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总序

楔子

第一章　四堵墙内如此“暴美”

第一节　极力风格的上海民居

第二节　在西部别墅看花

第三节　公共空间中的“暴美”

第二章　历史总是从容不迫

第一节　“海派建筑”石库门

第二节　烈士们曾在这里盘桓

第三节　那些香气四溢的女人

第四节　此刻域外：从“埃菲尔”到“法古斯”

第三章　“万国博览会”一一铺陈

第一节　“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

第二节　李家庄凤凰涅槃成外滩

第三节　大班们的迷人行宫

第四节　此刻域外：狂热的“走向新建筑”

第四章　向上的欲望和野心

第一节　对高度的“上海式沉醉”

第二节　沙逊大厦“恶斗”中国银行

第三节　让你掉了帽子的国际饭店

第四节　枭雄们的“营寨”

第五节　裴多斐的老乡

第六节　此刻域外：芝加哥“恶斗”纽约州

第五章　寒意紧逼的日子

第一节　不幸流产的“大上海”

第二节　迷狂的上海电影院

第三节　临界点之后

第四节　此刻域外：逃亡的大师与成长的少师

第六章　好好坏坏的开始

第一节　“零度”以下的上海

第二节　人道主义的盛器

第三节　“走调的一条街”

第四节　此刻域外：粗野的“马赛”与文雅的“湖滨”

第七章　艰难岁月黯然呼吸

第一节　孤独的“大厦”与停滞的“饭店”

第二节　总算有了“徐家汇高层”

第三节　生活不会永远平庸

第四节　此刻域外：定格在“西尔斯”

第八章　复苏中的那派生机

第一节　国际饭店不再是“大哥大”

第二节　对外滩轮廓线的“摧毁”

第三节　贵族的“雁荡”与平民的“曲阳”

第四节　此刻域外：为现代主义而竖的“墓碑”

第九章　上海活力洋溢

第一节　是迷宫也是伊甸园

第二节　约翰·波特曼来了

第三节　“八年磨一剑”

第四节　“核反应”前的临界点

第五节　此刻域外：摩天高楼亚洲大转移

第十章　大潮已临

第一节　农田中开始的革命

第二节　你争我夺的高度

第三节　多样单一的风格

第四节　不事声张的日夜生活

第五节　此刻域外：城市这个容器

第十一章　墙顶风云越发激荡

第一节　五个不同凡响的方案

第二节　摩肩接踵的超高层

第三节　高技主义在上海露脸了

第四节　一面后现代主义大旗

第五节　此刻域外：你啊，德方斯

第十二章　收获时节不止秋季

第一节　继续生长的“高上海”

第二节　水平向度百花盛开

第三节　“我仿佛摸到了天空”

第四节　顶级富豪把玩“总统套房”

第十三章　海派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建筑

第一节　新上海空间烂漫依然

第二节　保罗·戈德伯格在一边说

第三节　摩天楼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第四节　为上海而做的审美辩解

跋

后记　呼啸、呼吸与深忆

主要参考书目

王唯铭

上海作家，青年报资深编辑。

二十年来，出于与生俱来的对城市人物、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的敏感，有《欲望的城市》、《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等作品的书写。

《墙·呼啸——1843年以来的上海建筑》是其个人的第十本作品，这本作品中渗透了作者对城市空间的感受、体认和热爱。

墙·呼啸

——1843年以来的上海建筑

王唯铭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呼啸：1843年以来的上海建筑／王唯铭著．－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741-191-8

I．墙…　Ⅱ．王…　Ⅲ．建筑史－上海市　Ⅳ．TU-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0768号

墙·呼啸

——1843年以来的上海建筑

作　　者／王唯铭

摄　　影／王唯铭

丛书主编／李伦新

责任编辑／张　衍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30千

印　　张／22.5

印　　数／1-6000

书　　号／ISBN 978-7-80741-191-8

定　　价／29.00元

编委会

顾　问

王元化　方明伦　邓伟志　庄晓天　严家栋

吴谷平　徐中玉　钱谷融　龚心瀚　缪国琴

主　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　委

丁锡满　丁宏根　王　晨　李伦新　李友梅

忻　平　陆　廷　郑家尧　桂国强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唤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楔子

1843年11月17日，上海。

有一个后来对我们这座城市有着特别意义的人物那刻正从江上的船只踏上了沿江土地。此君叫巴富尔，前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野战队上尉，作为大不列颠帝国首任驻上海领事的他，毫无疑问是带着日不落帝国的神圣使命有备而来。但是，当巴富尔先生将他的野战队军靴踩在李家庄的烂泥地上的，即使历史也恐怕永远无法弄清楚那一刻他的头脑里究竟盘旋着多少东西，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他蔚蓝色瞳仁里映现的上海是开埠前的那份乡土、古朴和某种意义上的荒凉。

我们还可以肯定什么东西呢？

巴富尔先生没有可能预见到他面前这片荒草萋萋、坟冢成堆的烂泥地会在60年之后就成为远东乃至整个亚洲都十分闻名的“外滩”；巴富尔先生同样没有可能预见到他面前柳絮飘浮、野鸟纷飞的天空只在七十年之后就出现了他的同胞所说的“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之间最为漂亮的建筑”；巴富尔先生更没有预见到164年之后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竟然会吸引SOM、KPF、日建等全球超一流建筑事务所与黑川纪章、格雷夫斯、安德罗和约翰·波特曼等世界超一流建筑大师纷至沓来，没有预见到世界第三高楼已然耸立在了这座城市的钻石地域而世界第二高楼正带着这座城市全部高涨的欲望向着蓝空持续成长……

稍后回到自己祖国并被册封为爵士的巴富尔先生抵达亚洲这一端时肩负的使命十分单纯，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现代火器与冷兵器的较量，日不落帝国已经首次教训了远东的这个庞大帝国，现在，以帝国上院和下院的名义，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敲开上海道台宫慕久把持的上海大门，让女王皇冠上的钻石光芒放射在亚洲这一端。

今天，164年后，我们再次谈及巴富尔先生，我们可以将他简单地定义为“19世纪英帝国殖民主义时代的御用工具”，然而，我们还可以寻找其他定义，寻找更多、更丰富、更复杂的定义，对巴富尔，对以他为代表的在164年之前来到上海的这股势力和这种文化。

因为，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股势力、这种文化对上海的先是强行侵入、继而深刻浸淫最终产生的是一座在中国大地绝然不可复制的城市，也产生了一种被多少人诟病又被多少人赞美的“海派文化”。

当巴富尔先生脚踏李家庄土地的那一刹那，“海派文化”便以伟大的卡尔·马克思早已预言的方式在亚洲的这一端播下了它的种子，而“海派建筑”也将在“海派文化”这棵奇异的参天大树下结出自己的奇异之果。

一切开始在巴富尔抵达上海的那一天，一切开始在164年前的那一刻。

1843年11月17日，我们的上海……

第一章　四堵墙内如此“暴美”

第一节
极力风格的上海民居

本书正式写作开始于一堵墙壁，这样，我们的叙述之指便指向了1998年8月的某天，指向了上海明珠公寓某单元的一堵奇异之墙。

说它是奇异之墙当然有些夸张，事实是：在这堵墙上一块块砖石按照一定的节奏在1998年的盛夏空气中排列开去，这些砖石的表面都凹凸不平，因此，当精心设计的射灯光漫射在砖石上面时，粗劣的砖石便十分自然地焕发出了一种古朴、原始的质感和美感。

毛面石。一种装饰内部空间的材料。在1998年8月的时节，上海明珠公寓某单元的主人，解放日报社资深记者郑宪用3000元的代价在他私密空间的墙壁上表现着由毛面石营造而出的独特趣味，毫无疑问，这种趣味显然超越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这10年中上海民居在装修上所呈现的千篇一律的“宾馆化”，相对其时千万堵一干二净的上海民居墙面来说，郑先生的“毛面石之墙”堪称一次小小的革命。

事情到此没有结束。

5年后，那是2003年之春，郑宪先生告别了他的明珠公寓而与家人搬迁进了四季晶园，空间的面积也从当年的100平方米扩张成了后来的170平方米，当然，空间变换的背后一定是经济状况的变化和社会身份的变化，这个时候的郑先生已经脱离了《解放日报》这个强大的纸媒，在上海延华多媒体有限公司担任着董事、总经理，成了另外一种意义的强人。强人郑宪在自己的私密空间中继续做着有关墙壁的趣味独特的文章。

还是一堵墙，一堵有些奇异的墙。所不同的是，当年郑先生营造趣味所用的材质是毛面石，这刻则换作了原木。他用原木装饰了客厅与书房之间的整堵墙，随后在这堵野趣盎然的原木墙壁间嵌入了42英寸等离子电视机，镶嵌进其时上海民居必不可少的音响设备。做完原木与电器超级搭配后，他十分得意地将这堵墙称作“电视音响墙”，并且，他认为，在2003年间，在上海几多民居的空间布置中，它应该称得上是十分独特的。即使3年后，当郑先生向我详尽地叙述这堵墙时，他对墙上的持续创意——从1998年的“毛面石墙”到2003年的“电视墙”——所带来的高度快感依然觉得意犹未尽。

现在，让我们离别郑宪，我将带着读者前往上海东西部，浦东的高桥方向。

你可以通过大桥或隧道，经由杨高南路而杨高中路最后杨高北路，到达巨峰路577号，一个并不经典的市民住宅小区，叫作“证大家园”的，会赫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说它并不经典决不是小区共享空间过于狭窄，恰恰相反，“证大家园”有着还算不错的共享空间；也不是因为它的住宅设计过于单调，恰恰相反，它的设计假如不算十分风格，至少也有着一定的特点；说它不够经典的真实理由乃是因为这里距离上海市中心有着25公里之遥，与164年前巴富尔先生脚下的李家庄也有着20公里的差距，上海正在凶猛成长的中产阶级一般来说是不会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地”，即使上海的寻常市民，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将“证大家园”当作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但对于李芸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作为一个从安徽马鞍山来到上海并在这个龙潭虎穴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异乡人，一个现在可以被笼统地称为“新上海人”的女子，2002年，她以2980元一平方米在“证大家园”中获得了90平方米空间，这个空间现在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经一路昂扬至房产商人口中（尽管有些可疑）的1万元，李芸着实感谢生活的伟大恩赐，着实感谢上海的伟大恩赐，即使她每个夜晚都生活在上海中心城区之外的25公里处。

*　李芸在自己的家园前欣喜不已

现在，让我们稍稍浏览一下李芸小姐的历史，我们可以对她内心的感受把握得更为清晰。

7年前，也就是2000年光景，李芸像所有充满了欲望、野心、梦想的异乡男女一样，带着对一座被神话、被妖魔化了的城市的无限向往，从南京来到上海。来上海前，李芸在南京某外企担任直销部主管，工资仅1000来元，但外企包吃包住，为李芸提供了一个9平方米的单间，这个单间有着一个单身女子所需要的舒适和安宁，然而，很是缺乏李芸这样的单身女子所要的那份“家”的感觉。

她时刻想念着马鞍山的家，那个两房一厅，不少于57平方米的空间。这个家位于高干楼群中。早春时节，楼下的花坛开满了桃花，被她的同学羡慕地称为“桃花岛”。她在“桃花岛”上有着自己的一个房间，她在这房间里看书、听音乐、吃巧克力以及喝上一杯像春天一样清冽的碧螺春早茶。这一切，南京外企的单身宿舍怎能与之相比？因此，李芸没有丝毫心情来装点这个9平方米空间，这个空间没有她的偶像郭富城，也没有其他任何光鲜的东西。不过，假如李芸知道她的上海未来居住地——建国中路的建国坊和四平路上的邮电新村——竟然是如此地梦魇，她就应该感谢南京外企的这个还算安静的9平方米单间了。

先说建国中路建国坊。

这是2000年3月，李芸来到上海最初的日子。她租在建国坊，“海派建筑”的经典样式之一老式石库门中的一个二楼亭子间。

对这段居住经历，李芸的感受只能用“恐怖”一词来形容。她从来没有走过这样“陡峭”、而又黑暗的楼梯。这个在马鞍山“桃花岛”漫游了许多时光的女子，被建国坊石库门亭子间的楼道磕碰得腿上青一块、紫一块，高跟鞋的后跟为此也“别掉”了几次。不能让她忍受的还有始终弥散在楼道中的油烟味，尤其是煎带鱼、小黄鱼的那股鱼腥味，自她记事起，她就无法忍受这股鱼腥味，每当她在建国坊亭子间中遭遇这股味道时，她就必然地呕吐了起来。让她呕吐的还有建国坊中的“上海恶习”：将粪便随意地倒在水池边。清晨，当她前往打浦桥一地上班时，在稀薄的曙色中，她看见叫作齐婆的上海老太太拎着马桶前往倒粪站的身影，她也看见在水池一边令人恶心地摊开着的粪便，她打快脚步，即使这样，还是有东西从她的胃部向喉咙口翻涌着。躺在建国坊的亭子间，夜晚时分，她感觉到含义模糊的上海话正从板壁和墙的缝隙中流淌过来，这些上海话让她感觉到深刻的陌生，一种身在异乡、心灵空洞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将她吞噬。她受不了这些声音，就像她受不了亭子间左右传来的孩子哭声、某对夫妻做爱时的呻吟声。当谁家的门突然被打开时，那声响总让她神经过敏地联想到是自家的门被打开。单薄的木门，老上海象征的木门，某种意义上“海派文化”说明的木门，给予李芸的感受却是“不能承受之重”。

李芸几次想要离开这里，离开建国坊，但她还是坚持住了。原因倒也简单，其一，建国坊的房租一月仅300来元，前往设在打浦桥金玉兰广场中的公司又只有一箭之地；其二，有人比较诗意地告诉她，当年这里属于优雅无比的法租界地盘，而在网站上经常舞文弄墨的她接受了这种诗意的说法。

时间在李芸的煎熬中流逝而去，清晨时分从齐婆拎着马桶的佝偻身子旁穿过，夜晚在阿富对孩子粗暴的呵斥声中迷糊入睡，从500公里之外的地方来到上海的李芸，在这个至少有着80年历史的上海石库门亭子间里想象着她年轻人生的未来，她知道，要想真正地进入这座城市她必须十分地忍耐，必须十二分地坚持，但有一天，她的神经终于崩溃了。

李芸从小最为害怕的动物首推老鼠，接着便是那些有着黑黑硬壳的虫子。2000年的6月，上海漫长夏季来临的某日，正是所谓的“黄梅天”时节，上午时分，李芸不经意地拉开放在亭子间的一个五斗橱抽屉，她惊恐万分地看见一群蟑螂在抽屉中飞跑着，她大叫了一声，这一声尖叫，一定让灶披间的齐婆打了一个寒战，一定让三楼亭子间的阿富心脏有了一次早搏，一定让建国坊阅尽20世纪上海繁华与上海凋零的青色墙壁也微微一颤。

第二天，李芸便搬离了曾是法租界一部分的建国坊，来到四平路与密云路相交的邮电新村。与建国坊相比，这里尽管没有齐婆拎着马桶蹒跚而行的尴尬场面，但环境之肮脏依然直逼建国坊，让李芸最为恶心的是新村厨房水池边布满了软体虫。夜晚时分，当她下班回家走进厨房，满眼里尽是这些在池壁上慢慢蠕动的虫子，她心里猛然抽紧……

邮电新村只住了一个月左右，李芸便在上海正式地买了房子，入住于距离城市中心25公里的“证大家园”：一个自1980年起在城市重建过程中涌现而出的水平向度的小区，一处洋溢着20世纪海派风格的海派建筑。

文学的李芸、诗意的李芸、多情的李芸是被“证大家园”的售楼广告中的文笔所打动，其中的一句至今李芸还记忆犹新：星光是你私密的唯一窥视者。去了“证大家园”现场，李芸只看了一眼，就作了买房的决定。总共是90平米，不那么经典的两房一厅，每平米的售价为2980元，在2000年7月这个上海楼市低潮期，李芸还享受了从来心狠手辣的房产商的一个98折的人文关怀，因此，最终李芸是以每平方米2920元的价位搞定了“证大家园”。

7年后，李芸真的十分赞美自己当年的决定，因为，“证大家园”每平米的房价已经随着水涨船高的上海房价达到了房产商人口中的1万元，虽说这个价格究竟有着多少泡沫谁也说不清楚，但对于李芸而言，她已远离了建国坊中的蟑螂，远离了邮电新村中的软体虫，在这个叫作“证大家园”的处所，尽管一切还没有达到海德格尔对居住地的完美要求，但在“证大家园”，房型设计十分漂亮，小区环境相当优美，春天有花夏天有草秋天有水冬天有景，室内室外还各有两个游泳池，“证大家园”已经完全可以媲美自己故乡的“桃花岛”，甚至更胜于“桃花岛”。她记得那年春节，她前往马鞍山看望父母，随后回到上海，当她从火车站“打的”向“证大家园”赶去的时候，蓦然间，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随后，孝顺的李芸与生她养她的父母共居于“证大家园”这宽敞通透的空间时，她知道，她有的已不是家的感觉，这里就是她的家，而马鞍山变成了故乡。

有了这样真实而深刻的感觉，她还会在乎房价每平米究竟是1万元还是8000元？她还会在乎此处距离城市中心究竟是25公里还是20公里？

第二节
在西部别墅看花

告别郑宪、李芸与他们各自的“海派风格”的居所之后，让我们来相识一个新的人物，相识陆新和先生。

如果说郑宪先生的“四季晶园”和李芸小姐的“证大家园”是“海派建筑”在其164年变迁、发展中的逻辑一环，那么，陆新和先生的“长堤花园别墅”则是这个逻辑环节中的重要一段。因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花园别墅这种特别的“海派风格”样式的建筑便在上海生生不息，它们或真实或虚幻地记录了海上名流们的种种精彩纷呈的往事，至今我们还可以在丁香花园中体会到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对他的宠妾的那份深情，我们还可以在马勒别墅中感受马勒当年对爱女的那种感情，我们还可以在瑞金宾馆的大草坪上共同沉浸在马立斯对让他在上海滩一举成名的马儿的痴情中。至于上海中产阶级在适合于他们各自身份的别墅中生活的种种细节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当我们漫游在上方花园、新康花园、陕南村、新华别墅等地，只要我们有着充分的想像力，我们就可以想象60年前的西方大班或东方买办，他们在这些西班牙风格、英国乡村风格的别墅中享受春日上海的和煦、秋季上海的澄明，我们还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些别墅间遛着约克夏、巴伐利亚牧养犬的闲适、写意的情景。而当我们收回自己的想象，将目光落定在上海青浦徐泾镇一边的“长堤花园别墅”，落定在某号主人陆先生时，我们便明白在当年的上方花园与今日的“长堤花园别墅”之间的或隐或显的那丝联系。

我还是从陆新和先生的历史说起吧。

祖籍无锡的陆新和身份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的讲师，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的口才尽管还没有达到口吐莲花的程度，但出口成章显然已是绰绰有余。当然，仅仅出口成章显然无法为我们陆先生带来“长堤花园别墅”中的一个单元，甚至无法带来其中一个房间。某种意义上，陆先生之所以独标一格乃是早在16年前，即1991年便看到了上海广告业的无限可能，而决然加盟新思维广告有限公司与在“喔喔奶糖”的创意、推广上掘得的第一桶金子，其实便是陆先生今日进入“长堤花园别墅”的最初前提和必要前提。

关于陆新和先生在广告界中如何长袖善舞，如何将他的“丰偶”品牌做成教育培训行业中的老大、老二地位，我们这里不一一列举，有一点相当明了，陆先生在“长堤花园别墅”中拥有一幢370平米的独栋别墅加一个开阔达800平米的花园，这一切与他资本积累的才能有着显然的关系，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陆先生个人私密空间的变迁历史中去。

1991年，正是陆先生刚刚加盟新思维广告公司的当儿，那刻，他居住于大普陀地区的甘泉一村。

以传统的上海地域文化视角来看，这个地段着实一般。换句话说，1843年11月17日之后，巴富尔先生和他的继任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以李家庄为中心，如何稳健而强硬地将租界地盘向左方、右方和正前方这三个方向扩展，那时，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于李家庄之外三公里地域，后来，他们也没有任何兴趣于李家庄之外十公里地域，所谓的“十里洋场”也就到静安寺为止。但这仅仅只是传统的上海地域文化视角，对1991年的陆新和来说，他应该十分感谢生活对他的格外恩宠，因为上帝让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拥有了甘泉一村一个有着55平米建筑面积的两房一厅。在这个私密空间中，他在稍小的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了一个席梦思，以此表示他不拘一格的游子情怀；他在一个稍大的房间中摆放了一排书柜，书柜里有着诸如《这是我的立场》这种不同寻常的书籍，以此表达他从来的独特格调和独特趣味；两房一厅的那个厅尽管不足5个平米，然而，一张5000元左右价格、在当时可算十二分昂贵的实木餐台满满当当地放在中央，附带说上一句，16年后，当陆新和先生拥有了370平米的“长堤花园别墅”，他依然郑重其事地给这张实木餐台留了一个空间，由此可见过往岁月留给他的记忆有多深刻。房间里还有着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卫生间里有着一个在当时来说还算稀罕的热水器，单身汉子陆新和在城市名利场中奔波一番之后，每每夜半时分回到家里，有滋有味地享受起单身贵族的生活，尽管，他那时经常哼唱的是老崔的《一无所有》，或者，罗大佑的《你的样子》。

我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尽管陆先生其时壮志凌云，但他显然不会料到未来“长堤花园别墅”的壮丽情景，即使当他告别甘泉一村，乔迁“建德花园”，在1998年，一下子超前拥有了200平米的私密空间，他都没有瞭望到未来的“长堤花园别墅”。空间可说是十二分阔大，俨然已是单身贵族的陆新和一人享受200平米的豪华复式房，他将共和国对小康社会的描述提前翻了几番。但空间阔大显然还是没有能够掩饰地段的粗糙，与甘泉一村相比，甚至是越发地粗糙，沿着金沙江路一路而去，直到大普陀的临界地块。对陆先生来说，“建德花园”唯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52万人民币买入的房子最后以150万人民币抛出，在“建德花园”的进出上，陆先生享受了上海乃至中国房价疯涨的所有好处，同时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化商人的过人之处。

接着的事情更像一个神话，我将叙述之指落定在“长堤花园别墅”。

风格是“北美草原式”，扶疏的树木一路迤逦而去，而在这迤逦而去的扶疏树木掩映中，我们看见了一幢又一幢独栋别墅。别墅的立面和造型其实更像早期包豪斯的作品，有着一种非常的“克罗比乌斯”。当然，对今天的80后男女来说，这种非常的“克罗比乌斯”也可以等同于“宜家风格”，是一干二净的简练。

大门洞口，两扇大铁门是主人让施工队精心设计的，有着有产阶级一望而知的特点。车库是属于真正的有产阶级的，可以非常宽敞地停放两辆车子，陆先生和他的夫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讲师王锋二人的心爱坐驾正好各得其所，当然，假如陆先生非常心仪的“保时捷跑车”再次开到，那时车库的存放量会有一定的问题。从花园一路而去，你会看见两棵铁树已然在前，带着它们的神秘姿态迎接着所有进入这个空间的男女，镶嵌在大草坪上的石块既是让客人们行走的路径，也是十分乡土的装饰，有着相当的野趣。

*　陆新和先生念念不忘见证他成长的“实木餐台”

*　800平米花园中考究的是“老上海情调”

*　当年的“愤青”而今已是这个豪华别墅中的“成功人士”

说到装饰，整个370平米内空间的装饰可以说是十分的精当。

主人要求一种中国化的风格，因此，我们首先看到了汉唐风格的正门把手；随后，进到门里，我们又看到了明清风格的花窗；再随后，我们在那个硕大无朋的厅堂中，看到了一堵高墙，高墙的凹坑中十分有序地摆放着中国风格的各式花瓶，当主人将灯光全部打开后，经由灯光照射，这些中国风格的各式花瓶泛出了温润如玉的光芒。

主人显然还没有真正地进入他的别墅生活，370平米的空间因此显得相当空荡，家俱、女主人的服饰、日常的生活用品还没有填充在这个阔大的空间，唯有两张餐台已然端放在了两个房间中，一张餐台有着城市有产阶级的基本特征，台面系一整块大理石做就，25000元的不菲价格对应着它与主人的关系；另外一张餐台则是主人16年之前的生活用品，它无声地端放在2007年2月7日这个多少有些阴霾的天气里，它一定也在叙说什么，关于别墅主人这16年以来的山高水长、波峰浪谷的生活。

又有谁真正地能够进入陆新和先生的内心深处，去了解他生命中有过的几多秘密和几多沧桑？人们可以感受的是“长堤花园别墅”的优雅无比，可以了解的是陆先生在房产投资上的又一次成功：“长堤花园别墅”已由最初的550万变化为此刻的800万；可以知晓的是，作为“海派建筑”的一种，这幢800万的别墅见证着上海男女在他们人生搏弈中的一段成功、一点光荣。

现在，让我们告别陆新和，来认识又一个别墅主人。

姓徐，由于坚决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我只能称他为徐先生。

2003年，徐先生在318国道一侧，青浦地界高境路上的“西郊美领馆”购买了建筑面积高达400平方米的别墅一幢，由于每平方米房价为7500元人民币，徐先生的这幢独立式别墅因此花去了人民币300万。在2003年这个让全中国房产商欣喜若狂乃至得意忘形的年份，徐先生的300万投资堪称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标杆。

对他的别墅，徐先生投入了150万装修费，这个费用正好是他总房价的一半。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假如装修费是总房价的三分之一，那就是绝对的豪华，当徐先生将他的装修费用调高至总房价的二分之一，那么，我们只能用“奢侈”这个词语来形容我们看到的空间。

我们看到了什么？

400平米里我们看到了14个房间，其中四个卧室，四个盥洗室，一个棋牌室，一个音响室，一个桑拿房，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保姆房，此外，在花园的一侧还有一个设备间。

宽大的客厅和全部的房间里都装上了“地暖”，这是比一般别墅中的中央空调更有“上海腔调”的设备。

一如徐先生自己强调的，为了营造和强调一种风格，西班牙风格，他在自己400平方米空间中大量地使用了原木，是真正的原木，而不是三夹板伪装的原木，为此，他总共用去了50立方米的原木，购买这些原木的价钱是50万人民币，是全部装修费用的三分之一。

我看见杨松在这个空间的许多地方裸露着，纯正的杨松，它们构成了门洞、窗台、西班牙风格的廊柱，以及乡村意味十足的房梁。

说到那些在天花板上有序地裸露着的原木房梁，徐先生既有得意又有遗憾：得意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在装修别墅时，客厅房梁同样也采取了裸露的形式，不一样的是朋友的房梁用夹板加工而成而不是真正的原木，这样，两相比照之下，他的杨松原木房梁就保持了上海中产阶级应有的优雅质感；遗憾的是，由于他没有到场，致使杨松房梁被施工队“好心”地加上了一圈圈人工波浪纹，这种在施工队眼中被认为十分漂亮的人工波浪纹，在徐先生的眼中却是十分做作的东西，按徐先生训练有素的审美，房梁应该显示着被历史、岁月和时间之手反复抚摸过的形态，但现在错误已经无法改正，因为假如将房梁改成他所要的那种形态，房梁就会变得十分单薄。

房梁的审美缺陷是无法改变了，但客厅地坪上的拼图缺陷被徐先生坚决地改掉了。还是他不在的时候，施工队依照他们的审美水平将客厅的地坪铺设完毕，徐先生搬进别墅后，每当坐在客厅里看着地坪时，总感到审美上的朦胧不悦：地坪的拼图过于艳丽、过于张扬，有着一种下层社会的暴发情感。4个月之后，客厅地坪得以全部重新铺设，现在它展现开来的是徐先生所要的那份朴实、沉稳的感觉。

真正的中产阶级一定没有暴发户的情感，一定是从容不迫的，徐先生这样认为。

徐先生在最初购买“西郊美领馆”这套别墅时，曾被告知他将获得一种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当他真的来到自己的别墅前，他才发现，房地产商人眼中的所谓西班牙风格简直变成了一个西班牙笑话。房地产商只有一件事情做对了，没有在房顶上铺设琉璃瓦而是用了相对纯正的西班牙风格的筒瓦，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是到位的。除了功能，没有艺术，某种意义上，房地产开发商对各种风格的认知是绝对浅薄的，他们只会拉着虎皮做大旗，而他要做的事情是将这种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

在整个“西郊美领馆”，徐先生是将西班牙风格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个别墅主人了。裸露的木头、文艺复兴的挂毯、大量的拱形构件，以及充分地理解到西班牙曾被阿拉伯所征服的过往历史，因此，在纯正的西班牙文化中还必须渗透一点阿拉伯文化，也因此，他在盥洗室的墙面上，用马赛克营造出阿拉伯文化的氛围，添加进许多阿拉伯文化的元素。

*　上海西部地区，如此优雅的水平向度建筑比比皆是

徐先生精益求精，对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在11个月的漫长的装潢中，最终做到了在自己的400平米的空间中有着一种相对纯正的西班牙建筑的味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将原来非常坚硬的钢筋水泥房子，通过艺术的介入，让它软化，让它拥有一种情调。

印证他的说法，在视觉冲击力上，我被其中之一震撼的是顶层盥洗室。

盥洗室倒不大，但四周墙面上布满了阿拉伯风格的拼图，各种造型、各种细节让你一下子想起了《一千零一夜》中的众多传奇，想起了那盏神奇的魔灯。有趣的还不止这一些，浴缸有意地做成了带有明显的中东地区文化特征的水池，当你躺在水池中仰头张望，头上正好有一个大大的天窗，天窗外是神秘的天空，神秘的天空里有着距离我们无数个光年并继续地逃逸而去的不可思议的星辰。

*　请注意巴斯克风格建筑的细部

*　“维诗凯亚”泳池倒映着上海冬季天空

看着这个景色恍如来到西班牙　*

这便是徐先生的生活场景之一：深夜时分，从城市名利场中暂时跳脱而出的他，彻底地放松在了阿拉伯风格的水池中，这时，他也许会拿着一杯红酒，也许在微醺之下对着浩淼的星空浮想联翩，总之，白天他所面对的功利世界和张张欲望过度的脸庞这刻都消失不见，生活变得简单，只是有点神秘，还有点虚幻……

我们即将离开徐先生，离开这个为了一种风格而不惜花上11个月的时间、不惜花上150万人民币的男人。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曾在艺术圈中沉浮、而今则是上海老洋房经纪人的徐先生的花园再说上几句。在他的花园里，有着两棵50年历史的香樟；两棵50年历史的银杏；两棵100年历史的桔树；一棵300年历史的黄杨。以及，一块巨大的汉白玉的镇宅之石，这块象征着龙的第九个儿子的石头，徐先生搞到手用了十多万人民币，也因此，徐先生豪气地说：我可以这样判断，在整个青浦区，从私家花园来说，我也许是投资最大的一个。

他没有说他是最好的一个，但作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他的表达已经足够豪放了。

在这一小节，让我最后再说几句。

郑宪、李芸、陆新和以及徐先生，他们在水平向度建筑——公寓与别墅——中的种种追求，可以看成上海民居在历经27年（从1980年算起）历史性变革后所留下的深刻印迹，也可以看作一个历史的、优雅的、风情万种的上海对今日现代的、日益精致的、气象万千的上海一次呼告。从变革说，有着这样一条逻辑线路：从低密度、低容积率的曹阳新村开始，中经充满了意识形态气味的“三条街”，然后是被极大地夸张但又极大地激奋了上海情感的徐家汇高层，最后是日新月异的20世纪80年代、气象万千的90年代和花开花落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从呼告讲，唯有花开花落的新世纪方能让郑宪尽情地表达他的布尔乔亚趣味，让李芸尽情地享受到一个“新上海人”在城市中的家的感觉；也唯有花开花落的新世纪才可能提供别墅这样的空间，让陆新和、徐先生们尝试与巴富尔以来的“海派建筑”作一次历史的、记忆的、情感的、心灵的联接。

生活在水平向度上海民居中的上海人，他们呈现了今日“海派建筑”的一部分，他们也回望了过去的“海派建筑”的一部分。

第三节
公共空间中的“暴美”

我已经叙述了上海子民（正确点说是四个子民）在水平向度的四堵墙内的一些情状，现在，叙述之指指向了我们这座城市在垂直向度上的公共空间，我想向读者叙述它们的基本情状。

有一点不容怀疑，2007年的早春时节，上海建筑继续地在世界的范围内被关注、被言说，这里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便是建筑体量。用“全世界的建筑吊车都在这块土地上了”这个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在2000年间，曾有一个权威而理性的数字说明着当历史将第二次发展机会给予这座伟大城市时的那种规模：全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吊车在上海正开工的两万个建筑工地上。还有一个数字也能比较有力地说明上海的建筑激情：自1980年起到今天的27个年度里，上海拥有了数以千计的高楼。它们可以区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800多幢高层建筑、90年代的2000多幢高层、超高层建筑，新世纪中的数百幢高层、超高层建筑。

发展配得上“狂热”这个词语。这是自从拿破仑第三帝国时期赛纳区行政长官欧思曼执行的巴黎重建计划、20世纪50年代勒·科布西埃对印度昌迪加尔、科斯塔对巴西利亚执行的新城市规划以及至今依然没有结束的巴黎德方斯魔幻出演以来的一次最为热狂的建筑爆炸，或者说是摩天楼爆炸。

27年前，我们的城市除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精雅的（不以萨伏伊别墅、西塔里埃森为比照）水平向度建筑与雄伟的（不以纽约、芝加哥为标准）垂直向度的建筑，除了那被人们反复地谈论而其实并不知就中底细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外，其他的建筑几乎不值一提。但在1980年以后，这一切获得了彻底的改变。

1984年落成的上海宾馆，成了这次“海派建筑”的样式之一“摩天楼爆炸”的第一根引信，这幢充分地体现着勒·科布西埃、克罗比乌斯或者更正确点说是体现了密斯·凡·德·罗建筑美学的建筑，在高度上成了对旧时代的第一次挑战：它比国际饭店高出7米，成了新上海对旧上海在高度上最终获得胜利的一次终结，尽管后来我们知道这里存在着许多误解。

1985年，联谊大厦再次点缀了其时还十分苍白的上海。这幢在形态上更加符合现代主义建筑运动要旨的建筑，以其开风气之先的玻璃幕墙继承了“湖滨公寓”、“西格拉姆大厦”以来的密斯式传统，用上海的方式阐释了“少就是多”的至理名言。然而，由于它过于逼近外滩建筑群，造成了对巴富尔以来的这条美妙无比的天际轮廓线的破坏，它对这座城市的划时代意义因此部分地消解。

1986年，又一幢高层商务楼在昔日上海法租界中诞生。这幢被称作瑞金大厦的超高层建筑由日本三井建设株式会社所设计。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在亚洲，日本可称是唯一领会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真髓并诞生了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等建筑大师的国度。因此，这幢商务楼或许体现了最为鲜明的密斯式风格：平屋顶、四个立面都是一统到底的玻璃幕墙，非常精心的施工使得大楼有着一种精雕细琢的诗意感。

*　这幢超高层走出了上海第一代白领

*　“城市酒店”是上海超高层的发端之一

*　“瑞金大厦”有着最为纯正的密斯式风格

*　新上海处处“暴美”

*　“锦沧文华大酒店”犹如折扇展开在南京西路

吹号男孩日日面对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贵都大酒店”　*

1987年，如果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个年份的话，那完全是因为华东电力大楼的缘故。这幢大楼像联谊大厦一样从另一个角度逼近了说不完、道不明的当年的李家庄今日的外滩，同时直截了当地嵌入了有着同样繁复多变历史的南京路，由此，它难能可贵地引发了向来沉默不语的上海建筑界和不时似是而非的上海媒体的一次争论。赞美者过甚其辞地称它为中国第一幢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反对者则将它看成是对老上海景观的一次肆无忌惮的破坏，它不仅亵渎了南京路上的文艺复兴式的风格，而且也强奸了外滩的折衷主义的格调。

在这个年份，我们还收获了其他许多新建筑，对上海来说，它们的意义都非同寻常，其中的华亭宾馆和静安希尔顿大酒店分别以别出心裁的造型丰富了在上海一统天下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而它们各自的观光电梯也让上海市民头一次领略了老波特曼玩的那种魔术般把戏。

接着，“海派建筑”在1988年收获了新锦江大酒店、1989年收获了花园饭店、1990年则收获了锦苍文华大酒店、上海国贸中心以及对这座城市来说有点惊世骇俗的上海商城。之所以用“惊世骇俗”来描绘上海商城，首先因为它的设计者是美国建筑设计大师约翰·波特曼（尽管是商业建筑的设计大师），完全可以这么说，由于约翰·波特曼的进入，上海的建筑方有了一种世界性意义。其次，非常重要的是上海商城成为潮汐来临的20世纪80年代与风暴猛烈的90年代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在上海商城之后，“海派建筑”进入了又一个高峰，首先有了跨越80、90年代两个年代的虹桥开发区，在这个65.2公顷的区域中，总共建造了建筑面积为150万平方米的高层和超高层，资金投入达到20亿美金。在这里，上海对未来新城市形态作了首次实验，涉及到了建筑美学、建筑体量、建筑高度、建筑风格等方面，此外，在28号地块上的批租实验，更是给上海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章。换言之，这个实验的逻辑结果使得上海建筑过渡到了非常激动人心的20世纪90年代。接着有了中国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的“海派建筑”实验。巴富尔先生到达之际这是一块空空如也的土地，沙逊先生在他装饰派风格的大楼中向其投去一瞥时这里依然是一块一无所有的土地，当陈毅的战士用双脚踢翻巴夏礼铜像时它还是一块草长莺飞的土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获得了“海派建筑”实验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加速度。

*　“世界第二”正努力赶超“世界第三”

*　不断攀开的“高上海”

*　在当年的“法国总会”地基上伫立的“花园大酒店”

1995年，银都大厦与上海招商局大厦相继在陆家嘴地区落成。1996年，一幢对上海有着特别美学价值的建筑——上海证券大厦——在陆家嘴中心区破空而立。1997年可说是好戏连台：接踵而至的是新上海国际大厦、建设大厦、上海物资大厦，当然，它们中对上海来说特别富于刺激的是170米高的世界金融大厦和201米高的上海国际航运大厦。东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拉开了1998年陆家嘴中心区超高层建筑的序幕，而上海森茂国际大厦与中国保险大厦则将这个地域的超高层建筑渲染得更为激动人心。

随后是金茂大厦，88层、421米，紧随西萨·佩里的马来西亚国营石油公司大楼、SOM的美国西尔斯大厦之后的世界第三高楼。这座由SOM设计的、带上了充分的后现代主义隐喻的美妙建筑，大概令今天的西方人多少有点不安地想起施宾格勒有关西方“沉沦”的阴郁预言，但却令这座城市的子民们产生了挑战西尔斯大厦和马来西亚双塔的激动联想。将近200亿美金的投入使得浦东陆家嘴的建筑文化实验决不甘心停留在世界第三的标尺上，一个更具雄心的企图在2007年过于温暖的上海冬日天空中正在付诸实现，它就是紧邻金茂大厦的环球大厦，一旦建成，它的高度将是震撼人心的492米；以及，此刻尚在胚胎之中、未来将要耸立的世界第一高楼。

短短的27年，世界建筑史上最富于奇迹的一章已经写下。在这块昔日被叫作华亭县、上海镇以及上海县的土地上，由几百亿美金所营造的建筑，以剪力墙、框筒、筒中筒等结构体系和钢材、混凝土、大理石、铝合金等等材质海潮一般地在地平线上涌现而出，掠夺着每个来到上海外滩地域、浦东小陆家嘴地域的男女的视野，并使他们产生最多的联想。

世界建筑史和世界现代史都这么告诉我们，决定一座城市的建筑面貌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两点：天才的、无出其右的建筑师们以自己的审美倾向、审美趣味决定了同时代或超时代的建筑风格；某个历史时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主导力量决定了这个时代中建筑的规模和体量。整个20世纪上海的城市变迁，后者作用常常显得更为突出，进入80年代以后，尤其如此。换句话说，再伟大的建筑也不只是由建筑本身来阐述，再杰出的风格也不只是由风格本身来演绎。正是因为中国最卓越的政治家在1980年之后向世界撩起了中国的“竹幕”，中国上海的建筑师方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方能够在上海这块地域上施展他们的身手。

27年中，庞大体量的建筑崛起于上海四方，它们无一例外地被水平与垂直这两个向度所表述。水平向度上，我们看到许多精彩的新空间形式联接了老上海精妙的水平向度建筑；垂直向度上，超高层这种新空间形式的生成成了164年“海派建筑”变迁的主流，这由超高层新空间在物理意义上的不断攀登——从1933年的国际饭店到1984年的上海宾馆到1998年的金茂大厦到2007年的环球大厦——得到确证，不断上升、不断成长、不断冲刺，这是164年间“海派建筑”呈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现实，这也是164年发自这座城市内心深处的一种隐秘而强烈的欲望。

第二章　历史总是从容不迫

第一节
“海派建筑”石库门

这是公元1928年春季的某个晚上。

上海民间社会中两个极为普通的市民正继续着他们简单、重复的生活，严格地说，这种生活不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任何新鲜东西，但它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他们一个叫作黄阿根，那一刻他正拉着一辆破烂的黄包车，步履蹒跚地走出南市豆市街的棉阳里，希冀以自己强劲的肌肉中迸发的力量，去纸醉金迷的夜上海讨一份生活。当他将车子拉出弄堂时，他回头对石框围住的乌黑大门投去一瞥，这一瞥给了他家的温暖感觉，但他不会也没有可能去作过多的联想，因为，扑面而来的4月春风正隐约地暗示着他这个晚上或许有着较为满意的生意。

同一时刻，但不同的空间。

在福州路的会乐里中，苏州籍的李彩娥正期待在某间屋子中。

这个年方十九的女子，有着被称作“长三”或“幺二”女子们的全部色艺，尽管就名气而言，她远远不如更早出道的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陆兰芳那么著名。在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李彩娥正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在她肉欲横流的生命历程中，这个似乎籍籍无名的男人却轻而易举地博取了她的欢心，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分析一下自己内心的情感，但有一点是绝对不会错的，这个操着一口标准绍兴话的男人，一出手就是一根“小黄鱼”，出手的当儿眼睛眨也不眨一下，这种男人腔调正是李彩娥穷其青春所苦苦追求的，在这个绍兴男人的身上，李彩娥隐约地看到了自己跳脱欲海的可能，自己弃娼从良的可能。

当她非常焦灼地期待的时候，间或地，也会透过窗子向弄内扫过几眼，但除了视网膜上迭现着一个个上面写满了女人姓氏的大红灯笼外，她的头脑中就再也反映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她的思想、愿望、激情都集中在了一点上，那就是盼望着自己心上人的到来。尽管这么说来有点可笑：一个介于“书寓”和“幺二”的女人，一个以渐渐松弛的皮肉和冷酷的世界、无情的男人进行着交换的女人，却还有着自己的心上人儿。

苦力黄阿根与“长三”李彩娥并不是我要叙述的对象，但他们每日居住并和他们发生着紧密联系的空间却是我们要探讨的主题：石库门建筑，或者用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都熟悉的称呼：弄堂。

自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巴富尔先生为代表的日不落帝国强行开埠之后，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又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正式确定了第一块租界的范围：830亩（约55万平方米）的土地。1848年，英国驻上海第二任领事阿礼国又胁迫上海道台将租界向四周扩张，面积由830亩增加到2820亩（约187万平方米）。至此，来自西方的不速之客们在今天称作外滩的这个地块上开始为这座城市改写它的轮廓线，这个轮廓线与若干公里之外，上海道台和他管辖下的上海人民所居住的空间轮廓线是截然不同的。

最初的西方建筑沿黄浦江西岸而建，建筑与江岸之间相隔三十多米。由于女王的臣民带着过多的南亚、东南亚殖民的辉煌经历，他们不免将这些经历机械地运用到东亚这个地域中来，在上海黄浦江西岸建造的这些房子与亚洲其他地域的房子完全相似，都是方形、上下层带阳台、楼下四大间的外廊式建筑，或称为“英国殖民地式”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只有两层，垂直向度上不会超过10米，在建筑的审美趣味上，它们大大地有异与同时期在欧洲本土产生的AEG透平机车间和法古斯工厂，而在垂直向度上，它们与在纽约、芝加哥产生的第一代摩天大楼之间的差距更是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在租界中另外一些建筑形式的产生也决定性地改变了上海的地貌，同时决定性地影响了这座城市主体居民的生活。

由于“华洋分居”的原则，起先租界里是不许华人居住的，但随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小刀会的兴起迫使大量的江南有产阶级涌入租界，使得租界内华人骤增，他们极大地刺激了租界内房屋租售业的开展，面对这种情形，巴富尔、阿礼国的同胞将目光投向了房地产业。

建筑史专家们如此评述这个时期的上海建筑：

最初建造的这类专供向华人出租的房屋，都是木板结构，成本低廉，施工简单，建造速度极快。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不到1年间，广东路和福建路一带，就建造了800多幢这类以出租盈利为目的的木板简屋。这类出租木板房屋一般采用联排式总体布局，采取某某“里”为其名称，是上海弄堂住宅的雏形。

由于这种木板结构的房子容易着火，很快便被租界当局取消了，在这之后，第一代石库门建筑应运而生。

它一般为二层，显然比木板简屋正规和耐久得多，平面和空间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江南民居，但布局却显然地借鉴了西方的联立式住宅的方式。由于它总是有一圈石头的门框，门扇为乌漆实心厚木，上有铜环一副，所以被叫作“石库门”。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上海，早期石库门作为上海水平向度的建筑呈现着它的姿态，它们中较为典型的是兴仁里、公顺里、洪德里、兆福里、福祥里、敦厚里、吉祥里以及居住着黄包车车夫黄阿根的棉阳里。

*　合肥路上的“瑞华坊”是第三代石库门的代表之一

20世纪30年代末的“海派建筑”　*

后期石库门建筑接踵而至，那是20世纪10年代。它们中典型的是宝康里、大庆里、珠联里、渔阳里、斯文里以及布满了大大小小充满了生命的无穷欲望、人生的无限感伤的李彩娥们的老会乐里。

10年后，后期石库门建筑在上海进入了它的黄金期。垂直向度上，由过去的二层上升到了三层。室内出现了卫生设备。而外立面的处理与前更是迥然不同：石库门的门框不再是过于干净的石条，在这上面，我们看见了多重线脚，以及来自古希腊的科林斯或爱奥尼柱式；石库门的门楣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模仿着江南传统建筑中的式样，而是受了西方建筑风格的浓重影响，上面布满了弧形、三角形等西方古典山花；至于山墙，一扫马头式和观音兜式，代之以西方装饰艺术派的细节处理。

上海的中产阶级最早进入这种显然有别于江南民居的空间，随后是城市的各色人等蜂拥而入，他们中包括了从黄阿根那般的苦力和李彩娥那般的“神女”。在这个独特的民居空间中，上海男女出演着他们生命的悲欢离合，也流逝着他们人生中的喜怒哀乐，而由于在石库门亭子间还居住过那些对人类生存境地作出深刻解剖的人们，它使得这个平淡无奇的空间更是显出了格外的光采。

石库门可说是上海自开埠以来影响了上海市民生活方式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但促使这种空间的产生并不是缘于某个天才建筑师的审美意识，而是其时的社会主导力量。假如没有以巴富尔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上海的入侵，假如没有伴随着西方政治势力一同进入上海的西方文化和这种文化对上海文化的浸淫，那么，上海就不会产生石库门这种民居的“海派建筑”。

可以这么说，作为一种建筑形式，石库门建筑或许永无可能像稍后在西方产生的法古斯工厂那样被世界建筑史所记载，和同时期在西方建筑精英头脑中的审美暴动相比，这些空间更是显出了它的简陋和平淡，但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作为一种后来承载着上海多少悲壮、凄美、温婉、恬淡情感的水平向度的空间，它是“海派建筑”的代表之一，是上海的象征之一。

第二节
烈士们曾在这里盘桓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秋瑾。

1906年的初夏，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在距离今天足足有着101个年头的某个日子里，由于“鉴湖女侠”秋瑾入住这里，使得这间寻常的石库门房子变得似乎有点不同寻常起来。

在厚德里91号，秋瑾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与陈伯平、姚勇忱等人建立“黎城学社”，虽说是学社，其实却是借“中国公学”之名联络会党，进行革命活动，最终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因此，厚德里91号成了20世纪初中国最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俊杰们聚集的“密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厚德里91号目击了秋瑾们的“地下活动”：那天，为了准备军火，秋瑾等人在厚德里研制炸药，由于出了差错，引起了爆炸，陈伯平被炸伤了眼睛，秋瑾则被炸伤了手。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左邻右舍，然而由于处理得及时而又迅速，等到警察赶到厚德里91号，一切都已搞得十分妥帖，警察只能悻悻而去，一场风险就此避过。

对厚德里91号来说，最难以忘却的事情之一便是秋瑾在这里创办《中国女报》。

为了这份在其时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报纸，秋瑾曾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然而，就像秋瑾本人一样，她的办报理念与想法不会被这个依然沉醉不醒的社会所接受，当时入股者仅仅四五人，幸亏徐自华、徐蕴华姐妹慷慨解囊捐助1500元，秋瑾方能在厚德里91号将《中国女报》推向社会。但秋瑾没有等到《中国女报》真正灿烂的一天，当《中国女报》第三期还没有付梓时，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女子却已于1907年7月被满清王朝的鹰犬们残忍地杀害了，这年，她只有31岁。

厚德里91号就此再也不能目睹秋瑾豪气干云的身影，它只是在自己略显阴郁的空间中，将秋瑾有过的那些生命信息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期待着后人能够理解秋瑾那番刺破青天的壮烈情怀：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

现在是令90年后来自马鞍山的李芸十分陶醉的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今淡水路92弄2号），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这里居住着一个被孙中山先生称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的奇男子，他就是这一小节的第二个主角：陈其美。

与秋瑾居住的厚德里91号相比，这是一幢更为经典的石库门建筑：坐东朝西，砖木结构，乌黑的大门，大门两边的多重线脚以及大门上充满了老欧洲气息的门楣，都让人感受到石库门建筑本身的革命性发展。1915年初夏，陈其美再次抵沪，10月，他将总机关部设在霞飞路（今淮海路）渔阳里5号，他本人则入住里面：萨坡赛路14号。

革命党陈其美与保皇党袁世凯之间的殊死较量就此开始，郑汝成被狙击可以看作是这场较量的经典阐释。

上海镇守郑汝成堪称袁世凯的死党。其时，他与警察厅长相互勾结，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以致那时坊间流传这样的说法：镇守使署鬼门关，党人一去不回返。击杀郑汝成将是对袁世凯的一次沉重打击，为此，陈其美亲自部署了对郑汝成的狙击，并在外白渡桥一地将其一举击毙。

袁世凯对此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个一代枭雄不能忍受陈其美对他的公开打击，因此悬出重赏行刺陈其美，赏金从最初的10万银元上升到后来的13万银元。

1916年5月18日下午时分，一个黑色的阴谋在陈其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围拢了过来。那天，陈其美从渔阳里5号前往萨坡赛路14号，接待“鸿丰煤矿公司”的代表，商谈为中华革命党筹款事宜。当陈其美步出渔阳里弄口时，一个黄包车夫向他走来，并问：“先生，你去萨坡赛路吗？”

那一刻，陈其美便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他没有多想。到达萨坡赛路14号，他将此事向他人谈起，谈完后也没有往深里多想。随后，他在客厅中接待了“鸿丰煤矿公司”的代表，他没有料到对方称忘了带合同的底稿，说要回去取来；他更没有料到当这个代表的身影刚刚消失在那扇乌黑的大门之外，便旋风般地冲进两个刺客，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那两个刺客已对准他一阵猛射，一代英豪陈其美倒在了血泊中。

萨坡赛路14号，这幢经典的石库门建筑在20个世纪的初期目击了这令人战栗的一幕，目击了为了获得民主和自由，有多少仁人志士甘愿以自己的一死来换取打开新时代大门的那把钥匙。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从萨坡赛路14号再次转移到马当路普庆里4号，转移到一幢老式的石库门建筑。即使是一个真正的“老上海人”恐怕也无法想象在这间普通的房子中，竟然居住过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主席金九先生，一直要到1992年9月30日下午，当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了普庆里4号之后，人们方才如梦初醒地明白这幢老旧的石库门建筑对上海、对上海历史意味着什么。

还是回到历史。

三层石库门楼房，进门有个小天井，底层进门便是一间客堂，后面是厨房；二楼的前间是卧室，后面则是一个亭子间；三楼的格局与二楼相似，只不过东边多了一个小阳台。1925年，当上海、上海建筑迎来了她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韩国人金九入住于此。对此时的上海人来说，才不会在意这个叫金九的韩国人，但对正被日本殖民的韩国来说，金九却绝非等闲之辈。1895年，他作为祖国光复的一个死士，刺杀了日寇上尉土田，接着便被投进了监狱；1919年，他参加了祖国的“3·18”独立运动，之后，逃亡到了上海；1926年12月16日，金九当选为国务领，组成了大韩民国第六届临时政府，金九的住所普庆里4号则成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办公之地。

在普庆里4号，金九亲自策划了一系列的反日暗杀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这样两次：

1931年年底，在普庆里4号，金九与李奉昌义士一同密商暗杀日本天皇。这年12月31日，李奉昌再次来到普庆里4号，在韩国的太极旗下举拳宣誓，随后，金九将两枚炸弹交给了李奉昌，两人挥泪告别。然而，在1932年1月8日那天，李奉昌对阅兵之后返回皇宫的日本天皇的行刺却告失败。

随后是发生在上海虹口公园的“4·29”爆炸案。

那天，金九和尹奉吉也是在普庆里4号的太极旗下庄严宣誓，然后离别这幢老旧的石库门建筑，赶往虹口公园，在那里制造了让日本军阀心惊胆战的“4·29”事件……

今天的时代早已远离了秋瑾、陈其美、金九这些20世纪初期的烈士和死士们，今天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在听说这些往事时，那眼帘中掠过的更多的是困惑和迷茫，然而，石库门，它却以自己坚韧的苍老见证了这所有的一切，见证了民居的“海派建筑”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上海和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第三节
那些香气四溢的女人

这个女人注定将被历史所记载，不是因为她有着倾国倾城之色，也不是因为她有着经纶济世之才，而是因为她与20世纪初这种类型的“海派建筑”——休闲的、上流阶级的西方式花园别墅——密切相关。

时间是19世纪的下半叶，地点是今天华山路849号。

40亩土地上伫立着三幢英式花园别墅，主楼与副楼布局有致，浑然一体。室内的装饰则华丽雅致、不落俗套。

花园东面有一泓池水，水上有小桥曲廊，池边有亭台楼阁。园内曲径通幽，修竹蔽天。花园大门处有一条长达百余米的龙墙，十八个起伏中博得了“一条蛟龙卧半园”的美名。花园中广植各种植物，分别是腊梅、紫藤、梧桐、香樟、雪松、玉兰、四季桂，而最为令人怦然心动的是那怒放的丁香。

丁香，一个关键词语。

这座雅致的花园就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叫作丁香的女人而生成。因此，从它落成那一天起，就被叫作丁香花园。将这座花园献给“丁香”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尽管毁誉参半，但他的名字经得起历史天平的秤量，他就是李鸿章。

1860年。当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并在上海开办了江南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时，与他随行的宠妾丁香抱怨上海官宅的嘈杂喧嚣，希冀有一处宁静的花园安顿身心。李鸿章无法拒绝他的女人，为了这枝“丁香”，他请来了建筑设计师罗杰斯，让这个美国人为他的女人建造了这一座“丁香花园”。

今天，当流逝的时光将李鸿章更不用说他的宠妾都一概地抹消后，它却无法抹消这幢雅致的建筑，无法抹消存在于历史中的这么一段轶事：一座城市中的某一幢具有审美价值的建筑，它的产生不只是得益于一个天才建筑师的构想，更多的得益于一个女人无尽的撒娇。在东方，这似乎更容易成为一个事实。

这就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为其宠妾建造的“丁香花园”　*

*　丁香一样的女人曾徜佯于此吗？

这是又一个为了女人而诞生一幢建筑的故事。

这个女人叫作罗迦陵，这个女人博得了老上海名人欧爱司·哈同的爱情。在20世纪初期，具体来说是1904年到1910年之间，哈同为他热爱的女人建成了一座别具一格的私家花园，他们从各自的姓名中取出一字称其为“爱俪园”，但在老上海人的记忆中，“哈同花园”是一个固定的称谓。

占地171亩，地基在今天的延安西路与铜仁路交界处。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花园并没有像同时期上海众多达官贵人的私家花园那样走一条西方复古主义线路，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情景搬到了一个来自巴格达犹太人的审美视野中。

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池塘，一共展开83个景点。被人广为称道的有“天演界”、“飞流界”、“文海阁”、“海棠艇”、“驾鹤亭”、“引泉桥”、“候秋吟馆”、“西爽轩”、“瀛洲馆”、“方壶”、“延秋十榭”等等，园中各景都有当时海上名士留题和撰写的楹联。

1904年，哈同和他的女人罗迦陵由河滨大楼搬入花园，罗迦陵刻意地模仿慈禧太后及《红楼梦》中贾母生活，在园中供养着一批前清遗老、尼姑、和尚，并收大批中外孤儿做养子养女。

1922年，71岁的哈同和59岁的罗迦陵在他们的花园中大做“百叁大寿”，那日，楼台高筑、名流趋附，可谓盛极一时。在这幢豪华、雅致的私家花园里，哈同和罗迦陵还接待过其时的海上名流，他们是黎元洪、章太炎、齐燮元、王国维、陈炯明、卢永祥，一代名人孙中山也曾与哈同、罗迦陵在园中徜徉。

与“丁香花园”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已经再也不能目睹这座世纪初期上海最为华丽的花园了，它被摧毁于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的铁锤中，而在同一地基上耸立的是俄罗斯风格更准确点说是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只有这样一段有关20世纪初的缠绵情感隐隐约约地流传了下来，它见证着一个异国男子对一个中国女人的不死爱情，更见证着一种独特的空间形式怎样对这种情感作着小心翼翼的庇护。

*　斯人已去，草木犹深

也许，我还可以再讲述一个男人、女人和他们房子的故事。

主角一个叫王伯群，另一个叫作保志宁。

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何应钦的内弟，时任南京政府交通部部长的王伯群爱上了大厦大学的“校花”保志宁，为了获得这个女人，王伯群向她许诺了三个条件：支付美金10万作为生活保险费；彩礼、嫁妆费用8万法币；最后，则是建造一座价值几十万银元的花园别墅。

