领土——这就是最初的长城。

杀人不眨眼的王子冒顿在随之而来的匈奴危机中执掌大权。冒顿用鸣镝指示目标，训练他的精锐护卫，他指向哪里，护卫就射向哪里，不论对象为何人何物。他先拿自己的爱马开刀；卫队服从命令射杀了这匹马之后，又转而听命杀死了他的爱妻、他父亲的爱马，最后是他父亲本人。作为单于，即统治者，冒顿或吞并或驱走了周围的部落，袭击南方的汉朝，并夺回了此前被秦朝占据的土地。最后，汉朝皇帝被迫绥靖匈奴，派遣中国的公主和婚，每年还要向匈奴进贡20万升酒、92 400米丝绸和1000盎司黄金。

冒顿的继任者老上击溃了月氏国，那是一个强大的游牧同盟，位处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部。老上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酒杯，月氏部落土崩瓦解，部分月氏人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迁徙到遥远的阿姆河北岸，也就是如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与此同时，消灭月氏之后，匈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现代的新疆）的农业绿洲，从而确保了谷物、贡品和贸易收入的来源。

尽管汉朝采取了绥靖政策，匈奴仍然不时发动劫掠。将近60年后，新登基的汉武帝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政策，从而开启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汉朝与匈奴争夺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战争。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结盟和探知敌情，派遣一个名叫张骞的大臣出使中亚。匈奴俘虏了他，但张骞在被匈奴囚禁十年后（他还在匈奴娶妻生子），继续向西穿越中央欧亚，抵达了月氏人的牧场。

汉朝谋士们原本希望月氏人会对匈奴怀恨在心（毕竟匈奴人把他们国王的头颅做成了酒杯），并愿意与汉朝联手打击匈奴。但张骞的外交无果而终，月氏人不肯离开他们新占的领土。不过张骞最终回到汉朝时，他带回的情报大大扩展了中国人关于中央欧亚的地理、人种和政治的知识，为后来的外交和商业交流铺平了道路。例如，他说费尔干纳（大宛）培育出所谓天马的后代“汗血”宝马，刺激了中国人对这些高大、强壮的马匹的需求。而与中国后来派往中亚的外交使团结伴而来的中国商人和货物，也开启了丝绸之路上最成功的商人行会——粟特人行会长达数个世纪的运作。粟特人起初居住在撒马尔罕附近，最终从黑海到高丽都有粟特人工作和生活。

关于丝绸之路如何把距离遥远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及其文化融合在一起，月氏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离开中国边境之后，月氏人和同盟部落在公元1世纪演变为贵霜帝国，这一帝国把中亚游牧民族与波斯、印度和希腊的影响结合起来，一度位处旧世界海陆商路的中枢。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曾攻入印度北部和中亚。贵霜的控制范围扩展到了亚历山大大帝遗留下来的位于巴克特里亚（今天的阿富汗北部）的希腊化城邦，以及印度北部的各个王国，包括塔克西拉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在现代巴基斯坦主干道上，伊斯兰堡的西北方向）和更南部的马图拉。他们的影响力间或向东到达过塔里木盆地的和田与楼兰，那里曾发现以一种名为俗语的印度语言写就的贵霜文献。贵霜的钱币印有希腊或佉卢文字，伴有其各个国王，希腊、波斯和北印度诸神，以及佛陀的肖像。可靠的货币制度有助于贵霜掮客在中国、印度、波斯和终点站罗马之间运作商业往来。贵霜是佛教的大恩主，促进了该信仰通过中亚一直传播到东亚。

这是丝绸之路的古典时代，当时，地中海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中亚和中国都在几个帝国的中央集权控制之下。尽管汉朝和匈奴、罗马和安息人的波斯彼此敌对，战事不断——我们得知，在公元前53年发生的卡莱战役中，安息人就使用了丝制的旗帜，那是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丝绸——外交的发展和交通网络的维护仍然刺激了贸易、宗教的传播，以及整个大陆的地理知识的普遍提高。

黑暗时代？（公元3—5世纪）

1930年代，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梯加特研究了罗马和汉朝之间的欧亚连接点，以及他们共同面对的边境“野蛮人”问题；他写了一本书，试图解释他研究发现的东西方历史的相关性。梯加特认为，发生在罗马东部的战争，以及野蛮人沿着多瑙河和莱茵河入侵，最终都当归因于汉朝政府采取的政策。以何种方式？通过贸易和游牧民族的迁徙。塔里木盆地的战争打断了原本经由安息的贸易，继而为罗马东部的亚美尼亚边境带来了麻烦。同样，是汉朝分裂匈奴的政策迫使其各个部落横跨大草原直抵俄罗斯，继而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其他“野蛮人”部落驱赶到欧洲的罗马帝国北方边境。

梯加特的论题是“大历史”的勇敢尝试：超越单一国家乃至帝国，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丝绸之路当然适用于宏观分析。此外，梯加特关于全球联系的灵感或许源自他在自己的时代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梯加特的研究有些过于野心勃勃了：他无法证明他所谓的相关性不仅仅是巧合而已。公元1世纪的奢侈品贸易被中断的后果也无法真正与现代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提并论，因为在大多数旧世界经济体，国际贸易的经济价值微不足道。然而东西方的相似性的确十分醒目，而游牧部落的机动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大陆一端的重大军事或政治活动想来一定也会影响到另一端。

一个有趣的关联就与“匈奴”有关。“匈”这个汉字和“Hun”这个英语中对“匈奴”的拼法在语音上有关联。一封讨论公元316年一次匈奴袭击的粟特人信件把这个游牧民族的名字拼写成xwn——也就是Hun。那么，匈奴人是否就是在公元4和5世纪在黑海大草原建立了一个帝国，入侵欧洲北部，并很可能触发了“野蛮人”迁入欧洲的时代的那些Hun人的祖先呢？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存在直接联系，但在Hun联盟主要说日耳曼语的人群中，匈奴人的后裔可能形成了统治精英。或者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被吸收进来的外来语，就像“斯基泰人”或“鞑靼人”成为对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通称一样。

日耳曼人和其他民族对欧洲的入侵，与西罗马帝国从公元3世纪左右开始衰败、一直到5世纪最终灭亡有关。公元220年，汉朝灭亡，随后中国北部政治动荡的几百年正是“野蛮”民族进入原汉朝领土并建立国家的时期。直到最近，习惯上人们一直认为，中国这几百年时间就像罗马之后的欧洲一样，属于黑暗时代，但这种说法未免夸张。首先，拜占庭和波斯的力量还很强大，中国北部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拓跋氏的政权或北魏（386—534），控制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且尽管采纳了中国的制度并击退了其他游牧民族的攻击，它们仍然保持着与中亚的密切联系。

实际上，这是一段创新和杂糅的时期，因为新的征服者和迁徙者采纳并改造了古典社会的制度。基督教在欧洲和拜占庭得到传播并确立下来；在中国，北魏等昔日的游牧政权积极宣传佛教和其他印度文化，开启了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长达一千年的孕育过程。正是在这个时期，中亚和中国的石窟和大规模的佛教摩崖造像完成或开工了，包括巴米扬大佛、克孜尔千佛洞、莫高窟（敦煌）、炳灵寺石窟以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虽与这些造像风格雷同，却是在稍后的7和8世纪期间雕刻的。）

关于欧洲和中国史上的“衰退”和“黑暗时代”比喻还让很多人误以为，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期间，整个丝绸之路也日显式微。但这就等同于认为统一的汉朝和西罗马帝国之间的接触是丝绸之路的唯一重要目的。实际上，欧亚网络中段的交流仍十分活跃。在塔里木盆地，基本自给自足的绿洲因为农业和远距离贸易而蓬勃发展，其中很多贸易此时都转而由粟特商人经手。在庙宇聚集之处，包括塔里木盆地的龟兹和位于中国通往中亚的沙漠路线上的敦煌，印度、中亚和中国的佛教僧侣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贵霜国王们在3世纪中叶仍然强大，那以后，他们作为丝绸之路巴克特里亚中枢的地位被一个新的部落联盟——嚈哒人[14]，或称白匈奴人——所取代。嚈哒人与粟特商人订约，往返波斯售卖丝绸和其他奢侈品，彼时波斯正是萨珊王朝统治（224—651）下的黄金时代。萨珊王朝统治着波斯、印度北部，以及河中地区（中亚）阿姆河（奥克萨斯河）以北曾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帝国的领土，就这样，波斯人控制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纽带。

中世纪的世界大同（6—10世纪）

到公元1千纪的中期，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集大成者是说着各种伊朗语的人：萨珊王朝的商人不但在波斯湾附近，也在阿拉伯海、非洲东部沿岸、印度海岸和斯里兰卡，以及远至马来西亚和中国南部，支配着海上贸易。波斯商人居住在广州的特定区域——那时广州就已经是一个出口城市了，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粟特商人则从陆路出发，前往亚美尼亚，遍布中亚，穿过中国北部，最远到达过中国东北地区和高丽。正是因为这些商人群体的支配地位，才让波斯语成为丝绸之路商业和交流的通用语，特别是在向南延伸的路线上，甚至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之后也仍然如此。

从6世纪中叶开始，一个新的游牧联盟崛起于中国北部。突厥人说阿尔泰语，据说他们曾在另一个游牧国家从事铁匠的营生，后来部落精英造反，攫取了政权。（“突厥”这个名字本身的传播就是一个丝绸之路现象；现代国家土耳其得名自中世纪走出蒙古的突厥人，但如今的人口组成更加多样化。最早的突厥人看上去很像如今的蒙古人、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突厥人吞并了周围各部落，为自己取了“突厥”这个有政治意义、后来又有了民族意义的名字。

突厥的东西汗国统治的疆土从蒙古一直扩展到南方的巴克特里亚，在那里取代了嚈哒人，控制了原本被运往萨珊波斯的丝绸，向西的控制范围则越过了里海。突厥的势力起伏不定，联盟支离破碎，突厥汗国最终也被唐帝国用计征服。然而突厥部落同样影响了中国的唐朝，特别是在军队编制方面。即使在汗国崩溃之后，向西迁徙的突厥部落使得说突厥语的人占据了中亚，继而形成了好几个在欧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它们都保持了“突厥”的特点，并将其传播到整个欧亚大陆。这些突厥的继承者包括蒙古疆域内、吐鲁番附近的回鹘汗国（744—840），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向波斯化伊斯兰国家提供军事力量和王朝精英的强大政权：喀喇汗国（999—1211）、伽色尼王朝（975—1187）、塞尔柱帝国（1037—1194）、马穆鲁克（1240—1517）、德里苏丹国（1206—1526），甚至还可以把奥斯曼（1299—1923）、帖木儿（1370—约1500），以及莫卧儿（1526—1858）诸王朝也加到这一突厥——伊朗——伊斯兰统治者的宽泛类别里，他们分别在这个地区的不同疆域统治了将近一千年。在中亚、南亚和西南亚有如此众多的主要国家享有共同的政治背景和精英文化，这成了丝绸之路连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7世纪到10世纪，另一个突厥继承者建立的国家——可萨汗国，占领了北高加索和黑海大草原——这是黑海和里海、拜占庭，以及萨珊和后来各伊斯兰帝国之间的一个主要贸易枢纽。从伏尔加河流域经过可萨领土抵达拜占庭和地中海的产品包括毛皮、蜂蜜和奴隶等。可萨汗皈依了犹太教，这大概是受了犹太商人或因不信波斯国教祆教而被逐出波斯的流亡者的影响。西突厥汗国的首都虽远在东部，位于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楚河河谷，但从6世纪中叶起，它也与拜占庭宫廷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和商业关系；一位出使突厥的拜占庭使节就曾留下过一份关于西突厥宫廷壮丽外观的详细记录。

为了不再仰仗萨珊波斯作为绢丝来源，拜占庭接触了东部丝绸之路。除致力于开启与突厥人的直接陆上贸易之外，拜占庭还鼓励埃塞俄比亚商人从海道绕过波斯，从印度直接供给生丝。拜占庭发展了自己的纺织工业，把进口的生丝织成纺织品，并从6世纪中叶开始尝试发展养蚕业，自行供应丝线。在丝绸之路沿途各处，绸缎都承担着超越经济的政治价值，特别是作为君主之间的礼品或贡品。在拜占庭尤其如此，那里禁止奢侈的法律阻止了丝绸的出口，并限制向皇家和高级神职人员供应绸缎。最受限制的是那些染成深紫色的纺织品，颜料取自腓尼基港口提尔出产的海螺。

这一时期，中国再次统一，先是隋朝（589—618），继而是唐朝（618—906）。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灿烂辉煌的朝代，不光统治时间长，也开疆扩土，幅员辽阔。唐朝在如今的新疆东部和北部建立了农业殖民地，还设立了很多临时军事哨所，最远到达伊朗。唐朝与突厥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及其挺进中亚，都促成了它的世界大同主义：当时唐朝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定居着来自波斯、印度，以及中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各个僧侣和商人团体，包括基督徒、佛教徒、摩尼教徒和穆斯林。在唐朝前半段，中国人欣然接受来自广阔世界的各种物品和文化，胸襟之开阔前所未有，其后数百年亦无人望其项背。像此前的汉朝一样，唐朝还是东亚其他地区的文化源泉：汉语、文学、哲学、音乐和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在日本、高丽和越南等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某些在这个时期扩散到东亚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互动的产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佛教，但远不止于此。7世纪的一座高丽王陵就是以中国皇陵的风格设计的，依山为陵，进入的“神道”两侧竖立着石雕守卫，其面部特征和穿着与粟特人和回鹘人一致。唐朝传到东亚其他地区的不仅仅是中国文明，还有丝绸之路的文明。

也正是从7世纪起，阿拉伯人——另一个游牧部落民族——出现在沙漠边缘，征服了昔日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中海和波斯领土。他们迅速扩张，就像九个世纪之前的亚历山大一样，因为他们有能力取代那个建立已久但风雨飘摇的政权：萨珊帝国。但阿拉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这个强大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将对丝绸之路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经历过第一次朝代变迁，公元750年从伍麦叶哈里发国转变成阿拔斯哈里发国后，伊斯兰世界的地理扩张远远超出了阿拉伯领土，笃信该宗教的也远不止阿拉伯民族。毫不奇怪，伊斯兰帝国从波斯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维兰纳赫尔”（Mawara’n-nahr）——意即“（阿姆或奥克萨斯）河对岸之地”，也就是河中地区或粟特地区——那里吸收了波斯行政管理和政治风格的很多方面。波斯东部和粟特地区起初奋力抵抗，后来还是被并入了泛伊斯兰世界的版图。的确，从9世纪到13世纪，布哈拉是伊斯兰最重要的艺术和知识中心之一。

于是在这一中期，当时的几个欧亚帝国开始直接与彼此接触。突厥汗国和各个突厥继承国、拜占庭、头几个萨珊波斯王朝以及后来的各伊斯兰哈里发国，它们接壤的边境虽时有冲突，但商业贸易频繁，外交往来不断，还相互赠送礼物。吐蕃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王朝，从它所在的高原向塔里木盆地、青海、中国西部其他地区和中亚扩张势力，从7世纪末到整个8世纪，它与唐朝都处于敌对状态。

这些帝国组成的庞大集群使得唐朝——其军队主要由突厥人组成——直面在中亚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帝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军队。唐朝大将高仙芝（高丽人）征服了塔什干城，洗劫全城并杀死了国王；国王之子去向当时驻扎在撒马尔罕的伊斯兰军队求援，公元751年，唐朝与阿拔斯的军队在怛逻斯（塔拉兹）河遭遇。唐军战败，但此战并无多大的战略意义。（中亚和塔里木盆地的伊斯兰化是延续数个世纪的过程，并非由此事件触发。唐朝军队被迫从中亚撤回，原因并非怛逻斯一役，而是公元755年，粟特与突厥混血将军安禄山叛乱，直逼都城。）然而，怛逻斯战役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因为中国的战俘可能将造纸术引入了撒马尔罕，该技术从那里经由伊斯兰的领土，最终传到了欧洲。

蒙古人的世界帝国（13—14世纪）

21世纪初，成吉思汗（1162?—1227）的形象已经从嗜血的野蛮人被重塑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人。如今的蒙古民族主义者鼓吹说公元1206年，也就是《大宪章》签订的九年前，把铁木真选为成吉思大汗的部落集合是一次民主磋商会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西方作者们赞颂成吉思汗开启了文艺复兴，或将他与耶稣相提并论，这些说法着实令人踌躇。

为什么要如此彻底地为成吉思汗正名？一位学生在考场作文里写下的一句话道出了原因：“1206年，成吉思汗开启了当时世界的全球化过程。”这句话的写作者或许无心幽默，但当时的蒙古人也会致力于——正如史密森学会总结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连接文化，建立信任”吗？

蒙古人以前声名欠佳是事出有因的。铁木真是蒙古部落孛儿只斤氏排行居中的儿子，是个富有领袖魅力的人，他在征服其他几个争夺蒙古霸权的部落之后才成为汗。在集权和重新组织部落社会后，铁木真——如今称作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和中亚征战20载。他的儿孙最终把蒙古的统治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吐蕃、伊朗、伊拉克，以及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帝国，包括中国和吐蕃的元朝、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波斯和西南亚部分地区的伊儿汗国，以及黑海北部和伏尔加河沿岸大草原上统治着基辅和莫斯科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

与此前和此后的其他强盛政权一样，蒙古人为了战略目的而使用极端暴力，将所到之处夷为平地以儆效尤，他们早期征战中亚时尤其如此。乌萨马·本·拉登曾把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比作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他知道听众一下子就能抓住要点：旭烈兀因种种罪行在伊斯兰世界恶名昭彰——他杀死了哈里发、毁掉了灌溉基建设施，还洗劫巴格达长达17天；底格里斯河先是被这座城市著名图书馆的墨水染黑，后来又被鲜血染成红色。

然而尽管蒙古人滥用暴力，从其实际意义上来说，蒙古帝国的确前所未有地统一了欧亚大陆。这个统一体好景不长。中亚充斥着蒙古人自相残杀的倾轧，到14世纪中叶，中国和西南亚的蒙古政权先后崩溃；金帐汗国在15世纪初分裂，只有小型的继承汗国存留到公元1500年后。然而在帝国鼎盛时期，蒙古人所统治的领土是以统治者的家族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有一套公函的马上递送体系（yam），共享行政、司法、税收和财政制度，并在国土的各个地区，特别是在元朝和伊儿汗国之间，调度技术专家和工匠，在整个蒙古帝国期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从中国到黑海各港口，继而转向欧洲的大草原这条路线相对安全，成为除穿越伊斯兰国土的路线之外的另一个经济可行的选择：1257年，法国香槟地区集市上有中国丝绸纺织品出售，价格低于波斯出产的丝绸。就像十字军让北欧和西欧知道了伊斯兰世界一样，蒙古帝国也向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打开了中亚和中国的大门。在那些蒙古帝国时期一路远行到Cathay（他们对中国的称呼）的西方商人中，只有马可·波罗一人记录了自己的旅程。1298年，他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向一位意大利传奇小说家口述往事，结果，他的亚洲地理被这位作家添油加醋之后，不但成为了解东方的一个窗口，还刺激了更为深远的探险：哥伦布在驾船驶向他所以为的中国时，就随身携带着马可·波罗《行记》的注释本。

包围大草原（16—19世纪）

因为蒙古帝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促进了欧亚大陆的联系，某些学者认为，那个时期就标志着现代世界的肇始。这么说未免夸大其词，但显然，除了加强丝绸之路的交流之外，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政治和社会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大草原和耕地上后来的统治者们在军事、行政和帝王风范等诸多方面都继承了蒙古人的传统。特别是蒙古人不再像早期的游牧帝国那样单纯仰赖榨取，转而依靠系统性的赋税而不只是靠农耕地区的掠夺物和贡品，建立了一个游牧和定居政权的混合体。后蒙古时期的继承国也遵循了这一模式。

在蒙古人统治数百年后的大部分疆土上，皇室正统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只有拥有成吉思血统（Chinggisids）的人，或成吉思（Chinggis）的后代，才可以使用“汗”这个称号。再次征服了西蒙古帝国大部分土地的帖木儿（1370—1405年在位）自称埃米尔（amir，意为亲王）和“女婿”，因为他本人并非出身成吉思血统的部落，只是娶了一个成吉思血统的女人。他自己的继任者们不再那么穷兵黩武，但仍保留了蒙古人的基业。整个15世纪，在帖木儿的继承人的统辖之下，中亚、波斯和阿富汗的文化繁荣发展，集伊斯兰、波斯和突厥文化之大成，并在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突厥和波斯文学、彩饰手抄本、陶瓷、石雕以及建筑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建筑上的成就尤其辉煌：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的大清真寺和宗教学校都建于这个时期。帖木儿王国的这次文艺复兴影响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波斯、奥斯曼帝国，乃至印度。

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1757）的缔造者巴布尔是中亚人，拥有帖木儿和成吉思两系的血统，但他更崇尚自己的帖木儿祖先，即使在征服印度之后，他仍然心系阿富汗与河中地区。莫卧儿帝国算是蒙古和帖木儿的继承国，移居到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但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非游牧国家也学到了突厥——蒙古传统的方方面面。伊朗的萨菲王朝（1501—1722）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都把部落的游牧军事力量和对农耕人口进行的官僚统治相结合。加上莫卧儿王朝，这三个国家常被称为火药帝国，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把军事力量和基于农业的后勤能力结合起来，是因为在军队中推广了火药武器，相应地带来了人员、防御工事和财政组织的变化。但除了火药之外，它们还受到了欧亚大陆游牧型帝国的影响。就此而言，还有一种类似的观点把中国的明朝（1368—1644）也算在其中：明朝虽然仇视蒙古人的统治，却保留了蒙古军队组织的很多特征，它建立之初的几十年在大草原和海上都积极扩张，并与中亚保持着外交和商业关系。

就连莫斯科的沙皇俄国（1547—1721）和俄罗斯帝国（1721—1917）也可被视为蒙古人的继承者，清帝国（1636—1911）也是如此。这两个帝国最终都击败了后蒙古时期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和汗国，并把这些地区各自的部分纳入自己广阔的帝国版图；此外，两个帝国也都以蒙古人的方式把对农业和畜牧民族的统治结合起来，只不过他们的行政效率、交通所及和执政寿命都超过了蒙古人。从一种角度来看，这导致耕地人群对大草原人群复仇，在两千年后实现了一次势力天平的大反转。但这两个包围了大草原的近代帝国本身既是大草原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定居帝国的接任者。

俄罗斯帝国除继承了拜占庭和东正教传统之外，还采纳了蒙古人的一系列具体做法和制度，包括某些税赋、军事装备和战术，以及基于蒙古人的yam建立起来的驿道系统。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延续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自15世纪中叶以来将强大的中央统治权集于大亲王、沙皇或皇帝这一传统有了新的发展。沙皇俄国的意识形态并不直接源自中央欧亚：“沙皇”（tsar）一词的词源是“恺撒”（Caesar），延续了拜占庭人把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威集于君主一身的传统，俄罗斯人把蒙古可汗也称为“沙皇”。而皇帝蒙神施恩的概念与中央欧亚地区天降可汗的传统完美契合——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天子”概念如出一辙。此外，俄罗斯的沙皇明显采纳了可汗制的模式，与哈萨克人和其他中央欧亚部落民族保持着世袭的统治关系。在中央欧亚的人看来，俄罗斯君主就是“白可汗”。

