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下）
Author: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Date: 2011-01-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民国
Description: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套装上下册)》包括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围政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等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2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98-0981-5

Ⅰ．①中…　Ⅱ．①中…　Ⅲ．①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49　Ⅳ．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333号

责任编辑：萧淮苏　霍海丹　冯世平　李禄明　李亚平　黄艳

出版发行：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778千字

印　　张：53.75　48面插页

印　　数：92001—142000册

版　　次：2002年9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9次印刷

ISBN 978-7-5098-0981-5

定　　价：119.00元（上下册）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联系

出版业务部电话：010-82517687　营销部电话：010-82517244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2009年10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拦，齐集天安门前示威。“还我青岛，保我主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声响彻云霄。他们通过《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散发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图为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图为党领导的北京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工友们在火车头前留影。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等同志出席大会，并参加了领导工作。图为孙中山等步出大会会场。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北伐战争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图为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在南昌的合影。前右一为李富春、前右二为朱克靖、前右三为郭沫若、后左三为林伯渠、后左二为李一氓。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

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位于茨坪西北面。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

遵义会议会址。

红军长征走过的荒无人烟的水草地。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中共中央派以周恩来为首、叶剑英等为成员的代表团赴西安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实现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图为事变第二天刊登在《西北文化日报》上的消息。

守卫卢沟桥的战士在掩体后面准备战斗。

延安宝塔山。

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

转战大江南北、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整风运动中，1942年春毛泽东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指战员在太行山上开荒。

1942年5月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合影。前排左二起：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锋、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珍、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解放区举行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行军途中。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北平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辽沈战役中，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解放军突击部队冲向锦州城垣。

淮海战役中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凯歌行进，大批国民党军队俘虏被押下战场。

平津战役中，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炮兵部队通过前门大街。

人民解放战争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图为三大战役期间解放区农民在冰天雪地中用小车把弹药、物资运往前线。

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翻了身。图为土改中解放区农民举行集会。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获得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图为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政权“总统”府的情形。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图为主席毛泽东（左三）和副主席朱德（左二）、刘少奇（左一）、宋庆龄（左四）、李济深（左五）、张澜（左六）、高岗（左七）在会议主席台上。

目　录

第　一　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年7月—1923年6月）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

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

第二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爱国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

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

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

第　二　编

党在大革命时期

（1923年6月—1927年7月）

第四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章　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

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第六章　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

一、北伐前的形势

二、党为北伐做准备

三、北伐的胜利进军

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

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

第七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

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大革命的失败

第　三　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八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二、各地的武装起义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第九章　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四、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第十章　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

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

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第十二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第十三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第　四　编

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十四章　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三、实现全面抗战的努力和国共军队配合作战

四、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

五、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

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第十五章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四、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六、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第十六章　巩固抗日民主阵地

一、1941年以后的战略格局

二、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

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四、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五、党在沦陷区的斗争

六、整风运动

第十七章　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

三、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　五　编

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十八章　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二、争取和平建国

三、调整战略部署

四、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

五、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六、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第十九章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

一、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

二、战略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

三、加强解放区建设

四、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第二条战线的发展

第二十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和整党运动

三、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五、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进一步展开

第二十一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历史性的战略决战

二、夺取全国胜利

三、筹建新中国

结束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后　记

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记

附图1—26

目　录

第　一　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年7月–1923年6月）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

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

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

第二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爱国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各种新思潮的涌现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

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

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

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工人罢工斗争的蓬勃兴起

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农民运动的新局面

青年运动的新态势

妇女运动的新面貌

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

第　二　编

党在大革命时期

（1923年6月–1927年7月）

第四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国民党的新变化和黄埔军校的建立

国共合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

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平定商团叛乱

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章　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

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

省港大罢工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

北方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争取冯玉祥国民军和发动“首都革命”

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

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制定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新政策

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

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武装斗争问题

第六章　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

一、北伐前的形势

北方反奉斗争的失败与两广统一

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二、党为北伐做准备

三、北伐的胜利进军

两湖战场的作战

赣闽浙苏战场的作战

民众的支援和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国民军再起和泸顺起义

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

湘鄂赣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

第七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

共产国际在北伐过程中对中共的影响

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

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东征北伐之争和第二次北伐

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党的五大

四、大革命的失败

革命危机的加剧和五月紧急指示

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第　三　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八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其内外政策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二、各地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其他武装起义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

第九章　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斗争的开展

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

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开辟

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的开辟

其他根据地的开辟

四、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海陆丰、井冈山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政策的发展

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古田会议

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第十章　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

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

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

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红军的建设和作战原则的基本形成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

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

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

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六路围攻的胜利

湘鄂川黔等根据地的开辟

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政权建设

经济建设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党的建设

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查田运动

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

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十二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遵义会议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第十三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华北事变

《八一宣言》

一二九运动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瓦窑堡会议

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

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刘少奇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策略思想

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

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

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附图1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布图

附图2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略图（1925年2月–1926年2月）

附图3　北伐前夕国内政治形势略图（1926年6月）

附图4　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路线示意图（1926年1月–1927年6月）

附图5　南昌、秋收（湘赣边）、广州起义及向井冈山进军示意图（1927年8月–1928年4月）

附图6　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形势略图（1930年夏）

附图7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形势图（1930年12月–1931年1月）

附图8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形势图（1931年4月–5月）

附图9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形势图（1931年7月–9月）

附图10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1933年2月–3月）

附图1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附图12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示意图（1934年秋–1937年秋）

附图13　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区域示意图（1936年2月–1937年7月）

第　一　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年7月—1923年6月）

第　一　章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1)。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2)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

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腐朽落后的清军虽有数量上的优势，又在本土作战，却抵挡不住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相继失陷。1842年8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俄国则利用这次战争的时机，先是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于1858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后又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1864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在中越边境和东南沿海相继挑起战端，中国福建水师虽全军覆没，但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却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战局，并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然而，昏聩透顶的清政府却在有利的形势下向侵略者屈膝求和，订立了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根据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弃台湾；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其中3000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3)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4)

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

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5)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狼狈逃往西安。侵略军所到之处，进行野蛮的烧杀淫掠，北京城尸横遍地，遭受空前的洗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除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外，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的战争，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为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与此相关联，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争夺“势力范围”和左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们通过其在华银行，竞相揽夺对华贷款。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列强看准这个机会，纷纷向清政府提供苛刻的贷款，除指定关税和部分盐税、货厘作抵外，还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帝国主义通过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在中国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达32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许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企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从心理上征服中国民心，培植为他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

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封建卫道者顽固守旧思想的种种反映。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诸如：“爱国如思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思想；“等贵贱，均贫富”、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反抗外敌和强权的斗争传统，等等，一直支撑着国脉民魂。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向西方学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

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各地人民反抗英、法和沙俄入侵的斗争，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斗争，到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奋起救亡、锐意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到矢志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鸦片战争开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几年间，各族农民起义即达110次之多，到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马克思在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6)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这一土地纲领虽因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而在实践中难以施行，但它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规模之大，发展之快，组织制度之完备，斗争威力之大，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有狭隘和落后的一面，但其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凭借最原始的大刀长矛，以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同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进行殊死搏斗，使本来把中国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国主义者，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社会底层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民气坚劲”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7)。

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他们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8)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100多道变法诏书、谕令，内容包括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废除八股文、兴办学校、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准许组织学会和开设报馆、给予出版言论自由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们所要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变法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血洒京城菜市口。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这一时期，与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共命运的，还有一些富于忧国忧民传统的有识之士。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9)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这些有识之士的反省。面对资本主义入侵这一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和中国的落后分不开的。不但古老的刀矛弓矢根本抵挡不住外国坚船利炮的轰击，古老的思想文化也根本抵挡不住“西学”的传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力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路。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接着，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明确支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当然，他并未能将此纲领付诸实施。其后，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事变之亟》等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在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他痛苦地发出了“救亡”的呼号。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过来，意识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高潮的。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心目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号。

敢于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进行反思，对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发起批判，进而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这一更深层面的，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如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如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后，在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巨大波澜，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热血青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0)。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跨进20世纪门槛的。这时，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的呐喊，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华大地上，显得格外痛切。然而，此时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政府却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洋人的朝廷”，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早在19世纪末，几乎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轫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这一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1894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湘赣边界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著名的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从实质上说大多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等。这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过去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这时竞相宣告成立(11)。这无疑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从此，中国开始走出家族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会形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2)政府所取代。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仍然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冲击，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对革命的追求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仅相隔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激励他们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他们从辛亥革命未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一事实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正如林伯渠（林祖涵）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所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13)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先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继而玩弄权术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掌握政权后，立即向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开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将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暗杀。袁世凯还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获得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这时，孙中山等才警醒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这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他本人被迫流亡国外。袁世凯不但下令解散国民党，还解散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随后，他又授意制定赋予他个人独裁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用以代替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竟然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14)。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则是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1917年6月，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进入北京，并于7月导演了拥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又一出复辟丑剧。在举国声讨下，原想利用张勋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这次复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北京政权。但他仍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国会装点门面，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政之实。

这时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1914年为45.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虽然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态度各异，其斗争方式、性质及其结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败以后，继续坚持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的武装斗争。但是，中华革命党没有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纲领，其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旧军队和帮会，组织暴动和暗杀，而不是着眼于发动广大群众，因而他们组织的反袁暴动均告败。

1917年7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又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后，他联合一部分赞成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护法讨段。护法运动虽然反对篡权窃国的北洋军阀，但是没有触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广大群众仍然没有多大号召力。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军阀，虽然多少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其总体上并未脱出封建买办军事集团的窠臼。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很快就同北洋军阀妥协，转而排斥和打击孙中山。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返回上海。他所领导的护法斗争遭到挫折。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于袁世凯，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野心暴露后，转而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12月，梁启超策动其学生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起护国战争。这场战争反对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制度，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在客观上形成了同盟。

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改良派又依附于段祺瑞。他们组织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幻想在军阀庇护下实行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改良，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但是，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张都是不容许的。段祺瑞同袁世凯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给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种官职作为装饰品，而在利用价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将其抛弃。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工人群众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而且，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罢工逐渐增加。在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运动中，有一些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政治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1月，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中，工人成立工团和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和领导游行示威。这场斗争坚持几个月之久，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企图。但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组织也还处在秘密结社和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这个时期，农民阶级也自发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间，农民的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在200起以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各省。除了经济斗争外，也有一些以护法讨袁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白朗为首领的起义，高潮时曾发展到约两万人，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但是，农民群众的这些斗争，都因组织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归于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式学堂不断发展，并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出国留学，由此出现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又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中很多人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致力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事业。其中有的主张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有的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或者进一步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法。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求荣之时，青年学生异军突起，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前列。他们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18年5月，在反对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罢学回国，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各种联络活动，得到国内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及北京各专科学校的学生2000多人，共同发起向总统府的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秘密军事协定。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对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状况仍然发生了若干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出现，土地占有呈现更加集中的趋势。

民国初年，政府采取的一些鼓励垦荒的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发展，促使新式资本主义农场在辛亥革命前垦殖公司的基础上有了扩展。据有关资料统计，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吉林、山西、察哈尔(15)八省区在1912年有农垦公司59家，资本为286万元；至1919年增加到100家，资本为1244万余元(16)。虽然这些农垦公司数量有限，而且在经营上仍带有较强的封建性，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毕竟开始冲破封建制度对农村经济的桎梏，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起步。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进步。

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外国资本占绝对的优势。外国在华的商行垄断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的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的海关、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轮船吨位数，垄断着全部远洋航运。它们的在华资本还控制中国的一些主要重工业部门，如煤、铁、电力等，在纺织、食品和卷烟等轻工业中，也拥有很大的实力。这种状况，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帝国主义各国还凭借由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竞相通过在中国的强制性投资，进行经济剥削和赤裸裸的掠夺。到1914年，各国在中国的资本总额达16.72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比1902年的8.13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额为7000多万美元。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本国资本包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往往互相渗透和转化，但性质上又有区别。

官僚买办资本是依靠反动的国家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而存在。辛亥革命以后，官僚买办资本大力发展银行，走上了以银行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实力的发展道路。

民族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小资本，同帝国主义势力联系较少，发展十分缓慢。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南京临时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在革命势力活跃的上海、湖北、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地方政府也制定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为民族资本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氛围。因此，民国初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办实业的热潮。

民国初年所掀起的振兴实业的热潮，是辛亥革命的硕果之一，体现了辛亥革命对解放社会生产力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有民初所开创的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为其先导，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从行业看，民族资本在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和面粉工业。此外，卷烟、火柴、水泥、榨油、造纸、制糖等业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制造业、矿冶业和轮船航运业也有较大发展。就地区而言，除上海外，天津的民族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武汉的纺织、面粉、矿冶、航运等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的工业企业，大多数集中于以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为中心的沿海、沿江通商大埠。

与民族工业资本的发展相适应，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也很快。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在全国，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业公司，1914年有169家，1915年发展到206家，到1916年发展为220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民族工业仍有发展，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外国资本的比重又迅速回升。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危机，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的企业而停产歇业，有一些被外国资本吞并或控制。一些民族资本家在经营工业失败之后，转而从商业、金融业的投机中寻找出路，结果反过来又增加了工业的危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就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这时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分布，在地区上极不平衡，绝大部分近代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在民族工业中，主要是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极为薄弱，同时绝大多数企业规模狭小，资金短缺，技术设备陈旧，企业管理落后，不仅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对外国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

近代工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无产阶级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

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其总数估计约为4000万人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从阶级性上说，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也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团结协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进取精神。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特点。

其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的长达16小时。在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的同时，中外资本家还经常采用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诸如增加劳动定额、加速机器运转等，来加强剥削，结果导致中国工人健康状况普遍恶化，有的竟被活活累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各工矿企业还普遍保留着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和野蛮的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使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中国无产阶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

其二，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等地，分别集中了十余万乃至数十万的工人。据1894年的统计，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7％以上。产业工人这种集中的状况，加上广大非产业工人与之结合，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

其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它从诞生时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较早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高涨，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并成长起来，并很快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发挥自身的革命作用的。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无产阶级自身难免带有一些弱点。它除了人数少之外，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侵蚀，受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因此，无产阶级要充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革命性，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还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建立与农民、旧式手工业工人和江湖游民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的阶级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现代工会，从而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7)。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18)。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先进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20)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他们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从而透彻地阐述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绝对不可调和的道理。他们把这个认识称作“吾人最后之觉悟”。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1)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通行于世，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1918年5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

除了《新青年》以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等。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全面出击，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围攻。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哀叹“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面对封建旧势力的挑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坚定地表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赛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2)。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丈夫”来发泄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23)通过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初期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的思想水平和在斗争中所致力的侧面各有不同，后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也有很大差异。总的说来，他们在思想上一般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他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目的是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以求适今世之生存”(24)。但是，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解放的道路。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黑暗混乱的状况，有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于中国，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5)。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如：他们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尽管如此，但他们的斗争，毕竟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一些生产部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高，并赶上和超过英、法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俄、日、意、奥等原来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实力也有明显增强。其中，俄国和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

随着经济实力消长的变化，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由于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原料产地及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因而竞相掠夺和侵占殖民地，或从别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就成为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斗的焦点。

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矛盾的激化，它们之间从1914年开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即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日本、美国随后加入）与德、奥、意（后退出）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之间，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所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德、奥两国遭到惨败，被迫投降；英、法、俄三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只有美、日两国在战争中得到不少好处。

这场战争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时机，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1915年，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扶植段祺瑞政府，并通过“西原借款”(26)和其他一笔笔巨额贷款，获得了过去连袁世凯也不敢让与的许多特殊权益。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后签订旨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日军可以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大批开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可以指挥有关的中国军队。在此期间，段祺瑞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并由日本派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使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这就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加剧了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战争的空前残酷，欧洲参战国在战后的种种衰败和混乱景象，人民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人们精神的极度空虚和颓废，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破灭。在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战争的需要，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征集大批人力到欧洲战场充当劳工。因此，中国人民也直接遭受到这场大战所造成的痛苦。

通过这场战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光明的前途，并对西方文明价值产生怀疑和动摇，由此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7)。他们还进一步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28)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唤起了各国人民群众的觉醒，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

在俄国，工人和士兵于1917年3月（俄历2月）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统治俄国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但国家政权最终落入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维护工农利益决议案。随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相继建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开始汇合，如海潮汹涌，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从此，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新格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掀起一场革命风暴。从1917年11月开始，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也蓬勃展开。仅在1918年，美国就发生1500多次罢工事件，日本工人进行了400多次罢工斗争。同年，因米价暴涨，日本还爆发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自发斗争——“米骚动”，持续时间达50多天。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朝鲜汉城几十万群众利用参加国王葬礼的机会，于1919年3月1日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印度先后爆发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国，也爆发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在土耳其，基马尔领导的民族独立斗争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下获得成功，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黜国王，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以弱胜强的榜样，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俄国地大人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国情与中国有近似之处，而且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相接。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明显地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由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29)的结论。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欧美革命风暴的掀起以及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对各国革命斗争进行协调和指导。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承担起筹建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任务。1919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筹备建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会议。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共52人出席会议。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成立共产国际，并通过列宁所作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章程草案》和《共产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组织原则。

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密切关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情况，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并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总起来看，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尝试过种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这些探索和斗争，虽然每一次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却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迫切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而这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亚革命浪潮的高涨，则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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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3) 谭嗣同：《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4) 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1961年9月），《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955页。

(5) 即奥匈帝国。

(6)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8) 即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称立宪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派别，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使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9) 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10)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1906年5月），《民报》第2号。

(11)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的状况，据谢彬《民国政党史》（1926年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印行）记载：“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但大多数政党即生即灭。当时出现过的主要政党有同盟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民宪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主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等。

(12) 北洋军阀，即袁世凯建立的军阀集团。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北洋军。袁世凯培植这支军队的首领作为自己的党羽。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军阀。

(13)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14) 该草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要求控制中国的山东、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是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是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

(15) 旧省名。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山西两省。

(16) 此处“元”指民国初年的银元。

(1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8)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29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19)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20)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21) 守常（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22)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23)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晨报》，1919年3月4日–5日。

(24)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2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26) 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政府公开或秘密举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借款的总称。因日方由西原龟三为代表经办，故称“西原借款”。

(27)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月–7月），《言治》季刊第3册。

(28) 陈独秀：《本志宣言》（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

(2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第　二　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是一次由此时世界五强，即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但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是，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进程。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会场上群情激愤。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大会当场议决：（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游行队伍不顾军警的阻挠，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学生们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卖国官僚章宗祥。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北京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营救被捕学生。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北京政府虽然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他们组织“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并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拘，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

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上海许多行业的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工人罢工呈扩大的趋势，使资本家和政府当局惶惶不安。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查棲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1)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同李大钊、高一涵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暗探逮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2)。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全国学联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工人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他们表示：“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3)他们提出“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他们强烈要求，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斥退”，而且要“永不起用”(4)。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各界代表80余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继续开展坚决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于和约签字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尽管运动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巴黎和约，所以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场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运动中，各地组织了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这场运动获得了胜利。而从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到拒签和约的成功，无一不是群众运动作用的结果。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参加了这场运动，成为运动中的骨干。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各种新思潮的涌现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5)。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6)，并不十分清晰。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

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7)。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8)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9)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10)。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11)。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2)

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13)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译，意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所增加。这些社团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由于信仰的不同，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人员构成的不同等原因，众多的社团后来发生了分化，其成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14)。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15)，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他们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错误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16)。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7)。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只能败下阵去。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有强烈的革命愿望的。他们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的认识上的错误。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桟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桟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此外，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中做工，调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俞秀松还提出，可先在上海组建一个“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新知识，然后再组织各种工人团体，开展劳动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发现建党的骨干。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18)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其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个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成员也发展很快。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倡导、推动和组织作用。

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醒，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早在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北京《晨报》报道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19)同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何孟雄等人走上街头，分乘两辆汽车，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小册子和传单。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北京郊区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系工作。

同时，李大钊等人还积极联络北京、天津等地的先进分子，努力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天津觉悟社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在会上发言。李大钊认为各团体有表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他指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对外尤不足以与其他组织进行联合的行动。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合成“改造联盟”，并制定联盟的宣言和约章，促进各进步团体的协调和统一。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党组织吸收一批新的成员。内部分工是：李大钊负总责，并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陈德荣编辑并发行《劳动音》周刊；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1月，北京党组织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开展。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他们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经过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

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为了发动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早在1920年春，武汉的先进分子就深入产业工人中进行调查，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成立会议的人除刘伯垂外，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有关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由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到党正式成立前，参加武汉共产党组织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1920年7月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回信说：我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20)；同时通告说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到1921年7月，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因这些俄国人是经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他们到广州后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参加这个组织的共九人，除两个俄国人以外，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同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21)。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组织开始时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不久，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缔。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22)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个宣言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如武汉有《武汉星期评论》，济南有《励新》半月刊，广州有《广东群报》，长沙有俄罗斯研究会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这部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与此同时，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多种方式，有计划地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刊登工人来稿，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诉说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时，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把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放在重要地位。北京的党组织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党组织在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其他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分别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它们从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着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注意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号召工人积极团结和组织起来。《劳动界》发表文章指出：工人是替世界上谋幸福的人，“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人，竟被资本家压迫了！真是可恼！我们此时应当要去抵抗他，我们此时就应该要有团体。但是团体，不是挂块招牌就是团体，必须以公共集合的团体，做公共的事情”(23)。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器工会会员、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来宾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祝贺并讲话。大会通过工会简章，决定出版《机器工人》刊物，并同北京、天津等地的机器工人建立联系。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给上海机器工会来信表示支持。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会员有1300多人，并创办《友世画报》对工人进行宣传。画报的主笔和投稿人都是印刷工人。

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5月5日，汉口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加租，在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工人散发传单，提出“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的口号。长沙、济南、广州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建立工会，逐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工作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开展。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吸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入学，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后来他们被送到苏维埃俄国留学。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建团。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它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天津、唐山的工矿中开展工作，努力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后来，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利用欧洲的方便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旅法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联系旅欧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并于1922年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旅欧的党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向警予、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等。他们后来成为党的杰出领导人。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开展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的召开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24)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25)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26)。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员，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能转为正式党员。党纲还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也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大会决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这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们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在中国这种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续探索来解决。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则又一次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介绍和传播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新方案。他们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7)。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8)。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同时，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和帮助也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做“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四川的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后，即提出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其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29)。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所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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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晨报》，1919年6月12日。

(2) 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政府被迫于同年9月16日释放陈独秀。

(3) 《工界中之热心国事者》，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

(4) 《新闻报》，1919年6月7日、12日。

(5)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6)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7)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9) 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

(10) 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6月），《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1) 苏俄政府后来并没有将宣言中的承诺全部付诸实施。

(12) 《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13) 《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1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15) 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它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

(16) 《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7)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

(18) 维经斯基（1893—1953），俄国人，俄文原名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1920年4月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大革命时期数次来华。

(19) 《晨报》，1920年1月26日。

(20)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21)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5页。

(2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3) 《劳工组织团体的重要》（沈玄庐讲演），《劳动界》第20册，1920年12月26日。

(24) 马林（1883–1942），荷兰人，原名Hendricus—Sneevliet，在华化名孙铎。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25) 尼克尔斯基（1898–1943），俄国人，俄文原名В. А. НиκοЛъСΚий。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

(26) 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

(27)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28) 此为毛泽东在1921年1月2日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问题时的发言。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29) 《吴玉章谈在四川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第　三　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

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注重实际斗争。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党成立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健全中央的组织机构和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被党的一大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根据中央的意见，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于1921年9月返回上海，随即主持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此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已经掌握陈独秀的一些政治活动情况，准备寻找机会对他采取行动。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宣传赤化为借口，逮捕陈独秀。经多方营救，陈独秀于10月26日被保释出狱。他出狱后，继续致力于党的工作，多次与马林、李达、张国焘等人商议，拟订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署，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等，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

中央局和各地党组织根据这个通告的计划和要求，积极开展工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在一年多时间里，该社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五种。为配合实际斗争的需要，上海党组织编写和印发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和卢森堡遇难、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内容的小册子数万份。1922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上海地方党组织根据陈独秀的提议，发动党员、团员100多人走上街头开展贺年活动，沿途散发贺年帖6万张。租界巡捕房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党组织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

在工人运动方面，为加强统一领导，中央局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书记部主任，办事机关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8月16日，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的悲惨景况，强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性。

为了扩大宣传和联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20日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由李启汉、李震瀛负责编辑。《劳动周刊》声明自己的任务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并表示：“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供给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相继在各地建立分部。在北京建立北方分部，由罗章龙任主任，工作范围包括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及东北三省，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在汉口建立武汉分部，包惠僧、林育南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在长沙建立湖南分部，由毛泽东任主任，工作重点是湖南各地以及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在广州建立广东分部，谭平山、阮啸仙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机器工人。此外，在济南建立山东支部（后与北方分部合并）。1922年8月，总部从上海迁往北京后，在上海也建立了分部。各分部在本地区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领导罢工斗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

1919年的巴黎和会没有提出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方案。美国因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遂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发起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席代表提出了维护中国主权的正当要求，但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放弃已到手的在华利益，使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只是由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扩大它自己的在华势力，才使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同意将它所攫取的山东部分主权归还给中国。

会议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草案）》（简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其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防止英、日两国结盟的可能性。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都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各国输入中国商品的净值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1年增至158.9，1922年又增至165.8。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金额，1918年至1922年的短短几年内，竟增加三倍以上。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新设立的工厂、银行，也迅速增加。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以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重大的影响，由外国列强分别操纵控制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抢夺地盘的纷争更加激烈。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手中。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的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中央政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奉军大批进入山海关内，企图消灭直军。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从此，直系军阀独占北京中央政权，差不多控制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势力向南方扩张。中国的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在统治阶级方面，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省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各派军阀自身的利益，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好人政府”，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只要有所谓的“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至于这些“好人”如何才能进入政府，以及进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问题，则是他们所不能答复的。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1920年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粤军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树起“护法”的旗帜。1921年4月，孙中山被在广东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打算依靠陈炯明的武力，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陈炯明虽是国民党人，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还标榜奉行社会主义，但他暗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直系军阀相勾结，于1922年6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终于暴露出他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他的护法运动至此完全失败。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正在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对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1)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分配土地等。

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广泛传播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

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和交流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党一方面通过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开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逐渐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党首先向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文件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着重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就是：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党的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作了初步分析。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初步地发动了工人运动，还缺乏革命的经验。有些人受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影响，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更多地考虑的是后一种可能。也有些人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考虑的是民主革命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一种可能。但是，在中国这样有着复杂国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达到这种前途，他们还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初步地认识了实际上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这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它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献中，在阐明党的性质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2)。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但是，在中国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由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它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舆论宣传和政策指导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党的二大后，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919年10月由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以后，其成员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制定过统一的行动纲领。孙中山和他的一些同志是国民党的主导力量。他们在屡遭失败后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所不容。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3)。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与此同时，他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灭。这使离开广州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

正当孙中山在寻求新的革命同盟者的时候，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苏联(4)政府表示要给予孙中山和国民党以经费和物资的援助。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联政府代表越飞(5)，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赶走陈炯明部。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3月成立名为“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此时，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外有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威胁，内有滇、桂军阀的干扰，孙中山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五四运动和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具有辛亥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特点。他还看到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这些都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孙中山决心同苏联政府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党的二大虽然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共两党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由共产党单方面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张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二大以后，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利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没有成功。此时，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曾经同孙中山会谈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就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共产国际在听取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廖仲恺等领导人积极主张改造国民党，以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们从陈炯明叛变的教训中体会到，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吸收新鲜血液。这是孙中山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除了因为自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决定外，还因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和力量。这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中国国民党年轻得多的政党，党员数量也少得多，并处于秘密状态，活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工人罢工斗争的蓬勃兴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1月，长沙华实纱厂2000多工人在黄爱、庞人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遭到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的镇压，黄爱、庞人铨被逮捕杀害。黄爱、庞人铨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在党的教育下，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是全国最早被军阀残杀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的英勇牺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湖南党组织为此发起驱逐赵恒惕运动，得到湖南人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的广泛支持。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工资微薄，中国海员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待遇却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中国海员还要受资本家及包工头的剥削，并随时受到无故开除的威胁。他们过着非常艰难和痛苦的生活，心中积压着对英国殖民者的怒火。他们航行于欧美各国港口和国内各港口，受到当时如火如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反抗斗争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海员中的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于1921年3月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中国海员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苏兆征、林伟民是从工人中产生的优秀人物，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海员工会在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于1921年9月正式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职业等要求，但遭到拒绝。同年11月，海员工会第二次向资方提出上述要求。这时，各轮船上的外籍海员增加15％的工资，而海员工会提出的要求却又被拒绝。中国海员对此感到极大愤慨。1922年1月12日上午，海员工会第三次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资本家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仍置若罔闻。中国海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始举行罢工。

为了扩大罢工的声势，香港罢工海员积极联络和争取香港运输工会举行同情罢工，给予港英当局和资本家以更大的打击。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由于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应海员的要求，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举行总同盟罢工。3月初，罢工人数迅速增至10万以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随着交通运输的中断，香港出现生产停顿、商店关门、日用食品日益匮乏、物价暴涨、市民大量抢购的现象。这充分显示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威力。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极为关注和重视。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党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李启汉与其他代表一起，与港英当局企图招募新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对香港海员罢工也表示支持，在罢工开始后每日借出数千元给海员作罢工的经费。在内地，长辛店工人首先发起组织“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和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津浦等各铁路线的工人积极响应，纷纷在本地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京汉铁路工人不顾反动当局的迫害，在火车头上挂起写有“援助香港海员”六个红色大字的大旗。这面大旗飘扬在北京与汉口之间的列车上。

港英当局及资本家对香港海员罢工采取高压、恐吓、欺骗、调停、利诱、分裂等手段进行破坏。3月4日，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在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向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因伤势过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港英当局走投无路，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罢工海员提出的恢复海员工会原状、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等要求。这场罢工斗争坚持56天，终于取得胜利。喜讯传来，工人们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举行庆祝大会。在香港，当港英当局的代表把海员工会的招牌重新挂起时，10余万工人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工人万岁”的欢呼声震动整个香港。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后，长江船员和上海邮务工人、纱厂工人，以及苏州、无锡等地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共产党员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并使广大工人摆脱黄色工会的控制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到会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代表着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大会讨论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惩戒工界虎伥案》等10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指出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

党的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会等；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同时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在此期间，工人运动表现出以下特点：（一）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觉悟迅速提高，罢工从主要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主要是为争自由、争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二）工人的组织程度明显提高，出现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

1922年8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称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党利用这个机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国会通过，并且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护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对工人实行劳动补习教育）和劳动立法大纲19条（主要内容有：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劳动法大纲得到各地工人的热烈拥护。这次劳动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下半年，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1922年8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几个罢工重点地区。其中，北方区、武汉区和湖南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成绩比较显著。

北方区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为了笼络工人，标榜“保护劳工”。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积极进行合法斗争。吴佩孚为了清除其政敌交通系的势力，在北方六条铁路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人物的情况。党组织选派党员担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此后，罢工风暴很快席卷北方各条铁路线。其中，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继续帮助各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外，开始着手组织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首先成立的地方总工会是武汉工团联合会，不久扩展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它由28个工会组成，共有3万多名会员。随后成立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由14个工会组成，会员4万人。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最大的产业总工会，由汉冶萍公司所辖汉阳、大冶、安源各个厂矿企业的工会组成，有会员3万多人。

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该企业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7万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条件差，生活非常困苦。

湖南党组织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进行宣传。年底，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工作。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到7月间，党员发展到10余人。同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接着，党组织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同时，还成立侦察队等组织，以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

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俱乐部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这次罢工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安源路矿当局在工人罢工后，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同时加强戒备予以保护，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无法得逞。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罢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于9月18日派出全权代表，同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正式签订有13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条约签字的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俱乐部在发表的上工宣言中表示：“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对全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为仇视，伺机进行镇压。1922年10月，开滦五矿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英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

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等五个矿区，原由中国官僚资本兴办，后借用英国贷款，改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完全由英帝国主义者控制。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的煤矿，矿工共约4万人。这样一个设备比较先进的煤矿，对矿工说来却是人间地狱。矿工们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每天要劳动16小时以上；工作环境恶劣，矿井缺乏起码的安全设施，以致塌顶、起火、中毒、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

1921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曾制定唐山地区同盟罢工计划，准备在1922年秋，发动唐山、丰润、滦县、滦南和秦皇岛等五个地方的铁路、矿山和工厂的工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工。不久，中共北京地委成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人，先后深入到唐山和开滦煤矿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很快建立唐山京奉路制造厂职工会，由邓培任会长。1922年8月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在视察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准备工作后，立即决定派人加强对罢工的组织和指导。

1922年9月间，开滦五矿先后成立工会。10月15日，中共唐山地委召开由各厂矿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组织联合斗争以及罢工的策略问题。10月16日，在开滦五矿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唐山矿、林西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工人的八位代表，向矿务局递交请愿书，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六项要求。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它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中共唐山地委成员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以及各矿工人代表20多人组成。

开滦矿务局对工人提出的要求采取“坚不退让”的拒绝态度，但又害怕工人罢工，便采取“一手持棍，一手持糖”的两面策略，企图用武装威胁和小恩小惠诱骗工人的办法，实现破坏和扼杀罢工的目的。10月22日，当工人俱乐部正在召开各矿代表会议讨论罢工的具体问题时，林西矿的六名工人代表因请愿被矿方无理扣留。代表们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决定从10月23日起，举行五矿同盟大罢工。

10月23日晨6时，唐山矿、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的工人同时宣布罢工。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纱厂以及马家沟矿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者近5万人。

罢工开始后，罢工委员会以五矿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表总罢工宣言，控诉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行径，述说工人的悲惨生活，呼吁全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对罢工予以声援和支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迅速发动各地工人团体以发表通电、捐款捐物等形式，对开滦五矿的工人罢工斗争予以支持。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同时发表宣言，组织人员上街募捐，举行示威游行。各地工会纷纷发表通电，对这次罢工予以声援。到罢工结束时，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捐款累计达3万多元。

罢工爆发后，矿务局和军阀政府勾结，急调军警3000多人实行武力镇压。英帝国主义派出武装直接参与镇压。10月26日，军警向罢工工人开枪，制造了重伤7人、轻伤57人的流血惨案。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随即被查封。罢工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受到监视。

开滦五矿大罢工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次大罢工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斗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

在这时建立的铁路工会中，以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的工作基础较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经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923年1月底，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全部到达郑州。出席大会者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代表和新闻界人士30多人。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其中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当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不利于他的统治时，吴佩孚终于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以“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为借口，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准备对成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2月1日上午，郑州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郑州普乐园剧场，立即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与会者情绪激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这时，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代表们与之进行斗争。会议持续到下午4时，被迫结束。代表们冲破重围离开会场，回到住宿的旅馆后又被包围。反动军警强行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把室内什物抢劫一空后加以封闭，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当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同时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

2月4日上午，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到中午，全路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为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引起外国列强的恐慌。他们直接出面进行干涉和破坏。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

2月7日，京汉全路罢工工人遭到武力镇压。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铆工、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江岸、涞水、高碑店，被捕后死于狱中的工人有4人。此外，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军警的迫害与洗劫。在同敌人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连砍数刀，但他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于2月15日凌晨被吴佩孚的爪牙萧耀南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脚下。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宣言，支援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这次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它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以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

农民运动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月刊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该文指出：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并号召农民“集合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6)。

党的一大结束不久，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区逐步兴起。

1921年9月，浙江萧山衙前村建立起反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协会。此事很快在浙江各地引起轰动。在萧山发动和组织衙前农民协会的，是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1921年夏，他回到家乡萧山县衙前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这年暑假，在上海、杭州等地求学或教书的萧山籍人宣中华、杨之华等也回到乡里，热情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使萧山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27日召开。大会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并按章程规定选出6名农协委员，推举贫苦农民李成虎为领导人。至此，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正式成立。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四周的农村。1921年冬，绍兴、曹娥等县方圆150公里内的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80个农民协会。这些农会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同年12月中旬，萧山的官吏和地主向省府告状，浙江省长下令严行“惩治”农会。反动军队包围萧山衙前，对正在召开减租大会的农民进行武力镇压，逮捕衙前农协领导人李成虎等，强行解散农民协会。衙前农民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李成虎虽经多方营救未能获释，于次年初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十分悲痛，立碑纪念这位农运领导人。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1922年6月，彭湃回到自己的家乡海丰县赤山约(7)，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7月，成立了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一个月后，赤山约农会发展到30多人。到10月下旬，农会活动范围扩大到赤山约所属20多个村庄，会员发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在龙山天后庙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了赤山约农会的宣言和章程。

随后，彭湃又辗转奔波于海丰县的其他乡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为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1922年11月中旬，又成立了守望约农会。到1922年底，海丰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自然人口近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在海丰县城隆重召开。彭湃在会上介绍了海丰总农会筹办的经过，各农会代表报告了当地农运发展的情况。会议通过海丰总农会章程，选举彭湃为海丰总农会会长。

海丰总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由于有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势和经验，陆丰、惠阳两县的农会得到迅速发展。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70多个约、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在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三县农会举行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8)。

农会的发展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必然引起地主阶级的仇视和反扑。他们勾结当地反动政府对农会进行镇压。农会在斗争中几遭挫折，骨干被捕，组织被迫解散，转入秘密活动，彭湃也不得不离开海丰。海陆丰的农民运虽然暂时遭到挫折，但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火种，提供了经验。

这个时期，湖南衡山岳北白果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很有声势。该地区靠近水口山矿区。1922年11月，水口山矿工举行罢工时，该地区的农民受到鼓舞，曾自动组织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1923年初，湖南党组织派两名党员到白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经过半年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于当年9月成立湖南第一个农运组织——岳北农工会。到年底，它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并组织农民进行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在湖南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不久，当地土豪地主勾结军阀赵恒惕对农工会进行武力镇压，打死打伤农工会一些负责人，逮捕农民群众70多人。岳北农民运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青年运动的新态势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一大后，青年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青年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恢复并加强青年团的工作。1921年6月至7月，张太雷先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他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根据青年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负责对已停止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并于同年11月组织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局的要求，选派一批党员投入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工作，使各地青年团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2年5月，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安、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共17个地方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约5000人。在整顿和重建的过程中，党吸取过去的教训，首先从抓思想建设入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为了加强对团员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于1922年1月15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先驱》。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地区的代表25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并指导大会。会议选择在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在大会上，施存统作青年团临时中央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决议案，选举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任书记。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国内建团的同时，旅居法国、比利时、德国勤工俭学学生的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等18人，也于1922年6月3日在巴黎郊区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书记。不久，他们在得知国内已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及时与国内的党、团组织进行联系。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这一时期，党还曾在青年中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许多青年在党、团组织引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进一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而使青年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妇女运动的新面貌

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项主要内容，并把组织和领导妇女运动列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早期领导人很重视妇女运动，多次发表谈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如李大钊的《现代的女权运动》、陈独秀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李达的《妇女解放论》等。这些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号召人们起来改造旧社会，争取妇女的解放。

1921年8月，党组织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登载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新的章程。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上海党组织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大部分课程都由共产党员讲授。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和有志于妇女解放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平民女校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还注重社会实践，组织学员深入工厂，接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其中不少学员成为党的早期妇女干部。

党组织为了推动妇女运动，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的形式创办《妇女评论》，由陈望道任主编。后又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声》半月刊。各地党、团组织也创办一批妇女刊物。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在天津，由邓颖超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了《女星》刊物。妇女刊物的出现，特别是妇女彻底解放的新思想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不同地位，指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决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还要“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党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女工问题。1922年4月，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3000名女工举行罢工，取得胜利，使广大女工受到很大的鼓舞。党组织为了开展女工运动，从办女工夜校、女工俱乐部入手，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女工灌输马克思主义。同时特别注重对女工领袖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她们领导女工斗争的能力，以推动女工运动的发展。

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群体意识大为增强，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加强自身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来的。虽然在创建初期党的大多数成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党员很少，然而，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党员的成分，而是看它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的政党；它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党为了把自身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在创立时就规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将党章的内容和党纲的内容合在一起。到二大时，党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章程，分六章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它要求从党的中央到基层组织都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要有集权精神与铁的纪律，避免无政府的“乌合的状态”；无论何时何地，每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每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每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不能以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观念来看待党内的纪律与集权，而“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党的二大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既不是学会组织，也“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9)。

上述规定，对于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10)。

党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行严格的纪律，对违犯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因而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建党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至迟于1922年7月召开大会前，都应发展到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彻底依党纲成立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到1922年6月底，已发展和扩大了许多地方组织，计有：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1921年11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5月成立）、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夏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1921年秋成立）、中共武汉（湖北）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1月成立）。地方支部等基层组织主要有：安源煤矿支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学支部、长辛店机车厂支部、唐山制造厂支部、山东支部、郑州支部、徐州支部、铜山站支部、旅莫斯科支部、旅德支部、旅日党小组、四川党小组等。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内有女党员4人，工人党员21人。项英、邓培、张浩、王荷波、史文彬等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被发展为党员。

党成立后，注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同时，很多知识分子党员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发生了很大转变，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党的自身建设在创建时期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使党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这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近两年里，开始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探讨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目标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实现了党的战略和策略的第一次转变。同时，党又积极投入到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扩大了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快开创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表明它能够真正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责任。党虽然幼小，却已成为任何敌人无法压倒的新生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尚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在领导工人运动，特别是在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过程中，党对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激化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反动军阀可能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警惕不够。在策略上，不善于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也缺乏应变的准备。在组织上，党对发展新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过高，在工人运动兴起后仍然没有在工人中较多地发展党员。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时，全路共产党员还不到50人，因而不能在各个基层单位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就难以适应日益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形势，成为这次罢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党虽然开始关注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但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在初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对于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工人阶级来说，不能单靠自身的孤军奋斗，必须同其他民主力量合作，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的胜利。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政府的武力镇压。这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单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后发表的文告中即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11)第三，党必须大力吸收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尽快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组织，才能适应领导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迈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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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719页。

(2)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3)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4) 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5) 越飞（1883–1927），苏联人，俄文原名А. А. Иoффе。1917年6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共（布）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在苏俄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8月以苏俄密使身份来中国。

(6) 《共产党》月刊第3号，1921年4月7日出版，第3、6、7页。

(7) “约”是清代南方农村的行政建制，相当于后来大的“乡”一级建制。

(8)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海、陆、归三县，“海”，指海丰县；“陆”，指陆丰县，“归”，指惠阳县。惠阳旧称归善。

(9)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2页。

(10)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11)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23年2月27日），《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第　二　编

党在大革命时期

（1923年6月—1927年7月）

第　四　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口号。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

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他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权。1923年3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到1924年，参加混战的兵力达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

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此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至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摆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此，党内许多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陈独秀在党的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强调，现阶段的革命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由于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又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不可轻视这一革命的重大意义，不可有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认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在论述农民的重要作用时指出：“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2)他还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类。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陈独秀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出比较大的动摇。二七惨案以后，随着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他对工人运动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幼稚，但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的看法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对于民主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这种认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

其他共产党人也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从新近的历史来看，“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9月，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应当“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邓中夏在同年12月所写的《论工人运动》中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这些认识对后来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一文，其中写道：“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后来，他在同刊发表的《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923年5月，蔡和森对国民革命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3)国民革命的口号，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

为了进一步研究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会议强调：“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

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尽管大多数党员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1923年，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后，滇、桂联军多次击退叛军陈炯明、沈鸿英部的进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这样，在广东初步形成一个高举国民革命旗帜的根据地，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巩固，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阵地。

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对其进行改组。1923年10月，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4)到达广州。此后，国民党的改组进入实质性阶段。鲍罗廷同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共同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后又移往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在鲍罗廷的具体指导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多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他说：请鲍罗廷做国民党的教练员，是为了“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5)。他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欧洲，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执行部内大部分重要部门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职务，如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郭隆真为妇女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这个支部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通告还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党、团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统一行动方针。

与此同时，为了促使国民党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的倾向，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多次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的作用，认为“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入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6)。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7)。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并经过孙中山同意。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要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8)。

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后人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9)。

是否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广州代表方瑞麟主张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声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想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所贡献，是经孙中山允许的光明正大的行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即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如有违反，理应受到惩罚；国民党既许共产党员参加，就不必疑猜防制，这种疑猜防制是国民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是不可不扫除的。对于李大钊的声明，国民党人汪精卫、廖仲恺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国民党右派在口头上对此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并不愿意执行。是否真正执行大会的宣言，实际上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核心问题。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各部门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民党的新变化和黄埔军校的建立

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省、区和海外存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到1926年1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1个，特别市党部4个，正在筹备的省党部8个，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已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建立起党部组织。这些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于树德，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李立三、项英，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沈定一，四川省党部的吴玉章，直隶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陕西省党部的杨明轩、刘含初，热河(10)党部的韩麟符。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主持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总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的工作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20万之多。据统计，北京执行部所辖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有党员1.4万余人。江苏省党部改组后，县、市、区党部发展到25个，党员达3500多人。浙江省党部在20多个县建立了组织，党员约有2000人。四川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在共产党员吴玉章主持下，更是成绩斐然，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

在国民党党员人数增加的同时，党员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广东各县党部，农民党员占80％；广州市党部中，工人党员占60％。又如山东省党部的党员，学生占40％，工人占25％，农民占15％，教师占15％，其他占5％。湖北省党部组织部在陈潭秋的主持下，十分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到1925年10月，全省国民党员中，工、农和青年学生占75％以上。

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鲍罗廷到广州后，孙中山向他表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式样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国民党一大正式议决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军校因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故亦称黄埔军校(11)。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12)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13)

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除资助200万元作为开办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等军需物资，并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左权、许继慎、徐象谦（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金佛庄、茅延桢、严凤仪、徐成章等。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4)，开始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对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15)。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成立到组建成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国共合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中的共产党员，积极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斗争。1924年5月，广州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60多人，代表着70个工会和10多万名工人。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7月，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8月，广东工团军成立，共产党员施卜任团长。沙面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这次罢工不仅轰动广州和香港，而且影响及于其他省、区，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此后，各地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得到复兴。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民运动的火焰。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农运骨干“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16)。

中共中央重视学生运动的开展。在党、团组织的共同指导下，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学生联合会在活动。1924年下半年，以上海为中心，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广东、浙江、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掀起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从事文化侵略的阴谋。各地学联还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此外，妇女运动也得到发展。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及省、区、县各级党部都设有独立的妇女部，一批女共产党员成为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在上海，向警予、杨之华、王一知等积极开展妇女工作。由向警予任主编的《妇女周报》，主张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成为发动妇女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北京，妇女部秘书缪伯英注重妇女劳工运动与平民教育。在天津，邓颖超、刘清扬等以女星社为中心，设立补习学校，开展对女工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广东、湖北、江苏、湖南、直隶等地的妇女运动，也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这时，北方的局势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开始出现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早在1924年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开始有步骤地做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工作。10月，受革命影响的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随后，冯玉祥等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全军共15万余人，分驻直隶、河南、陕西等省。但迫于形势，冯玉祥又同反直系的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

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在国民军驻防地区，国共两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较快的发展，对南方革命运动起了配合作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表示欢迎的电文。11月，孙中山接受邀请，离粤赴沪，绕道日本北上。行前他发表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12月初，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天津，同月底到北京。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与段祺瑞作斗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为了把革命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接受加拉罕、鲍罗廷及广东区委的意见，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月19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上一年提出、现在国民党也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17)。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运动与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勃发展，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平定商团叛乱

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它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

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倾向。为了总结经验，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并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会议改变了党的三大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会议还就党、团关系问题，党内组织、宣传教育问题，以及在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作出决议。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18)。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郑重声明：“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时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19)这样就否定了邓泽如等的弹劾案。但右派分子并未就此罢休。8月，张继等又发表所谓《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使陈独秀等人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20)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党内通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攻击和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各区委、地委必须进行反击，坚决揭露右派分子不反对帝国主义，却加紧反苏、反共、反工农的反动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41期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若是决心促进国民革命，“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决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的《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原文如此。经考证，‘匡’为‘至’字之误——引者注）谬极戾，无待于辩。即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21)冯自由因煽动一伙人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右派利用“党团”等问题破坏两党合作的企图未能得逞。然而，孙中山经与鲍罗廷商议，决定成立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22)。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坚决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成立。

由国民党右派挑起的事端刚刚解决，广州又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会建立的商人自卫组织，后来发展成维护买办阶级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规模达到10个团，约4000余人。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和广东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伙同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在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下，于1924年七八月间积极策划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8月初，商团从香港私运大批武器到广州。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这批武器，并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遂煽动商人罢市，向政府施加压力。中国共产党力主坚决解散商团，以消除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孙中山却指望通过妥协办法使事件平息，结果反动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10月10日，广州市各界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五六千人。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时，商团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百余人。商团还强迫商人罢市，要求孙中山下台。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为配合商团行动，派兵进攻广州。英国军舰也开到广州白鹅潭，为商团助威。

面对严峻的形势，广州革命政府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共产党员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参加委员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叛乱，给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势力以有力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但是，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四大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无视资产阶级正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这种观点对大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俄遗书》中，他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中山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一时在各界民众中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运动。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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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改为广州。马林将这一决定带到中国后，中共中央机关约于1923年5月由上海迁至广州。

(2) 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

(3) 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4) 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俄文原名М. М. Бοрдин。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10月到达广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国。

(5) 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548页。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7)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8)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1–593页。

(9) 国民党始终称“联共”为“容共”，即容纳共产党之意。“三大政策”是共产党人后来概括的。

(10) 时为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6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11) 1926年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2) 加伦（1889–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В. Κ. БЛгохер（中文译音布留赫尔），加伦是其俄文化名ГɑЛИН的中译名。191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部长、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年10月至1927年8月两次来华工作。

(13) 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7页。

(14) 在周恩来之前，黄埔军校有过两任政治部主任，他们是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

(15)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16)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17)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阐明了“国民会议”的主张，提出以国民会议取代国会，成为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并具有组织政府的权力。

(18)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版，总第1283页。

(19)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

(20)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21)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7年版，总第2774页。

(22) 《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

第　五　章

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

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

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约有新式产业工人20多万人。1924年下半年，曾一度低落的上海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大学学生为骨干，深入到工人中开展工作，在沪西、沪东、浦东等区创办了七所工人夜校。9月1日，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到年底，已有19家中外纱厂秘密建立俱乐部，会员近1000人。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做了重要的准备。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先后参加罢工的有22家工厂的近4万名工人。日本资本家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承认了工会组织。4月间，青岛日资纱厂2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历时22天，在党组织的领导和上海等地工人的支援下取得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员林伟民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干事，刘少奇、邓培等当选为副委员长。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议决，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伤重身亡。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及时提出指导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口号，并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5月16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第三十二号和第三十三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方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并筹募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掀起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学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遭到租界巡捕拘禁。与此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此前提出的四项提案(1)；并且无视中国主权，越出租界筑路。这进一步激起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义愤。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等。陈独秀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的成立，如此才能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的初步胜利。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会议还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

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繁华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又有100多人先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这更加激怒了广大群众，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早有戒备的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册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

5月31日，租界当局在南京路实行戒严，但工人、学生冒雨继续上街散发传单，奔走呼号。中、小商人的组织——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积极主张罢市，而主要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则顾虑重重。当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时，工人、学生等数千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登台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坚决要求实行总罢市。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被迫在罢市的命令上签字。

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6月1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当局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为加强对各阶层人民斗争的统一领导，6月1日晚，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并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全国。6月4日，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以便及时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飆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共产国际发表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种种歪曲，号召属下的所有机关募捐支援中国罢工工人，还派遣代表来华参加运动。在莫斯科，有50万人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募捐。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一面援助中国的工人团体，一面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抗议。英国工人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瞿秋白这样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2)

受到极大震动的帝国主义者，采取威胁和利诱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处于反帝斗争高潮的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可以商量解决“工部局增设华董”、“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一面又以停止借款、汇兑和工业用电相威胁，甚至扬言要大规模出兵。

中国的军阀在运动中很快显露出帝国主义帮凶的嘴脸。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济南、奉天等地逮捕和杀害工人、学生领袖，殴打群众，封闭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6月22日，淞沪戒严司令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7月13日，戒严司令部封闭了三个主要工会，并会同租界当局查封和袭击了120个工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9月18日，又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10月16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代替奉系军阀进占上海（租界除外），继续进行镇压活动。

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初期对五卅运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上海总罢市的实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这次运动发展成为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爱国联合行动。但民族资产阶级又是软弱和动摇的。运动一开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就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以第三者的“调停地位”自居，并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删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使之成为“十三条”，以此进行交涉(3)。当“十三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上海总商会继续妥协以至屈服，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它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后来不但毁弃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逼迫他们复工。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斗争在继续发展。青年学生仍然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和抵制英货、日货的活动。小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罢市、抗议等活动。上海总工会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核心，在它的领导下，工人坚持罢工斗争三个多月。8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工人有组织地上工。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于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复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年年初党的四大召开时共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比五卅运动前增加了10倍。上海在五卅运动前共有支部15个，党员220人；据10月1日的统计，已有支部68个，党员963人。随着运动向全国推进，党组织派出了许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在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的锻炼，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4)。

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由于在广东已存在革命政府和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省港大罢工比其他地区的运动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声势更大，坚持的时间也更长，成为大革命高潮时期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斗争。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上旬，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5)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李森（李启汉）、刘尔崧、冯菊坡、施卜、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和广州市内各洋行工人宣布总罢工。到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劳动立法等六项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先后约有20万人返回广东各地。

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

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举苏兆征、李森等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下设财政、纠察、法制、审计等多个办事机构；邓中夏为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的一切事宜。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实际上担负起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

在罢工斗争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尽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它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2000多人的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广大农民群众，对香港实行封锁。香港被封锁后，进出口商品总额减少一半，经济生活陷入困境。罢工委员会又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用以拆散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反对省港大罢工的联合战线。从此，除英国外的各国商船直接来广州的日益增多。国民党领导人和广东的工商业者对罢工工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并在物资上给予罢工工人不少帮助。

1926年10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结束罢工，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广东是孙中山多年来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依托。他生前想把广东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革命基地，以便进行北伐，统一全中国，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五卅运动前，广东仍然处于革命同反革命相对峙的状态。广州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两年，但是一直未能控制广东全省。陈炯明盘踞东江，邓本殷割据南路，以武力窥伺广州。广州革命政府依靠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实际上也是地方军阀势力。它们在各自盘踞的地方扰民害民，同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往来。广州革命政府时时感到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于2月初分三路讨伐陈炯明。担负东征军右翼作战任务的是许崇智所部粤军。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军3000人编入右翼军。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

东征开始后，担任左翼和中路作战任务的杨希闵、刘震寰部都按兵不动，右翼军却进展迅速。首次参加战斗的黄埔校军，由于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是战绩显赫。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这支军队先后攻下淡水、海丰，于3月占领潮汕地区。不料部队回师到棉湖时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连长、共产党员曹石泉和曹渊、许继慎等率部奋力作战，击溃陈炯明军主力林虎部，扭转了战局。营党代表章琰在战斗中牺牲。由于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勇猛杀敌，东征军被东江人民称誉为“为民众而牺牲之先锋队”。4月，东征军控制东江地区，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派共产党员杨石魂等以特派员身份到东江地区各县，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潮安（今潮州）、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都是在东征中陆续建立起来的。

6月初，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等军阀勾结，在广州公开叛乱。正在东征的黄埔校军及其他部队迅速回师平叛。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罗亦农为负责人的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并指示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2日平息了叛乱，歼敌2万余人。

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部长。国民政府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到年底，共编成6个军，有8.5万人，6万支枪，加上各军校学生6000人，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采用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的副党代表(6)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7)等在1926年1月致信中共中央，认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8)。不过，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指挥权仍掌握在旧军人手里，有些部队还带有浓厚的旧式雇佣军队的色彩。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采取切实办法将广东各地的财政、民政统一收归政府管理，为国民革命军和省港罢工工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这对割据广东各地，鱼肉人民的军阀、官僚及国民党右派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勾结英帝国主义者收买刺客，于8月20日将廖仲恺杀害。廖仲恺遇害后，胡汉民因被怀疑同此案有牵连，离开广州；许崇智因处理“廖案”不力，被劝离粤赴沪，他主管军事的权力由蒋介石接替。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1925年9月重占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征军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政治宣传队通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多种宣传形式，发动民众，鼓舞士气。东征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连战皆捷。10月14日，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攻城先锋队”以死伤官兵400余人的代价，攻克素称“天险”的惠州。苏联军事顾问感慨地称赞：“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9)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以黄学增为书记的南路特别委员会。朱克靖、张善铭、廖乾五等共产党员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民众，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南征部队在12月占领钦州、雷州后，于1926年1月中旬渡海作战，收复海南岛。邓本殷逃亡，残部被缴械收编。

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使四分五裂的广东迅速获得统一，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统一广东根据地的斗争中，由共产党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战功卓著。它们经过严格训练，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士气旺盛，战斗英勇，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0)这种新气象，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东兴起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给革命战争以极大的支援。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属的纠察队队员和东江一带的农民协会会员，为革命军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困扰敌军以至协助作战，为平定杨、刘叛乱和东征、南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东征军到达海丰、陆丰时，农民自愿备送酒肉，慰劳将士。一份《东征参战报告》记载：“军队所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11)。许多乡村还成立了欢迎革命军的组织。在平定杨、刘叛乱时，广九、广三、粤汉三条铁路的工人以罢工斗争的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海陆丰等地农民在省农协组织下，踊跃参战，不少会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统一广东的经验表明，在人民革命中，政权、军队和群众运动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随东征军进入汕头的周恩来，东征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州、潮安、梅县以及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他同中共潮汕地区党组织一起，为治理东江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如解散旧议会，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委任进步人士当县长；大力发动群众，肃清军阀余孽；废除苛捐杂税；解散地方民团；保护和发展工农运动；制定建设东江、造福人民的计划，等。这些工作，使东江各地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稳固的革命基础。周恩来主政东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地方行政工作的最初尝试，对共产党人探索和积累政权建设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

北方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开展革命工作的难度很大。但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艰辛开拓，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工农民众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及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等方面，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1924年初开始，北方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2月，唐山华新纱厂工人两次举行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等要求。1925年2月，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在邓恩铭等发动下举行罢工，向胶济铁路局提出承认工会权利等五项条件，最后取得胜利。北京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仅1925年3月就有六起之多。

1925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郑州各业工会陆续恢复和建立。8月，在王若飞等人领导下，郑州最大的工厂豫丰纱厂5000余工人因抗议资本家开除工运骨干、肆意污辱女工举行罢工，得到全国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河南各级国民党党部，以及开封、焦作、安阳等地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并且引发焦作煤矿、安阳六河煤矿、卫辉华兴纱厂、陇海铁路等厂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掀起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全省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会后改组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任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部长（兼任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领导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12)以及东北、西北一些地区。到1926年初，北方区委在北京、天津、唐山、乐亭、张家口、正定、大连、太原、保定以及北满等地组建了10多个地委和几十个特别支部和独立支部，拥有党员2000多人。同时还建立了共青团北方区委，萧三（萧子暲）任书记。

1925年10月，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指导下，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1926年4月，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召开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下辖4个县农民协会，32个区农民协会，20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仅次于广东省，占全国农协会员总数的27.5％。全省农民自卫军约10万人。信阳、许昌、荥阳、杞县、睢县、密县等县农民斗争的成果尤其显著。如杞县农民于三四月间在豫陕区委农运负责人萧人鹄等指导下，反抗特别捐，改组公款局，集合万人向县署示威，斗争取得部分胜利。

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方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展开。在山东，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印刷《山东农民》等宣传品；利用假期分派学生下乡调查农民状况，发动农民运动。到1926年5月，禹城、济宁等13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在山西，临汾、定襄等13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有3万人。在直隶，1926年秋，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省的学员深入农村，在顺义、乐亭等县建立起农会组织；在获鹿、玉田等县，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日渐兴起。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下半年，至次年6月，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1925年冬，陕西省渭南的赤水、华县一带也有了农协组织。

争取冯玉祥国民军和发动“首都革命”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引起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关注。经过加拉罕、鲍罗廷与冯玉祥的多次接触，苏联决定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力求利用国民军的革命力量，由国民军造就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13)。

根据加拉罕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大钊等人决定把团结、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作为党在北方地区军事工作的重点。李大钊亲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帮助国民军开展政治工作，沟通国民军与苏联的关系。1925年初，苏联政府先后派出两个军事顾问组共100多人，分别到驻张家口和开封的国民军中工作，还向国民军提供大量的军需物资。苏联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军建立起炮兵、步兵、骑兵、机枪学校，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三个训练基地帮助训练国民军部队，并协助制定《国民军政治工作计划》。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得力干部到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建立秘密党组织。1925年6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若飞奉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帮助创办了以培养基层军事骨干为目的的北方联合军校。共产党人对国民军的帮助和支持，使其进一步倾向革命，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

在中共北方地区党、团组织有力推动下，北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其中，争取关税自主运动是影响很大的一场爱国运动。

“关税自主”，意指夺回由帝国主义势力把持下的中国关税税率决定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争取关税自主，是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10月26日，中、英、美、日、法等13国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增加附加税、裁废厘金和修订中国关税税则等问题。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领导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斗争，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争取实现关税自主。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团体，不顾军警阻挠和镇压，连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运动显示了北方地区人民反帝的决心，并成为北京反奉驱段运动的先导。