这幢花园于1930年动工，到1934年竣工。耗费了白银30余万之后，在10.78亩土地上伫立起了一座西班牙风格的建筑。整幢建筑形态庄严、比例和谐，立面的处理具有浓厚的欧洲古典主义的意味。它的内部空间精雕细刻、装饰豪华，梅花、松花和芦蔗纹等不同图案触目皆是，彩绘、壁画和柚木则随处可见，其奢侈华贵在当时的私家花园中首屈一指。

时间之河冲刷了王伯群、保志宁之流，但这幢建筑却在时间之水的浸淫中巍然不动，它比它的创造者有着更大和更多的生命力。今天，在愚园路1136弄31号，你会看见2006年初冬的阳光正惨淡地照射在它那古典的立面上，它多少有些陈旧的姿态让人生出对20世纪上半叶的无穷联想。

让我适当总结一下。

自开埠之后，在西方殖民者有意与无意的推动下，上海建筑的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被老城墙围护起来的上海道台和百姓眼光中，柱廊式建筑不但是古怪的而且还是邪恶的。而到了1912年，当破烂的老城墙被彻底拆除之后，在江苏都督程德全和他的黎民目光中，早期石库门和后期石库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物，而遮蔽在馥馥郁郁的树丛中的那些私家花园，对他们而言，是虽然神秘但不减撩人心弦之处的地方。他们中的一部分——如黄阿根、李彩娥——已经成为石库门中的一个成员，更多的人则在“丁香花园”、“哈同花园”、“王公馆”外面逡巡，想像李鸿章、丁香、哈同、罗迦陵、王伯群、保志宁等人的生活，并久久凝望那些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建筑立面而神思恍惚。

*　让20世纪30年代超级美女折服不已的“王公馆”

“王公馆”内部精细万分　*

上海在沉重而艰难地变化，一个封建的上海正被她的殖民者强行地驱赶进她未曾认识得很清楚的“前工业时代”。因此，当她的躯壳——各式建筑——开始变化其旧日形象的时候，这番变化是极其勉强的。因此，当今天的我们在20世纪初的不少建筑中看见这一景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建筑的外貌还是中国式的，但建筑的内部却彻底地西方化，来自西方的设备布满了各个空间。暂时地，上海人需要有一种可以过得去的说法：对他们的历史、对他们的文化和对他们的传统。

也因此，在水平向度上，上海还没有让世界记取的东西，在垂直向度上则更差强人意。上海在20米等高线下忙乎，这种忙乎的形象与欧洲大陆在物理的距离上相差了310米（假如我们以埃菲尔铁塔为参照物的话），但在精神的意义上相距何止一千华里。

第四节
此刻域外：从“埃菲尔”到“法古斯”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移向上海之外的西方建筑世界，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就产生在这个时期，产生在上海诞生了数不胜数的石库门建筑的时期，但为了对此有一个更好说明，我们必须先回到1889年。

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一个对世界建筑史有着特别意义的地点，当然对上海也有着特别意义的地点，哪怕被大班们把玩的上海那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那一届世界博览会上，人类注定要被自己的创造性才能所惊吓，但同时也注定要被自己这种“激荡而蛮野的天才”所震慑。

38年前，也即1851年，人类便已在伦敦世界博览会上感受到了这一冲击，那时，他们集体地被帕克斯顿的“水晶宫”所震慑。在这个长为563米、宽为124米，只有铁、木、玻璃三种材料而没有多余装饰的长方体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将要来临的工业时代所发出的美学信息。考虑到其时世界主流的建筑风格正被“折衷主义”所统治，同时期的美国国会大厦正仿效着巴黎万神庙的形式，英国国会大厦则取法于亨利时期的哥特垂直式，这种信息的发出就更为了不起了。

在1889年，各国的男女却要承受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那就是耸立在他们面前的“铁家伙”：埃菲尔铁塔。

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主持者没有找建筑师而是让一位工程师来设计这座铁塔。在形态上，埃菲尔先生将这座铁塔处理成一个人形，它伸展双腿置身于巴黎中心。和机械馆一样，它的全铁结构让人叹为观止，这预示着一个完全不同于雅典卫城、罗马万神庙、圣彼得大教堂、卢佛尔宫的时代的到来，但对将要来临的20世纪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它在高度上对新世纪的启示：328米。

铁塔占地12.5公顷，重约7000吨。它由18038个精密度达到十分之一毫米的部件和250万个铆钉铆接而成。塔身分为三层，每层均有平台和高栏。第一层距地面50米，第二层距地面115米，第三层距地面174米，再往上就是顶端的塔楼了。天气晴朗时，在埃菲尔铁塔的第三层平台上人们可以眺望到80公里之外的巴黎景色。

非常有意思的是，埃菲尔铁塔初建时，它遭到了19世纪末期巴黎名流们的反对，他们共同地认为埃菲尔铁塔破坏了巴黎曾经的美，由凯旋门、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所构成的美。反对者中我们看见了音乐家古诺、小说家莫泊桑和小说家小仲马。当差不多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沉默下去后，唯有莫泊桑坚持到底，这个写出《项链》、《俊友》的天才，他的神经系统无法忍受埃菲尔先生提供的那种生硬到极点的工业美感。

但一个前进的时代比莫泊桑先生的怀旧情绪更为强大。这个前进的时代认同了埃菲尔先生的艺术，这艺术与至今为止的古典艺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它却能使法国人民或更广义的人类第一次在这个高度上俯瞰苍茫大地，并遥想着此处离天堂到底还有多少路程。

这次“人类最为激荡而又蛮野的天才”的创造再一次证明了人类投注于建筑中的真正激情，那就是对高度的不懈追求。因为相比于水平建筑，垂直向度上的建筑或许更加详尽地注释了人类自身的欲望和野心，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接近苍穹的建筑对人类伟大、不朽、永恒作出更好的说明呢？

美国《时代周刊》的艺术评论员罗伯特·休斯在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后的第一个百年这样评论道：

艺术能够以最无私和高尚的方式找到必要的隐喻，籍以向人们解释一个正在迅速改变的文化。

对法国人，总之对欧洲人来说，这种改变意向的最大隐喻就是埃菲尔铁塔，它的主要形象，一个似乎集中了全部现代意义的建筑结构。

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计划者们希望有比水晶宫更壮观的景象。但是帕克斯东的成功创造却无法用另一个水平建筑来赛过，因此他们决定向上发展：建造一座铁塔，在它装置现今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天线杆之前，可能是地球上最高的人造物体，凌空1056英尺。毫无疑问地，圣经中的巴别塔的启示，有意或无意地起着作用。既然博览会要包罗所有的国家，那它的中心隐喻就应该是这一座通天塔。但是这座塔却显示了另外的和社会方面的更深的隐喻。博览会的主题是制造和改革，是资本的动力而不是简单的所有。它意图说明现在的成就超过了过去，工业的胜利超过了土地的财富，从而反映出第三共和国同“旧政权”之间的根本的经济区别。对展览会来说，还有什么中心装饰比一个不介意地面经营，却占领从未过问和利用的空间（天空本身）的结构更为辉煌呢？一个巨大突出体从一小块土地上扶摇直上，将显示它的“进程”的威力。任何人都可买得土地，但只有“现代法国”才能征服空间。

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某种意义上，埃菲尔铁塔成了旧时代建筑与新时代建筑的临界点，自它以后，世界建筑的历史书写着崭新的篇章。这样，到了1911年，也就是当石库门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布满了上海的不同地域、当西方式花园别墅错落在上海的不同地界，当上海拥有了它的“海派建筑”，在西方，一幢叫作法古斯工厂的水平向度建筑也同时产生了。

某种意义上，法古斯工厂是一个路标和一种象征（如同稍后我们也要写到的勒·科布西埃的萨伏依别墅），这个路标指向的是后来改变了世界面貌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说得绝对一点，我们的上海，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建筑面貌的巨大变化部分就肇始于法古斯工厂。

讲到法古斯工厂，就必须讲到一个特殊的人物：天才的、对传统始终充满了反叛精神的克罗皮乌斯。

1911年，在德国的一个小镇，后来以“包豪斯”以及包豪斯的理性主义而彻底地改变了世界建筑面貌的克罗皮乌斯与他的合作者梅耶尔让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开始最初受孕：那就是非对称的构图；简洁整齐的墙面；没有挑檐的平屋顶；大面积的玻璃墙；取消柱子的建筑转角。最为重要的是，功能高于形式，并且绝对地高于。这使得他和新大陆的路易·沙利文的观点不谋而合：形式追随功能。

如同埃菲尔铁塔一样，在法古斯工厂上克罗皮乌斯催生着一种崭新的建筑美学。对此，他是这样表达着自己的理念：“我们不能再无休止地一次次地复古。建筑学必须前进，否则就要枯死。它的新生命来自过去两代人的时间中社会和技术领域中出现的巨大变革。建筑没有终极，只有不断变革。

从埃菲尔铁塔到法古斯工厂，旧世界正面对着这些零星的新建筑形象。也许，此刻还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些形象中包含的“叛逆性”和“革命性”。但要不了多久，旧世界就会瞠目结舌了。因为在这些形象的背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正悄然无声地积聚着它的能量，以后，它将无情地释放这些能量用来摧毁以希腊柱式、罗马穹顶、罗马拱券为代表的古典建筑艺术，在它独特的审美观照下，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不过是一些濒临死亡或已经死亡的东西。

当然，如果人们有着足够宽广的视野，那么就会理解到催生出埃菲尔铁塔、法古斯工厂等等建筑的另外一层原因，这层原因并不比埃菲尔工程师、克罗比乌斯先生来得次要，那就是人类正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工业化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提供了过去时代从未提供的技术和材料，也是这样一个时代逼迫着旧建筑美学的让位和新建筑美学的登堂入室。

上海在20世纪初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既没有意识到埃菲尔铁塔刺向空中的意义，也没有意识到法古斯工厂在现代建筑运动中的里程碑价值，在西方大班们的掌控和他们的公和洋行、德和洋行设计师的审美势力中，我们的上海正沉浸在石库门、花园别墅等不同空间形式所营造而出的“海派建筑”的趣味中。

第三章　“万国博览会”一一铺陈

第一节
“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

那一刹那对任何一个在场的人来说都是难以忘却的。

当世纪壁画通过上海建筑装饰集团的技师用特殊的清洗剂清洗了40个工作日，当它们的面貌一点一点地在八角亭的墙面上展露并且最终全部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那一刻，在场的人们都被壁画奇异的美丽所打动，他们长久地说不出话来，仿佛被什么东西所“窒息”。这时，这座城市的市民真正地感受着这样一句原先充满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他们的文化十分骄傲的话：“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

一共是33幅壁画。其中8幅4.3米宽、2.4米长，它们分别描绘了20世纪初上海、香港、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曼谷和加尔各答这八座城市的建筑风貌，并配有八组神话人物。另外24幅为神话故事中动物的形态。最后一幅是顶部巨大的神话故事壁画。总面积是200平方米，一共用了几十万块面积只有几平方厘米的彩色烧制马赛克镶拼而成。壁画间还有一行英文，那意思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它传递了20世纪20年代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的信息。

那一刻是1997年5月。

由于浦东发展银行入住于中山东一路12号这一幢上海外滩建筑中最为华丽的建筑，又由于紧随这次入住而来的第三次修缮（前两次分别在1975年和1981年），在1955年被人们煞费苦心地用奶黄色涂料遮盖起来的这33幅壁画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不啻是一个有关日渐迷离的老上海的神话，它令任何一个不缺乏感受力、审美力的男女浮想联翩。

现在，让我们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1923年的上海。

那时，欧洲、美洲那些恶意地颠覆着古典建筑世界和它的审美理想的狂徒们都忽略了亚洲太平洋东岸的这个港口城市，即使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选择的也只是印度或巴西，这或许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不幸。但还是有一些西方建筑师抵达上海。在他们中有着凯德纳、道达尔、玛礼逊、格兰顿、司各特、倍高、邬达克、玛礼逊、洛根等等。其中，1912年进入上海的威尔逊，在他的故乡伦敦或许只是一个二三流建筑师，在世界建筑史上更是藉藉无名，但对这座城市来说，这已足够了，因为这并不妨碍威尔逊领导的英国公和洋行给上海提供了这样一幢建筑：汇丰银行大楼。

*　这就是“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

巨柱的立面是对西方大班们的另一种诠译　*

这头铜狮子见证了外滩多少风雨烟云　*

这正是有据可考的“上海黄金岁月”，这也是在60年之后令我们城市的大小情调主义者对此充满了说不明、道不完的情绪的时候。

1923年6月23日，汇丰银行大楼在今天的中山东一路12号落成，威尔逊的同胞出于对他们文化的骄傲，对这幢建筑冠以这样的美誉：“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

某种意义上，这当之无愧。

一幢5层高的建筑，加上中部隆起的建筑共有7层，并有一个巨大的、让人联想起罗马万神庙的穹隆顶。它的平面布局为接近正方形的矩形，体量是令人吃惊的：32000平方米。而在垂直向度上，这幢五十多米高的建筑已改写了上海建筑尤其是外滩建筑在高度上的历史。

这幢建筑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古典意趣：严格的古典三段分划，准确的比例、完美的对称以及在这种比例和对称中产生的“毕达哥拉斯式的和谐美”。具体来说，在竖向上，底层是比较粗犷的宽缝石块墙面，中段是细缝石块墙面，而上段则是不留缝的光滑石块墙面。横向上，则通过底层的拱廊、中间的巨柱廊以及顶部的穹窿把中轴线加以突出。

这个建筑的内部空间给人以华美高贵的感觉。进入它的营业大厅，两排高高的白色爱奥尼柱子扑面而来，在它们的上方是一个淡绿色玻璃穹顶，它们间的和谐对比——柱子与穹顶、白色与绿色、曲线与直线——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这个空间里，几乎所有的东西——天花、地坪、壁柱、立柱——均由精美的意大利大理石装饰，它们唤起了你精致、华丽、光滑如镜的审美感受，如果你有着足够的想象力的话，你还可以藉此联想到罗马的寡头政治，以及公元3世纪时的光滑如镜的卡拉卡拉浴场和戴克利提乌姆浴场。对这个由英国公和洋行所创建的空间还有着这样一种说法：全世界只有6根长为6米直径为1米的大理石石柱，在1923年，这6根大理石石柱的分布是：2根在巴黎的卢浮宫；4根在中国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

威尔逊先生决意建造一幢能够象征英帝国财富、威仪和尊严的大楼，在1923年的上海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大楼门口的那一对不怒而威的铜狮子是对他良苦用心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当然，有关这幢建筑还有着许多神奇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刚才已提到的世纪壁画，在20世纪的20年代它们就出现在八角亭上，见证着这座城市在它开埠80年后的那段繁华如梦的岁月。随后，这些壁画神秘地消失在50年代。一直到重现活力的90年代后期，它才出奇不意地再次掠夺着人们的视域，让他们感受到这幢建筑的永恒魅力。

上海是幸运的，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外滩收获了英国公和洋行的这一个杰作：汇丰银行大楼。但对于现代建筑运动狂徒们来说，这个“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却是一次不可饶恕的交媾：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复古主义的表皮。以他们激进的观点，它全身都散发着一种陈腐气息，一种凋谢、枯萎乃至死亡了的气息。

第二节
李家庄凤凰涅槃成外滩

汇丰银行大楼是伫立在外滩的“海派建筑”的一次说明，但决不是唯一的说明。

在“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一边，还伫立着另外一些形态不一但审美指向相同的建筑，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它们先后出现在当年叫作李家庄而今叫作外滩的地界上，沿着黄浦江构成了这座城市一条最为美妙的天际轮廓线，犹如在哈德逊河边上曼哈顿摩天楼群为纽约构成的美妙的天际轮廓线。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条天际轮廓线勾画了其时上海的面貌，既表达了这座城市的欲望也满足着她的子民的虚荣。

1920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扬子保险公司办公楼。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它集纳了孟莎式屋顶和爱奥尼双柱廊，底下两层的粗面石工则以外滩建筑特有的敦实和粗犷传递了这个时期上海的美学趣味，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来自西方的不速之客留给这座城市的美学趣味。

紧随其后的是重新翻建的英商怡和洋行办公楼。这幢五层大楼的风格为新古典主义。与扬子大楼不同的是在它的立面处理上，我们看见业主更钟情的是科林斯柱子——一种被伟大的维特鲁威描述成是“纤弱的、女性的”，被斯木卡兹形容为“处女般的”，而被沃顿则痛斥为是“充满情欲的、像一个淫荡的妓女”的柱子。但有一点它与扬子大楼不谋而合，它的一、二层也是粗面石工，一种老欧洲的气质和情调。令它的业主比较欣慰的是，30年之后，上海外贸公司进驻此楼，在国际贸易这一层面上，新老业主还能进行沟通。

1921年，我们看到的是又一幢重新翻建的怡泰大楼。这幢高度为27米的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采用的是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有一点是它的设计者英国公和洋行、业主英商蓝烟囱轮船公司股东们始料不及的，那就是30年之后，这幢大楼竟成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驻地，在这里源源不断传播的是令西方大班们十分气馁的东西。

*　由于外白渡桥，所以“李家庄”蜕变成外滩

1923年，英国麦加利银行在外滩诞生。该大楼楼高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由公和洋行所设计。它是古典主义在上海的又一次胜利：整座楼房严格按照古典建筑的三段式划分，爱奥尼柱子通贯二三层，基座为粗面石工。该年度还诞生的便是我们已广泛知晓的汇丰银行大楼，一幢满足了城市多样古典审美的建筑。

1924年，在外滩，有两幢大楼同时伫立，它们是公和洋行设计的横滨正金银行和桂林大楼。前者是一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立面上你可以看到粗面石工、细面石工、希腊式檐饰以及爱奥尼柱子，而后者则是上海第一幢10层建筑（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是第一幢高层建筑，稍后，我们还将再次谈及这幢建筑）。风格依然是西方古典主义审美的继续，整个立面作着严格的古典三段式处理，底层为粗面石工，头部则冠以巴洛克式的钟塔。有趣的是这幢建筑的业主显然有着他独特的嗜好，在整个外滩建筑中，很罕见地拒绝了过于女性化、情欲化的科林斯柱式，也拒绝了比较中性化的爱奥尼柱式，他选择的是代表男性的、强壮的陶立克柱式。并非不重要的是，这幢在垂直向度上给上海以象征的建筑，它是英文《字林西报》的报馆。

1927年，上海海关大楼在外滩第三次落成。在此之前，这块地基上先有满清政府建立的一幢中国衙门式的木构房屋，1853年被毁于小刀会的暴力之下，稍后得以修复；1893年，由英国建筑师考利设计了第二代海关大楼，英国哥特式取代了中国衙门式；而1927年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的第三代海关大楼，则以折衷主义的风格取代了英国哥特式。对上海来说，这幢建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粗面石工、它的由彩色马赛克镶拼的帆影海事图以及它的旗杆所标志的上海地理位置点，而是在它八层顶部的那一口不同凡响的大钟。有关这口大钟显然已成为上海传奇之一，对无数个上海普通市民来说，他们中许多人也许终其一生都不会也没有可能去探究“陶立克”与“科林斯”之间的矛盾，“爱奥尼”与“托斯卡那”之间的差异，他们也不会或者说没有这个可能去理解英国建筑评论家萨莫森在其名著《建筑的古典语言》中阐释的观点，但他们在外滩这条大街上倾听那口大钟在晨曦时分或黄昏时光发出的声响，各自的心灵是能够感受钟声所包孕的意味的。

*　当年大班们享有的建筑今日依然沉稳坚固

外滩建筑的细部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

*　“海关大楼”的钟声预告着上海的每一个早晨

*　谁会想象“李家庄”会变迁成这个模样

*　即使巴富尔上尉也会在这些廊柱间浮想联翩

当年的“上海总会”而今的“东风饭店”　*

*　透过大理石饰件我们遥想当年的“上海总会”

在1931年时分，外滩还翻建起日商台湾银行大楼。这幢古典复兴式的建筑，由于后来在三层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致使整个立面比例受到了破坏，令所有对建筑审美有着特殊感受的人为之扼腕。

建筑史专家们指出，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这个短时段里，共有11幢建筑在外滩得到了重建，总数为外滩建筑的二分之一弱。

由我刚才提及的这些建筑加上由于超越了我论述的年代而没有提及的建筑（它们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大楼、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上海总会、文艺复兴风格的汇中饭店、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华俄道胜银行、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的交通银行大楼、英国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的中国通商银行行屋以及属于高层建筑范畴的中国银行大楼、沙逊大厦和法国邮船公司大楼）共同地构建了这座城市最为迷人的轮廓线，而且，即使到了世纪末，与新上海在20年间建造的3000幢高楼所形成的轮廓线相比，外滩轮廓线仍有着它们无法相提并论的优雅意味。

*　精雕细刻的外滩建筑的又一细部

这个建筑细部是对外滩历史的又一种说明　*

一个标志性的上海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这个上海推崇着古典美学，敬仰着复古主义，被古希腊、古罗马的伟大幽灵所深深地迷住，也被这些伟大幽灵所深深缠绕。在表像上，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建筑师造成了这种情形。但在深层处，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西方大班。当这些来自西方的不速之客在这块东方的土地上收获了第一批果子时，或借用老卡尔的话来说是夺取了东方人民足够的剩余价值后，他们渴望着有一个情感的祭台，以供他们作集体礼拜，还有什么能比外滩的摩天高楼更能充任集体祭台一职呢？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和这个世界其他许多充满了潜力的城市一样，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和平氛围，也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当年以不名誉的鸦片贸易起家的沙逊家族便将他们的巨额资金投向了上海的房地产业。因此，短暂的十年里，鳞次栉比的复古主义风格的建筑营造出了一个生机勃勃、纸醉金迷的上海。在英国人的眼光中，这个上海如同女皇皇冠上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在法国人的想象中，这个上海成了他们祖国那一座伟大的城市在东方的复制品；而在美国人的思考中，这个上海由于具备了新边疆的一切潜力，他们因此乐意将其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的某一地域正欣欣向荣，“海派建筑”在外滩收获了它丰盈的果子，在数不胜数的“滚地龙”的陪伴下，在勒·科布西埃们的不屑中。

*　时尚的“阿马尼”与沧桑的外滩立面构成奇妙的差异

*　在外滩18号三楼你会看见如许有趣景象

第三节
大班们的迷人行宫

在大班这个名词最宽泛的意义上，我用它来描绘这一节的主角们，而其实他们可以被更准确的名词所描绘，那就是冒险家。这些大都一贫如洗的冒险家们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上海一阵恶斗狠拼，随后接踵而至地功德圆满了，于是在被后生人们轻浮地理解的二三十年代，他们需要有一种东西来对这种成功作出纪念，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们选择的是为自己建造行宫，那可以对他们在19世纪末上海的血雨腥风生活作一个永不凋谢的纪念。在这一点上，他们倒和另外一些有权有势的男人想到一块去了，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为自己宠妾建造了丁香花园；是上海滩巨富哈同为自己的发妻铺陈了哈同花园；是国民党的权贵王伯群为自己的情人堆砌了王伯群公馆。他们呢？这些分别叫作马立斯、嘉道理、马勒的男人们，被自己疯狂的野心驱使来到了与他们毫无瓜葛的上海，他们的野心、阴谋、疯狂、激情、欲望最终又给这座城市留下一些什么呢？

先来认识一下不列颠岛国的臣民，那富可敌国的马立斯先生。

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说明马立斯先生个人和他家族的历史。只知道当他在19世纪末到达上海时，最初是一个专职报道跑马新闻的记者，为上海滩第一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撰稿以应付自己要求不高的胃袋。但马立斯先生过人之处是他不会永远平凡无奇地打发生活，当他抓住了地产生意这个机遇后，他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到了20年代初期，当上海即将获得那一幢“从白令海峡到远东最好的建筑”时，他也拥有了自己最美丽的房子：马立斯花园。

马立斯花园由四座庞大的花园别墅构成，它们各自的风格为日本现代式、维也纳花园式、英国乡村式和法国新古典式。其中的法国新古典式别墅为马立斯花园的主建筑，在型制上借鉴的是路易十四初期至路易十六早期的宫廷建筑，石砌的外墙面、开敞的圆形柱廊、精确对称的建筑体形以及在室内楼梯、门厅等处大量装饰的复杂的几何图案，这些无不说明来自英国的马立斯先生尽管在他早期的历史中恐怕并无多少古典审美意识，但当他拥有了足够的金钱之后，在远离祖国的上海，他希冀过上被自己的同胞反复描写的那种上流阶级的生活。

*　这个喷泉一边，埋葬着那匹改变了马立斯命运的马儿

二号楼，马立斯先生曾幽会了哪个上海名媛呢　*

*　嘉道理大厦的美妙细部

*　马立斯先生为自己建造的行宫

富可敌国的嘉道理先生的恢弘行宫　*

一人占有着四个国家建筑风格的马立斯先生不会被世纪末的上海新人类所认识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立斯花园矜持地端立在2006年温暖的冬日阳光中，一如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伫立。

同样矜持地端立在上海市延安西路64号的还有这一幢奢华过人的建筑：大理石大厦。在1924年初次竣工时，它被称作“嘉道理公馆”。

这是又一个从一文不名的瘪三到富可敌国的阔佬的神话。

埃黎·嘉道理自鸦片战争后来到上海，他最先干的活计依然是被中国历史所不齿的鸦片生意。稍后，他跟从沙逊在上海从事房地产投机生意（基本想法与马立斯先生如出一辙），迅速聚敛的财富使得他有了在上海为自己建立一个永不衰败的方尖碑的想法。

1918年，嘉道理公馆打下第一根桩子，六年之后，得以完工。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人们记住了这个建筑共耗费100万两白银，在当时，它可以使14万人吃上一年，但建筑界记住的却是它的风格和体形。

这是对老欧洲美学趣味的又一次心悦诚服的屈服。

18世纪欧洲皇宫的式样，科林斯柱廊，对称的构图，精确的比例，完美的尺度。大厦正面朝南，正门门楣上装饰着精雕细刻、漆成古铜色的花纹。门的两侧各有两个大理石墩子，上面有着高达1.8米的玻璃灯座一架。而在能够容纳800人翩翩起舞的大厅中，你还能看见八挂玻璃珠子灯，它们在入夜时分放射出的璀灿光芒，令这个大厅弥散着极为华丽的气息。室内许多地方都装饰着嘉道理先生钟情的金箔，而由柚木、铜质材料制成的扶手也焕发出嘉道理先生需要的古典色彩，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里，你随地随处都可见到大理石饰面，无论在室内的踏步上，还是在室外的墙面上，那来自意大利的大理石装饰着这个3300平方米的空间，这在1924年的上海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鳞角。这当然也是其时已成犹太总会会长的嘉道理的审美偏见。但即使见多不怪的上海市民也颇为惊讶地将其称为“大理石大厦”，而渐渐淡忘了它还有一个名称：嘉道理公馆。

与马立斯花园、嘉道理公馆有所不同，马勒别墅的产生显然有着较多的抒情意味。

1919年，由英国踏进上海的马勒先生不过是个一文不名的西方瘪三，但他迅速地改变了自己这种不堪入目的形象，用实际行动佐证了上海是一个能使你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城市。

凭着一匹屡战屡胜的跑马，马勒不但加入了上海跑马总会，而且只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当上了跑马总会的董事，旋即又成为一家轮船公司的老板。

马勒已有足够的财富，有足够财富的马勒想要做点什么事情。

有一个早晨，马勒先生像往常那样地醒来，但一同醒来的爱女却和往常明显地不同，她十分激动地对父亲说起一个梦境：她走入了一个似乎非常熟悉但却不能具体描绘的地方，它有点像父亲经常讲起的英格兰故乡，也有点像她在故事、童话、传说中相遇的北欧山地。是清晨的时候，在淡淡的雾气中，阳光慵懒地照射在娇艳欲滴的百花上，也照射在一幢神话般的房子上。这房子有着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尖塔，它们争先恐后地窜向天空中，尖尖的顶子在初升的阳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点……

*　由女孩梦境而成的“马勒别墅”是上海地标之一

这个细部也解释着“马勒别墅”　*

在冒险生活中很少被感动的马勒先生这一次被爱女的叙述感动了，他愿望将爱女梦幻的情景在现实中重现出来，为此，他聘请了建筑师设计出后来在上海水平向度建筑上堪称无出其右的马勒别墅。

这建筑有着这座城市罕见的北欧风格，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挪威风格。主楼为三层，房顶上耸立着高低不一、装饰精细的两个尖塔，东侧的尖塔高近20米，上面有园顶凸窗；西侧的尖塔高约25米，尖塔陡直。主楼南侧为该住宅的正立面，在它上面有着三个小尖塔和四个小尖顶凸窗，这些小尖塔、小尖顶凸窗与主楼上高耸的尖塔在1934年的上海天空下构成了一道非常奇妙的轮廓线，充满了神秘、奇异、怪诞的色彩，仿佛这是从童话中走进城市的一座小宫殿。

与奇诡的造型匹配的是内部空间。马勒别墅的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中，共有着106间房子。楼内处处是转弯抹角的楼梯，即使在同一个层面中走动，你几乎都要通过上下楼梯才能如愿，楼内的结构酷似一个迷宫。室内的装饰也显示出一夜暴富的马勒先生的情趣，到处都是考究的护墙板、到处都是精心雕刻的美丽图案、到处都是在阳光下漫射着斑斓光彩的彩色玻璃。

对马勒先生来说，这幢建筑除了必须包容爱女的梦境之外，还有就是它必须包容他在上海的冒险生活，他因此让建筑师在2000平方米的花园中为那匹神奇的跑马树立起了一尊青铜铸像，而在青铜铸像下真的埋葬着他赖以发迹的那匹跑马的尸骨。

马立斯。嘉道理。马勒。

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作者阿瑟·密勒的眼里，他们的人品或许不会比在巴西龙那咖啡馆中的“白拿奴”、“沙地”更高尚一些，他们的行径也不会比在别名“夏娃”的沙逊别墅中的“埃拿得”、“维德·伽西亚”更纯净一点，由此，他们方能在肮脏的鸦片贸易和不光彩的房地产投机等等生意中聚敛如此之多的金钱，并用这些金钱来营造他们骄奢淫逸的府第和行宫。

阿瑟·密勒的偏激也许有着他的道理，但过于严酷的阶级压迫、阶级分析并不是建筑的主题。我们能够记住的是这么一点，那些当年不可一世的大班们都早已随风而去，然而，出于他们不同的目的、相同的财富构建而成的行宫却在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伫立而起，并栩栩如生地穿越了大半个世纪。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任何一幢建筑，只要它是有价值的，从它建成的那一刻起，它拥有的就是一个独立生命，它不再属于某个人和某个业主，对它的审美属于整个社会和整座城市。因为，永恒的建筑比短暂的人生更来得伟大，在速朽的肉身之后，美的建筑还在毫不费力地穿越着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在我们不知的时空中矜持地端立。因此，马立斯也罢，嘉道理也罢，马勒也罢，悠悠的岁月淘洗了这些名噪一时的男人，也淘洗了纠缠着他们或嚣张拔扈、或凄美至绝的情感，唯有马立斯花园、嘉道理公馆和马勒别墅这些美妙的建筑在21世纪的初期对空无的生命作着无声的哀悼，也对那流逝的时代作着悄然的追忆。

但在1923年和1934年，谁又能预料到这些呢？即使马立斯和马勒他们。

第四节
此刻域外：狂热的“走向新建筑”

法国巴黎，时间也是1923年。

对这座伟大的历史名城你始终是可以寄予期望的。在这之前，它为世界提供了《忏悔录》、《茶花女》、《人间喜剧》等等不朽的作品，而在这一个年份，它又提供了一本无出其右的作品：《走向新建筑》。

当时间磨洗了多少张狂和浮躁之后，当时光的年轮转到了21世纪的初期，对这部作品，人们依然给予了如下的评价：在整个20世纪里面，只有两本书真正地影响了世界建筑，这是其中的一本，并且是第一本。顺便说上几句，另外一本便是美国建筑师兼建筑理论家文丘里的作品《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有意思的是，文丘里在1966年发表作品时，用意就是想为《走向新建筑》挖上一个坟墓，这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这个世纪中、后期的生死之争。

但在1923年没有这个叫文丘里的人，也没有人会想到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有的只是野火般燃烧起来的现代主义，有的只是一个建筑天才写出的一本叫《走向新建筑》的书。

这个建筑天才名叫勒·科布西埃。

勒·科布西埃于1887年（埃菲尔铁塔诞生前两年）出生于瑞士，他的父母都是精密仪器——钟表——的制造者，而他的少年时代是在钟表技术学校中度过的，可以想见，这一切后来将影响到他惊世骇俗的断言“住宅是住人的机器”。

1908年，勒·科布西埃来到巴黎，师从当时最著名的两大建筑师：贝瑞和贝伦斯。是贝瑞让他感受了钢筋混凝土的奇妙作用，而贝伦斯则为他打开了这么一条通道：他可以据此而瞭望到新时代的帕特农神庙。多少年之后，当他在法国马赛和印度的昌加迪尔对混凝土作了完全属于他个人的阐释，并由此博得了“粗野主义”风格这种令某些人心神不宁的赞誉时，那里面应该依稀游荡着贝瑞的灵魂；而当他完成着萨伏依别墅和瑞士学生宿舍、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等设计时，那里面也应该隐约地徘徊着贝伦斯的影子。

1917年，勒·科布西埃移居巴黎。在那里，他对建筑的迷恋有增无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的全部建筑活动被迫停止，他方转学绘画和雕刻，加入到这个时代最为前卫的立体主义的潮流中。这时，对旧建筑彻底叛逆的风暴在他的头脑里越刮越猛，而对新建筑的憧憬已在他的眼前逐渐地清晰起来。

1920年，勒·科布西埃在巴黎和一些激进的诗人、画家合编《新精神》杂志。如同这份杂志的名称所告诉人们的，一种崭新的、先锋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最为无情的东西将要在这个世界诞生，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于这个千疮百孔世界的幸运女神，是被施宾格勒所断言的“沉沦的世界”的救世力量，它将使万千灵魂从旧时代的阴暗空间和战后的废墟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新的空间里感受阳光的明媚和灿烂。

勒·科布西埃和他的同志们自信就是救世主，是引领人们的摩西，他们能够为这个动荡而又混乱的世界制宪立仪，为普通的人民提供一个幸福的乌托邦。于是，在1923年，勒·科布西埃成就了我们现今都已知道的那本也许是自维特鲁威《十建筑书》以来对建筑世界影响最大的著作《走向新建筑》（即使43年之后，文丘里写出了他讨伐现代主义的著名檄文《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影响力上依然难以望其项背）。

在这本书里，他热情洋溢地鼓吹道：

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开始。

今天没有人再否认那个从现代工业创作中产生出来的美学。越来越多的建筑和机器正在成长起来，它们对比例、体量的处理，材料的使用都是如此地不同，以致使它们中间许多产品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因为它们是扎根在数字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条理基础之上的。

他同时又激情洋溢地呼吁道：

建筑正发现它正处在一个改变了的规范面前。结构已经出现了这样大的革新，使仍在缠着我们的古老“风格”不能再笼罩着建筑了；实际使用的材料背叛了一般装饰艺术的作法，新的结构方法创造了那么多的新形式、新韵律，新的工业建设创造了那么多的新的总体布局与规划，我们再也不能对建立在体量、韵律与比例上的建筑的真正深刻规律视而不见，所谓“经典”的风格已不复存在了。所谓的“风格”已经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了。如果它们再来纠缠我们，它就是寄生虫。我们再和过去对照一下，得出的结论就是，老的建筑法规，从过去四千年所演化出来的一大堆规则，已经毫无意义了，它与我们无关：所有的价值都将重新估计；对于什么是建筑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革命。

比激情的呼吁更有价值的或许是勒·科布西埃对未来城市建筑在垂直向度改变上的预感，这种预感由于在50年之后得以充分的实现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勒·科布西埃的天才。

在《走向新建筑》中，勒·科布西埃如此规划了未来的城市：

它们由摩天塔楼所组成。

每个塔楼220米高、150米至200米宽，塔楼与塔楼之间的距离为250米至300米，中间布满了绿色植物，还有广阔的林荫大道、运动休闲的场所。整个塔楼用柱子托起5米高，悬空的部分安置自来水管、煤气管、电缆线、电话线、压缩空气管和下水道，这样，城市的地表就不必一再地开挖。当然，在这个悬空的部分也可以行驰各种交通工具。塔楼的屋顶也加以充分的利用，上面可以设置咖啡馆等等空间。快速的车道安置在远离塔楼的地方，塔楼将不必再为其时嘈杂的交通声响所困挠。

即便勒·科布西埃的这种预感遭到了20世纪“另类建筑大师”美国的莱特的猛烈攻击，即便勒·科布西埃的规划方案在许多年以后遭到了罗伯特·休斯之辈的“可怖地将巴黎夷为平地”的评价。然而，后来的人们还是在纽约、东京、巴黎的拉·德方斯乃至我们的城市浦东小陆家嘴等地寻找到了当年他预言由摩天塔楼群组成新城市的原结构印迹。由此可见，他精粹的思想穿越了时空的障碍，散发着一个真正天才的灼人光华。

1923年，很少有人以自己的悟性来充分地理解勒·科布西埃在《走向新建筑》中的著名断言：住宅就是住人的机器。即便全世界都不能够理解，勒·科布西埃发出这个著名断言之后的第七年，设计出了萨伏依别墅。

1930年，法国巴黎近郊。

和煦的阳光在距离今天77年之前照射在它的上面。由基本几何体所组成的体形看上去非常简单，一楼由细长的柱子举重若轻地支撑着整个体量，二楼开着长条形窗子的立面绝对的干净，上面除了白色没有任何装饰，仿佛印证着前现代建筑运动猛士奥地利卢斯对古典建筑的一句著名咒语：装饰就是罪恶（虽说，五十年之后，一个叫作汤姆·沃尔夫的在他的名著《从鲍豪斯到现在》中对这样的干净表示了他的义愤填膺；而菲立普·约翰逊则以他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部对这样的干净进行了实际的反抗）。与此同时，在萨伏依别墅的简单干净的造型和立面处理的背后，内部空间的变化却十分地丰富。在楼层之间，采用了室内很少用的斜坡道，增加了上下层的空间连续性，这种穿插交错的内部空间如同一个细巧镂空的几何体和一架复杂的机器。

在萨伏依别墅中，勒·科布西埃忠实地体现了他提出的新建筑五个特点：1底层的独立支柱，2屋顶花园，3自由的平面，4横向长窗，5自由的立面。这些特点表明的是墙体不再像千百年以来的那样作为承重的主体，立面也不再像千百年以来的那样刻意地追求越益繁琐的装饰，没有哥特式风格、巴洛克样式、洛可可痕迹，也没有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们所尊崇的有关建筑的任何教条、原则和律令，如果你对历史上的建筑样式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幢建筑与传统、历史、记忆等等都斩断了关系，它不但藐视历史甚至干脆就抛弃历史。在这样的意义上，它的革命性甚至超过了我们已知的法古斯工厂更不用说AEG透平机车间了。在20世纪的30年代，萨伏依别墅激怒也兴奋了世界建筑的神经末梢。

但这一切都源于早些时候产生的这本叫作《走向新建筑》的建筑圣书，在1923年，它就将现代主义的游戏规则、新建筑运动的基本范型作了规定，它也预言了人类以怎样的方式攀上由钢、玻璃、混凝土构建的悬崖峭壁。

1923年的狂热，《走向新建筑》。

但勒·科布西埃决非一个孤独的斗士，当他以《走向新建筑》一书摇撼着旧时代建筑的牢固基石并以萨伏依别墅比照着昔日建筑的全部陈旧和腐朽，和他同时代的另两个天才也正锲而不舍地拆毁着旧时代建筑的砖墙。

他们是我们已略有所知的克罗皮乌斯和暂时还不知晓的密斯·凡·德·罗。

与勒·科布西埃和密斯·凡·德·罗有着很大的不同，克罗皮乌斯更乐意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这个时代。因此，在他和梅耶尔于1911年设计出法古斯工厂之后的8年，他在自己祖国威玛一地创办了一所建筑学校，以培养新型的建筑设计人才来冲击旧日建筑界，它就是国立威玛建筑学校，简称为“包豪斯”。

克罗皮乌斯自任校长，这个严谨、理性但富于德意志民族与生俱来深刻思辩力的男人，要求自己的学生接受这样的训练：决非因袭守旧的自由创造，手工艺与机器生产的紧密结合，建筑设计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有机融合以及学校教育对整个社会需要的满足。换句话说，在“包豪斯”，激赏你对当下时代的敏锐反应，却鄙夷那种回头看的文化心态；鼓励你积极地探索工业社会的建筑美学规律，却不屑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古典建筑理念；纵容任何大胆、狂妄的奇思异想，却不许可因循守旧、默守成规的思维定势，要做旧文化激越的叛徒，而不是它卑鄙的良民。在现代建筑的审美意义上，即使雅典卫城罗马万神庙圣彼得大教堂卢佛尔宫巴黎歌剧院又算得了什么？

“包豪斯”就此成了欧洲新建筑思潮、新艺术思潮的温床，在它巨大的子宫中孕育着新时代建筑的天才和旧时代建筑的掘墓人。也因此，它云集着当时欧洲最为前卫也最具天份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康定斯基、保尔·克利、费林格、莫何里·奈吉。

“教父”克罗皮乌斯对这个世界在垂直向度的改变或许没有作出更多具体贡献，但他是以同时代天才所没有的广度和宽度在思想的疆域中推动着新建筑运动的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与“包豪斯”相比，他所设计的那些水平向度的建筑，如法古斯工厂、科隆展览馆办公楼和包豪斯校舍，都只具有了“技术”的意义，因此也就只具有了次要的意义。

在克罗皮乌斯的另一边、勒·科布西埃的右侧，是密斯·凡·德·罗。严格地说，密斯要到这个世纪的中叶才以他的玻璃幕墙摩天楼，更准确点说是以芝加哥湖滨公寓大楼和纽约西格拉姆大厦使这个世界对他顶礼膜拜，才获得了这样的赞叹：“他以钢和玻璃做成了现代的帕特农神庙。”而此时，他的才华还只能体现在真实而又玄妙的想象上。

这个1886年出生于德国爱森石匠家中、1909年进入贝伦斯殿堂的男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便不可思议地拿出了两个玻璃摩天楼的设计方案。

它们通体上下都用玻璃做外墙，高大的建筑如同通透明澈的晶体，从外面你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一层层楼板。密斯自己对此这样解释道：“用玻璃做外墙，新的结构原则可以清楚地被人看见，今天这是实际可行的，因为在框架结构的建筑物上，外墙实际不承担重量，为采用玻璃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联想到差不多要到20世纪末，在1998年，上海才有了密斯构想的建筑物——那通体透明、看得见内部结构的上海大剧院，我们会明白密斯有着多么超前的才华。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摩天塔楼的方案被永远地搁置在了密斯的草稿纸上，一直要到30年之后，它们才以湖滨公寓大楼、西格拉姆大厦的面貌出现在世间，然而，这不影响人们对密斯的评价，唯有密斯方能在一个古典主义建筑美学占据压倒一切地位的语境中，用玻璃幕墙的摩天塔楼说出他对这个时代的真实看法，在勒·科布西埃的右侧（当然也可以说是勒·科布西埃在密斯的左侧）为旧时代的建筑美学树起了墓碑，并写下了如此简短但又如此有力的墓志铭：少就是多。

少就是多。这是密斯对古典主义建筑美学的一次最为强烈的控诉，但与卢斯“装饰就是罪恶”宣言不同的是，密斯修正了卢斯的绝对，他也修正了革命者常常不可避免的狂热和谬误。新建筑并不拒绝一切的装饰，关键在于它要的是新的装饰，而这种新装饰是这个时代的反映，它也许只有玻璃的光滑和钢铁的坚韧，但正是在这两种材料中，你可以触摸、倾听到这个时代的灵魂和它的喘息之声。

现代建筑运动如同狂飙一般地突进着，它已从20世纪初期的涓涓细流发展到了此时的汹涌激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的了，哪怕是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战争，因为即便炮火能够毁灭一幢建筑甚至一座城市，但它却无法毁灭对应着一个新时代而产生的建筑美学、建筑理想，伴随着这种建筑美学、建筑理想的是人类生命底部提升而出的力量。而这股激流的驾驭者是大师级人物勒·科布西埃、克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他们一身兼有两职：天才和斗士。天才的禀赋令他们能够遐想并且创造出宇宙中最为奥秘的空间形式，而斗士的气质又使他们能够对一座由历史所凝固而成的高塔发出自己义无反顾的挑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他们，理解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某种意义上，其时的上海对他们就无动于衷，她还在以折衷主义的风格装点自己，她还在“海派建筑”的成就中自我陶醉。

第四章　向上的欲望和野心

第一节
对高度的“上海式沉醉”

上海对垂直向度的建筑也产生了它的深深迷恋，这种迷恋赤裸而焦灼地表现在外滩的地域中。

桂林大楼是上海对西方摩天文化的第一声回应。

那是1924年。那时新大陆已有了87米高的熨斗形摩天大厦、213米高的纽约都会保险公司大楼和234米高的沃尔沃斯大楼。上海，还只是在蹒跚学步。蹒跚学步的上海有了40米高的桂林大楼。由于设计者坚持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由于他们的头颅还深深地扎在古典主义建筑美学的泥潭中，根本无暇打量在大洋的那一边路易·沙利文们正干着的事情，所以，这幢大楼的体形作着严谨的古典式三段式处理，立面上则以粗面石工、陶立克柱子和巴洛克式塔楼对一个邈远时代作着似是而非的凭吊。折衷主义在上海还大有市场，包豪斯的学生还没有带着他们改变旧世界建筑面貌的雄心回到这座城市。不过尽管如此，桂林大楼还是以它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垂直向度上的有力渴望向未来岁月由衷地致以敬意。

我们暂时放过建于1929年的沙逊大厦和建于1936年的中国银行总行大楼，因为它们之间爆发的“高度之战”有一点类似芝加哥与纽约的“高度之战”，或者说有一点相似于克莱斯勒大厦与帝国州大厦之间的“高度之战”，由于带上了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抗，这场“高度之战”有着它特别阴郁的色彩，因此，我们将专门对此进行描述。

我们不会放过百老汇大厦，在外滩东头，1934年，上海收获了这幢高达22层的大厦。这幢专供英国在上海商行高级职员居住的大厦平面呈“X”，体量是令人惊奇的：占地2017平方米，建筑面积24596平方米。由于这时欧洲前卫的建筑思潮已经漫卷到了这座城市，因此它的立面处理开始摆脱古典主义的幽灵，而呈现了现代建筑干净利落的外貌，具有装饰艺术派的特点。

而在外滩西头，1936年，我们收获了法国邮船大楼。这幢12层的大楼，立面上贴以黑色磨光花岗石，其他一无装饰、绝对简洁。这除了说明欧洲新建筑运动的大浪已强劲地冲击着上海外，也说明在上海以汇丰银行大楼为代表的折衷主义思潮此刻终于从它的如日中天归于寿终正寝。

在外滩，如果不是过于拘泥于联合国世界高层建筑委员会对高层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再举上海海关大楼为例，8层层高加上有3层高的钟楼的海关大楼，它在11层的高度上踮起脚瞭望着路易·沙利文们，并想象着若干年之后在大洋的另一端将会耸立而起的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州大厦。

现在，当我们脱离开外滩这个特定的区域，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逡巡时，我们会感应到这座城市对高度更为浩瀚的欲望。

仅在外滩一箭之遥的地域便耸立着这么三幢高楼：都城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和中国通商银行新楼。它们几乎是一个娘胎出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17、17、18层高，以及装饰艺术派的风格。它们“出生”的日期也是如此地相似：1933年和1934年。

在远离外滩的地域上，我们看见了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的峻岭公寓伫立在1925年上海的阳光中。这幢19层高的大楼呈条形五折环状对称布局，建筑造型承袭美国摩天楼路数。立面贴褐色面砖，加以垂直线条处理，属于装饰艺术派的风格。

与它比邻而居的是华懋公寓。在1929年，它由英国安利洋行所设计。这幢大楼14层，高达57米。它的平面布局为一字形。立面处理为褐色面砖配以斩假石，整个风格依然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盛行的装饰艺术派。

1929年2月时节，我们还看到了由上海滩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杜月笙所发起建造的中汇银行行屋。这幢17层高的大楼，体型高耸，塔楼部分作数级收进，外墙面大部分为红砖饰面，再辅以横向水泥饰带，颇具同时期在美国正走红的装饰艺术派的特点。

*　当年的“百老汇大厦”中有着多少大班们后裔

当年的“峻岭公寓”而今依旧优雅雍容　*

建于1934年的麦赫斯特公寓对上海来说也有着它的特殊价值。这幢坐落在十里洋场最为繁华地段的大楼，有着12层的高度，立面处理十分简洁，平面体块与曲面体块的和谐组合富于现代建筑的特征，在这幢大楼的任何部分，你都难以找到古典主义和它的亚种折衷主义的暧昧痕迹。对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麦赫斯特公寓的更多意义还在于当1949年革命之后，它易名为泰兴大楼，并一度成为新政权的所在地。你完全可以想象，当昔日的麦赫斯特公寓的居民在搬出这幢楼房之后，迎头撞上今日泰兴大楼居民时的那份复杂万分的感觉。出于我个人的理由，有必要对这幢大楼多说几句。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对像我这样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着无限可能的时期。夜晚，我常常和上海广播器材厂的同事唐伟伦、杨成布、陈建平等人前去看望我们共同的老师陈小亚先生。父亲为中共高干的陈小亚先生居住在麦赫斯特公寓的二楼，穿过走道来到陈小亚先生家中时，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着一种真正的虔诚，是对陈先生的虔诚，也是对麦赫斯特公寓的虔诚，陈先生和麦赫斯特公寓共同地表达了一种让我终生敬畏的东西，尽管是隐约地表达着。

1934年，同样为现代建筑风格的毕卡第公寓则在上海最为优雅的西部渴望着它对高空的占有。这幢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楼房，当中为16层，两翼由13层、12层、10层呈阶梯状下降。64年之后，毕卡第公寓已易名为衡山饭店。今天，当你走过这个上海最为优雅的地区时，衡山饭店一边的“毕卡第咖啡馆”相信还能让老上海人生出几许浮生如梦、昨是今非的感想，但对今天李芸一般的新上海人来说，他们不会也没有可能在“毕卡第”这个词语面前让眼眸里掠过一丝往事苍茫、人生烟雾的颤动。

1937年之际，上海还收获了10层高的达华公寓。这幢大楼由于是上海建筑界的传奇人物之一邬达克所设计，又由于它的造型、用料和布局在许多地方都与稍前建成的国际饭店相仿，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着“小国际饭店”的称谓。

与此同时，10层高的麦琪公寓以现代建筑的风格对高度作出了另一种表达，而在它的立面上由不同几何体的联结、组合构成的处理，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建筑革命。

上海对高度的渴望最终被战争所打断，1938年，一幢叫作开文公寓的十层大楼，为上海二三十年代努力向空中发展的欲望画上了一个句号。经建筑史专家们考证，从1929年到1938年这十年间，上海共建成高层建筑31座，其中20层以上的有三幢，它们是22层的永安公司新厦、21层的百老汇大厦和24层的国际饭店。它们共同地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建筑在垂直向度上的一个不容分说的标志，藉着这些用钢筋混凝土垒积而起的摩天大楼，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力的那一部分被真实地阐释，同时也使得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我们对那个扑朔迷离的30年代多了一层感性认识。

当然，上海摩天楼的另外一部分还有待于叙述，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它们之间的表像之争仿佛是纽约与芝加哥之间的你争我夺，而在本质的意义上则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之间对生命力的各自显示，当然，这种显示倘然过于激烈、过于绝对的话，它导致的就是片面的语言压制甚至是全面的残酷战争。

第二节
沙逊大厦“恶斗”中国银行

距离今天并不遥远的时刻，借用舒伦堡的语言是“一个解冻的时刻”：1991年3月16日，今天的和平饭店和平厅，过去的沙逊大厦。

我曾在我个人的一部记录城市变迁进程的作品《欲望的城市》中描述过那个时刻在那个空间所展开的那些场景，现在我愿意再次叙述一次：

共有490名男女相聚这里，他们都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并清一色地在西方社会中占有个人的一席之地，社会角色不是大法官、大律师、大记者，便是外交官、富有的商人、颇具声名的教授。当3月16日进入午夜时分，这些巴富尔的后裔，穿着精致的夜礼服，戴着熠熠放光的名贵的钻戒、首饰，彬彬有礼地步入这里，然后在舒缓的爵士乐的伴奏下开始他们或寻梦或寻根的梦幻之舞。当时光进入17日黎明时分，在法国葡萄酒刺激下的西方青年人，不仅没有丝毫倦意，反而更加热切甚至更加狂热地起舞着。

他们皮鞋的后跟急速地击打着被葡萄酒溅湿了的地板，飘动的衣裙扑打着混合着浓郁酒香的空气；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西方人则坐在沙发上，一边呷着香槟，一边凝神打量着这个昔日被称作是“远东第一楼”的极具老欧洲意味的空间，思想已去了远方，去了历史中的某个时刻……

“只有在这里，在这个空间，当你的手指抚摸着这些似曾相识的墙饰，你才会感到你曾拥有后来又失去的那一部分生命现在开始复活了。”一个美国老人在这个夜晚如此地说道。在1932年，他和他的妻子在沙逊大厦度过了他们的蜜月，59年之后，他希望他能在时间河床中溯流而上，重新获得昔日的那份感觉。

本城唯一一个摄影师（今天他已是声名远扬的、具有大文化视野的摄影家，名叫尔冬强）罕见地目击了那一个叫作贝拉·维斯特的狂欢之夜。他还知晓了贝拉·维斯特狂欢之夜有着自己的传统，过去的聚会地点都在澳门葡京大酒店，这一回因为该酒店正在装修，组织者方将目光投放在和平饭店。昔日的沙逊大厦。摄影师将他在这个夜晚全部目击的情景永远地记录进了镜头中，与此同时，他还永远地记取了这个空间的特殊之处：在沉默不语的墙壁上，在悄无声息的吊灯间，畴昔多少激动人心的事件、人物、情感正被承载，如果你有足够的敏感和觉悟，你会听见时间之水的流淌之声，你还能听见过往的灵魂在嘶哑地呼叫。

*　当年的“沙逊大厦”今日的“和平饭店”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1991年前移，落定在1929年，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

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外滩，没有一座建筑能够像沙逊大厦那样表达出居住于这座城市的西方人对他们的同胞在新大陆文化实验的强烈情绪，这当然和一个人有关：维克多·沙逊。

1923年，维克多·沙逊来到上海。他继承了因不光彩的鸦片贸易和没有什么争议的棉纺织品贸易而狠狠地发了一大笔的家族遗产，将投资方向放到了其时正方兴未艾的房地产。在上海的房地产业，维克多·沙逊曾大打出手过好一阵，都城大厦、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高奈德公寓、东方饭店、河滨大楼以及仙乐斯舞厅等都留有维克多·沙逊先生脚后跟的鞋印，但历史将最为可圈可点的权利留给了耸立在外滩的、77米高的沙逊大厦。

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的这幢大楼建筑平面呈“A”字型，全钢框架结构。外立面用花岗石贴面，处理十分简洁，腰线和檐口处则饰有花纹雕刻，为这时期盛极一时的装饰艺术派风格。它的塔楼顶部则冠以一个高约10米的金字塔型的屋顶，稍后，当中国银行大楼与其一决高低时，就败北在这个屋顶上。

这幢大楼的内部空间是这样处理的：一楼为穿过式购物廊；二三楼为出租的办公室；五至七层系大楼的精华所在，其中设有中国式、英国式、法国式、美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印度式和日本式共九种样式的客房，过往旅客可以根据个人的情趣来选择这之间的任何一种风格。精明过人的维克多·沙逊则占据了第四层和最高的一层。他在第四层中运帱帷幄，以早在15世纪就被莎士比亚深刻揭示的“夏洛克式的精明”在上海房地产业中翻云覆雨；而在“金字塔”顶下的套房中，在柳安地板、柚木护壁和古铜色大吊灯的陪伴下不无愉快地回想着老沙逊自巴格达到孟买到香港到上海扬子路16号这一路烟尘，回想着他们的家族如何从鸦片贸易下手，中经纺织品贸易、各个洋行的开办以及房地产业的介入，最后成为上海滩实业巨子这一辉煌历程。

*　由外滩建筑构成的石头峡谷

石头狮子守候着“中国银行”几多时日　*

可以想见维克多·沙逊的傲慢，这份傲慢更多地体现在沙逊大厦上。在1929年的外滩，你可以看见精致过人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汇中饭店，你还能看见气度非凡的折衷主义风格的汇丰银行新楼，但有哪一幢建筑能像沙逊大厦那样地让你感受到如此高耸入云、摄人魂魄的威仪、气派和风度，它以从地面到塔顶77米的高度最为真实地象征着沙逊家族的万世基业，也向大洋另一边的伍思沃斯大楼作着它的敬礼。

在整个20年代中，没有第二幢建筑有可能在外滩向沙逊大厦发出挑战，但当岁月移置到1936年，紧挨着沙逊大厦的中国银行大楼向维克多·沙逊先生扔出了白手套，它们之间所生发的一场“高度之战”成为革命后的上海市民一份认识旧制度、旧社会的教材，尽管，由于过激的意识形态需要，这份教材不免有些夸张、有些虚饰。

中国银行大楼的地基原先为德国总会大楼。1928年，由北京移置上海的中国银行将行址设在德国总会大楼中，1934年，中国银行需要有一座更为高耸的大楼，遂将原德国总会旧房拆除，在此地基上建造起新大楼。

设计从一开始就具有压倒沙逊大厦的意图：34层。假如这个设计后来成立的话，那么，被压倒的就不止是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家族，一同被压倒的还有在1934年落成的国际饭店以及它的设计者匈牙利人邬达克，而有关“二十四层”的种种传说也就不会在上海不胫而走。

*　“中国银行”与“沙逊大厦”的恶斗是外滩传奇之一

设计者陆谦受准备这么做了，作为外滩建筑中唯一的中国建筑师，他内心洋溢的情感我们是可以想象也是能够沟通的，在租界的发源地造一幢最高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国建筑，这不但可以改写外滩已有的建筑历史，这也可以改变在上海的西方人对中国建筑师甚至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银行大楼的业主也准备这么做了，这些历经风波、饱经沧桑的人们，他们或许比陆谦受更深刻地体会到一座高度超过沙逊大厦的建筑对中国上海金融界的意义，在下意识里，他们或许明白这也是自上海道台宫慕久以来积习甚深的软弱、谦卑、萎缩的“上海综合征”得以医治的几次机会之一。

