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原论／［法］朗格诺瓦，［法］瑟诺博司著；余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47-5936-9

Ⅰ．①史…　Ⅱ．①朗…②瑟…③余…　Ⅲ．①历史—研究方法　Ⅳ．①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8677号

大象学术译丛

史学原论

［法］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　著

余　伟　译

特约编辑　金秋实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付锬锬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 行 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39.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大象学术译丛

主　编

陈　恒

毕　明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目录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致读者

前言

第一卷　初阶研究

第一章　文献检索

第二章　“辅助科学”

第二卷　分析工作

第三章　历史知识的一般情况

第四章　文本批判

第五章　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

第六章　对原始资料的批判性分类

第七章　批判之学与批判学家

第八章　诠释性批判（诠释学）

第九章　对作者的真诚性及精确性的消极内证

第十章　特殊事实的确定

第三卷　综合工作

第十一章　历史建构的一般情况

第十二章　事实的分类

第十三章　建设性推理

第十四章　通式的建构

第十五章　解说

结论

增补一　法国中等历史教育

增补二　法国高等历史教育

译后记

致读者

很高兴向读者们推荐这本用途广泛而又文辞优美的小书。它不仅引人入胜，更兼开卷有益。比方说，这本书有些章节专注于证据问题，这对于每一位渴望获得那与无论何种事实都丝丝相关的真理的人，且对于历史专业的研究者而言，都会是有所裨益的。任何人读了它就会发现，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并不只是文学的一个有趣的分支，毋宁说是文学的一个令人费解的分支。一本历史书，文学批评家有可能认为它是“耐读的且有趣的”，但它并不必然就是好的；它也不会因为它对文学批评家来说似乎是“难以卒读的或读来乏味的”，就必然是坏的。事实上，文学批评家已经开始发现他们自己读一部历史，就像读一篇关于数学或语言学的专题论文一样，其本人是要担些风险的，而且他们还无法判断那部历史是否有价值。唯有专家方能评价那部历史。我们的作者们与摩尔斯·史蒂芬斯先生（Mr．Morse Stephens），并与现今绝大多数的学者们是意见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伦理判断的形成和表达——比如对盖乌尤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æsar）或恺撒·波几亚（Cæsar Borgia）的赞许或谴责——并不是一桩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内的事。[1]发现这种情况，将很有可能令某些人大吃一惊。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要从那些他所关注的人物和情势中找出所能知道的事实；并在他的读者面前，以一种晓畅明白的形式陈述他所能确定的事实；最终，厘清并努力查明他所确定的那些事实能够带来何种科学的用途。伦理，就其道德训诫层面而言，是完全外在于历史学家的工作。事实上，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Mr．Langlois and Seignobos）是为那些“打算以一种用某类科学方法来规划或完成历史著作的观点来处理文献（特别是书面文献）的人”而写作的。两位先生勇敢地把历史视为一项科学的追求，并竭力向那有意从事这一人类学科学分支的研究者，毫无保留地阐明这些最好的和最可靠的观察方法。他们两位谦逊地把他们的小书称作“一篇讨论历史科学方法的文章”。今天，有些聪明人或诚实的人，正高兴地浪费着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非科学地观察天空的时间，并且把他们自己那些未经核实的和随机的观察作为可确信的东西而记录下来。对此，他们两人十分大胆地展望在不久的某一天，聪明人或诚实的人将绝不敢非科学地撰述历史。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历史，历史都必须被科学地研究，而且在研究者面前，这不是一个风格问题，而是一个精确性的问题、全面观察的问题、正确推理的问题。赫胥黎（Huxley）、达尔文（Darwin）和克利福德（Clifford）已经指出一本书可以是好的科学而且还是好读的。真理，有时候即使她没有俗气地用各种奢华的修辞饰品来装扮，也被认为是可接纳的。当然，她的真正追求，许久以来都被认为是艰巨的但却是非常迷人的。全部的发现（Toute trouvaille），正如我们的作者们正确评述的，带来一种享受（procure une jouissance）。

大量的垃圾已经阻碍了知识的进步，清理出道路来将是一种直接的受益。历史必须以一种科学的精神来从事，就像从事生物学或化学研究那样。正如瑟诺博司先生所言：“如今，人们不再局限于在神学模式下讨论历史中的神意理论。然而用超验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实的倾向仍然存在于那些更为现代的理论中，在这些理论中形而上学表现为科学的形式（On ne s'arrête plus guère aujourd'hui à discuter，sous sa forme théologique la théorie de la Providence dans l'Histoire．Mais la tendence à expliquer les faits historiques par les causes transcendantes persiste dans des théories plus modernes où la metaphysique se déguise sous des formes scientifiques）。”我们一定要及时避开那各种古怪的黑格尔主义。黑格尔主义“在其世俗的伪装下，潜藏着古老的神学终极因理论（theologic theory of final causes）”；或者伪爱国主义的假设，即“历史的使命（天职［Beruf］）属于特定的人或人群”。这类对历史事实的探研，只是罗列出“各种部分的和间歇的进步，而且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理由可使我们把那些进步归之于内在于共同人性中的某种永恒的原因，而非那一系列的局部偶发事件”。这类研究连对那报纸上关于人性必然会不断进步的流行学说都不会有所裨益。历史学家的道路像班扬（Bunyan）[2]著作中主人公的天路一样，仍然毗邻着各种陷阱并有着各种妖怪的滋扰，尽管可确信他的大敌们是残废的而且有一两个还被杀死了。不过，正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不时暗示地，历史学家也有他自己的弱点要去战胜，或者至少要克制住。比方说，“几乎所有的初学者都有着一种令人恼火的倾向，即突然出现许多离题万里的段落，堆砌起与主题毫无瓜葛的反思和信息。如果他们认真思考一下，他们将认识到这种倾向的起因是低劣的品味，一种天真的自负，有时是一种胡思乱想”。再比如，“打算给大众看的历史著作有着种种缺憾……是普及者们糟糕的文学训练准备不足的结果”。这是一条多么令人钦佩的批判啊，它也针对着那种独特的德国式缺陷（有一处并非如此，然而，别的地方不得而知），那种缺陷植根于“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中，他们为学者们所写的专著是值得高调赞誉的，而当他们为公众写作的时候，却表明他们本身有着严重违背科学方法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凡是在他们决心激发公众强烈情感的地方，“当它是一个处理细节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审慎的和详尽的，而当他们到了要阐述一般问题的时候，像大多数人一样，就沉湎于他们自己的天然倾向中了。他们偏袒，他们谴责，他们赞扬，他们粉饰，他们美化，他们允许自己把个人的爱国主义的、伦理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见纳入考虑范围。总而言之，他们以其天赋的才华，投身于创作一件艺术品的任务，如此行事，使得他们中那些才智平庸的人变得荒谬可笑，而那些天才人物的聪明才智也被他们那急于获得效果的渴望损害了”。

另一方面，当学生们因对条顿入侵者（Teutonic offender）被给予了尖锐的责骂而欢喜不已的时候，学生们也被告诫不要犯那种错误，即认为“只要历史学家能够说清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就有权采用一种有缺憾的、低级的、草率的、或者滞涩的风格。……有鉴于他必须尽力去描述的那种现象的极端复杂性，他没有胡编乱造的特权。但是他总该写好点，不要俗气地每周一次的用特别华丽的饰语来装点他的文章”。

诚然，本书中诸多言论已是耳熟能详的了，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书，历史研究者们会从中发现那类编排有序更兼实际有用的指导汇编。有几处，人们会自我感觉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的意见不同，但这主要出现在他们论及理论的地方。就实际工作现状而言，人们会发现自己几乎与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不太了解历史在英国、加拿大或美国被教授和研究的方式，这一点也并非是应用他们这本书的障碍。比照他们定下的规则，研究者也许可享受着从英语读物中找到他自己的例证的快乐。研究者可把他们对错误推理和谬误实例的告诫，与在边沁（Bentham）那篇要而不繁的文章中所阐发的那些相比较。那篇文章显然他们两位不知道。研究者们肯定会明白，在英国，我们在历史学中已经向法国人学了很多。法国的档案不如我们的好，但是他们不但注重保存他们当地的和外省的文献，而且注意保存他们民族的和中央的记录。他们还对他们的档案保管员进行正规培训，根据日历来编制索引，这样做使得所有未遭破坏的革命前文献中的时间和事件唾手可得。尽管我们后来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确立起了古文书学、古抄本学和文献学的规程——这些规程构成了档案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初级训练——但我们也只是有一所好一点的中央档案馆。而且，该馆根据日历来编制大宗早已入藏的和逐月增加的文献的索引，但所用的各种方法却是很不充分的。我们需要的更多：我们必须有受过训练的档案学家来保管的郡档案。在我们能被高兴地认为对于历史做得和背负重税的法兰西民族一样多了，而且对于在科学上合理有效地花钱——更确切地说是在省钱这一点上——有着充分的信心之前，为了能有专业的、详尽的调查及发现的完整报告，简明参考目录等等，我们必须有更多受过训练的档案学家。这些档案学家要能够自主配备卷宗副保管员（the Deputy Keeper of the Rolls）。我们也必须有诸如文献学校图书馆（Biblioté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之类的工具。

对于那些感兴趣于历史教学的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发人深思的一个帮手。有一块黑板、一份原文（比如现在便宜的那种），或者一本教科书（例如斯塔布斯［Stubbs］、普罗瑟罗［Prothero］或加第纳［Gardiner］的）[3]、一本地图册，以及到一所像模像样的公立图书馆和一间具有平均水准的地方博物馆的出入证，那已经谙熟了历史教学意图的教师，对于任何一次引人关注的问答式讲座，或者面向成人或年轻人的博览会，都决不该是茫然无知的了。

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这本书的实践部分，绝非不重要。实践部分是他们对教师不断吁求去面对的那些日常问题所给出的思考结果。大学应该培养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的绝大部分——尽管这一点并非必然——但历史仍不能心安理得地在中小学中被忽视。在大学里，对历史进行严肃研究是可能做到的，但这很有可能是导致历史系盛行开来的较小的外在诱因。不过，恰恰在这种流行中，对于各种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事情，有着一个巨大的机遇。这个机遇不仅会使得研究进程更完善，而且还会清偿掉巨额欠债，即那由我们来安排对这个国家的错误史料进行分类和查验的巨额欠债。

历史学家（正如我们的作者暗示的）与政治家结盟太深了。历史学家把他的知识用作鼓吹美国民主制、普鲁士绝对主义、法国奥尔良派反动立场等的素材（英国的读者们将很容易地回想起在他们自己的同胞们的著作中的各种例证）。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历史学家将不得不亲自与物理科学的研究者们结盟。历史学家所拥有的方法，和物理科学研究者们的各种方法相比，是共性多多的。历史不是爱国主义，不是宗教，不是艺术，而是真理的获得，获得真理是且必须是历史学家的唯一目的。

但也要铭记在心的是，历史是文化的一件绝妙工具。因为正如我们的作者所指出的，“历史调查的实践和方法是一项极其有益心灵健康的追求，这种追求把心灵从轻信的弊病中解救出来”，并且在其他方面，把历史强化为了一门学科。尽管严格说来为此目的，如何最佳程度地运用历史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未知的。毕竟，这是一桩更多涉及教育（Pædagogic）和伦理（Ethic），而非历史研究的事情。尽管很清楚地，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没有忘记思考这一问题。

在学校和年轻人接受培训的地方，通过把诸如普鲁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Lives）这样的书不当做历史（它们从来没有被这样打算过），而是当做伦理教科书，作为公开的或私下的行为的范例，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得到某些东西。[4]尽管指望通过历史学家的事实得出伦理研究者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但历史学家恰恰是在给伦理研究者提供了素材。这些事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被当做历史的。比方说，不管拿破仑在雅法（Jaffa）的行动或者纳尔逊（Nelson）在那不勒斯的行为是对还是错，这都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问题；那是一个由伦理研究者或宗教的教义学者（dogmatist）来决定的问题。历史学家所不得不去做的全部，就是要从证据的矛盾中得出他所能得出的结论，并且确定是否拿破仑或纳尔逊做了他们的敌人所谴责他们的那些事。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得出事实，那么他要做的就是陈述可能性，以及使他倾向于肯定或否定偏好的原因。

至于一种“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而非长久以来已经被科学的研究者们所质疑的各种笑柄——读者将在本书的结尾及其之前的若干章节中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评论。依照我们的作者们的观点，本书没有那种不合理的乐观主义。“很有可能，遗传性的差异已经为判定事件出了把力；以至于部分地，历史的演化是由生理学的和人类学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历史没有提供任何值得确信的进程，而通过这种过程，也许有可能确定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遗传性差异的行为”。换言之，历史始于诸多种族，每一族都被“赋予”了许多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他们“倾向于行动”，即那在相似的压力下多少有些差异的行动。“历史只能掌握他们生存的条件”。瑟诺博司先生所谓的终极问题——演化仅仅是由变化的条件产生的吗？（Is evolution produced merely by changed conditions？）——根据他所言，必定依旧无法被历史的合法进程所解决。研究者也许把这种见解作为他的那种促使他如此写作的证据观而加以接受或抵制。无论如何，瑟诺博司先生已经通过各种十分明晰的术语放弃了讨论的基础。

对于这部联手之作的构成，我们被告知，瑟诺博司先生特别关注涉及到理论的章节，而朗格诺瓦先生则特别关心那些论及实践的部分。两位作者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能力——瑟诺博司先生在现代史领域内的辛勤劳作已经获得了广泛赞誉，而朗格诺瓦先生的《历史文献学手册》（Hand-book of Historic Bibliography）已是一部标准教材，并且有望传世。我们感谢他们两位，因为他们努力做到清楚确凿，而且他们坚决地不回避他们遇到的任何困难。他们合写了一部研究者们将用得着的，并且要依据研究者们对其的应用来进行评价的手册，一部将挽救诸多混乱思想并节约大量损耗时间的书，一部以严正的态度写就的赋予了其读者灵感的书。我们肯定会赞同瑟诺博司先生的全部教义，但却几乎不能接受朗格诺瓦先生的辩护，例如他为论战的各种粗暴方法的辩护。那些粗暴方法是神学家和文法学家传下来的恶的遗产；而且，那些粗暴方法往往抹黑真理并削弱那些专注真理的人的力量。尽管有可能在阻止冒牌货们“从事（taking up）”历史学上，这些野蛮混战的间接作用有时会有点儿用，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正确的正面例证。可以说，朗格诺瓦先生和他那杰出的合作者正是充分意识到了他们自身易犯错误，所以已经对他们的批判准则和座右铭有所增补，最大程度地纠正了他们会顺道陷进去的某些错误。诗人告诉我们，声誉之堂（House of Fame）不是一处比代达罗斯迷宫（Domus Dedali）本身更加令人惊奇且古雅别致的房子吗？[5]倘若他们两位不时地要被那永无休止的喧嚣声和那极具欺骗性的绝妙动议弄得犯好一阵子傻，且被那对据以提出论点的史料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校验和核查搞得疲惫不堪，他们这两位诚实的历史学家难道不可被原谅吗？至少，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那里，研究者将学会在对一个精心选择的重要历史问题进行探研的时候，绝不应怜悯他自己的短处，毫不分让出任何痛苦，也不应吝惜任何时间和精力上的耗费，并且学会盯着做手头的小事情，要做得十分彻底以至于不需要再做一次。

此处，略而不提伯伦汉博士（Dr．Bernheim）[6]的《史学方法论》（Exposition of Historic Method）或者《历史方法教程》（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这会是不公道的。这本书被我们的作者们十分公正地予以了赞扬并援用，但我相信，《史学原论》这本小书作为一本针对本学科并打算供英国或北美的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导论，它将被发现是一部更方便、更实用的著作。根据经验，我敢放言它对英国的历史研究者们的价值，而且我知道对许多教师来说，以它当前的形式它会是受欢迎的。

假如为了一群想象中的公众们的方便，通过变换本书的例证，修改本书的卓越谋篇，此处或彼处的删削雕饰，“改编（adapt）”这本书将会是很容易的。但是为了给英国的读者们提供这部就和它以法语面世时一模一样的手册，精华部分已是圈定不变的了。当然，人们更愿意去读朗格诺瓦先生，一位有经验的教师和一位可信赖的学者，在尚无定论的某一点上的所思所想，而非某些读毕其书的英国“改编者”出于各种目的而提出的观点，更别提假设他是一位面向英国的研究者们讲演的英国人，他可能会说到的东西了。当前的译者希望为本书赢得比其法文原版要更广泛些的公众，我赞同这桩好事情。而且我知道（尽管我没有把英译本和法文本从头到尾逐页比较），译者竭心尽力忠实地介绍他的作者，所以我向读者推荐他这部忠实之作。

F．约克·鲍威尔[7]

奥利尔学院，牛津，18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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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摩尔斯·史蒂芬斯（Mr．Morse Stephens，即Henry Morse Stephens，1857—1919），美国历史学家；盖乌尤斯·尤利乌斯·恺撒（Caius Julius Cæ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罗马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恺撒·波几亚（Cæsar Borgia，1475—1570），意大利军人和政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曾出征北部意大利各城邦，以凶狠残暴为人所痛恨。另，本书脚注皆为中译者所加。——中译者注

[2]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是和莎士比亚齐名的、同属英国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作家，著有《天路历程》等。

[3]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英国历史学家，牛津主教，著有《英国宪政史》等；普罗 瑟罗（George Walter Prothero，1848—1922），英国历史学家，曾任《评论季刊》主编，参编《剑桥近代史》等；加第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1829—1902），英国历史学家，其首次根据大量公私档案写成一系列英国革命史著作。

[4]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等。《名人传》（Lives），即《希腊罗马名人传》，现存50篇，其中46篇以类相从，是名符其实的对传。用一个希腊名人搭配一个罗马名人，共23组，每一组后面都有一个合论。其余四篇则为单独的传记，不作对比，也没有合论。

[5]此处典故出自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的长诗《声誉之堂》（The House of Fame）；声誉之堂（House of Fame）为声誉女神居所，是各种消息云集的地方；代达罗斯迷宫（Domus Dedali）指传说中雅典的代达罗斯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国王所建迷宫。乔叟在长诗中说代达罗斯的所谓迷宫连声誉之堂的一半奥妙也比不上。

[6]伯伦汉博士（Dr．Bernheim，即Ernest Bernheim，1850—1922），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7]F．约克·鲍威尔（Frederick York Powell，1850—1904），英国历史学家。

前言

本书的标题简洁明了。然而，有必要略述一下我们的目的有哪些，以及它不是什么；因为在这同一个题目“史学原论”之下，许多大相迥异的书已经出版了。

我们的目的不同于W．B．博伊斯(1)，他是要给初学者和没有多少闲暇时间的读者们提供一份普通历史纲要。

给浩如烟海的所谓的“历史哲学”的文献添加上某款新条目，那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思想家们，把历史变成了他们冥思苦想的主题。思想家们探索着历史的“种种相似（analagies）”和它的“各条法则（laws）”。有些人认定他们自己已经发现了“支配着人类发展的法则”，并由之“把历史抬升至实证科学的队列”。(2)这些宏大的抽象建筑物，不仅使得普通大众，而且使得睿智之士都产生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先天的（a priori）猜疑。最新的弗斯泰尔·德·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1]传指出，古朗治对待历史哲学是严格的。就像实证主义者看待形而上学那样，古朗治认为这些体系是令人讨厌的。对也罢错也罢（毫无疑问，是错了），历史哲学并没有被博闻广识、细心审慎的人们单独呵护着得出生机勃勃、可靠健全的判断，而是堕落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历史哲学这一主题在本书中将毫无容身之所。明白了这一点，读者们将恢复信心——或者失望，视具体情况而定。(3)

我们打算检查历史知识的条件和方法，阐明它的特点和限度。就过去本身而言，我们该怎样确定哪一部分的过去是可知道的，哪一部分是该知道的呢？什么是文献（document）？以历史工作为目的，该如何看待文献？何谓历史事实？为了书写历史，该怎么罗列历史事实？无论是谁，亲身投入到历史学中，多多少少都会无意识地做着纷繁复杂的批判及建构、分析和综合的工作。初学者们以及从未反思过历史方法论原则的绝大多数人，在具体从事那些工作的时候，都使用了各种出于直觉的方法。一般来说，这些方法不是理性的方法，通常并不能得出科学的真理。因而，阐明并在逻辑上验证真正的理性方法的理论，这是大有益处的。这种理论，现在某些组成部分已经确定了，尽管在某些至关重要的点上还尚未完善。

因而，眼下的这本《史学原论》，并不希望被当做是对某些确定事实的一次总结或一种涉及普遍史的一般观念体系，而是该被看做是一篇讨论诸种历史科学的方法的文章。

下文，我们将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认为该有这么一本书的理由，并且阐明由我们着手来写这本书的旨趣。

Ⅰ

比起论述历史哲学的书来，涉猎历史科学方法的书不胜繁多，但同时却不如历史哲学的书受欢迎。专家们轻视这些历史方法论著作。有一种观点很普遍，用某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你想写一本论语文学（philology）的书；你得更努力地用语文学中的某些优秀的语文学成果来创作这样一本书。当我被要求界定语文学的时候，我总是答道它正是我所做的。”再而，根据J．G．德罗伊森（J．G．Droysen）[2]的《历史科学大纲》（Précis of the Science of History）所述，某位批评家表述了一种该是且早就是老掉牙的观点：“一般说来，这种专题的论文必然是晦涩的和无用的：晦涩，因为没有什么是比它们的对象更加模糊不定的了；无用，因为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它们宣称要阐发的历史方法论，是无须庸人自扰的。”(4)那些蔑视方法论的人所使用的论据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十分充分的。这些论据被归纳如下：从实际情况来看，显然有些人遵循了好的方法，并且他们被普遍认可为第一流的学者或历史学家，但他们从没有研究过各种方法原则；反过来，从逻辑观点出发来述及历史方法的那些人，却显然没有达到被认可为学者或历史学家的地步，甚至有些人还因他们的能力不够格或平庸低下而路人皆知。但这丝毫不令我们惊讶。谁会考虑先暂搁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化学、数学的原创性研究——直到他研究了在那些科学中所使用的各种方法之后呢？历史批判！没错，但学会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应用它；实践教导着所有必须掌握的。(5)另外，以现存的论历史方法的书为例——甚至它们中最新的，J．G．德罗伊森、E．A．弗里曼（E．A．Freeman）、A．塔狄夫（A．Tardif）、U．谢瓦利埃（U．Chevalier）[3]和其他人的那些——废寝忘食地阅读它们，却除了最显白的、平淡无奇的自明之理之外得不到任何涉及明晰观念的东西。(6)

我们欣然承认上述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完全错。探求历史研究之道和历史撰述之法的著作——即在德国和英国被称为史学的（Historic）著作——它们中绝大部分，都是肤浅、乏味、不堪卒读的，有时是荒谬可笑的。(7)P．C．F．多努（P．C．F．Daunou）在其《历史研究讲义》(8)（Cours d'etudes historiqus）的第七卷中，首次对19世纪之前的那些著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那些著作，几乎全都是关于修辞的长篇论文。在那些著作中，修辞都是过时的，所讨论的问题可以想见是最古怪的了。(9)多努嘲笑它们，不过，虽然他自己看起来颇有眼光，但在他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却并没有什么强过那些早期的论文。他的书在当时似乎还算是不错的，但肯定用处和那些早期论文差不多。(10)这类型的著作暴露出两种弱点：要么是晦涩的，要么或者可以说是老掉牙的。至于现代的那些作品，并不是所有的都真得能避开那两种弱点。J．G．德罗伊森的《史学概论》（Grundriss der Historik）厚重迂腐，杂乱无章，绝非我们所能想象到的。(11)弗里曼、塔狄夫和谢瓦利埃仅仅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和显而易见的事情。人们看到，他们的追随者们仍旧在没完没了地讨论着空洞的问题。例如：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历史的职责是什么；何谓历史的功用等等。另外，人们也留意到，现实情况是今日几乎所有的专家和历史学家，都是通过自修才掌握历史方法的，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那些方法，是他们通过实践或者通过模仿并与掌握了这门技艺的老前辈们共事所获得的。

许多方法论著作被普遍认为是不可信赖的。尽管那类著作证明了这种不信任是正当的，而且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能够略去对历史方法的反思——显然，这种略去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后果——但在我看来，断言专家和历史学家们（特别是未来的那些）无须熟识史学工作的过程，这会是一个牵强的推论。事实上，关于方法论的著述并非没有它们的价值。它们正逐渐成为藏有着细微观察和精确规则的宝库。根据经验来看，这些观察和规则是某些远远胜过纯粹常识的东西。(12)当然，有些人从没学过推理，但凭着某种天赋的才能，常能得出合理的推论。我们承认有这些人的存在，不过把这些特例与那些举不胜举的情况——忽视逻辑、使用非理性方法、没有对历史分析和综合的种种条件进行反思——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后者已经劫掠去了专家们的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的绝大部分价值。

事实上，历史毫无疑问是一门研究分支。对研究者来说，对他们自身所使用的各种方法有一个清楚的意识，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历史中，直觉的方法（instinctive methods）是一种非理性的方法，这一点我们反复说道。所以若要抵消掉这种原始的冲动，必须做些准备工作。此外，获得历史知识的那些理性方法，与其他科学的方法是大大不同的。其他科学已经体系化了它们的方法。认识到其他科学的方法的不同特征，我们就肯定不会再上当受骗了，那些方法也就不会再应用于历史中。其他科学已经体系化了它们的方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数学家们和化学家们，会比历史学家们更容易略去关于他们主题的某篇“导论”。无需坚持四处宣扬历史方法论是有效的，因为在对之进行的种种攻讦中，显然没有什么是很严重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阐明当前工作何以如此的种种原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最近50年里，一大批聪明饱学而又思想开通的人，已经在沉思历史科学的方法了。在那些人中间，我们当然会看到有许多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他们因其地位而能比旁人更好地理解年青人的思想需求。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那些人中还有着职业逻辑学家，甚至小说家们。弗斯泰尔·德·古朗治在其死后，给巴黎大学留下了一项传统。“他努力”，我们被告知(13)，“把诸条方法原则简化为很精确的公式……依其所见，没有任何差事比教导学生们如何获得真理是要更为紧迫的了”。勒南(14)等人愿意在他们的一般著作或他们的散篇文章中，添加些零星材料；(15)其他人，像弗斯泰尔·德·古朗治、弗里曼、德罗伊森、劳伦斯、斯塔布斯、德·斯曼特（De Smedt）、冯·普弗琉克·哈东（Von Pflugk-Harttung）等[4]，则在他们的专论中想方设法地陈述他们关于这门学科的想法。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出版的就职演说、学术演讲等诸多书刊和评论文章中，都包含有关于方法论总论及其不同方面的论述。在这浩如烟海的著作和二手文章中，相关材料散落于其间，人们甚至可以说失落于其中。把这些资料搜集起来并归类，读者们会认为这绝非是无用之功。但是，着手进行这项令人愉快的工作，是太迟了；它近来方才被以最无微不至的方式完成。恩斯特·伯伦汉，这位格拉夫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Greifswald）的教授，已经搜集整理了现代几乎所有论历史方法的著作。他努力的结果就是在正确的标题之下——绝大多数这些标题都是他拟定的——来编排厘定这些著作，并加以诸多反思和精选书目。他的《历史方法教程》(16)（莱比锡，1894年，8卷本），是以德国人教材（Lehrbücher）的方式，浓缩了其所论主题的专门著作。重复做那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即使在这份辛勤的和精心计划的编纂工作之后，仍然有些事情是值得说一说的。首先，伯伦汉教授主要讨论了形而上学问题，而我们对之毫无兴趣；相反，有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思考一番，但伯伦汉教授当时完全忽视了。其次，《教程》的学说十分合理，但缺少生气和原创性。最后，《教程》并不是专门为普通大众写作的；它撰述所用的语言和它的编排形式，使得它对绝大多数法国读者来说，是难以明白的。这足以判定我们撰述一本我们自己的书的计划是正确的。这项计划并非仅是引荐伯伦汉教授的著作。(17)

Ⅱ

《史学原论》从未自称是像《历史方法教程》那样的一篇关于历史方法论的专论。(18)它只是一篇纲要性的著作。在1896—1897学年一开始，我们就着手写作它。我们希望可以告诫索邦（Sorbonne）[5]的新生们：历史研究是且应该是什么。

长期的经验教导我们，那些告诫是必要的。事实上，那些进入到历史研究这一行当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在研究历史，但却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也从未问过自己他们是否适合历史研究，更没有思考过他们常常略而不视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本质。一般来说，他们选择以历史为业的种种动机，有着最微不足道的原因。有的人是因在学院里历史成绩最佳。(19)奥古斯丁·梯也里（Augustin Thierry），我们知道他是因为过去那罗曼蒂克的吸引力而决定了职业的。有些人觉得自己也是被这同样的吸引力拖向过去的。还有些人是被历史是一门比较容易的科目这种幻想所误导了的。这些非理性的信徒们应该被启蒙并尽可能地受到考验，这项工作毫无疑问是重要的。

我们已经开讲了一系列面向新生的“史学原论”讲演。我们认为，对这些讲演加以小小的修订，也许对别的没听过讲演的新生们会有些帮助。无疑，学者们和职业历史学家们从这本书中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他们在其中发现了能激发起某种个人反思——个人对他们中的某些人以机械的方式践履着的技艺所进行的反思——的东西，那就是有所收获了。至于那些读着历史学家们的作品的公众，为了能够更好地裁断那些作品，搞清楚那些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这本书难道不是正合心意的么？

因而，我们不像伯伦汉教授那样专门为现今的和未来的专家们写作，而是为对历史感兴趣的大众而撰述。由之，我们自己承担了一项义务，即尽可能的精确、清楚，少些专业技术。但是在这类著作的各项主题上做到精确、清楚，常常意味着看起来显得肤浅。不是陈词滥调，就是晦涩不明。我们明白，这些都是麻烦。但很遗憾，我们只有在这些麻烦中挑来拣去的权利。我们承认这是件难事。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努力以最有可能的清晰形式，说出我们所要说出的。

本书前半部分由朗格诺瓦先生撰述，后半部分由瑟诺博司先生撰写；但是两位合作者常常彼此施以援手，相互之间商榷切磋，并且核查校对。(20)

巴黎，1897年8月

（PARIS，August 1897）

注释

(1)W．B．Boyc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Civil，Ecclesiastical，and Literary”，London，1894，8vo．

(2)例如，毕舍（P．J．B．Buchez），载于他的Introduction à la science de phistoire，Paris，1842，2vols．8vo。

(3)人们已经多次尝试着去理解并从哲学上解释人类的历史。关于这些尝试的历史，众所周知已由罗伯特·弗林特（Robert Flint）梳理了。弗林特先生已经理清了法语国家历史哲学史，“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France and French Belgium and Switzerland”，Edinburgh and London，1893，8vo．这本书是他的“《欧洲历史哲学史》（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urope）”第一卷的新编增订本，原第一卷是20年前出版的。可参较N．马尔塞利（N．Marselli）著作中的回溯性（或历史性）部分，La scienza della storia，i.，Torino，1873。

自从R．弗林特的那部宝库般的分析性巨著问世以来，在法国出版的最重要的原创性著作是P．Lacombe，De lhistoire consider comme science，Paris，1894，8vo．参见Revue Critique，1985，i．p．132。

(4)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1888，ii，p．295．参阅Le Moyen Age，x．（1897），p．91：“对于那些把他们的闲暇时间都奉献给了历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们，这些书（关于历史方法的专题论著）是很少被他们阅读，即使这些书有可能对他们是有用的；至于职业学者们，从他们老师的课程中，他们已经学会了并运用他们的各种行业工具，他们根本没考虑过那一事实，即历史方法是与其他观察科学的方法一样的。其他观察科学的方法要点几句话就讲完了。”

(5)依照历史方法只能通过实例来教导这条原则，L．马利亚尼（L．Mariani）已经把Corso pratico di metodologia della storia这一幽默的标题，赋予了一篇论及费尔莫城（Fermo）历史中某处细节的学位论文。参见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xiii．（1890），p．211。

(6)参阅关于弗里曼的著作“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的一段论述，载Revue Critique，1887，i．p．376．评论家认为，弗里曼的书是空洞无物、言辞陈腐的。从这本书中，我们认识到“历史并不是像许多人天真地想象得那么简单，相反它与各门科学丝丝相关，真正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每一件事；历史的真实是难以触及的，若要最大程度地逼近它，就有必要始终如一地求助于原始资料；有必要知道并遵循最好的现代历史学家，但是绝不要把他们的话当做福音。如此而已”。这位评论家断言，弗里曼“成功地言传了历史方法，但是毫无疑问，教导起历史方法来，他身教更比言传好”。

比较一下G．福楼拜（G．laubert）的《布瓦尔和佩居谢》（Bouvard ed Pécuchet）。在该书中，我们有两个笨蛋，他们打算撰述历史，还有些别的计划。为了帮助他们，他们的某位朋友给他们寄去了（p．156）“从多努的《讲义》中摘录的批判原则”，例如：“没有任何证明（proof）应诉之于谣言和俗见；证词（witnesses）不能出现。要抵制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帕萨尼亚斯看到了萨杜恩吞咽的石头。牢牢记住赝造者们的手法、辩护士们和诽谤者们的癖好。”多努的书包含着大量的显而易见的自明之理，比上文还要滑稽。

(7)弗林特（同上，p．15）庆幸自己没有去研究史学的［Historic］著作，因为“史学的著作其很大一部分是琐碎的和肤浅的，即使有着最谦逊胸怀的人们也几乎不可能用到它们，而且毫无疑问，它们被束之高阁得太久了，人们现在都差不多把它们给忘了”。然而，弗林特在他的书中，却给出了一张自远古时代以来法语国家出版的此类主要著作的一览表。对所有国家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的更普遍、更完整的记述（尽管仍是一览表那种）是E．伯伦汉在《历史方法教程》（Leipzig，1894，8vo．）中提供的，pp．143以下。弗林特（他熟知好几部伯伦汉不知道的书）的书截至1893年，伯伦汉的止于1894年。自1889年以来，《史学年报》（Jahresber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 aft）定期刊文概述关于历史方法论的近时著作。

(8)第七卷出版于1844年。但是多努的名著《讲义》在1819—1830年间，就已在法兰西学院（Collèdede France）发表过了。

(9)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的意大利人（米拉斯［Mylæus］、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zi］等），以及他们身后两个世纪里的作者们，问道：历史与辩证法、修辞的关系是什么；文学的历史分支屈从于多少种法则；一个历史学家是否有权叙述谋叛、懦弱行径、犯罪和骚乱；是否历史有资格使用除崇高（sublime）之外的任何风格等等。朗格莱·德·弗雷努瓦（Lenglet de Fresnoy）（Méthode pour étudier l'histoire，Paris，1713）和J．M．克拉顿尼乌斯（Johann．Martin．Chladenius）（Allgemeine Geschichtswisscnschaft，Leipzig，1752）的那些书，是19世纪前出版的唯一论述史学的［historic］著作，有证明表明他们两位的著作试图攻克那些真正的难点。他们的工作是原创性的。克拉顿尼乌斯的著作已经被伯伦汉注意到了（同上，p．166）。

(10)德罗伊森并不总是一贯好眼力的。在其《历史方法教程》（vii．p．105）中，他提到了一本书，即勒穆瓦纳（Le Moyne）神父于1670年出版的De l'histoire。然而，穆瓦纳神父的书是一个废品，退一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老气。德罗伊森自己说：“我不能接纳包含在这篇专论中的所有的箴言和戒律；但是我相信，在琉善的那些格言之后，这篇专论中的箴言和戒律是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最好的。我很怀疑是否有那么一些箴言和戒律已经上升到了哲学和天才的同等高度，但我们依然不得不去熟悉它们。”H．谢罗（H．Chérot）神父已经对De l'histoire这篇专论给出了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载于他的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æuvres du P．Le Moyne（Paris，1887，8vo），pp．406以下。

(11)然而，伯伦汉宣称（同上，p．117）在他看来，这本小书是唯一一本达到当今科学水准的著作。

(12)弗林特说得好（同上，p．15），“大体上，史学的进程（The　course　of　Historic）是一种进步，即从对历史的老掉牙的反思进步到对历史科学赖以形成的那些条件和工艺的哲学性理解”。

(13)据P．吉罗（P．Guiraud）所言，载Revue des Deux Mondes，March 1896，p．75。

(14)此前论及历史科学的言论中，勒南（Renan）讲得是最正确、最好的。载1848年撰述的L'Avenir de la science（Paris，1890，8vo）。

(15)有些讨论历史科学方法的最具独创性、最具逻辑性且应用最广泛的材料，目前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材料不是出现在方法论著作中，而是在那类专门评判新历史著作及研究成果的评论中。《文史评论》（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堪称此类评论的典型。浏览一遍《文史评论》的合订本，将是很有益处的一次训练。《文史评论》杂志于1867年在巴黎创刊，“鼓吹信守方法，评判劣质图书，鞭挞方向错误、冗余无用的工作”。

(16)《教程》的第一版标明日期为1889年。

(17)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在法国）论述历史方法的最佳著作是一本小册子，by Mr．Ch and V．Mortet，La Science de l'histoire（Paris，1894，8vo），88pp.，摘自《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第20卷。

(18)如果有那么些人想读这类著作的话，我们中的一位（瑟诺博司先生）打算迟些时候刊行一篇全面论述历史方法论的专论。

(19)中学里所教授的历史研究，和在大学里及其后岁月中所践行的那种研究是不一样的，二者导向不同。这一点无论说多少遍都不为过。朱利安·哈维特（Julien Havet）觉得在中学里历史让人乏味，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批判的）历史研究。“我相信，”L．哈维特（L．Havet）先生说，“［在中学里］历史教学没有被好好组织起来，现有的教学方式并不能给科学精神提供充足的养分……在我们的中学教程所涵盖的全部科目中，历史是唯一的一门学生不必去反复核实某些东西的课程。当学生在学习拉丁语或德语时，每翻译一个句子都要求他去核实一打不同的规则。在数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任何结论都绝不会没有证明；各种数学问题（problems）迫使着学生去独立、全面地思考。在历史中问题（problems）在哪里？只有独立探究方能洞察到事件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学童们被那般训练，为的是得到什么呢？”（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1896，p．84）

(20)朗格诺瓦先生撰写了第一卷，第二卷从开篇至第6章，附录二和前言；瑟诺博司先生撰写了第二卷的结尾、第三卷和附录一。第二卷第1章、第三卷第5章和结论是共同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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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斯泰尔·德·古朗治（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著有《古代城市》、《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

[2]J．G．德罗伊森（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士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强调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参与。

[3]E．A．弗里曼（1823—1892），英国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牛津大学教授，著有《比较政治学》、《诺曼征服史》等；A．塔狄夫（1824—1890），法国历史学家，保罗·玛丽·维奥累的老师；U．谢瓦利埃（1841—1923），法国文献学家和中世纪史家，著有《中古时代史料索引》等。

[4]德·斯曼特（1831—1911），比利时博兰德会成员，耶稣会圣徒传作者之一，其把批判历史方法引入到圣徒传写作中；冯·普弗琉克·哈东（1848—1919），德国中世纪研究者。

[5]当时巴黎大学的所在地。

第一卷　初阶研究

第一章　文献检索

历史学家靠文献来进行研究。文献是历代人士思想与活动所留下的痕迹。然而，这些思想和活动却很少能留下些可见的痕迹。而且这些痕迹，若有一些，却也是极少能长久存留的。一次偶然事件就足以抹掉这些痕迹。现而今，每一次的思想以及每一次的活动，若没有留下什么可见的痕迹，或者自结束之后什么也没留下，则其就是失落在历史中了，仿佛从未发生过。因为文献的匮乏，人类过去诸多时代的历史至今依旧无可知晓。文献是无可替代的。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

为了从文献中合法地推论出它所能推论出的事实，众多预防措施是必须要有的。这些措施将在后面被概述。但是，很明显，在任何对文献进行批判性核查或诠释之前，得先问一个问题，即是否肯定有那么些文献，有多少，且它们在哪里。如果我打算论述某点历史，(1)无论这点历史具有何种性质，我的第一步都将会是确定文献的一处或多处所在。这些文献对于论述此点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那些文献存在着，那它们是会被找到的。因而，文献的检索和搜集是历史学家技艺的一部分，在逻辑上是第一步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德国，它已经获得了合宜的名称，简称材料搜集（Heuristik）。有必要证明穷究法（Heuristic）的头等重要性么？毫无疑问，不用。显然，如果它被忽略了，如果研究者在其开始研究某点历史之前他自己没有获得全部可得到的资料，那么他要冒着在资料不足基础上进行研究的风险。即使诸事齐备，那也并非是小的风险。一旦人们冒险行事，这些不充分的资料基本上肯定不会再有所增加，那么根据最准确的方法原则建构起来的学术工作或历史研究，就会因那种偶然情况而被损害，甚或是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研究者对那些文献是一无所知的。而有了那些文献，他鼎力而为并颇为满意的工作或研究，也许早就被辅以佐证、增补内容，或者名誉扫地了。今日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在诸多其他方面与他们几个世纪前的先辈们依然一般无二。唯独因为他们有能力掌握更为充足的资料搜集方法，他们就能够胜过他们的先辈。(2)事实上，今天，穷究法比它过去用起来要容易得多，虽然最诚恳的瓦格纳（Wagner）依旧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说：

那追溯本源的方法，

多么不易探求！(3)

尽管在本世纪有了些进步，但为什么文献的搜集，曾经是那么地劳心费力，而今却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不断的进步过程中，基本操作又是如何不断被简化的？让我们努力来说明一下。

Ⅰ．那些最早打算根据现场资料来撰述历史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他们要述说的事件是刚发生了的，但所有关于这些事件的证据都依然未亡佚么？他们得有来自幸存目击者的资料。修昔底德、傅华萨（Froissart）[1]和别的许多人已经这样去做了。当加利福尼亚的太平洋海岸史家H．H．班克罗夫特（H．H．Bancroft）[2]决定搜集有关事件的素材——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当时还健在——的时候，他动员了整批整批的记录员，他指示记录员们从这些当事人中找人来访谈。(4)但是，如果这些被述说的事件是古代发生的，而且没有一个当时活着的人亲眼目睹它们，也没有任何关于它们的叙述经由口耳相传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好做的，除了去搜集每一种与要被研究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文献，而且原则上还得是书面的那种。在一个图书馆稀缺、档案保密且文献散落四方的时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860年前后，班克罗夫特先生在加利福尼亚遇到的情况，类似于世界各地的那些早期研究者们所遇到的情况。班克罗夫特先生的解决计划如下：由于他是富有的，那么他可在文献市场购齐各类印刷本或手写本，并与财务上困难的家庭和公司洽谈，购买他们的档案，或者许可他付钱雇人抄录它们。在这完成之后，他把他的搜集珍藏在他预先准备好的房子里，并给它们分门别类。理论上，这并不是一种更为理性的程序。但是这很便捷。美国人的方法一旦被使用，唯有辅以充足的资源，并且坚持下去，方能确保其成功。在其他任何时代，在任何别的地方，这种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无论在别的什么地方，都不会有很利于这种方法的环境。

在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及现代历史的文献，散落于无数的私人图书馆和档案保管处中。这些文献几乎全部都是难以接触的，更别提那些埋藏在土中的了，而且土里的那些文献是否真的存在，迄今仍尚不得而知。在那个时代，想得到一张用以解决某个问题的全部文献列表（例如，某一古代作品尚留存于世的全部手抄本的清单），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奇迹发生，能弄到那么一张列表，除非以无休止的旅行、开销和交涉为代价，否则查考所有这些文献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很容易就想到接踵而至的种种后果。首先，穷究法的种种难点是难以克服的。初期的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几乎总是消息闭塞的。他们进行研究，不是使用所有的文献，也不是最好的文献，而是那些他们唾手可得的文献。他们的作品现在嚼之无味，除非人们发现他们所征引的文献后来亡佚了。其次，相对来说，资料丰富的第一流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是那些借助他们的职业而有机会进入到藏量丰富的文献宝库中的人。这些人包括了图书馆员、档案保管人、僧侣、地方长官。这些人所从属的阶层或团体，拥有着数量众多的图书馆或范围相当广泛的档案。(5)

确实，通过金钱偿付，或者诸如盗窃这样的颇成问题的权宜手法，文献搜集者们不久就涌现出来了。文献搜集者们多多少少考虑到了科学研究的兴趣，创设了原始文献及复制件的收藏品“陈列室（cabinets）”。在欧洲，自15世纪以来就保有着数不胜数的收藏品。但是这些欧洲的收藏家们，是与班克罗夫特先生有着显著差别的。那位加利福尼亚人，事实上仅仅搜集与某个特定主题（太平洋沿岸某几个州的历史）相关的文献。而大多数欧洲收藏家，得到的是各类查无头绪的断章残篇。这些残篇被成堆地聚拢在一起，但把它们与数量惊人的当代存留历史文献相比，却显得它们意义不大。此外，大体而言，像皮雷斯克（Peiresc）、吉纳列（Gaignières）、克莱朗博（Clairambault）、柯尔伯（Colbert）这样的收藏家们，并不打算让那些有着亡佚危险的文献流转起来。他们没有任何要使这些文献能普遍为人们方便利用的想法。他们满意地（而且多少有些随意地）与他们的朋友们分享这些文献。尽可能地多做这类事情，这也是值得称许的。但是，收藏家们（和他们的继承人们）是反复无常的人，有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古怪的。当然，文献保存在私人收藏中，要好过文献完全不受保护且科学工作者绝对无法得到。但是为了穷究法真得更容易运用，首要的条件就是所有的文献应该被公开。(6)

如今，最好的私家文献收藏——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自然是帝王们所拥有的那些。当别的私家收藏品常常在它们的始创者们逝世之后就散佚四方时，这些帝王们的收藏相反绝不会停止增加。当然，帝王们的收藏不断被充实，是因为所有别的收藏家罹难的缘故。例如，法兰西手稿陈列室（Cabinet des manuscripts de france），由法国诸王创立，并且向公众开放。在18世纪末叶，这一陈列室已经入藏了众多堪称精华的文献藏品。这些收藏品是前两个世纪的业余爱好者们和学者们的私人物品。(7)别的国家亦是如此。大批历史文献集中于大型公众（或半公开）机构中，是这场自发演进的幸运结果。

要确保历史研究的素材情况有所改观，大革命时期的各种专断行动仍然是更有利且更有效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出于国家（换言之，每个人）利益考虑，把大批私家档案和收藏品——王室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修道院的文书和藏书，以及被镇压的社团等等——都暴力充公。在法国，历史文献保管处原先是分散的，并且多少带点猜忌地警惕着学者们的好奇心。1790年，法国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决定由国家来主管数目众多的历史文献保管处。此后，这些文献珍宝被分藏于四个各不相同的国家机构中。同样的现象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可看到，不过时间距现在要更近些，规模要更小些。

革命时代的充公，和革命前各时代的收藏一样，也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收藏家一直是——更确切地说过去常常是——野蛮人。当收藏家看到有机会增加他的精品及稀见收藏品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毁坏史迹，撕裂手稿，破碎整套档案，就为了自己得到那些残篇。因此，许多蓄意的破坏行径在革命前就已经犯下了。革命的充公和转让活动，自然也会带来让人悲叹的后果。这种破坏是漠视文献的结果，源自于一种破坏带来的纯粹快感。而除了这种破坏之外，更产生了一种不幸的观念，即认为收藏品也许应被系统地汰除，只有那些“令人感兴趣的”或“有用的”文献方能被保存下来，剩下的则被抛弃。这汰除的任务，被托付给了那些善良的但不胜任的，而且工作过了头的人。从而，这些人给古代文献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浩劫。今天，仍有人在干这种事。昔时，这些热心但却轻率的历史文献整理者们，以十分粗鲁的方式把所藏文献割裂开来的，这造成了许多断章残篇。人们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来修复被割裂的收藏，并且复原那些残篇。此外必须明白的是，这种归之于革命活动的和革命前收藏家们的破坏行径，与那些因偶然事件和随时间变迁而产生的破坏活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即使那些文献被十倍地严重破坏了，它们仍可因两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有利条件而得到大大的补偿。这两个条件我们无须过多强调，此处略陈一二，即（1）从前散落于——或者可以说失落在——诸多不同地方的文献，被集中于相对数量较少些的保管处内；（2）这些保管处向公众开放。于是，那些从偶然事件和蓄意的破坏行径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中幸存下来的历史文献残本，现在至少是被安全地封藏、分类、变得便于利用了，并且被作为公有财产看待。

古代历史文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主要是被那些公立机构搜集并收藏。那些公立机构就是所谓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现存文献。尽管全世界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每年都通过购买和捐赠，不断地获得文献——这种行为很早就有了，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依然有着私家收藏、代理文献收藏的经纪人，以及流通中的文献。当然，有着例外。然而纵使如此，这些例外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并不影响普遍原则。此外，所有的古代文献（它们是数量有限、涵盖面广的），都注定了或迟或早会找到它们进入国立机构中的道路。这些机构的大门总是敞开允许进入的，但绝不允许出来。(8)

可以预见，各种文献保管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原则上不会太多。我们已经指出，比起100年前，它们在数量上是无可比拟地少。文献的集中，证明有利于研究人员，但是文献集中会被坚持进一步推行下去么？有些文献，难以决断是否该分散存在，那么它们不会一直被收藏起来吧？也许是这样的。(9)不过，文献集中的问题现在不再是急迫的，因为复制工艺已经完善了。同时，众多保管处的种种不便之处，因为允许文献短期传递（今天已被广泛应用）而被解决了：研究者们现在有可能不费分文地就可在他们所居住城市的公立图书馆中查阅文献，比如说属于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和佛罗伦萨等处图书馆的文献。我们现在极少会遇到像巴黎的国家档案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梅冉纳图书馆（Méjanes Library）这样的机构，它们的馆规绝对禁止它们藏品的一切外借行为。(10)

Ⅱ．人们认为，大部分历史文献现在被保存在公立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则只要满足一些条件，穷举法就可方便实行。这些条件包括：编排上佳的关于所有现存文献藏品的目录被列出来，给这些书目添加上索引，或者一般的各型书库构成（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成系统的等等）是与这些书目相关联的，最后还得有个地方可查阅与所有这些目录及其索引相关的全部收藏。但是，穷究法仍是难以运用的。因为这些要求很不幸依然是远未被充分实现。

首先，有许多文献保管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其藏品甚至从未被部分地编目，自然也就没有人知道在它们中有些什么。我们拥有完整提要编目（descriptive catalogues）的保管处是稀少的。有许多保存在知名机构中的藏品，仅仅被部分地编目，这些机构中大半藏品依然留待着被分类编目。(11)其次，在现有编目中有着多么大的变化啊！有一些旧的编目现今并不符合当前的文献分类，而且没有参照表就不能使用。新的编目，若是基于同样过时的系统，则要么太繁琐，要么太简单。而且，有些编目被印在登记簿上或纸片上，另有些则是被写在上面的。有些编目被认真编制、清楚明白，而许多则是草率制作的、不充分的和临时的。仅就印刷目录而言，它就迫使着研究者们用整个学徒期来学会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中分辨出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又不是。换言之，学习如何完完全全地充分使用它们。最后，现有编目在什么地方可被查询呢？绝大多数大型图书馆仅仅拥有不完备的现有编目汇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关于编目的一般指南。

情况正是如此，委实令人可叹。事实上，在保管处中所收藏的文献及收藏品，若未加编目，则对于没有闲暇来亲自为保管处的全部藏品编目的研究者而言，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不存在的。前文中我们说过：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关于文献藏品的上佳提要编目，实际上就意味着，无法确定文献的存在，除非是碰巧了。我们判断历史学的进步，大半要依赖于历史文献总目的进展，但许多历史文献现在仍然是碎片的和不完全的。这一点，人们是普遍认可的。贝尔纳·德·蒙福孔神父（Père Bernard de Montfaucon）认为，他的《新编手稿图书目录》（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manuscriptarum nova）[3]作为一部图书馆目录的集成，是“在其整个一生中，他所做出的最有用且最令人感兴趣的工作”。(12)“就科学现状来说”，勒南在1848年写道(13)，“没有什么比对不同图书馆内的手稿进行批判性编目，要更为紧迫的了……这是一个表面上看来微贱的任务；然而学者们的研究是因此而受阻，无法完成下去，除非它被决定性地完成”。“我们可能早有了更好的论及我们古代著述的书”，P．梅耶尔先生（M．P．Meyer）说(14)，“如果德利勒先生（M．Delisle）［其作为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馆长］的前任们，以同等的热心和勤奋，身体力行地给托付于他们的那些珍宝编目了的话”。

有必要简述下实际情况及其前因后果。学者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哀叹那种状况，当然，那种状况一直在改变着，尽管是很缓慢的。“我向你保证”，勒南说道，(15)“数十万法郎，教育部长若是用于［着手编目］的目的，也许要比现在把这笔钱的四分之三投到著述上，用起来要更好些”。在法国或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一位确信这条真理并十分坚决地依之行事的部长。此外，人们认为要得到好的编目，花点钱就够了。虽然花钱是必要的，但这种观点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是在最近，描述文献的最佳方法才被正式确定下来。而且在那个时代，合格的编目人员远没有现在从事编目工作的人多。今天，要招募到合格的编目人员，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在那时，这项任务并不容易，而且也是令人颇为担心的。从物质条件上讲，障碍就是这些，即金钱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不过，另有一种因素并非无其影响。担任文献保管处管理职务的公务人员，现在热衷于通过精确编目以使他们的收藏便于使用，但那时并不总是表现出这份热忱。按照现今被运用的那种精确且同时是概要性的形式，着手编一份目录是一桩劳心费力的差使，一项没有欢乐、没有酬劳的任务。经常出现的是有那么一位公务人员，他的职务要求他时时刻刻与文献打交道，因此他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地查阅文献，无须目录的帮助就可使用收藏。比起一般公众来，他处在一种更有利的位置上。他更乐于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工作，而且与他的个人研究相比，编制目录对他而言是一件次要的事。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谁是发现、出版并评注浩如烟海的文献的人呢？是就职于文献保管处的官员们。毫无疑问，最不需要编目的人，恰恰是这些担负有编目职责的人。这种情况已经妨害了历史文献总目编纂的进展。

提要编目不完善，带来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后果。一方面，我们完全不能保证我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资料源泉。谁知道什么会是留存下来而未被编目的收藏呢？(16)另一方面，为了得到最多的资料，有必要彻底地了解现有的穷究法著作所能提供的资料源泉，而这得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初步的调查研究上。事实上，每一个希望论述某点历史的人，其计划搜集一些文献，都是从查阅各种各样的索引和目录开始的。(17)新手们十分缓慢地开始着这项重要的工作。新手们没有多少技巧，却付出了很多努力。对于新手们的检索结果，经验丰富的研究者们会认为不错或遗憾。新手们在编目的迷宫中跌跌撞撞地前行着，他们高度紧张，空费着他们的时间，完全勘探着无用的那些东西，却忽视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看到新手们这样，有些有经验的人会觉得很有趣。这些有经验的人记起了他们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体验。他们觉得这得让每个人都轮到。另有些人，看到这种浪费时间和气力的行为，认为这是令人惋惜的。这些人认为这种事总会到头的，但它无益于任何好的目的。这些人问道，若要减轻些穷究法学徒期的严苛程度，是否有些事情可以不用去做？这种严苛曾经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成本，但在当前的检索条件下，无论研究者具有多少经验，进行检索都应该不是十分困难的吧？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把他们绝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了材料检索上。就古代史而言，它的文献较少，研究较多，编目比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要好些。但在中世纪及现代史等特定历史研究领域中，不仅要求人们花大力气编目，而且也要求个人对所有收藏进行核查。即便不是所有编目都提供索引，即便所有收藏都是编目糟糕的或者根本没有编目，这些事情也得去做。毫无疑问，经验证明这些长期的检索工作，必须在更具思想性的那部分研究开始前完成。这些检索工作未完成现在可能已经阻碍了，并将继续阻碍着，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去从事历史研究。事实上，那些具有卓越能力的人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得在一批肯定是不完全的文献基础上进行研究，要么得把精力耗费在无限的检索上。而这样一来，所进行的研究常常是徒劳的，所得结果也没有多少是值得他们花时间做的。资料（正面的或负面的），只要入藏被编目且编有索引，也许就是唾手可得的。但编目若没有索引，所编条目就逐渐成了杂录（miscellanea）。人们要找到资料，却把绝大部分时间耗费在翻阅或核实那些没有索引的编目上，这肯定是不利于出研究成果的。当前，穷究法的物质手段不完善的地方正是那种缺憾，它肯定被许多有识之士感觉到了。这些有识之士知道这些手段的价值，而且认识到了付出才有回报。(18)

如果那种缺憾依然存在，那么在公立保管处，检索历史文献依旧是要劳心费力的。如果这是理所当然地，那么我们也许就得听之任之。如果检索无可避免地要耗费时间和劳力——就像考古学勘察所要求的那样——那么无论考证出什么，都不会有人对此种耗费感到惋惜。但是，现代穷究法手段的不完善性并非完全必然的。这种劳心费力的情况，存在了几个世纪，现在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改善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肯定说明为什么将来某一天它不会被完全改变。因而，在谈完前因后果之后，我们得就解决方法说几句。

在我看来，穷究法诸手段在两条路径上正被不断完善着。每年，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提要编目的数目都在增长，这些提要编目是这些机构所属的职员们编写的。除此之外，有实力的学术团体雇佣专家们，派这些专家们游走于各家保管处，编写各处的文献目录，从而得以选录出某一特殊类别的所有文献或某一特定主题的全部文献。于是，博兰德会（society of Bollandists）[4]依据它的使者们的编目，出版了圣徒行传文献的总书目，而维也纳帝国学会（Imperial Academy of Vienna）以类似的方式，也为不朽丰碑般的教父们的（patristic）著述编好了目。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学会长期以来主持着同类文献的大规模检索工作。而通过对全欧洲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进行同样的勘查，稍后的《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方才可能编成。[5]最近，好几国的政府倡议派遣专职人员出国，从本国利益出发，给该国所感兴趣的文献编目。英国、荷兰、瑞士、美国和别的国家政府，都同意支付定期津贴给本国的代理人。这些人在欧洲大多数保管处，给与英国、荷兰、瑞士、美国和其他国家相关的文献编目并抄录。(19)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配备有一批称职的工作人员，指挥得当，劳有所值。《法兰西公立图书馆手稿总目》（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France），及时充分地体现了这些工作。这份一流的提要编目，于1885年始编，迄至1897年，它已经扩充到差不多50卷了，不久就将大功告成。《拉丁铭文集成》编成不会超过50年。博兰德会和维也纳帝国学会所获得的成果也并非微不足道的。肯定地，要确保历史研究尽早具备那些必不可少的检索工具，现今是万事俱备，只欠资金。在锻造这些工具中所用到的方法，今天被永久地固定下来了。因此，现在要招募一批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是很容易的事。那类人员，绝大部分当然是档案保管员和专业的图书馆员们，但也会包含一些坚定地以编目和索引工作为使命的独立工作人士。那些工作人员比人们起初想当然认为的，在数量上要更为庞大。编目亦非易事，它要求耐心、最严谨的注意力、最丰富的学识。有很多聪明人被那些倚马可待、完成有期、并且成效显见的类似任务吸引走了。努力推动历史研究进步的人，人数是众多的，但类别是各异的。在那些人中，编写提要目录和索引的人们单独成为一类。编目这门学科，是编目人员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们全都献身于这门学科。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这门学科有着高度的技巧。