在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提出的推翻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要求，决定趁势发动推翻反动政权、建立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为加强对这次运动的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首都革命行动委员会，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五人组成，赵世炎任临时党团书记，负责筹备与组织工作。11月28日，行动委员会组织北京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数万群众高呼“打倒军阀政府”的口号，拥至执政府门前。第二天，5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继续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通过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力，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惩办卖国贼等项提案，并通电全国。行动委员会试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统治。但由于承诺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国民军将领改变态度等原因，运动最终失败。这次运动史称“首都革命”。

“首都革命”是党力图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城市暴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夺取政权而进行的一次尝试。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国民军的动摇，未能达到目的。但它显示了北方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打击了段祺瑞反动政府。在“首都革命”影响下，上海、长沙、开封、南京、汉口等大、中城市，先后举行了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

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

内蒙古地区是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十分重视这个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李大钊派到绥远特区土默特旗工作，动员乌兰夫等20多名蒙古族进步青年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同年秋，李大钊派邓中夏、朱务善、黄日葵等人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展乌兰夫、奎璧、赵诚、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为共产党员，并组成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在乌兰夫等人带动下，蒙藏学校的许多蒙古族青年积极参加北京地区的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后来，他们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回内蒙古地区开辟工作，先后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还有一些人进入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前往苏联学习。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9月，中共北京区委派萧三、江浩到张家口建立地委，领导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区的工作。10月，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内蒙古各盟、旗的代表100多人和蒙古族青年代表50多人参加。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军都派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分析内蒙古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革命任务。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选举了领导机构，吉雅泰、李裕智、锡尼喇嘛和旺丹尼玛等被选为领导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积极领导蒙古族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联合战线组织。

同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100多人，其中包括蒙古、汉等民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士兵代表。李大钊在会上指出，蒙古、汉等民族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解放。大会选举李大钊为大同盟书记，赵世炎为副书记。大会决定出版农工兵大同盟机关报《农工兵》，由共产党员多松年任编辑。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党的联合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对西北、内蒙古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祖国西北的甘肃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人随甘肃省代理督办、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到达兰州。他们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在短时间内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拉卜楞寺的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马麒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宣侠父的帮助下，藏民首领黄正清等人于1926年春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协会，发表《甘南藏民泣诉国人书》，将马麒的罪行公布于世，并与之展开坚决斗争，最后迫使马麒的军队撤出拉卜楞寺。

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桂系军阀的统治，从1922年春起，壮族青年韦拔群即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为广西特委）。南宁、东兰、柳州、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田东）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各地党、团组织选派40名农运骨干到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其中30多人后来被派回广西从事农运工作。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中国共产党还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1926年9月，韦拔群率领农民武装1000余人占领东兰县城，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随后，广西壮族地区普遍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壮、汉等民族的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后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省苗、瑶、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1926年，在中共湘西特委领导下，湘西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12月，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解放苗瑶决议案》，指出：苗族、瑶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汉族一律平等，国民政府必须全力消灭苗、瑶地区的匪患，帮助苗、瑶人民发展文化教育。这次大会推动了湖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农民运动的发展。

海南岛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为主。1924年，共产党员徐成章、罗汉受党组织派遣赴海南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各民族的革命骨干。1925年，海南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后，各地相继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同年春，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陈贵清等奉派到陵水县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发展共产党员130余人。1926年3月，中共琼崖地方工作委员会在海口成立。不久，琼崖东部和西北部各县也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到同年底，海南全岛共产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

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虽尚显薄弱，但在这些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最终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

戴季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国民党一大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国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来。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他声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他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但同国民党老右派不同的是，他主张在行动上采取缓和态度，不公开同共产党分裂，而是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戴季陶的这些理论，完全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戴季陶主义出笼后，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聚集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撰写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孙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14)。针对戴季陶排斥共产党人，企图建立“纯粹的国民党”的论调，陈独秀指出：国民党既然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15)。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16)。萧楚女专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但没有损害国民党，而且使国民党有了很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恶劣影响。虽然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得到共鸣，但是连戴季陶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册子发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由于考虑到自身的羽翼尚未丰满，公开反共的条件不成熟，他们这时还不打算与共产党决裂，也不愿意放弃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于是他们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表示联共，一面以限共的形式反共。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还难以识别，以致吃亏上当。

这时，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核心人物。自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开始得到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2月他被委任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孙中山之命赴苏联考察，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以后，他在主持黄埔军校工作和统一广东的几次战役中表现积极。孙中山逝世后，他仍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俨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1925年9月，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17)尽管他貌似革命，其思想实质却与三大政策相抵触。他在1924年1月向孙中山呈交的《游俄报告书》和3月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的信中，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称为“恺撒之帝国主义”，骂中国共产党为“俄奴”，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看法。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不能不暂时表示接受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发展，蒋介石敌视和力图限制共产党的本质也日益表现出来，被称为“武装的戴季陶主义”。

两次东征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暗中操纵的新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在蒋介石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有很大影响。这都是蒋介石难以容忍的。由于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蒋介石的地位和影响已大大增强，于是他开始加紧对共产党的限制，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主张共产党员不再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另组革命军队。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认为蒋介石是左派，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18)。中共中央据此不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主张继续帮助蒋介石发展。后经过周恩来、陈延年等的努力，才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制定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新政策

在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在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鉴于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展开积极斗争。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担心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会树敌过多或者吓跑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主张“在国民党群众中做广泛解释工作，说明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19)。而维经斯基则主张国共应“从联盟转向联合”，即从党内合作转向党外合作。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陈独秀等人又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

为了统一党内认识，明确以后的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维经斯基出席会议，陈独秀作中央局报告，北京、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的代表分别作工作报告。会议在分析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后认为：“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因此，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为了同右派进行斗争，会议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这次会议根据广东、湖南等地农民斗争的经验和五卅运动影响下农民运动发展的新形势，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会后，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也日益加紧。还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冯自由等人即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共产党。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狂。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谭平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六个月并停止他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表示坚决反对。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

中国共产党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号召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痛斥西山会议派。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20)；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21)。

1925年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由各地选出的国民党二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主张通过国民党二大严惩西山会议派，还提出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达到三分之一。但维经斯基把戴季陶、孙科、叶楚伧等人视为“中派”，指示中共中央要拉住他们。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陈独秀等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包办国民党，也不希望在即将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共产党员的人数，希望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是由共产国际制定后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由于共产党人吴玉章、林祖涵、谭平山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共同努力，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责，并分别给予警告以至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占一定比例。中共中央于2月12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对此次大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国民党二大“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

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也有失误。大会召开前，党内在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时曾发生争执。起初，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为七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三人，其理由“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22)。陈独秀不得不作出让步，最后一致同意四人。选举的实际结果是，在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人，未达到三分之一。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戴季陶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治派别。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受到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批判。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会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在各省、市陆续发展了30多个国家主义派小组织。从1925年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嚣张一时。

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指出国家主义派虽然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却不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而专门反对共产党和苏联，反对最受压迫的工农的解放，这充分表明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工具。

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从而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

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23)。

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24)。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因为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25)。

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这就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的四大认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26)。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27)；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会与敌人妥协。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28)。瞿秋白充分强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正确的。但他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否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把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解为马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反资产阶级的任务。

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两面性。到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入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作了出色的论述。他在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坚持参加革命的，但也要时常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五卅运动使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会议强调党只有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李大钊在考察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后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29)陈独秀强调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30)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他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党的四大前，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过探讨。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却充分表现出它的两面性。随后，国民党右派又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进攻。这些事实，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31)；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32)。刘少奇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33)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34)。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邓中夏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与巩固，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35)。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36)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论述说明，在事实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

武装斗争问题

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党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却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37)

党也初步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性。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共产党人看到工人纠察队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武装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

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性，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已经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草创的民间武装和民间的武装暴动，始终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编制和训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正式的革命军队。他说：“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这是党内早期专门论述武装斗争问题的文章，它不仅为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作了舆论鼓动，而且为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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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项提案及其内容是：“增订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须向工部局登记方准出版，否则处以罚款。“交易所注册案”，规定中外商人开办交易所须向工部局缴款。“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向华人所抽的码头捐由3％增加到5％。“取缔童工法案”，规定四年内禁用10岁以下童工，这一规定是工部局为应付当时要求保护童工的舆论而作出的。

(2)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3) “十七条”交涉条件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和十三项正式条件。四项先决条件是：（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十三项正式条件是：（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解决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上海总商会删去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条件。

(4) 《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5) 1925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成立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广东工作。该委员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五人组成。

(6) 各军党代表都由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兼任，副党代表实际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

(7) 季山嘉（1893–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Н. В. Κуйóьщев（中文译音古比雪夫），季山嘉是其俄文化名的中译名。1925年7月加伦回国疗养后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回国。

(8) 《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9)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10)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11) 《军队政治月刊》第2期，1926年。

(12) 时为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4年撤销，所辖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13)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14) 《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1925年1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

(15) 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16)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8月），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文中“C.P.”为“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17)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演说词》，1925年9月13日。

(18)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5页。

(19)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2–693页。

(20) 子任：《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13日。“子任”是毛泽东的笔名。

(21) 润：《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润”是毛泽东的笔名。

(22)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页。

(23) 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24)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25) 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26)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27) 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

(28)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

(29) 守常：《土地与农民》，《政治生活》第62–67期，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30) 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31) 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32) 独秀：《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18日。

(33) 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1926年5月5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34)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35) 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36) 周恩来：《政治报告——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1925年7月31日），《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37) 周恩来：《军队的性质和组织》（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第　六　章

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

一、北伐前的形势

北方反奉斗争的失败与两广统一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

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此时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发展，但还没有表面化。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

这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张作霖同段祺瑞相勾结，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的孙传芳，纠合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1925年冬至1926年初，北京、上海、南京、汉口、开封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反奉战争宣言》中认为：“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取得在东北的更多特权为条件，出兵援救张作霖，致使郭松龄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

冯玉祥的国民军原来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及直隶部分地区。在郭松龄倒戈时，冯部又进占天津等地，势力进一步扩展。为了对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英、日帝国主义者策划下，吴佩孚停止反奉，与张作霖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军。1926年1月，直军、奉军分别从湖北、山东出兵进攻国民军，不久占领河南、直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

3月12日，日本派遣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予以正当还击。日本方面竟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公然施行武力恫吓。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行径，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王一飞是三个总指挥之一。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造成死47人、伤199人的惨案。军阀政府还下令通缉领导示威的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

全国人民为三一八惨案愤怒声讨段祺瑞，驻北京的国民军第一军鹿钟麟部于4月9日驱逐段祺瑞，推倒执政府。但这时奉直联军已进逼北京。4月15日，在奉直联军猛攻下，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国民军的失败，使北方局势更加恶化，广大人民越来越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这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增强。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刚刚控制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等在1926年2月宣布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两广统一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决定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直接监督。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力量明显加强。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唐生智，也秘密派代表赴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3月，唐生智举兵驱赵。5月，国民政府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命唐生智为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6月，正式宣布建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生智任省长。两广统一和唐生智反赵，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当北伐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的蒋介石，即把北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看作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在北伐战争开始的前夜，他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这时，汪精卫一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直接控制着党、政、军大权。他同苏联顾问保持密切联系，靠近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开广州后，蒋介石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矛盾突出起来。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亲近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消除了后顾之忧。

对于蒋介石的异动，鲍罗廷毫无警惕。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联共（布）使团来中国。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说，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手中；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长中有四个是可靠的，其中就有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鲍罗廷说过此话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中山舰事件激起黄埔军校一部分进步学生的愤慨。他们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并准备上街示威游行。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掌握的第一军中，共产党有很大影响。在广州及其附近，还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显然，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仍带有试探性质。他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造成紧张局面，然后又玩弄两面派手法缓和矛盾，甚至假惺惺地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声称由于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1)。他还表示此举同广州其他各军无涉。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各军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由中立观望转而支持蒋介石。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撤回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等提案。汪精卫感到孤立，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方遭受重大挫折，反击会在南方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紧张起来，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2)所致。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返回广州，也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最初对中山舰事件的有关情况不完全了解，没有立即表态。布勃诺夫使团到上海介绍了事件的过程后，陈独秀受其妥协退让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错误地认为它是左派内部的许多误会造成的，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第三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军之间发生冲突。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接着，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二、党为北伐做准备

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支持的。早在1925年3月东征军占领汕头之后，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就开始筹划北伐问题。9月，加伦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中，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并拟定了军事部署。1926年1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期间的演说中也强调向北发展的必要性。2月中旬，鲍罗廷在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更明确地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缓”，并赋予北伐与孙中山的“纯军事讨伐”不同的革命内涵，认为北伐必须与群众革命运动，特别是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相联系，因此要有明确的要求和纲领。布勃诺夫在研究中国情况后同样认为，“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且强调“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3)。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张作霖已建立“反赤”联合战线向国民军进攻，必然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威胁。所以，“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北京特别会议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然而只有国民党或冯玉祥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发展，党应使此政权推广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会议还指出，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这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北京特别会议对武装斗争问题也有进一步认识，明确指出：“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军事工作，目前在C. P. 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 P. 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为此，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三个军委分会。

陈独秀虽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北伐是积极倡导和热心支持的。他从上海致电会议，表示“必须解决北伐问题”。他在1926年6月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4)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5)。在分别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督请政府出兵北伐时，他对蒋介石散布中共反对北伐的论调给予了坚决驳斥，指出中共“不是根本反对北伐”，只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6)。

党的各级组织对举行北伐十分拥护，并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到1926年5月初，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5月上中旬，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个县选出的200多名代表外，还有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两个大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工农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并表示工农誓作国民政府的后盾。

对于北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最初是不赞成的，认为国民政府应以集中力量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任务。中山舰事件后，联共（布）中央强调争取喘息时间，再次作出“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7)的决定。共产国际也明确表示，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在目前进行北伐(8)。受莫斯科的态度和中山舰事件的影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认为，在蒋介石已经统治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

在中共中央内部，由于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事件接连发生，陈独秀和中央部分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加之考虑到北方革命形势的低落，所以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劝说下，陈独秀改变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他于7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他还担心，北伐“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文章发表在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前夕，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陷于很大的被动。这篇文章受到党内外许多人士的批评。

北伐出师后，为了制定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方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指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会议认为，“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会议虽然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偏高；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又强调他与老右派有质的区别，并幻想争取他向左转。会议提出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可是，会议仍将老右派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看不到新右派蒋介石已逐渐发展成为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对手。

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决议虽然强调党要“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有提出党应当力争直接掌握军队的任务。这说明党对于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充分认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

会议对农民运动再次给予很大的重视，指出：“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党要“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但在具体政策上，会议对农民运动作了一些不适当的限制。

这次扩大会议对发动工农运动配合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会议没能提出防止国民党新右派力量增长的有效对策。

三、北伐的胜利进军

两湖战场的作战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这时，北洋军阀的兵力还很强大。直系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及直隶的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直系孙传芳割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兵力20万人左右。奉系张作霖占据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和北京、天津地区，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小军阀。而国民革命军只有八个军，兵力仅10万人左右。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人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的矛盾，这就为北伐军提供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机会。北伐开始时，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正在北方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在湖南、湖北的兵力包括战斗力很弱的各种杂牌军在内只有10万人，用以攻击唐生智并企图进窥广东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因此，北伐军可以首先集中力量，在湖南、湖北战场打击吴佩孚所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就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军事战略方针。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将领各有自己的算盘，所以在1926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北伐进军计划中，提出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即同时与吴佩孚和孙传芳作战。加伦回到广州后发现这个问题，立即要求修改计划。经过加伦的劝说和多次磋商，各军将领才同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吴佩孚所部；同时和孙传芳进行谈判，并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分别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监视和防备，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孙传芳；最后，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加伦的战略构想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按照上述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援军击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在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就立下引人注目的战功。6月初，独立团到达湖南安仁县，击退正向安仁推进的直系军队，乘胜占领攸县。与此同时，第七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第八军击退直系军队的进攻。北伐军初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7月初，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到达湖南的衡阳和攸县一带后，同第八军一起，分三路攻长沙。7月11日，北伐军进占长沙。这时，蒋介石决定亲赴前线，于7月27日率其嫡系第一军第一、第二两个师自广州北上。

攻克长沙后，北伐军将领中又有人主张同时向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及时向国民政府建议：“北伐军事战略暂不动江西，先趋武汉，以避免激出误会，引起五省卷入讨赤”(9)。8月12日，蒋介石在主军事会议。会上虽有争论，但在加伦的努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集中力量进军武汉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继续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加伦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8月中旬，北伐军继续北进，19日占领平江，22日占领岳州，随即进入湖北。

吴佩孚看到北伐军有直捣武汉之势，急调在北方进攻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地形险要的汀泗桥一线布防。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总攻。敌军凭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斗志旺盛的北伐军一鼓作气，在8月27日攻下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吴佩孚气急败坏，亲自率领南下的直系主力赶向咸宁增援。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汀泗桥的苦战之后未经休息，立即乘胜追击，赶在直系主力到达之前，一举占领咸宁。8月30日，第四军、第七军攻占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接着挥师武汉。9月上旬，第八军渡过长江，占领汉口、汉阳。

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一直担任预备队，没有同敌人打过硬仗。在第八军进攻汉口、汉阳时，蒋介石才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同其他北伐军部队进攻武昌。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进攻武昌的战斗一再受挫。蒋介石移师江西战场后，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第八两军再次发动对武昌的总攻，占领武昌城，生俘守敌1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

攻打武昌时，叶挺独立团再次立下战功。攻城命令一下达，叶挺即发动官兵备好登城竹梯，并亲自指挥全团攻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第一营作为奋勇队（敢死队）攻城时，遭敌人猛烈射击，不到20分钟全营仅存10余人，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头部中弹阵亡。第二营攻城也多次受阻，伤亡重大。但全团官兵表现出无比坚强的忘我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终于率先攻入武昌城。战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武昌洪山修建攻城官兵诸烈士墓，安葬曹渊等191名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墓碑上镌刻着“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名句。这座烈士的墓碑，成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在北伐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历史见证。

赣闽浙苏战场的作战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短短三个月，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攻占湖南、湖北两省。这使孙传芳感到震惊，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中立态度。1926年8月底，他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北伐军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随着战局的变化，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等部队均转向江西作战，连克赣州、铜鼓、修水、萍乡等地，于9月中旬攻占南昌。孙传芳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不听从命令，师长王柏龄贪生怕死，率先从南昌逃跑，加上各军间缺乏配合，致使占领南昌的第六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一师几乎全部覆灭，南昌再次落入敌手。

中共中央为江西战事的失利向加伦提出：“此时北伐战略，宜集中全力对付赣北孙军精锐（卢、谢二师）所在；分兵四面应战，定是失策”，建议加伦“切劝蒋、唐各捐成见，速速调集四、八各军精锐，并力破赣孙军”(10)。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攻打南昌，又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围。这时，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和加伦的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将第四军的一部分调到江西，加上已入赣的第七军，使北伐军实力大增。11月初，北伐军集中兵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势，经过激烈战斗，消灭孙传芳部主力。11月上旬相继占领南昌、九江，这才完全扭转了江西战局。

北伐军还有另一路部队，就是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它们在北伐开始时对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取守势。10月，这两个师经与敌战斗占领永定、松口。由于北伐胜利大势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北伐军于12月上旬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孙传芳的势力遭到重大打击。

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胜利后，奉系、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又组织所谓“安国军”，在长江两岸继续与国民革命军对抗。北伐军遂制定夺取浙、沪，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由于浙军两个师于12月先后起义，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与此同时，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分别从江西向安徽进军，开辟苏、皖、沪战场，于3月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在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

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这就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民众的支援和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北伐战争发起的当年，湖南、湖北适逢百年不遇的灾害，北伐军进军途中所需的粮食不可能就地补给，相当一部分靠外地民众支援。进军沿途交通困难，军需完全依靠人力运输。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发。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3000人的北伐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冒着酷暑，翻山越岭，随军出征。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

北伐正式出师前，中共湖南区委就发动群众投入援唐反叶(11)的斗争，坚定了唐生智反叶反吴（佩孚）的决心，并极大地鼓舞了唐军士气。北伐军向长沙进军途中，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军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长沙战役胜利后，长沙各业工人组成近万人的运输队随军前进。平江、岳州等县的农民和粤汉铁路、安源煤矿的工人，也积极配合北伐军继续北上。

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进行了准备工作。7月中旬，成立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任主席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举办了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印发了30多种宣传品。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北伐军克复汉阳后，中共湖北党组织又在汉口发动群众罢工、罢市，断绝交通，使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即收复汉口。

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到处与孙军为难”，给其造成“运输粮食等困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包括引路、当侦探、组织运输队(12)。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南浔路作战时，奉新县党组织成立百余人的前敌工作团。“他们不怕炮火，不怕困苦”，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13)。

在福建战场和浙、皖、苏战场，北伐军也得到民众的大力援助。福建永定的人民破坏交通，割断电线，并武装袭击溃逃之敌。北伐军占领福州前夕，福州市民为响应北伐军举行了暴动。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武器弹药。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迅速取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北伐出师前，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已经建立起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部。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数分配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为保证北伐的胜利，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意义的宣传和对政工干部的教育训练。为培养政工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讲习班。1925年冬，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主办的政治讲习班，共有学员350人，毛泽东、林祖涵等担任理事，李富春为班主任。政治讲习班共设20多门政治课，由张太雷、邓中夏、熊锐、萧楚女、恽代英、毛泽东、李富春、蒋先云等共产党员担任主讲。1926年6月下旬，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林祖涵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并作重要报告，为制定北伐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条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还制定了《北伐军最近宣传大纲》，筹建了北伐宣传队。北伐出师后，各级政工人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

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赴江西前线实地考察的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至少，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14)。政治工作在叶挺独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破强敌，在历次战斗中都勇于承担最艰巨的任务，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独立团的功劳是最大的。

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亲自参加政治工作的实践，成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而且在不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颇具见地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原则。特别是周恩来的《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恽代英的《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聂荣臻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等文章和讲演，以及李富春的多次讲话等，较为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基本问题。这对于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为党后来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积累了经验。

国民军再起和泸顺起义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还得益于北方国民军和南方泸顺起义的配合。

1926年4月至8月，国民军坚持了四个月的南口保卫战，最后撤退到绥远。南口战役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吴佩孚部主力，对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冯玉祥下野后，于1926年5月赴苏联学习考察。在苏联期间，他会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并得到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人的热情帮助，思想有了进步，后在李大钊等人敦促下欣然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冯玉祥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集合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中央相继从莫斯科、黄埔军校及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使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李大钊还为国民军联军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10月初，国民军联军向陕西进军，11月击退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除长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策应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此后，中共西安地委推动于右任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联合战线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冯玉祥五原誓师和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争取拥有15万军队的阎锡山加入反奉联合战线，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与阎锡山联合和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为实现国民军联军固甘入陕，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对驻河南的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三支军阀部队的分化与争取工作，使之加入北方反奉军事联合战线。

在四川，中共重庆地委在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基础上，制定了分化军阀部队的计划。在得到中央认可后，重庆地委迅速派人深入到这些军阀部队内进行工作。1926年9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为总指挥。随后，国民党中央接受吴玉章的建议，委任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朱德、陈毅也先后到四川，加强对军阀杨森的争取工作。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在书记杨闇公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制定了发动起义的具体方案：策动驻守合川的黄慕颜一个旅，驻守顺庆（今南充）的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驻守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三个旅，共同举行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创建以国民革命军为番号、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军队，先在川中站稳脚跟，然后或与北伐军会师武汉，或到川陕边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

从12月1日开始，起义按计划先后在泸洲、顺庆等地爆发。起义部队很快占领了泸州、顺庆两城。12月10日，拥有7000多人的黄、秦、杜三支起义部队在顺庆集会，推举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急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致使泸州的起义部队未能按计划到顺庆会师，已会师顺庆的三支起义部队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刘伯承率军经过艰苦的转战，于12月下旬退至开江。

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起义部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川军阀刘湘等奉蒋介石密令再次“围剿”泸州起义部队。刘伯承率部浴血奋战，坚守泸州城40多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退至开江的三支起义部队，由于不愿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改编，于1927年夏向川陕鄂边境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余部被强行改编。

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

湘鄂赣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民众有了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

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积极指挥湖北及邻近各省的工人运动。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发展尤其迅速。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到1927年2月，全省有工会组织533个，会员达32.6万余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罢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的工头制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

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许多地区的地主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到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会员又增加到200万人。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协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5)。12月20日，毛泽东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欢迎会，在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视这个报告，于3月间在《向导》发表该文的前两章。4月，当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作书名将此报告公开出版时，瞿秋白为之写了序。

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4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约800名农运骨干。

在工农运动的高潮中，汉口、九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汉口江汉关与英租界毗连的空场内讲演时，英国水兵突然冲出租界，用刺刀刺伤民众数十人，其中3人重伤，造成一三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1月5日，武汉市民二三十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1月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逞凶，打伤工人数名。九江人民激于民族义愤，冲进租界，拆毁租界四周所布的木桩、沙袋、带刺的铁丝网等物。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也向英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收回租界的正义要求，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2月19日和20日分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这一时期，工农运动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过激的倾向。刘少奇在1937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长沙、广州等地，特别是武汉，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16)。一些地区农民斗争中的偏激现象也较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17)。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争取本来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给扩大和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增加了困难和阻力。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6月至9月，上海工人举行多达100余次的罢工斗争，参加人数超过20万。通过罢工斗争的实践，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觉悟都有显著提高，工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许多工厂和工会相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或自卫团。

北伐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和以罗亦农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区委就密切注视着战事的进展。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准备建立由民众选举、代表广大市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加紧准备第二次起义。1927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苏等省进攻。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2月18日，先头部队抵嘉兴，上海守敌一片混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立即组织上海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设法武装自己，准备夺取政权。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在“罢工响应北伐军”的口号下，罢工工人达36万人。本来罢工是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孰料北伐军到嘉兴后却止步不前。2月20日，中共中央得悉这个消息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2月21日，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但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在来不及通知各区起义工人的情况下被迫提前开炮，以致打乱了整个起义计划；又由于离上海不远的白崇禧部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予援助的要求，结果这次起义又被军阀残酷镇压下去。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刚失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即着手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首先决定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在特别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赵世炎、颜昌颐等负责军委的工作，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等负责宣委的工作。2月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议上提出：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进行武装暴动，在暴动中夺取武装，武装暴动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特委会接受陈独秀的意见，认真总结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精心制定起义计划，并进行周密的准备，如组建武装工人纠察队，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在市民中开展广泛政治动员，召开市民代表会议，等等。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整个行动，确定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紧急时则由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四人负责。起义总指挥由周恩来担任。3月19日，发布《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定《各部作战计划》。此次武装起义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18)

这时，孙传芳部在北伐军的连续进击下，军心动摇，已无力支持，只得投靠盘踞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到上海接防。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特委当机立断，于3月21日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用劣势的武器装备，分别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七个区域与敌作战。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支枪等大量武器弹药。在激烈的战斗中，有300余名工人和群众英勇牺牲，1000余人负伤。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

起义取得成功之后，在龙华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入上海市区，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并把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兵工厂内。

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上海临时市政府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作了大胆的尝试。上海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19)。

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党在矛盾复杂和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面临着发展、壮大组织和对党员进行教育等艰巨任务。

中共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也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20)这是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次规范了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

国共合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由于党起初集中全部精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出现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为此，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强调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同时还决定特别设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工作，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此次会议之后，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至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但这时党还只设立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尚未建立基层组织。这种情况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党的四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更加重视。会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为了使党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央决定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并决定“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议决案还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也有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议决案将原党章中“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问题，都作了相应调整和明确规定，使党的章程更趋完善。党的四大还要求中央编译委员会集中力量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党刊），以加强对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策策略的宣传教育。总之，党的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四大之后，为适应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建党的需要，党加强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规定组织部的中心工作是：指导各地方党的组织及一切实际活动；办理党员统计；分配全党人才于适当地位；指导各区委、地委的组织部贯彻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与决定；注意各地方实际运动，拟出活动的方法，提交中央局议决后通知各地执行。宣传部的中心工作是：规定党员的教育计划，规定对外宣传大纲和有关的计划，提交中央局通告各地方执行；督促各地方设立党校或党的星期学校，培养一般能担负实际的和指导工作的人才；对于党的一切出版物的内容，要随时给予监督和指导，使之日趋完善；编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的书籍，并督促和指导各地广泛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上述决定的贯彻执行，使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一个新局面。尤其是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认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21)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党正确而有力地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已达3000人，党员成分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教师、军人、商人、店员以及其他革命分子。针对党的发展状况，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为此，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对于工人入党，“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杂形式”。议决案还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规定工人、农民为一个月，知识分子为三个月。这时党不仅把革命的工人，而且把革命的学生、农民作为党的主体或基本力量，其他革命分子的外延也比较宽泛。议决案指出：“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

这次扩大会议十分重视健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密切各级党组织的关系。会议决定设置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会议还要求中央各部和各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都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以适应党的发展及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对党员的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决定开办两类党校：一类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一类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其任务是训练政治素质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会后，党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级党校，用来培养党的干部。此外，党还选送优秀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苏联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著名领导者。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6年7月召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会议再次提出扩大党的队伍问题，要求“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党的队伍继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发展，10月17日，陈独秀致信全国各级党部负责同志，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22)。他提议，到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1200人。各级党部接信后，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计划。据中央局不完全统计，到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其中军人1500人，妇女1992人。党内有不少优秀人物便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如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

北伐战争后期，在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党的队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女党员占到党员总人数的8.27％。

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对党的建设作出如下决定：（1）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强党内教育，用各种方法训练党员。（2）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3）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4）必须很好地组织和运用党团。

党的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考虑到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概念太抽象，决案对二者进行了细化，规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即使是中共中央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的党员，“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23)。

在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党还大力加强宣传出版工作，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中央主办的政治机关报《向导》，1926年每期销量达到2.5万份左右，对全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影响较大的报刊还有《新青年》、《人民通讯》、《党报》、《热血日报》。规模较大的地方刊物有《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周刊》（广东）、《武汉评论》（湖北）、《战士》（湖南）、《中州评论》（河南），以及《工人之路》（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五日刊》（上海总工会）、《工人小报》（天津总工会）等。党还通过在上海的印刷所和上海书店，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一批宣传马列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

大革命时期，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党把壮大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短短几年内，使党员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大批党员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建立和发展，甚至在一些边远地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党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勇于冲锋陷阵的优秀干部。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大革命时期，党先后三次修订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为进一步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党的工作又多是围绕国共合作这个主题来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党的队伍的发展以及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对新党员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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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2)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3)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4) 共产国际为加强对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国革命的直接领导，1926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远东局。其成员是：维经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日朝三国共产党各一名代表。远东局决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会议。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要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决定。1927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解散。

(5)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6) 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4日。

(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192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8)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192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9) 《中局致北方区信》（192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10) 《北伐军目前应取的战略——给加同志电》，1926年9月28日。

(11) 叶，即叶开鑫，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后投靠吴佩孚。

(12) 《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13) 《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1926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14) 《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15) 《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16)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3页。

(1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18) 《上海总工会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卷，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页。

(19)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1927年3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20)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21)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22) 《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1926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

(2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第　七　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因而它们能以较多的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但由于列强之间为争夺在华利益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它们采取的政策和干涉手段在开始时不尽一致。

英帝国主义者是武力镇压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9月，北伐军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英国军舰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特权，游弋于长江水面，屡肇事端。9月5日，英舰借故公然炮击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城，酿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1927年1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又提议由英、美、日、法四国出兵，实行联合武装“保卫上海”。这时，各国纷纷增兵中国。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外国军舰60余艘，集结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共2万余人，造成武力威胁中国革命的严重局势。

不过，帝国主义者也懂得，正在急剧高涨的中国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轻易平息的。他们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美、日帝国主义者看到，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1926年11月，美国的一家报纸著文指出，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取得成功后，外国在华利益不会受到损失。1926年底，日本外相币原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活动，并会见蒋介石。佐分利向币原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日益明显。1927年1月，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见蒋介石时，蒋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江户向币原电告后，币原判断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认为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的政策比直接出兵干涉更为有利。在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英国方面接受美、日的意见，也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赞成对蒋介石采取拉拢手段，以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许多地方军阀纷纷同北伐军联络，准备投靠国民政府，换上国民革命军旗号。一批批官僚、政客、买办也同国民党上层拉关系，准备改换门庭，混入革命阵营。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双方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1)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因而此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本来，随着北伐军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偏处广州一隅的国民政府，显然已不能适应指导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就是蒋介石也一再提出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武汉。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提出：“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2)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并决定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12月10日，第一批委员经南昌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由已经到达武汉的委员（包括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但是，原来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改变主意，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1月3日，他公然阻挠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第二批人员，并于1月5日发表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样就形成南昌和武汉公开对峙的局面。

此时，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也日益公开化。在广东，北伐出师不久，他们就宣布禁止罢工，并指使工贼破坏工人运动；支持、纵容各地驻军和地方长官，勾结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联合向农民协会进攻，迫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对两湖和江西的工农运动也极力限制，加紧排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昌、九江市党部以及群众团体内的领导，夺取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权。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下决心同共产党决裂。他虽然已控制江西，但实力仍然有限，还需要利用北伐的名义，趁势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占领江苏、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带。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着。因为这一带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最集中的地区，是江浙财阀的大本营，是全国税收最多的富饶地区。占领这一带，就可以直接取得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的大量援助，取得源源不断的巨额税收，还能收罗数量很大的北洋军阀残余部队和其他反动势力。这样，他就可以大大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决裂。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压迫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更加明显。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3)。

从1926年末到1927年二三月，围绕国民政府迁都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坚持迁都南昌，反诬武汉的国民党临时联席会议为“非法”，要求停止联席会议，并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撤回苏联代表鲍罗廷，企图以军权控制一切，实行个人独裁。这使武汉地区的反蒋情绪更加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2月中旬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现时只有先战胜K. M. T. 内的右倾势力的进攻，才能保证与党外右倾势力争斗的胜利。”因此，“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通告还指出，这场斗争应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进行，但是共产党应“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而不能像过去那样“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4)。这个通告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力，使得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武汉地区反对独裁、恢复党（国民党）权运动的声浪中，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以提高党权为中心议题的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祖涵、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群众运动，设立农政部、劳工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系列决议。全会决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所担任的这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全会选举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随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和农政部部长。全会还通过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邓演达、毛泽东等提出的《对农民宣言》，决定在区自治机关内设立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和方法。

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表面上通电表示拥护，实际上使用更加凶残阴险的手段加紧对抗。3月1日，他指使当地驻军残酷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他以赴前线督师为名，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他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蒋介石仇恨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已完全暴露。

共产国际在北伐过程中对中共的影响

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使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提出了一些原则上正确的方针，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有益的指导。但由于他们对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因而在处理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逐渐形成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北伐战争的进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蒋介石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专横跋扈，凭借武力指挥一切。他用安插亲信和拉拢收买的办法，控制国民革命军各军和一些党政部门，这就引起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将领的不满。在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前后，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国民党中央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在革命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改变前一个时期的消沉状态，积极主张恢复党权，迎汪复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此时在欧洲的汪精卫仍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蒋介石认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他自己。因而，他极力反对汪精卫回国。但由于他的处境一时还比较孤立，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迎汪，同时派代表找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希望中共不要赞助汪精卫回国。

鲍罗廷虽然看到蒋介石已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但他并不主张倒蒋，而是主张蒋汪合作，由汪精卫负责政府工作，由蒋介石负责军队。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认为蒋汪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9月16日，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陈独秀认为，采取让步策略是正确的。会议作出八项决议，其中有：“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声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5)。

这次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陈独秀还向蒋介石派到上海的代表表示，中共只是在三个条件下赞成汪精卫回国：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为了争取蒋介石，维经斯基决定亲率远东局成员曼达良、福京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前往汉口，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在9月20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远东局联合会议上，维经斯基为与蒋介石的会谈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在谈判中，既不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汪精卫；由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由蒋介石掌握军事领导权。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对汪精卫寄予很大的期望。鲍罗廷赞成汪精卫回国，认为“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6)。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出，迎汪复职“这个口号确实能够把所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也能博得农民群众的同情并受到军队中革命人士的支持”(7)。陈独秀等人本来就视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因此中共中央也认为，只要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的中心，可以恢复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指导地位，从而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能够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除了支持蒋介石、汪精卫之外，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利用北伐胜利进军的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实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军队即从一个军扩编为四个军，兵力远在其他各军之上，控制着湖南、湖北两省。蒋介石非常害怕唐生智取代自己的地位，极力加以压制。唐生智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借助汪精卫同蒋介石相对抗，一方面极力表示左倾以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虽然清楚唐生智不是真心拥护革命的人，但又认为唐生智、李济深等是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派。因此，远东局决定派人去同唐生智建立联系。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蒋、唐之间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维持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又要帮助唐生智发展实力，以“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不使造成一人的军事独裁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下级党组织从各方面争取唐生智，“影响他的左倾”。这种想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一种极端软弱的策略，更何况唐生智并不因共产党的支持而真正左倾。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对这个决议案作出解释，指出党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由于提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的认识，在1927年春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一些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反蒋斗争，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决议虽然认为，在这一时期，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却又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等人身上，包括由他们领导军队、政权、土地改革等。特别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迁都之争后，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已十分嚣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推迟同蒋介石的决裂，指望用妥协策略来暂缓矛盾。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叮咛“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8)。

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警惕，认为“我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9)，并且做了一些反蒋的准备。起义胜利后，党曾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抵抗蒋介石、白崇禧军队的缴械，以求巩固胜利的成果。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决裂，指示中共中央：“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10)。结果，当蒋介石宣布军队负责维持秩序，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后，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致信上海区委，要求“表面上要缓和反蒋”(11)，使得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松懈。

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革命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革命政权问题突出地提到党的面前。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推动了许多县政权的变化。在湖南省，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或公法团联席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县农民协会、县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他们虽没有自己推举县长，但原有的县长不能不听从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实际上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局面。江西省有些县，由于广大群众的拥戴，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在省政权方面，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祖涵、李富春参加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革命政权，这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

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一度存在着错误认识。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然而在共产国际未予答复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中共中央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央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限令担任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并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在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把“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作为“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文章表白，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1926年底，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参加政权的意义，决定共产党员“应争取参加各省政府”(12)。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加入政府机关的要求后，中共中央对参加政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陆续派出谭平山、苏兆征等参加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但由于形势迅速恶化，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同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13)。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14)。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

随着北伐的进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危险倾向日益显露。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报告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虽有左的言论，实际行动却很右，但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等。报告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工农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倾向夸大成主要危险，甚至把一些正确的做法也说成是“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种认识完全把事情的主次颠倒了。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认识。

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议决案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但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这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陈独秀等人把一些作出某些左倾表示的军官、政客也看作可以依靠的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政权交给他们，甚至要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让给他们来领导。这就不能不在日后时局陡然逆转的关键时刻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挽救危机的政策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各种准备，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给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展着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中共中央纠“左”的方针传到湖南乡下后，有些地方开始搞起所谓“洗会运动”，把一些革命的贫苦农民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洗”出去。衡山、湘乡等县很多乡的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甚至被关进监狱。这就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就在党内受到抵制。

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在武汉的吴玉章、瞿秋白和邓演达等，曾紧急商讨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异动的方案，提出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务，借以监视蒋介石。4月3日，第四军已做好开往南京的准备，但陈独秀却致电武汉表示反对。

4月初，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同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密谈。他们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反共的时机与方式上有一些分歧。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与汪进行了会谈。4月5日，陈独秀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宣言称：“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如弟兄般亲密。”宣言发表以后，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武汉。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也先后到达武汉。中共中央机构正式移驻武汉。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周恩来严肃指出：“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15)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第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第六军未来得及调出的少数部队被包围缴械，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这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看到上海面临着巨大危险，立即决定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决定上海区委工作计划，制定摆脱危险的防备措施。可是当李立三等人抵达南京时，上海已发生了大屠杀。

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

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后，帝国主义列强感到其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威胁，一方面继续拉拢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到1927年3月，列强在中国水域停泊的军舰已达170艘，其中在上海有60余艘，军队增加到3万多人。3月23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从安徽东进，击败直鲁军，占领南京。3月24日，南京发生劫掠事件，造成外国使馆和侨民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游弋在长江上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外国侨民，于当日下午炮轰南京城，毁房多间，致使百余人伤亡。南京惨案是帝国主义以武力干预中国革命的严重挑衅事件。这一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开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频繁接触。在秘密商谈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即宣称南京事件是“由过激分子煽动而起”，其“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这时，英、美帝国主义者渲染南京事件是“义和团之祸重演”，仍坚持要对华实行“武力制裁。”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摸清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蒋介石的真实态度，认为“武力制裁”未必能够奏效，力主拉拢蒋介石为帝国主义“维持秩序”，“镇压暴行”，并帮助蒋介石巩固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将获得的情报和自己的主张频频向英、美通报，以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4月11日，日本伙同英、美、法、意等国，就南京事件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抗议”照会，实际上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蒋介石公开反共。

这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16)。江浙财阀保证在财政上给蒋介石以全力支持。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也保证把大批流氓、暴徒组织和武装起来充当反共打手。蒋介石又调集嫡系部队和其他拥护他的部队控制江、浙两省和沪宁地区，而把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实现了占领这个富饶地区的计划，从而大大加强了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前，为了迷惑中共中央和上海工人阶级，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允许上海工人纠察队保留枪支，并派代表向上海总工会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

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诬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

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000名纠察队员被军队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打死100多人。此后，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在四川重庆，反共势力制造了三三一流血惨案，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伤亡400多人，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等人惨遭杀害。在广州，李济深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仅7天被捕者即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多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6日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

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动不仅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于4月17日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攻击共产党，并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

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和突然袭击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举国激愤。4月13日，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组织2000名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反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

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大屠杀所吓倒。在一些充满白色恐怖的地区，顽强的共产党人仍在进行着革命活动。4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周其鉴等到韶关指导北江地区的革命斗争。4月下旬，广东区委决定由彭湃、杨石魂、张善铭等七人组成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领导东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7月中旬，琼崖特委将所辖各县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冯平任总司令，杨善集任党代表，向反动民团发起进攻。在澄海、五华、中山、英德、紫金、惠来、梅县、海丰、陆丰、郁南、丰顺、惠阳等县，均有农军和农民的武装暴动。中共广东特委(17)指出：各地的暴动表面上虽被反革命派镇压摧残，但已给反革命派重大打击，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即使是斗争艰难的地方，也必须设法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民秘密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东征北伐之争和第二次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10万人。它不仅财政困难，且面临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蒋介石据有闽、浙两省的全部地区和苏、皖两省的江南大部分地区，拥有兵力约15万人，并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在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相继被击溃后，北洋军阀中实力强大而尚未受到革命势力打击的奉系张作霖，同北伐军之间已不再存在可作为缓冲的地带。于是，张作霖分兵两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进抵苏北、皖北，威胁南京；另一路即奉系部队的主力，沿京汉路南下，占领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并陈兵于许昌、郾城、汝城一带，窥伺武汉，对武汉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在武汉方面举棋不定的情况下，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时，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局面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因此，东征讨蒋的呼声在武汉虽然很高，但始终没有真正见诸行动。

冯玉祥自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曾一度倾向革命，支持农民运动。但他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受到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26年底以后，冯玉祥控制的陕、甘地区农民运动兴起，多次发生抗粮、抗捐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这引起他的不满，认为农民运动妨碍税收，扰乱社会秩序，命令加以限制和取缔。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武汉出师北伐，但又对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联系。冯玉祥拥有兵力约8万人，同武汉方面拥有的兵力相差无几，在宁汉对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一些共产党人对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变化缺乏分析，依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鲍罗廷等以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他们担心如果先东征沪宁，会过早地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18)。这就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主要观点。鲍罗廷还威胁说：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没有采纳东征讨蒋的建议，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进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领的八万大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冯玉祥也率部由潼关出发向河南进军。

起初，第二次北伐战事进展比较顺利。但当奉军急调主力投入豫南战场后，双方发生异常激烈的战斗，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战状态。5月中下旬，武汉北伐军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临颍一带，以伤亡1.4万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牺牲很大。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蒋先云在临颍决战中壮烈牺牲。

6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次北伐结束。

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第二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使川、黔、桂、粤等地方军阀进攻两湖，同时秘密策反驻扎在两湖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企图里应外合，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还同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在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上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禁止各地同武汉进行贸易。帝国主义各国商人在武汉的工厂、商店纷纷关闭。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武汉的一部分工人和店员向厂方或店方提出一些过高的经济要求，致使不少工商业资本家因亏损增加而缩小经营或抽逃资金，甚至关厂关店。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武汉国民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更加困难，被迫颁布现金集中令，禁止现金外流，大量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19)。这些措施又引起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厂、商店大批倒闭，日用商品日益减少，失业工人、店员高达10万人以上。市民生活困苦，人心急剧浮动。

这时，武汉地区及附近省的农民斗争仍十分激烈，特别是湖南农民“耕地农有”的要求很强烈，不少地方成立区、乡土地委员会，用插标占田等方式直接动手分配土地。各地封建地主势力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与贪官污吏、土匪流氓、反动军官等结成反对土地革命的联合阵线，进行凶猛的反攻。他们摧毁农会，残害农民，制造反革命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急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20)；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21)。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陆续出台。

党的五大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22)、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23)。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李立三后来回忆道：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24)。此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四、大革命的失败

革命危机的加剧和五月紧急指示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在这种局面下，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公开发动武装叛乱。1927年4月底，唐生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杨森、夏斗寅叛乱之机反攻倒算，在短短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同奉军激战，无法回援。武汉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部奋起反击，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分水陆两路向巴东逃窜。武汉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25)。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等的意见后又转而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26)，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27)，决定派谭平山去湖南纠正“过火”行为。这时，湖南各县有5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但因为得不到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分散于各地，不能给反革命势力以有效的反击。此外，湖南许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对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又缺乏精神准备，“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28)。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县的万余农军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有些人害怕攻城会破坏国共合作，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浏阳等地的5000农军因未及时接获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打败。各县农军先后被各个击破。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疯狂，短短的20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随后，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中共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跟着他们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斗争。这种错误态度，只能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其主要内容是：（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29)。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斯大林等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

6月1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谈了他对紧急指示的看法。关于土地革命，他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关于吸收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中央，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关于组成工农新军，他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至于组建革命法庭，他认为也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30)。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后，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唐希望联冯反蒋和反共，所以对冯玉祥作了很大让步。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政务，以冯玉祥为主席；并决定北伐军撤离河南，将该地留给冯玉祥。但是，冯玉祥在会谈中只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两湖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汪、唐等停止宁汉间的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郑州会议刚刚结束，冯玉祥在蒋介石极力拉拢并答应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的条件下，即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

在汪精卫赴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把五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汪精卫看后没有表态。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即以紧急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煽动“分共”。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的主力部队特别是何键所部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撤回两湖，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

6月上旬，莫斯科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要求“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儆效尤”(31)。此时，湖南尚有不少农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叛军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来不及回师两湖。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但中央许多人的态度动摇，鲍罗廷、彭述之等人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6月15日，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电文还指出：“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32)

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制定应对危机的好办法。罗易多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建议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他甚至称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33)。鲍罗廷则认为罗易将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是犯了组织性错误，要求共产国际将他召回。共产国际、联共（布）仍然希望拉住汪精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给武汉国民政府200万卢布的援助，并电告汪精卫：为挽救革命，应当停止动摇，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这些已无法拉住已经右转的汪精卫。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在当地制造又一个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键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等等。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

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个建议也没有付诸实施。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指导下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在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于7月24日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

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决心“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34)，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声明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声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35)。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等也相继出走。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

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党所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大革命初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但却走在了时代前列。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建立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大革命开始后，广大共产党员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革命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艰苦斗争、奋勇杀敌，推动北伐胜利进军，从而使得国民革命很快形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起初只有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六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将形成燎原之势。

大革命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来说，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鼓舞和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亚洲地区人民的觉醒，阻滞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扩张的步伐。

但是，这场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是动员和组织的程度还很不充分，力量发展也很不平衡。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36)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37)，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如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帮助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共中央开展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为了支持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在党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援助，苏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和军事人才。苏联顾问在中国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38)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39)。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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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学系，官僚政客集团。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拒绝参加。他们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系，从事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北伐开始后，该集团与蒋介石相勾结，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出版社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0页。

(3)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4) 《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2页。文中“K. M. T. ”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6)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9) 《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最近全国政治局面及革命运动的趋势》（1927年3月12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9页。

(11)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接洽等问题》（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12)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13) 《中共中央二十二号通告》，1926年10月3日。

(14) 《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15) 《特委会议记录——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1927年4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16) 《字林西报》，1927年3月28日。

(17) 1927年5月20日，中共广东区委改称中共广东特委。

(18) 《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19)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平均不到200万元，而蒋介石在粵沪每月收入达1500万元。武汉政府的月支出约1700万元，绝大部分靠发行钞票、公债和国库券来维持。

(20) 《汪精卫先生与革命的民众》，《中央副刊》第20号，1927年4月12日出版。

(21)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15日），《汪精卫集》第3卷，《民国丛书》第四编（97），上海书店根据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222–223页。

(22) 罗易（1892–1954），印度人，英文名M. N. Roy，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24) 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25) 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2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5月27日、29日。

(27) 独秀：《湖南政变与讨蒋》，《向导》第199期，1927年6月20日。

(28) 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布尔塞维克》第20期，1928年5月30日。

(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30)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309页。

(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307页。

(32)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美〕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33)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322页。

(34) 北京《晨报》，1927年7月17日。

(35)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1页。

(36)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37)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38) 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39) 《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第　三　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　八　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其内外政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蒋介石和汪精卫既已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中国国民党也就变成由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虽然在国民党的高层中有些人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冷遇、排挤，有些党员特别是那些忠诚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有影响的进步人士，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但他们都不足以改变这个党的性质。这个集团内部也不统一，而是分成若干派系，彼此间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1927年7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和广西、广东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已参加国民党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仍然割据山西，冯玉祥则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此外，四川、贵州、云南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盘踞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

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和政客既互相勾结，又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以至兵戎相向。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在1927年8月受桂系排挤，一度“下野”，但他的嫡系军队仍控制着江苏、浙江一带。10月，宁（李宗仁、何应钦）汉（汪精卫、唐生智）之战爆发。不久，武汉方面战败。汪精卫又依托广东的地方势力，与南京对抗。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四大派系，由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而达成暂时的妥协。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进行“北伐”，夺取奉系军阀所占据的地盘。6月初，张作霖弃守北京，乘火车退往山海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决意抛弃张作霖、另行成立“满蒙帝国”计划的一部分。面对家仇国恨，再加上受美国的影响，张作霖之子、新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没有顺从日本使东北独立的意图，于1928年底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这种表面的、暂时的统一，很快又为新的军阀混战所代替。

国民党南京政权成立后，对内实行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在经济方面，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并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官僚资本。

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江浙财阀，先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帮助这个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处处维护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许多买办资本家从经营公债中，就得到了大量的好处。据统计，上海28家主要银行的总资产，1926年为13.91亿元，1931年增长到25.696亿元。1928年，上海银钱业投资公债为1.3亿元，1931年则达到2.3亿元。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逐渐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以公债掠夺为例，从1927年到1936年，南京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这些公债的大部分由南京政府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而以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这些公债的发行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愈多，人民群众的捐税负担就愈重。1934年，江苏省田赋附加税达147种，其中有的超过正税25倍；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其中有的为正税的80余倍。在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关税、盐税和统税所占的比重，1928年为48％，1931年增至88.2％。

南京政府还把建立和垄断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手段，对全国的经济命脉进行控制。1928年11月，南京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给予它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经营内外债等特权，使之在金融界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后，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并通过强行修改条例、加入官股、强行改组等措施，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以及各地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二等银行。此外，还把中华邮政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以控制。

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许多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官吏成为新兴的地主。据江苏省民政厅1928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该省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有77个是国民党的官吏。1931年，在无锡被调查的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这种状况，决定了南京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据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年在无锡所作20个村1035户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地主占总户数的5.7％，占有土地总数的47.3％；富农占总户数的5.6％，占有土地总数的17.7％；而占总户数88.7％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仅占有土地总数的35％。南京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地租从未因此而有所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断增加。如广东省，从1929年到1934年，租额普遍增加了20％。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生产萎缩，经济凋敝，天灾人祸有增无已。据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1928年，全国有1093个县受灾，灾民达7000万人以上；1930年，受灾县517个，灾民达2100万人以上。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又发生严重水灾，湘、皖、鄂、豫、苏、赣等16个省的灾民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生活极为痛苦。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在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同时，还强化为其反动统治服务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制度。

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训政”。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国民党“独负全责”。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

由于军权控制在蒋介石集团的手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蒋介石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并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学习，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人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国民党还十分重视扩大和强化它所控制的反革命军事力量。据1929年3月国民党的官方材料统计，军队总人数在200万以上，这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的军费开支浩大。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把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作为主要任务，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

南京政府还通过实施严密的保甲制度，强化它在乡村的统治。1931年，国民党的“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拟定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并于同年6月在江西省试行，以后逐步扩大到其他省市。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对外实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对于英、美等国军队1927年3月炮轰南京的事件，以及日本军队1928年5月3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屠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南京政府均顺从这些国家的无理要求，作出妥协处理，并保证继续维护它们在中国的特权。与此相对照，南京政府却于1927年12月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枪杀副领事等十几人，同时驱赶苏联驻中国其他城市的领事。1929年5月，南京政府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派军警包围并搜查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馆，逮捕和监禁苏联领事及有关人员。接着，挑起中东路事件(1)。

从1928年6月起，南京政府大力宣传要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发起一场同外国列强“改订新约”的运动。尽管在这个运动中，南京政府改组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收回镇江、厦门、威海等租界，但它“改订新约”的内容主要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在关税自主方面，南京政府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美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12个国家缔结关于关税问题的新条约，使海关税率有所提高。但是，南京政府在制定海关税率时仍要受这些国家的约束，并且中国的海关行政权继续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南京政府与旧条约期满的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等国订立了新约。但是，由于日本和英、美、法等国反对废除领事裁判权，所以，南京政府尽管在1931年5月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却未能真正实行。

这个时期，英、美等国对南京政府作出一些让步，是因为它们需要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统治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实际上，它们对于中国的侵略是更加深入了。由于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曾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南京政府建立后，采取了有利于它们的经济政策。以外国在华投资设厂为例，1927年以后明显增多。在产业方面，1931年，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2％；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纱锭数占中外厂纱锭总数的43.5％，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布机数占中外厂布机总数的51.4％。在交通方面，1930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82.8％；1931年，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里程总数的84.3％。在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2.67多亿元，而英国在中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四家银行的总资本就达1.1亿多美元（约合当时华币4亿余元）。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而美国在中国的花旗银行的存款就达13亿美元（约合当时华币近50亿元）。由此可见，在英、美等国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对它们的依赖性更大了。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

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经常中断的国内交通基本得到恢复，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交流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关税自主、废除厘金等措施，加上白银价格下降，刺激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减少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发展。以民族工业为例，据中国银行1930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卷烟、棉织、制帽、制皂、化妆品、造纸、机器、针织、调味品、搪瓷、橡胶11个行业的总营业额，比1929年度平均增长20％。再据中国银行1931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上述各行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橡胶业1930年增长率为250％，1931年增长率为200％；棉织业1930年增长率为120％，1931年增长率为128％；卷烟业1930年度增长率为130％，1931年增长率为115％。1928年，新设工厂的注册数和资本额也有所增加，分别为250家和1.17多亿元。民族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一度发展。

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首先，民族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以纺织业为例，1930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14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40–50万枚。1931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6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10万余枚。其次，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如买办资本雄厚，不如买办资本那样能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再次，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广大农民购买力极低的情况下，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渐萎缩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第四，南京政府建立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军费开支激增，另外还宣布承担北洋军阀政府欠下的全部外债，这样，用于发展经济的费用就微乎其微。而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主要在大城市之间和铁路线上进行，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环境。第五，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千方百计地向民族资本家勒索，如采取开征新税，采用绑架等恐怖手段或以其他罪名逼迫“捐款”和交纳“赎金”等，使他们常常陷于困境。第六，南京政府变动关税税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增加其财政收入，并非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民族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原料和设备的关税往往很高，这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利的。由于上述原因，从南京政府建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几年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某些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愈来愈缓慢，有些行业甚至出现急剧衰退的现象。以新注册工厂数为例，1929年已从1928年的250家下降为180家，1930年、1931年更分别下降为119家和113家，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由于国民党曾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蒋介石等人在背叛革命后仍然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它做过某些让步，一时给人们造成国民党政权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印象；加上这个政权在形式上暂时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采取了个别有利的措施，这些情况，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产生过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事实上，这种希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民党在建立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极力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然而，一旦政权稍有稳定时，便培植和发展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其个别代表人物虽然参加了南京政府，但只是被拉拢和作为点缀，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且很快被踢开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国民党政权的裂痕日渐扩大。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其中称：“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〇次会议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上述内容被写进同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仟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临难时被绑在木十字架上，敌人极其残酷地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头顶插香点燃，并用火烧其心窝，但他毫不畏惧，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要胜利”，最后壮烈牺牲。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坚持斗争。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各地革命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被查禁。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从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党虽然发动和领导了有34万余工人参加的47次罢工斗争，但只有少数几次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归于失败。拥有近1000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许多县区，虽先后爆发多次农民武装起义，但此起彼落，多数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所以，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来。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各地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十师第三十团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在起义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挥的。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与叶挺、贺龙商量对策，决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在南昌，还有原由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也是举行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2)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他仍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这个意见被前委否决。7月31日，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以上二人未到南昌）、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七人组成主席团。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已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三个军(3)。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但这时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经转到反革命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重新进行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的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革命战争。起义军在退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这样，就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

起义军向广东进军途中，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天气又很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在起义时就表现动摇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行抵江西进贤时率部离开革命队伍。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本身也遭受很大伤亡。在9月下旬攻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今丰顺县城）西进，少数部队留守潮、汕。这些部队于10月初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均遭到严重失败，只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一小部分部队，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香港。他们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4)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八七会议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5)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会议在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时指出：（一）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四）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告全党党员书宣告：“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装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指出：现实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应减租。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注意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减租斗争，但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鉴于秘密工作将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形式，议决案提出：现时组织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同时注意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

八七会议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指出：党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影响到党的组织。其主要表现是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成分，工农分子向来只占绝对少数。为改变这种状况，通告提出：党的指导机关的成分要工农化，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的指导机关负责；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这种不适当地强调领导机关和党员单纯工农成分的指导思想，脱离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状况，对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左”的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一再强调“唯成分论”，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组织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农中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这个建议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提出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会议还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已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曾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的口号和实现“工农独裁”的目标。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致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至于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指示信认为应当在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

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此，现时不应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一个多月后，即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6)。

八七会议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共中央机关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由武汉迁往上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8月3日颁发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随后，中央又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且要求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彭公达任书记。8月18日和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会议认为起义不应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会议决定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的起义。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上述各县工农起义，并在长沙工人起义接应下，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夺取长沙。会后，毛泽东到江西安源，向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情况和起义计划。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继而又赶往铜鼓。参加湘赣边界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前夕，余洒度还收编了滞留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四团。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长沙近郊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因而先后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起义军在向南转移途中，处境十分困难。部队中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缺乏弹药，没有给养，指战员伤病残增多；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因此，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保留下来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7)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题。会后，毛泽东于10月6日在宁冈大仓村和袁文才接触并建立联系后，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不久，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一些党员军事干部到袁部帮助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今炎陵县）、遂川等地转战后，返回井冈山，于10月27日抵达茨坪，11月初到达茅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广州起义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1月，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凌晨，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随即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在起义发动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这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对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和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乘粤军主力没有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8)的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虽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

起义失败后，被迫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在战斗中也表现了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其他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在湖北，武装起义先后在沔阳（今仙桃市）、公安、蒲圻（今赤壁市）、咸宁、枣阳、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7年11月由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麻城地区领导的起义。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曹学楷任政府主席，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随后，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起义军为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广东，先后爆发了海陆丰及琼崖地区（今属海南省）的武装起义。从1927年9月到10月底，海丰、陆丰及其附近地区爆发两次武装起义。10月底开始的起义，是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在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的，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东江特委书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11月中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区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彭湃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推翻旧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形成了包括海丰、陆丰全县和惠阳、紫金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琼崖地区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及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下，从1927年9月开始在定安、琼山、万宁、陵水、乐会（今属琼海县）、文昌、琼东、儋县、临高等地先后发动的。起义后，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8月中旬，成立以王文明为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区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在江西，先后爆发了吉安县东固及万安、泰和、永丰等县的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赖经邦等在东固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军，并在中共赣西特委指导下，于1927年11月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东龙区委，扩大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以东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从1928年9月到1929年初，分别成立以李文林、段月泉为团长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从而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万安武装起义是1927年11月在曾天宇、张世熙领导下举行的，起义农民曾四次攻打县城，终于在1928年1月8日占领。第二天成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但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不久即告失败，曾天宇牺牲，一部分起义农民转入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

除鄂、粤、赣等省外，八七会议后不久，其他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10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清涧起义；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同年11月1日中共豫南特委驻马店办事处负责人李鸣歧、马尚德（杨靖宇）等领导的确山刘店起义等。

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地区又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并先后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和横峰县委。1928年5月，在弋阳县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建立了弋阳苏维埃政府。接着，又成立横峰苏维埃政府。由于遭到优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起义武装后来转移到弋阳、横峰北部的丁山（即磨盘山）地区，坚持斗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起义军攻占宜章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起义军与当地农民相结合，打垮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的进攻。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均在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起义军占领湘南十多个县，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工农革命军很快发展到1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错误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同年三四月间，在湖南、广东两省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起义部队不得不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

