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生动又宏大的作品中，詹姆斯·希恩记录了欧洲史上也许最剧烈的一次变迁的前因后果：从一片破碎的战场到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

战争曾定义了欧洲几个世纪的叙事史，影响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但二战后，欧洲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定位，弃绝国防预算膨胀，着重物质福利、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希恩揭示了这一变化发生的方式和原因，以及对美国和整个世界的意义所在。

以非凡的深刻和明晰，希恩包罗了过去百年间欧洲的重大思想和政治事件，从20世纪早期的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到柏林墙的倒塌、伊拉克问题的激烈辩论。他的叙述使人兴趣盎然，分析鞭辟入里，两者结合，展现出暴力的消弭如何令一块大陆转变、令新欧洲成为可能。

这本希恩的权威历史著作纵览了欧洲动荡不安的20世纪，提供了一份亟需的背景文本，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身处其中的时代断层。

大象学术译丛

大象学术译丛

主　编

陈　恒

毕　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力的衰落／（美）希恩（Sheehan，James J．）著；黄公夏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3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毕明主编）

ISBN 978-7-5347-6091-4

Ⅰ．①暴…　Ⅱ．①希…　②黄…　Ⅲ．①政治事件—研究—欧洲—19世纪　Ⅳ．①D7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0311号

Copyright © 2008 by James J. Sheehan

Copyright licensed by Fletcher & Parry LL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lephant Press, Co. Ltd.

All Eights Reserved

大象学术译丛

暴力的衰落

［美］詹姆斯·希恩（James J. Sheehan）著

黄公夏　译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牛志远　霍红琴

书籍设计　付锬锬

出版发行　（郑州市开元路18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3千字

定　　价　52.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献给娜塔莎、亚历山德拉和萨莉

政治，直到历史尽头，都将是良知和权威际会的场所，人类生活的伦理因子和强制因子会在那里互相渗透，达成种种踌躇和不安的妥协。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道德的人类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目录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致谢

序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卷一　在和平中准备战争（1900—1914）

1．“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

2．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

3．身处暴力世界的欧洲人

卷二　一个战争造就的世界（1914—1945）

4．战争与革命

5．20年的休战期

6．最后的欧战

卷三　没有战争的国家

7．战后世界的基础

8．平民国家的兴起

9．为何欧洲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跋　平民国家的未来

参考书目

索引

致谢

本书的构思始于2001年春，当时我很幸运，是柏林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的成员。书中大部分内容写于2004和2005年，那段时期我是斯坦福人文中心（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的成员；最后的修改在柏林的社会科学研究院（Wissenschaftszentrum）完成，是为2006年夏季。我要感谢美国学院的加里·史密斯、斯坦福人文中心的约翰·本德尔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于尔根·科卡以及这三家杰出机构的所有员工，感谢他们的友好招待和慷慨协助。我还受惠于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保罗·戴维斯家族以及斯坦福人文及科学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的资助。

达妮埃拉·布莱、杰西·考夫曼和梅甘·威尔科克斯－福格尔在研究中给予了可贵的帮助。吾友兼同事戴维·肯尼迪和诺曼·奈马克阅读了此书的早期版本，提出慧见良多。我的经纪人唐拉姆从头至尾参与了此出版项目，没有他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面世。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的阿曼达·库克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严厉苛刻，也给人鼓舞和支持，每一页上都有她影响的痕迹。从初稿到成书，在这段修成正果前的漫长跋涉中，威尔·文森特一直承担着助手的工作。

我把最深厚的谢意献给玛格丽特·拉维尼娅·安德森，了解她和我的人不会为此惊讶，因为她是我理想的读者、身边的批评家、学术上的楷模以及许多许多。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2006年12月

序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2003年2月15日是周六，欧洲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1)，抗议即将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在伦敦，估计有100万人涌上特拉法加广场，挤满从泰晤士堤到欧斯顿火车站的街道；巴塞罗那和罗马有100万人游行，米兰有60万。50万人无畏于刺骨的寒冷，聚在柏林的提尔公园，几乎与该市夏季举行的爱情大游行（Love Parade）人数相当。每一处聚集的人群都是和平的。有一些人被逮捕，但没有暴力。参与示威的人形形色色：有一些皮装打扮的未成年人，还有披着巴勒斯坦式头巾或身着无政府主义标志性黑衣的青年，他们看起来不那么面善；但绝大多数穿着暖和的冬季外套和时髦的鞋子，他们是可敬的市民——退休老人、中年学者、工会成员、高中生和大学生。有许多示威者举家出动，父母和祖父母自60年代以来头一次参加游行，孩子们在人生中首度体验政治示威中愉悦和艰苦相杂的独特感受。一份德国报纸称此事件为“普通人的起义”。

很多示威者带着横幅和标语牌，有些是组织者提供的，其他是自制的，宣告了他们走上街头的各种动机：“巴勒斯坦自由”，“不要为石油流血”，“疯狂牛仔病可以休矣”，“美国，真正的流氓国家”，“泡茶不打仗”，还有（我个人最爱的）“别再有这种事”(2)。不像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没有人对被宣战方抱有任何同情；没有伊拉克国旗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相片。对大部分人，真正的焦点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战争是否是答案。73岁的托马斯·埃利奥特，一位来自埃塞克斯郡巴西尔登区的退休律师，解释他为何来参加这次也是他人生首次的政治示威：“我记得战争，”他告诉一名记者，“和轰炸在伦敦造成的后果。战争手段只有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柏林当地一所高中的两名同班同学——14岁的尤迪特·罗德和里卡达·林德纳，对有人来问她们为什么游行感到惊讶。“战争，”她们说，“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位支持和平的游行者——77岁的老兵希尔德·维塔舍克补充道：“解放柏林时我们已经历过战争——不要再有了，绝不再要战争（nie wieder Krieg）。”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当你的视线扫过外头的人山人海，看到最多的往往是单写一个不字的标语牌。

一些观察家视2月15日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前法国内阁大臣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宣称，一个新的“欧洲国家”(3)已在那天诞生。数月后，在一篇原标题为“2月15日：是什么联合了欧洲人”的文章中，两位欧洲知名学者于尔根·哈伯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呼吁欧洲人“制衡美国在国际舞台和联合国中的霸权主义单边政策”(4)。如施特劳斯－卡恩、哈伯马斯和德里达论称，欧洲对美国军事主义的抵制可为欧洲人创造出新的自我认同，而这一认同最首要的基础是将弃绝战争立为国家政策的纲领。

就在大规模示威前10天的2月5日，出版了一本罗伯特·卡根的著述：《天堂与权威：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卡根曾短暂地效力于里根政府，较早就开始提倡用美国的实力在全球散播民主，是最早力促对伊拉克开战的一批人之一。这本著作很快就跻身畅销书行列，其基础是一篇名为《权威与软弱》（“Power and Weakness”）的文章，出现在2002年春季的一份相当不起眼的期刊《政策审议》（Policy Review）上。卡根试图借用不久前一本关于性别差异的书的标题来概括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在主要战略和国际问题上，”(5)他宣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大西洋两岸的纷争不仅是欧洲人反对某个单一事件的结果，也不仅是反对美国政府某些特殊政策的结果。“是时候停止虚伪了，”卡根写道，“假装欧洲人和美国人共有相同的世界观，甚至假装他们共有同一个世界。”欧洲人已对权威背过身去，宁可活在后历史（posthistorical）的天堂中；美国人则认识到真正的世界霸权和军事实力仍然不可或缺。“造成大西洋两岸间鸿沟的原因，深埋在长久以来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卡根的分析，如哈伯马斯和德里达对新欧洲认同的呼吁那样，折射出伊拉克战争在大西洋两岸所点燃的辩论火光。我们会在本书最后一章重新审视这些争辩。但现在，以上内容已足以让人明白，在三者笔下，欧洲人和美国人差异的核心是什么：21世纪之初，认可暴力是解决国际争端必要手段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多得多。2003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6)，询问在特定状况下战争是否为实现正义的必要手段，被调查的美国人当中有55％的人强烈同意。而在法国和德国只有12％的人持同样观点。

21世纪初的欧洲有强大的经济，但对把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兴趣寥寥。欧洲各国用经济、文化和法律的实力影响世界，用它们处理各国关系和处理国家与公民关系时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和体制来影响世界。相反，美国以军事基地、盟约和协议所编织成的巨大、紧密的全球网络，来推行真正的全球影响和霸权。美国已成为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说的“最后一个真正的主权欧洲民族国家”(7)。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是独立主权国家的传统必备要素，而这一传统已发生了改变。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至少在欧洲是如何发生的，就是本书的主题。

远在伊拉克冲突暴露出欧美关系的深长裂隙之前，一些学者就指出人们对战争能成就目标的信心在下降，这不仅出现在欧洲，而且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撤离末日》（Retreat from Doomsday）一书中，美国政治科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坚持，大型战争——有别于内乱和组织犯罪而言——正逐渐被历史所淘汰。按米勒的观点，曾令战争成为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前提假设正在瓦解；人们不再相信战争是有效的政治手段，不再相信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因此，人们相信战争不是人类经验的固有组成部分，而会像其他曾看似无药可救的社会罪恶一样最终消弭，例如决斗和奴役。当米勒在1989年首次将其观点公布于众(8)，若干评论家，尤其是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约翰·基根（John Keegan）这类战争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怀疑他们投入一生杰出学术才能的主题正渐渐被历史遗忘。但到了90年代，有许多博学多闻的观察家，甚至包括基根和霍华德，也开始惊叹战争与国家的古老关联是否确实在走向终点。

本书将提出两个中心论点：第一，战争的消弭不是全球现象，而是欧洲现象，是欧洲20世纪独特历史的产物；第二，1945年以后战争不复存在的状况，在欧洲范围内创造出了焕然一新的国际体系，以及新形态的欧洲诸国。

我们将看到，令现代欧洲战争的破坏力如此惊人的历史发展进步，是如何最终在漫长血腥的欧洲史中、在欧洲的国际社会间首次驱除了国与国的暴力。例如，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给予欧洲各政府动员人力资源、组建空前大军的能力，由此极大增强了战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但民主化也鼓舞了一个信念，即那些总是承受着战争重负的普通人，应对国家是否、何时进行战争的问题拥有发言权；而有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权后，他们会选择后者。类似地，工业生产力的增长使得制造、部署破坏力前所未有的武器成为可能。但工业化也拓宽了人与人、国与国的联系，织成相互依存的关系网，要求并支持和平的交易关系。很多人意识到，一次大型战争将破坏甚至摧毁这些关系，给欧洲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1900年，欧洲国际社会由认识到欧洲战争潜在风险的人掌控。为了控制这些风险，政治家维持着一套复杂的体制，旨在维护和平，或在无法维持和平时遏制国家间的暴力。我们不必对这一“欧洲一致原则”(9)（concert of Europe）的效果和仁慈评价过高，它给欧洲以外的暴力行为和内部的暴力威胁留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总是由私利心所驱动，而且像每一个国际体系一样，通常服务强权的利益、牺牲弱者的利益。尽管如此，20世纪初所存在的国际秩序看起来运转得相当良好。

19世纪中，欧洲的阵亡人数明显少于18世纪，更比不上血腥程度非同一般的20世纪。1648—1789年，欧洲各国进行了48场战争，其中有一些，像18世纪中期的七年战争，延续了数年，波及全世界。1815—1914年，欧洲只有5场牵涉到两个列强的战争；延续时间和涉及地域都有限，只有一场战争的参战大国超过两个。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直到1914年伟大战争(10)爆发，欧洲各国间维持着和平。这曾经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无战争时期，此纪录直到20世纪末才被超越。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漫长和平中，我们能找到后来最终主宰欧洲公众生活的平民(11)政策和体制的历史根源。这些政策和体制指向内部、针对国内目标，寻求激励经济增长，促进商业，为公民提供新种类的服务。就如1945年以后一样，这些发展同当时前所未见的经济大增长不可分割。整个19世纪后半，欧洲的制造业及农业产量一直长势惊人。尽管人口增多，人均收入仍获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也一样。增长分布在地理上不平均，其利益分配也不平均，但1900年的欧洲社会正不断变得更有序、更平和、更繁荣。

虽然在和平中生活，20世纪初期的欧洲人一直面对着战争的可能。“我们这一时代的列强，”(12)德意志第二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79年告诉一位俄国外交官，“就像因机缘而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旅行者，互相陌生、相互观察，当其中一人把手放入口袋，边上的人就会准备好自己的左轮手枪，以能抢先开火。”没有哪位负责的政治家会打算放下戒备，把视线从旅伴身上挪开；不管是出于意外或蓄意，其中某人或许会拔出武器的可能性永远也无法不当回事。备战是政治家最紧要的职责——当然，不是他唯一的职责，但是最优先的。经济繁荣、商业活力、社会福祉，都是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目标，都有助于国家的强大和稳定，但若国家的存续受到威胁，它们就一文不值。创建并维持一支能够进行且赢得现代化战争的军队则是安全的保障。如一位德国政治家在19世纪将终时所言：“如果哥萨克人来了，再好的社会改革又有何用？”(13)

1914年夏，列强的领导者们做出抉择，认为除战争外别无他法。其中有几人也许是积极寻求一场欧洲战争，但没有人想要后来所发生的那种战争——一场欧洲人运用他们夸张的人员物资动员力来摧毁彼此的战争。这是一场全民（democratic）战争，波及每个欧洲人的生活；也是一场工业战争，经济生产的首要目标是造成死亡和荒芜。战争吞噬了数百万生命，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吞噬了巨量的资源，这全都是无意义的浪费。它将古老体制连根拔起，扰乱了新创立的经济体系，动摇了自1815年来有助于抑制列强的微妙态势。

审视着战后的残垣，很多人确信大型战争定已成为历史；欧洲绝对经不起下一次。但另一些人反省着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和平来得太早，比胜利来得更早，比敌人的灭亡来得更早，比社会的净化来得更早。对这些人来说，战争能带来建立新政治秩序所需的英雄主义、操纪和同志精神。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欧洲被很多意识形态分歧所割裂——民主和独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右派和左派——但最重要的是国内外政治暴力的摒弃者和信奉者间的分歧。最终，暴力的倡导者主宰了时运，把欧洲拖入更恐怖的第二场战争，民主和工业的力量再一次被锻造成破坏力巨大的武器。

如果对战争无益的广泛共识足以确保和平，那么一次世界大战就应足够。但不像奴隶制或决斗能随其文化基础的朽坏而慢慢消弭，只要一个国家有战斗的准备和意愿，战争的危险就始终存在。在俾斯麦比喻的马车上，必须所有的陌生人都确信同行者中无人会摸武器，安全才会出现。安全是整体的，无法独自获得。

欧洲在1945年后产生了整体性的安全感，当时美国和苏联在这块大陆上加诸了一个新秩序，把欧洲划分并组织成一个相当稳定与和平的体系。这一体系成了西欧各国逐渐转型的温床。它们成为平民国家，即仍有战争实力却无法从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的国家。结果是暴力被侵蚀(14)（eclipse）：其重要性下降，而且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被其他东西遮蔽——那就是国家刺激经济增长、提供社会福利、确保公民个人生活的需要。暴力被侵蚀是逐步发生的。这是一场缓慢无声的革命，藏匿于平凡的景象背后，但其激烈程度与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相比都不逊色。为了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一个战争仍是欧洲各国头等要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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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对示威活动的记述基于以下报纸：Guardian，2003年2月17日；Observer，2003年2月16日；Berliner Zeitung，2003年2月17日。

(2) 原文为双关语，另可理解为“你们扔下的就是这种东西”。标语上还有飞机投弹的图像。（以*开始的脚注，为译者所加。）

(3) Garton Ash，Free World，p. 46．

(4) Habermas，Westen，p. 45.另外，在2003年5月31日的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有一篇文章刊登了哈伯马斯撰写的哈伯马斯－德里达宣言。

(5) Kagan，Paradise，pp. 3—4．关于对卡根论点的批评分析，见Lindberg的文章。关于卡根的生平，见Pack-er，pp. 17—24。

(6) Economist，2004年6月5日。

(7) Garton Ash，Free World，p. 119．

(8) Mueller，Retreat；Keegan，War；Howard，Invention．另见Joas和Michael Mandelbaum的著述。阐述米勒理论的最新作品是Remnants。

(9) 拿破仑时代后所用的一个术语，表示欧洲各国在保持领土及政治现状这点上心有默契但未明确阐明的状况。大国在别国发生内乱时有权有责进行干涉，并将大国的集体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对于发生的问题，各大国一般会采取协商。

(10)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11) 在本书中，除非特别说明，“平民”一词皆指“非军事的”、“与军事相对的”。有时会用“民事”、“民间”来代替。

(12) Bond，p. 27．

(13) 这番话是Friedrich Naumann于1895年所说，引自Mayer，Weber，pp. 45—46。

(14) 原文为双关语。eclipse的原意是日食，引申义为声誉、权势的丧失。指暴力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同时被经济需要遮蔽，就如太阳被月亮遮蔽。

卷一
在和平中准备战争（1900—1914）

1．“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1)

本章标题来自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9世纪80和90年代的柏林大学政治学讲义。像那些聚在学校最大的听讲室里听他授课的学生一样，特赖奇克有他自己的祖国作为这句话的例证——一个经三次近期战争所打造出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但他还相信所有国家的起源和存续都依赖战争。“每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国家”(2)，他坚称，“都诞生于战火；用武装保卫公民是其不变的首要使命。”

要确证特赖奇克之战争和国家不可分的观点，他的听众们只须走出演讲厅，踏上那条从勃兰登堡门途经大学通向王宫的宏伟大道——下菩提树街（Unter den Linden）。在正对历史系图书馆的校门前，是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Christian Daniel Rauch）打造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骑马雕像。这位尚武国王的胜利确保了普鲁士的强国地位。劳赫所塑造的腓特烈身着朴素的军官款束腰上衣，这是他的惯用装束——他是最早把军装作为平时公开着装的欧洲君主之一，由此强调了军队作为王权根基的实际和象征意义。和他的后继君王一样，腓特烈承担很多角色——立法者、艺术扶助者、民政裁决者、宗教领袖——但披着战士的装束履行这些职能。他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权威依赖于也离不开他对军队的主宰。劳赫让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军人才是这位君王的第一身份：雕像底部，与腓特烈共享战斗危险和荣耀的将军们占据主要位置。平民人物位居次席；例如，人们不会没注意到，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国王坐骑的尾巴正下占了一席之地。

阅兵队列曾沿着下菩提树街行进，如同弗朗茨·克吕格尔1827年画作《歌剧院广场的阅兵式》（Parade on the Opernplatz）(3)中的场景，该画记录了俄国王储对柏林的一次出访。街旁的精锐近卫兵列成一线，王室的造访者穿着6世纪勃兰登堡胸甲骑兵的制服，在马上领着一队方阵前进。画上一隅有一群平民，包括画家本人和几位他的朋友，带着崇敬的热乎劲瞧着，这份热情把多个社会阶层结合到了一起。这样的阅兵式是国家欢迎贵客、纪念王族诞辰和婚礼以及庆祝国定节日的常规方式。如此典礼，国王威廉二世在19和20世纪之交时指出，不仅唤起过往的荣耀，而且其自身是“对男子汉操纪的考验，对个人掌控其神经和肌肉的意志、让自我服从于集体的能力的展现”(4)。换言之，阅兵式上的士兵鲜活地代表了国家对臣民的要求和期待。

我们往往觉得柏林是个军事文化比较突出的城市，但军事元素在维也纳一样常见(5)，衣着光鲜的部队穿行街道是那里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甚至连赞美基督圣体的圣体节（Corpus Christi）这样极为宗教性的节日，都有让教会、王室和军方增进彼此感情的欢宴。19、20世纪之交的相片上，哈布斯堡王室家族的男性成员皆着军服，沿着排有士兵的街道，跟着圣礼队伍行进。

军方代表国家，在法兰西共和国也一样，尽管政府时常与军队搞僵。1871年，在法国败给德国并签署《法兰克福条约》后不久，年迈的麦克马洪元帅带领120,000人行军穿过朗香平原进入巴黎，在人山人海的观众发出的欢呼声中拥抱了新政体下的平民代表，以此承诺军方支持共和。自1880年起，共和国将巴士底日——7月14日——设为国庆节，会在朗香平原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作为庆祝，后来这样的阅兵在每个能摆出守备队夸耀一番的法国城镇都会进行。1894年，在沙特尔市检阅部队的总统卡西米尔－佩里耶（Casimir-Perier）赞颂道“军队，这爱国主义的伟大学校”(6)。虽然欧洲各国军事机构的公共职能不一而足，可各国的军队都是卡西米尔－佩里耶所说的“国家形象”(7)的化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理想形象的化身。

每座欧洲大城市的脉络中都织入了国家的战争回忆。当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50—60年代重建起巴黎城，他用战役的名称给几条街道起了名——他伯父在1806年的耶拿(8)对普鲁士的辉煌胜利，还有他自己的军队在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9)和1859年马真塔(10)的两次不光彩的表现。每座都城都有胜利的纪念物：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柱，颂扬1805年英国对法国的海战大捷；巴黎的凯旋门，始于拿破仑位于其权势顶峰的1806年，作为其伟大军队（Grand Army）的纪念；柏林的凯旋柱，建于1869—1873年，标志着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成就。

国民英雄的坟墓点缀着每一座都城：从圣保罗那朴素的威灵顿花岗石棺，到黄金半圆顶的荣军院的地下室里华丽的拿破仑安眠地。除了这些国家的圣灵殿，还有千百个更平凡的凭吊地标示着国家的军事史：普鲁士各个城镇中简单的纪念碑缅怀着阵亡于色当或克尼格雷茨的当地人，远离尘嚣的苏格兰村落的小教堂墙上的饰板镌刻着在帝国某些遥远边陲死去之人的名字。军事属于伟业和霸者，宏伟且遥远，但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熟悉又亲近。

每个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因为国家太庞大、太复杂，无法直接触摸。正因如此，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提醒我们的那样，一个国家“必须人格化后才能被看见，象征化后才能被爱戴，想象化后才能被感知”(11)。欧洲各国一直都必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文化象征和历史记忆来构成其公民的政治想象。20世纪之初，这些象征和记忆有显著的军事烙印。国家最希望用来自我定义的，是能够带来胜利、熬过失败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使命感。戎装男子给国家存续所依赖的美德赋予人格，陆海军给国家的铁纪和团结赋予象征。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20世纪早期的国家就无法存在——事实上，甚至无法存在于想象。这就是为何每个国家，无论多么弱小，都有自己的军队。

战争深深铭刻到欧洲国家的遗传密码当中：“国家造就战争，”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精辟之言，“反过来也一样。”(12)但虽然战争和国家总如一对孪生子，两者间关系的本质却一直在变化。至1900年，战争和国家都已被两种进展所转变。第一，两者都被民主化（全民化）(13)：庞大预备役的出现使大量人口进入军队，远比大部分人过去认为必需或合适的要多。第二，两者都深受工业化的影响：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得组织比以往更庞大、更复杂、更昂贵的军队成为可能。国家一直发起战争，战争也一直孕育国家——但20世纪初时各国所为之准备的战争没有历史前例可循。

战争全民化是18世纪末期重大政治革命的结果之一。但无视于革命大军表现出的政治力量和军事效率，大多欧洲国家都不太愿意将其人口武装和训练起来。因此，一俟拿破仑被打败，大部分国家就重回相对较小、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军队制度，也就是它们的传统依靠。它们采用带社会阶层歧视的征兵模式组建军队，将国防的重担压在穷人的身上，不管在欧洲的哪个地方，那些家庭的孩子都要服役6—20年。

除了应征士兵以外，这一体系可谓人人满意。有钱人很高兴，他们和他们的儿子能免于兵役。举例来说，在法国和意大利，任何在征兵抽签中抽到“坏签”的人都有权雇一名替代者，那往往是愿意收一笔报酬重新入伍的老兵。军队将领很高兴，手下的人经过长期服役，硬朗且有纪律。政府很放心，因为士兵的平民生活经历不多，面对国内动乱时能有准备、有决心地保卫现有政权，就像面对外敌时一样。如那个革命时代所昭示，政权的命运也许就取决于军队在面对煽动性暴民时的行动是否可靠。

只有当开始确信其生存需要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时，欧洲各国才放弃了这些惯例。这一改革的压力来自普鲁士(14)，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因为该国自17世纪后期统一以来被普遍视为大国中最弱的一个。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时，普鲁士差点从地图上消失；后来恢复过来，得以在拿破仑帝国的最终灭亡中扮演了从属但体面的角色。1815年后，普鲁士一度是唯一一个保留全民兵役制的大国：2年现役、5年预备役再加11年民兵役。但财政限制使得征兵人数相对较少，民兵部队训练糟糕，军队的军事效率和政治可靠性令人怀疑。更关键的是，普鲁士军队缺乏实战经验。克里米亚战争和意大利战争都没参与，也没有受英、法、俄士兵不断经历的殖民地战争的锤炼。一位法国观察家对他的所见所闻大为惊讶，报告说：“他们是这一职业的耻辱。”(15)

但到1861年，普鲁士已启动了激进的军事改革。3年前，因兄长多次中风发作而不能理事，成年后大部分人生在正规军中度过的威廉亲王成为摄政王。在国防大臣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的协助和激励下，威廉着手改革军队，延长现役至3年，强化对预备役的控制，降低民兵役的作用，并对组织、训练和装备加以一系列变革。1857年成为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16)，是最早意识到铁路的军事作用、知道如何使用铁路来迅速高效地部署军队的少数欧洲军官之一。莫尔特克对铁路的战略运用比任何其他单一发明都更好地体现了技术和战争的融合，而这一融合将会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手腕高明、雄心勃勃的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有决心采用军事手段征服较小的日耳曼国家，因为他相信这一改革后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1864—1871年间，普鲁士同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打了三场速决的胜仗。没人为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轻易打败丹麦吃惊，但他们在开战仅仅7周后就一战击败奥地利令各国惊诧，打败法国同样使人侧目，虽然拖延得略久，但胜利毫不逊色。

是什么使这些胜利成为可能？大部分专家同意，普鲁士军队的战略战术并不明显优于奥地利或法国。普鲁士的武器装备也没有明显优势。当指挥正确时，每一支军队的士兵都打得英勇顽强。归根到底，胜利来自更好的准备、计划和组织，使普鲁士可以动员更多人数，更快地机动，更高效地装备部队。1903年，未来的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在法国战争学院为他的学生们归纳了从普鲁士那里学到的经验：“规模”和“准备”是现代战争的胜利之本。(17)

因此，要模仿普鲁士就要进行两种革新。(18)第一，各国必须拥有大规模常备军（1870年攻入法国的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军超过100万），这须征募男性人口中的很大比率。因为无法让这么多男性长期脱离劳动人口，他们必须在2—3年的现役后返回民间，但仍是一级预备役的一部分。第二，各国必须做好迅速高效地部署这些大规模部队的准备。普鲁士人彻底改变了战争的节奏和规模：快速部署因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铁路而成为可能，但仍给军队组织提出了难解之题。1870年，法国还没从其最初动员所造成的混乱中恢复；由于糟糕的计划，法国军队的运输系统陷入瘫痪，士兵和他们的装备往往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到达目的地的列车没有卸货的方案。在能够修正这些错误之前，法国武装力量就被干脆彻底地打败了。

虽然事实充分证明国家必须有一支准备万全的大军，可建立这样的军队须克服极大的阻碍——来自职业军官的阻碍，他们想要服役期更长的少数精锐；来自中产阶级的阻碍，他们想捍卫自己的现役豁免权；来自左翼政治家的阻碍，他们惧怕社会的军事动员化；以及来自许多普通纳税人的阻碍，他们担心军事预算会一飞冲天。伟大的普鲁士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对战斗的评语同样正确地适用于战争准备：须要做的事情不难知道；但极难实现。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军事改革紧迫性或困难比法国——普鲁士在1870年所给予的严酷教训的主要受害者——更大。1872年，新共和国通过了征兵法修正案，增加了每个年龄段所征召的人数。即使如此，人们还是要通过抽签决定服1年还是5年现役。同时，虽然不能再出钱请人替代，可一系列免除条款依旧偏袒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实行中，只有负担不起学费的青年可能服役5年。1889年，不顾职业军官的强烈反对，服役期减少为3年。兵役法在1905年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令几乎全部法国男性都有义务服2年现役。1913年，为了弥补人口的减少、应对德国的扩军，这一服役期又增至3年。

每个欧洲国家的军事改革所面临的阻碍略有不同。在法国，阻碍来自不愿承担兵役责任的富裕家庭，来自共和政府和遗老遗少型职业军官之间的彼此不信任。意大利征兵法中的免除条款甚至比法国还要多，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家的独子可以豁免。(19)满足最低教育程度要求、能自己出钱购买军服的人有权仅服役1年。大部分免除条款直到1909年方废止，当时把现役期一视同仁地设为2年。

相较社会和理念，奥地利(20)的问题更偏重国体和经济方面：尽管奥地利军队维持着由德国发号施令的皇家体制，预备役却分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两种军事单位(21)。匈牙利议会的财政不足和政治对立限制了军力的扩张，军队依旧是缺人少枪。虽然军官享有社会特权，低收入令军旅生涯和别的选择相比越来越不受年轻人待见。

和其他国家类似，俄国军队改革始于19世纪70年代(22)，缩短了服役期，减为6年（1861年以前曾为25年，60年代减至8年）。虽然有过尝试，想引入更人道的军纪手段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可大部分普通士兵的伙食依旧难以下咽，装备依旧粗制滥造，待遇依旧严酷无情（俄国在每名士兵身上的花费只有大约德国的一半）。因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的批判性评语有极大的真实性：俄国人“采用了一种他们的文明程度还不足以支持的全民义务兵役制”。(23)

列强中，唯一没有尝试创建以短期征兵制和一级预备役为基础的大规模军队的是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些变革(24)，将志愿兵役期从20年减为12年（6年现役加6年预备役），并废除了买卖军官资格的行为。布尔战争表明这些变化还不够，英国虽然获胜，但代价高昂。“当我们谈论英国的军事危机时，”一位奥匈帝国高级军官在1900年对其同僚说，“我们不是指南非的战事，而是指由于这一作战，英国事实上已无可用之兵。”(25)

当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一位律师、民政和教育改革家，在1905年12月就任陆军大臣之际，军队的规模问题还是焦点所在。“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他一个月后宣称，“帝国防务所必要的国家教育和组织。”然而，霍尔丹拒绝放弃英国国防政策的传统倚靠——志愿兵制度。他始终坚持，只有一支职业军队可以欣然前往帝国各处；应征兵既没有决心也缺乏能力在遥远的战场上为帝国的统治权而战。保卫不列颠岛本土安全仍是皇家海军的责任，霍尔丹所期望的是大幅度扩张预备役陆军。但在一个鼓舞人心的开端后，地面部队的入伍人数开始减少，令实行征兵制变得更迫切。人数之少令《泰晤士报》战地记者查尔斯·阿考特·雷平顿（Charles é Court Repington）确信“转为强制法的时刻将会来临”。(26)

20世纪初的每个欧洲国家都建起了大规模的预备役军队，除了英国（当然，还有那个对欧洲的一切概述万年免疫的瑞士）。这意味着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年轻人更多了：1870年，大约1/74的法国人、1/34的德国人可随时投入战斗；到1914年，两个数值变为1/10和1/13。人口庞大的俄国训练了35％属于从军年龄段的男性。面临人口结构危机的法国训练了85％，德国是50％，奥匈帝国是49％。

从人均来看，欧洲最大的军队在巴尔干国家，我们将从后文中看到，战争的可能性至今仍真切地存在于那里：弹丸之地黑山1909年的人口大约为25万，能把3万至4万人的军队投入战场，包括所有18至62岁的男性。保加利亚有35万人的军队，大部分肢体健全的男子服预备役至46岁。“我们已成为，”一名保加利亚将领在1910年自豪地宣称，“全世界最穷兵黩武的国家。”(27)总动员后，俄国有340万军队，德国有210万，法国有180万，奥匈有130万。(28)若欧洲各国间爆发一场战争，交战的规模将举世无双，部署的迅速将史无前例。同时，很大比重的男性人口和相当多的国家收入被用来为这一可能性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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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预备役使服役成为千百万欧洲男子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使军事机构成为欧洲社会的中心。征募、训练、装备、供养和部署百万计的平民士兵需要一系列的行政机构、复杂昂贵的设备、发达的基础设施。世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来组建并维持这样的军队——这就是强国名单在18—19世纪之交始终如此固定的原因。除了日本这个唯一且醒目的例外，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能建立现代军队，这一状况直到进入20世纪良久才被打破。

1914年以前的20年间，所有大国都在为武装力量花费巨额资金，尤其到1912年后，军备竞赛的升级凸显出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各国能承受这样的开销，因为它们的经济繁荣且充满活力。因此，国防费用虽然增幅很大，但从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重来看，就远不如绝对值增加得那么剧烈：举例来说，1893—1913年，虽然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英国的国防开支仅从2．5％增至3．2％。(29)不过，军事预算在每一国都是政治争端的源头之一，因为它额度大，也因它基于税收结构且影响税收结构。到最后，军方通常能满足大部分期望，但不会不面临激烈的论战和反对。甚至在地缘位置并不安全、而且有强军传统的德国，议会势力和民政当局还能给军队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设下限制。

为了建立和维持大规模预备役部队，各国不仅需要钱，还必须有能力确认人口构成、统计人口数量、必要时强迫其民众服从。显然，国家必须知道其潜在兵源是什么人、可以在哪里找到——获得这一信息有时比想象的更难。譬如，一些法国村庄上报的人口数据中，女婴出生比重高得不现实；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男婴的姓名最终没有出现在官方档案中。移民成了逃避兵役的好办法，不管是到欧洲其他地区，还是像意大利人和俄国人那样跑到海外。1888年的一部意大利法律禁止32岁以下男子离境，但很大程度上无法执行。有时青年们就简单地不应召：在一个法国城镇，当到了要服役的时候，18名被征者中只有1人现身。似乎没人知道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征兵制要求国家对入伍标准加以界定和规范。在普鲁士，一部1842年法将普鲁士臣民资格的裁定权从地方社区转移到中央，这部法的背后有军事考量，因为决定谁是臣民也就决定了谁有资格参军。普鲁士国民可在王国内自由往来，但属于从军年龄段的人需许可方能移居。法国的一部1889年法律也受征兵制影响，该法将公民权——当然还附带参军资格——授予外国定居者的子女。否则，政府认识到，本国人就会一直处于比异国人吃亏的不公地位。同样的理由促使法国政府给予法国公民一定利益，而外国居民无权获得。所以，兵役制越是全民化，认同和义务的绳索就捆得越紧，福利和责任被织进一张名为公民权的大网之中。(30)

国家还要有办法来确认公民是否适合且胜任兵役。这便需要统一的体检：为应征候选人测量身高体重、检查视力和健康状况、检查是否有慢性病或精神紊乱。权威机构必须评估以健康或特殊困难为理由要求免除兵役的申请。另外还需监管特定群体所享有的服役政策。例如，若一位青年可通过其教育程度获得一定特权，政府机构必须确证他的教育资历真实有效。在普鲁士，非职教性中学的毕业生能申请将现役期缩短为1年，然后转为预备役候补军官，哪些学校的毕业生有这一资格则由政府定夺。身份证制度、医疗检查、教育标准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政府规范与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创建直接有关。(31)

登记、训练预备役，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些工作所需的机构组成一张大网，也加深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平时一级预备役士兵必须定期去接受训练，一旦发生战争，也必须能联系上预备役，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拖出来，集结到某指定地区，提供适当的武器装备，然后运往战争舞台。在那里，他们的作战单位会与成百上千其他部队融为一体。为了确保动员顺畅，计划和准备、指示和补给都必须细致万全。编码命令必须写成书面，铁路时刻表一定要事先规划好，军需库要存满武器装备，还有伙食、医护和传令部门都要进入待命状态。军队越大、武器装备的技术越复杂，这一组织过程就越困难，发生混乱、错误和延误的可能就越大。

在每支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核心有一队职业军人所组成的骨干：军官、士官和长期服役的老兵。军队的效率最终取决于这些人。职业军人拟定战略计划和战略方向——通常在一个按照普鲁士模式组建的总参谋部内，还训练一批又一批的应征兵。雇佣、培训、激励这些职业军人也要占用国家的资源和组织力。在国家福利的体现方式中，最优先的一般是给予退伍兵财政支持、医疗和其他福利，某些情况下这也是唯一的体现。再一次，国家的军事义务令其权力膨胀，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这台复杂机器的中心任务是把平民转为战士。除了所有男性都被抚育成战士的社会以外，一切国家的军队都面临着这一任务。18世纪末期以前，欧洲各国军队都由素养欠奉、意志薄弱的不幸者组成，把他们转为士兵的手段是无尽的操练、残忍的军纪和严酷的惩戒。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满是平民士兵的大规模预备役军队。(32)首先，军方一直处于公共监督之下，曾肆虐传统军队的组织型暴力等行为现在会催生出媒体上的口诛笔伐，激起民愤，造成令议会蒙羞的问题。政治家不断呼吁废止体罚、改革军事法庭。大部分职业军人对不明就里的民众所带来的麻烦怨声载道，但他们明白，对于来自民间也很快会返回民间的人，能采取的手段是有限度的。法国元帅利奥泰承认，士兵必须被当成法国国民对待，而非畜生。(33)

当然，军队的运转离不开强制。毕竟，应征兵必须学会如何战斗——就是说，他们必须获得在战斗中生存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坚韧。这意味着放弃从民间生活中带来的思维和精神习惯。新的制服、平头和军旅生活的其他严厉习规旨在让新兵们明白，他们已进入一个新世界，毫不犹豫地服从上级、不加条件地支援同伴、冷酷无情地歼灭敌人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准则。法国士官被这样教导：“纪律要成为士兵的宗教……军营是学习服从、刚强和男性尊严的学校。”(34)

虽然职业军人坚持士兵的天职是服从上级、士兵的美德是严守纪律，但大部分专家认为，强迫传统步兵在哪怕身边战友毙命的情况下也能维持阵形、保持火力的无条件服从，再也不是现代战争的基础。更致命的新武器出现，要求有更松散的队形、更高的战术机动性和更多的个人主观能动性。20世纪的军纪不能用无尽的操练和残忍的方式建立；而必须是教化、激励和感召的产物。

就如军队所保卫的国家，现代军队需要的不仅是反复操练出的消极被动。人们期望平民士兵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同伴的忠诚战斗，而非出于恐惧。这些新式军队的军人必须被灌输这样的信念：国家安全乃至存亡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决心恪尽军事职守、响应武装动员、依照命令杀戮、若必要时献出生命。

人们期望现代士兵的行动是出于信念而非强迫，所以关键在于让他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是有主动性的公民而非被动的臣民。这就是征兵制往往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化的缘由所在。法国反改革理论家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称征兵制为全民选举权的“孪生兄弟”，“两者都是未来的领路人或主宰，盲目又可怖”。(35)在政治立场的另一个极端，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和军事专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与表象相反，强制兵役作为传播民主的媒介超越了普选制。”(36)泰纳和恩格斯都是对的：从18世纪90年代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举国武装”以来，全民兵役制与公民权扩大和公民参政扩张彼此联系。在1806年后的普鲁士和1861年后的俄国，农奴制的终结都与一支自由民军队的创建息息相关，这些自由被一个充满生机和变革的社会所庇护。像现代国家的众多其他方面一样，征兵制融合着解放与强迫、自由与限制、赋权与铁腕。

要成为像样的士兵，新兵必须学习与战斗无直接关联的课程。对其中很多人而言，军队让他们首次看到了自家村庄外的世界，一个属于钟表和时刻表、书面规章和标准考评的世界。在法国，军官传授对平民生活有帮助的技能是受到鼓励的；某些卫戍部队甚至将训练场的一部分辟为种植新品种作物的农田。各国新兵都会学习国家官方语言、了解热水和香皂的好处、尝到从前没吃过的食物、感受皮靴的触感和领略制造业产品的诱惑力。兵役的倡导者、英国上校F．N．莫德（F．N．Maude）声称，军队给人注入了现代生活所需价值观和有用的习惯：军队培养纪律性，堪称“工厂的课堂”(37)，还灌输责任感，打造“现代工业效率不折不扣的基石”(38)。

尽管每支军队都教导士兵如何在现代足，但各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政治课程。

在法国，政府鼓励军官向新兵传授的不仅是军事纪律和士兵技能，还有国民道德和共和式的爱国主义。针对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Alfred Dreyfus）的莫须有间谍罪指控所引发的丑闻(39)，暴露出职业军官团体在政治上的不可靠，此后，候补军官被要求学习得体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按一本手册上的说法，虽然军队的存在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法国，它还有“灌输对共和国政府的尊敬和对合法地位的尊重的任务”(40)。要完成这一任务，军队必须成为“让人们学会如何在社会中生活、打造公民的学校”。

尽管课程内容大不相同，德国军队和法国的一样，也被期望成为培养政治价值观的学校。德国应征兵在学习虔诚和服从的传统美德之余，还要学习被视为政体基石的忠君忠国思想。第18集团军司令冯·艾希霍恩（von Eich-horn）将军在1909年提醒其手下的军官，他们必须把下属士兵打造成“忠心的臣民”。艾希霍恩接着说，毫无疑问，有些入伍兵已经被煽动性思想所污染，但他们还年轻，所以这类政治病还未入膏肓；服役经历“必须像治疗之泉一样起效，涤净其体内的病灶”。(41)这些青年将在军旅生涯中养成服从的习惯，这是“防止社会主义教旨过度传播的可用疫苗中最好的一种”。

在意大利，地方主义不断削弱着国家团结，政府坚持每个军事单元都从两个不同地区征兵，部署在第三个地区——哪怕这给动员造成了明显的困难。“军队，”一位意大利重要军事思想家在1873年写道，“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所有地方元素都在那里炼造成意大利的整体。”(42)

世纪之交时，在军事机构所扮演的社会和文化角色与大陆国家截然不同的英国，兵役是公民教育的理想手段这一思想甚至也开始生根。在英国历史大部分时期，军官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职业，但列兵通常只由穷人和落魄者担当。没有哪户受人尊敬的家庭希望儿子成为士兵，这常常意味着在帝国的某个遥远边陲服役，危险且报酬少得可怜。至19世纪末，军队作为一个机构似乎变得更受欢迎。步枪协会、童子军（由一名陆军将领成立于1908年）一类的准军事组织和志愿兵制度传播着军事技术和价值观。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他的军队改革需要更多志愿兵入伍(43)——相信“军事主义精神在［公立——也就是私立(44)］高中和大学颇为高涨。出于我们的需要，我们建议把目光转向他们，请求他们帮助、将他们的军事精神用到一些好的目的上去”。(45)回忆起自己在学校的经历，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写道：“大部分英国中产阶级从呱呱坠地起就一直接受战争训练，不是技术上而是道德上。”(46)

在整个欧洲，兵役的倡导者都强调军队作为公民学校的功能。牛津大学首位战争学教授斯潘塞·威尔金森（Spencer Wilkinson）在1910年写道：“使公民成为士兵，就是赋予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完成责任的政治觉悟，若能将这种责任感和觉悟传播给全体公民，就能把这一整体转化为想要的东西——一个国家。”(47)改革一支军队也就是创造一个国家。在政治环境迥然不同的20年前，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论述表达了非常相近的观点：“一支货真价实的国家军队是唯一能把公民像公民那样聚集起来的政治组织；只有在军队里，祖国养育的所有儿郎才能够团结一致。”(48)

军队有纯粹的阳刚之气。在军营内外，军事文化都由某种男性气概所主宰，强调肉体的力量和勇气，鼓励大碗喝酒、玩女人，还有恣意的暴力。(49)如果像特赖奇克等许多人所坚称的那样，士兵是理想的公民、军队是培养国格的学校，那么显然只有男性才能获得成为国家团体一员的充分资格。真正的公民权属于祖国所生养的男性，这是根本的和不可动摇的，他们的纪律性、责任感和爱国心是国家的依靠。

作为国家战士的母亲和妻子，女性在军事化的平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些角色必然是从属的和支持性的。在巴黎市政厅一个举办世俗婚礼的房间，一幅壁画点出了男性和女性的象征关系。画中的场景在法国国格的神话发源地古代高卢；一个结实、肌肉发达、成年但仍处于最佳年华的男子，正要离别家人，加入一队执戈带甲、开赴战场的战士，他的妻子在儿女的围绕下，以表达着爱意和鼓舞的姿势向他告别。国家同时依靠女性的家庭美德和男性的军事才干，但无疑后者的英雄事迹要高于前者的被动支持。“人类超越动物之处不是能孕育生命，而是能不顾生死。”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苛评所言，“这便是为何人类的主导权没有赋予带来生命的性别，而是给了夺走生命的性别”(50)。

大规模预备役军队令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成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令服役经历成为百万人共有的体验；令国家的武装力量成为无可回避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军队的人格不仅体现在穿着华丽制服的职业军人身上，而且体现在前去接受基础训练的一群群焦虑青年、正要离乡从军的村童、周日晚上聚在一起谈论共有军事经历的老兵身上。首都和公用建筑周围的士兵更引人注目，但数百个城镇都有守备部队，在那里有集结的后备军人、储备武器装备的军械库、照料年迈和体弱士兵的医院。就像学校、邮局和铁路，军队是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国家价值观与地区状况之间的强大纽带。军队是国民学校的观点相当正确，在那里——借用厄让·韦伯（Eugen Weber）一本杰出书作的标题——农民变成了法国国民（或者德国国民、意大利国民）。

虽然军队像是一系列国家机构的整合体，但同这些机构有根本性的差异：军队关乎杀戮与死亡。因此，它们是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曾说过的“国家野兽般的力量”(51)，即国家主宰生死的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军队所依赖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难以契合现代社会。民间生活的成功需要对个人优势的准确评价、努力工作和为长远目标舍弃一时安逸的能力，这种生活离不开稳定、秩序和可预测的未来。军队则相反，必须强调集体忠诚、无条件服从和不计后果的勇敢，必须让士兵为一个潜伏着混乱、本质上不可预估的暴力世界做好准备，在那个世界的杀戮中心，没有时间去考虑长远问题。所以，极端复杂、创建并维持着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军事机器，被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所笼罩：平民士兵——构成军队的工人、农民、店主和公务员——是否有意志和能力去承受战争的严酷性。军事领袖担忧他们的士兵可能无法抛弃平民习惯，无法去做保家卫国所不得不做的事。但在大部分欧洲人生活于和平之中的1871—1914年间，另一些人希望这些平民习惯能牢不可破，希望战争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2．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

1898年8月24日，各国驻俄国宫廷的外交官们如往常一样，在周末与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Count Muraviev）碰面。他们拿到一份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所拟备忘录，开头是一段不寻常的陈词：“保全广泛和平，酌情削减现令诸国不堪其负之过度军备，是为所有政府应竭力以求之理念。”过去20年间，沙皇接着说道，支持国际和解的态度已在全欧洲蔚然成风；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越来越危险、昂贵得无法承受的军事负担下呻吟。是时候通过军火停产、致力创造各国长久和谐的手段把国家资源解放出来用于和平意图了，尼古拉斯邀请各政府参加一个会议，他希望会成为“下一个世纪的欢乐序曲”。(52)

尼古拉斯的邀请在欧洲各国首都受到热情洋溢的欢迎——至少公开场合是如此。“此提议，”德皇威廉二世（Emperor William II）对他的表弟(53)予以肯定，“再次将您种种建议背后纯粹而高尚的动机置于明光之下，并将为您赢得万人称颂。”(54)私底下，威廉一丁点也不觉得值得称颂。他相信，这个点子是俄国财政枯竭的产物，另外混杂着尼古拉斯自身“荒唐的人道主义”和“一点点狡诈”。英国驻柏林使节高夫勋爵（Lord Gough）告诉德国外交部，本国政府完全支持此会议。不幸的是，高夫会心一笑，补充道，英国议会不在开会期，否则就已经通过反战决议了。当然，高夫接着说，我们都懂，宣扬和平、裁军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55)

虽然这种怀疑无处不在，到最后所有大国都接受了沙皇的邀约。一如既往地对谁有资格出席会议争论了一番后（意大利坚持把梵蒂冈排除在外，英国否决了布尔，俄国成功让当时还隶属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出席），最终有26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包括大大小小的所有欧洲国家，还有美国、日本、若干拉美国家、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大部分代表团由一位高级别的外交官带领，通常为大使。例如美国的人选是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当时的美驻柏林外交代表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大国还派了军事专家，有不少名声赫赫之士，如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的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以及不久后即成为英国海军改革和扩充的主要规划人的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爵士。

国际和平大会的正式开幕日为1899年5月18日，130名代表在“林中居”——一座漂亮的17世纪府宅、毗邻海牙——齐聚一堂，听取配得上这等场合的开幕辞。因为会议议程明文规定不涉及政治议题，而大规模裁军马上就没有人提及，代表们便专注于三类议题并提交给不同委员会探讨：一些特殊武器的禁止，对1864、1868年两次日内瓦会议所起草的战争公约进行细化，及通过调解和仲裁解决国际纠纷。

如我们所料，海牙会议上的军事专家们竭力反对任何武器限制条款，因为它们有利于不那么励精图治的敌国。他们辩称，战争不管怎样都是残忍野蛮的，为何还要争执细节？如海军上将费希尔所言，人道的战争就如人道的地狱一般不可想象。海军上校马汉以其历史学家的权威身份补充，从未有武器单纯因野蛮而被弃用。尽管如此，民间人士还是达成一致，认为部分武器（例如毒气炸弹和开花弹）以及投放装置（如气球和潜艇）能够且应该被文明国家的法律禁止生产，至少该作为期5年的试行。

代表们就受伤或被俘战斗员的处置问题争论不休——这是关心其平民士兵福利的国家不能怠慢的问题。另对保护海上商船、限制海军炮击岸上非军事目标进行了努力尝试，这都是为了尽可能给民间社会筑起屏障。德国代表还记得他们的军队在1870至1871年战事中从法国游击队身上吃的苦头，坚持要在正规军和平民之间划清界限。只有前者是合法战斗员，此外任何武器持有者均应被无情镇压，不受战争法保护。伴随着相当大的困难，代表们就这些议题达成了部分妥协。

最后，海牙会议商讨了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提案，很多代表视此为议程表上最有希望成功和最能带来实质性结果的议项。没有一个霸权国家打算认可仲裁的约束力，这会损害他们的主权和自卫能力。但许多外交官认为一个有可能解决冲突的国际法庭是有用的。仲裁对美国尤其有吸引力，他们明白，假如仲裁失败，大洋壁垒能给他们充分的备战时间。德国以相同的理由对仲裁表示怀疑；他们的惧怕不无道理，某个潜在敌国可以在仲裁程序的伪装下进行军事准备，从而抵消德国唯一的相对优势：快速动员力。德国勉勉强强地与其他国家一起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在合法性、尤其是解释和运用国际惯例的问题上，所有签字国都视仲裁为外交手段无法解决的争端最有效也是最公正的解决途径。”(56)一个法庭为此设立。但在实行中，仲裁仍是一种自愿手段，仅限于不触及国家荣誉或根本利益的问题。

7月29日，大会以发表一份最终法案作为落幕，内含三份公约（关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陆战法规和海战法规）、三份宣言（关于5年内禁止生产特定类别的武器）和七项决议，这些决议表达了与会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包括希望此会议能再一次召开。除一些最无关痛痒的决议外，没有一条得到一致通过。包括美国在内的若干国家对其签署的条款附加了保留意见。

把海牙会议鄙为一伙骗子和笨蛋的集会、一次20世纪将临悲剧的滑稽序是很自然的。闭会后3个月，英国在南非同布尔人打了起来；不到5年，俄和日本这两个主要与会国进入交战状态；1911年，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无发动进攻，在巴尔干引发了一系列流血冲突并最终导致1914年的灾难。面对将在20世纪前半肆虐欧洲的暴力，为期数周的海牙会议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被数百万人的鲜血所淹没。但是，即使质疑会议的实际成果没有错，可在所有只求自利的冠冕之辞、背信弃义和支吾妥协背后仍有值得铭记的东西，那就是将在下个世纪中被反复提及的问题：从民主政治和科技进步中转化而来的战争破坏力如何才能受到抑制？

不管对海牙会议的实际价值多么怀疑，欧洲各国政府还是同意参加，因为不想表现出对和平事业的漠不关心。他们认识到，如沙皇尼古拉斯在一开始的声明中宣称的那样：“过去20年间，和平的呼声已在每一个文明国家的意识中壮大。”就连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一位不赞同和平主义观点的德国政府官员，也承认“裁军的想法不会消失”(57)。纵然仅少数欧洲人相信可以完全废除战争，更鲜有人支持彻底裁军，但很多人不再相信战争是称心合宜或不可避免的政治手段。德国外交大臣和后来的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在给海牙会议德国代表团撰写下面这段指示时，就对这一公众心态心下雪亮：“会议结束时，我们必须能够向德国舆论表明，我们已为会议的人道主义工作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我们没有做出不切实际和危险的选择。”(58)比洛意识到，大部分德国人，就像大部分其他欧洲人一样，希望政府给他们两样东西：和平，如果可能；战胜，如果必要。

19世纪进程中，战争应当且有可能避免的想法开始动摇整个人类史中大部分人所抱有的信念——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苦难和死亡。对于少数0勇者及其追随者，战争自传统以来就是创下英雄伟业、获取物质财富的机遇；但对于多数人，尤其是被卷入的不幸者，战争意味着掠夺的士卒、荒芜的田地和焚毁的村庄。启示录四骑士(59)中最具破坏力的战争往往和饥荒、瘟疫及死亡一起登场。直到18世纪，才有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等一些哲学家开始提出，战争或许能从文明社会中消除，是要割除的病灶而非应当忍耐的煎熬。“战争看起来同人类一样古老，”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在19世纪中期写道，“而和平是一个现代的发明。”(60)

和平有可能实现，这一信仰来自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包括对人性本质的乐观看法，通常认为这与启蒙运动有关。在19世纪，这一信念最丰沃和具影响力的土壤是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很多地区的非凡经济增长，令战争看起来既无用又无必要。例如，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Jean-Baptiste Say）认为战争明显得不偿失：“最幸运的战争也是一场极其巨大的不幸……征服再也不能抵偿征服的代价。”(61)与赛同时代的英国教友会成员、企业家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坚持“对一个贸易国而言，什么也不会比崇尚武力的政策更愚蠢疯狂……任何形式的和平都好过最成功的战争”。(62)贸易世界是个人及企业和平地争取经济利益的世界，不是各国你死我活地斗争的世界。在这个商业领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写道，市场法则的作用就如宇宙中的重力法则，“把人们聚集起来，把民族、宗教和语言的对立斥到一旁，以永恒的和平将我们联结在一起”。当这些商业纽带把人们联系到一起，国家和政治的角色就必然会弱化。“自由贸易，”科布登在1842年论道，“通过完善国与国的交际，固化国与国的相互依赖关系，最终必然使政府丧失将民众推入战争的力量。”(63)

英国的和平倡导者尤其惹人注目，这不令人惊讶，那里是自由贸易中心，也是欧洲最民间化的社会——另外，并非巧合，还有地理位置和世界最强海军的保护。

和平运动获得的支持来源既多且杂。有些基督徒以宗教立场反对一切暴力，许多社会主义者视国与国的战争为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和阶级冲突，还有各类人道主义者谴责战争给人类带来苦难。把这一道义上的反感加以人格化的最好范例，可能是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1889年的畅销小说《放下武器》（Lay Down Your Arms），对战争给一个奥地利贵族家庭——很像她本人的家庭——带来的打击进行编年体记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命及物资的浪费。

和平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到1901年才出现——是整个19世纪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但到19世纪90年代，我们能从公众言论中找到一份新的紧迫感，认识到战争的危险以及和平的必要。对此社会心态最令人瞩目的表达之一是《战争的未来》（The Future of War）一书，以六卷、四千页篇幅的俄文版首次出版于1898年，随后出版了法译、德译和大量删节的英译版本。此书作者是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起先是华沙商人，26岁时为沙俄政府修筑铁路，由此成名，也赢得人生第一笔百万卢布的财富。据布洛赫称，1894年登基为沙皇的尼古拉二世，在研读俄文原版的《战争的未来》之后，召见他讨论书中所提的论点，随即决定支持后来促成海牙会议的事业。布洛赫于1901年12月突然去世，死前仍在大力宣扬战争无益论。

