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Author: [美] 约瑟夫·古尔登
Date: 2014-07-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战争史
Description: ★上世纪90年代“内部发行”图书，20年后首度公开出版，原班译者重新校订， 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发行《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23年后首度公开出版。经原班译者重新校订，对全书理解更为准确。同时，保持原著生动的风格和观点，增补文字逾5万字，首次收入麦克阿瑟解职后国会质询的两章内容。还原大众可以感知的生动细节，为再现朝战历史提供动态的社会和政治全景。 ★军事研究的权威著作，一个观察美国军事政治决策出台、运行的极佳视窗 本书向读者提供了涵盖政治、战略和战场“互动”的全新视角，书中的批评性论述，有别于西方和美国的“正统”观念。运用的大量解密美方内部档案，为中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原始素材。内部版本发行以后，即成为军史研究权威作品，为国内学者大量引用，如著有《朝鲜战争》的王树增，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沈志华等；以及为国外后期研究、著述者所借鉴，如《最寒冷的冬天》的大卫·哈伯斯塔姆。 ★像故事书一样好看的军事史书，可读性极强 译文流畅，传神达意。作者笔下的历史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各方军事—政治斡旋紧张感强，战争场面既见宏大叙事，又见人性的细微刻画，呈现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其叙述贯穿战争全程，读来就如同小说一样好看，在写朝鲜战争的众多书中是仅有的一本。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是一部研究朝鲜战争的全面又精彩的综合性著作。美国政论家约瑟夫·古尔登充分利用1970年代末开始解密的有关朝战的
Publisher: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译者序
本书缘起
引言
第一章 鲸斗殃虾
第二章 战争爆发
第三章 “警察行动”
第四章 炫耀武力
第五章 先斩后奏
第六章 背水一战
第七章 仁川赌胜
第八章 放手行事
第九章 “悠悠行动”
第十章 威岛会谈
第十一章 大军待发
第十二章 中国介入
第十三章 暂时平静
第十四章 走向深渊
第十五章 死里逃生
第十六章 陷入灾难
第十七章 临危受命
第十八章 麦帅解职
第十九章 将军归来
第二十章 敞开秘密
第二十一章 和谈密径
第二十二章 争持不下

第二十三章 政令之变
第二十四章 最后和平

资料来源和致谢

译者序

20世纪中叶，中美朝韩在朝鲜半岛恶战三年，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园被毁，停火线却重回38度线。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0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3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中国志愿军将士凭借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联军一度推回37度线。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百年来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30年前在美国问世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从一位美国作者的视角，记录了这一历时三载、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难以割舍的“有限战争”。

一、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60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鲜战争（以下又简称“朝战”）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朝战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而一举成名，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九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The Coldest Winter）， 直到他于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着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战雕塑群，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于1982年的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1982年出版的美国政论家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是美国研究朝鲜战争著述中少有的较早的综合性著作。 美国政府1967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以25年、50年和75年为限，原则上向所有的人开放。古尔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开始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朝战的档案，此后四年间采访了众多当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这部“内幕”之作，对患有“集体遗忘症”的美国公众不失为一服清醒剂。

美国多年来对朝战集体失忆，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多多。三年朝战，长度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国民记忆中自然难有其位。其二，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战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和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事件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然而越战也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以笔者之见，朝战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择取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凯旋班师、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记录，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1964—1975）。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战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奥巴马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不管奥巴马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高才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对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总是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后开始的越战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浑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提供空间，并直接或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金正恩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二、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之日，也是美国史学界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之时，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研究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谁的观点正确，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的“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在对朝鲜半岛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1948年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 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还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 费伦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 以及贝文·亚历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国史学界有人把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虽然古尔登的书对美国官方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并非像斯通的书那样具有尖锐的政论性，以至对杜鲁门总统有“人身攻击”之嫌。古尔登的视野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全景，而非个别决策者的作用。此书对史料的运用也远远超过斯通和费伦巴赫。尽管书中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麦克阿瑟批评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仍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口径保持高度统一；在对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对东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轻蔑。说古尔登“不爱国”，显然是过于牵强了。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布莱尔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 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 艾伦·梅莱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绝大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对朝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饱览无遗，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

三、西方／美国中心论与“东方主义”

以笔者之见，西方和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西方／美国中心主义（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从西方和美国的视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结论。这一观察并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怀廷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解说对西方和美国学界的持久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经历了“主流派”20余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60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 Blair） 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等，都属此列。

其实，战争史学中“以我为主”的观念和方法并无不妥之处，各国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几乎都是如此，只是不要过分。然而近来西方的一些朝战研究有意无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惊异。比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李2001年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几乎涵盖了有关朝战的所有问题——历史背景、朝鲜半岛内外时局、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英联邦态势、斯大林之死、战争对各参战国女性的影响、美军中的种族和性病问题，不一而足——有关中国的文字却凤毛麟角。偌大的一个国家，在三年战争中以极其简陋的装备、36万人伤亡的代价， 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打成平局，居然在这位朝战专家笔下几乎“绝迹”，好像朝鲜战争是16国联军在与“影子”作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无独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居然也没有一章是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冷处理”的动机仍不得而知，不知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种“打不赢，难道还写不赢？！”的下意识想法。

在西方的新一轮“回避中国”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所编《朝鲜战争政治、社会和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在这部由102位专家共同撰写的851页的“百科全书”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1995年中国学者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一书（第256页），而且还拼错了张的名字。与此同时，此书编者塔克还宣称，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谜，“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志愿军的突然后撤还没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页）。而张曙光七年以前就详细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纵”的战略，诱使联军继续北进，终于使其铸成大错（第104－107页）。不仅如此，该书针对美国的盟军韩国军队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对韩国军队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一笔带过，还伴有明显的轻蔑语气；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军队和战事的描述却事无巨细。事实上，韩国军队一直是中方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应该指出，在塔克的朝战百科全书出版以前，韩国军事历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鲜战争史》已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塔克的所谓“百科”之书，其实满纸都是西方军队在行动。此种有选择地“摘取”历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至少不是十分专业的。

其实，艾伦·梅莱2010年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朝战已经“反思”“过度”的说法，至少有一点难以成立，即西方朝战史学界至今仍未公开翻译出版中国官方的朝战史书，也就是军事科学院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对于一直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的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忽略”。当然，这一“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不得而知，但与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觉是，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出版中国关于朝战的史书和回忆录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国留美学者于2001年翻译了若干中方高级将领的朝战回忆录的选章，在出版社审稿时遇到种种阻力，书稿一度被出版社打入冷宫。 笔者参与了“拯救”工作，据理力争后“死而复生”， 深感美国出版界内部种种可以意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意识形态“禁区”。

近期西方朝战研究中无论是“绕着中国走”还是“绕着韩国走”的倾向，其实并不一定是学者的方法论和个人的好恶问题。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的基础之上。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合理合法，因此西方眼中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应该指出，所谓“东方主义”并非明显地贯穿所有朝战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东方主义”又是无处不在。 在政策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不去了解对手，乃兵家之大忌。

四、中国：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朝战研究更具开放性，以军事科学院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它大量借鉴和使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整部书比1988版的《战史》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比起美国同行更为客观。举一个例子，90年代初在丹东落成的朝鲜战争纪念馆中，把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定性为1948年爆发的内战，这与美国朝战修正派（卡明斯）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而美国官方对朝战爆发的定位仍延续冷战的说法，即共产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侵略。

与中国朝战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呼应的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30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则摒弃意识形态且日渐中立。其实，早在70年代，毛泽东就说服1975年越南统一后头脑再度发热的金日成不要再挥师南进。

80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不偏不倚、与时俱进的政策，建立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朝战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乃是在战略层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对独立于苏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植的金日成政权南进，维护以至扩展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设法通过中苏同盟关系使中方在美国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苏美直接对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苏方自私自利，使朝鲜内战终于升级为中美历史性对决。尽管中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战线稳定在38度线，然而取得的战果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战争期间，中苏、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上、下限都多受冲击，突显了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为未来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有鉴于此，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国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岛政策，恐怕是朝战给予中国最宝贵的经验。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朝鲜问题上，中方反对破坏半岛稳定的任何行为，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与此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南北双方的经贸和正常的国家关系。2003年以来，由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早已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区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同时创造条件，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促成美朝关系正常化。

21世纪的世界，两极终结，一超称霸，多极隐现，然而半岛时局仍扑朔迷离，险象丛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如何与仍生活在过去时态的美朝韩三方互动，如何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寻求一个既维护中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光荣与梦想的平衡点，仍是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战。

五、30年后再看《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30年前，当我们开始翻译约瑟夫·古尔登刚刚出版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时，国际社会还处在两极体制，冷战不仅仍在继续，更有加剧之势：苏联在70年代的最后一周入侵阿富汗；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里根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3月23日宣布实施旨在争取绝对核优势的“星球大战”计划；同年9月1日，苏联远东国土防空军击落一架进入苏联远东领空的大韩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269人全部遇难；同年底，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苏联的“帝国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当时还要等待两年才得以进入克宫，而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刚刚进入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进修。西方的政要、学者和军情人士中，无人预料到苏联“帝国”会在未来几年陷入危机而迅速崩溃。而在东北亚，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态度则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平壤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开始与朝鲜在类似“国际”问题上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注意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韩转口贸易也在1983年启动。

在对朝鲜半岛问题“向前看”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史学界也开始回头审视3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然而在整个80年代，无论是将帅的回忆录，还是其他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和译本都少之又少；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朝鲜战争档案仍未公开。这一状况在90年代出现根本改观，大量的回忆录和作品陆续问世。苏联解体后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各国学者纷纷前往“淘金”，朝战研究才步入黄金时期。

而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1982年出版，恰是在中国和国际的朝战研究蓄势待发却又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也是我们立即着手翻译的背景和动力。作为西方“修正学派”的早期作品，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涵盖政治、战略和战场“互动”的全新视角，而它所运用的大量刚刚解密的美方内部档案，为中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原始素材。古尔登本人的批评性论述，也有别于西方和美国的“正统”观念。3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朝战史学界似又回归“正统派”、对那场赢不了又放不下的战争开始歌功颂德（包括奥巴马本人）的时候，古尔登的书更突显其自身的价值。

古尔登的记述并非完美无缺，其文字时常流露对志愿军的轻蔑以至愤恨，对志愿军的一些善意的做法，如释放战俘等，以美军标准的“口径”斥之为“宣传”。在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的第一版（内部出版，名为《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古尔登书中很多此类“不良”成分都被删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处理方法可以理解。23年后的今天，中国稳步崛起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中国朝战研究和出版系统也多产多收，一个日渐壮大和成熟的中国读者群，无论对未来还是历史，都更有包容力和自信心。古尔登的美式观念，其实并不奇怪；如果期待古尔登完全按照中方的思路对朝鲜战争加以梳理，那倒是令人不解了。有鉴于此，在23年后再版时，我们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和观点，这也是我们对读者的审视力的相信和尊重。

六、关于本书首次公开出版的一些说明

20多年后，原译者之一的谈锋和笔者都已各自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 对英文中的一些俚语、专业用语，尤其是军事用语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这次校译，谈锋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量。他治学严谨，文不厌精。30余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班读研时与其合译《李普曼传》， 笔者就受益匪浅；此次与谈兄再度合作，尤感其译文不仅达意更能传神。磨铁图书责任编辑李葚和张庆丽以高度的责任心、过硬的专业素质和特有的细微关注力，为出版界年轻一代之楷模。此书的重新校译，也得益于解放军出版社当年内部版的责任编辑倪齐生先生所提供的种种助力。经过这个团队的通力协作，我们相信，书稿质量有了相当的提升，译文更为精准，表达更为中文化。不仅如此，再译版还增补5万余字，包括李承晚、金日成等人物的生平，并首次收入了记叙麦克阿瑟解职后回国之行的两章内容。这些著名人物的活动细节，不仅突显了他们的个性，同时为再现朝战历史提供了动态的社会、政治全景。

23年易过，半岛时局却仍变幻莫测，各方话语亦多有差异，为此书的进一步“本土化”带来种种不便。在重新校订过程中，我们力求尊重原书特色。如“朝鲜”（Korea）与“北朝鲜”（North Korea）、“大韩民国/韩国”（ROK）与“南朝鲜”（South Korea）、“苏联”（Soviet Union）与“俄国”（Russia）、“满洲”（Manchuria）等，均依原文译出。另如“汉城”“安东”等地名，均保留了特定历史环境之下的旧称，希望这将有助于读者深度了解这场惨烈的“有限战争”，它不仅在20世纪下半叶主导了东北亚时局，至今仍牵制着中美日俄朝韩的多边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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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毕竟渐行渐远。如今南北分野仍在，物是而人非。然而，那些永远长眠在朝鲜三千里江山和中国白山黑水间的18万志愿军英灵，那些以原始的装备和血肉之躯，使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被迫停止在三八线的百万壮士们，以及共和国的所有奠基者们，他们在60年前的那场“有限战争”中的巨大奉献，却是后辈们心中永存的丰碑。

于 滨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

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访问学者

2013年10月29日完稿于宾州卡莱尔市

本书缘起

我为了写一本有关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书，及至197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已经苦苦奋斗了一年，而且不是很愉快。我本想把这本书作为我的《美好年代》（The Best Years，1945—1950）一书的续篇。《美好年代》讲的是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美国。遇到的问题很多都令人烦恼，因为大战刚结束后的美国，与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我向一位相熟已久的老新闻工作者罗伯特·谢里尔抱怨这些问题。

“见鬼，”谢里尔建议说，“别去理会全面的历史，写朝鲜战争好了。”谢里尔此人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他注意到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朝战的完整书籍。确实出了一些将军和政客的回忆录，还有一些分析文章和修正的史料，它们在质量和可信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是朝战的全貌呢？“这样的书还没有人写过。”谢里尔说。

谢里尔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当我开始到处搜寻朝鲜战争的资料时，发现其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奇：它们要么是按政府正常的解密时间安排，首次出现在公开领域，要么是通过《信息自由法》可以获取。因此，本书很大部分是依据了以前未曾发表过的材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五角大楼朝战文件”。通过《信息自由法》，我得以阅读华盛顿与其远东战地指挥官之间数以百计的电报（之前曾是绝密的），首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和马克·克拉克。我在国务院的电文中，看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真实看法，官方说法是“勇敢无畏”，私下则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如总统特使沃尔特·罗伯逊于1953年7月就这样说他）。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班子提供的简报文件中，我看到了政策的形成过程。通过华盛顿一个相对精悍的、叫作中央情报局的新机构的定期评估报告，我得以观察战事的进展。在到马里兰州苏特兰的一个联邦档案库之行当中，我发现了许多尘封已久的板条箱，装的是远东司令部在朝战前和朝战中提供的《每日情报综述》。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难得一窥国家重要决策所依赖的原始情报数据。我奔波于各个军事图书馆、总统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档案馆，为进行访谈而旅行。足迹所至，看起来就像一场全国政治竞选的旅行日程，或者像是一名逍遥法外的银行大盗，飞快地开着一辆汽车，带着一张拙劣的地图，到处狼狈奔窜。

任何牵涉到调研工作的写书过程，偶然的运气经常不可避免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双方熟人的介绍，我得以同汉斯·托夫特进行多次长时间访谈。他是一名魅力十足的丹麦裔美国人，一位间谍大师。在朝战的早期阶段，他曾在朝鲜进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托夫特的住所离我在乔治敦的家只有几个街区，步行可达。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并辅之以过去行动报告的副本，甚至还有照片。我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有用过这些材料，托夫特回答说：“没有人问起过这些。”

还有一些有趣的资料则以环环相扣的方式获得。当迪安·艾奇逊准备写他的回忆录《诞生中的总统》时，他把国务院的原旧部轮流召到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自由讨论——产生的记录多达数千页——以此来证实自己在出任国务卿期间的记忆。其中一位参与讨论者是保罗·尼采，他曾经一笔带过地提起，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门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有一次承认，自己任意篡改情报评估报告，以迎合上司的胃口。我写信给尼采，问他是否记得是从哪里听说威洛比讲过这样的话。尼采写了一封长达两页的单行距的信来回答我的问题。这封信提供了有关威洛比的进一步的材料，最后还“顺便”建议我找查尔斯·伯顿·马歇尔谈谈。在朝战时期，马歇尔曾经是尼采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司的同事。

几天之后，在弗吉尼亚郊外一处智囊机构内马歇尔和尼采共用的办公室里，我访谈了马歇尔，主要是有关在1951年春天杜鲁门政府企图主动进行和平谈判的事情。经过几小时成果颇丰的访谈，我开始收拾记录本和铅笔，这时马歇尔插进来说：“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托马森·杰弗逊·戴维斯吗？麦克阿瑟当陆军参谋长的时候他是副官。”

我承认说，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完全不熟悉。

马歇尔示意我坐回椅子，然后告诉我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和戴维斯都在华盛顿一个难民救助机构工作，经常一起共进午餐。戴维斯当时是一名准将，他曾与麦克阿瑟保持着友好但又实事求是的关系达十年之久。这种关系后来以痛苦而告终，当时麦克阿瑟把戴维斯踢出了参谋班子，只因为他对麦克阿瑟如此不忠，竟然打赌认为罗斯福将赢得1940年的总统连任选举，而罗斯福正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敌人。戴维斯告诉了马歇尔很多有关麦克阿瑟的闲闻逸事……喔，是奇闻怪事，特别是他怎么对付女人。马歇尔一直把这些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直至1950年8月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在华盛顿官场引起了不安，因此马歇尔就劝说戴维斯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一个备忘录，描述一下他在当麦克阿瑟私人副官、与麦克阿瑟朝夕相处时所观察到的情况。

戴维斯提供的材料（在本书引言中有记载）表明，麦克阿瑟此人过于反复无常，不足以委之以如此微妙的军事政治指挥大任。在1950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根据戴维斯的备忘录采取行动。第二年春天，他们也没有在麦克阿瑟革职之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证会期间，利用这些材料来反对麦克阿瑟。现在，以迪安·艾奇逊要求保罗·尼采帮助他写书为开端的一连串关系，使戴维斯对麦克阿瑟离奇古怪的个人行为的观察第一次得以公开。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莱斯利·坎特雷尔·史密斯，她在这个长达四年的航程中段参与其中，并且在此期间令人叹服地在旗舰和其他位置上尽力服务。

约瑟夫·古尔登

于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莱利威尔、朗德山、阿灵顿

1981年6月

引言

“一场苦涩的小战争”

“一场苦涩的小战争”，永不衰老的美国政坛老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场战争如是说。哈里·杜鲁门总统则顽固地坚称，这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甚至当美国的伤亡人数突破5万大关时，他还坚持这一令人恼怒的文字游戏。共和党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蠢举妄动”，并以此为撒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20年的统治。“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让我们还其本来的称呼）正是集以上说法之大成，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朝鲜战争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事实上，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给正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他们正在与一场起义进行苦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朝鲜战争就是美国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开端。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女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然而，与美国很多不甚愉快的经历一样，朝鲜战争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使日本人在1945年俯首投降的原子武器被禁用了，战地司令官们又不能“把战争打到敌人（指中国）老家去”，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关于原子武器使步兵过时的梦幻。就政治而言，世界舆论不会支持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从军事上讲，原子弹用以对付分散在数百英里山地中的步兵，也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朝鲜战争开始时，所谓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只是由四颗原子弹组成。华盛顿战略家们也许很明智地认为：这些原子弹应当保留下来，作为同苏联交战时的决胜王牌。

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从1945年到1950年，也就是从日本投降到朝鲜战争开始，尽管美国仍有一些小小的经济和政治风波，但确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舒心惬意的时光之一。随着大萧条的结束，美国人满心希望能购买汽车、打球娱乐，他们不愿再为沉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因此，美国没有本能地奋起捍卫自己的旗帜，尤其是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鲜战争降低为乏味无趣且看起来又荒唐的战斗，双方反复争夺同样的几座山包。就是从报纸上看到数以百计的美国士兵在诸如“伤心岭”“无名高地”等地点丧命，也并不能激起公众对战争的支持。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不久，在尚武精神颇盛的得克萨斯州，在一次喝着啤酒的讨论中，一位同学对我们当中应征适龄者的态度做了一个总结。“小伙子们，”他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躲开——朝鲜和淋病。”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试图披露美国是如何卷入冲突，以及后来军方和文职领导人又是如何决策的。本书的情节并不令人振奋，因为在战争的大多数年头里，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在这帮笨拙家伙（此语虽然强烈，但有事实为证）当中，以杜鲁门总统及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最为典型。他俩的坚强意志常常在压力之下转化为十足的愚顽固执，他们为此大吃苦头，正如国家为此大吃苦头一样。1950年6月，在北朝鲜挥师进入南朝鲜之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四天之内就把美国投入了一场战争，美国军方对此未及准备，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被告知并不需要去打这场仗。在夏季的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杜鲁门和艾奇逊“制止了”共产主义的入侵。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尽管他们从未公开这样说过，以便给莫斯科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而不致介入战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镇住了美国最强大的对手。及至1950年10月以前，干涉行动似乎已大功告成，北朝鲜人已经被打着联合国旗帜的一支军队（尽管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击退，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自己的精明强悍感到扬扬自得。

然后形势突变，急转直下。1950年11月和12月，中国人，这个远比北朝鲜人更令人生畏的劲敌进行了干涉。在那令人绝望的几周中，联合国军处于被赶出朝鲜半岛的危险之中，成师的部队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被围困在山野里；仅仅是由于马修·李奇微中将这位默默无闻的战争英雄做出的超人努力，军队才得以稳住阵脚，并使中国人停止前进。这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又仓皇失措地把他们“显示美国意志”的行动降了级，给战争设置了种种限制，从而使胜利完全无望。当他们认识到两年后美国才具备向苏联直接挑战的能力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朝鲜战争被重新确定为一场地区性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半岛之内。

杜鲁门和艾奇逊冒险行动的鲁莽轻率，以及向美国人民兜售其理由时之信口开河、文过饰非，在1952年底他们企图以停战来结束战争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所宣称的干涉理由是保持大韩民国（这是南朝鲜政府的正式名称）的完整与独立，但是这些条件未能使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感到满意。这个年逾古稀、行为古怪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05年就曾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首次呼吁过朝鲜的独立。李承晚认为自己将被置于今后的共产主义入侵的危险中，他不愿意在此条件下放弃他半个世纪的奋斗。他觉得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使美国从一场已经误入歧途的战争中脱身而要牺牲掉他，因此拒绝了停战条件。

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另辟蹊径。如果李承晚不愿接受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将策动一场政变赶他下台，让一个可能更忠顺听话的军政府取而代之。如果李承晚继续顽抗，他将会被“除掉”。

在越南战争某个更为严峻的时刻，有一名年轻的美国陆军军官曾对一名电视记者说过：“我们必须摧毁那个村庄，为的是要拯救它。”此人说的是一个村庄而已；杜鲁门和艾奇逊则是要摧毁一个完整的政府，从而“拯救它”。值得美国庆幸的是，杀死顽固不化的李承晚这一建议尽管在官僚机构中历经繁文缛节，但是从未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的批准。这个建议只好被束之高阁。

杜鲁门—艾奇逊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这是为名誉而战。美国死敌苏联的卫星国北朝鲜政权悍然入侵了大韩民国。北朝鲜（以及它的苏联“恩师”）本来有机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大选，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朝鲜。北朝鲜人公然蔑视联合国，选择了子弹而不是投票箱。

但是，评价国家领导人，必须观其行为、究其动机。杜鲁门和艾奇逊旨在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国际秩序不容蔑视和伤害。他们的假设一开始就是：苏联要对这场战争负责，他们是在用一个代理人来试探美国的意志。这种苏联同谋论只需间接证据就可以成立，而这些证据比比皆是。苏联人把北朝鲜人武装到了牙齿：坦克、强击机、自行火炮，这些都是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守的军事装备；3 000多名苏联顾问与北朝鲜人民军紧密合作；整个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苏联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鲜人。然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始至终都避免直接指责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步失策了，它从本质上证实了苏联人的观点：苏联可以用其卫星国来戳美国的软肋，而无须害怕引发美国的直接报复。这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政策上的根本失误。

那么，把我们拖进朝鲜战争的究竟是谁？责任最大的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这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两个人行动一致，极为和谐。杜鲁门的衣着谈吐和举止品行都是小城镇“国际扶轮社”的派头，与之配对的艾奇逊则是奢华讲究、美髯蓬松，其风度举止、谈吐腔调足以扮演一名英国勋爵。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虽非科班出身，恐怕却是美国历届总统中除去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学究外，对历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鲁门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人重视他。因此，1948年杜鲁门击败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时，爆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冷门。杜鲁门再也不是靠腐败不堪的密苏里小集团政治发迹起家的那个目光短浅、经营无术的中西部男子服装店老板了。现在这位“意外总统”大权在握，信心独具一格，因为此人终于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头重担，不必再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价值。1948年之后，哈里·杜鲁门就不曾受到过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他做出重大决策时，比如干涉朝鲜，行动之快速敏捷，几乎是出自强迫的冲动。先行动起来，以后再论后果。

杜鲁门的信心是一个克服了多年谦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与此相反，迪安·艾奇逊的信心却似乎是与生俱来。艾奇逊毕业于格罗顿高中①和耶鲁大学，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横溢，几乎令人震惊。1950年，在他57岁时，曾是华盛顿最著名的科文顿—伯林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罗斯福手下做过财政部副部长，并于1941年到1947年在国务院身居高位。艾奇逊的力量在于，他有一种能将诸如外交与货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置得当的本领。杜鲁门政府中的一名官员在谈到艾奇逊时说道：“教长（他的诨名）本来是可以兼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鲁门让艾奇逊重返政府出任国务卿。尽管杜鲁门精通国内政治，但他意识到在外交事务方面需要专家指点。一个具备欧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职时机已经成熟。始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正向欧洲提供大批经济援助，建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全力对抗苏联的扩张行为，这种扩张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颠覆。艾奇逊了解欧洲，并对杜鲁门一片忠诚。他常常对国务院的同僚们说：“我对之负责的选民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杜鲁门总统。”

当然艾奇逊也有缺点。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傲慢自大，此人从来不知谦虚的含义，也不懂得何时应该缄口不言。他对敌手宁肯出语尖酸也不愿意好言相慰，其实这些人的支持对他极为有利。在一次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他把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刺激得暴跳如雷，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狂怒之下竟冲过桌子挥舞拳头，艾奇逊则抡起胳膊还以颜色，事态后来恢复平静。其结果是，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朋友寥寥无几，甚至在白宫里也是如此。当然，哈里·杜鲁门除外。

1950年，艾奇逊在政治上也出过问题。共和党对手要他对把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政权负重大责任——在此前一年，共产党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下了台。他们指责说，艾奇逊的罪过在于发表了一册关于美中关系的大部头的白皮书，其中把蒋介石贬成是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共和党人说，这一文件给那位“大元帅”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后，1950年初，艾奇逊又说他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这番话固然仁慈友爱，但是在政治上却并非明智。希斯是他的多年好友，这位国务院官员在一次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调查中被判有伪证罪。这样，在1950年6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就因“对共产党温和”以及让亚洲最大的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而遭到了共和党猛烈的批评。

在军事危机时期用以阻止行政当局冲动行事的一个机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些身穿军装的军方首脑实际是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从朝鲜战争第一天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194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广泛研究了如何把美国有限的军事力量部署到全球去的问题之后，把南朝鲜当作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一笔勾销。那里的占领军应当撤出，而且一旦北朝鲜入侵，美国也不得参与防卫。艾奇逊的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对此都表同意。

到了1950年6月，当艾奇逊劝说杜鲁门推翻既定的国策并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袖手旁观。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诫总统：他正在下达一个军方尚未准备好去执行的使命。

后来，更为丧气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竟然对战争中的美国战地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失去了控制。他们允许他从精神实质上（如果不是从文字上的话）对军令有所不受。他们冒险地放手让他治军带兵，甚至他的排兵布阵使数万士兵的生命处于危险中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把他当作下级相待，而把他当成一个乖戾顽皮的孩童，必须加以劝诱哄骗方能使之从命。容许这些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此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欧洲统率过一支130万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一位美国将军指挥过的最大部队。但是布雷德利还是难以驾驭麦克阿瑟。布雷德利有一次哀叹道：“他对待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一群小毛孩。”

麦克阿瑟当然不是一名稀松寻常的战地将军。1950年麦克阿瑟70岁，这位美国陆军的高级将领是美国军队所造就的最令人恼怒的复杂人物，他融恺撒大帝和卡利古拉皇帝于一身，游走于才华超群与乖张怪戾的一线之间。“麦克阿瑟亮丽耀眼的戏剧性表现（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说：“他本可以成为又一个约翰·巴里摩尔。”）使他周边的人要么对他阿谀奉承，要么轻蔑不屑。他那无比庞大的自我意识不允许有任何暗示，指出他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时候会有什么差错。他救世主般的滔滔雄辩折服了怀疑者，使之追随他并落入他的股掌。他因勇敢而荣获13枚勋章（包括1枚荣誉勋章）。他似乎有时在故意嘲笑死神，或者相反地，他有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感觉，觉得可以暴露于敌人炮火之前而安然无恙。（尽管如此，在他曾指挥的太平洋战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却嘲笑他是“钻地洞的道格”——一个不在其位的司令官，他的出现只是为了摄影师，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这个绰号有失公允。）但是对于美国陆军而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大明星，他荣获过各种荣誉，荣任过从西点军校优等生到参谋长的各种高位。从1945年到1951年，在太平洋战争获胜之后，麦克阿瑟作为总督，把支离破碎的日本重建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阿瑟对他在日本的责任如此一往情深（他是这么说的），他甚至在战后都没有回到美国去接受传统的英雄凯旋仪式。他已经13年未回故土，但是没关系，他依然坚守其位。因此，在美国公众眼中他像是一个近乎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本尊真容因为他的遥不可及而被放大了。

然而，在麦克阿瑟自负和刚毅的表层之下，是一团深不可测的自我怀疑和自虐。令麦克阿瑟不得安宁的是他那过于溺爱他的母亲萍姬·麦克阿瑟，所有的证据都明确证明她之愚不可及。她认为她丈夫，一位内战时的将军和英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尽管他曾荣获包括荣誉勋章在内的诸多褒奖）。多年来她代表丈夫一直跟陆军军方纠缠不清，直至那可怜的家伙去世。然后她将情感转移到“小道格拉斯”身上，先是帮他赢得任命，进入西点军校，然后跟着他去了西点（她就居住在校园内的泰耶酒店里，他的宿舍就在她的视野之内）。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她都在骚扰和刺激他取得“更大成就”，她向高级官员写信敦促给他提升晋级，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从一个无聊的职务到另一个职务。20世纪20年代，麦克阿瑟有一次试图摆脱她，他娶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离婚女子，这位女子几乎成功地劝说麦克阿瑟离开军队投身银行界。麦克阿瑟的母亲拒绝出席他们的婚礼。当八卦专栏作家们报道麦克阿瑟的妻子在他身居海外之时，继续着她寻欢作乐的社交生活（跟其他男人），麦克阿瑟急忙去了离婚法庭。

这是在1929年，这一幕刺痛了麦克阿瑟。只是因为新闻品位和《诽谤法》的缘故，这位备受渲染的将军才未被公开披露是一个戴绿帽和被抛弃的丈夫，一位司令官如果不能齐家又如何能带兵？对他的傲慢的另一个打击是在1932年。当时麦克阿瑟披挂全套作战服，指挥部队和坦克向那些穷愁潦倒的退伍军人开进。退伍军人们聚集在华盛顿讨要他们的退伍补偿金，麦克阿瑟奉命把他们驱赶出令人可怜的宿营地。麦克阿瑟觉得这个任务很讨厌，但是他遵命执行。他被媒体嘲笑为一名流氓打手，去痛打那些他在法国曾经指挥过的袍泽弟兄。

为此，麦克阿瑟退居江湖之外。作为陆军参谋长，他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对岸绿树成荫的弗吉尼亚乡间的梅耶堡有一处优雅的居所。但是现在麦克阿瑟渴望私密空间，而不是军方职务这种金鱼缸式的生活。他脑子里想着一些特别的乐子。

在一个可堪信任的副官托马斯·杰弗逊·戴维斯中校的安排下，他在华盛顿西北区的卡罗拉玛路租了一套公寓，只有少数几位密友知道这个隐居之地。麦克阿瑟在这里招待一批又一批的妓女，有时候一次两三名甚至四名，不过他只是作为一个尽情欣赏、高高在上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性伙伴。戴维斯在他有关与麦克阿瑟共事的日子的回忆录中说：

他认为的欢乐时光就是把她们带进来共度夜晚。他从来没有搞她们，他只是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让那些女孩子赞叹他是如何伟大的人。

他也有一种施虐狂的倾向。我们会去巴尔的摩的一所妓院，麦克阿瑟会挑选一名出众的妓女，对她十分善待——带她去晚餐、吟诗诵文、给她买花，总之把她捧到昏昏然，对他神迷心醉。而她第一次说出一些施加压力的话语、似乎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永久性的东西时，他就会斥责她不过是一个“小妓女”，然后扬长而去。在驱车回华盛顿的路上，他还会嘲笑她。

麦克阿瑟的另一种怪癖则是十分严重了。很多个夜晚，他把戴维斯叫到起居室。他坐着，手里拿着一把上膛的左轮手枪，讲述着做一个美国最杰出士兵的难言之苦。在同僚军官和美国公众眼中，他是美国军队的一代骄子，但是他当真对得起这些表彰吗？在天亮之前几小时，麦克阿瑟会沮丧地宣称他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英雄，只是因为他母亲的坚持，他才成为一个“集光荣的阿波罗、罗兰　和乔治·华盛顿于一身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将军，都被高估了。他害怕在生命的某一个顶点将面对一个他不能跨越的考验，然后就是失败。但是，由他自己选择时间和方式的死亡——说到这里他有时会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将使他免受失败的耻辱，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

戴维斯的角色是好言相劝，请麦克阿瑟把手枪放下，并说他是一位如此宝贵的战士，国家不能没有他。麦克阿瑟则会继续说，他能在这样一位好友的陪伴下死去，备感“舒畅宽慰”，但是他同意放下枪。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不断重演这一幕。

仅有一次戴维斯没有说对他的台词，当时这两位军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国南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麦克阿瑟猛敲戴维斯包间的房门，他又一次拿着手枪。“我们快要到我父亲获得荣誉勋章的地方了，”麦克阿瑟告诉戴维斯，“我在陆军、我在生活中，该做的都做了，我的参谋长任期也到点了。等我们经过田纳西河大桥的时候，我要从火车上跳下去。这是我生命终结的地方，戴维斯。”

“将军，”戴维斯回答道，“那请你快一点完事，我好回去接着睡觉。”

麦克阿瑟摔上了包间的门。第二天早晨，他为“情绪过于激动”道了歉。此后不久，他的老妈萍姬·麦克阿瑟去世了，戴维斯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要自杀的威胁了。

但是，戴维斯中校见过的那些奇特场景跟朝鲜战争时期颇为相关，麦克阿瑟在这场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上，也展现了他个性的一些怪异之处。读了战争时期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份电报——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开过——人们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他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失败却都没有他的过错；他发出的每份电报都带有附加条件，“给我提供我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指美军的伤亡）由你们承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做出了一种更加击中要害的解释：1950年11月和12月，当中国人突然入朝几乎把他的军队赶出朝鲜时，他丧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胆量，军方的一代骄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开的失败边缘吓坏了。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拼命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他想沿鸭绿江南岸即北朝鲜和中国“满洲” 的边界设置一道“放射性废物带”。在私下谈话中，他还说到更加实质性的东西：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如果这些袭击导致了同俄国的战争，那就去打好了。麦克阿瑟不想打亚洲的地面战争；因为同中国人海大军的一次交锋已经给了他必要的教训。但是，如果真的是苏联人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界和外交界都一致这么看），那么苏联人就应当付出代价。对麦克阿瑟来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把这些见解透露给了驻东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国家安全局按常规对这类外交电报进行了截听破译，并立即送给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曾因在公开言论中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同总统发生龃龉；再加上现在更为严重的叛逆行为的直接证据，麦克阿瑟在一周之内就被杜鲁门罢了官（固然出于安全和外交礼貌，杜鲁门不能提及国家安全局的截听之事）。“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当代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这一插曲破坏了美国全国的团结，致使两年之内都未能实现和平。

然而麦克阿瑟离职时毫无悔意，他坚信自己并未做过任何超越职业军人界限的事情。他还向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将军透露说，可能是杜鲁门总统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职务。麦克阿瑟是在被解职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谈话的，他宣称从一位“杰出的医学人士”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一种名为“恶性高血压症”的疾病。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痛苦病症的“特征是头脑的迷惑和混乱”。麦克阿瑟指责杜鲁门脾气火暴，比如杜鲁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一封卑鄙肮脏的信，因为此人批评了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李奇微听了麦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并不是总统。）

战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欺诈行为，朝鲜战争自然也有许多隐秘。在创作本书历时四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机密已大白于天下。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是瑕瑜互见、媸妍并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报局有幸适逢战争时期进行实地活动，策划出各种鬼点子来折磨中国人。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公海劫持一条开往中国的医院船，当时正是一场传染病放倒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之时。这条船挂的是挪威国旗，挪威长期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湾北边捕获了这条船的“中国海盗”，正是由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雇佣和指挥的。

——在美国考虑放弃这场战争的沮丧关头，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应急计划，把韩国政府和军队（包括家属60万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国萨摩亚群岛上建立的所谓“新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那里气候适宜耕作，岛上大多数地方无人居住，韩国人“可能”会适应这个新环境的。然而，该计划从未同任何韩国官员商量过，“因为怕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

——尽管杜鲁门总统经常公开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被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原子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从杜鲁门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斗，他日记中那些愤怒的潦草字迹，读来就像报社收到的那些疯子邮件。1952年1月，杜鲁门对北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停战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大为恼火，他写道：

跟共产党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试图跟一个赌博大王或者一个帮派头目做交易。我认为，现在的正确办法应是一项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告诉莫斯科，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将在必要时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杜鲁门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

这就意味着全面战争。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1952年叫列宁格勒）、沈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每个制造厂都将被毁灭。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其是否愿意生存的最后机会。

五个月之后，杜鲁门又一次盛怒了，他旧话重提。这一次，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须回答的问题：“现在，你们是愿意结束在朝鲜的行动，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摧毁？两者随你们选择，非此即彼……要么接受我们公正合理的建议，要么就被彻底摧毁。”尽管杜鲁门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这些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显露了他关于部署核武器的内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于现实。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时必须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决定了“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其中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项重大升级行动将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受到美国此种意图的转弯抹角的警告，中国人很快就决定结束战争，一项停战协定在一个月之内就签订了。

这场“苦涩的小战争”——再次借用艾夫里尔·哈里曼的话来说——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核战争。1953年7月，根据停战协定，战斗结束了，朝鲜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目前，在将近30年后，两个朝鲜的代表们（美国军官陪伴着韩国人），每一个月左右会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一次形式上的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为和平寻求共同的基础，实际上双方什么也不说，除了偶尔会有一些相互指责外。金日成仍然是北朝鲜的独裁者，他时常会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表示他企图以武力收复南朝鲜，就像他在1950年试图所为的那样。南朝鲜则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更换独裁者、总统和政治强人，他们监禁不同政见者，对于任何提及与北朝鲜和解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大约4万名美国士兵仍在那里服役，作为针对北朝鲜任何进犯的一种警戒防务。美国新一代士兵时时发问：“我在世界上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干什么？”这也正是从1950年6月战争开始以来，许多美国人所问的问题。

第一章 鲸斗殃虾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此人善于辞令、怒形于色，他在朝鲜战争某一特别沮丧的时刻曾愤怒地拍案而起，吼道：“如果世上最聪明的人们企图为我们在世界上寻找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最糟糕的地点的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考虑，都会无一例外地选中朝鲜！”确实，韩国这个联合国认定的盟友是一个相当别扭的伙伴，但这是有原因的。朝鲜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屡遭不幸的国家之一，它总是处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夹缝之中，不断遭受毗邻强国的摆布、践踏和占领。在朝鲜人看来，中国、日本和俄国是世代仇敌。每当日本冒险向亚洲大陆发动周期性的帝国主义征战时，朝鲜都是最为理想的入侵路线。从防守的角度看，日本又把朝鲜半岛视作从中国刺向它的匕首。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对手中的每一家都从各自的私利出发利用朝鲜，除非许以一些交换的条件，比如贸易垄断或者政府的从属地位等，否则朝鲜不能指望其中任何国家来“保护”它。正如朝鲜的一句古代谚语所云：“鲸鱼打架，殃及小虾。”

从自身利益出发，朝鲜始终都希望能独处一隅，以培植和享受悠久的历史文明。在17世纪一段难得的、没有外国占领的短暂时期，一位朝鲜国王甚至禁止开采黄金和白银，以期减少夷人对进入朝鲜的兴趣。但想成为一个“隐士王国”的尝试成了泡影。1882年，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中国人为了削弱日本人的支配地位，甚至说服软弱的朝鲜政府与美国谈判签订一项颇为含糊其词的“友好”条约。虽然当时美国在朝鲜没有经济和其他利益，但美国外交官还是同意缔约，以便今后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可能的立足之地。条约中的执行条款规定：“如一方政府遭受其他列强非公正或压迫性之对待，另一方自获知之日起应从中斡旋，以实现和睦解决，以示相互之友好。”

毫无疑问，条约的措辞极为含混，以致强大的一方可以任意利用它。缔约以后，美国很快就把它搁置脑后，其原因是出于实际和实用方面的考虑：美国既无野心也无力量在远东发挥任何影响。因此，在1896年俄国和日本签订在朝鲜划分势力范围的正式协定时，美国仍然保持沉默。日俄两国沿三八线几乎是把朝鲜半岛拦腰分开，俄国获得北半部，日本占领南半部，双方在各自地域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日本人由于占领了首都汉城，控制了朝鲜傀儡皇族——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主要功能是镇压国内反对派。朝鲜这个被分割的附庸国，既不能控制自身的现状，也谈不上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正如占领军从历史上领悟到的：民族主义尊严这种特质，不是用刺刀或者军靴可以轻易抹去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感情强烈，他们津津乐道于回忆那些久远的年代，这个国家以拥有未受外来影响的文化而感到自豪。这种情感之最强烈者，莫过于一个被称作“两班”的稀奇古怪的社会阶层。

“两班”者，均是学者打扮，峨冠博带、长髯飘拂，他们一辈子献身于一门最特别的学问：记忆自己或是朝鲜其他家族的系谱。李敬善是一个十分敬业的“两班”，他可以两腿相盘，端坐于坐垫之上达数小时；他双目微闭，发吟唱之声，背诵24卷以上的家族系谱表，其中包括17代之前的荣耀一幕，当时他父系的一名亲戚曾短暂地跟高丽王位继任之事沾点边。

然而李敬善的儿子李承晚（生于1875年3月26日）在年轻时就意识到了“两班”体系的荒诞之处。当现在的家族住在一所俯瞰汉城的破木屋里、每天靠几把大米活命时，对祖先的顶礼膜拜究竟有什么价值呢？“两班”又有什么权利向其他家庭索求物质支持？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后裔在20个甚至30个世纪之后，还跟王权沾点边吗？正如李承晚对传记作家罗伯特·奥利弗所说，“这种膜拜祖先的毛病”，甚至传到了一贫如洗的种水稻的农民那里。

于是，李承晚做了一个决定，这对一个亚洲青年来说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在他19岁的时候，他进入汉城一所由卫理公会传教士办的中学，并渐渐脱离由他父母传承的佛教和儒家信仰，剪去了朝鲜男人头上的传统发髻。他阅读《麦克卢尔》《展望》这些美国杂志，当他了解西方的民主后，发觉对于中世纪式的朝鲜社会和政治制度再也无法忍受。仅仅是几个月的工夫，他实现了从一个传统的东方主义者到一个准西方人的突变。

李承晚的下一步是投身于反对帝制的政治活动。他在教会中学里编辑一份学生报纸，并领导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驱逐日本人，重建一个经过大刀阔斧改革的君主政体。他在一次集会上饱含激情地慷慨陈词，汉城的报纸称他为“激进分子和好斗之士”。傀儡王朝则报以对政治异见分子的镇压，将李承晚投入监狱。朋友们把枪支偷运进监狱，发生了交火，一名警卫腿上受伤。李承晚和一名同伴逃出来了，但很快又被抓了回去。

接着发生的就是折磨与苦难，其残酷程度即使以东方酷刑的严苛标准来看也是无比残忍。李承晚手无寸铁，落在一个堪比中世纪的王朝的一群暴徒手里。据李承晚对他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叙述，他的双臂被丝带紧紧地绑在背后，丝带紧勒入肉。“他两腿之间放着两根棍子，再在膝盖和脚腕处把两腿紧紧捆起来，之后两名警察拧动两根棍子，还把三角形的竹片系在他手指之间，然后一起收紧，以致骨肉都脱落了。”李承晚在地板上四肢摊开，被竹棒抽打直至血肉模糊。在夜间，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记忆和希望都消失了。这种孤独和失去自由的囚禁持续了七个月，典狱长每天只给他打开镣铐五分钟。之后，他就被带去和一个同样参与越狱的同伴一起接受审判。仅仅因为李承晚的手枪没有开过火，他的生命得以保留。那个同伴被判以斩首极刑；李承晚被判以终身监禁，另加竹杖鞭笞100下。一名狱警念其身体虚弱，免除了李承晚的鞭刑。

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些折磨苦难，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李承晚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包括朝鲜战争时期）为朝鲜独立而奋斗的坚强决心。经受酷刑是一种历练，只有挺过来的人才能理解它。李承晚经历的煎熬给他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信念。无论任何人想要解决有关朝鲜的任何问题，无论是什么条件，只要其中没有确保朝鲜的独立，李承晚就不会考虑让步的问题。

总之，李承晚在狱中又被关了六年，尽管生活条件还差强人意。他的美国传教士朋友们常来探望，给他带来书籍，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坚持信奉耶稣基督的理想，对于实现政治自由至关重要。在他的宣言和政治宣传册子里，李承晚哀叹本国人民的自私自利，他们不互相帮助，因为他们并不懂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他认为，政治自由不是通过“法律和规章”，而是通过平民百姓的心灵改变而实现的。

李承晚全盘接受基督教义一事十分重要，原因有几个方面，尽管有些在当时还无关紧要。李承晚有了新的信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工具，上帝的意志将通过他得以贯彻；他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尽管上帝的指引常在手中。半个世纪之后，当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争执时，他们经常会怒斥他就像“基督救世主”，他如此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们的评价基本正确，只是需要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李承晚的使命感并非来自他个人，而是他认为这个使命是上帝所赋予的。

人们是否相信一个人可以真正成为上帝的使徒，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李承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使徒，他在今后一生中都依此来左右自己的行为。

李承晚当时还没法感觉到这一点：他后来的皈依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众舆论对亚洲的看法，过多地受到那些曾经在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其他地方服务的传教士的影响。用罗斯·科恩在他的经典之作《院外援华集团》一书中的话来说：

来自美国各教会的传教士们通过学校和医院把西方的教育、科学和医学引进中国。美国新教教会举办培训班，让那些支持教会工作的成员了解传教士的活动，这就给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有关中国的信息。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舆论对中国的蒋介石（他也是一个皈依的基督徒）的支持很容易就转移到李承晚身上，当时两人的命运似乎交织在一起。美国支持李承晚，并不是支持一位“亚洲君主”，而是支持一位“基督徒政治家”。

李承晚之西方化的主要价值，对他具有直接意义的是这导致他在1904年被释放出狱。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朝鲜政治中令人啼笑皆非和自相矛盾的故事。那一年，日本和俄国看来就要开战，朝鲜又一次害怕自己即将成为鲸鱼打架时遭殃的小虾，因此，朝鲜傀儡政府中的一个派别决定，请美国实施他们在20年前签订的“友好条约”。在全朝鲜，公认的最合格的人选就是李承晚——他确实是一名政治犯，但是他会讲英语，了解美国的制度，还是一名基督徒。

这样，李承晚就被放出牢房，有三个月时间休整恢复，并作为“特派密使”被派往美国，不过他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朝鲜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一派甘愿接受由日本控制朝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而促成李承晚使命的那一派比较弱小，他们希望朝鲜是一个更加独立的角色。两个派别都有所不知的是，美国干预日俄冲突这个问题业已解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大和能量”很是赞赏，他接受了顾问们的意见：朝鲜“并不适合”自我治理。罗斯福在东方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美国对刚从西班牙人手中夺来的菲律宾的控制，罗斯福认为美国具有一种“天定命运”，要把菲律宾带入现代世界。这样，罗斯福就同日本做了一笔交易：罗斯福支持日本宣称其在朝鲜和“满洲”具有“特殊利益”；作为回报，日本将不会去动菲律宾的念头。从帝国主义的实用利益来说，这个交易对美国有利，一旦日本想要攫取菲律宾，美国可没有军事力量来保住它。在罗斯福的回忆录里，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诚然，条约已庄严确定朝鲜应当保持独立，然而朝鲜本身无力实施该条约。至于设想任何其他国家在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去为朝鲜人做他们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李承晚当时29岁，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他即将面临的是一场大国外交现实中的初次洗礼。给他的钱只够他旅行到日本神户，他必须在那里暂时停留（以及在檀香山、在旧金山），以便募集款项，继续他的“使命”。在华盛顿的朝鲜亲日外交使节拒绝为他安排任何官方介绍，李承晚只能依靠他在卫理公会的关系，获得了年迈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接见。海约翰做了一个小心翼翼的郑重声明：“只要机会出现，本人无论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都将尽己所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在一场虽然短促然而十分激烈的海战中兵戎相见。双方都意识到接着打下去也是徒劳无益，于是接受了罗斯福的安排，到他位于纽约长岛蚝湾的夏季别墅举行和谈。经过海约翰的安排，1905年夏天，李承晚终于在蚝湾拜访了罗斯福，吁请美国支持朝鲜的独立。罗斯福对李承晚说了很多客气而又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话。如多年后李承晚所回忆的，罗斯福表示他“将乐于为贵国做任何事情”，但是任何请求都必须经过正式的外交渠道。罗斯福没有告诉李承晚两件事。就在那时，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在前往东京的途中，去批准一项协议的生效。这项协议将给予美国自由控制菲律宾的权力，作为日本人控制“满洲”和朝鲜的回报。另外，罗斯福完全清楚，驻华盛顿的朝鲜亲日大使馆不会做任何事来干扰这笔交易。（几个月之后，正式的俄日条约在罗斯福的主持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字，该条约给予日本对朝鲜事实上的控制权。）

罗斯福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李承晚兴高采烈地赶往华盛顿，可是朝鲜外交使节粗暴无礼地拒绝见他，并命令门卫，如果他再来“就把他扔出去”。于是，李承晚的使命悲惨地告终。美国的口是心非和他自己国家的政府为经济利益而接受日本支配的意愿，使李承晚成了牺牲品。

多年之后李承晚说，这疯狂的几周给他对美国诚信度的看法留下了永久的伤痕。无论是以正式的条约语言或是外交官说了什么，可以相信的是，美国只会捍卫它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李承晚的教会“朋友们”也不想改变美国的政治。“接受现实吧。”他们一次又一次告诉他。

日本人把朝鲜正式变成一个“受保护国”，更其称号为“Chosen”，并宣称日本将要按一个省那样来治理朝鲜。美国和其他国家把外交使团撤出了汉城。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极度痛苦的李承晚不能回到他的祖国，他知道他的反日政治活动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到监视的人物。曾创办了李承晚在朝鲜上过的教会中学的卫理公会传教团，愿意帮他在美国维持学生身份。接下来的五年里，李承晚成了一名流浪学者。他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神学，他放映幻灯片、开讲座，讲述传教工作和朝鲜独立事业，以赚取一些生活费（一位传教士的支持者赞扬他是“基督福音为朝鲜人民服务的杰出榜样”）。1907年，他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转战哈佛。又是靠着卫理公会的接济，他在哈佛取得历史和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他获得支持，得以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两年。他住在神学院，修政治学博士课程。他后来称这一段生活是他一生“最安宁”的时光，这主要是因为他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友情。李承晚身着黑色羊绒西服，显得一本正经。当其他普林斯顿学生都在唱歌时，他面无表情，站立在威尔逊家客厅的钢琴旁，任凭威尔逊的女孩子们戏谑逗笑而无动于衷。威尔逊对性格内向的李承晚（他比同班同学年长10至15岁）厚爱有加，常介绍李承晚是“朝鲜独立的未来救星”。

1910年，这田园诗般的生活结束了。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给了李承晚一份工作：在汉城的基督教青年会当教师和福音传道者。李承晚的教会朋友们暗示说，他回报他们投资的时候到了。他们出资把他教育成一名传教士，现在他们期望着他的表现。

李承晚在朝鲜只待了17个月。由于他的政治活动记录，日本人对他一直极为关注。看到他的同胞们生活在被奴役之中，李承晚痛心不已，但一筹莫展。他退出了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一所小学校的校长。1912年，日本人开始逮捕基督教领袖人物，李承晚逃离朝鲜，开始了他长达33年的流亡生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他定居在朝鲜人相当多的夏威夷，专心致志地从事流亡政治活动（他当了一所教会学校校长，以维持生活）。散布在夏威夷、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和日本的数千名朝鲜流亡者中的核心争议是：他们应该用武力还是通过西方的外交努力来赶走日本人。尽管以前曾对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感到过失望，但是李承晚仍然相信西方外交官的公开言论。因此，当他的普林斯顿老朋友伍德罗·威尔逊（现在是美国总统）宣称，巴黎和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关注“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问题时，李承晚又一次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在汉城开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选举并未到会的李承晚为总统。李承晚有此头衔在身，就向美国国务院申请了一本护照，以便出席巴黎和会。令他痛苦的是：威尔逊总统下令把李承晚摒于门外。为了东方的和平，威尔逊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李承晚的出席将会带来“干扰”。（另一位亚洲人胡志明则设法进了会场，但是没人把他当回事，在越南战争时期他名震世界。）

绝望的李承晚试图组织群众集会，调动美国舆论来支持他的事业。那些十年前曾经欣赏过他关于朝鲜传教士生活的幻灯片的卫理公会教友们，现在都对李承晚敬而远之，他只能对少得可怜的在美朝鲜人发表讲话。李承晚跑到上海去会见他的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明争暗斗而不是宏图大计。李承晚的领导权很快就旁落了。20年来，他曾宣扬以渐进主义方式争取独立，但是一无所成。他的“美国朋友们”曾两次有机会帮助朝鲜，但是美国两次都变成一头帮着摧残朝鲜这只小虾的鲸鱼。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李承晚现在开始具有的名声是好争善辩和顽固不化。他和其他流亡政治家，甚至他的卫理公会朋友们争吵不休。1922年初，47岁的李承晚最后回到了夏威夷，在那里传教布道、教书授业。他的名誉声望更多来自往昔，而不是今天，更不是未来。

朝鲜共产党人进入

由于李承晚“渐进式”反对日本占领运动的失败，许多朝鲜人指望从别处得到更加有力的反对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这种力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当时正处于反国民党政权斗争早期、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苏联，它急于鼓励任何力量去整日本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饱受了跟李承晚的“和平改革”集团一样的内斗苦难，日本人的镇压迫使他们流亡在上海、日本、苏联和“满洲”，他们的队伍因政治内讧而不断削弱。

但是，共产党人在几个方面比李承晚有优势。他们大多数人在朝鲜大无畏地进行抗日；他们保证不但要赶走日本人，还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共的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承认，共产党人更受农民和工人的欢迎，他们甚至不顾严厉的警察手段，设法发动游行示威和集体抗租运动。再者，流亡的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前线成立游击队与日本军队作战，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1912年，在朝鲜西北的平安南道，出生了一位游击队员金成柱（他后来成了朝鲜战争时的北朝鲜首相），或者说，现代北朝鲜的宣传媒体是这样宣称的。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其他资料来源，在分析金和北朝鲜其他领导人时，美国情报界必须依赖的那些资料的可信程度，就跟30年代好莱坞影迷杂志差不多。感谢宣传家们，他们的确给了金一个与一位共产党巨人相吻合的背景。他的父亲穷困然而大胆，白天教年轻人学习历史和文化，晚上训练他们打日本人。他父亲被捕入狱并饱受折磨，被迫流亡到“满洲”，利用粗浅的医学知识为穷人们开办了一个诊所。但监狱生活毁坏了他父亲的身体，他父亲死时才32岁。

据说小金很早就懂得憎恨日本人，当他母亲告诫他“快快长大，为父亲报仇”时，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是：父亲临终时交给儿子两支手枪。你用吧，他叮咛道。我会的，儿子回答说。

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据称是在1928年，当时他16岁。他可能是在“满洲”商业城市吉林领导了暴力示威活动，反对把朝鲜的主要铁路延伸到“满洲”。他被关入监狱一小段时间，然后退居到乡村，“鼓动农民、学生和小商业者组织起来反对日本人”。

金的组织工作显然有了成果，当1931年至1932年日本入侵“满洲”时，他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就是反日运动中崛起的许多队伍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游击组织实施了全面的控制，把这些队伍命名为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名称听起来比实际上更令人生畏），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政治领导人。20年前作为金成柱出生的那个人，现在接受了“金日成”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位传说中的游击队领袖，此人在世纪之交曾经打过日本人。

改名这件事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它赋予金一个民族英雄的神秘特质，以致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他的祖国时，许多人见到这样一个年轻人都惊讶不已，他们事实上在想聚会欢迎的金日成是不是其本尊真身。后来，北朝鲜的官方历史甚至赞扬21岁的金日成作为领袖“巩固了同志们的团结”，这些同志在1934年和1935年间战斗在“满洲”北部。（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认为此说可疑，因为当时在该地区显然没有总的领导人。）

此说之真伪先放一边，共产党确实在“满洲”建立了强大的游击部队，他们使用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武器，偶尔会以超过1 000人的兵力进攻日军驻地。金的具体活动以及行踪不可能记录在案，北朝鲜的官方传记则把一系列不合情理的丰功伟绩都归于他。无论金的直接作用如何，日军的官方数字证明了游击队的功效。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战争结束，“满洲”的共产党游击队共击毙日本士兵超过6万人，相当于6个师。

有证据表明，金的游击队成就使苏联人相信，此人在战后大有用处。苏联人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有关朝鲜的若干种不同路线。一方面，他们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以此作为折腾日本人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又显示出谨慎的利益考虑。苏联人希望一旦日本人离开之后，他们能控制“满洲”，但是又担心住在那里的朝鲜人会助力把这个“国家”归还给中国，或者甚至宣布其成为朝鲜自己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鲜—“满洲”边境的人民不太在意正式的边界，而且那里有很多来来回回混居的人口。）因此，出于“安全原因”，苏联在30年代末干净利落地把居住在与“满洲”接壤的沿海各省的将近15万朝鲜族男女老少迁移到苏联内地。年轻人被征召入伍，明显是为了一旦苏联和日本开战就用其去打日本人。

在金的官方传记里，这一人口大转移的时期，适逢金的游击队宣布要被迫向“满洲”北部进行一次“长征’，以避开越来越严重的日本军事压力。这应该正是金成为一名红军军官、直接接受苏联控制之时。不管真相如何，1945年末，金作为苏联选定的共产主义政权领袖在朝鲜露面时，身穿苏联红军少校的军服。对金的生涯中凤毛麟角的少数细节进行研究的西方专家们认为，如果金没有在他们卵翼之下待过相当长的时间，苏联人要委之以如此重任是不可能的。

无论金日成的背景和他战时生涯的真相如何，他显然是苏联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人。

李承晚的流亡岁月

在金的游击队岁月里，百折不挠的李承晚继续奔走于西方政要的办公室之间，希望美国人承认他是朝鲜的合法领导人。他的时间花在了他在夏威夷的学校和访问华盛顿之间，他的“临时政府”在华盛顿还保持着一个韩国驻美国委员会。不顾已经遭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冷遇，李承晚仍然认为“我们的努力至少在目前必须集中在美国身上”。人们同情这位老人的热忱，也要质疑他的现实性，因为美国已经表示，它没有什么兴趣对这个大多数美国公民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附属国提供援助。《洛杉矶时报》可能对李承晚每次来到洛杉矶都坚持要求被采访一事感到不快，刊出一则题为《朝鲜败业之李承晚在此》的报道，第一句话就说：“东方失败事业之领袖李承晚博士……今在洛城，晤见华人商界及政要，以图获其援助于朝鲜之自由运动。”李承晚一度甚至转向苏联，他向苏联驻巴黎大使力陈亚洲大陆有必要成立一个联合阵线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李承晚设法搞到了苏联签证，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不料被告知这一切都搞错了，他必须马上离开苏联。

这次旅行确实给李承晚带来莫大收获。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之前，某晚在餐桌上他碰巧坐在弗朗西斯卡·端纳旁边。她是维也纳一个富有工厂主的三个女儿中的长女。端纳先生是一位严格的循规蹈矩之士，教给他的女儿们“商业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像男子一样的自力更生”，并强调要有自我责任感。弗朗西斯卡面容刚毅、金发卷曲，她对国际事务略知一二，也曾看过李承晚关于朝鲜独立的著作。两人相互吸引，一见钟情。两年之后，1934年他们在纽约结婚。从此之后，她就成了李承晚的妻子、秘书、家庭主妇和志同道合者，“最温暖的支持者、顾问和照应者”。

及至30年代末，李承晚很显然是领导了一场“失败的事业”。他的临时政府成员们转向抗日暴力攻击和游击战，有人甚至投奔北朝鲜人民军之旗下，李承晚斥之为“共产党和异教徒”；其他人则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用那位友好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话来说：

他谋求通过吸引西方的利益和善意来光复他那失去的国家，这个政策看来已经破产。他的领导权从来没有给那些他试图吸引的美国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年复一年，随着他的计划一无所获，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四分五裂。

甚至李承晚的朋友们都开始称他为顽固不化、难以对付的老头，死抱着声名狼藉的策略不放，还想捞取一些或明或暗的个人好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李承晚搬回华盛顿，住在俯瞰国家动物园的一所小房子里。他在那里“倾听着虎啸狮吼……有一种沮丧的同病相怜之感”。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拜访了国务院，要求远东事务主任斯坦利·霍恩贝克承认他的“临时政府”是合法的朝鲜政权。关于“对抗日本”的老生常谈肯定不再起作用了，霍恩贝克对他虚声恫吓、东拉西扯，最后干脆不予理睬，仿佛他是从大街上闲逛进来的一个老百姓。后来，助理国务卿阿道尔夫·伯尔在一封拐弯抹角的正式信函中告诉李承晚：美国目前不打算承认那些卷入战争的国家的流亡集团所宣称的“合法”政府。总而言之，让我们先打赢这场战争，然后再解决政治问题。

李承晚甚至失去了“临时政府”中多数人的支持。1942年，“临时政府”投票罢免了他的总统职务，选举在中国政治避难的金九接替他。金九是一个温和派，他想成立一个由“所有革命组织组成的代表大会”，甚至包括共产主义的朝鲜民族革命党。1942年末，霍恩贝克唐突无礼地通知李承晚：国务院认为他在朝鲜国内完全没有知名度，临时政府也不过是“一个流亡团体内部自行组织的、限制成员数量的俱乐部”。李承晚显然不是美国政府喜欢的人。

与此同时，朝鲜共产党人则在“满洲”的冰天雪地里埋头与日本人战斗。

在“适当的时候”独立

国务院在告诉李承晚没有资格代表任何“政府”时，丝毫也不忸怩作态。朝鲜是许多被抛弃的国家之一，其未来将由和平来解决。在1942年，朝鲜问题并未列在任何人优先考虑的清单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像他的亲戚西奥多一样对民族主义的朝鲜人缺乏尊重。在1943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他告诉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朝鲜人“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而且……他们应该经过40年的监护”。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中国的蒋介石发表了一份正式公报，它反映出罗斯福的悲观论调：“轸念遭受奴役的朝鲜人民，前述的三大国（美国、英国和中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李承晚和其他朝鲜民族主义者看来，“适当的时候”这个措辞是一种露骨的侮辱，朝鲜这只小虾又在鲸鱼厮杀中进退维谷。李承晚愤怒地责问美国国务院，盟国有什么权力阻止朝鲜独立？

罗斯福对朝鲜缺乏热情，这并没有改变他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的意图。根据国务院的秘密文件，罗斯福力图推行一项广泛的外交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比如，他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朝鲜“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加”。国务院其他计划文件甚至走得更远，它们要求战后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武力解放朝鲜的问题上发挥作用。1944年3月，国务院的一份计划文件指出：“美国参与在朝鲜及其周边发生的军事行动，将大大加强它在临时政府的内政和国际监督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该报告预计美国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而且可能会与将占领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面积”的苏联一起，共同实行军事占领。两个月以后，即1944年5月，另一份文件警告说，如果苏联人独自占领朝鲜，“美国将认为这会危及未来太平洋的安全”。这份文件以及其他文件都提议，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而不是几个区域性政府分治。

朝鲜终于被纳入了广阔的太平洋战区的战略规划之中，以此作为吸引苏联对日作战的诱饵。这里需要摆一下背景情况。由于当时苏联人正在东线同德国人展开殊死的战斗，因而甚至在珍珠港遭到攻击、苏联的主要盟国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以后，苏联人依然在法律意义上与日本处于和平状态。日苏双方都无意开启战端，前者被牵制在亚洲其他地区作战，后者则无意开辟第二战场。但早在战争初期，美国远东地面部队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曾敦促他的华盛顿上司设法说服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10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麦克阿瑟从他设在菲律宾的司令部向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发出一份陈情电报：

敌人在本战区向菲律宾及其以东地区投入大量的海上和空中力量，从而使日本本土呈现虚弱，此间获得的确切情报表明，敌人最为担忧的莫过于俄国参战。目前正是大好时机，从北部直接攻击日本，这不仅可予敌以重创，并且将即刻缓解日本人南进的势头。……

趁敌忙于其延伸过度的早期空中行动，我发动总攻的黄金机会，此其时也。

这种请求并不现实，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正兵临莫斯科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歇尔不予考虑。但在1944年底，也就是将于第二年初在俄国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三大国战略会议之前，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国务院的计划文件对苏联参战的必要性表示赞同，不过措辞谨慎。此刻，陆军部正忙于制订一系列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它担心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有人估计，美国要牺牲100万人）。两年前，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经含糊其词地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太平洋战争。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罗斯福让斯大林履行诺言。陆军部的情报官员们声称，欲消灭日军主力，俄国参战是“至关重要的”。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估计，德国投降后，对日本作战还将持续18个月；而且，如果苏联人在美国进攻日本本土以前参战，那么盟军就可以减少20万人的伤亡。

对罗斯福的小圈子来说，减少如此之多的牺牲使美国有理由冒政治上的风险，也就是让苏联有机会向日本控制的区域扩张。国务院为雅尔塔会议进行准备的官员认为，朝鲜是一件可以讨价还价的抵押品。根据雅尔塔的工作文件，美国愿意在战后与英国和中国（以及苏联，但它必须参加太平洋战争）共同占领朝鲜，但是文件强调美国应该“在占领以及军政府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在朝鲜没有长远的利益，它所希望的是缓阻俄国对日本的任何插手。

朝鲜又一次成为鲸鱼厮杀时被裹挟其中的一只“小虾”。

雅尔塔交易

1945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乘船去雅尔塔时已经重病缠身。前一年夏天，一次中风使他的大脑受到损伤，他最后的致命发作只不过是几周之后的事情。在横渡大西洋和穿越地中海的十天旅途中，他一直待在舱室里。官方的解释是总统患了“重感冒”，但是当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中途停留站马耳他港向他的老伙伴挥手致意时，本能地觉察到情况并非如此。丘吉尔感到总统看上去“体态虚弱、满面病态”。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身体状况和他达成的协议，牵累了美国对外政策达30年之久。共和党人抨击说，一位思维紊乱的民主党总统把东欧和亚洲大片土地“出卖”给了诡计多端的苏联领袖斯大林。在历次会谈中，这位苏联独裁者不断地变换脸谱：他在公众场合迷人可爱，其程度不亚于他在暗地里的冷酷无情。他还屡次三番地强调永恒的友谊。他在一次频频举杯的伏特加酒宴上敬酒时说：“我们的联盟……不会失却亲密无间的特征……祝愿这种联盟强大和牢固。”

斯大林和盟国都怀着至高无上的一己利益来到雅尔塔。斯大林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缓冲区”，也就是对莫斯科俯首帖耳的卫星国。有关欧洲的各种细节极为复杂，难以在此穷究深研。给予苏联在欧洲的“权利”，基本上是那些苏联红军已经夺取或是在战争结束前即可夺取的东西，这种既成事实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以期改变。

斯大林和罗斯福在一次私下会谈中确定了亚洲的缓冲区。早些时候，斯大林曾经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他参加太平洋战争想要得到的是“归还”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他声称这些是1904年战争中被日本夺去的俄国领土（事实上，当时日本仅夺去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是日本根据1875年自由谈判达成的一项条约获得的）。斯大林对罗斯福说，苏联在“满洲”应拥有“特权”，因此他希望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可把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共同管理“满洲”的中国铁路。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罗斯福避而不答，他说必须先同蒋介石协商，否则难以就港口和铁路事宜做出承诺。但他对其余的条件一概答应（这使得罗斯福的顾问查尔斯·波伦大为沮丧，他不赞成总统“背着我们的中国盟友”就“满洲”进行交易。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正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进攻，听任苏联统治“满洲”只会危害蒋介石的事业）。

但是，持波伦意见的仅占少数。美国军方，特别是太平洋战区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强烈主张让俄国人参战。雅尔塔会议结束几天以后，陆军部派遣小保罗·L.弗里曼上校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向他通报这些决定。麦克阿瑟正忙着制订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他对于“日本军队的后劲”以及日本从“满洲”和中国抽调部队保卫本土的可能性表示担忧。弗里曼在1945年2月13日致陆军部的电报中引用麦克阿瑟的话说：“他强调指出，除非俄国军队首先在‘满洲’采取行动，否则我们绝不进攻日本本土。”麦克阿瑟意识到战后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弗里曼在备忘录中还说：

他（指麦克阿瑟）对俄国的用心一清二楚，他们要全部“满洲”、朝鲜，可能还有华北的一些地盘。占据这些土地已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必须坚持俄国要为此付出回报，即打败德国以后尽快地进入“满洲”。

几天以后，麦克阿瑟用同一种口吻与另一位陆军部代表乔治·林肯准将谈话。1945年2月25日，林肯向他的上司发回电报：

麦克阿瑟将军指出，在政治上，他们（俄国人）希望得到一个不冻港，也就是旅顺港。他认为，鉴于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让他们拥有这样一个港口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唯一正确的是，让他们也为击败日本分担血的代价。

1945年6月，正当陆军部为是否下达入侵日本的最后命令而苦苦思考时，麦克阿瑟又一次要求苏联给予支援。他给乔治·马歇尔将军发去一份电报，这位陆军参谋长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它。麦克阿瑟称他的入侵计划“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是最为经济可行的”。他再次要求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说：“如果苏联在我们与敌人决战的目标日期足够长的时间之前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我们的危险和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瓜分朝鲜

1945年8月，两团原子弹的火球使一切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都失去意义。第一次核攻击是在8月6日。两天以后，苏联终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但已为时过晚，失去了任何实际的军事价值，只不过是履行他们在雅尔塔做出的承诺。8月10日，日本人乞求和平。与此同时，几个俄国师开始越过“满洲”向朝鲜急速推进。

天晓得他们到哪里才会停止。尽管就苏联出兵举行了多次会晤，但却从未确定在朝鲜哪里划定分界线。将近一个月以前，在德国东部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美方的军事顾问们曾经向马歇尔将军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这条线把这个国家大致上一分为二。但美国人显然未与苏联人磋商此事，因为波茨坦会议记录里未曾有过划界的记载。

随着和平在即，这个问题突然变得紧迫了。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外的冲绳岛。8月10日至11日深夜，早在二战期间已建立、行使协调职能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日本在朝鲜投降的问题。国务院代表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希望美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区域尽可能往北推移。但当时马歇尔的参谋人员中一位年轻的上校迪安·腊斯克指出，军方“手头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等因素，抢在苏军进入该地区之前向北方更远的地方推进会有困难”。助理陆军部长约翰·麦克洛伊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博尼斯蒂尔三世到另一个接待室去，看看能否搞出一个既能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腊斯克后来评论说：“军方认为，如果我们提出的受降建议大大地超过我们的军事实力，那么苏联就很难接受。速度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谈毕，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还是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虽然万一在苏联翻脸的情况下，三八线过于靠北，远离美国军事力量实际能够到达之处”。他们选中三八线，是因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把朝鲜首都汉城包括在美国部队的责任范围之内”。

使腊斯克感到意外的是，俄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建议。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同一天，麦克阿瑟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北的日本士兵向俄国人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国人受降。

这条分界线长达190英里，虽然它在迪安·腊斯克的地图上看起来很整齐，但却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南方地区的面积有3.7万平方英里，人口约2 100万，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虽说南方拥有全国20座大城市中的12座，包括200万人口的首都汉城，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历来向全国提供粮食。北方地区的面积虽达4.8万平方英里，但人口仅为900万。由于北方拥有高度发达的水电资源，因此，北方拥有朝鲜的大部分工厂，其中包括化工、钢铁、水泥和化肥工厂等，以其产品支援南方的农业经济。双方在经济上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尽管腊斯克提出的分界线有些缺陷，但却符合当时所希望的政治目的。受降的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军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这是苏美在朝鲜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第7步兵师的部队是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部队，他们于9月8日在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为“黑名单40”。次日，他们在朝鲜人狂热的欢呼声中开进汉城。50年来，朝鲜人都在盼望独立和尊严，现在他们认为，这些都已牢牢在握了。

然而，他们依旧两手空空。麦克阿瑟指定约翰·霍奇少将任占领军司令。霍奇是一名骁勇的战地司令官（他曾指挥过对冲绳岛的进攻），但也是一个呆板人物，尽管处理军务是内行，但却不适合处理任何外交事务。占领的第一天他就惹出乱子。驻朝日军司令官在投降以后请求批准保留一支日本武装警察部队，用以保护他的人员和在朝的60万日本侨民免遭报复，因为朝鲜街头的肇事者已经开始向他们切齿痛恨的外国占领者投掷石块和垃圾了。

霍奇回答说没有问题。他说，他认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是一丘之貉”，并且打算把他们都当作被征服的敌人来对待；此外，曾经与日军一道作战的朝鲜人非常之多，他需要时间来搞清楚他们的真面目。美国新闻界报道了霍奇的讲话，这使在华盛顿的上司大吃一惊。乔治·马歇尔将军命令他解散日本警察部队，并且避免再发表侮辱朝鲜人的言论，但是损失已经造成。霍奇后来以美国副领事的虚衔在朝鲜又待了四年。那些年里，他和朝鲜人相互之间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

霍奇有自己的理由，在朝鲜的头几个月里，他没有接到华盛顿的任何指示，这迫使他从头做起。他未曾接受过担任地方军事长官的训练，他的部队缺乏会讲朝语的人员，战后迅猛异常的退伍之风使他的师失去了一批最富有经验的官兵。除此之外，日本人的离开也使朝鲜经济陷于一团糟。

此时此刻，长期漂泊异乡的李承晚正在华盛顿烦躁不安地打发着战后最初的几个星期。6月，他曾请求美国承认他为朝鲜政府的领袖，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流亡者曾委他以朝鲜高级专员的头衔。不过一些中级外交官总是把他描绘成一个专爱挑剔的老头（当时李承晚已经69岁），他离开故土达30年之久，而且自封的种种头衔已是陈年往事，令人将信将疑。国务院（1945年6月）奉杜鲁门总统的指示，拒绝承认李承晚的“临时政府”（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否则，“就要在朝鲜人民按他们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成员的权利上讨价还价”。

但在1945年10月，李承晚突然得到一股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支持。麦克阿瑟将军要在朝鲜找一位他信得过的全国领袖。因此，他曾经询问其他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蒋介石：在所有这些自称是朝鲜领袖的人当中，谁最合适？

蒋介石当时从未见过李承晚，但他从一些自认为可靠的途径对李承晚有所了解。其中有一个就是金九，他曾担任过李承晚临时政府的“总统”，战时待在中国陪都重庆。蒋介石和李承晚一样都是皈依的基督教徒，在中国的新教教会也高度评价这位朝鲜人，许多在中国经商致富的朝鲜流亡者都竭力举荐他。李承晚坚决反共，对蒋介石来说这也是一个卖点，蒋的政府正被国内的共产党人搞得焦头烂额。

因此，李承晚和金九都奉麦克阿瑟的命令于1945年10月中旬返回汉城。与此同时，国务院就朝鲜问题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总括性的政策指示，“为在朝鲜分阶段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创造条件”；先由美国和苏联派出文官管理，再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实行一段时期的托管，最后“实现……完全独立”并且加入联合国。

麦克阿瑟不管金九在场，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担任统治者。霍奇遵照麦克阿瑟的命令，为欢迎李承晚回到汉城举行了一个戏剧性的仪式，在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李承晚才从幕后出来登台亮相。霍奇敦促“全体朝鲜人拥戴他们的领袖李承晚”。

正如杜鲁门在6月曾宣称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支持任何个人和集团。霍奇却认为这种政策是危险的。1945年12月，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朝鲜人渴望独立胜过其他一切，而且要即刻实现。”派往麦克阿瑟司令部担任政治顾问的外交官乔治·艾奇逊有一次曾提出成立由李承晚、金九以及另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金奎植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李承晚可不想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他希望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他组织了一个“迅速实现独立协会”的党派，并且在全国各地频频举行集会。他向各界寻求广泛的支持，但是绝不与共产党人搞任何形式的联合。

在霍奇将军看来，朝鲜政治是一个烂泥潭，他还是尽量不进入为好。12月底，他被口角争吵搞得灰心丧气，于是向陆军部建议，苏联人和美国人同时从朝鲜撤军，听任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发生内乱，以达到其自我净化”。

俄国人却没有合作的意思。在战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很快用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卫星国，由返回故国的游击队领袖金日成担任首脑。数千名流亡“满洲”和苏联的朝鲜人回国，其中大多数在流亡期间已经彻底共产化了。反对派都被关进监狱或者出走南方。到1946年中，金日成的控制如此严密，以致俄国人在北朝鲜仅需留下一支1万人的占领军。（相比之下，霍奇的部队约有4.3万名美国士兵）。

最为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人在莫斯科举行的四大国外长会议上，把美国逼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外长们同意设立一个美苏联合委员会，以与朝鲜领导人咨商，并且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临时政府。经过“长达五年的”托管，朝鲜将实现统一和独立，并且成立由人民选择的政府。

托管的建议在南朝鲜激起剧烈的骚动，霍奇只得动用军队上街镇压暴乱。苏联人机灵地编造了虚假的宣传言论，声称托管的主意是由美国人炮制出来的（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接受了托管的设想），而且美国人实际上希望十年的托管期。苏联人还声明（这也是捕风捉影）他们准备随时让朝鲜独立。在这场外交游戏中，俄国人占了上风，霍奇愤怒至极。1946年2月，他对麦克阿瑟说：“朝鲜人认为美国人又‘出卖了他们’。”

1946年1月和2月的正式谈判会议上，美国提出南北合并，可是苏联人不希望他们严密控制的卫星国解体。苏联人的居心彻底暴露在麦克阿瑟、霍奇和美国外交官的面前。只要南朝鲜局势动荡加剧、美国越发不得人心，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就会应运而生。

美国人进退维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席卷南朝鲜的政治动乱中建立的任何政府，都无法与纪律严明的北朝鲜相提并论，它已经在着手组建一支军队了。麦克阿瑟最初选择的领袖李承晚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例如，1945年12月陆军的一个安全机构反谍报队在年迈的李承晚筹划去美国旅行时，定期窃听了他的电话并截留他的信件。李承晚向诸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联合国大会主席保罗·亨利·斯巴克、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以及纽约天主教大主教管区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等达官贵人致信发函。1945年12月，负责占领事务的政治官员威廉·朗登向国务院发出一份电报，归纳了李承晚的各种用心。李承晚打算“击破和瓦解”美国实行托管的企图，旨在争取美国和联合国的舆论，以结束美国的占领。（李承晚设法拜会了他在信件中想巴结的那些人物，但是没人愿意帮助他。）霍奇认为，李承晚蓄意破坏美国的政策，因此占领当局必须挑选另一个人。一度是李承晚的盟友、战时待在中国的金九是一个较驯服的替代人选。1945年12月，政治顾问朗登向国务院发回一份密电，就美国对任何朝鲜新政府的坚定原则陈述了实用主义的理由：

旧的本地政权内部封建而腐败。但是记录表明，它在对待外国在远东三个国家的利益，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和企业，以及尊重条约和特许权利方面，表现最佳。我确信，至少我们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上述的本地政权……

但是金九未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他曾主持一个“委员会”，占领当局还曾指望这个委员会转变成一个政府，这种设想仅仅几个星期就告吹了。到1946年初，占领当局感到智穷才尽，无力再建立任何形式的过渡政府了。无孔不入的李承晚尽管说不上有谁追随他，却拥有煽动街头闹事并且向其他领导人发难的政治计谋。一位局外的观察家、《芝加哥太阳报》的马克·盖恩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危险人物，一个过时的遗老，误打误撞进入这个时代，运用陈词滥调和民主机制以达到其卑鄙无耻的专制目的”。在盖恩眼里，李承晚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此人身材瘦削，白发稀疏，嘴唇苍白，眉毛稀疏，狭小的眼睑总是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是昏昏欲睡。他讲的语言，正如一位朝鲜人对盖恩描述的，是“夏威夷腔的洋泾浜朝鲜话”。霍奇的一位政治顾问向盖恩担保说，李承晚绝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比法西斯早200年—— 一个货真价实的极端保守分子”。

但是李承晚已经规定了底线：朝鲜这只小虾再也不会在鲸鱼厮杀中被挤得粉身碎骨。

美国脱身

后面的两年，即1946年至1948年，国务院和陆军部与占领当局的电报往来之多，用尺子来量要比按页码计算方便多了。电文读来枯燥而如出一辙，都是外交官和军官们所写的有关寻求解决方案的文字，人们最后都知道到头来这是空忙一场。占领当局所处理的都是几十年结下的政治冤仇和纷争，南朝鲜一度出现多达113个“政党”，几乎谁都不愿意和他人携手联合。定期与苏联人就托管整个朝鲜所进行的磋商毫无成效。从北朝鲜传来的情报使霍奇相信，南侵的威胁“绝非谣传”。占领当局的政治官员们认为，苏联人已经立足于打一场消耗战，他们确有把握地认为美国人最终会放弃并离开朝鲜。霍奇在1946年中意识到，“尽管朝鲜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远未提上日程……但我感到，这里的局势可能一触即发，必须引起华盛顿的注意”。

华盛顿最后的决定是迫不得已的：美国将解除对南朝鲜承担的义务，舍此别无其他抉择。主要原因是在战后几年里美国大幅度地裁减军队。关于这一点，杜鲁门完全顺应百姓的呼声，他们喊道：“让小伙子们回家吧！”人们还把成百上千双婴儿鞋子送给国会议员，以强调他们期待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尽快回家。1945年8月对日作战胜利那天，美国大约有1 200万男女在军队服役。1946年1月，杜鲁门通知五角大楼，他打算保持一支200万人的常备军事力量（将军们希望再增加100万）。但是国会比总统更注意民意，它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1946年春，国会两院的拨款委员会规定，（所有军种的）军队人数到1947年7月1日不得超过107万。成千上万的舰船、坦克和飞机将被封存，军队将成为一支警备部队，主要执行占领任务和训练。

1947年初的几个月里，国务院和国防部主要审议如何部署这些有限的部队，毫无疑问，欧洲必须优先考虑。大战结束以后，苏联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东欧的控制，并且表露出种种迹象，要对虚弱的法国和意大利开刀。美军作为一支对抗力量，可以动用的部队不过2个师——2万多士兵，上下差不了千把人——而当面的苏军和卫星国部队达65个师之多。

1947年9月25日，一份经由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各位参谋长签署的备忘录，呈交给了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在此基础上，美国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备忘录的结论认为，鉴于美国的军力有限，在朝鲜保留军事基地和驻扎军队“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表示赞同。福莱斯特摆出下列理由：

一旦远东发生战事，我们目前驻朝鲜的军队将成为一个军事负担，而且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得不到大量的增援，将难以维持。况且，美国或对亚洲大陆发起任何进攻行动，大都要绕开朝鲜半岛。

福莱斯特承认，敌人在朝鲜的海空军基地可以干预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不过这些基地“容易遭到空中打击而瘫痪”。他声称空中行动“比起大规模地面行动更加可行，而且代价也小”。驻扎在朝鲜的4.5万名美军“完全可以投入到其他地区使用”，而且撤出这些部队“不会削弱远东部队的军事实力”。根据分阶段的撤军计划，4万多名美国占领军将于1950年6月前撤离完毕。此行动的重要性在于，美国正在从它对朝鲜所负的责任中脱身而去。

但是，美国无意把大韩民国完全交给朝鲜人自己。1947年10月，美国要求联合国组成一个委员会，于1948年3月31日以前在朝鲜全境举行选举。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控制整个国家，同时美苏两国军队撤离。苏联人争辩说，联合国无权在朝鲜行使管辖权，因为朝鲜不是联合国成员。尽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但苏联人声明他们不参加任何选举。

美国可不上苏联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军撤出以后，任何南朝鲜政府恐怕都难以维持独立”，但是国务院依然通知联合国着手在朝鲜南方举行选举，选出国民议会的成员以组织政府。共产党人首先行动起来抵制选举。然而，超过五分之四的合格朝鲜人都登记投票，共产党人的杯葛行动失败，他们在5月10日选举日当天采取暴力行动，在投票站及其周边打死100多人。虽然如此，参加投票的人数还是超过登记的选民数的90%，联合国委员会后来把这次选举称为“选民自由意志的有效表达”。

李承晚是明显的赢家：他赢得了90%以上的选票，获得国民议会代表汉城的议员席位。5月31日，国民议会举行会议，公推李承晚担任议长并且着手制定宪法。宪法于1948年7月17日颁布，三天以后，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总统。经过50余载的奋斗，这位老人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美军的撤离，在北朝鲜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大韩民国到底能维持多久？1948年8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汉城举行的李承晚就职典礼上，也许在无意之间鼓舞了南朝鲜的士气。他对新总统说：“我本人将竭尽全力帮助并且保卫朝鲜人民，我将像保卫美国和加利福尼亚那样保卫朝鲜人民免遭侵略。”

当然，麦克阿瑟事实上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4万人的占领军已经开始迅速地撤离，按计划只留驻一个由61名官兵组成的军事使团。但由于1948年秋天在北朝鲜发生了两桩重大事件，使得这一计划突然停顿下来。第一，苏联人宣布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政府；第二，他们扬言打算在年底之前把所有的红军部队撤出朝鲜北部，并且建议美军也同时撤离南方。俄国急不可待地要求撤出外国军队使汉城的美国官员狐疑满腹，他们担心金日成的部队会发动入侵。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8年12月决定暂时留驻一个约7 500名美军的团战斗队，但同时也明确指出，美军不会无限期地驻扎在南朝鲜，时间仅限于帮助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度过其独立后的最初几个月。

李承晚负起责任

1948年8月，美国的占领正式结束，约翰·穆乔大使到任履新，这两件事加强了美国在南朝鲜的新作用。穆乔那年夏天48岁，他从1921年就开始了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在拉美和远东任职。穆乔是一个粗犷而英俊的单身汉，同事们说他对女人和威士忌都有高雅的品位（“他是一个风流老手，”有人这么说，“你跟他去一个酒会，看他跟那些女人眉来眼去的架势，你就明白他可能跟在场的相当数量的女人上过床。”）穆乔与军方颇具情谊，他能够与下级军官们一同饮酒闲聊，男子气概十足，与那些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们截然不同；职业军人往往把那些外交官贬为“光屁股的社交油子”。

穆乔一到达这个国家，几乎立刻就受到喜怒无常的李承晚的炮火洗礼。驻大韩民国高级军事长官约翰·库尔特少将正在设法进行谈判，准备签订一项由美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约。简言之，李承晚要的是钱和装备，但是不准许美国控制装备的使用。他十分乐意美国人到他的军队里担任“顾问”，但是不愿意在援助协定中出现“顾问”的字样。一旦如此，就会给人一种他依附于美国的印象。美国做了让步，将“顾问”一词从协定中删去，不过穆乔在另一个问题上却寸步不让。美国希望在撤军期间继续控制韩国军队，特别是三八线沿线的部队，以防止北朝鲜的突然进攻。李承晚对此表示反对，但是无济于事。

这些回合虽然很痛苦，但也令穆乔对李承晚多了几分欣赏。他与这位韩国总统意见有分歧是家常便饭，而且经常事后令人沮丧，但是他至少对此人有所理解：

李承晚以一种相当于打游击的方式奋斗了如此之久，以致等到他最后正式当选为朝鲜总统时，已经垂垂老矣。……他已经不能从……他那革命家的本能转变成一个受到正式认可的国家首脑。当他的思维框架合乎逻辑时，他具有出色的历史观。……但是当他情绪激动时，他又回到他那种长久以来作为一个个人求生自保的本能上去。……

穆乔与李承晚的交往越来越深，终于转而支持韩国希望美国军队继续留驻的请求。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占去了1949年头几个月的时间，国务院和国防部在这个问题上各自背离了他们本应发挥的作用——外交官要求美军留驻朝鲜，将军们则认为应该立即撤军。国务院通过远东事务科的沃尔顿·巴特沃思提出，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使人们必须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朝鲜：中国人现在有能力支持北朝鲜夺取韩国。他谈到一种“日益确定的想法……苏联现在决心尽早地动手摧毁（韩国）新政府。……”

陆军部副部长小威廉·德雷伯说，从军事角度看，南朝鲜对美国依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可言，驻军只会招惹麻烦。此外，陆军没有为1949年以后在朝鲜驻军编制预算。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后倾向于军方的意见。1949年3月23日由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2号报告强调指出，美国有必要帮助韩国人建立自己的军队，北朝鲜入侵的危险“在可预见的将来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举了人们的担忧，即美国部队“在大规模猛烈进攻面前，要么被消灭，要么不可避免地抛弃朝鲜。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声誉”。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1949年6月30日为撤军的最后时限。韩国人将得到6个月的补给，美国顾问将帮助他们建立一支至少拥有6.5万人的军事力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政府在三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决定反对美国在南朝鲜进一步发挥军事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几个月来经过缜密的研究，做出了上述各个决定。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到了1950年6月，美国的政策在短短的24小时内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穆乔在华盛顿出席了有关撤军问题的最后几天的讨论，然后肩负着要使李承晚对决定称心满意的使命返回了汉城。他要求“在我有机会忽悠李承晚”之前先不要声张。穆乔决计给这位韩国总统下一个套：

我返回朝鲜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李承晚指出新建立的韩国保安部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取得了不错的进步）。

李承晚很快就连连欠身，并且当着众人之面夸耀他的小伙子们干得漂亮，可以控制局势。等到他一这样公开表态，我就开始忽悠他。“是啊，现在是撤出我们部队的时候了。”他气愤至极，但已是覆水难收。

不过，李承晚可以利用美军撤离作为条件，索要远远超过华盛顿将要（或能够）提供的武器。他希望建立一支拥有2个战斗机中队和1个轰炸机中队的“正规的空军部队”，共有30架P-51战斗机和12架B-25轰炸机，以及2艘护航驱逐舰、2艘潜艇、5艘扫雷舰和若干艘支援舰只。他希望建立一支10万人的陆军部队，外加5万人的预备役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要配备现代化的美国装备。这些要求一概遭到美国的拒绝。随着6月30日撤军时限日益迫近，李承晚突然间又耍了一个新花招，他要公开给美国一个难堪。

李承晚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怒气冲冲地指责美国人抛弃了他的国家。他还说，若不是美国人的缘故，北方就不会存在共产党分子，“由于俄美之间的协定……我们的国家被分割……才把他们请来了”。通常镇定自若的迪安·艾奇逊要穆乔警告李承晚，如此泄愤将会危及美国未来的援助。艾奇逊发去电报说，李承晚“应该丢掉他的幻想，即我们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获得他的赞同。……”

李承晚哑然无声了。5月17日，他邀请穆乔会见他的内阁成员，韩国政府这才第一次获悉，最后一批美国部队“将在未来几周内”撤离。李承晚提议建立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太平洋条约组织，他恳求他的国家在万一遭到侵犯时能够得到保护。

穆乔不能做出任何承诺。最后一批美军按期于6月30日乘船撤离，唯一留在南朝鲜的美国军人只是一支小小的顾问团。

重新制定美国战略

1949年8月，苏联进行了第一颗核弹头试验。紧接着几个月以后，毛泽东的军队接管了中国。这一切导致美国把一系列计划付诸行动：在不改变目前所谓的处理朝鲜问题只是批准一些条款的情况下，一旦在那里开战，这些计划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份政策性文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1949年12月30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批准。该文件提出采用“遏制”政策对付苏联在远东的扩张。该文件确定美国的基本目标就是巩固非共产化的亚洲，并削弱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要运用非军事手段，主要是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推进友好国家的地区性联盟。韩国被列入获得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国家之列。美国将“发展和加强远东地区的安全，使之免遭共产党的外部侵略和内部颠覆”。因此，美国应该“改善”其在“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地位。由于疏忽，南朝鲜被排除在一系列获得保护的国家之外。

美国做出的另一项重大决策是，它将不承担被逐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军事防御义务。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说，美国“无意攫取”中国的任何领土，这是以间接的方式表示他不会试图以武力来逆转中国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美国将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但是不能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毫不隐讳地宣布了它打算直接防卫的亚洲地区的新范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保卫日本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他说：“防卫线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我们在琉球群岛上设有重要的防御阵地，并将继续坚守这些阵地……防御线还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对于美国保卫“太平洋其他地区”的义务，艾奇逊则含糊其词，但是他确实宣称：“必须十分明确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保障这些地区不受到军事进攻……一旦进攻发生……首先依靠的是被攻击的人民的抵抗，然后才是依靠联合国宪章指导下的整个文明世界的承诺。”

当六个月后朝战爆发时，共和党批评家们严厉谴责艾奇逊“邀请了”共产党人南侵。马修·李奇微将军（当时只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名参谋军官，后来成为朝鲜战地司令官）认为此说是一种“言之过重而且令人误解的简单化说法”。不过他还说，艾奇逊这一声明发表的时机确实可以批评，“我们无意防卫朝鲜这一明确表态，也没有让敌人有哪怕片刻的停顿”。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艾奇逊在远东事务上“听从了糟糕的建议”，因为他把台湾地区和南朝鲜排除在防卫线之外。看来，麦克阿瑟的记性不佳。大约十个月前，麦克阿瑟在与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勾勒出一条极为相似的防线。他说：“我们的防线是由亚洲海岸边缘的一系列岛链构成的。”他列举了菲律宾、琉球群岛、日本和阿留申群岛这些岛屿。同艾奇逊一样，他也把台湾遗漏了。两人声明的唯一不同之处是：麦克阿瑟从南向北列数各个岛屿，艾奇逊则由北向南数。

艾奇逊在讲话时遗漏了朝鲜，当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确实，无论在什么场合人们都极少注意朝鲜。实际上，众议院在1月底抗议政府拒绝向台湾提供军援这一决定的同时，否决了一项向朝鲜提供6 000万美元援助的议案。杜鲁门和艾奇逊亲自出马游说，才使众议院通过此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曾经率先反对援助朝鲜的共和党人，几个月以后又领头指责杜鲁门“抛弃”了朝鲜。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仅涉及远东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份研究报告，即1950年4月拟就的第68号文件，则是针对苏联1949年8月一颗核弹头试验所做出的反应，这一试验比美国预料的提前了好几年。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分析家们（保罗·尼采是国务院的主要人物）研究了各种选择方案：美军全部撤回本土；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美国大幅度增加对盟国的援助。最后一条决定被选定了，这是使美国能够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手段。这样做的设想是，没有其他威慑力可以让苏联人相信美国对全球性防御是一丝不苟的。预计这要耗费惊人的费用，杜鲁门政府1950年度的财政预算仅130亿美元出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报告要求把年度预算增加到500亿美元，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20%。它预见到美国及其盟国要达到具有全面实力还需要四年，这四年是“危险阶段”。该报告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苏俄企图通过直接的侵略和渐进的颠覆来统治世界。

尽管这份长达151页的文件在1975年才公开，此前一直属于高度机密，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早在艾奇逊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言谈话语中透露了出来。他们认为有必要造些舆论，使公众能接受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担心。艾奇逊希望首先争取公众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各项原则，然后再考虑具体细节；否则，用他的话说，“预算局的耗子们会把决策的意愿啃得精光”。1950年春季，艾奇逊频频向公众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反对孤立主义。6月13日，他在达拉斯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不应该放下百叶窗，坐在客厅里，抱着上膛的霰弹枪等待着。”他认为，对苏联野心的姑息纵容就是“改头换面的孤立主义”。

70年代的修正派历史学家们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看成美国对外侵略的蓝图，是一份把美国转变成一个战争国家的影响深远的文件。“可能就是这样，”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揶揄地评述道，“也许幸运的是，当时没有把这些文件的作者召集来分析一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形势又会如何。当然我们还是采取了行动。”

随着事态发展，战争开始时，国安68号文件还处于形成阶段。该文件能从计划变为现实，艾奇逊将其大部分功劳归于朝鲜战争，他声称：“如果苏联没有愚蠢到对南朝鲜发动攻击、掀起‘仇恨美国’的运动，那么后来几年发生的事情是否还会实现，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杜鲁门政府在决策中采取了双轨战略。一方面避开亚洲大陆；另一方面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头痛击苏联扩张主义的任何企图，其反应程度只受限于战略的现实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并不是有意把美国自动纳入战争的触发器；不过，这份文件代表了一个政府的思维模式：一旦遭到挑战，它就决心全力反击。

建立韩国军队

美军撤离朝鲜时，移交给韩国军队的东西乍一看来像一座颇具规模的武器库：1949年更新的装备价值达1 100万美元，足够装备一支5万人的地面部队，有10万条枪、5 000万发轻武器子弹、2 000支火箭发射筒、4万多部车辆，以及若干门轻型火炮和迫击炮。让韩国人懊丧的是，美国人没有留下坦克、飞机和大型海军舰船。按美国人的设想，韩国只需要具备有限的防卫能力。麦克阿瑟在1949年3月7日的一项指令中指出，韩国军队需要具有进行“象征性抵抗”入侵的能力，但是它应当“组织到能够明确宣示其和平目的，同时不提供任何被说成是对北朝鲜形成威胁的口实”。

驻朝鲜军事顾问团总共有472名官兵，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罗伯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担任坦克部队军官，他将在朝鲜任职期满后退役。无论是罗伯茨还是他手下的弟兄们，都不高兴待在朝鲜。没几个美国人会讲朝鲜话；他们发现朝鲜人冷淡漠然；韩国军官们受到了政治支配；他们的家居设备原始落后；最后，朝鲜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农民用来当肥料的粪便恶臭。“总而言之，”一位前军顾团成员说，“整个都是臭气熏天——我不只是在说韩国军队。”

军事顾问团对韩国军队今后的发展十分悲观。托马斯·麦克唐纳中校在1949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它就像1775年的美国陆军。”军事顾问团的另一份评估报告说：“除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外，韩国陆军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乏善可陈。”从来就没有排和连队的训练，射击技术毫无章法，军官们不懂如何带兵。

这些报告都送到了华盛顿（罗伯茨将军甚至在1949年3月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查尔斯·博尔特少将写了一封2 300字的私人信函，就韩国军队的糟糕境况提出警告）。然而，美国军方已经决定放弃朝鲜，博尔特在罗伯茨提出警告后也不打算去对抗政策。1949年6月，博尔特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感到在朝鲜，（南朝鲜）部队的装备现在已经优于北朝鲜部队。……建立南朝鲜部队和提供物质援助的目标已经达到……（美国的）部队可以而且应该撤离了。”

一年后，1950年6月6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前三个星期，穆乔大使对韩国做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评估。他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警告说：“一旦发生全面入侵南朝鲜的战争，北朝鲜军队无可辩驳的装备优势将给他们带来胜算，尤其是在苏联已经并将继续提供的重型步兵支持武器、坦克、作战飞机等方面。”

差不多就在穆乔作证的同时，罗伯茨将军跟《时代》周刊驻远东记者弗兰克·吉布尼做了一个告别采访。罗伯茨离开朝鲜后将退休，他显然希望他这项最后的军事使命被描述成功德圆满。吉布尼在文章中写道：

大多数观察家现在认为，拥有10万之众的韩国陆军在亚洲同样规模的军队中首屈一指。其快速机动的纵队把共产党那几个游击部队几乎横扫干净。现在没有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相信由俄国人训练的北朝鲜军队在没有重大增援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完成对南朝鲜的进犯。……

1950年6月15日，军事顾问团向国防部提出警告：韩国作战部队的可用补给仅在“勉强可以维持的水平”；还指出，韩国军队15%的武器和35%的车辆已经破旧不堪，韩国军队以其目前手中的装备仅可自卫不超过15天。顾问团指出：“韩国正受到跟降临在中国同样的灾难的威胁。”

然而，美国公众看不到国防部的电报。他们的消息来源就是《时代》周刊，它依次报道从美国将军们和外交官们那里听到的说法。一次可以猛然醒悟的机会就这样在6月之前告终了。

李承晚坐立不安

李承晚总统毫不掩饰他最终要夺取北朝鲜的意图（同样，金日成首相也从未打消过夺取南方的念头）。穆乔大使对1949年底在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一名韩国国防部军官“兴冲冲地进门，赞扬他的‘小伙子们’刚刚占领了三八线以北正对开城的海州……他没有接着说那些人实际上都被当场击毙。不过这类事件双方都屡见不鲜”。

南北双方都不断遭到对方的游击刺探和间谍活动的骚扰，在这方面北朝鲜占有明显的优势，原因有两条：首先，北朝鲜的百姓受到严格的控制，陌生人即使有可能活动，也是困难重重，因此南朝鲜的特务活动要冒很大的风险；其次，李承晚取得总统职位以后就日趋专制，他压制任何对他的政策抱有异议的团体或个人，而且他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北方的“共产党威胁”上，很少考虑南方的各种问题。

战前北朝鲜游击力量的构成，反映了人们对李承晚政府不满情绪的程度。例如，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的情报官员们估计，北方主要的游击训练基地江东政治学校的受训人员，“几乎全都是叛逃到北朝鲜的南朝鲜人”。一小部分南朝鲜人“因个人原因”越过边界到北方，他们被抓获并被迫入伍。远东司令部G-2说，整个北方游击队大约60%的人员是那些仍然居住在南朝鲜的人。他们一些人只是做一些招募特务、寻找补给品之类的事情，另一些人则配合北方游击队积极参与一些小规模冲突，他们的武器常常只有竹棒和临时抓到手的棍棒等。只有大约1%的人参加游击队是情非得已，他们是一些被抓来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害怕被处死，或者是家庭遭到报复”。

G-2认为，北方游击队肆意掠夺洗劫南朝鲜村庄，辜负了人们对他们的支持。这些袭击时常引来韩国正规部队，并发生短促而激烈的冲突，通常总是游击队占便宜。此外，分界线地区的很多村民帮助游击队溜进南方，因为他们“同情游击队并……希望得到好处”。南朝鲜的海军很不中用，无法阻止北朝鲜人员的潜入，因它的巡逻艇“乐意放（游击队的）船只进入南方水域以牟取钱财”。

除了上述活动以外，金日成还利用1949年和1950年头几个月加强其军队的力量。与驻韩军事顾问团低调支持韩国军队的做法相反，苏联人控制着北朝鲜军队。据估计，他们向这个国家派遣了3 000名官兵（美国人在南朝鲜军队中的人数不足500人），每一个北朝鲜人民军的师级单位配有15名苏联军官。苏联人还向北朝鲜人民军提供重型坦克、重炮、自行火炮，以及大约180架飞机，其中包括110架战斗机或轰炸机。中国内战的结束又使北朝鲜人民军如虎添翼——大约29 500名久经战火磨炼的朝鲜籍士兵返回故里。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截止到1950年春季，北朝鲜人民军拥有13.5万人，南朝鲜仅有64 697人。

北朝鲜人在装备上的优势甚至更领先，尤其是拥有苏制重型和中型坦克。一位军事顾问团的军官问罗伯茨将军，为什么他不坚持向韩国军队提供坦克与北朝鲜抗衡。罗伯茨耐心地解释说，南朝鲜的地形不适合坦克作战，这里道路很少而且狭窄，坦克无法通过稻田和山地。他说，任何一支军队如果把坦克带进南朝鲜，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击溃。

北朝鲜心理战

1950年春，在南朝鲜的美国外交官和军官们注意到一种迅速加剧的紧张气氛。这个国家曾欢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稻米特大丰收，又迎来货币量暴增引发的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穆乔大使担心这会影响到对韩经援计划，他施压让李承晚实施物价控制。这一并不受欢迎的行动适逢5月举行的国民议会大选，大选选出一个反李承晚的多数派。新当选的多数派对李承晚拥有强大的草根阶层支持有所顾忌，并没有采取行动罢免其总统职务，然而这次选举让李承晚注意到要更多地关注舆论。

美军怀疑，金日成在1950年春天有可能利用李承晚的政治虚弱地位和美国军事力量的撤离，发起统一朝鲜的行动。北朝鲜媒体大谈有关“祖国阵线”，它将实现南北和平合并，只有李承晚和一小撮“亲美亲日叛徒”会遭到清除。在此之前，南朝鲜人已经听到太多的威胁和允诺之词，因此似乎没人对金日成太当真。美国大使馆和韩国军队也是如此。1950年6月，他们两者都沉浸在初夏的慵懒倦怠之中。

然而到6月10日，意外出现了。北朝鲜人宣布，祖国阵线的三名代表将前往分界线，会见任何愿意讨论统一问题的南朝鲜领导人。平壤广播电台坚持承诺自由选举、统一和土地改革。穆乔大使尽管把这些当作宣传而不予置理，不过他也说，其“表面的合理性可能对那些渴望消除人为的38度分界线的南朝鲜人有所吸引”。他提议——国务院也同意——让联合国朝鲜事务委员会的约翰·盖拉德前往边界接收北朝鲜的文件，同时也递交联合国大会关于朝鲜统一问题的决议。盖拉德必须大费口舌，才能经过那些韩国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向越界的共产党人开火。他步行走到北朝鲜，发现祖国阵线的代表们正在火车站的一张桌子边等他。他们给了盖拉德一份建议实现统一的冗长声明，但是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文件。有些困惑不解的盖拉德回到汉城，发现所谓的“声明”只是一份平壤电台原来广播的文本。

令美国使馆大吃一惊的是，第二天（6月11日）一早，平壤电台就宣布，由于“亲日本帝国主义的李承晚政权”不允许任何南朝鲜官员前往北方，因此在当天上午10时，祖国阵线的代表们将应邀进入南朝鲜。他们真的去了，不过立即被恭候在那里的一支韩军巡逻队逮捕。韩国人暴跳如雷。据美国使馆的哈罗德·诺布尔说，韩国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怒吼说，他要把这几个人立刻送交军事法庭，然后枪毙，“这是军事管制区，他们……违反了基本的法律，他们是共产党特务。最简单的就是安排一个行刑队”。诺布尔坚持说，枪毙这些人只能使他们成为烈士，不如先审问他们，看他们能提供什么信息。

审问之下，这些人原来仅仅是低级官员，只是来递送消息，对于他们携带到南方来的文件知之甚少。韩国军方和美国陆军反谍报队的审问官们认为，金日成政权是把这几个人派到南方当“牺牲品”。

于是，几天之后，这几个北朝鲜人被安排坐上吉普车在汉城兜风观光，他们看到了跟平壤电台通常描绘的贫穷落后、恐惧笼罩的城市截然不同的情况。他们自愿录制了广播讲话，描述南朝鲜较为舒适的生活。他们还告诉审问者，祖国阵线只是一个宣传伎俩，用来扰乱汉城。其中有一位原来是北朝鲜人民军的军士，他自告奋勇地说，他不知道有什么预示着即将南侵的“重大军事行动”。

这就是哈罗德·诺布尔感到南韩军队和他自己的大使馆被蒙骗之处。“他们让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了我们希望相信的事情：他们看了自由的南方，他们已经选择了自由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些我们都信了，于是他们关于军事问题的说法我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完成任务了，把韩国军队、政府和我们这样的外国观察家糊弄得不轻。”

情报失灵

预测亚洲在1950年春季和初夏之际的动态的工作，由两个情报组织共同分担：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G-2（军事情报处）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两个机构都是人财俱乏，难以执行任务。

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存在仅仅三个年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服务局（OSS）的杂牌儿孙，在华盛顿官场中它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遭到军事情报机构的切齿痛恨。中央情报局主要由两类人员组成：曾经参与过战略服务局“斗篷加匕首”谍报工作的学者文人，以及一些被其他机构剔除的不合适的平庸之辈。雷·克莱因博士（属于前一类人）于1949年参加中央情报局并担任分析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至5页印刷纸，然后放上一张漂亮封面，冠以一个响亮的‘世界形势评估’的标题”。朝鲜是报告中经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克莱因承认，中央情报局离现场太远。“我主要是根据我所阅读的报章杂志文章，再尽可能地添加一些分析人员的术语，然后写下我的分析性评论。”

在克莱因看来，远东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地区。“我们手头用以进行工作的情报少而又少，很少有具体的情报。麦克阿瑟曾与战略服务局势不两立，这使中央情报局始终无法在远东恢复工作。他从不允许战略服务局染指他的战区，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态度也是如此。他绝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不是他司令部的一个机构。”

从中央情报局最初的三位局长身上，也可以看出它在华盛顿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西德尼·索尔斯是后备役海军上将，他的平民身份是在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州皮格雷-威格利连锁超市的高管人员。他因杜鲁门获得了影响力，但是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接替他的是空军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他出任局长主要是因为他是权势显赫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侄子。不过，甚至连霍伊特·范登堡也意识到在中央情报局干没有出路，不到一年他就离职去当空军参谋长了。1950年6月，局长由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少将担任，中央情报局一位熟知内情的人说，他是“海军中的三流人物，他当局长是因为凑巧这次该由海军出人了”。（杜鲁门很少想得起希伦科特和中央情报局，以致在北朝鲜入侵后头几天的会议上，这位局长都没有被邀出席。中央情报局很显然被认为对这些讨论无所助益。）

中央情报局对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评估，是长于分析而缺少具体预测，过于关注全球宏观问题而忽视特定形势的具体分析。这也难怪，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立足点，东京“站”总共才三人，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工作。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甚至拒绝提供一个办公场所。朝鲜得不到广泛的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3月1日至战争爆发，中央情报局的每日综述中未曾提到过朝鲜。

——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的每周综述曾6次提到朝鲜，3份报告谈及了5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3月31日的一份报告是关于动荡不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指责李承晚总统一意孤行，坚持扩军以抵抗入侵。6月2日，中央情报局对蒋介石若被迫离开台湾将流亡南朝鲜的种种流言蜚语进行了一番评论。“朝鲜离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太近，哪怕把它作为最为临时和最不舒适的避难场所都不甚适宜。”中央情报局评论说。6月16日，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有一小段文字提到，北朝鲜正掀起一场“和平”统一运动。

——5月17日，中央情报局在每月《世界形势评论》中预测，如果李承晚的权力在当月的大选中受到削弱，那么“共产党在南朝鲜趁火打劫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6月份的《世界形势评论》没有提到朝鲜。

——战争爆发以前，中央情报局在一份题为《当前北朝鲜政权的实力》的地区性情报报告中最后一次谈及朝鲜问题，报告日期注明是6月19日，但使用的素材仅截止到5月15日。报告指出，北朝鲜“有能力以短期的军事行动实现针对南朝鲜的，包括夺取汉城在内的有限目标”。报告提及了分界线附近的北朝鲜坦克，但却只字未提沿线村民撤出一事。虽然报告由中央情报局批准签发，其中的军事部分却是由军方的军事情报处准备的，“不顾中央情报局之反对”而纳入报告中。

总而言之，中央情报局无法向杜鲁门政府发出南朝鲜已经处在战争边缘的警告，理由很简单，它缺乏收集情报的能力。

与之相反，远东司令部的军事情报处，或称G-2，却在负责亚洲的情报工作，它活像一台囊括一切的庞大吸尘器，把如此浩繁的细节、未知可否的报告以及漫无边际的猜测统统收罗起来，以致军官们很少有时间去进行冷静的分析，从而理出有价值的情报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得力的领导。1950年，远东司令部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他从1941年起就在麦克阿瑟的鞍前马后。1950年他58岁。在德国出生的威洛比故意将身世弄得模糊不清，他有时宣称自己是一位德国贵族的儿子，为逃避语焉不详的政治迫害而当了难民（《记者》杂志的一位作者在1951年发现，实际上威洛比是一个绳索制造商的私生子）。威洛比于1910年18岁时来到美国，以“阿道夫·查尔斯·威登巴赫”的名字参加陆军，当了一名列兵。他终于获得一项委任，并更改了名字。威洛比是一位撰写辞藻华丽的报告的行家，麦克阿瑟很是赏识这种文风。同僚们注意到，他花在捉刀代笔上的时间似乎跟花在情报工作上的一样多。的确，在1949年和1950年，威洛比对情报工作几乎毫无兴趣，麦克阿瑟指定他负责撰写和出版一部洋洋四大卷的太平洋战争史工作。据一名前情报官员说：“威洛比是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的理想人选。他知道麦克阿瑟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此而已。”

威洛比同麦克阿瑟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俩对于采用非常手段搞来的情报一概拒之不信，对于战略服务局及其后继者中央情报局这类海盗式组织收集的情报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对战略服务局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不允许该机构的特工人员在他的战区里活动，一经发现就会加以阻挠。威洛比和麦克阿瑟都只相信那些通过武官、审讯俘虏以及从缴获的文件中搞来的情报，他们绝少相信“潜伏很深”的间谍利用有利的地位或者途径收集到的秘密情报。

威洛比在东京的主要情报“产品”是一天一份囊括整个远东动态、长达40多页的《每日情报综述》。30年后阅读这些卷帙浩繁的情报汇编，就仿佛在听集市上一群老太太的唠叨：流言蜚语的大杂烩，胡思乱想，风马牛不相及，以致无法进行评估。威洛比的大部分“情报”来源于心怀不满的中国国民党军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预测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行将垮台。军事情报处没有间谍在北朝鲜活动，只得依靠叛逃来的低级官员、难民以及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驻平壤外交官们提供零零星星的第二或第三手情报。尽管如此，如果仔细地审阅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确确实实能够发现一系列事件的某种模式，明显地预示了北朝鲜的进攻迫在眉睫。

最为明显的证据——所有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后诸葛，但是其模式还是很清晰的——是北朝鲜的坦克部队在靠近分界线的地方迅速集结。5月末的一项情报给出了有关北朝鲜人民军组建了一个新坦克旅的异乎寻常的详细报告：估计有180辆中型和轻型坦克、1万名官兵，还有诸如反坦克炮、野战炮、摩托车这些支持设备。然而威洛比的班子在5月25日的《每日情报综述》的一项评论中，拒绝接受这一情报为有效情报。该报告说，“人员与武器的总数量超常”，北朝鲜人民军不可能组建如此庞大的坦克部队。G-2声称：“先不论在部署——比方说一个坦克师——时通常会遇到的那些困难，感觉上要在北朝鲜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切实际。”不到一个月之后，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摧毁了韩国的防御。

1950年初，G-2曾探知并予以搁置了另一个有关战争迫在眉睫的征兆：居住在三八线周边两英里之内的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一个看起来较为明显的原因是为入侵大军提供一个集结的区域，然而威洛比的G-2却另有说法：一些农民也许是为了避开北朝鲜人民军“在分界线附近埋设的地雷的危险”。任何被迫撤离都是“出于给部队腾出地方居住的需要，出于在时有发生边界冲突的地区进行耕作的不现实性，以及出于对南北武装冲突的害怕”。

还有其他的情况：连接三八线和平壤外围的交通枢纽沙里院的铁路线已关闭，只对军列开放；一个大型兵工厂开工，将自主满足北朝鲜对小型武器弹药的需求；征召妇女从事通信和护理工作；紧急征召曾经在日本军队服务过的青少年和成人男子入伍。G-2把这些异动称为“战争类型的管制”，还补充说：“这些步骤让人回忆起二战前德国的类似活动。”

但是关于入侵的前景，威洛比说起来总是这几句话：是的，G-2一直有听到关于入侵威胁的报告；是的，北朝鲜人民军有能力发动攻击；是的，不断有他们军队集结的迹象。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被认为足以让G-2发布任何具体的入侵警告。

缺乏近忧远虑，这在杜鲁门政府中蔚然成风。6月20日星期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一项援助韩国的法案作证时，被长时间询问有关韩国军队的实力以及北朝鲜人用武力夺取南方的可能性的问题。腊斯克表示：“我们看不到当前有任何意图表明，分界线那边的人们想为此目的来打一场大战。”腊斯克继续说，甚至即使北朝鲜人进攻，韩国人“也能够可靠地应对北朝鲜人所打造的这种军事力量”。

腊斯克有所不知的是，两天前，6月18日，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向作战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入侵南朝鲜。

第二章 战争爆发

在亚洲北部，6月代表着季风季节的开始。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早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阵雨飘落在朝鲜大部分地区。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虚假警报之后，韩国军队度过了一个放松的周末假期。边界的防御力量有4个步兵师加上1个团，从理论上讲有差不多3.8万人。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据守着边界的防御工事，其余的人不是在三八线以南10至30英里的地方做后备，就是在休假。6月24日，韩国陆军司令部授权指挥官们给来自农村的士兵放假15天，让他们在稻田里劳作。另一件事吸引了更多的韩国军官离开——在汉城的陆军司令部一个新的军官俱乐部举行了开张庆典。

与此同时，北朝鲜人民军已经聚集了一支近9万人的大军，并用150辆T-34坦克予以支持。T-34是一种车身低平的中型坦克，一直是苏联陆军在二战结束时的标准配备。T-34火力强大，装备一门85毫米榴弹炮和两挺7.62毫米机枪。该坦克威力无比：曾经阻止了德国人进军莫斯科，此后苏联人就继续将它作为一种基本装备。

威廉·罗伯茨准将在战争爆发两天之前从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团长的位置上退休。他曾说过，在这个国家进行坦克战是不可能的，道路太窄，稻田太软。罗伯茨错误地以为北朝鲜人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

北朝鲜的进攻在朝鲜半岛的狭窄部打响，没有一个士兵或一支部队能够准确地说出听到了“愤怒的第一枪”。金进学是韩国第1陆军师的一名年轻中尉，他驻扎在西部城市开城附近，这里是重要的进攻路线之一。“战争开始时是一阵突然的炮火，沿着边界我方一侧在我们的战线上形成一道弹幕。一分钟前这里只有下雨和寂静，一分钟后梦魇般的巨响和爆炸包围了我们。我正在一个防弹掩体里睡觉，掩体挖在山坡一侧，顶上盖有沙包。第一轮炮火的冲击把我从行军床上震下来，沙子尘土倾泻到掩体里。我设法套上衣服跑到外面。一名中士在门口呻吟着，捂着他的肩膀。我跑过去挪开他，他的胳膊掉了下来，它从肩膀那里已经断了。他又呻吟着，然后死了。”

那天早上，唯一在三八线的美国顾问是约瑟夫·达里戈上尉，他所在的韩国陆军第12团就驻扎在开城东北方。大约5时，炮击惊醒了达里戈，不久弹片和轻武器子弹就击中了他的房子。他穿上衣服，开着吉普车到开城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开城市中心，他陡然刹住了车。在几百码外的火车站里，北朝鲜士兵正在从一列大约有15节车厢的火车上下来，总共约有1 000人，他们根本没打算隐蔽。在夜色的掩护下，北朝鲜人已经把在三八线他们那一侧早先拆毁的铁轨重新铺上，把部队运送到了靠近北边的韩国士兵背后。达里戈猛然挂上挡，向南边疾驶而去。此时他脑海中已经没有疑问：一场战争开始了。

然而，有关在三八线——它就在汉城以北20多英里的地方——发生的事情的消息，很慢才渗透到首都。在汉城，星期天一早下着沉闷的雨。清晨时分，云层低垂，看不见太阳，这是朝鲜一个典型的夏日拂晓。

差几分钟到7时，美军顾问团有人给穆乔大使的军事武官罗伯特·爱德华兹中校打电话，向他报告有关在边界发生战斗的事。然而，因为前几个月接二连三的有关入侵的虚假警报，他不知道北朝鲜人是已经开战了，还是新的试探。无论如何，他觉得应该报给大使馆知道。

爱德华兹摇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他吸了一口香烟，决定给穆乔的副手埃弗雷特·德鲁姆莱特打电话，以免打扰大使。下面一个小时，德鲁姆莱特自己给韩国军方总部和美国军事顾问团打了电话。差不多到8时，他报告了穆乔。

“你就等着大吃一惊吧，”德鲁姆莱特开始说道，“共产党正在全线进攻！”

另一个美国人也在那个早晨折腾。杰克·詹姆斯过去11个月里任合众国际社驻汉城记者。他头天晚上还参加了一个酒会，然而他是一个勤奋敬业的媒体人，那天上午他想去大使馆的新闻处，给美联社写一篇“来函”。这种背景资料往往通过邮寄发回，而不是用昂贵的电报发出。詹姆斯脑子里已经起草了导语的段落：“尽管北朝鲜人加剧了宣传活动，而且继续威胁说决战时刻即将在某月某日到来，但是大多数意见不相信至少在秋天之前会有任何入侵。”

詹姆斯想写完他的报道，找到他丢失的一把雨伞，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去参加一个野餐。他的韩国助手在周末监视着通常的事态发展。

与大多数在汉城的美国人一样，詹姆斯已经听到过太多的“入侵迫在眉睫”的报道，在他任内就有几十次，他都不予置信。实际上那天早些时候他已经听说了有关一次入侵的传言，他向G-2询问，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8时过几分，詹姆斯开着合众社的吉普车到了大使馆。他冒雨奔向门口，遇到一名情报官员气急败坏地出来寻找他的汽车和司机。詹姆斯后来回忆道：

他以为我是来报道这件事。“你听到边界什么消息？”他问我。

“还没有什么。你听到什么？”我说。

“该死的，他们应该到处都越界过来了，除了第8师的地盘。”他告诉我。

“这个我还没听说。”我说，然后就去新闻处开始打电话。

詹姆斯用了90分钟紧张忙乱地给各种消息来源打电话（他们大多数人还在睡觉，不清楚出了什么事），并盯着送到使馆来的报告。他甚至鼓动一名使馆新闻官员，请他去了解一下北朝鲜电台是不是对大战爆发说了些什么。（回答是没有。）“第一批报告都零零碎碎，无法证实。”詹姆斯后来回忆说，“大多数都是警察的报告，他们通常都是极度夸大事实的。与其开始报道一个不存在的战争，我把所有的报告都扣压了一个半小时。”

詹姆斯以前是一名海军飞行员，在亚洲有着长期经验，他在大使馆的军官们和外交官圈子里备受信任。大使馆一等秘书哈罗德·诺布尔认为詹姆斯是一位“诚实和敬业的记者”，不搞耸人听闻那一套。因此，詹姆斯坐在大使馆的密室里，听着关于事件的讨论。最后，军事顾问团的一位军官对另一位说：“我想我们应该让华盛顿知道这事。”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发了，那么我也可以了。”詹姆斯说。他急忙草拟了一份“紧急”新闻电稿，这意味着它将以最贵的资费发出，并得到合众社的优先处理。詹姆斯谨慎处理有关攻击的报道，他在消息中强调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但是“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紧急级别发出……这表明我觉得此事极端重要”。詹姆斯的电文写道：

紧急　新闻　合众国际社　纽约

25095詹姆斯 零散报告来自三十八度线指北朝鲜人星期日早晨沿全面边界发动攻击 当地时间九时三十分另有报告指汉城西北四十英里之开城与韩军第一师总部陷落于上午九时 敌军据报在边界以南三至四公里瓮津半岛 坦克据信使用在汉城东北五十英里之春川 来自海上报告东海岸之江临以南二十艘小船登陆此地公路切断 完毕 注 应强调此仍为零散且局势不清　詹姆斯

詹姆斯的电报几乎立即就被合众社在旧金山的办事处收悉，再从这里中转至纽约。国际新闻部有一位改写者把詹姆斯压缩的电报语言改成一则新闻报道，然后发往全世界。

一个小时之内，詹姆斯的新闻稿通过合众社的电讯返回到汉城，那里的韩文报纸急忙赶出下午特刊，报道了入侵。

穆乔大使宣布遭到入侵的电报大约在新闻发表的10分钟之后从汉城发出。外交电报比合众社电讯要慢，穆乔的电文必须加密，然后发到东京，转发到华盛顿。因此，美国政府收到的第一份关于入侵的消息不是来自其大使馆，而是来自一家通讯社的老式收报机。

穆乔发出的电报带有“NIACT”的优先标志，这是国务院的密码，意指“夜间行动”，只用于紧急情况。列为NIACT的电报就要求华盛顿的保密室对该电报先于其他往来电报而立即处理，并上报给相关的负责官员。就这份电报而言，就是要上报给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总统休假

战争爆发的这个周末，哈里·杜鲁门早把外交事务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差不多18个月的时间里，国会的共和党人始终与他作难，而他那出名的脾气也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刻，他计划离开闷热的华盛顿，到密苏里老家去喘口气。他没有具体的日程安排，意在放松头脑、抛开公务，过几天清闲的日子。

但是，杜鲁门作为政治家，总是要顺道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动，比如巴尔的摩附近的友谊机场落成典礼。临上飞机前，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国务院前礼宾司司长、新任驻加拿大大使斯坦利·伍德沃德。他写道：“我正要去巴尔的摩参加一个机场的落成典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我揣测是因为马里兰州州长、该州的两位参议员、所有众议员以及巴尔的摩市市长执意（原文如此）要我去的缘故。”他温厚地邀请伍德沃德冬天到他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别墅去拜访他。“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大使先生了，白宫的那个人就不能打扰你了。”杜鲁门说，他在密苏里打算“监工建造一些围栅——不是政治围栅，而是为农场的房屋新订购一个屋顶，还要告诉一些政客见鬼去吧。我希望这是一次极好的访问，对吗？”

马里兰州的官员在华盛顿国家机场与总统一行会面，经过短程飞行后抵达友谊机场。巴尔的摩市市长托马斯·达亚山德罗一路上遭到众人的取笑，他承认，第一次乘飞机“真有点胆战心惊”。落成典礼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杜鲁门认真地谈到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地方当局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航空业和其他运输业。他绝不放弃这个机会即兴地奚落他的共和党敌手：“假如我们听信了那些老顽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使用公共马车。对不起，其中一些主张公共马车的老顽固仍然和我们待在一起，至今还在国会里。不过，上帝保佑，他们不占多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结束演讲时使用了一连串“和平的未来，和平的目的，和平的世界”等字眼。这世界还能和平的时间，只有区区几个小时了。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美国东部时间3时左右，和平终止了。当时，总统的座机正在以巡航速度飞行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上空，这是到堪萨斯城的最后一段航程。

星期六夜晚的惊恐

约瑟夫·艾尔索普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握有几张派得上用场的王牌：他是罗斯福家的远亲，接受正宗常春藤大学的教育，在交际场上风度翩翩（还没有人必须向乔·艾尔索普指教餐叉的使用顺序）；更重要的是，他还具备当记者的精力和智力，这使他与被他采访的人在聪颖睿智上旗鼓相当。约瑟夫·艾尔索普和他的兄弟斯图尔特共同主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斯图尔特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和分析评论员，只是不那么关注乔治城的社交旋涡。

约瑟夫·艾尔索普则相反，他能把达官贵人请来用餐，并为能左右席间气氛而得意扬扬。而华盛顿的记者们想见这些官员，得靠与他们的助手和秘书软磨硬泡才行。当晚的宾客名单非同一般。艾尔索普其人，用全国记者俱乐部一个机灵鬼的话来说是“有响度又有深度”。此刻他刚从欧洲采访归来，请客为自己接风洗尘。赴宴的客人令人难忘：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空军副部长约翰·麦科恩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晚宴的场面正如艾尔索普所描绘的：“夜晚真是太美了。星空下，露台上，人们谈兴愈浓。”

可是一名仆人打断了交谈，他宣布有一个电话找“腊什先生”。迪安·腊斯克扫了众人一眼，认定自己是要找的人，然后步入室内接电话。

几分钟以后，他返回露台，“脸色煞白如纸”（据艾尔索普描绘），招呼佩斯和麦科恩返回室内。不一会儿，他们一同出来含糊其词地说：“朝鲜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边界事件。”他们找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借口，便前往国务院。

据艾尔索普说，晚会于是“安静下来，大家讨论这一次是不是就是那件事”。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机构的其他部门也开始忙乱起来。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正待在华盛顿克利夫兰公园区的家里。10时左右，电话铃响了。“在那些天里，夜里来电话并非不寻常。……我当时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它多少也反映了我们过的这种繁忙生活。如果9点钟过后来电话，我抓起电话的同时，另一只手就会下意识地拿起汽车钥匙，以备万一。”

这次电话是远东司的值班官员打来的，他说：“有情况，我认为您应该即刻来此，我在电话中无法说明原因。”

希克森驱车经过石溪公园前往国务院的办公楼，“我一路上都在寻思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值班员的电话来判断，他知道问题出在远东。“我琢磨最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人企图入侵台湾。”

五角大楼接到入侵的消息时，态度平静，甚至无精打采。当晚11时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中校最初是由于新闻界询问才获悉攻击的消息的。经过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信息中心核实以后，他认定风传的入侵消息已经被证实，而且联合参谋部主任阿瑟·戴维斯海军少将已经接到通知。接着，克利夫顿向他的顶头上司马修斯上校报告，马修斯起初认为没有必要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结果他还是同意照办。（当他们最后通知布雷德利将军时，他已经从记者那里得到了消息；他对这些记者无可奉告。）

这样，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整个五角大楼——由克利夫顿来代表——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准备一份简短的新闻稿，宣布美国政府已经获悉这次入侵以及美军没有卷入。

午夜12时10分，他们又采取了另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行动。负责军事作战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在陆军军事处设立了一个他称之为“指挥所”的机构。实际上，“指挥所”的职能只是确保把任何来自国务院的零星情报转给太平洋彼岸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几天前刚到远东做了一番实地调查，主要是了解台湾的防务问题。电话铃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他接完电话，马上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实际上委托佩斯代表国防部这个文职机构行使职权，就当晚任何必须做出决断的事情做出决定。约翰逊精疲力竭。除此之外，正如他后来所说，那天晚上国防部几乎什么都干不了，因为“我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了”。几个小时以来，布雷德利将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唯一获悉这次入侵的成员。

必须对美国的反应做出最终决定的人是杜鲁门总统。星期六晚上，他在独立城刚刚度过了计划已久的休假的头几个小时。晚餐后，一阵电话铃打断了全家的闲聊。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总统先生，”他说，“我刚得到极其严重的消息，北朝鲜人已经入侵南朝鲜了。”

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动身回华盛顿，但是艾奇逊要他等一等。情报还不充分，北朝鲜人经常以营级规模的兵力袭击南朝鲜。据信，穆乔所报告的行动目前还仅仅是一次惯常的边界冲突（虽然艾奇逊表示怀疑）。更重要的是，在漆黑的夜晚匆匆忙忙地做长途飞行不仅危险，而且会引起外界的恐慌。

艾奇逊的确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打算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宣布韩国遭到侵略。杜鲁门表示同意，并且请艾奇逊次日早晨及时报告，如果获得了更多的情报，也可尽快来电话。

电话把当晚家庭团聚的欢乐一扫而光。根据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回忆：“从获得消息时起，我父亲明确表示，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杜鲁门批准把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以后，约翰·希克森开始设法给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打电话。他知道，担任常任代表的沃伦·奥斯汀参议员正在佛蒙特州度周末，无法用电话取得联系。因此，希克森给副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家里挂电话，但也是运气不佳，只有他的小女儿在家。希克森没有把握她是否明白他的意思：电话很紧急，她的父亲应该立即给他回电话。他说：“我不知道小姑娘的年龄，但我们实在是迫不及待。”

午夜，希克森决定撇开一切循规蹈矩的途径，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家里挂电话。“我向他通报了事件，他开口第一句话（带着浓重的挪威口音）就是，‘天哪，杰克，这可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我当时实在想不起来再说些什么，只是说：‘这是你对我说的，赖伊，这当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午夜过去很久，希克森终于找到了欧内斯特·格罗斯，他俩简要地讨论了须采用的策略。希克森的助手正在起草一份决议草案，几个小时后将由国务院的律师戴维·温豪斯坐飞机携往纽约。目前是美国施展策略的有利时机。几个月前，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为抗议中国国民党人继续占据席位而退出了会场。苏联人认为，安理会中的“中国”席位应该归新的共产党政府。如果马立克返回安理会，他就可以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

他们确信马立克不可能出席，他必须请示莫斯科，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希克森还认为，马立克知道，安理会如果没有投票一致通过，就无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很可能以为他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作用”。

此时此刻，谁都猜不透总统最终会要求联合国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这次入侵，原因之一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朝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用腊斯克的话来说，尽管在不断努力“掌握朝鲜所发生的更清晰的情况”，但截止到星期日清晨，除了第一份电报以外，穆乔以及驻汉城大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艾奇逊和腊斯克讨论了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后认为，把该事件提交安理会的决定连同北朝鲜入侵的消息，于星期日早上一同见报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艾奇逊最后决定，以穆乔发来的唯一一份电报作为根据……前往安理会，时间稍稍早于新闻的截稿期。

凌晨2时30分，希克森用电话向格罗斯大使口述了提交安理会的议案。与此同时，也发出通电给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国民党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印度、挪威和苏联），通知他们美国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电报还敦促他们请示本国政府，以迅即采取行动。美国的正式要求文字如下：

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已通知国务院，北朝鲜军队于（汉城时间）6月25日凌晨，在若干地点入侵了大韩民国领土。

据报，北朝鲜控制下的平壤电台已经广播一项针对大韩民国的战争宣言，自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时生效。

北朝鲜政权军队在上述情况下发动攻击，可视为对和平之破坏，是一次侵略行为。

本人奉本国政府要求，谨要求阁下举行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

华盛顿显然是在走向危机，甚至可能是在走向一场战争。不过此时此刻外交官和将军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前线发来进一步的消息。这种紧迫感并未使哈里·杜鲁门坐卧不安。午夜前，他向全家道过晚安，脑袋触到枕头的瞬间就酣然入梦了。

韩国部队溃不成军

星期日，临近汉城时间中午时分，美国军事使团意识到韩国陆军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前线发来的报告展示了北朝鲜的入侵战略：多路步兵纵队在坦克的掩护下沿两条主要公路向南直取汉城。

主攻方向是沿铁原—议政府—汉城一线，这条路线经由一个宽阔的谷地，几个世纪来入侵者都用这条路线。这支部队包括2个师又1个团，总共2.8万人。这支入侵纵队由苏制T-34坦克开道，并得到苏制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他们的对手仅仅是韩国1个不满员的师，兵力不足6 000人。

北朝鲜的另一路纵队则在西部沿着一条穿越西海岸低洼地的公路向南挺进，这是汉城和平壤之间的主要通道。北朝鲜人在这个方向的兵力也具有同样的优势——2个师又1个团，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韩国1个不满员的师。这是进攻汉城的两支主要力量。由于南朝鲜的公路、铁路、通信等后勤网络均集中在汉城周围，因此这座城市如果陷落，将危及这个国家的生存。

北朝鲜人的另外3次攻击并没有引起那么紧迫的关注。一次是向孤守瓮津半岛的韩国1个团发起进攻，瓮津半岛与南朝鲜被黄海完全隔开；一次是攻打中部城市春川；一次是顺日本海沿岸公路向南推进（并得到2次小规模的两栖登陆部队的支援）。

战争爆发第一天，最令人震惊的悲剧是韩国陆军一败涂地——美国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曾经宣称它“在亚洲同样规模的军队中首屈一指”。责任必须由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共同承担。由于罗伯茨拒不相信在朝鲜能使用坦克，致使韩国部队只拥有少量的反坦克武器。在开战后慌乱的头几个小时，一些部队设法使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但是这种武器并不是为打坦克而设计的。正如一名美国炮兵指出：“士兵们几乎都不知道炮手以直接瞄准和使用曲射炮打坦克的专门技巧。这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久经沙场的老炮手才能保持冷静射击成功。即使如此，他们还得有一点运气。”韩国部队仅仅拥有91门榴弹炮，大多数在战争头几天就被遗弃。美国人不给韩国提供重武器装备，是因为担心他们用来侵略北方，其后果是韩国人现在自身难保了。

最使美国顾问们吃惊的是，韩国部队士气低落，斗志丧失殆尽。但其中也有值得赞许的例外，即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与机器对决的勇敢事迹。汶山附近沮丧的守军无法阻止T-34坦克，他们把炸药包绑在背上，自己冲到坦克底下舍身自尽。有人带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冒着机枪的弹雨冲向坦克；还有人跳到行进中的坦克顶上，拼命想用铁钩打开坦克舱盖以便丢进手榴弹。勇士们设法击毁了一些坦克，但是估计有90多人因此丧命。不久后，这种勇士就没有再出现。

《伦敦每日快报》的西德尼·史密斯是首批抵达战地的记者之一，他对韩国部队退却的场面做了更为典型的描述：“我看见一些卡车上的高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手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做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南朝鲜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东奔西窜，奋蹄尥蹶；韩国士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正午时分，北朝鲜又显示出另一种优势。当时，汉城上空的乌云刚刚散去，两架银灰色的二战时期的苏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多次飞过汉城和金浦机场上空，但是没有扫射。四个小时以后，雅克飞机又飞来了。其中两架以极其准确的火力猛扫金浦机场，击中了控制塔台、1个储油罐以及1架美制C-54运输机。其余几架攻击了汉城附近的一个小型机场，击伤击毁了10架教练机中的7架。随后，这些飞机又沿着公路往北飞，任意地向惊恐万状的韩国部队射击。韩国部队无法还击——同样出于怕他们用来进攻北朝鲜的原因，美国拒绝向他们提供战斗机。

但前线的美国军事顾问偶尔也用无线电发回振奋人心的报告：韩国部队在议政府附近的几个营正在组织反击；少数韩国部队依据着坚固的阵地，已经设法阻滞了北朝鲜的前进；预备队正奔赴前线；正在按照预定计划破坏入侵路线上的道路和桥梁。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韩国陆军能否顶得住，以便重整旗鼓，或者坚持到美国来得及派遣作战部队援救他们——这是美国顾问们强烈主张的方案。

泰然自若的麦克阿瑟

灾难即将临头，有一位人士依然安之若素，他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战争发生12小时以后，他依旧流露出漠然处之的神态。东京时间星期日下午6时，他去东京的办公室会见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是共和党著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新近被国务卿艾奇逊聘请入幕（两党的政治作秀），协助对日和约的谈判。几天前杜勒斯曾顺访了朝鲜，还在三八线摆出姿势与韩国士兵合影留念（韩国士兵似乎对杜勒斯戴的正规小礼帽茫然失措）。杜勒斯还向南朝鲜议会发表演说，并暗示如果大难当头，会给予不确定的帮助：

在精神上，联合国把你们当作他们的成员之一。……美国人民欢迎你们成为这个缔造自由世界的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因此，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并不孤立。只要你们继续有效地在创造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作用，你们永远不会孤立。

这种含混笼统之词，对于想要利用它的人来说，意义可大可小。但是陪同杜勒斯访问的一位国务院职业官员约翰·艾利森认为，杜勒斯已经“把他认为迪安·艾奇逊1月份在全国记者俱乐部讲话时所遗漏的部分设法表达出来了”。

杜勒斯和艾利森现在希望与麦克阿瑟将军谈谈朝鲜之行，他们发现将军似乎对几个小时前已经爆发的战争态度冷漠。艾利森认为麦克阿瑟“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时显得神态非凡，他的咔叽衬衫领口敞开着，嘴里衔着人所熟知的玉米芯烟斗”。迄今为止，前线传来的报告依然是零星的，麦克阿瑟并未显得焦虑不安。他对客人们说：“这可能仅仅是武力侦察。假如华盛顿对我不加妨碍的话，我可以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对付。”李承晚总统已经要求提供一些战斗机。麦克阿瑟说，他断定朝鲜人不会驾驶它们，不过，他还是准备多少给几架鼓鼓士气。（当天晚些时候，一位来访的记者跟麦克阿瑟聊天，发现他主要在担心“华盛顿那边的笨蛋们”。麦克阿瑟对这位记者威廉·马修斯说：“我希望美国人民有勇气，奋起面对这个局面。”）

杜勒斯和艾利森返回饭店，立即起草一份电报发给迪安·艾奇逊：

南朝鲜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并击退进攻，如果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我们相信应该动用美国部队。……坐视南朝鲜无端遭受武装进攻的蹂躏，将会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很可能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时间星期日拂晓之前，杜勒斯的电报抵达华盛顿，迪安·艾奇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电文。艾奇逊明白杜勒斯是在野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此人不是一个盲目的党派人士，他的意见理应受到重视。杜勒斯在东京下榻的饭店里起草了这份电报，这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干预朝鲜的人。

李总统惊恐万状

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共产党的雅克战斗机扫射了李承晚总统官邸青瓦台（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房瓦是蓝色的）周围地区，近在咫尺的进攻弄得这个老头惊慌失措。他接到汉城可能失守的报告，于是决定逃之夭夭，以免束手就擒。美国使馆官员哈罗德·诺布尔（该周末他未在汉城）后来跟其他美国官员和韩国官员谈话后认为，内阁部长们和青瓦台杂七杂八的随从“个个惊恐万状，而且也感染了李承晚”。不过李承晚声称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认为，如果入侵者俘虏了他，那么他毕生争取朝鲜独立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