但傲慢的沙逊先生不同意，他和他那从巴格达来到上海并狠狠地捞上了一把的家族不能容忍中国的一幢大楼超过他的大厦。历史没有过多地记载沙逊家族在中国银行大楼建造中种种作梗的细节，但它也没有忽略沙逊家族的不满、狂妄和骄纵，正是在这些人类不可避免弱点的支配下，陆谦受不得不将他的设计从34层改为17层，中国上海降低了它的一半高度，在这座城市最为繁华的20世纪30年代。

17层的中国银行大楼前部作塔楼状，钢架结构；后部4层，局部6层或8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青石饰面，强调垂直线条和几何图案，顶部两侧呈台阶状，塔楼部分冠以蓝色四方攒尖屋顶，檐下有斗拱图案装饰，正面两侧配以镂空花格窗。建筑史专家称其形体走的是“装饰艺术派”一路，而它在立面上的处理则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因此，当沙逊先生获得了他的现实胜利并获得了精神快感后，当邬达克先生设计的国际饭店以“二十四层楼”而被上海市民念念有词时，陆谦受和他的中国银行大楼也获得了他们的胜利：外滩唯一的一座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并具有中国传统装饰风格的建筑。

时光最终洗刷了沙逊们的骄纵、陆谦受们的雄心，也洗刷了一个古老的上海从它的烂泥小屋向高空发展时必然会遭遇到的种种屈辱，今天，除了专业人士，没有人会将注意力纠缠在沙逊与陆谦受两人身上，他们欣赏的是由外滩建筑构成的这一条远东最为迷人的天际轮廓线，他们同时明白，在这一条天际轮廓线中，沙逊大厦和中国银行大楼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让你掉了帽子的国际饭店

少年王传德对上海的认识并不来自大世界中的南腔北调、会乐里中的声色犬马以及勒非德路上的车水马龙，虽说这一切在他的故乡都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是反复经验的事物了。

有些遥远的1947年春天，在白雾缭绕的清晨时分，少年王传德匍匐在小船中央，因为格外的恐惧，他将因了吸附过多的露水而显得有些沉重的蓑衣重重地盖在自己的身上，藉以躲避他想象中的追捕者的眼光。少年王传德逃避的是抓壮丁。他的哥哥，少年王传夫摇着小舢板从施家楼沿着陈家大、高庭红一路慌慌张张而去，最后在钱清的一个码头上靠了岸，兄弟俩忍不住热泪盈眶，最后在渐渐散开了的白雾中挥泪而别，少年王传德独自上了火车前往对他来说十分陌生十分异样的上海。

对这个出生在浙江绍兴钱清一地的农家孩子来说，当他告别家乡清澈见底的鹅泥池而辗转来到大上海，最让他心神震摄的是南京路170号地基上那幢直冲云天、似乎与天空镶成一块的高楼，它如同巨兽一般地占据了他全部的视网膜，并毫不留情地一举碾碎了他头脑中保留的故乡那些低矮、简陋但无比亲切的茅草屋的印象。他站在这幢摩天高楼前傻傻地凝视着，接着又傻傻地数着这幢摩天高楼的层数，他在这么数的当儿，头越仰越高，以致最后头上戴的那顶毡帽也脱落了下来，在1947年8月的南京路上连连打着滚。

“实头有湿高大哉（绍兴土话，意实在是高大啊）！”感受丰富的少年王传德向一边眯着眼微笑的华耀金先生惊叹道。

“这就是昨天我向你讲的‘二十四层楼’呀。”从绍兴来到上海已成为作坊老板的华耀金自豪地回答道。

少年王传德再次出神地凝视着“二十四层楼”，他的目光中满是敬畏、崇拜以及不可思议。对他来说，假如有一样事物可以与此比较的话，那就是建造在家乡南天竺峰上的庙宇和端坐在庙宇中的各路神圣。

10年之后，少年王传德已是青年王传德，成了公私合营后的上海第三皮件厂的一名车间干部，每逢家乡大哥王传夫、三弟王传庆、老丈人施方奎、大舅施天秀、小舅施炳兴等等亲戚来到上海时，他总忘不了将他们带到南京路这幢摩天大楼前，随后，有些战战兢兢地擦过门卫的身边，走进它用大理石包裹着的二楼，用手一遍遍抚摸着那细致紧密的大理石墙壁，青年王传德用对“二十四层”的朝拜方式拉开绍兴乡下亲戚游览上海市容的第一幕。

少年王唯铭是王传德的下一代。与父亲有所不同的是，他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从隔壁邻居的口中朦胧地了解到神奇的“二十四层楼”。

邻居姓刘，由于是“二十四层楼”中的“大菜师傅”，刘先生在少年王唯铭所居住的瑞华坊里天然地便享有了某种权威和一种神秘色彩。少年王唯铭清晰地记得，1967年夏季的某个下午，在瑞华坊第一横弄中，人们聚拢在一起杂乱无章地谈论着什么，其中，刘先生说道：“国际饭店里样样怪事都有，譬如那些黑人睡觉时，可以用一只电风扇对了头部吹上一个夜晚，第二天毫无感觉。最最令人想不通的则是法国人。他们住进‘二十四层楼’后，二十来岁的儿子可以赤裸着身子在母亲面前走来走去，让我们这些人也目瞪口呆。”

正在妥斯托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和施耐庵长篇小说《水浒》中反复纠缠的少年王唯铭永远记住了“刘大菜师傅”关于“二十四层楼”的离奇讲谈。和父亲一样，他对“二十四层楼”有着一种莫名的崇拜之情，但与父亲稍有区别的是，他不仅着迷于这个庞然大物穿云破雾的身躯，他还极其神往于这个庞然大物的内部空间，他渴望有机会去那里看一看，看看刘先生口中身子强壮得像牛一样的黑人，也看看那些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的法国人以及其他一些令他好奇的东西。少年王唯铭的愿望可以理解地一直到他即将步入中年时方才得以实现。1992年的某个夏夜，中年王唯铭应他的朋友上海《旅游时报》记者单苏之邀，进入了“二十四层楼”的腹地。当他在被这座城市的一些玩家叫作“老国里”的15层楼舞厅中向夜上海凝望时，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目光或许正停留在当年父亲那顶毡帽滚落的地方，然而，他确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置身于少年时代那么推崇的这幢神秘莫测的宫殿中的那份心情：毫无激动。

确实毫不激动。他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上海已经改变，在垂直向度上，由汪定曾、张皆正所设计的上海宾馆和由约翰·波特曼设计的上海商城已分别地打破了“二十四层楼”统治了上海将近半个世纪的高度纪录，而不久之前，他已在这些新制高点上与朋友单苏一起瞭望过千姿百态的上海，也与这些空间中的女人，那些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因此自以为是得一塌糊涂的P·R作过了交谈。

但在1934年的上海，当少年王传德降临人世间尚只有三个年头而少年王唯铭还只能听凭宇宙的神秘意志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二十四层楼”或者用它更为国际化的名字“国际饭店”却以无可争议的“远东第一楼”的自信和姿态矗立在上海的黄金岁月中。

和中国银行大楼有着相同背景，国际饭店的建造与上海华商有关。1931年，北四行所属四行储蓄会已有存款4000万元，该会执行委员会决议，以500万元的投资建造四行大厦，聘请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由华商陶馥记营造公司承包建造。

1932年，四行大厦开工建造，两年后，大厦落成于南京路170号。初时准备全部出租，由于国际经济不景气，四行储蓄会追加投资100万元，添设饭店设备，自办国际饭店。

大厦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楼板。它的深褐色面砖和竖线条处理以及层层收进的顶部造型，表达了邬达克先生对美国艺术装饰主义美学趣味的充分理解，而它的83.8米的楼高则体现了邬达克先生对美国摩天文化的悉心揣摩。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半期，“海派建筑”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它征服天空的愿望。至少在表像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愿望归结在中、西方建筑师的名下。这当然是已经发生事实的一部分，试想，没有陆谦受，会有中国银行吗？而缺少了邬达克，又何谈国际饭店？至于英国公和洋行倘若在上海从未出现，那么可以想见的是就不会有沙逊大厦也不会有这个来自巴格达犹太人被历史记载的傲慢。然而，我们同样又知道“海派建筑”的另一个事实，在上海，建筑师的个人审美永远不能完全左右建筑的发展。是上海的有产阶级渴望着征服上海的天空，国际饭店是一个明证，当然还可以加上稍后的中国银行大楼。在这样的征服中，人们为了满足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虚荣感，还为了说出那样一句话：我们是值得世界尊重的。

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里，与大洋彼岸的芝加哥、纽约相比，上海的“海派建筑”在垂直向度上的愿望不免有些软弱、有些谦卑。以高度为例，诞生于1934年的上海国际饭店相比诞生于1903年的纽约“熨斗形摩天楼”还差了3.7米，更不用说与伍斯沃斯大楼、克莱斯勒大厦和纽约帝国州大厦在高度上分庭抗礼了。然而，对她的祖国曾经气象万千而今却云遮雾障的文化传统而言，以国际饭店为代表的“海派建筑”的摩天楼群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刺激；对深陷于殖民化泥潭的远东和亚洲而言，“海派建筑”的摩天楼群又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激励；而对以纽约帝国州大厦为象征的美国摩天文化而言，“海派建筑”的摩天楼群不仅是一次东方式的回应更是新兴文化一次富于生命力的冲动。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座城市中，有着多少像少年王传德和少年王唯铭的男女，在他们生命的朦胧期，怀着甜蜜的紧张或紧张的甜蜜希冀进入“二十四层楼”，哪怕只是为了抚摸一下大楼走道之间的那些光滑得如同妖魔的大理石贴面，随后用他们与生俱来的语言情不自禁地叫道：“实头有湿好大哉。”

第四节
枭雄们的“营寨”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四。

在其时上海西南郊一个相当偏僻的小镇——漕河泾——四周，从这天上午起，将近百多个警察以“净街”的名义占据了各个要冲之地，使素来宁静的气氛显出了非常的萧杀。久居于此的人们知道，这一切的变化说明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将由此经过，并且，他的目的地必然是那一幢既千姿百态又神秘莫测的“黄家花园”，上海滩头号枭雄盘踞的地方。

人们的猜测是对的。那天，风雨飘摇的南京政府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由此经过，赶去黄家花园为刚好80高龄的黄金荣祝寿。

历史后来清晰地记载了这样一幕：

下午时分，年已八十的黄金荣在四教厅滴水回廊前面紧张地等候。少顷，黄金荣听到外面一阵汽车喇叭声，随后是“立正、敬礼”的紧张叫喊，黄金荣知道蒋介石来了，于是便由两个徒弟搀扶着颤巍巍地向园门走去。令黄金荣十分吃惊的是，蒋介石没有像往常那样穿着那身陆军上将的军服，而是头戴铜盆帽，脚着布鞋，身穿蓝袍马褂，这身装束仿佛暗含着某种玄机。

历史同样目击了这样一幕：

在黄家花园的四教厅中，黄金荣请蒋介石坐下，蒋氏却摇摇头，径直走到堂中挑了一把红木椅子，在侍卫官的帮助下放到了正中八仙桌前，然而，亲自扶黄金荣坐上去，自己躬身跪在地上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随后，蒋介石拒绝了黄金荣的挽留，立刻急匆匆地动身前往北平。临别那一刻，蒋介石对黄金荣如此说道：“您多多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我还准备将来给您做九十大庆呢！”

在西下太阳发出的淡淡黄光中，蒋介石的车辆消失在尘土之中。上海滩一度呼风唤雨的头号人物黄金荣此时此刻在黄家花园门口呆呆地凝望着，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师徒”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而立马就走的南京政府一号人物蒋介石也没有想到只有二年的时间他和他的政府在中国大陆就灰飞烟灭、风流云散。

现在，我们必须将目光从黄金荣与蒋介石这两个当年上海滩举足轻重人物的身上回转过来，因为他们间缠绵不绝的关系并非是本文主题，而他们在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四下午活动的空间方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黄家花园，一座见证着上海滩枭雄们那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的营寨，它诞生在说不完、道不明，因而常被今天上海的小布尔乔亚主义者反复误解的1931年。

但在叙述它之前，我必得回叙黄金荣更早的历史。

1873年，正是这一年，黄金荣跟随父母从苏州迁居上海，他们居住在南市张家弄，一条老式的石库门里弄。在1892年到1912年这20年间，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巡捕房中由包探、探目、督察员而升达督察长一职，在20世纪初上海滩血雨腥风的生活中扬名立万、镇守一方，于是，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的置地造房成为他20年血肉搏杀生涯的一个逻辑结点。

黄金荣最初的“营寨”为两层洋房，内有大小房间数十间，楼下两侧为管家、打手的住房，中有大厅，是他平时会客议事之处。到了20年代，黄金荣又买下了麦高包禄路的沿街房屋，租给亲戚与门徒，被称作钧培里的门口则装上了铁栅栏门，由那些黑道高手们日夜把持。

就钧培里来说，它在建筑风格、建筑美学上的意义不会超过同时代诞生的千百条石库门里弄，然而这里居住着一个叫作黄金荣的人物，又因为这里逗留过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龙虎之人，钧培里因此变得意义非凡。

譬如孙中山。

20世纪20年代初的某一天，孙中山来到钧培里。黄金荣亲自将孙中山邀到楼上会客室。孙中山对黄金荣如此说道：知道黄先生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对此一口答应。稍后，孙中山又写信给黄金荣，希望他在人才和经济上多加援助。黄金荣一下子就拿出了1000元给孙中山。

1931年，这正是上海进入她在20世纪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当英国公和洋行在外滩一地已建造起了被西方大班们称之为“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的汇丰银行大楼，当邬达克先生在稍后的日子将设计出远东最高的摩天大楼国际饭店，黄金荣，以350万银元的代价，在上海西南郊漕河泾将黄家祠堂扩建成一座占地60余亩，亭、台、楼、阁集于一身的黄家花园。

一定是出于对故乡、故土的思念之情，这个心硬如铁的汉子在黄家花园强调了苏州古典园林的审美意趣。

*　老上海枭雄是否常在“黄家花园”后门流连忘返呢

*　当年的“黄家花园”前石狮依然威猛

整个园内小桥流水、亭榭参差、花木扶疏。园中央的四教厅，在16年之后，目击了危如累卵的南京政府头号人物蒋介石是如何给足了他昔日师父的面子，而在刚刚建造的时候，它的风光也是不言而喻的：门、窗、椽、柱、梁等均饰有浮雕，结构造型为江南园林所罕见。在它的四壁悬挂着黎元洪、徐世昌、曹琨等华夏闻人送的匾额。而南京政府头号人物蒋介石特地手书的“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更是奉如至宝，将其镌刻在四教厅一边的六角厅上。黄家花园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整个大门塑以龙头，两旁墙头上龙身蜿蜒长达83米，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墙壁间又制作苏州留园那般的花窗46扇，再次体现了黄金荣浓郁的苏州情结。

当黄家花园落成于1931年的上海之后，每年过了立夏，黄金荣都会从钧培里迁到黄家花园中歇夏，一直要到8月秋凉之后再回市区。黄金荣平时居住在园内一座两层楼的湖心亭中。这湖心亭四周围以两重条形铁栏杆，正中有一扇独立铁门，亭前方装有6扇落地长窗，上半部镶嵌着彩色玻璃。亭的楼下是会客室，有一套红木八仙桌、椅、茶几，是黄金荣会客之地。二楼则是黄金荣的卧室，一代枭雄在此遐想他出生入死的前半生，掂量他杀机四伏的后半生。

1931年那些相对蒸蒸日上的日子里，黄金荣不会料到后来孤岛时期日本领事小林贤二郎对他“出任上海市长”的逼迫；他也同样不会料到后来在他八十大寿之日蒋介石在四教厅中对他的一跪一磕；他更不会料到他云诡波谲的一生最终结束在麦高包禄路的钧培里。

现在，让我们告别钧培里和黄家花园，我将要谈及上海滩上又一个枭雄的营寨，张公馆。

地点是上海华格臬路180号（今宁海西路212号），1924年，在这幢中西结合建筑风格、功能相当考究的洋房里，居住着来自杭州的地痞、但其时已因啸聚山林而功成名就的枭雄张啸林，而在这幢建筑的边上，有着同样风格、同样体量的一幢建筑，那里面居住的是最初在十六铺以卖烂生梨而聊度人生但此时已因烟土买卖而如日中天的杜月笙。

张公馆为三间两进。前一进是中式两层石库门楼房，后一进为西式三间三层楼洋房。就建筑风格、建筑美学而言，这幢建筑并没有多少意义可谈，我想，它同样不会给今天小布尔乔亚分子们以更多怀旧意味加以咀嚼，这里的缘故与黄金荣有关。

当张啸林从杭州来到上海混世界时，先经人介绍拜清帮“大字辈”樊谨为老头子，成为“通字辈”成员。接着，他结识了黄金荣与杜月笙，他们三人以“三鑫公司”的名义专事中国近代史最丑恶的生意之一的鸦片贩卖，从而大发横财。这以后，出手向来并不阔绰的黄金荣这一回阔绰地出手了一下：他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以两亩地的地基建造了两幢一模一样的洋房，分赠张啸林、杜月笙，张住东宅，杜住西宅。因此，如果说这两幢建筑与同时期西方大班们的花园别墅相比显得格外的粗糙而没有多少审美价值，那正好证明了在刀尖上过日子、讨生活的黄金荣们已被彻底地窒息了审美的神经，他们能够达到的也就是钧培里水平。

但在1924年，当这两幢不中不西的建筑在今天宁海西路落成时，依然是上海滩上的一件大事，那些天里，据历史记载，可以说是每日车水马龙、宾客盈门。令张啸林最为得意的事情是他在张公馆中举行的“六十大寿”盛典，在历史学家眼光中，它的轰动程度可与黄金荣的“黄家花园”、杜月笙的“杜家祠堂”的落成相互媲美。那天，上海滩各界名流云集张公馆中，而由段祺瑞、蒋介石领衔，近百人署名的“慈溪张啸林先生六秩大庆征文启”更是给足了张啸林的面子。

从杭州的小混混到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张公馆见证了张啸林这鱼龙混杂的人生轨迹，但同样也见证了张啸林命归西天的凄惨下场。

那是1939年前后，上海已成“孤岛”，黄金荣不问外事，杜月笙远走香港，张啸林意欲独霸上海滩，他准备接受日伪委任，出任伪浙江省长。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正在张公馆中与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商议事情，被军统用重金收买的张啸林贴身保镖林怀部用手枪击毙，张公馆就此一派死气沉沉，在上海滩，不再成为市民们关注的焦点。

*　春阳照射下的“杜公馆”

最后，在张公馆之后，不可避免的我将谈及当年上海滩最有心计的枭雄杜月笙的营寨，杜公馆。

前面已经提及，杜月笙最初的起点不过是十六铺码头边上的一个水果摊小贩，几经周折之后，杜月笙已颇具实力，堪与黄金荣、张啸林平起平坐，但他的公馆依然来自于黄金荣的赠与：在嚣张无度的张公馆一边，那一座仿佛就是张公馆复制品的杜公馆。

历史记载，由于杜月笙与张啸林成为莫逆之交，张公馆与杜公馆之间辟有暗室，专供大枭雄密会。

历史同样记载了杜月笙对自己公馆的一般处理：杜将前面中式楼房楼下三间打通改成大厅，“余庆堂”大匾挂于中央上方。中间挂有巨幅中堂，两边为郑孝胥所书横联。红木长桌上摆有福、禄、寿三星瓷器像，桌前的两张红木方台上各置一只高大的瓷器瓶。大厅后面还辟出专藏书画的一小间，他人不得随意进入，只供杜月笙闲时在这方“净土”中进行一番超越你死我活江湖生活的把玩，这显示了杜月笙与其他枭雄的不同之处。

后面的西式楼房底层作为办公室、账房间和大菜间。在大菜间里你能够看见悬挂于烟榻上方的杜月笙的身着戎装的巨幅肖像，而在会客室前辟有秘书间，也充作杜月笙的书房。每当晚间无事，杜月笙便会来此练习写字。这是杜月笙与寻常江湖黑白两道大亨们又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自小饱尝失学之苦的杜月笙，发迹之后，最难以忘却的事情之一便是兴办教育。杜月笙的这些素质后来决定性地将他与张啸林们区别了开来，使得人们心悦诚服地认为上海滩最大的面子就是“杜家的面子”。

在杜公馆中，居住着杜月笙的原配夫人沈月英、第二夫人陈帼英、第三夫人孙佩豪，而他的第四夫人姚玉兰则与他居住于辣斐坊。及至他与貌如天仙、红极一时的名伶孟小冬在黄金大戏院相遇，随后两人再次发展了一段难舍难分的感情之后，那时刚好也是新公馆落成之时。

新公馆坐落在上海最优雅的街道东湖路上，这是一幢带有中国南方庭院建筑风格、又显示着法国别墅建筑特点的花园式住宅。它的建成共耗资30余万美金。有意思的是，杜月笙的两大公馆都是他人所赠与。黄金荣赠送了华格臬路的亦中亦西的建筑，而一个叫作金廷荪的男人因承包航空奖券获取了暴利，便以建造一幢中西结合的奢华建筑并奉献给上海滩上顶尖人物作为一种必要的平衡。

对新公馆杜月笙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它们将安顿下他的四房太太。然而，由于“八·一三”事变的发生，致使杜月笙从来也没有住进新公馆。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后来的历史真实地记载了上海滩这三大枭雄的各个下场：张啸林毙命于张公馆；黄金荣病逝在钧培里；唯有杜月笙远离了上海，远离了他的杜公馆而作古于香港某地。这些当年呼风唤雨、倒海翻江的人们在后来的教课书中或被入木三分或雾里看花地分析、归纳着，对今天的新新人类与超女、超男的粉丝们来说，他们的是是非非更像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故事、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一个永难剖析的谜团，唯有他们各自居住的水平向度的空间，那叫作钧培里的石库门房屋、那叫作黄家花园的苏州庭园、那叫作张公馆的亦中亦西洋房以及那叫作杜公馆的法国式花园式住宅，才是更为真实的说明和更为恒久的存在。正是通过布满爬山虎的墙壁、布满青苔的砖缝和布满烟熏火燎气息的空间，今天的人们方能够想象在半个世纪之前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何许事情，想象穿过了漫漫长夜、悠悠岁月留存到此刻的那一段老上海的奇异历史，有这样一些异乎寻常的男人，因了他们异乎寻常的野心、欲望、胆量、气魄、血性，在20世纪上半期那些阴晴不定的日子里，或残忍无道或惨烈无情地在上海滩这块地皮上打下了一片江山、扎下了一座营寨、树起了一杆大旗。

*　昔日“杜公馆”而今“东湖宾馆”

枭雄一次也没进入如此精雅的中国化空间　*

让我再次重复：黄家花园、张公馆、杜公馆。即使时光流逝了那么多年，只要你够敏感的话，当你走近它们的身边，应该听得到猎猎作响于当年上海滩的杀伐之声。

第五节
裴多斐的老乡

只有在比拟的意义上，他们之间才是老乡，而其实他们之间有着那么多的不同，对上海而言，他们影响这座城市的方式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也是截然不同的。

裴多斐与邬达克。

1823年，裴多斐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吉什克洛什村，这个时候，相距邬达克后来降临同样是奥匈帝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某地整整70年。

1848年3月15日，以裴多斐为代表的佩斯青年发动了起义，在起义爆发的清晨，裴多斐在佩斯的民族博物馆当众朗诵了他的名作《民族之歌》，以他伟大的生命力鼓荡着佩斯的人民从奥匈帝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去争取生而为人的那一份自由。这时，邬达克还要等待45年方能够在奥匈帝国的领地上领取一张出生证。

1893年，邬达克降临了人间，而在佩斯广场上激昂地号召着“起来吧，匈牙利人”的裴多斐带着他执着的理想、沸腾的心灵和对《自由和爱情》的信念离开这个世界已经许久许久了。但在上海，在这座东西方文化激烈冲撞的城市，这不同时代的两个匈牙利人都留下了他们的深刻足迹。

诗人裴多斐更多地是以他长存不衰的精神力量感染着世纪初的上海革命者，一个具体的例子便是他震撼了一个居住于上海的绍兴人的灵魂，使得这个天才而傲慢的绍兴人不仅激赏着他的《使徒》、《绞吏之绳》，更激赏着他“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的那份无比的勇气。

而1916年当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的邬达克，则以他在1918年进入上海克利洋行后的种种设计工作，使得上海时时刻刻地感觉着一个匈牙利人提供的那些有趣的空间。

从1923年到1933年，邬达克先生在上海有着如此之多的收获，它们是美国总汇、中西女塾、万国储蓄会、四行储蓄会大楼、宏恩医院、宝隆医院、慕尔堂、联华公寓、广学会大楼。所有这些建筑都用了复古的形式，这说明来自匈牙利的邬达克在其进入上海的初期还是被老欧洲的建筑审美所深深窒息，相比较他的同时代人勒·科布西埃、克罗比乌斯和密斯·凡·德·罗对世界新建筑运动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即使在一个区域的意义上，邬达克都无法望其项背。

但在1933年，邬达克却出人意料地以大光明电影院的设计在上海表现出罕见的“海派建筑”的先锋倾向。因为无论是建筑史家还是普通但不缺乏审美判断力的平民都感知到了这幢建筑在造型、立面以及内部功能等等处理上的现代主义特点，是克罗比乌斯在他的法古斯工厂、勒·科布西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筑》和密斯在他的有关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的设计方案中共同倾诉的现代主义特点。

一年之后，邬达克先生再次“先锋”，他设计出了后来成为上海标志性建筑的国际饭店。雄浑的体量、美国摩天楼式的造型以及83.3米的高度，邬达克无可置疑地将他的名字深深地注入在这座远东第一楼的钢筋混凝土的楼板中。当然，对邬达克的建筑设计来说，值得一提的还有那座“小国际饭店”达华宾馆，以及，在私人住宅中别具一格的吴文同住宅。

至今为止，我们还缺乏更多的有关邬达克先生的个人资讯：他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嗜好？他喜欢哪一部交响音乐？他钟情自然界的何种花卉？更重要的是，假如让邬达克出生于1823年而不是1893年，他会像他的另一个天才的同胞那样走上佩斯的街头，用自己热血沸腾的胸膛去承受哥萨克士兵们的矛尖吗？

当然没有这样的假设。

1849年的某一天，激情洋溢的裴多斐以死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首诗，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名字反复盘旋在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激进主义者的脑海中。而在1934年的某一天，不为世人所知的邬达克则以国际饭店等一系列的建筑作品显示了他在上海的存在。尽管直到今天还鲜有人了解邬达克的一切，但一飞冲天的国际饭店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大光明电影院却似乎始终在无声地讲述着那个来自奥匈帝国领地的男人的故事。

我们的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就这样被两个不同的匈牙利人所影响。

第六节
此刻域外：芝加哥“恶斗”纽约州

西方世界，20世纪30年代。

我们必得先谈一个学派，因为这个学派不仅在物理意义上永远地改变了它所诞生的城市的面貌，而且在精神意义上，也在后来的岁月中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一部分面貌，包括上海。

芝加哥学派，一个对垂直向度有着伟大渴望的前卫团体。

细细想来，在美国的历史上，至少有三件事情的发生和联结在间接的意义上成了这个学派的助产士，它们是奥迪斯、1873年的芝加哥大火以及路易·沙利文的出现。

当时光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奥迪斯后裔们可以有足够的闲情来分享先人因伟大的发明而积累的巨大财富，但在1854年的某一天，当埃利沙·奥迪斯在纽约示范他所发明的安全升降机时，他不仅煞费了一番苦心，而且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着试验：他站在升降机上，众目睽睽之下让人将升降机的缆绳故意割断，这时，升降机上的自动上锁系统启动，伸直的弹簧钢条插入两边的齿状轨道，将吊厢卡住，升降机安然无恙。

并不是每一个在场的美国人都由此而对奥迪斯的发明深信不疑，但现代历史中极其非凡的一页就此而写成，换言之，假如奥迪斯没有在19世纪中叶向这个世界出示他的升降机，没有提供一种崭新的交通方式——不是水平交通方式而是垂直交通方式——的概念，后来被“芝加哥学派”、密斯·凡·德·罗乃至西萨·佩里们所营造的摩天楼世界就缺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林立的高楼就将滞后我们无法预知的时间再来掠夺我们的视觉改变我们的心理感受。

1857年，在奥迪斯示范他的升降机整整两年之后，纽约的瓷器商店安装了世界上第一部升降机，它用蒸汽驱动，每分钟仅移动12米。以今天每分钟快速移动几百米的电梯作比照，这个速度当然不值一提，然而，接受了奥迪斯升降机理念的瓷器店老板自觉与不自觉地把自己超前置换进一个新世界，从那一刻起，他和他的店员不但获得了更多的身体自由，同时还获得了更多的审美视野。接着，不知有多少男女像这个瓷器店老板一样，在升降机以及它的后代电梯的上下移动中，发现着他们在昔日的岁月中从未发现的空间细节，一直到约翰·波特曼这样的大师以室外电梯的创新再次丰富了这个世界的视觉感受。

发生在1873年的芝加哥大火和奥迪斯的发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场大火却完全地毁灭了自南北战争之后已经取代了圣路易斯城的芝加哥，让芝加哥重新恢复生气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而这种恢复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体现在它的外貌上，芝加哥必须重建。

最后，我们必须说到一个人的名字。

在整个现代建筑这部充满着造反、叛逆和狂风暴雨般激情的大书中，他书写的或许不能算是最为华美的一章，但他在现代建筑史上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如同他的名言在多少年之后依然被中国上海一个非常出色的建筑师汪孝安反复地记取并熔化在实践中一样：形式随从功能。

他就是路易·沙利文。

1856年出生的沙利文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建筑。1873年，他来到后来注定要成名的芝加哥，但没有多久，他就去巴黎“充氧”。当沙利文再次来到芝加哥时，他的头脑中装的已是这个时代最为先进的功能主义建筑思想。沙利文认为一座建筑应该由内而外设计，他又认为外部的造型必须完全地服从于内部空间的需要。仿佛为了强调他的这种理念，他再次如此呼吁：哪里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

时间充分地证明了沙利文的不朽，这就如同充分地证明了19与20世纪之交时期那些从陈旧而发霉的建筑帝国中夺门而走的文化叛徒们的不朽。当整个美国由于它深重的文化自卑而不得不摇尾乞怜于老欧洲的折衷主义建筑美学，当美国的绝大多数的建筑师还在鹦鹉学舌地模仿着希腊柱式、罗马穹顶和哥特风格的繁琐、巴洛克风格的纤巧时，沙利文却那么深刻地发现了今天时代建筑的真正奥秘。

1904年，沙利文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中，那就是现代摩天楼的早期典范：芝加哥百货公司大楼。在这幢大楼的立面上，人们再也找不到其时依然盛极一时的复古主义的风格，而是干净利落的“芝加哥横长窗”，多少年之后，人们对芝加哥这座伟大城市的指认，有时还借助于这个特殊的建筑符号。路易·沙利文为此曾如此说道：“这是一种自豪而飞翔的东西。”

现在，我们将这三者用一条时间链加以串联，便会发现这样一点：“芝加哥学派”的诞生。

也就是说，奥迪斯先生的发明为未来建筑在垂直向度上的发展打下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升降机和它的完美变种电梯在物理的意义上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登上昔日不可思议的高度。现在，如果你还梦想通过高塔或者高楼造访天国的话，你会发现比古巴比伦人要方便的多了。而那一把疯狂于1873年的大火，对其时的芝加哥市民来说，意味的是毁灭、恐怖、欲哭无泪的痛苦；但对20世纪的芝加哥来说，意味的却是一次枯木逢春、一次死里逃生和一次重放光芒的凤凰涅槃。不久之后一个高楼林立、巨厦比肩的芝加哥正是那一把大火的结果。最后，沙利文先生以他个人的历史洞察力看到了在吱吱作响的奥迪斯升降机和疯狂起舞的芝加哥大火之后一座城市的虚幻图景，他和他的同志们将把眼中的幻觉变成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现实。

于是，有了“芝加哥学派”，有了一座在技术上用钢框架取代传统的石头、砖墙，在形态上以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代替复古主义美学思想的摩天楼城市，在19与20世纪之交的世界上，这样的城市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摩天文化也是不会烟消云散的，哪怕创造这种文化的流派已经灰飞烟灭，在芝加哥之后，人们看到了纽约……

有一点是沙利文们始料不及的，那就是当芝加哥在上一世纪的后半期使世界摩天楼都集中在它的地域时，纽约，这座后来注定将影响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城市先在一边不甘示弱地窥视着，随后，巨大的野心和欲望促使它向芝加哥发出了明确无误的挑战：是它，而不是芝加哥将成为美国摩天楼的领袖。

纽约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

1903年，一幢摩天大楼冲天而起。钢框架。从地面到楼顶的高度为87米。酷似熨斗形的造型给纽约市天际轮廓线增添了许多色彩，以致许多年之后，这幢熨斗形摩天大楼还能作为纽约摩天楼历史的主要教材之一。

1911年，纽约以都会保险公司大楼将它的制高点在熨斗形摩天楼的基础上一下子提高了126米。这幢大楼系美国都会保险公司在买下一座旧教堂后将它拆掉后再重建的，它有50层，高度为213米，是这个时期的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只有两年时间，美国百货公司的巨头沃尔沃斯投资建造的沃尔沃斯大楼将都会保险公司大楼彻底压倒，将世界上最高建筑的称号牢牢地攥在了手里。这座高达57层、234米的大楼，由建筑师吉尔伯特所设计，由于它的立面采用了哥特式教堂的若干造型特征，沃尔沃斯大楼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是现代世界的“商业大教堂”。这座“商业大教堂”的隆重之处在于当它1913年4月落成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为它揭幕。自此以后，沃尔沃斯先生统治下的百货帝国的声名便在纽约234米的高空持久地传扬开去。

沃尔沃斯先生的好感觉保持了17年之久，到了1930年，由威廉·凡·亚伦所设计的克莱斯勒大楼毫不客气地将制空权夺了过去，这幢78层的建筑，它的高度为319米。其实从一开始，克莱斯勒先生就没有把百货巨头沃尔沃斯放在眼里，他的野心在于与差不多同时期开工的帝国州大厦进行一场角逐，为此，威廉·凡·亚伦为克莱斯勒大楼设计了一个足足有55米的瞭望塔，以期能够获得世界最高建筑的称号。当然，后来居上的帝国州大厦最终还是使克莱斯勒先生的美好愿望化为肥皂泡沫。但是，由于威廉·凡·亚伦毕竟是装饰艺术派的一代大家，他对克莱斯勒大楼的立面处理，使得这幢大楼始终是纽约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外墙上不锈钢和玻璃拱形装饰加上不同等高的老鹰雕塑，它们美丽了纽约的夜空，使得帝国州大厦也不敢为之侧目。

现在，我们终于在1931年5月1日纽约的第五大道上和整个世界一起看见了由史蒂夫·兰布·哈蒙设计的帝国州大厦。

这个不可一世的“巨无霸”的底部面积为130米长60米宽；从第六层开始收缩，为70米长50米宽；到了30层再次收缩，而到了第85层缩小为40米长24米宽；85层以上则是一个直径约10米、高为61米的圆塔，塔本身相当17层。因此，帝国州大厦号称102层。

“巨无霸”的总体积为96.4万立方米，有效使用面积为16万平方米，有67部不同速度的电梯，房屋总重达到创纪录的30万吨以上。由于自身份量太大，大厦钢结构本身压缩了18厘米，人们因此担心它的巨大重量会引起地层的变动，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真正地发生。

当帝国州大厦冲天而起于纽约第五大道后，围绕它的说法不胜枚举，其中之一便是它的建造速度。从1930年3月1日史蒂夫·哈布·兰蒙开始设计，到1931年5月1日大厦全部竣工，总共只用了19个月。如按102层计算，平均每五天多便建成一层，这个速度直至70年代在美国还没有被突破。另外一个有些悲哀的说法是这个“巨无霸”成了失意美国人的葬身之地，从它落成之日至今，已有30个人从帝国州大厦上跳楼自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977年，一名男子从它的第86层上向下跳去，被它的边框所挡住，极其幸运地和死神擦肩而过。最为神奇的说法当然还要算1945年7月的B25重型轰炸机的撞击，这似乎再一次地证明了这个“巨无霸”的坚不可摧，仿佛它将与时间一样地永世长存。

这是1945年7月的某一天。美国航空大队的一架B25重型轰炸机出发执行任务。那天纽约上空大雾弥漫，能见度正处于最为糟糕的地步。历史也许再无可能复述轰炸机驾驶员那一刻的心理状态：是因为这天特别恶劣的气象条件使他慌了手脚？还是他正处于我们刚才所说的战争结束之前的“心神恍惚期”？总之，在他驾驶下的这架B25重型轰炸机不可思议地偏离了航线，一头撞向了纽约帝国州大厦。

那一刻，对纽约市民来说是极其恐惧而可怕的，高高的空中传来了巨大的声响，浓烟蔽天、火光闪烁，破碎的玻璃如同雨点一般地从天而降。紧接着这架重型轰炸机从空中飞快地向大地上坠落，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紧随而来的是冲天而起的火光和浓烟。不明底细的纽约市民还以为是日本神风突击队正袭击着纽约。

让纽约市民深深喘了一口气的是并没有神风突击队，而让纽约得以宽慰的是遭此重创的帝国州大厦的结构并无大恙，只有一架电梯被震落了下去，还有第79层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发生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的这个插曲让后来的人们对帝国州大厦这幢神奇的建筑又多了一份谈资，自从1931年这幢大厦落成于纽约时起，它便被无数的言谈所包围所缠绕。所有说法中最重要的一种说法关涉到的是高度。超越地平线380米，这个记录打破了埃菲尔工程师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创举，成为人类野心最为真实和强烈的体现。纽约因此无可争辩地成为了赢家，一直要到1974年，芝加哥才以443米的西尔斯大厦重新成为世界超高层建筑的王者。

其实，对这个世界而言，芝加哥与纽约在摩天楼高度上的争夺还是次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从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楼到纽约帝国州大厦这一摩天楼升高的历史进程，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度和一种热情洋溢的文化所散发的不可遏止的活力。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幸能够获得这种活力的。埃及人一度获得了，因此有了气势雄伟的胡夫、哈弗拉、门卡乌拉金字塔和神秘摄人的卡奈卡、鲁克索神庙；希腊人也曾经拥有了，因此有了精确严谨的奥林比亚宙斯庙和超迈绝伦的雅典卫城；罗马人更是长久地占有了，因此有了恢弘壮阔的图拉真广场和美轮美奂的万神庙。今天，当人们在所有这些不朽的建筑面前凝神沉思时，他们除了获得雄浑、非凡、壮丽、华美、精致等等审美感受，更主要的还在于仿佛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灵魂，在费定、阿波洛道鲁斯等等建筑师的背后，还有着强悍、凶狠、仿佛永不疲倦的马上征服者，对他们最好的安慰便是高高耸立的凯旋门。

在20世纪最初的30年，这样的活力孕育和酝酿在新大陆这片汇合着世界上最多民族的土地上。美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它正聚集着磅礴的能量，需要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表达。建筑，就是这样的一种特殊形式，尤其是超高层建筑。如同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已经做过的那样，美国人以巨大的体量、直刺云天的高度以及钢与玻璃而不是古老的石头完成的造型这三者结合的建筑藉此证明沉溺于折衷主义、复古主义美学趣味中的欧洲实在是过于苍老了，而正在经历血与火这一殖民化过程的亚洲各民族，更被证明还只能半是羡慕半是妒忌地抬头仰望帝国州大厦的高高塔尖。

第五章　寒意紧逼的日子

第一节
不幸流产的“大上海”

1932年1月28日夜晚11点30分。

经历了1月18日日僧在三友实业社的寻衅、1月20日日本暴徒制造的引翔港惨案以及1月24日日方故意焚烧重光癸公馆又倒打一耙等等事件，骄横之极的日本军人再也按捺不住他们渴望“摆平”中国人的心情，就在上述时间里，由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驻扎在上海闸北地区的中国十九路军发起进攻，“1·28事变”就此爆发。

在战争爆发的最初一刻，日本军人就处心积虑地毁灭闸北宝山路西的东方图书馆，一个保存着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伟大空间。密如蝗虫的炮弹铺天盖地向这座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扑来，它们彻底地摧毁了这幢五层钢筋水泥大楼，包括宋版、元版、明版、抄本、稿本、名人批校本等在内51.8万册珍稀书籍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由于藏书特别丰富，致使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飘扬的纸灰一直洒落到了南市乃至徐家汇一带。

历史详尽地记载了日本军人的“1·28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但最大的苦难之一可说是东方图书馆和它的51.8万册藏书尽成灰烬。

作为世界建筑在亚洲的一个重要部分，上海的“海派建筑”（尤其在垂直向度上）在20世纪20代末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沙逊大厦、华懋公寓、培文公寓就是明证。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带着美国摩天文化印迹的高楼，都出于像英国公和洋行等西方在华建筑师事务所之手，更主要的是都源于在外滩已稳坐钓鱼台的西方大班们的欲望和野心，没有这些冒险家们渴望以一种永不磨灭的物质来纪念他们成功的欲望和野心，你就无法想象上海会有这么多高耸入云的建筑，然而，民族主义的建筑思潮也在这时开始滥殇。

1927年7月7日，上海成为特别市。这时，上海对刚刚打下江山但尚未坐稳位子的南京政府来说显得特别重要。首先，南京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依赖上海；其次，当南京政府刚成立时，西方列强并没有立即予以正式承认，而他们常驻上海的公使、代办却有11国之多；再次之，南京政府的许多机关此时也设在上海而不是南京，如财政部的税务署、租界卷烟查缉办事处、中央造币厂，交通部的中国航空公司、海军制造飞机处、国际电台，实业部的国际贸易局、上海商品检验局等等；再再次之，上海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她离南京仅300余公里，是南京的重要门户和出入通道，具有“屏蔽首都”的特殊作用。这样，在南京政府官员们的心目中，上海成了“第二首都”。当上海特别市宣告成立的那一天，南京政府特别的重视，在枫林桥道尹公署里，南京政府代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古应芬、监誓员张静江等300余人参加了大会。蒋介石作了长篇训词，他特别强调：“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不能不切望全体同志联合起来，协助建设。”

不久，南京政府暨上海特别市政府制定了一个在其时也算颇具雄心的重建上海的“大上海计划”。其实，对上海的重建可以再上溯自1926年孙传芳议定的“大上海计划”，只不过历史没有给予他以实施的机会，而一统江山的南京政府有更多条件来制定并实施“大上海计划”。

要点之一是市中心区域计划，划定江湾以东7000余亩土地作为新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建造新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上海市体育场、上海市博物馆等一系列建筑；二是港口铁路计划，选择在黄浦江下游建造虬江码头，码头岸线设计为1400米，面积约800亩，将吴淞开辟为新港。其他还有全市分区计划、全市道路系统计划等等。

这个计划中，潜伏着振兴华界、与租界抗衡的意图，你可以将此看成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开埠以来西方人在这座城市过于趾高气扬的现实情状的一次反拨。由于南京政府此刻忙于新军阀混战和围剿工农红军，巨大的军费开支和经济的严重破坏使得它根本没有经济实力付诸实行“大上海计划”，因此它以发行市政公债和“招领余地”来推行“大上海计划”。

其时，市政公债发行了300万。而“招领余地”则先由市政府名义将“新市区”用当时地价300元至1000元买下5400亩，随后将这些土地分为甲乙两等，甲等在虬江、走马塘两侧；乙等在军工路、江湾镇西北，甲等每亩地为2500元；乙等每亩地为2000元，鼓励上海市民前来购买，第一次便汇集到资金175万元。而在稍后进行的第二次、第三次“招领”中，尽管土地价位迅猛上升，但美、英、日、意等国侨民共购去土地1480多亩。

1931年6月，“大上海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就读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系的董大酉设计的新上海市政府大厦正式开工，但只过了6个月，盐泽幸一的海军陆战队便以其肆无忌惮的暴力迫使工程停顿。不仅如此，在这次事变中，当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成为瓦砾一堆时，一起成为一堆瓦砾的还有在“闸北工程总局”的几十年努力下已变得非常繁荣的整个闸北地区。在当时《时事新报》的记者的目击中，“由宝山路而至永兴路，几如身涉乱砾丛中，极目四望，但见一片残垣断壁，周围数里，一月前鳞次栉比之市房，至今已无一完整之屋宇矣，而且各处马路都坍屋倒地，将路途塞断，宝山路两边之广厦巨至，尽如罗马废丘。”经此一战，上海财产损失高达7.8亿元，闸北地区从此成了上海最大的棚户区。

“1·28事变”之后，“大上海计划”再次执行，但在好战的东方纳粹主义者的咆哮声中，这种执行已经摆脱不了它的勉强成份。1933年9月，上海特别市新大厦算是完工了。随后，至1935年，上海特别市政府还收获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体育场、上海市医院和上海市卫生试验所等五个项目，随后，在1937年的“8·13事变”中，“大上海计划”就彻底地付诸东流了。

“大上海计划”的不幸流产可以看成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深刻的挫败，它说明了当纳粹主义猖獗地宣扬雅利安人、大和民族高于世界上其他种族，并以暴力将这样一种荒谬透顶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这个世界时，其他民族的一切建设活动就只能处于休克的状态。在30年代末，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起遭受打击的还有租界中的西方大班和西方建筑师。1937年，在垂直向度建筑上，上海还收获了14层的迦陵大厦、17层的中国银行大楼、10层的五洲大楼、12层的法邮大楼、10层的麦琪公寓；但到了1938年，当比寒光凛冽的刺刀更为寒冷的日本兵占领了除租界之外的全部上海地区之后，租界收获的就只有一幢高层建筑：10层的开文公寓。1938年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有一个假设可以提出，如果上海没有遭遇到“1·28事变”和“8·13事变”，如果“大上海计划”能够如期进行的话，上海的空间面貌将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对抗租界的江湾地区能形成新的城市天际轮廓线吗？

结论当然不可能产生。“1·28”与“8·13”的沉郁炮声早就将南京政府不多的城市梦想给彻底地埋葬，历史对“大上海计划”的记载也就只限于它的6幢建筑。历史更多地记载的倒是“孤岛”的那段特殊时光，记载了“海派建筑”中的某些特殊空间形式在恐怖时期里怎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畸形而病态的发展。

第二节
迷狂的上海电影院

1940年某日。

一幢崭新建筑落成于上海租界中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这幢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个叫范文照的中国人。在这之前，范文照在水平、垂直两个向度上的建筑已有不俗的表现，留下了青年会大楼、南京大戏院、协发公寓、集雅公寓等作品，这幢建筑的落成也可看成是他上述作品的一个逻辑结果。

然而，由于这幢建筑诞生于马上要迎来“恐怖演习”的特殊时期，又由于这幢建筑比较他的其他作品（除南京大戏院之外）更多地承载了一个时期人们的特殊情感并对一个时期的社会情状作着特别的刻画，因此，它就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

现在，我们应该说出这幢建筑的名字了：美琪大戏院。一种自20世纪初期就让上海市民热情不减、趋之若鹜的娱乐空间。

让我开始必要的回溯。

1895年12月28日，天才的法国里昂青年实业家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的印度沙龙中放映了《墙》、《婴孩喝汤》、《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等影片，这可以被看作是电影正式进入人类生活的时候。从此，电影，这种崭新的大众娱乐形式注定将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迷惑和疯狂芸芸众生，直到它的死对头电视的出现。

上海对电影的反应可以看作是这座城市经过巴富尔之辈血与泪的反复洗礼后对新事物、新潮流拥有了一种特别的敏感。1896年8月11日，也即卢米埃尔先生向世界展现他的新发明之后不过8个月的时间，上海在徐园内就推出了卢米埃尔的发明。不久，上海市民以更大的热情去迎接电影时代的到来，这种热情在后来的岁月中产生了对电影明星这个群体的特殊崇拜，这种崇拜也直接或间接地杀死了他们中像阮玲玉那样的感情特别脆弱的人们。重要的是，这种热情使得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电影院——在上海大量产生和复制，在水平向度上，它们的不同形态丰富了这座城市的建筑面貌。历史记载了这种来源于卢米埃尔奇思怪想的趣味空间在上海的诞生足迹：

1908年，虹口大戏院的产生使上海有史以来有了第一座电影院。

1914年，由西班牙人雷玛斯投资建造的夏令配克大戏院在静安寺路127号落成。这个电影院有座位一千余，成为上海早期豪华电影院的魁首。1929年2月，该院装置了亚尔西爱福托风的发音机，成为整个远东第一家拥有有声放映装置的影院。2月9日，它以美国影片《飞行将军》开始了独霸上海有声片放映历史的历程。当然，这个历程并不长久，随着30年代一批豪华电影院的出现，夏令配克大戏院徐娘半老地让出了霸主的地位。

1921年，又是这个西班牙人雷玛斯创建了恩派亚大戏院。该电影院式样庄重、典雅，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著名娱乐空间。和夏令配克大戏院异曲同工的是，当上海和“海派建筑”共同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当更为豪华的电影院迎合了上海市民的审美趣味时，恩派亚大戏院只能无可奈何地沦落成专放三轮片的电影院。

1923年2月9日，一个叫作卡尔登的影戏院进入上海市民的生活中。与夏令配克、恩派亚不同的是，在卡尔登，你不仅可以分享到最新的外国电影，你还能分享这里雅致的酒吧、迷人的乐池、豪华的包厢以及一支素养颇高的乐队。卡尔登因此在整个20年代的上海成为时尚之都。稍后，随着更为豪华电影院的出现，卡尔登的地位慢慢下降，到了“孤岛时期”，它就只是中国话剧的承载地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20年代中期，由粤商郑伯昭出资建造的奥迪安大戏院几与卡尔登齐名，这里专门放映派拉蒙、哥伦比亚两家美国电影公司的影片，大赚上海女人的眼泪。遗憾的是，它毁于1932年的“1·28事变”的炮火中。

在使上海市民如此着迷的电影院这个空间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将1930年3月25日落成于爱多亚路523号的南京大戏院看成是一个分水岭（这个电影院的设计师就是在“孤岛时期”设计出美琪大戏院的范文照）。因为在这之后，一批更为先进、也更迎合上海“黄金岁月”奢侈心理的电影院纷纷地应运而生，它们与以卡尔登为代表的上海早期电影院划清了界限，也使得早期电影院（哪怕它豪华得已像卡尔登）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衰败的境地中成为明日黄花。

在南京大戏院这个富于复古主义气息的空间里，装饰材料大都采用昂贵的大理石和人造石，场中地板用的则是混合物质，行走时绝无声息。为了适应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该电影院的墙壁和柱子采用了美国西电公司的设计，场内音色极佳。在这里，放映的都是首轮片。因此，在它开幕之后的一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将纽约市内最好的电影院的荣誉冠之于它的头上，称其为亚洲的“洛克赛”。

“洛克赛”远远不止一个。

1932年1月1日，上海市民结识了建于霞飞路870号的国泰电影院。在这个拥有一千余只座位的豪华电影院里放映的都是首轮外国原版片，因此，在观众们的位子边，都有一个“意译风”。对一个真正的“上海老克勒”来说，他应该记得国泰电影院开幕之日放映的是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影片《灵肉之门》。除此之外，他们在这个充分洋溢着好莱坞气氛的空间还能记得弹子房里的那份情调。

一年后，也即1933年，上海市民再次有幸获得了两座非常重要的电影院，它们便是大光明电影院和大上海大戏院。

*　“百乐门舞厅”在20世纪30年代曾大放异彩

*　国泰电影院也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情感避难所

*　“兰心大戏院”曾注解着20世纪30年代末的危机情感

先说大光明电影院。这幢由英籍华人卢根投资百万余金、聘请在上海已经大红大紫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华丽建筑，门面大部分用大理石镶嵌而成，色调有浅绿、淡金、鹅黄。门首光柱高矗云霄，夜晚灯光通明，数里外都能望见。其喷水池、冷气间、放映设备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1933年6月14日晚上，上海颇具身价的市民走入大光明电影院，观赏着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热血雄心》，而这个空间也开始了它对上海市民精神生活不断施加影响的历史。

紧接着，在今天西藏中路500号的地基上，又一个远东第一流的电影院落成，它就是今天不免有些衰败不堪的大上海大戏院。和大光明电影院一样，这个电影院的设计走的是现代主义线路。外墙装饰墨绿色玻璃，呈现出静穆、幽远的美感。门前间以浅蓝色玻璃柱八株，夜间光芒四射，十分瑰丽。放映机采用当时最新式的拍拉斯映片机，发音机采用亚尔西爱巨型实音机，场内拥有1600个豪华座位。创办初期，即以巨额现金从南京大戏院获得美国福克斯、雷电华公司影片在上海的首映权。

在国泰、大光明和大上海之后，有一个电影院因它的独特也引得了历史的关注，它就是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专门放映国产片的金城大戏院。1934年2月1日，即它的开幕之日放映的便是后来以她的自杀而令这个城市深感震惊的阮玲玉主演的国产影片《人生》。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1940年，回到范文照设计落成的美琪大戏院。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日酋以“8·13事变”中表现出来的暴力疯狂地压迫着上海除了租界之外的所有空间，当南京政府的“大上海计划”在弥漫的硝烟中无影无踪而租界中的公和、德和洋行都选择了缄默不语，唯有电影院这种建筑形式却陆续地在推出（当然还可以加上舞厅这种建筑），上海在这个时候接连收获了美琪大戏院、皇后大戏院等等水平向度的“海派建筑”，这着实耐人寻味。

这是范文照们审美所产生的结果吗？还是别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通过对20世纪前40年上海市民休闲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电影一直是上海人最为醉心的娱乐形式。这就如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前期，上海市民的主流部分又将卡拉OK作为他们最为醉心的娱乐方式，尽管到了20世纪末这种“醉心”最后以包房中的“三陪”而告终结。

电影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魅力，首先在于它作为一种时尚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东西。据历史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横滨、思想前卫的日本人，如果想看到最新的“好莱坞”电影，他们知道整个亚洲只有上海方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于是，为了在第一时间亲近“好莱坞”，他们每每乘坐海轮前往上海。这个事例说明了上海在当时的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所占据的前卫地位，同时也说明了电影这种时尚曾经是怎样激越地风靡了不同的国度；其次，由于对现实的模仿而使电影产生了似真似幻效果，不但满足了不同阶层人们的娱乐需要，更重要的是它那毒品般的力量使神经坚强的人们得到了激励而使神经脆弱的人们得到了催眠，电影成了人们白日梦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温床。

而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进入到对上海来说是骨鲠在喉的时刻，人们放弃了所有的建筑形式而唯独亲睐范文照的美琪大戏院、皇后大戏院，那并不是说人们在这个时刻推崇电影院这种“海派建筑”的空间形式，而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它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需求。换句话说，在这个特定的时候，人们来到电影院并不是为了寻求愉悦和快乐。如果说过去进入上海电影院的华人中产阶级的心理状态是心满意足的话，那么，此刻这个阶级的内心是十分地诚惶诚恐。此外，上海电影院还挤进了原先腰缠万贯现在却一文不名由日占区逃亡而来的破产男女，挤进了原先趾高气扬现在却日益沮丧的西方大班。他们在走进电影院前的那一刻，分明看清了租界之外叉腿而立的日本兵那一张张阴沉的脸。他们知道此刻自己似乎还拥有着自由，但他们毫无把握这种自由日子的长短。想到蝗虫般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蜂拥而入租界的情景，他们的潜意识中就摆脱不了阵阵恐惧。电影院（不论是恩派亚、夏令配克、卡尔登还是南京大戏院、大光明、美琪大戏院）暂时地使他们陶醉于“好莱坞”营造的天方夜谭的氛围中，也暂时地使他们摆脱了内心的恐惧，正是为了这份醉生梦死、似真似幻的感受，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向上海、向范文照们要求着电影院这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因为他们其实在要求着自己恐惧情感的释放地，要求着自己凄凉处境的化解地。

第三节
临界点之后

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于上海文坛的邬峭峰先生于80年代末前往澳洲大陆进行他的寻梦之旅。8年后，他在怀里揣上一张令这个城市许多女子不胜艳羡的“绿卡”回到上海，安营扎寨于淮海中路1481号底楼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对自己的栖息之地他如此调侃道：“1481也就是一世布衣。”

某天，邬先生决定对他的栖息之所适当地装修一下，装修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底楼屋子的地板并不像而今许多房子那样只是简单地铺在地面上，在地板与真正的地面之间还有着一米多的空档，这中间是一米多高的“木角塞”。邬先生不由得感叹道：“从前造的房子就是考究，它在每个细节上都一丝不苟，这是现在很多房子不能比拟的。”

令邬先生如此感叹的这间“从前的房子”与范文照先生设计的美琪大戏院差不多诞生于同一个年份，它属于颇具名声的上海新村的一部分。

当松井石根大将的士兵如狼似虎地占领了租界之外的整个上海，经历着“8·13事变”的“海派建筑”就基本处于休克窒息状态，只有某些承载着时代情感的水平向度建筑算是例外。“侥幸者”首先是电影院，其次是舞厅（夜夜莺歌燕舞也为了麻痹自己对即将到来的凄凉命运的敏感），最后是新式里弄和花园式里弄。

1938年，日酋已兵临城下，租界中的上海还是收获了上方花园。七十幢三层高度的西班牙式花园住宅分布于淮海中路1285弄之间，这个区域离后来的邬先生居住的上海新村只有一箭之地。在这里徜徉，但见精雅的装饰处处点缀着建筑群落，铸铁精制着所有房子的门窗框部和阳台栏杆，不同的几何形状显示着西班牙人的审美趣味也显示着这个空间的独特风格。与邻近的新康花园一起，它们共同组成了上海最大的西班牙住宅建筑群。

到了1939年，也有说是1940年，租界中的上海又收获了上海新村，一种脱胎于老式石库门的新式里弄建筑。它也许没有上方花园那么优雅，但肯定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甚至在50年之后还被澳洲归来的邬峭峰先生深刻地感受到。

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在上方花园、上海新村等民居空间中出没的不会是黄阿根之类的苦力、李彩娥之类的“神女”。在这里居住的是由二三十年代抚育起来的上海新贵和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是上海品位、上海情调的制造与分享者，在花园式住宅和新式里弄中，他们营造着上海的文化面貌。这种文化面貌后来被上海著名作家程乃姗、陈丹燕等人津津有味地描述过，也被一种叫作“老克勒”的精雅主义者在非主流社会中不事声张地传播过。然而，身处“孤岛时期”上海新村的男女，他们的内心感受与在每个夜晚涌入“卡尔登”、“大光明”的人们是如出一辙的，炮火既然可以毁灭租界外的上海，为什么不能毁灭租界中的上海呢？