清朝确实是蒙古的继承国，不仅因为它自己的部落建国者——满族人——一直保持着与蒙古部落贵族的密切关系并相互联姻，也因为它在与蒙古和中亚（它从蒙古统治者手中接管的地区）的非汉民族打交道时，有意识地利用了成吉思血统的正统地位。清朝的皇帝们在与中央欧亚的人交流时标榜自己是“神圣可汗”，并且和他们之前的元朝大汗们一样，是藏传佛教的大恩主。除使用这些意识形态手段之外，清朝还依靠在中国收取的巨额农业和商业税赋，在大草原上部署骑兵，彻底消灭了准噶尔（另一个有帝国野心的蒙古联盟）。这些征服使得20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16世纪的中国明朝的版图扩大了一倍。

而蒙古帝国之后的丝绸之路情况怎样？它看上去当然与古典时期、中世纪，甚至蒙古时代不同了。清朝消灭了准噶尔人之后，再也没有来自大草原的游牧帝国占据中央欧亚的“中间地带”了。相反，在16世纪和17世纪，俄罗斯人穿越西伯利亚，向太平洋和清朝的北部边境进军，为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寻找毛皮，并为俄罗斯和欧洲寻找茶叶。到17和18世纪，俄罗斯人对棉纺织品和印度人对马匹的需求，推动了经由中亚的庞大贸易，塔什干等传统的丝绸之路货物集散地都是受惠者。清朝向西扩张，进入新疆，把中国人和中亚商人凑在一处，茶叶、大黄、陶瓷、白银和丝绸在帝国边境上自由流动。与丝绸之路历次鼎盛时期一样，近代的中央欧亚帝国统一的结果，也是在俄罗斯、印度、波斯、中亚和中国之间促成了更密切的联系、更庞大的共有知识体系，以及更繁荣的贸易往来。

第三章　丝路上的生物学

乌鲁木齐的大巴扎[15]如今早已被一个购物中心所取代，里面有家乐福超市和肯德基快餐店。但单看外面步行街上的那座骆驼铜像，还真说不清这是在哪里。直到21世纪初，二道桥大巴扎一直是个挤满了顾客和商人的火灾隐患。一个角落里的漂亮纺织品熠熠生辉，里面有维吾尔和乌兹别克妇女穿的中亚艾提来斯（etlas）纹样的裙子：其上的丝绸与垂直的曲折色带共舞——或者也常有用涤纶替代丝绸的。还有成串的淡水珍珠，成排的地毯，一盘盘镶嵌着珠宝的小刀。但这里也是个生意兴隆的食品市场，本地的维吾尔人、汉人和回民（中国穆斯林）和观光客一起拥挤在狭窄的通道里，从整扇整扇的羊肉下钻过，呼吸着羊肺和羊杂汤的热气，一路上低头可见黄杏、杏仁、马奶葡萄、白葡萄干、胡椒、长豆角、番茄、大葱、芫荽、孜然、红辣椒，以及红茶和绿茶。

1990年我第一次去二道桥时，在排档外面走过，维吾尔族厨师在里面的摊位上烤羊肉串，把馕和羊肉洋葱馅的烤包子（samsa，和“咖喱角”是同一个词）从黏土烤炉里钩出来。两个戴着素色头巾、突厥人长相，一眼就能认出是哈萨克人的妇女蹲在墙边。两个女人中间，在她们刚吃完的一堆西瓜皮旁边，立着一只肮脏的十升装塑料油瓶。“马奶酒，马奶酒！马奶酒——马奶酒”——马奶酒！她们喊着。只需掏出价值区区几个便士的破旧中国钞票，她们就会拧下瓶盖，把米白色的泡沫液体倒进一只有缺口的青花饭碗。我提心吊胆地闻了闻。有一股奶酪一样的咸味；浅灰色的表面上泛有微小的泡沫。我喝了一小口，又喝了一大口，最后一饮而尽。

马奶酒是发酵的马奶，味道像美味的酸奶饮料，或是冒泡的稀薄酪浆，略带一点酒精味。刚刚从令人窒息的巴扎挤出来，那马奶酒喝起来清爽可口，我二话不说又买了一碗。

史学家们常说起15世纪末欧洲人抵达美洲后发生的动植物“哥伦布交流”。旧世界的作物、杂草、家畜和病菌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改天换地，对美洲人口不啻是一场浩劫，最显著的破坏来自旧世界的细菌在此前绝无先天或后天耐受力的美洲土著中引发的传染病。被带到旧世界的新世界作物包括胡椒、番茄、土豆、玉米和烟草，也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从16世纪到18世纪翻了一番，部分原因就是来自新世界的玉米和白薯可以在不毛之地生长，为农民提供了廉价的替代热量，让他们得以出售大米和其他细粮。久而久之，起源于欧洲的技术优势传播到了美洲，美国相对较早地采用了整套技术和经济创新，开始了我们所谓的工业革命。

丝绸之路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交流，不过其特征并非突然的接触，而是跨越数千年的无数次邂逅。虽然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各民族从未彼此完全隔离，但长期的跨欧亚交流把此前各自独立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系统联结了起来，互相吸收和补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和东亚的农业发展独立于新月沃土、埃及和印度。欧亚大陆西部的早期农业起初建立在小麦和大麦耕作的基础上，东亚则是依靠小米和大米。然而，从史前时代开始，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各种动植物一直就是在这些起初截然分离的极点之间扩散和传播的。

二道桥大巴扎就位于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明白彰显着跨欧亚生物和技术交流的历史和现实。熙熙攘攘的人群的面孔带着中国人、突厥——蒙古人和伊朗人的特征，暗示着从古到今的多次迁徙；最近的DNA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并指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市场上出售的很多蔬菜和肉类正是中国、印度、波斯和/或西南亚动植物杂交的产物。我拿来喝马奶酒的廉价青花瓷碗虽然是现代工业品，却再现了欧亚大陆与中国共有的色彩和样式，是伊斯兰世界、中国和西欧之间从9世纪到19世纪相互交流的成果。当然，养蚕术的传播也涉及动物（蚕）和植物（桑叶）以及织布技术的西渐。

马奶又如何呢？马的驯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及，它彻底改变了劳动、运输和战争的形态。人和马的这一长期合作始于欧亚大草原，压轴戏也发生在那里。战车技术跨欧亚大陆的传播就是最早的绝佳范例之一，说明了军事技术扩散之快、影响之广。

就连我饮用发酵奶这个事实也讲述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事关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类自然选择以及各种基因和文化共同演化的不同模式。能够耐受乳糖的人群发生了突变，使得他们直到成年一直可以持续产生乳糖酶，用于分解奶中的乳糖。这些突变只是区区几千年前（人类驯化了奶牛之后）才开始独立发生在非洲——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乳糖酶续存性一直最普遍地出现在北欧人后裔中。另一方面，东亚人口的乳糖酶续存性出现比率极低，就算在游牧民族中也是如此。但让奶发酵的细菌可以把奶中的乳糖分解成容易吸收的糖类。因此，发酵的奶制品（乳酪、马奶酒、酸奶、酸乳酪、克非尔[16]等）是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饮食的一大特点。13世纪的欧洲僧侣兼旅行家鲁不鲁乞得知他遇到的游牧民族喝“酸奶”或马奶酒时，着实吃了一惊。

奶制酒精饮料相对罕见，但几乎每一个人类文化都用谷物和水果开发了酒精饮料。各种酒精饮料大致可算作文化趋同的一个例子：在不同地区，人类的发展平行而彼此独立。但二道桥大巴扎的葡萄，那些压弯了费尔干纳的藤架或是在吐鲁番炎热的沙漠空气中变成甜葡萄干的葡萄，却是从西方输入的，从地中海向古代和当代中国传输葡萄酒及其文化的欧亚通道也与丝绸之路有关。

最后，二道桥的烹制食品也会让我们想到各种烹饪方式如何在欧亚大陆之间传播。大陆上随处可见的面条与馅食既可以例示扩散，也可作为文化趋同的范例，但用于制作这些食品的小麦则是在新月沃土率先驯化，并逐渐传入中国北方，使得那里的农民可以种植第三种越冬作物。于是像中亚一样，小麦——而非大米或小米——成为中国北方的主食。折边包馅的面食这种特殊的小麦制食品或许可以被看作典型的丝绸之路食物。

DNA（脱氧核糖核酸）与人类的迁徙

DNA年表和化石证据表明，7万——13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智人）经由中东地区走出了非洲。他们跟着成群的大型食草哺乳动物走上了欧亚大草原，在那里分道扬镳，各向东西，取代了早期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并有可能与其混种。这些远道而来的旅人是丝绸之路上的先驱——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祖先，还是现代非洲人和更近期迁出非洲之人的远亲。3万——4万年前，人类迁徙到了东亚（新的遗传学证据表明，东亚人不太可能是由中国本地的直立人群体独立演化而来的）。大约在最后一次冰川期，最多25 000年前，一些人利用海平面较低的优势，通过东北亚和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另一群人迁徙得更早，在大约4万——6万年前，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经过印度尼西亚，最后在澳大利亚定居。

大约17 000年前，随着最后的冰川撤退，欧亚大陆上的各民族开始分化为独特却并非孤立的语言和文化群体，也就是旧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尽管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的中东地区，但欧亚大陆和美洲的不同族群也都成功完成了各自独立的驯化。考古学和基因数据显示出一个复杂的模式，即在非洲——欧亚大陆，某些驯化（例如牛）曾在不同的地点多次独立发生，而其他动植物（包括马）的驯化则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个地点，随后驯化物种通过跨欧亚交流的机制，连同饲养和种植技术一起传播开去。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有史时期，至今仍在发生。从1990年代以来，以乌鲁木齐为首府的新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产地，那可是新世界的作物，直到公元16世纪和“哥伦布交流”之后，才传到欧亚大陆来的。

DNA研究虽然仍属新兴领域，但也能提供相关信息，或是证实我们从考古证据和史料中所知的关于其他跨欧亚大迁徙的情况，包括那些对丝绸之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迁徙。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人类遗骸上研究线粒体DNA的科学家们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及更早的样本中含有与欧亚大陆西部世系（单倍群）有关的标记，却没有欧亚大陆东部的标记。这与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法吻合：驯化了马并使用马车之后，说原始印欧语的人向西行进，进入了大草原的深处。当然，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起初就属于欧亚大陆西部世系，他们说伊朗语的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

如此说来，在新石器革命后的一千年里，第一波迁徙潮的主要方向看来是从西方到东方。因此，如今安放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至今保存完好的那些制作年代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200年的塔里木盆地“木乃伊”，看上去很像“欧洲人”（尽管他们及其祖先都不太可能来自黑海以西的地方）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也拥有欧亚西部的基因标记，是因为来自这些单倍群的人都住在中央欧亚。其他类型的证据——包括希腊和印度语源的名字，以及数个世纪之后的文本——都让学者们认为，其中至少有一些人生前说的是吐火罗语，也就是原始印欧语的一种早期派生语言。吐火罗语本身可能又与贵霜帝国有关，或许也和被匈奴从如今的中国西部赶到阿富汗和阿姆河沿岸的月氏部落联盟有关。

对于哈萨克斯坦古代遗骸的分析还有另一个发现。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样本中含有欧亚西部和东部的单倍群混合标记——混合比例几乎恰好是五五开，此外还有一些与印度有关的单倍群。因此，大约公元前4千纪开始从西方迁出的迁徙潮，在公元前1千纪中期前后又全面回迁了，当时东部后裔各民族正在向西扩张：在公元1千纪到2千纪，向西扩张的或许先是原始匈奴人，紧随其后的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中央欧亚的现代人口高度异质化，每个人都同时具有欧亚西部和东部的标记。这正是我们应该在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身上看到的情况。

蒙古人的生物学遗产

征服欧亚的蒙古人也留下了自己的基因遗产。在曾经属于蒙古帝国版图的地方，大约有8%的男性的Y染色体上有一个独特的标记，可以追溯到700—1000年前的蒙古。关于这个标记的最佳解释是，成吉思汗前几代的一个男性祖先的Y染色体上携带着一个无害而独特的变异。成吉思汗和他死后留下的王朝也携带着同样的遗传标记，起初携带此基因的人数很少，但他们个个儿孙满堂，因而其基因印迹遍及欧亚。实际上，蒙古人的基因遗产甚至要远远大于这种男性世系的标记所提示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女性的基因标记来追踪蒙古的后裔。

然而也有人说，蒙古人最大的人口统计学遗产并不是增加而是大幅减少了人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有时还会以屠杀为战略，还因为他们促成了导致瘟疫的鼠疫杆菌的扩散。1346年，蒙古人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Kaffa）时，把死于瘟疫之人的尸体投到城里，以加快攻城的进度。意大利商人又把受到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从卡法传播到地中海和西欧。在欧洲，黑死病杀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北非也造成了恐慌，对港口和贸易城市的打击尤其沉重。

曾经的流行观点认为，蒙古人无意间把瘟疫从中国西南部带到了欧洲，在此过程中，中央欧亚大草原的土拨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温暖舒适的洞穴成为疾病的永久存身之所，因为跳蚤和瘟疫细菌可借以越冬。以这种观点来看，瘟疫就是最初的全球化者造就的传染病。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14世纪中国发生的传染病就是瘟疫，或者表明当时在印度或中亚的各个丝绸之路城市爆发过任何传染病，且该瘟疫可能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欧洲。瘟疫的确是大草原上所特有的，但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其发展成型的具体时间——那很可能是在蒙古帝国之前。

和丝绸之路的其他故事一样，基因组测序让人们了解到一些新的细节。与采自其他任何地方的样本相比，从现代中国取样的鼠疫杆菌样品显示出最显著的系统发育多样性——这说明中国是其发源地。此外，某些试验表明，这种疾病最古老的品种同样出现在中国。然而，基因组测序过程鉴定，在前苏联发现的多个变种才是该基因树的根源。因此，虽仍然不清楚瘟疫究竟始自何方，但我们可以说，蒙古人无意间帮助瘟疫从欧亚大草原传播到了北欧和地中海，也有可能从大草原传播到了中国北方。

马与跨欧亚王室文化

在如今的英语世界，我们对马所怀有的喜爱与尊重不逊于我们对狗的态度。我们给马取名字；为它们的特质赋予人性；还围绕着它们设计各种活动（马术表演、赛马会、猎狐等），作为精英社会阶层的标志。马可不是养来吃的。

然而，很久以前在欧亚大陆，我们的祖先把马匹看作供狩猎的可食猎物。人类一定在驯化马之前就理解了马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在狩猎某个野生的马群品种时与之有了长期的接触和观察。在驯化了牛和羊很久以后，马仍然充满野性。实际上，考古学记录并没有直接揭示出马最初是何时驯化的；尽管在很多考古遗址都发现了马科动物的骨头，但这些马也可能是狩猎得来或食用之前短期饲养的。

公元前5千纪末到公元前4千纪初的气候变化将整个欧亚大陆笼罩在严寒中，或许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马匹在冬天获取食物的能力胜过了牛羊：它们可以用蹄子扫清地上的积雪，踩碎覆盖着水源的冰层，而其他食草动物只会使用自己柔软的鼻子。或许因为在更严寒的冬日需要进食肉类，欧亚大陆的人——同样，很可能是黑海和里海以北的大草原上的居民——开始捕食母马。大约在公元前4800年后，人类利用捕获的母马成功地培育出一匹种马。遗传学家告诉我们，如今世界上所有的家马都是那匹公马的后代。它可能相当温顺，这符合人类的需求，而考虑到野生的公马会戒心极强地守卫自己的“后宫”，在这种竞争压力之下，与人类合作或许是这匹马获得交配对象的唯一选择。

第一批家马的饲养目的是肉用家畜，或许也是马奶的来源，而不是作为运输工具。曾经有人认为，直到公元前2500年，人类才驯化了马，并且马匹最初是被套在货车上的，后来才直接骑乘。但一种测量青铜时代前马匹牙齿磨损程度的巧妙方法表明，从至少公元前3700—前3000年起，很可能是为了捕猎其他马匹，哈萨克大草原上的人就开始用非金属的马衔来骑马了——这可能要早于更靠西部的地区。

从大约公元前4800年起，马匹开始出现在坟墓和雕刻物的象形文字中，起初只是被描述为驯化动物的一种，但后来就被用作力量、活力或贵族地位的象征——它们至今仍有这样的象征意义。战车的兴起巩固了马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虽然在公元前1千纪，战车本身便不再用于战事了。马匹被埋在皇家陵墓中陪葬，有些带有战车，有些则不带：这样的古墓遍布欧亚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新疆处处可见。希罗多德描述过一个青铜时代的斯基泰王陵，有50匹骏马陪葬。秦始皇在西安郊外的陵墓或许以更大的规模呼应了同样的欲望：除了成千上万的陶俑武士之外，他的陵墓中还有供他本人在极乐世界驰骋的陶马和战车。

马匹和丝绸一样，在中国与北方大草原各民族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中东、波斯南部或印度一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养马，需要从蒙古大草原和西藏高原持续补充牲畜。这些动物是头大毛长、鬃毛粗硬的马驹，与亚洲原有的普氏野马（这种野马是以19世纪“发现”了这种动物的波兰裔俄罗斯探险家[17]的名字来命名的）是近亲。普氏野马如今只存活于动物园和保护区。

公元前2世纪，张骞报告说河中地区“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18]这一说法启发了中国人关于高大的阿拉伯马的生动想象，把它们和半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天堂，甚至龙联想在一起，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的马是龙的子嗣。出生于唐朝的边陲哨所，即如今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中国诗人李白就曾在《天马歌》一诗中以狂放的笔触写下“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汉朝将军李广利远征到费尔干纳，带回一群“汗血”马。后来的帝国，尤其是唐朝，依靠贸易和外交互赠从北方和西方换得马匹。8世纪中叶的一次叛乱几乎推翻了这个王朝，唐朝被迫以高价从曾经对它施以援手的回鹘游牧部落收购马匹，每匹马的价格大约是40匹丝绸。

唐朝需要马匹是出于军事原因，但同时也因为其带有游牧色彩的贵族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培养了所谓的“欧亚大陆王室马文化”；与阿拉伯使者交易宝马更助长了这种迷恋，唐朝贵族对皇家狩猎和马球的热爱也反映了这种迷恋——在当时的绘画和雕像中，甚至出现了妇女马球比赛的场面。马球是从波斯（那里的妇女和国王也玩马球）经过新疆的绿洲城市传入中国的，继而又从中国传到了高丽和日本。与此同时，拜占庭也同样从萨珊王朝治下的伊朗学会了一种马球的玩法，在伊斯兰教扩张之后，伊斯兰世界仍然非常流行马球。拜占庭和唐朝宫廷都有自己的马球场。与西洋棋、框架故事寓言以及鲁特琴一样，马球也是文化从波斯和印度中心向欧洲和东亚的丝绸之路外围地带传播的一个例子。

最早有关马球的记录之一来自伊斯兰教之前的波斯民族史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在伊朗（定居的文明中心）王子夏沃什和图兰（游牧突厥人的国土）国王阿夫拉西亚伯之间进行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比赛，双方在马球场上演了历史和文明的对决：

夏沃什跨上一匹烈马，用手把球抛起，木槌击中马球，马球高高飞起，直冲月亮而去，仿佛被吸入了云霄。阿夫拉西亚伯对这一击报以大笑，贵族们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异口同声地说此生从未见过这样出色的骑手……两支队伍由此开始了激烈争斗，暴土扬尘，遮天蔽日。

19世纪，英国人在印度自治领上学会了这种“国王的运动”，并为其制定了正式的规则，因此英国人也是从欧亚贵族做派的深井中汲取了精华。英国皇室至今仍在玩这个游戏。

马球的技巧和价值观念当然也来自狩猎和战争，特别是在马背上进行的战争。这三种活动都需要骑马技巧，整个欧亚大陆的君主都热衷于此，也都曾是精英地位的标志。起初被放牧用作肉食来源的马匹成为运输的工具，使得游牧民族扩张到大草原深处，在那里，它们和骆驼一样，成为丝绸之路上长途陆路旅行的交通工具。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在饲养和骑乘马匹方面的相对优势，确保了他们相对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定居农业社会的军事优势，在某些地方，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匹仍被用于军事实战，时至今日，由于它们与战争、统治地位和权力的关联，骑马表演仍然会出现在各种国家典礼上。

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认为，现代帝国主义并非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由经济推动的，而是由统治阶级的一种无目的的征服欲望推动的，在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上，这种统治阶级的起源是中世纪的骑士。即使到了20世纪初，这些贵族还是充满怀旧的心态和返祖的激情，其怀想对象就包括马匹和狩猎。他写道，阿拉伯、波斯和蒙古的骑手，乃至欧洲封建社会，都对同一个植根于战争和骑术的君主特质有所认同——如此就构成了“跨欧亚王室文化”。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熊彼特本人也喜欢骑马，不过众所周知，他对自己的本领，至少对自己的骑术谦抑有加。据称他曾说：“我早年有三个宏愿。我想成为世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风流的情人。可是，我从未能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

葡萄酒

在丝绸之路上，文化趋同（相似的现象独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扩散（特定事物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的例子比比皆是。主食谷物和牛在不同的地方多次被驯化；马的驯化和丝绸制作工艺首先在一地得到发展，但随后又被其他各地的人们急切获取和传播，盖因它们能够满足人类对军事实力、权力象征和艳丽服装的普遍追求。

酒精饮料则同时是文化趋同和扩散的范例。所有种植和储藏谷物的社会同样发现了谷物在水、酵母和其他成分的混合物中如何发酵，变成啤酒的过程；很多地方还会把水果发酵变成果酒。这些饮料除了富含营养成分外，还含有影响精神行为的复合乙醇。

可能是由于我们对酒精所共有的生理反应，因而尽管在习俗和社会意义上存在着很多明显的细微差别，欧亚大陆和全世界酒精饮料的消费都与某些相同的东西有关。例如，包括欧西里斯和哈索尔（“醉酒夫人”）在内的很多古埃及男女神灵都与酒精有着特别的联系。古埃及人在公元前4千纪就已酿造了复杂的烤面包风味的啤酒和红葡萄酒，前者是大众喝的，后者主要供精英阶层享用。埃及人的坟墓和神庙绘画常常会描绘饮酒的场面，酒精饮料也是葬礼上的主要物品。埃及人可能认为，酒醉可以促成与死者和神灵的交流。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喝啤酒和葡萄酒。《吉尔伽美什》是一部古老的史诗，其中已知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初；在这部史诗中，妓女夏姆赫忒（Shamhat）用自己的身体和大量啤酒引诱野人恩奇杜（Enkidu）走出荒野，加入人类的阵营。后来，当吉尔伽美什寻找通往冥府的道路时，是一个酒馆的老板娘给他指明了方向。

古代中国也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就开始酿造酒精饮料，最初是用谷物酿制，因而是一种啤酒（汉字“酒”用于表示所有的酒精饮料，但常被错误地英译成“wine”[19]。酒精是祭祀祖先的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中国早期的好几种青铜器都是专门用于为亡人加热和供奉这些奠酒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饮酒也是人们日常聚会上的主要活动。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末年，纣王“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20]，这甚至可能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虽然酒精饮料是在很多不同的地点独立发明的，也应该说在所有地方，美酒通常都或多或少地与欢乐、爱情和超验有关。

但葡萄酒——特别是以酿酒葡萄经驯化的野生亚种所酿制的酒——却并不普遍，至少起初并不普遍。它最终在欧亚大陆随处可见，是丝绸之路传播的结果。就像养蚕业始于中国而后传播到了西方一样，葡萄栽培始于欧亚大陆西部，后来传到了东方。最近的DNA研究有力地表明，葡萄首先是在新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10000年）在高加索驯化的。有关驯化的葡萄——而不是野葡萄籽——的最早证据发现于如今的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的新石器遗址。从那里开始，葡萄酒的生产在青铜时代完全成形，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饮用葡萄酒的证据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及坟墓，以及公元前2500年的希腊，远早于荷马笔下的英雄在“暗酒海”中航行。葡萄栽培传播到了伊朗的卡伦河高地平原和设拉子高地，饮用葡萄酒也让波斯文化活跃了起来。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波斯的社会名流在喝酒时思考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并在第二天早上决定是否实施他们的决定。如果他们碰巧在清醒的时候首先就某事做出了决定，就会在饮酒时重新考虑。希罗多德还提到，斯基泰人用敌人的头骨做成的杯子饮用混合了鲜血的葡萄酒（就像匈奴统治者用月氏对手的头颅做成酒杯一样）。