当前，在每一个国家，大力推动历史文献总目的编制正是时候。在等待着这一事实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之前，我们也许可以先指出一招缓痛之法：即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特别是新手们，应该清楚地了解各种检索工具的情况，并定期了解有哪些改进。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工具是要给他们用的，人们会不时地做些改进。虽然经验和偶然事件长期以来被确信是可以提供这类信息，但我们早就指出了，经验性知识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几乎总是不完全的。总目录是现存所有目录的各种批判性、体系化的列表。编制总目录的任务，近来已经被着手进行了。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文献学巨著能具有总目录的那种一般功能。

但是，有些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时常需要了解的文献信息，各种提要编目通常并不能提供。例如，他们希望知道是否那类或那种文献为人所知，是否它已经被批判地论述、注解或使用了。(20)这类信息只能在前辈学者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发现。要熟识这些著作，必须求助于那些已经出版的所谓“书目提要总目（bibliographical repertories）”。严格地说，这些总目分属于不同领域，它们是从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发编纂而成的。因而，在穷究法的各种不可或缺的工具中，必须考虑到历史著作的各类书目提要总目，以及原始文献的各类目录总目。

为了把研究者们从各种错误和时间的浪费中拯救出来，我们希望能给出一份所有那些总目的分类列表（严格地说，即所谓的编目总目、书目提要总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我们可以随意地称呼这项工作为“目录学（science of repertories）”或“历史文献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伯伦汉教授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目录学的初级概要(21)，我们大大扩充了那本概要。(22)新扩充的概要，诞生于1896年4月，它有着难以计数的增补。在当时，历史科学的文献学工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更新着，因而这些增补是必要的，修订就更不必说了。通常，一本供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使用的目录著作，在其完成之日，就是过时的了。

Ⅲ．目录学知识对所有领域都是有用的，但文献的初步检索在每个领域里都是要劳心费力的，只不过程度不一。历史的某些领域，已经被耕耘了很久，这些领域的全部文献都已经被编写好了提要，搜集起来，并在大型专业出版物中分门别类地登载了。这些领域现在研究条件颇佳，因而在论及相关主题时，历史学家能在他的书桌旁做所有要做的。地方史研究通常不需要超出本地检索范围。某些重要的专著能够以少量文献为依据，则是因为所有这些文献都被收藏在同一处，并且在别的地方搜寻其他材料都会是多此一举。另外，检索工作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比如编一份关于古代抄本的中等辑本，尽管那些抄本并非罕见的，而且人们知道它们散藏于欧洲的几家图书馆中，但这项工作也许会牵扯到无休止的查询、商借和登门查阅。由于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大部分文献要么仍未被编辑，要么编辑得很糟糕，人们也许会得出条定律：即要撰述一页关于中世纪和近代史的真正全新的篇章，人们有必要长期出入于各家大型原始文献保管处，而且必然会被这些保管处的各种编目弄得忧烦不已（倘若我们可以使用这类措辞的话）。

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以其最慎重的态度，挑选出他所要研究的主题，而不是把它留待纯粹的偶然性来决定。从检索手段现状来看，有一些主题是无法处理的，除非以庞大的搜检为代价。但在这种搜检中，生命和智识会被白白耗费了。那些主题并不一定就比别的更令人感兴趣。总有一天，也许到了明天，各种检索辅助手段得到改善，那些主题就会变得更容易处理。研究者必须有意识地、审慎地在不同的历史主题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有时要看是否有关于文献及书目提要总目的各类特殊编目；有时要依据他的案头工作偏好，或者对各家保管处的考察情况；甚至有时候，取决于他有哪些能利用那些特殊藏品的设备。“有可能要在外省进行工作么？”在1889年巴黎大学的学术团体大会（congress of learned societies）上，勒南问道。对他自己的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绝妙的回答：“至少，一个人科学工作的一半，能在他自己的书桌上完成……比方说，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如果有好几千法郎的启动经费，订阅上3或4种专业刊物，一个研究者将能操控所有他的行业工具……这同样适用于普遍哲学……因而，众多研究分支能够被私人化研究，而且还可是一种最封闭的隐居状态。”(23)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稀见的、特殊的。进行检索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机器辅助”。历史工作的那一半，现今也许可以由资源有限的私人来做，但仅此一半而已。另一半工作仍要用到总目和文献，而这些资源只能在大型研究中心中才可找到。所以，人们经常有必要连续地拜访几家这样的中心。简单地说，历史的这种情况，与地理学研究几乎完全一样。以地球上的某块地方为例，若是我们拥有的文献十分完善、而且分类上佳，那么当文献以实用便利的形式出版后，我们就可以卓有成效地推论该地情况，而无须离开我们的围炉。但是，若该地区尚未勘察或勘察不善，那最糟糕的专著都得耗费可观的时间和精力。选择某一研究主题，却不先考虑它所要求的基本检索的类别和范围，这是很危险的。但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而且这样的人有很多。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地检索着，他们若是从事别的工作，也许收益更大。新手们更难对付这种危险，尽管他们更积极、更有热情。为了防范这种危险，我们鼎力赞同对穷究法的一般现状和历史文献学的各种实用概念来一次总核查。

注释

(1)实际上，对于某点历史，人们在不清楚是否有可利用的文献之前，通常都不会轻易动笔。若是偶然发现一份文献，这倒会让人有详述相关历史的想法。就为了那点想法，人们会转而搜集其他同类文献。

(2)早期优秀的学者们，勇敢地试图解决问题，但却是徒劳无功。看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委实让人可叹。如果他们材料搜集完备，那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缺少素材是件憾事，最有创造力的天才也无法弥补它。

(3)“要得到我们凭之可登临源泉处的方法，那是多么的难啊！”（Goethe，Faust，Ⅰ．3）

(4)参见C．V．Langlois，H．H．Bancroft et Cie．，载Revue universitaire，1894，Ⅰ．p．233。

(5)早先的学者们意识到了他们工作时的种种不利条件。他们痛苦地忍受着检索工具和比较手段的匮乏。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得竭尽全力地找寻资料。因而，那些卷轶浩繁的前几个世纪学者们的通信，和那些关于科学调查的论文，那以Iter（Iter Italicum，Iter Germanicum，&c．）为名的各种旅行记，从前都是很流行的。我们的各家图书馆保存了非常多的宝贵的信函残件。当时那些旅行都担负有找寻历史文献的任务。

(6)顺便提一下，人们会有一种错觉，即他们往往喜欢夸大他们所拥有的文献的内在价值。这种错觉，虽然十分孩子气但却是很自然的，而且在收藏家们中是很普遍的。此外，有些人，若是偶然得到些文献，则会给它们详加评注后出版，不过要是在公开收藏品中遇到它们，他们会十分正确地认为它们毫无重要性。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普遍的错误倾向，虽然其表现多少有些粗野。一个人很容易夸大他所拥有的文献、他所发现的文献、他所编辑的文本，以及他所研究的人物和问题的重要性。这样的一种错误倾向，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

(7)参见L．Delisle，Le Cabinet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1868-1881，3vols．4to。关于古代的文献保管处的研究，近来已经有许多著作出版，它们全都模仿了这部令人称羡的著作。

(8)仍在流通中的诸多古代文献，是古人偷盗国立机构的结果。今天，防范那种掠夺行径的措施，是严格的。而且这些措施，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和人们所希望的一样有效。至于现代（印刷）文献，法定保管处的规章（强制性赠送复本给特定图书馆）现在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采纳。这确保了那些文献能被保存在公立机构中。

(9)众所周知，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对于把全欧洲的档案集中到巴黎来这一荒诞不经的想法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作为一个开头，他向巴黎转运了梵蒂冈（Vatican）、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卡斯提尔王国（crown of Castile）等处的档案。后来，法国不得不归还了这些档案。没收充公现在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古代关于公证人的档案，无论在什么地方，也许都应被集中到公立机构。像某些国家，已经把那些档案集中好了。不清楚为什么巴黎的外交部、陆军部和海军部要保存一些古代文件，而它们本应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所提及的这种异常情况，繁多复杂，很难一次性解决。有时候，它们会妨碍到检索工作。因为保存这少量藏品的单位，恰恰是那些规章制度最严苛的单位。即使是少量的藏品，也不应有这类异常情况。

(10)文献的国际性交换，在欧洲（向公众免费），是通过各色外事机构进行的。此外，绝大多数大型机构都达成了协议，它们彼此可以相互借阅。它们的这套系统与外务系统相比，一样有效，有时候在操作上甚至更便捷。原始文献保存单位把原始文献出借给外单位使用，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的会议上，被频繁讨论了。截止目前，有关结果都是令人相当满意的。

(11)有时候，许多藏品是体积庞大的。很自然地，人们会转向给小型藏品编目，而这个任务是低劳动量的。因此，许多无关紧要但篇幅短小的契据登记簿被出版了。但同时，好几种具有极高重要性的契据登记簿，由于卷轶浩繁而依旧未被编辑。

(12)参见他的自编书目，E．德·布罗伊（E．de Broglie）出版，Bernard de Montfaucon et les Bernardins，ii．（Paris， 1891，8vo），p．323．

(13)E．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p．217．

(14)Romania，xii．（1892），p．625．

(15)载上页引文。

(16)H．H．班克罗夫特，在其名为“文艺诸业（Literary Industries）”的《回忆录》（Memoirs）（New York，1891，16mo）中，详尽地分析了研究方法不完善的若干实际后果。他以一位打算撰写加利福尼亚史的勤勉作家为例来展开论述。这位作家先是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几本书，然后他读了它们，并笺注。靠着这些书的指引，他又阅读了其所居城市的公立图书馆中所能查阅到的书。就这样，一晃数年，到头来，他才明白他手边连十分之一的原始资料都没有。于是，他开始四处旅行，坚持通信。但最终，他对穷尽这一主题绝望了。他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多，也看了很多著作，而很多他没见到的著作也许没多少历史价值。他只能这样来告慰他的良知和自尊了。对于报纸和形形色色的美国政府公报，虽然它们全都含有涉及加利福尼亚史的事实，但他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却从没有想过从头到尾地彻查它们。他翻阅过一些报纸和公报，但仅此而已。因为他知道，这些研究领域中每一个都要花上好几年的辛勤劳动，它们会让他下半辈子成个苦工。而就口头证词和手稿而言，他会在偶然的会谈中搜集一些秘闻轶事，他也会想办法搞一点家庭文书。所有这些都会在他的书中作为注释和典据出现。他有时也会在州档案中找到些珍奇文献，但是由于要花费15年方能谙熟全部文献，他自然会觉得有点小发现就够了。于是乎，他就开始写作了。他不觉得应告知公众，他没有阅毕全部文献。相反，在其25年的勤勉研究中，他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着他所能得到的东西。

(17)有些人得到了那些职掌文献保管部门的官员们的帮助，这些人是不需要个人进行检索工作的。但在这些情况下，必不可少的检索工作是官员们而非公众们主导着的。参见Bouvard et Pécuchet，p．158。当布瓦尔和佩居谢（Bouvard and Pécuchet）决心撰述昂古莱姆公爵（Duke of Angoulême）生平的时候，“他们决定花上几天时间在卡昂（Caen）的市立图书馆做调查。图书馆员把一些普通史书和小册子借给他们随意翻阅……”

(18)这些待考虑事项已经被提出并做了起来，载the Revue universitaire，1894，i．p．321以下。

(19)众所周知，自从教廷档案馆（Papal Archives）开放以来，好几国的政府和若干学术团体已经在罗马设立了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与梵蒂冈（Vatican）的官员们大力合作，给档案馆的文献编目并予以发表。法兰西罗马学院（French School at Rome）、奥地利学会（Austrian Institute）、普鲁士学会（Prussian Institute）、波兰使团（Polish Mission）、“戈勒斯学会”（Institute of the“Goerresgesellschaft”）、比利时人、丹麦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俄国人以及别的学者，已经完成并将要完成梵蒂冈档案馆中各类文献的编目工作。

(20)文献编目有时（并非经常地）会遇到如下情况，即那类或那种文献已经被编辑、批判性研究和利用了。普遍认可的规则是：当编辑者知道有此文献的时候，他只须提及此事，不必勇挑重担。这里说的重担指得是对于先前他不知道该文献时的所有情况，逐一从头核查，搞清楚真相。

(21)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2nd ed.，pp．196-202．

(22)C．V．Langlois，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I．Instruments bibliographiques，Paris，1896，16mo．

(23)E．Renan，Feuilles détachées（Paris，1892，8vo），pp．9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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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华萨（1337—1405），法国中世纪著名编年史家，神父，著有《编年史》，其著作有别于当时盛行的基督教史学，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生动的笔触记述了1326—1400年间骑士时代的西欧社会风情和骑士们行侠仗义、英勇无畏的事迹，以及百年战争的场面。

[2]H．H．班克罗夫特（1832—1918），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著有《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等。

[3]贝尔纳·德·蒙福孔神父（1655—1741），法国本尼迪克特派修士，古文字、古文书学大师，圣摩尔派代表。《新编手稿图书目录》（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manuscriptarum nova）（1739年）两卷本是蒙福孔历时40年编纂而成的，几乎收录了欧洲所有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极受学者们欢迎。

[4]博兰德会，比利时天主教耶稣会士小团体，致力于编纂出版按圣徒瞻礼日顺序编排的《圣徒行传》。

[5]自19世纪20年代起，德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史料，编纂并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ta Germaniae Histoica）。该书包括了公元6世纪至15世纪这一千年间所有一切关于德意志的重要文献资料，按类分编，每类均由专门学者负责编纂。其编纂和出版，先后由著名历史学家佩尔兹（Georg Heinrich Pertz，1795—1876）、威茨（Georg Waitz，1813—1886）主持，总共出版120卷，直到1925年才最后完成。《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共15卷，36册，蒙森于1863年主持编纂。其生前出版了20册。该书一半以上是他亲自编订的。

第二章　“辅助科学”

上一章，我们论述了基本检索工作。我们若是假定这项工作被系统地成功完成了，则某一既定主题的文献——若非全部，亦是大部分——也应已被发现并可利用了。但在历史研究逻辑性工作之前，还要进行许多工作，“书目提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注意到，“书目提要的”研究工作，预设了一个研究前提：即所有这些文献要么已经被批判性地整理了，要么仍保持原貌，二者必居其一。在第一种情况中，凡是被以某种方式精心整理过的文献，人们须能核查文献批判工作的精确性。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凡是保持原貌的文献，研究者必须亲自进行批判工作。这两种情况都要求人们具有关于某类确凿主题的前提性及辅助性的知识。这些知识，通常被称作初阶及附属知识（Vorund Hülfskenntnisse）。这些知识和精确推理的习性一样，是一点也不可缺少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批判性工作中，如果人们因推理失误而可能犯错，那么也可能会由于完全的无知而误入歧途。学者或历史学家这一行，在这一点上也类似于所有其他的职业。人们不可能从事这一行，却不掌握某些专业概念。而没有这些概念，仅靠天生禀赋甚或方法，谁都不可能把事情干好。那么，学者或历史学家的专业学徒期（apprenticeship）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或者，用一句尽管不甚恰当但却颇为流行的话来说：除了目录学知识以外，什么是历史的“辅助科学”？我们将努力说明它们。

多努在其《历史研究讲义》中(1)，已经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要起笔撰述一部多少有些成功希望的著作”，他说，“哪些学科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将需要学习的，哪些知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掌握的？”在他之前，马布利（Mably）在其《论历史研究》（Traité de l'étude de l'histoire）中，也认识到“有些预备性学科，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能够免去它”。[1]但是在这一问题上，马布利和多努都有着一些在今天看来颇为另类的观点。区分他们和我们的观点，分清彼此的实际分歧，这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首先，”马布利说，“要研究自然法、公法、道德和政治科学。”多努，这位铭刻和纯文学学院（Academy of Inscriptions and Belles-Lettres）的终身秘书，是一位判断力超强的人。1820年左右，从其立场出发，他撰文提出构成“历史学家学徒期”的相关学科可划分为三部分——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他相当详尽地阐述了“文学”学业。他认为历史学家从一开始就必须“留心阅读伟大的典范之作”。哪些典范之作呢？多努“毫不犹豫地”在首行就开列了“多部史诗巨作”；因为“正是这些诗人创造了叙述艺术，任何一个没有向他们请教它的人，至多只能有点关于它的不完善的知识”。进而，他推荐阅读现代小说。他认为，“现代小说将教导那种方法：即以一种艺术的方式陈述人物和事件，分摊好细节，然后技巧性地维系着叙述主线，打断它又恢复它，不断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并激起他的好奇心”。最后，应该去阅读优秀的历史著作。他说：“在希腊人中，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阿和普鲁塔克；在罗马人中，有恺撒、萨鲁斯特、李维和塔西佗；在现代人中，有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詹农、休谟、罗伯逊、吉本、红衣主教德·雷斯、韦尔托、伏尔泰、雷纳尔和卢利耶尔。这并不是说我将排除掉别的人，而是因为这些人足以提供所有适用历史的文体，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体都可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中遇到。”在第二阶段，就进入到了哲学学业。他认为彻底地掌握“意识形态、道德和政治”是必要的。“至于能从中获得此类知识的著作，达盖索（Daguesseau）已经列举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格劳秀斯。我应该添上最杰出的古代及现代的道德家们，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出版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文章。还应该补上涉及政治科学的各类泛论、精论和应用性著作，它们是由马基雅维利、波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马布利和他们那些承教最深的信徒及笺注者们所撰写的”。在第三阶段，撰述历史之前，“显然，必须知道这一点”，即“一位作家要给世界提供些关于某主题的新知识，他从一开始就必须了解人们对该主题已经知道些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熟识最好的历史著作，并且把这些历史著作作为文体范本加以研究。“再读一遍这些历史著作，这对他是有益的，但他更应努力详尽地掌握它们所涵盖的全部事实，并且要把它们深深地烙刻在他的心灵上，要让它们永远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这些都是“积极的”观念。在80年前，这些观念被认为对一般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过，那时也有一种混乱的观念，即认为“要想获得关于某些特定主题的深奥知识”，还得掌握其他一些有用的研究分支。“历史学家们所论述的主题”，多努说，“以及他们偶尔发现的细节，都要求具有范围非常广泛、类别多种多样的学识”。进而，他举例评述道：“关于几种语言的某类知识，有时候也常得有些物理和数学的概念。”接着，他补充道：“不过，献身于历史著述的作家们，若要论述这些主题，我们觉得文人们通常受到的普通教育就足够了。”

所有的作者，像多努一样都试图罗列各项初阶知识，以及应具有的道德或智识倾向。这些知识和倾向对于“撰述历史”都是必要的，但他们要么说的是陈词滥调，要么就把撰述历史的必要条件设定得极高，让人难以接受。弗里曼说，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每一件事——哲学、法律、财政学、人种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等。一位历史学家，当他研究过去时，难道不会碰上哲学、法律、财政学和别的一连串问题吗？如果财政科学对一位论述当代财政的作家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对一位声言要就过去的财政问题发表意见的作家而言，它就不那么必要么？“历史学家”，弗里曼宣称，“也许附带地要处理各种主题，不管什么样的。他掌握的各种分支知识越多，他为他自己的工作所做的准备就越充分”。当然，所有的人类知识分支，并不都具有同等功用。它们中有的只有在一些罕见场合才会起作用，而且还是偶然性地。“让历史学家自己成为一名娴熟的药剂师，这样他在其研究中有时就可让化学发挥点作用。这条好建议，我们可不会向历史学家建言的”。但是另有些专业学科与历史联系要紧密些。“例如，地质学和各种地质学相关科学……只要掌握了它们，历史学家的常规工作明显会干得更好……”(2有个问题也会被问到：)即是否“历史是那些过去被称为灵魂现形（umbratiles）[2]的研究之一。对此，人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内心平静，始终勤勉工作”。人们也会问：历史学家在坐下来书写昔日历史之前，积极投身到动荡的社会生活，推动创造他自己时代的历史，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吗？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被问到？数不清的笔墨浪费在了这些无甚趣味、不可作答的问题上。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无效的论战，这令方法论研究蒙受了许多羞辱。我们的看法是：学徒期的主题是“历史书写的艺术”，这是最一般的共识；学徒期内不可能包括上述所有学科，因而任何相关知识都不可添加为学徒期的学习要则；迄今为止，历史方法诸原则被普遍忽略了。

此外，我们认识到：没有像多努及其学派所认为的有着“文学的历史学家”，道德说教的和笔录誊抄的“历史学家们”。在此，我们只关心那些打算研讨文献、力求推动或实际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这些人需要一段专业学徒期。学徒期这个词我们认为有些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一份书面文献。如果我们无法阅读它，我们能用它来做什么呢？在弗朗索瓦·商博良（François Champollion）[3]之前，以象形文字写就的埃及文献，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死文字。人们欣然坦承，要研究古代亚述史就必须学会释读楔形文字铭刻。同理，在古代史或中世纪史研究中，凡是希望从原始资料出发进行原创性工作的人，只要他是审慎的，他就必须学会释读铭文和手稿。希腊和拉丁铭刻学以及中世纪古文书学，是释读古代及中世纪手稿和铭刻所必需的各种知识的总汇。所以，这类知识会被认为是历史的（其实是古代及中世纪历史研究的）“辅助科学”。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显然，埃及古物学家不可不懂象形文字的古文书学，中世纪拉丁古文书学是中世纪研究者必备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人们注意到二者有一点不同。所有人都认为从事埃及学需要首先研究相关古文书学。但另一方面，有些人承担起中世纪地方文献研究的任务，却没有学会给他们的文献列表大致标明日期，并且正确地读解它们的缩略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中世纪的文字与现代文字具有相似之处，这很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天资和实践将足以让他畅行无忧。这种错觉是危险的。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古文书学训练的学者们，几乎总会因为他们在读解时不时犯下的各种严重错误而被认出来。那些错误有时足以彻底毁了后续的批判及诠释工作。至于那些自修成才的专家们，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那些技艺，不过，若是他们经过了正统的古文书学培训，至少他们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太久，漫长的研究时间也可省下来，而且会让人们少失望些。

假设有一篇文献被释读了。但是，如果它不能首先被读懂，它如何能被利用呢？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4]的铭刻和古代柬埔寨语（language of Cambodia）已经被释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们。只要情况没变化，它们必定依旧无用。显然，人们若要研究古希腊史，就必然要去查阅些古希腊语文献，由之也就必然要懂希腊语。读者们会说，这是兰克的自明之理（truism）。是的，但许多人搞起研究来，却似乎从不知道它。年青的学生们仅知道一点肤浅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就去专攻古代史。许多从未研习过中世纪法语和拉丁语的人，因为他们本人懂古拉丁语和现代法语，就自认他们懂中世纪法语和拉丁语，然后，他们就要去试图释读那些他们不通字义的文本。那些文本，他们觉得很晦涩，但实际上却是完全清楚明白的。数不清的历史错误，其起因都在于对这些明晰文本作了种种错误的或不准确的解释。这些错误正是那些对古代语言的语法、词汇或细节不甚熟识的人所犯下的。如果所研究的文献不是以某种现代语言写成的，或者不是以某种便于理解的形式写成的，那么在任何时候，坚实的语文学研究（逻辑上）都应该先于历史研究。

设若有一篇文献是可理解的。如果它的可信性还没有被无疑义地确立起来，那么接纳它却不核实它的可信性，这是很不合理的。要核实一篇文献的可信性或者查清其源流，有两样东西是必需的，即推理能力和知识。换句话说，有必要从某些确凿的资料出发来进行推导。这些资料是此前研究的浓缩成果，不能是临时搞出来的，必定得是习得的。实际上，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若是他不熟悉某某大法官在法庭某时的实际工作，或者不了解公认的某一特殊类别的全部真实文契的共有特征的话，那么要他去辨明文契的真伪，这对他来说也常常会是一桩不可能的任务。他得被迫去做先前学者们所做的：通过比较大批类似文献，亲自确定公认的真实文献与其他文献的那些区别性特征，然后再进行具体判断。如果现在有了先前学者们已得出的一整套的原则、成批积累的资料、系统性结论，那么这位逻辑学家被迫从事的任务会被大大简化吗？这套原则、资料和结论，系先前的学者们多次重复得出的，并且他们细致地核查过、比较过它们。它们是用来辅助对现存公文和文契的批判的；这就是所谓的古抄本学。因而，我们将认定古抄本学、铭刻学、古文书学和语文学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学科。

铭刻学、古文书学、语文学和古抄本学及其附属学科（专业的年代学和印章学），并不是唯一的有助于历史研究的研究性学科。假设有份书面文献至今尚未被批判处理过，但其同类文献早已有些人批判研究过，那么打算批判研究该文献却不熟悉那些人的研究结论，这将会是极其不明智的。所有那些人的研究结论构成所谓著作史(3)的一部分。建筑、雕刻和绘画作品、各种物品（武器、服装、器械、铸币、奖章、纹章等等）是所谓的实物文献。对实物文献的批判性研究要求十分熟悉各种规则和资料。这些规则和资料构成了所谓的严格意义的考古学及其分支——钱币学和纹章学。

我们现在多少能澄清“历史的辅助科学”这个短语所表达的模糊意义了。我们也听说过“从属科学（ancillary sciences）”和法语所谓的“附庸科学（sciences satellites）”等说法。但所有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令人满意的。

首先，所谓“辅助科学”并不都属于科学。例如，古抄本学和著作史有助于批判方法应用于尚未整理的文献，但这两门学科仅仅是系统地汇集了通过批判所得到的各种事实。另一方面，语文学是一门组织化的科学，这门科学有着它自己的法则。

其次，在各门辅助性知识分支中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严格地说，这些知识分支不是辅助历史学的，而是辅助历史研究的。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我们应该区分出哪些辅助性知识是每位研究者都应该掌握的，哪些是研究者偶尔要用到的，后一种知识他只需知道怎么找到就行了。我们也应该区分出为人之本的知识和知道点就够了的知识。一位中世纪研究者应该知道如何阅读并理解中世纪文本；记住大量的特殊事实，并不能让他比别的研究者强多少。这里讲的特殊事实，汇集在著作史和古抄本学中，在编排有序的参考书中都可一一找到。

最后，没有任何知识分支是一定要辅助历史学的（乃至历史研究的）——换言之，一切知识对所有研究者都是有用的，无须考虑这些研究者所研究的是那一特殊部分的历史。(4)因而，对于本章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公认的答案。学者或历史学家的专业学徒期应该由什么构成？它实际由什么构成？这得视情况而定。专业学徒期的构成取决于历史学家所打算研究的那部分历史。古文书学知识对于法国革命史研究是毫无用处的，希腊语知识对于某个中世纪法国史问题也是没用的。(5)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说：每一个希望从事原创性历史研究的人，其初始装备除了“普通教育”（换言之，多努所谓的一般文化）之外，还应该包括那种有助于文献的发现、理解和批判的知识。那种知识究竟是什么，这因研究者们的研究领域不同而变化不一。对于那些专攻现代及当代史的人而言，专业学徒期是相对较短和容易的，而对于那些致力于古代及中世纪史的人来说，专业学徒期是漫长的和勤苦的。

这是一次对历史学家专业学徒期的革新。这次革新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它用真正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实际知识取代了对文学的和哲学的“诸种典范（great models）”的研究。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历史研究者们所接受的是一种遵循多努模式的文学教育。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对那么一种预备性教育表示满意，他们从没反思过这种教育，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他们早期训练的不足。这极少数人为此十分懊丧，但这已是太迟了，没法补救。除了个别杰出人士之外，他们中最好的也只不过是个知名作家，根本不具有任何科学工作能力。那时，没有任何教授“辅助科学”和检索技术的组织。不过若是说道法国中世纪史，倒是有一所专门学校，即文献学校（École des chartes）。这一简单事实，确保了这所学校明显领先其他法国（乃至外国）高等教育机构达50年之久。当别的地方的人讨论着一些无聊问题的时候，优秀的研究者们在文献学校接受培训。正是那些研究者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6)直到今天，依然只有在文献学校里，中世纪的研究者们方有机会以最好最完善的方式完成他们的专业学徒期。他们要感谢涵盖了罗曼语系语文学、古文书学、考古学、历史编纂学和中世纪律法的3年进阶综合教程。当然，“辅助科学”现今在各地都有教授了，所教的那些辅助科学多多少少尚足称用。这些辅助科学也已经被引入了大学教程。另外，各种关于铭刻学、古文书学、古抄本学等的研究手册，在最近25年内有所增加。25年前，人们若要讲授这些知识，根本找不到一本可满足讲课需要的好书；自从教授职席设立以来，“各种手册”纷纷面世(7)。若非讲课以实践训练为依据，有着些特殊价值，这些手册几乎就让讲课成为多余。无论研究者是否享受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正规训练的好处，此后他都没有任何借口继续无视那些他在从事史学工作前就应该知道的事情。事实上，这种无视现今要比过去少些了。在这一点上，上述各种“手册”与接踵而来的其他手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8)

因而，我们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掌握初阶知识。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初阶知识，那么他将不知所措或者不断犯错。未来的历史学家应掌握关于文献的书写及语言的完备知识，并且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本批判所获得的种种结论，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犯下那数不胜数的错误。换言之，他要有一种毫无缺憾的认知的和察识的知识（cognitio cogniti et cognoscendi）。当然，我们承认这是一种十分乐观的假想。我们也很清楚：接受某种正规的“辅助科学”教育，或者认真阅读文献学、古文书学、语文学等方面的专论，乃至通过实践获得某些个人经验，这些都不足以确保一个人总是学识渊博的，更何况要确保他绝对正确了。首先，有些长期研究某一既定类型的或某一既定时代的文献的人，对其所研究文献有一种莫可言表的知识（incommunicable knowledge），这些人凭着这种知识能够比旁人更好地研究他们所遇到的同一类型或同一时代的新文献。这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专业学识”，这种学识是专家们辛勤工作的酬劳。(9)其次，专家们也会犯错。古文书学家一直小心谨慎地，唯恐错误释读。公允地说，有哪位语文学家没有犯过错？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常常会把已刊文献当做未辑校的文献予以刊行，而且他们也会忽视那些他们本该知道的文献。学者们正确地认识到“辅助”知识是无法完善的，但他们不断地去完善它，他们的生命都耗费在了这桩事情上。但是，所有的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坚持我们的假想。在我们获得对所有“辅助知识分支”的绝对掌控权之前，我们绝不应冒险开始研究文献。不过，有一点要明白：在实践中，我们没有推迟过文献研究工作。

一个人若成功地完成了初阶学徒期，他还要知道如何研究文献。

注释

(1)多努，《历史研究讲义》，vii．p．228以下。

(2)E．A．Freeman，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London，1885，8vo），p．45。在法国，地理学长期被认为是一门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科学。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今天继续把历史和地理放在一起来考。而且在高中，历史和地理是被同一批老师教授着。许多人坚持认为历史与地理这两个分支是因许多本质联系而结合的，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合理的。甚至当有人提议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知识分支分开来的时候，那些人还会发火动怒。有那么一种观点认为：一位历史学教授或一位历史学家，对地理学、海洋学、气候学和相关地理科学知道得越多，他就越优秀。但是要证明这一观点，却很难找到些好的理由或者经验事实。事实上，历史专业的学生们对于上地理课是很不耐烦的。这些课程是他们的教学大纲强加给他们的，而且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收益。与此同时，那些真正尝到了地理学滋味的学生，会很高兴地把历史抛到九霄云外。在法国，历史与地理被人为地合在一起可以回溯到某一时代。当时，地理学是一门界定不明、建制无序的学科，被所有人认为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研究分支。历史与地理合而为一，这是古老岁月的遗物，我们应该立刻抛弃它。

(3)“历史编纂学”是“著作史”的一个分支，也是批判家们所得结论的总汇。迄今为止，批判家们已经研究了年代纪、回忆录、编年史、传记等各种古代历史著作。

(4)这只是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对所有的历史学家、所有的学生来说，无论他们专攻什么主题，检索工具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历史与绝大多数其他科学还有一点相同的，即所有从事原创性研究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研究——都需要懂得几种尚在使用中的语言。那些语言是人们思想和工作的国家的语言，那些国家从科学的视角来看是处在当代文明前沿。

在我们的时代，各门科学的进步，并不限定在某个国家，抑或欧洲。它是国际性的。所有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同时在各地被研究着。今天，很难找到某个不用参考外语著作的研究主题，而到了明天，这样的主题更是不可能有的了。对于古代史（希腊的和罗马的），德语知识今后将和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严格意义的地方史，是那些不通外语的人仍可方便进入的唯一领域。那些不通外语的人除了他们自己的著作以外不知道任何其他语言写就的论及有关问题的著作，就因为这个不幸且可笑的理由，有些大问题他们就无法研究。

许多语言（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今天已经是科学的常规手段。若是完全不懂这些语言，靠年龄是无法弥补的。任何科学职业的候选人至少能一口三舌（trilinguis）——换句话说，除了母语之外，他得毫不费力地掌握另两种语言——这种要求并非是太过严苛的。这是一项必要条件。从前，当拉丁语仍是知识人的共同语时，学者们不必屈从这项条件；但是现代科学工作的状况此后日益迫使着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得接受这项条件。

有些法国学者不懂德文和英文，因而和他们那些在法国及海外受到更好教育的同事们相比，他们永远是二流的；无论他们有什么优点，他们的工作都被斥责为资料手段不充分，干得很糟糕。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倾尽全力地掩盖他们的缺点，似乎颇以为耻。有时候，他们也会犬儒般地夸耀这一缺点，并对这一缺点自吹自擂。但是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这种吹嘘只是以另类的方式表现羞辱。无须过分强调如下事实：实用的外语知识一般来说对科学工作具有头等的辅助性，这也适用于所有的历史工作。

(5)当“辅助科学”被首次添加入法国大学课程的时候，人们注意到：某些专攻法国革命的学生和对中世纪毫无兴趣的学生，把古文书学作为了一门“辅助科学”；而且某些绝不会对古物感兴趣的地理学学生，把铭刻学选为“辅助科学”。显然，他们不明白推荐“辅助科学”研究，不是因为“辅助科学”本身，而是因为“辅助科学”对于那些献身于某些专门学科的人具有实际的功用。参见Revue universitaire，1895，Ⅱ．p．123。

(6)关于这一点，注意T．冯·西克尔（T．von Sickel）和J．哈维特的观点，引自Biblioté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1896，p．87。在1854年，“奥地利历史研究学院（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按照法兰西文献学校的模式被建立起来。另一个同样类型的学院后来在佛罗伦萨以“高等研究院（Istituto di studi superiori）”的名义被创建。在英国，我们阅悉“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类似于文献学校的学院，这样的怨言”“我们已经习惯了”（Quarterly Review，July 1896，p．122）。

(7)此处适合列举出最近25年出版的主要“手册”。但是我们在伯伦汉《教程》第206页以下已经看到了一张手册列表，该列表止于1894年。我们将仅提及现今仍在出版中的重要“语文学”（在广义的德文“Philologie”的意义上，该词囊括了语言学、文学、铭刻学、古文书学等所有文本批判学科的历史）“手册”：the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dited by G．Béhler；the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edited by W．Geiger and E．Kuhn；the Handbuch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edited by I．von Müller；the Grundriss der ermanischen Philologie，edited by H．Paul，该书第二版于1896年始问世；the 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edited by G．Gröber。在这大批的书目中，人们将可找到直接和间接的完整的参考书目提要，这些参考书目提要都有着简短的主题说明。

(8)普鲁（Prou）先生（古文书学）、吉里（Giry）先生（古抄本学）、卡尼亚（Cagnat）先生（拉丁铭刻学）等人的法文“手册”，把辅助研究学科的观念和知识在大众中广为普及。新版本使得（将使得）这些手册能紧跟时代。——尽管绝大多数这类学科现在已经大体定型，但它们每天都在被发展着，并变得更精确。因而，编写手册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比较前述，p．38。

(9)我们所说的这种“莫可言表的知识”，该如何准确理解呢？一位专家若是十分熟悉某一既定类型或时代的文献，各种观念的多重组合就会在他的大脑中成形；当他查验同种类型或种类的某件新文献的时候，种种类似之处会弥补他的经验不足，从而令他豁然开朗。不管怎么做，他也许都会令人满意地给出最完美的书目。当然，并非所有的文献特征都可被区别出来；有一些文献，任何聪明人都无法分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列表中。但是人类的记忆在好的时候会记住这些特征，甚至一次软弱无力、相隔甚远的刺激都足以唤醒对这些特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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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布利（C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哲学家孔狄亚克的长兄和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达朗贝尔的堂兄。《论历史研究》（Traité de l'étude de l'histoire），大概是1767年为波旁王朝的帕尔姆的费迪南亲王而写，概述世界古代及近代历史，认为人民的困难是统治者滥用权力造成的，并确信不研究过去，不重视历史经验是无法治理国家的。1775年另著《论修史方法》，主张通过文献来研究历史，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2]灵魂现形，或称鬼现形，一般指在降神会或是召唤灵法会上，所被召唤而来的亡灵、鬼魂开始现形出来，让大家用肉眼也看得到，同时，这鬼魂好像会从灵体的身上，或是周遭的人及物体吸收能量，形象渐渐变得更明显，有时，还可以用手来碰触得到。

[3]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第一个根据罗塞塔石碑铭文于1821年译解了埃及象形文字。

[4]公元前10世纪左右出现在意大利中南部的一支民族，一般认为，他们来自小亚细亚，主要居住在第伯河与阿诺河之间的伊特鲁利亚平原上。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他们并非属于印欧语系。其文化程度较高，曾对罗马早期历史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第二卷　分析工作

第三章　历史知识的一般情况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根据文献来进行研究，文献是过去事件的痕迹。(1)在本章，我们将说明这句话及这一定义中所蕴涵着的结论。

事件只能从经验上被认识。要认识事件有两种方式：一是事件正在发生时可通过直接观察来认识；二是通过对事件遗留下的痕迹进行研究来间接地认识。比方说，发生了地震。如果这一现象出现的时候我在场，那我就有了关于它的直接知识；如果那时不在场，但我后来看到它的物理效应（裂隙、废墟），或者在这些效应消失后我读到某人——其本人目睹了这一现象或其效应——撰写的一份说明，那么我就有了某种间接知识。“历史事实”(2)的独特性亦是如此：历史事实只能借助于那些事实留下的痕迹，方能间接地被认识。历史知识本质上是间接知识。因而，历史科学的方法应该完全不同于直接科学的那些方法；换言之，不同于所有基于直接观察的其他学科（地质学除外）的方法。无论怎么讲(3)，历史科学都根本不是一门观察科学。

关于过去的事实，只有通过这些事实留下来的痕迹方能被我们知晓。这些痕迹确确实实是历史学家们直接观察到的，但是在那之后，历史学家们就没有什么好观察的了；到底存留下了什么事实，这是推理的工作。历史学家在推理中要以最大可能的精确，尽力从痕迹中推断出事实。文献是历史学家的起点，事实是历史学家的目标。(4)在起点和目标之间，历史学家必然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推理。这些推理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些推理中，存在着无数的犯错的可能性；无论历史学家在工作的开始、中间还是结尾犯了错，最小的错误也许都会损害到他所有的结论。因而，“历史的”或间接的方法显然次于直接观察的方法。但是历史学家没有任何选择，因为这种方法是唯一获得过去事实的方法。尽管有那么些不利条件，但这种方法仍有可能通向科学知识。我们稍后(5)将看到这种可能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通过详尽的推理分析，人们能从文献核查中获得事实知识。这种推理分析是历史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分析是以批判为主的。接下来的七章将详加论述。这里，我们先试着给出一份纲要，勾勒一下该主题的一般范围和主要部分。

Ⅰ．我们也许可区分出两种文献。有时，过去的事件会留下一种物质痕迹（一座纪念碑，一件制成品）。有时，痕迹（普遍地）会具有一种心理上的次序，比如一份书面说明或记叙文。第一种情况要比第二种更简单些。因为在特定的物理表象及其诱因之间，有着一种固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受物理法则支配，是我们能够认识的。(6)但是另一方面，心理痕迹是纯粹符号性的。这就是说，心理痕迹不是事实本身，甚至也不是事实给目击者留下的直接印象，而只是那一印象的常规符号。因而，书面文献和实物文献是不一样的，书面文献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面文献只有作为心理活动的符号，才是有价值的。那些心理活动常常是错综复杂、难以理清的。历史学家从文献开始他的推理工作，但是推理所用的绝大多数文献恰恰是心理活动的痕迹。

这就是说，事实是书面文献的远因（remote cause）；从某份书面文献中推断出某项事实来，就是要搞清楚联结该文献与该事实的那种关系；因而，有必要再现文献生产全过程的所有居间动因（intermediate causes）。文献作者是从其所观察到的事实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才最终形成了手稿（或者印刷书籍）。人们若想弄清楚原初的事件，就有必要在想象中复现文献作者所进行的整个活动。那正是批判分析的目标，那也是批判分析的过程。(7)

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观察文献。它现在和它被制作出来的时候情况是一样的么？从那时起，它有什么损坏么？为了修复它，我们努力查明它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把它修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并且确定它的来源。这些初步的研究工作，涉及到书体、语言、形态、来源。这些初步工作构成了专门的外证领域，或者说批判之学（critical scholarship）。接下来就是内证。内证旨在尽力重现文献作者所经历的精神状态，为此需要借助各种类比。这些类比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普通心理学。若要知道文献作者说了些什么，我们须问（1）他意指为何？（2）他相信他所说的么？（3）他这种相信是合理的么？这最后一步使得文献类似于客观科学的资料，换言之，文献成了一种观察资料，必须以客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对文献来源的研究，文献被简化为一种整理好了的观察资料。就此而言，每件文献都是有价值的。

Ⅱ．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历史批判是极其复杂的，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与其他学者相比，历史学家的处境不容乐观。历史学家无法像化学家那样直接观察他的事实，不仅如此，历史学家所要用到的文献还极少能精确地再现观察结果。历史学家从未有过任何可用的系统观察记录，而这些记录在已被确立起来的科学中能够取代直接观察。化学家通过实验员的报告就可了解一系列的实验，历史学家也得这样。但是，历史学家不得不使用那些任何科学家都不会满意的粗略报告。(8)文献是历史科学的唯一材料，然而在使用这些文献时却有必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显然，最重要的预防措施是去除掉那些毫无价值的文献，并且查清剩下那些文献所呈现的正确的观察结果。

历史批判工作也须小心谨慎，因为人类的心灵天生就不会去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并且会漫不经心地对待那些真得需要最大可能精确度的问题。每个人在理论上都会承认批判的功用；但批判恰恰是一条易知难行的原则。当许多个世纪过去后，当所有辉煌文明的时代也都结束后，在世间最聪明的人中，我们才看到批判的曙光。东方和中世纪都没有形成关于批判的正确概念。(9)直迄我们自己的时代，启蒙者们在为撰述历史而使用文献时，仍忽略了最基本的预防措施，并且无意识地假定了错误的普遍法则。甚至今天，大部分年青的学者们，倘若自行其是的话，也会犯下那些古老的错误。因为批判是与心灵的正常倾向相逆的。人类的自发趋向是赞同接受各种肯定性言论，并且重复它们；然而人们这样做的同时，却没有清楚地把这些肯定性言论和他自己的观察区别开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经过任何核查就完全接受那些道听途说的报告、出处不明且毫无保证的陈述、权威性一般或较低的“文献”，这样的情况难道没有么？要驱使我们不畏艰苦地去核查关于昔日历史的某份文献的出处和价值，我们总是说得有某种特殊理由；否则，如果在这份文献中没有什么反常的不可能的东西，同时它亦非矛盾重重的，我们就完全接受它、相信它、四处宣扬它，而且如果有必要，我们在那样做的时候还粉饰它。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必定承认：乏力的批判（ignavia critica）是思想懒惰的普通形式；若要摆脱这种乏力的批判，人们需要非常地努力；这种努力常常是很辛苦的，但必须一直坚持下去。

一个人在水中的天然本能就是去扑腾，但这恰恰必定会令他溺水身亡；学会游泳意味着获得了抑制自发运动——从而可另外进行其他活动——的习性。类似地，批判不是一种天然的习性；批判必定是被教授的，而且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才可成为自然的。

因而，历史工作是批判至上的；任何人从事历史工作，若不首先提防着他自己的本能，就必定会犯错。要正确地认识这种危险，有必要审查人的良知并分析那种乏力的原因。人们必须与那种乏力作斗争，除非它被一种批判的心灵态度取代了。(10)让人们了解历史方法的诸种原则，并且逐一分析关于这些原则的理论，这也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希望在本卷中做这项工作。“历史，像其他研究一样，主要犯下的是各种源于疏忽的事实错误。但是，历史比其他研究更容易犯下源于思维混乱的错误。正是这种思维混乱导致了不完全的分析和错误的推理……如果历史学家不得不去分析他们的每一条结论，那么他们会少提出些没有证据的结论；如果他们把系统阐述所有他们的原则作为一条规则，那么他们会努力少提出些错误原则；如果他们必须以逻辑的形式陈述他们所有的论点，那么他们将少犯些错。”(11)

注释

(1)见前文，p．17。

(2)“历史事实”这个词频繁地出现，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并不是用来指某类（species）事实的。就我们所谓的化学事实而言，没有任何历史事实。同一件事实是或不是历史的，要根据它被认识的方式来判断。只有认知方式才是历史的。参议院的某次会议是参议员直接观察的事实；对于在一份报告中读到这次会议的人而言，该会议才会成为历史的。普林尼时代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是一桩历史上已知的地质事件。历史特征并不存在于事实中，而是存在于认识事实的方式中。

(3)弗斯泰尔·德·古朗治已经言及此点。比较上文p．4，note1。

(4)在观察科学中，研究起始于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本身。

(5)下文第七章。（原书每卷起首均名“第一章”，本中译本统一以第一卷第一章为始，各卷不单列，书中所指各章均为原书章节。——中译者注）

(6)我们不专门讨论实物文献（物体、纪念碑等等）批判，尽管实物文献批判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书面文献批判。

(7)至于这种方法的细节和逻辑的合理性，参阅Seignobos，Les Conditions psychologiques de la connaissance en histoire，载the Revue philosophique，1887，Ⅱ．p．I，168。

(8)在最好的情况下，文献由所谓目击“证人”写下。但即使如此，这种最好的情况也依然大大缺乏科学知识所必要的观念（ideal）。证人（witness）的概念从法庭程序中借用；作为科学术语，证人概念变成了关于某位观察者（observer）的概念。一份证词（testimony）就是一份观察资料。但事实上，历史证词在本质上不同于科学观察资料。观察者根据固定的规则进行观察，并且以严密精确的语言写作他的报告。另一方面，“证人”无须方法就可进行观察，而且证人的报告是以不精确的语言写成的；也不知道是否证人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历史文献的基本属性是：历史文献是在我们之前出现的，是不靠方法、毫无担保的活动的结果。

(9)B．lasch，Das Eruachen und die Entwickelung der historischen Kritik im Mittelalter（Breslau，1887，8vo）．

(10)天然的轻信倾向深深植根于懒惰中。相信文献比研讨文献要容易些，认可文献比批判文献要容易些，积累文献比评价文献也要容易些。而且，那样做也是更令人愉快的。但是，批判文献的人必须舍弃掉某些文献，而那种舍弃对于发现或获得了这些文献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净亏。

(11)Revue philosophique，l．c.，p．178．

第四章　文本批判

让我们假设我们自己时代的一位作者撰写了一本书：这位作者把他的手稿寄给印刷商；他亲自校订了清样，并于其上签名“付印”。一本在这些条件下刊行的书，会落到我们的手上的。对于一份文献而言，在我们的手上是一件好事。无论作者会是谁，无论他的情感和意图是什么，我们都能肯定——而且，这种肯定是当前唯一涉及到我们的——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了一份相当精确的该作者所撰文本的复制件。我们不得不说“相当精确”，因为原始文本的复制件有可能不完善。如果该作者很糟糕地校订他的清样，或者如果印刷商对其校订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那么即使是在这种特别令人称许的情况下，原始文本的复制件也会是不完善的。印刷商常常会窜改某位作者的文本，而这些窜改的东西这位作者要过很久才会注意到。

有时候，复制一本作者已逝的著作以及未能寄给印刷商的手稿，是很有必要的。比方说，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1]就是这种情况。这本回忆录讲的是名人们日常往来的琐事。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它被匆忙刊行。而且，它的原始手稿亦是很容易损坏的。起初，文本被复制；然后，排版工根据复制的文本排印它，进行二次复制；最终（或者应该）某人代替已故作者（在清样阶段）把这二次复制本与一次复制本相核校。当然，最好是与原件相核校。二次复制本的精确度，肯定要比一次复制本要弱些；因为在原始文本和最终复制本之间，尚有着一个媒介物（手稿复制本）。二次复制本的精确度减弱，也有可能因为任何人（除了作者）都难以辨认原本。事实上，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及身后信函的文本，常常因为多次翻版时所出现的抄写及标点错误而受损。那些错误乍一看，还给人留下复制认真的印象。(1)

现在说说古代文献。我们问：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被保存的。几乎任何时候，只要原件亡佚下，我们就只能有抄件。这些抄件是直接依据原件制成的么？不是，它们是抄件的抄件。制作抄件的抄写者，可并非全都是什么有才干的且本着良心办事的人。抄写者们常常转录文本，但他们根本不理解它，或者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它。而且，像加洛林文艺复兴（Carlovingian Renaissance）时期[2]那样把抄件与原件相比较，这也并非总是一贯的做法。(2)

如果我们的印刷书籍在作者和印刷商的校对员进行了连续修订之后，仍然只是不完美的复制件，那么只能认为古代文献到我们手上时已经满是错误了。许多世纪以来，那些古代文献被漫不经心地抄录、再抄录，而且每一份新抄本都要冒着有所改动的风险。

显然，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了。在使用一份文献之前，我们必须查明是否该文献的文本是“可靠的”。换言之，该文献的文本要尽可能地与作者的原始手稿相一致。而且，当这份文本有“讹误”时，我们必须修订它。在使用一份流传中有所讹误的文本时，我们有可能会错误地把实因复制者造成的讹误归之于作者。现实中有很多时候，各种基于流传中虚假篇章的学说，一旦在真正的文稿被发现或复原后，就迅速破产了。印刷者在复制时所犯下的错误和过失并非总是无害的，或者仅仅具有娱乐性的；那些错误和过失有时候是险恶的，是会误导读者的。(3)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学名家们总是把获得“可靠的”文本作为一条规则；那些“可靠的”文本是这些名家们必须要参考的，而且是被正确地校订和修复了的。那是一种误解。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仅仅使用他们唾手可得的文本，却不去核校它们的精确度。而且，那些以编辑文本为业的学者们也未曾发现复原文本的艺术。就在不久前，文献仍常常根据到手的初次复制件被编辑。那些初次复制件，无论好坏，都被随意地缀合并校正。今天，古代文献的辑本绝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了。但是，许多中世纪巨著的首度“批判版”出版仍未及30年。而且，某些古代典籍（比如帕萨尼亚斯）的批判文本依然在构想中。

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应该被以一种旨在满足历史学家们安全需要的形式出版，但这迄今仍未完全实现；而且，有些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可疑文本同样要求小心处理，他们依然在我行我素。不过，可观的进步还是出现了。随着几代学者经验的累积，一种公认的净化及复原文本的方法已经演化出来了。没有任何历史方法能比它更具有坚实的基础了，或者更普遍地为人所知了。在几部流行的语文学著作中，这种方法被清楚地阐释了。(4)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将只概述该方法的基本原则，并指出其结果。

Ⅰ．我们假设有一篇没有按批判原则被编辑的文献。若要辑校出最可能的文本，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会遇到三种情况。

（a）最普通的情况：我们拥有原始文本，即作者的手稿。于是，我们只需绝对精确地复制手稿的文本。(5)理论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的了；但实际上，这一初阶工作也要求一种持久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并非每个人都具有的。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可以让他试一下。即使在学者们中间，从未犯过错的复制者和注意力始终集中的复制者也都是罕有的。

（b）第二种情况：原件已经亡佚；只知道有一份它的复制件。一定要小心谨慎些，因为很有可能这份复制件有错误。

根据某些规则，文本是一代不如一代。在原件和复制件之间，人们注意到有许多差异；人们费了很多心血发现并界定了这些差异的原因和普通形式；从而，人们推论出许多可用于推测性复原的规则。对于某份原件已亡佚的唯一复制件而言，若是在该复制件中有些篇章段落肯定是有讹误的（因为是莫名其妙的）或者十之八九是这样的，那么这些规则也许可用来对那些篇章段落进行推测性复原。

复制件中所出现的与原件不合的地方，即所谓的“传统的异文（traditional variants）”。这些异文应归于造假或犯错。某些复制者会有意地修改或删除某些篇章段落。(6)而且，几乎所有的复制者都犯过判断错误（errors of judgment）或偶发错误（accidental errors）。教育程度不足的和不太聪明的复制者们认为修正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原件中的篇章段落和语词是他们的职责；当这些复制者这样做的时候，判断错误就出现了。(7)当复制者在复制时误读了，或者耳听笔录时误听了，抑或他们无意中笔误的时候，他们就会犯下偶发错误。

源自于造假或判断错误的改动，常常是很难被校正的，更遑论被发现了。某份唯一复制件中的某些偶发错误（例如，有几行话漏了）也是无法弥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偶发错误都能够被任何一个知晓其普通形式的人发现到。偶发错误的普通形式包括：词义、文字和语词的混乱，语词、文字和音符的错位，重字（文字或音符的无意义的重复），漏字（凡音符或语词该被书写两次的地方，它们都只被写了一次），语词间的错误划分，文句的糟糕标点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错误，是所有国家和时代的抄写者们都会犯下的，与原件的笔迹和语言无关。但是，有些字母的混乱频繁出现在安色尔字体（uncial）原稿的抄本中，另有些出现在小写字体原稿的抄本中。[3]词汇或读法当然会随语言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词汇或读法的混乱，可以被解释为是因为词汇或读法的种种类似。推测性校勘（conjectural emendation）的一般理论，可被归纳为我们刚才所述的提纲；对于这门艺术而言，没有任何普适学徒期。一个人所学到的，不是复原摆在他面前的任何文本，而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希腊文本、拉丁文本、法兰西文本等等）。因为若要推测性校勘某一文本，不仅要有文本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退化的一般观念，还要掌握一些深奥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1）某门特殊语言；（2）某种专门的书写法；（3）（词义、文字和语词的）种种混乱，这些混乱对那些复制文本——以某种书写文体而写就的某种语言的文本——的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为了对希腊和拉丁文本的推测性校勘的学徒期有所裨益，人们整理了各种（按字母顺序系统排列的）列表，这些列表涉及到：不同的读法、频繁发生的混乱和可能的修正。(8)的确，这些列表不能取代专家们指导下的实践工作，但它们对专家们自己也是有极大用处的。(9)

给出一份悦人心意的校勘表是很容易的。最令人满意的是那些在古文书学上明显正确的校勘表。比如，马兹维对塞涅卡（Seneca）[4]的书信（89，4）所作的经典校勘。那段古老的文字即：“Philosophia unde dicta sit，pparet；ipso enim nominee fatetur．Quidam et，sapientiam ita quidam finierunt，ut dicerent divinorum et humanorum sapientiam …”——这段话毫无意义。人们过去常常猜测在ita与quidam之间有词语脱漏了。马兹维则认为亡佚了的原型文本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而且与18世纪之前常见的其他文本一样，该原型文本中的语词是不分开来的（连续书写［scriptio continua］），句子也是不加标点的。马兹维自问，是否拥有原稿的那位抄写者并没有随意地划分词语，而且那位抄写者读到“…ipso enim nominee fatetur quid amet。Sapientiam ita quidam finierunt…”时是毫无困难的？布拉斯、雷纳克（Reinach）[5]、林赛（Lindsay），在本书注中提及的著作中，论及了另几种精妙而雅致的校勘。并不是只有希腊学家们和拉丁学家们擅长校勘；同样杰出的校勘也可以在东方学家、罗曼学家和日耳曼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今天，那些东方诸国语言的、罗曼语的和日耳曼语的文本已经被逐字逐句地予以了批判。我们也早已指出：即使现代文献是在最佳印刷条件下复制的，也有可能要进行学术上的校正。

在我们的时代，也许没有一个人在推测性校勘这门艺术上可与马兹维媲美。但是马兹维本人并没有什么关于现代学术研究的高明观点。马兹维认为16和17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在校勘上要比现代学者们训练得更好些。事实上，对希腊和拉丁文本的推测性校勘，是一项体育运动。要想取得这项体育运动的成功，不仅要有天赋和古文书学的直觉，而且还要正确、快速、细致地鉴别出古典语言的细微差异。今天看来，早期的学者们无疑是太大胆了，但是他们比我们现代的学者们要更精通古典语言。

然而毫无疑问地，存留下的大批文本——污损形态的、唯一抄本的——都在（并将继续）抵抗着批判的种种努力。经常出现的是：批判查实了文本已被改动，澄清了词义所指为何，但却谨慎地停了下来；这是因为原文段落中每个地方仍是晦涩不明的；而这种晦涩不明是由于那些成功的校正和根本无法解决的错误纠结在一起而造成的。献身于推测性校勘这一迷人追求的学者们，本着他们的热情，常常会怀疑起那些完全清白的文字，并且对于根本无望的段落还常会提出一些冒险性的臆测。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定下了一条规则：在他们的校勘本中，要把原稿中所见文字与他们自己的复原文字清晰地区分开来。