恐惧。是上海市民的恐惧，也是上海的恐惧。被这种恐惧深刻笼罩着的上海在建筑上再也没有缓过气来。即使5年之后，天皇裕仁颁布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松井石根大将的士兵放下了他们上了刺刀的步枪，冈村宁次在南京法庭接受着历史的审判，上海垂直向度的建筑仍然只能停留在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的高度上。

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是一个临界点。

南京政府正被日益的腐败所折磨，而被南京政府所统治的上海，自1945年下旬至1949年上旬，正陆续地卷进诸如“黄金风潮”、“摊贩请愿”、“粮食贷款案”、“臧大咬子事件”、“捉放杜维屏”、“荣德生绑票案”、“金都血案”、“武定路纵火案”、“十姐妹义演”、“二九惨案”、“江湾军械库爆炸案”等等的事件中。对南京政府来说，它正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八方风雨，从而尽一切可能来延缓自己的崩溃，它没有兴趣也不具备能力来重拾昔日的“大上海计划”。

*　优雅的老上海人日日徜佯的空间

*　“上方花园”历久弥新

光影斑驳中的“上方花园”别有意味　*

*　70多年前，上海中产阶级所居住的空间

20世纪30年代末，新式里弄中还有着“林村”　*

*　掩映在绿叶中的“新康花园”

别具一格的瓦片是“新康花园”的细节之一　*

上海期待着新生，上海的建筑亦是如此。

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大师都这样认为：19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是残酷的，但他们同样也是公平的。当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观念、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一个与他们完全无关的民族时，一方面，他们使得这个民族陷于百般屈辱、痛苦的境地，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加速了这个民族与现代世界的整合，无意之中提升了她的文明程度。

对上海来说，当巴富尔上尉在1843年11月17日用他的靴子一脚踹开上海古老的城门时，这个傲慢的英国人其实无意中代表着后来的历史向上海提供了一次无出其右的机会，尽管最初，在这种机会的一边伴随着蹂躏、欺凌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但在西方殖民者逐渐地将上海看成是他们自己城市的心境中，在沙逊、哈同、嘉道里、马勒等巨富们向世界炫耀的心理中，在公和洋行、德和洋行、马海洋行刻意营造一个“东方巴黎”、“东方伦敦”、“东方纽约”的心情中，一句话，在混揉着大量血污的上海这个“新生儿”的分娩中，“海派建筑”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她不但拥有水平向度的百姿千态的空间形式，垂直向度的高层建筑更让她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

当上海从40年代末过渡到50年代初，她有许多理由期待时代提供的另一次机会，她将在这次机会中出演一个比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更为伟大的角色，将进一步地缩短与这个世界的差距乃至完全地与世界整合。尽管，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机会姗姗来迟。

第四节
此刻域外：逃亡的大师与成长的少师

1933年1月30日，一个对世界建筑界非常不幸的日子。

那天，普法战争时期的老兵、一次世界大战德军东线战场的总司令兴登堡不顾他战时同僚鲁登道夫“这个凶险的家伙会把我们整个国家推向地狱，他会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的警告，老眼昏花地任命了维也纳流浪汉、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下等兵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新总理。无需多少时间现实便证实了纳粹主义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对和平、秩序、公理是一个多么冷酷的挑战，对世界建筑和它共生的美感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

1933年2月27日夜晚10点。一把大火在德国最为壮观、雄伟的建筑之一德国国会大厦熊熊燃起，到了第二天黎明，这幢美丽的建筑已经化为一堆不堪入目的瓦砾。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其时的国会议长戈林迅速行动，逮捕了一个叫作马里纽斯·冯·德鲁比的丹麦砖瓦匠，并把这次纵火事件归罪于德国共产党人，随后颁布“2·28紧急法”，镇压一切与第三帝国意识形态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

历史记载了德国国会大厦纵火事件的不同说法，其中之一说的是这把大火系来自慕尼黑的党卫队队员所放。说法很多，但有一点确切无疑，即对纳粹主义者来说，只要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可以毁灭人类已有的美和文明，更不要说那一幢小小的建筑了。于是，德国国会大厦，这幢可以媲美于勃兰登堡大门、宫廷剧院、巴伐里亚光荣纪念堂、见证着伟大的希腊时代美学理想的建筑便在那场大火之后荡然无存。

纳粹分子一直要走进纽伦堡法庭才会显出他们人性的一面，才会以希特勒的开枪自杀，戈林、希姆莱的服毒毙命和卡尔滕布鲁纳的痛哭流涕来表达出恐惧、害怕、痛苦这些生物特点。但在1933年后进军莱茵地区、霸占苏台德、吞并奥地利、闪击波兰的“黄金岁月”中，纳粹主义者只顾酣畅淋漓地开动着他们的绞肉机器，践踏着一切不归属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不管它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奥本海默的原子学说，还是布劳耶的弯管椅子克罗比乌斯的新建筑理念——他们还远远不会像人那样地哭泣。

新建筑运动的伟大旗手、德国的克罗比乌斯感受到了纳粹主义的可怖压力，这种压力可以回溯至阿道夫·希特勒在兰斯堡监狱中写作他的《我的奋斗》的时候。

1925年，克罗比乌斯为他的包豪斯设计了包豪斯校舍，一幢充分地体现他的美学理念的建筑。德国的左派纷纷盛赞这幢建筑的与众不同，与此同时，德国的保守派将这幢建筑看成是德国文化中的“异端”和“另类”，而德国的右派则诽谤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工具，仿佛在这幢校舍里面埋伏着无以计数的布琼尼的骑兵、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和伏罗希罗夫的战士。1928年，当纳粹主义者已从慕尼黑啤酒馆暴动时的一群街头瘪三疯变成一条无孔不入的千足章鱼，这时，克罗比乌斯再也无法忍受德国的气氛，他离开了自己所创建的包豪斯，归隐于德国乡村。5年后，当德国完全地变成了一个盖世太保的营房，克罗比乌斯不得不离开他的祖国，流亡英国。不久，他应美国哈佛大学所邀，前往美国担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与他的法古斯、包豪斯道了一个永别。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另一个旗手，同样天才的密斯·凡·德·罗与克罗比乌斯堪称为殊途同归。1930年，密斯接替克罗比乌斯成为包豪斯的新一任校长，他把包豪斯由德骚迁往柏林。仅仅过了3年，纳粹分子就在坦普霍夫广场庆祝他们藐视人类的胜利，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包豪斯被封闭，密斯遭受驱逐。1937年，密斯也登陆新大陆，他成为美国伊利诺工学院建筑系主任。与克罗比乌斯异曲同工的是，他也为伊利诺工学院设计了校舍，这幢校舍后来成为世界建筑史必须一书的“克朗楼”。

在纳粹主义最为猖獗的时候，20世纪公认的另外两个建筑大师的命运由于所居住的地域而幸免于难。

其时，勒·科布西埃正为北非的阿尔及尔设计了许多逐层错后的公寓，这种样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至于独步江湖、傲视群雄的美国建筑大师莱特，由于命运的眷顾，得以远离纳粹主义者喷射的毒气，正为匹茨堡的百货巨子考夫曼设计出贴近自然的“流水别墅”，同时，他和弟子们在烟尘蔽天的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尔茨代又设计出迷宫般错落的“西塔里埃森”，这些水平向度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都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话题还是回到克罗比乌斯和密斯身上。

由于纳粹德国对人类良知和理性的挑战，它无意中促成了这样一件事情：让两个德国人成为美国建筑文化的执火者，于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假设就变得非常重要：那就是如果纳粹分子没有在1933年控制住德国，那么由包豪斯培养出来的建筑大师们将刷新这个世界的陈旧面貌，“国际式”将在德国而不是在美国获得它最大的荣誉，密斯的湖滨公寓和西格拉姆大厦也将耸立在莱茵河畔而不是今天的芝加哥的湖滨路、纽约的曼哈顿的花园大道。那样，美国就无权这么说：无论是水平向度还是垂直向度，这些建筑基本上都得我说了算。

历史不承认假设。

当克罗比乌斯和密斯这两颗天才的头脑在美国为世界建筑的未来图景而想象时，流放了他们的德国纳粹主义分子正在到处点火。

其时，纳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古德里安的坦克车队正势不可挡地隆隆上路；溃不成军的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一地正痛苦地呻吟不止；尼米兹与山本五十六两条好汉在中途岛海面上决定着太平洋战场的生死存亡，世界建筑业先是屏住接着停止了呼吸，随后就彻底休克。

一切似乎都不再有什么希望，一切。但人类历史上总有这样一些罕见的人，他们的身体哪怕正呆在最黑暗的洞穴，心灵也不会放弃对阳光的追求。未来的大师在时代子宫中孕育着，他们将左右20世纪下半期的建筑命运：

菲力普·约翰逊。

1939年，那正是曼斯坦因向他的元首陈述“白色方案”利弊的时候，39岁的菲力普·约翰逊重进哈佛大学建筑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他崇拜一生研究钢和玻璃这两种材料并创造出“钢和玻璃的帕特农神庙”的密斯。他为教父写作了传记《密斯·凡·德·罗》。在与教父作了有关玻璃材料的一次长谈后，他赶紧在康涅狄克州纽坎南为自己兴建了一座“玻璃住宅”，心甘情愿地对密斯的“范思沃斯别墅”进行模仿。他对密斯的推崇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宁做一个差的密斯，不做一个好的菲力普·约翰逊。

“我发现我对宣传和介绍‘国际式’很感兴趣。那是我们的共同信仰，我们相信有了它整个世界将变得更好些。这并不是说我们具有当时德国方式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只是想：一种纯净的艺术，即简单的、无装饰的艺术可能是伟大的救世灵药。因为这是自哥特式以来头一个真正的风格，因此它将变成世界性的，且应作为这个时代的准则。”

他决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以《往何处去——密斯派方向》、《国际式——死亡抑或变通》等文章为他一度如此倾心的现代主义诵读着死亡通知书；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被《纽约时报》评为“自从克莱斯勒大厦以来，这是纽约市内最有生气、最大胆的摩天楼”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部大楼的设计竖起背叛、谋反的后现代主义大旗；他更不会想到他所设计的潘索尔大厦、平板玻璃公司大楼以及水晶教堂给他的一生作着如下的总结：既变化多端、才气横溢又看风使舵、捉摸不透。

贝聿铭。

此刻，这个20世纪建筑界的“奇数”如同菲力普·约翰逊那样正在哈佛大学建筑系求学。以东方人特有的温文尔雅，他向这个世界已有的一切大师学习。密斯教给了他有关摩天楼的最初概念：简练、优美的比例和恰当的尺度；勒·科布西埃深刻了他对建筑的雕塑感觉；路易·康让他懂得了历史作为建筑创作的一种永恒源泉；马歇·布劳耶则不仅在建筑上，更在生活上给了贝聿铭以深刻的启示：建筑应该是有生活存在的地方，绝不应仅仅成为一种抽象的美妙的东西；当然，他的导师，世界新建筑运动的一代大师克罗比乌斯给了他最多的东西。一次贝聿铭因不满克罗比乌斯过于简单的功能主义，在国际式命题上与自己的导师发生了争执，克罗比乌斯非常宽容地说道：“我并非不同意你，但我希望你能证实你的观点。”就是在那次争执之后，贝聿铭拿出了与西方经典的卢浮宫式的博物馆迥然不同的上海艺术博物馆设计图。

后来历史记载的一个功德圆满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大师就是由此而定型，在贝聿铭像海绵一般地谦逊求学的日子里，注定了日后他将以美国国家大气中心、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肯尼迪图书馆、卢浮宫扩建工程而让这个世界为之心向神往，也注定了日后他将以241米高的波士顿约翰·汉考克大厦和315米高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对本书来说这些建筑具有特别的意义）改变着这个世界在垂直向度上的尺度。

西萨·佩里。

此刻，这个阿根廷人正在他的图库曼大学建筑系完成着他的学业。缺乏更多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阿根廷人被什么所影响为什么而迷恋，但可以想象当他从自己心爱但有时不免有些枯燥的设计草图上抬起头时，那图库曼校园中飘然而过的女大学生的倩影会引起他一阵少年维特般的惆怅与惘然。稍后，当他师从20世纪建筑界中一个罕见的天才美国的埃洛·沙里宁，并融会贯通着教父那种将高技术和诗意紧密结合的特点，图库曼就将为他而骄傲。在整个20世纪中，还鲜有建筑师能像他那样用钢和玻璃在高空中跳着芭蕾舞，他的成就从被称作“蓝鲸”的太平洋设计中心到四种屋顶样式的纽约世界金融中心再到世界第一高楼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大楼。

未来的大师们在时代的子宫中受孕。虽然，其时的社会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曼斯坦因、隆美尔、古德里安、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巴顿、尼米兹、山本五十六等人物，但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未来的建筑大师们并没有停止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思考，他们将会像希腊、罗马时代伟大的建筑师那样创造出他们时代的“帕特农神庙”和“万神庙”，并且，他们竖立在空中的方尖碑将不会再沾染上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那种嗜血的愿望，那只是对美、和平、宁静的永久祈祷。

第六章　好好坏坏的开始

第一节
“零度”以下的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一个对上海乃至对中国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日子，放在历史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你会发现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完全可以媲美1843年11月17日上海的开埠、也不次于1911年11月4日上海的光复。

陈毅的士兵于5月12日发动了淞沪战役，围歼固守上海的国民党汤恩伯部25万官兵。在1949年初夏已彻底日暮途穷的南京政府一号首脑蒋介石给汤恩伯部的指令是“死守上海六个月以致一年，即使将她毁于战火也在所不惜”。但5月13日，陈毅的西路士兵就已攻克了罗店、浏河和嘉定；东路士兵则攻克金山和松江。5月24日，即淞沪战役发动后的第13天，陈毅的东西两路士兵钳击了吴淞要塞，截断了汤恩伯部的退路。

形势的发展绝对地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大势已去，“死守半年以致一年”的想法不啻是痴人说梦。这天下午，蒋介石将以刘昌义为首的汤恩伯残部丢弃在上海，自己乘坐着飞机心情黯然地离开了他的发迹之地、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城市。

5月27日，陈毅的士兵在苏州河北岸将最后一部分顽抗的敌军围歼，同日，陈毅担任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理论上，这个新时代将尽情地释放蕴藏在人民中间的伟大潜力，它也将充分地提高这座城市固有的生产力，“海派建筑”将有一个非凡而富于革命性的变化，在水平向度上，它将超越大班们奢华的行宫，超越黄阿根们居住的新、旧石库门；而在垂直向度上，它亦将超越英国公和洋行建造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以及以范文照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建筑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上海推出的南京大戏院、美琪大戏院、皇后大戏院。上海将深刻地改变它自开埠以来100多年来已有的尺度，流产的“大上海计划”将在新的时代得以重新实现，但它的内涵与南京政府勉为其难的设想已截然不同。

令新上海遗憾的是，在“海派建筑”的意义上，她与这次发展擦肩而过，因为，其时她和整个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正面对着非常严峻的情势。大洋彼岸的美国人，那些与克罗比乌斯、密斯·凡·德·罗、菲力普·约翰逊、贝聿铭、雅马萨奇、西萨·佩里等等美国建筑天才迥然不同的美国政客们此刻正在那幢酷似罗马万神庙的建筑中进行着“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这种辩论中逻辑地包含了这样的命题：谁丢失了上海？仿佛中国和中国最为伟大城市之一的上海是这些美国政客们的私家领地，而他们依然能像19世纪末期的大班们那样每到黄昏便在李家庄策马狂奔。随后，在杜鲁门等人的压力下，一支所谓的联合国军队正从哈立森设计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开往李承晚统治下的南朝鲜，试图制止新领地丢失给“共产主义扩张者”。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逡巡于台湾海峡中，而一个完全针对新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也在这时形成。尽管“热战”在中国本土没有大规模地爆发过，但上甘岭的枪炮声却时时在警示着年轻的共和国，龟缩在台湾一隅已成残枝败叶的蒋介石也以他的反复叫嚣威胁着上海刚刚兴起的建设热潮。

与此同时，其时在中国大陆盛极一时的意识形态也对“海派建筑”的发展起到了荒谬的偏离作用。能够在上海获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是工厂建筑（因为在那里有着共和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性力量），要不就是劳动人民的住宅（因为在理论上这个共和国就是为了他们而创建），其他样式的建筑一概都在抹消之列。这个时候，从水平向度来说，还有谁敢奢望新上海再产生一座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丁香花园或者让人迷惑不解的马勒别墅？从垂直向度而言，沙逊大厦更多地是被用来作为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压迫的具体教材，是一个日趋腐败的社会最终自我灭亡的象征。

上海处于非常时期。内外压力严重地遏止了上海各种空间形式，这就如同在另外一个非常时期中，上海的电影院得到了凶猛而病态的发展。这些都真实地解释了从1950年到1975年这25年中上海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精妙的水平向度建筑更不用说高层、超高层建筑了。

上海还需等待，还要再过去三十多年上海才会像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获得又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一个世纪中的第二次机会，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两次机会足够了。

而此刻，那些顽固地想将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西方政客，还没有足够的远见去预言越战的失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诞生以及东西方的最终和解，某种意义上，他们顽固的右倾与中国大陆“左派布尔什维克们”同样顽固的左倾双向地剥夺了上海建筑发展的机会，他们邪恶地使得“海派建筑”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

不过，在民居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主流建筑倒是对稍后我们还会谈到的密斯的“湖滨公寓”和勒·科布西埃的“马赛公寓”进行了响应，不过是在不超过三层楼高度上的响应，它就是我马上要说到的上海水平向度建筑：曹阳新村。

第二节
人道主义的盛器

日本大阪，1955年某天。

建筑评论家斋藤和夫正翻阅着中国建筑学会的杂志《建筑学报》。30年后，当他访问中国时向中国同行重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大陆中国显得非常神秘，因此，出于对中国建筑业进展的了解，他每期必看《建筑学报》。这天，斋藤和夫被《建筑学报》中一组介绍上海住宅区规划的文章、照片深深吸引，因为他感觉到在这之中的“一种漂亮、潇洒的西欧风格”（斋藤和夫的原话）。为此，他有些迷惑不解，在研究室向同事们提出了这样的话题：究竟是接受过何种教育的人进行了这项设计？由于经历过长期的战争，中国大陆上恐怕没有人会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那么，这种实力又是怎样储备的呢？

使斋藤和夫迷惑不解的上海住宅区就是建造于1951年的曹阳新村，一种与他悉心研究的大阪“团地”非常相仿的建筑。

30年后，斋藤和夫来到了中国上海。在一个寒气袭人、十分阴郁的早晨，他实地去参观了在日本叫作“团地”的曹阳新村。

我和盘托出斋藤和夫的感受：

阴郁不仅是指天气的缘故，在陈旧的住宅区内，无论是建筑还是总体，都给人一种破旧的感觉，使人提不起精神，这在日本似乎也是这样的。但尤其是中国的建筑，我搞不懂为什么建造不久就给搞得很脏，公用部分谁都不愿意打扫，很多地方成了杂物堆放处。在这样环境下访问，使我感到心情郁闷。

车子靠近曹阳新村，周围正在进行市内干线道路的施工，道路泥泞。映入视野的多层住宅因年久失修，显得黑黝黝的。车子缓慢地驶入住宅区内的干线道路，道路宽18米，呈很大的弧形对着住宅区中心，在中心处与其他同样规格的道路作了T字型交叉。使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里不是平庸的网格状模式。从住宅区干线道路到分支道路（居住小区道路，宽12米），由曲线连接，中底层住宅群与其衔接形成群体。这种布局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并不使人感到是三十几年前的旧风格。布局呈英国风格，至少看上去是西方的格调。

看到这里，郁闷的心情顿时化为乌有，收入眼底的景色都让人感到是一种喜悦的享受。沿道路有许多绿化，住宅区内的小河也显得景色怡人。舒展的设计使人陶醉。

那天晚上，有着丰富感受力的斋藤和夫再次回到30多年前他如获至宝地阅读《建筑学报》的那番情景中，同时，他搞清楚了30多年前令他如此兴奋的住宅区设计师的名字：汪定曾。

现在，让我越过斋藤和夫，再次回到1951年的上海。

共有5个工人新村同时在建造，它们是曹阳新村和沪东工人住宅区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风城新村和鞍山新村。

曹阳新村堪称其中典型。

94.63公顷的地基上，建造了96824平方米的房屋，容纳居民为24206人。

就建筑本身价值而言，这些砖木结构的房屋也许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在今天多加探讨，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它的布局，正是这种布局使得日本的斋藤和夫赞赏不已、使得英国的基斯奈在其中寻找着伟大的霍华德思想的影子。简捷地说，曹阳新村的布局依据的是西方“邻里单位”的概念，这就使得曹阳新村避免了后来许多工人新村的兵营式格局，以及这种布局中的令人不堪忍受的单调、划一、机械、毫无人情味。

在“邻里单位”概念的导入下，曹阳新村依据已有的地形、地貌布局着自己的房子，它们由此而产生的错落有致的感觉令专家、非专家都为之叫好。亦是导入了“邻里单位”的概念，曹阳新村同样避免了后来上海众多新村、小区的通病：只见钢筋水泥式部落，不见清新袭人的绿意。一些数字可作说明，在曹阳新村，住宅街坊占地38.63公顷，而公共绿地占地为27.56公顷，平均每人可分得绿地10.5平方米。此外，由于曹阳新村90％为二层房屋，10％为三层房屋，因而，它的密度表达为每公顷仅为278人，而30年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将毛建筑密度规定为每公顷800人。

开敞的空间，疏朗的人群，足够的绿地，这正是上海众多房产商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向人们诉求的东西，而曹阳新村在1951年就已经做到了。

许多劳动模范在1951年搬进了曹阳新村，还有许多当年栖身于“滚地龙”的人们也在曹阳新村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制度为他们带来的新的生活，感受到了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被尊重，而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海德格尔说得好：人寻找着他诗意的栖息之地。某些方面，曹阳新村在“诗意的栖息之地”上做得比40年之后上海的许多住宅小区更好一点，因为在没有商品意识、功利意识的50年代，社会无需为罪恶而又神奇的利润去剥夺人们对绿地的享受、对低密度的渴求、对更艺术化空间的向往。当然，曹阳新村还做不到真正的“诗意的栖息之地”。在今天看来，它的人道主义是在一个低水平层面上加以表现的，这就如同它的房屋全都低于三层。1953年，昔日的苦力而今的主人感激涕零地搬进曹阳新村后，每人能够获得的只是4平方米，每户获得的不会超过35平方米。没有厅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单独的抽水马桶。正常的情况下是八户人家合用一个公共厕所。还要等待许久，上海人才会普遍地拥有厅的概念，才会对自己家中的“三件套”作出“TOTO”与“美标”孰优孰劣的内行评价。不过，即便如此，“海派建筑”之一的曹阳新村在1951年的上海已然有着它的价值。

第三节
“走调的一条街”

1959年。

10年前，陈毅的士兵摧枯拉朽地扫荡了汤恩伯的兵团，也将蒋介石从上海复兴岛送到了台湾岛。10年后，上海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一起经历了杜鲁门的叫嚣、第七舰队的威胁、抗美援朝的激荡、公私合营的插曲和反击右派的狂潮等等事件，新生的政权需要有一种形式来反映这座城市的不平凡经历，来歌颂“生逢十月一日”的光荣，还有什么比建筑更适合担任这个角色呢？它有着山峦一般的体量、巨人一般的尺度，还有着当你睁开眼后视网膜中就不得不布满这些形象的物理强迫性。没有人可以和可能视而不见他面前的建筑，无论它有着多么雄伟的造型还是有着多么丑陋的面貌。

于是，“1959年”选择了上海闵行一条街，时代选择了上海闵行一条街。

建筑面积在其时可说是十分的浩瀚：10万平方米。创意在其时也可说是独具一格：一层布置商店，两层以上则是市民住宅，这些与曹阳新村有着不同面貌的建筑沿着马路两边一路迤逦而去，形成了一种不说蔚为壮观至少也可以说是动人心弦的城市景观。

和曹阳新村相同，它依然是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虽说这种人道主义由于加上了“革命”这一定语使之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克服的偏狭性），所有这些住宅依然都是为在旧时代没有发言权的人们建造的，当他们搬迁进这些房子时，他们内心的那份感情40年之后的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和曹阳新村另一点相同的是，在建筑的审美上，它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谈。但变化是有的，与8年前的曹阳新村相比，它已从昔日的二层上升到这时的五层。当然，一同升高的还有建筑密度。它也从昔日的砖木结构发展到这时的预制板结构，这似乎更吻合了“大炼钢铁时代”的特点。有了煤气，这个现代工业的尤物。也有了厕所，两户人家合用。在1959年，这一切对普通的上海市民来说，都是非常稀罕的。当然，对建筑形式特别敏感的人们在这时也已注意到，曹阳新村的坡顶此刻已被“闵行一条街”的平屋顶所取代。以后，这种平屋顶的样式将越演越烈，以致到了70年代初期，所有的新村都采取了这种平屋顶形式，像军营那样毫无个性地伫立着，只给人一个愚笨、木讷的方盒子形象，被90年代崇尚个性、美感的年轻一代视之为城市最不堪入目的形象之一。

但1959年的上海男女中又有多少人会关注闵行一条街的平屋顶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无以计数的参观团体从祖国的山南海北抵达1959年的上海西部地带，人们在“闵行一条街”前面用南腔北调感叹着上海奇迹，并由此生发出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情感。他们也决心将这种建筑形式带回家去，使社会主义的壮丽面貌以“一条街”的形式恢弘地呈现。

一直要到很久以后人们才会共同地认识到，“一条街”的形式更适合被人感叹因此更吻合其时的意识形态，但它不适合人们居住更不用说完美地居住了。换言之，商店与住宅混杂在一起将严重地干扰人们的生活；而将民居放在街道沿线，那每家每户晾晒的衣服也使得城市面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至于在过于宽阔的马路上反复穿行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更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威胁。

“一条街”的形式自闵行肇始后，在上海，除了张庙、安亭和嘉定，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其他的地方，有正常思考力的建筑师都放弃了这种建筑样式，尽管他们中一些人设计过“一条街”。每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都会理解这些设计师，理解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所作出的选择。

让我们重复一遍：1959年，上海产生了“闵行一条街”，它以空间的形式对城市的10年崭新历程进行了歌颂，它继续阐释了新时代中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也继续地庇护了被旧时代彻底忽略的人们。就建筑本身来说，某种意义上，它对曹阳新村进行了超越，功能更趋合理，人的要求也更加注意。但由于其时意识形态需要，1959年的“海派建筑”有着种种弊端，它解构了作为民居的一些基本特性，在壮观的外表背后，有着的是对人们正常生活的歪曲理解。因此，它绝对不是杰出的建筑，优秀也不是，甚至谈不上有多少特点，与欧洲、美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的建筑事实相比，更是如此。

第四节
此刻域外：粗野的“马赛”与文雅的“湖滨”

欧洲大陆、美洲新大陆这时正发生着什么？这些发生对上海来说又有着何许意义？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在裕仁天皇颁布投降书的那一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饱受战争煎熬的人们泪眼中开始闪烁出希望的微光，但他们的泪眼中也充塞着破砖烂瓦、残壁断垣、废墟一片的家园和城市。

破坏是致命的。

在丘吉尔的英国，纳粹德国的“海狮计划”摧毁了伦敦、考文垂等等历史名城；在维希政府的法国，战争碾碎了勒阿弗整座城市；在纳粹主义发源地的德国，战前它的住宅是1050万户，战争结束之后，将近500万户住宅遭到破坏，其中235万户完全被毁坏。科隆、维尔茨堡、柏林等等城市被盟军的轰炸机彻底毁灭，但见满目苍夷。

在日本，东条英机等人在走上绞刑架前的那一刻，他们看见的是自己发动的战争最终使日本尝到的苦果：两枚当量为两万吨级的原子弹以爱因斯坦所预言、以奥本海默所祈祷和以杜鲁门所期待的方式干净利落地清除了广岛和长崎这两座城市。

旧有的建筑亟需恢复；人民的住宅亟需建造；昔日的城市亟需重新规划，重建家园与在更广大的范围中重建城市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们的当务之急，没有其他的事情较之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了（除了对政客有着特别刺激的“冷战”），这就为现代主义建筑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新建筑在响应着这个时代强烈欲求的背景中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在战争的废墟和世界各地伫立了起来。换句话说，没有战争，就没有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50年代的凯旋，将世界变成一堆瓦砾的纳粹党人无意中帮助现代主义建筑美学在世界各国树起了它的猎猎大旗。

这个时候，20世纪的第二代建筑大师开始陆续地登台亮相，尽管他们还无法担当世界建筑舞台的主角，但一些小型项目的设计或者一些大型项目中的辅助设计，他们都在跃跃欲试。当然，担当主角的还是第一代建筑大师，他们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就社会意义而言，正迸发出比从前更为灿烂的光华。

先说克罗比乌斯。50年代初期，他依然在哈佛大学里滔滔不绝地说教。不同的是，此刻他已无需为自己伟大的新建筑理想作声嘶力竭的辩解，他现在已是一个登堂入室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领袖了。因为这时，即使在复古主义最为盘根错节的美国，现代主义也已一统天下，所有的建筑师此刻唯恐赶不上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这辆班车，他们像抛弃一双臭袜子那样地抛弃着三段式比例、科林斯柱式和罗马的拱券风格。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来说，如果他们中真有人能够超前预感的话，那将是对20年后后现代主义起义者的高度警觉，克罗比乌斯可以理解地还没有考虑得那么遥远。

密斯当然也不会有如此洞见。在伊里诺斯州工学院克朗楼之后，他又玩出了使菲力普·约翰逊为之心醉神迷的范斯沃斯住宅（尽管这幢使范斯沃斯女医生大光其火的建筑落成于菲力普．约翰逊的仿制品之后）。接着，密斯没有丝毫停顿，1948年至1951年，他在美国高层建筑的故乡芝加哥设计出了他的湖滨大道公寓。

熟悉20世纪建筑史的人们都知道，早在20年代初期，密斯就提出了玻璃摩天楼的设想。正是在这个天才的设想中，密斯勾画了未来时代建筑的主流形象，也对未来城市最基本的单位作了他的预测。30年后，他的想象在湖滨大道公寓中部分地实现了。

大楼共有27层，高度大约在80米左右。钢结构的梁柱直接地表露在外墙上，此外就几乎全是大玻璃窗，标准化的幕墙构件使它具有像鸽子笼似的模数构图，同时也有了一种比例和逻辑的美感。

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打量密斯建造在芝加哥的湖滨公寓时，不免会有着“生冷、单调”的感觉。此外，湖滨公寓在垂直向度上也没有给伟大的芝加哥留下更多的东西，因为，就垂直向度而言，在湖滨公寓之前，早有了仿佛会永垂不朽的381米高的纽约帝国州大厦，而在这之后，又有着孤傲于世的443米高的西尔斯大厦。但在湖滨公寓中，密斯风格却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首先，我们看见了密斯处理空间的原则：以结构的不变来应对功能的万变。公寓的居住单元除了当中的服务设施外，从进门到卧室是一个只用片段的矮墙或家俱来划分、隔而不断的一体化大空间，密斯将其称为“全面空间”，这种“全面空间”让我们想起了密斯在巴塞罗那博览会上创造的没有边界的德国馆。其次，我们目睹了密斯阐释摩天大楼造型、立面的美学观点：矩形体块，一刀而齐的屋顶，大面积的玻璃幕墙。立面上，除了密斯钟爱的钢和玻璃之外，再无其他的东西，真正的“少就是多”。最后，密斯在湖滨公寓中大面积地探索了钢和玻璃这两种现代社会方能产生的材料，这种探索使得当密斯终其一生时，历史将这样的话语刻在了他的墓碑上：他持续不断地探索着钢和玻璃这两种材料包孕的诗意，他用这两种材料建成了今天的、精雅的“巴特农神庙”。

在芝加哥湖滨大楼之后，稍稍沉寂了一些时日的密斯在纽约花园大道上受业主的委托，又设计了西格拉姆大厦。

大楼的造型是密斯最为喜欢的简单长方体。38层，158米高，它从街道边线推后90英尺，在前面留出一片带水池的小花园。首层层高24英尺，上部各层一律9英尺。首层外墙向里缩进，形成三面柱廊。顶层则为设备层，外观稍有变化。除此之外，每开间都是六个窗子，玻璃和窗下墙的尺寸也完全相同，直上直下，整齐划一，毫无变化。但此时的密斯比任何时候都讲究以“精美”的风格来处理他的建筑。在西格拉姆大楼上，在看似非常简单的立面上，密斯用心良苦：金属的窗框用铜制造，而墙面上则有一条条工字型断面的铜条，借以增加墙面的凹凸感，突出垂直向上的动感。用铜这种色调温暖的金属材料而不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钢和铝，这使得西格拉姆大楼显得十分的雅致、高贵，它因此被建筑史家们称之为纽约最考究的大楼。

30年前，密斯超前地预言了玻璃摩天楼这种现代建筑，由于社会、经济、技术等等原因，他的理想一直得不到实现。30年后，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密斯实现了他的理想，并且，他使得西格拉姆大厦作为他“水晶般纯净的形式”的范例，走向了又一个高度。未来因对玻璃幕墙的精美处理而获得“银色派大师”称号的西萨．佩里或许就是在这幢大楼中获得了后来他擅长的轻虚似无、空透如水、漂浮若失的玻璃幕墙的意境。对此，像孟福德这样的建筑评论家这样评论着密斯讲究技术精美的倾向：“密斯·凡·德·罗利用钢和玻璃的方便创造了优美而虚无的纪念碑。它们具有那种干巴巴的机器似的风格，但没有内容。他个人的癖好给这些中空的玻璃盒子以水晶似的纯净的形式，但同基地、气候、保温、功能或内部活动毫无关系。”

孟福德的评论不免有些苛刻。更多的密斯崇拜者则这样奉承着他们的大师：“他的影响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市中心区的每幢方形玻璃办公楼中看到。”

这样的说法是不错的，密斯的“纯净形式”给50年代美国摩天楼的赛跑提前作了一个总结，也对60年代初期世界摩天楼的基本状态作了一个预告。自那以后，尽管还有更多的玻璃摩天楼耸立在纽约中心，尽管还有庞蒂、奈尔维设计的米兰皮瑞里大厦以船形造型来对抗过于流行的密斯式方形、板型摩天楼，但它们的精神源泉都来自于密斯的西格拉姆大厦，来自于这座“优美而虚无的纪念碑”。

与密斯精益求精的建筑风格完全相反相成、但在垂直向度上表现了同一性的是勒·科布西埃的“马赛公寓”。

这是一幢可以容纳337户共1600人的大型公寓。大楼长为165米，宽24米，高为56米，地面层是开敞的巨大的柱墩，在这巨大的柱墩之上是17层住宅。其中1至6层和9至17层为居住层，户型变化达23种，从单身者一直到八口之家。大部分住户采用跃层布局。马赛公寓的历史价值当然不在于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它最有意思处在于大楼七八层布置为商店和公用设施，包括面包房、副食品店、餐馆、酒店、药房、洗衣店、理发室、邮电所和旅馆；17层和屋顶上设有幼儿园、托儿所；屋顶上有儿童游戏场、游泳池，此外，在屋顶上还有成人的健身房与一条300米长的跑道。

出于勒·科布西埃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他在设计马赛公寓的时候，已在理论上将这种公寓定位为“居住单位”。它是构成未来法国城市的基本单位，是营造未来世界的基本细胞。就像勒·科布西埃在二十多年前在《走向新建筑》中渴望着将自己的理想灌输给这个时常冥顽不灵的世界一样，当他设计出马赛公寓后，他希望这个世界布满了像马赛公寓一样的“居住单位”，它们是将人类从现在忍无可忍的居住状态中获得完全解放的一条途径。

在法国，在他的第二故乡，勒·科布西埃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次也是一样。除了后来在南特市又建成了一幢类似的建筑之外，法国对勒·科布西埃的理想主义彻底地关上了大门。某种意义上，世界对他这种集纳了人类基本需要的“居住单位”也关上了大门。在将马赛公寓推销给这个世界的角度上，勒·科布西埃似乎输了个一干二净。不过，始终不那么欣赏勒·科布西埃的法国却目瞪口呆着他在一种建筑风格上赢得的分数，也正是这种风格使得稍后印度昌加迪尔的市政建筑乃至史密森夫妇、斯特林、戈文等人被历史所记取。

勒·科布西埃在马赛公寓大楼上所采用的建筑处理手法是与众不同的。在这之前，更正确点说，当勒·科布西埃在对萨伏伊别墅进行建筑处理时，他最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是喜欢用白色抹灰将墙面弄得很光很平，这其实就是新建筑运动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开始流行起用玻璃和金属做的更加光滑、更加平整的幕墙（如密斯的湖滨公寓大楼、SOM的纽约利华大楼和哈利森、阿布拉莫维茨的匹茨堡美国铝公司大楼），勒·科布西埃对此却反其道儿行之，放弃了他以前擅长的“又光又滑”的做法，在拆除马赛公寓大楼的现浇混凝土的模板之后，对墙面不加任何的处理，使粗糙不平、带有麻点小孔和斑斑污渍的混凝土直接地表露在外，一副没有完工的模样。现在，当你来到马赛公寓大楼面前时，它那粗大的柱墩、保留了人工操作的毛糙、凹凸痕迹的墙面以及冷酷地碰撞在一起的沉重构件，都给人以一种粗鲁、野蛮的感觉，于是，对战后最初十年的建筑世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一种风格“粗野主义”由马赛公寓大楼而始作俑者，勒·科布西埃也再次显示出了他逼人的才华：从仿佛是包着空气的萨伏伊别墅一下子跳到了霸道到极点的马赛公寓大楼，他占有了审美的两极。

“粗野”的马赛公寓和“精雅”的湖滨大楼，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岁月中，20世纪第一代建筑大师们以他们一贯的理想主义态度，试图向一个扫荡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世界作出他们的拯救姿态。事实是，一个湖滨大楼再加一幢马赛公寓或许并不能拯救多少男女，但密斯式风格的推出与“粗野主义”的倡立，对后来的建筑世界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第七章　艰难岁月黯然呼吸

第一节
孤独的“大厦”与停滞的“饭店”

1954年。

那时，彭德怀的士兵与麦克阿瑟、范佛里特和李奇微的士兵经过三年殊死较量后在三十八度线两边按兵不动地紧张对峙着；那时，斯大林已经去世但他的继任人马林可夫还和毛泽东维持着“蜜月”的关系；那时，来自苏联的功勋艺术家和中国上海的艺术家们正联合拍摄着《风从东方来》大型纪录片从而对苏中联盟以文艺的方式再次肯定；那时，《红莓花儿开》正如同《夜来香》那样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流行歌曲，一同成为流行歌曲的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曲；那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中国上海市民的必读小说，而保尔·柯察金与冬妮亚则成了中国上海众多青年的偶像；那时，借助于苏联的伟大，俄国也伟大了起来，一同伟大起来的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时，中苏两个大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因为出于各自的民族、地域利益而发生激烈冲突，而滔滔不绝的九评以及由此生发的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每人捐献一个鸡蛋以偿还苏联借款的情景还远远没有发生。

这样，在上海，一幢作为这个时期象征的建筑由此产生，它就是即使在今天你还会感到它有着足够份量的“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

占地为0.93公顷，总建筑面积58900平方米，中央大厅平面为正方形，边长46米，总高14层，包括夹层为17层。东西两翼的文化馆和农业馆各为18米宽、186米长的二层矩形建筑。工业馆宽46米长84米，中间为30米跨度的钢筋混凝土拱券，薄壳屋面。

这幢建筑堪称“海派建筑”的异数，它的特殊性不言而喻。

因为，从风格上说，它为上海带来了俄罗斯古典主义美学趣味，在上海，这种美学趣味自开埠以来就极其罕见；从高度上说，它的110.4米的顶部镏金塔产生了上海新制高点。宽泛地说，这个制高点无可非议地压倒了旧上海的象征：83.7米高的国际饭店，这就表明着新上海同样也无可非议地压倒着旧上海。几乎每一个从20世纪50年代过来的上海人都还记得当时的媒体是怎样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狂热地鼓吹着这个镏金塔；最后，就“中苏友好大厦”坐落的地块而言，它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新兴的、充满了朝气的东方文化必将取代颓唐的、弥漫着腐朽之气的西方文化。因为这个地块上，曾经有过旧上海名重一时的哈同花园。只要闭上眼睛，人们似乎还能回想起老哈同和他的资产阶级宠物罗迦陵在这个地基上悠哉游哉的情景，这情景是如此地刺痛着他们的心，它形象地解释着自1843年11月17日以来西方不速之客对上海的殖民历史。现在，具有宏伟体量的“中苏友好大厦”将所有这些东西都一一压碎，在它巨人般的尺度下，还有谁会想起哈同和罗迦陵的孤魂呢？

即使在今天，当中苏友好大厦早就易名为上海展览馆，当约翰·波特曼以他的上海商城的设计将上海展览馆优美的轮廓线破坏饴尽，这幢大厦依然不失它的神采，它和谐的比例、雄伟的体量以及壮丽的风格给人以强烈的感受。遗憾的是，随着中苏两国在50年代末期分道扬镳，类似的风格就成了上海的绝响，而这幢建筑也仿佛是一个上海历史中的一个偶然过客，时时显示着漂泊天涯的落寞状态。

如果说50年代中期的中苏友好大厦顶部镏金塔显示了这座城市在垂直向度上对高空的非正式向往，那么，“延安饭店”的建造应该算是新上海在垂直向度上对高空的一次明确欲求。

1960年。

*　这种建筑风格至今还是城市绝响

*　被巨柱沉重压着的应是老哈同的幽灵

这个时候，上海正陶醉在“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嘉定一条街”的建筑样式中。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上海确信她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产生的这些水平向度的建筑既不亚于达官们的丁香花园、大班们的马勒花园和中产阶级们的新康花园，更不用说更早一些时候产生的乌烟瘴气、人欲横流的会乐里、群玉坊。垂直向度上，上海也想一试她的身手。

地基在昔日的爱多亚路、稍后的林森路、再后的中正路、以及今天的延安中路111号上。最初的设计是10层，尽管这个层次刚刚符合联合国规定的高层标准，但对上海来说，这已足够显示她攀升高空的雄心了。平面为一个矩形。立面处理和这个时期一样简洁，是一幢对功能的强调更甚于形式的建筑。某种意义上，它倒是包豪斯子宫中的一枚受精卵子。

但有一点非常不幸，紧接而来的中苏交恶和三年自然灾害却将上海这次在垂直向度上的攀升击个粉碎。造到5层，“延安饭店”就停滞不前了。一直要到12年之后，当中国大陆还在“林彪事件”的剧烈震荡中眩晕不止，“延安饭店”方从1960年的5层勉为其难地前进到1972年的11层。当然，这个高度既不足以挑战匈牙利人在1934年的上海创造的高度，更不用说与同年份的美国60层的全美银行大厦和57层的IDS中心进行一次手谈。

因此，说来有些惭愧，除了50年代一幢“中苏友好大厦”加上60年代那幢造到一半就止步不前的延安饭店，上海在高层建筑上再没有其他收获，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这时的上海显得相当的尴尬，而与同时期西方世界在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巨大变化相比，上海的滞后更变得不可思议。

“海派建筑”陷于深深的困境。

*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建造完成的“延安饭店”

第二节
总算有了“徐家汇高层”

1977年4月的某个夜晚。

青年工人张明从城市东北部复兴岛徒步来到城市的西北部徐家汇。在一个没有郊环线、外环线和内环线概念的时代，张明的这次行程差不多要算横穿整个上海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何选择徒步而不是乘坐公共汽车作这次横穿上海的行程，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他也无法详尽解释其时心理，只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他听了单位里不少同事谈起在徐家汇方向有一排了不起的高层建筑，他想实地看一看，想感性地对它们进行一番打量。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张明的这次城市之旅堪称是在萧索和荒芜中穿行。他是沿着没有单行道概念的杨树浦路、东大名路一路走了下来，经过外滩的时候，他的视野中有着的只是在江心中缓慢地航行的装满煤炭的东方红系列的轮船，他的观察力只能停留在其时浦东最高建筑物陆家嘴消防站的瞭望塔上；而在外滩的另一侧，他的想象力不能进入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师所营造的折衷主义风格的意境中，他的审美力也可以理解地分不清楚自罗马时代维特鲁威就作了严格规定的不同柱式，他在科林斯、爱奥尼、陶立克等柱式上毫无感觉地匆匆扫过，然后就转入没有高架道的延安路。假如他能够预料到二十多年之后，沿着延安高架道转向外滩时人们可以目睹黄浦江对岸的全部瑰丽景色，这个弯道因此又被称作“上海第一弯”；假如他能够想象到沿着这条著名干道两侧竟然会伫立起如此之多建筑，它们中的某一部分——像完全是一副密斯式作风的联谊大厦、像用黄金装扮屋顶的世界贸易大厦——又引起了这座城市的部分人们激动的争论，那么，1977年的张明又会作何感想？

张明是在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中到达徐家汇，没有庞大的玻璃球体的美罗中心、没有后来一度成为这座城市时尚焦点的东方商厦、没有超高层比肩称雄的港汇广场的徐家汇，远远地，他看见了一排在暗红色霞光中直插云天的建筑。

他在1977年和煦的晚风中慢慢地走进被越益浓重的夜色包裹的高楼群，他目不转睛地仰视着，感觉它们是如此地庞大、高耸和威严，仿佛是来自河外星系的神秘巨石。那一刻，张明内心中忽然地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他知道此刻自己正被它们所慑服，他又有着一种哭泣的感觉，不是为了痛苦、悲哀而哭泣，而是一种淡淡的感伤，无法言说地萦绕在心间。随后，他又如同40年前那个站在国际饭店面前的绍兴少年王传德一样，一层层地数着这排高层建筑，并在暮霭沉沉的时分对透出黄色光芒的不同窗户作着自己的想象：这一家大概住着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这一家的主人大概和某某权势人物有关……

在前来瞻仰这个“城市圣地”之前，他从同事处听了不少小道新闻，说居住这里的男女都是上海滩上最有“路道”的人。

张明所受的教育和他的天性都决定了他不算是一个对建筑的空间形式有着特别感受和悟性的人。即使在1977年的这个傍晚他穿越了整座城市前来观看徐家汇高层，但他对这排建筑还是讲不出更多有关审美的想法。只不过他的第一反应却是这座城市的许多子民的共同反应：他们共同地被这个高层建筑群所吸引。

似乎是一种逻辑关系，当搁浅已久的“延安饭店”在1972年终于加建到11层后。紧接着，在1973年，上海第一个高层住宅群破土动工，它就是令张明着迷不已的漕溪北路高层住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高层群实在算不了什么。沿街而立的大楼楼面晾晒着各式衣物，它们使得一个国际性城市的面貌遭到了严重损害。走进大楼底层，狭窄的过道中堆放的自行车、公用电话站前拥挤的男女以及年久失修、肮脏不堪的墙壁，种种景象都使你感到这个高楼群的破烂不堪。至于楼房中各个单元的局促、紧凑、逼仄，又让你不由自主地生出莫名的压抑，它和此刻提倡的“诗意的栖息之地”相去何其遥远。

但这些都是今天的看法，是以海华花园、太阳都市、名都城、会贤居、仁恒滨江园等等高楼群作为比照之后的看法。而昔日，当城市除了曹阳新村、闵行一条街、蕃瓜弄改造等水平向度的建筑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民用住宅，上海漕溪北路高层的诞生着实有着超越建筑物本身的意义。

占地总共2.4公顷。9幢高楼南自斜土路、北至浦汇塘路沿着漕溪北路西侧平行排开。它们中6幢13层，两幢16层，一幢17层。当这9幢高层建筑在1977年伫立在这个地块时，没有人会想到，十年之后，它们的一边会紧傍着上海第一个外资宾馆——华亭宾馆，而它们的脚下会有着上海第一家台资百货企业——中兴百货，而它们所遥遥相对的竟是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八万人体育场。在1975年，与这个高层群遥相呼应的是1.8万人的上海体育馆。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标志性建筑，上海才催生了这样一个高层群。

*　20世纪70年代。青年张明在这排高楼前战栗不止

对已经有着26年历史的新上海来说，这个高层住宅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庞大体量和一种激动人心的风格，虽说它们中的最高者与邬达克先生设计的24层楼还有着不少的差距，与同时期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度发生着的超高层事件更是不能相提并论，然而，70年代中期，生活于这座城市中的张明们在对它的打量中，感觉到了昔日一成不变的生活现在开始孕育起了一种新鲜的东西。他们平凡无奇的生活将会有一些变化，也许，他们暂时还不敢奢望自己能进入到这个高层群中，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浮上了心头，它是期盼、是希冀、是向往。与此同时，一些不同国度的男女络绎不绝地来到它们面前，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对其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他们有意地将这个高层群看成是一个比世界贸易中心、西尔斯大厦更为重要的建筑，因为它说明的是“毛主义”的胜利，说明的是“革命”也可以攀上高层和超高层。不过，他们中感觉特别敏锐的，在这个高层建筑群中预感到了什么，时代会给上海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第三节
生活不会永远平庸

漕溪北路高层群堪称一个座标，在高层建筑的意义上。

以此向前推到50年代，上海垂直向度的建筑一片灰暗，水平向度的建筑也没多少起色。社会意义上又当别论，仅就审美意义而言，这个时期的上海无法比拟它的过去，曹阳新村不能比拟新康花园，闵行一条街不能比拟毕卡第公寓。而到了60年代中期，尽管上海成了动荡不定的中国第二个政治中心，但在建筑上，她唯一有的就是“彻底空白”这个沉重梦魇。

倘如说，1951年的上海还能以低密度的曹阳新村使之成为城市建筑中的一个话题；1959年的上海还能以颇具气派的“三条街”让中国大陆的人们一阵激动；1963年的上海还能以彻底改造了的蕃瓜弄使得“人类解放”这种说法获得实际阐释，那么，到了1966年之后，当毛泽东发动了那场被他的朋友斯诺先生称之为“漫长的革命”，“海派建筑”就无可争议地进入了“小冰河时期”。

水平向度上，这个十年唯一有的是用煤渣砖搭建而起的简易工房。它们成为这个时期一个最为伟大的阶级获得现实关怀的一种证明，但其实这是反人性的一种证明，因为它们的简陋在上海建筑的历史上可称无出其右。无论在材料的运用上还是在空间的布局上，这些简易房都从昔日的“曹阳新村”、“三条街”、“蕃瓜弄”的水平上大踏步地倒退下去。仅以卫生间为例，曹阳新村有八户人家合用的公共卫生间；“三条街”有两户人家合用的卫生间；“蕃瓜弄”也有两家或三家合用的卫生间，但60年代后期的简易工房有的只是“一个坑”，用“一个坑”来处理左派、右派和逍遥派的一般排泄物。这种肆无忌惮的倒退使得它们甚至还及不上黄阿根们居住的第一代石库门，后者在某些部位的装饰上给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可能。这样的建筑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价值：既没有审美价值，也没有社会价值。

或许不能忘了上海电视塔。这个高达205米的构筑物倒是在一个没有任何高度追求的时期破天荒地呈现了城市向上攀升的姿态。然而，它是构筑物而不是建筑这一事实显然使它被排除在了高层建筑的范畴之外；其次，由于它带着过于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它更适合指代一座城市的激越感情而不适合指代这个时期城市在垂直向度上的伟大追求。

上海在总体上的倒退因此就显得不言而喻。放在世界建筑文化大背景上，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1843年到1900年，若把上海外滩的殖民地式建筑与美国的卡匹托大厦相比，它们之间在高度上的差距为70米左右，技术与风格上也不可同日而语；从1900年到1935年，若拿上海的国际饭店与美国的纽约帝国州大厦相比，它们之间在高度上的差距为300米左右，表面上看，在绝对高度上，上海与美国似乎拉大了差距，但在相对高度上其实缩短了差距，而在技术与风格上两者的距离更是迅速缩短；而从1949年到1975年，若将上海的延安饭店与美国的西尔斯大厦相比，它们之间的差距可达400米左右，而它们在技术、审美上的差距更是不可想象的。换言之，当全世界都在SOM的设计面前凝神屏息时，即使平凡如张明的也不会对延安饭店去多加关心。

这确实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平庸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自从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之后，似乎还没有一个时期与它相象，能够相互媲美着它们之间令人不可饶恕的单调、毫无生气和一事无成。

但外面的世界不会因为上海的停滞而减缓它的发酵、裂变，在上海建筑一片空白的时候，新的潮流到来了。

它不是某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构造（如同勒·科布西埃的朗香教堂或赖特的古根汉姆博物馆），也不是某座窒息人们审美神经的巨量建筑（如同雅马萨奇设计的世界贸易中心或SOM设计的西尔斯大厦），而是一种逐渐泛滥开来并最终深刻地影响到20世纪末的建筑思潮：后现代主义。

让我们重复一遍：后现代主义。

这个重复并不是出于叙述节奏的需要，而是因为这个思潮着实太为重要。有建筑界精英们如此评述道：在整个20世纪中，尽管有着名目繁多的建筑流派、建筑风格和建筑思想，但真正影响了我们时代和我们生活的其实只有三次思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

由于后现代主义无情地反动着现代主义，也就是“对革命者的革命”，而后现代主义信仰者中的许多人又一度曾是现代主义的狂热追随者，因此，在世界建筑历史上，这个冷酷无情的“弑父”事件中所包含的美学意味就格外地激动人心，而以勒·科布西埃、克罗比乌斯和密斯·凡·德·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创始人在他们肉体死亡不过只有几十年后，他们的精神也被后现代主义信仰者过早地送进了坟场，却是这些天才们始料不及的。

这股反叛思潮起于1966年的青苹之末，到1976年则成了恣肆汪洋。这样，我们先得将时钟定格在1966年。

这一年，一个其时还藉藉无名的人后来却以他的一本著作使20世纪的建筑界将他的名字牢牢地记取，他就是罗伯特·文丘里，他的著作就是《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这本著作中他如此坦率地宣布：

我喜欢建筑元素的混杂，不喜欢“纯净”；宁要一锅煮，而不要清清爽爽；宁要歪扭变形，也不要“直截了当”；宁要暧昧不定，也不要条理分明、刚愎、无人性、枯燥和所谓的有趣；我宁要世代相传的东西，而不要“经过设计”的；我主张随和包容，不要排它性；宁肯丰盛过度，也不要简单化、发育不全和维新派头；宁要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也不要率直和一目了然；我赞赏凌乱而又生气甚于明确统一。我容许违反前提的推理，我宣布赞成二元论。

我喜欢彼此兼顾，不赞成非此即彼；我喜欢有黑有白，有时呈灰色的东西，不喜欢全黑或全白。

人们立刻在文丘里的说法中发现了对国际式、对密斯的名言“少就是多”以及对更广义的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一种挑战和造反，而1966年正是一个挑战和造反的年份，一个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想着踢上他人一脚的年份。

在中国大陆，我们目击着千百万个红卫兵扫荡着以四千年的时间长度积淀起来的黄河文明；在法国巴黎，我们目睹着这座城市的青年人正试图以“五月风暴”来摧毁悠远的高卢文化；在意大利罗马，我们目视着那里的红色旅处心积虑对既成体制进行一次毁灭性的袭击，以及还有日本的“全共斗”、德国的“红军派”、美国的“黑豹党”，还有在拉丁美洲安底斯山脉不屈不饶穿行的格瓦拉在阿非里加的安哥拉丘陵坚持不懈谋反的萨文比。

一切权威都在藐视之中，如同一切传统都在抛弃之中。没有什么神明，没有什么戒律，也没有什么迷信，这是自疯狂而天才的尼采发出“上帝已死”之后的又一次对“天道纲常”的否定，只不过，尼采的否定出于他个人头脑中的臆想；而1966年的否定则出于人类的一次集体暴动。

某种意义上，文丘里也加入了1966年的人类暴动，不过，与寻常人不一样，他的暴动是建设性的：既然人类至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都可以质疑，那么，勒·科布西埃、克罗比乌斯、密斯·凡·德·罗等共同营造的只求功能、不事装饰、过于单纯干净的“国际式”为什么就不能质疑呢？他们差不多统治天下达40年之久的“住宅是住人的机器”、“少就是多”、“功能决定形式”等等教条为什么就不能推翻呢？况且，这些现代主义魔法师们幻想由伟大的现代主义建筑而建造人类乌托邦，又是何等的可笑、幼稚和荒唐。

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后来被人们认为是整个20世纪对世界建筑最具影响力的两部作品之一，有趣的是，另一部就是《走向新建筑》，正是他激烈反对的“国际式”始作佣者勒·科布西埃更为激烈的批判之作。

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丘里就再也不是一个相对孤独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鼓吹者了。他的同志之一，以《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而名噪世界的查尔斯·詹克斯压抑不住对一个特定时刻的欢呼之情。

这是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

由雅马萨奇设计的帕鲁伊特·伊戈居住区由于不断地发生着暴力事件，致使这个居住区已成为一个罪恶、恐怖的深渊，有关当局在我们叙述的这个时间里将其中若干幢板式建筑彻底炸毁。在这之前，帕鲁伊特·伊戈居住区是按照现代建筑国际协会（CIAM）的理想所建成。1951年，这个居住区的设计还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奖励。换句话说，帕鲁伊特·伊戈居住区是在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伟大子宫中孕育的前途无量的孩子。它有雅致的14层板式建筑群，有合乎理性的“空中街道”，还有勒·科布西埃称之为“都市生活方式的三项基本享受”的阳光、空间和绿化。一句话，帕鲁伊特·伊戈确有传统方式中一切合理的物质条件。它的纯粹主义的风格，清新的有益健康的医院式隐喻，仿佛亦能在它的居民中灌输相应的美德。遗憾的是，这种美德并没有产生，这个居住区的黑色人种居民出于他们与生俱来的仇视社会的心理，将帕鲁伊特·伊戈居住区当成了他们渴望颠覆的社会，他们砸烂这之中的每一扇窗户，毁坏这之中的每一座电梯，糟蹋这之中的每一堵墙壁，他们将现代主义建筑给人类建造一个幸福、快乐、无忧无虑乌托邦的美好期望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强奸。

这其实并不是现代主义建筑本身的过错，这也不是渴望着暴力的黑色人种的过错。过错的是历史，是历史中发生的罪恶。帕鲁伊特·伊戈居住区发生的广泛性破坏说明的不过是黑色人种自19世纪在刚果河流域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强行捆绑往新大陆后郁积的历史性愤怒。