印度北部和中亚从波斯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和随营人员那里学到了葡萄酒文化。巴克特里亚的贵霜皇室用希腊——罗马风格的巨爵（krater）饮用葡萄酒，并通过如今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多个港口进口用双耳细颈瓶灌装的葡萄酒。但中亚也出产自己的葡萄酒。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写到中亚的佳酿时说，这种酒可以在除去树脂的木桶里保存三代人之久。巴克特里亚某些神殿和寺院的雕刻场景和其他证据表明，佛教僧侣既会酿制也会享用美味的葡萄酒。无独有偶，在罗马帝国把葡萄栽培传遍了其整个西欧领土后，欧洲的早期基督教修道院也曾经是著名的葡萄酒商。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期间保持了酿酒的传统和技术，为的是在弥撒仪式上使用葡萄酒，他们认为这种暗红色的液体可以变成耶稣的血。东正教和东方教派，或称“聂斯脱利教派”，同样也在圣餐中使用葡萄酒（英国圣公会也是如此）。这种宗教集会的本意并非在仪式上喝醉；显然，西方和东方的基督教像某些早期的佛教徒和古埃及人一样，认可葡萄酒的这种超自然特性，并用它来象征和强化崇拜者与上帝的联系，以及崇拜者彼此之间的联系。

图4 健驮逻国印度——希腊风格的石雕，表现公元1或2世纪的一个宴会场景。左侧的妇女手持盛满葡萄酒的双耳细颈瓶；她身边的男子在用一只基里克斯杯[21]喝葡萄酒。右侧的乐工在演奏手鼓和短颈鲁特琴

中国位于这条传播链的东端。一颗小小的中国葡萄在中国发酵的时间可能与新月沃土和埃及一样早，但中国的葡萄栽培并非始于那时，葡萄一直未能在中国人的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张骞报道了费尔干纳的葡萄，并带回葡萄种子，种在汉朝的首都。但即便葡萄酒在中亚很常见，它在中国始终是舶来品。公元384年，中国军队在一个名叫吕光的将军指挥之下入侵中亚的世界性绿洲城市和佛教中心龟兹，“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22]。两个半世纪后，僧人和旅行家玄奘在伊塞克湖（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附近西突厥叶护[23]的军营里见到了葡萄。这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生动场面：游牧部落精英身穿绚丽夺目的丝绸刺绣服装，叶护本人身穿绿缎衣，用十英尺长的丝绸头巾束着他蓬松的头发。大帐里，叶护和大臣们与玄奘以及来自中国和高昌国（如今在吐鲁番附近发现了它的遗址）的使节们坐在软垫上。游牧者和使节们听着中亚乐队奏出的音乐，喝着酒，气氛越来越活跃，而有节制的玄奘喝的是甜葡萄汁。如果主人用葡萄汁特别款待僧人，那么他的同伴们饮用的很可能就是葡萄酒了。

十几年后——在公元640年代——葡萄栽培技术来到了中国本土。叶护的继任者给唐朝宫廷送来一份适合酿酒的紫“马奶”葡萄作为礼物。然而即使在唐朝征服了新疆的好几个绿洲城市、把酿酒的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之后，葡萄酒仍然是与“西域”（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和中亚）有关的舶来品。高昌国给唐朝宫廷送来了葡萄、葡萄干和葡萄酒作为礼物。高昌国“马奶”葡萄的剪枝被种植在唐朝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和中国西部的甘肃。唐朝的工匠以希腊式的葡萄串来装饰铜镜和大马士革锦缎，或是制作陶瓷“来通”（地中海式的角形酒具）或葡萄酒罐来模仿萨珊的银箔执壶。一个唐朝的葡萄酒具上就画着一名肤色黝黑的粟特人，笑着环抱一只跟他一样大的罐子。

唐朝还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期，很多诗篇都提到了丝绸之路和葡萄酒；像翩翩起舞的粟特人和喧闹的鲁特琴一样，在中国人的眼中，葡萄酒也与中亚密切相关。例如，我们不会把红葡萄酒与酒醉的士兵联系在一起，但在8世纪的诗人王翰看来，葡萄酒却营造了中国中亚边境上的出征氛围：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导致超然精神状态的任何酒精都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前文提到写诗赞颂贵霜天马的那位出生于中亚的中国诗人李白也爱饮酒——他的诗歌有16%都提到了酒。在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里，他吟诵了自己独自饮酒，只有月亮和自己的影子这两个同伴。他酩酊之后与它们分离，全诗结束时又在银河与它们重聚。[24]中国与舶来品的关系有时暧昧不明，同样，关于葡萄酒的异域联想也并不总是正面积极的。唐玄宗的妃子，骄奢淫逸的杨贵妃就是一个邪恶的饮酒者。因为导致皇帝不能专心国事，也因其与突厥——粟特裔将军安禄山古怪的轻浮行为，她备受指责（后又被勒死）。与她红颜祸水的名声相对应，在人们的记忆中，杨贵妃用镶嵌珠宝的罗马式玻璃杯喝葡萄酒。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几乎推翻了唐朝。为了平息安禄山的叛乱，唐朝被迫从中亚撤军，最终变得排外恐外，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世界大同时代的结束。

图5 这尊唐朝的雕像是一个高鼻子的外国人手持葡萄酒囊，大概是个粟特人。在中国，葡萄酒是与“西域”——中亚、波斯和阿拉伯——相关联的。初唐时期，粟特人在与从新疆到中国东北的游牧民族的贸易中起到了商人和掮客的重要作用

21世纪初，仿佛是为了弥补中国人数个世纪以来对它的不感兴趣，葡萄酒在中国再次流行；它不像白酒那么易醉，因而更适合中式宴会上不停敬酒的风俗，更不用说中国人向来认为红色代表着喜庆吉祥。如今，中国人每年要喝掉大约10亿瓶酒，其中大多数是红葡萄酒，过去10年，这个数字以每年15％——20%的幅度持续增长。中国每年生产数亿瓶酒，不足的部分大多从法国进口。中国购买的波尔多葡萄酒比美国或日本都要多。

唐朝从中亚撤军的同时，阿拉伯军队在那里驻扎下来，伊斯兰教也随之确立，此前它们从阿拉伯半岛，经过中东地区、伊比利亚半岛、波斯逐渐扩张，进入中亚。《古兰经》对酒醉的抨击如今一般被解读为禁止穆斯林饮酒，有时几乎被看作该信仰的中心宗旨或是穆斯林的主要标志性特征。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对这些规则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在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中，颂扬爱情和葡萄酒的古典诗歌流派在伊斯兰化之后得以幸存；在神秘的苏菲派教徒的作品中尤其如此，后者把葡萄酒所致的多情和忘形与人们对与神合一和精神超验的渴望等同起来。

想想13世纪诗人伊本·法里德那首充满寓意的《酒颂》吧：

在对至爱的回忆中

我们饮下一杯；

在神造出葡萄藤之前

早已酩酊大醉。

满月是杯，酒是

被新月环绕的太阳；

调制出来的那一刻，

满天的繁星瞬间闪亮！

如果不是为了赞颂它，

我便不会找到它的酒馆；

如果没有它闪烁的光芒，

想象又如何把它呈现？

这里的酒象征着宗教。然而在法里德看来，爱、酒和信仰之间的联系如爱人之间的深吻，是真实有形的存在：

所以一饮而尽吧，

如果必须如此，不妨把它混合起来，

但转身离开

至爱的双唇却是万般不该。

在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的笔下，感官和精神世界的交织更加难解难分：

头发蓬乱，汗染香鬓，唇边带笑，且酌且饮；

她衣衫不整，歌声不断，酒杯在手；

她目光嗔怒，嘴里叹气，

昨夜她来到我的枕旁，坐了下来。

把头靠近我的耳边，用美妙的声音低语

“你在睡吗，我的老情人？”

喝了这样一杯夜酒的情人

如果还没有爱上美酒，定是不相信爱情。

消失吧，修行者！不要对历尽辛酸的人吹毛求疵。

因为在本初之日，我们的所得仅此而已。

无论主在杯中倒进了什么，我们都一饮而尽，

无论是天堂的琼浆还是醉汉的劣酒。

酒杯的笑声与至爱的卷发——

啊，它们驱散了多少哈菲兹的憾悔！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和中国的饮酒和宗教传统汇合了，至少短期内如此。1250年代初，佛兰芒方济各会的修道士鲁不鲁乞经陆路抵达喀拉库伦（今乌兰巴托附近）蒙古可汗的宫廷。鲁不鲁乞作为一个客人，试图传播基督教，并有机会和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基督教聂斯脱利（东方）教派进行宗教辩论，为可汗、众妃子和朝臣助兴。然而，宫廷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却是由一位巴黎银匠打造的一个银制的大树形精美酒吧：

树根部有四头银狮，每一头都连着一条管道，吐出乳白色的马奶。四条管道在大树中心直通树冠，树冠折弯向下，每根管道上还有一条镀金的蛇，蛇尾都绕在树上。从其中一条管道里流出的是［葡萄］酒，另一条是澄清［发酵并蒸馏］的马奶，第三条是蜂蜜所制的蜂蜜酒，最后一条是米酒；每一种酒都有一只特别的银碗在树下接着。在树顶的四条管道中间，匠人做了一个手持号角的天使，树下有一个小室，仆人可藏身其间。管道穿过树心直达天使。

天使的号角一响，隐藏起来的仆人就会把各种酒倒进相应的管子。蒙古人并不觉得品尝丝绸之路的各种饮品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何矛盾。酒树上的蛇这种来自伊甸园的形象是不是那个法国银匠开的玩笑呢？

“馒头”家族

除细菌、家马和葡萄酒之外，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上进行了数万个物种的交流。我们从史料中得知了某些此类的移植；我们知道其他物种也发生了交流，则是因为培育出驯化种的某些原始物种只在大陆上的某些地区野生。这些生物交流为丝绸之路这一多向网络提供了一张品种地图。例如，亚洲东部地区向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提供了大米、某些种类的小米、荞麦、甘蔗、大豆、桃、杏仁，以及某些柑橘属水果。地中海地区和伊朗回报中国的是其他柑橘属水果、紫花苜蓿（养马必备）、蚕豆、豌豆、芜菁、菠菜，以及西瓜——最后这一物种源自非洲，但中国人只知道它是“西方之瓜”，表明它是经丝绸之路传来的。茄子经历了一个特别的来回往复过程，起初出现在东南亚或南亚的茄子又小又圆，后来传入中国南部和印度，从那以后成为伊朗和伊斯兰世界的主食。后来，体型更大更长的紫色品种从伊朗重新被引进蒙古人治下的中国。很多作物都是首先在大陆中部驯化的，随后沿东西两个方向传播。这包括印度驯化的柠檬、棉花（经中亚进入中国）和芝麻。而令人惊讶的是，好几种常见的食物，包括来自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胡萝卜、来自天山的苹果，甚至可能还有洋葱和大蒜，都起源于中亚地区。

小麦是最重要的作物之一，它与大麦都是在新月沃土驯化的，新石器革命之前，小麦的野生祖先在那里茁壮成长。公元前1500年前后，小麦和大麦进入了中国，中国农民用它们与大米轮种，一年可以出产两到三季的谷物。这给繁荣的经济和相对大量的人口提供了支撑。我们往往认为中国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但中国北方人传统上也吃其他的谷物主食，其中最受人喜爱的是做成面包、面条和其他形式的硬质小麦。

这些其他形式的小麦制品中的一种就出现在吐鲁番之外阿斯塔纳[25]的一座坟墓中，其时期可追溯到公元7或8世纪。那是一种新月形捏褶食物，其中包有肉和小葱样的馅料，它在中亚沙漠东部边缘地下的木碗里安放了1200年之久，是早已风干的馅食。

当然，很多文化都有这样那样的馅食，作为食品类别的馅食无处不在或许是文化趋同的一个例子。在日本，人们认为一种名为“团子”（dango）的米制馅食“远胜于鲜花”——因为它们富含营养，而不仅仅是光鲜诱人。在上瓦本（德国南部），聪明的厨子在大斋期做肉馅的意大利饺子，据称他们推想上帝分辨不清面皮里包的馅料中有什么。这些馅食的正式叫法是“德国饺子”（Maultaschen），但它们还有个别称：“糊弄上帝的小骗子”（Herrgottsbescheiβerle）。

不过吐鲁番博物馆里的馅食却是沿丝绸之路广泛传播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与三角形的中国“饺子”相似，把肉馅包在未发酵的小麦粉制作的圆形薄皮里，或蒸或煮；英语里有时把这种面食叫作“北京饺子”（Peking ravioli），如果是油炸的就叫“锅贴”。然而这种食物真正横贯了整个欧亚大陆：在日本、韩国、尼泊尔、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西伯利亚、俄罗斯、亚美尼亚、乌克兰、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有这种馅食，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地方也有类似馅料和包法的面食。它们的馅料多种多样（中国人喜用猪肉；哈萨克人喜用马肉；俄罗斯人把猪肉、牛肉和羊肉混在一起；回鹘人和乌兹别克人会加进南瓜），还可以配酱油、醋、酸奶油、酸奶、薄荷、黄油，或煮制这种面食的汤来食用。

这种馅食不但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随处可见，其在各处的名称本身就有联系：从东北亚启程，经过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到达土耳其，土耳其语和其他阿尔泰语言都用了manti一词的某个变体；阿富汗人用的名称也是如此。在韩国，它们叫作mandu；在日本，这种新月形的馅食叫作gyoza，听上去像汉语的“饺子”，但日本人用一个相关的词manju来指代一种包子。汉语中有“馒头”（mantou）一词：如今，馒头是指蒸制的实心面团，但这个词曾经指代的就是有肉馅的面团或馅食。在俄语和其他几种斯拉夫语中，这个词是pelmeni——一个源自乌拉尔山脉科米人的西伯利亚语的不同的词。科米语把这种馅食叫作“耳朵面包”（因其新月的形状），他们在冬季狩猎时会带上冰冻的这种馅食，食用时煮熟即可。如此一来，这种讨人喜欢的食物的俄语名字就和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联系起来了，就像manti/mantou这样的词保留了中国与大草原游牧民族的联系一样。

这种馅食起源于何方？中国？意大利？中亚？平日里温和持重的欧洲和亚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激烈的争执：马可·波罗究竟是把面食从中国带到了意大利，还是从意大利带到了中国？先不提马可·波罗（吐鲁番的馅食比他可要早大约600年），就算详尽的语言学分析能够确定土耳其语的manti是源自汉语的“馒头”，仍然无法就这种古老而常见的馅食类食物的起源达成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manti这种馅食之所以无处不在，归根结底是因为小麦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从东欧到东北亚的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民族都贡献了自己的调味和食用方式。那小巧的面团中包裹的，是一部浩瀚的历史。

第四章　丝路上的技术

韩国人大多是了不起的登山者。就算年长的远足者也步履轻捷，对陡峭的地形或令人倦怠的潮湿不以为意，也很少停下脚步休息。他们还装备精良，就算星期天到首尔的北汉山远足，也会全副武装：除了随处可见的遮阳帽和印着山寺行程地图的花绸大头巾之外，很多韩国远足者还穿着戈尔特斯（Gore-tex®）面料的靴子、超细纤维的快干衣、超轻的背包，驼峰（CamelBak）公司的储水系统，还有伸缩式的钼制手杖。当他们真正停歇下来，准备进餐的时候，就会铺开一碟又一碟的腌肉、烤鱼，以及各式泡菜，配着小绿瓶装的烧酒（soju）——一种带甜味的土产伏特加——享用。吃饭时，很多人喜欢舒服地坐在一种小型折叠凳上：两个用螺栓拧紧的长方形金属管料，中有横轴，布料座椅横铺在一端表面。

这种野营凳——一个经典的设计，韩国人用航空铝进行了改造——大概起源于北非，经过中亚，大约公元2世纪到达中国，中国人给它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胡床”，意即“野蛮人的椅子”。从古典时代起，亚洲人就知道胡床了，但它一直是个特色物品，因为东亚人不坐椅子。英语中把“毛主席”中的“主席”翻译成“椅子人”（chairman），“主席”是个古老的中文词，字面意思是“席子的主人”，因为那才是古代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具。所有这些都表明，就算是最司空见惯的“技术”，也有一部跨大陆的历史。

古代中国在技术上当然有能力制造椅子，但直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固定框架的椅子——硬座面、靠背和扶手——才成为中国人室内的常见摆设。在那以前，在中国最早提到椅子是在佛教中，起初是用在神灵的坐像上（诸如龙门、云冈和敦煌石窟），后来是在劝诫僧侣的文字中（椅上打坐可避虫蛇）。从那以后，中国的宫廷开始使用椅子和王座，椅子后来才降下社会等级，进入寻常百姓家。如此说来，正是印度和中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与佛教传播有关的交流，才把椅子带进中国，并鼓励人们将它作为日常家居用品。

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有过几次增进交流的时期和几个轴心。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始于公元1世纪，直到9世纪中期才逐渐减弱，不但带来了佛教，还有很多非宗教的思想和物品。例如，除了椅子之外，中国的皇帝下旨采用了印度人从甘蔗中精炼白糖的技术。公元7世纪，阿拉伯军队暴起于阿拉伯半岛，产生了一个伊斯兰帝国和文化影响区域，使得大陆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样增进了接触和交流。从11世纪到13世纪，十字军让西欧与地中海南部和波斯重新取得联系，再次将经过伊斯兰教育改进的古典知识引入欧洲。蒙古人统一欧亚大陆，领土从高丽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促进了很多跨大陆的双向交流和传播，包括军事技术和数学、天文学、制图学、农学及其他艺术和技术。

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的时期所成就的，虽然人们习惯于把它想象成一条和平的高速公路，但事实上这些交流的增进却都兴起于战争和帝国的征服。就算是中印之间的联系，尽管表面上看来掌握在佛教僧侣的手中，也得益于汉唐时期中国军事扩张进入中亚，以及皇家资助的使团和翻译项目。这应该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现代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技术交流——工业化，就不仅仅是由个人或市场所推动的，也是国家的战略举措。当今很多新技术的推广也是一样。

丝绸之路的经纬线

和马一样，蚕的驯化也有数千年了。和马一样，丝绸也是与欧亚大陆的精英阶层密切相关的产品。丝绸和马匹是丝绸之路上最常见的一对交易物品。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丝绸纺织品从东方运到西方，但持续时间更长、最终也意义更为重大的，却是在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之间、将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从南方运到北方的交易。马匹和丝绸分别代表了大草原和耕地的本质，前者体现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后者象征着欧亚边缘地带的文雅精英着重于感官享受的温和生活。农业土地上对于运输和骑兵坐骑的需求与游牧部落对于纺织品——特别是精美丝绸——的需求互补，丝绸象征着正统和地位，帮助游牧精英获得属下的支持，还可再次出售谋取利益。这种差异和互补构成了丝绸之路历史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人类与丝绸的关系是私密、家居、女性化的。传说养蚕的发明者是西陵氏，神话中的华夏祖先黄帝之妻（据说她生活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但迄今发现的蚕茧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前4000年）。西陵氏无意间把一颗蚕茧掉进热茶中，发现这样可以把蚕茧展开，变成一根连续的长丝。另一个故事是，公元1世纪，有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中亚的一个国王，为了保证自己能得到足够的丝绸供应，她把蚕种和桑树种子裹在头饰中，偷偷带到了和田。一千年后，据说意大利的女人在自己的双乳间用袋子孵化蚕种。

人类长期直接干预蚕蛾（Bombyx mori）的繁殖，使它再也无法在野生环境中生存了；丝绸生产的基本条件自古代以来并没有太多变化。世界各地的养蚕人家在满怀关爱地守护和孵化那些小小的蚕种（一盎司[26]有35000个）之后，就会点燃火盆或者住到谷仓去，把温暖的房子留给柳条盘子里的幼虫，以保护它们免受早春寒意的侵害。如今，蚕种和幼虫仍在蚕盘中孵化和养育，蚕蛾的幼虫只会贪婪地吞食一个品种的桑叶；出产一磅丝需要大约200磅桑叶。细心的养蚕人日夜操劳地喂养这些虫子长达五周左右，直到它们将近3英寸（7—8厘米）长。这些虫子随后会通过头部的腺体吐丝，那是一种由蛋白质（蚕丝蛋白）和树脂（丝胶）合成的物质。它们以“8”字形不停地转动头部，用一条长达4000英尺（1200米）的强韧丝线把自己裹在茧中。在整个过程中，传统的养蚕人家像新生儿父母一样照料着它们，避免发出大声响，让它们吃得饱饱的，还要清理蚕盘上的排泄物。整个过程的这一微妙阶段也曾有过迷信：例如在中国，来月事的女人不能进入养蚕的房间。

图6 和田妇女展示传统的纺丝技艺。在水中煮蚕茧即可缫丝，然后将其纺成较粗的纤维，以便染色和纺织

一旦结茧，养育过程就结束了：在它们变成蛾子钻出来之前，人们就用蒸汽或是传统的浸入开水的做法迅速杀死蚕虫。随着热量溶解树脂，就可以找到细丝的末端并将其展开。五到七个蚕茧的细丝纺在一起组成一根丝线。用这种丝线织成的织物柔软强韧，比羊毛或植物纤维更易于染成绚丽的颜色。丝可以织成整匹的纱罗——最初钟爱这种丝织品的是罗马人，也可以织成大花的大马士革锦缎。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丝绸来自一个叫作赛里斯（Seres）的地方——语言学家近来论证，这个词的词源正是汉语的“丝”字，最终的词形经过了各种中央欧亚语言的过滤。但即便绫罗加身，又对其垂涎不已，罗马人也并不知道丝绸制造的技术。维吉尔在《农事诗》（公元前1世纪）中写道，当时的罗马人普遍认为丝线是从树叶上梳理下来的；大约与此同时，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说，丝是生长在印度的某些特殊树种的干树皮。一个世纪后，老普林尼仍将赛里斯人的丝描述成“在他们的森林里找到的羊毛”。赛里斯人，也就是中国人，将其浸湿，梳掉上面的绒毛，“然后，他们把解开织物、重新编织这两重任务交给了我们这边厢的女人。所以说，为了制成一件我们的贵妇人们公开展示其魅力的华服，需要多少辛勤劳作，还要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去劫掠一番”。看起来罗马的女人会修改进口的丝织品，要么是松开紧密的编织，要么是将其改做成某种饰带。因此，罗马诗人卢坎在提及克娄巴特拉[27]时写道：“她洁白的胸脯透过西顿城的织品熠熠生辉，这种织品是用赛里斯人的筘座细密编织而成，尼罗河的工匠用织针分离，并通过延展织物松开了经纱。”

普林尼大肆抨击这种透明的昂贵织物。哲学家塞内加同意他的观点，据说他曾悲叹道：

我也看到了丝制的衣服——那应该不能称作衣服，它不能保护身体，甚至都不能遮羞——身穿这些衣服的女人都无法真诚地宣称自己不是裸体。这种布料价格极其昂贵，它们来自如此遥远的国度，连那些国家的名字我们都无从知晓；拜昂贵价格所赐，我们的妇女在长椅上对着情人搔首弄姿，就这样曝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看看他们为点儿蚕虫的唾液废了多少口舌！然而从这些保守派批评家们的激烈言辞中我们得知，丝绸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是新鲜事物，使用者刚从统治阶层拓展到略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但仍为精英人士所专属。在北欧的一些考古遗址发现了可以追溯到那以前数个世纪的微小碎片，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1世纪，丝绸才为罗马人所知并日渐普及——时至今日，丝绸仍然不远万里地从中国辗转而来。