夜幕降临时，李承晚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一走了之还是留在原地。晚9时左右，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把穆乔请来参加讨论。穆乔回忆说：

我一抵达，李总统就对我说，内阁刚刚开过会，认为如果他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朝鲜的事业将是一场灾难；并且他们的防御能力较差，还是撤离汉城为好。

听到这些，我感到震惊，我十分谨慎地提醒李承晚，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告诉他，他的部队在这次突然袭击面前打得相当不错，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确实，其中有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或者溃不成军。我同意他的意见，即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落入敌人（共产党）之手。我们面临棘手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尽可能地留在汉城，以激励我们的部队，同时不要被敌人掳去。

穆乔告诫李承晚说，如果他逃跑，消息一经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抵抗北朝鲜的进攻”，整个南朝鲜陆军将不战而垮。李承晚依然执意要离开。为此，大使回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定主意，但是我会留在这里。”

穆乔的坚定态度稳住了李承晚，他同意留在汉城，至少当天夜里不走。

穆乔大使回到使馆，考虑美国人员家眷的去留问题。如果他们撤离朝鲜，南朝鲜人可能就会认为这是美国要抛弃他们的信号。所有美国人都已经处于戒备状态。下午1时，使馆的WVTP电台要求美国人或是待在家里，或是坚守岗位，“这是由于局势的需要”，并说还“没有理由惊慌失措”。

一项绝密的撤退计划早已拟订，这是所有美国驻外使馆的惯例。按照这个应付最坏局面的计划，人员由金浦机场乘飞机撤离。只要从电台发出紧急密语，飞机就会从日本飞来。不过，穆乔担心这一计划的效果，因为能否保卫汉城通向机场的一座桥梁的安全是成败的关键。按照其他的撤离方案，眷属将从仁川港或釜山港登船撤离，或者从水原机场坐飞机撤离。

穆乔指派使馆海军武官杰克·塞弗特去两个港口察看有什么样的船只可用，他担心空中撤离会因遭到雅克飞机的射击而失败。但是，他暂且还不会做出撤离的决定。

夜幕降临时，北部战场呈现出一片平静。黑夜给汉城带来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此刻，华盛顿的官员们迎来了星期日的黎明，但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抉择。

艾奇逊坐镇指挥

星期日上午11时30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开始做出一系列决定。与会者的官阶表明，五角大楼在会议上起次要作用。国务院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以及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他们是国务院的一号、二号和三号人物。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人员只有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和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他们都是能干的军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相对来说，他们在国防部的军阶要低得多，无法与在座的外交官们相比。

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也承认是国务院方面“建议了一项行动计划，为美国援助遭到巨大压力的南朝鲜部队提出一个方案”。尽管会议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接到征求意见的电话，但是国务院提出的“各项建议最终都获得了通过”，即使大多数建议都需要麦克阿瑟负责执行。这些建议如下：

——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保护圈，以确保美国眷属的安全撤离；

——授权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据当地美军使团的建议向朝鲜提供任何装备，不受现行计划的限制；

——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必须继续留驻；

——麦克阿瑟的职权应该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

——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力量，加上第7舰队，去“稳定战局，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

应该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建议”均未报请总统批准。至于艾奇逊有什么权力在会议上发号施令，在他和杜鲁门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两人的回忆录都说，重大的决定都是当天较晚的时候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会议上，由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做出。然而，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会议的时候，上午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已经通过电传打字会议（或称电传会议）传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这个电传会议是在华盛顿时间晚7时30分开始的。（在电传打字会议上，远隔千里的与会人员坐在会议室内通过电传打印机“交谈”，谈话内容由投影机打在屏幕上，这样，与会者都可以看到交谈的内容。）

这些指示的确闪烁其词。它指出，这些建议还未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传达给麦克阿瑟仅供“制订计划时参考”。但是，国务院建议麦克阿瑟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南朝鲜，以确定需要投入多大规模的一支部队才能守住从汉城到仁川港的撤退路线。

电传会议接着说：

华盛顿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正与总统举行会议。此次电传会议的内容仅供您了解目前此间的想法以及严峻的形势。

东京

来吧，同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很赞成你们的行动方针，这将有助于转败为胜。谢谢。

这种热情洋溢的结束语是典型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式。

制订反应计划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当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举行一次朝鲜局势的圆桌讨论会时，迪安·艾奇逊已经突显出来，他要求联合国通过一项外交解决方案，俨然成了这场危机中华盛顿方面的主事人。参谋长们的会议开得漫不经心，他们对美国的军事干预没有兴趣。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已经拟订出一项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这项计划不是在危机的压力下做出的临机决定，参谋军官们回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阐述的美国对朝政策，认为朝鲜对美国无“战略利益可言”。应急计划（已获杜鲁门批准）如下：一旦发生入侵，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卷入朝鲜战争。

在发生危机的星期日乃至以后的几天里，参谋长们对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那个应急计划。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这表明华盛顿没有谁认为应该改变这一精心制定的不卷入政策。

布雷德利将军也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件事大惊小怪。那天早些时候，布雷德利在与他的同事们开会之前，起草了一份记述他的远东之行的备忘录。他在朝鲜曾经与再次被任命为驻韩军事顾问团团长的罗伯茨将军交谈过。罗伯茨将军显然对韩国陆军的战斗力丝毫不表怀疑，而他在3月8日给博尔特将军的那封悲观的信中却曾经对此表示怀疑（见前文第31页）。如果他说真话，就等于默认了他要建立一支精锐的韩国陆军的使命未获成功（也许表面上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于是，他采取上司想听什么就说什么的办法：报告一切顺利。这一说法极不准确，以致近乎凭空捏造。

布雷德利也具有走马观花的访问者听啥信啥的倾向，他离开亚洲时对南朝鲜的生存能力颇为乐观，对北朝鲜军事实力则有所怀疑。他在那份给同事们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南朝鲜在当前的进攻面前不会一触即溃，除非俄国人积极参加战斗。”但是，一旦南朝鲜陷落敌手，美国就应该增援台湾，以抵消对亚洲其他地区的不利影响。

当天下午，布雷德利将军和国防部长约翰逊确信无须留下来处理危机，便乘飞机去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出席一次事先安排的各界显要人物的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非正式会议结束之际，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源源不断地接到汉城发来的电报。用劳顿·柯林斯将军的话说，大多数电报“没有过分的警告内容”。上午10时35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报综述——虽然内容不甚准确，但是令人极为振奋。报告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3个北朝鲜师对付4个韩国师，韩国的第5个师正在开赴前线。事实上，北朝鲜至少投入了7个多师的兵力，向4个严重缺员的韩国师发动进攻。到目前为止所丢失的领土都是应急防御计划意料之中的，这也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实现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报告说，他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且建议当时集结在菲律宾附近的第7舰队开赴朝鲜，以防万一。

但是，乐观的电报并未使人稍微轻松片刻，甚至在收到这份电报之前，与东京的直接联系就表明，朝鲜局势的现实情况对麦克阿瑟及其参谋人员突然变得清晰逼真了。联系是通过一次电传打字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将军进行的。

威洛比听起来有些惊慌。北朝鲜的两个师正沿着公路向位于议政府市的一个重要的道路枢纽推进。据报，40辆坦克已进至距离该市5公里（3英里多一些）的地方。他警告说：“坦克经议政府实现突破，已成大势。”但是威洛比还是带来一些乐观情绪：韩国部队正在有序后撤，平民精神状态良好，“据悉”政府“指挥若定，内部秩序井然”。

杜鲁门中断休假

由于杜鲁门在独立城接到的第一批报告调子乐观，因此华盛顿的官员都不愿意打扰总统度假。上午10时左右，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驱车前往杜鲁门的住宅，并与总统在他的图书馆内闲聊。艾尔斯说：“总统可不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忧心忡忡的人，他对任何事件都不会情绪激动或者失去控制。……一个人只要当上了总统，就不会坐立不安，急得团团转，或者精神过度兴奋。他只想保持清醒的头脑。”

谈毕，艾尔斯走出来会见簇拥在大门外的记者。他说总统表示“关注，但是并不惊慌”。

按照原定的休假计划，杜鲁门总统去了他兄弟维维安的农场，出席星期天晚上举行的家宴，但是本能驱使他午前就返回他在独立城的家中。“我琢磨着艾奇逊会来电话，他果然打来了。”中午12时35分，艾奇逊建议总统“尽速”返回华盛顿。

经过一阵忙乱之后，杜鲁门集合了他的随从人员，急速赶往堪萨斯城机场。1时57分，“独立号”座机升空。随行记者们因为这个周末无新闻可采，星散各处，致使预订的美国航空公司包机没法跟随起飞，直到下午5时。杜鲁门的几位助手也尴尬地登上记者们的包机，他们被总统的突然离去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独自思索，他断定这场进攻是由俄国人怂恿的。他说：“我敢肯定……必须以牙还牙。我得出的结论是，唯独实力才是俄国独裁统治者唯一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并击败他们。”

为了打发那个星期天下午返回华盛顿的数小时飞行时间，杜鲁门回想着他认为较为相似的以往的危机情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国联抗议遭冷遇；希特勒进军萨尔盆地，“这本来可以被法、英两国阻止，如果他们行动一致的话”。杜鲁门认为：“如果俄罗斯专制国家想要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的后尘，就应该让他们在朝鲜遭到迎头痛击，就像逼他们战后撤军伊朗，以及后来向铁托发出‘的里雅斯特最后通牒’那样。……”

飞行途中，杜鲁门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以及军方高官和外交顾问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一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这座通常供贵宾下榻的豪华饭店坐落在白宫以西，仅隔一个街区。

杜鲁门接着招呼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去他的包舱。总统说：“我不清楚事态有多严重。”“他们在华盛顿似乎认为局势相当严重。”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我真弄不明白，”他对斯奈德说，“我实在不知道俄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我们知道，朝鲜人一直由中国人训练，并且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俄国人向他们提供坦克、飞机并且训练他们的飞行员。不过，我还知道中国人在那里拥有大量的人力，万一事态严重，就可以投入使用。”杜鲁门认为，入侵事件使“联合国保护其成员国免遭侵略的协议面临一场考验”。

杜鲁门转而问起斯奈德的本职工作。“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他们商讨了制止国会正在进行的削减消费税的努力（打仗需要花纳税人的钱），两人同意撤回几天前刚刚完成的下一财政年度预算方案。斯奈德建议：“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刻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聊了一会儿关于一旦战争来临，“要极为小心谨慎，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赤字”。他看着斯奈德，说：“你我都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小事开始的。”

北朝鲜人发动了一场入侵，这一事实已经毋庸置疑；华盛顿的外交与情报界开始转而问为什么。杜鲁门的临机判断认为，是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动了这场新的战争，这在华盛顿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星期日出笼的连篇累牍的分析报告一开头都以苏联应该承担责任的假设出发。

苏联惹是生非、在其他地区频繁调动的征兆处处可见。国务院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曾任驻莫斯科大使）接到口信，杜鲁门希望就“俄国在其他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不是俄国人一系列行动的开端”等前景问题倾听他的意见。凯南召集其他几位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审阅了情报报告以及近期往来的电报。令人不安的征兆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苏联人通过海路和铁路将大量武器装备和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至于原因，分析家们则众说纷纭：这些物资只是用来替换陈旧的武器，还是供夏季演习使用？是用来支持游击活动，还是储存供当地部队或者苏军未来作战中使用？苏联人已经宣布，黑海舰队将于当年夏末在靠近土耳其的沿海水域举行大规模演习。正如一份情报指出，这些演习“公布了一次拟议中的模拟进攻土耳其，并伴以两栖登陆演习的令人生畏的细节”。为了扩大威胁“入侵”的范围，苏联人计划使用2 500架飞机和足够的登陆船舰，发动2个师的攻击。深陷政治动乱和经济动荡的伊朗，也给苏联提供了一个“胜之不武”的机会，如果他们选择挥师前来的话。

但是，苏联是否就要对这次入侵负责呢？在那个星期天，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实际上华盛顿官方的每一个人都本能地设想成这样。苏联参与共谋的证据并不充分，然而确凿无疑。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段情景。他的回忆录1970年在西方出版，这份资料来源不明，但是被诸如爱德华·克兰肖等苏联问题专家认为是正宗货色。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金日成在1949年末拜访了斯大林，并告诉他“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一次攻击将会触发南朝鲜的内部爆炸，并很快把李承晚赶下台。“按理说，斯大林不会反对这个主意，”赫鲁晓夫评论说，“这更加符合他的共产党人信念，因为这场斗争将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两个朝鲜会自己搞定。”

但是斯大林反应谨慎。他告诉金回到北朝鲜去好好考虑这个主意，再拿一个具体计划过来。几个月之后，金又来到莫斯科，他对“成功绝对有把握”。斯大林仍有怀疑。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担心美国人“会跳进来”。但是金争辩说，他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一举击溃南朝鲜，这就可以避免美国的干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也跟金谈过话。

最后决定是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一次情绪高涨的晚宴上做出的。金满怀激情，大谈他将如何治理一个统一的朝鲜——北方的工业与南方的农业相得益彰。赫鲁晓夫评论道：“我们祝愿金日成取得每一个成就，为全体北朝鲜领导人干杯，期望他们斗争胜利的一天。”

然而，斯大林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表明他对这个计划仍然心存疑虑，而且对被拖入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有着明显戒心。苏联人在北朝鲜军队的每一个层级配有多达150名顾问，最低到营一级；在全国共有7 000多名顾问。正当金日成准备南征时，斯大林下令大部分顾问返回苏联。这个“令人费解的”决定让赫鲁晓夫感到惊讶，他向斯大林请教。

斯大林立即回应说：“我们的顾问留在那里太危险，他们可能被俘。我们不想在那里留下把柄，被指责参与这桩事情。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在赫鲁晓夫看来，撤走苏联顾问从外部注定了北朝鲜入侵的失败。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北朝鲜人民军推进神速，然后在8月中旬，受阻于南方港口釜山附近的联合国军防御阵地。“如果我们没有拒绝为金提供合格人员以帮助部署兵力和指挥战斗，”赫鲁晓夫说，“北朝鲜毫无疑问就打赢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实强调了一点：“这场战争不是斯大林的主意，而是金日成的。金是发起者。当然，斯大林没有去劝阻他。”

星期日下午的头几个小时，迪安·艾奇逊在办公室里一直忙于开会，进一步推敲各种意见，以便晚上向总统汇报。下午3时30分许，他把与会者一一打发出去，声称他希望独自一人做文件口述。艾奇逊的回忆录对这段时间的叙述多少有点让人困惑，他说他在整理各种建议以便呈报总统。当然，实际上他的第一批建议，即上午发往东京的那些“参考意见”，已经搁在案头。那天下午，艾奇逊是在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准备论据。他毫不迟疑地谴责苏联发动了这场进攻，并且认为这是对美国“公开的赤裸裸的挑战”，畏缩后退将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力量和威望。他认为“实力施加的影响……有着重大的威慑意义”。

艾奇逊独自留在办公室里，在一本律师用的黄色便条本上信笔涂写，他认为美国必须施加这种实力的影响——他希望与联合国共同行动，但如果必要，就单枪匹马地干，他知道盟国提供的任何部队在“军事上都是无足轻重的”。艾奇逊的回忆录以及那天国务院的会议记录都未表明人们的担心，即美国如果决定去南朝鲜打仗，可能无法征集到足够的兵员。在几个月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紧急关头，征集人员的能力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过，艾奇逊选择了对此不予考虑，仓促地把美国推入了朝鲜战争。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处仓促地拟出一份调子悲观的预见报告。鉴于南朝鲜人军事上居于劣势和物资有限，因此只能进行有限的抵抗。用不了几天，他们的防线就一定会瓦解，其结果是汉城将失陷，有组织的抵抗将崩溃。“在军事失利在所难免的情况下，南朝鲜人民的抵抗意志也可能随之丧失。美国的撤离将标志着南朝鲜有组织抵抗的结束。”国务院的情报人员认为，北朝鲜如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作为苏联政策明显标志的军事力量增长”的组成部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明显带有……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但是，苏联人认识到这次入侵所造成的巨大危险了吗？艾奇逊便着手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苏联政府在这一冲突中置身事外。驻苏大使艾伦·柯克接到一份电报：他应该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正式向维辛斯基通报入侵的消息。维辛斯基实际上应被告知，苏联人应该要他们的傀儡罢手。“众所周知，苏联对北朝鲜政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鉴于此，美国政府要求，苏联要对这场无端的和毫无道理的进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要求苏联对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使其立即撤回入侵部队。”如果维辛斯基不接见柯克，“可将信件交给你可以约见的任何官员”。

电报于下午4时从华盛顿发出。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重要人物“据称都不在城里”。

穆乔时而报告撤退计划，时而报告他使李承晚振作精神的尝试。艾奇逊在发往汉城的一份电报中强调，“南朝鲜军队”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做短期的抵抗，让美国有时间做出决策，或是采取行动，或是提供帮助”。他答应几个小时之内即可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向韩国部队提供弹药和武器，要求南朝鲜人做出“非凡的努力，坚持到其他方面开始运转为止”。艾奇逊准备冒险了。

联合国决议

与此同时，在纽约的成功湖畔，把这场战争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以查尔斯·诺伊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现，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谴责北朝鲜“无端侵略”以及要求联合国制止这场战争的决议案遇到了重重阻力。

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英国、法国、埃及、挪威以及印度等国。仅凭星期日中午收到的零星情报，联合国怎能断定是哪一方最先挑起战端的呢？有人认为，“这是朝鲜人在打仗”，应该把它看作是一场内战。埃及代表马哈茂德·法齐·贝建议，鉴于两个朝鲜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无端”一词要删去。法国代表让·肖夫尔提出对提案做些更改，命令双方，而不仅仅是北朝鲜人停火。诺伊斯“竭力陈词”反对修改。相反，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的代表要求通过一项“采取强硬路线”的决议。

挪威政治家、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犹豫不定的代表团中间展开工作。在他看来，北朝鲜的行为就是“明确无误的侵略——显然经过精确算计和精心策划，并具有出其不意的所有因素，这让我回想起纳粹侵略挪威的情况”。赖伊个人感到愤怒，因为仅仅一个月前，他访问莫斯科时还受到了苏联人的热情款待，当时苏联人大谈特谈和平的意愿。他感到，苏联人“一直在营造一种和平气氛，完全为的是发动这场猝不及防的进攻”。

一个能让国务院感到满意的决议最后文本于星期日下午6时左右，即杜鲁门从独立城回到华盛顿前一个小时，在安理会以9票对0票获得了通过。决议对北朝鲜军队“向大韩民国发动武装进攻”表示“极大的关切”，并且呼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军队应撤回三八线。

苏联代表团并未返回安理会参加投票，因此失去使用否决权置决议于死地的机会，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决议责成联合国采取的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澳大利亚代表尚恩认为，“显然”共产党人对这一决议根本不屑一顾）。但是，这一决议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北朝鲜人，它在这方面具有法律效力，因而艾奇逊当时感到心满意足。要忽悠联合国做出更为强有力的命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必须见机而为。

布莱尔大厦做出的决定

星期日晚7时左右，杜鲁门总统返抵华盛顿，在驱车驶往布莱尔大厦的短途中，艾奇逊、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向总统做了简短的汇报。杜鲁门连连点头，对安理会的表决结果表示满意。到布莱尔大厦后，他抽空给妻子打电话说，他已平安到达（杜鲁门夫人对坐飞机神经过敏，杜鲁门总是要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他随后下楼来到客厅，13位负责全国军事和外交的高级官员已恭候在那里。国防部有8人出席会议：约翰逊，陆军部长弗克兰·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福雷斯特·谢尔曼和霍伊特·范登堡，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国务院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艾奇逊、韦布、腊斯克、希克森和菲利普·杰塞普（后者担任记录秘书）。中央情报局长希伦科特海军少将和国务院第一流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均未被邀请。当天晚上在华盛顿，关于朝鲜事态的发展以及苏联对入侵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的情报还很缺乏，因此这两位人士未被邀请出席会议惹人注目。

很奇怪，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题。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将军前一天刚从远东归来。访问期间，麦克阿瑟硬塞给他们一份关于台湾的长篇备忘录。会上，布雷德利（按照约翰逊的要求）开始宣读。与会者听到的是麦克阿瑟急切呼吁杜鲁门改变1月份所宣布的美国无意保卫台湾的政策。麦克阿瑟把这个岛屿喻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认为把它拱手让给一个不友好的政权“对美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麦克阿瑟表示愿意甚至迫切希望访问台湾，并对保卫这个岛屿免遭侵犯所需的“军事援助的要求和程度”进行调查。与会者们早已闻悉这些论点并嗤之以鼻，因此既没有人插话，也没有人加以评论。艾奇逊暗暗思忖，约翰逊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非同一般的会议上提这个问题。

布雷德利发言完毕，从胡佛政府以来一直侍奉总统的男管家阿朗索·菲尔兹打断了会议，招呼用餐。杜鲁门一家应该再过一天才回来，菲尔兹对他的伙计能够按照仅仅几个小时前发来的吩咐准备好晚餐而暗自扬扬得意。

餐桌上的交谈限于一般性问题：俄国人或中国人直接干涉的机会；朝鲜战争可能只是虚晃一枪，以掩盖在其他地区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希望美国提供的武器能够使南朝鲜人挽救自己。

餐后，撤出杯盘，这张椭圆形红木餐桌就成为正式的会议桌。总统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思想框框”，愿意倾听对局势的任何见解，他暂时无意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早些时候，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曾低声提醒杜鲁门：“我们别太快了。”“别担心，我不会的。”总统回答说。）接着他请艾奇逊详细描绘朝鲜的局势。

艾奇逊迅速地回顾了自收到第一份关于入侵的新闻简报以来所发生的事件，这是一份“混乱不堪、令人沮丧的报告”。随后，他提出了根据当天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讨论归纳出来的三项建议：

——授权麦克阿瑟向朝鲜人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命令第7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防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人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在决定采取进一步步骤之前，麦克阿瑟不应获准对台湾做调查性访问。艾奇逊强调指出，美国不应该和蒋介石搞得太热乎。他认为台湾的前途将由联合国决定。（杜鲁门插话说：“或者由对日和约来决定。”）最后，艾奇逊提议加紧向法属印度支那提供援助，支持当地政府同共产党以及反法民族主义叛乱分子作战。

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发言。他说：“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在朝鲜划界线是再好不过了。他不认为俄国已经准备战争。他同意艾奇逊提议采取的各项行动，喷气式战斗机在朝鲜上空飞行可以产生“鼓舞士气的巨大效果……即使它们无法准确地击中北朝鲜的坦克”。但布雷德利却对运送武器装备（例如F-51战斗机）的意义表示质疑，因为南朝鲜人从未接受过驾驶训练。提供任何物资均须以“向联合国提供援助为理由”。最后，布雷德利对“投入地面部队特别是大规模卷入的可取性表示怀疑”。

海军上将谢尔曼同意布雷德利的看法，认为目前苏联人还不愿意打仗，“但是假如他们想要打，那么就能打起来”。他还认为应该约束蒋介石。他希望第7舰队立刻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一旦需要，可以立即投入行动。

范登堡将军可不像他的同僚那样断然相信俄国人会袖手旁观。如果参加作战的仅仅是北朝鲜空军，那么他的空军就可以收拾北朝鲜的坦克。但假如俄国的喷气式飞机参与行动，他们的基地离战场的距离比美国在日本的基地要近得多。

杜鲁门总统询问美国能否摧毁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基地。

“这要花费点时间”，范登堡将军说，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原子弹，就能立即奏效”。

根据艾奇逊回忆，谢尔曼和范登堡宣称“这是一件海军、空军对付得了的事情……南朝鲜人将会齐心协力。而且在我们对北朝鲜人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的同时，派军舰从海岸线用重炮猛轰以进行支援，战争就可能结束”。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觉得并非那样有把握。据艾奇逊回忆：“他认为问题比他的海空军同僚们想象的要麻烦得多。”

杜鲁门转而征询文职部长们的意见。佩斯对动用地面部队表示怀疑。马修斯强调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并说政府的决定会得到公众的支持。芬勒特认为，“我们应该冒那些精心评估过的风险，以期我们的行动能够维护和平”，不过当天晚上他“只能做出一些必要的决定”。

约翰逊提出对麦克阿瑟要严加管束，给他的指示“要尽可能详尽，以免使他过分地自由发挥”，不应该让麦克阿瑟行使总统授权。约翰逊也反对向南朝鲜派遣地面部队。

在做总结发言时，杜鲁门批准了一系列命令。麦克阿瑟将向南朝鲜人提供拟定的援助并派出一个观察小组；第7舰队驶向日本；空军“应该着手制订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杜鲁门强调指出，这“不是一项攻击令，而是一项制订计划的命令”。最后，国务院和国防部应该“审慎地估计……苏联接着会在哪里采取行动”。

杜鲁门着重指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当天早些时候通过的联合国决议的授权范围之内采取。他还“未决定”任命麦克阿瑟担任朝鲜总司令。他指示这一切不得向新闻界透露，哪怕是背景介绍也不准。在预定第二天举行的国会拨款听证会上，艾奇逊和约翰逊也应该闭口不谈朝鲜问题。深夜11时，与会者从边门悄悄地离开了布莱尔大厦，以避开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新闻记者。

与会的军方人员径直前往五角大楼，与麦克阿瑟举行一次电传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得到了确认：总统已经批准了当天早些时候发去的四项“建议”。麦克阿瑟被告诫说，“高层机构将依照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决策”——换句话说，政府仍然无法确定美国应该卷入到何种程度。麦克阿瑟还有什么要请示吗？他回答：“没有。”他发来的一份战报令人欣慰。穆乔和驻韩军事顾问团都报告说，汉城周围的韩国部队“日趋稳定”，在东部沿海江陵市登陆的北朝鲜人已经被击退。

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早年于西点军校在麦克阿瑟手下担任运动队长时，曾经跟他打过短暂的交道。他并不全然相信这位将军，因为他知道麦克阿瑟喜好对命令横加发挥，并且会有意无意地钻空子。在电传会议上，李奇微是个一言不发的旁观者。在会议文件上，他的名字排在“在座还有”名单的很后面。但李奇微根据麦克阿瑟在其他场合的所作所为，认为给他的指示应该更为精确。

会后，他不顾礼仪凑近布雷德利将军，询问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是不是“有意排除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

“是的。”布雷德利回答说。

李奇微不再说什么，但是感到不安。开战才几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就措辞如此笼统，以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背离总统的意愿随意利用。

与此同时，在布莱尔大厦，杜鲁门要国务院的艾奇逊和约翰·希克森一同讨论一些与朝鲜无关的问题。讨论完毕，杜鲁门说：“咱们喝点什么吧，今天太忙了。”

倒上波旁酒后，杜鲁门顿感轻松地说：“我已经希望并且祈祷以后再也不需要像今天这样做出决定了。但是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了。”

杜鲁门晃动着盛有波旁酒的酒杯，转向希克森说：“现在有了酒，我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说：“总而言之，杰克，我是为了联合国才这样干的。”他又说：“我崇信国联，但是它垮了。很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我们未加入并且未给予支持。好吧，现在我们建立了联合国。这是我们的主意，在它第一次受到重大考验面前，我们可不能任其垮台。”

“如果一个联合国名下的合作体制有作用的话，那就要让它起作用。现在该由联合国叫牌了。”

美国人撤退

星期一整整一天，从汉城以北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依旧是韩国节节败退，北朝鲜步步紧逼。美国军事顾问们怀疑韩国部队能否坚守住汉江这条三八线与汉城之间唯一的天然屏障。被穆乔大使指定负责撤离美国平民及其眷属的海军武官杰克·塞弗特，在汉城以西的仁川港找到了一艘挪威货船和一艘中国货轮，两船的船长都同意协助运出这些避难者。汉城时间星期一凌晨2时许，穆乔觉得是时候了。大使馆的WVTP电台广播了一项指示：一小时之内，卡车、大巴和轿车将要到达预先指定的接人地点。撤离人员只准携带随身物品，建议母亲们带些毯子供儿童使用。

车辆集中在汉城和仁川之间的素砂，这是美国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后勤中心。乱象处处可见。据使馆人士透露，几个妇女喝了酒来壮胆，“出了一些问题”，一对夫妻歇斯底里大发作，不得不把他们看管起来。黎明时分，素砂市已经集合了700人左右。

按照塞弗特的计划，妇女分乘挪威的“伦霍尔特号”化肥船和中国货轮。这两艘船都停泊在几英里以外的公海上，以避开仁川港高达28英尺的潮汐落差所形成的淤泥滩。两船的舢板通过狭窄的航道把妇女们送上轮船。当舢板靠近中国船时，妇女们看到一张张东方人的脸从上往下瞧着她们，个个惊慌失措。据诺布尔说：“她们在汉城饱受惊吓，现在她们又想起淡忘了的中国海盗船的故事。”所以，惶恐不安的人群都涌向“伦霍尔特号”船，结果这艘除了船员外只有6个铺位的轮船竟挤了700人左右。船上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化肥的恶臭。诺布尔的叙述已经有所节制，然而人们还是能想象到船上笼罩着歇斯底里的气氛，妇女们斗嘴吵架、恶言相向、埋怨不公平。为什么某夫人获准携带十多件行李，而其他人只能带几个纸袋子和背包？

但是军人和外交官们还是具有强烈的领导意识和常识。当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以后，“伦霍尔特号”才起锚开赴日本。这显然是一次难以忍受的航行，受到惊吓的儿童的哭闹声，晕船男女难听的呕吐声，就是明证。

星期一上午，身居东京有利位置的麦克阿瑟强烈反对穆乔关于撤离平民的决定。巡回外交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陪同人员约翰·艾利森拜访了麦克阿瑟，以了解战争的最新消息。这位将军似乎信心十足，认为韩国部队能够重整旗鼓，把入侵者赶回去。他认为穆乔的行动“是操之过急”，不过他还是会执行华盛顿的命令，将为撤离提供空中掩护。麦克阿瑟觉得“没有理由惊慌失措”，他不认为“这是一场由苏联支持的全面进攻”。

当晚，杜勒斯来到麦克阿瑟官邸出席宴会时，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艾利森则与他的朋友们共进晚餐。全国广播公司驻东京记者乔治·福斯特刚从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回来，他告诉各位“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但是后来，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过来，说起他与澳大利亚驻汉城使馆通话的内容——使馆正在撤退人员，韩国陆军正在全线败退。

惊讶之余，艾利森打电话询问穆乔，穆乔说韩国陆军确实在撤退，战线正在“崩溃”。通话时，艾利森还能听到炮弹的爆炸声。他一个劲地挂电话，终于在使馆的客房找到杜勒斯。杜勒斯刚刚从麦克阿瑟的官邸返回来，他肯定有最新的消息。

艾利森劈头就说：“我想您已经听到朝鲜的坏消息了吧？”

“你说什么？”杜勒斯回答说，他什么也没听说。

“您刚才不是和将军一起吃晚饭了吗？”

“是的，但饭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整个晚上没有人来打扰过。回来路上，我在（西德尼·）赫夫上校（麦克阿瑟的座机驾驶员）那里小坐片刻，并且喝了些酒，他也什么都没有听说。”

当晚麦克阿瑟的参谋接到这样的消息而没有去打扰正在看电影的将军，这使艾利森大吃一惊。但挂上电话后，他回想起在其他场合听到的事：晚饭后看电影一直是麦克阿瑟生活的一部分，他讨厌任何人在这时打扰他。

星期一深夜，就在麦克阿瑟看完电影睡意蒙眬时，李承晚总统认为他的部队无法坚守汉城。他命令交通部长去寻找专列，以供内阁部长、高级行政官员和国民议会的议员们使用。撤退的决定在李承晚一派议席居少数的国民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议员们指责李承晚及其一伙抛弃朝鲜人民，只顾自己逃命。比较温和的人士指出，李承晚的撤退可以使他继续进行战斗；如果他被俘，整个共和国就会不复存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国民议会进行投票表决：多数人将留在汉城，“同人民在一起”。

但是李承晚执意要离开汉城。星期一深夜，他的下属搞到两趟专列，供李承晚、他的高级顾问和他们的眷属向南逃离战场。虽说李承晚和穆乔前一天已经有言在先，但他还是不想或者不敢通知穆乔就溜之大吉。穆乔回顾说：“他离开以后我才得知他们真的走了。”但他可以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利用这一事实取得心理上的优势：“他没通知我，这件事使我在未来几个月里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先于我离开了汉城。”

华盛顿忧虑加深

现代战争依靠通信联络。如果不能迅速地互通信息，处在不同地方的参战者就一定会对其他地方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只能盲目行动。脆弱和不可靠的战地电话网、迅速瘫痪的南朝鲜商业电报系统、速度缓慢的电报加密机，以及发往世界另一方的电报延迟，在6月26日星期一这天，使朝鲜战争各方深受其害。

例如，李承晚总统逃离汉城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见朝鲜驻美大使张勉，为他鼓劲打气。张勉打算谈谈他的国家需要坦克、火炮和飞机。杜鲁门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韩国部队必须“有效地作战”，这样才能有效地使用美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才进行了48小时，杜鲁门对张勉说：“有些战士、有些国家曾经在更为险恶的形势下保卫了他们的自由。”张勉坚称韩国部队作战奋勇，但是缺乏足够的装备。杜鲁门一再说明援助已在运送途中（实际上，还需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一次会议才能决定），朝鲜人“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才能渡过危机”。

张勉耷拉着脸离开了白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老资格的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悟出的结论是美国打算让南朝鲜人单枪匹马地作战。

事情可不是那样。星期一那天，艾奇逊在跟共和党国会领袖们进行的十分令人误解的电话讨论中，呼吁要给杜鲁门在外交上喘息的余地。他说“局势完全掌控在手”（这种说法被穆乔的电报证明是谬误），总统不希望“摆出推动联合国采取紧急行动的姿态”（这就意味着星期天安理会的行动是出自纯粹的外交理念）。艾奇逊在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历山大·威利（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的交谈中，甚至提出要由麦克阿瑟负责执行迄今为止做出的一切决定。（麦克阿瑟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军人世家，出于选民政治登记的缘故，他把该州作为自己的老家。）艾奇逊告诉威利：“麦克阿瑟负责向他们（朝鲜人）提供援助，而且总统完全依赖麦克阿瑟的判断。”威利想知道杜鲁门是否有意向朝鲜派遣地面部队。没有，艾奇逊回答说，不过“总统目前正面临着这种抉择”。

随着星期一慢慢地过去，穆乔发来的电报调子越来越悲观。大使馆面临着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现实危险”，李承晚和他的高级官员已经南逃。一名陆军指挥官曾打听到李承晚跑到日本去建立“流亡政府”的事宜。

艾奇逊大吃一惊，他在晚上7时29分打断了总统的晚餐，说朝鲜局势极为严重，建议召开会议。总统回答说：“请他们晚上9时来开会。”这样，出席前一天会议的原班人马（除副国务卿韦布外）又重新回到布莱尔大厦的红木椭圆桌旁。

范登堡首先发言，他报告说美国空军的飞机击落了第一架苏制雅克式战斗机。

总统说：“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架。”与会者发出了笑声。接着，会议转入正题。艾奇逊提出一连串白天在他的助手们的会议上拟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措辞都极为谨慎。同样，在场聆听的官员评论时也是小心翼翼。

首先，艾奇逊要求向海军和空军发布“全力以赴的命令”，以解除在朝鲜的所有限制，并且“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南朝鲜军队，攻击北朝鲜人的……坦克、炮兵和步兵纵队”，使韩国部队有机会重整旗鼓。杜鲁门表示同意，但是他也听到担心的提问，陆军部长佩斯和范登堡将军要求明确这是否意味着“只准在三八线以南采取行动”。是的，总统回答说，不得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他稍顿片刻，然后补充说：“目前还不行。”

艾奇逊然后提到台湾。他希望由第7舰队实行双向封锁，即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入侵。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便琢磨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他希望考虑“台湾重新划归日本”的设想，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状态，并且将其置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接着透露了一桩出乎意料的政治事件。他说，大约一个月前，他收到蒋介石的一封密信，蒋在信中提出要“置身事外，如果这样做有所助益的话”——也就是说蒋要辞职，让另一位较少引起争论的人物接替对国民党人的统治。尽管蒋介石的措辞含糊，但是杜鲁门把他的姿态看成是把国民党人拖进朝鲜战争的一种办法。杜鲁门说：“我们也许要按照这一方针行事，以使中国军队（即蒋介石军队）协助我们。”他认为，蒋介石会接受麦克阿瑟做他的接班人。

这样的接班将大大有利于麦克阿瑟将军。如果蒋介石把统治国民党中国的大权交给麦克阿瑟，那么麦克阿瑟将成为两个而不是一个亚洲主要地区事实上的总督。蒋介石的这一提议也为麦克阿瑟后来企图把国民党人拖进战争时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英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自由派的“第三世界主义”人士因为蒋介石极端保守的形象而反对国民党人参战的话，那么麦克阿瑟不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吗？

艾奇逊表示怀疑。他认为蒋介石“居心叵测”，而且“他有可能抵制和‘输掉比赛’”。他认为在台湾的“中国政府问题上，我们陷入混乱是不值得的”。

艾奇逊简短有力的话说服了杜鲁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美国都不再给中国人“一个子儿”，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所有金钱现在都投入了美国的房地产交易”，“或者都存入了菲律宾的银行里了”，国防部长约翰逊插话说。

柯林斯将军又谈起朝鲜问题，他把朝鲜的军事形势描绘得“一团糟”，“说不清我们空军能起多少作用”。南朝鲜参谋总长蔡秉德将军“已经丧失了斗志”。艾奇逊和约翰逊都坚称：“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即使这种努力不能成功。”约翰逊迅速地征求各位参谋长的意见，对于提出的各项行动有谁表示反对？没有。

接着，总统询问是否应该动员国民警卫队；如果需要，他必须要求国会拨款。布雷德利将军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同时不实行动员”，就无法在其他地方履行义务，特别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建议先观察几天再做决定。杜鲁门同意，他说：“我不希望打仗。”

艾奇逊又提出两项当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建议：一项是增加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几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在与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联合叛乱部队作战；另一项是派遣一个“强大军事使团”，提供2 000万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支持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作战。法国人为了维持对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战前殖民地的统治，要求得到这一援助已达三年之久。杜鲁门一直拒不提供，他说，美国没有义务保护业已过时的殖民主义残余，那里的人民渴望独立。现在他却另有考虑：印度支那战争会不会是共产主义扩张行为的另一个版本呢？美国已经决定要在朝鲜遏制这种共产主义扩张。杜鲁门批准了艾奇逊提出的援助建议，这样美国就朝着卷入越南战争迈出了不知就里的第一步。

迪安·艾奇逊又一次充当了左右会议的人物，他提出的建议一一获得了批准，还劝阻了杜鲁门与蒋介石勾搭。经他提议，美国空军和海军将同北朝鲜人作战，美国海军将确保中国两个政权相互保持距离。他的每项建议本质上都带有军事性质，然而每一次，军事首长们都未经过细致讨论和独立权衡就表示赞同。在一位外交官而不是将军们的推动下，美国再次临近一场全面战争。

麦克阿瑟失去信任

星期二上午，送达东京的战报和李承晚政府逃跑的消息使麦克阿瑟感到震惊。当他到达机场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送行时，约翰·艾利森看见他跟星期天晚上“扬扬得意、神气活现的那位将军判若两人”，此人曾夸下海口说，他“一只手绑在背后都可以对付北朝鲜人”。麦克阿瑟说，整个朝鲜都已陷落，“现在我们只求能够平安地把我们的人员撤出这个国家”。艾利森回忆说：“那天上午……我从未见过……麦克阿瑟将军是那样的情绪懊丧、无精打采。”

可是，他们又遇上了一场出人预料的插曲。一个不起眼的机械故障耽误了飞机的起飞。杜勒斯一行边候机边倾听麦克阿瑟一番忧郁的评说。这时，一名传令兵向将军报告说，华盛顿刚刚发给他的办公室一份电报；一个小时内，陆军部长希望同麦克阿瑟举行电传会议。华盛顿即将做出一些重大决定，五角大楼要战地司令官提供情况。

麦克阿瑟打发了传令兵。“告诉他们，我正忙着为杜勒斯大使送行。”他说，“如果我赶不回去，就叫参谋长与陆军部长通话。”

艾利森和使馆的政治官员威廉·西博尔德面面相觑，惊讶不已。他们彼此点头示意，悄悄地离开了人群，找到航空公司的经理，经理说飞机于下午1时以后方能修好。于是，他们搞了个花招：请播音室通知飞机即将起飞，并请杜勒斯一行先行登机。麦克阿瑟陪同杜勒斯登上飞机，热情话别以后，驱车返回东京。

麦克阿瑟走远以后，杜勒斯立即走下飞机舷梯，在贵宾休息室里又待了一个小时。

不过，麦克阿瑟已经达到了他认为是有用的反效果。虽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前曾在一届民主党政府任过职务，但是他现在相当于共和党影子政府里的国务卿。麦克阿瑟对他的尊重顺从，不曾给予过其他来自华盛顿的客人。他这样做有其原因：他的任何政治前途都有赖于共和党。

麦克阿瑟在机场那副阿谀奉承的模样一点也蒙骗不了杜勒斯。两天后他在华盛顿向杜鲁门总统汇报时，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大加指责。他告诉杜鲁门说，战争爆发那天东京乱作一团，而麦克阿瑟对事态不闻不问，他（杜勒斯）无法劝说麦克阿瑟的任何部属向将军报告严重的局势。杜勒斯对杜鲁门说，要是他的话，他会“立即把麦克阿瑟召回国”。

这位著名的共和党人把麦克阿瑟贬得一钱不值，这确实使杜鲁门大吃一惊，但是总统没有说出来。他指出，麦克阿瑟将军“牵涉到国内的政治，召回（他）会引起重大的反应”。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已经被吹得神乎其神了”，杜勒斯表示赞同。他还坦率地表示，尽管他与麦克阿瑟同属一党，但是如果解除将军的职务，他将公开表示支持。就共和党的对外政策来说，杜勒斯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共和党内国际派的中坚，认为美国应该在国外实行强大的干预，特别是在欧洲。但是这一派与麦克阿瑟认为美国的未来取决于与亚洲保持更密切关系的观点格格不入。在对外政策这一具体方面，杜勒斯和艾奇逊的观点不谋而合。

杜勒斯建议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一事，也狠狠戳穿了颇受欢迎的修正派历史学家们的观点：杜勒斯伙同麦克阿瑟和李承晚总统共同策划引诱北朝鲜人发动战争，以此来促使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攻击。按照这一预谋，战争头几天韩国的溃败是有意地让危机加剧，逼得杜鲁门走投无路，只得同中国作战。如果这个阴谋存在，那么在战争爆发的头一个星期里，杜勒斯企图解除他的一个同党魁首的职务之举，就显得太奇怪了。

空战打响

使麦克阿瑟回到办公室的那份“紧急”电报，是关于华盛顿早些时候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指示他动用海空军力量支援陷于困境的韩国部队。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同麦克阿瑟并排就座，看着电传打字机迅速打出各项命令。打字机一停，麦克阿瑟就转向帕特里奇，向他下达了“一连串的口头命令”。他要求远东空军部队在以后的36小时里“动用一切可供支配的手段”，狠揍北朝鲜人；他指示立刻进行猛烈的轰击，让敌人当天晚上就尝到美国空军的厉害。麦克阿瑟确信，强有力的空中行动将“把北朝鲜人狼狈地赶回自己的领土”。他批准了帕特里奇提出的从关岛抽调一个轰炸机大队加强美国在日本的空军力量的请求，但他还是提醒要谨慎，远东空军也必须严阵以待，谨防苏联对日本发动进攻。

帕特里奇敬了个礼走出会议室。他觉得麦克阿瑟对于要开始采取行动“几乎是欢欣鼓舞”。

远东空军顿时忙开了。指挥官们派出飞机去朝鲜做目视和照相侦察以发现目标。地勤人员给B-26轰炸机装载炸弹，以向北朝鲜的坦克、炮队、补给品堆集处、桥梁以及三八线至前线的一切运输工具进行攻击。嗡嗡轰鸣的B-29轰炸机奉命巡航南朝鲜，寻找可攻击的目标。黄昏时刻，空军已经整装待发。

糟糕的是，首次夜间行动受挫，其原因是空军无法左右的。可以出动的10架B-26轰炸机中，6架被调去掩护仍在日本海上向避难处缓慢航行的“伦霍尔特号”化肥船。其余的B-26于黄昏时分从芦屋机场起飞去搜索据说在汉城以北某地的北朝鲜坦克纵队，但是恶劣的天气和漆黑的夜晚使它们无法发现目标，轰炸机满载着炸弹返回了基地。紧接着芦屋机场上空又乌云低垂，机场关闭了几个小时。5架飞机终于升空，其中1架因为机械故障返回地面，其余4架飞抵朝鲜，但是发现战场上空浓云密布，只得满载着炸弹返航。

麦克阿瑟对这些不可抗拒的困难如何反应未见有记载，但通过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怒火中烧（用空军官方史学家委婉的词句来说，阿尔蒙德发现空袭无结果是“绝对令人不快”）。当天夜里，他不断地打电话给倒霉的帕特里奇说，只有以某种方式显示远东空军的实力，才能挽救韩国部队。阿尔蒙德语调强硬，他“要求使用一切手段，把炸弹投到三八线至汉城的狭长地带，无须顾及准确与否”。换句话说，如果必要，远东空军必须在云层上空瞎投一气，但愿高爆弹落在北朝鲜人而不是友军头上。帕特里奇转而向他的下属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要“全力以赴”。

第二天即6月28日早晨，用上尉布赖斯·波二世的话说，日本列岛上空的天气“极为恶劣”。他单独驾驶RF-80A侦察机，穿过云雾搜索北朝鲜的先头部队。他很走运，飞临朝鲜上空时天气见晴，他想方设法完成空军首次用喷气式飞机进行的战地侦察任务。他向芦屋机场报告说，只要飞行员能够穿过日本上空的云层，就可以在朝鲜捕捉到目标。

远东空军终于行动起来了。由12架B-26轰炸机组成的一支打击力量向三八线附近的汶山铁路站飞去，用重磅炸弹击毁了一列列火车。接着它们降低飞行高度，向南呼啸而去，向铁路上和邻近公路上出现的目标扫射和发射火箭。北朝鲜人的地面火力也很猛烈，几乎每架飞机都被炮火击中。一架飞机的引擎失灵，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汉城附近的水原空军基地。另一架设法返回芦屋，终因损伤严重而不堪使用。还有一架飞机的轴承掉了，在云雾笼罩的芦屋机场迫降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F-80战斗机的任务更为艰巨。从板付机场到战场的310英里已接近其活动半径极限，特别是当它们在200英尺以下的低空飞行时更是如此。但它们飞抵汉城以北地区时，发现道路上拥塞着北朝鲜的坦克、卡车和火炮，于是就对其肆意扫射、发火箭弹。一天的任务完成后，长达50英里的公路上烟火弥漫。

B-29轰炸机，即所谓的超级空中堡垒，原是一种战略轰炸机。由于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远东空军把它们当作简单的战术支援飞机使用。将近黄昏，4架超级空中堡垒沿汉城以北的公路和平行的铁路飞行，机上人员只要见到一部卡车、一辆坦克甚至一堆人，管他们是不是北朝鲜一方的，只要看上去“值得炸一气”，就扔炸弹。“这是在乱用战略轰炸机，”空军人员悲叹道，“但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最大限度地显示力量。”

穆乔南撤

与此同时，星期二一整天，穆乔大使在汉城犹豫不决地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离开汉城意味着在今后的关键时刻他将无法保证与华盛顿保持联系。还有，美国应该被北朝鲜入侵者从一个友好国家的首都（象征性地）赶出去吗？穆乔可不是胆小鬼，他同时也是一个操持稳重的人。他的国家委派他到朝鲜来履行使命，现在他必须做出抉择，怎样做最好。

他同英国公使维维安·霍特以及法国临时代办乔治·佩鲁什商议，两人都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留下。国民党中国“大使”邵毓麟别无选择，要是被抓到，用不了一个小时，他就会被蒙上眼睛处以死刑。

穆乔考虑了几种方案。美国还未正式对北朝鲜开战，难道他就不能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打着中立国的旗帜留在汉城吗？他考虑过把使馆全体人员，包括军人和文职人员集中在使馆里，一旦北朝鲜人攻占汉城，他们可以声明享有外交豁免权。驻韩军事顾问团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战争爆发时该如何办的正式指示，不过顾问团的军官们面临三种选择：拿起武器积极协助南朝鲜人击退入侵者；担任韩国陆军作战行动的顾问；或者干脆一走了事，抛弃这个共和国，任其自生自灭。尽管李承晚已经逃之夭夭，但他指派了一位代理总理，与国防部长以及总参谋部的重要官员一道留在原地。穆乔是向韩国政府而不是向李承晚委派的大使，只要汉城还留有政府的残部，他就应该与它待在一起。

穆乔采纳了后一种选择。星期二早晨6时左右，他用电报通知华盛顿，他“同一批人数有限的志愿人员坚持留在原地直到最后”。他提议派他的副手埃弗雷特·德鲁姆莱特以及其余几位外交官向南撤退，“随李承晚总统行动”。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将乘卡车撤离，“撤离时间随事态发展而定，以免受到抛弃韩国的指责”。

艾奇逊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不可取”，穆乔和他的人员将会成为人质。他们应该离开汉城去与李承晚会合，“以免到时候不能安全撤离”。

穆乔无法抗拒一项直接的命令。他指示下属清理一切，准备南下。北部上空枪炮声响成一片，少数留下来的美国人从文件柜里清出机密文件，把它们拿到使馆的院子里，堆在一起。陆军军官们催促着，韩国陆军说共产党人随时随地会进入首都。有人在文件上浇上汽油，用火柴点燃，美国对朝鲜拥有的任何“秘密”都在黑夜中付之一炬。

楼上，使馆的安全官罗伯特·赫维用钍弹（燃烧时立即发出炽热的温度）炸毁了使馆的两台密码机。接着，他抡起大锤，有条不紊地捣毁了电话交换装置——绝不能使通信设备完好地落入北朝鲜人手中。

不巧，一锤砸下去，把大使正在通话的线路切断了。穆乔对着手上戛然无声的话筒骂了一声，就关上房门离开了。他要办两件事：首先，必须找到南逃的南朝鲜政府；其次，下午6时前赶到水原机场，迎接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派来的实地调查团。

穆乔一离开使馆，有人就拉下沉重的铁百叶窗，把使馆建筑物底下两层楼的门窗遮挡得严严实实。早晨，忙乱中谁都没有时间去升国旗，所以此刻也无须降下星条旗。

也无人顾得上把悬挂在主要入口处正中的美国国徽取下来。（北朝鲜人显然没有认识到国徽的重要象征意义。几个星期后美军再度占领汉城时，国徽原封未动。）

看到美国使馆门窗紧闭，这对南朝鲜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惊慌失措的百姓们奔向火车站，攀上南驶的任何列车。挤不上车的人就把行李往背上一扛，步行南去。仅在几个小时之前，国民议会的议员们还不顾共产党的逼近，投票表决要留在汉城，现在都改了想法。黄昏时分，议员们大多已经南逃过了汉江（少数选择留在汉城的大韩民国议员们几天后都被北朝鲜入侵者抓起来枪毙了）。

正当美国人员的眷属挤在臭气熏天但很起作用的“伦霍尔特号”轮船平平安安地在海上航行，而使馆的大部分人员在金浦机场候机飞往东京时，穆乔返回了他的住所。这是自那个遥远的星期天早上获悉可能入侵的警告以来，他第一次回家。

“我打开食品柜和酒柜，告诉仆人们自己随便拿，而且不要待在使馆。”穆乔说。他把大使馆官方轿车给了自己的司机（穆乔知道，一辆吉普车更适合他未来几天的需要），让他“装上家人和任何需要的物品往南去吧”。但是穆乔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需要，他从桌上的保湿箱里抓了一些雪茄，让他的军事助理从使馆小卖部里拿了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在一个背包里装了一些袜子、内衣，还有几件衬衣。

穆乔在台阶上停住脚步，想听到米格飞机的轰鸣声。前一天这些米格机曾时不时地扫射汉城，他曾经两次钻到桌子底下躲避子弹。此刻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同军事助理坐上吉普车，一路往南去寻找南朝鲜政府。

穆乔匆忙离开汉城几小时以后，北朝鲜飞机就飞临城市上空，撒下传单敦促投降，北朝鲜电台也播出同样的要求。韩国第7师和第2师在汉城以北发动数次垂死反击，但未奏效。韩国人终于溃不成军。

汉江的灾难

按照一系列应急的防御计划，韩国人将炸毁汉城以北的桥梁和道路，并设置路障。用美驻韩军事顾问团成员、担任韩国陆军首席工兵顾问的理查德·克劳福德少校的话说，“混乱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原计划的爆破未能实施，路障设立了但是无人守卫，障碍物没有火力掩护”。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反坦克地雷（虽然有一帮勇敢的韩国人把炸药绑在棍子上，放在行进中的北朝鲜坦克底下，在一座桥上摧毁了4辆坦克）。

太阳刚下山，四名美国记者——《时代》周刊的弗兰克·吉布尼、《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纽约时报》的伯顿·克兰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乘一架军邮飞机抵达汉城。克兰注意到一位美国军官“嘴唇紧闭，面容憔悴”，正在金浦机场瓦砾遍布的水泥地上烧一堆文件。他们来到驻韩军事顾问团司令部，见到了作为代理团长的斯特林·赖特上校，他自从星期天早上匆忙离开东京后就没有合过眼。他形容局势“难以捉摸但仍有希望”，然后便去他的住处设法休息几个小时。但那里的一位南朝鲜高级军官、曾在日本军队里担任过军曹的金白一将军的口吻令人悲观，他反反复复地说：“事情不妙……事情不妙。”记者们也离去稍事休息。

北朝鲜人继续蜂拥而来，至少4个师或更多的兵力在坦克掩护下向韩国2个师的残部进行攻击，即4万人对1万人。午夜时分，韩国军队终于崩溃了。守卫部队接到了渡过汉江南撤的命令。

大约一天前，南朝鲜工兵在横跨汉江的一座桥梁综合体的混凝土拱台上设置了大量的炸药，这个综合体由一座三车道的公路跨桥和三条单独的铁路栈桥组成。命令要求在军队撤过桥之后再行炸桥。

这项计划落空了。午夜时分，配属给韩国陆军的小乔治·塞德伯里少校用电话向驻韩军事顾问团报告南朝鲜人随时准备炸桥的惊人消息，尽管还有1万余人以及装备还未过江。

炸桥的命令在韩国最高司令部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总参谋长蔡秉德少将坚决反对。

蔡秉德身躯硕大，体重差不多有300磅，他挺乐意地接受了他的绰号“胖子”。据美国使馆的哈罗德·诺布尔说，他“胖得不能正常行走，只能晃着走。他脸上起了褶皱，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尽管他没有军人的身材体格，但是蔡秉德是一个战士，他知道迟几个小时炸桥可以使陆军保住人员和装备，这在未来几天里无疑是迫切需要的。但是韩国国防部中一位官阶更高的官员要求立即炸桥，他最为关切的是阻止北朝鲜的坦克过江，即使下令炸桥意味着牺牲数千名韩国士兵的性命。就在蔡秉德继续据理力争时，他匆匆地被带上一辆吉普车过了江。他的副手金白一将军同意炸桥。

美国人也表示反对炸桥。赖特上校一觉醒来，急忙派驻韩军事顾问团副参谋长小沃尔特·格林伍德中校去见韩国人，提醒他们原先做出的保证：待到敌坦克驶到韩国陆军司令部所在的大街时再炸桥。

争执之际，美国记者也被人唤醒了。驻韩军事顾问团的一名少校说：“坏了，坦克已经突入城里，我们说不准防线还能坚持多久。我要留在这里等候（赖特）上校归来，但你们最好从司令部所在的大街向左拐，尽快过桥，然后设法到水原去。”

记者们冲下楼，《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注意到在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告示牌上有一张醒目的新海报：“不要忘记——星期二，6月27日。”

三名男记者（吉布尼、比奇和克兰）同乘一辆吉普车，希金斯小姐决定与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一同乘车。街道被行人和车辆挤得水泄不通，以致谁都无法通过。韩国部队作为一支被击溃的军队，似乎情绪奇好，很多士兵边走边唱，交叉路口的宪兵指挥着车辆按秩序行驶，但不得不步行的倒霉的老百姓可就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妇女们头顶包裹，男人们背着装有日用家什的背架，几千人步履艰难，蹒跚而行。

记者们的吉普车终于驶到了大桥中央，但却被堵得进退不得，前面是一辆六轮运兵卡车，后面是另外一些吉普车。身后的枪声愈来愈近，他们不知道汉城市内的阻滞部队还能坚持多久。他们想下车查看堵塞的原因，但是桥面被百姓挤得水泄不通，无法挪动步子。吉布尼回忆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回到吉普车坐着等候，猛然间，天空被一大片可怕的橘黄色火焰照得通亮，前面不远的地方立刻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的吉普车被气浪掀起，抛出了15英尺。”

爆炸把吉布尼的眼镜震飞了，鲜血从他的额头涌出来。满脸是血的克兰叫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前面卡车上的韩国士兵看上去都已经断了气。大桥上陈尸数百具，重伤者处处皆是。惊叫着的难民争先恐后逃向北岸。三条行车道上都挤满了车辆和行人的公路桥的中段坠入了江底，三条铁路栈桥也被摧毁。

后来修复大桥时，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估计，大约500至800名士兵和平民被炸死或者掉入江里淹死。过早地炸毁大桥给韩国陆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的主力还在汉江以北，孤立无援，只得靠偶尔得到的渡船过江；运输工具、补给以及大部分重武器几乎丢失殆尽。假如晚6至8个小时炸桥，韩国的2个师及其大部分物资就可以安全地撤到新建立的防线上。目击者记得大桥被炸的时间是凌晨2时15分。北朝鲜军队将近中午才推进到汉城市中心，几个小时以后才抵达汉江边。在后来的几天里，韩国残余部队乘坐小船和筏子乱哄哄地过了江，到达南岸的部队建制被完全打乱了。

经过一项调查（受到战时的混乱情况和缺少任何书面命令的限制），韩国军事法庭以其准备炸桥的“方式不当”为由，草率地处决了陆军工兵处长。美国陆军官方史料以驻韩军事顾问团很多军官的访谈为依据，它并不企图追究责任，尽管这一“完全无视战斗形势”的命令是由一名文官（国防部的副部长）而不是由军人下达的。美国陆军史指出，不管怎样，“韩国部队从此便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

驻韩军事顾问团7月初的一份记录表明了韩国惨败的程度。战争爆发当天，韩国陆军兵力达9.8万人。一个星期以后，陆军司令部估计汉江以南仅剩2.2万人。几天后，数量更多的散兵游勇集合在汉江南岸，在汉城以西作战的第6师和第8师也前来会合。这样，韩国兵力估计达到5.4万人。但是，在开战的第一个星期里，韩国陆军损失了4.4万人——阵亡、被俘或失踪，几乎占全部兵力的一半。第6师和第8师避开了北朝鲜进攻的主要锋芒，想方设法撤回了大部分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但除了这两个师以外，在开战的头几天里，韩国陆军在精神上和战斗力上都受到重创。很明显，目前要拯救韩国只有仰仗美国的干预了。

第三章 “警察行动”

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权宜考虑，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美国海空军保卫朝鲜一事，耽搁了12个小时后才向美国公众发表。总统做出决定时已经是星期一深夜11时以后，当时很难为国会安排一次深入细致的情况通报会。杜鲁门很清楚，要投入一场战争，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他不希望国会中的重要盟友从星期二一大早的《华盛顿邮报》上得悉事态发展的消息，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国务卿艾奇逊也反对让蒋介石从新闻渠道获得封锁台湾的消息。因此，在星期二上午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情况之前没有发表新闻公报。

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电报，一个劲地抱怨行动迟缓。韩国人已经危在旦夕，必须刻不容缓地告诉他们美国的援助不期到达，免得他们彻底崩溃。在午夜过后与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举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麦克阿瑟据理力争。他说，除非给韩国部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使他们顶住，否则用不了几个小时战争就会结束。韦布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被国务院同事乔治·凯南称为“颇为巧妙但又孤注一掷的主意”：允许麦克阿瑟通过南朝鲜的电台广播总统的决定，但是只准使用朝鲜语广播，而且不要惊动东京的西方记者；与此同时，派一名信使火速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通报情况。

这样，朝鲜人——至少那几个仍在运营的广播电台收听范围内的朝鲜人——能得知美国干预的消息，而此时美国人民正沉浸在一无所知的甜梦之中。

星期二上午，在白宫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国会领袖们向杜鲁门提出的问题寥寥无几，着实出人意料。总统请艾奇逊回顾了一下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杜鲁门“希望苏联没有卷入这场入侵，但是目前正在研究苏联人下一步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美国“不能让事态不加制约地任其发展”。最后，杜鲁门强调指出，他是在联合国的一项委托下采取行动，即要求各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援助以帮助其击退武装入侵，恢复国际和平及该地区的安全”。

甚至连共和党的批评家离开会议室时也对杜鲁门大加赞赏。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声称：“干得真漂亮。”风声传到国会，一位观察人士把激昂的气氛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情绪相提并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什对当天的气氛概述如下：

我在这个城市几进几出，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年，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风靡全城的宽慰之感和团结气氛。

此事中最难以理解的是星期一的悲观情绪，它来自大家相信政府将坐失良机，并将做出一些徒劳无益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行动的决定业已做出，然而几乎每个人还在认为不会有所行动。当行动来临，人们先是感到惊讶，然后是宽慰之感。

杜鲁门先生的所作所为显然是超越期许，也几乎正是大多数人希望之所为。我从未见过华盛顿如此多的人对政府的一个决定，感到如此心满意足。

可是第二天即星期三，参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宣称，杜鲁门政府，特别是艾奇逊，必须对由于“举止失措和前后矛盾的外交政策”而招致的战争负全部责任。他指责杜鲁门事先未征得国会的准许就投入一场战争，也未征求参加星期二白宫情况介绍会的国会领袖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向他们介绍了一下既成事实。他结尾的一席话，到了60年代还常被自由派的参议员们用来指责美国卷入了另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即越南战争：

如果这是我所认为的总统彻底篡夺动用国家武装力量大权的行为，那么我绝不希望这项行动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如果允许这一事件存在而不遭到反对，至少是本院的反对，那么我们将永远失去美国宪法只赋予国会的宣战权。

塔夫脱努力强调他并不反对这些决定本身，如果这些问题拿到参院去表决，他会投票赞成。不过他也没有提出一项反对杜鲁门行政程序的决议，来对这件事穷追猛打。塔夫脱知道总统控制着参院强大的多数派，杜鲁门政府可以赢得一个任意借口的投票表决，然后称之为对杜鲁门行动的认可。诡计多端、心怀总统大梦的塔夫脱只做到了陈述观点、记录在案而已，听由事态自行发展。

塔夫脱也没有得到许多更加德高望重的共和党同仁的支持，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威廉·诺兰，此人也怀有当选总统之凌云壮志。有人问诺兰是否同意塔夫脱的见解，他回答说，没有理由让国会正式发布宣战令。他唯一的批评是总统限制了在三八线以南的军事行动。诺兰并不在意杜鲁门让空军越过三八线，就像一个警察离开犯罪现场去追捕盗贼一样。

诺兰在讲坛上说：“此届政府采取的行动是一项反对那些违反国家法律和联合国宪章的暴徒的警察行动。”

临近周末，杜鲁门举行了自从北朝鲜入侵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数次被问及美国做出反应的性质。

问：总统先生，每个美国人都在问，我们是在或者不是在打仗吗？

答：我们不是在打仗……联合国成员们将要解救韩国，来阻止对大韩民国的强盗袭击。

问：总统先生，据您的解释，这是联合国采取的一次警察行动，对吗？

答：是的，完全是这样的。

这样，这场美国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获得了“警察行动”这个诨名，这个婉转说法并不是杜鲁门臆造出来的，只是他在后面几个月遭到批评时，以其特有的（和毫无道理的）固执死死抱住不放的一个词。对10万多名即将死伤在朝鲜的美国士兵来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是一项“警察行动”。在以后的18个月里，杜鲁门小心翼翼地回避使用“朝鲜战争”这个正当名称，这使他在争取公众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同情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回到联合国

星期二，杜鲁门就美国的干预发表了公开声明，稍事提及了联合国的作用。与杜鲁门的声明恰恰相反，安理会当时还未呼吁其成员国“提供必要的援助”来抗击北朝鲜的侵略。当天中午，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无意识地犯了一个错误，险些造成苏联人返回安理会（他们已经抵制了六个月）并使用否决权的局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星期二（6月27日）一早，美国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向安理会各成员国发出试探，并发现决议案得到普遍支持，但是印度代表提出需要时间得到本国政府的正式指示。因此，安理会推迟至下午举行会议。但是，杜鲁门为国会介绍情况和公开发表声明已经定于上午晚些时候举行了。于是，政府官员决计冒一下险，反正安理会将会按预期的程序表决。于是，杜鲁门提前宣布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

苏联驻联合国的一位外交官康斯坦丁·钦金科几天前就安排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餐厅举行一次私人午餐会，这是俄国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雅可夫·马立克中间。席间，朝鲜问题是主要话题。马立克坚称朝鲜的此次行动是对韩国军队的“边界进攻”做出的回击，赖伊和格罗斯指出战争的“根本性质”是北朝鲜的入侵。马立克接着抱怨美国的轰炸，格罗斯和赖伊予以反驳，指出轰炸是由于入侵引起的，并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喝过咖啡吃过甜点后，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他问：“你不跟我们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你出席的。”

格罗斯往后一缩，脸色煞白。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他会否决议案，那样，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赶紧离开这个话题。

但是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

格罗斯极力掩饰住未定的惊魂，同赖伊一道离开了餐厅。“你想，”他颇为气愤地对赖伊说，“如果他接受您的邀请，后果会怎样呢？”赖伊这才明白自己的错误。他试图大事化小，说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将会得到多数票的通过。格罗斯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希望这位秘书长不要再玩什么外交手腕了。

当天下午3时许，安理会举行会议。辩论长达数小时，随后又休会几小时，供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临近午夜，决议案终于获得通过——杜鲁门12小时前宣称已然在手的决议案，这才正式生效。

现在，美国拥有广泛的授权，可以在朝鲜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帮助其击退武装入侵，恢复国际和平及该地区的安全。”

汉城的混乱

与此同时，在南朝鲜，美国的空中打击迟滞了北朝鲜的推进，但是未能阻止他们。韩国各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继续败退。穆乔大使离开汉城以后，乘坐吉普车一路向南寻找逃之夭夭的李承晚和他的政府残部。他在汉城以南大约90英里的西部城市大田的一所房屋里，找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闷闷不乐，又一次抱怨美国“抛弃”了他，他再次发誓要拿起枪亲自同共产党干。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太相信美国的种种诺言。如果美国决心拯救他的国家，那么它的军队在哪里呢？

穆乔没有跟他争辩。他只要求李承晚承诺使韩国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同时心照不宣地由美国接过战争。美国急切地需要保存李承晚政府，把它作为工具来打这场战争。如果李承晚政府消失了，美国在朝鲜存在的合法性就会不复存在。与穆乔同行的外交官哈罗德·诺布尔认为，当天下午穆乔最大的难题是“进行一场让韩国摆脱其领袖的恐慌的斗争”。

穆乔告诉李承晚，在他看来内阁和国民议会可以暂时不复存在，这场战争应该交由美国和韩国的专业军人来领导，李承晚、内阁成员和其他文职人员必须尽量少加干预。一个由美国军官组成的先遣队马上将从东京来此，调查如何使美国的军事装备在韩国人手里得到充分利用。

“我在你面前无须隐匿困难，”穆乔说，“但是我和我所代表的政府坚信，朝鲜人民有决心和信心渡过难关。如果我失去了信心，就不会待在这里，美国部队亦不会待在朝鲜。”

尽管李承晚态度勉强，但还是同意了。他答应给美国人以时间和权力，这些是穆乔请求的东西。不过穆乔知道，反复无常的李承晚瞬间就会改变态度。他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个游移不定的盟友。

了不起的是，驻韩军事顾问团一行在暗夜的乱局中设法撤离了汉城，只有三人负了轻伤。汉江大桥过早地被韩国人炸毁，斯特林·赖特上校及其一行，同惊恐万分的韩国人争夺运送难民的渡船上不多的几个座位。彬彬有礼的商量不行，美国人看到了南朝鲜人的做法并起而效尤。一名军官朝一名船工身边打了一枪，引起他的注意，然后用枪摆出架势：要么送我们过江，要么挨枪子儿。朝鲜船工立刻就范。

驻韩军事顾问团终于上路，赶往汉城以南大约20英里的水原机场，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来自日本的由约翰·丘奇准将率领的先遣调查团。丘奇的代表团前来了解韩国陆军的后勤需求。调查团总共不过13名军官和2名士兵，却顶着一个极其显赫的“总司令部驻朝先遣指挥联络团”的头衔。

星期三一整天，丘奇忙得晕头转向，试图寻找韩国陆军中哪位说话有权威或者掌握情况。韩国的各级军官个个如惊弓之鸟。丘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给他们打气助威，并且向他们保证装备已经起运。星期三晚些时候，丘奇接到从东京发来的一份令人费解的电报：次日早晨，一位“高级军官”将来这里视察。水原机场是否可用？

丘奇回复说可以。他私下猜测着来者的身份，还真猜准了。

麦克阿瑟僭职越权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坐立不安。送到第一大厦的一大堆消息都没有现场感，没有指挥官亲临前线视察才能感受到的战斗的呼啸和轰鸣。除了几个月前曾去出席过李承晚总统的就职典礼外，麦克阿瑟对这块正在爆发战争的土地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他曾经审阅过战前的韩国陆军效率报告，但是他从未见过这支军队的行动。这支军队还有救吗？还能够把败阵之师重新打造成骁勇战士吗？

星期三中午，麦克阿瑟唤来他的座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通知他次日自己将飞临朝鲜，亲自视察战场。斯托里犹豫开了，根据气象预报，第二天可是风雨交加、低云密布。但谁也不能劝阻麦克阿瑟，他打算亲自前往视察。当天晚上，麦克阿瑟邀请四位记者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透露他的计划，并且表示带他们同行。麦克阿瑟把此次飞行说得像是一次自杀之行。

他危言耸听地告诉记者说：“这架飞机没有武装，我们无法担保有战斗机护航，也没有把握在哪里降落。如果明天你们不出现在机场，我会认为你们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其中一名记者迫不及待地向将军保证，他与他的同事将按时到来。据将军的下属惠特尼回忆，麦克阿瑟微笑地回答：“我毫不怀疑你们的勇气，只是想留一个机会由你们自己决定。”

麦克阿瑟关于此行危险的告诫是故意编造出来的。事先警告他们将与他冒死前往会增加他们的胆量，况且一个争强好胜的记者岂肯谢绝随同总司令官做战地巡视的邀请？他扬言此行无战斗机护航纯属胡说八道。鉴于此行计划下达有半天之久，空军方面当然会安排足够的飞机为这位美国在亚洲的高级军官保驾护航。（“巴丹号”座机升空以后，四架空军战斗机立即跟上，保护它飞往朝鲜。）

不过麦克阿瑟是在戏剧性的氛围中离开日本的。大雨冲刷着羽田机场，谨慎的座机驾驶员斯托里建议推迟一天。麦克阿瑟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刮脸，他说：“不，我们立即出发。”在机场，《生活》杂志记者戴维·道格拉斯·邓肯注意到，“麦克阿瑟看上去精神抖擞，两眼闪闪发亮，就像我有时在高烧病人的脸上见过的一样”。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时，麦克阿瑟掏出闻名遐迩的玉米芯烟斗。这个烟斗跟那顶有皱褶的战斗帽一起，曾经都是太平洋战争中他的标记。有人插话打趣道：“多年不曾看到你抽这只烟斗了，将军。”麦克阿瑟笑容可掬地说：“在东京我就不敢抽这只烟斗，他们会以为我充其量不过是个老农民。”（实际上，记者威廉·马修斯四天前就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里听到过同样的一番话，当时将军正抽着这个烟斗。）

过了一会儿，麦克阿瑟离开记者，与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商讨公务。斯特拉特迈耶为争取放松对空军的限制据理力争。他说，为了夺取制空权，他要求获准攻击北朝鲜机场。他的飞机为掩护韩国部队疲于奔命，以致无法搜索并攻击共产党的作战目标。

麦克阿瑟思索片刻，指示他只准摧毁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目标。他转向威洛比将军说：“如果我轰炸三八线以北，华盛顿还不把我绞死？”威洛比无言以对，于是麦克阿瑟就一直在大声谈论这个问题。好几回，他把问题转移到抽象的层面。他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与其说是限制性的，不如说是放任性的。

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授权麦克阿瑟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但是也未禁止他这样干。在作战环境中，应该允许战地司令官拥有自主决定权。如果北朝鲜仍然充当着庇护所，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继续动员并向三八线以南增派部队。只要是处于这种状况，麦克阿瑟就无法遵照华盛顿的命令给予韩国部队“有效的军事协助”。他谈得越多——既是对他自己，也是对那些心怀同情的听众——越感到有理由认定那些传统的军事做法配不上他。上午8时，他口授了一份电报：“斯特拉特迈耶致帕特里奇，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不要声张。麦克阿瑟已批准。”

麦克阿瑟的心腹中恐怕要数考特尼·惠特尼将军最善于拍马奉承了，他热烈称颂将军足智多谋，对上级的命令敬而远之。“只要华盛顿授权与他，这里就不会出现畏畏缩缩的耽搁。这里有的是拍板定案的魄力和时刻准备承担责任的勇气，这从来就是麦克阿瑟的拿手好戏。”惠特尼声称，他见到另一名军官听到这项决定时，眼睛里闪烁着“钦佩的光芒”，“而且他说出了我们所有在飞机上的人的心声：‘麦克阿瑟正在最佳状态——他是战无不胜的大司令！’”

但是这一幕也表明麦克阿瑟正在最差状态，他身为统帅，却想以搞智力游戏的方式来回避遵命办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麦克阿瑟赴朝视察的前几个小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刚讨论了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问题。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要求取消限制，以向韩国陆军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

杜鲁门拿不定主意，他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研究这个问题”。美国“可能不得不”轰炸北朝鲜空军基地和储油罐，但是总统“目前无意做出决定”。

范登堡领悟到问题的敏感性，由于北朝鲜的空军基地位于三八线以北30至40英里，“我们的飞机甚至不可能误越边界”。

迄今为止持鹰派观点的迪安·艾奇逊则希望“我们不要飞越三八线”。

杜鲁门直言不讳：“我们不会那么干。”

国防部长约翰逊似乎为了强调总统的话，于是提醒范登堡说：“这些是他的命令。”

随着事态的发展，24小时内在朝鲜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迫使杜鲁门迅速逆转他对三八线问题的看法，并允许轰炸北朝鲜——这是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不顾一切要独断专行的事情。杜鲁门出尔反尔无关紧要，但这是麦克阿瑟开战以来第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僭权违令。如此傲慢自大，最终使他作为一名战地司令官的权威性毁于一旦。

巡视战场

当“巴丹号”座机飞临朝鲜时，无线电报告说，此行目的地、汉城以南20英里的水原机场遭到猛烈的扫射。座机下滑时，一架共产党的雅克螺旋桨驱逐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穿越在“巴丹号”上方以密集队形飞行的四架美国护航战斗机。

“有攻击！”机舱里有人喊了一声，每一个人都扑向走道——麦克阿瑟除外，他快步走到一个舷窗旁，注视着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与雅克飞机较量。“我们的飞机在揍它。”麦克阿瑟兴奋地说。雅克飞机还来不及开火就被赶走了。驾驶员斯托里做了一个突然的规避动作，终于化险为夷。

但就在片刻前，共产党的战斗机击中了水原机场上的两架美国运输机，“巴丹号”穿过滚滚的浓烟，经过20英尺外一架正在燃烧的C-54运输机，在弹坑累累的跑道上颠簸地滑行。

在机场迎候的美国高级军官是约翰·丘奇准将，他本来没有邀请任何韩国官员前来迎接。在大使馆一等秘书哈罗德·诺布尔看来，丘奇显然对韩国陆军一无所知，也不愿意知道。诺布尔精通亚洲问题，他出生在中国，双亲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他长期在远东当作家和情报官员。诺布尔尖刻地把丘奇描写成一个“稀里糊涂之辈，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几天前，他俩同机到朝鲜，经过途中的谈话后，诺布尔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应认真对待的人物。丘奇从未去过朝鲜，但却对诺布尔说：“我宁可要100名纽约警察，也不愿意要整个韩国陆军。”丘奇故意冷落朝鲜人的举动使诺布尔大为震动，他向穆乔报告了此事，因此韩国总参谋长蔡秉德将军偕同穆乔，还有丧魂落魄的李承晚总统以及其他级别较低的美国和韩国的官员，来到机场迎接麦克阿瑟。

身穿褪色的咔叽衬衫和皱皱巴巴的皮夹克，头戴镶有金边的破旧大檐帽，胸前挂一架望远镜，尽管天气阴暗还戴着一副墨镜遮住眼睛，麦克阿瑟一派邋遢帅气，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踏上了水原机场的沥青跑道。他认出了李承晚，便走到这位步履蹒跚的东方人跟前，双手抱住他的肩膀，表示深情的问候致意。穆乔引导一行人来到这座空军基地边缘的一所东倒西歪的校舍，这是丘奇顾问团的指挥部所在地。麦克阿瑟迫不及待地询问情况。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为确实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丘奇做的正式情况汇报，那不过是重复麦克阿瑟可以通过来往电报获得的消息。

李承晚最精辟地概括了当前的局势，他说：“我们处境险恶。”丘奇在汇报中指出，10万人的韩国陆军仅剩下2.5万人，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麦克阿瑟询问蔡将军准备如何应付局势。蔡将军回答说，他打算征募200万朝鲜青年入伍，给予训练用以击退北朝鲜人的入侵。美国官员一言不发，疑惑地倾听着。尽管他们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但他们认为蔡将军的设想无法实现，不过是一种可悲的脱离实际的姿态。甚至连友善的哈罗德·诺布尔也不得不承认，蔡将军“脑满肠肥、昏昏欲睡的脸庞未能给人留下一个真正军人的形象”。麦克阿瑟打量了他一番，但未加评论。（后来，他告诉李承晚，韩国应该有一位新的总参谋长。不到48小时，蔡将军就被解除职务。）丘奇继续说，当前急迫的战术问题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滞令人害怕的苏制坦克，它那铿锵作响的履带和防护钢板使韩国步兵望而生畏。否则，它们会顺着半岛长驱直入。尽管驻韩军事顾问团早先认为朝鲜的稻田地不适于坦克运动，但是北朝鲜人民军设法控制了道路，使他们的坦克畅通无阻。

丘奇刚刚放下教鞭，麦克阿瑟就站起身来。他不耐烦地拍着膝盖说：“我们去前沿看看。”谨慎小心的丘奇要他留在水原，北面20英里开外的前线战局变幻莫测，韩国人随时会被击溃；麦克阿瑟已经靠近前线，超出了谨慎的范围。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判断一场战斗的唯一方法是亲临现场，看看正在作战的部队。走吧。”

有人找来一辆破旧的黑色道奇牌轿车供将军乘坐，助手和记者们分乘几辆吉普。这支小小的观察团在丘奇称之为“一支战败溃退之军的可怕逆流中穿行”，麦克阿瑟坐在车里，嘴里紧紧咬着玉米芯烟斗。他们来到汉江边，正值韩国后卫部队竭尽全力，掩护战斗人员和平民南逃。汉江对汉城来说，犹如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打个比方说，麦克阿瑟仿佛正站在“铁链桥”北岸弗吉尼亚一侧的木栅旁，看着一支溃败的军队向南退去。

眼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一片火海，这座具有600年历史的城市腾起滚滚浓烟，大火在熊熊燃烧。麦克阿瑟一声不吭地看着，倾听着北朝鲜迫击炮弹发出的沉闷爆炸声。随后他取下烟斗，向另一座靠汉江更近的山头指了指，对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说：“我们上那座山，你看怎样，内德？”

他的建议就是命令，因此他们驱车直至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方才下车步行上山。

惠特尼将军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天空中回荡着致命弹片的尖啸声，到处散发着恶臭，满眼是劫后战场的凄凉景象。难民们挤满了所有的道路，汇成一股蜿蜒移动、尘土飞扬的人的洪流。……这种场面足以使他（麦克阿瑟）确信，南朝鲜的防卫潜力已经耗尽。没有什么能阻挡共产党的坦克纵队沿少数几条完好的公路从汉城直取半岛南端的釜山了。那时，整个朝鲜都将是他们的了。

麦克阿瑟在山头上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眼前的情景和今后的策略在脑海里翻腾。他放下望远镜，用手指着汉江上残留的铁路桥身（北朝鲜坦克和卡车还可能在此通行）。“搞掉它。”他吐出几个字，说罢转身钻进道奇轿车返回水原。

当时的陆军副参谋长、后来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远东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将军把这些毛骨悚然的描述与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同时期的报告相比较后，觉得“很有意思”。麦克阿瑟的回忆录谈到“一支战败溃退之军的可怕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溃不成军”。麦克阿瑟从俯视汉江的有利位置上看到，“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军队……挤满了所有的道路，汇成一股蜿蜒移动、尘土飞扬的人的洪流”。当时站在同一山头观看同一部队的阿尔蒙德将军在同一周内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报告中说，韩国士兵“个个谈笑风生，人人荷枪实弹，纷纷敬礼致意”。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有迫击炮弹落下，但零零星星、落点甚远，谁都满不在乎。李奇微在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中对麦克阿瑟看到部队满身尘土的来源表示怀疑，因为在此之前的12小时里，汉城周围连降阵雨。李奇微从麦克阿瑟“捉刀代笔的报告中”，发现了“一种加油添醋的倾向，即黑者愈黑、亮者愈亮。……”

麦克阿瑟的汽车队在返回水原途中，一辆载着记者的吉普车赶上了他们，记者们大喊大叫：“共产党的雅克飞机来了！”车辆都钻进矮树丛中，除麦克阿瑟以外，人们纷纷找地方隐蔽起来。麦克阿瑟稳若泰山地坐在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雅克飞机在头顶上嗡嗡盘旋达半小时之久。飞机并未扫射，但是麦克阿瑟的临危不惧给旁观者和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们的文章中少不了提上一笔。但很难说这是勇敢的举动：一名高级指挥官为了作秀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或者是几十年前向他的副官汤米·戴维斯一再展示的那种自杀性毛病下意识的故态复萌（见本书引言）。

回到校舍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私下交谈了约一小时。麦克阿瑟并未散布任何虚假的乐观论调，韩国陆军危在旦夕。麦克阿瑟认为，韩国军队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挡，不过他还是打算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帮助韩国保卫自己。他俩交谈时，机场附近和远处空战中的雅克飞机正在进行异常猛烈的射击。由于麦克阿瑟的行动仍受到各种限制，他当时不能许愿向南朝鲜提供全面支持。但是，据他后来写道，就在此次视察途中，他已经酝酿成熟扭转战局的基本战略：把小股预备队逐步投入到缺口中，作为鼓舞萎靡不振的南朝鲜人士气的权宜之计；在尽量靠南的防御区域中稳定战局，使美军能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立足点；增加美军力量，直至达到势均力敌或者超过敌人的水平；最后，实施二战时他在太平洋战区曾经极为成功地使用过的两栖攻击，在远离战线的北朝鲜后方发动大胆的进攻。（据麦克阿瑟后来回忆，当他伫立山头时，已经选定登陆地点：汉城以西20余英里的仁川港。见本书第七章。）

麦克阿瑟当晚飞返东京途中，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如果美国打算拯救朝鲜，必须动用地面部队。“给我两个美军师，就能守住朝鲜，”他说，“我回到东京就马上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即刻向朝鲜派遣两个美军师。但是我不知道总统是否会采纳我的建议。”

星期四晚上8时许，麦克阿瑟抵达日本，此刻美国东部时间正是早晨6时。但他并未像对希金斯所说的那样立刻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派遣部队的要求，只是又一次玩弄口是心非的伎俩，以确保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结果证明，三军参谋长和总统已经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动用美国地面部队，但却经历了冗长且极度犹豫不决的过程。

美国加强干预

6月28日，星期三，三军参谋长们通宵达旦地研究了前线的局势后终于承认，仅仅靠海空军是无法挽救韩国局势的。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白天可以摧毁北朝鲜的坦克纵队，但它们却阻挡不了10万之众的步兵进攻仅有其四分之一兵力的韩国部队。在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研究一下，如果当前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方针收效甚微，那么从军事角度出发，应采取什么行动方针，并且限其48小时拿出答案。该委员会应该考虑空军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以及“不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在内的其他行动。联合参谋部主任阿瑟·戴维斯海军少将在一张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下达任务的便条中强调了后面一点，他草草地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主张动用部队”。

但时隔不到24小时，参谋长们意识到已经别无他择。丘奇将军的调查团从朝鲜发来的第一批报告概括地指出，10万之众的韩国陆军锐减到2.5万人，北朝鲜的坦克仍在推进。穆乔大使在一份紧急报告中说，麦克阿瑟就战争的方向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美国在两天前询问苏联人是否打算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约束北朝鲜人，但至今还未得到答复。（几天以后，苏联人复照，否认对这场战争有任何责任，并指出北朝鲜人越过边界为的是回击南朝鲜人的入侵，这一声明被当时正在现场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指为谎言。）虽然中央情报局未发现苏军和东欧卫星国部队在欧洲有何异常动向，但是笼罩在不安情绪下的华盛顿人士始终认为，北朝鲜的入侵或是试探美国抵御共产党阵营扩张的决心，或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前奏。

不管苏联的动机如何，共产党人插手朝鲜使美国战略家们忙不迭地重新审查他们制订的计划。1950年6月之前，代号为“offtackle”的美国作战计划依据的是一份五角大楼参谋报告所归纳的“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在西欧实行战略攻势”的构想。如果可能的话，就保住西欧，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该文件指出：“西欧对美国的整体安全具有最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要优先保卫“向西不超过莱茵河”的一条防线，并且在西北非洲部署部队，确保西地中海的畅通。计划也适用于西半球的防务，它建议“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核进攻”，以及保护重要的通信线路。远东被忽视了；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以及防止台湾落入苏联人或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手。该计划的亚洲部分不提倡向中国或苏联西部以东发动进攻。

1950年6月，美国陆军总兵力约59.1万人，共10个作战师。大约36万人分布在美国大陆，即本土防区（军事上简称ZI）。其他23.1万人驻扎海外，执行占领任务。驻远东的兵力最多，达10.85万余人。在欧洲，8万人驻在德国；9 500人驻扎奥地利；驻的里雅斯特约4 800人；7 000余名士兵分散在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驻军7 500名；另有1.22万人驻在加勒比地区；其余数千名军人参加各种使团，担任武官、警卫和辅助人员。

步兵的力量如此单薄，美国能给朝鲜多大帮助呢？10个步兵师中有4个师在日本执行警备任务，它们是步兵第7师、第24师、第25师和第1骑兵师（也属步兵，沿用历史名称）。第5团战斗队驻扎夏威夷；第29团在冲绳。各部队均未满员：驻日本三个师的人员各在1.2万至1.3万人不等；第四个师有1.5万人。他们的坦克、迫击炮、无后坐力炮、枪支和车辆等装备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货，而且保养不好。驻日本的四个师主要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称它们为战斗部队可谓夸大其词。

然而，这些已是美国可资动用的全部力量了。先前引用过的五角大楼文件已经注意到，这些部队投入朝鲜作战会引起直接的战略后果。如果驻日本和西欧的部队被抽调到朝鲜作战，这一损耗“将严重影响我们的战备状态”。鉴于苏联在东欧的地面部队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40万人与10万余美国人对峙），美国在西欧的地位已经显得脆弱。欧洲防御的基础计划“offtackle”根据的是“战争初期西欧可能陷落敌手的设想”。把部队调往朝鲜“会使已经十分紧张的兵力更加枯竭，一旦爆发一场热战，就难以拯救我们的欧洲盟国”。

因此，杜鲁门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所要做出的决定牵涉到范围极广的多种因素。军队的规模受制于国会施加的财政限制，国会这样做又是为了适应民众施加的政治限制，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又反过来决定了外交活动的局限性。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首先是总统——已经确定优先考虑欧洲。朝鲜作为毫无战略价值的一隅死角已经被抛置一旁。自星期日以来，美国就在犹豫不决地逐步转向直接卷入朝鲜的军事活动。现在该走最后几步了吗？美国应该改变既定政策并进入朝鲜打一场地面战争吗？

批准动用地面部队

6月29日（星期四）上午，一个参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谨慎升级的建议，这对三军参谋长来说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两天来，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努力平衡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与迫在眉睫的战争之间的关系。虽然其建议模棱两可，但还是比参谋长联席会议迄今为止所批准的行动更为大胆：应该授权麦克阿瑟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向韩国陆军“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支持”。美国如果驱逐了北朝鲜人而又无须把战火推向三八线以北，那么美国“将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是，假如麦克阿瑟判断，轰炸北朝鲜基地“可以避免南朝鲜陷落的严重危险”，那么应该批准他执行。即使这样，他必须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麦克阿瑟已经擅自下令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而华盛顿还被蒙在鼓里。）

这项建议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后形成的一致意见——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文件的话说是“相当勉强地”达成的——认为，该委员会的力度还不够大，而且投入地面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约翰逊建议下，会议挪到了白宫继续举行，国务卿艾奇逊和其他外交官一同参加了讨论。约翰逊首先发言。他提议仅是为了建立一个供空军行动的安全基地，就应该动用地面部队。从远在日本的基地飞来的飞机，在目标空域行动的时间极为有限，并且无法与它们要支援的韩国部队取得联系。约翰逊还抱怨把海空军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做法，使北朝鲜的补给品和增援部队能安全地向南运送。建立一个得到保护的空军基地不但可以鼓励南朝鲜人，而且一旦需要，还可以保证那里的美国人员安全撤离。总之，约翰逊认为：“我们在南朝鲜必须至少要有一个美国人的立足点。”

杜鲁门担心，苏联人会把这些强有力的行动视为美国企图进攻苏联的一种迹象。尽管他已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把北朝鲜人赶过三八线，但是他不愿意美国过于卷入朝鲜战争，以致“无法应付后来可能发生的类似局势”。杜鲁门不希望流露出“丝毫准备同苏联打一场战争的意思”。约翰逊和三军参谋长们告诉他，他们也不希望有这种暗示。

陆军部长佩斯也表示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要慎之又慎。杜鲁门应该同意飞机在北半部行动，但是只准“摧毁军用补给品”。艾奇逊似乎魄力更大一些，他认为空军“在执行任务时，不要机械地把三八线作为一条限制线”，但是行动不能蔓延到“满洲”。

艾奇逊概要地向会议汇报了国务院对苏联行动所做的估计。两天前，美国发出一份照会，提请苏联人注意安理会的决议，并且敦促他们利用他们的影响，使北朝鲜人停止入侵。苏联人在答复中把入侵的罪责加在南朝鲜人身上，但却说他们将恪守“外国力量不得干涉朝鲜内部事务的原则”。据国务院的解释，这番引语表明俄国人将置身朝鲜事务之外。

“这意味着，”杜鲁门评论说，“苏联人将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替他们打仗。”艾奇逊说，尽管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还未发现中国干涉的任何迹象，但是他们“可能”会参战。

最后，会议决定批准空军和海军打击在北朝鲜的军事目标，并且迅速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以保卫釜山周围的港口、机场和通信设施。艾奇逊指出，这“远在作战区域以南”。华盛顿将通知麦克阿瑟，如果苏联人干预，他就要保卫自己的部队，同时向华盛顿报告，华盛顿将会发布进一步的指示。如果美国要同苏联开战，这一决定将由华盛顿而不是东京做出。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未确定他可向朝鲜派遣的地面部队的数量，这将根据麦克阿瑟视察朝鲜后向华盛顿提出的建议而定。

白宫会议结束时，华盛顿已将近黄昏，东京正是上午10时。虽然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但他一点也没有向华盛顿的上司说起他在朝鲜见到的溃势以及他的设想。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三军参谋长们把下午的会议结果传达给他们的战地司令官，并且坐等他的回音。

麦克阿瑟请求增援

麦克阿瑟发出的一份洋洋2 000字的电报，终于在6月30日星期五午夜至7月1日凌晨1时之间到达五角大楼。麦克阿瑟描述了韩国军队的溃败，并称其为“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守住目前战线（当时仅在汉城以南）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战斗部队”。没有地面部队，单凭海空军恐怕难以奏效。他建议立即派遣一支大约2 200人的团战斗队到朝鲜。随后，他希望“从在日本的部队中抽调多至两个师的兵力，供早期的反攻使用”。

麦克阿瑟电报的最后，用了一段被劳顿·柯林斯将军称为“要么照我的干，要么拉倒”的词句，这成了他后来很多电报中一种让人（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恼怒的风格：“除非准备在这一饱受战火蹂躏的地域充分使用陆海空战斗部队，否则我们的任务将无谓地付出大量的生命、金钱和荣誉的代价，最糟糕的甚至可能会招致失败。”

五角大楼的一位值班官员把柯林斯将军从床上唤起，这位陆军参谋长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一口气读完麦克阿瑟的电报。他“被电报描述的严峻局势以及麦克阿瑟急切的心情弄得如此焦虑不安”，以致他决定亲自同麦克阿瑟将军通话。柯林斯命令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东京时间下午5时）举行电传打字会议。

柯林斯召集他的人员来到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几层的会议室。这里是作战室，把这座军事机构同战区司令官联系在一起。这里到处是地图和（在1950年的时候是）先进的通信设备。柯林斯坐在一张低低的长桌边，两边坐着他的副手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和陆军总参谋部的几位将军。虽然一切决定纯属军事性质，但是迪安·腊斯克和朝鲜事务科的奈尔斯·邦德等国务院官员也在座。半个地球之外的东京第一大厦内，阿尔蒙德将军也在一间类似但却小得多的房间里召集了他的五位高级参谋军官。

凌晨3时40分，电传打字会议开始，比计划推迟了40分钟。室内光线暗淡了下来，柯林斯手写了第一个质询的问题，递给通信军士。军士在一台与办公用的打字机并无不同的键盘上迅速地打字，这些文字立刻被投射在正对五角大楼的各位的一块屏幕上，同时也显示在东京同样的一块屏幕上。毋庸说，人人皆知形势严重——在深夜里将决定是否送美国士兵去朝鲜打仗和送死。柯林斯说：“气氛相当紧张。……不知不觉地我们说话的声音压低了。……我们的脑际泛出东京会场的情景，来自那里的回答将会极大地影响我们是否决定参加这场陌生的新战争。”华盛顿首先发出电文：

陆军部第1号

你方C56942电报提议的授权一事，将由总统做出决定，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供他考虑。同时，（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晚早些时候发给你的指示）你已被授权向釜山基地派遣一个团战斗队。这一点将在（当天上午8时即将）举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详细阐述。

麦克阿瑟的回话显得很不耐烦。他已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希望当场拍板。深夜惊动五角大楼并不是他所考虑的事。

远东司令部第1号

现在你们的授权确立了可以在朝鲜使用地面作战部队的基本原则，但并未对在目前形势下采取有效的行动给予足够的自由余地。我的电报提出的基本要求仍未得到满足。……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地做出一项明确的决定十分必要。

柯林斯建议，如果麦克阿瑟不使劲地催促总统，那么如愿以偿的可能性更大。他设法解释华盛顿官方想法的动向以及杜鲁门做出重大决策时所持的审慎态度。

陆军部第2号

我出席了白宫6月29日下午举行的会议，当时总统做出决定，授权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第84681号文件所确定的权限采取行动。我认为，决定的精神表明，总统希望与他的高级顾问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授权美国作战部队进入战区。

柯林斯询问，允许派进一个团战斗队是否可以应付当前。他认为这一行动完成之时，总统对派遣两个师的请求应该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他又问：“这是否满足了你目前的要求？”

很明显，用问号结尾说明柯林斯在等着回话，但没有回音。几分钟过去了，电传打字机依然毫无动静，令人难以忍受。麦克阿瑟以傲慢轻蔑的沉默代替回答，使华盛顿显然处于守势。他已经要求派遣他所说的为避免眼前的军事灾难所需要的部队；如果他遭到拒绝，那么五角大楼的各位（而不是远东总司令）的双手将要被鲜血和责难所玷污。柯林斯说：“我们把这种沉默看作麦克阿瑟将军要我们‘刻不容缓地’做出决定的强烈要求。”柯林斯在与他的助手和国务院的官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之后，终于让步了。他将“立刻通过”陆军部长佩斯请示总统批准直接向作战地区派遣一个团战斗队。他答应“尽速”给予答复，“估计半小时即可”。

麦克阿瑟依旧没有回话。柯林斯走出会议室给佩斯挂电话。佩斯已经得知电传打字会议正在进行，并同意向总统转达这项请求。

杜鲁门也知道，要应付当晚这场危机可能需要由自己来做决定。因此他早早醒来，刮过脸，凌晨4时57分电话铃响时，他已经坐在布莱尔大厦的卧室里。此时，这个城市的拂晓还没有来临。

佩斯口述了麦克阿瑟的电文，其间杜鲁门偶尔发出咕哝和哼哈声。参谋长联席会议怎么看？还没有征求过它的所有人员意见。由于时间紧迫，柯林斯决定绕过他的同事，但是他及其陆军部的几位官员认为应该批准这项请求。杜鲁门没有犹豫，他下令调一个团战斗队投入战斗，并且说几小时内，他将做出增派两个师的决定。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参加会议的官员在电传打字会议上例行公事地向麦克阿瑟询问了一大堆问题。对北朝鲜机场空袭已经实施，但“效果不详”；由于打击目标较少，在朝鲜水域作战的海军迄今为止“也未取得积极的效果”；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北朝鲜人渡过汉江了；麦克阿瑟不愿意估计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一个团战斗队派到前线；由于水原机场无安全保障，空运部队也不可行。

消遣性的闲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佩斯向柯林斯将军传达总统的决定时才结束。然后又发出一条电文：

陆军部第10号

你提出向战区派遣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已获批准。有关未来其他调动容后再告。

远东司令部第8号

感谢。还有其他新的指示吗？

陆军部第11号

此间，人人钦佩你迅速地亲自掌握了有关形势的第一手材料。祝贺你并且致以最诚挚的祝愿。我们完全信赖你和你的部队。

没有进一步的指示。结束。陆军部第11号。

会议一结束，柯林斯随即用电话向其他几位参谋长做了通报。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上将表示赞同。命令既已发出，也就别无选择，但是他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战争升级感到费解。几个月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反应：

（派遣部队的）决定是在亲临现场的麦克阿瑟建议之下做出的。我曾对此存有疑虑，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感到决定是明智的，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也充分意识到在亚洲大陆同亚洲人作战的风险，这是我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一辈子都相信要尽可能避免的事情。

这项决定的另一个方面又使柯林斯将军感到忧虑。麦克阿瑟拖延报告达数小时之久，以此迫使他在华盛顿的上司在深夜做出一项重大决定。麦克阿瑟的策略就像一个警察，把人从床上弄起来劈头盖脸地盘问。被盘问者为了回床睡觉，往往会满足闯入者的一切要求。麦克阿瑟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个老练的官僚和政客，他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只准在釜山防御圈执行防御任务的电报中得到启示：只要采取戏剧性的行动，就能得到他需要的部队。还有什么能比在凌晨4点钟把美国总统从床上唤起更具有戏剧性呢？

麦克阿瑟的计谋得逞了，但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假如他在白天提出要求，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可能会一致同意。因为过去两天里，他们的想法已在转变。然而，麦克阿瑟的小动作在柯林斯和其他上司看来是如此露骨，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声誉。

然而，杜鲁门总统已经准备给麦克阿瑟的比两个师还要多。7时刚过，他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陆军部长佩斯，要求他们“考虑一下给麦克阿瑟他要的两个师，并考虑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两个师的可行性”。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政府仍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用他的部队是名正言顺的。杜鲁门的理由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都派舰船、飞机参战，我们大概也应该使用中国的地面部队。”

他确实预见到这样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我们不知道这样做对毛泽东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引起一场全面的亚洲战争。”杜鲁门依然相信，朝鲜不过是虚晃一枪，苏联的主要矛头可能指向黑海地区或者波斯湾，也就是巴尔干地区和伊朗。“远在彼得大帝时期，他就觊觎这两块地方。而今，他与斯大林和列宁一道在苏联被捧为英雄。”

上午9时30分，杜鲁门的战争委员会在白宫举行会议，杜鲁门就麦克阿瑟要求增派两个师一事征求意见。他拿不定主意，接受蒋介石提供的3.3万人的军队“是否值得”。这些军队在五天之内就能够上船起运，总统认为“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不希望有任何中国人卷入。他指出，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部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干预朝鲜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

三军参谋长们明确表示应避免蒋介石卷入。蒋介石的部队装备与南朝鲜人的相差无几，而南朝鲜人则已证明无法与北朝鲜的装甲部队相抗衡。此外，使用他的部队还须动用运输工具，倒不如用这些工具更有效地把美军和补给运入朝鲜。

这些理由使杜鲁门信服。他将拒绝蒋介石的建议，但口气要“客气些”。

派遣两个师去朝鲜的议题未引起什么争论。这与中国问题不同，未出现不同意见。杜鲁门宣布，他将向麦克阿瑟授予全权，由麦克阿瑟支配其所统辖的地面部队，派进朝鲜的美国师数量不限。他还同意谢尔曼海军上将的建议，由海军对北朝鲜沿海实施封锁。

达成这些重要的决定用了不到半小时，美国向全面战争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共和党人的反对

杜鲁门同时也进一步失去了国会对他毫无保留的支持。星期五上午晚些时候，他邀请国会领袖到内阁会议室，向他们做了一个有些令人困惑的通报，介绍了他最近做出的一些决定，并着重谈了轰炸三八线以北目标的问题。

内布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肯尼思·惠里表示不满。他从座椅上站起来，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仿佛正在参议院发言阐述问题。他想知道向朝鲜派进地面部队以前是否应该征求国会的意见。杜鲁门回答，那里已经有一些地面部队；如果确实发生“紧急情况”，他会征询国会的意见。惠里满不高兴地嘟囔说，他“认为”总统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应该事先同国会磋商”。杜鲁门自我辩护说，他是在周末的一场危机中采取行动的，“当时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讨论。我不得不履行三军统帅的职责，而且确实这样做了。我指示麦克阿瑟去拯救朝鲜人，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指示”。副总统艾尔本·巴克利耍了一个小滑头，他希望发表一项总统声明，说杜鲁门统管武装部队，有权向他们发布命令。

“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总统答道，“我不想到处宣扬是我要麦克阿瑟如何行事。他现在不是美国将军了，他是在为联合国行事。如果我们说他仅仅执行我们的指示，那么事情就砸锅了。”杜鲁门承认这是在掩人耳目：“当然，麦克阿瑟是在服从（我的）命令，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给外界留下这种印象。”对于如此露骨的前后矛盾，议员中无人质疑：在未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美军就在朝鲜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命令，而总统同时又承认联合国军一事纯属虚构。

会议一结束，杜鲁门宣读了一份即将发表的声明，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麦克阿瑟将军已被授权使用某些支援性地面部队。”这些有保留的措辞根本不足以说明实际授予麦克阿瑟的权力，尤其是“动用你可以使用的陆军部队”一句话。这支拥有四个师的部队，约占美国陆军总数的40%。如果把这一事实捅给国会议员，毫无疑问，质疑杜鲁门的就不止参议员惠里一个人了。

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新泽西州的亚历山大·史密斯询问，由国会批准政府已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好主意吗？艾奇逊巧妙地避而不答。他说，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议员们提出的问题被应付过去了，但也促使杜鲁门的心腹们开始讨论是否应该要求国会正式批准宣战一事。政治嗅觉敏锐的艾夫里尔·哈里曼想利用公众对政府日益高涨的支持，他认为：“杜鲁门总统可以获得公众一边倒的支持，这足以使日后那些批评人士哑口无言。”

但是杜鲁门认为用不着国会采取行动，他行使的正是宪法赋予他的正当权力，而且他希望能维护总统的权力，如哈里曼所说，“防止包括国会的所有外人插手”。哈里曼称杜鲁门对他说过：“我们绝不能这么干，否则后任总统的手脚就会被束缚住了。”

国务院亦站在杜鲁门一边。迪安·艾奇逊的主要助手卢修斯·巴特尔指出：“既然总统是履行职责，为什么还要对总统该不该这么做提出疑问呢？总统的行动得到了认可，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因此，不存在任何问题。”巴特尔和艾奇逊担心，如果让国会有机会就一项两院的共同决议进行辩论，“就有可能对总统在未经两院共同决议批准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

杜鲁门的顾问乔治·艾尔西认为，“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乱作一团”，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正忙于考虑军事行动以及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未曾认真考虑国会的问题。“总统的动机是要制止侵略，而不是准备搞今后的政治斗争。”况且，总统“在国会没有强大的领导权来推动一项议案”。这个问题主要是在7月初开始的“共和党人的中伤行动”中提出来的。即便到了那时，艾奇逊仍然反对出席国会会议。他把这种场面比作是一名律师跟一名对方证人对质时面临的情形：“要不要再多问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让你完蛋。”艾奇逊详述道：

总统的政策得到国会两院两党所有人的一致赞同。我们必须这样做（指干预朝鲜）；我们已经干了起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来批准这一政策？我觉得其中的危险比任何可能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做出共同决议，那么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就要频繁地举行听证会，每个与会者将提出各式各样枯燥烦人的问题。等到你闯过这一关，恐怕已经把本来很明朗的局势搅得不可收拾。

因此我建议抛开这个念头，因为眼前的压力充其量就这么大，还是按我们的意志办事。

艾奇逊还搬出另一套理由：军事部门无法估计这场战争还将持续多久，最终需要投入多少兵力。“现在要干的事是立即行动，并以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去完成，如果停下手来分析研究自己的行动，那么就是作茧自缚。……这一切只会削弱你的意志，弄得一事无成。”

然而，艾奇逊既不屑倾听来自国会两院委员会的“枯燥烦人”的问题，又不愿意停下手来“分析研究自己的行动”，昭示了他对国会的蔑视，结果使政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简要回顾一下从6月25日星期日至6月30日星期五期间做出的决定，可以看到美国为保卫韩国而在名誉和军事上的全面卷入有四个不同阶段：

——为美国平民撤退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

——对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部队采取海空行动以支援韩国陆军；

——把海空行动扩大到三八线以北，部分从南朝鲜基地出击；

——将美国地面部队投入作战地区。

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分析，第二阶段至关重要，它背离了几年前的既定政策，即美国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原因必须卷入保卫南朝鲜的战斗。杜鲁门以及他在危机头几天的首席顾问艾奇逊并未意识到，一旦美国跨进战争门槛，向敌军开了火，就得不可逆转地继续干下去。第二步想要阻止北朝鲜人未成，剩下的几步就非得走下去不可。这些步骤使美军陷在朝鲜达三年之久，最后以一项并不令人满意的停战协定结束了这场你死我活的军事僵局。

杜鲁门和艾奇逊已经做出了一项政治决定。北朝鲜明目张胆地同美国和联合国作对，如果不予以迎头痛击，那么会给未来的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后果。

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承认，在做出回应入侵的这些决定时，杜鲁门的军事顾问们虽然不是主要推动者，但是他们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一年后，当国会两党一起忙于严厉质询美国深陷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泥潭的原因时，路易斯·约翰逊声明说：

我和军事单位的任何成员们都没有建议过我们要进入朝鲜。这个建议来自国务卿，但是我要重复说：它没有遭到国防部的反对；国防部的所有成员都分别指出了麻烦、痛苦、磨难和困难。

但是一旦做出政治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从军事角度立即予以执行。他们最初想用海空军力量击退入侵者，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使用地面部队。他要的是步兵，而且数量要大，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给他送去了。

美国和苏联集团之间的冷战现在变成了一场热战，谁也无法担保这还会是一场有限的战争。

第四章 炫耀武力

查尔斯·布拉德福德·史密斯中校酣睡如泥，他的妻子不得不多次推他才把他唤醒。这是6月30日星期五的夜晚。头天夜里，驻扎在九州岛伍德兵营的第24步兵师第21步兵团第1营处于戒备状态，营长史密斯通宵未眠。妻子告诉他，团长理查德·斯蒂芬斯要他接电话。

斯蒂芬斯的话语简练：“出大事了——穿上衣服，向指挥所报到。”史密斯瞥了一眼手表，9时整。

这位34岁的军官一边套着衣服，一边脑际回萦着上一次突如其来的召唤。1941年12月7日，年轻的中尉布拉德福德·史密斯从西点军校毕业才两年，就指挥驻扎在夏威夷斯科菲尔德兵营的第35步兵团D连。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之际，他接到紧急命令，在巴伯斯角构筑阵地，击退日本人可能发动的入侵。从此，史密斯作为第25师的一名步兵军官参加南太平洋作战直到战争结束。当时，他的指挥官劳顿·柯林斯将军发现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前途无量”。

在团指挥所里，斯蒂芬斯上校郑重其事地向史密斯下达了命令，由他率领首批美国作战部队进入朝鲜。他的B连和C连出发到75英里外的板付空军基地，然后立刻乘飞机进入朝鲜。师长威廉·迪安将军会在板付迎候并向他们下达下一步的指示。

史密斯冷静地估计了部队的状况，他的几个步兵排还缺员。斯蒂芬斯说没问题，可以从第3营抽调。

凌晨3时，史密斯和他的军官以及军士们从营房集合起443名士兵，全部人员携带枪支和野战装备乘坐卡车，冒着季风带来的滂沱大雨，沿着漆黑的日本公路向板付隆隆驶去。

史密斯不知道到朝鲜去执行什么任务，但是他率领的这支部队人员匮乏，武器落后。全营共辖两个缺员的步兵连，半个营部连主要由炊事员、文书和参谋组成；一个拥有4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实际运入朝鲜的仅有2门）和4门4.2英寸迫击炮的炮兵排；另外B连、C连还配有6门无后坐力炮（用外行话说是火箭筒）和6门60毫米迫击炮；每个士兵携带M-1型步枪一支，0.30口径的子弹120发和两天的C类口粮。

大约三分之一的军官曾经参加过欧洲或太平洋作战，半数的军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退伍军人，但是并非个个都打过仗——可以理解，比起步兵，当文书的更认为重新应征入伍有意思。总而言之，挤在车上的443名士兵中约有75人曾在战场上见到过敌人，大多数还只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

和平时期的美国部队正在走向战争。这群初出茅庐、情绪低落的年轻人被冠以“史密斯特遣部队”的称号是言过其实的，他们要担负起迟滞整个北朝鲜陆军进攻的任务。

布拉德福德·史密斯并不知道——但肯定怀疑——他被派去执行一项等于自取灭亡的使命。为了更好地稳住韩国部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除了下达这项命令以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的意图是迅速地将部队空运进去，形成一个抵抗核心圈，韩国部队可以集结在这个核心圈周围。他希望通过“大张旗鼓地显示力量去迷惑敌人，使他们相信我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可供支配，超过我已经派出的部队”。史密斯的任务是尽可能地迟滞北朝鲜人的推进，使麦克阿瑟争取时间将迪安将军的第24师的其他部队投入朝鲜。第1骑兵师和第25步兵师将随之跟进（尽管要等几天以后才能正式批准动用其他各师）。

这些部队将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部队建制，即驻韩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简称EUSAK）。大战结束以后，第8集团军一直是驻日陆军的主要力量，现在它又将担负起在朝鲜作战的重任。1948年以来担任该集团军指挥官的沃尔顿·哈里斯·沃克中将将进入朝鲜指挥作战。沃克素有美国陆军最优秀的战地将军之一的盛名。他体态壮实，经常发愁他那不停地向腰部扩展的水桶般的胸腔。他有着得克萨斯老家的“平原人”那种轮廓不算清秀、长着皱纹的脸庞，谈吐夹有浓重的得克萨斯乡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坦克军官，以凶猛强悍出名，乔治·巴顿将军常称他为“我那个最棒的杂种小子”。在和平时期，沃克喜欢杯中之物，他在陆军中的老同伴都称他“约翰走路”，这是他最喜欢的威士忌的名字。（沃克把他的威士忌酒瓶子留在了日本。在朝鲜的几个月期间，他的座机驾驶员尤金·“迈克”·林奇上尉每天都和他在一起，林奇说：“我从来没看见将军喝过酒，甚至在我们两人都特别想喝一口的时候也没有。”）

沃克不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人，对他的部属亦是如此。他认为报纸的记者是战争中毫无用处的累赘，并毫不介意地这样告诉记者，因此他在朝鲜期间，新闻界老跟他作对。他作为军人却决不退缩，无人能够与他相比。9月里，在北朝鲜人可能突破一个美国师防御的紧急关头，沃克把师长召来训斥说：“如果敌人突进大邱，你会看到我在街巷抵抗，我将带一批我信得过的人同我一起作战，你最好也准备这么干。好吧，回你的师去，跟敌人干！”沃克怒斥另一名懒散的将军时，声称他不想再见到那人从战场回来，除非是装在棺材里运回来。他除了佩带一支0.45口径自动枪以外，还携一支连发的霰弹枪，坐着吉普车在战场到处奔走。“我不怕被打中，”他对一名部下说，“但是这些王八蛋别想暗算我。”

总之，麦克阿瑟是把一名军人派到了朝鲜，这是一位很能“大张旗鼓地显示力量”的人物。

但是，对于史密斯特遣部队的人员来说，麦克阿瑟的战略构想意味着他们立刻身体遭罪，指挥混乱。从伍德兵营到板付共75英里，用了5个小时，路上大雨不停，士兵们从卡车上爬下来时，个个淋得透湿。迎候的威廉·迪安将军给史密斯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他甚至不知道韩国陆军司令部的确切位置，来自战场的相互矛盾的报告认为司令部设在“汉城和水原之间的某个地方”。迪安自己也有难处。他要集中第24师全体人员，用卡车分送到附近的6个日本港口，但那里却没有船把部队运送到朝鲜。无比沮丧的迪安向史密斯下达了命令，其简明扼要堪称军令之楷模：

你到达釜山以后，就向大田进发。我们打算在离釜山尽可能远的地方截住北朝鲜人。封锁主要公路，越靠北越好。与已在朝鲜的先遣队司令丘奇将军取得联系。如果找不到他，你就去大田；如果可以，就继续向北开进。很抱歉，我没有再多的情况可说，我就知道这么多。祝你走运，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士兵。

只有6架C-54运输机供他们使用。史密斯到达后不到40分钟，第一架装载完毕，并立即升空。几分钟后第二架起飞，但当这两架飞机飞临时，发现釜山机场小小跑道的上空浓雾蒙蒙，无法降落，只得返回日本。后来天空放晴，上午11时左右，第一支美国战斗部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丘奇的先遣队集中了100辆杂七杂八的朝鲜卡车和其他车辆，把史密斯特遣部队从机场送往17英里以外的釜山火车站，他们将从那里转乘火车开赴大田。

朝鲜的平民百姓要么是不了解，要么是不想理会北方情势的严重性。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伫立街头，一派节庆气氛。他们兴高采烈，打着旗帜、横幅和海报，向美国大兵挥手致意。在火车站，甚至还有一支东方式的铜管乐队。史密斯特遣部队将要乘车去执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是那些困惑和紧张的、即将赴死的年轻士兵们耳际荡漾的是音乐和欢呼民众的喝彩之声。

愤怒的李承晚

但是，甚至就在史密斯特遣部队向北推进去迎击入侵者时，政治上的动乱也可能让这场战争以突如其来的速度和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麦克阿瑟甚至都来不及在战场上“大张旗鼓地显示力量”。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还是出在骚动不安的李承晚总统身上。星期六上午，他愤怒地斥责美国使馆外交官哈罗德·诺布尔，这位官员被指派留驻于李承晚在大田的流亡住所。李承晚大发雷霆，说他听信了穆乔大使和“伟大的上帝麦克阿瑟”的话，以及美国总统的种种许愿，他们全都背弃了他。用什么来阻止共产党进攻呢？什么也没有。李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共产党人很快就出现在大田的街道上，他可不愿意再逃跑了。如果他死在大田，那就死吧。再往南逃只会使他蒙受更大的耻辱。

使诺布尔颇为沮丧的是，李夫人这次也赞同其丈夫的意见，而以往总统这样大发雷霆时，她往往是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她与她的丈夫宁愿毫不畏惧地面对敌人去死而名留千古也绝不苟且偷生，他们的行动会激励后来的朝鲜人奋起战斗，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诺布尔争论说，他“反对这样接受失败，也反对宿命论的求死”，李承晚没有权利为所欲为，他负有拯救他的人民的责任。

两名韩国内阁官员的到来为诺布尔解了围，他俩同意诺布尔的看法。诺布尔私下与李夫人交谈了几句。他说，她的丈夫最好继续担任领袖，而不要像一头困兽那样一死了事。李承晚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将继续向南退却，远离北朝鲜人进攻的锋芒。

史密斯准备战斗

星期日上午，就在李承晚和诺布尔离开大田之际，疲惫不堪的史密斯特遣部队也到达了这座城市，他们手里提着沉甸甸的背囊爬下列车。此时此刻，士兵们的心态是：对之后的半天即将被差去干什么已经毫不在乎。只要他们脚底下的土地还在，他们就要去占领它，至于以后怎么办，到时候再操心吧。

与此同时，布拉德福德·史密斯正与丘奇将军初次会面。丘奇几天前曾经建议用100名纽约警察换取整个韩国陆军，他似乎仍然认为，少数白人士兵的存在就能挽回几天来造成的败局。他用教鞭指着地图上距此以北80英里的小镇乌山对史密斯说：“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什么战斗，我们只需要派一些见到坦克不会逃跑的人到那里去。我们将派你们去那里支援韩国部队，给他们鼓鼓士气。”

史密斯感到其中的情况可能会更复杂。他很有礼貌地听完丘奇的话，然后借了几辆吉普车。这样，他和他的军官就可以巡视他们作战地域的地形了。

史密斯沿着朝鲜西海岸的主要公路向北开去，这条公路从大田往北通向水原和汉城，是一条最有威胁的北朝鲜人的进攻通道。北朝鲜人的致命弱点似乎是补给问题。他们的坦克和步兵纵队每天只能行进4至8英里，然后要停下来等待后方运来的燃料和弹药。

布拉德福德·史密斯考虑找个伏击点。他选择了在水原机场正南的公路，位于小镇乌山以北大约3英里。由南向北看，这条公路穿越一个低矮的马鞍形山坡，紧接着顺山直下，然后突然转向水原。绵延起伏的山岭以极佳的角度横跨公路，完全适合步兵构筑阵地和建立观察哨，使到水原的8英里的铁路和公路尽收眼底。

布拉德福德·史密斯选定了自己的阵地并粗略地标入作战地图。史密斯特遣部队将在这里掘壕据守，如果无法阻止北朝鲜的推进，但愿能迟滞他们。

与此同时，史密斯特遣部队的其余人员乘火车缓慢地向北移动，等候史密斯中校的命令，在他指定的地点部署并阻滞北朝鲜人。他们所经之处，一派混乱景象，平民和士兵沿着路基向南逃去。他们在中午目睹了一场偶然的惨祸，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到处是这种纷乱悲惨的景象。

一列挂着9节弹药车厢的北驶列车停靠在水原以南大约40英里的小城平泽。司机在等待指示。他不知北朝鲜人推进到了哪里，也不愿意让他的宝贵货物落到敌人手里。在联合国领导下参战后首次执行战斗任务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4架战斗机的飞行员发现了这趟停驶的列车。这些飞机不知道他们的方位，又未得到任何地面引导，澳大利亚人就认为发现了一个北朝鲜的绝好目标。他们以紧密的编队6次呼啸着飞过车站，向列车发射火箭并用机枪扫射。列车连同车站和大半个平泽镇都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爆炸和大火中化为乌有，数百名百姓也一同罹难。弹药的爆炸持续了整整一夜。运载史密斯特遣部队的列车由副轨缓缓通过平泽，美国人眼瞧着横尸遍地，默默地思虑着自己即将投入的战斗。

当天，别的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主要是由于地面部队与空中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飞机之间缺乏联络。在水原附近，美国飞机扫射了韩国的一支坦克纵队。韩国军队怒不可遏，用步枪对空射击，使一架受伤的飞机迫降，结果他们的“俘虏”却是一位十分尴尬的美国飞行员。水原的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坚称，7月3日那天，“友军”的飞机攻击这个基地不下5次。几天以后，这位军官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这些驾驶飞机的家伙可真是大显身手了！他们攻击了友军的弹药堆集处、水原机场跑道、列车、机动纵队和韩国陆军司令部。”又有一次，美国飞行员沿水原—乌山公路扫射，30辆南朝鲜卡车中弹起火，200余名士兵丧命。

丘奇将军怒气冲冲地要求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约束他那些过于热情迸发的飞行员，他要求把空中打击仅限于汉江地区以北。斯特拉特迈耶表示同意。

加快增援

正当史密斯特遣部队向北运动之际，第24步兵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在大田设立了司令部，为他的部队到达做准备。再过几个星期便是51周岁的迪安，在陆军将领中算是一个不寻常人物，他在接受了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训练之后得以委任，扶摇直上成了星级将军。他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体重超过200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欧洲指挥过步兵部队，并以纪律严整而著称。1947年至1948年两年，他曾经管理在南朝鲜的美国军政事务，然后到日本接任指挥第24师。他对朝鲜的了解有限——只会讲几句朝鲜语，与政府以外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他不太喜欢这个地方（1950年7月，他返回朝鲜的第一个夜晚，睡在釜山的一座仓库里。他尖刻地说：“房子里的臭虫比过去和将来我看见的任何建筑物里都多得多。”）

战时状态的韩国军队给他的第一印象就使他十分担心。战争开始才不到两个星期，韩国军队已经有了第三位总参谋长。韩国陆军司令部“由于内部争吵不休而四分五裂，每个人都斥责对方是‘共党分子’，每个人显然都愿意让我来决定一切，尤其是替他们拿主意”。每一次，迪安希望韩国人能够奋起抗击，指挥官们总是搬出“一大堆败退的借口”：他们缺乏弹药；抵挡不住北朝鲜的坦克；翼侧受到包抄。但绝大多数韩国士兵“显然是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抵抗和战斗”。尽管韩国军队一再声称它的部队“在东部山区苦战”，并且偶尔亮出一辆缴获的装甲车辆，但是迪安甚至猜想不出那里会是一幅什么情景。迪安不会受骗。他打过仗，了解那些标志性的指数。他发现，虽然韩国部队大谈战斗，但他们似乎拿不出任何俘虏进行审讯。这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最激烈的战斗中，总可以抓到一些俘虏。迪安只能断定韩国人在撒谎。

7月4日晚些时候，迪安幸运地迎来了第一批数量可观的美国先遣部队，第34团的1 981名士兵供他调遣。他命令这支部队运动到史密斯特遣部队的后面占领阵地，封锁安城的一条道路以及平泽的主要公路。迪安想充分利用这里的地理条件。在平泽，牙山湾的一个支湾向内地伸展，几乎与公路相接，提供了一个屏障，可以阻止任何敌人从西面绕过该城向南逃窜的任何企图。安城以东，群山绵延到城边，形成一条类似的屏障。如果北朝鲜人突破这两座至关重要的城市，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南下的公路网。史密斯特遣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希望能够在此挫败北朝鲜人的进攻。

迪安仔细地向第34团团长杰伊·洛夫莱斯上校说明了作战意图。如果北朝鲜人真的绕过了这些阻击阵地，那么迟滞行动会变得异常困难。该团的首要任务是迫使北朝鲜人放慢推进速度，为麦克阿瑟争取时间以增派更多的部队到朝鲜。迪安估计到困难所在：即将进入阵地的第34团第1营没有配备坦克、大炮以及反坦克武器；该营训练较差；汹涌而来的北朝鲜部队占据绝对优势。但是营长哈罗德·艾尔斯中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役中曾经作战勇敢，战术灵活，因此迪安认为他能够胜任。

艾尔斯二话没说，召集他的军士们说：“好吧，上车，出发。”

美国人的首战

星期二，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开进的第四天，疲惫不堪的部队在乌山下了火车，又坐上征集来的各式各样呼哧乱喘的朝鲜卡车。第24师第52野炮营的先遣队共108名士兵，携带6门105毫米榴弹炮、73部车辆，乘坐海军的小型舰艇匆匆地赶到朝鲜，然后坐卡车和火车北进，这真是雪中送炭。史密斯中校认为，现在总算得到他所需要的力量了。乔治·巴思准将跟炮兵部队一起到来。尽管他的军阶高一些，但是依然由史密斯中校统一指挥。

史密斯中校让士兵们坐上卡车，准备趁着黄昏向北开进，但是开车的朝鲜人退缩不前。“你们这些傻瓜，”其中一个司机通过翻译对史密斯说，“那边在打仗，我们应该往那边走。”他指了指南方。史密斯坚持前往，司机们便遗弃卡车，在黑暗中逃之夭夭。一名军士大声喊道：“好吧，我们找几个会开车的志愿者。”这样，特遣部队便坐着由美国大兵驾驶的卡车继续开进。

越往前走，韩国部队造成的麻烦越多。在好几座桥边，史密斯都发现韩国士兵正忙着放置炸药。他们对他说，他们“打算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切断公路，来阻挡共产党的坦克”。史密斯和巴思据理力争说，炸毁桥梁也会使他们的特遣部队陷于困境。他俩说，把炸药留在原地，如果美国人万不得已后撤时，他们保证炸毁这些桥梁。

争论时间一长，巴思就不耐烦了。当一伙韩国士兵还是坚持立即炸桥时，巴思抄起炸药箱扔进河里，韩国士兵这才住口罢手。

7月5日星期三凌晨3时，史密斯特遣部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从他们离开日本伍德兵营出发那一刻算起，几乎用了整整5天时间。尽管士兵们精疲力竭，还是立刻构筑火炮阵地，他们愁眉苦脸地干着。此时此刻，甚至新近入伍的士兵们也知道，几天以后沿着这条道路由北开来的进攻部队是以坦克为先导。打过仗的老兵们有高招：打坦克的履带，使它不能动弹；反之，碰碰运气，将炮弹射进瞄准孔。大家心照不宣的结论是：史密斯特遣部队的士兵们已经撞上了最倒霉的差事，之所以把他们的部队从执行占领任务中抽调出来，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以运用战术娴熟而著称。坦率地说，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还在日本。

不管怎样，士兵们还是动手干了起来。要说明当晚构筑的火炮阵地，最好是用人手的形状打比方。在平坦的地面上，放下右手，展开拇指、食指和中指。水原—乌山公路由北穿过指间向南而去。拇指是一座山头，食指及中指的关节是另一座山头。炮兵阵地就设在手腕左侧——1门火炮设在靠后400码处，另外4门在大约1英里以外的地方。

B连横跨公路两侧。在其右翼，C连布成一个L形阵势——其三分之一的兵力正对着北朝鲜军队推进的主轴线，其余力量散开呈一个90°的直角（顺着中指）部署，与一条向南的铁路轨道平行。山峦起伏的地形中只有这唯一一条由北向南的通道，布拉德福德·史密斯就在这里设置了路障。

史密斯人手不够，无法占据所有的阵地。他从司令部召集志愿人员补充炮兵部队。加入的志愿者们足可编成4支0.5口径机枪小分队和4支2.36英寸反坦克火箭筒小分队，他们被配置在步兵的前沿阵地上。

炮兵们仔细地计算了炮弹数量。在日本的佐世保补充弹药给养时，该营军械官发现反坦克高爆弹（HEAT）只剩下18发。他把其中6发分给A组，要求节省使用，专打苏制T-34坦克。1 200多发其他型号的炮弹都是常规高爆弹（HE），对付苏制装甲的效果令人怀疑。

星期三，天刚亮，540名美军士兵已经在阻击阵地上就位，史密斯原来的特遣队得到了炮兵部队的加强。大雨如注，士兵们或蜷缩在泥泞狭长的战壕里，或躲在树后，嘴里嚼着冰凉的C类早餐口粮，等待着北朝鲜人的光临。

7时左右，史密斯首先发现北朝鲜坦克。从水原方向沿公路涌来一堆暗灰色的东西，虽然还在几英里外，但还能辨别出来。不到半小时，前方观察所报来更为具体的情况：一支由8辆坦克组成的纵队正缓慢地向阵地逼近。

在这以后令人窒息的30分钟里，史密斯盯着坦克慢悠悠地驶入105毫米榴弹炮的射程。8时左右，前方观察所用无线电向炮兵发出了开火命令：距离4 000码，离美军步兵的前沿阵地约2 000码。美国炮兵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次向北朝鲜坦克开火，当时巴思将军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上午8时16分。

头几发炮弹打偏了，但前方观察所迅速校正了距离，炮弹的爆炸在行进的坦克中间掀起一股股浓烟和泥土，然而并不能阻止敌人。见到这般情景，美国步兵们个个惊恐万分。坦克仍然沿着公路隆隆驶来。史密斯猜想，敌指挥官以为又遇到了一次韩国微不足道的阻击行动。

由于弹药数量有限，史密斯命令待北朝鲜坦克驶到700码距离时再用75毫米火箭筒射击。头几发炮弹击中了先头坦克，但未能予以致命损伤。北朝鲜坦克的85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机枪不停地射击，同时沿着斜坡隆隆作响地爬上坡顶。

奥利·康纳中尉扛着一枚火箭筒守在公路东侧的沟里，他放过先头两辆坦克，然后以跪姿在距离15码处向坦克装甲最薄弱的尾部发射了22发火箭弹。与此同时，榴弹炮队的反坦克高爆弹使两辆坦克中弹起火。受伤的坦克冲向公路边，为后续坦克让出通路。

其中一辆坦克冒着大火，两名乘员举着手从炮塔里钻出来，紧随着的第三名乘员端着小型冲锋枪跃出坦克，向附近的美军机枪阵地扫射。一名机枪手中弹身亡——这是开战以来被打死的第一名美国地面部队的士兵，他的名字已因战斗的混乱湮没无闻。美军火力立刻打死了这三个北朝鲜人。（史密斯后来在回顾这次战斗时，断言是反坦克高爆弹而不是康纳的火箭弹击毁了那些坦克。他说，火箭弹过期失效了。）

几分钟以后，最后一枚反坦克高爆弹打完。常规高爆弹触到坦克就弹飞了，不能造成任何损伤。北朝鲜人士气大振，一往直前。坦克纵队越过隘口，但未停下来摧毁美军炮兵阵地，只是向步兵阵地乱打一通。沮丧的美国士兵偶尔用M-1步枪向北朝鲜坦克射击。这场战斗的意义很明显。北朝鲜人犹如星期日驾车旅行者那样轻松自如地冲过美军阵地。

第一批坦克冲下公路，奔向炮兵阵地，履带碾断了连接榴弹炮阵地与步兵阵地的野战电话线，而无线电台由于受潮发生故障无法使用。美军只能靠一辆吉普车上的电台进行联络。4辆一组的坦克接连不断地驶来，美军的任何火力都无法阻挡。到上午9时，已有33辆坦克越过步兵阵地，它们的火力毙伤美军20人。

那天凌晨，战斗打响之前，炮兵阵地里有人提出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如果北朝鲜的坦克突破步兵阵地，那么炮兵阵地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炮兵中的埃德温·埃弗索尔中士也和一些人一样，认为这个问题是杞人忧天。“人们都认为，只要敌人发现是在跟谁打仗，就会掉头回去。”就是说，这里是美国人而不是韩国人。一名步兵向炮兵们打包票说：“放心，他们永远不会到你们这里。”

但是北朝鲜的坦克来了，而且大摇大摆地来了，这使史密斯和其他军官大为愤怒。更有甚者，北朝鲜人似乎对摧毁美军的炮兵阵地不是特别感兴趣。紧闭舱盖的北朝鲜坦克一次又一次地翻过山沟，沿着公路驶过炮兵阵地。它们也偶尔傲慢地打上几炮。好像对美军炮兵阵地不屑一顾，有些坦克的炮口甚至对向公路的另一侧。一辆坦克的乘员发现美国榴弹炮炮位后停顿片刻并驶离公路，似乎要把它碾毁。但过了一会儿，这辆坦克又折回公路，继续向乌山驶去。

与此同时，105毫米榴弹炮在150至300码距离内采取直接瞄准，射出一发又一发炮弹。炮弹虽打得坦克连连晃动，但毫无作用地弹飞了。

防御者们唯有一次获得成功。炮兵分队的米勒·佩里中校和埃德温·埃弗索尔中士率领火箭筒组冲向公路，打算在近距离向坦克射击。一辆坦克瞄准了榴弹炮阵地和公路之间一块稻田里的美国士兵。埃弗索尔跪在地上匆忙打出一枚火箭弹，坦克近在咫尺，“看上去像是一艘巨大的战舰”。坦克的炮塔转向埃弗索尔，一发85毫米加农炮弹炸断了公路旁的一根电线杆。埃弗索尔跳入一条满是积水的排水沟。线杆倒了下来，但他安然无恙。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发105毫米炮弹炸断了坦克履带，它动弹不得。其余的坦克继续越过山沟。

战斗平息之后，佩里中校立即通过一名翻译向被打坏的坦克内喊话，要乘员们投降。他们没有回答。佩里下令用105毫米榴弹炮击毁这辆坦克。他们向坦克连续发射了三发炮弹后，两名北朝鲜人跳出坦克逃跑，美军一个班紧追不舍并击毙了他们。

混战中，一发轻武器子弹打伤了佩里的腿部，但是他不肯后撤，坚持指挥处于困境的炮兵迎击即将到来的数量更多的北朝鲜坦克。一长列似乎望不到头的坦克沿着公路驶来——有时3辆一组，有时单车行驶。

面对这幅情景，一些炮兵乱了阵脚，用埃弗索尔的话说，他们开始“离开”。佩里及其他军官和军士们操纵起被遗弃的大炮，他们从附近的弹药库拖来炮弹，装填上膛，然后射击。然而，大部分射击还是不起作用。但这一次，坦克上还不太常见地搭载了一些步兵。大炮的近距离射击把其中大部分人从坦克上掀下来或击毙。坦克继续向乌山开进，但是道路两旁却已躺满尸体。

到上午10时15分，最后一辆坦克越过了炮兵阵地，至此总共有40辆坦克通过。史密斯清查了战果，火炮和火箭筒的火力，或者两种火力一起摧毁或打瘫了4辆北朝鲜坦克，击伤另外3辆，但未使其失去战斗力。他的部队伤亡20人，此外还损失了1门105毫米榴弹炮和大部分车辆。

后来，佩里中校痛惜没有反坦克地雷，当时在朝鲜没有这种地雷。他认为，使用少量的地雷，只要埋置得当，足能阻止整个坦克纵队。但远东司令部暂且不得不以拙劣的方式继续作战，依靠部队的勇敢和临时措施来争取时间。

就在北朝鲜坦克轻而易举地冲破史密斯特遣部队阵地的时候，第34团正力图在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平泽构筑阵地。平泽在乌山以南约10英里，位于主要公路铁路通道上。哈罗德·艾尔斯中校接到北朝鲜突破阵地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几支火箭筒小分队。查尔斯·佩恩中尉率领几名步兵向北推进，在乌山以南5英里处的铁路路基上与一辆北朝鲜坦克遭遇。

随军摄影记者雷·特恩布尔军士与巡逻队同行，希望拍摄一张火箭筒小分队击毁坦克的现场照片。他紧随着18岁的二等兵、从西弗吉尼亚州斯金福克的一所中学退学的肯尼思·沙德里克。在一座小村庄外面的一块坟地里，火箭筒小分队开了火。特恩布尔后来说：

我拍了几张令人满意的照片，但是两辆坦克停得稍微远了一点，沙德里克和他的同伴转移到另一个阵地，试图把它们击毁。我紧随不舍。

他们打了几发火箭弹。然后沙德里克同我约定，他数“1、2、3”再射击，他数到“3”时，我就可以拍摄一张火箭筒尾部喷火的照片。沙德里克数到“3”，然后就站起来向火箭弹飞去的地方看是否击中了目标。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胸膛，另一颗穿透他的右臂。

沙德里克呻吟着：“噢，我的胳臂。”我看见他肘关节以上的骨头被打断。他倒在地上，一名中尉向他跑去，但是我说：“太晚了，他胸部也中弹了。”中尉摸摸他的脉搏，已经停止。我拍下这幅场景。不到半分钟，沙德里克就死了。

一名军医叫道：“死得真不是地方。”

史密斯特遣部队后撤

北朝鲜的坦克消失在南边以后，史密斯特遣部队迎来了一个短暂而平静的空隙，但布拉德福德·史密斯知道，无须多久，北朝鲜的步兵就会沿路而至。他的士兵们抓紧这短暂的喘息时间加修掩体，设法恢复被打断的通信线路，检查武器和弹药。大雨依然不停。“在这种鬼地方打仗。”一个二等兵低声骂道，无人与他争辩。

平静的时间未持续多久。大约11时，史密斯用望远镜环视地平线时，第一次发现了北朝鲜人在水原附近运动的迹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史密斯意识到一股令人胆寒的力量正在向他的人马压将过来，这使他不寒而栗：由卡车和徒步士兵组成的纵队拉得至少有6英里长，开路的是3辆坦克。（根据后来对俘虏的审讯，史密斯见到的是2个整团，即北朝鲜第4师的第16团和第18团共4 000人。其中一份有关审问李学九上校的报告表明，当时北朝鲜人不知道，或者没有料到美国会参战。当他们知道时，平壤政府“大吃一惊”。）

史密斯现在是腹背受敌：他的先遣部队南面是他几乎无法迟滞、更谈不上摧毁的北朝鲜坦克纵队，现在他要试图去阻滞一支也许是10倍于己的军队。

在这个关头，任何缺乏战斗勇气的士兵完全有理由退却，但是史密斯十分清楚自己的任务：尽可能地迟滞北朝鲜人的推进并显示自己的力量，让它知道它的面前不是丢盔弃甲的韩国陆军，而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手。史密斯以赌徒那样紧张而又沉着的心情，注视着北朝鲜的行军纵队步步逼近。最后当车队进至不足1 000码时，史密斯便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狠狠地揍他们”。

开火的命令一下，迫击炮弹纷纷飞向车队，0.50口径的机枪子弹猛扫北朝鲜的行军纵队。卡车连连爆炸起火，北朝鲜士兵们纷纷跳车或被掀到公路上。仅仅几秒钟，猛烈的火力就使不可胜数的北朝鲜人丧命。

但北朝鲜人迅速地重新集结。3辆坦克冲向美军阵地，在距离炮兵阵地仅200至300码的地方用加农炮和机枪向山头阵地猛烈射击。指挥官们吼叫着把1 000多名北朝鲜人赶出卡车和沟渠，沿着公路的东侧向山顶运动。其余的北朝鲜部队在距燃烧的车辆较远的卡车上待命。显然，他们认为防御者们会同战争初期的韩国部队一样，最终被击溃逃窜。

进攻的北朝鲜部队逐渐向美军阵地的两侧运动，迫使公路东侧的美军收缩防御圈。对方的迫击炮火力越来越密集。北朝鲜人顽强地向南运动，企图完全切断史密斯特遣部队的退路。

虽然美军士兵们首次参战，但是打得很顽强。一等兵维恩·马利根使用的机枪脚架被对方炮火击坏，他把枪管架在空弹药箱上继续射击。空弹药箱又被打坏，此时，6名北朝鲜士兵向他冲来。马利根用左小臂架着机枪射击，那6名士兵全部被击毙。

在日本时，雷蒙德·“博迪”·亚当斯中尉是团棒球队的投球手，此刻他投出了他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掷。他把一枚手榴弹投到40码以外似乎是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径直落在北朝鲜的一个机枪阵地上，使其枪毁人亡。

两小时之后，史密斯认识到他的处境已经无可挽救，固守阵地意味着他的士兵必死无疑。他后来说：“当时已是毫无希望，伤亡惨重，联络中断，缺乏交通工具，弹药耗尽，北朝鲜人的坦克就在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我面临抉择，何去何从？”

“与阵地共存亡，还是设法带领余部突围？我至多还能坚守一个小时，然后就会全军覆没。我选择了突围，希望保全性命，来日再战。”

史密斯于是遗弃了全部机械化装备，率领一小股部队设法扫清一条通道，以突出北朝鲜人的包围。史密斯的一名尉官拖着重伤的身体爬回阵地，碰到6名躺着不能动弹的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喊叫着：“少尉，我们该怎么办？”

这位尉官递给他一枚手榴弹说：“我最多只能为你做这个了。”

史密斯后来说：“这是这一类事情中最糟糕的了，伤员和垂死的士兵哀求着你帮助他们，但你没有法子帮助他们。”

在战场上遗弃伤员还违反美国的军事法规。如果士兵知道自己负伤后不会被弃之不顾，那么他们会更加英勇地作战。不幸的是，遗弃伤员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史密斯特遣部队。

继续推进

7月5日晚上，史密斯特遣部队的掉队人员陆陆续续地进入第34团防区，并带来了最初的令人悲观的报告。一些士兵说，史密斯特遣部队都被消灭，北朝鲜人的大队坦克将紧随而来。稍后，史密斯带领86名幸存者抵达这里，其中4名重伤员不得不留在该团治疗。