查尔斯·詹克斯并不这样看待问题。对他来说，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给美国社会、给世界留下的只是些没有人性、没有想象力、只考虑经济效益的建筑。都是些由计算机为昆虫们所设计的高效率的立体图形。他的嬉笑怒骂中充满了真实的愤怒：“让我们嘻嘻哈哈地从现代建筑的芜园中穿过去，看着我们城市的消亡，犹如火星人在地球上的尘世里旅游，高高在上漫不经心地看看搞考古的地方。面对往日建筑文明的错误，令人悲凉但有指导意义。最后，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已经死去，我们也许会乐意把尸体埋葬掉。”

这所有的一切，上海都无动于衷，上海像正经历着外科手术前的那个过程：彻底麻醉。1966年，上海无知于一个叫作文丘里的美国建筑师，1976年，上海依然无知于一个叫作查尔斯·詹克斯的英国建筑评论家。与文丘里的创造性造反截然不同，中国上海的革命者将他们生命中全部激情都释放在了破坏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暴动中，以他们纯粹和不那么纯粹的理想，他们要的只是摧毁和颠覆，他们拒绝一切不合乎自己想法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在历史、传统和美学上有着多少价值。在这一点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上海革命者极其相似于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法国雅各宾党人，造反成为他们内心中唯一的要求，诗意、优雅、情调等等是他们最为仇视的东西，在他们的审美中，雄伟或许是他们少有认同的格调之一，然而，他们认同的雄伟与密斯·凡·德·罗、邬达克甚至青年工人张明所认同的雄伟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热衷于“造反有理”使他们完全地忽略了类似黄阿根那样的普通市民在60年代中后期希冀着有一个抽水马桶的可怜要求，也完全无视着整个世界在六七十年代纷纷改变着城市的垂直向度，更不会敏感到一种将影响到世纪末期的建筑思潮正席卷着世界各地。

这是和平时期的霍乱事件，假如我们可以选择一种隐喻的话。在这样的“事件”中，上海第二次落后于世界，不只是技术上的落后，还有审美意识上的落后。换言之，在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时期，上海尽管拥有了远东最美丽的建筑，但在风格上，它不过是对西方19世纪贵族习惯的一次无可奈何的演习，在勒·科布西埃等现代主义者的眼睛里，它弥散着几多陈腐气息；而在六七十年代，当世界正逐渐地过渡到后现代主义建筑时期，我们的上海甚至连最起码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都拿不出手，更别谈后现代主义了。

但霍乱时期也有着爱情，有着人性中的真正渴望。对有着数千年文明史、数百年文化史、一百多年现代史的上海来说，悠远的生命力使她能笑对匆匆而过的政客、转瞬即逝的社会动乱和潮起潮落的风云变幻，她同样也有着足够的忍耐力去期待城市复兴这个光荣时刻的到来。

1975年，在上海公报发表之后的第三年，在邓小平复出和毛泽东黯然长逝这些事实中，上海拥有了上海体育馆这个建筑面积为31000平方米的大体量建筑，与此同时，漕溪路的9幢高层也开始了它们的向上攀升的历程。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两年以后，一个叫作张明的青年工人徒步穿越整座城市来朝拜这个“圣地”，他在它们雄浑的尺度面前目眩神迷，这些都说明上海的空间形式正进入核裂变的临界状态。

第四节
此刻域外：定格在“西尔斯”

熟读世界超高层建筑史的人们当还记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两座城市之间争夺世界高度的狼争虎斗，这两座城市是世界高层的故乡芝加哥和世界超高层的发源地纽约，前者以俗称“麦松庙”的卡匹托大厦而结束整个19世纪的高度争论，而后者则以帝国州大厦的380米高度使芝加哥乃至整个世界都瞠目结舌。

时间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正是以约翰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越来越纠缠于东南亚某块地域以致于最后导演出让全世界都不齿的“美莱村”惨剧，和以尼克松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人明智地将自己一度伸得太长的双脚从越南这个泥潭中拔将出来并最终导致武元甲的士兵长驱直入西贡的时候，在美国的另一个方位，纽约与芝加哥又继续着以前那场没有结束的搏杀。

芝加哥先出招。

1968年度，在芝加哥先后落成了两幢摩天大厦，其中之一便是约翰·汉考克大厦。

由美国伟大的“超高层专家”SOM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这幢建筑其平面为长方形，外形则上窄下宽，结构为钢结构内筒加钢绗架式外筒。它的最大特点或许在于立面上横竖钢架内加X形斜撑作为抗风力措施。这种结构使得它的钢材重量比常用的抗风力设计减轻一半以上，但作为这幢建筑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巨大斜撑也使得一些房间的采光受到了影响。芝加哥因这幢建筑而得分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约翰·汉考克大厦以“重技派”的典型出演而被世界建筑史所记取，也因为天才如西萨·佩里的也如此评价它：“汉考克那截掉尖顶的金字塔形似乎能使周围建筑向它靠拢和集中地显示出向上冲的姿态。”但在高度上，尽管它是自纽约帝国州大厦以来世界上第二幢突破100层的建筑，但它还是无可奈何地输给了纽约帝国州大厦：层数输了两层，而高度则输了7米。

对纽约，芝加哥看不出有多少胜算。

而纽约则显得底气十足，其中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可以说是纽约惊世骇俗的凌空一击。

时间是1973年。设计者是一度以“典雅主义”和斯东、菲力普·约翰逊等人在美国并驾齐驱的雅马萨奇。

极力主张创造“亲切而文雅”建筑的雅马萨奇为美籍日裔人，顺便说上一句，美籍日裔的雅马萨奇在美国建筑界的崛起可以看成是处于远东文明圈的日本对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贡献，因为与他同时代在世界建筑界发出声音的还有丹下健三，而稍后于他们的则有第三代建筑天才黑川纪章、琦玑新等人。

在世界贸易中心之前，雅马萨奇便以他在麦格拉格纪念会议中心和西雅图世界博览会科学馆等设计中，用标志性的尖璇手法而显示出了强烈的“典雅主义”的审美倾向。当他在1969年接手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时，他的头脑中回旋着自己最擅长使用的“尖璇”符号，后来，他果然在这幢举世闻名大楼的底下9层使用了“尖璇”这个让人们想起哥特时代的缥缈符号。

世界贸易中心由两座并立的塔式摩天楼及4幢7层楼房所组成。两座塔式大厦均为110层，地面以上建筑高度为411米。体量是“可怕”的，两座高塔的建筑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建筑总造价为7.5亿美金。

结构上，两座高塔平面都为正方形，每层边长均为63米。由于这两座摩天楼体形过高，虽在结构上考虑了抗风的措施，但仍不能完全地克服风力的影响，因此设计顶部允许位移为300毫米，后实测只有280毫米。两座塔楼因全部采用钢结构，共用去19.2万吨钢材。玻璃若以50厘米宽计算，长度达104公里。建筑外表用铝板作饰面，这些铝材足够供9000户住宅做外墙。地下室里有着4层停车库，可同时停车2000辆。因为可供5万人办公并供9万人参观，这两座塔楼共拥有电梯108部，其中快速电梯23部，它的速度是连当年它的发明人奥迪斯先生都不敢想象的：一分钟上升486.5米。

尽管因存在着交通、空调和火警等问题，这两座塔楼被某些人们不怀好意地称作是“摩天地狱”；尽管以西萨·佩里为代表的建筑师们对这两个巨无霸非常地不以为然：“对这种优美天际线的沉重打击来自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它们大而失度的形体像强行挤进来的不速之客，使曼哈顿繁华区的空间尺度失去均衡，受到歪曲。”但即使是这两座塔楼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伫立在哈德逊河边的这两座银色大楼一举突破了帝国州大厦保持了42年之久的世界最高纪录，成为纽约这座城市的一个伟大象征。即使在20世纪的末期，当你站在哈德逊河的另一边看着这两座塔楼，你依然会被它们那巨人般的体量所震慑，你会真切地觉得，和它们相比，那些同样伫立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成了怪可笑的小矮子，优秀如西萨·佩里的纽约冬季花园在这样体量的映衬下，也被夺去了许多光彩。当然，无论是雅马萨奇还是西萨·佩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两幢超高层“巨无霸”竟然会轰然倒塌在“9·11事件”中，恐怖主义者扼杀了人类在垂直向度上的这一次梦想和欲望。

纽约有权骄傲，它甚至有权自命不凡、妄自尊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座城市在摩天楼上可以望其项背呢？巴黎行吗？伦敦行吗？柏林行吗？或者东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

纽约拥有的帝国州大厦将世界最高纪录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世界贸易中心则又将这个纪录提高了31米，看来这个纪录将会保持到21世纪初了。但且慢。纽约的老冤家芝加哥还没有作出最后买账的表示，而只要芝加哥没有表态，纽约便不能算是最后的赢家。

仅仅只有一年，芝加哥便毫不留情地将纽约世界第一的皇冠夺了过去，超高层权威SOM将“典雅主义”的雅马萨奇击倒在地。

伫立在密执安湖边的这幢建筑叫作西尔斯大厦。

建筑总面积为41.8万平方米，总高度443米，达到了芝加哥航空事业管理局规定的房屋高度极限。建筑物地面上110层，另外地下室3层。这座塔式摩天楼的平面为束筒式结构，共有9个22.9米见方的管形平面拼在一个68.7米见方的大筒内。它的外形特点是逐渐上收。1至50层为9筒组成的正方形平面，51层至66层截去对角，67层至90层再截去二角成十字形，91层至110层由两个管形单元直升到顶。全部建筑用钢76000吨，混凝土55700立方米。大楼中共有高速电梯102部。

芝加哥与纽约的竞争似乎又分出高下。当然，纽约是否承认又当别论。早在1972年10月，当纽约人知道了未来西尔斯的实际高度后，他们中便有人建议把帝国州大厦上面那座圆柱形塔楼搬走，将85层以上继续加建成房屋到113层，使它的总高度达到456米，从芝加哥手里重新夺回世界最高建筑的皇冠。就帝国州大厦的地基而言，这个建议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这个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纽约人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大喘气的份。

芝加哥唯一没有兑现的一幢超级摩天塔楼是米格林·贝特勒大厦。这幢体量为130000平方米、层数为125层的建筑，它的标高竟达到了609.6米。它本来预计于1973年建筑竣工，但由于我们不知的原因，它就此消失在芝加哥的烟气之中。这样，米格林·贝特勒大厦的设计者西萨·佩里方将他的“世界第一”的情结使用在亚洲的土地上。

1974年，世界将她的垂直向度定格在西尔斯大厦上，这个时刻，人们关心的已不是纽约与芝加哥之间的恩恩怨怨，他们记住的是443米这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对世界来说，还有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并不是只有纽约和芝加哥这两座城市在改变着它们各自的垂直向度的尺度，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城市，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亦如野火那样地蔓延着，这表明了向上攀升是人类普遍的欲望。

欧洲就没有任何意思让美国在摩天高楼中独自称王，既然它能够在1889年创造出328米高的埃菲尔铁塔而在20世纪20年代提供了像密斯那样对未来玻璃摩天塔楼充满了想象力的天才，那么，它自然也不会将今日的摩天楼市场拱手让人。在意大利的米兰，由著名建筑师庞蒂和结构大师奈尔维设计的皮瑞里大厦落成于1959年。出于意大利人的创造天性，皮瑞里大厦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的摩天楼分道扬镳：美国多采用钢结构，而皮瑞里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美国盛行的是板状或方块状的造型，而皮瑞里则走船形造型。

在联邦德国，1972年，100米高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办公楼由建筑师卡尔·施万策尔设计并落成于慕尼黑。它银光闪烁的外表让人们赞叹不已，而它的建筑方法亦让人们想起了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的创造力。大楼共有22层，每层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平面如同四个联在一起的圆形花瓣。整个塔楼不是自地面一层层叠建而成，它采用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悬挂式结构，四个花瓣形的办公楼是悬挂在四根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吊杆上的，而吊杆则悬挂在中央井筒一个16米高挑出的支架上。

法国，经过整整10年的辩论之后，1973年，58层、高度为229米的曼恩·蒙帕奈斯大厦也在她的首都巴黎诞生，这幢其时欧洲最高的建筑，充分说明了法国人对摩天高楼的把握，但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如何慎重地对待着自己的历史：即使曼恩·蒙帕奈斯大厦在巴黎耸立之后，依然有那么多的法国人对其耿耿于怀，认为这幢过于现代的建筑破坏了巴黎建筑的古典美，是对卢浮宫、凡尔赛宫、爱丽舍宫等等伟大建筑的一次最为赤裸的强奸。

在美国的身边，加拿大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多伦多建造了商业广场之西大厦。大厦高达57层、239米。随后，在1974年，当她的邻居在密执安湖畔耸立起了西尔斯大厦后，加拿大人也不甘落后地造出了多伦多第一银行大厦，这个巨无霸有72层、285米之高，是除了美国之外其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此外，加拿大人在1968年建造了多伦多市政厅大厦，这幢大厦以它的新月形平面而被人们深刻记取，每一个有幸经过这幢大厦面前的人都不会忘记他视网膜中的这个意象：两片弧形的薄片向天空伸去，它们那相向而立的姿态使你有着一对恋人的联想。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那个倔强、傲慢、目空一切的民族此刻已从它的沉重失败中缓过气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了她对高空的征服之路，她将自德川幕府时代以来便生生不息的能量尽情地释放在了天空中。

1968年，也就是SOM在美国芝加哥市落成了后来被世界赞赏不已的“高技主义”风格的约翰·汉考克大厦，在东京，一幢叫作三井霞关的大厦也落成了，它的高度为147米。

1979年，在美国芝加哥市耸立起SOM的西尔斯大厦5年之后，60层高的阳光大楼在东京拔地而起，它的240米高度在美国还算不了什么，但这已是亚洲的最高点了。阳光大厦其实就是满世界日本货的充分说明，在它直上云霄的屋顶上写着的是日本崛起后在这个世界的地位。

整个世界正在向上飞翔，或者更准确点说，是西方世界正在向上飞翔。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你可以将这种飞翔看成是人类自法老时代以来便未泯灭的愿望，而在现实的层面上，你也可以将它看成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城市重建、科技进步以及庞大的国际资金流向房地产业的共生效应。如果没有战争对欧亚大地的摧毁，你就不能设想会有这么多的新城出现；如果没有新技术、新工艺的产生，你同样不可能想象雅马萨奇会造出他的世界贸易中心而SOM会造出它的西尔斯大厦；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国际资金向房地产业的疯狂涌入，没有国际商业集团对自我价值的显示，那么，就完全没有了这些林林总总、直插云天的摩天楼群。在这样的意义上，建筑师们的审美就显得相对的次要了，他们只是时代压力和动力下的不自觉的听命者而已。

第八章　复苏中的那派生机

第一节
国际饭店不再是“大哥大”

1984年，一个对西方的纽约与东方的上海同样重要但意味截然不同的年份。在纽约，人们因为菲力普·约翰逊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的诞生而情感冲动地争论不休，但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中特别敏感者正百感交集着这样一件大事：新上海终于在她诞生后的第25个年头，在高度上真正地压倒了旧上海。

1984年，上海宾馆在上海最具情调之一的乌鲁木齐北路上拔地而起。从建筑风格来说，它是现代主义的作品，尽管与密斯创导的玻璃方盒子的经典范型还有着不少的距离。对上海而言，重要的不是这幢建筑的风格，而是它的高度，这正是等待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最为倾情的焦点。与超高层相比，这个高度当然还有待商榷，但90.5米的标高已比当年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高出了整整6.7米。想到上海自1950年后能够骄傲的也就是曹阳新村、闵行一条街、蕃瓜弄改造、延安饭店、漕溪路高层等等的建筑，这6.7米的突破不啻是这座城市在其进化史中一次极具爆发力的“突变”。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缓慢而有力地洞开着自己的门户。1980年元月元日，在经过门罗的“门户开放”、八国联军之后的庚子赔款、二战期间的反日同盟、50年代初朝鲜战场的残酷较量以及后来那场如同漫漫长夜永无尽期的冷战之后，中、美双方在北京和华盛顿各自开设了大使馆，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两人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撰写的“上海公报”终于得到了新的续写；作为文化上的回应，在这个年度，法国现代派音乐家让·保尔·雅克携带着他的昂贵而费解的电子合成器来到了上海，在1.8万人的上海体育馆表演着他的太空幻想。他的音乐使得多少上海青年沉浸在一种不可言说的感动中，同时，他也为后来的理查德·克莱德曼、肯·尼基和雅尼的进入作了最初的铺垫；稍后，随着《大西洋底来的人》电视剧在上海的走红，麦克·哈里斯的墨镜早于“蓝色沸点”、“盖茨”、“古奇”之类品牌至少15年而成为这座城市的时髦，当然，对泥古不化的人们来说，他们将“盲公镜”这个名词慷慨而恶意地赠送给了上海的年轻人；虽然上海的青年男女要到更晚的时候方才了解“格莱美”音乐究竟为何物，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不同的空间（包括众多防空洞）中逐渐地靠拢了“格莱美大赢家”迈克·杰克逊，尽管永无可能学到他“月球漫步”的真正精髓，但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个黑种白人的超凡舞技鹦鹉学舌了一下；这个时候，托夫勒还没有来过中国，他的《第三次浪潮》也没有到达，但这一切都快了，中国上海的不少男女都将认识这个伟大的巫师，就如同15年以后，他们的儿子们又将认识尼葛洛庞蒂这个伟大的巫师。上述所有的东西都说明了一点，中国正在缓慢而不可阻挡地摆脱掉昔日的左倾意识形态，她渴望以新的形象让人们对此有新的说法。

这个时代背景决定了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高层建筑一开始都集中在宾馆、旅馆这个领域，上海像整个中国一样，渴望着以自己打开的身体让世界了解她除了一度有过的“工总司”、“上体司”、“红三司”之外，还有着远远比这些更精彩也更伟大的东西。她必须有这样一些空间，能够使来自西方或准西方的男女们据此而瞭望一座正从“小冰河时期”复苏过来的城市。

“海派建筑”应运而生。

于是，1980年，上海先拥有了10层、37米高的北海饭店1号楼、2号楼；接着是12层、39米高的长阳饭店。

1981年，是13层、55米高的宝山宾馆北楼。1883年，是10层、34米高的和新饭店。1984年，先是有了11层、37米高的宜宾饭店，随后则是13层、48米高的海鸥饭店。对海鸥饭店有必要多说上几句。在外滩一侧黄浦路上诞生的这幢建筑，左邻右舍为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礼查饭店和折衷主义风格的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稍远的邻居则是昔日的百老汇大厦。但在1984年，上海还完全没有文脉主义的观点，她自然更不会想象到一个过去的上海与一个今天的上海它们之间存在的沟通问题。因此，海鸥饭店以满不在乎的矩形平面和模数构图的立面显示了对百老汇、礼查饭店、俄罗斯总领事馆的态度，对它来说，它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心满意足了：在它的第13层中，世界友人能够打量到一个正百废待兴但同时已大干快上的上海。

当然，在1984年度里最重要的并不是海鸥饭店而是上海宾馆，一幢在高度上首次突破国际饭店的建筑。

*　终结了老上海高度记录的“上海宾馆”

1985年，上海收获了一幢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28层、82米高的华亭宾馆。在垂直向度上，它和上海宾馆一起构成了对邬达克的挑战，只不过后者胜利地结束了这次挑战，而它则以1.8米的微弱差距而败北。然而，又有谁会否认它对城市新空间的贡献呢？鉴于它的承上启下性质，我会在以后的文字中对它详尽介绍。

浏览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海派建筑”后，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以12年方造起一幢高楼（11层的延安饭店）作为比照，你会发现此刻的上海在垂直向度上的气势非往日能够企及。但我们同样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崛起的宾馆在审美上还没有什么价值。它们都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但几近一式的矩形平面布置、几近雷同的立面处理使得它们丧失了最起码的个性，而以相对简陋的材料加上相对的粗制滥造则使得它们与现代主义旗手们的经典作品相去何其遥远；此外，这些建筑在高度上对上海也没有任何启示性，它们都维持在10层或12层上下，高度则固定在35米至40米左右，这个高度甚至还低于1975年伫立在漕溪北路上的高层住宅；最后，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相对粗糙、简陋的高层建筑，缺乏真正的人文意味，在它们的空间里面，你寻找不到李鸿章对他的爱妾那样一个缠绵绯恻的故事，也没有马勒对他的爱女那番扣人心弦的情感，没有多少历史的它们，只是以自己单调的姿态伫立在上海的各个地域。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的宾馆、旅馆寄予希望之想呢？

除了上海宾馆。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一节的主角。体量是适宜的，主楼地上26层、地下一层，建筑总面积为44708平方米。

平面为交叠的矩形平面。但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总建筑师汪定曾和副总建筑师张皆正最初设计中，上海宾馆是一个L型平面。这样，东向的客房可以分享邻近静安宾馆的绿地，而靠近乌鲁木齐路的一翼则成踏步式逐级跌落，与周围建筑遥相呼应。但由于在结构上，主楼的重心落在了L型平面之外，不能全部符合七度抗震的要求，于是就放弃了这个造型，这使得今天的人们在乌鲁木齐北路的天空下看见的是交叠矩形平面的上海宾馆。对交叠矩形平面的上海宾馆，北京的业主要求必须具备600间客房的功能。于是，完全是为了满足业主对房间的需要，汪定曾们将上海宾馆设计到了90.5米高，因为不如此的话，上海宾馆就放不下600间客房，业主的希望就会变成失望乃至绝望。

“我并不是为高而高，我也不会为时髦而时髦，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过邬达克，更没有有意地要去挑战国际饭店的高度。”1998年10月25日，汪定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实话实说。这个时候，上海宾馆已经在上海的天空下伫立了14个年头，而有关它对一个邪恶的旧上海的打击的说法也已不胫而走了14年。

汪定曾从他的角度廓清了那些过于“政治化”的说法。他深信，当他从美国伊利诺大学艺术和应用艺术学院建筑系学成回国，并不需要借助一个超过国际饭店的高度来肤浅地证明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一个诚实而杰出的建筑师来说，他始终要满足的是建筑的功能，而不是一些过于冲动的说法。只有一点是汪定曾承认的，当他和张皆正共同地满足了业主600间客房功能的时候，却在不经意之中使他的城市在最高点上提升了6.7米，而正是这个“不经意”却使得这幢矩形平面的建筑成为上海自1949年之后在垂直向度上的一个新象征。

身处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上海宾馆，其实被曲解的远远不止它的高度。推崇尼迈耶的上海宾馆副总设计师张皆正是个雕刻艺术的热爱者，他很想让自己这份情趣能充分地体现在上海宾馆中。为此，他委托上海一些著名雕刻家制作了不少雕塑作品，希望能美化宾馆的门厅、中厅和酒吧。结果是非常遗憾的，当他将这些雕塑作品交给有关部门审定时，这些部门的官员如此发问：“这个女性雕塑的胸部为什么这么高？”

或者问：“这组人体为什么扭来扭去？”

又或者问：“为什么要用这样抽象的造型？”

在今天听来，这些发问的质量不免有些低下。但除了真正的精英，那些在特定时代还能看清时代生活全部图景的人们，我们又能期望寻常人对他面对的时代作出怎样的洞见呢？某种角度上说，发问的官员也是一个封闭社会的牺牲品。只是，今天的人们在上海宾馆再也看不见这些意味深长的雕塑，而这本身也是意味深长的，对上海宾馆来说。

然而，即使有着再多的时代曲解，也不会妨碍上海宾馆在1984年成为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游客到达这座城市的最好落脚点，同样也不会妨碍它成为上海普通市民朝觐的“麦加圣地”。不过，最初时分，号称炎黄子孙的人们只有拿着回乡证的人方能进入这个所在，其他的人们，譬如像作者王唯铭这样的上海人，就常常只能在100米开外，心神恍惚地眺望着它的最高点，想象假如邬达克在世的话，对此又将作何感想？

上海宾馆成了一个逗号，一个很重要的逗号，但绝对不是句号，绝对不是。

第二节
对外滩轮廓线的“摧毁”

和上海宾馆一样成为80年代前期“海派建筑”中一个重要逗号的还有这样一幢建筑，它以自己的造型和高度成为“办公楼”领域中的一匹领头羊，由于它对上海最富盛名的天际轮廓线的粗鲁楔入使得它广受人们的注目，它就是联谊大厦。这幢建筑的地基处于延安东路与四川中路的交汇处，矩形平面，长为54.7米，宽为29米。地上29层，地下1层，这幢30层的大楼的高度达到了创纪录的106米。这是上海第一幢在高度上突破百米的建筑，它不仅刷新了一年前上海宾馆保持的上海最高点纪录，也改写了上海没有超高层建筑的历史。

不过，联谊大厦的特别之处不仅仅在于高度，它的立面有着另外一种的特别，除了四个转角处用了铝合金板作为装饰外，其余用的就都是玻璃，大幅茶色玻璃幕墙包裹着联谊大厦的主体，它们反射着1985年上海的街景。在高度上，联谊大厦比较上海宾馆又长出了若干米，而从围护材料的使用上，它比上海宾馆更具有现代性，某种意义上，它是以密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美学在上海催生的第一朵完整的高层之花，在比拟的角度中，它也成了建造在黄浦江边的湖滨公寓大楼和西格拉姆大厦。

当然，这些都是从技术意义上对联谊大厦的认识。还应该有一种人文意义上的认识，那就是联谊大厦成了上海白领们的第一批摇篮，夸张点说，联谊大厦是上海白领的第一个摇篮。正是在这个空间中，一个后来左右着这座城市基本情感的人群摇摇晃晃地诞生了。一开始，一些上海人甚至还否定这个人群，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在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香港方有“白领”一说，而在联谊大厦玻璃门中出没的只能是“伪白领”，是一个虚拟更多于真实的人群。联谊大厦的人文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边缘化的生活方式。对上海的大小玩家来说，他们可以无视联谊大厦的“密斯式风格”，可以忽视联谊大厦的突破100米的高度，但决不会轻视大厦里面叫作“香格里拉”的空间。每当华灯初上，夜上海基本是一片黑暗的时候，在“香格里拉”，却有着这座城市在其80年代中期还非常罕见的灯红酒绿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妖冶性感。自然，这一切是要以FEC作为通行证的。

*　联谊大厦也许解构了外滩天际轮廓线

使联谊大厦最终成为这个年份焦点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在延安东路和四川中路交界处高高耸立起的这幢大厦，正好处在上海最美妙的天际轮廓线的开端：在它前面的右边，是高达12层的法国邮船公司大楼，这幢建于1936年的建筑已经带上了充分的现代主义气息，因此，它们之间的协调还不存在多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它前面的左边，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办公楼和曾因拥有其时世界最长的酒吧而闻名于世的英国总会（新上海时叫作东风饭店），它们弥散而出的古典主义的美学意趣与联谊大厦的“密斯式”风格是截然对立的，更不用说联谊大厦106米的高度与3万平方米的建筑体量对7层楼高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和5层楼高的英国总会产生了绝对的压迫感。也就是说，在联谊大厦巨兽般的体量映照下，这些建于20世纪10年代的建筑显得如此地矮小、猥琐和软弱不堪，似乎它们的存在都变得没有必要。这样，某种意义上，联谊大厦就如同1973年崛起于哈德逊河边的世界贸易大厦，后者固然以自己不可一世的体量和高度让世界更多地关注着曼哈顿地区，但对曼哈顿地区已有的天际轮廓线和已有的历史也进行了一次毫不留情的抹消；而联谊大厦则以自己非常的“密斯化”摧毁了外滩的天际轮廓线，我们不知这种摧毁是否让大班们的亡灵为之不安，但它肯定地使1985年生机焕发的上海陷于一种没有结果的争论之中。

第三节
贵族的“雁荡”与平民的“曲阳”

仿佛是一种呼应，在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垂直向度上，当上海宾馆成为宾馆业的标志性建筑而联谊大厦成为办公业的领头羊，这时，有一幢高层建筑也成为民居领域的部分象征，它就是定格在1985年底的“雁荡公寓”。

不过，在我们讲述迷人而优雅的“雁荡公寓”的时候，我们还得先将80年代前半期上海高层民居的基本状况作一个描述。

这显然与青年工人张明徒步穿越整个上海而前去瞻仰他心中“圣地”时迥然不同，漕溪路高层现在已不再以唯一的体量和形态而掠夺着上海的眼睛。从1980年到1985年年底，共有39幢高层民居在上海四方陆续地建立。如果考虑到上海在1928年到1948年这20年间也只造了35幢高层建筑，这个数字就有着它特别动人的地方。

在这39幢高层建筑中，建于1982年的爱建公寓一二号楼有着不能一笔带过的必要。

这两幢15层、46米高的大楼，平面布局为塔式开字型，外墙围护为空心砖。由于是上海首批外汇商品房，它们内部的一些装置对那个时期的上海市民来说有着不可思议的奢华：卫生间安装有三大件卫生设备；厨房间则有不锈钢水盘、煤气灶、煤气加热器、排气扇、配菜柜和组合吊橱，每户还有共用天线电视终端盒、电话插座以及煤气红外线采暖。它的每层层高或许在今天已没有多少吸引力了：2.9米；但它的每户建筑面积是赏心悦目的：96.62平方米，即使再过20年，也不是每一个上海市民家庭都能分享这样宽敞的空间。问题在于爱建一二号楼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上海普通市民而建造，它吸引的是这座城市与世界最早接轨的人们，那些最早懂得美元与人民币比价的人们。对居住于这两幢大楼中的人们来说，即使在今天，他们也没有更多的遗憾，除了没有地下车库、没有曹阳新村那样葱郁的绿地、除了它的立面上没有萦绕着今天正逐渐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气息。

关于爱建公寓还有一些话可以说说。

是在80年代中后期，某日，《航海》杂志总编辑曹忠铨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在爱建公寓的某个单元中喝酒言欢。数瓶黄酒下肚以后，酒精在曹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身体中凶猛地燃烧了起来，于是，曹先生的朋友们将空着的酒瓶纷纷从高空中扔向地面，当酒瓶子在深夜的马路上清脆地炸响时候，曹先生的朋友们放肆的笑声也回荡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夜空中。曹先生这些狂放无羁的朋友们是：郑树忠、凌耀忠、盛晓虹、邬峭峰，以及，刚刚在上海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谋得一份差事的王唯铭，对那个夜晚的放浪行为，曹先生十分感慨地回忆道：“这就是爱建公寓中的生活之一。”

优雅地耸立在雁荡路上的雁荡大厦也不是为了上海普通市民而建造，并且比爱建一、二号楼走得更远。这幢25层、73米高的“海派建筑”，在单体的意义上将1980年至1985年的上海高层民居作了一个终结。

换言之，这5年中，在高层民居上再没有其他的建筑能够与它媲美了。高度不能媲美，80年代上半期的大部分高层民居在垂直向度上只维持在四五十米的水平，这个水平与雁荡大厦有着可想而知的差距；功能与技术也不能媲美，它有着爱建一二号楼的全部功能，但比爱建一二号楼有着不能比拟的精致，这种精致使得这幢建筑能在2007年依然保持着一份优雅气质。

许多的香港人入住于这幢大楼。那正是做一个香港人等同于做一个纽约人的岁月。尽管在教课书上，香港被描述成是一个“文化沙漠”，但上海的民间社会还是那么地推崇着“沙漠”中的文化，他们的衣着、口吻、品牌观念乃至生活习性中的微小细节，都成了上海市民的模仿对象。他们出没于雁荡大厦中的身影更是民间社会种种说法的来源。

*　20世纪90年代上海遍布这样的民居高楼

亚热带植物与民居高楼相映成趣　*

然而，对上海来说，更能代表的或许是曲阳小区中的第一批高楼。这样，我们得从1985年的雁荡大厦再回到1983年曲阳路上伫立而起的那六幢12层、40米高的大楼中去。

它们的重要不在于高度，与雁荡大厦、爱建一二号楼相比，它们的高度有些差强人意；也不在于功能，还是以雁荡大厦、爱建一二号楼的标准，它们也只能对自己说上一声惭愧。然而，它们是“小区”这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组织的最初雏形，而且，它们就是为了最普通的上海市民而存在，因此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盛器”的继续，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小区”概念起始于曲阳。宽泛地说，在1950年的曹阳新村、1960年的“三条街”乃至1963年的蕃瓜弄改造中，我们都能捕捉到一些“小区”的依稀印迹，但由于对其时意识形态无可奈何的皈依，使得这些即使已经十分依稀的印迹也被大大地稀释了。曲阳不同，它和它的设计者、上海资深建筑师蔡镇钰身处80年代，无需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为了“政治需要”而将生活需要放弃许多，它可以全面、完整地将“邻里单位”这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在“小区”中付诸实现，从人出发到人结束不说是它全部的目的至少也是主要的目的。虽说，就曲阳这几幢高楼的具体功能而言，它们既比不过雁荡大厦、爱建一二号楼，也比不过其时在上海正陆续地竖起的高层民居，但后来多如牛毛的“小区”（它们中不少只能用混水摸鱼、欺世盗名来形容）却将曲阳作为一种前卫来模仿，而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个地域的造访，更使得曲阳小区拥有了超越建筑的社会意义。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

高楼不说鳞次栉比至少也有条不紊地出现在上海各地，风格指向的是现代主义（虽说与密斯式的现代主义相比显得过于粗糙）；高度大部分维持在50米以下，但上海宾馆就一举突破了国际饭店的高度（虽说这种突破并非是一种预谋），而联谊大厦则昂首进入了超高层行列；在整体意义上，即使将上海新生后的30年相加都无法比拟这个时期，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仍以她的超常精致压倒了它。

当然，这个时期的上海没有看见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身影，甚至没有听见他们的片言只语。贝聿铭没有，约翰·波特曼没有，SOM和KPF同样也没有。刚从“文革”后面走出的中国上海还不值得这些呼风唤雨的人们和建筑事务所的关注。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上海也干脆利落地忽略着世界建筑的云诡波谲，忽略着文丘里肆无忌惮的造反、查尔斯·摩尔的嬉笑怒骂和菲力普·约翰逊老谋深算的反戈一击。

对上海来说，她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头道大菜，被自己拔地而起、奋力上冲的姿态感动不已。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只是一种积累、孕育和酝酿，只是投石问路、小试身手。她还有的是巨大潜力等待释放，上海宾馆、联谊大厦和雁荡公寓不过是她如同火箭一般进入加速度状态前的一份预告。由此，当上海沿着时间的隧道而进入80年代下半期时，她的心境我们已不能简单地用“复苏”这个词语来加以描绘。

第四节
此刻域外：为现代主义而竖的“墓碑”

1984年。美国。文丘里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出了一朵最灿烂的花朵，由菲力普·约翰逊施展魔术之手而建成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安放在了纽约曼哈顿地区。

这个用1亿美元玩出的建筑，一种体量上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象征：丰碑与墓碑。对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而言，它是不朽的丰碑；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来说，它则是令其沮丧不堪的墓碑。

《华盛顿邮报》压抑不住惊讶之情：“自从勒·科布西埃的朗香教堂使现代建筑师们大吃一惊以来，还不曾有过别的事情像这个设计一样，把他们弄得迷惑不解。”

《纽约时报》的保罗·戈德伯格（此公在14年之后对中国上海浦东陆家嘴的超高层建筑显出了绝对的不以为然）则显出了完全的热情洋溢：“自从克莱斯勒大厦以来，这是纽约市内最有生气和最大胆的摩天楼，是后现代主义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同为建筑批评家的迈克尔·索金却强烈地反对道：“这是废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将成为镶嵌的建筑艺术，带耳朵的西格拉姆大楼。”

有人对此这样响应：“这是一个爷爷辈的座钟。”

“不过是一个‘齐本戴尔’（英国18世纪家俱设计师）式抽斗柜而已。”

以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玩世不恭的后现代建筑设计风格而闻名于世的查尔斯·穆尔则努力地表达他的公正性：“菲力普是个天才，又是个牛虻，快活的游客。但是，人们希望他能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就把今日建筑艺术的一切潮流都总结起来，那简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争论是空前的。早在1979年3月，距离这块“后现代主义的丰碑与现代主义的墓碑”真正竖立起来还有足足5年的时光，菲力普·约翰逊还只是将设计方案刚刚公布于《纽约时报》头版上希望得到一些反应，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举动仿佛向这个世界投放了又一枚“小男孩”。全世界共有三百多家重要媒体加入了感情冲动的争论，老牌的《泰晤士报》也一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与生俱来的矜持作风，破天荒地对一幢还没有建成的建筑进行了多次的评论。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造反已不再停留在文丘里、查尔斯·詹克斯之辈的嘴上说说或者手上的小打小闹上，在其推动者、追随者的努力下，它已逐渐地清晰着自己的教条和戒律（虽说它在谋反的初期是以不承认任何教条、戒律作为自己的一种信仰），它被它的发言人斯特恩归纳为三大主义：即重视历史的文脉主义、强调美化的装饰主义和给予暗示的引喻主义。

1978年，当菲力普·约翰逊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的设计草图郑重其时地敲打世界之前的一年，查尔斯·摩尔已在美国南方奥尔良市随心所欲地大打出手。

这是一个广场，奥尔良市意大利人集会用的广场。

广场是圆的，大约三分之一是水池，水池中的重重石块堆积出意大利国土所在的亚平宁半岛的形状。它从圆形的边缘逐渐向中心跌落，高处涌出的水向低处流洒。岛上闪亮的小瀑布象征意大利的三条大河，岛两侧的水池就是亚得里亚海和蒂勒尼安海。在圆形广场的中心，还有个小岛，象征着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广场处在附近高层办公楼的阴影里，在一组优美的19世纪建造的仓库背后。圆形广场的地面，利用附近街道拆除的浅色花岗石块铺砌。再用深色的条石勾划出一圈圈同心圆的图案。

对世界建筑界来说，在这个广场上，比象征着意大利国土的叠石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它背后和左右的六堵弧形墙，它们用不同种类、质地和色彩的材料建成，装饰着不同的古典柱式，仿佛都是水中的文物。最前面的一堵是托斯卡那墙，横跨半岛，红色的墙面，墙洞间装点着不锈钢的柱式，水沿着柱身从上往下流淌。左边的陶立克墙，也带有不锈钢的柱式，前面一条直的缝隙，使柱子看起来就像直立的一副盔甲。墙的上面也喷着水，沿着墙面往下流。在这两堵墙的后面，还有着爱奥尼柱式墙、科林斯柱式墙、混合柱式墙，水流在这些墙面上，或者沿着柱式涡旋线转动流泄，或者沿着上部檐壁流淌，形成巧妙而丰富的流水组合。最后一段墙更是别开生面，它由各种柱式拼凑而成，查尔斯·摩尔称它为“美味食品柱式”。它是一家象征阿尔卑斯山的餐馆立面的一部分。

与现代主义视古典柱式、装饰和古典审美情趣为废物的心理截然不同，查尔斯·摩尔在这个广场上加进了大量的古典主义的建筑元素，从而显示他这一代建筑师对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文化、历史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与19世纪或20世纪初那些诚惶诚恐于古典美学神龛的设计又大相径庭。这是戏谑的、调侃的、游戏的、任性的、自由的、玩世不恭的重视，它将古典范型和当代美国市民生活的印迹糅和在了一起，这就如同它将大理石、花岗岩、不锈钢、钢管、镜面瓷砖、霓虹灯统统糅和在了一起一样。也许这样一个情景塑造最能说明查尔斯·摩尔的美学阴谋：在陶立克墙的拱房左右，分别地镶嵌着设计师自己的浮雕头像，那头像的口中还吐出着水流。

离奇、古怪、神秘、幻想、杂乱无章、花里胡哨，但在似乎轻浮不堪的背后却有着后现代主义者所要求的深刻隐喻。查尔斯·摩尔才不在乎“密斯式”的普遍通用的格子空间，也不在乎理性十足但就是缺了一点人性的“包豪斯体系”，他要一古脑儿地将多种多样割裂开来的构件塞满人们的头脑中，让一种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意味纠缠着你。

习惯了现代主义规整美学的世界在查尔斯·摩尔的把戏前陷于迷乱、分歧和激动，不止一人对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发出诅咒，认为这是对建筑艺术的亵渎，是一个蠢不可及的玩笑。

但后现代主义者可没有在诅咒、抨击前止住脚步，他们中的另一位干将向现代主义建筑营垒中扔去了另一颗“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

时间是1982年，地点在美国的波特兰市。

由著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雷夫斯设计的波特兰市政厅耸立在大量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中。这个平面为方块形的建筑一开始就显出了它的与众不同。就造型而言，它或许没有更多地体现伟大建筑的那种让人震撼的特性，但它的立面处理却表现了非常特殊的面貌：大楼内部的功能与立面上的反映完全不是一回事情，许多大玻璃窗都是虚假的装饰。格雷夫斯也以戏谑的方式完成着他的设计（尽管不如查尔斯·摩尔那样玩世不恭），他向人们的习惯、定势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随后，英国的杰姆斯·斯特林在德国斯图加特也建成了轰动一时的新州立美术馆。在这个空间中，斯特林将现代主义、古典主义、高技派以至古罗马、古埃及的形式片段都混杂在一起，平面布局和建筑形体复杂多样，对文丘里的反统一、反完整、反和谐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了一次事实上的回应。

斯特林之后，就是菲力普·约翰逊。

我们再次回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对我们这本书来说，这是一幢更具说服力的后现代建筑，因为与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斯图加特新州立美术馆以及波特兰市政厅不同的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是一幢超高层建筑，尽管不能说是典型的超高层建筑。

197米高度，以古典建筑的比例划分为上下三段。其中基座高为40米，中间的拱廊高为33米。用富有才气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略带挖苦的话来说，它是“一块660英尺的玻璃盒子板，套在一个法国美术学院派、曼哈顿主义的粉红带灰色的花岗石紧身背心里”。

这幢建筑的门厅母型来源于15世纪的建筑巨人伯鲁乃列斯基在佛罗伦萨设计的巴齐礼拜堂。但菲力普·约翰逊将其作了合乎业主需要的膨胀。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顶部的山花，类似老式门贴脸，其中心上部开了一个圆凹口。整幢建筑用花岗石饰面，窗间墙和窗户的比例也都参照20世纪30年代的曼哈顿摩天楼。回到“曼哈顿主义”，回到那个由各种巧思奇想的高塔构成的30年代的纽约，菲力普·约翰逊决不讳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与昔日纽约高层办公楼的文脉关系，同时他也不讳言这个建筑与1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历史关系，但对他的老师密斯、对他一度曾如此热爱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来说，这可是一次不能饶恕的背叛和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纽约一脸的兴高采烈，真正的一脸兴高采烈。自从SOM于1974年在芝加哥搞出了443米的西尔斯大厦之后，它就一直憋着一肚皮的气。现在，她又有理由扬眉吐气，但这一回不是高度，而是风格，用1亿美金制造出来的带有“老座钟”山墙的风格。

第九章　上海活力洋溢

第一节
是迷宫也是伊甸园

有两件事情对这个小节的开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韩冰先生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他在这所大学中所学的是古汉语专业，并以一个优秀的硕士生告别自己的母校。简捷地说，由于上海正在发生的迅猛变化，由于这种变化暂时造成一个目不识丁但口袋中却装有万元存款单的家伙在社会上似乎比一个两袖清风但学富五车的学子更有价值，因此，在某中学谋得一份工作的韩冰先生在1986年夏季深感沮丧，他发现自己将近18年的寒窗苦读在这个社会基本已成落花流水，假如他不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他的未来相对凄惨的人生也将基本定局。在这个时候，韩冰先生打听到有个宾馆正在招人，他毫不犹豫地就去报了名，虽说他精通的是诸子百家们的古汉语而不是英国或美国英语，虽说一旦录取就意味着他将彻底告别自己用差不多整个青春调换来的专业，而他能够得到的不过是这个宾馆大堂侍应生的职位。

徐勇先生在学历上面与韩冰的差距已经不能用“差距”一词来形容，但这并不妨碍徐勇先生在1986年夏季时将自己的兴奋点也聚焦在令韩冰先生舍身前往的那个宾馆上，不过，徐勇先生无意在它那流线型的大堂中做一个穿梭往来的BOY，他经常有点诚惶诚恐地穿越宾馆门口侍应生狐疑的眼光而进入这里的主要动机不外乎看中这么两点：其一，在1986年，上海不多的宾馆中打向市内的电话都是免费的；其二，在这个年度中，上海不多的宾馆中的洗手间都无人承包，并且，有着1986年间不可思议的豪华。徐勇先生有着上海众多小市民们共同的狡黠，同时又是一个绝对的享乐主义者，上述两点决定了他会不时地进入这个宾馆，先猛打一阵市内电话，然后再去它的洗手间里享受他家的那个陈旧的马桶无法替代的那份感觉。

现在，让我们告别硕士生韩冰和小市民徐勇，但将这个在1986年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生活的空间留下来，它就是紧贴着漕溪北路高层的华亭宾馆，一幢在这个年度中独领风骚的建筑。

当上海宾馆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作了一个终结后，80年代下半期“海派建筑”的序幕，或者更正确点说是宾馆建筑的序幕是由华亭宾馆掀起的。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日本世界级建筑师丹下健三在南太平洋岛国上建造起了191米高的新加坡电话电讯公社总部大楼。28层、82米的华亭宾馆在高度上当然无法与丹下健三的作品相比，在绝对高度上，它也无法与上海宾馆匹敌，但它的更为精致更为豪华的形体，却使上海宾馆稍逊一筹。

整个80年代里，上海记住了它的不同一般的造型。S型的平面，建筑造型突破了在这之前全世界都一度顶礼膜拜的“板式”或“方盒式”，那流畅自如的弧形线条使得整个建筑显出了“海派建筑”中罕见的生动意趣。建筑功能上，24层中有着这座城市多少市民匪夷所思的总统套房（关于这个空间，我们将在后面专门描述），天文数的买单直到很久以后还成为市民心口永远的痛；外立面上则有着这座城市这时还吃惊不小的观光电梯，它们从底层缓缓穿越着1986年的上海之夜直到顶端这一过程，使在马路对面观看的人们变得目瞪口呆了；这幢建筑的底层是它的精华所在，夜晚时分，当透明的玻璃一览无余地向人们展现着大堂中优雅的音乐喷泉、矜持的意式沙发和风度翩翩的中西人士时，它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就处于一种非常暧昧的状态中：它生成于这座城市，但又似乎不属于这座城市。在1986年，它的豪华挑逗着这座城市也杀伤着这座城市。

华亭宾馆的好感觉保持了一年，就被又一幢更为豪华的建筑所打破了，它就是落成于1987年的静安希尔顿大酒店。

上海有理由重视这幢建筑，这是因为它的三角形平面像华亭宾馆那样突破了过于简单、枯燥的“密斯式风格”，清一色银灰色铝合金包裹着整幢建筑，使之具有一份非常现代也非常优雅的情调；同时也因为这是上海又一幢超高层建筑，它的143.6米的高度强劲地表达了上海直上云天的冲势；还因为它的设计者是来自香港的协建建筑师事务所，这里包含的是这样一种信息：自此以后，世界建筑界开始对这座城市有了日益增强的关注，不久之后，“海派建筑”就将像它的30年代那样步入“战国时代”。

诞生于1988年的远洋宾馆也许不能列入上海最优雅的宾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用“平淡”、“粗糙”这样的词语加以形容。不能忽略它的主要理由是它的高度：104米。作为又一幢超高层建筑，它汇入了上海不断向上攀升的动力之中。此外，它是上海对约翰·波特曼思想精华最早的领悟者之一，也就是说，上海宾馆溶入了波特曼的共享空间，华亭宾馆模仿了波特曼的观光电梯，远洋宾馆则在它的顶端上将老波特曼的旋转餐厅活学活用上了。现在，只要你的口袋里有着足够的FEC而你又舍得在这个空间中开销，那么，在远洋宾馆旋转餐厅每小时360度的旋转中，你的视域中将会次第出现破烂不堪的提篮桥、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以及平淡无奇的浦东地域，这些接连不断的景观会在你内心中产生出微妙的审美冲击。

远洋宾馆之后，更多的宾馆在上海产生，它们是29层、94米高的华夏宾馆，21层、74米高的百乐门大酒店，25层、82米高的上海铁路局上海站招待所，26层、86米高的城市酒店，30层、85米高的中亚酒店，它们都在不同的地域中改变着上海的垂直向度的建筑尺度，从超高层建筑这一角度上看，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诞生在同一年度的两幢建筑：花园饭店和新锦江大酒店。

*　“静安希尔顿”从旧城区昂然而起

20年前，这里的处处酒吧似乎专为“希尔顿”所建　*

花园饭店坐落在上海最为优雅的地区之一的茂名南路上。在它左侧，就是至今还在无语地细述着如梦般繁华的30年代的峻岭公寓和华懋公寓；在它的前方，是尽管苍老但自有一番风韵的凡尔登公寓；而在它下面，则是当年由法国赖安洋行设计的、风格为新古典主义的原法国总会。当日本株式会社大林组在设计五星级花园饭店时，他们将原法国总会包容在自己的构思中，让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与80年代的建筑“共生”于一处。当花园饭店于1989年耸峙于上海中部地区时，人们除了对主楼显示出来的含而不露的情调印象深刻外，他们还欣喜地在它的裙房中看见了当年“浪迹天涯”的法国人在这个空间留下的全部东西：彩色玻璃天棚、弹簧地板舞厅、精致至极的大扶梯。这或许是上海在这幢雅致的建筑上表现出的最大收获：一座城市不可能在一无所有的地基上诞生，勒·科布西埃在昌加迪尔、科斯塔在巴西利亚的实验有着它反人性、非历史的巨大负面效应。只有对历史的继承、对传统的沟通、对往昔的召唤，一座城市才会真正的富有活力，才会摆脱那种连历史的鬼魂都逃之夭夭的空洞苍白。

此外，在垂直向度上，花园饭店也为上海继续增色，34层、119米的高度无可争议地使得它进入了其时还属凤毛鳞角的超高层行列，那些有幸在它31楼总统套房中居住一夜的人们，他们会对上海澎湃的能量有着物理性的感受，当然，若他们坐在新锦江大酒店40层的高空花园中，这种感受或许会更强烈些。43层，拔地而起153米，这差不多已是邬达克在1934年创造的上海纪录整整翻个个儿了。不过，这时的人们对超越老上海已不那么敏感了，他们要求的是超越世界纪录，至少，是超越亚洲纪录。当香港王董国际有限公司将这个全玻璃幕墙多角形塔楼在长乐路与瑞金路和盘托出时，普通的市民正为这样雄浑的体量、雄起的高度而目眩神迷，他们内心渴望的是能够在它双层旋转餐厅中小坐片刻；而对世界超高层有着更多了解的人们却在比较这个“巨无霸”与亚洲第一巨无霸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差距，它们之间还相差着整整162米。暂时地，这是上海与香港之间的差距，这也是王董国际有限公司与贝聿铭之间的差距。

上海的宾馆继续在百花齐放，由于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在超高层之列，我们只能简略地一笔带过：19层、59米的丝绸之路大酒店，22层、75米的盐阜大厦、23层、77米的建国宾馆，25层、81米的龙门宾馆，28层、95米的国际贵都大饭店。

这个时刻，跃入超高层行列的虹桥宾馆、太平洋大饭店、银河宾馆、扬子江大酒店由于将在虹桥开发区中集体地登台，这里也暂时忽略。这样，当80年代将要过去的时候，是这样两幢超高层建筑为这十年欣欣向荣的宾馆建设作了终结，它们就是29层、100米高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和34层、116米高的海仑宾馆。

坐落于南京西路与陕西北路的锦沧文华大酒店的设计者系新加坡赵子安联合建筑设计事务所，他们为上海带来了一个相当别致的建筑造型：主楼的中轴向东西两端以120度展开，建筑平面两端逐层向中间退缩成阶梯状立面。假如这么说对某些人过于专业了的话，那么，用这样一个比喻或许更为恰当：锦沧文华大酒店犹如一把打开的扇子，或者是一把正在奏鸣的手风琴。

在这个“手风琴”中，令人难忘的是在1990年初秋时分，一个叫作“上海之夜”的“情景剧”正由锦沧文华大酒店新加坡总经理亲自导演。人们看见了似曾相识的许多老上海景致：它们中有着正吆五喝六的“旧警察”、勤快地拉着黄包车的旧时代苦力、西装笔挺扬长而去的“小开”、花枝招展地打情骂俏的城市神女……这一幕情景着实有些滑稽，颇具后现代主义况味，但拥挤在锦沧文华大酒店的东西方男女们脸上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激动，却正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个空间对上海和上海市民的深刻影响。

也许不必对坐落于南京东路的海仑宾馆作过多介绍，这个高达116米的“巨无霸”有着80年代末期上海四星级宾馆的全部奢华和夸张，并且，它的现代主义造型原则显而易见地与南京路上的固有风格产生了冲突，不能与诞生在20世纪10年代的折衷主义风格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进行历史性的沟通，但奇怪的是，它的产生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论更不用说攻击了，也许上海这时已见多不怪了。

两家四星级、17家三星级加上近百家涉外饭店、酒店，上海在整个80年代收获了如此之多的宾馆建筑，而它们中有相当部分轻而易举地超越了1934年延续至今的那个沉闷的高度，有些建筑更是跨入了超高层行列。它们让上海某些市民在100米上空浮想联翩，直觉着这一切还远远没有完结。

第二节
约翰·波特曼来了

与遍地开花并且一枝独秀的“海派建筑”中的宾馆这种空间形式相比，80年代的下半期，上海在办公楼这个密斯最擅长的领域里却表现得不够华彩、不够耀目。但它们中也不乏精彩之作，其中最为可点可圈的是华东电力大楼，而最具震撼力的是上海商城，让我们从头道来。

在拥有了第一幢全玻璃幕墙的联谊大厦之后，1986年，在今天的复兴中路（当年的勒菲德路）上，昂然而起的瑞金大厦拉开了上海80年代下半期办公楼雄起的大幕。

它的高度在1986年是可圈可点的，27层，正好100米。若将这个高度与同年度丹下健三在新加坡攀上的高度相比，差距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个在高层与超高层临界点上占据着的数字是如此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80年代下半期上海办公楼会给人们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

除了高度，就建筑风格而言，瑞金大厦是最具现代主义的特点了，你也可以说它是最具密斯式神韵了。纯正的矩形平面。10楼以上纯正的以热线反射玻璃组成的玻璃幕墙，附带地说上一句，联谊大厦获得了上海第一幢全玻璃幕墙超高层的荣耀，但其四周转角处使用的非玻璃材料多少有点损害了这种荣耀的纯正性，而瑞金大厦自十楼以上用清一色的热线反射玻璃作为围护材料，它们合乎逻辑、合乎比例地直升到顶，表达了其时“海派建筑”中罕见的一种秩序美、理性美。又由于制作的精细和考究，以致这幢建筑在今天还有着不曾消退的那份优雅感。完全可以这么说，瑞金大厦对密斯所钟情的钢和玻璃这两种材料构成的纯净形式作了一次上海式的演绎。当然，这种演绎和它的设计者日本三井建筑师事务所有着必然的关系，日本人总是格外地喜欢着密斯式的玻璃式盒子，不管是方盒子，还是长方盒子。

有了如此精致的瑞金大厦，我们似乎可以忽略掉69米高的沪办大厦、72米高的上海市政协大楼、68米高的能源部华东电力设计院办公楼、75米高的宝钢指挥中心办公楼。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上海电信大楼，并不是因为它有着瑞金大厦那样的精致，而是它的高度和结构体系。

由资深建筑师蔡镇钰在1988年设计的这幢建筑的高度为132米。如果将此时上海所有的建筑挨个排排队的话，这个高度可排在第二名，落在上海第一的静安希尔顿之后。对一个在高度上不断奋进的上海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纪录。上海还有必要记取的是这幢大楼的结构。在设计这幢大楼前，阅历丰富的蔡镇钰前往意大利再次丰富自己的阅历，我们不知他在米兰皮瑞里大厦前逗留了多久，然而，我们肯定地知道世界结构大师奈尔维的想法一定成了上海建筑师蔡镇钰设计思想的源泉之一。当蔡镇钰回到上海后，当几起几落的上海电信大楼终于打下它的第一根桩子，蔡镇钰在这幢建筑中用了筒中筒的结构形式，在上海，这是第一次。虽说在今天看来这幢建筑的顶部处理或许是它的败笔，在109米的房顶上再加上一个帽子样的笨重的东西，不仅破坏了大楼的协调，而且丧失了一种逻辑和尺度上的美感。

更加不能忽视的是同年度另外一幢建筑，这次不是因为它的高度，尽管它的高度也让其时的上海小小地吃上一惊：122米。而是对这个年份、这个时代来说，显得有点骇世惊俗的造型。

上海华东电力大楼。

建筑的平面为切角的正方形，正方形平面的对角线与上海那条著名的南京路垂直。这就意味着当你沿着南京路行走时，你看到的这幢建筑是侧转身的，这有点稀奇，但还不至于让人们困惑。随后是一个下沉式广场，一个被从地面开始的大斜面所覆盖的裙房，这有点古怪，但还不至于让人们愤懑。再后是建筑的上部各层根据内部功能与朝向的需要而不同地凹进、凸出和折向，这些过于自由、过于生动、过于变化无穷的造型使得人们真的大动肝火了，当然，是某些人们。一场极动感情的争论就在这时爆发了，很多人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中，包括专业人士。对上海建筑界来说这可有点不同寻常。在温良恭俭让的东方式思维支配下，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针对什么事物我们听见了正常的批评之声？赞美常常成了人们唯一选择的态度，要不就是闭口不言，而这次的争论至少部分地激发了人们真实的感情。否定者认为这幢过于现代的建筑是对南京路的一次嘲讽。它无视由德和洋行在1917年、公和洋行在1918年、匈牙利人鸿达在1926年所共同营造的南京路氛围，粗暴地蹂躏了一个旧日的上海，一个有着自己历史感和沧桑感的上海。此外，如同联谊大厦一样，由于它在临近外滩地域的突然耸起，破坏了外滩，这条中国上海最为优美、典雅的天际轮廓线。另外一些指责则将这幢建筑描绘成如同越战中的“鬼怪式战斗机”，当然，它不可怕，但好笑，是一个三流建筑师玩弄的蹩脚噱头，是对建筑审美开的一次恶意玩笑；而赞美者也不余遗力，认为这是一幢极有个性的建筑、使人产生联想的建筑，它甚至就是“中国第一幢后现代主义建筑”。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天伟先生以巧妙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会答“为什么”！》如此地说道：

我并不指望弄清人们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也许只是人之常情，见过没见过的东西不免一惊，问句“为什么”还不应该吗？谁让你高高地耸在那儿呢？然而更弄不懂为什么会去回答那“为什么”。朗香教堂、悉尼歌剧院的作者没说过他们为什么，兴许没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后来成了大师，也便没人敢来问个为什么。倒是很有人来替他们来回答为什么。