（c）第三种情况：我们有好几种原本已亡佚的某文献的复制件，而这些复制件是彼此不同的。对于这种情况，现代学者们显然要优于他们的前辈。因为除了学识更加广博之外，现代学者们能更成系统地对这些复制件进行比较。和前述情况一样，目标仍是尽可能精确地重构原本。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该被谴责的冲动，即采用手边的第一份复制件，无论该复制件的品性碰巧会是什么样的。早期的学者们不得不去和这种冲动作斗争。现今的初学者们亦是如此。还有一种冲动也好不到哪去，那就是从好几种不同时期的复制本中选择使用最古旧的本子。理论上（实践中亦常是）各种抄本的相对年代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一份16世纪的稿本，若是转录了一份已亡佚的11世纪的优良抄本，则比起在12或13世纪制成的一份不完善的且润饰过的抄本来，这份稿本要更有价值些。第三种冲动依然远非良善的；这种冲动是要去清点核验过的文字，然后由绝大多数人来决定。设想一下，这儿有20份某一文本的抄本；文字A被认可为真18次，文字B是2次。把认可次数多少作为选择A的理由，是在毫无根据地假设所有的稿本都有着同样的权威性。这是一个判断错误；因为如果接受文字A的18份稿本中有17份是复制自第18份，那么文字A实际上仅仅有1次被确证为真的；唯一的问题是文字A是否在本质上就比文字B要更好些或更坏些。

人们已经认识到，唯一理性的程序是从确定复制本之间的关系开始的。为此目标，我们把一条无可争议的公理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条公理就是：在同一段落中含有同样错误的所有复制本，要么是彼此相互抄录的，要么就全都源自于某份包含这些错误的复制本。几位抄写者分别独立地抄录一份没有错误的原本，却都犯下了完全相同的错误，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错误的同一性证明了来源的一致性。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抛弃掉所有源于某一现存手稿的抄本。显然，这些抄本除了来源一致外，没有任何价值；如果这些抄本是与原本不同的，那只能是因为这些抄本犯了新的错误；研究这些抄本的种种异文，将会是浪费时间的。排除掉这类抄本，我们面前将只会出现独立抄本了，那些独立抄本系直接依据原本或者原件已亡佚的副本（secondary copies，一种直接采自原本的抄本）制成的。副本应该被归合分类（families），每一类都将表现出实为同一传统的内容。为了把副本归合分类，我们再一次求助于对各种错误的比较。一般来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拟定出一张现存抄本的完整系谱表（stemma codicum），而这张系谱表将很清晰地揭示出那些抄本的相对重要性。有时候，由于亡佚的媒介文本数量过多，或者古代的抄写者们武断地把不同传统的文本缀合在一起，从而使得拟定系谱表的工作变得极其劳心费力，甚或是无法实行的，对于上述种种困难情况，我们在这里不予讨论。此外，在这些极端情况下都没有涉及到任何新方法。因而，相应篇章段落的比较仍是一件强有力的工具，但这件工具是批判为此任务而可自由支配的唯一的一件工具。

若手稿的系谱树绘制完成，我们就应努力通过比较不同的传统来复原原始文本。如果这些传统彼此一致并且所给出的文本是令人满意的，那么复原工作就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如果这些传统彼此相异，那么我们对它们就得有所取舍。如果这些传统偶然地都给出了一份有缺憾的文本，那么我们就得求助于推测性校勘，这样做似乎我们就只有一份抄本似的。

理论上，某一亡佚原稿若有好几种独立的抄本，则复原工作肯定要好过只有一种独立抄本的情况。因为对于有些推测性批判无法解决的费解问题，对不同文字的单纯机械性比较常常就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当给稿本归合分类的工作被落下未做或做得很糟糕的时候，稿本多了也是一桩尴尬事，而非一种帮助；没有什么能比武断的和杂乱的复原要更加令人不满意了。在各种彼此关系及与原本的关系都没有先确定下来的抄本中，我们常常能见到那类武断的和杂乱的复原。此外，理性方法的应用有时候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劳力。有些存留下来的著作，有着成百上千的彼此完全相异的抄本；有时候（比如福音书），某一中等规模文本的异文是数以千计；若是打算出版某些中世纪传奇文学的批判版，肯定要进行好几年的勤勉工作。而且，在进行了所有这类工作（校勘和比较）之后，如果只有二三种稿本发挥了作用，那么我们能保证（比如传奇文学的）文本就明显好于原本么？我们无法保证。某些批判版，由于用于进行批判工作的材料是明显丰富的，则只要求一种机械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与作为其酬劳的积极结果是完全脱节的。

“批判版”是以亡佚原本的若干种抄本为基础的。“批判版”应该为大众提供校验编者所拟“版本系统表（stemma codicum）”的手段，并且应当在注释中给出弃置的异文。通过这种方式，有能力的读者们肯定会有所收获，即使所得不是最有可能的善本，至少也是建构善本的材料。(10)

Ⅱ．文本批判的结果是一种涤清了的和修订了的文本，但这种文本是完全消极的。对于原本已经亡佚了的文献，我们通过推测或者把推测与比较结合起来，不一定就能够建构出好的文本，但可以建构出可能的最好文本。因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去除掉那些讹误和极易造成错误的衍生文字，并且鉴别出同样可疑的篇章段落。但显然，这种方法不会增补进任何新的信息。某份文献的文本，即使是付出无限辛苦方才复原出来的，也没有原本就存留着的文献的价值高；相反，复原文本的价值比存留原本的价值还要少些。如果《埃涅阿斯纪》（Æneid）[6]的手稿没有被毁掉，那么数个世纪的整理和推测就将被省下来，而且《埃涅阿斯纪》的文本将比它现在的样子要好得多。有些人擅长“校勘游戏（emendation game）”，(11)并由之而喜好上了这种游戏，而且真得会为没有机会玩这种游戏而难过；对于这些人来说，有原本存留于世是老天故意的。

Ⅲ．然而，只要我们没有历史文献的精确文本，文本批判就将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就科学现状而言，没有什么工作要比发现新文本或改善已知文本的那些工作要更有用了。按照批判原则来刊行未编辑的或曾糟糕编辑的文本，是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实际贡献。各国都有许多学会把它们绝大部分的资源和活动都奉献给了这项重要的工作。但是，待批判文本是浩如烟海，(12)而且文字考订工作也要求谨小慎微；(13)因而，出版及复原工作不可能是大跃进式的，而只能是一步一步地缓慢前进。在对中世纪及现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所有文本被从技术上编辑或重新编辑之前，即使假定近些年相对快些的工作会进一步加速，漫长的时间也必定流逝掉了。(14)

注释

(1)法国人文科学学会（Société des humanistes français，1894年于巴黎创建）的一名会员，在学会的《通报》（Bulletin）上，自我解嘲般地指出：众多身后著作（特别是《墓畔回忆录》）的不同辑本中所出现的某些错误，都可经文字批判而得以修订。他认为，通过在古代文本复原工作中所用到的同种方法，最现代的文献中的种种不明之处都有可能被去除掉。

(2)正是因为那些中世纪复制者们有这类习惯，绝大多数的古代文献著作才能经由这些中间代理人传承给我们，参见W．瓦腾巴赫（W．Wattenbach）搜集的评注，Das Schriftwesenim Mittelalter，3rd ed．（Berlin，1896，8vo）。

(3)例如，参见A．托马斯（A．Thomas）搜集的Coquilles lexicographiques，载Romania，ⅩⅩ．（1891），pp．464以下。

(4)参见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2nd ed.，pp．341-354．也参考F．布拉斯（F．Blass），载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I．von Müller编辑，I.，2nd ed．（1892），pp．249-289（附有一份详尽的参考书目）；A．托布勒（A．Tobler），载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I．（1888），pp．253-263；H．保罗（H．Paul），载Grundriss de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I.，2nd ed．（1896），pp．184-196．法文的参阅Critique des textes部分，载Minerva，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classiques scolaires grecs et latins，by J．Gow and S．Reinach（Paris，1890，16mo），pp．50-65．J．泰勒（J．Tayor）的著作，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Liverpool，1889，16mo），毫无价值。

(5)这条规则并非绝对的。如果编者把事实告诉给了公众，那么一般来说编者会被授予统一某份手稿文献的拼写法的权利；无论在什么样的文献中，即使在最现代的文献中，作者的各种正字法的奇想都不具有语文学的趣味。参见Instructions pour la publication des texts historiques，载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de Belgique，5th series，Ⅵ．（1896）；以及Grundsätze für die Herausgube von Actenstücken zur neueren Geschichte，1894年和1895年，在德国历史学家第二届和第三届大会上，该问题被热烈讨论了，载德文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Ⅺ．p．200，Ⅻ．p．364．在热那亚（1893）和罗马（1895）召开的最近两届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这一问题也被讨论了，但没有什么结论。在复制手稿文本时，可合法采用的自由权是什么？这个问题比那些非专业人士所想象的要更难些。

(6)在第三章参考此处，篡改将被论及。

(7)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书吏，以及严格意义上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抄写者，都竭力提供清晰的文本。因而，这些书吏和抄写者们修正了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每一样东西。好几种古代著作，被以这种方式无可挽回地毁坏了。

(8)就古典语言而言，这些知识中最重要的，除了上文提及的布拉斯（Blass）（前述，p．74注）的著作之外，就是马兹维（Madvig）的Adversaria critica（Copenhagen，1871—1874，3vols．8vo）了。至于希腊语，备受称赞的是F．J．巴斯特（F．J．Bast）的Commentatio palœographica和科贝特（Cobet）的Variœ lectiones（Leiden，1874，8vo）；巴斯特的文章是作为语法学家科林斯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Corinth）著作辑本（Leipzig，1811，8vo）的一篇附录刊行的。至于拉丁语，有H．Hagen，Gradus ad criticen（Leipzig，1879，8vo），和W．M．Lindsay，“An Introduction to Latin Textual Emendation based on the Text of Plautus”（London，1896，16mo）。在《法国人文科学学会通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humanistes français）上，一位撰稿人表示希望关于现代法国的类似收藏会被汇编起来。

(9)比较Revue Critique，1895，Ⅱ．p．358。

(10)近来，我们的学者们常常忽视了这种初阶的预防措施；他们老是说为了避开一种“炫学的气氛（air of pedantry）”。B．奥雷欧先生（M．B．Hauréau），在他的Notices et extraits de quelques manuscrits 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Ⅵ．p．310）中刊行了一首韵诗（rhythmic verse），“De presbytero et logico”。“它并非未被编辑过，”奥雷欧说，“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已经发表过它了……但是赖特这一版是很有缺憾的；文本偶尔是十分难以理解的。因而，我们花大力气校订了它；为此目的，充分利用了两份抄本；不过必须承认，这两份抄本都并非完美无缺的……”奥雷欧这版，未附任何异文，是没法去核对的。

(11)“由于缺乏也许可被称作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的知识，文本校勘常常无效”（WM．Lindsay，p．v．载前述提及著作）。

(12)人们常常问：是否所有的（all）文本都得忍受这种“定本（establishing）”刊行的麻烦。“在我们的古代文本中，”J．贝迪耶先生（M．J．Bédier）谈及法国中世纪文学时说，“我们应该出版哪一种？每一种。但是人们要问了，我们不是已经在文献的重压下摇摇欲坠了么？……下述即是为什么出版应该无一遗漏的原因。只要我们面对着大量未知的且难解的手稿，这些手稿就仿佛包含了所有谜团的答案一样吸引着我们；每一颗公正的心，在开始探究之旅时，都会为它们所累。只要能摆脱它们并且在今后工作中能当它们似乎是不存在的，出版它们就是值得的……”（Revue des Deux Mondes，February 15，1894，p．910）。我们已经指出（p．31），所有的文献都应该被编目，这样研究者们才会减轻那种害怕，即害怕也许有些文献对他们的目标来说是有用的，但他们却一无所知。但是在任何情况，只要关于某种文献的概要性分析能够提供充分揭示该文献的内容，而且该文献的形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趣味，那么无删节地（in extenso）出版该文献不会得到任何东西。我们无须自我负担过重。总有一天，所有文献都会被分析，但是许多文献将绝不会被出版。

(13)文本的编辑者们以诠释文本为借口，承担起了额外的注释职责，这常常把他们的任务搞得比编辑本身所需要的时间还要长，而且还更难做。他们自己应卸下这重苦工，并且略去所有不属于正当“研究材料（apparatus criticus）”的注解，这样做将给他们带来益处。这个问题可参见T．Lindner，Ueber die Herausgabe von geschichtlichen Quelle，载Mitth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ⅩⅥ，1895，pp．501以下。

(14)意识到这一点，就足以把最积极的社团——诸如德意志史料集成学会和意大利历史研究所（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迄今所已做了的，与依然留待它们去做的相比较。更大宗的古老文献和难以复原的文献长期压榨着学者们的聪明才智，现在这些文献的情况相对令人满意。但是，大量的机械工作仍然要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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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家。6卷本《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系作者最重要作品之一，出版于1848年。

[2]加洛林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公元8世纪前后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也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当时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后，希望恢复昔日罗马的繁盛，在文化上恢复罗马的传统，为此他召集了一批文人学者在首都阿琛搜集整理古籍，让艺术家依照古典样式进行创作，以其宫廷为中心形成了复兴古典文化的潮流，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

[3]安色尔字体，公元4至8世纪希腊和拉丁手稿中常用的一种大圆字体。小书写体（Minuscule），一种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间从安色尔字体发展而来的小的手写字体，常用于中世纪时的书写。

[4]塞涅卡（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新斯多葛派主义者。

[5]雷纳克（1858—1932），法国考古学家，地中海及近东考古成就显著。

[6]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史诗巨著，作于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19年。共十二卷，约一万二千行。描写特洛伊被希腊军攻陷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出逃意大利，建罗马城的故事。诗人遗嘱将诗稿焚毁，但屋大维下令保存。

第五章　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

假如某个人从前对某件事实是一无所知的，现在也是一无所知的，那么在这个人的文章中去找寻关于该事实的信息，可就真正是荒唐可笑的了。因而，当我们面对着一份文献的时候，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份文献来自哪里？它的作者是谁？它什么时候被制作的？一份文献，若是我们对它的制作人、制作地和制作日期完全不知道，则它就是毫无用途的。

那似乎是很初级的真理，但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方才被充分认清。人天生地缺乏判断（ákpiía）。因而，那些首次形成了探究文献出处（authorship）的习性的人，有着充分的理由洋洋自得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绝大多数现代文献都有着关于它们出处的精确标记。在我们的时代，书籍、报刊文章、官方文件，甚至私人著述，一般来说都有着日期和签名。相反，许多古代文献都是佚名的，没有标明日期，而且没有任何关于该古代文献原始出处的充足标记。

若是有那么些文献出处标记的话，人类的心灵天生地就倾向信任那些标记。在《惩罚集》（Châtiments）的封面与序言，署名作者是维克多·雨果；因此，维克多·雨果就是《惩罚集》的作者。[1]在某某画廊中，我们看到一幅未署名的画；商家在这幅画的画框上配了一张有着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名字的标签；因而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了这幅画。在M．克莱门特（M．Clément）的《基督教诗人选本》（Extraits des poètes chrétiens）中，在绝大多数圣波那文图拉（Saint Bonaventura）[2]的“作品”辑本中，且在数量惊人的中世纪手稿本中，一首题为《菲洛梅娜》（Philomena）的诗都被发现放在了圣波那文图拉的名下；那么，《菲洛梅娜》就是圣波那文图拉所作，而且“我们也许从此搜集到了更多关于这位圣人的真正灵魂的宝贵知识”。(1)弗兰—卢卡斯（Vrain-Lucas）售给M．沙勒（M．Chasle）许多维尔琴盖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和圣抹大拉的玛丽亚（Saint Mary Magdalene）的亲笔手稿；[3]这些手稿签名得体，花押完整；(2)因而，M．沙勒认为这些是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克里奥帕特拉和圣抹大拉的玛丽亚的亲笔手稿了。这种倾向是一种最普遍的、同时也是最难以打破的公众轻信的形式。

经验与反思已经表明有必要从方法论上核查这些盲目信仰的直觉冲动。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克里奥帕特拉和抹大拉的玛丽亚的手稿是弗兰——卢卡斯编造的。《菲洛梅娜》被中世纪的抄写者们归之于圣波纳文图拉，但今天这首诗被归于格拉纳达的路易斯（Louis of Granada）、约翰·霍夫顿（John Hoveden）、约翰·佩卡姆（John Peckham）等；[4]也许这首诗不是上述作者中的任何一位所作的，但肯定不是起先的那位所作的。在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美术馆中，连一丁点证据的影子都没有，毫无天才光芒的油画就冒以伟大的列奥纳多之名。另一方面，维克多·雨果的的确确是《惩罚集》的作者。因而，结论是：文献出处的最精确的种种标记，单单靠它们自己是绝对不够的。这些标记仅仅提供了一种或强或弱的假设；一般来说，凡涉及到现代文献的，假设都是强有力的，反之涉及到古代文献的，假设常常是很无力的。错误的文献出处标记是存在着的，有些偷偷混入不重要的著作中以求抬高那些著作的价值，有些附着于有价值的书后以求提升某一特别人士的名望，或者欺惑子孙；人们很容易就想到百来种别的动机，而且一张关于这些动机的列表也已经被拟就了：(3)代及中世纪“托名伪作（pseudepigraphic）”举不胜举。此外，还有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文献；伪造者当然会给这些赝品文献打上非常精确的关于它们所谓出处的种种标志。核校因而是必要的。但是，该如何进行核校呢？若有些文献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标记，那我们应尽可能地以某种方法来查清这些文献的来源；若某份文献的出处明显是可疑的，那我们也应以同样的方法来核校该文献。这两种情况的研究过程都是一样的，因而没有必要作进一步地区分。

Ⅰ．文献出处研究所采用的首要工具是对所研究文献进行的内在分析。使用这种内在分析是为了揭示出所有可用来增补文献作者及其所在时空的信息的标记。

首先，我们核查文献的书写体。圣波纳文图拉生于1221年；如果归之于他的诗是出现在了11世纪制成的文稿中，那么我们因此就有了一个证明这种归属毫无道理的绝佳证据：没有任何文献，其11世纪抄本的书写体在时间上能晚于11世纪的。接着，我们核查语言。众所周知，某些语言形式仅在特定的时空中使用。绝大多数的伪造者，因忽视了那一事实而原形毕露；伪造者们会无意中露出现代语词或短语的马脚。现在已有可能确定如下事实，即就某条腓尼基语法而言，南美所发现的某些腓尼基语铭文中的语法比一篇专门的学位论文中所研究的要更古老些。有了各种正式工具，我们来核查规则。如果一份文献号称是墨洛温王朝的特许状（Merovingian charter），但并没有显示出正宗的墨洛温王朝特许状的普通规则，那么这份特许状必定是伪造的。最后，我们关注文献中所出现的全部实证资料——被提及或暗指的事实。当这些事实是通过伪造者无法掌控的其他渠道资料而被认知了的时候，文献的真实方才被确定，并且文献制作日期也大致可确定。这个制作时期是处于作者所述的最近事件和继而出现的他未提及但倘若他知道就会记下的事件之间。有时文献中会赞许地提及某些特殊事实，或者表达出某些特殊观点；这也可能会引发争议，但这种争议有助于我们推测性地评估文献作者的身份、环境和性格。

若细致地对某份文献进行了内在分析，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得到某种关于该文献出处的颇为精确的观念。通过在所分析文献的各种要素与文献出处已知的类似文献的相应要素之间建立起一种系统的比较，我们就有可能查验一个又一个的赝品(4)，并且获得真实文献制作情况的附加信息。

通过搜集起与所批判文献相关的全部外在证据，内在分析所得结果得以增补并核实。那些外在证据包括了相关引文、关于该文献作者的传记细节等等，可在同一时代或稍后时代的文献中发现到。有时候，任何那类信息的缺少都是意味深长的：一张所谓的墨洛温王朝特许状若是没有被17世纪以前的任何人引述过，而只被一个17世纪的已被判定犯了欺诈罪的学者看到了，则这一事实暗示着该特许状想来应该是现代的产物。

Ⅱ．迄今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最简单的情况，即被核校的文献仅仅是某一位作家的作品。但是，许多文献在不同的时代都得到了增补。假设X是某文本的作者，Y和Z是X所未料到的合作者，则我们不应该把确实属于Y和Z的东西归之于X，因而有必要把增补的与原初的文本区分开来。(5)有两种增补（additions）——插补（interpolations）和续补（continuations）。插补，就是在文本中插入作者原稿中没有的语词和句子。(6)插补通常是偶然性的，可被认为是抄写者疏忽造成的，而且插补可被解释为插入到文本中的夹注（interlinear glosses）或旁注（marginal notes）；但是有很多时候，出于补全、修饰或强调的缘故，人们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想当然的语词或句子添加到（或替换掉）作者的文本。如果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一份已被有意插补了的文献，那么增补材料的蛛丝马迹和删削部分的痕迹会立刻揭示出插补的情况。但是，最初插补的抄本几乎总是亡佚的，并且在源自于该插补抄本的诸多抄本中，每次增补或替换的痕迹都消失不见了。没有必要界定“续补”。众所周知，许多中世纪的编年史都是由各色作者“续补的”，这些作者中任何人都没有不怕麻烦地明标出其本人的工作始于或止于何处。

有时候，在复原某份有好几种抄本的文本的工作中，若这些抄本中碰巧有一些是原汁原味地复制了未被增补前的原本的时候，则插补和续补就能很容易地被区分开来。但是，如果先前的抄本已经含有了插补和续补，同时所有的抄本都被发现了，那么就必定要求助于内在分析了。整份文献的风格是一致的么？这本书从头至尾是一气呵成、浑然一体的么？在观念的展开中，没有矛盾没有断裂么？实际上，当续补者或插补者们是那种个性鲜明、观点明确的人的时候，分析就像是把剪刀一样犀利，会把原初文本和添补文本裁剪开来。当整份文献是被以一种齐平的、中立的风格写成的时候，分界线就不是那么容易看见的了；因而，承认事实要比增加假设好得多。

Ⅲ．在某份文献被精确地或大致地确定了制作的时空后，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并不会就结束了，相反还要尽可能多的去获取有关作者或作者们的信息。(7)如果现在有一本书，我们希望能确定该书中所含信息的来源，换言之，希望能够鉴别出该书的价值；那么，知道它是1890年在巴黎由某人所写的，这就够了么？也许某人是毫无创意地照录了一本1850年写作的更早些的著作，却没有提及这一事实。要对所抄录部分负责的人并不是某人，而是1850年的那位作者。的确，剽窃现在少多了，它被法律所禁止，而且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但在从前，它可是常见的、容许的，而且是不被处罚的。许多以完全原创性面貌出现的历史文献，只不过是更早些文献的未公开承认的副本；历史学家偶尔地会对文献间的这种联系感到很失望。9世纪编年史家艾因哈德（Eginhard）的书中有某些章节是抄借自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5]：那些章节和9世纪的历史毫无瓜葛；如果这一事实没有被发现，会怎样呢？某一事件被三位编年史家三次验证无误；但是倘若查实这三位编年史家中有二位抄录了第三位，或者这三份相同的记述都是来自于同一种资料的话，则这三次令人十分惊叹的一致确证实际上仅仅是一次。中世纪的教皇信函和帝国特许状，都含有着不必严肃对待的虚言段落；那些虚言段落是官方文体的一部分是照录的法定格式公文用语。

尽可能地找寻文献作者们所采用的原始资料，是属于文献出处研究的一部分。

由之，当前的问题与我们已说过的文本复原问题，是具有某些类似之处的。对这两类问题，我们都是根据某一假定来进行推理的。那一假定认为同一异文具有共同的来源，换言之，不同的抄写者在抄录某份文本时，不会在同一处地方恰恰犯下同样的错误；不同的书写者在记述同一件事情时，不会恰好从同一种立场出发来思考该事情，而且不同的书写者也不会用同样的言语来述说这同一件事情。历史事件是有着巨大复杂性的，这使得绝对不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观察者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叙述那些事件。我们努力按照给手稿分类的同种方法来把文献归合分类。我们最终定能拟制出系谱表来。批改学士学位候选人论文的考官，有时候会注意到两位彼此座位相邻的候选人的文章具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如果考官们有心要去查找哪一个是抄袭自对方的，那么即使抄袭者为了抹掉怀疑的线索而层出不穷地耍着各种小花招（略微修改、扩充、摘要、添补、隐瞒、换置），考官们要找起来仍是毫无困难的。那两个抄袭犯会因为他们共同的错误而完全暴露出来；他们两个人中更该被谴责的是那位因其本人犯错而导致抄袭被发现的人；若是犯错的那人文章中的错误都是源于他那乐于助人的朋友的文章中所出现的独特之处，那么这个犯错的人更该被狠狠地谴责了。同样地，当有两份正审核的古代文献的时候，若某份文献的作者是直接抄录另一份文献的，则源流一般来说是容易确定的；剽窃者无论是删节还是扩充文献，或迟或早几乎都会原形毕露的。(8)

当某类文献中有三份文献的时候，那些文献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难以详列出来的。假设有文献A、B、C。若A是共有的来源：则或许B和C分别抄录了它；或许C只是通过媒介B才知道A的，又或者B只是通过C才知道它的。如果B和C以不同的方式删削了这共有的来源，那么它们明显是分别独立的。当B依赖C，或者反过来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最简单的情况（前文已述）。但是假如C的作者整合了A和B，同时B也已使用过A：则系谱开始变得复杂了。当某类文献中有四份、五份或更多份文献的时候，情况还会更加复杂，因为可能的组合数量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不过，如果众多的中间链环没有失去，那么通过持续而又巧妙地运用反复比较这种方法，批判将成功地解开这种种关联。现代的学者们（例如克鲁施［Krusch］[6]，他已经开出了墨洛温王朝圣徒传［Merovingian hagiography］的专业方向），通过运用这种方法，近来已经建构起了最牢靠的精确系谱。(9)对文献出处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结果，当应用于文献源流考辨时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亡佚文献得以重构。设想一下有两位编年史家B和C，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使用了现今已亡佚了的某份共有资料X。通过比较存留下来的某份亡佚文献的几种残缺抄本，我们会对这份亡佚文献有所认识；同样地，通过把深嵌在B和C中的X的诸多片断拼合起来，我们也许会形成一种关于X的观念。另一方面，批判摧毁了大批“可靠的”文献（即没有一点伪造嫌疑的文献）的权威；通过批判，我们认识到那些“可靠的”文献是衍生的，这类文献的价值仅仅是它们的来源资料所可能有的，而且当这类文献以想象的细节和华丽的言辞来修饰它们的来源资料的时候，这类文献就连那一丁点价值都没有了。在德国和英国，文献编辑者们已经引入了一套卓越的体制：以小号字体刊印抄借段落，以大号字体刊印来源未知的原始段落。感谢这套体制，这使得有可能一眼就看出常常被（非常错误地）引述的备受赞誉的编年史仅仅是汇编的：因此，托名威斯敏斯特的马太（Matthew of Westminster）的《历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尽管也许是英国中世纪编年史中最流行的了，但可以认定几乎是完全取自温多弗（Wendover）和巴黎的帕里斯（Matthew of Paris）的原稿。(10)

Ⅳ．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让历史学家们免于铸成大错。这种批判性研究的结果是引人注目的。通过汰除掉伪造的文献，探查出错误的归属，确定那已被时间磨损了的文献的制作情况，并且把那些文献和它们的来源资料联系起来，(11)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多种服务。那些服务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以至于今天批判性研究被认为使用“批判（criticism）”一词是名至实归。当某位历史学家忽视了区分不同文献的时候，或者从未怀疑过文献的传统归属的时候，或者唯恐失去任何一点信息似地认可其所得到的全部信息片断（古代或现代的、好的或坏的，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的时候，人们常常说这位历史学家是“批判不足”。(12)

这种观点是完全公正的。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类批判，而且我们也不应当滥用这类批判。

我们不应当滥用这类批判。在批判问题上，极端的怀疑几乎和极端的轻信一样都是有害的。阿杜安神父（Père Hardouin）把维吉尔（Vergil）和贺拉斯（Horace）的作品归之于中世纪僧侣，他这样做完全和弗兰——卢卡斯的牺牲品一样滑稽可笑。[7]就为了这类批判所带来的纯粹享受而随意地使用这类批判方法，那也是一种滥用。现在仍有人在这么干。许多愚笨之士使用这类批判给完全真实的文献——比如赫罗斯维塔（Hroswitha）的作品、《利格里努斯》（Ligurinus）和教皇一圣教谕（bull Unam Sanctam）(13)——打上赝品的火印，或者仅靠某些表面迹象就敢在某些年代纪之间建立起想象中的源流；从前倘若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今天这样做可就是在败坏批判的名誉了。质疑那些从未对某份文献的出处产生怀疑的人，这肯定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去研究历史的某些时代，但这些时代却都是要依赖那些出处不明的文献的，则这又是反应过头了。现代及当代史的文献，比起那些古代及中世纪早期历史的文献来，为什么不是更令人感兴趣的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在现代及当代史文献的表面的和实际的出处之间，人们几乎总能一一对实。这种一致性没有给那些棘手的归属问题留出地盘，而批判的艺术能手们习惯于在这些棘手问题上显示他们的技艺。(14)

我们也必定不满足于这类批判。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像文本批判一样都是预备性的，而且其结果也是消极性的。它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成就，是去除掉那些不是文献的文献以及会误导我们的文献；仅此而已。“它教导我们不要使用坏的文献；它并没有教诲我们如何利用好的文献。”(15)它不是“历史批判”的全部；它只是大厦的一块基石。(16)

注释

(1)R．De Gourmont，Le Latin mystique（Paris，1891，8vo），p．258．

(2)这些所谓的亲笔手稿，可参阅Bibliothèque nationale，nouv．acq．fr.，No．709。

(3)F．布拉斯已经罗列了古代托名伪作的那些主要动机（pp．269以下，载于已征引之著作）。

(4)E．伯伦汉（Lehrbuch，pp．243以下）给出了一张略显冗长的现今已确认的赝品文献表。这足以让我们回想起一些知名的骗局：桑楚尼亚松（Sarchoniathon）、克洛蒂尔德·德·叙维尔（Clotilde de Surville）、奥西安（Ossian）。自从伯伦汉的书出版以来，好几种迄今都未被怀疑的备受赞誉的文献，被从权威表单中去掉了。特别参见A．Piaget，La Chronique des chanoines de Neuchâtel（Neuchâtel，1896，8vo）。

(5)当原始文本的修改是作者本人所作的时候，那些修改是“改动（alterations）”。内在分析以及不同版本间的比较，能够揭示出它们。

(6)参见F．布拉斯，同上，pp．254以下。

(7)通常，是否发现作者的名字为何，这是关系不大的。然而，我们在《法国文学史》（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ⅩⅩⅥ．p．388）中读到：“我们已经忽略掉了无名氏的说教：这类信手涂来的作品，若其作者籍籍无名，则对文学史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知道作者们的名字的时候，这类作品还具有重要性么？

(8)若核查剽窃者错误的条件尚可，即使要确定书写体的风格、剽窃规模和来源稿件分布类型也都是有可能的。原始资料研究的推理过程，像文本批判的那样，有时候是得到坚实的古文书学结论支持的。

(9)朱利安·哈维特的研究（Questions mérovingiennes，Paris，1896，8vo）被当做典范。非常困难的问题在他那里被以毫无缺憾的典雅风格解决了。阅读L．德利勒先生已经讨论过其源流问题的回忆录，那也是很值得的。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最娴熟的学者们赢得了他们的胜利。

(10)参见H．R．卢亚德（H．R．Luard）的版本（vol．Ⅰ.，London，1890，8vo），载Rerum Britannicarum medii œvi scriptores．巴黎的马修的《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现在已免遭责难了，但威斯敏斯特的马太的《历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却因为抄借了《大编年史》中若干段落而被列入了罗马的“索引（Index）”中。

(11)拟定一张历史名著表将会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比方说，这张表里可以包括奥古斯丁·梯也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当然，在《诺曼人征服英国史》的原始资料出处被研究之后，该书的权威性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在赝品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理论，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位历史学家宣判这样做是有罪的要更能娱乐大众了。把根本不是文献的文献当真了，这是一种错误；没有什么比发现某位历史学家陷入到这种错误中要更会令该历史学家慌张失措的了。

(12)最粗糙的（且最普通的）的“非批判方法（uncritical method）”之一是：认为正使用着的材料似乎就是文献，并且把现代作者们关于此类文献的意见当做文献一样看待。现代作者们的作品中含有着增补到原始资料的和取自原始资料的东西，但新手们无法完全区分出这二者。

(13)参见伯伦汉《教程》中的实例表，pp．283，289。

(14)因为就文献出处而言，中世纪及古代史的文献必须受到最彻底的批判，所以古代及中世纪研究被认为是比现代研究要更“科学的”。真相是：古代及中世纪研究仅受到更初始的困难的擎制。

(15)Revue philosophique，1887，Ⅱ．p．170。

(16)对文献出处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理论，现在被确立起来了，是不可变更的；这种理论具体阐发于伯伦汉的《教程》，pp．242—340。因此，我们毫无踌躇地就以一篇简短的概要形式打发掉它了。在法国，G．摩诺德先生（M．G．Monod）为其《墨洛温王朝历史资料批判研究》（Études sur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rovingienne）（Paris，1872，8vo）所作的序言包含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基本事项。参校Revue Critique，1873，Ⅰ．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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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惩罚集》（Châtiments）系维克多·雨果在1853年出版的政治讽刺诗集，包括1851年12月雾月政变后至1852年10月间所写的98首诗。

[2]圣波那文图拉（1221—1274），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同时代人，方济各会领袖。

[3]弗兰—卢卡斯（1818—1880），法国极有名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历史文献伪造者；米歇尔·沙勒（1793—1880），或译夏斯莱，法国数学家；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公元前72—公元46），高卢人反抗罗马统治大起义的首领；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51—公元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有名的埃及艳后；圣抹大拉的玛丽亚，《圣经·新约》中人物，据说耶稣曾逐出她身上的恶魔，她同时也是为耶稣洗足的忏悔的妓女。

[4]格拉纳达的路易斯（1505—1588），西班牙多明我会神学家，作家，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思想和文学语言深受其影响，著有《祈祷与沉思录》、《罪人的指南》等；约翰·霍夫顿，英国亨利三世王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的私人牧师，创作了大量四行韵诗；约翰·佩卡姆（1230—1292），方济各会成员，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在巴黎随波那文图拉学习。

[5]艾因哈德（770—840），中世纪法国史家，《查理大帝传》作者；苏维托尼乌斯，公元2世纪罗马史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等。

[6]克鲁施，19世纪德国中世纪史家，曾校注《法兰克人史》，参编《德意志史料集成》。

[7]阿杜安神父（1646—1729），法国古典学家，耶稣会士；维吉尔（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罗马文学“黄金时代”主要诗人之一，著有史诗《埃涅阿斯纪》等；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其诗歌与维吉尔齐名，文艺理论与朗吉弩斯并称，著有《诗艺》等。

第六章　对原始资料的批判性分类

让我们设想一下：分类明确的或者与某一特定主题相关的所有文献，经过前述的工作，都已经被发现了。则我们知道这些文献现在哪里；如果有必要的话，每份文献的文本都已经被复原，而且每份文献都被从文献出处的角度予以批判性核实过了。我们也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但是，依然要去整合被如此这般核实过的材料，而且还要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这是也许可被称作高阶批判（或内证）及建构的预备性工作的最后一步。

任何要研究某点历史的人，首先都必须把他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只有被以一种理性的且便利的方法整理过了，那些核实过的资料方才能被充分利用。整理资料是历史学家这一行中明显卑微的，但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已经学会如何进行此项工作的人，因此就抢得了先机。换言之，他们自己干得少，但所获多；相反，其他人在浪费着时间和劳力；那些不会整理资料的人，面对着他们自己所累积的大量无序的笔记、摘要、副本和只言片语，有时候都会窒息的。有些忙碌人士，耗费终生去肩扛那些建筑材料，然而却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到哪儿去；我们觉得他们那么做就是在扬起那令人目盲的灰云。

Ⅰ．我们在此不得不再次坦承：这初始的、天然的冲动并非是最正确的。绝大多数必须要用到大量文本的人，其初始冲动都是从那些文本中摘抄笔记；一条接着一条地摘抄，就为了他们好通过这些笔记来研究那些文本。许多早期学者（我们有他们的文章）靠这套系统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没有得到预先诫告的初学者们也那么做；初学者们像早期学者一样，保存着笔记本，并且不断地并渐次地添写着关于他们所感兴趣的文本的笔记。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所搜集的材料迟早都必须被分类；否则，当偶尔要分别处理关于某一点历史的材料时，就必须把一整套笔记本从头读到尾，而且倘若要处理些新细节，这一艰辛过程都不得不再次重复。如果那种笔记方法一开始似乎就是吸引人的，那是因为它看起来好像节省了时间。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节约措施；最终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研究工作的辛苦程度，并且给整合材料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其他充分认识到系统分类优点的人，已经打算尽可能快地搜集材料，并按一张预先排定好的图表来整理这些材料。为此目的，他们使用了笔记本，这些笔记本的每一页都首先配有着一行标题。由之，所有的同类条目都被放在了一起。这套系统留下了一些缺憾：因为后加的条目并不总是完全合乎所采用的分类表；而且这张分类表，一旦被采用就是刚性的，要修改是很困难的。许多图书馆学家过去常常按这套方案来拟制他们的编目，但这些编目现在被四处声讨。

还有一种更原始的方法，至多只须略微提及。这就是只把这些文献记在脑海中，却不采用书面记录。这种方法一直都被使用着。有着超凡记忆力并且又很懒散的历史学家们，纵容了这一时的念头，结果就是他们的引文和参考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不准确的。人的记忆是一台精密的记录仪器，但它是一种精确性不算高的机器，所以那种念头是不可宽恕的。

今天每个人都承认：以单张卡片或小纸条的方式搜集材料是可取的。每份文献的笔记都被书写在活页上，并配有着最精确的可能来源标记。这一技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小纸条是可分拆的，这使得我们能以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自由地聚合它们；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改变它们的位置。比方说，我们可以很方便把同类文本集中在一起，也可以把添补的文本归并到它们所属的文献类型中。有些文献，从好几种观点来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应该出现在好几类中；对于这些文献，分几次把它们登录在不同的小纸条上就够了；或者把它们登录在可能常用的参考书目小纸条上。进而，小纸条这种方法适用于搜集、分类并利用任何规模程度的文献，它是唯一有可能机械化的方法。统计学家、金融家和文学家，与学者们一样都注意到了这种方法，并且现在已经发现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

小纸条的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每一张小纸条都应该配有精确的参考标记，这些标记涉及到所摘录内容的来源资料；因而，如果一份文献已经被分解在了五十种不同的小纸条，则同样的参考标记必须重复五十遍。相应地，要略微增加书写的数量了。肯定是因为这种无足挂齿的复杂性，某些人顽固地固守着那种低级的笔记系统。再而，小纸条或者活页由于具有某种特别的可分拆性，则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而且，当一张小纸条丢了的时候，该如何弥补它呢？一开始，没人会觉察到丢了张小纸条，而发现该小纸条丢了后，唯一的补救措施将会是从头到尾直接重做一遍所有已做过的工作。不过在事实上，经验已经指明了多种特别简单的预防措施；通过这些措施，这套系统的缺点被化约至最小值。这里，我们无须详尽解释那些措施。推荐使用同一规格的小纸条和刚性的材料，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小纸条有序地放在包裹或抽屉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形成他自己的习惯。但是，最好事先就认识到：这些习惯，因为多多少少是理性的和实践的，则对科学工作的结果有着一种直接的影响。勒南说过，“这些关于私立图书馆馆长资格的要点，构成了科学工作的大半”。(1)这并非太武断的。一名学者会把他的好名望归之于他的搜集方法，而另一名学者则会因不会搜集整理资料而（可谓之）名声扫地。(2)

在搜集了那些文献后——无论那些文献是无删节地（in extenso）还是节略地抄录，不管是写在小纸条上还是活页上——我们都要给那些文献分类。以何种方案？按什么顺序？显然，不同情况必须不同对待；拟定一条完全适用那些文献的精确公式，这并非合理的。不过，我们也许可以给出一些普遍意见。

Ⅱ．我们区分出两类历史学家：为了历史研究之目的而对核实过的文献分门别类的历史学家，以及汇编“实录”的学者。通过“实录”和“集成”这两个词，我们从方法上认清了历史文献的分类搜集。在一套“集成”中，文献被无删节地复制；在“实录”中，文献被分解记述。

这些汇编的用途就是去帮助研究者们搜集文献。学者们要亲自去进行检索文献并予以分类的任务。这项任务只须学者们做一次就够了。感谢学者们，公众从此将免于这些苦差。

文献可以根据它们的日期、来源地、内容和形式而被归类。(3)此处，我们有了时间、地点、种类和形式这四种范畴；那么，通过叠加我们就得到了范围更窄的诸种划分。我们也许赞同这样来分类：例如，所有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且处于两个特定日期间的文献（菲力普·奥古斯丁［Philip Augustus］[1]治下颁布的法兰西皇家特许状）归为一类；或者所有具有特定形式的文献（拉丁铭文［Latin inscriptions］）归为一类；或者属于某个特定种类的文献（拉丁圣歌［Latin hymns］）归为一类；或者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的文献（古代，中世纪）归为一类。具体说来，我们也许会记起了如下的著作：《希腊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æcarum）、《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拉丁教会作家集成》（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J．F．博默（J．F．Böhmer）及其后继者们的《帝国实录》（Regesta Imperii），P．雅费（P．Jaffé）和A．波特哈斯特（A．Potthast）的《罗马教皇实录》（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分类，都有着两种选择性方案：在那种划分中，要么所列出的文献是有日期的，要么没有。

如果文献是有日期的——通常都有的——例如王庭颁发的特许状，则要仔细地在每张小纸条的最前端列上文献制作的日期（以现代计时方法表示）。由之，没有什么事情要比以编年的秩序来聚合起所有的小纸条——换言之，所有的已经被搜集到的文献——要更容易地了。只要有可能就使用编年分类法，这就是规则。这种方法有一整套实际的规程，而且它只有一点困难。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偶尔仍会有些文献丢掉了它们的日期；这些日期，汇编者一定要复原，或者至少要尽力复原；为此目的，长期耐心的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一份文献没有日期，则必须在按字母顺序的、地理位置的和分类体系的次序之间有所选择。拉丁铭文的《集成》史，见证了这一选择的困难。“依据日期来排列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大多数铭文是没有日期的。自斯麦提乌斯（Smetius）[2]时代以来，普遍的做法是把它们分为不同类别，换言之，进行划分仅仅取决于铭文的内容，而不考虑它们的来源。在宗教的、墓葬的、军事的和诗歌的等铭文之间，在那些具有公共特性的铭文以及仅仅涉及私人的铭文之间，人们进行了划分。尽管伯克（Boeckh）[3]更喜欢给他的《希腊铭文集成》按地理来排列，但他仍主张按主题来排列。伯克认为那些主题迄今仍在被使用，按主题来排列是某种拉丁《集成》唯一可能的排列方法……”［在法国，甚至那些提出按地理来排列的人都］“希望把与某国通史相关的文本作为例外，至少帝国肯定是个例外；1845年，聪普特（Zumpt）[4]捍卫了一种特别复杂的、折衷的、属于该种方法的系统。在1847年，蒙森（Mommsen）仍然抵制着按地理来排列（地方性铭刻除外），而且在1852年，当他刊行有关那不勒斯王国的铭文时，他也没有完全改变他的观点。随着《拉丁铭文集成》的出版，柏林学会（Academy of Berlin）的责难也络绎不绝。唯有在这种情况下，蒙森的经验智慧日渐累积，渐渐地连埃热（Egger）[5]就某外省通史而言的例外都抛弃了，而且认为完全信守按地理来排列的方法是他的职责”。(4)考虑到碑铭文献的本质，这种按地域来排列的方法是唯一理性的那种。这种方法现今已经被充分证明超过50年了；但是昔日在不同方向上尝试性努力了两个世纪之后，铭刻的搜集者们才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拉丁铭刻搜集进行了两个世纪，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根据主题来聚集铭刻，这就和刊行某版西塞罗著作几乎完全一样。在那版西塞罗著作中，西塞罗的演说、文章和信函都被割裂开来而碎成各种片段，那些片段被按着它们的主题一一排列开来”；而且，“碑铭文献，当并排摆开的时候是属于彼此间可相互说明的同一领域”；最后，“十万件铭刻几乎全都属于不同范畴，要把它们按主题来排列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按地理来排列的次序中，每件文献都唯有一个位置，而那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位置”。(5)

当编年的和地理的排列方法是不适合的时候，按字母顺序来排列就是非常便利的了。像中世纪的布道词、圣歌和民谣之类的文献，都是没有准确日期和定位的。这类文献被排列起来，系依据它们起始语（incipit）——换言之，它们由之开篇的语词——的字母顺序。(6)

那种分类体系的次序，或者说按主题来排列的方法，并不被推荐来汇编《集成》或《实录》。这种体系性分类常常是武断的，并且会引致无可避免的重复和混乱。此外，假设藏品根据编年的、地理的或字母的顺序排列好了，那些藏品也只不过是一张完善的目录表的附着物。要使得这些藏品能为各方所用，那张目录表就要按某种系统分类法来排列了。编纂《集成》和《实录》的技艺，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技艺，其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7)这种技艺的首要原则就是：(8)无论藏品是采用何种分类法搜集起来的，都要给这些藏品配备上多种多样的图表和各式索引，以便能有效利用它们。比方说，在按编年排列的实录中，有适用于那种论述的起始语表；在按起始语顺序排列的实录中，是姓名和日期索引等等。

《集成》和《实录》的编纂者们，为他人应用之便而搜集文献并予以分类。他们对于所有的文献——至少对所搜集的文献——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而是专注于搜集分类这项苦差。另一方面，普通研究人员，仅仅为了他们的个人研究之用才去搜集材料并予以分类。因而，某些差异出现了。例如，按主题来排列的方法是根据某种预定的分类体系来的，这种方法极少被推荐用于大宗藏品，而是常常提供给那些正在单枪匹马地构思专论的人，并且还附带有一张优于他表的分类表。但是，培养那些机械的习惯总是好的，职业汇编者们已经从经验中认识到了那些机械习惯的价值：无论如何，只要有必要就应在每张小纸条的前端写下文献的日期和标题；增加相互参照条目（cross-references）和索引；在一批单独的小纸条上，保存好所有可用原始资料的记录，以便于避开不得不二度翻检已处理过的材料的危险。有序地遵守这些准则，将大大有助于历史科学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更牢靠。B．奥雷欧先生拥有一批虽然不甚完善但却排列得当的小纸条，这使得他直至其生命的暮年，对于他所研究的那类特殊历史问题，仍能展现出一种无可否认的精通。(9)

注释

(1) Renan，Peuilles detaches，p．103．

(2)伟大的学者们，特别是那些长期承担着搜集和分类任务的学者们，都有着种种工作方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在他们的论文中，偶尔在他们的通信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关于此类方法的信息。关于杜·孔日（Du Cange）的方法，参见L．Fengère 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Cange（Paris，1858，8vo），pp．62以下。

(3)参见J．G．Droysen，Grundriss der Historik，p．19：“批判性分类并不是只采纳编年的观点……用来聚合材料的批判性观点越多样，通过会聚各条探究线路所得到的结果就越可靠。”

从前，人们很认真地把文献分门别类归入“集成”或“实录”中，但因为这样搜集起的文献有着未经编辑这一共同的特点——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恰恰相反的原因——这种分类系统现在已经被抛弃了。曾经，文集（Analecta）、遗著（Reliquiœ）、手稿（manuscriptorum）、“逸闻集锦（treasuries of anecdota）”、拾遗（spicilegia）等等的编辑者们，常常出版某一特定类型的全部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未经编辑的且是看来似乎吸引了他们的；另一方面，乔治奇（Georgisch）的《外交编年实录》（Regesta Chronologico-diplomatica）、布勒基尼（Bréquigny）的《有关法国历史的特许状和凭证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diplômes，chartes et act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France）、沃特尔（Wauters）的《有关比利时历史的特许状和凭证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chartes et diplôm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Belgique）已经搜集齐了某一特定类型的全部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有着未被刊行的共同特点。

(4)J．P．Waltzing，Recueil general des inscriptions latines（Louvain，1892，8vo），p．41．

(5)同上。当地理次序被采用的时候，有个困难因如下事实而产生了：特定文献的源头是未知的；保存在博物馆中的许多铭文，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从何处带到这儿来的。这个困难类似于编年“实录”中某些文献没有日期所带来的后果。

(6)若文献起始语亡佚了的话，那唯一的困难就出现了。在18世纪，塞吉耶（Séguier）花了大半生的精力来编制一份拉丁铭文目录。这份目录按起始语字母顺序排列，当时已出版部分就有50000条目之多。他查阅了差不多12000份文献。这部卷帙浩繁的汇编至今仍未完成出版，而且是毫无用处的。在承担那类大工程之前，最好先确定该工程是按一项理性的计划展开的，而且劳动——那艰辛的、吃力不讨好的劳动——将不会被浪费。

(7)参见G．Waitz，Ueber die Herausgabe und Bearbeitung von Regesten，载Historische Zeitschrift，Ⅺ．（1878），pp．280-295。

(8)当缺少一种预定好的逻辑次序时，并且编年次序也是不适合时，有时候临时把文献（换言之，小纸条）按被选为标题（Schlagwörter）之单词的字母顺序来分类排列，这是很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字典分类体系（dictionary system）”。

(9)参见Langlois，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Ⅰ．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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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菲力普·奥古斯丁，即法王菲利浦二世（1180—1223）。

[2]斯麦提乌斯（1525—1578），德国铭文学者，于1545—1551年在罗马从事野外考古调查，其注重区分，根据铭文内容排列文献。

[3]伯克（1785—1867），德国古典学家。

[4]聪普特（1815—1877），德国古典学家，精于拉丁铭文。

[5]埃热（1813—1885），法国古典学家，语文学家。

第七章　批判之学与批判学家

前面几章所述的大量工作（文本的复原、文献出处的研究、可靠文献的搜集和分类），构成了外证的或批判之学（critical scholarship）[1]的广阔领地。

大众，以他们那种庸俗而又肤浅的标准，对全部批判之学除了蔑视之外，别无其他认识。另一方面，批判之学的某些信徒们又倾向于过度地拔高它。但是，在过了头的欣赏和蔑视这两个极端之间，尚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有那么些人，怜悯并鄙视这微不足道的外证分析。他们那些人的粗俗观点，一点儿也不值得去反驳。这些卑微的博学（erudition）苦工是合法的和高尚的，支持它们只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决定性的，即这些苦工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博学，就没有历史。“那些事，不能因小而蔑视”，（Non sunt contemnenda quasi parva）圣杰罗姆（St．Jerome）说，“无之，大事亦难成”。(1)

另一方面，这一行的专家们满怀热忱地要在他们的工作中，证明他们的自豪是正当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坚信批判之学的必要性；他们放纵自己，情不自禁地去夸大批判之学的优点和重要性。批判学家们说：真正的外证方法已把历史抬升为一门高贵的科学，“一门高贵的精确科学”；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优于任何别的研究，它使得我们获得了一种对过去诸时代的深刻洞察”；对文本进行批判的习惯，提炼出了乃至赋予了“历史感”。批判学家们暗地里假定了：外证是历史批判的全部，而且除了对文献的净化、校订和分类之外，历史批判就没什么好留下来做的了。这种错误观念，在专业人士中间是十分普遍的，但它是太粗野了，根本不值得去反驳；事实是：历史批判是一种心理批判，涉及到解释并研究作者们的真诚性和精确性，而且比起任何别的研究来，历史批判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对过去诸时代的深刻洞察，但历史批判并非外证。(2)某位历史学家若是十分幸运地发现了所有涉及到其研究的文献，而且这些文献已经被正确地编辑、分类，同时又批判性地核实了有关文献出处，那么该历史学家将正好处在用这些文献来书写历史的绝佳位置上，就好像他已经独自完成了所有的预备性工作似的。不管怎么说，拥有一种完全的历史感却未曾拭去——既在切实意义上的，又在象征意义上的——原始文献的尘埃，或者说没有独自去发现并复原那些原始文献，这是十分可能的。勒南说：“拥有一种关于历史及其限度的清晰观念，并且充分自信了解历史研究的不同类别，我认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惯于掌控（Handling）原始文献。”(3)我们无须在犹太人的或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解释勒南的格言。勒南的话可被理解为只涉及到那种直指原始资料并且仅处理限定性问题的习性。(4)无疑，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与古代历史相关的文献都会被编辑并批判地处理了。那时，在历史研究中，将没有更多的地方留给文本批判或原始资料研究了；不过如此一来，研究古代通史及专门史的条件，那时将是令人十分满意的。我们真得不愿过多重复了：外证是完全预备性的；它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结果；外证的理想状态将是它已经被充分践行了，我们今后也许可以省却它；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必需品。理论上，对于那些希望从事历史综合工作的人来说，亲自去进行处理他们所用材料的初阶工作，这是不必要的；而且，我们有权问——就像常常所发问的那样——从事历史综合工作的人从事外证这类初阶工作，是否会有些益处。(5)历史领域内的研究者们应该专门化，这一点难道是不可取的么？外证或博学的批判，这些吸引人的任务应该移交给某类人（专家们）；其他人释去了这些重负，将拥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高阶批判工作（整合和建构工作）中。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有言，历史不能通过手稿来书写（History cannot be written from manuscripts）。这差不多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文献必须能为他所用，但要通过那些文献来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

从前，“批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行当实际上确实是截然两分的。“历史学家们”呵护着这一空洞的、华而不实的文学类别——那时它已以“历史”著称——从不考虑他们自己应该与批判学家们的工作保持接触。批判学家则认为，批判性研究界定了历史应当被书写但却是毫不费力就可写成的种种条件。批判学家们满意于搜集、校订历史文献并予以分类，但对历史毫无兴趣，并且把过去就理解为他们绝大多数当时人所做的事情。批判学家们工作起来似乎博学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历史学家们做起事来仿佛通过把纯粹的反思力及天赋应用到低等文献上，历史学家们就能够重建起消逝了的事实。那些低等文献是批判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的共有财产。因此，今天若是完全把博学与历史分离开来似乎是令人十分困惑的，而且这样做的的确确是十足有害的。我们并不是说当前鼓吹历史学劳动分工的人不打算认同上述观点。人们普遍认为：批判学家们的工作若不应用于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中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于是在历史学家们的世界和批判学家们的世界之间就必须要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所有那些话的意思是说：当某些分析工作及全部综合工作是由同一个人进行的时候，那些工作并不一定就是做得很好；尽管历史学家和批判学家的诸多特性都可以整合在一起，但把这两者分离开来并非不合理的；也许这种分离在理论上是合意的，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是必要的。

在实践中，所发生的是如下情况。无论某人打算研究的是哪部分历史，都只有三种可能的情况。在第一种中，原始资料已经被校订并分类；在第二种中，涉及到原始资料的初阶工作，仅仅是被部分地完成或根本未做，但不会带来什么重大困难；在第三种中，原始资料的情况十分糟糕，要使它们能用就要花费大量的劳力。附带说一句，我们也许注意到，某一主题的内在重要性与该主题研究前必须完成的初阶工作的价值，是天然地不成比例的。像基督教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史等主题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在花上好几代学者的时间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之前，这类主题是无法被得当地处理的；但是法国革命史这另一类十分重要的主题，关于其原始资料的史料批判却是要少些麻烦的；在中世纪史中有若干相对不重要的问题，除非是完成了浩繁的外证工作，否则将无法解决。

在前两种情况中，权宜的分工并没有产生什么问题。但是给第三种情况带来问题了。一个有能力的人会发现：有些文献，对论述某点历史来说是必要的，但其情况却非常糟糕；它们散落四方，被污损了，而且是不可信赖的。这个人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倘若他对那些他知道其必要性的机械工作毫无兴趣，则当他预见到这些工作会耗费掉他的全部精力时，他必定会抛弃那一主题；否则，他就会毅然地着手进行那种预备性的批判工作，同时他也绝不会自我隐瞒那种情况，即他完全有可能不会有时间去利用他所核实过的材料，并且他将因此而是在为那些承绪其后的人工作。如果他采纳了第二种选择方案，那么他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名职业批判学家。当然，先天的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那些大量搜集文本并刊行批判版的人，为了历史撰述的目的而去使用他们自己的汇编和辑本。而且我们也看到，事实上有好几个人已经自己分配了外证这项初阶任务和更受尊崇的历史建构工作：提到魏茨（Waitz）、蒙森和奥雷欧就行了。但是由于好几个原因，这种结合是很罕见的。首先就是生命的短暂；大规模的编目、辑校和实录，其工作过程需要大量的机械劳作，最终会耗尽最热忱的研究者的精力。其次是此一事实，即对许多人来说，批判之学的各项工作并非没有它们的魅力；几乎每一个人终究都会在那些工作中发现一种非同寻常的乐趣；从而有些（严格说来）渴望着高阶工作的人也只从事那些批判工作了。

有些研究者，无论是否自发地，都应只去从事那些批判之学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么？毫无疑问，是的。历史学分工的结果和工业技艺中的是一样的，而且是很令人满意的——更充分的、更成功的、更规范化的生产。长期习惯了从事文本复原工作的批判学家们，以无可比拟的灵巧性和安全性来复原文本；那些完全献身于文献出处及原始资料研究的人对所从事的研究有着种种直觉，而在其他那些不甚精通这门艰深的、高度专业化的分支学科的人身上却见不到那些直觉；那些把他们的一生都花费在目录编排和记录汇编的人，比常人进行编排及汇编工作要更容易、更快捷且更好些。因此，没有任何特殊理由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批判之学的积极从业者，而且那些致力于外证工作的批判学家们甚至都是分属于不同类别的。这好比在一处采石场中，没有任何工程师同时又是工人，所有的工人也起不了工程师的功能。尽管绝大多数的批判学家迄今仍未严格地专业化，而且尽管批判学家因自发地进行不同的批判工作而不断变更着他们的乐趣，但是，仍可毫不费力地称呼某些人是提要编目和索引方面的专家（档案学家、图书馆学家等等），其他人是更特别的“批判学家”（文本的清理者、修补者和辑校者），而另有些人则是杰出的记录汇编者。“一旦承认博学仅是因其自身的结果而有价值的，科学分工就不会被过度进行”；(6)而且，各门历史科学分支的进步是与研究者们越来越窄的专业化相一致的。在不久前，同一个人尚有可能成功地从事所有历史探究工作，不过那是因为他吸引的是不甚严苛的公众：今天，我们需要有那些精确翔实地、绝对完善地批判文献的人，那种精确性和完善性暗示了真正的专业技艺。历史科学现在已经演化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主线已溯清、已有重大发现、并且唯有精确的细节论述方可留存下来的阶段。我们直觉地感到，任何更深一层的进步都必须借重广泛的搜集整理工作、深入的分析工作，而这些工作唯有专家才有能力进行。