团长洛夫莱斯上校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驻守平泽、安城和其他地方的各部队之间通信联络全部中断。沿途逃难的南朝鲜士兵和老百姓不时地剪断电话线，用来捆绑行李、携带物品。由于部队相隔甚远，无法使用无线电通信网络，指挥官们只得使用通信员进行联系，但这些报告远远落后于实际战况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有关指挥权方面的混乱。在此以前，乔治·巴思将军曾部署炮兵部队进入阵地支持史密斯特遣部队，现在他已经到了第34团。在没有更高级指挥官在场的情况下，巴思开始向第1营的艾尔斯中校发布命令。巴思认为在危急形势中就应该如此行事。他下令炸毁城北的一座公路桥，指示艾尔斯尽可能久地坚守阵地，但如果艾尔斯认为该营面临被切断退路的危险时，就要立即撤退。艾尔斯“毕竟不像布拉德福德·史密斯”。显然，他和巴思均未向洛夫莱斯上校提醒有关北面发生的情况，洛夫莱斯也未接到迪安有关巴思职责的任何指示。尽管如此，上校在战场上是不与将军争辩的，因此洛夫莱斯便着手拟订撤退计划。一个连留下担任后卫，当第1营撤离平泽以后就进入这些阵地。

与此同时，在平泽以北两英里的河岸，第1营的士兵正蹲伏在满是积水的狭长壕堑里，纷纷叫苦不迭。破晓时分，冰冷的C类口粮几乎难以消除他们心中的忧郁。透过雾雨，传来马达的轰鸣声。

艾尔斯和其他士兵透过霾雾，看到被炸毁的桥梁的远端出现了坦克的轮廓，再往后是徒步士兵和车队。先头坦克在桥边停了下来，乘员们跳下车，察看被炸毁的桥梁。后面的坦克也停了下来，共计有13辆。北朝鲜步兵没有停止，他们径直朝河里走来，单兵开始涉水过河。

美军迫击炮以密集火力向桥梁附近急促射击，击毁一辆卡车。对方的坦克立刻还击，很快就打哑了美军的炮兵。北朝鲜人蜂拥过河，几分钟以后，他们已经逼近美军阵地，美军士兵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步枪上膛的动作。

这一切艾尔斯全看在眼里。他下令全营撤至天安，但是道路却被逃难的朝鲜百姓和士兵所堵塞。撤退秩序混乱不堪，到了下午，从平泽到天安的公路上到处是被丢弃的装备和衣物。

史密斯特遣部队由于兵员不足、装备低劣，未能有效地迟滞北朝鲜人的进攻；寡不敌众的第34团也与此相似——但是两者有本质差别。史密斯的士兵一直战斗到被逐出阵地。相对来说，第34团则未与北朝鲜人发生什么接触。北朝鲜人一出现，该团就打点行装一退了事。

对于第34团的撤退，没有人比迪安将军更为震惊和愤怒。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该团已经离他选择的沿海的河边防御阵地有15英里之远。迪安说：“在安城的部队还没等到挨揍，就从我指定的地方后退了整整20英里。”

迪安跳上吉普车，直奔天安，以了解情况及第34团为什么不坚守河沿阵地。他到达后，发现全团已撤到天安以南。“我当时真该说：‘向后转，现在就出发。’但是为了避免乱上加乱和防止在夜间陷入埋伏，我对他们说：‘好吧，死守在这里，直到有我的新命令。’”

陆军官方史料对接下来迪安将军和巴思以及其他军官“不愉快”的冲突描写得很谨慎。迪安直截了当地追问是谁下令从平泽撤退的，回答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最后，艾尔斯说由他承担责任。

迪安命令第34团次日早晨原路折回，直到与北朝鲜人遭遇，然后进行迟滞战斗。但他已不再掌握地形方面的优势，其结果被他称为是“悲惨的”。北朝鲜人沿公路网席卷西海岸，所遇到的抵抗不过是一支叫作西北青年团的稀奇古怪的准军事部队。这些非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有500至1 000人，由韩国政府提供武器，但不属于正规陆军。一些美国和韩国军官对这支队伍有所信赖，但迪安则不。后来几天里，北朝鲜人不断地从左翼袭扰美国和韩国部队。

次日早晨，迪安还干了些别的事。第34团改由罗伯特·马丁上校指挥，迪安曾经跟他在欧洲的第44师一起服役，迪安当时任一个作战团团长。马丁接到命令就从东京赶往朝鲜，抵达时还穿着矮靿鞋，头戴一顶海外警备队帽，没有钢盔、武器和野战装备。几小时后，他已在前线。当天下午，洛夫莱斯被正式解除职务。

“增兵！”——麦克阿瑟

北朝鲜的推进速度使麦克阿瑟慌了手脚。6月29日，他曾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夸下海口：“给我两个师，我就能守住朝鲜。”次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批准他动用当时驻日本四个师中的两个师。就在这两个师的先遣队开赴朝鲜之际，他却要求增援。他7月2日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可行，请求速派一个陆战队团并配备相应的航空队担任战术支援。由于行动迫在眉睫，务必尽早赶到。”他还赞同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的要求，增加700架飞机，使空军部队达到战时水平。

7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派遣一个陆战团，三军参谋长们只满足了他为斯特拉特迈耶要求的飞机数额的一半，“目前全部只有……这些”。

两天以后，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投入战斗当天，麦克阿瑟又恳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增兵。这一次他要求增拨第2步兵师、第2特别工兵旅和第82空降师的1个团，供他计划在7月20日至8月10日期间的作战行动中使用。

这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踌躇不前了，他索要的部队占去陆军总预备队中相当一部分。驻扎在日本以外的总共有6个师，1个师驻德国执行占领任务，其余5个师均在美国。参谋长们告诉麦克阿瑟说，尽管他们“以同情的心情考虑”他的要求，但这却使他们为难。目前尚未获准增加军事人员，而且美国必须在朝鲜以外的地区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姿态。7月20日以前没有船只来运送他所要求的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少安毋躁，设法估计一下总共需要从各军兵种抽调多少部队才能把入侵者逐出南朝鲜。

在朝鲜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韩国陆军沿着更加崎岖陡峭的进攻通道实施防御，他们遇到了许多麻烦，跟在西海岸进行仓促抵抗的美军遇到的一样。7月5日美国第24师参加战斗以后，汉城至大邱的主要公路和铁路以东的所有地区都由韩国部队负责守卫。

朝鲜的中部地段是崇山峻岭，有两条南北走向的主要公路和铁路干线，它们均从汉城东南45英里的原州起始。从原州到金泉的中央走廊几乎是正南正北走向。东面不远的另一条通道稍稍偏向东南，与永川接连。扼守任何一条通道都可将入侵者置于以大邱为中心的打击范围之内。

西边的第24师遇到的每一场战斗，其阵势都同出一辙：北朝鲜人首先由坦克发起冲击，步兵迅速包抄，兵力和火力占绝对优势。然而，后来的战俘审讯报告提供了韩国部队效率不断提高的令人鼓舞的数据（这些部队是第2师、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8师和第117团）。据战俘报告说，北朝鲜最高司令部因他们未能按计划迅速推进而罢免了（后来也可能是枪毙了）三名师长。

当韩国军队有机会站稳脚跟投入战斗，并让他们微不足道的炮兵参与时，就能重创入侵者。例如，韩国首都师在春川以南与北朝鲜第2师激战3天。韩国炮兵在清州边缘设置了埋伏悄悄等待，直至敌军走进射程，然后从容不迫地炮击了一个多钟头，击毙800名北朝鲜人。

麦克阿瑟向前线紧急运送了800枚M-6型反坦克地雷，但韩国部队和他们的美国军事顾问都未曾见过这种型号的地雷。顾问团的理查德·克劳福德阅读了附在每个箱子上的使用说明，便着手向韩国士兵讲解如何使用这种奇怪的武器。由于战斗就在眼前，敌军坦克正朝着训练场地隆隆驶来，克劳福德未敢怠慢，只花费了半小时进行讲解，这点时间是不够的。韩国士兵埋设地雷时要么忘了安上引信，要么忘了打开保险，即使被坦克碾过也不会爆炸。克劳福德手下一名士兵让韩国士兵把装有地雷的箱子全部从一辆卡车后面扔了下去，连掩埋都顾不上了。

美国人的办法不灵，韩国人就转而用另一种被克劳福德口是心非地称为“好主意”的办法。它是这样的：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准备了炸药，绑在一个士兵的腰部，组成了若干“敢死队”。这些敢死队员运动到坦克的侧面，拉响一个2秒的导火索，坦克有可能被击毁，但是人肯定去见他光荣的老祖宗了。

我一直不知道这种方法究竟击毁了多少辆坦克，但是我确实知道在头四五天我们损失了太多的“敢死队员”。韩国工兵司令告诉我，他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志愿者。

另一名美国顾问戴维·坎贝尔少校向韩国第6战斗工兵营传授饵雷要领，韩国士兵特别喜欢这玩意儿。潜入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北朝鲜的战线，把北朝鲜运送给养的大车的一个轮子卸下，然后将炸药放在车下，并小心地把车轴放在地上，系上绊绳。“北朝鲜人抬起大车安装轮子时，饵雷就会爆炸。韩国士兵给这种残酷的装置起名为‘剃刀’，因为这种雷会炸中头部。”

到7月中旬，尽管北朝鲜人受到上述牵制，但是经过持久的浴血战斗，他们还是打通了崇山峻岭中的两个关键隘口，一个是中部走廊的闻庆，另一个是东部的丹阳。沿东部沿海太白山区行进的几支北朝鲜部队越过了朝鲜一些最险峻的山野地段，未遇到任何抵抗。北朝鲜的一个团8天行军175英里以后，才遇到了从丹阳地区后撤的韩国部队的抵抗。

但是，沿海地区一个北朝鲜师的主力行动极为缓慢，处处小心翼翼，结果坐失了长驱直捣浦项以及从侧翼攻击韩国部队和美军在半岛整个战线的良机。这个延误来自司令官，他决定向山区险峻的隘口派出侦察巡逻队，以确保不会遭到伏击。美陆军战争史料称这次延误是朝鲜战争中“敌人主要的战术错误之一”。由于这一原因，韩国得以匆忙地把第3师的一个团部署进入阵地。指挥该团的金政友上校身材异常魁梧高大，作战勇猛异常，称得上“金老虎”这个绰号。他在浦项以北阻止了北朝鲜人的推进。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一个战斗机大队飞赴浦项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迪安将军向那里派出一个步兵营；海军也参与行动，一旦发现目标，就用舰炮猛轰。

尽管如此，韩国一些部队在7月11日顶不住了，把指挥所和所有人都撤至盈德。韩军师指挥官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问题：他命令宪兵只要在城里发现韩国士兵，一律格杀勿论。散兵游勇立即都返回了前线。

但是，韩国部队和美军都无法坚守。从黄海至日本海，朝鲜的整个防线都在土崩瓦解。到了7月中旬，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

汉城的红色政权

李承晚政府一逃离汉城，共产党人随即着手在南朝鲜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并且尽可能起用友好的南方人。北朝鲜人满怀信心，他们觉得南方百姓讨厌李承晚的“匪帮政府”而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集结了很多皈依者，汉城国民议会议员元世勋同意主持对“反共嫌疑犯”和前韩国官员的审判。7月4日，战争初期被解职的韩国第2师师长宋虎声将军在北朝鲜国家电台宣布建立“人民志愿军团”，与北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据中央情报局分析，宋的讲话向朝鲜人和全世界预示了北朝鲜未来在心理和宣传等方面将要采取的措施，“随着（韩国的）军队被消灭，政府官员被捉，北朝鲜政权将尽一切努力建立一个代表全朝鲜的‘临时’政府”。随着韩国军队和政府的一蹶不振，共产党人关于李承晚的共和国是“傀儡政权”，以及美国人千方百计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全体朝鲜人民的指责，也就“越具有分量”。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还接到报告说，一些著名的反共分子在汉城被处决了。

几天以后，如中央情报局所预料，北朝鲜人成立了一个汉城人民委员会，除主席之外，全部人选由南朝鲜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曾被李承晚以共党分子的罪名监禁过的行政官员和国民议会议员。

共产党人随即开始“招募”兵员和壮丁服劳役，主要负责运输紧急物资，以更换被美国空军击毁的设备。人民委员会也开始对韩国军属、警属和政府人员家眷进行普查。

但是他们并非总是需要强迫行事。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韩国政府“过去未能……赢得不安定的学生阶层的支持”，致使超过半数的汉城学生“积极支援共产党人，许多人志愿报名参加北方军队，他们显然受到一支胜利之师魅力的吸引。一旦形势严峻，他们的士气就会一落千丈”。中央情报局注意到，汉城其他市民阶层有着类似的不满情绪：工人阶级“普遍支持北朝鲜人，商人们则保持中立，知识界仍然亲南方”。一名前汉城警察向中央情报局反映，城里的北朝鲜军队和警察“不是很引人注目”；虽然商店大都关闭，“街道上却……人山人海，年轻人尤其多，都忙于参加共产党组织的示威游行”。

中央情报局报告的含义十分明确：相当多的汉城市民为李承晚及其政府的垮台而欢欣鼓舞。

北朝鲜电台在直接对南方的宣传广播中警告说，美国是不能信赖的。北方的广播和出版物说，美国曾经在中国帮助过蒋介石，可是当共产党的力量一占上风时，它就撤走了。他们声称，只要北方力量继续向南推进，美国会从朝鲜退出。

然而，无论北朝鲜人有多少机会来鼓动民心支持他们，这些机会很快就白费了。由于北朝鲜人民军的后勤问题，这支军队实际上只能“靠山吃山”，士兵们在汉城挨家挨户搜刮大米。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从此汉城居民没有大米，勉强度日”，粮食价格直线飞涨。据送达中央情报局的难民报告说，7月末汉城的大米价格是釜山的7倍，大邱的11倍。

7月间，当北朝鲜人占据明显优势时，平壤电台反复鼓吹韩国的后台老板必败的论调。平壤电台还广播了一份据说是由仍然留在汉城的48名前国民议会议员联合签署的文件，它呼吁大田的议员不要再支持李承晚，站到“人民”的一边来。为了国际舆论，北朝鲜人还请来法国、英国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报纸的记者来到朝鲜，斥责美国轰炸北方的罪行。这些记者写道，由于美国人“从云层上”投掷炸弹，他们显然是在进行“恐怖轰炸，旨在杀害和平居民”。但是到了8月中旬，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尽管有关轰炸和土地分配的宣传仍在进行，但是关于‘必胜论’的宣传不再出现。”北朝鲜人还试过黑色宣传手法，“散布联合国军胜利的假消息，当这些报道被证明是虚假的时候，美军的士气就大受打击”。

尽管北朝鲜政权无意实行粮食配给，但为了缓和粮食匮乏，它处决了一些黑市商人和囤积居奇者。新政权通过各级街区委员会，系统地征用满不情愿的劳工去修复汉江大桥。由于美军不停地轰炸，这项工作无人愿干。中央情报局8月初的一份报告指出，最初支持共产党政权的左翼分子被美军轰炸弄得“斗志涣散”，他们对北朝鲜能否取得最后胜利心怀疑虑，于是“扯下袖标，行动举止也收敛多了”。

但是处于困境的防御者仍在向朝鲜半岛的尽头退却，对他们来说，北朝鲜胜利的幽灵仍然是如此真实。

第五章 先斩后奏

干预朝鲜带来的最初欣喜情绪平息之时，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冷静地反思美国所承担的义务。中央情报局1950年7月10日提出了一份调子比较悲观的评估报告。由于中央情报局初出茅庐，规模甚小，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情报机构相比，依旧望尘莫及，因此在做出干预决定的关键会议上，其作用微不足道。现在美国已经参战，它终于有机会进行分析性评论了，但它的观点在国务院或国防部均遭冷遇。中央情报局认为，由于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主动或者被迫撤退……都会是一场灾难”。美国的对外承诺将失信于人，因为盟国不会相信美国会动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诺言，类似伊朗和印度支那等友好国家“可能会失去政治控制……或者迫不得已与苏联谋求和解”。美国正面临着由苏联挑起的一系列爆炸性事件，因为“如果苏联估计不到全球战争风险的严重性，它就会继续策动类似朝鲜事件的有限侵略。……美国主动撤离朝鲜，可能只会鼓励而不会阻止苏联在其他地区挑起有限战争”。

在中央情报局看来，撤退可能会引起苏联人的强烈反应。分析报告指出：“美国应该实行国内动员以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在朝鲜的干预，而不要在撤退以后再做动员，这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要有利得多。”假如美国撤军后再实行部分动员，“那么苏联领导人更可能预计战争的矛头是直接指向苏联的，而不会去考虑美国的动员是不是为了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干预。如果苏联预计会爆发全球性战争，它就有可能进攻美国以先发制人”。

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员雷·克莱因（1969年退休时任副局长），同中央情报局内许多一般官员一样，支持杜鲁门做出干预的决定，认为它是“勇敢的一击”，势在必行。但克莱因对政府采取的步骤持保留态度。“由于缺乏一系列严谨的分析就做出决定，”他说，“这成了先斩后奏的事情。”

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工作是寻找相关迹象，表明苏联人将发动进攻来回应美国的干预。一个国家备战的迹象是销毁驻外使馆的档案，撤离重要人员、妇女和儿童。（一个情报延误的经典例子：1941年12月7日凌晨，联邦调查局人员观察到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院子里浓烟弥漫，日本人显然正在销毁大批文件。监视人员做了记录。当他发出报告时，日本飞机已经摧毁了珍珠港美国舰队的主力。）随着朝鲜危机的加剧，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密切注视着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特工人员收集了一大堆零星材料：

——7月4日晚10时30分，特工人员注意到“苏联驻哈瓦那公使馆内浓烟滚滚，并且散发出纸张燃烧的气味”。在此之前，“一只装着6架莱卡35毫米照相机的箱子被运进公使馆，这表明，在烧毁文件以前可能做过缩微照相处理”。

——7月2日，苏联在东京的领事和文化关系处的人员“被观察到在收拾个人物品”。

——7月7日，联邦调查局报告，在切萨皮克湾彼岸马里兰州伍德兰滩的苏联使馆野营地点，“妇女们被告知要于次日晚去大使馆开会”。此外，据提供消息的人士称，从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远东委员会成员鲍里斯·索科洛夫“在华盛顿西北的家里”传出锤子的敲击声，可能是在收拾行李或者打包装。

——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报告，在过去的6周内，苏联驻华盛顿、法国、日本、土耳其、印度、叙利亚—黎巴嫩、暹罗（泰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们相继回国。

中央情报局及其局长希伦科特海军少将都没有对这些毫无关联的情况进行分析，而只是把它们凑在一起送往白宫。杜鲁门总统看着看着火气上来了：“我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情报机构，不是记事板。”他打了电话给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二战时期任陆军参谋长，后来任国务卿，此时正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附近自家的农场退休养老。杜鲁门说：“我实在想另外物色执掌中央情报局的人，你有什么主意？”马歇尔说容他“考虑一下”。结果，直到9月中旬，马歇尔始终没有机会举贤荐能。在这期间，中央情报局几乎得不到杜鲁门的重视。

兵员不足

当时，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忙于处理更为紧迫的问题，难以顾及情报工作。7月9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承认四个师不足以阻止北朝鲜人，他要求“刻不容缓以现有的一切运输手段”再增派四个师。电报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吃一惊，因为仅在两天以前，麦克阿瑟还提出四个师足够用，现在他却把数字翻了一番。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无视这种基本的战略算计：如果满足麦克阿瑟的所有要求，美国陆军将全部投到朝鲜作战，西欧或者美洲大陆就没有任何士兵进行防守。6月底仓促做出的判断看来始终是一项很无把握的决定。至少参谋长们之中有一位，即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希望自己当初应大声疾呼反对干预。

但是，生米已成熟饭，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无可奈何。朝鲜的困境被麦克阿瑟描述得如此严重，以致参谋长们觉得除了替他尽量搜罗兵员并尽快空运到朝鲜以外，别无他择。

他们首先从总预备队（这是最后可以动用的供紧急时使用的力量，其主力是精锐的101空降师）中调出了那些通常负责训练新兵、后备役军人和应征者的技术军官和未授衔军官。军方称这些人为干部，他们是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兵并使其做好战斗准备的军人。从6月25日至7月25日的一个月内，总预备队的数量从14万人下降到9万人。甚至连这一数字也有水分，在战略预备队中尚存的9万人中，有1.5万人从事基本管理和文员工作以保障军队的运作。因此，调给麦克阿瑟人员意味着从总预备队中抽走了大约半数战斗部队和支援部队。

解决国内无人防守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征兵制。凑巧，到6月14日，即敌对冲突开始前不到两个星期，《选征兵役法》期满失效。战争爆发后，国会急忙将这一法令延长一年，这就为征兵提供了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国会授权杜鲁门召集国民警卫队个人和单位服现役，而这是杜鲁门所不希望的。杜鲁门不愿动用国民警卫队的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用军事分析家罗伊·弗林特上校的话说：“国民警卫队的联邦化是一个在政治上敏感的行动。其部队隶属于各州和它们的州长，主要负责内部治安和用于总动员，部分动员不关他们的事。”

然而，国会却赞成实施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以避免扩大常备军的规模，它担心和平来临时会被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所拖累。但是，北朝鲜的得手使得这些争议成为空谈。7月20日，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下令动员4个国民警卫师和2个团战斗队。

不过，征兵是获取兵源最迅速的途径。各兵役局已有18个月未征集任何人服现役，但他们一直在把刚满18岁的年轻人登记入册。现在国防部下令征兵：9月征兵5万，10月征兵5万，11月7万。海军陆战队征召了4.7万名官兵；海军3.9万名。为了让更多的军人去作战，国防部还雇用了23万平民从事原先由军人担任的工作。

尽管美国公众大都支持对朝鲜进行干预——据盖洛普8月份的民意测验，支持者达三分之二之多——但青年人一般并不踊跃参军。兵役局局长刘易斯·赫尔希少将简明扼要地说：“人人都想出去，没人想进来。”国民警卫队员和后备役军人的怨气最大，他们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已经做丈夫和父亲了。他们质问，为什么他们还要替年轻人打仗？

一种回答是：他们已经享受了后备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员的薪水和其他待遇，一旦服役期满，还有可能舒舒服服地退休。很多人认为后备役“任务”是一种周末的娱乐。一位对此不表同情的国会议员说：“他们长年拿着政府的钱，视当兵为儿戏，他们究竟知不知道山姆大叔为何慷慨解囊——是为了某种美其名曰的成人童子军营吗？”

青年人也千方百计地逃避征兵。一些人加入了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打算投机逃避动员。另一些人在仲夏突然决定报考大学，他们知道兵役局大多不会打断他们学习。

但是杜鲁门认识到，军方需要的远不止是一小撮应征人员和划归联邦政府调遣的后备役人员。鉴于未来几个月美国必须面对难以料及的局面，因此国家必须准备打仗。7月19日，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令人瞠目的咨文。他要求100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拨款（7月1日通过的1951财政年度预算只增加了40亿美元），希望取消2 005 882名军事人员的限额，授权他向面临困难的盟军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执行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经济和采购计划，增加税收用于支付国防费用，以及默许政府控制战略工业。

总统的咨文送交国会之日，正值公众支持战争的热潮方兴未艾之时，国会工作人员朗读咨文时甚至共和党议员也起立欢呼。《时代》周刊报道说：“共和党人抢在民主党人前面，迫不及待地给予杜鲁门总统他认为所需要的一切，以赢得朝鲜战争，并准备对付下一个朝鲜——无论何时何地它再出现。”几天之内，杜鲁门得到了110亿美元，比他要求的还多。五角大楼被授权把男女军人的总数增至320万。新当选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在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中概括了全国的情绪。他喊叫着说，朝鲜将“作为民主的屠宰场或是侵略者的坟墓”而载入史册。另一位国会议员、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提议准许麦克阿瑟自行决定使用原子弹。结果杜鲁门获得了经济大权，其中有：实行配给和限制信贷，负责战略物资的分配，控制物价和工资等权力，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行使的权力不相上下。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开始扭转了过去五年中忽视军备的倾向。这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器已经锈蚀，但是到夏末，它又运转起来了。麦克阿瑟争得了他所需要的时间，而现在一支大军已经上路奔他而去。

拜访麦克阿瑟

既然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决定将绝大部分美国陆军部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他们在7月中旬决定，他们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再设法满足他在人员和装备方面显然是难以填满的胃口。为此，柯林斯和范登堡两位将军由参谋军官陪同飞抵东京，与麦克阿瑟、沃尔顿·沃克将军和各位下属会见。

麦克阿瑟给柯林斯留下了“沉着和泰然自若”的印象。麦克阿瑟同往常一样，一边侃侃而谈，一边踱来踱去。柯林斯说：“他总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他不仅仅是对眼前的人说话，还向一大批看不见的听众演讲。”

时至今日（他们在7月13日会晤），麦克阿瑟已不再把北朝鲜军队看作组织涣散、训练差劲的东方乌合之众。相反，北朝鲜士兵是“顽强的对手，指挥得当”，他们把日本人的渗透技能与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坦克战术融为一体。北朝鲜人能够在夜间成建制地调动、行军和进攻，甚至连麦克阿瑟也承认，他“从未能够这样做”。北朝鲜人运用坦克的能力几乎达到“苏联军队的水平”。

麦克阿瑟对远东司令部情报机构未能预测到北朝鲜的企图以及南朝鲜的战斗力一事进行辩解。北朝鲜把它的力量分成两股，从而使他上当受骗。一股是区域性的边境巡逻部队，这与南朝鲜部队相差无几，但是北朝鲜人在后方却以“极端秘密”的方式集结了一支进攻型的野战力量。

麦克阿瑟接着说，到目前为止，他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后卫的孤注一掷的动作……把在日本的所有力量投入战斗”。他明白这些部队的性质“是为占领任务而不是为打仗设计的”，但是他还是“以最快速度”把他们投入战斗。空军也一样，甚至引导重型轰炸机来掩护步兵，“都是打破常规的”。

随后，麦克阿瑟将话题转到他的长远战略。他需要部队而且要快，在多大程度上失利或是延误胜利，“将直接取决于美国派遣增援部队的速度”。“8月份将从日本投入最大一批部队——如果美国从此全力以赴，那么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接着，他又谈及另一方面的可能性。他的论点在后来几个月里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大为光火：如果他未得到“全面的……支持……其后果将各有不同，直接取决于所获得支持的程度”。假若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他的见解是：

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关键。你调遣部队的速度将衡量你的打击力度。应该承认，我们在这里是一手坏牌，但是长期的经验表明……从长远讲，算数的是：看你怎样打你的坏牌，而不是好牌。

麦克阿瑟将“抓住太平洋上的任何船只，把增援部队和物资运到远东”。他不会“开局谨慎”，而是“一开始就全力以赴”。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按部就班，让那种概念见鬼去吧。”

他在滔滔不绝的讲话中，还表露出想要超越杜鲁门和联合国的指示，即驱逐北朝鲜军队，并且在南朝鲜恢复和平。根据会议记录：“他希望摧毁北朝鲜，切断一切可能来自‘满洲’或中国的救援——他断定敌方会倾力增援，但是他同样相信，只要采取中等程度的轰炸就能制止增援。他确信此时苏联人不会介入战争，尽管他认为他们在暗地里将进行最大限度的努力。”

麦克阿瑟认识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所承担的责任。但他“确信此间的胜利将会延缓共党在其他战线动手”。他以类比的方式说明，如果一个都市分四个区，其中第一区最为重要，第四区无足轻重。“假如第四区的一场火灾因为你要把灭火设备留给第一区使用而不能扑灭，那么等你把设备运到第一区时，你就会发现火势已无法控制。”（华盛顿的来访者无须使用注解就能理解这一类比的含义：远东是第四区，欧洲是第一区。）

麦克阿瑟结束了高谈阔论，然后回答问题。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问起中共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你是否设想在北朝鲜边界阻止他们，或者美军进入‘满洲’？”

“我将在北朝鲜阻止他们，”麦克阿瑟回答说，“在朝鲜，我设想了一个置敌于死地的办法。‘满洲’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与朝鲜之间的唯一通道有许多隧道和桥梁。我看在这里原子弹有一种妙用，只要炸一下，就够他们修上六个月。”

“或许采取轮换的方式，让我的B-29轰炸机（我们会还给空军的）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孤立起来。”

柯林斯将军询问什么时候麦克阿瑟可以发起反攻，完成这些行动以后在朝鲜需要保留多少部队。

尽管麦克阿瑟认为一旦三个师到达就可“稳定”战局，但他还是说无法做确切的回答。他反复强调他全歼北朝鲜陆军的意图。他说，一旦前线稳定：

我的目的就是向北渗透，对北朝鲜部队的任何后撤紧追不舍。为了进行一次两栖作战，我们将需要增援。

我志在歼灭而不是击退北朝鲜的军队。我也许有必要占领北朝鲜全境。采取上述行动之后的问题是重建和统一朝鲜（当然，此时这完全是猜测）。

麦克阿瑟的话语再次远远超越了杜鲁门和联合国安理会授予的权限。尽管如此，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均未表示异议。他们回到华盛顿后对杜鲁门汇报时，表示同意麦克阿瑟的看法，认为釜山桥头堡可以坚守，但催促“立刻增援”。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陆军却经受了在其漫长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些失败。

一个美国营的覆灭

1950年7月，在降临到美国陆军的许多灾祸中，恐怕以第29步兵团第3营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该营的覆灭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证明，把训练差劲、装备低劣的士兵投入战斗必然会导致灾难。更确切地说，这个原在冲绳执行警备任务的“团”，应该称为一个营，因为它仅达到1 200人编制的半数左右。尽管如此，7月中旬，该部队奉命开往日本，并且得到保证说调往朝鲜之前先接受6个星期的训练。

毫无疑问，该团需要做一些准备。士兵进行野战训练的时间极少，其中一些仅凭道听途说才知道陆军的基本武器M-1型步枪的操作要领。作为警备部队，他们仅仅处理日常公务和治安，远东司令部当局没有人想过需要动用这个被占领的岛屿上几百人的部队，因为实在排不上号。

麦克阿瑟突然需要部队——任何部队均可——使第29团受到关注。7月20日中午，一艘运输船驶入冲绳，运来400名未经训练的新兵补充到该团。新兵们只准从船上取下盥洗用具，他们排着散乱的队形走向供应站，然后被补充到该团仅有的第1营和第3营。军需官向他们发放武器和野战装备。几小时后，他们又返回运输舰前往朝鲜，而不是按照原先的允诺开往日本的训练场。

军官们表示强烈反对。第3营代理营长托尼·雷博少校向他的第8集团军上司诉苦说，士兵们大多结束仅仅8周的基本训练，具有战斗技能的人寥寥无几。经过软缠硬磨，他才从第8集团军G-3（作战处）助理处长阿伦·麦克莱恩上校那里得到允许，在釜山进行为期3天的强化训练后再投入战斗。

承诺来得痛快，取消得更快。部队于7月24日到达釜山后立刻奉命开赴战区的中心晋州。阿伦·麦克莱恩上校显然受到沃尔顿·沃克将军的压力——而沃克又不断受到麦克阿瑟的催促——因此他没有心情来考虑该团指挥官的疑惧。因此，曾经允诺的6周和3天的训练都未兑现。相反，该团两个营却被一股脑地推上前沿阵地，步枪和迫击炮还未经试射，0.50口径的机枪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防护油。

三军参谋长通过与东京的往来电报得知了事态的发展，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该部队的调动，尽管每一种迹象都表明这一调动将招致灾祸。

7月26日，第3营到达前线刚刚几个小时，就在河东附近走进北朝鲜人的一个伏击圈。设置在一条涧沟两侧的机枪向美军队伍猛扫，军官们疯狂地呼叫头顶上都看得见的美国飞机前来轰炸，但无线电失灵，飞机飞走了，没人觉察到地面发生的惨剧。美国步兵们争先恐后地渡过深涧中一条20英尺宽的深溪逃命，他们为了游泳甩脱战斗靴、衣服甚至武器。北朝鲜士兵冲到涧边，不慌不忙地消灭了大批美国人。据一名幸存者说：“他们穷追猛打我们，就像在射杀从野火中逃命的兔子。”

根据名册记载，第3营投入战斗时约有757名士兵。两个月后美军夺回河东地区时，阵亡登记队找到了313具被打死的美国人尸体，大多散布在河边和稻田里。一名北朝鲜俘虏供认，他的同志还抓获了大约100名美国俘虏。

麦克阿瑟的确告诉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他打算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时间（和空间）。这一次，他以最残忍的流血作为代价，把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士兵投入了战斗，他们的武器还涂着防护油，部队完全是一盘散沙。但是，使300余名美国人丧命的河东惨案在整个战争中根本不算一回事，甚至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未曾提及。这样，美国确实为20世纪40年代末削减军事预算付出了一部分代价。

一支赤手空拳的军队

负责筹备把美军师从日本运入朝鲜的军官们也为军队战备不到位伤透脑筋。部队缺乏重型武器、弹药、迫击炮管和三脚支架、绊索照明弹、手榴弹，甚至步枪通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35步兵团第1营，它仅配备1门无后坐力炮，这是步兵配备的基本的反坦克武器。激战中机枪枪管很容易发热损坏，但是该营却没有一支备用枪管。士兵用的大部分M-1型步枪和M-2型卡宾枪都不适合战时使用。

车辆的状况更糟糕。所有的车辆至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旧货。一些卡车则破烂不堪，自己发动不起来，还得把它们拖入运输舰；其水箱堵塞，引擎运转稍许就会过热而爆裂；陈旧的轮胎和内胎无法长期承受朝鲜的粗糙路面。尽管朝鲜地图标明主要城市有“公路”相连，但却名不副实，朝鲜的道路是为牛车，而非为现代化的军用车辆设计的。就连从釜山到汉城的主要公路——这是美国夺回首都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未铺路面、石块累累、坑坑洼洼、路肩陡峭的小路。

沃尔顿·沃克将军所属部队的状况比朝鲜的路况好不了多少。在过去的18个月里，还没征募过新兵。随着战后经济日趋看好，陆军被迫以缩短服役期限以及降低智力、身体标准等措施招募可以搜罗到的任何新兵。朝鲜战争爆发时，远东部队中43%的陆军现役军人只符合陆军普通素质测验中最低的第4级和第5级——负责训练的中士们把这些笨手笨脚的蠢货称为木头人或光头射手。尽管沃克曾经想方设法磨炼这些在执行占领任务期间养尊处优的士兵，但是到1950年7月，还未举行过营以上规模的野战演习。因此，各团各师尚未经过任何协同作战训练就开赴战场。

陆军当局对此有多种解释：和平时期陆军官兵调动频繁；拥挤的日本缺乏野战训练场地，如果陆军动用坦克和其他重型车辆，日本的中世纪的道路网就会被损毁；还有，指挥官和部队中同样都存在着一种想法：原子弹已经使步兵彻底作废——美国拥有这种终极武器，为什么还要步兵上战场冒雨开枪打仗呢？

这些投入战斗的士兵的态度也难以令人鼓舞。一位老资格的美联社驻日本记者金在采访抵达朝鲜的第24师先头部队时大为吃惊。这些年轻的美国大兵几乎一致承认，他们留恋在日本寻欢作乐、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愿到朝鲜打仗。其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对金说：

我只想回到日本我的佐世保塞迪那儿去。我与一位你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小麋同居了两年多。我找的这个地方比我居住15年的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强得多。吃饭有人做，洗刷有人管，袜子有人补，命令有人服从，我简直成了麦克阿瑟，没有人顶撞，一切顺心如意。你可知道，每月只需为这一切付上37美元了事。我从来没有那样舒服过。

当然，这种感觉好景不长。这位缺乏训练、体质虚弱的俄克拉荷马州年轻人就要与敌人交战了，那些敌人却未被物质享受所迷醉。

部队训练素质低劣的主要原因应归罪于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责怪国务院阻碍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南朝鲜陆军，但他却缄口不提美国驻日本部队（他称之为“我的部队”）低劣的素质。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外交和政治细节上，总是抱怨国务院和一股称为“华盛顿”的不明势力如何打乱他的生活节奏，他念念不忘千里之外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但从未提醒自己履行军事司令官督察部队状况的基本职责。由于他的渎职，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在朝鲜战场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未经指导、天真无辜的青年人，理应受到职业军官对他们的更好训练。

战争初始，美联社记者雷尔曼·莫林遇到了运载美军伤员飞回日本的医疗飞机：

一名黑人步兵躺在担架上，轻轻地呻吟着。一名留有胡子的美国兵两条腿绑着夹板，声音嘶哑地嚷着要水喝。一位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脸色惨白，茫然若失，喃喃地唠叨着：“他身上爬满了虫子。他就躺在那里，满身是虫子。噢，天哪，这些虫子……”

莫林注意到，在东京很多人都在说占领部队正在战斗中“接受洗礼”，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他们正在吸取作战经验。但是正如莫林所写：“司令部的军官们比战场上的士兵更多地使用这个词。”

远东司令部四处搜罗兵员和装备。文书、厨师、调车场修理工、牧师助手、军官助理，他们统统奉令离开工作岗位，拿起步枪，背起野战装备，登上飞机或轮船。麦克阿瑟还命令一位将军清理军事拘留营，被拘押的人被“恢复”军籍送去打仗。许多犯了罪等候审判的士兵们被无罪开释，因为证人都突然上前线了。陆军部为了加快案件处理的进度，授权第8集团军宪兵主任无须遵循陆军条例的框框，可以自行决定释放犯人。这次正式称为“驱赶行动”的大搜寻，总共造就了2 430名士兵去往朝鲜。

事实证明，为第8集团军装备作战物资，跟准备一个酝酿良久的家庭野餐的物品清单没有什么不同。运输清单上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部队番号：第95兽医食品检验分队、第55工兵应急桥梁连、第8080陆军邮政部队、第56陆军军乐队，每支部队都为战争效力。要求供应的种类也无奇不有：第8集团军的财务部门要求生产15个野战保险柜，供第179财务出纳处使用，“这样克莱因斯少校就可以用它们运送钞票”（发给部队）；阵亡登记队要求4套指纹印用品和100把锁；军需部门要领25把锁用来锁仓库；信号团申请44.4吨干电池。

已在战场的部队打来电报，要求在匆忙之中切勿忘记可供享受的物资：“军需官要向朝鲜运送2.5万箱啤酒，其中1万箱要即刻发运。”这是每人每天一罐所需的数量。（在东京的供给官员四处采购，找到一名制酒商，他答应“以每箱2.15美元的价格立刻供应10万箱啤酒”。）军队的娱乐部门“特别服务队”一天之内把“供消遣的读物”装了7个板条箱运往朝鲜，每箱装有“一套”25本平装书，50份一套的杂志共22套，25张一套的唱片共10套。东京的一位供给官员计划购买100万袋朝鲜饼干，每袋重250克。军需官经过与第8集团军的卫生部门协商，认为即将在大邱建立的移动制冰厂每生产300磅冰块，只需用一汤匙次氯化钙即可做氯化处理。

尽管美国陆军仓促投入战争，但是作为一架训练有素的机器，它已经以无可争议的效率运转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朝鲜彻底崩溃之前，美国无与伦比的物质优势能否充分地发挥作用？

美军盛气凌人

与此同时，在釜山，美军指挥官们全然不顾韩国的敏感，使得他们与李总统的关系达到破裂的地步。这位老人的尊严受到挫伤，他已经迫不得已，把统治国家的实际权力让与美国人，居住在釜山一所陋室里，甚至他自己的人民也对他置之不理。但是李承晚想给曾经承诺提供帮助的联合国成员国发电报，作为一种姿态。为了方便起见，他提出由他在华盛顿的大使馆转送电报。但是，朝鲜的电话电报设施，甚至釜山到东京的商业电报都为美国陆军所控制，只有经军方许可方能发出电报。

李承晚把美国大使馆的哈罗德·诺布尔召到他的临时办公室，并向他解释自己的意图。诺布尔能否帮忙用军用设施向韩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一份电报？

诺布尔认为这项要求合乎情理，便带着电文来到第24师通信处。一名中士告诉他，只要军用线路有空闲，立刻将电报发出去。第二天，诺布尔来核查电报是否按照允诺已经发出。未发。该师的新闻官把电报扣压了，理由是李承晚在发给其他国家首脑的某些电报中批评了苏联，“这与上级政策和本师所接受的确切指令相抵触”。

诺布尔忍气吞声，向陆军的层层指挥机构讲情通融。参谋长此刻正在北部前线，G-2（情报处）反复强调该师奉命不得在公开声明中谈及苏联。

诺布尔反驳说：“你瞧，这不是在发新闻稿，这是大韩民国总统的一份声明，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与美国陆军无关。”

G-2还在嘀嘀咕咕，说第24师有自己的规矩，电报业务均由它执掌，如果李承晚想发表带有煽动性的声明，那么他必须另想办法。一名G-2的下级军官甚至直截了当地要诺布尔出示证件。

诺布尔同军事官僚机构奋战了两天，依旧一无所获，只得把这场官司直接打到他的老朋友威廉·迪安将军那里去。迪安对通信处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把电报发出去吧。

美国人的这种怠慢其实毫无必要。李承晚原来就喜欢不时地发表一些荒唐的声明，说什么在战争中“孤军奋战”、得不到美国的支持。现在他的这一癖好变本加厉了，穆乔大使设法使这些言论不致传到新闻界。唯一可以使李承晚平静下来的是他那位颇具耐心的欧洲出生的妻子，她是一位对政治现实极为敏感的妇女。据穆乔回忆说，他和李夫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小小的程序上的谅解”。如果她觉察到“他（指李承晚）打算做些她认为是不甚适宜的事”，就会打电话给穆乔，建议他来走访。她在电话里无须具体说明，“来电话就是提醒我有事”，然后穆乔就会“找些借口，说是顺路来拜访这位老人。如果我坐的时间长一些，他就会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在那些十分危急的日子里，她总是采取这种办法”。

穆乔当时与美国军方也一直麻烦不断，因此他同情李承晚在电报事件中的处境。有好几次，穆乔的专车驶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正门时被卫兵挡驾。他们声称，只有上校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进出此门，甚至穆乔的大使身份也无法使某些士兵改变态度。

穆乔与军方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他晓得对这些身着军服的懒鬼咆哮和跺脚毫无用处，一名文官更是无济于事。因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些愚不可及的士兵们心悦诚服。他在车保险杠前端插上一面美国国旗，在另一端竖起一面带48颗白星的蓝旗，比沃克将军还多45颗星。

莫名其妙的哈罗德·诺布尔问穆乔说，他作为大使，旗上该有几颗星。“48颗，”穆乔答道，“我代表整个美国。”卫兵再也不找他的麻烦了。

不过，穆乔对于美国军方对待韩国陆军的轻蔑态度却无能为力。尽管战线一半由韩国部队据守，但是他们难以公平地分享从日本运来的装备。第8集团军的军需官们只打算为自己的部队积蓄物资，根本不顾朝鲜人。在后方，装备不齐的美国人无视沃克将军的直接命令，截留供应韩国部队的物资。第8集团军的冷漠态度甚至殃及美国军事顾问，军官们不仅要为新来的人腾出自己的住所，还要省下自己的食物。

让穆乔感到不安的是，新来的美国人毫不掩饰他们对韩国人的轻蔑。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部署兵力时“根本”不打算考虑韩国陆军。（几天以后，一支韩国部队经过激战，解除了对他右翼的威胁，他这才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盖伊还把农民驱赶出他的师的防区，全然不顾给农民及其家庭造成的疾苦。他还让韩国国民警察也离开他的防区，这样反而使他自己部队的安全受到削弱。（沃克逼迫他撤销这些荒唐的命令。）美国人对南朝鲜人戒心重重，从不向他们透露任何重大事件，以致韩国外交部长不得不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了解战况。

南朝鲜人对美国人的妄自尊大一时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一年以后，当他们有机会在和谈的关键时期报复时，使美国人为自己的不友善态度付出了数倍的代价。

渔网堵漏

整个7月，威廉·迪安将军把一营又一营的美军投放到北朝鲜人挺进的道路上，这种零敲碎打地投入兵力的办法迟滞了但却从未阻止过北朝鲜军队。战争成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美军向南节节后退，已接近崩溃境地。有一次迪安说：“阻止这些朝鲜佬就好比是用渔网堵漏。”

然而，接二连三的例证表明，美国陆军在装备和实力方面的不足之处，被军官和士兵个人的英雄主义气概所弥补。在天安一个贫穷小村庄的一场混战中，第34步兵团团长罗伯特·马丁上校发现自己是在场唯一会发射2.36英寸火箭筒的人。一队坦克向城里隆隆驶来，马丁命令中士杰里·克里斯蒂森装弹，随后跃出小屋，用火箭筒直接瞄准一辆北朝鲜坦克。坦克和火箭炮同时开火，北朝鲜的炮弹把马丁的身体炸成两段。克里斯蒂森的一只眼球被震出眼窝，他把眼球塞回眼窝。他疼痛难忍，流血不止，使他感到慰藉的是看到北朝鲜的一辆坦克中弹起火。（克里斯蒂森当天被俘获，12月因伤死于俘虏营中。）

第21步兵团仅有2 000余人，抗击有17 000人并且得到坦克支援的2个北朝鲜师。该团奉迪安的命令“死守”大田以北的鸟致院城。战斗第一天，部队还得到空中支援。但当天夜里和次日大雾茫茫，从空中无法看清敌方目标。由卡尔·詹森中校指挥的该团第3营首当其冲，受到北朝鲜人精确协同的攻击，其坦克安然无恙地越过地雷区，原因是陈旧过时的美国地雷炸不响。战斗打响的头几分钟，精确的迫击炮火摧毁了营指挥所、通信中心和弹药堆集处。北朝鲜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悄悄溜进了美军阵地。但是勇气与惊慌共存。二等兵保罗·斯皮尔同其他一些士兵在连指挥所附近被一挺机枪火力所封锁，斯皮尔抓起一支手枪，这是他可以找到的唯一武器，然后只身直闯机枪阵地。冲到目标前时子弹打光了，但他仍奋力冲击，像挥舞棍棒那样挥动手枪。他那凶猛的冲击驱散了射手。（身负重伤的斯皮尔后来被授予杰出军人十字勋章。）

北朝鲜进攻的可怕力量——坦克加上优势火力——使该营许多士兵神经崩溃。当撤退的命令终于来到时，他们置若罔闻。一名军官向一群蜷缩在路边的未受伤的士兵讲话，他们拒绝离开。一名军士说：“中尉，你还是走吧，我精疲力竭，他们将不得不收容我。”拥有800人之多的第3营在这次战斗中共减员60%。得以撤至后方的部队中，90%的士兵丢失了枪支、弹药和水壶，一名不幸的士兵回来时钢盔和鞋子都丢了。

但是，在迪安看来，重要的是：为数不多的美军士兵已经迫使两个气势汹汹的北朝鲜师在三天的时间里放慢了推进速度，为麦克阿瑟将军赢得了极为需要的时间。

迪安将军被俘

尽管如此，战场的整个形势完全对北朝鲜人有利，到7月19日晚，大田周围，也就是联合国军关键防御地段的战线如此捉摸不定，以致迪安将军也承认说：“我甚至说不准大田西北的阵地是否还在我们手里。当时，几乎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作战决定。”迪安说，在那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一名经验丰富的中士就可以取代他指挥战斗。迪安并不在他的指挥所，他带几名助手悄悄溜进一座被遗弃的屋子，倒地就睡，“鼻子吸进了在朝鲜谁也躲不掉的稻田腐土、泥墙、粪肥和污物散发的气味”，现在又夹带着弹壳散发出来的无烟火药的辛辣气味。

黎明前，附近的一阵轻武器射击声把他们惊醒，北朝鲜的坦克突进城内，渗入者和倒戈分子躲在断壁残垣后面向韩国士兵、美军以及奔逃的难民射击。每个人——韩国士兵，以及不知所措、疲倦不堪、满城乱窜的美国士兵——在大田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美国士兵，迪安写道：“不足一个月前还大腹便便，兴高采烈地待在占领军宿舍里，与日本女友消遣作乐，痛饮啤酒，仆人们把他们的靴子擦得精光锃亮。”

由于部队之间联络中断，第34步兵团指挥系统失灵。军官们不知道其他部队的位置，也无人指挥少得可怜的高爆反坦克武器来对付在城里游动的北朝鲜坦克。任何与敌人的接触都是遭遇战，而且完全被北朝鲜人所左右。在一次极为可怕的战斗中，北朝鲜坦克隆隆地冲进一个院落，守军只是美军的后勤人员——卡车司机、机械工、厨师、文书。坦克用加农炮猛轰一气，把这座院落夷为平地，打死了那里150名士兵中的大部分人，并且毁坏了大部分装备。直到坦克隆隆驶去攻击其他目标时，才有人找来一门3.5英寸的反坦克炮，但可以发现的目标仅仅是隐蔽在房舍内的狙击手。一所房屋被第一轮炮火击中起火，火势顺着其他茅草屋顶的屋舍蔓延。顷刻间，大田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一片火海。

迪安此刻心情沉重，在这个时刻他看不出“前进、后退”之类的术语具有任何诗一般的魅力。他和他的部队坚守了20天，已经疲惫不堪，代价惨重。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士兵何时将要撤退，何时将要回来重新作战。他后来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中写道：“任何陆军军官有时必须有一副铁石心肠，你职责的一部分就是把士兵派到你知道是有去无还的地方去。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尤其是你用别人的生命只能换来片刻喘息之机，这实在是一桩煎熬灵魂的差事。”

早晨6时30分，迪安发现自己处于“将军无用武之地”。第34团指挥部与下属两个营之间的联络中断，也不知道它翼侧的位置以及整个战局进展如何。迪安把战斗降低到单兵作战的原始水平。他无力左右整个战争，但是“或许我们还能对付个把坦克”，他带领一名助手和一名朝鲜翻译前去寻歼坦克。

甚至连这种低水平的任务也告失败。迪安强行拉来一辆载有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卡车，指挥它向停在一个路口的两辆坦克射击。但四五发炮弹都打飞了。临近中午，迪安临时拼凑起来的反坦克炮队只剩下一发炮弹。炮手们惊慌失措之中在100码的距离里也未命中目标。坦克掉转头，在距离迪安他们20码处隆隆驶过。迪安将军怒不可遏，他站立在大街上，用他仅有的一支0.45口径的手枪向坦克射击。他并不认为可以用手枪来打坦克，他后来说：“这纯粹是当时愤怒和无奈所致，我大发脾气。”

第三次攻击则成功一些，尽管付出的代价使迪安胆寒。这一次，迪安一行追踪一辆坦克到了一个街口。他们悄悄经过一家家空荡的商店、屋舍，穿过一座院落，迪安和炮手们趴在一座窗台上，俯视停着坦克的街道。

迪安小心翼翼地从窗台的一角看出去，“正对着十几英尺以外的北朝鲜坦克炮口，我吐唾沫都能到炮管上”。然后，三发反坦克炮弹摧毁了坦克。

从清晨直到将近傍晚，迪安一直留在街上搜索坦克。他最后回到乱七八糟的指挥所后，“重大问题”是指挥部队有条不紊地撤出大田。第34团残部分成两个纵队，在轻型坦克的掩护下向南撤退。迪安乘吉普车在后面一个分队中。

前面一路纵队还未走到城南，就遭到强大敌军的伏击。卡车中弹起火，阻塞了狭窄的街道。北朝鲜士兵从屋顶向下射击，美军士兵奋力反击。

迪安的吉普车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飞快行驶，“它侧倾着绕过不能动弹的卡车……尽管我们开得飞快，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像是地狱之火，把我们灼伤”。司机错过了一个路口。但是机枪、步枪子弹像雨点似的从两旁的建筑物上泼下来。掉头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奋力往前，指望能夺路逃命。

后来几个小时的情况更加危急。迪安把受伤但还能走动的士兵弄上吉普车。他在一辆倾覆的卡车旁边停下。司机已经咽气，两名士兵被压在车底下，其中一个对将军说：“我们还是投降吧，抵抗也是徒劳。”迪安蹲下来与他们交谈，一名北朝鲜狙击手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山脊上。迪安抓起一支M-1步枪射击，狙击手消失了。

迪安吩咐吉普车和警卫车的司机们继续朝南开，他留在卡车旁边劝说这两名“哆哆嗦嗦”的士兵跟他一起走。他截住一辆半履带式牵引车，“车上拥挤不堪，已无立锥之地。我们还是登上晃晃悠悠的脚踏板，抓住把手，吊在车外搭上了车”。

他们又中了埋伏，人们纷纷跳下车，跌跌撞撞地跳入路边的沟渠隐蔽起来。他们终于安然无恙，并商量南去的道路，最后决定涉水过锦江，越过河对岸陡峭的山脊，一路向南。

他们遗弃了吉普车，背着一位重伤员，踏着松软的沙质土步行。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尽量悄悄地行进，以免惊动北朝鲜人。重伤员开始说胡话了，他把所有的水喝得一干二净，还嚷着口渴。

一次中途休息时，迪安觉得自己听到他们行走的山脊一侧有流水声。他朝那个方向摸去，但是山坡很陡，他不由自主地冲下去，怎么也收不住脚。他纵身前扑，终于摔倒。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迪安醒来，浑身疼痛。他的肩胛骨摔断，头被划开一道口子，“一年前，我的腹部刚做过手术，现在剧痛难忍”。同行的人们也已不知去向。迪安失去了知觉，醒来时看见一支北朝鲜巡逻队从距他几码远的地方经过，他没被发现。黎明时分，他试图向南走，遇见了掉队的斯坦利·泰伯中尉，他俩结伴，走了1天、2天、4天——迪安伤痛剧烈，已失去了时间概念——最后躲进一个南朝鲜人家里。迪安掏出100万韩元（合110美元），要这家人带路去大邱，可他们却找来一支北朝鲜巡逻队。

迪安和泰伯闻声夺门而出，隐藏在一块稻田里。迪安卧倒在稻田的泥地里，用胳膊肘匍匐爬进一条水渠，然后翻过水渠，爬进另一块稻田。泰伯没有紧随。（泰伯显然在后来的几天里被俘。他被送进战俘营，几周后死于营养不良。）

在以后的35天里，迪安游荡在南朝鲜的山野之中，有时向老百姓讨点吃的，更多的是遭到拒绝并且被报告给北朝鲜人。有好几次，他靠攀爬峭岩才得以逃脱。

8月25日，迪安终于厄运临头。两个男人自告奋勇带他越过战线，可是他们为了每人5美元的赏钱，把他交给了北朝鲜人。

迪安当了三年囚犯。鉴于他在被俘前后的英勇表现，他于1953年9月获释后被授予荣誉勋章。但是，随着战争进入第二个月，损失主要战场指挥官，只不过是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8集团军遇到的诸多麻烦之一罢了。

中国问题

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杜鲁门总统除了要应付节节败退的战局外，还得处理两个与战争有关的重大问题：一是麦克阿瑟将军惹出的对台湾政策的争论，二是以解除路易斯·约翰逊国防部长职务而告结束的一场严重争执。第一个问题最为关键，因为这是将军与他的华盛顿上司之间长达数月争斗的第一次交锋。

以下是一些背景情况。蒋介石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以后，杜鲁门政府设法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一种融洽但又有距离的关系。美国在40年代曾给予蒋介石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结果一无所获。1949年12月，迪安·艾奇逊向《时代》周刊非正式透露说：“现在我们必须疏远中国国民党人。如果我们站在台湾这边（指继续支持蒋介石），那么就很难做出这一必要的决裂。”在1949年12月29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鲁门决定不再向台湾提供物质援助，并且在共产党人试图夺取该岛时采取“不插手”的态度。

这项决定使麦克阿瑟大为不满，有几个原因：他把台湾看作是保卫日本的一个必要因素，这是他从太平洋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他佩服蒋介石；他不再愿意坐视共产党在亚洲侵吞更多的地盘。麦克阿瑟通过与访问者的谈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把台湾看作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失去它将后患无穷。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修改了对台湾的政策，采取了谨慎的双轨路线。在6月28日他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军队的训令中，也命令第7舰队保护台湾免遭进攻，但同一个训令也要求第7舰队阻止蒋介石进攻大陆。这项命令在军事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1950年夏季，第7舰队只有1艘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以及12艘驱逐舰——这样一支“舰队”要负责防卫整个东亚。正如翌年5月艾奇逊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承认的，由于舰队承担在朝鲜作战的任务，因此，它将无力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台湾。

但部署一支虚幻的力量具有象征意义。外交史学家福斯特·雷亚·杜勒斯认为，杜鲁门在台湾周围划定的这条防御线对共和党人是一个必要的安慰，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吹需要这样一个屏障。杜勒斯称这项决定是赢得必不可少的两党支持干预朝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然而，据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美国在台湾的行动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但麦克阿瑟却认为，杜鲁门的命令“太便宜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无须在台湾对面集结大批军队防止蒋介石的入侵了。麦克阿瑟要求不要公开美国的这一政策，让中国共产党不知所措。

但麦克阿瑟却支持杜鲁门有关蒋介石的另一项决定。在战争头几天，蒋介石提出派三个师到朝鲜作战，被杜鲁门婉言谢绝了。杜鲁门希望不要把台湾同朝鲜战争扯在一起，他知道接受国民党部队会给英国人带来麻烦，因为他们得以保留香港这块殖民地仅仅是由于共产党的容忍。最后，他认为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麦克阿瑟同意后一种观点：装备国民党部队并把他们运送到千里之外既费钱又费时，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在朝鲜会比在中国大陆打得更好。况且，抽调出蒋介石提供的3.3万人，会使台湾经不起攻击。杜鲁门想说的很清楚：任何有关台湾的权宜行动绝对不能影响长远的政策。总统在7月19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

当前台湾在军事上的中立不会损害与该岛有关的政治问题。我们希望台湾不要卷入危及太平洋安全的敌对行动，一切有关台湾的问题均应如联合国宪章所期望的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随着和平的恢复，甚至连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在野蛮无端的侵略面前，从整体的根本安全利益出发，一些问题还须暂时搁置。

尽管如此，杜鲁门依旧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会随时进攻台湾（几个月来，中央情报局和威洛比将军在东京的G-2一直在预言会发生入侵）。7月下旬，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在台湾对面集结了一支约20万人的共产党部队，尽管台湾有美国的保护屏障，但这支部队足以取得进攻的胜利。7月28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允许蒋介石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水域布雷，并轰炸共产党的集结地域。艾奇逊成功地否定了这两个主张，认为这是“毫无可能”的。杜鲁门的最终决定是，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台湾，以拟出一项增加军事援助的具体计划。

7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可能为台湾采取的“防卫措施”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同时拐弯抹角地提到，布雷和轰炸两项行动已在两天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被否决。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告知麦克阿瑟关于派调查小组去台湾的事。麦克阿瑟在回电中极力赞成轰炸和布雷，说这样就可以平息许多国民党军官对美国的“强烈不满情绪”，并且可以终止敌方“军事上的明显优势”，而这个优势是由于美国对蒋介石加以限制造成的。他还宣称他打算于7月31日亲自前往台湾视察防务，并且亲自向蒋介石解释不使用其部队的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麦克阿瑟考虑另派一名高级军官前往，但电文的结尾却是：“请便，这是你的职权”。（麦克阿瑟的下属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麦克阿瑟认为这句话中含有两层意思——是国务院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行有保留意见，但参谋长联席会议语焉不详地告诉他：“放心去吧！”）

因此，麦克阿瑟如期前往。引人注目的是，随行人员中未包括美国驻东京高级外交官威廉·西博尔德。麦克阿瑟对西博尔德说，此行只谈军务，因此他无须同行，他抛头露面会带有“政治含义”。（疑心重重的艾奇逊认为这明摆着是一个花招，是不让国务院了解会议情况。）

国民党人在机场给麦克阿瑟以隆重的欢迎。麦克阿瑟同蒋夫人同车并行，并称她的丈夫是“我在上次大战中的老战友”。惠特尼感到“惊讶的是”，尽管他俩抗击共同敌人，但是多年来从未见过面，然而交谈起来却仿佛是多年老友。

不幸得很，两人的会谈成效甚微。他们共同审视地图，沿着海滩漫步，蒋介石比比画画地指向中国大陆。麦克阿瑟确实不得不强调一点令人不快的消息：如果蒋介石进攻大陆，第7舰队将奉总统之命予以制止。惠特尼后来写道，会谈的主要成果是：麦克阿瑟不仅对当地军事形势，而且对国民党人所收集到的有关大陆的情报有了一个“基本了解”。访问以丰盛的宴会和相互过分恭维的祝酒而告终。

次日，麦克阿瑟在他东京办公室发表声明，对杜鲁门早些时候关于美国打算保卫台湾防止共产党进攻的声明（文字简明扼要但经过深思熟虑）横加发挥。麦克阿瑟一开始就巧妙地说：“在当前的形势下，该岛包括附近的澎湖列岛不会遭到军事入侵。”他接着又说，他同蒋介石探讨了关于“迅速并且慷慨地提供”国民党部队到朝鲜作战的事宜，但两人一致认为，派遣部队“可能会严重削弱台湾本身的防御。目前已就我指挥的美国部队和国民党部队之间的有效协同做出了安排，这是对付一个敌对势力企图发动进攻的上乘之策”。麦克阿瑟最后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他抵御共产党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令我肃然起敬。他的决心同美国人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并行不悖，那就是太平洋地区的人民都应自由，而不是被奴役。”

杜鲁门和艾奇逊觉察到麦克阿瑟的台湾之行有着潜在的麻烦，特别是当在东京“提供背景材料的人士”开始透露细节时更是如此。《时代》周刊在那里采访到一位“可靠人士”，他以权威的口气说，麦克阿瑟“相信”，朝鲜战争将会毫无作用，除非美国愿意“对共产主义在亚洲抬头的任何地方”予以打击，即使这意味着要支持蒋介石、香港的英国人，以及支持印度支那、暹罗（泰国）和缅甸的反共分子，“没有如此坚定果断的行动必将招致共产主义席卷整个亚洲”。早在4月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已经确定了这一系列行动方针（不包含支持已经垮台的蒋介石政权），不过，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番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亚洲是杜鲁门政府“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又一例证。

麦克阿瑟对引起的混乱佯装“吃惊”，他把责任都推到联合国内和其他地方一些对他进行“习惯性批评的人”身上，说他们“对苏联和红色中国姑息纵容”，他还指责“美国内部的某些集团”。他在倾听几天批评之后发表了一项“调解”声明，实际上是向对他提出异议的人士进行恶毒攻击。他说，台湾之行——

被那些一直鼓吹在太平洋地区采取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人们向公众恶意地歪曲了。我希望美国人民不要被那些狡猾的暗示、轻率的推测和一贯出自匿名来源的虚伪陈述引入歧途，这些都是由那些离实际事件十万八千里的人在国内和国际上阴险地灌输给他们的。

麦克阿瑟的声明危言耸听，含沙射影，本身就是一篇蛊惑人心的杰作——政府如果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无以应对。

8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说，总统已经否定了他们对中国大陆采取防御性袭击的建议，这使麦克阿瑟越发觉得他与杜鲁门有了隔阂。如果国民党人企图发动这样的进攻，麦克阿瑟应该予以制止。电报说，“除总统外……任何人无权”批准这类袭击，“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我们的行动应避免触发全面战争，或不要给别人以发动战争的借口”。

惠特尼注意到，麦克阿瑟在阅读电文时，“即便没有大吃一惊，也有可能是感觉受到侮辱”。最初的袭击建议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的，麦克阿瑟是在被征求意见时表示赞同，他并没有暗示过要未经总统同意就执行这些建议。正如惠特尼表达的那样，麦克阿瑟的营垒认为，“从现在起，将军必须小心谨慎，当华盛顿的上司征询意见时，不要轻易发表坦诚的见解，甚至是在军事问题上”，因为如果他建议采取另一种行动，他就会被“指责为以威胁的方式使自己的建议付诸实施”。麦克阿瑟的回电表明了他的愤怒之情：他说他完全理解总统“保护共产党大陆”的决心。

艾夫里尔·哈里曼的使命

正如杜鲁门在日记中所坦露，这一段日子搅得他焦头烂额，以致他曾一时考虑要撤换麦克阿瑟。但由于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他决定暂时保留麦克阿瑟的官职。另一方面，他派遣经验丰富、令人信赖的外交官兼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去东京同将军面谈。哈里曼叙述说：“我问总统要我同麦克阿瑟谈些什么。总统说：‘告诉他两件事。第一，我会全力满足他有关支持南朝鲜的一切要求；第二，我要你告诉他，我希望他不要使我们同中共打仗。’”杜鲁门还要求哈里曼了解麦克阿瑟到底向蒋介石许了哪些愿。

8月6日，哈里曼飞赴东京，他与麦克阿瑟单独交谈了大约八个小时，此外还在就餐时进行了叙谈。哈里曼也许是十多年来的第一位受麦克阿瑟款待而又不畏惧他的来访者。哈里曼家财万贯，长期从事外交生涯，甚至在战时同约瑟夫·斯大林打交道时也无所畏惧。他风度举止控制得当，这使他能够同麦克阿瑟平起平坐进行交谈——当然是彬彬有礼的，但是在追根究底提问题时毫不留情。麦克阿瑟能够判断并意识到，他现在并不是在跟一位普普通通的总统的传话人打交道，哈里曼的到来表明了总统的不满，切不可等闲视之。

表面上看来，一切顺利。麦克阿瑟赞扬了杜鲁门的干预决定，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战略：“必须尽快消灭”北朝鲜部队，以防止俄国人和中共决定“大规模地增援”，时间“是最主要的，否则未来即使不是灾难，也将困难重重”。他相信，尽管中国人和俄国人在北朝鲜人的冒险中怂恿并装备了北朝鲜人，但他们并不希望介入一场全面战争。

接着，哈里曼谈起了正事。他告诉将军说，杜鲁门“要我转告你，绝不允许蒋介石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开战的缘由，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把我们拖入一场世界大战”。麦克阿瑟回答说，“作为一个军人”，他将“服从总统下达的任何命令”。他同蒋介石仅仅讨论了军事问题。当蒋介石有意转向政治问题时，被他推辞了。蒋介石提出由他来指挥国民党部队，他说这是“不妥当的”，但他将愿意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如果要求他这样做的话。

哈里曼认为麦克阿瑟的话难以令人信服：

我觉得我们在应该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同大元帅（指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接受了总统的看法，并将遵照执行，但是没有心悦诚服。他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一切与共产主义作对的人，尽管他说不清为什么反共的蒋介石能够为有效地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做出贡献。

哈里曼力图指出美国与蒋介石的基本分歧所在：蒋介石“仅仅是雄心勃勃”，想利用台湾作为返回中国大陆的跳板；美国则打算通过联合国在台湾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

麦克阿瑟对此提出了一项建议，就算用哈里曼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所耳闻目睹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建议也是冷酷无情的。麦克阿瑟承认蒋介石不可能收复大陆，但他认为，“让他进攻大陆并就此把他除掉，这也许是个好主意”。哈里曼一言不发地倾听着他的建议。

哈里曼此行有一项微妙的任务，他并未将其写入他的书面报告。他动身去东京时，杜鲁门对他说，实际上是要他仔细地对麦克阿瑟察言观色，回来后向总统汇报他认为麦克阿瑟在智力上和体力上能否继续胜任其指挥职务。哈里曼欣然从命。尽管他的结论没有记录在案，但有一个小小的迹象表明，他已经提醒总统多加注意。哈里曼返回后不几天，杜鲁门就指派他所信赖的军医和朋友弗兰克·洛少将去东京，指示“就麦克阿瑟将军的身体状况以及应付其职权范围内重大事件的能力向他提出报告”。洛报告说，麦克阿瑟“精神矍铄”，白宫便就此罢休了。

杜鲁门“以为……麦克阿瑟将军会接受他的总司令所制定的对台政策了”。杜鲁门听完哈里曼的汇报以后，8月10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麦克阿瑟将军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自从他担任目前的工作以来，我们俩始终如一。……我对他目前的工作表示满意。”此话虽与事实大相径庭，但是杜鲁门是向麦克阿瑟发出信号，他愿意摒弃前嫌。如果将军在政治上更为清醒的话，他就应该认识到，杜鲁门实际上已经对他留用察看了。但是，麦克阿瑟完全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形势的。他大胆地向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发难，他们则节节退让。他知道，在让蒋介石放手骚扰中国大陆共产党的问题上，国防部长约翰逊是支持他的。麦克阿瑟可以暂时缄口不语，但他知道，他还会有机会就台湾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官方史料恰如其分地写道，他终于“将发丝般的裂缝扩大成……难以填补的鸿沟”。

内阁之乱

战争的头几天过后，杜鲁门总统就知道他必须面对一个不甚愉快的事情：罢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这个任务很艰难，因为杜鲁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起就跟约翰逊相识，当时两人都在退伍军人事务上颇为积极。约翰逊接着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在家乡西弗吉尼亚和华盛顿两地都有事务所，他还是美国全国退伍军人总会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陆军部任文职高官，当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发现约翰逊对工业动员的事务很有帮助。杜鲁门对约翰逊印象良好，他请约翰逊出掌他1948年竞选活动的财务工作。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一个明显无望获胜的竞选活动捐助，约翰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很出色。

1949年，新设立的国防部第一任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的精神状态开始恶化，最后以自杀告终。杜鲁门希望对约翰逊在竞选中的效力给予褒奖，就选择他出任国防部长。此项任命使一些观察家感到忧虑，如《纽约时报》的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他说：“我相信，我们之中了解他的人……大多数都会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他将会牺牲任何防务……或者作战效能来达到政治利益的目的。”在鲍德温看来，约翰逊“完全就是杜鲁门的工具”。

约翰逊一开始还让杜鲁门满意。他大刀阔斧地削减军事预算。他取消一艘海军将领们心仪已久的航空母舰的订单，从而平息了一场吵吵闹闹的海空两军之间的纷争。他并不惧怕高阶军官们。然后，杜鲁门开始注意到，他的这位老朋友出毛病了。

发生了一些情况。我的看法是，“华盛顿权欲病”和一种病状是造成最后惨败的罪魁祸首。

路易斯开始流露出一种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想要操控整个政府。他冒犯了每一位内阁成员。我们的每一次内阁会议上，他都要明显表露出他对财政部、商务部、劳工部、农业部的问题，比那些部长们懂得更多。他瞧不上任何人，包括所有这些部长。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说我私人助手班子的坏话。

接着，让杜鲁门大为恼火的是，约翰逊“企图利用白宫记者们来吹捧自己、打压别人，尤其是针对国务卿”。约翰逊在跟参院里杜鲁门的死敌（他们是肯尼思·惠里、约瑟夫·麦卡锡、欧文·布鲁斯特、罗伯特·塔夫脱、博克·希根鲁珀等人）谈话时，还对政府进行恶意攻击，杜鲁门称他的言论“危害极大”。

在朝鲜战争刚开始的日子里，约翰逊对艾奇逊进行恶意中伤，这尤其令人气愤。那些受到约翰逊指点的新闻报道宣称，美国在战争开头时行动迟缓，原因就是艾奇逊的低效无能，并说他有可能被罢免。白宫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经常被总统用来作为谈话的传声筒，他援引杜鲁门在私下大发雷霆时说的话：“事实是，他们没有办法让国防部行动起来。”总统还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将要有一位新国防部长了”。

然而，约翰逊不断地在碍手碍脚。7月1日是一个星期六，杜鲁门悄悄离开白宫，乘坐总统游艇“威廉斯堡号”出游，放松几个钟头，把战争暂放脑后。当“威廉斯堡号”抵达华盛顿海军造船厂时，约翰逊未经通报，不请自来了，还登上了游艇。艾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看明白了：他这是在招摇过市，他知道这样一来，记者们就会在那里看到他。”

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星期天的下午，杜鲁门和女儿玛格丽特驱车前往弗吉尼亚乡间，到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利斯堡的家中探访。杜鲁门对马歇尔十分敬佩，马歇尔在二战期间曾任陆军参谋长，后来出任国务卿。但是在1949年初，马歇尔在摘除了一个肾脏之后不得不退休，目前他担任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这基本上是一个荣誉性职务。马歇尔告诉杜鲁门，他对退休生活心满意足，但是他还说：“我是一名战士，你是我的总司令，如果你要我去国防部，我将效劳。”杜鲁门说，他还没有准备对约翰逊采取行动，但是他希望马歇尔考虑重返政府的事。

大约一天之后，约翰逊把自己陷入了作为哈里·杜鲁门的下属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麻烦之中：对总统不忠。艾夫里尔·哈里曼“面色煞白、心烦意乱地”来到白宫，告诉总统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他去过约翰逊的办公室，当时这位国防部长正在跟参议员塔夫脱通电话。哈里曼听到约翰逊对塔夫脱几天前的一次讲话表示祝贺。塔夫脱在这次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在对朝鲜危机采取行动时，事先没有跟国会商量，还要求艾奇逊辞职。约翰逊对塔夫脱说，这个讲话“可圈可点”。约翰逊跟塔夫脱打完电话后对哈里曼说，如果他们“能把艾奇逊拿下”，他将会“看到哈里曼当上国务卿”。

哈里曼离开了，立刻向总统汇报了这次谈话，并说他（哈里曼）“可没有这么轻易就被收买”。

杜鲁门还听到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位朋友告诉他，约翰逊对一帮西弗吉尼亚共和党人宣称，“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作为候选人的一定条件下……”他愿意“成为共和党保守派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逊还不停地向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泄露政府机密，通常是一些对艾奇逊和其他内阁成员不利的内容。杜鲁门在8月末与艾尔斯的一次谈话时说，约翰逊的状况“已经变得无可救药”，但是总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罢免他。艾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很明白，如果现在就罢免约翰逊，将会引发一场风暴，并给批评者和政敌提供更多炮弹。”

然而，艾奇逊拒绝在华盛顿龌龊的政治后院里跟约翰逊做斗争。虽然艾尔索普兄弟在他们的报纸专栏中指出“完全丧失原则”是“约翰逊的主要法宝”，但是艾奇逊吩咐国务院的部下们不要以任何形式批评或贬低这位国防部长。他知晓总统对他的信任，也知道杜鲁门对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内阁成员不会容忍太久。时候一到，约翰逊就会咎由自取，犯下致命大祸。果不其然，约翰逊栽在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关的一件事情上。

8月25日星期五晚上，国务院副新闻官迈克尔·麦克德莫特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大厦，一边站着啜饮酒水，一边阅读着一台纸带收报机上的通讯稿。他看到一则消息，是有关麦克阿瑟已经发到美国的一项声明，将递交给下周举行的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麦克阿瑟的公关官员把声明的副本提前发给了多家出版单位，其中包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该杂志的编辑决定刊登声明全文，美联社的那则消息就是根据这个文本而写的。麦克德莫特感到出了政策问题。他从机器上撕下这条消息，立刻打电话给艾奇逊。艾奇逊回答说，马上到他乡间的家里去。

艾奇逊阅读着麦克阿瑟的声明，脸上的胡须颤动着。这个声明对政府的远东政策全面横加指责。艾奇逊对其中一段特别反感：“没有什么能比那些在太平洋地区鼓吹姑息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人的陈词滥调更荒谬的了，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要防卫台湾，我们就是在放弃亚洲大陆。”麦克阿瑟宣称，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勇于进取、果敢决断和充满活力的领导者”，反对“犹豫不决或者畏缩不前”的领导性格。他最后说，美国人要在太平洋地区“坚守”美国战略地位的决心，已经使远东大受鼓舞，“执行任何其他方针……都会把未来的任何战区向东推移5 000英里，直达美洲大陆的海岸”。

用艾奇逊的话来说：“没错，我们过去是在防卫台湾，没有人说我们不应该防卫台湾。第7舰队正在那里防卫着它，这好像是在朝鲜战争之前，政府当时的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失策。”

第二天一早，艾奇逊向哈里曼和迪安·腊斯克谈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同意此事应该呈报总统。约翰逊也来到了白宫。杜鲁门在浏览那份声明时，“他显然是非常生气”。他对约翰逊说：“我希望撤回这封信，我要你给麦克阿瑟下令撤回这封信，这是我的命令。你明白吗？”

约翰逊回答说：“是，阁下，我明白。”

杜鲁门接着说：“那就去做，就这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约翰逊一到五角大楼办公室，就马上想办法对该做的事情重新进行讨论。他打电话给艾奇逊，说他“一直在反复思考”命令麦克阿瑟撤回那个声明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将会引起巨大的尴尬”。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另有一个主意：他们会告诉麦克阿瑟，如果他发表那个声明，“我们（显然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会发表一项免责声明，“宣称这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并非政府的官方政策”。

艾奇逊坚决不同意，此事“已经关乎谁是美国总统”。麦克阿瑟说的话，跟杜鲁门以及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已经宣布的美国对台湾政策背道而驰。简单地宣称此声明只是个人观点，这将使总统和政府对这些问题“完全乱套”。声明的哪些部分不是官方政策？政府在该声明发表之前知晓多少？“只能让总统维护其权威，此外别无他法。”

约翰逊问艾奇逊，他是否认为“我们真要给麦克阿瑟发电报，说总统指示他撤回他的声明”。艾奇逊“看不到有别的办法”。

约翰逊继续争辩。艾奇逊回忆说：

他认为总统的这个命令没有道理，你不可能撤回一封已经发在电报机上的信。我说：“路易斯，不要跟我争论总统的命令有没有道理。我听到他给了你这个命令，你也接受了。不管它是不是可行，你最好去执行。他要这个命令送达麦克阿瑟。”

约翰逊还在坚持己见，艾奇逊挂断了电话。

这一整天，艾奇逊、约翰逊、哈里曼之间在电话中继续着这场争论，约翰逊的副手斯蒂芬·厄尔利也间或参加进来。用艾奇逊的话来说：“每个人都知道，最起码这将引起一场大混乱。”

哈里曼意识到了此事的后果，这显然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想一语道破的：“这可能意味着麦克阿瑟被解职。但是，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后患无穷，再也无法弥补。”

随着争议的继续，关于约翰逊忤逆不忠的消息传到了白宫。下午总统给约翰逊打电话，口授了他要送达麦克阿瑟的准确措辞：

鉴于与台湾相关的诸多内容有悖于美国政策及其在联合国之立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指示：你须撤回你致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的信函。

约翰逊继续坚持己见。他在跟艾奇逊的另一次谈话中说，他、厄尔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另外的带有约翰逊特色的措辞，这将否定掉声明中的“某些内容”（未加指明），并把它处理为“只是个人的声明，而非来自美国政府”。厄尔利陈述了撤回一份声明在技术层面的不可操作性，它已经被新闻通讯社广为传播，而且将要出现在已经付印的一份全国性杂志上。他建议：“或许总统可以在电话上跟麦克阿瑟谈一谈。”艾奇逊拒绝了这个主意：“这会把总统置于恳求的地位，他不会认为这是明智的。”艾奇逊说，一纸书面命令必须发出，“不能等着打电话来做决定”。

此时，哈里曼对约翰逊的蓄意阻挠感到十分沮丧，他建议他们“回到总统那里去”接着讨论。然而，麦克阿瑟打断了这场争论。在星期六晚上收到的一个电报中，麦克阿瑟说，如果总统希望他收回那封信函，他会照办。但是，据艾奇逊解释，他“并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他以为他陈述了政府的政策，他不明白这里面出的乱子”。

哈里曼在回顾此事时认为，这一插曲开创了与麦克阿瑟针锋相对的一个重要先例。他被迫服从总统的命令，“这是麦克阿瑟从未经历过的”。

这场纷争的结果是约翰逊的下台。杜鲁门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立即罢免约翰逊，并提名马歇尔将军接任，但是他发现马歇尔正在密歇根北部度假。当他打电话找到马歇尔时，将军这一边的讲话都被一家乡村店铺里好奇的农民们听见了。所以，当杜鲁门要他到白宫来时，马歇尔只能含糊其词地哼哈作答。

对约翰逊的实际处理过程，就跟导致了这一切的事件本身一样混乱不堪。杜鲁门想用马歇尔取而代之的想法泄露给了《纽约时报》，国防部长打电话到白宫问个究竟。杜鲁门对他说：“你4点钟左右过来，我们谈一谈。”

“路易斯进来时精神焕发，充满活力。”杜鲁门那天晚上说，“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让他坐下，我说：‘路易斯，我必须要求你辞职。’”

“他颓然垮下来，沉默不语。他趴在椅子上，我以为他要昏过去。他说：‘总统先生，我不能讲话。’”

杜鲁门尽己所能来抚慰约翰逊的自尊，他没有把真相——约翰逊是因为不能胜任和不忠不义而被革职——告诉他。杜鲁门说，要约翰逊去职的压力之大，他已经“无法再承受了”。

约翰逊还想争辩这件事，但是杜鲁门对他说：“路易斯，我已经做了决定，此事必须如此。”

约翰逊要求“给两天时间思考一下”，杜鲁门同意了（虽然他无意改变决定）。当约翰逊最后离开时，他“真是被打垮了”，杜鲁门对他的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说。

“我对自己感觉不太好，”总统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做的最困难的工作。我感觉就像是我把女儿玛格丽特打了一顿。”

但是愚不可及的约翰逊仍然死抱着他的职务。9月12日星期二，他来到白宫参加每周例会时，把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也带来了，杜鲁门就没有提及辞职的事情。但是等到约翰逊和芬勒特一离开，杜鲁门就打电话给斯蒂芬·厄尔利，督促他“抓紧，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厄尔利和其他几位顾问为约翰逊写好了他的辞职信，提交给下午4时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

结果又生枝节。会议结束后，约翰逊把辞职信递给杜鲁门。这封信没有签字。

“路易斯，”总统说，“你还没有签字。签了它。”

约翰逊潦草地签上名字时，不禁潸然泪下。“我没有想到你会让我这样做。”

同一天，杜鲁门打电话给马歇尔将军，请这位老兵重出江湖接替约翰逊。当晚，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32年前，他是一名陆军上尉，而马歇尔在约翰·潘兴将军麾下任参谋军官。杜鲁门写道：“1950年9月12日……马歇尔将军和我角色换位，仍然一起工作，拯救这个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新幽灵局长

杜鲁门在约翰逊去职之际趁热打铁，一举完成一桩搁置已久的心事：撤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海军少将。中央情报局设立头三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其表现一直不佳。在马歇尔将军的敦促下，杜鲁门挑选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出任中央情报局新局长。史密斯在二战时曾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后来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史密斯此人瘦骨嶙峋、疾病缠身，但他才智出众、管理能力非凡，在职业军人圈中即便不是深孚众望，也是一位备受敬仰的人物。正如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部下雷·克莱恩在几年后说起史密斯：“甲壳虫（他的绰号）是一个性情非常一贯的人，他永远是怒气冲冲。”但是史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存在，意味着这个幽灵机关不再是遭受军方和国务院冷遇的孤儿了。

第六章 背水一战

整个7月，北朝鲜人民军都在连续不断地痛击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迫使其向朝鲜靴形半岛的末端方向后撤，外界都看到沃克的部队正在节节败退。战地记者们报道北朝鲜人采取了“人海战术”，并且兵力在战场上拥有4∶1的优势。每天的报纸战局图上标明战线的黑线总是向南移动。英国《政治家报》载文猛烈抨击英国派遣一个1 800人的旅去朝鲜作战：“这场胡闹可以休矣”，“美国应该承认败局已定，不要再向这个亚洲的无底洞倾注兵力”。共产党世界则得意扬扬，似乎北朝鲜人已稳操胜券，而苏联则满怀同情地喋喋不休说什么“美帝国主义阻止朝鲜人民争取统一、独立和自由的企图破产了”。

但是，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某些明显的趋势预示着沃克的部队前景良好。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军的兵力迅速增加，到7月22日，它已经在数量上达到与北朝鲜势均力敌的水平——双方兵力均约为9.5万人。第8集团军在前沿部署了3个美国师——第24师，该师在战斗的头几天遭到重创，但仍有战斗力；第25师和第1骑兵师。一个拥有2 200人的美国陆战旅和一个英国旅正开赴战场。韩国军队通过强行征兵，重新组建起一支约4.5万人的军队。但是，多数韩国士兵的战斗力令人怀疑——抓丁队从农村收罗男人和少年，未经训练就将其投入战斗。

随着这些新部队源源而来的是沃克为在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同北朝鲜人民军作战所需要的重型装备——首批运来的坦克是在日本封存的；还有自行火炮、重迫击炮、即刻可用的无线电台。考虑到新兵训练的水准，沃克远未做好反攻的准备。但是即便是后退，他对撤往哪里，撤退后该做些什么已胸有成竹。

沃克打算在最南端的釜山港的周围地区建立一条防线并坚决固守，通过这个口子，他的部队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人员和装备补给。他可以把整个朝鲜都让给北朝鲜人民军，除了这个被称为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地区。这里的面积是5 000平方英里，第8集团军在此固守了45个殊死战斗的昼夜，双方都付出了朝鲜战争中较为惨重的伤亡代价。7月31日晚至8月1日，第8集团军最后一批部队撤过洛东江并沿南岸掘壕据守，从此揭开了釜山防御圈保卫战的序幕。对釜山的围困持续到9月中旬，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实施敌后登陆，才扭转了战局。

沃克的主要目标是坚守釜山及其周围地域，地形决定了固守的合理战线：一个约50英里宽的矩形地带，从洛东江向东延伸至日本海，纵深约100英里。洛东江蜿蜒曲折，宛如一条蟒蛇盘卧在半岛上。它的下游对沃克至关重要，其江面宽约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英里不等，水深6至8英尺。洛东江两岸是沙质河沿和谷地里的稻田，河岸两侧群山耸立，居高临下；东岸沿江向大邱方向的山头高达1 200英尺，往内地延伸几英里就达2 500英尺；北朝鲜人要进攻的西岸也是2 000英尺的高山。

7月底至8月初，沃克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上尉多次载他飞临洛东江。林奇说：“洛东江的旮旮旯旯沃克都看过。当战斗在某某高地进行时，沃克就可以立刻想象出那里的地形。这在防御战中帮了他大忙。”在沃克看来，洛东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护卫着四分之三的釜山防御圈。

沃克布防的方式来自西点军校学员入学第一年的基础教科书，他将依托面前的洛东江作战而不是背水一战。他把兵力部署在瞰制渡口以及通往渡口道路的高地上。白天（由于美军拥有空中优势，北朝鲜人不愿意在光天化日下运动），这些防御阵地不过是观察哨所。夜幕降临后，它们便收缩为潜听哨所或者自成一体的防御据点，通常配备有半个班的兵力——就是说大约6名士兵。当优势兵力来袭时，这些兵力是无法抵挡和作战的，他们仅是一支早期报警分队，负责报告敌军活动的情况。一旦他们遭到大规模攻击，就立刻退至美军主阵地。

那里有美军主力在据守。这是一支消防队式的部队，时刻准备回应前方发来的警报。在靠后的位置上，火炮和迫击炮兵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筑起火炮阵地，准备向已知的渡口和其他可能登陆的地点以及北朝鲜人民军可能占领的高地射击。总的目标是协同步兵和炮兵，以守住制高点并且控制山地和稻田间尘土飞扬的简易公路。

纸面上的宏图总比现实更美妙。8月初，美国和韩国的情报机构从洛东江对岸收集到一些令人不安的估计报告：北朝鲜人民军集结了至少10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远在华盛顿观察战备情况的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意识到：“如果敌方决定在沿江的任何地方全力进攻，就肯定能够突破防线。摆在美国人和南朝鲜人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实施反击，把北朝鲜人赶下江，使之付出惨重的伤亡和损失大量装备。”洛东江的防线稳固与否，取决于沃克能否合理调遣他那不满员的预备队，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将其投入战斗。

倒霉的团队

沃克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北朝鲜人进入釜山以北55英里的大邱，该城是公路和铁路枢纽，拥有釜山以北唯一可供使用的机场。沃克不希望北朝鲜空袭造成更多的混乱。守卫大邱的任务由威廉·基恩少将指挥的第25步兵师担负。柯林斯将军把基恩将军描绘成一位“忠诚可靠、不屈不挠的军人，具有稳重的性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手下担任过参谋长，在北非和欧洲经历过战斗。尽管他担任现役军官已有31年（1919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但第25师是他首次指挥的实战部队。

沃克命令基恩在大邱以北构筑阵地，以阻止北朝鲜人席卷洛东江河谷。基恩率领部队抵达俯视尚州城的地方。尚州是那一地区山区公路的枢纽，位于大邱以北45英里的洛东江河谷处。在那里，美军见到的是一派混乱景象，难民和溃逃的南朝鲜士兵混在一起，组成了尘土飞扬的人流。

7月20日，第25步兵师投入战斗。第一项任务是扼守醴泉这个小城，由步兵第24团担负——这支清一色由黑人组成的部队是根据1878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组建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第24步兵团战功显赫，但是从那以后，该部队便沦为美国军队中所盛行的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士兵们被用来做些服务性工作，遭受其他部队的嘲弄和蔑视，不管他们表现如何，都只能被当作“次等士兵”。因此，该团大部分人的态度是：这帮家伙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我们干吗还要替他们去送死？第24团入朝头几个月发生的情况表明了部队搞种族隔离是多么荒唐，同时也加速了黑人部队与其他部队混编，使黑人士兵同其他士兵享有同等待遇。

在醴泉开战的头一天，第24团就厄运当头。才打了几个小时仗，部队就乱了阵脚仓皇逃跑。军官们声称他们遇上了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朝鲜人民军。但是次日，一支侦察部队并未发现北朝鲜人到过醴泉的迹象，该城显然是被美军炮火击中起火的。翼侧的第35步兵团一位询问情况的指挥官抱怨说，他从第24团一名营长那里“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

在以后的几天里，第24团军官及其部属们还未恢复信心。第2营沿着一条山路开进时，突然遭到一门轻型迫击炮和一两支自动武器的袭击。随行的韩国军官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小型路障，建议迂回绕过，但是指挥官显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美军“乱作一团地”撤退了。直到该营营长到来，才使“惊魂未定”的士兵镇静下来。（第二天，一支韩国部队扫荡了这个路障，俘获2挺轻机枪、1门迫击炮和30多名游击队员。）

两天以后，韩国部队向东转移，以包抄沿海岸南进的北朝鲜人。由西面进入尚州的道路只剩下第24团单独防守。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第24团又一次自取其辱。陆军的官方史料虽然不愿意批评部队或者个人，但是它写道：

第24步兵团在尚州以西几乎所有的战斗中，都蔓延着惊慌的情绪。士兵们擅离阵地，溜向后方。他们把武器丢弃在阵地上。有一次，第3营从一座高地撤下来时，扔掉了12挺0.30口径的机枪和3挺0.50口径的机枪、8门60毫米迫击炮、3门81毫米迫击炮、4支3.5英寸火箭发射筒以及102支步枪。

另有一次，L连进入阵地时（在前线）共有4名军官和105名士兵。几天后，该连从阵地上撤离时，散兵坑里仅剩下17人。在此期间，只有1名军官和17名士兵因伤亡及其他原因离开阵地。有3名军官和88名士兵去向不明。

下山路上，17名士兵的撤退队伍不断地扩大，抵达山脚时，已拥有1名军官和35名士兵了。

第24团的战术是白天坚守，晚上逃跑。7月29日白天，北朝鲜人的迫击炮一个劲地射击，第1营的士兵中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他们连夜逃跑。阵地上只剩下1个野炮营和1个工兵连——主要是靠了不可思议的3 000发榴弹炮弹，其中大多数是直接向北朝鲜人开火的，他们那天晚上守住了阵地。

该团的军官们对此憎恶不已，他们终于在战线后方建立了检查站。团人事军官约翰·伍尔里奇少校阻拦任何驶离尚州的车辆。他平均每天截获75名逃兵，最多的一天抓住了150名。

到7月30日，第24团已经撤到尚州以西仅3英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基恩知道该团气数已尽，于是命令第35步兵团的1个营在该团后面进入阵地。第二天，北朝鲜人又进攻了，目标是主阵地前的警戒阵地。

守卫警戒阵地的连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约克郡的利昂·吉尔伯特中尉临阵怯逃，15名士兵追随其后。团长霍顿·怀特上校以及其他军官命令吉尔伯特返回阵地，他拒不从命，说自己吓坏了。一名士官带着士兵们返回了阵地。

第24团始终未能洗刷掉“开溜”部队这个名声——美国士兵喜欢把这个名字送给一触即溃的部队。一年以后，军服上的第24团臂章还会招致其他部队的讥讽奚落，有时还有讽刺挖苦的小调《开溜摇滚》：

中国人的迫击炮轰轰叫，

24团的老爷们撒腿跑。……

第24团的表现加快了白人和黑人混编的步伐。劳顿·柯林斯将军指出：“黑人士兵只要经过良好的训练并与白人战友完全混编，就会同样英勇善战，并可得到平等的对待。”第24团的很多士兵在战火中英勇果敢，出类拔萃。

来自纽约市的一等兵威廉·“威利”·汤普森在该团第3营的重机枪连。8月初，在釜山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的一场战斗中，该营另外两个连在交火中惊慌失措，仓促溃逃。一名军官后来说，他被本连溃败的士兵撞倒过三次。汤普森却不然。当他的连队在集结地域遭到敌人伏击时，他架起机枪向进攻的敌军猛烈扫射。排长下令撤到更为有利的阵地上去，汤普森仍然不停地射击，掩护撤退。一名军士想把他从机枪上拉下来，被他一把推开。

他说：“我也许突围不出去了，那我一定要多打死几个偿命。”

该排其余人员急速撤至安全地带时，依然听见汤普森的机枪发出的嗒嗒声，接着响起北朝鲜手榴弹的爆炸声。他的枪声很快消失了。一年以后，陆军部向第24团M连一等兵威廉·汤普森追授一枚荣誉勋章。

北朝鲜人的战术打法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初出茅庐的美国部队对于北朝鲜人离经叛道的战术打法已经有所领教。

——敌军士兵脱光衣服，浑身涂满烂泥，企图溜进美军阵地。

——10个8个士兵的敌军小组先是进攻，然后举手佯装投降。美国人停止了射击，出来接受投降时，“一个连级规模的北朝鲜部队就从隐蔽的阵地发起攻击”。

——50多人的北朝鲜部队发动自杀式的进攻。当美国士兵集中火力对付这股部队时，另一些敌军部队就趁机包抄进攻侧翼。

——许多北朝鲜士兵携带着平民服装（一种白色的类似睡衣的南方传统装束），当他们不想被发现，或者想要隐藏在应该是友善的村子里时，他们就脱下军服。

北朝鲜人趁乱派遣心理战专家混进南方。宣传的重点因战局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在8月初是强调三个主题：北朝鲜人已经攻占釜山；南朝鲜人应该待在家里，即使他们的城市已经被入侵者占领，不然就格杀勿论；南朝鲜人“不要害怕北朝鲜人民军，因为他们是来解放你们，给你们带来自由的”。北朝鲜人发明了一种原始的可视识别系统，让他们的便衣特工能够相互识别。比如在忠清地区一带，男性特工要在左手小指上绑一条白色绷带，上面涂有蓝色墨水。女间谍就要穿黑色上衣和衬衣，并随身携带一条白布和两个苹果。

北朝鲜人仗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对美国和韩国防守部队步步紧逼，慢慢地把他们挤压到了釜山防御圈。然而在8月中旬，情报分析专家们在研究北朝鲜战俘的审讯记录时，发现了敌人的严重弱点——这个问题在美国集结重兵准备一次反攻时，将会变得更为明显。

有些北朝鲜战俘年仅16岁；1950年初招募了“大量新兵”，他们在被分配到战斗连队去之前，只接受了4到6个星期的基本训练；那些具有直接可用的军事技能的人连基本的训练也免了；射击训练“极为有限”。

各个部队的训练水平也差别很大。最重要的人物似乎是“文化教官”，他们在连队一级进行“政治教育”。陆军的一份情报综述说，北朝鲜士兵缺乏“思想和行动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消息不灵通，服从命令是因为……害怕长官”。但是文化教官反复灌输了“一种信念：他们必须为大众的利益而战斗，个人主义是次要的和不受欢迎的因素”。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号“微乎其微，以致几乎无法觉察”。

但是北朝鲜的步兵战士们打仗时，就指望不上美军供应站的那种物质享受，比如平装书和罐装啤酒等。陆军的情报报告说：

北朝鲜步兵……个个粗犷强壮，惯于日常艰苦生活。其装备简单轻便：仅有一身军装，一件手持武器，一些弹药和衣袋中少量的个人用品。他们穿着轻便的帆布胶鞋，易于快速持久通过复杂地形（山地和稻田等），尤胜过我军装备之士兵。他们仅靠相对少量食物维持生命，大多是搜罗所得。疲倦时他们憩息于就近的掩蔽所或旷野之中，一席草垫便是床铺。

甚至他们的部队因伤亡和失利而解散时，北朝鲜士兵会丢弃其军装，穿上从附近民居找来的任何衣服，仍然以单兵或者临时游击的方式继续战斗。

7月末，沃克将军对第1骑兵师和第25师无力阻止北朝鲜人坦率地表示不满。他们经常“在似乎是不必要的情况下”撤退，“而且部队惊慌失措、溃不成军”。

沃克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滩头阵地，他也意识到他的军队处于遭受侧翼攻击和大量牺牲的危险之中。北朝鲜人现在也明白他们不需要与美军正面交锋，他们只需要绕过侧翼，从背后发起进攻。

“就地死守！”——沃克

7月26日，沃克决定设法把部队撤至“预备阵地”，他可以在那里坚守到美韩部队发动反攻；撤退的时间以后再定。同一天，沃克打电话给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并与远东部队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通话。谈话的内容仅从阿尔蒙德一方面透露出来，因为6个月后沃克便告罹难，但谈话结果却使两位将军彼此一直耿耿于怀。

阿尔蒙德后来对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说，沃克请求批准将他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从大邱转移至釜山，而且要立刻转移。他担心通信设备遭受破坏，万一被摧毁或被缴获都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他认为北朝鲜人已兵临大邱城下，这些设备危在旦夕。第8集团军将进入“按计划撤退”的阵地，沿着洛东江布防。

沃克的两名高级军官否认他曾说过此事。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及其通信部门直到差不多一个月以后才得知这一撤退计划，而且新指挥部是在东部沿海的蔚山，而不是釜山。甚至在8月底这些通信设备面临危险时，“（第8）集团军参谋部的负责人也……无人提议把司令部转移至釜山”。

阿尔蒙德说，他将向麦克阿瑟转达这一请求，但他“个人”认为，转移到釜山会给第8集团军和韩国部队带来严重的影响。后撤会使韩国部队认为，第8集团军不打算待在朝鲜，并且“可能是一场总溃败的先兆”。

阿尔蒙德与沃克通话以后对麦克阿瑟说，朝鲜的局势“岌岌可危”，需要他本人亲自关照。他敦请麦克阿瑟“立刻”去朝鲜与沃克见面。阿尔蒙德强烈暗示，他认为沃克已经信心动摇，需要最高统帅亲自为沃克打气鼓劲——或者下最后通牒。因此第二天上午，麦克阿瑟同阿尔蒙德一起飞赴大邱，同沃克密谈了90分钟。

据阿尔蒙德回忆，麦克阿瑟只字不提头一天沃克提出的请求，也未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战地指挥官。他只是说，第8集团军必须停止后撤，坚守阵地。决不能发生“朝鲜的敦刻尔克”。

麦克阿瑟本人的回忆录也未提及他与沃克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见。但是，尽管麦克阿瑟措辞谨慎，他还是向沃克转达了这样的信息：第8集团军是可以损失的，不管损失多少人，发生任何情况，第8集团军必须就地死守——或是说与阵地共存亡。陆军老将沃克对此心领神会。两天以后，他向基恩将军和第25师的参谋军官们交代了他（和麦克阿瑟）的意图：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争取时间的战争。不能再有后退、后撤或调整阵地，或者任何你想用的别的说法。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各部队必须反击，置敌人于混乱状态。不能有敦刻尔克的再版，也不能有巴丹的再版。退守釜山会使那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屠场之一。

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被那些人俘虏毋宁战死。我们是一个团队在作战，我们将同生死共患难。

谁丢失阵地，谁就将对数千名战友的死难负责。

我要求你们把这一命令传达到全师所有的人。我希望人人都明白，我们这一次将坚守阵地。我们必胜。

沃克最后通牒式的命令传达到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但对命令的解释却是五花八门。一名战地军官说，他的士兵得知命令的意思是“就地坚守，直至战死”——在没有友邻部队保障侧翼的战斗中，这是一项不公平的命令。但是一名团长说，他同他的士兵接到命令时都有“很大的解脱感”。正如这位军官所说，他的部队掘壕据守时，“每一铲子都挖了大量的土”。

几天以后，《纽约时报》的军事评论员汉森·鲍德温写道：“沃克发出‘就地死守’的命令”，“对五角大楼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谴责。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过于热衷地散发让人欢快、轻松和乐观的定心丸”。

历次战争的统计数字更加突显了沃克的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的平原战场上，拥有1.2万至1.3万人的美军师坚守1.15万至1.85万码的防御正面。但是在朝鲜，韩国和美军师的兵力只及1918年师的一半，防御正面竟令人难以置信地达到10.36万码。（这是1950年8月第1师面对倭馆的情况。）

远东司令部的一份内部评论说：“战线太长，难以防卫或者坚守，甚至由巡逻队监视都不可能。按照兵力密度计算，平均10码的距离中只有一至二人防守，身后什么也没有。当然，实战中并不存在这种橡皮筋式的松弛的兵力部署。北朝鲜人可以渗透的缺口达几英里宽。……”沃克只能来回倒腾“他那些疲于奔命的预备队，应付一个又一个危机”。

陆战队到来

但是1950年8月份，沃尔顿·沃克将军的防线出现了一线生机——陆战1旅表现出色，它是陆战1师派往朝鲜的先遣部队。与陆军相比，海军陆战队具有多种固有的优势：他们在美国受过实战训练；他们抵达朝鲜时的建制严密，官兵们相处达数月之久（而不是以小时计算，许多仓促组建的陆军“连队”就是这样）；他们坚持支配自己的空中支援力量，并且有多年协同作战的经验。此外，由于陆战队强调，不管士兵执行何种任务必须经过艰苦的素质训练，因此，他们抵达朝鲜时的状况比陆军部队要强得多。

沃克交给陆战队的任务是坚守釜山防御圈的左翼，即釜山正西的晋州和马山一带地区。该旅的正面是令人生畏的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在攻占汉城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此以后，该师在西海岸向南一路横扫，几乎未受什么损失（该师有8 000人，仅有400人伤亡）。师长魏方少将完全有理由充满信心，他在7月28日对部队说：“同志们，敌人的士气已经一落千丈。……我们的任务是……歼灭残敌……解放晋州和马山，这是切断敌人咽喉的最后战斗。……第6师的战士们，我们要消灭敌人，争取立功。”

但是陆战旅却使北朝鲜人的攻势戛然而止，他们与之为争夺一些无名高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些高地只能用其高度的米数来命名。镇东里以西有一座称为342高地的山头，被一名军官比作平地上的一颗臼齿，陆战队在这座高地的山坡上首次投入了战斗。在夏末的炽热中，冲击山顶需要有异常顽强的毅力。士兵们跌跌撞撞喘着粗气，“个个精疲力竭勉强攀爬着陡峭的山坡”。士兵们爬了几步又滑倒跌回原处，咒骂几声。有些人昏倒，沿着小道跌落；其他人弓着腰，直恶心。但军士们和士兵们仍然保持着队形，不停地前进。他们抵达山顶时遭到射击，北朝鲜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交了火。

在以后的几周里，陆战队单枪匹马地同北朝鲜人在釜山防御圈左翼展开了战斗——他们对各自的阵地进行试探，时而退缩，时而冲击。在最初的几天里，陆战队甚至还向前推进，夺取了固城和泗川两座小城，并且取得了开战以来美军的首次重大胜利——“固城火鸡射击之战”。战斗经过如下：

陆战队大胆地穿过路障，冲破埋伏，突进了小镇固城，使北朝鲜守军乱作一团。一支车队仓皇逃命，遭到陆战队炮火的追击。

由于车速快，陆战队大炮装弹和重新瞄准须花费时间，北朝鲜车队满可以逃脱。凑巧，刚从美国“巴东海峡号”航空母舰起飞的一队攻击机正在执行搜索攻击任务，它们在固城以北地区上空寻找目标。指挥官阿诺德·伦德少校和他的飞行员发现了一长串令人手痒的目标，便俯冲下去。这是一个北朝鲜摩托化团的100多部车辆，其中包括吉普车、摩托车和运兵卡车。

海盗式飞机从低空呼啸着飞过长长的车队，用火箭和机枪猛扫。北朝鲜人慌忙分散隐蔽，车辆互相冲撞，或者滑进壕沟。车队停止前进以后，海盗式飞机从容不迫地反复向车队攻击，向车辆猛烈开火，40多辆汽车冒出了股股浓烟。

几小时后，攻击结束时，陆战队的先头部队赶到袭击车队的地点。士兵试开这些漂亮的黑色苏制军用吉普车和带斗摩托车，其中大多数还是崭新的，军官和军士们则只当没有看见。陆战队员们打开机盖时发现，吉普车的发动机却是熟悉的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品——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助苏联人的剩货。

在几天后的时间里，陆战队沉浸在短暂的欢乐之中。他们巧妙地使用近距离空中支援，从容不迫地击退了北朝鲜人。在地面近距离作战中，他们严明的纪律和优势的火力使他们频频告捷。北朝鲜人损失惨重，仅举一例：观察哨发现一批北朝鲜人正攀登泗川附近的一座高地。技术军士利切斯基率领一个班在山脊上设下了埋伏，静心恭候，直到北朝鲜人距他们不到75英尺时才开火。几秒钟后，39名北朝鲜人除一名之外全部被歼。唯一幸存的是一名军官，在送往指挥所以前因负伤而死。

然而，就在陆战队乘势扩大战果以前，却传来了南撤的命令。北朝鲜人已经突破了洛东江，这是保护釜山防御圈的最后一道天险，需要陆战队进行反击。

战场上的残酷行径

北朝鲜人是在豆谷城对面突破洛东江的，洛东江在这里向西来了个急转弯，然后向南流去，再折回来呈马蹄形，形成一小块像倒置的U形的平地，大约长5英里，宽3英里，起伏的山脊蜿蜒其中。

陆战队阵地对面的地形是耸立的五峰岭，据陆战队历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描述，山脊看上去像“史前的某种爬行动物”，头部俯视豆谷，躯体向东南伸延2 000余码，然后消失在沼泽和群山之中。山脊上布满了一个个小丘，它们被犬牙交错的支脉和注入稻田的深沟所分割。为了把北朝鲜人赶回洛东江，陆战队首先必须把他们驱逐出这块弹丸之地。

陆战队第5团第2营担任这项进攻任务。8月17日上午8时，在炮兵射击和空中轰炸未能有效摧毁北朝鲜人阵地的情况下，第2营开始进攻。《时代》周刊记者詹姆斯·贝尔目睹了陆战队向被称为无名高地的山头运动：

陆战队员沿着光秃秃的山坡向上运动时，地狱之火在他们四周爆裂。进攻道路上到处都有士兵倒下，看来已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光荣永远属于我们见过的最英勇的士兵，进攻未被打退。伤亡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进攻部队始终没有后退。他们前进，跌倒，爬起来再前进。

旅长爱德华·克雷格将军站在山谷的一条道路上观察着部队的进攻行动。他举着望远镜时，双手在颤抖。他说：“我从未见过士兵们这样奋不顾身。”

北朝鲜部队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居高临下地向进攻部队射击超过一个小时。陆战队撤下来，又冲上去，当手榴弹沿着山坡滚进他们队列时，他们只得又退下来。救护人员带领南朝鲜担架员从战场后方绕上去接送伤员。《时代》周刊记者贝尔询问一位陆战队员是否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回答说：“没有，我也不希望参加这场战争。”

迈克·欣卡少尉率领的一个排夺取了109高地，这是无名山脊上许多小山峰之一。但是，附近两座山头上的机枪交叉火力使得他们动弹不得。虽然该排得到炮火和又一次空袭的支持，但临近中午时，全排仅剩下15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设法打退了一次反攻。欣卡讲述了后来发生的事：

我们弹药告急，伤亡严重，只能隐蔽在北朝鲜人挖的浅壕里，因此我决定撤退，直至我们左侧的火力被压制。我下令带上所有的伤员和武器撤退。大约向山下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我让士兵们就地隐蔽。当时只有6名士兵还能战斗。

我决定从原路折回，查看是否还有伤员被遗漏。我摸回阵地时（109高地的峰顶），发现一名受伤的陆战队员躺在两名阵亡士兵的中间。我抓住他，把他拖出散兵坑，这时，一颗子弹击中我的下巴，鲜血直往喉咙里灌，连气都喘不过来。

我朝顺着山坡往上爬的东方人扔去一颗手榴弹，不等爆炸就转过身去，拽住那位陆战队员的胳膊尽量远离山头。

又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右臂，在子弹冲力的推动下，我顺着山势滚了好长一段距离才停下来。

欣卡设法走到一个指挥所，从那里把弹药运送到他的残部手中，然后才设法医治伤口。欣卡的勇敢行为使他荣获一枚铜星勋章。

下午4时，陆战队的飞机和大炮猛烈地轰击了无名山脊，使整个山头上尸体、武器和装备残骸比比皆是。海盗式飞机接着飞往北朝鲜人阵地后方，轰炸和扫射了正在横渡洛东江的增援部队。陆战队的预备队中其他连队趁北朝鲜人斗志瓦解冲上山去了。

与此同时，陆战队的M-26型坦克在下面的山谷里，向北朝鲜的坦克以及山上的反坦克炮和机枪阵地射击。深夜，北朝鲜四辆令人生畏的T-34型坦克隆隆地驶来应战——这是陆战队和共产党的坦克首次交战。仅仅五分钟，陆战队就打破了T-34坦克不可战胜的神话。反坦克炮打断了先头坦克的履带，首次参战的M-26坦克的90毫米炮一阵齐射，使这辆坦克成为一堆燃烧的废铁。第二辆坦克被击毁得更加精彩：一枚3.5英寸火箭击坏它的右履带，另一枚火箭引燃了油箱。坦克摇摇晃晃地开下道路，两辆陆战队坦克的90毫米反坦克炮用一发发炮弹从容地向它射击，炮弹穿进炮塔，炸碎了坦克外壳。一名敌兵居然打开了顶盖，就在这时，一发撞在开启的舱盖上的2.36英寸白磷弹弹进坦克，敌兵跌进坦克，里面顿时腾起烈焰。第三辆坦克绕过弯路，但却无法越过正在燃烧的头两辆坦克，陆战队集中火力向它射击——火箭、反坦克火箭、加农炮。霎时间，坦克爆炸。陆战队首次坦克作战，美军大获全胜。

在以后的几天里，陆战队和北朝鲜人在五峰岭及其周围地区继续激战，美军的空中和地面火力的优势逐渐无情地占了上风。北朝鲜人再也坚持不住了，其主力被炸弹和大炮所压制，受到攻击时就阵脚大乱，逃跑“如鸟兽散”。8月17日，在一次令人想起“固城火鸡射击之战”的大屠杀中，数以百计的溃逃敌军士兵在大白天逃到洛东江岸边，企图涉水过江，以逃离一个已经被陆战队变成死亡陷阱的滩头阵地。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向聚集在洛东江边的数百名敌军轰炸扫射。凝固汽油弹和炸弹使洛东江两岸燃起熊熊大火。

8月17日下午，在陆战队防区东边的倭馆桥下面，陆军第5骑兵团的部队遇到了一名来自芝加哥的18岁美军二等兵罗伊·曼林，他从一个山坡向正在开进的部队爬行过来。曼林的两条腿和一只胳膊都被冲锋枪打伤，他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

两天前的早晨，他所在的H连得到消息，韩国军队的一个排正在赶来增援H连的迫击炮排。早餐时分，他们看见一伙朝鲜人正在穿过一片苹果园。没人意识到那是共军，直至这些朝鲜人站到了美军的掩体跟前。（如一名北朝鲜士兵在被俘后所说：“美国大兵看起来都呆若木鸡。”）由于人数悬殊，差不多是10∶1，美军这个排就投降了。曼林说：

他们走上前来，一只手用冲锋枪顶着我们的肚子，另一只手伸过来像是要握手，但是却抓住我们的枪。一个共军扯拉着我的枪，我拉回来，他又拉过去。我对自己说：“这可不是争辩的时候啊。”就让他拿走了。他们让我们脱掉衣服，拿走了我们的钢盔。他们拿走了我的手表和钱包，钱包里面有11.81美元，我女朋友的照片也在里面。他们把照片拿出来看，就拿走了。他们喜欢女人的照片。……

那个显然是指挥官的北朝鲜人告诉战俘们，如果他们表现好，他们将被送到汉城附近的战俘营去。他们把战俘们的双手捆绑在背后，当天晚上和第二天，北朝鲜人带着他们进行了几次行军。美军猛烈的炮火使他们不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涉水越过洛东江。有一个事件表明，北朝鲜人一开始可能并不打算虐待美国人。两个美国人成功地弄松了捆绑他们手腕的绳子。因为这个过错，一名北朝鲜士兵威胁要开枪打死他们，他自己却被一名共军军官开枪打倒。但是，第二天，一名懂一点日本语的美国人在跟北朝鲜人交谈时，偶然听到一名中尉说，因为美军过于迫近，这些战俘要被处死。

陆军的官方史料引述了北朝鲜人民军前线总司令部于7月28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该命令禁止“在敌方人员可以作为战俘时对他们进行不必要的杀害。……已经投降者将作为战俘处理，并用一切手段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摧毁敌人”。另一项命令是北朝鲜第2师于8月16日发布的，其中说：“我们有些人仍然在杀害那些前来投降的敌军。因此，各部队政治部门有责任教育战士接受并善待战俘。”

与韩国和美国军队待在一起的美国记者们，对他们所在战线这一边显而易见的违规行为并非视而不见。实际上，老资格的记者约翰·奥斯本的心情是如此不安，他在8月末的《时代》周刊上对他所谓的“代理人的暴行”大加讨伐。奥斯本并不主张要发表什么“义正词严的控诉”，或者对“北朝鲜更加严重的暴行”给予原谅，但是他确实列举了“在朝鲜的战争的基本事实”：

南朝鲜警察和我在前线地区看到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也十分残暴。他们杀害战俘，免掉他们押送战俘去后方的麻烦。他们杀害平民，以免他们挡道碍事，或者免去搜捕和审讯的麻烦。他们刑讯逼供以获得情报（这些情报是我军需要，并向南朝鲜审讯者索求的），其手段如此残忍，不能具体详述。

美国人把朝鲜人对战俘和共党嫌疑分子施行残酷行为当成其根深蒂固的性格来对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凯耶斯·比奇承认，他的无动于衷曾经达到这种程度：他可以袖手旁观“南朝鲜士兵把共党嫌疑分子打得血肉模糊”而不加干涉。有一次，他遇到一群妇女，由手持刺刀的卫兵看守着，她们被迫跪在锋利的石块上，双手平举在头上。一个婴儿在一名妇女面前爬着，想要够到她胸部吃奶。她不敢动弹。《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卡尔·麦丹斯忍无可忍，他抱起婴儿，送到他母亲的胸前。

暂时的平静

8月底，战场上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仿佛作战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同意喘一口气。陆战1旅的指挥部转移到靠近马山的一处新营地，此地后来因被陆战队员称作“豆子地”而闻名。在和平时期，这里确实如此。陆战队在这里第一次有机会修理和试射武器，补充在激战的日子里丢弃的个人物品。由于有了直升机，甚至在这个休整地区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的巡逻部队都吃上了热餐。李承晚总统来到这里，颁发紫心勋章和其他奖章，甚至一群南朝鲜姑娘前来举行了演唱会。

眼前的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甚至最笨的士兵也注意到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满载物资的卡车一辆一辆地驶入釜山滩头堡，看来是供已在这个国家的部队使用；但与此同时，陆战1旅的后勤军官们却在悄悄地把装备装上船，以运出这个国家。很显然，“豆子地”作为陆战旅休整地的日子不会很久了。

但他们要去哪里呢？肯定不是回国去，尽管在麦克阿瑟东京司令部的一些乐观人士——他们舒适地远离这场远没有结束的战争狂飙——9月初曾向《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暗示，感恩节前可以结束战争。

情报报告指出了战场平静的一个原因，北朝鲜人民军损失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士兵，它13.3万人的部队中大部分是缺乏训练的新兵。因此，金日成首相无法实现已经宣布的在8月15日，即朝鲜脱离日本独立的周年之际结束战争的目标。8月15日的时限过去后，金日成通过平壤电台又发布了一道命令：各部队务必在8月底前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因为“耽搁越久，联合国军的防御力量越强”。8月15日，中央情报局发出警告说：“这种广播可能预示着一场军队和游击队的全面进攻。”

金日成不需要关于美国战略的秘密情报，因为麦克阿瑟似乎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一次又一次地向美国和世界新闻界透露他的宏图大略。他是“用空间换得时间”，以此聚集力量，然后突破釜山防御圈，甚至可能从侧翼发起进攻，使北朝鲜人猝不及防。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侧翼攻击”的唯一方式是在朝鲜半岛北部实施一次两栖登陆。

因此，在麦克阿瑟的部队得以向其他地区发起进攻之前，金日成无论如何也要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攻势，迫使麦克阿瑟的部队撤离朝鲜。9月1日清晨，一声爆炸打破了这次短暂的平静，北朝鲜人至少向严密的釜山防御圈发起了五次大规模进攻。沃克拼命地在前线调动部队，以堵住薄弱部位。第8集团军的防线岌岌可危，有些地方被突破了。但是沃克知道，北朝鲜人民军由于缺乏持久的后勤补给能力，最多只能保持三至四天的连续进攻。只要坚持下去，物资短缺就会迫使北朝鲜人后撤。

沃克的估计也许是对的。但在此期间，美国却付出了战争中较为惨重的代价。仅9月5日一天，陆军就有102名士兵阵亡，420人受伤，587人失踪；陆战队阵亡35人，伤91人。伤亡总数达1 245人。北朝鲜人民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9月2日至3日，在咸安附近同美军一个营作战中其伤亡就达1 000人；该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南江和洛东江汇合处附近就死伤2 000多人。但是，北朝鲜人民军不顾伤亡惨重继续发动进攻，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

尽管如此，人们当时普遍认为，朝鲜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9月中旬的几天，陆战1旅的士兵悄悄地撤离阵地，离开釜山。旨在结束釜山防御圈内部队被围困局面的反击为期不远了。

沃克将军终于完成了任务，“朝鲜的敦刻尔克”不会出现了。

第七章 仁川赌胜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二战时的战略成功完全有赖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他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较为明显的攻击点，夺取敌人后方岛屿。如前所述，战争爆发五天之后，麦克阿瑟在他第一次前往朝鲜的战地视察时，就立即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作为击败他的新对手的一种手段。正如他后来所表述的那样，这一想法是在20分钟的时间里闪现出来的，他当时站在一个高地上，望着溃不成军的韩国军队越过汉江逃向南方。北朝鲜人在向半岛南部推进时，他们的补给线将拉长到十分危险的程度。打击北朝鲜人的后方将使美国能“以极少的部队包围并消灭其主力部队”。

麦克阿瑟如此醉心于他的想法，以致他返回东京后，立即命令他的参谋人员着手制订在“汉城附近”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但却没有指定具体登陆地点。这是7月4日的事。到7月10日，参谋人员便拟就了“蓝心行动”计划。该项计划将使美军于7月22日在汉城以西约24英里的仁川港登陆，陆军的第1骑兵师将发起攻击。

表面看来，“蓝心行动”是荒诞不经的。当时在朝鲜的美军寥寥无几，正在为生存而战斗，再从这支弱小的部队中抽出一支登陆部队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8天的时间里，也不可能为这一行动进行后勤方面的准备，海军将不得不去寻找并修复生锈的登陆艇，还要把海上军事运输队的船只改装成能够进行两栖登陆的船只；当时在朝鲜的陆军部队几乎没有两栖作战的经验，正如一位陆战队军官对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所解释的那样：“两栖登陆不同于把一些船只驶进一个港口，然后登上码头。如果缺乏充分准备，我们将会尸横滩头。”

没错，当时陆战1旅正在开赴亚洲的途中，其军官和士兵也懂得两栖战术，但陆战队的军官们就“蓝心行动”提出了很多问题。仁川的潮汐和滩头情况到底怎样？手头的粗略资料表明，那里的海潮汹涌澎湃，潮头高达35英尺，岸边还筑有高高的石墙。陆战队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对“蓝心行动”不以为然。

现实使麦克阿瑟的梦想破灭了，他放弃了“蓝心行动”，但没有放弃进行两栖登陆的想法。他叫参谋人员继续制订计划，把行动日期推后几个月。7月23日，参谋人员提出了一个叫作“铬铁行动”的计划，它有好几种选择：在仁川登陆，同时第8集团军由釜山防御圈出击，向北进攻；在群山登陆，它也位于西海岸；或是在东海岸的注文津附近登陆。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麦克阿瑟都赞成在仁川登陆，尽管海军和陆战队的军官们对此表示怀疑。麦克阿瑟7月23日给华盛顿发电报说：

计划于9月中旬进行的作战是以一个拥有两个师的军团在敌人战线后方实施两栖登陆，目的是在第8集团军由南方发起攻击的协同下，包围并消灭敌军。我坚信，尽早地在敌军战线后面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将切断其主要交通线，而且能够使我们给敌以一次决定性和粉碎性的打击。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是进行正面攻击，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旷日持久且损失巨大的战役。

麦克阿瑟已经确定了他的战略，他现在需要军队去付诸实施。

陆战队的任务

在7月初的一天上午，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办公室迈着大步，在一大幅朝鲜地图前边说边打着手势，他是在对他的客人、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直属部队司令小莱缪尔·谢泼德中将讲话。这支陆战队已为两栖行动做好了准备。

“莱姆，”麦克阿瑟说，“如果我有陆战1师，我就要在仁川这儿登陆。”

谢泼德向前走了几步，看了看地图，他仔细地考虑了麦克阿瑟提出的问题。陆战1师的一个旅已在开赴朝鲜的途中，谢泼德也已经急急忙忙来到日本，以弄清究竟是什么任务。正如谢泼德所说：“我们不想把一个缺胳膊少腿的陆战旅配属给任何一个陆军师，派往那里。”

谢泼德喜欢麦克阿瑟迂回包围北朝鲜人的入侵方案。二战期间他曾在麦克阿瑟手下服役，和麦克阿瑟一样对两栖行动颇感兴趣。谢泼德认为这是陆战队在朝鲜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时机。

“将军，你为何不要求派他们来呢？”谢泼德是在指陆战1师。

麦克阿瑟对这位陆战队员挥了挥手说：“你坐下，替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一份电报，请求把陆战1师派到我指挥的战区来。”

这一要求使谢泼德为之一震。“我望着麦克阿瑟的办公桌——这是一张很大的办公桌——还有那把大椅子，他要我坐在那儿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一份难以成文的电报。”谢泼德需要独自思索：“这是一份颇为棘手的电报。我在这里要求把一个师的陆战队派往朝鲜，而（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则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到这儿来是活见鬼，但球已在手，我感到必须带球跑。”

麦克阿瑟还有一个问题。他打算在9月15日开始仁川行动，亦即67天以后。谢泼德届时能不能使该师齐装满员并运至朝鲜呢？

谢泼德仔细考虑了这一要求。他知道陆战1旅的组建情况，它主要是从彭德莱顿营的陆战1师中抽出来的，这使该师所剩兵力不足一个团。使之齐装满员意味着要从工厂、乡村、城镇和大学校园里招募成百上千的人，配上全套装备并运往6 000英里之外。

可以办到，谢泼德回答说，他可以使该师准时参加反击。

但几天以后另外一些拜会麦克阿瑟的人对仁川计划却不甚乐观。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专程前来东京听取麦克阿瑟的意见。柯林斯对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怀疑。当他听到麦克阿瑟希望在已允诺的部队之外再增调两个师时，不禁连连摇头。

“将军，”他说，“你将不得不用你在日本和朝鲜的军队去赢得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笑着摇摇头说：“乔，你将不得不改变主意。”

第二天，柯林斯在一次参谋会议上再次告诫麦克阿瑟的助手说，美国的资源是不足的。“不要过于铺张浪费。”他说。

柯林斯发现海军司令詹姆斯·多伊尔海军上将对仁川登陆不甚热心。当柯林斯问及在潮差为35英尺的地区登陆的问题时，多伊尔回答说：“这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上岸时就会遭受相当大的早期损失，但却是能够办到的。”

多年的戎马生涯使柯林斯能够听明白这种闪烁其词。多伊尔的言外之意是，尽管他不准备与麦克阿瑟争辩——无论如何不会在这个阶段——但“铬铁行动”却是一个蛮干的计划。然而如果是受命而为，他也会遵令而行。

柯林斯在匆匆走访战场之后，再次与麦克阿瑟晤面，这次是私下谈话。他认为可以把一整师的陆战队调至远东，但他仍对在仁川登陆表示怀疑，主要是因为那里涌大浪高。

麦克阿瑟当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穷究到底。他已经得到了给他调派陆战队的暗示。一旦他把陆战队调至战区，他将再来就仁川问题跟参谋长联席会议打交道。

参谋长联席会议疑虑重重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请调陆战1师的要求反应冷淡。这种对陆战队的敌意在程度上是不亚于对仁川登陆计划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是一位靠两只脚艰苦跋涉的老兵，对陆战队多有不满。在1949年10月的国会预算听证会上，他直截了当地说，陆战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进行……大规模的两栖行动了”。布雷德利在发言中，涉及了《国家安全法》的军种联合条款所未能解决的军种之间的争斗，他尖刻地说：“现在不是那些‘华而不实的运动员’玩的时候了，他们在每场比赛中都不是全力以赴，除非他们能够进一垒。”《纽约时报》记者威廉·怀特写道：海军和陆战队的高级军官正是布雷德利苛刻言辞的攻击对象，他们听着“从这样一个讲坛上对高级军官所进行的一次最为令人惊奇的斥责辱骂时”，“坐在那里脸色苍白、怒火中烧”。（麦克阿瑟则对布雷德利不以为然，这是二战时欧洲战区与太平洋战区竞争的延续。他对一位来访者说，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一个肮脏的农夫”。他对马歇尔将军也不以为然，说“他那贵族式的弗吉尼亚娇气鼻子忍受不了亚洲日复一日的臭气”。）

无论如何，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另一位海军和陆战队的敌人范登堡将军，现在有机会来见证他们关于这两个军种“风光不再”的预言了。令人惊诧的是，甚至海军的代表谢尔曼海军上将也疑虑重重。为了使陆战1师恢复战斗力而使整个海军陆战队倾家荡产，将严重削弱该军种履行其他职责的能力。他是特指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勒琼营的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直属部队。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7月20日告诉麦克阿瑟说，他在11月以前不能得到陆战1师。

麦克阿瑟哪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7月21日的一份怒气冲冲的电报中，以强硬的语气重申了迅速派遣该师的请求。他争辩说：“其他地方不可能出现要使用这支力量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考虑用这支部队来执行紧急战斗使命的迫切程度是一致的。”

经过几轮电报往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实际上做出了让步。他们将把该陆战师调给麦克阿瑟，但这不包括正在开赴朝鲜的陆战旅——实际上，该旅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师。麦克阿瑟现在可以开始认真地为在仁川登陆制订计划了，但是海军陆战队必须先组建它所允诺的陆战师。

动员后备役

雷蒙德·戴维斯在战争开始时是一名中校（后来成了海军陆战队司令），他是一名典型的现役军官骨干，负责把各种不同专业的后备役军人迅速整编成战斗师。戴维斯在芝加哥地区搞后备役人员的工作，开始时他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很多人不想脱离平民生活去亚洲打仗，进行体检的医生们则以同情的心情倾听这些不情愿的士兵们的诉说。

我忘记了医生们是怎样说这件事的，但他们发现所有这些人都不适合从军。我查看了其中很多人（被淘汰的后备役军人），我还认识其中一些人，但我不能相信医生的结论。

这两位医生是海恩斯退伍军人管理处医院的专职医生。后来我知道，关于他们的报告也来了，他们也不适合从军。原来他们互相进行了检查，然后互相证明对方不适合从军。

于是，我另找了一名医生，让他检查了所有不合格的人，结果他们全都符合从军要求。我们把那两位医生撵走了。

戴维斯的第9营是来自芝加哥的部队，使他感到庆幸的是，他的部队几周以前完成了年度夏季训练。因此，该营抵达彭德莱顿营时已经装备齐全，训练有素，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但使戴维斯感到沮丧的是，他的部队是在夜里下火车的，他们被参谋军官分编成每75人一组，零零散散地编入其他部队，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另一位营级军官对戴维斯说：“我瞧着他们走入黑暗中，以后我再也没看见他们。”士兵、档案和装备都散布在彭德莱顿营广阔的营地上。

因此，戴维斯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完整地重建他的营。采取一般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戴维斯和他的军官们设法弄到一些卡车，然后开着车在营地里到处转，以寻找自愿归队的人。“有时他们在某个地方找到一大群正在干活的人，”戴维斯说，“他们就会把车开过去说，‘有人想走吗？’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就搞齐了我们需要补充的全部陆战队员，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在加利福尼亚的彭德莱顿营，陆战1师的作战参谋阿尔法·鲍泽上校在营地各处急急忙忙地搜寻装备。彭德莱顿营有一个叫作帕尔格斯营的地方，这里是主要的装备存放区，多年来已无人问津，“装备就睡在荒草野藤当中”。登陆中要使用的登陆艇自从1945年以来就堆放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附近的干旱沙漠中；现在它们被匆匆运往加州南部的港口，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最起码的检验性行驶。陆战队认为——他们也确实得到了这样的允诺——他们在日本做短暂停留时将有时间进行此种检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正如该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回顾的那样：“把它们运到神户以后，给它们加满油，吊出底舱，放进水中，然后（它们）就浮上海滩——如此而已。没有为仁川登陆进行演练。这些水陆两用车辆下一次再开动时，就要从坦克登陆舰上疾驰而出，由水上冲向滩头。”陆战队史学家安德鲁·吉尔评论说：“这些登陆艇中经历过硫黄岛和冲绳战役的老艇数目，比驾驶它们的人当中参加过那些战役的老兵数目还要多。”

尽管有种种混乱，史密斯将军和鲍泽上校还是想方设法组建了一个师，并定于8月14日至18日起航，鲍泽把这次航行称为“最为糟糕透顶的混乱航运”。只有一件事没有着落：关于该师在何处投入战斗的任何消息。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麦克阿瑟仍然坚持在仁川登陆，但华盛顿仅仅被告知预计登陆的日期，即便这一点也未得到最后批准。史密斯将军对他到达远东之后究竟要干些什么颇为好奇，便在8月初派鲍泽乘飞机去日本，他自己在陆战队登船之后也跟着去日本。史密斯认识到，他不能允许自己舒舒服服地坐上三个星期的船。

戴维斯上校也不愿意荒废时间，因为他也知道，陆战1师绝非一支仅供观赏的人马。船一驶离港口，训练立即开始。“我们带上了沙袋，还在船尾架起迫击炮，进行射击。小伙子们是头一次发射迫击炮。”船队的指挥官“对这些喧闹不已的做法颇为吃惊”。陆战队就是这样开赴战场的，他们从船尾投下一些箱子，然后向它们发射教练迫击炮弹。

麦克阿瑟的计划受到质疑

阿尔法·鲍泽上校从加利福尼亚到日本的横越太平洋的飞行用了三天时间，他几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尽管如此，远东司令部参谋处的一辆汽车在机场迎接他，并把他火速送往第一大厦，这是陆战队的一位军官头一次听到关于仁川登陆的情况通报。凌晨2时，鲍泽前往设在美国海军“麦金利山号”军舰上的一个战备指挥所，他又工作了几个小时，直到困得睡着了，“但就我而言……当时有无数的问题完全没有得到回答”。距离麦克阿瑟拟定的登陆日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他的参谋人员居然还回答不了鲍泽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退潮时滩涂底部是什么情况？能否通行？会不会陷住两栖登陆车辆？下次涨潮时，登陆艇会不会粘在底部浮不起来？高潮面距海堤顶有多高？2英尺还是20英尺？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鲍泽在一次很不舒服的睡眠之后，便着手搜集关于仁川港的确切情况，但他很失望。“陆军方面应该有这些情况，我们在仁川待了很多年。”幸运的是，陆军很快从运输队找来一位二级准尉，他曾经就在仁川码头工作。鲍泽说：“在我看来，这家伙就是一部活字典。”空军和海军这时也开始了空中侦察。

这样，鲍泽在8月22日史密斯将军飞抵东京时，手头就有了一点点仁川的情况。史密斯先与鲍泽谈话，然后与海军上将多伊尔进行了一次长谈。史密斯说，多伊尔的反应是，“那里对登陆来说是个可怕的地方，但他不能说不可以登陆。我对此不很高兴，但我们仍然着手工作”。

麦克阿瑟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出难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既对麦克阿瑟无休止的增兵要求感到不快，也对一项看来是愈益难以置信的反攻方案不甚满意。麦克阿瑟在整个夏季都在不断地向五角大楼要求更多的部队，并终于以死缠烂打的方式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妥协让步。让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感到沮丧的是，麦克阿瑟对他们打算限制的东西进行了最为随心所欲的解释。

其中一件事是8月10日（白宫做出的）决定，把陆军第3步兵师调给麦克阿瑟，该师是美国总预备队中所剩无几的部队之一——这些部队要留驻美国大陆，以便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柯林斯将军在转达这一命令时，对其中所包含的危险的程度提出了警告：

在将该师从总预备队中抽出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接受其后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满足其他可能要求地面作战部队的能力进一步严重削弱，以及陆军为你战区训练补充部队的能力也进一步严重削弱。……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该师应作为你战区的预备队，因为根据你的报告，你打算在你所拟定的攻势中投入目前在你战区或正在途中的所有战斗预备队。我们还进一步认为，除非是出于最为紧迫的原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你打算允许这个师（该师抵达你战区时战斗力将十分低劣）有足够的时间训练，以达到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训练水平。

在整个7月和8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整个做法日益不安，尤其是他们缺乏任何关于仁川登陆的确切情况，所知道的仅仅是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柯林斯和范登堡在7月13日和14日访问东京之后猜测，麦克阿瑟是故意守口如瓶，因为他担心华盛顿走漏了风声。甚至在这次访问之后，麦克阿瑟在极力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调给他陆战1师时，仍继续把盖子捂得很紧，他在一份电报中劝告华盛顿说，在一份电报中详述使用该部队的计划是“不明智的”。

在7月24日的一次电传会议上，麦克阿瑟被追问是否仍然有可能在9月中旬登陆，麦克阿瑟回答说，他的机会“甚佳”——但他必须得到陆战1师。麦克阿瑟再次强调了保密问题。“陆军部的发言人丝毫不能透露我们的宏大战略。”他告诫华盛顿说。

8月初，讨论麦克阿瑟战略的事传到了白宫。在8月10日的一次会议上，谢尔曼海军上将“很有把握地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很好地使用兵力，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同意他的两栖登陆计划”。迟至8月7日，五角大楼的G-3（作战处）还认为在1951年5月中旬以前登陆都将不能进行，因为“一直没有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朝鲜战役的计划”。然而G-3所没有认识到的是，麦克阿瑟并不打算让五角大楼了解他的战略计划。

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说，在他把自己的打算大致告诉柯林斯和范登堡之后，华盛顿足足“沉默了三个星期”。华盛顿的看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他们受到冷落，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一怒之下，决定再派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横跨太平洋。他们于8月19日启程，麦克阿瑟对这一消息勃然大怒。“他们到达以后马上可以看出，”他说，“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来商谈，不如说是来劝阻。”柯林斯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说法，正如第二年春天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说，东京之行是为了“了解作战计划究竟如何。坦率地说，我们是被蒙在鼓里。……”

麦克阿瑟的“绝妙陈述”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他们在第一大厦六层的一间镶有墙板的会议室里开会，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为壮观的一次高级军官们的聚会。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是谢尔曼海军上将、柯林斯将军和空军副参谋长伊德沃尔·爱德华兹将军；代表海军的有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和多伊尔海军上将；麦克阿瑟方面的人有阿尔蒙德将军、多伊尔·希基将军、克拉克·拉夫纳将军、埃德温·赖特将军。阿尔蒙德与陆战队的谢泼德将军和史密斯将军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这两位军官没有出席会议说明了这一点。实际登陆将由陆战队施行，这是本次行动中最危险和最复杂的部分，然而他们的代表仅仅是一位中校，他是作为多伊尔的情况介绍军官之一参加会议的。这一疏忽是微不足道的，谢泼德后来在日记中指出：“那些天里，陆战队在东京不是讨人喜欢的角色。”

海军方面首先介绍情况，总共有8个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会议室，前后间隔为8分钟。他们没有谈及麦克阿瑟的宏伟战略规划，而是介绍局限于行动的直接保障问题。火炮支援军官阿利·卡普斯少校说：“我们列出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和自然的不利条件——仁川样样俱全。”“如果开出一张关于两栖作战禁忌事项单子的话，”通信军官门罗·凯利中校说，“那你会得到一份仁川行动的真实写照。我们很多制订计划的人认为，如果仁川行动成功，我们将不得不改写教科书。”

海军在仁川的主要问题是潮汐和地形。那里的潮水平均涨落差为20.7英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涨落差之一。但在预定入侵的那天，由于月相的关系，潮差将达32英尺左右。退潮时，几百年所积淤的泥滩向港外延伸达2英里多。随着潮汐的起伏，潮水冲过通向陆地最佳通道——狭窄弯曲的“飞鱼峡”时，其速度每小时可达6海里。海军水雷专家说，飞鱼峡是布雷的天然场所，任何一艘船沉在那里都会阻塞这条航道。船只驶进海峡时，犹如驶入“死胡同”，在那里船只无法掉头。一艘动弹不得的船只将阻碍整个船队。

第一次高潮将出现于早上6时59分；然而，两个小时以内潮水就会退去，致使攻击舰船将在泥泞的岸滩上搁浅，成为北朝鲜海岸炮兵的良好射击目标。它们将搁浅至下一次高潮的到来，时间是晚上7时19分，即日落后半小时。因而两栖部队冲过海峡航道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同时还要压制并占领由重兵防守、瞰制全港的令人胆寒的月尾岛，并要运进足以供应全天使用的补给品。

在夜间登陆的部队也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上陆部队要建立一个滩头，运进补给品，并建立防御阵地以顶住北朝鲜人的反击，直至下次早潮的到来。

海军不愿意让部队在市中心登陆，因为每一处码头、仓库和建筑物都可能成为北朝鲜人的抵抗据点。由于必须用重炮猛轰月尾岛，因此在战术上将无法造成突然性。

主要登陆地点月尾岛上的绿海滩，是一条200码长的沙滩和石滩相间地段。大陆上的红海滩和蓝海滩位于城区的两端，相距4英里，被沉闷无趣的工业区和码头隔开，港口前沿是一些颓圮的码头和一道高高的海堤。退潮时，红海滩看上去是一条1 000英尺长的黏状、半流质的泥滩。陆战队史学家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写道，其稠度“恰如凝固的巧克力软糖，但味道却大相径庭”。在城区的另一端，蓝海滩前面是4 500码长的泥滩，海堤高达14英尺。

几个月以后，甚至阿尔蒙德将军也认为，仁川是“我们能够进行两栖攻击的最为糟糕的地方”。但正因为它是最糟糕的地方，在军事上也可能是最好的地方，如果麦克阿瑟能够把看来是不利的条件化为对他有利的条件的话。

将指挥海军的多伊尔指出，把船只驶进狭窄的航道是十分危险的。谢尔曼嗤之以鼻，说：“我将毫不犹豫地把一艘船开到那里。”

“你说起话来就好像是范瑞加特一样！”麦克阿瑟颇为赞许地说。

柯林斯将军在海军介绍情况之后的发言中，对第8集团军突破釜山包围圈的能力表示担忧。会议之前，柯林斯曾匆匆走访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沃克“为堵住他千疮百孔的防线上的漏洞而忙得焦头烂额，无从考虑今后突围的事”。此外，由于陆战1旅将从沃克的部队中抽出并配属给反攻部队，他的兵力也将被削弱。

柯林斯警告说，如果第8集团军不能向北进攻，这对入侵仁川的部队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他提议以群山作为替代地点。这个海港位于仁川以南100英里，没有仁川那些不利的自然条件，接近北朝鲜人民军穿过论山和大田的补给线，更为靠近第8集团军的战线，因此会使联合国军的两支部队更容易会师。谢尔曼表示同意。他请求麦克阿瑟忘掉仁川，进攻群山。

麦克阿瑟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一边抽他的烟斗，一边听海军参谋人员、柯林斯和谢尔曼发言。他们的发言结束后，麦克阿瑟又沉默了片刻，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戏剧性的效果。屋子里的很多人以前都曾领略过麦克阿瑟的滔滔辩才，他们知道他酷爱夸张做作。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能不为之所动。

麦克阿瑟对这段吊胃口颇为欣赏。他后来写道：“阿尔蒙德在座位上不安地移动着。如果真有那么一次沉默可称得上是耐人寻味的话，那么此刻便是。我几乎可以听到我父亲的声音，好像他在许多年以前那样告诉我：‘道格，军事会议产生胆怯心理和失败主义。’”接下来，麦克阿瑟讲了45分钟，刚开始时语气平缓，然后逐步“以娴熟的技巧突出重点”。柯林斯后来写道：“即便排除明显的戏剧性效果，这是一次对他决心铤而走险、登陆仁川的观点的绝妙陈述。”

屋子里除了麦克阿瑟的声音以外静默无声，一缕缕的香烟烟雾在依墙而挂的巨大的军用地图前面飘悬缭绕。麦克阿瑟讲话时不用讲稿，但会上无人质疑他根据记忆所讲述的事情的准确性。

由于大部分北朝鲜军队都集中在釜山防御圈，麦克阿瑟确信“敌人……对仁川的防务未曾做到应有的准备”。反对在仁川登陆的论点“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助于保证这次出奇制胜的因素”，没有一个敌军司令官将会想到美国人竟会如此“鲁莽地”冒险进行这种进攻。他举出英国人1759年奇袭魁北克的例子，当时一小队人马攀上了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高岸，使法国人猝不及防。