布洛赫的精力、智识、财富和人脉令他深受和平运动的欢迎，成为炙手可热的演讲者、资助人和晚宴宾客。但他与同道者们并没有太多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布洛赫坚称，不像他的朋友苏特纳，他对战争的批评基于科学分析更甚情感。不像宗教和平运动者，他对战争不存在道义上的反感；一则，他觉得不可能避免被他称作“边境打闹”(64)的巴尔干地区痼疾，或避免那些每一个帝国都沾湿过鞋的小冲突。

布洛赫的出发点是他所处的时代独一无二，这是个典型的现代信仰。他相信，过去20年已让战争面目全非，要理解现代武装战争的本质和含义，过去积累下来的厚重历史已毫无价值。令战争转变、也令现代生活诸多其他方面发生改变的是同一个过程：科技在物质生产和分配中的应用。布洛赫认为，最显眼的例子是已被所有欧洲军队列装的后膛式、小口径、弹夹供弹步枪。这些步枪极大提高步兵射击精度（可在远达2,000米的距离瞄准）和射速（从每分钟1．5发提高到4—5发），使战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进攻敌军阵地现在几无可能。由于部队要竭尽全力躲避敌方火力，战场将扩大，指挥和控制战斗员便愈加困难。双方都会挖掘战壕，锹铲会取代刺刀成为生存的关键。结果是战斗陷入僵持，战争本身则拖延不决，没有胜利方或失败方。布洛赫的忠实崇拜者之一H．G．韦尔斯（H．G．Wells）会在1916年的西线战场写下他见证到“布洛赫战争”(65)便不足为奇了。

布洛赫此书的伟大成就不在于对现代武器的详尽阐述——这方面的内容当时很多专业军事作品中都有——而在于他深刻诠释了这些武器会如何改变战争的政治和社会含义。布洛赫意识到，武器生产需要长期大量消耗资源，会对社会整体造成巨大负担；当战场上的士兵成片倒下，民间会面临社会动荡、物资短缺和强制征税。这些艰辛会令战争更难以终结，因为胜利方将不得不要求更多来补偿所遭受的损失，同时失败方“没有获得期望结果就停止军事行动，也许很容易引发革命”(66)。最终，社会将解体、政治秩序将崩溃。战争的未来，布洛赫写道，“不是战斗而是饥荒，不是残杀人类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破碎”。战争带来的只有破坏，所以其愚蠢更甚罪恶——也许毋宁说，战争之所以罪恶恰恰是因为如此愚蠢。

和平运动领袖们把海牙会议视做历史站在他们一边的标志。例如，男爵夫人冯·苏特纳赞美沙皇的邀请为“文化天宇中的一颗新星”(67)。她坚信这个世界将与过去诀别。苏特纳、布洛赫等众人现身海牙，希望能转变列强的信念。布洛赫做了四场成系列的演说，讲述为何战争不再合乎理性，听者云集；其余人利用一切机会，正式招待会也好、私人晚宴也好，同与会代表们厮混，热切地聆听，期盼听到任何能带来希望和鼓舞人心的征兆。

他们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代战争潜在的灾难性影响。受此激励，欧洲和平运动成员在20世纪早期更加努力。各国的和平运动者成立或扩大致力于促进和平的组织机构。他们主办会议和研讨、出版期刊、赞助宣传战争有害的演说。两个国际会议——全球和平会议、诸国议会会议——每年都会召开；1892年后，两者都在瑞士伯尔尼设立固定办事处。1903年，美国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捐款兴建了海牙“和平宫”作为1899年设立的国际仲裁法庭所在地。和平宫完工于1913年夏，仅仅一年后，伟大战争就爆发了。

尽管为国际合作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国家间的差异、宗教和世俗群体的哲学观分野以及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分歧仍是和平运动内部的严重问题。一些和平运动者强调裁军，因为他们相信武器制造商在煽起野望和敌对；另一些指望靠仲裁解决争端；有的鼓励发展更多像1910年成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那样的机构；还有一些人，如英德友好学会会员，关注的是看起来极易引发冲突的危险源头。这种多样化反映了运动的广度和丰沛活力，但也钝化了向决策者和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的能力。

1907年，第二届国际和平大会在海牙召开。这一次的发起人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他们本在1904年就提议过，但因日俄战争爆发，不得不搁置到停战。第二届的规模更大（44国派出代表）、准备更好、组织更完善、持续时间比第一届久得多。虽然和平游说团体很是活跃——英国记者W．T．斯特德（W．T．Stead）还专为此会议发行了一份日报——人们却并不怀着希望，那些8年前令像贝尔塔·冯·苏特纳这样的人振奋的希望。与会者的互相猜疑和深切消极甚至比8年前更甚。举例来说，宰相比洛指示其代表签署协定、同意战时担保中立国的和平，但事实上德国有入侵比利时的作战计划。“和平时我们不应招致怀疑，”比洛写道，“战争中我们将无视一切。”(68)如这句评注所示，1907年的各国政府和1899年时一样，不想表现得对和平事业漠不关心，但仍不愿拿发动战争的能力来妥协。

1910年，一颗新星在和平运动的天宇中闪现，英国记者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巨大的幻觉：国家军力同经济和社会优势的关系研究》（The Great Illusion：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一书，后成为20世纪早期最畅销作品之一。安杰尔的著作被多次再版和修订，译成10多种语言，受到广泛的谈论、赞扬和抨击。“安杰尔主义”成为欧洲和平运动的一大潮流。至1913年，英国共有50个诺曼·安杰尔俱乐部和10个诺曼·安杰尔论辩学会。依靠一些富人的资助和卡内基基金会所提供的3万英镑，安杰尔用一系列巡回讲座和月刊《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来传播其预言。他一直活到1967年，撰书良多、从事过多种职业，但《巨大的幻觉》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石，令他在1931年获得骑士身份，两年后赢得诺贝尔和平奖。(69)1935年，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将《巨大的幻觉》列为过去半世纪最重要的25部著作的第10位，排名低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但高于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安杰尔全名拉尔夫·诺曼·安杰尔·莱恩（Ralph Norman Angell Lane），1872年生于林肯郡，成长在一个境况安逸但不富裕的乡村大家庭。考虑到他后半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专心，莱恩早期职业生涯的颠簸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上过几所学校，干过多份工作，有7年在美国、其中部分时间在无根一族的圣地南加利福尼亚度过。返回欧洲后，他在法国担任记者，最后受雇于北岩勋爵(70)（Lord Northcliffe），主持《每日邮报》（Daily Mail）法文版编辑工作。为了让书作与其记者身份脱离关系，拉尔夫·莱恩决定仅用两个中间名来发表《巨大的幻觉》，所以在四十不惑之年成了诺曼·安杰尔。伴随新名字而来的是一份新职业（1912年安杰尔辞去北岩勋爵的工作，成为自由作家和讲师）和新的人生使命（奉劝欧洲人，战争只会带来灾祸）。

如大部分影响深远的作品那样，《巨大的幻觉》的原创性并不突出；其成功源自安杰尔能够用独特的构思和强有力的紧迫感来表达为人熟知的概念。如布洛赫，他开章就断言，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智慧已不再适用于当时世界：“过时的条款仍然主导着国际政治，而现代社会的进程已完全扫除了那些条款所适用的条件。”(71)驱动这一“现代社会的进程”的是劳动分工——一个主流经济学中始终存在的要素，被安杰尔所称的“便利的流通手段”所强化，拓展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网络。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劳动分工的国内和国际潜在效益，从而加深并强化经济联系和相互依靠。贸易关系的持续量变带来全球经济的质变。这一切为科布登的言论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证明：若全球经济被战争扰乱，每个国家都是失败者；战争越久，伤害就越深。

安杰尔论称，财富的本质和来源已因全球贸易扩张发生了深刻改变，不再依赖于领土和资源。过去，征服者占领肥沃的土地、拉走黄金和宝石。可现代，无形的股票、合同和债券代表着财富，它们的价值取决于一个由体制构成的脆弱体系，若这个体系崩溃，胜者和败者将同样遭受损失。胜利方无法靠领土吞并来弥补战争付出的代价，因为直接控制领土毫无经济利益可言。举例来说，德国在拉丁美洲没有领土，但与拉美国家的贸易给德国带来的经济收益，比在普法战争中代价高昂地征服阿尔萨斯－洛林要多得多。让战败国承受赔款同样没有好处；这些赔款显然会削弱一个潜在的贸易伙伴，而不能让获得赔偿的一方变得富有，法国1871年战败后被迫支付德国巨额赔偿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因此，认为军力是国家财富和福祉的必要基础只是缥缈的幻觉——有经济繁荣但军力弱小的瑞士可资例证。而觉得军事胜利能增强胜者的实力是更危险的幻觉，无论胜利多么彻底和轻易。对每一个人而言，战争是徒劳的，因为它无法实现安杰尔眼中“那些体现现代文明人类需要的道德或物质追求”(72)。

如布洛赫，安杰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我并非不抵抗主义者，”他在1914年写道，“我相信，侵犯行为应该且必须受到抵抗，而且我会投票赞成为抵抗付出所需的任何代价……直至最后一个便士、最后一人。”(73)他也是秩序的坚定信徒，“开化的”国家理当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强加秩序。为扩张而征服是错误且无益的，但为创建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而征服是正确且进步的：例如，安杰尔相信德国1871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是个错误，但美国兼并加利福尼亚却是对的。基于同样的判断标准，他称英国不该反对德国在近东建立秩序的努力。“这对总体而言更有好处”——究竟“总体”指哪些人，安杰尔没点明———“让小亚细亚在德国的监护下得到秩序和组织，要好过无组织无秩序的独立状态”(74)。当执行警察式的职能、缔造一种能繁荣贸易的局面时，军队就是必需且有效的，因为这对全球共同体而非某个特定国家有益。

在早前支持安杰尔的和平运动者中，因这类观点而同他走得更近的并不太多。长期反对一切形式战争的E．G．史密斯（E．G．Smith），惧怕在安杰尔的影响下人们会“逐渐忘却赋予和平运动生命的信仰和道德热忱”。(75)史密斯说，《巨大的幻觉》也许能劝服某些人相信“战争得不偿失”，但这不足以抵挡国家主义的热病，“安杰尔的疫苗救不了他们”。

事实上，布洛赫和安杰尔传播的是一种新的和平主义，牢固建立在对现代状况的现实评估之上。他们的想法与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很类似，后者也强调科技创新和贸易关系的转型力量。但布洛赫和安杰尔都不觉得科技和贸易发展是生来就和平的过程；他们不像康德那样坚信民主的成长将创造出和平的世界，也不像理查德·科布登那样坚信贸易会使战争过时。相反，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基于恐惧，恐惧现代战争能够制造越来越致命的武器，能够摧毁现代经济生活所依靠的、无防备的网络体系。他们希望让人们害怕战争的破坏力，从而使人们坚信战争的无益性。在他们做出这番论证之前，发明炸药、让战争破坏力大大增强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就曾写道：“我希望能制造出一种物质或机器，其大规模破坏的效率能可怕到令战争变得彻底不可能。”(76)效率高得可怕的杀戮机器构成了20世纪的战争本质，直到1945年7月，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高海拔沙漠中，一次核爆实践了诺贝尔的恐怖志向。

理智的人不会怀疑，拥有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欧洲各国间的一次大战将带来重重危难、充满潜在的不幸意外。但很多人还是相信战争或有其必要，不管是为某种触及根本的重要目标还是——也更可能发生——为捍卫国家的生存。对这些人，布洛赫和安杰尔的论点是危险的，因为会削弱国家意志——现代战争中胜利的终极依靠。现在的历史学家对20世纪早期和平运动的关注不多，但当时有许多欧洲人带着兴趣和焦虑思考这些观点。

例如，伊万·布洛赫对未来战争的预言就引发了来自军事专家的若干尖锐抨击。布洛赫最早也最苛刻的批评者之一是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柏林大学的军事历史学教授、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刊物《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的编辑。在不耐烦地否定布洛赫的学术权威性后，德尔布吕克专注于他的基本论点，即现代武器令战争破坏力过大、从而不可能进行。为何我们要相信这点？德尔布吕克问道，战争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可怖的，但各国自古以来也还是一直相互交战。更何况，如果武器的破坏力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那么裁军显然不会带来和平。19世纪欧洲各国在战争面前畏缩正是因为其军备强大如斯；削减军力显然会使战争的可能性加大。德尔布吕克承认现代经济在战时很容易崩溃，但他相信国家会找到生存之道，利用经济武器赢取利益。无论怎样，对经济崩溃的恐惧无法令人们放弃战争，也不应如此。开战的理由仍然存在，德国争取应得的世界资源份额就是其一，德尔布吕克认为“值得进行，哪怕不得不付出大量鲜血的代价”(77)。

在1912年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发表了一篇对诺曼·安杰尔的连篇累牍的批评文章，其中心论点也是仍有一些值得用战争来争取的东西。年届72且已退出现役的马汉当时还被视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海军理论家。如很多军伍出身的人，他对旨在消除全球暴力的和平运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感到忧心忡忡。马汉相信，和平主义是彻底的错误：首先，因为法律和秩序——“从一名警察到最高上诉法庭”(78)——依赖于力量的切实威吓；第二，因为战争有时必须且正当。安杰尔的核心错误是他假设国家为物质利益而战，由此得出战争得不偿失、不值得进行的结论。事实上，马汉反驳，国家通常为一些更崇高的目标开战。过去50年间，人类曾为终结奴隶制、创立国家、推翻暴政和捍卫民族权利而战。在这些更高尚的追求面前，安杰尔不光彩的得失算计不值得考虑；与马汉本人信奉并投身其中的一场更重大的、最终要由实力来决断的战斗——基督教与邪恶力量之间的启示之战相比，这种算计也显得无足轻重。他警言，若欧洲各国放下武器，文明本身将会崩塌。

在和平运动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高涨的英国，和平主义的批评者尤其担心它对国家意志的冲击。这些批评家坚持，英国的和平主义思想基于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促使境况优裕的英国人只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追求物质繁荣，而忽视国家的安全。为了警告同胞此安逸感的危险，一些英国作家用小说来描述外敌入侵的景象。这一文学类别始于上校乔治·汤姆金斯·切斯尼（George Tomkyns Chesney）的《铎金战役：一名志愿兵的回忆》（“The Bat-tle of Dorking：Reminiscences of a Volunteer”），首发于1871年的《爱丁堡布莱克伍德志》（Blackwood' s Edinburgh Magazine）。扎基（H．H．芒罗）（Saki，H．H．Munro）1913年的畅销小说(79)《威廉降临之日》（When William Came）则标志着该文学类别的鼎盛时期。切斯尼的经典作品奠定了这一文学类别的中心主题：军事失利是物质文明的产物。其作品主角是一位年迈老兵，经历过小说中德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铎金战役。他向孙儿解释道，过度的繁荣、个人主义的腐蚀和“我们生活在一个永续的千年贸易盛世”(80)的虚妄信念令英国社会对德国的入侵毫无抵抗之力。教训是显然的：“一个自私到不能保护其自由的国家也不配继续拥有自由。”当然，正是这份自私——其定义为经济私利——令科布登和安杰尔希望战争没有必要进行。

关于未来战争可能蕴藏的含义，没有哪个人的描述比H．G．韦尔斯更灰暗。就如切斯尼和许多其他人，现代社会在自我满足和自私自利下对外来攻击是何等毫无防备的念头占据他的思想。《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出版于1898年，地外入侵者是其情节的推动因素，但一直隐于幕后，没有台词或人格。小说的真正描述对象不是火星人，而是英国社会的反应：迅速分裂成数千个孤立、相互争斗的团体。当入侵者开始轰炸伦敦，“恐惧的滔天巨浪……横扫这个世上最伟大的城市……逃亡的人流顷刻升腾为急湍，鞭挞、翻滚，在火车站周遭汇成骚乱，在泰晤士河堤拍打成抢先登船的可怕争斗，接着用一切可行的通渠匆匆向南、向东”(81)。中午，公共秩序已然崩溃，导致“社会体系的脆崩”。到最后，当敌人被疾病消灭，一度被震醒的人类再度沉溺于自我满足的梦境，仍然没有准备好面对必然出现在前方的危难。

韦尔斯的《预期机械和科学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反作用》（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1901）中有关战争的那章表现出伊万·布洛赫的《战争的未来》对他的影响。韦尔斯和布洛赫一样强调科技是如何令战争更致命、令决定性胜利更难赢得，但他对这些新型杀戮机器所作的描绘更为生动，包括坦克、潜艇，特别是飞机。“无人，”他写于1908年，“能给一场现在爆发的欧洲大战标出破坏力的极限；近来问世的实用化飞行机器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具有令人战栗的可能性。”(82)韦尔斯属于意识到这点的第一批人，战场上的胜利将再不能保护一个国家不受破坏，因为飞机能攻击民用目标，在全体国民中制造“超乎想象的恐慌”。谁能预料“这些新境况下，有什么绝望的残忍不会从人的灵魂中释放出来？”

韦尔斯希望“普世和平，把各国间的分裂融合成对全球统合国的忠诚”。以他对现代战争的想象力，这不应令我们惊讶。但令人惊讶的是，他觉得过去半个世纪中军事组织的扩张是相当积极的正面因素。没有韦尔斯称为“军事紧迫感”的东西，当代社会就不能克服其“个人私利”、无法接受生存所需的戒律。可能放纵人类的“集体意识中不受约束的力量”比武器对文明的危害更甚。在乐观的时候，韦尔斯预言军事组织会逐步转变为进步组织。征兵制是一个“人类整体也许必须经历、学习其他任何途径都学不到的一些东西”(83)的阶段。只有在人们习得军事组织所提供的“秩序与纪律，服务、献身和强健体魄的传统，努力不懈的精神和全体责任感”以后，普世和平才有可能且值得渴求换言之军事主义是走向无战争世界的必要一步。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引人瞩目的论著《战争的道德价值》（“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中提出了颇为类似的主张。他在1906年的斯坦福大学以一次讲座的形式初次发表了这一论著。虽然反对国际暴力，詹姆斯还是认为战争是“沾满血污的护士，把社会训练成团结一致的整体”。(84)没有战争，社会将面临失去活力、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危险。他相信，和平不是个好东西，除非国家坚持着“军事纪律中的某些古老元素”。(85)这可以通过在煤矿和铸造厂、渔船和建筑工地的系统性为国劳动实现，年轻人将在那些地方学到个人品德和社会改良所需的坚韧和自制。仅仅数年后，这类观点蜕去了和平主义的外衣，促使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这样的知识分子相信，介入欧洲战场将使美国政治和社会重焕生机。

像很多那个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一样，韦尔斯和詹姆斯相信，将社会黏合到一起的纽带正在失去张力；物质享乐主义、个体脱离社会、自私，这些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特质正在成型。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Bon）的《群众心理学》（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对此等恐惧做出了强有力的表达。此书首度出版于1895年，再版45次，被译成17种语言，包括一份题为《群众》（The Crowd）的广为传阅的英译本。勒邦觉得，群众是一种具有明显现代特质的社会构成，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韦尔斯《世界大战》中逃离伦敦的暴民——一团散沙、脾气暴躁、容易煽动、动辄就恐慌。与读过他的作品且表示钦佩的韦尔斯一样，勒邦论称军事纪律是克服社会离心力——产生群众的力量——的最好手段，借此可恢复社会的秩序和凝聚力。在1910年出版的《政治心理学及社会防控》（La Psychologie Politique et la Défense Sociale）中，他提倡“尚武精神”，称这是能给法国“一些忍耐、坚定和牺牲精神”的唯一现存手段。(86)这一爱国军事主义的“社会接合剂”将令法国人能够在分裂和败北的双重危机以及德国军力的持续威胁面前生存下来。

像勒邦这样的社会批评家通常相信他们本国特别容易陷入无序和分裂，所以德国理论家们对他的焦虑感同身受并不令人惊讶。他们一样惧怕现代社会——尤其是德国社会——正在失去军事英雄主义所必需的凝聚力。前集团军司令、总参谋部历史科科长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沮丧地写道，德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他指的当然是城市职业阶层——不再对国民价值报以忠诚。人们为眼前而活、急于享受寻常生活的愉悦，所以已经忘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早于达尔文（Darwin）几十个世纪就写下的宇宙生命法则：要生存就得斗争。韦尔斯和威廉·詹姆斯断然不会认同伯恩哈迪对生存斗争中的军事层面所做的美化，但尽管语气和意图存在差异，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却相当一致：是战争危险和军事纪律让民众意识到高于个人生活的共同体的重要性。他们全都会同意伯恩哈迪的结论，即兵役制度“不仅把战争的能力传授给国民，而且广泛发展出维护和平所需的智识和道德品质”。(87)

虽然伯恩哈迪的观点经常被引作德式军事主义——一种不寻常的军事主义——的例证，但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像他那样的思想家。美国的马汉、法国的勒邦，还有许多其他欧洲人都会同意英国上将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爵士在1905年写下的文字中表露的思想：“现代文明正不断失去沿循尚武美德的古老标准的能力。”牛津大学的斯潘塞·威尔金森惶恐于英国正丧失战斗力。1910年，他哀叹“我们已国不成国；已忘却国体国尊，已变成相互割裂的阶级、政党、派系和宗派所堆积成的集合”。(88)他就这一弊病开出的药方是为人熟知的唤醒义务感，而兵役是体现义务的最好方式，且将重建国家的自我认同。这是英国未来的指靠。

事实上，从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作品中找出的现代社会诊断书彼此有着惊人的相似。例如，伯恩哈迪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和平无条件的渴望已对人类精神造成了相当特别的影响”。(89)它已“令大部分文明国家患上贫血，标志着精神和政治勇气的衰亡”。除非这一衰亡的过程能被勒止，否则国家将在敌人面前毫无防备。虽然措辞表达不同，诺曼·安杰尔也有类似的思考，指出当代社会中武力的作用在弱化，并疑惑现代人身上是否还具备战争所要求的本能和能力。比较乐观的时候，安杰尔猜想，这些改变令欧洲人正“失去杀死邻人所需的心理冲动”。(90)在军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两方的观点中，希望和恐惧都不安地共存着。军事主义者希望战争会重建国家的共同意志；惧怕现代社会将无法面对现代战争的严峻考验。和平主义者希望社会已经超越了需要战争的阶段；惧怕若战争来临，文明脆弱的构架会被横扫一空。

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共同成长(91)；各自以对方为前提也强化着对方。在把战争视做当然的社会，战争就像疾病和死亡，许是不幸，但也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所以和平主义的存在难以想象。在那样的社会，军事主义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颂扬勇者的美德、纪念其英雄事迹或许值得向往，但并不需要证明战争本身有其道德目的或社会功能。只有当战争消失的可能存在时，战争的支持者才必须坚称战斗是现代弊病的解药，是感染了每个国家的社会衰弱和文化衰亡的疗方。因此，和平这种发明，同新军事主义的发明不可分割，这种新军事主义在厚重修辞背后隐藏着现代战争的恐怖真相。

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携手共存于一个在和平中准备战争的欧洲。未来属于哪一方？这个问题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容易回答。布洛赫对现代武器破坏力的预言有很多得到证实，安杰尔对现代战争灾难性社会后果的警告也同然。尽管如此，至少在1914—1945年这段时期，军事主义信奉者及其追随者们控制了权力机关、动员了无数资源、向他们所处的社会要求纪律和牺牲。那30年间，欧洲被战争的要求所左右。一直到二战令军事主义完全失去人心以后，这一天平才颠倒过来，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看起来像是史前人类古物般过时的，则是勒邦和伯恩哈迪的思想。

3．身处暴力世界的欧洲人

1913年10月，20岁的京特·冯·福斯特纳（Günter von Forstner）男爵作为普鲁士第99步兵团中尉驻扎于阿尔萨斯区城镇萨韦尔讷（Zabern）。虽然才到任不久，福斯特纳早已因酗酒和凶暴小有名气。有一次，他麾下的两个新兵在射击训练场上摔起了跤，他告诉他们，如果想打架就到城里去；还补充一句，如果捎带打死个把瓦克人（Wackes）——阿尔萨斯人的蔑称——他就赏他们10个马克。一份当地报纸登出了福斯特纳的这番言辞，于是蛰伏在市民和驻军、德意志人和阿尔萨斯人、平民和军方间的敌意便炸了锅。之后数周，萨韦尔讷发生了数起抗议活动，有一群愤青还掷了石块。一天晚上，已经对无法压制骚乱的警方感到不耐烦的当地驻军司令派出自己的人手，抓捕了一些市民，大部分都是随意挑中的下班回家的人。第二天他们全都被释放。最后冯·福斯特纳中尉忍无可忍；一次他被若干当地人诘难，便驱散这群人，并逮住一名跑向附近一家鞋厂的工人，拿佩刀刀身敲他的头，砸开一条2英寸长的口子——这是为期一个月的示威过程中唯一的伤亡记录。

12月，当德国议院就萨韦尔讷事件(92)展开讨论时，占压倒性多数的议员——包括除保守党以外的所有党派——谴责了军队的做法，否决了政府保护军方的笨拙尝试。不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表决没有通过，也没有多少公开的、对福斯特纳和他诸位无能上级的惩戒。这一结果令一些历史学家用萨韦尔讷作为例子，来表明一战前德意志帝国的军队过分强势，而议院的弱势令人扼腕叹息，这个选案不无道理。但还有另一个更少被人写下却可从冯·福斯特纳中尉了不起的恶行中了解到的东西：随这些事件而来的广泛愤慨和政治讨论，同样表明20世纪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对公开暴力的容忍度都相当低。不管怎么说，萨韦尔讷事件中没人死去或受重伤，可已经发生的那些在当时就足以导致一场政治危机。

事实上，与其历史中任何以前时期相比，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算是个和平之地。不仅自1871年以来大国之间就没有一次战争；甚至连暴力革命的幽灵似乎也失去了令有的人害怕、有的人激动的力量。包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内的一些欧洲激进主义者当时相信，曾在1789、1830和1848年推翻既有统治阶级的人民起义已成过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决定以渐进的和平手段为他们的运动争取成功，决定用政治煽动、选举胜利和工会活动来获得成果。

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暴力在很大程度上从数百万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街道照明、人行道和更有效的警力令欧洲城市前所未有地安全，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城市社交环境。法国印象派画作中美轮美奂的野餐、家庭远足和散步消遣场景在仅仅数十年前还无法想象，那时巴黎仍是个肮脏危险的地方。人们对公开暴力秀的兴趣也减少了：处决被移到了监狱的高墙内，或者像法国那样，移到城市里某个僻静的地方。残忍的犬熊相斗和斗犬戏慢慢消失或转为地下。街头争吵和家庭暴力虽然还是极其常见，但越来越被视做社会问题，可通过适当法规和改革来解决。

因为社会暴力少了，普通男女的安全感就多了。1899年，英国政治哲学家伯纳德·博赞基特（Bernard Bosanquet）呼吁人们关注这一公共生活体验的划时代改变的重大意义：“黑格尔（Hegel）注意到，人们觉得入夜后可安全地回家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觉得自己应为这种状况付出什么。而这种极度的自然性……理所当然地在井然有序的社会中生活这一点，或许是国家得以创造更好生活的首要基础……一般来说，文明社群的成员在其生活中所见到的只有秩序，他们的行为无法适应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93)

当然，正是对有序社会的习以为常，令那个时代的一些人抱有希望，另一些人却感受到恐惧：希望是欧洲人失去了对暴力的饥渴，恐惧是也失去了展现英雄主义的能力。在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系列分析中，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满足地提到，暴力和尚武气质已消弭，被贸易和精明所取代，生活的习惯不再与战争兼容。(94)19世纪末年，意大利社会理论家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写道，如果“出于道德厌恶感和经济利益”能够使列强在接下来60年中避免战争，“可以阙疑的是，现代军队的基础、独力使战争所需的巨大物质牺牲成为可能的尚武和爱国精神能否传续给下一代人”。(95)对人性本质毫不乐观的莫斯卡为这些变化忧心忡忡。

在20世纪之初，就像21世纪开头那样，欧洲相对而言是和平的，但其所处的世界充满暴力和危险。这类全球暴力中，很大一部分是欧洲人致力于扩张或维持帝国统治疆域的直接产物。当欧洲传教士、商人和移民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脚步越来越深入，就需要其祖国的支持，于是该国往往会与当地统治者发生冲突。这是全球化过程中暴力的一面，而自由主义思想家视全球化为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源头。

譬如，想一想1898年9月2日发生在苏丹恩图曼（Omdurman）城外的事情(96)，一支英国－埃及－苏丹军队在上将霍拉肖·赫伯特·基奇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的率领下击溃了6万名马赫迪(97)（Mahdi）信徒所组成的军队。这位马赫迪是当地的圣人，宣称自己是神的使者，并组织起一场革命，要在苏丹清除埃及人、净化伊斯兰教、驱逐非纯正教派和教徒、创造一个严格伊斯兰律法统治下的神权国家。1883年，他的战士打败了一支英国人率领的埃及军队；次年攻占与恩图曼隔尼罗河相望的喀土穆（Khartoum），杀死英国指挥官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上将。马赫迪本人死于1885年，但其运动在继任者哈利法·阿卜杜拉希（Khalifa Abdullahi）的领导下继续进行。英国政府把基奇纳派往苏丹，命令他击败马赫迪一党，为死去的戈登复仇，并阻止法国人在这个尼罗河战略要冲建立前哨站的企图。

年轻时的丘吉尔去过恩图曼，令这座城市留名。他在1899年出版的苏丹战史《河上的战争》（The River War）中对战斗做了生动的描绘。在30页篇幅的堂皇无韵文中，丘吉尔描述了马赫迪信徒被彻底消灭的过程，从黎明时分揭开战幕的英军炮火到几个小时后骑兵对溃逃的军队所进行的最终扫荡。上午9、10点钟的时候，有一群马赫迪士兵包围了河岸边的英国骆驼骑兵团（Camel Corps）。下面是他对当时情况的记述：

但炮艇在千钧一发之际抵达，开始出其不意地用马克沁机枪、速射炮和步枪倾吐火舌。距离至近；战果极大。这个恐怖的机械优雅地浮于水面——一位美丽的白色魔鬼——用烟雾将自己围绕。科莱里（Kerreri）山对着河的斜坡上挤满了数千前进的士兵、蹦起灰尘的云烟和岩石的碎片。冲锋的伊斯兰托钵僧带着扭曲的姿势倒入一座座尸堆。(98)

极为显然，基奇纳的胜利来自弹夹供弹步枪、机枪和火炮，它们给战斗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曾深深震撼了伊万·布洛赫。当哈利法的部队在开阔地冲锋时，他们暴露在无情、致命的火力下，而无法给敌人施加一点伤害。战斗结束时，英埃军队有45人死亡，约400人受伤。对方战死9,700人，10,000至16,000人受伤，还有5,000人被俘。

与基奇纳的火力优势相比，他长期且系统性的战役准备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但重要性丝毫不差。作为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基奇纳认识到充足的食物和弹药补给是胜利的关键。为此，他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一条穿过荒漠的铁路，在河流无法通航的地区辟出一张交通网。丘吉尔在结语中说，哈利法是“被铁路征服”(99)的。若没有铁路和汽船，殖民军将不得不依靠随身携带或马背上的给养来穿越广大且常常具有敌意的地区。如上校查尔斯·卡尔韦尔（Charles Callwell）在最早且仍是最好的殖民地战争记录之一的《小战争》（Small Wars）中所写，这些战争是“对抗自然更甚于敌军的战役”。(100)

在《河上的战争》1932年版的序言部分，丘吉尔称恩图曼之战是对“苏丹和平、重建和有序发展”的贡献(101)。我们则更可能将它视为另一种例子，体现了欧洲殖民扩张和权力维护中挥之不去的暴力。18世纪的殖民地战争经常是欧洲冲突在海外的投影，但1815年以后，大部分殖民地战争在欧洲人和原住民之间展开。其中一些是明目张胆的征服行动，但通常是为迫使对方和解而进行的战争，是殖民者对摆脱异国统治的企图——如马赫迪的——的暴力对策。

殖民地出现危局时，暴力总是蠢蠢欲动，因为其他政治说服手段鲜有尝试，或者很快被放弃。例如，在德属的非洲西南部，政府试图对一些非洲人的要求做出回应的努力被德国移民及国内的支持者所阻挠。在这个例子里，如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军事征服和肉体灭绝紧紧跟随政治无能而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一边思索着这些，一边写道：“当失去［劝服、吸引和命令的］力量的时候，彻底的暴力统治就登台了。”(102)尽管暴力是一切政治的潜在因素，但在帝国主义下没有限度和约束：“为权力（而非法律）服务的暴力反过来成为毁灭性的原旨，直到无施暴的对象时才会停下脚步。”(103)

殖民地战争中见不到时而在欧洲各国冲突中起协调作用的政治和战略考虑；那里没有可以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没有可以征服的疆土、没有可以占领的首都、没有可以谈判达成妥协的政府。“在计划一场针对未开化民族的战争时，”久经沙场的殖民地战士沃尔斯利勋爵（Lord Wolseley）(104)写道，“你的首要目标应是夺取他们最珍视的任何东西，以有可能使战争尽快结束的方式破坏和劫掠。”(105)其言所指的还能是什么，除了牲畜、田地和村庄，也许还有妇孺？从征服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到屠杀坦噶尼喀(106)（Tanganyika）南部高地的部落民，全面战争——无限制、无约束地使用暴力——是殖民地冲突的固有属性。

在19世纪，最好斗成性的欧洲国家是大英帝国。我们一般觉得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相对而言爱好和平且通融易与——和军事主义的德国相反。事实上，英国军队一整个世纪都在世界这处或那处作战。(107)譬如，当基奇纳进行苏丹战役时，英军正在阿富汗和印度之间的西北边界战斗——当时、现在，那里都是个暴力栖居之地；1898年3月，他们夺回了3年前落入阿富汗叛军手中的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1899年哈利法死后不久，英国先和其他列强一起镇压了中国的义和拳起义，后又在南非向布尔人开战。

每个帝国都由暴力产生、以暴力维系。19世纪30年代法国强迫阿尔及利亚接受统治是一个殖民地征服战争的经典实例。这次征服，和许多别的征服一样，因法国企图染指其国境外的土地而演变成一场漫长的、以迫使对方签署城下之盟为目标的战争。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在帝国大业中迟了一步的德国在海外沾上的鲜血也相对较少。但20世纪头10年间，德国人在他们的非洲殖民地打了两场尤其邪恶的战争。均因非洲人抵抗殖民统治而起，均在当地社会的破坏荒芜中作结。(108)

即使在帝国统治的可怖编年史中，比利时刚果的状况也算罕见的冷酷和残忍。19世纪80年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在刚果盆地获得了一片辽阔的土地，面积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全境，并把那里作为自己的私属领地来经营。非洲雇佣兵和欧洲军官组成的“公共武装”（Force Pub-lique）负责维持秩序，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将当地人口变成听话好使的劳力，供利奥波德的橡胶种植园驱使。人为致死、致残和大规模奴役使非洲人口减少了大约一千万。1890年在那里待了一小段时间的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把刚果设为《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舞台。他相信，那是“在人类良知的历史中画下污点的掠夺行径里最可憎的一桩”。(109)

一群改革家组织起一场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国际运动，抗议比利时刚果所发生的种种暴行。一个调查委员会自发成立，听取证人的证词。大型公共集会发起请愿，为进一步抗议募集资金。议员们向其政府寻求支持，以对国王利奥波德施加压力。英国的布尔战争也招致激烈的公众辩论和国际批评，催生出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帝国主义分析著作——J．A．霍布森（J．A．Hob-son）的《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A Study），初版于1902年。德国国会（Reichstag）中谈论着德意志在非洲西南部进行的灭绝式战争，诸多代表狂热地支持，但天主教核心党（Catholic Center）和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这两个最大的政党提出谴责。帝国主义——该术语产生于20世纪早期——成了要被争论和辩护的话题，不再是理所当然、无法改变的事实。

有很多激发和平运动的文化和政治潮流也推动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对苦难的人道考虑、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的必然性愈发否定的态度、对殖民地项目所谓的经济好处愈加深刻的怀疑。当历史迈入那个世纪，支持和平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这两种运动的欧洲人都是少数。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不足以对政策指手画脚。甚至对刚果暴行的民愤——也许是最广泛且积极的、得到大众参与的殖民主义批判运动——对殖民化世界其余地方的事件所施加的影响也小得可怜。

20世纪早期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反响如此之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殖民事业在大多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相对较小。每个国家都自然有强大的政治团体为支持殖民计划施压。大众的热情被在殖民地赢得的胜利所燃起，一如公众愤慨通常会伴随在殖民地的失败而来。像亨利·M．斯担利（Henry M．Stanley）那样的非洲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那样的传教士，以及喀土穆的戈登那样的战士都是受大众爱戴的人物，生前获广泛的赞誉、死后受隆重的哀悼。但是，直接参与殖民地事务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依赖殖民地原料的企业、希望从殖民地投资中获利——往往空手而回——的公司、数千在殖民地行政机关度过一生的政府职员，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所组成的浩荡大军——他们为赢得归信者忍受着千难万险。而压倒性多数的欧洲人对其帝国的感受是间接的，这些感受来自为海外传教团捐款、向荣归故里的英雄欢呼，或在通俗小说和大众刊物上身临其境地分享英雄的冒险经历。

与欧陆战争和海外战争常常脱不开干系的18世纪相反，1815年后，列强都不愿为帝国霸业彼此交战。基奇纳屠杀了苏丹的叛军，但两周后，当他在法绍达（Fashoda）遇到一支小得多的法国部队时，双方却互邀共进晚餐而不是拿炮火来应酬。殖民地争端确实令欧洲各国间不断紧张的局势雪上加霜，尤其在1890年后；若干重大争议，例如德法对摩洛哥的争夺，对形成一战前的国际紧张氛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一次接一次的殖民地危机中，对立双方一次又一次悬崖勒马。欧洲秩序的价值太大、欧洲战争的风险太大，不值得为一些远离家园的殖民地产业而冒险。

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想动员应征兵来保卫帝国——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最后以1896年意军惨败于阿杜瓦（Adowa）收场。除了职业军人和法兰西外籍军团(110)（French Foreign Legion）这样的特别殖民军，帝国军力依赖殖民地本土兵源，由数量相当少的欧裔军官和士官指挥。(111)例如，基奇纳在恩图曼指挥的26,000名士兵中，有8,000名英国正规军和超过17,000人的埃及与苏丹部队。基奇纳在法绍达遭遇的法军军官让－巴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上尉指挥着7名法国军官和150名塞内加尔轻装步兵。在比利时刚果，国王利奥波德所依靠的6,000名私兵中只有200名左右的欧洲人。有时这些当地士兵来自尚武部落，例如传奇一般的印度郭尔喀斯(112)旅更常见的情况下殖民当局利用当地矛盾拉拢反对派——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Eritreans）、印度支那的天主教皈依者——成为盟友。这些盟友被用来进行最危险的战斗，承担大部分伤亡，由此使帝国的人力损耗尽可能维持在最低水平。(113)正因如此，欧洲最不军事化的英国能同时成为最喜欢用战争来保卫其庞大帝国的国家。生活在维多利亚英国那相对安全有序的环境下，大部分人毫无抗拒地接受了他们的士兵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进行的那些个“小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是保卫国家利益所需，是国家含义的一部分。

在欧洲的边缘地带——从欧洲西北部的爱尔兰开始，穿过伊比利亚半岛、南意大利、巴尔干，进入俄罗斯帝国辽阔版图的弧形——状况往往和殖民世界相似：国家体制相对较弱，有时还落入在当地人看来属于外国的势力手中；穷山恶水，对中央政府来说每每鞭长莫及；经济落后；民族或家族忠诚感强烈，国民意识薄弱。因为国家权威不强、合法性堪忧，政治暴力是普遍现象——反对既成体制的抗议运动中有，更常见也更致命的当局镇压手段中也有。如我们将在接下来三章中所见，帝国主义暴力1914年后“返回家园”，当时，因为战争的灾祸，这片大陆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像其边缘那样动荡不休。

19世纪晚期的爱尔兰是体现类殖民（quasi-colonial）体制下暴力的一个好例子。少数爱尔兰人变得越来越激进，视英国为侵略者。(114)同时，经济不公和民族及宗教分裂相辅相成，物质匮乏和社会对立滋长着民族冲突，反过来也被冲突加剧。19世纪70—80年代期间，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从弄残家畜、威吓性质的领主谋杀，到暗杀新任命的爱尔兰总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Frederick Cavendish）勋爵——令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升级。1900年后，就爱尔兰问题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被爱尔兰新教徒的反对所挫败，他们大部分集中于北部的阿尔斯特（Ulster）省，意识到独立将令他们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中永远的少数派。至1913年，自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南北部都已组建起非法私军。当时，解决爱尔兰问题似乎需要靠实力说话。但是，英国军队能否对阿尔斯特志愿兵作战是个无法确定的问题，很多军官在那里有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是对国家合法暴力垄断的直接挑战，其结果到1914年大战爆发时仍悬而未决。

如爱尔兰人，西班牙人难以统治的名声实至名归。英语中“游击队”（guerrilla）一词来自西班牙武装抵抗分子对拿破仑进行的漫长战争，这不是巧合。19世纪末，西班牙像爱尔兰那样，蕴含混合着地域、社会和宗教因素的强大仇恨，且被这个半岛政治不稳定和内乱的传统所加深。很多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视马德里政府为异族的非法政权，准备以武力来对抗。在南部乡村和大城市的工人聚居区，贫穷、腐败和压迫滋生出无政府主义组织，决心用暴力作为政治复兴的手段。(115)

1859—1870年间，意大利爱国者拥有爱尔兰人、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期盼的东西，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民族主义者向往的国体和现实国体之间往往存在鸿沟，这个“意大利”根基不稳、摇摇欲坠，成了展现此鸿沟的经典案例。1870年后的10年，大部分意大利人并不认同一个用税收敛财、把年轻男子送入军队而不给多少回报的国家。疏远感在南部尤其强烈；那里，国家机构的无力给不受法律支配的黑道组织让出了渗透的空间，这些组织提供保护、解决纠纷、贯彻他们自己的秩序。其中最知名的是西西里黑手党，和当地精英建立起复杂且野心勃勃的合作关系。黑手党成员无视这些精英的法律，但经常为他们的利益服务。黑手党强大的核心是敢于杀人的意志。按某个近距离观察者的话来说，“黑手党成员确保并支撑其黑道地位的手段是系统性威胁和施加人身暴力”。(116)尽管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弹压政策——19世纪90年代平定南部的行动中被杀的意大利人比国家统一战争还多——黑手党这类团体继续存在的事实，还是凸显出国家无力维持合法暴力垄断的尴尬。

就如肆虐的政治暴力，基本从西欧销声匿迹的大规模社会骚乱仍是欧洲边缘的潜在威胁。1848—1917年间欧洲唯一的大型革命发生于1905年的俄国，不满和压迫在俄国已根深蒂固，而当时日俄战争的失利又推动了这股力量。政治危机发生于沙皇专制政体的核心，伴随着种族暴力和普遍的社会动乱；随革命旋即而来的余波中，大约15,000名沙皇专制的反对者被处决，还有20,000人受伤，另有45,000人左右被遣送到流放地。(117)1907年2、3月份，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横扫罗马尼亚，(118)最终被军队镇压，死亡11,000人左右。(119)大部分西欧人已经无法想象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在西欧，罢工、抗议和示威有时会产生轻伤者，但罕有致死，更从未导致大量伤亡。

20世纪伊始，巴尔干是欧洲最为暴力的地区，那里有一堆新国家从缓慢但痛苦地衰亡的奥斯曼帝国争得了独立。这些贫穷的国家大多刚刚改朝换代，被各种地域、民族和宗教对立弄得四分五裂。这一切全都滋养着扩张主义者的野心，他们意图建立——或者照他们通常的宣言，重建——对其国境外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例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都对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多民族省份马其顿全境有领土野心。虽然野心勃勃，可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在自己的境内建立稳定有序的政体。在黑山——那片未来的共产主义者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度过童年的险峻山地，家族世恨、血腥仇杀、横行的盗匪，令暴力成为家常便饭。(120)吉拉斯把那些年月的自传题名为《没有正义的大地》（Land Without Justice），让我们回想起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评语：没有正义的国家不比一大群强盗的集合好上分毫。

与爱尔兰、西班牙或意大利南部的政治冲突不同，巴尔干的动荡局势对国际秩序有直接且强烈的影响，因为这里的局部暴力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并激起列强的你争我夺，尤其是列强中最脆弱的奥匈和俄国。1900年后，这三股发展趋势——地区的动荡、奥斯曼的衰亡和列强间的敌对——开始彼此互为强化，最终将汇到一起，终结欧洲长久以来的和平。

1911年9月，意大利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北非省份的黎波里（Tripoli）和昔兰尼加（Cyrenaica）——后来意大利人按罗马人的称法改名为利比亚——在走向灾难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21)这一无端侵略行径昭示，各国在20世纪早期变得越来越贪婪，且这份贪婪会相互感染。1911年夏，法国加强了对摩洛哥的控制，由此导致受国际瞩目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给了意大利斡旋的空间，而且引起意大利的恐惧，若不快速行动，就没有什么留给他们的了。其结果是一场经典的殖民地征服战争，意大利军队迅速占领了沿海地区，但发现无法平定广袤的内陆。战争进行十多年后，意大利所控制的土地几乎不比第一个月后要多。

虽然绝非军事行动技巧方面的典范，意军的这次战争还是标志着20世纪暴力史上的一个重要创新：战争早期，意军就开始使用飞机，起先用来侦查和指引海军炮火，后来向敌人阵地投掷手榴弹。总参谋部公报记载，这次轰炸“对阿拉伯人的士气是绝好的打击”。(122)于是飞机作为战争武器的漫长而血腥的历史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从一开始，空军支持者就用心理和士气效果来说明空军的力量，在以后数十年中还会一遍又一遍谈到。

就如意大利人见法国侵略摩洛哥而采取行动，他们对四面楚歌的奥斯曼帝国的攻势也让巴尔干诸小国蠢蠢欲动。1912年前半，当奥斯曼还在北非和东地中海同意大利作战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暂时放下了相互之间的敌意，打算共同展开一场侵略战争，旨在将奥斯曼彻底永久地从欧洲地图上抹去。进攻发起于10月。起先，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军队获得了辉煌战果：前者推进到距君士坦丁堡不足20英里的地方，后者占领了科索沃，征服了阿尔巴尼亚的大片土地；最终，疾病、恶劣天气和补给困难延缓了他们的前进势头，给了奥斯曼喘息的时间。到那年末，交战各方在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下都愿意接受停火。1913年5月，一份和平协议在伦敦签署。一个月后，原本的盟友间爆发战火，保加利亚对分赃结果不满，向塞尔维亚和希腊人在马其顿的驻地发起进攻。奥斯曼和罗马尼亚又搅入战局，迫使保加利亚寻求停战，丢掉了一年前所获得的大部分利益。

巴尔干战争既是一场深刻的国际体制危机的缘由，也是这一危机的征候。列强因自身卷入仇恨、焦虑和野心而心神不宁，无力在这一地缘政治上极为关键的地区维持秩序。越来越多的政客——在摇摇欲坠的帝国如哈布斯堡、在野心勃勃的小国如塞尔维亚——对国际体制失去信心，开始将暴力视做捍卫国家利益的唯一可靠手段。军备竞赛——另一个国际危机的征候和缘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级。每个国家投入到战争准备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不断增加，一些决策者开始认为战争无可避免。(123)

巴尔干战争也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类灾难，预示了那个世纪将会极端残酷。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不久之后会亲身指挥一场同样残酷的俄国内战(124)——惊骇于他作为记者在巴尔干一个月间的所见所闻。下面是他对1912年末阿尔巴尼亚情况所作报告的结语：“肉体，包括人肉和牛肉，都在腐烂；村庄已成一柱柱火焰，‘不小于12岁’的男性正在死绝；每个人都变得残暴，失去其人性的一面。这一切表明，战争首先是一种可憎的东西，你只消揭开悬在军事行径前的帷幕一角就能发现。”(125)

所有参战军队都杀人强奸，把“敌对”人口赶离家园，肆意毁坏农田、宰杀牲畜、破坏村庄。甚至平民也参与，与友军联手攻击邻人、对撤退的军队留下的伤患施加报复。今天的受害者明天就成了加害者，形成一个恐怖、复仇和反报复的循环。

1913年7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领导者之一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对新闻报道上的巴尔干暴行感到震惊，决定采取行动。他请求美国议员、前内阁官员以及基金会主席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授权他组建一个委员会来“查证事实，明确拖延战争、犯下暴行的责任者”。一个国际委员会以惊人的速度成型，在第二波战火行将结束之际就前往巴尔干。经过为期5周的战场勘察、证据搜集、证人访谈后，委员们准备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关于战争对人类的代价，这份报告提供了生动到令人痛苦的记述。(126)

曾担任1899和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法国代表的委员会主席德埃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Baron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哀叹道：“所有交战方都违反了与陆战和伤员处置有关的每一项国际法条文。”(127)战争中最骇人的层面来自这一事实，战争“不仅由军队进行，而且由国家本身进行……这就是战争如此血腥、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员伤亡、以人口灭绝和一片又一片地区的完全毁灭为结局的原因”。(128)

尽管在巴尔干看到了持续不休的屠杀，委员们对未来并不悲观。他们的调查基于一份坚定的信心：公布战争的真相会让公众支持和平。更何况，委员们对列强想要避免战火扩大的努力感到满意。调查报告发表于1914年早春，德埃斯图内勒在报告前言中写道，每个国家“都已发现了显然的真相，最富有的国家在战争中失去得也最多，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和平，这份希望超乎一切”。(129)大约同一时候，一位见多识广的记者，委员会中两名英国成员之一H．N．布雷斯福德（H．N．Brailsford）做出如下预言：“在欧洲，征服的时代已经终结，除了巴尔干，或许还有奥匈和俄罗斯帝国的交界处以外，我们各国的边界已最终确定，这一点就和一切政治事务那般毫无疑问。我个人相信，六大强国之间将不再有战争。”(130)

尽管部分欧洲人准备开战，其他人却伴着越来越深的绝望，紧紧攫住能继续在和平中生活的希望不放。

1914年6月28日，边界线犬牙参差的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出访奥匈帝国省份波斯尼亚的省会萨拉热窝时遭枪杀。凶手是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秘密社团黑手帮（Black Hand）派到波斯尼亚的6名青年恐怖分子之一，这个帮会与塞尔维亚国防部队成员有关联。很多欧洲人害怕大公暗杀事件会重燃巴尔干战火；一些人甚至担忧这会导致列强之间的战争。但暗杀次日一切平安，于是人们不紧张了。被害人的叔叔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of Austria），仍留在他位于巴特伊施尔（Bad Ischl）的夏宫；德意志皇帝把7月大部分时间用于游航北海；法兰西总统暨总理(131)按计划动身前往俄国做非正式国事访问。欧洲的普通人长吁一口气，就像他们的领导者那样，继续按自己的打算过这个夏天。

但一小撮人在幕后制定的一系列决策，后来导致了现代历史中最深重的灾难之一。首先是奥匈帝国决定利用弗朗茨·斐迪南的暗杀事件作为口实，消除塞尔维亚对巴尔干地区帝国利益的威胁。但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手段会加大塞尔维亚的保护国沙俄前来干涉的危险，奥匈帝国明白这一点，所以必须确保其唯一强力盟友德国的支持。第二个糟糕的决定产生于7月5日，面对奥匈帝国的询问，威廉二世一时冲动地答应支持一切奥匈觉得适宜的行动；而他的立场次日获得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的肯定。于是奥匈帝国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但还未递交给塞尔维亚。俄国人截获了情报并以此为依据展开行动，警告德国和奥匈，俄国不会坐视塞尔维亚亡国。当时在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暨总理敦促其俄国盟友坚持立场：政战两略上，法国在欧洲的地位都依赖于它和沙俄的同盟关系。奥匈帝国限期24小时的最后通牒最终在7月23日递交给塞尔维亚政府。塞尔维亚无法全部满足其要求，奥匈遂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宣战，翌日炮击了贝尔格莱德。在此关头，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注定了这一危机将升级为战争：俄国在一阵迟疑和忙乱后开始动员部队；德国想要延缓事态恶化的努力也许出自真心，也许不是，但可以肯定没有效果；法国承诺支持俄国；于是俄国在7月30日下达总动员令，对此德国的回应首先是最后通牒，然后是8月1日对俄宣战。英国政府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试图劝说奥匈寻求和解，但这一尝试毫无计划性可言，政府也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后，英国于8月4日对德宣战。

为什么不得人心的哈布斯堡皇储被杀会令欧洲长久以来的和平走向终点？历史学家为这一问题争论了数十年。他们的答案通常可归入三个类别之一。

第一类解释认为某一大国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一般这个罪人是德国。这一说法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中被铭刻下来，其231条款宣称：“协约国各国政府郑重声明，且德国表示同意，因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野心，协约国各国被迫进行战争，德国及其盟国应对协约国政府和国民所遭受的一切损失负责。”(132)这一德国有罪论在20世纪20—30年代渐渐失去了历史学家的支持，但在60年代被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重新提出，而且，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仍然是最广为接受的论点。(133)

第二类解释与前者相反：战争不是哪一国的责任，又或许是所有国的责任。它是悲剧般的误算、后果严重的愚行和不幸的巧合所造成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许多战争当事人在战后马上出版的回忆录中采纳了这一观点。其中最出名的，也许是战争时期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所做的形容：“各国摇摇晃晃滑出了界，跌入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没有现出丝毫恐惧或惊诧的迹象。”(134)

第三类解释将战争视做战前世界某些根深蒂固的矛盾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对马克思主义者，一战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迸发的火花；对其他人，是国际体制不堪重负或各国国内政治中保守势力同改革呼声对抗的表现。无论其源头是什么，这些张力就如两个大陆板块之间形成的地震能，注定要在某一刻爆发为一场欧洲大战，如果不在1914年爆发，就是在不久之后爆发。

对我而言，这些解释——尤其是因循守旧的观点——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每一种都包含一部分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列强都打算开战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会参战，是因为都判断战争比其他选择更好，而且都确信不参战会危及它们的强国地位。虽然菲舍尔对德国参战动机的评价说服力不足，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鼓励奥匈侵略塞尔维亚，柏林政府在一场局部冲突转化为欧洲大战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尽管列强选择了战争，却没有任何一国想选择它们所得到的战争。（想象一下，如果政客们在7月就能见到6个月后的情形，是否还会有任何一人采取当时的行动？）就此而论，一战确实是所有参与国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和误算的产物。最后，一场列强之间的战争也许在1914年并非不可避免，但在20世纪早期这一整段时间内却难以避免。很难想象，欧洲国际秩序——越来越被执拗倔强的小国所蔑视、越来越被大国本身的侵略行径所破坏、越来越被一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所动摇——如何能够和平地缓冲奥斯曼帝国几乎注定的灭亡和奥匈帝国可能遭遇的崩溃所带来的冲击。战争不一定非要出现在1914年，也不一定非要表现为那样的形式，但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某种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很高。

对1914年战争的爆发，有一种解释可轻松否定：战争是国内政治危机的直接反映。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可以证明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政客们用战争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避免政治改革或摆脱社会革命。(135)这种观点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何战争如此难以停止，但无关于为何它会开始。政治家们也不是被民族主义施压团体或爱国主义煽动者推入战争的。无论普遍的民族主义就长期而言对国际紧张局势的形成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它在1914年夏天起的作用很小，或者说根本没有。7月底，柏林群众在焦虑和温驯中等待奥匈最后通牒的结果，并不显得好战。公众对战争的热情大部分产生于战争伊始，而非战前。

这不是说1914年的决策者们处在政治真空当中，不用顾及他们的选民。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的任何行动是因公众压力而起，但所有政府的行动都受国内政治的限制。例如，能接受奥匈最后通牒又不倒台的塞尔维亚政府是不存在的——就此而言，危机发生于大选期间这一事实并非无关紧要。沙皇政府似乎也觉得无法逃避对塞尔维亚的责任。危机发生后，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告诉尼古拉二世，如果不帮助塞尔维亚人，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原谅你。(136)很多参战国担心外交失败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不利的国内反响。就算在决策者们还没有开始谈论此问题的时候，这一恐惧无疑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令战争看起来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例外的似乎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对于公众反战情绪感到担忧，尤其是在他本人的同僚间蔓延的反战情绪；这是他如此不情愿在危机中表明英国立场的理由之一，直到一切都太迟、来不及让德国在参战的决定前畏缩。