但是，把研究者们分成“批判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以及不同外证分支中批判家们的分类）的最佳辩护理由，将在如下事实中被发现：不同的人有着适于不同任务的不同才能。在我们看来，高等历史教育机构存在的首要理由之一就是给具有辨识力的教师们（想来应是有经验的人）提供一个机会：让这些教师在他们的大学教书生涯中，能够在学生们中间找到适于从事批判之学的某种天才的胚芽，或者根本上就无法胜任批判工作的人，视具体情况而定。(7)批判不是人为的，而是天生的。[2]对于一个天生不具备某些天资的人而言，一项专门化的博学职业仅仅是注定了的失望事情；因而，当年轻人对于是否进入到那么一种职业犹豫不定的时候，能给予这些年轻人的最大帮助就是告诫他们那一事实。那些一直以来都致力于那些预备性的批判任务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们对这些任务有兴趣而先于别的工作选择了它们，或者是因为他们知道它们是必要的而自觉接受它们。从伦理观点来看，那些选择从事它们的人比那些自觉接受它们的人要少些优点的。但尽管如此，选择从事批判工作的人已经普遍获得了更好的结果，因为他们进行研究不是因为义务，而是满心欢喜地全身心地投入。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且为了他的个人兴趣和普遍利益，选择最适合他的专业；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将核查一下那些外证工作中应有的天然倾向和真正该被禁止的不良缺点。由于职业习惯对批判之学工作的特性造成了影响，我们将用几句话来专门探讨这些影响。

Ⅰ．在这些苦工中，要有所成就的首要条件就是喜欢它们。那些特别具有诗人或思想家才华的人——换言之，那些被赋予了创造性力量的人——要想他们自己能从事那种专门性的初阶批判工作，是有着很多困难的。他们绝对不是轻视批判工作；相反，他们若是真的聪明是会珍视它的；但是，他们因为害怕这是常言所谓的以卵击石而畏缩不前，不敢专力于它。巴斯纳热（Basnage）力劝莱布尼茨（Leibnitz）[3]编纂一套卷轶浩繁的《集成》，该《集成》包括涉及各民族律法的各种未刊文献。“我不想”，莱布尼茨致书巴斯纳热，“我不想变成抄写员……你给我的建议，就好像一个人想让他的朋友去娶一个泼妇似的，这一点你会想不到么？因为让一个人去做一件终生的工作，就和给他找个老婆是一样的”。(8)勒南认为那些繁重的初阶劳动“已经给高阶批判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使得历史建构的尝试成为可能。勒南说：“（比起那些从事着这些苦差的人来）智识需求更强烈些的人现在应该成功完成了那种自我克制的活动，这些人将成为英雄……”(9)尽管勒南指导出版了《闪米特语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莱布尼茨编辑了《布伦瑞克史家文献集成》（Scriptores rerum Brunsvicensium），但是幸运的是，莱布尼茨、勒南等高识之士都没有英雄般地把他们的高才都奉献给纯粹的批判之学。

在这批高识之士（以及那些不计其数的错误认为他们也有那种才智的人）以外，几乎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在预备性批判的细枝末节中寻得某种满意之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说过了。原因就是，这种批判实践引发并培养了两种特别广泛的趣味——搜集和解迷的兴趣。无论是搜集各种各样的异文还是邮票，搜集的快乐都不仅能被儿童而且也能被成年人感受到。猜字谜，解答一些严格限定范围的小问题，都是吸引众多才智之士的差使。每一次发现都带来欢乐；而且在博学领域中，无论人们是否以战胜困难为乐，都有着数不清的发现物可酬答人们；那些发现物有的毫无遮掩地散落在那儿，十分显眼，有的则被几乎难以逾越的壁垒守护着。无论什么样的学者，都有着各种非凡的搜集及解谜的直觉，而且他们中有些人对这一事实还有着十分清醒的意识。“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我们遭遇的困难越多”，奥雷欧先生说，“令我们欢悦的事业就越大。这种劳动，即所谓的文献学［对文献出处的研究，主要是从托名伪作的角度进行的］，它并不渴求公众的敬意，但是它对那些献身于它的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是的，它无疑是一种卑微的研究，但是世间又有多少其他研究在解决研究所遇到的困难时，可常常给予我们放声高歌我找到了（Eureka）的机会呢”。(10)朱利安·哈维特，当他“已经名扬于欧洲的学者们中”的时候，常常“通过明显琐屑的小游戏，比如猜填空字谜或者破译密码”，来自己给自己解闷。(11)深刻的直觉，具有最高的功用！而且在某些个体身上，那些直觉也许展现出孩子气的或可笑的反常。归根结底，那些直觉都是科学精神的形式，尽管是最初级的形式。那些缺少直觉的人，在批判之学的世界中将没有任何位置。但是那些渴望成为批判学家的人，却总是很多的。这是因为：解释、建构和说明的工作，需要极为罕见的天赋；虽然所有那些碰巧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渴望着在那一行中做些有用的工作，但那些人却缺少心理机敏感（psychological tact），或者发现写作是令人厌烦的；所以，那些人总是被初阶工作中的简单而又平静的快乐迷住。

但是要成功进行批判工作，光喜欢它们是不够的。有些限定条件是必要的，而且“热情不能替代它们”。限定条件是什么？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含糊地回答了：“道德的限定条件而非思想规则上的，耐心、思想上诚实……”更精确些是不可能的么？

有些年轻的研究者，对于那些外证的苦差并没有什么先天的反感，他们甚至有可能还很喜欢那些苦差，然而经验已经表明：他们完全不能从事那些苦差。如果那些人是识见很低的话，那这种情况就不会令人困惑不已了；否则，这种无能力就将只会是他们普遍弱点的一种表现；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专业学徒期，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有时候这些聪明人还具有特别的才干，而且他们并不是在上述不利条件下工作的。我们听说过那种人：“他干得很差，他天生犯错。”他们的编目，他们的辑本，他们的实录，都充斥着缺憾，而且绝对不会让人产生信任感；即使他们很努力，他们也绝不会达到那种精确。我不是说绝对精确，而是某种程度的精确。那些人患上了“慢性不精确症（chronic inaccuracy）”，即一种以弗劳德（Froude）[4]为公认典型例证的疾病。弗劳德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是他注定了绝不可能写出任何不会无误的清白陈述。据说，他不断地犯错。比方说，他参观澳洲的阿德莱德（Adelaide）。“我们看到”，他说，“在我们下方，在一个河流环绕的盆地中是一个有着15万常住人口的城市，这座城市中没有一个人曾有或将会有片刻的忧烦，那种忧烦是涉及到他那惯常的一日三餐的”。由之，弗劳德现在要面对着这些事实了：阿德莱德是在一处高地上；没有任何河流穿越它；当弗劳德参观它时，其人口不超过7.5万，而且当时它正遭受着一场饥荒。类似的错误就更多了。(12)弗劳德充分意识到了批判的功用，而且在英国，他身列首批把历史研究奠基于对已刊及未刊的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人之中；但是，他的心理构造使得他完全不适合从事文本校订工作；是的，无论他什么时候触及到那些文本，他都会无意识地谋杀了它们。就像色盲（妨碍一个人正确区分红色和绿色信号的视觉器官疾病）不能胜任铁路工作一样，“慢性不精确症”或者“弗劳德病（Froude's Disease）”应该被视作与批判之学的职业实践是不相容的。

弗劳德病看来似乎未曾被心理学家们研究过，而且它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单独的病理事实。每一个人都会“因为粗心”、“因为疏忽”以及其他因素而犯错误。所谓的反常指的是尽管做了最坚定的努力以保证精确，但还是犯了诸多错误，而且总是在犯这些错误。也许这种现象与注意力先天地不集中和过度进行了不自觉的（或下意识的）想象活动有关；这种不自觉的想象是病人的意志，缺乏力度和稳定性，不能被完全控制。这种想象闯入到智识活动中，只会损害到后者；这种想象的作用就是通过推测来填补记忆的沟壑，放大并弱化现实，并且把现实与纯粹构想出的东西相混淆。绝大多数的孩童，用这种不准确的想象把每一件事情都变了形，而只有在经过一场艰难的斗争之后，他们方才能得到一种严谨的精确——换言之，学会主宰他们的想象。就此而言，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依然是个孩子。

但是，不管弗劳德病的心理诱因是什么，另有一点是要我们注意的。即心智最健全的、平衡保持最好的人，倘若没有给批判工作留出必要时间的话，往往也会把最简单的批判工作搞砸了。在这些事情上，急躁是无数错误的源泉。正确地说，耐心是学者最重要的美德。不要做得太快，干起活来要考虑到总有些事情是要等些时候才能完成的，暂搁做不了的工作而不是把它搞糟。这些箴言说起来十分容易，但是难以在实践中被所有人遵循，唯有性情和缓的人才能践行。神经质的、易兴奋的人，总是匆忙地完成工作，总是在他们的职业中搜寻变数，总是挂念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和惊奇的事物；这样的人也许在别的职业中干起活来会令人尊崇；但是如果他们全力从事博学工作，那么他们注定会积累起大量的临时性工作，而此种临时性工作极有可能做起来更有害而非更有益，并且最终肯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麻烦。真正的学者是冷静的、节制的、审慎的。在人生动荡之际，无论何种风气势如洪流般不可阻遏，真正的学者都绝不会慌张，为什么他要慌张呢？重要的事情是，他所做的工作应该是扎实的、可靠的、不朽的。“花上几个星期，仔细琢磨一部20页的杰作”，以便让欧洲学者中的二或三人确信某份独特的特许状是伪造的，或者花上10年时间去建构关于某份污损文献的最大可能的文本，这样的工作比起把数卷精确度一般的逸闻在同一时间段内刊行来要更好些。而那种精确度一般的逸闻，未来的学者们某一天将不得不从头到尾再度重加磨砺。

无论一个人会选择批判之学的哪一特殊分支，他都应该是天生审慎的，有着特别强的注意力和意志，而且他既要有推理才能又要对行动毫无兴趣、无甚喜好；因为他必须下定决心为那些遥远的且不确定的结果而尽力，而且几乎任何时候，他都是在为别人谋利。此外，对于文本批判和原始资料研究来说，具有解谜的直觉是很有用的。那种直觉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机敏的、创造性的倾向，这种倾向被种种假说滋养着，能够迅速地去把握、甚至是猜测事物的各种联系。对于描述和汇编（为详尽目录和一览表、《集成》和《实录》编辑工作作准备的）的任务来说，绝对有必要具有搜集者的直觉，还要加上一种特别的工作欲望、有条不紊的天性、勤奋和坚定。(13)这些都是所必要的天资。外证工作令那些缺乏这些天资的人十分不快，而且外证所得到的结果与这些人所耗费的时间相比是十分微小的；因此，一个人若是在进入批判之学这一行前也很了解他的行业，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了。看到那些人，因为缺少合适的明言而迷失了道路，徒劳地把自身精力空耗在那一职业中，这是颇令人同情的；特别是当那些人有绝佳的理由相信他们在其他领域内也许凭他们的才智就可获得更大的益处的时候，更是如此。(14)

Ⅱ．由于批判性的、预备性的任务显著地充分合乎众多德国人的气质，而且因为在当前的世纪中德国的博学活动已是庞大的，所以我们必须去德国找寻那些心智嬗变（mental deformations）的最佳例证，这些心智嬗变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习惯性的外证实践而产生的。在德国大学及相关领域内，对于批判工作给学者们造成的恶劣影响，几乎没有哪一年过去了却听不到抱怨的。

在1890年，吉森（Giessen）大学的校长菲利皮先生（Herr Philippi）深深地哀叹那在预备性批判和普通文化之间敞开着的裂隙，他说：文本批判埋头于无甚重要的细枝末节中；学者们为了校勘的乐趣而去校勘；无数的预防措施，都被应用在了对毫无价值的文献进行复原上；因而显然地，“研究材料，被认为比其智识活动的结果要更具有重要性”。这位吉森的校长，在德国学者们的流行风尚中以及他们苦楚的论战性著作中，看见了那一习惯的影响。那一习惯指学者们所感染了的“过度专注琐事”（preoccupation with little things）的习惯。(15)同一年，巴勒（Bâle）大学的J．V．普弗琉克·哈东先生说出了同样的评论。“历史科学各高阶分支被轻视了”，这位作者在其《历史研究》（Geschichtsbetrachtungen）(16)中说道：“所有被认为有价值的，现在只是那些微观的观察结果，以及琐碎细节上的绝对精确。对文本和原始资料的批判，已经成为某种竞技运动；换言之，遵从这场游戏的规则就足以确保内行们认可，根本不必去考虑研究所得结果的内在价值，同时若想最低限度地打破这场游戏的规则，都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学者们彼此间普遍是粗鲁地恶意相对；他们挖了些小丘，却称它们是峻岭；他们的虚荣和法兰克福公民们的自负一样，是滑稽的。法兰克福的公民们过去常常沾沾自喜于看到，‘所有你能看到的，直至远方的拱门，都是法兰克福的领地’。”(17)对我们而言，在学者们常常遭受到的三种职业风险——浅薄涉猎（dilettantism）、吹毛求疵和无力从业——之间，我们倾向于有所区别：

首先挑出最后一个无力从业。——批判分析的习惯对某些人的智识造成一种松懈性的、麻痹性的影响。天生性情胆怯的人发现：无论他们在批判工作、文献辑校或整理上花了多少劳力，他们往往都要犯些小错，而且因为他们所受的批判教育，这些小错令他们满心厌恶畏惧。若是校改时间错过了，却又在他们完成了的工作中发现大错，这会使得他们感到剧痛。因为担忧那些可能的瑕疵，他们最终会陷入一种病态的焦虑和顾虑的状态。那种焦虑和顾虑阻止了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不断地进行严格的检讨，但这类检讨却使得他们停了下来。他们把同样的标准用于其他人的工作成果，最终他们在历史著作中仅仅看到了典据、注释和参考文献。而且在参考文献中，他们只看到了其中要校正的错误。

吹毛求疵。过分批判就和最拙劣的无知一样，都会导致错误。吹毛求疵主要是批判原则被应用在了超出其权限范围外的各种情况中。吹毛求疵与批判相关，就像咬文嚼字与逻辑相关一样。有些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察觉出谜团，即使是在那些毫无困惑的地方。这些人挑取出那些完全清楚明白的文本，然后以除去想象中的文本讹误为借口，细究那些文本，最终他们把那些文本搞得疑窦丛生。他们在真实的文献中发现了伪造的痕迹。一种奇怪的心态！通过坚持不懈地提防着轻信的本能，他们逐渐怀疑起每样东西。(18)人们注意到：当文本批判和原始资料研究取得了积极进步的时候，吹毛求疵的危险随之就会与日俱增。当所有的历史资料都被正确地批判了（对于古代史的某些领域，这并非什么渺茫的期望）的时候，良好的判断力将喝令停下来。但是批判学家们将拒绝停止；就像他们对校勘绝佳的文本所做的那样，他们会仔细推敲，但那些反复推敲的人将无可避免地落入吹毛求疵中。“历史研究及其辅助性的语文学诸科的特殊性”，勒南说，“就是一旦它们达至其相对完美程度，它们就开始自我毁灭了”。(19)吹毛求疵就是这种情况的诱因。

浅薄涉猎。职业的和业余的批判学家们都有着一种倾向，即把文献外证当做一种技巧游戏。他们认为外证是很难的，但从外证规则的复杂变化中会衍生出某种乐趣，而那种乐趣就和下象棋差不多。他们中有些人对更大的问题——实际就是指历史本身——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为批判而批判，而且在他们看来，无论研究结果会是什么，研究方法的雅致都比研究结果要更重要些。这些艺术能手们，对于把他们的工作与某些普遍观念联系起来——例如，系统地批判涉及某一问题的全部文献，以求解答该问题——是毫不关心的；他们不加区别地批判与各色主题相关联的各种文本，而且这些文本还得是被完全污损了的。他们以批判技能为武器，涉猎了整个历史领域，并且暂停于任何一处需要他们帮助的棘手问题；若是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或者至少研讨过了，他们就到别的地方找寻其他问题。他们在死后没有留下什么一以贯之的著作，而只是一批驳杂不一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涉及每一个可以想到的主题，正如卡莱尔（Carlyle）[5]所言，它们就像是一间古董店或一处小岛星落的群岛。

浅薄的涉猎者们，以貌似十分有理的论点捍卫着他们的浅薄涉猎。首先，他们说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文献没有它的价值：“没有任何科学的工作是没有结果的，任何真相对科学都是有其用处的……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主题是琐碎的”；因而，“使得工作有价值的，并非某主题的本质，而是所用的方法”。(20)历史中重要的事情不是“人们积累的种种观念；而是精神的体操，智识的训练——简言之，科学的精神（scientific spirit）”。即使假定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程度不一，也没有一个人有权先天的就断言某份文献是“无用的”。请问在这些问题上效用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多少被长期鄙夷的文献，不是由于人们视角的转变或有了新的发现，而被突然加以重视了么？“所有的排除都是轻率的；没有任何研究，可以被预先打上火印认为是必定无结果的。那种本身就毫无价值的东西，也许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会变得有价值”。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科学大厦在某种程度上被完成了，那时微不足道的文献和事实也许可以被放心地抛开；但是，我们现在并不能把必要的与冗余的区分开来，而且分界线将肯定绝不会被很容易地找到。这证明了最专门的研究和各方面均无效用的研究都是正当的。而且，如果越来越难以区分的话，那么即使有些无用的工作，这又有何妨呢？“它是科学的一条法则，也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一条法则”，而且确实是所有关于自然的工作中的一条法则，“概括地说，工作起来要有广阔的所谓冗余空间”。

尽管最大限度地去反驳这些论点是可以办到的，但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此外，勒南已经以同等魄力为问题的两面作了辩护，他以如下言语决定性地终结了论辩：“某些研究占用了一些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最好是花在更严肃的问题上，就此而言，也许可以说那些研究是无用的……尽管对一名工匠而言，充分掌握所从事工作的所有知识是不必要的，但是，人们依然希望那些献身于特殊行当的人对某些一般性因素有所认识。人们认为正是那些一般性因素才使得他们的研究有价值。现代科学把其进步归之于所有勤劳的工作者们，如果工作者们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一种哲学上的理解，那多少宝贵的时间将被省下来啊！……让人深以为憾的是人类劳力的浪费是太大了，而这纯粹是因为缺乏向导，且对所追求的目标没有一个清晰的意识。”(21)

浅薄涉猎，与特定水准的精神状态及特定程度的“道德完善”是不相容的，但是和技术熟练程度是相符的。某些最娴熟的批判家们纯粹是在卖弄他们的技艺，从来没有反思过目标。对那些目标而言，他们的技艺只是一种手段。然而，不可推论出科学本身毫不畏惧浅薄涉猎。进行批判工作的浅薄涉猎者们，工作起来有若幻想和好奇心在向他们发号施令；吸引他们的那些问题，不是因为它们内在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们的困难程度。浅薄涉猎者们并没有向历史学家们（那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整合材料，并且为了各种主要历史项目而使用那些材料）提供后者最急迫需要的材料，而是供以也许可等些时候才会用到的其他材料。如果这些专家们在外证方面的活动只指向那些其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而且如果他们的活动从头到尾都是有条不紊的、引导性的，那么外证的成果将更丰富些。

通过某个理性的“劳动组织”来预防浅薄涉猎的危险，这种观念已经是陈旧的了。50年前，普遍听到人们在谈论着“监管”，即那“把分散力量集中起来”的“监管”；到处都在梦想着仿照那些现代工业建立起“大工场”，在那些工场中，为了科学的利益，预备性的批判工作会被大规模地完成。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政府（通过各种历史委员会和考察团）、学院和学术团体，为了大宗搜集事业的目的，已经在竭尽全力地集中专业学者们，并且协调这些学者们的工作。这一切像极了旧日各家修会所做的。但是，尽管这种外证专家们的联合体是出于工作目的而组建的，并且还有着干练人士的监管，但却仍呈现出了某些巨大的机械性困难。“科学劳动组织”的问题，依然是处在议事日程上。(22)

Ⅲ．批判学家们经常被指责是傲慢无礼的，而且他们对其同行的工作所给的评价也被认为是过于严苛的；我们看到，这些缺点常常被人们归因于批判学家们过于“专注琐事”，那些其工作被严格评判过的人更是被认为如此。但事实上，谦逊且温和的批判学家是有的：因而缺点问题是一个性格问题；就此而言，职业的“过度专注琐事”并不足以改变天生的倾向。“这好心的杜·孔日先生（Ce bon monsieur Du Cange）”，正如本尼迪克特派教士们所言，是谦逊的过了头。“要想做得更多些，并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是必需的”，杜·孔日在谈及他的工作时说，“除了眼睛和手指”，按此原则，他从不责备任何人。“如果我研究它是为了研究的快乐，而且不会给任何别的人带来痛苦，那么至多会给我自己带来点快乐”。(23)当然，绝大多数批判学家们确实对于揭露彼此的错误毫无内疚，而且人们也真得发现他们那素朴的热情有时候是以苛刻的、专横的言语表达出来的。除了这种严苛态度之外，那些批判学家们都是十分正确的。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其他学术及科学行业的成员一样，批判学家们热切地渴望着明了科学真理的价值，因此，他们认为责问犯错者是必要的。由之，他们就能够关上门，不让那些无能力的人和往昔出没于他们这一行中的江湖骗子们进入。

在那些打算献身于历史研究的年轻人中，有些人的商业气息和庸俗志向要强过对科学的热爱。这些人常常自言自语道：“历史工作，如果它是依据方法原则进行的，那么就需要无尽的劳动和审慎。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其作者多多少少严重违背这些规则的历史著作么？那些作者因为需要无尽的劳动和审慎而思考得更少一些了么？爱深思熟虑的作者，总是最尽责的作者么？机敏不能替代知识么？”如果机敏真的替代了知识，那么由于做坏的工作要比好的容易些，而且这些人的重要事情都是办成功了的，他们也许会被诱惑去推断：无论他们干得多么糟糕，只要他们能成功就行。在这块干得最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人的领域内，就上述问题而言，为什么历史研究不该进展得完全跟他们想的一样呢？没错，这种局面应归之于批判学家们无情的严厉批判。批判学家们指责他们是可鄙的，而且这种算计也是灾难性的。

直到第二帝国末期，在法国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历史研究题材的开明舆论。历史博学工作的糟糕著作被泰然地出版，而且有时候这种糟糕著作的作者甚至还会得到不该得到的奖赏。《文史评论》（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的创办者们正确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会令人士气低落，于是他们担负起了与之作斗争的任务。为此目的，他们主掌了公开惩处那些明显缺乏良知或方法的批判学家们的权力。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责惩旨在让那些批判学家们永远地厌恶博学工作。在历史研究领域内，他们执行了各式各样值得注意的判决，但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判决的快乐，而是在以坚定的决心去确立一种审查制度和一种有益身心的正义性恐惧。此后，糟糕的研究者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宽恕；而且，尽管《评论》并没有对全体公众施加什么重大影响，但它的管制活动覆盖了十分广泛的领域，以至于给绝大多数的那些认为真诚品质是必要的且尊崇方法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在最近的25年里，那股责惩糟糕研究者的冲动，已经出乎预料地扩散开来了。

在诸多与学者们的研究相关联的事情上，欺骗学术界（或者至少继续欺骗一段时间）现今都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就和各门严格意义的科学的情况一样，现今想发现一处新的错误或者质疑某条古老的真理，都是太迟了。在某次拙劣的化学实验或某份草率的辑本被同样认出来之前，也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有可能要好几年；尽管不精确的结果会被有所保留地暂时接受，但谬误或迟或早——一般来说会很快——总会被发现、谴责并去除掉。外证工作的理论现在被令人非常满意地建立起来了，完全精通这些理论的专家们的数量，在每个国家都是非常多的。因而极少例外地，只要各种文献的提要编目、辑本、《实录》、论著等问世，它们就会被专家们细核、剖析并鉴定。今后，若是冒险出版一本博学著作，却没有首先完成那些可能令之无懈可击的事情，那这将是轻率至极的；否则，该著作将被迅速地（或者稍稍延迟些）攻讦并打倒在地。某些好心人不知道这一点，仍然不时地抛头露面，他们这些人完全够被列入准备不足的批判之学的列表中了；他们满怀期望是有所作为的，并且显然确信在历史领域中和在政治及其他领域一样，有可能通过即兴的和近似的方法而非任何“专门知识”来进行研究。他们日后感到懊悔了。若是知道这一点，那些好心人就不会去承担这项冒险任务了；因为他们若是意识到这项苦活是意义重大的，但荣誉是一般的，而且这一领域是被卓越的专家们全神关注着的，那么批判之学的任务对他们就毫无吸引力了。这些专家们对入侵者们是没有太多好感的。那些好心人清楚地看到历史领域并没有给他们这些人留出什么地盘来。因而，批判学家们那率直的、坚定的真诚性，驱逐走了某类不受欢迎的同行，而后者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偶尔要迁就的。

糟糕的研究者们，正在寻找着一块比批判学家们的批判要少些严密性的地方；事实上，他们是非常乐意避难到历史解说中去。方法规则在历史解说中并非一目了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并非人人皆知的。文本及原始资料批判现在已经确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历史综合工作仍在被随意地进行着。精神错乱、无知、疏忽——在批判之学的诸种工作中，都是非常显眼的缺点——在历史工作中，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学技巧掩盖了；而且在此方面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全体公众对这些缺点是毫无警觉的。(24)简言之，在这一学科内，逃避惩罚依然有着一定的机会。不过，这种机会在逐渐减少。终有一天，做了错误综合的浅薄作者们，将和现今那些在预备性批判方面显得肆无忌惮或毫无章法的人所得到的待遇一样，不会再被款待备至了。那一天不会太久了。19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奥古斯丁·梯也里、兰克、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泰纳等人，他们虽恍若昨日方逝，但他们的著作却已经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他们方法上的缺憾，已经被看见、界定并处以了判决。

人们已反思到：那个可以糟糕地进行工作但却不会因之而获罪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几乎结束了。那些对其他考虑事项无动于衷的人，应该因这种反思而在历史工作中变得真诚起来。

注释

(1)这一观点很容易被展开，而且常常被人扩充，近来J．贝迪耶先生对它有所发挥，载Revue des Deux Mondes，February 15，1894，pp．932以下。

有些人欣然地承认博学这类苦差是有用的，但却又不耐烦地发问是否“某份文本的辑校”或“对哥特语羊皮书的释读”是“人类心灵的至高成就”，是否外证实践所内蕴的那种智识能力证明了或没有证明“所有这些小事——它们改变了那些拥有那种智识能力的人”——都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显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一场论战在布吕内蒂埃先生（M．Brunetière）和布舍里先生（M．Boucherie）之间展开了。布吕内蒂埃先生劝告学者们要谦逊持中，而布舍里先生则坚持认为学者们有理由自豪，有关文章载Revue des langues romanes，1880，vols．Ⅰ and Ⅱ．

(2)在只涉及到外证的地方，有许多人是第一流的批判家，但是他们从未形成高阶批判的概念，或者一种对历史的真正理解。

(3)Renan，Essais de morale et de critique，p．36．

(4)“如果它只是为了严格的精神科学（mental discipline）着想，那我就不该看重那从未（至少在其一生中某段时间未曾）致力于阐述某些特殊要点的哲学家”（L'Avenir de la science，p．136）。

(5)是否“所有的须亲自进行的初阶发掘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对此问题，参较J．M．Robertson，“Buckle and His Critics”（London，1895，8vo），p．299。

(6)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p．230．

(7)对于那些令人气馁的和鼓舞人心的职业而言，大学教授是处在美妙的天堂中；但是，“魏茨在某次学术讲演中正确地指出，学生们通过个人的努力必定可以实现目标（批判技能）；教师在这项工作中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Revue Critique，1874，Ⅱ．p．232）。

(8)转引自Fr．X．von Wegel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istoriographie（München，1885，8vo），p．653。

(9)Renan，同上，p．125。

(10) B．Hauréau，Notices et extraits de quelques manuscrits 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Ⅰ．（Paris，1890，8vo），p．v．

(11)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1896，p．88．比较一下在那部令人感兴趣的思想传记中的类似特点，该传记是关于希腊学家、古文书学家和文献学家夏尔·格罗的，E．Lavisse著（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Paris，1885，18mo，pp．265以下）。

(12)参见H．A．L．费希尔（H．A．L．Fisher）的文章，载Fortnightly Review，Dec．1894，p．815。

(13)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从事批判之学的独特才华；他们这些人既有着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有着搜集的嗜好。然而，很容易把他们划为两类人：一方面可根据他们对文本批判及文献出处研究所表现出的明显偏好，另一方面可依据他们对更吸引人的但智识性差些的搜集工作所表现出的明显喜爱。J．哈维特是一位博学问题研究的大师，但他总是拒绝从事广泛搜集莫洛温王朝皇家特许状的工作，而那是一项他的仰慕者们期待着他去做的工作。就此而言，他欣然承认他“缺乏进行长期技术性活动的兴趣”（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1896，p．222）。

(14)普遍听闻的是此种论断的反面，即：批判之学这苦差（外证），在历史领域中胜过其他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处在平均能力范围内的，而且，智识最平庸的人在经过某种适当的初阶训练之后，也许都能有效地从事它们。没有任何思维水准或思考能力的人，的的确确都能在批判领域中从事各种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具有某些特别的才能。错误观点是：每一个人只要是善意的且经过了某种特殊训练，无一例外地都适合从事外证工作。在那些不能胜任这些工作的人和那些适合它们的人中，既有明理之士，亦有呆瓜白痴。

(15) A．Philippi，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en philologischen Unterricht，Giessen，1890，4to．比较Revue Critique，1892，Ⅰ．p．25．

(16)J．von Pflugk-Harttung，Geschichtsbetrachtungen，Gotha，1890，8vo．

(17)同上，p．21。

(18)比较前文，p．99。

(19) 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p．ⅩⅣ．

(20)Revue historique，1 ⅩⅢ．（1897），p．320．

(21) Renan，同上，pp．122，243．E．拉维斯（E．Lavisse）在其致巴黎学生的演说中曾以其他言语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但勒南的表述远胜过拉维斯（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pp．14，86，&c．）。

(22)我们中的一位（朗格诺瓦先生）提出：应另择机会详尽阐述一下，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研究组织在过去300年里（特别是19世纪）所有已做过的工作。J．富兰克林·詹姆逊（J．Franklin Jameson）已经搜集了一些关于该主题的资料，“The Expenditures of Foreign Governments in behalf of History”，载“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1891”，pp．38-61．

(23)L．Feugère 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 Cange，pp．55，58．

(24)尽管外证专家们对相关批判工作是判断力敏锐的，但是当他们没有在方法上先天地轻视所有综合的时候，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会和其他人一样，很容易就被各类错误的综合、“一般观念”的呈现或种种文学技巧弄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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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亦可译作批判历史学或校勘学。

[2]语出荷兰古典学家鲁恩肯（1723—1798）。

[3]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著名哲学家；巴斯纳热（1653—1723），法国教士，莱布尼茨的朋友。

[4]弗劳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卡莱尔的友人和学生，也是卡莱尔遗嘱指定的处理其文学遗著者之一。

[5]卡莱尔（1795—1881），英国著名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第八章　诠释性批判（诠释学）

Ⅰ．当一名动物学家描述肌肉的形状和位置的时候，当一名生理学家给出某次运动的曲线的时候，我们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获得这些结论所依凭的方法、工具和计数法（system of notation）。(1)但是，当塔西佗说到日耳曼人时，“他们每年交换耕地（Arva per annos mutant）”，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是否塔西佗本人采取了正确的表述方法，甚至也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耕地”和“交换”这两个词的；要确定这一点，初阶工作是必要的。(2)这种工作就是内证（internal criticism）。

批判的目标是要在某份文献中发现什么是可被承认为真的。今日所见的文献仅仅是一长串工作的最终结果，但对于这些工作的细节，文献作者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信息。文献作者必定会观察或者搜集事实，然后拟定言辞，最终形诸文字；但这些工作彼此是完全不同的，很有可能并非所有的工作都被以同样的精确度完成的。由之，要想辨别出哪些工作是被错误进行的，并且拒斥错误工作的结果，则有必要分析文献作者的劳动成果。分析因而必然是要进行批判；全部批判始于分析。

为了逻辑上的完善，分析应该重建文献作者所必然进行的全部工作，并一个接一个地核查它们，看看是否每项工作都被正确地进行了。有必要核查文献制作的全部连续性活动，这些活动从文献作者观察作为其素材的事实那一刻开始，直迄他亲手书写文献的活动为止。更确切地说，有必要在相反方向上行进，一步一步地从文献书写活动回溯至观察行为。这种方法是太冗长乏味了，因而没有任何人会有时间或有耐心去应用它。

内证和外证一样，不是那种因其使用时带来纯粹快感而使用的工具；(3)内证不会带来任何直接的满足感，因为它没有决定性地解决任何问题。它仅仅因为它是必要的而被使用，而且它的用途只有那么一点儿。最严格的历史学家亦对一种简化的方法表示满意，那种方法把所有的工作浓缩成了两大块：（1）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和积极的诠释性批判，这种批判对于确定作者意旨为何是必要的；（2）对文献制作情况的分析和消极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核证作者的陈述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两分法的批判工作只有少数人使用。甚至那些按方法来进行工作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天然倾向都是抱着从文本中间直接提取信息来阅读文本，他们没有任何先行确定文献作者心中确指为何的念头。(4)19世纪的文献是由那些语言及思维方式都与我们类似的人写成的；就19世纪文献而言，当这些文献至多只有一种可能诠释的时候，这种直接提取信息的方法倒多半是情有可原的。一旦文献作者的语言习惯或思维习性与那些释读该文献的历史学家不同了，或者当文本的意义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和无可置疑的时候，这种直接提取信息的方法就开始变得危险了。在阅读一份文本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只去着力于理解它，而是肯定会把自己的观感附加于它；他会被文献中合乎其本人观点的若干短语或语词所打动，或者被那些与他先天所持有的事实概念相一致的语句打动；他会无意识地拆解这些短语或语词，并用这些短语或语词构造一份想象的文本，然后他又用这份想象的文本取代文献作者的真实文本。(5)

Ⅱ．和历史学一样，内证所用的方法也总是要抑制着初始的冲动。在内证工作开始之前，有必要吃透一条原则并订立一条规则；前者是一条十分浅显但却常常被人忘记的原则，即一份文献仅仅包含着撰述它的人的想法；后者则规定了，在为历史学研究目标而去问询能从文本中提取出什么信息之前（before），只有通过文本本身理解了文本才能开始工作。由之，我们得出了这条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对每份文献的研究应该始于对其内容的分析，要抱着确定文献作者的真实含义这一唯一目的来进行研究。

这种分析是一种初阶工作，与众不同的，而且是独立的。与批判之学的工作一样，(6)经验表明小纸条的方法是可取的。每张小纸条都将包含着对某份文献、某份文献的个别部分、或者对文献所述某一事件的分析；分析不仅应该阐明文本的一般意义，而且要尽可能地搞清楚作者的目标和见解。逐字地复述任何似乎体现出文献作者思想特点的表述，这将是很好的。不过没必要把某份文献的全部内容都形诸白纸黑字，有时候在心里分析下文本就够了；在心里分析完文本之后，我们只须记下我们打算利用的要点。但是，以个人印象来替代文本的危险总是存在着的。要防范这种危险，只有一种真正的预防措施；那就是应该确立一条不可违背的规则，即若是没有首先在心里——如果不是在纸上——对某份文献作了全面分析的话，那么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要去摘录该文献或者对该文献作局部分析。(7)

分析一份文献就是去辨明并析取出文献作者所表达的全部观点。因而，分析简化为了诠释性批判。

诠释经过两个阶段：首先涉及到字面意思，其次则与实际意思相关。

Ⅲ．确定某份文献的字面意思是一项语言学工作；相应地，语文学（狭义上的）被列入了历史辅助科学中。要理解某份文本，首先就必须懂得该文本的语言。但是，一般的语言知识是不够的。要诠释都尔的格雷戈里，泛泛地了解拉丁文是不够的；必须对都尔的格雷戈里写作所用的那种特殊拉丁文加以专门研究。

天然的倾向是认为同一个词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该词都有着同样的意思。我们本能地把一门语言看做是一套固定的符号系统。固定性确实是符号的一个特点；符号显然是为了科学用途而发明的，比如代数符号或化学术语。在科学中，每种表达都有着某种单一的精确意思，这种意思是绝对的、不变的；每种表达都表达了一种精确分析了的、限定了的观念。那种观念是单一性的；在任何该种表达会出现的情境中，而且无论该种表达会被什么样的作者使用，所表达的观念总是一样的。但是，撰述文献的日常语言是变化不定的：每个词都表达着一种复杂的、不明晰的观念；每个词的意思都是多重的、相关的和易变的；同一个词也许代表着好几种不同的事物，并且在不同的意义上被同一位文献作者根据情境而使用着；最后，一个词的意思在不同作者间是有变化的，而且随着时间还会有所改动。Vel，在古典拉丁语中仅仅具有或者和甚至的意思，但在中世纪的某些时期，它意指着和；suffragium，在古典拉丁语中表示投票权，但在中世纪拉丁语中，该词新增了帮助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抗抵住那种诱导着我们的本能，后者会诱导我们以词语的古典或日常意思来解释某一文本的所有表达。语法诠释奠基于语言的一般规则，历史诠释是以对特殊情况的核查为基础的；语法诠释必须辅以历史诠释。

所用的方法就是去确定文献中词语的特殊意思；这种方法依赖于一些很简单的原则。

（1）语言随着不断的演进而变化着。每个时代都有着一种专属语言，这种语言必须被视作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要理解一份文献，我们必须懂得那一时代的语言——换言之，在文本被书写的那一时代所用的词语的意思及表达形式。一个词的意思，可以通过汇集使用了该词的段落来确定：一般来说，对于某词的意思有疑问，若是这些段落中的某句话是毫无疑义的，则该词的意思将被确定。(8)在诸如《拉丁文库》（Thesaurus Linguœ Latinœ）或杜·孔日的各类术语汇编中，这条原则的基本信息都给出来了。在那些汇编中，一个条目只讨论一个单词，而且每个条目都是每个单词所出现段落的一次汇集，并且这些段落都明确标明了文献出现时间。

当文献作者以其所会的某种死语言写出了多本著作的时候——中世纪早期拉丁文本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随意使用的词语，或者为求典雅而精选的词语：例如，consul（伯爵）、capite census（选举人）、agellus（广阔领域）。

（2）语言的用法在不同地区也许是有所差别的；因而，我们必须懂得文献被写成的那一国家的语言——换言之，在那一国家中通行的特殊意思。

（3）每位作者都有着他自己的写作风格；由之，我们必须研究作者的语言，即他所使用的语词的特殊意义。(9)这项工作得到了各种关于某位文献作者的专业辞典的帮助。比如莫伊泽尔（Meusel）的《恺撒辞典》（Lexicon Cœsarianum），该辞典汇集了恺撒所用的每个词的全部段落。[1]

（4）一种表达随着它所出现的段落而变更着它的意思；因而，我们若解释某个词和句子，不应认为该词和句子是孤立存在的，而必须着眼于语境的一般含义。这就是语境原则，(10)一条基本的诠释原则。该原则的意思是：在使用某个取自一份文本的语词之前，我们必须从头到尾地读完这份文本；该原则不允许一部现代著作充斥着各种引语；换言之，禁止从篇章段落中割裂出若干语词，却不考虑语境所赋予这些语词的特殊意思。(11)

这些规则，如果严格执行了的话，将构成一种精确的诠释方法。那种方法几乎不会留有任何犯错的机会，但需要耗费掉惊人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得不通过某项特殊工作来确定每一个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作者乃至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那必须要付出多么大的劳动啊！然而，这正是一次精心的转译所必要的劳动：就某些具有重大文献价值的古代著作而言，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了；而对于大量庞杂的历史文献，我们实际上满足于一种简略的方法。

并非所有的词语都经历了意思的变迁；它们中绝大多数，在全部作者和所有时代中都持有着一种相当一致的意思。由之，我们也许会满意地去专门研究那些从其本质上就容易具有不同意思的表达：首先，成语已经是固定的了，不会随着构成成语的语词的演进而变化；其次（且是主要地），有许多语词意味着在其本质上就易于演进的事物，比如人的等级（miles、[2]colonus、servus）、制度（conventus、justitia、judex）、习惯（alleu、bénéfice、élection）、情感、普通物品。就那些类别中的全部词语而言，想当然认为它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意义，这会是轻率的；在待诠释的文本中，确定它们被以何种意思在使用，这是绝对必要的预防措施。“这些词语研究”，弗斯泰尔·德·古郎治说，“在历史科学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一个被错误诠释的术语也许就是严重错误的来源”。(12)实际上，古朗治仅仅通过把诠释性批判系统地应用于大约100个词，就成功地彻底变革了墨洛温王朝时代研究。

Ⅳ．然而，当我们分析了文献并确定了其词语的字面意思之后，我们依然不能断言我们触及到了文献作者的真实思想。文献作者也许有可能是在某种间接意思上使用着一些表达；这些表达会以好几种方式出现，比如譬喻和象征，戏谑和玩笑，暗指和暗示，甚至还有言语的普通修辞，即隐喻、夸张、反语。(13)在所有这些表达方式中，文献作者都是在有意地以一种不精确的形式掩饰着语词的实际意思；因而刺破字面意思，深入到真实意思，这是有必要的。

在逻辑上，间接意思这个问题是很令人尴尬的，因为没有什么固定的外在准则可使我们能据以肯定地查明某种间接意思；就玩笑而言，在本世纪它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作者构思的一个基本部分，但作者并不会给出任何会泄露戏谑意图的迹象。在实践中，我们在道义上也许可以确信：无论某文献作者的主要意图会被理解到什么程度，该文献作者都不会使用一种间接意义。因而在官方文献、特许状以及历史叙述中，我们极有可能不会遇到那类困难。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文献的一般形式许可了我们假定：文献是按语词的字面意思来书写的。

另一方面，当作者除了所被理解的目的之外尚有着其他旨趣的时候，或者当作者是在为那些能够理解其种种暗指并领会到字里行间含义的公众们写作的时候，或者当作者期待着他的读者们依据某种宗教的或文学的入门知识可理解他的象征和言语修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到间接意思了。这正是宗教文本、私人信函及所有那些文学作品的情况，而且那些著述构成了古代文献的很大一部分。因而，辨明并确定文本中隐含意思的艺术，在诠释学(14)（一个特指诠释性批判的希腊词）理论、宗教典籍注疏和古典作家注释中，总是占有着很大一块地盘。

在字面意思之下潜藏某种间接意思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差异极大，而且那些方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特殊的情境。因此，不可能把查明那些间接意思的艺术简化为既定的规则。只能得出一条普遍的原则，换言之，当字面意思是荒谬的、不连贯的或含糊的，或者与文献作者的观念或其所知事实相抵触的时候，则我们应该推测有一种间接意思。

确定这种间接意思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某位作者的语言的步骤是一样的：我们先是怀疑某些表达有一种间接意思，然后我们把这些表达所出现的段落相比较，接着在可以依据语境猜测出意思的段落中，看看是否这些表达并非只有一种意思。这种研究过程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对《启示录》（Apocalypse）中兽（Beast）的譬喻意思的发现。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解决这些间接意思问题的必然方法，则我们绝对没有权利去说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有的隐含意思，或把握了蕴藏于语境中的全部暗指；甚至当我们自认为已经发现了这种隐含意思的时候，我们都最好不要认为从某种必然的推测性诠释中得出了所有的推论。

另一方面，新柏拉图主义者们（neo-Platonists）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斯维登伯格的信徒们（Swedenborgians）在《圣经》（Bible）中到处找寻着譬喻意思，像这样的做法我们有必要对之保持警惕，不要被诱惑了。那种恶性诠释学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我们依然受着那类到处找寻譬喻的类似倾向的威胁。那种到处找寻譬喻意思的研究总是推测性的，而且研究目的主要在于迎奉解释者的虚荣，而非提供那些历史学能够应用的结果。

Ⅴ．当我们最终触及到文本的真实意思的时候，积极性分析工作就宣告结束了。这项工作的结果会让我们熟悉文献作者的概念、文献作者心中的意象、文献作者据以构想世界的各种一般性观念。这类信息属于知识的一个重要分支，整个历史科学都赖以构建而成：(15)插画艺术史及著作史、科学史、哲学与道德学说史、神话及教理史（它被称作宗教信仰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只是研究正式的教义，而非探究是否这些教义是可信的）、法律史、官僚制度史（只要我们不去探究这些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的）、各类民间传说、传统、舆论、概念（可粗略地称作信念）。民间传说、传统、舆论和概念的汇纂工作可以被纳于民俗学名下。

所有这些研究，仅仅需要那种研究文献出处及源流的外证工作，以及诠释性批判；这些研究要求是详尽的，但这种详尽性在某种程度上次于关于客观事实的历史研究，因而，这些研究被较早地按某种方法论原则建立起来了。

注释

(1)不过，各门观测科学也需要某种批判。我们不会毫无验证就接受任何人得出的结论，我们只接受那些知道如何进行工作的人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这种批判仅被使用一次，而且是应用于观测者本人，而非观测者的工作；相反，历史批判必须分别处理某份文献的每一个部分。

(2)参较前文，第二卷第一章，p．67。

(3)参较前文，p．122。

(4)泰纳在其《当代法国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第二卷《革命》（La Révolution）中，看来这样做了。他对未刊文献进行了摘录，并在其著作中大量插叙这些摘录。但似乎他没有首先从方法上分析这些摘录，以求确定这些摘录的意思。

(5)弗斯泰尔·德·古郎治，非常清晰地解释了这种方法（method）的危害性：“某些研究者首先形成一种观点……然后他们才开始去阅读文本。他们在冒着根本不理解这些文本或者会错误理解这些文本的巨大危险。所发生的情况是：在文本与读者的先入之见之间进行着一场无言的论战；读者内心拒绝领会与其观点相反的东西；而且，论辩的结果一般来说不是读者内心向文本证据投降，而是文本屈从、服从并令其自身顺从读者的先入之见……把个人观点带入到文本研究中，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一个人认为他自己正在沉思某个对象，但他正在沉思是他自己的观念。他认为他正在观察某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却同时呈现出他内心希望该事实所具有的那种外貌和意义。他认为他正在读一份文本，但却从这份文本的语词中提取了一种合乎某种现成观点的特殊意思。这种主观的方法，已经给墨洛温王朝时期历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阅读文本是不够的；必须在形成某些成见之前阅读它们……”（Monarchie franque，p．31）出于同样的理由，弗斯泰尔·德·古郎治抨击了根据别种文献来诠释某份文献的做法；他对根据蛮族律法来解释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的惯例表示不满。《历史问题评论》（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1897年第1卷上，古朗治发表了一篇论及方法的垂训性文章，即《历史文本分析》（De l'analyse des texts historiques），这篇文章谈到了摩诺德先生对都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的评论：“历史学家应该以对每份文献的精确分析来开始其工作……分析某一份文本……就是要确定每个语词的意义，并且把握作者的真正用意……他［摩诺德先生］不是去搜寻历史学家的每个用词的意思，也不是在查清历史学家使用那些词所要表达的思想，而是根据在塔西佗或《萨利克法典》（Salic law）中所发现的东西来评论每条句子……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分析是什么。许多人都谈论到分析，但没有多少人会去用它……通过对每处细节的专注研究，分析能够从文本中得出蕴含于其间的全部东西；不要把不属于文本的东西插入到文本中。”

在阅悉这条精彩的忠告之后，读一读摩诺德先生的答复将会是富有启发性的（载Revue historique）；我们将看到，弗斯泰尔·德·古郎治本人并不总是在践行着他本人所推荐的方法。

(6)参较上文，p．103。

(7)分析工作也许可以委托给某位副手，《实录》和记录编目正是这样做的；如果这种分析被《实录》的汇编者正确地完成了，那么就不需要再去分析一次。

(8)这一分析过程的实例可参见Deloche，La Trustis et l'antrustion royal（Paris，1873，8vo），而且在弗斯泰尔·德·古郎治的书中实例尤为丰富。特别参见对词语marca（Recherches sur quelques problémes d'histoire，pp．322-356），mallus（同前，372-402），alleu（L'Alleu et le domaine rural，pp．149-170），portio（同前，pp．239-252）的研究。

(9)这种方法的理论和实例，可在弗斯泰尔·德·古郎治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Recherches sur quelques problêmes d'histoire）（pp．189-289）中看到，该书涉及到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的陈述。特别参见pp．263—289，对塔西佗论日耳曼人文化风尚的那一著名篇章的讨论。

(10)弗斯泰尔·德·古郎治这样阐述道：“把两个词从它们的语境中分离出来，这绝对是不妥的；这样做正是那种弄错了它们意思的方法。”（Monarchie franque，p．228，note1）

(11)下文就是弗斯泰尔·德·古郎治如何声讨那种实践的：“我不谈论那些妄图靠转引来获知的人，那些人至多花点工夫去核实一下是否他们所看到的引语真地就出现在有关段落中。核实引文是一件事，阅读文本则完全是另一件事，两件事常常得出相反的结论。”（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1887，vol．Ⅰ）亦参见（L'Alleu et le domaine rural．pp．171-198）在土地共同体（community of land）理论上针对格拉松先生（M．Glasson）所给出的训诫：有45处引文被依据它们的语境进行了研究，这样做旨在证明它们中没有一个具有格拉松先生所赋予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比较下答复：Glasson，Les Communaux et le domaine rural à l'époque franque，Paris，1890。

(12)在弗斯泰尔·德·古郎治那里，所有原创性的工作都依赖于他的诠释性批判；他个人从未做过任何外证工作，他对文献作者的真诚性及精确性的批判性核查，因对古代作者们的叙述的盲目尊崇而被妨害了。那种尊崇等于是轻信。

(13)一个相似的难点出现在对记功碑的诠释中；表现物并不总是被从表面意义上来认识的。在贝希斯敦纪念碑（Behistun monument）上，大流士（Darius）把战败的首领们践踏在脚下：这是一个隐喻。中世纪细密画（Mediæval miniatures）向我们展示了头戴王冠躺在床上的人：这是在象征着他们的王家地位；画家并非意指着他们戴着王冠歇息。

(14) A．伯克，在《语文学百科全书和方法论》（Encyclopœ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第二版（1886）中，已经给出了一种诠释学理论，伯伦汉颇为满意地提到了该理论。

(15)从文献作者的各种概念中提取出有关外在事实的信息，这样一种方法构成了建设性推理理论的一部分。参见book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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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伊泽尔（1844—1916），德国历史学家。《恺撒辞典》（Lexicon Cœsarianum）于1887—1893年间于柏林出版，内容主要针对恺撒的著作。

[2]Miles，士兵，特殊语境下指步兵、当值的、有军衔的士兵等。Colonus，隶农，原意为农夫，在古代罗马，3世纪以前隶农主要指租地耕种的人，4—5世纪主要指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农业劳动者。Servus，奴隶，10世纪后演变主要指农奴。Convent，原意指集合、召集，受基督教影响，转指宗教上的秘密集会。justitia，法与正义，后在各国语言中演变主要指公平、正义等。Judex，大陆法中的法官，本义为宣示何为正义，初指裁判官，罗马法中指承审员，后演变指法官。Alleu，源自法兰克语，中世纪早期指不受领主控制的自由地，后演变指不动产终身保有权。Bénéfice，本意指好处，后演变为封地、俸禄、圣职人员。Election，原意指选择，挑选，后演变为选举。

第九章　对作者的真诚性及精确性的消极内证

Ⅰ．分析的及积极的诠释性批判仅仅涉及到文献作者内心的活动，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该作者的思想。这种批判的结果没有给出任何涉及到外在事实的直接信息。假如文献作者能够观察到这些外在事实，那他的文本也只是呈现了他所希望表现的事实，而非他实际所看到的事实，更遑论这些事实实际所发生的情况了。文献作者所写下的，并不总是他所相信的，因为他也许在撒谎；文献作者所相信的，并不必定就是所发生了的，因为他也许搞错了。这些命题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天然的冲动，驱使着我们承认文献中所包含的每条陈述都是真的；这样做，等于假定了任何文献作者都不会撒谎或被欺骗。这种自发的轻信倾向，似乎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尽管日常经验向我们展示了种种错误及谎言的实例，但这种倾向依然存在着。

历史学家们鉴于他们所看见的文献是彼此矛盾的，已经在他们的工作中被迫去进行反思了。他们不得不去怀疑并核查那些文献，然后承认在那些文献中存在着错误或谎言。因此要祛除掉显然是错误的或不正确的陈述，消极批判就势在必行了。但是，那种本能的信任感是太难动摇了。到目前为止，那种信任感甚至已经阻碍了那些相关专业人士按照系统化外证的同种方法去系统化关于陈述的内证。系统化外证处理的是文献的源流，这项工作早就完成了。历史学家们，甚至那些论述历史方法的理论作家们，(1)在他们的工作中都对普通观念和含糊公式表示满意。那些观念和公式，与原始资料批判性研究所用到的精准术语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历史学家们仅仅乐意去核实是否文献作者与事件是大致同时代的，是否文献作者是一位目击证人，是否文献作者是诚挚的、博闻广识的，是否文献作者知道真相并希望讲述它。若以某条公式来总结整个问题，那就是：是否他是值得信赖的。

这样的批判虽然是肤浅的，而且让那些运用它的人充满着优越感，但肯定要比一点也不批判好。但是，在普通轻信倾向与科学方法之间，人们只能略作停留，不可误以为已达至终点。历史学和所有科学一样，其出发点必定是方法上的怀疑。(2)所有尚未被证明的，都必须暂时被认为是可疑的。任何命题，若是没有给出能证明其真实性的理由，则不能被认为是确证的。这种方法上的怀疑若是应用于文献中的陈述，则这种怀疑就变成了方法上的不信任。

历史学家应该先天地就不信任文献作者的每一条陈述，因为历史学家无法保证那些陈述不是虚假的或错误的。那些陈述顶多可被假定为真。历史学家若是采信了某条陈述，则就又一次表明他是把该条陈述看做一条科学的真理。踏出这关键一步，就是说没有什么好的理由，他就无权对该条陈述说三道四了。人的心灵的构成，使得这一步常常会无意中就走出；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要反抗这种倾向，批判是唯一的防御手段。我们不能放弃怀疑，除非我们对文献中各种相互矛盾的陈述开始产生了怀疑。我们绝不应忘记：在真理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会把任何文献作者所作的任何陈述与科学上已确立的真理区分开来；因此，当我们复述某条陈述的时候，我们也许要始终牢记我们担负的职责。

自觉地不信任每一条陈述，这是一条原则；然而，即使我们接受了这条原则，并且决定在实践中贯彻这条原则，我们仍本能地会一有可能就甩了它。人们很自然地对涉及到文献作者的所有情况——或者至少某份文献的所有情况——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只是把典籍分成两类范畴，右边绵羊，左边山羊，或者说一边是值得信赖的文献作者和善本文献，另一边是可疑的文献作者和劣质文献。在这种批判白白耗费掉我们的怀疑力之后，我们就开始不假思索地复述着所有包含在“善本文献”中的陈述。我们会赞同不信任可疑的文献作者们——比如苏伊达斯（Suidas）或艾莫（Aimo）——但是，我们肯定会把修昔底德或都尔的格雷戈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当做确凿无疑的真理。(3)司法程序把证人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我们把这种做法也应用于文献作者们。一旦接受了某位证人，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必须认可该证人所有的证词。若没有什么特殊理由，我们就不敢怀疑这位证人的任何陈述。我们本能地袒护我们已经认可了的文献作者；就像在法庭上一样，我们斗胆放言举证责任系于那些抵制有效证词的人。(4)

可信的这个词借用于司法用语。但人们使用这个词，却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这个词仅涉及到文献的出处，而非文献的内容。说一份文献是可信的，仅仅是在说它的出处是确定无疑的，而非它的内容是没有错误的。这种可信性在某种程度上会令我们尊崇文献，由之使得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就接受文献的内容。怀疑某份可信文献的陈述，似乎是专横的；因此，在我们要控告文献作者的证词之前，至少我们自己认为要有无懈可击的证明。

Ⅱ．那些自然的本能必须被有组织地抵御住。一份文献（更是一篇文学作品）并非是浑然一体的，它是由大量单独的陈述组成。在这些陈述中，当其他陈述是真实的和精确的时候，某条陈述也许有意或无意地会是错误的。或者相反地，由于每一条陈述都是一次心智活动的结果，则当其他心智活动都是正确进行了的时候，也许那一次心智活动是错误进行了。因而，从宏观上核查一份文献是不够的；文献中的每一条陈述都必须被分别核查；没有分析，批判是不可能的。

由之，内证引导我们得出两条普遍规则。

（1）一条科学的真理不是由证词确立起来的；要确认某条命题，我们必须有信其为真的特殊理由。有时候，文献作者本人的陈述就是相信的充足理由；但是，我们无法预知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出现。因而，本条规则将被用来核实每一条单独的陈述，以便确定是否该条陈述本质上就具有一种令人可信的充足理由。

（2）文献批判不会被从整体上来进行。本条规则将把文献析解为它的各种要素，从而分离出构成该文献的各种不同陈述，并分别核实其中的每一条陈述。有时候，单独一句话就包含了好几条陈述；这些陈述必须被分解，并一个接一个地被批判。例如在一次销售中，我们会区分出日期、地点、卖主、顾客、对象、价格及每一单项的情况。

实际上，批判和分析是同时进行的，而且除非文本是以不同语言写成的，否则人们也许就在以同一步调进行着诠释性分析和批判。我们一旦理解了某条短语，我们也就分析了它并批判了它的每一个要素。

因而，在逻辑上似乎批判包含着巨量的工作。我们必须详尽地理解这些工作的机制和它们运转的种种理由；说到这些工作，人们极有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套太过缓慢以致无法实行的流程。那么一种印象，必然是因为对某种复杂进程的繁琐描述而产生的。可以去比较一下描述某次击剑运动与从事击剑运动所占用的时间；或者把语法及词典的单调与阅读的流畅相比较一下。像每一门实用工艺一样，批判是一种进行特定活动的习惯。在学徒期——在养成这种习惯之前——我们必须在从事批判工作之前分别思考每一步骤，并分析每个动作；相应地，我们从事这些活动会是十分缓慢的，而且是艰难的；但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到今天就会成为本能及无意识的活动，这些活动此后就可被便捷地进行了。因而，读者不必对批判进程的缓慢感到心神不宁；不久他将会看到这些批判活动在实践中是如何被精简的。