我想，一个人的创作，需要多少人，多少代的人来完成审美，审美过程不就是继续着创作吗，这是能回答得出为什么来的吗？

时光是最为伟大的东西，它可以淘洗掉多少乖张、偏见和谬误，今天，人们对当年的争论已不需要再作判断，伫立在浦东陆家嘴地区的那些千姿百态的建筑是对罗新阳思想的最好呼应。还是这样一句话，即使当年站在偏见和荒谬一边的人们，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作出辩解。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发言，而是争论，而是让始终沉默的世界喧哗并生动起来。上海有理由庆幸，在过去了那么长久的时间，文丘里在世界建筑界呼啸的风暴终于也掠过了上海的屋檐，菲力普·约翰逊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竖立的那块现代主义墓碑终于也使上海若有所思。不久，上海就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建筑的意义上，她处于的是前现代？还是中现代？或者后现代？

在1988年，暂时地，上海还没有想得那么多，她只是被一件事情而激动：约翰·波特曼将要到达，那个因向世界建筑提供了共享空间、观光电梯和旋转餐厅这三大法宝的商业建筑大师约翰·波特曼即将远渡重洋来到上海。

*　20世纪90年代一枝独秀的“上海商城”

通过这个拱门，老波特曼也许想象过当年的“哈同花园”　*

约翰·波特曼当然不只是来逛逛豫园的九曲桥、尝尝城隍庙的五香豆，他在1990年，这个具有浓郁象征意味的年份，为上海献上了一幢建筑，这建筑具有其时上海建筑中最雄浑的体量、最豪华的功能以及最挺拔的高度，不仅给办公楼，而且给所有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建筑都作了终结，它就是今天依然如雷贯耳的上海商城。

上海商城所处的地基是意味深长的，它就在当年上海最大的富翁所建的私家花园——哈同花园——一边。在这之前，老哈同的那一部说不清、道不完的历史已被中苏友好大厦所压制。当这幢叫作上海商城的庞大建筑在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地基上再次崛起时，老哈同的亡灵会因它那浓郁的西方格调、品味而好受一点吗？这当然是一个类似哥德巴哈的谜语，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似乎高不可攀的上海商城的三座塔楼直插1990年的上海蓝空时，它同时也破坏了昔日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天的上海展览馆的优美轮廓线，当你站在延安中路的这一面打量它们时，你会发现上海建筑中的“另类”和“异数”的上海展览馆，它那源自拜占庭的纯正的俄罗斯风格已被约翰·波特曼的美国大嘴彻底地吞噬了。

确实是雄伟壮观、高耸入云。先说它的高度。东西两侧的塔楼均为32层，高为111.5米，仅此一项，就轻而易举地突破了超高层的纪录。主楼却更加地震撼人心，48层的顶端清晰无比地写着这样一个数字：164.8米，毫无疑问，这是上海至今为止最令这座城市的市民灵魂颤栗的高度。就体量而言，也是如此。700间客房的主楼加上东西两侧500间客房的塔楼，它们的建筑总面积为18.5万平方米，庞大的体量仿佛就像山岗一般地巍然耸峙。在这样浩瀚的体量面前，你被彻底地征服，感觉着作为一个人的软弱和渺小，意识到所有意识中的夸张、思想中的膨胀是多么地肤浅和可笑，同时，你又有着一种激情满怀、壮志凌云的感受。在上海商城中，波特曼还成功地做到了这么一点，用富于韵律的通透拱门打破了传统的围墙，使得底层空间向城市市民开放，他的做法与50年代美国的利华大楼颇为相似。对上海来说，这也是富于启发的。

就垂直向度的“海派建筑”而言，从逐渐复苏的80年代上半期到活力洋溢的80年代下半期，没有什么空间形式再有可能超越上海商城了，也没有哪一个建筑师可能超过波特曼了，一切的一切将留给下一个10年。当然，这不是说，80年代下半期再无东西可谈，在民居空间中，我们还将继续地发现着上海建筑世界的显著变化。

第三节
“八年磨一剑”

瑞福里。

这条充满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逃难者气息，三四十年代苦力臭味的里弄，进入50年代后，尽管这儿的居住者在理论意义上已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但他们实际居住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观。在随后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六七十年代，中国正沉浸在20世纪以来最为激烈的震荡之中，理想主义者正忙于输出着他们的信仰和教条，正急于将历史、传统、文化所留给这个时代的遗产一脚蹬开，瑞福里因此依然保持着它自洋泾浜时代以来的肮脏不堪的外貌。在它发霉的屋檐下、污秽的墙面上和蛛网密布的楼梯沿，你可以真切地理解着什么叫作“死水一样的沉寂”；而在它油漆剥落的马桶里、昏暗低沉的灯光边和十户人家挤在一块的灶头间，你亦可以明白什么叫作人的忍耐力，是无可奈何的忍耐力。

这一切都在一个年份中被彻底地改变了，1981年。正是这一年，上海将目光头一次投在了这条默默无名的里弄中，这条见证着从洋泾浜到大世界这段上海烟雨苍茫历史的里弄中。

这里的破砖烂瓦被彻底地铲除，在铲除后的地基上将耸立起两幢摩天大楼，它们将为从前的主人准备好包括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间这样一个完整的居住空间，对于在阴郁的瑞福里居住了不下半个世纪的人们来说，这等于是天堂中的一切了。

人们欣喜若狂地奔走相告，随后，他们纷纷地走出了自己的“鸽子笼”，或租借房子，或在临时的棚棚里凑合着过日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充满了希望，希望过上那种“天堂般的日子”：倾听抽水马桶发出的“哗哗”的流水声响，或心满意足地沉浸在1.2米的浴缸中……但他们没有想到等待竟然如此漫长，竟然是一个完整的“八年抗战”，一直要到1989年，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才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自己的梦想之地。

由瑞福里变为瑞福大楼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暗示，现在，我们暂时将它放在一边，我们先来看看80年代下半期上海民居高层建筑又是何等模样。

1986年，上海收获了高层建筑17处（之所以用“处”不用幢，因为每一处中不一定只有一幢建筑），这之中有着我们已不太陌生的6幢曲阳高层，清一色13层，36米高。这之中最为挺拔的是长新大楼，20层，66米高，对1986年的高层民居来说，这个数字已够份量了。

到了1987年，25处高层民居接踵而至，它们中有着我们新熟悉的6幢曲阳高层，而且，在高度上也是它们拔了头筹：24层、67米。设计师蔡镇钰在上海的正北方不断地施展着他的魔术之手。

现在是1988年，31处高层民居再次超越着1987年的纪录，它们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龙柏公寓、田林高层和邮电大楼。龙柏公寓以它的游泳池、网球场、俱乐部以及每户建筑面积高达240平方米的超级豪华而著名；田林高层以全新的小区，一种能够挑战曲阳的城市新组织形态而为人称道；邮电大楼则以它24层的布局、88米的高度让1988米的高度让1988年的上海又有东西可以记住。

65处高层给1989年作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总结。就高度而言，谁也无法在这个年度向爱邦大厦扔出“白手套”，它的高度是91米，再努力一把，那就是超高层住宅了。但对这座城市来说，更有意义的是64米和78米高的药水弄高层，以及65米高的瑞福大楼。因为在这些崛起的高层中，回荡着我们时代曾经有过后来被有意无意地歪曲现在又开始复活的人道主义。

最后是1990年，80年代的终结之年。94处高层直插云天，其中大连公寓以30层、102米的高度占据了这个年度高层民居的第一把交椅。大连公寓的象征性因此是不容置疑的，它象征着整个80年代，象征着它怎样从1980年41米高的四平大楼起步，经过十年苦斗，在新的十年到来之际，使得上海民居迈入了超高层行列。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瑞福里，不，回到瑞福大楼。

T型平面。两幢23层的高楼。马赛克饰面。每层15户人家。每户的建筑面积达到57平方米。从1981年开始拆迁，到1989年正式竣工，上海以不可思议的耐心包容了这8年的风风雨雨。而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昔日瑞福里的人们对这个“天堂”的8年期待，是如此漫长、如此的含辛茹苦。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搬出瑞福里时，还没有娶上“娘子”，而当他们再次搬回瑞福大楼时，孩子却已经上小学了。谁能够理解他们取得钥匙、打开房门时那一份心灵发颤的感觉呢？又有谁能够理解他们中有人在温暖的黑夜中悄悄哭泣时的那一份柔软呢？

在这样的意义上，是瑞福大楼而不是大连公寓成为整个80年代民居高层的象征。在复苏的岁月或激情洋溢的时期，上海产生了无以计数的高层和超高层，它们表达了这座城市的活力和能量，但假如这些高层和超高层不能及时地包容着普通人的要求和期待，那么，它们的存在就显示出别一种虚幻。正是我们城市始终存在着的平凡而卑微的人性表达着生活中的另一种价值。

第四节
“核反应”前的临界点

有人如此激情洋溢地说道：这个8年（指的是1983年到1990年）上海增加的高度相当于上海在前692年中形成的总高度，这提示着我们可以对20世纪80年代作个小结。

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整个80年代共建成各类高层建筑812幢（其中有一些建筑的高度只在八九层之间，因此只能称为亚高层），面积达到1098.88万平方米。与开埠后的上海两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时期相比，它们间的差距鲜明地显示了出来：1920至1948年，建成高层建筑95幢，面积为97.49万平方米；1949至1979年，建成高层建筑40幢，面积为32.37万平方米。当然，由于时代、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等原因，我们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差距。

然而，由于这些高层建筑都是这个10年中的浮现之物，在它们的空间中你会感到明显地缺乏人文因素，基本上，你找不到历史，找不到传统，也找不到沉积在漫长时间中的那份厚重的文化。即使在上海商城这样独树一帜的建筑中，你都不会倾听到在苍茫往事中浮现而出的历史之魂的哽咽之声。

而在整体上，这10年的高层建筑的风格是如此地平淡单调。一种粗糙的“包豪斯”理念或者一种简陋的“密斯式”美学统治了一切。司空见惯的是矩形加方形的平面，习以为常的是马赛克贴面加不作修饰的窗户构成的立面，房顶则是清一色的平屋顶，那种勒·科布西埃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为醉心的平屋顶。这个时候，无论是上海建筑师还是异域建筑师，他们都不会想到再过七八年，上海的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屋顶会呈现出如此之多的样式，而KPF的桅杆更是如此之密地插满在上海的天空下。此刻，上海还无动于衷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滥殇，还淡然处之高技主义美学的兴起，还充耳不闻解构主义美学的楔入。在这样的意义上，上海的活力洋溢依然有着它的滞后性，有着它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平淡性。换言之，812幢高层建筑更有理由被指认为是社会开放和一个时代进步的象征，而不是“海派建筑”本身给未来历史可能留下的一份伟大的遗产，说得绝对一点，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在未来岁月中占有一席之地。

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这些建筑多半出于本土设计师的设计。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少数例子（上海宾馆、联谊大厦、华东电力大楼），他们的设计更多地停留在功能需要而不是美学价值上。鉴于我们的建筑师和烟雨苍茫的共和国一起从“文革”结束后走出不久；又鉴于他们中许多人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可以理解地意会不透，更不用说尝试在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花园中徜徉一番；再鉴于这个时代在经济的发展上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来接受他们或天马行空或别出心裁的艺术创见，因此，他们在设计上表现出来的软弱是可以理解的。

历史公正地告诉我们，在这座城市的第一次黄金时期，正是英国公和洋行、美国哈沙德洋行以及像邬达克、鸿达、莱安这样的建筑天才为上海带来了一个尽管陈旧但极其精湛的古典主义建筑世界，一种虽然前卫但非常流畅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没有这些西方人的介入，也就没有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没有今天我们赖以出发的历史基地。只是，在整个80年代，借用苏联小说家舒伦堡的话来说，上海和她的祖国刚刚“解冻”，世界建筑界对“解冻”的上海还非常地陌生。因此，其时在上海逗留的只是世界建筑界的二三流人物，真正的大师还专心着自己的事情没有掉过头来。除了波特曼，除了这个因亚特兰大桃树旅馆广场、芝加哥海亚特摄政旅馆和底特律文艺复兴中心等超高层建筑而让世界闻名的超级大师。上海从活力洋溢走到大气磅礴，需要注入更多的域外思想资源，需要有更多的建筑天才介入其中，如此，她方能在建筑这个领域中迎头赶上世界并最终与世界平等对话。在下一个10年中，这一切有些是做到了。贝聿铭、格雷夫斯、黑川纪章、矶琦新、安德鲁、罗杰斯、日建、SOM、KPF等等大师和大师级建筑师事务所的介入，使得上海建筑面貌在垂直向度的空间尺度上再次被强有力地改变，也使得保罗·戈德伯格们在大洋的另一边发出了不无道理的声音。

80年代是一个核裂变时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进行着链式反应并使能量得以迅速积聚的时代，这种能量将在不久之后的日子里释放出来。

一切都看90年代了。

第五节
此刻域外：摩天高楼亚洲大转移

那一刻，刘文思小姐仿佛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似的，只是凝神屏息地打量着这幢非常古怪的高层建筑。它显然不像香港许多用玻璃幕墙作围护材料的建筑，在它的立面上，有着银光闪烁的钢柱和钢桁架，它们给予刘文思以非常的刺激。走进这幢建筑的内部，她看见的还是用钢铁制成的走道、柱子和天花板，那些一律漆成银色的钢结构裸露在她的面前，给她以超乎寻常的坚固的感觉。唯一使这个空间柔和一点的是自动扶梯上面的透明玻璃罩子，它们稀释了这里的生硬和坚挺。

“非常摩登，真的是非常地摩登。”多年以后，刘文思已是上海凯旋公共关系公司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当她回忆起在香港初次看见汇丰银行大厦时，如此地说道。

确实是一幢摩登的超高层，一幢高技主义风格的大楼。在1984年，当刘文思小姐还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还没有在加拿大接受西式教育，也没有在生活中培养出许多的乐趣，譬如，成为一个饶有情趣的业余芭蕾舞爱好者，用自己柔软而匀称的身肢去无言地叙述城市中的种种心情，所以，她只能非常感性地看待着这幢“高技主义”的建筑，这就如同再过5年，她看待20世纪建筑大师贝聿铭在香港留下的杰作：香港中国银行大楼一样。

摩登是她全部的感觉，这恐怕也是香港大多数人的感觉。由英国建筑师福斯特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确实是一幢摩登的建筑。在这幢银行大楼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充分暴露的钢柱、钢桁架，此外，非常有趣的是它的底部完全开敞，一对自动扶梯从楼板上伸下来，人员即由此而进入。它的内部除了反复地呈现着强大的钢结构，同时也尽量开通，处处营造出一种现代化、自动化、技术化的氛围。如果我们将它与1923年在上海外滩落成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有着同样的昂贵，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美感：一个是石头中渗透出的美感；一个是钢铁中流露出的美感。

我不再进一步地展开“高技主义”的来龙去脉，它可以追溯到皮阿诺、罗杰斯们创造的惊世之作蓬皮杜中心，也可以援引到SOM设计的至今美感不衰的约翰·汉考克大厦，由于这些建筑的出现，一个被现代主义建筑搞得不免有些单调、被后现代主义建筑搞得有些心烦意乱的世界，在高技主义的风格中获得了喘息。然而，对我们来说，由福斯特在香港玩出的“汇丰银行大楼”更主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世界摩天高楼的中心和重心正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亚洲转移着。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这是一个比80年代前期更具意味的时期。

如果说战后世界的第一个10年是以麦卡锡思想的猖獗一时并最终遗臭万年作为象征；那么，战后的第二个10年则以全世界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对既成体制的叛逆成为时代主题；再下一个10年则显得相对平庸，在质疑的意义上，一个无所事事、穷极无聊的嬉皮士代替了曾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曾在巴黎的“五月风暴”中和曾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反文化的聚会中一代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者。而到了80年代的下半期，世界政治格局呈现的又是全新景象：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全部倒塌；戈尔巴乔夫运作的结果正使庞大的苏联帝国瓦解在即；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已从当时权宜之计的联盟转向真正务实的联系，而在60年代中、后期怀着最为纯净理想的一代非凡青年，此刻或堕落成一个平庸的小市民，或熔化进既成体制中，或绝望地成为一名恐怖主义者。

与此同时，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正在世界上发出日渐响亮的声音。日本尽管已从她的巅峰期走了下来，暂时没有当年收购由胡德设计的洛克菲勒中心的壮举，不过她的货色依然在全世界倾销着，从古巴的哈瓦那到赞比亚的卢萨卡都有着索尼、富士的大幅广告；回归在即的中国香港正计划以超规模的资金建造世界第一的大机场，从而显示她在不列颠帝国统治下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而以韩国为领袖的亚洲四小龙正以自己的崛起试图填补日本留下的经济空白；亚洲幅员最为辽阔的中国，在邓小平的设计下，正从昔日的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在和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以上的国民经济总值迅速提高着自己的综合国力，这种速度使得始终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人们正发出了不安的嘀咕，使他们中的沙文主义者发出了有关“黄祸”的叫嚣，但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则以比当年尼克松、基辛格更为敏锐的眼光谈起“未来的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并且重温着那个伟大的科西嘉岛人的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这头睡狮醒来，它将改变整个世界。

亚洲正以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让这个通兑美元的世界刮目相看，而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一种新兴文化，亚洲集体地需要着形象标志，于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摩天楼建造高潮向亚洲作着大范围转移。

在中国香港，除了让刘文思赞叹不已的“高技主义”的汇丰银行大楼之外，还有着使她深感激动的中国银行大厦。

这是1989年。中国银行大厦建成于香港的崎岖山地中。由于地形的高差，大厦在南北两面的入口标高相差一层。位于大厦底部的银行营业大厅形成一个基座，外部以意大利花岗岩作为饰面，给人沉稳、有力的感觉，完全符合银行大厦的性格。营业大厅中耸起一个高达15层楼的中厅，使大厅里有着灿烂的光照。对香港来说，这幢大厦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造型：四个组合在一起的高度递增的三棱柱，类似一个多面的水晶体。这是它的设计师，20世纪第二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思考的结果。贝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的信徒，但在这幢建筑中他对现代主义稍作修正，他在中国古老哲学中寻找灵感，在这个建筑的形体上造成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意境，用这样的隐喻表达着建筑本身的向上冲势，更重要的是表达出整个中国在新历史时期中的巨大潜力和可能。就这一点说，贝靠拢了他似乎始终无动于衷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此外，大楼纯净的铝合金玻璃幕墙以密斯的方式显示着它的钢框架结构，这也是贝聿铭和他的结构工程师罗伯森的得意之笔：大厦有必要向未来的历史表达它优美的、合乎逻辑的结构形式。

当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70层的大厦，从地平线到屋顶足足有315米高，比我们要写到的80年代末期的最高建筑“上海商城”整整高出150米左右。是这个年份亚洲最高的建筑。

离开香港，我们马上看见了新加坡这个迷你型的国家，她在经济奇迹中是怎样将自己提升到高空中去的。还是由伟大的贝聿铭所设计的华侨银行中心。这是一幢高达198米的52层的塔式大楼。其中的42层分为三组，每组14层。意味深长的是，当你从遥远的地方看去时，会惊讶地发现它的正立面俨然是一个汉字：贝。谁也不清楚这仅仅是巧合还是贝的策略？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这幢建筑的一边，就是新加坡电讯电话公社总部大楼，它的设计者是一个能与贝聿铭比肩称雄的大师级人物：日本的丹下健三。

这幢超高层大楼在高度和形式上也能与贝聿铭留在新加坡的作品比肩称雄。它有着纯正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某种意义上，它的造型与华侨银行中心非常地相象。它的立面是富有光泽的铝合金幕墙，四个转角都以圆柱体修饰，看上去相当的精致。高度则为187米，算上构筑物高度的话，达到191米，与贝聿铭的作品高度基本不相上下。

丹下健三最初带给新加坡超高层建筑的并不是这幢和贝聿铭较劲的大楼，而是面对市中心拉夫莱斯广场的240米高的华联银行总部。在新加坡电讯电话公社总部大楼之后，丹下健三还给这个岛国设计了体量庞大的国际石油中心、形态别致的国王中心，这充分地说明了新加坡人对这位大师级人物的信任，同时也说明了亚洲的这一部分在超高层上那种魔术般的进展。这种进展还远远没有停止，虽说，这令大洋彼岸的保罗·戈德伯格颇为不快。在1993年，由日本的第三代建筑大师，以“新陈代谢”理论而闻名世界的黑川纪章设计的新加坡共和广场，在280米的极限上（这是新加坡航空通道的高度控制线）俯视着南太平洋：遐想着自山下奉文以来的新加坡起飞的历史。但因为这幢超高层建筑超越了我们这节叙述的年代（80年代的后期），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亚洲在起飞，一开始是缓慢地、但随后则是加速度地起飞，这种起飞的基础是也只能是亚洲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扩张，而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是对这种扩张的最完美象征。如果取一个宽广的视野，那么这种起飞应该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正是有了从废墟中崛起的日本，70年代方有了她的超高层建筑：高达228米的新宿三井大厦和高达240米的池袋阳光大楼。而进入80年代，亚洲起飞就不仅仅是一个日本了，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都以向上飞翔的姿态完成着历史性的使命。有必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在亚洲起飞的国家、地区都是汉文明的泽润之地，或按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文明形态的划分法，它们都可归于远东文明形态。这种说法如果不使某些头脑发热的人们跌进沙文主义的泥潭，它还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作为远东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她的起飞就不仅仅是新加坡、韩国所能够比拟的了，甚至日本也不能够比拟。

第十章　大潮已临

第一节
农田中开始的革命

最初，又有多少人会意识到上海对未来城市结构的实验这伟大一页竟在这块农田上开始书写？又有谁会预料到自巴富尔以来“海派建筑”的又一样式会在虹桥地区进行推广？

东起中山西路，西至古北路，北临仙霞路，南界古北路，方圆面积为65.2公顷。在上海以往历史上，这个地块上没有浓厚的人文气息，没有深长的历史渊源，也没有留下过任何值得人们记取的东西，它只是在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中被一个“新泾乡”的名称淡然无味地指代着。

当上海首次建筑文化的伟大实验最后选择了这个地块前，这片土地上大致有着这么一些东西：720户农家，他们平淡的历史中稍微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先人在三百年前系由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此；陪伴这720户农家的是26家简易工厂、一个天主教堂、三只猪棚、四只粪缸、20只养鸡场、18条小河、八条羊肠小道以及56块农田。

假如不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我们很难想象它会为自己争得这样一份发展权利：距离上海航空港5.5公里，距离上海市中心6.5公里。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绝大多数的西方人是凭借着航空器这种工具而进入对他们来说十分神秘的上海（即使到了90年代末也是如此），无论是威尔逊先生还是爱丽丝小姐，当他们从机场沿着虹桥路一路驰来时，进入上海市区前必定要穿过“新泾乡”这个地块，因此，这个地块亦担当着巴黎德方斯那样的角色，它的优美或丑陋影响着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视觉，关乎着上海脸面。

肯定还有更多的理由让上海选择这个地块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城市新形态实验，总之，1983年，在同时段的世界建筑背景上，菲力普·约翰逊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正以它的理论形象而搅得世界脸红耳赤，福斯特的香港汇丰银行大楼也即将让刘文思小姐有点神不守舍，上海的这个地块开始了征地活动，720户来自湖南洞庭湖的后裔们陆续地告别了他们的故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因此改变了自己本来与土地永久联盟的人生。

在虹桥开发区的早期实验中，有许多事情和许多人值得我们记叙，其中发生在26号地块上的事情可以称作是一次“革命”，正是有了这次革命，虹桥方有了自己从102.50米到210米的迅猛上升，也有了自己单一的多样；而整个上海，也因为这次“土地革命”而更为迅即地改变着固有面貌，并逻辑地导演出浦东陆家嘴地区这次全球性的建筑文化实验，甚至使得巴黎德方斯那样的新城都失去了某种光彩。

要详尽谈论这次“土地革命”，我们先得回到1988年，回到虹桥开发区还只有虹桥宾馆一幢超高层建筑的年份。

我不详尽地描写虹桥开发区管理层为了筹措资金而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了，我只需说明这个时候他们所面对的背景：在广东，土地拍卖的形式已经有限地展开；在上海，此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要求有关部门深化土地改革制度；在世界上，东西方不同的财团正为自己庞大的资金寻找着投资方向，掌握着“阿几米德杠杆支点”的超级富翁们正渴望着有一个新的财富增长点。完全可以这么说，是上述时代背景而不是某个人的愿望决定并且逼迫着人们对虹桥地区的26号地块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向全世界招投标，从而尝试土地批租。

最初一切都是空白。

必须立法，而上海乃至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只能以上海市土地批租暂行规章作为替代。必须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招标程序，而这种程序对有关人员来说也是一个未知领域，于是数次前往中国香港，找上测量师行的梁震英，咨询并委托全部的招标程序。随后是在亚洲各地广泛的走动、游说，尤其是在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刻印象的香港地区和日本国，有时，一天里要访问七八个大公司。因为，假如向全世界一千多家大公司发去的标书得到的全是“无言的沉默”，那么，尴尬的岂止是虹桥呢？这将是整个上海和整个中国大陆。

1988年某月，1000多封标书已发向全世界各地，两个标箱已安放在指定的场所：上海标箱在上海土地局；香港标箱在香港上海实业公司。谁也不知道结果，不知道东西方那些富可敌国的人们对上海这个地域信心如何。人们心里不安，手上都捏着一把汗。结果，开标之后，发现两个标箱中有着五封标书，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开标前一刻钟，有一封标书方才送达标箱，它就是日本孙氏企业集团的标书，而最后中标的正是这个集团。数字是令人陶醉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1.29公顷土地以2800万美金所批租，平均每一平方米为2170美金，而在最初最乐观的估计中，每一平方米的批租价不会超过1000美金。

第二块土地批租马上进行。那是28号地块，面积为0.36公顷，结果令人更为振奋，它以828万美金批租成功，平均每平方米的批租价为2300美金，不言而喻地超过了26号地块。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如果我们没有滥用“革命”这个词汇。因为正是在26号地块上，后来伫立起了现代主义风格的太阳广场双塔，而在28号地块上耸立的是同样为现代主义风格的协泰中心。在强大的资本运作中，虹桥开发区不可遏止地生长了起来，没有力量可能遏止这种生长，没有。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这座中国伟大的城市，她果断地抓住这个世纪中“第二次机会”中的“机会”，就此打开了土地批租这扇大门，在后来的时光中批租出去二三百块大小不等的土地，赢得了几百亿美金的资金，为她实现更阔大的雄心和更醉人的梦想在推进器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发生在虹桥地区的这次实验已经跨越了两个十年，今天，当它基本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知道，上海的这次“海派建筑”的巨量实验真的获益非浅。也就是说，在上海西部展开的这组高层、超高层建筑群，以不同的空间序列、不同的建筑风格丰富了那一带的天际轮廓线，而且，它们直接地影响了上海后来规模更大的建筑文化实验，无论从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来说都是如此。此外，今天的人们都已充分地认识，规模无论多么巨大的建筑文化实验都不会仅仅取决于建筑师的天才和他们的美学观点。因为这种实验面对的不是一座朗香教堂，不是一个西塔里埃森，也不是一对如同世界贸易中心那样的伟大双塔，它要远远来得恢弘，远远更为浩瀚，巨量资金不仅影响着它们的发展而且决定着它们的生成。从这个角度上说，“海派建筑”在虹桥开发区的文化实验真正开始的日子是在邓小平与福特在美国的握手，只有当紫禁城开启了它那沉重的大门，虹桥开发区的建筑文化实验方有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当然，时代的解放并不能够替代建筑的审美，仅仅拥有资金也创造不出建筑的风格，“海派建筑”的文化实验自有它的逻辑。

第二节
你争我夺的高度

像这个城市在整部当代史中表现出的那样，在新泾乡这个地块上，城市依然不可遏止地渴望着上冲、攀升和登高，渴望着如同路易·沙利文所说的那样“自豪而自由的飞翔”，这是她内心的秘密和心灵的呼喊。因此，当我们回首往事，我们会发现这么一点，高度的竞争竟是这次伟大的建筑文化实验的一个隐含主题，尽管，甚至实验者自己也没有清晰地意识这一点。

我从1988年开始。

这个年份，一座叫作“虹桥宾馆”的建筑落成于这个地块上，它也可以说是整个虹桥开发区的第一幢建筑。以后，由于在这幢建筑的30层中产生了“卡萨布兰卡”这样一个暧昧空间，由于这个空间中出没的男女对上海亚文化社会的强烈影响，这个建筑因此对上海非主流生活方式的蜕变起到了它的设计师也无法想象的作用，但这是后话。此刻，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是它的高度：31层，102米，刚好越过超高层标准线。它的体量也足以让人兴奋：731间客房，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988年的某天，当虹桥宾馆以它庞大的体量和入云的高度划破昔日新泾乡的村民而今是开发区的成员们的眼帘时，这些人们纷纷显出了惊诧的神色，在他们已有的记忆中，哪里有过如此庞大的建筑啊。

他们注定还要吃惊。一年后，即1989年，虹桥开发区中第二幢摩天大楼巍然耸峙了起来，它就是新虹桥大厦。尽管23层高度不足以“威胁”虹桥宾馆，但95米的等高线却还是让从前的“村民们”暗暗称奇。

虹桥宾馆依然保持着它的至尊者地位，直到1990年，它的霸主地位方被打破，征服者是银河宾馆，它高出虹桥宾馆3米。105米高的银河宾馆与虹桥宾馆并肩而立，这两幢高度、体量基本不相上下的四星级宾馆宛如卫士般地扼守在延安西路与中山西路相交的要道上。银河宾馆没有想到它的霸主地位竟是如此地脆弱，少顷便被同年度诞生的高达124米的扬子江大酒店所取代，但它何曾想到扬子江大酒店笑得也是如此短暂，下一个年度，也就是1991年，国贸中心以其无可争议的实力将虹桥开发区的高度皇冠抓在了手中，并牢牢地不再放松。

140米，这就是国贸中心在1991年虹桥开发区的天空下填写的纪录，一个让邬达克先生知道了也要羡慕不已的纪录。它的体量也让人惊叹不已：9万平方米。这个“巨无霸”其时打定主意要在虹桥开发区中建立它的无人能够撼动的至尊者地位。

接着发生的事实果然让国贸中心如愿以偿。锦明大厦以99米的高度与超高层建筑擦肩而过，这样它就没有任何权利向国贸中心扔出“白手套”。

太平洋大酒店作为一个五星级的宾馆有着它在虹桥开发区中的特殊地位，它的6.7万平方米的建筑体量也值得人们脱帽致敬，但谈到高度，100.5米虽然超过了超高层的最低线，但以这个最低线挑战国贸中心缺了不止一口气。

随后是106.2米的协泰中心和102.2米的金桥大厦，它们与国贸中心在高度上的差距无需多说，国贸中心依然是1988年至1993年整个开发区在高层与超高层实验上收获的一枚最大果子。

1995年。虹桥开发区又诞生了三幢建筑，两幢没有进入超高层，一幢勉强地越过了超高层的最低线。它们是立面非常雅致、95米高的丽晶大厦，气势颇为雄伟、92米高的太阳广场双塔，以及因其奇妙的屋顶构架而让人们为之着迷的、102米高的钟盛大厦。显然，它们中没有一幢高度可以突破国贸中心在1991年创下的纪录，换句话说，国贸中心在高度的霸主位子上已整整坐了五年。显而易见的是，它还要在这个位子上长久地坐下去。1996年，虹桥开发区在高层建筑上再次收获的两枚果子证明了这一点：70米高的新世纪广场和98.5米高的东方国际大厦。其中的新世纪广场以其弧形板式造型使虹桥开发区多了一幢标志性建筑，但这并不能有助于推翻国贸中心在虹桥开发区中的高度统治。

在高层和超高层的意义上，虹桥开发区在1997、1998两年中没有任何收获，你可以将此理解成它确实无所作为了，也可以将此理解成它正积聚着新的能量，正为新的“自豪而自由的飞翔”作着准备。后一种理解是正确的。

1999年，高达131.40米的世贸商城在虹桥开发区的北端耸立而起，尽管它与国贸中心还有8.6米的差距，但它庞大的、两倍多国贸中心的体量使得人们意识到虹桥开发区即将迎来它的又一个生命冲动期。

同年度诞生的天宇中心，果然以140米的高度平了自1991年以来国贸中心在虹桥开发区创立的高度纪录，而万都大厦则以210米的高度对一切作了终结，既终结了国贸中心也终结了天宇中心，新的、后来的竞争都得留到下一个世纪去了。

1988年，虹桥开发区以102.5米高的虹桥宾馆开始了走向天空的征服者旅程，1999年，210米高的万都大厦对这次征服者旅程暂时作了一个终结。事实是这样的，用了11年的时间，虹桥开发区上升了107.5米，间接地，它将上海的梦想和欲望也上升了107.5米。虽说，对每一个具体的建筑师来说，他在设计虹桥开发区的具体一幢高层建筑或超高层建筑时或许并没有怀着明显的夺取高度皇冠的野心，甚至有可能还不具备这样的意识，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上海有着这样的雄心、这样的抱负；重要的是，虹桥有着这样的野心、这样的欲望，因此，就像老卡尔所说的那样，即使没有拿破仑·波拿巴，法国也会找到她大革命的代言人。在虹桥开发区也是如此，即使没有一个建筑师明确着个人对天空的征服者使命，但这个地块的内在要求也会逼迫着他们进入征服者的旅程，下意识地在天空中用钢、玻璃、大理石垒起一座座人间天堂。

第三节
多样单一的风格

当一座城市将高度追逐作为她的主要梦想时，这说明这座城市有着最为旺盛的血气和最为磅礴的能量，然而，假如她没有或者无法表达出对美的领悟、感觉和创造，那么，这座高高在上的城市依然是贫瘠而单薄的，简陋而乏味的。

在虹桥开发区，除了11年中的向上飞翔，她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以称道呢？换句话说，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希冀、幻想来到这个地块的中西建筑师们，当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之手将房子一层一层地垒到胡夫们在公元3000年前就梦寐以求的那个天堂般高度时，他们另一只魔幻之手又在做些什么？

可以将虹桥开发区在建筑审美的实验分为两个时期。

最初时候，建筑师们在虹桥施展的身手还是被正统的现代主义风格所束缚，当然，这句话也可以表述为他们表现了最为纯正的现代主义风格，从1988年竣工的虹桥宾馆到1995年落成的太阳广场，可以说莫不如此。

这与我们城市正逐渐地向世界打开她的大门、逐渐地引入世界建筑美学资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只要想想上海宾馆、联谊大厦、瑞金大厦等等高层建筑是怎样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中后期崛起于上海并神采飞扬地阐释着密斯·凡·德·罗的玻璃盒子的美学观念，你就不难理解发生在虹桥的一切。

这个时期，1991年诞生的国贸中心有着特别重要的指代作用，并不是它那140米的超高层纪录，而是它的风格，那种密斯式风格。

矩形的平面。蓝色的反射玻璃幕墙。齐平的屋顶。这幢体量庞大的建筑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丝毫没有。唯有密斯钟爱的大片玻璃将虹桥开发区的景致一一收在它的镜面里。自它以后，在虹桥开发区就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纯正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也只有它在1991年捍卫了现代主义风格的纯净性。

不过，发生在虹桥开发区中的“海派建筑”的事实是一次空间样式的文化实验，假如这个实验仅仅只是为了证明一种风格和一种美学观点，那么，就用不着“实验”这个词了。这样，我们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国贸中心，更多的建筑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作着它们各自的理解。

*　这幢超高层的顶楼曾有过让人感慨万千的“卡萨布兰卡”

*　“银河宾馆”是虹桥开发区最早的实验样品

*　谁会忽略“扬子江大酒店”的现代主义品味

*　虹桥开发区再也不复当年那番乡土面貌

*　纯正的密斯式风格的“国贸中心”

*　形体如此流畅的“太平洋大酒店”

*　“新世纪广场”正处虹桥开发区的心脏地带

*　“万都大厦”终结了虹桥开发区的高度之争

*　拥有庞大体量的世贸商城

从“新世纪广场”的门洞看蓝得让人心碎的天　*

*　不可思议的“万都高度”

虹桥宾馆的平面为曲面三角形，银河宾馆也是如此，这使得它们的造型多了一点生动和活泼，少了一点规整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呆板和单调。

扬子江大酒店的平面呈现扁十字形，从25层起自东南往西北逐层收进，形成陡峭的斜坡塔顶。用一句更为通俗的话是“整个房子被斜斜地削了一大刀”。就像上两年在南京路出现的华东电力大楼一样，这种处理方法对人们的视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纯正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因此也得到了一些修正。

太平洋大酒店也是如此。它的变化在于平面为弧形板式，避免了纯板式造型的千篇一律，使这幢超高层建筑增添了几丝柔和情调。

至于新虹桥大厦、锦明大厦、协泰中心、金桥大厦和太阳广场等建筑，尽管走的是比较规整的现代主义线路，但其中协泰中心、锦明大厦对立面的处理，也有着超越了全玻璃幕墙的新颖和丰富，尽管这种立面给人的感受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它们失之于繁琐。

到了1995年，当虹桥开发区中收获了仲盛大厦和新世纪广场后，我们立刻能够感受到渴望变化的建筑师的一次实践，这可以看成是虹桥建筑文化实验中的第二个时期。

由3600万美金堆砌起来的仲盛大厦是一幢办公大楼，令人们产生悦目印象的不只是它对立面的处理：以玻璃为主的虚墙面与以大理石为主的实墙面构成了和谐的对比关系，其中直通的实墙使得整幢建筑有着一种向上升腾的感觉，并且由于那屋顶上的高高构架的缘故，仲盛大厦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人们在超高层密集的虹桥地区记住了。如果此刻是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那么，这个构架就不容怀疑地亵渎了纯正的现代主义，它将遭到现代主义建筑美学卫道士们的攻击。当时光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一切就变得可以理解，这个构架不过是现代主义建筑美学在虹桥地区的一次新的实践而已。

新世纪广场也是这样一次实践。这个建筑与太平洋宾馆如出一辙的是弧形板式平面，不同的是它的中央有着12层高的巨型门式空洞，底部有着高高的廊柱，而立面上的处理也是非常地繁复。这是一个带有明显的欧洲古典建筑语言要素的建筑，某种意义上，它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虽说我们对它的暗喻性不得而知，对它文脉的来源同样也迷惑不解。这个建筑令我们深感兴趣的另一个理由是，在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第二任总经理孔庆忠的干预下，将原有的规划作了修改，使得新世纪广场能够怀抱着一个将近1万平方米的半圆形广场，以逼仄而出名的虹桥开发区而今也有了一个开敞的空间，围绕着这个广场的建筑产生了一种优美的空间序列，令人非常愉悦。

在新世纪广场之后，虹桥地区建筑师的又一次建筑文化实验是世贸商城。

这个高为131.40米的建筑，真正吸引人们的不是它最西端塔楼的高度，而是它那无与伦比的体量。2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仅在虹桥开发区成了龙头老大，而且也成了上海屈指可数的大体量建筑。风格是现代主义的，有规则的方窗在建筑立面上显示了沉稳的节奏和韵律，此外，对大面积玻璃幕墙的拒绝亦是建筑师个人的一种想法。问题在于这个怪兽实在过于庞大，某种意义上，它如同西萨·佩里的“蓝鲸”（太平洋设计中心），欠缺的是它没有“蓝鲸”那样一个怪异的体形，这使得它的巨大体量无法获得适度消解，也使得它与整个虹桥开发区的轻巧、薄削的建筑风格产生了对抗。

在1999年诞生的天宇中心和万都大厦有着仲盛大厦相同的美学趣味，这种美学趣味很明显地与早期的虹桥高层、超高层建筑有着差别，这不仅指的是在万都大厦上我们共同看见了伟大的KPF对这座城市的覆盖之势：那在高塔顶上的两根KPF式的旗杆；这还指的是在万都大厦、天宇中心的造型上，有着早期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所没有的东西：万都大厦建筑形体中的不断退进以及立面上虚实墙面的变化、天宇中心造型中积极汲取的古典主义建筑语言以及它的直通的实墙面与隔断的虚墙面所造成的反差，都给今天的人们以更强烈的视觉冲击。

11年间，当虹桥地区的高层实验以210米这个物理性的数字作为终结时，在建筑风格上，她的实验却难以一言以蔽之。从风格上说，现代主义毫无异议地是这个地域中的主流风格，当然，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即使在主流风格中也有着或明显或隐约或重大或轻微的差别，丰富的建筑语汇正进入这个地区，它们中有的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年代，有的发生于非常陌生的文化中，它们使得这次实验变得多样而丰富，是单一的多样和丰富。

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非常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不是查尔斯·摩尔那种玩世不恭的后现代主义，也不是格雷夫斯那种云诡波谲的后现代主义，对虹桥开发区来说，这些后现代主义她远远消受不起。然而，即使是菲力普·约翰逊那种严以律己的后现代主义也基本影踪全无。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寻找到高技主义风格的建筑，不管是皮阿诺、罗杰斯在1978年巴黎创造的高技主义还是福斯特于1984年在香港创造的高技主义，在这里我们寻找不到它们的影踪，尽管我们曾经企望过。至于解构主义，至于贝尼希、埃森曼、盖里、屈米这样的解构主义大师对这个地块哪怕是最为有限的影响，我们都无法谈及。

让我重复一遍，是单一的多样。但对19年前这里基本还是农田一块的虹桥地区来说，单一的多样不已经是一种伟大的变化了吗？

第四节
不事声张的日夜生活

还有一种实验也在虹桥这个地域的一些“海派建筑”中意味深长地进行，我将这种实验称之为“虹桥日空间实验”与“虹桥夜空间实验”，让我先说“虹桥日空间实验”。

1994年3月26日，对虹桥开发区来说有着另外一番的特殊意味，就是这一天，体量不大但造型很是奇特的虹桥友谊商城在遵义路6号地块上落成了。

仅就高度而言，虹桥友谊商城没有更多东西可说，它既不是高层，更不是超高层，而在它的对面，是经过修正了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扬子江大酒店，124米超高层不动声色地俯视着虹桥友谊商城；而在它的侧面，是现代主义风格的太平洋酒店，100.4米的高度让虹桥友谊商城仰天长叹。然而，在虹桥开发区，高度说明的只是“海派建筑”的一种属性，物理属性，而相对完美的“海派建筑”应该有着多种属性，其中之一便是始终洋溢着生活气息，能够被后来的历史深刻记取、深刻回忆的气息。“海派建筑”虹桥友谊商城做到了这一点，譬如它的中堂咖啡厅。

这是约翰·波特曼关于共享理论在这个空间的完美翻版。1994年3月26日之前，整个虹桥开发区已经产生的高层或超高层建筑中还没有过这样一个高敞、明亮、开阔、美仑美奂的中堂空间，在不同楼层走动的男女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堂咖啡厅中正发生着的城市生活，而在中堂咖啡厅中享受着新上海感觉的男女亦可以观察那些在虹桥友谊商城的不同楼层中走动的男女，判断他们究竟是过路客人还是购物狂人？1994年的那些让人说不完、道不明的日子里，目击者王唯铭怀着对“新海派建筑”的敬畏之情，怀着对新上海生活的战栗之情而时常出现在虹桥友谊商城的咖啡厅一边。目击者王唯铭发现，那些气定神闲地坐在中堂咖啡厅的男女洋人、上海新贵，他们常常一边呷着香味浓郁的巴西咖啡，一边则饶有兴味地打量着高高的头顶上方，那用大块玻璃镶拼而成的中堂天花板。假如刚好是雨天，或者是暴雨天，他们目不转睛地观看着雨点击打六层楼高玻璃屋顶的情景，让人们由衷地感谢伟大的约翰·波特曼先生对共享空间的创意，感谢1994年的上海竟然有着这样一个美妙无比的中堂咖啡厅，使得上海时尚的、有些奢侈的新生活得以在一个空间中铺展开来。

2007年2月14日，一个因了西方情人节而被东方上海男女日益重视的日子，我来到虹桥友谊商城，我发现这个用1800万美金精心打造而成的上海超级购物空间又有了深刻的改变，它的二楼，世界一线品牌已经完美地占领，它们是ARMANI collezioni、Calvin Klein、Ermenegildo Zegna、DUNHILL、BOSS、KENZO、GIVENCHY、VERSACE、LANVIN等等等等；它的底楼南区，亦被CHANEL、Elizabeth Arden、ESTEE LAUDER、CD、LANCOME、BEAUTE de KOSE、Sisley、AUPRES、SHISEIDO这些我们城市尖峰女子一生的迷恋之物、迷恋之品牌所占据，与1994年比照，一楼南区的品牌已大幅度刷新，只有一点是13年以来始终如一的：当你漫步在这个区域，你的周身都会幽幽地弥散开来一股极其好闻的香氛，它们让你神思恍惚，让你情绪迷离。毫无疑问，它们也一定能让一个从古北新区罗马花园中走来的上海女子在这样的香氛中慵懒地舒展开她的身心。

中堂咖啡厅似乎依然故我，其实也不尽然，新的装潢风格已经取代了13年前的那番风格，与13年以前相比，落座在咖啡厅沙发上的男女比例，本城男女与异域老外几乎平分了秋色，这自然说明了这座城市的伟大变化。在那些呷着“蓝山咖啡”或“卡巴基诺咖啡”的男女中间，我仿佛看到了13年前出没在这个空间的某个女子，尽管，她的额头和眼角间已然有着一些细密的皱纹，曾经的时尚开始老去，曾经的青春开始烂熟，但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些男女中间，我同样看见更自由、更奔放、更无拘无束的生命正在“蓝山咖啡”或“卡巴基诺咖啡”的香氛之间开始新的尖峰生活。

这就是发生在虹桥友谊商城这个城市新空间中的“虹桥日空间生活实验”，或者说，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上海时尚生活。

接着我要谈及的是“虹桥夜空间实验”，开讲之前，先来认识这两个人：单霞与冯嵘嵘。

娇小玲珑的单霞有着女人的众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那股特别的女人味，这股特别的女人味使得单霞的男友始终为之神思恍惚、心神不宁。1999年情人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单霞和她的男友的关系已由初恋时的相互折磨进入到热恋时的如胶似漆，单霞的男友因此问她希望到哪里去和“圣瓦伦丁”相会，从而纪念他们间已经真实存在的这份惊心动魄的恋情。单霞想了想，说出了一个地方：虹桥开发区的协泰中心上海滩夜总会。

单霞的男友不知道，早在单霞十七八岁的时候，通过大众媒体的闪烁其辞，她就隐隐约约地知道在遥远的上海西北部，一个叫作虹桥开发区的地方有个上海滩夜总会。每个夜晚，当她居住的吴淞地区陷于令她十分绝望的漆黑一片时，在那里却展开着豪华、奢侈的场面以及光鲜无比的上流社会的种种作派。她清晰地记得，1992年情人节，虹桥地区“梦上海”夜总会个人消费是888元FEC，一个夜晚，888FEC啊，在自己潮湿的被子里，她想象着“梦上海”中灿烂无比的一切，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悄悄地哭泣着。从此，一种渴望执拗地驻扎在她的心头，如有可能，她一定也要进入“梦上海”、进入“上海滩”，她要拥有一个真正的夜晚，过一种真正属于她的夜生活，从而获得她平凡无奇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那份贵夫人感受。

*　“虹桥友谊商城”的中堂咖啡厅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她的期待在六年之后方告实现。单霞男友带领着她前往她的梦想之地，度过了1999年的圣瓦伦丁节，然而，那个夜晚结束的时候，她却是带着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离开了这个空间，是这个空间没有像她梦境中那么美妙吗？还是，她已经有些老了从而没有了当年对生活的那种激情？

与此同时，一个与单霞完全无关的人，也在1999年多雨的冬日晚上渴望着前往虹桥地区，与单霞稍有不同的是，他想去的地方不是“上海滩”，对像他这样一个月薪早已达到2000美金的上海高级白领来说，“上海滩”与虹桥地区其他曾经名噪一时的夜总会一样，早已成为一种历史遗迹，一个过时、落伍、不再有多少流行度的空间。他要去的是似乎永葆青春的“卡萨布兰卡”，那个躲藏在虹桥宾馆高耸的大理石、玻璃峭壁后面的神秘空间。

他叫冯嵘嵘，就职于一家英国老牌公司，专事于立顿红茶的市场推广，一个富有上海情调、上海品位的雅皮士。在这个冬雨连绵的夜晚，冯先生之所以想起虹桥宾馆的“卡萨布兰卡”，其一，一个跨国的立顿红茶商业会议正在上海召开，来自全世界的推广老手们在紧张的业务活动之后，需要实地感受一下上海的开放度；其二，他个人差不多已玩遍了上海所有的娱乐空间，但不知为什么，偏偏漏掉了虹桥的“卡萨布兰卡”，而他从其他玩家的嘴里早就知道在那个地方有着令人最为沉醉的夜上海风景，这风景中包括了摇曳多姿的烛光和芳香袭人的气息。

冯先生带领着世界各地的推广老手如期而至“卡萨布兰卡”，那些见多识广的推广老手究竟在这些空间中各自获得了何许体会冯先生不得而知，就冯先生来说，他感觉有些扫兴，因为在这个空间中神出鬼没的上海小女人虽然个个都倾国倾城、沉鱼落雁，但她们如此生硬地逼迫顾客消费饮料和如此急切地暗示小费的姿态与优雅可人相去何止一千华里，这使得他对这个空间原先怀有的感觉荡然无存。

*　“金桥大厦”的立面十分耐看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怅然若失的单霞和兴味索然的冯嵘嵘，离开1999年的虹桥夜生活。有一点不会错，早些时候，年轻的上海人被虹桥开发区所吸引，因为在这个地域中产生着上海其他地区暂时还没有如此规模产生的夜生活，它们满足了他们内心中对豪华、奢侈、雅致、格调等等的焦灼渴望。某种意义上，这种非主流的“虹桥夜空间实验”划破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上海的沉沉黑夜，它关涉到其时上海的情感、格调、感官、美学和人性，由于种种原因，它只能以不事声张的方式出现，但却无可争议地影响了这个时期上海各阶层人们的生活。

第五节
此刻域外：城市这个容器

早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域外，人们对建筑便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单体建筑尽管依然有着它的地位（而且永远有着它的地位），但对建筑师、规划师来说，将所有的建筑组织到一个系统中，在这个庞大系统中产生新城市的伟大轮廓线变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在这个变化极其凶猛的年代，人们的视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他们有着过去时代的人们所不可能具备的审美宽度、广度和深度。一幢朗香教堂也许是美不胜收的，一幢古根汉姆博物馆也许是令人惊诧的，一幢西尔斯大厦也许是石破天惊的，但将朗香教堂、古根汉姆博物馆和西尔斯大厦组织在一个地域中，并让这些形态、历史、风格不同的建筑相互之间有着一种认同、一种默契，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抱负呢？是怎样的一种审美冲击呢？更主要的，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救赎呢？

1859年，正是这一年，当欧思曼先生执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关于大巴黎重建命令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就已显示了它最初的端倪。

这次重建使巴黎就此拥有了超越往常的干道、绿地和广场，使得巴黎在继承了19世纪初期拿破仑大帝的帝国式风格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壮丽的城市。当然，这次重建与后来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毫无关系。

人类应该永远记取的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英雄欧文在1817年提出的“新协和村”想法。这是对新城市最初的向往，也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最初挽救。尽管800人至1200人居住于一个村庄、每户人家都不要厨房而专设一个公共厨房、耕地面积每人为0.4亩平均分配劳动成果的方案是如此地不现实，但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欧文带着900名理想主义者从英国到达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并以15万美元购买了总面积12000公顷土地进行实践的举动，将血腥的、殖民气焰嚣张无度的19世纪作了一次良知上的平衡。作为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欧文痛切地悲伤着这个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他还激烈地鞭笞着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产生的不合理的秩序。

接着是霍华德和他的《明日的花园城市》。这是一个集人道主义和技术主义于一身的男子在19世纪对人类居住的空间发出的最深刻的思考，即使到了今天，人们还在分享这种思考。

霍华德的“明日的花园城市”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六条宽为36米的放射大道从圆心中放射出去，将城市划分作六个等分的面积。

市中心是一个占地面积为2.2公顷的圆形中心花园，花园周围是市政府、音乐厅、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和画廊之类的建筑，其外绕有一圈占地为58公顷的公园，公园四周又绕上一圈宽阔的向公园敞开的玻璃拱廊，以水晶宫的形式作商业、展览之用。

居住区位于水晶宫之外，有宽达130米的环状大道从中通过，其中央有宽阔的绿化地带。居住区外围则有工厂、仓库、市场、煤场、木材场和奶场等等，再外围则有农田、菜园、牧场、森林和休疗养所。

霍华德设想的“花园城市”全部人口只有32000人。60年以后，当上海建筑师汪定曾以曹阳新村对霍华德的构想作了响应时，他们两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低密度。而英国政府对她臣民的构想当下就作了响应：1903年和1919年分别在莱奇华斯、维林两地建成了“花园城市”。

西班亚人苏里亚·伊·马泰则以他的“带形城市”的构想对19世纪关于城市形态的种种想法作了一个终结。他直截了当地认为霍华德等设想的从核心部分向外一圈圈扩展的城市形态已经过时，这只会使城市更加拥挤、更加恶化。他认为城市发展应依赖交通运输线成带状延伸，使城市既接近自然又有利交通。他在马德里实践着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在20世纪对城市分散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进入20世纪，尽管社会不断地进步，经济不断地发展，科技不断地前进，但在某些人们的眼里，世界城市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是日益地恶劣。莱特以《不可救药的城市》表达了他始终不随波逐流的观点；舍特则以《我们的城市能否存在》流露了悲观主义的看法，城市迫切地需要拯救，需要清理，不这样，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垃圾场，而居住于中的人们都将窒息而死。

这个时期，英国的哈罗新城、瑞典的魏林比新城、芬兰的塔皮奥拉新城、印度的昌加迪尔新城和巴西的巴西利亚新城都是对这些悲观主义的回答。有必要对昌加迪尔多说上几句，因为它的设计者便是令这个世界始终迷惑不解的勒·科布西埃。

面积为3600公顷，规划人口为50万。勒·科布西埃用生物体象征城市形态的构思，对昌加迪尔的设计作了现代主义的理解。而在这座崭新的城市中留下的昌加迪尔行政中心议会大厦等建筑，则以它们对钢筋混凝土这种50年代最为风行的材料的特殊表现和在巨大、笨重的“塑性造型”中牵引而出的那股粗鲁的诗意而令一些人赞叹不已。尽管，当昌加迪尔建成之后，包括印度在内的人们对这座新城颇多非议，认为它过于强调规整、逻辑、秩序的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理念实则是对人性、人情的压抑，尽管“CIAM小组10”也曾公开地挑战过昌加迪尔，但这座新城仍以它的方式对50年代人类居住状况作了一次情真意切的呼吁。

也许还得谈一下巴西新城巴西利亚。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你可以将巴西天才（在中国，他使得上海图书馆的设计者张皆正赞叹不已）尼迈亚创作的三权广场看成是人类对正义、大道、公理的永恒呼吁：那一正一反的两个穹顶是如此壮丽地表达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人生而有之的权利尊重，而那两片薄薄的、相向而立的高楼则以十分严峻的神情传递了对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世界的敬意。而在建筑的意义上，三权广场呈现出来的正与反、方与圆、高与底、横与直等等几何形体的组合方式，不但表现了伟大建筑应有的矛盾性，而且还表达了那种无需任何过渡的直截了当的现代美感。有趣的是，巴西利亚同样也遭到了“CIAM小组10”的反对，反对者的理由依然是这些：工业化时代的机械模式，过于追求形式导致对经济、文化和传统的漠视，被伟大的纪念性空间压制的是人的基本欲望和情感。

随后，我们在这个时期还看见了美国规划建筑师戈特曼对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直至华盛顿巨型城市综合体的研究；前苏联对她伟大的首都，那使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波拿巴束手无策、使20世纪最偏执的狂徒阿道夫·希特勒心惊胆战的莫斯科进行改造的规划；以及从战后的沮丧中彻底地站起，此刻正雄心勃勃地腾飞的日本：新宿副中心的改造、筑波科学城的创意和鹿岛新工业区的重量级推出。

此外，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提出的东京海湾规划方案、美国建筑师富勒设想的海上城市，以及美国建筑师弗里德曼想象的空间城市、英国阿基格拉姆派的插入式城市，都以各自的想象对未来城市结构作出自己的解释，从而以另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加入到如何拯救我们这个世界的行列中。

这所有的一切跨越了两个世纪，跨越了许多的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竟富有象征性地停留在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人类对城市这个容器、这种结构最初生发出兴趣的地方，那就是巴黎，巴黎的第二十一区，德方斯。

仿佛，这是一种历史宿命，然而，又有谁敢说德方斯是一个终结呢？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时光中，中国上海不也开始了她对城市结构的整体把握和超凡实验吗？

先是虹桥开发区，随后是陆家嘴中心区。

第十一章　墙顶风云越发激荡

第一节
五个不同凡响的方案

浦东陆家嘴中心区。

在地理概念上，它指的是黄浦江以东以南、浦东南路以西、东昌路以北的1.7平方公里的地块。在另外一个指称中，它被叫作“小陆家嘴”。1993年，这里有着16945户人家、49234个男女以及数十家中小型工厂和一个与50年代生人深情脉脉的浦东公园。对这些人家、工厂、公园来说，它们或许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对上海乃至中国来说，这些价值就不值一提。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地想象到，当年的沙逊先生在他“帝国”的制高点上无意地瞭望一江之隔的对岸，他心中有着的只是一份漠然的感受，而对于在“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中运筹帷幄的西方大班们，对岸那片土地依然唤不起他们的任何感想。从1843年11月17日以来的上海历史中，这个地域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一切都变化了，一切。

在中国向世界打开它一度神秘莫测的大门之后，在甚嚣尘上的“太平洋世纪”的鼓吹声中，在世界城市由大城市向大城市群、大城市带发展的这一大时代趋势中，并且，某些特大型城市在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这一历史时期由迅速发展的CBD（现代商务办公中心区网络）作为自我新标识的过程中，陆家嘴地区注入了被历史关注的众多元素。