有人说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前文所述，跨欧亚的交易可以追溯到张骞之前数千年。但张骞为了寻找对付匈奴的盟友而走访中亚（约公元前129年）的确促成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热销，它从中亚经由巴克特里亚（贵霜帝国）、印度和帕提亚一路交易，其中有些最终抵达了罗马。然而，中国丝绸西渐的本意并非作为一种消费品，而是推行帝国政策的工具。在这一时期，汉帝国把大量丝绸运到北方去绥靖匈奴，换购马匹。张骞后来有一次出使一个名为“乌孙”的新疆北部游牧民族时，带去了价值一亿钱（中国货币单位）的黄金和丝绸。后来，为了获得来自西方的高头大马而被派驻中亚其他国家的汉朝使节多达数百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其中的很多人都嗤之以鼻，称他们

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28]

这说明除了官方交换外交礼物之外，还夹带着走私行为，惹恼了中国的“太史公”们。下一个在中亚广泛运作的中国朝代是唐朝，同样为了战略目的而利用本国丝绸生产的相对优势。唐朝主要以丝绸制品来支撑其在“西域”（今新疆）的行政经费——数量高达每年90万匹，用作通货。那些年，唐朝向如今蒙古境内的突厥人和回鹘人运送了数十万匹丝绸。

中国未能在丝织品生产的所有方面始终保持其垄断地位。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在公元1世纪就了解了基本的养蚕技术。某些学者认为，到公元3世纪，印度也开始生产丝绸。拜占庭在公元550年前后便获得了蚕种（据称是聂斯脱利派教士装在竹筒里偷出中国的），并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期间由国家垄断，开启了自己的丝织品工业，不过当时它仍然继续从埃及和萨珊波斯采购丝绸。12世纪，蚕虫的培育传到了西西里，并于13世纪登陆意大利半岛。

但就算在那之前，跨大陆丝绸贸易的特征也早已发生了改变。到6世纪，沿东——西大陆以及经由印度的海上路线所售的已经不是成品丝绸，而是丝线了。这些丝线在地中海地区进行编织（例如大马士革，因而有了“大马士革锦缎”这个词）以适应本地的品味；质量最好的成品丝绸是用产自腓尼基港市西顿和提尔（今黎巴嫩）的一种地中海软体动物的壳所制的染料染成紫色的那一种。

尽管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在长距离的东——西方丝绸贸易中，成品丝绸的比重下降，养蚕技术也传播到了欧亚大陆气候适宜的最南端，但在大草原和定居的农业国家之间的北——南方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交易却长期存在，构成了基本的经济和战略态势。例如在18世纪，莫卧儿帝国每年从中亚大草原和伊朗进口马匹来支撑它的骑兵，数量高达5万匹。印度商人用染料和纺织品——主要是先进的印度纺织工业生产的棉布——交换中亚的马匹。很多印度产品在布哈拉和其他中亚城市再次交易，在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时落入俄罗斯的手中。这种印度——中亚——俄罗斯之间用纺织品换取马匹的贸易一直持续着，直到19世纪英国逐渐削弱了印度的纺织业。

中国也是如此，用纺织品换马匹的贸易在唐朝、宋朝和明朝持续下来，并逐渐由茶叶销售予以补充，因为这种饮料成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俄罗斯人也培养了对茶叶的爱好。18世纪末和19世纪，清帝国再次开启了向哈萨克人出售丝绸和棉花的大宗交易。新疆北部的清朝官员用产自中国南方的丝绸交易大草原的马匹，用新疆南部的棉布交易牛羊。从1759到1853年，清朝把将近42万匹皇家丝绸从中国南方运到了中亚。纺织品换马匹的贸易，丝绸之路的经线和纬线，就这样延伸到了现代。

丝路还是纸路？

如今，随着报纸的数字化，数百万人使用小型电子设备来阅读“报纸”；这些设备还能帮助我们交流、用地图和罗盘导航、录制和显示音乐和图像、阅读文学、预测天文现象、进行数学计算、了解市场价格或翻译外语。任何生活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人都知道，这种科技带来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样，虽然丝绸是丝绸之路上最绚丽迷人的产品，纸张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因为就我们如今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的大多数活动而言，纸张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重大突破。再说还可以用它包炸鱼和薯条呢。

纸张含有植物纤维，这些纤维在水中经过捶打而悬浮其中，随后又在筛子上晾干制成毡片。和很多物品一样，它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传统上把这归功于公元2世纪的蔡伦。但迄今发现的使用实例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纸张可能首先用于包裹物品，后来才用于书写（取代了竹简，也成为用作书写的丝织物和碑石的补充）。但这种柔软强韧的材料也有其他用途，包括做成衣物、鞋帽、盔甲、风筝，以及今人仍然很熟悉的无关文化的用途：6世纪的一位中国学者曾告诫家人不要在如厕时使用写有经典文字的纸片——这表明当时的纸张相当廉价。（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人们很难把旧报纸用于惯常目的。）

佛教和中国的科举制度（考察候选人对中国经典的掌握程度）促使纸张的使用传播到邻国。高丽和越南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采用了纸张；据说一位高丽僧人在公元610年把造纸术传入了日本。那时高昌人已经开始造纸了，但奥莱尔·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考古学家在新疆发掘出的纸质文件的年代还可向前追溯几个世纪，其中一些是官方或商业记录。粟特人的信件就是写在纸上的，其中有一封描述了4世纪的匈奴袭击。很多其他纸质记录，包括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书籍等物品，都与佛教有关。奇怪的是，中国僧侣早就把纸带到了印度，但纸张的使用一直到12世纪才在印度流行起来，彼时佛教早已在印度衰落了。或许是潮湿的气候和大量昆虫的繁殖使得纸张很难成为长久的宗教文本媒介，不过后来的印度——伊斯兰文本倒的确使用了纸张。

唐朝与阿拉伯军队在公元751年交战的怛逻斯战役被后来的一份阿拉伯史料记载为纸张传播到伊斯兰世界的催化剂：据赛阿里比写于11世纪的《趣闻逸事》记录，在那场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俘虏中，有工匠在撒马尔罕开了第一个造纸作坊。虽然纸张很可能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好几十年就已经为河中地区所知并已开始生产，撒马尔罕却是第一个在全新的伊斯兰世界中发展造纸术，并因出口纸张而闻名于世的地方。从那以后，纸张极其迅速地传遍了整个阿拔斯哈里发国。据说，公元794或795年，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首都巴格达建立了一家造纸厂，为其日渐庞大的官僚机构供应纸张。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造纸术传播到了叙利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此时，欧洲也得知了纸张并从阿拉伯世界进口，但直到12世纪（西班牙）和13世纪（意大利），欧洲才开始造纸。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纸张鸿沟反映了它们的学识和学术差异，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之一。伊斯兰世界各种书籍和地图的制造和流通迅速发展，恰恰呼应了9世纪以来纸张的再度兴起。因此，纸张刺激了基于希腊——罗马传统和伊斯兰科学的学问的精进，但它还有一个民间层面的意义：现存最早的《一千零一夜》文本就是在9世纪的埃及或叙利亚抄在纸上的——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此一版本价格相对低廉，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向普通人开放阅读。相比之下，就算在数个世纪之后，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也只收藏了几百本书，所有的内容都写在极其昂贵的羊皮纸或牛皮纸（都是加工过的动物皮）上，很多书都用链条锁在桌上——索邦学院[29]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让文字真正广泛传播的——实现了革命性成果，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多种技术的组合：机械印刷的纸张。1454—1455年，古腾堡用活字印刷了他的《圣经》武加大译本[30]的多个副本，众所周知，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纸张一样，印刷技术也源自东亚，在那里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在几个世纪以前就为人所知。雕版印刷是在很多技术先例（图章、拓印、纺织品印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始于公元700年前后的中国，现存的两个最早的例子都与佛教有关：一个是公元8世纪初的护身符手卷，另一个是在敦煌发现的最早的书籍，公元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手卷，现存于大英图书馆。人们相信反复祷告或复制经文可以积累业报，或许正是这种观念促进了各种机械大生产方法的发展。

11世纪中期，中国发明了活字，最早的金属活字是两个世纪后在高丽发展出来的——还是要早于古腾堡。现存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图书就是高丽语文本（《直指》，1377年印制的禅宗佛教入门书籍），但活字在中国和整个东亚一直是位居次要的技术。早期的活字有助于印刷字母文字或音节文字，也就是不同字母的数量有限、可多次重复使用的文字。因此在公元1300年前后，活字被用于印制一种起源于粟特语的古老的回鹘文字。但是，中国、日本、高丽和越南使用的汉字有数万个字符，其中的一些使用频繁，另一些却几乎从不使用——依文本的主题，使用频率变化极大。这就需要一套数目极其庞大的活字，就这样或许仍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比起用数千个活字字符来铸字、排版和重新排版，以阴文雕刻的木板效率要高得多，还可以同时印两页纸。木板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较为简单地实现同一页面上文字与图片的整合。

印刷这个例子应该算是扩散还是文化趋同？我们不清楚古腾堡在开发自己的排印系统时，是否受到了亚洲榜样的启发。有一个说法是，他那位来自威尼斯人家的妻子曾在娘家见过中国的木刻。另一方面，古腾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各种技术元素（墨水、印台、活字和印刷机）结合了起来。可以肯定的是，古腾堡时代之前，印刷和印刷品是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国经由伊斯兰世界进入欧洲的。蒙古人也曾推动了印刷品的西渐。13世纪末，他们采纳了中国人的做法，在其波斯领土上印制纸钞。纸牌是另一个例子。纸牌是大批量印刷的产品，首先于9世纪在中国使用，并在其后几个世纪出现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到14世纪，欧洲也有人提到它们，可能就是蒙古人带过去的。印刷的宗教图片的引进时间和地点相似（从伊斯兰世界来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或许又由于蒙古人在东欧的活动传到了德国）。总而言之，蒙古帝国所推动的长途旅行让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得以察看和获得印刷品，并在其游记中写到了它们。欧洲印刷术的重大发展究竟源于一个大胆的发明，还是基于一个“欧洲印刷术发明的中国背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发明”；此外，和前文提到的面食一样，还取决于讨论者的护照上印着哪个国籍。

医学

很多人提到过中国的药食同源，那里的人们并不认为二者分属于不同的门类，而是人吃下之后对身体发生作用的事物连续统一体。这常常被用于证明中国传统保健法比现代医学更注重“机能整体性”。同样，传统的印度阿育吠陀医学[31]背后的哲学也强调营养，以及摄取某些食物来恢复“平衡”和健康。这两种传统都认为某些食物性“热”或“寒”、“湿”或“燥”（虽然这两种传统认定的同样性质的食物可能不一样），与它们的物理温度或多汁程度无关。一起食用时，食物的口味和类型都有讲究，不仅是为了改善口感，也是为了保证膳食健康。例如在印度，一个身材苗条、充满活力的人，其身体各部分都由风性（vata）——一种由空气和以太所组成的“体液”（dosha）——主导，会被告知进食小扁豆会导致胃肠气胀。在中国，人们会建议发烧的人吃梨（寒性），而不建议他食用橘子或姜（热性）；肉类和内容丰富的炖菜非常适宜病人或在寒冷天气食用，但绝不该在夏季进食狗肉（高度热性，与大蒜和辣椒一起烹制时尤其如此）。

这种将传统文本知识和不断发展的民间传说相结合的做法常常被我们拿来区分“东方”和“西方”的医学。但实际上，这些做法背后的机理，当是一种更古老的泛欧亚医学理论的残留，即使在西方，这种理论也一直流行到19世纪；直到那时，新的发现和经验实践才真正开始建立起一套知识体系，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知并在全球实施的现代医学。

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和伊斯兰的医学传统都有根据其“湿气”及其对身体的影响把食物归于某个类别的概念。每个传统都有一些当地独有的特点，但都表达了关于身体组成及适当机能的某种说法，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体液理论”。西方关于这一机制的版本源自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后来由2世纪的医师盖伦发展成为详尽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四种体液都是身体里的液体（黑胆液、黄胆液、血液和痰液），分别对应着四种“元素”（土、火、气、水）、季节（秋、夏、春、冬）、脾气秉性（忧郁、易怒、乐观、冷漠）、身体器官（脾、胆、肝、脑/肺），以及热、冷、燥和湿等特质的不同排列和交换。这种盖伦派观点看起来显然与印度的体液说有关，但关于传播的确切机制——乃至传播的方向——一直争议不断。但无论如何，地中海与中亚的希腊城邦之间的接触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中国，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黄帝内经》中没有体液理论，但到公元5世纪，中国医学文本就认为疾病是身体中热、寒、湿、燥的失衡，并指出哪些食物中含有这些特质。和历史上多次传播交流一样，佛教似乎是这些思想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媒介。中国关于自然哲学的佛教著述认为，身体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土、水、火和气——这些元素一旦失衡，就会导致疾病。邪气也会致病，前生的恶行也是一样——这些观念也是源于印度的舶来品。中国本土与这些概念并存的理论并非“四种元素”，而是“五行”（木、火、土、金和水），“五行”继而对应着五味（酸、苦、甜、辛、咸）、五感，以及两套器官。在中国18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中，书中的人物因为恶鬼附身、孽缘或执念而致病，其治疗依据就是体液系统。如此说来，中国民间观点吸收了印度的医学思想并将其与本土的古代思想相调和，至少在体液平衡的问题上如此。如今，中国关于“热性”或“寒性”食物的观念依然盛行。如果有人劝你夏天喝鸭汤或吃莲子，而别吃驴肉火烧，这些建议所依据的逻辑虽完全是中国的，但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互动的产物，最终还能与古希腊联系起来。

体液理论进入北欧和西欧的时间晚于中国，与古典地中海传统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也是在丝绸之路上盘旋了一段时日之后，才到达那里的。阿拔斯哈里发国的首都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该国积极资助保存和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文本，包括盖伦的医学著作的活动。正如玄奘和尚曾学习梵语并前往印度收集佛教经文一样，公元9世纪，身为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的阿拉伯学者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也学习了希腊语，并前往拜占庭收集医学书籍，其中包括一百多部盖伦的专著。侯奈因是一位翻译大师，把大量医学和其他著作翻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盖伦的某些著作仅存侯奈因的译本），从而为伊斯兰世界数个世纪的医学著述——包括拉丁语名字为“阿维森纳”的布哈拉学者伊本·西纳的著作——奠定了基础。伊本·西纳的《医典》是伊斯兰和希腊医学知识的集大成者，是11世纪中期以后进入欧洲的所有医学译作和新著中的翘楚。这些著作先是途经意大利的萨莱诺城；那里接触过拜占庭的学者们通过另一位翻译家“非洲人康斯坦丁”[32]的翻译工作，研究了盖伦派传统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典著作。（精通外语之人的工作对于世界史是多么不可或缺啊！）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体液理论和其他医学知识就这样经由拜占庭、巴格达、布哈拉，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其他情报集散地，来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欧洲。

体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有时，它能正确识别某些食物的营养价值及其针对特定病情的适宜性。但还有一种真正有效的医学技术，丝绸之路对其发明和传播都起到了作用。天花是起源于欧亚大陆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很可能始于一种跨物种传播的啮齿类动物病毒。这种疾病从公元前2千纪便开始在埃及和印度折磨人类，从那里传播到大陆的四面八方，侥幸未死的患者也会留下疤痕或致盲。作为一种“群居疾病”，天花是很多人口密集地区的地方病，致死率接近30%，儿童致死率尤其高。但瘟疫幸存者却可以终身免疫。因此，城市和农业地区的成人有可能接触过这种疾病并幸存下来，且至少对其有部分的免疫力。但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可不是这样，他们人口稀少，不经常接触定居地区，也就是说大多数成年人从未接触过这种疾病。因此，对于哪怕是最凶猛的游牧征服者来说，乡镇和城市也有可能置其于死地。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批系统性防范天花的政府接种工作（方法是将某种形式的活病毒引入健康人体内）就发生在起源于欧亚大草原的那些国家：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公元500年左右，中国将此病明确定性为一种独特的疾病，四个世纪之后，伊斯兰世界的拉齐才确诊此病（盖伦并未提到过它）。公元前1千纪或前2千纪，印度曾有人建议接种，但第一次明确应用接种却是在公元10世纪的中国；从那时起，中国人似乎试过各种接种方法（故意引入活病毒来刺激免疫），直到16世纪，接种方法尽管仍然相当危险，却已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技术。此后，中亚和非洲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接种做法，既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也可能是独立发明的。我们知道，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中国和波斯之间曾有过大量医师往来和医学信息交流。

对于中国清朝（1636—1911）的满族统治者来说，天花既是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一项政治挑战。满族的军队组成包括满族部落及其蒙古同盟；朝廷大力促进与蒙古亲王和西藏高阶喇嘛的密切关系，但他们都因害怕染上天花而迟迟不肯前往清朝的首都北京。的确，三世班禅[33]喇嘛就在1780年的一次国事访问之后死于此病。最重要的是，满族皇室本身也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满族的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是中国最长寿的统治者，他幼年即被选定为继承人并登基，部分原因就是他曾染上天花却幸免于难——那或许正是他父亲的死因。康熙好奇心强，爱好广泛，相信经验。1680年代，他曾在自己的儿女和效忠清朝的蒙古八旗统领身上亲手试验了各种安全接种技术。尽管最常见的中国方法用到了（来自脓疱结痂粉末的）活病毒，所用的结痂却只取自那些接过种或是感染过此病的温和变种的人，而不会取自严重的天花患者，并且接种是在把这些病毒材料在受控环境中保存一段时间后才进行的。这些诀窍减弱了病毒的威力，把感染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在奥斯曼帝国普遍使用的是一种更直接的接种方法。1716—1718年，英国大使的妻子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在伊斯坦布尔学会了这种技术，她给自己的家人接了种，并在英国大力提倡使用这种方法。有关接种的信息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刊物而普及开去，此过程所反映的恰是康熙帝的实证思维习惯，却要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典型公共语境下才得以实现。1720年代，人们开始在纽盖特监狱的犯人及波士顿的殖民地居民身上试验，接种最终被广泛接受。1796年，威廉·詹纳发现了使用牛痘病毒接种疫苗的方法，这样一来，人类在获得某种免疫时便无须再以身犯险，接触天花病毒了。

1979年，在一场使天花免疫实现现代化和普及化的全球运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根除了这种疾病。这是20世纪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但这方面的国际努力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称不上协调一致，但接种方法早在那时就已在欧亚大陆出现和交流了。

军事技术

天花最后几次爆发中的一次，发生在中央欧亚的心脏地带，哈萨克斯坦的港口城镇阿拉尔斯克。苏联在咸海的沃兹罗日杰尼耶岛部署了秘密生物武器设施，1971年，一次天花气雾试验的效果似乎太过了一点：它吹向岸边，导致十人感染，其中三人死亡，并引发了一场秘密的大型免疫运动。这次意外直到2002年才最终被揭露，加剧了人们关于后苏联时期的恐怖分子有可能获得类似的天花或其他疾病，并将其用作生物武器的担忧。

当今人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生物、化学或核武器从已经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向其他实体的扩散。但如果以史为鉴，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没有什么比新式军事技术的扩散更迅速、更普遍的了。任何势力采用高效武器的动机——以及反对不采用这类武器的负向激励——都强不可遏。在我们的时代，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原子弹与热核武器，它们以技术的直接扩散（通过间谍活动和技术让渡）和“刺激扩散”——一个群体基于另一个群体发现的某个概念而独立发明，而不是直接进口物品本身——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传播。

美国发展并于1945年首先使用了核武器之后，苏联也在1949年（在中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34]试爆了核武器；英国和法国在后来几年里也步其后尘。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苏联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十年里——苏联顾问向中国的原子能科学家提供了原子研究设施、一台试验反应堆、一台回旋加速器、气体扩散厂的各种零件，以及其他辅助技术和财政支援，恐怕算得上历史上最重大的“丝绸之路”技术转移之一。除了社会主义兄弟友爱之外，促使苏联提供这种援助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缺铀，而中国新疆有丰富的铀矿。1957年，苏联把原子弹样品和完整的文档打包，正准备运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两国关系冷却，苏联废除了转让协议。然而，中国科学家继续研发，1964年试爆了一颗原子弹（还是在中亚，在新疆的罗布泊：古老的丝绸之路一直是可怕的现代武器所偏爱的试验场）。

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转移屡见不鲜。正是骑兵情结的扩散塑造了这片大陆的语言学地图，并支撑了游牧国家独特的、长期运转的军事——政治体系。这始于马匹的驯化及其用作骑乘（公元前4200—前4000年），以及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的牛、驴等畜力轮车，使得深入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成为可能（公元前3300年）。下一个重要的技术是战车，它曾被认为是在近东地区发展出来的，事实上则起源于中央欧亚。在乌拉尔南部东段大草原上的辛塔什塔和彼得罗夫卡遗址发现的最早的车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与那里高强度的青铜冶炼有关。

战车并非寻常的车，它只有单轴连接的两个轻便的辐轮和一个车体，设计只载一人或最多三人站乘。在这样一种轻型车上驱使两匹或四匹马高速前行，同时向敌人射箭或投掷标枪，需要大量的技巧和练习。装备战车军队需要重金投入金属（青铜）和其他五金器具。投入的这些时间和财富，以及与车葬一起入土的武器和精美陪葬品表明，生产和部署战车的大草原社会等级分明，权力集中掌握在精英们手中。

在其他方面，战车也是一种改变世界格局的技术，可以说与后来的火药不相上下。战车的时代对应于公元前2千纪的移民潮，以及说印欧语的人从欧亚大陆的北部和中部入侵大陆边缘地带：赫梯人入侵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人入侵希腊半岛；以及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波斯和印度。大约与此同时，不说印欧语的喜克索斯人也驾着战车入侵了埃及。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中国商朝墓中突然出现了战车，此前并无技术先例。两个世纪后，来自中国西北部、获得马匹更加方便的民族所建立的周朝使用大量战车，推翻了商朝。当时，欧亚大陆的古代精英们都把战车用于军事或作为象征：古挪威、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神灵都乘坐着战车。

在考古遗址发现的战车和挽具系统的技术特征表明，整个大陆的战车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是一个由扩散引起人口流动和政治动荡的例子，它有助于古代世界地图的绘制，并使得各种印欧语言在大陆上广泛传播。

然而，战车的荣光转瞬即逝。到罗马人用战车比赛，或秦始皇用战车陪葬，抑或汉墓中用战车浮雕之时，它们已经仅仅被用作权力符号了。甚至在荷马描述特洛伊平原上的战车大战时，他所吟诵的也是早已过时的战争。战车可以被重装步兵队形轻易击败，也无法抵御装备了复合短弓的轻骑兵射手。有了马镫的发明及其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依照印度人和贵霜人的先例而发明），射手可以在马鞍上坐得更稳了。