Ⅲ．批判问题可被陈述如下。一个人的心智活动是我们无法体验的；若是有人作出一条陈述，并且该条陈述的价值只依赖于这些心智活动的进行方式，则要去确定是否这些心智活动是被正确地进行了。简单地说，我们不能期待着对批判问题有什么直接的或决定性的解决；因为我们缺乏基本资料，即文献作者进行心智活动时所采用到的那种方式。由之，批判是间接的和暂时的解决，只不过是提供了最终详尽阐述所必要的数据。

自然本能引导着我们根据陈述的形式来判断陈述的价值。我们自认能够立刻就说出一名作者是否是态度真诚的，或者某处叙述是精确的。我们在陈述中寻找着所谓“真诚的腔调（the accent of sincerity）”或“真之印象（an impression of truth）”。这种印象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依然是一种幻想。真诚性或精确性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准。“真诚的腔调”是一种确信不疑的表现；一个犹豫不定的人，会以一种真诚的腔调述说着他信以为真的事物；但比起这个人来，一位雄辩家、一名演员、一个撒谎成性的人在他们的谎言中贯注的真诚的腔调要更多。肯定的态度并不总是意味着确凿无误，有时候这种肯定的态度仅仅意味着小聪明或放肆不拘。(5)类似地，尽管丰富而细致的各种细节会给无从经历的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却不能保证事实的精确性；(6)除了文献作者当其真诚时的想象或当其不真诚时的无礼言辞之外，这些细节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任何事情的任何信息。至于一种遍布细节的叙述（circumstantial narrative），我们往往会说：“这类事情不是捏造的。”虽然这类事情不是捏造的，但它们往往随一人、一国或一时而变化。因此，文献没有任何外在的特征可令我们卸去批判它的职责。

文献作者所作陈述的价值，只依赖于该作者进行特定心智活动时的情况。批判没有别的办法，唯有对这些情况进行核查。但是，这种核查并不是要去重构全部那些心智活动；回答如下这一问题就够了：作者是否正确地进行了这些活动？这个问题也许可从两方面来探讨。

（1）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常常能令我们弄清楚文献作者进行活动时的一般情况。很有可能，这些情况中有一些影响到了所有的心智活动。由之，我们首先应该研究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文献作者及文献生成的信息；我们要专门花些精力去研究文献作者的习惯、情感和个人境遇，或者他创作时的情况。当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信息一方面会存在着错误，另一方面又有着稀见的精确性。要想弄清楚这些原因，有必要先找到它们。因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拟定一组普遍性问题，该组问题会涉及到错误的种种可能原因。然后，我们把这组问题应用到文献生成时的一般情况，从而就可发现那些原因。那些原因也许已经让进行心智活动的文献作者得出了错误的和无效的结果。但是，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即使在文献出处了如指掌的这类格外有利的情况下——都将只是一般线索；对于批判而言，这些一般线索是不够的。因为批判总是必须去处理每一条单独的陈述。

（2）对特殊陈述的批判，仅仅只用到一种方法，但吊诡的是，这种方法却是对文献制作的普遍情况进行研究。人类的心灵进程是普遍必然的，则所有心灵活动必然在每种特殊情况中都会出现；因而，文献制作的相关信息不是通过对文献作者的一般性研究得到，相反也许可以通过对人类心灵之必然进程的探究而被寻觅到。我们知道人们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变更或歪曲事实。对于每一条陈述，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去核查是否该陈述是在那类情况下得出的；若查明该陈述确是如此得出的，则我们从正常的人性知识出发，就会怀疑制作文献的心智活动是被错误地进行了。实际的工作步骤将是去拟定一组问题，该组问题涉及到错误的常见原因。

整个批判工作由之简化为拟定并回答两组问题：一组旨在给出那些影响文献制作的一般情况，从中，我们也许推论出怀疑或确信的一般动因；另一组是要弄清每条陈述的特殊情况，由此，怀疑或确信的特殊动因也许可被得出。这两组问题应该被这样预先拟定好，从而也许就能使我们从方法上核实一般文献和每条特殊陈述；而且，由于这两组问题适用于所有的文献，则一劳永逸地把它们公式化是有用的。

Ⅳ．批判过程包含着两组问题，而这两组问题对应于与文献制作相关的两类活动。诠释性批判所告诉我们的全部，只是文献作者意指为何；依然要去确认（1）文献作者真的相信什么，因为他也许是不真诚的；（2）文献作者真的知道什么，因为他也许已经犯错了。从而，我们也许能分清对作者的真诚性的批判核查，和对其精确性的批判核查。通过前一种核查，我们试图确定是否文献作者撒了谎；依靠后一种核查，我们希望搞清是否文献作者犯了错。

在实践中，我们极少需要去了解某位文献作者相信什么，除非我们是在对该作者的性格进行专门研究。我们对文献作者没有直接兴趣；他纯粹是一件媒介，通过他，我们触及到他所转述的外在事实。批判的目的是要确定是否文献作者正确地转述了事实。如果他给出了不精确的信息，那么是否他有意那么做是没必要去考虑了。有所区别并不一定会把问题复杂化。因而，对某位文献作者的真诚性进行个别核查，这种机会是不多的；而且通过在单独一组问题中囊括进所有会导致错误陈述的原因，我们也许可减少我们的劳力。但是，为了讲得更明晰些，我们最好先讨论一下在不同的两组中会被问到的问题。

第一组中的问题，将帮助我们查明是否我们有理由认为某条陈述是不真诚的。我们会问，是否文献作者身处那类通常会驱使一个人变得不真诚的境遇中。若是那类境遇影响到了某份文献的一般构成及其中的每一条特殊陈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发问：这类境遇是什么样的。经验给出了回答。每一次对真相的歪曲——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都应归于文献作者的一种愿望，即其出于给读者们留下特殊印象的愿望。因而，我们的这一组问题就可简化为一张动机表。一般来说，这些动机会诱使一位文献作者去歪曲真相。最严重的动机略述如下：

（1）文献作者希望自己能获得某种特殊优势。换言之，他希望欺骗文献的读者，以便说服读者去做某事，或者劝阻读者做某事；他会有意地给出些错误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献作者热衷于造假。绝大多数官方文献正是如此。即使在那些不是出于实际目的而制作的文献中，每一条令人感兴趣的陈述都有可能是被捏造窜改的。要想确定哪一条陈述是可疑的，我们必须问文献作者在撰述整篇文献时的一般目的会是什么；此外，当文献作者在书写涵括在该篇文献中的每一条单独陈述的时候，他的特殊目的会是什么。但是，有两种天然的倾向要被抵制住。第一种倾向是去质问文献作者撒谎能有什么好处，这种质问意味着我们若站在文献作者立场上应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问，即该文献作者认为他本人撒谎能有什么好处，而且我们必须在他的趣味和理念中寻找答案。另一种倾向是只考虑文献作者个人的兴趣；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文献作者若是为了满足某种集体的兴趣，也会给出错误的信息。这是批判的难点之一。一位文献作者是同时分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团体、家族、省份、国家、教派、政党、社会阶层的成员，而这些不同集体的兴趣常常是冲突的；我们必须发现他最感兴趣的和他为之效力的那一团体。

（2）文献作者身处要被迫去违背真理的情境中。只要文献作者必须依照规则或习惯来拟制文献，同时实际情况又与规则或习惯颇多不合之处，则他歪曲真相的情况就会发生；那时，他会被迫言道：种种情况都是合乎规范的，所以凡不合常规的地方都是错误的。在几乎每一份事件报告中，真相多多少少总会被歪曲，这种歪曲涉及到日期、时间、地点、人数或那些在场人士的名字。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即使没有亲历那些事件，也都会发现这些小错。但是，当我们开始批判那些涉及过去的文献的时候，我们老是忘却这些小错。文献的可信的特征，为那种幻觉出了把力；我们直觉地认为可信的就是真诚的同义词。掌控了制作每份可信文献的严格规则，似乎就确保了真诚性；但恰恰相反，那些规则刺激了作伪——不是指主要事实的作伪，而是相关情况的造假。若是一个人批准了某份报告，我们也许可从这一事实中推断出他认可它，但是不能推断他实际上当时在场，即使这份报告提到他当时在场。

（3）文献作者会以同情或反感的态度，看待一群人（民族、政党、教派、省份、城市、家庭）或者一套教义或制度（宗教、哲学流派、政治理论）；从而，他会很自然地以某种方式去歪曲种种事实，即以那种赞许的态度来表现其朋友，而从不满的立场来表现其对手。这样做体现出某种普遍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影响了该文献作者的全部陈述。这种偏见向来都是非常显眼的，古人早就觉察到它并给它取了名字（喜爱和憎恶）；自古以来，这种偏见就是历史学家所拒斥的一种文学俗见，历史学家一直在躲避喜爱和憎恶。

（4）文献作者为了提升他本人或其群体的地位，被那种私人的或集体的虚荣心引诱而背离了真理。他觉得他本人和他所拥有的种种品格应该受到尊崇；于是，为了让读者们留有那种印象，他写下了那些陈述。由之，我们不得不去探究是否某条现成的陈述也许没有被那种虚荣心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文献作者本人的虚荣心看做是完全与我们自己的（或我们同时代人的那种）虚荣心一样的。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虚荣自负；我们必须探究我们的特定文献作者的虚荣心是什么；他也许撒了谎，以求把某些活动归之于他或他的朋友们，尽管这些活动我们会认为是不名誉的。比如说，查理九世（Charles IX．）胡吹自己策划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Massacre of St．Bartholomew）。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虚荣心，换言之，希望自己被看做是在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大人物。因此，我们始终都不能信任那种认为文献作者或其所属团体地位显赫的陈述。(7)

（5）文献作者渴望取悦公众，或者避免吓到公众。他表现出与其公众的道德或风尚相一致的情感和观念。他歪曲事实，就为了让事实合乎他所处时代的情感与成见，即使那些情感与成见并非是他所分有的。这种谬误的最纯粹形式，在正式文件、官样文章、礼仪文书、客套演说、礼貌用语中均可见到。这种类型的陈述很容易就被质疑，因而我们无法从这类陈述中获取任何关于所述事实的信息。只要想想我们每天都见到实例的那种当代客套用语，我们就能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是在文献批判中，我们常常忘了这种情况；特别是有些时代没有多少文献流传给我们，对于那些时代的文献，我们更是如此。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只要相信了某人书信末尾的敬语，就能发现到这个人的真正情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相信中世纪某些教会显要人士们是谦卑的；因为他们当选之日，总是先谢绝担任此职，声言他们自己不该荣登此位；直到最近，比较研究才表明这种拒绝纯粹是一种传统习俗。此外，18世纪本尼迪克特派修士们（Benedictines）等一些学者，仍然在君王的朝廷规程中寻找着涉及该君王虔敬或恩德的信息。(8)

为了分清这些常见的宣传文字，需要进行两个方向的一般性研究。由于在同一个国家中，通常有着好几类不同的公众人群，而且每一类都有其自己的道德准则或礼仪规范，则第一种一般性研究应直接针对文献作者，并寻求发现他到底面向哪些公众致辞；第二种研究应直接针对那类公众，寻求确定这些公众的道德或风俗。

（6）文献作者竭力通过文学技巧来愉悦公众。他歪曲事实，就为了能根据他自己的审美观来修饰事实。因而，我们不得不去寻找文献作者的或其所处时代的理念，以便我们能防范那些被歪曲来迎合那种理念的段落。无须专门研究，我们也许就可略微分列出文学上歪曲的普通类别。修辞性歪曲，指的是把某些人的见解、行为、情感都予以崇高化，而且最重要的是用崇高的语词来修饰：在开始实践写作技艺的年轻人中，在尚处于半文明时代的作家们中，这是一种天然的倾向；这种修辞性歪曲是中世纪编年史家们的共同缺憾。(9)史诗性歪曲，即通过添补形象化的细节、有关人物所发表的演说、数字和（有时候）人名来粉饰叙述；它是危险的，因为细节的精确性令人产生虚幻的真理景象。(10)戏剧性歪曲，指以某种方式把实际散落在某时、某人或某群体处的各种事实聚集起来，由之放大产生戏剧性影响；这种写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比真理还真”；它是最危险的歪曲形式，是艺术家风格的历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手法，是希罗多德、塔西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们所使用的手法。抒情性歪曲，强烈地夸大了文献作者及其朋友的情感和情绪；若是我们企图重构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我们就应该记住这种歪曲情况。

文学上的歪曲不大会影响到档案（尽管在绝大多数11世纪特许状中，文学上的歪曲情况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歪曲深深地改变了所有的书面文本（包括历史学家们的叙述）。现在，当文献作者们是富有才华的时候，人们的天然倾向是爽快地信任他们；而且，当陈述是以优美的文字出现的时候，人们毫不犹豫地就认可了它们。批判必须根据某条规则来抵制这种倾向；这条规则指的是，按艺术家观点所作的陈述越是令人感兴趣的，(11)就越应该被怀疑；这条规则看上去颇有问题，但却是对的。我们必须怀疑所有非常形象化的或富有戏剧性的叙述；在这些叙述中，人们都呈现出某种崇高的姿态或者显然是十分强烈的情感。

这第一组问题将得出暂时的结论，而这结论使得我们可以去评判那些有着撒谎机会的陈述。

Ⅴ．第二组问题可被用来判断是否有理由怀疑某条陈述的精确性。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会不由自主地犯错误，文献作者是身处这些情况中么？在讨论真诚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查明是哪些情况，因为这些情况影响到了整个文献和其中的每一条特殊陈述。

现有各门科学的实践活动，教导了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方可获得某种精确的事实知识。要得到关于某一事实的知识，唯有一种科学的流程，即观察；因而，每一条陈述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某种观察，而且这种观察还必须是被正确进行的。

这组问题可以根据经验来拟定，它会给出最普通的错误情况，我们通过它就可以探究种种可能的错误。

（1）假定文献作者能够观察到事实，并且他真得观察到了；然而，他会因某些他未意识到的内在力量（幻觉、幻想或纯粹的偏见）阻碍而无法去精确陈述。确定是哪些力量在起作用，这将是毫无益处的，也是不可能的；确定文献作者是否有某种糟糕观察的趋向，这就够了。要想识别出某条特殊陈述是哪一种幻觉或幻想的结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至多通过其他来源的资料或比较，可得知某位文献作者一般常会犯这种错误。

要辨明是否某条陈述可归因于偏见，有个比较好的办法。在某位文献作者的生平或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该作者那些主要偏见的痕迹。对于他所作的特殊陈述，我们应该问是否该陈述不是该作者对某类人或某一事实的先入之见的结果。这种质问与对谬误动机的研究是部分一致的；换言之，兴趣、虚荣心、同情和反感会造成一些偏见，而这些偏见改变真相的手法与有意撒谎的做法是一样的。由之，我们可以借用那些校验真诚性的程式化问题。但是，要多问一点。在作出某条陈述的时候，文献作者是在回答着某个问题，那么他被其所处的那种情境无意识地引至歪曲所述事实了么？质问证人所获得的全部陈述，正是这种情况。被质问者通过给出某个他本人认为会令提问者满意的答案，来寻求愉悦提问者；除了这类情况之外，每个问题仍都暗示了它自己的答案或者（至少是）答案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是被某个不知道那些事实的人预先就规定好了的。因而，有必要把某种特殊批判应用于通过质问所获得的每条陈述；我们必须问所提的问题是什么，而且那些在被质问者心中出现的成见会是什么。

（2）文献作者的观察处境不佳。各门科学的实践教导了我们如何去正确观察。观察者应当处在他能正确观察的地方，不应该有任何实用的兴趣、获得某种特定结果的愿望，而且对所得结果不能有任何先入之见。观察者应当以某种精确的记数法立即记录下观察结果；他应当清楚地注明他的方法。这些要求在观察科学中是被遵循着，但从未被文献作者们完全践履。

因此，问是否错误是偶然的，这将是没意思的；总是有错误，而且正因为这样，一份文献与某个观察结果才得以区分开来。我们要做的工作，仅仅是寻找各种观察情境下犯错的显见原因。为此，我们要探究是否观察者当时没法看清楚或听仔细，在那种情境中，他就好像是某位在推测着叙述显贵们在会议上如何秘密磋商的小职员；我们要探究是否观察者的注意力被不得不进行的行动大大分散了，这好比说他是身处战场中；我们要探究是否观察者因对事实毫无兴趣而疏忽大意了；我们要探究是否观察者缺乏理解事实所必要的那种特殊经验或一般智识；我们要探究是否他糟糕地分析了他的印象，或者混淆了不同的事件。最重要的是，当观察者写下他所见或所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发问了。我们应牢牢记住，唯一精确的观察结果是观察一完成就立即记录下来的那一种；那正是现有各门科学中始终不变的做法；事后的写作靠的是某种印象，但这种印象仅仅是一种回忆，而且这种回忆很容易与记忆中的其他回忆相混淆。《回忆录》是在事情发生若干年后方被写作的，而那个时候常常是文献作者生命的末期；《回忆录》把无数的错误引入到了历史中。尽管《回忆录》看上去是当时人的证词，但《回忆录》不可被特别信赖，相反应被当做二手资料来处理；这必须被确立为一条规则。

（3）文献作者陈述他所能观察到的事实，但是他没有坚持不懈地关注着它。出于懒散或疏忽，他述说着他仅仅推断出来的细节，乃至随意想象出来的细节，而这些细节证明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来源，尽管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许多文献作者为了填满一张空白表格，勉强地去找寻他并没有多少兴趣的信息，凡是这样作出的陈述都应该被怀疑。这类陈述包括了权力机构对有关问题所给出的回答（看一下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官方调查是如何被引导的，这就够了）以及关于典礼或公共集会的详细记录。按照程式或根据通常活动秩序来书写记录，这种诱惑是太强了。各种会议记录，有许多都是由那些并不在场的书记员们刊发的！在中世纪编年史家的著述中，人们也怀疑存在着类似的想象——有时候，可以很清晰地辨识出来。(12)因而，这条规则将被用来质疑严格符合某套规程的所有叙述。

（4）所述事实具有某种性质：只靠观察是无法认识到的。这类事实也许是一个隐蔽的事实——比方说，一个私人的秘密。它也许是一种涉及到某个集体的事实，并且扩展至一个广阔的领域或一个漫长的时期；例如，整支军队的一致行动，一种所有人或整个时代所共有的习俗，多项叠加所得的某个统计总和。它也许是一条涉及到某人、某群体、某风俗、某事件的特点的综合性判断。文献作者只能间接触及到这类事实；他先是通过观察获得数据，然后通过抽象、概括、推理、计算等逻辑流程来详尽地阐明这类事实。因此，我们必须讨论那些源起于观察但却是通过综合或推论而得到的陈述。有两个问题出现了。文献作者看上去有继续工作的充足证据么？对于他所拥有的数据，他是否精确使用的？

文献作者的可能错误，一般来说可以从对其著述的核查中寻得。这种核查将向我们展示他是如何工作的；比如，是否他具有抽象、推理、概括的能力，什么样的错误是他经常犯下的。为了确定文献的价值，我们必须分别批判每一条陈述；我们必须想象文献作者是如何进行观察的，并且扪心自问是否他能得到进行陈述所必要的数据。在涉及到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各种习语时，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因为通过某种推测性评估方法（这种方法很普通，比如述说某次战斗中战士数或死者数）或合并各小项之和（所有的小项都是不精确的），有可能文献作者早已得出了他要给出的总数；或者仅适用于他所知的某一小群人的数据，有可能已经被他推及到了所有人、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13)

Ⅵ．上述两组问题旨在探究文献中各条陈述的真诚性和精确性，这两组问题系基于如下假设：文献作者本人观察到了事实。在现有的各门科学中，这是所有观察记述所共有的一个特征。但是在历史学中，直接的观察——甚至价值有限的那些——都是大大缺乏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去利用各种文献，而这些文献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都会抛弃掉的。(14)随意地选取某些叙述——即使它是当代人的作品——我们都将发现：文献作者所观察到的事实，只不过是全部事实的一部分。在几乎每份文献中，绝大多数的陈述都不是来自作者的直接经验，而是其他人陈述的复现。甚至某位将军述说他指挥的某场战役时，他都不是在讲着他自己的观察，而只是他的军官们的那些；他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二手文献”。(15)

若要批判某条二手陈述，核查文献作者的工作情况是不够用了。文献作者的陈述如果是二手的，那么该作者纯粹是个传话人；真正的作者是给他提供信息的人。因而，批判家必须调转批判方向，转而去问是否信息提供者进行了正确的观察和记述；如果该信息提供者也是从旁人那里得到信息（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那么必须从一个中介继续追踪到另一个中介，直到找出那个最早作出该条陈述的人；然后对这最早的信息提供者，必须问如下问题：他是一个精确的观察者么？

逻辑上，那么一种研究并非难以想象的；比如，阿拉伯传说在古代被多次汇集，我们可以列出历次汇集者的可靠名单。但实际上，文献的匮乏几乎总是阻碍着我们逼近某一事实的观察者；因而，这样所得的观察资料依然是出处不明的。由之，一个普遍问题提出来了：我们该如何批判一条出处不明的陈述呢？所有那些作者不详的文稿，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唯一的“不明文献”；即使当文献作者是已知的时候，只要涉及到该作者引自不明资料的陈述，这个问题就依然会出现。

批判，通过再现某位文献作者写作时的情况来进行工作；但在某条陈述是出处不明的时候，却几乎不能把握住任何东西。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去核查文献的一般情况。我们可以质问是否有那么些特征是某份文献中的全部陈述所共有的，而且那些特征还表明全部陈述都来自于有着同样偏见或情感的人；换言之，若有那些特征，则说明该文献作者所依循的传统是有偏颇的；比如，希罗多德所依循的传统，就既有雅典人的偏见又有德尔斐的（Delphic）偏好。对于每件源自于那么一种传统的事实，我们都必须问是否该事实没有被该群体的相关兴趣、虚荣心或偏见所歪曲。我们甚至也许可忽略文献作者，转而去问是否有些情况利于或阻碍了正确的观察；那些情况是那一时代或国家的所有人共有着的，而且观察必然是在那些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可以问，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有哪些手段可用于获取斯基台人（Scythians）的信息，而且对斯基台人有哪些偏见。

所有这些一般性质问都涉及到了那种传达不明陈述的方式——所谓传统。这些质问是最有用的。二手文献若非复现了它的来源资料，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文献每增抄一次都是一次改变，凡增抄的文献都应该被排除。同样地，所有中介性质的资料都是无价值的，除非是直接基于观察的原始陈述的抄本。批判学家们需要知道这种转手传达是保存还是歪曲了原始陈述；最重要的是，体现在文献中的那种传统是成文的还是口头的。书写固定了陈述，并确保陈述被如实地传达。相反，当某条陈述是口头传达的时候，听者心中的印象往往因混淆了其他印象而有所变化；某条陈述从一个中介者传达到另一个中介者，每一次传达都会改变该条陈述，(16)而且由于这些改变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则没有任何检测或改正它们的可能性。

口头传统本质上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因此，在现有各门科学中，唯有书面传达可被接受。无论如何，当要确立某一特殊事实的时候，历史学家们没有任何有效理由可以去使用口头传统。因此，我们必须在文献中找出源自口头传统的陈述，并质疑这些陈述。我们极少能直接找到源自口头传统的陈述；因为援引口头传统的文献作者们不希望披露这件事情。(17)那么就只有一种间接方法了，即确定那一事实是不可能通过书面来传达的；于是，我们也许要去确定那一事实仅仅是通过口头传统才传达到文献作者处的。因而，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在那一时代和那群人中，那一事实按惯例是要被书写成文的么？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所研究的事实就是只依赖于口头传统的。

口头传统最引人注目的形式就是传说。它源自各种以口语为唯一传达手段的人群——比如说，在未开化社会或文化程度不高的阶级（诸如农民或士兵）中。这种情况使得大量事实被口头传达，并采用了传说的形式。在每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有一个传说时代：在希腊，在罗马，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关于本民族的远古记忆形成了一类传说。在文明时代，这些为人喜爱的传说继续广泛存在着，它们包括了那些深深影响着人们想象力的事件。(18)传说是独有的口头传统。

当一个民族自传说时代走来，并开始把本民族的历史托付于著述的时候，口头传统并没有结束，而只是被用于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口头传统现在仅限于未被录写的事实，这要么是因为那些事实本质上是秘密的，要么是因为没有人不畏困苦地去记录它们（比方说，私人活动、言语、事件细节）。由之产生了所谓“文明社会的传说”的逸闻。逸闻像传说一样，都是源自于各种各样混乱的回忆、暗指、误释、想象，并且与特定人物和事件密切相关。

传说和逸闻随意地附会着各种历史人物，它们实际上是纯粹的大众信仰；它们属于民俗，而非历史。(19)因而，我们必须警惕那种诱惑，即把传说看做是某种精确事实与错误的掺杂物；不能认为脱落掉错误，就有可能通过分析得到历史真相的谷粒。传说是一种混合体，也许蕴含有一些真相的颗粒，甚至也能被分解出真相的各种要素；但是，没有任何手段能把得自现实的要素与想象产生的那些要素区分开来。用尼布尔的话来说，一个传说是“某个看不见的东西根据某条未知的折射定律所造成的蜃景”。

传说叙事中有一些细节，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矛盾的或荒谬的。最粗糙的分析方法，是抛弃那些荒谬细节并把剩下的理性部分当做历史来保存。这正是18世纪新教理性主义者如何处理圣经叙事的。人们也可能截掉童话中的奇迹部分，比如驱除那只穿靴子的猫，而继续把卡拉巴斯侯爵（Marquis of Carabas）当做一个历史人物。更加精炼但却依旧危险的方法，是去比较不同的传说，从而推论出那些传说所共有的历史基础。对于希腊的传统，格罗特（Grote）(20)已经表明：无论通过什么方法都不可能从传说中提取出某些值得信赖的信息。(21)我们必须铁了心地把传说看做是想象的产物；在传说中，我们可以寻找某个民族的种种观念，但无法找到那一民族历史中的外在事实。批判的规则是把每条有着传说源头的陈述都抛弃掉。这条规则并不仅仅应用于传说形式的叙述；一种依赖传说资料的叙述，尽管貌似历史的也应该被抛弃掉；比方说，修昔底德著作的开头数章就同样应该被丢开。

即使是书面传达，也依然要去探究是否文献作者不加修改地复制了他的原始资料。这种探究可通过某种文本比较来进行，就此而言，它构成了对原始资料进行批判性研究的一部分(22)。但是，当原始资料已经亡佚了的时候，我们被迫进行内证。我们首先问是否文献作者能够有精确的信息，若无，则他的陈述就是无价值的。接着，我们自问一般性问题：文献作者有改变其原始资料的习惯吗？若有，是以何种方式的？而且对于每条二手陈述，我们都要问该条陈述看起来是一份精确的复制件还是编排整理了的。我们根据形式来进行判断：当我们遇到一段文章时，若是该段落风格与全篇主体不协调，则我们就有了一份更早期文献的片断；越是亦步亦趋地抄录原始资料，所抄段落就越是有价值，因为除了原始资料中已有的精确信息之外，所抄段落不会再包含任何别的信息了。

Ⅶ．尽管有了所有这些研究，批判仍然不能绝对成功地确定所有陈述的源流，无法发现到底是谁观察到了（乃至记录下了）每条事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探究都是以遗留下不明陈述而告终的。

因而，会有那么一种事实，我们不知道是谁观察到的，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被观察到，既不知道何时也不知道是如何被记录下的；我们必须直面它。那种事实，没有任何校验的可能性，而且很容易就会惹人犯下无数的错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都不会接纳那种事实。但是，历史能够利用那种事实，因为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这门科学需要许多难以确定的事实。

当我们开始严格核查对某个事实的认识时，这种认识会被简化为一条与外部实在相关联的肯定判断。我们是通过一些研究工作才得出那一判断的；而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多多少少是难的，而且根据被研究事实的本质和我们阐明该事实所希望有的精确程度，或大或小地要冒点犯错误的风险。化学和生物学需要识别出某些事实——某种精巧的秩序、快速运动、瞬间状态——并且以精确的数字来量度它们。历史则是研究某类非常不精确的事实，这些事实涵盖了极大范围的时空，比如存在着的某种风俗、某个人、某个群体、甚至某个民族；这类事实也许是被以含糊的语词粗略地表达出来，而且那些语词没有传达出任何精确的量度观念。诸如此类的待研究事实，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因而，历史在不太严格的观察情况下，可以承担起研究那些事实的任务。信息能够很容易就得到——人们对此很满意——因此，信息获取手段的不完善得以弥补。

许多文献除了那些被糟糕核查了的事实之外，没有提供多少别的东西，而且那些文献常常要冒着作伪或犯错的风险。但是，有些事实是很难被作伪或搞错的。批判学家们应该去问的最后一组问题，是要在大量所谓的事实中辨别出那些事实；那些事实在本质上就几乎不会被改变，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大体上知道有哪几类事实享有着这种特权；由之，我们能够拟定一张常用问题表，并且当把该表应用于某些特殊事实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是否所问事实属于预先列明的某条目。

（1）所述事实具有不可作伪的性质。一个人撒谎是为了给人留下某种印象，若是他相信虚假的印象没有任何用处，或者作伪是无效的，那么他就不会有任何撒谎的动机了。为了确定是否文献作者属于那类情况，要问几个问题。

（a）所述事实是明显不利于文献作者所希望实现的效果么？它与文献作者及其群体的兴趣、虚荣心、情感、文学趣味是背道而驰的么；或者与文献作者强调是绝对无误的观点相抵触么？若回答为是，则文献作者就可能是真诚的。但是，这条评判准则用起来是有点危险的；它常常会被人以两种方式错误地使用。其一是把有意自夸的东西认作是某种招供，比如查理九世自称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负责的声明。其二是我们不加核查地就相信一个说雅典人坏话的雅典人，或一个谴责新教徒的新教徒。但是，文献作者的兴趣或荣誉概念，十分可能是与我们大不相同的；(23)或者说，他也许想诽谤不属于他所属党派的同城公民，或者不属于他自己教派的教友。因而，这条评判准则必须被限定于如下情况，即我们完全知道何种效果是该文献作者所希望得到的，而且他主要是对什么样的群体感兴趣。

（b）所述事实是十分明显地为公众熟知，因此文献作者即使想作伪也会因顾忌肯定会被查出来而有所收敛么？具体说来：有许多事实其出现的时间和空间是不远的，并且波及到一个广泛的领域或漫长的时代，它们是很容易就被核实的；如果公众对核实它们特别有兴趣，那就更是难以作伪了。但是害怕作伪被查出来仅仅起到暂时的阻碍作用，任何时候只要文献作者有造假的念头，他们都会出于利益考虑而不畏害怕地去造假。不同的人害怕作伪被查出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些熟悉公众的文化人和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会很害怕，而蒙昧时代的和感情用事的人就不太害怕。(24)因而，这条评判准则应被限定于如下情况：我们知道了文献作者打算给其读者们灌输什么观念，而且也很清楚是否他冷静地牢记住了那些观念。

（c）文献作者对所述事实不感兴趣，那么他也会没兴趣去曲解所述事实么？这类所述事实正是文献作者会不经意间提及的某些耳熟能详的事情、习语、机构、对象、人物。由于文献作者必须条理分明地罗列出他感兴趣的事实，并且需要把那些事实放置在一套真理的架构中；所以一种叙述，即使是错误的，也都不可能全由谎言构成。构成这套架构的事实，在文献作者的时代，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所以文献作者对曲解它们毫无兴趣。但是对我们而言，它们是有启发性的，而且我们能够信赖它们，因为文献作者在此没有任何欺骗我们的意图。

（2）所述事实是不可能搞错的。犯错的可能性有许多，但这些事实始终是“大的”，因而很难被搞错。由之，我们必须问是否这所谓的事实很容易被确认：（a）该事实跨越了一段漫长的时期，那么它必定屡次都被观察到么？比方说，某座纪念碑、某个人、某种风俗、某事件，都会存在好长一段时间。（b）该类事实涉及到一片广阔的领域，那么许多人会观察到它么？例如，一场战役、一次战争、全民族共有的某种风俗。（c）该类事实是通常一直存在着的，肤浅的观察就足以发现它么？比如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种风俗的纯粹存在。这类大的且普遍的事实，构成了历史知识的大部。

（3）所述事实具有那么一种性质，即除非它是真的，否则它就不会被陈述。一个人不会宣称他看到了某些与其预期和习性相反的事情，除非他真的观察到了那些事情。一桩事实，叙述它的人似乎认为会是极不可能的，但它很有可能就是真的。由之，我们不得不去问是否所述事实是与文献作者的观点相抵触的，是否所述事实是文献作者所不知道的现象、活动或者其似乎难以理解的习俗；是否所述事实是一句意义深奥而无法被文献作者理解的谚语，比如福音书中所载基督的格言警句，或者圣女贞德（Joan of Arc）在受审时对问她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但是，我们必须提防着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作者的观念：比方说，当人们真诚地相信奇迹事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认为怪物、奇迹、巫术等事物与他们的预期相矛盾的，因而这条标准在此不可应用。

Ⅷ．我们对批判工作的描述，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如此这般来描述，是因为有必要讲清楚各种同步进行的连续性工作。我们现在将探讨这些方法在实践中是如何被应用的。

如果人们对某份文本的诠释是有争议的，那么核实就要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文本阅读，目的在于确定文本的意义，而非试图从文本中得出什么信息；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对包含在文献中的事实进行批判性研究。若是文献的意义是清晰的，则我们在初期阅读阶段中就可以开始批判性核查；出于分别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把任何意义可疑的段落都单独剔取出来。

我们首先搜集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文献及其作者的一般信息，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发现也许已经影响到文献生成的那些情况，比如文献创作的时代、地点、意图和环境；文献作者的社会地位、国家、政党、教派、家族、兴趣、激情、偏见、语言习惯、工作方式、信息获取手段、文化、能力和心智缺陷；事实的本质及其传达方式。所搜集到的上述所有核心要素的信息，应该被辅以对文献出处及源流的预备性批判研究。我们现在把不同的信息要点放在一起，然后在心中应用那组一般性批判问题；这项工作在一开始就应该被进行了，而且所得的结果应该被牢牢记住，因为在其他工作部分中，这些结果需要被记得清清楚楚。

从而，我们整齐装备后攻向了文献。当我们阅读文献时，为了触及到某些事实，我们要在心中分析这份文献，打碎掉文献作者的所有组合，丢弃掉所有该作者的文学设计。我们以简洁精准的语言系统地阐述着那些事实。然后，我们自己就获得了解放，不再被迫屈从于艺术形式，并且不再无条件地顺从于文献作者的观念——没有这种解放，批判是不可能的。

由之，所要分析的文献被分解成一长串的作者观念和对事实的陈述。

对于每一条陈述，我们都要自问是否该陈述有可能是伪造的或错误的，或者反过来问，是否该陈述存在着确保其真诚性和精确性的例外机会。当应用那张为特殊情况而准备的批判问题表时，这些例外机会将逐步被发现。这张问题表必须始终被牢记于心。虽然这张表一开始用起来也许是繁重的，甚至有些学究气；但当它被应用于文献的每一页超过100次的时候，它最终将被自然而然地运用着。如此一来，当我们阅读一份文本的时候，怀疑或信任的全部理由将同时浮现于心尖，那些理由将组合成单一印象。

到这时，分析和批判性提问将成为本能的问题，而且我们将永久地获得那种从方法上来进行分析和怀疑的（并非恭顺的）气质倾向。这种倾向常常被神秘地称作“批判感”，但它只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批判习性。

注释

(1)例如，德·斯曼特神父（Père de Smedt）、塔狄夫、德罗伊森，甚至还有伯伦汉。

(2)笛卡尔（Descartes），身处一个历史依然被认为是对起先存在着的叙述重新加以讲述的时代，他不知道如何把方法的怀疑应用于这门学科；因而，他拒绝在科学中给它留出一个位置。

(3)弗斯泰尔·德·古郎治本人并没有克服这种胆怯。对于被都尔的格雷戈里归之于克洛维（Clovis）的一篇演说，古朗治说：“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断定这些话曾经说过。但是，与都尔的格雷戈里相反，我们也无法确认它们没有被说过……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去接受格雷戈里的文本。”（Monarchie franque，p．66）最聪明的——确切地说唯一科学的——方法，就是承认我们对克洛维的话一无所知，因为格雷戈里本人就不知道这些话。

(4) E．迈尔（E．Meyer）是一位极具批判精神的古代史专家，最近，他在其所著《犹太教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Judenthums）（Halle，1896，8vo）中，已经得出了那种有利于尼希米（Nehemiah）叙述的奇怪的法律论点。布歇-勒克莱尔先生（M．Bouché-Leclercq），在一篇引人注目的论“塞琉古二世（卡林尼库斯）的统治与历史批判（The Reign of Deleucus Ⅱ．（Callinicus）and Historical Criticism）”的论文中（Revue des Universités du Midi，April-June 1897），作为对尼布尔（Niebuhr）和德罗伊森的反应，他似乎倾向于某种类似的理论：“历史批判，如果它没有堕落入不可知论——认为不可知，这会是自取灭亡——或者个人的胡思乱想，那么只要它没有被其他具有同等价值的证词断然地驳倒，它就必须对它无法核实的证词给予一定的信任。”布歇勒克莱尔先生是对的，比起如下这位历史学家，后者“在对所有他的证人都表示不信任之后，他自称能让那些证人各得其所，并且以他们的眼睛来看待那些完全不同于他们自己所看到的事情”。但是，当“证词”不足以提供给我们关于某项事实的科学知识时，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不可知论”，换言之，坦言无知；我们无权逃避这种坦言，因为文献被毁灭的偶然性是可能的，而这种文献也许与证词是相抵触的。

(5)《红衣主教德·雷斯回忆录》（Memoirs of Cardinal de Retz）提供了一条令人信服的例证：雷斯和蒂雷纳（Turenne）遭遇幽灵的那段轶闻。A．费耶（A．Feillet）在编辑《法兰西伟大作家全集》（Collection des Grands Écrivains de la France）雷斯部分时，已经指出这个故事，虽然叙述得十分生动，但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6)以某种遍布细节的叙述来引人注目的绝佳例证，是关于瑞士老三州联盟的传说（盖斯勒［Gessler］和吕特利［Grütli］的反叛者们）。这个传说是楚迪（Tschudi）在16世纪编造的，后来成了席勒（Schiller）创作《威廉·退尔》（William Tell）的范本，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最终把它根除了。（参见Rilliet，Origines de la Conféderation suisse，Geneva，1869，8vo）

(7)凡是虚荣心造成的谬误，其鲜活例证可在苏利（Sully）的《皇家经济》（Économies royales）和雷斯的《回忆录》（Mémoires）中发现许多。

(8)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本人，把历代帝王记功碑上的程式化用语，作为人们喜欢帝国制度的一个明证。他说：“如果我们读这些铭刻，它们所展现的情感总是令人满意的和带有谢意的那种……看看奥雷利（Orelli）的收藏，最常出现的表达句是……”古朗治对赋予帝王们的尊崇头衔逐一列举，却以这句奇怪的格言而告终：“在所有这类东西中，若是只看到奉承，那将表明人性的无知。”然而，记功碑上甚至都不是奉承话；唯有套话。

(9)叙热（Suger），在其所处的路易六世（Louis Ⅵ．）时代，是这一类型的典范。

(10)楚迪的《瑞士编年史》（Chronicon Helveticum）是一个惊人的例证。

(11)伟大的作家们拥有那种能令批判家们瘫痪无力并使事实晦暗不明的能力，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德莫斯梯尼（Demosthenes）就是两个引人注目的例证。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人冒险坦承他们两位缺乏真诚性。

(12)例如，在维特金德（Wittekind）的《奥托家族记事》（Gesta Ottonis）中，对奥托一世（Otto Ⅰ．）当选的记述。

(13)例如，16世纪威尼斯大使所给出的欧洲各国人口、商贸和财富的统计数值，以及在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习语的描述。

(14)如果我们抛弃掉所有的关于罗马或墨洛温王朝历史的文献，而只留下可以直接观察的那些，那么会有多少罗马或墨洛温王朝的历史被留下呢。核查一下，这将会是令人感兴趣的。

(15)这可说明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别界定并研究“一手文献”。在历史实践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被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提出。应该对陈述有所区分，而非文献。我们所拥有的一手、二手或三手的东西，并非文献；而是陈述。所谓“一手文献”，几乎总是由二手陈述构成，而这些二手陈述所涉及到的事实，文献作者本人一无所知。“二手文献”这个名目，是指那些不包含任何一手陈述的文献，比如李维的著作；但是，这种区分是太粗糙了，以至于在对陈述进行批判性核查时，无法起导引作用。

(16)在口头传统中凡是依照某种规则或采用了某种明显的形式的地方，比如韵文、格言、谚语等，种种改变就更不必说了。

(17)有时候，在某份显然有着传说源头的详尽叙述中，当我们偶然遇到一条简略的、干巴巴的编年史风格的条目时——该条目明显抄录自某份书面文献——则语句的形式就暗示了它自己的来源。那是我们在李维（参阅Nitzsch，Die römische Annalistik，Leipzig，1873，8vo）和都尔的格雷戈里（参阅Loebell，Gregor von Tours，Leipzig，1868，8vo）的著作中所见到的。

(18)这些事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想象力，并随传说而流布四方；一般来说，它们并不是那些对我们而言似乎最重要的事件。英雄史诗中的英雄，在历史上几乎都是不为人知的。布列塔尼的（Breton）史诗颂歌，并非是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虽然维尔马克（Villemarqué）的搜集让人们信以为是——而是牵扯到模糊不明的地方事件。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的各种萨迦（Sagas），同样属于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萨迦涉及到冰岛或奥克尼群岛（Orkneys）的居民们之间的争论。

(19)传说理论是高阶批判的一部分。伯伦汉（载其《教程》，pp．380—90）给出了一份关于它的完好概要和参考书目。

(20)“History of Greece”，vols．Ⅰ．andⅡ．参较Renan，Histoire du people d'Israël．vol．Ⅰ．（Paris，1887，8vo），Introduction。

(21)然而，尼布尔充分利用了罗马传说来建构一种理论，即关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理论，而这一理论日后必定要被推翻；在格罗特逝世20年后，库尔提乌斯（Curtius）在希腊传说中寻找着历史事实。

(22)见上文，pp．93以下。

(23)参较上文，p．166。

(24)常言道：“此事不为真，作者无胆述。”这个观点不适用于低度文明的社会。路易八世（Louis Ⅷ）就敢写下：无地王约翰（John Lackland）被他的贵族们裁决宣告为有罪。

第十章　特殊事实的确定

批判性分析，最终得出了大量的概念和陈述，以及对所述事实可能具有的精确性的种种评判。但是，依然要去核查我们如何能从那些材料中推断出特殊的历史事实来，而那些特殊事实将构成科学知识的基础。概念和陈述是两种不同的结果，必须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

Ⅰ．每个被以文字或任何直观表现手法所表达出的概念，本质上都是一种明确的、完全可靠的事实。所被表达出的那一概念，首先必须在某人的心中被表现——如果不是在文献作者的心中（他也许遵循着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公式），那么就是在发明这一公式的人的心中。某个概念的存在，可从某个实例中发现，并从某件文献中证得。分析与诠释，因而是足以满足拟制关于那些事实的一张完整列表的目的，而那些事实构成了艺术史、科学史或学说史的基础。(1)通过确定时代、国家和每个概念的作者来定位那些事实，这是外证的任务。概念的存在时间、地理分布、起源和流传，属于历史综合工作。内证在此无可作为；事实是直接从文献中采得的。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概念本身仅仅是心理学的事实；但是，想象不能创造其对象，想象必须从现实中采得构成其对象的要素。对所想象事实的描述，是被建构起来的，所想象的事实不同于文献作者在其经验中所观察到的实际事实。那些知识的要素（想象性描述的原材料），可被寻得并离析出来。有些事实，其相关文献是稀见的——例如，古代风俗、私人生活习惯——在论述这些事实的时代和类别时，人们被迫尝试着使用史诗、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2)这种方法是合法的，但仅限于特定的约束性条件内，而这些条件人们是动辄就忘记的。

（1）这种方法不可用于具有某种心理学秩序的社会事实，比如某个社会的道德或艺术标准。某份文献中体现出的道德和审美概念，至多给出了文献作者的个人标准，因而，我们无权从该文献中推断出那一时代的道德情操或审美趣味。我们必须等待，至少要等到我们已经比较了同一时代的好几位不同的作者为止。

（2）种种描述，即使是针对那些物理事实和对象的，也许仍是文献作者想象的产物。所描述的仅仅是那些物理事实和对象的要素，虽然我们知道那些物理事实和对象肯定是真实的；但我们所能判定的，只能是分别存在着的不可约分的要素、形式、材料、颜色、数字。当诗人说到金门或银盾的时候，我们不能推断金门和银盾曾经事实上存在过；除了分别存在着的门、盾、金和银之外，什么都无法肯定。因而分析必须被推进到这一地步，即查明文献作者必定要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那些要素：对象、对象目的、普通行动。

（3）关于某一对象或某种行动的概念，证明了该对象或行动是存在着的，但没有证明该对象或行动是普遍的；换言之，对象或行动，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比如，诗人和小说家们就喜欢从某一特殊世界中采得对象或行动的原型。

（4）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事实，无法在时空中被清楚界定；因为文献作者也许是从某个不属于他的时代或国家中采得那些事实的。

所有这些限定条件，也许可被总结如下：在从一份涉及到文献作者所生活之时代状况的文学作品中得出任何推论之前，我们应该自问某个类似推论（比如从某本现代小说中推断当代风尚）的价值会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些通过概念得到的事实和那些中性事实结合起来。那些中性事实，具有文献作者几乎不假思索就可脱口而出的某种显明的、基本的特点。逻辑上，我们无权说那些中性事实是肯定性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把那些显明的、基本的事实都搞错了的人和另一些甚至在中立事情上都撒谎的人。不过，那样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所以承认这种单一文献所支持的事实是可靠事实，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危险。这种做法，正是我们在实践中如何来论述那些知之甚少的时代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制度，是根据恺撒和塔西佗的那些独一无二的文本来描述的。各种很容易就可发现的事实，约束住了进行描述的文献作者们，这非常像各种现实限制着诗人们。

Ⅱ．另一方面，某份文献中一条关于某个客观事实的陈述，绝不足以确立起那一事实。作伪或犯错的机会，是非常多的，而招致作伪或犯错的条件却是几乎不知道的，因而我们不能肯定作伪或犯错是没机会出现的。批判性核查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要避免犯错误，这种批判性核查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我们要凭之得出真理来，它却又是不够的了。

批判不能证明任何事实；它只是得出各种可能性。它的终点和结果是要把文献分解成条条陈述，每条陈述都被贴上评判其价值的标签——无价值的陈述、可疑的（程度高的或程度低的）陈述、可能（或者极有可能）为真的陈述、价值不明的陈述。

对于这些不同类别的所有结论，有一点是明确的——对其所述事实完全无知的作者，其陈述是无效的和无用的；这类陈述应被抛弃掉，就像我们抵制一份赝品文献那样。(3)但是，批判在此只是摧毁了虚假的资料；批判没有增补任何肯定可以取代那些虚假资料的东西。批判唯一可以确信的结果是消极的。所有那些肯定性的结论都要被怀疑；这些结论被简化为如下形式的各种命题：“支持或反对某某陈述之真实性的各种可能性。”唯有可能性。一条可疑的陈述，也许被证明是真的；一条可能为真的陈述，到最后可能被证明是假的。各种各样的例证不断地出现。若要知晓陈述是被糟糕地或是充分地得出的，我们必须进行观察，然而我们却绝对无法完全弄清观察是在哪些情况下被进行的。

为了得到一种明确的结果，我们需要一种终极性工作。在经历了批判的考验之后，陈述会以可能的或不可能的形式出现。但是，甚至最具可能性的陈述，若是单独提出来，都仍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把可能的陈述转变为科学形式的直言命题，这一步工作是我们无权做的；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命题都是一种绝无讨论余地的断言，而且，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类命题都不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些陈述。科学的结论不可依赖于单一观察，这是所有观察性科学共有的一条原则；换言之，事实若能被明确地肯定，则其必须被好几种独立的观察所确认。历史，与其他科学相比，因其不完善的获取资料的方式而无权豁免于此条原则。一条历史陈述，在最令人满意的情况下，都仅是一种不偏不倚进行的观察，它需要得到其他观察的确认。

一项科学的事实是好几种不同观察会聚着的某个中心；通过整合各种观察，每一门科学都被建立起来了。(4)每种观察都可能很容易就犯下错误，犯错误的可能性是无法完全消除掉的；但是如果好几种观察意见一致，这几乎不可能是由于犯了共同的错误。对一致意见的最可能的解释是观察者全都看见了同样的现实，并且全都正确地描述了它。错误是个人的，并且容易因人而异；意见一致，是正确的观察。

把这条原则应用于历史中，我们就进入到了最后一组工作。这组工作处于纯粹的分析性批判和综合性工作中间，即对各种陈述进行比较。

我们首先以某种方式对各种批判性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分类，从而把那些与同一事实相关的陈述聚集起来。这项工作，因小纸条的方法而机械化地便利起来了。任意一条陈述都被录写到一张单独的小纸条上；或者设定每张单独的小纸条都对应着一桩事实，则在阅读过程中，把所遇到的与该事实有关的陈述都录写到这张小纸条中。通过汇集这些陈述，我们获知我们关于某事实的资料的范围；确定性的结论应依赖于陈述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必须去分别研究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

Ⅲ．对于某个既定事实——当代史除外——文献常常只能给出一条单独陈述。在那种情况下，所有别的科学都遵循着一条不变的原则：一个孤立观察不可进入科学中；孤立观察可以被引述（以观察者的名义），但是从中不会得出任何结论。历史学家，没有任何可公开承认的动机，使得他能够以别种方式进行研究。当一桩事实仅仅被一个人的陈述所证实的时候，无论这个人会是多么的诚实，历史学家都不应该去肯定这个人的陈述，而应该像科学家那样去进行研究——得出推论；这是历史学家有权去确认的全部。但事实上，历史学家仍习惯于根据修昔底德或恺撒来陈述事实，这和中世纪时没什么两样；许多历史学家十分单纯地以各种专门术语来进行陈述。因而，历史学家们许可了他们自己被未经科学核查的天然轻信倾向引导着，根据某份唯一文献所能提供的不足推测，最终接纳了不会碰巧被另一份文献所驳斥的任何陈述。于是，一个荒谬的推论出现了：比起可从成千上万种（彼此相抵触的）文献中得而知之的事实来，与那些知之甚少的（被某个单独的作者描绘的）时代相关的历史是更加确凿的，而且似乎被更好地确立起来了。米底人（Medes）的历次战争只有希罗多德知道，弗蕾德贡德（Fredegonda）的冒险除了都尔的格雷戈里，别无二人记述。比起由成百上千的当时人描述的法国革命诸事件，上述事件几乎从未被质疑过。这是一种令人羞耻的情况，只有经由历史学家心中的一场革命才能被终止。

Ⅳ．我们也许会有好几条涉及到同一事实的陈述，但这些陈述也许是相矛盾的，或者是相一致的。为了确定它们真的彼此相矛盾，我们必须确定它们真的是与同一事实相关联的。两条明显相矛盾的陈述，也许仅仅是类似的；换言之，这两条陈述并不是严格地涉及到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群人、某事件的同一类插曲，它们也许都是正确的。(5)然而，我们并不一定就可推断出它们彼此可互相证实；相反，每一条陈述都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这种相互矛盾是真的，那么至少这些陈述中有一条会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天然的倾向就是通过某种妥协——折衷之法——来调和这些陈述。这种调解精神是与科学精神相背的。A说2加2等于4；B说它们等于5。我们无法断定2加2等于4还是5；我们必须核查并搞清楚哪个是对的。这种核查就是批判工作。两条相互矛盾的陈述，几乎总有一条是明显可疑的；如果另一条相反的陈述已经被判断极有可能为真，那么这一条陈述就应当被抛弃掉。如果两条陈述都有可疑之处，则我们要避免得出任何结论。如果好几条可疑的陈述都与某条确凿无误的单个陈述相悖逆，则我们同样要有所取舍。(6)

Ⅴ．当好几条陈述是彼此一致的时候，依然有必要去抵制那种相信所述事实已被证明了的天然倾向。初始的冲动是把每份文献都当做信息的一个来源。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清楚人们往往彼此抄袭，比如某条单一叙述常常有好几位叙述者，几份报纸不时会碰巧登载了同样的通讯，几名记者有时一致同意让他们中的某一位来为他们所有人写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着好几份文献，好几条陈述——但我们有同等数量的观察资料么？显然没有。当某条陈述是转录另一条陈述的时候，该条陈述并不构成一次新的观察，而且即使某次观察被一百名不同的文献作者复述了，这一百份抄本折合起来也顶多就是一次观察。把这些复述当做一百次观察，和把同一本书的一百份印本当做一百份不同的文献是一样的。然而，对“历史文献”的尊崇有时会盖过这显明的真理。不同的作者在撰述不同文献时会作出同样的陈述，该陈述看起来会貌似真实；换言之，同一件事实，在十种不同的文献中被叙述，会立刻给人一种该事实是由十种一致的观察所确立起来的印象。这种印象应该被质疑。只有当各种一致的陈述表明是种种彼此独立的观察的时候，一致方可得到判定。在我们从某种一致中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必须核查是否这种一致是各种独立的观察之间的那种。由之，有两项工作是必要的。

（1）我们首先探询是否陈述是彼此独立的，或者是否属于同一观察的复述。这种探询部分地涉及查考源流的那部分外证工作；(7)不过，那种查考仅仅触及书面文献，而且当其确定了文献作者所书段落是抄借自其他作者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抄借的段落，无须讨论就应被抛弃掉。但是对于未付诸文字的陈述，同样的工作依然要去做。我们不得不去比较与同一事实相关联的那些陈述，以便查明那些陈述是否原创性地来自不同的观察者，或者至少源自不同的观察资料。

这条原则类似于在源流考查中所使用的那种。有鉴于一项社会事实的细节是非常繁多的，而且有许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同一件事实，则两位独立的观察者不可能给出完全一致的解释；如果两条陈述以同样的次序展示了同样的细节，那这两条陈述必定源自于共有的观察；不同的观察一定会在某些地方有所差异。我们也许常常应用某种先天的原则：如果事实具有那么一种本质——它只能被单个观察者所观察或报道——则所有对它的说明必定都源自于单一观察。上述诸条原则(8)使得我们能够辨识出许多不同观察的情况，以及为数依然颇多的被复述观察的情况。

这仍然会留下许多可疑情况。天然的倾向是把这些可疑情况视作独立观察的情况。但是，科学的研究程式恰恰是这种倾向的反面：换言之，只要陈述未被证明是独立的，我们就无权假定陈述之间的一致性是确凿无疑的。

只有在我们确定了不同陈述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方能开始清点它们，并核查它们的一致。此处，我们不得不再次去怀疑那初始的冲动；那种千真万确是确凿无误的一致，并非如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两种叙述之间的某种类似，而是两种叙述之间的某种偶然的巧合，只是部分地彼此类似。天然的倾向是认为那种一致越接近，其得以证明的力度就越大；相反，我们应该采纳如下似非而是的论点作为原则：某种一致当其被限定在更小些的情形中时，其会得到更大的证明。在相异陈述之间的那些巧合点上，我们将寻求科学地确立起历史事实来。

（2）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依然要搞清楚是否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的观察是完全独立的；因为有可能一个人会影响到另一个人，而且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会使得他们的那种一致是非决定性的。我们必须警惕如下情况：

（a）不同的观察由同一个文献作者得出，他记录下那些观察要么是在同一份文献中，要么是在不同的文献中。因而，必须得有特殊理由，方能假定文献作者真得重新进行了观察，而且文献作者本人并不满足于纯粹重复某次单独的观察。

（b）有好几位观察者，但他们委托其中一位撰述了某份单一文献。我们必须确定是否这份文献仅仅给出了该文献作者的陈述，或者是否其他观察者核实了他的作品。

（c）好几位观察者在不同的文献中记录下了他们的观察，但却是在相类似的情形下。我们必须应用那张批判性问题列表，以便确定是否他们并非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倾向于作伪或犯错的那些影响；例如，是否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趣，同样的虚荣心或共有的偏见。

肯定是独立得出的观察，只会是包含在不同文献中、由不同作者撰述的那些。那些作者属于不同的群体，并且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因此，完全确凿一致的情况是极少的，除非涉及到现代。

证明某一历史事件的可能性，依赖于大量与之相关的被保存下来的独立文献。然而文献的存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解释了在历史科学的形成中，偶然所具有的比重。

有可能被确立起来的事实，首先是那些涵盖广阔时空的（有时候称作一般事实）事实，比如风俗、教义、制度、重大事件；它们要比别的事实更容易观察到，而且现今也更容易得到证明。然而，历史方法在本质上是无力确立起那些时间短暂、范围有限的事实（那些被称作特殊事实），诸如某句话、瞬间行动。当特殊事实出现的时候，若是有几个人留意到了，并且记录下来，而且这些人的著述还留传到我们手中，那就相当不错了。我们知道路德（Luther）在沃姆斯会议（Diet of Worms）上说了些什么；我们也知道他并没有言传什么教义。这种令人称许的巧合情形，随着报纸、速记员和文献保管处等机构组织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多。

就古代及中世纪而言，历史知识因文献不足而局限于一般事实。在论及当代史的时候，是有可能包含进越来越多的事实。一般公众会想到上述情况的反面；换言之，他们因为在当代的事实中到处都看到了矛盾的叙述，从而认为当代的事实是可疑的，并且毫无迟疑地就相信了完全未见到矛盾之处的古代事实。人们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知晓手段的历史是完全信任的，但因获知手段的增加而产生怀疑。

Ⅵ．文献间的一致（Agreement between documents）得出了许多结论，但这些结论却并非都是确凿无疑的。为了完善并校正我们的结论，我们依然必须研究事实的融贯。

若是有好几件事实，虽然未被完全证明但却被分别接受了，则以某种方法对这些事实进行相互间的确证，可得出某种整体的确定性。彼此毫无关系的文献所呈现出的事实，实际上有时候彼此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事实，是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连续性的行为，是在被短暂间歇期所分隔开来的不同时代中的同一群体的习性，或者是同一时代中的不同群体的习性。几件相类似的事实中，有一件会是真的，而另一件会是假的，这种情况无疑是有可能的；前一件事实的确定性并不能绝对肯定后一件事实的正当性。然而，若有好几件这样的事实，每一件都是未被完全证明的，但它们彼此间是融贯的，则这种融贯也可得出某种确定性；严格地说，各种事实并非被证明了，而是它们彼此确认了(9)。由之，我们不再对这些事实中任何一件抱有疑虑了；我们获得了各种确定性，这些确定性是通过事实间的相互联系得出的。因此，比较各种可疑的个别结论，就得到了一种道义上确凿无疑的整体结论。在君王的某次巡游中，当时间与地点相吻合从而形成统一整体的时候，时间与地点就彼此确认了。一项制度或一种习俗是因种种记述之间的融贯一致而被确认的。每一条记述都是一种可能的情况，涉及到不同的时空。