每个政府都认识到，现代战争需要民众普遍的支持：如普鲁士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在1913年2月给奥匈参谋总长的信函中所写：“阁下知道，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需要民众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热情。”(137)要唤起自我牺牲精神和热情，政府就必须让其民众确信，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事关国家生存的防御战争。奥匈帝国坚称他们只是针对塞尔维亚的野心做出回应；德国是为守护一个忠实的盟友不受侵攻；俄国无法坐视塞尔维亚灭亡；法国不能允许俄国被德国打垮；英国说比利时必须得到保护。这些舆论宣传看起来生了效：开战才三周，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就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知道这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战争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然而若战争是因摩洛哥争端而起，就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138)俄国、奥匈、法国和英国的决策者对此都会颔首称是。

很多青年视这一战争为伟大的冒险、对其男性气概的考验以及获得荣耀和声望的机会。对一些人而言，战争把他们从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对其他人而言，战争给予了他们目标与方向。1914年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时值27岁，相貌英俊、教养出众、略有诗名，战争爆发前一直动荡不宁、心怀不满。当时，在一首名为“和平”(139)却贬抑和平的诗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因为战争已将“我们”——显然指代他那一代的人——从一个“愈加衰老冰冷倦怠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现在，感谢上帝已令我们契合于他的神意，

抓住我们年轻的心，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

带着坚定的手、明亮的眼、砥磨后的威力，

如泳者般猛冲，全身心投入纯净……

1915年4月，布鲁克在东地中海死于感染，此后，他屈指可数的战争诗歌成为著名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赞美诗，被那些远离战火的人拿来欣赏，他们还能继续想象，这场战争中“最坏的朋友和敌人都不过是死亡而已”。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比布鲁克小两岁，除了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横竖都感到不满以外，跟后者没有任何相似。但他也向战争欢呼，认为战争会带来某种意义。“我被自己如狂风骤雨般的热情所压倒，”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写道，“我跌跪在膝，感激之情从心底溢出，感谢上苍赐予这一良机，允许我活在这个时代。”(140)1914年8月，希特勒就在慕尼黑，距离想要知道为何他没有应征服役的奥匈当局仅仅一步之遥。当宣战时刻到来，他和欢欣鼓舞的人群一起，在慕尼黑奥登广场（Odeonsplatz）为开战的消息欢呼。数日后，他志愿加入一支巴达维亚部队；10月在西线参加战斗。作为一名能干且勇敢的士兵，希特勒晋升为下士，负伤后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对他那个阶级的人来说算是一份不寻常的荣誉。

除了青年和不安分的人以外，最热情洋溢、引人关注的战争支持者就数知识分子了——也许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他们所留下的思想和情感记录最为完整。在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称赞奥匈打击塞尔维亚的决定是“一场释放张力的豪迈行动”。用了几天时间，他克服了对自己祖国的矛盾心态：“我所有的欲念和冲动，”他宣称，“都献给了奥匈帝国。”比弗洛伊德更坚定的爱国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同样高涨的热忱欢迎战争：“无论结果将如何，这是场伟大且美妙的战争。”(141)在巴黎，唯一能和韦伯争夺那个时代最伟大社会学理论家头衔的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142)，相信战争有利于“唤醒对共同体的归属感”。(143)

战争热情传播得有多广？媒体报道中，每座大城市都见得到兴高采烈的人群，就像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的那样。成千上万柏林市民聚集在王宫向威廉二世欢呼，令他广受无上爱戴的荣光，这对他来说可真稀罕。在几周前刚刚发生过反政府示威的圣彼得堡，冬宫广场上挤满了民众，唱着爱国歌曲为胜利祈祷。照片上的士兵列队开赴车站，身上撒满了鲜花、巧克力和美好的祝愿，都来自周围欢呼的平民。从德国西进的运兵车上有潦草的标记：“开往巴黎”（Nach Paris），而方向相反的法国列车上写着“到柏林去”（à Berlin）。在那些用如此欢快而自信的表情对着相机镜头的年轻人中，没有一个能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很多人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乡。

公众显然支持战争，这断绝了任何组织起反战活动的希望。英国的和平运动组织对战争措手不及，从未成功地传达自己的呼声。诺曼·安杰尔7月有一部分时间在白金汉郡主持一次国际和平研讨会，从而错过了在危机早期阶段采取行动的机会。他7月27日返回伦敦时，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已遭拒绝。尽管在最后几个和平的日子里不知疲倦地奔走，安杰尔除了组织起一个名流云集但遭到孤立的反干涉行动团体外什么也做不到。欧洲大陆的问题不是干涉而是自卫，和平运动就更为艰难和迟疑。面对大兵压境的敌人、身陷爱国热情高涨的人群、清楚审查和警察的厉害，几乎没有和平主义者能动员起反战的声势；其中有一些人，例如安杰尔白金汉郡研讨会上的一名德国和平运动者，径直就奔军队志愿当兵去了。

相比和平运动的失败，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的溃败更彻底且意义更大。百万计的社会主义支持者曾发誓要反抗侵略成性的民族主义，提倡国际合作。尽管有反对军事主义的纲领，社会主义领袖及支持者们却就保卫国家的议题发生了分歧。没人能拿出一个方案，防止一场国际危机升级为战争。所有人都谴责侵略战争，但几乎没人可以下决心否定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欧洲社会主义者被举棋不定和内部分歧所制约，对危机的严重性一无所知，直到采取决定性手段的时机已过——晚至7月29日，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还相信在8月9日召开一次共产国际紧急会议是可以办到的事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显赫人物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见不到采取行动的任何可能：“我们的政党处于无助的境地……战争支持者正在街上游行……我们的整个组织和喉舌面临危险。我们在拿三十年的工作成果冒险，而且不会有任何政治结果。”(144)在维也纳，就如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社会主义者到头来还得支持战争。

尽管战争的爆发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反对，我们也不应高估普通欧洲人战争狂热的广度和深度。并非每一处人群都在庆祝；有些地方的情绪是恐惧。很多城市的街头没有拥挤欢嚷的人群，大部分乡村为当地年轻人的离去深切不安。一位美国游访者回忆到，在纽伦堡火车站，“惊惶印在很多人的脸上，我们到哪都见不到意气洋洋，只有顺从命运的安静阴郁”。(145)1916年7月，柏林记者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坚称德国人并未高高兴兴地迎接战争，他所回想起的也是这番情绪：“我们的人民心情沉重；战争的阴影是骇人的巨大梦魇，给我们带来无数个失眠之夜。”(146)出现这些词句的文章未能发表，因为无法通过审查；沃尔夫所编辑的报纸被取缔了4个月。在德国，就和其他参战国一样，政府尽一切可能展现出一派公众万众一心、热情澎湃地保卫国家的场景。(147)战争的负担越重、社会的分歧越深，维系这幅团结一心、满怀希望的神话图景就越是紧要。

法国人类学家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曾把现代战争比做古代节日，将个体“从私密的、个人或家庭的世界中连根拔起，扔进旋涡；在这个旋涡里，狂乱的大众为了证明其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喧闹地乾坤一掷其所有财力和力量”。(148)对一些欧洲人而言，1914年的事件也许很有这种感觉，至少有一段时间如此。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与个人或家庭世界的纽带并不容易割断。农人无法忘记有草垛要堆、水果要摘、牛奶要挤、牲畜要喂——年轻人都面色凝重地背井离乡加入军队，这些杂活该怎么办呢？父母和爱侣知道有一些匆匆的告别将是诀别。数百万个普通家庭失去了负担家计的人，担忧该如何度日。

无论个人何等焦虑，民众还是跟随领袖迈入了战争，一些出于爱国主义信念，一些出于由来已久的服从习惯，一些是为了从乏味的惯常生活中解脱。当然，他们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不知道战争将何等迅猛且彻底地改变他们的世界，不知道战争将撼动自1871年以来维持着和平的国际秩序，破坏曾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的经济，向公共生活注入许多欧洲人希望已永远消失的暴力。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但在1914年，这一无知有一份特别的悲哀。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他的诗作“MCMXIV”(149)中写道：“永远别再这样天真。”(150)——愿那些一无所知地迈向战争灾难的人别再天真，愿以后世代的人别再天真，绝不忘记从灾难中得到的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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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eitschke，vol．1，p. 72．有关特赖奇克的演说，见Dorpalen，p. 226以降。

(2) Treitschke，vol．1，p. 72．

(3) 这幅克吕格尔的画作收藏于柏林国家美术馆。在Nationalgalerie Berlin，p. 218有其摹本。

(4) Vogel，p. 29．

(5) 关于哈布斯堡王室，见Stone和Rothenberg的著述。

(6) Vogel，p. 98．

(7) Vogel，p. 98．

(8) 发生于萨勒河以西平原、拿破仑一世和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之间的决定性战役，普鲁士军队溃败。

(9)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次大型攻城战，发生在俄国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攻城方是英法联军。

(10) 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马真塔附近。

(11) Walzer，p. 194．

(12) Tilly，Coercion，第3章。

(13) 原文为democratize。在本书中，军队的“民主化”并非中文字面含义，而更接近“全民化”，但读者应了解作者采用这一词汇的含义：政治的民主化和军队的全民化是一体的。

(14) 关于普鲁士军事改革有一份不错的概述，见Craig，Politics。

(15) Craig，Königgrätz，p. 38．

(16) 通常译作毛奇。

(17) Ropp，p. 196．

(18) 关于法国军事的改革，见Challener、Ralston的著述和Pedroncini作品的第3卷。

(19) 关于意大利军队，见Ceva。

(20) 原文如此，但奥地利帝国至1868年即成为奥匈帝国，从内容来看，军事改革为1870年以后的事情。

(21) 指奥地利帝国国防军，分奥地利（德意志）军团和匈牙利军团两种。

(22) 关于俄国军事的改革，见Wildman。

(23) Kiernan，p. 153．

(24) 关于英国军队，见Dunlop。

(25) Dunlop，p. 129．

(26) Luvaas，p. 311．

(27) Glenny，p. 219．

(28) 关于各国军队规模的数据，见Van Creveld，Command，pp. 148—149；Ferguson，Pity，pp. 93—94；Steven-son，pp. 39—40。

(29) 军事预算的数据取自Stevenson，pp. 2—6。

(30) 关于兵役制和公民权的影响，见Gosewinkel。

(31) 关于兵役制在国家机器膨胀过程中所起作用，见Weber，Peasantsf，以及Frevert。

(32) 关于19世纪的欧洲军队，见Gooch，Armies。

(33) 利奥泰元帅的话引自Ropp，p. 199。

(34) Zeldin，vol．2，pp. 881—882．

(35) Jouvenal，pp. 10—11．

(36) Janowitz，p. 186．

(37) Maude，p. 92．

(38) Maude，p. 13．

(39) 这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由于此事件所引发的轩然大波，有不少法军高层将领被怀疑是真正的间谍、对国家不忠。

(40) Zeldin，vol．2，pp. 881—882．

(41) Kiernan，pp. 148—149．

(42) Gooch，Army，p. 118．

(43) 关于霍尔丹的改革，见Spiers。

(44) 在英国，所谓公立学校实际上是私人出资的。

(45) Spiers，p. 137．

(46) MacKenzie，p. 255．

(47) Wilkinson，p. 191．

(48) Treitschke，vol．2，p. 357．

(49) 关于兵役制和男性气概，见Frevert。

(50) Beauvoir，p. 64．

(51) Schmitt，Begriff，pp. 45—46．

(52) Lepsius等人，vol．15，pp. 142—143。关于两次海牙会议，Dülffer的记述最为出色。

(53) 威廉和尼古拉斯是表兄弟。

(54) Lepsius等人，vol．15，pp. 147—148。

(55) 高夫勋爵的话引自Dülffer，p. 76。

(56) Proceedings，vol．1，p. 159．

(57) Rich，vol．2，p. 603．

(58) Dülffer，p. 137．

(59)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六章中出现的四位骑士，分别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60) Howard，Invention，p. 1．

(61) Silberner，pp. 72—73．

(62) Silberner，p. 61．

(63) Condliffe，p. 197．

(64) Bloch，Future，ix．

(65) Werner，p. 100．

(66) Bloch，Future，p. 91．

(67) Suttner，p. vi．

(68) Dülffer，p. 302．

(69) 关于安杰尔的影响力，见Marrin，p. 107以降。

(70) 艾尔弗雷德·查尔斯·威廉·哈姆斯沃思（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英国报业先驱。1905年受封北岩勋爵，故他的报业团体也被称做北岩报团。

(71) Angell，p. 51．

(72) Angell，p. v．

(73) Ceadel，p. 179．

(74) Angell，p. 149．

(75) Laity，p. 192．

(76) Marrin，p. 69．

(77) Delbrück，p. 229．

(78) Mahan，pp. 31，39．

(79) 原文是play，但这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戏剧。

(80) Chesney，收录于Clark主编的作品，pp. 47—48。

(81) Wells，War，p. 91．

(82) Wells，First and Last Things，pp. 205—206．

(83) Wells，First and Last Things，pp. 207—208．

(84) James，p. 1283．

(85) James，p. 1289．

(86) Nye，p. 106．

(87) Bernhardi，p. 116．

(88) Wilkinson，p. 4．

(89) Bernhardi，pp. 36—37．

(90) Angell，p. 217．

(91) 关于军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平行演进，见Ceadel。

(92) 关于萨韦尔讷事件，见Wehler影响深远的评述文章和Schonbaum的修正主义观点。

(93) English and Townshend，p. 168．

(94) “当战争飞速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场，战争造就的社会结构……也慢慢蜕变为工业生活造就的社会结构。”From Freedom to Bondage（1891），收录于Man，p．497。

(95) Mosca，p. 242．

(96) 关于恩图曼战役，见Vandervort，pp. 171—177。

(97) 伊斯兰教的救世主。

(98) Churchill，p. 279．

(99) Churchill，p. 163．

(100) Callwell，p. 57．

(101) Churchill，x．

(102) Arendt，Violence，p. 53．

(103) Arendt，Origins，p. 137．

(104) 曾随英侵略军来华，通常译作吴士礼。

(105) Callwell，p. 40．

(106) 坦桑尼亚的一部分。

(107) “在漫长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全世界完全没有一名士兵为她和她的帝国战斗的年份一个也不存在。”Farwell，p. 1。

(108)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见Horne；关于非洲的德国人，见Bley及Hull。

(109) Hochschild，p. 4．Hochschild以滔滔雄辩对利奥波德在刚果的行径做出控诉，并记录了与之相关的各种争议。

(110) 成立于1831年的法国特殊军事组织，法语为Légion étrangère。主要由外籍志愿兵组成，但也接纳法国公民，军官为法国人。

(111) 关于利用当地武装，见Vandervort，第2章。

(112) 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北部的人，以圣徒郭尔喀拿斯命名。该部队编制至今仍保留着。

(113) Farwell写道，在英国，人们“通常没有疑虑、悔意或太多考量，就付出”维持帝国的代价。Wars，p. 1。另见Porter，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114) 关于1913年爱尔兰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见Dangerfield。

(115) 有一个关于西班牙政治暴力的戏剧化实例，见Ullman。

(116) Blok，p. 8．

(117) 俄国的数据来自Figes，p. 202。

(118) 见Hitchens，p. 176以降。

(119) 这次起义始于摩尔达维亚的弗雷门吉村。2月8日，该村农民为抗议庄园总管提出的重订租约的苛刻条件，首先占领了村公所，要求降低地租和用现金代替实物交纳地租。3月10日，起义已席卷整个摩尔达维亚。3月12日，起义在瓦拉几亚以更大的规模兴起。起义农民占领村公所和地主庄园，焚毁租约，赶走大佃户（二地主），并组织了4,000多人的队伍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提出把地主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

(120) Djilas，Land Without Justice．关于巴尔干，见Glenny和Mazower。

(121) 关于土耳其－意大利战争，见Romano。

(122) Paris，p. 99．

(123) 关于军备竞赛，见Stevenson和Hermann［跟作者沟通过，这里是原书错误，应为Hermann——译者］的著述。

(124) 指1917年的十月革命。他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仅次于列宁。

(125) Trotsky，p. 272．关于巴尔干战争的军事史，见Hall。

(126) 该委员会报告已由卡内基基金会再版，The Other Balkan Wars。

(127) Carnegie Endowment，p. 13．

(128) Carnegie Endowment，p. 17．

(129) Carnegie Endowment，p. 17．

(130) Howard，War，p. 71．

(131) 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é）。

(132) 《凡尔赛条约》可在Avalon Project网站找到。

(133) 菲舍尔的观点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表达在他本人所著Griff Nach der Weltmacht的开始数章，初版于1961。

(134) Hamilton、Herweg合著，p. 38。

(135) 见Mayer，他笔触锐利地阐述了战争源自国内问题的主张。

(136) McDonald，p. 218．

(137) Mombauer，p. 151．

(138) Mombauer，p. 107．

(139) Brooke，p. 107．

(140) Kershaw，vol．1，p. 89．

(141) Hamilton、Herweg合著，pp. 502—503。

(142) 通常译作涂尔干。

(143) Hamilton、Herweg合著，pp. 502—503。

(144) Joll，p. 183．

(145) Verhey，p. 64．

(146) Verhey，p. 7．

(147) 关于公众对战争爆发的反应，Becker的研究最为全面。

(148) Callois，p. 164．

(149) 罗马数字中的1914。

(150) Larkin，“MCMXIV”，Collected Poems，p. 127．

卷二
一个战争造就的世界（1914—1945）

4．战争与革命(1)

1914年7月31日，法国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2)的毕业生们获得了军官资格。一名刚戴上阶级章的尉官加斯东·瓦扎尔（Gaston Voizard）被那一刻的狂热情绪所感染，号召同学们发誓会穿着全套制服踏入战场，包括羽毛帽和白手套。之后数周，这队从头华丽到脚的圣西尔军官团就在带领手下朝德国人的机枪挺进的过程中阵亡了大半；这个1914届的毕业班无人幸存到战终。瓦扎尔和同学们一道发誓后一周，格伦费尔家族(3)的弗朗西斯（Francis Gren-fell）和里弗戴尔（Riverdale Grenfell）两兄弟、英王陛下的第9枪骑兵团的军官，带着6匹马、2名马夫以及佩剑加入了英国的比利时远征军。格伦费尔兄弟来自一个古老的军事名门（他们有一位兄长战死于恩图曼），绝大部分人生都用来准备一场他们现在跃跃欲试的壮丽战争。当然，他们没能得到与如此超凡的训练和装备相应的那种战斗。里弗戴尔几乎旋即阵亡；1915年，他的双胞胎兄弟在多次负伤、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死于佛兰德斯。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提醒我们：“每一场战争都啼笑皆非，因为都比预想的要糟糕。”(4)伟大战争或许是所有战争中最啼笑皆非的，因为期许和现实、希望和幻灭、牺牲和成就之间的落差是如此可怕。

欧洲人在1914年走向战争时，坚信自己是正义的、是必胜的、牺牲是值得付出的。“每一方都被自己的理想主义所激励，”英国的资深和平运动成员H．N．布雷斯福德写于1915年，“因为没有哪个政府能指望带领任何人进入战争，除非让人民坚信，要捍卫正当权利必须一战。”(5)为了让战斗能进行得下去，政府不得不维系这份理想主义情怀，宣告战争的必要和正义、承诺己方终将赢得胜利。

“胜利的报偿得要是什么样子，”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开战三个月后质疑，“才能让如此多的鲜血和眼泪得到抚慰？”(6)当鲜血和眼泪汇成洪水，每个国家都被迫要承诺一个未来，让胜利所要求的牺牲显得值得。政客和战略家相信，完全胜利以外的任何选择——也就是说，任何妥协得来的、没有实质性地扩大领土的和平——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达成这种和平的人必然会承受这一后果，或许整个社会和政治体制也逃不掉。无论所服务的政府是何类型——共和制、立宪君主制、独裁——决策者宁可要求其人民承受更重的负担，也不愿承认他们迄今为止所承受的负担是徒劳。这就是所有交战国所陷入的恶性循环：要求的牺牲越多，胜利就越不可或缺，反过来又要求更多牺牲，如此反复，直到某一方最终崩溃。

在1914年，职业军人中有一个广泛的共识：攻势行动是胜利之本。法国战略家让·科兰（Jean Colin）深信“生性不喜欢采取攻势的人绝不能担当军队指挥”。(7)伦敦《泰晤士报》上，查尔斯·阿考特·雷平顿论称工程兵的意义在于开路架桥，而不是筑垒坚壁。“战争是行动、主动和运动。”(8)他坚称，不这样思考，己方士气会低落，敌人则会信心高涨，将把战局导向灾难。一支挖壕坚守的军队“是一支败北的军队”。勇气、活力、纪律是能带来胜利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品质。布洛赫曾写过的武器科技变革——大部分士兵都非常清楚——令这些品质更为重要，就如1905年的日本付出高昂代价但决定性地打败俄国时所展现的那样。

所以，每支欧洲军队都带着一份攻势战略进入战争，意图通过决定性的大战役打败敌人。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是1913年制订的法国第十七号计划（France's Plan XVII），要求将法军集中到东线。十七号计划没有具体说明如何部署这些军队，但其着重的指导原则足够清晰：“集中所有兵力前进，攻击德国军队。”(9)法国动员进展得比预想更顺利。军方曾预计13％的士兵不会向其所属单位报到；事实上这一比率小到可忽略不计。在8月的头十天，4,300辆列车运载着150万士兵抵达铁路网的各个终端，部队从那里向东行军。法国步兵穿着19世纪的制服——蓝色短上装、红色马裤和软帽——在8月15日跨入敌境，遇到坚决的抵抗，开始遭受可怕的伤亡。

虽然伤亡不断增加，法国总司令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将军还是尽一切可能维持攻势，他的统帅如果获得成功，将被视为勇敢和坚决的行动；如果失败，则会被诟为缺乏弹性和浪费兵力。就如布洛赫的预言，士兵的勇气无法战胜现代化的火力；一周之内，进攻陷于崩溃，法军开始撤退，部分单位的损失高达有效战力的80％。对法国而言，开始阶段的战斗是整个战争中损失最沉重的。仅8月22日一天就有27,000名法国士兵阵亡，20至23日间死亡人数超过40,000。开战三周后，第十七号计划破产，法国速战速决的希望彻底破灭。

当法国人成千上万地倒在东线战场，德国人正执行着他们的攻势战略，该计划以其制订者——1891至1906年间担任总参谋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命名。施利芬没有做出详细的行动计划，但明确了胜利所必需的要素：迅速集中兵力于西线，侵入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随后与敌军进行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他坚称：“法军必须被完全消灭。”(10)德国的动员和法国一样顺利。30,000辆列车、65,000辆客运汽车和800,000辆货运汽车把德国25个集团军连带他们的马匹、武器和给养运送到位。但离开铁路网越远，德国人保持攻势就越难。一方面是因为，施利芬的继任者、继承伯父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普鲁士19世纪60年代几场胜利的奠基人）之名的小莫尔特克并不胜任这一职务。但尽管小莫尔特克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根本问题并不是指挥，而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阻力（friction）——环境因素对指挥官计划的阻挠——而且军队越庞大、机动越迅速、距离越遥远，这份阻力就越大。小莫尔特克既无法与部队建立有效通信也不能对部队实行有效控制；只有模糊且不完整的敌军部署情报；在一些关键时刻、关键地区，至关重要的补给没能送到筋疲力尽的部队手中。

当德国人的进攻开始失去方向，霞飞得以成功地从十七号作战崩溃的混乱中恢复。面对潜在的灾难，他以超凡的冷静从战略预备队和败北进攻部队的残余中组织起一支有效战力。利用德军南进时暴露出的侧翼，法军在9月5日于马恩河一带发起攻势。经过一场为期四天的血腥战役，德军的前进脚步被阻止，进攻势头被粉碎，速胜的可能已荡然无存。现在，施利芬计划和第十七号计划一样已无法执行。接下来的数周，双方都试图重新抢得先手，但到12月中旬显然都动弹不得了。从瑞士边境到英吉利海峡，英法联军在一条工事化的坚固阵地所组成的战线上与德军对峙，这一战线在以后近四年中都没怎么变动。

按照施利芬的假设，德军会在东线进行防御战，直到在西线摧毁法军为止。但东线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状况：8月底，匆忙应召恢复现役的66岁老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指挥德国第8集团军在坦能堡战役中漂亮地击败了一支人数占优的俄国军队。作为那年唯一一次胜败分明的战役，坦能堡令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成为民族英雄，但没有令德国赢得东线的战争。在此后三年的战斗中，东线和西线的本质差异在于空间：西线战斗集中于相对狭窄的区域，发生在双方高度工事化的阵地之间，基本没有机动性；而东线是一条从罗马尼亚到波罗的海的长达数千英里的战线，那里仍有可能进行机动、运用谋略。尽管如此，东线还是和西线一样，让交战双方陷于一场消耗战，胜负结果只有等精疲力竭的俄军崩溃后才能揭晓。

德法在揭幕战中不约而同的失败令19世纪军事思想所依靠的体制基础和理论前提毁于一旦。温斯顿·丘吉尔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战争，而是国与国之间的殊死搏斗”。(11)在个人生死的两极和国家存亡的两极之间，战争发展出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克劳塞维茨著名的战争定义被颠倒，政治已成了战斗的辅助，外交成了另一种追求军事目标的手段。

战争的真正本质可以在西线见到，那里，随一塌糊涂的1914年攻势而来的是三年半不折不扣的僵持。军事上，造成僵持的原因实在简单：铁丝网、水泥工事、机枪和速射炮给防御方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对必须穿过开阔地的进攻方极为不利。从壕沟里向外观察，恩图曼的胜利者——当时的国防大臣基奇纳勋爵坦承：“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不是战争。”(12)但将军们不能什么也不做。这也许不是他们想要的或预期中的战争，但还是不得不去打的仗。首先，军方希望大规模炮击足以摧毁防御方的战斗意志，从而让他们无力化；但尽管能取得暂时的成功，没有一方能把战术胜利转为战略胜势。防御方总是能重建阵地，对过分突出、有时被孤立的敌军发起反击。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两方都已开始发展新战术，把速度、分散化指挥和机动火力结合到一起；但那时的德国已经输掉了这场消耗战。

西线拖延不决的巨大痛苦和那些杀戮战场的名称一起回响着，现在仍能唤起人们的回忆，记起战争毁灭性的代价和可怖的徒劳无益。对英国人来说，1916年夏沿索姆河所进行的战斗是一战的典型象征。(13)其计划者是英军新任指挥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爵士，他确信自己的计划能赢得战争。黑格的炮兵在6月最后一个星期毫不间断地猛击德军阵地；7月1日，13个英国师跃出壕沟发起冲锋，其中大部分由响应去年基奇纳的号召(14)志愿入伍的士兵组建而成。他们很快发觉黑格的预想完全不对。敌军的铁丝网仍彼此相连，堡垒大半完好，战意没有动摇。在发起进攻的100,000人当中有20,000阵亡，很多人死在离自己的壕沟仅几步远的地方；另有40,000人受伤；冲到德军阵前的人寥寥无几，最终也被击退。

若索姆河是英国人的坟墓，那么凡尔登就属于德法。如黑格的攻击战，凡尔登战役在计划中应是决定性的、能赢得整场战争的交锋。德军指挥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15)选择历史悠久的凡尔登要塞作为战场，因为他相信法国人必定不惜一切代价来守卫；他的目标不是占领这片拱卫城市的要塞群，而是造成法军伤亡。一旦法国人失血而亡(16)，英国人也将被迫求和。战斗从1916年2月持续到10月。因为部队像走马灯一样在凡尔登进进出出，很大一部分法军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我在凡尔登打过了”［J'ai fait Verdun］(17)是法军士兵的一句流行语）。“打”凡尔登就要从巴勒迪克市（Bar le Duc）赶到战场，沿途的公路是“神圣通道”，每隔14秒就有一辆法军车辆驶过，24小时不间断。战场在新来者眼前展现出一片难以置信的毁灭光景：一片片树木、一排排房屋、一座座村庄都被夷为平地，形成一块广袤的废墟，散发着人畜尸体的味道。至10月末，德军伤亡达330,000，法军为379,000。最终德国人不得不放弃在此战役中所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这场战争仍有两年要持续。

在能表现出凡尔登之恐怖的数据中，最让人恐惧的也许是这个：法军379,000的伤亡里，有100,000多被列为下落不明。当中有些人大概是逃兵，但大部分是被炮击埋入土里或炸成了渣，尸体无法找到或无法辨识。整场战争的130万法军战死者中有大约300,000无法辨认身份。(18)这些数据指明了一战所有战斗的本质，伤亡主要是由炮击导致的，也许达70％；不到1％来自刺刀或佩剑，其余为枪弹。大部分杀戮没有照面：士兵看不到他们所杀的人，也见不到杀死他们的人。而且杀戮无休无止；机械构造不受人类耐力的限制，只要弹药足够，火炮能持续几小时乃至几天倾泻炮弹。同时，枪炮杀伤的偶然性冷酷无情：在某个远离前线的平静地区，死亡会突然从天而降；在壕沟里，有的人就这么死去，而其他人站在周围却幸免于难。一般来说，一名士兵能保护自己的办法很少或根本没有：枪炮一视同仁地杀戮，对久经沙场的老兵和笨手笨脚的新兵都一样。炮兵火力的持续性和明显的随机性，加上其导致的无力感，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相当大的持续伤害。曾有两年半担任皇家火枪队（Royal Fusiliers）医护官的莫兰勋爵（Lord Moran）冷冷地评价道：“烈性炸药对壕沟中的人来说就好比酸性测试；它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在那一刻之前所不了解的自我。”(19)

莫兰在二战期间作为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医生写了《勇气的解剖》（The Anatomy of Courage）一书，把勇气定义为“意志的力量，所有人都有穷尽的一刻……一个男人的勇气是他的资产，而且一直被他消耗。这种消耗就像银行划款，也许是前线的日常开销，也可能是突然支取一大笔款项，会让户头难以为继”(20)。每支军队都有人因为耗尽了勇气的储备而不能或不愿继续战斗；有时，他们是“弹震症”的受害者，表现出各种症状，包括极度焦躁、失眠、幻觉和谈话能力或听力的明显丧失。如果患弹震症的士兵够幸运，他们会得到人道的对待，但通常只能接受简单粗暴、以强迫他们尽快返回前线为目的的治疗。在某些情况下，弹震症被视做诈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枪决。

有多少士兵罹患弹震症？也许因一颗至近弹或一次特别猛烈的轰炸而受到短期影响的人数量极大，但完全丧失战斗力的人看来相当少。以帕斯尚尔战役为例，这是英军从1917年7—11月在佛兰德斯发起的一系列攻势；50万军队中，当局仅报告了5,346起弹震症病例，大约占1％。(21)无疑，对于参加这场战争的人，最令人惊叹的事情不是有些人被压力打垮，而是大部分人挺过来了。

尽管如此，士兵承受痛苦的能力还是在1917年显出到达极限的迹象。在一整年中，每条战线都爆出麻烦，这是军纪开始瓦解的不安征候。5月，一些法国部队抗命，拒绝进入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的阵地；10月，卡波雷托（Caporetto）的意大利军队崩溃，一个整团向大胆敢干的德军中尉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投降；11月，在伊普尔（Ypres）山脉一带的血腥拉锯战后，英军中不服军纪和酗酒事件数量上升。但除了俄国，每支军队都恢复了军事效率。贝当（Pétain）将军明智地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得以孤立并镇压法军哗变；英国不费力气地重建了军纪；意大利人集结军队，成功阻止了德国人的推进。在战争最后12个月中，大部分士兵虽然面对危险、不适和死亡，还是坚守阵地、服从命令、继续战斗。

甚至士气最高昂的军队中也存在强制元素。伟大战争期间，每支军队都有督战队，其任务是贯彻军纪。站岗时瞌睡、畏敌不前、危险时逃跑，都可能遭到严惩，包括死刑。(22)军官会直接射杀抗命者，但这种情况很罕见；大部分时候抗命者会被送交军事法庭。战争期间，法军处决了大约600名士兵，意军750名，英军400名，德军48名。因此，只要秩序和军纪在大体上保持完整，抗命的代价就会十分高昂。唯一可能逃脱军事约束的办法是当逃兵，这意味着投靠敌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危险的行为，在堑壕战中尤其困难）或试图在远离战场的某处藏匿。一些脱走兵成功逃到中立国或在家乡隐姓埋名。可多得多的人被抓获、审判、严惩。

有那么一些人对战斗所带来的灾祸和可能性感到高兴。比如德国作家、战争英雄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记得他进入战斗时“浑身沸腾着疯狂的怒火……杀意汹涌如潮，使我脚上生翼”。(23)但大部分士兵带着令他们不快的决心而非杀戮的狂热战斗，因恐惧、习惯和对亲密战友的忠诚履行职责。爱国主义的象征、英雄主义的回报、祖国的感谢，在国内的诱惑力比在战场上更大。伟大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法军下级军官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不觉得勇气要依赖爱国情感：“除了最高尚和有智慧的人，只有极少数士兵在英勇作战时想着自己的国家；他们受个人荣誉感指引的时候要多得多，这一荣誉感被集体所强化时会非常有力。”(24)

在战场，祖国仿佛远在天边，爱国主义抽象空洞；对一个士兵最重要的是与他并肩的战友，他依赖这些战友，如果必要，也会为他们承受痛苦乃至死亡。有时，战友间的情谊最早建立于和平时期的协会、同乡关系、俱乐部乃至职业组织。英国“兄弟团”（Pals regiment）就是如此，由一起入伍的志愿兵、同一个板球俱乐部或保险公司的成员、同一家银行的职员或同一所学校的教师组成。但就算没有战前基础，初步的集体忠诚也可通过共同的训练经历和共有的战场苦难来建立。一个人不用热爱战争就能热爱自己的战友；在有关集体忠诚的叙述中，恐怕再没有比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更富诗韵的了，该作描述了战争对人命的无益牺牲和战友情谊的隽永之美。

原始的集体忠诚本身不能保证一支军队的有效战力。为了让其成为凝聚力的源头，强化马克·布洛克所称的士兵“个人荣誉感”，必须把小集体的忠诚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化网络——一个统一的指挥结构、运转良好的文明社会、相对高效的补给系统——给忠诚提供方向、纪律和立场以及战争所必需的物资。如果这一网络运转顺畅，士兵们一般会保持战力和战意，哪怕渐渐淡忘战争更重大的意义。但若这一连接军队和社会的复杂网络无法维持，那么士兵会开始怀疑他们所经受的一切是否公平，他们为之努力的目标是否正义，战争的成功是否可能。当这种情况发生，使军队凝聚起来的原始集体忠诚也能让军队抗命、哗变和解体。

和诺曼·安杰尔一样，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将军认为一场大战会毁掉欧洲的经济。这就是为何施利芬战略计划的制订基于一个假设：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国的存续建立在不间断的贸易和工业之上”。(25)正因为假设未来的战争必须短促，施利芬才确信战争必须准备周详、速战速决。大部分普通欧洲人同样假设战争会在几周内结束。1914年，未来的英国首相、当时的18岁牛津在读生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最大的担忧是失去成为英雄的机会（麦克米伦后来获此良机，服役于英国近卫掷弹兵团，表现杰出，还在索姆河之役负伤并差点丧命）。1914年8月中旬，离开战还有两周，一份英国报纸登载了德累斯顿音乐学院1915年春季音乐会的广告，向读者承诺会提供更多关于入场票购买的信息，“因为预期一切会迅速恢复如常”。(26)9月，《经济学人》（Economist）解释了“为何说在经济和财政上，以目前的规模再持续交战多个月份是不可能的”。(27)

既然大部分专家都相信战争长不了，他们当然相信战争会依靠各国现成的人力物力进行。所以每个国家都维持着一支庞大的预备役军队，离不开堆积如山的装备。当事情变得明朗化、补给品的消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得多时，军方就束手无策了。“别拿经济学烦我，”小莫尔特克刻薄地叱责一名警告他弹药储备快见底的副官，“我正忙着指挥。”(28)当霞飞得知士兵的软帽应替换成钢盔时，他回答，等这些钢盔造出来了也就用不上了。

费迪南·福煦，战前属于最能言善辩的攻势哲学倡导者之一，在回忆录中反思了从战斗最初几个月中学到的东西。他开始明白，一支军队胜利的前景，是“军队能够运用的机械引擎的产物。无论多么英勇，赤手空拳的人无法改变战局；因为没有机械装备他就毫无力量”。(29)只要及时供应燃料和弹药，机器就能履行职责而不受制于血肉的脆弱。但如果补给线被切断，这些高效的杀人机器将成为一堆废铁。将军们无法如期望那样赢得1914年的战役，战争机器在这场斗争中立下了自己的钢铁逻辑。

最至关重要的机械是速射加农炮，没人事先料到它对弹药永不餍足的需求。当战争开始，德军每门加农炮配有1,000发炮弹。考虑到5个月之久的1870—1871年对法战争中，每门炮射出了大约200发，这似乎绰绰有余，可实际上仅够用6周。法国的情况并不更妙：军队的弹药储备在一个月后少了一半；法军每天平均发射80,000至100,000发加农炮弹，法国工厂的日产量不超过12,000发。当战争陷入泥沼，对枪炮和弹药的需求持续增长。例如，1916年6月24日至7月1日，1,400门英军火炮向索姆河的德军阵地打出了150万发炮弹——攻击开始前一个小时内就打出25万发。1918年间，大部分火炮一天射出的弹药相当于战前预计三或四周的量。那时，法国工厂大约每月生产1,000门加农，每天生产261,000发炮弹和600万发子弹。(30)

除了弹药，士兵还必须要有面包和军靴、绷带和毯子、锅碗瓢盆和冬装、蜡烛和香烟、肥皂和袜子。根据估算，每周德军消耗6,000万吨面包、13,100万吨土豆和1,700万吨肉类。(31)在战争进程中，英军士兵使用了30,000英里长的法兰绒布来清洁步枪；为了给记录拉锯战情的成吨文件盖章，他们的军官申请了50,000个橡皮图章。

为供应他们的士兵，军队建起一套广阔稠密的交通系统。英国人铺设了近7,000英里铁路来支持其在法国的军力。1914年以前罕用于军事领域的卡车，那时成为连接铁路终端和前线不可或缺的工具，汽车和摩托车也是载人和传信的必备载具。飞机是另一个新发明，在侦察敌军阵地、支持地面部队、轰炸民间目标方面变得愈发重要。截至1918年，英国工厂共组装出25,000架飞机，法国24,000架，德国17,000架。但就算在那个机械时代，马匹依旧如千百年来那样为人类的战争承担重负：1917年，英军在西线有520,000匹马和230,000头骡子；英国在整个战争中损失了大约25万匹马。

在1914年，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为将面临的战争做好了准备；全都只得为史无前例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火速进行剧烈的调整。和平时期的生产不得不为满足军事需要转型；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从生产摇篮和自行车的企业转移到可以造出机枪和飞机的公司。为找到填饱战争机器所需的资源，每个国家的经济都面临严重困难。大量青年被动员入伍，离开工厂和农田；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混乱，阻塞了原材料的供给；而最严重的是国土被占领或无休止的战斗带来的损失对经济基础的消蚀。例如，德国人成功的初期攻势令法国失去了一些最有价值的工业区。士兵们在每条战线大肆破坏村庄、捣毁矿场、使农田染毒。

“我们已经发现，”H．G．韦尔斯在战争中写道，“现代经济组织本身就是一台战争机器。”(32)主宰战前经济生活的法律体制和商业结构不足以让这台机器维持运转。供求、盈亏、相对自由的资源流动，全都与战时无情且持续的压力不兼容。无论长期来看市场能多么高效地分配资源，它们无法在国家存亡岌岌可危时获得信任；当生存以外的一切都不重要时，长期这类概念根本没有存在余地。战时，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评道：“精妙的比较优势理论愚蠢得不值一提。”(33)就像军方对战略和治国关系的传统观念，民间视为理所当然的市场效率和趋利避害调节机制也成了战争的早期牺牲品。

最早理解战争将对国家经济造成何种后果的欧洲人之一是瓦尔特·拉特瑙，一位工业巨擘后代(34)、业余哲学家，也是拥有强烈爱国心的德意志人。早在1914年9月，当马恩河之战如火如荼之际，他就致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称德国所面临的是一场困难的持久战；随后劝说军部让他主持一项战时生产计划。拉特瑙及其同僚用了6个月的时间，通过调控制造业、管制重要原料走向、设法克服英国海上封锁带来的限制，建立了德国战时经济的基础。最终，每个交战国都不得不建起确保战争物资生产、配给必需品、管控劳动力市场和控制物价的体制。每个国家的对策都略有不同——例如，只有德国军方如此深入地参与经济计划和调控；没有哪个体系完美无缺、公正廉洁、杜绝浪费。但所有的体系，包括俄国的，都足以支撑其战场上的军队。

要让韦尔斯所称的“战争机器”维持运转，各国仅仅调控经济活动还不够。欧洲人曾经往来便利的各国边界现在戒备森严；护照成了国际旅行的必需品。客居敌国的人面临监禁或驱逐；外国居民必须办理新的身份证。各国限制人员流通、配给食品、强制推行素食日、为节省能源实行日光节约时制(35)、为增加生产力——并减少社会骚乱发生的几率——限制酒吧提供啤酒的时段。通过这般干涉日常生活，国家为监控体制打下了基础，这一体制将持续到战争压力消失之后。平民社会再也无法恢复往昔。

在所有社会监控中，信息管制的重要性首当其冲。没有一个国家把战争起因、性质和进展的真相告诉国民。每个政府都发表文件宣称是被迫参战。从战场发来的官方报告往往同真实情况大相径庭，就像伦敦肯辛顿公园里陈设的干燥整洁的堑壕模型一样虚假。关于战争，能写什么、能报道什么遭到严密的控制，既有民间审查也有军方审查。出格的报纸可能被永久停刊；批评政府政策的杂志文章和书本会被查禁。为了防止出现使人丧气的前线新闻报道，一套严密的军事审查体系设立起来。在生活中长久以来就伴随着监控的俄国，这一体系更是极度膨胀：1914年前，全国警方每年拆阅大约380,000封信件；战时，某一军区的审查委员会三天内就启封了同样的数量。(36)

在封锁坏消息和批评意见之余，每个国家都处心积虑地强化民众对战争的忠诚心。政府向来都意欲左右民意，用耀武扬威的仪式和庆典，也利用学校、竞选活动和报纸。而战争令这些努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正如战争让国家把更多精力投向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管控。宣扬爱国主义道德、丑化敌方的政治宣传成为每个国家作战的必要组成部分。

“战争情报”官员制作成百上千的小册子和海报、组织集会和游行、安排战争英雄面见公众、展示缴获的武器。电影是俘获公众想象力特别有效的媒介；法国政府拍摄了600多部新闻片来描述其军队的光辉事迹。(37)每国的政宣计划都力图丑化敌人。英国尤其擅长把德国人描绘为野兽——猩猩般的巨大生物，戴着有刺的钢盔，经常拖着女性尸体在宣传品上登场。开战最初几周德军在比利时犯下了暴行，这些报道很快就被盯上、放大，用来表明这些“匈奴野蛮人”的非人本性。事实上，各方都能从对手身上找出一些残暴的故事说说，一部分——例如关于比利时的恐怖传闻——有事实依据，其他都是仔细编撰的弥天大谎，为的是让敌人显得灭绝人性。

绝大多数的欧洲作家、艺术家和学者都孜孜以求地用他们的才华和威望来诋毁敌人、为本国的正义立场辩护。他们的努力确实影响了一些人，有助于确立己方战争的正当性。但比起有名知识分子的公开言论，更贴近民众的思想工作者的指导更有分量：教师、牧师、记者、工会领袖，还有民众寻找信息和指引时首先想到的公职人员。这一地方协调网帮助社群忍耐战争的压榨、伴着战争的悲哀和不定生活、接受战争所要求的牺牲。

政治宣传的效果有多好？速战速胜的希望破灭后，民众对战争的广泛热情持续了多久？在一些地方、一些团体中，热情从未减退。记者和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写下了自己在战时德国的童年生活，在这些引人入胜的记述中，他描绘了自己和伙伴们是如何关注记录着官方所谓大捷的前线战报，仿佛战争是某种了不起的惊悚游戏。(38)每个国家都有痴迷于胜利美梦、为他们勇士的英雄事迹弹冠相庆的爱国者。但就欧洲整体而言，法国伊泽尔（Isère）省（département）的状况或许才是更普遍的现象，该地居民从未抱有爱国主义狂热，而坚持着严肃的信念：战争是正义的、必须获胜、无论代价多大的胜利都好过失败，并以这样的信念看待一切。

就如坚强但顺服的伊泽尔庶民，百万计的欧洲人继续支持这场战争。他们让工厂维持运转、收割作物、送别又一队家乡的青年进入战场。除了俄国，广泛的战争支持几乎持续到最后一刻；甚至在战败国，只有当军事崩溃的兆头确凿无疑地出现后，社会矛盾才产生。哪怕战争给每国人民增加了巨大的负担，国家权力和民众一生养成的习惯结合，还是令社会保持着整体性。

有诸多幻象在1914年破灭，倘若欧洲爆发战争，士兵和平民能泾渭分明、区别对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提到，1899年海牙会议是如何探讨了保护非战斗员——不光是平民，还有战斗中的伤员和俘虏——的一切方法。同时，代表们、尤其是德国代表，坚持只有穿着制服的士兵有权持有武器；非正规武装既非士兵也非平民，所以应被视为流寇，不受民事法和军事法的保护。把国家授命下行动的士兵和平民加以区分，是在文明社会中限制武力的大量成套举措之一；和平时期的民间秩序依赖国家对暴力的独裁；战争中的合法暴力应仅由军事编制人员使用，也仅限对他们使用。

战争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这一切。几乎就在开战之时，交战各方马上抛弃了回避民间目标的念头。1914年8月底，一艘德国齐柏林飞艇在巴黎投掷了一颗炸弹，造成一人死亡。此后双方都反复攻击对方城市。例如，1916年6月，若干法国飞行员直接命中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一座马戏团帐篷，杀死154名德国儿童；1917—1918年，德国飞机对伦敦扔下300吨炸弹，杀死1,413人。(39)德国潜艇击沉开往大不列颠的船只，导致平民罹难——1915年5月，英国越洋邮轮“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鱼雷击沉，1,200人随船葬身海底，大部分是妇女儿童。那时，英国已形成对德海上封锁，其目的是让德国民众陷入饥荒；这一封锁一直持续到1919年夏，造成上万人死亡，身患重病的更要多得多。尽管没有国家能够像二战中那样系统性地毁灭某个文明社会，但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么做会带来优势。“远距离轰炸，”英国总参谋长在1918年1月写道，“只有在间隔短暂、频繁造访，从而对每个被轰炸地区造成持续紧张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大的士气打击效果。”(40)这位官员如此客套地用“造访”来形容的行为，包括对过着平常生活的普通男女倾泻成吨的爆炸物。

每一条战线都把非战斗员卷入暴力的旋涡。当数百万大多没有战斗经验的男性步入敌境，他们行差踏错、反应过激和惊慌恐惧的可能性非常高。德军1914年夏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是研究最详尽的战时暴行案例，这些入侵者杀害了6,000多平民，通常是对所谓“游击队”袭击的报复，而这基本都出于臆想。(41)哈布斯堡军队在塞尔维亚西北部所干勾当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残暴血腥程度丝毫不差。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平民被屠杀，手段往往极端残忍。瑞士犯罪学家R．A．赖斯（R．A．Reiss）教授在这几起暴行发生后立刻着手调查，留下了有关战争狂暴破坏力有史以来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记述之一。在肃穆地描述令人发指的残忍事件之后，赖斯做出结论，这些士兵精神正常，“私生活中可能都是友善之辈”，因为生怕自己成为被屠杀的一方，有生以来头一次犯下“集体性施虐狂”一般的行为；于是，“第一次见到血腥之后”，他们转变成“嗜血的野兽”，毫不迟疑、没有理由地折磨戕杀受害者。(42)

暴力的阴影潜伏在每一处平民任外国军队摆布的地区——被俄国占领的东普鲁士，被法国占领的阿尔萨斯，被德国占领的比、法、俄部分区域。纵火、强奸和屠杀就像食腐动物般跟随着入侵者的脚步，所到之处尸骸遍野、生灵涂炭。

战时对平民犯下最恶劣暴行的不是别国军队，而是国家授意的刽子手，针对的是自己的国民。1915年4月，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政府制定了一项系统性灭绝亚美尼亚少数民族的行动计划。数以万计的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驱逐，处境之残酷和凄惨难以形容。有少数人得以避难，但大多数死于正规军、宪兵、准军事组织、盗匪和普通国民之手。就像这类事件的所有统计资料一样，被害者的确切人数存在争议，也肯定不尽准确，但很明显，1915年夏，这个帝国几乎所有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社群都被不折不扣地消灭了。(43)

虽然1915年的种族灭绝是亚美尼亚人和奥斯曼人长期复杂的历史关系的一部分，但要是没有战争导致的暴力和混乱的大环境就不可能发生。对这些毁灭性的政府行为，其他欧洲国家不是保持缄默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奥斯曼的德国和奥地利盟友不愿干涉，敌方的法国、英国和俄国则显然干涉不了。欧洲各国袖手旁观种族灭绝的悲剧上演，这不是20世纪的最后一次。

战争头三年，俄军让多达600万国民流离失所——大约为人口的5％。其中有一些是被蔓延数千英里的东线战火所波及；其他人是跟着撤退的俄军一起逃往东部躲避敌人。大部分难民是被迫离开的，因为政府意图在战区清理“不可靠”的群体。德意志人被流放到东部，土地和财产被充公，哪怕当了几代俄国臣民也不能幸免。1915年1月，军队命令“所有犹太人和可疑分子”离开作战行动区域。(44)高加索的吉普赛人和穆斯林，波罗的海诸省居民也是强迫移民的受害者。在俄国城市，暴民袭击犹太人，纵火焚烧店铺，因为店主的姓名带日耳曼发音。

各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能够利用敌人内部的民族矛盾。例如，奥斯曼宣称他们在对敌人进行一场圣战，希望能动员起俄国和英法殖民地的穆斯林。英国的成果更大，说服阿拉伯领袖加入战局对抗奥斯曼帝国，承诺将给予民族自治权作为回报。1917年，英国政府还呼吁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希望能召集犹太人支持英国及其盟友。和其敌人一样，德国也玩弄民族分裂的把戏。1916年4月，他们试图煽动一场由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爵士(45)领导的爱尔兰叛乱，但凯斯门特以叛国罪被逮捕和绞死，叛乱也迅速告终。德国人的另一些行动更成功一点，在俄国西部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中煽起了反抗，并利用了比利时佛兰德斯人和瓦隆人之间的仇恨。

战争打破了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分界，这一分界是欧洲各国社会秩序的传统来源。每个交战国都相信搅乱敌国内务是战争中必要且适当的手段之一。若能说服一个本可能成为士兵的人去反抗政府，就不必费事击毙了。“就如我有权将炮弹射入敌人的战壕，”德国将军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写道，“我，作为他们的敌人，也有权用政治宣传来对付他们。”(46)霍夫曼本人参与了一起后果最为深远的敌国内政干涉事件，1917年3月，德国决定用节密封火车车厢把V．I．列宁（V．I．Lenin和三十来名俄国政治逃亡者从瑞士送回他们的祖国，希望他们能加剧因帝制崩溃而爆发的政治动乱。

1917年初，俄国面临军事、社会和政治动荡相互交织的局面。虽然三方面的危机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但全都是直接和不可避免的战争产物。装备简陋、指挥差劲的俄军在1914—1915年遭受了巨大损失，随后，虽然以非凡的坚韧恢复元气并继续战斗，但没有赢得过一次决定性胜利。至1916年末，军队士气低下，数百万士兵渴望和平。同时，城市社会遭受着战争压力的磨难，基础设施破败、食品供应严重短缺。战场上的损失和家园内的穷困滋养了社会不满，不断加深着政治信用危机。君主制所获的支持被沙皇的无能削弱，更被他身边人的腐朽和叛国流言削弱——皇后和作为沙皇精神寄托的圣僧拉斯普京（Rasputin）。1916年11月，国家杜马中的一名自由党成员用一番发言令政治精英们心有戚戚，他列举了俄国最近所遭受的每一起灾祸，并在每一条当中插入同一个不祥的问句——“这是愚蠢，还是叛国？”(47)

1917年2月，彼得格勒市零星的抗议迅速升级为大规模全面叛乱。城市守备队拒绝镇压，于是罗曼诺夫（Romanov）王室数百年的统治走到了尽头，被一个温和改良主义者领导的临时政府取代。二月革命的成功是政治精英和上百万普通俄罗斯人组成自发联盟的结果，可胜利来得太轻易，从而掩盖了其中的问题：前者反对沙俄进行战争的方式，而后者反对战争本身。一俟临时政府试图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打算把性命攸关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推迟到获胜以后，这两个团体间的异见就浮出水面。政治示威在城中持续，农民打劫领主家宅、夺取土地，士兵哗变、袭击军官、串通敌人、当逃兵的越来越多。一名军官写道，“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已在他和部下之间产生。“在他们眼中，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败北”(48)。

4月6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他以极其罕见、不顾一切的坚定态度，要求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抓住战争所奉上的革命良机。不像欧洲社会主义者中的主流，也不像他的很多同志，列宁觉得所有交战国都没有区别；他完全反对临时政府号召人民同德国军事主义抗争、保卫俄国刚赢得的自由。但列宁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也像他一样视战争为正当的政治手段——但对列宁来说，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而非国与国的斗争。列宁相信，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战争扮演了进步的历史角色，摧毁了反动势力、削弱了镇压进步的机构、动员了大众。他的目标是将现有的战争转变为一场革命风暴，让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包括欧洲以外的殖民地人民动员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统治者。因战争的特殊环境，布尔什维克现在有可能夺取俄国政权，从而助燃这场席卷全球的熊熊大火。除此外的一切都不重要。

为掌握权力，列宁支持民众要求，即政权交给苏维埃（二月革命中自发起义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组成的委员会）、立即退出战争、土地分配给农民——尽管这些政策很有可能带来政治混乱、国家耻辱和社会无序。同时，列宁启动了革命的滚滚洪流，凭借手下小而精干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架空了弱小的临时政府，掌握大权，等待全球革命爆发。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就浸满对手的鲜血。推行暴力的正是列宁本人：例如，1918年8月，他指示奔萨（Penza）市的同志，应当“绞死（一定要用绞刑，这样人民才会看到）至少一百名富农、权贵和吸血鬼”。他断然否定任何旨在限制对阶级敌人使用暴力的尝试：“我们正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必须振奋精神，以恐怖来对抗反革命分子。”(49)当俄国权力斗争日趋激化，暴力的旋涡也更形狂野——不是机械、非人、随机的西线暴力，而是人与人、面对面、直接施加的暴虐，是一种诞生于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愤怒和敌对，同时也被新政体所鼓励和煽动的暴力。

1918年秋，列宁的革命似乎正向西蔓延，把脆弱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日趋激进的中欧大众联合到一起。9月底，德国统帅部意识到败局已定；英法军队顶住了德军最后一波绝望的攻势，而且现在得到越来越多美国生力军的增援。当将军们为逃避日渐临近的失败责任争吵不休，德军军纪和德国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都开始动摇。11月的第一周，当停火谈判进行之际，不安在中欧扩散。威廉二世皇帝逃亡荷兰，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被解除指挥权；另外，显然是对俄国的例子亦步亦趋，士兵、水手和工人自发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出现在摇摇欲坠的过渡政府面前。从莱茵河到俄国边境，红旗点缀着政府建筑，手持武器的士兵和工人巡逻街头。

尽管伴随军事失败而来的政治动荡席卷中欧和东欧，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仍仅限于俄国境内。虽然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的帝国就像罗曼诺夫帝国一样没能苟活到战后，19世纪各国和社会的基础制度却在一战后变得比许多人曾经希望、许多人曾经惧怕的还要坚固、协同一致和有弹性。考虑到战争在战场和家园给数百万欧洲人施加的苦难，1917年初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不满完全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没有更早爆发、没有持续更久、也没有更彻底地颠覆一切。

但是，虽然战争没有造成一场足以摧毁欧洲社会、经济和法律秩序的强大革命，它确实弱化了1914年前构成欧洲人生活的价值观和体制。合作、妥协和克制的惯例在1815—1914年间有助于约束欧洲各国的冲突，现在这些惯例不复存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曾提高生活水平、促进欧洲大片地区的政治稳定，现在这一引擎被四年的毁灭和乱局严重破坏。国家维持秩序的能力大大削弱，在很多地区甚至连暴力垄断权也受到严重挑战：暴乱、政治暗杀和革命威胁再一次萦绕欧洲人的脑海。人们还是能够引导自己的人生、为了生存的意义和目标安家立业，并希冀一个兴旺的现在和安全的未来，这些尝试并没有因改变受到阻碍。人们必须在一个看不到恢复希望的破败世界中追求私人的幸福。