1928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周逸群、贺龙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游击战争。他们路过洪湖地区，把原由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领导的洪湖地区农民起义组成的三支游击队共500多人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局面。随后，周逸群、贺龙到湘鄂边，利用贺龙的旧部属关系，于3月在桑植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进占桑植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4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桑植县城，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等地，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

1928年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撤离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同年3月至6月，闽西的党组织发动多次农民起义。其中著名的有中共龙岩、永定等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先后在龙岩的后田，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和上杭的蛟洋等地领导的起义。随后，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以及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这些斗争，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的直接组织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起义。6月，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1928年7月22日，在共产党员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下，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贺国中也先后率部参加起义。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起义。7月24日，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7月30日，起义军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湘鄂赣边。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界发展，并寻机与毛泽东率领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部队联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底至1928年春，湖南醴陵农民起义；1928年二三月间，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县、南康、信丰、雩都（今于都）、寻邬（今寻乌）、兴国等地领导的农民起义；1928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在南通、海门、如皋、靖江、泰兴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等等。这些起义的情况各不相同，结果互异。有些起义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失败了；有些起义由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主观指导上有错误，最后遭到挫折；只有少数起义，条件比较成熟，领导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比较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在这期间，虽然武装起义蜂起，但并不表明革命形势在高涨。从全局来看，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

1927年10月下旬，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宁汉战争。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宣言对中国革命形势及条件不作客观分析，提出：“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10月底，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为此，11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通告认为，在全国混战的局面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及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通告提出，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通告认为，只有各地努力发动群众，方能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这种“左”倾情绪，与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有关。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中国后，不但积极贯彻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9)，而且有所发展。他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8月，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

在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制定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策略。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决议案一方面正确地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澈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会议接受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等。根据罗米那兹的提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予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

这次扩大会议在肯定八七会议以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的同时，还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指出这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策源地”。为此，议决案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会议要求在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12月下旬，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便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号召立刻暴动，并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从指导思想和总策略上认清“左”倾错误，也就不可能彻底地纠正带全局性的盲动错误。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这时，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且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米那兹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同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

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毛泽东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由于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因此，毛泽东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坚决为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而奋斗。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上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从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田。

为了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前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部队执行这三项任务，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发动了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1928年4月，毛泽东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前委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湘赣边界各县建立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这些地方武装不仅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而且是正规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到达宁冈，批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且将前委取消，改组为师委。湘南特委还要求把工农革命军调往湘南支援暴动，结果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在这期间，还召开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的会师，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接着，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

红四军成立后，由于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剿”。为了打退敌人的“进剿”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的局面，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击破了敌军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割据地区日益扩大。1928年6月23日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范围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地区。

龙源口战斗之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酝酿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联合“会剿”。6月30日，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为巡视员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晚，毛泽东在永新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认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分兵去湘南必将不利于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会议决定报告湖南省委，不能执行向湘南发展的意见。

7月中旬，红四军兵分两路迎击湘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会剿”。当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占领酃县的时候，杜修经不顾永新会议的决定，附和红军中部分宜章籍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引导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军委也未加以有力的阻止，结果造成红军主力损失很大的“八月失败”。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领红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同敌人作战。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去湘南后，便向井冈山根据地大举进攻，结果边界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均被敌人占领。不久，江西国民党军队发生内讧，围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军相继退去。湘赣边界特委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部去桂东迎还主力，以另一大部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8月30日，湘赣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二次“会剿”。井冈山留守红军在群众支援下，凭险抵抗，打破敌人的“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9月，毛泽东率部回师井冈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

1928年10月，为总结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的步云山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以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11月2日，特委和军委收到中央6月4日指示信。信中肯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管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1月14日至15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军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担任书记。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从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地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10)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一年多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初对于上井冈山，党内有非议；跟随上井冈山的人，也有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持怀疑态度者。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回答。

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11)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2)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些主客观条件是：（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继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二）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如1928年1月，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等等，集中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井冈山地区带来崭新的面貌。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开展土地革命，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是通过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支援了革命战争。

但是，就全党来说，这时还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八七会议后，党要求各地通过暴动建立的革命政权，是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模式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自然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但是，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蒋介石集团并非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表。他认为，在根据地内，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为此，在1928年11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提案。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其一，要重视工农兵代表会。他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虽然普遍建立了，但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工农兵代表会。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同时封建时代独裁专断恶习的影响在群众中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不干净，因而也就不习惯新的民主制度。因此，要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加强代表会的建设。其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他指出，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在一边，从而造成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农民主政权思想，是对党正在探索中的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历史的局限。这些都为以后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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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在南京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破坏1924年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协定，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铁路，解除苏方人员的职务，引起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12月，中国方面战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7月以前状态。这次事件史称中东路事件。

(2)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 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不久接任军长），党代表朱克靖。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

(4)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因此“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这是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由来。

(5) 罗米那兹（1897–1935），苏联人，俄文原名В. В. ЛоминɑДзе。1917年3月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4月，作为青年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工作。1927年7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抵达武汉。

(6) 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中央“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当时按照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在经过“左派国民党阶段”之后，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因此，这个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里的“苏维埃”，是俄文coвeт的音译，原意为代表会议或会议。

(7) 袁文才（1898–1930），江西宁冈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冈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曾任遂川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逐步接受党的教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文才、王佐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2月10日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8) 诺伊曼（1902–1937），德国人，德文原名H. Neumann，德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作为罗米那兹的助手来到中国，参与指导广州起义。

(9)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影响很大。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当作了革命对象。

(10)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

(12) 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第　九　章

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快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六大召开前，中共中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4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任弼时。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与会者基本同意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认识到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承认中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革命发展不平衡，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上。但此时中央一些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左”倾盲动的错误。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1)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2)。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大会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个时期，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向前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也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大会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大会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决议案在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的同时，进一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决议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并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由3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大会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3)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在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中，没有认识到导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基本问题产生错误认识的，正是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的不正确分析。六大以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作指导，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即一方面正确地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另一方面则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推到敌人一边，在政策上则容易出现混淆革命性质的“左”倾错误。

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联系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六大虽然承认当前没有革命高潮，不具备立即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但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革命低潮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至整个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4)，影响到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是后来六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虽然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任务，但仍把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本来，由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尤其是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要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解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然而，六大却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大会发展了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继续片面地强调注意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并健全支部的组织和生活，改变工农成分的比例，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要占多数。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1928年4月至9月期间，留守中央在国内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开展反日运动，同时反对英国、美国乘机加紧对中国渗透和控制，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山东、东北的权益给日本；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工人运动；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派得力人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加紧士兵运动；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及时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大开会期间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等等。这些工作，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媚外政策，争取群众，对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城市职工运动和农村斗争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5)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各地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努力整顿遭受严重打击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指导党组织转变斗争形式。经过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中央的派出机关。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北方局，派王荷波、蔡和森到北方，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整顿顺直、山东、山西、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决定由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未到职），下设军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决定设立长江局，以罗亦农为书记，负责长江流域党的工作。在建立派出机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派巡视员到各地，实际指导地方党组织迅速转入秘密状态。

鉴于以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好地下工作，中共中央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192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规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秘密环境。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提出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问题。这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是利用职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使党组织和党员能够长期埋伏，并在群众的掩护下开展工作，不断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福建、顺直、河南、陕西、广西等地的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得比较快。在山西、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党组织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在各地还建立了一些特委。到党的六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有12个省委、3个临时省委、400多个县、市委。这些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各项工作尤其是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共产党人经过顽强斗争，逐渐从大革命失败时遭受严重打击的状况中走出来，收拢党的队伍，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逐渐学会做秘密工作，形成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斗争，又重新发展起来了。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党组织的状况与党所担负的任务还远不能相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不断遭受摧残。湖北省委在1928年一年中遭受三次大破坏。广州起义后，广东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同年，湖南省委被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无法立足，只得迁往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委同中央失去联系。保存下来的一些党组织，也存在或消极涣散，或“左”倾盲动，以及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群众等问题，党员中则滋长了相互抱怨和不信任的情绪。党的六大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提出要“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加紧“建立地方党部”，要注意发展党员队伍，努力做到党员职业化，“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

党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回国后，非常注意党的建设。1928年9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讨论了广西、河南两个省委的改组和充实问题。从这时到年底，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山西、云南、福建、四川、满洲、山东、陕西、顺直等省委的组织问题，对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改组、重建、充实，作出切实可行的指导。中央还派周恩来等到顺直、江苏，处理久拖不决、十分棘手的顺直问题(6)和江苏问题(7)，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经过不懈努力，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增加到6.93万余人，产业工人支部达到近百个。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即增加到228个。

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斗争的开展

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党的秘密工作加强了指导，强调党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等。这些指导意见和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处在困难境况下的各地党组织和群众斗争逐步得到复兴。这集中表现在工人运动方面。

中共中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为加强中央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将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决定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参加江苏省委，并组织以周恩来为首的巡视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以项英为首的全国总工会巡视上海工运委员会。中央在对各地工人运动的指导中，注意纠正“左”的倾向，贯彻党的六大关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精神。在策略指导上，强调要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应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在组织形式上，强调要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为了争取群众，提倡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能够利用的合法条件。由于中央重视，党的六大路线和工运策略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得到贯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无比愤怒。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时期内，许多城市的工人群众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禁止，纷纷开展抵制日货以至罢工等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上海，各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严正的反日要求，并开展颇有成效的抵制日货活动。在长沙，海员和码头工人积极参加湖南全省的对日绝交运动和持续半年之久的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大金码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汉口，日本租界和日资企业的工人8000余人，为抗议驻汉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车撞死中国人力车夫而举行的罢工坚持半年之久，迫使日本领事答应道歉、赔偿等条件。在山东，积愤已久的青岛日商纱厂2万余工人，在1929年6月举行为时四个月之久的反日大罢工。席卷全国的反日斗争，是自五卅运动以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这种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工会在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1928年下半年，上海发生的94起罢工中，由资本家方面引起的占32％，由工人反抗引起的占60％。斗争结果，工人完全胜利的占25％，相当胜利的占19％，失败的占13％。从工人罢工的实际结果看，贯彻党的六大的工运策略，也取得了成效。例如，1928年10月，上海邮务职工为改善薪津举行的大罢工取得胜利。这次斗争震动上海，波及全国。1929年4月，唐山开滦五矿10多万名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迫使矿方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10月，武昌福源纱厂等工厂的工人先后举行数十次反抗资本家和当局压迫的斗争，推动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复兴。特别是1930年6月上海法电工人持续57天的大罢工，利用合法手段，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最后取得了胜利。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再一个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深入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和发动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派常委分赴各中心城市和铁路、煤矿、海运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帮助建立工会。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左”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从总体上看，工人运动的规模不是很大，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不是很多，工人斗争还带着明显的防御性质。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仍然很弱小，远没有实现党的六大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目标。

这时，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已有的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作为这方面工作的决策机构。特委下设特科，执行具体任务。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党的六大以后，党还与陈独秀等人同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进行了斗争。

中国托派的最初来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苏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于1927年底和1929年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大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虽然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由于没有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不应当组织红军，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和工厂，准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停职而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回到上海后，他一面按照中央的要求，经常写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以“撒翁”的笔名发表在党的刊物上，掲露鞭挞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的责任。因此，他对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大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和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十分不满。应当指出，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是不适当的。

1929年春，当陈独秀、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认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公正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独秀等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严重的“左”的错误。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他对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也不赞成。但是，陈独秀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他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认为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只应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主张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尤其不可存有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只应偏重于经济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等。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陈独秀反对党的六大路线，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1929年8月至10月，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转变的特征，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到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已经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应待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观点。他还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民主革命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召集“国民会议”为总的政治口号的合法运动。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陈独秀在中央对他的信件未作出答复以前，便将这些信件经过彭述之等在党内散发，鼓动一些人起来反对党的路线，并且秘密进行小组织活动。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进行挽救。10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但是，陈独秀等人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不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继续进行宗派活动。为此，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托陈取消派纲领）到1931年5月，几个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等）在上海联合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或“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由于托陈取消派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就陷于分裂和瘫痪，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会剿”后，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在朱培德、何键、金汉鼎的指挥下，以六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同时，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红四军不仅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经济十分困难，再次面临建军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4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反“会剿”的部署，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根据地。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群众的配合，红四军处境非常困难。首战大庾（今大余）失利后，再战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2月10日大柏地一战，红四军激战近一昼夜，至11日下午歼灭尾追之敌大部，俘敌800多人，取得战斗的胜利，从而改变了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久，红四军在吉安的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段月泉等分别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这时，红四军得知井冈山已被敌人占领，原定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无法实现。鉴于这种情况，红四军遂于2月下旬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界挺进。3月，红四军第一次进入福建省境内，消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进占长汀县城，并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月20日，前委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4月，红四军由福建回师赣南，先后进占瑞金、雩都、宁都、兴国等县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初步打开了局面。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于2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写来的信。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在信中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以免“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4月5日，红四军前委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前委在信中还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1929年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造成闽西空虚的时机，先后两次进入闽西，歼灭当地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这时，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11月，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到1930年春，包括兴国、雩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邬、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任政府主席。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后来，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开辟

湘赣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红五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进行井冈山保卫战。在优势敌人的四面包围下，红五军被迫突围，前往赣南与红四军会合。留在边界的工农武装力量在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等领导下，坚持与敌人斗争。5月，红五军重返湘赣边界，与地方革命武装一起开展武装割据。至年底，在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泰和等县恢复和重建了革命政权。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成立，江西红军组成红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在赣西革命斗争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湘东各县革命斗争也有较大发展。经过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湘东和赣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0月，湘赣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和以袁德生为主席的省苏维埃政府。至此，湘赣根据地形成。

在湘鄂赣边，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主力转往井冈山后，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留在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到1929年四五月间，将割据区域扩大到浏阳、平江、铜鼓、修水、万载等县。8月，由湘赣边返回的彭德怀部红五军与黄公略部会合，共同开展边界的武装斗争。到1930年四五月间，红五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在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6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同鄂东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同月，彭德怀、滕代远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北大冶宣布成立红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由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的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

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的开辟

湘鄂西根据地主要由湘鄂边、洪湖根据地组成，后来还包括巴（东）兴（山）（秭）归和襄（阳）枣（阳）宜（城）根据地。

1928年春，周逸群、贺龙在湘鄂边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力量逐步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湘西各县的统一领导，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1928年7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将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为湘鄂西前委。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6月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位于武汉、沙市之间的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位置重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曾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6月，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担任重建的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1929年2月，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鄂西。鄂西特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总结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反“清剿”的胜利，使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段德昌为师长的红军中央独立师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4月，建立管辖沔阳、潜江、监利、石首、华容、江陵六县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洪湖根据地。

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并组成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全军团约1万人。随即，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西根据地。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此外，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和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建立起襄枣宜根据地和巴兴归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鄂豫皖根据地，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组成。

湖北黄麻起义建立的鄂东军，于1928年初在黄陂县木兰山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几个月后，开始创建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从1928年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第七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1928年10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组建鄂东特委，以王秀松为书记。10月，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向中央建议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建整个大别山区域的武装割据局面。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成立，徐朋人任书记。

1929年5月初，鄂东特委派吴光浩等到商（城）南参与领导起义。5月6日，商南起义爆发。由起义武装组成的红三十二师打退反动武装的多次进攻，初步建立了豫东南根据地。

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准备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从11月8日起，在六安县委领导下，舒传贤等在安徽六霍地区组织农民、士兵起义。1930年1月，成立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4月，红三十三师在红三十二师的配合下，一度袭占英山，两次攻克霍山县城，初步建立皖西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鄂豫两省国民党军队发起对红三十一师和鄂豫边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红三十一师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打破敌人的“会剿”。接着，国民党军队又组织对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摧毁两个根据地。红三十一师和红三十二师紧密配合，接连粉碎敌人的两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29年11月20日，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鄂豫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以徐朋人为书记的鄂豫边特委。12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曹学楷为主席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和以徐向前为主席的鄂豫边军事委员会。至此，鄂豫边根据地形成。

1930年4月，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2月和3月的指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并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同年6月，召开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10月，由阳新地区北渡长江转战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这样，就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

其他根据地的开辟

党的六大以后，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农村根据地随之逐步扩大。

在赣东北，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后，依靠群众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把武装斗争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结合起来，推动红色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建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和赣东北根据地。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剿”后，到1929年下半年，赣东北根据地发展到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分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同新开辟的贵溪、余江、万年等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同年10月，在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召开第一届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此前，在赣东北红军斗争的影响下，1928年9月，闽北崇安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1930年2月成立闽北红军独立团，后进入赣东北根据地。1930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原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基础上，成立红军第十军，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胡庭铨先后任代理政治委员，胡庭铨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1日，成立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后，根据地扩大到闽北、浙西等地，形成闽浙赣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百色、恩隆、东兰、凤山、奉议、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同左江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根据地。不久，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红八军遭到失败，左江根据地丧失。红八军余部经过艰苦斗争，与红七军会合，编入红七军。

在广东东江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力强大和党组织的领导中的盲动错误，革命斗争在1928年5月曾遭到失败，少数人员转移到附近的八乡山等山区坚持斗争。从1929年春开始，革命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同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占领海陆丰乃至东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陆续调走，中共东江特委乘机把分散活动的革命武装集中起来，相继建立红军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二团，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五华、丰顺、揭阳交界的八乡山和潮阳、普宁、惠来交界的大南山等地区建立根据地。1930年5月，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以陈魁亚为委员长的东江苏维埃政府。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述红军各团编组成以古大存为军长的红军第十一军，主力达3000多人，各种群众武装达2万人左右。在根据地内，群众也广泛地发动起来，进行了土地革命。

在海南岛，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地区后，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琼崖特委遭到敌人多次破坏后，于1929年下半年成立琼崖临时特委，红军恢复发展为独立团。1930年4月，召开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重新成立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琼崖特委。新特委成立后，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海南岛兵力空虚的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军发展为独立师，并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

在川东地区，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万源、宣汉两县边界的农民于1929年4月下旬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川东游击军，随后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在浙南，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党组织先后在永嘉、瑞安、平阳等县举行过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了一支工农武装。1930年春，中共中央派金贯真回浙南组织特委。5月，组建了红军第十三军。随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红十三军遭到严重挫折而失败，余部分散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在苏中，（南）通海（门）如（皋）泰（兴）起义失败后，当地党组织于1929年2月在南通东五区建立游击队和小块游击根据地。6月，如皋、泰县的党组织建立了革命武装。同年秋，在中共通海特委的领导下，游击区军民粉碎南通、海门等六县反动武装的“包剿”，游击队和农民自卫武装发展到2000余人。1930年4月，成立红军第十四军，7月在对敌人发动进攻作战中失败。

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庭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带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创建红军和红色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经过艰苦的战斗，使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红军战争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四、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海陆丰、井冈山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

土地革命最早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1927年11月，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1月13日，在陆丰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没收土地案》，决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广大翻身农民把标志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付之一炬。到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47118张，租簿58027本。到同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占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如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没收一切土地，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提出“把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对资本家和地主不加区别，一律打倒；主张把一切反革命杀得干干净净；规定“不革命不得田”，等等。不讲政策、四面出击的结果是树敌过多，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最终孤立了自己。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开展得比较早，也是开展得比较好的。1928年春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6月以后全面展开。起初，采取土地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办法，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后又按照中央的指示，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这种办法体现了反封建的彻底性，但存在侵犯中农利益，使中间阶级受到打击的问题，结果导致中间阶级反水，根据地经济萧条。毛泽东很快发现问题，改变“左”的政策，逐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使井冈山的土地革命得以顺利开展。同年12月，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受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问题的第三十七号通告的影响，并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这部土地法也存在原则性的错误。如，在没收问题上，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规定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禁止土地买卖。

随着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得以迅速开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1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8)。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会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闽西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等县纵横300多里的地区，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使60多万人得到土地。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批评一些地区实际上不开展分田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一要“分”，二要“快”；批评一些地区按耕作能力和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做法，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会后，赣西南地区即全面开展分田运动。到1930年上半年，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吉水、兴国全县以及永丰、泰和、万安等县的部分地区都分配了土地。

与此同时，其他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赣东北地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开展“废债分田”的土地革命运动。广大农民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和封建祠堂的土地，并焚烧契约。1929年10月1日至3日召开的信江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分配土地的办法：（一）以全部田亩50％按人口、50％按生产成员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二）手工业工人本该不分田，但因战争时期，泥木工无工可做，所以亦应准其分田，雇工一律分田；（三）兵士、工作人员、孤老残废一律照人口分田。

湘鄂西地区，1929年1月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公布《耕田农有法令》，焚毁地主田契文约，实行土地革命。同年12月召开的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后，洪湖地区的监利、江陵、石首等县分配了土地。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革命法令》，明确要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并提出具体标准。如规定虽“兼雇用少数工人耕种”，但其土地数量与其人口需要刚刚相符者，“仍不失其为中农，不能因其少有余裕便认为富农”。

鄂豫皖地区，黄麻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政府，一开始便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保护商业贸易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1928年秋，中共鄂东党组织讨论关于没收、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抗租、抗税、抗债等斗争。同年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逐步展开。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制定《临时土地政纲》；12月初，鄂豫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群众运动决议案》；12月底召开的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又通过《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这些文件规定：没收和分配土地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要联合中农，“应切实运用各种策略防止无原则的妨碍中农利益”；对富农只分配其“剩余的土地”；要保护商业，对中小商人和富农的经济不能妨害；分配土地应采取人口与劳动力兼顾的原则。此后，豫东南、皖西根据地相继开展了土地革命。

湘鄂赣地区，自1928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开展土地革命。采取的方针是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党的六大后，将上述方针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实行以贫农为中坚，联络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对于小商人，采取完全保护的政策。在分配耕地的办法上，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这个地区的多数地方实行“分耕制”(9)，有的地方实行“共耕制”(10)。前者农民比较满意，后者脱离农民的要求。1930年春，“共耕制”不再推行。

广西的右江地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就在较有群众基础的东兰、凤山进行土地革命试点。1930年5月，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随后，东兰、凤山、凌云等县基本上完成了分配土地的工作。

广东的琼崖地区，土地革命以东四区为中心开展起来。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农民斗争从烧田契、斗土豪，发展到分配土地的阶段。

土地革命政策的发展

适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在变革土地制度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作为新的时期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但对怎样进行土地革命，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只是作了若干原则的规定。各根据地在最初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即感到八七会议确定的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很难实行。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准确区分大、中、小地主的标准，而且中国南方农村大地主很少，如执行小地主土地不没收的政策，则许多地方的土地革命无法进行。所以，各地在实践中多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归公有”的政策。在土地分配上，多采取按人口平分的政策。个别根据地如海陆丰，还提出分配时要考虑土地的肥瘠。

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愤恨，也由于缺乏经验，根据地初期的土地革命多发生“左”的倾向。如没收一切土地，严重侵害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暴动烧毁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杀尽土豪劣绅。这些做法，妨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分配给农民耕种，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主张极端严厉无顾忌地杀尽豪绅反动派，甚至提出要反对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小商人）。这些“左”的政策，给初期的土地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党的六大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的政策，提出要联合中农，区别对待富农使之中立，保护工商业，并肯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尽管在六大确定的土地政策中，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解决，仍主张土地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上述基本正确的政策，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六大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随着各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全党对土地分配政策的探索取得新进展。如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提出分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但是，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探索上，则出现较大的曲折。在一段时间里，各地贯彻六大确定的中立富农的政策，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批评中共六大及其后提出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和“联合富农”的口号，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要求加紧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有错误，要加以切实的纠正。此后，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中，反富农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各根据地贯彻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没收富农土地、废除富农债务等政策。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中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坚持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

到1930年秋以后，各根据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仅没收、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明确，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1930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时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他还批评了“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的“左”的错误，指出在目前这样做，会“更加要动摇中农”。

六届三中全会后，各根据地贯彻会议精神，开始纠正一些过左的政策和做法。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的第九号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3月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明确规定：“土地国有，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而不是实行口号，所以，土地不禁止买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湘鄂西特委的大纲区分中农与富农，强调要保护中农利益，规定“中农土地不动”，对富农只没收“所余出佃的土地”。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发布的《土地革命法令》也明确规定：“没收富农所余出租的一部分土地”，“不禁止雇佣耕种”。

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然而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从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以后，又出现一些“左”的错误。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写的《兴国调查》中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们当中的反革命首恶被镇压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给他们留有生活出路；贫苦农民“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他们“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

其次，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闽西根据地1929年分配土地后，1930年早稻就获得好收成，龙岩、连城的产量比上年增加两成，上杭、长汀比上年增加一成。鄂豫皖根据地分配土地后，1930年英山县水稻亩产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了“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

其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苛捐杂税的废除，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帐和一些农具，特别是大部分人讨老婆没有困难了。

其四，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例如，在江西兴国县，23岁至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各乡通常有一个八九十人的赤卫大队，其主要任务是放哨，有时也配合红军作战。16岁至23岁的参加少年先锋队，任务与赤卫队大体相同。8岁至15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童子团，任务是“放哨”、“检查烟赌”、“破除迷信打菩萨”。每乡还有一个连的工人纠察队，并从赤卫队、少先队中挑选精壮勇敢分子组成红军预备队。它们的任务是“有事调集出发打仗”，并且随时“听候调遣编入红军”。这样，就使得红军战争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湘鄂西根据地，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积极参军参战，沔阳姚家河600多人中，有140多人参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鹤峰城关各乡原来只有赤卫队员100多人，土地革命后迅速增加到500多人。在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翻身农民以实物上缴的土地税，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他们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香烟等物品慰劳红军。

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曾在1930年9月提出过一套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主张立即颁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办法是发行50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人土地和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而后分配于耕作的农民。但它不可能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则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力掩盖中国存在土地问题的实质。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11)国民党有时口头上也讲“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实行。因此，只有坚决地制定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地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种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

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能否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曾经走过艰难的道路。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分为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又减少到7％。党员成分的这种新的构成，在红军中尤为突出。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官兵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数也是农民。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国际领导人从这一世界各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般原理出发，指导中国党的建设。他们批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担心中国党长期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因此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强调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从当时党的实际状况看，共产国际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办法却解决不了中国党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革命的中心在广大农村，共产党要大发展，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是不可避免的。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坚持八七会议以来强调工人成分的片面认识。面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已在党员总人数中占绝大多数这个现实，中共中央拿不出解决办法，只是反复强调要发展工人党员。直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依然认为，党的主要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多见，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中共中央认为只有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要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的建设的新办法。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2)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而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等等。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的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大会在中央并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红四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果是不好的。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13)。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未获结果。许多人对现状不满，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

还在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时，前委即将大会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8月20日，指示信写成并发出。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的原则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地赞同毛泽东的观点。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

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了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闽西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即“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批评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等错误观点，依据中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原则，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为了有效地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决议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决议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提出了加强各级组织的工作等要求。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新党员的条件：（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忠实。（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不吃鸦片，不赌博。新党员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最后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做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并且“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14)。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的。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曾有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15)。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认为中国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即便是正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地认识清楚的。1928年5月、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且对于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论证，从而给予从事农村斗争的同志以重要的理论武装，使之增强了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湘赣边创造根据地的。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特别是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此时，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在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16)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他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着重于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相反，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也达不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如果不承认中国革命首先应以乡村为中心，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放弃革命斗争去同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妥协；或者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这两种选择的性质虽根本不同，但其结局是相同的，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不容易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比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

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17)，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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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哈林（1888–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H. И. Бyxapин。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等职。1937年被开除党籍，次年以“判国罪”被处死。1988年苏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他平反。

(2) 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3)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在党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31年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随即被国民党枪杀。

(4) “第三时期”理论是192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提出的关于世界革命形势和任务的理论。“第三时期”的提法，此前出现于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被中共六大接受，写入大会的《政治决议案》。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1918–1923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危机，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1923–1928年为第二时期，即资本主义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1928年以后，进入第三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必然引起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为此各国党应当反右倾，实行进攻路线。这一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

(5) 通称为第三党。该党先后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8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中国农工民主党（1947年2月）。

(6) 1927年4月李大钊遇难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不能打开局面，问题越积越多，党员干部思想出现混乱。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由于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致使省委发生分裂，直隶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同年7月，顺直省委再次改组后，唐山、遵化、玉田、乐亭四县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许多人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7月以后的省委应该取消，由中央专门组织特委，处理顺直问题。由于顺直省委管辖的范围较大，所以它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的开展。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到顺直巡视，解决问题。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顺直问题作出总结。

(7)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其工作管辖范围包括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和南京重要城市。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会上虽有不同意见，最后仍作出合并的决定，但没有通知江苏省委。1月中旬，周恩来从顺直回到上海后，认为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经过工作，原来坚持合并的向忠发、李立三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传到江苏省委。他们认为这是中央对江苏省委不信任，遂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一些人还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使事态严重起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到1月下旬，问题得到解决。

(8) 这里所说的“公共土地”，是指祠堂、宗族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也是被封建地主所控制。

(9) “分耕制”，即将没收的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标准分配给农民，由其自行耕种经营，收获归己。

(10) “共耕制”，即将没收的土地，由苏维埃共耕委员会管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农具和牲畜等均为公用。

(11) 《蒋委员长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意见》（专载），《地政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期，第1564页。

(12)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3) 《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

(14)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61、760页。

(16) 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17) 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第　十　章

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在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1929年三四月间，爆发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蒋桂战争。此后，又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之间的剧烈斗争；张发奎、俞作柏联盟的反蒋斗争；唐生智、石友三联盟的反蒋斗争。反蒋势力的这些斗争失败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从1930年1月开始磋商，于3月达成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并着手做反蒋战争的准备。5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个战场，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这次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100万人以上，总耗资达5亿元，波及中原和华南广大地区。

本来，北洋军阀的覆灭和东北“易帜”，实现了表面上的全国统一。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的军阀政治，其基本特点是以军队私有为基础，形成军阀割据。这种特点，必然不断引发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战争。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军”和各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日益尖锐化。各派军阀特别是蒋、桂、冯、阎四大派系，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除争夺地盘以外，它们之间的争斗主要地表现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权的争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发生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此外，中国的各派军阀都是以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为背景的。因此，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必然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和军阀之间的混战。只要各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

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从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明显的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它们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

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本应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1929年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

早在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已经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的。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来多次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指示信认为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有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的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根据这种估计，通告规定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又作出具体的计划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还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

在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错误估量的基础上，决议认为当前党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于、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决议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决议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是必要的，但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

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的看法，也回到已被党的六大批判过的“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认识上。决议虽然承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决议指出：“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等在上述错误思想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7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平江反攻作战胜利的态势下，于27日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左”倾错误由此又有了发展。8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等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提出“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李立三等人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1)。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目，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本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李立三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当前直接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和低估敌人的力量，以及停止党、团、工会的独立活动等，都是错误的。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7月23日，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虽然仍有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的观点，但改变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信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议决案强调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发展红军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实际上是对李立三不重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观念的批评。议决案还批评了根据地的一些“左”的政策，如禁止土地买卖、实行集中供给和限制对内贸易等。这些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议决案通过的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2)。7月下旬，共产国际决定让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七月扩大会议的决议，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8月中下旬，他们相继到达上海，开始采取措施，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瞿秋白、周恩来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向李立三、向忠发等全面分析形势，阐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强调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使他们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周恩来等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其他代表20人。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七八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又因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审查委员。这次补选，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把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这些组织措施，不仅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批评李立三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现状作了过高的估量，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观察不清，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区更广大群众的发展与组织。决议指出，“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党、共青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认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会议仍然根据共产国际1930年7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过分的估量，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强调红军要“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并且认为湘鄂赣三省有首先胜利的可能。会议仍然强调城市工人要“真正切实的准备政治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这表明，继续克服“左”倾错误思想，仍然是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如此，六届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它对于停止李立三等的“左”倾冒险计划的执行，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还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的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在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来在莫斯科讨论同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共产国际在同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也没有作这种评价。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不承认有过这种改变，反而文过饰非，强调自己前后看法的一致性。这封来信虽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抱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来信不指名地批评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样就使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的纠“左”势头无法继续下去，反而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通过其他留苏归国同志的渠道，在10月底预先知道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信件的消息及其内容之后，即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

王明是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在校时，他颇受校长米夫(3)的器重。1929年4月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以及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曾经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系统地宣传“左”的思想和主张。他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也是“左”倾的。在共产国际1930年十月来信发出之前，王明等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但当他们先一步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信息之后，又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活动。同年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秦邦宪）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标榜他们是带头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机会主义的实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随即于18日、22日、25日召开会议。25日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信，说明六届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承认没有把“立三路线”彻底揭发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传达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情况，对“立三路线”形成的条件，特别是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他还批驳王明等攻击三中全会的说法，批评他们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周恩来指出，他们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看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在立即夺取武汉等大城市和以此作为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端等问题上，和李立三的观点是相同的。

王明自恃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继续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并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成分，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此时，另有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此外，有些受过批评或打击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南等人，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这样，一方面有共产国际的压力，一方面有党内的宗派活动和思想混乱，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央政治局在12月9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

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会上，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赞扬王明等人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鸣不平。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在上海的远东局，否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15人。米夫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但他们还是在发言中承担了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不彻底的责任。会议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全会虽然宣称要比三中全会更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它的决议却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并且要求在反“右倾”的前提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这在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这本小册子，虽然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一些批评，但它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李立三的错误明明是“左”的，为什么王明反而认为它是右的呢？这主要是因为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李立三主张中国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他指责党和红军“到一九三〇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要反对的“右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左”的主张。在组织上，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整个地说来，它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形态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这次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具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无情打击”了犯过“左”倾冒险错误和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瞿秋白，也包括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李伟森）等一批重要干部(4)。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处理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的问题。1930年12月9日，当中共中央作出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之后，罗章龙等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为基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931年1月1日的《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提出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他们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领导人，要求引进像他们那样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领导机关。在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们提出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名单，但被否决。会后，他们即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应当指出的是，罗章龙等不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多次警告和批评，指令他们立即停止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被挽救过来，但罗章龙等却置若罔闻，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随即付诸实施。中央的这些措施是为维护党的统一所必需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与以往由一省或几省军阀对红军的“进剿”、“会剿”不同，这时是由蒋介石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形势非常严峻。但这时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万人，组建了正规的兵团，武器装备有所改善，革命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因而有可能实行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大规模地歼灭敌军，打破“围剿”。

为此，中共中央指示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目前党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各苏区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以收到红军相互策应之效。对如何打破“围剿”，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要“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从此，红军战争开始进入大规模反“围剿”的新阶段。

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5)和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介石陆续调集10万余兵力，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准备对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摧毁中央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的主力。

此时，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余人。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是否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10月30日，总前委又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罗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做了准备。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1月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这时红军主力几经转移，已在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12月6日，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28日，虽进至富田、东固一带，但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800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12月30日，当孤军深入的张辉瓒师主力由龙冈向五门岭进犯时，预先部署在龙冈地区的红军给予猛击，歼敌近1万人，并活捉张辉瓒。这时，深入根据地的其他敌军纷纷收缩，红军向东乘胜追击，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其他各路敌军仓皇退走。这样，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并成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年4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新到的中央代表团，一方面执行“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一些正确意见，对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又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前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4月1日，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其部队从江西赣江向东伸延，一直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

这时，红一方面军人数略有减少，共3万余人，但经过四个月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同时还召开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到东固附近隐蔽集中。5月中旬，敌军一个多师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向东固进犯。红一方面军抓住战机，于5月15日开始行动，经16日一天激战，歼敌大部。接着，按预定计划，就势向东横扫，直到福建建宁。这样，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连打五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调集部队30万人，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依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完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根据地的中心区，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人左右。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他们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8月初，部队集中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地区。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红军从敌军中间40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8月7日到11日三战三捷，歼敌1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军队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而东向，分两路对红军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红军则取声东击西战术，以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则越过敌重兵之间20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当敌军发觉真情再向西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这时，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已疲惫不堪，战场上敌军被动红军主动的态势日益明显。同时，起兵反蒋的粤桂联军乘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深陷江西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发。鉴于上述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的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9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退却。红军乘敌退却，于9月7日至8日在老营盘、高兴圩两次战斗中毙伤俘敌4000余人，9月15日在方石岭战斗中又歼敌一个多师。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也以失败而告终。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武装监视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力红军则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开展工作。红军拔除了许多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使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建立起来其间，攻占会昌、寻邬、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是分不开的。在这期间，地方党组织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反复进行反“围剿”斗争的政治动员，领导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实际行动组织赤卫队、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配合红军，并掩护红军主力的转移和集中。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使气势汹汹、长驱直入的敌军在根据地内饥疲交困，吃尽苦头，战斗力大为下降。

中央根据地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并因要求到北方抗日而遭到蒋介石拒绝，曾经奉命参加“围剿”红军行动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高级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设三个军的编制：第十三军，董振堂兼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第十四军，赵博生兼任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黄中岳任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为了巩固中央根据地后方，准备更有力地迎击敌人，赣西南党的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6)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清除了一些反对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但也错杀了许多被误认为“AB团”成员的同志。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受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随后，还在闽西加紧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7)的斗争，处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同志。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根据地。1932年1月7日，在他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继续坚持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等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斗争，所以仍有像李文林(8)等这样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的情况发生。

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极其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

在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鄂豫皖根据地也进行了反“围剿”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先后进行两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从1930年11月开始。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近10万人，企图以主力突入根据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然后分区“清剿”。1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占领黄安七里坪。这时，红一军主力已去皖西，鄂豫边只有地方武装和刚由鄂东赶来黄安、麻城地区的红十五军。在这种情况下，以曾中生为首的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确定，鄂豫边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内线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袭扰和打击敌人；红十五军在蔡申熙、陈奇率领下向商城南区转移，迅速会合红一军在外线打击敌人，12月6日，红一军军部率第一、第二师在商南同该军第三师会合。12月中旬，红一军歼敌一部，并一度包围六安，威逼霍山。12月30日，又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歼敌三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随后，红一军第一、第二师西返，1931年1月3日在商城以东歼敌一个团。到1月初，深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由于遭到广大军民游击战争的袭扰和打击，又看到红一军主力已回到鄂豫边，遂向城镇据点退守。至此，第一次“围剿”被打破。

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在商南与红十五军会合，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2万余人。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组成，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3月上旬，红四军主动出击平汉路，在双桥镇歼敌一个师，俘敌5000余人。

1931年3月至5月，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约10万余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分别对黄麻、鄂东南、皖西地区发动进攻。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攻占皖西的麻埠并向金家寨进犯。这时，刚刚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代表张国焘，与中央委派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在商南会面，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4月20日，红四军军部和主力两个师从商城以南东进，同原在皖南的一个师会合。4月25日，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麻埠的敌人，另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全歼独山镇守敌一个多团，毙伤俘敌2000余人，并收复院西被敌占领的地区。与此同时，警卫师、红十师第二十八团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给进占新集、七里坪的敌军以不断的袭扰，迫使敌军撤回罗山、光山。5月，由皖西南进的红四军主力在新集以北毙俘敌近千人，后又转向南线，在黄安、宋埠之间再歼敌四个营。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又被打破。

张国焘、陈昌浩等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1931年5月，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撤销以曾中生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特委和军委。从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得到贯彻。7月上旬，在鄂豫皖军委讨论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的具体方向时，曾中生（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等红四军领导人提出在夺取英山后，红四军应南进蕲春、黄梅、广济等县，恢复根据地，并支援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但张国焘反对这个正确主张，硬要红四军夺取英山后，实行东进安徽攻占潜山、太湖、安庆，并威逼南京的冒险计划。会后，红四军领导人被调整，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留任政治委负，原军长旷继勋调任第十三师师长。

8月初，红四军主力攻克英山，歼灭守敌1800余人。这时，曾中生、徐向前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如东向安庆，要通过400多里的国民党统治区，沿途有国民党军队两个多旅和大量的反动民团，而红军只能集中四个团的兵力作战，又远离根据地，地形、敌情都不熟悉，取胜的可能性甚小。如南下蕲、黄、广地区，那里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离英山较近，且敌人兵力空虚，取胜的可能性相当大。因此，决定趁势进据蕲、黄、广，并将这一行动计划报告鄂豫皖分局和军委。到8月中旬，红四军连克蕲水（今浠水）、罗田、漕河镇、广济，进逼蕲春、武穴、黄梅等地，歼敌近七个团，俘敌5000余人。张国焘得知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后，以分局和军委名义，指令红四军火速北返鄂豫边根据地，并指派陈昌浩接替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当部队回到白雀园后，张国焘直接领导大规模的肃反斗争。他和陈昌浩等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内的大批干部和战士，造成极为惨痛的损失。

1931年9月至11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以上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豫东南、鄂东和皖西，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掀起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增长，使得这次“围剿”迟迟不能开始行动。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四军和10月间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活动于皖西根据地）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有进行战役作战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队。这时，根据地内的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起赤卫军等多种地方武装。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起来，以人力、物力支援红军作战。“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流传于黄安的这首歌谣，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动人情景。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根据国民党军队暂无行动和缺乏统一指挥的有利形势，红四方面军实行外线进攻作战的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的进攻作战，使得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即宣告流产。

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如在强敌进攻的形势下，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包围迂回，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围剿”军尚未准备就绪的有利条件下，主动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等。这些作战原则，为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都有很大发展。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东迄安徽的舒城，西至平汉铁路，南抵鄂东的黄梅、广济，北临淮河的广大地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

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也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

193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四个师又七个旅的兵力，以洪湖地区为重点，分三期对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第一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北地带；第二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南地带；第三期的进攻目标是湘鄂边地区。从11月上旬起，国民党军队陆续向洪湖地区进逼。12月下旬，先后占领南县、华容、监利、潜江等县城。

这时，红二军团主力远在江南松滋、公安之间的杨林市地区，洪湖地区只有由江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董朗为总指挥的江左军，由江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段玉林为总指挥的江右军，以段德昌为军长的刚组建的新六军（约1000人，不久改为独立团）。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以周逸群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利用洪湖地区的复杂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新六军为骨干力量，江左、江右军互相配合，共同打击和迟滞敌人。同时，要求红二军团迅速回师洪湖地区。1931年1月初，国民党军队企图首先歼灭江左军于江北的柳家集、瞿家湾地区，然后向西进袭。在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下，江左军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江南华容地区活动的独立团和江右军，为配合江北军民的斗争，在华容附近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容城。接着，独立团又北渡长江，消灭一部敌军，并收复石首北区。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江北部分地区，但没有能够实现“围剿”计划。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中，洪湖地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使红军得以有效地打击敌人。

3月初，国民党军队以江南的调弦口为目标，发动对洪湖地区的第二期“围剿”。这时，红二军团仍未能回援。中共湘鄂西特委按原定计划，组织江南、江北所有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掩护石首、华容等地群众撤到东山地区，其中一部分进入洞庭湖西岸，开展斗争，建立特区。独立团乘敌军主力集中江南时，再次渡江北上，在江左军的配合下，至3月底恢复江北地区的大部。江左军、江右军和独立团都得到发展。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山地区后，第二期“围剿”即告一段落。

这时，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及“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派兵北进湘、赣，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为应付国民党内部斗争，将徐源泉部陆续调往长沙。这样，第三期“围剿”没有按计划进行。至6月，在洪湖地区军民积极斗争下，江北地区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江南东山地区有所恢复，洞庭特区的工作也开展起来。

从9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向以东山区为重点的江南地区发动新的“围剿”（也称第三次“围剿”）。根据地武装和群众进行顽强的战斗，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东山地区再度陷于敌手。到年底，江南地区又逐步得到恢复。

红二军团从松滋、公安地区开往湘鄂边的鹤峰山区后，在五里坪消灭反动地方武装3000余人，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损失。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4月，红三军开进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后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向北转移，建立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3月初，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到达洪湖地区。3月27日，组成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24日，组成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以取代湘鄂西特委。8月初，中央分局决定红九师（由独立团扩建而成）自洪湖地区北上鄂西北迎接红三军。9月下旬，红九师与红三军会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去的万涛接任邓中夏的职务。以后，红三军和红九师进入襄河（襄阳以下的汉水）以北的钟祥、京山、天门地区，打通与洪湖地区的联系。从11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不断向洪湖地区进犯。红三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在1932年1月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6000余人。

这时，洪湖地区除原有各县外，已扩大到襄北广大地区，红三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除鄂西北由于红二十五师返回洪湖后被敌人占领外，湘鄂边和巴兴归、襄枣宜区都有发展。

夏曦在湘鄂西拫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

从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围剿”，隔断相邻根据地红军之间的策应和支援，还分别发动了对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围剿”。

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粉碎国民党军队于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发动的两次“围剿”，使红十军发展到5000人。1931年4月，红十军挺进闽北，支援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恢复并扩大了闽北根据地。但在同年7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曾洪易（1935年1月叛变）为中央代表到赣东北，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拒绝方志敏等人提出的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无堡垒地区的皖浙赣边发展的主张，在打通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的口号下，主张红十军向敌人力量比较集中且有堡垒的地区发展。结果，红十军历经半年多的苦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

湘赣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滕代远、张云逸、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李天柱、王震等领导下，经多次战斗，给国民党军队以打击，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围剿”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巩固了湘赣根据地，使湘东南独立师和地方武装逐步扩大为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并合编为红八军，共3600多人。

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孔荷宠（时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后于1934年7月叛变）、黄志竞、李宗白等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终于坚持下来。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三师都得到发展。

此外，在这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高岗、阎红彦、李杰夫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甘肃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冯白驹、梁秉枢等领导的琼崖红军第一独立师（后正式定名为第二独立师），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到1931年底发展到2000多人，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古大存等领导的东江地区的红十一军，进行游击战争，分散扰敌，后被强大的敌军各个击破。

1930年冬至1932年春前后，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尽管国民党军队对各根据地和红军“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灭敌正规军20余万人，给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重大打击；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早就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共产国际认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最主要的一项任务。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第六十八号通告。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9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鉴于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次会议决定：原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开会地点移至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这时，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认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应当设在武汉，至少也要设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成立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军事“围剿”，致使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再延期举行。

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提出“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并规定筹备工作由苏区中央局负责。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因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苏区中央局于6月下旬决定大会改在11月7日召开。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出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大纲还规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等。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根据宪法大纲的规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这时，各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急于要求“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夺取中心城市，以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另外，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虽然为临时中央政府、各根据地政府的立法和制定施政方针确立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它们或是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指示制定的，或是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并提交大会的。在这些文件中，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红军的建设和作战原则的基本形成

随着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红军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战争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红军普遍加强了各方面的建设。

首先，建立全军和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实现了初步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并建立以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王稼祥兼主任的总政治部，范树德为部长的总经理部。在此前后，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也都分别进行了建立或改组军委，建立或加强参谋部（指挥部）、政治部、经理部的工作。红军实现了以战略区或独立战区为单位的统一指挥。这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区党委、军委，分别颁布一系列条例、条令，初步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加强了红军的相对的正规化建设。

第二，加强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建立战时政治工作，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思想政治保证。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各区党委、军委政治部，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教育，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各根据地红军依靠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依靠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士兵会，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士兵骨干，依靠地方党政部门和群众革命组织，全面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热忱，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从而保证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三，不断加强红军后勤建设，做好部队供应，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物质保证。各根据地内逐步健全后勤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后方基地。由于有了后方基地，红军可以储备军用物资、安置和救治伤病员、训练与改造战俘等，可以初步改变单纯依靠打土豪和完全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从而使红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第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地方武装是党领导的整个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战争特别是在反“围剿”斗争中，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第五，创办各类红军学校，加强军政训练。组织对红军干部、战士的教育是一项重要工作。红军每个纵队都设立青年士兵学校。学校的政治部负责编写识字课本，每个连队设有识字组，连队的文书任教员，组织互教互学。在根据地内，先后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让尽可能多的红军干部、战士进学校学习，或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积极培养军事人才，努力提高部队素质。红军各类学校全盛时期，在校学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

在红军反“围剿”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不断反复的规律，及时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并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这种战略战术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的1928年5月，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即“十六字诀”就已经提了出来。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时，又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实际作战中应用成功。到战胜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就基本形成了。毛泽东、朱德等在领导红一方面军进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这一时期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作战原则。它们对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来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从红军诞生开始，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不容许它存在，派出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代表两个相互对立阶级的军队之间势不两立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内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为主要形式。在这种特点下，红军只有也必须紧紧地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即根据地的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下，才能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才能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依托根据地有利条件进行反“围剿”作战，是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也是红军夺取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总是以数倍乃至十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寻找红军决战。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红军必须避免不利的决战，必须避开敌之进攻锐气，实行战略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强大的敌军诱入根据地，使之在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扰下，变成瞎子聋子，变得疲惫不堪，并且分散了兵力，由优势转化为局部的劣势。然后红军再以主力实施反攻，速战速决，将敌各个击破。诱敌深入是红军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依靠根据地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并且夺取胜利的基本作战方针。

（三）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红军因为兵力和火力的绝对劣势，不可能与强大的敌人实施阵地战、攻坚战，更不能分散扰敌，处处设防，而必须相对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战斗上的优势兵力，在长的战线、大的战区上实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战，将局部劣势之敌歼灭于运动中。红军兵力的弱小，还表现在一个根据地内只有一支部队。在这种特点下，必须力求速战速决，以避免陷入多路敌军的包围之中，并便于自己连续再战。红军的武器装备取决于战场缴获，人员的一部分来自俘虏兵。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必须坚持歼灭战原则，力求俘虏当面之敌的大部人员和缴获全部武器装备，以补充自己。而对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来说，击溃它意义不大，而只有将它一部一部地歼灭，才能造成它士气的沮丧，兵力的削弱。

（四）不失时机地实施进攻，扩大战果或将敌之“围剿”打破于计划实施之前红军总的战略态势是防御，但不应当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在敌之“围剿”被打破后，敌军通常是转为暂时的战略守势。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红军应当以主力连续再战，向退守在根据地周围的孤立无援的敌军实施进攻，以扩大战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是红军力求战略主动的重要表现，也是争取胜利的重要一着。

毛泽东等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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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1930年6月至10月，中共南京市委和市行委委员有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全部损失，15个支部全部被破坏，100多名党员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3) 米夫（1901–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П. А. Миф。1925年、1927年先后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1928年2月调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1930年7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并于10月抵达上海。1931年8月回到苏联。

(4)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月牺牲于上海龙华。

(5)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局。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全国各根据地中力量最强的。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此后人们把红一方面军所控制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6) “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重打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

(7) “社会民主党”在中国从未建立过。1931年初，在闽西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误喊“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造成了在闽西有反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存在的说法和不良后果。

(8) 李文林（1900–1932），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曾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2年5月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第 十 一 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还在清朝末年，它就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1929年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在对国内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压榨的同时，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日本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更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1931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加紧进行武装侵略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是在精心策划下发动的。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1)、中村事件(2)等），其侵占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但是，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七八月间，他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8月16日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在1928年底实行东北易帜的时候，本想通过依附南京政府来增强自身抵抗日本的实力，不料却被蒋介石拖入关内内战的漩涡，使东北的防务受到削弱。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东北军十几万人先后进驻北平（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天津一带。尽管如此，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留在关外的兵力仍有十几万。但这些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力避冲突的训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3)。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他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其实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同清朝末年以来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4)。他由于不愿发动人民，因而十分缺乏争取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心。他袭用过去中国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国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5)压迫日本撤兵。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6)。

但是，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不像国民党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无可奈何。1932年1月，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随即来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并于10月公布国联调查报告书。报告书总的倾向是牺牲中国，姑息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而要共同控制中国东北的企图。但是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加以抗拒。日本这种放肆侵略中国和大胆对抗国联干预的行为，加深了它同英、美、法等国之间的矛盾。后者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它们自身在中国的权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遏制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坐收渔人之利。同英、法两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在九一八事变前有较快的增长，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表示明显不满。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提出所谓“不承认主义”。实际上，这个“不承认主义”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虽然美国限于种种条件还不愿对日本作出多少实质性的反应，但美、日两国统治者都看到，它们之间围绕中国问题的利害冲突将会发展下去。

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达2万多人。11月末，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

从1931年10月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7)、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五、邓铁梅等。他们多数是属于东北三省的军、警界人士。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11月，马占山统率黑龙江驻军所进行的嫩江桥抗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抵抗，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这些义勇军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领导人物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只奋战了一年有余。

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还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此时他们更利用全国高昂的民气，发动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击，一时形成颇为浓厚的倒蒋气氛。几个地方军阀也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粵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这样，宁粤双方取得暂时和解，组成以孙科为首的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着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同蒋介石在杭州谈判，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汪再度实现合作。汪精卫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这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接着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仅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即达700余万元。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发扬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对一二八事变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际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后仍然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最后，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3月1日奉命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这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传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电表示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通电中反对这一协定。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迫。《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也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和取缔。这样，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有的人甚至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上海的《社会与教育》周刊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当局“不可再妄存依赖别国积极援我的虚想”，而应自己奋斗。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大公报社所办的《国闻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误国多矣”。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预定计划，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把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接到东北。1932年3月9日，在吉林长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日本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和屠杀抗日人民。仅1932年9月在抚顺平顶山一次就集体屠杀3000多人。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大量掠夺东北的财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篡改历史，企图在东北人民中泯灭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原有的约30所大专院校，几乎全部被查封。规定重新开办的小学、中学、大学，必须把日语列为主课，并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教育。日本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地把东北变成它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日本在巩固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国民党的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百余日本骑兵轻而易举地侵占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北平、天津。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然而，当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纷纷请缨杀敌时，蒋介石竟宣称，在“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8)。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日军在侵占长城各口的同时，一面侵占察哈尔省东部的多伦、张北等七县，一面南进侵占河北省的密云、平谷等地。已经侵占冀东的日军强渡滦河西进，到5月下旬占领唐山、玉田、三河、香河等县，直逼通县，造成包围平津的态势。

5月初，日本军部确定了对华北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国民党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协，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这就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指示信在说明对各种游击队的政策时，除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也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尽管由于这时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还没有根本改变，又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坚持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还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不仅工人、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且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海外华侨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都积极活动，呼吁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会，宣告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抗日救国日益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

蒋介石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1933年1月20日，上海《申报》发表《攘外与安内孰先？》的时评，对“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提出批评。4月12日，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批评蒋介石“清共以前，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此则期期以为不可”，指出“先清内，后对外”，其结果是中国人自相屠杀，“外敌获取渔人之利”。“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示退让”。胡适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也在1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丁文江的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我们越不抵抗”，日本的“全亚洲主义越实现的快”。文章还建议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栽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进步团体一面积极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如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一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争取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在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并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她还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政府1月17日宣言中提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军队合作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以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得到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余人。抗日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同盟军的纲领等决议案。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北上迎击日、伪军。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心十分振奋。

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积极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以塞外名城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但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将领的关系。他们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指责在同盟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临时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还错误地指示同盟军中党的前委，要求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这种错误方针，使得很多共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先后调集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进行“围剿”，并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冯玉祥离去后，抗日同盟军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1万余人根据前委决定，转战于热河、长城一线。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9)。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他于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1月9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种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套用国际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发展；认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仅是反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而特别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且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而九一八事变则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临时中央虽然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提出“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的正确口号，但从上述错误估计出发，又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任务。“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极大地脱离中国的实际，很难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分化。他们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统治，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而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民众反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张把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改为召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竟认为，这个口号里有个“商”字，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而是根本错误的。当上海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临时中央于2月26日发表告全国民众宣言，提出七条主张，除主张坚决抗日外，还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它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等等。这种号召完全排斥中间力量，要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立刻实行武装夺取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不懂得，在抗日已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因而只要是资产阶级，是属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即使主张抗日，仍然是反革命。他们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的抗日倾向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他们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立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规定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全行业罢工等。他们拒绝采用合法的形式来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并为此于1932年6月在上海专门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错误地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北方各省党组织规定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任务和政策。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也提出要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上述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只能损害革命力量，造成丧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对于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党内的一些同志进行过抵制。在工人运动中，中央主管工运工作的刘少奇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1931年至1932年间，他在不同的会议上同实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者发生争论，并在此期间写下十几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他从客观实际出发，指出当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不是“反攻与进攻”，而是“防御的与反攻的”；主张觉悟的工人应该加入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争取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扩大工会的影响；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包括利用国民党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提出工人的要求，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强调罢工要有充分的准备，应该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恰当地提出罢工的要求，在不利的情况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主张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与之联合，采取共同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影响他们。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2年3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他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取消中央职工部，其工作任务交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担负。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省的力量还很弱小。在日本侵略势力已经威胁到华北地区时，党本当适应群众的抗日要求，发动和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但是，在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后，北方一些省的党组织不顾客观条件，先后发动多次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暴动。如山东省委自1932年8月至1933年9月，先后指示地方党组织，在博兴、益都（今青州市）、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发动六次大暴动，均遭到失败。河北省委用限定日期的办法，指令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发动几次暴动，也遭到了失败。

对于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方针，北方党组织内是有尖锐的反对意见的，其代表人物是李铁夫(10)。1933年至1934年初，他写了十篇文章，批评北方党组织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临时中央的“左”倾方针，他认为“北方落后论”是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对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过高估计。他认为在华北不应提出立即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而应当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斗争，以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斗争决心。他明确提出当前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李铁夫的正确意见，得到北方党组织、团组织内一些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执行错误方针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挥下，中共河北省委在1934年上半年开展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把这些意见压制下去。李铁夫受到撤销领导职务的处分。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本来就极其困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的推行，使这种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例如，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1933年又遭到四次破坏。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等也遭到破坏。从1931年4月到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五次大破坏，并与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统治区的工运工作也受到很大破坏，赤色工会会员到1932年1月剩下不足3000人。由于缺少掩护，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

临时中央迁入根据地后，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继续执行冒险主义的方针。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它遭到六次大破坏。1934年10月，由于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被迫中断。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属机关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7月后，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国民党统治区绝大多数党的组织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

尽管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使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渐汲取“左”倾错误的教训，注意适应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突破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某些禁令，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进。许多人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以个人或少数人独立分散作战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保存力量，多做工作。他们在城市工作中学习运用公开合法的形式，领导工人群众，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压迫和进行抗日救亡而斗争。他们深入广大青年学生之中，多方面影响和引导青年学生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他们还坚持做统战工作，不但努力加强同下层群众的联系，而且努力同一些上层的进步人士、中间人士保持和发展联系，使这些人逐渐了解党、支持党，同情或参加抗日反蒋斗争。他们利用中国革命互济会这类群众团体，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其家属。他们还多方面深入到农民、妇女、华侨、少数民族、国民党士兵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尽管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打击，但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任劳任怨地工作。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中不少人被敌人逮捕甚至杀害。在上海龙华，在南京雨花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和刑场上，在燃起抗日烽火的许多大小城镇和乡村，回荡着这些先进战士们为真理献身而发出的革命最强音。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还把冒险主义的方针推行到革命根据地中去。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在这之前，中央根据地领导人从几年实践经验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些正确的政策，同临时中央的政策并不一致。因此，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责他们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即认为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革命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领导思想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干部队伍中“充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临时中央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成分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并洗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红军应攻城略地，争取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次会议尽管未点名，然而上述指责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的。

1932年1月9目，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决议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要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已被取消，所属部队归刚成立不久的中革军委指挥。赣南的红军在上述错误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于1932年二三月间首先攻打国民党军队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对此，毛泽东事先表示不同意，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根据中革军委1月10日的军事训令，红军从2月4日开始围攻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国民党军队继续增援，红军不得不撤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举行会议，讨论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这是“曲解了赣州战争的教训”，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随即把红军分为两路，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稍后，苏区中央局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开往福建，其任务是打击福建的国民党军队和侵入闽西的粵军，巩固闽西，准备以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东路军入闽后，毛泽东根据闽西的敌我形势，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攻取漳州，收缴军用物资，帮助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东路军于1932年4月间先后攻占龙岩、漳州。这一胜利，对于巩固闽西根据地，开展闽南的游击战争，支援东江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红军此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

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在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

1932年7月14日，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有4.5万余人。

此前，红四方面军在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后，主力和地方部队均有较大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空前扩大。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偏师”，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他积极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导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即处于被动地位。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的信阳至广水段。鉴于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部署“围剿”和红军已经转战七个多月之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人建议停止在平汉路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到适当地区进行休整，认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张国焘拒绝这个意见，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8月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黄安危急，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疲惫的红军主力兼程赶往黄安，后又转向七里坪地区，堵击敌军。红军奋勇冲杀，虽给敌军以重创，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会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红军虽经五天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但敌军仍继续向前逼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红军不得不退出新集，东转皖西。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河地区之后，又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13日、24日，张国焘连电临时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回电。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另以10余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1932年7月初，国民党军队首先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和占领湘鄂西根据地。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执行冒险主义方针，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红三军因此遭到很大伤亡。8月，国民党军队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9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余人落入敌手。10月，根据湘鄂西分局的决定，红三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随后，红三军即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

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5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粵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批评苏区中央局不认识进攻策略的重要性，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批评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对过去中央根据地工作中的“错误”批判得不够彻底，没有明确地反对机会主义；批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后工作“不得力”。指示电认为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这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以三个师的兵力从广东北犯，赣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然后再沿赣江北上，进占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作进行检讨，并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规定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迅速地向外发展。

6月下旬，红一、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入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陆续北进到达兴国及其附近地区。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占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17日克乐安，20日再克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三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在后方的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后方的负责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个意见行不通。他们于9月23日、25日连续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他们提议尽快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作战方针。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战场。但苏区中央局立即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

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小源举行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为此，会议讨论了在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对1932年的几次战役作了评价，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虽然承认攻占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批评这样做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会议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当年3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从10月开始，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开辟建黎泰根据地，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又进行金溪、资溪战役。在1933年1月8日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7万人。