这是一种很难应用的方法。融贯的概念，比一致的概念要更加含糊。有些事实，十分紧密地构成为一个整体，而且这一整体各部分之间的融贯是确凿的，但我们却无法精确地给出任何可区分这些事实的普遍原则；我们也不能预先就确定好可用来框定一个整体的时长和范围。相隔半个世纪、相距上百里格（Leagues）[1]的各种事实，也许以某种方法被彼此确认了，从而证实了某种习俗（例如，在古代日耳曼人中）；但是，如果这些事实是来自于一个正经历着快速演变的异质性社会（比方说，1750年的法国社会，又及1800年在阿尔萨斯和普罗旺斯），那么这些事实将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在此，我们不得不去研究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建构的起点；分析工作由之向综合工作转变。

Ⅶ．依然要考虑到文献所确立的事实与通过其他方法确立的事实之间不一致的情况。有时候会出现如下情况：所得到的事实，虽然堪为一种历史定论，但却与大量的历史事实、所有我们奠基于直接观察的人性知识、或者按既定科学之规则方法确立起来的科学法则相矛盾。在前两种情况中，所得到的事实仅仅与历史、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所有未完全成熟的科学相冲突；因此，我们称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的。如果该事实与一门真正的科学相冲突，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奇迹。对一种不可能的或奇迹般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核实过文献后，我们要承认它吗？或者我们该暂留或搁置这个问题吗？

不可能性，不是一种科学的观念；它随着个体而变化。每个人都觉得他所不习惯看到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一个农夫会认为电话要比鬼魂是更加不可能的；暹罗（Siam）的国王拒绝相信冰的存在。准确地知道那个认为某事实是不可能的人是谁，这是很重要的。会是毫无科学文化的群氓吗？对于群氓来说，就像生理学与通灵术相比一样，科学比奇迹是更加不可能的；群氓的各种不可能观是毫无价值的。会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的人么？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去论及那种对科学人士而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准确地说，那种与科学结论相反的事实——换言之，在科学家的直接观察与文献的间接证词之间有着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是如何被确定下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重大实践意义；几乎所有叙述奇迹性事实的文献，在其他领域都已经遭到质疑了，而且通过一种可靠的批判而被抛弃掉了。但是，奇迹问题引发了人们的诸多热情，说明一下这一问题如何影响到历史学家的也许是件好事。(10)

相信奇迹事物的一般倾向，已经使得几乎所有人的文献中都塞满着各种奇迹性事实。在历史上，魔鬼的存在要比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2]的存在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庇西特拉图的同时代人说他看到了庇西特拉图，这样的言语没有留下一句；相反，成千上万的“目击证人”宣称他们看到了魔鬼；没有多少历史事实会像魔鬼的存在那样得到那么多的独立证词的确证。然而，我们毫不犹豫地就抵制了魔鬼而接受了庇西特拉图。因为魔鬼的存在与所有既定科学的法则是不相容的。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11)历史学家的结论蕴含在历史文献的各种观察中，根本不具有与当代科学家们的那些观察同等的价值；我们已经指明了原因。历史的间接方法总是次于观察科学的直接方法。如果历史学的结论与观察科学的结果不一致，那该历史结论就必须被放弃；历史科学，其信息获取手段是不完善的，不可说它能去核查、驳斥或纠正其他科学的结果，而毋宁说是必得用其他科学的结果来校正它自己的结论。直接性科学的进步，有时候会修正历史诠释的结论；直接观察所确立的某项事实，对于理解和批判文献是颇有帮助的。科学上观察到的病斑及神经麻痹情况，指引着我们承认涉及类似事实的历史叙述是真的，比方说某些圣徒身上的红斑和卢丹的着魔修女（possessed nuns of Loudun）[3]。相反，历史无助于直接性科学的进步。历史因其间接获取信息的手段而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并且必须接受那些直接触及现实的科学所确立的种种法则。要否决那些法则中的任意一条，新的直接观察是必不可少的。否决那些法则的革命是可能出现的，但革命必须是自发的。历史无权主动进行任何革命。

有些事实，与历史知识的主体部分或尚处于胚胎阶段的论及人的各门科学，是不一致的；就这些事实而言，解决方案并非是十分清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我们对那类涉及这些事实的知识之价值所持有的观点。至少，我们能够规定如下实践原则，即若要驳斥历史、心理学或社会学，我们必须有非常充足的文献；而这种情况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注释

(1)参见上文，p．153。类似地，构成形式史（古文书学、语言科学）的特殊事实，是直接通过对文献的分析确定的。

(2)希腊初民已经在荷马史诗中被研究了。中世纪的私人生活，已经主要被从英雄史诗中重新建构起来了。（参见C．V．Langlois，Les Traditions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moyen âge d'après les sources littéraires，载Revue historique，Mars-Avril 1897．）

(3)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坚持不抛弃某个传说，除非它被证明是虚假的。而且，如果偶然地没有任何与之相矛盾的文献存留下来，那么他们就会暂时地采信它。这正是罗马头五个世纪的历史如何仍在被论述的。这种方法，很不幸依然是太普遍了，并且为阻止历史被确立为一门科学立下了大功。

(4)对于这条原则在历史中的逻辑合理性，参见C．Seignobos，Revue Philosophique，July-August 1887．绝对的科学确实性，只有通过按不同方法（methods）进行的观察取得一致意见方可得出；它可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交汇点上发现到。

(5)这种情况被伯伦汉研究了，并且他给出了一个绝佳例证，Lehrbuch，p．421。

(6)提请警惕那种孩子气的方法——认为该文献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有价值的，并且由大多数人来决定该文献的价值——这几乎是没有必要的。某个熟悉某件事实的文献作者，其陈述比起对该事实一无所知的人所作的100条陈述来，显然要有价值得多。许久以前，这条原则就已经被阐明了：没有数量，但够分量（Ne numerentur，sed ponderentur）。

(7)参较前文，p．94。

(8)在此，几乎不可能去研究在应用这些原则时所出现的种种特别的困难。比方说，有时候文献作者希望隐瞒其所受的恩惠，则会把种种偏差引入进来，以求使其读者觉察不到那种恩惠；或者有时候，文献作者会把取自不同文献的陈述拼合在一起。

(9)此处，我们只不过概述了那种确认方法的原则；它的应用则要求长期研究。

(10)德·斯曼特神父把其《历史批判诸原则》（Principes de la critique histoire）（Paris，1887，12mo）中某一部分专用于这一问题。

(11)就诸种直接观察的科学而言，特别是对于生物科学来说，解决这一问题是困难的。科学对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物是一无所知的；它只知晓被正确地或错误地观察到的各种事实，比如许多被断言是不可能的事实（如陨石的存在）已经被发现是真的。奇迹观念是形而上学的；它暗示了一种超越观察限度的宇宙整体的概念（参见Wallace，“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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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里格，长度单位，一里格相当于3.0法定英里（4.8公里）。

[2]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600—公元前527），古希腊雅典城邦僭主，曾两次被陶片放逐，其主政时制定过一系列奖励农工商的政策，大规模开展海外贸易，致力于建设雅典，扶持文化事业。

[3]卢丹的着魔修女，历史上最著名的着魔事件之一。1634年法国的卢丹小镇，乌尔苏拉会（Ursuline）的一所修道院中修女突然魔鬼附体，表现异常，当时指控是本地的于尔班·格朗迪耶（Urbain Grandier）神父施魔法的结果，并判处格朗迪耶死刑。

第三卷　综合工作

第十一章　历史建构的一般情况

文献批判仅仅得出了孤立的事实。为了把那些事实组织成一门科学，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综合工作。对历史建构过程的研究，构成了方法论的后半部分。

建构的方式，不能按我们所渴望建构的科学的理想计划来执行；建构工作有赖于我们可自主支配的材料。制定一份其材料将不允许我们去贯彻的计划，这会是荒诞的；这就好像是打算用石材来建筑埃菲尔铁塔一样。各种历史哲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它们忘记了那种实践必要性。

Ⅰ．让我们首先思考史料。史料的形式及其本质是什么？史料与其他科学的材料的区别是什么？

历史事实源自于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历史事实在批判分析的过程中产生——形式上，分析简化了事实，并把事实细分成个别陈述；对于包含着好几条陈述的单独一个句子，我们常常接受一些陈述，而抛弃另一些陈述；这些陈述中每一条都代表了一个事实。

各种历史事实是有着共性的，这些共性已经从文献中分析得出；但是，各种历史事实之间依然是差异很大的。

（1）各种历史事实代表了种种本质十分不同的现象。从同一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书法、语言、风格、学说、风俗、时间的事实。米沙铭文（Mesha inscription）提供了有关摩押人（Moabites）书法和语言、对基抹（Chemosh）神的信仰、与其祭祀有关的实际风尚、摩押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等事实。然而，我们所得到的事实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诸多异质性事实混杂在一起，是历史不同于其他科学的一个特征。各门直接观察科学挑选事实来研究，并且有条不紊地把研究工作限定在对某类单一事实的观察。与文献相关的科学，所得到的事实是那些由文献作者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而文献作者们所给出的事实却是杂乱无章的。为了扭转这种紊乱局面，有必要理清那些事实，并给它们归类。但是，要理清那些事实，就有必要精确地知道是什么构成了某类（species）历史事实；而且，要给它们归类，我们需要有可应用于它们的分类原则。然而，在这两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历史学家们至今仍无法成功地给出精确原则。

（2）各种历史事实——从涉及到所有人并持续了数个世纪的高度概括的事实（制度、风俗、信仰），直至某个人的瞬间活动（一个词、一个动作）——其本身所呈现出的普遍性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一点上，历史与直接观察的科学又有所不同，后者固定地始于特殊事实并在方法上努力把特殊事实凝练为一般事实。要想实现分类，各种事实的普遍性必须被简化至同种程度，这使得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把不同类别的事实的普遍性简化至何种程度。而这个问题在历史学家们中间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3）历史事实是限定性的；每一个都属于某个既定的时间和某个确定的国家。如果我们去除掉它们所从属的时间和空间，它们就丧失了其历史特征；它们那时就仅仅对普遍人性的知识有所裨益了。关于那些起源不明的民间传说的事实，通常都是这样。一般性的科学也是无须准确定位的；准确定位被限定于那些涉及到地理分布和现象演变的描述性科学。这迫使历史学家去分别研究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事实。

（4）已通过批判性分析从文献中萃取出的事实，其本身就伴有着某种对其可能性的批判性评价。(1)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得到完全的确定性，一切事实都只是可能的——当其是可疑的时候，更是如此。批判提供事实给历史学家，而事实附有着一张历史学家无权去除掉的标签，正是这张标签防止了该事实被正式获准进入到科学中。甚至那些与其他事实相比较后最终得以确定的事实，都必须被暂时从科学中排除掉；这就像临床病例一样，在它们被充分思考证明可被接受为科学事实之前，也只是积存在各种医学评论中。

因而，历史建构必然是以大量互不相干的细微事实、批判得宛如粉末的细节知识来进行。这项工作必须利用到异质的混合材料，而这些材料涉及到不同的主题和地方，其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程度是不一的。对于这些材料，没有任何分类方法是历史学家们通过实践得出的；历史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至今仍只有着最低程度的科学方法。

Ⅱ．在每门科学中，观察事实之后的下一步，都是依据某些方法体系来系统阐明一系列的问题；(2)每门科学都是由对一组问题的回答构成的。在所有的直接性观察科学中，即使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预先写下，所观察到的事实仍暗示了那些问题，并且要求精确地系统阐明那些问题。但是，历史学家们没有任何这样的规矩；他们中许多人习惯了模仿艺术家们，甚至都不会想到自问一下在寻找什么。他们只是从其文献中找出那些打动他们的部分——常常是因为纯粹的个人原因——并且复述它们，换种说法、增补某些浮现于其脑海中的各色反思。

如果历史不希望失陷于其混乱的材料中，则它必须拟定一条可确保其研究下去的规则，即像其他科学一样采用问答的形式。(3)但是，在一门与其他科学大相径庭的科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呢？这是根本的方法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确定历史事实的基本特点，由之把历史事实与其他科学的事实区别开来。

各门直接观察的科学涉及到种种实在，并且是从整体上来理解那些实在的。描述性动物学是一门十分类似于历史的科学，它通过对某种真实的整只动物的检查来进行研究。首先，实际看到这只动物，并从整体上来观察它；接着，这种动物被解剖成许多部分；这种解剖是分析的，就分析一词的原初意义而言（，分解成许多部分）。以那种方法可以展示出整体的结构，从而有可能把各个部分再次整合起来；这是一种真实的综合。以那种方法可以观察到有机体不同部分的相互运动及反应，从而有可能看见作为器官之功能的种种真实的运动。按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就有可能比较种种真实的整体，并且观察到哪些部分是彼此类似的，从而可根据实际存在的类似之处来给那些部分分类。科学是客观知识体，奠基于真实的分析、综合及比较；对被研究事物的实际所见，指引着科学家进行研究，并且规定了科学家所要自问的问题。

在历史中，没有任何类似于此的东西。人们常说历史是过去事件的“所见”，历史是通过“分析”来进行研究的：但这只是两个隐喻，如果我们信以为真就会被它们误导，而那是危险的。(4)在历史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真实的事物，唯有记述那些事物的文章——有时候是纪念碑、艺术品或工业产品。在历史学家面前，没有任何他能从物理上来进行分析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他能摧毁或重建的东西。“历史分析”并不比历史事实的所见要更真实；历史分析是一种抽象的过程，一种纯粹的智识活动。分析某份文献，是一种对该文献中所包含的各类信息进行的心智的探究，其目的是逐个批判那些信息。分析某个事实，主要是一种在心智上区分出该事实不同细节（某个事件的不同片断、某种制度的各种特征）的过程，这样做特别有助于看清依次出现的每一处细节；那正是所谓的核查某一事实的不同“方面”——又一个隐喻。人类的心灵天生是模糊不清的，只能自发地浮现出一些模糊的集体印象；要使这些印象清晰起来，有必要问是什么样的个人印象转变成了一种既定的集体印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对那些个人印象的逐个思考而获得精确认识。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但是我们无须夸大它的范围。它不是一种可得出某类关于真实对象的知识的客观方法；它仅仅是一种主观方法，旨在洞察那些构成我们印象的抽象要素。(5)从其材料的特殊本质来看，历史必然是一种主观的科学。把适合对真实对象进行真实分析的规则扩展至对这类主观印象的智识分析，这将是不合理的。

因而，历史必须警惕那种模仿生物科学方法的诱惑。历史事实是太不同于其他科学的事实了，因而历史研究要求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Ⅲ．文献——这历史知识的唯一源泉，给出的信息涉及到三类事实：

（1）活的东西与物质对象。文献让我们熟识了人的存在、物质条件、艺术品及工业制品。任何时候，物理事实在文献作者面前都是通过物理感知而产生的。但是，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智识现象，“通过文献作者的想象”所见到的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文献作者印象的心智意象——即我们根据该作者心中的意象所类推出的意象。耶路撒冷的神殿是一种人们看到的物质对象，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它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形成一种关于它的心智意象，这种意象类似于那种存在于见到并描述它的那些人的心灵中的意象。

（2）人的活动。文献记述了往昔数代人的活动（和言语）。这也是文献作者通过看和听所知道的物理事实，但对我们来说，那些活动现在只不过是在我们头脑中复现的文献作者的记忆、主观的意象。当恺撒被刺杀的时候，刺客们被看到了，凶手们的话被听到了；但我们只有心智意象。活动和言语都有这一特点，即活动或言语是属于某个人的；因而，人们只能在自己内心中想象个体的活动，而且这些想象的个体活动效仿了我们通过直接的物理观察所触及的那些。由于这些活动是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人们的活动，则绝大多数这些活动是同时被好几个人做着的，或者指向了某些共同的结果。这样的活动是集体的活动；但是，在想象中恰如在直接观察中一样，它们总是简化成大量的个体活动。“社会事实”，正如某些社会学家所承认的，是一种哲学上的建构，而不是一种历史事实。

（3）动机与概念。上述人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自己内心中的动因；那些活动是有着种种动机（motives）的。动机这一模糊的词语，既指明了引发某一活动进行的刺激性因素，又标志着那一刻在某人心中所产生的关于活动的表象。我们可以想象动机是仅存在于某人的心中，并且是以模糊的内心表象的形式出现的，它们类似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自己内心状态的表象；我们只能通过语词来表现那些动机，而那些语词一般都是隐喻性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心理事实，这类事实一般可称之为情感和观念。文献呈现出3种那类事实：（a）在文献作者们心中并由他们表达出来的动机和概念；（b）文献作者们认为他们的同时代人——这些人正进行着文献作者们所目睹的活动——所持有的动机和概念；（c）我们自己猜测会影响到文献中所述活动的动机，以及我们自己表达出的动机。

物理事实、人的活动（个体的和集体的）、心理事实——这些构成了历史知识的对象；它们任何一种都不是可直接观察到的，它们都是想象的。历史学家们——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无意识地觉得他们是在观察着种种实在——只是在致力于各种意象。

Ⅳ．由之，想象那些其存在绝非完全想象出来的事实，这是如何可能的呢？那些事实，当它们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心中时，必然是主观的；那正是拒绝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所给出的理由之一。但是，“主观的”并非是“不真实的”某个同义词。某个回忆仅仅是一种意象；但是，它并不因此就是一种幻想，它是某个消失了的实在的表象。以文献来进行工作的历史学家，没有任何他能直接利用的个人回忆，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效仿他本人的回忆形成了心智意象。他假定：实在（物体、活动、动机）——那现今消失了的，但从前被文献作者们观察到了的——类似于他自己时代的那些实在，后者是他本人看到了并留存在其记忆中的。这是所有与文献有关之科学的公设。如果从前的人性与今日的人性并不类似，那文献就会是无法理解的了。从这种假定的类似出发，历史学家们形成了关于昔日历史事实的某种心智表象，这种表象类似于他自己对其所目睹之事实的回忆。

这种工作当无意识地进行时，却是历史中主要的错误来源之一。过去的事物，在想象中被描绘出来，但它们并不完全类似于我们今日所见到的事物；我们从未看到像恺撒或克洛维那样的人，我们也从未体验过和他们一样的心智状态。在现有的各门科学中，一个人的确将在另一个人所观察到的事实上进行工作，由之他必定通过类比来独自表现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由精确术语界定的，而且那些术语指明了在意象中应该出现的不变要素是什么。即使在生理学中，所产生的概念亦是十分清晰的，并且概念明确对应于某个词，而这同一个词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家心中，都会唤起关于某个器官或某次运动的类似意象。原因在于：每一个已被定名了的概念，都是通过一种观察和抽象的方法形成的，而在那种观察和抽象的过程中，所有属于该概念的特征都已经被精准地确定并描述了。

但是，一门知识越是涉及到看不见的内心事实，其概念就变得越混乱，并且其语言精确度也变得更低。甚至最普通的事实——关于人类生活、社会状况、活动、动机、情感的——都只能由含糊的术语（比如，君主、战士、战斗、选举）来表示。对于更为复杂的现象，语言是太不明晰了，这使得甚至是现象的基本要素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通过部落、军队、工业、市场、革命等词语，我们要理解什么？在这一点上，历史和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所有人性科学一样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历史通过心智意象来间接进行表现的方法，使得这种含糊性变得更加危险了。因此，我们心中的历史意象，至少应该复现出在过去事实的直接观察者心中的意象的基本特性；但是，那些直接观察者用来表达其心智意象的术语，从未准确地告知我们这些基本要素是什么。

构成历史资料数据的事实，是我们见不到的，是以那种使得我们无法在自己心中准确复现它们的语言来描述的。然而，历史学家必须在其想象中描绘那些事实，并且他应该始终不懈地努力以精确要素来建构他的心智意象，他所做的努力应使得他可以把那些事实想象得和他有可能个人观察到的一样。(6)但是，要形成某个心智意象，所需的要素比文献所提供的要更多些。如果缺少记述资料——详尽程度不论——任何一个人试图形成关于某次战役或典礼的心智表象，他都将发现他不得不添加进许多细节。在根据描述复原的历史遗迹中（例如，耶路撒冷的神殿），在声称是再现了历史场景的图画中，在画报的插图中，人们可以亲身感受到那种无可避免的情况。

每个历史意象都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历史学家无法逃避想象，但是他能裁断出那些可以建构其意象的真实要素，并且只用那些要素来进行建构。为了理解恺撒与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1]之间的战争，如果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形成关于两支对立军队的心智图景，则他将小心地不去想当然得出任何结论；他将把其推论完全建立在文献所提供的真实细节上。

Ⅴ．历史方法的问题，最终也许可陈述如下。依凭我们在文献中所发现的不同要素，我们形成了心智意象。这些意象中有一些——完全与物理对象相关的——是由记功刻石提供给我们的，它们直接表现了过去事物的某些物理方面。然而，绝大多数意象——包括所有我们形成的关于心理事实的意象——要么是仿效古代表象建构的，要么多为模仿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所观察到的事实建构起来的。因而，过去事物只是部分地类似于现今事物，正是那些差异之处使得历史令人感兴趣。我们该如何独自表现出那些我们毫无模本的差异性要素呢？我们从未看到过类似法兰克武士的人，我们个人也从未体验过克洛维当其开始反抗西哥特人（Visigoths）时的那些情感。我们该如何让我们对此类事实的想象与实际一致呢？

实际所发生的如下所述。当读到某份文献中某个句子的时候，一种意象立即通过一种不由自主的自发活动在我们心中形成了。这种意象是基于一种表面的类似，通常是很不精确的。任何一个人，搜寻其记忆，也许都会回想起他最初独自表现过去的人及场景的那种荒谬方式。历史的任务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去除掉那些错误要素并以真实的要素替代它们，由之逐步地校正那些意象。我们看到了红发民族、小圆盾和法兰克战斧（或者至少这些对象的图像）；我们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便可纠正我们起初对法兰克武士所持有的心智意象。由之，历史意象以成为某种特征复合体而结束，而那些特征是援借自不同的经验。

仅仅复现出孤立的人、物和活动是不够的。人及其活动构成整体的一部分、社会的一部分和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因而，独自表现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活动（民族、政府、法律、战争）之间的关系，这是更有必要的。

但是，为了想象各种关系，有必要持有一种集体的或全体的概念，然而文献仅仅给出了孤立的要素。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不得不再次使用一种主观方法。他想象着一个社会或一种演化过程，并且在这种想象的架构中，排列着文献所提供的各种要素。因而，有鉴于生物学分类是依据于对物理单位的客观观察，历史分类只能适用于想象中存在着的主观单位。

过去诸实在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东西，我们只能依据它们与现今诸实在的类似之处来认识。若要认识过去事件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观察今日的人性，找寻现在的类似事件所发生的情况。因此，历史成为了种种论及人性的描述性科学——描述心理学、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一次应用；但是，所有这些科学都依然是不完善的，它们的缺陷延误了一门历史科学的建立。

然而，人类生活的某些情况是太具必然性了，而且是太显著了，以至于最肤浅的观察都足以确定它们。有许多情况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这些情况不是源自于决定人们物质需要的生理组织，就是源自于决定人们某些行为习惯的心理组织。因此，通过应用一套适用于所有可能出现情况的一般性问题，这些情况可以被确定下来。历史建构就像历史批判一样——直接观察的不可能性迫使其不得不应用多组预设的问题。

人类的活动构成了历史的题材；这些活动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中有所差别，恰如各人和各社会之间都彼此相异那般。的确，研究这些差异正是历史的独特目的。如果人们总是有着同种形式的政体，或者说着同样的语言，那么就没有必要撰述各种形式的政体的历史，或者各种语言的历史了。不过，这些差异都是处于一定限度内的，而这些限度是人类生活的一般状况所形成的；这些差异只是全人类（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存在及行为的不同表现方式。我们不可能先天的就知晓历史上某一族人的统治方式或语言是什么；告知我们那是什么，这是历史的任务。但是，某一既定民族具有某种语言并有着某种形式的政体，这是我们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形中，都有权在核实之前去设定的。

通过拟定一张基本现象——我们也许期望着在每个人和每个民族的生活中发现到——的列表，我们可以自己提出一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会是概要性的，但仍然足以让我们把绝大多数历史事实都纳入到某些自然类别中，而每个自然类别都会构成历史的某一特殊分支。这张一般分类表将提供历史建构的脚手架。

有鉴于这组一般性问题无法预见到成百上千的地方性或偶然性的事件——那些事件涉及到个人的或民族的生活——则它将只用于持续出现的现象；由之，它将不包括历史学家们在他们能给出一幅完整的过去图景之前所必须回答的全部问题。对事实的详尽研究，将要求使用多种问题表；而这些列表更多地涉及到各种细节，并且根据所研究的事件、人或社会的本质而有所不同。为了拟定这些列表，我们首先写下仅仅在阅读文献后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或细节事宜；但是为了罗列这些问题——常常确实是为了列表齐全的缘故——必定要求助于先天的系统方法。在我们十分熟悉的（要么来自直接观察，要么源自历史的）各类事实、人或社会中，我们寻找着那些与我们所希望研究的事实、人或社会相类似的东西。通过对那些常见情形的科学论述中所应用的排列方案进行分析，我们将知晓对于我们打算研究的类似情形，什么问题是应该被问到的。当然，模本必须被聪明地选择；我们可不要把针对开化民族研究而拟定的问题表应用于某个蒙昧社会，并且在论及封建领土时，不要去问哪些事务官是与我们国家的部长们对应的——就像布塔里克（Boutaric）在其对普瓦捷的阿尔方斯（Alphonse of Poitiers）的施政进行研究中所为那般。[2]

这种拟定问题表的方法，把所有的历史建构都奠基于先天的程式之上。倘若历史真的是一门观察科学的话，那这种方法将会是令人讨厌的了；而且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方法若与自然科学的后天的（a posteriori）方法相比较，将是非常糟糕的。但是，这种方法的合理性是简单明了的：因为它是唯一有可能使用的方法，事实上是一直在用的唯一方法。历史学家一旦试图整理包含在文献中的事实，他就会用他所具有的（或者他认为他所具有的）人类事务知识来建构起一套排列方案——该方案等价于一张问题表——如果不这样，他就有可能会采纳他的某位前辈以类似方式建构起来的一套方案。但是，当这项工作被无意识地进行的时候，排列方案仍会是不完全的，且是混乱的。因而，问题不在于是否决定以某组先天的问题来进行工作——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以那么一组问题来进行工作——而是在于进行工作时是选择无意识地应用一组不完全的、混乱的问题，还是有意识地应用一组精确的、齐全的问题。

Ⅵ．我们现在可以概述历史建构的计划了。某种程度上，该计划将确定一系列建造这座大厦所必要的综合工作。

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已经提供了历史建构的素材——即那依然处于散乱状态的历史事实。我们首先按我们所假定的，把那些事实想象为是与现今事实相类似的东西；然后，通过整合取自现实不同方面的要素，我们努力形成一种心智意象，这种意象将尽可能地近似于对过去事件直接观察后所得的意象。这是第一步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与文献阅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此指出这步工作的本质就够了，(7)我们并不专设一章来讨论它。

由之，我们依照直接观察到的大量事实——我们设想它们是类似于被研究的大量过去事实——设计出一张分类表，然后根据这张分类表，把已被想象的事实分类汇总。这是第二步工作；这步工作是通过系统性提问而进行的，其结果将把众多历史事实分成各种同质的部分，然后我们把那些事实归类，直到整个过去的历史被依照一张一般性列表系统地排列为止。

当我们在这张表中罗列了取自文献的事实，依然有着诸多裂隙。这些裂隙总是很大的，对于部分文献不足的历史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尽力通过基于已知事实的推理来填充这些裂隙。这是（或者应该是）第三步工作；这步工作通过运用逻辑来增加历史知识。

我们依然是一无所获的，除了并列于分类表中的大量事实。我们必须把那些事实凝练为公式，然后推论出它们的一般特点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这是第四步工作；这步工作将得出最终的历史结论，并胜利完成从科学观点出发的历史建构工作。

但是，由于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复杂的且难以处理的，更兼是格外地难以传达的，则我们依然不得不去寻找阐述历史结论的适当方法。

Ⅶ．这一系列工作，很容易在心中被构想，但向来都只是被不完美地实行的。这些工作受制于诸多材料上的困难。那些材料上的困难，各种方法理论都未涉及到，但为了发现是否它们归根到底都是不可逾越的，我们最好正视它们。

历史研究的工作，无论是从最初的文献发现还是到最终的结论公式，都是非常繁琐的，都要求有细致入微的预防性措施、非常重要的多种天赋和习性，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在任何一点上独自进行所有的工作。历史，与任何其他科学相比，都绝不能省去分工；但是任何其他科学的劳力分配都是缺憾不多的，而历史则相反。我们发现批判之学的专家们撰述了各种普遍历史，他们让他们的想象引领着他们进行普遍历史的建构工作；(8)另一方面，进行建构工作的历史学家们，为了他们的工作而使用着他们尚未核校其价值的材料。(9)原因是：分工暗示着研究者们有着共识，而在历史中却不存在那种共识。除了外证的预备性工作之外，每位研究者都随着其私人灵感而进行工作；他不怕麻烦地重复做着别人做过的工作，他没有考虑过他的工作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不同于现有各门科学的做法，任何历史学家在采纳旁人的研究结论时都不会认为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他不知道是否这些结论是通过值得信赖的方法所获得的。最严谨的人，甚至会什么都不认可，除非他们自己再次研究了文献。这是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所采用的态度。有些知之不详的时代，其相关文献局限于少量卷册中，对于这样的时代，这条严苛的标准也许勉强可以达成；然而，有些人竟然坚持那一教条，即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应该间接地从事工作。(10)的确，当文献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是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完全阅悉它们的时候，他不得不去间接从事工作；但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他不会那么说的。

老老实实地承认真理，这是最好的了。像历史这样复杂的科学，在有可能公式化结论之前，通常必须大量地聚积各种事实，因而这类科学不能根据不断地重新开始这条原则来建立。历史建构不是有了文献就能做好的工作，历史不可能是“由手稿写成的”，而且历史建构须间接从事还有着与其他科学同样的理由——时间不足。为了科学有所进步，有必要把成百上千的细节探究的结果整合起来。

绝大多数探究都是被种种方法引导的，而这些方法如果不是有所欠缺的，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有鉴于这一事实，我们该如何继续研究呢？确实，普遍的信任会导致错误，普遍的不信任同样也不可能带来进步。至少，一条有用的规则也许可被陈述如下：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时，应该有文献阅读时所遵循的同样的批判性预防措施。天然的本能，促使我们主要去寻找结论，并把那些结论视作完全确定了的真理；相反，我们应该继续应用分析，我们应该寻找事实，种种证据、文献残篇——简言之，材料。我们将再做一次文献作者的工作，但是我们会比他做得更快，因为要花时间去做的是材料的搜集与整合；而且，我们应该不接受任何结论，除非那些结论我们认为已经被证明了。

注释

(1)参见上文，p．194。

(2)在经验科学中，一种假说就是一种伴有着某个暂时答案的问题形式。

(3)弗斯泰尔·德·古朗治看到了此点的必要性。在其《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Paris，1885，8vo）的序言中，他宣称，他打算提呈他的研究，“以我所有著作都具有的那种形式，换言之，以我自己发问的形式，并且我尽力阐明那些问题”。

(4)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本人似乎已经被它们误导了：“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并不想象，它仅仅观察。”（Monarchie franque，p．1）“历史，像所有科学一样，是一套辨明事实、分析事实、比较事实的程式，再没有什么和它们相关的了……历史学家……寻求事实并且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观察获得它们，这就像化学家在细致而精确进行的实验过程中发现到他的事实一样”（同上，p．39）。

(5)历史的主观特性已经被哲学家G．齐美尔（G．Simmel）鲜明地挑了出来，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Leipzig，1892，8vo）。

(6)这已经被卡莱尔和米什莱（Michelet）雄辩地提出了。它也是兰克（Ranke）那句名言的主旨：“我希望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7)参较pp．219-223。

(8)库尔提乌斯在其《希腊史》中，蒙森在其《罗马史》（罗马帝国之前）中，兰普勒希特（Lamprecht）在其《德国史》中。

(9)提及奥古斯丁·梯也里、米什莱和卡莱尔，这就够了。

(10)对于某些很有见地的论及该主题的观察，参见P．Guiraud，Fustel de Coulanges（Paris，1896，12mo），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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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里奥维斯图斯，日耳曼人的领袖，恺撒的强大对手。

[2]布塔里克（1830—1877），法国历史学家；普瓦捷的阿尔方斯（1220—1271），法王路易八世之子。

第十二章　事实的分类

Ⅰ．当面对着历史事实的混沌之渊时，历史学家要做的头等大事乃是界定其探究的领域。在普遍史的汪洋中，什么样的事实是他要挑选、搜集的？其次，在如此这般挑选出的大量事实中，他必须区分出不同的类别并细分。最后，在每一细分的类别中，他必须逐个罗列事实。因而，所有的历史建构工作都应该首先去探求某条原则，然后再以这条原则来指导事实的拣选、分类和罗列。这条原则，可以在事实的外在情况或者它们的内在本质中寻找到。

最简单、最容易的分类方法是基于外在情况的那种。每个历史事实都属于某段确定的时间和某处确定的空间，而且与固定的某人或某类人相关：从而，事实的划分与排列就有了一个得当的基础。我们有关于某个时代、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某个人（传记）的历史；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历史学家，只使用这一种模式。在这种一般性图表中，细分是按照同一原则进行的，并且事实是按照编年的和地理的秩序——或者根据它们所涉及到的群体——来排列。至于在该表中所列事实的挑选，长期以来并没有按照什么固定的原则来进行；历史学家们依据他们个人的想象，在与某个既定时代、国家或民族相关的事实中拣选，而且所拣选的事实都是他们认为有趣的或古怪的。李维和塔西佗把对洪水、时疫和所出现之怪物的记述，与他们对战争和革命的叙述混杂在一起。

依据事实的内在本质而进行的分类方法，很迟才被采用，而且是缓慢地、不完全地被人所接受。这种分类方法发端于历史领域之外，首现于某些处理特殊人类现象的研究分支中——语言、文献、艺术、法律、政治经济学、宗教；那些研究首先都是教义式的，但逐步地呈现出某种历史特征。这一分类方法的原则是挑选并汇集那些与同一类活动相关的事实；每一项分类都是某个特殊历史分支的题材。全部事实因而最终被分门别类地排列好；那些门类也许可通过对所有人类行为的研究而被先天的建构起来，并且对应于我们在前章中所言及的那组一般性问题。

在下述条目中，我们试图提供一张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1)该表是基于人类活动的情况及表现形式的本质拟定的。

1．物质情况。（1）身体研究：A．人类学（民族学）、解剖学、生理学、反常及病态怪癖。B．人口统计学（数量、性别、年龄、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患病人数）。（2）环境研究：A．自然地理环境（地形构造、气候、水文、土壤、植物群和动物群）。B．人工环境，林学（耕作、建筑、道路、工具等等）。

2．智识习性（非强制性的）。（1）语言（词汇、语法、语音学、语义学）。书写方式。（2）艺术：A．造型艺术（制作情况、概念、方法、作品）。B．表现艺术，音乐、舞蹈、文学。（3）科学（研究情况、方法、结果）。（4）哲学与道德（概念、规则、践行）。（5）宗教（信仰、实修）。(2)

3．物质习俗（非强制性的）。（1）物质生活：A．食物（原料、配制方式、酒）。B．衣服与个人饰品。C．住所与家具。（2）私人生活：A．时间的利用（梳妆、照顾某人、膳食）。B．社会仪式（葬礼和婚礼、节日、礼节）。C．娱乐（锻炼及狩猎的方式、竞赛及展览、社交聚会、旅行）。

4．经济习俗。（1）产品：A．农业及家畜繁育。B．矿产开采。（2）制造、运输与各类产业：(3)工艺流程、分工、交通工具。（3）商业：交换和销售、赊贷。（4）分配：所有制、财产转移、契约、利润分成。

5．社会制度。（1）家庭：A．构成、权威、妇女和儿童的地位。B．经济制度。(4)家庭财产、继承权。（2）教育及训导（目标、方法、人事）。（3）社会阶级（划分的原则、管制交往的规则）。

6．公共制度。（1）政治制度：A．统治者（人事、方式）。B．政府，事务（战争、司法、财政等）。C．所选首脑、议会、选举人团体（能力、方式）。（2）教会制度（划分同上）。（3）国际制度：A．外交。B．战争（战争及军事艺术的习惯用语）。C．私法及商贸。

这种依据事实本质而进行的分类，与时空分类体系一起使用；由之，我们在每一个分支中都得到了编年的、地理的或民族的类别。某类行为（语言、绘画、政府）的历史细分为各个时代的、国家的和民族的历史（古希腊语言史、19世纪法国政府史）。

同样的原则有助于确定事实据之以排列的次序。由于必须逐个展现事实，这迫使我们采纳了某些具有连续性的方法原则。我们可以逐次地描述所有与某个既定地点相关的事实，或者那些与某个既定国家有关的事实，或者所有的属于某一既定类别的事实。所有的历史事件可按3种不同的次序来分类：编年的（chronological）次序、地理的次序，一般所谓的逻辑的次序（即那种由活动的本质决定的次序）。不可能仅使用这些次序中的某一种：换言之，在每一种编年的排列中，必定会出现地理的或逻辑的交叉分类，那些交叉分类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某类事实转到截然不同、正相反的另一类事实。但是，决定哪一个将是主次序——其他次序是附属于它的子次序——这总是必要的。

在这三种次序中作选择，是一桩棘手的事情；我们要根据题材和我们为之服务的公众等不同理由来决定选择。换句话说，选择将依赖于呈现事实的方式；阐述那种选择理论将耗费许多纸张。

Ⅱ．当我们为了分类和排列而去挑选历史事实的时候，一个早已被以极大的热情讨论过的问题出现了。

每种人类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限定在某一明确时空中的个体的暂时现象。严格地说，每件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一个人的每次活动都类似于这同一个人所做的其他活动，或者同一群人中其他人所做的活动，而且那些活动相类似的程度时常还很高，以至于那些活动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而在这一名称之下，那些活动的个体性消失了。那些成批次的类似活动，是人类的心灵不由自主地驱使形成的，即所谓的习性、习俗、制度。它们虽然是心灵的建构，但却强制性地迫使我们在思想上接受，因而它们中有许多必定得到了公认并且被不断地践行着；习性是集体性的事实，在时空中具有一定的范围。因而，历史事实会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被思考：或者我们会关注历史事实中个体的、特殊的和暂时的要素，或者我们会去寻找集体的、一般性的和持续性的要素。依据第一种概念，历史是对昔日人们中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连续不断的叙述；根据第二种，历史是关于人类各种持续性习惯的图景。

围绕这一主题，在文化史(5)的狂热支持者们与信守古代传统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尤其是在德国——已经出现了一场论战；在法国，我们有着在制度史、风俗史及观念史与政治史之间的斗争。政治史的反对者们把政治史蔑称为“斗争史”。

这种对立，起因于双方研究者们所惯于处理的文献不同。专治政治史的历史学家们，深谙统治者们的个人的及暂时的活动，但在那些活动中却难以洞悉任何共有的特征。相反，在各类专门史中（文学史除外），文献仅仅展现了一般性事实，比如一种语言形式、一种宗教仪式、一条法律规则；若是要描绘出说那话的人、举行仪式的人或者实际应用那条规则的人，就必须努力地去想象。

在这场论战中，无须去偏袒某方。历史建构，就其完整性而言，暗示了两方面的事实研究。把人们思想、生活及活动的诸种习性都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假如我们为了提取出各种活动中所共有的东西而聚拢起所有人的全部活动，那么依然会有某种我们无权抛弃掉的残余物留下来，这是因为该种残余物是特殊的历史要素——详细说来，一种特殊行为总是某一特定人物或某一群人在某一特定时刻的行为。在一张只认可政治生活的一般事实的分类表中，没有任何空间会留给法撒利亚（Pharsalia）[1]的胜利或者攻克巴士底狱——那些是偶然的和暂时的事实，但是没有它们，罗马史和法国制度史将是难以理解的。

由之，历史不得不把一般事实研究与特殊事实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具有某种混合特性，时而是阐发普遍性的科学，时而是对冒险活动的叙述。按某种人类思想的范畴来给这个混合物分类，是很困难的；人们常常会问这样一个孩子气的问题：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

Ⅲ．上文所给出的那张一般性列表，也许可被用来确定应该在历史中记述下的所有类别的习性（习惯或制度）。但是，在把这张一般性列表应用于对任何特殊类别的习性、语言、宗教、私人习惯或政治制度的研究之前，总有一个预备性的问题要回答：我们将要研究的种种习性是属于哪些人的？那些习性是数量庞大的个体所共有着的；具有同种习性的个体集合，就是我们所谓的群体。因而，习性研究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确定践行该习性的群体。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小心那种初始的冲动；那种冲动会让人麻痹大意，也许会毁了我们整个历史建构工作。

天然的倾向是仿效动物学分类，即把人的群体设定为一群彼此都完全类似的人。我们把因某一特别明显的共有特征而聚在一起的一群人看做是一个群体——因共有的官方政府而结合的一个民族（罗马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希腊人，古代日耳曼人）——继而，我们认为这一群体中的所有人在每一点上似乎都是彼此类似的，而且他们还有着同样的习俗。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群体是完全同质的，甚至任何一个集权化的社会亦是如此。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类活动而言——语言、艺术、科学、宗教、经济兴趣——其相关群体一直是变化着的。划分出说希腊语的人群、基督教团体、现代科学社团等类别，我们是要理解些什么呢？即使那些由某个官方组织界定了某种精确性的群体（政权和教会），都只是由各种异质要素构成的表层单位。

英国由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构成；天主教会由散布于整个世界的信徒们组成，而那些信徒在宗教之外的每件事情上都大相迥异。任何一个群体的成员，不会在所有方面都有着同样的习性。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是属于好几个群体的成员，而且在每个群体中他都有一些同伴，但这些同伴与他在其他群体中的那些同伴是有所不同的。一名法裔加拿大人是属于不列颠帝国、天主教会、说法语的人群。因而，不同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交叠，这使得不可能把人类划分为并列存在着的截然相异的社会群体。

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当时有名的群体，但很多那样的群体都是基于纯粹表面的类似。必须设立一条规则，即不要接受了那些关于此种划分的流行观点却没有批判它们。我们必须精确地界定群体的本质和范围，要去问：该群体是由什么人构成的？什么样的黏合剂把他们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共有着什么样的习性？在何种活动中，他们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要等到那类批判进行之后，才能去述说那些习性是什么；相反，那些我们所质疑的群体也许会把那些习性用作进行某种研究的基础。要研究智识习性（语言、宗教、艺术、科学），我们不应当采用一种政治单位（民族），而应是由那些共有着相关习性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要研究经济事实，我们应该选择因某一共同经济兴趣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我们应只把政治群体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实，我们应完全抛弃种族。(6)

即使某个群体在许多关键点上都是同质的，该群体也并非完全同质；它会被划分为诸多子群，子群成员在次要习性上是相异的；比方说，一种语言被分为多种方言，一种宗教被分为诸多教派，一个国家被分为许多省。反过来，一个群体与别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相类似，这证明了它们是有关联的；在一般性分类中，我们会承认各种语言、艺术和人群都有着“谱系”。于是，我们必须问：某个既定群体是如何被细分的？它是何种更大群体的一部分？

因而，遵循着上文给出的列表，就有可能有的放矢地研究某种既定的习性，乃至所有属于某一既定时空的习性。对于那些看上去是个体的和自发的习性的事实类别——语言、艺术、科学、概念、私人习惯——这项工作没有展现出任何方法上的困难；因为对于那类事实，确定每种习性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就够了。仔细区分那些养成或持有某些习性的人（艺术家、学者、哲学家、引领风尚者）和接受那些习性的大众，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但是，当我们形成了社会的或政治的习性（我们所谓的制度）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会带来某种幻觉的新情况，而且这种幻觉是必然会出现的。在同一个社会的或政治的群体中，其成员并非仅仅习惯性地进行着同样的活动。他们因相互的活动而相互影响着，他们彼此相互支配、控制、报偿。在那种群体中，习性采取了不同成员间的关系的形式；当习性是存在已久的时候，是已被定为正式条文的时候，是由某位人人皆知的权威所强加的时候，是某一特殊类别的人所持有的时候，它们就在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的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它们表现为外在现实。专攻某一行当或者专司某项职责的人——这样的人把敬业和司职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主要习性——看上去似乎也可归入不同的范畴中（阶级、社团、教会、政府）；那些范畴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或者至少是某个真实存在物——社会——的具有各种功能的器官。由之，我们会把社会类比为动物的躯体，从而会致力于描述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这就完全成了一种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但这些都是纯粹的隐喻。我们用社会的结构意指着种种规则和习俗，根据这些规则和习俗，社会成员被按职业和娱乐方式予以分类；我们用社会的功能意指着习惯性活动，依据这些活动，每一个人都处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使用这些术语也许是便利的，但应该记住表面之下的现实是完全由习性和习俗构成的。

然而，制度研究迫使我们去问一些关于人及其职责的特殊问题。就社会的及经济的制度而言，我们必须问分工原则和阶级划分原则是什么，什么是职业和阶级，职业和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不同职业的和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得到强制性规章保证并且被人人皆知的权威所认可了的政治制度，则有两组新问题出现了。（1）谁是被授予了威权的人？当威权被分割的时候，我们必须研究职责的划分，必须把政权的人事分解为其不同的类别（最高的和从属的，中央的和地方的），并且必须分清这些专门类别中的每一个。对于加入到政权的每个阶级的人，我们应当问：他们是如何进入政权的？他们的法定威权是什么？他们的真正权力是什么？（2）法定的规则是什么？它们的形式是什么（习俗、秩序、法律、惯例）？它们的内容是什么（法律条文）？应用方式是什么（程序）？最重要的，规则是如何与实际相左的（滥用权力，非法谋利，执行者们相冲突，违背规则）？

在确定了构成某个社会的所有事实之后，依然要搞清楚该社会在与之同时代的所有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国际制度——智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外交及战争惯例）——研究；与政治制度一样，我们要问同样的问题。这项研究，也会涉及到几个社会所共有的习性，以及那些尚无某种正式形式的关系。这部分工作，在历史建构中进展甚微。

Ⅳ．全部辛勤工作的结果，就是对某一既定时刻的人类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换言之，这些工作给予了我们关于某个社会状态的知识。同时态的事实是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我们也许可把对那些事实的研究称作社会静力学；但是，历史研究并非仅限于此。历史也研究不同时刻的社会状态，并且探究这些状态的差异。人的习性与人所生活的物质情况，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即使当它们看起来似乎是不变的时候，它们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绝非依然如故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变化的研究才成为可能；由之，萌生了对连续性事实的研究。

对历史建构工作而言，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趋向某一共同方向的变化。(7)当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的某种习俗或状态会逐渐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终转变为另一种不同的习俗或状态；或者直白地说，某个既定时代的人常常践行着一种与其先辈们截然不同的习性，而这种变化却不是凭空出现的。这就是演化。

演化出现在所有的人类习性中。因此，要研究演化，我们只须再次转向那一系列的问题，即我们在形成静态社会观时所用到的那些问题。对于每件事实、每种情况、每条惯例、每个授有威权的人、法定的规则，有个问题应该被问道：此种事实的演化是什么样的？

这一研究将涉及到好几项工作：（1）确定是哪一事实其演化要被研究；（2）界定演化所发生的持续时间（在所选定的时段中，转变应该已是显而易见，但同时在起初的和最终的情形之间依然有着某种联系）；（3）确定演化的不同阶段；（4）研究演化赖以发生的手段。

Ⅴ．各个社会的各种状态以及它们的所有演化——即使是成系列的，甚至是不间断的——都不足以穷尽历史的题材。依然有着大量我们无法忽略的独特事实，因为它们解释了某些社会状态的起源，并形成了演化的出发点。如果我们忽略了恺撒对高卢的征服以及蛮族的入侵，那我们凭什么去研究法兰西的制度或演化呢？

历史必须去研究那些独一无二的事实，但这却使得人们说历史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把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它的目标。历史在此是与宇宙学、地质学、动物物种学处境相同的：换言之，历史不是关于诸种事实间普遍联系的抽象知识，它是一种旨在解释实在的科学。世界、动物和人类都只是单维的演化。在每次演化中，连续出现的事实并不是抽象法则的产物，相反每一刻都是好几种具有不同本质的情况巧合而成的结果。这种巧合——有时候被称作偶然——引发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而这些事件决定了演化所采取的特殊进程。(8)演化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偶然事件才能被理解；历史在此处与地质学或古生物学具有同等的地位。

因而，科学的历史学会去追溯那些偶然事件（或事变），并且为了研究演化而使用它们，而传统历史学则是出于文学上的考虑——它们激发了想象力——而去搜集起来。由之，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已经影响了所有人类习性演化的事实。每一个事件，都将被按日期罗列于据认为其施加了影响的演化中。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把每类事件都汇集起来，并且按编年的和地理的次序排列那些事件，最后得以从总体上来表现历史演化。

于是，除了种种专门史——在专门史中，事实被按照纯粹抽象的范畴（艺术、宗教、私人生活、政治制度）来排列——之外，我们还应建构起一种具体的普遍史。这种具体的普遍史将通过阐明支配了所有特殊演化的主流演化，从而把各种专门史全部联系起来。专门史的研究者们往往把他们所研究的事实类别想象为一个封闭的世界，在那一世界里，演化是某种内在动力驱使发生的；但我们所分别研究的那些事实类别（宗教、仪式、法律、宪章），没有一个形成了某个封闭的世界。某种习俗或制度（语言、宗教、教会、政府）的演化，仅仅是一种隐喻；一种习俗是一种抽象，而抽象的东西并不演化；严格地说，演化的仅仅是实存者。(9)当某个习俗发生变化的时候，这意味着践行它的人已经变化了。人并不是在各种现象可以孤立发生的（宗教的、法律的、经济的）水密舱中被塑造的；改变了某人境遇的某事件，在很多方面上也改变着这个人的习性。蛮族的入侵同样影响了语言、私人生活和政治制度。因而，我们不能通过只关注历史的某个特殊分支来理解演化；专门史的研究者们，即使只是为了撰述他自己那一分支的完整的历史，他都必须跳出他自己主题的圈子，进入到一般性事件领域中。对于英国文学而言，泰纳的优点就是断言文学演化不是依赖于文学事件，而是仰仗了那些具有某种一般性特点的事实。

关于各种个体事实的普遍史，在各类专门史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这种普遍史包含了许多在专门史中无法处理的残余事实，那些残余事实随着专门史研究分支的出现与细分而在量上有所减少。由于一般性事实首先具有一种政治本质，并且由于把这些事实组织到某个专门分支中是更加困难的，普遍史实际上与政治史混淆在了一起。(10)从而，政治史家们自己成为了普遍史的拥护者，并且在他们的建构中保留了所有的一般性事实（民族迁徙、宗教改革、发明和发现），那些一般性事实对于理解政治演化是必要的。

有鉴于某些事实已经造成了变化，因而为了建构普遍史，就有必要找寻到能够解释某个社会的状态或者该社会某次演化的所有事实。我们必须在各类事实中搜寻它们，比如人口迁徙，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技术的变革，政府人事更迭，革命，战争，开疆辟土。

最重要的事实是那种应已造成某种决定性影响的。因而，我们必须抗抵住那种把事实划分为大和小的天然诱惑。那种诱惑不愿意承认重大的结果也许有着较小的诱因，比如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也许大大影响到了罗马帝国。这种不愿意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次序；它源自于一种预想的世界政府观念。在所有论及某种演化的科学中，我们都发现了许多充当一系列重大变革之起点的个体事实。西班牙人带进来的一小群马，充斥了整个南美。在洪灾中，一棵树的枝丫也许会挡住一股激流，并改变某处山谷的面貌。

在人类的演化中，我们遇到许多重大转变，那些转变都并没有任何超出某次个别事件的明晰原因。(11)在16世纪，当三位君王驾崩之际（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女王），英国人都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重要性并非是由初始事实来量度的，而是由其造成的结果事实来判定的。因而，我们不必先天的就拒斥个体行为并抛弃个体事实。我们必须核实是否所研究的某人正处在一个可使其影响力被强烈感知到的位置上。有两种情况我们可认为他是在这个位置上：（1）当他的行为充任大众的榜样并形成为一种传统的时候，这是在艺术、科学、宗教和技术工艺中频繁出现的情况；（2）当他有能力发号施令并引领大众行动的时候，这通常是一国、一军或一教之首脑的情况。一个人生命中的某些插曲，也许会成为重要的事实。

相应地，在历史分类表中，应该分给个人和事件一个位置。

Ⅵ．每次研究连续性事实的时候，总有必要规定一些休止点，区分出开端与结尾，以便把编年分类应用于数量惊人的事实。这样的划分就是时期；时期的使用与历史是一样古老的。不仅在普遍史中，而且在专门史中，只要我们所研究的时段长得足以让人觉察到某次演化，我们就需要那些时期。借助于事件，我们界定了各个时期的限度。

在历史的各个特殊分支中，在确定了哪些习性变化会被认为是触及到最深层面的之后，我们就选定那些变化作为演化中的标志日期；然后我们探究是什么事件造成了那些变化。导致某种习性形成或变化的事件，就成了一个时期的开端或结尾。有时候，这些界面事件与我们正研究其演化的那些事实——文学史中的文学事实、政治史中的政治事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这些界面事实更多的是属于截然不同的一类，专门史家不得不从普遍史中借用它们。

在普遍史中，各个时期应该是根据好几类现象的演化来划分的；我们要寻找可在历史的不同分支中同时标志着某一时期的事件（蛮族的入侵、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由之，我们就可以建构出普遍适用于不同演化分支的各时期，那些时期的开端和结尾都是由单一事件所分别标明的。传统的普遍史分期深受此影响。按照同样的方法，通过把各种会带来次等重要性之结果的事件视作界碑，各种次要时期被确认。

如此依据这些事件而被建构起来的诸时期，具有不同的时间长度。我们无须忧烦这种划分没有满足那种对称的需要；一个时期不应是年份固定的，而应是演化的明显阶段所占用的时间。因而，演化不是一种规则性的运动；有时候漫长的岁月流逝了，却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但很快就到了快速转变的时刻。基于这种差异，圣西门发现了（缓慢变化的）有机时期与（快速变化的）批判时期之间的区别。

注释

(1)拉孔布先生的分类（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chap．Ⅵ．）基于人类的行为动机和所打算满足的需要，从哲学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但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实际需要；这种分类依赖于抽象的心理学范畴（经济的、再生产的、同情的、雄心勃勃的等等），并以把各种现象（军事制度与经济）完全区分开而告终。

(2)各种教会制度构成了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在各类日耳曼文物手册中，宗教被归入艺术中，但同时教会制度是处于制度类中。

(3)运输方式，常常被置于商业之下，其已经形成了一类产业。

(4)财产是一种具有混合特性的制度，其同时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

(5)对于这场运动的历史及传记，参见Bernheim，Lehrbuch，pp．45-55。

(6)证明种族观念是无效的，这不再是有必要的了。种族一词过去常被用来指因某一民族或某种语言而形成的模糊群体；至于历史学家们所理解的种族（希腊的、罗马的、日耳曼的、凯尔特的、斯拉夫的等种族），则仅仅是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一样的名词——换言之，具有同种遗传特征的一群人。种族一词已经因创造它的泰纳的滥用，而被归之为一种谬论。对它的绝妙批判可在拉孔布（同上，chap．ⅩⅤⅢ．）和罗伯逊（“The Saxon and the Celt，”London，1897，8vo）那里发现到。

(7)有些变化让事物回返到了原初的起点，对于这些退行性变化在历史中的正确位置，尚无任何公认的一致意见。

(8)偶然会影响到历史，这一理论被库尔诺先生（M．Cournot）以一种精巧的方式阐明了，Considérations sur la marche des idées et des événements dans les temps modernes（Paris，1872，2vols．8vo）．

(9)兰普勒希特，在一篇刊于《德意志历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New Series，vol．Ⅰ．，1896）的长文《什么是文化史》（Was ist Kulturgeschichte）中，已经在尝试把文化史研究奠基于社会的集体灵魂理论，该理论认为集体灵魂（collective soul）产生了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的“社会—心理”现象，而且集体灵魂在不同时代也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说。

(10)民族史一词，因有利于爱国主义而被引介进来，它表示着同样的东西。民族的历史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历史。

(11)参见Cournot，同上，Ⅰ，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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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撒利亚，古罗马地名，公元前48年，恺撒在此击败庞贝。

第十三章　建设性推理

Ⅰ．文献所提供的历史事实，绝不足以填满那些分类表中的全部空白，而且也不会完全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排列。有许多问题，是无法直接从文献中得出答案的；有许多特征，文献也是付之阙如的。然而没有这些特征，社会的各种状态的完整图卷以及演化的和事件的完整图景，就无法给出。我们无可避免地被迫得去努力填满这些沟壑。

在直接观察的各门科学中，当某件事实在一连串事实中是缺失了的时候，该事实可通过一次新的观察而被寻得。在历史中，我们没有这类资源，因而我们要借助推理来谋求拓展我们的知识。从我们在文献中所获知的事实出发，我们努力通过推理得到新的事实。如果推理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获知的方法就是正当的。

但是，经验表明在所有获取历史知识的方法中，推理是最难被正确运用的，而且还已引发了许多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诸多预防措施的防护，推理就不应当被运用。那些预防措施是被设定来持久保护心灵免受威胁的。

（1）推理绝不应与文献分析合在一起。读者本人若是想当然地把文献作者没有明确写下的东西插入到文本中，结果都是以让该作者说些他从未打算说的话而告终。(1)

（2）直接核查文献所获得的事实，绝不应与推理所得到的结果混为一谈。当我们陈述一桩我们只有通过推理方知晓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不应以为我们是在文献中发现它的；我们必须公开我们赖以得到它的方法。

（3）无意识进行的推理绝不应被考虑；那样做会有太多犯错的机会。应以逻辑形式进行每一步论证，这完全应成为一条准则；对于错误推理，大前提一般而言都是荒唐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4）即使推理令人无甚怀疑，仍不应去试图得出什么结论；所述论点只能是推测性的，显然不同于最后确认的结果。

（5）不进行推理而只是猜想并竭力把猜想变成确定事实，这是绝不容许的。当然，第一印象极有可能是对的。通过不断地反思某件推测性事实，我们自己会日渐熟悉它，最终会认为它已经被很好地确立起来了；但真相却是我们只是太适应它了。对于那些长期专注于研究极少数文本的人来说，这是时常发生的倒霉事。