1918年后，战争在欧洲文化中的地位发生了转移。19世纪的长期和平中，大部分人接受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哪怕他们带着对和平的期待生活。大规模征兵制下的军队既要求文明社会的基础，也要求在这一社会中植入时刻准备战争的精神，故而依赖于这个可能性与期待、准备战争与希望和平的微妙平衡。一战毁灭了这些平衡，在民间价值观和体制、军事价值观和体制之间割裂出一条深渊。对数百万欧洲人——可能是大部分欧洲人——这场战争证明了诺曼·安杰尔预言的悲惨事实：战争得不偿失。他们相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另一场欧洲冲突发生。但还有一些人——少数派，却是好战和积极行动的少数派——认为战争有带来新生的价值，并以此为信仰。可见，在20世纪20—30年代，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都变得更茁壮、政治上更活跃，也都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

5．20年的休战期

1918年11月11日，破晓前几个小时，西线对峙的各军如往常一样派出突袭小队；在一些区域，大炮持续轰击到10：59。随后，11:00分毫不差，一切陷入沉寂，交战国之间艰苦谈判达成的停火开始起效。少数士兵爬出战壕，穿过无人焦土去拥抱以前的敌人；还有的人四下找酒喝；更多的人留在原地，仍无法确信战争真的结束了。当然，在世界很多地方，战争并没有结束。欧洲中部、东部以及中东的战火又肆虐了三年，武装起来的人们争夺霍亨索伦、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奥斯曼帝国崩塌后的残骸。别处的暴力于1918年停滞，却只是为了再度燃起，就像余烬未熄的林火。

1919年上半年，和平会议在巴黎举行，该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给一个因战争摇摇欲坠的世界恢复秩序。(50)虽然所有战胜国都正式参加了会议，主导方却是三大强国的领导者，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英国的戴维·劳埃德·乔治和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最终协定表现为一系列强加在战败国身上的条约，是三巨头痛苦妥协的产物，每一方都带着截然不同的利益动机、经历和决不让步的政治诉求来到巴黎。就如屡屡发生的情况一样，决策者把不在谈判桌上的人的利益作为妥协的筹码。1919年首当其冲的牺牲者是战败方，尤其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被强加了一份条件苛刻的和平协议；随后是三巨头较弱的盟友，例如意大利和日本，并没有获得他们本以为得到承诺的领土作为补偿。

会议的伟大成就是中欧和东欧版图的重划，以若干国家取代了哈布斯堡帝国，这些国家大致以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建立；这一结果确实存在细节上的缺陷，但大体框架却是非同寻常的持久。考虑到和平创建者之间的分歧、他们所面临的任务之重大，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这一安排的缺陷更多来自贯彻执行中缺乏一致，而非安排细节上的问题。威尔逊在谈判的关键环节赢得了主动，却无法说服美国议院批准条约。所以，虽然经济上美国参与程度很高，但没有为和平提供政治或军事支持，也没有加入威尔逊曾寄予厚望的国联。英国签署了条约、加入了国联，但旋即对和平解决方案产生疑虑。例如，伦敦政府准备担保法国的安全，但不管新成立的东欧国家。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原是反德协约国成员，现在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意大利和日本虽然属于胜利方，却对现状深切不满。无需赘言，战败国眼中的和平方案不仅不公正而且根本不合法。这样一来，只有法国是唯一全心全意支持战后秩序的强国，可它还因战争付出的人力财力大大削弱。

对这一秩序最可怕的威胁自然是德国。虽然在战场上败北、武装力量严重受限、经济被支付给协约国的巨额赔款以及战争本身的报应所拖累、政府不断受攻讦、社会在冲突中挣扎，可德国仍然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事实上，虽然在1918年很难看清这一点，可奥匈和沙俄帝国瓦解、法国和意大利经受损失，令德国的相对（relative）实力比战前更强。德国会如何运用这一实力取决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斗争双方是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中道守护者和极左极右政敌。只要温和派如1923—1930年间那样主控德国政府，欧洲的和平就有指望。当他们的控制力像1919—1923年、1930—1933年间那样松动，和平就受到威胁；而当1933年温和派彻底败给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欧洲和平就只剩下绝望。

战争于1918年11月结束之际，大部分德国人相信他们赢了。难道不是吗？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军队占据了东欧大片土地，并牢牢钉在法国腹地，某些部队离巴黎仅60英里。他们没有意识到春季攻势的失败已让军队难以为继，也计算不出西线不断增多的美国人对士气和物量对比的影响。停火协议签署后，德国人对胜利的期望瞬间消弭，同时破灭的还有让他们忍耐整整四年痛苦的种种希望。“我们以为自己是罗马人，”当时某人说，“其实我们却是迦太基人。”(51)怎么会这样？许多德国人相信，他们的无敌之师一定是遭到了背叛，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背叛者不是政府——军方灵巧地把战败之责转嫁给了他们——就是操纵了一场险恶阴谋的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其他国内暗敌。

德国人对战后安排的极度不满加剧了战败的震撼。著名神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将停火协议签署到和平条约内容公布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梦境”，期间，德国人还能相信，威尔逊总统如此热情洋溢地宣扬的民主和民族自决理念，将使他们的新共和政府获得一份令人宽慰的和平。1919年6月，美梦终结，德国被迫接受的条款比任何德国人想象的都严苛得多：除了在每条边境上割让领土、放弃殖民地和武装商船队、将军队限制在100,000人以下、同意西部省份让外国驻军以外，德国还必须支付给以前的敌人一笔数目未定的赔款。尤其令德国人愤怒的是228—231条款，要求他们交出战时领导人作为战犯接受审判，并宣称战争是“因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野心”而起。(52)压倒多数的德国人拒绝单方面承担战争责任，并对《凡尔赛条约》整体的道义立场嗤之以鼻。

在创建和维持欧洲和平以外，列强还必须处理世界各地爆发的一系列属民叛乱。英属印度发生骚乱、埃及出现要求独立的示威；武装叛乱者在叙利亚反抗法国、在伊拉克反抗英国、在利比亚反抗意大利、在摩洛哥反抗西班牙。一场计划不周、支持寥寥的武装起义发生在英国最古老也最多事的殖民地爱尔兰，于1916年遭到粗暴镇压；三年后，爱尔兰又成为内战的舞台，最终以一份条约收场，准许主体为天主教的南部有条件地独立，信奉新教的北部维持英国统治。

每一起抵抗事件中，欧洲人都用无以复加的暴力来回应。譬如，1919年4月，英国将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在阿姆利则（Amritsar）的旁遮普（Punjab）市命令部队向一群无辜平民开火，造成379人死亡、1,200人受伤。照他事后的说法，他是奉命给当地人“士气上的打击”。(53)英国人组建了一个由退伍兵组成的准军事团体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战斗，被称做黑褐团(54)（Black and Tans），用暴力镇压来对付恐怖袭击，而镇压对象是恐怖分子所属地区的全体居民。在世界很多地方，殖民当局运用新的军事科技来贯彻其意志：实践证明，飞机和空袭在殖民帝国的广大领土上是特别有效的监视和镇压手段。毒气在欧洲战争中使用得很谨慎，却被各国用飞机投向叛乱部落。英国人在1919年对阿富汗使用、1920年对伊拉克使用，意大利人在1923、1924年对利比亚使用（1935年又对埃塞俄比亚使用，共扔下500吨化学毒剂），西班牙人在1921—1927年间对摩洛哥使用。“我不理解为何要对使用毒气如此神经质，”英王的国防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1920年公然宣称，“我强烈支持用毒气来对付未开化部族。”(55)

在中东，战后随即爆发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军事冲突，争夺前奥斯曼帝国所属地区的未来。奥斯曼作为德国盟友加入战争，为此决定付出了惨重代价：至该国接受停火的1918年10月下旬，其阿拉伯省份陷入暴乱、外国战舰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英军正准备进入君士坦丁堡。当意大利军队登陆安塔利亚（Antalya）、希腊军队侵入士麦那（Smyrna）并开始向内陆挺进，状况更是进一步恶化。至此为止，最后的一波攻势最为致命，因为希腊有创造现代拜占庭帝国的野心，也因为奥斯曼境内的希腊人呼应入侵军队，在全国范围掀起民族暴力。

当奥斯曼帝国迅速瓦解之际，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苏丹生怕遭到暗杀，也对政局一筹莫展，一直在君士坦丁堡与世隔绝。填补权力真空的是38岁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帝国驻叙利亚军队将领，因1915年成功守卫加利波利（Gallipoli）而扬名。起先，凯末尔以苏丹的名义行动，之后赢得了越来越多属于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至1923年，他已击败希腊人、同协约国达成停战协议、在洛桑签署了一份新的和平条约、以共和制取代了苏丹政教合一制。凯末尔以具有鲜明象征意义的行动同奥斯曼的过去诀别，将共和国首都迁至边陲的安纳托利亚城市——安卡拉，远离承载着帝国辉煌记忆的君士坦丁堡。军事胜利是凯末尔成就的基石。“主权，”他在1922年11月告诉其同伴，“是通过武力、实力和暴力取得的。”(56)

武力、实力和暴力也保障了列宁之布尔什维克实验的生存。1918年3月，列宁说服其同僚接受德国作为胜利者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所提出的苛刻和平条件，由此，俄国失去了1/3的欧陆领土，近一半工农业产能随之东流。列宁辩称，同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协议是必要的措施，只有这样，布尔什维克才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同他期待将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相结合。一旦柏林建起一个革命的政体，两国普罗大众的代表将制定一份永久的和平。5月，4万捷克囚犯控制了横穿西伯利亚的大铁路，暴露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孱弱。反革命军队在美、日、英、法的支持下，很快从数条边境向这个政权发起威胁。随后是三年的内战、大规模饥荒、疫病流行和社会崩溃。布尔什维克最终能够获胜，是因为其敌人无能、内部分裂，也因为布尔什维克自身有能力以理想主义信仰、爱国主义号召、社会敌对情绪和个人野心为基础，创造有效的军事和政治体制。但最大的胜因是他们无限制使用暴力对抗一切敌人的觉悟，无论对国外还是国内的敌人。

暴力伴随苏联的诞生，也养成了这个国家的气质。600万参与或镇压起义的士兵有120万丧生；被处决的反政府分子有50万，死于饥荒的人也有50万。布尔什维克和其敌人都犯过暴行，都用恐怖手段压制占领区的不满。布尔什维克对旧体制的代表尤其残酷无情。例如，天主教神职人员就大难临头：数千被杀，有的人死前还遭酷刑。多达25万农民因拒绝交出粮食或家畜被杀。(57)整个社群彻底蒸发的例子也有若干。如一名目击者在1921年的报告中所述：“叛乱的哥萨克村庄已被碾除，从地表上消失……男性被送到矿区强制劳动，女性和儿童四散流离。”(58)曾领导红军取得胜利的列昂·托洛茨基坚称，有必要“一次性彻底让天主教和教友会教棍闭嘴，免得他们再说什么人生神圣的蠢话”。(59)

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已赢得内战，但俄国经济陷入瘫痪，饥荒是严峻的现实，不满此起彼伏，甚至蔓延到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支持者当中。列宁被迫同农产品生产者和小工商业者达成一系列妥协，通称新经济政策。这些做法，就如三年前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都是为了生存而勉强采用的权宜之计。决定苏维埃政体本质的，仍然是内战时打造出的统治手腕：共产党凌驾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毫不留情地使用恐怖手段，以及从沙俄旧体制的废墟上创造一种新形态社会的理想。列宁的身体状况从1921年起开始恶化，死于1924年，所以没能见到其后继者如何继续进行这场针对本国社会的革命战争。

回到1919年3月，就在列宁建立第三共产国际（第二国际在1915年崩溃）、从新的革命中心莫斯科向世界散播革命火种的同时，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寥寥数名同道在米兰成立了战斗法西斯（Fascio di Com-battimento）组织，迈出了政途的第一步，三年后抵达终点，成为意大利总理。(60)和列宁一样，墨索里尼的迅速上台离开战争就不可想象。1914年，这位未来的元首是意大利社会党党报《前进报》（Avanti）的编辑；欧战爆发后，狂热支持意大利参战的墨索里尼很快就是否参战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同志们决裂；他加入军队、负伤并回国，在意大利动荡不休且未成形的战后政局中取得一席之地。起先，墨索里尼的政治方针是一锅杂烩，有激进民族主义成分，也有从他过去社会主义经历中提取的反资本主义和反教会元素，但他很快走向极右，颂扬君主制和基督教会，承诺守护财产权和秩序。

墨索里尼这种欠缺经验、立场含混的人能成为意大利政府领袖，这反映了意大利战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1915年，意大利作为英、法、俄的盟友加入战争。可干涉主义者承诺的大国地位、领土扩张和政治复兴完全落空，战争带来的只有麻烦：意军在战场上蒙受耻辱，领土要求遭到挫败，政治体系仍处于崩溃边缘。1919年，当数百万对政府心怀不满的老兵返回家园，要求兑现曾经承诺的更好生活时，意大利经济状况一塌糊涂、社会不满越演越烈、政局动荡痼疾难消。政府几近瘫痪的情况下，由崇尚暴力的老兵、学生和青年组成的法西斯团体，被许多体面的意大利人视为对抗共产主义革命威胁的必要盟友。

按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所言，苏维埃共产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孩子”(61)。若没有战争，列宁就还是一场不起眼的政治运动的流亡领袖，墨索里尼就还是意大利社会党一名惹人关注的发言人。但这场战争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体的诞生创造了环境，不仅如此，还形成了它们的特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军事化社会，为战争而组织、动员程度高、严密受控、既民主也极权、既有广泛参与又纪律森严。

暴力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极其重要，不但是两者获得权力的手段，而且是它们改造社会的工具，对构筑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不可或缺。所以两者都把战争带到自己的家园，把战争的习惯和情感融入生活，把战争的残忍和攻击性变成制度。一名意大利法西斯党员说：“对我们而言，战争从未结束。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从外部换成了内部。”(62)托洛茨基宣称，军队“是一所学校，在那里，政党可灌输坚忍不屈、自我牺牲和严守纪律的品格”(63)。墨索里尼在1923年写道：“战争，让所有人激发出最紧迫状态下才有的活力，在勇敢面对它的人身上刻下高贵的勋章。”(64)暴力、战争、斗争使社会重生的力量，在1914年前只被少数理论家颂扬，而现在得到了欧洲大国掌权者的肯定。

数百万欧洲人被法西斯或共产主义吸引（有些人先后被两者鼓动），深信战前的价值观和设想已经不可挽回地死去。列宁和墨索里尼热诚的钦慕者不再相信自由政治的可能性，不相信世界应由商业和利益得失驱动、由抗议和议会辩论左右。他们也无法继续忍受传统战略和治国方式的局限，不再抱持战前的信念——军事手段的正当性取决于政治目的、国与国的敌对和国内不同派别间的竞争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极左和极右分子都认为需要一种新秩序，为了建立这一秩序，就要动用粗暴乃至残忍的手段。

在那些战争幸存者的头顶，笼罩着数百万牺牲者的绵长阴霾。战时动员的7,000万人中有945万身亡。从比率上看，较小较弱的参战国伤痕最深：塞尔维亚失去了超过1/3的军队，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有1/4，保加利亚的损失超过1/5。大国中军队阵亡百分比最高的是法国（16.8％），其后依次为德国（15.4％）、奥匈（12.2％）、英国（11.8％）和俄国（11.5％）。(65)每支军队中，都有一些部队承受了非比寻常的伤亡。在阿道夫·希特勒服役的第16巴达维亚预备团，自1914年秋开始同作战经验丰富的英国正规军交战起不到一个月，这个满员为3,600人的团就有3,000人战死或负伤；不到一年工夫，原先编制中仍留在现役的士兵就屈指可数了。自古以来就在英军精锐团服役的苏格兰士兵死亡率达25％，是英军整体的2倍以上。

没有一个大国的名门望族试图保护其子嗣、逃避前线服役。福煦元帅在1914年的数日之内就接连失去一子一婿；一个月后，贝特曼·霍尔维格的长子在东线受致命伤；1916年，英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Herbert Asquith）痛失爱子雷蒙特，一生都无法释怀。曾经估算过，多达1/3有爵位的英国家庭失去了至少一位成员。尽管死亡在财富、地位和教育程度方面一视同仁，它确实对青壮年特别青眼有加。英国失去了45岁以下男性的9％。法国近1/4的1911—1913年的入伍兵丧生战场；1890年出生的470,000男性有半数死亡或重伤。除了疑惑还是疑惑，决策者如何能不断用自己国家后代的尸体来满足战争机器的胃口，但是，伴着坚韧的决绝，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我必须保持沉默，”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儿子的死去，“一个人没有权利在举国的殇祭前抱怨。”(66)

了解这些殇祭的规模有助于我们理解战争巨大的破坏力，但要理解战争对欧洲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还必须记住，这些数据背后是数百万起个人的悲剧。战争产生了300万寡妇、1,000万孤儿，让不计其数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爱侣和友人陷入悲伤。每一个欧洲家庭都有死者或重伤患。幸存者永远也忘不了噩耗来临的恐怖一刻——电话或电报，肃立于门口的官员，在农田里郑重地招呼他们的村长。失去了未婚夫、兄长和两位密友的薇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写道，战争诅咒她“在一个没有信心和安全的世界活到人生最后一日，这个世界……爱永远被死亡所威胁，快乐就像弱不禁风的屋宇，筑在意外所堆成的流沙之上”。(67)

开战后不久，各政府就意识到纪念每位阵亡的国民士兵是必需的。1915年，面对出人意料、史无前例的战死人数，法国兴建了新的军人公墓、扩大了民用墓地。1916年，英国觉得有必要为此成立一个专门组织，最终发展为英帝国（后改为英联邦）国殇纪念坟场管理委员会。战争结束后，法国允许各家庭将其亲人的遗体取回：确定身份的遗体有700,000具左右，其中大约300,000具被掘出和重葬。英国则相反，让死者留在军人公墓，埋葬地尽可能接近其阵亡所在；这些坟墓数量超过百万，从低地国家到伊拉克沙漠都可以见到，埋葬着来自英帝国各处的人，排成整齐的行列，安置着标有姓名生卒的白色墓碑，由坟场管理委员会悉心照管。(68)

当现代战争的全民化本质令纪念每一位士兵的牺牲变得重要，战争科技却常常使之不可能实现。每一场大战之后，战场总扔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且这些杀戮之地在此后几年都会冒出恐怖的尸骨。20世纪整个20年代，英法军队聘请专家来辨识新发现的骸骨身份。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有上万具尸体不得其名。在法国，专为保存战死者遗骨而建的四大藏骨堂是很多阵亡者最终的归宿——凡尔登附近的杜瓦蒙（Douaumout）、加莱（Pasde Cal-ais）的洛雷特（Lorette）、马恩河畔的多尔芒（Dorman）和阿尔萨斯的维耶阿芒(69)（Hartmannswillerkopf）。当局强调，其中存放的都是纯粹的法兰西圣骨，不掺杂一丁点敌人的遗骸；但没有透露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尸骨究竟如何才能区分。

1920年11月11日，伦敦和巴黎各为一位无名战士设了一处纪念地，其遗骨随机选出，用来代表所有战死疆场的人，这一纪念方式随后被几乎每一个交战国采纳。在巴黎凯旋门下、伦敦西敏寺正厅，这位“只有上帝知道”的勇士之墓成为一年一度战争纪念活动的仪式焦点，也是名流显贵为国家战备捐款的场所。当然，只有当人们相信死者会得到辨认，他们的安息地能得到合宜的修缮，无名战士的象征意义才有价值。在战争史的绝大多数章节，只有最伟大的勇者才被牢记；其余人不经葬礼就被埋入草草挖掘的土坑。直到20世纪，无名尸骨遗留在战场还是可以接受的正常现象，而非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例外情况。(70)

成千上万的墓碑上列有死者之名，遍布战后的欧洲——除了值得瞩目的例外，俄国。法国36,000余市镇都有一座纪念碑，缅怀每一位战死的镇民。在牧区教堂、学校礼拜堂和工作场所也能找到牌匾和纪念碑；例如，在伦敦的利物浦街火车站，一面精美的石碑用11条长列刻写下大东方铁路公司（Great Eastern Railway）一战中死去的职员姓名。这类纪念物完美把握了个人和群体所向往的追念形式：在大部分这类碑文上，每一个名字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都一样大小，通常不按职务等级排序；同时，每一名阵亡的普通士兵必然属于某个群体——村庄、社区、教区、学校、企业——该群体的幸存者们有责任缅怀此人的牺牲。从总体来看，这千万个社群代表了国家共同体的构成单元。

在20世纪20和30年代，欧洲人用强调牺牲、悲痛和悼念的仪式来纪念战争。国家节庆日上仍有阅兵式，卫兵仍身着华服、在公共建筑门前站岗。英雄的雕像竖立起来，街道用大捷来命名。但这些纪念和仪式都掺杂着对战争真实面貌的认知。就如过去一样，这场战争中的重大战役——索姆河、凡尔登、帕斯尚尔——激起人们关于勇气和生存的回忆，但与特拉法加和滑铁卢不同的是，它们同样激起另一种回忆——关于勇气的代价、为生存所承受的苦难。

对许多欧洲人，战争的私人和公共遗产是融合在一起的，个人悲伤与对政治的无奈和不满紧密结合。胜利方的希望很简单，胜利能带给他们繁荣和安全，带来其领导人承诺的“适合英雄的家园”。“总有人要承受战争的苦难，”协约国各政府在1919年6月质问德国，“是德国承受这份苦难，还是那些被你们所加害的国家？”(71)结果表明，让德国受苦并没有给胜利方带来任何回报，就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问世的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慷慨陈言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称，德国不会也无力支付战争赔款；强加在其头顶的苛刻和平条件将构成“一个效率低下、失业普遍、混乱无序的欧洲”(72)，胜败双方都要在其中承受煎熬。当然，这也正是诺曼·安杰尔曾经的预言，他曾不知疲倦地反复指出，并在1921年出版的《胜利的果实：“巨大的幻觉”续》（The Fruits of Victory：A Sequel to“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中做了最详尽的阐述。无论凯恩斯和安杰尔的分析有多少细节值得商榷，他们的论证要点不容辩驳：胜利的果实干瘪又苦涩，战争的代价持久而深刻。

这份幻想破灭的情绪被一系列自停战后十年起陆续问世的优秀小说和回忆录所捕捉。其中大部分有相同的创作目标：把士兵预想中的、领袖们信誓旦旦的、无数未上过战场的人依旧相信的所谓战争和士兵的实际经历作对比，以揭示战争的真实面目。这些作家描述的战争蜕去了华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牺牲情怀，只剩残忍、无益和荒谬。在战场这片无主之地另一侧的士兵不是敌人，而是被痛苦和死亡所包围的同类；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是没有人格、没有感情、不知餍足的机械，毁灭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战争赢了，”英国诗人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回忆身处前线时的感想，“而且会继续赢下去。”(73)

但是，在幻灭的主题背后，战后文学包含另一份有关战争的事实，同样引人侧目：平民士兵愿意忍耐战争。那些描写战争恐惧最令人信服的作家——雷马克、布伦登、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同样描述了其同胞们坚忍不拔的勇气。这份勇气还可能再现吗？现在，这些平民士兵知道等着自己的现实有多可怕，还可能把他们送入战场吗？经历了索姆河与凡尔登之后，人们如何才会相信人类的意志将战胜越来越强大的杀戮科技？大规模征兵制军队，作为1914年前除英国外每个欧洲国家的国防基础，是否还有未来？

许多以准备下一场战争为工作的职业军人，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完全不出意料，英国人迅速废除了1916年设立的征兵体制。休战两年后，他们的军队已裁减至300,000人，零星散布在帝国各处。与1914年以前的情况截然相反，B．H．利德尔·哈特（B．H．Liddell Hart）、J．F．C．富勒（J．F．C．Fuller）等英国战略家强调职业军队训练有素的优势，而非征兵制能培养国民精神的好处。德国也缩减了军队规模。他们别无选择：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武装部队不能超过100,000人。虽然将领和政客们想尽办法规避限制，大部分军事规划者就如其英国同僚一样，对大规模常备军的价值报以怀疑。“战争的全部未来，”德国将军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写道，“看来要依赖相对小而精悍的机动部队的运用。”(74)在西欧，只有被1870和1914年的阴霾所笼罩的法国保留着大编制军队，但服役期减短了，先改为18个月，后又减至一年。20世纪30年代，不顾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等军事改革家滔滔不绝的陈情，法国军事预算一再削减，令国家愈发倚重东线的要塞群。

大部分欧洲人热切希望其军队再也不会被征召去打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大部分有识之士确信，和平是迫切的需要，更胜过某个值得向往的目标。布洛赫和安杰尔曾预言的那种战争现在是共同的经历，上面深深铭刻着数百万男女公开和私人记忆中的丧痛和苦难。和平主义不再是非主流观点，而是历史逻辑下无可避免的结果。如英国政治理论学家R．M．麦基弗（R．M．MacIver）在1926年所写：“假设国家战争的时代面临终结并非不科学的乌托邦式幻想，而是一种合理的推断。其逻辑前提是，从长期来看，人类会根据需要来调整体制。”(75)而很多欧洲人相信，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是高于一切的需要。

麦基弗的信心折射出一种新的、更积极的心态，这种心态从20世纪中期开始盛行于欧洲政治舞台。战后的余波中曾一度充满紧张气氛，并在1922年达到顶点，当时德国未能如期缴付战争赔款，法国和比利时便随即侵占了鲁尔区。1923年末，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76)开始实行一项政策，意图通过协商而非对抗获取协约国的让步。施特雷泽曼找到了愿意合作的人——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他相信确保法国安全的最好方法是与英国加强合作、对德国采取更灵活友好的外交政策。凭借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的共同努力，1925年双方在洛迦诺（Lo-carno）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保证法国东部边境的安全。次年，德国加入国联，并参与了一次全面裁军会议的筹办工作。战争赔款这一棘手的敏感问题也取得进展，各方最终设定了一个德国愿意也负担得起的赔款金额。

1928年8月在巴黎签署的公约也许是这一时代最戏剧化的表现，各国郑重宣布“以本国人民的名义谴责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行为，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放弃将武力作为国家的政策手段”。这一以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命名的公约把克劳塞维茨的著名的战争定义判为非法、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似乎为新国际秩序提供了法律基础。(77)

回顾历史，我们能看出，至1929年，欧洲外交和解的时代已步入末途。尽管如此，这一时代所孕育的乐观主义仍弥留不去，哪怕国际氛围早已开始变化。举例来说，1930年9月，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务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热心倡议者，提出“根据合理可靠的预期，下一代人将见证到对科布登的信念越来越多的尊重”(78)。这不禁让人回想起19世纪杰出的和平运动者。次年，巴特勒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31年9月10日，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79)在国联的发言甚至更乐观。“世界历史中几乎从未有过任何时刻，”他宣称，“比现在更不可能发生战争。”(80)未来对塞西尔并不客气。就在这番发言后8天，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81)，意图侵占中国东北，开启了一段持续20年的东亚暴力旋涡。虽然离欧洲大国间爆发冲突还有8年，日本人在1931年9月的侵略行为完全可视做二战的起点。

对像巴特勒那样的美国人和像塞西尔那样的英国人，和平的希望是如此光明。那样一段转瞬即逝的时光很难重现。这一希望最主要的源头是认识到下一场战争将比前一次更可怕。“哪个欧洲人不知道，”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1926年1月言，“再来一场西方世界的战争，历久而成的文明就将毁灭，其震撼将不亚于罗马的灭亡？”(82)就算远远称不上是和平运动者的B．H．利德尔·哈特，也在1928年承认：“确凿无疑，任何以类似方式进行的另一场战争必定带来欧洲文明的衰落。”(83)事实表明，虽然战争会摧毁欧洲文明的恐惧广为人知，这还是不足以建立永久的和平。

虽然德国反对强加于身的和平方案，但德国人大多都打算支持施特雷泽曼的外交调解政策，因为他们知道战争的代价。战后的德国与所有交战国一样沉浸在悲痛当中。战争期间，德国动员了17—50岁男性人口中的85％——1,500万人，多过任何国家。有200多万战死沙场，另有430万负伤。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惠伦（Robert Whalen）计算过，在20世纪20年代，将近10％的德国人不是伤残老兵及其家属，就是嗷嗷待哺的战死者遗族。当然，英法也有相近数量的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留下了战争的伤痕；可德国的战争受害者不得不舔着伤口忍耐政治动荡、社会无序和经济萧条。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从参战中受益。但虽然胜利者没有赢得什么，失败者却无疑失去了什么——对他们而言，战败的共同负担令个人的损失和牺牲雪上加霜。

尽管德国人用无数地方性的纪念碑和私陵来纪念其死者，政治分歧却令他们难以创建举国一致的悼念方式。例如，1924年8月，柏林举行的一次阵亡者追悼仪式就以斗殴作结，打斗双方是不同党派的成员。最大也最活跃的德国老兵互助会钢盔党（Stahlhelm）不断挑起公众的不满，往往倨傲不驯，一直提醒人们记住他们是战争造就的、不被社会接纳的群体。英国有11月11日，而魏玛共和国却无法在国家战争纪念日的选择上达成一致；恰恰相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撒克逊人和普鲁士人，都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纪念战争。由于各种地域竞争和理念冲突，德国直到1931年才有了自己的无名士兵纪念堂，把柏林王宫对面的新岗哨（Neue Wache）改建为一座无名士兵的坟墓，但当时甚至还无人入殓。(84)

考虑到必须越过的重重困难，共和国中庸的守道者能够渡过战后的危机确实令人惊讶：因战败受责难、不得不签署大部分德国人视为无理的苛刻和平条约、物价飞涨导致货币体系崩溃、1922年外敌入侵的耻辱、以及一系列极左极右分子发动的武装暴动。两个因素有利于共和主义者：一是若干领导者的勇气和手腕——特别是共和国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当时的外交部长及后来的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另外一点则重要得多，事实上，尽管共和制的敌对者铺天盖地，能取而代之者却并不好找。在1922、1923年，极左极右派都没有足以攫取政权的实力，不管是通过非法手段还是自由选举。

当全球经济于1929年崩溃，这些有利因素也不复存在了。共和国从前的捍卫者们纵容其保守派的对手占据上风，取而代之的反民主主义政权成为可能。1933年1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德国既有政府成员将权力拱手递交给阿道夫·希特勒，指望利用纳粹的人气推行自己的方针——与他们意大利同僚11年前的做法何其相似。希特勒比墨索里尼更反应迅速、不择手段和果敢决绝，随即排除或拉拢了原先的右翼盟友，用恐吓使反对派屈服，并解除宪政体制。用14个月的时间，他完成了共和派14年都未竟的目标：建立不可撼动的政权、控制德国政府和社会。(85)

希特勒的成功得益于战争，这比列宁和墨索里尼还犹有过之。1914年他仍一事无成、前途暗淡，处于社会的边缘。是军事生涯给了他地位和目标，还令他初尝成功的滋味。在上级鼓励下，希特勒投身战后慕尼黑的政治革命涡流，从而发现自己的真正渴望是成为煽动家，宣判那些国家叛徒的罪状——共产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犹太人。从那一刻开始，战争在他通往权力之路的每一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区，促使他努力掌控巴达维亚的权力；1929年，他参与一项反对战争赔款最终解决方案的活动，从而与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同盟关系，这对他帮助很大；1933年，他成为总理，任命者是年迈的战争英雄、前一年第二度就任共和国总统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

战争让纳粹主义有了扎根的土壤。首先，战争为极端主义移除了1914年以前所存在的障碍：一个基于依法统治、经济活力和广泛爱国忠诚的政体。取而代之的是战争所带来的尖锐政治分歧、严重经济萧条和深刻的举国挫败感。第二，战争毒化了德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让他们对暴力习以为常，并弱化了他们对法律秩序的忠诚。仅仅5年前，政府还曾因一名普鲁士军官在萨韦尔讷虐待平民而手忙脚乱，可现在，德国人却准备容忍彻头彻尾的暴力，包括政治谋杀。若没有这份残酷，上百万体面的公民怎么会给希特勒和他的突击队成员投票？在注重得体和端庄之美德的政治文化下，凭纳粹领导人的禀性，他们是得不到选民认真考虑的。因为他们容许致对手于死地，乃至为此叫好——例如，1932年8月，一群醉醺醺的突击队员在波滕帕（Potempa）西里西亚（Silesian）镇把一名共产主义同情者活活打死时，他们就为此叫好。

令纳粹主义获得支持的是各形各色、往往欠缺整合性的恐慌、憎恨和特殊利益。对某些纳粹党员，尤其是希特勒身边的人，犹太问题至关重要；对其他人，特别是1930年以后为纳粹提供了大量选票的有产阶级，反共是关键；对另一些人，尤其是农民和小工商业者，敌视金融资本主义的纳粹似乎可拯救他们的生计。把所有这些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战败的创伤，纳粹坚称这是全世界的犹太人、共产主义革命者和金融家一手造成的：在1918年，这些异族势力背叛了祖国，现在他们仍是德国人不幸的根源。承诺民族复兴——挣脱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恢复国家荣誉、重获德国作为一介强国应得的地位——是纳粹宣传内容的核心。这令他们同激进左翼的敌对者泾渭分明，且有了和右翼上流人士合作的基础。

希特勒非常喜欢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德国人共同的战争回忆联系到一起。1914年8月的德国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他也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对他个人具有决定性意义，并被他拿来用做个人与国家融合的范本，也是他一再提及的政治理想。如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精辟的评语：“他此后整个人生都致力于重现那一刻……德国要再次像当时那样，关注军事力量，为此欢呼，并以此结为一体。”(86)反对纳粹体制的一战老兵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回忆道，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的数月令他回想起一战最初的几周。苏尔坎普震惊于服装统一的人群、士兵和突击队员行进的队列、坚决的情绪，还有共同的国家使命感，是如何激发出德国人最初的战争热情。“若没有过去的战争，这种纯粹的军事主义现象不可能发生”(87)。

兵役制是纳粹主义不可或缺的一环，纳粹运动不能没有它，纳粹政体也离不开它。突击队员身着棕色制服，由老兵率领，采取军事编制，重现了战壕中的兄弟情谊，不仅为那些曾服役的人，也为下一代，他们因太年幼未能参战，但在青少年时期间接体验了战争。残疾老兵被着力宣扬为纳粹德国的“第一公民”，尽管实际生活没有多少改善，但他们在纪念碑、纪念堂和集会中获得了荣誉。希特勒和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计划建造的新柏林有一道巨大的凯旋拱门，既是缅怀一战的纪念碑（设计中，门上会有每一位德国战死士兵的名字），也是庆祝二战胜利的纪念碑。再次引用卡内蒂的话：“没有什么比这道门更简明地概括了希特勒的本质。一战的失败不应该被承认，而将要转化为胜利……他们［战死者］是簇拥他的群众……他感觉到，助他得到权力的正是这些人；没有一战的死者，就不可能有他的存在。”(88)

就连反对纳粹的人也与希特勒同样憎恨《凡尔赛条约》和条约所带来的国耻。大部分人同意，战争赔款给国家带来灾难和不公、东部边界的设置侵犯了德国的自决权、限制德国军力是一种蚕食其自卫主权的伪善。1933年后，希特勒致力于恢复德国在欧洲国际社会中的正当地位，获得了广泛一致的支持。但对于希特勒和他最狂热的追随者来说，修正和平下的状况只是第一步——是创建一个革命性的国际新秩序的手段，这种秩序无疑将在欧洲建立，也许会覆盖全世界。在新秩序下，世界将不再是各国共存的社会，而是各民族为繁荣所需生存空间你争我夺的战场。希特勒相信，德意志民族——德国人民（Volk）——注定要统治东方大陆，就像欧洲人统治海外帝国那样——向新大陆殖民、拓掘资源、臣服当地的劣等民族。

希特勒自信能用外交手段、利用其他欧洲国家的弱点和相互分歧推翻《凡尔赛条约》下的和平条款，但要实现其民族帝国主义的终极目标不能没有战争。德国需要的东方大片土地必须靠战争来征服，在德国国内创造种族革命的大环境也必须使用战争。在争夺未来的终极斗争中，国外和国内政治将融为一体，互为关键的手段，对付国内外的敌人皆须使用极端的暴力。

20世纪30年代被英国诗人W．H．奥登（W．H．Auden）称为“虚伪堕落的10年”(89)，也是破坏力非比寻常的10年。除了纳粹政体诞生所伴随的暴力，还有法国的骚乱、短暂但苦涩的奥地利内战、和一场残忍得多的西班牙国内冲突——在1936—1939年造成50万人死亡。1935年10月，墨索里尼为征服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一场7个月长的血腥战役，埃塞俄比亚军队数量居于劣势、装备简陋，损失在55,000—70,000人之间——意军阵亡9,000人。而规模和邪恶两方面均更胜一筹的是苏维埃政权针对己方民众发动的肃反。有200万农民及其家属因抵制集体化运动而身亡；部分遭处刑，部分被活活饿死，其他人死于流放途中。1932、1933年降临伏尔加河谷和乌克兰的“恐怖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达500—1,100万。农民的反抗甫得镇压，苏维埃政党马上就把矛头转向自己。列宁格勒党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于1934年2月遇刺身亡后，一张逮捕的大网不断延伸，最终让100万党员和700万党外人士入狱；其中100万被处决，剩下的被遣送到边远的强制劳动营，经历过劳动营生活的苏维埃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称之为“古拉格群岛”。

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带着焦虑和沉痛关注着这波苦难与死亡的浪潮。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党徒试图为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政策、墨索里尼的帝国主义行径或弗朗哥的残暴寻找理由或立场。数千志愿者前往西班牙为共和主义而战，但绝大多数欧洲人置身事外，让一切顺其自然，仅仅做出一些程式化的抗议。没有一起事件触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没有一起事件值得冒险、引发另一场像伟大战争那样的灾难。

20世纪30年代，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大草原，暴力吞噬了整个欧洲，其造就的氛围完全契合希特勒在柏林谋划的扩张战略。1933年2月3日晚，距就任首相仅仅四天，他私下会见了德军高层指挥官，后者对于希特勒扩充军备的承诺感到高兴，尽管对他征服东方、赢得“生存空间”的暧昧措辞或有些许不安。10月，希特勒撤回了国际裁军会议上的德方代表，这一会议是20世纪20年代乐观主义下的产物，虽幸存到了30年代却已气数将尽；同时他还撤回了国联的代表。两年后，希特勒宣布德国不再认可《凡尔赛条约》对其军力的限制。接着，1936年3月，他派遣军队进驻莱茵，那是1919年设立、保护法国不受德国突袭的非军事区。日本和意大利已分别在中国东北和非洲之角(90)动摇了战后所确立的秩序，现在，欧洲心脏地带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守序力量无力抵挡这一系列对现状的挑战。作为国联成员和《凡尔赛条约》的担保国，英法只有抗议而没有行动。还能有什么其他反应呢？无论在政府还是全体公众当中，都没有人准备拿另一场世界大战做赌注来冒险。“什么都好，除了战争！”法国小说家罗歇·马丁·迪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在1936年9月致函友人时写道，“不论是什么！……哪怕法西斯统治西班牙……甚至统治法国：磨难也好、奴役也罢，没有什么能与战争相提并论——什么都成，希特勒也好过战争。”(91)一年后，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伦敦对欢呼的人群陈言，若纳粹的愚蠢令他们入侵不列颠，这些侵略者应该得到游客般的欢迎，因为哪怕成功的抵抗，所造成的损失也大于和平的征服。“纳粹会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一些乐趣，”罗素补充，“并卸去腾腾杀气。”(92)虽然鲜有欧洲人像马丁·迪加尔和罗素那般坚决，但大部分人都十分确信，这些眼前的问题——中国东北的命运、德国的新军队、埃塞俄比亚被征服、莱茵区重现武力——全不值得进行一场会再次侵扰他们私人生活、也许将终结欧洲文明的战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把外交部长和三军高层指挥官召集到新落成的帝国总理府，谈论他的长期目标。关于这次四小时的会晤，我们有一份元首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上校所记录的概要，其内容并不似历史学家时而宣称的那样是战争的详细计划。(93)但这次会谈确实清晰形成了希特勒的核心目标，即“确保民族共同体的存续，并进行扩张”。他坚称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生存空间。有三名与会者——国防部长冯·布隆贝格（von Blomberg）元帅、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von Fritsch）将军和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von Neurath）男爵——对这些野心表达了些许不同看法。数月之内，他们都被更听话的人取代了职务。

11月9日，5月上任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伦敦市政厅谈论国际形势。与希特勒在金碧辉煌的总理府所召开的会议相比，这里的发言者和发言场合都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张伯伦生于政界名门，与英国商界精英的关系极为密切，而那次集会是伦敦城商业领袖的年会。这是诺曼·安杰尔的世界，是需要考虑得失、可以商量条件、属于契约和妥协、关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这里，和平与战争这“永远的噩梦”之间的抉择显而易见：“只要说出这两种选择的名称，”张伯伦对听众说，“就能肯定普世皆同的人类本性必然会用一切力量防止噩梦发生，紧紧抓住能够带来幸福的唯一可能。”三天后，一个英国司令部组建的委员会给出了另一条冠冕堂皇的避战理由：无视于英国潜在的盟友可能给予的协助，该委员会的报告结论为，“我们无法预计我国的防御力量何时才足以在同时面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情况下保护领土、贸易和命脉”。(94)

1938年3月，希特勒首次越出了德意志帝国的边界。趁一场纳粹运动正在奥地利展开的机会，他强迫奥地利政府对德国的入侵和兼并忍气吞声。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所谓的德奥联合（Anschluss），还获得很多奥地利人的喝彩，其他国家对此仅有不痛不痒的公开反对。英国外交部次席官员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给驻柏林大使致信时写道：“谢天谢地，再也没有奥地利了……我忍不住要想，对于那个国家的民意我们了解得实在太少……除此以外，我再发不出半点愤慨，除非希特勒还要干涉其他的国家。”(95)

丝毫不差——也许卡多根明白这点，希特勒当然打算继续干涉其他国家。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东欧硕果仅存的议会政体国家有大量越来越亲纳粹的德意志民族。虽然捷克斯洛伐克与法俄都是盟友，看起来十分难啃，但希特勒期待利用其少数民族打开突破口，最终灭亡捷克。1938年5月，当捷克人用动员军队和确保英法明确支持来回应德国的威胁时，希特勒却步了，但没有放弃目标。他告诉其军队将领们：“在不远的将来用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96)

那年夏季，受柏林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所鼓动，捷克国内的种族暴力升温，战争看起来无法避免。张伯伦首相竭尽所能地防止灾难发生，9月中三度造访希特勒：第一次是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希特勒山间别墅(97)，双方达成了妥协方案，显然很成功；第二次是在莱茵河畔的巴特戈德斯贝（Bad Godesberg），结果希特勒收回了原先的让步；第三次在慕尼黑，元首实质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捷克驻英大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得知张伯伦的意图后回答：“如果牺牲我的国家可以保全世界和平，我将第一个赞同你；若不然，先生，愿上帝拯救你的灵魂。”(98)

张伯伦的“姑息”（appeasement）政策已成了软弱的代名词，一如“慕尼黑”早已成了一种象征，代表那场因侵略野心不受遏制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自1945年以来，“慕尼黑的教训”被一次又一次提及，表明对各类外敌须要采取坚决的对策。无论张伯伦1938年的政策是好是坏，我们应该记住，姑息本身并不一定糟糕。在试图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冲突时，外交家常常不得不姑息其对手。认识到另一点也很重要，在1938年，对希特勒除了姑息就只有战斗。他不是虚张声势，不会被单纯的战争威胁（threat）所阻止，5月战术性退却后很快又卷土重来就展现了这一点。

那么问题就成了：1938年开战是否好于1939年？没有一个国家在1938年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包括德国。协约国纵然无法在那年秋天轻易打败德国人，但机会很可能比1939或1940年更大。然而，张伯伦飞去见希特勒的时候并没有思考如何打败德国的问题；他想要避免战争，几乎可为此付出一切代价。而这就是姑息政策失败的源头。寻求和平解决捷克危机的方法并没错，但如果希特勒的征服野心还不知餍足、又不考虑如何应对，这种不负责就是罪过。

关于1938年的姑息政策，有一点是清楚得很：当政策表面上生效的时候，压倒性多数的欧洲人为之欢欣。若干持怀疑态度的人警告灾难就在前方，但他们的声音被欢呼所淹没。那些欢呼之人的心情，被法国社会主义者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称为“胆怯的解脱”，因为逃避了再一次的战争。当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从慕尼黑乘飞机返回巴黎，他估计在机场等候的会是不客气的群众，可人们倒是来向他欢呼的。甚至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一年后的法国历史上首次民意调查中，57％的人还对此协议持肯定态度。带着“我们的时代属于和平”(99)的承诺返英的张伯伦获得了英雄般的迎接，而且令希特勒十分沮丧的是，这位首相在德国同样广受好评，大部分德国人也为战争的威胁退去松了一口气。

《慕尼黑协定》签署不到6个月就被撕破。1939年3月，德军进入布拉格，捷克彻底亡国。希特勒第一次没有用自决权给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提供立场。这是明目张胆的侵略，不存在德意志少数民族遭到袭击、需要保护这种托辞。(100)布拉格沦陷前，英法的公众舆论开始对姑息产生疑问，可政府仍然执著地对和平抱有希望。

希特勒则下定决心要战争。德军刚开进布拉格，他就下令进行入侵波兰的准备，要求给予波兰彻底打击，使其从政治版图上消失。到了这一刻战争已无法避免；波兰人会战斗，跟捷克人不同。张伯伦在绝望中做了最后一次阻止希特勒的尝试，与波兰政府签署条约，承诺在后者遭到攻击时给予协助。法国则先前就保证会支持波兰。然而，希特勒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回西方各国是来真的，何况他成功与苏联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这令西方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盟友，波兰人则注定要在东西两线腹背受敌。

甚至当德军踏过波兰国境的时候，某些英法政客仍愿意妥协。9月2日，交战已经开始，至此除了战争别无选择，可法国政府还进行了最后一次和平解决的尝试，结果毫无建树。9月3日是星期天，张伯伦对下院发言，表达了沮丧的悔意，而没有鼓舞人心的战斗号召：“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悲伤之日，而没有人比我更难过。我在公众生活中所致力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所相信的一切，都已被击得粉碎。”(101)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当时年届49，是在菲律宾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上校，当时看起来前途不怎么光明。他在马尼拉从广播中收听了张伯伦的讲话。“这对欧洲和整个文明世界都是沉痛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以智慧自傲的那些人会让境况发展到这般地步，真是不可思议。”(102)

在欧洲的每一处，1939年民众的普遍情绪与1914年迥然不同。美国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103)在巴黎向国内致函时提到，“动员完全在彻底的宁静中进行。人们保持着沉默。没有乐队、没有高歌、没有‘打到柏林’或‘打倒希特勒’的口号”。(104)罗讷省省长用“介于坚定和顺从之间”(105)来形容其辖区内的民众情绪。伦敦也相差无几，人们时时刻刻担忧着德国轰炸机的到来，开始让孩子到乡间避难。达勒姆大教堂的教长仍记得上一次战争初期的民族主义狂热，发觉1939年的爱国主义布道不得不自我收敛，以免冒犯教众。

甚至在柏林，战争的猛兽被解开枷锁的地方，气氛也是克制的。前往德国国会大厦宣布开战的希特勒途经的街道空旷无人。那里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自发表达欢乐和团结的人群，没有微笑的少女投掷鲜花。无论多么渴望希特勒能带来胜利，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知道——或者以为他们知道——胜利的代价是什么。

1939年9月1日，身处纽约的W．H．奥登旋即陷入忧郁和消沉，也庆幸战争距他如此遥远。在描述当日感受的诗歌中，他写下了前方的光景：

启蒙之光黯淡，

痛苦成瘾难戒，

乱世和悲伤：

我们必须再忍受一遍。(106)

而最伤感的词，是最后一个。(107)

6．最后的欧战(108)

1939年9月1日，德国无畏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号炮击但泽（Danzig）港韦斯特布拉德（Westerplatte）半岛上的波兰守备队，揭开了最后一场欧洲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三个德国集团军群势如破竹地攻入波兰境内，不出一周，就让无法招架的波兰军队败退到华沙郊外。希特勒指示军队指挥，战役的战略目标“不是推进到某一位置”，而是“歼灭有生力量”——换言之，摧毁波兰的政体、社会和文化存在。他强调，这场战争要以“最为残酷和无情的方式”进行。(109)横扫波兰的德军以无节制的残暴对付一切阻碍：枪杀战俘、烧毁村庄、扣押且处决人质。非比寻常的暴力能从最初几周的战事中看到，此后6年都将席卷欧陆：滥杀平民、蓄意谋杀政治领袖、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初步行动。这类暴力多由武装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执行，但国防军也有参与，揭示了将随着战争进行而升级的冷血和凶残。

要探究战争的痛苦嘲弄和道德困惑，没有比波兰更好的例子。为保护盟友波兰不受希特勒侵略，英法已对德宣战，但在军事上毫无行动。法军在9月中旬突入德国境内，可没多久就撤回了要塞阵地；战争头4个月，英军在西线阵亡的士兵只有3人。波兰没有从西方得到援助，反而在东面遭到苏联进攻，根据与希特勒所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附加条款，苏军占领了波兰的大片国土。波兰军队同两个入侵者英勇战斗，但无力回天；至10月初，军事行动结束，留下10万波兰人的尸体和100万俘虏。正规军战败后，数百万波兰人继续同德国侵略者作战，有的加入波兰家乡军（Home Army），有的投身盟军。可二战结束时，尽管波兰人勇敢顽强地反抗纳粹，西方同盟国还是把他们的未来交给了苏联，后者穿着不合身的戏服，以解放者的姿态，用英明的领导给波兰带来了新的专制暴政。“波兰的命运好似一场无尽的悲剧，”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6月对下院发言时说，“而为他们参战的我们……只能沉痛地看着我们的努力所造就的奇怪结果。”(110)

“现代战争的导火索，”法国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龙（Raymond Aron）论述，“正是战争爆发时所毁灭的对象。”1914年的塞尔维亚、1939年的波兰是欧洲两次战争的起因，但当战争结束，两国起初的支持者中还有谁在乎它们？战斗如何进行比战争如何开始乃至如何结束更重要，阿龙称此为“战斗介入其中，自作主张”。(1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方式有三方面对欧洲未来起了关键影响。首先，比一战更甚，二战的战斗性质被一个参战国——德国——所决定。没有德国就不会有1939年的欧战。德国在赢得早期胜利、推延最后灭亡的过程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军事素养，确立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因此，“德国问题”主导战后数年的欧洲政治，并在整个20世纪余下的年份中保持重要地位毫不令人惊讶。第二，东线的战争方式和西线大相径庭。从一开始，德国人就决意不仅要征服东方的敌人，而且要摧毁他们的社会和政体，以强加其殖民统治。东线战争是致命的，对德国的敌友同然：从苏联边境到莱茵河，没有一个战前政体留存到1945年。第三，二战是一场全面战争，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界线一战时已遭践踏，二战中则彻底消失，不仅东线的陆战如此，针对民事目标的战略轰炸也一样。这导致了一场破坏力前所未见的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地理和文化格局。相比这场1939年始于但泽港、6年后终于柏林废墟的战争，整个欧洲史中很难找到一次后果更重大的冲突。

打败波兰后，希特勒马上急不可耐地着手更大的民族帝国计划，意欲染指暂时盟友苏联的广袤领土。他必须先确保西线，击溃法国、将英国驱赶出大陆。10月10日，波兰的战事刚刚结束，希特勒就命令军队指挥官准备西线攻势，越快越好。若干因素的综合——将领们对贸然投入新战役感到踟蹰、气候不佳、军队整编和再补给的需要——使行动被迫推迟到次年春季。当德国人孜孜不倦地吸取波兰战役的教训时，英法联军却无所事事，在自我满足的怠惰中自欺欺人，度过了8个月所谓的西线假象战争（Phony War）。

西线盟军在马奇诺防线后等着，这是一条沿德法边境展开、绵延140千米、精心打造的碉堡防线。若与富有生气的战略相结合，马奇诺防线也许有助于法国的安全；可事实上却成了怠慢者的借口和无能者的屏障。盟军待在驻地打理花园，等待德国人采取主动，丧失了机动性和战意。5月10日清早，当德军开始西进，法国最高指挥部错误估计了主攻方向，将精锐部队北调至比利时，让敌人得以从马奇诺防线不设防的阿登森林长驱直入。在此后的混乱中，朝英吉利海峡迅猛推进的德军装甲部队暴露出漫长的侧翼，可法军未能抓住这点发动反攻。两周之内，法军开始解体。战败的阴郁气氛开始弥漫。6月22日，在1918年11月使用过的同一节车厢内，法国无条件签署了停战协议。这同一支军队，20年前与德军寸土不让地鏖战了4年之久，现在仅过4周就一败涂地。

为什么会这样？最一目了然的解答是军事无能，尤其是最高指挥部。用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的话来说，法军指挥“没有用现代战争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德国的胜利，本质上是一场才智的胜利”。(112)若指挥更富技巧和想象力，法军的表现可以强得多，如果加上一点运气，甚至能够打乱德国人不无风险的闪电战策略。但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布洛克的结论认为，法国如此迅速且彻底的败北，以及相伴的政府瘫痪和难民逃亡的混乱场景，反映出更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弊病。如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于1940年6月所写，“法国自作自受”(113)，他指的是软弱、自我放纵和一盘散沙。凡尔登的英雄、后成为维希傀儡政权领导者的贝当元帅，苦涩地把法国描述为一个“牺牲精神”被“享乐精神”(114)踩在脚下的社会。

经历了灾难性的一战后，法国的男男女女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他们牺牲得够多了——甚至认为赢得了一点享受的资格。和任何民主国家一样，法国自1919年起就忽视了国防，这部分是因为普通民众和其领导人都无法相信有人会蠢到引发另一场欧洲大战。1940年军队溃败后，前一次战争的恐怖记忆无疑有助于促生法国社会压倒性的和平渴求，无论任何代价。

1940年的惨败不仅属于法国。所有西欧民主国家都分享到其中的苦涩——比利时和荷兰1939年前不负责任地保持中立，随后被纳粹国防军迅速占领。还有英国，其军队在应付德军进攻时不比法国人更高明。1914年，兵力相对较弱的英国远征军对巩固西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相反，1940年的英军则败退至海峡边的港口，除了逃回英国没有更好的办法，武器和重装备都被抛在身后。濒临绝境下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视做一场胜利，表明德国的对手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夏天是多么绝望地寻求着好消息。至6月底，只是因为海峡的存在，英国才免于承受政治错误和军事失败的痛苦后果。

法国陷落后，希特勒也许一度希望英国安分守己、保持中立，好让他腾出手向东追寻最重要的目标。可5月10日就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决心战斗到底。压倒多数的英国公众支持他，其中有些人不无荒唐地为不用再操心像法国这样脆弱且不可靠的盟友而释怀。德国人现在不得不强迫英国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用空袭制造民众恐慌，就只剩跨海峡的登陆入侵。在不列颠岛上进行了3个月艰苦卓绝的空战后，皇家空军成功打败了纳粹空军，迫使希特勒延迟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英国上空的战斗仍如火如荼之际，希特勒就开始计划进攻苏联。他相信，一旦拔掉了苏联，英国就不得不承认继续抵抗是一种愚行，他们的战斗依赖于苏联最终会作为盟友加入战局的希望。而且他更为确信的是，东线的胜利将轻而易举。如果国防军能用几周时间打垮英法联军，他们无疑能同样打败红军，后者在1939—1940年间的冬季打赢微不足道的芬兰都相当吃力、表现拙劣。7月，希特勒命令参谋部准备一份大规模进攻计划，其目标不仅是在战场上打败苏联，而且要打垮其政体。这不是传统战略家会认同的、两国争夺政治霸权的战争；而是一场征服与灭绝的战争，与欧洲人对殖民世界发动的战争相当。“俄罗斯，”据称希特勒曾言，“将成为我们的印度。”(115)

令人好奇的是，因惧怕遭到反对而杀害了成千上万同胞的斯大林不情愿相信希特勒正计划撕破条约。尽管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德国在进行军事准备，斯大林还是怕被英美拖入陷阱，他确信后者希望看到苏联士兵为拯救资本主义而亡。德军于1941年6月22日碾过苏德边境，造成一场可怕的冲击，而且，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都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接下来6个月中，苏联损失了8,000架飞机、17,000辆坦克和400万人。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沦丧，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陷入重围；该国最富饶的工农业地区有大片落入德国人手中。10月4日，刚从东线指挥部回来的希特勒向柏林运动场（Sportpalast）内欢欣的人群宣告，“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116)已经摧毁了苏联。莫斯科周围只有稀落的防线，其守卫部队是匆匆召集的疲惫之师，这座城市必将被攻陷。他已私下做出决定，莫斯科将从历史中消失，完全没于一片浩瀚的人工湖底。