马镫传播开来以后，就像很多其他交流一样，下一个军事技术转移的高峰也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1268年，很多中国南方城市久攻不下，蒙古人把波斯工程师请来攻城，他们建造了各种欧洲配重式抛石机来轰击城墙。中国人称它们为“穆斯林射石炮”，但在波斯历史学家拉施德丁看来，这些抛石机却是“欧洲货”。这样的武器数十年前才刚刚来到黎凡特[35]地区，并在1191年十字军围攻亚克城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约与此同时，在反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军事技术：火药以及各种枪支。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公元850年的一个道教文本中记述了一种早期的配方。到11世纪，早期用硫黄、硝石和含碳物质（包括蜂蜜）制成的混合物被提纯成粉末之后不只会燃烧，还会爆炸。烟花为各种火器（炸弹、燃烧的箭矢、飞弹，以及会喷出火和陶瓷碎片的长矛）的发明提供了灵感，最终到13世纪，出现了先用竹筒、后来又发展到用铁壳装载的炸弹。宋朝的军队曾一度使用这些武器抵御蒙古人，保卫自己的城市。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可远掷发射物的滑膛大炮。

蒙古人自己没有具体用到过火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正在蒙古统治时期，有关火药和火器的知识深入了印度、中东地区和欧洲。可能是蒙古帝国打开的信息渠道推动了这一技术的传播。15世纪初，欧洲的第一批野战炮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大炮很像。如前所述，军事技术的转移速度是很快的。

火药和火器最终改变了战争的进行方式；它们还对一种常见的欧亚大陆政治巩固模式贡献颇多：各君主政体纷纷采用绝对的中央集权，包括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伊朗的萨菲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这些国家通常被称为“火药帝国”——以及日本的德川幕府和中国明朝。在欧洲，旨在制造威力更大的大炮、更坚固的城防，以及创立火器使用效率更高的步兵的军备竞赛结束了封建制度，导致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及火器生产和部署的技术进步。这进而刺激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最终导致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势力纷纷建立海外帝国。蒙古时期的丝绸之路技术转移启动了很多我们认为与近代世界早期有关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这种说法绝非毫无道理。

第五章　丝路上的艺术

1980年代初，我在台湾学习中文。一天早上，我打开电视，碰巧看到一个儿童节目。一位年轻的老师给孩子们分发盒装果汁。但在开始喝之前，她让孩子们做了一个试验：

“小张，你能掰弯一根吸管吗？”

“我能！看，老师！”

“小李，现在试试这个：你能一次掰弯五根吸管吗？”

“老师，我掰不动！”

“这就对啦。孩子们，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她的答案是“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故事的主题是普世的。早在罗马采用古代束棒（一捆桦木杆和斧头）的形象作为国家的象征时，它就已经非常古老了。在伊索的一则寓言（《一捆木棍》）中，一位父亲教给儿子们同样的道理。从那时开始，这个故事便在整个欧亚大陆不断被重复。它出现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内部纪事《蒙古秘史》[36]中，其中记述了一位女性祖先阿兰豁阿用一捆箭矢劝诫自己暴躁的儿子们要团结。托尔斯泰在他的寓言集中改写了这个故事。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借用束棒（fasces）来命名其党派——法西斯（Fascist）党。在美国国徽中，鹰的左爪抓着13支笔直的箭矢，右爪抓住的橄榄枝又削弱了这种好战象征。而在2011年重拍的电影《猩球崛起》中，（黑猩猩）恺撒也用一把折断的筷子来激励猿猴们团结。

丝路上的故事

这类寓言和主题在北非和欧亚大陆流传了数千年。和其他由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事物一样，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4世纪）可能把伊索传统带到了印度北部和中亚。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刚刚结束时，确实有古典时期的希腊作家提到有一本伊索寓言，但它未能存留下来。伊索寓言并无定本，有人甚至质疑这位聪明的奴隶寓言作家是否真的存在过。我们现在称为伊索寓言的故事是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结合了其他文化和后世的故事不断添写的结果。

印度民间传说也为这一欧亚大陆乡土故事体系做出了贡献。由于希腊和印度之间长期交流的传统，我们通常很难说清某个具体的故事到底是源于希腊还是印度，但有两份印度的书面资料确凿无疑地存在于这个不分彼此的组合中——或者说反映了印度早期民间传说在该组合中的存在。《本生经》是有关佛陀作为人、神或动物的各个前世的故事合集，其中包括547个民

间故事，收录在《三藏》（玄奘后来赴印度收集的三类佛典）中。这些公元前1千纪的故事大致与伊索寓言传统同期，在公元前4世纪汇入佛教正典，公元前1世纪被书面记录下来。在《本生经》中有一个故事，是说菩萨看到一只豺正在吹捧停在果树上的一只乌鸦。得意的乌鸦摇落了一些果子给那只豺。在伊索寓言版本的《狐狸与乌鸦》中，乌鸦衔着奶酪，在张嘴回应狐狸的甜言蜜语时，奶酪掉了下去，被狐狸一口吞下。这个版本于公元1世纪以希腊语和拉丁语记录下来，后因让·德·拉封丹《寓言》及其他复述版本而在现代欧洲家喻户晓。

《本生经》中的其他故事被翻译成波斯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进入了欧洲的文学传统。例如，在两个略有不同的《本生经》故事中，一个婆罗门祭司利用一对鹦鹉当间谍，向他汇报在他出差离家时妻子通奸的举动。在《一千零一夜》版本中，在鹦鹉报告了妻子的过错后，妻子成功地让丈夫相信鹦鹉疯了。如果不是一个婢女告密，她本可全然逃过丈夫的暴怒。距离这个故事在印度首次被整理出来大约1800年后，乔叟笔下神采奕奕的“巴斯妇”又用到了这个典故，这一回，妻子在开场白中为自己撒谎辩解说：“一个贤明的妻子如知道怎样对自己有利/应能使他相信饶舌鸟已发了疯/且拉过婢女来证实。”[37]

《本生经》的故事也传播到了东方。《失收摩罗本生》讲述了一条母鳄鱼想吃掉一只健壮的小猴子（菩萨）的心。母鳄的配偶答应把猴子带给她，他提议把猴子驮到恒河对岸，那里的果树上结的果子更好吃，以此来诱骗猴子。猴子将计就计，就在鳄鱼游到河中央，要把他拖入水中让妻子吞掉他的心时，猴子说他把心留在附近的一棵无花果树顶上了。鳄鱼带他回岸上去取他的心，猴子灵巧地逃脱了，还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嘲笑头脑迟钝的捕食者。公元251年，一个名叫康僧会的和尚把这个故事翻译改写成中文。在早期的中文版里，鳄鱼被改成了乌龟，猴肝（中国人认为肝脏是情感之源）代替了猴心。此后又出现了吐蕃、蒙古、日本和高丽的文字和民间故事版本，以及中文的各种变化形式。89在如今仍在流传的朝鲜版故事中，一只乌龟想要把肝脏送给水宫中生病的龙，但兔子，而非猴子，智胜了乌龟。（就像北美洲的兔子布雷尔[38]的故事一样——那些故事本身亦与同一个非洲——欧亚寓言传统遥遥地关联着——高丽的兔子也是个聪明的家伙。）

除了具体的故事之外，某些文学体裁和风格也成为欧亚白话小说的共同元素。《本生经》的一些故事是宗教性的，另一些与佛教教义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只是以佛陀训诫弟子的话作为开篇和结语，为故事搭建出框架结构，赋予其共同的意义。这些故事给出了训诫，并将佛陀的若干前世等同于不同的其他个体。这种框架故事结构在第二部有影响的印度故事集《五卷书》中更加明显。在这本书里，野兽和各种恶棍或人类榜样的故事（有些与《本生经》重复）都被设计为教育王子们的训诫。在其五卷文字内还有一些是层层嵌套的故事。到公元570年，这部作品被翻译成波斯语，8世纪被译为阿拉伯语，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这一阿拉伯语译文又（从11世纪起）被译为中世纪欧洲各种白话语言，后来收入《比德帕伊寓言》中。德语版的《榜样之书》（1483）是欧洲最早出版的译本之一——证明了白话故事的流行以及纸张和印刷的直接商业效应。框架故事结构本身也被广泛效仿：例如，在《一千零一夜》传统中，山鲁佐德每晚都给她心怀杀机的丈夫讲述嵌套的故事。14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后来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薄伽丘那些有趣的故事出自十个贵族青年之口，他们为了逃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而来到乡下的别墅；乔叟笔下更为粗俗的“各种乡下人”则是在朝圣路上讲述他们的故事。

印度民间故事体裁的另一个方面在中国确立和发展起来，并有可能传入日本和东亚其他地区。《本生经》和《五卷书》的故事都是以所谓说唱风格写就的，那是一种散文和韵文的混合体。韵文段落出现在叙述的关键时刻，可能是吟诵或在鼓和鲁特琴的伴奏之下演唱出来的，在南亚，这种表演风格一直延续到现代。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故事看来是这一传统的中式表达。这些故事是最早的白话（相对于文人雅士的）书面汉语实例。其中一些故事有着佛教主题，另一些则是世俗的，但令人称奇的是，与更早期的中国小说不同，它们是以说唱风格写就的，这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中从无先例。这些保存在敦煌的唐代白话叙事文（其中也包含来自中国其他地区以及印度和中亚传说的故事元素）影响了后期中国（元代）戏剧和（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这两种文体也都运用了散文和韵文交替的形式。

如此说来，欧洲和东亚的中世纪和近代白话小说的传统都融合了本地民间传说与来自公元前1千纪的印度以及希腊——印度融合体的体裁、风格以及故事和主题宝库。这一丝绸之路的影响不只见于故事集中，还体现在东西方最早的小说或原型小说中，其中包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11世纪初）、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7世纪初），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18世纪中叶）。

鲁特琴

新疆最著名的巴扎在喀什。如今，和喀什老城的很多地方一样，这个巴扎也经过了消毒、管理、现代化与和谐化，变成了昔日集市的一个朦胧回响，但在不久之前，人们还可以在咫尺之地买到杏子、藏红花、茶叶、宝莱坞主题的割礼会请柬、汽车零件、农具、小块毡毯、丝绸，以及手机卡等物件。再走上几步，还可以剃头或拔牙。过个马路就能买到活羊或者马匹。

欧美游客偶尔会在喀什的家畜巴扎上试骑马匹。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或英国萨里郡受过骑马训练的人能在中国新疆（或者蒙古、哈萨克斯坦）跨上一匹马，马和人双方都对一应程序心知肚明，想想实在惊人。这种马虽然是按照骑乘用途而培育的，但交流却绝非人马相遇的天然结果。相反，这是文化造就的，人和马都习得了一套信号；当被驯化的第一匹种马与人进行了浮士德式的交易、为获取拥有母马的机会而接受驾驭时，这套知识体系就开始逐渐为双方所接纳吸收。马具和骑乘方式固然不同，但外国骑手可以骑乘中亚马匹的事实证明，过去六千年来，马术文化是全球共享的。

在喀什的另一个机构，即老城里的买买提艾敏·阿巴拜科日弦乐器店，可以看到与之相媲美的现象。首次拜访的游客会为那里的景象惊艳：墙上挂着各种精美的鲁特琴和六弦古提琴，它们那杏仁形或瓜帽形的琴身、兽角的遗迹、凸出的琴棘、弹拨的喧闹声、位置古怪的琴品、7根和11根一组的琴弦，全都因洛可可式的珍珠镶嵌而熠熠生辉。这些乐器的样式让我们感到陌生，但它们所含的弦鸣乐器的基因却是我们熟悉的，以至于任何西方吉他手或摇滚乐手都可以随手拿起一把琴，摸索出调音和琴品的音程，弹拨出一个曲调来。和马术一样，这也是欧亚大陆的发明散播到全球各地的结果，这一次是鲁特琴及其衍生品。

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传统”乐队中都有鲁特琴。最早被描画出来的鲁特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帝国（公元前2370—前2110年）的圆柱形印章雕刻和苏萨（伊朗西部）的一块界碑上，其琴颈狭长、琴身小巧。鲁特琴是男人演奏的，那些人有时赤裸，往往近乎野兽。那么，鲁特琴是不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明呢？或许如此，但它与中亚游牧民族也许还有更早的联系，鉴于最早的鲁特琴上那些古怪的、可能是萨满式的图像画法，动物材料（肠子、兽皮、马鬃）在弦乐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后期短颈鲁特琴的形制和用弓演奏的做法都来自中央欧亚。

喜克索斯人——乘坐战车的游牧入侵者——在公元前2千纪初把鲁特琴带到了埃及，这些乐器出现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70年）的宴乐绘画中，但此时的弹奏者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希腊从公元前2千纪或前1千纪起便有了里拉琴（一种形似竖琴的乐器），但得到鲁特琴的时间却要晚得多，是在亚历山大东征波斯、中亚和印度北部之后才获得的。希腊人把他们的鲁特琴叫作潘多拉琴，这个名字源于苏美尔语词pantur（“弓——小”），从这个词又衍生出了一长串弦乐器、弹拨乐器和鼓的名字：三弦琴（pandore）、曼朵尔琴（mandore）、曼陀琴（mandola）、曼陀林琴（mandolin）、曼多拉琴（vandola）、班杜里亚琴（bandurria）、班朵拉琴（bandore）、班卓琴（banjo）、弹拨尔琴（tanbur）、坦布尔琴（tunbur）、弹不拉琴（tunbura）、塔姆布拉琴（tamboura）、冬不拉琴（dombra）、鼓（tambour）和铃鼓（tambourine）。

这类鲁特琴中有很多一看就是近亲：包括波斯的巴尔巴特琴、西欧的鲁特琴、阿拉伯的乌德琴、各种印度鲁特琴、中国的琵琶、韩国琵琶和日本琵琶在内的一系列“短颈鲁特琴”。这种鲁特琴的琴身呈梨形，圆背，琴头往往与琴颈有一个夹角，并且琴颈较短，宽度有时足以容纳多根琴弦（因而和弦较多），它在整个丝绸之路沿线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现存最早的描绘来自公元前1世纪巴克特里亚的哈尔恰扬（Kalchayan）遗址，位于如今的93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其他描绘见于公元1世纪印度北部的雕塑和2到4世纪的健驮逻雕塑（阿富汗）。

短颈巴尔巴特式鲁特琴可能源自中亚，或者至少源自希腊——贵霜——印度多文化联结的地区。波斯史诗《列王纪》中提到了从印度北部迁徙到波斯的一万名洛里人（Lōris），个个都“精通巴尔巴特琴艺”。

这种乐器在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期间蓬勃发展。有一个传奇故事讲述巴尔巴德，这位萨珊君主“得胜王”库思老的宫廷里最有名的鲁特琴师和音乐理论家，曾用巴尔巴特琴把君主爱马的死讯弹奏出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吟游诗人们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们用各自国家的鲁特琴，即冬不拉和火不思弹奏音乐，向可汗传达了王子的死讯。游牧民族（匈奴人或突厥人）把巴尔巴特琴从波斯经过中亚带到了中国北部。甚至中文里的“琵琶”一词可能就是来自“巴尔巴特”。韩国和日本的这种乐器都是源自中国唐朝的形制。

公元600年前后，阿拉伯人从波斯吸收并改造了巴尔巴特琴，制造出一种名叫乌德琴的乐器；那是一种没有琴品的鲁特琴，琴身用薄木板制作，而不是由一整块木头雕刻而成（阿拉伯语“ūd”意为木棍或薄板）。乌德琴传入了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后来又进入意大利。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开明的皇帝“西西里的腓特烈”（腓特烈二世，1194—1250）把它带到了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开启了那里制作鲁特琴的传统，后来又回流到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各个西欧语言中“鲁特琴”（lute）的词源就是阿拉伯语的“乌德琴”（al-'ūd）。

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乌德琴/琵琶都在中世纪成为流行一时的乐器。后来不知为何，尽管它与穆斯林世界有关，却在15—16世纪基督教的欧洲被冠以“乐器王后”的称号。在文艺复兴的巅峰时期，任何有学识、有产业的欧洲人都应当会演奏或至少拥有一把鲁特琴——它频繁出现在这段时期卡拉瓦乔、提香、弗美尔等欧洲画家的肖像画和静物画中。于是，这种从中亚的阿富汗出口的乐器，就得到了有如后世的钢琴一般的流行程度和地位，大陆两端的知识分子都以演奏和拥有它为乐。何以至此？

原因之一或许是鲁特琴的设计，这种设计让人很容易想象其音高的变化：琴弦沿指板排列，琴品（或琴品的位置标识）以合适的角度横跨其间，形成一个矩阵，在视觉上有助于理解在按下整个指板的某个点位、缩短某一根琴弦时，声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无法通过人声或者管乐器或打击乐器“看到”声音的变化：因而毕达哥拉斯在琴弦上进行他开创性的音乐试验绝非偶然，只不过他最初的灵感来自锤子砸击的声音。跟鲁特琴相比，只有键盘乐器（后来欧洲人开发的一种乐器）为音乐研究和建立理论提供了更直观的视觉辅助。

图7 在一部13世纪的欧洲手稿中，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演奏乌德琴和鲁特琴。短颈鲁特琴很可能源于阿富汗，并从那里传播到波斯演变成巴尔巴特琴，传到阿拉伯演变成乌德琴，传到中国演变成琵琶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琵琶合奏的音乐成为中国唐朝的主要宫廷音乐，特别是以大曲的形式，这是由相关基调组成的一套舞曲，那些基调主要是从位于如今新疆的中亚绿洲城市龟兹借用并吸收的。以琵琶演绎的这种音乐的调式和音阶发展成为唐代八十四调的音乐理论。整套乐曲、理论和琵琶本身都被日本采纳为固定的形式，乃至到了现代，日本的“唐乐”（tōgaku）仍在重复着中世纪丝绸之路的音色和调式。

在欧洲，鲁特琴虽然的确是艺术音乐演奏的主要乐器，却并未成为音乐理论的典型代表。从大约公元1500年起，乐手们开始用右手手指来演奏，而不是用拨片或鹅毛来弹拨单一的音符。这种技术连同额外附加在鲁特琴上的琴弦，让鲁特琴师们得以演奏复杂的复调音乐（和弦与对位），从而使鲁特琴既可作为一种炫技性的独奏乐器，也可以为歌手伴奏。鲁特琴与风琴、古钢琴，以及其他新近出现的键盘乐器一起，在欧洲音乐增加和声复杂性的革命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然而，鲁特琴是在伊斯兰世界才发挥了最重要的理论作用。伊斯兰的音乐理论家们同时也是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面对的难题是把继承自希腊根源（包括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大体上停留在理论阶段，因而被认为是理想化的音乐学，与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世界里歌唱和演奏的真实音乐相调和。主要的问题始于乐律——如何在连续频谱的无限可能中定义不连续的音符，继而到音阶（音符的线性集合）的定义、音程（各音符间的距离）的定义，以及调式（具有某些旋律特质和情感关联的音符的集合）的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数学问题，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博学者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纳（阿维森纳）等人通过把音符时值映射为鲁特琴颈上的指法，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了。从未学习过希腊科学的音乐家札尔札尔和伊斯哈格·毛斯里同样用鲁特琴本身来讨论和捍卫本土音乐的声音，抵制希腊的音乐理论。

关于这些音乐上的分歧意味着什么，举例而言，诸位不妨想想大三度（C—E—G）所定义的“快乐音”的大三和弦；再想想小三度（C—Eb—G）“悲伤音”的小三和弦。但如何演奏一个频率恰在大三度和小三度之间的音符，在本例中即E和Eb之间的音符？在现代钢琴上弹不出这个音符，但在无琴品的乌德琴（以及其他无琴品的弦乐器）上，把左手的手指放在大三度和小三度之间的位置上，即可做到。实际上，这个音符名为“中札尔札尔”（wusta Zalzal，札尔札尔的食指琴品），正是以阿拉伯和波斯音乐特有的中立三度音程定名的，在希腊或后世的欧洲音乐中都没有这个音符。法拉比等人通过这样的四分之一音和其他微分音，调和了希腊理论与伊斯兰音乐实践。

这样的分析引发了一种对整个伊斯兰丝绸之路上使用的音乐进行分类的方法。波斯语把这种调式系统称作“达斯特加”（dastgah），最常用的是阿拉伯词语“木卡姆”（muqam）的各个版本，意为“位置”或“地点”。［南亚的“拉加”（Raga）组织形式相似，并与木卡姆有一定程度的重叠；锡塔琴是一种有琴品的长颈鲁特琴——但琴品被设计成可移动的，正是为了适应各种拉加的不同音符时值，或称调式。］各个文化都有其各自的木卡姆作品或套曲，每一个在理论上都由音乐调式所定义，但实际上它们都偏离了严格的理论，而采用了有地方特色的节奏、舞蹈、歌词等作为其本质特征。某些木卡姆组曲与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相关联。在前苏联的那些单一民族国家里，区域性的木卡姆经过了改编，其文字也由国家委员会、出版社和艺术院校确定，并晋升为民族音乐。令阿塞拜疆人自豪的是，1977年飞向太阳系边缘的“旅行者号”太空飞船上，随船的12英寸模拟唱片《金唱片》中收录了他们的一曲“木卡姆”，时长超过两分钟。在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下，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也整理了各自的“莎什木卡姆”（“六木卡姆”）——虽然它们都出自中亚的同一个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推广维吾尔人的十二木卡姆作为“中国的”民间音乐形式，而不再强调其在伊斯兰木卡姆传统中的地位。尽管如此，维吾尔人还是为他们的木卡姆而倍感自豪，中国政府的努力为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视觉艺术

有不计其数的绘画、雕刻、建筑、织物、陶瓷，以及其他二维和三维实体手工艺品的实例可以表现丝绸之路沿线的联系和交流，也能够表明那些互动的性质。如果我们在费尔干纳发现了中国的青铜镜、在埃及的墓中发现中国制造的纺织品，或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宫殿里看到中国陶瓷，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人用大篷车或船只将其运送到那里的。但在西安——古时唐朝的首都长安——附近发现了含有波斯和中国元素的萨珊王朝风格的银盘又该如何解释呢？或者在喀拉库伦看到的法国银匠为蒙古宫廷制作的巨大喷泉酒吧？在这些例子中，物件是在本地制作的，而制作它们的工匠本人或许来自远方。蒙古人特别喜欢把专家送到四方、把他们召集到自己位于东方的首都，或是让他们在中国和伊朗宫廷之间互相交流。在蒙古人之前则是在中国生活的粟特人、突厥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撒马尔罕甚或巴格达的中国俘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具备特殊的艺术技能。

因此，物件会迁移，物件的制造者也会迁移。而交流的第三种机制只涉及思想的迁移，也就是“刺激扩散”，即来自某地的某个主题、设计、风格或技术被他乡的其他艺术家和工匠发现和模仿。萨珊人由鸟、动物和神兽装饰的纺织品则全然是拜占庭的风格。希腊或伊朗的主题出现在汉朝或唐朝的中国金属制品或陶瓷上。中国的设计常常会在织物上远游至西方，出现在伊斯兰世界或欧洲的房瓦、绘画或其他介质上。

最后，还有些完全的混合体，已经不再能分辨出是哪个地区的传统，而是各种传统混合或协力造成的，比如在健驮逻发现的贵霜帝国时期的佛教造像，就融合了印度、伊朗和希腊的风格。这类混合体本身就构成了新的折中的传统。

光轮就是这类复杂扩散的一个例子。它出现在佛教以及稍晚一些的基督教图像中，甚至出现在莫卧儿的书籍彩饰中，表明了它与欧亚大陆的联系，学者们认为其共同的源头是伊朗传统。伊朗的神祇密特拉和先知琐罗亚斯德都被赋予或简单或呈“放射”状（配有光束）的光轮来表现其神性和威力的特征。更早之前，公元前1世纪钱币上的斯基泰、大夏和贵霜国王们也都被描画了光轮。在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坟冢，在一位人称“金人”的塞迦（斯基泰）贵族墓中发现了一枚戒指，上有一个带有完整放射状光轮的头像。这枚戒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至前3世纪。800年后，从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起，罗马皇帝们和基督首次被画上了光轮。如此说来，光轮从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说印欧语的人群扩散到大陆两端基督教和佛教人物的画家和雕塑家，就不再只是物件或工匠的迁移：这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长距离传播的一种思想，其传播无疑是通过物件运输和人类迁移两相结合才实现的。