1933年1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方针，连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前方，要求红军“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并称中央局的指令必须立即执行。这时国民党军队作了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朱德、周恩来乃决定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但同时提出，如果强攻南丰不能奏数，就要转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在运动战中加以歼灭。2月12日，红军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400多人。当发觉敌军主力驰援南丰时，周恩来、朱德于2月13日即把对南丰的强攻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2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经过2月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接着，国民党军队又调集兵力直扑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这样，就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六路围攻的胜利

在中央根据地军民与“围剿”之敌浴血奋战的时候，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到达川陕边，随后同当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利用四川几个地方军阀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的时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四川各派军阀取得暂时谅解，停止混战。1933年1月，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2月中旬，田颂尧率部分三路进攻川陕根据地，一度占领南江、巴中、通江。红四方面军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自5月下旬起发动反攻，到6月中旬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1万多人，恢复并扩大了原有的根据地。7月，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共有4万余人，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这时的川陕根据地，北依巴山，南抵仪陇，东起万源，西至苍溪和广元，人口达200余万。8月至10月，红四方面军又在仪陇、南部间，营山、渠县间，宣汉、达县间发动三次战役，共歼灭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2万人，并开辟了一些新区。10月底，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扩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至此，红四方面军共辖5个军15个师40多个面，约8万人。

张国焘此时以中共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一切。他坚持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和四川军阀的进攻，也赞成“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赞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但是，他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实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中，他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损害中农利益，没收中小工商业。在军事上，他只要正规军，不要地方军，把地方武装仅仅当作扩大红军的一种手段，每每采取“连根拔”的错误办法补入主力红军。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继续执行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拒绝与上层人物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或者虽然建立了某种统一战线关系，随之又任意破裂。在肃反斗争中，他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严重发展，不少有文化、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遭到迫害。由于旷继勋、曾中生、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并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做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工作，才减轻了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但张国焘以“通敌”等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红四军军长旷继勋，逮捕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后来在长征途中把他秘密杀害。

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20万人的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到1934年9月，共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湘鄂川黔等根据地的开辟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大村举行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1934年，在向黔东进军途中成立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至7月间，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今属重庆市）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8月，湘鄂西分局决定红三军一方面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根据地，另一方面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以形成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大局面。

1934年夏，湘赣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处于困难境地。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红六军团9700多人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与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当晚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10月26日，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即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王震仍分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同时，成立中共黔东特委，重组黔东独立师。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11月7日，占领湘西永顺县城，随之在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三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形成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到1935年1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初具规模。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的军委分会。

在这期间，还建立了闽东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到闽东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各级党的组织。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减轻了对闽东的压力，闽东党组织乘机发动全区的武装暴动。1934年2月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6月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9月，成立红军独立师，有1600余人。他们与畲族、汉族人民相结合，经过艰苦斗争，把闽东各县的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福安、连江为中心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公里，拥有近100万人口的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

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工农兵代表大会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根据这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区、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并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对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工农劳苦大众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又能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选举法细则。这个细则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销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名代表中，女性有16人，占30％。

临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权建设给予了很大关注。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比较精干的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包括部长在内，一般只有3至5人，个别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人民委员会每次召开常会，少则半天，多则一天。所议事情，议而有决，决则必行，贯彻落实迅速而有效。对于地方苏维埃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乡苏维埃政府只配备不脱产的工作人员3人，城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苏维埃政府19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省苏维埃政府90人。据统计，1933年秋，中央根据地所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60个县，两级政府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级苏维埃政府仅有干部1万人左右。为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临时中央政府开办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干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也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这些法律、法令中，有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规、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在中央，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设有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察部；军队设有军事裁判所。另外，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设立劳动法庭，以处理劳资纠纷，保障劳动法的实施，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仅在中央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余人。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权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够长期坚持，红军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先有基层政权，后有中央政权，由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各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伟大阵地。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是开辟人民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还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涌现，不仅成为日后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经济建设

根据地军民在粉碎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为打破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积极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从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这样，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县发生缺粮饥荒。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2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20日至23日在博生县（即宁都县）举行的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大会上作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11)，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根据地的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例如，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劳动互助社，全乡社员达300多人。1934年5月，瑞金县互助社社员达8987人，兴国县达5.17万多人，长汀县达6717人。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将没收地主的和集资购买的耕牛定为全体社员公有，按农户分得的田亩多少调剂使用。苏维埃政府还增加农业投入，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1933年，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省开垦了11万石荒田。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区则增加了20％。川陕根据地也获得好收成。

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据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根据地的兴国、胜利（位于雩都北部）、赣县等17县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27万余人，股金5.05万余元。与此同时，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官田兵工厂由最初的六七十人，到1933年发展为400多人。中央被服厂设在瑞金七堡，全厂约700多人，缝纫机100多架。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垅、盘古山、小垅等矿场，年产量约计1800吨，约有5000工人。还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等。其他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如川陕根据地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等。

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指同国民党统治区域间进行的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此后，邻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为了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还实行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

此外，根据地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12)，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第一，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

第三，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第四，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

第五，根据地对外贸易的方针，首先是为着自给，其次才是出口，并要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第六，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等问题）；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这之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其中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左”的内容。1933年初，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对此有所察觉，提出了修改意见。3月28日，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指出：这种“左”的错误，不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张闻天也在《斗争》上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指出：这个“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形加以修改和补充。同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这类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地军民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困难，进行了文化教育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中央根据地于1933年3月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的干部。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妇女在夜校学员中占很大比重，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夜校女生占70％。

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最多时达4万余份，《青年实话》报发行2.8万余份，《斗争》杂志发行最多时达2.7万余份，《红星》报发行最多时达1.73万份。1931年11月7日，根据地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宣告成立。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13)、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这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党的建设

在各根据地内，党大力加强了自身的建设。

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根据地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在上海，由项英代理。同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来后，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12月底，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所辖的江西省委、福建（闽粤赣）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赣南省委相继成立并得到健全，地方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区、乡的党组织也都建立或健全起来。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和健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此，根据地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组织大胆地选拔有坚定信仰、在实际斗争中积极勇敢并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到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对于各级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党组织注重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党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加强干部的速成教育。短期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实习等。除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以外，党组织还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如，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春开办党校，重点培训县、区级干部。通过上述措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建立健全基层党的组织，发挥它们的作用。1931年冬以后，中央根据地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村建立党的小组。对党员人数比较多的，在乡支部之下以村为单位或几个村联合建立分支部。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单独或联合建立支部。在根据地的国营企业中，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党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中去。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地的扩大红军、支前参战、购买公债、发展工农业生产、节约粮食和经费等项工作，都能克服困难，比较顺利地完成。

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展党员工作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1931年，经过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和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从1932年夏到1933年秋，苏区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发动了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1932年3月底，江西全省共有党员2.3万余名，到1933年4月猛增至67904名，到同年秋又增至97451名。福建全省1932年3月党员人数约6800人，到1933年6月猛增至2万人。其他根据地的党员数量，也都有了较快的增加。据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统计，湘赣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赣根据地有党员5万人，赣东北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西根据地有党员28740人，鄂豫皖根据地有党员2万人。

由于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0％，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工人出身的占10％。在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尽管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产业工人和雇农入党，但新党员中，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则占到72％。据湘赣根据地1932年9月统计，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雇农出身的占20.62％，贫农、中农出身的占74.43％，知识分子、小商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富农、其他出身的占1.95％。根据这种状况，各地党组织注意加强思想建设。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印发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读物。如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都作了说明。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政治讨论会、短期训练班和进行比赛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通过这些措施，许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根据地的党组织非常重视作风建设。广大党员干部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更是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写下多篇调查研究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各级党员干部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措施有效地惩治腐败，培育了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根据地的民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

根据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普遍建立了党团。通过党团，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在根据地内，还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选，均由党组织提出名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再经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种职务的人选，经当地党委同意后，再由党团提出，由苏维埃政府任命。实行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处理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从1929年起，国民党政府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法律、条例，对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施加种种限制，直至严加查禁。仅据湖南长沙1931年9月的统计，被查禁书刊就达228种，其中以“共党宣传刊物”、“鼓吹阶级斗争”等理由查禁的有140多种。国民党当局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横蛮无理的审查，对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加以扼杀。一伙伙流氓特务按照其主子的旨意狂暴地袭击进步的文化团体和编辑、出版、排演机构，拘捕、刑讯并秘密杀害革命的作家和文化人。1930年至1933年间，先后牺牲的有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国民党当局还培植一批御用文人，竭力宣扬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文化，诋毁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的思想文化。国民党当局以为，通过种种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就可以彻底消灭左翼文化运动。

但是，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左翼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在“围剿”中被消灭，反而迎着迫害的狂风恶浪，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顽强地发展起来。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并远及南洋和日本东京。经过艰辛的耕耘和战斗，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左翼文化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

左联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新军阀统治的祸害、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城乡经济的衰败，以及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与要求，在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如鲁迅的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战斗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茅盾的刻画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现实主义力作《子夜》和其他短篇佳作，还有老舍、曹禺、巴金等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而且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通讯等等，充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对于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在文艺思想战线上多次开展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左联成立以前，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曾在上海展开反对新月派的斗争，左联成立后又展开同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斗争。新月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派以超阶级的“民族意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左翼文化工作者著文揭露这两个派别文艺观的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其观点的某些鼓吹者“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命运”，其超阶级意识只是他们所维护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掩饰。左翼文化工作者还批评了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艺阵营之间的“第三种人”（或称“自由人”）所宣扬的文艺与革命斗争脱离的文艺观。文艺思想战线上的这些斗争，推进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使他们逐步走上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社联成立以后，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一支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同样的有组织的队伍。他们出版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和补习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知识，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问题，取得显著的成绩。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达113种之多。《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注意宣传介绍辩证唯物论，这较之20世纪20年代前期着重介绍唯物史观的情况是一个前进。有些著作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准确的阐释，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用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还有些著作注意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真理。通俗的革命理论作品启迪了许多青年学生，促使他们的世界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投身革命。

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错误观点，其中心是否认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断定中国已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国民党反动文人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就上述问题，先后进行了长时期的论战。中共中央通过文委领导这些论战，表明自己的观点。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和收集大量资料，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肯定中国实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论战中的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些宣传、研究和斗争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这种提高主要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逐渐结合上。尽管这种结合还是初步的，但是已经使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诸学科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著，成长起像李达、艾思奇、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左翼文化运动也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在太阳社、创造社成立初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将鲁迅等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攻击，中共中央发现后进行干预，指示停止这场论战，并请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的筹建工作。左联成立后，仍有一段时间不能采取正确的策略，不会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不少杂志都是出版一两期即被查封。在工作中不顾文艺组织的特点，忽视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上。在组织队伍时，不注意广泛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化工作者。在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这些“左”的错误，曾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群众性抗日救亡高潮的形势，“左”倾行动造成的许多令人痛心的损失，使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始注意总结经验，汲取教训。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11月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批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特别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中央根据地之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左翼文化工作者逐渐地认识到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危害，并逐步地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实行策略上的转变。他们注意利用合法形式，采取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通过党外多种渠道进行活动，使工作能够持久地和扩大地开展下去。1933年7月1日创刊的《文学》杂志（由郑振铎、傅东华编辑），一直坚持出版到抗战初期。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虽屡遭当局封禁，但先后改为《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继续出版，其中《大众生活》每期销量最多时达20万份。1934年创刊的《中国农村》、《读书生活》和《世界知识》杂志，其中的一些文章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注意联系实际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状况，摆事实，讲道理，很受读者欢迎。左冀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国民党当局办的各种报刊或中间性报刊中，打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中，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为“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左翼文化宣传的扩大和加强，在城市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中，发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的主题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歌声，喊出了中华民族的满腔悲愤，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救亡起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将重心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党的和非党的文化工作者冲锋陷阵，勇往直前，鲁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迫害，积极参加并指导革命文艺运动。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各种反动思潮；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宣传进步思想。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他注重团结同志，也对那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提出诚恳的批评。他由此而赢得进步文化人的爱戴，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瞿秋白、张闻天等也都为这一运动建立了重要的功绩。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翼文化运动，虽然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左翼文化运动不仅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骨干。

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查田运动

从1933年2月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中央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场运动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力图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其“左”倾土地政策，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早在1931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布过《土地法草案》，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后经共产国际批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认为，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原先实行的限制而不是实际上消灭富农经济、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曾多次加以指责。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又多次重复这种指责，并以此作为开展查田运动的根据。

这时，毛泽东已被解除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处在被排挤的地位。1933年2月，临时中央责成他通过政权系统推进查田运动。毛泽东按照临时中央的要求参加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在运动开始前，他曾派干部到瑞金叶坪进行试点，取得经验。6月，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他在指导中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但是，当运动迅速发展以后，“左”倾错误还是占了上风，并且愈演愈烈。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发生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到9月8日，苏区中央局不得不作出第二次决议，承认查田运动犯了某些错误，并责成临时中央政府予以纠正。

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决定对20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其中主要是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如何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决定指出：有无主要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决定还规定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出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指出“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消灭地主。

当《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刚刚在各地贯彻执行并取得一定成效时，1934年3月15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却又根据同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有关决议的精神，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这样，“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湘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先后开展的查田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反复。

查田运动中“左”倾政策的推行，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遇到困难，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

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从1933年2月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通过这两次错误的党内斗争，更加强化了“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央根据地的统治。

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同罗明谈话时指出，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十分重要。罗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贯彻落实。1933年1月21日，罗明就长汀、连城、新泉的工作，向福建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他主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罗明的上述主张，是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但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这是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所谓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随后，临时中央又在江西错误地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亦即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古柏曾任寻邬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部长、文化部部长。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意见，抵制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在这之前，即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前后，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即有过抵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过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1933年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即“罗明路线”，并批评江西省委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4月下旬，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些斗争，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为了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蒋介石本人坐镇南昌。6月，蒋介石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14)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15)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第十九路军自上海抗战受挫后，先后被调往江西、福建“剿共”。这支部队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步骤。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抽调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上述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粵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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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承租长春北郊万宝山村荒甸地近400余垧。随后他擅自转租给朝鲜人，开沟挖渠，引水灌溉，致使中国农民耕地被淹，引起纠纷。7月2日，日本领事馆派日警镇压，中国农民死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

(2) 日本参谋部的现役大尉中村震太郎，伪装农业专家，于1931年五六月间潜入吉林洮南地区刺探军事情报，被中国驻军捕杀。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准备武装侵略中国。

(3)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4) 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出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页。

(5)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英、法两国在国联中有最大的发言权。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支持国联的立场，并参加了一些活动。

(6) 《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81页。

(7) 马占山（1885–1950），曾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2月一度投降日军，4月又宣布反正，年底退到苏联，1950年在北京病逝。

(8) 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36页。

(9)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内地参加抗日工作，刚踏入广东省境，就被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忠义救国军”逮捕杀害。

(10) 李铁夫（1901–1937），原名韩伟鉴，朝鲜人。早年投身朝鲜独立运动，后参加朝鲜共产党。1928年春来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在华北做党的工作，曾担任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1937年三四月间赴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7月病逝于延安。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所载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是这个报吿的一部分。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所载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分别为他向这次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一部分。

(1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剧团之一。1933年4月成立于江西瑞金，以演出活报剧为主。演出时演员都穿蓝衫，因而称蓝衫团。

(14) 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即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1930年8月从中国陕北回莫斯科。

(15) “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的战术原则。这一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战法，用以支撑消极防御的方针则是错误的。

第 十 二 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军深入敌后，陷入人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的游击战争。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粵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的。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红四方面军由此打乱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1)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照旧。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并电令陈昌浩准备率领右路军南下。9月8日，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强调指出：如左路军南下，其前途将极端不利。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已筑成碉堡，红军绝无攻取的可能；北面反会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断绝退路。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很难在那里立足。而北上则有许多较好的条件，有利于开展抗日的新局面。中央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经过英勇战斗，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2)会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

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3)、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红十五军团组成后，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1月20日至24日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

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国内政局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这时，它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根据地的红军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1936年初，陕甘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主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北部有井岳秀师和高桂滋师；孙楚的四个旅（属晋绥军）也在黄河西岸地区“进剿”红军；黄河东岸有阎锡山晋绥军的主力，依黄河为屏障，修筑工事，防堵红军进入山西。

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前者作为中心任务。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4)等省。

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新组建的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和地方游击队留守陕甘根据地。

这次东征是1936年2月20日开始的。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部队的防线，渡过黄河。3月31日，红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

东征期间，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先后在山西西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红军的力量有所扩大。红军在山西的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仍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其余部队在南线和东线牵制和吸引蒋、阎军及陕北、渭北的国民党军队，巩固陕甘根据地，策应主力西征。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当西方野战军西征取得重大战果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战胜千难万险，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到达甘肃南部。红军三大主力很快就要会师了。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坚持南下同中央分道扬镳后，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致电张国焘，命令他改变南下方针。但张国焘坚持错误。9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力主南下，并反对在左路军中坚决主张同中央一起北上的朱德和刘伯承。9月下旬，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包括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而已编入左路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在张国焘的指挥下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他以为中共中央率领不大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动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

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9月中旬部队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六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中取得歼灭川军1.5万余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不断西撤，越过大雪山，于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红军虽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到甘孜后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甘孜一带地区，给养极其困难。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这时，中共中央仍从陕北不断地把各方面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其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宽广前途的事实。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红二、红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这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为争取主动，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月上中旬，进入黔东石阡、镇原、黄平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四面紧逼，部队又向黔西、大定（今太方）、毕节转移，并在毕节城内成立临时政权机关。2月底，夏曦在毕节七星关渡河时牺牲。3月下旬，部队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指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编入），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途经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已于8月提出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9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此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领部队挺进到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长征实现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它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命令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以东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示红军总部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强调“目前我们已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切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高（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数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这时，河东的敌情仍很严重。11月中旬，中革军委根据胡宗南部第一军进攻的形势，接连下达指示，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并规定各部队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河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陆续向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并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山城堡，取得歼敌一个多旅的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尽一切努力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1937年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援西军在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得知西路军业已失败，才没有继续前进。随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除讨论政治形势外，还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张国焘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广大于部、战士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严格区分开来。会议号召全体红军在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以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对于张国焘本人，中共中央也尽力予以团结和争取。鉴于张国焘在4月6日写的《我的错误》的声明书中，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央决定再一次给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他的问题在组织上没有作结论，并建议由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张国焘阳奉阴违，始终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终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的特务。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巩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争取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个省的赣粵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战争，总的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这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开始时，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致使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严重的损失。1934年11月底，苏区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采纳陈毅提出的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把武装力量退到雩都南部整顿，做好突围的准备。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使游击队在群众中站稳脚跟，取得给养；要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负责同志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

第二阶段，从1935年春到1936年底。这是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巩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的阶段。

1935年3月底，苏区中央分局项英、陈毅以及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粵边地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他们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黄会聪领导的闽粤边地区，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地区，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方维夏、蔡会文（1935年4月到湘南）领导的湘南地区，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地区，彭辉明、谭余保领导的湘赣地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地区，王于洁、刘突军领导的闽中地区，张新江、王国华领导的鄂豫边地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地区等，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这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此外，他们还要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作坚决的斗争。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进行斗争。

第三阶段，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这是由继续游击战争向国共合作抗战转变的阶段。

这一阶段，蒋介石虽已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仍进行疯狂的“清剿”。各红军和游击队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进攻。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告终。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项英和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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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省名，辖地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35年开始筹建西康省，1939年正式建省，1955年撤销。

(2) 红十五军团是由先期长征到达陕甘的红二十五军同原在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于1935年9月间合编而成，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7000余人。

(3) 谢子长（1897–1935），于1934年夏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负重伤，1935年2月逝世。

(4) 旧省名。1914年设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4年撤销，辖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第 十 三 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华北事变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1)。6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在这期间，日本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日本资本逐步控制了华北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和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华北的部分农村也逐渐变成日本的植棉区。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日本单独经营的公司迅速增加，不少工厂、矿山变成中日“联营”的企业。日本商人还大规模地武装走私，使日货泛滥于中国市场，对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封建经济的束缚下，处境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特殊化”，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日本的经济掠夺，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1932年以后，民族工商业明显地走向衰败。1934年至1936年间，上海新设工厂为76家，而旧厂因不景气改组的竟为839家，还有238家歇业。全国纱厂拥有的纱锭数，1935年虽比1932年略有增加，但纱锭开工率很低。热水瓶、制药、印刷、橡胶等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停工率也分别达到25–50％。许多工厂商店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如天津北洋等六家纱厂（号称“北洋六厂”）有四家落入日本资本家之手。上海、天津、青岛三个最大的棉纺织中心，1936年日资纱厂都已取得超越民族资本工厂的优势地位。火柴、面粉等工业，也因受到日本资本的压迫而一蹶不振。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日本扩大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八一宣言》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蒋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卫实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并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日本看准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八一宣言》是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的。这个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

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此时，活动于北平的党组织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一些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也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感关切。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共同的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杀戮爱国青年的罪行，并积极准备举行抗日请愿活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

这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在这紧急时刻，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学生们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齐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在市民大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主席，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前后，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海外侨胞和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团体，也通过发表宣言等形式，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这样，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举行不久，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后来很快发展成为拥有2万余人的全国性的组织。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很快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民先队的产生与壮大，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公开掲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2)。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瓦窑堡会议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无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的危险的时局下，这个阶级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不但估计到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而且预计到将要继续发生的变化。尽管地主买办阶级中较大规模的分化当前还不是事实，蒋介石还在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和坚持“剿共”的内战政策，但是决议和报告实际上已经看到随着日本侵略的继续加剧，随着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的发展，依附于英、美的反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党有可能使它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能够预见到这一点，表明党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观察形势和制定政策的。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和报告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决议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决议在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3)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也就是说，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关于对工商业政策的规定，决议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决议还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了批评。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决议明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在干部问题上，决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中共中央着重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已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红军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这也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为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在此基础上，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根据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针和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有过联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1935年秋以后，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同他联络。11月，杨虎城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中共中央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努力做好联合张、杨内部的工作。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中共中央还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9月22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为团结回族人民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呼吁哥老会与红军共赴国难。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刘少奇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策略思想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河北省委为基础，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规定在指导整个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辖区内党的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

瓦窑堡会议后，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加强对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大胆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既是为加强北方局工作，也是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抵达天津。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要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要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自1936年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撰写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的策略思想。

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深刻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阻碍党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同月，刘少奇根据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述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策略任务，不是脱离群众，实行冒险的进攻，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第二，要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第三，在强调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时，“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对于党已经掌握的黄色工会，亦不应该立即将它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第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

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除陆续发表一些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文章，用以指导华北党组织的工作外，还经常与张闻天书信往来，探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1936年7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张闻天，汇报北方局的工作，并派人携带信件回保安（今志丹县）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张闻天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非常重视，并对汇报信中提出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同时用中央书记处指示信（即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和洛甫致胡服（刘少奇）个人信件两种方式给予答复和具体指导。

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纠正过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这次行动，使许多原来没有暴露身份的学生干部被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4月5日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起了很大作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和部分教授与学生对立的情绪，打破了学生的“孤军苦斗状态”。根据刘少奇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一致救亡”的指示，各校学生提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学生会为此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平津学联开展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北平学联发出《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同时，学生们还与留驻华北的东北军进行座谈、联欢等活动。

刘少奇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之中，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对北方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信中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他首先对北方局进行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等调到北方局工作。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并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到人员分别设立。改组之后，河北省委只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党的组织。

接着，刘少奇对河北省委所属的党的地方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1936年四五月间，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任命李铁夫为天津市委书记。在中共京东特委的帮助下，1936年夏秋间，唐山市工作委员会建立，9月改归河北省委领导。在此期间，北方局还派出人员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建立广州市委和香港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早在1935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潘汉年、陈云先后辗转到达上海后，因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难以立足，遂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同赴苏联。为了同经历几次大破坏以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开展当地党的工作是其重要任务之一。1936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年底，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党的组织。

1935年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重建。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先后派人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工作。从此，陕西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受中央直接领导。随后，云南、广西及福建厦门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或恢复。

这一时期，有的地区虽未恢复和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发地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领导干部。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决定上报中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从北平的国民党监狱中，将长期坚持斗争的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营救出狱。这些干部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从而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刘少奇和北方局听取薄一波关于山西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赴山西，与薄一波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引者注）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除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武装主要在南满、东满和北满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斗争初期，中共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曾给东北党组织的工作带来消极影响。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出决议，要在东北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拥护苏联”的口号下组织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东北党组织由于执行这种“左”的政策，在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

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后，对指导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中共满洲省委及时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关门主义。党组织主动地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1933年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1933年9月，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活动在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濛江（今靖宇）、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3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赵尚志、张寿篯（李兆麟）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活动在珠河（今尚志）、滨江、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活动在宁安、密山、穆棱等县。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以及饶河游击队等，也都在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军“讨伐”队，袭击铁路交通，使敌人坐立不安，疲于奔命。1935年冬，日本制定《满洲国治安计划大纲》，一方面加紧向抗日武装进行军事“讨伐”；另一方面采取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4)等政策，企图断绝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消灭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队。

1936年2月10日，从上年开始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为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需要，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说明根据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有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统一抗日行动、改革抗日军队建制的必要。于是，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的各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英勇的斗争。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后未正式成立）、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这一改变虽然加强了各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却使整个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失去原满洲省委那样的统一领导，而要靠遥远的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统一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在东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师，约3000人，活动于以金川老游击区为中心的南满地区。1936年3月至5月，这两个师在游击区内配合作战，消灭部分日、伪军，打破敌人的“讨伐”，扩大了游击区，全军发展到6000余人。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共2000余人（朝鲜族占大多数）。1936年3月至5月，第二军除与第一军、第五军打通联系外，还扩大了游击区，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

1936年6月，为加强对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东满、南满特委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书记；同时将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第一路军成立后，杨靖宇率部分兵力在通化、辑安（今集安）地区伏击日、伪军，消灭伪满骑兵200余人，后在本溪附近消灭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主力1000人左右，给敌人以重大打击。1936年夏冬，第一路军先后派部分兵力向辽西、热河地区进行两次西征，企图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军队的联系，但没有成功。第一路军除据有抚松、濛江、通化老游击区外，还在长白县境内和宁安南湖头新建或重建了游击根据地，打开了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

在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先有七个师，后来又组建三个师，共6000人左右。他们分别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使北满游击区扩大到40余县。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后由李延平代理，先有三个师，后来发展为四个师。他们活动于松花江南岸并向东发展到乌苏里江西岸。第六军由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代政治委员，下辖七个团，活动在以汤原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各县。1937年初夏云杰牺牲，由戴洪宾任军长，将七个团改编为四个师。5月，攻克汤原县城，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联军第三、第四、第六军在松花江两岸的顽强斗争及其游击区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北满的统治，被日本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从1936年秋开始，日、伪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为中心，发动“讨伐”。9月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以第三、第六军主力坚持老游击区的斗争，另以第三、第四军和在吉东的第五军各一部组成远征队进行西征。11月至12月，开辟了小兴安岭西麓铁力、庆城、海伦等地的新游击区。留守老区的部队分头出击，取得很大胜利，并一度攻占黑龙江边的军事重地佛山（今保兴）县城。1937年春，北满临时省委为粉碎日、伪军自南而北压迫抗联各军于三江平原以聚歼的计划，决定第三、第六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进军黑龙江、嫩江平原开辟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部队到达绥棱、海伦地区，后来仍返回汤原游击根据地。

活跃在吉东地区的是抗日联军第五军主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下辖两个师。1936年5月以后，日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的“讨伐”更加残酷。第五军除留少数部队在宁安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向穆棱、密山、依兰方向发展。1937年3月，攻克依兰县城。接着，在依兰及其周围数县内展开活动，打击日、伪军，开辟新的游击区。坚持在宁安地区的部队也进行多次战斗，扩大了队伍。第五军发展到约5000人。

1936年11月，以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建立了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下辖三个师，共700余人。1937年1月，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为了扩大游击区，第七军分两路在乌苏里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当地的山林队、红枪会，使第七军发展到800多人。

除上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联七个军外，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还建立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第八军军长谢文东（1939年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共300多人，后来发展到2000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方正、汤原县境内。第九军军长李华堂（1939年叛变），政治委员李熙山（许亨植），共800余人，最初活动于汤旺河里一带，后来转战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地。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齐云禄，共1000余人，主要活动于舒兰、五常一带。第十一军长祁致中，约1500余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参加了中国一些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中国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他们和中国同志亲密团结，共同战斗，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牧师）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五条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同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这时，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

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集聚重兵企图“围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但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发展，英国、美国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对于中日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而交由外交部长张群办理，并且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蒋介石不放弃同日本谈判，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日本毕竟没有能从这个谈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东西。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也被搁延下来。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于9月下台。李宗仁、白崇禧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由于蒋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7月10日，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5)。这个讲话比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6)已有所前进。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对于他“孤军抗日，迭获胜利”表示祝贺和声援。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如果继续那样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帜来反对他的统治，他和广大人民的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尖锐。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几年来对日的妥协政策。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7)

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沦亡惨祸的绝大危险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信中承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解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还是认为现在尚未到最后关头，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

这封信说明，中国共产党确认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指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中郑重申明：“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信中表示：我们“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信，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决议也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澈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

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为此，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则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西安事变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①。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4页。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8)。（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哥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根据对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在18日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5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9)。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箝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同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在1937年1月间发出的邀请，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从同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在2月、3月的西安和杭州谈判中，周恩来等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基本指导原则，主要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商谈。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他的真实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立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军队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送还被俘人员，等等。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5月2日至14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

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在结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国民党转变的“左”的错误。

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结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关于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提出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标准。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而应当“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并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他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思考和分析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策略和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5月17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自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他指出，这种转变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的变动和新的任务，需要改变党和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另一方面，因为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后一种改变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报告还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

由于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还不能摆脱以往“左”的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白区工作的评价、工作转变和策略方针等问题上，中心问题是党对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不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6月1日至4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路线、方针问题。毛泽东在6月3日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的个别问题上。刘少奇对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的关系方面，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在毛泽东发言后，张闻天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也指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6月6日，张闻天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中，按照中央的精神，从总的方面肯定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关门主义，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10日，即白区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个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针对国民党计划于1937年11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国人民说明，国民党政府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规定；主张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废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办法；提出大会的任务不应限于通过宪法，而应扩大到讨论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针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无理起诉的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中国共产党将以上主张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党派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延安参观学习。1937年5月3日，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山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同共产党进一步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救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愿合作抗日。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也取得明显进展。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他们考察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延安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谈判。蒋介石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不予置理，而建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张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由他担任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该会主席的职务。他甚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申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5万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官长由共产党推择国民党人担任，副官长由边区自己推举，可由林伯渠担任，边区的事由边区政府自己办理；国民大会的240名指定代表名额中，可指定共产党代表，对其他各党派，由国民党尽量选定；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等等。周恩来坚决拒绝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和国民党人任边区政府正官长等要求。对于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他表示须请示中共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上述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

为了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还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边区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20余县，200万人。这个地区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边区政府率领下切实地进行，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当全国抗日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同时，还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受到初步批判，全党对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对党内矛盾的解决，改变了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虽然还没有使用“治病救人”这样的语言，但实际上已采取这种方针来团结犯过严重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继续让这些同志参加中央和各级的领导工作。

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复杂环境中，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毛泽东大力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在1936年底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10)等重要论著，并就其内容在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当强大的敌人进攻时，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并不失时机，连续再战；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科学上来，明确指出，军事家必须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战胜当前的敌人。战争的胜败既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又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还强调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战争规律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毛泽东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这是一部通过军事科学的论述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实践论》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实践论》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矛盾论》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毛泽东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矛盾论》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着重研究和阐述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艰苦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

《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这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集中全党智慧，发展了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等等。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成果。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员已发展到4万多人。

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牢牢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十年期间，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第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顽强战斗，终于使革命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在西安事变、特别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两次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同这样强大的敌人斗争不可能一举成功。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同时也表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包括来自党内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干扰，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这十年期间，各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对各根据地发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军事“围剿”，并对各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人民群众克服困难，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红军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他们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红军中去，其中许多人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中央根据地瑞金县24万人口中，就有4.9万人参加革命，3.1万人参加长征，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万余人。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红军的有8.5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有1.2万余人。寻邬县只有8万人口，有2.5万人参加红军，留下姓名的烈士有770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有近千户。当各路红军长征后，原南方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承受着亲人离别的极大悲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继续给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援。各根据地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和重大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革命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但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历史经验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依靠群众，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初步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又使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展开。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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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闲话皇帝》一文，是易水（艾寒松）所作，1935年5月4日刊载于《新生周刊》第2卷第12期。该文发表前经国民党有关机关审查过，但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除封闭该刊外，还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国民党上海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有关人员也被革职。

(2)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3) 这个决定指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都“已经不适当了”。现在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是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公开纠正“左”的错误政策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4) “集团部落”，指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农村的小村庄和散居各户驱赶到指定地点，归并成的大屯。大屯周围有深沟、土墙或铁丝网，并筑有炮楼监视。日、伪动辄以抗日反满、资助抗联等罪名，捕杀屯内居民。

(5) 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52页。

(6) 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1935年11月19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18页。

(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8) 指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全国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时称“七君子”。

(9) 据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引者注），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实际上，该通电在12月19日当天即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则是12月20日收到的。

(10)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授哲学问题的两篇讲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在1951年经过改和补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附图1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略图

（1925年2月–1926年2月）

附图2

北伐前夕国内政治形势略图

（一九二六年六月）

附图3

附图4

南昌、秋收（湘赣边）、广州起义及向井冈山进军示意图

（1927年8月–1928年4月）

附图5

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形势略图

（1930年夏）

附图6

附图7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形势图

（1931年4月–5月）

附图8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形势图

（一九三一年七月–九月）

附图9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

（1933年2月–3月）

附图1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附图11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4年秋–1937年秋）

附图12

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6年2月–1937年7月）

附图13

目　录

第　四　编

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十四章　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和全国抗战的开始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潮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洛川会议的召开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

三、实现全面抗战的努力和国共军队配合作战

华北战场的对日作战和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沪宁地区的对日作战和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

四、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

党的队伍的迅速发展

五、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

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的右倾错误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第十五章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日本对华策略的调整

美、英等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国民党的反共妥协倾向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

发展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斗争

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

四、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国共两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政权建设

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党的民族政策与实践

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六、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第十六章　巩固抗日民主阵地

一、1941年以后的战略格局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二、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

敌后抗战出现严重困难

加强军事建设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对日、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

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加强政权建设和增进党政军民团结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

四、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五、党在沦陷区的斗争

沦陷区工作的方针与部署

领导沦陷区人民进行反日斗争

六、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准备

整风运动的展开

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

第十七章　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抗战局势的新变化

解放区军民的局部反攻

开辟新的解放区

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三、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国共协定草案的拟定

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的筹备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七大的召开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　五　编

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十八章　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

美、苏的对华政策

二、争取和平建国

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提出

重庆谈判

三、调整战略部署

国民党夺取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战略企图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四、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性接收

一二一运动

五、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协议的通过

维护各项协议的斗争

六、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争取在东北的有利地位

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

第十九章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

一、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时的形势和自卫战争的部署

战争初期的作战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初步兴起

国共关系的完全破裂

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的决策

二、战略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

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挫败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三、加强解放区建设

解放区的基本状况和各项建设

《五四指示》的贯彻实施

解放区的民族工作

四、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第二条战线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

五二〇运动

第二十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方针的确立

战略进攻的展开

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和整党运动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和实施

整顿党的队伍

三、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十二月会议

新民主主义多项政策的完善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政权建设和统一财经工作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深入发展

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五、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进一步展开

开创中原新局面

内线各战场的攻势作战

第二十一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历史性的战略决战

战略决战前的形势和九月会议

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二、夺取全国胜利

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的图谋

渡江战役

城市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加强

向全国进军

三、筹建新中国

七届二中全会的重大决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

结束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后　记

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记

附图14　八路军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1937年8月–1940年）

附图15　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形势图（1938年5月–1940年12月）

附图16　华南抗日游击队斗争形势图（1944年）

附图17　八路军百团大战示意图（1940年8月–12月）

附图18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战略反攻形势图（1945年8月–9月）

附图19　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国军事形势图（1945年9月）

附图20　转战陕北路线示意图（1947年3月–1948年3月）

附图21　粉碎敌人对山东重点进攻示意图（1947年3月–12月）

附图22　挺进中原示意图（1947年7月–12月）

附图23　辽沈战役示意图（1948年9月–11月）

附图24　淮海战役示意图（1948年11月–1949年1月）

附图25　平津战役示意图（1948年11月–1949年1月）

附图26　渡江战役示意图（1949年4月–5月）

第　四　编

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 十 四 章

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和全国抗战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随后也加入这个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英、美、法、荷等国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或本国的问题。它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怂恿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指望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苏联政府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但因为担心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攻而不愿意过早地卷入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36年2月26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实现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4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一个有5700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严重威胁当地中国驻军，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1937年度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在华北，拟用八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在华中，拟用五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拟用一个师团占领广州地区。同时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各战略要地。按此计划，日军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兵力，由1936年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

为了保证这一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总数达30.4亿日元，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加上1937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反映。1937年1月，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给予蒋介石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于是，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并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从1937年5月起，日军在北宁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弹演习。五六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关东军首脑人物坚持主张首先击败中国来加强对苏战备。6月初，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近卫文麿受命组阁，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军部、财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上台后，继续强化战争体制。这时，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对华一击论”占据上风，以为侵华战争一旦发动，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动摇，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能达到降服整个中国的目的。它完全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的革命潜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和战地的工人、农民群众，积极组织和参加募捐、救护、运输等多种战地服务，全国人民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给前方将士以巨大鼓舞。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这种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中国政府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驻日大使许世英同日本进行磋商，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十九军官兵虽英勇作战，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场牺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奉蒋介石命令率部从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8月初，日军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

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为了直接打击中国政府，并对西方各国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决心把战争迅速扩大到上海。日军在上海早就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派军舰和特别陆战队，并加强其驻淞沪的海军第三舰队。驻上海日军一再向中国军队寻衅。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哨兵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和拆除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8月11日，中国政府令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部开赴上海市区组织防御。8月13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有利据点，并向中国军队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张治中率部奋起抗击，中国空军也出动参战。淞沪战役由此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战争指导方案，全国划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为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第二战区为山西、察哈尔、绥远；第三战区为苏南、浙江；第四战区为福建、广东；第五战区为苏北、山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对中共代表在庐山的活动仍加以限制。这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全国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只能秘密地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谈判国共两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第二次庐山谈判未获结果。

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由邓小平接任），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直属队及第七七〇团，第一一五、第一二〇师的部分直属队，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部队，在延安设立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分别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2)。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3)。这样，散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随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红军改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除将在西安的红军西北办事处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外，还陆续在南京、上海、太原（后在临汾、秋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衡阳、广州、香港、桂林、洛阳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有利于促进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

在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有意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刁难。9月初，在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国民党仍坚持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并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周恩来致电国民党方面，要求立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按共产党方面推荐的人选，以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中共谈判代表在坚持宣言所提基本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对宣言中某些用词的修改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潮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4)11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5)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10月，其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1937年7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9月，沙千里等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这些抗日团体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在何香凝、宋庆龄倡议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7月在上海成立。8月，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所办的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这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侨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动美洲侨胞以长期募捐支援祖国抗战。他于1937年10月发动美国纽约市54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团体。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6)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引起国际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世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享有重要利益。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打破了它们在中国的势力均衡。日本全面侵华，进一步排斥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在华利益，并削弱其在中国及远东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国家的密切关注和不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表明中国的和平立场，并力求西方各主要国家出面干涉。但英、法、美等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对日本和中国抗战均采取两面政策。它们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资援助，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牺牲中国部分权益，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殖民统治的旧秩序。

英国在中国有着巨额的投资，但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由于德、意两国的扩张，欧洲形势动荡不定，英国根本无力对远东局势进行干涉，因此，它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持观望态度，并把避免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敌对行为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它既担心日本利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机，侵吞自己的在华利益，又担心介入中日战争对己不利，所以只是要求中日双方“克制”，并进行所谓“调解”，而不敢联合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1937年12月，日军在长江上攻击多艘英、美船舰，“帕奈号”被击沉，伤亡达数十人。事件发生后，英国曾一度拉拢美国，希望对日本联合采取强硬行动。由于美国不愿卷入对日本的直接冲突，英国的计划最终落空。此后，英国对日态度更趋消极。1938年5月，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占领区过去积存的和以后收取的税款一律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同意支付中国政府已从1937年9月起停止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赔款。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作出的这一重大让步，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大部分海关收入，因而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法国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持中立态度。对于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购买军火的要求，法国政府总是力图回避。在日本的压力下，1937年10月18日，法国内阁会议决定禁止通过印度支那运送军用物资到中国。中国政府对法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并展开积极的斡旋活动。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和交涉，中法两国达成并开始一些合作项目。法国还允许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转运中国，但数量有限，且限制很多。

美国长期奉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自然与这种政策不能相容。美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对日本侵略表示不满。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认为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一致行动，像隔离传染病一样隔离战争。他强调：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战争的。但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各大财团的压力和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未能采取实际行动对日本进行约束。尽管中国政府及国际正义舆论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美国的许多公司和企业仍然与日本保持原有的贸易关系，继续向日本出售可用于战争的物资。当在中国长江上发生日本攻击英、美船舰的事件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国卷入冲突，要求美国政府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随着日本侵略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趋于严重；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把日本拖入持久消耗战的事实，也使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信心。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随之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1938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由于日本对中国军民野蛮轰炸，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滥施轰炸的国家出售飞机和航空设备，美国国务院将极不乐意地签发此类许可证。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美国的绝大部分企业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

国民党政府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因而积极推动以九国（中、美、英、法、日、意、荷、比、葡）公约签字国为基础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但1937年11月3日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拒绝出席）上，中国代表多次发言，要求与会国对日本采取积极具体的制裁办法，停止向它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英、美、法等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态度暧昧，除了泛泛地发表谴责言词、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外，根本不愿率先制裁日本，暴露出十足的绥靖主义立场。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事后评论说：“为应付远东局势而举行的这次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主要不是一个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或解决中、日冲突的工具，而是一个为英、法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是“一次流产的国际会议”(7)。

德国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中国全国抗战初期，中德关系较为密切，两国政府保持着比较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在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曾把获得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德国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并进口军备原料。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政府声称对中日冲突持中立态度，但是继续维持着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也参与了对日作战的指挥。1937年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充当日本的“说客”，两次出面“调停”中日关系，要求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的“议和”条件。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妥协投降，蒋介石害怕“被舆论的浪潮冲倒”，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德国从其战略利益考虑，为争取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于1937年11月同日本、意大利订立反共公约。1938年以后，随着法西斯分子全面控制德国政府，德国相继宣布承认“满洲国”、撤离在华军事顾问、禁止军事物资输入中国。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德之间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易货贸易，大量的德国军火通过苏联、印度支那和缅甸运入中国。

全国抗战初期，苏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对苏联的重大威胁，特别是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客观上促使了1929年以来中苏对立关系的改善。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通过该条约不仅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共4.5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遣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特别是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这种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给予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美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友人和反战的日本友人、德国友人，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简称工合）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他们全心全意支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和献身精神，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永久怀念和高度敬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人民首先在东方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反过来又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团结起来，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应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国抗战首先是联合苏联，同时还要争取英、美及全世界所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当然，对英、美这样的国家，既要警惕和反对他们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也要看到他们同日本的矛盾，尽可能联合他们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洛川会议的召开

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亦即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的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也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在妥协退让的方针下，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实行前一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实行后一套办法，就不可能坚持抗战，结果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记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8)。

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和发言。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由于时间紧迫，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能充分讨论。虽然这时国民党还没有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正式承认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是鉴于华北危急，会议仍然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这一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因此，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实行这些纲领，就能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

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这主要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桂系和川军等地方实力派拥蒋抗日；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保卫、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以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同时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

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基本依靠力量。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要使这支力量承担起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任务，关键是实行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即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抗日战争中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这种转变是必要的。这时，敌人是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它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却是一个军事上的强国，拥有数十万经过长期“武士道”教育和以现代武器装备的、多兵种组成的常备军，并有一二百万经过训练的预备补充兵员，能够在短时期内动员强大的进攻力量。友军是昨天的敌人国民党军队，它虽然拥有200万正规军，多数官兵也有抗战爱国热情，但是训练装备较差，内部又不统一，其上层领导集团对抗日仍有动摇，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方针，并力图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素质好，但数量太少，武器装备更差，即使全部集中起来打正规战，也不能对日本侵略军构成大的威胁。但是，人民军队有一种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特长，即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只要人民军队发挥这种特长，将正规军变成游击军，分兵发动群众，同战区和敌后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迅速地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就会在敌人后方开辟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纲领的广阔天地，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这样，就将给日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并将逐渐发展成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人民军队实行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是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一种最佳选择，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相当打击”。红军正式改编后，经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在总的战略下，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原则是：（一）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之自由；（二）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依傍山地，不打硬仗。

洛川会议后，8月下旬至9月初，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前线。随后，第一二九师也沿着这条路线进入山西。根据原来的商定，八路军准备进入恒山地区配合友军保卫山西，拱卫华北。但从8月下旬起，日军迅速占领南口、张家口后，分数路向华北广大地区进攻：一路沿平绥路西进，一路沿平汉线南下，一路沿津浦路进攻山东。日军的作战主力在平汉线，同时以一部兵力从右翼迂回夺取太原，企图首先占领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威胁平汉线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和河南、山东的侧背，最后完成对整个华北的占领。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决定改变八路军的部署。9月16日、17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必须改变，否则将处于敌人右翼迂回包围中而陷于被动。八路军三个师应逐次分别配置在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晋西北的管涔山，晋西南的吕梁山和晋东南的太行山、太岳山。这样的部署，是为了使八路军处在战略上展开于日军侧翼的机动地位，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态势。当日军进攻时，可以配合友军作战，从侧后钳制、打击敌人；而当正面友军向南撤退时，又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北方局的电报中又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10)

以刘少奇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积极配合八路军，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实行全面抗战。1937年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时，北方局立即同总部主要领导人一起，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的行动方针。刘少奇在会上明确指出：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我党我军要准备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建立起很多根据地，这样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他还强调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

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首先，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规定下，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总体战略。所谓独立自主，即在政治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包含人民军队在作战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动与自主指挥。其次，抗日游击战争是广大民众的革命战争。分散的作战形式，便于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战争，这是任何集中作战很难办到的。其三，抗日游击战争有利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军民结合、军政统一，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实现有根据地、有后方的持久作战。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三、实现全面抗战的努力和国共军队配合作战

华北战场的对日作战和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动全国军队，同时在北线和东线战场实行防御战略，抵抗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属第二、第三、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分别参加了各战区的防御作战。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推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军事上、政治上创造实现全面抗战的条件：一方面，精心地部署八路军进行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指导其实现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错误政策，组织和动员全国民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正确的对日作战方针。

1937年9月中下旬，沿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分别占领河北沧州、保定等地。沿平绥铁路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占领天镇、广灵、大同。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纷纷向雁门关方向撤退。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〇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一部首先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23日和24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9月24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冒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前进，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山地设伏。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区。八路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八路军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9月24日至25日，担任钳制、阻击任务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截断涞源、灵丘之间的交通线，在腰站地区打退日军增援部队的多次冲击，歼敌300余人。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在平型关战斗中，由于正面布防的友军没有按预定计划出击，失去了消灭更多敌人的机会。平型关正面的日军得到从浑源南下日军的增援，稳住了阵脚。同时，内长城线上的日军突破茹越口和阳方口，从东西两侧向雁门关迂回。10月2日，雁门关失守。阎锡山为挽救山西战局危机，保卫太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蒋介石急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

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在太原的周恩来等，要他们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必将向西进攻，故娘子关、龙泉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利太原以北作战的胜利。阎锡山等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部署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并将主力用于中路的正面防御。经商定：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右翼各军（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周恩来参加了忻口战役的作战研究。他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着重正面防堵损失必大，而胜算小，建议中路地区以少数兵力钳制敌军，加强侧面部署，以主力向东北代县方面出击，可收阻敌向南突入之效。但这些意见未被阎锡山等全部采纳。

10月13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和战车掩护下，强渡云中河，向忻口西北主阵地南怀化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守军阵地工事被毁，部队伤亡惨重。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在连日鏖战中，中国军队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自身也损失很大，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在前线督战时相继牺牲。

为了配合和支援友军的正面防守作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〇师主力于晋西北袭击忻口至雁门关、宁武至大同的交通线，并派雁北支队向长城以北出击。当忻口正面激战时，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各部积极配合，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多次截断敌后方主要交通线，击毁日军大批运输汽车，袭击敌增援部队，收复一些县城，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并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弹药的接济。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11)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进至崞县、代县之间，袭扰敌军。该团以第三营为主力于10月19日凌晨袭击代县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消灭敌守备队100余人。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迫使敌人不得不以相当兵力守备后方，这就大大减轻了忻口正面国民党守军的压力。

忻口战役进行中，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后，迅即沿正太路西进，从东面威胁太原。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三个军在娘子关南北一线设防。10月18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率第三八六旅进到正太路南侧平定地区，执行配合友军侧击敌人的任务。国民党军队不能有效阻止敌人的进攻，10月26日，被迫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

根据战局的演变，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台南移，经盂县、寿阳过正太路进抵和顺县。10月22日至11月初，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后在平定县和昔阳县进行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由五台山地区南移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昔阳西部、广阳地区伏击向榆次运动的日军。这些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马匹和物资，有力地阻击了日军的前进，并协助国民党军曾万钟部、邓锡侯部和王奇峰骑兵第四师等突破日军的包围，脱离险境。

但是，由于从娘子关退守的友军缺乏统一指挥，不能组织新的有效防御，日军遂节节推进，对太原和忻口形成大包围。11月2日，卫立煌下令撤离忻口阵地。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华北战场的战略防御作战，较好地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共产党不仅提出关于作战方针的正确建议和意见，而且还以八路军积极有力的实际作战行动，配合和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阵地防御。尽管国民党统治集团听取了共产党及其他有识之士的一些正确意见，但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路线和方针。它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对正面进攻之敌进行消极的阵地防御，很少使用较大兵力实行运动战，因而不能主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尽管担任正面防御部队的许多官兵怀着爱国热忱，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受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战斗力。国民党军队不断陷入被动，节节败退。在太原失陷以前，平绥铁路方面的日军占领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平汉铁路方面的日军已占领顺德（今邢台）、邯郸，进抵漳河一线；津浦铁路方面的日军突破德州的防御阵地，进抵惠民、临邑、高唐一线，准备进攻济南和青岛。日军控制了太原——石家庄——德州一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后，将作战重心逐渐转移至华中战场。

太原失守前后，日军继续向华中、华北等内地进攻。为了坚持华北持久抗战，支持全国战局，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等，要求八路军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成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扩大自己，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行全面抗战之新局面”。按照既定部署，八路军在积极配合友军作战的同时，又相机执行自己的战略展开任务。第一一五师一部依托五台山建立了晋东北的战略支点；第一二〇师依托管涔山建立了晋西北的战略支点；第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山建立了晋东南的战略支点。到1938年春，第一一五师另一部依托吕梁山建立了晋西南的战略支点。这就为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前进的战略基地。

为了充分动员组织民众，支持山西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十分重视发展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在日军进攻的威胁下，阎锡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并采用共产党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批抗日青年和政治上比较开明的进步人士，以挽救危局，维护自己的统治。鉴于这种情况，八路军在太原设立以彭雪枫为处长的驻晋办事处，负责八路军总部与阎锡山的联络，开展对晋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到达山西。周恩来、彭德怀向阎锡山提出建立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建议。9月20日，在太原正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第二战区高级参议、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四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后二人为常驻委员，程任武装部部长，南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动员区域主要包括绥远、察哈尔和晋西北、雁北、晋东北（后属晋察冀边区）地区。各级（包括县、区、村）动委会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的领导机关，起着政府同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有的地方（主要是旧政权瓦解的地区）则具有半政权的性质。各级动委会在宣传抗日、组织和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巩固抗日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通过建立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在山西蓬勃发展起来。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大力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为核心，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亡团体，培训干部，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下旬，牺盟会召开有30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该会会员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创建了105个县分会和若干中心区，培养了两万多名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在日军进攻时，山西大部分旧政权陷于瘫痪和瓦解，牺盟会不失时机地掌握部分地方政权。到1938年春，全省105个县中，已有70余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所掌握。

党在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发展武装力量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山西新军。全国抗战开始后，阎锡山看到山西旧军在日军进攻面前战斗力很弱，急欲扩充实力。薄一波提议组建山西新军，阎锡山同意先试建一个总队（团），并定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决死队于1937年8月1日正式成立，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指派旧军官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则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9月间，决死队发展为四个总队，后来发展为四个纵队（旅）。除决死队外，在山西还相继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政治保卫旅和暂编第一师等新军武装。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共有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总兵力约5万余人。新军中普遍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这是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在发展和坚持山西及整个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反对了关门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党组织既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又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既抓群众工作，又抓政权和武装工作；既尽力推动阎锡山坚持抗日，又对他的动摇性和反动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党在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沪宁地区的对日作战和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在日军的作战重心还放在华北战场之时，国民党军事当局就决定以上海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蒋介石先后调集并指挥70万兵力进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打得十分顽强。在上海市区的华德路口，中国军队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五团第二营300余名官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1937年8月14日至16日的上海空战中，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创下击落敌机45架的战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组织(12)和八路军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动上海各界、各阶层民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和战地服务团，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以有力的支援。8月23日，日军在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拼死抵抗。9月4日至7日，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500多名官兵击退日军数次冲击，最后多数壮烈牺牲。10月下旬，据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杀敌数以百计，后突破敌重重包围，退入英租界。日军参谋本部鉴于战局进展缓慢，不断向上海地区增兵，先后投入兵力达20多万。11月5日，日军第十军乘隙在杭州湾北部金山卫登陆，从西南面迂回包围上海，市区苏州河南岸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11月8日，蒋介石鉴于守军腹背受敌，下令全线撤退，向南、向西转移。11月12日，日军完全占领上海。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毙伤敌4万余人，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计划。

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转兵直逼中国的首都南京。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南京外围同日军进行了许多战斗，给予敌人一定的杀伤，但终究不能阻挡多路日军的猛烈攻击。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中将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等人的怂恿指挥下，日军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持续六周之久。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同时，南京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几乎所有的商店被抢劫一空。日军进入南京市后的一个月中，发生约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连不到10岁的幼女和六七十岁的老妇都难以幸免。很多妇女被奸淫后又遭屠杀、毁尸，惨不忍睹。

南京变成一座尸横遍野、满目凄凉的死城。日军为掩盖罪行，严密封锁新闻，同时焚尸灭迹，消灭罪证。但仍有不少正义人士、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不顾生命危险，组成国际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千方百计保护中国妇女和儿童，给受害者以人道主义的援助。同时，把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通过日记、信件、新闻照片等形式记录在案，公布于世。《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及时披露日军在南京的野蛮罪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谴责。1938年3月，澳大利亚人田伯烈编成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是较早全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献。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国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真地查证和确认，以及大量文献档案、目击者、受害人提供的人证和物证，充分地证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有计划、大规模的集体虐杀，每次惨遭杀害者达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之多。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的死刑判决书中确认：“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13)南京大屠杀铁案如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国内一些妄图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的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和对人类良心的欺骗。事实上，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的野蛮暴行，绝不限于南京的一时一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制造了大量惨案，仅1937年至1940年制造的百人以上的大屠杀就达500多起。例如在晋北，日军在30天中连续血洗天镇、阳高、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崞县等县城，屠杀无辜百姓1.6万余人。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一路烧杀，使无锡、苏州这些未设防的风景名胜古城，亦蒙受空前劫难。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了制造精神恐怖，迫使中国人民屈服，还无视国际公法，对许多城镇的非军事目标（如商业区、居民区、文化区）进行狂轰滥炸。1938年5月28日至6月9日，日军飞机连续对广州进行大轰炸，市民被炸死者近万人，伤者不计其数，许多商店、工厂、学校、医院以及著名的中山纪念堂被炸毁。日军占领南京后，强迫更多的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这一野蛮行径使许多中国妇女受尽凌辱和摧残，不少人死于虐杀和疾病。日军还在许多地区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残酷地杀害中国军人和无辜平民。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的上述暴行从未停止过。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政治上，也有了一些进步的表现，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全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但是，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一党专政的基本立场，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存有诸多疑嫉。国民党统治集团害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越出自己的控制，尤其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它所推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要给抗战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和方案，希望能够影响、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动员全国民众，实现全面抗战。

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大部西迁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成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长江局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以及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党的工作。长江局成立后，迅速恢复和建立各地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长江局除设组织部、宣传部和党报委员会外，还有民运部，并先后建立了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委员会，负责领导各方面的群众救亡工作。在武汉，出版公开的党报党刊即《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及其他抗日书刊，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同时，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指导新四军出动到皖南、苏南和皖西抗日前线。在湖北的七里坪、汤池和河南的竹沟举办训练班，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一批干部，并在敌后地区组织起几支抗日游击队。在长江局的动员组织下，大批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仅河南就有1万多名城市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到乡村开展救亡工作，参加抗日游击战争。长江局还向延安输送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总之，长江局为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也为发展华中的敌后游击战争做了相当的准备。

长江局还代表中共中央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继续就加强两党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国共合作应当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国共两党应当协商，正式公布共同纲领，并提出加强合作的具体建议。开始，蒋介石表示同意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并起草共同纲领。但国民党统治集团总是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力图通过合作来“溶化”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因此，国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草拟的共同纲领草案虽于1938年春完成，却被国民党中央长期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也陷于停顿。这两个问题始终未能获得解决。

但是，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和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某些诺言，采取一些改革措施。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大权固然是由蒋介石嫡系的有力人物掌握(14)，但也邀请周恩来、黄琪翔（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掌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为了巩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的联合，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便于对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月1日，第三厅正式组建成立。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团聚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他们广泛深入地进行救国宣传，推动抗战文化工作的发展，并开展对敌、对国外的宣传。此时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和全国战时教育协会，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些协会的部分领导人，同时担任第三厅下属机构的领导职务。第三厅还以政府的名义，大力协助各协会冲破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第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国共合作，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须发布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中山先生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继续改善政治机构，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但却没有包括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关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许多重要主张，而且有不少内容不过是好听的诺言，根本不打算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纲领也说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其实是要统制和包办民众运动。事实上，在通过这个纲领的前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解散了许多群众组织起来的很有影响的抗日团体。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国民党占大多数。它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国民政府以“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邀请共产党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政治的某些进步，以及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主张，因而它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这些进步的方面，得到了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它始终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没有正确地解决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严重障碍。

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

南京陷落后，举国震动。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出席。蒋介石在会上说，首都南京失陷了，但中国政府要继续抗战下去。他着重指出，高级将领要有坚持抗战和为国牺牲的决心，并下令逮捕并惩处擅自撤退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同时，国民政府统帅部调整战区和战略部署，主要是以屏障华中重镇武汉为核心，开展津浦路方面的作战，力保晋南、豫北，阻敌南下，并保卫广东、福建沿海。在山西方面，国民党军事当局提出“反攻太原”的口号，实际上主要是阻挡日军向晋南、豫北的进攻，防止敌人渡过黄河，打通陇海路，直扑武汉。为此，第二战区司令部编组了以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的东路军。东路军下辖第十八集团军（欠第一二〇师）和第三、第十四、第十七、第四十七军等部，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

日军占领南京后，也调整部署，将作战重心移向津浦路。日军的企图是以南京和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以实现其连贯南北战场，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1938年1月至5月，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皖三省交界地区的作战。周恩来、叶剑英等向第五战区建议，除以新四军、八路军一部配合作战外，在津浦路南段，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法，运动于淮河流域，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则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上述建议。这一地区作战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军队战略战术运用比较得当，改变了专守防御的战法，有些仗打得比较好。中国将士为保卫徐州，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3月上旬，防守津浦路要地滕县（今滕州）的第一二二师与敌血战，师长王铭章以下大部官兵壮烈牺牲。这一仗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中国军队调整了部署。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运用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之敌，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山东、河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工人武装，对津浦路北段、胶济路西段和泰安南北的铁路、公路进行破袭战，炸毁桥梁，拆除路轨，阻滞日军的运输，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作战。

日军在台儿庄地区战败后，调整进攻徐州的作战计划。4月中旬以后，担任正面防守的中国军队逐渐陷于被动，遂于5月中旬决定放弃徐州，向皖西、豫南方向转移。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随即，日军沿陇海路西进。1938年5月下旬至6月初，连陷商丘、兰封、开封、中牟，准备夺取郑州，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态势。6月9日，为了阻滞日军前进，蒋介石等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堤的洪水虽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但同时也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形成连年成灾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日军统帅部再度调整战略部署，扩编华中派遣军，并调动海军第三舰队，采取沿长江航道及其两岸、大别山北麓等数路围攻武汉的作战计划。

国民政府统帅部为了保卫武汉，于6月中旬决定成立第九战区，并扩充第五战区的兵力。武汉保卫战主要由这两个战区联合进行。第九战区防守长江沿岸要塞和鄱阳湖以西长江南岸附近战略要地；第五战区主力防守江北皖西至鄂豫边境一线大别山地区。