有两种运用推理的方式，一种是消极的，另一种是积极的；我们将分别核查它们。

Ⅱ．消极的推理方法，也被称作“默证”，是以相关事实迹象缺失为研究前提。(2)若是相关事实情况从未在任何文献中被提及，则可推断出那一事实不存在；这种证明方法可被应用于各种主题，比如习语、革命、事件。它依赖于一种感觉，即日常生活中人们以谚语“如果它是真的，我们该听说过它”所表达的感觉；这句谚语暗示了一条普遍命题，该命题归纳如下：“如果所谓某事件真得发生了，就应会有一些提到它的文献存在。”

要证明那些推理是正当的，必须每件事实都被观察到，被书面记录下来，并且所有的记录都被保存着。现而今，绝大多数书面文献都已经亡佚了，而且绝大多数发生了的事件都没有被书面记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中，这种证明方法会是无效的。因而，它只能应用于其所暗含诸条件已得到满足的情况。

（1）不仅仅是现在而且是永远都不应有任何提及所述事实的文献存在，这一点是必要的。如果文献亡佚了，我们就得不出任何结论。因而，亡佚文献的数量越大，默证就应该越少被使用；比如，与19世纪研究相比，默证在古代史中是很少被使用的。某些不希望受此条件限制的人，总想假定亡佚文献不包含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如果那些文献亡佚了，他们会说之所以亡佚是因为它们不值得保存。但真相是每份稿本都受着极偶然的小事件的摆布；换言之，稿本的保存或毁坏是纯粹偶然的问题。

（2）所研究的事实必须是肯定能被观察到并记录下来的那种。一件事实若是没有被记录下来，并不表示可推断出该事实没有被观察到。任何一个加入到搜集某些特殊类别事实的组织中的人，都知道所谓特殊类别事实比人们所认为的要普通得多，而且很多时候都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或者留下什么书写线索。地震、狂犬病例、鲸鱼搁浅海滩都是这样的。此外，许多事实——甚至那些为它们当时代的人所稔熟的——都未被记录下来，这是因为官方阻止了它们的公开；这些是涉及到政府秘密行动和下层阶级不满的事情。这种事实缺失，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却给不加反思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正是广为流传的“美好的旧时光”的谬言的源头。若是没有任何文献述及官吏们滥用职权，或者农民们的怨言，不加反思的历史学家们就会认为每件事都是井井有条的，没有人在受苦。但在我们进行默证之前，我们要问：在我们所拥有的任何文献中，这类事实肯定会被记录下来吧？关键的问题不是涉及某一既定事实的文献缺失了，而是在某份本来会提及该事实的文献中它却没有被提及。

由之，这种消极的证明方法仅用于少数清晰界定了的情况。（1）某份文献未提到某事实，但该文献的作者有意系统记录下所有同类事实，并且他肯定熟悉所有那些事实。（塔西佗设法列举了日耳曼人诸部落；《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提到了所有罗马帝国的行省；某一部落或某一行省若不在相关著作的列表中，则证明了该部落或该行省那时并不存在。）（2）某事实，如果肯定是能被观察到并记录下来的，则必定会强烈地影响着文献作者的想象，并且必定会波及到他的种种概念。（如果法兰克人定期集会，那么都尔的格雷戈里不可能构想并描绘法兰克君王们的生活却不提及那类集会。）

Ⅲ．积极的推理方法是从文献已确定了的某件事实出发，并推断出文献中未提及的其他事实。历史的基本原则是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之间有着某种类似，这种方法正是该原则的一次应用。今天，我们注意到各种人类事实全都是连在一起的。若有一件事实，则必有另一件事实与之相伴，这或者是因为第一件事实是第二件事实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第二件事实是第一件事实的原因，或者因为两件事实都是某一共同诱因的结果。我们设想在过去，类似的事实是以某种类似的方式相互关联着的，而这一设想得到了文献中对过去的直接研究的确认。因而，从我们所发现的过去的某一既定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其他与之相关的事实的存在。

这一推理可应用于各种事实，比如习俗、变革、个体事件。我们可以从任何已知的事实出发，并努力从那一事实中推断出未知的事实。具有一个共同中心（人）的各种人类事实，全都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并非只是同一类别的事实，而是各种类别差异极大的事实。与艺术相关的各种事实之间，有着种种联系——宗教、风俗、政治等不同事实亦是如此——但联系并非仅是这些，各种宗教事实与艺术、政治和风俗等事实之间，也有着种种联系；因而，从一件某类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所有其他类别的事实。

推理以事实为基础，核查那些事实间的联系将意味着把人类事实间的所有已知联系罗列成表，换言之，给出一份关于社会生活之全部经验法则的详尽说明。那项工作可为一整本书提供素材。(3)此处，我们只须简述下支配这种推理的一般法则，以及那些被用来抵御最普通错误的预防措施。

这种积极的证明方法依赖于两条命题：一条是一般性的，源自于人类事务经验；另一条是特殊性的，来自于文献。在实践中，我们从特殊命题出发，比如有一条历史事实：萨拉米斯（Salamis）得名于腓尼基人。接着，我们找到一条一般命题：城市名称的语言就是创建它的人的语言。然后，我们判断：萨拉米斯，得名于腓尼基人，是腓尼基人创建的。

要确证结论，有两个条件是必要的。

（1）一般命题必须确实是真的；它所声称有关联的两件事实，必须以如下方式相关联：没有此一件事实，彼一件事实绝不会成立。如果这一条件得到了完全满足，我们就有了一条法则——就此词科学意义而言；但是，在处理人类事实时——除了那些其法则是由常规科学确立起来的物理情况之外——我们只能以经验法则来进行工作。经验法则是通过对一般事实的粗略确定而获得的，但那些一般事实并非是以那种可查明它们真正动因的方式被分析的。我们无法完全知晓每条经验法则在何种程度上才是一定有效的，因而那些经验法则当涉及到数量众多的事实时，仅仅是大致正确的。与城市得名之语言相关的那条命题，并非总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彼得堡是一个德国名，美国的锡拉丘兹（Syracuse）得自一个希腊名。在我们能够确证城市得名与创建者的族裔有关联之前，其他条件必须被满足。因此，我们应该只使用那些已完全清楚了的命题。

（2）要使用一条完全清楚的一般命题，我们必须对有关特殊事实充分了解；因为只有在有关特殊事实被确定后，我们才能去寻求一条可作为论证之基础的普遍经验法则。于是，我们将从研究某事件的特殊情况（萨拉米斯的位置、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习性）开始；我们将不依赖于某处个别细节，而是通过聚合起大量细节来进行研究。

由之，在历史推理中，必须有（1）一条精确的一般命题；（2）一种关于某一过去事实的详尽知识。若是设定了一条错误的一般命题——例如，奥古斯丁·梯也里认为每一家贵族都源自于一次战争——这可就是学艺不精的了。把某种论证奠基于某处孤立的细节（比如，某座城市的得名），这也是技艺糟糕的。这些错误在根本上暗示了要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1）自发的倾向是把那些“常识性真理”视作推理的基础，那些常识性真理几乎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知识的全部。因为关于社会生活的科学依然是不完善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绝大部分常识性真理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中最危险的，就在于我们有时候会无意识地使用了它们。最安全的预防措施，将始终是公式化所设定的法则，然后我们以该法则为论证的基础。凡是某件事实出现的时候，另一件事实肯定也会出现。如果这一命题是明显错误的，我们将立刻发现它是错的；如果它是太宽泛了，我们要问：引入何种新情况才能使这一命题精确无误。

（2）另有一种自发的冲动，会诱导我们从孤立事实中——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那种——得出结论（更确切地说，关于任何一件事实的观念，通过联想都会在我们心中唤起关于其他事实的观念）。这是文学史中的天然方法。文献作者生活中的每种情况，都提供了推理的素材；我们通过推测可构想出所有会波及到我们的影响，并且我们假定那些情况影响到了我们。所有的史学分支，都只专门研究某一类事实，而且所研究的事实彼此是不同的（语言、艺术、私法、宗教）；但这些史学分支却遭遇着同样的危险，因为它们处理着人类生活的片断，而非广泛聚集的现象。极少有结论是被坚实确证了的，除非是依赖于大量详尽数据的那些结论。我们不是根据单一症状，而是根据大量并发症状来作出诊断的。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将避免依凭某处孤立细节或某种抽象事实来进行工作。在我们心中，我们不仅要推想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且要考虑到已经影响到他们的主要生活状态。

我们必须能够满足某一特定推论的全部条件，但这一要求是极少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法则是知之甚少的，也几乎不了解某件历史事实的诸多精确细节。从而，我们绝大多数的推理，将只是提供种种推论，而非确凿事实。但是，推理工作和文献使用是一样的。(4)如果好几条推论在同一问题上完全一致，则它们彼此确认，并最终会得出某件合法的确定事实。通过推理的累积，历史填补了它的某些沟壑。尽管对各座希腊城市的腓尼基起源的怀疑依然存在，但腓尼基人在希腊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注释

(1)我们已经论述了这种方法的缺点。

(2)这种论证方法从前在宗教史中被大量使用。关于该方法的讨论是早期论及方法论的作者们所喜爱的一个主题，并且在德·斯曼特神父的《历史批判诸原则》中仍占有着相当大的篇幅。

(3)这正是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中所尝试的。在索邦的一次讲座中，我力图给出一份详尽说明的提纲。——（Ch．S．）

(4)参见p．204。

第十四章　通式的建构

Ⅰ．设想一下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被通过文献分析或推理所确定下来，而且我们已经系统地排列了它们；则我们会拥有一张关于历史整体的系统化清单，而且建构工作将被完成。历史应该止步于此么？这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因而它被人们热烈地讨论了，我们也必须给出一个答案。

批判学家们，习惯于不夹杂任何个人喜好地搜集齐所有与他们专业相关的事实，而且倾向于把所搜集的完整、精确、客观的事实看做是基本的必需品。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同样有权在历史中据有一席之地；坚持某些历史事实是有着更大重要性的，并且把其他事实都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而抛弃掉，这将会把因个人癖好而千差万别的主观选择因素引入进来；历史不能牺牲任何一件事实。

这种观点是很合情合理的，若要反驳它，只能说材料上有困难；然而，这个理由足够了，因为材料是所有科学的实践动因：我们这样说意思是获得或传授全部知识是不可能的。在一部没有任何事实被舍弃掉的历史中，将包含着所有人在所有时间的所有行为、所有念头、所有冒险。这部历史将构成一个总体，但这个总体却没有任何人能掌控；这并不是因为材料的缺乏，而是因为时间的不足。确实从目前看来，某些卷轶浩繁的文献汇编工作正是如此：所搜集的议会论辩报告包含了所有各级会议的历史，但是要从这些原始资料中了解那些会议的历史，这可将耗费不止一辈子的时间。

每门科学——最低限度只要它自称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有可能获得认识的科学——都必须考虑到生命的实际情况。任何以不可能获得知识而告终的理念，都会阻止这门科学的建立。

科学是时间与劳力的一种节约，是通过一套方法来生效的。那套方法提供了一种认知并理解事实的快速手段；它慢慢地搜集齐一些细节，并把那些细节凝练成精妙的、无可争议的公式。历史比任何其他科学都要更受细节的拖累，它在两种方案中作选择：或者是一部完全的但却不可知的历史，或者是一部可知的但却不完全的历史。所有其他科学都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它们宁可冒着损害事实并把事实随意整合以致肯定无法被理解或被交流的危险，也要去删减、凝练事实。批判学家们喜欢把研究领域限定在古代史诸时代；在那一研究领域中，偶然性已经摧毁了几乎所有的资料来源，并且剥夺了批判学家们几乎所有的认知那些资料的手段，这使得批判学家们免去了担负起挑选事实的责任。

历史，若希望把其自身建设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加工好作为原材料的事实。它必须借助于定性的和定量的描述性公式，以某种便于操作的形式凝练事实。它必须搜寻那些构成每门科学之终极结论的事实间的联系。

Ⅱ．人类事实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因而无法像化学事实那样被简化至极少数简单公式。与其他论及生活的科学一样，历史需要可用来表述不同现象之本质的描述性公式。

要便于操作，公式必须是简短的；要能给出关于事实的准确观念，公式必须是精确的。在关于人类事务的知识中，唯有特征性细节能使我们理解一件事实是如何与别的事实不同的，并且认识到在该事实中什么才是其所特有的，因此精确性只能通过对那些特征性细节的关注而被获得。于是，为了满足简洁的需要，我们被引向寻找固结公式；必须要保证精确性，则我们被要求采用精微公式；在这二者之间，出现了冲突。公式若是太简短则让科学变得含糊不清、不牢靠，公式若是太冗长则会妨碍到科学并使之毫无用处。这一困局只能通过一种永久的妥协方可被避开，而妥协的原则就是压缩事实——省略掉没必要在心灵中复现出的事实，但在省略将会遮盖住某些显著特征的地方就不应省略了。

这项工作，本身是困难的，还因要被凝练为公式的事实是在何种状态下呈现出自己的这一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各种事实，根据其来源文献的性质，以各种不同的精确度出现在我们面前：从记述最小事件的详尽叙述（滑铁卢战役）直迄只言片语的最简记载（奥斯特拉西亚人［Austrasians］在泰斯特里［Testry］的胜利）。[1]对于属于同一类的不同事实，我们拥有大量的细节，但这些细节却因我们所得文献或是完整描述或是简约记载而千差万别。我们怎样才能把各种精确度差异极大的知识组织成一个共同的整体呢？当某些事实是我们通过意义宽泛的含糊语词来认识的时候，我们无法缩小那些事实的宽泛程度并提升它们的精确度；因为我们不知道细节。如果我们推测性地去增补那些事实，那我们将炮制出一本历史小说。这正是奥古斯丁·梯也里在其《墨洛温时代的故事》（Récites mérovingiens）中所做的。当事实是所知甚详的时候，通过排除掉特征性细节，把事实变得概括性程度更高些，这总是很容易的；这正是删节本的作者们所做的。但是，这种方法的后果将是把历史简化为大量含糊的一般性事实，而那些事实除了专名和日期不同外，在整个时段都是一样的。通过把所有事实都变得和那些知之最少的事实的情况一样，所有事实具有了同种程度的概括性，但这是一种搞平衡的危险方法。因而，在那些情况中，凡是文献提供了细节的地方，我们的描述性公式就应该总是保留那些与众不同的特征。

为了建构这些公式，我们必须再度诉求于我们在搜集事实时所用到的那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每一个问题，并比较各种答案。然后，我们把那些答案整合入某条公式中——该公式应尽可能地凝练、精确——并且注意确保每个词的意义是固定的。这样做看起来也许是一个风格问题，但我们在此所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谋篇布局的原则——尽管为了读者便于理解，这样的原则是必要的——它是一种著述者出于其自身考虑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各种社会事实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性质，为了把握住并表述它们，固定的且精确的语言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工具；若是没有好的语言，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是完美的。

固定了的和描述性的术语，其意义总是清晰明确的；最大可能地充分利用这类术语，这将是良善的。只以集合名词而非抽象名词（王权、政权、民主、宗教改革、大革命）来指称集合体，并且避免任何人格化的抽象行为，这将是审慎的。我们觉得我们使用抽象性语词只不过是在使用着各种隐喻，但语词的力量却使得我们失去了自制力。抽象名词肯定是很诱人的，因为它会让某个命题貌似科学。但那仅仅是貌似，因为在科学的外衣之下往往潜藏着经院哲学；换言之，抽象名词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纯粹是一种言语观念（就像莫里哀所说的有催眠功效）。[2]只要我们关于诸种社会现象的观念没有被化约为真正的科学公式，那么最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将是依据日常经验来表述它们。

要构建一条公式，我们当预先知晓什么要素应该成为该公式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必须在一般事实（习性与演化）和独一无二的事实（事件）之间有所区别。

Ⅲ．一般事实指时常重复的行为，是许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必须确定这类事实的特性、范围和持续时间。

若要用公式表述这类事实的特征，我们就必须把构筑了某一事实（比如习性、制度）并把该事实与所有其他事实区分开来的所有属性都整合起来。忽略掉个体差异，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公式中把所有彼此相似度极高的个体情况统统合在一起。

对于与形式（比如语言、书法）相关的各种习性，以及所有的智识习性，这种浓缩工作做起来是毫不费力地；而且那些践履着这些习性的人，已经以公式表述了它们，我们只需去搜集那些公式。那些按既定规则制定的制度（比如规章、法律、私人条款），亦是如此。由之，历史的各专门分支率先得出了一批系统的公式。但同时，这些专门分支所整合的仍只是表面的和常见的事实，并没有触及到人的真正行为和思想：比如在语言中，它们研究的是书面语词，而非真正的读音；在宗教中，它们研究的是正式的教义和仪式，而非人民大众的真正信仰；在道德中，它们研究公开宣告的规则，却不讨论实际生效的种种理念；在制度中，它们研究法定的章程，却不讨论真正的实践。对于所有这些主题，关于各种常见形式的知识，必定某一天会被对真正习性的平行研究所增补。

把由各种真正行为所构成的某种习性，纳入到某条单一公式中，这是很困难的；经济现象、私人生活、政治通常正是如此。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不同的行为中找出那些构筑了该习性的共有特征。如果这项工作已经在文献中完成，并且精炼为了一条公式（这是最普通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必须批判这条公式，以便确保它真得表征着某种同质习性。

在建构适于某一群体的公式时，同样的困难也出现了；换言之，我们必须描述该群体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并且找到一个可准确指称该群体的集体名词。在文献中，不缺乏群体性名词；那些名词都有着其习惯上的起源，但它们中许多却是与真正的群体不甚符合；我们必须批判那些名词，从而固定下它们的精确意义，有时候还要改正它们的应用。

这第一步工作，应该得出一些可表现常见特征及真正特征的公式。那些特征是不同群体的所有习性都具有的。

公式要界定清楚某种习性的精确范围，为此我们应寻找该习性所出现的最远点（这将可得出分布区域），以及它最为普遍的地区（核心）。有时候，这项工作表现为地图形式（例如，法国古冢［tumuli］及都尔门［dolmens］的地图）。[3]指明践行每种习性的各类人群和贯彻最深的子群体，这也是有必要的。

公式也应该指明该习性的持续时间。我们要去寻找极端情况，比如形式、教义、惯例、制度、群体的最初出现时间和最终出现时间。但是，只注意两种孤立情况——最早的和最近的——这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确定该习性实际在起作用的时期。

关于某种演化的公式，应该能指明该习性的连续变化，并且任何时候都能精确界定该习性的范围及持续时间。从而，通过比较所有的变化，就有可能确定这种演化的一般过程。通式将阐明演化的起讫时间和场所，以及演化所产生之变化的本质。所有的演化都呈现出共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我们可把演化划分为不同阶段。每种习性（习俗或制度）都始于几个人的自发行为；当其他人模仿他们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惯例。类似地，最初有些人自愿承担起某些社会职责，当他们被其他人效仿的时候，他们就获得了某种正式身份。这是第一阶段；个别人首开其端，继之以普遍的模仿和认可。接着，这种惯例成为传统并变成一种强制性的风俗或规则；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永恒地位，并且被授予了物质上的或道德上的约束性权力。这是传统及权威的阶段；这常常是最后一个阶段，要等到这一社会被毁灭了才告结束。若是这种惯例不再被严格执行的了，这些规则被违背了，持有权力的人不再被服从了；那就是反叛和分裂的阶段。最终在某些文明社会中，规则被批判，权威人士被责难，统治机构被监管并且在部分国民的推动下出现了某种合理的变化；这是变革的阶段，也是演化结束的阶段。

Ⅳ．对于那些独一无二的事实，我们不可期望着把它们汇集起来纳入到某一普通公式中，因为这些事件本质上只出现一次。因而，删节无可避免是必要的，我们无法完全保留下某次集会上所有成员的活动或某国所有官员们的行为。许多个体及诸多事实必须被牺牲掉。

我们该如何去选择？个人品味和爱国主义使得我们偏好那些合乎心意的特性和地方性事件；但是，所有历史学家均可使用的挑选原则，是以人类事务演化中有影响的那部分事件为基准的。我们应该保留那些明显影响到某次演化进程的人和事件。那些人和那些事件，若是我们不提到它们，我们就无法描述那次演化，由之我们能够识别它们。那些人是改变了社会状态的人——此举得以实现，或者是他们通过首先形成或引入某种习性（比如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创始人、传教士），或者是他们成为某次运动的领导者，国家、政党、军队的首脑。那些事件是促使习性和社会状态发生诸多变化的事件。

要建构一条描述某位历史人物的公式，我们必须从其生平及习性中挑出细节。从其生平中，我们将找出决定其人生道路、形成其习性以及促使他做出影响社会之行为的那些事实。这类细节包括了生理状况（体格、气质、健康情况）(1)、教育影响、其所处的社会状况。我们在文学史中常常使用这种研究方法。

在一个人的诸多习性中，有必要确定他的基本概念——比如他的生活观、他的知识、他的主要趣味、他的日常工作、他的行为准则——正是那些概念影响到了各类相关事实。从这些千差万别的细节中，一种关于这个人“特性”的印象形成了，聚集起这些特性就构成了他的“肖像”，或者用现在人们喜欢用的一个词，即他的“心理学”。自从历史仍被认为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以来，这种方法依然是被非常尊崇的；是否它能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这一点是可疑的。即使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也许都不会有什么真正能涵括其所有特性的方法，更遑论此时我们只能通过文献媒介来间接认识他了。围绕着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掀起了多场论战，这绝妙地证明了那种不确定性。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冒险去搜寻某条描述某种特性的公式，则有两种天然的诱惑是我们必须警惕的：（1）我们不应建构那种缺少其人自我论断的公式。（2）我们在研究虚构人物（比如戏剧和小说）时，常常会去搜寻一个人的情感和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文学中，人物的特性是被合乎逻辑地建构起来的。这种相干性研究，不应被转嫁到真实人物研究。对于那些我们可看到的活着的人，我们不太可能去那样做，因为我们在那些人身上看到了太多不能被纳入到某一相干性公式中的特征。但是，由于文献的缺失遮蔽了那些会妨碍我们建构工作的特征，这反而鼓励了我们以舞台人物的方式去排列那极少数残存下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伟人对我们来说，似乎要比我们同时代的伟人要更加合乎逻辑。

我们该如何建构适于某一事件的公式呢？简化的必要性，促使我们以某个名义把所认识到大量细微事实整合在一起。对于那些细微事实，我们模糊地觉得它们之间有着种种联系（比如一次战役、一场战争、一项改革）。这般被整合了的事实，是那些可得出某种共同结论的事实。那正是关于某一事件的一致观点如何出现的，而且在此提不出更多的科学概念了。接着，事实被依据它们的后果聚拢在一起；那些没有什么可见后果的事实消失了，其他的则被归并入某些聚合体——即我们所谓的事件。

要描述某一事件，有必要精确地指出（1）事件的特性，（2）事件的范围。

（1）某一事件的特性，我们指的是可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区分开来的特征，不仅仅指时间和地点等外在情况，更是指该事件发生的方式及其直接原因。下面是该条公式所应包含的信息条目。一个人或多个人，在某某心理状态中（概念、行为动机），在某某物质条件下（地域、工具），做了某某行为，其结果是造成了某某变化。确定行为动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比较；首先把行为与行为者的主张相比较，其次是把行为与那些目睹了行为者之行为的人的诠释相比较。对此，人们常常仍会存有疑问：人们认为这是党派论战的领域；每个人都把崇高的动机归之于他所属党派的行为，并且把可耻的动机归之于敌对党派的那些行为。然而，所描述的行为，若是没有清晰指明任何动机，那将是无法理解的。

（2）事件的范围，应从空间（它所发生的地点，以及可感知到其直接影响的区域）和时间（当其开始出现的时候，以及结果产生了的时候）两方面清晰阐明。

Ⅴ．与特性相关的描述性公式，是纯粹定性的，只能给出关于事实的抽象观念；要搞清楚有关事实在实际中所处的位置，定量是必不可少的。某一既定的习俗是被100个人还是被100万人践行着，这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要把定量导入到公式中，我们有好几种方法可供选择。那些方法完善程度不一，但均有助于我们获得不同精确度的期望结果。按照精确度递减次序，它们排列如下：

（1）量度是一种完美的科学方法，因为同等数量绝对代表了同种价值。但是，量度方法必须得有某种通用量度单位，而且只适用于时间和物理现象（长度、表面、重量）。比如，产品数量以及货币额，是陈述经济与财政事实的基本要素。不过，心理秩序的事实依然难以被量度。

（2）枚举是统计学中使用的方法，(2)适用于全都有着某种明确特性的所有事实，那种特性可被用来清点这些事实。如此这般涵括进公式里的事实是数量有限的，但却并不都属于同一类事实，而且它们也许只共有着一种特性，或者是抽象的特性（犯罪、诉讼）或者是常见的特性（工人、寄宿处）；数字仅仅指明了有多少种可从中发现某种既定特性的情况；数字并不表示那些事实是某种同质的整体。天然的倾向是把计数与量度相混淆，并且假定事实被科学地精确认知是因为其可被计数；这是一种应被提防的错觉，我们不应拿人口或军队统计所得数字来量度人口或军队的重要性。(3)枚举所得诸多结果，对于某些涉及群体的公式建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枚举仅限用于某些情况——在那些情况中，应有可能知晓处于既定限度内的某一既定类别的所有单元——因为枚举首先要进行逐一列举，然后再计数。因而，在承担一种回溯性的枚举工作之前，要充分确保文献是完整的，足以呈现出所有应被枚举的单元。至于文献中所给出的数字，它们都是可疑的。

（3）估计是一种应用于部分领域的不完善的枚举方法，并且假定部分领域内所得结论在整个领域内都是有效的。它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历史学中，当不同主题的文献充裕程度不一的时候，常常有必要诉求于它。估计的结果是易被怀疑的，除非我们确信应用了枚举方法的那部分事实是完全类似于剩余部分的事实。

（4）抽样是一种限用于少量单元的枚举方法，这些单元是在所研究领域中的不同点上获取的；我们先是计算出某种既定特性出现之情况的比例（比方说90％），然后我们假定这同样的比例处处存在，而且如果有好几类事实，则我们将获得这几类事实之间的比例。在历史学中，这种方法可应用于每种事实，或是用来确定在某一既定领域或时代出现的不同习惯或习俗之间的比例，或是用来求得在某一异质群体中分属不同类别的成员之间的比例。这种方法给予了我们一种关于事件之频率和社会中不同要素之比例的大致观念；它甚至能表明哪些类别的事实是最常见地在一起的，且由之有可能是相关联的。但是，要使这种方法可被正确地使用，样本就必须在特性上能代表全体，而非代表着极有可能例外的那部分。因而，样本应该是在大不相同的点上，并且是在大相迥异的情况下被挑选，这样各种例外也许就可被相互抵消掉。在彼此相隔甚远的点上采样，这是不够的；例如，在某国的不同边境线上采样就不行，因为任何一条边境线上的特殊地方环境都是一种例外的情况。核实可以通过人类学家们获取平均值的方法来进行。

（5）普遍化是一种出自本能的简化方法。只要我们感知到某对象有某种特性，我们就会把这种特性类推至与之十分相似的所有其他对象。对于人类所关切的各种事宜，凡是相关事实老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我们都会无意识地进行普遍化；我们把少数人的习性，或者我们知道塑就了某部分人的初民们的那些习性，都赋予整个人类；我们把在某一既定时刻确实存在着的习性，类推至整个时代。这是所有历史错误诱因中最主要的，而且在每个领域中——比如在习俗和制度的研究中，甚至在对某个民族的道德评介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一错误诱因。(4)普遍化依赖于一种模糊的观念，即认为所有彼此相接近的事实，或者所有在某些方面上彼此相类似的事实，在各个方面都是完全相似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且使用不当的抽样方法。因而，若是满足了正确进行抽样方法的条件，普遍化也许可被正确进行。我们必须核查那些我们打算实行普遍化方法的情况，并且自问，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普遍化？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可假定在那些情况中所发现的特性仍会在剩下的数以千计的情况中出现呢？所选择的情况与平均值类似么？唯一充分的理由是那些情况代表着全体。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种系统的抽样方法。

进行普遍化工作的正确方法如下：（1）我们必须精确界定我们打算进行普遍化的领域（换言之，假定了所有情况都类似的领域），我们必须确定我们要进行普遍化的国家、群体、阶级、时代。必须当心，不要因为把部分与整体（某支希腊民族与整个希腊种族，或某日耳曼民族与日耳曼种族）混为一谈而使得该领域过大。（2）我们必须确保处于该领域中的事实在我们希望普遍化的诸多方面是彼此类似的，而且我们必须不信任那些涉及到各种有着相异特性的群体（基督徒、法国人、雅利安人、罗马人）的含糊名词。（3）我们必须确信我们打算赖以进行普遍化的事实是代表性样本，而且那些样本确实是属于研究领域的——这是因为有时候碰巧有些人或事实被认为是某一群体的样本，但它们实际属于另一群体。样本也必须不是例外的，而且任何时候都要预见到有例外情况；例外情况在文献中是据有一席之地的，这是因为文献作者们往往首先记述那些令他们惊奇的事实，但例外情况的记载数量与它们的真实数目是不成比例的；文献作者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首要来源之一。（4）支持普遍化工作所必须的样本数量越大，则可用来假定在研究领域内所出现的各种情况之间有着某种类似的范围就越小。或者因为模仿和习俗（语言、仪式、礼节），或者由于风俗和强制性规章制度（某些政府威权有效贯彻的国家中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影响，人们在某些方面往往彼此间非常类似；在对那些方面进行研究的时候，少量样本也许就足够了。在个体的主动性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地方（艺术、科学、道德），大量样本事实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时候当对私人行为进行研究的时候，所有的普遍化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Ⅵ．描述性公式在任何科学中都不是最终的工作结果。人们仍然要以某种可揭示出事实之集体重要性的方法把事实聚集起来，依然要去搜寻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样得到的结论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历史，由于其获取知识的方式是不完善的，则额外需要一种预备性工作，以便确定所获知识的意义。(5)

我们从文献获得知识，但我们通过批判工作所得到的却只是对知识之价值的大量孤立评论。这些评论必须被整合起来。因而，我们将把全部相关事实纳于某个普通标题之下——即某类特殊事实，比如某国家、某时代、某事件——并且我们将概括出特殊事实批判所得出的结果，从而获得某条通式。对于这项工作，我们必须考虑到：（1）相关事实的范围，（2）我们所得知识的价值。

（1）我们要自问文献所留下的空白是什么。通过逐步完成那张用来搜集事实的表单，人们很容易就发现我们所缺少资料的是哪类事实。就演化而言，我们注意到在连续的变化链条中是哪处链环遗失了。就事件而言，哪些情节、哪些参与者依然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样的事实进入到我们的知识领域内或者从中消失了，而我们却无法追溯它们的开端和结尾。我们至少要在心里有一张要点一览表——那些要点，是我们暂未弄清楚的——从而我们就可明确认识到我们实有的知识和完全的知识之间的差距。

（2）我们所得知识的价值依赖于我们所拥有的文献的价值。批判使得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发现某些涉及文献价值的迹象，这些迹象——只要与某组既定事实相关——必定会被纳入到某些条目下予以总结。我们的知识，最初是来自于直接观察，书写传统，还是口头传统呢？我们拥有几种有着不同偏见的传统，还是某种单一传统呢？我们拥有不同类别的文献，还是某种单一类别的文献呢？我们的资料是含糊的还是精确的，详尽的还是概要的，文艺性的还是实证性的，正式的还是机密的？

在建构时，天然的倾向是无视批判所得的结果，忽略我们知识的不完全性和我们知识中的可疑成分。一种热切的渴望——即最大可能地增加我们的资料和结论——驱使我们寻求从所有消极限定性因素中解放出来。于是，为了形成一般性印象，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去使用残篇和可疑资料，仿佛我们有着一份完整记录似的。人们很容易就忘记某些文献中所没有描述的事实（经济事实、古代的奴隶）是存在的，很容易就夸大我们所知事实波及的空间（希腊艺术、罗马碑铭、中世纪修道院）。我们估量事实的重要性，本能地是根据提及它们的文献的数量。我们忘记了文献的特殊品性，并且当文献有着某一共同来源的时候，我们也忘记了那些文献把事实都同样歪曲了，而且文献来源的一致性使得确证是不可能的；我们恭顺地复现了传统的（罗马的、正教的、贵族的）偏见。

要抵制住这些天然的倾向，我们只需在尝试得出某些一般性结论之前，核查全体事实和整个传统。

Ⅶ．描述性公式给出了每一小类事实的特殊品性。要获得一般性结论，我们必须把这些详尽的结论整合入某条通式中。我们无须把孤立的细节或次要的特性都比较一番，(6)而应比较在整体特征上彼此类似的不同事实类别。

于是，我们可构造一种（制度的、不同人群的、事件的）集合体。依循上文所述方法，我们确定该集合体的显著特性、范围、持续时间、数量或重要性。

当我们构造了各种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时，随着普遍性程度的逐次加深，我们会省略掉那些相异的特性，而保留为新群体中全体成员所共有着的那些特性。我们必须止步于此：即除了为全人类所共有的那些特性之外，什么都不要留下。这种构造工作的结果就是浓缩为某条单一公式，该公式涉及到具有某种秩序的语言、宗教、艺术、经济组织、社会、政府、复杂事件（比如蛮族入侵或宗教改革）等事实的一般特性。

然而，只要这些包罗万象的公式依然是孤立的，那么结论就是不完全的。而且，当再无可能把它们归并进行更高阶的普遍化中，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去比较它们，然后再予以分类。这种分类也许可通过两种方法来尝试进行。

（1）我们可以把种种类似的特殊事实范畴——比如语言、宗教、艺术、政府，它们都是取自全人类——全都予以比较，并且把那些彼此间最相似的范畴全都予以分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各种语言的谱系、宗教的谱系和政府的谱系，在这些谱系中，我们可以再度进行分类排列。这是一种抽象的分类方法；它把某类事实与所有其他事实隔绝开来，并由之放弃了所有意在说明原因的企图。它有着如下优点：快速完成，并可得出一张可用于指涉事实的技术术语表。

（2）我们可以比较真实个体的各类真实群体，我们可以选取历史中所描绘的不同社会并依据它们的类似性予以分类。这是一种具体的分类，类似于动物学的那种。在动物学分类中，不是种种功能，而是全部动物被分类。确实，比起动物学中，人群是较难被清晰标志的；对于我们要寻找相似之处的种种特征而言，我们也没有什么普遍的一致意见。我们要去挑选出不同人群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组织，或者它们的智识状况？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挑选原则是必须的。

历史依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全面分类体系。也许，人类群体并没有相似到足以提供进行比较工作的坚实基础，也没有尖锐到足以被视作可比较的单元来进行划分。

Ⅷ．对同时态事实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对某一既定社会中所出现的所有不同类别事实之间联系的研究。我们含糊地意识到：通过抽象工作所分离出的且分列于不同范畴（比如艺术、宗教、政治制度）之下的不同习性，在现实中并非孤立的，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而且它们联系十分紧密，它们中某种习性的变化会促使另一种习性发生变化。这正是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的基本观念。这种联系，有时候被称之为一致性，德国学派则称之为相关性。从这一概念引申出了民族精神理论，该理论的支流近些年已经被以“民族之魂”的名义引入到法国。这个概念也是兰普勒希特所阐发的社会灵魂（soul of society）理论的基石。

在抛开这些神秘概念之后，留存下一桩模糊的但无可置疑的事实，即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习性中存在着“连带性”。要精确地研究这种连带性，就必须加以分析，但一种联系是无法被分析的。因而，十分自然地，这部分社会科学仍旧是一座神秘及隐晦事物的庇护所。

通过比较在某一既定方面（如宗教或政体）彼此间相似或相异的不同社会，从而寻求发现那些社会在其他方面有哪些是彼此相似或相异的，这也许有可能会得到些令人感兴趣的经验结论。但是，为了解释那种一致性，必须掉回头去研究那些导致一致性的事实，即各种习性所共有的原因。于是，我们不得不开始去研究种种原因，从而我们进入到所谓哲学的历史（philosophical history）的领域，因为后者研究了从前所谓的事实哲学——换言之，事实间的永恒关系。

Ⅸ．以事实的原因来解释事实，必然不会仅限于单纯地确定事实；换言之，一种统辖所有科学进程的必然性最终甚至在历史研究中都被感受到了。由之，出现了各种体系化的历史哲学和种种希望发现各种历史法则和原因的尝试。19世纪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尝试之作，但我们不会在本书中对这些尝试进行批判性核查；我们将只指出人们以哪些方法来处理必然性问题，以及是什么阻碍了人们触及到科学的解决方法。

最自然的阐释方法就是假定一种超验的原因——神意——引导着整个事件逐步进展至神才知道的终点。(7)这种阐释只能是一种戴着科学工作冕冠的形而上学教条；因为科学的区别性特征是它只研究产生效果的原因。历史学家和化学家或自然科学家一样，并不需要去研究初始因或终极因。事实上，今天没有多少历史学家会停下手头工作去讨论那种神学形式下的神意理论。

然而，用超验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实的倾向仍然残存于诸多更具现代形式的理论中，在那些理论中，形而上学披着科学的虚假外衣。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受到他们哲学教育的强烈影响，以至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有时候无意识地——把形而上学的公式导入到了历史的建构中。若要告诫反思的历史学家们不要信任那些体系，只须罗列出它们，并指出它们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历史的理性观依赖于如下观念：每一件真正的历史事实同时都是“理性的”——即依循着一种可理解的包罗万象的计划。这种理论一般都暗地里假定了在社会发展中，每件社会事实都有着其存在理由——换言之，这种理论最终转向认为每件社会事实都具有某种社会功用；因此，每项制度的起因，可在它起初意欲满足的社会需要中被搜寻到。(8)这是黑格尔主义的基本观念，倘若不是黑格尔的观念，至少也是那些信奉他的历史学家们的（兰克、蒙森、德罗伊森，在法国是库辛［Cousin］[4]、泰纳和米什莱）观念。这是一种披着世俗外衣的古老的神学终极因理论，它假定了某种致力于引导人类朝向对其有利方向前进的神意是存在着。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假说，但并非先天（a priori）就是科学的；因为历史事实的观察结果并不表明事情总是以最理性的或者对人们最有利的方式发生，也不表明制度有着某些无关其创建者利益的原因；事实倒是总得出相反的结论。

从同样的形而上学源泉中，也滋生出了黑格尔式的理念论。各种理念，以前赴后继的人们为媒介，在历史中连续不断地实现着。这种在法国被库辛和米什莱广为传扬的理论，甚至在德国都曾经盛极一时。现在——特别是在德国——它以民族和民众所被赋予的历史使命这一形式，再度复活了。此处，注意到“理念”和“使命”这两个特殊隐喻暗示了一种超验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原因，这就够了。

从这同样的乐观主义概念——世界被理性引导着——得出了人类是连续的和必然的进步这一理论。尽管这种进步理论已经被实证主义者们采纳了，但其仍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说。就“进步”一词的普通意义而言，“进步”只是一种主观表达，意指着那些合乎我们心意的变化。斯宾塞（Spencer）赋予了“进步”一种客观的意义，他认为进步是变种的增加和社会现象的协调；但是，即使我们接纳了斯宾塞的定义，历史事实研究也没有表明有某种单向的、普遍的和连续性的人类进步，而是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局部的和间歇的进步运动，而且也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理由可把那些进步运动归之于某种永恒因——这种永恒因内在于整个人类，而非一系列地方性偶发事件中。(9)

较为科学的解释形式，其种种尝试发端于历史的专门分支中（语言的、宗教的、法律的）。通过分别研究某一类事实的更替，专家们能够确定哪些事实更替是同样的且规律性复现的，并且以公式把这些结论表述出来。公式有时候被称作法则（laws）（例如，声调重音法则）；这些法则从来都只是经验法则，仅仅指出了事实更替却没有予以解释，因为这些法则没有揭示出事实更替的原因。但是专家们被某种自然隐喻所影响，并且被更替的规律性所打动，已经认为（语词的、仪式的、教义的、法规的）习俗的演化，是一种类似植物生长的有机体发育；我们都听说过“语词的生命”、“教义的死亡”、“神话的滋长”。于是，在忘记了所有这些事物都是纯抽象的这一事实时，人们默默地假定在语词、仪式、规则中内蕴着某种造成其演化的力量。这就是习俗和制度的演化理论；它由“历史”学派首开其端于德国，业已君临了所有的历史专门分支。独有语言史成功地摆脱了这一理论的影响。(10)当种种习俗被认为似乎是具有独立自在生命的存在物时，构成社群（皇室、教会、上院、国会）组成部分的那些个体的连续更替，已经因个体本身的意志属性而被人格化了。这种意志属性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原因。于是，一个想象物的世界在历史事实的背后被创造出来了，并在解释历史事实时取代了神意。我们要防范这一欺骗性的迷思，一条规则就够了：即没有先根据行动中的和思想中的个体来具体表述了某件历史事实，就绝不要去寻找该历史事实的原因。如果这些抽象物是有用的，那么必须避开任何一个会让这些抽象物变成生命物的隐喻。

通过比较并存于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类别事实的演化，“历史”学派由之发现了连带性。(11)但是，在试图通过分析来发现连带性的原因之前，这一学派的拥护者们假定存在着某一永恒的属于社会本身的一般原因。而且，由于人们常常把社会予以人格化，因此一种特殊的品性被赋予了社会——换言之，人们认为民族或种族有着独特的天赋，这种天赋在不同的社会行为中显明自身，并且可用来解释那些行为的连带性。(12)这仅仅是一种受到动物世界所启发的假说，在动物世界中，每个物种都有着永恒的特性。这种假说是不充分的，因为要解释某一既定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其特性是如何逐步改变着的（4世纪和7世纪之间的希腊人，15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人），有必要祈求外因的帮助。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其历史已知的社会都是既没有人类学统一性也没有共同遗传特性的各种人群。

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和隐喻性的解释，人们还多方尝试把经典的自然科学方法——即比较并列的各组连续性现象，以求发现那些总是一起出现的现象——应用于对历史中各种原因的研究。这种“比较”方法采用了好几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候，所研究的主题是以抽象术语界定的社会生活中某处细节（某种习俗、某项制度、某种信仰、某条规则）；该细节在不同社会中的研究被比较，从而可确定那由同一种普遍原因造成的共同的演化。由之，产生了比较哲学、比较神话和比较法律。人们（在英国）打算通过应用“统计学”让比较方法变得精确些；这将意味着系统地去比较所有已知的社会，并且列举出两种习俗可同时被发现到的所有情况。这正是培根（Bacon）的原则；但令人忧虑的是它不会有什么更丰富的结果。所有那些方法的缺点是它们应用于各种抽象的和部分武断的观念——有时候仅仅是文字上的类似之处——却不依靠对事实所发生之整个情况的认识。

我们能构想出一种更具体的方法，它不是去比较片断，而应该去比较整体——即各个完整的社会。我们所比较的，或者是处于其演化不同阶段的同一个社会（比如，16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或者是几个彼此同时代的社会（比如，英国和法国）的一般演化，或者是不同时代存在着的几个社会（罗马和英国）的一般演化。若要确定某一既定事实不是另一事实的必然结果，则当这两件事实并非总是一起被发现（例如，妇女解放与基督教）的时候，那么一种方法也许是会起些作用的——不过，其作用是消极性的。建设性的结论几乎不可指望于那种方法，因为不同序列中的两件事实的共存并不表明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或者两个都是某一个原因的连带结果。

有条不紊地研究某一事实的各种原因，要求对事实所发生时的情况进行分析，这样方才能区分出导致该事实发生的必要条件；因而，这项工作预设了人们对那些情况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但是，这恰恰是我们在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因而，我们必须放弃那种观念：即通过在其他科学中使用的那类直接方法来寻得原因。

不管怎么说，历史学家们事实上是经常使用因果观念的。恰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对于阐明事件和建构时代来说，因果观念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学家们了解事实的原因，部分地是依靠观察到事实的文献作者们，部分地是借鉴我们当今都可观察到的类似诱因。事件的完整历史就是一系列显而易见的、无可置疑的相关联的事变，这些事变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的决定因。蒙哥马利（Montgomery）长枪的猛力一刺是亨利二世（Henry Ⅱ）的死亡原因；亨利二世之死促成了吉斯兄弟（Guises）权力扩张，吉斯兄弟权力扩张又导致了新教的崛起。

文献作者们所观察到的原因，仅限于他们所观察到的偶然事实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这些联系是可知的最具确定性的原因。因而，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更善于确定特殊事变的原因，而非那些一般性变化的原因；这是因为这项工作已经被发现在文献中早做过了。

在对一般事实之原因进行研究中，历史建构被简化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种类比。无论是何种可发现过去社会演化之原因的机会，都必须取决于对现在社会之变化的直接观察。

这是一门依然未被坚实创建起来的研究分支；在此，我们只能陈述它的原则。

（1）要确定同一社会中不同习性之间连带性的原因，有必要跳出抽象的和常见的形式——即在语言（教义、规则、仪式、制度）中各种事实所采取的形式——去寻找，并且专注于真正的、具体的中心，那些中心总是思想中的和行动中的人。只有这样，那些被语言通过抽象化而区分开的不同类别的活动，才会被发现是相关联的。人类的特性或所处环境影响着人类行为的各种不同表现，对人类的特性或所处环境的某些主要特征进行探究，将可发现那些活动之间的连带性。我们不应期望着所有类别的活动都有着同等程度的连带性；在每个个体都密切参与的那类大众活动中（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生活），连带性将是最大的；在个体主动性自由发挥的智识活动（艺术、科学）方面，连带性将是较小的。(13)文献提及了所有习性中的绝大多数（信仰、风俗、制度），但却没有区分出个体；然而，在同一个社会中，习性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变化相当大。有必要考虑到这些差异，否则就要冒着根据君王或零售商们的信仰和习性来解释艺术家和科学家之行为的危险。

（2）要确定某一演化的原因，有必要研究唯一能演化的事物——人。人的每一次演化，都会促使人的物质状况或习性产生一次变化。观察向我们展示了两种变化。一种情况是：人仍是同样的人，但或者自愿地通过模仿，或者经由强制，人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改变了。另一种情况是：践行着某种古老习俗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不遵从那种古老习俗的人，后者也许是异族人，也许是前一类人的后裔——当然，其教化方式是不同于先辈们的。这种一代代的更新，今天，似乎是演化的最积极的原因。自然而然地，人们会猜想同样的变化也适用于过去；然而通过模仿其先辈们，每一代人都变得更具排他性，最终演化被减缓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人都是完全相似的，差别只在于生活情况（教育、资源、政体），那么演化仅仅是因这些情况的变化而造成的么？或者，人类群体是具有遗传性差异的，有些人群天生就趋向于进行不同的活动并且有着导致不同演化的天赋，因而演化可能是——至少部分地会是——这些群体的增加、减少和迁徙的产物么？因此，很可能有若干微弱的遗传差异促成了各种事件的产生。倘若这样的话，历史演化将部分地是由生理学的和人类学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要确定哪些活动是人类遗传差异造成的，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可靠的工具；我们顶多知道那些活动存在的条件是什么。这最后的历史问题，依然无法通过历史方法来解决。

注释

(1)米什莱败坏了对生理影响研究的名声，因为在其《法国史》（“History of France”）的最后部分，他滥用了它；然而，对于理解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它是不可或缺的。

(2)统计学是一种现在已经完善了的方法，一份附有参考书目的精当的统计学概要可见于《国家知识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Jena，1890—94，la．8vo），另可参阅J．冯·迈尔（J．von．Mayr）的2篇优秀的方法论论文，即《统计学理论》（Theoretische Statistik）和《人口统计》（Bevölkerungsstatistik），in the collection of Marquardsen and Seydel，Freiburg，1895 and 1897，la．8vo。

(3)这正是波丢（Bourdeau）所为的（l'Histoire et les Historiens，Paris，1888，8vo），其打算把整个历史简化为一系列统计表。

(4)一个例证可见于Lacombe，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p．146。

(5)我们认为在此讨论如下问题是无用的：是否历史应该依循古代传统去实现另一种功能，换言之，是否历史应该对人和事件作出评价，即以赞许或责难的表述来添补事实描述。这种添补或者是从某种道德理念出发——一般的或特殊的（比如某个教派、某个政党或某个民族的理念）——或者是从实践观念出发；而赞许还是责难，则要核查历史行为是较好地还是较差地满足了人们的目的，波里比阿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添补可被用于任何描述性研究：比如，自然科学家也许会表现出他对某种动物的同情或羡慕，他也许谴责老虎的凶猛，而赞扬母鸡对它的小鸡的那份眷爱。但是很显然，在历史中，和在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中一样，这种评判方法是不合乎科学的。

(6)在细节分属不同聚合体的两类事实之间作比较（例如，比较阿卜杜勒·卡迪尔［Abd-el-Kader］和朱古达［Jugurtha］，拿破仑和斯福尔扎［Sforza］），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明方法，但不是一种可触及科学结论的手段。

(7)这一体系依然被好几位当代作家所遵循着，比如著有《人类历史研究》（Études sur l'histoire de l'humanité）的比利时法学家劳伦特（Laurent），德国人罗霍尔（Rocholl），甚至还有弗林特这位英国的历史哲学家。

(8)因而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根据昔日特权阶级所描绘的种种服务，解释了旧制度（ancien régime）各种特权的起源。

(9)对进步理论的彻底批判可见于P．Lacombe，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10)参见法国语言科学首席代表之一的明晰宣言，V．Henry，Antinomies linguistiques，Paris，1896，8vo．

(11)见上文，p．284。

(12)兰普勒希特，在本书p．247所引文章中，在比较了中世纪德国艺术的、宗教的和经济的演化之后，并在指出它们都能被划分为同一时段的不同时期之后，通过集体的“社会灵魂”的转变，解释了某一既定社会的不同习俗与制度的同时态变化。这只是同一假说的另一种形式。

(13)文学史家们，首先探求艺术与社会生活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然后把最困难的问题放在了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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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斯特拉西亚人，其奥斯特拉西亚国故地在今法国东北部和德国中部，为中世纪初期欧洲的东法兰克王国，687年在泰斯特里（Testry）击败纽斯特里亚人后，取得对其他法兰克王国的支配地位。

[2]此处典故出自莫里哀的喜剧《无病呻吟》（Le Malade imaginaire）（1673），该剧中有位不学无术的阿尔冈，他在医学学士口试中答道：鸦片为什么能催眠呢？是因为它有催眠的力量；鸦片为什么有催眠的力量呢？是因为它能催眠。

[3]古冢及都尔门。法国各地有多处巨石群，无相关历史记载，可能是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间建成的。其中有些组合成桌子，以两块大石支撑一长石，叫做Dolmen，也像是一道门，据说是墓穴的入口，有“由生入死”之意。还有一种叫Tumulus，是以大小石块砌成、再盖上泥土的墓穴，曾经在其中发现人骨，可以肯定是墓穴。

[4]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教育改革家、折衷主义者。

第十五章　解说

我们还需去研究一个其实践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历史著作（historical works）自我呈现的形式是什么？实际上，著作形式是不胜枚举的。它们中有些是过时的；也并非所有的都是合适的；而且最好的也有着一些缺憾。因而，我们不仅应该要去问历史著作发表形式是什么，而且要去问这些形式中哪一个真正堪为解说的理性典范。

通过历史建构工作，我们获得了许多结论；无论这些结论的本质、范围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在此都以“历史著作”一词意指着所有那些旨在传扬这些结论的著作。批判性地精心考查文献，这在第二卷中被论述了，那是历史建构的预备性工作，自然被排除在外了。

历史学家们也许在好几个根本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直迄今日都是不同的。历史著作所针对的目标，他们也并不总是有着——他们现在也并不都有着——同样的观点；因而，在所选事实的本质、划分主题的方式——换言之，整理事实的方式——表现主题的手法、证明主题的方法等方面，差别出现了。指明“历史撰述之样式”从一开始是如何演化的，这将是得当的。但是，由于历史撰述之样式的历史仍然没有被很好地论述，(1)则我们自己在此将满足于只做些一般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涉及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时代，只限于为理解当前情势所确实需要的那些著作形式。

Ⅰ．历史最初被认为是对值得纪念之事件的叙述。记住并宣扬所知道的光辉事迹或事件——即那些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迹或事件——这正是修昔底德和李维时代历史著述的目的。此外，历史在早期还被认为是各种先例的汇编，历史知识被认为是为生活的——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军事的和公民的）——所准备的一件实用物品。波利比阿和普鲁塔克出于垂训的目的而去撰述历史，他们自称给出了行动的秘诀。因此在古典时代，历史的题材首先是由政治事变、战争和革命构成的。历史解说的普通框架（在此框架中，事实通常按编年顺序排列）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或者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古代，没有多少文章论及普遍史。由于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愉悦或训诫，或者同时是愉悦和训诫，则历史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换言之，那时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为证据而操心不已；那些根据书面文献来进行工作的人，根本不关心把文献所述与他们自己的叙述区分开来；在复述他们先辈们的叙述时，他们以各种细节——有时候（以要精确为借口）以数字、名言、沉思和典雅语句——来修饰它们。若有可能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们（例如，埃福罗斯（Ephorus）[1]和李维）的历史著作与来源资料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能看出他们在每种情况下是如何进行写作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径直去模仿古人。对他们来说，历史也是一种具有申辩目的或说教意图的文学艺术。在意大利，历史常常是获取贵族们恩赐的一种手段，或者激昂演说的一个主题。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17世纪，在梅泽雷（Mèzeray）[2]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历史学家。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著述中，有两种新样式应引起注意。在这两种新样式中，中世纪的影响无疑是显然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着一种在古代颇为罕见的解说形式，它是由古代晚期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们（攸西比乌斯［Eusebius］、奥罗修斯［Orosius］）[3]创造的，而且在中世纪备受尊宠——那种形式，并非仅仅涵括了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某个民族的历史，而是接纳了普遍史。另一方面，历史著述引入了一种机械式的解说技巧，这种技巧根源于中世纪各教派的普通实践中（注经［gloss］），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为刊印的历史著作添加注释的惯例这时也形成了。(2)注释使得有可能区分开历史叙述和为之佐证的文献，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书目，并且笺注文字、疏解文本。在文献汇编中，在批判之学的论文中，这种注解技巧首先被使用；自此，它缓慢地渗入到历史的其他阶段工作中。

第二个时期发端于18世纪。“哲学家们”[4]这时开始把历史构想为是对人们各种习性的研究，而非对事件本身的研究。由之，导致他们不仅对具有某种政治次序的事实，而且对艺术、科学、工业和风尚产生了兴趣。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代表了这些趋向。《风俗论》（Essai sur les mæurs）是最早给出的一份大纲，而且在某些方面，这部史学名著正是因此而被认可的。对政治及军事史的详尽叙述仍然被认为是历史的主要工作，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增补或附录，给这种叙述添加上一份“人类精神之进步”的纲要，这在当时成了惯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这个词在18世纪结束前就出现了。同时，德国的大学教授们——特别在哥廷根（Göttingen）的——为了满足教育的需要，正在创造着新形式的历史“手册”，这种手册将使得人们能够按部就班地搜集仔细核实过的事实，而不必顾及任何文学的或别的主张。历史事实汇集工作——出于有助于诠释书面文本的目的，或者纯粹是出于对过去事情的好奇心——自古代就有；但是，阿典奈斯（Athenæus）和奥拉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5]的杂录，或者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范围更广、编排更好的汇编，都绝不可与“科学手册”相媲美。德国的教授们在那时出版了诸多堪为典范的科学手册。此外，随着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现象史等诸多研究分支的出现，这些教授们致力于这些研究分支的组织化工作，从而他们又为澄清哲学家们所具有的那种含糊的普遍“文明”观出了把力。于是，历史领域被大大扩展了，并具有了科学性，换言之，纯粹的和客观的解说开始挑战修辞性的或说教式的、爱国主义的或哲学的古代理念。

这场斗争首先是羞答答的和朦胧的，因为19世纪一开始是以文学复兴为特征的。但正是这场文学复兴革新了历史著述。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寻求着比他们先辈们要更为传神的方法；他们所寻得的方法，通过让人们的心灵中充满着对那已消逝的实在的诗性想象，比他们先辈的方法要更适于唤起公众的想象力并促发公众的情感。一些人力图保存他们所采编的原始文献的独特风貌；“我醉心于那些当时人的叙述”，巴郎特（Barante）[6]说道，“我竭力做到叙述条理清楚，而且我的叙述应该有着当时人叙述中的那种生机和趣味”。这直接导致忽视了批判，并且使得任何文献被抄录下来都是为了文学效果。其他人则宣称，关于过去的事实应该被以目击者的全部情感来详尽叙述。“梯也里”，米什莱赞颂他，“在向我们讲述克劳多维格（Klodowig）的故事时，迸发出了法兰西精神，并表露出对刚刚遭到入侵的法兰西的情感……”而米什莱“说起历史问题来，宛若整个生命从有机体深处再度勃发出来”。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们选择主题、计划、证据、风格，都是受到一种想造成影响的热切愿望——那是一种文学上的，而非科学上的雄心——支配着的。一些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们堕落到了“历史小说”的水准。我们知道历史小说这类文学的本质，这类文学从巴泰勒米院长（Abbé Barthélémy）和夏多布里昂那里，直迄梅里美（Mérimée）和埃贝斯（Ebers）都是十分繁荣的，而且有些人现今还徒劳地试图重振其雄风。[7]这类文学的目标是通过艺术手法，用“真实的”色彩和细节来建构起一幅幅戏剧性的画卷，从而“让过去的场景再度复现”。这种方法明显的问题是它不能提供给读者们任何手段，以使他们可区分开采借自文献中的要素和想象的要素；它也没有提及这一事实，即一般而言，所用文献并非都是属于同一来源的，因而当每块基石的颜色可能为“真”的时候，拼合而成的马赛克的色彩却会是假的。德佐布里（Dezobry）[8]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Rome au siècle d'Auguste），奥古斯丁·梯也里的《墨洛温时代的故事》及同一时代绘制的其他“画卷”，是按这同样的原则建构起来的，而且都有着同样的缺憾，即严格说来似乎都是所谓的历史小说。(3)