图8 公元2世纪，健驮逻的一条雕带，上有佛陀和金刚手菩萨/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佛陀的长袍和赫拉克勒斯的托加袍[39]都被雕成希腊风格。佛陀有一个光轮；他的守护者手持一根木棍——这是与英雄赫拉克勒斯有关的地中海主题，以及一道霹雳（金刚杵）——这是金刚手菩萨的特征

至于某个主题传播的复杂程度，“三兔”是个更加反复无常也更神秘的例子。在敦煌莫高窟的至少16个石窟里，天花板的顶端都有描绘着三只家兔或野兔互相追逐成一个圆圈的圆形饰物，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和唐代（618—907）。这些动物两两共用耳朵，所以原本该有六只耳朵的，结果却只有三只，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一主题的敦煌版本是最古老的，但它同样出现在吐蕃（10—17世纪）和拉达克[40]（12—13世纪）的寺庙中，在伊朗的托盘和钱币（13世纪）上，在发现于俄罗斯南部、以阿拉伯书法装饰的圣骨匣上（13—14世纪），在法国、德国、瑞士和英国——1314世纪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以及某些19世纪复制品的天花板浮雕和其他装饰中（有时是相连的四只兔子）。单单在英国德文郡一地就有19处中世纪的“三兔”雕刻。

从扩散的年代来看，“三兔”主题似乎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游历他乡的。它一般都出现在宗教建筑背景中，但无人知晓其确切含义。这个主题可能是通过纺织品传播的——但它出现在英格兰的天花板上，与它在中亚和中国交界处出现的位置一模一样。因此，三兔主题和光轮一样，也涉及思想的长期远距离传输，甚或还形成了国际时尚，只不过我们再也无法重温其盛极一时的风姿了。

图9 中国敦煌407号窟天花板上的“三兔”主题（约589—618）。这一神秘的错视画法图像在13世纪传遍欧亚大陆，并且在南亚、波斯、俄罗斯和西欧都发现了它的不同版本

关于丝绸之路沿线的直接艺术影响和相互滋养，最好的例子当属14世纪伊斯兰书籍的彩饰，其绘画风格被称作波斯细密画。更早的阿拉伯和波斯书籍中也有彩饰，特别是在科学手稿中，但在《五卷书》的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中也有。书中绘画的叙事风格始于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之后，并在帖木儿继承国（印度的莫卧儿便是其中之一）的各个宫廷里达到顶峰。伊斯兰教反对人形的画像；这虽然意味着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壁画或大型绘画寥寥无几，但它却并未阻止生动的叙事画像出现在书籍和画册的专用页面上，在诸如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尼扎米的《五卷诗》等著作的某些片段的页面中，或是为哈菲兹的诗歌做插图。最受人喜爱的主题来自前伊斯兰文学，包括库思老和席琳的爱情故事、勇士鲁斯塔姆[41]和猎手“野驴”巴赫拉姆[42]的历险，以及关于伊斯干达（亚历山大）的伟大功勋的神话，但细密画也可描绘当代统治者们野餐、狩猎或参战的场景。细密画艺术最重要的中心是大不里士、巴格达、设拉子和赫拉特，但整个欧亚大陆伊斯兰世界的各个学院都有书法家、镀金工匠、装订匠和画家在那里创作。细密画作品是一种多民族的艺术形式——因此，我们所说的莫卧儿细密画、奥斯曼（或土耳其）细密画、马木留克细密画等等，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路径——也包括对欧洲影响的吸收。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1998年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所讲述的就是16世纪背景下伊斯坦布尔的书籍艺术家们的故事，不过，他们的世界延伸到了奥斯曼领土的边境之外。在故事开头，一个名叫卡拉（意为“黑”）的细密画家在波斯旅居12年，刚刚回到伊斯坦布尔。

细密画——特别是14至16世纪中亚和伊朗的那些细密画——的一个明显特征便是来自中国的影响，这是因为蒙古人总喜欢在中国和中东的宫廷之间转移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在这些画中，云彩往往呈中国古典的如意造型——模仿的是吉祥的灵芝形状。在描绘群山和露出地面的岩石的轮廓时使用重叠岩架的浓重阴影，以及在树、花和火的绘画方式上，也同样明显地呼应了中国的山水画传统，更不用说偶尔显露峥嵘的龙凤了。

这种影响是如何传递的？伊儿汗国的首都马拉盖和大不里士都有中国艺术家，但穆斯林艺术家还从可携器物中获得了灵感：中国陶瓷、绘画入门读物、画轴以及纺织品，所有这些在伊儿汗国与在撒马尔罕、赫拉特和其他帖木儿王朝的首都一样触手可及。因此，看一眼波斯细密画就像是瞥见了丝绸之路，特别是蒙古和帖木儿全盛时期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细密画展现了伊斯兰世界对文化的整合，以及由蒙古人和帖木儿人所锻造的与中国的联系。

青花瓷

想象一下“中国花瓶”。你的脑中几乎一定会出现一只有蓝色花纹的精美白色瓷器：汉语中把这种风格叫作“青花瓷”。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种风格就是中国瓷器的缩影；实际上，它是整个大陆各种文化相互滋养的另一个例子。那种能够在瓷器上造出深蓝色的颜料最初用于更加偏西的地区；最古老的实例见于古埃及的手工艺品，9—11世纪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蓝白花器具的实物。但从9世纪开始，波斯的钴矿出口到中国的唐朝，在那里被称为“穆斯林蓝”。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公元830年的勿里洞船骸中有现存唯一的唐代青花瓷实物，使用了钴蓝颜料，但这里的钴涂在陶器的白色泥釉上，而不是直接在透明的白色高岭土瓷器上着色。这条阿拉伯单桅帆船是在往返于中国通往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沉没的。

图10 伊朗萨菲王朝16世纪末一幅细密画的局部，希莫鸟——一种神话中吉祥的飞禽——拯救了婴儿扎尔。扎尔是一个生来就有一头雪白头发的弃婴，后来成为一代君王，历代后人都是史诗《列王纪》中的主题。在对岩石、云朵和悬崖中心的曲折花树的描绘中，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蒙古时期之后，有关这种神鸟的描绘很像中国的凤凰

我们如今所知的青花瓷始于元朝（1279—1368）和其后的明朝（1368—1644）。蒙古帝国促成的交流使得波斯钴颜料的进口不断增加，与之相应，陶瓷技术也实现了新突破。在中国南方的景德镇，陶工学会了在干燥的白色高岭土上直接作画，涂上一层透明釉后，在极高的温度下烧制瓷器，而不再像唐朝的陶器那样在泥釉上作画或蜡印。青花瓷就这样产生了。

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宫廷，特别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宫廷的支持，但它日益成为一种出口产品。明朝的很多中国文人实际上认为青花瓷是舶来品，且粗俗不堪。与此相反，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伊斯兰宫廷却非常看重中国的青花瓷。萨菲王朝的国王阿拔斯一世（1588—1629年在位）据称引进了中国的陶工和明代的瓷器，而奥斯曼的托普卡珀皇宫藏品中也有从元朝到清朝的10 358件中国青花瓷器。中国工匠专为伊斯兰市场制作了很多器皿，上有伊斯兰几何图形的主题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书法。

青花瓷也是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经常被模仿的对象。举例来说，从15世纪起，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伊兹尼克[43]，陶工就仿照奥斯曼人从大不里士、大马士革和开罗掠夺来的器皿，制作自己版本的中国青花瓷。他们没有使用陶瓷，而是将装饰了龙、凤、莲花和牡丹等中国主题的白色泥釉涂在红陶器皿之上。除偏好青花之外，伊兹尼克的工匠们后来还加上了彩绘的果类和鲜花，特别是郁金香。他们精巧绘制的瓷砖装饰了伊斯坦布尔各清真寺的内部——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1616年）因而得名“蓝色清真寺”。尽管伊兹尼克的装饰灵感来自中国陶瓷，但它却在书法和来自建筑、地毯、书籍彩饰及本地培育的花卉等装饰主题影响之下，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表达方式。毋庸置疑，这种专供皇家清真寺和苏丹宫殿使用的精美手工作品极其昂贵。据幸存至今的文件记载，一块瓷片的售价就高达一个技术工匠每日工钱的五倍以上，餐具的价格更加昂贵。从16世纪开始，景德镇也向欧洲出口瓷器，最初是通过东南亚进行的。后来葡萄牙和荷兰人都直接从中国购买瓷器，到1520年代，葡萄牙进口了4万到6万件瓷器，荷兰人则用运输陶瓷的葡萄牙宽身帆船（carrack）的名字将其青花陶器命名为克拉克瓷（Kraak）。欧洲很快就出现了锡釉的仿制品，而16世纪末之前，在墨西哥城以西的普埃布拉州，当地的陶工也在西班牙僧侣的指导下制作出青花瓷器。欧洲人对青花瓷如此狂热，以至于当景德镇瓷窑在17世纪末为反抗满族征服者入侵中国期间而停工十年时，荷兰人就从波斯的萨菲王朝订购青花瓷的仿制品。这种“库巴奇”瓷（以发现了很多这种瓷器的高加索山脉的小镇命名）都带有宝塔和山丘的装饰。

荷兰人对克拉克瓷非常着迷。163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从它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基地运出了259 000件瓷器。荷兰人以这些瓷器作为模型，在代尔夫特酿酒厂的原址上建立起青花瓷工业，那里出产的盘子和瓷片如今备受珍视，起初却不过是充满中国主题的仿制品而已。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都制作了各自版本的青花瓷。但真正把中式风格的青花瓷带到世界各地的餐桌上的，却是18和19世纪英国新陶瓷工业的大规模炻瓷和低温瓷生产技术。画着游船、拱桥、飞燕、宝塔和飞檐凉亭的

图11 带有葡萄装饰图案的两个青花瓷盘，上图为15世纪产自中国景德镇瓷窑的瓷器，下图是16世纪产自奥斯曼帝国伊兹尼克的低温炻瓷。伊兹尼克的青花器模仿的固然是明朝青花瓷，但葡萄主题本身却是从波斯萨珊帝国传入中国的，直至明代仍然被认为与外国有关

田园牧歌式“柳园图”设计，把可汗和苏丹的审美偏好发展到了高度媚俗的水平，成为我们很多人关于瓷器（以及中国）的第一印象。1960年代和1970年代，那还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几乎都不会使用筷子的时代，美国的一些超市每周会送出一件工业生产的柳园图青花餐具作为馈赠忠实顾客的礼品。说到靠拙劣仿制奢侈品致富，中国人可算不得先驱。

第六章　丝路将通往何方？

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在蒙古治下的和平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却在此后日渐衰落，商业中心凋零，久无人至的巷陌被时间之沙所消弭——这是世界史课本的一个经典主题。据说中央欧亚一直陷在绝望的泥沼中，直到欧洲的殖民和开发才再次开启它走入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被告知，给丝绸之路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始自西欧的直接海上贸易的到来：瓦斯科·达伽马及其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后继者们掌舵的宽身帆船和大帆船取代了东方人的无名商队。这里隐含着一个经济学观点：海上运货比较便宜，陆上贸易无法与之竞争。因此，公元1500年就成了一个非常现成的分界点：勇敢的海上探险者顺风航行，驶进了新时代的黎明，第一卷结束，现在可以在校园书店拿起第二卷了，下个学期见。

为什么说丝路未死

但有关近代丝绸之路之死的说法实属夸张。首先，16世纪西欧商船首次到达东亚海域时，将中国和印度洋、东非海岸，甚至经过波斯湾与地中海联结起来的海上贸易路线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9世纪的勿里洞船骸所显示的那样，即便在陆上丝绸之路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也有大量瓷器通过船只运往西方——所以，海上竞争既不新鲜，也没有削弱跨大陆的交流，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已。更关键的是，丝绸之路并非只关乎货物贸易，还关乎思想的传播。虽说从中国南方海运瓷器类大宗物品的确更加便宜，但陶瓷技术和装饰主题的陆路迁徙也一样容易，它们可以随着纺织品、印刷书籍以及工匠本身一同远游。景德镇瓷器可能是通过海上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皇宫的，但正是得益于长期的陆上交流，当地也有本地制造的伊兹尼克青花器。

这样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如何定义“丝绸之路”一词，以及如何选择关注焦点的问题。但就算只看最著名的丝绸之路现象的经验证据——宗教的传播和货物的移动——也能看到整个16、17和18世纪仍有大量交流，而流行的观点认为在那一时期，丝路已死。在此期间，苏菲派教团在中央欧亚尤其活跃，他们在蒙古和帖木儿的帝国统一破产之后遗留下来的四分五裂的游牧部落中劝导皈依。特别是纳克什班迪耶教团曾一举挺进了新疆、吐蕃东北部和中国西部，大大拓展了信徒的数量，对那里伊斯兰教生活的特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前的汉、唐或蒙古王朝不同，明朝在中亚没有直接的军事部署，并且因为这个原因，某些学者认为，中国明朝是一个孤立的王国，丝绸之路也就此消亡。在中亚，帖木儿王国的王侯和蒙古统治者的残余的确是一群很难驾驭的人，没有帝国的霸主来保证路线的安全，贸易危机四伏。但在16世纪中叶，中亚历史学家米尔扎·穆罕默德·哈达尔曾以波斯语记述了新疆察合台两兄弟所定的和平盟约“给人民带来了安全和繁荣，任何人都可以在哈木尔［哈密］、契丹［中国］和费尔干纳国之间独自往来，无须为旅行准备干粮，也无骚扰之虞”。1558年，英国人安东尼·詹金森[44]在布哈拉看到，中国的商队因战争中断了三年之久，但通常“在和平时期，道路通畅的时候，会从中国那边带来麝香、大黄、缎子、大马士革锦缎等各式各样的物品”。耶稣会的俗家教友鄂本笃——与玄奘和苏菲派教士一样，他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位宗教专家——在1603—1604年间，从喀布尔旅行到了中国的西部，并在莎车城加入了一支商队。实际上，根据明朝的年鉴报告，在明朝创立的第一个世纪里，每年都会有来自中亚和中东地区的使团频繁到访，就算在1544年到王朝结束的1644年期间这种活动逐渐减少，记载在案的西方王侯们正式访问北京的次数也多达70次。这接近于每年一次，而那些使团每一次到访，都会把贡品和数十位中亚商人带到北京。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开始向蒙古金帐汗国崩溃之后遗留下来的西伯利亚势力真空地带扩张，就此开启了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俄罗斯人在印度寻找五颜六色的棉织品。由于印度北部的莫卧儿和其他政权每年需要补充马匹，他们用棉布制品和靛蓝等染料换取了数十万匹中亚的马。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计算，这一贸易每年的价值高于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出口价值的总和。中亚商人也用印度的货物与俄罗斯人做交易。这一次用纺织品换马匹的交易由中亚的中间人做掮客：恰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缩影。此外，俄罗斯开始用毛皮从中国换取茶叶和大黄（不是我们在馅饼里吃到的那种大黄梗，而是生长在吐蕃山麓丘陵地带的一个品种的根，欧洲人认为其有很好的止血催泻效果）。如果丝绸之路已经消失，沿途又怎么会有这么多贸易？

与此同时，到18世纪中叶，满族在中国建立的新的清王朝征服了蒙古和新疆。贸易路线就此安全无虞，中国商人和清朝政府把中国的产品运到边境，来自中亚绿洲城市的游牧民族和商人在那里将其重新装车，运到更远的西部——仍然遵循了征服之后跟进贸易的模式，这种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19世纪中叶，哈萨克人的品位甚至能够影响中国的生产：清代的档案中有数百份文献，实际上就是关于哈萨克人的丝绸偏好的市场研究报告。这些游牧民族更喜欢平常的缎子、大马士革锦缎以及茧绸，而不喜欢价格昂贵的织锦和龙袍；他们喜欢深红、彩虹绿、靛蓝、月白、紫色和谷灰色，而不会用自己的绵羊和马匹来交易粉色、桃红、水红或浅绿色的缎子。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部的工厂欣然响应消费者的需求信号，并据此调整了生产；如今每当蓝牛仔裤、手提袋或跑鞋的全球时尚发生改变，那些工厂的做法也跟当初一模一样。

然而，尽管丝绸之路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在16世纪消亡，欧亚大陆的极大变化却永远地彻底改变了支撑它的基础。首先是地缘政治的变化。俄罗斯和清朝的扩张把大草原包围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消灭了独立的欧亚内陆游牧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和清朝都继承了蒙古帝国遗产的某些元素，但让它们得以在中央欧亚扩张领土和巩固控制的，却是出色的交通和后勤能力，这是由各自境内广大农耕地区产生的财富所支撑的。到19世纪，对于俄罗斯人而言，现代火器和军事训练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这样，此前曾被鞑靼人的铁蹄践踏的农业大国俄罗斯和中国，扭转了与游牧部落交战的局势，在大陆中央会面了。他们后来的身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各自继承了早年的战果。

第二个变化是技术方面的。工业化，尤其是人类释放出化石燃料中储藏的能量，降低了畜力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战争和商业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直至1990年，喀什作为出租车之用的驴车数量仍然多于机动车。但过渡到碳氢化合物燃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驴车已不多见了。这种技术变革削弱了大草原民族的军事优势及其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养马）。中亚丧失了自马匹被驯化以来便一直拥有的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

新技术还重写了贸易的规则。在前现代的能源秩序下，哪怕是中等程度的区域贸易——更不用说跨大陆贸易了，要想使运输划算，货物的价值重量比就必须很高。海上贸易相对廉价，但也受到了船只规模、季风以及海上航行的危险的制约。因此，无论是通过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都是昂贵的奢侈品：药物、香料、罕见的走兽飞禽、艺术品、复杂的织物、贵重金属和宝石、技术人才（工匠、音乐家、舞女、宗教人士）。

而如今，虽说我们仍在全球进行着奢侈品的贸易（波尔多的葡萄酒运往中国，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运往美国），我们也把每磅只值几个便士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地，比如大豆、小麦、食用油、棉花或废金属。这种用微积分管理的新式远程贸易的最佳例子或许就是张茵创立的玖龙纸业公司了。货柜轮船把中国产品运给美国的消费者后，返程时往往会空着大半条船（因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少之又少），张茵就在返程时从美国运回废纸。在她位于广东的工厂里，张茵把美国的废纸再造成包装材料，卖给可口可乐、耐克、索尼、海尔等公司。1985年后，张茵单靠进口和再加工美国人随垃圾一起扔掉的东西，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纸张这种古老的丝绸之路产品依然至关重要；但让它重获资格参与远程贸易的，却是化石燃料。因此在后工业化时代，既有全球贸易，也有欧亚大陆的贸易，但或许很难称其为丝绸之路贸易。同样，中央欧亚各国也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拱手让给欧亚大陆边缘的国家。这样说来，如果说丝绸之路并没有在16世纪消亡，我们能否宣称它已在19或20世纪走向消亡了呢？考虑一下这种情境：欧亚大陆一端的某个国家通过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推广某个宗教体系。另一端的某个国家受到这种宗教体系的吸引，渴望学习它，翻译了该宗教的文本库。特使往来不绝。但除了宗教本身，技术、音乐和艺术等其他事物也从一个国家和文明以涓涓细流的方式输往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模仿另一个国家的艺术风格，雕刻类似的塑像，并以相关的建筑风格来建造自己的寺庙和宫殿。

这可以描述印度和中国围绕着佛教建立的长期关系，也可以描述1950年代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短暂而更加热烈的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苏合作的十年里，中国的各级学校都学习俄语；苏联的技术人员前往中国规划工厂，并就包括核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和安全事务提出建议。不但中国的政治体系反映了苏联的列宁主义模式（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这种模仿便开始了），而且贯穿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影响还在电影、文学和音乐中留下了烙印——就连手风琴的流行也是这种关系的产物。人们如今依然可以在中国的城市建筑中直观地看到这种晚近的“丝绸之路”交流，就像在东欧、中亚和蒙古看到的那样。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中央旋转360度：在挂着毛主席画像、通往清朝皇宫的大门两侧，可以看到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是一座庞大的斯大林式新古典建筑，东侧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半浮雕上，胜利的造型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写实艺术所偏爱的。这种风格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50年几乎所有官方公共雕塑——甚至包括吐鲁番市中心跳舞的采葡萄女孩在内——的特征，很多宣传海报和上世纪中期的油画也是如此。纪念碑后面的毛主席纪念堂让共产主义中国的首位领导人的遗体以特殊的处理方式永久保存。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中最显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例子是城市中的民居建筑——几十年来为了适应中国城市的人口膨胀而建的无处不在的公寓塔楼。虽然它们在很多方面也很像美国或英国的廉租项目或公屋公寓，但这些大楼的入口设计却便于社会监督，这是苏联和中国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楼群经常以小区的形式设置和编号。每栋楼都有好几个单元，经楼梯和/或电梯向上通往几个平台，每个平台都有几间公寓的外门。

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些楼梯里的灯泡总是臭名昭著地丢失或坏掉。住在这些垂直分割的单元里的居民不得不从同一个入口出入大楼，通过同一部电梯或楼梯到达自己的公寓。在苏联，可怕的老大妈会管理一楼的入口；在高级一点的公寓大楼里，这种人称“电梯操作员”（liftersha）的妇女会密切注意着电梯。在中国，监视居民也同样是老年妇女的工作；她们经常会把电梯当成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布置墙面，带进去一台加热器，坐在凳子上用一根长棍子戳电梯的按钮。作为苏联影响的遗产，欧亚大陆上也能找到类似的建筑物，比如在波兰和蒙古。

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欧亚主义”学派对俄罗斯毗邻亚洲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大草原民族的长期接触十分着迷。一些人认为，在俄罗斯人的管理下，以威权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一种东方式的背离，是扭曲了马克思哲学的一种鞑靼人的影响，这种猛然脱轨走上另一条路径的做法是纯正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不会采取的。这种论点只是再一次重复了环境决定论和我们在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吉本或《花木兰》中看到的“东方专制君主”的陈词滥调而已。但在苏联时期和更早的帝国统一阶段的泛欧亚交流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之处，那时实体货物和人员在大陆上流通，同时伴随着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传播。中国在20世纪采用了苏联风格的公寓建筑，其背景与10世纪和11世纪时中国采用来自印度的椅子（以及很多其他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视角考察丝绸之路现象，就可以看到，从史前到近代，再到我们如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跨欧亚货物和思想的交流只有数量的差异，没有多少本质差别。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丝绸之路从未消亡；它只是延伸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现代的回响

“丝绸之路”一词的历史回声在很多领域中依然响亮。在国际丝绸之路际关系中，“丝绸之路”是包括中国、中亚、南亚、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整个区域双边或多边关系的简称。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的金奈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指出：“在历史上，南亚和中亚各民族本来就是彼此相连又与大陆其他地方相联系的，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广阔蔓延的贸易网络，即‘丝绸之路’。”几个星期后，美国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派代表马克·格罗斯曼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重复了这一主旨。美国以此表明态度，其将努力加强印度的影响，刺激该地区的经济整合，简化货物和人员过境手续，缓和印度—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并帮助阿富汗发展—此举有一个基于历史想象的口号：“携手合作，共创新丝路。”

当然，希拉里·克林顿的“南亚和中亚”这一北—南走廊无疑是故意遗漏了其东西毗邻的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参与者。这些参与者也一样热切地采纳了丝绸之路的意象。在伊朗与中国建交40周年纪念仪式上，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提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文明的国度，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正是两国关系的历史象征”。这种外交辞令准确地强调了波斯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古老和基石性质，这是两个国家自我认同的一个主要方面，而这往往在关键时刻为西方外交叙述所忽略。不甘示弱的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本人也采用了丝绸之路的隐喻。当年的晚些时候，《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建议中国应该“复兴丝绸之路，粉碎美国的围堵政策”。