这时，中共中央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15)。6月15日和27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作战。为牵制日军的行动，策应武汉作战，八路军广泛出击，有计划地破坏交通线，袭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近千次，歼灭大量敌军，破坏铁路、车站多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动员民众保卫武汉做了大量工作。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战场延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等省，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从6月12日至7月5日，日军先后攻占安庆、马当、彭泽、湖口等沿江要塞。这是日军向武汉进攻的序幕战。7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主力逐步向鄱阳湖东岸集中，第二军主力逐步向合肥附近集中。武汉外围的作战在长江南北同时展开，交错进行。中国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未能阻挡日军的攻势。10月中旬，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对武汉形成包围，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10月25日，中国守军奉命撤退。此次会战共毙伤敌近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它打破了日本政府早日结束战争的企图，使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在华南，日军为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和策应对武汉的攻势，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中国守军（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既疏于防范，又未能对登陆之敌进行有力的抗击。10月21日，广州沦陷。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比较大的消耗。战争规模的扩大及日本所投入兵力之多，损失之大，大大超出日本侵略者的最初预想，日军在战略上已矛盾重重，日益陷入被动地位。

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战略防御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各界民众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等，对抵抗日军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防御作战。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胜仗，但许多仗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伤亡约80万人。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包头、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徐州、合肥、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战争初期，军事上敌强我弱，中国丧失一些地方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日本军队推进得如此迅速，中国人民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却是同国民党统治集团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分不开的。

四、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

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16)

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原失守以前，八路军主要是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太原失守以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实现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1938年4月以后，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空间。日军则力图强化统治，使其完全殖民地化。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地区必将成为敌我激烈争夺的战场。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战场，不仅使敌人不能稳定地保持其占领地区，而且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配合。但是，在敌后地区作战是很艰难的，因为它是脱离自己的后方的作战，而作战的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这是各根据地建立的共同的基本条件。地形条件一般是以山地为支点，逐步向平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共约3000余人，留驻五台山地区。他们组织工作团，分赴晋东北、察南、冀西各地，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许多座县城。人民群众踊跃参战，部队迅速扩大。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晋察冀军区成立仅半个月，日军即调集2万余人从平绥、同蒲、平汉、正太铁路分路对根据地进行围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敌后根据地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近一个月的作战中，日军虽侵占七座县城，但八路军采取广泛的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一部的作战方针，经过多次伏击、袭击作战，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打击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主力回到铁路沿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30余县。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的和尚与喇嘛的代表等，共140余人。他们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7)，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这是敌后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和实施各方面的政策法令，根本改变了原国民党政权在日军进攻面前土崩瓦解而出现的混乱局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8年2月、4月和7月，晋察冀军区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对平汉、平绥、正太铁路进行三次破袭作战，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并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9月下旬，日军出动5万多人的兵力，对五台、涞源、阜平等地区发起围攻，企图分割抗日根据地，打击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寻歼军区主力。晋察冀军区依据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以小部队不断袭扰、消耗、疲困敌人，主力部队灵活转移，选择有利战机集中歼敌一股或一部。敌人因找不到八路军主力和固定的阵地而扑空，并不断遭到袭击。在一个多月的反围攻作战中，晋察冀军区在第一二〇师部队的配合下，共毙伤俘日、伪军5000余人。日军虽占据六座县城，但八路军仍然控制着广大乡村，保卫了根据地。

冀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派军事干部到河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0月初，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向冀南撤退，该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同中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向部队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主张，率领团部及两个营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奠定了扩大和巩固冀中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5月初，中共冀中省委（同年8月后改称冀中区委）成立，黄敬为书记。冀中的抗日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同时成立冀中区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吕正操任主任。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已注意到冀东战略位置的重要性。1937年10月，李运昌被派到冀东，与中共京东特委负责人胡锡奎等配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红军干部协助下，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12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冀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并组建游击队，在迁安、遵化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2月，毛泽东指示：红军可出动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接着，晋察冀军区派第一军分区邓华支队向北平以西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5月，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转调平西，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6月初，第四纵队从平西出发，经平北向冀东挺进。7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下，冀东人民举行抗日武装大起义，除各地农民外，有开滦各矿工人7000多人参加。到8月中旬，各县参加起义的达20多万人，组成7万余人的武装部队。第四纵队和在起义中成立的冀东抗日联军，先后攻克许多重要集镇和若干县城，一度截断北宁铁路交通，给冀东的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

8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冀东抗联胜利会师。8月27日，第四纵队、中共冀热边特委、冀东抗联主要领导人在遵化县铁厂镇举行会议，肯定冀东大起义的胜利，同时指出起义部队中存在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建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抓紧整顿部队，开辟冀察热辽抗日根据地。此时，日军开始部署“围剿”冀东。10月8日，第四纵队党委、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联主要领导人在丰润县九间房举行会议，决定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向平西转移。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它不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要坚持创造冀热察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由于对敌人进攻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忽视自己的有利条件，因而未能更好地保持起义胜利的成果。结果，部队在西撤途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损失很大。10月下旬，李运昌率领冀东抗联剩下的部队2000余人返回丰润、滦县、迁安地区，与原来留守的部队一起，继续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为开辟冀热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汾离公路以北，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9月中旬，毛泽东多次指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应活动于晋西北的管涔山脉和吕梁山脉北部地区，并向绥远、大同游击，以钳制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当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向晋西南撤退时，中共中央指示第一二〇师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的作战能力，在敌人侧后的晋西北广大山区和乡村开展游击战争。

按照中央的指示，1937年9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师部及第三五八旅进入山西省神池县八角堡地区。主力部队向同蒲铁路、雁门关出击，一度夺取雁门关，截断日军后方交通，配合了忻口战役。10月1日，关向应率政治机关大部和教导团共700多人到达岢岚，随即组成工作团，分赴山西省朔县、偏关、临县等14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续范亭率领的动委会和新军部队1万余人也进入晋西北地区。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员会及牺盟会、动委会的配合下，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到1938年1月，第一二〇师由两个旅三个团8200余人，扩大到六个团共2.5万余人。晋西北各县都成立了1000至2000人的自卫军或游击队。

自1938年2月18日起，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一二〇师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破袭战。到28日，共歼敌5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军。2月下旬，日军调集1万余兵力，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日军先后占领偏关、保德、宁武、岢岚、河曲、神池、五寨等七座县城，妄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一二〇师以第三五八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三五九旅主力转到岢岚地区，阻敌南侵。3月7日，第三五九旅首先将日军1000余人围困于岢岚城内，迫敌弃城北逃。第一二〇师以一部兵力围困五寨城，主力则集中在五寨至神池之间，相机歼敌。3月20日，日军被迫全线撤退。此次反围攻作战，收复被日军侵占的七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挫败日军摧毁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使晋西北根据地得到巩固。在晋西北同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的还有续范亭率领的抗日武装。

在平绥铁路以北，沿大青山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可以屏障晋察冀边区，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而且对牵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7月，第一二〇师派出由李井泉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从五寨进入雁北地区。8月，向绥远挺进。9月初，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杨植霖领导的蒙汉游击队会合。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留一部在绥中活动，主力进到武川、百灵庙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2月，开辟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向东可直下冀鲁豫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太原失守后，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会后，师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等率领工作团和部分武装，分别到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在中共地方组织及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密切配合下，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开展改造旧政权、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快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一二九师在辽县先后召开军政委员会和团以上干部会议，对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工作，进行了部署。2月下旬，第一二九师派出部分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发展抗日游击武装。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全面展开。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日军为维护后方交通，巩固占领区，调集大批军队进攻根据地。1937年12月下旬，第一二九师在寿阳、昔阳地区打退敌步骑兵7000余人的六路围攻。1938年1月中旬，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发展冀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月，为策应晋南、晋西友军作战，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多次向正太铁路日军据点出击。3月中下旬，第一二九师在徐向前指挥下，于邯（郸）长（治）公路线上的潞城县神头岭和涉县响堂铺，取得两次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500余人，击毙与缴获骡马700余匹，击毁敌运输汽车180余辆。

4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积极进行反围攻作战。八路军采取以广泛的游击战阻滞、疲困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同日、伪军周旋。4月16日，第一二九师主力等部将日军一部包围于武乡县长乐村地区，歼敌1500余人。各路敌军相继被迫回撤。4月下旬，日军的九路围攻被打破。这次反围攻作战，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从4月下旬开始，第一二九师分兵进入冀南、豫北等平原地区。到8月初，已在冀南大部分县站稳了脚跟。8月中旬，召开冀南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冀南区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在豫北，8月下旬至9月上旬，第一二九师一部为牵制日军进攻潼关、洛阳，开辟漳河以南地区，进行漳南战役，消灭伪军7800余人，收复滑县、浚县等城镇，并协同当地党组织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数县的抗日政权。至此，奠定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贯穿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早在太原失守前，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总部适时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1937年11月9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和第三四三旅由正太路南进，准备适时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这里原有决死队第二纵队等山西新军。12月，第一一五师进抵赵城、洪洞地区，因阎锡山部的无理阻挠，乃停止向吕梁山开进。

1938年2月中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隰县等地并向西南进犯。2月27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侵占军渡、碛口。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这就直接威胁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第三四三旅立即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一面保卫黄河防线，屏障陕甘宁边区，钳制日军行动；一面发动群众，在山西新军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3月初，由于林彪在隰县以北被国民党军哨兵误伤离职，陈光代理第一一五师师长。3月14日至18日，第一一五师在大宁、蒲县之间的午城、井沟地区同日军连续作战五天，先后毙伤俘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此次战斗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迫敌东撤。这对开辟晋西南根据地，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一段时间里，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汾离公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对日军和敌后方运输部队多次进行伏击作战，给敌以消耗和杀伤，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八路军在晋西南的活动长期受到阎锡山的限制和压迫，部队发展比较困难。1939年初，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转向山东，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晋西南留下部分兵力与山西新军共同开展抗日斗争。

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日军向山东进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没有主力部队的情况下，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山东先后有十几个地区爆发武装起义。在胶东，起义队伍从敌伪手中收复蓬莱、黄县、掖县后，用民主的方式推选县长。这是在山东最早建立的三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委还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其中成效最显著的是同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合作抗日的亲密关系。共产党派遣一大批党员干部、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爱国青年到范部工作，帮助建立起一支约6万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鲁西北30多个县的抗战局面。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要求有计划地建立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纽。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率一部分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并由郭洪涛任省委书记。7月，中共中央根据徐州失守后的形势，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并决定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到山东，以加强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六七月间，冀南的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和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向冀鲁边的宁津、乐陵地区挺进，协同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1938年9月下旬，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率第三四三旅的百余名干部到达乐陵，随即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将这个地区党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合编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共计1万余人，萧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1938年底，开辟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包括沧县、盐山、庆云、东光、南皮等县的平原游击根据地。

山东地方部队在鲁南、鲁中、鲁北、胶东等地建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又决定改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仍任书记）；同时，为了加强对山东各地武装起义部队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江华为政治部主任，共约2.5万人。至此，八路军山东纵队成为在战略上有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它对巩固和发展山东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

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华中，新四军军部建立后，于1938年1月由汉口迁至南昌。各部队迅速完成集中整训，随即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三四月间，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第四支队东进到达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疃地区集中。军部由南昌进到岩寺（8月移到泾县云岭）。在江南，粟裕率先遣支队于4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分别率第一、第二支队到达苏南。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截击日军汽车队，消灭一股敌人，取得江南新四军的第一个胜利。接着，苏南新四军在袭击新丰车站、永安桥、句容城等战斗中，都取得歼灭一部分日、伪军的胜利。8月下旬，打破日军4000余人对小丹阳地区的“扫荡”。随后，第一、第二支队连续粉碎敌人多次“扫荡”，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到12月底，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谭震林率领的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以后，进入皖南，战斗在东起芜湖、宣城，西到铜陵、青阳的沿江地带。

在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的率领下，于4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月12日，在皖中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歼敌一部。这是江北新四军取得的首战胜利。6月中旬，日军为西进，打通了安庆到合肥的公路。第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连续进行大小数十次伏击战，给西进的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和牵制。10月下旬，第四支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共歼灭勾结日军的当地反动武装2800余人，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

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也得到进一步巩固。

陕甘宁边区的基础是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口头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进行更名改制的筹备工作。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国民政府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鄜施、甘泉、郧县（今富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今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盐池县），陕西的神（木）府（谷）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1937年5月起，陕甘宁边区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1937年11月开始边区议会选举。12月，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

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边区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边区的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军队和党政机关的供给，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为此，边区政府采取许多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发展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等，为军队和地方培训了大批干部，对增强抗战力量起了重大作用。全国抗战初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不畏艰苦，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他们经过学习培训，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的骨干。边区政府还大力发展中小学校，以及大量的扫盲学校、识字班，以扫除文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自卫军三部分。1937年10月，八路军留守部队经过整编，除第七七〇团保留外，各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另有两个独立营。12月，中央军委决定后方留守处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保安队由原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约5000余人，高岗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人数有20多万，是保卫和巩固边区的重要力量。1938年二三月间，日军攻陷晋西北各重要城镇并打通同蒲铁路南段后，调动兵力，分数路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进逼。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部队在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一五师的有力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打退了来犯的敌军。3月至5月，陕甘宁边区部队又在神府、离石等地，给予企图渡河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不敢贸然西进，保卫了河防。

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还进行了肃清土匪，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的斗争。这时，有些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反共顽固分子在边区公开进行反共宣传，挑拨群众同共产党的关系，破坏群众抗日团体，或扶持原来的封建地主势力，强迫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有些地主无视政府的法令，强迫农民交还已分得的土地房屋，强收已废除的旧债。边区党组织和政府及时地发现了这些情况。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了铲除奸宄的布告。6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作出关于处理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的决定，以及关于处理边界纠纷和保护抗日救国团体的决定。上述布告和决定的贯彻执行，打击了国民党反共分子的破坏阴谋，保卫了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时也纠正了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倒行逆施面前不敢斗争的右倾错误。

党的队伍的迅速发展

全国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多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许多地区只剩下零散的党员。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巩固和扩大党的秘密组织的同时，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发展党的组织。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坚决的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要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大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在后方无党组织的地区，应有计划地、迅速地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指出：为了完成大量发展党员的任务，要打破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发展党员中存在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限在恢复和审查旧关系或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为了保证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给新党员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知识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思想理论的基本区别。中央还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全国抗战开始时，山西省只有党员360余名，到1939年春，仅晋西北的党员就达1万余人；1939年9月，晋东南的党员已由根据地初创时的1000余人增加到3万余人；到1938年底，晋西南的党员已发展到1.1万余名。1937年9月河南省委重新建立时，全省只有党员150余名，到1938年10月已发展到8000余名（不包括豫北）。上海的党员1938年2月有300名，到1939年10月已发展到2300名。中共广东省委于1938年4月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到1938年10月，仅琼崖地区的党员就由抗战初期的600余名猛增到5000名；广州和香港等地的党员由1937年下半年的350多人发展到2500名。四川省在1937年10月仅有党员三四百名，到1938年11月已发展到3250多名。

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38年冬，军队中的党员比例已超过20％，连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党员。到1940年，八路军老部队中的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的30–40％左右，新部队也达到25–30％左右。新四军刚集结时，党员数量占全军总人数的25％，到1939年2月，已占到40％，各级党组织也都建立和健全起来。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中央组织部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即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开学，共招收学生5562人，其中知识青年党员530名，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11％，到12月结业时，知识青年党员已发展到3304人，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70％。在陕北公学，1937年至1938年共招收学生6000多名，发展的新党员有3000多名。延安各学校发展的新党员，在结业后大多被派往全国各地，成为各地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各地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要求，注意在工人、农民、下级官兵和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同时，也注意按照党员标准，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如在上海，一部分爱国的文化界、工商界上层人士，通过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步接受党的影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为此，中共江苏省委确定了吸收统战人士入党的具体要求。经过党组织长期考察和个别帮助教育，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迅速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们入党后，以社会上层人士的身份作掩护，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在敌后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

敌后游击战争不仅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转用于防守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全国战局，使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五、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

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8月11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政治上，要动员全国军民，方能取得最后胜利。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确立以“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名义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全国抗战“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础主旨”。蒋介石等人还先后提出“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然而，抗日战争究竟将如何发展？如何实行持久抗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中还没有得到明确解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都还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抗战前，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论调。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给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带来一些悲观失望情绪。另一种错误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代表了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盲目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200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

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的人是很多的，并且相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是，在相信持久战的人中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蒋介石的“持久战”基本上限定为一种军事上的指导方针，是单纯的军队和政府的行为，缺乏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同时，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拥护持久战，但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的思考。正确回答持久战理论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外矛盾，使它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这些都是日本的短处，这些短处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中国则相反，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中国在进步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所以“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是错误的，他们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不了解敌方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我方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分析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这个时候。经过相持阶段中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日战争就能够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了。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绘的这个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方针，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包括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在内的整个抗日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我们有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在战役战斗中，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结果，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走向完全失败。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需要实行这一套方针，这是以弱胜强所必须采取的方针。除《论持久战》外，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这一套方针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既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全国抗战10个月来新鲜经验的总结，包括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教训的总结。

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调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针对在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倾向，毛泽东在上述两篇著作中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要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从传统的战争学理论看来，游击战争是个战术问题。毛泽东所以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游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又使得在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中，要解决创建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战略任务。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因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两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

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的右倾错误

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然而，在党内的一些人中，对这些重大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开始出现，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等。针对上述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认清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则就不能正确地领导抗日战争。报告提出在党内、在全国都必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在党内，要反对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的投降主义。在坚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要反对引导中国去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就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投降主义，才能保存原有的阵地，特别是要发展新的阵地。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这样，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已经对以上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陈云、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党内的状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工人的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8)。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明回国时，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已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指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所提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12月1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阐述和进一步的解释。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强调中国各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团结和中国共产党全党团结，这些方面同中共中央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在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而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则存在分歧。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这些分歧的讨论，也未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按照原来的方针进行工作。

这次会议通过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

王明到武汉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未能把握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的辩证统一。这个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实际上是从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确定的目标后退了。在这一时期，王明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些情况，造成中国抗战的长期性。他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他说：“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19)。

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将自己的错误主张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他不重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并强调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大批学生、失业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乡村，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亦不应顾惜。但是王明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上述部署，没有积极组织力量向华中敌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开展工作。

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活动，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落后，但凭借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的报告和口头说明，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20)决定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21)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等出席。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八路军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形暴露，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种种矛盾（如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财政困难，人民反战等等）也会随之加深，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

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由于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为了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争取主动，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许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毛泽东说明中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22)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鉴于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上层中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愈益严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和挑拨国共关系的阴谋，全会强调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会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党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全会提出，为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顺利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23)

因时局危急，周恩来不待会议结束，即离开延安赴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意见。12月6日，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不赞成“跨党”，并提出：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作成一个组织。周恩来答复：“（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24)这样，中共正式拒绝了国民党取消共产党，另组一个大党的主张。

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或官僚主义的政客。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提出，党还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他强调：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张闻天在讲话中也指出：发展党员，要保证工农手工业者，开始时多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使党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全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

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25)全会对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经验证明，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乱戴帽子”，制造“倾向”，随意惩办同志。在反倾向斗争中，要警惕两面派行为和小组织活动，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26)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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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此后仍沿称八路军，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

(2) 1937年7月，周恩来在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庐山谈判之后，在上海会见刚从海外回国的叶挺时表示，希望他能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抗日。叶挺申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存汉口成立。自1939年起，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4) 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5) 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6)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7)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3、696页。

(8) 1937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问题。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1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其中央文件诜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11) 电文中的“林师”，指林彪为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张旅”，指张宗逊为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

(12) 1937年6月，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成立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作为上海党组织的领导机关。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

(1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45页。

(14) 政治部部长陈诚，第一厅（掌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中党务）厅长贺衷寒，第二厅（掌管民众运动）厅长康泽，总务厅厅长赵志尧，秘书长张厉生。

(15) 《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1938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16)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389页。

(17) 初称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年1月下旬，先后得到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的正式批准，即去掉“临时”字样。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9) 张闻天：《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1938年2月28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60页。

(20)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6月11日），《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

(22)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23)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7页。

(2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2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第 十 五 章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日本对华策略的调整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经过近16个月的战略进攻，日军已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占领和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以及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使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到1938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已达到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有关东军8个师团，国内只留有1个师团。到这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万多人。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形成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阳）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

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关于日本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政略”(1)。12月，日本设立“兴亚院”，由首相兼任总裁，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

在政治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实行其所谓“以华制华”的方针，在占领区内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建立“新民会”等汉奸组织；在察南、晋北等地建立地区性的傀儡政权。日本收买的汉奸头目多半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官僚，这些依仗侵略者刺刀维持的汉奸政权，在中国人民中没有多大欺骗作用。因此，日本侵略者攻占广州、武汉以后，又策划建立新的统一的傀儡政权。

在经济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弥补其兵力和资源的不足，加紧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大肆劫掠占领地区的资财，发行货币，统制金融，掠夺工矿资源和农副产品，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1938年4月成立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两个对中国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机构。日本为了解决全面侵华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人力资源，大肆掳掠中国青壮年充当劳工。抗战期间，日本以欺骗、掳掠等手段，强制役使中国劳工达上千万人。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等，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本侵略者还加紧对中国的文化掠夺。日军所到之处，大批文物被抢掠，许多著名的古迹和文化设施被毁坏。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分化、诱降的一个重大步骤，是策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夏秋，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同日方代表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实际上是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11月20日，汪精卫集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投降卖国文件。按照预定计划，12月18日，汪精卫等由重庆乘飞机至昆明，次日又转飞越南河内。追随其先后叛逃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12月22日，近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签订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古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有驻兵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中国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应积极地向日本提供资源开发的便利；如满足上述要求，日本可以不要中国军费赔偿，可以撤销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12月29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电（即“艳电”）的方式，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汪精卫集团降日反共、甘当汉奸卖国贼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美、英等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后，正是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并于1938年9月背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慕尼黑签订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协议，实际上是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11月，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也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因此中国报刊舆论提醒人们警惕国际绥靖主义分子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并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使它同英、法、美等国的矛盾加剧。英、美等国为保持和维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殖民利益，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竭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要利益，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损害着美国的在华利益。对此，美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不满。1938年底和1939年1月初，美、英、法三国分别向日本递交了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照会。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中国以桐油偿还。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美、英在太平洋的属地。日本南下的狂妄野心，促使美国对日本采取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抗战采取进一步支持的态度。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1月宣布修改中立法，取消对交战国约束性的武器禁运。1940年3月，美国宣布不承认汪伪政权。4月，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的借款。但美国在帮助中国抗日的同时，仍然不愿中断对日贸易，一直卖给日本大量钢铁、石油、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1939年1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同日本外相签订临时通商协定，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尽量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直到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其攻击矛头直指美国，美国的远东政策才发生较大变化。

10月，美国为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重申不承认汪伪政权并正式宣布将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旨在授权总统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随后，罗斯福表示将无条件援助英国、希腊、中国等国家。4月，罗斯福签署命令，批准美国军人可以辞职加入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以帮助中国与日本空军作战。4月和5月，罗斯福两度批准向中国提供价值9000余万美元的军用器材和武器弹药。7月，罗斯福还批准向中国空军提供装备和人员。10月，美国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美国军队开始介入中国抗战。在美国加紧援助中国的同时，从1941年4月开始的美日谈判于11月26日完全破裂。这样，美、日两国最终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从此，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美国成为中国抗战的坚定盟友。

中国政府一直力争英国援华抗战。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后，中国再次呼吁英国对日采取行动。1939年3月至8月，英国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借款和300多万英镑的信用贷款。但是，英国慑于日本的威势，继续以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本妥协。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缔结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战争行动，对“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这样，英国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方面曾对此发表抗议声明。9月，德国在欧洲燃起战争大火，英、法对德国开战。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法国政府准许日本使用越南机场，并禁止中国使用滇越铁路。英国为了应付德国在西欧的进攻，在远东继续对日本作出妥协和让步。1940年7月，英国顺应日本的要求，封锁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三个月，同时还中断了通过香港的对华物资运输渠道。这一行动再次对中国抗战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40年9月后，美国根据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程度。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也于1941年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的借款和贷款。

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标志着德、意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公开支持。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11月，德国方面表示愿意再次出面调停中日冲突，被中国方面明确拒绝。1941年7月1日德国宣布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并最终中断。7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此后，中德贸易也完全中断。

为了缓和对日关系，避免在遭德军进攻时东西两面受敌，一贯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特别宣称：“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政府声明，此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

国民党的反共妥协倾向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次全会的决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93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名为抗日，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磨擦事件150多起。在华北，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博山袭击八路军部队，捕杀团以下干部战士200余人。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90多次进攻，被杀1350人，被扣812人。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军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捕杀干部、战士400多人。在华中，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国民党军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群众200余人。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残杀医院伤病员、军属和当地群众200多人。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1939年2月，日军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占海南岛后，于3月发动攻占南昌和截断浙赣路的作战；5月，发动襄（阳）东作战（随枣战役）；9月，发动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攻取南宁的作战（桂南战役）。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切断中国华南沿海补给线路和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以进一步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南昌战役开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集部队，企图固守南昌，没有成功，南昌迅速落入日军手中；后组织反攻，欲夺回南昌，再次受挫。随（县）枣（阳）战役和第一次长沙战役，经过激烈战斗，击退日军的进攻，恢复原来的防线。在桂南战役的反击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未能夺回南宁。1940年3月，傅作义指挥的绥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9年至1940年，卫立煌指挥的第四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在1940年5月开始的枣（阳）宜（昌）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率部冲杀，身负重伤，最后壮烈殉国。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但同时却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1940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由汪精卫同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傀儡的政权头目商谈，于1940年3月在南京拼凑成立伪中央政权，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而把重庆国民政府的林森列为主席。这实际上是“虚位以待”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入伙。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军部于5月发动宜昌作战，并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6月，日军攻占宜昌，控制了入川门户。在上述政治诱降和武力进攻的背景下，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秘密磋商停战条件。1940年3月上旬和6月初，双方代表各三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重庆方面的代表虽然在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中国驻兵以及“汪蒋合作”等问题上不接受日方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缩小距离，并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都不愿完全关闭和谈大门。双方商定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内阁的变动（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展开百团大战造成巨大影响，蒋介石集团才中断了这次和谈。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径。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中共中央认为，只有进行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这就在战略上造成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从抗战的全局来看，就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

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日、伪军进攻的主要对象。它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切断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华北。日军在华北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封锁、分割、蚕食根据地，不时地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疯狂“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万人以上。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互为依存的。没有游击战争，根据地无法存在和发展，但没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为了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敌后的新形势，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认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更好地担负起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9年2月、6月和1940年1月，接连发出整军训令，分批对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整训。各部队倾注极大的精力，利用战斗间隙，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经过整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作战能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四军部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战略部署，华北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阵地。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会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杨尚昆、彭德怀、李大章，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等参加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邓小平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财政问题、建军问题发表讲话。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华北的实际，总结抗战两年多以来的工作，讨论形势、任务和策略等问题，提出了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会议要求各地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在晋察冀根据地，日本侵略者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于1938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次围攻冀中区，占领大部分县城，并深入根据地寻找人民抗日武装主力决战。为了进一步发展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贺龙、关向应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于1938年12月下旬由晋西北开赴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大任务。1939年2月，第一二〇师和冀中区领导机关共同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的各项工作。同时，建立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的冀中总指挥部。为了破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活动条件，冀中军民拆城墙，毁公路，在宽阔平原上挖了大量道沟。在连续粉碎敌人第三、第四、第五次围攻之后，冀中总指挥部于4月下旬集中七个多团的兵力，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歼灭日军700余人，取得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在斗争中，第一二〇师由初到冀中时的6300多人发展到2.1万人，胜利地完成在冀中的任务。9月下旬，由冀中返回晋西北途中的第一二〇师主力，在晋察冀部队的配合下，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在灵寿县陈庄地区以伏击战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10月25日至12月8日，日军纠集2万余兵力，向晋察冀的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初，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部队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伏击围歼战，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11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术直插抗日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沉着应敌，经过43天大小108次战斗，毙伤敌军36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扫荡”。

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感染中毒，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病逝，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一支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他以精湛的医术，抢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伤员，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发出唁电，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高度颂扬他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1939年2月，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组成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冀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底，晋察冀根据地已发展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石德铁路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拥有1500余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师部、第三八六旅和先遣支队进到平汉路以东冀南平原地区。1939年1月，日、伪军3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依靠广大群众，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展开游击战争。部队分散到各处袭扰敌人，摸清日军行动规律，再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地伏击围歼来敌。1月至3月，八路军共进行较大的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7月初，日军驻太原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5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各铁路线先后出动，向晋冀豫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时第一二九师主力已从冀南返回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各部进行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到8月底，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1939年年底，第一二九师又主动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县城，攻占一部分敌据点，打破敌人的分割企图，使太南、太北两区又连成一片。1940年4月黎城会议后，第一二九师再次进行整编。从6月开始调整军区、军分区。8月，成立由杨秀峰任主任的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发布施政纲领，开展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至此，晋冀豫根据地发展到北接晋察冀边区，东北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

在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等率部分兵力，从晋东南进到濮阳、内黄、滑县一带，随即和地方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部队扩大到7000余人。1940年4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太行山区东进到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会师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兼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鲁西军区，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到1940年底，冀鲁豫根据地向南发展到陇海路，西面、北面接连晋冀豫根据地，东面与山东根据地相邻。1941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

晋西北根据地对于陕甘宁边区，既是屏障，又是通往华北各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干部战士同广大汉、蒙、回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1940年2月，第一二〇师主力从北岳区返回晋西北，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续范亭为主任的晋西北行政公署和以林枫为书记的晋西区党委，全面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开展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大青山游击支队团结蒙、汉各族人民，在战胜日、伪、顽军的夹击中巩固和发展起来。8月，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办事处成立，下设三个专员公署和绥东游击区。这一年，晋西北军民三次粉碎日、伪军发动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大青山以南，汾离公路以北，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边的广大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山东根据地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山东的工作，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奉命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由晋西到达鲁西地区。首战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800余人。5月，在泰（安）肥（城）地区的陆房战斗中，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胜利突围，粉碎了日军的合围“扫荡”。1940年春，第六八六团等部攻占鲁南山区的费县白彦镇，消灭反动民团1000余人。并粉碎日、伪军的三次进攻，毙伤敌800余人。此后，他们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到1940年底，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扩大到13万余人，建立和发展了冀鲁边、湖西、鲁西、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并使山东根据地同华中根据地连接起来。

百团大战

1940年夏，日本乘德国军队在欧洲迅速推进，英、美无力东顾的机会，一面加紧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除去其南进的后顾之忧。为了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不含山东）所属部队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这次战役的主要意图是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早在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聂荣臻等就共同讨论确定了破击正太路的计划。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简要地分析1940年夏季的中国抗战形势，明确提出发动此战役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要求各部队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等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作了具体部署，同时确定8月20日为战役发动时间。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战役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在华北所占领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是正太铁路。8月20日夜，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同时发起攻击，破击正太、同蒲、平汉、德石、平绥、北宁、津浦、白晋等铁路交通线，歼灭大量日、伪军。敌人猝不及防，仓皇应战，顾此失彼，损失惨重。八路军攻占许多据点和车站，破坏日军占据的华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并截断正太铁路一个多月。第二阶段（9月20日至10月5日），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敌人和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并发动涞（源）灵（丘）、榆（社）辽（县）等战役。在涞灵战役中，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攻占涞源县城外围三甲村、东团堡等重要据点10多处，歼敌1100余人。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主力发动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歼灭日、伪军1400余人，攻克据点29处，破坏公路150余公里。第一二九师在榆辽战役中，连续攻占榆辽公路沿线据点多处，并攻下榆社县城，缴获大批武器，歼敌900余人。第一二〇师继续破击同蒲铁路北段，使该铁路线再次中断。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是反“扫荡”作战。从10月6日起，日军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华北根据地军民转入反“扫荡”作战。第一二九师主力在山西新军的配合下，粉碎日军对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的“扫荡”。晋察冀军民先后击退日军对平西和北岳地区的“扫荡”。第一二〇师粉碎日军2万余人对晋西北的“扫荡”。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摧毁大量敌堡和据点；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900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

长期在抗战前线的彭德怀等将领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能够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2)。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抽调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发展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

为了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郭述申、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为委员。为适应战争发展的新形势，中原局决定撤销原湖北、河南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豫西等区党委；规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规定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支援敌后抗战。刘少奇特别强调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反共顽固派。中原局的成立，对华中敌后抗战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根据敌占东南地区的情况，他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今后的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促进新四军迅速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出师东进，巩固和扩大华中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新四军各部队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向敌后挺进，发展抗日武装，扩大抗日阵地，在华中敌后战场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进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贯彻“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1939年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欠一个营）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向北挺进扬中，歼灭伪军一个团的大部，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驻泰州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5月，新四军又以第六团东进，改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活跃在无锡、苏州一带。6月24日，“江抗”第二路夜袭苏州西北的浒墅关车站，烧毁车站，炸毁铁轨，全歼日军55人、伪军一个中队，迫使京沪铁路运输中断三天。7月23日，“江抗”一部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震动整个上海市。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江南指挥部，并派主力一部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留下的部队后来由谭震林率领坚持苏南的战斗。1939年，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及第三支队，在铜陵、繁昌和泾县地区对日作战200余次，保卫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指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皖中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担负皖中抗战的任务。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北上，在皖中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徐海东分别担任正副指挥。接着，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行改编，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编而成，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整编后的第四、第五支队，按照东进部署，分别开赴津浦路两侧发动群众，开辟了淮南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即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70余人，从竹沟出发挺进豫东。10月11日在西华县杜岗同吴芝圃、萧望东率领的两支游击队会合，编成三个大队，共1000余人。10月下旬，部队东渡黄泛区向豫东敌后挺进，在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不断壮大。到1939年11月，已发展到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另一支在竹沟组建的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于1939年1月挺进鄂中。4月，与信阳挺进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鄂中游击支队。5月，游击支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上旬，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一部及竹沟来的干部50余人编入挺进团。6月中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及鄂中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11月，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以白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也称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为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敌人，部队主力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攻占京山县坪坝，并三次击退日军反扑，保住了白兆山的南面门户。

1939年3月，刘少奇回延安。9月，偕同徐海东率一批干部回到竹沟镇。11月，率中原局机关经豫皖苏边区抵达皖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深入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中原局认为，苏北已是敌后，地靠山东，可同八路军相互策应，开辟这个地区，可以使华中同华北连接起来。苏北虽有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但他们消极抗日，排斥和迫害抗日力量，鱼肉乡里，为人民所痛恨。为此，中原局建议中央派一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同北上的江南新四军，支援江北新四军，大力发展苏北游击战争。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江南陈毅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5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要求东南局，要敢于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政权。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底，驻泰州的国民党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受韩德勤唆使，攻击郭村一带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新四军奋起自卫，迫使“二李”退守泰州城。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扩大统一战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确定继续实行“联李，击敌，孤韩”的策略方针。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向部队阐明这一方针，同时派人与“二李”联系，重申团结抗日主张，让出郭村，释放俘虏，归还枪支。“二李”表示感谢，并同意恢复原已初步建立的合作关系。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三个纵队九个团，共7000余人。该部随后东进到泰兴、靖江、如皋一带，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分兵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苏北著名耆绅韩国钧为代表的地方爱国人士同共产党合作。

为了配合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共1.2万余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下旬在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七八月间，八路军第二纵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1939年5月南下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10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的原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和第五两个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留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配合已经渡过长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的任务。10月10日，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在东台白驹镇与苏北新四军会师。

1940年11月，为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到1940年底，新四军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在华中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数十万人。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队溃逃，日军占领广九铁路两侧十多座县城。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领导成立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9月，这两支游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战斗在广九路两侧和大岭山、阳台山区，创建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此后，游击队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广州市郊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也在斗争中发展起来。中共地方组织还在粤中、雷州半岛、潮汕等地区组织和发展起抗日游击武装。1938年12月初，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独立队在冯白驹等领导下，团结汉、黎、苗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底，部队发展到2500人。以后部队改称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共产党领导的这些华南抗日游击队，创建和发展了琼崖、东江和珠江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日、伪军的“清乡”和“扫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壮大了自己。他们的斗争，得到当地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的积极支持。

香港和澳门是抗战时期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转地。港澳同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大量捐款，支援了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利用香港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联络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国抗战，组织开展抗日文化运动。香港沦陷后，香港同胞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在香港地区营救了大批文化人和国际友人。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斗争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和推动下，中国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号召人民行动起来，为光复东北国土而奋斗。各族青年踊跃参加东北抗联。不少伪军、伪警察也携械反正，加入抗联。东北抗联部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日、伪的统治，牵制大量日军，积极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反对苏联的前哨阵地。为了确保对这个地区的占领，日本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并向中国东北大量增派兵力。到1937年7月初，关东军的总兵力增至10余万人；伪军也扩充到约10万人。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参谋部从关东军抽调四个旅团和两个支队到华北，参加关内作战，使在东北地区的兵力有所减少。但到1938年下半年，又将关东军增加到七个师团，到1939年底进一步增加到九个师团。日、伪军加紧对抗联部队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同时，对居民实行归屯并村，强化法西斯统治，切断人民群众同抗联的联系，断绝抗联的兵源和供给，使抗联的处境越来越恶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抗联各部队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游击战争，继续同日、伪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由杨靖宇、魏拯民等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所属第一、第二军，在南满长白山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7月以后，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率第一军一部，由辽宁桓仁西进，转战于宽甸县境和本溪地区，多次袭击日军守备军。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一路军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率领第二军，也在吉林额穆、辉南、濛江、抚松、桦甸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1938年初，杨靖宇又率部由桓仁进入辑安，活动于老岭山区。3月，袭击日军正修筑中的通（化）辑（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4月，第二军攻占长白县六道沟镇。5月中旬至6月初，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在老岭召开会议，决定第一军西征热河，第二军留在长白山坚持斗争。会议决定魏拯民兼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7月中旬召开的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放弃西征计划，并决定改变部队编制。随后，第一路军将部队统一编为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8月，杨靖宇指挥警卫旅和第一方面军一部在辑安县长岗击溃伪军索景清旅一个团。1938年冬，第一路军各部继续转战，不断给日、伪军以打击。

1937年秋，战斗在乌苏里江左岸和完达山一带的东北抗联先后取得袭击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所、桦川县孟家岗伏击战、奇袭聚宝山警察署、五道岗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筹委会成立，周保中任第二路军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共五个军。年底，第二路军开始艰苦的反“讨伐”作战。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决定，1938年7月，第二路军第四、第五军主力开始西征，试图与活动在南满的第一路军取得联系，进而沟通与关内的联系。他们沿途与尾追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宇相继壮烈牺牲。第五军妇女团冷云等八名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与敌激战至粮尽弹绝，最后跳入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的激流中，全部壮烈牺牲。留在宝清、饶河、富锦等地坚持斗争的部队，也遭到很大损失。

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由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的，活动在松花江下游两岸的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以一部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则分三批远征海伦，开辟新的游击区。远征部队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写下了著名诗篇《露营之歌》。诗中写道：“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1938年11月5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颂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阶段。这时，由于日军实行大规模的疯狂的军事“讨伐”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抗日联军的活动地区日益缩小，部队大部被迫转移到深山密林。战斗在冰天雪地之中，又因缺少粮食，常以树皮野果充饥，备受饥寒交迫之苦。然而，他们在中共中央致敬电的鼓舞下，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1939年3月11日，杨靖宇率领第一路军警卫旅等部，袭击吉林桦甸县木箕河林场，全歼伪森林警察队，缴获步枪近百支，机枪3挺。4月，两次袭击敦化县大蒲柴河日军野战仓库，解除伪警察200多人的武装。8月，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第三方面军，采取“攻城打援”战术，用一部兵力攻开安图城，摧毁伪警察署；以另一部兵力设伏于安图北大沙河，全歼日援军100余人，缴获步枪近百支，机枪两挺，毁汽车七辆。10月，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杨靖宇率400余人转战数月，到1940年2月，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最后只身一人。敌人劝他投降，他用猛烈的枪弹回答敌人。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壮烈殉国。残忍的敌人割下杨靖宇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抗联战士这种不畏困难、威武不屈、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英雄气概，使敌人也为之震惊。

1939年上半年，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和第五军遭到日军6000余人的轮番“讨伐”。在林口县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召开的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第二路军总部率直属警卫部队、第五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一、第二师等部，分别向宝清、密山和穆棱、东宁方向转移。周保中率领第二路军在向东转移过程中，多次给敌人以打击。4月23日，柴世荣率第五军主力在穆棱泉眼河伏击敌人，歼灭日、伪军300多人。五六月间，第五军及第二路军总部突出重围，分别到达宁安镜泊湖地区和宝清兰棒山后方基地。

1939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兆麟，总政治委员冯仲云（1940年5月任）、金策（1941年7月任），总参谋长许亨植，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四个军。他们在黑龙江省北部十余个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朝阳山、阿荣镇、甘南等游击区。在嫩江两岸活动的抗联部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与敌作战40余次，攻占讷河等城镇，歼敌25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

但是，由于日、伪军不断加强殖民统治和疯狂“讨伐”，再加上抗联内部缺乏坚强的领导，没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部队屡遭挫折。到1940年，各部队的活动更加困难。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等在苏联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会议，决定采取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将抗联三路军缩编成支队分散活动。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依靠汉、朝、蒙、回、鄂伦春、达斡尔等各族人民，继续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到1940年冬，仅剩下不足2000人。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经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将抗联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此后，抗联领导人继续派小股部队到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袭扰敌人，坚持斗争。1942年2月，东北抗日名将赵尚志在率抗联小分队袭击鹤立（今鹤岗）梧桐河伪警察所时，受伤被俘。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战争。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武器缺乏又无外援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坚持极端残酷的抗日战争，并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根本原因就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的战役，以及采取对敌奇袭、伏击、围歼等作战方式集中歼敌，但主要的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的方式，在广大的地区内进行无数次小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处处发生，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牵制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从全国抗战开始到194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包括游击区）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3)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

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栒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在边区东部绥德地区，他们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这些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但因国民党方面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顽军。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由雁北进驻绥德，迅速平息武装叛乱，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统一和安定。

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新军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他借口“反攻”，诬蔑新军“叛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抗日干部及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共200余人。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活动在晋东南的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还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三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四纵队和暂一师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转移至晋西北地区。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和新军等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2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晋东南，八路军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阎军最反动的孙楚部。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决死队第一纵队给反共军队以严重打击。随后，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打退阎锡山部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两军冲突。194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的主张。4月初，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又深恐蒋介石的力量乘隙而入的情况下，遂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磨擦，一致对敌。但朱怀冰置若罔闻，指使所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大举进攻。1940年1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这两次进攻都被击退。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迫自卫还击，于二三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八路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在斗争中，八路军坚持自卫原则，力争国民党其他部队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从而得以迅速粉碎朱、石两部的进攻，巩固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卫立煌表示不主张进行反共的武装磨擦。双方商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

华中新四军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压迫和进攻。1940年3月，韩德勤部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并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中原局和新四军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紧急动员力量，先后组织定远和半塔集两次自卫反击作战，打破顽军的围攻，同时镇压屯仓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大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国内阶级矛盾有时还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磨擦。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左”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

为了总结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他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

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4)。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5)。

毛泽东提出，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法西斯派加以区别；把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死硬汉奸加以区别。

在正确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包括了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军官，各抗日小党派等。中间势力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土地革命、对民主、对顽固派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可以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争取中间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步地取得胜利。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共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有利，即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即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必须适可而止。这些原则，同样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坚持这些原则，就能使这种斗争分寸适度，取得成效。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关于政权组织，提出必须坚决贯彻“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切忌党包办一切，只破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关于人民权利，提出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以及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关于锄奸政策，规定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关于军事政策，提出发展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军队尽量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并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

关于劳动政策，提出在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时，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关于土地政策，提出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关于税收政策，提出税收的原则是按收入多少纳税，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关于经济政策，提出吸引外地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这些政策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既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又照顾到一切中间阶级的利益，具体体现了对中间阶级利益的尊重。

关于文化教育，提出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扫除文盲，反对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吸收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力争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并在理论和政策方面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阶段。党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在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使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更加丰富和完善。这不仅对争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意义，而且对以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国共两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国民党提出的策略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国共两党刚刚达成合作协议，蒋介石就在《对共产党的宣言的谈话》中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原则”，“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即三民主义。1938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6)。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作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就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借口抗战的需要，声称人民群众不会运用民权，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只能实行“军法之治”的“军政”。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7)。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8)。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

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延安理论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他分析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比较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所以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它们是以不同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两种思想体系，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忽视这种差别是错误的。顽固派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说明他们所讲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冒牌的三民主义。他们叫嚣“一个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否定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地位，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这种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人将始终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决不抛弃任何友人。

国共两党之间这场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基本战略策略等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集中全党集体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毛泽东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还说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

为什么这两个革命阶段能够有机地连结起来呢？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这期间，他还使用过人民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制度的概念，其涵义是相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担当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和实现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老路，是走不通的。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这样做。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无力担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广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追随他们。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的这些著作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虽然自党的二大已经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是下一阶段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明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时期以来，犯右倾错误的人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区别，因而也就不了解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犯“左”倾错误的人混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阶段内不适当地提出某些社会主义的任务。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党内有人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将引导中国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但是“非资本主义前途”是一个不很明确的概念。人们不清楚，抗战的胜利是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呢，还是要经过其他阶段？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了这个十分重要的中国发展的前途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应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国既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可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提出并论证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这就为党纠正和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毛泽东总结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挑起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国共两党对于抗日战争及中国发展前途的不同主张，更加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本质进一步暴露。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使争取新民主主义前途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中共中央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官僚腐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阵地。各根据地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所实行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表明根据地已经开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人们精神振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政权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继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之后，晋西北、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豫鄂边等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县、村（乡）政权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东江和琼崖根据地，建立了县级政权。但在1940年前，因抗日民主政权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不平衡，法制建设才开始起步；在不少地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原则和政策作了具体规定。此后，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与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它是经过民主选举和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省）、县的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政府机关设边区（省）、县、乡三级，另有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署。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一级设县法院。在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区，对敌后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会议通过林伯渠所作的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土地条例等文件。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4月4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施政纲领规定：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中国，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发扬政治民主，实行普选，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自由经营，废除高利贷；发扬艰苦作风，提倡生产节约，励行廉洁政治，等等。这个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并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和条例的制定，使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初具规模。

人权问题在抗日根据地受到普遍重视。许多根据地除在施政纲领中写有保障人权的条款外，还专门颁发具体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如1940年11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的《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这些施政纲领和条例明确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在政治法律上一律平等；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信仰及抗日自卫之自由；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身不受侵犯之权利。有些条例还明文规定：“禁止乱打乱杀”。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个人均无逮捕、审讯、处理及侵犯他人之一切权利；而人民则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这些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权观念，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加强各抗日阶层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以解决战争和生活的需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经过减租减息，农民得到经济实惠，提高了他们参加生产和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发展食品、日用品生产，小型服装加工和军械维修等。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在金融方面，各根据地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流通的货币很乱，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军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联银券”等。日、伪军用这些伪钞强行抢购和掠夺根据地的物资，扰乱金融，破坏经济。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各根据地政府先后建立银行。如1938年3月成立的晋察冀边区银行，8月在山东成立的北海银行，1939年10月建立的冀南银行。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其中，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钞票流通较广，后来遍及华北。各根据地银行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与经济、贸易部门相配合，积极打击日钞、伪钞，逐步取缔杂钞，不断扩大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流通范围，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这对稳定金融，保护和推进各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部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批评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的工作，并把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和他们的努力工作，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抗战开始后，党在延安陆续创办了大批学校，积极发展干部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培养训练出一大批军政干部，派往各地。为了便于同斗争实际相结合，也为了减轻延安的负担，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2月又移至晋东南。此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抗大陆续办起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设中学。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对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军政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他干部院校在这期间也得到很大发展。这些学校的领导人大多是久经锻炼的老干部，许多教师是来自全国的名流学者，学生多是来自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其中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学校办得生机勃勃，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骨干。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起干部在职学习的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日军的入侵，大批学校被毁或被占用，教职员纷纷离校，使许多地方的国民文化教育陷于停顿。在偏僻的农村几乎没有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私塾，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国民教育事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各抗日根据地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国民教育工作。他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办起大批中、小学。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36万余人。晋察冀根据地有小学7697所。各抗日根据地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夜校、冬学、识字班（组）、读报组和剧团等也有很大发展。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启蒙和提高。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也得到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时，专门抽调精通外语、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1941年编译部撤销后，又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许多中央领导人到校作过报告，不少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员。学院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延安，社会科学的学术性团体还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如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阵地。抗战时期，党主要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全国青年联合会创办的《中国青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妇女》等，也在团结人民，打击、揭露敌人方面作出了贡献。为了更好地做好马列著作和党刊、党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193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报刊和书籍达到数百种。各根据地也出版各种报刊，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其报道范围由开始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新华社还在敌后根据地设立了分社。1940年底建成的新华广播电台，宣传党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在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特别是诗歌、报告文学的创作以及农村戏剧运动发展迅速，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十分活跃。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2月成立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后又建立医药、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机械电机、化学等专门学会，共有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为科学研究和普及科学知识做了许多工作。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它的建立，对推动边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党的民族政策与实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日本侵略者竭力挑拨离间，分裂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利用某些民族中的少数卖国分子，建立傀儡组织，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就在东北拼凑“满洲国”，并提出“蒙古自治”等口号，策动蒙古族少数上层分子成立伪政府。他们还在回族中策动分裂、“独立”活动。

中国共产党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隔阂，但各族人民的交往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历来就有联合御侮的光荣传统。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只有各民族团结抗战，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动员蒙古族、回族及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方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少数民族工作。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共中央还从国情出发，提出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41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具体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民族区域自治后来成为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主持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并把过去负责民族工作的机构合并进来；还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系统进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原则上批准西北工委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份文件分析回族和蒙古族的特点和现状，强调少数民族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从彻底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文件规定了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改善与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改善各民族关系等具体政策。这是党在抗战期间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党还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7年在中央党校办起少数民族班，1939年至1940年在陕北公学成立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等。1941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民族学院，是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专门机构。

陕甘宁边区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地区。在边区，民族关系融洽。依据民族平等原则，许多少数民族代表当选为边区县、区、乡的参议员或政府委员，同汉族干部一起工作。在回族同胞较多的三边、关中和陇东专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乡，由回族群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所在区、乡的各项事务。

八路军、新四军除广泛吸收各族人民参军参战外，还派出部队和干部深入到敌后少数民族聚居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武装。在大青山建立的蒙古族、汉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回民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和几十支回族人民抗日武装中，以冀中和渤海地区的两支回民抗日游击队最为著名。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任司令员的冀中回民支队，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他们依靠群众，英勇抗敌，屡建战功，受到群众拥戴。冀中军区曾通报嘉奖，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马本斋还获得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此外，朝鲜族、满族、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都为保卫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加强自身建设。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进行所谓发展党员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或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即吸收为党员，使一些普通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加入了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极为严重的任务，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去年三月会议以来，“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9)。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并加强党的纪律。决定强调，只有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准备克服目前的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胜利。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

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各地都十分重视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陕甘宁边区采取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扩大边区党校以轮训区级干部及开办乡级党员训练班等措施，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边区党委还为党员和支部提供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晋察冀根据地在有党员的地方都建立了支部。各支部普遍建立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的党课制度，定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制度，以及检查组织纪律及思想作风的组织生活制度。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叛变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并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使党员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很大增强。

在巩固党的过程中，各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地方党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集中力量进行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工作。但也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既巩固党的组织，也继续扩大党的队伍的情况。如山东党组织根据当地党组织发展数量尚少的情况，提出一面巩固，一面扩大的方针，强调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要纠正突击入党方式和干部包办方式，严格履行入党手续；要求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地主、富农、商人及其他党派，除非有显著功绩的个别分子经区委以上党的领导机关批准外，一般禁止吸收入党。到1940年4月，山东根据地的党员人数由1939年8月的5万多名发展到11万余名。

在此期间，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提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9年五六月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地阐明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要求党员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做群众的模范；要求党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教育党员的学校，并在各项工作中起领导作用。陈云在论述党员成分问题时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扩大工人成分有着重大意义，但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入党，只有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才可以入党。同时，党应该吸收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之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10)。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阐述了共产党员进行革命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参加革命实践，研究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他号召共产党员要勇于克服困难，既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要有求实精神。从9月起，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等六篇文章，对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上述论著所阐发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六、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他们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磨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三者缺一不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自卫反击，完全是为了保存抗日阵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为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力争国共长期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于1940年6月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要求国民党进一步解决中共的合法地位问题；承认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作战区域的划分问题。其中，谈判的中心是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递交了《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机，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又称六月提案）。其内容有：（1）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2）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3）明令划定延安等23个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扩编八路军为三个军九个师，增编新四军至七个支队，规定八路军作战区域。

7月2日，何应钦代表国民党对中共六月提案提出复案。遭中共代表拒绝后，又将此案略加修改，于7月21日用“国民政府提示案”名义以最后决定方式交中共代表(11)。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以“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范围为18个县；八路军准扩三个军六个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个提示案再次为中共代表所拒绝。

9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递交“八月复案”，同时提出“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但蒋介石仍坚持要八路军、新四军开至黄河以北，否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同时，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企图压迫共产党就范。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日本着意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对太平洋地区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实行军事进攻，以掠夺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为分散英、美力量，德、意也愿意日本这样做。它们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以使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抽出身来，因而再次开展诱劝蒋介石投降的阴谋活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调停中日战争”，劝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日本也企图以某些“让步”来分化中国内部，达到“以华制华”、破坏中国抗日运动的目的。英、美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中国继续抗战，因而对国民党尽力拉拢。英国决定10月18日重新开放滇缅公路。美国国会决定为中国政府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苏联为了免遭德、日两面夹击，决定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援助，以便中国能长期拖住日本。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自以为局势对自己有利，因而加紧制造新的反共磨擦。在苏北，韩德勤企图乘陈毅、粟裕率领的部队立足未稳，将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9月中旬，韩德勤要新四军“首先退出姜堰”。陈毅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率部撤出。但韩德勤立即调动主力向黄桥进逼，同时命令李明扬、陈泰运等部和其他保安旅参加围攻，总兵力达25个团3万余人。面对重兵来犯的局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地争取了李明扬、陈泰运等部保持中立；同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经10月4日至6日三昼夜激战，歼灭进攻黄桥的韩德勤部1.1万人。韩德勤率残部1000余人逃回兴化。黄桥一战，使苏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韩德勤在苏北反共受挫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压迫新四军北移的步伐。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其中特别列举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各地发生的磨擦事件，并将其原因归结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进而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12)。其具体做法是：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13)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4)。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同周恩来等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中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孙科对时局表示忧虑。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2月中旬，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的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这次斗争的经验说明：第一，“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15)。第二，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因此，必须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抗日力量，争取中间派，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在不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正是由于在“佳电”中的适当让步，使党在皖南事变后取得了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使中间派了解共产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他们的同情。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在短时期内把极为分散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组织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部队建设，使新四军不断发展，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他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迟疑犹豫，结果丧失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又指挥失当，因而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华中局委员为饶漱石、陈毅、曾山，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在华中局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江南、苏中、淮南、淮北、苏北、鄂豫皖、浙东、皖江、苏浙等区党委。1942年2月15日至3月5日，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作了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和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后，华中敌后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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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陆军省：《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

(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日本战史说：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3)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一部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虽然同意国共合作，但又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当时，人们称这种势力为国民党顽固派。

(4) 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5)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6) 叶青：《关于政治党派》，《扫荡报》，1938年1月22日。

(7)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39年5月7日。

(8)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9)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10) 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4页。

(11) 即《关于陕甘宁边区及第18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简称“国民政府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拟定，20日发出，21日送交周恩来。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页。

(13)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一），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4)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函，1941年1月12日。

(15)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

第 十 六 章

巩固抗日民主阵地

一、1941年以后的战略格局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也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部分地区之后，于1941年6月22日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军民奋起进行卫国战争。英、美政府立即发表支持苏联的声明。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侵略方向上再次发生北攻苏联与南进东南亚的激烈争论，最后作出南进对英、美等国开战的决定。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属地的进攻。同日，英、美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与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广阔地域里，有61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卷入战争。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通称同盟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郑重表示：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并进一步显示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

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同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特别是与美、英在太平洋对日本的作战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美、英等国需要中国坚持抗战，以确保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也需要苏、美、英等国的配合和支援，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共同的战斗目标，要求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团结。苏、美、英等国之间的联合，也要求并将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盟国。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决定：反轴心国盟国最高区域统帅部及西南太平洋区统帅部已组成，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陆空军最高统帅由蒋介石担任。1月5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接着，美国给中国政府贷款5亿美元，英国也许诺给中国政府贷款5000万英镑。美国政府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派史迪威为驻中、印、缅美军司令，并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史迪威于3月上旬到达重庆。他来华的任务是：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参加同盟国监督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拨交的中国军队；控制在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予中国抗战以重大影响。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扩大，中国与其他同盟国军事联合的实现，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以其精锐力量与美、英等国进行海上作战，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很大的进展。到1942年4月，日军已占领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等美、英属地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及英占中国香港地区，并把进攻矛头指向印度和澳大利亚。

这一时期，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远远超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总和。如果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统计在内，1941年12月，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计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人数的65％。到1943年12月，由于南洋各国抗日战争的发展，日本在南洋的兵力由1941年12月的10个师团增加到23个师团。但中国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依存策应，敌后战场给正面战场以极大的支持配合，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和战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12月，为配合在东南亚对美、英军队的攻势，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阻挡住日军的强攻，同时以主力向日军侧翼及后方交通线反攻，终于击败日军的进攻，毙伤日军5.69万人，取得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胜利。此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抗击大量日军，1941年、1942年两年之内作战4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达27万余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了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1942年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称赞说：中国军民不顾极端劣势，抵抗装备远为优越的敌人，进行了将近五年的自卫，给了其他盟国的人民及战斗人员一种鼓励。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曾说：日本的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1)。中国为盟军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重要基地，直接支援与配合了其他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从1942年4月起，中国先后为盟国提供昆明、成都、桂林、衡阳、衢州等地机场，以轰炸沿海日军船只和日本东京及其附近的战略目标，并积极营救盟军飞行员，直接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中国还给美国提供了7.4785亿美元的桐油、锡矿和钨矿产品；给英国提供了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为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进一步加强了在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铁路沿线地区的攻势。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美、英、苏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视。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同时表示，愿意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随后，中美、中英分别举行关于废旧约订新约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署。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当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要取得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还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争取。但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至少使中国在法理上获得了独立平等的地位，在精神上打碎了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沉重枷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人民也纷纷集会，热烈庆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二、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

敌后抗战出现严重困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依据1941年1月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以确保占领地区为主，使这些地区成为支持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同时，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尽快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以摆脱其多面作战、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局面。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发动了一些进攻战役，如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长沙战役、浙赣战役等。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有些战役还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有些战役由于指挥不当、作战不力，部队遭到很大损失。1942年初，中国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取得了仁安羌大捷等作战的重大胜利。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奉命率部在缅甸东瓜与敌血战10余天，歼敌5000余人。戴安澜后在与敌遭遇战中亲赴第一线指挥，不幸身负重伤，光荣殉国。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作战，抑制了日军的进攻，坚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抗战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特别是在美、英等国参战后，以为只要依赖美、英盟军的作战，国民党军队不必做多少努力，就可以坐享抗日的成功。因此，在正面战场上极少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国民党政府竭力争取盟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主要不是用来准备对日反攻，而是用来扩充实力，以对付共产党。它利用偏安西南地区的时机，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曲线救国”(2)的口号下，相继投敌。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队成为伪军后，同日军配合，包围和进攻抗日根据地。在一些地区形成日军、伪军、国民党军三方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的严峻局面。

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务大肆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组织，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1941年1月20日至23日，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广东韶关办事处被迫撤销；贵阳交通站被封闭；中共鄂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4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县委机关遭国民党军队2000余人袭击，干部和群众700余人被逮捕，200余人被杀害。2月，国民党封闭了著名进步人士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成都、昆明、贵阳等分店，逮捕了贵阳分店全体职工。在桂林、重庆出版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数十种进步报刊，先后被禁止发行或被迫停刊。共产党的党报《新华日报》、党刊《群众》，也受到限制和压迫，文稿经常被删、被扣。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不顾抗战、团结的需要，对人民的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等自由，加以无理的限制。5月27日，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粤北省委，逮捕省委书记。5月30日，逮捕正在广东曲江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廖承志。7月，驻桂林的中共广西工委机关被破坏。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横行，使共产党的大后方组织遭到严重打击和破坏。据统计，1941年党员人数同1940年比较，川康特委由3000余人减到1400余人；川东特委由3000人左右减到1900余人；鄂西特委由1900余人减到1300余人。其他一些地方的党员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从1941年起，敌后战场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日军用很大的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的“扫荡”、“清乡”加以消灭。1942年，日军用于华北、华中的军队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这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经过几年的经营，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已经在沦陷区建立起来，形成比较严密的日伪法西斯统治；大量的封锁线和军事据点的建成，使日军在军事上的地位也有所增强。这时的敌后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相当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日本侵略者还吸取过去的教训，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为此，在华北、华中等地大规模地推行以“总力战”方针为指导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

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并对三种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侵略手段。对沦陷区，普遍加强汉奸伪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等等。对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随着军事推进，逐步扶持日伪组织，将在沦陷区的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推行。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

从1941年到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有时对一个地区的“扫荡”时间达三四个月之久。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抢夺人民群众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使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1941年1月下旬，日军“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群众123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万多人，还灭绝人性施放毒气，毒死定县北疃村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1942年8月，日军集中4.6万余兵力把冀东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0余块，进行分区“清剿”。日军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拆毁房屋、烧毁村庄，将群众赶进“人圈”即“集团部落”，凡拒绝者一律抓捕或杀害。“人圈”周围挖有又宽又深的壕沟，围墙高约三至五米，村民住在茅草搭成的窝棚里，吃糠咽菜，衣不蔽体，许多人死于饥寒和瘟疫。“人圈”外，大片田园荒芜。日军在华中分时期、分地区反复进行“清剿”，名之为“清乡运动”。日军与汪精卫的伪军相配合，从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到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清乡”，企图摧毁长江下游一带共产党和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实现完全的殖民地化。