麦克阿瑟承认海军的反对意见是“实质性的和中肯的”，但“不是不能克服的”。他是信任海军的，而且可能“更胜于海军信任它自己”。海军在二战的两栖作战中曾经克服了类似的困难，它在仁川也能够一如既往。

麦克阿瑟继续说，所提出的另一个登陆地点群山的危险会小一些，但价值也小一些。在那里进攻将不会扰乱北朝鲜人的后勤供应线。“像这样一次翼侧运动以不搞为妙。”他也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一次“流血但无决定意义的”尝试来让沃克的第8集团军从釜山解围，“敌人不过是在他们的补给线和交通线上向后退而已”。

但是，夺取仁川和汉城将能切断北朝鲜人的补给线并能封锁半岛的整个南部。北朝鲜人民军越往南进，补给线就越脆弱，所有的补给线都汇集在汉城。“夺取汉城以后，我将使敌人的补给系统完全瘫痪，”麦克阿瑟说，“没有军火和粮食，北朝鲜人将很快陷于孤立无援和分崩离析，并且容易被打倒。……”

麦克阿瑟唯一的其他选择是继续在釜山进行消耗战。“你们甘愿让我们的部队在那个血腥的环形防线里，像牛群在屠宰场里那样束手待毙吗？”他说，“谁愿意为这样的悲剧负责呢？当然，我绝不愿意。”

麦克阿瑟的讲话接近高潮。“我几乎能听到命运的秒针在嘀嗒作响。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们将灭亡。”他最后说：

假如我的估计不准确，而且万一我陷于无力应付的防守地位，那我将……亲自把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以免遭受惨败。那时唯一的损失将只不过是我个人职业上的名誉而已，但仁川之战不会失败。仁川之战必将取得胜利，它将挽救10万人的生命。

甚至疑虑重重的柯林斯会后也为之所动，但仍有保留。翌日，海军上将谢尔曼和雷德福与两位被排斥在会议之外的陆战队将军奥利弗·史密斯和莱缪尔·谢泼德谈话。根据在过去的几天里所收到的海军方面的侦察，陆战队认为仁川以南30英里的浦升面是一处更好的登陆场所，那里的水深，登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阿尔蒙德听不进仁川以外任何可供选择的意见，他讲得越多，史密斯和谢泼德就越恼火。阿尔蒙德对他们说：“所有这些两栖玩意不过是一种机械行动。”

史密斯对此很明白。“我想要告诉他一点严酷的事实，而他则目空一切，还把我称为‘小孩子’，这使我十分恼怒。”

陆战队的将军们要求拜见麦克阿瑟，终于得到许可，但他没有心思听取更多的反对意见。他在前一天已经说服了更多的人，他现在希望陆战队不要多嘴，并执行命令。麦克阿瑟说，夺取仁川，然后是汉城，这将很快结束战争。“下5个美元的赌注，”他说，“我就有机会赢得5万美元。我决心已下，这便是我要做的事。”

谢尔曼最后会见了麦克阿瑟。他们所讨论的事情没有记录，但谢尔曼后来的确说：“但愿我也有同他一样的信心。”

总统赞许

8月初关于台湾问题的争执使杜鲁门总统勃然大怒（见第五章），而现在却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供了一个渠道，他能够以此向白宫的一位特使就“铬铁行动”直接陈述他的意见，从而有效地绕过了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这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人们可以回顾一下，杜鲁门曾派自己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去东京，就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支持蒋介石的话对他进行规劝。

哈里曼当时只是听说了仁川计划的粗略内容。他在与麦克阿瑟的长谈中问及了更多的细节问题，并对回答感到满意。尽管麦克阿瑟对国家政策的乱加干涉使哈里曼感到气愤，但他认为在军事问题上，“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的确是个国宝”。

哈里曼的热情对总统也并非不起作用。“铬铁行动”是幸运的，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在东京听取麦克阿瑟介绍情况之后还未返回，杜鲁门就已连续几天听取了哈里曼关于该计划的意见。杜鲁门对国防部长约翰逊强调指出，应允许麦克阿瑟着手实施其反攻计划。

参谋长联席会议颇为明智地选择不与杜鲁门争辩此事，尽管他们仍然对“铬铁行动”有重大的保留。8月28日，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极为含糊的“批准”。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赞同具体登陆地点，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表示，麦克阿瑟应该考虑在仁川以外的地点登陆。这一命令的确可以被解释为一个要求麦克阿瑟改变计划的强烈建议：

在审查了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带回的情况之后，我们同意进行准备，并实施以两栖部队在朝鲜西海岸进行一项扭转战局的行动。登陆地点或是在仁川，如果敌人在仁川附近地区的防卫被证明是无力的话；或是在仁川以南一个更为有利的滩头进行，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滩头的话。如果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希望的话，我们还同意着手准备在群山附近以两栖部队实施一次包围战术。我们认为，应着手准备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变化的形势。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有关可能登陆地区状况的情报，并及时通报你在进攻作战方面的意图和计划。

对于哈里曼和李奇微以及陪同他们前往的观察员、空军的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带回的另一项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未予采纳。他们敦促撤换沃尔顿·沃克将军第8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他们的共同看法是，沃克已经筋疲力尽，没有能力来应付一支大军在战场上所面临的千变万化的问题。谁也不怀疑沃克的勇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倒是指责他往往过于冒险地频频走访作战地区。两个月的战争已使此人心力交瘁。“在我们三个人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哈里曼多年以后说，“沃克不胜任这一工作。”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却对之放任不管。此外，据哈里曼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如果它斗胆解除麦克阿瑟最为出类拔萃的野战将军的职务，便会引起麦克阿瑟的“负面反应”。

参谋长联席会议疑虑加深

8月30日，麦克阿瑟发布了进行仁川登陆的庞大作战计划，该计划在远东司令部广为分发。但是，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28日的指令中给他下达了具体的命令，他却没有给华盛顿送去一份计划副本。

如前所述，釜山防御圈周围的战局在9月1日急转直下。北朝鲜的一次总攻在盟军的阵地上打开了几个口子，为仁川登陆已经撤出的陆战1旅又被匆忙投入战斗。沃克将军已在考虑进一步收缩他那已经拥挤不堪的阵地。

参谋长联席会议忧心忡忡，它在9月5日又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电报，询问有关“铬铁行动”的情况，并提醒他说，他们“希望被告知可能对你在9月中旬进行的两栖作战计划所做的任何修改”。

麦克阿瑟简单答复说，“计划的大体轮廓如前所述”，他已经派一位信使把作战命令的副本和其他有关文件送回，信使将在9月11日左右抵达华盛顿。

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担心，麦克阿瑟已经如箭在弦，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种可怕的可能是：如果第8集团军被赶出釜山防御圈，麦克阿瑟的反攻部队就会遭到分隔和歼灭。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在9月7日的一份电报中重申，他们支持“尽可能早地”进行反攻，但是如果把第8集团军实际上所有的后备力量都投入战斗的话，他是否认为如期进行“铬铁行动”会取得成功？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他说，第82空降师是目前留在美国的唯一一个师，而最近动员的国民警卫队的部队则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来训练和运输。

麦克阿瑟后来写道，这份电报“使我感到寒气刺骨”，因为它暗示“应放弃整个行动”。他因此改变了以前所说的“铬铁行动”的目的。第8集团军不必北进去攻击北朝鲜人在汉城周围的封锁阵地，该计划也就不再是一个锤子和铁砧行动，其成功不取决于两支部队的迅速会师。他所希望的是夺取汉城周围的补给线。达到这一目的后，“敌人最终会因其后勤支援被破坏，以及因我们的联合作战行动而土崩瓦解。我们两支部队的迅速会合虽然将戏剧性地象征敌军的彻底崩溃，但并不是这次作战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反攻部队的船运和海空军的轰炸准备“都按时间表进行”，他重申完全有把握获得成功。

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别无他择。当天晚些时候，他们给麦克阿瑟又发去一份电报。“我们批准你的计划，并如实地向总统汇报了这一情况。”电报说。

麦克阿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像他几天以前所允诺的那样，着手派信使去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曾要求派一名高级参谋军官。麦克阿瑟仔细权衡了他司令部里的各级军官，然后从他的计划参谋中挑选了一位年轻的中校林恩·史密斯。

9月9日深夜，麦克阿瑟把史密斯叫到第一大厦。此时陆战队已在釜山登船，支援的轰炸力量也已准备就绪。

“你本人是否相信我们将要实施的计划？”麦克阿瑟问史密斯。

“是的，长官。”史密斯回答说。

“很好，你明天就动身去华盛顿——但不要过早地到达那里。”

麦克阿瑟要史密斯把作战计划和其他文件——共11卷，重达35磅——带到五角大楼，亲自把它们交给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

将军补充说：“如果他们说这个赌局太大，你就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小巫见大巫。华盛顿把美军投入亚洲大陆的决定才是最大的赌局。”

麦克阿瑟未做任何安排来使史密斯的旅行舒适顺利。史密斯没有搭乘军邮飞机，而是在东京附近等了一整夜，然后登上一架饱经风雨的陈旧不堪的DC-4型飞机，把文件袋放在脚边，开始了横越太平洋的漫长飞行。飞机在威克岛停留，以便加油、吃饭和进行零星修理，然后继续飞越太平洋并在瓦胡岛再度停留，之后飞往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麦克阿瑟允诺的作战计划的下落焦虑不安，而麦克阿瑟的进攻舰队已经整装待发。

反攻计划

根据需要和安排，有关登陆的文字工作被限制在最少的程度。尽管如此，在9月的头一周，陆军、海军和陆战队的联合计划参谋人员已经制订出了基本的登陆计划。登陆将分阶段进行。

首先要对仁川及其周围地区进行饱和轰炸和舰炮火力突击，并集中轰击具有威胁性的海上堡垒月尾岛。炮火准备将持续到发起冲击的陆战队登陆的前几秒钟。

由于月尾岛处于瞰制性的位置，因此将由一支入侵部队利用早潮首先夺取它。先头部队为一个营的兵力，并得到工兵和坦克的支援，该营将乘坐高速辅助巡逻驱逐舰进入港口，这是为进行小部队突击和登陆而重建的护航舰队。

计划希望在几小时内牢牢控制月尾岛，首先登陆的营能够抵御北朝鲜人民军，直至大批登陆部队乘着晚上的高潮突入仁川——其中一部分部队冲向红海滩，另一部分冲向蓝海滩。两支夜间登陆进攻的部队将在仁川与从月尾岛沿着堤道跟进的陆战队会合，并向东进攻永登浦。

海军预料会出现麻烦。由于航道狭窄，笨重的登陆艇——其中一些每艘载重500吨——将不得不悄悄地驶向滩头，一艘挨一艘地排列在那里，像大海龟那样把船头扎进沙里，同时战斗将在海堤上激烈进行。

登陆部队是陆战1师的两个团，另外有一个韩国陆战队的团作预备队。完成肃清仁川外围的战斗任务后，这些部队将推进并越过汉江，夺取金浦机场，占领汉城，然后在汉城以北建立弧形阻击阵地。

陆军第7步兵师将跟随陆战队登陆，并从陆战队的南侧推进，最终与希望能够冲出釜山防御圈向北推进的第8集团军会合。

这便是整个作战计划，现在必须使所有各方各就各位。陆战1旅于9月5日至6日夜撤出釜山；第7步兵师由讲求实际的阿拉巴马人戴维·巴尔少将率领，该师由征自美国本土军校和釜山街头的兵员加以补充，并开始在神户登上运输船。

但是，随着计划的进展和登陆之日（D日）的临近，陆战队的谢泼德将军与陆军的阿尔蒙德将军之间的龃龉却愈益尖锐。谢泼德多年后坦率地说，他“很快就对那里的高级指挥官丧失了信心”。阿尔蒙德当时58岁，是一位经历过两次大战、功勋卓著的沙场老将，从1946年起便供职于麦克阿瑟的麾下，1949年成为远东司令部的参谋长，但他在远东司令部并不受欢迎。按照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审慎的话说，在麦克阿瑟的王国里，人们对他既畏惧又服从。阿尔蒙德精力充沛，性情暴躁，一些军官一见到他那怒火中烧、寒光凛冽的眼睛就不寒而栗。

两个军种之间的第一次分歧发生在8月中旬，麦克阿瑟当时随口对阿尔蒙德说，他打算建立一支新的进攻部队第10军，由阿尔蒙德指挥。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都要直接向东京报告。谁来当远东司令部的参谋长？阿尔蒙德问。“噢，你可身兼二职，”麦克阿瑟说，“仁川和汉城的事将很快结束，然后你就能返回东京。”远东司令部也将为登陆作战提供大部分参谋军官。（麦克阿瑟另建一支部队的决定使沃克将军大为吃惊，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我不过是一位吃了败仗的南部邦联的将军。”沃克现在毫不怀疑，他在麦克阿瑟手下供职的时间屈指可数了。）

这一分散兵力的决定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期间（很多）重大的错误之一。其直接影响是使阿尔蒙德与将率领陆战1师的奥利弗·史密斯将军开始了某种程度的龃龉。

两位将军在形体与气质上都相距甚远。史密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人，那年夏末57岁，在两次大战中都功绩卓越，并兼有某种学者的美名。30年代他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服务期间，曾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就学两年，并在战后领导海军陆战队的学校。史密斯言行举止温文尔雅，身体高大敏捷，面部轮廓清秀，然而却华发早生。一些举止粗鲁的陆战队员偶尔把史密斯这种温雅的外表误认为懦弱可欺，但体弱的奥利弗·普林斯·史密斯绝非如此。

史密斯同意多伊尔海军上将的意见，认为仁川是“登陆的可怕地方”，他还承认说：“我对此不甚满意，但我们仍着手准备。”在把陆战1旅作为仁川登陆的一部分兵力的问题上，他很快就同阿尔蒙德争执不下。

史密斯对陆军的想法一清二楚。沃克将军希望该旅留在釜山环形防御阵地中；陆战队作战英勇，而北朝鲜人民军似乎决心在9月的攻势中把第8集团军赶出朝鲜半岛。沃克甚至提出与史密斯进行交易。“给我陆战1旅，”他说，“我将给你第7师的一个团。”

“我坚决抗议，”史密斯说，“因为该团40%的兵力是不会讲英语的南朝鲜人，他们进行的两栖训练少而又少。从运输上讲，他们（在反攻行动时）到不了朝鲜，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在横滨。”

此外，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其他军官还看到，一些南朝鲜人是从街上抓来的，并在陆军第7师去往日本登船前补入该师。8 000多名青少年被韩国陆军的壮丁团抓来，塞上船开过日本海。抵达码头时，他们穿得五花八门，从工作套服到衬衫加短裤或干脆只穿短裤，其中大部分人穿着凉鞋或布鞋。他们疲惫不堪，茫然若失，是一群可怜的平民百姓，其中仅有几人能讲英语。史密斯同情他们，但他不能依赖这样的人与他的陆战队一起冲击敌人的滩头阵地。

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是远东司令部中一位不畏惧阿尔蒙德的人，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史密斯一边。

在远东司令部一次讨论陆战1旅控制权的会议上，“海军上将乔伊完全明白了阿尔蒙德将军的意思”。然后乔伊询问史密斯有何想法。“我开诚布公地对他说，如果他们真的进行这种交换，我就要取消在蓝海滩的登陆，只用陆战1师在红海滩登陆。如果我（在两处同时登陆），我就要冒意想不到的危险。”然而阿尔蒙德毫不让步。

在史密斯的坚决要求下，阿尔蒙德允许他和海军上将多伊尔去见麦克阿瑟，以做出最后决定。陆战队的军官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公开造反，当时大约15名军官挤在一艘船的舱室里开作战会议。史密斯的副手鲍泽上校后来不胜惊异地说，多伊尔和史密斯越过阿尔蒙德直接向麦克阿瑟发出个人呼吁，“他们的军旅生涯在那天晚上命悬一线”。他们实际上对麦克阿瑟说：“你要么这样做（给我们陆战1旅），要么另请高明来指挥这次行动。”

第7舰队司令阿瑟·斯特鲁布尔海军上将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既能满足陆战队的要求，又能使阿尔蒙德有机会保留面子。陆军第7师那个补充了韩国士兵的团将在釜山登陆，以取代陆战旅，该旅则与陆战1师一起进攻仁川。

尽管如此，这个插曲“多少动摇了我的信念”，史密斯后来说。“任何人都会认为你能够接受一个像那样的未经训练的团，并在最后一分钟用它换取一个有战斗经验的团。”

陆战旅的问题刚刚解决，敢想敢干的阿尔蒙德又提出了史密斯称之为“另一个心血来潮”的方案。他打算组成一个“特别行动连”以进行突击作战，陆战队必须给这个连挑选100个人。“我不想参与那件事，”史密斯说，“因为我需要我所拥有的所有陆战队员。”仅仅几天以前，海军部长还命令陆战队把18岁以下的所有士兵留在日本，不让他们参加战斗。这一决定是国内政治压力的结果，它使陆战1师削减了500多人，史密斯认为他再也不能分兵他人了。

史密斯认为这个突击队的计划是“胡思乱想。他们要登上一艘英国的护卫舰，绕道去仁川，然后换乘一艘小艇向岸滩接近，再划橡皮艇登陆，最后夺取金浦机场”。他指出，这一计划有明显的缺陷。这支部队携带的收发报机通信距离只有4英里，因而海军将不知道向哪儿发射至关重要的支援炮火以掩护其主力。“无论如何，”史密斯说，“据侦察报告，金浦机场的人比他们能够对付的人要多。如果他们让我们来干，我们就径直开进，并为他们夺取机场，这只需很少的时间。”

尽管史密斯成功地没有让陆战队员参与这支部队，但阿尔蒙德一直到D日都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这些笨蛋从未考虑过退潮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还要顶着（每小时6至8海里的）潮水拼力划向岸边。这简直是愚蠢透顶。”（阿尔蒙德在最后一分钟放弃了这一计划。）

陆战队和陆军在不相互争斗的时候，便开始张罗进攻所需要的装备。鲍泽感到担忧的是海堤问题。它建在泥滩上，高达16英尺，以挡住罕见的高潮。但即便是在潮水猛涨的时候，“我们仍难以使每个陆战队员登上海堤。……一个站在（登陆艇）舷梯最高处的人如果动作十分敏捷的话……相信是可以跳到海堤上去的”，但士兵们将携带武器和沉重的背囊。所以日本工人和船员们奉命制作攀登用的木质和铝质梯子。

陆战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登陆艇，这些二战中的小艇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沙漠的贮存场中拉来的。海军能够为第7师找到的仅仅是30多艘老掉牙的坦克登陆舰，麦克阿瑟已把它们移交给日本人用于海岸和商业运输。船员都是日本人，会讲英语的人寥寥无几。所以，陆军不得不在每条船上配备一个携带无线电台的联络组——包括1名美籍日本人陆军翻译、2名海军信号兵、1名少尉，他或许能够使日本船长确信，在进攻期间他是一船之长。

另一个问题是情报。北朝鲜人民军在仁川地区到底有多少军队？麦克阿瑟和他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将军都确信，绝大部分北朝鲜军队都集中在釜山周围地区。威洛比的一份报告估计，到9月1日为止，北朝鲜人民军在该地区的兵力为：仁川1 000人，汉城5 000人，金浦机场约500人。北朝鲜人的炮兵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美国拥有空中优势。情报分析人员估计，北朝鲜“空军”只拥有19架陈旧的苏制飞机。

但是，空中照相和海军小艇的夜间侦察只能得到有限的情报。计划人员需要确凿的、可以证实的情报，这类情报只能来自当地的人。韩国军队没有这样的线索。一位在朝鲜战争中参与了情报活动的美国人说：“当时，韩国军队连把人们送上前线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派人到敌后了。战争爆发后几个星期，特工人员的情报便告中止。这不能责怪韩国军队，任何越过战线的人都可能被抓进北朝鲜的军队。”

“勇敢窃贼”使命

为了获得更为确切的情报，军方求助于一位名叫尤金·克拉克的海军上尉，他曾经当过海军军士长，在东方服役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据一位在太平洋战争中与他结识的情报人员说，克拉克除航海技艺高超外，还“具有窃贼的胆量和北非海盗的禀赋”。

在一次中央情报局和军方联合实施的代号为“特鲁迪·杰克逊”的行动中，克拉克带领一批人登上了仁川以南14英里的一个叫永兴岛的小岛。他的任务是侦察登陆地段的具体情况——潮汐、泥滩、海堤、月尾岛的防卫状况等。随同克拉克前往的有1位陆军上尉、3名美军士兵和2名韩国翻译。他把岛上友好的朝鲜人组成了他所称的“青年协会”，并派遣他们到仁川地区进行大胆的侦察。一位年轻人甚至爬上了戒备森严的月尾岛。

当北朝鲜人想要赶走克拉克的小组时，这位勇猛的军官在一艘舢板船上装上一挺0.5口径的机枪，冲上去跟敌军的一艘巡逻艇作战。持续的火力击毁了巡逻艇，18名敌军士兵连船带人葬身海底。

几天以后，即9月11日，克拉克亲自侦察了位于飞鱼峡入口处八尾岛上的一座被废弃的灯塔，因进攻舰队将经过这里。他发现灯具已被拆散，但仍可使用。海军能否在登陆的早上以此作导航灯？他用无线电询问。回答是当然可以，于是他把灯塔修复到可供使用的状态。

登陆的头天晚上，克拉克及其渗透人员悄悄地驶往八尾岛。他们刚刚离开永兴岛，北朝鲜士兵就来到岛上。他们把帮助过美国人的50多名朝鲜人列队枪杀了。

克拉克在执行这次任务中，也担心他自己的安全。他知道“铬铁行动”的很多详细情况，如果被俘，对北朝鲜人将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时刻佩带着一枚手榴弹。他对另一名情报军官说：“一枚手榴弹比用手枪自杀保险得多。”

首次轰击仁川

由于日本地窄人稠，“铬铁行动”的计划者们没有打算保住东京新闻俱乐部的记者们称之为“常识行动”的秘密。相反，他们还需要有计划的兵不厌诈之举。对朝鲜东西海岸的轰炸看起来是不分青红皂白，但具有暗示性的地点却指向仁川以南的港口城市群山。在连续9天的时间里，远东空军轰炸和扫射了群山30英里半径以内的公路、桥梁和铁路。英国皇家海军的“凯旋号”巡洋舰一次次地驶近群山，它的舰炮喷出了阵阵火舌。9月11日，群山城本身遭受了一场猛烈的空中轰炸。最后，在釜山港码头待命登船的陆战1旅也列队排好，由军官们高声介绍他们在群山可能会遇到的抵抗，以及滩头和地形情况。

朝鲜的码头工人也听到了这通演讲，因为它是由一个公共广播系统来扩音的。舰队起航时，《纽约时报》（于9月14日）不顾它实行的严格的自我新闻检查，无所顾忌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敌人战线背后的朝鲜沿海进行一次两栖登陆显然是一种可能的战略。”

接着，就在登陆的前两天，轰炸的重点突然转移。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满载着9 500磅（每枚约150磅重）的凝固汽油弹，猛烈轰炸了月尾岛的临海地段，把岛上的地表面炸成了一片火海。翌日，9月14日，又轮到海军出动，舰载攻击机把一颗颗炸弹投向海盗式飞机留下的浓烟滚滚的废墟瓦砾之中。

现在，登陆部队已万事俱备。拂晓时分，一支由4艘巡洋舰（2艘为英国人的）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令人生畏的舰队乘着高潮，浩浩荡荡地驶进通往仁川的飞鱼峡的咽喉部位。巡洋舰在那里进入了发射阵位。驱逐舰排成了一列纵队，驶进狭窄的海峡，希望能够吸引敌人的海岸炮火，并摧毁那些火炮阵地。舰船驶进海峡时，太阳冲破了由薄雾和炊烟组成的朦胧烟霾。《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此刻正在美国的“罗彻斯特号”巡洋舰上观战，他觉得月尾岛“看上去像是一个野餐者的天堂，岛上草木青青，恬静安谧”。

但好景不长。北朝鲜人在岛的北端推出一门火炮，炮手们发疯似的准备开火。但美国海军的“德哈文号”驱逐舰的大炮先发制人，它的5英寸炮组一次齐射就敲掉了这门炮。舰队的其他炮火也加入炮战，在1 300码的距离上向海岛射击，以搜寻敌人的炮阵地。

在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里，北朝鲜人的火炮一直保持沉默，其原因或是由于炮手反应迟缓，或是由于指挥员们不希望暴露他们的阵地。在这以后，他们便开始了猛烈的回击。“在海岛蜂腰部附近，一串大炮发射的火光隐隐闪现，”美联社记者雷尔曼·莫林报道说，“大炮发出金红色的火光，频率极快，整个山坡闪现出一片火光亮点。”

凶猛的反击炮火回答了关于北朝鲜人民军是否已在该岛重兵固守的争执问题，仅仅美国海军的“科利特号”驱逐舰就中了5发穿甲弹。

但是，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6艘驱逐舰向月尾岛发射了998发5英寸的炮弹，停泊在海峡入口处的巡洋舰也向月尾岛和仁川市内倾泻了猛烈的炮火。军舰撤出之后，舰载飞机又飞临月尾岛，进行了最后轰炸。

进攻的火力准备动摇了仁川守备司令官的信心，他向上级司令部报告了遭受海空军突击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敌人将进行一次登陆。”他打电报说，“我所指挥的部队都在准备战斗。所有部队都将部署在指定的阵地上，以便在敌军企图进行登陆作战时击退他们。”几周以后，美军在缴获的北朝鲜人民军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些电报，但没有迹象表明上级指挥部对之有所注意。

翌日，美军又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轰炸了月尾岛。这次炮击持续了75分钟，把1 732发炮弹倾泻在岛上——这差不多等于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倾泻到奥马哈海滩上的炮弹数量。一位从美国海军“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行员报告说：“整个岛子就像从头到尾被犁了一遍。”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忐忑不安。近距离的战斗表明，北朝鲜人把他们的很多火炮隐蔽在炮洞之中。幸存的大炮是否足以摧毁次日清晨由小型登陆艇组成的相对脆弱的舰队呢？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员们一次次地领教了日本步兵的能力，他们深挖洞躲在地下，炮击结束后就钻出来战斗。“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的一位飞行员从空中看月尾岛，它就像“一片废墟”。然而，从滩头看月尾岛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人们还记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仍未收到麦克阿瑟的登陆计划，他们从8月中旬就一再要求得到这一计划。9月13日深夜11时，满身污垢的林恩·史密斯中校走进五角大楼，向一位夜间值班军官报到。他奉麦克阿瑟之命送交入侵计划，离开东京已经三天了。一位保安军官为他送来的35磅重的文件开了一张收条。

有人问史密斯途经了哪些地方。“很多地方。”中校答道。尽管他的任务紧急，但在他飞越太平洋后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时，却没有专机来接他。他只好搭车去旧金山，从那里乘一架民航班机前往华盛顿。这架飞机的终点站是芝加哥，史密斯又换乘一架支线飞机，短途飞行后抵达首都。

他现在筋疲力尽，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个机会换换衣服，刮脸，也许还能睡上几个小时。有人告诉他在办公室的一张长沙发椅上休息。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在上午审阅他们等待已久的“铬铁行动”计划。

麦克阿瑟登船出发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尽管神通广大，但也不得不看天行事。9月3日，“珍妮”台风正式开始了亚洲的台风季节，它以每小时100海里的风速，掀起了40英尺高的巨浪，狂啸着横扫了集结的登陆编队。然而，尽管风吼海啸，损失却微乎其微：6艘舰船被吹离了锚地；1架起重机一时失去控制，随风摇摆；人们极为担心一艘装载主要通信设备的舰只的抗风能力。但狂风过后，船员们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使整个舰队完好如初，准备开航。

然而，航海经验丰富的日本人告诫美国人说：经验表明，在这些水域，如果一次台风过后出现汹涌奔腾的白帽浪，那么不出10天就会又来一场台风。所以，海军上将多伊尔把他的计划提前了一天。9月11日，他的旗舰“麦金利山号”跟随最后一艘运输船驶出神户港，开进了波涛汹涌、狂风吼啸的日本海。

麦克阿瑟坐镇旗舰。几天以前，他叫来一些记者，其中很多人自二战的太平洋战争时就一直与他在一起。麦克阿瑟对记者们表示欢迎，好像他是要去进行一次愉快的周末旅游，而不是一场危险重重的军事行动。与下属和来访的名流要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表现得清高冷漠。然而与一群新闻界人士在一起时，他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兴致勃勃，插科打诨，那些玩笑话他的参谋军官们却难得一闻。

“我要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战斗，我愿意让你们这些小伙子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们愿意去的话。”他说。

“我说是一次小小的战斗，实际上是一场大战。”麦克阿瑟一行将于明晨南飞。“我换了一架新飞机，”他说，“我要坐着它跟着你们。”他一边笑一边向记者们挥动他的黑色烟斗。“但你们这些穷小子将乘我那架老飞机‘巴丹号’。”

在日本离朝鲜半岛最近的佐世保港，麦克阿瑟邀请记者们随他登上“麦金利山号”军舰，然后在舱室里听取了特遣部队司令多伊尔海军上将的情况介绍。台风的余波仍然使大海波涛汹涌，尽管风浪使麦克阿瑟疲惫不堪，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地大谈“铬铁行动”的设想。正如《时代》周刊的卡尔·迈登斯所说，麦克阿瑟的这番宏论很大程度上是他8月23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疑虑重重的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夸夸其谈的普及版本。麦克阿瑟此刻的听众在以后几天里将在他们的报道中或是描绘他的丰功伟绩，或是他的挫折失败。

麦克阿瑟说：“战争的历史证明，一支军队的溃败，十有八九是因为它的补给线被切断。我们正是力争如此。”夺取汉城将切断在釜山周围战斗的北朝鲜人民军的补给，促使他们瓦解。麦克阿瑟最后说：

我们能够投入1.5亿美国人，但他们仍然可以投入4倍于美国人的亚洲佬。我因此决定，我将打一场不是发挥敌人实力，而是发挥我方实力的战争。我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可以避开敌人优势和发挥我们优势的计划。……

多伊尔承认，登陆在技术上是困难的。他把仁川称为“我们在朝鲜沿海进行两栖攻击最糟糕的地方，但……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攻击能够奏效的唯一地方，我们的目的是登陆、分割并歼灭敌人”。

有人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共介入。“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答道，“那么我们的空军就会使鸭绿江史无前例地血流成河。”

麦克阿瑟“信使”通报情况

林恩·史密斯中校在沙发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五角大楼E楼的一个盥洗室刮脸换衣，然后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去找负责军事作战的副参谋长。

这位官员发现他们等候已久的来自东京的“资深参谋军官”不过是一名低级校官时，不禁颇为吃惊。然后他不满地说：“我这就带你去艾尔那儿。”

“艾尔”原来是联合参谋部主任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少将。格仑瑟似乎也对此感到好笑。“参谋长们将在11时开会，”他对史密斯说，“离现在还有一个半小时。到时你能准备好吗？”

史密斯只能硬着头皮表示同意。他看了看手表，计算一下朝鲜的时间，仁川时间比华盛顿时间迟13个小时（日历时间比华盛顿早一天）。离进攻月尾岛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了。

史密斯找来绘图员和美术工人帮他布置情况介绍室五面墙壁的镶壁板。史密斯忐忑不安，不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进来时会怎样对待他。他不希望代人受过，承受冲着麦克阿瑟的小小闹剧而来的怒气，但所有的人都和颜悦色。

就在史密斯拿起教鞭准备介绍情况时，柯林斯将军插话说：“中校，今天是登陆日，对吧？”

“是的，长官。”史密斯答道。

“几时开始进攻？”

史密斯看了看墙上的一座时区钟，然后进行了一番心算。“6小时20分钟以后，也就是这里时间下午5时30分，将开始在月尾岛登陆。”他回答说。

“谢谢，”柯林斯说，“你开始介绍情况吧。”

史密斯讲了两个小时，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打断他的话，提出什么有分量的问题。麦克阿瑟曾嘱咐他，如果参谋长中有人提出仁川的赌局太大，就抛出那个“小巫见大巫”的论点，但史密斯并没有机会运用这一论点。介绍完毕，每位参谋长都与他握手道谢。

史密斯在他们离开时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如果在飞鱼峡的一切行动都按部就班，进攻就将在4小时后开始。

麦克阿瑟的这个把戏是处心积虑和明目张胆地破坏军官们所赖以生存和工作的君子协定，但他却如愿以偿。这位年轻中校介绍情况完毕之时，登陆行动已全力进行，难以取消了。

麦克阿瑟赢了这个回合，但却付出了重大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现在对麦克阿瑟与华盛顿作对时惯用的欺诈和卑劣手段已证据在握了。然而，他这次错打的不是一位政敌或一位外交官，而是他在军界的同事。当杜鲁门在第二年春最终决定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没有任何人为他辩护。

陆战队冲上滩头

9月15日凌晨，由19艘舰船组成的进攻舰队——以旗舰“麦金利山号”为首，下辖巡洋舰、驱逐舰和3艘严阵以待的火箭发射船——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入通往飞鱼峡的航道。巡洋舰进入了发射阵位，把大炮对准月尾岛及其以远的目标。驱逐舰也像两天前那样，小心翼翼地驶进主航道，后面紧跟着火箭发射船。麦克阿瑟穿过一堆头戴钢盔、身着救生衣、佩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的将军们，登上“麦金利山号”的舰桥观战。和往常一样，麦克阿瑟戴着那顶汗渍斑斑的旧军帽。人们出于对他高级官阶的尊重，让他坐在舰桥上海军上将的椅子上。

“麦金利山号”穿过拂晓前的黑暗急速航行，麦克阿瑟指着八尾岛上明灭闪亮的航标灯说：“那是给我们的见面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给敌人来了个冷不防，他们连航标灯都没关掉。”克拉克上尉的侦察任务和点燃航标灯的事极度保密，舰桥上没有人能够纠正麦克阿瑟。

海空军进行了令人生畏的最后火力准备。4艘巡洋舰停泊在离岸边13 000至15 000码的地方，较为灵活的驱逐舰则进至离滩头不足800码的地方。在登陆前的45分钟里，它们将把总共2 845发炮弹倾泻到月尾岛和仁川，并在登陆前2分钟停止炮击。

登陆前15分钟，火箭发射船也将开始其致命的轰击。进攻舰队中有人把这些船称为“浮动霰弹枪”（掩护登陆舰船的中距离火箭炮）。在13分钟的凶猛轰击中，每艘火箭发射船将在不足1 000码的距离上，向月尾岛发射1 000发5英寸的火箭弹。然后，两艘火箭发射船将停止射击并撤出战斗。第三艘将径直冲到第一排登陆舰船的前头，与海岸线平行行驶，对进攻部队正前面的斜坡直接开火，给守卫者以最后一击。

与此同时，陆战队和海军的飞机将用机炮、火箭和炸弹铺天盖地轰击月尾岛。这一计划要求舰炮射击和空中轰炸密切协同，陆战队和海军的大炮的弹道高不得超过1 100英尺，飞机的活动高度不得低于1 500英尺。

拂晓时分，仁川和月尾岛笼罩在锯齿状的黑色山峦的阴影之中，使人难以辨别。偶尔出现闪烁的火光，那是头一天轰炸造成的。但海滨似乎是异常寂静，令人不寒而栗。早上5时45分，海军上将多伊尔发令：“开火。”巡洋舰上6英寸和8英寸的大炮向灰色的海岸线喷发出阵阵橘黄色的火焰。接着，驱逐舰上口径小些的大炮也纷纷开火。在此之后，海军和陆战队的飞机轰鸣而至，它们投掷到月尾岛上的炸弹发出沉闷的巨响。无线电高地是这个小岛上最凸出的岬角，它在弥漫的硝烟中已变成一堆模糊不清的东西。

炮火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致海军的飞行员们难以找到特定的目标。来自堪萨斯州赫林敦的爱德华·奥尔布赖特上尉（当天晚些时候通过海军的一次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说：“我昨天偶然注意到，有一个斜坡通向一个小海湾，上面长满了绿草和灌木。当我今天奉命再次前往该地区执行任务时，发现野草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几棵树。”另一位海军飞行员、堪萨斯城的马文·拉姆齐少校说：“岛上没剩下什么东西。”洛杉矶的西德尼·费希尔中尉惊叹道：“好家伙！那个岛子真的在颤抖，我觉得它会翻个个儿沉下去。”

6时整，陆战5团3营忐忑不安的年轻陆战队员们蹲在457英尺长的船坞登陆舰的甲板上，安静而吃惊地望着倾泻在月尾岛上的连天炮火。大部分士兵都是18至21岁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似乎是希望自己身在别处。其中一人对《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说：“三个月以前我高兴极了。”但他们看到有驱逐舰在他们和月尾岛海滩之间，以及火箭发射船巨大的船体时，的确是松了一口气。

扩音系统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声音：“放下船尾闸门。”接下来的命令是要陆战队员们换乘小一点的通用登陆艇，这种120英尺长的小艇将把他们送上滩头。他们都蹲伏在坦克和货物之间。

船坞登陆舰在水中停了下来，用来屏障海水的甲板隔障被放了下去。通用登陆艇顺着滑道倒退着冲进平静的海面，笨拙地转弯掉头，然后直冲滩头。

此时，火箭发射船已经把炮弹上膛。矮胖笨拙的火箭发射船与线条优雅的驱逐舰和航空母舰相映成趣，它们驶到离滩头只有几百码的地方，看起来就像是脱离了拖轮的驳船。然后下达了开火的命令。一簇簇火箭弹从发射船上腾空而起，以弧形弹道直蹿天空，然后倾泻在月尾岛残存的守卫者头上。

就在通用登陆艇颠簸起伏地驶向海滩时，陆战队的海盗式战斗机又一次向岛上俯冲投弹。通用登陆艇现在离滩头只有几百码了，一名陆战队员喊道：“岛上的东西给我们留一点。”最后一枚炸弹投在岛上时是早上6时29分，4分钟以后，7艘登陆艇在岛北端的绿海滩抢滩。它们撞上沙滩时艇身震颤，接着便稳住了。艇首门放下了，坦克鱼贯而下，陆战队员跟在后面猛跑。

第一批登陆的士兵担心遇到抵抗，一下船就在滩头上卧倒，举起枪准备射击，但却没遇到任何抵抗，因他们登陆的地方遭到了彻底摧毁。陆战队员们冲过滩头，到达海岛北端时，只遭到了零星步枪的射击。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仍在进行,F4U式飞机用机关枪泼水似的猛扫冲击部队前面的地方，子弹在陆战队员前不足50码的地方溅起了阵阵烟尘。

陆战队的首要目标是该岛地势最高的无线电高地的北坡。一路上遇到的零散而麻木不仁的北朝鲜士兵无心再战，宁肯投降。早上6时55分，即第一批陆战队登陆后仅仅25分钟，阿尔文·史密斯中士就把一面美国国旗系在无线电高地山顶的一棵被炮火洗劫过的树上。

正在把望远镜对准该岛的麦克阿瑟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好啦，”他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喝咖啡去吧。”

陆战队的阿尔法·鲍泽上校后来描述月尾岛进攻战斗时，把攻击部队轻而易举的登陆归功于海空军的轰炸。“很多人（北朝鲜人民军的士兵）走出地堡和防炮洞时摇摇晃晃，处于完全懵了的状态。……即便他们没死或没受重伤，也都神志恍惚，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

《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上岸的时候，目睹了守军崩溃瓦解的情形：

三四个身体半裸的北朝鲜士兵面容憔悴，惊恐万状，双手僵直高举，在一名陆战队员的命令下走进他们原来的一个浅壕沟。我用日本话跟他们交谈。“你们会杀死我们吗？”其中一人结结巴巴地说。我说我们不会杀他们，他跟另外几人说了几句，他们眼中的恐惧神色稍稍缓和。

想不到的是，第三批登陆的陆战队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该营的H连为第一攻击波，据认为他们已经肃清了该岛的北端。但是，第三攻击波的I连却遭到一阵雨点般的手榴弹的打击。该连镇定下来后，看到侧翼有一个修在悬崖底部的炮阵地。北朝鲜人不时探身出来扔手榴弹，然后蹲下隐蔽。

I连决定给20多名守军一个机会，使他们放弃毫无希望的抵抗。一名翻译人员爬到悬崖边上，告诉那些士兵说，他们的处境毫无指望，并请他们投降。他们的回答是扔过来更多的手榴弹。

连长罗伯特·麦克马伦上尉唤来跟随陆战队爬上山坡的坦克，其中一辆——实际上是一辆经过改装的推土机——隆隆作响地开到这个颇为棘手的地方，用碎石把那个炮阵地封了起来，消灭了这些北朝鲜人。

各处的北朝鲜人都扔下武器停止抵抗。有些人乞求怜悯:“救救我（朝鲜语）。”一个受重伤的人向弗兰克·吉布尼哀求，他全身衣服除了皮靴外都被气浪掀掉，很快就死了。陆战队员们命令战俘们脱光衣服，以免他们匿藏武器，让他们列队前往海滩。战败了的北朝鲜人以为他们要被处死，有一个人跪在路上双手合十哀求道：“不要杀我，我是基督徒。”

上午8时，月尾岛上所有的抵抗都告停止。传到“麦金利山号”的消息说，陆战队现已占领通往仁川港的咽喉要道。麦克阿瑟走进舱室，手书了给“罗彻斯特号”上的斯特鲁布尔海军中将的一份电报：“海军和陆战队从未像今天早上这样表现得如此出色。”

麦克阿瑟“以1对10”的赌注的第一步超乎想象地大获全胜。只有17名陆战队员受轻伤。北朝鲜人民军108人阵亡，136人被俘，估计还有150多人被掩埋在石土之下。

现在该进攻仁川了。

主攻

在上午余下的时间里，陆战队的攻击部队忐忑不安地望着潮水退去。下午1时，陆战队员认识到，尽管他们占领了月尾岛，但他们却为泥滩所包围。担任指挥的罗伯特·塔普莱特中校考虑到几种可能：一支北朝鲜人民军部队将突然出现在似乎是人迹全无的仁川街道上，并全力进攻；或是共产党的坦克纵队迅速开过堤道，消灭他的部队。

然而整个下午都没有动静。仁川市内为数不多的活动迹象之一是老百姓抢了米店。人们曾看到在一条壕沟里有一群北朝鲜士兵，但“曼斯菲尔德号”驱逐舰很快就用30发5英寸的炮弹埋葬了他们。塔普莱特信心十足，下午3时左右，他请求让一支坦克加步兵的部队通过堤道进攻仁川市区。但他的上司并不准备冒这种风险。“麦金利山号”回答说：“不予批准。”

下午晚些时候，塔普莱特的士兵再次准备推进，这次的进攻方向是仁川。尽管命令只允许轰击军事目标，但很多炸弹和炮弹偏离了目标，使整个城市燃起大火，烟尘布满了天空。然而在西边，落日把一小块天空染成了金黄色。一位随军牧师站在《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旁边，他先看了看仁川的混乱场面，又看看天空，然后说：“一边是天堂，一边为地狱。”从对被俘的北朝鲜士兵的审问中的确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仁川地区的北朝鲜人民军部队只有1 600人，其中大部分为新近应征入伍的，他们训练不足，没有实战经验，且士气低落。现在，他们第一次参战就尝到了现代联合军种令人生畏的火力。

下午晚些时候涨潮时，陆战队的登陆艇再次穿过飞鱼峡冲向陆地，士兵们立刻感到惶恐、疲倦和不适。对1团3营来说，甚至打仗似乎都比乘坐那艘他们横渡日本海用的老掉牙的破船舒服。仅仅两周以前，这条船才从日本沿海运输业中重新征集来，技术军士艾伦·梅因纳德回忆说，船上“充满鱼腥气味”，猫一般大的老鼠在甲板上窜来窜去。该船遇到了一些挤满了逃难的朝鲜人的小船，他们只带着自己可怜巴巴的财产，一位母亲站在一条小帆船上举起她的孩子。“她的话难以令人理解，但她的意思不言自明。”梅因纳德回忆说。他们背后的城市笼罩在遮天盖日的烟幕之中。海空轰炸又开始了。月尾岛上的大炮已经打哑了，驱逐舰便驶近港口。

在“麦金利山号”的舰桥上，麦克阿瑟将军又坐在他的转椅上，举起望远镜观察火箭发射船的最后轰击。在20分钟的时间里，6 000发火箭弹倾泻在仁川港。炮火使守军晕头转向，但也使上空的烟尘越来越浓。另外两个陆战团（不包括在月尾岛登陆的陆战营）最终登上硝烟弥漫的陆地时，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是像早上那种毫无斗志的抵抗呢，还是在泥泞的稻田里和这座陌生的港口城市漆黑、弯曲的街道上进行一场塔拉瓦式的浴血战斗呢？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混乱有增无减。陆战队员现在开始从运输舰下到小型登陆艇上，登陆艇这次还装载了一批两栖牵引车，如果潮水涨得不够高，便指望这些牵引车能够通过泥滩。

飞机仍在不停地扫射，直至登陆艇离登陆点不足30码时才罢休，它们对底下的陆战队摇摇机翼，急速飞离，去打击汉城至仁川公路上的增援车队。北朝鲜人民军指挥部终于认识到，过去几天的雷鸣闪电绝非声东击西。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同陆战5团1营一道乘船驶向红海滩，经过月尾岛时她看到，它“好像刚刚被一场森林大火洗劫一遍”，她写道：“前面是红海滩。我们极目望去，想看得更清楚些，这时一枚火箭击中了一个圆形储油塔，一股巨大、可怕的环状烟云腾空而起。靠码头一边的建筑物被火焰照得通亮。透过熊熊大火望去，好像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陆战队员开始换乘小型登陆艇，每艘登陆艇装载20名士兵和2副梯子。《时代》周刊的詹姆斯·贝尔与第三攻击波一道乘船，在他看来，红海滩的1 000英尺长的海堤“看上去就像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大楼一样高”。

第一攻击波的4艘登陆艇一字排开，下午5时30分左右靠上了海堤，当艇首重重地撞在坚硬的石墙上时，船体猛然停了下来。尽管潮水猛涨，但海堤隐隐看上去仍比艇首门高出4英尺。陆战队员一边架梯子，一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手榴弹扔过堤面，不管后面有没有敌人。汹涌的海水使登陆艇颠簸摇摆，梯子也随之来回滑动。“登梯上堤！”埃德温·德普特拉少尉喊道。下午5时31分，第一名陆战队员终于登上了仁川的土地。

其他人员鱼贯而上，一些人冒险登上摇晃得越来越厉害的梯子，另一些人索性把他们的野战背囊扔在黑暗中，抓住已上岸的几个人伸过来的胳膊攀上堤面。只有断断续续的流弹在空中噼啪作响，德普特拉的排很快就控制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那是通往内陆方向几百码远的一座小高地。

德普特拉所在连的连长萨姆·贾斯基尔卡与第三攻击波一起行动，就在他的登陆艇靠上海堤几分钟之前，他用镇静的口气轻声下达了命令：“你们知道该怎么干，把你们那些该死的脑袋低下去。海堤另一面有一道沟，你们要翻过海堤下到沟里，然后马上起身，向右边的滩头运动。愿你们都走运。”

但这时抵抗加强了。海堤北面一座地堡里的机枪开火了，步枪和机枪也从地堡后面几十码的地方开始射击，一些已翻过海堤的陆战队员顿时陷入火网。

鲍多默罗·洛佩斯中尉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参加过二战，他爬向有机枪的敌方地堡。洛佩斯来到仁川出于自愿。就在彭德莱顿营的陆战队奉命开往朝鲜时，洛佩斯正奉命去弗吉尼亚州坎蒂克的海军陆战队学校报到，接受高级训练。洛佩斯向他的指挥官提出了抗议，前往坎蒂克的命令取消了。两个月以后的今天，他与敌人短兵相接了。他用一枚手榴弹干掉了其中一个地堡，并拔下另一枚手榴弹的保险栓，准备扔向第二个地堡。一阵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打伤了他的右臂和肩膀，他跌倒在地，受伤的胳膊够不到咝咝作响的手榴弹。“手榴弹！”他喊道，接着猛扑过去，用肘部把手榴弹压在身体下面而身亡。

尽管在进攻头10分钟里有8人阵亡，但向红海滩以远目标的推进却进展顺利。陆战队已推进至位于仁川市中心的制高点公墓高地，攻占了爱山啤酒厂的高大厂房。一位军官曾允诺说，如果完好无损地夺取之，就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然而，火箭轰击的效果过了头。没有一瓶啤酒完好无损，发酵罐也成了一堆破砖烂瓦。

与此同时，通往登陆地域几百码长的水面上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海军的条令要求，像仁川这样规模的两栖作战需要32艘配备着测距仪、无线电台和其他精密导航设备的指挥艇，以确保行动笨拙的登陆艇保持队形并在预定地点登陆，但海军只能找到8艘指挥艇供仁川登陆使用。这样，进攻的后续部队就毫无目标，乱作一团，在渐渐低垂的夜幕中竭尽全力驶向烟火弥漫的陆地。一位名叫埃德温·西蒙森的少校怎么也等不到指挥艇，便向附近的一艘车辆和人员登陆舰呼喊求助。碰巧这艘登陆舰上有很多朝鲜翻译，其中两人急忙登上西蒙森的军舰。他们能讲朝语和日语，但不讲英语。西蒙森于是又对附近另一艘船上的一位海军军官呼喊，询问通往蓝海滩二号登陆区的航道，但那位海军军官仅仅在烟雾中含糊不清地挥了挥手。西蒙森拿出一幅地图询问一位正在驾驶水陆两用车的水兵识不识图，那位船员却沮丧地看着他的仪表盘。“我可不行，”他说，“6个星期前我还在旧金山开卡车。”一个营在蓝海滩上登陆时偏离目标2英里。

甚至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也无意中加剧了这一混乱。他想去看看蓝海滩上的情形，便请谢泼德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一道乘他的专用汽艇前往。阿尔蒙德是头一次目睹一场两栖作战，斯特鲁布尔和谢泼德希望他能够亲眼看看，这并非一场如他几周前所嘲笑的“机械行动”。

他们抵达海堤时，正赶上陆战队的工兵准备在堤上炸开一个缺口，好让履带车辆登陆。

“走开，你们这些笨蛋。”陆战队的一位军士对汽艇喊道，“我们要炸堤。”

汽艇艇长答道：“这是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的汽艇。”

“我可不管是谁的汽艇，”军士喊道，“赶快走开，我要炸堤了。”斯特鲁布尔悄悄地要艇长遵令行事，不到一分钟，剧烈的爆炸便把海堤拦腰斩断。

进攻发起后将近一个小时，北朝鲜的炮手才终于对海上目标（8艘排成纵队驶向岸边的坦克登陆舰，它们装载着弹药、汽油和凝固汽油）开火。笨重、缓慢的坦克登陆舰以整齐的队形，隆隆作响地驶进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火网之中。一艘船上的弹药卡车附近起火，但很快就被船员和陆战队员控制住了。（几小时以后登陆时，陆战队员发现一些汽油桶被机枪子弹击穿。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油桶竟没有爆炸。）

8艘军舰中有7艘立即用40毫米和20毫米的火炮回击公墓高地、观察高地以及滩头右翼的目标，但炮弹却径直落到陆战队的阵地上。其中一个营被海军的炮火击毙1人，击伤23人，这比当天晚上北朝鲜人民军给该营造成的伤亡还多。

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登陆时，正赶上“友军”的射击开始了，她看到子弹——

在我们周围溅起水花。我们翻过高高的钢铁船舷跳进水里，一面尽量用船的一侧作掩护，一面匍匐爬到一处布满石块的海堤底部。不管头四个攻击波有多么运气，我们却受到来自右翼另一个高坡上的步枪和自动武器火力的无情压制。……

一个浪头突然冲上海堤底部，我们看见一艘巨大的坦克登陆舰正冲向我们，它的舰首门已经开启了一半。再有6码，军舰就会把20个人压得粉身碎骨。警告的呼叫声使得每一个人都赶紧逃离海堤，躲开坦克登陆舰，并躲避子弹。

登陆艇靠上滩头时，呼喊的口令终于使登陆艇停止了射击。

然而，两位年轻的水兵大为恼怒，他们对陆战队军士长罗伯特·塔伦特（他是《海军陆战队月刊》的战地记者）说，他们打算自己去“寻歼共匪”。他们拿上了M-1式步枪、子弹袋和一些手榴弹，不顾塔伦特的警告，步履艰难地走上滩头。“他们很快就回来了，但丢了武器，浑身是泥，战栗不已，他们告诉所有的队员说，一些瞎了眼的人把他们当成了枪靶子。”

在整个蓝海滩，泥滩是主要的问题。一些两栖登陆车辆和坦克总算靠上了滩头，另一些车辆和坦克则陷在离滩头300码的地方动弹不得，陆战队员们叫骂不已，不得不艰难地在污泥中跋涉前往干燥的陆地。在蓝海滩登陆的陆战营也受害于海军的拙劣引导，有好几个登陆波顺序大乱，与指定的登陆点相差甚远。登陆后，重装甲的牵引车因受地形限制无法行进，在泥沙中进退两难。

尽管有种种延误和灾祸，但头几批登陆部队很快就肃清了滩头，只有一个隐藏在内陆500码一个塔中的机枪火力点给部队造成了一点伤亡。陆战队打哑了这个火力点，并进入由燃烧的建筑物和烟雾弥漫的街道组成的迷宫般的市区。

北朝鲜人民军的射击逐渐停止了，陆战队开始清理战果。正如计划的那样，他们攻占了市中心、城西的公路和所有制高点以及高大建筑。他们的伤亡总数为196人：20人阵亡，1人死伤未定，1人失踪，174人负伤。北朝鲜人民军的损失估计为1 350人死伤或被俘。

麦克阿瑟赌赢了。黑夜结束时，大约1.8万名美军已经登陆，还有成吨的补给品和几十辆坦克及其他车辆。现在，进攻部队可以向第二个目标进击了：夺取汉城和经由该城的交通要道。此时，麦克阿瑟不仅有机会夺回南朝鲜首都，而且可以向东横扫整个朝鲜半岛，把北朝鲜军队困在南方。

麦克阿瑟的巧妙一击看来是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四面八方对他赞誉不绝，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夸奖，但这些溢美之词往往避而不谈登陆得以成功的两个事实：登陆前海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雨点般的炸弹和火箭，使月尾岛和仁川成为一片烟火弥漫的断壁残垣；此外，北朝鲜人只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保卫该城。显然，北朝鲜人民军把第8集团军赶出釜山防御圈的决心远胜于保卫仁川。北朝鲜人现在是腹背受敌，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正在席卷整个朝鲜。

陆战队挺进内陆

登陆日之后的第二天，陆战队打算尽快离开仁川，由9月15日上午开始乘船抵达的韩国海军陆战队接管该城。

在朝鲜，往往是地形决定战术。仁川位于一个瘤状的半岛上，往内陆走3英里，半岛的北面和南面就出现了潮水冲积的港湾、黏性的泥滩和盐场，这使半岛变得狭窄了，能够通行的坚实土地仅为1英里宽。仁川至汉城的狭窄碎石路长25英里，与一条铁路并行。公路和铁路首先要经由素砂，这是美国人建立的、由瓦楞铁活动房屋和仓库组成的“新城”，军方长期以来把它作为后勤基地；然后抵达金浦机场，这是汉城的主要机场。陆战队的目标是穿越这个25英里长的地带，在北朝鲜人民军调来预备队粉碎滩头堡以前夺取汉城。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似乎仍未意识到已经降临到仁川守军头上的巨大灾难。黎明时分，8架海盗式飞机离开“西西里号”航空母舰，沿京仁公路巡航飞行，以寻歼目标。他们轻而易举地发现了目标，6辆T-34坦克成一列纵队，大摇大摆地沿公路隆隆开向仁川。飞行编队指挥罗伯特·弗洛克率队攻击，他的僚机和其他飞行员跟随他横滚、俯冲，然后水平退出。他的凝固汽油弹准确击中了领头坦克的正中间，坦克顿时冒出一股橘黄色的火焰。紧跟着他的海盗式飞机又击毁了后面的两辆坦克，北朝鲜人民军的一发流弹使一架美国飞机冒着浓烟栽到地面。另一队海盗式飞机接踵而至，击毁了另外两辆坦克，并击中了躲在草房中的北朝鲜士兵和车辆。凝固汽油弹的燃烧使仁川周围的滚滚硝烟有增无减。

陆战队在头一天的进攻中沿京仁公路向东推进了约10英里。入夜，打头的陆战5团2营D连在公路边一个与废弃的采石场相邻的光秃小丘上掘壕据守。狭窄的公路在陆战队的前方蜿蜒曲折地向右绕过一座大山丘。

整整一夜，D连的士兵都在咒骂远处北朝鲜人的照明弹发出的耀眼光亮，这使他们的睡眠很不舒服。第二天，即9月17日，陆战队将要在5辆刚抵达的潘兴式坦克的支援下继续推进。连长史密斯中尉坚持要加固工事，准备过夜。史密斯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军官，他认为北朝鲜人每时每刻都会发起反击。他派一个机枪组和一具2.36英寸火箭筒前出至一个瞰制公路弯道的小山丘上，在D连后面几百码的主要隘路上部署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3.5英寸重型火箭发射器。D连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应付各种不测。

拂晓前不久，D连的士兵听到远处有一种沉闷的机械声，听起来就像在美国中西部公路上隆隆行驶的农场拖拉机。情况很快传到了营指挥所，但指挥所最初拒不相信北朝鲜人民军竟然大胆到——或者说愚蠢到——把坦克径直开往配置了前沿巡逻队的陆战队的阵地。

但是，头一辆苏制T-34坦克很快就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弯路，据一位目击者说，“它还披着晨曦”。另一辆坦克紧随其后。它们的炮塔在转动，在晨曦中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黑蚂蚁的触角在试探着晨间宁静的空气。后面又出现了一辆辆坦克，总共有6辆坦克在陆战队的炮口之下暴露无遗。

坦克后面是步兵，一些士兵队形混乱，边走边说笑；另一些士兵则坐在坦克的两侧吃早饭。

前卫排排长李·霍华德少尉放过了纵队的先头部队。直到坦克开始绕过弯道，直奔D连的主阵地，他这才下达命令，他的士兵用机枪、步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开火。北朝鲜步兵像割草一样纷纷倒下，坦克上的士兵则被打趴在地，很多人在沉重的坦克掉头逃避伏击时丧命车下。

一位名叫奥凯·道格拉斯的下士从山顶匍匐至半山腰，用他的2.36英寸火箭筒在70码的距离向领头的T-34坦克开火，坦克顿时冒出大火。道格拉斯又瞄准第二辆坦克并将其击毁，这时美军的大炮开火了。

猛烈的射击只持续了几分钟。一些坦克开下公路，力图穿过旁边的稻田地撤离，它们这样做正好迎头碰到陆战队的M-26潘兴坦克。坦克指挥官威廉·波默罗伊中尉把它们放到600码才开火，无后坐力炮这时也开火了。

全部6辆T-34式坦克都被打成了一堆燃烧的废铁，它们中间散布着200多名被打死的北朝鲜士兵。这次伏击大获全胜，陆战队只有1人负轻伤。

麦克阿瑟登陆

D连刚刚离开，一队吉普车就直冲战场，停在还在燃烧的北朝鲜坦克旁边，这纯属是一种巧合。到处都是阵亡的敌军士兵，据吉普车一行中的陆战队将军莱缪尔·谢泼德说，一些“在几辆坦克上的死尸都快给烤熟了”。空气中充满了无烟火药和高爆炸药的刺鼻臭味，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走下吉普车时不禁抽了抽鼻子。

将军在拂晓过后不久登陆，前往欣赏他的杰作。他在滩头地区看了看被摧毁的北朝鲜人民军阵地和尸体后便急于前往内陆。（他指着一具敌军的尸体，对他的私人医生开玩笑说：“这个病人你永远用不着给他看病了。”）

这次“巡视”与其说是让麦克阿瑟看看战场，不如说是让他有机会在云集于此的媒体面前露面。记者和摄影师们争先恐后地抢占敞篷吉普车的座位，而这位大胜的将军则是这些热烈举动的中心目标。在陆战1师的指挥所里，他甚至停下来与阿尔法·鲍泽上校亲切晤谈。他跟鲍泽素未谋面，虽然他知道这位陆战队军官是“铬铁行动”的主要反对者。麦克阿瑟受不了哪怕是温和的批评。“他（麦克阿瑟）说，他仍然认为他的想法是正确的，”鲍泽说，“我们在这里的存在足以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认为能够办到的事已如愿以偿。”

麦克阿瑟把各位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召集在一起并宣布说，他想找到一位陆战队团长刘易斯·“骄傲的”·普勒上校，授予他一枚银星勋章，以表彰他在登陆时的英勇行为（普勒甚至在自己的自传中都未提及他在头两天里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而值得获得勋章）。这里也许含有怀旧的成分，因为麦克阿瑟从二战那时起，就对屡建战功的硬汉普勒怀有敬意。但是，当一份无线电报唤普勒与将军会面时，他正忙于攻占一条山脊。

“给他们发电报，说我们正在寸土必争地打仗，”普勒对一位下属厉声说道，“我不能离开这里。如果他打算授勋，那他就得来这儿。”

普勒的傲慢似乎使麦克阿瑟感到高兴。“都上车，”他说，“我们去战场走访普勒。”

麦克阿瑟一行人很快就抵达了前线附近的一座农舍，普勒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房子附近人来人往，电话线纵横交错，表明了这座农舍非同寻常。但却看不到普勒的影子。陆战队员指了指上面的山脊，那里枪声响作一团。麦克阿瑟挥了挥手，吉普车便轰鸣而上。

普勒的助手从山上往下看时，看见车队穿过烟尘急速驶来。“麦克阿瑟将军来了！”他向普勒喊道。

“你怎么知道？”上校问。

“在朝鲜谁能用这么多吉普车去干那些无聊的事呢？谁又能让一位不起眼的上校屁颠颠地离开前线呢？”

快到山顶时，坡度太陡了，吉普车只得停下来，所有的人都下车步行。麦克阿瑟气喘吁吁，但又对在他前面的摄影师们喜笑颜开。他和普勒愉快地互相致礼。麦克阿瑟的一位参谋官对普勒说，他们原指望在指挥所找到他，这是在转弯抹角地表示普勒本来应该下山去。

普勒咧开嘴笑了笑，然后拍拍折放在臀部口袋里的地图回答说：“这是我的指挥所。”

麦克阿瑟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找到一枚银星勋章。“把这件事记下来。”他对紧紧簇拥在周围的记者说，勋章将在以后送来。

麦克阿瑟一行人回到山下的公路时，遇到了头一天被海盗式战斗机击毁的北朝鲜坦克。“亏它们还是俄国造的呢，”麦克阿瑟大笑道，“我就希望它们成这个样子。”

一位名叫雷蒙德·默里的陆战队中校营长说：“噢，这是昨天击毁的，如果你想看看今天击毁的坦克，我们在那边路上有一些。”他指了指通往D连几小时前刚占据的阵地的公路。

随行人员中的陆战队高级军官奥利弗·史密斯将军不寒而栗。那里轻武器的射击仍在进行，他不希望他的最高司令被击毙，尤其是在陆战队的作战地域。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主意，便驱车前往。他们刚刚前进了几码，一位神情激动的陆战队军官便挥手跑上前来。“将军，”他喊道，“你不能到这儿来！”

麦克阿瑟看着这位年轻的军官，不禁喜上眉梢。“为什么不能？”他问道。

“我们刚刚在这座山丘顶上击毁了6辆共军坦克。”陆战队员说。

“就要这么干。”麦克阿瑟说，吉普车又继续前进。他在伏击地域跨下吉普车，站到一个涵洞上，以便更清楚地看看仍在燃烧的坦克残骸，然后转身对着摄影记者。他以一种漠然的神态琢磨北朝鲜人的尸体，并用手指探了探一辆坦克上的炮弹孔。

一同前来的阿尔蒙德将军暗自闷闷不乐，他感到眼前的景象过于壮观而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即便这些都是真的，他也怀疑这是由名不虚传的陆战队公共关系机构一手炮制的。他半开玩笑地对莱缪尔·谢泼德将军说：“你们这些该死的陆战队！你们似乎总是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地点。见鬼，我们的陆军一直在打仗（他指仁川之前的战斗），但麦克阿瑟恰好在陆战队刚刚敲掉6辆敌军坦克后赶到这里。”谢泼德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在麦克阿瑟一行离开了伏击地点几分钟之后，一名中尉听到从涵洞下面传来一阵可疑的声音，刚才将军就站在涵洞上查看击毁的坦克。他叫来一个班，打了几枪之后轰出来7名全副武装的北朝鲜人民军士兵，他们稍作抵抗后就投降了。审问后得知，他们是早上那场战斗中幸存的步兵。战斗结束，他们的确一直待在这个涵洞里。

回到仁川市区后，麦克阿瑟又打算乘船巡视一下登陆地域。他看过通往月尾岛和蓝海滩的航道后，指了指南边一个仍可听到阵阵步枪声音的地区。谢泼德将军终于说话了：“我认为把本战区最高司令带到这里，并使其暴露在零星的步枪和迫击炮火之下是不安全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应使将军的船离开危险地域。”

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谢泼德称他为“老不死的斯特鲁布尔”）发表意见说，谢泼德“害怕上滩头”。谢泼德也回敬了他。但谢泼德的意见被采纳，麦克阿瑟一行在紧张沉闷的气氛中返回“麦金利山号”军舰。然而，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一天他达到了目的：他亲眼见到了他的辉煌胜利。

第8集团军冲出釜山

南部战线离汉城—仁川战线最近点大约也有180空里，如果经由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就更远了。沃尔顿·沃克将军拟就的突围计划要求第8集团军沿北朝鲜人曾用来南进的中心轴线——连接大邱、金泉、大田和水原的公路——向北突进。沃克估计，一旦北朝鲜人得知美军入侵仁川的消息，他们就会士气大跌，成为瓮中之鳖，所以他把突围时间定在9月16日，亦即仁川登陆后的第二天。

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们对麦克阿瑟的铁砧和锤子战略并不十分乐观。尽管第8集团军在防御圈内不断集结人员和物资，但它的部队充其量只能挫败北朝鲜的攻击和进行有限的反击。弹药短缺的问题十分严重，炮兵部队限制每门炮每天只能打50发炮弹用于主要攻击行动。此外，尽管北进需要第8集团军越过一连串的河流，但工兵却缺少架桥的设备。情报机构估计北朝鲜在釜山滩头堡周围地区的兵力为101 147人。尽管美军和韩国部队共有14万人，但一些南朝鲜人由于缺乏领导和训练而没有战斗力。第8集团军的战斗计划悲观地写道：“敌人目前处于进攻状态，并将在防御圈的所有部位保持这种能力。预计这种能力在近期内不会降低。”

第8集团军按计划于9月16日上午9时，在多云阴雨的天气中发起进攻。天气极为恶劣，以致空军不得不放弃对第一个目标地区倭馆附近的饱和轰炸。由于北朝鲜人也选择了同一天发动一轮新的攻势，因此事情并不像计划的那样进展。这样，美军非但没有转入进攻，反而再度处于阵地防御的被动境地。（零星抓到的北朝鲜俘虏甚至没有听说仁川登陆的事，更谈不上“士气跌落”了。）

除了北朝鲜人顽强的抵抗之外，装备匮乏也使沃克无法迅速突破包围。在麦克阿瑟的一再催逼之下，他在9月21日反驳说，他已“准备突出重围，如果不是由于物资方面遇到麻烦的话”。他没有办法使他的重型坦克越过洛东江，因为大部分后勤支援都给了第10军。“我们最近一直是后娘养的，就我们的工兵装备而言，我们的情况不是很妙。”沃克深知麦克阿瑟不能容忍那些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军官，而不管他们有多大困难。“我不想让你们认为我是在拖拖拉拉，”他对东京说，“但我的整个战线前面横着一条江河……”只有两座桥梁完好无损。

经过若干天犹豫不决的思想斗争之后，麦克阿瑟认为需要进行另一次两栖作战，以使第8集团军冲破釜山防御圈。他要他的副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将军制订一项计划，从阵地上抽出沃克的2个美军师和1个韩国师，并使他们在位于西海岸仁川以南100英里的群山登陆。沃克表示抗议，如果从釜山地区抽出3个师，北朝鲜人就会迅速歼灭那里其余的联合国军部队，并可以腾出手来反击企图向北进行的任何入侵。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事态的发展超过了麦克阿瑟的预想。就在着手进行拟议中的计划之前，天气转晴，空军又可以出动了。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逐步摧毁了敌军的斗志。北朝鲜人开始丢盔弃甲地逃跑。一小部分人留下来徒劳地负隅顽抗，被打死在掩体里；另一些人狼狈逃窜，他们洗的湿衣服还晾在灌木丛上，指挥部里的饭菜余温尚存。数以千计的士兵干脆脱下军装企图混在老百姓当中，或者远走高飞以便接着打游击战。第1骑兵师在3天时间里就向前突进了55英里。

该师一个由罗伯特·贝克中尉率领的侦察连奉命与第7师建立联系，它的进展更为神速。贝克的特遣队由3辆谢尔曼坦克和3辆吉普车组成，他们沿着经乌山至水原的公路急速北进。他的射手们消灭了在路上的北朝鲜士兵，一名美军保留着现场记录：“晚9时05分——2个；又2个；又7个。9时35分——3个赤军，2辆大车；又2个；2辆驴车，满载赤军；1辆吉普；又6个……”在11个小时的时间里，贝克前进了106.4英里。

在大田外围，一名机枪手编了一首小曲，唱的是他与战友们在7月被迫放弃的这个城市：

上次见大田，没劲又倒霉 ；

今天来大田，我要把它毁。

联合国军和韩国部队施加的压力愈来愈大，敌军无计可施，被迫在光天化日之下撤退，空军以机枪扫射和致命的凝固汽油弹横扫敌军。反情报小组的罗伯特·艾德森跟着第8集团军司令部一起北上，他看到路边几码远处有一个烧焦的东西，他走近细看，“凝固汽油弹把一名北朝鲜士兵真的烧成了灰烬，他还站立着，步枪扔在脚下。我们管他叫‘老查理’”。

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北朝鲜人开始全面撤退。9月27日，第8集团军第7骑兵团的士兵在水原附近与第7师第31步兵团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韩国部队沿着东海岸向北急速突进，其他美军部队在西部的沿海平原向北推进。

登陆前一天，麦克阿瑟在“麦金利山号”上曾对记者们说，北朝鲜人不可能既守住仁川—汉城地区，又把第8集团军钉死在釜山。“他们必择其一。”麦克阿瑟说。北朝鲜人选择了汉城。

麦克阿瑟催促陆战队

用奥利弗·史密斯将军的话来说，联合国军向汉城的推进，“就是那种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作战行动”。正如阿尔蒙德将军对史密斯所说，麦克阿瑟希望在9月25日夺取汉城，“那正好是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之后三个月”。阿尔蒙德提到，麦克阿瑟非常希望就此发表一份“公报”，而且陆战队应严格遵守他的时间表。

史密斯不希望使自己的部队受制于由公共关系决定的安排。“我告诉（阿尔蒙德）说，我不能就任何事情做出保证，那要看敌人怎么样了。我们会竭尽全力，尽快向前突进。”

然而，阿尔蒙德可不愿意受史密斯的干扰，尽管陆战队表示抗议，他仍打算实现麦克阿瑟的日程。9月19日联合国军抵达汉江南岸时，阿尔蒙德要史密斯“马上”渡江，显然是为了遵守麦克阿瑟的时间表。

如果允许陆战队在推进过程中肃清小股残敌，而不是向汉城急速推进，那么他们会非常轻松惬意。在阿尔法·鲍泽上校看来，陆军的将军们“深受欧洲式大兵团突击作战、席卷敌阵的战法的毒害”。陆军“未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遭到败绩的东方人并不会退出球赛。他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不会跑到公路上举手投降。他会带上一袋大米和几发子弹，钻进洞里，一有机会就打死他能打死的任何人”。陆战队和陆军就北朝鲜游击队给后方和两翼造成的麻烦互相“恶语相向，争论不休”。

然而，阿尔蒙德和第10军的参谋人员却不能容忍对“大兵团突击作战”战略的任何延误和修改。比如说，陆战队希望从西面绕过汉城，然后从北向南进攻汉城，此举有利于阻止来自北朝鲜的增援。此外，陆战队估计，由于汉江上的桥梁都已被毁，因此在距离汉城几英里远的地方渡过汉江，比冒着首都守军的炮火渡江更为容易。但阿尔蒙德却下令从正面进攻。阿尔蒙德和史密斯还就架桥器材的供给问题争执不下。阿尔蒙德“总认为汉江上有五六座完好无损的桥梁，实际上根本没有”，鲍泽说。史密斯断然拒绝在没有坦克的支援下渡过汉江，他在这个问题上终于获得成功：陆战队不顾敌军的猛烈抵抗，设法用单节舟桥做成临时的摆渡船，把坦克运过了汉江。

陆战队从汉城南郊攻入汉城时遇到了北朝鲜的凶猛抵抗。大约1万名装备精良的新锐部队从北部急速赶来，依托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准备决一死战。陆战队的主力第5团的2 500余人自仁川登陆后就在不停地战斗。阿尔蒙德见最后时限已经迫近，便直言不讳地警告史密斯：如果陆战队在24小时内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他就要把进攻汉城的任务交给戴维·巴尔将军率领的陆军第7师，该师正在从第8集团军原有的地域向北推进。被激怒的史密斯在日记中写道，如果阿尔蒙德认为有必要驱赶陆战队上阵打仗，“那就表明他对陆战队的战斗素质一无所知”。

9月25日傍晚——这是麦克阿瑟要求夺回汉城的最后时限——南朝鲜的首都已经成为一片断壁残垣。为了摧毁坚固的防御阵地，联合国军向城市的建筑物和街道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空袭。（鲍泽认为，如果允许陆战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从北面进攻，“那么我们不动一砖一瓦就能夺取汉城”。）而正面进攻却使该城的大部分建筑毁于一旦。8时刚过，鲍泽通过野战电话接到了阿尔蒙德的命令。

命令说，联合国军的飞行员报告说，北朝鲜人正沿议政府以北的公路撤离汉城，并提供了其发现撤退部队地区的地图坐标。“你们现在就开始进攻，再重复一遍，现在就开始，竭尽全力实现你们的目标，以确保最大限度地摧毁敌军。阿尔蒙德，签字。”

电报使鲍泽迷惑不解。他立刻核对他的地图，在一盏汽灯闪烁不定的光线下凝神查看。电文所说的是北朝鲜人在汉城以北16英里的一个城镇北部运动；而他仍在汉城进行巷战的部队却报告说，北朝鲜人没有撤退。恰恰相反，他们看来是要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坐标也没有任何意义，那是指汉城至开城公路上的一个地方，几小时以前陆战7团还报告说，他们在那里仍遇到顽强的抵抗。正如陆战队史学家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上校在关于汉城之战的记述中所指出的那样：“此战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第10军司令部的效率——在发出一项至关重要的进攻命令时，竟未察觉其含有如此低级的错误。”

鲍泽是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军官，他认为这个命令是不可思议的。夜间进攻需要周密的协同和计划。这次突袭将在一座陌生城市里蜿蜒曲折、漆黑一团的街道中进行，而所有的路口都被水泥路障所阻塞。

鲍泽给第10军的作战军官约翰·奇尔斯上校打电话，他是阿尔蒙德的股肱部属。他们通过核对坐标很快就纠正了错误，但是当鲍泽要求重新考虑立即进攻的命令时，奇尔斯却拒不考虑。命令是阿尔蒙德下的，必须执行，陆战队必须立即进攻。

鲍泽急忙赶往史密斯将军的指挥帐篷，打断了他的C类口粮晚餐。史密斯摇摇头，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又打电话给阿尔蒙德的参谋长克拉克·拉夫纳少将。他对拉夫纳说，他在前线的部队没有发现北朝鲜推进的迹象，并提醒拉夫纳，盲目地把部队投入夜战不是可取之策。拉夫纳对此表示同情，但别无他择：阿尔蒙德亲自下达了命令，应该立即执行，不得延误。

当时，史密斯的士兵正遭受北朝鲜坦克和部队的反攻。他看着鲍泽，然后摇摇头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命令传达给陆战1团和5团。”但在传达命令时他又告诫说：“我命令，攻击时要小心协同，不要进行快速推进。”

进攻于9月26日凌晨1时45分左右开始，尽管事先有15分钟的炮火准备，但进攻立即遭到北朝鲜在10辆坦克支援下的300名步兵的猛烈反击。一名陆战队员把敌军反攻的疯狂程度与太平洋战争时日军自杀式冲锋相提并论。陆战队所能做的只是把榴弹炮和机关枪的致命火力倾入漆黑的城市，仅一个机枪组一晚上就打了3万发子弹。

拂晓时分，北朝鲜人退缩了，他们停止了进攻，在汉城街头留下几百具士兵尸体。刘易斯·普勒上校前来视察这场大屠杀。一名战地记者问普勒，他怎么看头一天晚上关于“敌军逃窜”的报告。他说：“我只知道那里有二三百人，他们哪里也逃窜不了，他们全死了。”

当天晚些时候，陆战队最高指挥部满怀反感地听说，夜战开始前几个小时，阿尔蒙德在午夜向媒体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汉城已告“解放”。当天晚些时候，麦克阿瑟也发表了他的声明：

在北朝鲜人发动突然进攻的三个月之后……第10军的战斗部队重新夺取了首都汉城。……汉城的解放是第10军部队协同作战的结果。……到9月25日14时（下午2时）为止，汉城的军事抵抗已被粉碎。……敌军已从该城向东北方向逃窜。

然而，就在同一天，部队却在汉城与顽强的守军进行逐屋巷战。“就算是汉城解放了，残存的北朝鲜人也不知道这件事。”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写道。战斗又持续了三天。

但是麦克阿瑟并没有让现实情况妨碍他大出风头。对他说来，“真相”就是他在东京新闻发布会上的所言所语，而不是作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实际境遇。

重占汉城

9月28日，汉城的战斗已平静到足以使麦克阿瑟将军凯旋返城，但他希望这件事要有他的特色。他希望乘坐轿车从金浦机场进入汉城，并由李承晚总统陪同。但这样做需要越过金浦与汉城之间的汉江，而当时江上却没有桥。陆战队和陆军一样，是用筏子和两栖登陆艇把整个陆战师送过了汉江。从仁川带来的所有架桥器材都用来做成了筏子。有人询问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从金浦到汉城乘直升机不行吗？不行，将军希望乘车前往。如果没有桥，就现架一座。

怒气冲冲的奥利弗·史密斯将军仍在忙于肃清汉城外围地区的战斗。“尽管如此，看来大部分陆战队都要去为麦克阿瑟架桥，”他说，“他们干了一些最苦的差事。他们（陆战队的工兵）从远东各处用飞机运来了浮舟。我们拆散了几个筏子，并送去浮舟支援他们。”赶在麦克阿瑟早上抵达之前，江桥于午夜时分完工架成。

麦克阿瑟抵达时风头十足。在金浦机场，他出现在专机门口，爽朗地伸着懒腰，还说：“这里跟过去一样。”他随后坐进一辆雪佛兰轿车，向汉城进发，后面跟着4辆参谋人员的汽车和40辆装载记者和其他低级军官的吉普车。

与原先使馆的其他人员一起返回汉城的哈罗德·诺布尔感到，汉城如今是一片废墟瓦砾，甚至比1945年以后的东京和横滨还糟，对于一座在三个月内两度易手的城市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断壁残垣的景象令人作呕。”他说。

美国大使馆建筑物地面一层的侧面已经被炸弹洞穿，地下室里水中漂着一具尸体。（后来在重新装修时，工人们在楼内各处又发现6具尸体；在档案室附近的一条水沟里，还有大概十几具尸体，双手捆绑在背后。）炮火掀走了穆乔大使原来官邸的一部分屋顶，盗贼们已经把家具洗劫一空。

尽管历经浩劫，劫后余生的汉城市民仍倾巢而出，欢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诺布尔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人群中没有从军年龄的男子，而大多是幼小的孩子和老人。他们挥舞着韩国小国旗，呼喊着欢迎口号。尽管诺布尔对韩国政府心存疑虑，但是他看着人们枯槁憔悴的面孔，认定没有人能够组织这样的游行集会。“他们在欢呼在哭泣，因为他们为汉城重获自由而欣喜万分。”

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驱车前往被炸毁的首都大厦，它现在成了一座被烟火熏黑的砖石空壳，墙上弹痕累累。麦克阿瑟的鼻子微微抽动。尽管成队的步兵和陆战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尸体拖出这座建筑，但将军还是嗅到了从破碎的窗户里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

听众几乎全是军界人士：穿着工作服和橄榄绿军装的美军和韩国的军官；几位英国海军军官穿着白色短制服、白色长袜和白鞋；陆战队的史密斯将军同他的部下爱德华·克雷格准将和刘易斯·普勒上校一样，故意穿着战斗服。“命令要求两位师级军官和每团各一名军官参加仪式，”史密斯说，“就（陆战）部队而言，我们奉命不让他们露面，不许别人看见他们。”仪仗队中不包括陆战队，而他们“却在夺取汉城的战斗中肩负重任”，克雷格对此尤为恼怒，陆军的宪兵队尽管“衣着华美，光彩照人……但多少有些不合场景”。对陆战队的冷落没有逃过军界高层人士的眼睛。“这样做对陆战队有点刻薄，”史密斯说，“但我猜想那是政治上的事。”

麦克阿瑟的滔滔口才再次发挥到极致：

拜仁慈的上苍之恩典，我军在联合国——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希望和寄托象征的军旗之下战斗，已经解放了朝鲜的这座古都。它摆脱了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它的人民再度有机会得享生活之亘古不变的内涵：毫不动摇地把一己的自由和个人的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数百言。

接着，麦克阿瑟请所有在场的人与他一起背诵主祷文。就在他们背诵主祷文时，被炮火震松的大厦穹顶的玻璃块掉了下来，跌落在100英尺下的地面上。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人受伤（麦克阿瑟像以往一样对之不屑一顾）。

将军转向李承晚说：“总统先生，我和我的军官们现在就要重返我们的军事职责，而行政方面则归您和您的政府来履行职权了。”

李承晚两眼湿润，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们敬佩您，我们把您看作我们民族的救星来热爱您。”

不到一小时，麦克阿瑟即启程飞返东京，并满怀信心地认为战争已稳操胜券。《时代》周刊对此赞同，10月9日一期的封面报道大谈“胜在南朝鲜”和“斯大林在朝鲜的失败”。

仁川登陆的后果

仁川的胜利是在几乎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军官的反对下取得的，它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最为辉煌的时刻。当时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担任参谋军官的马修·李奇微将军对麦克阿瑟的军事天才大加赞扬。他后来写道：“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订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名列前茅。”但他同时也承认，尽管仁川登陆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问题。由于麦克阿瑟匆匆制订了计划，因此没有仔细考虑到大获全胜的后续行动——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乘胜扩大优势。其结果是（如下所述），大部分北朝鲜人民军得以撤到北方，或是融入南朝鲜乡村参加了游击队。

华盛顿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中国和苏联对这个重大胜利的反应这一难以猜测的问题：他们会袖手旁观吗？他们会不会公开干预，以挽救北朝鲜军队？回答这些问题耗费了仁川登陆以后的很多宝贵时间。

仁川登陆的长远影响，对于一个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方面也非常重要。正如李奇微所写：

仁川大捷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定提出疑问。其结果是，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是当他试图从700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

对一位上级军官说他的行动是错误的，这需要一种浩然之气（乔治·马歇尔将军常说，这是“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但是，当一位优秀的军官认为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并会导致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是会这样做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当麦克阿瑟提出把他的凯旋之师的一半撤出战斗，让他们乘船绕过朝鲜半岛底部，在北部进行另一次敌后两栖进攻（这次是在元山港）的时候，他却躲过了如此犀利的审视。海军当局和师级指挥官们都反对这一计划，但绝少有人愿意公开质疑一位刚刚创造了军事奇迹的将军的远见卓识（见第八章）。

李奇微将军这样写道：“哪怕他（麦克阿瑟）建议由一个营涉水走到元山港，大概也会有人情愿一试。”

第八章 放手行事

9月下旬，当北朝鲜人民军撤退时，美国面临着联合国军是否应越过三八线进行追击的政治问题。迪安·艾奇逊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要指挥官们在抵达前线时脱离接触并转攻为守，这在军事上是荒谬绝伦的。正如艾奇逊所云，不能指望军队“挺进到一条由勘测员画出的边界就停止不前”。

但是，授权进行追击以让联合国军完全摧毁北朝鲜人民军，这并不能解决朝鲜政治前途的重大问题。如果联合国部队在军事上取胜之后撤出，那么又如何来防止苏联人和中国人重新武装北朝鲜人，并在几年后发动另一次入侵呢？在麦克阿瑟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摧毁北朝鲜政权，统一整个朝鲜于一个政府之下，这正是过去几年来联合国各种各样的决议所要求的。

朝鲜战争头几天，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对于这场战争的具体目的说法含糊其词。6月25日的第一项决议谴责了北朝鲜的攻击，要求其部队撤退至分界线以北，并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协助击退侵略。6月27日，安理会要求成员国“履行对大韩民国的协助，此举对于击退武装攻击、恢复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可能十分有必要”。7月7日的决议只是授权美国组建一支联合国部队，并重申了6月27日决议中陈述的目标。

美国政府在私下和公开的声明中都表明无意要让战争超越南朝鲜边界。6月29日，杜鲁门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希望能够清楚理解：我们在朝鲜的行动旨在恢复朝鲜的和平，恢复边界”。艾奇逊在当天的一个讲话中宣称，美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大韩民国恢复到入侵之前的状态”。

但是，随着美国卷入的加深，政府内部开始争辩美国是否应该以北朝鲜人民军的败退为契机，来履行联合国关于朝鲜统一的决议。7月底和8月初，国防部里参谋部一级的备忘录提议，联合国军应“谋求占领朝鲜，并且不管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北部或南部，联合国军都应战而胜之”。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两派。在迪安·腊斯克和约翰·艾利森等鹰派的领导下，远东司极力主张不应排除突破三八线。深受乔治·凯南影响的政策计划处则敦促艾奇逊要认识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排除了统一的可能。“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朝鲜半岛对俄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政策计划处在7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道，“克里姆林宫目前不可能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左右和控制的政权。”备忘录警告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与苏联或中国发生冲突”。备忘录还预见到，联合国的成员国将会不愿支持统一朝鲜的尝试。但是，备忘录在列举了这种种弊端之后，敷衍其词地建议在军事和政治形势明朗化以前，不要对朝鲜统一问题做出任何决定。

官僚机构如此优柔寡断，麦克阿瑟却表现得很愿意自作主张。7月中旬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访问东京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志在歼灭而不是击退北朝鲜军队，我也许有必要占领北朝鲜全境。”然而麦克阿瑟无权这样做。两位将军都知道，此时此刻，华盛顿正在紧张地研究这个问题，但记录中并未表明他们曾与麦克阿瑟发生争执。而且当柯林斯将军8月中旬重返东京检查“铬铁行动”时，他还对麦克阿瑟说，他本人认为，应该允许麦克阿瑟跨过三八线，摧毁北朝鲜军队。但他告诫麦克阿瑟说，总统尚未做出决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9月1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力图解决这些不同意见。柯林斯将军恰如其分地说它是一份“篇幅冗长，颇为杂乱无章的研究报告”，文中充斥着“但是……然而……”之类的论点。军方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文件过于胆怯。尽管该报告承认安理会的决议已经为越过三八线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但它仍然认为，任何越线行动只能是出于局部战术上的原因，而且只能由韩国军队进行。即便北朝鲜人已经一败涂地并且拒绝了投降的条件，麦克阿瑟“在得到新的指令以前，也不应使主力越过三八线，继续进行以占领北朝鲜为目的的军事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研究报告认为，在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有招致苏联做出反应的危险。“苏联不大可能被动地接受对北朝鲜全部或大部分控制付之东流的形势出现，只要它相信它能够采取行动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而且这样做不会引发全面战争的重大危险；或者只要它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风险。”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苏联人并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报告称为“不现实的”，因为它“设想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在柯林斯和谢尔曼的领导下，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认为，主要目标应是消灭北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以南可以消灭大部分敌军，但在此之后，有必要在三八线以北进行肃清残余敌军的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只须占领北朝鲜的主要城市，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应以大韩民国的名义举行选举。（除非绝对必要，军方无人愿意在朝鲜多待上一天。）

9月9日艾奇逊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协商，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报告的最后文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它赋予军方在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灵活性。该报告的初稿说，联合国军的行动“不允许扩展到临近朝鲜与‘满洲’和与苏联接壤的地区”；修改后的报告说，这些军事行动不允许越过那些边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报告说，除了韩国军队以外，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于北部战线；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报告却说，不在北线使用非韩国的军队“应作为一项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文件后来评论说：“这些措辞上听起来无关痛痒的变化埋下了未来困难的种子。”对艾奇逊来说，他保留了要求总统批准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权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报告的另一部分论及了“中国的主力部队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参与三八线以南战事”的可能性（该报告令人奇怪地对中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的干预保持沉默）。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的结论认为，美国“不应使自己”与中国“全面开战”。但是，该报告却赋予麦克阿瑟在报复时以很大的余地：“只要联合国军的行动提供了一个进行成功抵抗的适当机会，联合国军指挥官就应该继续这种行动，并且应获准在朝鲜以外针对中国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在这一点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观点与它在7月1日，亦即北朝鲜入侵四天之后起草的第一份战争计划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号文件的观点是一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号文件提出，如果中国人“卷入战事，那么我们就会有足够的理由从空中和海上攻击与敌人在朝鲜的行动有直接联系的、位于中国境内的目标”。这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份重要文件都表示了如果中国参战就轰炸中国的意向。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忽略了对北朝鲜的政治安排。这一忽略毫无价值，因为杜鲁门在9月1日宣布说，朝鲜人“有权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并且“在联合国的领导下，我们将和其他国家尽自己的责任，帮助他们享有这一权利”。但是，迪安·腊斯克在9月8日与韩国大使张勉博士的私下会晤中，拒绝在联合国讨论朝鲜统一问题以前就此做出任何承诺。张勉则明确表示了他的政府的目标：韩国希望彻底消灭北朝鲜人民军，并且由现存的南方政府统一朝鲜。他特别提醒腊斯克说，李承晚赢得了由联合国赞助的选举，而且将来的任何选举“都不能损害”李承晚的权力。

“北进！”——李承晚

在汉城，李承晚总统认为，关于三八线不可侵犯性的讨论毫无意义。9月19日，他在釜山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说：“我们必须推进至‘满洲’边境，直到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敌军士兵为止。”他全然不顾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定，“我们不会止步不前”。

麦克阿瑟直言不讳地支持李承晚担任一个统一的朝鲜的总统，然而国务院的态度并非如此。9月初，国务院请麦克阿瑟说明夺回汉城后他打算怎样对待李承晚。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对麦克阿瑟表示同情。他收到的来自联合国和华盛顿的指令都在说“恢复”和平与安全；艾奇逊甚至公开说过美国作战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大韩民国恢复到入侵之前的状态”。可想而知，麦克阿瑟满腹牢骚，他答复说：“我不是很清楚你们来电所指何意，但是我除了一丝不苟地执行我已收到的指令外，别无其他任何计划。”他打算——这也是穆乔大使所同意的——尽快使李承晚重返汉城。他并不认为恢复一个即便被赶出首都但仍在行使职能的政府，应该被说成是“重建”。

但国务院仍不满意，说它只同意在南方恢复韩国的权利，北方的未来有待联合国的行动。杜鲁门同意国务院这一补充意见，这个意见也体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发给麦克阿瑟的、基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精神的正式命令之中。电报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开头两段。

本命令……旨在……提供关于你在朝鲜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详细指令。然而，这些指令可能需要根据事态的发展加以修改，因此不能认为它们是最后的指令。为此，你要继续做出特殊努力，以确定中国或苏联是否对实现你的目的构成威胁，并将有关情况速报参谋长联席会议。

你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此目的，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没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主力部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发表要进入北朝鲜的声明，也没有威胁要对我们在北朝鲜的行动进行军事反击。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的部队都不准越过朝鲜与“满洲”或与苏联的边界，出于政策上的需要，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命令继续说，在苏联军队的“主力”介入朝鲜北部，或者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南部参战的情况下，麦克阿瑟都要采取守势，并向华盛顿报告。（“主力”一词只适用于苏联人。据知，北朝鲜军队中有很多士兵以前曾在中共军队当兵，还有很多人原籍不明。敌军士兵中来自中共军队的人被俘的概率还是很高的。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公开文件对此缄口不言，但是五角大楼却不希望这些身份错位者的存在影响向北进军。）该命令最后授权麦克阿瑟“促进恢复”韩国政府，但又要他避免卷入有关北方政治前途的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密令的当天（9月28日），发自远东的新闻报道中援引的沃尔顿·沃克的话却令人迷惑不解。沃克的话大意是，第8集团军要在三八线停止前进，以等候对追击败退的北朝鲜人的许可。当麦克阿瑟被问及此事时，他否认沃克曾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条消息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政治风波。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参议员威廉·诺兰指责说，不穷追猛打入侵者就是“姑息共党分子”。报纸社论都坚决支持摧毁这个共产党卫星国，以防止再度爆发战争。

但是，三八线一事给美国在国际上造成了问题。那些曾被秘密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中约束性内容的盟国驻联合国大使，都支持把战争打到北朝鲜及统一朝鲜。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公开要求结束朝鲜“人为的分裂”。尽管如此，美国却不希望就是否应突破三八线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冒险在联合国投票。苏联人已经回到了安理会，他们肯定会投否决票。国务院认为，一张否决票会使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杜鲁门政府因此决定避开这个问题，不声不响地去干应该干的事。9月29日，马歇尔将军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份仅供他个人阅知的电报：

我们希望你可以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觉不受约束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前面提到的声明（即韩国军队也许要停下来“重新部署”）因为需要联合国对越过三八线一事进行投票，从而可能陷于窘境，这还不如由你来发现军事上这样做的必要性。

次日，麦克阿瑟回电说，他“一直在提醒沃克不要搅在与三八线这个词有联系的事情里”，而且他还继续坚持他肆意发挥授权的那些说法：

在我们力量的军事使用方面，三八线并不成为考虑因素。我们部队的后勤供应是主要问题，这使我们不能立即推进。为利用敌军的失败，我军在采取试探性行动或在战术上利用现地地形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越过三八线。我对北朝鲜的整个战略计划（分开使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这两支纵队）你们已经知悉。除非并且直至敌人放下武器，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朝鲜全境采取军事行动。

麦克阿瑟钻了空子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说，在朝鲜最北部地区只能使用韩国军队，但麦克阿瑟的最后一句话却绕过了这个指令，并且他后来还引证马歇尔的电报，为他甚至在中国大规模参战后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做法开脱。艾奇逊（他说马歇尔这份电报发出前他没看过）也认为马歇尔的措辞模棱两可，十分危险。“在我看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份电报似乎旨在平息麦克阿瑟被迫呈送行动计划的怒火。麦克阿瑟得到确认，华盛顿希望他不受约束地向北推进，除非是给他的命令中有所限制。”不幸的是，艾奇逊可以读懂马歇尔的电报，而猜测不到麦克阿瑟的心思。

麦克阿瑟在其9月30日的电报中说要“在朝鲜全境采取军事行动”，并对给他的命令加以肆意发挥，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却没有提出异议，而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麦克阿瑟说过，他打算公开说明自己的计划，但他这样做是“不明智的”。相反，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建议麦克阿瑟向北推进，“而不必做进一步的解释或声明，让行动来决定一切。我们的政府希望在完成我们打败朝鲜军队的使命之前，避免使三八线成为一个问题”。

在人们为语义问题争论不休时，国务院试图化解这个问题，因而让麦克阿瑟发表一次广播讲话，要北朝鲜人考虑到他们不可避免的“迅速和彻底的失败”而放下武器。麦克阿瑟并不指望北朝鲜司令部会接受这一要求。实际上，麦克阿瑟10月2日发表的广播讲话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他已经在着手制订一项进攻北方的计划。9月28日，他以一如既往的方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泛泛描述了他的计划，并保证以后要“详细汇报”。麦克阿瑟像以往一样，并不打算让华盛顿有机会对他的计划指手画脚。

靠不住的战略

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尽管只是一个大纲，但也使五角大楼的计划者踌躇不决。麦克阿瑟打算让沃克将军率领第8集团军由汉城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跨过三八线，拿下北朝鲜首都平壤。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第10军将由仁川撤出，然后由海路绕过朝鲜半岛，在元山进行两栖登陆。第10军将向西推进，与第8集团军会合。然后两军向北推进至横跨北朝鲜最狭窄的一线，即从东海岸的兴南经宁远至西海岸的清州。这条战线在三八线以北大约100英里，只有韩国军队可以在这条战线以北采取行动。

麦克阿瑟有理由分散使用其兵力。尽管第10军迅速夺取了汉城，但它却无法封锁撤退的北朝鲜人民军的所有退路。虽然敌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已被歼灭，但是很多高级军官已经通过山区或者沿着海岸线逃逸。麦克阿瑟恼火的是，数以千计的敌军毫发无损地越过边界逃之夭夭。他认为，在元山登陆会切断这些敌军的退路，而且也会在东海岸获得一个优良港口，以利今后在北方的行动。

地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太白山脉崎岖陡峭，高耸入云，瞰制着汉城至元山的走廊地带，构成了如一位军史学家所说的“通往‘满洲’边界几乎是一片无路可行的穷乡僻壤”。主要的铁路和陆路都经过自北向南的山谷地带。在整个北方，实际上唯一可通行的东西走向的陆路和铁路就在元山和平壤之间。麦克阿瑟就打算走这条路线。如果在东海岸没有一个补给基地（即元山），联合国军将发现他们在北朝鲜内地进行军事行动是十分困难的。

麦克阿瑟认为，元山将是一个比釜山更有效的补给基地。美国空军以其毁灭性打击，几乎摧毁了釜山防御圈以北的所有铁路和公路桥梁，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能修复它们，因此不能指望将釜山作为输入补给的主要港口。仁川太小，不足以为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进行麦克阿瑟所希望的闪电式进攻提供补给。

也有人反对麦克阿瑟的计划，但成效甚微。第8集团军G-3（作战处）的约翰·达布尼上校道出了他很多同僚的顾虑，他争辩说，把第10军从朝鲜撤出的后勤工作会耽搁追歼撤退的北朝鲜人民军，还会妨碍第8集团军向前推进。他和其他参谋人员认为，由韩国军队向东海岸推进并夺取元山，远比第10军在那里登陆的速度要快。第8集团军的参谋人员提出了一个选择方案：将第10军划归第8集团军，由陆路同时进攻平壤和元山。

这些想法被写成一份备忘录，达布尼上校把它呈送给沃克将军。沃克看过后说，他同意这些观点，尽管如此，他却不打算把它送给麦克阿瑟。他对达布尼说，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也接到了与之相反的命令，他并不打算据理力争。加之，麦克阿瑟决心要在朝鲜保留两支独立的部队，尽管他的参谋人员（主要是希基将军和赖特将军）敦促他在拿下汉城后就将第10军与第8集团军合并。

据沃克的参谋人员说，分兵两路的做法使沃克愤愤不满。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他干的是流血牺牲的苦差事，而且谋略智慧和军事技能两者并用，保住了分崩离析的韩国陆军。在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军队的情况下，他得以在釜山防御圈的背水之战中取得胜利，避免了另一个令人胆寒的敦刻尔克。据沃克的新闻官梅尔文·沃里斯说，当第10军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进行入侵仁川的行动时，沃克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怨愤不已”。当麦克阿瑟在此之后把第10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实体时，沃克更是创巨痛深。他把阿尔蒙德的部队尖酸刻薄地称作是“公共关系旅”，并认为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后对这支部队使用不当。据沃里斯说，在沃克看来，在夺取仁川之后，麦克阿瑟应该命令阿尔蒙德直接横越南朝鲜的狭窄地段，以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但是，麦克阿瑟却选择了汉城这个象征性的目标。

此时此刻，沃克再度为他的部队受到干扰而恼怒不已，原因是第10军的撤离要经过拥挤不堪的仁川港。这一决定也使海军陆战1师的指挥官们怒火中烧，他们希望继续穷追猛打北朝鲜人民军。“从后勤方面说，这是相当困难的。”奥利弗·史密斯将军悲叹道。但海军陆战队还是遵命而行。10月3日，陆战1师将其在汉城外围的阵地移交给第8集团军，返回仁川。

陆战队的指挥官们忍不住要看看他们的作战态势图。韩国军队已经在东海岸突破了三八线，正在向元山急速推进。陆战队会发现，他们是在“入侵”一个已经落入韩国军队之手的北朝鲜港口，他们是否在进行一次徒劳的远征呢？史密斯认为，军事常识要求他的部队应从陆路追击北朝鲜人民军，而不是脱离接触两个星期。

一支一分为二的军队，一次兵分两路的进军，穿过崎岖陡峭的山地向前推进，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协同配合。这样，麦克阿瑟的草率行事便为后来的军事灾难埋下了祸根。

为了在推进途中化解北朝鲜人的抵抗，联合国军再度起用年轻的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他在进攻仁川以前完成了极为宝贵的情报工作。克拉克这次是执行一桩三重的使命：在北朝鲜西海岸沿海找到并精确标定布雷活动的中心；搜集关于鸭绿江地区事态发展的准确情报，侧重点是中国人的活动；缴获任何有助于联合国军事行动的装备。

10月15日，克拉克与150多名南朝鲜游击队员（其中4人为妇女）乘小艇离开仁川。一个由5人组成的特工组在第一天晚上就登陆，他们对平壤进行了侦察，以便调查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并标出防御据点。第二天夜里，克拉克的游击队更为大胆，20名只装备着手榴弹的游击队员，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海岸，在北朝鲜人民军的鼻子底下走村串巷。他们对居民们说，拂晓时要对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联合国军兵强马壮，势不可当；如果北朝鲜军队抗击登陆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被杀得片甲不留。他们描述了仁川登陆时战祸横溢、死伤惨重的情景，并暗示村民们，他们也可能是在劫难逃。如果北朝鲜老百姓要求立即撤离，就是在帮北朝鲜人民军的大忙。女特工大显神通，因为她们可以和农妇们谈话。（在朝鲜农村社会里，妇女与陌生男人说话时十分谨慎。）于是老百姓都逃走了。

北朝鲜情报机构得知这一事件几个小时之后，便调兵来到这个村子。于是，美国和联合国部队穿过北朝鲜人民军防线的漏洞，悄悄绕过那个村庄向前推进。

英国人胆怯不安

与此同时，华盛顿力图平息其迄今为止最为坚强的支持者英国人的焦虑不安。10月4日，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向迪安·腊斯克询问了很多关于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的问题。弗兰克斯所关切的是，美国是否认为现存的联合国决议已授权采取这种行动。

腊斯克的回答是肯定的。北朝鲜人还有战斗力，麦克阿瑟正在穷追猛打；而且，尽管此时只有韩国军队越过了边界，“战场上仍然有敌对的军队，它还在向联合国军开火”；美国认为麦克阿瑟“在军事上有必要继续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进行战斗”。

第二天，英国驻美高级军事代表、空军中将特德勋爵会见布雷德利将军时对他说，英国的军事指挥机构以及外交部对越过三八线的做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伦敦的观点是，主要目标应是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并且防止任何使冲突持久化的危险。英国人认为，把联合国军派往北朝鲜有可能扩大冲突。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停止前进一个星期左右，并警告北朝鲜，除非它的军队缴械投降，否则联合国军就要进袭。面对既成事实，英国的计划未对韩国军队加以指责（韩国军队已于9月28日越过三八线）。

布雷德利对英国的要求不予理会。他对特德说，特德所要求的“差不多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英国人至少是暂时平静下来了，并且同意尽力为华盛顿通过一项联大决议，以此作为继续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指南。英国和其他7个友好国家一起，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呼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有一个稳定的局势”，在联合国主持下选举一个统一的政府，并立即撤军。该决议案于10月7日通过，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

在此问题上，艾奇逊头脑发热，忘记了做律师的常识。艾奇逊（和他的下属）决心得到联合国对三八线以北军事活动的认可，因此在措辞上极不严谨，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这一错误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该决议谈及了建立“稳定的局势”。但1945年以来，北朝鲜俯首帖耳地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不就已经存在着这种“局势”吗？北朝鲜政府过去一直对联合国置之不理，甚至拒绝允许联合国的代表进入该国，为何联合国现在又期待与之合作呢？如果北朝鲜果真拒绝的话，那么联合国愿意采取的保证“稳定的局势”的“一切适当的措施”又是什么呢？决议对此只字未提。

艾奇逊后来对此有所解释，尽管并无说服力。他认为1947年联合国关于进行朝鲜统一选举的决议已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只剩下一些散兵游勇。我们希望，对那些发动这场侵略的势力加以围剿或者让他们投降。这将使联合国决议得以贯彻执行……并且……尝试统一整个国家。”“如果仅仅是韩国军人要在这个极北的荒山秃岭的国家建立某种程度的秩序”，那么，“可以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不大可能进行干涉。

正如艾奇逊所说，使他灰心沮丧的是，麦克阿瑟“立即剥去了这一决议……模棱两可的外衣，并对它肆意解释，这种解释是联合国大会通过这项决议的大多数所不能接受的”。艾奇逊特别谈及了麦克阿瑟10月9日要求北朝鲜投降的广播讲话。这位将军援引了联合国的决议并宣布说：

为了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我……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的军队……立刻放下武器并停止敌对行动。……除非你立刻做出响应……我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来执行联合国的命令。

艾奇逊说，麦克阿瑟的这番话，使人们再也不怀疑他已经准备好用他“可怕的利剑”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了。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在参议院作证时，简明扼要地定义了他的使命：“横扫整个北朝鲜，统一并解放朝鲜全境。”尽管艾奇逊感到沮丧，但麦克阿瑟的解释绝非信口开河。联合国10月7日决议的前言援引了过去三个呼吁统一朝鲜的决议（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并指出这一目标还未实现。根据这些条文，加上10月7日决议的执行部分含糊不清的措辞，麦克阿瑟将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的确希望他统一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柯林斯将军所指出的，在下达给麦克阿瑟的“任务中，从未包括统一朝鲜的命令”。

柯林斯的话是对的，但总的来说不全面。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眼睁睁地看着麦克阿瑟在准备北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撤回给他的命令。他们没有这样做。如后所见（在第十一章），中国不断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它就要进行干预。所有有关人士——杜鲁门、艾奇逊和麦克阿瑟都对这些警告嗤之以鼻。甚至10月下旬中国志愿军小规模参战以后，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任何改变。杜鲁门和艾奇逊都深信，由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领土，因此中国人应该相信他们的动机。然而，中国人并不相信他们。总之，杜鲁门政府（总统、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犯的错误的程度，与麦克阿瑟不相上下。对于接踵而来的大溃败，杜鲁门的辩护士们不公正地谴责麦克阿瑟。然而，华盛顿也必须分担责任。

仁川胜利后，麦克阿瑟精神大振，即便阿尔蒙德将军未能向沃克将军的“铁锤”提供粉碎北朝鲜人民军的“铁砧”，也未使他有所收敛。他现在面临的只是一个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的敌人了。10月初，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便准备挥师北上。

华盛顿的红色间谍

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北上计划受到了妨碍，因为共产党人对麦克阿瑟的部队所受到的限制（特别是禁止除南朝鲜人以外的联合国军队接近鸭绿江边境地区），以及华盛顿对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是否明智的不安心理了如指掌。这一情报的来源渠道是三名埋藏很深、在英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苏联间谍：派驻华盛顿大使馆任情报官的“金”·菲尔比、使馆二秘盖伊·伯吉斯、伦敦英国外交部北美司的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三人都是英国权势阶层的产物，他们在30年代上大学时就皈依了共产主义；当他们在官宦途中步步高升时，又同意充当苏联的情报人员。菲尔比的职位尤为有利。他在华盛顿日理万机的工作包括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他还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频繁交往。

尽管菲尔比身居要职，但美国的反间谍机构对他并非完全放心。二战期间，英美安全方面情报的若干次重大泄露都被查到是出自英国使馆，菲尔比当时就在使馆任职，他是受怀疑的对象之一。因此，当他1949年年中返回华盛顿时，联邦调查局便把他置于不甚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如此，菲尔比仍然以职务之便获得经由使馆的所有情报，包括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和战略计划的详细情况。

菲尔比漏掉的情报会经由盖伊·伯吉斯之手，此公是安全官员最为头痛的人物。他是一个酒徒和同性恋者（他在言行中对这两个特点毫不隐讳），在其他国家任职时劣迹昭彰，派驻美国是他的“最后机会”。使馆的很多人都不希望与这个贪杯好醉的乡巴佬打交道，因为他的反美激辞（在朝鲜以及其他问题上）常常使他们窘迫不安。英国和美国的反谍报机构都认为他是安全方面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他打探与其职责毫不相干的朝鲜问题时，居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伯吉斯的借口（实在不足为信）是，他希望得到他能够找到的关于朝鲜战争丑闻的所有情况，以及“麦克阿瑟这个大笨蛋是怎样把我们拖入战争的”。

伯吉斯打算利用的一个内线人物是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协会这个私立研究机构的一个官员。伯吉斯对这位官员表白说，他在英国使馆的工作是分析美国远东政策的动机和趋向，他不仅要了解官方的观点，也要了解美国公众的看法。在这位人士看来，伯吉斯似乎“躁动不安，激动不已”，并且执意认为美国是“在劫难逃，因为它……陷入了东方事务而不能自拔”。伯吉斯看上去“对俄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颇为宽容”。

伯吉斯是一个吊儿郎当的间谍。他可以一口气喝干六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而面不改色，但四处活动时却蓬头垢面，指甲不洁，甚至在冬天也不愿把他的敞篷车顶篷拉上。他认为，国会对国务院中同性恋者的调查是“对个人的公开冒犯”，他真的如此慷慨激昂，以致对外政策协会的那位官员得出结论（十分准确地）认为，伯吉斯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然而伯吉斯的确对一些资本主义的舒适生活方式羡慕不已：有一次，他居然打听要参加极具排他性的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

伯吉斯和菲尔比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伦敦的唐纳德·麦克莱恩，所有来自驻华盛顿使馆的电报他都要过目。麦克莱恩像他的老朋友伯吉斯一样，也是贪杯之徒和同性恋者。在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接受严格的心理治疗，但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机构都未对他产生怀疑，他日复一日地抄录经过他手的重要文件。

据中央情报局一位前反间谍专家说：“由于二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在我们安全领域中造成的问题，我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不得不假定，苏联间谍仍然身居英国人的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处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别无他择，只能与一个我们在大战中的盟友，并且事实上派兵参战的国家共享大量的秘密情报。”但是中央情报局的确实行了一种限制，它没有向菲尔比通报针对中国大陆的秘密隐蔽行动，尽管他还是被允许得到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搜集的大部分情报。

菲尔比等人传递给他们苏联主子的情报有多重要？多年之后，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最为重要的关于美国政府的推论是，美国真的想要遏制这场战争，我们没有打算再跟苏联人接着较量30个月。但是，政治决定都会通过事态发展露出蛛丝马迹。任何人只要阅读公开的新闻报道，观察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推断出华盛顿意欲何为。尽管如此，我倒是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换取三个这样的间谍为我做事。”

然而，事实却表明有一个重要的不解之谜。美国已经告知英国使馆和公众，它不打算进而反对中国，但是在1950年10月和11月，中国人对麦克阿瑟北上的反应似乎是他们就要面临着美国的入侵。这里有几种可能性（只能这样称呼它们）：首先，苏联人并不相信他们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认为它不足为信；其次，苏联人宁可不把这一情报告知他们貌合神离的朋友中国人；再次，中国人得到了这一情报，但却置之不理。

在这些可能性中，第二种最为可信。把美国拖在朝鲜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中，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去承受牺牲，这是苏联人最乐于见到的。战争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它阻止了中国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而苏联人则可以坐山观虎斗，并确信美国不希望发生全球性冲突。这便是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间谍组所收集的情报的价值所在。

第九章 “悠悠行动”

就在外交界为三八线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第8集团军占领汉城以后也停下来调整部署，并为下一步所要进行的任何战斗做好准备。根据华盛顿的指令，麦克阿瑟在10月初发表了一篇要求北朝鲜投降的广播讲话。对此，金日成首相10月7日的回答是，命令他的部队“战斗到底”。

第8集团军已经派部队越过三八线去试探北朝鲜的防御。10月9日，全面入侵的部队——第1骑兵师、第24步兵师、韩国第1师和英国第27旅开始行动了。北朝鲜人顽强抵抗了大约五天时间后，第1骑兵师突破了防线，攻占了汉城—平壤走廊的第一个重镇金川。

在以后的几天里，北朝鲜人民军继续撤退，第1骑兵师和第24步兵师则争先恐后，看谁首先抵达通往平壤的公路的中间城镇沙里院。他们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超越和绕过了大批北朝鲜人民军。北朝鲜人大批大批地投降，联合国军一个营在一个晚上就俘虏了1 700人。一名空军飞行员甚至在空中也俘获了北朝鲜人民军的一个连。他发现在群山东北的一处山坡上有一群北朝鲜士兵，就投下一份告示，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们遵命服从了，于是这名飞行员又把一支巡逻队引导到等待投降的200名俘虏那里。联合国军俘获了大量的大炮、坦克和弹药，包括三整列车满载的军需供应品，溃逃的敌军把它们封存在隧道里。高级军官也开始投降（他们之中有北朝鲜人民军第13师参谋长李学久上校,他逃离自己的部队，唤醒两名在掩体里睡觉的美国兵，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在第3营的澳大利亚部队一个宿营地附近俘虏了一大批敌军，美国指挥官彼特·克雷诺斯中校用无线电台通知澳大利亚人：他正带着俘虏的队伍过来，押送战俘的卡车闪亮着头灯。当克雷诺斯中校抵达时，他听见一名在站岗的澳大利亚人大声嚷嚷：“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儿，准备进行明天早上的一场协同进攻，该死的美国佬半夜三更从北边过来，灯火通明的，还带来一大堆该死的北朝鲜俘虏。”

然而沃尔顿·沃克将军仍然有理由感到担忧。第8集团军仍然极为缺乏弹药和其他补给品，随着部队继续急速推进，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离第8集团军最近的铁路车站在200英里以外洛东江边的倭馆。仁川仍然拥挤不堪，第10军的剩余部队正在按麦克阿瑟入侵东海岸的计划进行最后阶段的撤离工作。

韩国军队在东部的进展更为神速，他们没有为那个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人的宏图大略所阻碍。敌军在撤退，他们就追击。据一份陆军情报报告估计，只有2.5万名北朝鲜人民军得以在这一地区撤过三八线。韩国军队仍然为三个月前的蒙羞受辱而痛心疾首，根本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

沿东海岸的追击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典型战例。韩国第3师徒步或乘车昼夜兼程，常常和所有的指挥所都失掉了联系。该师指挥官们置侧翼安全这种基本军事常识于不顾。韩国军队认为，对北朝鲜人民军可能从西面发动的任何反击，他们都可以置之不理或加以遏制。他们没有停下来肃清小股部队的抵抗，散兵游勇可以在以后清除、击毙或俘虏。

这并不是说韩国军队的进展轻而易举。北朝鲜人民军第5师仅剩下2 400人，但仍保留了迫击炮和76毫米反坦克炮，这些武器用于狭窄的海滨公路时，具有置人于死地的威力。北朝鲜人民军还有坚固的坑道工事和火炮掩体。但韩国军队仍然顽强推进，往往每天前进15英里，尽管有很多跑烂鞋子的士兵光着带血的脚板向北行进。

10月10日，韩国第3师和首都师进入元山，这离他们跨过三八线还不足两个星期。第二天晚上，该市就为联合国军所控制。第3师留在元山，准备迎接麦克阿瑟“入侵”部队的到达，首都师则沿着海岸线又向北推进了50英里。

使军官们深为沮丧的是，当韩国军队已经由陆路长驱直入、夺取了他们的目标元山的消息传来时，陆战1师仍然在仁川登船，准备为“入侵”元山而进行远航。麦克阿瑟会不会撤回他那愚蠢透顶的命令，允许陆战1师免除一个星期毫无意义的海上航行，回去参加战斗呢？不，陆战队还要乘船去元山。

一名上校坐在“麦金利山号”军舰（又一次作为入侵部队的旗舰和指挥所）的军官舱室里，给一位在麦克阿瑟司令部工作的陆军朋友写信。“我讨厌用那个老掉牙的话，‘我们早就告诉你了’，但是哥儿们，我们铁定还得这么说。我们坐在港口的一条船上，本来我们应该是可以在战场上杀敌人的。你知道，你们的‘伟大上帝麦克阿瑟’并不是永远正确的，这一次他真的是搞糟了。”

这位上校在信封上写上地址，但是第二天又决定不寄出了。这封信会被说成是嫉妒心理。麦克阿瑟在海军陆战队的反对声浪中毕竟胜利地拿下了仁川，因此可以允许将军犯一次错误。上校把这封信塞到他的背囊里了。

攻陷平壤

北朝鲜首都平壤的陷落过程几乎是平淡无奇，守军也没有从金日成首相10月14日的命令中得到什么鼓励：“一步也不能再退了，现在我们是无处可退。”为了执行他的命令，金日成建立了“督战队”，也就是临时行刑队，对逃兵就地枪决。

金日成的告诫为时过晚。10月14日，联合国军突破了平壤的防线，使北朝鲜人民军的阵脚大乱。英国的一个营（阿盖尔第1营）发现憔悴不堪的北朝鲜人在路边乱转，等待机会投降。有好几次，北朝鲜人把穿着陌生服装的英国人错当成俄国人，一伙人向阿盖尔营的一个排跑来，嚷着“同志，同志！”好像俄国已经出兵来拯救他们。他们递过来香烟和帽子上的红星作为纪念品。英国人接受了香烟、红星和他们的拍背致意，然后后退几步，开枪打死了这伙北朝鲜人。

10月17日，第8集团军的情报机构估计，保卫平壤的北朝鲜士兵已剩下不足8 000人，受到重创的北朝鲜人民军只有招架之功了。联合国军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向北朝鲜的军队逼近——第1骑兵师从南面，韩国第1师从东南面。韩国军队的一位指挥官、旅长白善烨雄心勃勃，力争第一个进入平壤。五年前，共产党人掌控北朝鲜时，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杀死了白善烨家的几个成员。在1950年的进军时，白告诉一位美国记者，北朝鲜人“锯掉了他的婴儿的脑袋”。

对平壤的最后攻击于10月19日开始。北朝鲜人民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击，派出三辆坦克迎击第5骑兵团的进攻部队。一支由一位年轻的美国士兵领导的队伍用火箭筒击毁了这些坦克。

正午时分，第1骑兵师和韩国第1师以猛烈的攻势突进市区，扫清了最后负隅顽抗的守军。白旅长想要血债血还。当一支北朝鲜小分队负隅顽抗时，他指挥他的坦克径直碾轧过去。300多名北朝鲜人被碾毙或者击毙。

相对轻松的作战意味着平壤躲过了汉城经历过的浩劫。为此缘故，或者是别的原因，据《时代》周刊记者德怀特·马丁报道，平壤老百姓用“南朝鲜旗子、英国旗子、中国国民党旗子，以及自己凭想象设计的联合国旗子”欢迎联合国军。美国部队对俄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苏联大使馆周围有大片的俄国官员住宅；俄国小卖部充满红酒、伏特加、鱼子酱和化妆品；苏联大使馆装备着昂贵的无线通信和摄影器材。来到金日成的办公室要穿过四个接待室，每个接待室都挂着约瑟夫·斯大林的画像；里面的密室“铺满花哨的地毯和昂贵的家具……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一张巨大的红木写字台，左侧安放着一尺高的金日成石膏胸像，右侧是斯大林的胸像”。在他的防空掩体里有一间音乐室，室内有一台风琴和一张理发椅子。

美国人立即着手在这座被占领的首都设立一个新政府。民政事务军官阿奇博尔德·梅尔基奥尔上校挑选了一些他希望是平壤非共产党人的名流要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梅尔基奥尔解释说：“我们当时坐在一座小桥旁边的一些圆木上，看见一个朝鲜人向我们走来。由于他衣着整洁，我们硬拉住他，告诉他去召集一些有名望的市民。”这位市民是一个商店老板，他愉快地服从了，并给美国人找来了一些中学教师和郡里的低级官员作为骨干。苏联对北朝鲜五年的统治结束了。

威洛比宣布胜利

10月20日，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实际上宣布了战争的结束。威洛比在一份分发给所有远东司令部人员的情报综述中说：

敌人已无力进行任何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有迹象表明，北朝鲜的军事和政治指挥部可能已经逃往“满洲”，与战场上敌军部队的通信联络和由此带来的控制已经完全失效。……

尽管有这些组织混乱的迹象，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打算投降。他们继续保持着进行小规模迟滞联合国军行动的战斗力。……

灰心丧气的第10军此时仍在海上颠簸，战争进展得如火如荼，但他们也只好隔岸观火。北朝鲜人——大概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在通往元山的航线上密密麻麻地布下了3 000多颗水雷。海军设法排除它们，但却灾祸频生。

一支由21艘扫雷艇组成的小舰队于10月10日开始扫雷，并清理了一条通往距海岸10英里处的航线。这时，某一位军官（在海军史料上未透露其姓名）出主意，要用飞机沿一条狭窄的航线轰炸引爆水雷，好让开路的扫雷艇通过。10月12日，39架飞机从“莱特号”和“菲律宾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投下了每枚1 000磅重的炸弹共计50吨。但这个办法不灵，炸弹爆炸的冲击不足以引爆水雷。三艘扫雷艇随后驶进航道。几分钟后，“海盗号”扫雷艇撞上了一颗水雷，紧跟在它后面的“誓约号”扫雷艇碰上了另一颗水雷，两艘艇很快就沉没了。第三艘扫雷艇“神奇号”救起了20多个幸存者，但是12人与船一起沉没，有一个人后来因伤重而死，还有33人受伤。扫雷行动又进行了两个星期，并损失了3艘舰船，2艘属南朝鲜人，1艘日本船。俄国造的水雷极为复杂：一个磁性装置设定好后，可以在多达12艘船通过后爆炸。所以，扫雷舰必须在一块海域至少往返13次，才可以确认是否为安全地区。

这样，从10月19日至25日，陆战1师这支朝鲜战争中最精良的部队一直无所作为，他们怨愤不已，只能乘运输舰在元山海峡外面的日本海上缓缓驶来驶去。爱开玩笑的陆战队员们无不讽刺地挖苦“悠悠行动”，而且每当船掉头向南开时，他们便开始散布要回釜山——然后就回国的谣言。但是，玩笑很快就开不下去了，尤其是在没有准备好要做这次几乎等于横跨太平洋的航行的坦克登陆舰和小型运输舰上。肠胃炎和痢疾在所有的运输船上流行开来，“海洋凤凰号”船上病倒了750人。食品供应已短缺到危险的程度。正如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人们在船上度日如年，牢骚满腹者从未像现在这样愤愤不已。每天写给妻子和情人的信件堆积如山，平装本的凶杀神秘小说被百无聊赖的读者们翻看得残缺不全。”

10月24日晚，艺人鲍勃·霍普和玛里琳·马克斯韦尔在元山举行的劳军演出节目里，自始至终充满了被困在海上的牢骚满腹的陆战队的怨言。第二天，在从陆路和空中（空军地勤人员12天前就抵达元山）先期抵达的部队的讥讽嘲弄声中，陆战1师终于登上陆地。麦克阿瑟的“战略”使他所统率的最精良的部队足足四个星期不能参战。

与此同时，“悠悠行动”也使陆军第7师苦不堪言。在某种意义上，第7师的处境比陆战队更令人灰心丧气。原定计划要求第7师随陆战队在元山登陆，所以该师在釜山登船，好像要去进行一场非战斗登陆。但是，就在第7师起航离开釜山之前，韩国军队就占领了元山，所以东京指挥部决定改变该师的任务：该师将尽可能地在靠北的地方登陆，以便与已经在北朝鲜的部队会合。阿尔蒙德将军选择了利原作为登陆点，第7师可以部署在那里，以便沿北青—丰山—惠山津公路向北直捣鸭绿江。

但有一个复杂的因素：第7师抵达利原时，那里是否还有北朝鲜人民军的部队？在整整十天的时间里，第7师的士兵都坐在釜山港的运输船上，备受风浪之苦，天天望洋兴叹。与此同时，东京的参谋人员却为做出决断而绞尽脑汁，然后下达了命令：所有的人离船，必须重新装船，而且这次是按“临战状态装船”，即进行滩头攻击的人员和他们的装备及补给必须装在同一条船上。正如柯林斯将军指出的那样，临战状态装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为不允许出现任何偏差。一旦部队登上北朝鲜人控制的滩头，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补给以独立作战，直至牢固地建立环形防御阵地。这样，直到10月27日，运载第7师的舰船才最终离开釜山。幸而共产党人没在利原附近的海域布雷，而且韩国的首都师已经把该城的守军撵出了城，因而第7师登陆时未遇到任何抵抗，自始至终十分顺利。

但是，第7师直到11月9日才卸完人员和装备。

举措失当的“绝妙一击”

麦克阿瑟在北朝鲜军队撤退时，决定把他的一半部队撤出战斗，不论怎么说，这在美国军事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大错之一。这一错误足以使他的指挥功绩黯然失色。也许是出于职业上礼貌的原因，与麦克阿瑟共事的将军们在他们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中，对这一失算大都支吾其词。劳顿·柯林斯将军写道：“在一次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再去做‘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尽管第10军的行动被证明是毫无必要的，但第10军仍然不折不扣地按照麦克阿瑟的想法进行了迂回，即迂回至第8集团军的东侧。元山和兴南是重要港口，封锁港口的水雷最后无论如何也要清除。柯林斯就是这样写的，但他也承认，正当第8集团军追击北朝鲜人时，第10军从仁川港撤退，给后勤工作造成了混乱。柯林斯毕竟是陆军的元老，他是以和风细雨、隔靴搔痒的方式批评麦克阿瑟的：

要十分肯定地估计在西部战线停止追击北朝鲜人的后果是不可能的。穷追猛打溃退的部队是一个军事常识，然而攻陷汉城以后却未能这样做。只有第10军的位置有利于追击，可以与在东线勇猛突击的韩国军队一起作战。

柯林斯这番委婉曲折说法的言外之意是，简单的军事常识要求麦克阿瑟允许第10军追击北朝鲜人民军并将其消灭之，但是麦克阿瑟如此醉心于他“战略上的绝妙一击”，以致他居然会在东京以自己的想入非非左右朝鲜战场上的现实。他错过了在10月份赢得战争的机会，现在他又错上加错，决定让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继续作为独立的部队进行作战，都向东京的远东战区司令部汇报。

朝鲜战争结束很久以后，麦克阿瑟的一些高级参谋人员对陆军史学家们说，他们认为，在仁川登陆结束以后，第10军就应并归第8集团军。这些人中包括副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少将、计划处长爱德华·赖特准将、后勤处长乔治·埃伯利少将。但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些不同意见只字未提。阿尔蒙德将军也是如此，他写道：“但是应该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自始至终都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决断，不需要他人指点。”

麦克阿瑟僭用职权

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就急欲马上结束战争。10月17日，他设定了一条新的目标线，比9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他在9月27日提出的目标线向前推进了50至100英里。这条新战线大概是从西海岸的宣川至长津水库西北的平原，然后向东经丰山至日本海沿岸的城津。这条东北走向的弧形新战线几乎与北朝鲜的边境线平行，相距45英里。联合国军的所有部队都可自由前进至这一新的目标线，但是非韩国军队却不能越过这一战线采取行动，“除非是奉”麦克阿瑟的“直接命令”。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继续作为单独的部队行动。在华盛顿，紧张不安的参谋人员注意到，这两支部队将被崎岖陡峭的太白山脉高达7 400英尺的险峰峻岭隔开，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在各自的指挥部之间，而不是战地指挥官之间进行。

麦克阿瑟新的作战命令，也许还符合关于限制非韩国军队在最北部边境地区采取行动的这一指示的字面意义，但它却破坏了联合国10月7日决议的精神。根据这一决议，在朝鲜狭窄的“腰部”以北的平定任务应由韩国军队进行。柯林斯将军后来写道：“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超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而下达命令。即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不记得我们这样做过——我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三天以后，麦克阿瑟更为无所顾忌地僭用职权。10月20日，他命令“有关各部”“竭尽全力”迅速夺取新的目标线，并“为继续迅速推进至北朝鲜边境做好准备”。麦克阿瑟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模棱两可的措辞：“有关各部”是指他包括美国人和韩国人在内的全部军队呢，还是仅仅指被授权接近边境的韩国军队呢？其言外之意是，美军现在可不受约束地进至鸭绿江。尽管如此，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却对此保持沉默。

麦克阿瑟的新攻势进展迅速。到10月23日，第8集团军和韩国部队已抵达鸭绿江以南60英里与之平行的清川江。清川江流域以北有一条窄窄的山脉，蜿蜒曲折地通向鸭绿江。该山脉距鸭绿江的最近点俯瞰着巨大的细湖水电站大坝和水库，水库分岔在沿江两岸陡峭的山峰间，形成无数峡湾状的河谷。如果联合国军要控制鸭绿江渡口，就必须首先控制这一分水岭。为达此目的，联合国军必须占领位于三个大河谷的南部入口处的三个村庄——泰川、云山和温井。

联合国军的进展如此神速，北朝鲜人民军的败退是如此彻底，以致麦克阿瑟于10月24日发布了另一个命令，实际上把鸭绿江本身作为他新的——他也希望是最终的——目标线。他解除了美军向前推进的最后限制，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被“授权在需要使用任何以及所有的地面部队……作为控制整个北朝鲜之必需”。

此时此刻，参谋长联席会议踌躇不前了。他们在同一天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提醒麦克阿瑟注意他们9月27日的训令，即只有韩国军队可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作战。尽管他们相信麦克阿瑟有“正当理由”发布新的命令，但他们要求了解这些命令的情况，因为他的行动是“此间所关心的事”。

麦克阿瑟不准备让华盛顿干预他的进攻。他回答说，他的命令是基于“军事的需要”，因为韩国军队单独作战不够强大，不足以夺取北朝鲜；此外，韩国军队的指挥官往往感情用事，而且不甚可靠。麦克阿瑟接着又使用了令人茫然、不合逻辑的语言支持他的论点：他并未违反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命令，这一命令中关于非韩国军队不得接近鸭绿江的部分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麦克阿瑟继续说，这一命令本身明确指出，它的指令“可能需要修改，因而不能认为是最终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许会奇怪地发现，这一命令的受令者，而不是发布者，会首先修改命令。）麦克阿瑟为了进一步替自己辩解，引用了国防部长马歇尔9月29日发给他的电报，即他“可以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觉不受约束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当然，马歇尔实际上是打算用这封仅供麦克阿瑟个人阅知的电报诱使麦克阿瑟尽可能不事声张地越过三八线，以回避美国在联合国中那些胆小怕事的支持者；其后发布的有关非韩国军队不得进入极北地区的指令则是措辞清晰。

接着，麦克阿瑟采取了“要么相信我，要么拉倒”的态度。他很清楚9月27日命令的目的和意向。但是，任何其他的替代方针都可能导致“战术上的危险”。麦克阿瑟几乎是以一种事后想起的方式补充说：“全部议题都已在我威克岛的会议中讨论过。”

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质疑麦克阿瑟，然而，麦克阿瑟那番至少在柯林斯将军看来是明摆着不诚实的、颇费心机的解释，引起了麦克阿瑟在军界的上司们的警觉。在柯林斯看来，这一事件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然违抗军令。六个月后，柯林斯在参院作证时说：

我认为，这是很多迹象之一，它确凿无疑地表明，麦克阿瑟将军没有遵循……基本的政策。……这使我们愈益担心，就像这次他不与我们商量就违反了一项政策一样，他也许会在其他一些性质更为严重的问题上重蹈覆辙。

在同一星期，麦克阿瑟以更为间接的方式，又一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置之不理。这件事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警告引起的。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人也许会派兵越过鸭绿江，以保护向“满洲”提供大量电力的细湖水电站。国务院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要麦克阿瑟让联合国安理会放心，他不打算骚扰细湖。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21日“授权”麦克阿瑟按国务院的要求行事——这在军语中是要他照此行动的委婉说法。麦克阿瑟拒绝了。他并不打算轰炸细湖，但是在他使自己确信这个水电站没有被共产党用于制造军火之前，他是不希望听联合国调遣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继续就此事敦促麦克阿瑟。这样，麦克阿瑟又一次巧妙地把上司的指令置于不顾，并侥幸得以成功。

“班师回国”

美国军队在夏季和初秋恢复了战斗力。眼下胜利在望，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所说的“裁军热”到处可见。陆军部与麦克阿瑟谈到了把第8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10月25日，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说，它取消了原定10月和11月运往远东的部队，省下了1.7万名军士。麦克阿瑟没有反对。在远东部队中，沃克将军仅仅在几周前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现在他又告诉麦克阿瑟说，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主管驻日后勤司令部的沃尔特·怀布尔少将告诉他在旧金山的同事取消任何未付款的地面武器弹药的订货，并且卸下所有仍在港口的军火船上的货物。第10军内部则在传阅一份拟议中的文件，它提出只让美国第3步兵师留驻朝鲜，其余部队统统回国。

第1骑兵师的部队最为乐观，他们甚至在议论感恩节时在东京戴着他们最中意的黄围巾举行阅兵式的事。其中一些部队居然开始刀枪入库，准备回国了。当管理人员在朝鲜的陆军消费合作社分发圣诞节礼物价格单的时候，很多部队都把它们扔了，他们打算在东京采办年货。

然而，局部地区的不安定继续存在，陆战1师就碰到一次。该师在元山进行未遇抵抗的登陆后，向内地推进到距高州35英里远的地方时，糊里糊涂地与重新整编成游击队的北朝鲜人民军部队遭遇。尽管该师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最终使这些散兵游勇就范，陆战队却遭受了几乎与它在仁川及其附近地区伤亡相等的损失。

尽管还有零星的抵抗——主要是在朝鲜东部，即靠近苏联的“满洲”以南地区——但进展仍十分顺利。经麦克阿瑟批准，两路大军在几乎毫无实际联系的情况下竞相北进。每支部队的目标都是尽快和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而不必顾及其他部队的情况，或是由于战线的间隙而造成的危险。“万事如意，非常之好。”沃尔顿·沃克将军10月25日在他的指挥部对记者们说。

韩国第6师进展最快。它沿着清川江流域的主干急速北进，没有遇到重大抵抗，扫荡了一个又一个城镇。10月26日早上，第7营的侦察排进入了正对着鸭绿江的楚山镇。美军顾问哈里·弗莱明少校与侦察排在一起。

从河岸边的一个峭壁上，弗莱明和韩国部队能看到北朝鲜人民军士兵们正在经过一座小桥逃往“满洲”。他们架起了一挺机枪，设置的弹着点不至于落在中国境内，然后开枪打倒了若干北朝鲜人。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侦察后，侦察排回到了主力部队。

这样，这个侦察排成了第8集团军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抵达鸭绿江边的部队。

10月中旬的形势如下：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西部地区迅猛攻击，韩国师则横扫东海岸；国际社会一致希望迅速取胜，实现和平；但人们一直疑虑重重地注视着北方。苏联人是否会接受一个卫星国的毁灭？中国人是否会在一个敌对国家大兵压境时无所作为？第7师在利原登陆使联合国军一下子跃进至中国边境附近。在中国人看来，这一行动毫无疑问地预示着为突破鸭绿江做准备。

麦克阿瑟调遣第10军时的愚蠢做法，已经使他失去了迅速取胜的机会。现在秋去冬来，可他的部队却深陷于很快就要为严寒和冰雪笼罩的亚洲的崇山峻岭之中。杜鲁门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认为，会见麦克阿瑟将军，并且制订计划以实现他们觉得已然到手的和平，此其时也。

第十章 威岛会谈

约翰·穆乔大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对在半夜三更接到保密电报已习以为常，但这封电报却把他难住了。电报是10月14日晚8时30分由国务院发来的，读起来令人莫名其妙：“如被邀请，启程前往。”穆乔又翻来覆去地读了几遍，力图回想起在每天接到的来自华盛顿的大量电文中是否有提及过旅行的事。他实在想不起来有这样的事。

两小时后，又来了一封令人奇怪的电报，这是麦克阿瑟将军由东京发来的：“我奉命邀请你，如能在上午11时前抵达羽田（东京郊区的一个机场），将十分高兴您大驾光临。”

穆乔仍然迷惑不解。他打点了过夜的行装，在凌晨4时30分乘一架军邮飞机飞往羽田。飞机穿行在亚洲的夜幕中，穆乔仍在揣摩，他下一次睡觉时会在什么地方。他在羽田机场找到了麦克阿瑟的座机“盟军最高司令号”，然后与该机驾驶员斯托里上校闲聊了45分钟。“他没提供任何线索表明上哪儿去，或是干什么去。”这时麦克阿瑟上了飞机。“盟军最高司令号”于11时起飞。穆乔想，好吧，如果他们打算守口如瓶，自己也可以照此办理。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打定主意不向麦克阿瑟或其他任何人提问题。

“（起飞）大约15分钟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坐到我身边，并且明显地表示不满，因为前线和频繁的军事行动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因政治原因而应召前往’。”穆乔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要在威克岛晤面。……（麦克阿瑟）……怒不可遏。”

随着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再度相敬如宾——尽管这种转变是渐渐实现的——初秋时节，杜鲁门认为亲自会见他的战地指挥官的时机已到。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的个人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战区的高级指挥官。”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在日本任职期间不愿意接受回美国的多次邀请而感到遗憾，仅仅是为了“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麦克阿瑟也应该回国。6月以来的多次事件表明，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失去了感觉。尽管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其他人在他们的亲自走访中都努力解释美国的政策，“但我感到，我们收效甚微。我想如果我能直接和他谈谈，他的观点也许能有所改变”。

这便是对总统决定飞越半个地球、与麦克阿瑟仅仅会面几个小时所做的正式解释。“我想如果平心而论，”总统顾问查尔斯·墨菲多年后承认说，“无论如何，我们这些白宫官员都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公共关系行动。”

白宫在1950年秋的确需要一次政治宣传，因为在当时正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人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8月，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四位共和党成员指责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出卖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垮台直接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甚至像参议员阿瑟·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中的温和派也对这种说法表示“基本上赞同”。有人辩解说，杜鲁门政府派兵到了地球的另一面，因而是采取了风险很大的反共立场。共和党人对此说也不能接受。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斯科特·卢卡斯在伊利诺伊州竞选的前国会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指责说：“政府的所有虔诚行为都不会使装在木箱子里运回来的年轻人起死回生。”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宣称说，迪安·艾奇逊对“我们在朝鲜的小伙子”握有“生杀大权”。

讨论中提出的第一个计划是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但将军在这段时间里就得离开他的指挥岗位，所以华盛顿方面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又提议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就像他在1944年大选前夕去那里会见罗斯福总统、讨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战略那样。夏威夷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相等，大家一致同意在夏威夷会面。但总统在与五角大楼的官员讨论之后，又向麦克阿瑟提出了另一个选择：“如果你认为朝鲜的形势使你不能脱身去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用威克岛取而代之倒是恰如其分的。麦克阿瑟简明扼要地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于15日上午在威克岛和总统会面。”杜鲁门同意了，尽管他的一些助手仍然提议去夏威夷。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极要“面子”，并且怀疑杜鲁门在会面地点问题上的让步是否会给这位将军以心理上的优势。杜鲁门驳回了这种论点。据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说：“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他应该前往麦克阿瑟将军统管的地区，这样做是恰如其分的。……按照常理，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将军，但是麦克阿瑟将军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的重任。”这样，为这次晤面，杜鲁门要飞行4 700英里，麦克阿瑟要飞行1 900英里。

白宫事先没有把这次会见的议程发给东京，这使麦克阿瑟迷惑不解。据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麦克阿瑟想知道，美国是否在计划采取一项外交或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如此重要，以致总统认为他必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杜鲁门能够对麦克阿瑟的观点“了如指掌”，想要做任何进一步澄清也很容易。惠特尼坚持说（但正如麦克阿瑟在“盟军最高司令号”上与穆乔的谈话所表明，此说并不符合实际），麦克阿瑟“拒绝接受”这样的联想，即这次晤面是为了“在选民的心中，把政府与刚刚取得的（仁川）大捷进一步联系起来。……他不会赞成对总统的最为轻微的批评”。然而，麦克阿瑟却找到机会对驻东京大使馆的威廉·西博尔德说，这是一次“政治公款旅游”，而且拒绝让他随同前往，还劝他应该“避免与这次会见有牵连”。

麦克阿瑟确有理由把注意力集中在战场上。第10军正准备“入侵”元山，向三八线以北的仓促进军仍在进行，美国和韩国部队竞相推进，每天都在接近鸭绿江附近的险恶地形。由于决定对第10军和第8集团军实施分别指挥，因此对前者的控制来自东京。麦克阿瑟于胜利在望时，显然不愿意离开战场，哪怕是暂时的。

这次会见的计划细节也使麦克阿瑟十分不满。一封关于会见安排的电报强调说，对会见的任何公开报道都应由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掌握，采访白宫的记者团要与总统同行。麦克阿瑟通过他的下属提出要求，也应该邀请采访他司令部的记者们一同前往。其中一些记者长期采访这位将军，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是麦克阿瑟家族的正式成员。如果有他们跟随左右，麦克阿瑟就能确保其中一些报道不会出自他认为是“敌对的”华盛顿记者团。当他的要求被“立即和无理地驳回”时，他感到“吃惊”——也十分气愤。此时此刻，他已认识到哈里·杜鲁门此行的政治目的。