尽管获得了初期的成功，德军的入侵并没有摧毁苏维埃政体或苏联人民的抵抗意志；国家的脉搏依旧跳动着，虽然虚弱而紊乱。德军于10月发起的新攻势在莫斯科以西陷入泥潭，斯大林决意坚守那里。当冬季降临，德国人显然无法克服两个紧密关联的难题：一是在补给线不断延长的情况下维持补给，部队经常缺少燃料、弹药和其他重要给养；另一个是装甲部队和步兵的协同作战问题，这给了一些苏联部队突围的机会。与人们对闪电战的惯常想象相反，只有少数德国师实现了摩托化，其余都要靠双腿机动；1941年6月，入侵部队有3,350辆坦克，但马匹多达650,000匹。(117)这些问题在法国那般大小的军事舞台上尚可解决；可在东方便限制了德军的前进势头，虽然不多，但刚好足以让苏联军队抓住一丝撤退的空间。

战争的转折点出现在1941年12月，相隔数千英里的两起事件把局势导向了不利于德国的一面。第一桩发生于12月5日寒冷彻骨的黎明，红军在苏联腹地对德国国防军发动了反攻。虽然未能如斯大林所愿般击溃侵略者，但确实给莫斯科解了围，展现了红军令人惊叹的复原力。第二桩扭转局势的事件发生于两天后，在太平洋上的一个明媚的周日早晨，日本战斗轰炸机攻击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宣战，加入了日本盟友的战局。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得知珍珠港被袭，他想：“我们终于胜利了……战争的结果再无疑问……我心潮澎湃、情绪激昂地躺下，睡了一个充满感激和获救之情的好觉。”(118)

苏联的存续和美国的参战，自1939年以来第一次令打败德国成为真实的可能。要把这一可能变为现实，苏联必须坚持战斗，连接美国和其欧洲盟友的海路也必须保持畅通。因此，在整个1942年和1943年初始，战争的结果取决于苏联战场和大西洋上的战斗。其中任何一条战线的败北将令盟军的整体军事行动陷入危局。

“战争中唯一曾让我真正恐惧的东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是U型潜艇的威胁。”(119)丘吉尔有十足的理由感到害怕。有三年时间，德国似乎是大西洋战场的胜利者。从1940年6—9月，U型潜艇击沉了274艘船只，本身损失仅仅2艘。1942年，随着美国加入战局、大西洋海运吨位显著增加，盟军的损失达到一个危险的高度，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美国海军拒不采取哪怕最基本的防备措施，例如在东海岸实行灯火管制。沿海城市明亮的灯光打出船只的剪影，成为等候猎物的潜艇群完美的目标。起先，甚至连盟军破译德国密码的能力都不足以抵消敌人的技巧和自身的错误，但形势逐渐好转起来。至1943年2月，同盟国建造出的船只吨位超过了损失；5月，因U型潜艇战损过多，德国最高统帅部被迫限制其行动。大西洋的战斗是一场经典的消耗战，缓慢、累加的战果逐渐令敌人付出的代价超出了他们愿意接受的程度。

1942年6月，盟军依旧在海上落于下风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告诉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战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苏联人”。(120)当时，俄国生存的机会还不超过五成。斯大林在5月下令发动了一场准备不周、过程拙劣的攻势，造成苏军减员100,000人、被俘200,000人。作为回应，德国也发动了一场攻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将军所率第6集团军无法攻克斯大林格勒，令进攻势头停滞。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双方都用骇人的残忍进行战斗，肉搏是家常便饭。1943年2月，在围城德军遭到反包围后，第6集团军余部死伤惨重，被迫投降，这是德国军事行动所遭受的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深重失败。比斯大林格勒更惨重的失败是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坦克战，德国人此后再也未能恢复这场战役所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

库尔斯克只是当月令德国走向覆灭的若干起灾难性事件之一。大约同一时间，英美军队在赶走北非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后成功登陆西西里岛。月底，墨索里尼因一场政变下台。1943年7月德国还见证了战争中最可怕的空袭之一，炸弹夺去3万汉堡平民的生命，令100万人无家可归。希特勒拥有胜机的唯一战争形态——战备优势、战略突然性、高超的战场执行力令德军对其敌人握有决定性优势的那种战争——一去不返。德国现在被迫进行一种不同的战争，要面对多个敌人，而且敌国的人口、资源和生产力都远远凌驾其上。以1943年为例，德国生产了24,807架飞机、270艘舰艇（全部是潜艇）、17,300辆坦克和27,000门火炮。美国、英国和苏联则一共生产了147,161架飞机、2,891艘舰艇、61,062辆坦克和210,044门火炮。(121)

过了1943年夏季，最有趣的问题不是盟军为何获胜，而是德国的败亡为何来得如此之晚。(122)想想此后两年的战争进程吧：在俄罗斯、北非和意大利南部遭受失败后，每条战线上的德国军队都节节后退；德国潜艇被击沉；空军无助地试图保护德国城市免受盟军轰炸，因此消耗殆尽。盟军于1944年6月成功登陆诺曼底，此后3个月中，超过100万德军士兵阵亡或被俘。一支英美联军占领了罗马，另一支在法国高歌猛进。俄国人已推进到维斯瓦河（Vistula）畔，控制了欧洲东南大片土地。然而德国人依旧给对手造成重大伤亡，迫使他们为每一场胜利付出沉重代价。例如，在西西里，一支大约6万人、没有海空支援的德国部队，在兵力高出8倍的敌人前坚守了38天，然后还有条不紊地撤走了大部分士兵和装备。(123)

完全失去胜机后，为何德国人还坚持战斗如此之久？也许有些人相信元首会挽救他们，或许有一种新的秘密武器——就如战争最后几个月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和火箭——能扭转战局。希特勒和他身边的高层领导执著于敌人的同盟会解体的希望。但哪怕是那些不抱此类缥缈希望的人，除了战斗似乎也别无选择。纳粹领导者和无数其他德国人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在东方的邪恶占领政策、数百万因受虐待或无人照看而死的苏联战俘的血债。很多人意识到他们的生存离不开纳粹政体，那些曾在他们手中受苦受难之人的怒火，现在唯有纳粹政体可为他们阻挡。因为纳粹领导者无法向敌人投降，除了向战争本身屈服外，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了。

然而，让战场上的普通德国士兵坚持战斗的又是什么？他们有时要面对7倍于己的敌人，一般得不到空中支援，其必要装备往往得不到充足的补给。对一些人，理想主义信念无疑是重要因素。党卫军精英部队的士兵、许多对第三帝国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的青年，因为对希特勒、民族大义毫不动摇的信仰和坚信敌人的邪恶而继续战斗。其他人与古往今来的士兵一样，为战友坚持战斗。德军战斗力强悍的原因之一是能建立起班排的团结性，如美国军事思想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所写，这种团结帮助士兵“在战场的可怕打击中存活，远远强于任何别的个人精神力量”。(124)还有一点也并非无关紧要，他们战斗是因为不敢不战，不仅害怕被苏联人俘虏，也害怕被当做逃兵处决。一战时德军处决的己方士兵很少，可二战不同，死刑判罚越来越频繁。东线处死了大约15,000人——相当于一个步兵师——在西线，当盟军已到几条街开外的时候，逃兵仍会被吊死在路灯上。

二战如同一战，是一场消耗战争，最终的结果来自胜利方缓慢、艰难的进展和失败方逐步、痛苦的衰亡。两场战争的关键差异不是其性质，而是其规模。二战是真正的全球战争，这一点比一战要明显得多。战斗发生在亚欧大陆、在所有的大洋、在所有陆地的上空。一场战役所卷入的血肉和钢铁就达海量：举例来说，库尔斯克战役中，有7,000辆坦克厮杀于一片才半个英国大的地区；为准备最后攻势，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战线上，苏联集结起670万人。

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等情形。无论一战对鲜血和物质财富的胃口有多贪得无厌，都远远比不上二战——更多生命、更多资源、更多机械。大约5,00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弹药消耗不计其数——苏联在1945年4月攻击施劳弗高地（Seelow Heights）的头天射出100万发炮弹。机械的损毁率非比寻常：一门苏联野战炮能生存18个星期，坦克和飞机为3个月左右。在1941—1942年中战斗最激烈的时期，苏联每周（every week）损失半数飞机和1/10的装甲部队。

二战不加区别地吞噬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这也令一战望尘莫及。1914—1918年间，战争的破坏力大体集中于战场；绝大多数死伤者为士兵。1939—1945年的战斗则失去界线；两方都蓄意把敌国的平民列为目标。(125)平民死亡人数比士兵要多得多，仅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就达650,000人，多过整场战争中英法军队的伤亡总数，其中男女老幼皆有。终战时，欧洲大部分名城都遭破坏，有一些——柏林(126)、德累斯顿、华沙、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被彻底夷为平地。

在消耗战争中，没有哪一场战役是决定性的，但一切对敌人的削弱和对其战力的消耗都有意义；坦克的制造者和操纵者没有战略差别，因此，某位美国官员的高呼得到了每一位战时领导人的认同：“日本没有平民……我们要找出并摧毁敌人，无论他或她在哪里，越多越好、越快越好。”(127)

空袭提供了最有效的灭敌手段，无论敌人身处何方。20世纪20—30年代，空中力量的战略运用获得了军事思想家的青睐，因为这极有希望打破一战中灾难性的僵持状态。在意大利空军将领朱利奥·杜埃（Giulio Douhet）(128)出版于1921年的《制空权》（Command of the Air）及同类著作中，空袭的倡导者提出，飞机能重新给战争带来速度和机动，从而再度让胜利成为可能。就如1914年前攻势战略的倡导者一样，这些战略家强调战争中的心理因素——当然，不是指进攻部队的士气，而是平民的士气，这些士气会随着从天而降的毁灭和死亡崩溃。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对此类攻击尤其不堪一击，因为，照利德尔·哈特的话说，社会有“如此复杂和相互依存的构造”。利德尔·哈特确信，一场“突然且压倒性的空中打击”能够用几小时、最多几天就瘫痪“一个现代文明国家”。(129)

空军的特性对其支持者形成了这般诱惑，也同样吓坏了许多欧洲人。在1932年一次后来被频繁引用的下院演说中，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宣称“街头巷尾的人”必须正视一点，没有什么能保护他们不被轰炸。“不管别人怎么对他说，轰炸机总是飞得过来”。(130)唯一的防御，鲍德温作结，是比对手更快更狠地进行打击，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想从敌人手中保护本国的平民和妇孺，那就不得不抢先杀害更多平民、更多妇孺”。飞机令人们想起另一件威胁其创造者的著名发明不足称奇：“人类是弗兰肯斯坦，”英国和平运动家海伦娜·斯旺尼克（Helena Swanwick）在1934年写道，“科学，尤其是航空学，就是他创造的怪物。我们能学会如何控制它吗？”(131)整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后5年，当纳粹德国开始违背《凡尔赛条约》建设空军，熊熊燃烧的城市、支离破碎的社会就萦绕于人们的脑海，令探求和平变得更加急迫。(132)

在海峡屏障后得以避免直接卷入战火的英国人特别害怕空袭。1939年9月开战之际，他们早已将175万妇女儿童疏散出易遭攻击的城市；就在张伯伦郑重宣布战争开始之后不久，空袭警报于9月3日响起，当时人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过，实际上英法一开始克制了攻击民事目标的行为，就连曾野蛮轰炸华沙的德国人也不敢在西线造次。

可这持续不了多久。当希特勒开始在1940年夏轰炸伦敦，英国人以牙还牙。他们在欧陆没有部队，必须用其他方法打击德国。就算反对者要求仅攻击军事目标——事实上并没有这类舆论——技术上也办不到。1941年夏，英国调查员发现，他们投下的炸弹中仅有1/3落在目标点方圆5英里的范围内，而其他则远远偏离目标，最多可达75英里。至1942年，英国已完全放下精确轰炸的无谓姿态，蓄意以扰乱民间社会为目的攻击城市。美国人对于不切实际的精确所抱希望更长一些，但最终也承认必须打击大片区域而非特定目标。英美在轰炸战略中用规模替代了精确，不断增加炸弹的尺寸和轰炸机的数量。这使得超大型空袭成为可能，就如1943年把汉堡城中5平方英里地区夷为平地的轰炸。

空中打击没有满足支持者最激进的期望。德国经济一直持续运作到战争末期；事实上，在轰炸加剧的1943—1944年间，战争物资的产量还提高了。虽然轰炸给平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和颠沛，却没有像杜埃等人所预言的那样摧垮士气或促使人们反抗纳粹。轰炸令人们必须依靠当局生活，或许还反过来削弱了他们独立行动的意志。空中打击无法防御这一点也不正确。确实总有一些轰炸机过得来，但双方都被击落很多，不是被敌方战斗机就是被防空炮。盟军轰炸机机组成员是战争中最危险的岗位之一。

尽管如此，在计算过空战的代价、考虑到其战略局限性之后，它对盟军战胜德国的重大贡献仍无可置疑，对盟军打败日本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延阻德国导弹研发计划时，轰炸的效果立竿见影。在更通常的情况下，它消耗了德国本可用到别处的资源；德国1944年的产量是提高了，但若没有轰炸还会提高更多。最后，通过攻击德国人必须防御的目标，轰炸城市的战略有助于削弱、最终消灭德国空军。从诺曼底登陆到战争结束这段时期，若国防军在这场漫长而血腥的防卫战中获得了空中支援，盟军的胜利将来得更晚，双方都会付出多得多的牺牲。

当数百英美飞行员在德国城市上空进行着他们的消耗战争，数百万苏联士兵在地面和家园进行着自己的消耗战争。在东线谈论士兵和平民的差别，就好像在鹿特丹、考文垂、汉堡或德累斯顿燃烧的建筑中谈论一样没有意义。从1941年6月到1944年夏的3年间，若干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斗在苏联西部上演。德国入侵，苏联撤退，然后缓慢恢复失地，这一过程对那些不幸被卷入的人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双方都从平民那里取走所需一切，并毁灭其余有价值的一切。在严冬时节，德军把农民赶出家园，纵火烧毁村落，将壮丁征去修路或挖掘坦克陷阱，让余下的人自生自灭。就算在战时欧洲破碎血腥的土地上，苏联人民的苦难也显得鹤立鸡群。数据肯定不尽准确，但足以揭示悲剧的深重：680万士兵和约1,690万（有可能多达2,400万）平民死亡。所以，在5,000万战争牺牲者中至少有一半是苏联人。(133)

苏联的成就必须以这一灾难般的背景作为评判的参考。他们成功的核心在于军事：红军承受德国打击和慢慢恢复重建的非凡能力。在苏联军事表现不断改善的背后，是经济规划和生产的丰功伟业。尽管德国占领了大片最富饶的土地，苏联的生产力仍足以喂饱平民、供应士兵。苏联工程师熟练地拆解转移了部分工厂，同时在德国人打击范围以外扩建了另一些工厂。因为大部分男性被征募入伍，生产工作通常由女性承担，她们占总体工作人数的38％至53％，在农业生产中更超过70％。苏联平民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配给短缺、燃料有限、只有最低限度的消费品。通过巨大的努力，苏联生产出数量惊人、简单粗糙但耐用的机械：100,000辆坦克、130,000架飞机、800,000门野战炮和迫击炮、5亿发炮弹、6,000万把自动手枪和1,200万支步枪。

苏联政府激励人民的途径多种多样，包括传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精神，甚至东正教的宗教虔诚。德国野蛮的占领政策疏远了那些也许会欢迎侵略者把他们从斯大林的暴政中解救出来的人，从而有助于苏联的战争。用面包和盐来迎接侵略者的农民，在尝到德国人统治的滋味后很快就与他们为敌。(134)但大体上，苏维埃能掌握人心靠的是其本性和所建立的体系——一个由森严的党派结构主导、庞大的恐怖机关控制、一整套信仰所激励的体系。战时，这些特质成为生存和成功的保障。由此而言，整个苏维埃体制是为准备全面战争而生的。

思考着为何其祖国能够在1941年生存下来，一位俄国将领写道：“第三帝国的纳粹理念和独裁政体压倒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但在东方，它遇到了相似的、甚至有可能组织得更好的政体，于是法西斯无法经受住火一般的考验。”(135)两种政体都全心致力于一个崭新的未来；都由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和一个具有大众基础的政党领导；都用类似的恐怖手段加强服从与团结——公开批斗、秘密警察和集中营。

在要求民众做出牺牲时，苏维埃和纳粹政体比任何民间化社会都更有能力和意愿。最明显的例子是苏德军队与英美军队对伤亡态度的差异。苏军和德军将领指挥作战时更野蛮粗暴，往往恣意无视伤亡。如果造成什么区别的话，这在战争最后阶段、胜败再无疑问之时更为明显。例如，柏林战役中苏军阵亡78,291人，有274,184人受伤，伤亡很大程度上来自将领间争夺战果的愚行。德国最后数月的战死人数为1,230,045人，几乎占二战阵亡总数的1/4。(136)英美指挥官对其平民士兵的性命要吝惜得多。根据切斯特·威尔莫134特（Chester Wilmot）———最好的二战历史学家之一所言，“英军最严重的缺陷”是“所有级别的将领都不愿命令部队不计代价地前进”。(137)就如英国人，美国人喜欢缓慢、谨慎地推进，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投入空军和炮兵而非人力。约翰·达尔奎斯特（John Dahlquist）少将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战略，抱怨美军作战时对火力依赖成性：“我们不能远远待着，朝敌人发炮，然后等他们撤退。”(138)如我们所知，敌人并没有退却，直到苏军抵达柏林的市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包含着多重战争：战场上士兵之间的战争、主要从空中发起的针对敌国平民的战争、在大型军事冲突内部或周边展开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次要战争。德国军事力量的兴衰起伏决定了这些次要战争的形态，但它们也有自身的深刻起因和长远影响。

希特勒一直相信德国正同时进行两场截然不同但不可分割的战争，一是针对敌国的世界大战，二是针对他相信危及德国人民（Volk）的异族和颠覆分子的战争。世界大战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如果不伴随一场成功的种族革命，军事胜利就毫无意义。所以，1933—1939年间，希特勒在布下军事胜利的政治和战略基础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种族统治方略的理念和体制基础。(139)不管这些计划的细节可能有多含糊，其最终目标已牢牢确立：德意志的敌对民族必须被消灭，劣等民族必须被征服和奴役。

就如世界大战，种族战争也同时在多条战线展开。病入膏肓、不被社会需要的德国人是其最初的牺牲者之一。1939年10月，希特勒在他的私用文书纸上签发指示，给予特定医生权力，对被选中的病人实施“仁慈助死”。(140)几十年来，德国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都有人支持此类无情的安乐死程序，但只有战争能带来付诸实践的可能。所以，认识到希特勒10月的指示与9月1日的战争爆发有关，这很重要。首批受害者是大约5,000名儿童，随后是70,000左右的成年人。起初处死的手段是注射；到1939年末或1940年初开始使用毒气，有时在厢式货车里，有时在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甚至在普遍抗议迫使希特勒于1941年8月下令德国国内中止安乐死程序以后，一些科学家还继续谋杀病人；在不那么需要谨慎和隐瞒的东部占领区，这项程序一如既往地得到实行。

德国种族战争的核心是犹太问题。不像波兰和其他斯拉夫劣等民族，犹太人太过危险，力量太过强大，影响力渗透得太广太深，仅仅臣服远远不够。早至1919年，希特勒就得出结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除掉他们——虽然他那时还没有决定具体手段。1933年，一俟纳粹掌握政权，他们就开始迫害德国本国的犹太人——一个小而高度同化的少数团体。在起初的若干暴力之后，政体“合法地”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将犹太人清理出公共机构，限制他们的民事和经济权利，把他们同社会其他部分孤立开来。移民得到鼓励；到开战时，约半数德国犹太人已经逃亡，只留下不愿或不能相信自己会被祖国彻底排斥的人。当国际形势愈发紧张，迫害的脚步也逐渐加快。1938年11月，希特勒取得慕尼黑外交胜利后数周，纳粹突击队焚烧犹太教会堂，杀害若干犹太人、逮捕了更多，还打破犹太人店铺的窗户，史称“玻璃渣之夜”（Kristallnacht）。1939年1月30日，在庆祝其就任元首6周年的演说中，希特勒给出了不祥的预示：“若国内外的犹太金融家”成功引发一场战争，其结果不会是布尔什维克获胜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族在欧洲的灭绝”。(141)

就如安乐死程序和对斯拉夫民族的征服，对犹太人的迫害随战争而升级。现在，战争令置身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数量大大增加，也制造了暴力和混乱的氛围，和平时仍不可想象的极端行为在此等氛围下可以变成常规。起先，德国人迫使占领区犹太人迁移，把他们集中、隔离，驱赶他们背井离乡，进入犹太居住区和居住营。虽然有一些杀人事件，特别是波兰战役的早期，但至1940年末只有大约100,000犹太人被害——“只有”一词让我们为此后恐怖的规模做好心理准备。法国战败后，纳粹仍没有确定在欧洲排除犹太人的方法，还曾认真考虑将数百万犹太人迁移到马达加斯加。但英国继续握有制海权，仍不退出战争，而入侵苏联令更多犹太人落入纳粹指掌，所以这一计划被放弃。1941年下半年的某个时期，希特勒和其核心成员决定了所谓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那就是，杀害每一名他们能杀掉的犹太人。

一开始，在整个东部占领区执行屠杀的是一些机动小分队——全部死难者中约半数是这样被害的——随后，屠杀转移到集中营进行，有数百万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送往那里。有些立刻被杀，有些强制劳动直到不支身亡。从1942年3月到1943年2月，种族战争以无可复加的苛烈程度进行着；至2月，有75％到80％受纳粹迫害的人已身亡。大部分的杀戮发生于曾经的波兰土地，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马伊达内克（Majdanek）、贝乌热茨（Belzec）和奥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等集中营——这些地名依旧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近600万犹太人死亡；另有25万吉普赛人(142)在1942年成为纳粹灭绝的对象，也遭杀害。

这场杀戮能达到如此规模和程度，是因为德国给种族战争投入资源、纳粹意识形态的野心彻底至极。只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国家，在乌托邦式愿景的推动下，才会渴求杀尽欧洲每一个犹太人，从波兰村落的贫穷村民到躲藏在阿姆斯特丹某间阁楼里避难的体面一家(143)都不放过。但要实行这等屠杀，德国人还需要帮助，而他们所到之处几乎都能找到合作者。有时，例如在罗马尼亚，盟友的反犹太主义暴力令德国当局都感到震惊；还有时，如在维希法国，当地政府急于逢迎其意的渴望让他们颇为意外。谋杀犹太人是一个欧洲现象，其中，法国民兵、乌克兰农民、拉脱维亚志愿者和意大利法西斯党徒都不是看客。

在二战时期人类彼此施加的惊人苦难中，犹太人的痛苦命运因彻底和全面性显得独一无二。只有犹太人，无论贫富、贵贱、政治宗教信仰都被屠杀，而且要不分男女老幼杀至最后一人。但虽然作为受害者的地位很特殊，犹太人绝不是致命的种族仇恨唯一的目标。布列塔尼人和法兰西人、佛兰德斯人和瓦隆人之间都爆发了暴力冲突；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同德国人战斗，也彼此互斗，又时而联手对付犹太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都试图掌控争议地区或自保。

这些冲突有一部分因战争破坏稳定而起，战争使公共秩序崩坏，让暴力主义者获得权力。但许多战时的民族冲突是德国政策的直接产物。例如，在写于1940年5月的一份“关于处置东方异族人口的若干想法”的备忘录中，纳粹恐怖机关的头头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称占领区政府应当鼓励发展出尽可能多的种族团体：“我们没有兴趣领导他们走向团结和伟业，或逐步给予他们国家共同感和文化共同感，而是要把他们瓦解成无数渺小的分裂派别。”(144)在这些民族团体中，希姆莱继续说，德国能够找到有价值的盟友，充作警察和集中营守卫。

希姆莱开始扩充党卫队的军事编制武装党卫军（Waffen SS）时，他建立了以民族构成为基础的部队单位，既从占领区也从轴心国征兵，特别偏重“德意志”诸民族，例如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和佛兰德斯人，但也吸收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至1945年3月，830,000武装党卫军成员中只有大约40％是德意志人。柏林最后的战斗中守卫国会大厦的是从法国征兵组建的武装党卫军查理曼掷弹兵师的余部。到那时，这些亡命之徒除了那里已经无处可去了。

关于德国的政策是如何激化原本存在的民族矛盾、制造出错综复杂的内战形势，南斯拉夫提供了尤其生动的例证。(145)南斯拉夫成立于一战后，由塞尔维亚王国与哈布斯堡治下的斯拉夫省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合并而成。如其他战后涌现的诸多国家，南斯拉夫无法整合其多样化的语言、宗教和民族元素。在1941年4月的一场短暂但残酷的战斗中败给德国后，南斯拉夫四分五裂：部分被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占领，部分被德国的盟国兼并或统治，起义党（Ustasha）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这是一个小型法西斯党派，其领导者一直受墨索里尼的庇护。为了“净化”克罗地亚，起义党杀害了大量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

有两起反抗起义党和德意占领军的全面抵抗运动。其一由前南军官、上校德拉戈缪·米哈伊洛维奇（Dragoljub Mihailoviéc）领导，成员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其二的领导者是化名铁托（Tito）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运动家，成员来自所有民族。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欧战结束后将有另一场战争，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同德国人交战。铁托则是有力且坚定得多的游击战士，赢得了英美及苏联的支持，在经历同米哈伊洛维奇和占领军的漫长战斗后，他成功地笑到了最后。

南斯拉夫是一个极端范例，表现了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无处不在的复杂冲突。所有的冲突都是多元的，在德国人和其对手之间、通敌者和抵抗者之间、以及抵抗者的不同派别之间展开。在所有的冲突地区，国家都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国外和国内争端的差异都不复存在。这些次要战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对德正面战场；没有一处的抵抗力量足以独力获胜，哪怕南斯拉夫也一样；也没有一处的通敌者能够不依赖德国的扶持独自存续。

德军战败后，曾与他们合作的政体被一扫而空。有所顾虑的合作者，例如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Michael King of Romania）；心甘情愿的帮手，例如斯洛伐克神父约瑟夫·季索（Father Jozef Tiso）；狂热的党羽，例如克罗地亚的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éc）；都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获得了恰如其分的位置。在欧洲很多地区，一俟没有了后顾之忧，抵抗力量就马上对敌人展开报复。以法国为例，8,000—9,000名维希政府成员遭通缉并处决。很多通敌者被审判，获得严厉的判决——大约50,000名法国人获罪，6,700人判死刑，767人战后即刻被处死。(146)甚至当复仇的冲动淡去，战时的记忆仍弥留在战后政治的肌理当中。

1945年没有某个明确的时刻像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那样标志出战争的终点。德国代表三度正式投降——5月4日在吕内堡灌丛（Lüneburg Heath）投降美国、5月7日在赖姆斯（Reims）投降英国、5月9日在柏林投降苏联——但一些德国部队很早之前就放弃了抵抗，而有的部队继续绝望地战斗了十多天，例如5月20日在匈牙利攻击某个苏联师的武装党卫军。至月底，德军再无任何抵抗。美国害怕狂热的纳粹分子会聚集在巴伐利亚建起最后的阵地，做阿拉莫式(147)的负隅顽抗，结果表明，这一担忧，就如担忧“狼人”游击队一样没有根据。考虑到德国人如此长久且有效地捍卫了纳粹政体，他们在政体倒台后能迅速彻底放弃着实不同寻常。

数百万德国士兵在1945年成为战俘；其中有些人死于疾病或营养不良；幸运者很快获释，其他人在苏联拘押，最长达10年。盟军还抓获了若干纳粹头目，把他们送交纽伦堡国际法庭受审。其他纳粹高层得以脱逃，或是改换身份混入平民、或是逃往国外。关于第三帝国，也许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有很多人宁可自尽也不愿接受战败的结果。不仅包括最高领导人——希特勒、戈培尔（Goebbels）和希姆莱——还有110名将领、很多党内官员、地方政要和为数不少的普通男女，其中有些人像戈培尔那样携妻带儿一同赴死。这些欧洲史上没有前例的自杀事件，又一次表现了因这场最恐怖的战争而产生的强烈绝望、恐惧和羞耻感——人们很可能相信当时的纳粹也有羞耻心。

有的德国人是为逃避苏军的怒火自杀。掠夺、强奸和杀戮一直伴随着士兵的脚步，但苏军在欧洲占领区的行径从现代史中找不出同例。(148)从跨出本国边境的那一刻起，尤其在进入德国之后，斯大林的军队给数百万平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他们夺走一切值钱的东西，还经常毁坏无法带走的东西。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无目的暴力的牺牲品，但女性特别容易遭罪。不管老幼、贫富、健康还是染疾、支持纳粹还是反对——成百上千的人被强奸，常常是反复长期受辱；被强暴者杀害、或因这段苦难经历而死的人有数千。强奸和残杀不仅在战时发生、被沾着战场硝烟的部队犯下，还持续到战争结束后数年、在整个苏联占领区发生。

战争及其余波令多达6,000万欧洲人背井离乡。数百万犹太人和波兰人被纳粹赶入集中营；数以万计居住在第三帝国以外的德意志人被带回“家乡”，重新安置在殖民化的东部地区。斯大林“为安全考虑”把50万伏尔加德意志人、50万车臣人和英古什人、还有2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驱逐出境。战争过程中有数百万人为逃离作战区域无家可归。军队所到之处，周围总是充满一群又一群的平民，背负着他们能带的一切，无论有多么寒酸，绝望地试图远离已经碾碎他们生活的洪水猛兽。到战争结束时，近1/4德国居民已成难民，其中包括500万因轰炸失去家园的人（在英国轰炸指挥部的术语中叫做“去住房”）、成百上千躲避红军的德国人、还有数百万强制劳役、战俘和集中营幸存者。他们当中有些人战后立刻返乡，但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驱逐出境的1,200万德意志人又使难民潮膨胀。战争刚结束时，这些驱逐行为经常伴随着暴力，例如，在苏台德地区快准狠地清理德意志人的行动中，有数千被奸污、殴打和杀害。为建立统一民族国家而遭驱逐的不仅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从占领地赶走匈牙利人，希腊赶走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波兰人被迫离开乌克兰，住进的屋子是被驱逐出波兰的德意志人所留下的。

1945年后，有些边界发生了变动，特别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属于波兰的领土，但二战后的主要变化关乎人而非边境。十多个世纪以来数不清的移民和定居点所形成的东欧和中欧五花八门的民族构成被大大简化了。那些多姿多彩、时而纷乱动荡的宗教、语言和民族混合体曾一度繁荣于萨洛尼卡（Salonika）这样的城市、或布科维纳（Bukovina）那样的地区，现在一去不返，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凋零，其他少数民族已逃亡或被驱走。战争结束时，同盟国领导们接受现实，认为特定方式的民族清洗是防止内乱的一个痛苦但必要的措施。例如，丘吉尔在1944年12月对下院发言，称：“在我们目所能及的将来和智慧所限的范围内，驱逐［德意志人］是最令人满意且效力持久的手段。将不再有造成无尽困扰的民族混居问题。”(149)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同意，需要转移东部地区的德意志人口。这一迁移，在他们自欺欺人的表达中，应该是“有序且人道”的。(150)

背井离乡的欧洲人在一个战争废墟芜蔓丛生的世界里流浪，在一片宛如捣蛋鬼玩坏了的玩具般的破败山河间四散伶仃。沿着上百条道路，能见到焚毁的坦克、废弃的野战炮和草草挖成的坟墓，标志着一些不起眼的小战斗中人们死去的场所。欧洲的河流被断桥的残骸所堵，港口只剩码头的焦土和沉没的船只。各座城市就像古诺曼人的卡昂（Caen）要塞(151)，已在地面战中毁为瓦砾；从考文垂到基辅，市区受空袭的目标都化为废墟。对那些被卷入战斗旋涡的人，战争总是全面而彻底，撕破民间生活的纹理，把局外人跟战斗者一样杀戮。但自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来，还未曾有如此大比例的欧洲人承受战争之苦。留在各处各物和各人意识中的创伤将持续数十年。

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的打击最深重且持久。没有哪个交战国承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质损失，也没有哪个国家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型更为痛苦，因为苏联当局紧咬着那些被视做叛徒和通敌者的人不放。(152)其主体是1945年时位于德国的550万苏联人民：战俘、被迫为德国从事经济生产的男女、想躲避斯大林暴政而西逃的人和曾经在苏联叛党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部队里待过的士兵。通敌者被秘密警察枪杀或囚禁，但甚至并非自愿落入德国手中的人也被视为公敌。有些人被处决；其余大部分被送往劳动营。那些最后重返民间生活的幸运者也带着黑档案，直到1995年俄罗斯联邦总统颁布法令，前战俘的合法权利方得恢复。

苏维埃有最严酷的惩戒，但对其人民英雄般的伟业也有最热情的赞美。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建成如此之多的精美纪念碑来纪念死者、鼓舞生者。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如此看重从政者的战时履历。20世纪50年代，一位游访过苏联的外国人告诫其同僚：“你必须适应一点，在与人交谈时，要一遍又一遍地听他谈论在伟大爱国战争中的经历。”(153)直到战后40年，苏联才出现第一代没有经历战争的领导者——也恰是苏联的最后一代领导人。

英国和苏联一样在胜利方赢得了一席之地。经过数年的逃避和幻想后，英国人也向纳粹开战，在有条件媾和时拒绝谈判，并提供了反攻西欧的基地，也许这对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敦刻尔克、英勇的皇家空军年轻飞行员、丘吉尔激动人心的演说艺术、寻常人在德国猛烈空袭中的坚韧节俭——全都成了英国历史中的丰厚遗产。战争一直是苏维埃存在意义和正当性的来源，但英国人不同，他们在1945年夏没有选择丘吉尔连任首相，表现出渴望前行的果决。1944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大部分人表示与其建造纪念死者的匾牌或雕塑，他们更想要公园和花园，“战争幸存者用得上，或者能从中得到快乐”(154)。当然，英国也有庆祝胜利的游行和纪念碑，但与纪念一战的相比，数量少、象征意义也弱得多。英国人仍把一战称为伟大战争。

除苏联和英国外，这场战争在各国主流历史中都是不堪回首的一章，构成了各国自我认同感的核心。法国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战争史变成光荣的抵抗传奇，但在战败和通敌的现实面前，这对很多人而言都是站不住脚的神话。曾作为希特勒盟友加入战争的意大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1943年迟来的反正和战争最后两年对德军的英勇抵抗，从而加入胜利的一方。德国人有时将1945年称为“零点之年”，一个夹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历史走向终点的年份。战后的德国没有为英勇阵亡者举行的悼念、没有对这场巨大失败的颂词、没有公开的纪念或抚慰仪式。德国人生活在废墟之中，每天都面对着战败的破局。柏林最后的枪声消失后仅仅4年，两个全新的德意志国家就诞生了，都自称代表一个新的起点，与曾经造就纳粹主义的价值观和体制一刀两断。

事实证明，20世纪的第二场伟大战争难以纪念，甚至比一战更难。战争导致的苦难沉重而多样，无法用语言、石碑或公共仪式作权威的表达。因此，战争最令人感怀的文化产物，通常是极为个人的、对某个特定时期和地区的描绘，而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叙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法国抵抗回忆录、贝佩·费诺利奥（Beppe Fenoglio）关于意大利游击队的小说、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叫人心碎的藏身日记。很多伟大的战争作品——例如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小说，或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uls）执导的《悲哀与怜悯》（The Sorrow and the Pity）——对战时经过的描述远不如对战争无处不在又难以捉摸的弥留之物所作的刻画。

《死后重生》（Life After Death）是战后不久出版的最优秀的文集之一。(155)其中心主题是被这般毁灭光景所围困的人们重建平凡生活的尝试，这种尝试有时是绝望的。对数百万欧洲人而言，1945年后的问题不是生活意义而是活下去——找到果腹的食物、过夜的场所、取暖的方法。为此必须清理废墟，为一个新社会、一种新政治秩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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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大量可圈可点的一战研究著作，例如Stevenson、Strachan和Keegan的作品。

(2) 关于圣西尔军官学校，见LaGorce，pp. 93—94。

(3) 关于格伦费尔家族，见Hynes，pp. 34—35。

(4) Fussell，p. 7．

(5) Stromberg，p. 150．

(6) Joll，Intellectuals，p. 96．

(7) Colin，p. 335．关于进攻精神的重要性，见Howard，“Men”。

(8) Luvaas，p. 301．

(9) Williamson，收录于Kennedy主编的作品，p. 147。

(10) Hamilton、Herweg合著，p. 153。对施利芬计划最近的一份解读，见Zuber。

(11) Ousby，pp. 30—31．

(12) Ousby，p. 35．

(13) 见Keegan，Face。

(14) 指英国一战中最著名的那张征兵海报，上面有基奇纳勋爵的大幅头像和“英国人民需要你。加入祖国的军队！上帝保佑国王！”的文字。

(15) 通译作法金汉。

(16) 这句话源自法尔肯海因的回忆录，他写道：“法国人已接近崩溃。大范围突破——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并不必要。在我们可以攻打的范围内，有一些目标是法国总参谋部必须投入每一名士兵来守卫的。如果他们这么做，法国的军力将失血而亡。”

(17) Ousby，p. 9．

(18) 关于凡尔登的伤亡，见Ousby，pp. 7—8。

(19) Moran，p. 67．

(20) Moran，p. x．

(21) 见Shephard，p. 53。

(22) 关于军事死刑，见Oram。

(23) Gray，p. 52．

(24) Bloch，Memoirs，p. 166．

(25) Hardach，p. 55．

(26) Hardach，p. 24．

(27) Havighurst，p. 129．

(28) Doughty等人，p. 554。

(29) Cohen，Supreme Command，p. 67．

(30) 关于产量和消耗的数据取自Van Creveld，Technology，p. 175；Smith、Audoin-Rouzeau合著，p. 63；Van Creveld，Command，pp. 184—185；Challener，p. 92；Winter，Death's Men，p. 236；Morrow，pp. 190—191。

(31) 关于德国战时经济动员，见Feldman的先驱之作Army。

(32) Porter，War，p. xix．

(33) 这是D．H．Robertson的言论，引自Condliffe，p. 757。

(34) 其父创办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2005年，该品牌被伊莱克斯收购。

(35) 即夏时制。起初实行这一时制是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犯罪率和节约照明能源。

(36) Holquist，p. 208．

(37) Smith、Audoin-Rouzeau合著，p. 53。

(38) Haffner，pp. 19—21．关于伊泽尔省的状况，见Flood。

(39) 空军的使用：Herwig，p. 191；Titmuss，p. 4；Morrow，pp. 190—191。关于英国封锁的效果，见Downes。

(40) Carr，Crisis，p. 136．

(41) Horne、Kramer合著。

(42) Andoin-Rouzeau、Becker合著，pp. 47—48。

(43) 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见Akçam。

(44) Lohr，p. 138．关于强制人口迁移，见Gattrell。

(45) 英国外交家。曾秘密访问德国，意图在集中营犯人中组建一支爱尔兰人的部队，但囚犯中几乎无人响应。

(46) Carr，Crisis，p. 137．

(47) Paul Miliukov的言论，引自Treadgold，p. 119。

(48) Wildman，vol．1，p. 245．

(49) Yakovlev，pp. 20—21．

(50) 最近的一本记述巴黎和平会议的著作是MacMillan所写。

(51) Schivelbusch，p. 197．

(52) 《凡尔赛条约》可在Avalon Project网站找到。

(53) Sayer，p. 145．

(54) 1920年1月英政府号召人们加入这一组织，应召者众多，至1921年11月就有大约9,500人，令制服出现短缺。所以很多队员领到的是土黄色军裤加上深绿色皇家爱尔兰警察队制服或深蓝色英国警察上装。黑褐团由此得名，其正式名称为皇家爱尔兰警察后备队。

(55) Balfour，p. 127．Balfour提供了一份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暴力的有用记录。

(56) Macfie，p. 198．

(57) 俄国内战的伤亡数据取自Ferguson，Pity，pp. 391—392。还有一些令人发指的暴行的描述，见Yakov-lev，p. 156。

(58) Yakovlev，p. 89．

(59) Figes，p. 641．

(60) 关于法西斯赢得权力的过程，Lyttelton的记述堪称经典。最近的一本墨索里尼传记作者是Bosworth。

(61) Furet，p. 19．

(62) Bosworth，p. 163．

(63) Odom，p. 203．

(64) Ceadel，p. 26．

(65) 关于战争伤亡，见Ferguson，Pity，p. 295；Winter，Sites，p. 254；Smith、Audoin-Rouzeau合著，p. 69。

(66) Jarausch，p. 264．

(67) Brittain，pp. 469—470．

(68) 关于对战争死难者的纪念，见Winter，Sites。

(69) 维耶阿芒（Vieil-Armand）是此地的另一称法。因照原文音译过长，故如此处理。

(70) Sherman的著作分析了无名战士的象征意义。

(71) Schuker，p. 5．

(72) 关于凯恩斯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见Sontag，pp. 24—32。

(73) Fussell，p. 13．Strachan，收录于Chickering、Förster主编作品，p. 40。

(74) Strachan的论文很好地介绍了一战后战略观的变迁。

(75) MacIver，p. 249．

(76) 通常译作斯特来斯曼。

(77) 关于凯洛格－白里安公约，Ferrell的著述被视为基准。另见Steiner，其作品是关于20世纪20年代国际关系的最新记述。

(78) Carr，p. 36．

(79) 全名埃德加·阿尔杰农·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Edgar Algernon Robert Gascoyne-Cecil）（1864—1958），英国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是国联创建者之一，曾获1937年诺贝尔和平奖。

(80) Carr，p. 36．

(81) 原文为沈阳（Mukden，沈阳的满语表达）事变。

(82)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8，p. 9．

(83) Liddell Hart，Remaking，p. 90．

(84) 关于德国的损失和纪念死者时的难题，见Mosse，Fallen。

(85) 关于纳粹的崛起，Evans著有一份最新的研究。该书第296页有波滕帕一案的精彩描述。

(86) Canetti，Crowds，p. 181．

(87) Schivelbusch，pp. 240—241．

(88) Schivelbusch，p. 371．

(89) Auden，“September 1，1939”，收录于English Auden，pp. 245—247。若要看当代人笔下的30年代，见Large。

(90) 非洲东部的突出地带，即埃塞俄比亚。

(91) Weber，Hollow Years，p. 19．

(92) Sontag，p. 310．

(93) 霍斯巴赫的备忘录可在Avalon Project网站找到。

(94) Woodward、Butler合著，丛书第2套，vol．19，p. 513。

(95) Murray，p. 166．

(96) Murray，p. 173．

(97) 即鹰堡。

(98) Wheeler-Bennett，p. 171．

(99) Wheeler-Bennett，p. 181．

(100) 关于战争的直接起因，Watt有权威的著述。

(101) Sontag，p. 381．

(102) D'Este，p. 250．

(103) 通常译作蒲立德。

(104) Jackson，Fall，p. 145．

(105) Weber，Hollow Years，p. 262．

(106) Auden，“September 1，1939”，收录于English Auden，pp. 245—247。

(107) 原文中最后一词是again，即“再一次”。

(108) 《最后的欧战》（The Last European War）是John Lukacs的一本书，该书记录了1939至1941年间的事件。二战的杰出研究著作有许许多多。Wright的Ordeal of Total War在某些方面过时，但还是二战军事、政治和文化方面最好的论述。Weinberg的World at Arms提供了政治及军事事件的全面和可靠叙述。

(109) Rossino，p. 9．Baumgart的论述对这些引文真实性的证据进行了探讨。

(110)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9—1946，p. 245．丘吉尔是在争论要不要让波兰参加庆祝盟军胜利一周年的一次阅兵时发表这番言论的。

(111) Aron，pp. 17—18．

(112) Bloch，Strange Defeat，p. 36．关于法国沦陷，见Jackson的两本著作。

(113) Weber，Hollow Years，p. 5．

(114) Jackson，France，p. 129．

(115) Overy，Russia's War，p. 61．

(116) Overy，Russia's War，p. 94．

(117) Habeck著有一部德国战略问题的分析。

(118) Kennedy，Freedom，p. 523．

(119) Keegan，Price，pp. 225—226．Cohen、Gooch合著的作品描述了盟军起初在反潜作战中的失败。

(120) Adelman，p. 135．

(121) Overy，Why the Allies Won，pp. 331—332．

(122) “盟军为何获胜”是Richard Overy一本上佳著作（Why the Allies Won）的标题。

(123) 关于西西里岛战役，见D'Este，p. 438。

(124) Luttwak，Strategy，p. 84．Shils、Janowitz合著的作品对小集体的团结作出了经典的分析。他们阐释的观点又被Bartov挑战。关于德军力量的更多内容，见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

(125) MacIsaac在著述中对制空权理论进行了很好的介绍。

(126) 关于柏林的毁灭，见Beevor。

(127) Colonel Harry F．Cunningham的言论，引自Schaffer，p. 142。

(128) 通译作杜黑。

(129) Liddell Hart，Remaking，p. 106．

(130)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2，p. 189．

(131) Bialer，p. 7，他搞错了此引言所属作品的发表日期及作者。

(132) 关于空战，见Biddle，Rhetoric；Overy，Air War。

(133) 苏联的损失记录在Overy，Russia's War，p. 288。

(134) Bartov分析了国防军在东线的行为。Dallin的著作是德占政策的经典叙述。

(135) Lieven，Empire，p. 68．

(136) 对德国的损失研究得最细致的是Overmans。

(137) Hastings，p. 139．

(138) Hastings，p. 78．

(139) Burleigh、Wippermann合著的作品强调了纳粹革命的种族倾向。

(140) 关于希特勒1939年10月的安乐死命令，见Friedlander，p. 67。

(141) Noakes、Pridham合著，vol．3，p. 1049。

(142) 原文是Roma and Sinti，这两个名词都是指欧洲的吉普赛人。

(143) 一名年轻的犹太女子安妮和她的家庭及若干朋友，在阿姆斯特丹某屋宇中一个书架后的密室里躲避纳粹，并写下《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一书。但战争即将结束时，他们被出卖并死于集中营。

(144) Noakes、Pridham合著，vol．3，p. 932。

(145) 关于战时的南斯拉夫，见Glenny。

(146) 关于法国的清算，见Burrin，p. 459。关于欧洲整体的清算行为，见Deák等人主编的论文集。

(147) 1836年圣安东尼奥的一次战役，墨西哥军队围攻并占领了美国独立起义军最后的阵地，180名起义战士全部阵亡。

(148) 关于苏联占领，见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

(149) Claude，Minorities，p. 98。Yakovlev对20世纪的种族清洗问题作了介绍。

(150) 关于被迁移的人口，见Marrus。

(151) 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攻打该城，使它成为废墟。二战中又被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严重破坏。

(152) 关于苏联对“通敌者”的迫害，见Yakovlev。

(153) Adelman，p. 253．关于战时履历对苏联人的重要性，见Weiner。

(154) Connelly，p. 230．关于战争的纪念问题，见Winter，Sites；Mosse，Fallen，两书都对两次大战作了比较。

(155) 见Bessel、Schumann主编文集，尤其是Pieter Lagrou所写的那篇。

卷三
没有战争的国家

7．战后世界的基础

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毗邻柏林的繁华城市波茨坦，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为“伟大同盟”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富兰克林·罗斯福数月前突然身故，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继任为美国总统，他乘坐巡洋舰“奥古斯塔”号（Augusta）横渡大西洋，又从安特卫普穿越陆地而来。丘吉尔仍为战争压力身心俱疲，飞赴会场前在昂代（Hendaye）地区的一座山村城堡借住，作短暂的休假，那里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会议开始10天后，英国大选的结果明朗化，工党领袖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1)取代了他。斯大林比预期要迟来一天，他从莫斯科乘特别专列赴会。波茨坦还处于红军牢牢控制的地区，他也不会情愿作更遥远的旅行。

选择波茨坦确有实用主义原因。虽然该城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遭到空袭，但仍有足够的别墅让与会者和随员住得安适。但是每个人都明白选择此地的象征意义，知道波茨坦与霍亨索伦王室渊源久长，该王室的夏日行宫就在此处；知道该城和普鲁士军队的关联，他们的精锐团和司令部就在镇上。葬着腓特烈大帝的波茨坦驻防军教堂曾是一次著名仪式的场所，1933年3月，冯兴登堡总统在那里认可了希特勒继承普鲁士伟大传统的宣言(2)。至于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结局，不出几英里就能见着，就埋在柏林仍散发出尸体腐臭的残垣断壁中。杜鲁门到城中转了一圈，为人间地狱般的景象深感震惊。斯大林没有去见识一下希特勒首都的废墟，他见识过许多，那些废城离自己的居所也更近。

回顾历史，战后时代的轮廓在波茨坦已清晰可见。美苏关系恶化是其中最显眼的一环。双方致力合作的尝试仍掩盖着东西方的冲突，但难以就一些特殊议项达成共识已不容置疑。会议召开前一天，新墨西哥州核试验成功的报告传来——杜鲁门刚从柏林废墟返程就收到了消息——柏林的废墟预示着未来的冷战将以什么为赌注。(3)波茨坦会议显然由杜鲁门和斯大林把持。英国——在丘吉尔和后来的阿特利领导下——扮演了次要的角色，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席，其利益基本被无视。两个超级大国将建立并捍卫战后欧洲的基础，他们的敌对关系将把这片大陆一分为二，带来一套全新的秩序，由核战争的可怕威胁所巩固。因此，波茨坦上承欧洲史漫长的一章，也下启了另外的一章。

美苏之间的矛盾在二战时就有端倪，这些矛盾的根源又一次印证了雷蒙·阿龙的洞见，现代战争中战斗进行的方式高于一切：“战斗介入其中，自作主张。”英国也好，苏联也罢，参战后都没多少选择战斗方式的余地。他们面临完全战败和国家灭绝的可能，所以生存是唯一目标，单纯而严酷，必须为此不择手段、不惜一切。在这方面和许多其他方面，美国与盟友或敌人都不同。美国人有浩瀚大洋的庇护，远离战区，也没有国家灭亡的直接威胁。因此，关于训练多少部队、为战争投入多少社会资源、在何处投入军事力量，美国有余暇进行选择，而其他交战国没有这份奢侈。

甚至在参战之前，美国的计划制定者就已做出重要的战略决定：如果对德日同时开战，前者将是主要目标；胜利需要美国陆军极大的付出；1943年以前不可能有获胜的足够实力。综合了这些决策的计划最早拟订于1941年，当时他们动员了215个陆军师，动员人数总计870万。至1942年，陆军缩减至90个师，但海空军得到巨大投入，他们将为陆军提供支援——换言之，美国要进行一场机械战争，把平民士兵的伤亡降至最低。(4)

到最后，战争期间约有1,600万男女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但相比其他参战国和自身军事潜力，美国军队还是规模较小——略微大于日本、小于德国、不到苏联的一半。同时，美国的生产力从未为战争开足马力。尽管为本国和盟国提供军需物资，美国经济体还是制造了相当丰裕的消费品。尽管存在短缺、配给和收入控制，战争期间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实际上还提高了——如果考虑到所有其他地区的情况，这个事实足以令人称奇。

美国参战之际，苏联已同德国鏖战了6个月。起初，美国人对于纳粹－苏维埃冲突的意见存在分歧。当时的密苏里州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建议支持处于劣势的一方，让纳粹和共产主义者尽可能地互相残杀。(5)但罗斯福政府意识到保全苏联的重要性。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政府就对国会施压，通过了一项10亿美金的援助法案；当美国介入战争时，苏联就立刻成了不可缺少的盟友，过去的敌意被遗忘，公共观点发生转移，斯大林魔法般地变身为“乔大叔”，一位慈祥的爱国者而非嗜血的暴君。

美国的动员规模和速度，意味着苏联要独力支撑欧洲的陆地战场达3年。从盟军的战略角度考虑，英美推迟进攻西欧完全合理。但这一决定造成两个后果，严重影响了战后的政局。首先，这导致英美不便迫使斯大林对欧洲战后蓝图做出承诺。由于斯大林或许会同纳粹单独媾和的危险挥之不去，搁置困难议题或用模棱两可的承诺及具有弹性的协议来掩盖难题，看来才是明智之举。第二，反攻法国的推迟、盟军推进的缓慢，在战争最后8个月中给了苏维埃占领东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机会。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米洛万·吉拉斯说过一句时常被人引用的话——“任何人都会把其社会体制强加给别人，他的军队能走多远，强加的范围就有多远”(6)。这句话不仅完全体现了1945年后的苏联政策，也包含着地缘政治学中的核心智慧之一。战争进行的方式让斯大林能够决定谁来取代被战争风暴所摧垮的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要在陆上挑战这些现实就需同苏联兵戎相见，哪怕最狂热的反共者都不愿设想如此情景。

从一开始斯大林就下定决心，他想要一个共产主义的欧洲，但要花多长时间、如何实现则视情况而定。很多冷战学术研究不是偏重斯大林的长期目标就是着重他的策略：前者分析他的野心和侵略心，后者针对他的灵活性和克制力。事实上，这两者你中有我，对战后国际体制中的危险和机遇，斯大林有着多变的认识，而两者都是这一认识下的产物。斯大林对若干事宜决不让步：波兰必须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1917年前曾是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波罗的海诸国必须被苏联兼并，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也必须被兼并。这都是斯大林作为希特勒盟友时获得的领土，现在作为希特勒最大的征服者之一也丝毫不打算放弃。在其他地区，尤其是过去属于英国影响范围内的希腊、土耳其、伊朗，斯大林则寻找可乘之机，当发现美国准备取代英国的地位后就收手。在欧洲许多地区，他采取多种不同的手段：签署条约，例如1944年12月同戴高乐所签署的条约(7)；支持当地共产主义运动，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暂时承认联合政府，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

和苏联一样，美国既有不动摇的目标，也有相对灵活的策略。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想要一种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没有纳粹德国之类的侵略者，对美国价值观和产品销售敞开大门。罗斯福总统和他的许多策士都希望通过与苏联合作实现这一目标，让美、苏、英、中成为“四警察”，负责维护各自周边地区的秩序。罗斯福设想，一俟赢得战争，美国就能像1865年和1919年时那样遣散军队，依靠意识形态和经济实力的吸引力来影响国际体制。这些目标体现了由其传统所定义的真正国家利益、强大的生产力和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拥有广泛的共识基础。从美国来看，战争仿佛是一种病态，破坏了一个本质上基于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体系，大部分美国人想要尽快重建这一体系，代价越小越好。

战后欧洲的分裂是逐步发生的，不是东方或西方强加某种宏伟蓝图的结果，而是复杂多变的冲突和调整下的产物，双方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对手与自己的利益分歧点和实力对比，试探其底线并心有不甘地接受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极限。

罗斯福1945年4月去世之际，华盛顿已有决策者倡议对莫斯科采取更强硬的对策。但是，杜鲁门继续尝试同斯大林合作，尽管他不如前任那么相信苏维埃的友好态度。1946年，政府中的反苏声势越来越浩大也越来越强硬，但美国政策仍保持着柔软性，受政府各部门的制衡。这一状况到1947年冷战爆发便一去不返。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作了一段声情并茂的演讲。“我相信，”总统宣称，“用少量武装部队或外部施压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征服者必须是美国的政策。”(8)虽然这只是直接回应共产主义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施压，所谓杜鲁门主义仍有影响全世界的潜力。

3个月后，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利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宣布了一项内容还不明朗但野心勃勃的欧洲经济复兴协助计划。我们现在知道，马歇尔计划最大的冲击是在政治和道德观方面而非经济方面。归根到底，它强有力地表现了美国对欧洲大陆的干涉，这一干涉意图源于一种不断强化的认识，即物资匮乏和社会动荡将创造有利于共产主义渗透的土壤。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告诉我们，华盛顿当局认识到美国不得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以应对欧洲局势和苏联扩张的危险，构筑并保护美国想要的世界形态。那年末，就新的欧洲安全机制问题，马歇尔与法英同级别官员进行了试探性但意义重大的谈话。