这期间，日本对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清乡”，所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主要产粮区）相继由根据地变成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没有被难倒。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舞台的真正主角，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抗日民主根据地聚集的是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中共中央具体地分析存在着的困难方面和有利方面，强调在新的残酷的斗争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广大根据地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加强军事建设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在中国人民抗战最困难的年代，日本侵略者方面的困难和矛盾也在加剧。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使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沦陷区的各阶级、阶层民众无法忍受日本殖民统治下奴隶般的生活，许多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寄予很大的希望，给予种种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开展工作。而日军占据的地方越多，兵力也就越分散，后方也越空虚。长期作战，使日军看不到在中国结束战争的希望，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日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发扬自己的军事、政治优势，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领导敌后军民同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中央军委11月7日的指示强调：“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应以巩固和扩大地方军、人民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主力军和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山岳地区一般是二比一；平原地区一般是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人民武装应当占群众中青壮年的大多数。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相继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女，都在自愿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成民兵、抗日人民自卫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主力兵团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在一定地区内担任分散的游击战任务，民兵、自卫军以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保卫家乡。这样就形成三者间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面对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敌后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各部队加强敌情侦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大量制造和储备手榴弹、地雷等战斗武器，从思想、物资等方面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在获悉日、伪军即将出动“扫荡”根据地时，迅速组织广大群众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人、畜，藏好衣物和粮食，封闭水井，使敌军进入根据地后，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人带路，没有消息来源，成为饥渴之军，盲聋之军。在日、伪军开始进行“扫荡”时，根据地军民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主力部队除留下一部分兵力帮助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坚持内线斗争，牵制、迷惑和杀伤敌人外，大部分部队机动灵活地转移到外线，或者打击敌人的薄弱据点，破坏交通，斩断其归路；或者择地隐蔽，伺机而动，配合内线袭击敌人；同时，组织邻区军民对各自地区的敌军展开攻击，吸引外出“扫荡”的敌军回援，以策应被“扫荡”地区军民的斗争。在日、伪军转为分区“清剿”、兵力分散时，又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的薄弱部分，速战速决，加以消灭或予以重大杀伤。在日、伪军被迫撤退时，又以伏击、侧击等多种手段追歼敌人，并乘机拔除敌人的残留据点，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在战斗中，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战勤工作，运输粮食、弹药和抢救伤员。

1941年秋，日、伪军7万余人多路出动，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平西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对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铁壁合围”。边区部队留一部兵力同民兵结合，在内线迟滞、消耗敌人，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主力部队则按计划进到铁路沿线和日、伪军的侧后，打击敌人，使“扫荡”之敌连连扑空，疲于奔命。在日、伪军转入分区“清剿”后，抗日军民又内外线策应，频频打击敌人。在此期间，晋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中等区军民也积极对各自的当面之敌发动攻击，配合北岳和平西军民的反“扫荡”斗争。9月末，日、伪军被迫撤退，晋察冀军民迅速集中力量乘机开展袭击、伏击和追击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两个多月，作战800余次，歼敌5500余人，粉碎了日军摧毁北岳、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企图。

1941年10月，“扫荡”太岳根据地的日、伪军企图在沁源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抗日军民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相结合，组成13个游击集团，对敌人进行反围困斗争。他们在以沁源城为中心的主要道路两旁，组织20多个村镇3200多户1.6万人转移，对敌实施断粮、断水、断交通。经过较长时间的围困，迫使日、伪军不得不退出抗日根据地。

在反“扫荡”的斗争实践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在华中的水网地带，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广泛展开水上游击战。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等战法。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在一家一户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体系。有些地区还把发展地道同改造地形和村落结合起来，构成房顶、地面、地道三层交叉火网，形成立体作战阵地，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华北敌后的广大群众，还就地取材，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地雷，展开灵活多样的地雷战。有时在村内外埋设地雷，炸得来犯之敌血肉横飞，使得其余敌人不敢贸然进村入户进行劫掠；有时把地雷埋到日军碉堡旁边，炸得敌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1942年5月1日，日军出动5万余人，700余辆汽车和大量坦克、飞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日军在占领区筑碉堡1753个，修铁路、公路约8300多公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4186公里，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日军这次大规模“扫荡”给冀中抗日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造成惨重的伤亡。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并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网，顽强地同敌人展开反“扫荡”斗争。冀中八路军大部主力转向敌人侧后，乘虚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斗争；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高度分散，坚持内线斗争。抗日军民生死与共，依托村落，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顽强地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日、伪军1万余人，保存了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大部，使日军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破产。

敌后军民还在游击区开展了激烈的反“蚕食”斗争。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冀南平原对敌斗争的指示》中指出：“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困难立足。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指示强调，对被“蚕食”的地区，应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组织的工作，引导其在适当范围内为我服务；另一方面，抗日团体及政权组织应采取隐蔽的方式，注意保存自己。遵照这一指示，敌后军民紧密结合，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广泛深入地开展反“蚕食”斗争。他们在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坚决镇压的同时，尽量做争取伪军、伪政权组织成员的工作。对俘获的伪军官兵，一般在教育后予以释放，以促使他们反正。当敌军向游击区“蚕食”推进时，以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乘敌人立足未稳给予坚决打击，斩断敌人“蚕食”的魔爪。当敌人在游击区建立据点、碉堡时，根据地军民密切协作，以坑道爆炸和地面游击相结合，对敌进行围困，使其断粮、断水，难于立足；在有利时机，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交通破袭战，坚决拔除敌军据点。1941年5月上旬，冀南军民7万余人展开五昼夜大破袭，一举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7月中旬至8月底，冀中军民乘“青纱帐”时期，破坏公路、铁路共150多公里，攻克敌据点、碉堡多处，打开了青县、大城、任丘、高阳等地区的局面。在反“蚕食”斗争中，山东的八路军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敌进我进”，“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同日、伪军展开激烈的地区争夺。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要求主力部队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到边缘地区，与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开展游击活动，及时有效地打击敌人的“蚕食”推进。根据地军民为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方式。武工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成员包括军队干部战士、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对敌工作干部等。每个队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和接敌区，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宣传群众，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和瓦解伪军、伪政权组织，发展秘密武装，直至建立两面政权。通过这些工作，在敌占区和接敌区形成了“隐蔽根据地”，把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使日军的所谓“治安区”不得安宁。建立武工队，是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新创造。它对逐步扭转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敌后军民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采用拷打和屠杀的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许多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守口如瓶，当场数人被杀。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9月25日，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在敌3500余人进攻时，为了掩护四个县的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毙伤敌90余人。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跳崖，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驻辽县的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同年冬，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毙伤敌军600余人。全营最后只剩14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在对崮山东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跳崖殉国。晋察冀边区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以步枪结合地雷作战，创造了毙伤日、伪军364名、炸毁汽车25辆的战果。日军“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时，群众为掩护子弟兵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日军逼迫被抓的20多人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杀一个不说，又杀一个还是不说，连续杀了14人，群众仍然没有吐露一个字。河北省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在反“扫荡”战斗中，不避艰险，奋不顾身地安置救护伤员，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这些英雄人物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对日、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对敌斗争中，十分注意对日、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各部队、各地区分别成立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工作委员会，向日本士兵开展宣传，动摇其作战决心，加深其厌战反战情绪。同时，劝告和争取伪军、伪政权人员悔过自新，杀敌反正，共同抗日。在政策上，对日、伪军投诚反正并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一概欢迎，并给以适当的安置；对于俘虏，不分官兵和社会出身，一律不杀、不虐待、不侮辱，给予宽待。

为了加强对被俘日本军人的教育，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0月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该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学员懂得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态度。经过学习，不少学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进步，一些人参加了反战组织，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侵略战争。反战组织很快发展到敌后各根据地。1942年8月，日本反战组织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规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为迫使日军撤出中国而斗争。1943年7月7日，日本共产党中央驻延安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1940年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发表《告日本士兵书》，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日本人民政府。在中国抗战的困难时期，日本反战组织帮助中国共产党对在华的日本人作了不少宣传教育工作，有的成员还参加了武装工作队，积极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他们在斗争中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收买和组织起来的汉奸武装。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对削弱和消灭敌人的力量，壮大人民抗战力量，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意义。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指出：“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对已组织成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便在将来必要时与对我有利时实行反正，现时应争取对我帮助及不坚决反对我们，这是对伪军伪组织的总方针。”8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对伪军政策问题的指示》，强调“伪军中两面派分子事实上是存在的，也是必然会有的，我们应当承认两面派的地位，控制它，使它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这是很必要的认识”。

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各根据地军民对伪军进行了大量的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主要的做法是派得力干部，利用各种关系，打入伪军内部，在调查了解各部分伪军的历史和现状、各级伪军头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其民族觉悟，提高其抗日意识，使其由为敌服务转变为应付敌人，甚至暗中抗日，并在伪军内部组织抗日团体，伺机而动。从1941年夏起，还进一步深入敌占区，开展了以瓦解伪军为中心的政治宣传攻势。瓦解伪军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不少伪军官兵弃暗投明，有的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递送情报，掩护抗日人员等。在山东根据地，1943年即在伪军、伪政权组织中建立“内线”关系1000多个，瓦解伪军7000多人。分化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对坚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加强政权建设和增进党政军民团结

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克服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缺点，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中共中央强调：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多方。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要占三分之一，并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

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纲领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规定了保障人权、保持政府廉洁，以及土地、工商业、文化教育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则和政策。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纲领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按照“三三制”原则，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担任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他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3)共产党忠实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映。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4)。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一些选民不识字，为保证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采用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在村政权中，雇农、贫农和中农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也团结了农村中的开明士绅。例如晋冀鲁豫边区所属武乡、榆社、襄垣三县的598个村政委员会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开明地主占6.5％。这就使村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切实爱护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政策。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于1941年11月首先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中共中央立即接受，于12月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切实整顿各级政权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指示还具体规定各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严惩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诈民财的败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以精简的干部加强基层，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

为了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增进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每年春节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军队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尊重地方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召开军民联欢会。政府和民众订立拥军优属公约，帮助军队进行训练和生产，对驻军伤病员、残废军人及抗日人员家属和烈士家属，经常给予各种照顾和亲切的慰问。同时，军队和党政方面都认真检查在党政军民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各自进行公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总结经验，表扬先进，互相鼓励，共同前进。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使党政军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做好迎接新的大发展局面到来的准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以担负起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自此以后，增强党性锻炼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解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所说的统一领导，是指党从政治上对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一切其他组织的领导，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同级政府的党团，军队的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和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地区的中央代表机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为书记；晋冀豫地区成立太行分局，邓小平为书记；晋西北地区成立晋绥分局，关向应为书记；充实北方局和山东分局，分别以杨尚昆和朱瑞为书记；健全晋察冀分局，聂荣臻为书记。各中央局（分局）都直属中共中央。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增加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敌斗争的发展及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

为了调整及精简中央领导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16日和20日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在会上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上述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为统一对各地区领导，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它是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的重要政策。它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直到1941年底，有的地区还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宣传口号，并未认真执行，或者只在形式上减租减息，实际上明减暗不减，因而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极为不利。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28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及执行办法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是：（一）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二）现阶段土地政策是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文件还指出，实行减租减息，必须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注意纠正“左”的偏向，同时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顽固不化的地主，必须给予打击，但不是一切打倒。在中央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

通过减租减息，根据地中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的户数和占有土地的比例有所减少。贫雇农的户数有所减少，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数量有所增加，经济地位显著上升，其中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中农的户数和所占土地的比例也有显著增长。据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12个县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地主所占户数比例由此前的2.75％下降为2.02％，所占土地比例由23.04％下降为8.97％，每户平均土地由98.64亩下降为42.28亩。贫农所占户数比例由48.95％下降为42.12％，所占土地比例由18.98％上升为20.5％，每户平均占地由4.57亩变为4.69亩。同时，通过减租减息，地租率明显下降，基本上下降到占收获量的37.5％以下，很多地区在10–30％之间；地租中超经济的额外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消除了。佃户的收入增加，生产积极性提高。他们购置土地，添置农具，喂养耕畜，增施肥料，精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这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

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独立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展开的。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公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部队、机关、学校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自给经济，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完全必要的。军队不要发饷，完全由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发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阐明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仅要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且要争取人民的物质福利，争取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财政情况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应该会干政治，会干军事，会干文化，也应该会干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的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主要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出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主要有：第一，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第二，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第三，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第四，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第五，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毛泽东还指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方面，要反对那些只在财政上打算盘，不注意发展生产的保守观点；另一方面，要反对那些空嚷发展经济，不考虑根据地的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军工计划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在财政工作中，也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既要反对不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不顾抗日战争的需要，片面强调减轻人民负担的所谓施“仁政”观点；又要反对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顾人民的困难，不管人民生活的“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观点。在财政经济工作问题上，应该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只有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得到迅速发展，边区军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发放农贷（包括贷款、贷粮、贷种子）、支援牲畜、代制农具等措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各根据地还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农忙时节，各部队更是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敌后各根据地还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小规模的各类工厂，制造枪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生产衣被、毛毯、文具、纸张、肥皂等生活用品。

在发展经济中，各根据地还注意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它们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即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其中，合作社是主要的形式，发展较快。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即综合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由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取得显著成绩。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奋战，使荒芜的南泥湾根本改变面貌，因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四、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

1941年至1942年，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是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

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争取抗日进步力量，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

南方局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他们始终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还用很大力量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相互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对此完全赞同，表示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参加这个同盟的先后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于是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对民主政团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四川的卢作孚、胡子昂，重庆的康如心，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等人通过参观他们开办的企业、同他们座谈等活动，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后来，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南方局还积极争取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内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四个月后，中共中央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并设立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同年9月，南方局派人赴云南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秘密电台。

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联系，促进华侨支持祖国团结抗战，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

南方局对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并同国民党的报刊检查制度和其他压迫手段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报刊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并对如何做好报刊工作给予指导。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各项建设的成就，切实反映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南方局还在其他城市通过进步报刊和中间性报刊，鼓励不同阶层的群众为坚持抗战、民主、进步，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努力。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的党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大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在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在国民党当局严格的禁锢和封锁下，进步报刊的时事政治宣传遇到重重困难。周恩来号召文化界人士坐下来研究社会科学，并用研究的成果宣传、教育群众，占领文化阵地。那时出版的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南方局还支持文化界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隆重庆祝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遭逮捕监禁的该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寿联以作声援，表示了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愤慨。5月29日，茅盾等九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是的态度和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和对文化事业的残酷迫害。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运动。不少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方局还十分注意开展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对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南方局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具体斗争环境，积极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或是到抗日根据地，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则；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党员独立活动；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根据中央的指示，南方局和所属地方组织及时展开撤退和疏散工作，各地党组织迅速从半公开状态转到秘密状态。10月24日，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强调：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10月27日，他又致电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去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取得武装斗争路线。对此问题应有所取舍，即采取隐蔽组织而暂时舍弃武装斗争。”

1941年底，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要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他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保证有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与党内的联系相结合。会后，南方局提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党员努力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做好本职工作，广泛地联系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南方局从所处的秘密环境出发，注意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强调愈是环境恶劣愈要严守党的纪律，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

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避免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代表中共中央负责管理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陈云，于1941年12月写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文。文章指出：大后方的党应尽量缩小，真正成为既短小又精干能适应环境的组织。为此，必须让不够质量和只有退出才能保存的党员大部分暂时退到党外。同时，为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必须加强中上层分子的工作，适当吸收具备条件的少数人入党。他还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成分基本上必须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入党，只要他们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抛弃原有阶级利益，决心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者。”吸收中上层人士入党，既不能降低入党条件，也不可将一切可能入党者全数收入党内。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大多数进步的中上层人士应该暂时只作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这些方针同样适用于敌占区城市的秘密党组织。

经过南方局的艰苦工作，西南地区的党员不仅绝大多数隐蔽下来，而且党组织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坚强。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周恩来是南方局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43年6月，他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七大筹备工作后，改由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顽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将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南方局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西北地区是全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又是连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的重要通道，因而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

为了更好地动员和组织西北地区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38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北各省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整个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在新疆，主要是通过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

战斗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人数近4万，并创办《西北战线》、《老百姓》等20多种报刊，开办11家书店，进行抗日宣传。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指派党员发起成立抗敌后援会、妇女慰劳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其中，以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全省25个县建立72个分团，团员达3000多人。由共产党员担任主编或编辑的《西北青年》、《抗敌》等抗战刊物陆续出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爱国学生组成工作团，分赴各地城乡向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号召群众捐献钱物，慰劳抗日将士。在党的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新疆人民募捐购买战斗机10架，送往抗日前线。到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士捐款折合大洋222万余元，首饰2万余件。党组织还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进步书籍8万多册，分发给新疆各族群众。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抗日爱国力量。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教育界名流以及各地绅士等。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中不少人解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使党的威信得到提高。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联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各界人士，提出开展民众运动、整顿军队等建议，逐步打开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参谋部及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到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并会见一些进步人士。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新疆，与盛世才在一个时期内建立起特殊的统战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安排到省政府以及军队、新闻、文教、群众团体等部门任职。党通过新疆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支援了全国抗战。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组织，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建立10个地（特、市、工）委，6个中心县委，40多个县（工）委。到1938年，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10月在兰州成立，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到1939年初，发展党员264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建立了中共宁夏省工作委员会和绥蒙工作委员会，分别开展宁夏和绥远伊克昭盟地区党的工作。随后，又建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开展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到1938年底，中共宁夏工委发展党员32名，建立起五个基层党支部。1942年10月，新成立的中共甘肃宁夏工作委员会派出一批党员分赴甘肃、宁夏、青海，进行组织联络和开辟新据点的工作。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干，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党组织和青年团体还向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学生。

西北地区的党组织根据新党员比较多的情况，提出发展党员工作要质与量并重，发展与巩固同时进行，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各地采取办训练班、开专题讨论会、自学马列主义书籍等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基本知识和共产主义理想、秘密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革命气节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新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加剧，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注意隐蔽斗争，同时将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不住脚或有可能被捕的干部、党员及时转移，或送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194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方针，以达到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的目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本地的实际情况，西北地区的党组织进一步采取措施，隐蔽和保存党的力量，灵活机动地领导群众继续开展斗争。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展了党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沟通了党同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系，支持和帮助了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敌后游击战争，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党在沦陷区的斗争

沦陷区工作的方针与部署

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是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工作，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针。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留在城市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必有什么特殊举动，应埋头苦干，而不要虚张声势。决不要为城市中的一时的便利所迷惑，为群众中一时的抗敌情绪的高涨所影响，而走向冒险的斗争，削弱自己的力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强调：党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党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地实行退却，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埋头苦干，在大企业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地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的反攻。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工作重心和战略策略的转变。北平、天津、济南、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党组织，把大部分力量撤往农村。留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党员干部，利用各种关系和公开的职业隐蔽下来，扎根群众之中，坚持长期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其主要力量放在占领区特别是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巩固方面，大力强化殖民统治。党在沦陷区的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要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5)

1940年以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控制了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在敌后大城市中的工作。1940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敌后城市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过去中央工作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9月1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通知指出：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央要求全党提高对敌后城市工作的认识，确定以上海、香港、平津、平西、晋冀察、晋东南、晋西北、大青山、胶东、鲁西、鲁南、皖东、鄂中、豫东等14个地区为工作的重点，责成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分头进行，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沦陷区党的工作。同时确定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各地也成立相应的工作部门，并配备专门人员。此后，各地党组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工部，加强对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使这些地区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东北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以后又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分别成立专门机构。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先后向沈阳、哈尔滨、长春、吉林、齐齐哈尔、抚顺、鞍山、阜新等地派出干部。中共胶东区委也多次向东北派遣干部，在大连、沈阳等城市发展党员，建立起多个支部。

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方针，沦陷区的党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的建设。为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各地党组织要求党员通过学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坚定革命意志；要求党员要社会化、群众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要求，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获得一定的社会职业，并力求持久。各地党组织要求严密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发展党员必须遵循质量重于数量的原则，每一个新党员都必须忠实可靠，防止奸细混入。党的组织规模要短小精干，以克服规模过大容易暴露的缺点。在领导关系方面，党在沦陷区的组织要打破呆板一律、集中统一的形式，采取多头派出、建立平行组织的方式。此外，还实行异地领导，即把沦陷区党的领导机关设在敌后根据地或城市边缘邻近根据地的地方。这些措施，对防止敌人的破坏，巩固和发展党在沦陷区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领导沦陷区人民进行反日斗争

在党的沦陷区工作方针指导下，沦陷区的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

党在沦陷区的工作中，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对敌斗争方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在占领区内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沦陷区的党组织因势利导，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采取多种方式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增强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北平、天津等地的党组织通过读书会等多种形式教育进步青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自觉投身地下抗日斗争。中共江苏省委针对沦陷区人民苦难屈辱的生活，指示党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罪恶，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党组织还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出版进步书刊，演出进步戏剧，进行抗战宣传。灵活多样的抗日宣传教育，启发了人民群众觉悟，振奋了沦陷区人民的精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沦陷区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日军掠夺中国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企图，党组织领导沦陷区的工人以怠工、罢工等斗争形式，干扰和破坏敌人的部署。1939年，上海工潮达147次，参加者有20万人。到1940年，上海工潮继续高涨，达到427次，参加人数26.6万人。为了打击日本的殖民统治秩序，战斗在沦陷区的党组织还利用日伪矛盾，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1943年12月，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为与日方争夺鸦片公卖权而开展所谓禁烟、禁舞、禁赌为内容的“三禁”运动。在上海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这一机会，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清毒斗争，捣毁烟馆、赌场设备，揭露日、伪政权用鸦片和赌博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中共南京市工作委员会利用伪组织的名义，动员南京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捣毁烟馆，焚烧烟具和赌具。学生们还举行集会，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学生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斗争！”此后，清毒浪潮席卷无锡、苏州等城市。

举行武装暴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是党领导沦陷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主要在沦陷区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小城镇，以及交通线和厂矿周围地区进行。1941年元旦，大同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暴动，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河北井陉煤矿、河南安阳六河沟煤矿、南京浦口三井煤矿等地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后，撤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此外，敌后武工队深入沦陷区，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铲除铁杆汉奸，摧毁伪组织、伪武装，争取和瓦解伪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持了沦陷区人民的斗争。

党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党的情报部门利用各种关系，在日伪机关、企业和事业部门搜集铁路沿线敌军事力量部署、炮楼封锁线和关卡设置、军队调动去向等各种重要情报。1939年10月以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先后派人前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渗透到敌人内部，获取不少情报，为晋察冀根据地及中央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东北的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伪满军、政、宪等要害部门，获取了大量情报。如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作战能力、军官士兵的思想动态；日伪在辽宁、长春、沈阳、鞍山等地的重要设施，以及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的详细地图；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和重要的经济、文教政策，等等。这些情报为配合全国军民的抗战和以后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春开始，日军在华北全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企图隔绝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沟通和保持根据地与沦陷区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联系，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秘密交通线工作。平、津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间先后建立起四条秘密交通线。在华中，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建立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地下交通线。皖南事变发生后，一部分新四军干部战士突围后转到上海，中共江苏省委和新四军上海办事处通过海、陆秘密交通线，把他们转移到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紧急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余人。沦陷区的党组织还通过秘密交通线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1941年至1942年间，北平地下党组织百余名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同时，上海党组织秘密输送技术工人、医生、护士、教授、作家等约1700人，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党组织的这些活动，加强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力量，支援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沦陷区人民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对坚持抗战，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打击和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还处于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就全党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右的和“左”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党能够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正确道路上顺利前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运动。在这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工作，研究中国国情，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这时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他还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事实上，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党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怎样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以往有过严重的教训。党内曾进行过反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是必要的，但斗争的方式过于简单。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更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历史上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遵义会议以后，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

开展整风运动需要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在1941年前后已经具备。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有了最基本的准备；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比较稳定。因此，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共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6)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大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尖锐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王明不仅没有作自我批评，还声称全国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此后，他一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

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

还在会议进行当中，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按照中央的决定，延安和各根据地积极筹备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件。这样，就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重要的准备。

整风运动的展开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7)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主观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根据现实的状况和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吸纳张闻天的意见，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正确地概括为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但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了解实际，或很不了解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所以，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指出，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他进一步指出，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结果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在指出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然有很可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那也是很危险的，他们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难以把革命事业做好，而且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必然的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党八股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

鉴于党的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清算、批判王明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在全党普遍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同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中央局、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300多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和《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讲演。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检查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在思想、组织和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会议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人。因为王明一直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所以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会上，除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判王明的错误。其他同志则开展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在会议前期，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一度有些过火的倾向，但不久即得到了纠正。

在此过程中，还分别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等地区，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和华北座谈会等。在1945年二三月间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回顾华北敌后斗争和根据地工作的成绩，并对取得成绩的经验作了总结。彭德怀对大家提出的华北工作的缺点，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认真的自我批评。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们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这些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3月初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的评价。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党史上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全党同志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标志着高级干部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进入最后总结阶段。

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

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即提出：为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首先是审查各级干部，保证干部的忠实可靠。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对于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具有决定意义。特别是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更成为巩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审查干部中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并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致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42年11月，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从12月开始，审干工作主要是进行反特斗争。不过，这时的反特斗争还是秘密进行的，并且局限在少数机关和少数人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要求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个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由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这表明，延安的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进行，由少数机关、少数人转变成群众性的运动。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8)。

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曾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已通过制定工作条例和讲明正确路线，试图予以纠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后，7月30日，毛泽东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此后，开始甄别工作。1944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赔礼道歉。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9)同月，毛泽东在对即将赴前线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又向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敬礼赔不是。

“抢救运动”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证明：审干肃反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具体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判断敌情，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而这一切，又必须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上，按法律程序加以审慎的处理，并且，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绝不能搞突击式的群众运动。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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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威尔纳：《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解放日报》，1945年7月18日。

(2)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官兵投降日军，变成伪军，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3)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4)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页。

(6)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7) 当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

(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

(1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第 十 七 章

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抗战局势的新变化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欧洲战场，苏联军队在1943年2月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德军损失约150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个战役，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此后，苏联军队持续不断地向德军发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法西斯。7月，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南部。9月，以巴多格里奥为首的意大利军事专制政府向英、美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由此瓦解。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击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8月攻入日军重兵把守的瓜达耳卡纳尔岛。经过历时半年的瓜岛之战，美军的海、空力量取得决定性优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战略进攻。1943年10月，中、美、英军队在缅甸开始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上的主动权。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签订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问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并发表《开罗宣言》，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霸占的一切岛屿，使日本所霸占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声明中、美、英三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开罗宣言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讨论对德作战的行动计划问题和战后和平问题。会议协商决定，美、英两国应于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1944年，苏联军队乘胜追击，对德军连续进行10次歼灭性的打击，歼敌近200万人，收复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6月6日，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15日又在法国南部的土伦和马赛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苏联军队的节节胜利和第二战场的开辟，使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在东方，美军于1944年春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逼近日本本土，严重威胁日军的海上运输，使南洋各地日军有失去海上联系的危险。

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10月开始缅北反攻作战，先后攻克于邦、孟关、孟拱河谷、密支那等战略要地，完成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反攻作战，先后攻克松山、腾冲等日军坚固据点，并于1945年1月和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会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历时一年半，毙伤俘日军近5万人，收复大小城镇50多座，打通了中国和盟国的陆上交通，使中国战场的补给状况得到改善，并支援了盟军在亚太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伤亡近6.7万人的代价。

1944年，处境愈来愈困难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消除美国远程轰炸机对其本土的威胁，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4月中旬，日军以40余万兵力，向正面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四五月间，日军占领郑州、许昌，打通平汉线，并占领洛阳。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至8月间占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桂林、柳州、南宁，一部分追击部队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在八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总计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有力地打击日、伪军，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3年7月至9月，在山东国民党正规军和省政府离鲁入皖的情况下，山东根据地军民独立支撑起抗战大局，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基本上控制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善了鲁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1943年底，清河区和鲁南区收复被“蚕食”地区，基本上改变了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北岳区军民于1943年9月至11月粉碎4万余日、伪军的“扫荡”，歼日、伪军1万余人。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也于七八月间先后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取得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1943年，八路军在华北与敌作战2.48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3.6万余人，俘日、伪军5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日军投降6600余人，攻克据点740余处。

华中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加紧“扫荡”、“蚕食”和“清乡”，这时仍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敌后抗日军民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开展艰苦的斗争，大力发展民兵和地方武装，促进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1943年，新四军在华中与日、伪军作战4500余次，粉碎敌千人以上的“扫荡”3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9300余人，攻克据点200余处，逐步扭转了华中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1943年，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先后粉碎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增强抵御敌大规模进攻的能力，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到1943年夏，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基本打通了从华北到华中的战略联系，使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日军作战日陷被动，战斗力日益减弱，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实施重点守备。到1943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对敌后战场形势出现转折的原因，日本当局认为：是由于“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1)

解放区军民的局部反攻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2)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在可能的条件下，攻占沦陷区城市，拔除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敌军，使沦陷区变成根据地。

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地区的日、伪军，袭入灵丘、定襄两县城以及忻口车站，攻克敌据点、碉堡400余处，恢复和解放村镇1600多个，解放人口80余万，并派部队打开了雁北、察南地区的局面。冀中区军民攻克定县的怀德、饶阳的官厅、高阳的旧城，解放肃宁县全境，袭击天津市，共攻克敌据点、碉堡800余处，解放村镇3800余个，解放人口120余万。冀东区军民先后攻克20多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逼近北平、天津近郊。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共作战4400余次，毙伤敌2.29万余人，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2.22万余人，拔除敌据点、碉堡1600多个，解放人口758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9月21日，晋察冀部队组成四个二级军区，即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辽军区。

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区军民发起攻势作战，收复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榆社县城、林县县城及水冶镇，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等地区发动进攻，出击临（城）内（丘）线，摧毁敌人三道封锁线，开辟了新（乡）、辉（县）地区。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失地26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1万。冀鲁豫区军民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50余处，恢复昆（山）张（秋）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的局面；随即收复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并向郓城、菏泽、考城等地攻击，使鲁西各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3.49万余人，争取敌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失地6万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晋绥根据地晋西北区军民在春季攻势中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收复蒲阁寨等敌据点多处。在秋季攻势中，进攻静乐、交城、忻县等地日、伪军，毙伤敌900余人，俘敌1000余人，收复失地770余平方公里。1944年，共解放村庄3100多个，解放人口40余万。同时，大青山区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

山东根据地军民发动攻势，打通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今属连云港市）青（岛）公路、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滨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8座县城。1944年，山东军民共进行较大战役15次，歼日、伪军近6万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攻克县城9座，逼退敌据点200余处，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华中新四军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一二月间，苏中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大官庄等敌据点17处。3月初，新四军对敌驻兵和贮存物资的重镇车桥发起进攻，取得完全胜利，并歼灭日、伪援军一部，趁势解放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使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各根据地联系起来。苏北军民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和沿海攻势作战，攻克敌据点40余处，使淮海、盐阜连成一片。淮北军民在攻势作战中，解放泗洪、灵璧、睢宁三县城之间的广大地区。苏南军民一度攻入长兴、溧阳等县城。淮南军民袭入盱眙、定远县城。皖中军民也攻克10余处敌据点。在这期间，日军为防守其交通干线和战略支点，曾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对新四军“扫荡”达67次之多，但都被抗日军民所粉碎。1944年，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失地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八个根据地，极大地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华南东江纵队由数千人扩大为万人以上的游击兵团，威逼广州市郊，出没于香港地区的九龙附近，组织海上游击队，炸毁九龙铁桥。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广九路以东，也控制了大部分地区。同时，琼崖纵队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1944年7月15日致电东江、琼崖纵队领导人，表彰他们的艰苦斗争“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党的沦陷区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此前，沦陷区城市工作“主要是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时期”。到这时，则是在城市中发动广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强调，必须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要求各地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以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的工作，提到极重要的地位。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组织建立城市工作部，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10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彭真在会上作《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报告。在此前后，党还通过各种途径对沦陷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各根据地还派人前往沦陷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从事抗日宣传等，为收复城市做准备。

开辟新的解放区

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鉴于河南大片国土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被日军占领，1944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电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3)。按照中共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

1944年7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恢复新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水西根据地，在14个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以新四军第五师一部组成的豫南游击兵团也挺进豫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游击兵团不断发展壮大，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之间建立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东西长达70余公里、南北近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8000余人。8月下旬，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从淮北区西进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豫东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英勇牺牲。九十月间，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后改为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和以太岳军区第十八、第五十九团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和陇海路新安（县）、渑池段南北，建立了拥有20个县、3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并成立河南行署及军区。12月底，中央党校100余名干部和晋绥军区第六支队一部，从延安抵达新安地区，与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会合，加强了豫西地区的力量。河南新解放区的开辟，扩大了华中与华北、陕北战略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创建新解放区，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扩大对日军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1944年9月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10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11月9日，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垣曲以东南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1945年1月，南下支队在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随后打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地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以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以准备反攻。1944年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等，请他们考虑设立苏浙军区，以配合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一部于12月27日渡江南下。1945年1月上旬，在浙江长兴地区与江南的第十六旅会合，成立苏浙军区。

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2500多个，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这种情况，与正面战场的大败退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1944年10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了以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为主要内容，以近战、夜战、村落战和攻坚战等战术训练为辅的练兵热潮。

进入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在春季攻势中，华北的晋察冀部队发起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平（安）战役；晋冀鲁豫部队发起道清、豫北、南乐等战役；晋绥部队对离（石）岚（县）公路、五（寨）三（岔）公路沿线敌据点发起攻势；山东部队在胶东、鲁南、鲁中发起讨伐伪军战役和蒙阴战役。在华中，苏北部队控制了海（州）郑（州）公路和盐河；淮南部队袭入金沟、黎城；淮北部队在津浦路西和路东展开破袭战；苏浙军区部队已控制苏浙皖边10个县的广大地区，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继续发展。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

不断扩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等国际力量，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其他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大肆压制和扼杀进步文化。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把防范日军进犯河防的部队调到彬县、洛川一带，准备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

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领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在宣传上应采取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会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南方局除组织文章在《新华日报》上驳斥法西斯主义，还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一些重要文章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散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等，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活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这些文件一方面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的种种活动。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外国记者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提出质问。苏、美、英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回。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全面抗战需要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和民主，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但是，国民党当局始终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不断扩大特务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秘密逮捕共产党人、革命青年、爱国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施以酷刑，任意杀害。各地县、区、乡的许多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被剥夺，人身安全毫无保障。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进一步强化了专制独裁统治。接着，国民党又操纵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接受何应钦诬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产党的决议案。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丧失了民心。

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943年以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利用特权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等，大发“国难财”，猛烈扩张其买办、封建性的官僚资本。他们加紧控制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成立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总揽一切事务”。同时，设立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控制中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国民党政府推行统制垄断国民经济、绞杀民族工商业、破坏生产力的财政金融政策，靠向美国借款和大量印发钞票来维持其财政。由于滥发钞票，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内恶性通货膨胀，商业投机猖獗。

国民党当局从1941年开始实行田赋征实，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两斗。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抗战，征实是必要的，最初人们也能接受。但是，国民党政府官吏乘机大肆贪污、勒索，使正附税额折征稻谷猛增。1942年每元折征稻谷增为四斗，加上地主把原来的货币地租也改为实物地租，造成农民的沉重负担。国民党政府又以战时需要的名义，推行“统制”政策，对丝、茶、桐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对糖、食盐、卷烟、火柴等实行专卖制度，使这些商品的价格随之增高，出现黑市。国民党政府依靠对国内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强行贱买贵卖，收购价格往往低于成本。农民因出售农副产品所得不够成本，即不愿再生产，致使某些农副产品产量锐减，农业经济萎缩。国民党政府控制了大部分运输工具。商人请求运输物品，手续十分麻烦。由于运输环节梗阻，工厂经常停工减产。国民党政府还采取“以花易纱，以纱易布”的办法对纺织业实行“统制”，由统制机关供应原料，收买产品，给纺织业主一定数额的“工缴”（即加工费）。由于所供原料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所付“工缴”又不敷实际开支，织布业不断亏损，普遍陷于衰落。民族资本家备受摧残，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到1944年，纱厂不能开工的纱锭数达三分之一以上。

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排挤和打击，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民党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统计数字也不得不承认：1944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下降到战前的43％。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公务员、职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调查，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12％，一些教授不得不靠卖书典当度日。

国民党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日的恶果，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争取实行宪政的民主运动再度高涨起来。

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否要实行民主政治，始终是国共两党政策的主要区别之一。全国抗战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再次唤起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强烈企求。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实行宪政”的决议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热潮。1943年9月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组织各种讨论时事的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呼吁从速准备实行宪政。9月18日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强调实现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准备实行宪政，必须具备“立即宣布人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等条件。11月12日，褚辅成、张君劢、黄炎培、董必武等组成宪政实施促进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第二次宪政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4年1月，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宪政，呼吁民治精神。黄炎培还同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张志让等16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多次开会讨论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批评和剖析国民党的“五五宪草”。2月，张澜等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主张。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主张，谴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巨大的声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大后方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1944年5月间，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的审查制度。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疾呼民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民族工商界人士呼吁经济民主，迫切要求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减轻民营工商业的税捐负担。中国西南实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工商团体，于1944年5月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解决工商界的具体困难。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其可能选择的三种方向：（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党的周围，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明确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周恩来的演说，进一步指明了宪政运动的发展方向。

宪政运动尽管没有达到它所热切期望的“开始准备实施宪政”的目的，却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在民主宪政运动逐渐高涨的背景下，民主人士进一步组织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许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了这个组织。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重庆筹备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也有发展。1944年8月，新疆伊犁地区的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农牧民因反对为国民党军队献马而发动武装暴动，得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拉开了伊宁暴动的序幕。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12日成立临时政府，不久，又建立了军队——民族军。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相继连成一片，被人们称为新疆三区革命。虽曾一度有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国家分裂，妄图把这场革命引入歧途，但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内部进步力量与新疆各族人民的斗争，分裂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943年10月上旬，鉴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国共关系仍要“政治解决”，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1944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重开谈判。谈判中，共产党坚持“求和缓”的方针，提出以周恩来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为谈判基础。5月17日，林伯渠偕王若飞抵达重庆，继续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并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在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表示出失望和愤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废除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4)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并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5)

9月6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在国内外舆论对豫湘桂战役大溃退的强烈谴责声中，国民党当局表示要开放民主，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9月15日，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必须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随后，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第一，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推选代表，人数应根据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按比例规定；第二，国民政府于最近期间召开国是会议；第三，在国是会议上，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要；第四，在各方代表制定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第五，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成立联合统帅部；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它的提出，更广泛地团结争取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国内外各种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希望中国民主进步的力量，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步。

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1944年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日，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6)。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作斗争。四川成都的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所大学及12个学会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一致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抗日热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在联合政府的口号下集聚起来。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1944年10月中旬，成都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1945年1月，昆明进步青年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章程明确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此外，重庆、武汉等地也成立了名称不同的党的秘密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成了青年运动的核心。1945年5月4日前后，昆明等地大学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进步青年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力量。

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1945年2月，重庆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电业工人胡世合的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势利导，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斗争，赢得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重庆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10天内，参加吊唁的各界群众达到20余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肇事凶手，抚恤胡世合家属。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积累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有着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1945年2月指出：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虽然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国民党的文章就不好做了。毛泽东还讲到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即要我们交军队而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官做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做，也不要就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宣传。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1.5亿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国共协定草案的拟定

国共两党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之际，美国政府从其战后的战略利益出发，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团结，并开始与国共双方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为中国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军用物资和贷款，向中国政府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援助中国抗战。1943年5月，经罗斯福总统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关于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指出：“持续大规模的对日空袭，只能由中国的空军基地来执行”，中国军队应“由内地向东推进”。这时，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是夺取对日作战胜利不可忽视的力量。9月，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调动西北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兵力，出山西、河南，袭击平汉线，进逼郑州、武汉，以扭转中国局势。他还要求国民党从自己积存的武器中，拨出一部分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这些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史迪威对蒋介石这种无视抗战大局、拒绝联合共产党抗日的偏私态度极为不满。史迪威自来华后，比较客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主张凡是中国抗日的力量，都应得到国际的援助。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也是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运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1944年七八月间，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7)18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观察组成员多次谈话，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进行考察，并欢迎美国向解放区提供援助。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指出：抗战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危险时刻就将来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供应的武器有可能被国民党用于未来的内战。如果美国把援助中国抗战的武器只给国民党，而不分配给坚持抗战的共产党，这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实际上会助长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美军观察组成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并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的报告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8)当一批外国记者于1944年6月访问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和他们会谈，介绍国共谈判、共产党的工作和抗战情况等。这些工作，对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文件指出，外国人士的来访，不应看作是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中心内容。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的许多外交往来，还必须经过重庆国民政府的承认；国民党不愿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我们与盟国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开展外交往来。文件强调：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

1944年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10月，史迪威被撤换，由蒋介石所同意的魏德迈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1月下旬，赫尔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确定的赫尔利来华的使命是：“1．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2．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3．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4．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5．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9)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已经发生改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里，美国政府曾实行过促进国共合作、支持两党领导的军队合作抗日的对华政策。但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为了在战后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取代日本控制中国，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加紧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扶助蒋介石“统一中国”。美国政府深知，共产党领导着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是中国重要的抗日力量，也是中国实现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政治力量；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状况，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的情况看，如果在打败日本以前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国民党就有垮台的危险。所以，美国这时虽然表示赞同国共合作，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但其基本的意图却在于：希望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容纳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统一的合作政府，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纷争。

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采取了有原则的区别对待政策。一方面欢迎美国对中国的积极态度，愿意与其友好交往，同意在美国调处下进行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支持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赫尔利来华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际。因此，初到中国的赫尔利介入了国共谈判。

1944年10月中下旬，赫尔利和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会谈。在此基础上，赫尔利于11月7日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尔利带来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等。这样的条件，实际上还是维持已经为人民厌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针对赫尔利提出的条件，毛泽东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毛泽东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为此就需要民主，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是统一的障碍。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复兴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3．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4．承认中国所有抗日的武装力量，公平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5．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

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签字作证。签字前，赫尔利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当天，周恩来与赫尔利一起到重庆，准备同国民党商谈实现协定事宜。赫尔利本来认为，这个协定以国民党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为代价，可以达到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目的，这对国民党是有利无害的。但是，蒋介石认为这个协定所规定的民主改革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拒绝接受。这时，赫尔利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公开站到蒋介石一边。11月21日，他向共产党方面转交国民党提出的旨在坚持一党专政，否认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存在的三条“提示案”，要求共产党把军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政府都移交给国民党当局，然后才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挑选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军官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赫尔利还企图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提示案”。12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美军观察组时严正指出：共产党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利，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

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立场和赫尔利态度的变化，周恩来即由重庆返回延安。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把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1945年“全国人民的总任务”(10)。1944年12月28日，鉴于赫尔利仍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邀请周恩来再到重庆谈判，周恩来作出答复，说明共产党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而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特务活动。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讲，虚伪地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蒋介石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一党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完全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蒋介石所要颁布的“宪法”，也是以国民党1936年5月5日制定的所谓“五五宪草”为基础的。所以，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蒋介石设置的一个政治骗局，是他用以拒绝实行国内民主改革，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挡箭牌。

1945年1月初，赫尔利建议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讨论国是。共产党认为两党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提议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赫尔利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建议毛泽东派周恩来或其他代表到重庆“作一短期访问”。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指示：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取消特务活动等。周恩来于1月24日到达重庆时，赫尔利及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到机场迎接。可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提出的建议采取“概置不理”的态度，反而经赫尔利出谋划策，于1月25日提出一个“新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行政院下，设立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质的机构；成立国、共、美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整编中共军队，并由蒋介石委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他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取消全国人民关于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露骨表现。1月26日，周恩来和宋子文、王世杰、赫尔利再次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改组政府的主张，但为国民党方面所拒绝。

为了推进国共谈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2月初起草关于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内容包括代表的组成、负责人、权限和作用等。国民党方面也提出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2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周恩来提出，在召开党派会议前，国民政府必须取缔特务，给人民以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赫尔利提出先发表一个由他和宋子文起草的共同声明，遭到周恩来拒绝。毛泽东认为：拒绝赫尔利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将长独裁的志气，灭民主的威风。后来，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回答，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共产党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处。赫尔利没有同意。

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困难重重。2月13日，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表示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宣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他坚持要组织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公开要求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无法继续下去。2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明由于国民党在谈判中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5月，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宣告停止。毛泽东认为，这次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却有重要意义。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

1945年2月中旬，赫尔利和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极力替蒋介石主张召开的“国民大会”捧场，还威胁性地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对此，毛泽东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11)。7月，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12)

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的筹备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集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提出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全会讨论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统一战线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起草。全会后期，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七大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党章草案、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场规则草案等。全会还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凝结着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

《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七大的召开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加强团结。

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13)，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代表中，1921年至1927年入党的党员约占28％，1928年至1936年入党的党员占59％，1937年至1941年入党的党员占13％。代表的平均年龄是36.5岁，最小的23岁，最大的69岁。女代表占代表总人数的6.9％。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大会同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14)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5)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大会也作了全面具体的说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七大强调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6)。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让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利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7)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农民，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允许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成分存在，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七大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8)，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

七大系统地总结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作了详细的阐述。七大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构成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来自人民，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总的建军原则。七大提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新党章明确规定：努力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七大充满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大会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为党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一面。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集体，是经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2）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代表大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9)

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20)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年7月1日，朱德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21)。陈毅则在文章中比较全面论述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创造，指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22)。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3)。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24)。1943年8月，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25)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创造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比作“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而把那种固步自封，照搬照抄的马克思主义比作“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26)。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需要具有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的胆识和魄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是坚持了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经过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必然的了。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七大号召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27)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努力奋斗。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1月，苏军向德军发动强大攻势，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计划。3月间，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下旬，苏军完成对柏林的包围；5月2日，攻占柏林。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在此前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正式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北部各城市人民于4月间发动起义，游击队逮捕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并由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反法西斯同盟国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根据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宣言中关于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签署了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等问题的协议。同时，签署了关于同日本作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三项条件下，苏联于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三项条件是：（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于1904年所夺取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南部和邻近一切岛屿交还给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在会议结束四个月之后，美国政府才正式将协定的内容告诉中国政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是由美、英、苏三大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作出的，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签署的方式来看，都反映了美、苏等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意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根据雅尔塔协定，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政府派宋子文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解放区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董必武在美国期间，向广大侨胞和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和共产党的主张，引起很大的反响。会议讨论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时，日本的实力尚未遭受致命的打击，还准备作垂死挣扎，进行所谓本土决战。1945年2月至5月，日本经过两次“兵备动员”后，拼凑40多个师团约240万兵力，建立起从菲律宾的吕宋岛经台湾、琉球群岛至小笠原群岛的防线。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北部，日军配备75万兵力，企图以此与日本本土及外围诸岛连成一体，坚持长期作战。

为了继续给日本以打击，亚洲太平洋战场继续发动对日本的攻势。6月下旬，美军进攻并占领冲绳，完成“越岛进攻”的最后一战，初步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了条件。日军在冲绳之战中用2390余架飞机进行自杀性的“特别攻击”，以战列舰“大和”号率一批舰只实行“舰队的特攻”，都未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在中国正面战场上，3月下旬，日军在鄂北、豫西发动老河口作战；4月，在湘西发动芷江作战。中国军队同敌人展开激战，分别毙伤日军1.5万和2.6万余人。同时，中国军队借日军4月下旬从广西等地收缩兵力、撤退之机，乘胜追击，歼灭一批敌人并收复南宁、桂林、柳州等地。

在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从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晋察冀军民从5月12日开始，先后发动察南战役、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晋冀鲁豫军民从5月17日开始，先后进行东平战役、安阳战役、阳谷战役和一些攻城战斗，消灭大批日、伪军，收复16座县城和许多据点。山东军民于6月5日发起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战役，尔后进行临（沂）费（县）边、郯（城）码（头）等十几个战役，共歼日、伪军3万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田坂，解放县城九座。晋绥军民从6月19日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并对公路沿线的日军展开进攻，基本上把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线附近。新四军从5月下旬在淮北发动宿（县）南战役，不仅巩固了涡河以北的阵地，而且开辟宿南新区，使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控制的八个县连成一片。接着，新四军于6月19日发起睢宁战役，攻克睢宁县城，摧毁敌据点17处，歼敌2000余人，解放人口20万。苏北、苏中、淮南、鄂豫皖等地的新四军也进行攻势作战，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并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同时，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生产、练兵等项工作，为全面反攻准备条件。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沦陷区人民迫切希望组织起来，尽可能迅速得到解放。这期间，中共中央把沦陷区工作放在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沦陷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抗日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28)。为此，党继续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前往上海等沦陷区大中城市，建立地下武装，收集情报，瓦解伪军、伪政权，准备里应外合收复沦陷区。同时，注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者，就同他们联合，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各地党组织还在沦陷区人民群众中训练和选拔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当地工作，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准备力量。

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

德国法西斯的垮台，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的成功，中国军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面临败局的日本政府企图争取苏联继续中立，并由苏联出面斡旋，达成日本与美、英之间有条件的议和。苏联政府拒绝日本的要求，并于1945年4月5日正式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29)。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日本朝野，显示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与此同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8月8日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金日成率领的长期战斗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抗日部队也转入反攻作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解放区军民来承担的。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军队，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晋察冀军区于8月11日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令所属日军投降。日军拒降后，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一部配合晋绥解放区的部队进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

晋绥军区于8月11日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24小时后，部队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攻克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以南的晋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

晋冀鲁豫地区部队于8月13日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为了加强晋冀鲁豫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冀南军区。在新的军区指挥下，各地的反攻更加密切配合和协调一致。太行部队一部向新乡、博爱段进攻，并于8月16日晚突入博爱城内，一部向太原进攻。太岳部队于8月20日进抵平遥，随即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的日、伪军进攻，以策应晋绥军区部队进攻太原，同时切断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铁路交通。冀鲁豫部队一部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一部配合山东解放区的部队进攻济南。冀南部队首先对运河以东的伪军展开进攻，接着攻击临清城，突入城内，并截歼逃敌大部。

山东军区于8月11日部署全面反攻的任务，随即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鲁中部队组成第一路军，向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沿线进攻；滨海部队组成第二路军，分别配合胶东部队和新四军进攻青岛、新浦（今属连云港市）；胶东部队组成第三路军，向青岛外围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进攻；渤海部队组成第四路军，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沿线进攻；鲁南部队组成第五路军，向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进攻。

在华中，从8月中旬开始，新四军的苏浙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及鄂豫皖湘赣军区、河南军区等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从8月14日开始，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城市。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准备向东北进军。东北抗日联军在中苏边界营地召开反攻誓师大会后，回国配合苏联军队作战，并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等人民武装力量会合，占领战略要地，解放了东北一批城市和乡村。

在抗战胜利前夕的战略大反攻中，中共中央发出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地集中力量迫使日、伪军向人民军队投降，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同时准备在上海等地发动和组织武装起义。后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武装起义，并改变战略方针，由夺取大城市、交通要道改为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作持久打算。上海等地的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按计划举行，但发动组织了群众，动员和保存了党的力量，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中、美、英、苏四国政府。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作战。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反攻仍在继续。

自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民党军队丧失大片国土。但当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反攻，收复失地，并逼进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时，蒋介石为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竟然于8月11日命令解放区军民“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而且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要他指挥美军“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受降的日本军队只转交给国民党政府。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盟军关于日军受降的第一号命令，声称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缴械。同时，美国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队紧急运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

8月1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8月11日的错误命令。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发出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日本投降事宜。同日，朱德命令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人民军队投降。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在对日军实行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但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围的一些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30)，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此前的8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余人向中国投降。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从甲午战争后被迫与祖国分离50年，但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台湾同胞除在岛内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外，还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团体，从事各种抗日活动，甚至亲赴前线参战，为祖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长期打击并牵制了日本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军，使日军不能轻易冒险地北攻或南下，从而减轻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吸引和滞留着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有力地支援美、英等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亚洲太平洋等战场的巨大胜利，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给中国抗战以人力、物力的援助。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所有这些，都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军力、经济力都不如敌人的弱国如何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为被压迫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范例。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和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时中国已经有了使自己走向伟大复兴的先进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解放战争获取完全胜利的首要条件。广大共产党员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利益贡献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民族精神的振奋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注入了新的活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但是仅靠这一点，中国不可能取得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努力建立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全国人民一起，促进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抗战。同时，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党正确地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强调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实行发展抗日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的同时，对它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通于党的各项工作，如与同盟者的关系、军事方针、经济政策、政权建设等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最大限度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孤立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活动的有力武器。

中国抗日战争是20世纪进步的革命的正义战争。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一些有利抗战的政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表现比较积极。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在抗日战场上作出大量牺牲。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反人民倾向及活动，却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明确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这时，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但却是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是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共产党提出和实行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国发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及时而大胆地向敌占区进军，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敌后军民的持久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兵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为赢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由于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个时期，党克服了“左”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已经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具有成功地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在抗日战争中，党的力量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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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0页。

(2)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4) 电文中的“张、左”，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秘书长左舜生。

(5) 引文中的“张、王”，指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和王世杰。

(6) 邹韬奋因国民党迫害，颠沛流离，身受摧残，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其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7) 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是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包瑞德上校。

(8) 《驻华外交官员的备忘录》（1943–1945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0页。

(9)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10)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1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12) 毛泽东：《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13) 七大开幕前夕，代表总数是752人。当时《解放日报》公开报道的数字是：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经查证，正式代表应为545人，候补代表应为207人。大会开幕后，又增加正式代表2人，候补代表1人。所以，七大闭幕时《解放日报》的报道改为547位正式代表、208位候补代表。正式代表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

(1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2页。

(15)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1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页。

(19) 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20) 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21) 朱德：《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

(22) 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建党感言》，《盐阜报》，1942年7月1日。

(23) 《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24) 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25)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2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27) 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2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9页。

(29) 该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保证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战争对象，另一方应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该条约经双方批准后，从1941年4月25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

(30)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第　五　编

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 十 八 章

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

国际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国受到很大削弱。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虽然有了很大增强，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体力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巩固；东欧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亚洲和非洲兴起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旧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瓦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世界民主力量的这种发展，对各国反动势力是一种有力的制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内，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中国民主同盟于1945年8月15日首先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随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中国民主建国会（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中的知名人士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由抗战时期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由一些学术界人士发起，后改称九三学社）、中国人民救国会（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共同意志，汇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

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并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这支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装，在武器、装备方面得到很大的加强。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一切，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认为有可能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受降权利，集中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一方面，它依靠美国将其远在西南大后方的军队空运、海运到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地区，抢占战略要点和铁路交通线；另一方面，它利用日、伪军担任守备，抵抗人民军队收复国土。国民党政府甚至委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作为负责接收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大批伪军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国民党政府还命令日、伪军“负责”对人民军队作“有效之防卫”，甚至去“收复”被八路军、新四军解放的地区。但是，由于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由于国际国内舆论强烈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要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困难。因此，它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对此，蒋介石后来曾说过，战后，他的方针是，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他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正在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新的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美、苏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1945年10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讲演中公然声称：“美国的战斗力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大”，负有“领导世界”的重大责任。

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

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但是，美国政府看到，如果用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来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烈反对，以致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美国只能采取大规模军事干涉以外的手段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加强它的实力，以此“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2)，使这个政府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政府为了从各方面大力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它决定“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3)，于是指令侵华日军负责维持其占领区的所谓法律和秩序，等待国民党政府前来“接收”，而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投降。它以贷款、物资援助及提供服务等名义，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又以遣送日本战俘、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沦陷区等名义，派大批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中国的一些港口和大城市，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同时出动大量飞机和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和接收人员到各地。美国政府的种种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利用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心理，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交换条件，谋求在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的权益。而美国领导人奉行的是“一种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4)，于是以赞同苏联方面的要求为条件，促使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同盟条约，以表明对国民党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干线合并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

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的签订，使苏联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曾在中长路等方面所强占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在这些条约、协定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并且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向赫尔利表示，感谢他帮助奠定中苏接近的基础，并说明自己理解中苏条约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

在此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能承认国民党政府。然而，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他们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统一。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向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向国民党妥协。他们甚至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5)。苏联虽然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给予了重要的支持，但它在此时所奉行的这种对华政策，也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苏联领导人在同美国政府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的同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苏联安全构成的威胁仍然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出于对远东安全和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领导人不愿中国完全受美国的支配，尤其警惕美国势力渗入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因此，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给予了一定的支持。苏联红军对日作战进入东北后，很快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中，委派抗联干部担任卫戍副司令，以维护社会秩序。对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的行动，只要不影响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苏联红军也给予非公开的支持，并向他们移交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同时，苏联红军还多次阻止国民党军队经海路登陆大连、葫芦岛和营口。苏联红军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争取时间先机进入东北，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争取和平建国

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提出

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从而及时地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党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在日本乞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其激烈的，有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军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猛力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织成团或旅或师，编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日、伪军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日、伪军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决定还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但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同时，“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要清醒地看到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报告指出，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又由于不要打内战的一方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要打内战的一方，因此，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同时，由于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党的方针应当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报告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报告揭露蒋介石所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阴谋，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报告还提出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同时，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它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争的态度日益明朗。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它要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6)。

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的形式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对蒋介石的政策形象地称之为“洗脸”政策。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7)。

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还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鉴于形势的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重庆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十一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十一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也要作种种限制。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其已获得双方同意者，即可以认为解决，其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作过多次让步。比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陷于僵局。

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一党的武力政权”与现代民主统一的国家不相容。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的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而且两党拥有武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正视现实。周恩来指出：“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如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减少谈判阻力，毛泽东分别会晤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戴季陶等。同时，毛泽东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等各界代表，听取并交流对谈判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多次作出让步，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外，还下令粤、苏、浙、皖、鲁、晋、绥、察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上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尤其是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3万余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实施的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会谈取得的主要成果。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也是会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会谈达成协议的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8)，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9)

《会谈纪要》签订后，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由于仍无结果，周恩来于11月25日暂返延安。

三、调整战略部署

国民党夺取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战略企图

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它仍然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曾秘密指示各战区司令长官：目前与中共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蒋介石，还分别于1945年8月29日、9月17日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反共手册《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10月13日，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同时以重兵夺取苏皖北部及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各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然后依据中苏条约对它有利的规定，出兵占领全东北。

1945年8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军队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向苏皖边区及华北各解放区推进。在西路，傅作义部四个军由绥西出动，在占领归绥、集宁等城市后，沿平绥路东进，逼近张家口；胡宗南部八个军南关中出潼关，主力沿陇海路东进，占领郑州至潼关段并进至豫西地区，一部沿同蒲路北犯，然后再沿正太路东进，夺取石家庄；阎锡山部七个军，以主力占据同蒲路沿线，一部侵入晋冀鲁豫人民军队所控制的晋东南长治地区。在中路，孙连仲部三个军，由豫西出郑州沿平汉路北进，准备打通平汉路，与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然后向北平推进。在东路，李品仙部两个军占据浦口、蚌埠，沿津浦路北进，准备与李延年部四个军在徐州会合，尔后沿津浦路北进济南、天津。同时，美国以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队五个军陆续运到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还出动美军海军陆战队5万多人，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以接应沿铁路线向华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并准备运兵东北。据统计，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30座。此外，以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两个军7万余人，由美国军舰运送，于10月至11月到达秦皇岛，在攻占山海关后进入辽西，企图在苏军撤出后全部接管东北，在战略上对关内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从国民党军队的这些调动可以看出，“双十协定”签字后，全国性的内战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严重了。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结束时，华北、华中和华南日、伪军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虽然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但各地区发展尚不平衡。长江以南的人民军队尚未得到广泛的发展，兵力比较分散、薄弱；华中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最大最巩固的是华北解放区，兵力占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依托华北解放区便可形成北取东北、南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有利战略基地。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即已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10)因此，抗战胜利后，如何调整战略布局，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以便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面前，能够更有力地进军东北和保卫华北解放区，已成为全党全军的紧迫任务。

调整战略布局的关键，是进军东北。东北地区有人口3000余万，东、北、西三面与朝鲜、苏联、蒙古相邻，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尤其是重工业较为发达，钢材年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的90％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华北和东北的结合部，党已经建立了冀热辽解放区，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苏军进入东北后，占领了一些主要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但在大部分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社会秩序仍然十分混乱，土匪、伪满军警与日军残余互相勾结，危害人民。广大群众苦不堪言，人心思治。这些情况表明，东北地区条件较好，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如能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

根据中国革命力量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发展态势，根据东北地区主要交通干线及大中城市均已在苏联红军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控制之下，以及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尚难进到东北等情况，中共中央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就开始研究调整全国的战略布局问题。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指示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李运昌部进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军和伪满军投降。但由于时局变化，在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判断，“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8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中央局等，要求他们就近迅速派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遵照这个指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首先率部分三路挺进热河和辽宁，8月30日在苏军的配合下从日、伪军手中解放山海关，控制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6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迫使日、伪军投降，初步打开了局面。9月中旬，中共中央通过先期到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和胶东军区派出的侦察分队反映的情况，进一步了解了东北的实际情况。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月17日，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就调整战略布局问题进行了磋商。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强调：“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指示还提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

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为此，中共中央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军区和延安总部，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干部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10人（其中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人。部队包括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等所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所部3.5万人等。