杜鲁门的担忧

尽管杜鲁门当时坚持自己的策略，但他后来向艾奇逊承认说，他在准备威克岛之行时内心颇为不安。他“意识到事情有可能搞糟”，并且看到了某种说不清的“陷阱”的危险。艾奇逊请求不参加会见。“我说过，我对自己的职责有自知之明，即与世界强权打交道。尽管麦克阿瑟似乎也常常像是一个强权者，但我认为不应予以认可。”艾奇逊说。国务卿认为这次晤面策划有欠妥当，私下会谈是：

一种对国家元首们很是要命的东西。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实际上就是一国之首——他是日本和朝鲜的天皇老子。……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人们不知道会见时谈了些什么。总统可以告诉你们他认为谈了些什么，另一个家伙也颇有把握地说谈了另外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无法搞清的。……

马歇尔将军也不愿参加会见。由于麦克阿瑟离开了远东战区司令部，五角大楼应留有某位决策人物，以应付军事上的紧急情况。据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说，另一个原因是“马歇尔将军对麦克阿瑟将军很不感兴趣……而麦克阿瑟也这样看待马歇尔”。

由于飞往太平洋中部涉及时差问题，杜鲁门便分几步飞往威克岛。他在他的家乡、密苏里州独立城停下过夜，然后飞往夏威夷。按照总统的要求，海军在那里为他安排了轻松的活动。他当天晚上离开夏威夷，进行飞往威克岛的最后2 300英里的航程，这时，他的随员和新闻界人士已增至满满三飞机（记者名单上有38人）。《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把总统和麦克阿瑟比作“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地前往一块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并察言观色”。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却十分生气。在起自东京的八小时飞行中，他焦虑不安地在“盟军最高司令号”的过道中踱来踱去。他认为整个出行“极为令人厌恶”，并琢磨怎样对付“杜鲁门那易于暴怒的脾气和偏见”。由于有三小时的时差，他差不多是在当地时间午夜降落在威克岛，而东京时间是9时。接待规格之高有违礼节：泛美航空公司在当地的经理出于好意，把他的带游廊的平房让给了他认为是来自东京一行人中地位最高的成员——麦克阿瑟和穆乔。使穆乔暗暗自喜的是，这种安排使惠特尼将军“勃然大怒”，他不愿意让他的偶像与另一个人共享一个洗澡间。麦克阿瑟坐在那里不停地抽他的烟斗，直至凌晨2时惠特尼来劝他上床睡觉。六年来，麦克阿瑟第一次必须与一位上司在会议桌两边面面相对。此番前景并不令人愉快。

晤面的时间和场景使这种对峙的戏剧性有增无减。“独立号”在拂晓前飞临威克岛上空，在笼罩着海面的一块巨大黑色雷云前从容不迫地盘旋了几圈。麦克阿瑟冲了淋浴，刮了胡子，用过早餐后，已在机场的简易房屋里等了总统半个小时。杜鲁门俯视着机下荒芜的海滩上堆放着的破烂的日本坦克和登陆艇，它们是1941年12月那场战斗的残迹。当时，寡不敌众的海军陆战队被击败而投降，这是美国第一次把领土丢失给了一个外国入侵者。

麦克阿瑟坐着一辆破旧的1948年造的雪佛兰轿车驶向“独立号”座机。当他走近飞机时，杜鲁门也走下扶梯。总统注意到，将军“衬衣扣子未扣好，戴着一顶显然已经用了20年的油迹斑斑的普通军帽”。（尽管是在热带气候，但杜鲁门仍然与往常一样，穿着得体，衣冠楚楚。）《华盛顿邮报》记者爱德华·福利亚德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给总统敬礼，尽管他们握了握手。“我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杜鲁门笑了笑说。“我希望，”麦克阿瑟回答道，“下次见面不要再隔这么久。”

这时，冉冉升起的旭日把天空染得色彩缤纷，二人攀上老掉牙的雪佛兰汽车，因为车后门卡住了，他们只好从前排爬到后座。200多名机场工人——关岛人、菲律宾人和马绍尔群岛人——鼓掌欢呼。在一辆载有4名士兵的吉普车的引导下，他们驱车前往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活动房屋，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

没有其他人参加会面。紧追不舍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的仅仅是将军坐在一张藤椅上，总统坐在一张柳条椅上的场面。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幕只字未提，他后来对惠特尼说，那次会面是一次“相对来说不很重要的谈话”。他对惠特尼说，当他对他给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的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误解表示遗憾时，杜鲁门把话岔开说：“噢，别再想那件事了。”

杜鲁门对这件事的记述也是寥寥数笔。根据杜鲁门应国务院的要求在第二年4月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麦克阿瑟向总统保证说，朝鲜战争已获胜利，日本已准备签署和约，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

我们泛泛地谈论了台湾。将军提起了他向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发表的声明。……将军说他对给政府造成的任何为难感到抱歉，他当时不是在搞政治。1948年政客们让他当了一次“傻瓜”（他的原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向总统保证说，他毫无政治野心。

他再次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参战，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我们将在1951年1月调一师人去欧洲。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走出小屋时，炎炎赤日已高悬中天。吱嘎作响的雪佛兰轿车把他们拉到一座矮小的粉红色建筑前。这座珊瑚敷墙的建筑是民用航空局的办事处。徐徐微风中飘荡着一只风袋，而不是美国国旗。双方的随行人员差异甚大。簇拥着杜鲁门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麦克阿瑟一方的人只有穆乔、考特尼·惠特尼和他的副官劳伦斯·邦克上校。

上午7时36分，会议在坦率的幽默气氛中开始。杜鲁门对威克岛袭人的酷暑也不得不退让三分，他建议说：“这不是穿外套的天气。”然后脱掉了他的西服上衣，其他人也如此效仿。一位服务员在每位与会者面前放了一碗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拿出一只他那著名的玉米芯烟斗，然后问道：“您不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我不介意，”不抽烟的杜鲁门说，“我想我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多地受到烟气的熏染。”

麦克阿瑟的助手邦克上校把纸和铅笔放到桌上，并开始草草记录。但查尔斯·罗斯（按惠特尼的话说，是“焦急不安地”）反对这样做，他说，双方都不要做记录。这是惠特尼的记述，而且是值得怀疑的。布雷德利将军第二年5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他和另外两位助手公开地做了记录。麦克阿瑟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说，他问过罗斯：“谁负责公共关系？是否要有速记员记录？可我希望自己动手记录。但他对我说，不许记录，而且没有速记员在场。”

在大部分与会者的视线之外，还有一个人在记录。长期给杰塞普大使当私人秘书的维尔尼斯·安德逊随同前来做一些临时速记工作。安德逊小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政府职业女性，生着一对蓝色的大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她跟随杰塞普辗转奔走于世界各国的京城都府。她身手不凡。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在一架手提打字机上匆匆打出外交信函和公报，并且可以在难以执笔写字的颠簸飞行中记下口述。要人显贵可以使维尔尼斯·安德逊印象极深，但并不能使她感到敬畏。她参加过外长们的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欧洲和亚洲的最高级会议。由于杰塞普在国务院中担任消防队员式的差事，她也总是整装待发。她到威克岛没有特定的任务，但经验告诉她不要远离事件发生地，所以她自然而然地跟着人群走进这所煤渣空心砖砌成的小屋，在主会议室旁边的一个接待室坐了下来。强劲有力的风从大会议室吹进安德逊小姐的小屋，使两屋之间的百叶板门微微开启。她听见了人们说话的内容，便“自动地”开始速记，她知道，她很有可能被指派去协助杰塞普准备一份正式报告。“我当时手边居然连一本正式的记录本都没有。幸好还有一叠横格纸，我就马上记录起来。”

人们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是否知道安德逊小姐在场一事有不同的记述。查尔斯·墨菲和迪安·腊斯克对此表示惊讶。墨菲说：“我们都不知道她在记录。”惠特尼在回忆录中说，那位速记员“藏在门后”，能够“记下她仅仅透过门缝可以听见的和通过钥匙孔可以看见的东西”。他认为，安德逊的记录“残缺不全得令人悲叹”。穆乔大使不这么认为。“她的在场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因为门是敞开的，至少在会议桌一面就座的所有人一直都可以看见她。”穆乔大概是指杜鲁门坐的那一边，因为麦克阿瑟的随行人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看见她。穆乔还记起惠特尼开会时在屋里“踱来踱去”，并且很有把握地认为惠特尼能够发现安德逊小姐。但是，这些细节却在第二年春天引起了严重的争执（见第十二章）。

安德逊小姐记录的大部分发言都是出自麦克阿瑟之口，因为他说得最多，他的表现甚至使那些到威克岛来时就准备讨厌他的人感到眼花缭乱。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信心十足。弗兰克·佩斯在几分钟后就确信，他“的确是一位军事天才”。在麦克阿瑟看来，整个朝鲜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最后解决的收尾部分。他直截了当地说：“在整个南北朝鲜，正规的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以前结束。”

小规模的抵抗仍然在南方，麦克阿瑟估计只有1.5万人左右。“我们用不着去摧毁他们，冬天将会摧毁他们。”

在北朝鲜，敌军继续进行“拼死一战”，他们只有10万人左右，“是作为预备队而训练的，在训练水平、接受指挥和装备方面都很差，但是他们很顽强。我实在不愿意把他们消灭，他们仅仅是为面子而战。东方人宁死也不能失去面子”。

麦克阿瑟表示，他“希望能够在圣诞节把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只把第10军留在朝鲜。他将尽力在明年初举行选举，并且一旦情况许可，就尽快结束对朝鲜北方的军事占领。“军事占领会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会失败。”麦克阿瑟将给朝鲜人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短小精悍的”海军和空军。这支力量“不但会确保朝鲜，而且……也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南进构成一种巨大的威慑。这种威慑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将军说道。

麦克阿瑟强调说：“枪炮一停，军人就要离开，文职人员取而代之。”朝鲜“陷于瘫痪已经很长时间了”，少量的重建资金“就能使用很久”。他认为，“在3到5年里使用10亿美元足以弥补损失”。麦克阿瑟指出，不管怎么讲，“用泥巴和竹子盖的房子，如果被摧毁的话，可以在两周内重新盖好”。

然后杜鲁门就下一个议题问道：“中国人或者苏联人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

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具有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干涉，我们已不再谦卑恭顺。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10万至12.5万人，只有5万至6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麦克阿瑟主要担心俄国人以空军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但他们之间的配合“将非常差劲，我相信俄国空军轰炸中国人的机会不会少于轰炸我们的机会”。

麦克阿瑟向布雷德利保证在1月前把一个师转运至欧洲战区。讨论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在进行的与日本缔结和约的问题时，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惊叹道：“你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比外交官签订条约的速度还要快。”

这些溢美之词使麦克阿瑟十分高兴，他重复说：“我希望在圣诞节时把第8集团军撤出来。”

后来，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对日缔结和约、建立一个亚洲防御联盟的前景以及印度支那不断扩大的战争等问题。

会议最后就李承晚总统的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政治讨论。麦克阿瑟极力反对一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和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联大决议案。该决议案不顾1948年南朝鲜人举行的选举，要求在南北朝鲜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说：“如果把一个曾经牢牢站住脚跟并且经受了如此浩劫的政府赶下台，并且把它与北朝鲜一视同仁的话，那将是很糟糕的。”

杜鲁门也同意：“不能这样做，而且也不必这样做。……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表明我们支持李承晚政府，让宣传见鬼去吧。”

正式会谈到此结束。杜鲁门说：“没到这里来的人都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他提议休息一下，好用午餐——当时是上午9时过几分——在此期间，随行人员可以为新闻界拟写公报。但是麦克阿瑟并不想逗留。“如果可以的话，”他说，“我想尽快赶回去，并且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在午餐前就离开。”杜鲁门没有表示反对。这样，会议在上午9时12分结束——也就是会议开始后96分钟。

杜鲁门的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杰塞普大使和查尔斯·墨菲退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准备公报（麦克阿瑟的随行人员此时则在主会议室里坐立不安，这一延迟使他们懊恼不已，但又说不出口）。

杜鲁门邀请麦克阿瑟回到小活动房屋里闲聊了一会儿，这缓解了一下紧张气氛。他们终于又谈到了政治。据麦克阿瑟后来对惠特尼说，将军问总统是否打算在1952年争取连任，杜鲁门则反问麦克阿瑟是否有什么政治抱负。麦克阿瑟回答说：“根本没有。如果有哪位将军与你竞争的话，那么他的姓名会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麦克阿瑟。”

杜鲁门微露笑容。他在1948年顶住了两党部分人员拥戴艾克的运动，而且他十分了解艾森豪威尔的雄心大志。他十分钦佩作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但是他对政治一无所知，”杜鲁门说，“嗨，如果艾森豪威尔真的当了总统的话，他的政府将会使格兰特政府看起来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样板。”据惠特尼说，麦克阿瑟这时“很快地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

杜鲁门似乎对麦克阿瑟的匆匆离去感到遗憾。使麦克阿瑟感到惊奇的是，总统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授勋仪式，授给他一枚优异服务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五枚这样的勋章），还说了一些颂扬赞誉之词。正如惠特尼尖酸刻薄地评论的那样，当时听到杜鲁门溢美之词的人都不会想到，总统在四年后回答“你对任职期间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否后悔”的问题时，会说出“我唯一感到后悔的是，我没有在两年前就解除他的职务”这样的话。正式公报的措辞不痛不痒。一位记者评论说，公报由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签署，“好像他们是两个国家的首脑人物”。坐立不安的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急于离去的想法。他掏出一块金怀表，看看它，用手指慢慢地擦着玻璃表蒙，然后放回口袋里。杜鲁门在一次临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这是我担任总统以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会晤。”麦克阿瑟一笔勾销了所有的提问，说：“所有的评论都必须出自总统的新闻官。”

在《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看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这两个人使他想起了“一位保险业的推销员，他终于同一位可能成为主顾的人签订了一份重要合同……而后者则对整个合同的有效范围半信半疑。”杜鲁门奉承讨好似的急于向麦克阿瑟和他周围的人表示诚意。杜鲁门登上“独立号”座机之前，叫住了只佩有一颗星的准将考特尼·惠特尼。总统对他说：“惠特尼将军，你早就应该升为少将了。待我一回到华盛顿，我将尽力而为，使你晋升为少将。”杜鲁门说到做到，他回到华盛顿后不久，惠特尼就得到了第二颗星。麦克阿瑟站在原地，直至“独立号”飞出跑道尽头，然后疾步走向“盟军最高司令号”。几分钟后，他便启程飞返东京。此时此刻，他对于总统插手他的战争，以及对杜鲁门以外的与会人员胆敢与他平起平坐而愤愤不已。他问威廉·西博尔德说：“那位不知天高地厚地提问题的年轻人是谁？”西博尔德终于推断出，他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麦克阿瑟明白地表现出他对如此区区之辈竟然向他发问极为“愤慨”。他多年后写道：“这次会议……使我认识到，华盛顿正在发生一种难以琢磨和阴险邪恶的变化。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敢于挑战和具有凝聚力的人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敷衍苟且而非决战到底的趋向。”杜鲁门“最初的果敢决心……显然正在被经常灌输的胆小怕事和玩世不恭的窃窃私语剥夺殆尽。总统似乎受到了一些比较自私的联合国政客的阿谀奉承的摆布。……”

麦克阿瑟的这一结论意味着，他一直没有把握住整个会议的中心问题。华盛顿的电报、哈里曼8月中的访问，以及总统的亲自出马，都用明确的语言不断地告诉他，美国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且必须避免与苏联人和中国人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在朝鲜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联合国，而华盛顿在联合国得到的支持是非常微弱的。不管麦克阿瑟（或是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喜欢这种情势与否，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政治现实。当麦克阿瑟对“政府已经介入的这一冲突的重要性受到有意的贬低”而大发牢骚时，他是在徒劳无益地继续进行一场他已经失败了的辩论。不管他被告诫多少次，不管是谁告诫他——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总统——美国不能够为搬兵去朝鲜打仗而使欧洲无防可守，麦克阿瑟都是以蛮不讲理的老论调来回敬：任何使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人不是胆小鬼就是叛逆之徒。因此，威克岛会面是一个失败，对任何有关者都是浪费时间。

尽管如此，威克岛的会见却暂时地减轻了白宫对麦克阿瑟的疑虑。在华盛顿方面参加会议的人士看来，麦克阿瑟把自己突显为一贯正确的神祇，他信心十足，以致不可能完不成他的使命，或在估计战场形势发展时出现失误。麦克阿瑟关于胜利在望的断言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迪安·腊斯克会后找到穆乔大使说：“约翰，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回国，讨论一下朝鲜敌对行动结束后的安排。”穆乔借口有紧急公务在身，并说一旦情况许可他便启程回国。（当他确实于10月底去华盛顿时，要讨论的题目已经不是胜利，而是中国参战的后果。）查尔斯·墨菲是第一次见到麦克阿瑟本人（除了哈里曼和一些随行的将军外，华盛顿方面的其他随行人员亦是如此），他说麦克阿瑟“讲起话来十分令人信服，极为简单明了，特别通俗易懂。他不过是在冷静地摆情况。而且当他解释对方为什么和怎样不可能（着重号为墨菲所加）有所作为时，嗨，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并且为之完全折服”。

墨菲关于麦克阿瑟和情报问题的回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记录中没有记载。麦克阿瑟自称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各部所收到的情报有所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的情报”。

杜鲁门离开威克岛后，飞往旧金山发表一项外交政策的讲话。他在那里说，他“觉得迫切地需要通过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完全清楚地表明：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报界的文章把这些评价解释为，这意味着总统或是已经使麦克阿瑟回心转意、同意他的想法，或是已经封住了麦克阿瑟的嘴巴。麦克阿瑟对于他的一贯正确所受到的冷落极为敏感，不管这种冷落是真的还是凭空想象的，他都会暴跳如雷。他通过一位第一大厦的发言人说：“麦克阿瑟将军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台湾的战略价值所持有的任何观点。”他还说：“在威克岛没有对台湾问题进行任何政策讨论。”

从最严谨的意义上说，麦克阿瑟的这两句话都是正确的。杜鲁门意识到台湾的战略价值，也意识到与蒋介石长期来往的政治代价，而且他们并没有在正式的意义上“讨论”台湾问题：杜鲁门不过是立下了规矩，麦克阿瑟则对他的言行失检表示歉意。（杜鲁门回到华盛顿后对罗斯和他的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说，他之所以没有在正式会谈中讨论台湾问题，是因为他和麦克阿瑟已经在私下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他打算“避免使麦克阿瑟当众蒙羞受辱的任何可能”。）但是，会面以后两人发表的讲话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再次把他们的不和呈现于世。距离显然给麦克阿瑟带来了勇气，他在东京（通过一位发言人）可以说那些当着杜鲁门的面不敢说的话了。

11月中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应引起杜鲁门的注意，“麦克阿瑟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开始得到泄露出来的关于威克岛的零星消息。他报道说，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说，中国人干涉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保守观点的《自由人》杂志要麦克阿瑟确认或否认这一报道，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在13日来电中援引（艾尔索普）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麦克阿瑟。东京，日本。”白宫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但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必须拒不承认他在威克岛所做的满不在乎的保证，因为他需要保全面子：10月26日，亦即会面结束的11天后，他的军队抓到了一个中国俘虏。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残酷激烈的新阶段。

乔治·马歇尔将军对威克岛会谈自有担忧，这也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当时难以理解的。佩斯一回到华盛顿，便去拜访马歇尔，向他报告会面的情况。佩斯整理了他们的谈话：

佩斯：马歇尔将军，麦克阿瑟将军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佩斯，那是十分麻烦的。

佩斯：先生，您肯定没听清我说什么。我是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我听清了。但是，战争结束得过于突然，会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佩斯：你这样说是不是指，美国人民就不会有充分的机会去理解冷战的含义？

马歇尔：我就是这个意思。

佩斯：马歇尔将军，在美国人民看来，这是一场极其困难和规模巨大的战争。

马歇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佩斯。但是，你并没有像我那样经历了二战的结束，没有看见人们蜂拥回到他们的平民工作岗位，没有看见他们把坦克丢在太平洋里，任其腐烂生锈，没有看见建立起来的军事实力逐渐凋零。

佩斯：我知道，马歇尔将军。但自那时起，时光流转，事过境迁。你是否认为，如果我说美国人民已经吸取了教训，我就是天真幼稚了呢？

马歇尔：不，佩斯，我不会说你是天真幼稚。我会说你天真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威克岛会谈后的这种欣喜气氛，却是建立在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基础之上：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会介入朝鲜战争。威克岛会谈是10月15日举行的，甚至就在双方与会人员启程返回华盛顿和东京的时候，中国军队也正在向前运动。

第十一章 大军待发

从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起，美国情报机构就一直在反复考虑，苏联人和中国人——或是二者一起——会不会积极参战。而且从一开始，分析人员总是得出极为相似的结论：苏联和中国都有能力参战，但由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它们大概不会这样做。

中央情报局首先着重研究了苏联人的意图，因为华盛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即克里姆林宫唆使北朝鲜“傀儡”发动了入侵。中央情报局6月28日的一份备忘录认为，苏联人会充分支持北朝鲜人“持久不竭地进行内战和保持北朝鲜在三八线以南的阵地”，但中央情报局并不认为苏联会直接卷入。尽管中央情报局相信，苏联人能够以海上突击和大规模空中进攻的方式，使10个或11个师在日本登陆（达121万人），但中央情报局也不认为苏联人会对日本采取行动。7月8日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研究报告认为，苏联人有可能“秘密或公开地使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但苏联不参与实际作战。中央情报局毫不怀疑中国人将唯命是从，分析人员在7月的另一份情报评估中说：

苏联是否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公开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或在该地区其他地方采取新的行动，这一点还不清楚。北平政权不可能自己主动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把军事力量投入战斗，但如果苏联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唯命是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实力和部署允许它对朝鲜进行干预……以不加警告的方式进行。……

8月1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海军少将给杜鲁门总统送去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默认，中央情报局不能够对此做出评估。情报局的这份备忘录说：

一份最近的战地报告中包括了外国军队准备进入北朝鲜的一个可能但又不确定的迹象，即1950年7月1日，在汉城成立了一个由50名俄国人、20名中国人和50名北朝鲜人民军人员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

由于自从1946年以来北朝鲜就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联络处，并且从人民军组建时起，北朝鲜的总司令部就有苏联顾问，因此，即使这个报告是准确的，它也并不一定表明中国人、俄国人和北朝鲜人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进展。

后来，也是在8月份，政府的高层传阅着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绝密报告。该报告认为，苏联“正加速实施其备战计划，尤为明显的是在石油加工、工厂转产计划的完成、飞机生产、机场建设以及物资储备等方面”。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这样做，必定是在假设1950年余下的时间里，将可能出现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这场战争或是由处理朝鲜事件而引发，或是因采取新的局部行动而造成。”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观点，对苏联人的一个主要威慑因素是苏联没有能力“在1950年实施大规模的原子弹轰炸战役”，尽管苏联人“目前据估计拥有25颗原子弹，并可以针对美国大陆来使用”。该报告认为，苏联可能会使用图-4轰炸机，“很可能以美国标志作伪装，执行单程轰炸任务，而且还可能用商船把核武器秘密地运进美国的主要港口”。

截至1980年初已公开的中央情报局档案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种悲观的评估从来没有送达到官方的“国家情报评估”一级。一位熟悉当时情报界状况的人写道：“你必须认识到，中央情报局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组织，很多人在兜售他们的得意之作。你可以找来零零散散的战地报告，无论你打算推销什么，都可以就几乎任何方案立一个项目。”

中央情报局在初秋提供的报告如此自相矛盾，以致毫无意义。比如，中央情报局9月1日在一份每日综述中对白宫说，它收到了“很多未加证实的报告”，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8月初在北京进行了最高级会谈。从那以后，中国的宣传工具加强了对美国的抨击，说美国在朝鲜是“侵略者”。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的结论是：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万事俱备，准备以某种形式干预或参与朝鲜战争。以正规军公开参战会阻止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而以“满洲志愿军”秘密参战则可能确保冲突继续局部化。

发起干预可以防止美国进一步的“侵略”，以恢复和平，并且可以与苏联发起的和平运动互相策应。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否已做出决定。

总之，以某种武装的形式援助北朝鲜人看来已迫在眉睫。

但是，中央情报局后来在9月份提供的其他报告都持一种共同的观点：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苏联或中国人有进行干预的任何意向。确实，中央情报局似乎更为关切苏联在东欧、伊朗或其他地方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比如，中央情报局在9月22日的报告中指出，仅在东欧就发生了这些情况：保加利亚公民正在从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地区撤离；一座“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横跨多瑙河的桥梁正在建造中，它将把罗马尼亚城市卡拉法特和保加利亚的城市维丁连在一起；罗马尼亚政府延长了军队服役期；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的游击队正在返回希腊；而且，从其他苏联卫星国运抵阿尔巴尼亚港口的物资“据信超过了阿尔巴尼亚的正常需要”；苏联人开始在捷克武装部队中教授俄语；布达佩斯的宣传广播“速度很慢，足以记录下来”，概要说明了破坏南斯拉夫工农业的具体指令。（尽管南斯拉夫总理约瑟夫·布罗兹·铁托是一个共产党人，但他却坚持独立于莫斯科。）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

在整个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军事、经济和心理方面备战的趋向正在继续。此外，有迹象表明，这一计划的某些阶段正在以某种急迫的方式加速进行。而且今年秋季有几个项目，尤其是在巴尔干国家和中国地区的项目将会完成。

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给苏联近期意图下明确的结论。

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得到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情报单位赞许的分析中，再次肯定了它早些时候的评估，即中国大概不会参战，因为参战弊大于利。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

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全面干预，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1950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

中央情报局在10月下旬认为，北朝鲜人正在进入持久的游击战时期，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和苏联会进行干预。据美国估计，北朝鲜部队仅有7个师的残部2万人仍在继续战斗；另外还有1.5万人在三八线以北，但却被切断在联合国军战线的后面；还有大约1万人留在南朝鲜打游击，尽管“他们显然没有统一领导和互相协调”。中央情报局确实提出了一个警告：“中共近几个月来在国外大量采购医药用品，可以看作是为了满足大量的正常需要；但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购买量的急剧增加，也可以表明是在进行军事储备。”

中央情报局所搜集的一份绝密的——而且后来证明也是最准确的——情报，是一位大胆的前中国国民党军官提供的，他在1950年夏末自愿潜入大陆以了解“满洲”的军事形势。在共产党掌权以前的日子里，这位军官曾在国民党驻北部省份的军队中服役。他以前的很多同事现在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他从与他们的交谈中以及他本人的仔细观察中，”中央情报局的哈里·罗西兹克报告说，“比较准确地获得了沿‘满洲’和北朝鲜边界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数量和部署。”这些报告与其他情报一起，“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共产党即将跨过鸭绿江。……”

尽管如此，没有任何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军方、国务院——回答了核心问题：就算中国人有能力进行干预，他们是否会这样做？而且如果中国人真的参战的话，美国并没有可供使用的行之有效的应急计划。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方针是很明确的。“我们都同意，如果中国共产党进兵朝鲜，我们就撤出来。”布雷德利将军10月23日在华盛顿的一次美英军队参谋长会议上这样说。

威洛比计算中国人的数量

威洛比将军所领导的远东司令部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也同样无济于事。正如威洛比没有预见到6月份的战争爆发一样，他的情报人员在夏季和初秋得以看到很多单独的树木，但从未看见整个森林——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了很多表明中国人可能进行干预的迹象，但从未达到使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确信这种干预即将发生的程度。

远东司令部在夏末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是中国部队逐步从南部和中部省份向北部的“满洲”移动。7月6日传阅的一份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把中国在“满洲”的军事力量确定为18.9万人（11.5万人为正规军，其余的为民兵），华北的正规军为17.6万人。到8月份，在“满洲”的正规军增至24.6万人，9月21日增至45万人。但是，据信这一行动主要是第四野战军在成功进行了针对国民党人的战役之后返回原驻地，这一战役主要在华中地区进行。威洛比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任何分析都没有提到这些军队的北调可能是为了参战。

但是，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的确包括极多稀奇古怪的情报。比如，他在10月1日传阅的一份报告说，截止到9月10日，在北朝鲜发现了20个师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其中6个师在西北边境地区，其他师的位置不得而知。第二天，另一份报告又推诿说：远东司令部无法确定这些“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士兵实际上是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军队服役的朝鲜人。

10月18日，沿鸭绿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在与北朝鲜隔江相望的“满洲”安东附近的机场上发现了75至100架飞机，这一情况显然使威洛比和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大吃一惊。第二天又向安东地区派出了侦察机。如此强大的空军的存在，显然与麦克阿瑟仅三天前在威克岛告诉杜鲁门总统的情况——中国人肯定不会参战——不相一致。使威洛比感到宽慰的是，那些飞机已不在安东。第二次侦察没有发现“飞机的迹象”，只在一条跑道上发现了一辆机动车。此外，铁路和公路运输也比前四天有所减少。

威洛比松了一口气。他的确认为10月18日发现中国飞机的事是“真实的”，但他对此的解释是：“进行大机群的远距离飞行在经过选择的机场上做短暂停留，并以此作为他们训练计划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空军来说，是明智和合情合理的战术。……”另一种可能是，中国飞机突然的大规模部署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正在推行的“以武力相威胁”政策的一部分。

斯特拉特迈耶对发现这些俄国造战斗机的事也不以为然。他在给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一份电报中说，这些飞机被调至安东，大概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咄咄逼人的言论和威胁增添生动性和真实性。他们大概认为，鉴于我们明显希望避免边境事件，他们炫耀一下武力不会有什么风险”。斯特拉特迈耶说，如果中国人想用这些飞机作战的话，他们就会攻击那架不堪一击的侦察机。而且如果他们打算以后使用那些飞机的话，“他们完全不可能以引起边境南边注意的方式部署飞机”。

威洛比的一个主要情报来源是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和外交机构，它们从中国国民党情报系统得到了大量情报。（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有时也承认，台湾的有些报告是“大可怀疑的”。）远东司令部在同一页纸上就会援引这样的报告：（a）据美国第7舰队情报机构报告，中国军队将在朝鲜参加战斗；（b）周恩来在8月中旬“私下说”，中国人不会在朝鲜或中国以外的任何地区打仗，“除非遭到攻击”，以避免对他们希望加入联合国的事宜造成损害。两天以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苏联人、“2名捷克斯洛伐克人、1名德国人、1名波兰人、1名法国人和1名北朝鲜人”，他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提供广泛和大量援助的事宜，包括派遣25万中国军队参战的问题。（威洛比对这一报告半信半疑。）

然而，威洛比的另一份报告说：“9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共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是激烈辩论的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反对积极的干预，周恩来及其他人“坚决主张进行干预。据说最后的决定要求中共进行干预，如果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的话”。远东司令部对此的评论是：“定为C-3级①的一个独立情报来源确信，尽管有前述的决定，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采取行动，因为正在进行争取联合国席位的谈判”。

两天以后：

随着北朝鲜军队的瓦解，联合国军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态度。两者都已经间接地卷入了提供物资的行动，他们会不会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干预，以拯救他们的邻国呢？人们目前都认为，俄国发现，如果它置身于冲突之外，而让中共闲置的百万大军去完成这一任务，以此作为使美国的资源在东方这个地理的老鼠洞中损耗殆尽的宏图大略的一部分，那么对它来说既十分便利又经济实惠。因此，所有情报机构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鸭绿江和难以捉摸的林彪（中国内战的一位军事英雄，被大家认为是在“满洲”调动的部队的司令官）部队的行动上了。……中共军队领导人最近威胁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进军北朝鲜，这种说法大概属于外交讹诈的范畴。这一决定如果存在的话，也是所有的情报机构无法探知的。这是在最高层做出的参战决定，即克里姆林宫和北平做出的决定。

中国人的一次警告

使情报分析人员十分尴尬的是，他们在事后才认识到，那些被他们斥之为“外交讹诈”的严重警告，恰恰就是中国人的意图所在：它向美国明确表明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采取的行动方针。这些警告的传播渠道是印度驻北京大使、激烈地亲共反美的潘尼迦。潘尼迦从战争一开始就经常转达外交信号（尽管有时不足为信）。

中国领导人把潘尼迦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高级官员对他设宴款待，颂扬备至，这使他的自命不凡有增无减。他们完全清楚，他们灌输给他的欺诈信息将会迅速通过他的外交部传给伦敦，然后传到美国。

然而，中国人这次告诉这位大使的却被证明是货真价实的警告。潘尼迦在9月25日与中国军队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共进晚餐。潘尼迦觉得聂的“圆脸庞和剃光的脑袋给人的印象像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十分友善和坦率。吃饭时，这位将军对潘尼迦说，他的人民“不打算袖手旁观，让美国人直逼他们的边境”。当潘尼迦提出异议说全面战争的破坏力十分巨大时，聂笑着答道：“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聂认为仅仅靠空中轰炸是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而且他也不相信美国会派出作战部队来中国打仗。

潘尼迦立即把谈话内容报告了印度外交部，从那里很快就到了英国人手中，并转发给伦敦。然后在9月27日下午，消息到达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英国使馆的参赞休伯特·格雷夫斯急急忙忙赶往国务院，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麦钱特问格雷夫斯怎样看待这个情况。格雷夫斯说，英国外交官“并不看重潘尼迦的担忧，认为他是一个反复无常且不甚可靠的报告者”，但他们感到担心的是，这些报告可能会使印度人心烦意乱，以致他们在联合国里不再支持这场战争。

国务院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虚声恫吓的宣传而已。

一周以后，潘尼迦又传来了信息，这次他转达了一位更高层人士的警告。10月2日午夜过后不久，中国外交部把他从梦中唤醒，通知他立即去周恩来总理的住处。周请这位印度人喝茶，客气地和他闲聊，并对在深夜里唤醒他表示歉意。接着，周恩来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另外，周急欲寻求和平解决。

潘尼迦问周是否听到美国人确实越过边界的任何消息。

是的，周回答说，他听说美国人已经越过了三八线，但他不知道在哪里越境的（当时只有美国巡逻队越过了三八线）。

如果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怎么办？

周的回答干脆有力：“南朝鲜人不要紧，但美国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

潘尼迦这次传来的警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但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政府官员在10月3日上午显然十分紧张。美联社的一条消息说，一支配备大炮的连绵9英里的中国纵队，正在从“满洲”越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韩国军队正在侦察北朝鲜人民军遗弃的防御阵地，麦克阿瑟则在三八线待机而动。现在，中国总理发出了看来是明确无误的警告，即美国人不要越过雷池一步。

是威胁还是恫吓？

尽管如此，政府阶层的大部分人还是再一次把这一威胁贬为“恫吓”而不屑一顾（虽然，例如利文斯顿·麦钱特就认为“我们应该极其认真地对待”）。东北亚事务科副科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也这么认为，他向他的上司迪安·腊斯克建议说：“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完全使用韩国军队征服北朝鲜的可能性。”国务卿艾奇逊7个月后在国会作证时承认，他和其他在华盛顿能够接触所有情报的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会介入，而不是介入”。布雷德利将军在对军界发表讲话时，也同意艾奇逊的观点。

美国驻各国的外交使团也提出了各自的预测。驻莫斯科大使艾伦·柯克对一个“性质如此严重的信息”没有更为直接地转达到联合国或美国而表示惊诧。美国观察中国的主要据点、香港领事馆的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说，这是中国的“武力威胁”。美国驻荷兰大使塞尔登·蔡平报告了从荷兰外交官那里搜集到的另外一些花边新闻。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在北京与一位荷兰外交官私下谈话时说，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参战”，尽管与美国交战会使中国的发展倒退五十年，但如果中国不抵抗，它就将“永远受制于美国”。这位荷兰人还说，尼赫鲁给毛泽东发电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明确授权（并无此说），就不可越过三八线，而印度正致力于阻止这种授权。

英国的反应远不如美国那样模棱两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此惊恐不安。他从“玛丽女王号”的舱室（他正在对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打电报给其外交部，令其与美国人合作起草一份联合国的声明，该声明将阻止中国的干预，并向中国提供一个在联合国讨论悬而未决的朝鲜问题决议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人们可以回想起，美国不希望中国参与联合国的任何会谈，理由是中国并非联合国的成员，因此在朝鲜问题的辩论中不具有法律地位。）

10月4日下午，国务卿艾奇逊在纽约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办事机构的一次会议上力图使英国人强硬起来。使中国人参加辩论已为时过晚，这样做只会使问题更加混乱。他同意越过三八线会有危险的观点，但是“目前他相信，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的表现会招致更大的危险”。艾奇逊对周恩来私下对潘尼迦的谈话不屑一顾，因为中国人可以随时对此加以否认。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戏的话”，艾奇逊说，“他们就应该比现在亮出更多的牌”。他最后说：“我们不应对大概是中共的一个虚声恫吓过分惊恐。”

会议结束时，英国人似乎是感到满意了。

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威胁的确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急急忙忙地对其已经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加以补救。出于明显的疏忽，先前的指令都没有具体规定在中国人不声明其意图就介入朝鲜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行动。经杜鲁门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

今后中共如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指挥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你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授权。

最后一句话并不是要束缚麦克阿瑟的手脚，或是暗示将不让他有机会打击中国境内的基地。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月份就同意，如果中国人进攻，美国不仅要用在朝鲜的力量进行抵抗，还要“在朝鲜以外针对中国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总统尚未最后批准这一决定。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在轰炸“满洲”的空军基地或封锁中国海岸之前要请示华盛顿，它认为这样就能够确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不会在东京做出。

中央情报局为杜鲁门总统准备一份10月中旬在威克岛会议上使用的情况简介时，潘尼迦提供的信息是情报研究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坚持它前几个月的观点：中国地面部队“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但“不一定对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它的结论是：“尽管有周恩来的声明、中国军队向‘满洲’的运动、宣传上的严词疾言以及发生的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的确打算全面干预朝鲜。”如果中国打败了美国，这种干预将给中国带来“声名大振”的机会，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列举了一大堆中国不会进行干预的理由。其中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国内计划的规模决定了该政权的整个国内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负担而受到危害。”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分析写于10月12日。一周以后，即10月20日，威洛比的情报处在东京这个有利的位置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但是，远东司令部在整个10月份都不断得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满洲”活动的零散情报。10月20日的《每日情报综述》再次指出，大批中国军队在“满洲”的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他们“有能力”在安东或其他地方“越过”鸭绿江，这也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威洛比的结论是：“然而，本地的情报机构并没有权力做出这种决定。它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是否做好了高度准备，动用正在待命的‘满洲’中共军队打这场战争。”

在东京的一位军官不同意威洛比的估计，并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10月中旬的一个上午，远东司令部海军司令的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同他参谋人员中的情报官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人回顾了他们一直收到的原始情报，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好像在北朝鲜。”

伯克向威洛比汇报了这个情况，威洛比叫来他的情报专家分析这些资料。他们的解释与海军的看法截然相反，威洛比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也认为他们不在那里，”他说，“而且我也认为他们不会进来。”

两三天以后，海军的情报军官再次得出中国人在朝鲜的结论，伯克又再次报告了威洛比。但伯克这次不认为威洛比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了。他回到办公室后对他的上司特纳·乔伊海军上将说，他打算把前来运送补给的运输船的五分之一留在远东，这样在情况紧急时，他便有足够的船只进行撤退。乔伊（和海军部）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在以后的几周里，伯克得以储备了大约90艘运输船。

斯大林插了一手

但是，决定中国干预最重要的一幕的发生，远远超越了任何西方情报机构的视线。初秋时节，斯大林在苏联总理度假胜地索契接见了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拜访斯大林。据尼基塔·赫鲁晓夫说：“周恩来问斯大林，中国军队是不是应该进入北朝鲜领土，以阻止美国人和南朝鲜人的进军道路。”斯大林和周恩来在开始时“似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干预将毫无结果”。但是经过长时间讨论，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中国将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支持”。据赫鲁晓夫说，周恩来和斯大林都“相信，这些部队完全能够控制住局面”。带着斯大林的支持，周恩来飞回了北京。

赫鲁晓夫的叙述中没有提及斯大林表达了任何意愿让苏联军队参战。就像1950年春天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入侵南朝鲜一样，苏联人要通过一个代理国来行动，这一次是中国。

第十二章 中国介入

10月25日上午，韩国第6师的一个营从位于交叉路口的小村庄温井向西北方向运动，这是计划向40英里外鸭绿江边的碧潼推进的第一个行动。早上的行动开始时十分顺利，该营在几小时里向前推进了大约8英里，接着就遭遇到了敌军火力。

韩国士兵放心大胆地跳下卡车，呈扇形展开，以赶走他们的指挥官所想象的一小股北朝鲜阻滞部队。但是大祸临头了：对手是大批中国人，他们在后来的交火中把韩国的这个营打得溃不成军。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该营就伤亡惨重，750人中有350人被击毙、击伤或被俘。

韩国另一个营急急忙忙地沿同一条道路向前推进。它虽然没有赶走中国人，但却抓了两个俘虏。其中一人说，中国军队从10月17日起就在山中待机，伏击向前推进的韩国军队。

次日清晨，中国人沿公路直捣温井，驱逐和击溃了韩国守军的残部。当韩国军队的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人数密集的中国人遭遇，并损失了该团所有的车辆和三个炮兵连。

10月28日，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该团在球场洞附近遇到了中国人设置的路障，在美国空军的近距离支援下才得以逃脱。然而，当夜幕降临、空中掩护终止时，中国人又击毙或俘虏了几个没有逃到山里去的韩国士兵。该团3 552名官兵中，仅875人逃了出来。到10月29日，韩国军队的推进已告停止，整个韩国军团被迫后撤40英里至清川江。

在西线的清川以北至云山地区，韩国第1师在10月25日也遇到了中国人。当天早晨，这些韩国军队平安无事地前进了几英里，然后遇到了路障，并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袭击。韩军坦克猛烈开火冲破了路障。当天下午还抓住了一个俘虏。这个人穿着北朝鲜军装，但一经审讯就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沈重三，30岁，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二等兵。他讲了如下情况：

沈所在的部队有大约2 000人，10月19日离开边界以北18英里的“满洲”汤山，乘火车抵达鸭绿江边的安东。他们分发了北朝鲜军装，并奉命在被俘时保持沉默，会说朝鲜语的例外。然后他们通过一座新近架设的木桥越过鸭绿江，并进入山区。军官告诉他们，美国在朝鲜有10万人，中国要派“60万人去打败美国”。

乍一看，沈所在的部队似乎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对手。除了机关枪和轻迫击炮，他们没有其他更加重型的武器；其中300人没有装备任何武器；部队的训练很差；沈还说，由于联合国军的空袭以及中共军队携带的老掉牙的武器很多不堪使用，因此部队的士气低落。

沈对中国兵力情况所做的一些估计却令人不安。他说，云山周围的山里有1万中共军队，另外有1万军队正在向东部的熙川运动。

第二天，即10月26日，更多的中国俘虏被押到平壤进行审讯。他们的国籍是毫无疑问的了。正如一份审讯报告所说，他们“长得像中国人，说中国话，而且既不懂朝语也不懂日语”。报告很快传遍了整个战线。一个接一个的部队都报告说，他们与被证实是中国人的部队遭遇，其最大的兵力为师一级。第8集团军的情报官员把这些报告收集后上报东京，并告诫说，一个新的对手已确凿无疑地参战了。东京对此全然不信。

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轻率地否认了这些报告，因为关于中国人存在的情报是来自对战俘的审讯，因此它“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也不能被接受”。第二天，又俘获了更多的中国人，但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在他的一份补充分析中，仍然说中国人的干预是“潜在的”，并非现实。就算中国人已在朝鲜，也不必大惊小怪。他写道：

应该认识到，大部分中共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战的重要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像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装备以及弹药供应无保障而大受阻碍。

威洛比的结论是：

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由于节节胜利的美军师全面投入战斗，因此，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很显然早已过去。如果真有此计划，很难相信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

中国人介入的迹象增多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国人介入的迹象日益增多，其数量之多，以致不能够再等闲视之。麦克阿瑟对此发表了一篇声明，大意是中国人夺走了他那唾手可得的胜利，这种做法不光明正大。他指责“共产党人”派遣“别国的共产党军队”越过鸭绿江，并且在“满洲”边界以北“拥有特权的庇护所”集结了可能的增援部队（麦克阿瑟看来的确按捺不住挖苦那些华盛顿官员，他们命令他必须把战争保持在中国以外进行）。他接着说：

虽然最初与我们交手的北朝鲜军队已被摧毁或失去了战斗力……但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支新的斗志旺盛的军队，它可能有大量的外国后备力量和充足的补给作为后盾，这些对敌人来说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但却在我们目前军事行动的范围之外。

10月29日，韩国军队的一整个军团在战场上被彻底打垮，其对手是中共野战军的三个整军。此时此刻，威洛比所承认的仅仅是：

看来有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北朝鲜部队，以协助边境地区的防卫。然而，由于只抓住了几个俘虏，以及说法上自相矛盾，因而此时此刻还不能做出进一步的结论。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

10月31日，威洛比开始出尔反尔。他在《每日情报综述》的一长段“评论”中，引用了他精心挑选的、他以前对中国人介入报告所做的一系列早期警告（不妨在此提一句：当时他并不看重这些报告，认为它们不甚可靠或无法证实），并且还说目前的报告“大概是言过其实了”。无论如何，这是他第一次说“必须更为相信”中国人已经到达朝鲜的报告。

在前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随心所欲地切断韩国军队和美军的补给线，他们从后方发起突然进攻，切断一个又一个部队之间的联系。多亏10架C-119飞机进行紧急空投补给，才挽救了韩国第1师，并使两个坦克连免遭覆灭。当韩国军队试图进行反击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经掘壕据守，巧妙隐蔽，难以发现。

有好几天，沃尔顿·沃克将军也和东京一样，对中国人的介入表示怀疑。第一批被俘的中国人是步兵，不可能知道高层的战略计划，但韩国第1师师长白善烨少将却深信不疑。他曾在“满洲”与日本陆军一道作战，对中国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看了战场上他的部队阵地前面的死尸后说，他们“都是中国人”。他对第1军的指挥官弗兰克·米尔本少将说，有“很多很多中国人”，至少有一个1万人的师。到10月28日，沃克感到事情不妙，他把在平壤作为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调来投入战斗。

乍一看，抓到的俘虏似乎是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正式标记，虽然其中几人用墨水在他们的军上衣里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他们的常服里絮着厚厚的棉花，通常是深黄色，与朝鲜荒山秃岭的地貌颇为协调。军官服装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在裤线、上衣左面、领口周围和袖口有红色滚边。棉军装在干燥天气中十分暖和，但浸水后无法使之干燥。在棉装里面，中国人穿的是夏季军装和他们碰巧有的任何衣服。布鞋没有鞋带，鞋底是橡胶做的。

大部分步兵装备着日制步枪，显然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缴获的。然而迫击炮和轻机枪却是美国造，是从中国国民党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至少70%的俘虏都是从一个师，即124师俘获的，他们都说他们曾经为蒋介石打过仗。由于山地关系，中共军队没有装备大炮。

这个新对手能征善战，致使到11月1日，美国人和韩国人在整个东部战线都处于守势。中国人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守卫从鸭绿江通向南部的三条道路的韩国部队。第5骑兵团的一个营长小约翰·米利金少校看见了中国人在一支士气低落的韩国军队中穿插的情形，他后来评论说：“当中国军队沿着通往韩国部队的山脊蜂拥前进时，整个山坡好像都活动起来了。”

难民们带来的消息说，大批中国军队正在南下，这使遭到痛击的韩国士兵愈益惊恐。第5骑兵团团长哈罗德·约翰逊上校力图建立一个防御阵地，这时他看见了正在后撤的韩国第2军。“他们是走在路上的一大群木然的士兵——不理会过往的车辆，不理会他们周围的所有事物。他们是一支彻底溃败的乌合之众。……”约翰逊想起了菲律宾，二战初期他曾在那里服役。他觉得丧魂落魄的南朝鲜人其表现和表情，恰似美国人在巴丹投降前夕他所看到的情形。

令人奇怪的是，在左翼，联合国军仍在急速推进，其对手仍然是北朝鲜人民军，没有发现中国人。

11月1日中午，第24步兵师的一个营抵达了鸭绿江以南18空里处的全谷洞郊区。该营准备了纵深防御，并且在下午3时与估计500名由7辆坦克支援的敌军步兵进行了战斗。激战持续了半个小时。北朝鲜人民军损失了所有的坦克，2辆美国坦克受了轻伤，100名北朝鲜人被击毙。美军的指挥官是查尔斯·史密斯中校，他就是那位大约在4个月前，指挥史密斯特遣部队在乌山进行了美国第一次战斗的军官。在全谷洞，第8集团军停止了前进——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第8集团军的部队在最北部进行的战斗（几天前对鸭绿江的渗透是韩国军队所为，唯一在场的美国人是一名军事顾问）。

但是，沃尔顿·沃克将军认识到，他部队的前进已经超越了安全界限。韩国第2军在云山周围地区瓦解了，使美国第1军的右（东）翼完全失去保护。沃克开始把第24师撤往南部，以防止整个第8集团军陷入困境。

沃克在研究作战地图时发现，中国人的意图看来十分明确。中国人要夺取云山，然后以此向西出击，直至黄海之滨，把朝鲜西北部的所有联合国军队拦腰切断。中国人在“满洲”有好几十万预备队，一旦联合国部队被孤立便可蜂拥越过边境。中国人似乎准备进行麦克阿瑟在仁川所设想的传统的“锤子和铁砧”作战行动：南进的中国人将阻止联合国军逃跑；与此同时，新的大军将从北部呼啸而来，狠揍联合国军。

坠入中国人的陷阱

中国人开始向云山运动时，在从鸭绿江向南伸延的山林中放了几十处大火，然后以漫天的烟云作掩护向前线推进，避免被空中侦察发现。11月1日，平民和其他观察人员报告说，成千上万的士兵在云山西南方成纵队行进，据说其任务是封锁该城南面的道路。中国人坚韧不拔地前进。11月1日下午，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与该师的炮兵指挥官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坐在一个指挥所里收听无线电台的讲话，他们听到一架侦察机的驾驶员说：“这是我所看见的最奇怪的情形，有两列长长的敌军步兵纵队正沿着小路向东南方向前进。……我们的炮弹径直落在他们的队伍里，但他们仍在不停地前进。”夜幕降临时，中国人已经包围了云山，并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包围了第8骑兵团。中国人唯一没有控制的地区是东面韩国第15团的阵地。

下午4时左右，大批中国人在云山北部运动，这次还带着前所未见的武器——装在卡车上的四管同时发射的82毫米火箭筒。中国人开始进攻时，特大号的铜军号吹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可怕声音，哨子声尖厉刺耳。那些蜷缩在狭长战壕里和躲在树后的神经紧张的美国大兵听不出任何名堂，这显然是在给中国部队发出信号。远东部队中的任何人，不管是将军还是列兵，都再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事实了。夜幕降临时，中国人加强了攻势。到午夜时分，韩国第15团彻底覆灭，其大部分士兵被击毙或被俘虏。

美军第8骑兵团第3营接着又成为中国人的牺牲品。11月2日清晨，当中共军队切断它在云山东南面的退路时，该营陷入重围。该团的另外两个营——第1营和第2营——竭尽全力突破路障，尽管损失惨重。然而第3营却没有这样的运气。

第3营的军官们意识到，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敌军控制，便决定从陆路撤退。他们把车辆一辆挨一辆地排好，筋疲力尽的士兵睡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车厢上和散兵坑里，等候撤退的命令。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偷偷越过了警戒线——哨兵把他们当成了韩国军队——突然间，军号声响彻了寂静的夜空。一个士兵后来报告说：“有人唤醒我，问我是否能听见一群马在奔跑。……接着传来了军号的号声，但离得很远。接着有人吹起了哨子，几分钟后，我们这一带就打成了一片火海。”希尔中尉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当时听到一阵军号声和马蹄奔驰声，接着一群模糊不清的人影好像从天而降，并马上向他们所发现的任何人射击和拼刺。”

双方都是以乱对乱，混战一团，这使菲尔莫尔·麦卡比上尉大难不死。一颗子弹掀掉了他的钢盔；几秒钟后，第二颗子弹又打伤了他的肩胛骨。中国人在紧追不舍，他躲到一辆吉普车后面，朝着一群大约30个中国人打光了一梭子卡宾枪子弹。由于失血过多，体力不支，麦卡比倒在了一条水沟里。有三个中国人用刺刀捅了捅他，但他们并没有缴下他的枪。麦卡比后来说，他们“相互急促地交谈着，似乎是摸不着头绪”。他马上利用了这个局面，用手指了指下面的路，除了想迷惑中国人以外没有别的意图。他们又争论了一会儿，然后便走开了。麦卡比急忙往营指挥所跑，但又遇上了更多的中国人。他们用刺刀碰了碰他，放他走了，这时他仍然带着卡宾枪。麦卡比终于回到了指挥所，虽然负了伤，但却保全了性命。

该营指挥所设在山坡侧面的一个防空洞里，这里成了美国人的最后避难所。守卫者们用营参谋长维尔·莫里亚蒂少校称之为“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战术，即近距离的手枪射击、拳击以及关键时候扔出的手榴弹，打退了中国人。莫里亚蒂有力的指挥使该营保持了战斗力。在拂晓短暂的战斗间歇中，他和其他人得以把170名伤员弄回防御圈里。他们没有时间计算阵亡者的数字。

鉴于该营的伤亡情况和中国人的兵力，第3营生存的唯一指望是外界的救援，但这是不可能的。11月2日白天，第5骑兵团的残部试图进行救援，但军官们很快认识到，他们无法突破中国人的封锁。他们缺少大炮，而且战场上空弥漫着厚厚的烟尘，在当天下午的一场激战中，该团这两个营的救援尝试损失了350人。

当天晚些时候，军团指挥官米尔本将军在距前线仅数千码的一个寂静的洼地里，会见了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军事指挥最残忍的要求之一是为拯救多数而牺牲少数。米尔本和盖伊以及参谋军官们进行了交谈。他离开了人群，沉思冥想了片刻，然后做出了决定：任何救援第3营的企图大概都会徒劳无益，而且可能会给整个军团带来危险。米尔本对盖伊和其他军官说：“这是我全部军事生涯中所做出的最令人心碎的决定，对这些人弃之不管与美国陆军的传统背道而驰。我不喜欢这个决定，我也不期望你们喜欢这个决定，但是现在决定已经做出。”这就是米尔本给他部下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于是命令发布了。救援的企图已被放弃，被包围的第3营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如果它想幸免于难，就必须孤军奋战。

当天下午，这一消息传给了该营官兵，军官和军士们决定等到拂晓再行动。黄昏时刻，中国人的大炮和迫击炮开始齐射。当天晚上，中国人发起了6次进攻，每次攻击波有400人或者更多。身负重伤的麦卡比上尉竭尽全力，终于爬出了被击毁的指挥所。他看到成堆的中国人尸体，不禁大为震惊。他估计在环形防御圈周围有1 000多具尸体。

第三天，即11月4日，磷燃烧弹的猛烈轰击使该营意识到，中国人的最后攻击开始了。米尔本将军头一天做出的决定现在就要成为现实：为了生存，第3营的人将不得不丢下大约200名受伤的同伴，而他们差不多肯定是会被俘的。“真见鬼，我不喜欢这样做。”一个士兵对他也是二等兵的朋友说。“我也不喜欢。”他的朋友回答道，“如果你能回到东京，那时候，就替我喝一杯酒和干个女人吧。”克拉伦斯·安德森上尉是一位勇敢的医生，他与伤员一道留了下来，并在战俘营里待到战争结束。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在几个小时以后因伤重而死。

逃出去的人为了避开中国人，整整一夜都冒着萧瑟的秋雨行进——确切地说是爬行，然而他们并未成功。有好几次，他们都认为已经溜出了中国人的防线，但敌人仍在不断出现。11月5日，他们再度被围，然而他们拒绝投降。根据几位幸存的军官的决定，他们分成了几个小组，指望一些人会逃出去，但几乎没有人能逃出去。大部分人在日落前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第8骑兵团的第3营不复存在了。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第3营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

灾难的边缘

到11月2日，沃尔顿·沃克将军除了收拾残局之外，已经无能为力。中国人的干预使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猛扑的计划化为乌有，沃克所能做的，就是指望能牢牢守住清川江北岸的一个滩头阵地，他希望这个立足之地能够使他重整攻势。这个任务落到了英联邦第27旅和第24师第19步兵团的肩上。

中共军队在持续的进攻中，精明地把攻击点集中在军隅里附近的韩国军队和第8集团军的结合部，他们的目标显然是突破韩国军队的防线，迂回包围第8集团军，迫使联合国军再度后撤。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们的进攻模式：穿过既无美国人亦无韩国军队驻守的、看来是无法通行的山区，在夜间突然出现。他们在单兵作战中勇猛强悍，能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军部队后方。

举例来说，在11月5日至6日夜间，中共军队顺着野战电话线摸到了第19步兵团C连位于一座小山上的阵地。尽管不断得到中国人的善于夜战的警告，但很多美国人还是被堵在他们的睡袋中，被就地杀死。

一位没有措手不及的美国人是米切尔·雷德·克劳德下士，他是来自威斯康星州弗兰德希普的印第安人。他从山脊上的一个观察哨首先发出了警报，然后遭到了仅100英尺以外的一群中国人的攻击。雷德·克劳德用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还击，但中国人的一阵点射把他打倒在地。他支撑着站立起来，用一只胳膊抱住一棵树，然后在近距离用勃朗宁步枪射击，直到被中国人的子弹打死。同连的另一个士兵、一等兵约瑟夫·巴尔伯尼突然在他们前方75英尺处发现了中国士兵。中国人冲了过来，他用勃朗宁自动步枪向他们猛射，并坚守阵地直至被打死。

11月5日至6日夜晚，中国人重点进攻美英部队在清川江北岸的滩头阵地。第61野炮营的C连受到了来自后面的攻击，陷入重围。指挥官霍华德·穆尔上尉调过他的105毫米榴弹炮，向中国人实施平射——在50码的近距离内一共打了1 400发炮弹。中国人打算冲过这个炮兵连，炸掉该连阵地后方的一座桥，但是失败了。当一支英国部队在拂晓赶来救援C连时，炮阵地周围躺着70多具中国人的尸体。同一天夜里，澳大利亚人也在同一战线的另一个地方用刺刀打退了中国人的另一次进攻。

敌人的面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俘虏落到美国和韩国军队手里，审讯者开始拼凑出一幅中国人秘密干预的清楚图画。中国军队从10月13日或14日开始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白天躲藏在山洞和林木茂密的地区，只在夜里行军，一直运动到鸭绿江以南大约50英里的崇山峻岭南坡的阵地——中国的高层指挥机构认为，这显然是美国人和韩国军队不能越过的战线。他们在那里居高临下，俯视着联军的必经之路。

使情报官员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得知，有不少于5个齐装满员的中国野战军（每个军有3个师）悄悄开进了朝鲜，总兵力近10万人。其中有3个军在中部山区与第8集团军和韩国第2军正面遭遇。另外2个军，或者是6个师，留在西部的山区作预备队，没有参加后来为人所知的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与威洛比的情报分析人员的断言恰恰相反，这些部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战地审讯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混编的情况。

美军的战地指挥官报告说，中国军队远比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亚洲的乌合之众”要机敏老练。中国步兵除迫击炮外，没有装备任何更重型的武器，但他们在进攻美国和韩国军队的坚固阵地时，火力发挥水平极佳，尤其是在夜间。他们的巡逻队在搜寻美军阵地时成效显赫。他们拟订的进攻计划是从背后发起攻击，切断退路和补给线，然后发动正面攻势。他们的基本战术是一种V形的进攻队形。中国人让敌军在这个队形中运动，然后就会包围V的边沿；与此同时，另一支部队运动到V的开口处，以阻止任何逃跑的企图和阻击增援部队。

在“第一次战役”中，中国人对俘虏，尤其是对伤员，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同情之心。中国人会把美国伤员放到担架上，把他们抬到路边，然后撤退并停止射击，等待联合国军的战地医务人员把他们撤走。中国人这样做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他们劝告战俘把自己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人道待遇“告诉他的同伴”，并敦促美国士兵“掉转枪口对准军官”。中国军队显然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即美国士兵是资本主义压迫的牺牲品，急欲逃脱“帝国主义的地狱”，以获得共产主义天堂的自由。

根据中国人在头几周的战斗后向他们的前线部队分发的“战斗经验”小册子来看，中共军队的军官对美国士兵有着一种复杂的看法。他们钦佩美国人的技术，以及在协调迫击炮、坦克和炮兵火力与空中支援、运输和步兵火力射速方面的能力，但中国人的指挥机构对普通美军士兵单兵作战的能力不以为然。中共军队第66军分发的一本名为《云山战斗经验的基本总结》的小册子对第8骑兵团做了如下评价。美国士兵一旦被切断后路——

就会到处任意丢弃所有的重武器，而且还佯装死亡。……其步兵胆小怕死，不具备能攻善守的勇气。

他们对飞机、坦克和大炮依赖甚深，同时也对我火力感到畏惧。他们在前进时如听见枪声，便会畏缩不前。……他们害怕推进过远。……他们只善于白昼作战……不习惯夜战或白刃战。……他们一旦战败，便会溃不成军。如无迫击炮使用，他们就完全不知所措……丧魂落魄，士气全无。……他们在云山被围数日之久，但一事无成。他们害怕被切断后路。当补给停止时，其步兵便会斗志尽失。

鉴于这些弱点，中国人的这本小册子提出了以后应采用的战术：速战速决，迂回包抄，断敌后路；进攻时避开公路和开阔地形，“以防止敌人坦克和大炮阻滞进攻行动”；进行夜战，明确目的，保持排与排之间的联系，“先以小股巡逻部队进攻，然后吹响军号，与此同时，大部队成纵队跟进”。

中国的“志愿人员”？

中国人在11月2日的一次电台广播中公开承认了其军队在朝鲜的存在，称他们是为保护水力发电地区的志愿军，专门为保护沿鸭绿江的水坝和电力设施而进入朝鲜。中国人使用“志愿人员”一词使威洛比迷惑不解。他推测，极为狡猾而且“死要面子”的中国人是想“鱼和熊掌兼得”。中国人把他们的军队说成是志愿军，并一口咬定在朝鲜没有有组织的部队，这样，如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也不致名声扫地，但他们却可以拥有对北朝鲜人雪中送炭的功劳。尽管如此，威洛比在结论中提出了一个警告，这使华盛顿不寒而栗：

尽管迄今为止的迹象表明，中国人仅是为名义上的有限目的而进行零星的卷入，但也不能对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可随时动用的巨大潜在力量视而不见，这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高层做出了全面干预的决定，他们可立即投入他们目前已部署在鸭绿江沿岸44个师中的29个师，并且可以用多达150架飞机对一次重大的攻势行动进行掩护。

这份电报，加上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势下后撤的报告，导致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3日要求麦克阿瑟对形势进行评估。但这位将军却不顾战场上的现实，仍然拒不考虑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前景，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在11月4日的回电中声称，不可能“评估中国共产党进行干预的现状”，尽管他的情报机构已经提出了几点可能性，最坏的兆头是中国打算全力和公开地参战。麦克阿瑟并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尽管他承认中国人的全面干预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它将是一个“具有最严重的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相反，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的干预是另外三种行动方针的结合，即：为了外交目的而进行秘密干预；使用“志愿人员”以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足点；最后是中国人的判断错误——中国人参战时预料，他们只会遇到韩国军队，而打败韩国人不会十分困难。

总之，这份回电是为了使人放心。“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不管是从语气还是从内容来看，这份电报都没有暗示紧急状况已经出现，或者局势正在失去控制。

但是，麦克阿瑟的行为跟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报中无忧无虑的调子一直背道而驰。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已经拟订了计划，准备第一次使用燃烧弹，以加强对北朝鲜的军火库和通信枢纽的轰炸。他准备给他的作战指挥官小埃米特·奥唐奈下达的命令干脆利落：把这些城市夷为平地。

麦克阿瑟对此仍不满足。当斯特拉特迈耶带着他的计划去第一大厦请求批准时，麦克阿瑟勾画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更为极端的作战计划。他命令说：“参战的飞行员必要时要飞到精疲力竭为止。”他命令斯特拉特迈耶摧毁“满洲”边界所有国际桥梁的“朝鲜部分”。这位空军指挥官认为，这意味着第一次可以在空中从朝鲜边境越过鸭绿江。然后，远东空军应开始轰炸鸭绿江以南的地区，并“摧毁所有的通信设施和所有的设备、工厂、城市及村庄”，除了罗津和水丰水坝以及其他电力工厂以外。麦克阿瑟的确告诫了“务必不要侵犯边界”。

麦克阿瑟指定的目标之一是新义州，这个与“满洲”的安东隔江相望的朝鲜城市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金日成首相撤离的政府曾在这里避难，城里的仓库和房屋为北朝鲜的主要官员和部队提供了住所。两座四分之三英里长的桥梁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其中一座是铁路和公路混用桥，另一座是双轨铁路桥。

麦克阿瑟在与五角大楼一次例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把这一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陆军的参谋人员。五角大楼里没有人认为有理由对此提出疑问。但是，斯特拉特迈耶又把他向空军下达的命令以“通报副本”的形式，向华盛顿报告了这次作战行动。五角大楼有人认为，应把这一情况向更高的阶层报告。这样，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几分钟之内就开始忙碌起来。

洛维特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作战行动还有三个半小时就要开始，因此，国家安全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洛维特急忙拉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来到国务卿艾奇逊的办公室。洛维特不喜欢麦克阿瑟的计划。从地图上看，鸭绿江入海口附近的水域十分浅，因此，摧毁江桥阻止不了军队的调动（尽管这会影响铁路交通）。而且，飞机误炸安东和“满洲”其他目标的危险“十分之大”。

腊斯克也同意，并指出美国已经承诺，在与英国人磋商之前，不得对鸭绿江的“满洲”沿岸采取进攻行动。英国内阁那天正在开会讨论中国人干预的问题，而“我们方面的举措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还打算在几天之内把中国干预的问题提交联合国。此外，腊斯克还提及了苏联卷入的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这次轰炸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比如，柯林斯将军认为，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变化表明了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

腊斯克后来写道，经过简单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是攻击应该推迟，“直至其理由更清楚地为人所知”。洛维特给国防部长马歇尔打了电话，马歇尔也认为：“除非发现一些大规模的过江行动威胁我军的安全，否则这次行动是不明智的。”一场官僚机构的小步舞开始了。随后洛维特又和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通了电话，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并建议说，在总统做出决定之前，这一行动必须暂缓进行。

艾奇逊然后与在堪萨斯城的总统通了电话——事有凑巧，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日，而且杜鲁门不顾别的地方的要求，决心在那里投票——他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下。杜鲁门只有在为防止对美国军队产生“紧迫而严重的威胁”时，才会批准这种轰炸。艾奇逊告诉总统说，麦克阿瑟头一天的报告中没有这样的说法，尽管他提到在鸭绿江的中国一侧有中国的预备队。杜鲁门先是提议艾奇逊与麦克阿瑟通电话，然后又同意，这种有关军事方面的沟通“应通过军事部门”进行。

在90架B-29型轰炸机起飞去执行这项任务前1小时20分钟时，洛维特命令麦克阿瑟不得轰炸“满洲”边境5英里以内的目标。洛维特还要麦克阿瑟就轰炸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的必要性提供具体的情况。使杜鲁门的谋臣策士们——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转变。仅仅在两天以前，麦克阿瑟还告诫华盛顿不要仓促行动，并建议大家静观中国人的意图。从任何尺度来看，对新义州的轰炸都是一个明显的战争升级。

杜鲁门特别关切的是英国人的态度。然而，总统此时此刻所顾及的英国只是徒有其表，而名不副实了。英国已不在世界强国之列。在战后的年代里，大英帝国就像一只千疮百孔的气球那样急剧收缩。尽管如此，亲英的艾奇逊仍然把英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而且还对碍手碍脚和运气不佳的印度的观点给予了不该有的重视。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受到了国务院过分的关注。

麦克阿瑟恼羞成怒

取消轰炸新义州的行动使麦克阿瑟怒不可遏。他在一封非同寻常的回电中，指责华盛顿给他的部队造成了危险，并暗示他将越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径直向总统提出要求。他在电报中还第一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透露了险象环生的战场局势：

大队人马和大批物资正自“满洲”经过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滚滚而来。这个行动……使我指挥的部队有全部被歼的危险。过江的实际行动……可以在黑夜的掩蔽下进行，鸭绿江和我们防线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敌军可以进行针对我军的部署，而不致面临严重的空中袭击。阻止敌军增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这些桥梁，并对北部地区所有支持中国人前进的设施给予……最大限度的空袭摧毁。每小时的延迟都将使美国人和联合国其他国家付出宝贵的鲜血。新义州的主要渡口将在最近几个小时内加以轰炸，而且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我是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之下，暂缓进行这次袭击并执行你们的指示。我所命令的行动完全符合战争原则和我自联合国所得到的决议和指示，而且并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任何轻微的交战行为，尽管正是从那里发生了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我不愿过分夸大你们所施加的限制将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希望这件事立即引起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命令很可能要导致一场奇灾大祸，如果不是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这种情况，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时间是如此紧迫，我要求立即重新考虑你们的决定。在等待你们的决定时，自然完全遵照你们的命令行事。

布雷德利将军对于麦克阿瑟电报中突然出现的急迫感和他所使用的尖刻语言感到震惊，如果一个级别低一些的将军以如此傲慢的口吻说话就会招致革职。他马上给总统打了电话，并把电文读给总统听。杜鲁门对此非常担心，他谈及了对如此靠近“满洲”的地方进行轰炸所存在的危险，担心一个“过于心切的飞行员”就可能招致苏联的报复。由于麦克阿瑟“痛切地感到局势异常紧迫”，所以杜鲁门让布雷德利授权轰炸新义州。

杜鲁门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为一旦美国军队被打垮，那么麦克阿瑟11月6日的电报就会使他备受指责。杜鲁门把麦克阿瑟的电报恰如其分地看作是一个记录在案的陈述，它可以被再度引用，以使这位将军从朝鲜战争的任何失败中得以解脱，而且还可以把责任推到华盛顿那些不按他的劝告行事的上司身上。

11月6日的电报是麦克阿瑟在鸭绿江附近使用非韩国军队以后不久发来的，它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再度有所防范。因此，参谋长们在回电中极其恰如其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反映了他们的疑虑。

他们在电文开头巧妙地指责说：“你（11月6日）的电报所描述的情况，与我们之前收到的你（11月4日）的电文中最后一句所报告的情况相比较，有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同意，炸毁鸭绿江桥对联合国军队的安全会有“重大帮助”，“如果”这个行动“不会引起中国人投入更多的……力量，甚至引起苏联的参与的话”。然后，他们重申了多次对麦克阿瑟所讲的话：本政府不希望做任何“扩大冲突地区，而陷美国于极其危险境地”的事情。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执行对新义州和鸭绿江朝鲜一边桥梁的轰炸，如果他认为这“对你部队的安全至关重要的话”。他们告诫麦克阿瑟要“极端注意”避免轰炸“满洲”。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电报的结尾处着重指出，“要把发生的重大局势变化及时通知我们”，并提醒麦克阿瑟说，他们还没有收到三天前所要求的麦克阿瑟对整个战局的分析。

麦克阿瑟在11月7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中，为他的空袭列举了更多的理由。情报已经“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在朝鲜有中国的有组织的部队。尽管其兵力仍不得而知，但中国人在抗击第8集团军的战斗中已经夺取了主动权，并在东线迟滞了第10军的前进。如果敌军继续增强其实力，麦克阿瑟认为也许有必要放弃继续前进的希望，甚至要撤退。但是，他希望10天之内在西线恢复进攻，如果他能够遏制住中国人的增援的话。“只有采取这种主动行动，才能准确评估敌人的实力。”麦克阿瑟坚持说。

在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看来，最后这句话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位官员多年以后（作为三星将军退休以后）说：“中国人在第8集团军那里已经表明，他们强大得足以把麦克阿瑟打得满地找牙。他们没有伏击我们——他们与我们迎头相遇，使我们停止前进，然后把我们打退。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告诉他中国人正调进大批增援部队时，他又一次执意要把他的全部军队摆在那条该死的龙嘴里。麦克阿瑟的情形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正把自己置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人再次迎头相撞的境地。稳妥的办法应该是先搜集情报，然后再制订作战计划。但是，麦克阿瑟当时绝不是以稳健而著称的。”

麦克阿瑟在11月7日电报的最后部分，含蓄地把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成傻瓜。轰炸鸭绿江上的目标是阻止中国人增兵的唯一办法，这一增兵对他的部队构成了威胁。这是阻断敌人交通的正常做法，“分明是防御性的，但要是说这种行动会使局部干预的程度增加，或者说……会挑起一次全面战争，那是难以想象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满洲”和西伯利亚的不可侵犯性就一直是“本司令部的主要职责”。

这段话在华盛顿激起了愤怒。麦克阿瑟或者准备不听劝告，或者打算继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软缠硬磨，直到他所希望的为所欲为的权力到手。从来为人处世老练圆滑的马歇尔将军打算安抚一下麦克阿瑟，他在给麦克阿瑟的一份长长的安抚性回电中，理解“你在冬季山地环境中和条件必然受限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殊死战斗时所面临的困难”。马歇尔向麦克阿瑟保证说，他享有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全力支持。

麦克阿瑟在11月8日的回电中，长篇大论地激烈谴责已经改变了的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他声称对此了如指掌，“曾经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变得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具侵略性”。麦克阿瑟确信，“中国共产党对北朝鲜人的支持是关键因素”。他们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对权力扩张的贪欲，这种同样的贪欲有史以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想要成为征服者的人”。

麦克阿瑟的电报明确表示，他认为他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北朝鲜，而是中国，尽管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这么说。此外，他所关切的不是控制一场局部战争，而是在整个亚洲阻止中国人的“扩张”。

轰炸鸭绿江

这些电报在太平洋两边熙来攘往，促成这种现象的主题——轰炸鸭绿江桥——终于在11月8日付诸实施，舰载和陆基航空兵从朝鲜半岛两面的海洋向鸭绿江沿岸的内陆进行了攻击。针对物资堆集处、铁路的军用终点站、道路和桥梁的轰炸效果极好，但从实际意义来看，这些轰炸也几乎毫无用处：中国的野战军不是靠汽车和铁路开进，而是把武器和补给背在背上步行。

对鸭绿江桥进行轰炸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禁止飞越中国领土的限制使轰炸江桥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充满危险的。正常的轰炸方式应该是由B-29轰炸机沿着与江桥平行的航线向正北方向飞行，投弹后急转南下。但是，为了避免进入中国空域，飞行员被迫很困难地拐个弯，即与江桥呈直角地接近目标，并时刻使飞机保持在弯弯曲曲的主航道的南侧。中国人在北岸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火炮，其火力把B-29飞机赶到了2万英尺以上的高度，它们在那里又会遭到米格-15战斗机的攻击。

空勤人员在这种束缚下干了几天后，发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因此很多人决定不予理睬这一命令——这是朝鲜战争中保守得较好的秘密之一。诺埃尔·帕里什是一名飞行指挥官，从空军退休时任准将。他的结论是，按照这种苛刻的要求，炸毁江桥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因此他命令他的飞行员径直向北飞，在飞抵北朝鲜边界时投弹，然后急转弯向南飞。

这种方式必然要使B-29飞机深入中国领空数英里之多。因此，护航战斗机也必须这样做，以赶走共产党的米格飞机。飞行员们都严守秘密，这种违反军令的行为一旦暴露，就可能将他们置于一位一丝不苟地执行限制条令的军官的指挥之下，而这很可能给他们带来死亡。帕里什并未就违犯军令的做法认错。按照他的推算，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会指责美国飞机侵犯“满洲”，因而他宁愿去挽救他的飞行员的生命。

海军陆战队的忧惧

与此同时，在第8集团军以东很远的地方，陆战1师在第10军的地域内以自信和忧虑参半的心情开始执行其作战任务。10月30日，麦克阿瑟的副手爱德华·阿尔蒙德飞往元山，简述了他对该师的期望。阿尔蒙德说起话来断断续续，还使劲地挥舞他的指示棒。他在地图前做着手势，把重点集中在陆战队阵地70英里以外的长津水库周围的地区。阿尔蒙德说起话来好像是在筹划一次怡然自得的周末散步一样。陆战队将沿着水库西岸向前推进，然后向北直插鸭绿江。陆军第7师作为支援部队，将穿过新兴山谷，向水库东部运动，然后向北直奔与“满洲”遥遥相望的边境城镇惠山津。

“我们把这一带扫荡完毕后，”阿尔蒙德在结束讲话时就事论事地说，“韩国军队便会接替我们，然后我们就把部队撤出朝鲜。”

陆战队的军官们听到这番话时缄默不语，疑虑重重。他们已经通过空中和地面侦察了他们前方的地形，知道那里情况险恶。他们征途中的第一个城镇是水洞，仅仅几天以前，中国人在那里重创了韩国军队的一个师。尽管中共军队自那以后已经撤离了该地区——不管怎样，这是情报部门的说法——但陆战队还是担心中共军队会再次突袭。他们并不是在艰巨的任务面前畏缩不前，而是提出的这一作战计划与他们作为一支精锐的两栖登陆部队的传统使命相去甚远。这支陆战队正被转用为一支进行陆战的步兵部队，在陆军的指挥下作战。阿尔蒙德提出的计划是要这支约有8 000人的唯一的陆战师，在港口城市兴南至长津水库南端的小镇下碣隅里的64英里道路上一线展开。这条“道路”是一条由泥土和砾石铺设的狭窄小径，始于沿海平原地带，路面逐渐抬升，经由众多的急转弯和盘山路，进入一个高峰林立的险恶地域。最为崎岖的路段是从真兴里至柳潭里这35英里，道路从真兴里开始离开平原进山。在真兴里以北的10英里山路中，黄草岭关就占了8英里，道路蜿蜒曲折，悬挂于石壁之上，一边接峭壁，一边临深谷，道路只能供一辆车通行，坡度足以使吉普车止步不前。下碣隅里以北另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是德洞岭关，这是一条4 000英尺长、向上伸延的阴森可怕的山峡，上面是一个高原，由此通往柳潭里。

与这条道路的大部分地段并行的是一条窄轨铁路，它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遭到严重轰炸，但接近沿海的一段仍可使用。沿长津水库以南的长津河建有三座发电站，向咸兴地区的化工厂提供电力。其他输电线还通往北朝鲜和“满洲”等地的工业中心。

陆战队对这个作战方案疑虑重重。在该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将军看来，在没有侧翼保护的情况下，派一支步兵纵队进入敌占区数十英里，这在军事上是愚蠢至极。阿尔蒙德对此不表同情。例如，史密斯对阿尔蒙德说，他打算在下碣隅里修建一条飞机跑道，以便在沿长津水库沿岸向北推进以前运进补给和撤出伤亡人员。

“什么伤亡？”阿尔蒙德问史密斯。

这位陆战队将军十分反感，他后来回顾说：“这种事情你就得去面对，他甚至不承认会有伤亡。”（史密斯没有理会阿尔蒙德，下令修建飞机跑道。后来，“我们从战场上撤出了4 500名伤亡人员”。）

陆战1师作战处的阿尔法·鲍泽上校看了地图以后也不寒而栗，他看到陆战队和第7步兵师将处于西线第8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前面很远的地方。他指责阿尔蒙德“过分乐观”，而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则有一种愿望：“我们在这种天气下会侥幸成功。”鲍泽认为，阿尔蒙德“咄咄逼人，几乎到了我认为是错误的地步。……阿尔蒙德把这描绘成一个势不可当的胜利，他已稳操胜券”。鲍泽认为，对陆战队来说，更为稳妥的方式是建立一条冬季防线，并守住它，直至天气转暖。

陆战队的一架侦察机10月下旬在前进路线上空进行了飞行。驾驶员亨利·沃斯纳少校知道，韩国军队几天前在北朝鲜东部抓到了16名中国俘虏。他在空中没有发现长津水库周围任何地方有敌军部队运动的迹象，但他注意到——而且也报告了——陆战队必须徒步通过难以对付的地形。

在审讯中，16名中国俘虏说，中共军队4个师的部队已经在10月中旬越过鸭绿江，其任务是保卫长津水库的电力综合设施和靠北一点的另一个水库，即赴战水库，以及在西面与第8集团军对阵的中共军队侧翼。第10军的情报部门否认了中国人打算在这两个水库周围打仗的可能性，尽管俘虏的供词与之相反。陆战1师情报处认为，这16名俘虏表明，“中共军队已经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并且是以建制单位而不是志愿人员的干部参战。“然而，在没有得到更为确切的情报之前，必须假定中共军队还没有决定进行全面干预。”

但是，北进先遣部队、陆战7团的霍默·利曾伯格上校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情报分析。在该团出发的头天晚上，他把军官和军士召到指挥部，告诉他们说，他们也许很快就要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战。

“我们可以预料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最后说，“首战取胜是至关重要的。这次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而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莫斯科和北京都有不利的影响。”

“飞毛腿”利曾伯格来了

利曾伯格的陆战7团于9月22日登上仁川的海岸，整整比陆战1师的其他部队晚了一个星期。但该团很快就追上了其他两个团，并且在经过汉城以后进展神速，以致军官们都钦佩地开玩笑称这位指挥官为“飞毛腿”利曾伯格。

然而利曾伯格现在却是小心翼翼地前进。他知道中国人就在他前面的水洞附近，这是他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目标，但究竟有多少中国人，他也只能猜测而已。所以，他小心谨慎地指挥他的团——被称为第7团战斗队（团级战斗部队）——步步推进。雷蒙德·戴维斯中校指挥的该团第1营作为先遣队穿过山谷；第2营则以利曾伯格称之为“会走路的防御圈”的方式，顺着山脊线前进；第3营殿后。按照利曾伯格的命令，这一行进队形的长度不能小于4 000码或超过6 000码。这样既有足够的纵深以展开战斗，又紧密衔接，以便3个营互相支援。

在第一天里，即10月31日，该团向水洞方向推进了4英里，途中仅遇到零星抵抗。翌日，该团的战斗部队解救了韩国部队，在此之后，战斗的节奏马上变快了。中国人加强了沿公路山脊线的抵抗，陆战队步履蹒跚地登上山坡把他们赶走（一个连攀登的高度按垂直计算有1 600英尺，平均坡度为25度）。飞机以低空飞行，用500磅炸弹、20毫米炮弹和火箭攻击伪装的中共军队阵地。至11月2日晚，陆战7团离水洞仅1英里时便掘壕据守，以度过黑夜。

将近午夜，中国人突然发起进攻。冲天的火光和军号声表明每一条山脊都在发起一场恶战。当中国人遇到抵抗时，他们便用轻机枪和手榴弹凶猛拼杀；当他们在防线的薄弱处发现空隙时，便蜂拥冲下山谷。在夜间的混战中，中国人好像无处不在。在二战中抗击过日本人夜间进攻的陆战队员发现，中国人的战术也极为相似——他们用英语呼唤战地医务兵，带着外国口音喊道“喂，乔，你在哪里？”或“我看见你了，查理”。陆战队员则以紧张的心情默不作声地迎击中国人，只有在中国人暴露自己时才开枪。一辆苏制的T-34坦克冲破了一个路障，隆隆震耳地冲进第1营的指挥所，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迫击炮阵地、车辆，甚至向单兵开火。陆战队1枚3.5毫米的火箭击中了这辆坦克，它的炮塔突然转过来，只用一发85毫米炮弹——这一炮实际是在平射距离打的——便打掉了这个陆战队的火箭发射组。然后这辆坦克掉过头来，隆隆地向北开去。

黎明时，陆战队发现他们与中国人都在山谷谷底。中国军队占领了第1营指挥所和第2营指挥所之间的道路，陆战队各连则分散在山岭上，其中很多连被切断了相互间的联系。这时，中国人的另一个团急急赶来助攻。

利曾伯格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命令幸存的炮兵和迫击炮部队在中共军队阵地前组成一道火网。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飞机用火箭和机关枪猛打山上的中国人，常常打到离陆战队的阵地几码远以外的地方。美军狙击手从山上和山谷中的岩石后和岩洞里射杀中国单兵。利曾伯格对他的下级指挥官强调了一个原则：为了挫败中国人的夜间进攻，不管是大规模的突破还是渗透，防御部队必须坚守阵地直至天亮。这样，陆战队的优势火力最终会粉碎中国人的人海战术。

这是11月3日一整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惨遭大屠杀。一支中国部队在压力之下惊慌失措，企图在光天化日之下排列成纵队走出山谷。陆战队的机枪从容不迫地把纵队打成了碎片。（后来，1营仅在自己的地段，就清点出662具中国人尸体。）

中国人打得顽强不屈。E连的两个排向在一个高地掘壕据守的中国人猛扑过去，但却被手榴弹所击退，罗伯特·贝中尉称之为“笔者所目睹的毫无疑问是最为密集的手榴弹火网”。一次空中轰炸最终击中了山头，冲上山顶的陆战队员发现了40名被炸死的中国人。在另一处地方，一个中国狙击兵发现了第2营包扎所在射程之内，接二连三地打倒了6名陆战队员，其中一人是医生克拉克中尉，他在处置一名伤员时中弹负伤。

夜幕降临时，战斗缓和下来了。突然间，陆战队意识到中国人已经从战场上消失了。巡逻队碰到了几个掉队的中国士兵。现在，陆战队面对的仅仅是一支严重减员、由4辆坦克支援的北朝鲜军队。在向真兴里推进的途中，陆战队用手榴弹和火箭筒击毁了其中的3辆坦克，一架海盗式战斗机用2枚5英寸火箭直接命中击毁了第四辆坦克。

第二天，即11月4日，陆战队继续推进，过了真兴里以后，缓慢地登上了公路的一个急转弯和一个陡坡，与零星的中国守军用大炮和机关枪交火。有好几次，队伍都停滞不前，只有在密集的空中支援下，他们才得以解脱。

中国人已经无影无踪——这是为什么？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朝鲜的另一侧，即第8集团军的地段，11月5日至6日夜晚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战役”的高潮。夜幕降临后不久，联合国部队发现战场上沉寂得令人害怕。中国人脱离了接触，现在正排着长长的队伍向北行进。

第8集团军已经被有效地阻止在鸭绿江以南大约60英里的一线上。在东部，第10军也被迫放慢了前进速度，尽管中国人在那里的卷入相对来说要少一些。韩国军队仍停留在东海岸一带，“满洲”就在他们的攻击距离之内。

这样，在这个难以解释的迷局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因素。为什么中国人决定要撤出战斗？他们短暂的攻击是不是警告美国和韩国人不要再靠近鸭绿江？中国人是否在发出信号：如果联合国的攻势再起，其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

中国人突然中止战争，这使华盛顿的官员和麦克阿瑟将军有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战争计划，并决定未来的行动方案。然而，美国猜测中国人意向的尝试又一次大错特错，其结果是美国人和韩国人的生命蒙受了重大损失。

第十三章 暂时平静

中国人消失在北朝鲜冰天雪地的山岭中后，留下了一个谜。这次撤退是否反映了毛泽东天性中的谨慎气质？中国人是想考验美国对其介入的反应？或者甚至是在发出愿意进行谈判的信号？又或者这种试探只是一种侦察手段，等到流血受伤的军队有机会得到增援和补给后，就会发动全面攻击？

美国军方力图从军事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寻求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回头看来，这两个因素似乎都在起作用。然而，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近期和长期的情报工作都存在缺陷，极大地妨碍了美国的情报分析。

陆战队最初认为，中国军队是因“弹尽粮绝而退出战斗”。根据对中国战俘的审讯报告和中国内战的记录，情报专家了解到中国步兵只携带三到五天的食物——一种是米饭，还有一种是朝鲜人用大米、豆子和小米磨成面后混合在一起的主食，可以与水和在一起吃，在战场情况紧急时也能干吃。弹药的配给同样少得可怜——基本上就是一个士兵在其衣袋里，或者一种粗布卷袋里能够携带的数量。尽管中国人征用朝鲜人用传统的A字形背架运送补给，但再补给的路线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陆战队的侦察机在长津水库北岸发现了很多中国人的卡车。这些卡车极为宝贵，又容易成为巡航的海盗式战斗机火箭的理想目标，所以中国人很少使用它们。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林彪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受制于一种僵化的框框：在第一线的师只能战斗三到五天，食品和弹药便消耗殆尽，不得不用其他部队来替换。

如果美国的情报部门能更加注意中国革命时期的策略，他们就能更为准确地解释中国人为何突然消失。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游击战信条。对于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来说，《论持久战》一书中的词语是具有预言性的：“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他认为撤退是一种战术，并用反诘的方式问答道：“英勇决战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把他的战术归纳成一个口号，从此在非正规战争的史册上名垂千古：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然而，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对毛的哲学却知之甚少。据非正规战争专家、政治学家吉恩·汉拉恩和小爱德华·卡兹巴赫说，毛泽东著作的译本“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都广为发行”。但它们没有到达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手中。1954年，伦敦出版了毛的著作，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纽约的国际出版家协会也出版了毛泽东的著作，但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著作“……除了一些散布在各地的零星小册子以外，在美国几乎是无处寻觅……包括国会图书馆”，据汉拉恩和卡兹巴赫说，“甚至在军方的图书馆中也找不到。……”

由于对毛泽东在以前战争中的战法缺乏了解，军方只能依赖那些没有根据的猜测。中国人越是推迟新一轮的攻势，一些军官就越发相信中国人不会再来了。朝鲜严冬的到来让他们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第三周过去了，中国人还没有露面。在此期间，甚至连奥利弗·史密斯少将都产生了错觉，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就算是成吉思汗，”他说，“也不敢在朝鲜的冬天打仗。”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战场上的迫切需要，还是外交斡旋，或者只是中国领导阶层方面的犹豫不决——这种平静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战争的政策，而麦克阿瑟这边却匆匆忙忙地做出了决定。在这位老兵看来，中国人的干预不过是虚晃一枪。一旦第8集团军能够重新部署并获得补给，他就打算重整攻势，他也是这样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950年11月初，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就中国人的意图和能力写了数百页的分析，但这些都没能动摇这位将军的基本信念：进行一场战争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战火引向敌方。

差劲的总统顾问

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承认，在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为总统当好参谋。由于他们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判断失误，最主要的是害怕冒犯麦克阿瑟，从而使美国丧失了保持战争正确方向的机会。迪安·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叹道：“政府错失了遏制在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所有相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大毛病，但究竟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搞砸了。”

五角大楼的主要罪过是胆小怕事。在麦克阿瑟面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像是学校的男童在小镇的恶霸面前那样怕得发抖。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鉴于中国人已经采取行动，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保留空隙是否明智时，麦克阿瑟异常傲慢，对这个质疑不屑一顾。“麦克阿瑟将军总把我们当成一群小孩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他从来都自行其是。”

表面上看来，麦克阿瑟仍然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训令行事，即如果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他必须转入防守，并向华盛顿做进一步请示。11月8日，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在询问麦克阿瑟对联合国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有何意见时，提醒他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并说他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即“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这个使命一直是以中国人不进行干预为前提的。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直说，但其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应该放弃攻势，守住已经夺取的地盘。

麦克阿瑟继续推进

然而，麦克阿瑟并无这种打算。在前一天即11月7日，他在要求解除对空中行动的限制时还抱怨说，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朝鲜“已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现在，他悄悄绕过了这一许可，拿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授权予他的训令作为挡箭牌，即在“中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的情况下，只要他“有可能获得胜利”就应继续采取行动。在麦克阿瑟看来，“联合国最根本的和基本的政策，即‘摧毁朝鲜所有进行抵抗的武装力量，以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家’如有动摇，就会有致命的后果”。在这一小段电文中，麦克阿瑟设法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赋予他的军事使命与联合国大会10月7日就朝鲜统一问题的提案糅在一起，混为一谈。尽管有中国人的干预，但他显然不愿意受到约束。

这位将军相信，他的空中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从“满洲”越过鸭绿江进行增援，还能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在这些空中轰炸以后，他打算在11月15日发动攻势，彻底消灭敌军，饮马鸭绿江边。麦克阿瑟再次抛出他的计划，其条件暗示着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批准，别无他择：

如不这样，任何计划都会彻底削弱我部队的士气，其心理后果将无法估计。这会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北朝鲜无期限地停滞在一条极其困难的防线上。毫无疑问，这会引起南朝鲜人的极大不满，以致他们的军队会垮掉，甚至可能转而反对我们。

对于英国人提出的沿鸭绿江建立一条缓冲区的建议，麦克阿瑟也不屑一顾，他将这一计划与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割让给德国的行为相提并论。他认为，联合国的正确做法是：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案；如果中国人不撤退的话，还应以军事制裁相威胁。放弃朝鲜的任何部分，哪怕只是将其作为缓冲区，“都会是自由世界近期以来最大的挫折。事实上，如果采纳如此糟糕的主张，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就会破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会难以立足”。如果不让他的部队前进到鸭绿江，就“显然会步英国人之后尘，英国人以绥靖政策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失去了其他所有亚洲国家的尊重，也没有赢得中国人的敬意。……”麦克阿瑟“以极其诚挚的心情”提议，“绝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一往直前，直至彻底胜利。……”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9日开会前几小时收到了麦克阿瑟的这份电报，实际上没有人理会这份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商讨的首先是中国人的意图，然后是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国人的干预出自三个动机：

——中国人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水电设施，并在江南岸建立一条警戒线。如果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可能撤退，以换取联合国的一项保证，即“满洲”的主权以及水电设施都不会受到侵害。如果联合国做出了保证而中国人仍继续参战的话，“那么就可以排除对中国人行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了”。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人“不宣而战”，以把美国的军力牵制在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朝鲜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从而使美国在其他地方出现麻烦时无从应付。然而，中国人的这一目的也许能为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敞开门户。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人力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如果没有苏联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支援，这一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苏联的干预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也预示着联合国军将被迫撤出朝鲜。

那么，美国应如何行事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为有三种选择：重新发动攻势，迫使战争以美方胜利告终；在“满洲”边界以南建立并守住一条防线；或者撤退。第一种选择要求增兵朝鲜，即便中国人不会在实质上扩大他们卷入的规模。第三种选择是无法接受的，一旦美国被迫做出这种抉择，“它只能作为全球战争的前奏加以接受”。

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这种做法“在澄清由中国人的干预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前，可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参谋长们敦促说：“要不惜一切努力……以政治方式，最好是通过联合国……刻不容缓地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得到公开的保证，即联合国无意把战争引向中国。他们还建议通过承认红色中国的国家来进行和谈。

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认为最佳方案是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但却未做任何努力让麦克阿瑟实行之。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战争的停歇期将让艾奇逊获得时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麦克阿瑟的任务不应改变，尽管应“经常予以审查”。这样又让麦克阿瑟得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势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开会时，没有准备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杜鲁门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艾奇逊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讨论形势”，由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起草一份建议。他说：“我们需要更确切地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艾奇逊探讨了一项政治解决的前景。他指出，美国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开声明中描述自己的目标。“在联合国，我们从未赞成过要求把共产党人从整个朝鲜驱逐出去的任何决议。”国务卿说，“我们也没有说过我们要一直待在那里，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政治上，我们没有承诺要征服整个朝鲜，如果除此之外能够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的话。”在这里，艾奇逊无视联合国以前关于朝鲜统一的决议，而麦克阿瑟眼下正把它们作为他在朝鲜北部采取行动的根据加以引用。但是，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有采取行动，来协调华盛顿和东京各自奉行的不同的政策目标。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看来，没有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充当……苏联人的……马前卒”。史密斯说，中央情报局估计，在苏联的物质援助下，中国军队的卷入表明苏联人会冒着在朝鲜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人应该愿意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将意味着我们在欧洲的承诺……成为空谈”。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被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从莫斯科而不是其外围解决问题。……苏联人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对他们的卫星国釜底抽薪，并开始和谈。”史密斯接着说，但“苏联人不太可能考虑放弃朝鲜，并在那里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

史密斯的结论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前进，要么后退”。“维持原状或是撤退，在政治上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认为没有“确实的理由去改变（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估计，即苏联人并没有做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尽管他们愿意让美国在亚洲打仗。在史密斯看来，“危险的是，苏联人像东方的地毯商一样对我们步步紧逼，直到非打一场战争不可”，苏联人能够而且将会接受全面敌对的状态，就像在“满洲”的情况那样，而无须进行全面战争。他说：“但是民主国家却无法接受这种有限的敌对状态。”中国人在某些时候会被迫对美国飞机轰炸“满洲”做出反应，“因为这牵扯到中国人的面子”。

布雷德利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他回顾了军方在前一天讨论过的中国人的三个可能意图（保护鸭绿江水电设施的警戒线；在更南的地方建立一条固定的战线；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布雷德利认为，美国可以保住其目前的阵地，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进攻‘满洲’的基地，究竟经受得住多大的压力”，守住目前的防线“将会造成严重的局面，因为长此以往，我们将损失大量人员”。布雷德利指出，苏联人最近向中国运送了200至250架飞机，由于这些飞机编队飞行时已听不到俄语对话，他推测这些飞机“已交付给中国人，俄国人已经回国”。

尽管麦克阿瑟认为，授权让他轰炸鸭绿江桥梁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但布雷德利却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太乐观了”。然而他接着说：“麦克阿瑟毕竟是战地指挥官，在给他下达的训令发生改变之前，他可以随意推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在不应改变训令，但应经常检查这一训令。”

国防部长马歇尔注意到，美国的军事形势“已复杂化，原因是我们在朝鲜东部兵力分布过散，易受攻击”（他是指第10军所在地区，陆战1师正在从那里向“满洲”推进）。

布雷德利回答说，麦克阿瑟分散兵力是为了执行他占领全朝鲜、举行选举的指令。（实际上，布雷德利对麦克阿瑟的命令所做的解释过于笼统，尽管与会者没有人对此质疑。）

布雷德利在回答艾奇逊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麦克阿瑟看来对西部的战局并不担心。艾奇逊追问道：从军事上看，有没有比麦克阿瑟目前的阵地更好的战线？布雷德利答道，“从军事观点来看，战线越靠后，我们的处境就越好”，然而“这种后退行动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政治支持，并可能会使南朝鲜人丧失斗志”。

艾奇逊继续就此提问。显而易见，“俄国人对纵深防御特别有兴趣”，缓解苏联人担忧的一个办法是在朝鲜东北部建立一个缓冲区，由联合国委派的警察部队而不是武装部队来管辖。艾奇逊接着说，就国务院来说，它打算“在联合国公开地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人，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军队不是志愿者”。艾奇逊私下（有时是公开地）说：“我们也许要探寻这样的可能性，即在鸭绿江两岸各10英里的地域内建立一个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根据这个方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撤出朝鲜，我们将举行选举，然后撤出朝鲜。”但艾奇逊也指出，他的这个想法有一个缺陷。如果中国人接受这一方案，他们会坚持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建立一个能同时代表朝鲜南北两方的政府，“而这就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

讨论结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目前”不改变给麦克阿瑟的训令，这位将军“在军事方面可以自由行事，但不得轰炸‘满洲’”。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到达联合国时将举行政治讨论。（艾奇逊承认，国务院一直在试图“寻求与北京当局打交道的某种方式，但均无结果”。）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看不出任何紧迫的意思。委员会在给其工作人员下达的研究任务中没有规定时限，唯一的指导意见是他们应与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进行磋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提出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使得美国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自相矛盾。在中国人干预以前，政策制定者们设想，战争可以在不牵涉北京的情况下结束。根据这一设想，如果中国人进行干预，联合国军就要停止军事行动，转入防御，以待事态发展。然而，中国人的初次干预虽然为时很短，却足以提醒华盛顿：中国能够迫使联合国军离开朝鲜。尽管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却打算允许麦克阿瑟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进攻，现在又认识到（据布雷德利承认）轰炸“满洲”对取胜也许是必要的。然而，艾奇逊在第二天，即11月10日向总统报告会议情况时，他不诚实甚至是愚蠢地谈到一项与之平行的外交努力，以便开始谈判。艾奇逊的辩护士们——以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最为著名，他是一位学究型的政治学家，朝鲜战争期间曾在白宫供职——争辩说，这位国务卿不愿插手军事战略，特别是在他执行的远东政策已经遭到攻击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诺伊施塔特后来写道，“风险在‘军事方面’。如果更换战地指挥官已经是势在必行，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做出判断，并报告杜鲁门。”这种说法是书呆子的胡言乱语。朝鲜战争的战略就是军事和外交行动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当一项军事行动使一个外交和政治的目标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时，艾奇逊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向总统提出忠告。艾奇逊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他的心怀城府和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结合在一起，把美国一步步引向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似乎比他的谋臣策士们更胜一筹。1950年的11月之后很久，顾问诺伊施塔特问杜鲁门，他是否曾经对麦克阿瑟的“结束战争的攻势”感到过担忧。尽管诺伊施塔特承认杜鲁门的回答是马后炮，但他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杜鲁门观点的实质：

我们其实当时应该做的是停止在朝鲜颈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一个地球仪说）……那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边界线有近100万人左右的军队。……但（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得以运转的唯一方式。我得到了我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意见，而在前线的这个人说了，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就同意了。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不管事后怎样来看。

这样，麦克阿瑟就继续筹划一次攻势，以便在年底赢得战争，而且仍然遵循了初秋时他就在执行的训令。

麦克阿瑟再度乐观

麦克阿瑟没有丝毫紧张的迹象。恰恰相反，11月14日他在与他的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谈话时极为乐观。他说，他的近期目标是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这样便切断了“满洲”和前线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远东空军将摧毁敌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这样共产党人就不能“在朝鲜生存下去”。麦克阿瑟对西博尔德说，向鸭绿江挺进的准备正在进行之中，至为重要的是要在鸭绿江封冻之前赶到那里（中央情报局估计，江水将在11月24日至12月10日之间封冻）。如果他的进攻能够赶在封冻前成功的话，战争就会结束；否则的话，他认为除了轰炸“满洲”的目标以外，没有其他选择。人所共知的是，如果这样做“就大事不妙了”，几乎可以肯定苏联人会进行干预。他希望不必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如果联合国军能够成功地推进到边境，麦克阿瑟认为战争就会结束。中国政权也能够证明他们确实有意愿帮助一个共产党邻国，并且有能力打一场现代战争，这样，他们就会在无损“面子”的情况下撤出朝鲜。

三天以后，即11月17日，麦克阿瑟在与穆乔大使的一次谈话中坚持说，不超过3万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渗透到北朝鲜。如果多于这个数目，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他的“全力进攻……将在10天之内‘肃清’仍在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手中的所有地区”。然后，他将把所有的中国战俘押送到边界并释放他们，接着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让第10军、联合国其他部队和韩国军队占领朝鲜。

在麦克阿瑟看来，中国人仅仅是推迟了，但并没有阻止他进军占领整个朝鲜。

联合国中的僵局

11月，在外交方面，美国在联合国陷入了僵局。美国在几个方面采取了行动，但每一行动的主要目的都是力图使中国人放心，美国无意侵犯他们的边界。

11月8日，安理会投票讨论麦克阿瑟关于中国人干预的一份报告，并邀请一位中国代表参加。美国同意了，并期待与中国开始对话。

安理会讨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美国的提案，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且确保联合国军驻留朝鲜，直到在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政府”为止。对此，法国人也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联合国军“对军事安全的必要性加以应有的考虑”，采取措施防止破坏鸭绿江的水电设施。在此之后，五角大楼、国务院和法国人之间就可接受的措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国务院希望把法国人的措辞改为“对军事需要不造成损害”，以给予麦克阿瑟更加广泛的自主权限。法国人同意了，但要求美国的提案中包括这样一句话，以肯定联合国的政策是“确保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不受侵犯，并充分保护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合法利益”。参谋长联席会议称这一补充意见“完全无法接受”，因为这实际上会“给中国飞机提供一个庇护所，使其免遭攻击”。

尽管如此，国务院还是压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接受法国要求保证中国边界“不受侵犯”的措辞。美国和另外五个国家于11月10日提出了这一提案，但它旋即成为苏联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牺牲品。苏联坚持，必须在一名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11月11日，中国人简要地通知联合国说，他们将不参加关于麦克阿瑟报告和提案的任何讨论，但是北京同意派一个有14名中国外交官的代表团去成功湖就台湾问题进行磋商。抵达日期原定于11月14日。出于不明原因，中国人在途中磨磨蹭蹭，取道莫斯科、布拉格和伦敦，直到11月24日才到达。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军队在朝鲜脱离接触的时期。中国人拒绝参加辩论，使得安理会的大部分成员国确信没有必要马上采取行动，安理会转而讨论其他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11月15日给麦克阿瑟打电报说，尽管未经正式投票，但仅仅提出由美国发起的提案就会使中国人放心，联合国军不会侵犯其边境。

杜鲁门的核心圈子也像奥斯汀一样充满信心。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随声附和其他军种的文职部长的观点说：“你要记住，红色中国人一直都在进行威胁。……坦率地说，我觉得这和总是喊‘狼来了’是一回事。”佩斯承认，他对中国人干预这个问题的看法，受到了他从东京听到的说法的影响。“当然，麦克阿瑟将军非常明确地认为他们不会干预，而且我必须说，仁川登陆以后，我对麦克阿瑟将军在现场评估问题的能力钦佩不已。”

盟国政府不像华盛顿那样有信心。11月中旬，很多友好国家的外交官都向华盛顿转达了警告。瑞典驻北京大使报告说，大批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开往朝鲜。缅甸大使馆认为，中国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援助北朝鲜，并且报告说，中国人正掀起一场“歇斯底里的喧嚣”，声称联合国军打算入侵“满洲”。11月17日，荷兰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荷兰驻北京大使发回的消息，说中国人干预朝鲜的动机是担心“满洲”受到侵犯；如果联合国军停止在鸭绿江以南50英里处，中国人就不会再前进。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这些报告时充满疑问，它认为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概仍然是防御性的”。英国军方首脑在给艾德礼首相的内阁的一份报告中说，他们认为，北朝鲜对“民主国家在战略上没有重要意义”，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征服整个北朝鲜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去冒爆发大战的风险。

不过，盟国的忐忑不安，促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都进一步试图减轻中国人对入侵的担心。11月15日，艾奇逊在华盛顿一次关于外交事务的市民会议上，向北京间接地发出了一个信息。“排除中国人头脑中可能存有的任何误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担心他们的边界，那么“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每一件事，都会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正当利益将会得到关照”。但是，如果他们不遗余力地挑起一场“真正严重的危机”，那么美国就要坚定地面对这一危机。

翌日，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援引了联合国关于中国的决议，以此作为一个姿态，来表明美国没有把敌对行动引向中国的意图。联合国和美国的政策都是“使冲突地区化，而且一旦形势允许，就尽快从朝鲜撤出其军队”。杜鲁门说，美国——

……将采取所有正当的步骤防止远东敌对行动的扩展。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局或中国人民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因为他们受到某些人的蒙骗，这些人谋求延长和扩张在远东的违反所有该地区人民利益的敌对行动，以便从中获得好处。

就在总统做出和解姿态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工作班子争辩说，在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进军的征途上不应设置任何障碍，尤其不应采取一些来自“国务院的某些分子”的建议。陆军部G-3（作战处）处长查尔斯·博尔特少将11月20日的一份报告语言尤其尖刻，此文大胆地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对国务院“影响极大”，使它赞成沿中朝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博尔特写道，G-3“坚定不移地反对”建立一个缓冲区，做出这样的承诺“会严重地束缚美国（和联合国）的军事行动，而不会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任何利益”。

博尔特的报告力陈重开攻势的利弊得失，以及在军事和心理方面的危险和好处。该文是唯一的一篇全面论述，说明为什么陆军部、接着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不对其战地指挥官提出质疑。

博尔特写道，不发起全面攻势的唯一理由是它会造成“全球战争的巨大危险”。他把军事局势看成是相持不下，不管麦克阿瑟采取攻势还是按兵不动，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会按他们的既定方针行事。

博尔特对中国人的能力并不担忧，“不必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会成功地把目前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除非他们得到苏联地面和空中力量的大力支援”。“在目前的优势条件下”，麦克阿瑟的部队“拥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在北朝鲜的任何战线”。博尔特并不希望干涉已付诸实施的计划和政策：

在中朝边界附近继续实施进攻，毫无疑问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而不是减缓局势的紧张程度。然而，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是基于在朝鲜全境清除共产党军队的考虑。

有鉴于此，任何越过朝鲜边境的进攻在国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军事侵略行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目前的局势。因此，把所有的共产党军队赶出朝鲜，据信可能会使我们更有机会实现冲突地区化。此外，面对今后的侵略，示强则阻遏之，示弱则纵容之，此乃至理名言。

除非麦克阿瑟提出他无力继续开展行动，“否则，停止攻势对美国公众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而且与我们为之战斗的原则也大相径庭”。

陆军部计划处在一份相关的报告中，建议采取比地面攻势更为激烈的行动：应该通过联合国或由美国单方面向中国人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们离开朝鲜；否则，美国就将对“满洲”的军事设施发动空中和海上攻击。

更有甚者：“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一旦总统下令时，确保有能力立即对中共使用原子弹。”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麦克阿瑟将军在华盛顿因主张严厉打击中国而备受批评，但五角大楼的官员在他之前就鼓吹使用核武器。

国务院最后促成了一项妥协方案，它虽远未到以核武器相威胁的程度，但是比英国关于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要求走得更远。国务院在官僚争斗中拥有优势（应归功于艾奇逊的循循善诱），这在迪安·腊斯克这位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奉命起草一份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一事上可见一斑，电报命令麦克阿瑟停止在一条不触及，但又能瞰制着鸭绿江的战线上。

腊斯克的命令以开诚布公的政治警告开头：

如果因你部直取朝鲜和“满洲”—苏联的整个边界而与中共发生重大冲突，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将表示愈发担心……爆发一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这也许会……导致在联合国内部失去支持……（但）也涉及不断增长的军事性质的风险。

腊斯克接着提及了联合国的“情绪”，即沿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以减少中国人对于联合国军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心，“以及苏联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所表示的相应的敏感”。

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官员”的一致意见是，麦克阿瑟的任务保持不变。不进攻边界“也许可以为中共提供一个台阶，他们可撤回‘满洲’而又不失面子；而且这也可能减少俄国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安全的担忧，这种担忧也许是俄国人施压中共干预朝鲜的根源”。腊斯克以间接但明白易懂的措辞，似乎是在敦促麦克阿瑟不要直取鸭绿江，而是在防御阵地按兵不动。这封电报是华盛顿不愿意给麦克阿瑟下达措辞清晰的命令的又一个绝好例证。

这也表明华盛顿无意采取冒险政策，它要告诉中国人和苏联人，联合国军打算根据联合国的指示占领北朝鲜并停留在那里，中国人任何扩大战争的行为都会受到严重的回应。美国确实不会在亚洲从中国人那里“赢得”一场地面战争，但是美国的空中力量会把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炸成废墟，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考虑这一损失。整个11月，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推测中国人会做什么，而不是美国能做什么。

中国人短暂的“第一次战役”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惩罚联合国军队不受回击，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不会下令打击他们的后方基地。美国要打一场默许敌人本土不受攻击的战争，这在美国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麦克阿瑟却不打算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腊斯克电报中的告诫。电报抵达朝鲜时，他已经发动了一场公开宣布的攻势以“结束战争”，而不管中国人会怎样做。

第十四章 走向深渊

麦克阿瑟准备进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历史上也许还从没有一位将军像他那样，把自己的计划如此彻底地暴露给敌人。11月24日，伦敦《泰晤士报》刊发了一则来自华盛顿记者的消息：“美国有报道说，7个联合国师，包括3个美国师和4个南朝鲜师，还有英联邦旅，已准备就绪，去进行所谓的‘最后的攻势’，目标是扫荡从西海岸至南朝鲜部队已到达地点的这段鸭绿江下游地区。”《泰晤士报》的记者认为，事先宣布这次进攻“还真是一种奇特的打仗方式”。在以后的几天里，这种做法还造成了重大伤亡，因为在西方的共产党外交官肯定把这一行动告诉了中国人。具讽刺意味的是，第8集团军里一位身居高位的上校（在此姑隐其名）曾在诺曼底战役前被撤销将军军衔，因为他在不该听到的人面前脱口透露了该计划的很少一部分。虽然获准留在陆军，但他的档案中注明了，他再也不能获得将军军衔。然而，他的“泄密”与麦克阿瑟大举进攻中国人时发出的震天军号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11月23日感恩节这天，前线部队享用了一顿节日大餐，比大多数美国人都丰盛得多：有鲜虾盅、夹馅橄榄、烤小公火鸡加红莓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百果馅饼和咖啡。在第10军的指挥部，阿尔蒙德和其他军官，包括一些不太开心的陆战队军官，比如奥利弗·史密斯将军，也举行了聚餐。席上有鸡尾酒，使用了桌布、餐巾、瓷器、银器，甚至还用上了席次牌。在一些军官看来，在兵戎之地如此铺张，似乎显得荒诞不经，但阿尔蒙德却自得其乐。人们谈起了把军队“养肥了好宰”的笑话，但最让人高兴的好消息是，戴维·巴尔将军的陆军第7师第17团的一支分队在惠山津镇抵达了鸭绿江。第7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且无重大战事，其主要障碍是华氏零度以下的严寒，而不是共产党士兵。第17团与中共军队只有一次短兵相接，在白山城击毙了50人。该团顶风冒雪前行，至11月21日第1营进入惠山津，并占据阵地，俯视着即将封冻的鸭绿江。阿尔蒙德将军兴致勃勃，他特地飞往惠山津，并以“满洲”为背景与一群高级军官照相留念。（其他军官看到中共军队的哨兵隔江来回巡逻时则惶恐不安。）

麦克阿瑟给阿尔蒙德打电报说：“内德，衷心祝贺你。请转告戴维·巴尔，第7师立了大功。”阿尔蒙德也嘉奖了巴尔和他的士兵：“仅在20天前，你师才在利原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在崎岖陡峭的山地中行进200英里，并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成功地打败顽敌，此事将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载入史册。”

但是，在第10军的感恩节盛宴上，巴尔私下里对史密斯将军透露说，这种推进使他紧张不安。据巴尔说，他不得不斤斤计较地进行这次行动，他手头的补给从未超过一天的用量。在几乎是无法通行的道路上，这样做是在铤而走险。

由于阿尔蒙德继续施加压力，巴尔完全没有像在其西面推进的陆战1师那样，小心翼翼地实施命令。巴尔能够在供给不足、缺少翼侧保护的情况下推进神速，在恶劣的天气下通过天险之地，的确是居功至伟。但正是因为阿尔蒙德，巴尔后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7师没能保障自己翼侧的安全，也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补给线。它让一队人马急速穿过崇山峻岭，深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面前，此举仿佛是夺取了鸭绿江的一个前哨阵地，便会赢得这场战争。巴尔的推进和陆战1师相比，还有另一个重大的区别：第7师仅仅遇到了北朝鲜军队的残兵败将，而陆战队推进的第一天就与中国的新锐部队遭遇。然而，巴尔的神速进展得到了求胜心切的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祝贺，这也注定了他的师大部分士兵都将要在严寒和中国人的枪林弹雨中做生死挣扎。

然而，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极富象征意义。他的军队把战争引向了中国边境却好像不会受到惩罚，现在他准备迅速结束冲突。11月24日，他发布了一份给所有部队的公报：

联合国军对在北朝鲜作战的新锐赤军的大规模压缩包围现已到了决定性时刻。作为这只铁钳的独立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在过去三周里，以一次堪称协同和战斗力模范的持续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敌人来自北方的补给线。因此，敌方的后续增援急剧减少，必要补给明显受到限制。在海军重要的有效支援下，这一钳形攻势的东段现已抵达了居高临下的包围阵地，把敌人占有地利的北部地区一分为二。今天上午，在钳形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以完成包围，合拢钳口。倘能成功，此举事实上就能结束战争，在朝鲜恢复和平与统一，并使联合国军事力量迅速撤出，让朝鲜人民和国家享有全部主权和平等的国际地位。我们正是为此而战。

回家过圣诞节

同日，麦克阿瑟飞往第8集团军设在清川江沿岸新安州的指挥部，“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降落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那天寒气逼人（华氏15度），但天气晴朗。将军把派克大衣的帽子拉到头上，然后蹲下来，开玩笑地拍了拍那只德国小猎狗埃贝，它是弗兰克·米尔本将军领导的第1军的吉祥宠物。沃尔顿·沃克将军和其他军官简述情况之后，他用了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乘吉普车视察前线。在和第9军的指挥官约翰·库尔特少将交谈时，麦克阿瑟想起了威克岛会谈，当时他曾对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过，他也许能在圣诞节之前把一些部队送回美国。关于麦克阿瑟所言及其解读有好几种版本。据在场的一位《时代》周刊记者说，麦克阿瑟对库尔特和第24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说：“我已经向第24师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包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说瞎话。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考特尼·惠特尼少将也在场，五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说的话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一定的肯定性……‘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我希望我们能使小伙子们回家过圣诞节。’”麦克阿瑟在自传中仅仅说：“在和一些军官的谈话中，我告诉他们布雷德利将军的意愿，希望在圣诞节前把两个师调回国内，要是中国不干预的话。”麦克阿瑟很勉强地争辩说：“这句话被新闻界曲解为我们行动胜利的预言，而且这个错误的曲解后来被用作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的确，麦克阿瑟的政敌用“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反对他，使他极为尴尬。他宣称，是新闻界造成了对进攻行动的过分自信。但是，他自己11月24日的公报之满怀激情（他在回忆录中未提此事），使他的这一说法显得荒谬可笑。一个更为可信的解释来自麦克阿瑟当时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的一段话，希金斯是他的红颜知己，他对她颇有好感。据希金斯说，麦克阿瑟在攻势失败后“私下承认说，他发表这样一个乐观的公报是犯了错误”。麦克阿瑟的事后借口（将军准备了一大堆）是：他所说的撤出美国军队“旨在使中国人放心，一旦我们到达‘满洲’边境就离开朝鲜”。

麦克阿瑟在多年以后发表的回忆录中声称，进攻开始当天，他在前线看到的事情“使我极为担心”，韩国军队状况不佳，整个战线兵力“薄弱得令人沮丧”。麦克阿瑟说，他已决定，如果中国人参战，他就“立即”放弃攻势，并停止任何北进的努力。就算麦克阿瑟确实做出过这种决定，它也并没有被传达给他的战地指挥官，或者他的参谋人员，而且，远东司令部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克阿瑟曾下令要求在前进时遇到中国人就撤退。

麦克阿瑟当天下午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并对驾驶员托尼·斯托里说：“朝西海岸飞，然后沿鸭绿江向北飞。”这确实使所有的人大感意外。参谋军官们面面相觑，惊愕不已。即使“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备有武装，并有大量战斗机护航，这一飞行也是极其危险的。但参谋军官们知道，一旦麦克阿瑟决定亲自侦察，要与他争辩是徒劳无益的。他说他想研究一下地形，还要寻找一下敌人活动的迹象。他说，别担心没有战斗机护航，敢于进行这次飞行的胆略就是最好的保护。考特尼·惠特尼等人希望麦克阿瑟背上降落伞。麦克阿瑟笑道：“你们这些绅士如果愿意就背上它，我可要留在飞机上。”一位随行的记者对麦克阿瑟的副官西德尼·赫夫上校低声抱怨说：“锡德，这次飞行真有必要吗？”

斯托里在鸭绿江口把飞机掉头向东，在大约5 000英尺的高度沿江飞行，这使机上人员能够清楚地看到白雪覆盖的“满洲”。道路和小径都历历在目，但没有大量使用的迹象。然而雪下得很厚，足以掩盖任何新近交通的痕迹。那番景象使惠特尼感到畏惧：“极目远望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还有近乎黑色的鸭绿江水，都定格在死一般沉寂的冰雪世界中。”惠特尼感到麦克阿瑟不要降落伞是对的：在紧急情况下，留在飞机上要胜过跳进“这冷酷无情的荒郊野地中”。

麦克阿瑟结束这次巡视后，沃尔顿·沃克将军站在跑道上敬礼告别，然后目送“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消失在地平线。“狗屁。”他低声说道，并不特指什么人，然后登上自己的吉普车。他的副官迈克·林奇清楚地记得这句话，“因为沃克将军不论遇到什么恼火事，从不恶言谩骂”。

沃克找到第24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交给他一份给理查德·斯蒂芬斯上校的信，他的第21步兵团将作为进攻的先头部队。“你告诉斯蒂芬斯，要他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威洛比紧张不安

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这次却不像将军那样持乐观态度。甚至在麦克阿瑟筹划新攻势时，威洛比就警告说，尽管中国人已经脱离了接触，但他们仍然“打算全力打击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11月10日，一份情报综述列举理由，说明为什么关于（中国人）“会采取全面行动的预测……是成立的”。中国人当初推迟参战，是认为北朝鲜人会取胜，因此“没有准备仓促进行干预”。他们的大规模行动一直延迟到战争打到了边界，这样“他们的交通线得以大大缩短”。在联合国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这一点至关重要。威洛比还预见到中国人在政治上得到的好处：

在边境地区可以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世界舆论惯有的对侵略行动的理解程度。这样，对于在边界的另一边发现区区几个团，舆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公开行动。……

这样做也将很容易得到中国舆论对实施重大军事行动的支持，只要他们宣称东北边界受到了直接威胁。消息来源相信，尽管中共军队领导人肯定知道联合国军无意越过东北边界，他们还是会这样宣称。

在这些天里，其他的每日情报也报告了中国人在“满洲”和北朝鲜集结的消息。据估计，从11月4日到11日，第8集团军当面的敌方兵力从40 100人增至98 400人。每天对战俘的审讯表明，新的中国部队在源源不断地越过边界。威洛比在11月15日警告说，“大约30万有作战经验的中共军队”已在鸭绿江北边的安东至满浦津80英里长的地段集结。来自华南广东的情报说，“大批火炮、轻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正装船北运。

威洛比读到这些报告时愈益担心。他在11月7日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轻易地把部队渗透到朝鲜。中共军队利用偏僻的道路和夜幕的掩护，完全可能秘密地把……这支准备就绪的部队运动到鸭绿江以南的阵地，以准备一次反攻。后勤支援……应该相对简单……因为补给线极短。

中共军队“具有相当的潜在增援能力，这一能力……能够对联合国军构成严重威胁。……”

在此很久以后的战俘审讯报告中揭示了情报处难以计算中国人渗透数量的原因。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一个记录在案的例子是，三个师从鸭绿江“满洲”一侧的西北角安东出发，用16至19天的时间行军286英里，抵达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一个师在18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18英里。中国士兵的“白天”开始于夜幕降临时，在晚上7时左右，直至翌晨3时。破晓时分即5时30分，他们应该挖好掩体，伪装好所有的武器装备，并吃完饭。在昼间，只有侦察部队行动，以寻找第二天的露营地。如果一名中国士兵在白天暴露了，飞机来时他必须在留下他踪迹的地方一动不动。军官有立即枪毙违令者的权力。

这样，在10月和11月，中共军队把大约30万人运动到北朝鲜，这些士兵都静止不动并加以伪装，空中摄影和观察是无法看到的。

11月16日，情报处在另一份忧多喜少的报告中警告说，在11月的头两个星期里，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大大加强了”他们的防御能力，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易受”空中和两栖攻击。游击队的活动也得到加强，由多达1 000人的部队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实施的”作战行动。“由于这些游击队攻击联合国军补给线的薄弱部分，因此对他们既不能不予理会，也不能留给新组建的警察部队去对付。可以作为宝贵的机动战略预备队的联合国部队因此被牵制在后方地区。”如果联合国部队要重新发动攻势，这支部队“每一次进攻也许都需要集中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共产党的空中支援以及从12月至次年2月间近于华氏零度的严寒将“进一步妨碍联合国军的攻势”。

所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已重新做好战斗准备——威洛比将军在东京的情报部门察觉了这些迹象，但麦克阿瑟却视而不见。

沃克小心谨慎

在第8集团军的区域，沃尔顿·沃克将军很担心会把他的部队派到曾经战败的战场去，特别是在中国人的意图不甚明了的时候。因此，他推迟了重开攻势的时间，违抗了来自东京的进攻急令。沃克希望能确保他的部队有足够的补给，翼侧得到保护。进攻的第一道命令于11月6日发出，当时第8集团军仍在清川江以南重新部署。该命令把进攻日期定在11月15日，但是第8集团军军需处的军需官小艾伯特·斯特宾斯上校却抱怨不已。第8集团军进攻时每天需要4 000吨物资，这些补给还没运到。11月15日的时限到了，超过了，又重新定在11月20日，然后再定于11月24日。沃克过分关注战术细节问题，他希望在进攻中能互相密切协同，所有部队从始至终都要在第8集团军的掌控之下。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写道，沃克的命令反映了“相当程度的谨慎和对敌军的某种敬意”。沃克对这次任务很有信心，他能够到达鸭绿江。然而，他在指挥部里与记者私下谈话时，却不是很有信心。他至少对一位记者说，他之所以对越过清川江犹豫不决，而且对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言语尖刻的电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知道他也许不得不准备撤退。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同样的谨慎态度也许就解救了第8集团军。

沃克因推迟进攻冒了很大的职业风险。他在麦克阿瑟指挥部里的朋友悄悄对他说，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面前撤退，他差一点丢了官。麦克阿瑟从战争头几天起就不喜欢沃克。尽管没有人直接提出建议，但沃克知道，他必须按麦克阿瑟的计划发起进攻，并按麦克阿瑟的计划取得胜利，否则他的戎马生涯就会到此为止。

五角大楼惊恐不安地注视着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战场身经百战的马修·李奇微每天都看军事态势图，对于沃克“危险地暴露”其右翼极为担心。沃克右翼的唯一保障是不甚可靠的韩国军队。李奇微也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进攻想定：

尽管麦克阿瑟把这次向鸭绿江的推进称作“进攻”，但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的位置以前，在未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攻击的。

当野战部队的很多指挥官都深信强大的中国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伺机而动，而且也有一两位指挥官对那种罔顾侧翼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心存怀疑时，没有一个人知难而退，很多人还表现出像总司令的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

灰心丧气的陆战队

在朝鲜东部第10军的地域，陆战1师接到重新发起进攻的命令时情绪低沉。奥利弗·史密斯将军觉得，阿尔蒙德北进的计划“是基于我们正在追歼被打垮的北朝鲜军队这一假设，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介入”。史密斯认为，更合理的进攻路线应是沿东北部的海岸前进，陆战队在那里可以依赖海上支援，还可使用两栖包围战术打击敌人的据点。但阿尔蒙德坚持认为，左翼地区是“进攻中最关键的地区，在那里可能会遇到敌方最顽强的抵抗”。阿尔蒙德希望陆战1师作为“该军最为骁勇善战之师”而奉命出征。

史密斯从11月初的几天里与阿尔蒙德进一步的交谈中得知，该军团“要在冬季到来之前急速推进至‘满洲’边界，这样我们就不必在冬季条件下进行一场战役”。史密斯虽不同意，但由于第10军显然“任务已定”，他便为一次冬季战役做起准备。命令送达到了后勤部队：“开始搜集你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寒区装备。”

自从11月初以来，史密斯就与阿尔蒙德矛盾重重。他和战区的其他将军一样，把阿尔蒙德视为麦克阿瑟的“分身”，与这位第10军指挥官争辩就等于和远东部队总司令本人争辩。但由于史密斯隶属于另外一个军种，这使他勇气倍增。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与海军陆战队的关系颇为紧张，史密斯这个师级指挥官敢于冒犯“钻地洞的道格”（这是陆战队给麦克阿瑟起的绰号），是不会损害他的前途的。在多次争辩中，史密斯常常自作主张，超越了谨言慎行的界线。然而，在与中国人的初次接触结束后，他服从了命令，让他的部队开始再次向长津水库运动。在推进的头几天，阿尔蒙德便赶来祝贺陆战队早些时候取得的战绩。当他听说托马斯·库尼上尉的英勇行为后——这位连指挥官尽管两处负伤，仍然为一个关键的高地坚持战斗——他决定当场授予库尼一枚银星勋章。手头没有勋章也阻止不了热情奔放的阿尔蒙德，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英勇战斗之银星勋章——阿尔蒙德”，然后把纸别在库尼的军上衣上。

就在麦克阿瑟计划新的攻势时，11月8日中午，一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巡逻队离开真兴里去侦察中国人的情况。他们离开了主要补给路线，沿着小路穿过崎岖不平的乡间，走了大约25英里，到达了古土里和水库西南不远的高地，但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巡逻队的指挥官威廉·戈金中尉用无线电报告说，沿途没有敌情，这样，第3营便穿过黄草岭关到达古土里。

他们一路上心绪甚佳，未遇到任何抵抗，只有一头小熊在11月9日至10日夜里跑进了一个连的防卫圈里。这位不速之客把一名陆战队二等兵吓得爬出了睡袋，他第二天早晨认真发誓要给它戴上一个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不管这只熊属于哪个国家，陆战队员们几声吼叫就把它吓得慌忙逃窜。

然而陆战队的好景不长。11月10日晚，雷·戴维斯中校的营沿古土里高地的一条河露营。当夜天气十分暖和，他在溪流中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两个晚上以后，寒风凛冽，气温降到了华氏零下16度。“我们早上起来后，”戴维斯说，“所有的车辆都发动不着。士兵们的鼻子都变白了，上面还有大斑点，他们的手指也麻木了。气温在24小时内的这一变化令人难以置信。”阿尔法·鲍泽上校看到陆战队员们从阵地上下来时“就像是僵尸一样。天气寒冷至极。在严寒中作战也许是最为令人难受的”。他说：“任何情况都不能与之相比，不管是潮湿、酷暑或其他任何天气。在极度的严寒中不时……会出现某种瘫痪状况。”当严寒袭来时，“我们的士兵很不适应”。陆战7团的指挥官霍默·利曾伯格上校承认说：“军医报告了不少案例，士兵们来到医疗所，看来都是由于惊吓所致。其中一些人是哭着来的，还有些人极度紧张不安。医生说，这仅仅是由于他们对骤然降临的严寒没有准备。”

然而陆战队很快就做出了调整。他们学会了在白天和夜晚经常开枪射击，防止武器冻住。各排支起了“暖帐篷”，里面有用排气管当烟囱的柴油炉，热咖啡壶和大汤锅昼夜不停地在炉上冒着热气。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在巡逻之后，或者在阵地上待了几小时后来到这里缓一缓。士兵们在不外出巡逻时就钻到睡袋里取暖，但是规定要求在每个火力点或散兵坑里至少有一个步枪手保持清醒，以防中国人进攻。尽管如此，很多陆战队员还是患了冻疮，皮肤变成青紫色。那些发现患有冻疮的士兵奉命撤退。（好多天后，人们发现很多士兵尽管脚趾都冻黑了，但却瞒过了军医，仍然留在前线。他们的理由都一样：他们“不想离开弟兄们”。）

在11月的最初几天里，阿尔蒙德将军给陆战1师下达的命令几经变更。开始，陆战队的唯一任务是前进至长津水库以西，然后向正北直抵“满洲”。后来命令又修改了。第一阶段的推进极为顺利，所以阿尔蒙德打算要陆战队向长津水库东北大约50英里的赴战水库派出一支尖兵，以试探中国人在那一带的防御情况。与此同时，戴维·巴尔少将的第7步兵师原来跟随陆战队沿着通往下碣隅里的道路行进，现在冒险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它向上一直通往长津水库陡峭的东岸。

陆战队的一个侦察队很快就发现，阿尔蒙德的计划有一个重大错误：赴战水库周围没有任何道路，唯一的道路在赴战水库以西很远的地方，就是巴尔的第7师正在走的路。阿尔蒙德根据史密斯报告的这些情况，告诉陆战队放弃向赴战水库前进的行动。但阿尔蒙德旋即又另有打算，陆战队的迅速推进使他确信第10军不会遇到中国人的激烈抵抗。他曾乘飞机侦察过那个地区，亲眼看到了那里的荒山野岭，陆战队也向他报告了被误认为是二级道路的车辙小路的恶劣状况。大规模的中国军队肯定不会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作战。他认为，真正的战斗将会在西面第8集团军的地域进行，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陆军第24师曾在那里遭到重创。

阿尔蒙德的决定于11月15日由麦克阿瑟作为正式命令下达，它大大改变了陆战队的任务。该命令承认，在大约10万人联合国军部队的当面有10万同等数量的“敌人”（命令并未说明是中国人还是北朝鲜人），但又说他们会被美国的空中优势解决掉。尽管如此，中共军队在鸭绿江北估计有14万人的可供增援的部队。所以，阿尔蒙德（和麦克阿瑟）希望陆战1师向西面的武坪里派出其部分部队，协助第8集团军进攻，然后再向北直奔鸭绿江。实际上，陆战1师将作为一支阻滞部队，防止中国人从第8集团军右翼迂回的企图。

史密斯拒不从命。“我去见阿尔蒙德并对他说：‘我们根本不能向两个方向主攻。我们只有一个主攻方向，就是沿着长津湖畔的这条道路直取鸭绿江。而你现在却要我们准备向西北发动主攻。’”史密斯认为这种兵分两路的做法愚蠢至极。他提醒阿尔蒙德说，陆军的第3步兵师最近已在朝鲜登陆，并建议派该师去保障第8集团军的侧翼安全。

实际上，史密斯已经准备好让陆战队在当前位置就地停止前进，并掘壕据守，等待冬天过去。他打算让陆战队只守住足够的区域以保护咸兴—兴南—元山地区的安全，这是沿海的一个滩头阵地。史密斯对水库附近的士兵进行了一次视察。他确信，在严寒的气候下，他们首先要被迫求生存，更不要说发起进攻了。

陆战1师也不断得到令人不安的关于中国人意图的情报。尽管在战场上只能发现零星的中国士兵，但陆战队往北飞行的飞行员却报告说，大批卡车接连不断地通过鸭绿江驶入朝鲜。边界最南端的城市新义州不断遭到火箭射击和炸弹轰炸，但这些轰炸以及城里燃烧的房屋的滚滚浓烟并未使运输行动稍有减缓。飞行员的报告不断形容着从中国南下的运输规模：“交通量很大，非常之大，大得惊人，巨大无比。”

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零星材料拼入一幅完整的拼图呢？11月8日，一支巡逻队冒险进入古土里东部大约10英里处的新兴谷，在一所房子里发现一名睡觉的中国士兵。陆战队情报处认为这名士兵讲述的情况难以置信，因为其出自级别如此低下的士兵。他说，中国已经决定在朝鲜投入24个师。分析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骗局——一个陆军士兵不可能被告知如此重要的战略情报。然而情报机构估计错了，与现代军队不同，中国部队灌输的东西中（正如情报处后来发现的那样），包括了关于投入部队的情况以及希望他们完成的任务的比较准确的情况。

史密斯将军像其他人一样，对中国人可能的意图没有把握，他在11月15日做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和拯救生命的）决定。他回避了阿尔蒙德的命令，而且是有意为之。“我力图要做的，”他多年后承认说，“是放慢前进速度并停滞下来，直到我能让我们后面的陆战1师跟上来，我们的全部人马能够会合。”他要行进中的部队“不慌不忙，我们每天确定一个目标”。第10军希望他进至鸭绿江，他会到达的，但要以他的速度前进。然而，推进的势头有时也使史密斯超越了谨慎的做法。“我告诉利曾伯格前进速度不要过快。他不想穿过（德洞岭）关口，往下走到柳潭里，因为我们的侧翼过于暴露。但我们受到压力，要我们往前赶路。我终于不得不要求利曾伯格继续前进，穿越关口，并占领柳潭里。”

但是，史密斯也想到向华盛顿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他所面临的难以忍受的形势。他在11月15日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凯茨将军写了一封长信，此举表示他不相信消息可以通过东京到达华盛顿。史密斯概述了他的战术形势，描述了他进行作战的地形，并解释了他怎样小心翼翼地使他的部队收拢，尽管阿尔蒙德下达了截然相反的命令。

尽管中国人已经退到北部，我并未催促利曾伯格急速前进。我们接到的命令仍然要求我们前进至“满洲”边境。我们师是第10军的左翼，但我们自己的左翼极为暴露。

利曾伯格西南80英里以内没有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在方便的时候，第10军可以证明我们的左翼没有任何部队。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没有任何理由不让第8集团军与我们齐头并进。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不愿意设想在一条从咸兴至中朝边境120空里的唯一山间小路上把一个陆战师一线展开（这条路的里程近200英里）。我现在有两个团战斗队正在这条路上，而且当普勒的陆战1团被第3步兵师接替之后，我要让他紧跟上来殿后。

“我十分担忧的是，”史密斯接着说，“我在冬季的天气中向两个在山地中的团战斗队提供补给的能力。雪融后再结冰，会使这条路难以通行。”沿途部分地段有一条铁路，但到山脚下就终止了。再往上，从长津水库至边境，“除山路外别无他择”。冬季进行空投既不足以向两个团战斗队提供补给，也不足以支持他们撤退。由于气候情况、部队分散和他们作战地区的海拔高度，就是乘直升机视察部队也很困难。史密斯接着直接批评了阿尔蒙德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其形式在军事报告中实为罕见：

正如你来此地时（凯茨曾在早些时候去朝鲜视察）我所向你表明的，我对该军的战术判断力或他们计划的现实性不甚信任。我在这方面的信心仍未恢复。

他们是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拟制计划，我们是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执行任务。兵力不断地分散，不断地给小部队派遣任务，这使部队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

这种作战方式看来在朝鲜很普遍。我确信，他们在这里的许多失败都是这种不顾部队的完整、不管天时地利的做法造成的。

我多次试图告诉军指挥官说，海军陆战师是他的一支强大力量，但如果分散其兵力，就会失去其全部战斗力，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许我在坚持自己观点时比其他师的指挥官幸运得多。

某位高层人士将不得不就我们的目标做出决定。我的任务仍然是向边境前进，西南80英里以外的第8集团军在20日以前不会发起进攻。显而易见，我们不应该不管第8集团军而自行推进，我们只会进一步走向孤立无援之境地。如果第8集团军不前进，那么就必须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定。我相信，在北朝鲜山地中进行冬季战役对美国士兵或陆战队来说是过于苛刻了，而且我怀疑在冬季向这一地区的部队提供补给或支持撤退伤病员的可行性。

尽管有这些担忧，史密斯说，陆战队仍在着手准备执行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咸兴至下碣隅里的道路已得到整修，以利坦克和重型车辆通行，下碣隅里的飞机跑道也正在修建。史密斯声称没有悲观丧气（尽管他信中的内容与之不符）。“我们的人干得真不错，”他说，“他们士气很好，他们还会干得很好。”但他重申了他对“毫无保障的左翼”的关切，对“在一条从咸兴至边境120空里的唯一山间小路上把一个陆战师一线展开” 的前景表示担忧。

就在史密斯给凯茨写这封悲观失望的信当天，远东部队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上将的参谋长艾伯特·莫尔豪斯少将走访了他。“因为我感到我是在‘家里’讲话，”史密斯后来讲述说，“我直言不讳地把我的担忧告诉了他，即第10军的计划缺乏现实性，该军在需要急速推进时往往忽视敌人的能力。我在与陆军，尤其是与第10军打交道时发现，他们的情绪或是极度乐观，或是极度悲观，似乎没有什么中间态度可言。”

第二天，即11月16日，史密斯在兴南遇到了弗兰克·洛少将，此人是总统的老友，以总统的不管部长之类的身份来到朝鲜，了解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的表现情况。洛碰巧带着标有第8集团军态势的透明图，这些文件是他几天前偶然访问第1骑兵师时得到的。史密斯急不可待地研究了这些地图，因为地图中有他第一次得到的关于另外一半联合国军部署的确切情况，他们就在离他的阵地几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史密斯后来惊叹道，“这位作为杜鲁门总统在朝鲜的私人代表的陆军后备役少将，居然是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实际联系的唯一手段。这两支部队之间所有其他联系都要通过总司令部的电报往来。”

另一位疑虑重重的陆战队军官是第1团团长刘易斯·普勒上校。11月10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纪念日，普勒在这天用一把缴获的北朝鲜军刀切开一块100磅重的蛋糕（由于没有蜡烛，只能用小萝卜和果子冻点缀）。他按照陆战队的规矩，读了一小段赞美陆战队历史的颂词，然后把它塞进口袋，对集合起来的部队发表了一通即兴（多少有点悲观的）讲话：

现在你们要照我说的去做，我打算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一些事。就给我做一件事——给你们家里的人写信，告诉他们这儿在打一场该死的战争；告诉他们说，那些光屁股的北朝鲜人，让很多所谓精锐的美国军队乘船来到这里，而且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告诉他们我们国家没有秘密武器，只能艰苦奋战，赶到那儿去打仗。

你们要让家人明白，如果我们还在这里心慈手软，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永存。美利坚将不复存在——因为一些外国大兵将会入侵美国，霸占我们的女人，再养出一群野种。

后来，普勒在他的宿营地私下给妻子写信说：“只有一场惨败才会改变我们目前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把我们引向灾难。”

史密斯尽可能地采取预防性措施。他尽量拖延部队的行动，就差直接抗命了，他还要确保他的师的侧翼安全和得到足够的补给。他实际上是率领着一支紧紧收缩、层层设防的部队，他们的生命线（主要补给线）从山区往回一直延伸到海岸。

在11月24日，也就是“最后的攻势”发起日之前，陆战1师的三个团都已进至长津水库以东地域，第7团战斗队已经占领水库以西4英里的柳潭里。不管陆战队愿意不愿意——他们的军官是不愿意的——他们已经就位，准备直取鸭绿江。

第8集团军开始行动

在朝鲜西部，麦克阿瑟的计划要求第8集团军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发起攻击，这条战线的开端之处几乎跟清川江平行。从西到东，第8集团军的构成是：美国第1军，该军由美国第24师、英国第27旅和韩国第1师组成；美国第9军，其中有美国第2师和第25师，以及土耳其旅；韩国第2军，由韩国第6师、第7师和第8师组成。美国第1骑兵师在后方的顺川附近担任预备队。