不过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丝绸之路的浪漫想象，这倒不是外交官的特权。几乎每一个欧亚大陆的城市，从宁波到第比利斯到伊斯坦布尔乃至威尼斯，都可被称作“古代丝绸之路城市”。旅游公司打着这个旗号营销其旅游路线—但游客得谨记仔细阅读细则，因为“丝路之旅”虽然最有可能把游客带到中国，但行程的终点可能会是中亚、伊朗、尼泊尔、土耳其甚或高索山脉的北部。餐厅老板非常喜欢丝路的概念：北京、上海、多伦多、怡陶碧谷[45]、悉尼、阿德莱德、奥克利和伦敦都有名为“丝绸之路”、提供维吾尔美食的餐厅。但一家丝路餐厅并不需要与中亚有关：21世纪的“丝绸之路”之于“亚洲混搭风”，就像20世纪中期的夏威夷风情酒吧之于“中国—波利尼西亚”美食。华盛顿特区优雅的乔治城地区有一个地方，在“绚丽的摩洛哥巴扎，异国风情的中国西藏酒廊……土耳其帐篷，以及受到香港地区国际前沿诱惑之显著影响的经典英国酒吧”中提供“受到丝绸之路启发的美国地方美食”。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市有一家丝绸之路餐厅，供应的是塔帕斯[46]；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市的丝绸之路餐厅刚刚被选为“最佳希腊菜”餐厅，还有爱尔兰城堡里也有一家名为“丝绸之路咖啡厅”的小餐馆，供应都柏林最好的中东/北非美食。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丝绸之路的概念经常让人想到启发普契尼创作出《图兰朵》的那种中国—伊斯兰混搭风，但“丝路音乐”的音乐和编舞源头却可以是旧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马友友的丝绸之路合奏团委托作曲家创作并演出了来自欧亚各地的华美的混成作品。然而还有一位更早、可能是第一位在商演时披上丝路外衣的音乐家，那就是喜多郎，他的《丝绸之路》合成乐可以说创立了新世纪音乐这个新流派。喜多郎为日本国家公共电视台NHK的长期节目《丝绸之路》纪录片系列制作了背景音乐，但我还记得曾在圣塔克鲁兹一个室外浴池的喇叭里听到过美妙至极的《丝绸之路》乐曲，彼时几码之外的一辆重新漆过的老旧校车上画着紫色的莲花。

2011年的秋冬时装季，乔治·阿玛尼从“远东地区”获得了灵感，奥斯卡·德拉伦塔[47]看向“丝绸之路”，并推出了“魔毯之旅”，包括“奥斯曼外套……布哈拉地毯风格的刺绣”，“慈禧……中国‘龙皇后’宫廷御用的珠宝华服”，“北非线艺……佩斯利涡旋纹图案束腰外衣”，“鸵鸟羽毛裙”，以及“巨型‘成吉思汗’狐狸帽”。毋庸置疑，这样一身装扮再配上化妆品大牌“职业美容”（Le Métierde Beauté）的2011年秋冬系列“丝绸之路，发现与奢华享受之旅”方尽显完美。“丝路万花筒”眼影套装里有挂毯、大马士革锦缎、伊卡扎染和织锦风格的眼影，作为一个丝路主题产品，这些眼影顺理成章地可以随个人意愿“涂层”和“缠绕”。别忘了他们还有“东方遇见西方指甲油系列”（尼曼百货公司的售价高达95美元）。

或许如今的大多数人知道丝绸之路并非通过时尚、美食、音乐或政治，而是通过大型多人角色扮演游戏“丝路在线”：那是一个充满怪兽和武士的所在，玩家需要在从中国延伸到君士坦丁堡的数码版图上接受任务和“竞技场战斗”。但互联网上还有其他的丝绸之路。在法律上有些越界但某种程度上还算切题的是这样的网上市场，在其中可以买到如“阿凡达迷幻剂”，“一克阿富汗大麻脂；八分之一盎司‘酸13’品种的大麻；14克摇头丸；1克焦油海洛因”。没有卖钚元素的，因为网站禁止销售“任何用于伤害或欺骗的东西，如偷窃的信用卡、暗杀，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人们必须通过洋葱路由（TOR）网络来访问这个网站，那里会隐匿参与者的身份，所有的购买都用数字货币“比特币”来结算。但那里也有一个像亚马逊和电子港湾（eBay）那样的卖家信用评估系统，因此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在这些卖家那里下单，几天以后就会收到包装得非常专业的包裹。这个秘密的网上市场也叫“丝绸之路”。

尽管中央欧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一度定义了丝绸之路的商业、生物、技术和文化交流在近几个世纪却有增无减—的确，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本身就是由增进交流所定义的。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始于数千年前的丝绸之路进程的必然结果。但音乐、旅行、游戏、美食、时尚、医药乃至政治中对丝绸之路的召唤还另有深意，它道出了我们对旧世界的怀念，那是一个相互联系却彼此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依然能带给我们惊喜：下一个绿洲巴扎上的货品跟我们自己的还是不一样，那里的行程尽管艰苦，却能启迪崇高的精神境界。丝绸之路或许是一个幻想，但我们依然渴望踏上那段征程。

索引

（注：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斜体页码表示位于图注中）

A

Ababekri, Muhemmet'emin 买买提艾敏·阿巴拜科日 92

Abbas I 阿拔斯一世 106

Abbasid Caliphate 阿拔斯哈里发国,74, 79

Achaeminid Empire 阿契美尼德帝国22

Aesop 伊索 87 — 88

Afghanistan 阿富汗 1, 62, 95

Afrâsiyâb 阿夫拉西亚伯 49 — 50

Aga Khan 阿迦汗 1

Agriculture 农业

N eolithicdevelopment of 新石器时代的发展 41

and nomadic cultures 与游牧文化 21

and population growth 与人口增长 40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6

Alaska 阿拉斯加 43

alcoholicdrink 酒精饮料 40 — 42, 51 — 59,54 , 64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and Aesop's fables 与伊索寓言 88

and conquest of India 与征服印度 1

and empire-building 与帝国建设 12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3

and Islamic book illuminations 与伊斯兰书籍装饰 103

and the Kushan Empire 与贵霜帝国 25

Altaic language 阿尔泰语 62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 13 — 14, 117

An Lushan 安禄山 33, 57

animal style 动物造型 22, 22 — 23

Arab culture 阿拉伯文化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6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29

and culturaldiffusion 与文化扩散 18

anddeserts 与沙漠 10 — 11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48 — 51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7 — 59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与印欧语言 21

and Jàkata tales 与《本生经》故事89 — 90

and medicine 与医学 79

and music theory 与音乐理论 97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73 — 74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93, 94, 95

and the Tangdynasty 与唐朝 32 — 33, 73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5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101, 103

Arabian Nights 《 一千零一夜》 89, 90

Arabian Ocean 阿拉伯海 10

Aral Sea 咸海 82

Aralsk, Kazakhstan 阿拉尔斯克, 哈萨克斯坦 82

Archeology 考古学 44

Architecture 建筑 116 — 117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79, 97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16

artsdiffusion 艺术扩散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4 — 109

and early Indo-European nomads与早期印欧游牧民族 22

and fasces 与束棒 87 — 88

and folk tales 与民间传说 88 — 91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91 — 98

and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8 — 104

Aryans 雅利安人 84

Astana 阿斯塔纳 61

Augustine of Hippo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 17

Avicenna (Ibn Sinia) 阿维森纳 （伊本·西纳） 18, 79, 97

Ayurvedic medicine 阿育吠陀医学76 — 77

Azerbaijanis 阿塞拜疆人 98

B

Babur 巴布尔 1, 36

Bactria 巴克特里亚 70, 93 — 94, 101参见 Kushan Empire

Bamiyan caves 巴米扬石窟 28

Barbad 巴尔巴德 94

Barbat 巴尔巴特琴 94, 95

Barley 大麦 41, 61

Battle of Talas 怛逻斯战役 73 — 74

Bayram Gur “ 野驴” 巴赫拉姆 103

Belitung shipwreck 勿里洞船骸 111

Bengal 孟加拉 112

bin Laden, Osama 乌萨马·本·拉登 34

Binglingsi caves 炳灵寺石窟 28

Bishkek, Kyrgyzstan 比什凯克, 吉尔吉斯斯坦 3

Black Death 黑死病 45 — 46, 90

“Blue Mosque” “ 蓝色清真寺” 107

blue-and-white ware 青花瓷 104 — 109,105 , 111

Boccaccio, Giovanni 乔万尼·薄伽丘90

Bodhisattva 菩萨 89

Bombyx mori 家蚕 67

Book of Curious and Entertaining Information(Tha'alibi)《 趣闻逸事》（赛阿里比）73 — 74

bows 弓 84

Br'er Rabbit 兔子布雷尔 90

Britain 英国 50, 72, 81, 82, 86

Bronze Age 青铜时代 7, 21, 47 — 48, 53

Buddhism 佛教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1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8

and folk tales 与民间传说 88, 90, 91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9

and the Kushan Empire 与贵霜帝国 25 — 26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78, 80

and origin of “silk road” term 与“ 丝绸之路” 术语的起源 6

and paper/printing 与造纸/印刷73, 75

and the Qingdynasty 与清朝 38

and religiousdiffusion 与宗教扩散115 — 116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5, 66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 — 100,100 , 101

and writings on the silk road 与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 17 — 18

Bukhara 布哈拉 3, 16, 18, 71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官僚行政 36

burial practices 葬礼习俗 21 — 23, 22 , 31,48, 52, 83 — 84, 100

Byzantium 拜占庭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0 — 32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7 — 28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 49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 79

and Mongol infl uence 与蒙古的影响 37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

C

Cai Lun 蔡伦 72

Canada 加拿大 9

Canon on Medicine (Ibn Sina) 《医典》（伊本·西纳）79

Canterbury Tales (Chaucer) 《坎特伯雷故事》（乔叟） 90

Cao Xueqin 曹雪芹 91

Caravans 商队 2, 10, 15, 95, 98 — 99, 112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中央集权 86

ceramics 陶瓷 104 — 109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de 塞万提斯 91

Chaghatai khanate 察合台汗国 34, 112

Chairs 椅子 64 — 65

Chang'an 长安 31, 55

Chariots 战车 7, 21, 41, 48, 83 — 84

Chaucer, Geoffrey 杰弗里·乔叟 89, 90

Cheney, Dick 迪克·切尼 34

China 中国

and alcoholicdrink 与酒精饮料 52

and arts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上的艺术 87, 89 — 91

and the classical silk road 与古典的丝绸之路 23 — 26

and climat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气候 1

and cosmopolitanism 与世界大同29, 31 — 33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与文化互动 2 — 3, 6 — 7, 18

and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黑暗时代 27 — 28

anddumplings 与馅食 62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48

and folk music 与民间音乐 98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4 — 57

and inner Asian empires 与内亚帝国 14 — 16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76 — 78, 80 — 81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与军事技术 82 — 83

and the Mongol empire 与蒙古帝国 34 — 35, 37 — 38

and nomadic culture 与游牧文化21, 23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 73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与政治关系115 — 116, 118

and printing technology 与印刷术 75

and religiousdiffusion 与宗教扩散17 — 18, 111, 115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0 — 71

and Sino-Soviet cooperation 与中苏合作 115 — 116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3 — 96, 95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5 — 66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6 — 7,38, 114 — 115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98 — 104

参见具体的文化和王朝

China (Richthofen) 《中国》（李希霍芬） 4

Ch'ing Empire 清帝国 见 Qingdynasty

Chinggisids 成吉思血统 35 — 36, 38 参见 Genghis Khan

Christianity 基督教 28, 31, 37, 59, 101

Cleopatra 克娄巴特拉 69

climate of the silk road 丝绸之路的气候 1, 8 — 11, 47

Clinton, Hillary Rodham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3, 118

cobalt 钴 104

coins 钱币 101

Columbian Exchange 哥伦布交流19, 40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35

Constantine the African 非洲人康斯坦丁 79

convergence 会聚 42, 51, 61, 75

copper trade 铜贸易 7

cosmopolitanism 世界大同 29 — 33

cotton 棉花 6, 38, 61, 71 — 72, 112, 114

cowpox 牛痘 81

crowddiseases 群聚疾病 79 — 80

Crusades 十字军 35, 65

culturaldiffusion 文化扩散

and agriculture 与农业 41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4 — 109

and chairs 与椅子 64 — 65

and the Columbian Exchange 与哥伦布交流 19, 40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41, 46 — 51, 66, 92 — 93

and folk tales 与民间传说 88 — 91

and food products 与食品 42, 60 — 63

and globalization 与全球化 2, 115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1 — 60

and human migrations 与人类迁徙 43 — 44

and maritime trade 与海上贸易 111

and medicine 与医学 76 — 82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与军事技术 82 — 86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72 — 76

and Persia 与波斯 2 — 3, 7

and silk technology 与纺丝技术66 — 72

and Sino-Indian connection 与中印联系 65 — 66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7, 91 — 98

and the Tangdynasty 与唐朝 31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5 — 7

and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8 — 104

currency 通货 76

D

Dango 团子 61

Daoism 道教 85

Darius the Great 大流士大帝 22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丝绸之路的黑暗时代 26 — 28

Das Buchder Beispiele《 榜样之书》 90

dastgah “ 达斯特加” 97 — 98

Decameron (Boccaccio) 《十日谈》（薄伽丘） 90

Delft, Holland 代尔夫特, 荷兰 107

Delhi Sultanate 德里苏丹国 30

Deserts 沙漠 1, 3, 8 — 9, 11 — 12, 17, 42

Diamond Sutra 《金刚经》 75

diffusion 扩散 42, 51, 52, 63, 75 参见culturaldiffusion; stimulusdiffusion;technologydiffusion

digital marketplace 数码市场 120 — 121

Din, Rashid al- 拉施德丁 85

Diseases 疾病 19, 45 — 46, 79 — 82

DNA studies DNA 研究 41 — 47, 52 — 53

Don Quixote (Cervantes)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91

A Dream of Red Mansions/Story of the

Stone (Cao Xueqin) 《红楼梦/石头记》（曹雪芹） 78, 91

Dumplings 馅食 61 — 63

Dunhuang caves 敦煌石窟 28, 73, 75, 91,101, 102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 107, 112

dyes 染料 71 — 72

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教堂 53

Eggplants 茄子 60

Egypt 埃及

and the Black Death 与黑死病 46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4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1, 53

and lutes 与鲁特琴 93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1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8

England 英格兰 112

Enkidu 恩奇杜 52

epidemics 传染病 40, 79 — 80

Equus ferus caballus 家马 47

Equus przewalskii 普氏野马 48

Erdao Qiao bazaar 二道桥巴扎 39,41 — 42

Eucharist 圣餐 53

Euclid 欧几里得 97

Eurasia 欧亚大陆 4

Europe 欧洲

and DNA studies 与DNA 研究 42

European Enlightenment 欧洲启蒙运动 81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78 — 79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与军事技术 85, 86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 74

F

Fables 寓言 88 — 90

al-Farabi 法拉比 97

fasces 束棒 87 — 88

fenghuang 凤凰 105

Ferdowsi 菲尔多西 49, 103

Ferghana (Dayuan) 费尔干纳（大宛）25, 98

Fertile Crescent 新月沃土 21, 61

feudalism 封建制度 86

firearms 火器 36, 85 — 86, 113

fireworks 烟花 85

flora 植物 41

folk tales 民间传说 88 — 91

Fontaine, Jeande la 让·德·拉封丹 89

foods of the silk road 丝绸之路上的食物

anddiffusion of crops 与作物的扩散 60 — 61

dumplings 馅食 61 — 63

and the Erdao Qiao bazaar 与二道桥巴扎 39 — 40, 42

and globalization 与全球化 119

and the Huns 与匈奴人 13

and medicine 与医学 76 — 79

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 114

France 法国 82, 86

Frederic II, Holy Roman Emperor 腓特烈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94

fur trade 毛皮贸易 9, 38, 112 — 113

G

Galen 盖伦 77 — 78, 79

Gandhara 健驮逻国 94, 99, 100

Gansu 甘肃 55

Gaochang 高昌 73

Genetics 遗传学 40, 41, 45 — 47 参见DNAStudies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9, 33, 35 — 36,45, 87

geology of the silk road 丝绸之路的地质概况 10

Ghaznaviddynasty 伽色尼王朝 30

Gibbon, Edward 爱德华·吉本 11 — 12,117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 52

Global Times (Huanqiu shibao) 《环球时报》 119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and the Black Death 与黑死病 46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7

and culturaldiffusion 与文化扩散2, 115

and the modern silk road 与现代丝绸之路 117, 118 — 121

and the Mongol Empire 与蒙古帝国 33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115

Gobi Desert 戈壁沙漠 9

Goes, Bentode 鄂本笃 112

Golden Horde 金帐 34, 112

Golden Record 《金唱片》 98

grape wine 葡萄酒 42, 51 — 59, 54

grasslands 草地 见 steppe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人民大会堂 116

Great Wall 长城 14, 23

Greece 希腊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6

and folklore 与民间传说 88 — 89, 91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3, 54

and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与人类迁徙模式 44

and medicine 与医学 18, 77 — 78, 79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 74

and silk 与丝绸 68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3 — 94, 97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 100

and Yuezhi people 与月氏人 25

gunpowder 火药 36 — 37, 84 — 86

Guomindang 国民党 87

Gutenberg, Johannes 约翰内斯·古腾堡 74 — 76

H

Hafiz 哈菲兹 59, 103

Haidar, Mirza Muhammad 米尔扎·穆罕默德·哈达尔 111

halo motif 光轮主题 99 — 100, 100

Handynasty 汉朝

and the Battle of Carrhae 与卡莱战役 26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4 — 5

and chariots 与战车 84

and the classical silk road 与古典的丝绸之路 23 — 25

and “dark age”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8

and the Erdao Qiao bazaar 与二道桥巴扎 39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 78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6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26

Handelsverkehr 商业交通或贸易路线 5

Hebrew 希伯来语 89

Hedin, Sven 斯文·赫定 73

Hellenic culture 希腊文化 见 Greece

Hephthalites 嚈哒人 28, 29

Heart 赫拉特 103, 104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 100

herding cultures 放牧文化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8 — 9, 12 — 14

and foods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上的食物42 — 43

and horses 与马匹 41, 47, 50

and inner Asian empires 与内亚的诸帝国 15

and nomadic people 与游牧民族20 — 21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72

Hermann, August 奥古斯特·赫尔曼 5

Herodotus 希罗多德 14, 22 — 23, 44, 48, 53

Herrgottsbescheiβerle “ 糊弄上帝的小骗子” 61 — 62

Himalayan massif 喜马拉雅地块 10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77 — 78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Gibbon) 《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 11 — 12

Hittites 赫梯人 84

Holland 荷兰 86, 107, 112

Homer 荷马 53, 84

Homo erectus 直立人 43

Homo sapiens 智人 43

horses and horsemanship 马匹与骑术

and culturaldiffusion 与文化扩散41, 46 — 51, 66, 92 — 93

do mestication of horses 马匹的驯化 41 — 44

and foods 与食物 62

and the Huns 与匈奴人 13 — 14

and military power 与军事力量 7,12 — 13, 38, 49, 66, 71, 83 — 84, 114

and nomadic culture 与游牧文化13 — 14, 21 — 22, 83

and the steppes 与大草原 9, 41, 47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2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6

and trade 与贸易 8, 60, 70 — 72, 92,112 — 113

and Xiongnu culture 与匈奴文化 5

huchuang (barbarian chair) 胡床 4 — 65

Hui people 回民 9

Hulegu 旭烈兀 4

humoral theory 体液理论 77 — 80

Hunayn Ibn Ishaq 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 9

Huns 匈奴人 12, 13 — 14, 27

Hybridization 杂糅 41

Hyksos 喜克索斯人 93

I

Ibn al-Farid 伊本·法里德 58

Ibn Battuta 伊本·白图泰 17

Ibn Khaldun 伊本·赫勒敦 10 — 11

Ibn Sina (Avicenna) 伊本·西纳（阿维森纳） 18, 79, 97

ice ages 冰川期 43

Il-Khanids 伊儿汗国 104

Illuminations 装饰 102 — 104

immunization 免疫 80 — 82

India 印度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6

climate 气候 1

and culturaldiffusion 与文化扩散2 — 3, 18, 65 — 66

and folk tales 与民间传说 88, 91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3

and gunpowder empires 与火药帝国 86

and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与人类迁徙模式 44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76 — 77, 80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与军事技术 84, 85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 73

and religiousdiffusion 与宗教扩散 115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0,71 — 72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3 — 94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5 — 66

and the Timuriddynasty 与帖木儿王朝 36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38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40, 114

Inner Asia 内亚 14 — 16

Inoculations 接种 80 — 82

Iran 伊朗

and the Black Death 与黑死病 46

and gunpowder empires 与火药帝国 36, 86

languages of 语言 21 — 22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与现代国际关系118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103 — 104

参见 Persia

Iraq War 伊拉克战争 1 — 2, 46

Iron Age 黑铁时代 22

Iskandar 伊斯干达 见 Alexander theGreat

Islam 伊斯兰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 106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31 — 32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7 — 59

and the Hui people 与回民 39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77, 79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5 — 98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5

and the Timuriddynasty 与帖木儿王朝 36

and tribal confederations 与部落联盟 11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102 — 103, 104

and writings on the silk road 与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 17 — 18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98

Italy 意大利 67

Iznik 伊兹尼克 106 — 107, 108

J

Japan 日本

anddumplings 与馅食 62

and folk tales 与民间传说 89 — 90

and gunpowder empires 与火药帝国 86

and paper/printing 与造纸/印刷73, 75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3

Jātaka tales 《本生经》故事 88, 91

Jenkinson, Anthony 安东尼·詹金森112

Jenner, William 威廉·詹纳 81

Jesuits 耶稣会修道士 18

jiaozi 饺子 62

Jikji《 直指》 75

Jingdezhen, China 景德镇, 中国106, 107, 108 , 111

jiu 酒 52, 55

Jiulong Company 玖龙纸业公司114 — 115

Judaism 犹太教 30

Justinian I 查士丁尼一世 71

K

Kaffa 卡法城 45 — 46

Kalchayan, Bactria 哈尔恰扬, 巴克特里亚 93 — 94

Kalilah and Dimnah 《卡里来和笛木乃》 90, 103

Kang Senghui 康僧会 89

Kangxi, Emperor of China 康熙, 中国皇帝 81

Karakhoja 高昌国 55, 73

Karakorum 喀拉库伦 59, 99

karma 业报 78

Kashgar 喀什 91 — 92

Kazakhs 哈萨克人 42, 72, 113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3, 39 — 40,44 — 45, 48