1947年也是斯大林转变策略的关键一年，从尝试构筑整片大陆的政治形态，改为巩固苏联对欧洲东半部的直接控制。那年伊始，共产主义政党仍参与各联合政府，不仅在东欧也在意大利和法国。随后这些联合政府一个接一个倒台。西欧各共产党加入反对派；东欧的共产党以苏联为模式建立一党专政，必要时由红军协助。同时，一个前身被斯大林在战争期间解散的新共产国际宣布成立，莫斯科开始强制各国共产党服从其指导原则和一致性。这一欧洲分裂的关键阶段终止于1948年2月，当时，明目张胆地违背民主宪章后，苏联及其地方盟友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政体。

虽然1948年的西方各国袖手旁观，不从斯大林手中拯救民主捷克，就像他们10年前不从希特勒手中拯救捷克一样，但布拉格政变令这些国家对苏联侵入欧洲其他地区的恐惧转化为实质性的结果。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布鲁塞尔签署一份军事协议。那年夏天（苏联正对柏林实施封锁），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同《布鲁塞尔条约》签字国进行秘密会谈。这些会谈最终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该公约起草于1948年12月，签署于次年4月。历史证明，北约是美国投身西欧军事防卫的里程碑，但在当时，美国对此防务的参与性质还不明朗。举例而言，其第5条的措辞审慎含糊，每个签署国都承诺“视情况需要，采取即刻、单独、与其他签字国协同一致的行动，包括采用武力”来保卫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

就如一战后，二战后欧洲安全的关键在于德国。但1918年时德国仍保有主权，而1945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德国”不复存在，主权被移交给同盟国，曾经的德意志的民生交由后者直接负责。希特勒过去的敌手们一致同意的事情很少，其中一点就是德国再也不能威胁到和平。希特勒已展示，当一场狂热的运动控制了一个高度组织化、能把其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资源加以运用的国家，会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很多人害怕，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中，某个新的元首正密谋东山再起。因此，英国和美国不反对把德国东部省份划归波兰，让斯大林用来补偿波兰人被苏联所兼并的土地。所有人也都同意，德国人必须提供赔款，帮助法国和苏联重建在战争中被毁的地区。

斯大林的对德政策类似于其欧洲整体战略：从长期而言，他想要一个共产化的德国——自列宁以来，苏维埃领导人都视此为欧洲共产化的关键——但他认识到，从短期而言，他也许必须接受权宜的方式，仅在直接控制地区设立一个听话的政权。同时，他希望攫取赔款，尤其是从当时处于西方控制下的德国工业心脏地带。1945年夏，波茨坦会议确立了德国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对斯大林有吸引力，因为他的两个目标都有机会实现：德国没有分裂，由四国控管委员会联合执政，但每个国家各自负责其占领区，各占领区均设军方将领进行监管。处于苏联占领区的柏林复制了这一状况：联合政府覆盖着四个独立的城市行政区块。

德国问题的演进步伐与东西方分歧日益深化的过程相重合。(9)1946年，英美将其占领区合并，拒绝再向苏联提供任何赔偿。一年后，两个超级大国在希腊、土耳其、伊朗以及东欧地区产生对立，令控管委员会瘫痪，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留给军方。两个德国由此形成，一个由苏联统治，另一个由西方民主三国统治。到1947年底，分裂已成必然之势。

在西方占领区，这一分裂与经济复苏和政治自主紧密相连。英美认识到，欧洲的繁荣稳定离不开德国的经济重建，此后法国也不无犹豫地认同了这一看法。因此，1948年，西方各国违背了它们所签署的限制德国经济的协议，在占领区导入了一个新的货币体系。苏联以封锁柏林陆上交通作为回应，同盟各国则以空运来反击，英美用飞机给这座城市提供补给物资，直到斯大林在11个月后让步并重新开放陆上交通为止。作为一系列柏林危机的揭幕，这次封锁是战后世界格局的转折点，不仅因为它固化了德国的分裂状态、坚定了同盟国支持德国恢复经济的意愿，而且因为它标志着美国对这个过去的敌人发生了戏剧性的观念转变。仅仅相隔3年时间，美国人眼中的柏林市民就不再是希特勒的帮凶，而是一场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新斗争中受到欢迎的盟友。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于西部，民主德国也旋即在东部成立。

两个德国的成型确立了战后秩序的根本：议会民主在西，共产主义“人民民主”在东，两边各自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保障计划所构成的网络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相联。确实也有一些特例和待定问题。南斯拉夫是正统的共产主义政体，但政治上独立于苏联；芬兰有民主政府，但外交政策被莫斯科把持；奥地利仍处于四大强国的共同占领下，其未来还不确定；柏林的最终命运也不得而知，虽不再遭封锁，却仍陷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状态。两大强国都希望向对方的势力范围扩张，但都不准备动用武力。

两个超级大国处置德国的方法时而危险、偶尔摇摇欲坠、总是存在问题，这就构成了战后秩序的基调。在1949年两德成立时，绝对没有明显的征兆表明此局面能维持这么久。此后十余年中，两极关系多次因源自德国的危机而紧张，一般都牵涉到柏林这座军事上脆弱、象征意义巨大的城市。直到1963年，苏联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还一致认为德国代表了东西方关系中最严峻的问题。甚至当冷战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别处，两德边界仍有美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经年累月，挥之不去。但东德与西德不光割离两强，也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让它们共同守护战后秩序所依赖的两极体制。

战后欧洲的基石不仅靠军事和外交建成。20世纪30年代的灾祸以来，西方各国已学到教训，认识到国际安全和国内稳定不可分割，两者都无法单独实现和维护。如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0年4月对一群报纸编辑所言：“国外和国内问题再无任何差别，都是同一个问题的组成部分。”(10)成功的外交策略需要综合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艾奇逊称之为“全面外交”，能够抵御共产主义颠覆破坏、遏制苏联实力的增长。从华盛顿的视角来看，政治和经济是欧洲安全问题尤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不仅因为美国人害怕拥有庞大共产主义政党的意大利或法国也许会跟随东欧倒向苏联阵营，而且因为他们仍然希望看到一个经济上强大、能负责自身防务的西欧。

当华盛顿的欧洲盟友们意识到国外和国内政策的紧密关联，它们以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经验为两者下了定义。对英国人而言，安全和繁荣是欧洲问题，也同样是全球问题；尽管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大大衰弱，英国政治家们仍执着地希望能保护若干帝国的遗产。但他们也知道，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他们都依赖于美国。这一认识源自1940年的痛苦教训，当法国陷落以后，英国曾独力对抗希特勒，堪堪得以幸存，没有大西洋彼岸的帮助就根本不能赢得胜利。1940年的记忆显然促成了1949年1月一份政策指导文件的拟定，该文件迫切强调，英国应按“有限义务”(11)原则支持欧洲复兴。该纲要坚持，协助欧洲决不能令“我们过于弱小，以至于一旦欧洲崩溃时无法成为美国有价值的盟友”。1940年的灾难也许会再临，届时苏联将取代德国的角色，成为大陆的主宰。

1940年的回忆在法国同样留下深刻的痕迹，但这番记忆在巴黎的含义与在伦敦不同。如1870、1914年时一样，1940年的经历明确了德国问题在法国的核心地位，这对没有海峡保护（更不用提大西洋）的法国人事关生死。夏尔·戴高乐，结合道义、自信和彻头彻尾的火爆脾气，成功开辟出一条跻身胜利方的道路，并曾打算在不情不愿的盟友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内尽可能多地控制德国的资源，以此解决法国的德国问题。为此，他愿意在美苏关系恶化时置身局外，因为美苏同法国相隔千山万水，而德国就在身畔。尽管如此，戴高乐及其策士同意艾奇逊的论点，国内国外政策现已不分彼此。法国要生存，光指靠抑制德国是不够的，还要强化自身，这需要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腐败而慵懒的第三共和国、姑息且战败的法兰西，必须由一个现代且高效的国家取代，拥有领导一个新欧洲的意志和能力。法国领导者逐步认识到，要创建这样一个新法国，就必须重新思考德国问题。

而论及国内政策与国外政策关系的紧密或苦痛程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凌驾于德国之上。在东部，内政外交由苏联通过占领政府和一小群随红军而来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独揽。在西部，德国人与占领者的关系更为复杂，但占领者同样握有政治主导权。当经济援助和更多政治自主权摆在眼前时，西德人选择接受，尽管明白恢复和独立必然导致和东德同胞分裂。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试图用西德的“实力地位”将最终带来统一的言论来淡化残酷的现实，但他的国内和国外政策必须面对现实，彻底而隐忍地接受国家的分裂状况。

至1949年，法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德国复兴不可避免，一方面因为他们现在明白了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发觉欧洲复兴少不了德国的经济资源和体系。于是问题变成了：法国的繁荣与安全如何才能两全其美？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在一次广播发言中就此问题给出一个解答，给欧洲的未来造成了持久且重大的影响。舒曼建议，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应联合创建一个组织，控制煤炭和钢铁生产。在研究此课题的历史学家中最出名的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的话语中，舒曼的计划“大胆、简单、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是一场史诗般的、绝妙的外交行动”。(12)尽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欧洲煤钢共同体仍是革命性的创举。它为将来的欧盟及其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体制模版。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它展现了建立欧洲秩序的另一条崭新途径。统一的欧洲是其目标，一系列琐碎但实际的步骤是其手段。“欧洲不会一举成型，”舒曼宣称，“也不会凭一项计划就成型，而要通过扎实的成果，第一步是建立事实上的团结。”(13)再引用吉林厄姆所言，5月9日后，“‘欧洲’一词的含义再也不会和从前相同了”。(14)

舒曼曾经希望，把德国经济纳入欧洲体系也许就能避免德国建军。但是，舒曼计划宣布后一个月，地球另一侧的事件令德国重建军备不可避免。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越过美苏5年前设立的边界，占领了朝鲜半岛大半，兵力处于劣势的美国驻军岌岌可危。结合上一年的事件，尤其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苏联核试验的成功，朝鲜的战火标志着两极全球冲突的不祥转折。(15)西方领导人预计西德不会立刻遭到攻击，但无法忽视两地区均被分割占领的相似性。如果斯大林愿意鼓励武装占领朝鲜半岛全境的行为，他会不会被欧洲中心地带这一丰厚得多的战利品所诱惑？欧洲必须有稳固的防御，而且就如欧洲经济的繁荣，这也离不开德国参与。

为了打消德国组建新军所面临的抵制，美国准备加大对北约的军事承诺，同意设立最高盟军指挥部，由一名美国将领统率，指挥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实际上，华盛顿不仅承诺为欧洲抵御苏联入侵，而且担保重建军备的德国不会成为邻国的威胁。为了加强这一担保的分量，世界上最有人望和威名的斗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被选为北约首任司令官。不到一年前，美国还只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里做一些模棱两可、有所保留的承诺，而现在已成为欧洲军事组织的编制成员。(16)

德国重建军队是定下了，但德军的性质仍有待商榷。法国再一次起了头，建议成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由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共同提供军力（英国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参加）。这支欧洲的多国部队将成为北约的组成部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权力有限，无法代表成员国宣战，也不能替成员国决定战略。尽管如此，它代表了对欧洲政治传统的巨大突破：由于国家自卫的权利和能力受到限制，成为共同体一员就要牺牲其维护主权的基础和手段。欧洲防务共同体最被认可的一点也是其最大的缺陷所在。舒曼曾骄傲地宣称“只会有德国的士兵，不会有德国的军队”(17)——但法国也同样。大部分法国政治家并不愿意接受法军不复存在的结果。1954年夏，法国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的否决票扼杀了这一方案。

欧洲防务共同体胎死腹中，成为充满危机的欧美关系传奇中最受争议的插曲之一。曾经是此计划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愤怒地警告称，法国的决定“显然会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外交政策，尤其在对欧关系方面”(18)。但是，北约存续了下来，就如此后40年间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那样。同盟国接纳英国提出的妥协方案，让德国加入了北约。作为回报，德国承诺不制造原子能、生物或化学武器，并将全部军队交给北约指挥。面对共产主义入侵的威胁和恢复军队后的德国，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破灭令北约变得更为重要，由此也让美国变得更重要。在英国外交家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简洁的表述中，北约的目标是“拒俄、联美、制德”。(19)

因为同意在西欧防务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联邦德国获得回报，成为主权国家。(20)1955年5月5日，距希特勒的帝国降服之日将近10年，3个西欧盟国签署一份条约，终止对德国的占领，给予波恩政府“主权国家对其内政和外交的一切权力”。事实上，新西德并没有完整主权。条约的第24条规定联邦共和国必须遵从民主价值观、与西方世界站在一起，从而给其国内外政治自主权设下了限度。另外，西德加入北约时主动自我约束，承诺不制造某些类型的武器。最后，前占领国保留了在西德和西柏林驻军的权力。1914年以前绝没有哪个大国会接受这些限制，而它们只不过是主权理论和实践在战后岁月中变迁的表现形式之一。

赋予西德新地位的条约签署后才一个月，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代表在西西里岛墨西拿举行会晤，开始规划成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这次的主导动机还是控制德国。自1950年起，西德经济的增长速度堪称奇迹，例如工业总产值5年内差不多翻了一番，同时外贸额在1950年后的10年中增长了2倍多。所有人都清楚，尤其是法国人，煤钢共同体的体制结构不足以容纳如此惊人的经济活力。

1957年3月25日，经将近两年的反复谈判，6国签署《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

从一开始，理想和利益就共同组成了欧共体的基础，其中包含欧洲人广泛的渴求，希望告别过去可怕的敌对状态，别再有决策者个人基于相对优势的精心算计。审视一个个欧洲机构诞生前的谈判过程，不难发现国家利益一直起着推动作用。欧洲一体化的缔造者们相信，这是令他们的国家更强大、在一个新的复杂世界中更有生存力的手段。(21)对他们而言，用美国社会学术语表达，欧洲一体化是合理选择。(22)但他们认识到一点很重要，像“利益”、“合理性”这些模糊的概念，需要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具体含义。只有在两个超级大国所强加的国际秩序下，欧洲各国强化经济和法律合作才显得合理。因此，1945年以后的漫长和平不是新欧洲诞生的结果，而是新欧洲诞生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核战争的危险横贯战后欧洲秩序的基石，就像加固水泥的钢筋。尽管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危机和大规模暴力事件，这一危险令美苏不愿冒险在欧洲——世界上唯一双方军队直接对峙的地区——爆发军事冲突。伊万·布洛赫以大量细节热切描绘的预言，似乎在欧洲成了现实：战争无法作为兴国的手段，因为军事科技到头来令强国间的战争太危险，太有破坏力。原子弹和弹道导弹这两个二战晚期的产物，令没有界限和限制的绝对战争——克劳塞维茨曾认为只存在理论可能——几成现实。

在冷战早期，美国仍享有核垄断，欧洲人觉得这是应对苏联常规武力压倒性优势所必需的。显然，美国核垄断不会永久延续。早在1946年4月，一个英国高等委员会就指出英国对核打击有多么弱不禁风：42％的英国人生活在人口100,000以上的城镇，这些城镇全都离德国苏占区不到800英里。该报告做出结论，在1954—1956年间的某个时期，苏联就将有足够的核武储备“令我国崩溃”。(23)事实上，苏联的进展比大部分西方专家的预想都快。1949年他们进行了核爆试验；5年后研发出氢弹；1957年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无疑具备了可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技术。

核战威胁揭示了欧洲新秩序所面临压力的核心：这片大陆的安全依赖于数千英里外的决策，决策者是美国政客，其价值观和利益追求与欧洲不同，还可能背道而驰。美国会不会为保护盟友甘冒本国领土遭到攻击的危险？会不会为与欧洲人无关的利益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对当时很多欧洲人而言，核战争的威胁既带来稳定也造成焦虑，既是和平的希望也是灾难的阴霾。

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战略一直是直接报复苏联对西欧的任何打击行为。当苏联核实力增强，若干战略家开始质疑，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称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否睿智、是否令人信服？如英国将领约翰·考利爵士（Sir John Cowley）1959年所评价的那样，这一战略只有两种前景堪忧的选择：“除非把核遏制力量投入实战，否则我们必然被击败，而如果真的将其投入实战，我们必然自取灭亡。”(24)这一矛盾是否令遏制的有效性产生疑问？指望美国领导人带领本国为别国走向灭亡是否实际？但如果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欧洲的安全又如何才能维系？

60年代早期，美国战略家为拓宽决策选择范围发展出“灵活反应”政策。(25)该政策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多种军事选择——从发展常规军力到有限使用战术核武器——让他们在被迫解开封印、对民事目标使用战略核武器之前采用。虽然这一政策看似在约翰·肯尼迪总统所称“灾难或羞辱”的两种选择外给出了另一种可能，却给很多欧洲人造成了一些困扰。

为了防止对抗升级，美国必须严守核垄断地位，这自然增强了欧洲人的依赖感。而与核控制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灵活反应”政策是否确实强化了西方阻止苏联进攻的能力？由于苏联保持着常规军力优势，他们是否会忍不住诱惑夺取别国领土，让美国面临接受现实或自我毁灭的两难抉择？欧洲人害怕，“灵活反应”战略虽然让美国有可能对苏联进行有限战争，其代价也许是欧洲的安全乃至存续。这些恐惧被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动摇全球体系的危机所放大：两霸在柏林几度剑拔弩张，肆虐亚洲和中东的乱局，还有最严重的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将世界推到美苏核战的悬崖边上。

美国3个最重要的盟友应对核战略所提出的挑战时所采取的方式折射出他们自身的地缘政治立场和历史经验。英国接受了从属的地位，让美国主导两国的核协作。他们有自己的核弹，经过1962年末巴哈马首都拿骚进行的激烈谈判后，采用美国提供的北极星级潜艇作为发射平台。1958年重新上台的夏尔·戴高乐被排除在拿骚会议之外，就如20年前总是被丘吉尔和罗斯福排除在战时会晤以外一样。戴高乐拿定主意，法国需要自己的核力量，强到足够对任何潜在入侵者造成沉重打击。1966年他使法国退出北约，此后继续寻求减少欧洲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依赖，敌视英美核垄断就是这些行为的理由之一。

在西方盟国寻求核战略共识的过程中，不难想见，手上牌最差的是西德。因为它横跨东西壁垒，显然难以抵挡苏联进攻。难道国土面临威胁、士兵对北约又如此重要的西德，不应该参与其生存所依赖的战略决策？一些德国决策者坚持加入西方核战略就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如国防部长、倡议西德核武化的带头人弗伦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1961年11月在乔治敦大学对听众所说，这些武器是“主权的象征，乃至评价一国是否拥有主权的决定性标准”(26)。有好几年，美国寻找各种方法，在不允许西德获得核力量的前提下满足他们的要求，但都无功而返。针对德国成为核国家的可能，苏联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有力的证据表明，1958—1963年间，莫斯科引发了一系列位于柏林和古巴的危机来阻吓西方国家，由此防止西德发展独立核力量。最终，德国没有加入核俱乐部，依旧要依靠北约的集体力量，而且并不总是甘之如饴。

到60年代末，欧洲的安全环境达到某种稳定状态。东西冲突的焦点从欧洲转向中东，以色列赢得1967年的六日战争，造成了一系列新的危险和机遇；冲突焦点还转向东南亚，美国在那里陷入一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北约渡过了法国退出的危机，成功防止西德获取核力量。1989年以前都未能解决的柏林问题已挪到了欧洲事务的次要位置，两德能否最终走向统一的问题远不如从前那么迫切，因为东西德在两极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都更为牢固。虽然超级大国继续扩充核武器储备，但在军备控制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偶尔被危机和彼此谴责所打断，但双方都频频尝试着缓和关系，都用自己的方式避免军事冲突。总体来说，东西方关系稳定下来，就如冷战一词所定义的那样，介于敌对和竞争性共存之间。回顾冷战的最后20年，似乎发生了很多，但变化很小。

尽管战后欧洲的秩序稳定了，超级大国还是继续沿着东西方的分断线部署大量致命的武器装备。1986年，共产主义联盟所属的华约集团在东德部署了94个师，另有30,000辆坦克和30,000辆装甲运兵车；北约有9,000辆坦克和17,000辆装甲运兵车。双方均有数千枚战术核武器、成千上万吨化学战剂和数百万吨常规武器弹药。“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德国记者特奥·佐默（Theo Sommer）写道，“像两德这样，有这么多士兵、这么多战争物资、这么多核武器，集中在如此狭小逼仄的区域。一旦东西方发生冲突，德国将所剩无几。”(27)而谁又会以为，如果这种冲突发生，它会局限在欧洲范围？无疑，战斗沿着两德边境打响后，有巨大的可能迅速升级为核战争，超级大国会在这场战争中毫无保留地动用其数量惊人的武器储备，进行摧毁性的打击。

核力量数据冷冰冰地展现出破坏力的潜在规模，令使用这种武器越来越不可想象——也许更确切的说法是对大部分人越来越难以想象。核战的可能性就如自然灾害或致死疾病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地震和飓风、脑瘤和心肌梗死可能而且确实会发生，但生活中一般装作它们不会发生——当然，除非有些东西让我们意识到未来潜伏着危险。相似地，欧洲人知道核战争也许会发生，不是出于意外就是蓄谋，但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候，都假装明天会与今日无异。

核武器的破坏力麻木了人们的想象力，似乎也同时瘫痪了他们的政治意识。核问题攸关国家存亡，但很少获得大部分人的关注。裁核运动虽然时有热情的参与，却永远只有少数人支持。也没有多少欧洲人愿意为常规国防投入大量资源，尽管这或许能减少他们对核武器的依赖。北约为改革和重注活力而定期设置的军事要求，其成员国往往无法达到。欧洲各国政府没有认真发展民防，也没有多少人要求政府这么做。于是，核战争的危险总是笼罩着人们的意识，但通常只位于意识边缘，带来弥漫而断断续续的焦虑。他们学会了接受，把这种焦虑当成战后世界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冷战所创造的两极格局使欧洲人得以彼此相安，但没有为其余的人类带来和平。在20世纪后半，就如1871—1914年间，一个相对安宁的欧洲被暴力四起的世界所包围。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进程都有欧洲人的深入参与，但结果迥然不同。就如第3章所见，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人的扩张经常引发抵抗，随后被欧洲军队和其当地盟友无情镇压。而1945年后这一过程逆转了，在世界上一个接一个地方，欧洲权力不是被打败，就是直接放弃和退却。所以，欧洲帝国时代的终结是二战后欧洲转型的重要一面。

帝国的覆灭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权力转移”(28)，其速度和彻底性都不同寻常。1940—1980年间，超过80个欧洲海外殖民地获得独立，涉及的居住人口占全世界40％左右。去殖民化时而和平，时而血腥。在若干起案例中，殖民者动用大规模武力，企图抓住权力不放。荷兰派出十万军队到印尼同民族主义叛乱者交锋，直到1950年方认可这片前殖民地的独立。1945年后，法国为重新控制印度支那而发动徒劳的战斗，但在1954年的奠边府一役中败给越南叛军后，只得接受该国的分裂，而分裂最终导致另一场破坏力大得多的冲突，美国在其中支持反共的南越。最坏的暴力经常发生于独立之后、当各派阀争夺殖民者留下的政治权力真空之时。这正是印度次大陆的不幸命运，英国人匆忙离去时，那里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间爆发了惨烈的派系冲突。1948年，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的行动甚至更为仓促，此后也发生了差不多的情况，有着同样长远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灭亡的暴力安魂曲中，阿尔及利亚是众所皆知的一章，起义军同法国统治当局艰苦卓绝地战斗了7年。(29)阿尔及利亚自1830年起就是法国的殖民地，至少在理论上被视做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譬如，它由内政部管辖，也被纳入北约的保护范围。欧裔在阿尔及利亚数量非同一般（约有100万，作为对比，阿拉伯和柏柏尔人共有800万），他们中的很多人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其家族已在那里生活了几个世代。这些定居者坚决支持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由此维持他们所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同样对法国统治矢志不渝的是职业军人，他们经受了一系列战败的羞耻，并谴责共和国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缺陷造成了印度支那的最近一次失败。这些军官相信，阿尔及利亚是挽救他们自身名誉、挽救法国强国地位的最后机会。

1954年11月，即奠边府陷落后6个月，一小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武装独立斗争，零星地袭击欧洲人。此后的进展是屡见不鲜的螺旋式上升，恐怖行为激起恐怖反制，使叛乱升级，使移民者的抵抗更坚决，破灭了一切协商解决的机会。到1956年，阿尔及利亚已有400,000法军，2/3为应征兵。起先，压倒多数的法国选民倾向于坚守阿尔及利亚，但当代价越来越高，民众的决心也开始动摇。政府被那些愿意采取一切手段获胜的人和那些偏向协商取得和平的人夹在中间，一筹莫展，表现出无法赢取胜利也无法承受失败的软弱无能。

1958年5月，第四共和国被重返权力巅峰的夏尔·戴高乐政府取代，他显然决意打败阿尔及利亚叛军，恢复法兰西的荣耀。但3年苦战令他确信赢不了战争，心有不甘地接受了败局，弹压法国的内战威胁，平息了一场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反抗起义军的骚乱，还堪堪逃过几次谋杀。独立后，大部分欧洲人逃离阿尔及利亚，尽其所能地破坏了该国的基础设施，抛下大量穆斯林盟友独自面对胜利者充满杀心的复仇。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军事上，法军能够用恐怖手段割断城市间的联系，用无情的人口迁移政策控制乡村地区。无法赢得军事胜利的叛乱者尽管损失巨大，但还是生存了下来；针对欧洲人的恐怖袭击虽然式微但未消弭。暴力越是持久，在争取公众支持这场最重要的战斗中，军队和其支持者的败局就越明显——争取联合国内部、法国盟友以及最紧要的法国国内的支持。当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认为此战道义上堕落、经济上惨痛，并且最终发觉无法获胜的时候，战争的支持者畏缩了。

事后看来，法国的这场不肯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就像是反抗历史进程本身的挣扎，试图逆着哈罗德·麦克米伦所称的“变革的风”而行，这股风“从北非沙漠到南太平洋岛屿”吹遍了整个非西方世界。(30)起初如此不起眼的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最终成功打败了强大的敌人所组成的联盟，这令整个非洲和中东起而效仿。祝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获胜的人当中，有视他们为非洲国民大会楷模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有未来领导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他是迎接起义领袖返回阿尔及尔的欢呼群众中的一员，该城很快成为“革命者的麦加圣地”。(31)

在60年代，变革的风横扫一个又一个欧洲殖民地。殖民当局的失败一方面源于他们被两次世界大战所削弱，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敌手已比过去有了更好的装备、更有力的领导和更高效的组织。但奠边府这样的军事失败不是殖民主义崩溃的唯一原因。欧洲人不仅丧失了维系帝国的能力，也丧失了意愿；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有能力也应当统治世界。1945年前，当欧洲人遭受军事失利，就如帝国征服的初期阶段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会继续战斗直到最终得胜。1945年后，哪怕像英国50年代在马来亚（Malaya）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也会伴随妥协和退却。或早或晚、不管有没有经过战斗，欧洲人放弃了他们的帝国。

殖民主义终结是因为欧洲人的道德体系发生改变，而更一针见血的，是因为他们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当他们所臣服的人民开始越来越强硬地要求独立，殖民者扪心自问，维持殖民统治是否值得付出鲜血和财富？这种牺牲现在看来无法避免。派遣应征兵去守卫某个遥远的领土是否明智？将更应用在国内的资源用到海外是否合宜？“帝国主义”，英国工党政治家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写道，“已不再为发达国家带来可观的利益（但仍会给不发达国家带去毁灭）。”(32)斯特雷奇用寥寥数语概括了这一实用主义和罪恶感的结合体，此心态动摇了很多欧洲人对殖民使命的信念。如果殖民主义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没有任何益处，那么就没有理由继续奉行。

夏尔·戴高乐的心态变化，很好地展现了殖民地在欧洲政治得失计算中的地位变迁。作为战士、爱国者、不知疲倦的法国荣誉捍卫者，戴高乐在很多方面是传统治国方略的化身。没有他对法国历史地位和使命的准确把握，法国就不可能在1940年的惨败后跻身胜利者的行列。战后，他坚信胜利的果实中必须包括法兰西帝国的重建，这是法国获得强国地位的必要基础。他有一次评价道，没有帝国，法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许不比希腊在欧洲的地位高一分”(33)。不管戴高乐1958年重新掌权时意欲何为，他最终还是意识到，失去阿尔及利亚无法挽回，至少无法用法国可以承受的代价来挽回。“阿尔及利亚使我们付出的……多过她的价值，”他在1961年春公开表示，“去殖民化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所以是我们的政策。”(34)戴高乐永远不会承认放弃追求大国地位。但他认识到，在一个与他1945年的想象中截然不同的欧洲，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社会现代化作为国家实力的基础已然超越帝国统治权。

时而心有不甘，更多是感到解脱，欧洲国家放弃了帝国，从而可为其他事项投入精力和资源。如英国历史学家D．K．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曾写，她们没有衰落，而是变小了，“它们曾是庞大帝国的核心，现在则是为一些旁枝末节的问题焦头烂额的小国。宗主地位已经远去，随之而去的是荣耀——成为宗主的主要回报之一”。(35)但到了60年代，荣耀不再是欧洲国家的重要目标。要紧的也是下一章会提到的，是物质丰富、社会稳定、经济增长。这是欧洲选民对其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竭力提供的东西。殖民暴力现在看来是浪费和破坏，过时且不合理，属于一个消逝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发动战争的能力曾经是国之为国的核心。

8．平民国家的兴起

1937年秋，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发表一篇论文，题为“中日危机：军事国家对平民国家”（“Sino-Japanese Crisis：The Gar-rison State Versus the Civilian State”）。拉斯韦尔的文章所针对的，是数月前中日军队在北京以南的卢沟桥发生冲突所引爆的战争。但他还对一场关于现代社会中战争地位的漫长辩论有所贡献。如我们在第2章所见，19世纪有很多理论家曾论称，伴随社会现代化、商业扩张、权力从传统的尚武精英阶层转移到商人和生产者手中，军事体制将必然萎缩。拉斯韦尔写于二战前夕的文章则暗示那些理论家也许错了。他辩称，在世界每一处，由商人和其他谈判及妥协的专家所经营的平民国家，都无法抵挡“擅长暴力的专家构成社会中最强权力集团”的军事化国家(36)。在这些军事化国家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产、行政和文化——都服务于战争，而且“所有社会变革都转化为战争潜力”。

有理由预测，在拉斯韦尔提出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结构”后的10年中，军事化国家确实会崛起。擅长暴力者在许多国家掌握了权力，有的是职业士兵，有的是军事化政治运动的首脑。当平民国家的领导人与这些崇尚暴力、掌握实力者的协商或妥协失败，他们为了生存别无选择，只能向本国的暴力专家们求助。乔治·奥韦尔发表于1949年的反乌托邦作品《1984》，给拉斯韦尔想象中那个完全为战争而组织的国家提供了一份经典的文学表述。很多人惧怕，这部小说描绘的就是未来的光景。

如我们所见，欧洲的未来并不像拉斯韦尔笔下的军事化国家所组成的军事化世界，也不像令奥韦尔笔下不幸的主人公痛苦万分的极权世界。恰恰相反，在全面战争遗留下的废墟中，欧洲人建起了平民国家。暴力的专家仍然保留，但总是从属于谈判和妥协的专家。这些平民国家的组织方式服务于和平而非战争；其社会变革被转化为经济生产力而非战争潜力。

前一章中，我们探究了这些平民政权兴起的首要原因：超级大国所确立的两极格局根本上消除了欧洲各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一体制下，西欧国家愿意且能够结成超国家的机构，例如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机构的影响力逐渐穿透国家自决权的坚固外壳，获得控制经济政策、法律体系和公共生活许多其他方面的资格，获得了主权国家曾经非常小心地不让外人染指的权力。在体制和领土两方面，欧洲各国的边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开放和畅通。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是欧洲国家转型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变革也同样重要，这重新定义了国家的体制结构和政治诉求。

如果冷战是1945年后欧洲国际关系中意义最深远的新阶段，那么爆发式经济增长是各国最重大的国内进展，影响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方面。(37)这一增长的分布不平均，但令每个西欧国家得以从战争灾难中急速恢复。到50年代中期，满目疮痍的城市重建起来，食品开始充足，商店里的消费品琳琅满目。到该10年末尾，一种新形态的社会开始涌现。要理解这种富足所带来的全部冲击，我们必须记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二战的灾难性后果。欧洲人在战火肆虐和战火刚熄时的苦难回忆，为他们战后时期所享受的繁荣提供了部分政治和文化上的力量。

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西欧经济在50年代的发展速度堪称史无前例：钢产量翻倍，谷物、乳制品和肉类产量很快达到并超越战前水平。从1953—1973年，西德的实际工资几乎翻了3倍；英国落后于周边国家，但这20年间的工资仍提高了一倍。至70年代中期，大部分家庭有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曾被少数精英特权阶级独享的商品和闲暇现在不再稀罕：拥有汽车、去国外旅游、享受安逸退休生活的人比过去都要多。

这一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欧各国的贸易往来：1953年，欧共体进口额的1/4属于共同体内部的相互贸易，到1960年，该比例超过了1/3。共同体内部出口额在1970年为1,000亿美元，1980年接近3,000亿美元，1990年超过7,000亿美元。西德经济奇迹的设计师之一、经济部长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rhard）的话也许言过其实：“相当明显，对外贸易是我们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和前提。”(38)但埃哈德的言之凿凿有其真实的一面，贸易是战后体制的核心推动力，不管在将欧共体结合到一起的国际体制中还是在各国的国内政治中皆然。

每个西欧政府的存在是否正当，都取决于其维持增长和繁荣的能力。决策者从两次大战之间的混乱年月中学到了很多，也从调控战时生产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他们设计出更好的手段来规划经济扩张、控制货币、缓和增长不均所带来的矛盾。由此，经济成功不仅反映而且巩固了国家实力。政治家知道，这些话题是选民最为关注的。战后民意调查一再表明欧洲人把经济列在政治优先目标的首位。(39)例如，一次1975年的民意测试中，85％的西德人把经济问题（包括能源政策）排在第一。为了分析欧洲公众眼中的国家主要政治目标是什么，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做过调查，数据显示出相似的结果：在每一个欧洲国家，大部分应答者都把稳定经济、抑制通胀或促进经济增长列为心目中第一或第二位的关心对象，同时，像扩大政治参与、保护言论自由这类话题只有少数人提及。

公众还期待政府提供社会服务。除了负责教育以外，政府现在还要负责医疗、失业救济、老年人和残疾补助及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这些福利措施中有一些可追溯到19世纪晚期，但大部分是二战期间和以后产生的。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著有一份后来成为英国福利制度基石的报告。他在1943年写道，“战争的普遍效应”是让“每一个肢体健全的人成为社会的财富”。(40)法国于1945年10月通过的社会保障法也提到“手足情谊和体谅精神标志着战争的终结”。(41)因此，国家越来越愿意接受这份责任，为每一位公民提供成为有益、健康、安全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一切。

公共开支的增加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是政府责任宽泛化最清晰的写照。1898年，英政府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一个世纪后为40％左右。1898年，英国有大约10％的预算投入“教育、艺术和科学”；最大的预算项目是国防，占总额的36％。1998年，英政府为社会保障投入30％的预算，另有17％用于医疗、12％用于教育。(42)德国19世纪末已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福利体系，社会开支的增长不如英国那么夸张，但同样令人侧目：1912年为40％，西德1950年为69％、1975年为73％。荷兰的社会项目开支1970年排第四（居于教育、公共建设和国防之后）；10年以后，其金额翻了8倍多，远远把其他公共资金的竞争者抛在后面。

这些数据不仅表明国家机构的规模极大膨胀，而且表明国家的中心职能急遽转移。20世纪初始，国防费用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是最大的一笔开支。(43)当社会服务支出增加，军事预算份额随之减少，有时非常剧烈。例如，以固定价格计算，英国国防开支从1955—1979年间基本不变（258万—263万镑），但相对比例显著减少，从政府总预算的25．1％降至10．9％。荷兰国防开支也有相似的降低幅度，从1960年占预算18．3％到1980年的9．8％；同时，国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4．2％降至3．3％，而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415亿荷兰盾升至3,339亿荷兰盾。(44)换言之，经济增长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没有一个国家把这些额外财源用于军事。如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鲁道夫·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的评语：“预算无情地剥去国家蛊惑人心的理念，揭示出其真正的本质。”(45)战后欧洲国家的预算揭示了她们平民国家的本质。

军事需求争夺国家资源的能力式微，就像一面镜子般准确映射出欧洲国民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态度。例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1973年发现，接受调研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把“强大的国防力量”(46)列在政治优先目标的头两位——比利时和丹麦仅有2％、法国有3％、德国有5％、英国有6％。20世纪80年代，英国保守派政府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领导下意图强调国防建设，但民意调查中将此选为首要政治问题的人还不到20％，而愿意增加军备开支的人更是少得多，尤其反对牺牲社会服务来增加国防开支。当然，这些数据不能表明欧洲人不关心国家安全。没有人想让别国军队侵犯其国境或侵占其国土。但这些数据确实意味着大部分人希望政府专注于其他更迫切的事项，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侵略还会发生。当欧洲人担心安全问题时，他们越来越少地想到抵御外敌，越来越多地想到保护他们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福祉。

通过分析1945年后大规模应征军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找到欧洲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的轨迹。征兵制，如英国历史学家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所写，“一直是其所属社会的重要表征；把它单纯视为战争手段远远称不上全面”。(47)这一论调在20世纪初是正确的，当时的欧洲人将应征军视为培养国格的学校；到世纪末此观点仍然正确，那时军队已不再是人们政治想象的寄托。

应征军在传统上与现代国家存在联系，也如这些国家一样存续到战后。英国直到1939年才勉勉强强地重新设立早该恢复的强制兵役制度，即便是那里，1945年选举中上台的工党政府也决定保留征兵制，为履行英国的全球义务，也为向美国证明其政治可靠性和军事重要性。法国有强势的兵役传统，对职业军队的政治反感也根深蒂固。根据1950年通过的法国国家服役法（French national service law），男性须服18个月现役（最后增加到30个月），另加3年一级预备役、16年二级预备役（inactive）和8年三级预备役（standby），换言之，要履行28年军事义务，很少有人可豁免。(48)尽管少数人强烈反对，大部分人普遍漠不关心，西德政府还是在1956年设立征兵制，最终造就一支50万人的军队。因此，战争刚结束时，欧洲所有国家不是保留就是重新确立了征募制度。

除英国在1960年用职业部队取代了国民应征军以外，其他欧洲国家继续保留着某种形式的征兵制度，直到20世纪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应征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地位一落千丈。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支出中的军事份额停滞不前，严重限制了军队规模和训练及装备质量。例如，法国政府为节省开支，增加了延迟服役者的数量（1967年占适合服役者的45％左右），提高了入伍的体格标准。大部分国家缩短了现役期（从平均18个月到12个月），削减了预备役人数。结果军队慢慢萎缩，战斗力急速衰落。随着殖民战争落幕，欧洲冲突渐失可能，只有一些职业军人和战略思想家担心这些质与量的变化。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对于应征军的存在，有少数人积极抗议，大部分人消极接受，但几乎没有人热情颂扬。

为应对公众压力，部分军队放松纪律要求，降低操行标准；有若干国家，比如荷兰，设立了军队的工作时间制，为超时勤务支付额外薪水，允许士兵成立工会——简言之，让兵役跟其他工作一样。1914年前，征兵制的目标是给平民社会注入遵守纪律、热爱祖国和自我牺牲的美德。1945年后，西欧军队受平民世界价值观和习俗的影响越来越深。其结果是军事化的反面，被军事社会学家雅克·范多恩（Jacques van Doorn）称为“民事化”(49)，指平民习惯和价值观不断渗入军事机构中的过程。

为了消除公众对征兵制的反对，大多数政府让选择其他方式替代兵役变得越来越容易。例如，1968年后，丹麦应征兵无需理由就可选择非军事服务岗位。在西德，从事民事服务的青年一直有增无减，从1964年的4,000人、1988年的77,000人到90年代将近适合兵员的一半。大部分德国人觉得替代服务同样合理且有益。有些人甚至提出，学校、医院、养老和残障福利机构才是真正的国家课堂，通过在那些场所工作的经历，年轻人能学会照料他人，虽然经常被视为女性的职责，但这才是一个平民社会所需要的技能。(50)

整个19世纪加上20世纪前半，为国战斗，也许还要为国捐躯，是男性公民的神圣义务；国之为国的正当性主要来自强加这份义务的权利，也主要以这种权利来表现。当法国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882年将国家定义为“一个由过去和未来的牺牲所构成的伟大共同体”(51)的时候，他思考的核心就是这一义务。1945年后，强制兵役保留下来，但同杀戮和丧命再无瓜葛，于是其代表和创造国家共同体的实际和象征力量也丧失大半。到20世纪末，迈克尔·霍华德注意到，“死亡不再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52)。数月或一年的军旅生涯会打断一个年轻人的寻常生活，有的人欢迎，其他人为此烦恼；但再不是充斥着英雄主义理想、因有可能牺牲而使人心神不宁的经历。

欧洲社会的去军事化过程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是一场几乎无形的革命。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的理念冲突曾于19世纪末异常激烈，随后主导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进程，现已大体消失无踪。在形成六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及政治当代观点的学术著作中，对这些话题的关注着实少得令人惊讶。(53)军事价值观和体制就像应征军本身那样逐渐遁去，步伐如此缓慢，以至于很少有人发觉它们已经不见了。

要让这场无形的革命现身，我们只须把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军事在欧洲社会中的职能作一比较。1900年，每座欧洲城市都满是戎装男子，其街道是战争庆典的舞台和过往胜利纪念物的承载。到2000年，在所有国家的象征物和典礼中，军队的地位无不下降。公共场所罕有一身军装的人，而且军服自己也知趣地褪去色彩和特征，更像邮递员和公交司机的制服而非战前时代气派非凡的装束。20世纪初的职业军官让人联想到贵族，是宫廷的骄子，也是晚宴贵宾和理想新郎。而1945年后职业士兵的社会地位持续走低。例如，在法国70年代中期的民意调查中，有58％的被调查者将外科医生选为最佳职业，选择高级军官的仅有6％。

某些国家确实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在法国和英国，阅兵队列还是国家庆典的一部分，如巴士底日(54)或英女王生辰；欢迎官员到访巴黎的、在白金汉宫门前站岗的仍是衣着绚丽的军人。但哪怕在这些国家，军事象征的文化力量和政治显著性也已明显弱化；已是吸引游客的景致更甚于激发爱国情怀的手段。在柏林、罗马或维也纳，就算保守地说，公开展示军事力量也是件稀罕事。大部分公共建筑由警察守卫，而非身着制服的哨兵。

不久前，伦敦市长大人还提议应移除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军事纪念物。这没有成真，但添加新纪念物的可能性很低。上一次有欧洲城市建起军事英雄纪念碑或用一次战役来命名街道是什么时候呢？位于柏林国防部对面的街道以1918年海军哗变的领袖命名，一侧的街道以反抗希特勒的德国烈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命名，另一侧街道则以广岛命名。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的腓特烈大帝像仍矗立于下菩提树街，但德国首府最新的纪念物献给了战争的受害者而非英雄。

战后时期，欧洲公共生活中的暴力减少但未绝迹。二战刚刚结束时也有一些流血事件：对通敌者的报复，波兰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势力的小规模冲突，乌克兰的反苏维埃抵抗运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交战和最为悲剧性的、抵制死亡集中营内的波兰犹太人返回家乡的运动。然而，1945年后没有可与1918年后肆虐的革命暴动和内战冲突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社会和政治暴力。仅希腊发生了一起决定该国未来的全面内战。在其他地方，由超级大国令人生畏的武力所保障的守序力量，迅速让这些精疲力竭和垂头丧气的人俯首听命。暴力很快被限制到边陲地带，如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这些地方的民族和宗教对立仍然能够置人于死地。

在欧洲大部分地方，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暴力，都开始被压倒性多数的人视做某种需要害怕和避免而非应该赞同或可以原谅的行为。战争和革命已不再像19世纪很多人眼中的那样，是“历史的发动机”、进步的根本源泉或人类生存斗争无可避免的表现形式。战争也不再像两次大战之间时那样被人称颂。政治暴力主要的体制和理念支撑尤其支持军事价值观的激进右翼运动，似乎已因同纳粹恐怖的关联彻底失去人心。这类运动在各地不是被禁就是直接消失于政治舞台。看起来，欧洲人终于从20世纪的经历中明白，这种动荡是一种错乱，是对正常社会的病态侵袭，就像犯罪那样须要与之斗争，将其克服。那些想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现在被视为罪人、狂人或疯子，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英雄或救世主。

60年代晚期，有些人惧怕政治暴力或许会再现。1968年9月，美国中情局告知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持不同政见是一种全球现象，参与者包括学生和非学生。”(55)除了外太空游客，所有人对这一点都再清楚不过。就如1848年的革命热病似乎感染了整个欧洲，1968年的“持不同政见”也是一场国际运动。虽然各地抗议者的手段和目标各不相同，但所有的不满都出自三个源头。第一是越南战争。作为一个美国的尖锐政治话题（对参军年龄段的青年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越南在别处也有巨大的象征力量，因为它集反美主义、反军事主义和对第三世界民众的同情于一身。第二个异议来源是多样且有些自相矛盾的不满集合，有的反对战后经济大增长下的唯物质论，也有人相信自己没有从物质增长中得到应得的好处。最后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即年青一代的经历，从伯克利(56)到柏林的青年都有同样的感受，并且用所唱的歌、所穿的衣和所敬仰的革命英雄来表达。1968年的一代是没有直接经历萧条和战争的战后第一代人、欧洲第一代群体，所以能够专注于当下社会的缺陷而非相比过去的惊人进步。

1968年走上街头的未来革命者们相信，他们正在为一部始于1789年的历史活剧写下新的壮丽篇章。当然，这一将自我与革命传承联系起来的认同感在法国特别真实，1968年5月的事件(57)似乎令巴黎再度成为反抗暴政及不公的全球起义中心。在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筑起街垒，毫无倦意地听取冗长的演说，与治安力量冲突碰撞。充满人格魅力的领袖在各地涌现，能言善辩地提出政治主张，引来热情的群众。每一处的革命行动都带来激动人心的未来前景，将乏味单调的日常生活打破。

无论这些抗议多么以假乱真地模仿了革命——有一小阵，连夏尔·戴高乐都相信他的政权可能被推翻——1968年并非1789年，就此含义而言也不是1830年、1848年或1917年。无人因这些抗议被迫下台，社会没有转型，政治体制虽然动摇但没有被推翻。更重要的是，与过去的革命时期相比，60年代晚期的抗议格外和平。法国1968年死于暴力的44,681人中，只有6人的死与政治有关，其余几乎都来自交通事故、暴力犯罪或自杀。仔细研究西德在1965—1989年间的1,767起“抗议事件”后，可以发现其中80％完全不涉及暴力，导致严重伤害的不足1％。治安方偶尔会用野蛮手段，甚至足以致人死亡，但总体而言，西欧平民国家没有利用致命的武力来保护自己。

到1969年，对抗议运动的普遍支持已开始退潮。大部分抗议者重返平常生活，一些抗议领袖开始了同当局取得共识的漫长过程，某些情况下最终跻身政府一员，甚至成为部长级的人物。但是，一小部分异见者从公开煽动转向密谋，从集会和示威转向绑架和谋杀。(58)

政治恐怖主义在意大利尤其嗜血，部分因为政府腐败无能，部分因为极左派和极右派都有恐怖分子，两方面结合就造成了系统性的政治危机。从1969—1980年，政治暴力在意大利令415人丧生，还有1,000多人受伤。1978年，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被红色旅(59)绑架并杀害，最终迫使政府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此后数年，激进左翼团体的领导人纷纷被捕，运转起来也不那么有效了。

联邦德国的恐怖分子比意大利少，但同样残酷且无差别地使用暴力。由民主德国提供物质支持的红军派系坚信自身的道义立场，认为联邦德国是法西斯政权，对其采取任何对抗手段都不为过。可西德是宪政福利国家，其领导者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和反纳粹抵抗运动的老兵，这一事实似乎也无关紧要。德国恐怖分子制造了200起爆炸、69起银行抢劫和大量绑架事件，谋杀了28人。不过，到70年代末，他们的领导人不是死了就是在坐牢。虽然组织残余以地下状态一直存续到90年代，但革命激进主义显然失去了能量和吸引力。

西德和意大利的恐怖主义者一直处于社会边缘，是屈指可数的狂热分子，以行动支持他们的人很少，钦佩者也是少数（一般都在安全的地方叫好）。北爱尔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通过挖掘根深蒂固的派别对立，恐怖分子能够获得的社会基础要广得多。自1967年，天主教少数群体从美国和欧洲的抗议运动中得到灵感，开始鼓吹权利和机遇的平等化。他们的努力一开始是非暴力的，但激起了严酷的弹压，这些弹压来自新教控制的安保武装，也来自新教的军事组织。

就跟经常发生的一样，暴力在冤冤相报中不断升级。自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内战结束以来一直蛰伏的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再度活跃，下决心要彻底、永久地赶走英国人。1969年，受命前去恢复秩序的英军被迅速拖入战火。在冲突最激烈的1972年，双方共有467人被射杀或炸死。此后7年间，每年的死亡人数在200—300人之间，然后降至100人以下。(60)

在繁荣、组织完善的社会中，恐怖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一方面，这些社会极易被少数愿意采取暴力的人攻击。如果恐怖分子得到少数支持者的可靠帮助，就能利用这些社会所固有的流动性和匿名性来躲避追捕。更紧要的是，现代社会充满着潜在的攻击目标——显要人物可以绑架、纪念堂可以爆破、治安人员可以暗杀。另一方面，这些社会极富柔软性。恐怖袭击也许能增加社会和政治肌理的负担，但不会将其撕裂。欧洲人最终领悟到，绑架、爆炸和暗杀或许能制造暴行、带来恐慌感，但不会击垮社会和政治秩序。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欧的恐怖主义不是如在西德和意大利那样逐渐消散，就是如在北爱尔兰那样被限制到英国内政大臣所称的“可以接受的暴力等级”(61)。从实际角度出发，不介入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暴力就是可以接受的。因此，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的动荡对战后的平民国家提出了考验，但没有摧毁它们。

70年代，欧洲最显著的政治变革并非源自虚假革命的暴力，而是一个相当和平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权威主义政体转型为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

1949年，经过苦涩内战后重生的希腊在经济上衰弱，政治上存在分歧，精神上疲惫不堪。(62)民主体制不断被左派和右派攻击，并被一系列涉及政要的丑闻进一步撼动。1967年4月，一场军事政变建起了一个肮脏且不得人心的政体，反共的遮羞布也掩盖不住其依赖恐怖和威吓的本质。1973年，武装警察首领季米特里奥斯·约安尼季斯（Demetrios Ioannidis）将军成立了一个同样野蛮但彻底无能的新政府。1974年7月，约安尼季斯在塞浦路斯安排了一场政变，导致土耳其入侵并占领该岛北部，以保护土耳其少数民族利益。同为北约成员的希腊和土耳其一度有开战的可能，但老资格议员康斯坦丁诺斯·卡拉曼利斯（Konstantinos Karamanlis）恢复了民间秩序，使得危机终止。他在11月选举中大获全胜，说明其政策得到了认可。1975年，持有异见的军官试图发动政变，但可耻地失败了；显然，希腊军事高压统治的时代已走到尽头。

1974年4月，希腊派出颠覆集团的3个月前，一群葡萄牙军官对显然遥遥无尽的非洲殖民战争失去幻想，建立了一个以安东尼奥·斯皮诺拉（An-tonio Spinola）将军为首的政府。(63)因为被迫主持本人不完全赞同的激进改革，斯皮诺拉又推翻了政变政府。局势仍没有稳定，左翼和右翼的力量都构成威胁，直到一个温和派官员团体在安东尼奥·埃亚内斯（Antonio Eanes）的领导下取得权力，举行新的大选。埃亚内斯当选总统，指名温和派社会主义者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担任总理。虽然葡萄牙走向民主的道路时有崎岖和颠簸，新政权的成就依然令人瞩目。短短两年内，改革者成功终结了一个掌权50多年的权威主义政体，终止了一系列血淋淋的殖民战争，并熬过了一场右翼旧势力捍卫者发动的政变——也没有落入反民主左翼的掌控。同时，他们建立了民选政府，该政府维持同北约的联系，与欧共体发展出牢固关系，并越来越从中得益。

无疑，在和平转型到民主政体的国家中，西班牙是最突出的一例。(64)60年代晚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独裁统治已有30多年，决定该国未来的斗争愈演愈烈。当佛朗哥的肉体和精神开始衰老，很多人惧怕新一轮的内部纷争即将展开。独裁政体的温和派支持者认识到改革不可避免，因为离开了佛朗哥本人的佛朗哥体制既不可能也不值得存在。但改革者面对不少强大敌手，其中巴斯克分裂主义者最令人生畏，随着独裁一天天走向衰亡，他们对国家的暴力攻击也不断升级；另外还有维护现状的顽固分子，他们以巴斯克恐怖主义的再起作为论据反对任何变革。

改革者有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国王的支持，这是他们极大的幸运。卡洛斯是佛朗哥选中的继任者，明白稳固的民主体制是西班牙和平与繁荣的必要基础。国王支持一整套宪政改革，有保守分子觉得过了头，也有自由派表示认可，不过大部分人为避免暴力接受了改革。佛朗哥死于1975年11月；两年后的全国大选将其独裁政体转为议会民主。1981年一次军事政变企图以不名誉的失败收场，表明西班牙的历史确已翻开新的一章。

在动荡且时常充满暴力的历史背景下，欧洲的边缘国家——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能和平转型为民主政体，使很多观察家跌破眼镜（“当葡萄牙发生革命，”中情局伦敦办事处主管评价，“美国人正在外出午餐。”(65)）。这三起案例中，没有任何一个的过程是必然的：若干人物——希腊的卡拉曼利斯、葡萄牙的埃亚内斯和苏亚雷斯、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国王——起到关键作用；若他们未能成功介入保护民主体制，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但民主化同样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三国在民主化之前的数十年都经历了飞速的经济发展；60年代只有日本的增长率高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有大量外出务工者，大多前往西欧，也有大量外来游客。两者都与经济大增长有关，都造就了连接熙熙攘攘的西方消费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纽带。最后一点，欧共体谴责压迫、鼓励民主，还有准入权的诱惑，这为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三个国家的改革者都走向加入欧共体这一漫长且往往艰巨的道路，稳定的民主离不开这一要素。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欧洲，一个共享市场、平民化的欧洲，为那些寻求改革之道以替换陈腐低效的权威主义政体的人提供了范例。

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民主胜利来得如此和平，是因为压倒多数的公民甚至改革的怀疑者，都不再相信暴力是正当的政治武器。哪怕反对民主的人有办法抵制变革，他们也通常欠缺牺牲或杀人的觉悟。斯皮诺拉将军在葡萄牙革命期间说：“国家宁可平淡地生，也不要光荣地死。”(66)战后欧洲的政治文化着实平淡——一个属于和平而非战争、生活而非死亡、日复一日地生存而非荣耀地牺牲的文化。在欧洲繁荣的心脏地带给平民国家带来兴旺的历史进程，同样在欧洲周边促成了民主政体的和平涌现，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然后更令人吃惊地轮到了苏联。

至此为止，我们对战后世界的叙述都偏重于西欧，在那里，暴力的消弭使国与国、国家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很多方面来看，东欧似乎与这个故事无关。共产主义政体下的公众生活总是与武装冲突很接近。苏联军队有三次被请去镇压叛乱——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另外，东欧各政府没有像西方那样撤除军备，继续维持大军，而且军队仍然是“培养国格的学校”，要求年轻人在那里学习保护自己不受工人阶级的敌人戕害所需的主义和纪律。尽管如此，战争还是消失于东欧，就和西欧一样。两极冷战格局在东欧同样创造了一个安全体系，令国家间产生暴力的可能越来越小。结果，平民价值观和看法在东方缓慢且不均衡地发展着，建立起1989年伟大和平革命的基础。

欧洲共产主义统治于和平中结束，但其开端是一波政治恐怖、大规模驱逐、反动分子公审、田地充公和强制工业化的浪潮。1945年后的数年，匈牙利有200,000人被捕，捷克斯洛伐克有136,000人，罗马尼亚有180,000人，而人口仅100万出头的阿尔巴尼亚被捕人数达惊人的80,000人。(67)与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高度恐怖相比，这些被捕者中死亡人数算是相当少，大部分被囚禁，或隐没于俄罗斯东部星罗棋布的强制劳改营那庞大的建筑群里。1952年底冒出了有人想谋杀斯大林的风声，其中涉及克林姆林宫的医生，大部分是犹太人。这造成了恐慌，人们害怕苏联政权会如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巅峰一样，再次大量吞噬自己人的性命。