这种配置使沃克将军十分不安。过了清川江战线后，朝鲜半岛骤然加宽，这意味着他的攻击线越往北越宽，并使他更加远离在东边的第10军阵地。攻击开始的前几天，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巡逻队试图在两支部队之间的分割线上取得联系。由于地形以及其他问题，他们未能发现对方，甚至新闻界都感觉到了第8集团军的担忧和疑虑。

在《读者文摘》的战地记者詹姆斯·米切纳看来，攻势开始时一次记者吹风会上的对话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印象深刻的”。新闻发布官介绍情况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年轻的广播记者乔治·赫尔曼问道：“将军，你说你的巡逻队已经与左翼‘据信是友邻’的部队建立了联系。它们是友邻部队吗？”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将军答道。

“你不知道吗？”赫尔曼追问说。

“我们认为它们肯定是友军。”将军说。

“你们与左翼没有任何联系吗？”

“没有，我们是各自独立作战。但我们确信，那些部队肯定是友军。”

然而几天以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的情况却与之相反。

在进攻的头两天里，第8集团军的部队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在最西部，第24师向其目标定州跃进了10英里；位于中部战线右侧的第2师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0英里的球场洞，但其右翼的三个韩国师却进展缓慢。进攻的第二天，南朝鲜人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几百码。韩国军队无法前进使美军第2师的指挥官劳伦斯·凯泽少将提高了警觉，因为他发现他大大超越了应该保障其右翼的部队。这时，空中侦察报告说，敌人正在加宽一条通往德川的道路。

“该死！”凯泽叫道，“那是他们要攻击的地方，那里将是主攻方向——就在我们的侧翼，是针对韩国第2军的。”

凯泽说对了。当天晚上，中共军队以重兵猛攻第8集团军战线的西端，把韩国第1师向后驱赶了大约2英里。中国人沿着第8集团军的战线逐一进行试探，似乎是在寻找不堪一击的韩国军队。（位于最西部的美军第24师在攻势的头几天没有碰到敌人。）

中国人在11月25日发现了缺口，并发起了无情的攻击。在阵阵铜钹声、呼啸的军号声和刺耳的哨子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时运不济的南朝鲜人。根据中国人的战法，其先头部队溜过韩国军队的防线，建立阻击阵地切断退路。然后，中共军队的主力开始进攻，成百上千人拥进韩国军队的阵地。很多韩国士兵都是几天前从汉城街上和农庄里抓来的新兵，全然不是强悍的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抵挡不住，便四下逃窜，丢弃了枪支和其他装备仓皇逃命。几小时后，沃克的侧翼保障便不复存在了。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土崩瓦解了。

韩国部队的崩溃意味着第2步兵师失去了翼侧保障，将其右翼暴露给中国人，中共军队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沃克将军扫视着地图，发现了中国人的意图，如果他们从他的部队南面迂回并向西进至黄海，成千上万人的联合国军就会被孤立起来。

中国人下一个主攻点指向了美军第2师，就在韩国部队西面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第9步兵团的B连。该连的第一个任务是夺取219高地，这是清川江西岸一个重要的山脊。B连和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连队一样，由新兵和老兵混合编成，其中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南波士顿的步枪手沃尔特·克劳福德下士只有17岁。129名官兵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黑人（包括执行军官埃利森·韦恩中尉），还有10多名韩国士兵。

B连里的士兵在吃着牛肉土豆泥早餐、喝着咖啡时牢骚满腹。他们说，该团每次打仗时，B连都打头阵，现在他们又接受了这个苦差事。他们并未料想会打多少仗。事实上，很多士兵甚至扔掉了他们的钢盔，说它们碍手碍脚、过于沉重；此外，刚发下来的绒线帽能够更好地御寒。他们也不愿意带很多弹药——每人平均带1枚手榴弹，每支步枪平均只有16发子弹。挖战壕的工具呢？在路上丢失或扔掉了。罐装的军用食品呢？太沉了。他们背着空背囊行军，要靠朝鲜民工下午把食品和铺盖卷背来。战地电话呢？唯一的一部还不能使用（尽管该连通过炮兵前进观察哨的电话线与后方保持着脆弱的联系）。这就是第8集团军在其“结束战争的攻势”中一个典型的连队状况。

219高地是一连串的低矮山丘，上面布满了松散的石块和密密的灌木。B连的先头排在上山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离山顶还有25码时，突然被中国人雨点般的手榴弹所阻滞。在整整一天的交火中，B连遭受很大伤亡——包括威廉·华莱士上尉，他的一只耳朵被迫击炮弹片削掉了一半——但却无法把中国人赶出坚固的阵地。

团长小查尔斯·斯隆上校简要地观察了一下激烈的战斗，然后用无线电报告第2师指挥部说：“我想这一次不太一样，这也许是真家伙，我们最好观察一下。”但师部不同意。

中国人在当天晚上实施了猛烈进攻，击溃并部分歼灭了最左侧的第9团第3营，并在清川江边包围了第2营。然而对B连来说，战斗演变为防守219高地一侧的两个小山包：一个山包上有14个人，另一个山包上有40人左右，他们面对着10倍、20倍之多的中国人。

中国人爬到离西奥多·韦瑟雷德中尉率领的、人数比较多的那个山头不到20英尺的散兵坑里，并向山头掷手榴弹。山顶地域狭窄，士兵们无法躲过手榴弹，他们只能把手榴弹踢开或在爆炸前把它们甩开。韦瑟雷德后来估计，在两个小时里有60枚手榴弹扔到了山包上，有40枚被甩开了。激战中不时可以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哨音，然后中国人便跳出散兵坑，试图冲上山头。这样，美国人学会了保留他们稀有的手榴弹，直到听见哨音。哨子一响，他们就把手榴弹扔下山坡。中国人十多次重复了这种错误，山坡上死尸成堆，足以构成另一道防御屏障。

战斗稍有停歇时，韦瑟雷德召唤150码以外的韦恩中尉，他在那里指挥着一伙被包围的士兵。“向我们靠拢，”他叫道，“这里情况好一些。”

韦恩同意了。“做好跑过去的准备，我掩护你们。”他对其他人说。

这位身高体壮的黑人军官已经没有武器在手，但他无所畏惧。他俯身抱起一大堆石头和罐头食品，只身站到毫无屏蔽的山包边缘，把石块和罐头向不到25英尺外的中国人头上扔去。中国人被他的勇敢行为所震惊，一时竟停止了射击。一名美军士兵爬到防御圈外，与韦恩站在一起。他挥动手中已经没有子弹的步枪，准备把任何冲向韦恩的敌人打翻在地。

韦恩在所有人都撤离山包之后才动身离开。那位士兵则把他的步枪扔向山下的中国人，算是撤退前的最后一击。

就在韦恩转身离去之际，一枚中国人的手榴弹在他头部上方爆炸，削掉了他的一边脸部。然而，直到傍晚前的空袭把中国人撵走，他仍然留在山上，并拒绝接受包扎和麻药。“给那些伤重的人用吧。”他说。韦恩后来由于失血过多而晕倒才被抬走，他在医院里住了117天。

这场历时26小时的残酷战斗打响时，B连有129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4人，其中6人为“能走路的伤员”。

与此同时，第9团的G连在战斗的第一天晚上平安无事，尽管该连在清川江沿岸阵地周围的所有部队都被分割开来。但是，在11月26日拂晓，该连遇上事情了，当时的情况使G连先发制人。破晓时，该连的步枪手在清川江边一个较高的山坡上掘壕据守，他们在华氏零下15度的严寒中浑身发抖，遥望着江面上升起的晨雾。军士长威廉·朗打哈欠和伸懒腰时，看到一些人正沿着他下面的一条小河运动，丝毫不作隐蔽。朗毫不上心地望着他们，认为他们一定是美国人，才在这个地区公开行动。朗一直盯着他们，当他们走近不到300码时，他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中国佬！”他对他的排喊道，“他们是中国人！”

步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的第一排子弹把半数中国人打倒在地，幸存者慌忙爬到稻田地和河床的石头后面躲起来。连长弗兰克·穆诺兹上尉叫来一辆坦克。在5分钟的时间里，G连击毙了70名中国人，还俘虏了20人。

然而，中国人当天晚上就凶猛地扑向G连，把该连和F连都赶下了沿江的高地。中国人一波接一波地顽强进攻，用步枪和机关枪猛烈射击，抛出了看来是永不告罄的手榴弹。他们冲上美军阵地，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在散兵坑里。当天晚上，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G连有70多人被打死。

中国人俘虏了一名叫斯莫利的二等兵和两名配属给该师的韩国士兵，并把他们押到后方一个地区。审讯员是一位操着流畅英语的军官，他打了一个响指，接着韩国人就被押到几步外枪毙了。

那位军官转向斯莫利说：“我们对你们了如指掌。”他接下去讲述了G连的情况和该连军官的名字。“你现在回去吧，告诉你们连长不要使用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打我们。你的部队在那边，”他指着河对岸说，“走吧。”

斯莫利觉得他背后要挨枪，便急忙奔向河边，并找到他部队的残部。他是被中国人俘虏又马上释放了的许多步兵之一，这显然是为了宣传，然而这种做法对斯莫利却未能奏效。“给我一挺机关枪，”他对连长穆诺兹上尉说，“我看见了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韩国人的。”

然而，并非每个士兵都像勇敢的斯莫利那样意志坚强。在撤退中，穆诺兹听见河边一所简陋的木棚中传出一阵哭泣声。他感到很奇怪，随后发现一名惊恐不安的美国士兵在地上缩作一团，泪流满面。

“你在这儿做什么？”穆诺兹问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士兵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跟我来。”

“上尉，我不想去那里——”

穆诺兹忍无可忍，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起来。“把你的屁股坐到那些坦克上去！”他命令道。这个士兵服从了。穆诺兹收拢了其他掉队和受伤的人，然后向河边行进。一些中国人向他扑来，他拔出0.45英寸手枪打倒了其中5人。他的一行人终于逃到安全地带。

第8集团军陷入混乱

11月26日这天，第8集团军开始四分五裂，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一场协同密切的攻势已经不复存在。至此，战争成了一系列连级小规模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也没有希望能得到增援，它们被蜂拥而至的中国人四面包围，与上级指挥部的联系也被切断。第8集团军甚至不能把局势稳定下来，以便让其优势火力发挥作用。作家费伦巴克（他对朝鲜战争也做过重要的研究）当时在第2师指挥一支部队，他写道：“在其车轮无法到达的地区不能实施机动，在这些山岭中无法观察或联络，美军是被一口一口吃掉的，而不是被大批击溃的。”

美2师的军官直到11月26日午后才得知该师溃败的严重程度。第38步兵团团长乔治·佩普洛上校守卫着该师右翼，按计划应与其东部的韩国师协同。他从他的指挥所看到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穿过美军阵地溃逃。这个韩国师已被中国人粉碎，他们的指挥官要士兵逃到美军地域以保全性命。

佩普洛给第2师师长凯泽将军打电话。“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拥向我的防区，我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些人？”

凯泽对这个听起来跟废话一样的问题勃然大怒，他厉声答道：“指挥他们，使用他们，浑蛋！”

为了堵住战线右翼的这个突然出现的缺口，沃克将军把几天前才来到朝鲜的5 000人的土耳其旅紧急派往那里。（历史学家马歇尔把这一调遣比作是“用一个阿司匹林药瓶的软木塞去堵一个啤酒桶的桶口”。）土耳其人事先未得到情况介绍；尽管他们极其需要与美2师密切协同，但他们的部队中却没有配属美国顾问。他们被匆匆忙忙地投入战斗。

然而几小时之后传来了土耳其人大获全胜的惊人消息：他们第一次与“蜂拥而至的中国人”交战，就守住了阵地，并以白刃格斗赢得了一场“浴血战斗”，还抓了“几百名俘虏”。美2师的情报部门派遣一位翻译耕夫路中尉去审讯俘虏。他发现这些俘虏是一些时运不济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德川附近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被打死的“中国人”全都是南朝鲜人。

翌日，11月27日，当土耳其人在卧云村与一大股中国军队遭遇时，再也不会搞错对方身份了。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所发生的确切情况。不管情况如何，土耳其人进行了战斗，而且大部分人阵亡了。据一些报告说，军官们把他们的帽子扔到地上，以此为线，不许后退一步，“要与阵地共存亡”。战斗以后，只有几个土耳其连队得以幸存，而且也都罹受重创。

麦克阿瑟的攻势显然已被阻滞。沃克将军的目标不再是抵达鸭绿江，他现在必须竭尽全力解救第8集团军于灭顶之灾。

第十五章 死里逃生

与此同时，在第10军的地域，陆战1师在11月下旬继续在长津水库西岸附近的冰天雪地中小心翼翼地登攀。尽管中国进行了干预，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仍然指望陆战队员们横向出击，与西面的第8集团军衔接起来。行军开始时，该师部队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上排了40多英里长。这一纵队的先导位于水库中部以西约5英里的柳潭里，由两个加强团组成——霍默·利曾伯格上校的第7团和雷·默里中校的第5团。南面14英里处（道路距离为20英里），一个加强营扼守着位于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切斯蒂·普勒上校指挥的第1团之大部仍位于南面11英里的古土里。古土里以南10英里的真兴里由唐纳德·施玛克中校指挥的一个营守卫，进山的道路在此骤然变得陡峭。

11月26日下午，陆战队进入柳潭里时，发现那里并无什么价值。炮弹炸毁了大部分房屋，只有几个饥寒交迫的朝鲜平民在废墟中挤作一团，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逃离这里以避开战事。入夜，气温降至华氏零下17度，陆战队员们苦中作乐，说起了“冰碗” 的笑话。呼啸的北风席卷过结冰的水库，扑向蜷缩在山谷里和附近山上的帐篷和浅洞里的士兵。

柳潭里实际上位于一个宽阔山谷的中央，四周由五座山岭环抱。这些山岭按照该村庄与它们的方向关系，分别取名为北山、西北山、西南山、南山和东南山。每座山岭都起于该村边缘，向外伸延数千码，一路群峰突起，沟壑纵横。长津水库的一角经由北山和东南山之间向柳潭里伸延，始于该村的另外四条通道都是公路。

陆战队的任务是穿过这些山岭，向西部约55英里的武坪里出击。11月27日晚10点，利曾伯格在一座四处漏风的帐篷里，作为在场的级别最高的军官，主持了一次参谋作战会议。这座帐篷对蜷缩在里面的军官来说是形同虚设。他首先讲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这前一天，抓到了三名中共军队第60师的士兵。他们在审讯中说，中共军队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已于11月20日抵达柳潭里地区。这些俘虏都是普通士兵，他们说，中国人的战略是等美军两个陆战团通过以后，就向柳潭里南部和西南部运动，并切断美军的主要补给线。陆战师和第10军的情报部门都不相信这些报告，因为消息提供者的级别非常之低，尽管中国战俘过去提供的情报被证明是极为准确的。情报处认为，中国军队将继续向西撤退，主要战斗将在柳潭里周围的山岭中进行。陆战师的作战方案便是以此为基础的。

据后来缴获的文件证明，中国士兵所提供的情报是正确的。中共军队第九野战军已经秘密地把12个师从“满洲”派到长津湖地区。指挥官宋时轮将军自17岁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一直带兵打仗，1934年至1935年长征时担任过团长。他的部队在中共军队的总攻势中承担东路的攻击任务，他要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空隙中南进，然后挥师东海岸，并把第10军的10万多美军和韩军分隔包围起来。他要消灭长津水库东岸第7步兵师的部队，然后来收拾被分割的陆战1师。中国人显然认为陆战队是他们的劲敌。战斗打响以前，中国部队里散发了数千本名为《血腥的历程》的小册子，该书由一位名叫多伊扎什维里的苏联海军上尉撰写，对陆战队的昔日历史和他们在朝鲜的存在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

1950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掠夺者在朝鲜挑起血腥大屠杀时，华尔街的看门狗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把美国所谓的“海军陆战队”立即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这位职业屠夫和顽固不化的战犯打算把他们尽快投入战斗，旨在对朝鲜人民施以当时他所认为的最后打击。

麦克阿瑟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美国部队受过更多的训练，以对爱好自由的英雄的朝鲜人民进行空前残暴、野蛮和掠夺性的战争。

强盗头子麦克阿瑟对海军陆战队讲了这番话：“一座丰饶之城就在你们前面，那里有无数美酒佳肴。拿下汉城，那儿所有的姑娘就都是你们的了。居民的财产属于征服者，你们就可以把它们寄回家去。”

这本充满诽谤的小册子指责海军陆战队几十年来“劣迹昭著、灭绝人性”，是一伙“强取豪夺之徒”。

在这一宣传攻势中，中国人小心谨慎地不露踪迹。对长津水库北部地区进行的空中侦察没有发现任何大部队集结的迹象，这是中国人善于伪装和夜间运动的又一杰作。但是，利曾伯格知道中国人就在这一地区，因而他绝不贸然行事。他要把强悍的巡逻队派往南山和西南山以及两山之间的山谷中，那里有通往下碣隅里的生死攸关的道路。如果主要补给线被切断，两个陆战团都会陷入危险之中。陆战队仅把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设法开到了柳潭里，因此其重型武器十分有限。

利曾伯格的作战计划要求哈罗德·罗伊斯中校率领的陆战5团2营首先向西发起攻击，该营的直接攻击目标是西北山和西南山的山峰以及两山之间通往西面的道路，其攻击距离约为1.5英里。与此同时，陆战7团在柳潭里进行环形防御，并准备紧跟着陆战5团发起攻击。利曾伯格认为，侧翼有了保障，罗伊斯就能够集中兵力在谷地挺进。

利曾伯格知道该计划有一个他所无法控制的缺陷。命令陆战队西进实际上是企图实施包围，这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第8集团军作为“阻滞力量”能够阻止敌军逃跑。但是，11月27日早上攻击开始时，第8集团军已经在后退；不到24小时，第8集团军便开始全线撤退。然而，陆战队仍然得到阿尔蒙德将军下达的命令，除了遵命外别无他择。

11月27日早上，冻僵了的陆战队员爬出他们的睡袋和掩体，为了恢复血液循环，他们不停地跺脚和戴着手套拍手。他们把野战食品放在油火上烤化，现在他们知道了，吃冰冻食物会导致严重的肠胃病。他们还给武器加热，以使零部件活动自如（一位机灵的士兵发现，野根牌发乳可以临时用来当优质的擦枪油）。8时刚过，陆战连开始运动。一个连向西，先下到西北山和西南山之间的土路上，然后登上道路周围的山坡；另一个连则向村庄北面和南面的山岭运动以保障侧翼。

位于最北部的第3营H连进展迅速，到上午10时，该连未遇抵抗便占领了其目标西北山主峰以远的1403高地。在南面，托马斯·库尼上尉（阿尔蒙德的“纸质银星勋章”还装在他的背囊里）指挥的G连几分钟后也未遇抵抗便夺取了西南山的主峰。这时，该连遭到大约500码以外的另一座高峰上敌人轻武器的猛烈射击，尽管由于距离远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却令人讨厌。

被派往进攻两山之间谷地的5团2营遇到了相当多的麻烦。尤尔·彼得斯上尉率领的F连是该营的先头连，该连差不多刚刚离开在柳潭里的营地，就遭到轻武器的猛烈射击，接着便遇到了一连串坚固但无人防守的路障。F连在迫击炮火的掩护下离开公路，去攻击中共军队阵地的北侧。与此同时，第5营的D连继续沿公路前进。下午3时，正面的猛烈火力最终使两个连停止了前进。夜幕很快降临了，罗伊斯中校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掘壕据守。陆战队在第一天仅仅推进了1500码，而攻击的任务是55英里。

罗伊斯的执行军官约翰·霍普金斯少校在营指挥所拿出了一小瓶白兰地，并小心翼翼地把酒倒进两个行军杯中。“今天是我生日，哈尔，”他对罗伊斯说，“我从军医那儿讨来的。”

“祝你健康。”罗伊斯答道。

“致我们完成将要进行的最为漫长的55英里，如果我们能到达那里的话。”霍普金斯祝酒说。

在南面，塞缪尔·贾斯基尔卡上尉指挥的第2营E连在西南山的南坡建立了阵地，该连的任务是担负营的后方警戒。那里的地形极为糟糕：一条狭窄的南北走向的通道上散布着几座小窝棚、一些矮树和灌木丛，在山沟中间有一条封冻的小溪。贾斯基尔卡指挥他的部队很快地建立了环形防御阵地。他的阵地前是一片便于发挥火力的开阔地，任何可能出现的中国人都无处藏身。

陆战队和中共军队都不知道，中国人已经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这很可能使他们失去了在柳潭里消灭陆战队两个团的机会。如果中共军队的防御部队沿着道路后撤，比方说后撤2至3英里，陆战队便会被诱至远离他们柳潭里营地的地方，以致陆战队的包围行动无望进行。中国人在陆战队推进的第一天便进行抵抗，然而战绩平平——这也许是军事史上为数不多的战例之一，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6时左右，黄昏来临，陆战队之大部已经离开山谷，进入了山区。10个不满员的步枪连部署在高地；第5团的两个营位于村庄附近的山谷中；第7团的C连和F连位于通往下碣隅里的公路旁孤立的阵地上，F连尤为孤立：一边距下碣隅里有7英里，另一边与C连有2英里山路。在北山，陆战7团的两个连——D连和E连——分别在两个山头占领了阵地，中间隔着一个500码长的马鞍形山脊。用陆战队的行话来说，它们的侧翼“空空荡荡”，双方除了偶尔有巡逻队往来外没有任何联系。这两个连的阵地前线合在一起，延伸约2英里。整个环形防御阵地也因很多小的间隙而受到损害。

陆战队所具有的一个优势是令人生畏的支援火器。40多门榴弹炮——30门105毫米榴弹炮和18门155毫米榴弹炮——部署在柳潭里平原的南端；还有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4.2英寸迫击炮。但是弹药只有三天的储备，而且利曾伯格没有把握让更多的卡车沿公路进山。无论如何，陆战队已经为夜晚战斗做好了准备。

当他们后来试图描述当时的严寒时——不管是一周后与战地记者的谈话，还是一个月后的一封家信，或是三十年以后的一次访谈——陆战队员们都不得不费尽心思地寻找字眼，毫无例外。一位前中士说：“无论穿多少衣服都不能保暖，更谈不上舒适了。你被手套、风雪大衣、长男内衣、头兜和所有的东西捆得紧紧的，肯定会出汗。结果是，一旦你停止不动，汗水就会在你那该死的衣服里结成冰。冬天的早上在户外摸过冰冷的金属吗？噢，想象一下怎样好好对付一支M-1式步枪或卡宾枪吧。那件钢家伙是冰，你赤手碰它就会被粘住，甩掉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舍去一层皮。有一次我的嘴实际上被冻得张不开了，我的唾液和我的胡子冻在一起了。”海军陆战队耗费了几百万美元研制一种特制的冬季缚带防水鞋，但在华氏零下20度的严寒里，只要一个士兵几个小时不活动，这种靴子穿起来就很不舒服。正如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汗水湿透的脚慢慢肿了起来，疼得要命。”

武器亦是如此，尤其是构造复杂的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士兵们需要它们才能生存，然而很多枪支的零件冻得结结实实，以致无法使用。“我在战役开始时知道了，在枪支完全冻住的情况下，你可以往枪上撒尿使枪机活动，”一位名叫布伦顿·凯斯的二等兵说，“可是见鬼，你能有多少尿呢？你一晚上只能撒一次尿，但即便这样，过不了多久又会冻上。”

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保卫自己而迫不得已，竟然到了如此水平：在风雪漫天的亚洲山野中，快要冻僵的士兵蜷缩在散兵坑里，他们的武器装备有赖于自己膀胱中的尿量。

中国人在夜幕中开始行动了。中共军队第79师和第89师的攻击营的任务是打击柳潭里及其周围的两个不满员的陆战团；与此同时，另一个师即第59师，则利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已经南进数英里并进入阵地，以攻击南山和德洞岭关之间的主要补给线，准备切断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道路。三个中国师对两个美军团，中国人还拥有比他们三对一的人数优势更为重要的优势：麦克阿瑟在几天前的公开讲话中，把陆战队的意图明确地告诉了中国人。这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起进攻。

在夜幕降临的头几个小时，小规模中国巡逻队对美军阵地进行了短促的袭击，好像是在寻找薄弱环节和空隙。偶尔传来的中国人说话声或脚在雪地上滑动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中国人肯定也在受苦，他们穿的是薄薄的胶底帆布鞋。

晚上10时过后不久，整个柳潭里山谷突然枪炮声大作。军号声发出了进攻信号，迫击炮弹猛轰美军阵地。中国士兵突然跃起，在近距离扔手榴弹，另一些人则用轻机枪射击。

几分钟后，战斗就变成一系列的小部队战斗，每场战斗都英勇壮烈，令人恐怖，且极为残忍。

在E连的防区，萨姆·贾斯基尔卡命令士兵在最后一刻才射击，因为他已经请求营里发射照明迫击炮弹，以便照亮中国人接近的地域。然而，照明弹却没有发射。幸运的是，一阵机枪射击引燃了E连阵地前约200码的一间茅屋。中国人遍布整个山谷，他们在若明若暗的火光中不停地冲击，成为机关枪射击的理想目标。翌晨，贾斯基尔卡清点出300多具中国人尸体，其中一些就在阵地前不足15英尺的地方。他清点时只走到100码的地方，便不敢再往前走了，但他可以看见远处还有敌军尸体。有人把他选择的防御阵地称为“轻松小径”，但是那天晚上，柳潭里的任何事情都不“轻松”。

在贾斯基尔卡的阵地左侧，中国人在E连与F连之间发现了一处空隙，便大举拥入，直扑营长罗伊斯的指挥所，公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一等兵约翰·米德带头组织了一批人去堵塞这个缺口。他把六七个士兵部署在可以向蜂拥而来的中国人猛烈射击的阵地上。弹药告罄后，他跌跌撞撞地穿过雪地，到连部弹药库取弹药。他来回三趟，每次都满载而归，就是在春季干燥的平地上，这些重负也会使人举步维艰。米德跑遍了阵地，把子弹匣和手榴弹送给其他陆战队员，然后停下来进行射击。第四趟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枪伤如此疼痛，以致一位看护兵为他包扎时，伙伴们不得不把他按在地上。第二天，进攻被打退后，该连阵地前堆积着75具中国人的尸体，其中15人是米德击毙的。

在山谷北面，中国人首先攻击了第3营的H连，该连沿山岭作弧形配置，瞰制着通往山谷外部的公路。H连完全孤立无援，中国人很快发现并利用了这一点。该连连长列罗伊·库克上尉在进攻一开始就被打死，他的军官除一人外都告负伤。该连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国人调来了增援部队，他们越过早先被打死的弹痕累累的尸体，向H连轮番攻击。H连据壕力守，但在凌晨4时左右，营指挥官认为继续抵抗已徒劳无益。H连奉命撤至山谷，身后留下数百具尸体。中国人现在占领了1403高地，这使他们在柳潭里山谷北部拥有一个瞰制山谷的阵地。陆战队显然处于一个不断收紧的钳口中。

又是一场浴血之战。陆战7团E连（这与陆战5团贾斯基尔卡的E连不是一回事）很晚才抵达战场，士兵们心力交瘁，冻伤累累，漫长山路上的艰苦跋涉使他们疲惫不堪。他们在11月27日只睡了几个小时，便在北山的1282高地进入了环形防御阵地。连长沃尔特·菲利普斯上尉把两个排部署在主峰，并把第三个排部署在柳潭里方向的一个山嘴上。陆战队在下面的山坡上布设了绊索照明弹，然后进入阵地。

中国人的第一次进攻不过是一次骚扰行动，守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由轻机枪手和投弹手组成的进攻分队。接下来是一段沉寂，菲利普斯对另一位军官说：“他们原以为他们要攻打的是一个排，但却碰上了一个整连。他们还会回来的，还会来更多的人。”他说对了。午夜时分，一阵由尖叫的哨音和军号啸鸣组成的离奇古怪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在阵阵喧嚣声中，可以听见几千只脚踏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声音。排长约翰·杨西中尉请求发射照明迫击炮弹和炮火支援，但都未如愿。杨西是一位性情暴躁、动辄咒骂的人，在瓜达卡纳尔岛曾获得一枚海军十字勋章。这位后备役军人在战争开始时离开了他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酒铺。在仁川登陆的那天——他是在许多天后听说的——他的妻子生下了一名婴儿。他与陆战1师的其他后备役军人一样（大约占整个兵力的一半），不认为自己是职业军人。这样，杨西和其他陆战队员等待着，倾听着，直到冲击的第一批中国人影隐现在黑暗中，他们才拉动引发绊索照明弹的绳索。他们面前展现的是不断涌来的成排的中国人，在照明弹照亮的范围内至少可以看见有四列队伍。中国人发出令人费解的啸声，还用英语高喊：“狗娘养的陆战队，杀死你！狗娘养的陆战队，死去吧！”他们在两个小时里不停地冲击，冲入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网之中。有些中国人倒在机枪阵地前不足10英尺的地方。陆战队伤亡惨重。步枪子弹打中了菲利普斯上尉的肩部和腿部，但他拒绝撤离。手榴弹片削去了约翰·杨西的鼻子，流出的血使他窒息。他难以呼吸，但他也留在了阵地上。

中国人在凌晨2时放弃了进攻，留下了200多具尸体，足有两个连的人数，犹如一位陆战队员所说，是“尸横遍野”。陆战队守住了1282高地。

但两小时后，中国人又重整兵力，卷土重来。他们以班为单位，向疲惫不堪、危在旦夕的陆战队的两个排发起了轮番攻击。增援部队从柳潭里匆匆赶来，在黑暗中冒着华氏零下20度的严寒在山坡上攀冰爬雪。这时，中国人冲进美军阵地，单兵之间用枪托和刺刀拼杀。约翰·杨西的鼻子仍在冒血，他力图在连指挥所周围组成一道防线。一枚手榴弹在他眼前几英寸处爆炸，一块弹片在他的上腭划开了一个可怕的伤口，但他继续战斗。两次负伤的沃尔特·菲利普斯也是如此。据安德鲁·吉尔说，菲利普斯不顾一切地冲向中国人，拼命地扔手榴弹和叫喊：“坚持住，士兵们，这里是E连！”他从雪里抽出一支步枪，把刺刀插在地上。“我们就守在这里。”几秒钟后，一阵轻武器射击打死了他。

E连现在仅剩下几个人。执行军官雷蒙德·鲍尔中尉接替了指挥，尽管他已经两处负伤而动弹不得。不久后，他又多处中弹，慢慢失去知觉后死去。

令人敬佩的杨西排现在只剩下9个人了，杨西每次呼吸都喷出鲜血。他不停地咯血，但仍然试图组织反击，他大声喊道：“使劲打，陆战队，使劲打！”

一位叫斯坦利·鲁宾逊的步枪手是听见喊声的士兵之一，他由于双脚严重冻伤，那天晚上奉命去包扎所。鲁宾逊听说他的部队处境危险时，便一瘸一拐地回到阵地上，他的双脚在雪地上留下斑斑血迹。他听见并响应了杨西的呼唤。“使劲打！”他怒喊道，这一小批人上好刺刀，步枪喷着火舌，迎着冲击的中国人猛扑山顶。一发子弹打中了杨西的面部，使他双目失明，跪倒在地。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向前线爬行，还把步枪插在他面前。然而E连已经不能再打了，中国人席卷了1282高地。他们现在控制了通向柳潭里的又一个关口要道，针对两个陆战团的包围圈越收越紧。

在东面的1240高地上再现了E连的悲壮场面，这次遭到打击的是米尔顿·赫尔上尉指挥的D连。该连的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终于被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中国人攻占。拂晓时分，赫尔已数次负伤，有战斗力的人只剩下16个。他的前面是居高临下的中国人，两翼被包围，通往山下的后路也被切断。

11月28日的拂晓一片沉寂，令人紧张不安。中国人仍然占领着夜晚夺取的高地，但为了躲避美国的空袭，他们躲藏起来。他们的伪装使他们在冰雪覆盖的山野中难以被发现。

奥利弗·史密斯将军在下碣隅里过夜，他用一台吱吱乱响的电台收听了利曾伯格上校的战报。来自朝鲜西部的消息说，第8集团军在不断罹受灾难。他向阿尔蒙德报告了陆战1师的困境，但直至上午10时仍未收到实质性的答复。使史密斯感到震惊的是，“没有从第10军收到关于修改计划的只言片语”，这意味着陆战1师还要继续从柳潭里向西推进。史密斯认识到，这种推进的任何企图都是愚蠢至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继续采取进攻行动是不明智的。我们现在是在为生存而战，在弄清情况之前，有必要在所有地方采取守势。”史密斯自行其是，命令陆战5团和7团巩固他们目前的阵地，即在柳潭里掘壕据守，并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陆战队陷入困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世界那一边。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尔马营的海军陆战队训练中心，一位军官冲进了司令官梅里尔·特文宁准将的办公室。

“将军，”他喊道，“电台收到一条消息说，中国人包围了陆战1师。”

特文宁从办公桌上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说：“年轻人，我只能说，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11月27日晚些时候，史密斯终于从阿尔蒙德的指挥部收到了一些命令，要他把他的一个团调回下碣隅里，“以解救水库东面的陆军部队”，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置信。“我的上帝，”他叫道，“当时我们自己正受到中共军队三个师的攻击……我们显然是遇到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从军部得到马上撤退的命令，所以除了进行防守以外我们别无他择，因为不经上级允许我不能撤退。”

在史密斯看来，阿尔蒙德、麦克阿瑟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已束手无策。“每隔四小时，我们就（向第10军）报告发生的情况，但他们显然是惊呆了。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做不了判断。……他们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想法。”

直到11月28日晚些时候，史密斯才接到命令，要他把全部军队撤至下碣隅里，并向沿海地区“前进”。“他们用了两天才琢磨过来。”史密斯愤愤不平地说。

制订两个陆战团撤退计划的命令终于放到了师作战处阿尔法·鲍泽上校的野战办公桌上，他随即把它交给他的执行军官约瑟夫·瓦恩科夫上校。“我的天啊，”瓦恩科夫说，“我必须去找一本参谋手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陆战队会参与后退或撤退行动的事情。”

史密斯将军也没有遇到过。计划完成后，鲍泽和瓦恩科夫把它拿来交给史密斯，他的指挥所设在一间废弃的朝鲜茅屋里。讨论计划时，有人使用了“退却”这个字眼。

“退却”不是一个在陆战队指挥所里谈论的字眼，史密斯根本不愿听到它。他对军官们说，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要去夺回我们的主要补给线。这根本不是一次退却，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进攻”。

第二天，一位英国记者就他写的一篇文章征求史密斯的意见：他应该把陆战队的行动称为“退却”还是“撤退”呢？“我向他指出，因为我们已经被完全包围，我们既不可能退却也不能撤退，只能打将出去。”报上最后登出来的那段引语——史密斯没有质疑——是：“退却，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

福克斯高地的磨难

不管是退却还是前进，在11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以及在此之后若干个苦难的日日夜夜里，有一支陆战队部队是史密斯将军或其他任何人所无力相助的，那就是陆战7团2营的F连。该连得到重机枪和81毫米迫击炮的加强，总兵力达240人，比正规的陆战连大约多50人。威廉·巴伯上尉指挥的F连接受了一个艰巨任务——防守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主要补给线上位于德洞岭关的阵地，以保障撤退的路线畅通无阻。高级军官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势在必行。中国人已经在这两个村庄之间的两个地方切断了主要补给线，但利曾伯格认为可以把中国人从这两个地方赶走。然而，守住德洞岭关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人夺取了这个关键的高地，两个陆战团就有可能覆灭。该营的另一支部队C连已经被中国人占压倒性优势的攻击赶出了德洞岭关地区。中国士兵曾经一度把手榴弹装在袜子里，一次向陆战队扔两枚手榴弹。该连少数的幸存者撤退了。

F连没有撤退的余地，巴伯的命令是坚守高地直至最后一个人。

福克斯高地——这是后来为了纪念它的守卫者而这样称呼 ——地形极为险恶，甚至以朝鲜东部的高标准来看亦是如此。陡峭的山坡一直伸向公路，然后突然终止在一个10英尺高的垂直悬崖边上。悬崖和公路之间有几间破旧的茅草屋。山坡下部长满了小树，在靠近山顶的地方逐步变成了一块块灌木丛。福克斯高地从其最高处以马鞍形向下倾斜，长约900多码，一个陆战队员把它比作是一个“中间凹两边陡的屋顶”。这个鞍状山顶的另一端与一个巨石累累的山脊相连，它位于F连的环形防御圈之外。巴伯不喜欢这个鞍状山顶的样子，因为它是中国人接近的天然通道，他们可能会从那个无人防守的山脊悄悄摸过来。由于防守地域很大，兵力又很少，巴伯除了尽力收缩防线以外别无他择。

巴伯把罗伯特·麦卡锡中尉指挥的3排配置在向北的主峰；约翰·邓恩中尉指挥的1排配置在与之相连的右翼；埃尔默·彼得森中尉的2排在左翼；连部和一个火箭筒班位于背坡上；巴伯把他的指挥所和迫击炮排配置在沿公路的山脚下。这种配置好比是一个倒置的马蹄铁，巴伯的小分队在底部镇守空当。巴伯还命令在白天派出巡逻队，防止中共军队破坏主要补给线的企图。

正如陆战1师在别处的部队一样，夜晚的酷寒比白昼更为侵彻肌肤。军官们对阵地并不完全满意，但要固守福克斯高地需要一个整营。高地上土质坚硬，陆战队只能挖些浅坑作工事。当陆战队为夜晚掘壕据守时，所有的人都预料中国人会在拂晓前进攻，麦卡锡中尉记起了半句旧时军训课上的话：“月光对防御者有利。”他想，也许吧。但不管月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都无法补偿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给听觉带来的影响。要么把耳朵遮上，要么就冻坏。哨兵都是聋子，他想道。没有耳朵的半拉哨兵，只有眼睛，这对防御者来说是毫无裨益！

沉沉夜幕中，士兵们可以听见柳潭里周围酣战不止，但F连周围动静全无。实际上，这天晚上静得反常，以致麦卡锡在午夜时分唤醒了各班班长，要他们更加警觉，尽管他们都被冻僵了。

凌晨2时30分，马鞍尽头的山脊上火光熊熊，枪炮连天。枪声、军号的啸鸣声和军队的喊叫声使陆战队员匆忙爬出睡袋。“他们真来了！”一位年轻的一等兵情不自禁地喊道。

正如巴伯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人在头一次冲锋中便越过了长长的鞍状地带，他们的白色军装使他们在雪地中难以被发现。中国人第一个冲击波的目的是要在第2排和第3排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但三名陆战队员坚守在结合部，并绝不弃守。其中一位是身材高大的、21岁的二等兵赫克托·卡弗雷德，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稳稳瞄准迎面冲来的中国人。另一名二等兵肯尼思·本森——这名后备役军人现在正在打一场正规战——他蹲在卡弗雷德身下的一个坑里，拼命拉动他的勃朗宁步枪冻住了的枪栓。本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卡弗雷德的步枪每响一下，他都能听见卡弗雷德咕哝着一个数字：“9……10……11……12。”这时，卡弗雷德的步枪卡住了。他怒吼一声，向前跑了几步，然后把他那支不能用的M-1步枪扔向中国人。他抓住本森的肩膀说：“咱们走吧，本森，到那上面去。”

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山上的一个掩体。那里的人不是死便是伤。“给我一支步枪，”卡弗雷德喊道，“谁给我一支枪！我的枪打坏了！”

一个伤兵把一支M-1步枪扔给卡弗雷德说：“你来射击，我给你压子弹。”他开始在掩体中搜罗枪支，并把弹匣安在弹卡上。卡弗雷德再次站起身来，使自己暴露在工事外面，朝中国人打完了一支又一支步枪中的子弹，只是在把空枪换成压满子弹的枪时才停顿片刻。

中国人又祭出了手榴弹。据海军陆战队史学家菲利普·皮尔斯说，掩体中的一些士兵抓起了挖工事的工具，就像使用垒球棒一样挥舞着它们，把手榴弹挡开。但也有些手榴弹没有被挡住，有两枚手榴弹落到了卡弗雷德的脚边，两次他都踢开了它们。有一枚手榴弹越过他，落到了伤员中。卡弗雷德猛然扑过掩体，抓起手榴弹，猛站起来，往外扔去。手榴弹在完全离开他的手指之前爆炸了，他的手掌被弹片削下一块块肉，一根断指飞落在地上。

现在，陆战队是用挖工事的工具、刺刀、枪托和拳头在作战。双方士兵在雪地中纠缠厮打，互掐脖子，竞挖眼珠，残忍至极。不胜者则亡。

陆战队胜了。天际露出第一缕晨光时，中国人吹起了尖啸的收兵号，攻击者脱离了接触，急急忙忙撤至山中。6时30分，福克斯高地上又平静如初。

他们清理了陆战队阵亡者的尸体，把他们10个一行排成两行。看护兵吉姆·莫里西在检查死者的身份牌时想，把死难者整整齐齐地排好，这才像陆战队。他停了一下，让那萦绕心头的葬丧号音在他脑海中响过。

但是，F连的厄运才刚开头。

中共军队继续进攻

11月28日这天从早到晚，F连阵地周围轻武器声此起彼伏，但中国人一直未发起新的攻击。F连除20人阵亡外还有54人负伤，弹药亦将告罄。为此，威廉·巴伯上尉重新组织了防御，并在战场上搜寻枪支弹药。他们发现一些中国人携带着美制汤普森冲锋枪和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显然是从战败的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战利品。

巴伯这天从无线电台中得知的消息是，柳潭里周围仍然战乱不已，下碣隅里也遭到共军攻击。巴伯并不打算对他的下级军官掩盖F连的困境：5团和7团已被切断，伤亡惨重；他们必须经F连防守的道路杀出重围。

“这是他们所有车辆的唯一出路，”巴伯说，“如果我们守不住这个高地，他们便走投无路了。”

他看了看指挥所中士兵们疲倦和肮脏的面容。有几个人脸上冰雪斑斑，遍体鳞伤，血浸绷带。巴伯叹道：“就是这么回事，先生们，赶快准备吧。”

现在只能随机应变了。陆战队员们用阵亡的中国人身上可以搜集到的任何武器来装备自己。（严寒得以保存阵亡的中国人的尸体。那天上午，F连阵地前面有450多具中国人的尸体。陆战队员甚至把一些尸体拖上山，堆放在掩体周围挡子弹。）

二等兵肯·本森仍然为一枚中国手榴弹在他附近爆炸而头晕目眩，他今天最急切的是找一副新手套。他走下高地，来到头天晚上战斗中他和卡弗雷德得以幸存的掩体，这里的情景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找不到自己的衣物，他的睡袋还被中国人打得弹洞累累，捅了很多刺刀。中国人显然认为陆战队的人在里面。

他突然计上心来，拿来阵亡者的睡袋，把里面装上雪，再把它们摆成环形或排列起来。中国人也许会认为里面有人，当他们来动手时……

在下午余下的时间里，肯·本森都在搜集睡袋，把里面装满雪，布置他自己的埋伏。

当天晚上，F连进入了与头天晚上大体相当的防御阵地，但是该连人数已大为减少。尽管如此，巴伯感到士兵们胸有成竹，他们已经经受住了中国人最厉害的——或是最糟糕的——手段，并且可以再次守住这个高地。

中国人急速飞来的迫击炮弹标志着新的攻击开始了。每发炮弹的爆炸都震撼了封冻的土地，高爆弹重击和弹片飞散的尖叫声撕裂了空气。

中国人以每次八九个人一个班的兵力向阵地冲来，同时大声喊叫和射击，然后撤退，显然是在寻找空隙或薄弱环节。陆战队现在知道会看到什么了——中国人的人海攻势。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跑进美军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无比精确的火力网里，后面的攻击波都绕过先前阵亡者支离破碎的尸体。陆战队打散了一个冲击波，几秒钟后另一个冲击波又扑过来。两小时后，第3排守不住了。中国人像一股激流，毫不停歇地猛打猛攻，他们撕破了防线，把第3排追打下山坡。巴伯和麦卡锡中尉急忙组织兵力去堵缺口。一阵机枪射击划破夜幕，把他俩的腿骨打断，他们跌倒在地。

中国人此时已突破了美军防线，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动作。大约50多人毫无目的地走过第2排后面的地域，似乎是在等候一位长官出现。他们高声叫喊和谈话，还大声吹号，并紧紧站在一起。

埃尔默·彼得森中尉迅速地估计了形势，掉转他的两挺机枪。仅仅几秒钟的猛烈射击，这些中国人就被打得尸骨成堆，无一生还。

但环形防御圈外正在撤退的中国人确实发现了可以痛击美国人的机会——有一些摆成半圆形的陆战队睡袋，好像是为从阵地上撤下来的伤员准备的。中国人狂喊着冲向那些沉眠的目标，并向睡袋开枪、捅刺刀。

二等兵肯·本森拿着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坐在几码远的地方观察。他仔细地瞄准后开枪射击。6声枪响后，6个中国人应声倒下。他扛起勃朗宁步枪，回到山上。

11月29日拂晓，中国人再次脱离接触，消失在群峰之中。巴伯的部队伤亡大减——美军5人阵亡，29人受伤。尽管F连有战斗力的人已不足半数，但巴伯知道他还要在福克斯高地再坚守几天。上午10时的一次空投使F连得到了充足的粮弹供应，该连连续三天晚上掘壕据守。

这天晚上，中国人一直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时而吹号好像表示要进攻，时而打冷枪冷炮，但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用扩大器的喊话声：“F连，你们被包围了。我是陆战11营的一名中尉。中国人会给你们暖和的衣服和良好的待遇，赶快投降吧！”

F连一位步枪手忍无可忍，大声喊道：“打一发照明弹，我要和那个狗崽子谈谈。”一发照明弹划破夜幕，这位步枪手把M-1步枪中的子弹都朝喊话的大致方向打去。此后再也听不到喊话了。

尽管如此，F连仍然位于一座被成千中国人包围的孤山上，陆战1师的其他部队则在他们下面通过，转向安全地带。

雷·戴维斯的任务

但是，F连并未被遗忘。11月30日，利曾伯格上校在柳潭里的部队中寻找一位最佳人选来领导一次营救任务。他已准备开始让陆战队的主力部队沿着道路运动，这是中国人所期望的行动。然而，派一支精锐部队穿山越野不仅能解救F连，还会使中国人措手不及。利曾伯格决定派师里最出类拔萃、最勇悍顽强的年轻营长雷蒙德·戴维斯中校。利曾伯格对戴维斯讲述了他的意图：“很显然，我们不能沿公路强行突进（至F连处），我想中国人不会料到我们将通过陆路行进。（F连）必须营救出来，德洞岭关必须守住。准备明天上午行动。”

戴维斯立即着手准备。他把病号和能走的伤员挑出来，让他们把该营的车辆在路上排成纵队，然后着手整顿突击部队。每个士兵携带四餐的食品、一行军水壶的饮水和额外的弹药。他所关切的是带什么样的食品，现在士兵们最清楚在寒冷中什么东西嚼得动。大部分人挑选了罐装面包和水果，如果把它们塞到紧挨腹部的军服上衣里便不会结冰。戴维斯把他的迫击炮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分担这些沉重的负载。部队中的每个士兵要额外携带一枚81毫米迫击炮弹，每个齐装满载的陆战队员要负担120磅，甚至在平地和好天里这也是一匹驮马的负载。戴维斯的士兵在华氏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已经度过了三个星期，除了冻得硬邦邦的野战食品外，很少吃到其他的东西。由于在封冻的土地上挖散兵坑，所有人的手都有肿痛的裂口。由于陆战队员体格训练的缘故，士兵们初来朝鲜时都精干灵活，但现在平均每人体重都减少了20磅。当雷·戴维斯观察他的部队时，他看到人们由于疲劳和饥饿而面容憔悴，偶尔还有冻伤的白色痕迹。

他让士兵们按营的队形列队，告诉他们必须做的事：夜间徒步翻过一些险峰恶岭，仅能从携带的东西中得到补给，营救F连，然后坚守主要补给线，以解救两个陆战团。人们嘟囔着表示赞成。第1营便从柳潭里进入山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一座在公路以东1 000码左右、名为1419高地的小山包。掘壕据守的中共部队顶住了飞机大炮和正面攻击，已经顽强地坚守了三天。整整一天，士兵们都在溜滑的山上攀行，常常在冰雪中手膝并用，还不断遭到中共军队火力的猛烈袭击。在一次激战中，莱斯利·威廉姆斯中尉率领的一个排与中国人展开了白刃战，并粉碎了抵抗。

这时已是晚上7时，伸手不见五指。戴维斯看了看温度表，气温之低使他感到震惊：华氏零下24度。一天的奔波使他的士兵疲惫不堪，沉重的军服里汗水淋淋。戴维斯用几分钟时间，看了一下地图，思索片刻，然后做出了决定：如果在这种严寒中，穿着这样湿透的内衣在这里过夜，明天就动弹不得了。这样做是自己找死，而最好的做法是接着推进。

戴维斯命令约瑟夫·库凯巴中尉率领的B连在前面开路，营指挥机构紧随其后以加强指挥。戴维斯披着大衣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指北针，确定了行军方向，部队随即进入茫茫黑夜之中。尖兵以南部一颗明亮的星星作为确定方位的补充手段。雷·戴维斯多年后说：

夜里寒气逼人。沿途有一些中国人挖的旧工事。为确保准确的行军方向，我常常下到这些工事里……用指北针判定方位。

我两次把军大衣披在头上，然后趴在地上，借手电筒的亮光，校正我的地图，以检查行军方向。我把头对准一个方位物，然后关上手电，掀开大衣，走出工事判定方向，可我常常记不起我在大衣下干了些什么，而是站在那里茫然发呆。周围的两三个人会说上几句话，这时我就会忘记了我正在做些什么事。

我不得不走下工事，从头再来一遍。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找你，好弄清要干什么。严寒使我们完全麻木了。

走过小路的陆战队员越多，路面就越滑。“我们滑下坡的那个地方底下便是岩石，”戴维斯说，“没有树根，斜坡是硬邦邦的冰，就像坐滑梯一样，嗖地一下就碰到底了。”

气温之低，海拔之高，使得化雪饮水全然不能，甚至生火也无济于事。士兵们只好吃雪解渴。他们把干袜子和腰垫放在腹部（后者是为防止背带擦伤），还要想着每隔几小时就换一次。戴维斯吃的是干燥的饼干。“除此之外，所有食品都冻得硬邦邦，无法化开来吃。”

这天晚上某个时候，当部队穿过深雪翻越一连串的山脊时，戴维斯试图向尖兵传话，要他们暂停前进。他担心他们是在径直走向敌人主力部队。“但每次只传过两三个人便有人说，‘闭嘴别出声’，只好到此为止，所以我不得不竭尽全力赶到队伍前面。这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却使他们停止了前进，改道走上该走的路。”

凌晨2时30分，部队抵达通往F连的主要山脊的顶峰。在最后几码的行程中，“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紧紧抓住树枝草根，防止滑回下面的冰雪小路上去”。

戴维斯决定就地停止前进，而不是试图在黑夜里与F连取得联系。F连没有通信设备，戴维斯也不希望他的救援部队在黑夜里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被打死。

但他也担心陆战队员睡着：

当我命令部队离开山顶时，他们就像苍蝇一样散开了。他们站立不稳，我不禁为部队的极度疲劳深为担忧。我命令每个连都组织一个由三名军士组成的小组，使部队进入阵地，并在拂晓前的几个小时里来回巡视，使部队中有人保持警觉。

中国的狙击手在这几个小时里从远处偶尔向该营射击，一发冷弹几乎打中戴维斯。当时他刚刚爬到两块石头之间，拉上睡袋的头罩，突然感到头部受到一股冲力并有刺痛，原来是一发强弩之末的子弹穿透了布层，“擦伤了我的头皮”。

翌晨拂晓——这是F连在弹痕累累的山头上的第六天了——戴维斯的营穿过鞍形地段走向主阵地。巴伯远远地看见了他们，他瞥了一眼就知道那些戴着兜帽的人是陆战队。他可以看见，在几百英尺以下的主要补给线上，卡车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南驶往下碣隅里。

戴维斯的士兵走近福克斯高地时，穿过了中国攻击者的遗骸。一位名叫谢弗的笨手笨脚的中士喊道：“上校，快到这儿来，让你看样东西。”戴维斯说：“中士弯下身去，从一个坑里拖出一大块东西，原来是一个中国士兵。我问道：‘他死了吗？’中士说：‘还活着，眼睛还在动。’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还可以动。”F连的环形防御圈外还发现有6个快要冻死的中国人，后来都死了。

抵达福克斯高地后，巴伯和戴维斯马上统计了一下伤亡情况。F连有22名重伤员，必须把他们抬到山坡下面等候的卡车上。有两名士兵因紧张过度而精神崩溃，必须用临时制作的拘束衣加以控制，但在撤离前两人都死了。

撤离福克斯高地之前，巴伯上尉统计了一下五昼夜战斗的代价：26人阵亡，89人受伤，包括7名军官中的6名，还有3人失踪。巴伯连里的幸存者愿意下山到主力部队那里去吗？

不，巴伯说，他们要和戴维斯的营留在福克斯高地上，协助守住德洞岭关，直到陆战1师的最后一辆卡车穿过这里驶向安全地带。

就在雷·戴维斯中校前去解救F连时，利曾伯格下属的其他部队便准备撤离柳潭里，向南运动。两天的激战后，战斗减弱了。中国人显然保持了两天战斗、休整、再战的安排，这是因他们糟糕的补给系统所必须采取的方式。中共军队在野战中得不到空投食品和弹药的支援，如果一个士兵耗尽了他的携带物品，不管是打光了子弹还是吃光了食物，就不得不撤出战斗。“一个中国人受了伤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史密斯将军指出，“他将被遗弃而冻死。陆战队可以听见中国伤员的叫喊声，随着他们被冻僵而死，喊声便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尽管天寒地冻，受伤的陆战队员还是得到了照料。” 陆战1师作战处的阿尔法·鲍泽上校后来认为，如果中国人拥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信设备，陆战队将不可能逃离长津水库。“陆战1师不过是侥幸而已。”他说。

史密斯谈到的医疗技术之一是军医们用嘴融化冻住的吗啡注射器，设在柳潭里、由团军医切斯特·莱森登海军少校领导的医院采用了这个方法。莱森登的工作条件极为不利。步枪的流弹打穿了他的帐篷，而且由于伤员过多，一些人不得不放在外面的草垫上，盖上防水帆布。

长津水库的鏖战结束以后，莱森登医生对《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讲述了他所遇到的问题：

所有的东西都冻住了，血浆冻住了，瓶子冻裂了。我们不能使用血浆，因为它无法变成液体，而且注射器都被微粒堵住了。我们不能给伤员换敷料，因为我们必须戴手套工作，使手不致冻坏。

我们不能为处置一处伤口而剪开伤员的衣服，否则他就会被冻死。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去管他，他常常反而会更好些。你从未试过把伤员塞进睡袋里吧？

一些伤员在雪地里连续躺了72小时，然后被拉出来，绑在卡车的散热器上。“我们到达下碣隅里时，”陆战1师的军医尤金·赫林海军上尉说，“判定伤员死活的唯一办法是看他的眼睛是否活动。他们都冻得像木板一样硬邦邦的。”

11月30日下午，陆战1师接到了撤离柳潭里的命令，这一天中国人加强了对防御圈的压力。部队逐步撤回了村庄，仅仅在重要的高地上保留了阵地。经过一夜的计划讨论，决定把作战行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前往营救F连并坚守德洞岭关；二是把该团的其他部队和装备经主要补给线南下撤至下碣隅里。尽管阿尔蒙德将军强烈反对，史密斯将军仍宣布绝不放弃他的装备。史密斯说：“他要我烧掉或破坏装备和补给，说我在撤退时可以由空投重新获得补给。我对他说，我的运动速度将取决于我撤出伤员的能力，而且我必须且战且退，因此不能摒弃装备，所以我打算带走我的大部分装备。”阿尔蒙德没再争辩。

罗伯特·塔普莱特中校的营的任务是夺取并坚守由柳潭里向南的主要补给线两侧的制高点，保障主力部队由此南下。利曾伯格上校精心安排了行军序列。队伍以陆战队在柳潭里的唯一一辆坦克为先导，一个炮兵连紧随其后，该连每前进数千码就停下来占领临时发射阵地，为后卫部队提供火力掩护。防御圈里的炮兵部队撤退以前要打完大部分155毫米炮弹，多余的炮兵改当步兵，并编入各排。能走的伤员也照此办理，他们携带步枪并参加战斗。只有重伤员可以乘卡车，这些卡车组成了行军纵队的中央部分。利曾伯格做出了一个严峻的决定：陆战队在突围中还会遭受更多的伤亡，而且他还要拉上F连的幸存者，所以陆战队在柳潭里埋葬了85名阵亡者，因为卡车空间有限，无法腾出地方来把他们运出去。

塔普莱特的开路营离开了柳潭里，踏上积雪覆盖的公路，去攻打主要补给线两侧的高地。后面是小心翼翼地行进的卡车和能走的伤员。一位幸存者回忆说：“我每走三四码就跳到路边的石头后面，开枪打一些中国佬，以免他们打我。由于老往石头和冰块上跳，我的膝盖被撞得稀烂，疼了好几个月。”天气寒冷至极，以致士兵们的脚都冻到了他们的靴底上，脱袜子时把皮都揭了下来。本来会因失血而死亡的伤员也因血液凝结和停止流动而得以幸存。“看到血液凝固以前冻结是不可思议的，”该团军医莱森登少校后来对凯斯·比奇说，“凝固的血液是深褐色的，而这东西却是粉红色的。”

夜行军继续进行，中国人此时加紧了反击——宋时轮似乎将军认识到，猎物正在逃脱他的罗网。这天晚上，陆战队又出现几位勇士，使中国人遭到痛击。上士威廉·温德里奇带领一个班离开前沿的一个阵地，力图阻止中国人打开一个突破口。在几分钟里，12个人中有7人负伤，包括头部中弹的温德里奇。但他仍然坚持战斗，然后跑回连指挥所求援，以撤出其他士兵。这时，子弹又击中他的腿部，但他再次拒绝包扎，并对看护兵说：“没时间了，那不过是小窟窿。”他又在队伍中奔波了一个小时，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在以后的三天里，陆战队与中国人混战不已，为每个高地、每条山脊角逐争夺，猛烈的反击都在晚上进行。第一天晚上，中国指挥官有效地指挥着部队，他们的部队充分利用了后三角队形的优点，以班为单位同时攻击美军阵地的中段和侧翼，推进到手榴弹投掷的距离以内。陆战队竭尽全力进行战斗，他们退下来，重新组织，再度战斗。单个的步枪手和机枪手不止一次地坚守在濒于失守的阵地上，以他们的生命有效地掩护了陆战队同伴的撤退。二等兵巴里·莱斯特多年后甚至不知道营救他生命的中士的名字。他们连死伤惨重，与另一个连合并了。尽管士兵们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但他们的彼此介绍从未超过帕特或查利这样的称呼。莱斯特说：

“在头天晚上，也许是第二天晚上，我记不清了，什么都搅在一起了。我们5个人分布在侧翼一个高地大约25码长的一个陡坡上。我们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与中国人来回相互对射。他们冲上来，极力冲进手榴弹投掷距离，接着又退了下去。我们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我的小腿中了一枪，痛得要命，血流了一地，但最后不流了，因为冻住了——或是看护兵后来这样告诉我的，不管怎样。

“中国人一次比一次冲得近，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所剩无几，我们知道该转移了。这位中士是我那天下午才碰上的，他腹部受了重伤，而且肯定伤了他的脊骨，因为他说他的腿动不了了。

“‘把你们的弹匣扔给我，你们所有的弹匣，赶快返回下面的主要补给线去，’他喊道，‘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我们依从了。我很难受，因为我知道他没法离开那个山包。但我也知道我们不能把他活着背下山，如果中国人知道我们撤离，他们就会紧追不舍。”

莱斯特和另外三名陆战队员从弹袋里拿出所有的弹匣交给中士，然后溜进夜幕里。他们听见了从山包上射击的声音，也许有10分钟之久，然后就沉寂了。

还发生了一些严重事故。一座桥被一辆卡车压垮，二十多名伤员被抛到一条结冰的小河上。他们在卡车上是躺在用降落伞和导火索搭成的床上，其中四人被缠在卡车下面。尽管河水冰冷刺骨，莫顿·西尔弗少尉和一个助手保罗·斯温还是跳到河里，砍断绳索，救出了被困的人。另一辆运伤员的卡车快到下碣隅里时被一发子弹打穿了水箱而动弹不得。西尔弗组织了一批士兵，设法把卡车推上一个山顶，然后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卡车滑向下碣隅里和安全地带。陆战5团的执行军官约瑟夫·斯图尔特中校对比奇说：“为使伤员不致死亡，付出了多少神圣的心血！”

行军途中，默里在临时设在一座朝鲜茅屋的指挥所里看到了塔普莱特。伤员们在一间屋子里挤作一团取暖。在另一间屋里，塔普莱特疲倦不堪，眼光呆滞，他坐在一个冒烟的火堆旁，脱下靴子，挖掉脚趾之间的冰块。

“你怎么样？”默里问他。

“我的脚快冻掉了，”塔普莱特咕哝着答道，“但我们会成功的。使血液循环，然后继续前进。”他穿上靴子，走到外面继续行军。

空中支援也给地面上的英勇表现锦上添花。海军和陆战队的飞行员执行夜间飞行任务，仅靠封冻大地上隐隐闪烁的照明弹的指引，把凝固汽油弹和炸弹倾泻到黑暗之中。飞行员们对陆战队阵地200码以内或更近的地方进行了轰炸，为了避免误炸，他们的飞机几乎擦山而过，以致一些步兵咒骂飞机的螺旋桨把树枝都削掉了。近距离支援飞机使中国人蒙受重大伤亡。仅仅在一次保护一个殿后的陆战营的轰炸中，海盗式飞机就用汽油弹和500磅炸弹对一条山脊整整轰炸了25分钟，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无用的地皮之一”。

中国人在这种压力下开始后撤了。一支步兵部队错误地在拂晓时停止攻击，他们企图在陆战队机关枪的射程之内逃跑。没有人出去统计中国人的伤亡，但在最后一阵射击停止后，一位有双筒望远镜的军官估计有300名中国人被打死。在沿主要补给线向南的地方，雷·戴维斯中校从福克斯高地上撤下来加入了行军队列。由于偶然的原因，他的两个连使中国人的一支大部队大吃一惊。中国人正沿公路南撤，全然不知一支陆战队正从下碣隅里北上接应从柳潭里出发的队伍。利曾伯格上校从电台里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转身对雷·默里中校轻声说：“雷，通知你的第3营营长，中国人正往西南撤退，正中他的下怀。”

第3营营长罗伯特·塔普莱特开始时企图让下碣隅里的炮兵射击，但距离太远，无法奏效。因此他要求空袭，尽管该地区上空多云。陆战队这次又交上了好运。海盗式飞机飞抵目标上空时，刚好云消雾散。身陷重围的中国人无法逃离公路，遭到飞机汽油弹和炸弹的轰炸，以及迫击炮和机关枪的南北夹击。据塔普莱特的战报说，这个中国营有700多人，被“全歼”了。

翌日，当队伍末尾的车辆燃油耗尽时，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小冲突。但是，12月3日晚7时，陆战队的首批人员出现在下碣隅里郊区时，柳潭里突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有人命令队伍停止行进，陆战队员们安静下来，（或者因为疼痛）神情肃穆庄严，站成操练队形。他们的钢盔、大衣和面孔都银装素裹。一些士兵拖着冻坏的双脚，痛苦地走着，冻得发紫的脚板每次踏在冰冻的地面上都疼痛难忍；一些人茫然若失地看着前面，好像他们不知道身处何地，或者为何如此。但陆战队还是昂首挺胸，列队进入下碣隅里，甚至把冰雪路面踏得铿锵作响。

后面跟着的是能走的伤员，遍体鳞伤的陆战队员互相搀扶着，一些人肩上背着M-1步枪，另一些人什么也背不了，只能倚靠着同伴作依托。迈伦·威尔科克斯上尉的下巴被子弹贯穿，头部被包扎得像个大木乃伊，但他昂首挺胸地走着，以坚强的意志激励自己和同伴。

再后面跟着的是车辆，很多车上装着昏迷不醒的伤员，他们被固定在引擎盖上的担架上，有些就放在金属板上，总共有1 50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冻伤者。

“他们之中很多人开始时都茫然若失，稀里糊涂，”海军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另一些人则面无表情，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但也有少数人精神受到刺激，而这不是睡个好觉、吃些热饭就能医好的。”伤员立即被送往医疗帐篷，其他部队则去用餐帐篷喝热咖啡。

阿尔法·鲍泽上校当晚在下碣隅里与史密斯将军和其他军官一起坐在一顶医疗帐篷里，他们突然听到唱陆战队军歌的声音。“我看着史密斯将军，”鲍泽说，“我说，‘我们的问题了结了，我们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当一些饱受苦难的中国人零零散散地从山里出来投降时，陆战队员们有些幸灾乐祸。一些中国人说他们已经断粮四天，很多人没有鞋子穿。凯斯·比奇和一位陆战队中尉正开着吉普车，三个中国人从雪地爬到路上，他们赤裸的双脚已经冻得血肉模糊，不成样子。“我就愿意看到他们这个样子，”那位中尉毫不怜悯地说，“我真希望那些狗崽子们都冻死。”

在从柳潭里开始的跋涉过程中，下碣隅里似乎给人以一个避难所的假象，艰难困苦将到此终止。事实并非如此。陆战队抵达下碣隅里，不过是完成了离开山区的艰苦跋涉的第一步。他们还须继续跋涉，先到古土里，然后到海上。但纵观陆战队的历史，没有什么更甚于柳潭里突围途中经受的艰辛困苦了。

战斗间歇

使四面受敌的陆战队感到宽慰的是，中国人并不打算进攻他们的避难地下碣隅里，甚至柳潭里的陆战队抵达后亦是如此。陆战队认为有几个原因：下碣隅里的防御阵地修得很牢固，并且显而易见，因此中共军队的进攻易受美军空中支援的打击。陆战队除向南退却外别无他择。等到他们沿狭窄的公路撤退时，他们离日本海还有67英里，中共军队在这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歼灭“资本主义的战争走狗”。陆战队要利用这个间歇休息；中国人也要趁机将部队南调，并沿主要补给线构筑工事。“冰雪长津”之战远未结束。

尽管如此，史密斯将军的陆战师充分享受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后这一短暂的间歇。陆战队员们需要时间休息、补充，并处理一些战斗带来的不良后果。

史密斯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用简易机场撤出伤亡人员，这个机场是他不顾阿尔蒙德将军的反对而坚持修建的。12月2日，陆军第2步兵师的头一批伤亡人员开始源源拥来。史密斯因此更看不起美国陆军了，他说，很多没有受伤的士兵为了登上后撤的飞机都假装受了重伤。“他们走到跑道上，裹上一条毯子，倒在担架上呻吟。看护兵就过来把他们抬上飞机。”陆战1师的军医尤金·赫林上尉提醒史密斯注意美2师中大量装病开小差的人。12月2日上午，他的医院里有450人，当天由空运撤走了914人，但天黑时还有260名卧床不起的伤员。赫林认为，“有为数众多的没有受伤的士兵”得以登上飞机。陆战队加强了登机检查。陆军第2师的这些部队使史密斯感到厌恶，他们丢弃了武器，在下碣隅里的行为令人耻笑，“他们连支帐篷的事都不做——他们认为应该由我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吃的，给他们支帐篷。我们打消了他们的那种想法”。

当柳潭里的陆战队步履蹒跚地进入下碣隅里时，赫林医生确定了一个新的撤离伤员的标准。据史密斯说：“一些医生往往富于同情心，还有一些医生则铁面无情。赫林医生最后自己来仲裁有疑问的病例。他以陆战5团军医（莱森登少校）为标准。这位医生虽然脚被冻伤，但仍可以蹒跚而行。伤情不重于（莱森登）的伤员就不予以后撤。”到12月5日，4 312名伤员空运撤出了下碣隅里。

史密斯下令优先撤出阵亡者的尸体，这使第10军感到不高兴。克拉克·拉夫纳少将给史密斯的参谋长格雷根·威廉姆斯上校打电话，要求把阵亡者留在下碣隅里，把飞机留给伤员。史密斯打断了他的话，陆战队员“对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的同志极为崇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带出尸体。他不会把他们留在“一个我们即将撤离的孤寂荒芜的朝鲜东北部村庄里。我们把尸体拖上飞机，这很简单——尸体冻得硬邦邦，不会发生腐烂之类的事情。我们把尸体都运了出来，一共138具”。

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指手画脚也使史密斯十分恼怒。当冻伤患者到达日本的医院时，远东司令部把冻伤的现象斥为“缺乏领导”。

“这使我勃然大怒。”史密斯愤愤不已地说。他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克利夫顿·凯茨将军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

我在这里刚刚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一名中士，他为了扔手榴弹脱下了手套，手指被冻伤。你能因为这位士兵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冻伤而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吗？你能因此把他的营长、团长、师长送上军事法庭吗？

这个问题荒唐可笑，最后不了了之。

然而下碣隅里仍然是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处。空军的C-119运输机空投了大批补给品——372吨弹药、炮弹、汽油和柴油，以及野战食品，史密斯认为这“刚刚够”维持该师行动之用。

史密斯很清楚，五天的沉寂不过是虚假的平静。情报报告说，大批中共军队集结在主要补给线至古土里一带，已证实的有7个师，也许还有2个师，这意味着中国人具有9∶1的优势。这次行军计划与陆战队撤离柳潭里的计划相差无几：由先头部队夺取公路两边的高地，随后是能走的伤员、步兵和1200多辆车辆的混合编队，然后是后卫部队；队伍上空将集中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战术空军，这是一支由100多架陆基战斗机和舰载战斗机组成的机群。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12月5日搭车进入下碣隅里，她听了雷·默里中校向军官们做的简报。他们从柳潭里艰难跋涉而来，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是一些茫然若失的人，认定会死却又绝路逢生。他们说话时语不成句，欲言又止，好像有难以言表之感。”

希金斯认为她从默里的声音中体察到一种严峻的语气：“这绝非退却，这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通往海边的道路上有比我们面前更多的中国人在围堵拦截，但我们还是要离开这里。”

“任何有不同看法的军官可以被当成是瘸子，并用飞机撤出。我想不会有人这样做的。”没有人这样做。

12月5日晚，下碣隅里的炮兵向南下道路两侧实施了猛烈的饱和射击，155毫米的炮弹呼啸着落在中国人的集结地域。（这些猛射也消耗了陆战队无法带走的多余的155毫米炮弹。）

12月6日拂晓，行军纵队开始穿过弥漫的白雾向南进发。炮兵营要推进约5英里，到达离古土里一半多一点的地方，然后建立发射阵地，以保障行军纵队的安全。史密斯将军留在下碣隅里，一直到下午4时他确信部队正在顺利行进，然后才登上一架直升机，向南飞往他在古土里的新指挥所。这次飞行用了11分钟，然而该师部队的行军却并非如此轻而易举。

行军开始时还很顺利。在下碣隅里以南约1 500码处，陆战队发现一些中国人在一个小村庄里睡觉，并打死了其中20多人。其后，中国人加强了抵抗。中国人的迫击炮火好几次使行军纵队停了下来。路障随处可见，常常是使用毁坏的美军车辆。美军前边开路的坦克把路障都推开了。

被俘的几名中国人表明，中国军队的状况比陆战队差多了。他们饥寒交迫，美军的火力优势又使他们士气低落。利曾伯格命令烧毁沿途的所有草房。“我们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取暖的地方。”

陆战队整夜都在战斗，利曾伯格认为，夜战的危险性（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时段），还是比不上敌人运动到美军阵地发起进攻的危险。陆战队又出了不少英雄。陆战队的一辆坦克被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挡住了后续部队。地形和射击角度都对中国人有利。利兰·埃利希中士把他的班组织起来并喊道：“我去干掉他们。”他冲过公路，登上陡坡，在溜滑的冰雪上艰难地攀行。中国人吃了一惊，掉转机枪向他射击。他们打死了他，但在中国人的机枪组重新组织火力以前，陆战队的子弹就打死了他们。两辆运伤员的卡车被中国人的火力击中起火，火光把汽车完全暴露给中国人。军士长威廉·麦克朗跑向卡车，拖下几个伤员。敌军的一发子弹打死了他，但公路又重新开通。

12月7日早上5时30分，先头连与切斯蒂·普勒上校在古土里基地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用了22个小时才走完这9英里。90分钟后，第一批部队步履蹒跚地进入古土里，但立即被告知返回主要补给线，以保障后续部队通行无阻。一个炮兵连刚刚进入阵地，一名观察员就发现800名中国人在集结准备进攻。大炮在100至500码的距离上怒吼，中国人除几十人外均被击毙。

与此同时，下碣隅里的后卫部队在中国人的凶猛攻击下岌岌可危。撤退的第一天上午，陆战队设法夺取了一个关键的高地，中国人从11月29日起就一直占据着这个对他们十分有利的高地。陆战队需要一个突出部掩护部队撤退，所以他们前去夺取这个高地。中国人仅抵抗了几小时。为了登上山顶，陆战队用铁栓把绳子固定在冰雪覆盖的山顶，然后把机枪、迫击炮，甚至人员拖上山去。但这仅仅是一场长达22小时的战斗的前奏，大批中国人又卷土重来。下午4时，海盗式战斗机轰炸了一支正强行通过一个通向山顶的鞍状山脊的中国大部队，替陆战队赢得了这场战斗。中国士兵大批投降，一个陆战排居然受降了200多名俘虏。（但陆战队仅仅拘留了他们几个小时，尔后解除他们武装并发放一天的食品后让他们自讨生路。）

中国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12月7日上午早些时候发动了一场进攻,柳潭里的幸存者称之为整个长津湖战役中“如果不是争夺最激烈的,那也是最为壮观的战斗”。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

他们（陆战队）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或是进攻得如此顽强。时而夜空被曳光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时而一发照明弹发出可怕的光亮，把小跑前进的一列列中国部队暴露无遗，他们立即按部署一片片卧倒在地。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火箭筒和机关枪大显身手，战果赫赫。但是敌军仍然不停地涌来，他们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使陆战队肃然起敬。成群的中国人身穿厚厚的棉军装，看起来像是滚圆的小矮人，他们时不时会冲进手榴弹投掷的距离内，然后又被打倒。

在高地上第2营的阵地前阵亡的中国人估计有800人。

行军队伍的后卫部队在近距离遇到了中国人的最后抵抗。师部连的行政人员把机枪架在卡车上的货堆上，军乐队队员成了机枪手，不让敌人靠近，直到把燃烧的卡车推下公路。但中国人仍不断冲来。拂晓时分，查尔斯·沙利文中尉——他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240磅——对着冲上来的中国人打完卡宾枪里最后几发子弹，然后跳将起来，大吼一声，把手中的枪像一杆标枪一样扔了出去。枪上的刺刀穿透了15英尺之外一个中国士兵的胸膛，其他中国人掉头逃窜。沙利文从尸体上拔出刺刀，揩干血迹，找到子弹后继续射击。

12月7日夜幕降临时，行军队伍的末尾也离开了下碣隅里，爆破部队后面留下的是冲天的烈焰、浓烟和爆炸声——这是无法带走的多余的弹药和燃油。陆战队的工兵用推土机把一箱箱的食品和多余的被服压毁，然后浇上燃油。

然而，中国士兵忍不住想要找到食品，他们冲进火焰之中，在废墟中搜寻。陆战队停下来，向他们发炮告别。

尾随着陆战队的是一支惨不忍睹的战争难民大军：成百上千的妇女、孩子和老人，带着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下碣隅里已经不复存在。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受长津湖战役波及的其他村落也毁于一旦。工兵们不断警告平民们，桥梁和道路都安放了炸药，走在上面可能会被崩上天。但这些警告无法阻止北朝鲜的难民，他们在工兵炸桥前几秒钟蜂拥而过。他们在金日成统治下生活了五年，显然觉得中国人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古土里阶段的撤退工作终于在其开始38小时后结束，1万名军士和1 000多辆车辆安然无恙。陆战队有103人阵亡，506人负伤，7人失踪，共计616人。陆战1师得以幸存，归根结底，是由于奥利弗·史密斯将军拒绝屈从于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这种执拗顽固挽救了1万名陆战队员的生命。

修复断桥

长津水库撤退战是分阶段进行的，这在心理上非常糟糕。陆战队从柳潭里蜗行至下碣隅里，短暂休整后又行军至古土里。他们现在必须养精蓄锐，以完成到达海上和安全地带的最后路程。到兴南还有43英里。

陆战队的体力承受程度已达极限。大部分未受伤的人都患有严重的腹泻。在极度疲劳的翻山越岭中，他们的衣裤为粪便所脏，但也无可奈何。在从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行军中，没有人敢停下来点火热饭，所以陆战队只能吃半冻的食品，不然就要挨饿。一个多星期以来，人们在华氏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中，最多是在暖和的帐篷里待上片刻。那些能走的人步履沉重；一些伤员在担架上躺了三天，动弹不得。

在古土里，朝鲜冬季的严寒又对筋疲力尽的陆战队施以最后的打击。一场暴风雪使地上的积雪厚达半英尺以上，风雪钻进了大衣和睡袋的缝隙中，使陆战队员行军时周身麻木，苦不待言。

史密斯将军最为关切的还是撤退伤员的问题，然而这次他却没有像在下碣隅里那样的简易机场，唯一的一个小机场无法接纳R-4D型运输机（即陆战队和海军版的空中列车C-47,或DC-3）。所以，陆战队飞行员使用过时的鱼雷轰炸机（TBM），这种飞机能够在狭小的地域起降，每个架次可以运出6至9名伤员。三名飞行员——杜鲁门·克拉克中尉、约翰·墨菲中尉和艾尔弗雷德·“小麦克”·麦凯莱布中尉——以前谁也未驾驶过这种鱼雷轰炸机。没有关系，一位着陆指挥官用旗子引导，他们在12月9日多次飞抵古土里，运出了80多名伤员。陆战队二等兵利兰·戈登当时躺在跑道旁的一个担架上，他的右大腿负伤，麻药难以完全止疼。“我记得听到飞机声，当时大雪纷飞，我只能看见我的鼻子。突然间一声喊叫，飞机着陆了。人们把我的担架抬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

史密斯的计划仍然是柳潭里和下碣隅里撤退战斗的翻版。陆战队将夺取主要补给线两侧的高地，主要行军纵队在提前到达的炮兵部队的掩护下沿公路南下。一直在旁观长津战役而烦躁不安的刘易斯·普勒上校将坚守古土里，直至行军纵队全部离开那个小村庄，然后担任后卫。唐纳德·施玛克中校的陆战1团1营为了使中国人猝不及防，并迟滞他们向古土里运动，将沿主要补给线向北佯攻，并建立阻击阵地。

然而，侦察报告的情况却表明，陆战队迄今为止的努力有可能前功尽弃，使整个陆战师在古土里陷入困境。中国人炸毁了一座桥梁，切断了通往安全地带的公路上的一个隘口——那里无法绕道而行。越过这个29英尺宽的鸿沟成了整个78英里路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史密斯将军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愁眉不展，他十分了解这座桥。他11月16日从真兴里驱车北上时经过了那里，当时他就想，毁坏那座桥会给他的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桥位于古土里以南3.5英里处。

“在这里，”史密斯说，“长津水库的水经山边的隧道引来，注入四根引水管道（水泥制的大管子），管道沿陡峭的山坡直通下面山谷里的发电厂的水轮机。引水管道与公路交叉处有一个水泥制的变电所，它没占地面，而是建在覆盖管道的公路上坡一方。在变电所的下坡处是一座单行道水泥桥。这里的山势向下极为陡直，没有绕道而行的可能。这座桥完好无损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它，我们无法撤出我们的车辆、坦克和大炮。”

中共军队发现这座桥是一个绝好的关口要隘，在12月1日和12月4日两次炸桥。第一次炸桥后，陆战队的工兵用一座木桥取而代之；第二次炸桥后，工兵又架上一座钢制车辙桥。车辙桥是两根长钢条，按履带车辆的轮距安放。现在，中国人又第三次炸掉了它。

工兵部队的军官约翰·帕特里奇中校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车辙桥的部件空投到古土里，然后用卡车运到断桥处。但这些部件重达2 500磅，降落伞难以负载这个重量。他要求空军在南朝鲜的一个空军基地试投一下。空军照此办理，结果桥的部件扭弯了。另一名工兵军官赫塞尔·布拉辛格姆上尉急中生智，建议用两个降落伞空投。这次试投成功了。帕特里奇在12月5日至6日的夜里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史密斯，将军询问了他很长时间，发现帕特里奇预见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补救办法。“我看得出帕特里奇开始生气了，”史密斯说，“他最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他让我们渡过了汉江，他为我们修筑了道路，给我们修建了简易机场，而且还要为我们修一座桥。我告诉他，按他的计划进行。”

次日清晨，帕特里奇飞临断桥现场，以查看问题的确切情况。天气奇冷，以致他无法做笔记，但他估计断裂面的整个跨度为16英尺。

凑巧的是，切斯蒂·普勒上校团里的一位工兵查尔斯·沃德中尉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的一个车辙桥连的成员，还在陆军工兵学院上过车辙桥课。沃德所在排的四辆卡车就能够运送车辙桥，因而架桥行动一开始很顺利。空投定于12月7日上午9时，古土里的陆战队被告知离开空投地域，以免建桥部件砸到他们头上。

尽管只需要4根钢梁，但空军却投下8根，其中一条落到了美军阵地外面。此外，空军还投下了一些胶合板构件，用于安放在两条钢轨之间，供除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外的窄轮距车辆通过。车辙桥可承受50吨的重量，胶合板可承受20吨。由于使用了金属跨桥和胶合板，这座桥将确保坦克和车辆不间断地通过。

在此之后，工兵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把建桥的部件运往山涧，沿途为纷飞的大雪、不停的火器射击和其他麻烦所阻遏。但到达断桥时他们大吃一惊，中共军队又炸掉了10英尺长的桥面，还有连接桥南公路的拱座。这样，断裂面的总长增加到29英尺，而现有的车辙桥只能跨越24英尺。工兵们没有就此罢休，有人发现桥下面有一堆旧铁路枕木。60名中国战俘投入工作，把枕木拖上路基，并且灌装沙袋。12月9日下午4时，工作完成了。帕特里奇向史密斯表示了歉意。他曾保证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架好桥，但实际上用了三个小时。

修复后的桥通车了，车辆以每小时2英里的速度隆隆驶过。帕特里奇上校看着通车的场面，不禁为功成业就而暗暗自喜，同时也体验到一种意外的美感。“那天晚上的感觉极为怪异。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光，尽管没有照明，但人们似乎看得很清楚。炮兵在射击，传来很多大炮发射的声音。许许多多的鞋子和车辆把松脆的雪压得吱吱作响。……北朝鲜的难民走在公路的一边，陆战队走在另一边。……不时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叫声。公路上还有一些牛。所有这一切都使整个气氛更为放松。……”

桥南1英里左右是由1081高地瞰制的黄草岭关，这是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在这次战斗中，陆战队依赖唐纳德·施玛克中校指挥的陆战1团1营这支相对新锐的部队。该营虽然对主要补给线以南地区进行了前出性的巡逻，但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斗。因此，12月8日凌晨2时，当“第一中的第一”营穿过黑暗、顶风冒雪向北开进时，他们精力充沛、斗志昂扬。

这次，陆战队从中国人那里夺取了夜间的优势。他们在能见度近乎为零的天气中行军，落满白雪的大衣是很好的保护色。尽管没有碰上一个中国人，但陆战队在溜滑的公路上行进6英里却用了6个小时。在1081高地，他们在大雪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了一个掩体区的数百名中国人，击毙或击溃了所有的人。中国人毫无觉察，甚至丢弃了正在煮食的米饭。（他们还留下了无数的虱子，陆战队决定当晚不在这些掩体中过夜。）

南下的部队虽然进展迟缓，但却稳扎稳打，陆战队进行了几十次班、排、连级规模的战斗。严寒风雪是比中国人还难以克服的障碍。最辛酸的场景发生在主要补给线上一个路障北面的路段上，这些路障是为阻止中国人追击南下的陆战队而设置的。不可避免的是，路障也成了阻挡成百上千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下的障碍，他们在刺骨的风雪中只能抱团取暖。陆战队员不是铁石心肠，但是他们别无他择，因为在过去的交战中，北朝鲜和中国的士兵都曾伪装成平民。一名陆战队员回忆说，从那堆难民中传来一阵“低沉和痛苦的惨叫声”。在12月8日夜里，气温在华氏零度以下，陆战队的卫生员爬过路障为两位妇女接生。

令人宽慰的是，12月9日雪终于停了，但小部队的激烈交火又开始了。然而两个星期不间断的战斗也开始使中国人遭受损失。两个连在过桥时查看了离公路数码远的一些散兵坑，发现了50名中国人。“他们被严重冻伤，”索耶少校说，“我们的人干脆把他们从散兵坑里拎出来放到路上。”后来他们都加入到战俘的行列中。

12月10日凌晨3时，第一批陆战队陆续到达真兴里。中国人仍有垂死挣扎的实力。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朝鲜平民警告说，大批中国人在头天晚上潜入真兴里以南位于主要补给线上的水洞村。这一带是陆军第3师的防区。他们派出了巡逻队，但没有发现中国人。然而在午夜时分，陆战队的行军纵队穿过水洞时，中国人从该村的房屋后面蜂拥而至，用手榴弹和冲锋枪击毙了好几辆卡车的司机，还放火烧毁了车辆。在头几分钟里，美军一片混乱，他们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无法发现中国人。这时，陆军中校佩奇和陆战队二等兵马文·沃森挺身迎击中国人，他们打退了挡住先头部队的20多名中国人。佩奇中弹身亡，沃森两处被手榴弹炸伤。这位吉普车司机包扎好伤口后，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一座中国人当掩蔽物的房子打了三发白磷弹，跑到外面的中国人又被机枪火力打倒。接下来，沃森又挺身而出，把正在燃烧的装载弹药的卡车推下公路。战斗结束后，一位陆军军官赠给沃森一个新称呼：“美国革命精神。”

中国人的最后一击是针对由40辆坦克组成的行军纵队尾部，欧内斯特·哈格特中尉率领的一个只有28人的不满员的排负责保卫这些坦克。成千上万的朝鲜平民跟在后面，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混在里面。由于路窄雪滑，坦克每次只能前进几英寸，只好由下车的乘员来保持坦克行驶在坚实的路面上。

午夜过后不久，灾难发生了。倒数第9辆坦克的制动器冻住了，挡住了末尾的部队。31辆坦克继续前进，其他坦克则被困在车辙桥以南约2 000码处。就在乘员们下车修理时，5个中国人从难民中鱼贯而来。领头的人用英语说，他们打算投降。

哈格特满腹疑云，他走上去交谈，下士乔治·阿米欧特手持勃朗宁步枪作掩护。领头的中国人突然跳到一边，后边的中国人端起了藏起来的冲锋枪。哈格特扣动了卡宾枪的扳机，但扳机冻住了。他扑上前去，把枪像棍子一样抡起，打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脑袋。阿米欧特用勃朗宁步枪连发4弹，另外4名中国人应声倒毙。

这个阴谋诡计是中国人从旁边的高地和后面发起突然攻击的前奏。一枚手榴弹炸伤了哈格特，他坚持站着，决定放弃坦克，冲向安全地带。就在哈格特和其他24人开始冲往安全地带时，坦克乘员终于松开了堵路坦克上冻住的制动器，它和另外两辆坦克隆隆驶向前去。一个乘员莱特下士以前从未开过坦克，但他喊道：“我非把这辆坦克开出去，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率先绕过了障碍物，顺着冰雪覆盖的道路开向前去。

在战斗的最后几分钟，一次爆炸把年轻的二等兵罗伯特·德莫特崩到路边，他滚下山谷。其他士兵认为他已经被炸死了，就没有去寻找他的尸体。几分钟后，他恢复了神智，挣扎着回到路上，发现路上全是难民。他飞快地穿过难民，赶到真兴里。他是逃出长津水库的最后一名陆战队员。现在，陆战队只需在平原上短途行军便可抵达兴南—元山的安全地带。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艰辛的磨难总算结束了。

在这最后几英里，陆战队员们居然有精力唱歌,他们模仿《保佑大家》，那是一首当年在印度的英国陆军的老调军歌：

保佑大家，保佑大家，

保佑共党，保佑美国，保佑所有人：

进攻下碣隅里的那些眯缝着眼的中国士兵们，

现在领教了美国陆战队了吧。

可我们和他们拜拜了，

我们是召之即来的哈里警队。

背上你的行装，

下一站是西贡，

打起精神，弟兄们，保佑大家！

背水一战

12月9日以前，史密斯将军打算在兴南港附近的沿海地区建立防御阵地，控制住一个孤立的区域。但是，麦克阿瑟认为这种部署十分危险。诚然，中国人已退出主要战斗，他们由于补给问题而不得不遵循进攻——暂停——进攻的周期。麦克阿瑟已经吃过两次苦头。他知道中国人还会再次进攻，而且他也不打算冒险在一个狭窄的、易受空中攻击的沿海防御圈与中国的几个野战军对峙。所以，麦克阿瑟发布了新的命令：第10军的部队抵达兴南后，立即登上运输船，向南航行至釜山。在西部，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要向南部几条战线连续撤退，并力图守住汉城—仁川地区的环形阵地。如果中共军队打算绕过第8集团军向南进击，麦克阿瑟有把握打击他们拉得过长的补给线。在同一道命令里，麦克阿瑟终于同意结束仁川登陆以来就使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感到忧烦的分头指挥。第10军撤至釜山后，立即作为第8集团军的一部分归沃克将军指挥。

陆战队要在兴南进行的是一场“反向两栖登陆”，大约有10万兵力——陆战队、美国士兵和韩国士兵——要从一个由空袭和舰炮火网掩护的逐渐收紧的环形阵地中撤出。

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人会把炮兵部队调至打击港口的距离内，把炮弹射向堆积如山的补给品。这种事并未发生。尽管中国人打了几排不着边际的迫击炮弹，但他们似乎丧失了战斗力。

后勤军官认识到，把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装满食品、肥皂、猪油、咖啡和果汁的仓库搬运一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便敞开库门，由人们随意取食。《时代》周刊记者德怀特·马丁当时穿过了补给仓库：

美国士兵和朝鲜码头工人整天都吃个不停，他们为了做一块三明治可以漫不经心地打开一听听6磅重的猪肉午餐肉罐头，为了喝一口果汁可以打开一加仑重的罐装果汁。在仓库外面，一位留着黑胡子的美军中士正把他的塑料野战食品勺插进一听10磅重的咸牛肉罐头里，其不屑的神情就像一位体重超重的妙龄女郎面对着一桌丰盛的自助餐。

一队队朝鲜妇女穿过一排排望不到尽头的大米和面粉，肩扛头顶拿走了一袋袋50磅和100磅重的袋子。码头区有一列日本制造的崭新的铁路货运车皮，洁白的车厢侧板标有美国陆军运输队的标记。一位军官看到这些车皮和其他大型装备说：“天啊，我们刚把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弄到这里。如果东方人继续前进，我们就不得不大动干戈，把它们都炸掉。愿上帝保佑纳税人。”

部队装船进展顺利，他们登上运输舰，将航行400英里前往釜山。所有的陆战队于12月14日之前装船完毕，剩下的守卫着防御圈的陆军部队将在最后几天装船完毕。在此之后，史密斯允许把尽可能多的朝鲜平民运出滩头阵地。他们之中有背着东西的老叟老妪；有带着绑在白色布带里的婴儿的母亲；有好奇的青少年，其中有些人没有双亲，急于“乘大船”去南方。在蜂拥登船的过程中，4 000人挤上了一条坦克登陆舰，把它压在淤泥中动弹不得。韩国士兵用冲锋枪朝天射击，把所有的人赶下了船，船长才得以把船开到深水区，然后朝鲜平民重新登船。另一艘大型商船运走了12 000名平民。（一些韩国人惧怕他们的政府，其程度似乎不亚于害怕共产党。在汉城地区，南朝鲜军队的行刑队打死了700多名与北朝鲜人有合作嫌疑的人。西方神父抗议很多处决都未经审判认可，但军队指挥官回答说，行刑队处决比绞刑“更为方便”，而且他不打算加以制止。）

接着便开始系统地摧毁无法运到釜山的补给品。陆军第175战斗工兵营在朝鲜铁路工人的帮助下，用机车头和棚车塞满了一条2 100码长的铁路桥。“当朝鲜人得知要毁掉这些铁路车辆时，”卡罗尔·格鲁思中尉说，“他们就不情愿了，必须在催促之下才干活。相反，工兵们却发现工作蛮有意思，这使他们的压抑心情得以放松。”一个桥孔炸毁后，车厢和车头都挤入断裂处，冲下谷底。工兵们把一些车厢塞满汽油桶，以便彻底摧毁它们。然后他们点燃了木制桥架，整座桥便焚毁殆尽。“火势极为凶猛，以致一辆车头被烧得通红，汽笛长鸣。”格鲁思说。

圣诞节前夕，防御圈里的所有部队都已撤退完毕。美国军方不打算留给敌人任何东西。2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3艘火箭发射舰在距岸边仅数百码的地方排成一线，向这座被放弃的城市倾泻了猛烈的炮火——近34 000发炮弹和12 800枚火箭弹组成弹雨，其猛烈程度甚至超过进攻仁川前的炮火。最后一阵震天巨响来自引爆了的400吨凝固甘油炸药和500枚1 000磅炸弹。“整个兴南濒水区好像被一次火山喷发崩上了天，火焰、浓烟和碎石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蘑菇状烟云，笼罩在断壁残垣上空。”一位陆战队的目击者说。

圣诞节这天，史密斯将军灰心丧气地想起了一个月以前麦克阿瑟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的大话。与之相反，陆战1师现在却前往釜山重新部署，并准备从头开始，再度参战。将军们相互致电，庆贺巧妙地摆脱了中共军队，但这并不能掩盖已经发生的基本事实：中国人把第10军赶出了战斗。

然而中国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陆战1师的战斗伤亡总数为4 418人——604人在战斗中阵亡，114人死于重伤，192人在战斗中失踪，3 508人在作战中负伤；另外还有7 313名非战斗减员，大部分属轻度冻伤或消化不良，他们很快就都归队了；此外，陆战队还有8名飞行员被击毙，4人失踪，3人负伤。

在以后的战斗中缴获的中共军队文件承认，陆战队当面的中国人伤亡人数为37 500人，其中被陆战队地面部队击毙15 000人，击伤7 500人；此外，在空袭中有10 000人被击毙，5 000人受伤。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在战后分析部队的表现时直言不讳。中共陆军第26军抱怨说，由于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

部队在忍饥挨饿，他们吃的是冰冷的食物。他们无法为作战保持体力，伤员……不能撤离……我军的火力严重不足。大炮要射击时没有炮弹，有时炮弹还是哑弹……

中共陆军第20军痛惜地说，尽管“我们成功地分割包围了敌人……但却没有逐个消灭敌人。……”这个分析指责高级军官战术僵硬，没有充分发挥长处，不允许小部队在希望出击时快速出击，因此陆战队能够脱离接触，逃出包围（陆战队同意这种观点，在进攻下碣隅里的战斗中，中国人接连几天晚上攻击美军阵地的最强点，这就使陆战营顶住了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陆军第27军尤其抱怨气候恶劣，以及缺乏御寒被服和掩蔽所：

部队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没有足够的房屋居住，无法忍受刺骨的严寒，这是大量非战斗减员的原因（达1万多人），武器不能有效地使用。

作战期间，当战士们在雪地上露营时，他们的脚、袜子和手冻成了冰团；他们无法拧开手榴弹盖，导火索也拉不着，手也不听使唤；寒冷使迫击炮炮管收缩，70%的炮弹打不响；手上的皮也被炮弹和炮管粘掉。

中国人的确把第10军赶出了“冰雪长津”，但付出的代价却足以使其九兵团在关键的几周里无法参战。现在，史密斯有机会在昔日的釜山防御圈这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让军队重整旗鼓。

第十六章 陷入灾难

11月28日午夜过后不久，华盛顿开始认识到麦克阿瑟给美国军队带来的灾难的严重程度。远东司令部的一份电报说，韩国第2军已经土崩瓦解，第8集团军也即将被迫撤过清川江。此份电报在华盛顿时间差几分就到凌晨1时之际到达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四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一份电报中承认攻势失败，但却以一贯的方式就这次失败为自己开脱罪责：

由我们的进攻行动导致的形势发展现已展示得十分清晰。希望把朝鲜冲突仅局限于由北朝鲜部队和象征性的外来分子组成的敌军，所有这种想法现在可以休矣。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军事力量，而且实力仍在增强。任何在志愿名义或其他伎俩的掩饰下进行小规模支援的托词，现在都不具有一丝一毫的有效性。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

麦克阿瑟接着说，“中国人的战略格局”现已明朗。10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此目的后，中国人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大概将在春季发起的攻势集结压倒性优势的兵力。（麦克阿瑟替中国人拟定的时间表没有什么道理。如果中国指挥官并不打算在四个月之内将其20多万部队投入战斗的话，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部队暴露于朝鲜冬季的冰雪严寒之中达数月之久呢？把他们安顿在“满洲”似乎是更合逻辑。）在麦克阿瑟看来，中国人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然后，麦克阿瑟抱怨说，委派给他的部队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种喋喋不休的牢骚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将屡见不鲜，并使他们恼怒万分。麦克阿瑟写道：

目前，由于鸭绿江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和补给通道，这是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阻止的。显然，我们目前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超出了本战区司令的决定权限的范围。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它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控制和力量。

麦克阿瑟说，他打算“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经常变化的局势进行可能需要的局部调整”。他全然忘记了仅仅三天前他发动“结束战争的攻势”时曾经说的话。在此之前，他的战地指挥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他自己的情报官员都对他的做法所引起的危险提出过警告。

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于早上6时15分用电话向杜鲁门通告了这一坏消息。布雷德利和三军参谋长在前一天讨论了局势，他们认为局势虽然“严重”，但却怀疑“是不是严重到像我们报纸所要我们相信的那种灾难性失败”。布雷德利告诉杜鲁门说，中国人已经“把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总统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布雷德利的主要担忧是共产党可能要充分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满洲”的机场上至少配置了300架轰炸机。如果这些轰炸机参战，它们将会严重打击美国的补给线（第8集团军每天消耗3 000吨补给品，其中1 000吨由空中运输），或者摧毁拥挤在朝鲜空军基地上的美国飞机。布雷德利说这些机场“极易遭受攻击”，有一次空袭已经毁坏了6架美国飞机。

杜鲁门问道，有没有防止空袭的可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回答说，只有轰炸“满洲”或把飞机撤回日本。

国防部长马歇尔警告说，美国无论是单方的，或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都不应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否则就会陷入俄国人精心布设的陷阱之中”。他说。美国既不应进入中国领土，也不应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

布雷德利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他兵力不足、无法完成任务的抱怨。“麦克阿瑟那里有足够的兵力。”他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派不出更多的地面部队了”。（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指出，美国国内现在只有一个师，即第82空运师，而国民警卫队的部队要到次年3月15日才能做好准备，甚至1月1日以前连“新老交替”的工作都不能完成。）

马歇尔对把第10军的部队暴露在朝鲜东北部的做法表示关切。马歇尔“认为他（麦克阿瑟）会把进攻的部队撤回来”，这个问题应该“在华盛顿这里加以考虑”，因为它牵涉到与中国直接交战的问题；尽管如此，“干涉麦克阿瑟在现场的作战行动是毫无裨益的”。

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副总统艾伯·巴克利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对本政府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已被广为引用。巴克利“想要知道（麦克阿瑟）是否真的讲过这样的话；而且如果讲过的话，他知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

杜鲁门回答说，麦克阿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至于为什么，副总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布雷德利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也许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以向他们表明，我们在这次进攻之后就撤离朝鲜”。

总统希望不要出现让麦克阿瑟“在中国人面前丢脸”的任何言论。马歇尔表示同意，政府应“把这个声明看作是一件令人窘迫的事情，我们应以某种方式避开它”。

讨论随后转入对巴克利称为“非常令人沮丧的”局势应该或者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上。马歇尔并无良策。他说，“我们要避免被拴在朝鲜”，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体面地离开朝鲜？”

艾奇逊认为，美国“比以往更接近于一场全面战争”。他仍然把苏联视作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和幕后操纵者。尽管如此，“我们现在不要说苏联对此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进行这样的指责之后无法有所作为……这是由于（原文如此）我们盟国的态度”，但美国应该在联合国继续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国务卿还要告诫麦克阿瑟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必要占领朝鲜东北部，“我们不能在朝鲜打败中国人，他们能比我们投入更多的部队”。艾奇逊将“非常、非常仔细地考虑”空袭“满洲”的问题，“如果这对解救我们的军队是至关重要的话，那就势在必行”。但如果美国真的进入“满洲”，“那么要停下来就很困难，而扩大冲突却很容易”。如果美国在“满洲”取胜，那么“俄国人大概就会介入，以援助他们的中国盟友，而不考虑这是在与我们交战。我们会更深地卷入其中。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我们能够守住的战线，并守住它。这将有助于我们符合盟国的观点，并向他们表明我们并非好战，我们在等待中国人的下一步行动”。

马歇尔在会议最后总结说，麦克阿瑟的攻势对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图还是必要的。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了。”

杜鲁门的确采取了一个谨慎的步骤。会议结束后，他打电话给马歇尔，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所有电报都必须“通过国防部长呈送给总统本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对这场惨败做出了首次公开回应。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措手不及的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部队。他的司令部于11月29日发布的新闻公报其实是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文的压缩版，把这场危机描绘成一场“全新的战争”。但他也加上了一句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弥天大谎：联合国军的攻势已经“迫使敌方过早地投入战斗”，因而干扰了他们“后来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突然攻击我军阵地”的计划。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作所为仅仅是袖手旁观和忧心忡忡，让麦克阿瑟继续旁若无人，自行其是。谢尔曼海军上将对朝鲜东北部的局势十分担心，在那里支援第10军的海军舰船十分危险地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谢尔曼希望命令麦克阿瑟把该军撤至一条稳固的战线，但其他参谋长一直不情愿给麦克阿瑟直接下令，而只是对麦克阿瑟提出询问，希望这会提醒他注意危险。他们在11月29日问道：“你计划怎样协调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以及如何部署在我们看来是过于暴露的第10军的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麦克阿瑟由攻势转为守势，正如他在第一封告急的电报中要求的那样。“战略上和战术上的考虑现在是首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说。他们建议——但不是命令——麦克阿瑟应考虑封闭两支部队之间的缺口，并建立一条横贯半岛的连成一气的防线。

同一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拒绝了麦克阿瑟重新提出的、曾被两次驳回的要求，即允许他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麦克阿瑟指出，蒋介石以前的提议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担心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迫在眉睫，而在朝鲜使用他们会给中国参战以口实。由于这些考虑已不再适用，而且没有其他现成的兵员可用，因而麦克阿瑟打算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使用其部队的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回电的草稿中说，动用国民党的部队有可能把台湾引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国务卿艾奇逊修改了电文，更加强调从政治和外交方面进行考虑。杜鲁门本人同意了最后的文本：

你的提议正在考虑中。……它涉及世界范围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它可能将干扰与我们在联合国合作的国家的一致立场，以及使我们陷入孤立的可能性。对（英）联邦的国家来说，把它们的军队与中国国民党人一并使用，也许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有可能把敌对行动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顺便提一句，我们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正遭受最严重的损害，有必要以最大的谨慎来避免破坏联合国中至关重要的盟友阵营。

麦克阿瑟现在的表现马上就变得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这些行为表明他既迷惑不解又惊慌失措，他不希望他所身临其境的现实损毁他意向的幻梦。这一系列令人奇怪的行动中之第一步是他在11月28日把他的两位战地指挥官沃克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召到东京，参加一个“战争协商会”。（“此时离开战场的后果他们可承受不起。”柯林斯将军以挖苦的口吻评论说。）他们的谈话未做记录，但做出的决定是：第8集团军必须撤至足以远离被中国人从侧翼包围的地方；与此同时，第10军要放弃麦克阿瑟“挺进鸭绿江”的命令，并撤至咸兴—兴南地域（陆战队的史密斯将军一直力促采取这一行动方针，但两周前却被麦克阿瑟否决了）。当时还简要地讨论了一项建议（在这里重提此事都很可笑）：陆3师从东海岸的元山地区向西推进，以打击在第8集团军右翼作战的中国人，这大概要跨越半个朝鲜半岛。这个想法出自第10军助理参谋长埃德温·赖特将军，以回答麦克阿瑟提出的该军如何减轻第8集团军压力的问题。应该感谢阿尔蒙德，他插进来，在供与会者参阅的地图上用教鞭熟练地点了几下，指出拟议的行军路线要穿过太白山脉。不管地图上是怎么标的，山上无路可寻。他说，第3师如经此地，必定全军覆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阿尔蒙德后来又同意支持这一建议，条件是沃克将军在该师越过太白山脉西坡时向它提供补给。沃克做不到这一点，他十分明智地保持沉默。麦克阿瑟说他以后再做决定。（几小时后，麦克阿瑟对这个西进行动，先是下达了一个简短的进军令，但随后又撤销了。）

麦克阿瑟在11月29日的一份电报中宣布了他的这些决定（这等于被迫撤退他的整个部队），然而这些决定贬低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的部队的担忧，并且为他部署部队的方式做了辩解。麦克阿瑟声称，第10军非但没有遭受严重伤亡的危险，而且它事实上威胁着与第8集团军对阵的中国人的主要补给线，还牵制了6至8个中国师；否则的话，它们就会随心所欲地攻击第8集团军的侧翼。麦克阿瑟并没有说明，等到第10军撤至沿海地区，它将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他给部队下达的命令，与他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部队的行动，两者大相径庭。就史密斯将军而言，他与麦克阿瑟打交道经年累月，能够抓住这个等待了好几个星期的机会。一等到第10军奉命撤出其流产的攻势，他立即要陆战1师开始考虑保存自己的方式。

然而，麦克阿瑟没有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把部队一线摆开的建议。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距离太远，他的部队人数不足，还有绵延于朝鲜中部的崇山峻岭带来的后勤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麦克阿瑟的言辞无法令人信服。布雷德利将军在看影印的电报文本时，在页边空白地方草草地写了一条又一条的怀疑性评注，尤其是在关于第10军“威胁着”敌人补给线的说法旁边。他在麦克阿瑟为该军未与第8集团军会合所列举的理由旁边画了一个大问号。陆军史学家罗伯特·沃森在20年后采访布雷德利时，发现这位将军仍然记得这份电报是“侮辱性的”，这是所收到的麦克阿瑟发来的许多电报之一。布雷德利“情绪有些激愤地”对沃森说，麦克阿瑟“把我们当成了小孩子对待”。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容忍这种行为？

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不到两个小时，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又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这份电报中充满了惊恐情绪。尽管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空中封锁，中国人仍在增强其军力。情报报告说，中国军队经两夜的行军便可抵达前线，使其有可能“不断和迅速地集结”。他认为第8集团军不可避免地要继续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得出这一结论”，他说，即中共军队的意图是“彻底摧毁”联合国军。

这一令人忧郁的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9日，从下午3时10分至4时55分召开了第四次会议。然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还是不愿意给麦克阿瑟直接下令。他们确实使用了略微强硬的措辞表示了他们的担忧：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第10军的部队应“尽快撤离它们暴露的阵地”，并且两支部队“应充分协调，以阻止中国人的大部队从两支部队之间穿越或者包围这两支部队”，这是至关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是以命令，而是以“希望”的方式表达了上述关切，希望麦克阿瑟在计划下一步行动时加以考虑。

这份电报草稿送交马歇尔审阅时，他给麦克阿瑟加上了一条指示：“不必顾及朝鲜蜂腰部东北的整个地区（第10军的作战地域），除非是从与你部队的安全有关的战略和战术考虑。”

第二年（1951年）春天，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听证会上，布雷德利被问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何不采取直接行动堵住这个漏洞。布雷德利答道：

噢……我们从这里看地图时是有点担忧。……我们没有给他发去任何有关我们对部署的担忧的电报，因为我们不能从7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或指挥一场战斗。你必须让你的战地指挥官指挥打仗。

柯林斯将军认为，布雷德利“也许应补充说，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从7 000英里外指挥打仗一样，麦克阿瑟将军也不能从700英里外指挥打仗”。

杜鲁门进退两难

对哈里·杜鲁门来说，战场上的坏消息预示着他担任总统时期最为糟糕的月份开始了。1950年12月伊始，他所领导的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输掉一场海外战争的同时，也与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国日渐离异。现在，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势不可当，共和党在1950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便预示着这一转折。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党席位优势已由12席减至2席；在众议院中，多数优势也由17席减至12席。落选的参议员中包括杜鲁门在国会山的三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多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军事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多数党党鞭、宾夕法尼亚州的弗朗西斯·迈尔斯。与之相反的是，共和党参议员中增加了一些强烈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人，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马里兰州的约翰·巴特勒，以及政府的宿敌、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爱荷华州的布克·希肯卢珀，科罗拉多州的尤金·米利肯，印第安纳州的霍默·凯普哈特，以及佛蒙特州的亚历山大·威利。此外，节节胜利的共和党人在竞选中已经把“丢失”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其他胜利归罪于杜鲁门，甚至把西方的挫折也归咎为政府内部的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希望奉行一条更为激烈的反对毛泽东的政策，不那么依从像英国这样的西方盟国，减少经济援助，还要对国务院进行“大扫除”，从艾奇逊开始，下至所有的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斯特宾斯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未免遭批评，虽然这些批评者是不是代表美国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可怀疑的。但是，“11月7日以后，相当多数的美国人已不再同情政府的政策，并对其目标将信将疑，这是毫无疑问的”。《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在选票公布的第二天写道，国务院是这次选举中的“输家”。

罗伯特·塔夫脱把选举的结果视为一条通向1952年总统宝座的光明坦途。他在俄亥俄州的大获全胜使他成为共和党总统选举提名之佼佼者，而他并不打算打出“我也是”国际主义者的旗号进行竞选，他认为这是托马斯·杜威在1948年落败的原因。与塔夫脱有交情的传记作家威廉·怀特简述了这位俄亥俄州人的想法：入主白宫需要一次“势如破竹、石破天惊般的竞选，要自始至终地充满攻势，以便使他或任何真正可靠的共和党人无往而不胜”。而且，塔夫脱也准备放弃战后一直作为美国政治标志的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他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地位，他们将在国内问题上占上风；而共和党将在许多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上收获颇丰：与苏联人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秘密交易；原子武器垄断地位的丧失；阿尔杰·希斯以及其他被指控为间谍的案件；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现在，杜鲁门又把朝鲜战争弄得一团糟。

塔夫脱把攻击矛头指向了艾奇逊。根据政治学者约翰·斯帕尼尔的说法，艾奇逊是“美国在全球卷入的象征，并且是由此而来的大部分恐惧和失望所指向的目标”。共和党人，尤其是参议员麦卡锡，成功地把艾奇逊描绘成“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这一直是对美国政治的莫大讽刺，但克里姆林宫肯定不会赞同这种观点。艾奇逊在塑造杜鲁门主义方面功莫大焉，当英国人突然放弃了他们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历史性责任时，美国力挺这两个国家，从而阻止了苏联在中东、南亚和北非长驱直入。艾奇逊协助制订了在经济上支撑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并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使西德进入美欧军事集团。而且，在北朝鲜入侵的那个星期天，迪安·艾奇逊是杜鲁门顾问中的第一人，甚至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以军事手段对付这场挑战。

但艾奇逊在华盛顿并不具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只为一个选民服务——哈里·杜鲁门，即便是友好的民主党参议员在他身边也感到不自在。1950年11月的选举结果使国会议员们认识到，与艾奇逊过分接近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11月13日，塔夫脱开始大张旗鼓地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要求美国“重新审视”对欧洲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规模、方式和性质。（艾奇逊则反唇相讥，把塔夫脱比作是“每天早上都要去田间揠苗助长的农夫”。）几天以后，塔夫脱对杜鲁门宣布要派四个师去欧洲加强防务，并任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北约总司令的决定提出了挑战。塔夫脱和他的亲密盟友肯尼思·惠里参议员提出了一项反映参院意向的动议，要求在“由国会”制定一个有关北约的政策以前，不得向欧洲派遣军队。

在此之后的辩论一直持续到1951年春，这使杜鲁门政府处于明显的不利境地。辩论也提出了一些杜鲁门的助手认为是难以公开回答的问题。派到欧洲去的部队不过是起到牵制作用，无力阻止红军，这等于是自投罗网，卷入一场必输的陆地战争。把军队部署在苏联卫星国的边界无论如何都是挑衅性和毫无裨益的，因为它们极易受到原子攻击。此外，当你不情愿在远东为台湾和南朝鲜竭尽全力时，为何还要费尽心力地去保护欧洲呢？塔夫脱和他的支持者主张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在他们看来，欧洲是可以牺牲的。“以我之见，”塔夫脱在一次辩论中说，“我们完全有能力保卫美国本身（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从政治上束缚了杜鲁门在亚洲的行动自由。在共和党谴责他的政府“丢掉”中国的情况下，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求和而使北京获得联合国的席位，或因此而撤除美国对蒋介石的安全防卫义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东京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在1950年12月发表了许多挑衅性的言辞， 因为他能够指望得到塔夫脱的共和党人的保护。

但是，塔夫脱一谈到亚洲就语无伦次。1950年6月，他认为北朝鲜人的入侵是受苏联人教唆，因而担心会“导致与苏俄的战争。苏俄完全有可能会出手……帮助北朝鲜人，当前这场有限的……冲突就会波及整个文明世界”。然而，后来塔夫脱又对麦克阿瑟言听计从。中国参战后，他认为“俄国不会把只轰炸中国而不派兵入侵视为对俄国本身的侵略，或视为开战的原因”。塔夫脱支持麦克阿瑟的要求，如轰炸“满洲”，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为了入侵或以入侵相威胁而使用国民党军队，“以使中国南部骚乱不已”。他毫不担心美国在亚洲“更为强硬”的政策会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核浩劫。奇怪的是，他并不希望在欧洲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因为那就会激怒苏联，因而他投票反对批准北约条约和把美国军队派往欧洲。

对于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正确与否，塔夫脱的态度也来了一个毫不脸红的大倒退。他在6月还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入侵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中国人参战后，他认为美国被联合国这个“靠不住的墙头草”“拉入”了战争，杜鲁门“急不可待地把现有的每一名美国士兵派到了朝鲜”。塔夫脱自己都不明白他到底要什么：他曾几次主张把美军撤到日本、冲绳和台湾；几天以后，他又会支持麦克阿瑟提出要对中国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的要求。

对不是每日每时沉浸于外交和政治的细枝末节中的那些外行公民来说，塔夫脱的批评是一种令人困惑和沮丧的老生常谈。美国人从每天的报纸中得知朝鲜的情况不妙，而且美军可能不得不撤退。犹豫不决的杜鲁门与塔夫脱同样使人迷惑不解，他始终不承认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也不下令实施动员，以使美国进入战争准备。他希望打一场不干扰美国日常生活的战争，商界、工人、消费者、农场主都希望享受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但公众对战争的不满每周都在增加，哈里·杜鲁门最后几乎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满意。

12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共和党决心把杜鲁门赶下台。总统把两党领袖召到白宫，讨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增加军事装备生产和实行某些经济方面的控制等事宜。艾奇逊觉得，参议员塔夫脱、惠里和亚历山大·史密斯开会时“异乎寻常地沉默寡言和不发表意见”。后来秘书们整理房间时，有人发现一份写在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信笺上的备忘录。备忘录上未署名，但那是惠里曾坐过的地方。备忘录建议反对共和党参与任何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行动，“以便一旦发生弹劾总统的行动，可以维护本党的立场”。经过商量，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惠里打电话说，会后发现了一个“封上的信封”，还问他是否丢了什么东西。

“是我丢在那里的！”他惊叫道。信封退给他了，而且是封上的，但杜鲁门已经知道了它的内容。

麦克阿瑟推卸责任

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节节败退，他却竭尽全力保持他那一贯正确的战斗指挥官形象。记录表明，他知道由于他说话随便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他的部队“回家过圣诞节”，那便是以失败而告终，而非凯旋班师。所以麦克阿瑟急不可待地改写了前一周的历史，这毫无疑问是前所未有的最为神速的历史修正派。麦克阿瑟意识到，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会寻找替罪羊，因而对他发动攻势的目的进行改头换面是十分重要的，还要说明攻势失败是由于华盛顿所强加的政治上的限制，并非战场上的指挥错误。麦克阿瑟本人不停地接受访谈，他的司令部也频频发布特别“声明”，令人眼花缭乱：11月28日,发给名不见经传的《三星号外》电台新闻节目的雷·亨利一个特别公报；11月30日，回复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阿瑟·克罗克的问询；12月1日，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采访；同日给合众国际社社长休·贝利发送一份长电。其他的访谈和电文还有伦敦《每日邮报》的沃德·普赖斯（以便影响外国读者），以及国际新闻社的执行主编巴里·法里斯。麦克阿瑟在这些言辞中强调了三点：

第一，他重复了最初在11月28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的说法，即他的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出手，破坏了他们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该计划本来会使他们以“一次势不可当的行动”摧毁美国部队并占领朝鲜。

第二，他否认了因他进入北朝鲜过深而引起中国人介入的说法。他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符合联合国的决议。他抨击了那种“使人误解和讨厌的流言蜚语”，他是奉命停止在三八线、平壤，或者“未抵达国际边界的任何战线上”的。（严格地讲，麦克阿瑟说得不错。然而，他却有意回避军令，即只许韩国军队而非美国军队在靠近“满洲”的边境地区行动。）“跟联合国打仗，这是中共领导人一个基本的、策划已久的决定，其付诸实施的直接动因是他们的卫星国北朝鲜的军队遭到了惨败。……”

第三，也是麦克阿瑟最为大肆声张的一点，他反对报界把他从北朝鲜“有计划的撤退”描绘成“退却”（麦克阿瑟显然成功地对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隐藏了他的意图）。他斥责“愚昧无知”的记者分不清什么是技艺高超的撤退，什么是军队的“仓皇溃逃”。麦克阿瑟的确赞赏了中国人某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又说之所以如此，仅仅是由于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且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人员伤亡的代价”。他对欧洲报刊“不负责任的评论”尤为愤怒，并批评欧洲人的“观点颇为自私且鼠目寸光”，他们认为保卫自己的大陆比保卫亚洲更重要。

最后，麦克阿瑟隐晦地批评了他在华盛顿的上司禁止他越过鸭绿江打击共产党的军队。

他在回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时说：

问：你是否认为，限制你无约束地追击中国……军队，以及无约束地攻击他们的基地，这样做妨碍了有效的军事行动？

答：这是巨大的妨碍，在军事上史无前例。

问：敌人虽然没有空中力量，但却能够面对拥有相当强大空中力量的军队，取得有效的进展，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

答：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限制，加之运动的方式使空军对地面行动的支援极为困难，以及由于中立的庇护区紧靠战场，使空军不能发挥其战略潜力。

问：这是否为美国计划的重大教训？

答：是的。

下面两个问题是关于使用原子弹的事，麦克阿瑟的回答闪烁其词，令人不寒而栗。

问：能谈谈在你进行的战斗方式中使用（原子）炸弹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问题吗？

答：此时此刻我的评论将是不甚适宜的。

问：按目前在朝鲜进行的这种作战方式，敌人部队的集结程度是否足以使我方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

答：此时此刻我的评论将是不甚适宜的。

麦克阿瑟描绘了一幅他历尽艰辛的阴郁图景：“人的忍耐能力从未像在朝鲜战役中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考验，高尚的人类行为准则也从未受过如此坚韧的磨炼和如此坚定的捍卫。”

这些言论使杜鲁门恼羞成怒，尤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那篇文章，这个杂志是他的劲敌。在总统看来，麦克阿瑟犯下了与他的政敌拉帮结伙的罪孽。杜鲁门后来对他的知己说，他几个月前就打算“罢免麦克阿瑟”，但由于联合国军陷入困境，杜鲁门感到不得不在批评者，尤其是欧洲人面前替将军辩护。他在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一个人节节胜利时，人们总是拥戴他；但是当他遇到一点麻烦时，他们又都对他口诛笔伐，指责他应该做这做那，而以前他们并没有告诉他要这样做。”麦克阿瑟“干得很好，而且还会干得很好”。但是，杜鲁门那天晚上却私下里在日记的开头嘲弄了麦克阿瑟：

这个月一直闹哄哄的。麦克将军像往常一样信口开河。他在竞选前发表的一次讲话使我们丢了一些选票，他在竞选后发表的一次讲话使他在欧洲和国内陷入困境。即使他在很多不同场合拆我的台，我仍须为他辩护，为他挽回面子。但我必须站在我的战友一边，难道麦克就不“喜欢”这个他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人的话吗？

麦克阿瑟对报界的讲话使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感到厌恶，他对迪安·艾奇逊说，麦克阿瑟“害怕了”，他在发表“告后人书”。洛维特对麦克阿瑟所称官方人士没有告诫他向边界推进并不明智的说法表示异议，他把麦克阿瑟的这番话称作是“虚假的和捏造的”。他还认为，这是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最为奇特的事情：……将军居然能在这个时候坐下来”给报界写电报。

由于麦克阿瑟还在继续发表批评性言论，杜鲁门终于采取行动让他沉默。总统在12月6日对所有行政官员——但显然是针对麦克阿瑟——发布了两项命令。第一项命令是，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其他公开言论”，其目的是确保公开发表的消息“准确无误，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第二个命令更为具体。命令说，海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应“在公开讲话中极为谨慎，除例行声明外，所有声明都要经各主管部门审批，并禁止就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的报纸、杂志或其他公共媒介进行直接联系”。这项命令使得麦克阿瑟总部发出的评论有所减缓，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使麦克阿瑟安静并不等于使他沉默。

随便谈论原子弹

尽管总统在努力使麦克阿瑟免开尊口，但他本人却随随便便地谈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从而触及了欧洲盟国以及很多美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就一直在研究何种条件下可能使用原子武器。11月20日，亦即麦克阿瑟发动攻势前一个星期，劳顿·柯林斯将军对同事们说：“据信，很快将会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发表意见。还可以想象，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势的情况下，对他们的部队和物资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国军能够守住一条防线，或者尽早地进行（一次）向‘满洲’边境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就使用核武器的应变条件进行研究。

一个星期过去了，柯林斯建议的事情显然一无所成。这时，中国人已经大规模参战。11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将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优先”请求。如果苏联人介入，莱勒希望提议“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作为阻止这种干预继续进行，或者协助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队的一个因素”。他请求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关于“使用方法、时间和运输方式等”考虑提出见解，还请求就“事先提出或不提出最后通牒而对中国使用常规或原子炸弹”的问题提出意见。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僚机构中，甚至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的事也是一个严加保守的秘密。莱勒的备忘录中有一条告诫：“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书拥有这一备忘录的唯一副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对于此事的知情要严加限制。”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发了对核武器的讨论。总统所使用的语言既不严谨，在法律上也不准确。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莱维罗：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要走得更远，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合众国际社老资格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显然认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比原来打算的走得远。他给了杜鲁门一个逐渐后退的机会。

梅里曼·史密斯：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正在积极考虑之中？

总统：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

总统（打断他的话）：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了原子弹的问题。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将不会使用原子弹？

总统：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针对中国的行动要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则负责武器的使用，正如他通常做的那样（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杜鲁门总统大错特错了，正如苦不堪言的白宫新闻办公室几小时后在一份“澄清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原子能法》，只有总统能够授权使用原子弹。但在这份澄清声明发出之前，美联社和合众社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错话飞快地传遍世界，《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写道，这引起了“国内外舆论一片大哗”。英国官员说，这种说法使他们“震惊和错愕”。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了。

尽管杜鲁门从未以语言精确著称，但他对总统在如此敏感事宜上拥有的权力问题说错话，实在是引人注目，以致令人百思不解。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有时候是一份不良记录）中说，报界误解了他，但是他没有再去引用他自己说过的使用核武器“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这句话。有一个证据表明杜鲁门并非瞎说：他打算警告中国人和苏联人，如果暴力在朝鲜升级，就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当时的情况是：11月30日下午，亦即杜鲁门的记者招待会后几个小时，比利时驻华盛顿大使巴伦·西尔弗克赖斯会见了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西尔弗克赖斯指出，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范齐兰德是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主席，他经常会见西欧其他领导人，因而他能够向那些人“转达我们可能有的任何想法”。腊斯克回答说，美国准备“尽其所能去避免爆发全面战争，但我们不准备撤出朝鲜”。

据腊斯克说，巴伦·西尔弗克赖斯接着提到了杜鲁门关于原子弹的说法，“还问我是不是指我们要使用它”。腊斯克回答说：“我不能说我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西尔弗克赖斯说，他“推测”总统的意思是，由于总统自己就能授权使用原子弹，因而总统将听从战地军事指挥官的建议。

腊斯克在后来的谈话中再也没有谈到核武器的事。但在他送西尔弗克赖斯去电梯时，比利时人说，如果美国确实打算把原子弹引入战争，“他认为对中国城市使用原子弹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去摧毁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设施呢？”西尔弗克赖斯指出，那些设施“位于离我们目前的作战地区直线距离并不很远的地方”。

腊斯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谈话的要点却意味着，一位友好的大使得到的是模棱两可的信息，以供其外交大臣在欧洲各国首都传播。如果杜鲁门确实想搞核讹诈，那么他的信息会很快传到中国人和苏联人那里。

不管杜鲁门的动机如何，他的评论在英国议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大使馆把这称为“1945年工党上台以来，下议院就外交事务所进行的最为激烈、焦虑和负责的辩论”。大约100名工党议员在一封递交给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的信上签名，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议会中的不满情绪是普遍的，甚至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安东尼·艾登这些美国的忠实朋友，二人都是下野的保守党人士。另一位保守党领袖理查德·巴特勒说：“英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希望在他们的命运（被扩大到中国的战争）决定之前得到保证：他们正在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辩论中，艾德礼的助手们急急忙忙地给美国使馆打电话。首相说，他要宣布他准备会见杜鲁门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这场辩论就可以结束。总统很快同意了。英国议会中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缓解，休会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盟国在联合国的反叛

与此同时，政府也听到联合国里怨声不已。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报告说，那里的人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情绪”在增长，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很听指挥”。11月29日，甚至在杜鲁门就原子武器挑起轩然大波以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和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让·肖夫尔在一次冗长和牢骚不断的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与国务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发生龃龉。他们强调了欧洲的担忧，即处于“前线，并为苏联的全面军事进攻敞开了大门”，他们不希望让“亚洲的章鱼吸干我们所有的共同力量”。杰布直言不讳，只要6名工党议员在一次关于朝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艾德礼政府就会倒台，因而艾德礼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11月30日傍晚，西方国家的大使们匆匆赶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那里，杜鲁门关于核武器的讲话使他们深感忧虑。肖夫尔说，荷兰代表“含着眼泪”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杰布说，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卷入战争。欧洲人不想谴责中国人为侵略者，因为这等于企图“重新征服和解放”已经被北京夺取的“地区”。

联合国的联合阵线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华盛顿考虑撤退

11月30日至12月1日夜间抵达华盛顿的电报报告说，战场局势急剧恶化。那天（星期五）上午8时30分，对战争的看法更为忧郁的人群之一集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里。自战争初期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认真讨论美国是否应承认战败和从朝鲜全部撤退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迪安·艾奇逊所说的在联合国里“我们的朋友中实际存在的惊慌状况”。他说，很多人抱怨美国领导地位的破产，而且“目前的困难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错误行动造成的”。艾奇逊认为，为了欧洲安全，恢复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艾奇逊提出，要找到一条在军事上能够守住的防线，然后以此作为基础，开始政治谈判以结束战争。他也看到了危险：中国人有可能拒绝接受固定的战线；而且，即使美国撤出了朝鲜，中国人撤回其东北，韩国人仍然不得不对付北朝鲜人。“问题是那样做将使我们处于何种境地？”艾奇逊说。

“无论如何，”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在朝鲜有所行动。而且我们也必须有所行动，以反击在德国急剧复苏的中立主义。”艾奇逊打算下周去联合国大会发言，但美国首先必须有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计划。

艾奇逊想听听军方的意见。如果不能在军事上守住一条战线，“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

布雷德利将军只能提出悲观的设想。除非第10军重新部署，“否则很难稳住一条战线。现在还说不准，如果我们在东部损伤惨重，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一条战线”。布雷德利提到，有情报说，来自“满洲”的交通运输极其繁忙。他说：“我们可能不得不后退得更远。”他重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批准、于头天晚上告知麦克阿瑟的指示：从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来看，没有必要守住蜂腰部以北的地区，除非从有关他部队的安全考虑，“他可以不必顾及这一地区”。

但是，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艾奇逊问道。

布雷德利和劳顿·柯林斯将军都无以对答。（结果是马歇尔将军要柯林斯当天前往日本和朝鲜，以寻求某种答案。）

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说：“从战略的观点看，美国应该离开朝鲜，撤至日本列岛。”他指出，然而放弃朝鲜“对日本是危险的，因为朝鲜那里有机场”，因此美国应该守住朝鲜蜂腰部，并把这作为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

谢尔曼对中国人一直听任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的做法感到惊奇。他对麦克阿瑟提出的允许他轰炸“满洲”机场的要求表示强烈的反对（即便未指名道姓）。他说：“在我们的处境得到改善以前，我们不应干预这一局势。”目前，“保持边境我方一边的制空权利大于弊”。如果俄国空军介入，“我们大概无法保持制空权”。但即便局势得到稳定，美国是否还要在牺牲大西洋防务的情况下，派遣其他舰船和军队去朝鲜？

如果中国人派飞机参战，美国应如何行事？布雷德利不想对此预先做出决定。如果还击，“就可能招来苏联的空军。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得不推迟出击”。

柯林斯将军坚决支持布雷德利。“我们如果进行还击，”他说，“就是对中国人的严重挑衅，而且有可能导致苏联空军甚至潜艇参战。到那时，唯一能够解救我们的就是使用原子弹或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因此，我们应避免轰炸中国，即便这意味着我们的地面部队必定要遭受一些来自空中的打击。”在柯林斯看来，“由于俄国人拥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另一翼的阵地，朝鲜是分文不值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报告说，中央情报局一份新的估计“提出的情况，比……以前认为俄国计划很快参战的看法要好得多”。苏联人的首要目标是挫败欧洲重整军备的任务。史密斯说：“他们可能不打算现在就和我们打仗，但如果他们能够使我们在亚洲陷入困境的话，他们是愿意打仗的。”这位中央情报局头目的建议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就应该撤出朝鲜，尽管我们的撤退解决不了问题。俄国人肯定认为我们不打算在亚洲打仗，因而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逼迫我们。……他们可以使我们在亚洲损耗殆尽，与此同时挫败在欧洲重整军备的努力。”

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力图使人们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朝鲜不是一个关键地区，但丢掉它可能会危害日本。因此，“最好是为政治目的而守住朝鲜。我们应重新部署部队，并以拖延争取时间，其结果可能是从朝鲜共同撤军”。

会议就如何对付中国大规模空袭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布雷德利和史密斯都认为，如果俄国真的支持了中国人，美军将不得不撤退，并且有可能进行战争。柯林斯插话说，那意味着或是以“原子弹相威胁，或是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军方人士对接受停火并返回三八线有何看法？他问道，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否是“最佳选择，他们（军界高级人士）是否会认为能达成这种安排已经是万幸”？

布雷德利将军、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都表示赞同，尽管马歇尔和柯林斯都说：“我们还不应该赞成此举。”

讨论结束时，马歇尔将军多少有些有气无力地说：“接受停火将表明我方极为软弱。”没有人愿意对这个说法再做讨论。于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在五角大楼会议室这个神圣之地，美国决定放弃在朝鲜获胜的任何想法，并决定以一条尚未确定的停火线为基础，尽量争取达成最好的协议并撤出战争。

美国在朝鲜将不能取胜。

国会的质询

无巧不成书，五角大楼召开这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当天（12月1日），碰巧也是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为支持战争而追加拨款170亿美元的日子——这是朝鲜战争前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4倍。为了获得支持，他邀请国会领袖前来白宫，向他们通报战事和整个国际形势。

国会议员们对所听到的情况并不满意。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问道，“中共在‘满洲’一直部署了大量的部队，这是人所皆知的，难道不是吗？”

“是的。”布雷德利将军回答说。

“麦克阿瑟的总部就没有一个情报部门吗？”麦科马克挖苦地问道。

中央情报局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到了苏联方面出现的不祥之兆。“在过去的10天里，欧洲的苏联控制区非常安静，而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史密斯说。俄国人刚刚结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演习”，有50万军队参加，并集中演练空运作战和强渡江河。苏联武装力量的60%至70%估计部署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虎视眈眈地面对西欧。

参议员肯尼思·惠里想知道史密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数字的。史密斯说，军队的数字来自“武官、叛逃者、逃兵和‘其他方式’”。惠里问中央情报局是否使用了“所有来源”。

“我们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史密斯回答说。（这句话博得一阵笑声。）

史密斯随后谈起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游击队。他说，他们的装备“极为落后”，但“正在努力改善这一状况”。

参议员惠里问正在向游击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史密斯不肯具体回答，但他确实说了，“正在以金钱、建议和‘目标’的形式提供援助”。

杜鲁门接着谈到了这次会见的目的。由于中国人的进攻，他将向国会“提出意义重大的”170亿美元追加拨款的要求。他请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这场危机把军事采购的速度加快了大约18个月。“我们力图在1952年中期得到我们原来打算在1953年中期得到的东西。”总统说。

会见结束时，杜鲁门敦促国会议员们记住，他们听到的是“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要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你们的妻子。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东西，如果我不催促这些人告诉我，我也不能听到。”

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感到很抱歉，他听到了这一切。他认为自己睡觉不讲梦话，并且希望今天夜里不会讲。

美国在乞求和平吗？

不管是从华盛顿、东京，还是从千变万化的朝鲜战场来看，星期六，即12月2日，都可被列为开战以来令人沮丧的日子之一。在上午早些时候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艾奇逊要部下们开始考虑如何跟苏联人或中国人，或者两者同时接触，谈一项停火协议。会上还继续议论了联合国的一项决议，但是艾奇逊明确地说，压倒一切的因素是五角大楼对战局“极为悲观的”看法。

在上午10时左右传阅的一份报告中，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政权完全不可能在没有得到苏联有效支持的具体保证下甘冒这一风险。”中央情报局预言：“一旦美国对中国领土采取大规模行动，苏联人将根据中苏条约公开地从军事上支持中国。”苏联“准备接受（也可能是希望促成）美国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全然不顾其引发全球战争的风险”。然而，苏联人自己是否为全球战争做好了准备，中央情报局说，这个问题它也回答不了。

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讨论继续了一整天。夜幕降临时，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已准备好去白宫向杜鲁门报告。

布雷德利直言不讳，在48小时至72小时的时间里，军事形势将出现“崩溃的局面”；从后勤方面看，第10军可以在5天之内撤退完毕，但他对“撤退的方式”没有把握，“除非停火得到保证”；第7步兵师“可能会得救”，位于港口附近的第3师“能够撤出来”；但“我们不能只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而丢下韩国首都师和其他师不管”。

马歇尔说，如果中国人发动空中攻击，甚至一次“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也可能会困难重重。马歇尔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

杜鲁门问起了麦克阿瑟多次提出的越过边界作战的要求。艾奇逊说，任何此类决定都应“完全取决于它是损害还是有助于我们的部队”。他认为：“我们需要在军事上做出极为准确的判断，即如果破坏中国人的机场，是否会引来俄国人。”这一决定不应由麦克阿瑟做出，而应由国防部长马歇尔在柯林斯将军的协助下做出,后者正在前往东京和朝鲜的途中。

然后，艾奇逊试图提出撤换麦克阿瑟的远东美军司令职务，他是以间接方式提出这个建议的。艾奇逊提议，在这次危机期间，柯林斯应“待在东京”。国务卿完全明白，陆军参谋长在那里将使麦克阿瑟处于从属的位置。（“我已经对麦克阿瑟的判断完全丧失信心。”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没有任何人支持艾奇逊，他的建议在无人附和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这样，讨论又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可能采取的行动上。杜鲁门认为，这种行动充其量是一种“缓兵之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作为一项和解方案的报偿”将会提出的要价。艾奇逊认为：“他们至少会要求我们回到三八线以南。”马歇尔认为他们不会“只要求这么一点东西”。艾奇逊认为中国人的要求会逐步加码：美国离开朝鲜；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美国放弃台湾；甚至让中国人参加对日和谈，其最终目的是把美国排挤出日本。

没有人愿意承担向中国人提出停火的责任。马歇尔指出，现在离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的预定晤面时间还有三天时间，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将达到高峰。在“采取任何明确的步骤”之前，应该与英国人磋商。马歇尔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美国表面上挽回一点面子：“最好是让艾德礼先生提出一项和解建议，而不是由我们承担提出建议的负担。”

讨论又转向了国内方面的问题。艾奇逊希望“尽快加强”武装力量，由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确立对物价、工资和生产的控制。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接着，他要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第二天上午会见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之后立即向他报告。

对杜鲁门政府来说，朝鲜战争现在是一场挽回面子的行动。

中国在联合国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抵达了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然而西方与他们打交道的尝试全都徒劳无功。艾奇逊在一份给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情况通电中说，中国人的态度“毫无妥协与和解之意”。甚至与北京友好的使团同他们交谈的尝试“也被拒绝”，中国人“除了与苏联代表团有联系外，与其他所有代表团都断绝了来往”。国务院希望对友好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根据被苏联人否决的安理会决议的精神，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的决议。

情况表明，中国代表在未得到北京的具体指示以前不会采取行动。12月1日深夜，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终于会见了中国的伍修权将军（劳把他称为“头脑冷静的士兵”）。在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冠华的职位稍低的“顾问”，他在中国外交部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国际新闻司司长。劳认为乔是中国代表团的“智囊”。是的，中国人可能会与印度人吃饭，但在48小时之内还不会。［美国代表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认为，劳在“奉行（一条）软弱的绥靖路线”。］

格罗斯在当晚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劳。劳把他拉到一边说，中国人已做好准备与美方会谈，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格罗斯向国务院建议说：“由于劳常常行为冲动，我认为应该有所警惕。”他认为，劳的某些热情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结果。但他希望避免“陷入圈套”，那可能“在联合国成员中”造成“虚假的希望”。格罗斯因此开始教训劳，苏联人在谈判中常常以“装出希望‘讨论’的宣传伎俩”来转移自由世界的注意力，他告诫劳不要“陷入这种为人熟知的圈套之中”。尽管美国“不急于”与伍将军“会谈”，“但如果伍将军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随时洗耳恭听”。

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个信息：美国尽管谨慎小心、疑虑重重，但是已经准备好接收中国人想要发出的关于结束战争的任何信号。

华盛顿惊恐不安

《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颇有见地地总结了星期天，亦即12月3日那一天华盛顿的情绪：

今天，首都的每一个官方行动、来自东京的每一份官方报告、消息灵通人士对局势做出的每一次个人评价，都反映出一种对联合国军在朝鲜处境的紧迫感，甚至是恐慌感。甚至23个星期以前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致命的夜晚，气氛也没有这般令人沮丧。

对五角大楼来说，午夜过后不久来自东京的一份电报中严峻的记录是坏消息的开始。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第2步兵师损失了超过6 380人，几乎是其兵力的一半。据信，土耳其旅的5 000人中，损失了1 000人。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战场上的兵力加起来也不过是11万人，而据情报分析，中国人的兵力为25.6万人，北朝鲜人的兵力为1万人。

人们正在领悟这一悲观的消息时，麦克阿瑟令人沮丧的消息又似雪上加霜。第10军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撤至兴南地区；第8集团军的处境“日益危险”，沃克将军现在提出的不是在平壤，而是在汉城周围守住一条战线。麦克阿瑟认为把两支部队合二为一毫无裨益（也“不可操作”），两支部队“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合在一起会给来自不同的后勤补给线的补给输送造成麻烦。

他还认为建立一条横贯朝鲜蜂腰部的防线没有什么好处。这里的地面距离为大约150英里，这意味着7个美军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将不得不防守一个20英里或更长的正面，“而当面的中国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其拿手好戏是穿过崎岖陡峭的地形进行夜间渗入”。麦克阿瑟认为，这样一条没有纵深的战线“没有什么实力，而且作为一种防御概念也将遭到渗透，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被各个击破”。这一概念也许适用于对付弱一些的北朝鲜人，“但不可能对付中国军队的强大兵力”。

麦克阿瑟接着抱怨说，华盛顿还不理解“由于中国军队的公然参战而导致的基本变化”。有26个中国师参战，后方“至少”还有20万人的部队正在向前线运动。美国空中支援的价值由于地形的缘故而被降低。由于中国军队在内陆集结，海军炮火不起作用。国防部一再告知麦克阿瑟再也派不出部队了，但麦克阿瑟依然要求“最大限度地派遣地面增援部队”，否则他的部队将被迫节节撤退，“而每次撤退都会降低抵抗力”，直至被逼到“滩头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赞扬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和效率，尽管“它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不间断地战斗”（这样说是错误的：战争已进行了五个月，但大部分美军师直至9月中旬，也就是战争爆发两个半月之后才抵达朝鲜）。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微不足道”，其他外国分遣队人数太少，不足以产生影响。麦克阿瑟希望大大增强军队且大大改变与他作战有关的规定：