在这块面积为1.7平方公里的地域上，将有200亿左右的美金注入，将营造起69幢极大多数为超高层建筑，建筑面积为420万平方米。这些超高层中有着421米高的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和492米高的世界第二高楼环球大厦，后者不仅压倒了SOM在芝加哥创造的442米高的“西尔斯奇迹”，也吞噬了西萨·佩里在马来西亚催生的460米高的双子星塔。这幢世界第二的超高层建筑的设计由享誉世界的美国KPF设计事务所承担，大厦地上101层，总面积约37.73万平方米，建成后总高度492米。但一切远末结束，在制定于1993年的陆家嘴中心区发展规划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曾经预想过建造三座超级高塔建筑，这三幢超高层建筑的定位各不相同，一幢代表中国、一幢代表亚洲、一幢则代表世界。具体而言，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代表着中国；世界第二高楼环球大厦代表着亚洲，而将在陆家嘴Z3－2地块上出现的700米高的这幢超高层建筑则代表着整个世界。

*　在过去与今天之间是无限透明的蓝色未来

*　只有这个建筑还在叙述中央绿地的过往岁月

*　从“金茂咖啡厅”鸟瞰陆家嘴中央绿地

如果将陆家嘴中心区与虹桥开发区作一个比较，你立刻便会发现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别：投资金额是后者的10倍；建筑总面积是后者的三倍；建筑高度则是后者的1倍。而假如将她与法国的德方斯相比，她的地域宽度尽管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强，但建筑体量却与后者基本持平：420万平方米对470万平方米。

无论是雄浑的体量还是多样的风格抑或超常的尺度，全都洗刷了这个地区当年在上海默默无名的纪录，而成为今日中国的骄傲和今日世界关注的焦点，这样的“海派建筑”的文化实验岂是言语所能描绘？

时间很早，非常非常的早。

1986年。

当虹桥地域中第一幢超高层建筑虹桥宾馆再过一年就将冲天而起；而再过两年，斯普瑞克森的德方斯大拱门也将雍容大度地镇守在巴黎第二十一区的终端，这时，在上海，在绝大多数上海市民尚无知觉的时候，一个对上海有着重要意义的行动也在悄悄地进行，那就是由上海有关方面提出的《陆家嘴地区规划》。这个规划第一次勾勒了后来的陆家嘴中心区，有两点尤其重要：第一，它在中国大陆的范围内首先提出了上海CBD使用性质；第二，1.7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发240万平方米的建筑。

随后是1987年。中法联合提出了一个方案，它进一步地确认了陆家嘴中心区开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地逼近了今天陆家嘴地域已发生的现实。

到了1990年。随着上海与世界的沟通不断地加深，随着浦东开发在世界某一部分所引起的剧烈反响，它们共同形成的“开发压力”导致了人们对陆家嘴地区建筑面积的认识由原先的240万平方米提升到了这时的370万平方米。为此，上海规划院、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各编制了两个方案响应这种“开发压力”，其中规划院编制的《陆家嘴中心区调整规划》经上海市政府审批同意实施。

接着，到了我们这一节的主题：5个不同凡响的方案。

它的背景来自于1990年12月，上海市政府组织浦东新区总体规划评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专家们议论纷纷，其中的一个焦点集中在国际咨询上。对此，其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决定：对陆家嘴这样一块世界关注的地块，它的规划建设要按国际惯例，集中国际智慧，展开国际招标或国际竞赛。次年，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访问欧洲并与法国政府装备部长贝松签署协议，由法国装备部经济与国际事务局、大巴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德方斯地区公共建筑整治局组成“法国支援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把吸收国际专家参与陆家嘴中心城区规划设计的构思付诸实施。

1992年11月，在上海国贸中心会议厅，一个被称作“上海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高级顾问委员会会议”在此召开，英国的罗杰斯、法国的贝罗、日本的伊东丰雄、意大利的福克萨斯和上海的联合小组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那时，上海的大部分市民依然无知于CBD这个复杂的概念，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被陆家嘴地区那正在施工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所吸引，他们意识到在这个过去只有浦东公园与之有着联系的地块上，一些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这些重要的事情也许无关乎他们每日的衣食住行，但却绝对地有关于他们作为市民的那份城市感受。

下面，我们将稍微详尽地介绍这5个设计方案。

以创造了骇世惊俗的蓬皮杜文化中心而使得世界真正地认识“高技主义风格”的罗杰斯，他对未来的陆家嘴中心区作了如此的规划：整体为圆形，中心是块很大的广场绿地和水池。建筑物从高到低、从圆周向江边梯度而下。放射形的道路网络把圆圈划分为12个等分。在专家们的眼里，这个方案体系完整，既富古典形式（它有着古罗马角斗场的暗喻），又考虑到现代生活对水、绿、光照的要求，建筑物排列严谨有序，中心留下的空间以及水、绿布局，与建筑物一起形成了良好的景观体系，极具浪漫主义幻想。

以设计巴黎新图书馆而在法国闻名的贝罗，他为上海带来的是一个极具刺激性的方案：沿着黄浦江的两翼，建造一条呈直角形布局的超高层建筑带。他的意图是这些高不可攀的摩天大楼隔着黄浦江与外滩一线的楼房作着对话，从而完成着上海20世纪30年代与世纪末上海的一次深刻呼应。推而广之，是20世纪与21世纪的一次交谈。

专家们当然感受到贝罗对历史、文脉的法国式尊重，他们也看到了这个方案的现实策略：先建设沿江、后发展腹地，呈现直角形的超高层建筑带占去这个地域设定的400万平方米建筑总量的65％，更多的空地留给了未来。

作为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推崇者，日本的伊东丰雄在上海拿出的方案最大特点，就是对信息社会的一次全面预言。具体来说，总体规划形态上是一批条形码，即五条功能各异的建筑带，而它们的组合又恰似一方集成电路。他对这个地域的交通网络的设计更是超现实主义的：把全部的交通设施，从地铁到轻轨到立交到人行道，全都置于一个平台之下，形成一个负26米、共5层的地下交通网。由此可见伊东丰雄的阔大沉雄的意图：要将上海这个地域带进信息社会。

接着是意大利的福克萨斯。在所有来自异域设计师的方案中，福克萨斯的方案或许是最具上海本土色彩了。他充分地借鉴了中国古城的形制，以一个类似于上海老城区的椭圆形的“城中城”造型体现在陆家嘴地域上，并且，他还构思了一条弯弯曲曲河流在中心地带蜿蜒穿行，那形状颇似中国古文化中的“太极图”。

在福克萨斯之后，便是上海联合小组提出的方案。这个方案最为明显的优点是与上海已有的实情结合得很好，特别地强调了东西向轴线功能和发展潜力。也就是说，陆家嘴中心区的东西向轴，既是整个浦东新区的主要发展轴，更是上海从虹桥机场至外滩发展的中心轴的向东延伸。

5个方案各有自己的精彩之处，但最后的结果正如高技主义风格的集大成者罗杰斯所说：任何一个方案用于实施都会是一个灾难。因为5个方案各有不可克服的毛病：罗杰斯方案过于强调整体的完美和谐，留给建筑单体的自由度太小，此外，向心力太强的环形结构，给今后向外发展留下的余地太小；贝罗方案直角形高层建筑群的走势与黄浦江河湾的形状不太和谐，过于高耸的摩天楼同时显出了吞噬浦西外滩建筑群的态势，使得曾是上海建筑最为精彩的这一部分陷于严重的压抑境地中，最后，已经建成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将被淹没在这个直角的交汇点上；伊东丰雄的方案尽管设想极其大胆，但如要满足这样的设想需要巨额资金，即使最为发达的国家实施这样的方案还要大大地出把汗，更别说目下的中国上海了；福克萨斯的方案明显地可以看出现代气息不浓，建筑密度尽管很大但建筑层次不高，无法满足上海向上攀升的欲望。一个明智的办法是对所有的方案进行合并，随后产生一个集中5个方案精华的方案。1993年1月，深化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其时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任小组组长。到了同年度的12月，一个集中了中外建筑专家思想精华的优化方案被上海市政府批准实施。

在这个方案中，非常有必要一提的是电视塔的高度由原定的565米改到了如今的460米；而核心三塔的高度在方案中分别控制为88层320米、96层340米和100层360米。但一个迅猛发展的上海显然不能满足自己停留在这样的高度上，当核心三塔中的第一个落成时，它遵守了方案中88层的规定，但那高度已将96层都大大地超越了：421米，世界第三高度。

上海已经初试身手，在合并方案出台之前；上海更将大显身手，在合并方案出台之后。在东方的这个地域，上海不仅坚定了她呼应德方斯的建筑文化实验的想法，她还梦想着能在20世纪末的天空中“优美而自豪地飞翔”，摘取世界超高层建筑的皇冠。

第二节
摩肩接踵的超高层

在陆家嘴中心区“海派建筑”的文化实验中，对高度的追逐毫无疑问地依然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重大主题，某种意义上，还没有一个地域（哪怕是虹桥地区）能如此强烈地显示着上海的冲天欲望，渴望着获取人类自法老时代就萌生而出的登天的权杖，从而对这个世界证明上海的活力，那种不可遏止的活力。但有趣的是，在这一次超高层实验中，这个地域中落成的第一幢建筑是高度仅为86米的银都大厦。

当然，考虑到它的落成之日（1995年）也正是恢弘的陆家嘴中心区超高层建筑启动之时，以一幢86米的建筑开始空间的征服之路，这倒也应了风靡中国普罗大众的一句股市行话：低开高走。

果然，当银都大厦落成不久，就在同一年度，一幢平面为方与圆组合的建筑在它不远的地方直插云天。与银都大厦不同的是，这是一幢没有裙房的建筑，顶部以不同几何体块组合而成的构架亦显示了陆家嘴中心区未来建筑的基本美学趣味，由于立面上作着玻璃幕墙与金属幕墙相间的处理，这使得这幢建筑仿佛一块璀灿的水晶石，而它的158米的高度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未来的陆家嘴中心区将是超高层建筑的天下，它就是158米高的上海招商局大厦。

从86米到158米，陆家嘴中心区刹那之间上升一个数量级，但好戏还刚刚开了头。

1996年，陆家嘴中心区收获了一幢有相当美学价值的建筑，它就是上海证券大厦。作为超高层，它的110米高度对后来落成于陆家嘴中心区众多建筑来说或许并无出奇不意之处，但它那矩形门式外露钢框结构在这个区域中却是独一无二的，稍后，我还将谈及这幢有意思的建筑。

下个年度，陆家嘴中心区好戏连台，有那么多的超高层建筑以自己风格各异的顶部争先恐后地直窜浦东上空，它们急切的模样使上海显出了前所未有的喧嚣。

新上海国际大厦。这幢建筑的主体部分是浅绿色、底反射、防紫外线的双层涂膜中空玻璃幕墙，借助于一个功能性的符号——倒锥形的直升机停机坪——使得它的头部具有了特别的意味，人们也因了这个特殊符号而特别地记取了它。当然，更值得记取的地方则是它的高度：168米。新上海国际大厦比上海招商局大厦又高了10米，同理，陆家嘴中心区又向天空攀升了10米。

建设大厦。这个建筑试图通过四片密集的框架创造一种新的高技派语言，而有力的垂直线条则加强了建筑的高耸感。对陆家嘴中心区来说，它的高度虽说不具有更大的意义，但也有着足够让人振奋的意味：163.2米。

*　在中央绿地一边的超高层建筑

*　这样写意的景色在中央绿地触目皆是

上海物资大厦。这个立面上玻璃幕墙层层缩进、基座上则以厚重的花岗石作为装饰的建筑，高度是151米。在陆家嘴中心区，这个高度已逐渐地失去了它的惊奇感，但想到它差不多翻了邬达克先生在上海保持了半个世纪的高度纪录一番，谁又能轻描淡写它的高度呢？

在这个年度中奋力一击而最终突破新上海国际大厦高度的是世界金融大厦。这个平面呈椭圆形，立面以绿色玻璃、银色不锈钢和高级花岗石形成特殊韵律，楼顶则冠以皇冠造型的建筑，高度为170米。陆家嘴中心区又长高了2米。但这个纪录迅速就被刷新，临江而立、在建筑师构想中隐喻着航行在惊涛骇浪中巨轮的上海国际航运大厦，以200.8米使陆家嘴中心区暂时地停留在这个高度上，也暂时地终结了陆家嘴中心区在1997年的征服者之路。当然还要登攀，还要向上直冲，还要“自豪而自由地飞翔”，但这一些都要期待下一年度，期待以后的日子。

东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拉开了1998年陆家嘴中心区超高层飞翔的序幕。这幢造型相当朴素的建筑，带上了日本设计师所特有的精雕细刻成份，高度正好处于高层与超高层的临界点上：100米。

紧接着，上海森茂国际大厦与中国保险大厦对这个地域的超高层飞翔作了新的阐释。中国保险大厦有着非常丰富的形象。这种形象令你不由自主地想起福斯特在香港汇丰银行上展露的那一手，但它的高度也具有一种强烈的刺激性：147.8米。不幸的是，它的这个高度与上海森茂国际大厦相比，一下子失去了意义。203.4米高的上海森茂国际大厦的主体形象远远没有中国保险大厦层次丰富，但也不失日本建筑师所营造的那种精雅风格，一种源自“菊与刀”文化传统的美学风格。由于它的高度超过了上海国际航运大厦，陆家嘴中心区在1998年中比上一年度又长高了若干米。

但若论向上攀升的真正势能，若论陆家嘴中心区的高度实验，只要我们谈起1998年8月28日落成的金茂大厦，所有超高层竞争的说法就只能暂时地结束，因为在金茂大厦面前，这些说法都显得有些多余。

421米，这个数字由美国SOM毫不含糊地写在了中国上海浦东的这块地域上，这就如同另一个美国建筑天才西萨·佩里将460米的高度写在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天空上。当你将这个数字与虹桥地域的最高建筑万都中心相比，你知道，前者比后者差不多整整翻了一番。而当你将这个数字与世界超高层相比时，它也能够让上海沉醉一阵，除了460米高的马来西亚双子星塔和442米的芝加哥西尔斯大厦，金茂大厦甚至超过了雅马萨奇的412米高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塔。

陆家嘴中心区的高度飞翔远远没有结束。有一点是我们在过去的“飞翔”中确切无疑地获知的：陆家嘴中心区已建成的24幢建筑中，除了86米的银都大厦，可以说每幢都是超高层，这充分地说明了陆家嘴中心区的建筑实验在竖向尺度上的激情和欲望，这不仅是稍早时候开始的虹桥地域高层建筑实验所无法企及的，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遥远的德方斯建筑文化实验所无法企及的。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我们坚持的是一种肤浅而愚蠢的沙文主义，而是鉴于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小陆家嘴”这个地域，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紧傍着金茂大厦的身边，是KPF设计的环球大厦。它那492米的高度可以看成是人类通过6000年的漫长跋涉目下达到的又一制高点。在这样的角度和意义上，陆家嘴中心区不仅摘取了世界超高层建筑的皇冠，她还拥有了世界超高层建筑的权杖。让我再次强调一遍，在这样的角度和意义上，又有谁能比拟呢？

即使德方斯。

第三节
高技主义在上海露脸了

除了高度，还有风格，并且是较为多样的风格，在陆家嘴。

相比虹桥地域中的建筑，在小陆家嘴地域，我们几乎看不到像国贸中心那样纯正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

无论是银都大厦、上海招商局大厦，还是新上海国际大厦、上海国际航运大厦，它们的整体造型和细部处理都极大地超越了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律令和宗旨，显示了“革新”过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风貌。

在所有诞生于陆家嘴中心区的高层建筑中，银都大厦或许是形象最弱的一个，但撇开它那如同“太师椅”的造型不谈，仅就设计者努力地在传统的板式高层加裙房的形式中发现一种新的视觉要素，以及对这幢建筑的顶部作一种非现代主义的处理，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本土建筑师的良苦用心。

如果不看新上海国际大厦的顶部，它的建筑形体倒非常地符合正统现代主义的范型，然而，密斯和他的忠实门徒们是不会容忍加拿大P+H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对这个建筑所做的顶部处理，它那停机坪以倒锥形的形式耸立在空中，从而显示了他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对现代主义的超常理解。

也许，关善明建筑师楼（香港）有限公司设计的上海招商局大厦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有着更大的叛逆性。它的建筑形体不再是一种纯净的矩形或者正方形，而是由方形与圆形这两种不同的几何体构成，顶部的造型更是以方形与圆形两种几何体组合而成的构架而大大地超越了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所能承受的界限。

经由加拿大B+W班德国际工程集团公司的设计，上海国际航运大厦的建筑形体带上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况味，成了一条“巨轮”的暗喻：主楼临江面呈曲线形，比拟着涌起的波涛；旋转餐厅像指挥塔；顶部则有“桅杆”。此外，它的造型具有充分的差异性，没有现代主义建筑那种一望而知的干净利落。虽说，由于在这个建筑上我们还看不到一种非常明显的古典符号，我们也没有发现它对何种文脉作着呼应，因此，它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还是有点暧昧。

如果我们将上述建筑看成是经由东西方建筑师（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世界一流建筑师）带来的新现代主义建筑美学观念在陆家嘴中心区的一次具体印证，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印证在本质上表达的还是对伟大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旗手们的敬意，而另外一些实验则表现了不同的向度。

我们以上海物资大厦作为例子。在这幢超高层建筑中，我们看见了复古主义的幽灵正在它的身上感慨万分地徘徊着。古典的三段式构图：花岗石的基座，层层缩进的玻璃幕墙的中间段，以及花岗石的顶部。为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师们所遵从的但被勒·科布西埃们所绝对不屑的那些曾经“死亡”了好长一阵的建筑语言而今在陆家嘴中心区又复活了，当然，这种复活借助的是一个现代结构，以一种隐约的方式，对一个缺乏足够建筑历史知识和建筑审美能力的人来说，他们或许对这种复活还会无动于衷。

同样“借物还魂”的还有上海森茂国际大厦。这幢由日本森大厦（株）设计部设计的建筑，建筑造型也遵循着古典构图原则，它由基座、柱身和顶部这三段组成，在这种曾经持久地影响了世界建筑史并且似乎将万古长青的构图法则中，它追求着唯有古典图式方能带给人们的那种稳重的理性和永久的意境。当然，某种意义上说，它依然是十分含蓄的，对一双没有经验的眼睛来说无法窥破个中堂奥。

由加拿大WZMH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浦发银行大厦却大大不同了，这幢仿古阶梯式建筑，与老上海的折衷主义建筑十分相似，仿佛就是从它们那里直接搬迁过来。设计者并不讳言这幢建筑对城市历史的呼应和对城市文脉的一次挖掘。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复古感觉。任何一个市民都能够在这幢建筑中看到30年代风行美国的“曼哈顿美学思潮”在90年代末期上海的一次回潮，也能感觉到新古典主义对正统现代主义的一次放肆的淹没。

这些也是发生在陆家嘴中心区的美学实验事件。与虹桥实验迥然有异的是，新古典主义建筑思潮在陆家嘴中心区正大肆泛滥着。它表明了在一部分建筑师的思想中，历史不仅揩擦不掉，而且，在和现代生活作着沟通的时候它有着你不可想象的生命力。但在这个地域中最为鲜明夺目的风格或许并不是努力修正的现代主义，也不是回首往事的古典主义，而是展望未来的高技主义。尽管我们无权说产生在陆家嘴中心区的高技主义已经非常纯正，与70亿港币堆砌而出的香港汇丰银行的高技风格相比，这个地域的高技风格还相对地软弱。

建设大厦便是一例。这个平面以方形为主、结合弧形的形体，使用了多种建筑语言，其中之一便是高技派语言，那丰富着建筑正立面的四片密集的框架堪称是这种语言的表达。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本土建筑师在表达上的无可奈何，因为这只是一种局部、区域性的铺陈，与皮阿诺、罗杰斯、福斯特等人所把玩的高技主义作品相比，建设大厦简直不值一提。

中国保险大厦的情形或许要好上一些。整幢大楼设计的重心放在圆柱体与直角几何体的组合上。主楼为双塔圆柱体，从裙房开始竖向伸入塔楼，渐至顶端缩小成双圆鼓形，再上为双灯塔及纤细的天线杆，具有强烈的雕塑感。令人深感兴趣的是主楼采用钢筋混凝土框筒与钢结构合成，每隔四层由一外露的钢绗架相连接，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归属到高技派的份下。然而，这依然不是纯正的高技主义风格的作品，它只说明了来自加拿大WZMH建筑事务所建筑师们在中国上海对高技风格的一次尝试，而且是不充分的尝试。

最具说服力的尝试发生在这幢建筑上，它就是诞生于1996年的上海证券大厦。设计者依然是加拿大WZMH建筑事务所，出于这个建筑事务所一贯花样翻新的嗜好，它以相当典型的高技派手法，在陆家嘴中心区对扎根于不断发展的现代科技基础上的这个伟大流派作着致敬。

矩形平面，门式造型，这一切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建筑在1996年的阳光中暴露了它的全部结构，绗架、斜撑以一定的节奏和韵律展示在人们的视野中，尽管不一定非常地优美，但绝对地富于逻辑，在陆家嘴中心区带给了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假如你有足够的联想力和足够的现代建筑知识的话，你会知道，某种意义上，充分暴露结构的上海证券大厦相似于福斯特在香港汇丰银行上所做的功课，尽管在深度、力度和细度上前者都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

多样的风格产生在陆家嘴中心区，建筑文化的大实验正在给这个城市带来许多崭新的东西。但如果你了解今日世界建筑文化的背景，又对它的最新潮流有着敏锐的感受，你会察觉到“小陆家嘴”的这次伟大的建筑实验似乎还遗漏了什么：譬如解构主义风格。事实是没有解构主义的作品，一件也没有。既没有彼得·埃森曼式的作品，也没有屈米式的作品，更没有贝尼希式的作品。而没有这样一些骇世惊俗的作品，陆家嘴中心区的建筑实验就不免打了一些折扣。对缺乏解构主义作品的一个经典解释是：CBD中央商务区有着它的特殊要求，在这里，浓厚的商业气氛必然要放逐艺术的奇思异想。

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陆家嘴中心区却该有充分自信。这样，我将再次谈及金茂大厦，但这一回不仅将谈它的高度，而且还将谈及它的风格，纯正的、完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

第四节
一面后现代主义大旗

1998年8月28日。

对上海来说，这是一个有些特别意味的日子。这天，金茂大厦，这幢高达421米的超级摩天大楼进入了上海市民的生活中。

这个超级巨无霸采用的是八角形混凝土核心筒与巨型框架结构，周边辅以16根钢筋混凝土擎天大柱，并在其中贯穿三道高8米、重1000吨至1600吨的巨型钢结构外伸绗架。整个大楼的玻璃幕墙每平方米的造价达到500美金。在54层与87层之间的142米的空间中，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中庭。61台电梯加上18台自动扶梯组成了这个巨无霸的垂直交通网络系统，其中每秒为9.1米的高速电梯仅用45秒的时间就能将你从底下一层送到88层的观光厅。每天，有1万以上的男女在这个超级巨无霸中办公，同时，有10万以上的人次进出这里。造价是天文数的，5.4亿美金。

横空出世的金茂大厦的高度在中国名列第一，而在世界上则名列第三。如果你有着正常的心理，你就不会视而不见这样的高度，也不会不作一种赞美的咏叹。但对金茂大厦来说，它还有着风格的意义，一种上海乃至中国同样不能忽略的意义。

那是1992年。当中国经贸部决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区建造一幢令他们难以忘怀的建筑时，共有9个建筑设计单位参与了设计竞争，他们中有世界闻名的日建、波特曼和SOM。

日建势在必得。仅在方案上，这个名噪世界的建筑师事务所就花掉了100万美金，它给上海带来了精美绝伦的文本与模型，以致见多识广的陆家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伯清都如此感叹道：“那是我见到的最精心的东西。”

在日建的设想中，未来的金茂大厦是一个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最鲜明的特征是全玻璃幕墙。你可以将此看作是一以贯之崇拜着密斯式风格的日本建筑师在20世纪末对现代主义神坛所作的又一次祭祀。

约翰·波特曼也不甘落后。自从他为上海设计出165米之高的上海商城后，声名远扬的他似乎在上海消声匿迹了。他的方案尽管没有日建那么铺张浪费，但也相当的精心。那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古典建筑元素的设计构想，顶部圆形带尖顶，四边有斗拱。在他所擅长的中庭设计中，他以S形的空间布局使得未来金茂大厦的中庭具有一种摄人魂魄的美感。

而SOM的设计则是展开在今天我们视野中的那一幢带上了中国古塔形象的建筑，仿佛刚从时间之河中涉水而来，带着一个民族早自炎黄时代就存在着的那样一份不死的祈祷和永生的祈求。

由中外十多个第一流的建筑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三个方案进行评审，这十多个专家中有四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就是如日中天的世界建筑大师黑川纪章。

评审一开始就决定了约翰·波特曼的命运，他的方案被否决了。但随后评委们出现了分歧，大部分的中国专家情有独钟日建方案，而三个美国人和黑川纪章却共同看好SOM的方案。分歧在于今天的金茂大厦应该体现什么样的精神和情感？在今天的上海与历史的上海之间，在今天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之间，以及最为重要、关键、决定一切的是在今天的东方与西方之间，金茂大厦应该表达出怎样的一种姿态，从而让人们通过对其形象的解读而获得一种超越物质的启悟，或者说，它永不凋零的物化形式就是这种启悟的具体象征。

在这样的意义上，过于西方化的日建、波特曼方案就不及那对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化有着切肤理解的SOM的方案，这个曾经设计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最高建筑西尔斯大厦的超高层权威，这次那么精妙、那么富于意味地以“塔”的造型在世界第三高度上对人类对美好的文明之一作了一次深切的呼唤。世界建筑大师黑川纪章在评审会上的发言为此有这么一段：“假如这次的评审结果，竟是日建方案获胜，那么，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真正的耻辱。”

*　奇峰突起的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

精致无比的“金茂”内部空间　*

为了捍卫黑川纪章认定的建筑世界中的那部分真理，他不惜开罪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在SOM的方案中，黑川纪章看到了他始终鼓吹的“多元共生”的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观点，这也是世界建筑界在超越了正统的现代主义（因此也是缺乏人情味的现代主义）后共持的美学观点。

结果是黑川纪章取得了胜利，逻辑地，这也是SOM的胜利。但我们更可以将此看成是上海的胜利和中国的胜利。像她在自己虽不漫长但有着足够内涵的历史中屡试不爽的那样，开埠150年的上海再次显示出了她的“海纳百川”的性格，在陆家嘴中心区这个地域里，她将SOM、黑川纪章的思想精华包容在了自己的胸怀中，她深信，只有吸收了全人类的思想成果，她才能营造出自己真正的建筑奇迹，才能最终与产生了“蓬皮杜中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拉维莱特公园”等等建筑的那部分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

今天，每一个上海人，不，每一个中国人都看见了银灰色金茂大厦耸立在陆家嘴中心区，他们也许不知这是SOM对汉文化历史的一次伟大提炼的结果，他们也许不知为了这次提炼最终得以实现物化，一个叫作黑川纪章的日本人，曾经有过一次极动感情的发言。他们也许还是不知，此刻耸立在他们视域中的这幢建筑联结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种风格，更正确点说，它就是一面飘扬着的后现代主义的大旗。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茂大厦那宝塔的形态让他们毫不费力地回想起自己童年的经历和成年的经验，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有着多少类似的亲切、温暖、使他们如泣如诉的形象啊。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似乎向着天宇作着无穷无尽“飞翔”的金茂大厦的观照，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那一份不息的激情和亢奋：金茂大厦，它是民族伟力的一次磅礴展现。

第五节
此刻域外：你啊，德方斯

巴黎的第二十一区，德方斯。

一个中间透空的巨大拱门。平面尺寸为100×100平方米。高度为110米。拱门的两侧是36层楼的政府机构办公楼，顶板内部也是办公楼。楼顶上是一个约一公顷面积的花园。游客可以乘坐中间透空部分的景观电梯直达屋顶，俯瞰全巴黎的景色。

巴黎德方斯大拱门。丹麦建筑师斯普瑞克森的作品，它诞生于1989年。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始终在变幻着她在高空中的美妙姿态，以不断的推陈出新而有力地说明着她那不可遏止的活力。

早在1889年，埃菲尔工程师就在巴黎创造了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让人类的灵魂尽情地在这样的高空中飞翔。到了1968年，在经过整整十年纠缠着党派、政治、艺术、美学的辩论之后，巴黎又在她的市中心高高地耸立起了209米的曼恩·蒙帕奈斯大厦。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这幢其时欧洲最高的建筑，证明了巴黎有着无可挑剔的摩天楼制造技术和不容置疑的对新事物的特殊敏感。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巴黎将自己对高度的渴望、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和焕发老巴黎生命力的强烈要求都诉诸于一个崭新的区域：那叫作拉·德方斯的第二十一区。在这个区域，巴黎逐渐地集纳了当代世界的众多建筑大师，将他们的作品组织进一个伟大的系统中，倾情地出演了一幕幕魔幻般的戏剧。

一切开始于1965年，而当德方斯大拱门落成时，对巴黎在二十一区进行的新建筑文化实验来说，那已过去了不算短暂的24年。

这个用意大利高级白色大理石、灰色花岗岩和反光玻璃装饰的建筑，外边长为105米，正好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宽度相等，更重要的是，它又正好处于巴黎那条伟大中轴线的末端。沿着这条伟大的中轴线，你能够阅读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首先是卢浮宫，欧洲最壮丽的宫殿之一。早在1546年，诞生在法皇法兰西斯和建筑师莱斯科的双重预谋中，然后，中经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波拿巴不断的完善，最后完成于才华与拿破仑·波拿巴相去何止科西嘉到圣赫勒拿岛一个直线距离的拿破仑三世之手。随后是凯旋门，巴黎最迷人的建筑之一。是在1805年，当欧洲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波拿巴在奥斯特里茨干脆利落地打败了俄奥联军后，他希望其时最著名的建筑师查尔格兰仿效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凯旋门的形式，设计法国的凯旋门。经过整整30年的营造得以成功。这个时候，被欧洲各国君主视之为“不祥妖魔”的拿破仑·波拿巴已在南太平洋的圣赫勒拿岛上与世长辞15年整，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军事天才在打胜了40次战役后，却因为打输了唯一的滑铁卢一仗，就此再也无法看见他的近卫军团正步走过五十米高的凯旋门的情景。

然而，后来的人们看到了这一切，丹麦建筑师斯普瑞克森看得还格外地仔细。他在卢浮宫中看见了巨大的方形庭院，在凯旋门中看见了方形构图中的圆拱门，于是，德方斯大拱门以包容了这些历史信息的形式坐落在巴黎中轴线的最末端，那透空之处象征着回忆过去、展望未来、通向新世界窗口的涵义。

与巴黎德方斯大拱门同一年诞生的是黑川纪章设计的25层的太平洋大厦，它就紧紧地贴着德方斯大拱门的一边。

作为对德方斯大拱门的呼应，太平洋大厦也以门的造型来构成建筑的形态，不过黑川纪章的“门”与斯普瑞克森的“门”有着明显的差别，他的门是日本式的“门”。在这个建筑中，黑川纪章还以大楼幕墙来传递日本传统建筑中的推拉门形象，在人行天桥上取日本式拱桥的建筑意象，而弧形的墙面上则表达了欧洲砖砌建筑的传统，这种将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糅和在一起的做法，正是黑川纪章的拿手好戏：多元共生。

在德方斯大拱门的另一侧，有着由罗尔·索伯特设计、在稍早时候就已诞生的爱丽舍办公大楼。

无论在清晨的霞光中还是在黄昏的暮色里，这幢平面为矩形的建筑都有着它的特殊魅力，它让每一个在德方斯漫步的人都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激动，那原因在于它拥有着43000平方米的恢弘体量，在于分割细致的全玻璃幕墙上体现的一种逻辑美，在于这幢建筑的非常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建筑师在它的主体部分挖了一个上下透空的“大洞”，这使得体量如此巨大的它的每间房子都有着充足的自然光线。这个长为110米、宽为50米的巨无霸诞生在斯普克瑞森的大拱门之前7年，而被称为德方斯第三代建筑的法国汽油润滑油公司大楼则比它晚3年、但早于大拱门4年诞生。

这个有着180米的超高层建筑，面积达到了100000平方米。由于它的职员不满意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更喜欢有单独的房间，而如果这是一个“密斯式”的方盒子就无法满足汽油公司职员们的要求，为了使职员们的工作更具“润滑性”，建筑师罗格·沙伯特将这幢超高层设计成一个多面体，而不同体形的组合也使得这幢大楼形象显得非常活泼。

在德方斯发展至今的三十多年里，由于她成功地将德方斯大拱门、太平洋大厦、爱丽舍办公大楼、法国汽油润滑油公司大楼、四季广场等等建筑有机地组织在了一起，这使得她的魅力在20世纪的末期日益地增强。然而，有一点是徜徉在德方斯大拱门前面的男女未必都了解的，即在这次人类伟大的建筑文化实验中，有多少天才的头脑为此贡献了智慧，它们是德方斯的精神源泉。

譬如，贝聿铭。早在1971年，当德方斯实验还刚刚开始时，贝聿铭就与阿尔多·科苏塔设计出了“德方斯尽端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贝聿铭们真切地理解了一个历史的巴黎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同时，也眺望到了“历史的巴黎”和“新时代巴黎”之间衔接的桥梁，他们因此独具一格地设计了一对孪生的高塔。高塔由上到下逐层内移，在两塔之间形成一个介于U形和V形的开口，这样，当人们沿着从卢浮宫到星形广场的大道运动时，不致于看到凯旋门门洞被远处高大建筑物所遮挡，使凯旋门成了一扇封闭的“门”。由于种种原因，贝聿铭的方案并没有实现，但后来的德方斯却在这个没有实现的方案中获益非浅，当斯普克瑞森为巴黎第二十一区设计它的标志性建筑的时候，他的脑膜中除了深刻地留下了历史在巴黎留下的印迹，一定也听见了今天的人们对新巴黎的想法，包括贝聿铭们的“不能封闭的门”。由此，在1989年，德方斯方有了它的大拱门，一扇寓意深远、想象丰富的“门”。

德方斯可以骄傲，尽管她的发展并没有终结，但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她有理由为自己这次胜利的文化实验而骄傲，在4.2平方公里的地域上，以25年的时间，她收获了470万平方米的高层与超高层，而且，所有的高层与超高层都建造在一个大平台上，平台下则是不同种类的交通。她在这次文化实验中得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多，足够为人类提供一桌建筑思想的丰盛宴席。

第十二章　收获时节不止秋季

第一节
继续生长的“高上海”

上海在继续生长，这种生长遵循着她自己的规律，一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不可逆转的生命规律，因为，又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挡四季更替、自然轮回呢？

这样，在1996年，我们便看见了一幢对我们的城市有着重要意义的建筑在浦东新区应时而生，它就是新金桥大厦。

这幢诞生于陆家嘴中心区之外的建筑有着令人羡慕的高度：39层，208米。如果说它的超高层身姿已足够引人注意的话，那么它的外形则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不同几何体块叠合而成的建筑体形，顶部上是高高升起的三角构架，一切都给人古怪、奇异、不同寻常的感觉，有人因此称它为“鬼怪式”，那种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场上横冲直撞的美式战斗机。新金桥大厦当然有着它的喻意，这幢钢混结构建筑是对已经到来的高科技时代的一个隐性说明，而它的体形就是对宇宙飞船的一个明示。由此，在陆家嘴中心区之外，它成了浦东新区中最富于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幢建筑，这句话甚至可以放在整个上海这么说。

同年度，在黄浦江这一面，一幢对上海有着特别意义的建筑也在105.3米的高度上与新金桥大厦遥相呼应着，它就是世界贸易大厦。撇开后来一度令人不愉快的空置危机，仅就建筑而言，人们看见了建筑师的匠心所在：沿袭古典拱门的大门，裙房采用古典的方形立柱，柱头上有着金色的古典花饰。一句话，在这幢建筑中你会发现那么多的古典建筑语汇，这可以看成是建筑师对上溯自维特鲁威时代建筑美学的一次膜拜。当然，它的轰动效应不在于这些古典意趣，而在于用不锈钢加包24K真金箔的踏步式皇冠金顶。正是这个花去了5公斤黄金的金顶，使得上海一度曾经陷于一场激烈的争论中，无论是赞美者还是否定者都在它的“穷奢极欲”面前而真正的震惊了，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一幢“海派建筑”以这样赤裸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豪华、尊贵、不可一世，即使20世纪30年代的“大理石大厦”也比它有着更多的含蓄。

也是在这个年度，在被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大班们无意忽略而被东方法西斯有意摧毁的闸北地区，由两个筒体构成的一幢巨型门式结构的建筑也傲然伫立起来。这幢建筑的造型是令人愉悦的，尽管这个造型有着非常明显的模仿痕迹。所以，与斯普瑞克森的德方斯大拱门相比，它自然逊色不少；与WZMH的上海证券大厦相比，它还是显得神情黯然，但100米的高度加上这种形态伫立在这个地域，使得它无愧于对“凯旋门”这个古老命题的阐释，它就叫作凯旋门大厦。

90年代后半期，曾经保持着这座城市最为完美的罗曼蒂克情调的淮海路也被超高层“海派建筑”彻底地改变了面貌，这种改变使得淮海路拥有了大尺度、大体量建筑，使得它显出了前所未有的焕然一新，但也使得城市布尔乔亚分子为此而相当的愤愤不平。

西藏路与淮海路相交之处，伫立着超高层建筑200米高的金钟广场。它由八边形、半圆形、长方形等等不同的几何体块所构成，在专家们的眼里，它可以被阐释为“多样而丰富的形体，阅读它的时候，你感到它有着恰当的比例和适意的尺度，空间序列有着自己的逻辑，高低错落之间产生了优美的天际轮廓线”。普通的上海市民自然没有解读到这么多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这么一个近似于秘密的事实：在它的200米顶楼，有着一口大钟，这口大钟占据了金钟广场顶部整整四层楼面，入夜，当你将这口大钟轰然敲响，那洪亮的钟声由钟楼传送出去，在夜上海空中悠久地鸣响着，又让人生发出多少浮生如梦、百年轮回的联想，生发天地悠悠、时光不再的感慨。

昂然而起于淮海中路中段的瑞安广场倒是与淮海路的传统文脉有点对应，在我眼里，它当得起“优雅”一词。即使KPF式的桅杆多少有些俗套地耸立在它的楼顶上，也没有削弱它那纯净的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让人们视觉特别愉悦的是它那湖绿色玻璃幕墙加上暗红色大理石相间的立面处理，这使得它避免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超高层建筑的霸道之气，流溢出一种格外雅致的情调，这情调唤醒了人们脑海中对昔日淮海路那份难以排遣的记忆。

同样呼应着这份记忆的还有一旁的中环广场。这幢有着相当纯净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难能可贵地将昔日比乐中学的部分房舍有机地组织到了自己的新结构中，它以新大楼的咖啡色立面与30年代的咖啡色墙壁作了一次和谐的沟通，它将历史外套披在了今天的身上，而且做得一点也不勉强。

城市超高层“海派建筑”的文化大实验远远没有到谢幕的时候。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开始，高达225米，双子星塔的港汇广场拔地而起于徐家汇地区，它高高在上地俯视着脚下，脚下有着曾经十分时尚而今却已失去了先锋感觉的东方商厦；有着一度以它的销售创意而让上海商界十分吃惊的“太平洋百货”；有着永远拥挤不堪、永远情调平平的“第六百货”，以及，被城市中中产和低中产所相当喜欢的“汇金百货”，一度，在它的三楼咖啡室，“星期五聚会”之类的上海新情感方式在这里十分热闹地举行着。超高层港汇广场打量着这一切，假如它具备了生命，它一定得意自己不可替代的高度。

同样得意于自己不可替代的高度的应该还有整个浦西地区最高的建筑恒隆广场。在当年“十里洋场”将要终结之处，超高层恒隆广场与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一起结成了它们的“神圣同盟”，这种“神圣同盟”在我写作本书第十二章节的2007年3月3日，似乎还牢不可破地维持着，“神圣同盟”的要义自然关乎着城市时尚、城市奢侈、城市格调。在这三座大厦中，共同地摆放和出售着世界一线品牌的服饰和皮鞋，其中一些品牌不要说寻常上海百姓，即使城市中产阶级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据为己有了。假如说5年前，“金三角”一说多少还有点夸张，那么，5年后，“金三角”不仅名正言顺，而且让上海最时尚也最具购买力的一族更是趋之如鹜。

上海还在继续地长高，假如说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将要看到由KPF设计的492米高的世界第二高楼，而在下一个十年我们也许会看到700米高的世界第一高楼，那么，我们一定可以理解行走在这些摩天塔楼之间的上海市民的心情，他们内心的感情将是既惊诧不已亦自豪万分，因为这是他们城市所产生的伟大的“峡谷”啊，虽然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这些“峡谷”面前有着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会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在这些“峡谷”前的渺小。

第二节
水平向度百花盛开

整个20世纪90年代，水平向度的“海派建筑”也是百花盛开、精彩纷呈。

在这个小节，我将只写这样三幢建筑，它们是“巴黎春天”、上海大剧院和上海新国际机场。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点：都诞生在90年代中后期；都由西方人所设计；都具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建筑风格；都在“海派建筑”的这部伟大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

让我先从“巴黎春天”开始说起。

1995年。在上海陕西南路与淮海中路交界处，一个六层楼高的水平向度空间扑入人们眼帘。对这条当年叫作霞飞路的大街来说，这幢楼房的高度没有任何刺激性，28米的物理标量在90年代中期的上海触目皆是，然而，像上海许多水平向度的建筑一样，这幢建筑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却令这条大街为之神往，我想，它应该也能使上海的全体布尔乔亚主义者为之心动。

整个建筑造型倒没有更多出奇不意之处，只是展示了这个时代商业建筑那种标准化的空间形式，它的体量也没有更多震慑人心的地方，只是呈现出一种对昔日淮海路建筑相呼应的尺度，但在它低调因此相当优雅的立面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古典的建筑符号，并且，将现代与古典紧紧地揉合在一起的企图渗透进了这幢建筑的每个部分。当我走进这个空间，我在这个建筑的阳台、柱子、灯具乃至楼梯扶手等等不同的建筑细部中都发现了现实世界正召唤着历史亡灵，或者说，苍老的历史正通过这个新空间而得以复活。“巴黎春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象征性符号，这种象征性更多地并不体现在建筑审美上，而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上。换句话说，人们并不是因为热爱它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细部而是因为热衷于时尚之地而走进这个空间。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还沉浸在奢华无度、光怪陆离的氛围中，“巴黎春天”是这种沉浸的一种继续，那四个楼层盛大地陈列的来自西方世界的皮包、香水、服饰使得多少上海时尚男女在90年代中期用逛“巴黎春天”作为他们每日的时尚必修课，他们在“巴黎春天”中获得了最新的时尚信息，加深了对世界时尚帝国的认识，也培养起了常常是与自己的购买力不相吻合的时尚趣味，并将“今天上巴黎春天去”这句话作为他们间的时尚密码。这所有的一切都超越了它的设计者香港狄高华建筑师楼的想象，他们在这幢楼房中努力地表达的那种精雕细刻的情调，却成了召唤部分上海人的一个信号。

1998年8月。高度仅仅40米但造价却高达12亿人民币的上海大剧院美妙地坐落在人民广场的西北角，如果说充满了复古意味的“巴黎春天”更多地影响着上海的时尚男女和上海的亚文化圈（尽管这种影响也能使用“巨大”这个形容词），那么，上海大剧院影响的就是主流的上海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风格主义者一下子就迷上了这幢建筑的那个神奇的弧形屋顶。这个让人想起路易·波拿巴士兵所戴的军帽的建筑物冠冕，犹如大鹏展翅般地横卧在空中，与下面寻常的矩形体块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显示了令人愉快的和谐，风格上说，这个具有强烈暗喻性的符号也令人们愉快地联想起了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和它指代的东西。技术上，风格主义者还惊叹着它不同凡响的质量：长为100米，宽为91米，总重量达到6075吨。虽说它与安德罗在浦东国际机场为上海设计的那个更为伟大的钢屋架相比还逊色不少，但在上海建筑的技术史上它足以占据其中一页。

唯美主义者在这幢建筑中寻找到了他们为之神往的光影效果。夜晚，当这个建筑被不同的光源璀灿地照亮的时候，透过玻璃幕墙，你比白天更为清晰地看见了那里面的层层楼梯，它们就如同富有想象力的孩子用灵巧的双手搭建而起的模型。与此同时，晶体的立面、屋顶与楼外喷水池中的水光相互映衬，使整个建筑物仿佛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珠宝盒，或者像一个光亮逼人的水晶宫。如果你联想特别丰富，此刻，在你眼里，那重达6075吨的弧形拱顶在灿烂的光华下正变得如此轻盈，仿佛正向无边的苍穹悄然飞去。

怀旧主义者在这幢建筑中也大有收获，他们的视觉触摸到了如许的东西：由上层大堂垂吊而下的管风琴式的吊灯，展开在建筑内部的各式青铜器具。这些东西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苏格兰高地上那些彪悍而诚朴的游牧人，或者让他们联想起了狼烟四起、逐鹿中原的殷商时代。

还有那些发烧主义者，他们在这个建筑中获得了据说是目下世界上容纳面积最大、动作变换最多的全自动机械舞台。这个由728平方米前舞台、360平方米后舞台和两个257平方米侧舞台所组成的开放空间，可以全方位地平移升降，同步更换6至8道布景，均由电脑自动控制。此外，波浪型的大吊灯上，两道面光灯和一道追光灯将配合台口外的一千回路灯光制造出变幻莫测的舞台效果。

对上海大多数市民来说，他们所具备的建筑史知识还不至于达到这一点：一座伟大城市的建筑象征常常与歌剧院这种形式密不可分。

巴黎歌剧院就曾经阐释了19世纪的巴黎。由夏尔·加尼埃设计，从1862年开工至1875年完成的巴黎歌剧院，又被称为加尼埃宫，它的体量在19世纪中叶有着足够的冲击力：占地11000平方米，2000名歌剧观众的包容力，450名演员可以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演出。造型上，巴黎歌剧院更是别具一格。古罗马的穹顶如同一个皇冠，华丽而又威严。底层的7个拱形大门和粗壮的墙柱上都装饰着巴洛克式的大理石雕塑。剧院的正立面则带上了意大利晚期的巴洛克风格，同时，掺进了十分复杂的洛可可雕塑。比例是均衡的，尺度是迷人的，作为一种范型，巴黎歌剧院不仅影响了19世纪的巴黎也影响了同时期的欧洲各国。

林肯表演中心则描述了20世纪中期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音乐厅和纽约州立剧院呈现着品字型的布局，由美国建筑师哈立森、阿布拉莫维兹和非凡的菲力普·约翰逊所设计的这些建筑的正立面上都有着古典意味浓厚的高高柱廊，从它们的造型中你可以读解到古典建筑世界的那段学说，也可以读解到对以勒·科布西埃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一次深刻反动。

悉尼歌剧院则象征着20世纪中后期的悉尼。1973年，经过整整14年并且耗资1.2亿美金之后，在悉尼港三面临海的地段上，伫立起了这幢叫作悉尼歌剧院的建筑，它的体量可以由下述数字来表述：2700座的音乐会大厅、1550座的歌剧院大厅、550座的剧场和420座的排演厅，总面积达到了28000平方米。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富于争议性的建筑了：一个庞大的平台上，有着10对巨型壳体，各种功能的空间就隐藏在这些壳片之中。这些壳片以不同的角度指向了悉尼的空中，它们奇异的结构给人们以完全不同的想象：盛开的花朵、洁白的贝壳、海上的风帆、乌龟交尾、修女的头巾乃至“大鱼吃小鱼”、“一次无人得救的交通事故”等等，由于悉尼歌剧院形象的多重隐喻性，它用了整整14年时间方告竣工，而它的设计师丹麦人乔·伍重也获得了媒体和民众最广泛的评价。

上海市民中的大多数不会了解由于欧斯曼对巴黎的重建而产生了折衷主义风格的巴黎歌剧院，不会了解由于乔·伍重对悉尼的阐释而产生了现代主义风格的悉尼歌剧院，或许也不会了解由于夏邦杰对未来上海的理解而产生了上海大剧院。但上海大剧院的奇妙形式令他们无比喜悦，在这个空间中，他们已邂逅了意大利佛罗仑萨歌剧院的《阿伊达》、圣彼得堡玛林斯基（基洛夫）歌剧院的管弦乐音乐会、世界三大歌王卡雷拉斯的独唱音乐会、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大地之歌》、法国喜歌剧院的《浮士德》以及比利时佛德兰皇家芭蕾舞团的《灰姑娘》……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如此抒情地表达着对上海大剧院的感受：“仿佛我生命的一部分都放在了这个水晶宫里了。”

现在，这一小节的第三个主角，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发生着真实影响的水平向度建筑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中。4个长达1400米的钢屋盖富有节奏地舒展着，在氟碳漆的涂抹下，它们在1999年5月的上海蓝空下放射着熠熠光芒，远远望去，如同一块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宝石。但当你再走近一点以后，你便会发现它们的造型更像一只海鸥，一只即刻便要展翅飞翔、直冲蓝天的海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个由著名的世界机场设计大师、法国的安德罗所设计的宏大建筑。有一点必须说明，安德罗就是法国戴高乐机场的设计师，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评选中，安德罗的方案名列第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方案竞争，安德罗击败了曾经以香港国际新机场设计而名噪世界的福克斯拔得了头筹。

对上海来说，安德罗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带来的高技主义，尽管这种高技主义对上海来说有着它特别令人振奋的意味；也不是他带来的机场造型，因为就造型的独创性而言，天才的埃罗·沙里宁设计的肯尼迪机场、杜勒斯机场似乎已穷尽了某种类型的美学可能；安德罗的杰出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设计表现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体量和工程量：2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钢屋盖，3300吨钢材用量，28只登机楼，2000万人次的客流量，130亿人民币的投资量。

一个有着正常感受力的人是会在这种体量、工程量中目眩神迷的，这也是一切伟大建筑的共同特点：宏大的尺度与雄伟的体量不由分说地震慑着人的灵魂，人的心灵在一种压倒一切的美感之中深刻地激荡着，他意识到自我的渺小和卑贱，他渴望着在这样的审美中获得升华和新生，如果他的想法有着足够的不同凡响。

就这样，从“巴黎春天”到上海大剧院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在水平向度的公共建筑上，伟大的上海在这个世纪末依然表达了她在垂直向度建筑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欲望，而通过狄高华、夏邦杰、安德罗等等不同的西方建筑师们的苦心孤脂的营造，20世纪末的上海也对20世纪初的上海作了一次强有力的呼应。

第三节
“我仿佛摸到了天空”

尽管林小姐私人空间的最终目标是地处汤臣高尔夫球场一边的汤臣别墅，尽管她希望到了那一天进入别墅的都是能打高尔夫球的朋友们，尽管她承认120万美金一套的汤臣别墅对她来说既非易事也非难事，但身价永远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的林小姐在1999年居住的是由香港冯庆延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嘉汇广场，地处徐家汇附近、刚好100米高的民居超高层。

林小姐将自己的私密空间展开在30楼，也就是超高层的顶点。她的私密空间由三房一厅与一房两厅这两个平面所组成，只要想到她的私密空间竟有5个卫生间，你就会知道身价永远是个迷的林小姐的身价此刻海拔大致多高。事实也是这样，为了嘉汇广场这300个平方米，林小姐共掷下了420万港币。对我们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林小姐在这个民居超高层中的具体感受，据她说，首先便是视觉的满足。虽说，林小姐并没有以具体的细节来说明何为视觉满足，但凡在100米高空瞭望过上海的人（不管他瞭望的是千篇一律的普陀区还是千姿百态的黄浦区），他都应该能够意会林小姐的意思。

林小姐的第二个感受更有一点意思。她说她之所以购买嘉汇广场，乃是那可以让她更好地观看夏季的暴雨击打落地大玻璃窗的情景，售价不菲的嘉汇广场所有层面都配备着落地大玻璃窗，这是寻常的高层或超高层民居不可能具备的条件。有过一些时刻，从城市名利场中归来的林小姐在意兴阑珊的时候，饶有兴味地玩赏着自己在100米高空中培养起来的有产者嗜好：观看雨打玻璃随即聆听那一阵极其细微的声响。那一刻，林小姐与中国古老历史中的某一部分紧密地沟通了，所不同的是，当年名士们玩赏的是雨打芭蕉的感觉，而林小姐以密斯最为钟情的材料完成了审美的置换。

林小姐在嘉汇广场30楼中的感受表达了这个章节的部分主题。当然，鉴于林小姐在市民群中所占的特殊位置，她对我们城市超高层的正面反应只能代表很小的一部分男女。那么，下面所举的例子或许更能够说明上海市民对改变了他们生活环境的高层空间的深刻感受。

杨少伟，上海电视台资深摄像师，1999年4月时分，他从昔日茂名北路的老式石库门挺进到了昌平路上的东安公寓，安营扎寨于11层。

他在110平方米空间中营造的洗炼、明快的现代主义的氛围博得了朋友们的赞叹，而内行们一看就懂的那种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工艺水平更是让老友们欣赏不已。杨先生因此每日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不过，他更热衷的事情是清晨与傍晚时分的十来分钟远眺。情感丰富、细腻的杨先生在这样的远眺中会生出无穷遐想：那在清晨薄薄雾气里影影绰绰的高楼仿佛就是史威夫脱小说中的巨人们，而在浓浓夜色中倏忽闪亮又暗淡的灯火则暗示着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故事……这样的远眺使杨先生获得了心情的放松和心理的愉悦，而这些都是他昔日居住于水平建筑中不可能获得的东西，他因此将这抒情地称之为“远眺也是一种散步”。八年后，也就是2007年3月，杨先生的居住空间再次转换，从昌平路来到了安远路，建筑面积进一步放大，小区环境也有了进一步改进，有意思的是，居住的依然是十一楼，而“视力散步”也依然是他所热衷的事情。

有了上述两人对城市高层建筑的不同感受后，我们基本上已经能够勾勒出上海部分市民对民居高层的态度，但这还不是全部，远远不是全部。在最能代表上海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宾馆、办公楼中，另外一些上海人也有着他们同样热情洋溢的看法。

我们先来认识刁冬云小姐。多年前进入上海最豪华宾馆之一的花园饭店的刁冬云至今还保持着第一次在31层总统套房里放眼上海的感觉：大街上的房屋原本十分普通，而今变得分外悦目；楼下的花园显出了平日没有的童话色彩；视域无限宽广，目光似乎可以抵达任何一个所在，甚至大洋彼岸；而天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地遥不可及，仿佛伸手你就可以触摸……多年后，刁小姐已经是花园饭店贵宾接待员，这期间她曾无数次来到31层的总统套房，从这个所在向上海瞭望，但始终没有丢掉那份审美情感。她说，“在这里，我常常有一份别人无法体会的自豪感。工作间隙，当我作着深呼吸时，那种感受真的好极了。”

刁小姐的感受或许与她在总统套房工作有关，在这个住一夜需要2800美金的空间里，陈列着中国古董、日本漆画和欧美银器，进出的是希拉克、萨马兰奇、沙宣等等政要名流……她自己也承认，当她下了班以后，站在长乐路打量150米高的花园饭店时，那份心情就有所不同。

同样是超高层建筑赞美者的李小姐比刁小姐更直截了当。她认为今天衡量一个白领的主要标志是看她在什么样的高楼里就业。譬如，在美国，如果你名片上的办公地址是在帝国大厦，那么旁人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因为帝国大厦就是身份、实力的象征，哪怕你在帝国大厦拥有的可能只是一张办公桌。李小姐认为在上海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说，你就职的大楼越高，你也就越有前途。因为一般来说越是高的大楼表明进驻这个大楼的公司越有实力。”

深信相对真理的李小姐由此开始了一场“跳楼行动”。她的出发点是浩润商务楼，对她来说，这幢低于10层的楼房实在没什么好说。她第一次“跳进”的是十层整的万众商务大厦，在这里，她初步体会到了高楼的那点点感觉。紧接着，她又从万众商务大厦“跳到”了11层的长荣大厦，对这次跳动，她是颇不满意的，她只前进了一层。在长荣大厦只呆了半年，她就又一次向上“跳去”，而且一下子“跳进”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上海独霸一方的上海商城，165米高的上海商城。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满足这个新人类的心理，接着，她便“跳进”了整个浦西地区标志性建筑之一、200多米高的恒隆广场，每天上班时与许多上海美女擦肩而过，这给了长相平平的李小姐以很好的感觉，在内心深处，她甚至小小地得意了一把，这些脸庞涂得墙壁一样雪白、手里拎着“LV”坤包的女人尽管可以用四位数或五位数买上一双“依斯卡特”那样的奢侈皮鞋，但在这个超级购物广场上班的可是她李小姐呀。此刻，2007年3月，当她蛰伏在恒隆广场的某个空间而将目光穿过上海林林总总的超高层建筑，落定在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时，一个新的“跳楼计划”又在她小小的脑袋瓜子生成了。因为她知道，这幢用50亿人民币建造起来的办公楼，是时下上海流行的5A智能化大楼经典中的经典、超级中的超级，对她来说，假如能够在不太远的将来“跳进”金茂大厦，这将是她32岁生命中的一次真正成功，这也能暂时地制止她似乎永不停息的“跳动”和永不满足的欲望，492米高的环球大厦可还没有完工啊。

现在，让我们离开李小姐，离开她生命不止、“跳动”不息的人生态度，我将带领读者前往一个新的地方，它就是只有五星级宾馆中才有的“总统套房”，一种通过20年时间长度方才发展成熟的空间形式，“海派建筑”中展开的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

第四节
顶级富豪把玩“总统套房”

站在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的元首套房中，你可以清晰地俯视着当年上海滩的象征：国际饭店。这幢曾经统治上海高度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建筑，它的83米高度，与260米高的“明天广场”比较，此刻显得是如此的矮小。

总统套房（或者叫元首套房和主席套房），在所有的五星级宾馆中它总是占据着最高层，有着最开阔的视野和视角，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总统套房在五星级宾馆中的至尊地位。

富豪环球的总统套房亦是如此。站在21楼房间的窗前，大地历历在目，俯瞰而下，你可以看见老上海最美好的遗产之一：成排成排、被绿树掩映着的石库门建筑或新式里弄，你可以想象当年的城市中产阶级是如何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走出这些建筑，前往百乐门之类的销金窟作着生命的风花雪月。

世界第三、上海第一高度的金茂凯悦，它的主席套房位于82楼将近400米高处。站在那里，一个神话了的上海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指的不只是可以与法国德方斯比拟的陆家嘴超高层建筑，还有沿着黄浦江的那排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想当年，多少西方大班们便是在那里表达着19世纪的趣味和格调。