斯大林1953年3月因中风去世，苏联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随之而来。政府采取了被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称为“压制但不消灭”(68)的政策，于是恐慌不再那么泛滥和致命。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被释放（包括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她于1949年入狱）；医生密谋的传闻消停；1938年起为斯大林运转恐怖机器的拉夫连季·贝里亚（Lavrenti Beria）被捕，由一个特别法庭宣判有罪后立即被处死。贝里亚是最后一个死于内部权力斗争的苏联高层领导。后斯大林时代，压制手段变得更可预计，更少波及接近政权核心的人物，也不像过去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

然而，即便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被波兰异见人士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称为“后极权”(69)的社会中，生活仍然受到严重的限制。政见一致的压力还是存在，无所不在的安全机构还完整无缺，强制劳动营仍大门敞开。持有异见的代价很高；成功的人生需要纪律和服从。1956年，因斯大林恐怖有了明显的缓和，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做出了过度的反应，引来苏联强有力的回击。匈牙利爆发全面内战，数千人死亡、上万人逃往国外。那一年，苏维埃帝国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著名的评语提供了佐证：专制政体下的革命企图尤其危险。

就如其国内政策，苏联的外交政策1953年后也发生了改变，但同样相当有限。斯大林死后权力斗争的最终胜利者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意识到，核武器的毁灭力已转变了战争的本质。(70)他现在坚持，同西方的武装冲突不再无法避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或至少在一段时期中共存。“和平共处”在1961年被正式定义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定形式”(71)，将持续到共产主义最终胜利为止。在此期间，两方都无法承受一场不会有胜利者的大型战争。当然，共存原则没有阻碍赫鲁晓夫试探西方，例如，威胁西方在柏林的地位或在古巴设置导弹；也没有妨碍大量军队和军事设施继续存在，由某专家所称的“永久性战时经济”(72)所支持，大量占用苏联为数不多的资源。

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没有丢弃列宁创建于1917年的政体中的根本要素。共产党仍然垄断政治，国际阶级斗争还是苏联外交政策背后的主导力量。尽管如此，国内恐怖气氛的缓和、与资本主义西方和平共处的可能均暗示着，即使在苏维埃帝国，政治暴力也渐失正当性。在共产主义统治的铁幕下，我们同样能找到一些20世纪后半转变了西欧政治和社会的趋势在发生作用。

东西方皆然，暴力的衰落与经济重要性的提升相伴相随。赫鲁晓夫及其同僚相信，他们能够不靠恐怖在国内实行统治，不靠战争在国际上赢得胜利，因为能够在经济上超越对手。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这一共产主义经济存在优势的信念并不似今天看来那么言过其实。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经济增势强劲，农业生产改善，消费品更普及。苏联人民开始拥有电视机和冰箱，并对更好的生活、告别过去长久的困苦产生希望。1957年10月，一艘苏联地球轨道飞船顺利升空，大大强化了他们宣扬优越性的立场。苏联是否能够如赫鲁晓夫夸耀的那样，不用一场军事胜利，而通过赢得西方看起来曾不可战胜的经济竞争来“埋葬”其资本主义敌人？或者，如一些社会学家开始预言的那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将越来越彼此类似——前者越来越服从市场规律，后者越来越服从政府规划——直到融为一个幸福的中间类型国家，混合了两种体制中最好的一面？

尽管赫鲁晓夫发表了夸张的宣言，苏联体制还是没能超越西方。相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品产量极少满足需求，东西方生活水平差距拉大。随着比西方更繁荣的诺言大体落空，共产主义政权仍要依靠理想主义诉求和强制性和谐。

1968年，就在民众抗议遍布西欧和美国的当口，寻求变革的压力在东方爆发。改革运动最有活力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ǐcek）领导下的新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挽救共产主义日渐衰落的民心。这使其更正统的共产主义邻邦们感到惊诧，最终导致华约部队入侵。杜布切克创造“人性化社会主义”的尝试失败，他本人被贬谪到一个不起眼的职位，远离权力中心。有些人觉得，苏联对捷克改革的无情镇压表明，他们打算抵制一切改变共产主义的企图。而更了解内情的人意识到，动用武力更证明其虚弱而非强大。当时的苏联秘密警察首脑、最终成为总理的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后来承认，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体制出现危机的第一个征兆。(73)

但西欧各国政府还在寻求与苏联合作的新领域，这一努力没有因捷克被入侵脱离正轨。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把此入侵行动称为缓和东西方关系过程中“不幸的小小意外”（incident de parcours）(74)——如果不考虑捷克人，对法国人也许确实如此。不像美国坚持有条件地与苏联缓和关系的政策，欧洲人本身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去军事化，将缓解紧张关系视为这一政策的表达形式和强化手段。他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贸易和经济援助。换言之，把形成西欧一体化的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当中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础。经济增长和一系列经济好处能带来转型力量的信仰曾推动西欧共同体的形成，同样的信仰也推动西方与东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短期来看，这也许会强化压迫性政权，但长期而言，东西方的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而且在等待这些好处降临的时候，欧洲人更有机会在和平中生活。

苏联领导人对缓和东西方关系的根本兴趣也在经济方面，因为他们需要西方贷款和援助以维持政权。苏联和东欧盟友为生存而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暴露了体制弊端，这段自我毁灭的篇章非常类似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言中资本主义经济随危机崩溃的过程。他们接受西方贷款越多，对外国货币越依赖，就越是激起公民对商品的欲望，而其自身经济又无法提供这些商品。结果，精英与寻常人都开始对此体制的价值观和实际表现失去信仰。哪怕在缓解紧张关系的前景黯淡、超级大国间关系恶化的80年代，共产主义政府对国外贷款的需求还是一如既往。1975—1985年间，以可兑换通货计算，东德负债额从35亿美金增至67亿美金，苏联从74亿增至121亿，波兰从77亿增至277亿。(75)就像一个在封闭的绳圈内进行一场残酷比赛的疲惫拳手，共产主义政体绝望地靠在资本主义对手身上，以求站稳脚跟。

共产主义内部愈演愈烈的危机首先在苏联以西浮出水面，70年代后期，反对运动在那里发展起来。正如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和平民主转型领袖，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被西欧和平与繁荣的景象所吸引，那里的异见人士同样希望不诉诸暴力就实现变革。“用革命推翻政党独裁的信念，”亚当·米赫尼克于1976年写道，“既不现实又危险。”(76)像米赫尼克那样勇敢的男女不用炸弹和街垒来挑战政府，而用布告、宣传册及和平示威，还用离经叛道的讽刺表演揭示政体的伪善和荒谬。以瓦茨拉夫·哈韦尔（Václav Havel）优雅的词藻表达，最重要的是“于真实中生存”(77)。也就是说，拒不附和政府系统性的欺骗、不接受政府的道德缺失。用暴力对抗会显示政府的外强，于真实中生存则能揭露其中干。

虽然持不同政见者有时为非暴力抗议付出沉重代价，但反对派的自我约束以政府一方进行某种程度的克制为前提，同时也让政府有克制的余地。斯大林主义处于巅峰的时候，于真实中生存是一种徒劳，因为真实的证据和证人全都无法幸存。到70年代，政府还是阻挠异见者就业，干涉其行动，有时还逮捕他们，但没有下杀手。这为反对人士的生存开辟了一片狭小的空间。哪怕在异见人士最为活跃的波兰，当局也尽可能避免使用致命武力来保护自己。与1956年或1968年不同，当波兰反对派以团结工联（Solidarity）为核心联合起来、似乎要无法控制的时候，苏联决定不予干涉。而一位波兰将领倒是于1981年实施戒严，镇压一场所有人都明白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运动。作为普罗大众的自封代言人，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其理想的破产。

1985年2月，《经济学人》发表一篇文章纪念雅尔塔会议召开40周年，会议召开之日常被视做形成战后欧洲分裂局面的关键一天。杂志宣称，过去40年是“历史上非正常的瘫痪时期”(78)。至于未来的40年，它问道：“欧洲重获新生的机会在哪里？”《经济学人》提出四个可能的答案，其中“第一个且最沉闷的一个，但遗憾的是也最有可能的一个，是直到2025年都不发生什么大变化”。

编辑们怀疑变革的可能性，这不难理解。1985年伊始，大部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领导人都超过70岁，很多人已在位数十年，例如，73岁的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自1954年起就统治保加利亚；1984年继任尤里·安德罗波夫职务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有众所周知的严重病情，惯于长期隐藏自己的行踪；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ár）、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东德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都如日夫科夫和契尔年科一样，是顽固、欠缺想象力的共产党政要，是苏维埃帝国对变革根深蒂固的抵制态度的人格化身。所以，很多专家相信现状很可能再持续40年并不令人惊讶。

虽然当时几乎没有人察觉，《经济学人》发表这篇使人沮丧的预测后6周，转变就开始了。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次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是苏联首位没有积极参与二战的领导人，在党内的攀升速度极为惊人。1980年，他加入苏共政治局，与安德罗波夫是关系密切的政友。安德罗波夫在其短暂的总书记生涯中曾有过几次不无踟躇的改革尝试。而戈尔巴乔夫明白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因为一系列难题摆在跟前——东欧民众极不安分，经济一潭死水，无力生产商品满足人民需求或支撑足以应对西方挑战的军事实力，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失利——他知道彻底改革不可避免。如担任同类职务的西方政治家，他相信此改革会带来一种能够提供繁荣、福利和安全的经济。有了这样的经济，共产主义政权就能够生存。

戈尔巴乔夫没打算瓦解苏维埃体制，他相信共产党应该垄断权力，也相信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为使其政策正当化，戈尔巴乔夫像其所有前任那样援用列宁的权威。列宁曾无视所有人的强烈反对，坚持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同德国媾和。“只有到后来，”戈尔巴乔夫写道，“人们才能毫无保留、毫无疑问地表态，说列宁是对的。而且他确实正确，因为他看得很远，没有把眼前问题置于根本问题之上。他挽救了革命。”(79)就像列宁与德国人的条约，戈尔巴乔夫公开、开放的新政策是拯救革命必要的暂时退却。但这一次，起初的战术后撤却以无条件投降作结。

戈尔巴乔夫一边寻求方法克服其国内政策所遭受的激烈抵制，一边开始启动一系列大胆的外交政策。他提出大刀阔斧的新裁军提案，着手停止苏联在阿富汗为支持共产主义政体所进行的战争，而且最峰回路转的是，暗示苏联不再强求东欧盟友保持一致。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言，做出两个非比寻常的让步。首先，他宣布：“武力和武力威胁……不应是外交的手段。”(80)也就是认可了人们能自由选择其本国政体这一“对此不应有任何例外”的普世原则。第二，他宣称愿与世界上种类繁多的政体共存并从中学习。他还表示，国际政治正步入一个新阶段，要求“国与国的关系去意识形态化”。自1917年以来，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国外和国内政策给共产主义国家同朋友及敌人的关系定下基调，这一状况已走到了尽头。

戈尔巴乔夫的言辞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1988年，爱沙尼亚大胆宣布主权自治。1989年6月，共产党候选人在波兰选举中遭受惨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示威活动迫使当局让步、改革，最终导致改朝换代。不像1956年和1968年，当时苏联在鼓励若干改革后曾插手干涉，阻止局势发展过头；而这一次，异见者得以表明自己的主张，接着还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40万驻东德苏军在营房里静观莫斯科最坚定且战略上最重要的盟友解体，让普遍抗议和大规模西迁移民潮在眼前发生。冷战给德国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曾是欧洲秩序的基石，而这一基石在1989—1990年之交陷于崩溃的境地。

苏维埃帝国的终结让我们想起40年前欧洲海外帝国的消亡过程。苏联就像殖民国家那样，因为有其他更优先的事项而放弃了统治权；维持帝国的代价看上去已不再值得付出，别的目标更为重要。但无论两者的得失考虑有多相似，东西方帝国崩溃后的结局却大相径庭。(81)丢掉海外领地的西欧国家迅速从损失中恢复；事实上，没有了帝国，它们能构建更繁荣和成功的社会。就连去殖民化伴随政治危机的法国和葡萄牙，最终也创造出更稳定、更有效的政府。然而，苏联帝国的解体是一场致命危机的组成部分，最终导致全面崩溃。(82)戈尔巴乔夫在东欧释放出的民主和自决力量很快倒流至苏联本土。1990年3月到1991年12月间，14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各自成为单一主权国家。对此，戈尔巴乔夫有心抵制、无力回天。1991年8月，一场半心半意、完全无力的政变——很像那场未能阻止希腊改革的未遂政变——暴露出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弱点和除了改革外缺乏任何可行手段的现实。12月25日，经年导致大量流血的苏联和平地瓦解了。

使人透不过气的弹指一挥间，仍手握强大武力和高压手段的苏联领导者及其最亲密的伙伴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放弃了。如此规模的政治转型能这么迅速地发生实属罕见，这样的转型能伴随如此之少的流血没有历史前例可循。

1917—1991年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实验历程凸显了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没有列宁对权力的孜孜以求，他小小的激进革命团体永远不能夺取俄罗斯的政权；没有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必要性的执著，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不可能来得如此迅速或如此和平。但是，虽然二人创造了历史，却没有一个创造了他们所期望的历史。苏联历史传奇的头尾两端都存在重大的误算，最令当局者不快的意外随即降临。列宁之所以夺取权力，是因为相信欧洲即将发生革命，但没有发生。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实行改革，是因为相信改革能拯救共产主义政体，但没能拯救。

在此，我们发现了苏维埃政权创建者和终结者的本质区别。当列宁的幻想落空，他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持权力。当戈尔巴乔夫眼见自己的政策令想要挽救的体制加速灭亡，他则坐视一切发生。这一区别的根源在于二者的人格和经历差异，而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二者所面对的历史形势不同。用暴力夺取政权后，列宁无法放弃权力。他被国内外的敌人环伺，知道失败就意味着灭亡。戈尔巴乔夫则可退一步海阔天空，因为他自信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敌手都不会置他于死地。若没有1917年感染欧洲的极端暴力，布尔什维克政权就不可能诞生。而其崩溃过程能如此和平，则需要暴力的式微为前提；至20世纪80年代，整个欧洲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已被这一前提所转变。

9．为何欧洲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1990年初，某个周六午后，一群人数不多但喧哗的示威者行进在国王大道（Königsallee）上，这条柏林市格伦瓦尔德区的街道通常都很宁静。面对一名美国人的询问，其德国同事回以耸肩，“南斯拉夫的事儿”。两人都回头继续工作了。无论这些人为什么示威似乎都无关紧要，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以来充斥各周的重大事件相比更是如此。德国大选马上要举行，联合国成员之间要展开艰难的谈判，1945年起占领德国的军队的未来仍悬而未决。一场伟大的和平革命正在转变欧洲，南斯拉夫离得很远，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然而，数月之内，南斯拉夫的事儿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

我们现在知道，自1990年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出现裂痕。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州最近的选举将权力交给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éc）和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他们决心摧毁铁托二战后创建的联邦体制。当这一体制由内而外崩溃，群体暴力事件的报道开始越来越翔实和令人不安。从电视屏幕上，欧洲人看到了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和有组织的强奸，看到了外表与自己相似的受害者，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不多的家当胡乱塞在购物袋里，袋子上有熟悉的商标。一些最可怕的暴行发生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那里曾经是欧洲人常去的度假胜地，他们会愉悦地回想起海岸引人入胜的景色、阳光普照的沙滩和合理的价位。被塞尔维亚军队包围的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也许会让历史学家想起1914年的灾祸，但在大多数人的回忆中，那里是1984年冬奥会举办地。很多被困在萨拉热窝的记者报道，那是一个国际化的欧洲都市，有文明的市民，他们突然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噩梦般的世界，还曾以为那个噩梦已经永远离去。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给那一地区的人造成可怕的后果。但对其余欧洲人来说，战争中没有发生的比确实发生的更重要。巴尔干冲突没有扩散。与1914年降临时的事态相反，巴尔干没有成为让暴力从周边传向欧洲国际社会心脏的导线。一个新的武装冲突时代没有开启——至少对欧洲人如此。

虽然巴尔干战争没有使一些人的恐惧成为现实，但也没显出欧洲外交政策的活力和统一。相反，欧洲人的干涉时断时续、没有成效，表明他们无力或不愿为生活在东南边陲越来越苦难的民众恢复和平。

对于世界上很多人而言，20世纪90年代是巨大变革的时代：旧体制崩溃、新国家诞生、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型。考虑到这一切喧嚣，欧洲体系成长之缓慢和持久性之强令人讶异，特别是欧盟的巩固和北约的延续。就如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小说《银额马》中那条广为人知的沉默之犬(83)，这些机构缺乏明显变化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理解21世纪初期欧洲形势的线索。我们将会看到，始于1989年的新时代带来了危险和机遇，考验但没有改变欧洲平民国家的价值观和存在前提。

冷战的结束似乎威胁到欧洲国际秩序建立的基础。1990年10月，作为过去40年间东西方军事冲突潜在火药桶，也是超级大国致力于维持战后现状象征的德－德边境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新德国虽然坚定倒向西方，但现在主权完全不受外部限制。一个月后的巴黎34国会议上，北约、华约成员国共同签署一份协议，终结了长期以来苏联在常规军力上的优势地位。如后来的事态所证明，这只是刚刚开始——华约，接着是苏联本身，都很快消失了。从苏联政体的残骸中形成的俄罗斯联邦仍拥有可怕也令人担忧的核武储备，但一度威胁西欧的军队不复存在了。

鉴于1989年后欧洲权力分布发生了重大转移，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相信“战争与和平的根源是军事力量的分布和性质”(84)的政治分析家们会预期将有新体系从冷战秩序的废墟中崛起并不令人惊讶。1994年，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务实主义”国际关系方针倡议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写道，现在没有了过去东西两极分野下“敌我分明的单纯性和令人安心的对称性”(85)，世界必须学习如何在此情况下行动。华尔兹称，没有了两个超级大国稳定秩序的权威，欧洲各国领导人将“重温他们过去的大国地位”(86)。当这一切发生，国际体系本身固有的无序性会重现，撼动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所建立的体制框架。“欧洲发生大型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米尔斯海默预言，“也许会大幅提高。”(87)

与这些预计相反，战后欧洲的体制完整性不仅没有因冷战的终结而破坏，而且越来越强，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就连新统一的德国这个务实主义者眼中最可能重新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也渴望保留在一直大受其益的欧洲框架内——说实话，德国的这一渴望还特别强烈。就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1990年10月公开表示的那样，“今日的主权意味着参与国际社会”(88)。欧洲政治家非但没有重温过去的地位，还继续扮演他们在过去40年中担任并了如指掌的角色；毕竟，这是他们的选民希望他们担任的角色，也是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和稳定的角色。

1990年7月，北约各国领导人齐聚伦敦，认可了一项“新战略构想”，该构想旨在应对已“极大改善”各同盟国安全环境的“深刻的政治变革”。(89)“构想”经扩充后被纳入“和平与合作宣言”，该宣言发布于1991年11月7—8日的罗马峰会之后。这两份文件明确了北约继续存在的重要性，同时承认必须重新考虑其使命。首先，新的安全环境下，成员国可以削减军力，着重速度和灵活性而非正面防御力，并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其次，虽然各成员国依旧认为“军事仍是必要的一环”，但他们的注意力显然已转到北约的政治目标上。其中包括与东方的北约前敌对国对话、深化与其他欧洲组织的合作。在这些变化背后，国际安全的定义发生了微妙但确实的转变，国际安全越来越关注维持秩序和稳定，而非保护领土不受侵犯。

因此，伴随冷战结束，欧洲不再那么危险但更为复杂，有了苏联沿东西边界陈兵数十万时所不具备的多种选择和机会。重新制定同美国的关系是其中最重大的机会，该关系一直都不公平且时常引发争议。

自1949年成立起，北约曾面临一次又一次危机。关于德军重建、法国退出、入侵苏伊士、越南战争、肯尼迪的导弹危机、尼克松的缓和政策、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华盛顿和欧洲盟友看法不一。欧洲人一再权衡依赖美国的利弊得失，反复计算美国实力所提供的安全和美国政策频繁带来的危险之间的平衡关系。但是，尽管有些欧洲人乐于向大洋彼岸的伙伴挥手道别，只要苏联威胁存在，对德国政治家瓦尔特·基普（Walther Kiep）1972年著作的书名所提出的问题：“告别美国，之后呢？”（Good-bye Amerika，was dann？），很少有人能得出确信的答案。(90)

很多欧洲人相信，冷战结束令基普的问题有了找到新答案的可能。一个统一的欧洲能强大到足以成为美国平等的伙伴，若有必要也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的角色。创立一套欧洲新体系的努力1989年以前就开始了。1986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签署《单一欧洲法令》（Single Europe Act），这代表了自近30年前的《罗马条约》以来一体化的最大进展。法令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移除共同体内剩余的经济壁垒，呼吁对政策制定和执行方式进行一系列改革。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及（and）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指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能不受限制地移动，政治一体化指各国内政和外交的重大方针将由泛欧洲机构代言。

朝着一体化前进的势头没有因共产主义的衰亡中断。1991年12月，一份以签署地荷兰城镇马斯特里赫特直接命名的条约宣告欧盟成立，在《单一欧洲法令》所表现出的抱负上更进一步。1997年10月被各国认可、两年后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Treaty of Amsterdam）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略作修改，并在很大程度上阐明了联盟多份基础文件的内容。(91)这些协议强调了欧洲在外交事务中提升地位的重要性。例如，《单一欧洲法令》明确欧共体将致力于“制定和实行单一的欧洲外交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布欧盟意图实现“一份共同的外交及安全政策，包括最终形成共同的国防政策，也许会逐渐形成共同防务体系，由此强化欧洲认同及独立，［旨在］促进欧洲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进步”。

这一宣言的试探性质（“也许会逐渐”）反映出欧洲人关于新政策的本质尤其是新政策对北约意味着什么存在分歧。颇费一番争论后，欧盟领导人同意把“详细制定和实行”安全政策的责任转移至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一个成立于1948年但一直半死不活的组织。因为西欧联盟包括所有属于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所以看似提供了一个探讨安全问题的中立平台。如很快就表明的那样，西欧联盟的突然复活暴露了欧洲认同和独立的雄心所带来的种种困难，而非提供了这些困难的解决方案。

1991年11月，北约的“和平与合作宣言”（“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已正式对欧洲防务的启动包括西欧联盟职能的拓展表示了欢迎。“新战略构想”则承诺将“推动北约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防务组成部分实现必要的聚合”。因为“聚合”（complementarity）可以表示很多意思，所以该词掩盖了欧洲人之间、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深刻的意见不合。华盛顿当局乐于见到欧洲人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但是，如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政府在1991年2月对欧洲伙伴的警告，美国人不想见到任何独立的、与北约竞争的欧洲安全机构。欧洲那边也有内部分歧，一方继续视北约为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英国和荷兰；另一方准备迈向一个更自主的欧洲安全体系，如法国和德国。大西洋两岸的所有国家都说他们想让欧洲更加独立，但这句话的含义和暗示却大相径庭。

关于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最早的争论发生于两次国际危机之间。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第一次危机。伊拉克高压政体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希望通过吞并这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小王国获得必要的资源，补偿他1980—1988年间对伊朗发动的一无所获的战争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占领科威特让萨达姆掌控了世界上20％的石油储备，且威胁到位于毗邻沙特阿拉伯的另外30％。从一开始，欧洲人——除了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不依不饶地反对以外——都满足于让美国握有主导权，后者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合来支持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包括法国和比利时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派遣军队作为联合行动的组成部分，但北约和欧盟机构均没有参与。1991年1月，联合行动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由此凸显了美国的实力和欧洲的依赖性。

与伊拉克战争不同，90年代的第二起重大危机巴尔干冲突对欧洲人来说离得太近，无法忽视，也不能拱手交给华盛顿处理。1990—1991年，美国仍因冷战在欧洲的遗留问题和波斯湾持续的危机而无暇他顾，向欧洲人表示南斯拉夫是他们的（their）问题。带着古希腊人都会认同的自尊心，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挑战。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宣称：“属于欧洲的时刻已经降临。”(92)可事实上，除了暴露出自身的不确定和分歧，欧洲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一无所成。出于德国的坚持，他们在1991年底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这是欧洲人对事件影响最大的干涉行动。但外交上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的分裂等同于鼓励各敌对派系夺取领地、驱逐其他民族，加速了南斯拉夫联邦体制的瓦解却没考虑用什么来取代，同时令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针对波斯尼亚人的野蛮战争进一步升级。在前南斯拉夫一步步经历漫长苦难的过程中，各种机构——欧盟、西欧联盟、联合国和若干专门成立的团体——试图用一系列让人晕头转向的方案终止流血，但结果只是被交战各方玩弄于股掌之间。

事实证明，欧盟体制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太笨拙低效，无法形成统一的、前后一致的政策。但比欧盟体制缺陷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意志和想象力的不足。他们的领导人似乎欠缺足够的觉悟，只限于谈话、威胁和谴责。一些欧洲政府派遣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时会加上交战限制规则，让士兵切实处于无助境地。因为从自身平民国家的视角看待局势，欧洲人无法想象巴尔干地区正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也不能理解那些邪恶但理性的算计，驱动着图季曼和米洛舍维奇这样的人欣然采取暴力手段。相反，欧洲领导人用古老的民族仇恨、文明冲突或原始的暴力倾向论解释巴尔干战争，由此着实免除了自己的责任。毕竟，面对如此本性难移的文明特征，还能指望开化的人怎么做？“波斯尼亚冲突，”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宣称，“是超出任何人控制、无法逃避、超越人类情感的力量的产物。”(93)梅杰的评价让我们想起劳埃德·乔治对一战起源的评语。宿命论总是掩盖失败的借口。

1994年，经过两年多的流血冲突，巴尔干局势开始变化。那年2月，美国政府不怎么情愿地关注起波斯尼亚穆斯林越来越绝望的处境。在华盛顿的领导下，北约部队威胁塞尔维亚人，如果不停止对萨拉热窝的炮击就轰炸其境内目标。此后不久，波斯尼亚政府同克罗地亚达成协议，大大强化了军事实力，开始打破军事平衡。同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终止杀戮的公众压力不断增强，面对压力，克林顿政府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离间米洛舍维奇和他在波斯尼亚的塞族盟友。

转折点来自1995年7月，塞尔维亚士兵占领了被美国划为“安全区”的波斯尼亚城镇斯雷布雷尼察，驱散执行维和任务的荷兰军队，屠杀了数千陷于绝境的穆斯林男子，包括儿童。这一暴行使美国决策者确信，无作为的代价是不能承受的。位于波斯尼亚的塞族武装无视停火要求后，华盛顿下令北约空军发动空袭。被贝尔格莱德的主子抛弃、受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步兵威胁、遭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打击，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最终同意停战。11月，各方在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郊外的一座美国空军基地会面，经过漫长激烈的谈判，签署了一份确定波斯尼亚独立的条约，其领土划分根据民族构成进行。在确保条约履行的多国部队中，北约派遣了6万人。

波斯尼亚冲突的成功解决，表明北约对欧洲安全仍有重要意义。1995年底，法国政府宣布将以“不损害法国主权”(94)的方式恢复同北约合作。但法国没有放弃让欧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的抱负。在发表于1996年5月《北约评论》（NATO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法国国防部长强调，该国在北约重新履行职能的事实，只能令明确北约的欧洲属性更为重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方案必然意味着安全和防务将越来越多地纳入欧盟层级进行处理，”他称这一进展本身“是强化北约、将跨大西洋联盟建立在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上的手段。”(95)次月的一场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承诺要创建“一份北约范围内的欧洲安全和防务认同”。为了同时满足要求“认同”的欧洲人和坚持这一认同应维持在北约“范围内”的美国人，部长们同意设计一套“可独立但未独立”的指挥和支持体系，由此让欧洲得以单独行动，同时不会创造出北约的分身或降低北约的地位。

但是，在欧盟和北约此后3年中的政策声明所用外交辞令的背后，还是可以感觉到北约内部的张力。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列出了欧盟的目标，其中有一条是在国际舞台上坚决维护欧洲认同（列在第二位，仅次于“促兴经济和社会进步”），包括“逐步构筑共同防务政策，这一政策也许会带来一套共同防务体系”。(96)1998年5月的圣马洛会议上，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消除了“也许会带来”所暗示的不确定性，同意“欧盟必须有以可靠军事力量为保障的自主行动能力，必须有办法做出使用军事力量的决策，也必须有如此行动的意愿”。考虑到英国过去一直是北约在大西洋地区忠实可靠的支持者，布莱尔看起来朝着发展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方向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1999年4月，北约领导人在华盛顿会晤，纪念北约成立50周年，并提出另一个新战略构想，此构想再次认可了欧洲的抱负，但重申这些目标必须在北约现存的组织框架内实现。在更实际的层面上，北约做出若干调整，让欧盟部队可以更便利地部署通信网络和其他设施。这些让步显然不足以让那些想要更大欧洲自主权的人满意。6月召开的科隆欧盟峰会上，欧洲各国首脑重申，他们决心拥有“以可靠军事力量为保障的自主行动能力”，这意味着能够做出决策，并且其行动“不受北约所采取的行动影响”。(97)美国决策者认为此声明背弃了数周前华盛顿所达成的协议，这并非没有理由。

1989年以后，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最初争议与第一次海湾战争(98)和南斯拉夫解体交织在一起，同样地，90年代最后的争论也以巴尔干地区新的危机为背景。这一次的舞台是科索沃，一个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占主体的省份，法律上属于塞族统治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历史上是塞尔维亚民族认同感的中心。在令南斯拉夫联邦分裂的战争中，科索沃的少数塞族特权阶级同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关系恶化。起先，科索沃民权运动是非暴力的，但1995年后，一个暴力抗议和更暴力镇压的循环开始了。(99)

国际调解经反复尝试后终告失败。再一次，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焚毁的村落、残破的肢体，以及惊恐的难民所组成的长列，其中有人穿传统服装，另一些穿保暖夹克和色彩艳丽的御寒外套。1998年，25万科索沃人被驱赶到边境另一侧的阿尔巴尼亚后，要求干涉的公众压力在美国和欧洲上扬。1999年初的和平会谈破产后，北约开始轰炸塞尔维亚境内目标。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强制外交演习，结果却成为一场78天的空战，直到米洛舍维奇最终同意从科索沃撤走塞尔维亚武装。对整个战役中任由塞族军队摆布的科索沃人和成千上万不得不忍受轰炸的塞尔维亚平民来说，这场战争的代价都极为惨重。但北约部队没有一人阵亡。

欧洲人和美国人从北约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中学到了不同的教训。华盛顿的军事战略家受到鼓舞，因为他们有能力发动战争而不受伤亡；但也感到不安，因为北约存在结构隐患。如我们从前文所见，北约部队指挥由驻欧美军指挥兼任——这一职能融合是美国保障欧陆防务的承诺最强烈的体现。1999年，担任这一职务的是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这位机敏、进取、作风强硬的军官渴望用一场对塞尔维亚人的决定性胜利给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画上休止符。当空袭战拖延得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久时，克拉克发觉自己的立场越来越艰难：他不认同华盛顿的上级，高层希望避免美国人的伤亡，几乎可为此不惜一切；他不信任欧洲盟友，不与他们完全分享情报；敌对状况结束后，英国分遣军指挥官公然违抗他，拒绝服从阻止俄罗斯军队在科索沃第一大机场上降落的命令。就结果而言，这些体制缺陷尚不成问题，因为北约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战争。但在一场更困难的军事行动中，北约指挥系统的内部问题很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科索沃战争再一次表明欧洲人无力单独行动，使他们更坚信需要自己的安全体系。1999年12月赫尔辛基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与会者同意组建一支大约5万人的多国部队，能够在两个月内动员并维持一年的建制。峰会设立了三个团体负责政策制定：一个大使级的政治暨安全临时委员会、一个军事临时委员会以及一个为可能进行的欧洲军事行动提供建议的军事参谋部。欧盟安全机构和北约的关系在语焉不详的修辞笼罩下仍不明朗，但欧洲人似乎准备更自主且独立地行动。

虽然科索沃战争或许强化了欧洲人获得更大独立的雄心，但同样揭示出欧洲同美国有可观的实力差距。1999年，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edrine）宣称，美国的全球角色，“就实力和影响力而言，同人类史上已知的一切都无法同日而语”。(100)韦德里纳的正确性不容置疑。20世纪末，只有美国一枝独秀，与其敌对的超级大国败北、陷入混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在各处都显而易见。美国军事力量尤其使人侧目：每块大陆都有美军基地，每片大洋都有美国军舰。90年代，美国士兵在50个国家执行了100多次军事行动，是冷战最后10年的5倍。更甚的是，美国掌握最新的战争科技，被称为“军事革命”技术，不仅使其部队在战场上有压倒性优势，而且似乎可以在不承受显著伤亡的情况下给敌人沉重打击。(101)伊拉克、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胜利令很多专家确信，美国一直以来都偏好使用机械以保存平民士兵生命的战争方式，其效力已达到一个新高度。当欧洲人还在摸索如何适应美国实力优势所带来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北约就如国际社会中的一切存在，被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震得翻天覆地。

起初，欧洲人对于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报以同情和支持。在两次长会中，北约常设代表们同意启动第5条的共同防务条款，这是北约历史上的第一次。北约战机被派往美国领空巡逻。除了若干非主流的例外，欧洲媒体、公众和政治精英都表示对袭击事件感到愤慨，并与美国团结一致。总统希拉克和内阁部长们参加了巴黎的美式教堂礼拜；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上悬挂起了支持美国的横幅。袭击发生后一个月，在一次对德国议会的重要发言中，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总理表达了本国与美国“毫无保留的团结”并承诺为守护自由与安全提供军事援助。近2/3的德国民众赞成总理提出的支援项目，包括在阿富汗部署德国军队的打算。(102)

然而，在这些支持宣言的背后，潜藏着美国人和欧洲人如何看待恐怖主义、如何与之斗争的观念分歧。美国人倾向于把恐怖主义视为直接威胁到他们国家安全的全球运动。要击败它，就需要一场像摧毁轴心国的二战那样的战争——美国人经常把“9·11事件”与日本奇袭珍珠港联系在一起，是这一类比很明显的表现。而欧洲人已与他们当地的恐怖主义斗争了几十年，倾向于视其为对国内秩序挥之不去的挑战，而非迫在眉睫的国际威胁。恰当的措施是更有效的警力、更严格的法律和更好的监控。他们想引渡恐怖分子作为罪犯审判，而不是对涉嫌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发动战争。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警告，“反恐战争”的概念有误导性，因为“战争”一词“唤起一份期待和要求——针对某些易于打败的对手采取军事行动……以获得决定性成果”。(103)鲜有欧洲人怀疑恐怖主义的严重性，但大部分人不接受美国的官方立场，即一场事关国家存亡的全球斗争已自9月11日打响。

虽然北约在纽约和华盛顿遭袭后立即向美国提供支援，只有英国在这第一场针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行动的目标是铲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证据表明那里是“9·11恐怖袭击”策划者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避风港。美国人还记得伴随科索沃战争而来的现实问题和政治紧张，不想被盟友束手束脚，希望按自己的心意进行这场部队少而精、有大量精确制导轰炸和各类当地协助者参与的战争。9月27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照会北约各国国防部长，在阿富汗的行动不需要盟友支援。他补充道，反恐战争“将由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许多不同联合组成”(104)。塔利班以惊人的速度败北倒台，看来再一次证明，美国有能力迅速、低代价地赢得胜利，且不用背上大西洋同盟指挥系统的枷锁和交战规则的法律负担。

反恐战争使北约是否还有存在价值的问题重新紧迫起来。一个过去旨在抵抗苏联大规模入侵欧洲的联盟能否有效进行一场针对流氓国家、神出鬼没的叛军和单独行动的恐怖分子的漫长斗争？为这一问题找出答案是2002年11月下旬召开的布拉格峰会的主要目的，这是1999年以来首次北约首脑会议，也是该组织漫长历史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一名美国官员会前说，布拉格会议将要“拆解北约旧有的死板体制，建立能够打未来战争的新构架”(105)。一位法国外交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评论此联盟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关节不灵的老妇，而是精力充沛的少女，那需要做大量整形手术，也要承受手术所有的风险和痛苦”。

带着此类文件常有的过分乐观和过度自信，布拉格峰会的官方公报表示将致力于“为北约转型，带来新成员、发展新能力、和我们的伙伴建设新关系”。新成员是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使北约成员总数达到26个。新能力包括合理化的指挥结构、可视需要迅速赶赴任何地区的陆海空快速反应部队、采用技术更先进的武器及支援系统。新关系包括同以前的敌手合作，例如俄罗斯，还有加强同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总而言之，这一冗长琐碎的声明代表了北约“应对21世纪严峻的新威胁和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的决心。

引人关注的是，布拉格公报中见不到一个词：伊拉克。(106)整份公报完全没有提到这一问题，而2002年12月，此话题已开始主导大西洋两岸关系，后来还几乎令同盟破裂。自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以来，关于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华盛顿及其盟友之间存在严重不合。美国一般得到英国支持，倾向于严厉的遏制政策，包括经济制裁、设立严格的禁飞区以保护伊拉克库尔德少数民族，以及偶尔为惩罚萨达姆不配合联合国强制武器核查工作发动空袭。一些美国决策者觉得遏制还不够，渴望毁灭萨达姆政权。而很多欧洲政府，尤其是法德，不仅相信萨达姆能被遏制，而且打算让伊拉克逐步重归国际社会，哪怕这意味着放松制裁和停止惩罚性的空中打击。(107)

“9·11事件”后，华盛顿决定将伊拉克列为反恐战争主要打击对象，并对巴格达采取“政权置换”手段来改变中东政治格局，这加剧了上述的意见不合。但造成北约内部分歧的从不只有伊拉克问题。正如越南曾经是人们对美国的恐惧和怀疑的图腾，伊拉克象征着欧洲人反对的若干美国政策：过分依赖军事手段、威胁先发制人、公然无视协商与合作。(108)此外还有死刑、缺乏枪支管制、漠视全球污染，以及越积越多的其他令欧洲人反感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大有小，有的真实有的出自想象，构成了美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但是，欧洲政府之间也存在至少同等程度的分歧。通常，英国是最亲华盛顿的，也是北约中唯一有能力提供可观军事协助的国家。法国，可以预见，对发展独立政策最为渴求。希拉克总统就像1991年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是寻求外交手段替代战争的领导者；但与其前任不同，希拉克没有表现出在外交失败的情况下愿意参加军事行动的迹象。施罗德总理身陷紧张激烈的重选战役，而且国内经济形势严峻，为了拉拢选民，积极反对美国侧重用武力解决伊拉克和其他地区问题的方针。当施罗德的一名内阁成员将布什总统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华盛顿和柏林的关系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2002年11月，就在布拉格峰会召开前几天，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华盛顿当局和欧洲盟友达成一项脆弱的共识，指控萨达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错误的指控——违反先前决议、没有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给他一个机会，参与一项严格定义的新核查程序。军事行动的反对者支持此决议，因为这似乎给了萨达姆避免战争的机会。已经把战争视为唯一选择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则用这项决议确保武装干涉的法律和政治立场。

到2003年1月，当大批美军部署到海湾地区、令战争无可避免的时候，北约的分歧变得更显然和公开化。在一次巴黎的新闻发布会上，希拉克和施罗德谴责美国的政策；数日后，欧洲八国领导人签署一份声明支持华盛顿。该月底，当美国请求北约盟友采取一些有限的行动支持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时，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拒绝，称哪怕只参与计划也等同于支持战争。最终各方达成暂时的妥协，但美国驻北约大使所称的“信任危机”(109)仍存在于联盟内部。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矛盾也在欧盟造成一场信任危机，没有那么沸沸扬扬，但严重性丝毫不差：双方坚持各自主张，明确并表达自己的立场，没人在意这个机构的本意是创建共同的欧洲外交政策。

只有三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政府积极反对伊拉克战争；其余报以不同程度的支持，至少也表示认同。但压倒多数的欧洲人强烈反对军事行动，而且时常声势浩大，包括那些加入美国领导的联合行动的政府的国民。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表上都显示出同样的轨迹：德国78％的民众在2000年对美国持肯定态度；2002年降至61％；战争打响后降至25％。在政府加入“意愿联盟”(110)的西班牙，全部人口中只有14％对美国抱有好感。在拒绝美军部署于其领土的土耳其，12％的公众支持美国政策。

起先，始于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似乎将成为美国军事科技赢得的另一场迅速且代价轻微的胜利。但数周之内的情况表明，打败伊拉克军队显然只是个开始。骚乱席卷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死忠、什叶派和逊尼派民兵、形形色色的国外志愿者同占领军交战，也相互交火。属于库尔德人的北部地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已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大体稳定有序，但在诸多其他地区，占领军和其伊拉克当地盟友持续遭到攻击。虽然美国官员频繁提及军事联合虚有其表的国际属性，但承担大部分战斗任务的是美英士兵，后者作战相对较少。随着军事和政治状况恶化，军事联合的其他成员国不是撤走了他们规模不大的派遣军就是减少了其人数。

漫长而痛苦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增强了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对美国的敌意，但也令华盛顿官员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合作的好处。在这一意识所造成的结果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北约部队参加了阿富汗的战斗。那里，在塔利班政权具有迷惑性的迅速倒台之后，新政府仍需要国外协助来维护秩序和权力。虽然北约在2003年8月接管了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美军仍部署于大部分战斗所发生的南部。2006年5月，一名英国将领成为北约部队司令官，越来越多的欧洲部队开赴战斗激烈的区域。(111)战争结果至今仍不明朗。但这显然不是一场科索沃式的空战，也非波斯尼亚式的维和任务。这是北约有史以来首次进行的一场可能遭受重大伤亡的地面战争。一旦无法应对这些挑战，无论军事上或政治上，都会让北约的未来岌岌可危。阿富汗，这片埋葬了众多帝国春秋大梦的险峻之地，在当时有可能成为北约的坟场。

伊拉克危机最紧张的2003年春，英国政治学家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一份在欧洲人中间越传越广的信念：“在基本防务和安全方面，欧洲对美国的需要不比美国对欧洲的需要多一分。”(112)黑斯勒称，自1989年起这就是事实，但由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它已成为欧洲新外交政策的基础。法德共同反对战争是该政策的第一个具体表现；黑斯勒预言，这一反美联盟将最终覆盖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华盛顿最忠实的欧洲伙伴英国。他指出，欧洲会在5年内形成一个新的安全体系，有其自身的指挥结构、快速反应部队、核战略、通信卫星、空中投放能力和情报网。“这样一个安全体系，”他补充，“无法单纯依靠政府之间的协作长久运行下去。或早或晚，那些寻求共同防务和外交体系的欧盟成员必将迈向一个超国家的结构。”黑斯勒的最后一个观点值得强调：因为充实军备需要很高的成本，各国无法单独实现战略上独立于美国的目标；欧洲自主需要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没有一个国家能独立做到这点，哪怕是德国那样富有和潜力巨大的国家。

2003年，有迹象表明欧洲人打算在欧盟边界以外行使其共同力量。3月，320名士兵穿着带有欧盟徽标的本国军服接管了马其顿的维和任务，这是欧洲的（European）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投入行动。那年6月，另一支欧洲部队开赴民主刚果共和国，执行一项为期3个月的任务。年底，一场欧洲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正式支持欧盟共同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准备的一份声明，其中包括致力于“发展战略文化，该文化有助于实行早期的、迅速的、必要时强硬的干涉”(113)。比这些目标远大的宣言更引人注目的——毕竟，这些目标是所有关于安全问题的欧洲声明中常见的特征——是欧洲以7,000人的部队承担了波斯尼亚维和任务。“波斯尼亚，”英国国防大臣杰夫·胡恩（Geoff Hoon）说，“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表明这［欧盟防务政策］确实在运作。”(114)

尽管2003—2004年间欧洲人在发展独立安全体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成就仍然逊色于他们领导人口中时常提及的雄心壮志。巴尔干的军事行动规模较小，环境相对友好，做出部署军队的政治决断相当容易。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任务没有表明欧盟将有能力干涉一次重大危机。计划在2003年底完成组建的快速反应部队仍无法投入作战，在若干关键领域——空中投放能力、通信、情报搜集、精确制导轰炸——欧洲人还远没有做好准备。在训练、武器装备和作战行动方面，欧洲部队更像重武器装备的警察而非军队。

欧洲人要如何才能建立起真正独立的安全体系？

显然，这一体系不能以曾主宰了几乎整个20世纪战略理论和实践的大规模应征军为基础。如我们之前所见，征兵制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凋零。90年代，当意识到他们的军队在财政和军事上都缺乏效率，越来越多的政府不是抛弃了征兵制就是把现役期缩短到几个月。欧洲人现在的模板，是英国人自1960年废除征兵制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对小规模的职业武装。但这样的军队要具备作战效力，就必须有电脑、激光制导武器和通信能力，这是以科技为驱动力的现代战争所需要的。

军事科技的代价很高昂。一支大致相当于一个美国海军陆战旅的快速反应部队最高花费可达500亿美金。(115)大部分欧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表现出愿意投入如此巨额资金的迹象。实际上，尽管军事装备的价格不断攀升，欧洲各国的军事预算却持续缩减。(116)1985—1999年，法国国防预算减少了7％，德国降低15％，英国降幅为40％。2003年，当美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3．3％用于军事，德国只花了1．5％。以如此开销水平计算，大部分资金必然用于硬性的人力成本，在某些欧洲国家高达国防总预算的70％。例如，德国在人员方面花费了差不多2/3的预算，包括13万民间职员，每年工作220天并有终身就职保障。德国只有大约13％的军事预算用于添置新装备，研发方面则更少。所以不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部队数量有限，也没有部署这些部队的能力。为了往阿富汗派遣维和部队，他们不得不租用乌克兰的飞机。要扭转德国以及欧盟其他国家的这一趋势，就必须显著加大投入，或进行痛苦的资源再分配。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圈(117)，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4左右，拥有全球1/5的贸易额，有4．45亿具有生产力的庞大人口，GDP之和大约为11万亿美元，该联盟成员国毫无疑问负担得起一支具有作战效力的军队。但相当可疑的是它们愿不愿为国防投入更大份额的资源，尤其考虑到每个国家都面临越来越严格的政府财政限制。虽然压倒性多数的欧洲人表示想让欧洲成为一个超级霸权，只有1/3的人愿意为防务支出更多。同时，军事在政府开支中的份额持续下跌。德国已经是人均军事开支最少的欧洲大国，可2004年国防预算还是比前一年减少了30亿多美元。

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如果欧洲人能完成建立有效决策机制这一更艰难的挑战，他们就能为提高军事能力找到所需的资源。要理解这一挑战，只需看看外交和安全政策在欧盟宪法下的处置方式。该宪法起草于2003年，经2004年一次欧盟峰会的讨论后通过，随后被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全民投票所否决。本来，该宪法将设立欧盟外交大使一职，由欧盟理事会任命，同时担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大使和整个委员会的任命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就像某一国的同类官员，大使将负责拟定欧盟的外交政策，但政策显然应该需要欧盟理事会的一致支持——宪法没有十分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就像联合国秘书长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的一致支持。论及动用武力的可能性时，该宪法甚至更为谨慎。虽然在“逐步构筑防务”的承诺下，未来仍有可能产生更一致化的军事机制，但理事会多数通过的决议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加入战争。

关于如何制定共同外交政策，宪法的定义时而刻意含糊其辞，时而又棱角分明，揭示了欧洲各国对于放弃关键领域的自主权不情不愿的态度。哪怕该宪法得以通过，其臃肿的机制似乎也不太可能包容下各成员国多种多样的利益、传统和体制文化，而这些都影响着成员国的政策制定。要在不稳定、潜伏暴力的国际政治世界中，向迥然不同的各成员国推行共同政策，让它们拧在一起，不偏离政策轨道，欧盟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危机中的经验并没有带来太多希望。

相比其他政策的决断（例如财政或农业政策），就安全政策进行决断给体制带来的负担更大，同样地，要使安全问题的相关决策正当化需要高得多的立场。一个体系的正当性能经受多少压力，要以其必须负载的政治权重衡量，而没有什么问题比和平还是战争的选择更沉重。

正当性问题给我们带来“民主赤字”(118)，这通常被视为欧洲一体化最突出的弱点。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过去一直是欧共体中最无效力的机构。起初，它由各国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即便1979年引入直接选举制后，也没有统一的投票系统、清晰的党派划分或明明白白的待议项目。欧洲法院与其截然相反，运作低调无声，用法律条文织出一张完整的网络，覆盖整个共同体；议会虽然进程公开，可大体无成效可言。欧洲议会表现出的局限性让人不断牢记，作为一个整体，新欧洲不存在代议制民主，因为它缺乏可以代表的民众，缺乏参与政治、主要政治忠诚属于欧洲而非单个国家的公民团体。

比单一国家的公民权更甚，加入欧盟意味着权利和特权，而非义务和奉献。20世纪初，人们的政治认同由习惯、风俗和体制形成，这一体制旨在强化对某个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人们在学校和军队学习如何成为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也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学习，纪念物和民间典礼教授着同样的爱国主义课程。1945年开始，每个欧洲国家的这类体制和象征都开始逐渐弱化；欧盟本身则从来没有这些。欧盟没有为锻造其成员的归属感进行任何努力，没有要求他们成为欧洲人而非别的什么。相反，欧洲认同是一种散漫的混合体，包括民族、宗教和文化忠诚，其中没有一个元素必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体化进程刚刚开始的50年代，雷蒙·阿龙写道：“欧洲的概念空洞，它既不是弥赛亚式的超验主义理想，也不是具体的内在主义爱国情怀。”(119)阿龙说对了一半。欧洲的概念唤不起情感上的归属。它不像国家有时做过的那样，使人们发自内心地激动，也不是很多人会愿意为之献身的东西。但欧洲的概念并不空洞——亦不妨说，与传统的国家概念相比，它只是看起来空洞。欧洲的概念很充实，不是民族热忱和爱国激情，而是要逃脱过去毁灭性敌对状况的广泛执着，和对于主宰20世纪后半公众生活的经济利益及个人追求的深切关心。因为欧盟不想染指卡尔·施米特所说的“野兽般的力量”，即主宰生死的力量，它不需要准备去杀人或赴死的民众，只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知道共同体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改善他们的个人福祉。而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大部分欧洲人一般都相当满意于欧盟的成就。

回顾20世纪的欧洲历史，我们能理解为何欧盟不是一个超级霸权、为何不太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成为超级霸权。20世纪前半，如我们所见，欧洲各国生于战争也为战争而生——有1914年之前让各国为之准备的战争，还有1914—1945年的两次大战。20世纪后半，欧洲各国生于和平也为和平而生。与一些人的理论和期望的相反，欧洲各国没有消失，而且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稳固有力。但它们发生了转型：现在由平民体制主宰，专注于民事目标。欧洲各国仍有军队——正如军事国家也有经济——但政治上、象征上和经济上，这些军事机构都从属于为平民所重视的职能服务的机构，这些职能包括：管理货币、推动经济增长、提供福利、保护人们免受无常命运的打击。使用暴力的意愿和能力一度是治国的核心环节，但是已经消弭，创造出新形态的欧洲国家，牢牢扎根于新形态的公众和私人认同。作为结果，欧盟也许会成为超级实体——一个超级平民（civilian）实体——但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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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常译作艾德礼。

(2) 指1933年3月23日通过的《授权法案》，德国国会把一切预算、外交和修宪权都交给内阁，为期四年，实质上使希特勒成为独裁者。

(3) 关于冷战的最佳书籍为Soutou所写。在英语作品中，Powaski的著述提供了不错的概述。

(4) 关于美国军事计划，见Kennedy，Freedom，pp. 486—487。

(5) 关于杜鲁门对纳粹和苏联的态度，见Powaski，p. 48。

(6) Naimark，“Stalin”，p. 36。Naimark对苏联战后战略作了一番明晰中肯的分析。

(7) 《法苏互助同盟条约》。

(8) 杜鲁门的演说可在Avalon Project网站找到。

(9) Trachtenberg，“Making”，p. 103．关于德国问题的核心地位，见Trachtenberg和Eisenberg的著述。

(10)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9—1950，p. 66．

(11) Reynolds，“1940”，p. 349．本书的后两节以这篇极佳的文章为基础。另见Hitchcock，France。

(12) Gillingham，Coal，p. 231．

(13) 舒曼的发言可在Avalon Project网站找到。

(14) Gillingham，Coal，p. 231．

(15) 关于韩战的巨大影响，见Stueck。

(16) 《北大西洋公约》可在Avalon Project网站找到。

(17) Schuman，“France”，p. 355．

(18) Ruane，p. 102．

(19) 就如很多名人名言一样，伊斯梅此言究竟想表达什么有不少争议。关于北约的演进，见Cleveland。

(20) 关于德国主权的不明确性，见Herbst。

(21) 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演进，见Milward，European Rescue，及Gillingham，European Integration。

(22) 关于欧洲一体化项目是“合理选择”的经典分析，见Moravcsik。

(23) Reynolds，“Security‘Lessons，’”p. 311．

(24)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1，p. 45．

(25) 最好的核战略史介绍见Freedman。

(26)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1，p. 45．

(27) Craig，“Militarization”，p. 105．

(28) Herbst，收录于Rotberg，p. 312。Abernethy也对这一进程作了一番精彩的记述。

(29) 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见Horne。Lustick的著述中有对法国人观点的分析。

(30) Connelly，Revolution，pp. 279—280．

(31) Connelly，Revolution，pp. 279—280．

(32) Connelly，Revolution，p. 31．

(33) Lustick，p. 88．

(34) Lustick，p. 324．Wall对戴高乐的政策作了一番批判性的记述。

(35) Fieldhouse，p. 394．

(36) Lasswell在4年后修改了他1937年的文章，那个修改本对之后20年产生了极大影响。见Lasswell，Essays。

(37) Milward，Reconstruction，数据来自Judt，p. 338以降。

(38) Garton Ash，Europe's Name，p. 244．

(39) Inglehart，p. 49．

(40) Rosanvallon，p. 28．

(41) Rosanvallon，p. 28．

(42) Ferguson，Cash，pp. 100—101．关于其他欧洲国家，见Flora著述中的资料。

(43)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Yearbook 1976，pp. 152—156，及Yearbook 1985，p. 281。关于英国：Harries-Jenkins，pp. 11，108。关于荷兰：Olivier、Teitler合著，pp. 86—87。

(44) 对国家军事预算最好的一篇分析是Martin，Warriors。

(45) Genschel、Uhl合著，p. 92。

(46) Inglehart，p. 49．英国人的观点：Shaw，p. 123以降。

(47) Kiernan，p. 141．

(48) Scott，Conscription．在法国：Martin，Warriors。

(49) Shaw，p. 74，另见Olivier、Teitler合著。关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事化发展，见Kelleher、Burk和Flynn的作品（“Conscription”、Conscription），还有Harries-Jenkins主编，以及Moskos、Williams和Segal三人编写的论文集。

(50) 关于兵役替代服务，见Bartjes。

(51) Hedetoft，p. 281．

(52) Howard，Invention，p. 100．

(53) 例如，Gabriel Almond、Sidney Verba合著、发表于1963年的经典研究著作Civic Culture中，就没有提到“军队”、“征兵制”、“军事”、“安全”和“战争”。类似地，最早刊登于1964年冬的Daedalus期刊、具有影响力的论文集A New Europe？也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军事体制话题。

(54) 法国国庆日。

(55) Suri，p. 2．

(56) 美国加州北部城市。

(57) 关于1968年的暴力，见Tilly，Collective Violence，pp. 63（关于法国），p. 71（关于德国）。

(58) 政治恐怖主义的资料可从Chalk的著述中找到。

(59) 成立于1970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恐怖组织，旨在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一个革命性的意大利，主要手段是政治暗杀和银行抢劫。