对此间局势的全面估计，必须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这是在全新的情况下，与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全新的强国进行的一次全新的战争。

我所执行的行动指令的基础是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令已经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相对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具有全面进攻实力的中共，这个国家因苏联的大量物资供给而得以更强大。

以前非常成功地适用于与北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顶用了。

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五角大楼悲观丧气

星期天上午9时30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在五角大楼开会，用艾奇逊的话来说，他们在“越发沉重的气氛中”阅读了麦克阿瑟的报告。麦克阿瑟的抱怨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慰藉。为美国陆军遭受沉重打击而感到沮丧的马修·李奇微将军通报了军事动态。他并不乐观，对第10军能否脱离接触并抵达兴南、第8集团军能否先于中国人抵达汉城没有把握。如果部队能够抵达仁川、咸兴和釜山的滩头阵地，他们就能够守住阵地，直到做出撤退的决定。

艾奇逊突然把讨论转向了关键的问题：“军事形势是否达到了我们有必要寻求停火的境地？”

布雷德利回答说，如果代价不是过高，停火是“可以的”。“我们会离开朝鲜吗？他们呢？”如果美军能够抵达滩头，军事形势就会改善。美国正在迅速地丧失主动权，如果不能在48小时之内通过联合国达成停火，“我们是否必须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必须自己采取行动”？布雷德利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拒绝停火，我们认为我们是处于战争状态。”他预料要采取封锁海岸、轰炸和“很多其他方式干扰他们，尽管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并不像布雷德利那样对停火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又被拒绝，就会在联合国引起一场辩论。美国必须考虑到其军队的安全，以及它在远东和“全世界”的地位。国务卿不希望很快撤退：“如果我们抛弃了朝鲜人而他们又遭到杀戮的话，我们就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姑息养奸者的危险。如果出现了敦刻尔克式的情况，我们被迫撤出，这虽然会是一场灾难，但却不会丢面子。”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提出了条件，“撤退到三八线似乎是可行的”（尽管他马上补充说，这“太容易了”，他怀疑敌方会不会接受）。

作为一个外交官员，艾奇逊不愿意被拉进关于台湾的谈判中去，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国际支持。他说，其他国家“认为台湾不属于我们，并且不同情我们的立场”，但他能够找到支持在三八线实现停火的“道义力量”。美国“必须期待”有人——他在这里提到了克莱门特·艾德礼——提出一项停火建议，在此种情况下，国务院的作用就是说服其他政府“坚持正当的和正确的事情”。

布雷德利将军重复说，停火将对军事有用，“如果代价不是太大的话”，但是“提出这项建议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艾奇逊希望“仔细考虑”任何直接针对中国人的行动。如果停火要求遭到拒绝，“而且我们不得不杀出一条路来的话，所有针对中国人的军事步骤都应与撤出我们的部队联系起来”。他不希望“仅仅进行报复”，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这会导致很快与苏联人进行全面战争，那么我们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战斗”。

海军参谋长谢尔曼不希望做任何妥协。美国已经损失了士兵，“人们可以说我们输了一仗，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他不同意要求实行停火。“与中共打交道的唯一正确方式是对他们说，要是不住手，他们就是在跟美国打仗。”如果中国人选择了战争，“我们就尽可能完好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进行战争。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方针，其他人就会欺负我们。如果有人能够打死那么多美国人而又不在战争状态，那我们就战败了”。

布雷德利认为中国人不会同意停火解决。他认为“双方在竞相抢占滩头”，问题不仅仅在于军方能够守住滩头多久，还在于“在我们不说与中国交战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这种状况还能容忍多久”。

“我们正在与一个错误的国家打仗，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艾奇逊说，“我们在与第二梯队打仗，而真正的敌人却是苏联。”

布雷德利不想把士兵派往中国，但他“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

艾奇逊“当然”做不到。他问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与中国交战会对美国同苏联打仗的能力有什么影响。“苏联愿意看到我们与中国人打得难分难解”，如果美国的资源都用于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就不能够增强在欧洲的力量”。

艾奇逊接着说，另一个问题是与中国开战将对美国盟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将会离开我们，并与苏联打交道”。艾奇逊说，法国人“极为软弱，他们得了炮弹休克症，急于达成一项交易，这会给他们一种安全的幻觉”。

讨论接着转入美国决定撤退时可能采取的安全措施的问题上。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吗？艾奇逊问道。

谢尔曼说：“非常有必要，但是这很困难。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记者们离开那里。”

艾奇逊想起了内战时期威廉·谢尔曼将军的政策：“把他的所有计划都告诉记者，然后把他们都关进监狱。”

艾奇逊终于提到了关键的问题：如果某个国家提议在三八线实行停火，而且这是可取的，在座哪一位对此还有疑虑？

根据菲利普·杰塞普的会议记录，没有听到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反对。然而，布雷德利的确对“国会和军队中的反应”表示关切。他问道，在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放弃？他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接受三八线，“我们先前越过了它”。

布雷德利认为存在着两个问题：在政治方面，美国是否应该请求停火。在军事方面，“如果我们后退至滩头，是否要开始撤出我们的部队；或是打下去，直至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从仁川可以很快撤出人员，但却不能很快撤出装备，“如果我们现在就动手，就可以撤出更多的东西。釜山也是如此，但兴南却成问题。必须马上决定我们是否要开始撤退。”

装备是至关重要的吗？艾奇逊问道。“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布雷德利回答说，“但是不能说它们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不要撤退韩国军队？”艾奇逊问。

“如果他们想撤出来的话，我们不能丢下他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说。

马歇尔又回到了“要不要开始承认彻底失败”的问题，由于“心理因素”，他不喜欢这样。马歇尔认为，“如果有人在我们抵达那里之前，提出一项在三八线停火的建议，那在政治上将是有用的。一旦我们退到了滩头，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席卷南朝鲜”。

韩国陆军是否要撤至日本？杰塞普问。腊斯克认为不能这样做，“共产党目前在日本的朝鲜人当中极为活跃，引进韩国陆军也许有危险”，必须另外给韩国军队找一个栖身之地。

布雷德利认为，其他与会者对美国的溃败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后果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如果中国人在朝鲜攻击我们不算战争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在柏林攫取我们的占领区算不算战争呢？”布雷德利回顾说：“我们曾说过，攻击美军的一个排就意味着战争。”他不希望下一步美国军队“在柏林被东德人横扫”。布雷德利怀疑美国会接受被迫撤退，而对中国人“不予回击”。他不希望与中国交战，“然而，不与中国交战就撤出或被赶出来，其影响是非常之坏的”。但是，他“在我们完全撤出以前，不会提议进行报复”。

艾奇逊希望尽可能合法地处理任何停火问题，他描述了外交上的两难境地。美国舆论不会容忍政府提议“在任何基础上的停火”。美国“不能在停火后仍然与中国人打仗，除非他们违反了停火协定并重新发起进攻，否则我们就是在单枪匹马地发动一场违背联合国命令的战争”。如果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战争，“我们就不能采取结束敌对状态的方针。我们只能是被迫离开朝鲜，因此必须拒绝一项停火建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让中国人受到谴责，并给他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

艾奇逊在会议结束时说，总统希望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尤其是做出可能与中国全面交战的决定之前与艾德礼首相会谈。那么应该命令麦克阿瑟去干什么呢？谢尔曼敦促说，应命令麦克阿瑟立即把部队调往滩头。（前面提到，麦克阿瑟在不久前的一份电报中提到，撤退至滩头也是他的几个战略选项之一。）

开会期间，布雷德利一直在涂写什么。这时他念了一份命令的草稿，要麦克阿瑟“按要求尽可能久地守住滩头，等待整个局势尘埃落定”。

马歇尔表示反对。他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形势及其发展问题上谈得如此具体。他认为仅仅批准在美军防守的三个基地（仁川、元山和咸兴—兴南）重新部署就足够了。

没有就此投票表决，甚至没有进行非正式的举手表态，但一致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的部队应撤至那些海港，并准备撤出，这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没有取胜的撤出。

对马修·李奇微来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作为一个军人，他深知麦克阿瑟的问题，即这位将军对军令耍尽手腕，任意妄为。李奇微坐在那里，惊讶于他的上司们除了麦克阿瑟的问题，其他无所不谈。尽管艾奇逊和马歇尔作为总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陷入灾难的糟糕事态”。尽管这个屋子里，拥有“责任和权威”的人物俱在，但谁也不说话。

最后，李奇微的良知战胜了谨小慎微，他“充满感情地”说，与会者“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有负于战场上的士兵，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房间里的人们最终必须对士兵的生命负责。有20个人出席会议，他们都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官员，而回答李奇微的是一片沉默。（一位海军将领草草地写了个便条：“以你为荣。”）

会散了。李奇微极为沮丧，他凑到霍伊特·范登堡将军跟前。李奇微在西点军校任教时，范登堡是那里的学员。李奇微认为不需要兜圈子，他后来回忆说：

我问他：“为什么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任何指挥官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嘛，怎么不行呢？”我大声质问道。

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五角大楼的这次会议以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立即向杜鲁门汇报。据艾奇逊的记述，有两种可能性：继续对中国人进行战争行动；或是“在败局不可收拾之前”停止战斗，“以挽救我们的军队”。他显然拒绝了第一种可能，因为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他来说，目前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撤退。

艾奇逊认为，在撤退中要考虑到情况不同的三个地区：东海岸、仁川和釜山。他说，东海岸的撤退“应只考虑解救部队”，因为于那里坚守在政治上会一无所得。（艾奇逊的这个建议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一致的，即希望麦克阿瑟把第10军从位于长津水库的极为暴露的阵地上撤下来。）在礼仪方面，艾奇逊总是说好听的。他对杜鲁门说，他“不希望将它作为意见提出来，因为这完全是军事上的问题。然而，如果军方确实需要某种政治行动，比方说停火，以便在东海岸实施撤退的话，那么军方就应该让我们知道”。关于仁川的决定可以再等几天，但艾奇逊提出，如果第8集团军的部队为了避免被包围而必须从这个港口撤退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在日本重新登陆和休整，而不应该去朝鲜南部。艾奇逊说，把韩国士兵抛弃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将是“极为可怕的”，应该为他们找到“一些途径或其他办法，在南朝鲜重新登陆，然后再渗透到他们的家乡去”，重要的是不要抛弃他们。

然后，艾奇逊提出了美国“将为在朝鲜发生的事件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如果美国提出了停火并被接受，“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不能干像轰炸‘满洲’那样的事了，而且我们自己要遵守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停火的要求可能不会被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奇逊的言外之意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满洲”了。）

大家的共识是，杜鲁门要等到与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谈后再做出决定。艾奇逊“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应单枪匹马地干，而且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最后，布雷德利让杜鲁门同意给麦克阿瑟发一封电报，命令他把部队集中起来。这封电报于下午晚些时候发出。命令说：“我们认为，保存你部实力为当务之急。同意将部队集中在几个滩头阵地。”

那个星期日晚上，艾奇逊终于要睡觉了，他想道：如果他被一场全球大战的消息惊醒，也不会感到吃惊。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和艾奇逊一样担心。12月6日，中国人占领了平壤，并继续穷追猛打遭受重创的第8集团军。就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全世界所有美军指挥官发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大大增加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接到此电的指挥官（应）采取可行的行动，严阵以待而又不造成恐慌气氛。”

五角大楼的会议也使迪安·腊斯克十分沮丧。回到国务院后，他对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士气表示担心，他们“所有的人看来都垂头丧气”。他认为，军方“目前的心态，不能为我们在朝鲜做出最佳的努力”。

问题也许在于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的表现。腊斯克建议采用暗招来赶走这位将军，劳顿·柯林斯将军将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往朝鲜指挥部队，麦克阿瑟则被降级，“用全部时间研究对日和约问题”。这种有名无实的安排将是对麦克阿瑟的公开贬弃，对此将军不会默默无言地蒙羞受辱。谈论解除一位战地指挥官的职务与国务院的业务毫不相干，腊斯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会议备忘录很快就跳过了他的建议，也未指出以后还要对此进行讨论。

乔治·凯南不喜欢进行谈判的主意。要求停火会被苏联人看成是“乞求和平”，他们将“打算攫取所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并尽可能到处破坏美国的声誉……他们的回应将不可避免地是骄横无礼的”。如果以实力为基础进行谈判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显然是很不利于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但是，当务之急是“军方对其抵抗能力的准确分析”。腊斯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八线实现停火，我们就必须停在最佳的位置。”如果不能达成一项停火，美国就必须尽可能久地坚守阵地，并迫使中国人为赶走联合国军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轻易地“躬身退出”将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艾奇逊用电话向马歇尔将军报告了这些讨论的结果。马歇尔有保留地同意说：首先，有必要看看第10军能不能撤出；其次，美国“绝不能作茧自缚”。艾奇逊表示同意。

但是，就在国务院的外交官们敦促联合国军停止撤退、进行战斗的时候，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人员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三军部长们向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与艾奇逊的建议截然相反。如果联合国军被撵过三八线以南，就应该撤出朝鲜。但是，美国应该拒绝承认战败，在此之后应封锁中国，并准备轰炸中国的交通线，同时要小心避免在中国大陆投入地面部队。“我们政策的基点，”他们写道，“不应是像接受一场战斗或战役的失败那样接受目前的军事失败。”但他们强调说，已经提出的报复行为只有经联合国同意才能付诸实施。马歇尔知道，后面这条附文使部长们的建议毫无意义。美国的问题是要说服联合国的多数成员不要扩大战争，但要继续参战，不论部队的数量如何。

美国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刊登“形势图”，表明中国人正在包抄第10军，并在以钳形攻势包围第8集团军。“这是珍珠港以来美国在军事上最惨重的失败，”《新闻周刊》说，“也许这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除非在军事或外交方面出现奇迹，否则，被投入朝鲜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陆军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式撤退，以使他们免遭一场新的巴丹式覆灭。”同一周的《时代》周刊哀叹说：“这是失败，是美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时代》周刊还含蓄地要求杜鲁门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但未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说到底要做些什么）：

如果容忍这一失败，那就意味着把亚洲丢给了共产主义。如果容忍这一失败，亚洲任何国家都不会再相信曾给他们带来反共希望的承诺，即美国及其盟国将会对他们挺身相助。而且，欧洲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美国是反共的堡垒，但这是它在朝鲜的灾难之前所自诩的。

战场上的不利消息在美国公众中产生了事实上的震惊，令人奇怪的是，这并未影响大部分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前往观看周末热门的大学橄榄球比赛，并为圣诞节的采购把百货商店挤得水泄不通。《时代》周刊记者的一项调查发现，最常听到的评论是：“看来不妙。”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的退伍军人说：“我没有打开收音机——我不想听到坏消息。”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对麦帅忠心耿耿的《时代》周刊说，这是被媒体“曲解”了，然而此说是不准确的）使公众怒不可遏，因为战局的突然逆转使他们大吃一惊。爱荷华州一个加油站的加油员批评政府不够强悍：“他们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鬼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尽管政府一直很当心地不去指责苏联人挑起了战争，然而很多美国人却把俄国人斥为罪魁祸首。“要打布尔什维克这个元凶，”底特律的售货员扎卡赖亚斯·科斯马斯说，“打蛇打七寸，尾巴就废了。”新奥尔良的警察欧内斯特·科蒂斯说：“我们应该对俄国正式宣战，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原子弹都扔到那儿去。”

《时代》周刊发现，普通公众的态度是迷惑不解和“半信半疑地面对现实”，一个人被告知患有晚期癌症时也许会有这种态度。

英国人来访

迪安·艾奇逊很讨厌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艾德礼抵达华盛顿前夕，艾奇逊饶有兴味地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曾把艾德礼描绘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会谈于12月4日开始，进行了四天时间，两个被认为是盟友的国家唇枪舌剑，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艾德礼在会谈开始时说，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择，甚至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这件事是“严峻的和极为令人讨厌的”，而且会使联合国“丢面子……尤其是在远东”，但这并未使艾德礼感到为难：“英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不得不面临困难的局面。……我们不能在东方弄得难以自拔，而在西方陷入任人进攻的境地。”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引用艾德礼的话时，说艾德礼接着讲到，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正式会谈记录中没有这句话）。艾奇逊回忆说：“我义正词严地说，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

杜鲁门讲述了美国的立场。停火是可以接受的，但条件必须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或台湾，或使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如果中国拒绝停火并继续战斗，美国就要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活动，包括在中国煽动反共的游击战。艾德礼始终不置一词。会议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中结束，美国和英国之间显然存在着非常危险的尖锐分歧。

当天晚上，艾奇逊在一个招待会上找到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向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警告。美国必须在世界的东西两个部分奉行一致的对外政策，“如果我们在远东投降，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们盟国的行动造成的话，美国舆论就会反对美国在西方帮助那些行将崩溃的国家”。艾奇逊说。如果美国自动离开朝鲜，“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就会另找靠山”。

艾奇逊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简单的停火提案，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通过。“中国人很可能不会接受停火，其他国家也会因而敦促我们开出价码。我们将不理会这种观点。”如果美国被迫“进行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至少将“证明我们并不准备投降，而是挺身迎击进攻。坚持采取这种方针比逃跑和投降要容易得多”。艾奇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中国人干涉朝鲜而“酬谢”他们。

艾奇逊的直言不讳收到了效果。次日，即12月5日上午，弗兰克斯对他说，英国人将支持停火提案。艾奇逊表示感谢，但是不同意请中国人参加联大辩论的建议。

杜鲁门和艾德礼这一天再次会谈时，总统强调美国不会自动离开朝鲜，即便联合国部队面临遭受轰炸的危险。杜鲁门“不愿意陷入这种局面，然后承认我们被打败了”，他更愿意“战斗到底”。总统明确地对艾德礼说：“我们不会在危难时节抛弃朋友。”

在后来的会谈中，艾德礼提起了他称之为“困难的和……微妙的问题”，即麦克阿瑟对战争的指挥。首相说：“欧洲的普遍看法是……麦克阿瑟在操持一切，而且他们感到其他参战国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发言权。”

布雷德利将军和国防部长马歇尔极力为麦克阿瑟辩护。麦克阿瑟是受联合国的委托在行事，而英国人也经常就军事问题提供意见。布雷德利对于由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战争政策的建议表示愤怒。如果英国人或其他任何国家不喜欢所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说出来好了，他们在撤退中将得到帮助”。

在剩下的会谈时间里，双方就采取适当的方式让中国与西方重新修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要求采取怀柔政策，美国人采取的立场是（按国务院乔治·凯南的说法）“我们除了要教训一下中国，什么都不欠它的”。杜鲁门希望最终“会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朋友不在西伯利亚，而是在伦敦和华盛顿”。

艾德礼认为，“我们继续进行反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是不能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杜鲁门“深表同意，但我们不能把朝鲜人弃之不管，任人宰割”。总统提出了一个类比：“如果他们在朝鲜打败了我们，那是一回事；但英国在敦刻尔克以后并未投降，而是继续战斗。……也许我们在美国继承了联合王国的精神：不喜欢挑衅，而是在战争来临时挺身迎击。”

艾德礼此行的主要动因是关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双方就全面战争政策展开的唇枪舌剑却使得这个话题无足轻重了。在会谈的最后几小时里，杜鲁门和艾德礼在没有任何助手在场的情况下，终于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杜鲁门对艾德礼说，美国和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是伙伴，他在与联合王国磋商以前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然后，艾德礼首相不甚明智地要求把这个协议见诸文字。

“不行，”杜鲁门厉声说道，“不能写下来。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的话，写下来也无济于事。”

就在杜鲁门和艾德礼宣布他们关于使用原子弹以前美英应进行磋商的决定之时，艾奇逊和国防部的罗伯特·洛维特交换了一下痛苦的眼色。美国法律禁止总统做出任何这类承诺；此外，杜鲁门曾多次允诺说，他自己单独就能决定何时有必要使用原子弹。“我们要出大麻烦了，你必须把球接过来。”洛维特悄声对艾奇逊说。

艾奇逊和总统悄悄谈了几句话。对原子弹的使用共担责任，这将在国会引起一场对政府和英国“最猛烈的攻击”。艾奇逊说，更为可取的方式是对艾德礼做出承诺，在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任何形势下与他保持接触。

艾德礼离开时确信，杜鲁门没有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但是他有所不知的是，就在会谈进行期间，杜鲁门就已下令把分解的核炸弹部件空运至远东，并储存在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上。杜鲁门的确不打算使用原子弹，但是如有必要以此防止美国的一场军事灾难的话，他是随时准备并愿意下令投掷它们的。

是一场六个月的战争吗？

在所有的会谈中，最为不确定的因素是对中国人的意图范围缺乏具体了解。回想起来，中国人“第一次战役”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联合国军走开。“第二次战役”使麦克阿瑟的部队惊慌失措，但是其目的仍不得而知。中央情报局12月7日送给白宫的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确实提供了一些线索。报告的内容（根据《信息自由法》降低密级后被大量删剪）表明，它来自一个靠得住的国外来源。据报告说：

中共认为，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此在战术上支援联合国军，并不会招致战争，但对“满洲”腹地进行战略性的原子袭击却是另外一回事。在那种情况下，开战的决定将由苏维埃俄国做出。

然而，消息来源报告说，共产党官员“绝对有把握地认为”，联合国军不会使用原子弹。而且，联合国军如果被赶回三八线，或是会撤出朝鲜，或是会与中国人达成一项协议。

据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来源说，苏联人“显然已使中共确信，美国在以后的六个月中将无力进行战争，而且朝鲜难题的解决必定会在那个阶段实现”。据说，中国人担心“把他们训练最有素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拴在东北和北部，而且中国人同意介入朝鲜战争，是在苏联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之后：即一旦中国与美国交战，苏联将提供30万人的苏联军队和海空支援”。

在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艾德礼首相，美国不打算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后不到72小时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送到了华盛顿。英国使馆中参加杜鲁门和艾德礼会谈的人当中有苏联间谍菲尔比和伯吉斯。会谈的报告径直送往英国外交部的美国司，该司由另外一个苏联特务麦克莱恩领导。

在华盛顿上上下下的言谈话语中，都弥漫着对麦克阿瑟战地报告准确性的极度不信任感。麦克阿瑟摇摆不定，天天有变。他会惊呼他的部队面临着灭顶之灾，要求得到增援部队和扩大轰炸的权力，以便控制局势。然后他又会对记者的报道吹毛求疵，那些报道说他的部队“是在退却”，而不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撤退。如前所述，结果之一是12月1日华盛顿决定派柯林斯将军去远东。麦克阿瑟统管下的战地指挥官与国防部没有直接联系，电报要由东京审查，而且如果麦克阿瑟或其下属不喜欢这些电报，他们就会重写或者把它们丢弃。然而，即便是麦克阿瑟也不敢试图阻止陆军参谋长走访前线的将军们。

布雷德利将军为柯林斯提出了各种宽泛的可能性来与麦克阿瑟商讨，其中包括可能对鸭绿江以北实施海空攻击。起草的命令的第一稿要求柯林斯考虑安排一项停火的利弊得失。然而，布雷德利又感到把这一失败主义的选择带给战地指挥官的做法不甚妥当，因而勾掉了这句话。他主要是要柯林斯弄清远东的确切形势。

柯林斯于12月4日飞往东京，并与麦克阿瑟谈了大约四个小时，但听到的都是在过去一周里麦克阿瑟每日电报中的老生常谈：联合国应“全力以赴”迎击中国人的挑战；“训令和战略规划”应该做出相应更改，也就是说，麦克阿瑟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战争引向中国。麦克阿瑟声称，他面临着一支由50多万中国人和10多万北朝鲜人组成的军队，这一大堆人能够包围任何固定的防御阵地，并迫使第8集团军退回汉城—仁川地区。只有在中国人不发起全面攻势的情况下，他的部队才能守住滩头阵地。

有没有现成的增援部队，或者可能会有？他向柯林斯提出了这个已经屡次得到答复的问题。没有，柯林斯答道。

因此，对麦克阿瑟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根据现有的（最佳）条件”，尽快安排一项停火。尽管麦克阿瑟从来不让自己直言这一点——他的狂妄自大不允许他承认失败，而总是谴责造成失败的外部原因——但他的意思是一清二楚的：他所指挥的部队不能在朝鲜立足并守住一条战线。除非华盛顿满足他的需求，否则他就准备退出战斗。

柯林斯寄望于敌人会给联合国军一个喘息之机。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打算”命令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然后重整旗鼓。

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简述了麦克阿瑟的观点，然后飞往朝鲜，与战地指挥官直接会谈。他完全有理由期待看到一支遭到重创的军队，它无力顶住中国人，将被迫很快地撤出朝鲜半岛，并因而蒙羞受辱，因为这就是几天以来麦克阿瑟发往华盛顿的电报的主要内容。

柯林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与麦克阿瑟会面后仅三个小时左右，就在汉城与沃克会谈。沃克的确有困难，他也承认困难。第2师受到“重创”，也就是几乎被全歼，正如土耳其旅一样。但由于沃克已经有几天时间来重新部署他的部队和估算损失了，因而情况绝非无可救药。第1骑兵师和第24步兵师、第25步兵师状况甚佳。韩国第5师的情况还不错，尽管其他韩国部队将不得不退出战斗进行休整。沃克认为他不能守住平壤，他担心中国人会在他的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缺口中长驱直入。如果第8集团军试图在汉城—仁川地区一带坚守，它很有可能会被包围。他不希望被迫由仁川撤退，因为他担心那会使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另一方面，”柯林斯说，“他能够撤到釜山而不致遭受进一步的严重损失，而且如果他得到第10军的增援，便能够无限期守住原有的釜山防御圈。”

这便是麦克阿瑟在战场上半数部队的状况。如果必要的话，沃克准备再度与阵地共存亡，正如他在夏天所做的那样。柯林斯在战场上又待了一天后得出了结论：“尽管第8集团军的形势不妙，但并未惊慌失措。”柯林斯12月6日离开汉城机场时，记者问他美国是否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武器。“就我昨天看到的情况，肯定不会使用原子武器。”他回答说。第8集团军会不会被沿其右翼，即“第10军的缺口”南进的中国人包围？柯林斯答道：“我想第8集团军是能够照应好自己的。”

柯林斯接着飞往兴南会见第10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将军。这里的情况也喜忧参半。第7步兵师和第3师同样遭受了损失，但是在朝鲜东部作战的联合国军主力海军陆战1师正在从长津水库撤退，相对来说是完好无损的。“阿尔蒙德将军确信，而且我也同意，”柯林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能够在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守住兴南这个桥头堡。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他能够成功地从海上和空中撤离这个桥头堡，而不致损失过多的人员和装备。”

这样，就有第二位战地指挥官对麦克阿瑟的战场评估提出针锋相对的异议。麦克阿瑟显然没有认识到他自己部队的能力，他深深卷入政治图谋之中。他要求把战争引向中国、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把他的麻烦归咎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以致他忽略了一位指挥官的首要职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完成所分派的任务，而不去挑剔有关命令方面的问题。

柯林斯的资历和声望都不及麦克阿瑟，但他对前线的视察——麦克阿瑟自从11月27日发动他的“结束战争的攻势”以来就没有去过前线——使他确信，这位将军要么是对他的战区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指望通过扩大战争来实现其宏图大略，或者以此来挽救他的部队不致全军覆灭。

从某种意义上说，柯林斯的视察是麦克阿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几个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干预政务、公开发表傲慢言论和在战略上耍花招一直疑虑重重。现在，柯林斯又准备对麦克阿瑟罪加一等：麦克阿瑟在战术上是失败的，而且不了解自己的战场形势。

12月7日，柯林斯在东京再次与麦克阿瑟和他的高级参谋人员会面。柯林斯提出了三种情形作为讨论的框架，前两种情形假定中国人继续全力进攻，第三种情形假定中国人同意不越过三八线进入南方。

在第一种情形下，假设的前提是，联合国军不对中国采取空中行动；不以海军进行封锁；不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进行增援；不增加联合国的地面部队，除了有可能在1951年4月动员四个国民警卫师；还有不使用原子弹。

麦克阿瑟“强烈地感到”，如果他受到所有这些条件或者其中大部分的约束，而中国人继续猛烈进攻的话，“这基本上等于投降”。停火是政治上的事，“它会有所帮助，但从军事观点来看并非必不可少”。美国军队将不得不撤出朝鲜，“但我们不应急于寻求停火”。麦克阿瑟倒是同意了他的战地指挥官们的意见（据柯林斯的报告说），即不管停火与否，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都能够安全撤退。

第二种情形是假设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用海军封锁；对中国大陆实施空中侦察和轰炸；“最大限度地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以及“可能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朝鲜继续守住最有利的阵地”。他将把第10军由海路运往釜山，然后经陆路与第8集团军会合。在第8集团军的指挥下，这些联合起来的部队就会“在尽可能靠北的地方”守住一条“横贯半岛的阵地”。麦克阿瑟希望“尽快”从台湾调来5万至6万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也希望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柯林斯说：“另外一些中国国民党军队应引入中国南方，可能是通过香港。”（这个建议在外交上和政治上是荒谬的。麦克阿瑟心知肚明，控制香港的英国人正在寻求如何从战争中抽身引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其宝贝殖民地用作国民党游击队进入中国的入口。）

第三种情形的根据是中国同意不向三八线以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就应该接受一项停火，但却是有条件的：禁止北朝鲜或中国军队向三八线以南运动；所有北朝鲜游击队撤至三八线以北；由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监督停火。麦克阿瑟说，除非联合国同意第二种情形下的行动，“这可能是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柯林斯同意，如果在中国人继续进行全力以赴的攻势时联合国不能充分支持其部队，麦克阿瑟“就应受命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其部队，并着手为撤离朝鲜制订计划”。然而，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与麦克阿瑟意见相左（尽管他并未就此据理力争）：即便联合国部队受到如此约束，他也不认为中国人能够迫使其离开朝鲜。“我的判断主要是基于战地司令官沃克和阿尔蒙德所表达的观点。”柯林斯在12月8日返抵华盛顿时对记者说，联合国军队“将能够在不遭受更多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照应好他们自己”。

这位陆军参谋长立即前往白宫参加杜鲁门、艾德礼和他们的顾问们进行的会谈，他带来了与会者头一次听到的令人颇为宽心的消息：“尽管军事形势仍然严峻，但已不再危在旦夕。”

当时的情况是，美英会谈的最后公报已起草完毕，所以柯林斯的调查结果对会谈本身的结果没有直接影响。但至少英国来访者在回国时得知，朝鲜局势不再是岌岌可危的了。然而，联合国军在战争中还要面临惊心动魄的几个星期。

在联合国的徒劳行动

12月中旬的事态表明，尽管美国做出了努力，通过联合国寻求和平的行动却是徒劳无益。沃伦·奥斯汀大使发现，大部分国家赞同英国人的观点：应该以让步来“收买”中国。联合国的成员愿意对抗像北朝鲜这样的小国的侵略行为，但与中国交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奥斯汀对于在华盛顿可接受的条件下，由联合国帮助实现一项政治解决表示悲观。按照当时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撰文的理查德·斯特宾斯的话说：

大部分非共产党国家似乎对北京欺侮联合国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并不感到忧虑，却更为担心美国与中国的争执会突然导致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多数的代表团现在似乎认为，约束中国不如约束美国更为重要。

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谋求停火后不久，12月5日，13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议，要求北朝鲜人和中国人不要越过三八线，希望这条以前的边界能够成为一条停火线。杜鲁门和艾德礼立即表示赞同。然后，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把这个问题转达给北京和平壤。过了好几天，他没有得到答复。印度接着便寻求并且得到了华盛顿的保证：如果中国人停止在三八线，联合国军就不会重新入侵北朝鲜。但是共产党阵营仍然保持沉默。

12月11日，这个阿拉伯—亚洲国家集团在联大提出两项提案。一个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三人委员会以寻求一项停火，另一个提案呼吁召开一次远东事务会议。这种方式是为了迎合美国坚持无条件停火的要求，以及中国人关于更广泛地考虑亚洲问题的要求。

12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五角大楼基于几种原因不相信这种做法。军方担心中国军队在前线继续集结而可以不遭受联合国的空中攻击，一旦共产党人决定破坏停火，他们在三八线就会有庞大的军队和充足的补给。军方还希望在三八线以北守住某些据点。迪安·腊斯克代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具体条件应在美国同意停火以前进行讨论。马歇尔将军希望成立一个监督性的联合国委员会；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确保不会发生重大的违反停火的行为”，而他在中国的那一年里“经历了很多这种违反停火的行为”。

杜鲁门说，他已经向艾德礼首相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向这些嗜杀成性的对手投降。我们只能是被赶出来，但那会花费他们很长时间”。在任何停战条件下，“朝鲜的所有部分必须全部开放，因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敌人调兵遣将”。

国防部长马歇尔说，美国现在是进退维谷。停火会停止美国的海空行动，并给中国人集结兵力的机会；“反之，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遵守停火规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反对停火，我们的朋友就会认为我们不赞成和平解决问题。”马歇尔敦促寻找“一些看起来是通情达理的立场，哪怕对方会拒绝接受”。

副总统巴克利认为，停火所附加的任何条件应出现在联合国的一项提案中，而不应是“任何形式的幕后谅解”。他认为，美国不应扮演反对停火的角色，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极为重要的”是，要“由对方来承担”任何反对停火的责任。

总统批准的最后建议是有保留地接受停火，“它不会置联合国军于不利的军事境地，而且不牵涉政治让步”。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一结束，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就询问麦克阿瑟关于停火“可接受的”军事条件。麦克阿瑟回答说，他希望得到五个保证：（1）所有地面部队必须停留在原阵地或撤至后方；（2）除保健和衣食必需品外，不得向部队进行重新补给；（3）交战双方的飞机不得飞越前线；（4）难民不得从任何方向穿越前线；（5）由未参战国实施监督，他们具有“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12月12日在送交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详述了这些条件：停火应局限于朝鲜，并保持其约束力，直至“朝鲜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应建立一个纵深约20英里的非军事区，其南部界线应大致沿三八线；三八线两边的游击队应得到安全的通道以返回其主力部队；而且，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联大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按联合国的术语为第一委员会）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东拉西扯地讨论“中国人在朝鲜的存在”，并征求北京对停火的看法。12月13日，第一委员会同意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由联大主席、伊朗的纳什罗拉·恩特扎姆率领），以确定可能实行停火的条件（印度的劳和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被选为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第二天，联大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停火提案。

但是，中国人并不准备讨论任何条件下的和平，除非美国彻底投降。中国代表伍将军甚至拒绝会见停火委员会，他离开成功湖回国了。北京在12月21日宣布断然拒绝阿拉伯—亚洲国家的提案，说没有中国人的参加，联合国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非法的。两天以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电台的一次广播中指责了联合国的每一个行动。38度线作为一个分界线，由于“入侵”北朝鲜而“荡然无存”。如果停火后不随之对远东政治问题做出“有利安排”，中国是不会考虑停火的，这些问题是：“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事务；“美国侵略军”撤出台湾；恢复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1951年1月2日，第一委员会对联大说，“此时此刻……不能就停火提出有益的建议”。

如果美国想要停止战斗，它必须指望别处，而不是联合国。除了单方面撤军，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坚持下去、继续战斗，并说服中国人进行谈判。

战地指挥官更迭

12月22日，沃尔顿·沃克将军急急忙忙来到第8集团军的普通军官食堂。这里用餐环境舒适，提供由军用班机每日从日本运来的新鲜佳肴。食堂像是战场以外的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军官们很少在此流连忘返。美军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弗朗西斯·法雷尔准将回忆说：“那天我和一些韩国人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饭，以便马上赶路。”

在外人看来，沃克并非一位沉湎往事的人。因此，当这位将军突然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他推崇备至的乔治·巴顿将军时，法雷尔不禁大为惊讶。“一位像巴顿那样生活的人居然会死于一次交通事故，”沃克说，“我认为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法雷尔听了这句话，但是并不在意。沃克吃完饭后，叫来他的吉普车司机，前往第20师和英联邦第27旅颁发部队嘉奖令，并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他在第20师任连长的儿子萨姆·沃克上尉。

沃克是一位坐在副驾驶座上急躁的“驾车人”，如果什么东西减慢了他的吉普车的速度，他往往厉声说道：“绕过它前进。”这天，一长串南朝鲜陆军的卡车占据了他的车道。他的司机猛然把车子拐到左边，打算按陆军的用语“以双路行车超过车队”。但是，南朝鲜的一辆卡车开出了车队，朝沃克的吉普车迎面驶来，司机立即刹车。吉普车突然拐下公路，掉进路边的沟渠里。

人们把沃克从吉普车里拖出来时，发现他头部伤势严重（他不在进行战斗的地区时，不愿意戴上沉重的钢盔。他当时把钢盔放在腿上）。沃克被火速送往一所战地医院，抵达时已经死亡。

法雷尔将军当天晚些时候得知这次事故，并想起了沃克谈及巴顿的事。“长时间以来，这件事都使我不寒而栗。”他说。

麦克阿瑟对死去的沃克赞誉备至，这是在沃克活着的时候，他曾经拒绝过这样做的。他在东京对记者说，他“不久前曾提议把沃克提升为四星上将”。即便麦克阿瑟确实这样做了，他也从未与国防部的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实际情况是，四个月以来，麦克阿瑟和其他军界高层人士，包括柯林斯将军，一直在找机会解除沃克的职务。然而，这位骁勇的战将死去时，他的军职和他的第8集团军虽备受磨难，依然安在。

第十七章 临危受命

12月22日晚，马修·李奇微将军正在迈尔堡同陆军的老朋友们共进晚餐。餐后的一杯鸡尾酒喝到一半时，劳顿·柯林斯将军来了一个电话，“把我这一晚上搞得七上八下”。

李奇微回到客厅, 喝完杯中余酒后就对妻子点头示意。二人离开时，李奇微对电话的内容只字不提。甚至他们回到家里，他仍然沉默不语。“她可以睡睡觉，可我不能。”翌晨喝咖啡时，他透露了这个消息：沃尔顿·沃克将军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李奇微要“毫不拖延地前去报到”，接任他的职务。李奇微夫人并不惊愕，“她像勇敢的、受过良好教养的人那样，以军人妻子所特有的坚毅精神，接受了这一事实”。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柯林斯和麦克阿瑟早在几个月前就已选定他作为沃克的继任者，当时他们决定，应当另找一位将军来统率美军。（柯林斯在回忆录中说，之所以事先选定李奇微是因为沃克在前线总是置危险于不顾，没准哪天在作战时会被打死。柯林斯巧妙地避而不谈他曾建议解除沃克的职位。）

李奇微在五角大楼听取了一系列匆匆忙忙的情况介绍之后，得知当晚他就要动身去亚洲。他原想在家过圣诞节，但是要拖延两天是不行的。他不忍心把这消息告诉妻子，就请陆军副参谋长韦德·海斯利普将军替他打个电话。柯林斯将军问李奇微是否想要参谋人员陪同。“不，”他答道，“我这次一个人走。这是圣诞节，就是光棍汉也会有他的安排。”

这一年12月，马修·李奇微55岁。他相貌堂堂，严峻简朴，在美国陆军中几乎度过了整整一生。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门罗堡，是美国正规陆军一位炮兵上校之子。在西点军校1917级中，他当过橄榄球队领队，并在冰球队里打球。西点军校年鉴评论说：“毫无疑问，他是此地头号大忙人。”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就是派他奔赴朝鲜的劳顿·柯林斯将军，另一位同班同学是马克·克拉克将军，后来接替了他在朝鲜的职务。

李奇微错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仗的机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他曾干过和平时期军队中那些枯燥乏味的差事。他在中国、尼加拉瓜和菲律宾服过役。除了磨炼耐心以外，他还学会了西班牙语，这使他在华盛顿任职期间成为各拉丁美洲国家大使馆中最受欢迎的人。1942年，他被挑选担任第82师师长时正是好时机：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已决定把两个师改编为空降师，而第82师正是其中之一。空降师将成为陆军的精锐部队，而李奇微自肇始之初就和他们在一起。他率领第82师投入了D日的诺曼底之战，然后又指挥过一个军。李奇微并非广受爱戴。他可以给一名师长授勋嘉奖其勇敢，然后又把他叫到一旁狠狠训斥其推进不够神速。“一个爱踢人屁股的人，”一名部属谈起他时这样说，“你可能拯救了整个该死的师，而且受到感激，但是你得确保把你的铜扣子擦得亮亮的。”

战后，五角大楼使李奇微成了一名军事外交家，他先是受到委派在联合国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然后出任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西半球防务的协调机构）主席，后来任加勒比地区司令官。1949年，他被召回五角大楼任陆军副参谋长。不久，李奇微就在陆军系统中被公认为未来的参谋长。

李奇微带到朝鲜去的，除了坚强的意志和才干之外，还另有其特殊之处。20年代他曾在西点军校组织过体育项目，而当时麦克阿瑟正在那里当校长，李奇微能做到对这位将军既怀敬意又持保留。他深知麦克阿瑟的弱点：“他那略为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的恶习”和他那种“把子虚乌有之事归功于己”的癖好。李奇微指出，麦克阿瑟好出风头——

这就不断驱使他在每次有他的地面部队参加登陆行动和发起主要攻势时，都愿意在大庭广众之前摆出一副真正的现场指挥官的架势。他有意培养清高孤傲之情，仿佛这是天才的特征，直至它变成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使他失去了一名司令官从他的部属那里需要得到的批评意见和中肯评价。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有时使他不顾浅显的逻辑而坚持一意孤行。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使他产生一种一贯正确的预感，并最终导致他走向抗命不从。

12月26日晚上在东京会晤时，麦克阿瑟指出，李奇微在战场上将会得到比沃克将军更多的战术主动权。麦克阿瑟寄望最高的是“战术上的成功——力求重创敌人，尽可能保住……南朝鲜”，军事上的任何成就“都将增强我们外交上的主动”。最后麦克阿瑟简单地说：“马特，第8集团军是你的了。”

决定在朝鲜坚守

与第8集团军指挥官易人同时发生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长期以来协调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的企图已告结束。迪安·艾奇逊是明显的赢家。整个12月份，他都处于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地位，他力图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军方可以在朝鲜坚持下去，而他的外交官们则将通过谈判来争取和平。12月五角大楼撰写的数十份简报清楚地表明了军方的看法，即如布雷德利将军所说，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正如许多妥协一样，其结果不能使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东京的任何人满意。

12月份的一系列会晤在12月26日晚开始出现高潮，杜鲁门把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布雷德利将军召到布莱尔大厦，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讨论“我们能否在那里（朝鲜）坚守住我们的阵地；如果我们守不住应该怎么办”。据艾奇逊说，在他所称谓的“大目标”上，意见显然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反对侵略，尽所能地保持住阵地。“挫折并不等于有理由撤退。我们在朝鲜并没有绝对地寡不敌众……中共也背上了进攻的包袱。……我们应当考验一下共产党，看看他们是否拥有人们所认为的巨大实力……”艾奇逊又说，然而最后的脱身是必要的，“我们从未打算在那里保持一支大部队”，但是任何撤出都应在部队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他们代表着我们很大一部分实力”。

艾奇逊向马歇尔问及已向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他“不理解”在日本的防务已成当务之急时，麦克阿瑟为什么还要把第3步兵师调出日本并派回朝鲜。马歇尔回答说，鉴于已经发布了众多军令，他担心“对之有误解”。他认为这些命令都应该“按需要重加考虑和重新改写”。达成的共识是：既然没有余力来保卫日本，那么麦克阿瑟就不要去冒毁灭他的部队的风险。将军们同意重写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

翌晨，艾奇逊向部属们通报了布莱尔大厦会议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国务院应当草拟出一些方案供总统考虑，因为（如艾奇逊所说）“我们假定五角大楼正在做这些事”。腊斯克认为结束战斗只有三个办法：（1）军事上取得胜利并稳定局势，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2）使“中共为了自身利益而接受某种稳定，如果他们不接受，则要付出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3）“自愿战败或是在压力之下退出，然后继续我们的骚扰战术”。腊斯克倾向于第二种方案。

但是这样会把俄国空中力量引进来吗？国务院官员们无人这样认为。空袭的有利时机，也就是美军从北方撤退之时，已经过去了。如果苏联人想要打一场全面战争，当时是有机会来打的，因为摧毁美军就让日本失去了防御。

腊斯克希望国务院行动要迅速，并提出本部自己的建议，以免五角大楼或是麦克阿瑟抢在前面。杰塞普大使说，他“感到马歇尔宁肯在此地做出决定，而不是让麦克阿瑟将军在战场上去做决定”。

但是军方并没有袖手等待。12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致马歇尔的备忘录，反映了他们12月22日会议的基调。既然美国无法增援麦克阿瑟，而中国人显然已经强大到足以把他的军队赶走，那么如果联合国军将要被赶出朝鲜，美国就应当选择撤出的时间和地点，而不至于“在一种近乎军事溃败的情况下”被赶出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对国务院出于政治考虑需要延长抵抗时间的观点不予置理。参谋长们认定，“撤出的决定不应当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相反，应当建立在关于是否可能，以及在多长时间内把战斗部队保留在朝鲜的最佳军事判断之上”。他们认为有秩序撤出的最后时机将是在联合国军抵达大田以北的锦江之时。如果必须退至这一线，而且中国人开始集结大军准备发动新的攻势，那么就应当命令麦克阿瑟开始向日本撤退。参谋长联席会议呈上了一份命令草稿，加在他们的建议中。

在马歇尔的坚持下，他在12月28日同艾奇逊和腊斯克讨论了这份草稿。腊斯克要求对草稿做出修改，强调在朝鲜尽可能进行抵抗，并给中国人造成最大损失，这在政治上对美国有利。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最后文本中，包含着许多模棱两可之处（这种模棱两可损害了以前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但是其中有关撤军的授权是如此具体，以致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把它称作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信息。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命令：

根据所有可能的估计，中共显然有能力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如果他们愿意使用这种能力的话。此种能力的实施可通过以下方式加以防止，即要使他们的努力变得如此代价高昂而终将放弃……或投入大量美国增援力量……但此举将严重殆危其他承诺，包括日本的安全。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获得对朝鲜的大量增兵是不现实的。我们相信朝鲜并非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之地。我们深信，不应甘冒日益增加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将我们现存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在朝鲜同中共军队对抗的行动中去。然而，在朝鲜的某些阵地上成功地抵抗中国—北朝鲜的侵略，以及使中共的军事与政治威望扫地殆尽，对于我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如果此举之实现不会招致严重损失的话。

你所得到的基本指令，即向大韩民国提供诸如在必要时击退武装进攻以及在该地区重建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类援助，现根据目前形势须加以修改。

如你（12月7日电中）所概述，你们正奉命在各阵地上进行防卫，给在朝鲜的敌对势力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这是在确保你部安全这一首要考虑下进行的。应继续进行各种努力来动员韩国为持续抵抗做出最大贡献，其中包括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

鉴于事态发展有可能迫使我们撤出朝鲜，因此事先决定我们有秩序撤离的最后合理时机是很重要的，在考虑到对日本的威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在我们看来，如你们将被迫退至锦江附近的阵地及其以东一线，而且如果此后你们阵地前中共大军云集，且明显有能力迫使你们撤出朝鲜，在这些条件下则有必要命令你们开始撤至日本。

要求你就上述条件发表意见，以做出开始撤退的决定，尤其考虑到你们将继续执行防卫日本的首要使命，此使命唯赖第8集团军部队去完成。

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后来说，麦克阿瑟在读这份电报时，“记不得我何时曾见过他面部表情有过如此生动的刻骨铭心之痛”。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份电报表示着“在朝鲜‘决胜的意志’已化为泡影”，杜鲁门要解放和统一这块土地的决心“现在已差不多退化成了失败主义。华盛顿的计划并不是通向反攻的途径，而是通向溃逃的最佳路线。就问题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即使用上中国国民党人也于事无补。这样就是在不现实地指望那些已经打了一场战争、赢得了那场战争，并且现在正准备打一场更大战争的人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麦克阿瑟宣称：“在朝鲜战败的想法，从来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与此对照鲜明的是，此前几周里，他曾数次致电华盛顿说，他实际上已经战败，除撤退外别无他法。）麦克阿瑟宣称，要不是外交官们强行施加的“人为限制”，他不仅可以拯救朝鲜，“而且可以给红色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以毁灭性打击，以致可以为今后几代人拔除这个对亚洲和平的进一步威胁”。

于是麦克阿瑟进行了反驳，惠特尼称之为“他对朝鲜战争所做的最重要的个人评论”。他开始时怀有一种幻觉：由于这封电报同他自己的想法如此相悖，不大可能是华盛顿已做出的最后决定。“对于朝鲜战事有关各方面能力的一个全面评估，”他在电报中说，“显然要取决于尚有待制定的军事—政治策略。”“中国的整个军事资源”业已投入对抗联合国军，由于中国部队已集结在朝鲜和“满洲”，该国家的其他部分就易受攻击。麦克阿瑟以水滴石穿的毅力，敦促实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四项行动选择，这些选择先前已遭到否定，但是他说如果政府愿意“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的话，就应当实施：（1）封锁中国海岸；（2）以海空轰炸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能力；（3）用中国国民党人增援联合国军；（4）允许国民党人对大陆进行牵制性行动”。

麦克阿瑟认为，这些行动“可以严重削弱和大大抵消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这样就可使亚洲免遭吞噬，否则就要面临这一危机”。联合国军在朝鲜承受的压力将为之解除，届时还可决定是否在那里继续战斗，或是在沿海岛屿部署部队，并继续对中国采取海空军行动。

将军承认这些行动方案早先曾已遭到否定，因为这有可能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卷入，就这个国家而言，“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的反应不过是“一种猜测”，麦克阿瑟承认苏联人对日本日益关注，因此他希望在那里再增加四个师。

然后他直接挑战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再次提出了他过去屡遭挫折的论点：

我充分理解欧洲需要安全，并完全赞成在这一地区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不过还不至于因此就接受在其他地区的失败。我敢肯定，接受这种情况也必然招致今后在欧洲的失败。然而，根据最乐观的估计，欧洲防务准备工作的目标是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准备就绪的状态。把部队用于远东目前紧迫的军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损害这一基本思想。恰恰相反，这样做将充分保证以后可将经受过锻炼的部队，与欧洲本身发展的军事力量同步投入欧洲。

麦克阿瑟在结论中同意，在对他的行动继续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术估计是正确的。撤离行动只能通过“南至釜山滩头阵地的一条连续收缩的防线”来完成，在达到“滩头战线”之前不必做出任何“先期的决定”。在被问及他心目中的“滩头战线”究竟是何指时，麦克阿瑟反唇相讥说，除非有“某种政策转变的可能性，或者其他有利于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的外来不测事件”，撤离“随时”都可以开始。但是“如果真有一种有利于事态发展的合理可能性存在的话”（这是指华盛顿出现某种政策转变），他可以推迟撤离，直至他的部队被驱赶至釜山以北的洛东江一带的老战线。

不管华盛顿和东京之间驰电如何频繁，也不管麦克阿瑟增兵要权的请求成败与否，联合国军的存亡成了马修·李奇微将军以及战场上10余万美国、韩国和盟国军队的首要责任。如果他们尚能坚守住一条战线，制止中国人前进并重创他们，那么杜鲁门、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或许还能控制这场战争。倘若不能，联合国军将被赶出朝鲜。因此，在12月的最后几天中，李奇微开始像一个士兵那样履行他的职责，把麦克阿瑟同远在7 000英里之外的上司之间爆发的政治—军事纷争一概抛在脑后。

战场上的李奇微

李奇微到达朝鲜几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就在新年前夕那天早上发动了对第8集团军前沿阵地的攻击，刺耳的进攻哨子声，加上阵阵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好像是在欢迎这位新任的战地司令官。他们沿着朝鲜西部漫长的战线，又一次集中攻击韩国部队，使之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就溃不成军。

李奇微火速下令：如果不得不后退，那就后退，但是要使中国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代价。不久他就意识到第8集团军不能再坚守下去，于是他下令退却，尽管后退意味着汉城将再次陷落。至1951年1月4日，第8集团军已经被迫向南退了约35英里至锦江一线。此时中国人给养已告罄，暂时停止了前进。

从战术上说，李奇微并不认为这次后退是一大失利。其获得的一个好处是第8集团军现在占有了一条横贯朝鲜蜂腰部的战线——由平泽往东，经原州至东海岸的三陟。重整旗鼓的第10军正从釜山环形防御区向北派遣人马。李奇微现在有了赖以立足和作战的战线。虽然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第8集团军此次后退是以整个集团军建制所做的最后一次后退。今后几个月中，前线的混战状态将要消除，个别部队还会不断地做些短距离后撤，但是第8集团军再也不会被迫后退了。

几星期前，当李奇微还在华盛顿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把锦江一线称作“最后一道堑壕”，并说如果联合国军被迫向南退到如此之远，那么就必须考虑撤离朝鲜的问题。然而，李奇微根本不考虑撤退。他已经告知华盛顿，他将需要时间来重建第8集团军。现在，他的司令部已驻扎在一条战线上，他从那里可以随机行动。

在战线上的头几天，他就决定了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地盘”的得失是无关紧要的，李奇微不会只为占领几平方英里土地而推进，这些土地几天之后中国人还可能夺回去。他对部队所要求的，用最生动的形式来说，就是打死中国人。

李奇微上任几天后，即意识到第8集团军在过去几周的磨难中，在肉体上和心理上受到了多么深痛的伤害。他在写给柯林斯将军的一封私人信函中说：

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将临、动荡不定的气氛，一种惊恐未定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业已丧失信心。从他们的眼神、步态都可看出这一点。从他们长官的脸色——从军士直至高层军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反应迟钝，不愿交谈，我必须追根寻底才能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他们完全缺乏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那种常备不懈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李奇微以最纯粹的老陆军的方式，用踢人屁股的办法来使他的部队改弦更张。他自己截停了由韩国6辆卡车组成的一支正在后退的车队，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命令他们返回前线，这一命令是在李奇微带到现场的一名宪兵的卡宾枪下得到执行的。从1950年12月27日起，他在战场上待了三天，同士兵、将军都进行了交谈。他把部队数十人一伙、数百人一帮地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说，第8集团军并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后来他说：

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先烈倘若知道我所听到的关于一些军官在战斗中的不良表现，定会在坟墓中气得打滚。……在战斗时刻，我希望师指挥官们和他们的先头营在一起，我还希望军指挥官们和战斗最激烈的团在一起。如果他们有文书要处理，可以在晚上做。在白天，枪炮声大作之处才是他们应去的地方。

他希望“最严厉地惩罚和最大限度地迟滞”共产党的任何前进。在陆战1师军官的一次汇报会上，他要求他们的部队“让红色中国血流成河”。在1951年1月5日的一次参谋会议上，他发布了一道总命令：“寻求各种时机严惩中国人……寻找伏击中国人的机会，并将强大的部队埋伏在翼侧，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将其歼灭。”李奇微向他的指挥官们下达了一项长期命令：“在所有部队中激发进攻精神。”他命令参谋部军官们每隔几天就要深入战地，“任何想象都不能代替在战地的实地考察”。部队的使命不是去做出牺牲。“要让所有部队知道，我们不会抛弃他们，也不会使部队处于绝境，”他说，“我们要为他们一战，除非援救行动明显会导致同部队人数相等甚至更大的损失。”

要使一支元气大伤的军队恢复生气并非易事。李奇微以前是空降部队司令，他习惯和富于进取精神的军官与士兵打交道。他在给柯林斯将军的信函中宣泄了许多沮丧心情。1月8日，他抱怨“某些军、师一级的指挥官缺乏进取心”。在他第一次巡视战场时，他发现美国部队面对着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人时就钻进工事。李奇微描述说，美国军官认为“任何由我方发起的重大进攻都将失败，而且可能会有惨重的损失”。李奇微同意这一点，但是他还是下令美国部队应当利用空中优势和“我们巨大的装甲优势”进行昼间攻击。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继续说：

在敌人进攻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我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

当晚我又亲自重复了这些指示。第二天白天，在我的坚持下，两个军做出了努力。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努力仍是不够的。

我一再亲自指示这两个军的指挥官，在指挥撤退时，其主力部队的部署应在每一个白天以装甲部队和步兵发起强有力的反攻，而在傍晚时视需要撤回这些部队。

但这些命令同样没有得到执行。

李奇微没有时间来为军官们办一个训练班。如果军官们在战场上毫无建树，那他就希望他们离开朝鲜。他成立了一个甄别委员会来清除那些不称职者和软弱分子（他抱怨上报甄别的名字不够多）。他向他的老陆军关系网求助，想找一些可以放在指挥职务上并可堪信任的朋友。比如说，丹·吉尔默上校当时正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陆军战争学院执教，李奇微就请他来带一个团。（参谋长联席会议让李奇微通过五角大楼之外的渠道挑选军官。）李奇微警告吉尔默，朝鲜会成为一个问题。他写道：“我不断意识到，这里同一个待在狮虎成群的笼子里的驯兽师的处境十分相似。只要驯兽师的精神和肉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警觉之中，他就处于优势。但是时间是他无情的敌人。只要有一个重大疏忽、一个小小不慎，稍一放松警惕，他就可能出麻烦了。”吉尔默来到了朝鲜。

李奇微坚持要参谋军官们和指挥官们“走出去，离开他们的掩体，去视察战地部队……不要只是在后方总部舒适安逸的办公桌上办公”。他说：

我不希望任何参谋军官接到需要采取行动的电报后还坐在那里，抽着香烟思考，也许还踱上几步。我希望他拿起电话，或者拿起帽子，去执行要求他完成的任务。

李奇微对指挥官们送来的战地报告也大为不满，这些报告“会向你说明……一支部队为什么撤退的详情。好吧，你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是在压力之下撤退的，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在改变战线，为了占有有利地形，或者诸如此类的好处”。 他向第8集团军副司令官约翰·库尔特中将抱怨说：

要使美国部队在身体和精神上达到坚韧不拔的程度，我们尚差很远。诚如你所记得的，在南北战争的每场战斗中，美国部队参战人数比我们现在前线上的人数少，而受损失的人数在几个小时中就两倍于本军当前在六个月战斗中伤亡的人数。

李奇微告诉柯林斯，他准备“毫不留情地对待我们的将级军官，如果他们不称职的话”。接着，他很快就开始解除这些将军们的职务，这对于职业军人来说，等于是被宣判职业死刑。军官阶层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体系，人们从西点军校或一所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加入这一阶层，其成就是用晋级来衡量的。“星级”，即将军级乃是顶峰。现在李奇微不得不来做这项不愉快的事情。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某些将军表现不力，因此必须解职。

首当其冲者是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他指挥倒霉的陆军第2步兵师才一个月有余。麦克卢尔在中国“第一次战役”之后不久接手这个七零八落的师的指挥权。在这次战役期间，1950年即11月27日至12月2日，该师伤亡3 000多人，包括大多数排长、连长和营长。12月6日，麦克卢尔接手该师，并用了一个月时间进行重建工作，直至中国人发起新年攻势之时，这一工作仍在进行。

当时第2师负责坚守朝鲜中部汉江以南的重镇原州。在这次战斗中，麦克卢尔引起了阿尔蒙德的严重不满。麦克卢尔在战斗过程中觉察到，中国人正威胁到他的主要供给线，该线穿过一条很深的峡谷直至原州城南。麦克卢尔不想让他的人马像以前在中国的攻势中那样被切断供给而遭杀戮，他决定由峡谷中撤退并用炮火掩护原州。但是要撤退，他必须得到他的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将军的批准。当时的一名团长保罗·弗里曼上校（后来当了四星将军）叙述说：

麦克卢尔找不到阿尔蒙德将军，最后他自行做了决定。在弥漫眩目的暴风雪中，我们奉命从原州撤退……至峡谷以北大约12英里的一处阵地，并设置了雷区、饵雷等。

当晚，我们接到要我们重占原州的命令，我们从原州的撤退没有得到军长的同意。……此时积雪很深，我们所设地雷和饵雷全被积雪覆盖，不能排除。

一个营出发去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冲入密集的炮火，后经麦克卢尔批准撤回。弗里曼说，支援炮火“和司令官远在后边”，“我们没有得到照理应得到的协同”。第二天，弗里曼派出他的两个营去夺回原州。战斗期间，暴风雪肆虐，怒气冲冲的阿尔蒙德赶到现场。按弗里曼较为婉转的说法：“关于他的指示和命令是否已被执行，发生了一些争论。”除此之外，阿尔蒙德还发现一名营长竟然没有一张有关他所属各连队位置的作战地图或者草图；没有一个营部参谋人员待在前沿指挥所里；炮火“极少”命中目标，进攻的步兵连和炮火支援之间毫无协同。麦克卢尔作为第8集团军将军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根据李奇微的指示，阿尔蒙德着手为解除麦克卢尔的职务正式立案。1月9日，即陆2师败阵下来一周以后，阿尔蒙德再访该师防区，他想要的是关于麦克卢尔失职的确凿证据。阿尔蒙德无须费心寻找，他发现大炮散放在防区后部各处，对渗透者也毫无防备；师的炮兵军官不在前线，其36门榴弹炮竟有半数未用。“在我视察进攻出发地时，”阿尔蒙德报告说，“一个炮兵连打了2个齐射均未命中，炮弹却落到了右翼突击营的中心。这对于投入战斗行动的部队来说真是再沮丧不过的事件了。”他致函李奇微说，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为何不能全力以赴去阻滞和摧毁敌军，而且也说明指挥师一级行动时的漫不经心”。

四天之后，阿尔蒙德再次视察第2师防区。这一次他发现士兵们没有手套、睡袋、风雪衣或大衣；散兵坑和火力点构筑十分糟糕；尽管下了直接的命令，该师却未能用炮火摧毁邻近的一个村庄（阿尔蒙德的报告中已提示但未直言的是，北朝鲜或中国军队把这个村庄作为他们的庇护地）。阿尔蒙德在一个观察哨中呼唤炮火袭击一个目标，12分钟后第一发炮弹才打来。“太慢了。”他说。阿尔蒙德到处检查。士兵们的反坦克火箭筒从未开过火，而一组57毫米炮手“在射击700码外的目标时，不能命中离目标300码之内的地方”。

第二天，李奇微将麦克卢尔将军解职，并给予一个暗含讥讽的评语，听起来与其说是一个推荐，倒不如说是针对此人的一个警告：“我相信，麦克卢尔将军卓著成就的漫长记录将证明这一设想：他在其他一些职务上必将前程无量。”

李奇微在撤掉其他四位将军职务时并不需要什么调查报告（他们是第7师的戴维·巴尔、第24师的约翰·丘奇、第1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和第25师的威廉·基恩），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就已决定撤换他们。李奇微1月8日在一次高级助手会议上机敏地说：“我们必须把一些有作战经验的人派回战场。我们将抽走一些参战已久的人，派送一些年富力强的将官过来。”五角大楼虽然支持李奇微，但同时又建议他小心从事，以免引起国会对陆军副参谋长韦德·海斯利普将军称为“大批撤换高级军官”一事进行任何调查。海斯利普叫李奇微把这次撤换说成是例行的轮换，并由华盛顿的陆军部来发新闻公报，而不是从战场上发。海斯利普还建议说：“应强调他们在朝鲜的战功和得到过的嘉奖。”这些公关手法居然挺管用，比方说《时代》周刊就设法把撤职说得听起来像是晋升一样，说什么被撤换的将军们“将回到美国担任头等重要的职务”。至2月末，李奇微已经调集了一批师一级的新骨干，他们全是少将，年龄从49岁至51岁不等。他们是：查尔斯·帕尔默——第1骑兵师；小布莱克希尔·布赖恩——第24师；克劳德·费伦博——第7师；约瑟夫·布雷德利——第25师。

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委婉地把美国部队在战场上的毅力同共产党部队做了比较，他承认：

除非你亲自从吉普车上而不是从空中看到了这种地形，你很难想象行动的困难。但是人家那边能克服这种困难，他们好像从不缺少弹药，而弹药在他们的后勤线上是最沉重的物资。当然他们使用了令人钦佩的力夫和各种运输土办法——牛、骆驼、骡马和两轮大车。

李奇微希望在训练中“要加强精神和体力”训练。他在走访位于釜山的战俘营时，发现那里关押的北朝鲜和中国战俘们“看来比衣冠禽兽好不了多少。苏联人就是用如此野蛮之徒来摧毁我们的人，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

李奇微打算对以平民作掩护的敌人毫不留情。在1月8日的一次司令部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如何处置装扮成平民的敌军士兵的问题。会议记录说：“我们不能处决他们，但要在他们成为战俘之前打死他们。”一位将官提出：“干脆把他们交给韩国方面，他们会处置的。”李奇微向麦克阿瑟请求允许使用毒气,“作为掩护撤退和从最后滩头阵地撤出时的不得已手段，我们在这些滩头阵地可能遭受到极大的压力，诉诸极端手段也是有道理的”，使用毒气“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战术价值”。麦克阿瑟拒绝了，“我不相信一旦下令撤出时将有机会来对敌人使用化学武器。如你们所知，美国完全和严格禁止使用这类物质。即使我们自己的政府改变了这一态度……联合国也不可能”批准。

士兵和军官们很快就都知道了李奇微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会叫住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无线电通信兵，此人因为背负通信器材而不能俯身系好战斗靴上松开的鞋带，李奇微就会亲自替他系好鞋带。他强调要研究地形：“我们必须知道道路状况的好坏，必须知道哪儿装甲部队能通行、哪儿不能通行。”当李奇微下令一支部队攻击某一地域时，“我要知道这里是否需要步兵背负武器、弹药和食品爬上2 000英尺的山脊，以及他们是否能将重型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涉过溪流，或者是否能找到轮式车辆可以通行的道路”。他和他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上尉飞遍了整条战线，他们的L-17联络飞机在稻田田埂顶上的路面上降落，或是俯冲飞进小城镇在平坦的街道上着陆。“李奇微将军在与战斗相关的地方，就像是一只待在发烫的铁皮屋顶上的猫，”林奇叙述说，“他想身临其境。”

林奇是一个胆大勇猛的飞行员，他能把李奇微送到将军想去的地方。他早就知道如何在余暇时去侦察那些不正规的着陆场地，以备在紧急情况中使用。他在汉江附近找到一个小镇子，一条相当宽的道路穿过该镇，直至一处T字形的交叉路口而终止。“第一次我是在电线底下飞到这个镇里面，然后拉起来，飞过一座桥，再飞下去。”林奇说，“四个月之后，我给李奇微开飞机。他有一个行动计划，第187团要向该镇以北跃进。但是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第1骑兵师已快速突破了阻击之敌，看来可以超过第187团而到达目标。李奇微将军想知道我们应当在哪里取消第187团的跃进，因为如果中国人已经出了镇，这就是多此一举了。”但是中国人究竟在不在镇子里呢？

“我们下去看看。”李奇微对林奇说。

李奇微的一名助手坐在一架稍大的指挥飞机里，他通过无线电提出了抗议：“那里没有可供降落的地方。”

“我以前降落过，”林奇告诉李奇微，“我能飞进去，不过这他妈的挺麻烦。”

“飞进去。”李奇微说。

林奇安然降落。他递给李奇微一支卡宾枪，他们步行穿过镇子，检查桥梁上有无炸药和饵雷。“然后第1骑兵师先头部队在查利·道格（在美国陆军，如果一个人名字的简写是C.D.的话，总要被冠以这一昵称）·帕尔默的率领下蜂拥开进镇子。这样，帕尔默将军首先看见的就是第8集团军司令官和一帮挥动着美国国旗的朝鲜小孩。”

李奇微很注意把对将军和士兵的批评保守秘密。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强调的是他面临着重建第8集团军的任务。李奇微的个性和他的坦直使他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融洽。对沃克来说，记者都是些令人讨厌的人，他觉得新闻界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荣耀——他的釜山防御战在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夺目光彩中黯然失色。沃克不对记者大发雷霆时，就对他们置之不理。然而李奇微却认识到，战争在公众中的形象必然要靠战地记者的报道来塑造，因此他对记者们恩礼有加。他还说服了詹姆斯·夸克重操旧业来积极处理他同新闻界的关系。夸克原来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公共新闻官之一，后来当了《费城问询报》的一名董事。夸克懂得提供一些小小的便利和服务来帮助新闻界做好工作。他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新闻记者宿舍区里挂起了一张大型地图，上面标有不断更新的战术标号。他还在记者区安装了电话总机，这样记者就可以用电话向战场征集快讯。他给电台广播员们建造了一个隔音间。关于李奇微的报道反映了新闻界对他的喜爱。对美国公众来说，李奇微成了勇猛对敌、严格治军而又知人善任的“能干将军”。有些记者暗自嘲笑李奇微挂在他的战地夹克衫上的两颗手榴弹，但是迈克·林奇上尉认为这些意见不甚公正。“李奇微将军经常身临枪林弹雨之中。好几次起飞时，迫击炮弹就落在我们四周。在第187团的一次推进之后，我们还在离飞机几码远的地方抓过俘虏。”

但是李奇微对他认为是不准确和不可靠的报道也会毫不客气。1月8日，他就拒绝允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发出一篇消息，该消息说“美国官员”和“高级军方人士”认为朝鲜局势“毫无希望”。李奇微在致麦克阿瑟的一封短笺中解释说：“自从希金斯小姐来此之后，她从未采访过任何本司令部授权的发言人。她究竟同哪位政府官员交谈过也不得而知。”她的观点“并不反映本司令部的看法”。李奇微提醒麦克阿瑟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将军说，希金斯“颇为愤慨”，并可能再次听到她的批评。

李奇微在同麦克阿瑟打交道时恭敬有礼而又小心谨慎，尽管他内心对这位司令官存有戒心。他在日常发往东京的电报中经常插进一段对麦克阿瑟的颂扬之词，而且很注意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传到这位将军那里去的批评言论。他时时不忘麦克阿瑟那著名的自负，并知道冒犯这一点的后果。2月16日，助理陆军部长厄尔·约翰逊给李奇微寄来了一篇德鲁·皮尔逊的专栏文章，文章说“李奇微在把朝鲜的惨败变为胜利时，从麦克阿瑟的错误中获益匪浅”。约翰逊写信说：“无须去评说这一观点的是非曲直，你甚至可以比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不让此种论调在麦克阿瑟将军那里造成不利的情绪化反应。你可指望我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以抵消这一不幸的做法。”李奇微理解这一点，他答复说，这一问题“十分微妙，我必须小心从事，因为尽管我这一方目的单纯……但是出于无心或是轻率,一些完全清白无辜的言行或被曲解……则也是轻而易举的”。

在第8集团军指挥权易手的最初几周中，麦克阿瑟远离朝鲜，从而使李奇微的工作更为得心应手。李奇微照章办事。他几乎每天向麦克阿瑟发电，汇报他恢复第8集团军战备状态的工作情况，以及在他认为部队准备就绪时发起有限反攻的打算。他和麦克阿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语焉不详的训令（部队根据此训令才能行动）同感悲哀，但是李奇微仍煞费苦心地向指挥官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援助，以及他们为什么不能把战争打到中国去。他说得很直率。“为了支援在朝鲜的军队，”他说，“我们的动员基础业已破坏殆尽，我们的后勤仓库和货架业已告罄。美国除了在朝鲜之外，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力再做出任何重大努力。”但是他仍想向军官们灌输“最充分的信心，即我们能无限期地待下去，直至由防御转为进攻”。

李奇微开诚布公，结果之一就是人们虽然承认失败迫在眉睫，但是关于要从朝鲜全面撤退的谣传已经收敛。李奇微知道，一旦他的士兵们懂得他们在朝鲜要待下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运兵船不会来接他们，他们就会战斗下去。至1月底，经过一个月充满活力的工作且清除了大批无用的军官，李奇微期待着进攻。

麦克阿瑟建议被否

李奇微将军阻止了中国人新年攻势这一成就，越发坚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心，以否决麦克阿瑟1950年12月提出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建议，即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撤出朝鲜。麦克阿瑟12月的最后一批急电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他们否决的针对中国行动的决议，不然就要付出被迫撤退的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为所动。在经过两个星期客客气气的间隔期之后，1951年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说他所提议的报复性措施将“得到认真考虑”，同时他也应当接受若干结论。他们说：“不太有可能发生政策转变或其他外来不测事件，以致有理由要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封锁中国也必须等到美国在朝鲜的地位稳定或者是撤出之后。即使到了那时，对中国进行封锁之事还需要同英国人进行谈判，因为要考虑“英国经过香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以及联合国的同意”。至于对中国进行海空袭击，“恐怕只有待中共在朝鲜之外攻击美国部队之时才能授权进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第四次）拒绝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人。接着他们重申了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在保障你部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这一首要考虑之下”，务必节节抵抗，并“尽可能地大量杀伤敌人”。“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必须撤退的话，彼时你们可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愤怒地接读此电。副官考特尼·惠特尼说，麦克阿瑟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它要求做出互为矛盾的抉择：如有可能就在朝鲜坚守，否则就撤出。他的反应是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澄清”，弦外之音就是说他打算重新争论此事（麦克阿瑟12月就耍过这个把戏）。麦克阿瑟打电报说，联合国军尚未强大到能既坚守朝鲜又保卫日本，这是“不言自明的”。战略部署“必须建立在确定美国利益与远东的关联性这一政策基础之上，这一政策是压倒一切的”。一条滩头阵线可以坚守于一时，但是不能做到没有损失。“至于这种损失是否称得上‘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给这个词什么样的含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尚未对“严重”一词加以定义。）

联合国军已经完成了其最初的使命，即把北朝鲜军队赶出南朝鲜。联合国军从未被打算用来“同中国军队交战”。联合国部队——

在长期困苦的征战中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勇气和战斗素质在被人误解的退却行动中受到无端的指责，他们为这些可耻的宣传而感到苦恼。他们的士气将成为他们作战效率的严重威胁，除非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这一做法的政治基础得到清晰的描述和充分的理解，并且它如此激励人心，以致战斗的危难都可以欣然接受。

在结尾处，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了挑战：是否继续留在朝鲜这一点，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他在电报中说，这一决定——

具有最高的国家和国际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能力，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偶发事件所左右，这些事件只能影响一个非常有限的行动区域中的战术局势。这也不是一个应该取决于敌方的主动行动之事。根据对你电的合理解释，敌方的主动行动实际上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尺度。因此，我的疑问就在于：目前美国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在不明确的有限时间内保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还是在能够实施撤退时就立即撤退以尽量减少损失？

如前所述，本军在朝鲜受到非同寻常的限制，并被迫面临种种困难，难以保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但它能坚守一定的时间，直至全军覆没，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这样要求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马歇尔将军把麦克阿瑟的电报带到白宫时，杜鲁门总统“深感困扰”，实际上麦克阿瑟是在指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的，并经我批准的行动方针是不可行的”。迪安·艾奇逊说得更加尖刻。“这是一份留给后人的文件，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件的话。”他宣称说，“其目的不仅是在事情一旦变糟时可以使麦克阿瑟免于指责，而且还是向华盛顿尽量施加压力，让其改变主意，转而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在艾奇逊看来，“无需任何证明，我完全相信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已是不可救药，而且对其总司令的意图基本上不忠顺”。国防部长马歇尔在看了关于部队士气那一段之后对迪安·腊斯克说：“一个将军抱怨他部队的士气之日，便是应当检查他自己士气之时。”

麦克阿瑟对军事形势的这一阴暗评估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惑不解，他们认为李奇微在1月第一周的表现已表明第8集团军能够支持住。谢尔曼海军上将说，他和同事们对于要求他们“澄清”本来就十分明确的指令一事感到“有些不快”。几个月之后，马歇尔将军对参院的一个委员会说，那封电报来到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最低点”。但是柯林斯将军对麦克阿瑟进退两难的境地颇表同情，并对国务院表示某种不满。在中国进行干涉之后的一系列定期会议上，“参谋长们一直想要界定……我们今后在朝鲜还有哪些政治目标”，外交官们则总是“对这一质问进行反诘：‘你们的军事能力如何？’”在柯林斯看来，“这一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问题上去”。柯林斯认为，国务院希望军事成就最大化，“而一旦事情弄糟，军方则不得不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杜鲁门十分恼怒，但是他还是同意（麦克阿瑟）发这封电报的“程序还是正当的，以表述其疑虑，并要求重新考虑其要求”。

1月10日星期日，迪安·艾奇逊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要员们请到家中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艾奇逊十分恼怒，并溢于言表。上个月，他和其他官员曾用了几天时间来达成一项协议，即军方要给外交方面一些时间来做工作，现在麦克阿瑟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艾奇逊已是忍无可忍。他想听听别人的意见：怎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让麦克阿瑟明白，美国正在采取一项具体方针，而这位将军那没完没了的吹毛求疵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艾奇逊也知道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士兵而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在说话，他具有一种敏锐的分寸感，力图使军方相信，他并不是要干预军方的领域。他不厌其详地谈论了继续进行军事抵抗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同意，要由军事上的考虑来决定联合国部队还应继续战斗多久，并同意不应对第8集团军提出有损其今后在日本的作用的要求。但是他说：“争取时间将是有价值的。”联合国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停火努力，如果联合国军能够在此次停火前挺得住，那么即使停火的努力失败，也有可能说服联合国来谴责中国是侵略者。

在白宫和其他各处对各种草案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和考虑之后，杜鲁门总统决定采用三条各自独立的渠道来使麦克阿瑟遵命就范。

第一，他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报，重申（已是第三次了）对麦克阿瑟行动的指令：根据“我们所知的所有因素，其中尤其包括你这次来电中所提供的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有条件下”在朝鲜坚守更长时期是“不可取的”，但是为进行外交努力而更进一步争取时间将符合美国和联合国的利益。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两点：“给敌方造成切实可行的最大的惩罚”；不从朝鲜撤出，“除非确实迫于军事上的考虑”。

第二，杜鲁门批准派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前往朝鲜，去获得关于当前战况的第一手材料（艾奇逊说“这是为了戳穿麦克阿瑟的华丽辞藻”），并就华盛顿做出决定的缘由同麦克阿瑟面商。杜鲁门希望在没有电报往来这一套繁文缛节的情况下，直接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这样可以说明自己的理由。

就在两位将军前往东京途中，杜鲁门起草了一封致麦克阿瑟的私人信函。总统一直认为，只要这位将军理解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委，就会停止对他的批评。杜鲁门听说一些传闻，说麦克阿瑟的左右侍从截留了他的一些电报，很多重要文件根本到不了他办公桌上。于是杜鲁门在1月13日向麦克阿瑟发了一封冗长的“私人电报”，以使他“跟上我国的对外政策”。

这份电报中概括了过去几个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上已经阐明过的几点：“在朝鲜的成功抵抗”将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联合国都不会接受侵略；它将“打击中国被危险地夸大了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它将为组织全世界抵御共产主义扩张赢得时间。杜鲁门要求麦克阿瑟就“合理地指望他的部队所能提供的最大努力做出判断”。

杜鲁门继续说，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是“团结……那些一旦苏联向我们发起进攻时我们亟须当作盟国的国家”。在军事实力尚未建立之前，“在涉及战区扩大的问题上，我们的行动必须极为谨慎”。杜鲁门能够理解麦克阿瑟的急躁，然而“某些步骤本身也许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可能有助于朝鲜的战事，但是它们一旦把日本和西欧也卷入大规模冲突中去，那就毫无助益了”。

杜鲁门承认用现有的兵力继续抵抗也许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战略计划有赖于保存足够的军事实力来保卫日本。如果联合国军被赶出朝鲜，那么麦克阿瑟从济州岛或其他岛屿继续进行抵抗也许是可取的。但是必须向全世界表明，任何从朝鲜撤出的行动都是“军事上需要”的后果，“在侵略被纠正之前，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应接受这一后果”。

这最后一句话表明，如果麦克阿瑟被迫撤出朝鲜，杜鲁门就打算对中国人进行报复。然而，这位将军似乎从不愿意接受或相信这一点。

事有凑巧，麦克阿瑟正是在柯林斯和范登堡抵达东京之前不久收到了杜鲁门的电函。他们谈话一开始，麦克阿瑟就埋怨说，从来没有人向他明确表示第8集团军应在何种条件下、在多长时间内固守朝鲜，以及由谁来负责日本的安全。然后他念了总统的电报，并说这份电报消除了部分疑问。“先生们，”他说，“这就终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我们将不会撤出朝鲜。”他给杜鲁门的答复很简单：“我们将尽力而为。”

但是麦克阿瑟对于同时承担朝鲜和日本的责任这一点仍畏首畏尾，第8集团军在朝鲜打得不可开交。柯林斯叫他按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的指令去办，该指令强调了坚守朝鲜的重要性，同时又让麦克阿瑟决定，联合国军能否在不受摧毁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柯林斯指出，总统已经指出了在朝鲜延长抵抗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样是为在联合国的政治行动争取时间。至于日本的问题，即使立即批准增援，增援部队六个星期内也到不了日本，也就是说，麦克阿瑟仍要负责保卫日本。

麦克阿瑟对此并不感到宽慰。他“带着某种情绪”（柯林斯将军语）回答说，当第8集团军在朝鲜时，防卫日本不应由他负责。他再次请求立即把国民警卫队的四个师派到日本。柯林斯和范登堡回答说，国民警卫队还不曾为这类目的而进行过动员。

接着，柯林斯和范登堡转向一份关于可供选择的行动的冗长文件，这份文件是从去年11月以来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们逐步修改而成的。其最后一稿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经国防部长马歇尔阅过，不过未经他或任何人批准。这是一份列有在联合国军被迫撤出朝鲜时用来对付中国的各种“建议性行动”的单子。用马歇尔将军的话来说，这些建议“是权宜之计，一旦这些可能性将要变成现实，便可着手实施”。在1月12日最初提出的单子里，撤离是最紧迫的。但是等到单子到了麦克阿瑟手里时，如马歇尔所指出，“形势……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马歇尔强调说：“我或者其他更高权威，没有否决或不同意所提出的这些行动方针。鉴于原先产生这些方针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中大多数的行动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了。”

建议中所列出的16点中，有11点直接同朝鲜有关。但是麦克阿瑟在12月所提出的四项具体要求（在那封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为恼火的电报中），只有一项毫无保留地被采纳了，这是关于取消对国民党部队限制的一项。其他两项，即对大陆进行海军封锁和轰炸，显然是小心设置的以防万一的举措。麦克阿瑟的第四项要求，即在朝鲜使用国民党部队，则甚至未加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打算再来老调重弹。所列要点如下：

——继续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

——“现在即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并一俟我们在朝鲜地位稳固之时即加以实施，或待我们已撤出朝鲜时，视当时所处环境而实施之。”

——取消对在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

——取消对中国国民党人行动的限制，对他们反对中共的行动给予后勤支援，包括为在中国的国民党游击力量提供“一切可行的秘密援助”。

——当中国人在朝鲜以外的地方攻击联合国部队时，即向中国的目标发起破坏性的海上和空中袭击。

柯林斯和范登堡向麦克阿瑟交代1月12日“选择方案”时的具体情况并未记录在案，因为他们的会晤没有做记录。后来在1951年的一些参院听证会上，两位将军坚持说，他们告知麦克阿瑟，1月12日的单子并非已经采纳的行动计划，而只是一些选择方案，一旦中国人将他的部队逐出朝鲜时可供麦克阿瑟考虑。这很明显是沟通上的问题。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份单子等于就是政策范围，他可以在此范围内行动（和加以评论）。要么是柯林斯和范登堡都没有充分说明“建议性行动”和“意向性行动”之间的差别，要么就是麦克阿瑟没有理解两者的含义。几个月之后，1月12日的单子就成了政坛上争执不休的问题。麦克阿瑟援引其中各条作为证据，证明他公开讨论这个单子并不违反政策，而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以此提出反对意见。

杜鲁门已经通过三条渠道来通知麦克阿瑟为什么他将要继续进行他在朝鲜的行动。麦克阿瑟是否听到了、理解了或者认真对待了所告知他的事情，那只有等待事态发展再见分晓了。

第8集团军再次行动

至1月末，马修·李奇微将军已准备好随时把第8集团军再次投入行动。此时第10军已编入第8集团军联合司令部之下，从釜山地区北上接敌，再次部署在这个国家东部。若干战略上的考虑使李奇微决定要进攻。冬季很快就要过去。不久，奔注的春雨就要横扫朝鲜，冲毁桥梁、涵洞和道路，使低地和稻田变成一片汪洋。恶劣的天气意味着美国无法实施空中支援。此外，李奇微也很想知道中共部队的行踪和动向。据情报估计，有一支17.4万人的中国大军正位于他的阵地当面，但是空中侦察并未发现什么迹象。最后，李奇微飞进中国军队战线20英里。他乘坐一架速度很慢的AT-6高级教练机，由第5航空队司令官厄尔·帕特里奇将军亲自驾驶，搜寻中国人的踪迹。飞机掠树飞行，经常降到周围的山脊以下。“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活动的生物，”李奇微写道，“也没有篝火的烟雾，没有轮痕，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能表明大量部队的存在。”因此，笫8集团军只能以身犯险，一探虚实了。

第8集团军这一次行动比较谨慎，没有重复麦克阿瑟在去年11月所进行的、被李奇微称作“鲁莽冒失、缺乏协同的挺进鸭绿江行动”。李奇微统管全军，各路大军紧密协同，相互照应侧翼。1月25日进攻开始时，李奇微引为自豪的是，第8集团军“很快将证明，它要成为我早已料知的那样、一支我国迄今所缔造的最为骁勇的战地大军”。

李奇微对于成功并没有大夸海口。他在进行试探，他的推进情况要取决于他所遭遇到的中国军队的实力。他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他要的是歼灭中国人。在西线，他在汉江沿岸建立了一条临时前进战线；在东部崎岖多山地区，他将停留在汉江以南更远的地方。他不认为越过汉江有任何军事价值，“除非中国决定撤到三八线以北”。至于这次主动进攻，李奇微对于挺进至三八线之远的想法半信半疑，他称该线为“一条以现有兵力无法守卫的防线”。重占汉城意味着“将使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穿过我们可以防御的阵地或将其留在阵地之后”，除非有一个“突然的机遇，使大股中共部队陷入重围或遭到摧毁”，否则他仍会认为重占汉城并不可取，不过他确已计划好以后要夺回这座城市。

麦克阿瑟总体上同意李奇微的计划，尽管他是要推进到汉江以北，直至受制于中共部队的抵抗为止。“就汉城而言，”麦克阿瑟打电报说，“重新占领金浦机场……和仁川……毫无疑问具有重要价值。……占领汉城本身……会带来外交和心理上的好处，这将是有价值的，但是其军事上的实际作用则微乎其微。”李奇微坚持了他那更为保守的计划。

在宽阔的战线上（第9军在西线，第10军在东线）进攻的第一周，部队每天以约2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虽有突如其来的暖雨使封冻的大地变成了8至20英寸厚的褐色黏滑泥浆。李奇微将其西部侧翼停驻在汉江，然后集中精力来拉直位于朝鲜中部向南凸出的那一段中部战线，处于最前线的是陆战1师。第一周中共部队每日伤亡最高达2 100人。

接着中国人的抵抗转为强硬。韩国一个团的溃败又一次导致了一场大杀戮。当时，美军一个炮兵连在一支步兵护卫队的掩护下，正沿横城西北三英里一条狭窄的公路北上，显然没有任何翼侧保障。这支部队前去支援北面几英里处的韩国第8师。他们夜间宿营，中共部队进行了反攻，韩国部队溃败逃跑，接着中国人突然向美军炮兵蜂拥扑来，500多人中仅2人幸存。其中一人是下士，他叙述说：“中国人在凌晨两点向我们扑过来。那地方到处枪林弹雨。我和另外14名步兵奉命去保护那些大炮。我们帮忙把大炮弄到车队里去，但是我们只有3个人活着回来。”

翌日，这支炮队设法南下以暂时躲避一下中国人，但是当晚他们遭到了另一次埋伏。另一名幸存的列兵说：

中国人打中了最前面那辆车上的司机，整个一列车队都停止不前，人人手忙脚乱。只要一个人倒下，中国人马上来抢走他的武器。有人喊叫道：“这里有一个！”我就开了火，但是那只是一棵树。又有人喊道：“我们从这里冲出去！”我晕头转向，好像整个世界在我脚下爆炸了。当时血流遍野。我知道我完蛋了……

横城伏击战是整个战争中美军人员损失最集中的一仗：约530人丧命。这场悲剧由韩国部队的溃败开始，再加上美国部队战术运用不当而造成。

另一场恶仗是由第2师第23团（该团由保罗·弗里曼上校指挥）在法国一个营配合下进行的。法国营由一个名叫拉尔夫·蒙克拉的十分著名的中校指挥。此人身经百战，豪侠风度，军服上佩戴着法国授予的各种军功勋章。他曾负伤17次，腿瘸得相当厉害。战争开始时他是一名中将，任法国外籍军团监察长。但是他希望能得到率领法国分遣队来朝鲜的殊荣，遂自愿降级为中校。蒙克拉营和弗里曼团一起攻击汉江以北一个叫作双隧洞的地方，这地方因有两条平行的铁路隧洞穿过那里的一座山而得名。2月3日，联军进至一个处于交叉路口的叫作砥平的村庄，此地已被空军和炮兵严重摧毁。进行侦察的小股部队遭遇到中国人的强大反击，弗里曼当即决定，为谨慎起见下令撤退。阿尔蒙德和该师师长也都同意，并请李奇微批准。李奇微的答复只是一个字：“不！”

弗里曼毫不畏惧。他打电话给他的营长们，让他们加修工事，并且说：“我们要顶住，并打下去。”

中共部队以师规模的兵力在凌晨2时发动进攻，伴以号角和哨子的狂乱声音和政治口号声。法国人回敬以一个手摇警报器，其凄厉的尖啸声好似鬼哭狼嚎，响彻战场。战斗在后半夜愈演愈烈，一直打到白天。弗里曼拼命地试图把炮火集中到同他自己的部队胶着在一起的中国人身上来。可能使中国人大为惊讶的是，法国人（其大部分同其军官一样，都是原外籍军团的军人）都脱下钢盔，头上扎着红色头巾，他们呐喊着外籍军团一个光荣的战斗口号：“卡莫洛尼！”（这是墨西哥的一个村名。1863年，65名外籍军团士兵在此抵抗2 000名墨西哥士兵的进攻而死。）接着他们用刺刀枪托砍击劈杀，追击中国人。当一伙美国炮兵（当时不得已而充当步兵）垮下来并逃跑时，托马斯·希思上尉截住他们用拳头猛揍并喊道：“该死的，都回那边山头上去！你们反正得死在这儿，不如上山头那儿死去！”他两次强令他们重返战斗，他们两次溃退下来。中国人不停地冲过来。另一名上尉威廉·克卢茨在战地电话上大声吼道：“别等他们靠近我们，让我们先宰掉这些狗崽子。”但是，反击一次次失败，成了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的牺牲品。弗里曼最后不得已使用了担任预备队的特务连来堵住防线上越来越宽的缺口。

特务连进攻时杀声震天，他们阻止住了中国人。在激烈的混战中，中国人和特务连都攀上那座山顶，他们拼开了刺刀，躲闪着掷来的手榴弹，偶尔找到机会则用步枪开火。美军被数量占三倍优势的中国人击败，幸存的美军开始从山上突围。一旦他们垮下来，中国人就可以在美军战线上打开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

此时，炮兵联络官罗伯特·埃伦志上尉单枪匹马地力挽狂澜。他在此前的战斗中已经负伤，仍决定独自重返战场。他发现路边有一挺遗弃的装在一辆半履带车上的0.5英寸口径四管机枪。他叫来附近的几个坦克乘员，齐心协力把枪口转向敌人。埃伦志发动引擎，摆平机枪，对准且战且退的美军身后，撂倒了紧追不舍的中国人。一组中国火箭筒手爬过来打算干掉这挺机枪，埃伦志一阵猛射打哑了它。他坚守此地直至清晨。

这时开来了三辆美军坦克，大小炮一齐开火，接着一队战斗机掠过上空，投下凝固汽油弹和磷烧弹，使山上燃起熊熊烈火。在阵地后方附近的弗里曼上校匆忙奔走着调集预备队堵住缺口。

中国人冒着反击的炮火坚守山头整整一天。至日落时，他们的抵抗结束了，撤向后方。

第二天，李奇微来到这里，他和弗里曼亲赴现场。弗里曼并非未见过战斗场面的新兵，他经历过去年11月和12月第2师在北朝鲜的溃败，并在中国人所进行的最猛烈攻击中幸免于难。但是他在谈起这一天的战斗时说：“这可能是我在整个朝鲜期间参加过的最残酷的战斗。我们很幸运没有被击垮，因为我们确实是进行了背水一战。”

统计敌军伤亡人数往往采取估计而非精准计算，尤其当敌军的死因是凝固汽油弹和高爆炸弹所致时，然而美军士兵在双隧洞地带清点出4 000多中国阵亡者。

此役对李奇微来说十分重要。联合国军的个别士兵和分队曾在对方优势火力下被打垮，并违抗要他们重返战斗的命令，但是该团的军官们无一例外地坚守职责，视死如归，绝大多数士兵仍然很坚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的全力进攻第一次被击退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其全部推进线上突然脱离接触。李奇微知道，强渡汉城以东的汉江的道路已经开通，他可以切断中国人的供给线，使集结在西部的中共军队陷入困境。虽然第8集团军的表现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它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打退了中国人，而且李奇微对他受命六周来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

麦克阿瑟沽名钓誉

李奇微接任司令的最初几个星期，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远而避之。他这样做不无道理。在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一场败仗，麦克阿瑟也不想进一步与这一必败无疑之事有任何瓜葛。由于战况报道多半不妙，麦克阿瑟甚至下令要由在朝鲜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来发布新闻公报，而不是由东京的第一大厦来发。李奇微对于麦克阿瑟不在场这一点并不在意，这样他可以处理日常事务，而不必有一位高官指手画脚。

但是，李奇微1月下旬的攻势成就使麦克阿瑟的兴趣死灰复燃。他情不自禁地要以胜利来为自己增光，尤其是当他能够掠他人之美的时候。

2月间的一件事情使李奇微深刻地理解了他这位上级司令官卑鄙龌龊的虚荣心。2月18日，李奇微草拟了一份他称之为“屠夫行动”的计划，意在扩大前期战果。第8集团军准备以两个师打过汉江。据报告，中共部队四个军位于该地区和平壤以南地区。“屠夫行动”是一次试探，目的在于“给对方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同时尽量减少联合国军方面的损失。

2月19日早晨，李奇微向第8集团军主要将领们概述了这一计划，他们讨论了计划的细节，至早餐时分，该计划已经定下。在李奇微看来，“屠夫行动”是“我接任指挥第8集团军以来所酝酿的计划的最终实施，这样做也可以说是针对那种支配着从上（麦克阿瑟）到下各级司令官的后退心理而来的”。

同一天，李奇微把驻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记者们请来参加一个不供发表的吹风会，他想交代一下他的战役的来龙去脉。他说，第8集团军已经制止了中国人的反攻，“我们已经恢复了主动，并且在两三天之后将要发起进攻”。这番背景介绍告诉了记者们应准备好前往战场。这些情况并非供发表之用，那样就会警告中国人有什么情况将要发生。

使第8集团军新闻检查官（以及新闻界）大为吃惊的是，2月20日，即发起进攻的前夕，麦克阿瑟飞到朝鲜，并公开对同样一批记者说：“我刚下令恢复进攻。”

麦克阿瑟此言对李奇微来说是晴天霹雳，它不仅告诉中国人第8集团军次日就要开始行动，还暗示这一行动是麦克阿瑟个人构想出来的。在李奇微看来，“这一意思很清楚：他刚从东京飞来，他审时度势，他同幕僚们商讨，然后他下令第8集团军进攻”。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他在东京的参谋部都同这次战役毫无关系。现在李奇微算是领教到麦克阿瑟自负的程度了。

这一插曲给了军队新闻检查官们当头一棒。说也凑巧，就在前一天，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刚给首席新闻检查官梅尔文·沃勒斯中校及其三名高级助手上了一课，他的中心意思是关于如果一位将级军官违反了新闻发布方面的保密规定时应当如何办。霍德斯说，新闻检查官的指导方针是，“不管援引的是谁的话，你们的职责是保障本军的安全和利益”。

这样，当新闻界关于麦克阿瑟记者招待会的报道落到新闻检查官们的办公桌上的时候，这些军官们确实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沃勒斯以前是一家报纸的主管，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条由于安全原因而应当加以扣压的消息，尽管它来自一位将级军官。然而它又来自这样一位军官，他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来宣布他所抉择的军事行动。”

沃勒斯签发了这条报道以供发表。他感到，麦克阿瑟的新闻官考特尼·惠特尼少将把发布这条消息的时间安排在美国时间华盛顿诞辰日的前夕,目的就是使之家喻户晓。“所有出色的通讯社都知道，要在日报上争取一个头版‘突发消息’的时机，就是在节前几个钟头冷清的时机发出去，此时各家报馆的编辑室都正在找材料来填塞版面呢。”沃勒斯评论说。

“总司令不遗余力地保持自己在公众中一贯的光辉形象。”李奇微从中得到了严酷的教训：麦克阿瑟对媒体信口开河，但却危及了为他而战的士兵们的生命。每当一次发起重大攻势之前，麦克阿瑟就不请自来，视察进攻部队，并象征性地鸣枪出击。此举虽可鼓舞士气，但对敌人的情报界也是价值连城。然而，对部队的鼓劲打气之词最好另择场合，而不需要东京的公关官员来大肆张扬。李奇微在给东京的一封措辞小心的电报中，请求麦克阿瑟出于安全的原因放弃在战役前夕视察前线的做法。他并不是想把麦克阿瑟拒于门外，也不想冒犯麦克阿瑟作为司令官的权威，不过事实是，麦克阿瑟的到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麦克阿瑟同意了，他将不再亲临各次战役，直至它们全面展开之后。

使麦克阿瑟在攻势开始前不来前线是一回事，要使他免开尊口却是另一回事。使李奇微盛怒的是，麦克阿瑟说的一些话伤害了第8集团军的士气。比如3月7日他在水原说，仅仅是一场僵局还会导致战争，除非允许他去攻击在“满洲”庇护地的赤色分子。第8集团军部队把他的这次讲话称为“为打成平手而死”的讲话，用沃勒斯中校的话来说：“这番话对于部队如何看待未来并无鼓舞作用。”在后来几星期中，李奇微不得不拿出相当精力来使部队相信，他们的作战不是徒劳无益的。

这年春天，麦克阿瑟身边的人看到，将军精疲力竭，已经失去其魅力和权力的光辉。威廉·西博尔德在东京当政治顾问，他在麦克阿瑟身边工作了不少年，发现麦克阿瑟“疲惫而沮丧”。韩国第9师顾问亚当·科摩萨中校回忆起麦克阿瑟到他的部队视察时的情形，该部队正处在三八线以北，是联合国军战线上最北部的阵地。“麦克阿瑟颓然倒在吉普车的前座上，仿佛已经完全筋疲力尽，”科摩萨说道，“他并未表现出他一贯的信心和盛气。就连他那顶著名的油渍斑斑的军帽，这一天也不显得怎么精神。他是一个斗败了的人。”

但是麦克阿瑟的公开声明仍然源源不断。随着春天消逝以及李奇微屡建战功，麦克阿瑟的这些声明既是辩解性的，又争强好胜。举个例说，他竟决定再次为他那灾难性的“回家过圣诞节”战役进行辩解。

1950年11月份的攻势已不再是麦克阿瑟在攻势失败后所宣称的所谓侦察性行动了，现在他把它描述成一次巧妙的战略性运动。“我们针对中国参战而提出的实战战略包括了一项快速撤退，以拉长敌方供给线，其必然后果就是增加敌方的后勤困难，并使我方空中摧毁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这一战略是行之有效的。”这句话很复杂，值得再三玩味。华盛顿听到这一赤裸裸的宣称时难以置信。国务院的赫伯特·菲斯说，假如拉长中国人的供给线是麦克阿瑟的目的，“那么我们不远万里地去菲律宾显然效果要更好一些”。迪安·艾奇逊对麦克阿瑟推翻旧案大吃一惊：“很难设想还有任何人能做出比这更可恶和愚蠢的声明了。……”他把这一声明称为“最明显和最傻气的企图，想硬说我们通过在朝鲜半岛上一路南退真的就骗过了中国人……真是荒唐透顶！”

麦克阿瑟声明中的另一句话，与艾奇逊和马歇尔在华盛顿制定的政策针锋相对，也与李奇微在战场上的战略战术格格不入。“某些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麦克阿瑟的批评往往并不指名道姓）提出一个想法，即我们应建立一道横贯朝鲜的战线以进行阵地战，这不切实际，也属异想天开。”艾奇逊评论说：“这恰恰是我们所有盟国的态度，也是当时政府所讨论的政策，亦是美国政府最终采取的政策。”

麦克阿瑟制造记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以及国务院还有其他政府部门所接受的，就是停火并恢复战前状态。就是说，在靠近三八线附近把朝鲜一分为二。这一决策已在2月6日做出，同时参谋长们还否定了所提出的另外四项选择办法：增援联合国军以武力统一朝鲜；考虑撤军问题；保持军事僵局而不达成任何协议；企图靠打败北京政权来“解决朝鲜问题”。“国会希望我们离开朝鲜，”柯林斯将军说，“如果我们打算再待下去，就必须提出我们待下去的理由，并向人民说清楚。”

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讨论了1月12日的单子，他们只是决定继续保留这些选择供考虑，未采取任何行动。尽管李奇微已受权可以越过三八线夺取特定的战术目标以保卫他的防线，但是无人主张要把战争打回北朝鲜去。

1月末、2月初做出的这些决定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观点明显趋同，他们都希望通过外交而不是扩大战争来结束这场战争。去年12月和当年1月初的危急局势，已由于第8集团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进取而烟消云散了。

然而，麦克阿瑟却另有打算。在2月份一系列的电报中，他再次请求允许轰炸“满洲”。他写道：“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是：如果不授权对敌人在‘满洲’的基地进行袭击，我们按目前形式组成的地面部队就不能安全地在北朝鲜试图发起重大行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麦克阿瑟应该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刻最要避免的就是在北朝鲜采取大规模地面行动。

麦克阿瑟此刻正着手制订一项摧毁在朝鲜的中国部队的长期规划，他只向华盛顿透露了部分内容。他的目标将是中国的供给线。首先，他要重新夺取汉城一线，作为今后行动的一个基地。“然后，我要用大规模的空中袭击，在北朝鲜全境扫荡敌人后方。”

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批准他的轰炸计划，麦克阿瑟甚至更有绝招，至于这一想法的国际（还有国内）反应他却不曾谈及。“如果仍然不准许我袭击集结在鸭绿江对岸的敌人增援部队，或是不准许我摧毁其桥梁，我就要在敌人所有主要的供给线上，用原子能工业的副产品来设置一道放射性废料区域，把朝鲜和‘满洲’分隔开来。”北朝鲜所遭受的破坏已经使它一贫如洗，中国人所需的食品和军火必须经过鸭绿江运来，在任何时间内中共部队也只有大约10天的食品和军火供应。一旦这些供应消耗殆尽，麦克阿瑟就可以利用美国增援部队和中国国民党人“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的两顶端同时进行两栖或空降作战，以收紧这个巨大的口袋。中国人很快就会挨饿，或者投降。他们没有食品和弹药，就会束手无策。这里将会出现类似仁川的情况，不过其规模要比仁川大得多”。

麦克阿瑟的谋略忽视了若干个有关的事实。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多次告诉他，他将不能得到增援，也不能使用国民党人；还告诉他，美国的政策并不允许再次把战争打到北方去。参谋长联席会议请教过的核专家们说，“核废料地带”将在几十年内污染地下水和河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不予置理，他们可不想要什么“超级仁川”或是“放射地带”。

甚至当李奇微在同中共部队争夺每一寸血染的土地，每周打死数千名中国人之时，麦克阿瑟仍是牢骚满腹，说他需要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在2月末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运动战，其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这一方针是奏效的。但是我们切不可错误地认为这一成就……必然能导致敌人的失败。”

麦克阿瑟劲头十足。2月15日，他再次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轰炸从去年9月以来一直禁止攻击的北朝鲜港口罗津。大批不可辨认的供给品通过了这个港口及其铁路编组站，侦察机曾在一天之内发现了322辆火车车皮。麦克阿瑟把罗津称为“北朝鲜最后一个重要的、有用的战略目标”，用直接轰炸来摧毁它“将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相反，如果它免受袭击，这仍将成为我军的一个重大威胁”。尽管一部分幕僚们赞成轰炸，但是马歇尔及其副手罗伯特·洛维特表示反对。袭击除了会引起苏联人的报复行动外，这种袭击在军事上也很难奏效，因为铁路运输线并不再通向南方，北朝鲜人甚至干脆把他们的供应行动移过边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行。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本没有在总统面前提及此事，虽然他们也告知麦克阿瑟，否定轰炸的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军事考虑：“最高政府一级已做出决定，不得轰炸罗津的禁令目前仍然有效。”

几天以后，麦克阿瑟又重新提出另一个一直遭到否定的题目：轰炸鸭绿江各个水电站。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在去年12月曾经提出过这种可能性，麦克阿瑟在经过侦察后报告说，其设施“主要是闲置不用的”，轰炸这些电站并不能达到什么军事目的。但是在2月26日，他却提出一项“紧急”要求，请求允许轰炸这些水电站。参谋长联席会议搬出麦克阿瑟在12月关于这些电站闲置不用的说法，并回答说：“不行。”

麦克阿瑟为何总要提出几乎肯定会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定的请求？即使对于他的密友来说，探究麦克阿瑟错综复杂的动机也是一桩大惑不解的事。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官员们只有凭空猜测的份儿。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自认为知道其答案：麦克阿瑟是在有条不紊地制造一份记录，一旦战事再次突然恶化，他好拿来为自己作辩护。他把他的一系列提议和他们的屡次反对意见都记录在案，这样他就把自己摆到了一个可在今后战场上出现败局时指责“华盛顿”的地位。

李奇微确定战线

至2月底，李奇微将军的新攻势已经拉直了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的战线。自从中国人参战以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据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线，用军事史家詹姆斯·施纳贝尔的话来说：“没有空子，没有弱点，没有敌方的突出部威胁着把战线撕成两半。”在东部，韩国部队已越过三八线好几英里，深挖防御工事，并得到海军炮火和舰载飞机的掩护。美军和韩国部队第三次从中国人手中夺回汉城（韩国首都已是断壁残垣，空无人迹，夺回该城只有象征意义）。尽管麦克阿瑟不时地吹毛求疵，但他还是欢欣鼓舞地在3月1日致电华盛顿说，他“对于前线的局势完全满意。敌军已因为战线上出现的显著战术转变而备尝苦头，他们的损失堪属现代战争中最惨重之列”。麦克阿瑟因其部队的北进成功而兴高采烈，他说道：“敌人现在知道了，在远离其基地350英里之外作战，同在他们背后拥有‘庇护所’且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实际上鞭长莫及的地方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这份电报是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送的最后一次乐观的报告。事实上，这份电报如此乐观，而且一反麦克阿瑟恶言恶语之常态，以致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怀疑麦克阿瑟不知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外交新倡议

正如马修·李奇微重建第8集团军一样，迪安·艾奇逊重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外交主动地位。艾奇逊虽然未能启动谈判，但是他的确设法把中国人弄到孤立无援的地步，在联合国内除了人所皆知的苏联集团的国家外，谁也不支持他们。

使艾奇逊在策略上感到高兴的是，中国人发动了新年前夕的攻势，此时即1950年12月末，联合国仍在试图领会中国人为何拒绝联合国停火委员会的倡议。在艾奇逊看来，中国人的拒绝及其新攻势证明了中国人打算实现其“老调重弹的威胁”，即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如果联合国无视这种企图，那将是“不可理解的”，这就表明“‘如此大规模的’侵略行径可以得逞而不受惩罚”。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一份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并寻求他国支持。

使艾奇逊大为恼火的是，停火委员会并不把中国人拒绝停火当作最后表态来接受，而且在1951年1月11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事先只是提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该方案旨在满足北京提出的某些要求，它包括五个部分：（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3）分阶段撤出外国部队，并就政府问题，为朝鲜人民“做出适当安排”；（4）为朝鲜的统一和治理做出安排；（5）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措施的头四项倒无碍大局，然而第五项却表示美国愿意拱手交出台湾，并接受北京进入联合国，这一项给了美国政府一个艾奇逊称之为“暗藏杀机的抉择”。支持这项计划，就意味着“要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它又会使美国失去在联合国得到的多数支持。但是，在艾奇逊看来，在朝鲜遭受侵略的问题上，任何对中国人的让步方案都是对基本正义和法理的亵渎。然而，正如外交政策史家理查德·斯特宾斯写道，该提议“对某些人士仍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人认为北京在过去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必须得到安抚，因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此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赞同停火委员会的提议，他不无傲慢地宣称说：“我们应当以共同人性的名义，做出极大的努力使我们相互之间披肝沥胆、以诚相见。”

艾德礼既已宣布在先，他将赞成北京在联合国内的席位，那么美国在停战之后的会议上就要被3∶1的优势所压倒。因此，艾奇逊用他那律师的脑袋把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估量着中国人和苏联人可能做些什么。他断定中国人希望从一项联合国的解决方案中得到更多东西，而会拒绝上述提议。他同杜鲁门进行了商谈，杜鲁门同意美国接受这一计划并等待时机。这样，当这项计划正式提出之时，沃伦·奥斯汀大使说，美国将投赞成票。

“惊人的姑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叫喊道，甚至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忠实的民主党人汤姆·康纳利也对国务院大加埋怨。“且慢！”艾奇逊劝告说（不过当国会里“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他也有点担心）。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一计划，并把此事传达给了北京。

正如艾奇逊所料，北京的答复证实了他的战略的正确性。一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提议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中国人反复强调他们早先的要求，即优先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且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以此作为进行任何谈判的条件。

艾奇逊的计谋大告成功，他把中国人的答复称作是“蔑视全世界和平要求”的又一证据。联合国已经竭尽所能来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共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2月1日，联合国大会不顾英国和印度的反对，以44票赞成对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缅甸、印度和苏联集团的5个国家反对这一决议，瑞典、南斯拉夫以及7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弃权），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决议呼吁北京“使其部队和人民……停止敌对行动……并撤出朝鲜”。决议重申了联合国决心“继续其在朝鲜的行动以对抗侵略”，并呼吁成员国为在朝鲜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决议最后还成立了两个特别机构：一个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对付这一侵略”；一个三人小组，“以促成停止敌对行动”，实际上这是一个停火委员会。

艾奇逊对于联合国的巧妙操纵在外交上大奏奇效。一些中立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遭到了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对，现在是中国人打出了无法无天的旗帜。反对和平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对中国人来说，反对停火造成了可怕的人命灾难。由于他们自视过高，显然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将支持他们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拒绝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其条件远比他们在两年半之后所接受的更为优越。

三八线再成问题

李奇微的攻势又引发了从1950年12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一直争而不决的问题：联合国军是否应当再次抵进至三八线？他们应当如何行事？严格来说，麦克阿瑟仍在根据联合国介入战争时所下达的命令行事，即击退侵略者并在该地区重建和平与安全。如前所述，联合国的命令还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这一长远目标。在中国的“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接受了新的战术任务，但是联合国的这些命令仍然有效。麦克阿瑟的战术任务就是要把部队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在朝鲜，而又不危及他的部队和日本的防务。

由于同样的原因，麦克阿瑟仍拥有越过三八线的权力，这是根据华盛顿于1950年9月27日向他下达，并于10月7日由联大确认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艾奇逊认为任何关于向三八线以北行动的决定，都须与盟国政府进行讨论。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颇为奇特的小步舞，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愿在其中提出明确步骤。艾奇逊说：“的确，双方都如此坚持要由对方来拿主意，由此引出了一些尖刻的言辞，认为双方都是在逃避责任。”在艾奇逊看来，重新进入北朝鲜将会“在自由世界中造成严重危机，并导致某些盟国（很显然是英国人）退出战争”。艾奇逊承认必须夺回整个南朝鲜，以使敌方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艾奇逊也并不禁止越过三八线进行小规模地面行动，以干扰对方的进攻准备。在边界上停止战争可以使谈判易于进行，艾奇逊并不认为北朝鲜人会赞成停战，此时停战会在他们的领土上给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如果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八线上稳定住一条战线，而不是北进延长供给线，在北方的海空军行动仍将继续。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满怀信心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无论如何，做出一项政策声明的主要原因，就是如艾夫里尔·哈里曼所认为的，有必要“稳住”杜鲁门对三八线问题的看法。

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反对。只要联合国的政治目标保持不变，那么其军事力量就不应当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越过三八线。这一禁令将使中国人得以集结大批部队准备战斗而不受惩罚。不准越界的规定只是单向的，中国人仍可以为所欲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很难维持攻势，甚至很难保持有力的防御。

但是参谋长们认为，要提议麦克阿瑟抵达三八线后应当如何行事，还为时过早。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之前做出的任何决定“在军事上都欠成熟”。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同盟国进行的讨论会泄漏给敌人（这是事出有因的。除去苏联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外，英国工党政府中对联合国事业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是由国务院来详细说明达到美国政治目标的方针。

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使艾奇逊认识到，国务院关于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建议还是不要送呈杜鲁门。马歇尔同意了，他还希望尽量不要同其他国家政府就此进行讨论。

麦克阿瑟对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激烈辩论只有一些间接的了解，他试图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迫使政府做出一项决定。1951年3月2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了一份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2月后两周他的行动的半月汇报。这是一种通常谈论军事局势的例行公文。其中麦克阿瑟的一句话，被国务院认为是一枚政治炸弹：

既然杜鲁门总统已指出，越过三八线之事是一个军事问题，应根据我作为战区司令官的最佳判断来加以解决，然而我想澄清一点：如在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之时，具有说服力的反对越界的政治理由当时已经提出，并可能要合理地限制越界行动的话，我将不会武断地行使这一权力。

这一番话乍看起来像是要放弃任何越过三八线的意图，但国务院官员们立刻看出了其中的伏笔。他们认为向联合国的盟国强调这一问题并无益处，他们要求麦克阿瑟删去这句话。他删去了。

但是，几天之内的战场局势使三八线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3月7日，李奇微将军发起“撕裂者行动”战役，旨在向共产党人战线中部打入一个宽阔的楔子，并把西部的中国人同在东部的北朝鲜人分隔开来。战役的主要目标春川离三八线的直线距离不到10英里。占据春川后，第8集团军就立足于离三八线只有两天路程的地方了。

3月15日，一名记者问杜鲁门，联合国军是否准备越过三八线。“这是由战地司令官决定的一个战术问题。”他答道，“离那儿有7 000英里之遥的总司令不会干预战场行动。我们是在为解放大韩民国而工作……这同三八线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杜鲁门是含糊其词，但是他的声明已涉及了几天之前仍不准麦克阿瑟妄加评论的问题。这位将军向在东京的知己发牢骚说，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可以在华盛顿信口雌黄，但是咱老兵就不准发表任何比一份‘早点名报告’（连一级的报表，报告某一天有多少士兵出勤）更有意义的言论”。

事有凑巧，正是在杜鲁门向记者发表声明的同一天，国务院终于同意了关于在朝鲜作战目的的声明草案。虽然在获得最终批准之前，还有待两个月的讨论和若干小修改，但这份国务院文件代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在一些艾奇逊认为是“相对简单和敏感的结论”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一文件实际上放弃了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联合国军应继续尽量造成敌方损失，并重新控制三八线以南的领土。联合国地面部队在“战术局势可能要求的情况下”，应被允许在三八线以北大约10至20英里的范围内进行“进攻性的防御行动”。当实际抵达三八线时，美国就应当沿着一条在1950年12月曾向联合国停战委员会清晰表示过的战线谋求一项停火。如果敌方拒绝这些条件，联合国军则——

应继续尽量消耗敌人。他们可以袭击边界以北，以使敌人站不住脚，并干扰其进攻准备。但是，不应全面推进，也不应试图占据北朝鲜领土。美国应继续给中共在朝鲜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以灭其威风，并应继续对其政府采取经济和外交行动。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未予考虑。

这一草案取代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12日草拟的选择方案清单。这一文件之所以对麦克阿瑟至关重要，原因有二：它界定了他能够在三八线以北行动的范围；再者，它否定了他所期待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行动。诚然，该草案并不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是总统的最后决策，但是它的确以明白无误的言辞告知麦克阿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在应当如何进行这场战争上意见是一致的，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正是麦克阿瑟的上司。

然而，麦克阿瑟是不会因人劝阻而不直抒胸臆的。去年12月6日的总统命令，要求政府和其他官员没有华盛顿的批准不得擅自发表言论，这使将军几个月来噤若寒蝉。［一位政府官员认为，杜鲁门的命令与麦克阿瑟非同寻常的沉默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麦克阿瑟）刚刚得到教训，也真的无话可说，即便是代表他自己”。］如今，麦克阿瑟又准备对他所效力的政府再度发起宣传大战，其方式之稀奇古怪，以致在以后几周里，五角大楼和白宫都在议论纷纷：这位美国在远东的最高司令官是否精神健全？

中央情报局羽翼已丰

1951年初，一位中共巡视大员向北京报告说，中国的赴朝军队饥寒交迫，病痛缠身，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挣扎度日，每日只靠几个冻土豆得以生存。“当战士们在雪地里露营时，他们的手脚和袜子都冻成了冰坨子，他们拧不开手榴弹盖，拉火索也打不着……手上的皮都粘在迫击炮弹和炮筒上。……”由于没有避寒之处，中国人疾病丛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内科疾病使数千人失去战斗力。

虽然中国人在1950年12月的胜利之后已放慢了战斗节奏，但是马修·李奇微将军知道这种平静只是短暂的。中国人在他们前两次攻势之后，被迫暂停几个星期以重新部署，并重新补充给养，这些给养是由人力通过雪积冰封的北朝鲜山峰背驮而来的。李奇微所能做的，只是试图使他的士兵们重新恢复战斗能力（两个陆军师已在12月几乎被彻底摧毁），并希望能够击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敌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队即将从一些不可思议的来源得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一位美籍丹麦间谍大王、一支中国国民党人的海岸警卫队、印度政府内一个匿名的美国间谍。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报局驻东方各站站长收到了从华盛顿总部发来的一份急电。这份电报传达了从隐藏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印度政府中一个特务机构那里收到的“过硬”情报。印度政府虽然公开声称对朝鲜战争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时时给中国以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现在，尼赫鲁的支持又要变成物质上的支持了。据那名特务报告，中国人已包租了一条挪威货船并派往印度孟买，前去装载由印度政府提供的医疗供应品。装船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战医院设备，加之各种药品（据一名美国情报人员说，“足够给三八线以北的每名敌军士兵注射起码三针青霉素”）、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和用具。

华盛顿给各地特务机关的电报是直截了当的：“不惜任何代价”务使该船和所载货物不得到达敌方。电报没有细论这一货运的人道主义一面。一旦这些医疗供给到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那里，将使他们能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造成美国和韩国数以千计的生命损失。

但是截击这艘轮船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外交问题。挪威虽然是联合国成员，然而它不顾美国和其他有部队参战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外交抗议，仍然允许它庞大的航运界继续和敌方进行贸易。美国曾经避免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这是因为怕冒犯英国人，他们同样在和中国继续进行贸易，以此保护它的直辖殖民地香港。

这样，就出了一个难题：美国如何才能阻止这次货运而又不掀起一场外交上的轩然大波，使已经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来电并未论及这一问题，它只是指示各地特务执行任务，而且要悄悄地干，不惜任何花费。不过该电报的确含有一项明白无误而又未加声言的警告：勿使美国政府为难。

这样，就开始了“TP-披巾”行动，这是一次无视国际法、在公海上袭击别国船只且毫不掩饰的（成功的）海盗行为。中央情报局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大打出手，拳脚交加。

命令最后来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汉斯·托夫特的办公室上。这位美籍丹麦人相貌堂堂，金发稀疏，说话略带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在自成一体的情报界之外，实际上他鲜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纪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名声。而且，他在看到关于挪威船的电报之前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为什么他对于这一使命而言极为合适。

托夫特在亚洲的经历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19岁那年，丹麦的一家轮船公司“东亚公司”把这个丹麦船长的儿子送到北京去学习汉语，作为培养他海外经历的第一步。“东亚公司”好比是英国人在印度长期作为其殖民代理人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国从南到北的沿海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当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时，”托夫特叙述说，“你就知道这一去将是25年左右，而且头10年不准结婚。”托夫特在北京学了2年中文之后，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鲜北半部到处活动。他同住在这一地区、逃避共产主义革命的白俄贵族们关系甚密，而且逐步对这里的每一条铁路、公路的拐弯和路口几乎都了如指掌。（后来，托夫特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图上标出中国部队在他年轻时旅行过的那些铁道线上的运动情况，并为他的游击队精确地指示出桥梁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在这些地方，交通运输特别容易受到破坏者炸弹的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夫特回到丹麦，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但是他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纳粹是不能从一个被占领国的内部来击败的。他使用假证件设法逃到了西班牙（胆战心惊地搭乘一架德国飞机），又从那里到了美国。他在纽约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负责英国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后来以“无畏勇士”而著称一时。托夫特竭诚服务，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里组织当地人士通过滇缅公路向内地抗日的中国人提供物资。他组织起部族人的游击队，进行勇猛然而最终是徒劳无益的牵制日军行动。新加坡陷落后，托夫特回到美国，他放弃了印度陆军少校的军衔，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国陆军。

由于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详情被报知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战时情报和间谍工作的机构，最终演化为中央情报局。托夫特开启了他在二战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卓著功绩。

在同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野比尔”·多诺万少将一起工作时，托夫特帮助策划了一项计划，迫使德国人将其战略部队从意大利战役中转移到了南斯拉夫。英国人一直向在山区要塞进行抗击德国的麻雀战的南斯拉夫爱国者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供应品。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认为这种做法太慢、影响太有限了。根据他海上生涯的经验，他组织起一支由陈旧和废弃船只组成的近海船队，配备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条海上供给运输线，它从意大利的巴里港，横越亚得里亚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线外的维斯岛。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独具一格的小小海军包括了44条船只，其中有陈旧的纵帆船、拖网渔船和锈迹斑斑的蒸汽货船。这些船只在夜里急匆匆地越过海面，每艘船上都装载着相当于英国一个月空投量的作战物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后来的南斯拉夫总统）十分感激地接到了这批武器，他的游击队钳制住了数以万计的德国部队。美国向托夫特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

大战结束后，托夫特被邀请留在美国情报界。战略情报局虽然在战争结束几个月之后就已告解散，但是情报界老手们都知道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取而代之。托夫特不愿意在一个准军事组织里度过一生，他拒绝了邀请，回到哥本哈根，担任一家美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经理。他仍然同丹麦情报局的头头保持着接触，偶尔也带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国。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国妇女结婚，并迁至爱荷华州梅森城去经营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机构，不为军界和国务院的官僚们所信任，但中情局内部的人却雄心勃勃。1949年圣诞节，托夫特访问了华盛顿，他的两位战时老友——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亦即秘密行动）的副局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远东行动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将——求贤若渴，急切地邀请他加盟中情局。在萨尔格雷弗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加入中央情报局。他在爱荷华过着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扶轮”国际地方分社、主教派教会、一位童子军地方长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为和平时期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但他同意和弗兰克·威斯纳进行晤谈，此人也是他战时的一名同事，现在在中央情报局搞秘密工作。谈话的环境颇能体现中央情报局孤立无助的地位：这是邻近华盛顿倒影池的一群东倒西歪的木板“临时”建筑。

“我们肯定需要你。”威斯纳说。

托夫特再次拒绝。“但是，要是还有一场战争的话，你可以找我。”他说。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萨斯州赖利堡，作为陆军后备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为期两周的现役训练。星期天早晨他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想道：“战争来了，我的耶稣，我正在赖利堡穿着军装！”第二天一早，威斯纳那边传来了期待之中的召唤。“这一紧急情况对你是否已经足够了？”威斯纳冷冰冰地问道。托夫特说道，“是的。”“你能马上来这儿吗？”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经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了。他意识到，由于他在东方的背景和他的语言能力（他能讲六种语言），派他去朝鲜是顺理成章的。史迪威和威斯纳安排了情况介绍会，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托夫特什么命令。“现在是无章可循，”他说，“这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在一场热战中行动。”

作为总的指导方针，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训令第五部分所阐明的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这一间谍机关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动、秘密心理战、秘密辅助军事行动、秘密破坏活动以及经济战，还有在敌军战线后方被击落的飞行员的躲避和逃遁计划，一旦共产党打到日本或朝鲜之后特务人员“潜伏后方”的组织活动，等等。

“总的说来，他们让我挑选一个地点，在东京以外建立起一个行动基地。这个基地要能接纳1 000人，有我们自己的通信设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是独立行事。”

托夫特给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电话，请她在他由东京首途飞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暂停留时前来同他相会。她给他带来了两箱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托夫特在接受朝鲜之行前，只在一件事上对中情局有所坚持。他多少听说了一些麦克阿瑟司令部里的工作方式和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极为苛刻的性格。威洛比是该战区情报处的人，托夫特必须同他紧密合作。因此托夫特拒绝继续用后备役中校的军衔，而要求以相当于少将的情报局官阶前往东京，以便与威洛比平起平坐。中情局同意了。

托夫特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中情局在麦克阿瑟辖区里立足未稳。只是到了当年5月，史迪威将军才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准，允许中央情报局在他的亚洲地区内活动。麦克阿瑟对于独立于他掌控之外的秘密情报活动非常反感，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他断然拒绝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太平洋战区活动。作为军界的一名传统主义者，他对独立于他司令部之外工作的特工人员自由散漫的气质嗤之以鼻，只是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迫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颇为勉强地同史迪威达成了协议。

托夫特抵达东京之后，发现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存在不过是“六个可怜的丧魂落魄之士”，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工作。这个在乔治斯·奥里尔领导下的小组，同托夫特所说的麦克阿瑟司令部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保持着颇为艰难的联系。在横滨港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中情局的工作还稍有一些实际内容。威廉·达根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分支机构的赞助下进行情报活动，这个机构的名称毫无意义，叫作“特别行动局”。托夫特开始着手组织他自己的秘密行动单位，叫作“政策协调局”。

然而，他首先必须让桀骜不驯的威洛比与他保持一致。托夫特自视甚高且锋芒毕露，他与威洛比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宿在东京闹市区最高级的帝国饭店套间里。威洛比怒气冲冲地说，不行，帝国饭店只能给将军、舰队司令和其他“特别重要的高级军官们”安排。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将“军衔”，并且得到了套间。他还要求军方为他的汽车提供一面两颗星的旗。当没有现成旗子时，他自己订做了一面。

“我看准了，对付威洛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一切机会来踢他的屁股，让他晓得我和他一样强硬，甚至比他更硬。”托夫特叙述说。因此，当威洛比进行他的“每月威胁”，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撵出日本时，托夫特则正告威洛比：“闭嘴，你是为我工作。我是美国公民和纳税者，你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语天赋却不相上下，这也使他们逐步缓解了彼此间的敌意，“尽管这一敌意并未完全中止”。托夫特说：“某一天我用俄语与他通电话，第二天我们就说中文，这就像是一种体育运动，他有时会大笑，但我对他直言不讳：‘我绝不与你说你那个混账的德语。’”他显然想起当年参加挪威地下组织的日子。

托夫特在东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托夫特由此受益匪浅。科尔韦尔·比尔斯早先在美国森林局和胡佛委员会（战后一个负责政府效能的机构）里供职。“比尔斯真是一个好官员，”托夫特说，“他使我免于去坐牢，因为他在政府里熟门熟路，而且知道怎样来对付文书工作和种种细节。我们组成了一个厉害的团队。”

托夫特和比尔斯的头一个星期用来开车在东京四周转悠，想找一个地方作为中情局在这里的新基地。“我们不都是在工作。我们带上午餐，还在帝国海滩游泳。”那天，他俩边吃午餐边在厚木空军基地走动，这里位于东京以南47英里，可以远眺壮丽的富士山。他俩来到一片约50顷的偏僻之处。“我一只手拿着啤酒，另一只手拿着鸡肉三明治，大叫道：‘这儿就是我们未来的基地。’”托夫特和比尔斯一边吃喝，一边用步子测量着将来哪些建筑物应当盖在哪里。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工程人员和一个建筑营就上马开工了。

下一步，托夫特需要招兵买马。他从军队里找人，这是能够提供现成人力的唯一地方。他意识到上层军官对中央情报局不怀好感，就在参谋部的二三流军官里物色人选。“我的责任之一是建立起一项遍布朝鲜的‘躲避和逃遁’行动，以援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因此很明显，这对于空军和海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飞行员能得到安全保障。这样我就得以说服这些军种，还有陆军，给我派人来。”

托夫特从海、陆、空军中各抽调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关在他东京的会议室里，命令他们制订一项“躲避和逃遁”计划：“如果一名飞行员在鸭绿江附近的‘米格飞机走廊’被击中，他在坠落前还有20分钟的飞行时间。倘若他知道必须朝哪个方向飞，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托夫特为“躲避和逃遁”计划定下了这些要求：

——将三八线以北、朝鲜东西海岸线以外的两个岛屿，作为被击落飞行人员“躲避和逃遁”的主要目的地，岛上配备中央情报局人员和通信联络人员。

——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地带”，到处分布着受过训练的游击队作为向导，他们在内陆的固定阵地进行活动，这一点要作为飞行员们战前情况简报的一部分传达下去。

——在“米格飞机走廊”以南每隔20英里，沿东西海岸设立秘密特工与“躲避和逃遁”观察站，装备通信器材。

——两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当地“渔船队”，沿海岸巡逻以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并采用真正的黑市交易的行动方式作为掩护。

——在飞行员出发执行任务之前，由中央情报局人员向他们介绍“躲避和逃遁”计划的技术细节，并在该计划执行之后，向被援救的飞行人员询问执行详情。

——提供价值70万美元的一盎司重的金条，带有老字号的“中国银行”的戳记。这样，每名飞行员可在其制服里携带3至4条这样的金条，付给当地朝鲜人以取得帮助。托夫特知道这些金条可以从台湾获得。

经过一些修改和讨论，空军和陆军接受了托夫特的计划。唯一的异议来自威洛比，他说，由于通货的限制，台湾的黄金不能带进日本。托夫特无心争辩，当晚他就飞往台湾，同流亡在那里的“中国银行”进行了一笔私下交易，并带着70万美元的金条回到了日本。在一个月之内，“躲避和逃遁”计划就部分地运转起来了。

下一步就是组建游击队，既是为了执行“躲避和逃遁”的任务，也是为了搞破坏和准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的讯问人员对釜山附近的难民营和战俘营里的朝鲜人进行了甄别，尤其关注北朝鲜难民和他们的离国动机，挑选出那些愿意把北朝鲜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参加游击队。托夫特意识到，动机这东西可能与意识形态毫无关联。“这些难民都穷愁潦倒，无所事事。参加游击队使他们有机会找到出路，让他们一日有三餐，有事可干。他们可以为一个目的结成弟兄，而不是在难民营里游手好闲。”通过甄别，中央情报局发现了足够多的受过培训的无线电和电报操作人员，他们主要是来自南朝鲜电报公司，可以组成游击队的通信组。

托夫特把朝鲜南端釜山湾中的一个小岛永岛接过来作为训练基地。以海军陆战队军官“荷兰人”·克雷默中校为首的一支中央情报局小分队，在那里培训了将近1 200人的朝鲜游击队派往北方行动。一些有领导素质的人被挑选出来，转往离日本厚木10英里处的相模湾海滩上的茅崎基地去接受强化训练。

1950年整个秋季和1951年初几个月里，训练活动一直继续着，其间也有一些特工人员定期地被抽调派至北方执行“躲避与逃遁”任务。训练方式同托夫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月中教给另外一些亚洲人的基本游击课程一样：武器使用、小船偷渡登陆、破坏技术、秘密通信、情报刺探，以及敌后特工人员多年使用的其他职业技能。

中央情报局从海军借来了水下爆炸专家参与训练，执行真正的任务。小型登陆艇停在海上天水线以外的地方，渗透和破坏小组要给橡皮艇充气并划至海滩。“我希望让朝鲜人知道，我们美国人一手建立了这支游击队。这能使朝鲜人尊重我们，也能使美国军方尊重我们。”

托夫特的帝国飞速扩展。几年前，中央情报局接手了陈纳德将军二战期间的“飞虎队”，这是一支为蒋介石打共产党的美国雇佣军和正规军。中央情报局将其转移至台湾，并更名为“民航运输队”。现在，40架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和“民航运输队”符号的飞机又转移到日本和朝鲜供托夫特使用，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由中央情报局开工资。托夫特要了一架装备舒适的C-47（机号XT-854）作为私用飞机，往返于在日本的六个中情局训练站和朝鲜的其他几个站。他还接手了永岛上俯瞰釜山港的一所房子，它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他用这个地方来逃避尘嚣和召开计划会议。“这是亚洲的最佳美景之一，到那儿去躲开东京的喧嚣，能使我们工作得更快更好。”

托夫特受命负责朝鲜以外亚洲很大一片地带的秘密行动：远至贝加尔湖的东西伯利亚、整个蒙古和中国华北包括东北，还有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前者在苏联控制之下。一个特别微妙的目标是在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基地内使用了大量朝鲜人和中国人当临时工，这样，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渗入就相对容易一些。1950年底以后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至少有五六名间谍在那里工作，监视苏联海军的调动，并警惕俄国人干预战争的任何可能迹象。

但是，该基地防卫森严，以致托夫特的间谍们不敢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联络。“我们依靠‘信鸽’——其他朝鲜间谍来往返传递信息。这是危险透顶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特工小组从空中和海上渗入了“满洲”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报局为基地的受过特种训练的小组进入了山东半岛和华北天津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许用“民航运输队”的飞机把谍报人员送进中国和苏联去执行任务。“我们不能用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的飞机飞临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依靠美国远东空军。”托夫特说。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十分感激中央情报局帮助援救他被击落的飞行人员，立即同意提供飞机和飞行员去执行这些敌后的危险使命。但是麦克阿瑟早就觉得托夫特的行动规模过大，过于独立，而且过于危险。1950年10月25日，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托夫特的“政策协调局”是“按有关的特别协议行事，但是它已经不时地违反了这些协议”。他报告了最近的一个事件：一名间谍从远东空军的一架飞机空投到苏联领土，此事表明“事态严重”。因此，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他打算暂停这一项目。他已经“下令他辖下各部门在没有他特许的情况下，不得参与类似的项目”。

两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说：“华盛顿没有一位负责官员质疑（麦克阿瑟）在其战区或计划行动区域内关于中情局行动的指挥权。”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他将支持中央情报局业经批准的情报和秘密活动，以体现驻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托夫特的人马仅在厚木空军基地一处就超过了1 000人，他们住在基地内一个安全的大院里。“民航运输队”的飞机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独立于军方的机动性。“在日本或朝鲜，我们从来不接受军方的命令，”托夫特说，“我们写我们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来就像是正式文件，没有它谁也不能随意行动。我们不理会禁止把当地人员送进或送出日本的禁令，无论是在战争地区还是在整个被占领的日本，我们把成千名游击队员和间谍送进送出我们的训练和集结营地。”

这些秘密活动并没有完全逃脱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报局人员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为军方反情报部门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托夫特愤怒至极，他甚至有过一念之差，认真考虑过如何“溺毙”一名特别讨厌的、为威洛比工作的官员。在沮丧时刻，托夫特会说，麦克阿瑟有三个敌人：俄国人、中国人和北朝鲜人。“而我有四个敌人，”他说道，“那三个，再加上麦克阿瑟。”

偶尔，华盛顿派出的一些古怪人物也会闯入托夫特的领地。一个代号为“水牛”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在华盛顿被问道：“你愿意去杀掉（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吗？”“我今天就干。”据说他这么回答道，并动身去远东。“水牛”此人怀疑一切，以致他不愿接近任何一个一般的中央情报局办事处，哪怕是隐蔽极深的也不行。他坚持要“在皇宫墙附近，在日落时分”会见托夫特和其他官员。“水牛”的暗杀行动一旦成功，他将得到托夫特称之为“相当数量的一笔重赏”。但是显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水牛”在离开东京之后究竟干了些什么，中央情报局一直毫无所知。

在心理战方面，托夫特不仅设法损坏苏联在日本的名声，而且在此过程中为中央情报局赚了10.4万美元的收益。当时苏联的政策是鼓动日本左翼分子抵制麦克阿瑟的民主化进程，并使日本人民对于与美国结成过于亲密的同盟一事抱有疑惧。它暗示，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会在一场美苏战争中被毁灭。

1950年底，托夫特在宣传上出损招的机会来了。当时苏联人开始释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伯利亚“失踪”的千百名日本士兵。托夫特说：“日本左派新闻界对苏联温情脉脉，说苏联准备释放这些人是如何好心好意。”他感到这里另有打算。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除去司令部人员外，只是一个宪兵营。托夫特担心释放的战俘和日渐高涨的亲苏情绪，恐怕会给俄国人带来宣传上的好处。他同副手科尔韦尔·比尔斯商谈了反击行动，但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出于无心，威洛比倒给他们开了一个头。他手下一个人得到一本由一名日本上校保存的日记，这位上校曾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里度过了战后的年月，那是一段可怕的经历。“威洛比不知这日记有何用处，于是把它送到中央情报局开个玩笑。”托夫特说。托夫特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日记的译文，对比尔斯宣布说：“我们要进军电影界，我们要拍一部影片，描绘在俄国当战俘是怎么回事。”

在托夫特的催促下，麦克阿瑟取消了一道关于防止日本电影业在战后卷土重来的禁令。一项请求提交给了中央情报局，请他们提供一名电影导演和剧本作者。摄制组主要是同日本电影技术人员合作——但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在日本最北部岛屿北海道的茫茫雪原上建起了一个模拟俄国战俘营。托夫特订购了各种物品，还有四车皮的番茄酱，比尔斯问他为什么。“因为这将是一部前所未有最血淋淋的影片。”托夫特回答说。

果然如此。“当共产党企图破坏这部片子时，我就知道我们的路子对头，这部影片是对苏联人的绝佳揭露。日本电影界喜欢它，因为它使演员们和技术人员在长期歇业之后能重操旧业。观众喜欢它，因为它实在是部好片子。我们在20家日本电影院里同时推出，历数周而不衰，票房打破纪录。最后这部片子曾在700多家影院里上演，它引起了极大的义愤和反苏情绪。当我们增加映数时，中央情报局从中提取了10.4万美元收益，转交给了美国政府。”

一场更为传统的秘战行动正在按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进行着。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同时成立，它是负责美国破译密码和截听通信的机构。朝鲜战争最初几个月，国家安全局技术人员在截听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电报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人在“满洲”的指挥部与北京总部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是通过穿越黄海的一条电话电缆进行的，由于这条电缆的位置处于敌后，国家安全局无法进行窃听，于是国家安全局就向中央情报局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央情报局是否有办法破坏这条电缆，以迫使中国人使用无线电通信，以便进行监听？

托夫特在他早晨的电文往来中接到了这一询问（“一大早拆信最令人开心，因为你会收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事有凑巧，他正好对问题中的那条电缆之事略知一二，因为在战前，他在中国东北海岸有一所度假的房子。“这条电缆的入海处离我花园的篱笆大约600码远。更巧的是，这条电缆属于一家丹麦公司，即大北方电报公司。”经过认真调研后，托夫特设法在图上标出了这条电缆穿越黄海的走向和利于寻找的深度。他的情报来源甚至提出，把电缆切断的两个头分别扯开，这种破坏法是最厉害的一招。

几天之后，几艘“朝鲜渔船”在黄海会合了。电缆被抓钩拖上了海面，并被切断，分别由渔船拖拽住断头朝相反的方向驶去。不久，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员们就窃听并破译了在北朝鲜和“满洲”的中国部队与在北京的国防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

（无线电截听能力及其效果是美国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有鉴于此，外人很难准确评估托夫特断缆行动的作用。但是早期截获的一份电文引起了托夫特的注意，也使他非常开心。“北京总部警告战地指挥官说，有5万名敌军游击队散布于前线地带。我们实际上在那里只有1 200人，不会比这更多。”）

但是，中情局在朝鲜战争的作为中，没有任何其他行动比针对那艘运载医疗人员和供应品给中共的挪威船所采取的行动更为重要的了。

包括汉斯·托夫特在内，在东京没有人对“TP-披巾”行动表示很乐观。这艘船挂的是一个中立国的旗，出于明显的外交上的理由，美国不敢在公海上公然冒犯之。托夫特同海军方面商谈了此事，海军彬彬有礼地说，他们无能为力，即使是用无标志的秘密船只去干也不行。空军也不想冒险去搞一次秘密轰炸，因为这一袭击来自何方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托夫特到底还是说服了这两个军种在该艘货船北上之时保持对它的监视。一艘美国驱逐舰游弋在海平线之外跟踪这艘货船，并通过无线电向在东京的托夫特不断报告其位置。

托夫特明白，中央情报局总部授权他在“TP-披巾”行动上可动用100万美元而无须经过批准，这就说明华盛顿是十分认真对待此事的。在托夫特看来，一向手头很紧的中央情报局这次“慷慨解囊”，表明阻止这艘船“一定是一件先斩后奏类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东亚各站站长都聚集到东京托夫特这里，一起策划阻止该船的办法。那艘船一度像是要进入香港进行补给，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从厚木基地领取了爆炸品以及其他特种设备赶回香港，用托夫特的话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在英国当局鼻子底下搞一次破坏活动。”但是那艘船没有停，它继续北上。

托夫特知道时间紧迫。他能从远东空军那里弄到的，只是答应假如该船开进一个北朝鲜港口时轰炸这条船，尽管它挂着挪威旗。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联合国军控制着朝鲜之外的海域，如果该船停靠在“满洲”或华南某一个更合乎逻辑的目的地，远东空军就束手无策了。