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获得很大发展，但为了尽一切努力争取国内和平，并照顾苏联履行中苏条约，11月20日以后，中共中央连续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决定东北部队让出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将主要力量迅速转向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11月22日，中共中央还就让出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问题致电在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团，说明已电告东北局“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2月28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指出：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先后组织部队撤离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建立地方武装和人民政权，很快在东满、北满、西满及南满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根据地。到1945年底，东北人民军队总兵力发展到27万余人。

在集中力量争取东北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分别撤至苏皖北部地区和山东；新四军军部率第二、第四、第七师主力北移山东。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所部和八路军河南军区王树声所部转移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所部汇合。

大批主力部队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北移，争得控制热察、进入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同时，及时地将分散于南方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加强了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的战略态势。后来的实践证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对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还要求人民军队加速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即在思想上迅速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的转变；在作战形式上实现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为此，各战略区迅速组建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并健全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在东北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10月31日的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在华东解放区，新四军军部和部分主力部队北移山东后，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长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并由北移部队和原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陈毅兼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由陈毅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并由北移的新四军江南部分主力与华中留下的部分主力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在华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南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并建立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兼司令员，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组成晋察冀第一野战军，聂荣臻兼司令员、政治委员；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在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区域，划分为陕甘宁、晋绥两个区域。在陕甘宁区仍保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番号，王世泰任代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在晋绥区建立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并组成晋绥野战军，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在中原解放区，以新四军第五师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还调整和健全了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除前述新建立东北中央局外，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10月30日改称中原中央局，徐向前任书记（因病未到职），郑位三任代书记。10月，华中局随新四军军部及部分主力北移山东后，12月18日，华中局改称华东中央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10月，在原华中地区组成华中分局，邓子恢任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受华东局领导。10月，中共中央调整西北中央局领导人，由习仲勋任书记。此外，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南方中央局（暂名重庆局），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争取、策反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于10月25日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决定在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以下各级党和军队机构内设立国军工作部。上述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了党的领导。

在调整战略布局、编组野战兵团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在平绥、平汉、津浦和同蒲路沿线，组织几个有力的战役，以阻滞国民党军队的推进。据此，各大军区、各野战军自10月起，以控制四条铁路干线为作战目的，开始了保卫解放区的作战。

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主力5.3万余人，为阻止傅作义部东进，于10月18日至12月14日举行绥远（平绥）战役，收复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和集宁、丰镇等城市，歼灭傅作义部1.2万余人。

晋冀鲁豫军区主力6万人，在10万民兵的配合下，为阻止孙连仲部沿平汉路北犯，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举行邯郸（平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八军约3万人，其中，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约1万人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被迫放下武器。

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为阻止国民党军队沿津浦路北犯，于10月18日至1946年1月13日发起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等部，为阻止胡宗南部沿同蒲路北上，于10月26日至1946年1月13日举行同蒲路南段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8000余人，控制铁路110余公里。

绥远、邯郸、津浦路战役和同蒲路作战，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等解放区的推进，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此外，华中野战军主力和刚进入东北的八路军一部，分别在盐城、高邮地区和北宁路榆（关）锦（州）段进行作战，歼灭大批日、伪军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并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人民革命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四、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性接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的接收，激起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不满。

日本政府刚宣布投降，国民党政府就将接收的地区划分成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七个区，分别派遣军队和大批官员前去接收。据不完全统计，接收日、伪工厂2411座，价值约达20亿美元；接收日本侵占的大量物资、金银、房地产、仓库等，约值10亿美元以上。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日、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法币。实际数字当远不止此数。这批资产，形式上是由日、伪占有转移为国民党政府所有，实际上完全由官僚资本集团控制。

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指为敌产，以“接收”名义加以侵吞。有些被日、伪霸占的民有企业，即使发还原主，也将日、伪原有股份变为官僚资本股份或另增加“官股”，由官僚资本控制。由于官僚资本的吞并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税盘剥，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如上海原有民营工厂3419家，倒闭2597家，占原有厂数的75％。在日、伪统治下长期惨淡经营、受尽煎熬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抗战胜利后竟遭到如此严重的掠夺和摧残，使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极为愤懑。

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各级接收机构和官员竞相抢掠，大发横财。北平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利用职权侵吞日、伪房产1000余幢，汽车800余辆，黄金1万多条；上海市长钱大钧盗卖日、伪物资价值法币42亿元。人们把这种接收讽刺为“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称这样的接收为“劫收”。这种“劫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指出，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换办法，对各阶层民众进行残酷掠夺。1945年9月26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11月21日又颁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党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达2亿美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巨额的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印发大量纸币应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对这种局势，它一方面将战时在大后方实行的食盐、糖等人民生活用品专卖制度推行到收复区，使那里的社会经济纳入它的统制之下；另一方面又用增加捐税等手段，大规模地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贪官污吏和官僚资本家，利用收复区与大后方在商品、货币比价上的巨大差额，凭借政治特权和握有大量法币的优势，加紧抢购和囤积物资，操纵市场，榨取民财。由于收复区被“劫收”的日、伪工矿企业有三分之二不能开工，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城市失业工人日益增多。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农村经济尚未恢复，广大农民又受到新的压榨。收复区城乡人民的生活迅速陷于新的困苦之中。

抗战胜利时，收复区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然而事实却如人们所说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政府的“劫收”，使人民对它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1945年10月24日，《大公报》发表《为江浙人民呼吁！》的社评说：“这一带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社评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一片胜利的灾难”。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也承认：“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11)。一位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国民党政府要员也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12)。

一二一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使战争的阴霾又重新笼罩在人民头上。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对此表示出强烈的义愤，不久就爆发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

1945年11月5日，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际，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呼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纷纷起而响应，强烈呼吁停止内战，要求民主团结、和平建国。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25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组织发动下，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教授在会上作反内战讲演。会议通过了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国民党军队竟武装包围联大校舍，鸣枪恫吓群众。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造谣新闻，肆意诬蔑与会的爱国师生。11月26日至28日，昆明31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等等。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四名师生遇难，受伤者达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昆明学生有组织地走向街头，高举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大旗，向人民群众控诉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昆明各大、中学校教师集体发表罢教宣言，加入学生的斗争行列。文化界人士、工农市民群众、工商界人士以至一些地方上层人士，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活动，声援学生。12月2日至20日，不足30万人口的昆明市，到灵堂公祭四烈士的群众即达15万人次。

昆明学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响。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晋察冀、山东、晋绥等解放区也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对昆明学生和教授的斗争表示声援。国民党统治区20多个大中城市都以集会、游行、罢课、致电慰问、捐款等方式，支持昆明的学生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一个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学生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在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中共云南省工委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把握时机，适时提出“停灵复课”口号，一面组织师生复教复课，一面继续进行斗争。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人民为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

一二一运动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它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它与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战紧密配合，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五、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协议的通过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掀起，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要通过发动内战以控制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同时，国共武装冲突在重庆谈判后日渐加剧，表明抗战后期以来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扶蒋反共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

1945年11月26日，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向杜鲁门总统再次提出辞职。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职，随即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交给马歇尔的训令(13)中规定：一方面，要他“运用美国的影响”，“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之统一”；另一方面，要继续从各方面支持和扶助国民党政府，立即帮助它将军队运到东北，并做好运往华北的准备。

12月15日，马歇尔启程来华。同日，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获致中国之统一”。他认为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专政，“假使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但同时又强调：“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治性的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国民军。”声明还表示：“当中国由上述的途径走向和平与团结的时候，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来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改进农业和工业经济，并建立一个力足对维持和平和秩序尽其本国及国际责任之军事组织。”(14)

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宣称：“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15)

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内战兵力，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对美国的基本立场和关于召开中国各党派会议的主张，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但“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16)。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接受马歇尔的“调处”。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中共代表团多次呼吁和奔走，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同意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经过继续协商，1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和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告发表后，马歇尔实际上对三国负有义务，因此对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三人会议”，中共方面表示赞同。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执行部下设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和向解放区的进攻，因而有利于人民。但是，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外，表明国民党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前后，还密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这就暴露了国民党对停战的虚伪态度。

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国民党政府主持召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在会议参加者中，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从民主同盟中分离出来的青年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民主同盟基本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党派人士中也以代表中间势力者居多。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在会议召开之前，民盟代表同中共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下进行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国民党提出的方案，只是表示可以增加若干政府委员名额，设置若干政务委员由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充任，同时坚持国民党在政府委员中要占“特定的多数”；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即须由蒋介石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政府委员会属于政治指导机关，没有用人权；主席拥有紧急处置权，即可以借口情况“紧急”，实行个人独裁。这显然是要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方案。中共代表指出，改组政府，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基础上改组，不是仅仅增加几个政府委员所能解决的；同时应立即扩大现有政府的基础，使之成为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能公平而有效地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并把政府委员会变成拥有实际用人权力的机关，以委员制来取代个人独裁制。经过艰苦的谈判，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其权力已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制之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在设计上参照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本质，但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是迈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大进步。同时，宪法草案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等。实行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的作用。

在军队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国民党主张必须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即必须由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然后才能开放民主。中共方面则认为，离开政治民主化来谈军队国家化，只能是军队的军阀化、党阀化；把作为政治民主化事业支柱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将从根本上断送政治民主化的事业。尽管如此，为了推动谈判的进行，中共代表还是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两方面可以“平行前进，归于一途”，即同时在这两方面采取前进的步骤，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了，中国的军队也就国家化了。民盟代表和青年党代表也各自提出了实现军队国家化和大量裁军的提案。民盟代表还提出，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会议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实行以政治军的办法，并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以及以顾问身份参加的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纷纷向会议提出意见书或建议书，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为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等联合重庆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协进会，连续在重庆的沧白堂召开讲演会，邀请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代表宣讲会议精神，使会外群众及时了解会议的进行情况。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反映各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政协会议各项议题的进展加以评论。社会舆论的支持和配合，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虽然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经过长期奋斗，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

为了实施政协协议，军事三人小组经过多次会内外协商，于2月25日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在整编开始后的12个月终了时，全国陆军应缩编为108个师（每师不超过1.4万人），其中中共部队18个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全部复员。到18个月终了时，陆军总数为60个师，其中中共部队为10个师。此外，还规定了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等。在这个方案中，国共军队按5︰1的比例进行整编，对于已拥有120余万兵力的人民军队是一种束缚和削弱；但方案中包含着地方自治的原则，部分人民武装可以借助这个原则成为各省保安部队，从而得以保存。

此后，国共两党代表主要围绕整军方案中军队驻地问题，实际上就是解放区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还按整军方案开始进行对人民军队的整顿和部分精简复员工作。但整军方案和政协协议密切相关。由于国民党在政协协议通过后不但不打算按照协议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有所前进，反而从多方面加紧破坏各项协议的实施，并且在1946年6月底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因此，整军方案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维护各项协议的斗争

对于1946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遵守和履行的。政协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即于2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认为：由于政协会议的成功，“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党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而“我党对于新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采用得愈迅速愈熟练，便愈能夺取主动权”。

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容忍、也难以承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根本不愿意履行这些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前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一些顽固分子放肆地诋毁政协协议。他们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系国民党的失败”；有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几十年奋斗现在完事”。也有人提议，要监察院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们特别集中攻击动摇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宪法草案案，认为“宪草原则是背叛（孙中山）遗教”。蒋介石本人也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17)

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右翼势力指使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镇压群众的游行集会，策动反苏反共活动，指使暴徒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捣毁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封闭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主办的《解放报》及其他多家报刊、通讯社。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国民党正在蓄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在谈到政协协议时，竟然提出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这次会议作出了旨在根本推翻政协关于宪法草案案中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的多项决议。4月1日，在由国民党包办、中共代表拒绝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公然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它“果真成了这样一个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这样，就把政协会议关于改组政府等项协议从根本上推翻了。事实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要求，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容忍。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肆意破坏各项协议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商议、一致同意的结果。国民党的行为，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同意。中共将“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18)。4月4日，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列举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大量事实，严正指出：“中共是处在保护这些决议的地位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动摇、修改或推翻政协协议的阴谋活动。”(19)由于国民党决意破坏政协协议，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刚获释不久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

政协协议的通过，曾经激起中国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这些协议，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行径的揭露和斗争，使人们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实面目。

六、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争取在东北的有利地位

国民党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坚持发动大规模内战，除了自恃军力庞大外，还由于得到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用飞机和军舰自西南后方运送国民党军队约54万人到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地。为了帮助国民党军队占领战略要地，先后进入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达9万人，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人。在这期间，美国为国民党政府装备了45个师，训练了15万名各类军事人员。它命令100多万日军将武器装备交由国民党政府接收，还给予国民党政府大量经济和军事物资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总值就达13.3亿美元。1946年3月，美国正式组成为数达2000人的美国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派到中国。顾问团以“备忘录”的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提出建议，用双方联席会议的形式贯彻美方意图，实际上成为美国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中国内战的一个军事机构。国民党正是依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才有恃无恐地加紧部署内战，在东北放手大打，在关内不断制造冲突。

国民党把抢占东北作为发动全面内战的重要步骤。抗战结束不久，它收编伪满洲国军队，组成保安支队、保安总队，为其在东北占领地盘。1945年10月中下旬，蒋介石任命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以及一批接收“委员”、“专员”飞抵长春，收编伪满部队及土匪武装。11月初，由于苏联红军阻止国民党军队从海路进入东北，蒋介石决定由杜聿明先率两个军占领山海关，然后再增调兵力从陆路向东北推进。随后，国民党军队两个军由美国军舰海运到秦皇岛。11月15日，国民党军队对人民军队从日、伪军手中攻取并驻守的山海关发动进攻，于16日占领这个关内外的交通枢纽，随后沿北宁路以“平压式”向沈阳推进，连续占领绥中、兴城、葫芦岛、锦西、锦州等地。从1946年1月停战协定生效到同年4月，蒋介石更利用关内休战的机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先后将五个军20余万人的兵力自关内增调东北，使东北地区的兵力达到七个军近30万人。1946年3月12日，苏联红军开始从沈阳北撤回国，国民党军队于次日进占沈阳。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调处东北内战的协议。但国民党却违反协议，集中五个军11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北向四平发动猛烈进攻，企图夺取一切交通要道和城市，歼灭东北民主联军。

为了争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一面坚持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力争达成东北停战协定；一面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向中长路集结兵力，控制重要城市及战略要地，坚决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实施山海关保卫战、秀水河子战斗和本溪保卫战，并在苏军撤出后从伪军手中解放了四平。194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要不惜以重大伤亡，阻止国民党军队于四平以南，以利今后谈判。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出长春后，于4月中下旬自伪军、土匪手中解放长春、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三市，并逐步集中主力实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鏖战整整一个月，歼灭国民党军队1万余人。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鉴于国民党军队大量增兵，坚守不利，主动撤离四平地区，接着撤出长春，主力转至松花江北岸休整，一部分部队分别转向西满和东满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又于5月23日占领长春，28日占领吉林，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进攻中伤亡消耗很大，继续组织大规模进攻有困难，不得不在6月6日同中共达成东北暂时休战15天的协议（实际上延续到10月）。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为配合国共谈判斗争而进行的一次城市防御战。这次作战，东北民主联军虽付出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但赢得了整补军队、建设东北解放区的宝贵时间。中央军委于5月19日致电林彪、彭真指出：“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放手在关外大打的同时，对关内各解放区的进攻日渐升级，形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在关内，国民党军队除集中数十万兵力对中原解放区进行长期围困外，还不断袭扰、蚕食其他解放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1月到6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大小进攻达4365次，使用兵力累计达270万人次，侵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处。从1月到5月，国民党正规军队违反停战协定而进行的师以上调动达42个军118个师，计约130多万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白崇禧、陈诚等以至蒋介石本人，不断飞往各地加紧内战部署。

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在停战谈判中不断设置障碍。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先是无理地提出以东北民主联军退出长春为停战条件。当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后，他们又提出在停战谈判中美方应有“最后决定权”。这种令中共无法接受的主张，使谈判陷于停顿。6月中旬，蒋介石更用心险恶地提出，中共军队须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大部，在关内只能分驻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等几个地区。6月20日，周恩来会见马歇尔，说明：蒋介石要中共军队分驻几个地区，是要我们退出城市和铁路线，以便消灭我们，我方不能接受。目前情况十分紧迫，内战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建议东北全面停战，关内停止冲突。6月21日，中共代表团又致函国民党政府代表和蒋介石，提出军事三人小组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和重申全国停战令等四项建议。这些建议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在积极部署内战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人民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当局在西安、北平、南通等地制造了多起绑架并暗杀民主人士和爱国学生的惨案。6月23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上海5万群众集会送行，并举行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游行。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其成员包括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和殴打。

上述事实表明，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大规模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

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挑起全面内战的种种举措，中共中央一方面积极维护停战协议，通过谈判开展说理斗争，充分揭露其阴谋；一方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给进犯者以坚决打击，保卫解放区。中共中央在强调各解放区认真贯彻《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等指示的基础上，又于1946年3月和5月发出《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建设。

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方面，首先本着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的原则，对部队进行精简和整编。到1946年6月，全军共127万余人，其中野战军61万余人，地方军66万余人。其次，各解放区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普遍地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运动，同时改进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这就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增强了战斗力。再次，针对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存在的厌战思想，要求各级国军工作部门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以邯郸战役中起义将领高树勋为榜样的“高树勋运动”，从各方面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以争取大批官兵高举反内战义旗，退出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独立而奋斗。

在加强解放区建设方面，各中央局和解放区各级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945年秋冬起，在新解放区首先开展反奸反特、清匪反霸、控诉与清算汉奸和特务等斗争，摧毁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和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接着转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对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情况进行了复查工作。通过普遍的减租减息，农村封建势力被削弱，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大提高了保卫和建设解放区的积极性。

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各解放区开展了生产运动。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村变工队、互助组等组织，并及时地发放农业信用贷款和工业贷款。在为自卫反击作战动员民力时，尽力做到不违农时，减少误工，爱惜人力、物力；部队、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也适当参加农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农业、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随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在山西、河北、山东、苏皖边等解放区，已有部分农民通过清算霸占、清算不合理负担等方法，开始直接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对此，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支持农民这一正当要求，既能变革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进一步巩固解放区，并调动广大农民支援人民军队的积极性。这对于支持长期战争，奠定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五四指示》的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

为了巩固全国统一战线和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的阻力，《五四指示》还规定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多项具体政策和方法。主要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主要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和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要给汉奸、豪绅、恶霸留下能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这些政策规定，对于团结大多数，保证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四指示》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

《五四指示》下达后，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进一步发动群众，逐步深入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自卫战争成为更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战争，使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在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这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和平的和武装的各种形式相互交错的斗争。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采取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方针和策略。在这个阶段的前期，当国内形势出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时，党带领全国人民为争取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时不放松自卫战争的准备，并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予以坚决回击。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当国民党统治集团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的全面内战企图日趋明朗时，党一方面继续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而进行不懈努力，通过停战谈判揭露蒋介石集团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另一方面，领导解放区军民大力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从而保证了党在由国内和平向国内战争的转变中处于主动地位。

在这个阶段的一段短时间内，即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先后达成后，全国人民曾经满怀希望，以为内战可能由此停止，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不愿满足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的要求，因而和平民主发展的可能性很快消逝。党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积极准备参加政府并整编复员军队，但并没有陷入对和平民主的幻想，特别是在掌握人民武装和保存解放区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立场。1946年3月中下旬以后，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共中央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并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带领全党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3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明确指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4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5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提醒全党：“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因此，“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虽然未能制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却用事实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教育。通过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和停战谈判，党有力地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表明了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出尔反尔、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事实，也揭露了美国政府一面调处国共争端，一面积极援助蒋介石、助长其发动内战的事实。这就为尔后以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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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2)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3)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4)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9页。

(5)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6)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页。

(7)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8) 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253页。

(9)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页。

(10) 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11)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12) 邵毓麟：《胜利前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6、87页。

(13) 美国总统的训令包括：甲、杜鲁门总统致马歇尔特使函（1945年12月15日）；乙、美国对华政策（1945年12月15日公布时有删节）；丙、国务卿贝尔纳斯致陆军部长的备忘录（1945年12月9日）。

(14)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7日。

(15)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126页。

(16) 《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17)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页。

(18)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19) 《新华日报》，1946年4月6日。

第 十 九 章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

一、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时的形势和自卫战争的部署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皖边、鲁西南、胶济路及其两侧、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总计为193个旅（师）160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86个整编师(1)（军）248个旅（师）兵力的80％。蒋介石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也吹嘘：“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2)中共军队。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的对比为3.4︰1。国民党军队接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装备，又得到美国政府庞大的军事援助，因而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就是陆军的装备也很差，主要是缴自日、伪军的武器，人力物力的补充基本依靠战争中的缴获和解放区军民的供给。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国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而这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并垄断着原子武器的美国，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则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因此，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党内一部分人存在怀疑和顾虑。为了谋求国内和平，许多中间派别人士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进一步对国民党采取退让政策。

这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重要的变化，美、英等国与苏联之间开始了“冷战”。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然会经历危机和战祸，要求苏联人民对此要有准备。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政府发回长达8000字的电文，全面论证苏联具有对外扩张的野心，并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政策。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顿城发表反苏反共演说，宣称东欧各国正处于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并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主张英、美成立军事同盟，反对所谓“铁幕”后的国家。在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区，美、苏军队之间也发生直接对峙，甚至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由此，有关“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舆论盛行一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担心中国革命会导致美国大量出兵干涉，并把它卷进去，南此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因此对中国革命持消极态度。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际，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地确定了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战略区(3)负责人，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必须认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所以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他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反革命计划得逞，那么整个中国必然完全处在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之下，并且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我们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占着明显的优势。蒋介石所发动的是反人民反革命性质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敌必败、我必胜的最基本的依据，“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针对一些人对国际形势产生悲观估计和不敢用革命的手段反击国内反动派进攻的倾向，还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即1946年4月，毛泽东就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他认为：战后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然而是可以克服的。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美、英、法等国同苏联之间可能实行某种妥协，但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作坚决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而且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反而要求他们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坚决地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并不会因此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相反，中国人民以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成为阻碍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重要因素。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他明确指出：“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因为它在没有压服本国人民和辽阔的中间地带的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就中国的战争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一个根本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毛泽东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对于反动派的本质、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作的科学分析，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中共中央所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这个口号表明，这场战争是国民党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被迫应战，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制止战争，恢复和平。直至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仍然宣布：“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为了能够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4)的作战方法。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武器加强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都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以各个歼敌，求得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最有效地打击敌人，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国民党军队愈战愈弱，人民武装愈战愈强，并取得最后胜利。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农村中，要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对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应同汉奸、豪绅、恶霸加以区别，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在经济方面，中共中央指出：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为了应付长期战争，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坚决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应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在上述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自卫作战中不断地赢得胜利。

战争初期的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倚恃其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企图速战速决，消灭全部人民武装力量。为此，他们采取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方针。其兵力部署是：以8个整编师又2个旅，约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尔后抽兵会同陇海路及豫北国民党军队进攻晋冀鲁豫的鲁西南、豫北解放区；以胡宗南部6个旅在阎锡山部配合下进攻晋冀鲁豫的晋南解放区；以31个旅约27万人进攻苏皖解放区；以27个旅约19万余人进攻山东解放区；以38个师（旅）约26万人，进攻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以7个军23个师（旅）约25万人，监视东北的人民军队；以19个旅约15.5万人，继续包围并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9个旅7.5万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的解放区。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迅速歼灭关内人民军队主力，恢复津浦、平汉交通，安定江南，确保华北；尔后再转用兵力解决东北问题。

为了在半年左右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恢复国内和平，194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除部署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外，多次与各战略区负责人进行磋商，确定：在南线首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进击津浦路徐州、浦口段及其两侧广大地区，寻歼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在北线以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部队于半年左右夺取三路（同蒲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

战争首先在南部战线的中原解放区展开。中原解放区位于武汉、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日本投降前，人民军队积极发展根据地，缩小沦陷区，使中原解放区扩展到60余县，形成对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态势。抗战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国民党调集20多个师（旅），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先后侵占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地区，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军，扫清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通道。国民党军队违反国共双方于1946年5月10日签订的关于停止中原地区武装冲突的《汉口协议》，继续围攻、蚕食中原解放区。6月间，中原解放区已被缩小到只有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内，面积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为了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蒋介石命令郑州绥靖公署：“决以有力一部扼守高城、枣阳地区，主力索共军主力，包围于桐柏、大洪山地区予以歼灭。”(5)自6月26日拂晓起，国民党军队向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中原解放军阵地大举进攻，并侵占邓店、虎湾等地。

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6)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向西转移。北路约1.5万人，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终于到达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中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南路约1万余人，在王树声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武当山区，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任务向东转移的一个旅，在皮定均指挥下，转战20余天，跋涉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中原解放军英勇突围，完成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主力，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并留下小部分兵力坚持原地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军队30个旅的兵力。他们的行动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对华东解放区，国民党军队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解放军或迫使其北撤，然后在山东地区同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决战，占领整个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苏中解放区主动迎击国民党军队12万人的进攻。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先后在宣（家堡）泰（兴）、如（皋）南、海安、李堡、丁（堰）林（梓）、邵伯、如（皋）黄（桥）路等地，接连进行七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个整编师部、六个旅又五个交通警察大队，计5万余人，占进攻苏中国民党军队全部兵力的40％以上。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迟滞了它对苏皖和鲁南解放区的进攻，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而且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内线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苏中战役期间，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主力在淮北战场迎击国民党军队，野战军部分兵力及山东军区武装则在胶济路方向作战，分别歼灭国民党进犯军的部分有生力量。从9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队加强了淮北战场的兵力，并自宿迁、睢宁地区南攻，于9月19日占领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华中野战军迅速自苏中北撤，与山东野战军会师，准备投入新的作战。

截止到10月初，华中和山东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七个旅及其他部队合计8万人。

为了配合苏皖解放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于8月中旬向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南北出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6万余人。接着转至内线，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迎击由徐州、郑州向鲁西南钳击的国民党军队，于9月上旬在定陶地区歼灭由郑州出犯的国民党军队四个旅约1.7万人。定陶战役是继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和华中解放军取得苏中大捷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战役，它再次证明坚持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可以大量歼灭敌人，从而为中央军委明确确立内线作战的方针提供了又一个重要依据。在此前后，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所部还在晋南作战中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诸战役的胜利，其中的临浮战役歼灭胡宗南部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到9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

在北部战线，贺龙、李井泉指挥的晋绥部队和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于7月至9月中旬先后进行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攻取朔县、宁武、繁峙等地，控制同蒲路忻县（今忻州）以北、大同以南一段，共歼敌2万人，给国民党军队以很大打击。但大同久攻不克，在傅作义部自归绥东犯并占领集宁后，对大同的围攻随之放弃。9月下旬，占领集宁的傅作义部和北平的孙连仲部沿平绥路东西对进，夹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0月上旬，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在平绥路东段的怀来地区反击由北平西进的国民党军队，歼敌1万余人，同时在平汉路保定南北地段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8000余人，并于10月11日撤出张家口。

在大同、张家口地区作战的同时，北平、锦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对热南、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晋察冀军区一部在给予敌打击后主动撤出承德和热河、冀东解放区的大部城镇，转入游击战争。

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利用1946年6月休战以后四个月的间隙，进一步开展剿匪斗争和创建根据地工作，并加紧部队的整补训练，增强了部队实力。7月7日，中共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经修改后于7月11日批准这个决议。决议总结进军东北以来九个月的工作，确定东北今后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建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并规定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原则是不在于城市和要点的一时的得失，而在于力求消灭敌人。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6年7月至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最初四个月，在军事上称作“战争初期”，它对战争的指导者判断战争的发展趋势，以及确定如何继续指导这场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在内，共约30万人。人民解放军损失约12万余人，但由于补充俘虏、组织伤愈归队，再加上动员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兵力已上升到137万人。在这四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淮阴、菏泽、集宁、承德、安东（今丹东）这样一些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则收复和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区损失105座城市。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战争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在认真研究战争初期的军事形势变化后，于1946年10月1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对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作战作了总结。指示认为：我必胜，蒋必败，除了政治上、经济上蒋介石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等原因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指示指出：改变敌我形势和争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这个指示，对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争取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初步兴起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的内战卖国政策，美国在经济上大肆入侵中国，驻华美军还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座城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3800起，中国人民被害死伤达3300人以上。从1945年8月到1946年7月，美军军车肇事事件即达1500起；美军奸淫中国妇女300余人。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也说，美军在上海的种种行为，“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7)。

国民党政府的内战卖国政策和美军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前一阶段争取和平、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基础上，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反对美国援蒋，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发动全面内战的斗争中。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兴起。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认为它是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另一条重要战线。为了声援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美国政府援蒋政策的斗争，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投降以来美国的援蒋政策和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声明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8)。接着，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各群众团体及民主党派，努力扩大反战和平运动，并在运动中“唤起中美两国广大舆论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助长中国内战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9)。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号召全国同胞更坚强地团结起来，勇敢地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反对外国侵略者！”

从1946年6月开始，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反美反蒋斗争从经济斗争入手逐步开展起来。6月下旬，长沙市3000余名人力车夫由于生活陷于绝境举行罢工。7月，上海200多家丝厂工人在求生存、要和平的口号下进行两个多月的罢工，并取得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依生活价格指数计算工资的胜利。9月，上海一名三轮车夫因索取应付车资被美国水兵打死，激起全市人民公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14个团体的代表集会，决定响应美国35个城市的进步团体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宣传月，同时发起签名运动，并致电联合国及美国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运动在北平、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得到有力的响应。11月底12月初，上海摊贩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禁止营业，举行数千人的请愿游行。国民党当局严加镇压，打死摊贩7人，受伤者甚多。上海全市绝大多数商店停业，表示对摊贩的声援。广大人民群众的反美反蒋斗争，汇成一股洪流，推动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

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确定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的一切工作，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同时还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有关区党委都设立城工部；由上海局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10)、青岛、台湾地区的党的工作；由香港分局统一领导华南地区的党的工作。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调整和加强，为第二条战线的兴起做了组织准备。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钱瑛直接领导的北平学委（南系）与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刘仁等领导的北平学委（北系）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滚出去”、“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撤出美国驻军。学生的行动得到市民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加入到抗暴斗争的行列中。

北平学生运动兴起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发动游行示威，以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卖国和内战面目，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中共中央提出明确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要求把斗争提高到促使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战，以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的口号上去。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学生表示声援。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起抗暴签名运动和集会，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以反对美军暴行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以抗议美军暴行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战场的作战。以此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发展，将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而无法自拔。在1947年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国共关系的完全破裂

在集中军事力量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加紧采取步骤破坏和平谈判和破裂国共关系。它在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后，没有立即宣布停止同中共代表的谈判，而是企图利用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迫使中共终止谈判，以便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在此期间，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

按照政协协议，必须首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在政府未经改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未能成立的情况下，1946年7月3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九七次会议竟然单方面作出决定，宣布“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会谈时，对于这种破坏政协协议的做法提出抗议，要求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商讨此事，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声明本党绝不受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大”的任何约束。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表示中共只有接受五项条件才能进行政治谈判。这五项条件是：（一）苏北中共军队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二）中共军队应自胶济铁路撤退；（三）中共军队应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的地区内撤出；（四）中共军队应退入东北的两个半省内（新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省）(11)；（五）中共军队应撤离在山西和山东两省内于6月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并称：五项条件要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内实行，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这种实际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这个声明，正如当时外国记者所评论的那样，等于是承认他们进行的“调处”工作已“实际失败”。在他们看来，今后主要是在战场上一决胜负的问题。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文告，坚持国民党政府将“如期”召开“国民大会”。

就在中国内战逐步加深之际，美国政府依然没有改变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政策。8月31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将原值8亿多美元的西太平洋战时剩余物资，以1．75亿美元廉价转让给国民党政府。这些物资先后被直接或间接用于内战。针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9月14日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次向美国特使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斥责美国政府以财政、军火和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揭露国民党以和平谈判作为“放手大打之烟幕”，要求“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面对国民党军队公然进攻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使国共关系面临最后破裂这一严重情况，中共代表团于9月30日在致蒋介石的函件中严正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以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对此，蒋、美两方的共同答复竟是限期十日令中共接受蒋介石所提五项要求的最后通牒。10月9日，周恩来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重申上述立场，并表示：“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二项问题。”然而，此项提议仍为国民党当局所拒绝。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占领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随即于当天下午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希望说服蒋介石改弦更张，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和内战的真面目。11月2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声明：“现在国民党政府片面决定召开国大，不唯其代表系十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出者，则其筹备事务亦属一党包办，完全违背政协关于国大问题决议之规定，应被认为非法（不合政协之法）集议，我们坚决反对。”11月4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再次声明：召开“国大”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协议及其程序的“一党片面行为”，是“毁法行为”，对此，“中共一概反对，一概拒绝参加”。11月10日，重庆和平促进会、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等21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大”。11月14日，张澜再次发表谈话，表示“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85％，只有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12)和若干“社会贤达”参加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承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关于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保障人民自由、平等权利的一些条款，从条文上看，它比10年前的《五五宪草》有所进步。在人民自由权利方面，取消了原来的《五五宪草》中对于人民每项权利所附加的“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条文，只是规定人民所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在行政和立法关系方面，既非总统制，也非完全的责任内阁制，而是折衷立法与行政、总统与行政院的权限，基本保证了立法的控制地位，对于总统的权力也作了较多的限制。如总统依法颁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而立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戒严。

《中华民国宪法》虽然在条文上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但是它从根本上代表和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能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装饰品。并且，由于这部宪法是在“国大”召集者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并积极进行内战，而作为国内主要民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又没有出席“国大”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只能是有名无实。

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国大”，把政协协议破坏无遗，和谈之门已被关闭，中共代表团人员即将撤回延安。周恩来还说：“南京我们总是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协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5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吴玉章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继续在南京、上海和重庆坚持工作。

民主党派、广大人民和许多海外华侨都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和“宪法”。11月22日，泰国华侨建国救乡联合总会、职工总会、青年会、教育协会等71个华侨团体代表发表通电，坚决要求解散非法“国大”，表示决不承认一党“国大”的任何决议，誓与国内同胞团结一致，为真正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鉴于民主社会党违反政协协议，参加“国大”，“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凡“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

在国民党当局关闭谈判大门、国共关系面临完全破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时局、重开谈判作了最后努力。12月4日，周恩来自延安致函马歇尔，表示：尽管由于一党包办的“国大”的召开，政协协议被破坏无遗，国共两党已无谈判基础。但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非法“国大”，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地，两党仍可重开谈判。12月28日，周恩来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中共对重开国共谈判的态度。但是，国民党对此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并于次日返回华盛顿。1月29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查封重庆《新华日报》。3月7日、8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董必武在南京上飞机前向送别的国统区人士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的决策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动，充分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同时，战争初期的实践证明，人民解放军只要在长期战争中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完全有把握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作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在这份电报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概念，取代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的概念，并把它同“建立民主的中国”和蒋介石“自取灭亡”联系在一起。

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他指出：谈判一年多，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在人民中暴露了，把美国企图独霸中国的面目也弄清了；为了实现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方针，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军事形势，指出：过去至今已歼灭国民党军队38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力量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是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13)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彭德怀报告军事形势，周恩来报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认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几次革命高潮，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性质。这一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14)。敌人是可以打败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没有困难，有些地方可能还要失去。但是在失去一些地方之后，我们又会在别的地方获得新的发展。党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会议讨论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说明，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指示明确提出，争取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关键，是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15)。

二、战略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

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在中共中央确定以“打倒蒋介石”最终解决国内问题之后，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并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力求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华东战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主力会合后，于1946年12月中旬在宿迁、沭阳、新安镇之间举行宿北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半旅2万余人。1947年1月2日至20日，又举行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第五十一师和号称“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共5.3余万人。此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同时，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改为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饶漱石、黎玉分任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接着，全军北移鲁中山区，于2月20日至23日举行莱芜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所属七个师（旅），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等高级将领。连同次要方向的作战，莱芜战役合计歼灭国民党军队7万余人，并开创了歼灭敌集团军的先例。早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临阵放弃指挥，造成部队混乱，对解放军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直接的配合作用。

在晋冀鲁豫战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黄河南北的鲁西南、豫北两区，或南下，或北上，在大踏步进退中先后举行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和豫皖边战役。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的另一部主力在晋西南举行吕梁战役、汾（阳）孝（义）战役。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这两个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共歼敌6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打通平汉路和偷袭延安的计划，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在晋察冀战场，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以平汉路石家庄至保定段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太原段为主要作战区域，先后进行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南战役，歼敌1.6万人，粉碎国民党军队分割晋察冀解放区的企图，为扭转华北战局奠定了基础。

在东北战场，由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经过1946年7月至10月的休整整训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后，于1946年10月底至11月初，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南满解放区内，举行新开岭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8000余人。接着，在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的情况下，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和南满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等指挥的南满军区部队，和位于北满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三个主力纵队，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方针，实行南北配合作战，于1946年12月17日至1947年4月3日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共歼敌约5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南满解放区的进攻，并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面转为守势。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的四个月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41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解放军收复和新解放的城市也是87座。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初期的得地失人变为净损失40余万人而无地可得，人民解放军在贯彻中央军委积极防御方针的作战中已取得重大胜利。

挫败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而在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对这三个地区，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16)。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17)；其次，攻占胶东，切断中国共产党由关外到关内的海陆补给线；然后，集中力量攻占沂蒙山区；接着，北渡黄河，“肃清”华北的人民解放军；随后，再集中兵力转向东北。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是陕北解放区。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胡宗南部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五个旅为第二线兵力随后跟进；以马鸿逵、马步芳部三个整编师向东，以榆林邓宝珊部一个军向南，以资配合。全部兵力达34个旅约25万人。在这个地区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是西北人民解放军彭德怀、习仲勋所部六个旅2.6万余人，另三个地方旅和一个骑兵师1.6万余人，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18)，与敌周旋，寻机歼敌。3月13日，胡宗南部发起大规模进攻。3月19日，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与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盘旋打转，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共1.4万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在物资供给极端艰苦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和胆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是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统帅部从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调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用于这个地区，企图迫使华东解放军在沂蒙山区与之决战，或逼迫华东解放军放弃沂蒙山地区，北渡黄河，从而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继续执行内线作战方针，首先于1947年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及两个旅约2万余人。接着于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地区，经过鏖战，一举围歼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所评述的，是在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蒋介石在惊呼“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19)的同时，立即下令暂停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并召集进攻山东和豫北解放区的主要将领到南京，检讨沂蒙山战事的经验教训，重新决定战略和战术。

在迎击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同时，其他解放区的军民，对收缩兵力、转入守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战略性的反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3月至5月，在豫北和晋南地区分别举行豫北和晋南攻势，歼灭包括第二快速纵队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共5万余人，解放了豫北、晋南大片地区。晋察冀野战军于4月至6月举行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系。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5月中旬至7月1日，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夏季攻势，共歼敌8万余人，收复城镇36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控制铁路线1250余公里，沟通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根据地的联系，并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收缩于中长路及北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从而改变了东北民主联军被分割成为南北两个作战集团的局面。

在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大批敌军，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国民党统治区华南、西南的一些地区，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也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在紧张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从政治建军着眼，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七大即已作出在军队中逐步恢复党委制的决定。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按照七大决定首先恢复纵队和旅一级的党委，随后又恢复团一级的党委，以取代原来的军政委员会。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肯定晋冀鲁豫军区的这一做法，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在中央起草的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未公布前，先“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指出：“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按照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军区、各野战军的团以上单位先后将军政委员会改组为党的委员会，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年度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共78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8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敌112万人。人民解放军损失35.8万人，其中负伤26.7万人，牺牲6.9万人，其他损失2.2万人。由于国民党军队被大量歼灭，以及广大新占领区需要大量兵力驻守和“清剿”，到1947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第一线的突击兵力，已下降到只占开始进攻解放区时的总兵力的34％。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损兵折将，越陷越深，重点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在其他战场上损兵失地，连主要点线也难以保住。人民解放军则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解放区军民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配合下，在第一年中取得重大胜利，为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进而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加强解放区建设

解放区的基本状况和各项建设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里，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除了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外，还依赖于在战争环境中加强各解放区的建设，组织和依靠解放区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前线的支援。解放战争成为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时的解放区，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收复日、伪占领区，猛力扩大解放区的指示，不仅在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收复了大批城市和广大乡村，而且还开辟了东北解放区，使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都有较大的发展。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解放区的面积已由104.8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2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解放区拥有的城市已由285座增加到464座，约占全国县以上城市总数的23％；解放区人口已南1.25亿增加到1.36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6％。中原解放军突围后，也在鄂豫陕、鄂西北地区建立了新解放区。各解放区在日本投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各种措施，医治抗战遗留的战争创伤，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从而使解放区日趋巩固。

在农业方面，各解放区通过兴修农田水利、发放农业贷款、组织变工互助等多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如在山东解放区，1946年生产粮食62.5亿公斤，人均达222.5公斤；在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生产棉花1.25亿公斤。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城市的工商业也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在东北解放区，各城市的工业迅速改变日本占领时的萧条状况，获得复苏。仅齐齐哈尔市的工厂就由日本占领时的378家增加到1946年9月的932家，军工生产也得到较快发展。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到1946年6月，轻重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生产水平的80％以上。在山东解放区的胶东地区，缫丝、织绸工厂从抗战胜利时的110余家发展到1946年8月的200余家，丝绸工人由4万人发展到10万人。这些情况说明，解放区的扩大，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人民解放军进行防御作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是解放战争第一年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另一方面，全面内战爆发时，解放区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尚处于发动阶段，广大乡村的封建势力仍然存在，解放区还不十分巩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未充分调动起来，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尚不充分。一些新解放区，特别是一些边沿地区，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尚不稳定，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和组织，土匪暴乱时有发生。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改变上述情况，解放区将难以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为此，中共中央按照“必须作持久打算”，“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20)的既定方针，在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大力加强了解放区的建设。

这时解放区建设的内容主要有政权建设、财经工作和民兵建设。

所有新解放区，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都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并依靠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建立了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一些老解放区，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建设，调整干部配备，健全领导机构。陕甘宁解放区对边区、县、乡三级政权，在坚持“三三制”原则下，再次进行民主选举，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选出群众信赖的新领导干部。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解放区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财经工作方针，对财经工作实行由和平建设体制到战时经济体制的转变，做到既满足战争的物资需求，又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各解放区还把民兵工作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各级党委均以一名委员兼任同级人民政府的武装部部长，并以县为单位编成民兵团，以区为单位编成民兵大队，以乡或自然村为单位编成民兵中队或分队，在不误农时的前提下，担负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并加强军政训练，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和开展支前工作。

解放区建设的加强，特别是土改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他们发展生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晋冀鲁豫、东北等解放区出现了十数年未有的大丰收，连一些贫困的山区，农业生产也开始增长，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翻身农民说：“穷人挨饿受冻，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因此，他们纷纷加入自己的军队。仅1946年8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各解放区就有30万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军。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踊跃参军参战的动人景象。同时，民兵也有很大的发展，各解放区有300至400万农民参加了民兵。在苏皖边解放区的宣（家堡）泰（兴）战斗中，仅参加担架运输的农民就有1.2万余人，当地几乎全部青壮年农民都参加战场勤务。总之，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使人民解放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从而获得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保证。

《五四指示》的贯彻实施

加强解放区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贯彻党的《五四指示》，即根据广大农民群众强烈要求得到土地的愿望，领导农民废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和剥削。

全面内战爆发后，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解放区各级政府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五四指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奔赴广大农村，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简称土改运动）。这次土改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发动并依靠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具体做法上，各解放区党政组织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

没收日满、恶霸地主、土匪窝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种方式在东北解放区最为突出。中共中央东北局针对东北土地多集中于日满、恶霸地主等手中的特点，首先发动农民开展反奸清算，然后大张旗鼓地没收和分配开拓地（日本人掠夺的土地）、满拓地（“满洲国”各级军政组织掠夺的土地）以及大汉奸、大恶霸地主的土地。对于勾结土匪、坐地分赃的地主和不执行人民政府减租法令的地主，亦发动群众算账退赔，直至分配其土地。对于只有少数土地的小地主，暂不没收分配。

以清算地主的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种方式的基本做法是：除了对汉奸和恶霸地主的土地明令没收外，对一般地主的土地，通过清算方式收归农民所有。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负担、清算霸占吞蚀等方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名义下，转移、折算或出卖到农民手里。这种做法，形式上是有偿交换，实际上是在对封建地主揭露控诉的基础上，由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在进行清算时，一般都注意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领导苏皖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在土地改革中应保证被拿出土地来的人口不要超过全乡总人口10％”(21)。

通过征购方式转移地主的一部分土地给农民。1946年7月，中共中央出于对巩固统一战线的考虑，认为需要制定一种使民主人士、中间人士都易于接受的政策，即以征购方式重新分配他们多占的土地。陕甘宁解放区是老根据地，一半地区的地主、富农已基本消失，另一半经过多次减租减息，地主、富农已被削弱，其中不少还是开明士绅。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后，于1946年12月颁布《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对地主除按规定留下自耕土地外，其余由政府发行公债征购，并将征购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公债作为地价交付地主，分10年还本。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在征购前首先发动农民对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诉苦清算，然后再讨论征购中的各项问题，如根据清算应退赔多少，留下多少，征购多少，地价定多少等。通过这种办法，大部分土地无偿退赔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以公债形式转移到农民手中。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并向各解放区通报了陕甘宁解放区这种征购方式的经验。

通过献田献地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献田献地，即地主无偿地将土地献给农民。这是土改初期各解放区对出身于地主的干部家庭和开明士绅所采取的方式。在各解放区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号召下，一批开明士绅献出土地，党政军干部中不少地主出身的人也说服其家庭献出土地。到1946年8月，各解放区献地达3.3万余亩。

此外，在贯彻《五四指示》过程中，各解放区还从实际出发，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寺院、天主教堂以及清朝政府遗留的热河“挂地”等特殊土地问题，以极其慎重的态度，有区别地作了适当处理。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还十分重视对土地以外的土改成果的分配问题，并确定了按需要合理分配的原则。其中对房屋、耕畜等生产资料，多分给贫雇农、荣誉军人、军烈属等；对衣服、家具等生活资料的分配，注意扩大得利面，也分给中农，以团结更广大的农民群众。

从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尚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尚未着手土地改革。据不完全统计，晋冀鲁豫解放区，至1946年10月有2000万农民获得土地；晋察冀解放区的冀中地区，至1946年底有7012个村庄完成了土地改革，占村庄总数的83％；苏皖解放区，至1946年11月有1500万农民获得土地；东北解放区，至1946年10月底有500万农民获得土地；山东解放区，至1946年底有1900万农民获得土地；晋绥解放区，至1946年底有100余万农民获得300余万亩土地；陕甘宁解放区，至1947年1月，在新进行土地改革的370多个乡中，有120余万亩土地回到农民手中。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地区侵犯了中农利益；有的地区发动群众不充分，土改不彻底；有的农村干部多分地，分好地，影响了干群关系。对此，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提出：土改不彻底的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各解放区贯彻这一指示，于1947年上半年开展土改复查工作，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五四指示》所规定的基本政策，既坚定地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又根据客观历史条件，注意了斗争策略。实践证明，《五四指示》所规定的政策是稳妥的、正确的。

解放区的民族工作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解放区都分布着一些少数民族。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是加强解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就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问题向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符合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情况，对于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力图恢复内蒙古地区的封建贵族统治。该地区特别是东蒙地区的一些官僚和王公贵族，则力图搞所谓“内蒙古独立”，并在东蒙的苏尼特右旗成立“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候补中央委员乌兰夫（蒙古族）任绥蒙省政府主席，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负责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10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连系的有利地位”；“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在乌蒙、锡盟等纯粹蒙古区域可以自治政府的形式出现，在绥东、察南等蒙汉杂居地带，则以蒙汉联合政权的形式出现”。

绥蒙省政府根据这一基本方针，于1945年11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一致同意自治运动联合会为统一领导机构，选举乌兰夫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为了解决东蒙、西蒙统一问题，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于1946年4月3日召开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和东蒙自治政府代表参加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和统一认识，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决议确定：内蒙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统一的民族自治方针，自治运动是平等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构；撤销东蒙自治政府；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武装部队。此次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方针的确立和贯彻，结束了内蒙古地区长期分裂的局面。会后，自治运动在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基础上，通过发动翻身农牧民参军和改编、收编其他地方武装等方式，于同年6月组成内蒙古自卫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五个骑兵师和一个纵队，指战员90％以上为蒙古族。这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一开始就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进行建设，很快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194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内蒙古地区的工作改归中共东北中央局领导，内蒙古自卫军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此后，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推动下得到更快的发展。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召开，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施政纲领规定，自治政府的任务是团结自治区内的蒙、汉、回各族人民，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封建买办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为实现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并经参议会选出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任主席。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5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乌兰夫任书记。6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东北局的这一决定。从此，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自卫军（后改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内蒙古工委统一领导下，更加有力地开展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自治政府的成立，证明党的民族自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为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开创了先例，积累了经验。

四、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第二条战线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

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其结果不但军事上连遭挫败，而且其统治区的经济状况也急剧恶化，危机不断加深。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稳定后方，在其统治区内大力加强特务活动，加紧迫害和镇压爱国民主力量。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18日，国民党特务捣毁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会场，并在会后打伤民主同盟主席张澜。9月4日，上海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中共领导的《群众》周刊社，杂志被迫停刊。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先后在西安、北平、天津、广州、昆明等地查封进步报刊265家。国民党特务还在许多城市随意搜查、逮捕所谓“共党嫌疑分子”。国民党统治区成为特务横行的世界，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

抗战胜利后，中国官僚资本逐渐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使民族工商业日趋凋敝。在金融业方面，由官僚资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官营”银行，其数量和存款额已分别占国民党统治区全部银行的三分之二以上和90％。在商业方面，官僚资本所控制的“官”式商业机构及其直接经营的各种贸易公司，垄断了矿产原料、土特产品、手工艺品的对外输出和工业品、日用品等的对内输入，垄断了食盐、糖、棉纱、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购销。在工业方面，1947年，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操纵了国民经济命脉。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使民族工业、商业及金融业受到严重摧残，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严重萎缩状态。

为了适应扩大内战规模的需求，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猛增，造成整个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危机。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数额占到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1947年，国民党政府财政总收入约14万亿元（法币，下同），总支出为43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近70％，只得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1946年法币发行量的10倍，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25倍。上海等地的印钞厂全力赶印仍不敷供应，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这样做的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已上涨6万倍。上海的米价，1947年6月比1月上涨8.3倍。北平物价在半年之内上涨约10倍。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的普遍掠夺。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2月，上海、武汉、广州等20个城市的工厂、商店，倒闭的达2.7万家。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30％以上。失业人数陡增。广大工人、市民乃至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6年农业产量与1936年相比，减少8–12％；1947年更减少至33–40％。广大农村中饥民遍地，饿殍载道。时人惊呼：“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22)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经济景况已届日见严重之时”，声称必须“解救国民经济危机”(23)。

国民党政府还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层层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地方公粮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至5倍，有些地方甚至超过20倍。除苛捐杂税外，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吏和军队还以各种方式对广大人民进行横征暴敛，包括抓兵、拉夫等，强使人民负担沉重的徭役。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巧取豪夺，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造成严重破坏。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紧对经济的统制。1947年2月16日，它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法令，对米、面粉、棉纱、布匹、燃料、盐、食糖、食油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制定所谓“价格限额”，并禁止黄金和外币的买卖流通。同时，又施行限制工资政策，规定公教人员和职工的工资冻结在1947年1月的生活指数标准上。此外，还大量发行新纸币，加紧征收所得税和直接税等。这个“紧急措施”实施后，一些官僚垄断资本企业乘机囤积物资，抢购黄金，投机商人也大做黑市交易，使物价继续暴涨，美元比值大幅度上升，黄金价格以更大幅度上涨。其结果，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使国民党政府损失了大量的黄金和外汇，从而形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大震荡。

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府还实施一系列卖国政策。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许多条约、协定。1946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成立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当局”裁判。同时，北平国民党当局还与驻华美军签订《中美警宪联合勤务协定书》，规定以后美军肇事须由美警宪处理，北平警察局仅有旁听权。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按照这个条约，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等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与中国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一切口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在“危难”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开入中国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条约表面上规定中美双方是平等互惠的，但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实际上是保证了美国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条约签订后不久，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评论说：“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同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条约当然是完全不平等的。”(24)12月20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在南京正式签字生效，国民党政府允许美国飞机在中国领空随意飞行，在上海“及以后随时同意之地点”装卸货物和运载旅客，并作“非交通性的停靠”，即拥有军事性的降落权。

由于美国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其商品像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1946年，仅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对美国的贸易已占53.19％。1946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新《公司法》，承认外国公司在华享有与中国公司同等权利的优惠待遇，还允许美国在中国不必呈报资本额，就可以在一切轻、重工业部门投资。在新《公司法》实施后的三个月内，美国在华开办的企业就增加到100多家。美国在华投资占全部外国在华资本总额的比例逐年猛增。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只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到1947年已占70％左右（稍后达到80％）。大量的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已经处于危殆境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卖国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这个集团自身的贪污腐化和对人民的横征暴敛，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自己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而危机的日益深化，又必然会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人民革命高潮正在兴起。

五二〇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25)

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经过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斗争，中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迅速提高，上层民主人士的思想有新的转变，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只要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活问题入手，因势利导，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结合，必定能使分散的群众斗争汇成反美反蒋斗争的强大洪流。随即上海局对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以刘仁为部长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对北方群众运动的发展形势也作了分析，提出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上海局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学委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指导和部署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的人民革命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和逮捕，各学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3000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还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

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1947年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各地、各校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

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五二〇血案。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六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〇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罢工达3000次。国民党政府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抓丁征粮，在许多地区引发农民抗粮、抗租、抗抓壮丁的反抗运动和农民起义，其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到1947年1月，反对国民党政府暴政的农民武装遍及川、陕、滇、黔、粤、桂、闽、湘、鄂、苏、浙、皖等省区，参加群众达数十万人。城市贫民也掀起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7月，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九省的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省，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地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同样有了新发展。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3月初，台湾各地人民奋起响应，夺取武器，并攻占台中、嘉义等许多城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急派援军对起义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在20多天中有3万多人被屠杀。台湾人民的这次武装斗争虽遭国民党政府镇压而失败，但它显示了台湾人民英勇的革命精神，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斗争。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早在1945年秋就已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运动的压力，派出代表同三区革命政府的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十一项和平条款。根据和平条款的规定，1946年6月改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省政府主席，三区革命政府派阿合买提江等担任副主席及其他职务。新疆人民暂时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但是，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任命反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使新疆省内各种矛盾更为加剧，导致改组后的省政府破裂。随后，新疆人民继续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始终保持了三区革命政权。

上述事实表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相互结合，正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更加巩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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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拟定了整编军队的计划，准备分三期陆续将其86个军缩编为整编师（每师辖2至3个旅），师缩编为旅（绝大部分旅辖2个团）。全面内战爆发时，已完成陇海路以南部队的整编。

(2) 陈诚1946年10月17日对记者的谈话，《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

(3) 全面内战爆发时，人民军队分为七个战略区，分别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中原军区、东北民主联军。

(4)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9页。

(5)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第1册，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73年版，第72页。

(6) 毛泽东：《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7)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4版），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44页。

(8) 《毛泽东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1946年6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209页。

(9) 《中央关于动员群众要求美国改变援蒋政策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10) 指原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从昆明等地迁回平津地区且仍由钱瑛直接联系的党组织。

(11)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九省。

(12) 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是由原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于1946年8月合并组成的。

(13) 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199页。

(14)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1947年2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15)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1213、1215页。

(16) 蒋介石：《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4页。

(17)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第2册，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73年版，第96页。

(18) 指利用有利地形与群众条件，不断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及人民军队主力的位置，往返奔波，疲于奔命，造成补给困难，士气低落。而人民军队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予敌以打击。

(19) 蒋介石：《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1947年5月19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876页。

(20)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8页。

(21) 邓子恢：对《陈圩乡在调整土地关系中如何巩固了中、贫农的团结》一文的按语，1946年7月20日。

(22) 《商务日报》，1946年7月8日。

(23) 蒋介石关于经济紧急措施的谈话，1947年2月16日。

(2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陈遥华、谢念非、于尔辰、陈亮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页。

(25) 周恩来：《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1947年2月28日、5月5日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26)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1225、1227页。

第 二 十 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方针的确立

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由于重兵深陷在山东、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区的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状布局。同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之后，又挫败其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并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但是，在战争第二年开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南于战争深入解放区腹地，许多地方的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解放军的人力、物力补充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处于劣势。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采取更加残暴的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搜刮人力、物力、财力，继续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力求迅速结束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再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

为了打乱国民党的战略部署，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晋冀鲁豫野战军向中原出动、转至外线作战的问题。5月至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针对蒋介石关于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战略企图，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战略布局，先后作出了三支野战军采取中央突破战术，转入战略进攻的新的部署。这就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刘邓大军），于6月底自豫北地区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寻歼敌军，然后逐步向豫皖苏地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十八军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陈谢大军），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策应西北野战军击破胡宗南集团，同时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六个纵队及特纵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陈粟大军），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配合刘邓大军南进。三路大军的任务是挺进中原，成“品”字形阵势展开，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回援，以策应内线作战。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分别在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以策应三支南进大军中央突破的行动，并准备在敌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逐批歼灭这两个战场的剩余敌军，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这样，在南线就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

在北线，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继续在内线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策应外线作战，并为最后全歼内线敌人创造条件。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依据一年来的战况和各战场的形势，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同时指出：“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敌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调动敌人回援后方，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

战略进攻的展开

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1947年7月至9月间相继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地区，尤其是中原南部的大别山地区。

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人民解放军出击中原，建立根据地，就可南扼长江，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直接威胁江南。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组织各方面力量经略中原，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转入战略进攻的准备期间，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16日决定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新的中原中央局。

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于山东省的临濮集至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发起鲁西南战役。在约一个月的时间内，歼敌四个整编师师部、九个半旅共6万余人，由此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一战役，迫使国民党从西北、山东和中原等地抽调七个整编师17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并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野战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不经休整，便迅速甩开将要向它合围的几路国民党军队，在进入鲁西南的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及新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掩护下，从8月7日起分三路向南疾进，提前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托，以长驱直进插入敌人战略纵深为特点的特殊形式的进攻行动。随后，刘邓大军克服极度疲劳、疾病流行、减员严重、缺乏粮弹衣着等严重困难，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合击，以主力乘虚出击皖西、鄂东，先后在安徽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战役和湖北广济西北的高山铺战役中，取得歼敌一个整编师师部及三个半旅的胜利。在中原中央局的领导下，刘邓大军经过艰苦斗争，到11月下旬，共歼敌3万余人，并发动群众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8月22日晚，陈谢大军在西北野战军的策应下，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渡河后，截断横贯中原的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接着又沿伏牛山两侧展开，并挥师南下，以一部向陕南进击，主力向豫西沿平汉路两侧南击。到11月底，共歼敌5万余人，建立39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在豫陕鄂边地区的战略展开，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9月9日，陈粟大军在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全歼国民党军队一个整编师。9月26日，陈粟大军除留两个纵队在鲁西南牵制敌军外，主力分五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实行分散作战。接着又破击陇海路兰封至郝砦段和津浦路徐州至固镇段，歼灭国民党军队1万余人，威慑徐州国民党守军。到11月中旬，建立起25个县的民主政权，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并完成了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展开。

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展开，使这一地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惊。为了争夺中原，阻止解放军的攻势，国民党政府于11月下旬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皖、鄂、湘、赣五省的军政大权，调集33个旅，企图以“总力战”的战略，对大别山地区的解放军进行围攻。刘邓大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三个纵队由邓小平率领，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以一个纵队由刘伯承率领，渡淮河北上，向淮西地区转移；以刚南晋冀鲁豫地区南调的两个纵队越平汉路西进，在桐柏、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新解放区，调动敌人。与此同时，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发起对平汉、陇海两路的破击战，吸引围攻大别山的敌军回援。12月30日，三路大军各一部在河南确山地区胜利会师。从此，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桐柏、江汉五块新解放区沟通联系，初步形成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

逐鹿中原的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经过四个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吸引和调动南线敌军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对于改变整个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1)。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原战场的失利，其“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2)。

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逐渐转入反攻。为了策应陈谢集团南渡黄河，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开始围攻榆林，到11日撤出战斗，调动了胡宗南部主力北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乘南北敌军尚未会合之际，在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自榆林南下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在陈谢集团出击豫西，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部主力南撤的有利情况下，西北野战军乘胜转入内线反攻，发起黄龙、延（延长、延川）清（涧）战役，解放延安东北的广大地区，开辟黄龙山新解放区。

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转到外线后，国民党军队纠集兵力分路向胶东半岛大举进攻，企图迅速结束山东战事，以便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为吸引国民党军队，策应外线主力挺进中原，进行了胶东保卫战，并于10月初转入内线反攻。至12月，共歼敌6.3万人，收复胶东大片地区，最终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西线兵团的作战。

北线的东北民主联军为配合南线作战，于9月14日发起秋季攻势。先由南满部队对北宁路及其两侧地区发起进攻，歼灭守备薄弱之敌，诱使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南调。而后又以北满部队在中长路沈阳以北段发动攻势，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约6.9万人，迫使敌人退缩在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仅占东北总面积14％的34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秋季攻势还调动华北国民党军队五个师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