Khamsa (Nizami) 《五卷诗》（尼扎米）103

Kharoshthi script 佉卢文 25

Khazar khanate 可萨汗国 30

Khosrow and Shirin 库思老和希林103

Khosrow Parviz (Khosrow II) “ 得胜王” 库思老（库思老二世） 94

Khotan 和田 25, 67, 68

al-Kindi 肯迪 97

Kitaro 喜多郎 120

Kizil caves 克孜尔石窟 28

Ko Sǒnji 高仙芝 32

Komi people 科米人 62

Korea 高丽（韩国）

anddumplings 与馅食 62

and folk tales 与民间传说 89 — 90

and paper/printing 与造纸/印刷73, 75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3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4

kraak ware 克拉克瓷 107

“Kubachi” ware “ 库巴奇” 瓷 107

Kucha 龟兹 28, 54

kumis 马奶酒 40, 42

kurgans 坟冢 21 — 23, 101

Kushan Empire 贵霜帝国 25, 28, 44,56 — 57, 99 — 100

kylix wine cup 基里克斯葡萄酒杯 54

Kyrgyzstan 吉尔吉斯斯坦 3

L

lactose intolerance 乳糖不耐症 42

Ladakh 拉达克 101

Laoshang 老上 24

Latin 拉丁语 6, 20, 79, 89

Li Bai 李白 48 — 49, 56 — 57

Li Guangli 李广利 49

Longmen caves 龙门石窟 28

Lop Nor site 罗布泊位置 83

Loulan 楼兰 25

Lü Guang 吕光 54

Lucan 卢坎 69

lutes 鲁特琴 54 , 91 — 98, 95

M

Ma, Yo-Yo 马友友 1, 2, 119 — 120

Mamluks 马穆鲁克 30, 103

Manchu Qing Empire 满族人统治的清帝国 6

Manchuria 满洲 38

Manchus 满族人 18, 38, 80 — 81, 113

Manichaeism 摩尼教 17 — 18, 31

manti 馅食 62 — 63

Maodun 冒顿 24

Maraga 马拉盖 104

maritime trade 海上贸易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29 — 31

anddecline of overland trade 与陆上贸易的衰落 110

and geography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地理 10

limitations of 局限 114

and Mongol influence 与蒙古的影响 35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1

and the Yuezhi 与月氏 25

mathematics 数学 97

Maultaschen “ 德国饺子” 61

Mawsili, Ishaq al- 伊斯哈格·毛斯里 97

medicine 医学 18, 76 — 82

Mediterranean basin 地中海流域

and artsdiffusion 与艺术扩散 100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3, 6, 10

and the classical silk road 与古典的丝绸之路 26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0, 32

and foods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上的食物 60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42, 53, 55

and maritime trade 与海上贸易 111

and medicine 与医学 78 — 79

and Mongol influence 与蒙古的影响 46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1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5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7, 52, 53, 83

Middle Ages 中世纪 53

Middle East 中东 85, 104, 112 参见具体的国家和帝国

migration 迁徙 10, 41, 43 — 45

military power 军事力量

and early Indo-European nomads与早期印欧游牧民族 22 — 23, 36

and enclosure of the steppes 与包围大草原 35

and gunpowder 与火药 36 — 37, 84 — 86

and horses 与马匹 7, 12 — 13, 38, 49, 66,71, 83 — 84, 114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6, 82 — 86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113

millet 小米 41

Mingdynasty 明朝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6, 108

and gunpowder empires 与火药帝国 86

and merchant caravans 与商队 112

and military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与中亚的军事冲突 111

and Mongol influence 与蒙古的影响 36 — 37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2

miniatures 细密画 103 — 104

missionaries 传教士 16 — 19

Mithra 密特拉 99

modal systems 调式系统 97 — 98

Mogao caves 莫高窟 28

monarchies 君主国 86

monasteries 修道院 17

Mongolia 蒙古 38, 89 — 90, 113

Mongols 蒙古人

bi ological legacy of 生物学遗产45 — 46

and the Black Death 与黑死病 46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5 , 106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16

diet of 饮食 42

and empire-building 与帝国建设 12

and enclosure of the steppes 与包围大草原 35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 50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9

and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与人类迁徙模式 45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 80

and military power 与军事力量36 — 37, 85, 111 — 112

and pastoralist economy 与牧民经济 8

and printing technology 与印刷术 76

and the Qingdynasty 与清朝 37 — 38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5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113

and Uyghurs 与回鹘人 18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99 — 104

world empire of 世界帝国 33 — 35

monks 僧侣 16 — 19

Montagu, Mary Wortley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 81

motifs 主题 88

mountain ranges 山脉 10, 12

Mughal Empire 莫卧儿帝国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0

and gunpowder empires 与火药帝国 36 — 37, 86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1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99 — 100, 103

Mulan (1998) 《花木兰》14, 117

Muqaddimah (Ibn Khaldun) 《历史绪论》（伊本·赫勒敦） 10 — 11

muqam “ 木卡姆” 98

Murasaki Shikibu 紫式部 91

Muscovites 莫斯科公国 86

music 音乐 91 — 98, 119 — 120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 87 — 88

Mycenaeans 迈锡尼人 84

mythology 神话 48

N

Naqshibandiyya order 纳克什班迪耶教团 111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中国国家博物馆 116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 41 — 42

Neanderthal 尼安德特人 43

Neolithic era 新石器时代 41, 44, 53

Nestorian Christians 聂斯脱利派基督徒 53, 59, 79

New Kingdom 新王国 93

New World 新世界 40

Nizami 尼扎米 103

nomadic cultures 游牧文化

diet of 饮食 42

ea rly Indo-European nomads 早期印欧游牧民族 20 — 23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13 — 14, 21 — 22, 83

and geography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地理 10

and herding 与放牧 8

and imperial confederations 与帝国联盟 14 — 15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与军事管理 22 — 23, 36

and politicaldynamics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政治动荡 11 — 14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15 — 16, 113

North Africa 北非 46

Northern Wei 北魏 27, 28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82

O

oases 绿洲 3, 14, 28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一千零一夜》 74

Orthodox Christianity 东正教 37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 106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0

and gunpowder empires 与火药帝国 36, 86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 80

and the Timuriddynasty 与帖木儿王朝 36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103

oud （'ūd） 乌德琴 94 — 95, 95 , 97

P

Pakistan 巴基斯坦 6, 118 — 119

Pamuk, Orhan 奥尔罕·帕穆克 103

Panchatantra《 五卷书》 90 — 91, 103

pandoura 潘多拉琴 93

paper 纸 33, 72 — 76, 114 — 115

Parthia 安息 70

pastoralist economy 游牧经济 8

Pazyryk tomb complex 巴泽雷克人的墓葬群 22, 2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38, 98, 114, 115 — 116

Persia 波斯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4, 108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6 — 7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29, 32

and culturaldiffusion 与文化扩散2 — 3, 7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7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48, 50

and folk tales 与民间传说 90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3, 55, 56 ,57 — 59

and Jākata tales 与《本生经》故事89

and lutes 与鲁特琴 95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与军事技术 84, 85

and music theory 与音乐理论 97 — 98

and religiousdiffusion 与宗教扩散 18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3, 94

and the Timuriddynasty 与帖木儿王朝 36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38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103 — 104

参见Iran

phoenix motif 凤凰主题 105

pilgrimage centers 朝圣中心 17

pipa 琵琶 94 — 96, 95

plague 瘟疫 45 — 46

Planet of the Apes (2011) 《猩球崛起》88

playing cards 纸牌 76

Pliny the Elder 老普林尼 69

poetry 诗歌 55 — 57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18, 35, 49, 62 — 63

Portugal 葡萄牙 86, 107

postindustrial era 后工业时代 115

post-road system 驿道系统 37

Powell, Colin 科林·鲍威尔 1

printing 印刷 74 — 76, 90

prosimetric style 说唱风格 91

Proto-Indo European (PIE) 原始印欧语 20 — 21, 44

Proto-Xiongnu language 原始匈奴语 45

Ptolemy 托勒密 97

Puccini, Giacomo 贾科莫·普契尼 119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96, 97

Q

Qarakhanid khanate 喀喇汗国 30

Qindynasty 秦朝 15, 23 — 24, 48, 84

Qingdynasty 清朝

and architectural styles 与建筑风格 116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06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6

and the fur trade 与毛皮贸易 9

and medicine 与医学 80 — 81

and Mongol influence 蒙古的影响37 — 38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2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113

and vernacular fiction 与白话小说 91

qinghua ci (blue flower ware) 青花瓷104, 106

Qipchak khanate 钦察汗国 34

R

racism 种族主义 13 — 14

Rashid, Harun al- 哈伦·拉希德 74

Red Sea 红海 10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 16 — 19, 37, 53 — 54, 65, 115 参见具体的宗教

rice 大米 41

Richthofen, Ferdinand Freiherr von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 4 — 5

river systems 水系 10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会 53 — 54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and arts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艺术 87

and the Battle of Carrhae 与卡莱战役 26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6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7 — 28

and geography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地理 10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3 — 54

and the Handynasty 与汉朝 26

and the Kushan Empire 与贵霜帝国 26

and medical practices 与医疗实践77 — 78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 74

and silk 与丝绸 68 — 70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101

Rong peoples 戎人 15

royal culture 王室文化 46 — 51

Royal Society 英国皇家学会 81

Russia 俄罗斯

and architectural styles 与建筑风格 116 — 117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 48

and gunpowder empires 与火药帝国 86

and Mongol influence 与蒙古的影响 37, 38

and nomadic cultures 与游牧文化 20

and silk 与丝绸 71 — 72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38,71 — 72, 112 — 113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101

S

Safaviddynasty 萨菲王朝 36, 86, 106, 107

Saka 塞迦 101

Salehi, Ali Akbar 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 118

Samarkand 撒马尔罕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3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2 — 33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73 — 74

and Sodhdian culture 与粟特文化 25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99, 104

Sanskrit 梵语 79

Sasanid Empire 萨珊帝国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 108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29 — 32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8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 49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5

and Islamic book illuminations 与伊斯兰书籍装饰105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1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4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

Schumpeter, Joseph A. 约瑟夫·A.熊彼特 50 — 51

Scythians 斯基泰人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7

and DNA studies 与DNA 研究 44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骑马文化 48

Gibbon on 吉本论 11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3

and nomadic cultures 与游牧文化21 — 22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101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蒙古秘史》 87

secular authority 世俗权威 37

Seljukdynasty 塞尔柱帝国 30

Seneca 塞内卡 69

Sericulture 养蚕业 31, 41, 52, 66 — 72, 68参见 silk

Shahrzād 山鲁佐德 90

Shamhat 夏姆赫忒 52

Shahnamah (Ferdowsi) 《列王纪》（菲尔多西） 49 — 50, 94, 103, 105

Shangdynasty 商朝 52

Shashmaqom (Six Muqams) 莎什木卡姆（六木卡姆）98

Shiji《 史记》 70

Shiraz 设拉子 103

Shirin 席琳 见 Khosrow and Shirin

Siberia 西伯利亚 9, 48, 86

Sicily 西西里 71

siege warfare 围攻战 85

silk 丝绸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0 — 31

at the Erdao Qiao bazaar 二道桥巴扎的 39

and Kazakhs 与哈萨克人 113

and the Mongol Empire 与蒙古帝国 35

spinning 纺丝 68

spread of sericulture 养蚕术的传播66 — 72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6

“The Silk Road” (folklife festival)“ 丝绸之路”（民俗艺术节） 1

Silk Roaddocumentary 《丝绸之路》纪录片 120

Silk Road Ensemble 丝绸之路合奏团119 — 120

Silk Road Online 丝绸之路在线 120

“silk road” term “ 丝绸之路” 术语4 — 6, 18

“The Silk Roads from China to the

Roman Empire” (Hermann) 《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 （赫尔曼） 6

Sima Qian 司马迁 13, 15, 70

Simurgh 希莫鸟 105

sitars 锡塔琴 98

Siyâvosh 夏沃什 49 — 50

Smallpox 天花 79 — 8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史密森学会1, 2

Soghdians 粟特人

burial practices of 丧葬习俗 31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29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7, 28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5, 56 , 57

and nomad states 与游牧国家 16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73, 75

and trade 与贸易 25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

soju 烧酒 64

“Son of Heaven” concept “ 天子” 观念 37

Songdynasty 宋朝 72, 85

“Song of Heaven Horse” (Li Bai)《 天马歌》（李白）49

Soviet Union 苏联

architectural styles 建筑风格 116 — 117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114

military technology 军事技术 82 — 83

and plague 与瘟疫 46

political relations 政治关系 115 — 116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8

Spain 西班牙 86

Stein, Aurel 奥莱尔·斯坦因 17, 73

steppes 大草原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9 — 12

enclosure of 包围 35 — 38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9, 41, 47

and politicaldynamics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政治动荡 12

ste ppe wars 大草原战争 10 — 11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6

Stewart, Rory 罗里·斯图尔特 7

stimulusdiffusion 刺激扩散 83, 99

Strabo 斯特拉波 53, 69

stringed instruments 弦乐器 91 — 98

Sufism 苏菲派 111, 112

Suidynasty 隋朝 31, 101

sumptuary laws 禁止奢侈的法律 31

“Sumsumāra-jākata” 《失收摩罗本生》 89

superstition 迷信 67

Swabia 施瓦本 61

Syria 叙利亚 46

Syriac 叙利亚语 89

T

Tabriz 大不里士 103, 104

taiga 北方针叶林带 8 — 9

Tajiks 塔吉克人 21, 98

Taklamakan Desert 塔克拉玛干沙漠 9, 17

Talas River 怛逻斯河 33

Tale of Genji (Shikibu) 《源氏物语》（紫式部） 91

Tale of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史诗》 52

Tamerlane 帖木儿 见 Timur (Timuriddynasty)

Tangdynasty 唐朝

and blue-and-white ware 与青花瓷 104, 106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29,31 — 33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 49

and grape wine 与葡萄酒 55 — 57, 56

and nomad states 与游牧国家 16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70, 72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4, 96

and technologydiffusion 与技术扩散 66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101

Tarim Basin 塔里木盆地

and “dark age”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 黑暗时代” 26, 28

and DNA studies 与DNA 研究 44

and the Kushan Empire 与贵霜帝国 25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1

and the Timuriddynasty 与帖木儿王朝 36

and Xiongnu rule 与匈奴人的统治 24

Tartars 鞑靼人 11, 27

Tashkent 塔什干城 32, 38

taxation 税赋 16, 38

tea 茶 38, 112 — 113

technologydiffusion 技术扩散

and character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性质 7

and the Columbian exchange 与哥伦布交流 19, 40

and globalization 与全球化 2

and medicine 与医学 76 — 82

and military power 与军事力量 66,82 — 86

and papermaking 与造纸术 72 — 76

and sericulture 与养蚕术 66 — 72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114

Teggart,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梯加特 26 — 28

Temujin 铁木真 33 — 34 参见 Genghis Khan

textiles 纺织品 31, 39, 66 — 72, 102 参见silk

thermonuclear weapons 热核武器 82

“Three Hares” motif “ 三兔” 主题 101, 102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2

deserts of 沙漠 9

folk tales of 民间传说 89 — 90

medical practices of 医疗实践 80

and the Qingdynasty 与清朝 38

and religiousdiffusion 与宗教扩散 111

visual arts of 视觉艺术 101

Timur (Timuriddynasty) 帖木儿（帖木儿王朝） 30, 35 — 36, 103 — 104, 111

Tocharian language 吐火罗语 21, 44

Tokugawa shogunate 德川幕府 86

Tolstoy, Leo 列夫·托尔斯泰 87

tomatoes 番茄 43 — 44

Topkapi Palace 托普卡珀皇宫 106, 111

TOR network 洋葱路由网络 12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 76

Transoxiana 河中地区 3, 28, 32, 36, 48, 74

transubstantiation 变体 53

trebuchets 抛石机 85

tributes 贡品 16

Tripitika 《 三藏》 88

tsars 沙皇 37

Tuoba 拓跋国 27

Turan 图兰 49 — 50

Turandot 《 图兰朵》 119 — 120

Turfan 吐鲁番 30, 61 — 62, 116

Turks 突厥人

foods of 食物 62

and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与人类迁徙模式 45

and linguistics 与语言学 23

and nomadic empires 与游牧帝国

and pastoralist economy 与牧民经济 8

and silk road cosmopolitanism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29 — 33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0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7

and the visual arts 与视觉艺术 99

U

Ukraine 乌克兰 20, 48

Umayyad Caliphate 伍麦叶哈里发国32

UNESCO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98

United States 美国 82

uranium 铀 83

Urumchi 乌鲁木齐 39, 43 — 44

Uyghurs 回鹘人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0

foods of 食物 62

and horses 与马匹 49

and human migrations 与人类迁徙 44

and Manichaeism 与摩尼教 18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与现代国际关系118 — 119

and nomad states 与游牧国家 16

and printing technology 与印刷术 75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8

and textile trade 与纺织品贸易 39,70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 3, 9, 23 — 24

Uzbeks 乌兹别克人 39, 62, 98

V

Vajrapani 金刚手菩萨 100

variola 天花 79 — 82

vernacular fiction 白话小说 89 — 91

Vietnam 越南 73, 75

viniculture 葡萄栽培 52 — 57, 54

Virgil 维吉尔 68 — 69

visual arts 视觉艺术 98 — 104

vodka 伏特加 64

Voyager spacecraft “旅行者号”太空飞船 98

Vozrozhdeniye Island 沃兹罗日杰尼耶岛 82

Vulgate Bible 《圣经》武加大译本74 — 75

W

Wang Han 王翰 55

watermelons 西瓜 60

wheat 小麦 41, 42, 61

White Huns 白匈奴人 28

Wife of Bath 巴斯妇 89

William of Rubruck 鲁不鲁乞 42, 59

wine 葡萄酒 40 — 42, 51 — 59, 54

“Wine-ode” (Ibn al-Fārid) 《酒颂》（伊本·法里德）5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世界卫生组织 81 — 82

wusta Zalzal “ 中札尔札尔” 97

X

Xi Ling 西陵氏 66 — 67

Xi'an 西安 99

Xinjiang 新疆

and cosmopolitanism of the silk

road 与丝绸之路的世界大同 31

anddeserts 与沙漠 9

anddiffusion of species 与物种的扩散 43 — 44

and equestrian culture 与马术文化48, 49

and the Kashgar bazaar 与喀什巴扎 91 — 92

and nuclear weapons 与核武器 83

and paper technology 与造纸术 73

and the Qingdynasty 与清朝 38

and religiousdiffusion 与宗教扩散111 — 112

and the silk trade 与丝绸贸易 70, 72

and stringed instruments 与弦乐器 96

and trade relations 与贸易关系 113

and wine 与葡萄酒 55

and the Yuezhi 与月氏 24

Xiongnu people 匈奴人 13, 23 — 24, 26 — 27,44

Xuanzang 玄奘 57

Xuanzong 唐玄宗 17, 79, 112

Y

Yabghu 叶护 54 — 55

Yang Guifei 杨贵妃 57

Yangzi River 长江 1

Yellow Emperor 黄帝 66 — 67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黄帝内经》 78

Yersinia pestis 鼠疫杆菌 45 — 46

Yiqu people 义渠人 15

Yuandynasty 元朝 34, 38, 106

Yuezhi people 月氏人 24 — 25

Yungang caves 云冈石窟 28

Z

Zal 扎尔 105

Zalzal 札尔札尔 97

Zardari, Asif Ali 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 118

Zen Buddhism 佛教禅宗 75

Zhang Qian 张骞 24 — 25, 54, 70

Zhang Yin 张茵 114 — 115

Zhao 赵国 15

Zheng 郑国 15

Zhou, King 周王 15, 52

Zoroastrianism 祆教 30, 99

Zunghars 准噶尔人 38

注释

第一章

[1]巴布尔（1483—1530），统治印度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他是成吉思汗（母系）和帖木儿（父系）的后裔。——除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2]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也是美国唯一一家由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

[3]曼弗雷德·冯·李希霍芬（1892—1918），德国飞行员，外号“红男爵”。史努比是1950年代起连载的美国漫画作品《花生漫画》中的一只黑白花的米格鲁犬。史努比热爱幻想，在想象中它驾驶的索普威思飞机总是被红男爵击落。

[4]赛里斯（Serica），意为丝国、丝国人，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与丝绸相关的国家和民族的称呼，一般认为指当时的中国或中国附近地区。

[5]出自《史记·匈奴列传》。

[6]西周时，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之事，见《史记·周本纪》。

[7]东周时，周襄王与翟人伐郑之事，见《史记·郑世家》。

[8]东周时，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之事，见《史记·匈奴列传》。

[9]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淫乱之事，出处同上。

[10]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事，见《史记·赵世家》。

[11]指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

[12]阿尔及利亚一古城。

第二章

[13]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状似一弯新月。

[14]晚古典时代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曾于中亚、南亚地区建立规模广大的嚈哒帝国。嚈哒人被东罗马帝国史学家称为“白匈奴”，其亦曾自号匈奴。

第三章

[15]原文main bazaar,即大市场。——编注

[16]又称牛奶酒，是一种发源于高加索地区的发酵牛奶饮料。

[17]这位俄罗斯探险家名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热瓦利斯基（1839—1888），他从1867年起，多次前往西伯利亚进行探险工作。1879年，他首次发现了这种野马，并以自己的姓氏将其命名为“普氏野马”。

[18]出自《史记·大宛列传》。

[19]即“葡萄酒”。

[20]出自 《史记·殷本纪》第三。

[21]古希腊一种双耳浅口大酒杯。“基里克斯”在古希腊语中就是“杯”的意思。

[22]出自《晋书·载记·吕光》。

[23]古代突厥、回鹘等民族的官名，地位仅次于可汗。

[24]指李白的《月下独酌》。

[25]位于吐鲁番盆地高昌故城北面。

第四章

[26]约合28克。

[27]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 年），世称“埃及艳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

[28]出自《 史记·大宛列传》。

[29]巴黎大学前身，在巴黎大学成立后，变成其中的一个学院，“索邦”亦成为巴黎大学的代名词。

[30]原文Vulgate Bible，又译“拉丁通俗译本”，是公元5 世纪的耶柔米自希腊文版本翻译成拉丁文的。现代主要的《圣经》版本都源自这个拉丁文版本。“武加大”原意即为“通俗的”。

[31]印度教及佛教的传统医学，阿育吠陀意为“长生之术”。

[32]11世纪的一位医学家。他在北非度过了前半生，随后到了意大利，在意大利编著了大量著作，把众多阿拉伯医学大师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

[33]原文如此。似应为六世班禅。——编注

[34]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的一座城市，位于额尔齐斯河畔，2007年起改称塞米伊（Semey）。

[35]历史上一个模糊的地理名称，相当于现代的地中海东部及沿岸诸国。

第五章

[36]又称《元朝秘史》，共15卷，成书于1240 年，作者不详。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至窝阔台可汗十二年（1240年）为止。

[37]译文引自方重译：《 坎特伯雷故事》，第1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38]美国记者、作家和民俗学家乔尔·钱德勒·哈里斯（1848—1908）笔下美国南方故事的主人公。

[39]古罗马男子穿的一种宽松罩袍。

[40]位于克什米尔的东南部，现由印度控制，是世界上最崎岖、最荒芜的山地之一。

[41]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英雄人物。

[42]即萨珊王朝的波斯国王巴赫拉姆五世。“野驴”是他的外号。

[43]土耳其布尔萨省一城市，位于伊兹尼克湖东岸，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90公里处。

第六章

[44]安东尼·詹金森（1529—1610/1611），代表俄国公司和英国王家的旅行家和探索家，是探索古代俄国的第一批英国人之一。

[45]1998年前为加拿大单独的一个市，1998年后并入多伦多，成为该市一区。——编注

[46]塔帕斯（tapas），西班牙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通常指正餐之前作为前菜食用的各种小吃。塔帕斯可以是凉菜，如各式奶酪及橄榄；也可以是热菜，如裹好面糊炸成的鱿鱼。各式各样的塔帕斯组合起来可以成为一顿完整的正餐。

[47]奥斯卡·德拉伦塔（1932—2014），世界著名的时装设计师。1960年代曾任杰奎琳·肯尼迪的时装设计师，从此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序言

致谢

第一章 环境与帝国

第二章 丝路萤光闪烁的时代

第三章 丝路上的生物学

第四章 丝路上的技术

第五章 丝路上的艺术

第六章 丝路将通往何方？

索引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