我们可以先以一句话总结一下，即直至1850年左右，对于历史学家和公众而言，历史都依然是一门文学分支。对此，一个绝佳的证据就是如下事实：即直到那时，历史学家们都习惯于每隔几年就出版他们著作的新版本，但却不对著作进行任何改动；而且公众容忍了这种惯例。今天，每一本科学的著作都需要被不断地改写、修订、增补新内容。科学的工作者们并不宣称他们的著作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也不期望那些著作会被后人阅读，或者博得个人的不朽大名；对科学的工作者们来说，如果他们研究的结果——其也许被修正，而且有可能会被随后的研究更改掉——被纳入到那构成人类科学遗产的知识基金中，这就足够了。没有人会去读牛顿（Newton）或拉瓦锡（Lavoisier）了；他们两位的工作襄助了那些取代他们自己的著作的出现——迟早那些著作也会轮到被取代的——这足以为他们两位添光加彩了。只有艺术品永葆青春。公众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情况；比方说，布丰（Buffon）[9]是一位文学大家，但无论布丰会以何种优美文字来阐述他的观点，都不会有任何人老想着依据布丰的观点来研究自然史。但是，同样是这些公众，他们却十分乐意按照奥古斯丁·梯也里、麦考莱（Macaulay）[10]、卡莱尔、米什莱和别的论述了各类历史主题的伟大作家们的著作去研究历史。这些著作在原作者逝世50年后，以它们原初的形式被重印了，尽管它们显然不再处于当前知识的水准之上。很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形式先于历史问题被考虑，而且一本历史著作差不多就是——如果不全是的话——一件艺术品。(4)

Ⅱ．在最近50年里，历史解说的科学形式已经被发展出来并确定下来了，兹依据如下一般原则：历史的目标不是愉悦，亦非给予行动的实践箴言，更不是促发情感，而是纯粹而素朴的知识。

我们首先区分出（1）专著和（2）普通性质的著作。

（1）一个人，当他打算阐明某一特殊观点、某条单一事实或某些数量限定了的事实——例如，某个人的整个一生或部分人生，在紧邻两个日期间所发生的某件单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时候，他会去撰述一本专著。专著的可能主题的类别是无法列举的，因为历史的题材可被无限划分，而且划分的方式有着无限种。但是，所有划分方式并非同等明智的，而且尽管好的划分方法一直有人遵循，但在历史中和在所有科学中一样，依然有各种愚蠢的主题会被在专著中论及。那样的专著，尽管著述精良，但却代表了大量的无用功。(5)能力一般且思想不够活跃的人，专注于所谓“好奇的”学识，他们十分乐意从事无关紧要的问题；(6)的确有必要首先去评估一下历史学家的智识力。在历史学家所撰专著的名录中，一种相当良善的评估标准也许已经有了。(7)智识力是理解重要问题的天赋，是对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能力，也是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在所有科学中，正是这种智识力把人们提升至一流行列。让我们姑且假设主题已经被理性地选定了，则每本专著要想成为有用的——换言之，能够被完全地利用——应该遵循这三条规则：（1）在一部专著中，若要陈述一件源自于文献的历史事实，必须附有该事实有关来源文献的参考书目以及对这些文献价值的评价；(8)（2）编年顺序应该被尽可能地遵循，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知的事实发生顺序，而且我们靠它指引着去搜寻原因和结果；（3）专著的标题必须能让人准确了解其主题：换言之，我们强烈地反对那些不完善的或空想出来的标题，正是那些糟糕的标题无端地使文献检索变得复杂。另有第4条规则要被遵循；即“一部专著只有当它穷尽了该主题之后，方是有用的”；不过，假如人们对所用到的文献已经作了准确注释的话——这种情况常有——则人们可用那些早已了如指掌的文献来进行临时性工作；即使当有理由相信其他文献存在的时候，那样做也是完全正当的。

任何一个机敏的人都会明白：在一部专著中，当各种必要条件完备了的时候，论证工具应该少到只有必不可缺的那些。节制（Sobriety）是绝对必要的；炫耀博学是可憎的，所有这类夸耀也许可被毫不犹豫地删除了。(9)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是：写得最好的专著没有提供任何别的结论，只是证明了知识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希望以主观的、矫饰的和含糊的结论来完成某些专著，尽管那些专著是得不出那类结论的；必须抵制这种想法。(10)一部优秀专著的正确结论，是其所获成果与尚有疑问之处的资产负债表。一部按这些原则写就的专著，也许会变得过时，但它不会被完全废弃，它的作者决不需要为之羞惭。

（2）普通性质的著作是供学生或公众用的。

A．主要供以学生和专家们的一般性著作，现在以各种“目录”、“手册”和“科学历史学”的形式问世。在一份目录中，大量核实过的属于某一既定类别的事实，被搜集并依照某种便于查阅它们的次序排列起来。如果这样搜集起来的事实有着精确的日期，编年次序就被采用：比如，人们按这种方式从事编纂德国历史“年鉴”的工作。在年鉴中，概要性的事件条目根据日期来排列，附以事件的来源文本，并配有关于原始资料及批判家著作的参考书目；《德国历史年鉴》（Jahrbüch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汇编，出于其编纂目的，只要一有可能就有着对德国历史事实的说明，这种说明包括了全部可被科学讨论并证明的东西，而略去了属于鉴赏领域和一般论点的所有东西。当事实是日期标注混乱或者同时发生的时候，则按字母顺序排列就必须被应用了；由之，我们有了各种辞典（Dictionaries）：制度辞典、传记辞典、历史百科全书［比如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的《百科全书实编》（Realencyclopædie）］。[11]这些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理论上是已证明事实的汇编——这恰如年鉴一样；如果在实践中那些辞典中的参考书目是不甚严格的，如果用来证明相关陈述的文本工具是不太完善的，则所载事实若有差异是没有什么道理的。(11)各种科学手册（Scientific manuals），正确说来也是各种目录，因为科学手册就是一种汇编；在这些汇编中，已被确立了的事实依体系被排列，被客观地呈现出来，而且汇编中有着事实的各项证据，但没有任何文学的修饰品。在我们的时代，德国大学中的“手册”作者们编写了最多、最完美的手册范本；这些“手册”的作者们所期望的目标，是拟制出各种知识成果的详尽清单；这类清单，旨在帮助研究者们可以轻松自如地快速吸纳批判成果，并且可为研究者们提供新研究的起点。这类手册现在仍存在着，专供绝大多数文明史分支（语言、文学、宗教、法律、古物等等），制度史、各地区教会史使用。提及舍曼（Schæmann）、马夸特（Marquardt）和蒙森、吉尔伯特（Gilbert）、克伦巴赫尔（Krumbacher）、哈纳克（Harnack）和默勒（Möller）的名字，这就够了。[12]他们所编手册并没有绝大多数早期“手册”的那种枯燥特点。早期“手册”是100年前在德国出版的，涉及到所须参阅的书籍和文献，这与主题列表没有什么差别；现代类型的解说和讨论，无疑是简明扼要的，但并没有简短到让文雅读者们无可容忍甚至厌恶的程度。手册剥夺了人们对其他著作的爱好，正如G．帕里斯（G．Paris）妙言：(12)“这些篇章，充满着事实，完全展现出一幅客观的面容，然而包含了——最重要的是暗示着——许多思想。当一个人享用着这些翔实的篇章时，有些书，甚至那些卓越之作，都是难以诵读的了。在那些难以诵读的书中，主题被均匀地切分开来以合乎某种预想的体系，并且被着以幻想之色，可以说，披上伪装的外衣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在那些书中，作者依然处在我们和他宣称要让我们理解的景象之间，但这种景象他从来都不允许我们去亲眼看看。”伟大的历史“手册”，与其他科学的专论和手册一样（附加有典据和证据），应该是（并且就是）在不断地改进、修补、纠正、添加新内容：换言之，根据定义，它们是科学的著作，而不是艺术的作品。

最早的目录和最早的科学手册都是由个人编写的。但是，人们不久就承认只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准确地编排——或者正确地掌握——巨量的事实汇编。这项任务被分解开来。各种目录，今天是被研究者们（有时候，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共同协作完成的。伟大的手册（I．冯·米勒［I．von． Müller］的、G．格勒贝尔［G．Gröber］的、H．保罗［H．Paul］和其他人的），是由不同专家写成的单篇专题论文的汇编。协作原则是极好的，但条件是：（1）集体性著作，尽管是共同协作的，但本质上可被分解为若干独立专著；（2）委托给每位合作者的那部分，要具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合作者人数是太多了，而且所分解的每一部分是太有限了，则每个人的自由权和义务会减少或丧失。

通史——意在对仅发生一次的事件进行叙述，并且陈述支配整个特殊演化过程的一般事实——依然有着存在的理由，即使在各种方法手册倍增之后。现在，科学的解说方法不仅被引入到专著和手册中，而且通史通过模仿专著和手册也引入了那种方法。任何时候，革新都是摒弃文学修饰和无证据的陈述。格罗特创造了第一种“通史”样式，并由之界定了“通史”。同时，某些曾经流行一时的形式现而今被废弃不用了：比如，频繁有人述及的“普遍史”正是如此。普遍史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在中世纪和18世纪十分为人喜爱；在本世纪，德国的施洛塞尔（Schlosser）和韦伯（Weber），意大利的坎图（Cantù），创作了最后的普遍史样本。普遍史这一类型现在已经被历史学家们抛弃了，在史学上是因为我们不再把人类视为完全受单一演化束缚着的一个整体；而在实践中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单本著作中搜集到数量十分惊人的事实是不可能的。然而，普遍史依然在被合作出版着（翁肯［Oncken］丛书[13]是其最佳典范），而且像伟大的手册一样，是由各独立部分构成的，每一独立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作者来论述；这样的普遍史是出版商的拼合之作。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受合作出版的影响，撰述通史时采用了那种根据国家（民族历史）和时代来进行划分的方法。(13)

B．理论上，主要为公众而作的历史和为学者们和专家们而作的历史，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被认为是精神主旨一致的；除了那些作者们欣然自我提议的简化和省略，它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该被以同种方式写作。而且，各种简洁、翔实且易读的概要性著作实际上也是存在的。在那类概要中，任何陈述的背后都有坚实的参考资料支持着，科学成果被精确地陈述和明白地诠释着，而且科学成果的意义和价值也被清晰地揭示出来。法国人——感谢他们天生的机智、敏捷和精密的思想才能——在这一领域中通常是卓越的。在法国，专家们撰写了许多厚重的专著，这使得概要性著作成为可能；从而，许多评论性文章和具有较高普及性的著作被刊行，在那些文章和著作中，大量原创性史著的结论被以一种赢得专家们赞赏的方式聪明地压缩了。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要比普及化更为危险的了。事实上，绝大多数普及性作品都不符合现代历史解说观；我们频繁地在那些普及性作品中发现古代观念的孑余，即古典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派思想的残存物。

解释普及性作品不佳的原因是很容易的。为一般民众而作的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缺陷有时候是巨大的，许多学者因此已经不再把普及性作品看做是一类历史著作——是“普及者们”准备不足或文学修养低劣的结果。

普及者可以不去进行原创性研究；但是，他应该知道已发表的论及其所普及主题的每一本重要著作，他应该了解最新的情况，他应该独力地仔细斟酌专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他自己没有对其打算论述的主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则他显然必须熟读该主题相关论著，而这一任务是漫长的。职业普及者们十分喜欢浅尝辄止地研究少量新著并作摘录，然后把那些摘录草率地串联或拼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大杂烩，而且为了让这个大杂烩变得更吸引人，还会尽可能地以各种“普遍观念”和华丽辞藻来粉饰它。职业普及者们会越来越喜欢这样做，因为：绝大多数专家对普及性著作毫无兴趣；这些著作一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全体公众不能明白地区分诚实的和虚假的普及化。简言之，有些蠢人，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总结他们自己从未花心思去研究的知识，并且去教授那些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懂的知识。由之，在绝大多数普及性历史著作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类瑕疵——即不加注明的抄借，不准确的参考书目，残缺名称及文本，二手引文，无价值的假定，轻率的断言，幼稚的概括，以及在阐述绝大多数错误的或极具争议性的论点时一种无言的权威感——饱学之士总是高兴地提到这些瑕疵，但这种高兴却是略带些苦楚；因为只有他们能看到这些缺憾。(14)

另一方面，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为专家们所作的专著充盈着价值，但当为公众写作的时候，有时候却显示出有着严重违背科学方法的倾向。德国人常常犯这样的错：想想蒙森、德罗伊森、库尔提乌斯和兰普勒希特。原因是：当这些作者们为公众写作时，他们希望能对公众造成一种影响。他们那种想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愿望，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科学的严密性，而走向了各种古老的、该抛弃的古代历史编纂学习惯。这些人，当他们致力于确定细节的时候是审慎的和细致的，但当他们对一般问题进行解说的时候，却和普通人一样，放纵着他们的自发冲动。他们偏袒，他们责难，他们颂扬；他们渲染，他们修饰；他们允许自己被各种个人的、爱国主义的、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见所影响。除了所有这些错误之外，他们还把历史著作看做是艺术品，以他们那程度不一的天赋亲身致力于创作艺术品的任务；当他们那么做时，他们中那些没有天赋的人显得荒谬可笑，而那些有天赋的人则因他们的那种先见——即他们希望造成某种影响——而受伤不已。

应该正确地认识到：“形式”并非不重要，或者说，假如历史学家想让人了解自己的思想，他就无权使用错误的、粗俗的、草率的或笨拙的语言。修辞有若人造钻石和纸花，是会被人蔑视的，但这种蔑视并不表示要排斥一种纯粹而强有力、简洁而富有意义的写作风格。尽管弗斯泰尔·德·古朗治终其一生都力荐避用隐喻，而且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另一方面，我们明白重申(15)此语绝无害处：鉴于历史学家要去描述的现象是极端复杂的，则他有责任不糟糕地进行写作。他应该始终如一地写好，绝不要以华丽辞藻来粉饰他的文章。

注释

(1)早期情况可参考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著作中的良善史著，它们包含了诸多专论“历史学家们”的章节。现代情况，可参考G．摩诺德先生为《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第Ⅰ卷所作序言；F．X．v．魏格勒的书，《德国史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istoriographie）（1885），只涉及到德国，而且是水准平庸的。某些“19世纪法国历史学笺注”被C．朱利安（C．Jullian）作为他的《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选本》（Extraits des historiens français du xix siècle）（Paris．1897，12mo）导言予以刊发了。现代历史编纂学史仍然有待写作。参见E．伯伦汉所作部分尝试，Lehrbuch，pp．13 sqq。

(2)找出最早的附有现代方式注释的印刷书籍，这将是有趣的。我们向藏书家们征询过，但他们无法回答，他们从未关注过这个问题。

(3)很清楚地，为了具有独特风格和达到“修改”过去的效果，浪漫主义的各式方法被使用了；然而即使在最能干的作者们手中，那些方法也常常是幼稚的，而当它们被其他人使用的时候，它们更是令人完全无法容忍的了。参阅一条绝佳的例证（摩诺德先生对穆兰先生［M．Mourin］的批判），载Revue Critique，1874，Ⅱ，pp．163 sqq。

(4)上述观点的反面意见——即，当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变得过时了的时候，批判学家们的著作仍然存在，所以批判学家们博得了比历史学家们更坚实的声誉，比如说：“丹尼尔神父（Père Daniel）现在不再被阅读了，安瑟伦神父（Père Anselme）一直在被读着。”——早已是陈词滥调了，而且坚持这种反面意见也是一个错误。批判学家们的著作也会变得过时。虽然安瑟伦神父的著作并非所有部分都已被取代了（这正是为什么他的著作依然有人读），但这一事实骗不了我们。批判学家们所撰述的绝大部分著作，像那些严格科学的研究者们的著作一样，都是临时的，而且注定会被遗忘的。

(5)那些因职业而关心这些的人试图在这一点上欺骗他们自己，这是徒劳的；并非过去的每件事情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来写昂古莱姆公爵的生平，怎么样？”佩居谢说。“但他是个傻瓜！”布瓦尔答道；“没关系；次等名人常常有着巨大的影响，也许他能操控事件的行进呢。”（G．Flaubert，Bouvard et Pécuchet，p．157）

(6)由于能力一般的人更喜欢不重要的主题，因而这些人在对那些主题进行研究时，有着激烈的竞争。我们常常有机会去评注好几本同时出现的论同一主题的专著。所要评论的主题完全缺乏重要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的。

(7)对专著来说，令人感兴趣的主题并不总是能被研究的，因为有些主题的原始资料情况是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初学者们，甚至那些有能力的人，当他们没有好建议或好运气的帮助时，在选择他们首部专著的主题上会经历非常多的困难，而且他们还老是喜欢去尝试这不可能的事情。根据其最初专著的名录来评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这都将是很严重的，而且是很不公平的。

(8)在实践中，一开始就给出整部专著中所用原始资料的名录（附有相应的已刊著作书目提要信息，而且若涉及到手稿，则应提及手稿的文献性质及其书架号），这是得当的；此外，每条特殊陈述都应该附有着其证据：倘若有可能的话，用来论证的文献的准确文本应该被引述，以便读者可以核实有关解释；另外，对文献的分析应在注释中给出，或者至少要给出文献标题，并附以它的书架号或其出版地的准确标志。这条一般规则将使读者有机会知晓在分析的每个阶段采纳某某结论的确切理由。

初学者们，在此方面类似于古代作家们，很自然地没有遵循所有这些规则。他们常常不是引述文献的文本或标题，而是根据文献的书架号，或者所刊印的一般汇编（含有引述文献）的标题，来提及它们。从那种一般汇编的标题中，读者们找不到任何涉及所引文本之性质的东西。初学者们还会犯另一个错误，而这种错误是最粗劣的，然而是频繁发生着的。此错误情况如下：初学者们以及没有多少经验的人，经常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插入脚注的惯例引介进来；然而，他们在其所拥有的书的地角处，看到了一排注释；于是，他们自认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修饰他们自己的著作，但是，他们的注释是外加的，而且是纯粹装饰性的；他们的注释并非用来展示证据，亦非使读者能核实陈述。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容许的，应该被猛力地谴责。

(9)几乎所有的初学者们都有着一种不幸的倾向，即误入冗余的离题中，积聚起与主干论题毫无瓜葛的思索和信息片断；如果他们有所反思，他们将承认这种倾向的原因是糟糕的趣味，一种天真的虚荣，有时候是心智惑乱。

(10)我们遇到了类似下文的昭告：“我熟悉这一时代和这一阶级的文献已经很久了。我有一种印象，即某某结论，我无法证明，但却是真的。”两者必有其一：或者作者能给出造成他这种印象的种种理由，然后我们能判定那些理由，或者他无法给出理由，则我们可假定他所说的不具有任何严肃价值。

(11)这种差异有着消失的趋向。最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历史事实汇编（保利－维索瓦的《古典考古学百科全书》［Realencyclopœ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达朗贝尔［Daremberg］和萨利奥［Saglio］的《古代辞典》［Dictionaire des antiquités］，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和锡德尼·李［Sidney Lee］的《国家人物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配备有充足而丰富的证明工具。主要在传记类辞典中，不给出证据的习惯往往继续存在着；参阅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c。

(12)Revue Critique，1874，Ⅰ．p．327．

(13)增补“通史”——即各种关于政治事件的叙述和对艺术、文学等专门史家所得结果的概述——的习惯依然持续着。一部“法国史”将不被认为是完整的，如果它不包含论法国的艺术、文学、风俗等历史的章节。然而在法国，通史并非是对各种特殊演化的概要性说明，而是对那些完全支配特殊演化的一般事实的研究。各种特殊演化是间接地依据专家们的著作来进行描述的，只有在一部科学的“历史”中才是适得其所。

(14)难以想象在疏忽和笨拙的普及者们的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最稳固确立起来的现代批判结论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知道很可能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是那些有机会读到历史考试应试者们临时拼凑的“作品”的人；低劣普及工作的普通缺点，有时候在历史考试中会被推至一种荒谬的程度。

(15)参阅前文，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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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福罗斯（公元前405—公元前330），希腊历史学家，以泛希腊思想写就《希腊史》，把希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

[2]梅泽雷（1610—1683），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兰西史》。

[3]攸西比乌斯（263—339），教会史学之父；奥罗修斯（Orosius，约380—420），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历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弟子，著有《反世俗的历史》7卷。

[4]此处的“哲学家们”特指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

[5]阿典奈斯，希腊修辞学家、文法家，住在埃及；奥拉斯·格利乌斯（117—180），公元2世纪的拉丁语法权威。

[6]巴郎特（1782—1866），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报告文学方式描述历史事件的主要倡导者。

[7]巴泰勒米院长（1716—1795），法国古钱币学家；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历史学家，1834年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埃贝斯（1837—1898），德国埃及学家和小说家。

[8]德佐布里（1798—1871），法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小说家。

[9]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史》（36卷）。

[10]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

[11]《百科全书实编》（Realencyclopædie），即历时90年始告完成（1890—1980）的《保利古典考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æ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般简称RE，又称为Pauly—Wissowa（简称P—W）。

[12]舍曼（1793—1879），德国古代语文学家和古代史学家；马夸特（1812—1882），德国历史学家和罗马古物学家；吉尔伯特，德国古典学家，著有Manual of Greek Constitutional Antiquities；克伦巴赫尔（1856—1909），德国拜占庭文化史家；哈纳克（1851—1930），德国神学家和教会史家。

[13]翁肯（1835—1905），德国历史学家，以历史为民族政治教育手段，著有《雅典与希腊》，从1879年起，组织编写《翁肯丛书》，每卷由一位公认的该科权威撰写，至1893年完成45卷。

结论

Ⅰ．历史仅仅是文献的利用。但文献是存留着还是亡佚了，这是一个偶然性问题。因而，居主导地位的那部分文献，在历史建构中，是偶然地起作用的。

现存文献，即使有些是未知的，其总数亦是既定的；尽管今天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存文献仍在不断地减少；现存文献数量将绝不会再增加。历史，只有一定储量的文献可由其支配；这种特殊境遇限定了历史科学的可能进步。当所有的文献都是已知的，且通过各项工作已经使得它们适于使用了的时候，批判之学的工作将完成。就古代某些时期而言，由于那时的文献是稀见的，则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两代内，批判工作将适时止步了。那时，历史学家们将不得不越来越转向现代诸时期，以便摆脱文献匮乏的困境。因而，历史将无法完成那激发了19世纪浪漫派强烈的历史研究热情的梦想：因为历史无法刺破社会起源的迷障；而且，因为缺少文献，人类演化的始端将永远是晦暗不明的。

历史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学家并非通过亲自观察来搜集历史所必需的材料。历史学家以事实为基础来进行工作，关于那些事实的知识是由先前的观察者们传授的。在历史中，知识不是像在其他科学中那样通过直接方法获得，而是间接获得的。正如前文所述，历史不是一门观察科学，而是一门推理科学。

要使用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所观察到的事实，必须对它们加以批判，批判是通过类比进行的一系列推理。批判所提供的事实是孤立的和散落的；要把这些事实组织进某种结构中，必须根据它们与今日事实的类同之处来进行想象并分类，这也是一项靠使用类比才可进行的工作。这种必要性迫使历史采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若要通过类比形成历史观点，历史就必须始终把特殊情况的知识与一般情况的理解结合起来。在特殊情况下，过去的事实发生着；在一般情况下，人类的事实发生着。历史批判的方法就是拟制出关于过去某时代事实的各种专用列表，并且把各组基于当今研究的问题应用于那些列表。

要从文献核查过渡到关于过去事实及演化的知识，必须进行的工作是繁多的。因而，有必要在历史学中进行分工和组织化。一方面，那些专攻文献搜检、修复和初步分类的专家们，必须通力合作，以便批判之学的预备性工作一有可能，就可在分工明确、劳力节约的绝佳条件下被完成。另一方面，进行了部分综合工作（专著）的作者们，若是想让自己的工作被用作更具综合性的综合工作的素材，则他们应该彼此都以同一种方法来进行工作，以便每个人的结论都可被其他人使用，而无须再进行初阶研究。最终，人们会发现：为了把部分综合工作科学地整合入综合性的历史建构作品中，有经验的研究者们都放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部分综合工作。如果上述工作最终澄清并确定了关于社会演化之本质与原因的结论，那么一种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将被创造出来，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承认这种历史哲学是一门合法的、最高层次的历史科学。

感谢劳力组织化，可以想象某一天终会到来：那时，所有存在着的文献都将被发现、校勘、罗列，所有线索没有被毁的事实都将被确立起来。当那一天到来时，历史将被确立起来，但它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对现存社会的直接研究变得更科学，并且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及其演化，历史将不断被逐步修改；这是因为关于社会事实的本质、原因和相对重要性的新观念——它们肯定会被获得——将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关于过去社会及事件如何形成的观念。(1)

Ⅱ．设想历史为生活行为提供有着实践功效的信息（历史为人生导师），[1]并且给出了直接有益于个人和民族的教训，这是一种老掉牙的幻想。就可被直接应用的“历史教训”而言，在两个不同的时刻所进行的人类活动情形是极少完全类似的。但是，反过来说“历史的区别性特征是其对任何事情都毫无益处”，(2)这也是一种错误。历史有一种间接的功效。

历史解释了现今事物状态的源始情况，由之我们得以能够理解现在。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并没有对所有时代给予同等的兴趣；实际上在今天，远古时代的踪迹是再也看不见了；比方说，为了解释当代英国的政治制度，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Witangemot）进行研究是毫无价值的，但对18世纪和19世纪诸事件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各个文明社会的演化，在最近100年里，被加速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对于理解当前形式的文明社会来说，这几百年的历史比此前10个世纪的历史要重要得多。作为对现在情况的一种解释，历史差不多可简化为关于当今时代的研究。

政治和社会科学仍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它们学科的完整性，历史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社会现象（静态中）的直接观察不是这些科学的充足基础——必须加上对社会现象在时间中的发展的研究，换言之，社会现象的历史。(3)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论及人的科学（语言学、法律、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在本世纪都采取了历史科学的形式。

但是，历史的首要优点是作为一种智识文化的工具；历史以好几种方式来实现这项功能。首先，历史研究方法的实践——其原则在本书中已概述——是十分有利于心灵健康的，它治好了轻信的毛病。其次，历史通过向我们展示不胜繁多的不同社会，使我们做好了理解并容忍各种习俗的准备；并且通过向我们表明社会常常被改变着，使得我们谙熟了社会形式的各种变化，并且医治了我们对变化的某种病态恐惧。最后，对过去各种演化的沉思，不仅使我们能够理解习惯改变和世代更迭是如何造成人类变迁的，而且使我们不会盲目地把生物学类比（选择、生存斗争、遗传习性等等）应用于对社会演化的解释。社会演化并非是和动物演化一样的同类原因造成的。

注释

(1)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主观性因素。主观性因素不可能被从历史建构中排除出去，而这被人们误解为是在否认历史具有科学性：比如，这种主观性因素使得佩居谢（G．Flaubert，Bouvard et Pécuchet，p．157）、西尔维斯特·波纳尔［Sylvestre Bonnard］（A．France，Le crime de Silvestre Bonnard，p．310）犯难，而且它令浮士德说：

过去时代对于我们（Die Zeiten der Vergangenheit），

是七重封印的书简（Sind uns ein Buch mit sieben Sigeln）。

你说的时代精神（Was ihr den Geist der Zeiten heisst），

其实只是学者们本身的精神（Das ist im Grund der Herren eigner Geist），

时代在其中得到反映（In dem die Zeiten sich bespiegeln）。

（“过去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是一本七重封印的书。你所谓的时代精神实际上是你自己的精神，而时代映照于其间。”——Goethe，Faust，Ⅰ．3．）

(2)一句被德·拉·布朗谢尔先生（M．de la Blanchère）（Revue Critique，1895，Ⅰ．p．176）归之于某位“巴黎大学教授”的话。其他人已经就这一主题高谈阔论道：历史知识是有害的和无效的。参阅F．Nietzsche，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Ⅱ．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Leipzig，1874，8vo。

(3)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彼此相互依赖；通过始终不断地相互交换服务，它们齐头并进。为了历史可表现事实并根据文献来进行推理，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所必需的关于现在的知识。历史则给予了理解现在所必要的有关演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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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出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

增补一　法国中等历史教育

Ⅰ．历史教育是新添加到中等教育中的。从前，历史被教授给国王和显贵的儿子们。根据古代传统，这是为了使他们对统御之术能有所准备，因而历史是一门为未来国家统治者们准备的神圣的科学、一门适于君主而非国民们的科学。自16世纪以来建立的中学——无论教会的或世俗的，天主教的或新教的——都没有允许历史进入到它们的研习计划中，或者只承认历史是古代语言研究的一个附件。这是法国耶稣会士们（Jesuits）的传统；其为拿破仑治下大学所采纳。

只有在19世纪，在舆论的压力下历史方被引入到中等教育中；尽管它在法国比在英国（乃至德国）处境要好些，但它依然是一门副科，既不被（如哲学那般）在特殊班级中讲授，也并非总是有着某位专家教授来授课，而且还被认为考试价值极低。

历史教育，长久以来已经深受它被引入时的那种方式的影响。这门学科，政府强令由受过文学研究专门训练的教师来教授，在基于形式研究的古典教育体系中没有任何适合它的位置，而且它与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毫无瓜葛。历史被教授，因为它是被教程所规定了的；但这种教程——历史教育的唯一动机和指南——始终是一个偶然，而且随着教程制定者的各种偏好乃至个人研究而变化。历史成为了社会常规的一部分；据说，有许多“不可不知的”名字和事实；但是，那些不可不知的事情是变化极大的，从墨洛温王朝历代国王的名字和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历次战役，到萨利克法典和圣文森特·德·保罗（Saint Vincent de Paul）的作品。

那些仓促上阵的教师们，为了贯彻这一教程，不得不临时现教历史，但他们对于进行历史教育的原因，或者历史教育在一般教育中的地位，或者教授历史所必需的技术方法，却毫无清晰的观念。当某位历史教师不得不把构成历史教育题材的全部事实都教给学生们的时候，他会发现历史教育缺少传统、教学培训、甚至辅助技术，他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印刷术之前的时代，并且还采用了中世纪的做法。他会配备一本笔记本，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要被教授的事实列表，接着他会把有关事实读给学生听，有时候还会假装是即兴发挥；这就是“课（lesson）”，历史教育的基石。教程规定好的整个系列的课，构成“课程”。学生们被期待着写下所听到的（这被称作“记述”），并且以所听到的来写一篇书面报告（这就是编述）。但是，由于学生们没有被教导如何去记述，则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满足于根据教师的口述，快速写出一份粗略的草稿。然后回到家中，他们会以某种编述的形式抄录草稿，根本不去努力把握他们所听闻或者所转录之事实的意义。对于这种机械劳动，最热心的人还会添加上抄自书本的摘录，一般来说这样的摘录也是没有多少反思的。

为了让所认定的基本事实进入到学生们的头脑中，教师习惯于简短概述每一课，即“总结”或“摘要”。他公开地口授总结或摘要，使之可被学生们牢记于心。由之，有两种书面练习几乎占据了上课学生们的整个时间，一种是公开地听写（总结），另一种是私下地笔录（编述）。

用来检查学生们学习的唯一手段，是让他们逐字地重复总结，并且就编述内容提问他们。换言之，让他们大致地复述教师的话。有两种口头练习，一种是公开背诵，另一种是私下背诵。

确实，学生们会得到一本书，即《历史概要》（Précis d'histoire）(1)，但是这本书和教师的课程是同一形式的，不可充作口头教育的基础。这本书只是复述教师的课程，通常复述得还很糟糕，因为它不被学生们所理解。这类教科书的作者，(2)采用了传统的“删节本”方法，即通过省略掉事实的所有特征性细节并以最一般的——且由之含糊的——表达方式来总结事实，力图聚集起最大可能数目的事实来。在这种初级著作中，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除了残留下以某种统一公式连在一起的专名和日期；历史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条约、改革、革命，所不同的仅仅是民族、君主和战役场地的名称，以及所给年份的数字。(3)

直到第二帝国结束，在所有法国院校中——既包括世俗的也包括教会的——历史教育都是如此。有少数历史教师例外，他们因极为少见而颇具价值。这是因为那时候，一名历史教师需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进取心才能超越编述和总结的陈规。

Ⅱ．近来，那场始于教育部和大学各院系的普通教育改革运动，最终波及至了中等教育。在帝国统治时期，历史教师们的教学是被迫处于令人憎恶的监管之下；但现在他们被解放了。而且他们抓住了试验新方法的机会。一套历史教学体系已经被设计出来。在《中等教育杂志》（Revue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和《大学杂志》（Revue universitaire）上，蒙教育部许可，教育学会关于中等教育诸问题的历次研讨已经约略涉及这套历史教学体系。在附于1890年教程的指导细则中，这套体系获得了官方认可；而拉维斯先生所著历史学报告，则成了保护那些反传统斗争中赞同改革的教师们的宪章。(4)

历史教育，无疑将自这场有组织的革新中获得新生，并且配备上一套理性的教学技术体系，例如被古老的语言学、文学和哲学等教育分支所拥有的那种。但是，人们会预计到，这场改革将比高等教育改革要更缓慢些。因为教学人员是非常多的，要花较长的时间来培训或更新；学生们的热情和才能都是较低的；反对各种新方法的父母们，通常都有着一种教员们所不知道的惯性力量；中学毕业会考，这所有改革的一般性障碍，对历史教育有着特别有害的影响，它把历史教育简化成了一套问答。

Ⅲ．不过，现在差不多可以指出法国历史教育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并且指明为引入某种理性技术体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在此，我们将努力在一张井然有序的列表中阐明这些问题。

（1）一般构成。历史教育的主旨是什么？对于学生培养，它能提供什么益处？它能对学生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它应该使学生去理解什么事实？相应地，指导主题与方法选择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原则？这种教育应该遍及各年级整个学期么，或者它应该集中于某个特殊年级么？它应该被给予1小时或2小时的课时么？历史应该被分成若干段——就像在德国一样——以便学生在其学习的不同阶段可多次复习同一主题么？或者，像在法国那样，历史从一开始就应该被以一种单线连续课程的方式详述么？教师应该讲授完整的课程，或者他应该选授少量问题而让学生去独自研究其他问题么？他应该详尽地口述事实，或者他应该要求学生首先从书中了解相关事实，然后他在上课时进行一系列的诠释么？

（2）主题选择。本国史和外国史应该按什么比例来讲授？古代史和当代史呢？专门史（艺术、宗教、风俗、经济）和普遍史呢？各种制度、习俗与事件呢？物质习惯、智识史、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的演化分别为何比例？关于特殊事变、传记、戏剧性插曲的研究与诸事件的相互关系、一般演化之间，比例为何？什么时候该讲授专名和日期呢？若希望有机会促发批判精神，我们应该使用种种传说么？或者我们应该避开传说？

（3）次序。各种主题应该被以何种次序来论述？历史教育应该始于最古老的时代和有着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以便可按着编年次序和演化次序来讲授么？或者，它应该始于最接近我们的时代和国家，从而可从知之甚详的事实进展到知之不详的事实么？在解说每一时代时，编年的、地理的或逻辑的次序应该被遵循么？教师应该从描述情境还是从叙述事件开始呢？

（4）教育方法。应该首先告诉学生通式还是特殊意象？教师应该首先陈述各种公式，还是应该要求学生自己去搜寻它们？公式应该牢记在心么？何种情况下要牢记公式？各种历史事实的意象，在学生的心灵中该如何被产生出来呢？图版会有什么用处？复制件和复原品有什么用呢？虚拟场景有什么用呢？叙述和描述会有什么用处？不同作者的文本有什么用呢？历史小说有什么用呢？引用语句和公式，应该达至什么程度呢？各种事实是如何被固定下来的？编年列表会有什么用处？同时性列表有什么用呢？地理略图有什么用呢？统计表和图解有什么用呢？使事件及风俗的特点易于理解的方法是什么？理解行为动机的方法是什么呢？理解风俗状况的方法是什么呢？某事件的各段情节，是如何被选择的？某种风俗的诸多例证又该如何选择呢？各种事实的相互联系和演化过程，怎样才可理解？进行比较会带来什么益处？该使用何种语言风格？具体的、抽象的和技术的术语，该在何种程度上被使用？该如何去核实学生是否理解了这些术语并消化了那些事实呢？能否安排各种练习，以便学生有机会进行原创性事实研究工作？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研究工具？考虑到要给予学生进行原创性工作的实践机会，教科书该如何被编纂呢？

为了陈述并证明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正当的，一篇专题论文是不过分的。(5)但此处，我们将只指出一般原则。基于那些原则，一份尚可容忍的协议现在似乎已经在法国达成。

我们不再向历史寻求道德教训，也不寻求行动的良善范例，更不寻求戏剧性的或栩栩如生的场景。我们明白，对所有这些目的而言，传说将会比历史更可取，因为传说呈现出一连串与我们的正义观念更一致的原因和结果，有着更完美的英雄人物，更美好和更动人的场景。我们也不谋求像德国人那样把历史用于促发爱国主义和忠诚；我们觉得，不同的人依据他们的国家或党派而从同一门科学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将是不合逻辑的；而且那样做会诱使每个人都随其喜好去损害历史，抑或改变历史。我们认为，每门科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本性，而且我们从历史中仅仅探求真相，此外别无他求。(6)

对于所有那些教授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的教育功能也许依然不是清晰明白的。但是，所有那些反思了的人，都一致赞同把历史视作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文化工具。对过去各个社会的研究——借助于实际例证——使学生们理解了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这种研究也使学生们熟悉了各种主要社会现象和不同类别的习俗，以及它们的多样性和它们的相似处。对事件和演化的研究，使学生们熟识了人类事务经历着连续变迁的观念，并确保学生们不会无理性地畏惧社会的变化；这种研究也纠正着学生们的进步观念。所有这些历史教育的成果，使得学生们在公共生活中游刃有余；因而，历史实为民主社会中一门必不可少的教育分支。

由之，历史教育的指导性原则，将是探寻那些最适于展现各种社会现象并理解其演化的主题和方法。在许可一桩事实进入到教育计划中之前，应该首先问它能实现何种教育影响；其次，是否有足够的可使学生察看并理解它的手段。教育意义较低的事实，或者太复杂而难以理解的事实，或者我们没有足够的细节来使之可理解的事实，所有这样的事实都应该被抛弃。

Ⅳ．要使理性的教育成为一种现实，仅仅提出一种历史教育理论是不够的。必须更新物质辅助设备和方法。

历史必须包括有关大量事实的知识。历史教师没有任何资源，除了他的声音、一块黑板、比编年表好不了多少的各种摘要，他处在与一个没有文本或词典的拉丁语教师几乎一样的处境。历史专业学生需要一份历史事实目录，就像拉丁语专业学生需要一份拉丁词汇表一样；历史专业学生需要事实汇编，但学校的教科书绝大多数是语词汇编。

有两种表达事实的手段，即图版和书籍。图版展示着物质对象和外在情况。其主要用于物质文明研究。自从德国首度尝试交给学生一套以供历史教育目的的图版汇编以来，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法国，同样的需求催生出了《历史图集》（Album historique），这是在拉维斯先生的指导下出版的。

书籍是首要的工具。它应该包括形成心智表象所必须的全部特征，那些表象涉及到所研究的事件、动机、习俗、制度；它将主要是叙述和描述，也许会附着以独有名言和公式。长久以来，人们竭力从古代作家们那里选取摘录来编纂这类书籍；这类书籍以文本汇编的形式问世。(7)经验似乎表明那种做法必须被遗弃；尽管这类书籍有着科学的外貌，而且还是真的，但它们是难以被孩子们理解的。最好用当代语言向孩子们陈说。本着这种精神，依据1890年指导细则，(8)《历史读本》（Historical Readings）丛书被编纂出版了，其中最重要的读本是由阿歇特（Hachette）公司出版的。

然而，学生们的研究方法表明历史教育依然是进展迟缓的。在绝大多数教授历史课的年级中，各种仅仅训练学生们感受力的方法仍旧盛行着：系列讲座、总结、阅读、提问、编述、复制地图。这好比一位拉丁语学生仅仅是复述语法课文和作家们的摘录，却始终不会翻译或比较。

历史教育若想让人觉得满意，必须抛弃掉所有那些被动的方法；若是做不到，那么至少应该增补新方法，换言之，应该通过种种训练来唤起学生的积极性。有些这样的训练已经在被试用了，另一些可被设计出来。(9)学生们通过那种训练将可着手去分析各种图版、叙述和描述，从而领悟到有关事实的特性：比如，简短的书面分析或口头分析将可确定学生是否掌握并理解了事实，这也是一个教导养成只使用精确术语之习性的好机会。或者学生会被要求绘制一张图样、一张地理略图、一张同时性列表。学生也会被要求绘制不同社会的比较列表，不同事实之间相互关系的说明表。

要给学生提供进行这些训练的材料，一本书是需要的。因而，方法的革新与研究工具的革新是相关联的。随着教师们和公众更清晰地认识到历史教育在社会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两种革新将稳步前进。

注释

(1)这同样的制度，已经在德语国家中以Leitfaden（指南）的名义被采纳了。在英语国家中，则以教科书的名义。

(2)我们必须把米什莱的《现代历史概要》（Précis d'histoire moderne）作为例外。并且公正地承认杜罗伊（Duruy）在其所编课本中——甚至在第一版中——都竭力使他的叙述既令人感兴趣又富有教育意义，他的努力常常是成功的。

(3)对这一方法的批判，参见上文p．265。

(4)最完整的——也可能是最精确的——对历次改革后中等历史教育状况的说明是一位西班牙人作出的，即R．Altamira，La Enseñanza de la historia，2nd edition，Madrid，1895，8vo。

(5)在索邦的一次系列讲座中，我已尽力做了部分工作。——［Ch．S．］

(6)然而值得注意地是，向参加1897年7月新式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们所提出的问题“历史教育起着什么作用？”80％考生有的回答是因为他们相信它，有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令人愉悦，“促发了爱国主义。”——［C．V．L．］

(7)这正是在德国以源流（Quellenbuch）的名义所炮制的。

(8)这同样的教育理论将可在我的《叙述的与描述的古代东方民族史》（Histoire narrative et descriptive des anciens peoples de l'Orient）前言中发现，那是一部供教授们使用的增补之作，Paris，1890，8vo。——［Ch．S］

(9)我已经在《大学杂志》（1896，vol．i）上论述过这个问题。——［Ch．S］

增补二　法国高等历史教育

最近30年里，我们法国的高等历史教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一过程，理所当然地是渐进的，而且是由一系列轻微修正构成的。但是，尽管在变革的各阶段中都可观察到一种理性的连续性，但绝大多数这些变化措施在最近这些年里，并非没让公众大吃一惊，甚至是触怒他们。赞同改革的舆论呼声已经出现，但舆论多少惊讶于变革的诉求如此频繁。也许，在此再次指出我们正目睹着的这场运动的普遍重要意义和内在逻辑，是并非多余的。

Ⅰ．在第二帝国末期，法国的历史科学高等教育按照某种毫无连贯性的体系被建立起来了。(1)

法兰西学院、各文学院（Faculties of Letters）、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和文献学校等“专科学校”，设立有各种不同制度、不同类别的历史教席。

法兰西学院是旧制度的孑余。它始创于16世纪。与学院派的索邦相反，法兰西学院是新科学的庇护所，享有着维护历史上各种高度推测性研究、自由探究精神和纯粹科学兴趣的显赫特权。不幸的是，在历史科学领域中，法兰西学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听任它的传统消亡了。在这所著名机构中教授历史的伟人们（例如J．米什莱），既不是技术专家，也不是学问家——就学问一词本来意义而言。被伟人们的口才折服了的听众，并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

拿破仑时代的一位立法委员建立起了一套体系，各文学院属于该体系的一部分。这位立法委员，在创制各类学院时，根本不抱有鼓励科学研究的想法。他对科学没有强烈的爱恋。法学院、医学院等等，被他设定为向社会提供其所需的律师、医生等人才的职业学校。但是，5所学院中有3所，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分派给它们的任务。相反，另2所（法学院和医学院）却成功地履行着它们的职责。天主教神学院（Faculties of Catholic Theology）不培养社会所需的教士，因为国家主张教士们的教育应在各教区神学院（diocesan seminaries）中进行。各理学院和文学院也不培养社会所需的中等教育教师、工程师等等，因为它们在此遇到了早先创设的“专科学校”——师范学校、理工学校（École polytechnique）——的成功竞争。天主教神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因此不得不以其他活动方式来证明它们的存在是正当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文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们没法担负起教育那些必定会到高中（lycées）去教授历史的年轻人的任务。这些教授们还发现，若是没有了专业学生，他们自己的处境就与那些在法兰西学院担负历史教育任务的人颇为类似。而且，他们通常也不是什么技术专家。半个世纪以来，在面向多为有闲人士的听众们讲演时（尽管多被辱骂），他们坚持从事高层次的普及工作。听众们是被他们用词的力度、文雅和欢愉风格所吸引的。

为中等教育培养未来教师的工作，是专门由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在当今时代，公认的准则是：对一个人而言，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他必须掌握（且是十分详尽地掌握）他会被责令教授的科目。这条准则一方面是肯定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是不完善的，因为有一种不同的、更高阶的知识与常规的“学校教授的”知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高等师范学校中，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那种高阶知识的问题，相反，根据流行理论，中等教育的准备工作只须传授常规知识就完成了。然而，由于师范学校总是招生极佳的，则这套正时兴的体系没有妨碍它在其历年招录的学生中选拔出那些第一流的人才，那些人有的成为教授、思想家或作家，甚至有的成为了批判学家。但是，必须认识到：无须感谢这套体制，那些人是自学成才的。他们独自取得成功，是在学生时代之后——而非在学生时代——并且主要是在法兰西雅典学院（French School at Athens）待了一段时间。在法兰西雅典学院，他们有了与他们在乌尔姆路（Rued'Ulm）[1]无缘得观的文献作有益接触的便利条件。“师范学校所培养的几代教师不会利用文献”，人们说，“这不是很奇怪吗？……简单地说，从前，历史专业的学生们，当离开学校的时候，却没有打算去教授他们仓促学得的历史，或者去研究不同的问题”。(2)

至于复辟时代创立的文献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所与别的学校相似的专科学校，理论上旨在培训那些实用型工作人员，即档案保管员和图书馆学家们。职业教育早就被细分至了极窄的范围，然而文献学校却被按一种极具原创性的计划建立起来。文献学校计划为那些意图研究中世纪法国史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合理的、完整的学徒期。文献学校的学生们没有上过任何“中世纪史”课程，但是他们学到了解决尚待研究的中世纪史问题所必需的全部东西。唯有在这里，因为这种偶然的不同，历史研究的预备性及辅助性学科被系统教授。我们已在别处评述过了这种情况的影响。(3)

这正是到了第二帝国末期，一场生机勃勃的改革运动来临时的情况。当时，一些年轻的法国人参访了德国；他们被德国大学体制对拿破仑时代的学院及专科学校体制的优势震惊了。法国以其有缺憾的组织形态确实造就了众多人物和众多著作，但是它现在开始强调“在各项事业中，可能性最小的那部分应该留给偶然性来处理”，而且“当某个机构打算培养历史教师们和历史学家们的时候，它应该以各种手段来培养他们，以使他们成为它所希望的”。

公共教育部部长V．杜罗伊先生，支持那些复兴高等研究的倡导者们。但是，他不认为改造、合并或者取缔现存的各家机构——法兰西学院、各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文献学校——就是行之有效的。那些机构提供了许多服务，并且许多与它们有关或曾经有关的名人们给它们带来了诸多荣耀，因此它们全都被神圣化了。杜罗伊先生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是作了增补。通过创建“高等实践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他为现存机构增设了一座多少有些异质性的大厦。高等实践研究院于1868年在索邦建立。

高等实践研究院（历史与语文学部），那些创立它的人打算以之来帮助年轻人进行具有某种科学品性的研究。该院并不打算屈从于那些职业兴趣，而且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普及性工作。学生们到这里不是来学习科学所得的结果，而是本着让化学系学生去实验室的同样目的，来学习可获得新结论的专门方法。因而，新机构的精神与法兰西学院的原初传统是有些类似的。高等实践研究院力图把长久以来在文献学校所教授的研究中世纪法国史这一有限领域的各种方法，在这里应用于所有的普遍史及语文学分支。

Ⅱ．只要各文学院满意于它们的现状（换言之，没有学生），而且只要它们的雄心没有超出其传统功能（继续开设公立讲座、授予学位），法国历史科学高等教育的组织形态将依然是我们上文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但当各文学院开始寻求一种证明它们存在的新理由，并探索新功能的时候，变化就是无可避免了。

此处，无须解释各文学院为什么是且是如何日渐希望更积极地——更确切地说，在其他方面比过去要更积极地——为历史科学之进步而工作的。V．杜罗伊先生，在索邦的高等研究院落成典礼上，宣告这株生机勃勃的幼树将迸裂古老的基石；而且毫无疑问地，高等研究院富有成效的活动情况，大大有助于唤醒各学院的良知。此外，政府还慷慨地增加了各学院的人员，为他们建筑了多所邸宅，并且大方地给予他们研究所需的材料，这把新的责任赋予了这些享有特权的机构。

自从各文学院开始自我改革以来大约有25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进步变革已经引起了法国历史科学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的变化。而在那之前，那一整体结构是不可动摇的，甚至1868年天才的增补都不行。

Ⅲ．各学院首先关心的是给本学院提供学生。当然，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高等师范学校（该校每年从成百上千的报考人中挑选招收20名学生）已不能满足中等教育从业教师招聘需求。现在，中等教育需要大量的教师。除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外，还有许多年轻人等待着获得教师从业资格所需的学位，但那些年轻人进不了高师，得另寻出路。这肯定会为各学院提供许多学生。同时，为了吸引大批有兴趣的年轻人到各学院去——倘若各学院为学生们准备好了开业证书（licentiate）的话——各种军事法规把十分重要的豁免权与文学士头衔连在一起。最后，到法国来完成他们科学教育的外国人（在高等研究院中人数颇多）和直至那一时代都吃惊于在各学院中毫无获益之机会的外国人，一旦他们发现在各学院中有那么些类似于他们通常在德国大学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那种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他们就肯定会前往那些学院。

绝大多数学生在考入各学院之前，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得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在各学院招收到学生之后，学生希望摆在他们面前的真正问题能得以解决。

各文学院中绝大多数学生，原本就是学位、开业证书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候选人，他们进入到各学院中，都有着那种为开业证书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做准备”的公开意图。各学院不能回避那种帮助他们做好这种“准备”的职责。但是，20年前，考试依然被认为要符合古代规制。开业证书是一份高级中等研究的证明，一种“高级学士学位”；至于历史与地理类的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它成为真正的教师资格证书），候选人被要求能够证明他们“对于其将受托教授的科目，有着非常良好的知识”。因此，一种危险出现了：各学院担心教学必须得像高等师范学校一样，为开业证书考试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做好准备，但环境的力量却迫使各学院不得不变得和高师一样。注意，师范学校和各学院的学生们在为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进行竞争的时候，某种好胜心必定会在他们中出现。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程序不变，则这种好胜心看来极有可能会造成如下结果：竞争中的教师和学生们，越来越多地致力于那同样缺乏高贵性和真正功用的学校功课，而非某种科学的研究。

这种危险是很严重的。它从一开始就被那些目光敏锐的学院改革倡导者们——A．杜蒙（A．Dumont）、L．利亚尔、E．拉维斯等先生——认识到了。拉维斯先生在1884年写道：“主张学院把考试准备工作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将会是以训练代替科学的教化。这是许多杰出人士对革新派们所表示的严重不满……革新派们则答道，他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新方案的缺陷，但是他们确信考试体制的修正将紧随着高等教育改革而来；那时，在科学工作和考试准备工作之间，一种和谐将被发现；由之，他们的反对者们对他们的唯一不满将消失殆尽。”客观地说，这位最重要的改革捍卫者始终在毫不厌烦地强调着那种弱点。考试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法国高等教育组织问题的重点，若要完全搞清楚这一问题，唯一有必要做的就是浏览题为“教育与考试（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考试与研究（Examinations and Study）”、“研究与考试（Study and Examinations）”等演说与文章。拉维斯先生已经把那些演说和文章搜集在了他的3卷本著作中，该系列著作从1885年起在5年时间里陆续出版，分别是：《国家教育问题》（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研究与学生》（Études et étudiants），《论我们的学校》（A propos de nos écoles）。

因而，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考试改革问题（开业证书、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博士学位）已经被列在了议事日程上。1884年它就被列上了；1897年它依然在。不过，在这段时间内，在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上发生了看得见的进步，现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指日可待了。

Ⅳ．旧式的考试制度要求学位候选人证明他们接受了优秀的中等教育。这种制度迫使那些候选人——即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学生们——进行那些他们在高中时就早已饱尝过的同样的训练，因而这种制度很容易就被攻讦。这种制度防卫无力，现在已经被废除了。

但是，它是如何被取代呢？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它没有被一口气解决掉，这令人有些诧异吗？

首先，对如下初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很重要的，即：什么样的能力与知识是学生们必须予以证明的？是一般知识吗？是进行原创性研究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如在文献学校和高等研究院中所学到的）吗？还是教学能力？人们逐渐认识到：考虑到学生要进入的候选类别是范围极广、类别多样的，则必须有所区别。

从开业证书候选人来看，要求他们给出一般良好教养的证据，这就够了。同时，如果他们希望的话，允许他们展示其本人对原创性研究的趣味及经验。

从已经获得开业证书的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教师资格证书）候选人来看，这将要求：（1）有正式的凭据可证明他们凭经验知道研究历史问题是在做什么，而且他们要有进行那些研究所必须的专门知识。（2）证明教学能力的证据，这种能力是本类别人士所必须有的职业技能。

非任何类别候选人的学生们和仅寻求获得科学入门知识的学生们，将只被要求证明他们从其所受的指导和建议中获得了益处。前一类学生是那种既非开业证书候选人亦非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候选人的学生，后一类学生在旧式规程中没有被考虑到。

这些原则确定下来，就已是实现了一大进步。因为众所周知，程序调控着研究。靠着这种程序的权威性，在学院中历史研究现在将有着人人期望其拥有的三重特性。一般教养将仍被尊重。批判与研究方面的专门训练将有其合法的地位。最后，教学法（理论的和实践的）将不被忽视。

当试图确定在每个领域中最好的——换言之，最具决定性的——考试为何的时候，困难出现了。对这一主题，看法有所分歧。尽管现在没有任何人再去争论那些原则了，但迄今为止，各种被尝试或建议的应用方式仍没有得到毫无异议的赞同。开业证书的组织体制已经被修订了三次；与历史类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相关的条例被改革或修正了五次。而且，这还没有完。新的简化方案势在必行。但是，如果确实如我们所相信的，考试制度是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而且在连续地经过了所有这些变化之后，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退步，那么考试制度的不稳定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种不稳定性，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听闻到怨言了。(4)

此处无需详细解释实行过的各种不同的短命制度。我们已经在别处找机会批判过它们了。(5)现在，我们最反对的制度已经被废止了，重燃昔日论战之火又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而言，我们甚至都不该提及当前体制中似乎仍可改进的地方。因为有理由希望当前体制不久将会被修改，并且是以一种令人非常满意的方式被修改。在此提及如下情况就够了，即：各学院现在颁授一种新文凭，高等研究文凭（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所有的学生都有权获得，但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这种高等研究文凭，类似于高等研究院的文凭、文献学校的证书（brevet），以及德国大学中的哲学博士学位（doctorate in philosophy）。历史专业的学生在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之后，并已通过了某种考试，就可获颁此文凭。在那种考试中，除了关于历史研究辅助“科学”的问题之外，主要的测试是一篇原创性专著的写作与辩护。今天，每个人都认识到“研究文凭考试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考官们的警戒心和责任心维系着它的固有价值的话”。(6)

Ⅴ．总结一下，学位准备工作的吸引力为各学院带来了大批的学生。但是，在开业证书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等旧式考试制度下，学位准备工作与学院自认应当担负的职责是不合拍的，而且对学院的学生们是没什么用的，对科学也是毫无益处的。因而，尽管有点难度，但这种考试体制还是被坚定地按照历史高等教育应其所定的那种理念进行了革新。结果就是各学院现在列身于推动历史科学积极进步的机构行列。如有必要，最近数年在各学院的支持下问世的著作细目，将是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

这场演化已经得出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它像它刚开始时那样继续下去，它将收获更多。首先，各学院历史教育的变革推动了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相应的变革。师范学校授予研究文凭也有两年了；原创性研究、教学训练和一般教化，在师范学校中和在新学院中一样，都被同等程度地加以鼓励。师范学校现在与各学院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它是一所封闭的机构，按照某些周密的方法来招收学生；实际上，它是一所和别的学院差不多的学院，但入选学生数量极少。其次，高等研究院和文献学校，都将于1897年末在革新后的索邦永久安定下来，而且它们仍有着存在的正当理由。因为高等研究院代表着众多专家，但高等研究院现在不会——将来无疑也不会——代表着各学院；而且，就中世纪史有关研究而言，文献学校所给予的集中教育将始终是无与伦比的。此外，高等研究院与文献学校、各学院之间的长期对抗消失了。所有这些机构，不久前尚是大相径庭的，但今后为了进行共同的事业，将本着共同的精神通力合作。这些机构中每一个都保留了它的名字，它的自主权，以及它的传统；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理想的巴黎大学的历史分部，这所历史分部要比1896年法律所批准的那一分部涵盖得更广。属于这所“大”学的文献学校、高等研究院、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文学院中进行历史教育的整个机构，现在实际上是众多独立的“研究院（institutes）”。

注释

(1)关于这一时期法国的高等教育组织和首度改革，参见L．利亚尔先生（M．L．Liard）的杰作，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France，Paris，1888—1894，2 vols．8vo。

(2) E．Lavisse，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p．12．

(3)参阅上文，p．55。

(4)Revue historique，ⅠⅩⅢ．（1897），p．96．

(5)参阅th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nseignement，Feb．1893；the Revue universitaire，June 1892，Oct．and Nov．1894，July 1895；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Sept．1894．

(6)Revue historique，l．c．p．98．在其他地方，我已经阐明了我所满意地陈述的东西。参阅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Nov．1897。——［C．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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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尔姆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在地。

译后记

《史学原论》一书系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所作，本名“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直译为“历史研究导论”。《史学原论》一名系前辈史家李思纯（1893—1960）拟定，兹从旧译，不敢掠美也。

是书可视为欧洲实证史学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19世纪晚期实证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在我国，自“五四”以来，其在中国史学界一直享有极高声誉，英译本在国内广为流传，较完整的中译本近百年来唯有李思纯于1926年刊行的文言译本。

去岁承陈恒先生不弃，大象出版社允诺出版，使我得有翻译此书之良机。一年多来，工余时间尽皆付于此书。本书翻译，限于译者能力，系从英译本转译，个别字句除参考法文本外，幸得倪胜博士及其师妹Choix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译稿谬误之处，尚乞读者诸君鉴之，以告译者，我的电子邮箱是yuwei@fudan.edu.cn

余　伟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