晋察冀野战军为打破敌我双方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对峙状态，积极捕捉战机，于9月上旬发起大清河北战役。此后，又利用国民党军队抽兵增援东北的时机，抓住敌第三军主力从石家庄孤军北援的有利战机，于10月19日至22日在清风店地区全歼该敌。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地区的战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接着，按照刚进到晋察冀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又于11月6日至12日，乘胜一举攻克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2万余人。石家庄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对国民党军队据守的较大城市的第一次成功的攻坚战。这个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同时也表明人民解放军已具备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较大城市的能力。攻克石家庄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全面的城市接管工作，并取得了管理新解放城市的有益经验。

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配合作战，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在半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的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3)

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和整党运动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和实施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以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除转入战略进攻后开辟的新区外，在老区（抗战胜利前解放的地区）、半老区（抗战胜利时的收复区和战略进攻前解放的地区），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大部分已基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已进行土改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

为了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的经验，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解放区的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共107人。会议着重讨论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正式颁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即：“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大纲》还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它对于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但是，大纲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导致侵犯中农利益，因此后来在新区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时即加以改变。

各解放区为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1947年11月至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华东解放区，凡是过去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废除、土改基础较好的地区，均实行抽补、调剂政策，即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近补远”的办法，以解决贫、雇农土地不足的问题；凡是原来土改工作薄弱的地区，则没收地主、旧式富农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在陕甘宁、晋绥和东北解放区，采取了“打破旧圈子”、“重新丈量”、“多少拉平”、“彻底平分”的办法，以自然村为单位，将土地打乱，按人口重新平均分配。在新开辟的鄂豫皖、江汉、桐柏、豫陕鄂、陕南、豫皖苏等解放区，也套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的做法，迅速开展了开仓济贫、分土地、分浮财运动。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一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使农村各阶级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贫、雇农基本获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而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三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土地改革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但是，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主要表现为：有的因划分阶级成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政策界限，把部分劳动阶级（主要是中农）错误地定为地主或富农；在一些老区、半老区早已完成土改，且中农占多数的地方，仍然重新平分土地，侵犯了中农和靠自身劳动新上升的富农的利益；在一些新解放区，由于不是从发动群众、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入手，其结果成为形式主义的假分地；有的地区出现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向民族工商业户征收过重的捐税等现象，损害了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有的地区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分，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不给生活出路，甚至一度发生“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的现象。这些偏向，严重地妨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些“左”的偏向的发生，有党的政策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旧时代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精神武器。当农民向封建地主夺取土地财产的时候，往往不愿意限制在这个范围内，而是要求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中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平分一切工商业。在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一旦土改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这种平均主义要求很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浪潮，冲击党的土改政策。这时许多干部缺乏进行大规模土改的经验，又经受了整党中反右倾的批评，不敢坚持党的正确政策的领导，放任或者附和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要求，因而造成“左”的偏向。

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在逐渐发现上述“左”的偏向之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从194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通过领导人讲话和发布文件，对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作了许多更加完善的规定和说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重新发布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央随即公开发表这个讲话。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写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示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各地。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改运动纳入正轨起了重要的作用。

整顿党的队伍

各解放区党组织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开展了整党工作。

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到1947年党员已发展到270万名。经过严峻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党的队伍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在战争和土改激烈进行的条件下，在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例如，有些党员的阶级观点模糊，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甚至包庇和袒护地主、富农分子；有的党员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果实；有的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也有些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混入党内，甚至把持了基层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作威作福，损公肥私，欺压群众。全国土地会议着重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认为这是前一段土改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党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那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辅之以组织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三查三整工作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少数被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操纵的党支部，则由上级组织派出工作组重新组建党支部，并协助支部开展整党工作。

整党工作开始以后，在最初的一个短时间内，和土改工作一样出现了“左”的偏向。有些上级党组织派出的工作组，对当地原来的党组织和党员一律不予信任，把他们当做绊脚的“石头”搬掉，单纯强调依靠贫农团去进行土改。有的地方听任农民群众的自发倾向，发生群众起来胡乱斗争党员、干部的现象。有的地方轻率地停止了许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或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党员的党籍。这些做法，伤害了当地党员、干部的感情，造成了党员同工作组、贫农团的对立，使土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整党工作的这种“左”的偏向，同全国土地会议上对党内不纯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有关，也同缺乏农村基层整党的经验有关。

对于上述“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很快发现并给予及时纠正。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并强调绝对不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的错误。1948年初，毛泽东又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指示中，提出要反对“左”右倾向，纠正“左”的错误。1948年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委也先后召开会议，总结检查土改和整党工作，使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很快得到纠正。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提出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方针。指示推荐了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指示决定公开党的支部，提出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党的支部会议，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为了指导整党，同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中，指出要把晋察冀平山县的整党经验（由刘少奇总结）推广到全党，并要求公开党的支部，把关门整党变为开门整党。开门整党，表明了党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和党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的决心和态度，实际上是在向群众宣传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党。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规定了整党的方针和政策，并提出自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1948年9月，大批从事土改工作的干部深入乡村，继续领导土改和整党，并把土地改革、整党建政和准备春耕结合起来。

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大部分老区、半老区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通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就为争取土改和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党工作的同时，从1947年冬至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也利用战斗间隙，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地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教育改造了大约80万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充分发扬了人民军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做了准备。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以阶级教育为中心，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大发展。

三、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十二月会议

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10周年的纪念口号中，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等项主张。9月，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包括：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的通商友好条约，等等，从而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彻底揭露美蒋组织的以中间派别面目出现“和平阴谋”，做好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指示还强调：“必须彻底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政纲，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和改良主义政纲。只有动员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我解放军双十宣言的主张上，并彻底实行之，才能真正摧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会议举行之前，召开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与会人员分为政治、军事、土地小组，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

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总结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18个月以来解放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它的核心是打歼灭战，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它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能适应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需要。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杰出贡献。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详细地阐明了实现这三大经济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政策。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资本的发生、发展以及它的性质和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报告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发展。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地位和它们在性质上的区别，指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使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营的工商业，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毛泽东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指出，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十二月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纠正的办法。会议总结在不同形势下“左”右倾错误产生的历史根源，指出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倾向，应依照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目前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左”倾已成为主要问题。会议研究制定了纠正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左”的偏向的几项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后来毛泽东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系列指示和所作的讲演报告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为了保证党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贻误工作。

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很成功的会；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工作虽然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久，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通过多种途径阅读、传播这个报告。人们从这个报告中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新民主主义多项政策的完善

从1948年1月起的几个月时间内，中共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注意纠正党内的错误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完整地概括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条总路线提出前后，中共中央指示，要在不同的地区制定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这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由于土地大体上早已平分，因此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在日本投降至1947年转入战略进攻前解放的半老解放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在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则应在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分浮财、分土地。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在新解放地区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等条件具备时再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这些条件是：第一，当地一切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改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在中共中央有关土改政策的各项指示中，特别强调实行分配土地的“最后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

在发出这些指示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某些条文作了订正。在“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一条上，加注了“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以避免与农民中正常借贷和商业债务混淆。在平分土地条上加注了“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允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半数水平为高的土地量”。

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规定和措施，对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的偏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实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到1948年秋，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已在大约1亿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在新解放区，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在关注农村土改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城市政策也给予充分关注。抗战胜利以后的两年间，党曾经占领和管理过张家口、淮阴、临沂、长治、烟台、威海卫、德州、承德、邯郸、赤峰、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那时党的注意力集中于战争和农村工作，对于城市工作的经验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及时的推广。转入战略进攻后，人民解放军迭克名城，其中有一些已能够巩固地占领。但是，主要来自农民的人民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一些人，往往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和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把农村工作的一套办法照搬到城市，以至发生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这些问题在东北的台安、盘山，中原的许昌、漯河，西北的高家堡，华北的井陉、阳泉，山东的羊角沟等地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现。

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华北重镇石家庄后，中共中央工委及时总结接管石家庄工作的经验，于1948年2月19日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注意做好城市工作，规定各地、各部队攻占城市后的接管工作都应学习石家庄的经验。中共中央并责成各中央局、分局、野战军前委，对于已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5万以上者），应及时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使好的经验得以推广，避免重犯各种错误。

党在制定城市政策时，着重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工商业的问题。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在这个问题的指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对于城市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应当保护。应当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工作方针，并将这个正确方针同那种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胜利推进的过程，也是党的新区城市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在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曾提出在军队所到之处，“救济灾民贫民”。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但又容易使社会财富分散，助长贫民中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弊多利少。为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8日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明确规定：今后“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全面地提出了各地、各部队在执行党的新区城市政策时应注意的事项。这就是：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没收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有计划地处理大城市的粮食和燃料问题；妥善地清理和登记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等等。

党的城市政策在执行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如1948年6月攻克开封时，由于解放军坚决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配合部队同敌人的轰炸、纵火、毁城等破坏行动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东北，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不仅对新解放的城市、而且对较早解放的城市工作也发挥了指导作用。由于中央对商业问题、市民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农民进城问题等的政策规定得明确具体，哈尔滨和其他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都顺利地解决了城市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难题。6月10日，中共中央转批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城市的重要作用，把夺取城市看作是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具体目标；懂得进行大兵团作战不仅要依靠农村而且要依靠城市，懂得使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意义。指示规定，对新解放的城市要实行短期的军事管制；攻城及入城部队必须爱护城市、保护工商业并遵守进城纪律；各地党委、政府、农会不得进城自行逮捕人犯及没收物资，等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其他解放区也遵照上述原则颁发同样的政策性文件，并认真地贯彻执行。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关于政策问题的各项指示中，反复强调在革命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干部善于从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和执行政策；要把政策交给广大群众，在每一行动之前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政策。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提高了全党同志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自觉性，保证了党在城市和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夺取全国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

在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有了很大改善之后，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于1948年3月21日自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与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后委会合。随后继续东进，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周恩来、任弼时等于4月23日到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即行撤销。毛泽东暂留城南庄。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促进和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毛泽东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继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便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生产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搞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终极目的也是为了生产的发展。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这三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0个字，成为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行动方针。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移住西柏坡。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到1948年，党已拥有300万党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威信进一步提高。过去在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些都成为革命前进的障碍，而且不能适应即将领导新的国家政权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做到全党上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必须使中央及时了解各地对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总结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和新创造，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正确；必须迅速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之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这些都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要的任务。

1948年以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并且具体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

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1948年6月1日，中央宣传部为重印该书的第二章写了前言。前言指出：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全党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以达到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6月5日，中共中央又规定在宣传工作中实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凡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问题的言论，如各项政策、口号、号召、对敌军敌占区人民的传单布告等，凡内容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指示者，均应事前向中央请示。8月14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其后，中共中央又多次检查，并且通报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情况，批评某些单位和部队仍然存在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各自为政，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的现象。要求所有兵团及军区负责人，严格及时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9月，中共中央还专门作出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等制度均作了详细的规定。决议还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并提高现有干部的理论水平。1948年7月，在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筹划下，马列学院、华北军政大学和华北大学先后开学，从各地到解放区的学生和各解放区的干部被选送入校学习。这些学校为培养党的干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抽调干部南下的问题。1947年10月，中央指示：为着眼下一步战略行动，华北、西北各解放区应尽量收集和抽出长江以南各省籍的干部，今冬派往刘邓、陈粟、陈谢三处，以便时机成熟时随军过江。12月，中共中央工委决定从晋察冀、晋绥解放区抽调2800名干部派往新的中原解放区。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从各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方面的干部，准备派赴将要进军的鄂、湘、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包括500个县和大中城市1.6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开展工作。这批干部在指定地点集中后，按照新解放地区的省、地、县、区的建制配备，并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具体解决他们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当某一地区解放时，这些预先按建制配备的干部即随军进入该区，使接管工作得以及时地有秩序地进行。

加强政权建设和统一财经工作

在彻底摧毁旧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全国性政权和统一财经工作。早在1946年，党就在东北根据地建立各省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加强了对东北解放区的统一领导。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西北、东北、华东解放区迅速扩大。在华北，除少数城市之外，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已经基本肃清，使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使华北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转变，实行党、政、军、财统一领导，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席。按照中央的部署，华北解放区大力加强各级政权的建设，组织全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建立新中国的中央政权做准备。

中共中央认为，在中国，新生的政权组织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形式，而是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并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政府领导人，制定各项施政条例。但在刚刚接管的新解放城市，因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工作尚无基础，不能召开名符其实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只能召开协商性质的、主要对群众起联系作用的各界代表会议，然后待时机成熟再实行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华北解放区首先按照这个设想，进行了政权建设。

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通过《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此前后，华北各地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先后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9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任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开展大量的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建设经验，并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各界代表会议是城市解放后军事管制时期建立的一种临时的协议机关。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议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议则可看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我党的一切决议和主张，均可经过他们的协助，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4)。根据中央的部署，其他各解放区以及后来新解放的北平、上海、南京、太原等地相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新中国政体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逐步扩大，中共中央还抓紧开展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1947年春夏之交，华北解放区召开财经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逐步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统一，并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有步骤地统一各解放区的财政，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筹备统一货币的工作。同时，逐步建立财政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为统一财政奠定基础。1948年7月初，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任部长，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随即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相继召开华北工商会议、金融贸易会议，研究解决统一华北各区的货币、物资交流等问题，制定金融、贸易、商业税收等政策，并发出《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颁布实行新农业税则。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华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逐渐走向统一，以华北为主逐步统一其他各解放区财政经济的工作也开始筹划。

为了统一解放区的金融，早在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即指示华北财经委员会，准备建立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经过筹备，1948年12月1日，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并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币，以此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各解放区组织和动员群众，迅速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使人民币逐渐占领了货币市场。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深入发展

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其统治区人民的疯狂掠夺和血腥镇压。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案》，并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月19日，又明令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凡规避征雇兵役、工役和规避征购征用粮食、被服、药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者，“均应依法惩处”。同时还限制国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规定对罢工和所谓“煽动叛乱”的集会及言论、行动，要严加“惩处”。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厉行消费节约纲要》、《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杀害，而全国被列入黑名单的竟达6万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为白色恐怖所笼罩。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由国民党中央圈定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选举桂系首领李宗仁为“副总统”。“行宪国大”完全是一次由国民党垄断的国民大会，它将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面目暴露无遗。

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即：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中央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既要有整个的长远计划，又要根据不同地点、时间和条件，因时因地制宜，进行扎实的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在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由于广大群众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上，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饥饿”、“反迫害”的旗帜下，领导人民继续开展斗争。

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29日惨死狱中。惨案发生后，11月5日，浙江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向记者披露真相，说明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厦门、西安、重庆、广州、长沙、武汉等12个城市10万名以上的大、中学生，为此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开展民主选举产生学生自治会的斗争，国民党政府上海当局对此进行血腥镇压，制造“同济血案”。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纷纷进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3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公然宣称“学联为共匪策动之组织”，宣布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4月，北大、清华等10所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总罢课。各校还分别成立“保卫华北学联”的机构，进行“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同时，北平各大学的教职员工、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为要求调整待遇和抢救教育危机也一致举行罢教、罢研、罢诊、罢工、罢职。这样，学生的罢课与上述斗争汇聚一起，形成“六罢合一”的“四月风暴”。

在开展反迫害斗争的同时，反饥饿斗争继续发展。1947年秋，面临失学危机的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也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学联的组织下，以解决同学实际困难为号召，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助学运动”。华北学联于1947年暑假在北平开展“助学运动”，数千名大、中学生以向社会劝募义卖，举行音乐、戏剧、电影等义演及体育义赛等方式向社会募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活动持续两个月之久。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助学运动”也掀起高潮。由于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大批因家境贫寒而面临失学危险的大、中学生，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

同学生运动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1947年9月，国民党政府上海当局企图在上海工厂中抽丁，并向工人征收所得税，激起六大市政企业工人的大罢工。大罢工在上海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取得胜利。同时，上海还发生电力工人、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大陆铁厂工人等的罢工斗争。1947年，全国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达320万以上，波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杭州、宁波、青岛、济南、唐山、广州、汕头等20余个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部门包括水电、邮务、海关、交通、铁路、机器、纺织、化学、丝织、卷烟等50多个行业。

1948年五六月间，以学生为先导，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迅速兴起。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生1.5万多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声讨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先后参加斗争。许多素来倾向保守的舆论机关和政治人物，也对美国明目张胆的扶日政策表示异议。香港的一些中国居民团体还抵制日货的倾销。这一斗争，同反对美国扶蒋打内战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成为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争取下，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走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海外侨商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民主党派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组织。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5)。虽然如此，它们坚持爱国民主的基本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共同点，因而它们早就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且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发展了这种关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些民主党派在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基本方面，同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合作，共同向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成为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支持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在这期间，民主党派中有些领袖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想法，主张在中国实行“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为此，党在团结争取他们的同时，对他们的这一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使他们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的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和教育，并且不断进步。

国民党当局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尽管民主同盟等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对其进行残酷迫害，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积极活动的成员被殴打、监视，甚至遭到逮捕、杀害。继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之后，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又于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0月27日，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有效地帮助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之后，它的一些组织和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到达香港。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并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这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在革命的立场上实行联合。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宣言中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它的行动纲领规定：“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坚持同共产党合作，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

其他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它们的一些领导人秘密由上海到达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斗争；有些领导人则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各民主党派依据自身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实现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配合中共敌军工作部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同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与护厂护校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等。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还为此献出生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从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此后，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在香港等地就召开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热烈的讨论，提出许多积极的意见。自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不仅是工农基本群众，而且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经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无法逃脱彻底失败的命运。

五、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进一步展开

开创中原新局面

为了巩固和发展战略进攻的胜利成果，1948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在各战场相继展开新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保住现有区域，并阻止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挺进，决心采取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战和分区防御，继续与人民为敌。

1947年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相继展开，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后方形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统治集团既怕解放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军渡江南进或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因此，他们把中原作为重点战场，集中大量兵力同解放军进行争夺。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多处战场已经失去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但在中原战场还占有一定的优势。它把作战重点放在大别山区，企图阻止解放军在此建立根据地，以巩固长江防线，确保江南统治区的安全。

这时，中原三路解放军的处境还很困难，特别是进入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同围攻它的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异常艰苦。为打破这种僵持局面，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下旬决定，以中原的一部分部队继续向长江以南挺进，以便调动和分散在中原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然后集中留在中原战场的解放军逐批歼敌。具体设想是：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做渡江南进的准备，以此吸引20个至30个旅的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战场的压力。2月，中共中央指示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地区，由刘、邓统一指挥陈谢部队、陈（士榘）唐（亮）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机动，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3月，陈唐兵团主力并陈谢部队乘在河南的胡宗南部抽兵驰援西北战场的机会，攻克洛阳，全歼守敌1.9万余人。5月2日至17日，陈谢部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发起宛（即南阳）西战役，歼灭宛西各县颇有实力的国民党地方团队和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共2.1万余人。洛阳、宛西战役的胜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战场的形势，扩大和巩固了平汉路以西的根据地。

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在1947年5月成立的中原局，以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并决定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统一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稍后，决定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

在此之前的4月中旬，率部在濮阳地区休整的粟裕，周密地分析中原战场形势的变化，权衡渡江南进的利弊，认为三个纵队渡江以后不一定能吸引国民党军队的几支精锐部队回防，反而会分散自身的兵力，同时，中原战场的形势已有可能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因此不如继续留在中原会同中原各部作战为好。他就此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经过仔细研究讨论，接受了粟裕关于暂缓渡江的建议。

6月中旬至7月初，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的配合下，进行豫东战役（亦称开封、睢杞战役）。6月17日至22日，首先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这是解放军在关内第一次攻克省会城市，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震动。刚刚就任“总统”的蒋介石，为挽回不利局面，亲临开封上空督战，并先后调集三个兵团驰援。解放军为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于6月26日主动撤出开封。6月27日至7月2日，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在睢县、杞县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等部。接着又于7月3日至6日，向东迎击经徐州来援的黄百韬兵团，歼其一部。中原野战军则坚决阻击国民党军队三个兵团自平汉路北上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豫东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俘敌兵团司令官区寿年。这是解放军在外线进行的包括城市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大、时间长的一次大兵团作战。这一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个重要战场的防御体系，为不久后进行的济南战役和淮海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7月2日至16日，在豫东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原野战军一部乘势攻克鄂豫陕川要冲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队2.1万余人，俘虏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这一战役的胜利，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队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的严重威胁。

内线各战场的攻势作战

人民解放军在外线的中原战场进行作战的同时，也在内线各战场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在山东，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原东线兵团）发动胶济路西段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3.8万多人，使鲁中和渤海两区连成一片。4月，进行胶济路中段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4.6万多人，攻占潍县（今潍坊），并解放其周围广大地区。5月29日，又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先后攻占泰安、大汶口、曲阜、邹县（今邹城）、兖州、济宁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队6.3万余人。至此，山东地区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城市外，都得到解放。同时，由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及由山东南下的第二纵队组成的苏北兵团，于3月中旬至7月中旬，在江苏：北部地区连续进行益林、盐（城）南、陇海路东段和涟水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2万余人，配合了中原战场和山东战场的作战。

在东北，1947年12月15日至1948年3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10个纵队又12个独立师，冒着严寒，在四平至大石桥段的中长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段的北宁路沿线，发动规模空前的冬季攻势。经过三个月的连续作战，攻占四平、辽阳、鞍山、营口、黑山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6万余人，将敌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面积仅占东北（包括热河）总面积3％的狭小地区，使东北国民党军队“固点、联线、扩面”的方针彻底破产，为解放军后来在东北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称东北野战军。

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作战，逐步击破国民党军队在平、津、保三角地区的防御，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举行涞水战役，歼灭傅作义部精锐第三十五军一个师8000多人。接着，于1948年3月发起察南绥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1.8万多人，收复察南广大失地。5月13日至6月25日，华北第二兵团一部，在东北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平北、冀东，在（北）平承（德）路及北宁路唐山至昌黎段奋战月余，歼灭国民党军队2.4万余人。

在晋南，晋冀鲁豫军区两个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经过72天的作战，于5月17日攻克临汾，歼灭国民党军队2.5万多人。至此，晋南全部解放，晋冀鲁豫同晋绥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6月11日至7月21日，华北第一兵团和北岳军区、吕梁军区部队共6万余人，在徐向前统一指挥下，进行晋中战役。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歼灭阎锡山一个集团军总部、四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等共10万多人，解放14座县城，创造了大兵团作战以少胜多、连战连捷的范例，并使晋中地区除太原孤城外，全部得到解放。

在陕北，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南下陕中，于1948年2月发起宜川战役，成功地实现攻城打援的计划，取得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个整编军军部、两个整编师，共五个旅2.9万多人的胜利。随后，在西北野战军向西府地区（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进军的声威下，延安守敌闻风而逃。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从此，西北地区的主要战场也从陕北解放区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

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的一年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2万人，收复和解放拥有3700万人口的15.6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64座中、小城市，为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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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3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3页。

(2)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第2册，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73年版，第124页。

(3)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4) 《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1948年1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页。

(5) 周恩来：《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第 二 十 一 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历史性的战略决战

战略决战前的形势和九月会议

1948年秋，即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的第二年中，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计152万人。经过大量补充，其总兵力虽然仍保持在365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285个旅（师）198万人，但大多数是在被歼后重建或受过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分布在第一线的国民党正规军共249个旅（师）170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的守备，或在其附近地区作战役性机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不多。留置在长江中、下游和大巴山山脉一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一线以西的后方广大地区的兵力，只有正规军36个旅（师）23万人，大部分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很弱，而且被日益活跃的人民游击队所钳制，难于机动。

随着军事形势的日趋不利，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危机愈加严重。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间阶层迅速觉醒，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副总统”李宗仁企图伺机取代蒋介石的“总统”职位；一些地方实力派加紧或开始同共产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一边。蒋介石集团已是四面楚歌。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更是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到1948年6月，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4345656亿元法币，当月的财政收入只占支出的5％，以致印钞工厂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的钞票。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额由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至6636946亿元。

为了挽救危局，国民党政府宣布自1948年8月20日起实行币制改革，废止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法币，而代之以金圆券，以1元对300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换成金圆券；同时限制物价，将其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但是，这些措施已无济于事。在国民党政府厉行暴力限价的经济中心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135742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为20亿元，到1949年5月竟达679458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就同刚被废止的法币一样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失败，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与国民党的军力逐步削弱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野战军）149万人，同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对比和正规军的对比，均缩小到1∶1.3。解放军由于后方稳定，兵力可以集中用于前线，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队。全军的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其中重型火炮即有1100余门。经过两年战争的锻炼，不但积累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在攻克石家庄、四平、洛阳、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队也迅速壮大，到1948年秋已达到4万多人，并在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海南岛、粤桂边、粤桂湘边、粤中、桂滇黔边、闽浙赣边、浙江东部与南部、皖浙赣边、苏南等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游击根据地，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约1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人民军队转入外线作战后，解放区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战争资源大为增加。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挽回颓势，于1948年8月3日至7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蒋介石在开幕式上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他斥责大多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要求他们“振作军心，提高士气”，加强“精神的武装”，以便使“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1)。会议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各绥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猛烈追剿”；在东北、华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牵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作战之目的。为实现上述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10万人以上的机动作战兵团，加强应援力量，企图以此使人民解放军对其战略要点“啃不烂”，对其增援兵团“吃不掉”。会议还确定，要迅速扩充军力，“全军总兵额必须保持五百万人”，要在长江以南和西南地区，利用地广人众的条件，迅速组训150万人的二线部队，计划先组成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国民党统治集团准备以这些措施，进行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

就在国民党力图挽回败局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其他重要与会人员10人，其中包括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东北的负责人未到）。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指出，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这是争取五年胜利中关键的一年。今后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如果战争第三、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人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则蒋介石的统治可能垮得早些，胜利会来得更快；另一种可能即美国出兵，战争也可能延长。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会议根据争取五年胜利的精神，对战争第三年的工作作了部署。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力争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以夺取全国胜利。

在政治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央政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已经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会议决定邀请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的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

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为了克服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困难，一方面应设法从前线缴获中，从国民党区域内，去取得战争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补充；另一方面应动员全党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必须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党的建设的问题。会议充分肯定了几年来整党工作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党内仍然存在的许多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其中主要是“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会议据此通过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和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以加强党的纪律性，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

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会议还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为此，会议提出，在战争第三年内，虽然大部分干部应当依靠老解放区供给，但同时必须注意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去吸取。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干部，以便能够在战争第四年内随军前进，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依据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应“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的问题。会后，1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向全军正式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各野战军所属纵队均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四个野战军，共20个兵团70个军。全国分五个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各野战军番号统一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九月会议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根据九月会议的精神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经过雨季的休整后，从1948年9月开始，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

秋季攻势的一个重要战役是夺取济南。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枢纽，城防坚固，被国民党军队自诩为“金城汤池”。自人民解放军攻克淄川（今属淄博市）、周村（今属淄博市）、潍县及泰安、兖州后，济南已处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为了屏障徐州，隔断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牵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拒绝美国军事顾问团关于“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的建议，决定以10万余重兵守备济南，并以徐州三个兵团17万人准备北援，力图确保济南。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的作战方略，华东野战军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集团，于9月16日对济南发起全线攻击。经过八昼夜激烈的攻坚作战，于9月24日攻克济南，争取吴化文部2万人起义，合计共歼守敌10.4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战役发起后，由徐州北援的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刘峙所部主力三个兵团，因惧怕被歼，未敢继续北进。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获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及时地将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大兵团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这些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辽沈战役

1948年秋，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解放区已拥有该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并控制95％的铁路线。东北野战军经过休整补充，到1948年8月止，拥有约70万人，另有地方部队33万人，并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国民党军队虽仍有55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的地区内。由于北宁铁路若干地段和营口为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的国民党军队通向关内的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不能满足需要，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全国各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

1948年春，即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临近结束时，蒋介石曾设想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但又顾虑这样将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迟疑未决。最后蒋介石仍决定固守东北，以利于巩固华北，并决定采用“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路”的方针。其具体部署是：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共10万人防守长春，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4个军14个师共15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重点为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同关内的陆、海联系；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8个军24个师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以确保沈阳，支援长春、锦州。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东北国民党军队有可能撤退的情况，曾于1948年2月7日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线，截断敌军由陆上撤退的通路，封闭敌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9月7日，中央军委进而确定东北野战军南下后的攻击重点应指向北宁路上的重镇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2)。中央军委一再指出，攻占锦州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此前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强调南下北宁路作战困难，徘徊犹豫于攻锦、攻长之间，甚至在辽沈战役发起后20天，部队已兵临锦州城下的关键时刻，仍然提出或继续打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直到10月3日，林彪才致电中央军委，放弃打长春的想法，最终定下“仍攻锦州”的决心，并为此调整部署，把主要兵力配置于锦州方面。10月4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3)由此，辽沈战役才真正形成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大歼灭战。

辽沈战役是9月12日在北宁路打响的。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于9月30日飞抵北平，10月2日又飞到沈阳，同傅作义、卫立煌商讨对策，决定从华北及山东紧急海运7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抽出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援锦。东北野战军在定下攻锦的决心后，其5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共约25万人，在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指挥下，于10月9日发起锦州外围作战。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开始出援，并猛攻自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东北野战军预先设置在塔山地区的两个纵队进行顽强阻击，鏖战六昼夜，打垮国民党军队的数十次冲击，成功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其“西进兵团”也同时出动，在遭到解放军三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彰武、新立屯一带，未敢继续南进。这样，就为解放军攻锦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东北野战军于10月13日肃清锦州外围守军后，14日开始攻城。经过31小时的激战，于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军10万余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就在攻克锦州的当天，蒋介石又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国民党守军向沈阳突围。但经长期争取的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接着，新七军于19日投诚。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三次飞赴沈阳，企图挽救东北全军即将覆没的命运。他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命令徘徊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企图南北夹击，“规复锦州”，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队经北宁路撤人关内；另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他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指挥这一总撤退行动。中共中央军委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批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的建议，决定放弃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而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诱至新立屯、黑山地区予以围歼。据此，东北野战军一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坚决阻击和迟滞南进的廖兵团，一面令攻锦主力部队立即回师，隐蔽地向新立屯、黑山地区急进，从两侧包围敌人。黑山、大虎山阻击部队经过五天浴血奋战，胜利地阻止了廖兵团的前进。而东北野战军主力自锦州地区星夜回师，于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合围和分割。经过两天的猛烈攻击，至28日全歼该兵团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俘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奉命从沈阳乘飞机逃走。东北野战军乘胜迅速分多路向沈阳、营口猛追疾进，于11月2日占领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11月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东北全境解放。

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加上这期间在其他各个战场的胜利，1948年7月至11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00万人，使其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增加到310万人。至此，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近百万人的东北野战军成了全国战局中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随着它投入关内其他战场，必将加速革命战争的胜利。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参加这一战役的有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和华东、中原两军区，以及晋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共约60万人。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周围地区大量集结兵力，企图利用在徐州交会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便于机动增援的条件，用重兵堵防的办法阻止解放军南下，以巩固江淮，屏障南京。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杜从东北逃回后，11月初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指挥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和冯治安、李延年、刘汝明、周暑的四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以及战役期间自东北战场撤到蚌埠的两个军、自长江中游增援到浦口的两个军，总兵力近80万人。其中，大多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和精锐部队。

由于这一地区在敌我兵力的对比方面，国民党军队仍占相对的优势，因此，如何实现夺取徐州、就地歼敌的计划，成为中央军委和前线指挥员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张进攻并歼灭淮阴、淮安和海州、连云港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中央军委接受这一建议，于10月11日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右翼劲旅黄百韬兵团。针对敌军重兵密集、便于机动的特点，要求以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从东面和北面威逼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全力东援。10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在攻取郑州后即全军东进，与华东野战军紧密配合，孤立徐州。11月上旬，中央军委根据辽沈战役胜利和中原战场变化的情况，采纳华东、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以华东野战军主力继续攻击黄百韬兵团，尔后以主力转击津浦路；以中原野战军主力迅速攻占徐州以南的战略要地宿县（今宿州），控制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两军协力，力争歼灭刘峙集团主力于淮河以北，尔后再歼灭其余部于长江以北。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为了统筹这一战役的作战和地方支前事宜，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至22日为战役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击毙兵团司令官黄百韬。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三个半师约2.3万人起义，为战役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原野战军于11月15日攻克宿县，会同华东野战军一部，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

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自确山东援的黄维兵团约12万人，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其中一个师在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领下起义。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队三个兵团30万人向西突围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两个军大部约4万人。

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了稳住平、津的国民党军队，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其中，华东野战军转入战地休整，同时对国民党军队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敦促杜聿明率部投降；中原野战军集结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待命。这时，战区适逢连降大雪，空运锐减，杜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其官兵整排、整连甚至整营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但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仍拒绝投降。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经四天激战，于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约20万人，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以大获全胜而结束。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第二个大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在战场兵力对比上敌占相对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战役。在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0余万人，分布在东起北宁路山海关、西迄平绥路张家口的长达5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上，面临着被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的形势。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乘解放军冀中兵力空虚之际，组织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企图以此挽救危局。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出色的情报工作，这个偷袭计划很快传送到中共中央。周恩来立即指挥和部署反偷袭行动。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报道，揭露蒋、傅的图谋。至11月2日，蒋、傅部署的偷袭部队终因惧怕被歼而半途撤回。

11月4日，蒋介石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议对策。蒋介石为加强长江防线，主张放弃平、津，要傅率部南撤。但傅对蒋介石吞并、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南撤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在各有打算的情况下，蒋、傅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才能人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的变化。蒋介石以为这样就可以暂时牵制东北、华北的解放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和组训新兵所需的时间。据此，傅作义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从11月中旬开始，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以加强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的防卫，保证西撤或南逃的通路。

针对平、津国民党军队的上述动向，要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必须一方面稳住该集团，不使其逃跑；另一方面，东北野战军必须提前人关，出其不意地将其分割包围，断其逃路。为此，中共中央军委除于10月底指示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外，又于11月18日电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在21日或22日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为迷惑和稳住傅作义集团，又命令华北解放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12月中旬，又令淮海战场的华东野战军暂缓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部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约80万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约13万人，连同东北、华北军区地方部队，共约10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人关前，华北部队和东北先遣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人关后，由林、罗、刘统一指挥。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敌委员会，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相继向平绥路平张段及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到12月上旬，歼灭平绥路东段傅作义部五个师，将其主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绥远的通道。从12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陆续到达平津前线，到21日完成对平、津、塘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其经塘沽由海上南逃的道路，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2月21日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歼灭傅作义部一部分主力。东线原计划首取塘沽，但因该地地形不利于部队运动和展开，后改为集中兵力先攻天津。经过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投降后，人民解放军以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联合作战的方式，于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1月17日，塘沽国民党守军乘船南逃。

天津解放后，孤守北平的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天津、北平的党组织，通过多条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从1948年11月起，曾几次派人同解放军接触，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但实际上仍动摇于“和战”之间。天津解放后，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耐心工作以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在北平原国民党守军撤离市区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战略决战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以及随后在和平解放绥远西部地区中产生的“绥远方式”，成为解决残存国民党军队的基本方式。

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地选定东北为第一个决战方向。同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巨大发展。

在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新式整军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开展立功运动和形势、政策教育。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自己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战，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忱和主动性。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在三大战役中，党还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这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这时，人民解放军的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除东北已控制部分铁路外，主要还是依靠人力和相当落后的工具，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方法，从千里内外将大量的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将伤病员送往后方医治。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震撼了整个世界。1948年12月，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保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认为这对于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战略决战的胜利，也引起苏联共产党的极大关注。1949年1月31日，即平津战役结束的当天，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石家庄到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2月上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先后会见米高扬，并向他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这次会谈，对苏共进一步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内的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人领袖和进步报纸，也同声赞扬和热烈祝贺中国人民取得的决定性胜利。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报刊，则以新闻和评论陆续报道中国战事的进展，惊呼由此引起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二、夺取全国胜利

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的图谋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他们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到，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美国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4)。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不同意这样做。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5)。据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与此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关于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企望美国能提供更多的援助。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和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声明，并要求美国派一高级军官来华，“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杜鲁门复函婉拒后，11月底，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又赴美乞援，也处处碰壁。12月中旬，蒋介石不得不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这时，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帜并逼蒋下台，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都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改弦更张，与中共“恢复和谈”，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的进行。这样，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等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的求和声明的虚伪性。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模糊和动摇，他强调说：“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要求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有力的教育和解释工作，继续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决议要求全党继续提高警惕，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6)。指出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能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获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对声明的坚决支持。他们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中间路线之存在”，并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的声明，是对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的有力揭露。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即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接着又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2月上旬和中旬，他还邀请南京、上海的社会名流组成“人民和平代表团”两次访问北平，以推动和平谈判。

但是，李宗仁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国民党方面的一种“和平”假相。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里。蒋介石在下台前夕，就为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作了部署。他任命陈诚、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后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他还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州、广州和重庆的绥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和秦岭山脉，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他将国民党中常会移到广州，计划争取三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蒋介石下台后，在浙江奉化溪口建立七座电台，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操纵党政军大权。就李宗仁本人而言，他虽然承认中共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其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的一些地区，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

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北平、天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长江以南和西南各省依然完整，如能拉拢一些自由主义人士进行“民主改革”，重振士气，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住江南及其他某些地区。李宗仁还认为：“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7)因而他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或至少5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他并且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以加强他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政府所制定的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8)总之是守江谋和，划江而治。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饬军事为重”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尽管这样，中国共产党仍然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来，以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为此，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同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兹、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的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解放军渡江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坚持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表示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作宽大的处理和适宜的解决。经过半个月的协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

南京政府代表团一致认为，这个和平协定可以接受，便于4月16日派黄绍竑将协定草案带回南京。李宗仁向蒋介石请示。南京政府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进行了紧张的商讨。到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渡江战役，胜利强渡长江，开始解放江南和向陕、甘、青、宁、新广大地区的进军。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计划终于破产。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人员，在中共的真诚挽留下，都没有南返，随后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中央社制造“张治中在北平被扣”的谣言，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以坦诚的态度表示：“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他劝告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能“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不要再“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

渡江战役

早在淮海战役临近结束时，蒋介石就已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长江以北的残余军队撤至长江以南。接着在“和谈”的掩护下，又加紧部署长江防线。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约70万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约45万人，在江西湖口至上海的地段上布防；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约25万人，在湖口至宜昌的地段上布防。另以海军舰艇120余艘、空军飞机280多架支援作战。他们幻想依凭长江天险和海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布防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首先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同时以第四野战军一部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在平津战役结束后迅速南下，参加渡江作战。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没有单独讨论军事问题，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极为关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3月下旬，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由粟裕、谭震林、刘伯承分别指挥的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湖口间500余公里的地段上，有重点地分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江防；另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归西集团指挥，在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指出，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可以按照《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和平协定。

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4月21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渡江。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航渡工具，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有进无退的战斗作风，不顾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和多次反扑，千帆齐发，于4月22日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队近千里的江防阵地，登上南岸，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

当渡江作战即将发起时，4月20日9时左右，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由东向西，闯进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不顾解放军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激烈炮战。该舰被击伤后，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4月20日13时，停泊南京的英舰“伴侣”号下驶接应“紫石英”号，被击伤后仓皇向东逃窜。4月21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率旗舰“伦敦”号和快速舰“黑天鹅”号溯江西上，被解放军炮火击伤后东逃。三次炮战毙伤英军111人，包括舰长、副舰长4人（一毙三伤）。长江炮战事件，震惊世界。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后任工党政府首相的麦克米伦在议会辩论此事时，不得不哀叹英国政府的“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主张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在4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要求英方道歉和赔偿损失，并要求英、美、法等各国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声明中也宣布，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愿意考虑同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各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国民党政府在其江防被全线突破后，于4月22日下午仓皇部署总退却，并企图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许多机构仓皇迁移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崩溃。4月25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刘伯承、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的任务胜利完成。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中、东两突击集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东西对进，迅速在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包围歼灭南京、镇江逃敌五个军，于5月3日解放杭州，进逼上海。西突击集团分路向浙赣路齐头并进，到5月7日，先后占领浙赣路上的上饶、横峰、贵溪，解放金华、衢县等城市，先期截断浙赣路。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湖北孝感、黄陂，逼近武汉。上述追击作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浙赣路组织顽抗的企图，切断了汤恩伯与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汤恩伯集团一部在郎（溪）广（德）地区被歼后，主力约20万人退守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在蒋介石直接部署下，企图凭借囤集的大量作战物资和4000多处钢筋水泥工事坚守，并阴谋挑动英、美进行武装干涉。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既要彻底消灭敌人，又要尽量保护上海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市政设施、工厂、学校，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5月12日，第三野战军主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为避免战火波及主要市区，攻击部队采取钳形攻势，分别自浦东、浦西进逼吴淞口，逼敌退出主要市区，缩集于苏州河北，然后加以聚歼。第二野战军主力则在浙赣路上金华至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挑衅。

5月23日夜，解放军发起对上海的总攻，以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捅市区追歼国民党军队。到5月27日，除汤恩伯率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余人全部投降或被歼灭，上海宣告解放。当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粟裕任军管会副主任。在进占上海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在第三野战军围歼汤恩伯集团期间，武汉地区的白崇禧拒绝中共提出的忠告，不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南地区的问题，并准备南撤湘、赣、粤、桂地区，继续抵抗。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武穴地段横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2万余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第二野战军一部于5月17日解放九江，22日解放南昌。第三野战军一部于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与进行渡江战役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先后解放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残余据点，使华北地区除绥远西部外全部获得解放。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和陕西中部部分县城，为随后向甘、青、宁、新进军创造了条件。

城市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加强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连连失利。为了维持其危在旦夕的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人民加强了法西斯专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要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局、华南分局、华北局城工部按照中央的指示，作出相应的部署。要求各城市的党组织和外围秘密组织，要十分注意策略的运用，善于隐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切实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教育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以护厂、护校、调查研究、送情报、策反敌人等工作，进行策应和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

针对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各城市的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将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疏散到农村。这一时期，仅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桂林、昆明、武汉等城市就疏散了1.5万名学生和各界人士，前往解放区和农村游击根据地，不但有效地保存了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也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进一步整顿和巩固各级组织，严密组织纪律，加强思想教育，并建立秘密外围组织，扩大工作据点，发展进步力量，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积蓄了革命力量。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其统治区内的工厂、企业、学校及重要设施，采取“决不留给共产党”的方针，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准备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加以彻底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针对这一情况，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组织各种形式的自卫队、纠察队和护厂护校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反对国民党搬迁和破坏的斗争，有效地保护了人民财产。

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城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还开展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如华东局组织上海的基层党组织调查各重要军政机构、重要企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周围驻军的人员、装备等情况，汇编成册，并将获取的国民党军队上海防区的军事布防图，提供给解放军。华中工委所属地方党组织搜集汇编了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资料，送给解放军。在敌人布防十分严密的情况下，天津地下党组织曾先后两次获取敌人的城防图，交给攻城解放军。北平地下党组织将敌人军事据点的分布图送给解放军。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会同人民解放军敌工部门，多渠道、多方面地开展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起义的策反工作，争取了大批国民党官兵起义。如蒋介石身边的南京警卫师师长率一部分官兵起义，南京大校机场联络电台和指挥塔等工作人员起义，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第三团起义，以及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分别率第二舰队一部分舰艇和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等。此外，各地党组织还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了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举行起义。据统计，从1949年2月到1950年5月，共有126万国民党军官兵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这既是形势发展和党的政策感召的结果，也是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敌工人员策反工作的成果。

在解放城市的过程中，地方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动员和组织群众，为人民解放军当向导，协助他们救护伤员、输送粮食、搜索残敌，维持社会秩序等。这些工作，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完整地接管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全国进军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胜利发展的全国战局，决心加速战争进程，争取于1949年内基本解放全国大陆地区。5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争取年内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川、黔、康三省（后又加上云南共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福建及浙南、浙东进军，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向赣南及湘、粤、桂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尔后第四兵团进军云南。中央军委又依据中南、西南地区的敌情和地形，指示第四、第二野战军均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以有力兵团从一翼或两翼直捅敌之战略纵深，乃至与缅甸、越南等国接壤的国境线上，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往回打，避免国民党残余部队逃往国外，遗留后患。

坚持在南方各省的人民游击武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9年1月，已发展到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苏、皖、浙、闽、赣、湘、粤、桂、黔、滇等省的200多个县。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除琼崖纵队早已建立外，这些游击武装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先后组成带有某种正规兵团性质的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后改为滇桂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以及后来正式组建的粤桂边纵队、粤桂湘边纵队、粤中纵队、浙东纵队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这些游击武装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时，成为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的重要力量。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5月，第三野战军一部在浙东和浙南游击队策应下，继续分路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到7月上旬，解放除舟山群岛外的浙江全省。其另一部经过短期休整后在闽浙赣边纵队策应下，于7月冒着酷暑向福建进军，8月17日解放福州，并积极准备向闽南挺进。

7月，第一野战军在得到华北军区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约20万人的加强后，开始解放西北各省的作战。7月14日至16日，首先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并于8月26日解放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歼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率一个军起义。解放军进军西北的节节胜利，使孤悬西北边陲的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开始动摇。同时，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的革命政府和民族军也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为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开展了对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的团结争取工作。9月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获得解放。前已接受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也于9月19日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7月，第四野战军和暂归四野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华南各游击纵队配合下，发起解放中南各省、消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7月初至8月上旬，进行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解放了鄂西、湘北及赣西北地区，迫使白崇禧部迅速南撤。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接着，第四野战军转入短期休整，准备向湘南、两广进军。

9月，第二野战军经武汉、常德向鄂西、湘西集结，准备发起解放大西南战役，进军川、黔，会同进到陕南的第十八兵团解放西南和歼灭胡宗南集团。

在此期间，已宣布“引退”的蒋介石，与“代总统”李宗仁之间的权力斗争一直在继续。李宗仁由桂林到广州后，曾与白崇禧、何应钦（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计议，拟将剩余的约100余万国民党军队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到粤、桂和西南地区，准备同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李宗仁要求蒋介石停止幕后操纵，给他以指挥调度的全权。但是蒋介石不但不愿停止幕后操纵，反而迅速从幕后走到台前。7月，蒋介石从台北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他为主席、以李宗仁为副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通过方为有效。这就实际上取消了李宗仁的所有权力。李宗仁和桂系集团对此虽极为愤懑，但也无可奈何。此后不久，李宗仁以赴美就医的名义，寓居美国。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和总裁的身份主军、主政，盘踞台湾，并企图控制两广和西南地区，继续挣扎。

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两广以外的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肃清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按预定战略部署，继续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到1950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9)。

三、筹建新中国

七届二中全会的重大决策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便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到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全会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现代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全会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在全会召开前，党已贯彻了公开建党的方针，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努力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10)。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全会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依据这个精神，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后，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行组织和筹备工作。

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哈尔滨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国，这是它们以前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继续，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和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迅速统一起来。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各解放区的职工代表，而且有原国民党统治区的以朱学范为理事长的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以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的第六届执行委员会。1949年7月至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确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1949年3月初，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正式组成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3月至4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畅当选为主席。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章，推选任弼时任名誉主席，选出冯文彬为书记的青年团中央委员会。5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时，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代表也举行会议，分别成立全国性组织的筹备委员会。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组成和全国会议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也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后因病由林伯渠代理）。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1)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通过这些小组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了阐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这个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个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他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并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一边，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12)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它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13)；另一方面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受“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

白皮书的发表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新华社于8月12日发表以《无可奈何的供状》为题的评论。接着，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从8月到9月，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掀起了讨论和谴责白皮书的热潮。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文章，表示对美国侵略政策的反对。这些活动，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加强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10月1日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重要历史阶段。从1946年6月开始自卫战争算起，经过仅仅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党的七大确定的“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奋斗目标。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展之快，影响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党的正确领导是全国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党根据革命发展的进程，适时地提出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各个发展阶段的动员口号，为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指明方向。从“和平、民主、团结”到“武装自卫”，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到“将革命进行到底”，党的这些口号将中国人民团结、凝聚成为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党制定和实施关于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善于把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照顾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利益，从而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力量，建立起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消长，准确把握战争的进程，适时地实行战略转变。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从战略决战到战略追击，充分显示出党领导革命战争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无论是对战争节奏的把握上，还是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上，无论是在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上，还是在作战原则和方法的使用上，都显示出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掌握和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人民群众是全国解放战争凯歌行进的力量源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而共产党先是倡导和平、民主、团结，在被迫进行自卫战争后，坚持实行保护人民利益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广大的解放区内广泛深入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使上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国共两党的政策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命运，而广大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所作出的抉择，则决定着国共两党截然相反的两种前途。国民党政权日益陷入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之中，加速了覆亡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完全信赖，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不仅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而且积极参加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辟的第二条战线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涌现出以董存瑞、刘胡兰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巨大的牺牲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全国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队伍空前壮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经过整党、整军运动的相继开展，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人民、争取胜利的坚强核心。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新情况，中共中央适时地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不仅使党的团结和统一达到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历史新高度，而且切实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及时告诫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保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共中央还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不断丰富。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不仅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为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从客观方面看，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腐败没落促成了中国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利益，违背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意愿，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与广大人民为敌，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在“收复区”的大肆掠夺为起点，贪污腐化之风迅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力、军队的战斗力和政纲的号召力，严重地动摇了其反动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使国民党丧尽民心，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奋斗的结果，完成了党所肩负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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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912页。

(2) 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10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5、1336页。

(3) 《军委关于接受平分兵力的教训迅速攻打锦州给林彪等的指示》（1948年10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74页。

(4)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327页。

(5) 《美国外交文件》，1948年第7卷，第569页。中译文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6)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页。

(7)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8页。

(8)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3页。

(9) 进军东南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在入闽作战后，共歼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进军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新疆宣布和平解放后，于1949年10月10日向新疆开进。至次年3月，完成进驻全疆的任务。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在长沙和平解放后，在第二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向两广进军，先后歼灭余汉谋部和白崇禧集团，解放广东大部和广西全境。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第二野战军于11月初发起解放大西南战役，进军川、黔，解放贵阳和重庆。12月9日，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第二野战军和进入川北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于12月27日解放成都，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被歼灭。1950年4月16日，第四野战军从雷州半岛强渡琼州海峡，发起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至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第三野战军一部于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其中生俘458万余人，毙伤171万余人，投诚63万人，起义和接受改编113万余人，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几个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香港、澳门因属历史遗留问题，未在进军中加以占领。在这场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还有难以数计的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作出了牺牲。

(10) 在城市公开建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公开发展党员，重点是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到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成分的党员比重较小。如东北工人中的党员是比较多的，但到1949年3月，在90万产业工人中，也只有党员16508人，占东北产业工人总人数的1.8％。七届二中全会后，工人党员数量开始增加。东北地区产业工人中的党员，到8月即发展到近3万人，占东北产业工人总人数的3.3％。

(11) 以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

(12) 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没有去广州而继续留在南京。他在观望和等待，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多方面联系，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施加影响。为此，他曾计划访问北平，但最后被美国国务院否决。1949年6月底，美国政府决定调他回国，随后于8月2日离华。

(13)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结　束　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一）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些国家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种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独立和主权，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既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又由于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竭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封建主义制度在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中国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成为一个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还在对中国的长期侵略中造成一个为它们服务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和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一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基础。代表这两个阶级利益的各派军阀、官僚势力，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利益的，1927年以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这些反动统治势力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代表不同的帝国主义利益在中国互相争夺，因而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它们拒绝和反对任何按照人民的意愿促进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改良方案，因而也不可能使中国的社会政治有什么进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它的内部始终是四分五裂、争斗频繁的。国民党虽然在一个时期的特定条件下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着美、英等帝国主义的指使。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族人民推向了饥饿、战乱和死亡的深渊。

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是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和民族灾难、人民痛苦的根源。这样，中华民族在近代就一直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全国人民不得不团结自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除了斗争，别无出路。中国人民走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十分英勇的。在近代历史的前80年，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产生一定影响，但每一次的直接结局都是失败。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新的革命道路。

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后，中国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特别是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长期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在20世纪前半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存在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几种选择，各种势力为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种是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代表的，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一种是由某些中间派别或中间人士代表的，幻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向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再就是由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三条道路，或者说这三种方案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代表这个方案的反动统治势力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中国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郑重的历史选择。

中国人民所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封建的买办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发展能够对中国人民起到巨大动员、鼓舞和指引作用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不仅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政治口号，这就为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奠定了政治基础。党号召全体党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为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广大党员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人们心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楷模，党也由此赢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正是由于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先进性，使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从而自愿地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有着深厚的基础，是任何力量所无法动摇和改变的。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中国人民为赢得革命胜利和社会进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

（五）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为人们认识真理指明方向和开辟前进的道路。在长期的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和别国经验的错误倾向，经过艰苦的探索，总结极为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革命实践经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全党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党把民族革命的任务和民主革命的任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正是由于它坚持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和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和艰险、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党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不竭力量，逐步形成一整套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运用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群众的要求，得到群众的支持，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能够不断地发挥和提高。这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作用，带领人民群众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自身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是建党的根本条件。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不少来自知识分子，还有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同时，党又长期处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中。根据这些特点，党把自身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成功地解决了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问题。通过经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总结经验和整党整风，使党能够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政治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并从错误和失败中汲取教训，获得进步，逐步走向成熟。党在长期奋斗中培育和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并把这三大作风作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强调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重要作用。经过长时期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开始只有50余名党员的党，到1949年9月已成为一个拥有448万余名党员的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先进和最强大的领导力量。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反动统治势力总是凭借强大的武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这种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2)。同时，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争夺造成中国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分裂和战争。这种特点，又使革命武装能够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不断积蓄和发展自身的力量，逐步扩大斗争的阵地。由此所决定，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首先是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党从单独地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起，即以武装斗争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方面的结合，形成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党逐步克服以城市斗争为重心、企求速胜的“左”倾错误，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长期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党成功地解决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用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建设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严格纪律、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就使得人民军队既与一切反动统治势力掌握的残害人民的军队根本不同，又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程度上远远超过历史上旧式的农民起义武装。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确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实行“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战略方针。人民军队在作战时战略上是“以一当十”，而在战术上却是“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人民军队在反对敌人的“围剿”、“扫荡”的反复战斗中，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和阵地战，并组织大规模的战役的进展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通过人民战争，一步一步地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革命阵地，并依托和发展这个阵地，通过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国内外敌人，最后赢得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

（七）中国的历史条件，还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必要和可能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反革命力量特别强大。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取和联合占人口多数的阶级，不巩固工农联盟，不建立和发展除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外的，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在内的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为他们所拥护。外国帝国主义通过其在中国的附庸压迫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危机严重，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武装侵略中国的一个时期中，更使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面临亡国的绝境，这就使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可能。但是，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官僚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夺，又使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能不经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始终坚持对农民的领导，紧紧地依靠和团结广大农民，这就为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提供了根本的保证。而要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就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才使他们为保卫胜利果实而积极参加革命战争。这样，以武装起来的农民进行革命战争所形成的坚强的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有可能同其他革命力量实行联合，革命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扩大。

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根据对国情的深刻分析，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某一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时候，党就努力争取它们参加统一战线，并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对它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又敢于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包括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支持或中立。

党还根据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特性，以及它们在革命发展某一阶段的不同状况，规定和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这样，党就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保证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历史性胜利，并保证中国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这一胜利，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封建割据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各族人民从此生活在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的大家庭之中。

——这一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人民结束奴隶般的悲惨生活而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

——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一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里，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有力地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别国革命经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把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就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讲的某些个别论断或制定的行动纲领，而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出发，与时俱进，因地因事而变，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

（九）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曾指出：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3)。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还要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继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又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继续坚持不懈地英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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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2)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后　　记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跨入新世纪的第一次盛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我们谨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奉献给大会和广大读者。

本书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原上卷总体上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掌握的党史史料状况和学术研究水平。十多年来，一方面，在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著作和讲话中，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有许多新的重要论述；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布，党史界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室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这些都需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修订本给予反映。基于以上原因，1996年，我室决定对原上卷进行修订，并把这个项目作为重大项目列入我室1996–2000年工作规划和2001–2005年工作规划。

我们在修订原上卷时，努力遵循以下基本指导原则：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充分体现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二）全面阐明党史内涵，突出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充分反映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充分反映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开拓创新的历史，把党史写成体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充分反映党的队伍发展壮大，以及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

（三）根据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和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的需要，在准确叙述历史的同时，注重对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科学地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认识并反映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

（四）对原上卷的基本内容和优点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利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发表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原上卷进行增补、调整和修改。

原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同志的直接指导下，经过10年砥砺成就的一部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修订工作从1996年9月开始进行，以我室第一研究部为主，采取室内外专家相结合的方法“开门”修订。特别是在2001年7月以后，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对修订稿的谋篇布局、内容增订又作了较大调整。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审稿会20余次，到会的室外专家学者达350余人次。

这次修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结构进行了调整。在原上卷设的章、节两级标题基础上，新设第三级目标题；还增加了一章和若干节，对有的章、节标题作了修改。

第二，在内容上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增补。如增加“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一节，将原书以辛亥革命开篇，向前延伸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进一步说明党创立的历史必然性；新设“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一章，更全面深刻地阐述遵义会议及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并有新的表述；根据近几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作了比较充分的叙述；加强了党的理论问题的论述，突出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马列主义学风的讨论，充实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述，专门设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形态、理论体系和历史地位；各编都增补了党的建设的内容，对其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将原上卷的最后一节“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单列，作为全书的结束语，对党的先进性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进行了论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在史实考订、文字表述、注释的规范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修订，字数由原来的56万增加到近74万。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是室内外专家历经6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它凝聚了广大党史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修订工作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修订方案经室委会多次讨论确定。室委会根据修订情况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审读和审定了全部书稿，并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副主任王伟华、谷安林和原副主任陈威以及室务委员章百家、黄小同审读了全部书稿。

修订工作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直接主持，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和第一研究部副主任刘益涛具体负责。第一研究部全体同志和部分室外专家参加了工作。参加各编修订工作的人员：第一编有邵维正、刘宋斌、覃艺；谢荫明。第二编有肖甡、姚金果、李颖；杨熙曼、赵春旸。第三编有韩泰华、张树军、王新生、杨青；盖军、刘晶芳、叶心瑜、牛桂云。第四编有何理、李蓉、黄一兵；杨圣清、王秀鑫。第五编有姚杰、袁丁、王志刚；唐义路、周炳钦、吴家林。

本书最后由石仲泉、黄修荣、刘益涛、张树军负责统改。特聘北京大学教授张注洪核实全书的引文和史实。室委会集体讨论和审定了全部书稿。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原副主任李传华、郑惠、李君如、朱佳木，原室务委员兼秘书长魏久明，原室务委员杨先材等同志，在本室工作期间对原上卷修订工作十分关心，并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全室各部门的同志对本书一直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对修订工作提出宝贵意见的室外专家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丁龙嘉、丁则勤、力平、马句、马连儒、马增浦、方城、王渔、王仲清、王荣先、王桧林、刘志强、刘学民、刘建业、刘桂生、孙友三、朱成甲、毕建忠、汤重南、齐德平、何仲山、宋毅军、张衡、张学军、张注洪、张星星、张培林、张维民、张静如、李义彬、李东朗、李安葆、李良志、李玲玉、李继准、杨天石、杨奎松、杨树先、杨瑞广、汪朝光、陈全、陈伙成、陈绍畴、陈铁健、周洪雁、周淑真、林强、罗焕章、郑德荣、金冲及、侯且岸、姚文琦、姜华宣、胡庆云、荣维木、赵俊忠、唐宝林、桂玉麟、翁仲二、袁旭、扈瑞莲、常好礼、曹雁行、梁柱、萧超然、黄允升、彭明、曾庆榴、曾成贵、曾景忠、程中原、董志凯、鲁振祥、谭双泉。

对修订工作提出宝贵意见的室内专家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沛、王淇、王德京、刘经宇、刘振起、孙瑞鸢、佟英明、张培森、李樾、寇清平、戴鹿鸣。

河北、山东、广东等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及有关单位对本书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

对上述给予本书关注、帮助和支持的同志及单位，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曾经参加原上卷工作的室内外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02年8月

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将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为纪念献礼之一，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本书的编写经过了几年时间，数易其稿，到现在才告完成。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关心本书的编写，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一些单位的党史工作者最初参与过编写的准备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同志认真修改了书稿的第二编。我们还三次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对书稿进行审议。他们对书稿的观点、结构、史实、文字等方面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还作了若干文字修改。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编写工作得到极大的教益和帮助。我们也努力按照领导和同志们的要求，在多次修改过程中，力图使这本书达到较好的质量，但是限于编写者的水平，还是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恳切地期待党史界和读者们给予批评和指教。

这本书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前前后后参加书稿编写的同志很多。胡绳同志数次审阅、修改全部书稿，对书稿的编写和修改提出过许多意见。廖盖隆同志看过部分初稿。分别参加各编编写工作的主要人员有：李樾、戴鹿鸣、孙瑞鸢（第一编），缪楚黄（第二编），刘经宇、佟英明、韩泰华、叶心瑜（第三编），王淇、王秀鑫、刘振起（第四编），王沛、田为本（第五编）。还有许多同志参加部分章节的修改、审读和材料核对工作。全部书稿最后由郑惠、沙健孙、戴鹿鸣作了统一的修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991年5月

八路军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1937年8月–1940年）

附图14

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1938年5月–1940年12月）

附图15

华南抗日游击队斗争形势图

（1944年）

附图16

八路军百团大战示意图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月）

附图17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战略反攻形势图

（1945年8月–9月）

附图18

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国军事形势图

（1945年9月）

附图19

转战陕北路线示意图

（1947年3月–1948年3月）

附图20

粉碎敌人对山东重点进攻示意图

（1947年3月–12月）

附图21

挺进中原示意图

（1947年7月–12月）

附图22

附图23

淮海战役示意图

（1948年11月–1949年1月）

附图24

附图25

附图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