(60) 爱尔兰政治暴力致死的资料可见O'Day，p. 18。

(61) Beckett，p. 15．

(62) 关于希腊，见Clogg，第5—6章。

(63) 关于葡萄牙革命，Maxwell作了一份很好的记述。

(64) 关于西班牙，见Preston的著述和Carr、Fusi的合著。

(65) Maxwell，p. 66．

(66) Maxwell，p. 30．

(67) 1945年逮捕人数的资料来自Mazower，Dark Continent，p. 265。

(68) Todorov，Hope，p. 43．

(69) Schell，p. 195．

(70) Taubman对赫鲁晓夫时代有一份精彩的记述。

(71) Odom，p. 12．

(72) Odom，p. 63．

(73) Soutou，p. 462．

(74) Soutou，p. 482．Garton Ash，Europe's Name，对欧洲东扩背后的假设进行了有力的分析。

(75) 债务数据来自Maier，p. 63。

(76) Schell，p. 191．关于和平抗议的新形式，见Kenney。

(77) Schell，p. 195．

(78) Economist，1985年2月2日，pp. 14—15。

(79) Gorbachev，p. 39．

(80) 戈尔巴乔夫的演说可在Cold War Files网站找到。

(81) Mazower，Dark Continent，pp. 376—377．

(82) Dallin，“Causes”中肯地评价了苏联的垮台。Kotkin正确地强调了其和平特征。

(83) 《银额马》是《福尔摩斯》中的一篇。那条狗见到陌生人就会大叫不止，但案发当晚，周围的人却都没有听见这条狗叫，福尔摩斯以此为线索了解了案情的一部分。

(84) Mearsheimer，p. 6．

(85) Waltz，p. 44．

(86) Waltz，p. 72．

(87) Mearsheimer，p. 6．另见Layne。

(88) 1990年10月3日庆祝德国统一的演讲。Weizsäcker，p. 194．

(89) “新战略构想”可在北约网站找到。

(90) 关于基普著作的创作背景和美国联盟潜在的根本问题，见Haftendorn。

(91) 这些条约的文本可在欧盟网站找到。

(92) Silber、Little合著，p. 159。还有其他著名的引言，其来源难以考据。Garton Ash有可能组织了语句，但并非这一情感的缔造者。Free World，p. 255，注释31。

(93) Mazower，Balkans，p. 147．有一份对英国政策的尖锐批判性分析，见Simms。

(94) Millon，p. 13．

(95) 北约部长级会议媒体公报，柏林，1996年6月3日。见Cogan，p. 84。

(96) 《阿姆斯特丹条约》的文本可在欧盟网站找到。

(97) 关于科隆峰会，见Cogan，pp. 110—113。

(98) 关于第一次海湾战争，见Freedman、Karsh合著。关于科索沃战争，见Bacevich、Cohen共同主编的论文集。

(99) 关于其对欧洲的冲击，见Cogan，p. 104以降。

(100) Ikenberry，p. 270．

(101) 关于“军事革命”的更多内容，见Sloan、Hirst和Latham的著述。关于其对美国战略思想的冲击，见Bacevich，New American Militarism，pp. 166—173。

(102) 关于欧洲人对“9·11事件”的第一反应，见Gordon、Shapiro合著。关于北约的反应，见Deighton著述及Gorden的“NATO”。

(103) Gordon、Shapiro合著，p. 61。欧洲人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Gordon，“NATO”，p. 94。另见Freedman，“Third World War”，及Katzenstein，“Same War—Different Views”。

(104) Gordon，“NATO”，p. 92。美国对阿富汗开战前没有照会欧盟主席。

(105) New York Times，2002年12月4日。

(106) 布拉格公报可在北约网站找到。

(107) 见Gordon、Shapiro合著，以及Garton Ash，Free World。关于反美主义的根源和意义，见Markovits。

(108) “伊拉克危机中的外交，”Garton Ash评价，“在各方面都是一个说明如何让世界失控的案例。”Free World，p. 37。关于事件概要，见Gordon、Shapiro合著。

(109) Nicholas Burns的言论，引自Gordon、Shapiro合著，p. 138。

(110) 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94年6月，被克林顿用来形容可能的针对北朝鲜的军事联盟。后指那些联合国安理会无法通过的各国自发组织的军事或军事人道主义干涉行动。

(111) 2006年11月，北约及非北约伙伴在阿富汗共有32,000人的军队。其中很多人的行动受到交战规则限制。New York Times，2006年11月27日。

(112) Haseler，pp. 15—16．

(113) 该声明可在北约网站找到。

(114) Economist，2005年3月19日，p. 60。

(115) 关于快速反应部队成本的估算，见Wolf、Zycher合著。

(116) 关于军事成本上升和预算缩减的反差，见Cusack的著述，以及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Military Balance（2004）的数据。

(117) 关于欧洲经济实力，见Zielonka，p. 91。

(118) 指一个组织机构表面上遵循民主制度，但实际行动无法完全体现民主原则。

(119) Aron，p. 316．

跋
平民国家的未来

这“越来越不合逻辑，”2000年，法国战略专家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如此评价欧盟，“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强大、贸易发达的组织……在战略层面上的实力却总是很小。这称得上是历史性的违和。”(1)博尼法斯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得到很多哀叹于欧洲经济强大和军事弱小间反差的人认同，即经济和法律一体化的自然结果是创建某种类似于联邦制单一民族国家的实体、产生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独立的军事力量。除此以外，任何状况都不合逻辑，或者说不协调。因此，欧洲史无前例的繁荣和稳定一直被一股挥之不去的阴云所笼罩：欧盟有些不完整，没有发挥全部的潜能，没有完成历史的使命。

但为何经济一体化就必然导致政治统合呢？这没有如人们时而设想的那样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并非“合逻辑地”从德国关税同盟中兴起，而是两次战争的产物。一次对抗奥地利，确立了普鲁士在中欧的霸权；另一次对抗法国，加速了国家体制建设的过程。另一个时常被引作欧洲未来模板的联邦国家是美国，对其建邦起到关键作用的也是战争——一场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一场确立北部主导地位的内战，还有极大强化了联邦政府实力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重复前三个章节的中心论点，欧盟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产物。

进一步说，当代欧洲的经济强大和军事弱小之间并没有矛盾或不协调。事实上，两者互为彼此、相互强化。欧洲经济的振兴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产生了我所谓的“平民国家”。这些国家所投射出的力量，不管是作为国家个体还是作为欧盟的一部分，都强调商业、法律和文化，换言之，强调属于其平民化认同核心的活动和价值观。要改变欧洲在世界中的角色，不仅需要新的体制结构——只关注体制改革是欧洲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需要新的政治认同，而这份认同必须根植于另一种平民文化，用另一种国家形式表现。

看起来，欧洲不太可能改变其平民化认同。为何要这么做呢？使人们为国家战斗和牺牲的献身精神及高压强制已一去不返。被其他欧洲国家侵略的威胁同样一去不返：俾斯麦马车上的乘客不再携带武器。欧洲已成为一个“非战争共同体”(2)，也就是说，其民众生活在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所称的“后英雄主义时代”(3)，这个时代以私人抱负和个体愿望维系。在21世纪之初，国防再不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操心国防的是专业人士，他们领取报酬、承担其工作所伴随的风险和压力。职业士兵就像警察和消防员，应对威胁平民生活的紧急事态。这些专业人士是必要的，甚至值得敬佩，但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是理想公民的代表，或觉得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岗位是某种“培养国格的学校”。保卫平民国家已成为一种职业，与别的职业同然。

大部分欧洲人现在不愿承担英雄主义的代价、不愿拿已经建成的家园冒险、不愿牺牲个人成就，以过去100年的欧洲史为鉴，这难道令人惊讶吗？欧洲人知道战争的真实面目，美国人很少能用同样的方式认识。虽然亲身经历过世界大战的那几代人慢慢凋零，对那些可怕时光的共同记忆——伦敦空袭、法国被占、柏林战火、华沙起义者的苦难、东线无尽的炼狱——仍保留着。以这些记忆而非其他任何时期的欧洲历史为背景来看，平民国家的创立是一件值得珍视、庆贺和维系的事情。

这种平民国家需要和平与秩序。因此，它们的未来取决于曾长期占据欧洲历史中心位置的政治暴力是否会卷土重来。当前，各国相互开战是很难想像的状况。哪怕没有了冷战这位助产士，和平一体化的进程也已表明有足够的力量自我成长。如果欧洲当真发生暴力，它不会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来自这个动荡危险、欧洲人的平民化生活所离不开的世界。

总有人希望暴力的消弭会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例如，较早开始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4)在1958年称欧洲是“有生命的实验室”(5)，他可身处其中观察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和国际交流之间的必然联系。很多人至今还认同这点，相信欧洲一体化项目是一种实验。最近，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宣称：“欧洲已成为一座新的‘山上之城’(6)。全世界都看着这场伟大的跨国家政府新实验，希望它或可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引，告诉人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应往何处去。”(7)这番言论因遭到美国国内的反感而更加响亮。

如我们从前文所见，欧洲确实是许多周边国家的榜样。欧洲价值观、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给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成功民主转型带来强烈影响。苏维埃帝国西部边境一带也感受到欧洲成就的强烈吸引力，尤其在帝国的末日危机期间。同样重要的是，欧盟的惊人扩张纳入了大部分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有助于巩固民主政体和平民化价值观。我们不该对欧洲“软实力”(8)的这一和平扩张视而不见，它为在欧洲大片土地创建繁荣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也已认识到传播欧洲平民价值观和体制的极限。在那些国际和国内暴力仍处于政治中心，或至少很有这种可能的地方，平民国家无法诞生和兴旺。这种情况显见于那些仍为边境问题争执的敌对国家，而在那些对自己民众开战的国家则不仅显然还更令人痛苦。例如黎巴嫩和伊拉克、克什米尔和加沙地带、西苏丹和刚果共和国，在这样的地区安全问题压倒一切，因为暴力与生活如影相随。奥勒·瓦埃弗（Ole Wæver）所称的“非安全化(9)”(10)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生，平民价值观和体制的重要性仍不如为安全和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主权还是值得争取或捍卫的贵重之物，而非可以放弃或分享的东西。边境开放、跨国法律机构和类似的政治实验根本不合时宜。

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11)所写：“今日欧洲最恼人的问题之一是西欧和平地带与欧亚冲突地带之间的边境在哪里。”(12)但论及谁处在不应处的地带，答案则显而易见：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各个国家——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外国军队维系着那些地方脆弱的和平；俄罗斯高加索山脉一带的动荡区域——英古什、车臣、塔基斯坦，各方仍在争夺未来的政治领导权，还有美国管辖的娜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挣扎着想在阿塞拜疆境内作为国中国存续下去。很多其他国家面临和平与冲突的两种可能。斯洛文尼亚无疑是平民国家，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呢？波罗的海诸国的平民形态似乎相当稳固，但白俄罗斯、乌克兰又如何？俄罗斯本身在与两国相关的问题上又是否绝对没有卷入冲突的可能？

也许当代欧洲所面临的最具压力和挑战性的归属问题是现在急于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提出的。土耳其问题之所以棘手，不因为它是穆斯林国家——这个解释时而有人提及，而因为它明显不是平民国家。如我们所见，现代土耳其由军队缔造，其创建者是赢得军事胜利的首任总统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e-mal Atatürk），他在该国历史中留下了无处不在的印记。军队在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也发挥了强大的政治作用，有时被称为“深国”(13)。军队屡次介入政治，捍卫凯末尔的地位，自视为凯末尔的真正卫士，最近一次在1997年。不像欧盟成员国（除了实至名归的希腊例外），土耳其有大规模征兵制军队和几乎全民参与的兵役制度。持续不断的政治暴力是土耳其近来历史的一部分，估计有3万公民，其中大部分是库尔德人，在一场漫长的内战中丧生。土耳其是北约有价值的盟友和至关重要的成员，能为欧盟贡献良多。但要使这样一个国家融入欧洲绝对平民化的政治和文化并非易事。(14)

眼下，欧洲不存在来自周边地区的直接军事威胁。但欧洲人易受其他祸害侵袭：污染、疾病和犯罪都能轻易穿过欧盟地区松散的国界。2004年3月的马德里和2005年7月的伦敦所发生的爆炸案，提醒欧洲人他们仍会成为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如果无法整合差异越来越大的欧盟人口，不仅欧洲各国国内会重现暴力，而且内部不合与国际动荡还会联起手来破坏稳定。

显然，欧洲人无法与外面的世界断绝联系，他们必须从那里寻找市场来出售其产品、寻找资源来驱动其机械、寻找劳动力来补充其日益衰老的人口。而且，共有的人性、运用财富和实力帮助邻人改善生活的责任感当然也将欧洲人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欧洲或许是一个和平与富足的岛屿，但是，用诗人的语言来说，她本身并不完整——地理上、经济上、道德上，她是整个大陆中的一块，是主体的一部分。

在21世纪之初，欧洲人所面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危险暴力的世界中生活下去。虽然也许很有诱惑力，但欧洲无法自暴自弃，成为蒂莫西·加顿·阿什所说的“大门紧闭、被更穷的邻居和可怕的贫民窟围绕的富人区”(15)。在上一章末尾，我说明了欧洲人建立足以真正独立地登上世界舞台的军队有多困难。所以看起来欧洲可能将继续依赖某种形式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也承受相伴的所有紧张和冲突。毕竟，是平民价值观和体制令欧洲人必须依靠美国，也正是这同样的价值观和体制令依赖的具体方式难以把握。尽管如此，在大西洋同盟下生活虽有难处，没有这一同盟就更加困难。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人享受了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光，他们的历史中找不出任何时期可与之相提并论。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欧洲人生活得这么好，因政治暴力而死的人也从未如此之少。永远和平的梦想产生于启蒙时代，熬过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几十个年头，现在似乎终于成了现实。当然，人类事务中没有可以安心的领域，也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从不间断的变革压力。要保全其非凡的成就，欧洲人必须面对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挑战。这些挑战有很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那漫长又充满争议的连接欧洲及邻邦的边境。沿着这条边境，富足与贫穷、法律与暴力、和平与战争不断地接触、不安地共存；沿着这条边境，欧洲平民国家的未来将得到最终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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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gan，134．关于未来欧洲安全的不同观点，见Sangiovanni和Morgan的著述。

(2) Wæver，p. 69．

(3) Luttwak，“Post-Heroic”．

(4) 此处原文误为Ernest，实为Ernst，本书参考书目中也是Ernst。

(5) Hass，p. 4．

(6) 语出《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7) Rifkin，p. 358．

(8) 关于欧洲软实力对全球的重要性，见Leonard和Zielonka的著述。

(9) Wæver，p. 69．

(10) 由瓦埃弗所属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理论，认为让可以脱离国家安全体系的问题非安全化可节省社会资源。因此，不应随意扩大安全范围，而应朝非安全化方向努力。

(11) 通译作基欧汉。

(12) Koehane、Nye合著，p. 6。关于暴力的地理分布，见O'Louglin，收录于Flint。

(13) 这个概念专指土耳其的一种状况，大致相当于“国中国”，指各种势力暗中结成的体制，可以操控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土耳其的“深国”包括各方势力，不仅有军队，还有政府、司法、情报机关甚至黑手党。

(14) 例如，2006年1月，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土耳其违反国际法，对因良知拒服兵役者反复判处监禁。奥斯曼·穆拉特·于尔凯（Osman Murat Ulke）因拒服兵役入狱700天。Agence France Press，2006年1月25日。

(15) Garton Ash，Free World，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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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代表一级条目，…代表二级条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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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维克托

阿登纳，康拉德

阿杜瓦，～战役

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

阿尔及利亚

阿富汗

英国在～使用毒气

位于～的北约部队

德国部队

～与西北边界

苏联入侵～

美国入侵～

阿拉法特，亚西尔

阿龙，雷蒙

阿伦特，汉娜

阿姆利则屠杀（印度）

阿姆斯特丹，～条约

阿斯奎思，赫伯特

阿斯奎思，雷蒙特

阿塔蒂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

阿特利，克莱门特

埃伯特，弗里德里希

埃哈德，路德维希

埃及，～的示威（一战后）

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

埃利奥特，托马斯（示威者）

埃塞俄比亚

欧洲统治～

意大利入侵～

埃亚内斯，安东尼奥

艾奇逊，迪安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

～作为北约指挥

～论二战开始

艾希霍恩，冯，将军

爱尔兰

叛乱和分裂在～

暴力在～

19世纪晚期中的…

二战后时期中的…

《爱丁堡布莱克伍德志》

爱国主义，军队作为～学校（卡西米尔－佩里耶）

爱沙尼亚

安德罗波夫，尤里

安杰尔，诺曼

马汉对～的批评

～与一战

…在开战时

昂纳克，埃里希

奥登，W．H．

奥地利（奥匈）

军队规模（20世纪早期）

～与巴尔干

～与一战后的安置

～与一战

…死难者

弗洛伊德论…

…在萨拉热窝危机中

奥地利（一战后）

～的内战（20世纪30年代）

～被纳粹联合

～在二战后的状况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奥菲尔斯，马塞尔

奥古斯丁，圣

奥勒，瓦埃弗

奥斯曼帝国

～屠杀亚美尼亚人

～与巴尔干

～的终结

～与海牙会议

意大利对～的进攻

～与一战

…开始

…战败的代价

…死难者

…宣布的圣战

奥斯威辛

奥韦尔，乔治

～与军事国家（《1984》）

～论战争训练

B

巴尔干战争（一战前）

巴尔干诸国

～的军队

～的战争（布洛赫）

巴勒斯坦

巴斯克分裂主义者

巴特戈德斯贝会晤

巴特勒，尼古拉斯·默里

白俄罗斯

白里安，阿里斯蒂德

柏林

冷战危机

…与最终定局

～与腓特烈大帝

～民间文化的军事特征

～的战争纪念物

腓特烈大帝的…

柏林墙

～倒塌

保加利亚

～的军队

～与海牙会议

～与马其顿

～在北约中

～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

保加利亚人，～在民族冲突中

保卢斯，弗里德里希

鲍德温，斯坦利

暴力

～可接受的程度

～在巴尔干战争中（一战前）

～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

～与平民国家

殖民地的～

…过时

意大利入侵北非

…与国家实力

…在恩图曼

一战后的…

～在欧洲消弭

～在欧洲周边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的依赖

对～的低容忍（20世纪早期）

～在纳粹计划中

20世纪30年代的～

～在二战后时期

重新产生信仰在～

～与主权（凯末尔）

～作为对欧洲平民国家的威胁

～式微（二战后时期）

…在苏联

～在一战对德国社会的影响中

（另见一战）

二战的极端～性（另见二战）

～在南斯拉夫解体中

另见暴行；战争

暴行

～在巴尔干战争中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

～在斯雷布雷尼察

～与一战

德国人在比利时和法国的…

奥斯曼人对亚美尼亚人的…

…在塞尔维亚

《悲哀与怜悯》（奥菲尔斯执导影片）

北大西洋公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未参与第一次海湾战争

～与阿富汗战争

～与欧洲联合的宣言

～与欧洲自主的争议

～的《和平与合作宣言》

～的扩张

法国退出～

法国重新归入～

～与北约的未来

德国加入～

～与伊拉克战争

～与科索沃危机

～的军事目标未达成

～继续存在是否有价值的疑问

～与9·11恐怖袭击

～的存续（20世纪90年代）

～中的土耳其

～与华沙条约

～与南斯拉夫解体

北岩，勋爵艾尔弗雷德

北约

～与阿富汗战争

～与9·11恐怖袭击

～的矛盾张力

另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贝当，菲利普

贝弗里奇，威廉，勋爵

贝里亚，拉夫连季

贝特曼·霍尔维格，特奥巴尔德·冯

贝乌热茨

比尔德，查尔斯

比利时

～与布鲁塞尔条约

～与欧洲煤钢共同体

～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中

德国入侵～（一战）

…发生的暴行

…内部民族对立被利用

～与伊拉克战争

～被纳粹征服

～占领鲁尔区（1922）

1914年危机中的～

比利时刚果

比洛，伯恩哈德·冯

比萨拉比亚，～与斯大林的目标

俾斯麦，奥托·冯

兵役

～与平民状况对立

詹姆斯论～的替代品

～与大规模预备役军队

（另见大规模预备役军队）

从～中培养道德

～与纳粹主义

～中只有职业士兵（21世纪）

～与平民士兵的待遇

…教导平民生活所需课程

…教导政治/民间价值观

波茨坦会议

波伏娃，西蒙娜·德

波兰

～选举（1989）

～驱逐德意志人

～负债（1975—1985）

～被纳粹入侵

～二战后的领土变动

～二战后的暴力

～叛乱

～团结工联

斯大林对～的镇压

二战时～的民族冲突

波罗的海诸国

波斯，～与海牙会议

波斯尼亚

欧洲人在～的维和任务

波斯尼亚穆斯林

波斯尼亚塞族

玻璃渣之夜

伯恩哈迪，弗里德里希·冯

伯尔，海因里希

伯尔尼，瑞士，位于～的和平运动组织

勃兰特，维利

博尼法斯，帕斯卡尔

博赞基特，伯纳德

不列颠（英国）

～在冷战（二战后）时期

…与布鲁塞尔条约

征兵制在…保持

国防开支在…

…的经济增长

…与德国问题

…与帝国遗产

…与核战争

…与美国的关系

…的福利制度

～在殖民战争中

…在恩图曼

～和欧洲防务共同体对立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与海牙会议

～与伊拉克

～与爱尔兰（另见爱尔兰）

～与伦敦恐怖爆炸袭击

～的军事开支（一战前）

～阅兵式

～兵役

…兵役制文化角色的改变）

国家纪念日（一战）

～在北约的争论中

～与近东（安杰尔）

～的和平运动

对…的批评

在一战后时期

…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反对…的殖民地叛乱

放弃征兵制

…与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背弃

…与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步骤

…与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

～与波茨坦会议

～与罗斯福共建世界秩序

～在韦尔斯的《世界大战》中

～与一战

对…的空袭

…使阿拉伯人成为盟友

索姆河战役

伊普尔战役

…的阵亡者

…呼吁建立犹太民族国家

军事处决

…的海上封锁

…在萨拉热窝危机中

～与一战安置

～与二战

…与空战

…的开端

…与伤亡

…与纳粹入侵法国

…与苏联

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

布尔战争

布莱尔，托尼

布赖特，约翰

布雷斯福德，H．N．

布里顿，薇拉

布利特，威廉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布列塔尼人，～在民族冲突中

布隆贝格，维尔纳·冯，陆军元帅

布卢姆，莱昂

布鲁克，鲁珀特

布鲁塞尔条约

布伦登，埃德蒙

布洛赫，伊万

布洛克，马克

布什，乔治·H．W．

步枪，～革命性的改进

C

猜疑，～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中

财富，安杰尔论～的变化

裁军

～的倡议（1898）

对～的反论（德尔布吕克）

海牙会议论～（1899）

冯·荷尔斯泰因论～

核～

另见和平；和平运动

朝鲜战争

车臣与车臣人

《撤离末日》（米勒）

处决，～的公开展示减少

D

达尔奎斯特，约翰

达尔文，查尔斯

达拉第，爱德华

大不列颠，见不列颠

大规模报复战略

大规模预备役（征兵制）军队

～与平民习惯

～作为共同体验

在英国对～的争辩

～的重要性减少

～的政府管理

～与职业军人

～的保留（二战后）

～与伤兵或战俘的福利

～与一战的影响

各国与～

奥匈

…在巴尔干国家

…在共产主义东欧国家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普鲁士

俄国

代顿调停

戴尔，雷金纳德

戴高乐，夏尔

～与阿尔及利亚

～对抗议的恐惧

～与法国核实力

～与斯大林

丹麦

单一欧洲法令

弹道导弹，～与绝对战争

弹震症

道尔，阿瑟·柯南，《银额马》

德勃雷，米歇尔

德尔布吕克，汉斯

德国

～军队规模（20世纪早期）

～殖民战争

～经济斗争（德尔布吕克）

～与普法战争，（另见普法战争）

～与海牙会议（1899）

～军备扩张

～兵役

～与摩洛哥争端

～与纳粹统治

希特勒上台（另见希特勒，阿道夫）

侵略性的外交行动

…与奥地利联合

…与民族统治计划

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独裁政体

～与近东（安杰尔）

共和时期（魏玛共和国）

～社会开支增加

～与特赖奇克

～的战争支持者

战争在～创建过程中

～与一战

…战后

…在空战中

…的伤亡

…的审查

早期战役

经济组织

结局

…利用民族矛盾

军事处决

军方转移…战败责任

普遍支持…

…与赔款

被归给…的责任

…在萨拉热窝危机中

…的潜艇战

～在二战中（另见二战）

…战后

在东方的暴行

伤亡

…与武装党卫军中的外国公民

最后两年败局注定

…在战后秩序中

入侵苏联

～与萨韦尔讷事件

另见普鲁士

德国（统一后）

～国防预算

～与伊拉克

～在北约的争议中

德雷富斯，阿尔弗雷德，～与德雷富斯事件

德里达，雅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见西德

德属西南非

迪尔凯姆，埃米尔

帝国主义，另见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研究》（霍布森）

第二次世界大战，见二战

第三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

第一次海湾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一战

蒂莉，查尔斯

奠边府

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部署的武器装备

～的负债（1975—1985）

～支持政治恐怖主义

～与统一问题

～的叛乱

～的转型

东欧

～反共产主义转型

～武装冲突

～看似不可能变革（1985）

～的变革压力（1968）

～在苏联控制下

毒气，对原住民使用～

杜埃，朱利奥

杜布切克，亚历山大

杜勒斯，约翰·福斯特

杜鲁门，哈里

～与冷战

～在波茨坦会议上

～与二战中的苏联

杜鲁门主义

杜瓦蒙军人公墓

杜威，约翰

敦克尔克撤退

多恩，雅克·范

多尔芒军人公墓

《铎金战役：一名志愿兵的回忆》（切斯尼）

E

俄罗斯

～军队规模（20世纪早期）～与巴尔干

～在殖民战争中

～与海牙会议（1899）

兵役在～

用移民方法逃避…

…与农奴制的终结

1905年革命在～

～与一战后的欧洲

～在对日战争中

～与一战

…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死难者

…大规模平民迁移

…缺少一战死难者纪念物

普遍支持…

信件监控

…在萨拉热窝危机中

另见苏联

俄罗斯（苏联后）

～与平民国家

～与北约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论强制兵役

～论起义前景

～论俄国征兵体系

恩图曼战役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

《2月15日：是什么联合了欧洲人》（哈伯马斯和德里达）

二战，xx

～中的空军

～中对伤亡的态度

～开始

…与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日本的侵略

纳粹入侵波兰

公众情绪

民间目标在～

…与空袭

…在苏维埃－纳粹战场

～终结

德国在～中的核心角色

入侵法国

入侵苏联

最后两年败局注定

…与纳粹的民族统治计划

…与纳粹在东方的暴行

波兰被侵略

苏联被侵略（另见苏联）

～与内战

～令军事主义失去人心

～与纳粹的合作者

～在北非和意大利

～与苏联（另见苏联）潜艇战

潜艇战

次要战争

美国在～中

～作为消耗战

…中同盟国产量优势

…中人命和物质的巨大消耗

作为…的潜艇战

二战后

纪念

人口迁移和重置

～与德国领导人和战俘

德国赔款

～与苦难的记忆

苏维埃控制东欧/中欧

废墟和残骸

二战死难者

F

法尔肯海因，埃里希·冯

法国

～与阿尔及利亚

～军队规模（20世纪早期）

～在冷战时期（二战后）

…与布鲁塞尔条约

…受共产主义的影响

…与德国问题

…的福利制度

～在殖民战争中

～征兵体系

～的国防预算

～与欧洲煤钢共同体

～与欧盟宪法

～与欧洲防务共同体

～与法绍达

～与伊拉克

第一次海湾战争

军事灌输在～

军事体制在～

阅兵式在～

兵役在～

～与摩洛哥危机

～与北约

～在一战后时期

…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反抗…的殖民地叛乱

…与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背弃

保留大规模军队

…占领鲁尔区（1922）

…骚乱（20世纪30年代）

社会分歧在～

起义在～（1968）

～与一战

…与贵妇小径

死亡者在…

早期战役

军事处决

弹药需求

普遍支持…

…在萨拉热窝危机中

凡尔登

～与一战安置

～与二战

…开始

…与民族仇恨

…被入侵

从…征兵的武装党卫军

…与维希政权

法国海外军团

法兰克福，～条约

法绍达，英法军队相遇

法西斯主义

～对抗战前自由秩序

暴力是～的必需

～与一战

凡尔登战役

《凡尔赛条约》（1919）

德国人对～的仇恨

…与纳粹

德国否定～的根本

德国宣布不遵守～

反帝国主义，另见去殖民化

反共产主义，～与纳粹

反恐战争

～在阿富汗

美国与欧洲～的观点对立

梵蒂冈，～与海牙会议

《放下武器》（冯·苏特纳）

非安全化

菲尔德豪斯，D．K．

菲雷，弗朗索瓦

菲舍尔，弗里茨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

～葬地

～雕像

费诺利奥，贝佩

费希尔，约翰，爵士

芬兰

～在冷战中的立场

～与苏联交战（1939—1940）

坟墓，国家英雄的～

佛兰德斯人，～在民族冲突中

佛朗哥，弗朗西斯科

弗拉索夫，安德烈

弗兰克，安妮

弗兰肯斯坦，～与人类做类比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刺杀～

弗里奇，维尔纳·冯，将军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与一战

伏尔加德意志人

福塞尔，保罗

福斯特纳，京特·冯，男爵

福煦，费迪南

富勒，J．F．C．

G

刚果共和国

高夫，勋爵

《告别美国，之后呢？》（基普）

戈登，查尔斯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

戈培尔，约瑟夫

《歌剧院广场的阅兵式》（克吕格尔画作）

革命

～与20世纪早期

～作为“历史的发动机”（否定）

格雷，爱德华，爵士

格雷夫斯，罗伯特

格伦费尔，弗朗西斯和里弗戴尔

葛德雪，鲁道夫

各国议会会议

公开、开放

公民权

欧洲的～

～与全民兵役制

公墓，军人～

共产国际

共产主义

～与融合

～对抗战前自由秩序

暴力是～的必需

～与一战

另见苏联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

共存（苏联－西方）

共同体，战争使～强健

姑息

～与《慕尼黑协定》

古巴导弹危机

郭尔喀斯

国际争端，海牙会议（1899）讨论解决～的方法

国际仲裁法庭

国家

预算显示～的本质

～与“深国”（土耳其）

经济福祉作为～的优先目标

军事～对平民～（另见平民国家）

～与正义

作为～人格化的军事象征和记忆

～的战后转型

～与战争

…作为过时的观点

～被一战削弱

国家安全，见欧洲安全

国家共同体，～与希特勒

国联

～与德国

H

哈伯马斯，于尔根

哈布斯堡帝国

～解体

～与萨拉热窝

哈夫纳，塞巴斯蒂安

哈斯，厄恩斯特

哈韦尔，瓦茨拉夫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

海牙会议（1899）

～的发起

～讨论保护非战斗员

～讨论区分士兵与平民

海牙会议（1907）

汉堡，～大空袭

汉密尔顿，伊恩，爵士

《和平》（鲁珀特·布鲁克诗作）

和平

对～的追求

对～的怀疑（1907）

对～的渴望（一战后的法国）

～与海牙会议（1899）

对～的极大希望（一战后）

威廉·詹姆斯论～

长期的～，19世纪，

对～的乐观主义（调查巴尔干战争的委员会）

永久的～

～作为新欧洲的前提条件

《和平的经济后果》（凯恩斯）

“和平共处”

和平运动（20世纪早期）

诺曼·安杰尔在～中

～与反帝国主义

布洛赫在～中，（另见布洛赫，伊万）

～在英国

对～的批评

～与海牙会议（1899）

～与海牙会议（1907）

～与一战

和平主义

～与安杰尔

马汉论～

～与军事主义

一战后的～

核武器与核战争

～问世

欧洲人面对～的无力

～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论

俄罗斯余留的～储备

苏联的～试探

荷尔斯泰因，弗里德里希·冯

荷兰

～与布鲁塞尔条约

～的防务开支

～与欧洲煤钢共同体

～与欧盟宪法

～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中

兵役在～

～在北约的争议中

～被纳粹征服

社会开支在～

《河上的战争》（丘吉尔）

赫拉克利特，～论生存斗争

赫鲁晓夫，尼基塔

《黑暗之心》（康拉德）

黑格，道格拉斯，爵士

黑格尔，G．W．F．

黑山

黑手帮

黑手党

黑斯勒，斯蒂芬

红色旅

胡安·卡洛斯（西班牙国王）

胡恩，杰夫

胡萨克，古斯塔夫

华尔兹，肯尼思

《华沙条约》

怀特，安德鲁·迪克森

缓解紧张

惠伦，罗伯特

霍布森，J．A．

霍尔丹，理查德

霍夫曼，马克斯

霍华德，迈克尔

霍斯巴赫，弗里德里希

J

基奥恩，罗伯特

基督教，～与马汉的战争论

基尔南，维克托

基根，约翰

基洛夫，谢尔盖

基普，瓦尔特

基奇纳，霍拉肖·赫伯特，勋爵

激进右翼运动，～因纳粹失去人心

吉拉斯，米洛万

吉林厄姆，约翰

吉普赛人，～在纳粹的灭绝计划中

吉普赛人，～在纳粹的灭绝计划中

纪律，～作为士兵的宗教

季索，约瑟夫，神父

加顿·阿什，蒂莫西

加拿大，和《北大西洋公约》

加沙地带

加泰罗尼亚人

“假象战争”

阶级斗争，～与列宁

捷克人，～在民族冲突中

捷克斯洛伐克

～的共产主义政体（1948）

～的共产主义恐怖（二战后）

～被德国吞并

～改革被镇压

～改革成功

《经济学人》杂志，～论变革的前景（1985）

911恐怖袭击

～与入侵阿富汗

另见反恐战争

《巨大的幻觉》（安杰尔）

军备竞赛

～作为一战的起因

～在1912年以后时期

军事国家

军事开支（20世纪早期）

军事体制

预见～将萎缩

～“民事化”

～与征兵制（另见征兵制）

～的衰落（二战后）

～在19世纪末期

韦尔斯论～

军事文化，～作为男性气概

军事象征和记忆，～赋予国家人格化

军事主义

～在保加利亚（1910）

～在英国学校（霍尔丹）

～的德国标记

～与和平主义

一战后的～

～兴衰（1914—1945）

K

卡波雷托，～战役

卡达尔，亚诺什

卡多根，亚历山大

卡尔韦尔，查尔斯

卡根，罗伯特

卡拉曼利斯，康斯坦丁诺斯

卡内蒂，埃利亚斯

卡内基，安德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卡文迪什，弗雷德里克，勋爵

卡西米尔－佩里耶，让－保罗－皮埃尔

开伯尔山口

凯恩斯，约翰·梅纳德

凯卢瓦，罗歇

凯洛格，弗兰克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凯斯门特，罗杰，爵士

凯旋门

～下的无名战士

凯旋柱（柏林的纪念物）

康德，伊曼纽尔

～论民主与和平

～与腓特烈大帝雕像

～论战争

康拉德，约瑟夫

康斯坦，德埃斯图内勒·德，男爵

抗议，20世纪60年代的～，另见示威

考利，约翰，爵士

科布登，理查德

科技

铁路步枪改进

步枪改进

～在韦尔斯的战争观中

科兰，让

科索沃

科索沃难民

科学，～作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斯旺尼克）

克拉克，韦斯利

克劳塞维茨，卡尔·冯

克里米亚鞑靼人

克里米亚战争

克列孟梭，乔治

克吕格尔，弗朗茨

克罗地亚与克罗地亚人

～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

～与平民国家

～在民族冲突中

～独立获承认（1991）

～在武装党卫军编制中

～在南斯拉夫

克什米尔

肯尼迪，约翰，～论核战的两难

空军

～用于殖民地镇压

～在意大利人的北非战役中

～支持者的论点

～在韦尔斯的战争论中

～在一战中

～在二战中

汉堡大空袭

德国袭击英国

德国喷气飞机和火箭

恐怖主义

巴斯克

伦敦地铁爆炸

～的自相矛盾性

911袭击

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内战

库尔斯克，～坦克战

快速反应部队（欧洲的）

L

拉登，乌萨马·本

拉金，菲利普

拉斯普京

拉斯韦尔，哈罗德

拉特瑙，瓦尔特

拉脱维亚和拉脱维亚人

莱恩，拉尔夫·诺曼·安杰尔，见安杰尔，诺曼

莱茵区，～重现武力

赖斯，R．A．

劳埃德·乔治，戴维

劳赫，克里斯蒂安·丹尼尔

勒邦，古斯塔夫

勒南，埃内斯特

勒特韦克，爱德华

雷马克，埃里希·马里亚

雷平顿，查尔斯·阿考特

冷战

～与英国对美国的依靠

～终结

～与德国问题

国与国的暴力在～中绝迹

～与朝鲜战争

为～部署的军力

～与《北大西洋公约》(另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与核武器

～与苏联

…与核武器

…的战略和策略

～中的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

～中的美国

…与《北大西洋公约》

…与核武器

黎巴嫩

李普曼，瓦尔特

里夫金，杰里米

里根，罗纳德

历史，个人在～中，见历史中的个人

历史中的个人

～与民主转型

～与列宁对比戈尔巴乔夫

立陶宛

利奥波德（比利时国王）

利奥泰，路易，元帅

利比亚，～叛乱（一战后）

利德尔·哈特，B．H．

利文斯通，戴维

联合国

～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问题

～与南斯拉夫解体

列宁，V．I．

～的误算

改革者援用～的权威

列宁格勒战役

林德纳，里卡达（示威者）

灵活反应政策

六日战争（1967）

隆美尔，埃尔温

露西塔尼亚号沉没

卢森堡

鲁登道夫，埃里希

鲁尔区，对～的占领（1922）

鲁普雷希特（巴伐利亚王储）

鲁特，伊莱休

伦敦

建议移除～的纪念物

纳尔逊纪念柱在～

罗德，尤迪特（反战示威者）

罗恩，阿尔布雷希特·冯

罗马尼亚

反犹在～

～在巴尔干战争中

共产主义政治恐怖在～

～驱逐匈牙利人

～在北约中

农民叛乱在～

～的一战死亡者

《罗马条约》

罗斯福，富兰克林

罗素，伯特兰

《洛迦诺条约》

洛雷特军人公墓

《洛桑条约》

M

马丁·迪加尔，罗歇

马恩河战役

马尔尚，让－巴蒂斯特

马汉，艾尔弗雷德·塞耶

马赫迪

马克思，卡尔

马克思主义者，～论一战

马来亚，～去殖民化

马其顿

马其顿人，～在民族冲突中

马奇诺防线

马萨里克，扬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马歇尔，乔治

马歇尔计划

马伊达内克

麦基弗，R．M．

麦克阿瑟，道格拉斯，艾森豪威尔的上级

麦克马洪，帕特里斯，元帅

麦克米伦，哈罗德

曼德拉，纳尔逊

梅杰，约翰

梅因，亨利，爵士

《没有正义的大地》（吉拉斯）

美国

～与安杰尔对加利福尼亚兼并的看法

～在冷战中

英国对…的依赖

缓解紧张

…与德国问题

…与马歇尔计划

…与《北大西洋公约》

…与北约

…与核武器

…与杜鲁门主义

～与征服印第安人

～的国防开支

～与欧洲（冷战后）

（另见欧美关系）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与海牙会议（1899）

～与海牙会议（1907）

～与军事实力

～与波茨坦会议

～与恐怖主义

…入侵阿富汗

战争在～的历史中

～在一战中

知识分子对…的看法

～与一战后

布尔什维克俄国受侵略

～与二战

…在空战中

…与伤亡

珍珠港被袭

…与苏维埃

…与海战

～与南斯拉夫解体

米尔斯海默，约翰

米哈伊（罗马尼亚国王）

米哈伊洛维奇，德拉戈缪

米赫尼克，亚当

米勒，约翰

米洛舍维奇，斯洛博丹

密特朗，弗朗索瓦

民主

欧洲作为～的范例

～与和平（康德）

“民主赤字”，欧洲的～

民主刚果共和国

民族帝国主义，希特勒的～

民族主义

～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中

～与一战

摩尔达维亚，～与斯大林的目标

摩根索，亨利

摩洛哥，～叛乱（一战后）

摩洛哥危机

莫德，F．N．

莫尔特克，赫尔穆特·冯（小）

莫尔特克，赫尔穆特·冯

莫兰勋爵

莫罗，阿尔多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之妻

莫斯卡，加埃塔诺

墨索里尼，贝尼托

《慕尼黑协定》（1938）

穆罕默德六世（奥斯曼苏丹）

穆拉维约夫，米哈伊尔，伯爵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N

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皇帝）

拿骚谈判（1962）

纳粹德国

～起源，（另见希特勒，阿道夫）

～与民族统治计划

激进右翼因～失去人心

另见德国

娜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

男性气概，～在军事文化中

南斯拉夫

～解体

前～

二战冲突在～

尼布尔，莱因霍尔德，～论政治

尼古拉二世（俄罗斯沙皇）

女性，～与军事生活

诺贝尔，阿尔弗雷德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

诺曼底登陆

诺伊拉特，冯，男爵

O

欧美关系（冷战后）

～与巴尔干战争（20世纪90年代）

～与依赖－自主的对立

哈伯马斯和德里达论～

～与独立的欧洲安全体系

～与伊拉克

第一次海湾战争

卡根论～

～与科索沃危机

双方政策差异

～与美国实力的强势

～与“反恐战争”

欧盟

～未参与第一次海湾战争

～追求独立安全体系

～与北约

～作为平民国家

～决策

～与“民主赤字”

～扩张

～与北约的未来

～不完整性

～与伊拉克战争

～与多国部队

～与北约

～在20世纪90年代

…与南斯拉夫的解体

～与土耳其

欧盟宪法

欧洲

～与冷战的两极秩序

～面临的挑战

～目前的和平与繁荣

～的去军事化

～与帝国终结

～与欧亚冲突地带

～与军事实力

～作为范例

～各国间的彼此怀疑

～的新国际体系

～与19世纪的“欧洲一致原则”

…期间发展的平民政策和体制

作为“非战争共同体”

～周边地区（一战前）

～冷战后的无秩序

～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与舒曼的提议

一战对～的社会影响

～联合

与美国（冷战后）（另见欧美关系）

～与战争的消亡

～与一战后局势

欧洲安全

～得到关注减少

～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意义的转变

欧洲的概念，只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

欧洲的工业化

～与战争

欧洲的民主化

欧洲法院

欧洲防务共同体

欧洲经济大增长

～与和平的信仰

～与民主转型

～与军事开支

～与一战的结局

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煤钢共同体

欧洲史，～与战争的消亡

“欧洲一致原则”

欧洲议会

P

帕斯尚尔战役

帕韦利奇，安特

平民

～在巴尔干战争中

～与士兵的区分

…作为空袭目标（韦尔斯）

海牙会议讨论…

…的大批灭亡（一战）

…的大批灭亡（二战）

～与核战争

～作为一战受害者（空袭）

～作为二战受害者

…与空袭

…在苏联－纳粹战场

平民国家

～作为值得赞扬的对象

～的捍卫

～与欧洲人看待巴尔干的视角

作为～的欧洲各国

…的未来

作为～的欧盟

～兴起的因素

和平与秩序

拉斯韦尔论～

～作为模范

～与20世纪60和70年代的骚乱

葡萄牙，民主在～

普法战争

～与阿尔萨斯－洛林

～中的法国游击队

～战后赔偿

普林齐普，加夫里洛

普鲁士

～模式的总参谋部

兵役在～

…与权利扩张

另见普法战争；德国

《普鲁士年鉴》

普世和平，韦尔斯对～的希望

～与军事体制

普斯，雅克

Q

七年战争

启蒙运动，～与和平

起义党

契尔年科，康斯坦丁

潜艇战，二战

切斯尼，乔治·汤姆金斯

丘吉尔，温斯顿

～论驱逐德意志人

～论伟大同盟

～论珍珠港袭击

～论对部落使用毒气

～论波兰

～在波茨坦会议上

～论潜艇战（二战）

～论苏丹战役

～论一战

去军事化，欧洲社会的～

去殖民化

～在阿尔及利亚

～在印度

～在印度支那

～在印度尼西亚

～在马来亚

～在巴勒斯坦

全面外交，艾奇逊论～

全面战争

殖民冲突作为～

二战作为～

全民兵役制，见征兵制；大规模预备役军队；兵役

全球和平会议

全球化

～与安杰尔对战争与和平的评论

20世纪早期的～

“全球统合国”，韦尔斯对～的希望

《群众》（勒邦）

《群众心理学》（勒邦）

R

“人性化社会主义”

仁慈助死计划，～在纳粹德国

认同

平民的～（欧洲）

国家的/文化的～vs．欧洲的～

日本

～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入侵中国

～与海牙会议

～入侵中国东北

～与一战后的安置

～在对俄战争中

～在二战中

日本袭击珍珠港

～与9·11袭击

日夫科夫，托多尔

日光节约时制

日内瓦会议（1864年和1868年）

瑞士

S

撒切尔，玛格丽特

萨达姆·侯赛因

萨拉热窝

萨韦尔讷（阿尔萨斯）事件

萨佐诺夫，谢尔盖

塞尔维亚

～作为平民国家

～与奥斯曼

～接受暴力

～与一战

…的死难者

…在萨拉热窝危机中

…与南斯拉夫

塞尔维亚人

～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

～在民族冲突中（二战及战后）

塞浦路斯

塞西尔，勋爵

赛，让－巴蒂斯特

社会主义者与社会主义

～与革命

～与一战

“深国”（土耳其）

《胜利的果实》（安杰尔）

胜利纪念物

圣马洛会议

施利芬，阿尔弗雷德·冯

施罗德，格哈德

施米特，卡尔

施佩尔，阿尔贝特

施陶芬贝格，克劳斯·冯

施特劳斯，弗伦茨·约瑟夫

施特劳斯－卡恩，多米尼克

施特雷泽曼，古斯塔夫

史密斯，E．G．

示威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195

反对伊拉克战争

～在南斯拉夫

针对萨韦尔讷事件

《世界大战》（韦尔斯）

～与勒邦的“群众”

舒曼，罗贝尔

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

斯宾塞，赫伯特

斯大林，约瑟夫

～的死亡

所谓针对～的“医生密谋”

～与朝鲜战争的重要性

～在波茨坦会议

转型为盟友

斯大林格勒战役

斯担利，亨利·M．

斯雷布雷尼察

斯洛伐克和斯洛伐克人

斯洛文尼亚

斯皮诺拉，安东尼奥

斯特德，W．T．

斯特雷奇，约翰

斯旺尼克，海伦娜

《死后重生》（文集）苏丹

奥斯曼战争在～

西～

苏尔坎普，彼得

苏格兰，～中的一战阵亡率

苏联

～与阿富汗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

～在冷战中（另见冷战）

…与核武器

～与东欧改革或革命

欧洲对～周边国家的吸引

～的最后危机和解体

…与帝国的终结

～与希特勒的同盟

…与侵占波兰领土

～与朝鲜战争

～后斯大林时期的自由化

同西方合作（缓解紧张）

…与经济的重要性提高

内部压迫缓解

“和平共处”

…有限的程度

～与波茨坦会议

镇压和暴行在～

～与历史中的个人（戈尔巴乔夫和列宁）

～在二战中

伤亡

平民受难

…后对东欧的控制

…中军火的消耗

…中举国投入

…后的惩罚和荣誉

…与同盟国的援助

苏联的“恐怖饥荒”

苏联改革

苏台德区

苏特纳，贝尔塔·冯

苏亚雷斯，马里奥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

索拉纳，哈维尔

索姆河战役

T

塔基斯坦

塔利班

泰纳，伊波利特

坦能堡战役

特赖奇克，海因里希·冯

特勒尔奇，恩斯特

特雷布林卡

《天堂与力量》（卡根）

铁路，～的军事运用

～在普法战争中

～在基奇纳的苏丹战役中

～在一战中

铁托

童子军

图季曼，弗拉尼奥

土耳其

～与冷战

…与杜鲁门主义

～与塞浦路斯

～与伊拉克战争

托多罗夫，茨维坦

托克维尔，亚历克西·德

托洛茨基，列昂

W

瓦莱里，保罗

瓦隆人，～在民族冲突中

瓦扎尔，加斯东

外交政策

～与国内政策融合

欧洲的～

欧盟的…

苏联的～

缓解紧张

戈尔巴乔夫对…的宣称

和平共存

～作为“全面外交”（艾奇逊）

威尔金森，斯潘塞

威尔莫特，切斯特

威尔逊，伍德罗

威廉二世（普鲁士国王暨德意志皇帝）

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暨德意志皇帝）

《威廉降临之日》（扎基的小说）

韦伯，厄让

韦伯，马克斯

韦德里纳，于贝尔

韦尔斯，H．G．

～与伯恩哈迪相对

～与勒邦

～论一战

维塔舍克，希尔德（示威者）

维希政权

维耶阿芒军人公墓

维也纳，军事展示在～

伟大战争，见一战

魏茨泽克，里夏德·冯

魏玛共和国

文明，与马汉的战争论

沃尔夫，特奥多尔

沃尔福威茨，保罗

沃尔斯利，加尼特·约瑟夫，勋爵

沃尔泽，迈克尔

乌克兰

～与平民国家

二战后的暴力在～

…驱逐波兰人

乌克兰人

无名战士

武器

～在反战争论中

～在恩图曼战役中

布洛赫论～

海牙会议对～的限制

～和进攻倾向的必要性

改进的步枪

韦尔斯论～

另见核武器与核战争

X

西班牙

经济增长在～

民族冲突在～（二战后）

～与伊拉克战争

马德里爆炸在～

～镇压摩洛哥叛乱

后佛朗哥时代的民主

动荡在～（19世纪早期）

西班牙内战

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兵役的替代方式

～部署的武器装备

征兵制在～

～的经济增长

～与欧洲煤钢共同体

～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中

～寻求核武力

政治恐怖主义在～

～与统一问题

社会开支在～

～获得主权

恐怖主义在～

抗议中罕有暴力在～

《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

西敏寺，无名战士在～

西欧，～经济增长

西欧联盟

西西里，盟军进攻～（二战）

西西里黑手党

《西线无战事》（雷马克）

希拉克，雅克

希腊

～内战

～与冷战

…与杜鲁门主义

～民主政府兴起

～与大规模征兵制军队

～入侵奥斯曼帝国

～驱逐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

希腊人，～在民族冲突中

希姆莱，海因里希

希特勒，阿道夫

～与慕尼黑（1914）

～的民族帝国主义

～的自杀

～与一战

霞飞，约瑟夫

“小战争”，殖民时代的欧洲的～，另见殖民主义

《小战争》（卡尔韦尔）

新国际秩序（希特勒）

新经济政策，苏维埃

新战略构想（北约）

兴登堡，保罗·冯

匈牙利

共产主义镇压在～

～与一战后安置

叛乱在～

改革在～

叙利亚，叛乱在～（一战后）

Y

雅尔塔会议

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对～的屠杀

《1984》（奥韦尔）

《1914》（拉金诗作）

一代人的不满

一战，xix

～开始

对…的恐惧

萨拉热窝危机

…热情支持者

解释

…与和平运动

平民迁移在～（俄国）

平民生活管制在～

平民被攻击在～

暴行

～死难者

～的早期战役

法国17号计划

冯·施利芬计划

～经济动员

～终结

带来的社会动荡

～中搅乱敌国内务

～中被利用的民族矛盾

～中的期望与现实

关于战争的长短

…在战后文学中

～作为殊死搏斗

印象整饰在～

战斗动机在～

弹药和装备需求

对～普遍支持

政治宣传在～

在俄国战场（另见俄罗斯）

堑壕战

炮兵火力

索姆河战役

纪律对战斗压力

…与战术改进相对

…与弹震症

美国干涉在～

知识分子对…的支持论证

牺牲与目标的恶性循环在～

一战后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殖民地起义

～作为和解的时代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与德国赔款

～与德国实力

希特勒崛起

看清现实的文学

大规模军队削减

奥斯曼帝国瓦解

和平安置

…崩溃

南斯拉夫成型

属地人民的叛乱

一战死难者

伊拉克

反英叛乱在～（一战后）

～入侵科威特

～与北约

在～安全极度重要

伊拉克战争

关于～的争论，xvi

反对～示威，xiii—xv

伊朗

伊普尔战役

伊斯梅，黑斯廷斯，勋爵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

义和拳起义，中国

异见

～在东欧共产主义政体下

20世纪60年代的～

～在苏联

意大利

～在冷战时期

～与埃塞俄比亚

～与欧洲煤钢共同体

～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中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另见墨索里尼，贝尼托）

～与海牙会议

兵役在～

为逃避…移民

…用来团结国家

…进攻奥斯曼帝国

政治恐怖主义在～，另见恐怖主义

暴力在～（19世纪晚期）

～在一战中

～与战后安置

～在二战中

意大利统一战争

印度

～去殖民化

～的郭尔喀斯

希特勒用～比喻俄国

～与西北边界

暴乱在～（一战后）

印度尼西亚，去殖民化

印度支那

～去殖民化

～被欧洲统治

英德友好学会

英格尔哈特，罗纳德

英古什

英古什人

英雄主义，对失去～能力的恐惧

永久和平

勇气，～在一战中

《勇气的解剖》（莫兰）

犹太人

～与苏联的“医生密谋”

～与纳粹问题

～被纳粹迫害

德国人对…的认识

…在波兰

波兰的反～行动（二战后）

～被俄国迫害（一战）

～被俄国迫害（一战）

游客，～与民主转型

游行

《预期机械和科学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反作用》（韦尔斯）

原子弹

～与绝对战争

另见核武器与核战争

约安尼季斯，季米特里奥斯

约翰逊，林登

越南战争

对～的异议

～作为象征

云格尔，恩斯特

Z

泽克特，汉斯·冯

扎基（H．H．芒罗）

詹姆斯，威廉，～论战争的道德价值

战略防御计划

战争

美国人的～方式

安杰尔论～

渴望避免～（一战后）

克劳塞维茨论～

～在国家的创建中

德尔布吕克论～

～全民化

导致～的发展

～的消失成为可能

～作为“历史的发动机”（否定）

欧洲人抛弃～

相比下美国人的态度

哈伯马斯和德里达论…

欧洲人的～经历

法西斯主义对～的颂扬

惧怕～的巨大危害（20世纪20年代）

～的愚蠢（布洛赫）

个人在～中的牺牲

威廉·詹姆斯论～

拉斯韦尔论～的角色

列宁论～

规模和准备作为～的关键

～的动机

马汉与安杰尔的…观点对立

…与对士兵的新要求

～为国家精神重注活力

…与战争的远离（莫斯卡）

～与核武器

～组织

～所需的普遍支持

～与铁路

限制～（海牙会议）

～与国家

…作为过时的观点

～转型（20世纪早期）

对～态度的转型（二战后）

战斗的方式阿龙

韦尔斯论～

另见一战；二战；巴尔干战争相关各条及其他战争条目

《战争的道德价值》（詹姆斯）

战争的全民化

《战争的未来》（布洛赫）

《战争与和平》（安杰尔的刊物）

张伯伦，内维尔

折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

征兵制

～消失

～与政治解放

～保留（二战后）

韦尔斯论～

另见大规模预备役军队；兵役

《政策审议》（期刊）

政治，尼布尔论～

政治恐怖主义

政治文化，战后欧洲的～

职业军人，～在大规模国民军队中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对～的争议

～与去殖民化

…在阿尔及利亚

…在印度

…在印度支那

…在印度尼西亚

…在马来亚

…在巴勒斯坦

欧洲人在～中避免冲突

欧洲人从～获得战斗经验

～与欧洲人的生活

～与纳粹入侵苏联

反抗～的起义（一战后）

～中的暴力

…作为过时之物

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使用…

意大利在北非使用…

使用…的当地武装

…在恩图曼

《制空权》（杜埃）

中东

～转型

中国（帝制）

～义和拳起义

～与海牙会议

中国（共产主义）

中国（共和）

～被日本入侵

～与罗斯福共建世界秩序

中国东北，被日本入侵

《中日危机：军事国家对平民国家》（拉斯韦尔）

种族灭绝，～在亚美尼亚（1915）

种族清洗

二战后～

另见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主权

～变化（二战后）

～与欧洲防务共同体

欧洲体制使～受限

～相当于国际参与

～与核武器（施特劳斯）

～在动荡的国家

～与暴力（凯末尔）

～与战争

西德缺乏～

统一的德国重获…

《资本论》（马克思）

资本主义，～与融合

自决权

～与希特勒的侵略

～与一战后安置

自杀，纳粹领袖～

总参谋部（普鲁士模式）

佐默，特奥

“对于所有希望理解欧洲如何走向今日之状况的人，对于所有尚未完全领会由近一个世纪前的诺曼·安杰提出的传统战争将在现代世界中迅速过时之教诲的人，《暴力的衰落》是一本不可错过的佳作。”

——戴维·M.肯尼迪，斯坦福大学唐纳德·J.麦克拉克伦历史学教授

詹姆斯·希恩是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学教授，此前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他著有若干关于德国历史的书，并为《纽约时代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多家刊物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