与总统套房的高度对应，所有的总统套房都有着极其宽广的空间面积。

富豪环球的总统套房面积达到300平方米，占据了大楼21层的一半楼面。在这300平方米的空间中，分隔着许多空间，其中光卧室便有三个。

金茂凯悦的主席套房有着380平方米的宽广空间，这样的宽广使得它可以在盥洗室中从容不迫地置放着按摩床等等奢华物件。

“明天广场”的元首套房的面积也有302平方米的纵深感，在开阔的空间中，它为顶级富豪们分别划分了8个不同的功能区域：会客室、卧室、办公室、盥洗室、厨房、保镖用房等等等等。

而早在十多年前，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的总统套房面积便达到了150平方米；锦沧文华大酒店的总统套房为100多平方米；静安希尔顿酒店的总统套房面积亦有130多平方米。

如此阔大的空间甚至让那些享受行政套房的精英们都感觉过于奢侈，但对于在总统套房中逗留的“宝塔尖男女”，或许他们正需要用这样阔大的空间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实力。

细节永远是对某个事物最贴切的说明，总统套房也不例外。

那天，当金茂凯悦的公关小姐TINA踩着松软的地毯，婀娜多姿地领着我来到400米高度的主席套房时，她微笑地举起手指提示着：请与主卧的床保持两公尺距离。

TINA指的是那张床上铺设的床单。它由世界上最好的爱尔兰亚麻编织而成，由于极易起皱，因此不易烫平，服务生每次铺设床需要花上整整4个小时，仅此一点，它的昂贵与不平凡便一目了然。

在金茂凯悦的主席套房中，还有着上海其他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中所没有的一架雅马哈钢琴，它的特点是具备一套自动弹奏系统，只要插上磁盘，琴键就会自动弹奏音乐。

说到昂贵，在金茂凯悦的主席套房中或许还轮不上爱尔兰亚麻和雅马哈自动钢琴，最昂贵的是一块块带着蒙德利安几何风格的地毯，它们采用纯丝材质，厚度足足一寸，可以想象地毯的价值连城。

看着昂贵的地毯，我不由想起了十多年前对锦沧文华总统套房的一次采访：它的卧室床前铺着一块珍贵的兽皮，价值几万元。当你用手抚摸时，会有一种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手感。那时，来自新加坡的娇小玲珑的公关史小姐曾经如此骄傲地对我说：“这是客人用来踩脚的。”

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的元首套房有着它的奢华细节，让我深感惊诧的是在它高大的客厅天花板上装饰的金箔，它们在七月的午后闪烁着华贵的光芒。

富豪环球的总统套房在细节上不只是以空间开阔作为说明，我清晰地记得，当优雅迷人的公关经理沈文菁小姐打开总统套房的大门时，她向我特意介绍了总统套房的那种西班牙风格。我在镀金的、曲线起伏的台灯上，在树状形的、璀灿晶莹的吊灯上，在有着古罗马爱神图案的座钟上，在显示华贵的帷幔和显示尊贵的爱奥尼柱子上，都感受到了一种浓重的老欧洲风格。

花园饭店总统套房中的洗手间，也许是上海全部总统套房中最奢华的一个：莲花状的浴池、镀金的喷水龙头，当水流旋转而出的瞬间你感受到的正是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公司所生产的影片所热衷描绘的西方名流们的生活情景……

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总统套房中的奢华以另一种方式加以表达：黑色酒吧上伫立着闪烁银光的各式洋酒；装饰架里有着高大的唐三彩奔马和古朴的汉代战车，笔触细腻、风格精致的油画、炭笔画挂在墙上，而水晶玻璃柜里放着清朝的花翎帽……种种或奢侈或优雅的细节，对总统套房作着深度阐释，使得这个空间充满了逼人的华美。

那么，谁在这个奢华的空间中同样奢华地起居呢？

先说一个小故事。新世纪的某天，一个北方中年男子，一脸火气来到“富豪环球”，不要标房，也不要行政套房，要的就是总统套房，他对前台人员如此说道：“我刚刚从一家五星级宾馆过来，他们说没有房间了，其实他们认为我没有钱，我今天偏偏要住总统套房，让他们看看我究竟有没有钱。”

那个晚上，他真的一个人住进了“富豪环球”的总统套房，一个人享用了三个卧室，享用了300平方米的开阔空间，享用了西班牙玉器、中国花窗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为此，他付出了45650元人民币再加15％的服务费。

45650元一个晚上，这就是居住于这个空间的昂贵代价。在“富豪环球”公关部经理沈文菁的记忆中，除了这个为了赌一口气而来到富豪环球总统套房的北方男子，还有就是一对来自温州的四十多岁男女，除此之外，她就再也没有中国男女入住总统套房的记忆了，更不要说上海人了。沈文菁有的是风流倜傥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入住的记忆，有的是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夫人入住的感想，还有便是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国际级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以及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等等世界名流入住的种种深刻印象。

在世界第三高楼的主席套房中，那些躺在洁白如玉的浴缸中，在幽幽的烛光摇曳下打开自动窗帘，一边从400米高空欣赏着蜿蜒而去的黄浦江，一边享用着浴盐、精油、香薰的全都是一些世界级名流，譬如李嘉诚，譬如基辛格，以及那个才华横溢的克林顿。因为，尽管理论上任何一个中国富豪或上海富豪都拿得出42000元人民币加15％的附加费，但为了一个晚上，他们中再富有的恐怕也没有人愿意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豪华品位。

发生在明天广场元首套房中的情形也大同小异，3800美金，27200元人民币一个晚上的昂贵代价，使得任何一个中国富豪都要认真地想上一想。

由此，我们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上海数十个总统套房、主席套房、元首套房时常显得冷冷清清、一派平静，作为云端中的至尊者，它们永远不会放下至尊者架子直到“王者”的到来，而“王者”，又永远是稀有者中的稀有者，至尊者因此只能经常地自我封闭。

尽管经常地自我封闭，这20多年来，上海的总统套房已数倍地增加。

我个人清晰地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五星级宾馆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总统套房因此也寥寥无几。而到了2007年，迅猛发展的上海不仅拥有数十家五星级宾馆，甚至有了“瑞吉红塔”、“四季酒店”这样的“六星级”宾馆，总统套房应运而生。不过，尽管总统套房成倍增长，但房费却没有任何一点松动。

1993年，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夜的费用是：900美金外加15％的服务费，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000元左右。那年，入住锦沧文华大酒店总统套房，一个晚上是700美金。静安希尔顿酒店的总统套房：1000美金外加15％服务费。14年之后，所有这些总统套房的房费都不可能再维持当年的这些数字上了。我因此特别清晰地回忆起了早在1993年间与精明干练的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套房服务部经理程先生交谈的情景，那天，一定是看见了我惊诧不已的脸庞，他从容地一笑：“这远远不算昂贵，假如你在香港，住一夜总统套房需要3000美金，而在美国，住一夜总统套房你必须付出10000美金……”

今天上海诸宾馆中总统套房的消费指数，无论是明天广场的3800美金还是富豪环球的45650元人民币加15％服务费，抑或金茂凯悦的42000元人民币加15％服务费，与西方同行相比，还只能说是小巫见了大巫。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尽管与十多年前几乎一样，躲藏在上海天空中的总统套房目前还鲜有大陆人更不要说上海人以30000元至50000元人民币的出手在它的空间中享用文艺复兴时代的宫廷奢华或后现代主义的超常雅致，尽管种种原因还使得上海诸宾馆中的总统套房依然保持着罗马元老院般的孤傲姿态，但变化显然还是明显的。首先，它不再如同当年那样地神秘莫测，当我在新世纪的第四个年头进入“富豪环球”的总统套房，当我与那些代表了尤里乌斯·凯撒时代的器物如此亲密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我明显地丧失了一种兴奋感。明天广场的潘小姐用她从容的说法回应了我的感觉：JW万豪酒店并不强调它的奢华，它强调的只是平民性，即使在27200元一个晚上的元首套房中，它希望入住者深刻感受到的是那份浓郁的人文气息，而不是有产者的极度奢侈。

潘小姐平易的语调与1993年上海宾馆中全部P·R对我谈起总统套房时的那份得意洋洋到几近嚣张的神情已迥然不同。用曾是喜来登豪达太平洋大酒店公共事务部经理顾鹰小姐充满调侃的话来说：“哪一天，你王唯铭是来入住总统套房而不是报道总统套房，那么，总统套房的人民性就会真正地体现。”

因此，我以下面这几个角度的解说结束我对“海派建筑”中的一个特别的空间——总统套房——的阐述，也结束我对本章的写作：

对酒店P·R来说，上海的总统套房是一个洋溢着华贵气息的诺曼底战场；

对上海子民来说，上海的总统套房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神秘怪物，不过，尽管星光闪耀，但正逐步地褪去神秘莫测和不可思议。

对世界名流、超级富豪来说，上海的总统套房是一个存在于东方、但带有深刻西方印记的奢华乐园。

对冷峻的城市文化批评家来说，上海的总统套房是一种可疑的生活方式的不祥发源地。

最后，对城市目击者王唯铭来说，如同14年前所做的那样：在两公尺开外打量、描述总统套房，而把所有的判断留给历史和后人。

第十三章　海派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建筑

第一节
新上海空间烂漫依然

我就要结束本书写作，在《呼啸、呼吸和深忆》的最后这个章节的第一小节，我还能为读者叙述什么？

让我把叙述之指指向一个有点特殊的人物和一个有点特殊的空间。2007年3月4日的晚上，城市黄金时间的某一段。

在“上海歌城”的“智慧广场”店领班的注视下，一个穿得山清水秀的十来岁男生由父母相伴来到这里，他们三人进入中包房的那刻间，老练的领班内心泛起一丝疑惑：只是三人，为何坚持要了一个可以容纳六七人的中包房？领班在一边继续不时地细心观察。

但见开机后，父母两人先是坐在一边专注地听着男孩歌唱，少顷，喝了一扎“百威”啤酒的父亲拿起“上海歌城”专为K歌者准备的节拍器，兴奋无比地为男孩打着节拍，母亲也在一边有点手舞足蹈地为男孩加油，男孩更是身心投入地一路放歌而去，从《菊花台》到《海阔天空》，从《三截棍》到《爱情百分百》，让一边来回走动的领班相当惊诧男生的演唱水准，无论音色还是音准，无论乐感还是味道，全都相当专业，说得夸张一点，一个未来“超男”分明已经诞生在2007年3月“上海歌城”的“智慧广场”店中。

稍后，当领班看见男生父亲搀扶着男孩走出中包房向盥洗室而去时，在近距离观察中，领班才恍然大悟，原来男孩是个盲童，以一贯的职业素质，领班迅即地迎上前去，与男孩父亲一起搀扶男孩进入盥洗室。来回的路上，领班得知，男孩从小便已失明，但酷爱唱歌和舞蹈，今天刚好是传统节日新春元宵，父母带他来到“上海歌城”，由他尽兴歌唱，至于三人偏要一个中包房，那也是父母的一片苦心和深情，只要孩子开心，又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予呢？

*　“上海歌城”阐释着21世纪的海派娱乐空间

水晶一般璀灿的走道让盲男孩感受万千　*

令领班深受感动的是：双目失明但酷爱唱歌的男孩，但逢父母领他唱歌，他选择K歌的地方总是“上海歌城”，这是他唯一不二的选择。原因倒也简单，多年前的一天，失明男孩与父母们进入“上海歌城”的“南东店”，那天，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大人们都兴奋不已，把男生有点遗忘。出于好奇以及其他什么原因，男生独自一人悄悄溜出包房，在“上海歌城”“南东店”的走廊上一路走去。男生天生失明，但感受力却大大地超越寻常人等，后来他告诉父母，在他敏锐的触感中，他感觉到“上海歌城”墙壁间由玻璃、微晶石组成的那份无与伦比的光滑和流畅，自那以后，内心总会时不时地浮现而起“上海歌城”墙上的那份近乎水晶一样的感受，而他也总是不由自主地渴望着走向这份说不完、道不明但真实存在于心灵深处的感受。

现在，我要离开始终钟情“上海歌城”的这个双目失明的男生，我想向读者指出我写这个男孩的真正原因：作为大都会的一个特别处所，“上海歌城”成了开埠164年以来“海派建筑”在新时代、新世纪的一个变种，如同20世纪30年代末的上海电影院，如同“国泰”、“大光明”和“大上海”一样，以“上海歌城”为代表的城市K歌空间，它们承载了我们时代最年轻一代的沸腾情感，让他们深刻意识到在这个特殊空间中，他们不仅将唱亮自己的青春，而且，还将唱红自己的人生。

说到“唱红自己的人生”，我这里还有一个故事以飨读者。

故事展开的空间还是“上海歌城”。故事的主角是两个纸媒中人，为了尊重他们各自的隐私之权，我就有意隐去他们的姓名。

他们是一男一女，最初并不相识，只是因为K歌，被各自朋友相邀到了K歌现场：“上海歌城”的“南东店”。在那里，纸媒男生十分深情地先来了一阵“张学友”，其中一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让满座一片叫好；纸媒女子也不谦让，在纸媒男生之后，以“麦霸”的身份来了一通“王菲”，其中一曲《棋子》亦让举座哗然。当凌晨两点他们离去的时候，两人都流露出了十分留意对方的眼神。

不久，纸媒男生与纸媒女生再次出现在了“上海歌城”，是在“上海歌城”的旗舰店，开在长寿路与武宁南路相交处的“智慧广场店”。一同前往的朋友们立刻发现，纸媒男女独自歌唱时情感投入、风云激荡；两人配合时更是含情脉脉、难舍难分，他们从《相思风雨中》一路唱来，一直唱到《慢慢地陪着你走》，最后，在信乐团狂热无比、狂放无比的《死了都要爱》中达到生命和情感的巅峰处，那时，双方朋友们都意识到“一个比长安街还要长的吻”即将诞生。

两年过去了，当他俩再次出现在“上海歌城”分店，浦东八百伴对面的“中融店”时，“中融店”的领班看见了两人甜蜜十分地一路走来，纸媒女生怀抱中还有一个孩子，不超过两岁的男孩。就这样，两个上海纸媒男女在“上海歌城”这个特殊的城市娱乐空间中完成了他们各自人生的一次最为精彩的选择，这个选择的结果再次应对了“上海歌城”的一句广告语：唱亮我的青春，唱红你的人生。

自2000年“上海歌城”在南京东路开出它第一个分店，七年之后，“上海歌城”在上海不同区域已经拥有八家分店，这八家分店的装饰风格十分统一，它们全都让你想起克罗比乌斯和密斯·凡·德·罗这两位现代主义大师所鼓吹过的空间格调：“热烈的红”与“优雅的灰”装饰着所有外露的地方，它们让你的视觉受到真实的冲击进而十分迷惑，而叫作“微晶石”的昂贵材料在“上海歌城”诸空间中大面积铺设，加之大片镜面在“上海歌城”的许多墙壁间璀灿地放着光芒，更让你在这个空间中产生了现代、摩登的综合感觉。这正是上海时尚男女所要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城市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充分表达出来的感觉，我愿意重申，以“上海歌城”为代表的城市娱乐空间让我们联想起了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院这种城市新空间。相隔80年左右的时光，这完全不同的两种城市新空间——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院和这个世纪的K歌房——在城市情感容器这个　伟大的视角中，它们都对特定年份和特定时代作出了自己特定的解释。

说到特定解释，我还可以向读者介绍“海派建筑”的另外一种特殊形式：集纳式广场空间，我向读者说说其中早已耳熟能详的“新天地”。

大片暗示着时光流逝的青色砖墙，中间有节奏地夹以长条红色砖带，墙上紧闭着老派的百页窗子，门框边则有着第三代石库门必然会有的科林斯柱式、老欧洲山花，到处是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开来的路灯，这一切，让今天男女（无论本埠还是域外）都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新天地”外壳是一个完整的“30年代石库门”，设计者为了对应上一世纪末全世界泛滥无度的怀旧潮，有意强化老上海30年代的建筑符号，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男女可以循着往日路径回到一个对他们来说似真似幻的年代。但到了夜晚，当科林斯柱式、老欧洲山花和旧时代大户人家的百页窗子都在浓郁的夜晚中悄然远遁，一个真正的“新天地”便在设计师的良苦用心中脱茧而出，在“东魅”、ARK和许许多多上海男女、西方男女簇拥一起的地方，上海的夜生活，一种真正奔放无度、放纵无比的夜生活通过啤酒、红酒以及“芝华士”、“人头马”的激荡作用仿佛无始无终地开始了。

与“上海歌城”类似但更胜于“上海歌城”，“新天地”是我们城市在其164年开埠历史之后的一种崭新产物，也是我们城市在其27年开放历史之后的一种崭新空间，在那里，全部建筑都呈现着当年巴富尔上尉与他的继任者带给上海的水平向度建筑的基本特点：不超过15米的三层层高，西方联立式建筑的基本布局，还有一点也与164年前基本相似：在“新天地”中，挤满了无以计数的西方人，谁知道呢，他们中的某一个或许与当年巴富尔上尉还有着血缘关系。

*　“新天地”立面让你回到繁华如梦的20世纪30年代

*　想象这个窗框里有着的悲欢离合

*　这种对比堪称“新天地”特色

在上海，在2007年，与“新天地”遥相呼应的还有新近产生在上海中北部地区的“优族173”。也是一个超大型的集纳式广场空间，在这个35000平方米的广场空间，有着酒吧、酒店、浴场、咖啡吧等等一系列的城市新空间。2006年6月，世界杯开战第一天。

“优族173”广阔的广场上，放满了许多白色桌椅，桌椅上则堆放着鸭肫、鸡爪和人见人爱的红色小龙虾。城市目击者、狩猎者王唯铭带着他的孩子王静远，他的朋友王维、刘沙、陆新和在“优族173”广场大屏幕前正紧张地期待着世界杯给予的强烈刺激。那个晚上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城市目击者王唯铭在世界杯上下场休息期间，因了酒精永生的作用，因了足球瞬间的刺激，他拿起话筒高呼口号：中华民族万岁、万万岁，那一刻他一定联想起一千多年前，那个谁也说不清楚的汉子高俅先生在伟大的宋家皇朝面前卖弄的那一脚，他也一定联想到了一千多年之后中国足球队甚至还玩不出这样的一脚，连“陪太子读书”的可能性都荡然无存。

“优族173”广场的缔造者居理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他还目睹了被酒精催眠后的王唯铭差点被人痛打一顿的情景：一个波兰留学生误解了王唯铭，以为王唯铭在庆幸波兰足球队的被淘汰，而事实刚好相反，王唯铭先生始终站在密斯凯维支一边，始终站在这个诞生了肖邦、瓦文萨的伟大国家一边。居理先生理解这一切，并且是深切地理解，对他来说，在城市中北部造就这样一个新娱乐空间，这样一个超大型广场，其中的目的之一便是要自然而真实地展现上海的新生活，而无论是王唯铭的情感激荡还是波兰学生的怒不可遏，这都是上海新生活的一部分。

*　“太平湖”还能让你回想起当年的“太平桥”吗

第二节
保罗·戈德伯格在一边说

亚洲目前争相建造摩天楼的浪潮说明了什么呢？当今世界最高大楼建造者的动机，不同于大教堂建造者们，当然也不同于当年美国摩天楼的建造者们。然而，在他们的决心后面仍有某种文化自豪感：每座摩天楼都在提醒人们，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亚洲现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恰似20世纪过去年代的美国……但是，西萨·佩里在吉隆坡的那对圆形摩天楼与马来西亚或亚洲其他城市有无关系呢？科思·彼得森·福克斯那座甚至更高的摩天楼，一座螺旋形平板状、从顶部到底部打了一个洞的建筑，又能使我们对上海有何认识呢？

时间是在1996年，距今11年之前，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权威的保罗·戈德伯格先生对亚洲、对中国上海的建筑谈出了他的想法，是不以为然的想法。

我们知道早在1979年，保罗·戈德伯格曾对菲力普·约翰逊设计的后现代主义超高层建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作过热情洋溢的评论，他认为“这是自克莱斯勒大厦以来纽约最富于刺激、最大胆的一幢摩天楼，它毫无疑问地成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第一块里程碑”。但我们发现保罗·戈德伯格先生对上海建筑不愿投以更多热情，这与他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什么关系？他是否可以归入两年以后被中国一些激进文化主义者猛烈抨击并且要给予一个明确“不”的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我们知道了他的主要观点：从纽约到芝加哥，世界上大多数最高的摩天楼都在这些地方拔地而起，漫长的发展过程几乎贯穿了整个2世纪。如今，这些美国城市显得静悄悄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新的摩天楼建筑工程，而是几乎没有，显然，它们对为建摩天楼而建摩天楼已无兴趣，修建高楼、较高楼和最高楼的衣钵，已经传给了世界另一边的城市。在摩天楼迈入它的第二个百年的时候，摩天楼仍然拥有象征性的力量。一般说来，高耸入云的大楼是初登世界舞台，还处于兴奋、激动状态的文化的产物。这些摩天楼体现了力量，体现了想要引人注目的要求。新兴文化的生命周期中会有这样的特殊时刻，它无法抗拒那些冲动。随后，保罗·戈德伯格尖刻地指出：随着全球经济的重心越来越转向环太平洋地区，亚洲国家已处于支配地位。它们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想要花钱显示它们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形与20世纪初纽约和芝加哥的做法何其相似。当年人们在纽约建造了伍斯沃思大厦以炫耀实力，这与今天正努力塑造吉隆坡或上海形象的人们之间的意图，并无多大区别。对这样的做法，保罗·戈德伯格用了“虚张声势”这个充满了贬义的词语，他随后又将这种做法和“暴发户文化”紧密相联。

*　“优族173”的内部空间洋溢着老上海意味

保罗·戈德伯格不满亚洲和中国的变化，建筑上的变化，当然，谁都知道在他的不满背后有着的绝不只是对建筑审美的失望，唯一让他的不满稍稍温和一点的是他最后认为，在亚洲、在上海崛起的这些高层和超高层将会给这些城市带来一种标志，这就如同当年埃菲尔铁塔、帝国大厦和西尔斯大厦一样，它们最终也成为了巴黎和纽约的标志。

现在，让我从保罗·戈德伯格的说法跳过去，跳到对亚洲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对中国建筑持有更加严厉态度的库拉斯身上。

库拉斯先生也许没有到过今日上海，也许没有目睹过与外滩建筑遥相呼应的浦东陆家嘴超高层建筑群，因此，我们无从知道这个不列颠岛国的建筑师对极大地改变了今日上海天际轮廓线摩天楼的态度。但我们知道库拉斯先生到过广州，到过被他称作是目前全球在建筑上发展最快的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库拉斯先生因此在他的国家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发表了措词绝对严厉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迷乱都市化》。库拉斯无法接受在地球的那一端正发生着的事实：深圳有一班建设师新手，借助一台电脑，只化了4天，便敲定了一幢巨型高层怪物，而在英国，人们会为新建一幢大厦的设计争议数年乃至数十年，即使那个设计师已经非常著名。此外，在广东，库拉斯发现不少建筑的坐落点是农民们赖以为生的农田，转眼之间，这些农民就变成身穿米老鼠T恤、手提无线电话、爱吃麦当劳的城市人。库拉斯感叹道：英国人走过这段历史用了将近200年的时间，而在中国的南方只用了10多年的光景。“这将是一场轰天动地的迷乱都市化运动。”库拉斯先生忧心忡忡地说道，他看到了这里面的一些不祥之兆。

在库拉斯之后，现在轮到美国摄影师罗伯特·莱克在美国最为权威的建筑杂志ARCHRTECT上对我们引以为豪的浦东陆家嘴建筑发出严厉的批评。在这篇名为《上海在长高》文章的导语中，罗伯特·莱克如此说道：过程并不总是美好的，新美国式的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城市中泛滥成灾，全然无视都市化的后果，随后他又说道：

多亏了邓小平80年代后期在中国施行的改革，上海越来越繁荣。在它的天际现在有一些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这些20世纪80年代风格的大厦由美国设计师和他们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模仿者所设计，它们正把这座130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全中国最具有铜臭味的消费中心。

中国正在尽力地赶上现代世界，最直接最让人有视觉效果的就是建造高楼。大多数这些上海的新图腾建造在浦东地区，这个介于黄浦江与海洋之间，由泥沙所组成的脆弱的三角洲地带，处在老的城市中心的东面。当地的居民将浦东称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由加拿大建筑师WZMH设计的证券大厦、由加里福尼亚蓝顿·威尔逊设计的世界广场和由SOM设计的金茂大厦征服了它们渺小的邻居。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都是“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就像浦东街上的广告牌，侧面的图上是有台湾HC张公司所建的王朝大厦。

模仿是表示谄媚的最亲近的方式。但不幸的是中国的建筑设计机构在不甘向美国摩天大楼示弱的时候，却将上海的天际毁坏得太多。从视觉上，这些摩天大楼的模仿者与他们的美国样本一样，肆意摧毁着浦东的线条。

尽管浦东相对还不发达，上海其他地方的毁坏之力也正在嘲笑着建于20世纪初曾为上海带来东方巴黎之称的殖民地建筑。许多老的三层、四层楼的房子被推倒，毫无保留历史的意识。在这些老房子倒下去的地方，会出现没有灵魂的都市区域，充塞着就像WZMH的头脑们为浦东发展银行所设计的类似结构的建筑。

上海住宅财富正在消失：居住地被移走，住家为高楼让步。很少数还保留着的小高楼突然间会被摩天大楼的阴影所笼罩。在浦东，XYHF协会的商业局大厦和L EEAN&X协会的金融大厦使边上的一家医院成了矮人，并摇摇欲坠。

从保罗.戈德伯格到库拉斯到罗伯特.莱克，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某些人们，他们对亚洲、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上海的建筑坚持着各自的深刻质疑或强烈批判，他们将伫立在这片土地上的高层和超高层看成一种问题、当成一种灾难，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高层与超高层建筑来源于勒·科布西埃、克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乃至贝聿明、菲力普·约翰逊、雅马萨奇、西萨·佩里等等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而他们就是这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他们的质疑为了什么？

更多也是更深地，他们想要说明什么？

第三节
摩天楼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回到这个黄昏对这一节来说也许是适意的，这是90年代初的一个黄昏。那时，我们的城市还远远没有像今天这么庞大、这么高耸，那时，上海商城等一批新空间将上海宾馆保持的上海高度纪录刚刚作了刷新，我和朋友，上海摄影家尔冬强一起站在上海商城香格里拉大酒店顶端的总统套房一边，透过窗玻璃注视着夕阳下斑驳多姿的上海：它们中有着旧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式洋房；有着新历史时期产生的高层、超高层建筑。

“这一切真是非常的恐怖。”尔冬强说道。他指的是在夕阳下兵营般端立着的高密度、高容积率的高层建筑。是的，我清楚地记得尔冬强使用了“非常恐怖”这个词语。在他的眼里，这些新近产生的高层建筑与他在这座城市中广泛寻觅的世纪初的西洋建筑相比，既无历史价值可言，更无美学价值可说，对其他只能用“恐怖”这词加以形容和描绘。

“恐怖的超高层”。这是摩天文化评价中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说明了当一座城市在一夜之间变得高不可攀时，它一定是以丧失和牺牲许多珍贵东西作为代价的，它还说明了在一种由来已久的古典审美中，新近产生的这些钢、玻璃、混凝土堆砌而成的庞然大物不过是一些丑陋的、不堪入目的东西，毫无性灵可言。它们大规模乃至超大规模的出现，将成为一种城市灾难。

尔冬强先生并不孤立。当他以“恐怖”一词来描述上海部分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时，一个叫作李倩的小姐正痛切地惋惜着里弄文化的消失。这种痛惜与李倩小姐的切身经验有关但又超越了她的切身经验。

李小姐早先居住于上海最好的大街——淮海路——一边，然而，由于这条大街需要改变原先面貌，又由于一系列的超高层商业建筑注定要在李小姐居住地上崛起，李小姐不得不离开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随后，李小姐看见了粗笨的推土机轰鸣着将她所居住的有着半个世纪以上历史的整条里弄一一推倒，随后，它们在打桩机沉郁的声响中又一一化为乌有。接着的日子里，李小姐发现并不是唯有她的里弄有着这种遭遇，更多的里弄，更多古老或半古老的建筑都在现代化的名义下遭到了毁灭。当然，在“毁灭”之后，在削得一马平川的地基上伫立起了那些高不可攀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间的建筑，这些建筑在李小姐的眼里，不过是一些既没历史感也没有人性的摩天怪物，它们更多给人的只是非人的压抑，让你产生的是虚无主义的感受。李小姐因此愤愤不平地质问道：“假如所有的里弄都变成了高层建筑，城市还算城市吗？”

仿佛是为了印证李倩小姐的质问，当淮海路上叫作上海广场的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时，与此同时，一条叫作均培里的石库门里弄从此就烟消云散了。正是在这条里弄里，曾经居住着上海滩枭雄之一的黄金荣，它满载着上海滩一部血雨腥风同时又是豪气干云的历史。

和李倩小姐殊途同归的是张娜小姐，和李小姐一样，她的不满也来自于自己的日常经验但又超越了日常经验。以往，差不多每个晚上张小姐总习惯于在绿茵蔽天的梧桐树下散步，她最爱走的大街之一就是李倩小姐居住的地方：淮海路。

张小姐的布尔乔亚情调决定了她会长久地沉浸在梧桐树叶的婆娑声中，她仿佛能够看见昔日霞飞路上的如梦繁华、旖旎情调和如泣如诉的情感，有时，她甚至想象自己也成为过往事情的一部分，成为斑驳陆离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但随着摩天高楼的接踵而至，随着梧桐树的日渐稀疏，她感觉到自己再也回不到这种梦境中，在这条著名的大街上，她一目了然的是光秃秃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威慑人们心灵的高楼，没有往事联想，没有畴昔回忆，有的只是这个飞速发展时代里的钢筋、水泥和玻璃。张小姐因此质问：“为什么要以丧失满街梧桐来换取摩高楼呢？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呢？”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生活于这座城市的人们正从一度有过的“张明式眩晕”中清醒过来，这种清醒超越了他们个人的经验，发展为一种相对广阔的视野。换言之，他们关切的是在进步的名义下城市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摩天高楼，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却丧失了什么？

管宁小姐堪称是这种情感的又一个不谋而合者。

管小姐居住于七宝地区的富丽花园。她不会断言自己居住的地区是一个“诗意的栖息之地”，但显然她也没有过多的抱怨。她抱怨的是每当她从边远的富丽花园进入市区之后，被城市中无可避免的明晃晃的玻璃幕墙反复刺激。她尤其不能忍受夏季时候，与自己办公楼只一线之隔的那幢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上发散的一片眩目的白光，真正是恐怖的白光啊。管宁小姐无意间使用的是与摄影家尔冬强同样的形容词，她承认自己有轻度的神经质，她忍受不了贴近自己办公楼的玻璃幕墙，更忍受不了这座城市遍地林立的玻璃幕墙，它们都一式放肆地一片白光，粗野地侵犯着你的视觉、你的感觉，在它们的侵略中，你的头脑仿佛被洗过一样，只有彻底的空白。

管小姐或许并不了解现代主义大师密斯·凡·德·罗对钢和玻璃这两种现代材料的毕生探索，她也不会懂得这种探索最终是以玻璃幕墙的形式将一个略显陈旧的世界变得明亮而灿烂了。她在对玻璃幕墙的控诉中想要告诉上海的其实是这么一句话：在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发展中，上海已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还有这样一些人们，由于具有较为广阔的国际主义视野，他们因此反复地提及欧洲的经验，指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摩天文化在美国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古典主义建筑美学发源地的欧洲，人们对摩天楼这种超级怪物就表现出一种清醒的疑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关巴黎曼恩·蒙帕奈斯大厦的争论。为了这幢体现了现代主义建筑美学原则的57层摩天大楼，巴黎人整整争论了10年。赞同者认为这种形式的大厦表达了巴黎一贯的那种风格：不拒绝任何新鲜事物，对一个不断变化的建筑世界作出自己的独特反应；而反对者则毫不犹疑地认为，这种形式的大厦是对巴黎已有的历史的污辱，在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占据主流地位的巴黎面前，这幢一干二净的摩天楼不仅蠢笨而且怪异，它是对巴黎市民审美趣味的一次践踏。争论最后以曼恩·蒙帕奈斯大厦在曼恩·蒙帕奈斯车站拔地而起作为结束。表面上，现代主义建筑美学获得了完胜，但这种胜利不那么可靠也不那么持久。因为，自此以后，巴黎再没有在她的老城区建造类似的建筑，巴黎把她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浓厚兴趣放到了崭新的二十一区：拉·德方斯。

如果说在最初的争论中，巴黎人还只是直觉现代摩天楼与老城区建筑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突兀，那么，稍后，他们已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不能分裂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在这样的角度上，在巴黎人看来，当年勒·科布西埃提出的将整个巴黎市区夷为平地，然后在这个平地上建造起几十幢乃至几百幢150米高的摩天塔楼的想法，就变成了一种疯子般的行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疯狂。

传统必须保存，历史必须记取，一座没有任何古老遗迹的城市，那将是一座空城，一座失去任何价值的城市，她只能供白痴们、神经错乱者和失忆人居住。他们说道，上海也是如此，上海也该像巴黎、罗马、伦敦那样。在开埠164年之后的这块地域中产生的旧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新式里弄、花园里弄乃至大班们的私家花园、当年白领们集聚的各式公寓、当年银行家们挥斥方遒的高层办公楼都有着新时代建筑所无法取代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价值是任何新时代建筑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在上海已经有了并且还将继续产生多种多样的反应，人人都生活在一个多元并且动态的评价系统中。换言之，即使那些对高楼有着“夜晚恐惧症”和“幽闭综合症”的人们，当他们面对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塔形造型的时候，心里涌起的或许依然是自豪，也可叫作第三世界人民的高楼自豪。

对上海男女来说，在最短时间里产生出来的数千幢高层、超高层摩天楼正不容置疑地掠夺了他们的视觉。这些高层、超高层建筑尽管离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还非常遥远，有时这些庞然大物还令他们中不少人烦恼不堪，但它们集中了他们潜意识里渴望的意义，也象征着他们今日正面对的不断改变不断成形的新文化，他们因此有意无意地接受并生活于它的隐喻中：在最世俗的意义上，还有什么能比这些迅速崛起并每时每刻都占据着他们视域的摩天大楼更能说明他们生活的未来图景？而在精神的意义上，迅速向上攀升的超高层建筑提供着无形的能量，“世界第三”和“世界第二”的说法提供着强大的刺激，它显示了东方人挑战西方人、亚洲人挑战欧洲人、黄种人挑战白种人的能力。现在，人们不仅可以重写“巴比塔”神话，492米的高度更能让人们瞭望即将到来的“太平洋世纪”，它使你沉醉于早在20世纪初施宾格勒就预言过的那个“沉没的西方”的预言中。

第四节
为上海而做的审美辩解

我将要结束本书。

我将要结束对我们这座伟大城市自开埠以来在“海派建筑”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搜索，此刻，我真切地知道，对这座城市的“海派建筑”，尤其是对近27年以来（以198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海派建筑”的种种变革，许多东西还有待于我们共同发现、共同认识。

譬如，在翻检了我们城市164年的开埠史之后，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中期，水平向度上，上海产生了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它们可表述为“丁香花园”、“王伯群公馆”、“马立斯花园”、“嘉道理公馆”、“马勒别墅”等等等等。作为一种范型，它们经受了时间考验，作为一种经典，它们使得上海因为它们的存在而显出了格外的光彩和魅力。试想，倘如我们的城市没有这些精妙的建筑，倘如上海拥有的只是石框条围成一圈的老式石库门和点缀着山花、古典纹饰的新式里弄，或者最多加上那些似乎表达着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平屋顶、兵营式的新村建筑，上海将会是多么的单调和多么的乏味。

于是，有人这样地质问：在今日上海，尽管有了数不胜数的别墅、数不胜数的山庄，但它们中又有哪一幢可以比拟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精致、奇妙的建筑呢？我们城市的建筑师是不是完全地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想可以对此作出许多解释，其中之一的原因便是催生这些美妙建筑的人们在后来历史中的绝然消失。试想，没有李鸿章对他宠幸的女人那份不由自主的激情，怎么会有罗杰斯所设计的那个美妙的花园？同理，没有哈同对一个中国女人的那份不可遏止的情感，又怎么能够设想在20世纪的上半叶，在今天上海展览馆的地基上会产生出那个玄妙的林园呢？尽管这个玄妙的林园永远地毁灭于新旧制度的交替中。当然，在上海的历史中，李鸿章、哈同、王伯群都只是个例，个例并不说明上海必然地会产生出这些精妙的建筑。那么，以马勒为代表的西方大班们却完整地组成了一个富可敌国的阶层，他们的财富和审美情趣为老上海水平向度建筑的营造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

我想，这是建筑受制于社会、时代的一个最典型的说明。在这样的视角上，建筑师们的作用显得相对的微弱不堪，他们只是他们业主的财富（这是最重要的）和审美情趣（这是相对重要）的奴仆。他们在建筑上的构想本身就建造在业主们的审美水平和理解水平上，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出现如同密斯·凡·德·罗在设计范思沃斯别墅时候的那种自我放任、随心所欲。

新的时代消灭了以马勒为代表的既有财富又有建筑美学观念的这样一个阶层，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演绎的是自19世纪以来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关社会均等的壮丽梦想，这些演绎包含着最为深刻的人道主义，但却让整个人群由于丧失竞争、丧失等级、丧失财富的差距而变得死气沉沉。在新上海最初的三十年中，除了反复看着那些简陋的平屋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们观看。换言之，既然没有一个阶层在他们的生活中积聚了远远超越其他阶层的财富，既然没有一个阶层需要以物化的东西来指代他们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也不需要用一种特别的风格来将自己与他人（哪怕是处于同一层面的人们）区别开来，那么，我们就无法期待新的挪威式风格建筑再次以奇妙的形式出现在新世纪，更不用说出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了。

这是我为上海的“海派建筑”作的第一个审美辩解。

一种精雅风格的建筑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停止了它们的呼吸，这并不关涉上海建筑师们的雄心大小，也不关涉他们的想象力强弱。抹消了社会中不同等级后的恶果就是使人们把最为基本的住房单元视之为不可思议的幸福，他们理所当然地将目光聚焦在是否有卫生间、卫生间是否独用、是一室一厅还是一室半、是用管道煤气还是用液化气等等等等最为基本的生存问题上，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将不同种类的建筑从实用层面提升到审美层面，更无法像当年马勒那样将一种心中的幻景借助于石头、木头、玻璃、花岗岩等等的材料垒起一座人间乌托邦。出路只有这样一条：在新经济时代尽快地抚育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不仅拥有充分的财富而且拥有足够的品位，他们将如同当年在上海滩混出一片天下的马勒先生那样，以独特的、个性化的选择，超越今天已多如牛毛但独创性非常软弱的水平向度的建筑，使上海水平向度的民居建筑的命运得到真正的改变。

比上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垂直向度的建筑上，出于一种文化策略的需要或一种资本转移的需要，整个欧洲乃至美国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放弃了对高度的追逐，他们将这样的追逐转移到了亚洲，怂恿、诱惑人们在亚洲的天空下摆开数以百计、千计的吊车，在这个背景下，上海还在大做特做超高层之梦，还沉浸在“世界第三”或“世界第二”的快感之中，还将高度当成建筑发展中的重大主题之一，并且，常常为了这个重大主题不惜牺牲掉其他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于是，又有人这样质疑：上海对高度的追求是否过于偏狭？或者说这里是否酝酿着一种新的错误甚至是一种新的愚蠢？

辩解依然是必须的。

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个人需要与城市需要绝然不同。个人需要的是符合他生命尺度的建筑，那种令他没有压抑感、令他非常亲切的建筑。在过去的上海，我们看见了新、旧石库门的建筑满足了上海市民的日常心理，而花园里弄、花园别墅则满足了西方大班们的日常欲望。这些建筑有着适当的高度，但这些高度不至于使他们感到高不可攀、因而惶惶不安。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末，我们发现这种心理还在延续，大部分上海人希望居住的是多层公寓而不是高层和超高层。多层公寓的高度似乎更符合上海人的心理需要，它们在与人的对比中似乎显得更有人性。虽说，也有一些上海人乐意在50米乃至100米高空中去感受低层建筑所不能感受的东西，譬如杨少伟。

但一座城市有着她自己的愿望。经常地，这种愿望超越了个人，超越了他们那种或许有理但也相当偏狭的想法。城市需要的不仅仅是居住的舒适和休闲的愉悦，它还要被一个浩大的世界所注视，还要让这个世界时时感觉到它同样浩瀚的存在。

这是我为上海的“海派建筑”所作的第二个审美辩解。

20世纪上半叶，上海曾有幸获得过“东方巴黎”美称，但对那个时代所作的分析使你明白，这种称呼更多地是他人的恭维，而不是上海本身的感觉。到了20世纪末就不同了，上海有了足够的自信和底气，它渴望的不再是在世界舞台上充当一个二流角色，正如保罗·戈德伯格在他的文章中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的那样，上海正在雄起，它需要将这种雄起强有力地写在亚洲的天空下。换言之，在这个时段，高度成了上海的一种必然追求。继续升高，继续向上攀升，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宿命。因为这不是我们城市中某个人、某个人群的欲望，甚至也不是我们城市的欲望，而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欲望。

数字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目前已建成的世界排名十位以前的超高层建筑中，亚洲占了6幢，它们是世界第一的中国台湾101大厦、世界第二的吉隆坡国营石油公司大楼、世界第三的上海金茂大厦、世界第八的香港中环广场大厦、世界第九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以及世界第十的高雄T/C大厦。当世界上所有在建的超高层建筑都完工后，世界高楼的次序将重新排定，这一次亚洲将再次让世界吃上一惊：在前十名中亚洲占据九名。此外，有一件事是充满了象征性的，那就是近年来饱受泡沫经济之苦的日本，正试图在亚洲的天空下写上前无古人的一笔：建造一幢高达2000米的高楼。2000米高楼，也就是尚未建成的世界第二高楼环球金融大厦四个叠加，如果这个构想得以实现，那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留在蓝空中最赤裸裸的野心和雄心。

就这样，亚洲表达着她的欲望，表达着她对早已甚嚣尘上的“太平洋世纪”的回应，没有比从平地崛起的超高层建筑更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理暗示性了：在世界的版图上，亚洲完整地站了起来。这将是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最大的一次地域革命，当然，中国是这次地域革命中的主体。在这样的视角中去认识上海的高层与超高层，我们应当有着更多的体会也有着更多的理解。暂时地，高度还将是上海建筑的重大主题之一。但我们同样相信，再过若干时日，上海便会有自己的更多样的选择。

最后，对真正熟悉上海开埠164年历史并同样熟悉上海“海派建筑”历史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上海在20世纪建筑世界两次伟大变革中的滞后深为不满。他们不无正确地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上海外滩一带林立起了摩肩接踵的高楼，尽管这些高楼中有着“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尽管“万国建筑博览会”一说使上海市民拥有了足够的怀旧资本，然而，从另一种角度上说，由于西方大班们滞后的审美，又由于进入上海的威尔逊们远离同一时段在西方建筑界正在进行的狂飙突进运动，使得上海这个时段产生的建筑无不打上了古典烙印，无论是水平向度还是垂直向度，上海的建筑都沉浸在老欧洲的审美趣味中：折衷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审美趣味。以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作为比照，以伟大的勒·科布西埃们的眼光来看，这种沉浸不过证明了上海与真正的时代趣味、感情的脱节，它表达的只是一种麻木不仁的情绪，一种生锈、发霉并且逐渐腐烂的感情。在这样的意义上，被这座城市自吹自擂的那些所谓“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建筑，只是被鬼魂附体的建筑，在前进的世界建筑史上，它没有任何地位。

而当上海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上海的土地上有着如此之多摩天高楼，当上海市民为这样一些巨无霸而欢欣鼓舞、自命不凡的时候，人们同样忘却了这么关键的一点，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对勒·科布西埃的精神进行粗糙克隆的东西，在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面前，它们是日渐失去革命性的现代主义美学风格的摇尾乞怜的抄袭者，在世界建筑史的意义上，它们也没有多少真正的价值。

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说法中的部分合理性，但部分的合理性并不能证明全部的合理性。任何的指责都不能脱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不然这种指责就成了不负责任的叫嚣。对一座开埠才只有80年的城市来说，她有权为产生在自己土地上的这些19世纪风格的建筑而骄傲。首先，相对于豫园、露香园和日涉园它们是一种丰富，同时还是一种超越（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话），在这之前，我们的城市无法想象她的土地上会产生这样一些深思熟虑的建筑；而从历史的长时段上说，作为一座富有生命力的城市，异域的建筑使她获得了让她变得更为丰富、深刻的文化来源，它们是造就一座伟大城市的动力之一。只要上海不是一座浅薄的城市，那么内在的要求将会让她逐渐地摆脱掉托斯卡那、陶立克、爱奥尼和科林斯等等柱式，也会让它逃离巴洛克、伪罗马风和折衷主义的反复纠缠，后来的历史其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譬如以邬达克为代表的建筑师在上海的努力，说明了这座城市有着足够的敏感和气度去感受乃至包容一种前进的美学。同理，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摩天文化的表达中，上海不但大大地超越了它曾经有过的四分之一的“空白期”，让她的子民前所未有地拥有了人性化空间，同时也丰富了它一度苍白无比的城市天际线，使得城市形象前所未有地丰富多彩起来。也许，与一个拥有最为前进美学的建筑世界相比，上海还有着它不容置疑的落后性，它缺乏足够的能力在自己的空间中去诠释一种崭新的建筑理念，但她已经和这种建筑理念相距不远了，并且，只要假以时日，上海与世界建筑之巅的平等对话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这是我为上海建筑所做的第三个审美辩护。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无论是言之有理的质问还是自成一说的辩解，它们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上海本身作为生命的成长，作为生命的不断蜕变、更新和分化。过往的历史告诉了我们：在开埠以来的164年中，上海有过两次历史性的机会。第一次机会造就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面貌；而第二次机会则造就了此刻上海的状态。这次机会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

上海就是生命，就是活力、朝气和激情，而在“海派文化”反复滋润下的上海建筑，将是上海活力、朝气和激情的承载之所，是她的最好说明之书。

跋

近来十分流行“创意”二字，如美术创意、建筑创意、文学创意等等，因其名目繁多而目不暇接，又因大多陌生而超然处之。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同志提出编辑《海派文化丛书》的创意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正是思之无绪的良策，事之无措的善举。

此创意特色有三：

一是纵横驰骋，自成体系。该系列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6本书将在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面世。此后每年出版7至8本，争取在2010年出齐，向世博会献礼。

二是叙述简洁，形式新颖。上海，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在近两百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海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值得研究的、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课题。论述上海、反映上海的书籍纷繁浩瀚，它们各有见解，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读者。有的是学术性的，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曲高和寡；有的是文学性的，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但内中难免搀杂作者个人的情感，而有失公允；有的是纪实性的，历史掌故和人间悲欢离合尽收其中，但珠玑散落，难于荟萃。丛书力图博采众长，“合三为一”，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使之成为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

三是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丛书对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戏剧、书画、建筑、文学、风俗等，既有宏观的研究与阐述，又有具体的描绘与剖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长卷，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海派文化造就了被誉为“东方巴黎”和“东方明珠”的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精明求实”、“宽容趋新”等上海人的社会人格。丛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为己任。协会成立20年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协会乘势而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拓展外联渠道，构筑中外交流的平台，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社会科学、金融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成为上海的一个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在获悉丛书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计划时，就感到双方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决定对丛书出版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此举是对建设上海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支持。

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外国朋友赠送一些介绍他们的国家或城市的书籍。这些书籍装帧精美，内容言简意赅，形式图文并茂。由此联想，在丛书中选择若干本或若干章节翻译，汇编成书，那也是一种十分可取的介绍上海和宣传上海的内容和形式，特别对于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来说尤为如此。

本丛书的出版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关注。文汇出版社已将本丛书列为2007年出版计划中的重点书，并配备了业务能力强的文字和美术编辑；外宣部门认为这套丛书是很好的外宣资料，是世博会的一个很好的配套工程；有的图书馆反映查阅上海资料的读者日渐趋盛，这套丛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还必须强调的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去年年底，编委会召开部分作者参加的笔会，其中不乏畅销书的作家，编委会对他们提出了创作要求和交稿时限。尽管要求高、时间紧，但是作者均积极配合，投入创作，为第一批丛书在2007年8月的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为此，有的延误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有的推迟了其他的创作计划，有的不厌其烦数易其稿。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护佑着丛书的面世。丛书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2007年7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后记
呼啸、呼吸与深忆

有一个情景至今于我还是那么地难以忘却。

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是阅读莫泊桑、小仲马等人的小说还会被社会视之为一件非常暖昧事情的时期，有个晚上，我来到徐家汇一带，想亲眼看看被当时我的许多同事反复谈论的那一排高楼。

语言无法表述我当时的情感，那种在罕见的体量、尺度中被眩晕的情感，在逐渐浓重的暮色中，在将要暗淡的霞光里，这些高耸入云的建筑如同史前期怪兽一般地伫立着，它们的身影在即将黑暗下来的天宇中显得那么宏大、凝重和神秘。

是的，是神秘，一种在那个时代震撼我们心灵的神秘。这些如此巍峨壮观、气势宏大的建筑，它们的深度和力度对70年代的我们来说有着不可思议的意味。

这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以它空间形式唤起我无穷联想的一个实例，当然，它不是第一个实例。因为在这之前，一个叫约翰·根室的美国作家在《亚洲内幕》中对老上海建筑的描写已经微妙地影响了我，而伫立在外滩的那一排高低错落的高层建筑也以物化的形式在我孩童时代无言地打动了我，虽然，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这些建筑上繁复、错综的装饰所营造的折衷主义风格，也完全无知于那被伟大的古罗马建筑大师维特鲁威规定了的、但在2000年以后被勒·科布西埃们愤怒抛弃的古典柱式。

过去的上海（这个“过去”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期）在高层建筑上几乎没有什么令我们视觉愉悦的东西，更不用说令我们的视觉特别的迷惑了。

陈旧的（假如不说是破烂的）水平向度的石库门建筑在我们的视野中一路绵延而去，叫作瑞华坊、梅兰坊的旧式里弄伴随着我们度过了童年岁月、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当我们每日每时生活在这些红砖墙堆砌而成的城市建筑中时，却不知道这些红砖墙间深刻地烙下了这座城市自1843年11月17日开埠以来的历史印迹，我们也同样不知培养着今天的保尔·柯察金们的所在地，就是当年上海滩著名大班马勒先生为他爱女一个梦境所作的别墅，而所谓的“瑞金宾馆”其实只是当年名噪上海滩的马立斯先生的私家花园。在风云激荡的1966年，成人们紧张地在“革命”与“保守”之间作着选择，我们却无拘无束地穿行在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交界处的地域中，隔着围墙打量着那些舒适而阔气的房子，我们看见高高墙面上有着突出的鹅卵石，发现底下墙面上的鹅卵石已被人们剥去。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各自的风格，只以“花园洋房”笼统地称呼着它们。当然，我们也有自己薄弱的想象力，我们想象着这些房子中的铸铁浴缸、柳桉木护墙板和到了冬天会冒出浓烟的壁炉，这种想象力中已经掺杂着来自我们少年时代的阅读经验：皇村的校舍、梅思金公爵的府第以及被冬雾包裹着的叶卡捷林娜女皇的彼得堡。

我们始终生活在水平向度的建筑中，在现实和想象的意义上。红砖墙石库门让我们有一种苍老、柔和的感觉，而“花园洋房”则让我们在深感困惑的同时又有着一种淡淡的漠然，因为，在潜意识中，我们知道，这些过分考究的房屋属于另外一个阶层，它们距离我们真实的生活是何其遥远。

最有意思的是垂直向度建筑，那些上海的高层与超高层。我们当然没有任何可能去占有这些建筑，哪怕在想象的层面上。但尽管如此，在内心中，我们依然渴望着垂直向度建筑带来的深刻刺激。

60年代后期那些阳光灿烂的早晨，当我推开家中四楼后窗户迎着柔和的晨风打量这座城市时，在连绵不绝的坡屋顶后面，总会看见那在天际深处耸立着的“24层楼”，一直要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真切地知道它与一个匈牙利男人的雄心有着不解之缘，但当时我只是被它雄伟的尺度、浑然的体量所蛊惑和麻醉，我会长久地注视着这幢建筑，想象着那里面正展开的故事和情节。

岁月流逝而去。终于，在垂直向度建筑上，这座城市开始了让我们视觉愉悦的变化，最先是耸立在徐家汇附近的九幢高楼，随后是散落在城市各处的零星高楼，它们孤独地耸立在上海80年代的天空下，光光的马赛克墙面令我们欣喜，而挺拔的身姿更让我们激动无比，我们几乎不假思考地就对它发出了咏叹，我们来不及打量在这些建筑里面包含的致命缺陷：不够宽敞的卧室、逼仄的厨房以及丧失回旋余地的卫生间，没有厅的概念，若干年以后，有人将这种空间称之为“空中鸟笼”，诅咒着在这样狭窄空间中被捆绑的不幸命运。

随后，城市在垂直向度上的变化进入了最为生动的时期，那么多的民居高楼从80年代的中期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带着这个时代的梦想，急切地、不可遏止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以50米、60米乃至70米的高度，几乎是强制性地闯入了我们的视野，给我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城市中的部分男女住进了这些高楼，在离地七八十米的高度上，他们心旷神怡地瞭望上海，他们中特别有想象力的还会联想开埠以来公和洋行、德和洋行给城市留下的建筑遗产。

与此同时，上海市民还在上海宾馆的高度、瑞金宾馆的密斯式风格、华东电力大楼的准后现代主义作派以及上海商城的约翰·波特曼东方情结面前神不守舍着，他们充分地感受到这座城市在80年代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蓬勃活力，他们对自己家园的不断长高和不断更新有着一种可以理解的骄傲。

现在，人们再也不会在某一个深夜徒步来到漕溪北路的9幢高层前，为了它表现出来的体量而魂不附体；也不会在某个白昼登上上海宾馆的顶层，遐想自乌达克以来上海在高度上的历史性突破。27年间，我们城市拥有的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已达到不可思议的几千幢，建筑文化上的伟大试验也早在虹桥、陆家嘴两个地域中进行，上海在超高层上的成就更是以SOM的金茂大厦和KPF的环球大厦让整个世界也打了一个寒战。

在历经了两次的审美滞后（折衷主义对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我们城市在垂直向度上的巨变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虽然，人们中特别富于小布尔乔亚情调的开始以“钢筋森林”、“水泥洞窟”、“玻璃盒子”等等字眼来形容城市新近产生的摩天大楼，而他们中特别有批判激情的男女更是将不满投掷于城市的摩天高层中：我们需要这么多的高层建筑吗？如此之多的高层建筑在未来的时代里是否会成为人性丧失的一种象征，在高层与超高层一边，这座城市已经并将继续丧失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磅礴的变革过程，一个有着164年时间长度的浩瀚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城市空间在历史性的蜕变中，有着时代暴力下的审美谋反和时代活力中的审美叛乱，能够表达这样一个过程，是我们渺小生命中的一次荣幸，也是我们渺小生命中的真正渴望。

由此，我开始了对“海派建筑”在一个多世纪中变革历程的追踪。在这样的“追踪”中，我试图还原在特殊历史时期中上海所涌现的折衷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建筑事件，同时，指出这么一点，建筑师个人的审美趣味、审美倾向同样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建筑风貌。此外，我始终坚持的是，同时期西方正在发生的建筑革命是我们城市建筑变革的比照背景和比照尺度。已有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事实都这样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的比照背景和比照尺度，我们会进入建筑审美的盲区，我们将不可饶恕地混淆历史和现实中一些最为基本的事实。

某种意义上，我把这次写作当成一次“探险”，因此，我始终牢记着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天才的埃罗·沙里宁的话语：“我希望在我的部分建筑中能够包含某种永恒的真理。”写作也是如此，当你面对的是一座有着164年浩瀚的建筑历史的城市，“某种永恒的真理”正是城市写作者在另外一种意义和另外一种层面上必须努力追求并最终达到的境界。

最后，我深切地感谢我工作的单位，感谢上海青年报以吴烨宇为代表的编委会对我的写作的全力支持；也特别感谢上海文汇出版社总编辑桂国强先生和上海文汇出版社第四编辑室张衍先生，桂先生赋予我一次深入探索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林林总总“海派建筑”的机会，张先生则帮助我将这种探索转化成了可供阅读的文字。

王唯铭

2007年3月19日19点30分

于上海康健公寓

主要参考书目

《外国建筑史》

陈志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79年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刘先觉、罗小未、哈雄文等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79年

《建筑的古典语言》

约翰·萨莫逊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80年

《走向新建筑》

勒·科布西埃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

《后现代建筑语言》

查尔斯·詹克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年

《现代建筑语言》

布鲁诺·赛维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年

《波特曼的建筑理论和事业》

约翰·波特曼、乔奈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年

《20世纪西方建筑名作》

吴焕加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年

《巴黎建筑设计佳作选》

吕全成等　科学出版社　1996年

《外国名建筑》

《建筑师》编辑部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年

《贝聿铭传·现代主义大师》

迈克尔·坎内尔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7年

《贝聿铭传·现代主义大师》

王天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年

《丹下健三》

马国馨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年

《黑川纪章》

郑时龄、薛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年

《路易·康》

李大夏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年

《菲力普·约翰逊》

张钦哲、朱纯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年

《西萨·佩里》

艾定增、李舒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年

《亚洲摩登城市》

村松伸　创兴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年

《建筑造型与装饰艺术》

史春珊、孙清军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

《外国建筑历史图说》

罗小未、蔡琬英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6年

《上海建筑指南》

罗小未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年

《上海弄堂》

罗小未、伍江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年

《上海百年建筑史》

伍江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年

《近代上海繁华录》

唐振常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3年

《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

熊月之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爱狄密勒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年

《上海八十年代高层建筑》

上海八十年代高层建筑编辑部　1991年

《高层建筑设计》

吴景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年

《中国的崛起》

威廉·奥弗霍尔特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

《新艺术的震撼》

罗伯特·休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年

庞大体量的建筑崛起于上海四方，它们无一例外地被水平与垂直这两个向度所表述。水平向度上，我们看到许多精彩的新空间形式联接了老上海精妙的水平向度建筑；垂直向度上，超高层这种新空间形式的生成，成了164年以来“海派建筑”变迁的主流，这由超高层新空间在物理意义上的不断攀登——从1933年的国际饭店到1984年的上海宾馆到1998年的金茂大厦到2007年的环球大厦——得到确证，不断上升、不断成长、不断冲刺，这是164年以来“海派建筑”呈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现实，这也是164年以来发自这座城市内心深处的一种隐秘而强烈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