托夫特扫视着地图，只发现了一个可能的截击点。他登上他的一架“民航运输队”飞机，飞往台湾去会见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他在滇缅公路打游击的日子里曾经会见过蒋介石。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与托夫特同行。所幸，蒋介石仍记得托夫特。当这位美籍丹麦人间谍大王请他协助这一胆大妄为的阴谋时，他也毫不迟疑。他召来了中国国民党的海岸警卫司令王某，说：“托夫特先生要什么就给什么。”

不久，一队国民党炮艇载着艾尔·考克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间谍出海了，他们在美国海军的通信导航下，在台湾正北截住了这艘货轮。在这场托夫特称之为“中央情报局指挥下极为周密的海盗行为”中，美国人一直待在甲板下面。台湾登船人员接过了货轮的指挥权，把挪威船员们单独囚禁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货物转移到他们自己船上。托夫特让台湾人把这些医疗物资作为战利品搬走。关于那些护士、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情况，他再也不曾听说过，也没有去考虑过他们的命运。现在，空空如也的货轮及其船员被允许继续航行，他们只知道是在公海上遭受了亚洲海盗的抢劫。“TP-披巾”行动大告成功。

在托夫特看来，“这一行动为整个中央情报局今后三至五年的预算提供了理由。由于使敌方的春季攻势推迟了三个月，此举拯救了大约7.5万个美国人的生命。等到中国人打来时，马修·李奇微将军已经有时间来组织他的炮兵阵地。中国人在发起进攻时，成千上万地被炮火横扫”。

托夫特退还了那100万美元。“我连一个子儿也用不着，蒋介石包办了一切。”若干年之后，他碰巧在曼哈顿一个航运界高级主管的私人午餐会机构“印度俱乐部”吃饭。两位海事律师正谈论着一项有关在远东发生的神秘事件的案例。他们谈论时，托夫特明白其中那条船正是他在1951年掠劫过的那条。他强忍住笑，一言不发。

汉斯·托夫特在亚洲以及其他间谍们在世界各地的赫赫功绩，给华盛顿带来了对中央情报局新的敬意。因此，朝鲜战争标志着中央情报局已经成长为美国政府中势力壮大的机构之一。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表明了中央情报局在三年之内发展势头之猛。1949年，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局”（秘密活动的代名词）总共302人，预算470万美元，有7个国外站。至1952年，“政策协调局”的实力已增加到2 812名直接雇员，外加3 142名“海外合同人员”（这是一伙包括从隐蔽很深的间谍到走狗打手之类的大杂烩），预算8 200万美元，有47个国外站。

中央情报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要归功于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飞扬跋扈和善弄权术。中国出兵干涉的辉煌胜利，使史密斯有机会甚至让麦克阿瑟无奈地接受了中情局在国家安全体制中的作用。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1951年1月史密斯拜访了麦克阿瑟。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是一个秘密，但是从那之后，麦克阿瑟再也没有干预过中央情报局在他辖区内的活动。

第十八章 麦帅解职

在被认可的杜鲁门编年传记（这一部是由总统亲自促成的）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描述成一位桀骜抗命的将军，他在1951年3月和4月的一系列公开言论都超出了可以容忍的限度，是在向政府当局的政策挑战。但麦克阿瑟的情报工作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就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威洛比在其颇为措辞尖刻的回忆录中曾指责说：“看来政府所有的所谓‘理由’都必定掩盖着更深一层的东西。”

威洛比所影射的，是指麦克阿瑟成了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里邪恶势力的牺牲品，甚至成了那些影响着杜鲁门和美国政策的隐蔽的共产党间谍的牺牲品。不过他无意之中触及了杜鲁门政府隐藏很深的一个秘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解职，并非因为他的公开言论，而是因为杜鲁门总统所不能容忍的一些外来的阴谋诡计。

麦克阿瑟丢官的真相在华盛顿鲜为人知。杜鲁门估计，反正“公开”的故事也足以说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有道理的。而且30多年之后，究竟政府中有谁知道哈里·杜鲁门为何罢麦克阿瑟的官，又有谁只知道公开的原因，这些都是不可能弄明白的。

导致麦克阿瑟后来垮台的因素埋藏于1947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之时。在朝鲜战争中，很少公开提到这一极端机密部门的存在。国家安全局负责使用精心研制的加密机器和其他设备来保护美国政府的通信不受侵害，并负责监听其他国家的通信情况，包括友邦和敌国。（国家安全局还有其他秘密任务。例如，在其警卫森严的建筑物里询问苏联集团的高级叛逃者。）

但是，无论为国家安全的理由多么堂皇，对友邦进行窃听总是一桩不光彩的事情。一直至20年代，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还大发雷霆：“君子不偷看对方信件。”这一信条在世界各国外交部和情报局早已是老掉牙了，各国只是缄口不谈截听通信之事，从而避免了相互间难堪的窘态。

1951年春，国家安全局在日本的主要监听站是在东京郊外的厚木空军基地，其主要任务是监听中国的通信。但是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人员们也定期监听各国常驻外交官向他们首都发回的电文。很多这类窃听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好奇心所促成的：那些外交官对他们外交部说的话，跟他们对驻东京的美国官员说的是不是一样呢？

技术人员进行实际的截听并破译这些电文，但是他们对所“听到”的东西并不进行分析。电文的抄件经由官僚阶层逐级上报，首先送到国家安全局的华盛顿总部。在朝鲜战争期间，该局占用的是阿林顿会堂几所东倒西歪的建筑物，这是华盛顿靠近弗吉尼亚郊区的一处陆军营地。然后电文送到情报界指定的官员、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截听这件事本身是严格加以保密的，甚至那些使用截听情报的单位也是如此。有时，这些截听来的情报还要伪装成来自其他来源。

1951年，在东京被监听的外国使馆中有两个国家，它们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都由右翼独裁者执政，使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这两国颇有好感。1951年3月中旬，杜鲁门总统收到一份从西班牙、葡萄牙驻东京外交官那里截听来的电文，其中他们向上司汇报了他们同麦克阿瑟将军的谈话。谈话的要点是：这位将军满怀信心，他能够把朝鲜战争转化为一场大规模冲突，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中共问题”。麦克阿瑟希望，假如此事发生，葡萄牙或西班牙不要感到惊慌；苏联要么是置身事外，要么就面临灭顶之灾。

杜鲁门及其三四位亲信顾问看到了截听的电文。电文的大意（如果不是全文的话）转给了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主任保罗·尼采及其副手查尔斯·伯顿·马歇尔正努力制定一项结束战争的政策。

杜鲁门读到这些电文时，下腭紧绷，拍案而起。他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他语调平缓，说明他正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杜鲁门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麦克阿瑟必须革职。尽管他向华盛顿保证他将从命，但他告诉外国政府他压根就不打算这样做，而是要继续逐步打破“政治性限制”，直至他迫使美国投入一场他所认为是必要的更大规模的战争。

由于消息来源不能公开，杜鲁门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公开使用之。美国在1951年又不打算承认它对友好国家进行了窃听。所以，麦克阿瑟撤职的问题，还得靠别的途径，靠他的公开言论，而这是多之又多的。

杜鲁门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限制。要是他能够透露麦克阿瑟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谈话，麦克阿瑟马上就会彻底完蛋。美国人也许能够接受麦克阿瑟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以此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背地里图谋推翻政策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这样，杜鲁门便陷于颇具讽刺意味的境地。就在麦克阿瑟抱怨华盛顿强迫他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他也从这种局面中获益匪浅：杜鲁门决定行动，但是白宫除了对麦克阿瑟也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外别无选择。

麦克阿瑟大胆妄言

麦克阿瑟的倒霉之处在于，他的公开言论给杜鲁门罢他的官提供了充分的根据，甚至不需要利用截听通信所得的材料。假如麦克阿瑟意识到华盛顿对于他的批评言辞十分敏感的话（他理应如此，尤其是在杜鲁门1950年12月6日给他下达封口令之后），那么他在1951年3月初开始的一系列公开言论完全是自取灭亡，好像是在试探他到底能走多远。嫉妒可能也是一个动机。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曾发过牢骚说如果没有增援力量，他就无法守住朝鲜；但李奇微上任之后部队并未得到额外补充，然而却成功地向前推进了，这同麦克阿瑟在11月至12月所造成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点就连外行也能看出来。

因此，麦克阿瑟开始中伤李奇微及其“拉锯战”。他对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只要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仍然不受打击，那么靠在朝鲜杀死中国人，不管杀死多少，也无法停止红色中国在亚洲的侵略。”他好像不能理解李奇微的战略是要建立并坚守住一条防御战线，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谈判的第一步。他毫不理会华盛顿反复申明的“政策业已确定”的说法，却多次要求“在最高国际级别上”做出下一步应该如何行事的决定。

1951年3月15日，亦即杜鲁门在给媒体的声明中对越过三八线有意含糊其词的那一天，麦克阿瑟把他的批评意见扩大到了他私下的小圈子之外。他在向美联社社长休·贝利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批评说，停止第8集团军向三八线挺进的做法，损害了“我们完成统一朝鲜的使命”。艾奇逊评论说：“他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这不是他的任务。”

九天之后，麦克阿瑟又进行了新的表演，艾奇逊称之为“对政府行动的一个重大破坏”。第8集团军成功挺进并几乎打到三八线附近，这使政府相信，要进行一次新的和平努力，此乃吉日良辰。战前态势实际上已经恢复，第8集团军在实力上同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几乎旗鼓相当，现在联合国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讨价还价了。杜鲁门认为：“现在即便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其程度至少同我们一样）也该停止战斗了。”

但是应当向中国人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有关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一项可供总统发表的公开声明；二是一项秘密共识，即美国在谈判中将接受什么或可以讨论什么。在政治上，美国政府希望其和平行动得到盟国与中立国的支持。在军事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1950年12月以来第8集团军处境的改善，可使美国进行更强硬的讨价还价。但是，在乔治·马歇尔暂时生病期间代理国防部长的罗伯特·洛维特对此并不完全赞成。他在向艾奇逊转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更强硬的讨价还价”的备忘录时，表示“总的同意”，但又补充说，如能把台湾问题和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也囊括到正在考虑的解决条件中去将是“适宜的”。（人们应记得，在12月时，中国曾坚持把上述问题列入谈判议题，却遭到美国的拒绝。一个月后联合国推动和平谈判时，艾奇逊并不反对把它们作为谈判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意任何一点。有鉴于此，中国人拒绝了联合国的和谈方案。中国人的行为使艾奇逊确信北京还不准备进行谈判。）

1951年3月19日，艾奇逊·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聚在一起审查所提出的公开声明草稿。他们决定通知麦克阿瑟关于这份即将发表的总统声明，并请他提出意见。杜鲁门正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的小白宫度假，他批准了这一声明。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去一份电报：

国务院正草拟一项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已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线并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你应有什么样的授权才能在以后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提出建议。

麦克阿瑟3月21日的回电，实际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提出建议的要求不予理睬。他再次抱怨对他部队的限制，“使其根本无法去扫清北朝鲜，或者不能做出可观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说他现有的指令很适合当时的局面。

随后几天中，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们又仔细推敲了拟议的总统声明，并同那些在朝鲜派有部队的国家其驻华盛顿的使节们审查了这项声明。声明没有做出让步，也没有理睬中共以前作为会谈准则而提出的那些条件，但是它的确提出了一些不受约束的外交辞令：“联军指挥部准备着手做出安排，以终止并保证不再发生战斗……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它还间接表示愿意讨论北京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将大大地减轻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也将开辟途径，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从外交上讲，这些话对于谈判来说是完美开端的第一步。它并没有事先做出让步，但确实为实际谈判中的让步提供了可能。

杜鲁门评论说：“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一项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表达我们和平解决意愿的建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

三天之后，正当国务院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谈声明文稿时，麦克阿瑟自己向敌方发出了和谈呼吁，给总统来了个釜底抽薪。“要是他是存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研究报告说，“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简直再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办法来激怒总统了。”

尽管麦克阿瑟后来佯作无辜地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例行公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完全清楚，以中国人的自尊心，他们会把他的“和平倡议”理解为鼓动继续进行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麦克阿瑟的声明事先未送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又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打招呼，就捅给了报界。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夸大了。他说：“即使在联合国部队的活动目前受到限制，而且相应的军事优势属于红色中国的条件之下，事实还是表明，它靠武力是完全不能完成对朝鲜的征服的。”（麦克阿瑟在过去几个月里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复说的却是另一回事。）他向中国人提出的是一项最后通牒，而不是谈判：

敌方……现在一定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不再施行它把战争局限在朝鲜的宽容做法，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其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么红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然而，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之内，毋庸赘言的是，我准备随时和敌军总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任何军事手段，以此将有可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而无须继续流血。联合国的这一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正如人们所料，麦克阿瑟后来否认了任何失措之举。他被免职之后在参院听证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发布的公告只不过是每个战地司令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的那种公告，通过这一公告，可以同对方总司令协商，寻求结束双方敌对行动的途径。”但是他不知道即将向联合国盟国分发的那份国务院倡议吗？“是的，我收到了那样一份电报。但是无论如何，它同我的声明毫无关系……我在3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看不出有什么异乎寻常、旁门左道或是不妥当的地方。”

在证词中，麦克阿瑟没有搞躲躲闪闪——他是彻头彻尾地撒谎。这一年晚些时候，麦克阿瑟在对美国退伍军团的一次友好集会讲话时自夸说，他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阴谋”之一。他把艾奇逊的和平行动看成是一次出卖，是一项能结束战争而没有胜利的政治行动，并会给美国和南朝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副官考特尼·惠特尼看来，提出讨论台湾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洛维特备忘录，证明了“一种邪恶因素正在发挥作用……一个已经深入政府高层集团的阴谋计划”。但是说来奇怪，记载表明，直至3月30日，即麦克阿瑟的声明打乱了和平倡议的六天之后，麦克阿瑟甚至根本未被告知这一转变。另一些忠于麦克阿瑟的人有他们自己“马后炮”式的解释。威洛比将军提出一个不太靠谱的论点：麦克阿瑟实际上是在用“巧妙的心理战”来补充华盛顿的和平倡议，旨在“支持即将在联合国内发动的和平攻势”。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另有高论，他力图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军事行动”。他是以“一名司令官的权力”发表这一声明的，而且表示的是“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局部观点”。

不论理由如何，麦克阿瑟的这次挑战已经是够过分的了。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来说，他的声明——

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总统拿出一样东西来提请他们注意，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取得一致行动。但这一过程还未做完，战地司令官又提出来一个建议，使总统处理事态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的领导能力失信于人。

在杜鲁门看来，由谁来主管美国对外政策这个问题，远比麦克阿瑟的“檄文”（挪威大使向国务院询问美国人在搞什么名堂时所用的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风波更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再次公然违抗三军总司令，即美国总统的政策。”

有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电报已经使麦克阿瑟的罢官不可避免。而现在，哈里·杜鲁门有了一个可以公开利用的佐证。

华盛顿勃然大怒

华盛顿时间3月23日晚，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听到了麦克阿瑟的和谈声明，立即同迪安·腊斯克以及国务院的卢修斯·巴特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一起来到迪安·艾奇逊家中，会议直至次日凌晨1时。艾奇逊谈起同洛维特开的这次会议时说：“罗伯特在压力来临时，通常都是妙语连珠、乐观通达的……但是那天晚上，他全无幽默感。他简直是暴怒欲狂，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麦克阿瑟将军必须撤职，而且是立即撤职。” 艾奇逊认为洛维特的情绪是“一时勃然大怒”，并不反映五角大楼的一贯想法。“我十分相信，到了第二天早上，大部分的怒气就会烟消云散。”

其实艾奇逊自己也是心潮难平，他觉得和平倡议本来是可以促使中国人做出积极反应的。若干年之后，他仍是愤怒不已，他说：“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他发表的……（声明里面的）东西简直使人根本不可能接受谈判的提议。”联合国的盟国们认为这种局面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谁在主管美国政府。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是有意在搞花样，但是也得有理由来让他们相信这一点”。

麦克阿瑟仍不甘寂寞。当时他的“和平”电报仍然在华盛顿辗转传送着，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在一次视察战场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越过三八线没有什么不良后果；空军可以随心所欲地过去；地面部队以前也跨越过，而且还将跨越它；这个问题“过去已充分讨论过而且已经解决了”。艾奇逊把这种说法称为“五雷轰顶”。

但是政府应当作何反应呢？杜鲁门最初的反应好像是不能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抱怨说，他“同麦克阿瑟打交道的经历糟糕透顶”，此人在他准备发表声明之前“就抢先起跑”。杜鲁门说，这是一次“对总司令不忠的行动”。

华盛顿时间3月24日，即麦克阿瑟“和平”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杜鲁门会见了艾奇逊、洛维特和腊斯克。大家一致认为，去年12月6日关于禁止发表对外政策声明的那道命令是明白无误的，而他已经违反了这道命令。大家的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已经令自己面临军法处置，而他可能对此求之不得，因为他高自标树，也认为有机会把事闹得满城风雨。杜鲁门的一位挚友说，总统没有认真考虑以军法处置麦克阿瑟的可能性。此人还说：“麦克阿瑟已经把自己折腾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把他塑造成烈士。”杜鲁门在3月24日的确决定采取一项合乎法规的做法，即给麦克阿瑟一个明白的信号：总统认为他是抗命不从。在艾奇逊的建议下，杜鲁门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这位将军发去一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电报，提醒他注意去年12月6日的命令，并指示说，如果共军领导人“在战场上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并等待命令”。（后来在这一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麦克阿瑟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他没有把这封电文当作是对他的“训斥”，从来没有将其与他3月24日要求与敌方谈判的声明联系起来。）

后来几天中，尽管有杜鲁门的提醒，但麦克阿瑟继续在干扰政府的政策。在同《伦敦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马丁中将谈话时，麦克阿瑟断言他的部队“被束缚在一张人为的罗网之中”，他在的军事生涯中“第一次发现是在打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在三八线问题上，是政客们侵犯了军人的职权范围。“如果不谈及士兵们的生命，这是十分荒谬的。”麦克阿瑟暗示他所辖部队每月6 000至7 000人的损失是在白白地送死和受伤。“如果这些损失，甚至更大的损失是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付出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那我们将随时准备接受它。”在另一个访谈中（该访谈是在早些时候，却在周末发表，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商讨如何处置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答复了《自由人》的提问。该刊编辑援引一条消息说，韩国政府因为缺少装备正在遣散新兵，并问麦克阿瑟为何美国政府不提供装备。麦克阿瑟答道，这个问题“牵涉到本人权限以外的基本政治决定”。麦克阿瑟在扯谎，他在1月6日建议美国不要向“韩国青年军”提供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们捡起了麦克阿瑟这个题目。密歇根州的霍默·弗格森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去问麦克阿瑟这场战争应当如何进行。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达夫说，“某一个掌权的人物”应当决定政策，“而其余的人应当遵循这一政策”。

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的表现“带有哗众取宠的特征”。杜鲁门颇有历史感的头脑把他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相提并论。麦克莱伦对战争应当怎么打有自己的一定之见，如果林肯给他下了一道他所不中意的命令，他就不予理睬。同林肯一样，杜鲁门对将军“想起来就心烦”，然后把他解了职。

公开的导火线是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的一封信，那是在他毁掉和谈声明的四天之前。2月12日，众院共和党领袖、众议员约瑟夫·马丁在众院的一次发言中说，他认为不在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简直是“愚蠢透顶”。他把发言稿寄给了麦克阿瑟，并请他发表意见。4月5日，马丁在一次众院发言中宣读了麦克阿瑟的回信：

8日来函给我转来你2月12日的演讲稿，不胜感谢。我以莫大的兴趣阅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消逝了，而你的锋芒却未减当年。

关于红色中国进入朝鲜与我方作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阐述并呈交给华盛顿。总的来说，大家都知道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大的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关于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传统。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是，有些人难以认识到，共产党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而我们对由此引起的战场问题却展开了争论；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从而维护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是在通讯社报道马丁的众院演讲时，第一次听到麦克阿瑟的信函。他满腔怒火地看完了这份文稿。关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人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足以把麦克阿瑟解职。麦克阿瑟早已被清楚地告知，政府为何不能利用国民党，而且仅仅在八个月之前他是赞成这一决定的。后来等他改变了意见并要求使用国民党军队时，他被告知，政府的政策已经确定。杜鲁门认为，“所以，在赞许马丁先生合乎逻辑和传统的立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我的政策是不合乎逻辑和违背传统的”。

这位总统把信的最后一段叫作“真正的绝妙高论”。这一段表明，麦克阿瑟要么是不理解，要么就是不想接受美国要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存在的决心。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讽刺地写道：“我不了解这位将军通过什么情报途径，得知共产党人决定把力量集中在亚洲，更明确地说是集中在他的管辖区。”使杜鲁门感到震惊的是，麦克阿瑟竟然漠视“为遏制在伊朗、希腊和柏林的共产主义狂潮”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许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在怎样大力地想阻挠西欧联合战线的出现”。杜鲁门不喜欢麦克阿瑟“对我们的外交努力所做的轻蔑性评论”，以及所谓“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一华而不实的说法。

杜鲁门当晚的日记中，充溢着对麦克阿瑟其人的憎恶——除此之外，别无他词可以表达这层意思。“麦克阿瑟已经使他自己成为争议的中心，无论是在公众生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 他接着又概述了这位将军的私生活：“他总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有过两个老婆——一个是他在42岁时娶的社交名媛，另一个是他50多岁时离婚后娶的田纳西姑娘。”杜鲁门几乎要把所有的争议都加在麦克阿瑟头上。

第二天，即4月6日星期五上午，杜鲁门把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召到他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应当如何处置麦克阿瑟。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布雷德利将军是“愤怒至极”，“他和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说我应当立即将麦克阿瑟解职”。实际上，哈里曼认为杜鲁门早在两年前就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当时是1949年春天，据称他因东京公务缠身而不能回国进行磋商。哈里曼还回顾了当时杜鲁门不得不派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前往东京去阻止麦克阿瑟支持日本国会的一项经济法案，这一法案同占领政策是直接相悖的。

至于艾奇逊——

关于应该怎么做，我自己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十分清楚，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只有把麦克阿瑟将军解职才能解决。但是我同样也很清楚，不论总统怎么干，他都应当得到他所有军职和文职顾问们的一致支持。如果他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就有可能发生比不采取行动时更大的麻烦。但是……必须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战线，无论如何不能出现裂痕。

马歇尔建议要谨慎从事、三思而行。他告诫杜鲁门，麦克阿瑟的解职可能会给从国会取得军事拨款造成更多困难。

至于布雷德利，则主要考虑军纪问题。他认为麦克阿瑟的行为是“抗命不从的典型例子”，理应解除这位将军的指挥权。但是他认为要慎重考虑，在提出建议之前最好先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麦克阿瑟在职业军官之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但是美国正规陆军更尊重指挥权，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将会减弱麦克阿瑟在军界的支持者们的反应。

以前当过律师的艾奇逊总结了这一讨论。他也认为，杜鲁门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希望这一解职看起来像是一位意气用事的总统所采取的鲁莽行动。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你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会引起你任总统期间最激烈的一场斗争。”

杜鲁门告诉助手们“聚在一起好好谈谈，然后拿回一个报告来”。在杜鲁门看来，马丁信件并不是主要问题，麦克阿瑟彻底搞糟了和平倡议，这是“不可饶恕的”。

这个星期五的下午，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在艾奇逊的办公室开会。马歇尔很紧张。在军界，众所周知他是一个不欣赏麦克阿瑟的人，但他不想出来带头反对麦克阿瑟。他建议以磋商的名义把麦克阿瑟召回国，任何最后决定都推迟至那时再说。艾奇逊坚决反对这一意见。“我看这是通向灾难之路。”他说。共和党右翼利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来打头阵反对政府，他们还着手以极为笨拙的方式弹劾总统（由参议员惠里搁错地方的备忘录里泄露出来了），这使艾奇逊相信，“他们对宪法程序的忠诚程度至多是表面文章”。麦克阿瑟逢场作戏的本领使艾奇逊谨小慎微。“让他在握有全权时回国，而且他的前途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这不仅会损害总统的决策自由，还很可能严重危及麦克阿瑟自己的前途。”杜鲁门特别希望马歇尔站在他一边，所以在马歇尔离开之前，总统建议他去看看从战争开始以来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往来的电报。

当晚，杜鲁门在日记中再次评论这位将军说：“麦克阿瑟通过乔·马丁又扔了一颗政治炸弹……这看来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极端的抗命不从。”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去年夏天对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讲话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他为“见麦克阿瑟并达成面对面的谅解”所做的威克岛之行只是一笔带过。他接着写道：“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们在远东的大将军必须召回。（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未表示任何意见，未告知他们我已做出的决定。”

在这个周末，对着麦克阿瑟的钳口收紧了。在星期六的一次会上，马歇尔对总统说，他已经看了那些往来电报，并得出了结论：“麦克阿瑟早在两年以前就应该革职。”杜鲁门把众院议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萨姆·雷伯恩，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召到白宫。从杜鲁门在国会的那些年代起，这两位就一直受到信赖，是杜鲁门政治上和个人的朋友。“我们谈了很长时间，首席大法官劝告要谨慎，”杜鲁门说，“他说美国总统的权威岌岌可危。……他们说我必须十分认真地估量形势，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雷伯恩担心的是政治方面。”

他们走后，杜鲁门拿出关于美国历史的书来，他再次阅读了关于林肯同麦克莱伦将军发生的问题。一个特别使他感到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林肯在麦克莱伦就政治问题品头评足时如何对付他的。这故事说，有人问林肯，他将如何回应这位将军。“没什么，但是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的马直踢后腿，还把他的脚卡在马镫里，于是这个人就对马说：‘要是你还继续踢下去，我可就要下马了。’”

星期天下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位于白宫对面、波托马克河那一边的五角大楼办公室里举行了酝酿会。麦克阿瑟实际上受到了由他的侪辈组成的陪审团的审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谋长们刚刚决定要大大扩展麦克阿瑟的权力，并正有待总统批准，而现在他们又要讨论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命运。4月4日，即马丁披露麦克阿瑟信件的前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作为紧急事务”来讨论对待盟国的方法，以判断他们是不是愿意“支持美国对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的行动”。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海军上将主张草案要更为强硬，指出“必须做好准备”以攻击大陆，而不是“继续考虑”这些行动。用五角大楼的官方语言来说，谢尔曼的修改意见（已被其他各位参谋长所接受）即是说，空军和海军应当开始集结人力和装备以攻击特定的目标。

接着，4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关于苏联可能进行干涉的情报警告做出了回应，他们批准了一项命令草稿，授权麦克阿瑟在联合国军受到重大空中袭击时，可袭击在“满洲”及其附近的中国空军基地。此后几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一草案得到了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杜鲁门的批准。按照正常程序，下一步就该把这一命令草稿送交麦克阿瑟以作应急计划之用，但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纠葛干扰了这一进程。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扣发这一命令，甚至不让麦克阿瑟知道有此命令存在。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说明这一决定的备忘录中，布雷德利写下了最厉害的诅咒麦克阿瑟的话。他说，这一命令没有发送给麦克阿瑟，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恐怕他会“操之过急来付诸实施”。

布雷德利将军对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一事有一点缩手缩脚。在星期日的会议之前，他建议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写一封私人信函，指出他的公开言论使总统被迫采取行动。布雷德利和马歇尔后来一同起草了给麦克阿瑟的信件。

星期日下午2时，参谋长们来到布雷德利办公室围桌而坐，他们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参谋长谢尔曼、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他们第一次得知了布雷德利所说的“麦克阿瑟问题”的严重程度。布雷德利说，总统正在考虑撤换麦克阿瑟，马歇尔部长希望得到参谋长们“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的意见”。尽管杜鲁门并不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很欢迎这个机会来对付麦克阿瑟的。布雷德利的副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上校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老早以前——早在2月或1月，而且是出自军事而不是政治的理由，就在任何事情上对麦克阿瑟都不抱幻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抱怨涉及：麦克阿瑟指挥失当（分兵两路，以及发动11月的攻势时情报缺失）；对自己和他的部队丧失信心；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意气用事、怨天尤人”；嫉妒李奇微稳定战局的功绩。当天的讨论集中于麦克阿瑟对政府政策的攻击，而不是他战场上的表现。

讨论进行了大约两小时。这次会议没有留下正式记录（这里的描述是基于柯林斯的回忆录以及谢尔曼的一份备忘录），但是参谋长们一开始就达成一致意见，即麦克阿瑟必须离职。他们还讨论了一项保留面子的姿态，即允许他保留驻日本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参谋长们知道这是麦克阿瑟最为钟爱的职位。但是由于日本和朝鲜的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这一战区不能由两位司令官来领导。最后，参谋长们认为，麦克阿瑟必须解职，马修·李奇微是接任者的最佳人选。

到了4时，参谋长们（柯林斯描述说，这是一帮“沮丧却又冷静的人”）下楼来到走廊，前往马歇尔的办公室。这里的环境是华盛顿的胜景之一。马歇尔坐在一张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后面，这是几十年前约翰·潘兴将军在陆军部时期存留下来的。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弗吉尼亚一侧波托马克河青翠的河岸，再过去便是白宫、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这一胜景环抱着一名职业军人必须对之做出回答的那些机构，即总统、国会，以及乔治·华盛顿的军事传统。

马歇尔自春天以来一直身患流感，他今天仍呼哧直喘。他感觉到了那项即将提出的裁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会欢迎这一裁决，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被看作是对他所奉献一生的这一职业的侮辱。参谋长们也没有任何人欣赏即将来临的这件事。他们每个人都是军官，都对“解除指挥权”的字眼感到羞耻。柯林斯说得好：“要参与对一位杰出战士的免职，这实非一件易事。”

马歇尔直截了当地问每一位参谋长应当如何处置麦克阿瑟。每人都在表态之前说自己“只是从军事的观点”说话，谁也不想让政治来掺和这一过程。谢尔曼认为，如果美国要想成功地限制在朝鲜的冲突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可以信任和可以依赖的司令官”。柯林斯相信，总统“完全应该有这样一位战地司令官，他的观点同他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为一致，他更能够听命于作为总司令的总统的意志”。范登堡未表示异议。

他们并未进行正式表决。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提议麦克阿瑟应当解职，他们只是向马歇尔表示他们的观点以传达给白宫。他们反对麦克阿瑟的理由有两点：总统（以及他们自己）需要能够完全信赖的下属司令官；文职人员掌管军事大权的原则。几周之后在参院作证时，布雷德利概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想法。鉴于麦克阿瑟“不完全赞成”政府在远东的政策，“这就很难由他来执行既定计划……”布雷德利继续说：

为了军事上的成功，我们经常坚持这一条：每当上级对一名下级完全失去信任时，无论这种丧失信任是否在事实上有充分理由，这名下级也必须被撤换掉。……

在目前这个例子中，没有多少证据表明麦克阿瑟曾经拒不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任何直接命令，或者对命令采取相反的行动。但是，每当麦克阿瑟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命令，或者他不赞成必须遵循的基本政策时，他就把此问题公之于众。这样做有时就泄露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不打算做的事情，造成相当困窘的局面，而且也让人不能信任麦克阿瑟对于今后行动的态度，如果这些行动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话。这一切都使公众对军方的领导能力产生怀疑、困惑和不确定感，而现在正是非常需要人们相信军方领导能力的时候。

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时时表达他们坚定的信念：军方必须一直处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这次事件中，他们都十分忧虑，如果麦克阿瑟不解职的话，很多人会指责说：文职政府不再控制军方了。

职业军方宣告了一个相当于有罪的判决，其中有一句话等于就是处以极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应被革除指挥权，返回国内。

总统做出决定

椭圆形办公室是美国总统进行繁重工作的地方。这间特大型屋子位于白宫西侧后面，天花板直至地板的落地大门正对着玫瑰园。总统办公桌正在U形屋子的后部。这间办公室没有让杜鲁门畏首畏尾。在他占用这间屋子之初，他就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责无旁贷。”

星期一上午9时，这个“责任”就是麦克阿瑟问题。布雷德利带了头，他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麦克阿瑟应该解职。（布雷德利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的观点，也没有人问起他。在春季晚些时候举行的参院听证会上，他说他已经“以不表示反对，表明了赞成”。）哪儿都没有犹豫踟蹰。马歇尔希望麦克阿瑟下台；艾奇逊和哈里曼“非常强调”他应该撤职；未等每一位顾问都表态，杜鲁门就透露他已经下了决心。在看到麦克阿瑟3月24日声明之后，杜鲁门很快就决定了，这位将军必须撤职。

讨论转向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告诉麦克阿瑟他已被解职。艾奇逊认为，“通过军方渠道来发送通知是不明智的，这将让他的司令部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解职的。这对麦克阿瑟将军将是一种奇耻大辱。……”

事有凑巧，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正在远东视察，而且这一天他正好在朝鲜。杜鲁门命令把撤职通知发给佩斯，他将于4月12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4月11日晚10时）在东京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家中当面递交给他。这里牵涉到两套消息：一套是致麦克阿瑟、李奇微和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的正式军事调动命令，范佛里特将军将接替李奇微出任第8集团军司令；另一套是白宫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将准备的公开解释性声明，一俟麦克阿瑟得到他已解职的通知时即公开发表。

4月10日星期二下午大约3时，杜鲁门收到并签署了解职令。他把解职令交给艾奇逊，让他发给正在釜山的约翰·穆乔大使，并指示他递交给正同李奇微一起在前线的佩斯部长。有关此事的每一个人都宣誓要严守秘密。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和公共关系原因，如果一位深孚众望的战地司令官必须解职，那么其礼仪也必须恰如其分。

由于无法追究的过失，政府的计划破产了。国务院向釜山发出的电报使用的是商业电报设备。由于线路出了毛病，第一份致佩斯部长的电报根本就没有送达。当时东京的一个消息提供者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说，麦克阿瑟将要被解职了。这家报纸驻华盛顿记者沃尔特·特罗安着手来负责这个报道。“敏感部位的一些试探暴露了白宫的意图。”他写道。他让《芝加哥论坛报》驻五角大楼记者劳埃德·诺曼在那里核实这一消息。“我开始准备去对付约瑟夫·肖特，”特罗安写道，“但是没有什么好对付的，因为肖特——他人挺好，而且完全忠于杜鲁门——明显的惊慌失措证实了这一消息。”杜鲁门的助手小乔治·艾尔西承认，那天晚上在白宫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惊慌。有些人担心麦克阿瑟可能会得到（解职的）风声……他可能会做出哗众取宠的姿态。有谣传说，他准备去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电台。有的人怀疑他将发表一个收买人心的声明来辞职。白宫实际上已经是……我很抱歉这样说，惊慌失措了，因为怕他可能抢在前头”。

白宫不希望关于麦克阿瑟解职的第一条消息通过一家不甚友好的报纸发表出去，于是决定在4月11日凌晨1时公布这一消息。（具讽刺意味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爆料者对他的独家消息失去了信心，让报社撤下这条消息。这样，《芝加哥论坛报》的“抢先报道”就没能在白宫公告之前见报。）

约瑟夫·肖特散发了文件。第一份是杜鲁门的正式声明：他“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麦克阿瑟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基于美国宪法赋予他的责任和联合国特别委托他的责任，他免去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并任命马修·李奇微接替之。总统接着说：

对于国家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讨论是我们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制度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各军事司令官必须遵守由我国法律与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在危急时期，这种考虑尤其必要。

杜鲁门承认，麦克阿瑟“作为我国最伟大的司令官之一的历史地位已经得到充分的确立”，国家应当感谢他的贡献。“因此，我为我对他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再次深表遗憾。”

这样，麦克阿瑟的解职就在深夜时分宣布了，尽管这并不是白宫的过错。而且其方式之匆忙紧张，使这一行动看起来更像是一桩有失体面的交易，而不是一位总统所做的决定，这位总统已决定坚定不移地反对一位军事巨人——这位巨人的声望（如果不是他的军阶的话）比杜鲁门领先整整20年。

佩斯接到命令

由于那份没有送达的电报，以及《芝加哥论坛报》走漏消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在麦克阿瑟解职一事中的作用就成了一场喜歌剧的场侧灯光。佩斯甚至连见麦克阿瑟都感到畏畏缩缩，尽管现在他是麦克阿瑟名义上的上司。“我必须记住，当他是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时候，我还在宾夕法尼亚波茨敦希尔学校（一所预科学校）里呢。”佩斯并不清楚在华盛顿围绕麦克阿瑟掀起的轩然大波，所以他在东京的第一天收到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一份电报时感到大惑不解。电报说：“这一点明白无误——重复一遍，这一点明白无误：你将前往朝鲜，并留在那里，等我的消息。马歇尔。”

佩斯回忆说：“电报没有说是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年。”于是他就告别了东道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并飞往朝鲜。在那里，马修·李奇微带着他去视察战场和战地医院，并飞临了敌军前线。第二天晚上，佩斯正在一个指挥所里打瞌睡，冰雹击打着房顶，这时他接到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将军的电话。艾伦读了马歇尔发来的电报：“我的第8743号电文无效。你通知马修·李奇微将军，现在他是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接替已被解职的麦克阿瑟将军。你将前往东京，协助李奇微将军接受指挥权……马歇尔。”

大感震惊的佩斯回答说：“你最好再念一遍，利文。我可不想这么念一遍就把麦克阿瑟将军给解职了。”艾伦把电报又念了一遍。

佩斯意识到他已经被突然推到一个敏感微妙的形势之中。他不动声色地请李奇微到指挥所外面进行一次私下谈话。冰雹仍在下着。佩斯朝外迈了几步，瞧着李奇微胸口挂着的手榴弹说：“马特，把这些该死的手榴弹拿掉。假如有一颗冰雹打中它们，就不会有陆军部长和朝鲜司令官了。”

为了保密起见，他们走了几十码，来到一处朝鲜墓地。佩斯把他从艾伦将军那里听到的消息告诉了李奇微。

“我无法相信，部长先生。”李奇微说。

“我也无法相信，所以我要再重复一遍，”佩斯回答说，“现在你是最高司令。现在我们去取那份我不必执行的电报。”

几个小时之后，佩斯终于收到了第一份电报的一份抄件。电报说：“你将前往东京，通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已被解除指挥权。”

佩斯在私下感到宽慰：他不必承担亲自去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重任了。他回到华盛顿后告诉朋友们说，去解除麦克阿瑟职务，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他接着说：“我可以征用第一架飞机飞往东京。几个小时以后到了那里，我就直接前往麦克阿瑟的总部。我可以把门铃一按，把解职令往门口一塞，然后拼命跑掉。”

麦克阿瑟接到通知

然而，麦克阿瑟却以可能是最糟糕的方式得知，他的戎马生涯已毁于一旦。对于华盛顿的不满以及他可能会遇到的麻烦，麦克阿瑟并非全然不知。他的政治事务官员威廉·西博尔德写道，在东京，“有关麦克阿瑟同政府‘公开破裂’的新闻报道泛滥成灾”。显然，这些传闻导致了《芝加哥论坛报》那次夭折了的独家新闻。

但是这些谣言并未传进麦克阿瑟的大本营。他早晨仍在第一大厦的办公室里阅读前线发来的例行电报。几天之前，早春的第一丝暖意来到了东京，花丛中嫩芽绽生，预示着冬天严寒的结束。但是4月11日这天，一早就浓云密布、细雨霏霏，给吉田茂首相一年一度的午后游园会带来了不便。麦克阿瑟的座机驾驶员西德尼·赫夫上校的妻子凯拉·赫夫感到烦恼。“哎呀！”她惊叫道，“为什么一到首相游园会这一天就偏要下雨呢？”

赫夫不太关心这些。他接到了一位记者朋友打来的电话。“你一定要听一听3点钟的广播，”这位记者说，“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将要谈谈麦克阿瑟的辞职问题。”

赫夫大吃一惊，他想打电话给麦克阿瑟，但他知道将军正在款待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经理威廉·斯特恩斯。麦克阿瑟不会丢下客人来接这个电话的，于是赫夫留下一个口信让麦克阿瑟夫人尽快给他回一个电话。

然后赫夫打开了收音机。开始的新闻广播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到了最后，播音员说：“下面请听一项重要声明。”过了一会儿，赫夫听到了华盛顿的一则简讯：麦克阿瑟已被解除所有指挥权。

赫夫还未来得及体会这则新闻的意思，电话铃响了，是麦克阿瑟夫人打来的。“是你打过电话吗，锡德？”她问道。

“是的，这事很重要。我刚才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华盛顿简讯，说将军已被解除所有指挥权。”

“等一等，”麦克阿瑟夫人说，“再说一遍，锡德。将军正在这儿。”这一回，赫夫很慢地重复了这条新闻，这样她就可以把准确的原话传达给麦克阿瑟。

出现了一段沉默。“好，锡德，”麦克阿瑟夫人说，“谢谢你打电话。”

几分钟过后，通信团的一名通信员给赫夫送来了一份装在一个棕色小信封中的致麦克阿瑟的“重要电报”。赫夫开着汽车来到使馆大院，停好车子，走过十几名等候在门前的新闻记者跟前。“有什么消息？”其中一位喊道，“他得到这消息了吗？”

赫夫举了举信封。“这个大概就是。”他说。他穿过宽敞的接待厅，这里挂着鲜艳的旗帜，标志着将军昔日的权力。他走上楼梯来到麦克阿瑟卧室门口，麦克阿瑟夫人在那里见了他。

“这就是。”他说，递过去那个信封。“我能做些什么？”

没有，没有什么可做的。琼·麦克阿瑟面容严峻，泪水满颊，她把那个棕色信封交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打开信封，目光匆匆扫过里面的信纸。然后他拥抱着她说：“珍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病态的总统？

4月12日李奇微将军抵达东京接受指挥权时，麦克阿瑟请他来做一次私下谈话。李奇微一言不发，惊讶地听着麦克阿瑟关于他被解职一事的离奇理论。

麦克阿瑟宣称，有一位“杰出的医学界人士”曾告诉他，“总统患了恶性高血压”，而此人又是从杜鲁门的私人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将军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疾病具有脑子糊涂和思想混乱的特征。他又说，正因如此，杜鲁门写出了“给音乐评论家的那封信和另一封关于海军陆战队的信”。麦克阿瑟声称，那位医生告诉他，总统“活不过六个月”。

无论麦克阿瑟听说了些什么，他关于杜鲁门健康状况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总统确实患有高血压，但是在他白宫岁月里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注意到他有精神不稳定的任何迹象。可笑的是，总统和麦克阿瑟两人都对对方的精神稳定状况存有疑虑。然而杜鲁门这方面，在1950年9月弗兰克·洛将军对麦克阿瑟总部做了谨慎的视察之后，杜鲁门曾准备给麦克阿瑟开一张无病证明。

他们继续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李奇微说，他已经收到各种各样的报价，来请他谈谈或写出他同总统的争端——其中有一个是15万美元；另一个是30万美元，让他发表50次谈话来“闹翻天”；还有一个是100万美元（李奇微注意到，“麦克阿瑟对此并未细谈”）。麦克阿瑟对于他的解职表示“惊异”，然而他也没有过分地不快，因为他“一直在渴望着”去纽约隐居。

麦克阿瑟关于杜鲁门健康的说法使李奇微心绪不宁，但并不是麦克阿瑟所希望的那种情形。当李奇微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之后离开麦克阿瑟的书房时，他感到，脑子混乱的那个人并不是总统，而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第十九章 将军归来

4月16日破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离开了东亚，他不像一个遭到贬黜的士兵，而像是一名启程的英雄。这天早晨天气阴湿，但是麦克阿瑟的克莱斯勒轿车驶向厚木机场时，车侧挡板上的五星旗在轻快地猎猎作响。轿车经过了路旁默默站立的人群，据记者们估计有20万人，他们在向这位作为代理君主统治他们国家达五年的人物告别。最后几天的紧张在麦克阿瑟身上留下了印记，他脸色灰黄，缀有金色饰带的油迹斑斑的军帽对于一个人来说，看起来像是破旧不堪的遗物，而不是昔日威仪的象征。当麦克阿瑟同李奇微并肩在柏油跑道上立正时，礼炮鸣放19响。然后他同他的继任者握手，登上了“巴丹号”的舷梯。军乐队开始演奏《昔日美好时光》，“巴丹号”消失在低重的云幕之中。差不多14年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一次不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显要人物。

接着的一些天对麦克阿瑟来说，是这样一些场面组成的镜头：敬慕备至的人群、赞美颂扬的话语、公众的奉承，以及人民群众热情迸发地向一位带有神秘色彩的显要人物致以敬意。一时间，美国似乎忽视了麦克阿瑟归国的原因。他的英雄气概和领导才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二战结束六年后的现在，将要得到这个国家曾经给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国将军们的那种荣耀。午夜之后，他抵达夏威夷希卡姆空军基地，仍有数万人在那里向他欢呼。第二天更多的人列队40英里夹道欢迎他。接着是在旧金山，又是在午夜之后，如痴如狂的市民在机场上冲破了警戒线，你推我挤地向将军蜂拥过来。警察用了半小时才使麦克阿瑟上了汽车，接着又用了两小时才缓慢地穿过14英里长的欢呼人群，抵达圣弗朗西斯饭店。人们在饭店周边的广场上站立数小时，一直呼喊到深夜。

麦克阿瑟的举止风度始终威风凛凛，像是凯旋的征服者，回国来只是为接受颂扬赞美。他对杜鲁门总统不屑一提，对于他为何身在美国而不是在亚洲的原因也不直接提及。在旧金山市政中心的一次讲话中，他对这一事件稍有旁敲侧击，这也表明他自己可能怀有问鼎白宫的抱负：

我刚才被问到我是否打算进入政界，我的回答是“不”。我并无政治抱负和诸如此类的打算，我不打算竞争任何政治公职。我希望我的名字永远不以一种政治方式加以利用。我唯一的政见包含在一句你们大家都熟悉的话中间：“上帝保佑美国！”

公众对于杜鲁门的愤慨第一阵大爆发看来是发自内心的。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到“政治谋杀致以悲痛的悼念”。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盖博里尔，人们烧毁了总统的模拟人像，成千上万张印着“罢免杜鲁门总统”的汽车保险杠贴纸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伊利诺伊、密歇根、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州立法议会通过了谴责总统（伊利诺伊州的议员们说，“不负责任、任性胡来的行动”）、支持麦克阿瑟的决议。杜鲁门在为“华盛顿参议员”棒球队比赛开球掷出第一个球时倒太平无事，但是在第八局中宣布他离开球场时，人群向他发出了嘘声。休斯敦的一位牧师在向西联电报公司口授一封电报时（“你把麦克阿瑟将军解职，这对约瑟夫·斯大林是一个伟大胜利……”），竟激动得在句子未完时就发病倒地身亡。西联电报公司拒绝了马里兰州查尔斯顿的一位妇女想在一封电报中把杜鲁门称为“白痴”。他们在查阅了《罗吉特同义词典》之后，决定用“钝才”这个词。丹佛有一个人发起了一个叫作“揍哈里的鼻子”的俱乐部。一些退伍老兵把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勋章寄到了华盛顿。《国会记录》里充满了议员们以选民们的名义载入的愤怒的电报（选民中的许多人显然并没有遇到西联电报公司对强烈措辞的拒绝）：“弹劾那个低能儿。弹劾白宫那个把我们出卖给左翼和联合国的犹大。弹劾那个自称为总统的B。弹劾那个堪萨斯城拉选票的小政客蠢货。弹劾那条在总统宝座上的熏青鱼。……”诸如此类的电报成千上万如雪片般飞来。

赫斯特、芝加哥的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卢斯以及斯克里普斯—霍华德这些右翼报业大王都愤怒至极。赫斯特报系的《纽约美国人日报》暗示说，杜鲁门在罢免将军时因吸毒而发了疯。“或许国务院给了他某一种精神或中枢神经的镇静剂。”《纽约每日新闻》的诗人、专栏作家尼克·肯尼用夸张的诗句描写了将军的处境，恰如箭矢被前胸的铠甲弹回，利刃又插进他缺乏保护的后背。“伟大的士兵、政治家、外交家/高擎你寒光闪闪的宝剑/‘他们欢呼的是你的英名！’”《纽约美国人日报》的常驻诗人哈里·施拉赫比肯尼更胜一筹，他那振奋人心的诗句其题目是《天父，我们感激你，因为有了麦克阿瑟将军》。麦考密克希望杜鲁门“因盗用国会的权力、不宣而战就下令美国部队开往朝鲜前线一事而受到弹劾”。他给他驻华盛顿的记者兼政治密探沃尔特·特罗安发电说：“弹劾杜鲁门。”特罗安知道这电文是什么意思，这是要他去说服一些友好的议员发起弹劾总统的程序。共和党领导人说他们不干此事，于是特罗安没有执行这道命令。

国外的反应有点不一样。当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宣布这一消息时，英国下院爆发出欢呼声。《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社论说：“杜鲁门先生抓住了这条公牛的犄角，并把它推出了瓷器店。”《法兰克福报》则带有一点新闻夸张，说“他垮台时全世界一时间都停止了呼吸”。至于共产主义世界当然是欢欣之情溢于言表。北京电台说：“中朝人民抗击美国侵略斗争的胜利。”布达佩斯的报纸对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法西斯分子”的解职表示啧啧称赞。但是在莫斯科，《文学报》警告说：“尽管撤换了失败的将军，但是华尔街并不打算放弃其冒险政策。”

麦克阿瑟来到华盛顿之时，批评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火力正在与日俱增。艾奇逊被反政府的报界普遍看作是暗害了英雄的恶棍。从麦克阿瑟解职后的第一刻起，杜鲁门的共和党政敌就表现得怒气冲天。众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由于在那封信件事件中的作用而处于舞台中心，他关于“弹劾的可能性”言简意赅的评论上了第一天下午报纸的头版头条。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甚至更加直言不讳：将军的撤职是“在烈性威士忌酒和班尼迪克酒的帮助下所取得的共产主义胜利。……那个狗崽子应当受到弹劾”。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认为，“很难再存心创造出比本届政府过去13个月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更具有灾难性的行动来了……国务院是唐宁街的分号。……”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威廉·詹纳咆哮说：“我要指控，这个国家今天落在一个受苏联间谍指挥的秘密小圈子的人手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弹劾杜鲁门总统。”

马丁想要来一次对抗。他打电话到东京麦克阿瑟办公室，邀请他在国会两党联席例会上讲话。麦克阿瑟暂时答应了。但是，听到麦克阿瑟要在这个庄严崇高的讲坛上发表演讲，这本身就是一个使民主党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前景。这天下午的大多数时间内，他们对马丁的提议哼哼哈哈、支吾其词。接着，马丁就发出一项最后通牒：除非就在那一天发出邀请，否则麦克阿瑟就要前往纽约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马丁揶揄地问道，民主党人是不是过于怯懦竟不敢在华盛顿亲自听麦克阿瑟讲话？众议员阿道夫·萨巴思是一个派性十足的芝加哥民主党人，他说他将主持程序委员会的听证会（他是该委员会主席），来讨论一项有关邀请麦克阿瑟到国会演讲的决议案。他要请麦克阿瑟“说明……拒不执行上级命令……和无视总司令即总统指示的情形”。民主党领导人设法约束住萨巴思，坚持了一点，即讲演必须是在国会的一次联席会上，而不是在一次联席例会上，这是一种只有文字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反映议会程序区别的说辞。民主党人希望这一讲演不要成为正式事件，而是一次自愿的集会，每个议员都可以选择出席，如果他们认为合适的话。

讲演问题既已解决，下一个争论就是听证会的形式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希望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证词。将军是愿意把争议中他这一方的意见公开广播的。共和党也是如此，他们希望全国都能通过电台和电视实况转播听到这一过程。但这是民主党所不能接受的，其理由既涉及公共关系也涉及国家安全。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并不关心麦克阿瑟可能提供的现场表演是哪一种，听证会必然会涉及军事机密，而拉塞尔不想同共产党分享机密情报。“我们将要进入一直被禁入的大门，”他说道，“我们将要暴露一直被严守的机密。”民主党人以其多数占了上风，虽然连《时代》周刊也在谴责派性十足的党派之争，说该决定“使麦克阿瑟将军雷霆万钧的言语不能为麦克风所收播，使他惹人注目的形象不能在1 200万台电视机的屏幕上出现”，但是国家安全的理由占了上风。参院对于制度化程序的偏爱压倒了共和党关于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进行调查的要求。“不。”拉塞尔回答说，这一任务由他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和由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任主席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组成的参院联合委员会来担当，已经足够了。

在公众支持麦克阿瑟的一片喧哗声中，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敢于在头几天中为总统辩护。有一位参议员这样做了，他是俄克拉荷马州的罗伯特·克尔。他在听到共和党人刺耳的滔滔雄辩之后，向他们发出了挑战：

共和党人今天在这儿大造声势，但是他们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他们……相信我国未来的安全取决于遵循麦克阿瑟的政策，那就让他们要么见诸行动，要么免开尊口。让他们提出一项决议来，作为参院的见解表达出来：我们应当要么向红色中国宣战，要么去做那些相当于同它进行公开战争的事情。……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对麦克阿瑟的支持就是冒牌的。

共和党人没有中克尔的圈套。白宫以一则以惧、一则以喜的心情注视着麦克阿瑟前来东海岸地区并出席国会会议一事。宣布解职之后的那天晚上，杜鲁门发表了全国广播演说，解释他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他第一次公开披露了他打算通过同中国人直接谈判以寻求解决战争的办法，而他的这一意图遭到了麦克阿瑟的反对。杜鲁门强调了不能使朝鲜战争变为一场全面战争的必要性，美国盟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自由国家已经把它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尽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总统说道，“如果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想挑起这场战争的话，那么它是可能爆发的。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爆发，我国和我国的盟友并没有责任。”杜鲁门相信，历史以及麦克阿瑟自己的言论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优势。罢免了麦克阿瑟的第二天早上，他又去重温在南北战争中被林肯总统解职的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的故事。杜鲁门在谈起麦克阿瑟时说：“他将被看成是比麦克莱伦还要坏的骗子手。他所干的同麦克莱伦一样——同参院少数派领袖保持联系。他同少数派一起，在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之时挖政府的墙脚。”（杜鲁门也许还注意到了麦克阿瑟和麦克莱伦之间另一个可能的相似之处：这位南北战争的将军在被解职之后曾竞选过总统，然而他失败了。）

尽管杜鲁门个人对麦克阿瑟很厌恶，但是他还是下令以恰当的军人荣誉迎接将军来华盛顿。因此，当麦克阿瑟于4月19日午夜之后抵达华盛顿时，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各位参谋长前往欢迎，杜鲁门的军事助手哈里·沃恩少将也去了。麦克阿瑟在华盛顿停留的20小时中，总共有50万人向他欢呼致意，其中一半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底下的广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群。根据杜鲁门的命令，政府工作人员和学童们放假半天来欢迎麦克阿瑟，这就使得人群大为壮观。最激动人心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高潮是麦克阿瑟对国会联席会发表的演讲。

中午时分，国会在众院会议厅聚会。几分钟之后，麦克阿瑟夫人在边座的荣誉来宾席就座，与会者都起立鼓掌表示欢迎。然后一列身着制服的军官鱼贯而入，他们曾经在麦克阿瑟麾下服役，威洛比和惠特尼在他们中间尤其突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麦克阿瑟的小儿子，他因不习惯这种壮观盛况而惊愕地眨着眼睛。他们在通常为总统的内阁成员出席联席例会而保留的椅子上就座。（杜鲁门内阁成员没有一人出席会议为麦克阿瑟增光。）电视摄像的灯光亮起来，会议厅里期待的人群嘈杂私语着。麦克阿瑟让他们等待了将近10分钟，紧张的期待感贯彻始终。最后，中午12时31分，他在众议员和参议员的簇拥下出现在门口。公众席中的人们一致起立欢呼鼓掌，大多数国会议员也起立欢呼，但是也有一些民主党议员引人注目地仍然坐在那里。门卫的声音响彻大厅：“议长先生，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驾到。”

麦克阿瑟在雷鸣般的鼓掌声中阔步向前。他军容整洁，那件艾森豪威尔式军装上看不到他的许多勋章和绶带。他身体挺直，面无表情，他的一颦一笑都将被电视摄像机（这在国会山仍是一件稀罕之物）捕捉住，并发射到东海岸数十万电视观众那里。他大步走向讲坛，静立至鼓掌声平息下来，然后以深沉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

在头几句话中，麦克阿瑟把杜鲁门（虽然没有点名）归于那种与其说是可鄙不如说是可怜的人，他一次也不承认在他们的争端中总统本来可能是正确的。“我对你们的讲话”，他说，“并不带着风烛残年的积怨和苦痛，我心里想的只是一个目的：为国服务。”这句话博得了掌声和欢呼声。在下面半个小时中他的讲话被打断了50次。

接着，麦克阿瑟就参谋长们和其他政府官员们过去六个多月在他的电报中反复听过的——而且驳斥过的——那些问题进行了辩解。他大肆攻击那些说他无视欧洲，并想把已遭摒弃的过去恢复到亚洲人民头上的批评家们。他说，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

而且互相关联得如此紧密，以致在考虑一个地区的问题而忘却另一地区时就会同时招致灾难。当亚洲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的门户时，欧洲也同样是亚洲的门户。……有那么一些人宣称，我们的实力不足以同时保护两条战线。……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不过的表现。

（麦克阿瑟很清楚，他多次被告知关于美国的部队实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评估，即就算再过两年，美国对于打一场“两大洲战争”还是连想都不要想。）

在麦克阿瑟看来，亚洲人“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发现了他们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机会，而现在又看到了新机会的曙光”。他对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大加赞扬，国民党人从台湾“已经有机会通过行动，来驳斥那些损害其领导实力的许多恶言毒语”。（麦克阿瑟在这里说的是共和党右翼明白易懂的政治暗语，“恶言毒语”是指在艾奇逊领导下编写的《1949年7月国务院中国问题白皮书》，该文件指责国民党人因腐败无能而败于共产党人之手。）

麦克阿瑟接着说，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战略边界已经转移，它包含整个太平洋，沿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这一串岛链。

这一线上的任何重大缺口，都会使其他每个主要部分易于遭受蓄意的攻击。……这是一种军事上的评估，至今我还没有发现对它持反对意见的军事领袖。由于这个缘故，过去我曾强烈地提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让台湾陷于共产党控制之下。

接着，麦克阿瑟又着重谈论朝鲜战争。虽然在杜鲁门决定进行干涉之前并没有同他进行磋商，“但从军事观点看来，那个决定却证明是正确的”。联合国军击退了北朝鲜人而且胜利在握，这时中国进行了干涉，“这就引起了一场新的战争、一种完全新的局势……这种局势需要在外交方面做出新的决定”。麦克阿瑟悲哀地说，这样的决定“尚未做出”。

他提出了他自己的挑战和计划：

虽然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主张把我们的地面部队派到中国大陆去……我认为，由于进行战争时军事上的需要，必须做到：（1）加强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2）对中国沿海实施海上封锁；（3）取消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的空中侦察的限制；（4）取消对国民党人为有效地反对中国大陆的行动提供后勤支持的限制。

以上这些观点全都经过精心考虑，旨在支持我们在朝鲜投入的军队，避免无数美国和盟国人员的生命损失，毫不延迟地结束敌对行动。由于持有这些观点，我曾受到外行人士，主要是国外人士严厉的批评。尽管我了解到，从军事观点上说，实际上与朝鲜战争有关的每个军事指挥官过去曾完全同意过上述观点，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末尾的这几个词要么是有意说谎，要么是对历史记载拙劣而错误的再现。麦克阿瑟所援引的四点确实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月12日的清单中“提出”过，但只是作为一旦中国人发动全面空中袭击时几种可能的选择而已。麦克阿瑟诡称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这些观点，以此来把杜鲁门和艾奇逊说成是凌驾于职业军人之上的文官。在未来几周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要把麦克阿瑟的说法回敬到他头上。

当麦克阿瑟发表他的指控时，在听众席上的共和党人都起立欢呼。麦克阿瑟毫不动容，他双手紧抓住演讲台两侧，只是在偶尔呷一口水时才稍稍停歇。他继续诉说他的难处：

我请求过增援，但接到通知说，没有可供增援的部队。我清楚地指出过：如果（本司令部）不获准破坏鸭绿江以北的敌人集结基地，如果不准利用大约60万在台湾的友好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准封锁中国沿海以阻止中国赤色分子从外部取得援助，以及如果大规模增援确实无望的话，那么从军事观点来看，本军实际被置于无法取得胜利的境地。

麦克阿瑟在回答那些说他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的批评家时强硬地说：“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很少有比我更了解战争的了。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战争更令人厌恶的了。……但是，一旦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只有用一切手段尽速结束战争，此外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战争的本来目的就是胜利。”

麦克阿瑟的讲话渐渐地达到了高潮。他并不想对中国进行安抚，他说，姑息就像讹诈，“给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新的勒索打下了基础，直到正如在讹诈中那样，暴力成为唯一的办法为止”。

接着，麦克阿瑟又成了一位平易近人的将军，他深入散兵坑同部队谈话。“我的士兵们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在战场上把军事优势放弃给敌人呢？”（当代有关麦克阿瑟访问朝鲜的描述没有一处提及他有过任何停留并同部队谈话。一名步兵竟然向麦克阿瑟这样一位帝王气度的将军提出战略性的问题，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麦克阿瑟说的是戏剧性的胡编乱造。）

现在，麦克阿瑟准备要说告别词了。他身体向讲坛前倾俯，声音降低了几个音域，但是在静寂无声的会议厅中，他的声音仍然很清楚。

甚至早在本世纪初以前，当我参加陆军时是为了实现我童年的所有希望和梦想……希望和梦想早已消逝，但是我仍然记得那时最流行的军营歌曲的一句副歌歌词，它最为骄傲地宣布：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正像那首歌曲里的老兵那样，我作为一名在上帝光芒照耀下努力尽责的老兵，现在结束我的军事生涯而悄然隐去。再见。

任何熟悉美国对外政策细节、熟悉美国军事弱点的人，都可以从麦克阿瑟讲话中轻易地抓住不可胜数的事实与逻辑上的破绽。但是作为雄辩之术——即是要抓住听众的情感和心——他的讲演被列为20世纪中叶最有力量的政治经历之一。许多国会议员在他结束讲话时公然哭泣流泪，全国从收音机电视机中听到或看到这个演讲的男人妇女们亦是如此。一时间，麦克阿瑟风头出尽。

杜鲁门通过新闻发言人做出漂亮的官方姿态，对这一天在华盛顿的麦克阿瑟不予置理，他甚至有意让人知道他根本没有在电视里观看国会的演讲。当然杜鲁门是看了的，他对麦克阿瑟将会受到何种欢迎这一点很是关心。“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他高声说，“一些蠢得要死的国会议员……哭得像一群老娘儿们。”杜鲁门“知道，一旦所有这一切喧嚣销声匿迹，人们就会看到他是什么东西”。迪安·艾奇逊觉得，这就像是一位父亲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她住在一所兵营附近，他一直为她的贞洁忧心忡忡。等到最后她回到家中宣布她已经怀孕，他举起双手惊呼说：“感谢上帝，这一切都过去了。”

对将军的百般奉承

由于公众欢呼拥戴的程度，在以后几天中，麦克阿瑟行动举止之庄严隆重，俨如罗伯特·李或是“黑杰克”·潘兴再世。这个国家对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感到厌倦，对哈里·杜鲁门绕过半个地球要干什么感到困惑不解。麦克阿瑟的演讲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种乍看之下光彩照人的新选择，即呼吁要恢复美国的庄严和强大，甘冒民族的风险也在所不辞。美国人对麦克阿瑟的欢呼拥戴原因很多——给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尊敬，而他从未回国领受过这种尊敬；支持7月4日的爱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在1945年轴心国战败之后不知为何已经有所消逝；而且，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极具英雄气概的士兵，一个是仍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偶然当上总统的人。

于是，许多唱片公司急急赶制出麦克阿瑟讲演的唱片，小玩意商贩们出售特大号的著名玉米芯烟斗的复制品和带有麦克阿瑟头像的马克杯。人们从杂志报纸上撕下他的照片贴在墙上，就像几年前他们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那是美国渴求一位英雄的另一个时代。

最精彩的表演是在纽约，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纽约市“呼号喧嚷几近力竭”。在曼哈顿，欢迎的队伍从巴特利大街一直到中城区再折回来，延伸19英里半。估计有750万人（这是1945年欢迎艾森豪威尔时的人数的两倍）从窗口和房顶上俯身，爬上交通信号标志杆，在人行道上蹦上跳下，以一睹将军风采。在华尔街地区，各种彩色纸带、揉碎的报纸和撕碎的电话号码簿（传统的对英雄致敬的方式）犹如雪片纷飞，以致电视拍摄人员抱怨说他们的摄像机很难透过拍摄。麦克阿瑟端坐在一辆敞篷轿车后座，享受着每一刻时光。他在市政厅和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稍作停留，分别受到了文森特·英佩利特里市长和美国最杰出的天主教教士弗兰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的欢迎。主教身穿华丽的红袍，走下台阶，趋至麦克阿瑟的汽车边同他握手。

头顶之上，纽约市府雇来的放烟飞机喷出烟雾，拼成两英里长的“欢迎归来”和“干得好”的字样。人行道上麇集的人们挥舞着自制的标语牌和旗帜，上面写着诸如此类的标语：“上帝把我们从艾奇逊那里救出来。”“麦克阿瑟永不隐去。”

在领受了纽约的敬意之后，麦克阿瑟隐居在华道夫—阿斯多利亚饭店37-A套房中，为参院的听证会做准备。（饭店经理为他提供的每天133美元的套房，现在每月只收450美元，而且他要在这里一直住下去，直至1964年去世。“这是我们栖落之地，这是我们久留之地。”他对琼说。）他知道，这一次的露面远比他在国会的礼节性露面要厉害，他面对着虎视眈眈的民主党多数派。如果麦克阿瑟确有理由反对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的做法，那么他就必须在一个场合来说明之。在这个场合中，他在其生涯里将第一次受到那些不畏其军阶之高的人们的质问。

对麦克阿瑟来说，华道夫饭店的套房成了他的“小第一大厦”——他东京总部的翻版。他在这里继续领取他19 541美元的将军全薪，政府的一架“星座”型飞机供他调遣，还有惠特尼和其他幕僚。一些良好祝愿者——主要是那些著名的共和党人——前来表示赞颂。麦克阿瑟在华道夫饭店的邻居、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跟他会见后也喃喃地说什么“一个从东方出现的伟大五星上将，他是圣保罗的化身”。非官方的来访者中包括纽约巨人棒球队经理利奥·杜罗切尔，他给小阿瑟带来了一些亲笔签名的棒球。

但是麦克阿瑟的正事是准备他打算向参院说明的理由。情况表明，早在当年1月份他就意识到，有朝一日他可能会不得不公开针对杜鲁门而为自己辩护。就在那个月，他召来一位老陆军中的助手、退休的中士，让其从远东司令部的档案中寻找有关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分歧的文件。这名中士同8个助手一起工作了4个月，积攒了21个军用储物箱的文件。这些箱子已随麦克阿瑟的同一架飞机运回美国，另有7只包装箱也在严密护卫下由海运随后运到。

来访者报道说，在4月末，麦克阿瑟已经为听证会制定好了战略。他将不做出任何正式声明。他出席时将是两手空空，表示要回答问题。麦克阿瑟精明得很，他不会向总统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动正面攻击，他将攻击政府的薄弱环节——迪安·艾奇逊。麦克阿瑟告诉许多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某些将要进入联合委员会的参议员，他将把艾奇逊作为他的“主要目标”。

4月的最后几天，还有两个问题仍然不清楚。现在共和党人既已是麦克阿瑟事实上的支持者，那么在支持麦克阿瑟提倡的立场方面他们将会走多远？一旦这些感情激动和喧哗叫嚷归于沉静——美国人的情绪总是来得快去得快——那么能有多少公众会接受或理解将军所说的话呢？较为愚钝的共和党人显然没有认真听麦克阿瑟的讲话。参议员威廉·詹纳就是其中一位，他兴高采烈地高声叫喊说，麦克阿瑟反对对欧洲的军事援助。麦克阿瑟当然没有干过此事。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确了解麦克阿瑟的两个大陆战略，他宣称说：“我一贯赞同麦克阿瑟将军的计划。”事实上，塔夫脱曾努力削弱兵员征召，限制把部队派往欧洲，并想拆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它可能刺激俄国人打仗。麦克阿瑟讲话几天之后，塔夫脱又把他的老调之一拿来重弹：“我们一定不要让我们的国家承担过多的义务。……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必定是有一个明确的限度的。”但是麦克阿瑟曾经坚定地说过：“有那么一些人宣称，我们的实力不足以同时保护两条战线。……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不过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并未使塔夫脱有什么公开的难堪，他继续赞美将军。共和党还有其他的自相矛盾之处。共和党人本来曾大声斥责杜鲁门把部队派往朝鲜，麦克阿瑟的抱怨却是说杜鲁门没有派去足够的士兵。当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爱德华·马丁大声反对那个“下令出兵朝鲜的仓促的午夜决定”时，麦克阿瑟却说：“从军事观点看来，那个决定却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共和党既已接纳了麦克阿瑟，眼下就得同他搅在一起。他有着确定无疑的使用价值——他可以用来使政府感到难堪，可以用来帮助共和党人增强他们的理由，即杜鲁门是一个糟糕的总统，错误地用了艾奇逊之流的人物。但是任何一个共和党人，他只要清醒地分析一下麦克阿瑟的主张，看一看麦克阿瑟的建议同当时在共和党内占主流地位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的意见是多么格格不入，他就会有充分的理由来重加考虑。

舆论则是另一回事。麦克阿瑟演讲后即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54%的公众赞同他封锁中国海岸、轰炸红色中国在“满洲”的基地以及帮助国民党入侵大陆的提议，但有34%的公众反对。只有30%的人希望同中国打全面战争，但是一个微弱的多数（46%对38%）认为，蒋介石军队如能得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就能击败大陆的共产党。美国人还以6对1的多数认为，美国应当捍卫台湾免受共产党的袭击。综观民意测验，头几轮很明显是属于麦克阿瑟的。

但是对他的支持也有弱点。只要仔细阅读他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些使人困惑的成分。例如，麦克阿瑟曾说过，假如美国照他的建议去做，苏联人“未必”会参战。那么，美国真的想要冒着同俄国打全面战争的风险来解决朝鲜冲突吗？最初几天的新闻报道说，“白宫邮件室里堆满了潮水般的函电”，其中大多数是愤怒谴责总统的。确实，公众书面写来的反馈是尖刻的，并最初以2对1的比例（4月13日为止的那个星期里是8 677对4 322）反对罢免麦克阿瑟。但是两星期之后，邮件差不多是打成平手（10 448赞成，10 617反对）。至5月7日，白宫已收到84 097份函件，37 708份支持总统，46 389份反对他。也就是说，大约45%拥护，55%反对。但是由于人们更倾向于在愤怒的时候而不是高兴的时候写信，所以白宫认为来函反映的结果是平局，甚至是小有优势。

再者，白宫和客观的新闻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怀有敌意的报刊发行人煽起了大量亲麦克阿瑟的情绪来使杜鲁门名誉扫地。他们并没有宽恕他，因为尽管他们曾向选民们灌输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还是赢得了1948年的大选。正在朝鲜的作家詹姆斯·米切纳把关于解职的新闻报道称作“美国报业史上最肮脏的日子”之一，而且把这归咎于那些厌恨杜鲁门的报刊发行人。米切纳说：“一位电台记者必须在采访了17名士兵之后，才能找到1名同意把自己的声音播出去，这名士兵还要可怜巴巴地问‘他们为何如此对待将军’。其他16名士兵所说的话其实是更好的新闻报道，但是没人需要。”朝鲜战地指挥官们并没有把麦克阿瑟解职一事看作是全国大难临头。《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从第8集团军总部报道说：“在校级军官中，普遍的感觉是：东京总部与在朝鲜的第8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将会更为融洽。……”

当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的舆论界主角（这是一家共和党报纸）也支持杜鲁门有权博得他的将军们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保持沉默）时，白宫欢欣无比。杜鲁门正打算以这样的见解作为他的理由的基础。但是白宫也认识到，未来几周中的参院听证会实质上将是一场政治搏斗，麦克阿瑟将利用这个讲坛对政府的整个亚洲政策而不仅仅是朝鲜政策进行攻击，共和党人也将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使总统为难。因此，政府就着手通过采用经典的策略来捍卫自己，这些策略在两代人之后以“硬碰硬的政治手段”而著称于世。

白宫反击

白宫发起反击麦克阿瑟的第一个公共关系攻势牵涉到威克岛会议的秘密记录。在这次会上，将军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不会干涉战争。如早先所指出的，这些记录主要是维尔尼斯·安德逊所为，她是随同杜鲁门一行旅行的国务院秘书；布雷德利将军和其他人所记的笔记也都加到了她的账上。这些记录汇编成的副本已于1950年12月送到了麦克阿瑟总部。这些笔记的存在并不是秘密。1950年11月13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麦克阿瑟已在威克岛向总统保证，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危险已经过去。当籍籍无名的保守派刊物《自由人》打电报请麦克阿瑟证实或否认这一报道的真实性时，它收到了这样的答复：“来电所引（艾尔索普）的说法……纯系毫无事实根据。麦克阿瑟。日本，东京。”麦克阿瑟否认他确实说过的话，这使政府大为愤怒，因为这表明他愿意在对己有利时说谎，而且他认为他可以这么做而不被发觉。白宫按兵不动，等待合适时机用将军自己的话给他来个釜底抽薪。1951年1月23日，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发表了真实笔记中的一小段文字，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夸下的海口，说如果中国人跨过鸭绿江，他的大军可以“关照”这些中国人。

麦克阿瑟解职后不久，《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开始把威克岛会议的记录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版本。莱维罗所接触的人之一是乔治·艾尔西，他是白宫助手，一直在收集反击麦克阿瑟的材料。莱维罗说，他想对有关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互相说过的话中那些相互矛盾的版本进行区分。艾尔西在他们第一次谈话中并没有对莱维罗说什么，但是他把这次采访在第二天上午的白宫班子会议上向杜鲁门提及了。他还对杜鲁门说，莱维罗“极为急切地想查阅……关于威克岛会议所存的任何书面备忘录或记录”。

“总统对此稍加考虑，”艾尔西说，“然后问我的档案里有没有副本。我说有，于是总统说：‘行，去告诉托尼他可以拿走。’”艾尔西当天就把记录交给了莱维罗。4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一报道。麦克阿瑟的阵营勃然大怒，考特尼·惠特尼将军宣称，白宫是在通过有选择地泄露机密情报，一心要“诽谤”麦克阿瑟。他还批判“偷偷摸摸地做笔记”之举，并对拼凑而成的记录稿的准确性提出疑问。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认为这一段插曲是在杜鲁门统治下公共道德江河日下的明证。参院联合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人要求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麦克阿瑟的所有文件，白宫不能只提供一部分记录就溜之大吉。

在开始着手反击麦克阿瑟时，白宫利用官僚机构中一些可靠的官员去寻求支持，力求组织一个由公民团体组成的广泛阵线来支持政府。白宫班子里的协调人肯尼思·赫克勒在一张白宫便笺纸上勾画出了一份待做之事和已做之事的长长清单。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准备了含有敌意的问题供有交情的参议员们向麦克阿瑟提问。白宫副官西奥多·坦纳鲍姆还试图发起一项针对院外援华集团的国会调查。院外援华集团是由保守的企业家、国会议员和宗教领袖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大肆声张支持麦克阿瑟将军。“你肯定很想要同国会里的负责人谈谈怎么把这件事搞起来。”赫克勒向白宫的说客约翰·卡罗尔建议说。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新闻记者查尔斯·范德万德收罗了关于诸如塔夫脱、惠里和麦卡锡这些参议员的个人材料，以强调他们在主张出兵亚洲和反对加强欧洲防务方面的“出尔反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分发了数以万计的杜鲁门概述政府政策的讲话稿。

赫克勒记叙了“有关麦克阿瑟材料的一些琐碎小事，这些材料在这场辩论一旦达到‘耍阴谋诡计’的程度时可能是有用的”。赫克勒写道，比如说：

范德万德在众议员帕特·萨顿（田纳西州民主党人）的协助下，正在让美军通信团找出（麦克阿瑟）在菲律宾莱特湾涉水上岸的照片。把这些照片摆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这是在几台新闻电影摄影机面前接二连三拍下的。在照片边上，很多工程人员和其他维护人员滴水不沾地站在一座修建得很牢固的码头上。我对这种材料是否有用处抱有怀疑，但也不反对把它们收集起来。

在纽约州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搜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麦克阿瑟不利的材料。白宫的另一名副官菲里奥·纳什获准同那些能够参加反击麦克阿瑟的“非政府机构”一起工作。

在公开场合，杜鲁门以轻蔑嘲笑的口吻来谈及麦克阿瑟。在4月26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故意激怒这位目中无人的将军。他在讲话中提醒记者们，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麦克阿瑟仍然受命于他。五星上将们是不退休的，他们终身服役，因此仍然处于总统麾下。杜鲁门说，是的，他确实对麦克阿瑟和惠特尼将军（他管惠特尼叫“麦克阿瑟的新闻秘书”）“绳索在握”，但是他并不打算抽紧绳子。总统暗示说，麦克阿瑟和惠特尼在他们隐居的华道夫—阿斯多利亚饭店里说得越多，对他们自己的损害就越大。当一名记者提到惠特尼说麦克阿瑟“一点也不明白”他为何被解职时，杜鲁门纵声大笑。“人人都知道为什么。”杜鲁门说，他同全场一起哄堂大笑。

将军们在准备

然而在五角大楼，联席参谋长们在为听证会做准备时，气氛远没有这么欢乐。第一步是准备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概述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开始之日至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解职之时，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每一份电报往来。领导参谋部工作的克雷斯上校警告诸位参谋长说，他们要准备受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直诚实所进行的人身攻击，既是针对这个机构，也是针对个人”。克雷斯认为质问会来自三个方面：在太平洋和各地的战略；麦克阿瑟的解职；“他解职的时机和方式问题”。克雷斯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任何成员如果在作证时用了准备好的声明或文件，就会引起大家纷纷要求得到官方记录，“这样就会危及军事安全，并对目前和计划中的行动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克雷斯显然尤其担心有关毁损韩国军队的言论被载入记录。）因此，克雷斯建议各位参谋长“像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做的那样，各自埋头去做准备，做到在听证会上作证时不必带笔记”。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参院联合委员会成员将会收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华盛顿—东京之间往来电报的档案综述作为背景材料，但是军方高级指挥部将不带任何文件材料出席听证会。马歇尔敦促参谋长们“集中精力看看有多少东西是可以提供给联合委员会的，而不是看什么是我们不打算给的。……”但是他对讨论一场尚在进行的战争的计划和战略一事存有疑虑。“能不能这么说，”马歇尔说，“通过这一次，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充当一个为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效劳的情报间谍，而他们什么也不给我提供。”

第二十章 敞开秘密

5月3日星期四上午，麦克阿瑟沿着参院办公大楼的大理石走廊，向318房间走去。这地方的非正式名称是参院秘密会议厅，是举行参院最重要的听证会的主要场所。麦克阿瑟神态平和，他向大批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打了个招呼，那姿势半是挥手，半是敬礼。他的着装仍是有失严整：一件军上衣，不佩标志，甚至连五星军衔也没有；黑色便裤、咔叽衬衫和领带。他没有带公文包。他的助手们跟在后面几步之处，并不引人注目。麦克阿瑟是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投入战斗的。

实际上，美国参议院的每一名成员以及他们的一大批助手，还有多得出奇的新闻记者都在秘密会议厅等候他。麦克阿瑟向拉塞尔主席略一颔首，在证人桌边一张直背椅上就座。他在上衣里面的一个口袋中摸索着，拿出一个旧的石楠木烟斗，他把烟斗放在面前的桌上。他一直没有点燃这只烟斗，直至听证会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而且是在征得同意之后才抽起来。接着他以明显的期待神情安然坐着。他不再是因受到禁止他出击的限制而对“华盛顿那些该死的蠢货”（他经常对威洛比和惠特尼用这个词）满腔怒火的战地司令官了，现在他受美国参议院的特别邀请坐在证人席上，而且他准备最充分地利用这个讲坛。

公众和新闻界被排除在听证会会场之外，麦克阿瑟对此大为光火。他愿意有尽可能广大的听众，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不忠的战士（这是可恨的哈里·杜鲁门和自由派新闻界的毁谤之词），并全凭他作证的力量迫使政府承认他是正确的，使政府改变其朝鲜政策。麦克阿瑟相信，他这两方面都是正义的。他卷帙浩繁的公开言论和私人文件中，没有一句话表明他对自己的信念有过丝毫的怀疑迹象。

虽然他的作证不能被公开听到，但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一项妥协保证他的证词将得到及时公布，并受到最少的新闻检查。根据这项协议，速记稿将在每五分钟左右一次送到前厅，并整理出文字打印在油印蜡纸上。证词将受到五角大楼的海军中将阿瑟·戴维斯和国务院的艾德里安·费希尔的审查。如果有什么句子危及安全，费希尔就用一把刮脸刀片把它划割下来。然后油印蜡纸将经过一架油印机，新闻记者们一等油印稿从油印机中吐出，纷纷都来抓取。拉塞尔主席告诉麦克阿瑟，如果他觉得哪些被删去的材料“对于表达你的观点是至为重要的”，则该材料可以恢复，并对已散发的文稿进行更正。

理查德·拉塞尔在他的开场白中，兼任了所有这些角色：他是一个参议员，面对着“对我国安全和保持我国自由政府制度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他是麦克阿瑟往昔功绩的尊崇者，说他是“历史伟大的将领之一”；他又是一个超党派人士，他要求得到“全部真相，不带成见和党派偏见的色彩，不含人身攻击的意思”。

这种君子风度仅仅持续了片刻。当麦克阿瑟开始他的证词时，参议员韦恩·莫尔斯插了进来。“主席先生，”他问道，“你准备让证人宣誓吗？”

麦克阿瑟以不快的神情看着莫尔斯，好像是要说：“难道我的军服还不足以证明我的忠实吗？”拉塞尔向将军解释说，该委员会已做出决定，所有证人都要宣誓，因为无法确定听证会进行的情况。这样，麦克阿瑟就宣誓要说真话、全部真话、只有真话，上帝作证。

将军一开始先来了一番消除敌意的声明，说他出席在此“根本不是作为一名自愿的证人，而是对委员会的要求做出响应”。他没有现成准备好的声明，因为“在我不胜荣幸地被国会邀请来露面时，已经充分地发表了我的见解”。这个声明用了大约一分钟。

麦克阿瑟的精湛演技，他的有力辩才，他对诸如英国大宪章、19世纪英国谷物法、日本农民每天卡路里消耗数等不同问题的广泛涉猎，以及他一口气用简洁而符合语法的词句讲上15分钟、20分钟、30分钟的能力，在头一天使许多参议员心醉神迷。如果对他不加任何限制，他可以用一个问题作为起点进行发挥，就军事战略、东方心理学、有限战争的无效性等发表演讲。对于一个年已七十有一的人来说，他的精力之耐久是惊人的。不，他顾不上休会来进午餐。他满足于就在证人桌上嚼上一个三明治，然后继续进行作证。

在他头几个钟头的作证中，麦克阿瑟以牛刀小试、轻而易举的自信心，对付了参议员们一些容易的质问。他驳斥了任何关于苏联能够通过海上和空中袭击夺取日本的想法。苏联人是被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美国准备进攻他们的宣传弄糊涂了，尽管一开始苏联的空军可能是强大的，但是薄弱的后勤将使持久的空战打不起来。接着，麦克阿瑟开始大发牢骚。

他一直要求提供比原先更多的部队；海军和空军只发挥了其一小部分效能，因为存在着政策上的束缚；关于切断供应使之无法到达前线、歼敌于集结地等“伟大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都是“经过数十年、数世纪而发展起来的……而在那边都不允许采用”；要放手使用空军，麦克阿瑟说，“我不相信还要动用很大一部分额外的地面部队来结束这场战争”，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能力为足够数量的地面部队提供后勤补给，以便在朝鲜有把握地消灭北朝鲜人”。

接着，拉塞尔引导麦克阿瑟开始讨论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特别建议，以及参谋长们对此的反应。中国人参战之后，麦克阿瑟建议“应取消对台湾军队的束缚”，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电函往来沟通关于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接着，麦克阿瑟谈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1月12日的“选择方案”清单。这份单子对麦克阿瑟的立场至为重要。他曾经一直坚持说，在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方面，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一致。1月12日的清单是他在国会讲演时亮出来的一张王牌，以此来证明他“结束战争”的战略并非一位将军提出的轻率贸然的计划，而是军方统治集团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判断。

但是麦克阿瑟错了——错得荒谬绝伦，错得有案可稽。然而，他仍以坚定不移的信念表明了他的立场，甚至面对着截然相反的书面证据也是如此，以致令人要推测他动机何在。简单的答案就是，麦克阿瑟确实误解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选择清单”的性质，他把作为最坏可能性的选择方案当成了最终的决定。复杂一些的答案是（此答案同麦克阿瑟在1951年头几个月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不一致），将军自信能够带动参谋长联席会议跟他走，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同他一样对杜鲁门充满憎恶，而且会公开地支持他。

麦克阿瑟说道：“就我所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立场同我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

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包括下列这些条件：

——现在我们即将继续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

——现在我们正准备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一俟我在朝鲜地位稳定时或我撤出朝鲜后，视当时条件而实施之；

——现时即取消对在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

——现在即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并向这些部队提供有助于针对中国大陆采取有效行动的后勤支援。

据麦克阿瑟说：

1月份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这些意见，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司令部和华盛顿之间经常进行商讨的结果。我完全赞同这些意见，而且现在也赞同。

据我所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改变过这些建议。如果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也从来未被告知过。

麦克阿瑟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声明，说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关系“一直是令人赞叹的，所有成员都是我个人的朋友，我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集体都怀有极大的尊重。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摩擦，我也并未意识到”。

要么是这位将军迟钝得令人难以置信——军方的消息传递渠道是一条双向电报线路，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月份已开始对他真正不信任了；要么就是他想通过奉承与讲和，来拉拢参谋长联席会议加入一场企图改变政府政策运动中的胜利一方。他不会因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实施那些提出的“建议”而对他们加以指责，然而却向他的老对手乔治·马歇尔将军施放暗箭。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向国防部长送交了“建议”，并向他的总部提供了通报副本。他接着说：“使这些建议付诸实现的决定一直没有到来。”他只能“设想”，要么是马歇尔部长，要么是杜鲁门总统，已对此做出了否决。

当然，事实上所谓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做出过，因为选择方案所假设的是中国人从空中和地面发动全面袭击，试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是这样的攻势从未实现过。马修·李奇微将军稳住了前线局势，使选择方案成为一纸空文。

然而，麦克阿瑟的证词在听证会头一天为报纸提供了大标题。马歇尔部长“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对中国人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建议。这证词，还有报纸大标题，是不真实的。

麦克阿瑟并不鼓励刨根问底的问题，拉塞尔也缺乏提这种问题的背景（或想法）。稍后，麦克阿瑟打断了一项并无恶意的关于美军同联合国军关系的询问，他向拉塞尔建议说：“如果你能够有三四天的空闲，你可以到朝鲜去。你在那种环境中待48小时，可以听到比在这里待48星期更多的东西。他们会给你极为亲切的欢迎，你会得到不可磨灭的印象，你已经同士兵们厮混得足以使你自己也成了一个士兵。”

拉塞尔并未上钩。“我现在不想去朝鲜，将军。我想在这一问题中保持客观，而且我知道，任何人只要到了那里，和部队在一起，并处于炮火袭击之下，就会立即大声疾呼要求飞机、增派部队、封锁海岸、轰炸中国人。只要一个人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炮火袭击，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关于另一个棘手的题目，即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国人不会参战的断言，麦克阿瑟是想诿过于人。是的，他的确“知道”中国人在鸭绿江一带集结，但是“你们知道，我自己的侦察活动是完全被限于朝鲜之内的”。此外，中国人自己“差不多每天都在宣称他们不准备干涉，这些部队只是志愿军”。据麦克阿瑟说，北京以外的来源也使他产生误解。这来源中也包括艾奇逊，他在1950年9月份曾说过，中国人干涉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不合逻辑”；还有中央情报局在11月也认为“看不到什么重大干涉的可能”。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说对了。

在这个题目上，麦克阿瑟满腹怨言，准备大放一通。“好，你们都知道，”他教训参议员们说，“关于一个国家要开打一场战争的情报，并不属于……向一位局限于一个狭小战区中的指挥官提供的情报。然而，这一情报本应该是给我的。”

麦克阿瑟以差不多同样的腔调谈起下一个题目，即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考虑欠妥当的分家问题。他对拉塞尔说，不，这一部署并不是基于中国人将不会干涉这一设想之上的，他是“根据现存的敌人和我必须打败他们这一命令”来部署兵力的。他已经击败了北朝鲜人，要不是中国人参战，本可以在短期内就结束战争。“其实，”他说，“在我看来，即使我知道中国人将要进攻，这些部队的部署也是再也不能改进的了。”

在麦克阿瑟看来，对于美国空中力量的限制使中国人取得了成功。“成万的、成十万的部队竟得以在鸭绿江边集结，”他说，“那里离战线只有两个夜晚行军的路程。”他们的大队人马“在我们已经开始向北方进行大规模侦察之后就开始南下”。（当然，“大规模侦察”就是指麦克阿瑟惨遭失败的“回家过圣诞”战役。）

这番话使拉塞尔迷惑不解，他对国际法是略知一二的。“我好像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在他们进来之前就轰炸他们，”他说，“这件事我不太明白。”

麦克阿瑟也不太明白：“什么事，参议员？”

“你说，要是能允许你在他们跨过鸭绿江之前轰炸他们，但是中国军队……”

“要是能允许我在他们跨过鸭绿江之前就轰炸他们，参议员，他们就永远跨不过鸭绿江。”麦克阿瑟回答说，轰炸本来可以重创中国人的后勤基地，并使他们不能大举进攻第8集团军。

拉塞尔对他所听到的回答并不喜欢。“我知道了。”他说，“当然，我看到了在他们跨江之前没有轰炸他们而给你带来的障碍。但是在他们跨江之前就轰炸他们，这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这位参议员给了麦克阿瑟一个机会，让他从他先发制人的轰炸主张上下个台阶。“当然，在他们亮出他们的牌之前，即他们将进入战争，并从而加剧中国和我们的对抗之前，你本来是不主张轰炸他们的，是不是，将军？”

他确实会主张轰炸。鸭绿江边“异乎寻常地集结”的部队本来是集结在台湾对面的，“当他们撤离那里（并北上）时……我本来可以警告中国，如果它要干涉，我们就把这看作战争，我们就可以轰炸它，并采取任何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干涉。这就是我本来可以做的。而且在我看来，这就是在常识支配下我们应当要做的”。

麦克阿瑟又一次明显地前后矛盾了。1950年10月，在答复杜鲁门总统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时，他说中国人不会干涉。在威克岛，麦克阿瑟只字未提他要求得到允许，来轰炸任何“异乎寻常地集结”的中国人。现在，六个月之后，他却对一个当时他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做出马后炮式的结论，并暗示是华盛顿某种未知的势力否决了他根本就不曾要求过的特殊权力。

接着，麦克阿瑟对他的“回家过圣诞”攻势做了长篇大论的辩护，他再一次想把这一攻势解释成是对中国人实力的一次试探。

当我们前进时，我们对他们进行打击，效果极大——或者说，他们打我们，我们就撤退了。那种关于我军溃不成军地后撤和被打得落花流水的说法，是一种有史以来对真相最粗暴的歪曲。这些部队撤退时秩序井然，队形壮观。这从一开始起就是一场有计划的撤退。……

整个向后的运动是一项战略运动。……就是我知道中国部队在那里，我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成为报纸下午版的大标题的另一番讲话中，麦克阿瑟公开声称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同我打的赤色军队完全一样，极为出色”。在战争开头的日子里，麦克阿瑟愿意留着国民党军队去保卫台湾，但是后来他们又可以在朝鲜“派上很大的用场”。“如果他们不是被链子拴住不放的话，这本来会是一幅百分之百不一样的图景。”

关于在中国军队未进朝鲜之前就轰炸他们这一点上，拉塞尔参议员同麦克阿瑟观点不一致，虽然他对此未加声言，但已有所暗示。除此之外，他对这位将军还是比较客气的。这位优雅有礼的佐治亚人并不是一点就着的暴躁议员。实际上他的提问引导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侃侃而谈，这正是盘问者的乐趣所在。在拉塞尔看来，麦克阿瑟说得越多越好，那些心怀敌意的提问者只需等待时机就行了。

老资格的共和党人、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也出场了，他当然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什么困难。麦克阿瑟对总统是否有权罢免他，没有提出疑问。“总统任命官员或重新委任他们的权力是完全的和绝对的，他不必提出任何理由或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制度中所固有的。”因此，布里奇斯确信，麦克阿瑟从未违抗过任何军令。“在穿美国军服的士兵当中，没有更忠顺服从的了。”将军这么说他自己。布里奇斯帮助麦克阿瑟对威克岛会议记录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这样一定就有大量的偷听，随便哪个不在屋子里的人都可以弄出任何报告来。”将军说。

拉塞尔听够了。“好吧，将军，难道你没有收到和读过威克岛会议记录吗？”麦克阿瑟在这儿有点张口结舌了。“我没有，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我把这些记录抄件归过档，但我没有核对过。”

“对不起，你再说一遍。”拉塞尔要求说。

麦克阿瑟重复说：“我没有看过抄件——这抄件是送给我了，我只是把它们归了档。它们是不是可信的……我不知道。那时候，参议员，这件事已经差不多是老掉牙的了，它们同当时在朝鲜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关系了。”

拉塞尔紧逼不舍。他在这些抄件送达参院军事委员会时就亲自给麦克阿瑟发过一份，麦克阿瑟难道不能表态说这些文件是否准确吗？

麦克阿瑟回避了这个问题。“我收到抄件时正好走进飞机，所以就没有机会看它。”他说，“我自己没有速记稿。……”但是他承认“总的来说”这笔记是准确的。

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怀列的提问下，麦克阿瑟开始对美国政治进行更为实质性的批评。他是一名忠实的士兵——

在我所称的真空的情况下行动。我连那些政策是什么都不清楚，很难把我说成是站在这些政策的对立面。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你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第一，你可以继续打下去，以正常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你可以用你的一切潜在能力，以尽可能少的生命损失，在最短的时间内带来公正和体面的和平。

第二，你可以屈服于敌人的条件……来结束这件事情。……

第三，你犹豫不决地打下去，也不给部队什么战斗任务，除了抵抗和拉锯式的、来来回回的战斗之外。这就意味着，你日积月累的损失将会变得令人惊愕。在朝鲜，落下来的不仅仅是尘土，参议员，这是美国人的鲜血。

在马歇尔将军看来，麦克阿瑟的“美国人的鲜血”之说是这位将军所能说出的最可耻的话了。“一个士兵是很容易被人弄得自感悲哀的，尤其是当他处于最不喜欢、最无吸引力和最危险的境地时，尤其是他被要求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做一项极大的努力时，更是如此。……”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讲话伤害了马修·李奇微大军的士气。

但是，麦克阿瑟的询问者们没有一个人对正在浴血奋战的士兵的安危表示关心。对参议员怀列来说，一个更要紧的（也是开脱责任的）问题是，麦克阿瑟对40年代末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是不是曾经有所助益？没有，他回答说，只是有过一次邀请，在1946年请他出席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这一邀请令麦克阿瑟无法接受，因为当时他在日本有公务在身），“华盛顿当局”没有一个人问过他的意见。怀列显然认为这一疏忽是极大的失策：

你知道美国还有什么人能有你这样在东方的广阔经历，了解东方各个不同的国家？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人能像你自己那样，在那里生活如此长久，了解那里人民的各种不同因素和不同背景以及他们的哲学？

麦克阿瑟自谦自让。“你这是太过奖了，参议员。我想我在远东所生活的时间，可能同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在美国担任一项公职的时间一样长。至于我是否从中，从你所指的智慧中有所获益，那又是一回事了。”

对于战后的中国，他本来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高见？他可以“协助中国的保守政府，以制止共产主义浪潮的增长”。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进行妥协的机会，“就像油和水能混合在一起的机会一样少。……”

在短暂的午休时（三明治送到了听证会场），麦克阿瑟漫不经心地说起，他希望下午的会议能够短一些，因为当晚他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个约会。将军打算只在委员会上花一天时间，这使委员会大感意外。

据一名工作人员说：“参议员们认为他表现得过于专横。你总不能在一天的会上囊括整个战争。”

当委员会复会时，参议员莫尔斯反对麦克阿瑟在只有一天的作证之后就离去。没有一个参议员曾经花时间来研究五角大楼那些意译的电报，莫尔斯自己的盘问就要花去不止三个小时。“除非我们把这事进行到底，”他说，“否则这无论对将军，还是对美国人民，或者对其他有关方面来说都是不公正的。”

拉塞尔主席同意了，但是他对麦克阿瑟也表示了歉意。“我们尽量不愿意以任何方式来给你造成不便，我知道你也会尽量给本委员会以时间来把这件事真正搞清楚。”南方人绵里藏针的弦外之音仍听得出来。麦克阿瑟没有进行争辩。

下午开始一段时间里，麦克阿瑟比较好过，共和党人的问题给了他多次机会来鞭挞政府。政府企图不使朝鲜冲突发展为全面战争，就“在军事行动中推行了一种新概念——绥靖的概念，也就是你在使用军事力量时，你要限制这一力量。……在我看来，这将意味着你将会连续不断、遥遥无期地血洒疆场……永无止境”。如果联合国盟国在朝鲜战争中不支持美国，“有必要的话”，他就“独力”把战争继续下去。“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还看不清楚，在导致欧洲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之后，又一个绥靖正在走向何处；如果他们看不清他们在亚洲的道路走向何方……那么我们最好就保卫自己，并且单打独斗下去。”

麦克阿瑟然后就转向战争浪费生命的话题。伤亡已达6.5万人，冲突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结束欧战的那场决定性战役一样长的时间”。如果政府仍然继续其“犹豫不决”的方针，“就会有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丧失。……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鲜血的责任何在？”

“这一点我有十分把握——这一责任将不会落在我的肩上。”

麦克阿瑟接着说，必须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以尽量快的方式来结束武装冲突。“……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打击不力，如果你在使用军事力量时实行绥靖，你就注定要遭到灾难。”

参议员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问，如果政府实施了“1月12日的五点计划”，战争会不会扩大到“满洲”和中国？麦克阿瑟承认这有可能。“我并不认为如果你实行我所主张的措施……你就一定要把冲突的区域限定在朝鲜，但是我相信这会给你一个机会，在敌人集结着准备打你的地方打击他们。”然而麦克阿瑟一再重复说，他并不主张在中国使用美国地面部队。

随着午后时间的消逝，质问的程度强硬起来。该轮到年轻的民主党参议员们来对付将军了（第一轮每人10分钟，顺序依资格深浅而定）。在此之前，五角大楼参谋部的军官们已经向有交情的委员们提供了问题，指出哪些地方麦克阿瑟歪曲了记录，或者比较脆弱。例如，得克萨斯州的新人、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就通过连珠炮式的提问，在麦克阿瑟断言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1月12日选择方案这一点上，把他揪住不放。约翰逊显然知道麦克阿瑟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列出这些选择方案是为美国一旦被赶出朝鲜时所用。精明厉害的约翰逊让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他知道这个陷阱现已设好，可以随时按民主党人的意愿发挥作用。

参议员莫尔斯（他说他准备好“像一名律师……那样来探求理论”）在另一个问题上把将军逼入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将军3月24日要求中国人投降、否则就将其歼灭的声明，是否给杜鲁门几天前关于政府和平新倡议的电报造成了危害？杜鲁门的行动“无论如何跟我的声明毫不相干”，麦克阿瑟坚持说。他接着说，总统“一直在”试图伸出和平触角。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是其他任何人，证实麦克阿瑟给中国领导人的通告同他的解职有何相干的话，他“将会大吃一惊”。

约翰逊和莫尔斯的问题虽然尖锐犀利，但远未形成对麦克阿瑟的正面攻击。先前的几位询问者出于对麦克阿瑟军事威望的尊敬，表示了礼节性的欠身致意。然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却不肯烦神施行。麦克马洪当时是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对核战争的恐怖以及当时美国无力同时在亚欧打仗的情况，同华盛顿的任何人一样了如指掌。据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助手帕特·霍尔特说，议员衣帽间里关于“用核弹炸中国佬”就可以结束朝鲜战争的窃窃私语“使麦克马洪如入噩梦”。麦克马洪以他内行人对于核能力的了解，认识到真正的对手是苏联。中国人没有核武器。麦克马洪认为，朝鲜战争是一个“附带事件，是主要事件的旁枝末节”。他认为，麦克阿瑟的建议使美国走向了主要事件。

麦克马洪已经做好了他的会前准备。他已经听了麦克阿瑟的讲话，从林登·约翰逊以及其他参议员设下的圈套中获益匪浅。他一开始就说，他不想为他打算占用的时间表示歉意，“因为我们是在这里讨论我们国家的存亡，这意味着文明本身的命运”。他转向麦克阿瑟：“将军，我们是不是面临着处于共产党俄国野心之中的全球性问题？”

“毫无疑问。”麦克阿瑟说。

“我设想，你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很多想法？”麦克马洪继续问。麦克阿瑟显然感到他是在被引向一条方向不明的道路，他没有立即回答。“你听到我的话吗，将军？”麦克马洪开导他说。

麦克阿瑟：是的。是的，我提出过，先生。

麦克马洪：因此——

麦克阿瑟：当然，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我自己的战区。

麦克马洪：请再说一遍。

麦克阿瑟：当然，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我自己的战区。我的责任是在我自己的战区。

麦克马洪：这很对。正如你今天有三四处提到的那样，你是战区司令官。我相信，你对参议员约翰逊说过，作为一个战区司令官，你对普遍军训……或者对我们为全球防务应有的部队数量方面，在你脑子里都没有设置过数量。

麦克阿瑟：这很正确。这个问题不在我的责任或权限之内。

麦克马洪：将军，因此我这样理解：你在你自己头脑中并没有清楚地形成如果俄国人决定对我们发动全球战争……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一项全球防务。

麦克阿瑟：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参议员，但是这些不是权威性的看法，我不愿意来讨论它们。据我的理解，我在这里是讨论我自己的战区。其他的权威人士拥有一切责任和权力，而这些不是我的，因此我不想肤浅地把自己插进这些讨论中。

麦克马洪已经使麦克阿瑟承认，一个战区司令官并不拥有广博的知识（其权威则更少）来协调全球军事战略。实际上，他是一个仅仅对世界一部分负有责任的持矛士兵。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华盛顿的人们拥有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更广泛的权威。现在，麦克马洪给将军以迎头痛击。

麦克马洪：将军，我认为，你相信我们按照你的建议去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把苏联带入一场战争，是不是这样？

麦克阿瑟：我是这样相信的。

麦克马洪：将军，请设想一下假如你是错的。你是有可能错的，是不是？

麦克阿瑟：这是确实无疑的。

麦克马洪：你曾一度不相信……红色中国会介入朝鲜冲突。

麦克阿瑟：我怀疑这一点。

麦克马洪：他们介入了。现在你又怀疑苏联人——

在这里，麦克阿瑟感到了对他的一贯正确的一种挑战，他打断了麦克马洪。“在那一点上，”他说，“我得到了……实际上每个人的支持。美国政府通过它的中央情报局——这是消息最灵通的当局——提供了那一事实。”

麦克马洪：换句话说，与此有关的每个人结果都是错的。

麦克阿瑟：但是，参议员，实际上我认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其中包含着风险。当我们最初进入朝鲜时，就有这样内在的风险，而且我们所冒的风险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麦克马洪：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如果我们采纳了你让我们实行的那些建议，就存在着苏联介入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还有一种必然性……如果你们不实行这些建议，你们就要每月损失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我相信，你所坚持说的是可能性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所坚持说的是必然性的问题。

对于朝鲜正在进行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场战争是不是会扩大到别的什么地方，就存在着大问题。你现在手头已经有了一场战争，因此你就不能说：“让这场战争遥遥无期地进行下去，而我去准备另一场战争。”除非你为此付出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美国小伙子的生命。

这就是那些做出这一决定的人的责任。就我而言，我重复说，这是我所不希望落在我肩上的责任。

你们的政策，正如你在这里所阐明的，参议员，意味着——

麦克马洪：我还没有阐明呢，我只是要求得到关于你的观点的材料。你看，将军，我想从你这儿知道的，就是如果这一次你碰巧错了，我们就要打一场全面战争，我想知道你准备如何建议……来保卫美国对付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这恰恰不是我的责任，参议员。我的责任是在太平洋，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式各样的政府机构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寻求对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全面解决方法。

现在我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了了解。我没有参与其事，我被世界另一边的事缠得不可开交。……

麦克马洪并未手软。麦克阿瑟对于美国核能力的了解“并不比普通军官懂得多”。麦克阿瑟曾经询问过“在我自己的战区内使用原子弹的潜在可能性”，但是他说他从未建议过要使用它。麦克阿瑟没有提起他在1951年1月曾经主张过，要在鸭绿江沿岸设置“放射性废料禁区”。虽然将军不太熟悉苏联核能力的情报，但是他没有把敌方的核武器看作是在朝鲜的一大威胁。“我一分钟也不能相信……敌人有可能或是倾向于在……朝鲜或中国使用他那有限的核武器。”

麦克马洪接着又使麦克阿瑟承认他对民防计划“只是一般性地”有所了解。

麦克马洪：你是否考虑过俄国人通过原子破坏，对美国及其要害工业中心发动一场偷袭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只是一般性地。再说一遍，这不是我责任的范围，参议员。

麦克马洪：我知道，将军。我只是想介绍一下若干考虑，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总司令必须时刻考虑的，以决定在任何特定战区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麦克马洪继续深挖。他提醒麦克阿瑟关于几天前政府的一项声明（由动员局局长斯图尔特·富明顿所做的），即在1953年以前，美国还不能强大到足以抵抗苏联的袭击。麦克阿瑟打断他的话。“那么在两年之内，”他问道，“美国小伙子们在朝鲜的伤亡率将会是多少？”

麦克马洪回答说：“那么，将军，我问你，如果他们搞一次……原子袭击……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伤亡率将会是多少……更不用去说在为深入中国的部队提供后勤支援时将在空中和海上送命的那些美国小伙子们了。”麦克马洪希望，“在我们投入一项可能把我们猝不及防地带入险境的事业中去之前，要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看看我们究竟在哪里”。

麦克阿瑟说：“参议员，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解决在朝鲜的事情。……我相信，它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局而又不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战争还要继续打得很久，带来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实行绥靖的话。……这就是我全部要说的。我说这些时强烈地意识到，朝鲜今天正进行着一场悲惨的杀戮。……”麦克阿瑟计算的迄今为止的伤亡总数是：6.5万美国人和14万以上的韩国人，加上不计其数的平民死亡；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伤亡估计是75万人，加上14万关在“我们监牢铁窗之中的”。也就是说，在不到11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00万以上的人死亡、负伤或被俘。麦克阿瑟说：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浩劫。我想我见过的鲜血和灾难不亚于任何活着的人。上一次我在那里时，我的肠胃都紧缩了。在看到那些废墟、那成千上万的妇孺和其他一切时，我呕吐了。

那么，你们是否准备用任何狡辩的理由或可能性，把这一切再继续下去？……你们要干什么？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我们的朝鲜政策是什么？

如果你们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你们就要使一场大杀戮永载史册，这样的杀戮是我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

你们的整个倾向一直是无所作为，而只是在那里打仗、牺牲、流血。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出某种非常的努力来结束这一切。

麦克阿瑟继续坚持认为，美国军事上有能力同时保卫欧洲和亚洲。“如果你说我们没有能力，你是在承认失败。如果敌人有此能力，而且分兵在所有这些战线上，我们应当有能力去应付。”他又一次使自己进了圈套，麦克马洪很巧妙地收紧了套索。麦克阿瑟是否认为“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经受俄国人对西欧的袭击”？麦克阿瑟回答说：

参议员，我已经数次请求你不要使我卷入除我自己战区以外的任何问题。我对于全球防务的想法不是我在这里所要作证的，现在我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假装权威。

20年前我当陆军参谋长时，这是我的问题，我也会回答它。诸位参谋长或这里的其他人，应该回答这个询问，而不应该是我。

通过这番话，麦克阿瑟无意之中承认了总统、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坚持的看法：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好事之徒，而对所插手的事情又一窍不通。他对他自己的远东司令部以外的需要一概视而不见。

麦克马洪接着又挖苦了麦克阿瑟这个中国问题专家。首先，他引诱麦克阿瑟做出评论，认为他自己无论是在两三年前还是现在，都是“消息颇为灵通的”。然后麦克马洪念了一封1948年3月3日将军写给众院外交事务委会的信，信中对要他就亚洲事务发表见解的请求做了答复。麦克阿瑟答复说，中国作为指派给美国海军负责的军事区域，“不在我现有的权力范围的控制之内”。他在那里没有派驻代表，“除了一般的背景知识之外，我所得到的那些详尽资料大多数都是间接提供的”。麦克阿瑟既不了解政府的研究项目，又是“多年”未能访问中国（据他后来的证词说，自1937年以来未去过）。他写道，在此背景下，“你们很容易认识到，我并不处于可以提供关于大量详情的权威意见的地位，而对于这个独特地区的明确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些详情之上”。

麦克阿瑟只有点头承认他写过此信。第一天的作证结束时，他同麦克马洪的进一步交锋对他也是于事无补。麦克马洪问他是否相信集体安全的思想？

“你说的‘集体安全’是什么意思？”麦克阿瑟问。

麦克马洪又问了一次：“你是否相信我国对外政策所基于的集体安全的思想？”

“你说的‘集体安全’是什么意思？”麦克阿瑟重问了一遍。

“我是指试图把一个军事同盟结合在一起以维护和平，正如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中所试图的那样。”麦克马洪说。

“我对北大西洋公约只知一些皮毛，参议员。”麦克阿瑟回答说。“我不准备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和任何风格来讨论它。”（这一公约是40年代末军事—政治重大事件之一，一直不停地在大众化和专业性的报刊上加以讨论。）

“无论是它的条款还是它的实施情况都不讨论？”麦克马洪问道。

“我只有一般的了解，这是任何一个军官都有的，”麦克阿瑟回答说，“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他指出，最近参院听取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其他人的作证。

麦克阿瑟通过自己的证词，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一个兴趣和知识都很狭隘的指挥官”的帽子。他再也不能摆出高明的世界战略家的姿态了，而当时他在第一大厦这所圣殿里的观点，对于外交官们和其他职业军人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

第一天的会议于下午6时10分结束。将军推搡着走过等候在那里的记者，未做任何评论。他飞回了纽约。

麦克阿瑟在那些不为他的传奇所动、喜欢刨根究底的参议员们面前亮了一天相，他对还要继续进行的询问失去了胃口。他于第二天早上如约回到参院，但是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在会议开始之前走到拉塞尔主席跟前，要求帮一个忙。为使麦克阿瑟可以在这一天结束听证而不必再返回来，午餐休息时间能不能取消？就像前一天那样，咖啡和三明治可以送到听证厅来，但是惠特尼建议提问过程仍可在午餐时进行。拉塞尔同意不午休，但是他告诉惠特尼，只要参议员们认为有必要，询问该继续多少天就继续多少天。

第二天的听证会上，在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提问时，麦克阿瑟更改了他绝对反对把美国地面部队派入中国的态度。他认为假如蒋介石对大陆采取行动，他不反对美国派比方说500名顾问去参与行动。他不认为利用“几百名技术人员……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麦克阿瑟不接受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的假设，即美国支持蒋介石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威望。“对一般亚洲人来说，蒋介石卓然而立，是反共产主义的伟大象征。……那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人完全彻底地反对他。……”支持蒋并不等于同意“他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他在协助我们抵抗这个世界性的威胁。我们在他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选择最终都会自然地倾向于他这一边”。

但是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对假如蒋介石反攻大陆而又被赶出来的后果表示疑惑。那时台湾不会陷落吗？麦克阿瑟把这个问题称为是假设的，因而是无法回答的，但是“无论任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允许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

麦克阿瑟在下午晚些时候已经使拉塞尔主席相信他的理由是正当的。早在1950年8月份，拉塞尔就对“大批中国人蜂拥而入、干涉战事……深怀恐惧”。想当初，麦克阿瑟本来可以撤出朝鲜，然后对中国从陆地和空中实行封锁，直至他们停止“对朝鲜的掠夺性袭击”。他不喜欢“在朝鲜用地面部队进行往复的拉锯战”，打击中国人“必定能避免我们的士兵在地面被屠杀”，那么何不撤退出来从远处来惩罚中国人呢？

拉塞尔所主张的对中国的行动使政府大惑不解。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拉塞尔行使着独特的军事开支权；反过来，他对财权的控制又给了他对军事政策很大的影响力。正如政府已经表明的，美国不想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然而，就在麦克阿瑟将要结束他的作证时，竟然得到了委员会这位头面人物（而且还是民主党人）对他要改变战争政策这一最重要的要求的赞同。

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为政府挽救了这一天。拉塞尔同意麦克阿瑟不再进一步作证——这已经是在第二个漫长的询问日的末尾——这时莫尔斯坚持要继续进行作证，直至所有成员都询问到满意为止。经过短暂然而激烈的辩论，莫尔斯占了上风。麦克阿瑟还得在交叉的夹道鞭打中跑上最后一趟。

麦克阿瑟作证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一开始就是拉塞尔主席情意盈盈地道歉，说使他参加了“马拉松式的会议”。然后年轻的民主党人就接了过来，他们已经消化了麦克阿瑟的证词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往来电文，记事本上充满了五角大楼参谋部军官们向他们提供的问题。

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打头炮。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使麦克阿瑟对更多美国人服役的必要性和实行普遍军训的好处做出任何实质性评论。麦克阿瑟又一次意识到了他的共和党支持者摇摆不定的心情，他不顾由此带来的前后矛盾，拒绝在党派内部的辩论中倒向任何一边。麦克阿瑟大谈特谈他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部队中各师的作战能力，以及把缺乏训练的韩国部队并入他的师里去。但是他表示不了解整体的兵员问题。

约翰逊突然转而提出这三天来一直指向麦克阿瑟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将军。假设我们接受了你的计划，假如中国人被赶回鸭绿江那边，假如他们拒绝签订一项条约，也拒绝就他们今后将采取何种行动达成一项协议，这时候你将提出什么方针？”

麦克阿瑟试图回避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是假想的。“我根本看不出敌人被赶回鸭绿江那边去而又仍然处于进攻态势的可能性。”

约翰逊不打算被驳倒，他提起了“你所谈论的拉锯式的东西”，当时双方交替着忽而推进、忽而后退。“现在假设我们开始实行你所主张的计划，并假设它具有你所想象的成功因素，他们回到了江那边，他们在那儿仍然保留着大量兵团，你准备采取什么方针？”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麦克阿瑟坚持说。

“我们是否必须保留大量部队在那里保卫我们的阵地？”约翰逊坚持问道。

“我不能想象敌人被逐出朝鲜后还能处于一种交战状态。”麦克阿瑟说，如果中国人终于相信他们守不住鸭绿江以南地区，“我相信那时就能同他们订立一项合乎情理的条约”。但是约翰逊已经阐明了他的观点：同中国发生战争，所牵涉到的事远远不只是越过边界去扔几颗炸弹。在进一步的询问下，麦克阿瑟甚至不愿去估计一下他的计划是否要求再增派10万人或50万人到亚洲。“我相信，首要的当务之急就是取消禁令，让我们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最大兵力。”

“不过，将军，”约翰逊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些计划，我们就必须估计一下所需要的人数。我们不仅需要估计人数，而且还要能够提供这一人数。当你提出一项积极的计划时——如你已经提出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我们拥有所需要的部队和兵力来执行这一计划。”

在同参议员莫尔斯进行的冗长讨论中，麦克阿瑟全然不把苏联可能参战的恐惧当作一回事，随着事态的进展，他们的支持已经“黯然失色了”。他已经看过关于向中国人提供的供应品的情报报告，“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微弱的支援，如果中国将要受到强大压力的话”。

麦克阿瑟说，战争开始时，很多人担忧苏联以直接战斗的方式进行干涉。但是苏联人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克制，甚至当一架美国飞机偶然轰炸了一个俄国机场时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对这一过失表示道歉并答应赔偿，但是苏联人从未送来过账单。美方靠近西伯利亚的侦察飞行也未引起那里苏联部队数量的“丝毫增加”。尽管苏联人在联合国里吵吵嚷嚷，“但是到了战场上，情况却截然相反”，麦克阿瑟说。

在一番有先见之明的言论中——比当时国务院拥有的观点更有远见卓识——麦克阿瑟看到了苏联对于“这个正在中国渐渐成形、头角崭露的新怪物”的畏惧。他不相信苏联人是要中国人变得强大到足以向苏联挑战；恰恰相反，莫斯科是想把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麦克阿瑟的作证终于在5月7日晚上7时10分结束。麦克阿瑟在证人席上待了差不多23个钟头，他的证词长达787页打字纸。他离开时，耳畔萦绕着委员会成员们恭维过度的赞美之词。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经把他对于进行朝鲜战争的看法，以及他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分歧直截了当地记录在案。作为有关个人声誉的大事，他首先要阐明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对杜鲁门总统抗命不从。他在这一天晚些时候说：

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憎恨任何这样的论断，即说我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总统，或者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或者甚至对联合国的政策和指令违抗不从或是不予尊重。

现在，舞台转向了其他一些人，他们是政府军事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设计师。

轮到政府

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下属军官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对麦克阿瑟的证词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他们一致认为的质疑要点是，麦克阿瑟反复断言他们曾经“同意”1951年1月12日提出的四点行动计划，即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实行海上封锁、取消对在“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麦克阿瑟曾强调，他感到这些步骤就是既定的政策。他是否有可能在1月中旬，当劳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向他概述这些选择方案时产生了误解？不，柯林斯将军回答说，相反地，他曾直接向麦克阿瑟宣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以避免任何由其他参谋人员做出错误解释的可能性。如果麦克阿瑟没有认识到这一备忘录是“选择方案”，那则是他的过错，而不是华盛顿的过错。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别无选择了：他们必须来完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任务，表明一位民族英雄错了。

5月7日星期一，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为军方打头阵。他开始说，他竟不得不“几乎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许许多多见解和行动”来作证，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需要”。他把将军称作是“陆军军官弟兄，我极为尊敬的人”。接着，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对麦克阿瑟进行了驳斥。

首先是麦克阿瑟所声称的，马歇尔曾经压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把台湾交给中共、给予中共以联合国席位之事的反对意见。麦克阿瑟是在评论杜鲁门总统打算在3月底发布的和平宣言时，说了这番话。马歇尔作证说，政府实际上提出的是，美国将“不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他接着说，美国的长远政策是“抵制把台湾交给中共，并反对给予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不存在“对于这一政策的任何背离”，美国要把这两个问题排除在停战条件之外的决定也没有动摇。把这些问题列入讨论日程是一种现实的决定，因为其他各方肯定也会提出来的。但是对其进行讨论，并不就等于同意。

关于1月12日选择方案，马歇尔对于1951年初严重的军事形势，以及当时美国“面临着不得不把我们的部队从朝鲜撤出这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做了冗长的说明。麦克阿瑟所援引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方针是作为权宜之计提出来的，“一旦这一可能性日益临近现实时”才能考虑付诸实施。差不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审阅的同一时间，军事局势随着李奇微重新取得主动而有了急剧的改观，这样就没有必要把这些方案的任何一条付诸实现。“这些拟议中的行动方针中，没有一条被我或被任何高一级权威否定过或是不赞成，”马歇尔肯定地说，“在参谋长们看来，就这些选择方案做出最后决定，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明智的。”

在接着的几天中，其他各位参谋长对马歇尔关于1月12日文件的说法也加以响应。最详尽的讲话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他说，参谋长们早在1950年11月底，就领导着参谋部的一个委员会研究一旦美国和中国卷入全面战争时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员会的结论报告序言中阐述了这种限定的偶然性，但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的备忘录中，不知为何这些限制性语言被删去了，只剩下一个说明，说所列行动方针已被“暂时同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是在布雷德利看来（还有他的同事们后来说），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即这份备忘录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而不是给麦克阿瑟的一项命令或全套指示。备忘录里没有一处说过这些决定是最后的决定。

马歇尔从本质上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几乎每一个论点，他也不苟同麦克阿瑟所相信的看法，即将军提议的针对中国的行动将不会导致扩大战争：

他（麦克阿瑟）想让我们接受的风险不仅涉及扩大同红色中国的战争，而且涉及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惜付出失去我们盟友和损坏全世界自由人民联盟的代价。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顾这种行动的后果将会把西欧暴露给苏联的攻击，他们的数百万大军已在中欧和东欧待命而动。

马歇尔接着说，一位使命有限的战区司令官同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后三者“必须把我们在地球一个部分的利益和目标同另一个地区的利益和目标加以衡量……以便得出最佳的总体平衡”。

马歇尔认为，“一个战区司令官竟会变得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他从上级机关接到的命令“也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东西”，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军事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但是麦克阿瑟这件事中的新奇之处，是那种“绝无先例的局面，即一个战区司令官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公开表示不满和不赞成”。马歇尔接着说明了杜鲁门总统把麦克阿瑟解职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发展到了不赞同美国既定政策的严重地步，以致人们严重怀疑是否还能允许他行使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由正常的指挥职责赋予一位战区指挥官的。在此情况下，别无他法，只能把他解职。

其他各位参谋长也都严格地以军事上的理由，依次确认他们支持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没有人指责他违抗军令。事实上每个人都坚持认为，他的各种言论日积月累的效果（在3月24日他致中国人的逼降最后通牒和致马丁的信件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使得总统别无选择。虽然对麦克阿瑟的某些战术行动批评甚多，最突出的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分家，但是参谋长们似乎不大愿意对一位战地指挥官的判断表示疑问（尽管柯林斯和布雷德利都坚持说，他们的部署本来可以有所不同）。与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交锋时，柯林斯在对于麦克阿瑟整个进行战争的方法的观点上却语焉不详。“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威利问道，“你是否愿意说，麦克阿瑟将军对于朝鲜战争的领导，可以同他……1941年至1945年在太平洋进行战争时建树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参议员。”柯林斯回答说。

“你愿意回答吗？”

“如果你坚持，我将回答它，但是我更倾向于不回答。”柯林斯说。威利没有坚持。

马歇尔使用了他证词中的最大篇幅，详细回顾政府限制朝鲜战争的决定，这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调动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对付苏联的任何行动，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1953年。在作证过程中，马歇尔对麦克阿瑟当作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提出的若干断言表示了疑问。

在麦克阿瑟这些很成问题的宣称中，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中国国民党人的战斗能力问题。麦克阿瑟说起过这支60万人的大军只要得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就完全能够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国民党人战斗威力所做的某些保留也只是用泛泛的言词加以表达，以致意义全无。然而，马歇尔对国民党人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

麦克阿瑟曾经作证说，当他1950年8月去台湾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是“出色的”。他们缺少卡车、大炮和其他“现代化精密装备”，但是他们“能够打造成一支非常出色的部队。……这支部队代表着60万第一流战斗人员的潜力”。

麦克阿瑟评价的根据是一次为期一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访问的现场观察。在从1951年听证会的记录里因保密而删除的证词中，马歇尔概述了1950年8月底由麦克阿瑟派往台湾的、一个由37名军官组成的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组报告说，国民党人的“训练情况和装备情况，无论是地面部队、空军，还是海军，都十分差劲，以致他们不能被指望来防守该岛”。麦克阿瑟所说的“60万大军”，甚至都不能指望守住他们的大本营，更不用说到外国去打仗了。

在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低估了国民党人装备短缺的程度。没关系的，从60万人当中，总可以找到足够的武器和与其他装备，把3.5万至4万人的部队送往朝鲜。马歇尔却看法相反。“在目前台湾的情况下，”他说，“这样一支小部队代表的正是台湾防务的核心。要从台湾那里抽出这么一支部队来，即使它真是存在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也是大成问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宝贵的美国装备浪费在国民党人身上。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1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损失为他们（在同共产党打仗时）提供的装备方面的记录，使联席参谋长们更加不情愿为他们提供装备并在战斗中使用他们”。马歇尔不相信国民党一旦同共产党打起仗来能保持住士气，他们刚刚在几年前不光彩地败于共产党手下。

布雷德利将军甚至走得更远，说他们的士气是如此糟糕，以致他们一遇机会就可能会投诚到共产党那边去。布雷德利作证时说，如果一支共军能设法在台湾登陆，单靠国民党人的投诚，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岛屿。柯林斯将军有此同感：“我们十分怀疑，我们能从这些中国人（国民党）那里比从南朝鲜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支持麦克阿瑟关于国民党人能对大陆发动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的论点。马歇尔也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被迫卷入去支持他们，国民党人并不具有持续进行一项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中央情报局都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如果蒋介石试图返回大陆，还会得到有意义的民众支持。以他这些有限的实力，如果没有中国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布雷德利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蒋在中国大陆有过很大的取胜机会，但是他没有取胜。在我看来，从军事观点来说，我不认为他现在能在领导中国人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确实，（大陆的中国人中）某些人正在对共产党产生厌倦，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忠于蒋介石。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处于能够聚集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地位，即使我们能把他弄上大陆的话。

但是，联席参谋长们也认识到“松开蒋介石的链子”（按麦克阿瑟的说法）这一做法的吸引力。遵照院外援华集团的意见，他们没有排除考虑国民党针对大陆行动的可能性。布雷德利看不到“现在”就具有任何这种行动的能力。“他们的领导能力很糟糕，他们的装备很糟糕，他们的训练也很糟糕。当这些情况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时，我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再作考虑，再采取那项行动。”国务卿艾奇逊在几天之后作证，他对反攻大陆的行动甚至不加考虑。国民党人的“当务之急”是防卫台湾。“我认为你不能谈论任何他们做不到的事，这在目前毫无意义。”

所有这些证词都从向公众和报界发表的记录中删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有关蒋介石弱点的说法进行新闻检查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听任麦克阿瑟不准确的证词未受挑战地发表出去，就会把参谋长联席会议描绘成这样一伙人：他们不愿意在朝鲜使用一个应该是最适合战斗的盟友。但是把蒋的军队的真相捅出去，尤其是他的部队一有机会就可能投降变节，将会给北京带来不可估量的宝贵情报。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新闻检查对这些证词加以保密。

在20世纪50年代的其余时间里，甚至一直延续到60年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决定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激起了反响。共和党政客们都在吵吵嚷嚷地谈论“松开蒋介石的链子”，好像只是一根管束的绳索使得这位国民党将军不能狺狺狂吠着去击溃共产党。事情并非如此。美国的链子并不是束缚了蒋介石，而是挽救了他。假如把它松开了，共产党人早就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中国内战了。

马歇尔不赞成麦克阿瑟的战争策略，因为“它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麦克阿瑟由于“一心想着朝鲜”，没有意识到华盛顿与盟国之间的问题，以及在联合国要保持多数这一“特殊的困难”。马歇尔更喜欢李奇微的方法，即给敌人“造成我们所能造成的最大数量的伤亡，以此不仅摧毁中国军队的士气，而且摧毁其整个部队结构”。

马歇尔说，从某个意义上讲，朝鲜的情况可以与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封锁危机相比，当时苏联人封锁了西方通往这个德国苏占区中孤城的地面通道。那时马歇尔任国务卿。马歇尔说，当时也几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围绕柏林的斗争“看起来也像是一种僵持局面，但是我们仍然保持镇定，而且最后赢得了体面的胜利”。“有些人想冲破俄国人的封锁来结束这种局面，尽管这可能会触发一场战争。……但是，只要存在着其他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去冒这种风险。”同样地，在希腊，为挫败共产党起义的斗争用了18个月，而且政策批评家们说：“这是毫无希望的冒险……我们是在……浪费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马歇尔不能宽恕麦克阿瑟的行为。当一位军事指挥官写信给一位国会议员时，他——

必须相当谨慎。我曾经不得不写过成千上万封信……但是我想我从未使自己卷入过向有关党派的国会议员批评总司令的事情中去。……你一直在宣扬忠顺，你是在同这样一个组织打交道：其中一个士兵接到哪怕是一名上尉的一道命令，这命令会使他送命或负伤，但是他还必须服从。……这必须是本能的。好，如果这种例子在最高层却恰恰相反，那么你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我认为，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自愿地应邀来这里同总统谈谈这许多事情，接触一下他听不到的反应，而不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在日本谈，这本来是可以使他获益匪浅的。

对于麦克阿瑟的具体计划，马歇尔根本不赞成。中国的广袤辽阔使得空袭无法进行。“你轰炸了一个沿海城市，或者是一个内地城市，我并不认为这就实现了多少目的。”日本人尽管把部队“遍布全中国”，也未能占据这个国家。马歇尔更愿意在朝鲜消灭中国人。第一支北朝鲜部队已经被麦克阿瑟吃掉，投入朝鲜的第一支中国大军“很大程度上被撕成几片，几乎要被消灭”；现在，中国新来的部队“已经确实被撕裂成几片，以致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行动，而且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仍不能有效行动”。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继续承受中国人所遭受过的损失。

甚至在作证时，马歇尔就感觉到（而且已向参议员们如此指出），在未来几周中，美国的政策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政府不再需要解决用扩大战争来结束它的问题了。中国人将继续发动春季攻势，这一事实使马歇尔受到鼓舞而不是沮丧。李奇微的“屠夫行动”（见第十七章）在4月和5月初已给中国人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用马歇尔的话来说：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好可能性是……共产党继续发动进攻，并希望我们能有好天气，这样我们就能像过去两周中所达到的水平那样重创他们，也就是我们已经打垮了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有生力量。

（布雷德利将军两周后在他的证词中同意这一点：“我相信，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已经阻止了这一新年攻势之后去提政治条件，将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这比我们在让他们知道无法把我们赶出朝鲜之前就去争取一项谈判和停火协议，要强得多。”）

对于麦克阿瑟甚至在同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也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做法，马歇尔回忆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上，同罗斯福总统经常发生的“困难处境”，以及他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经常处境难堪”的例子，但是“我真心认为，同我的总司令公然对立对我来说是灾难性的”。他同罗斯福私下争论；一旦决定做出，他就支持这些决定。麦克阿瑟本应也这样做，否则就应辞职。马歇尔举出另一个服从命令的例子：1916年，约翰·潘兴将军率领一支远征军进入墨西哥，追击变节的革命者弗朗西斯科·“潘科”·维拉。威尔逊总统希望只限于直接对维拉采取行动，而不愿冒同墨西哥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他下令潘兴不得征用墨西哥国营铁路的列车，尽管那里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后来，潘兴在已经几乎要捕获维拉时又奉命撤回。潘兴虽然心中很沮丧，但是他没有对他的部下谈起过一句关于撤回的原因，更不用说对公众了。

马歇尔对麦克阿瑟所说的轰炸禁令给共产党带来了不公正优势的说法进行了争辩。在当时受到保密审查的证词中，马歇尔说：“我们部队（因不轰炸‘满洲’）在地面上损失的优势，实际上还比不上我们获取的好处，这些好处来自我们没有把薄弱之处暴露给敌方的空中攻击。”联合国在朝鲜的目标比较集中，中国的目标比较分散而易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很担心“极易受到攻击”的釜山，这是朝鲜唯一的深水港，是联合国军军需供应的咽喉要道。“因为码头都紧挨在一起，船只也紧挨在一起，”马歇尔作证说，“供应品仓库只能分散到一定程度。”

马歇尔和各位参谋长都强调，共产党也在打一场有限战争。布雷德利在反驳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关于中国正在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时说：“他们还没有动用空军袭击我们的前线部队、我们的港口……我们在日本的基地或者我们的海军部队。”布雷德利认为，总的来说，“我们是在对自己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打仗”。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也同意，他说“所谓的庇护所的事情，两边都在进行”。

在受到新闻检查的证词中，范登堡还为不轰炸鸭绿江以北提出了实际的理由。在边界以北的共军空军基地装备着用雷达控制的防空火炮群，“根据我们在鸭绿江一线的活动发现，这些炮火很准确”。美国也并不具备进行持续空袭的能力：

美国的空军……确实是一支小规模的空军，我们现在在那里执行这一战术任务的那些部队，实际上只是我们今天所能聚集的全部力量的四分之一。即使四倍于此的部队放在那里，对于广袤的中国来说也只是沧海一粟。

马歇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否决麦克阿瑟关于授权他立即轰炸“满洲”军事设施的请求，主要的威慑因素是害怕中国的报复性空袭。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几天之后对此做了详尽阐述。如柯林斯所述，麦克阿瑟第一次要求轰炸权，是在第10军正通过兴南进行补给的时候。要是允许轰炸鸭绿江以北的话——

我们极为担心这样做，在从兴南撤退的这段危险的时间内，有可能会招致俄国飞机……还有可能是潜艇的袭击。部队乘坐商船从这样一个港口撤离是极易受到空中和水下袭击的。根据我的判断，这将是一个过于冒险的步骤。

同样地，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战后政治策略的考虑，也不同意批准对北朝鲜目标进行最大限度的轰炸。据柯林斯将军说，美国期待的是战争结束后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而如果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城市”，北朝鲜人就可能不接受它。

麦克阿瑟关于韩国军队是“极好的部队”的观点，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事参谋长们都不敢苟同。在受到严格新闻检查的证词中，马歇尔、布雷德利还有柯林斯都对韩国军队做了尖刻的评价。马歇尔说，在中国人最近的进攻中，韩国的一个师即第6师“完全溃不成军，实际上不做任何抵抗”。在第一次攻击之下，韩国军队就后退了18至20英里，“确实不进行任何战斗……这样，两边的部队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在回答参议员约翰逊的提问时，布雷德利估计说，韩国军队在这一年来的11个月里，已经损失了足够装备10个师的武器装备。“他们每一次被中国佬击攻，”柯林斯说，“只是一味逃跑。”

马歇尔坚韧不拔地经受了一次磨难，那是有关他在中国担任总统特使和担任国务卿的年代里美国对华政策冗长乏味的提问，还有就是他对手令人精疲力竭的翻来覆去的提问。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麦克阿瑟解职之前那些日子的事件，解释美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在朝鲜使用蒋介石的部队。

马歇尔只有一次表现了他对麦克阿瑟的个人憎恶。在他作证的第七天，在他离开证人席之前几分钟，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念了一则合众国际社的消息，其中报道了麦克阿瑟对于杜鲁门总统1月13日发给他的电报的看法。此电报承认，麦克阿瑟可能知道有必要撤出朝鲜，但是敦促他为了外交的原因要尽量坚持下去。麦克阿瑟的代言人（据合众社说）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杜鲁门打算撤出朝鲜，并“把第8集团军当作失败的替罪羊”。斯帕克曼问道，马歇尔是否愿意对此发表评论？

马歇尔说，杜鲁门的电报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总统并没有打算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把第8集团军当成替罪羊。马歇尔涨红了脸，他的声音变得很严厉：“那样简直是叛国之罪。”

斯帕克曼同意这一点，又把那篇文章念一遍。马歇尔打断了他：“你知道，我并没有挑选这位副官（惠特尼）。”当斯帕克曼继续念下去时，马歇尔粗暴而冷峻地打断了他：“我不想讨论这个，参议员。”

马歇尔一直没有提高过声调，但是听到他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毫不怀疑，他对麦克阿瑟及其左右怀有极大的轻蔑。

在下面几个星期里，在马歇尔将军之后作证的各位参谋长并没有给卷帙浩繁的证词中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一致反对麦克阿瑟的建议。布雷德利将军概括了推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做计划的首要战略考虑：“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统治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这种战略将会导致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同中国较量保证只会“以更大的代价陷入更大的僵局”，而丝毫不能确保在朝鲜取胜。按照麦克阿瑟的建议，将会造成把苏联人带入战争这一“真正的危险”。

共和党人在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的带领下，确实给这一进程加入了一个新问题：既然总统批准布雷德利前来作证，那么他就应当谈谈他与杜鲁门关于麦克阿瑟解职的谈话。共和党参议员们怀疑在解职的背后有一股邪恶势力——令人痛恨的艾奇逊，也许甚至是英国人。布雷德利拒绝了，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参与了机密的顾问，而且拉塞尔主席确认了他有权不重复同总统的谈话。（该委员会以18比8的票数确认了拉塞尔的决断权。）

由于政府官员们所谈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且在盘问之下也没有让步，甚至就同一个问题被问上五六遍时也是如此，于是共和党就抓住次要问题。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诺兰对维尔尼斯·安德逊于威克岛在麦克阿瑟将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了笔记一事大表愤慨（将军也是如此宣称的）。“要是在隔墙后面有一名刺客怎么办？”诺兰问道。布雷德利纠正他说，安德逊小姐并不在“隔墙后面”，她是在另一间屋子里，她是一名获准接触高级机密的可靠的公职人员。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比在布雷德利作证时要求结束听证会。“我的印象是，这儿进行的活动多半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确实就是如此。”托比认为听证会是在浪费时间：

这里有许多……有所图谋的人物，他们毫无半点军事素养和气质……来到这里向那些终身服务于军界的人士提出各种问题。……我们在报端发表那么多新闻公报，弄得举国上下满城风雨。斯大林先生是天天订阅的……我们这是何苦来的？我们所问的问题许多都是极其、极其无聊的。……

等到听证会结束后，麦克阿瑟仍将丢官去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将主掌军机，部队仍将在朝鲜打仗。托比希望能“打铃降幕”。

虽然共和党人又把布雷德利整了两天，但是托比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其根据就是：麦克阿瑟无论在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问题上，还是在马丁信件问题上都已经逾越规矩，而且杜鲁门把他解职也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行事。5月24日会议开始之时，共和党就开始着手结束听证会。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提议不必把三军参谋长亲自召来作证，但是要他们看过以前的证词并言明他们是否同意这些证词。希肯卢珀认为再要军方作证就未免重复，他想转移到迪安·艾奇逊这个更为脆弱易攻的目标上去，但是参议员拉塞尔表示异议。共和党人在要求开听证会上已是如此大叫大嚷，在谴责政府时也毫无顾忌，还使用了“彻底击败”这样的字眼。拉塞尔不予宽恕。委员会要一直待下去，直至每一个有关证人都被听证之时。

民主党多数派想延长听证会却别有原因。平息公众义愤的一个手段就是用一个他们已经不胜其烦的题目，弄得他们难以忍受。三个星期以来，“麦克阿瑟听证会”已经主宰了新闻报道，以致美国公众已经准备转向夏季度假和棒球比赛了。

艾奇逊出庭作证

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作为证人出席时，共和党人看到了一个机会来同政府就中国陷落的问题进行有利可图的较量。共和党坚定不移的一个信条就是，往好里说，是杜鲁门的笨拙无能；或者往坏里说，是共产党间谍操纵了国务院，致使蒋介石输给了共产党。这样，艾奇逊将要在委员会面前花上所有证人中最长的时间——从6月1日星期五上午10时06分到6月9日星期六下午5时05分。头两天艾奇逊经受了漫无边际、毫无条理的各种提问，一会儿要求他反复列举导致麦克阿瑟解职的各项事件的过程，一会儿要他阐述国务院各种各样的备忘录。

但是艾奇逊设法阐述了他所希望的论点：按麦克阿瑟的计划办事会使美国遭受风险，陷入一场在战略上无可取之处的战争。苏联人很可能就会根据他们的互助条约出来帮助中国人，否则就会有失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面子。

然而，艾奇逊最主要的讲话是越过参议员们讲给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听的。在过去几周中，政府对于把联合国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论坛来结束战争已失去了信心。艾奇逊和其他人认为，由它来作为协调和谈的机构是太不可靠、难以预测。联合国成员国观点分歧重重，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冒被迫接受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平条件之风险。美国决定独辟蹊径，其目标是停止战斗，哪怕是在不甚理想的条件下。

艾奇逊把参院听证会当成传声筒加以利用，向共产党提出美国大大降低了的战争目标。美国不再坚持完成统一朝鲜这一由来已久的联合国使命，尽管统一朝鲜仍然作为一项长远目标而存在，但是美国愿意在其他条件下结束战争。如果共产党能给予美国一项保证，即不再对南朝鲜采取敌对行动，美国将接受在三八线实现停火，并同意把所有外国部队（即联合国军）撤出战争，其条件是外国部队（即中国人）也要离开朝鲜。实际上艾奇逊是在告诉共产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停止战斗。

虽然他没有明确承认美国已经降低了它的战争目标，但是他不厌其烦地详尽解释了华盛顿现在为什么愿意在体现着战争开始之初局势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把中国人赶回三八线将遏制“共产帝国主义”，并使双方入侵者不能取得胜利。诚然，战争不一定就能结束。但是在一条较小的战线上继续进行战争，总比麦克阿瑟谋求扩大的战争要来得容易，并付出较少的生命代价。即使战争延续下去，也不能确保“胜利”，却会给盟国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美国正是希望通过这些盟国来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要求盟国参与诸如在中国的战争这样一些危险的事业，是把不公正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艾奇逊解释说：

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将会长久存在，如果我们采取的步骤使得与我们同在这个体系中的人民不必要地而且危险地面临着威胁的话……

我们这个联盟用以威慑敌人袭击的力量，部分地有赖于我们伙伴们的意志和相互信任。如果我们根据建议的那些措施去削弱这种努力，尤其是在北大西洋地区，我们就会危害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安全。

艾奇逊不接受麦克阿瑟关于战争局限在朝鲜就不能打赢的观点。在他看来，“打赢”这个词是无关紧要的。“战争究竟具体在哪里结束都没有区别。要紧的是，一项解决办法能不能在那样一个地方得到实现——这个地方中国人将不打算也不愿意再回来打仗了？”

艾奇逊说，继续的惩罚将最终使中国人停止战斗。他不想同中国人打一场赶尽杀绝的战争，他希望能达到一种平衡，以确保朝鲜的和平。

但是艾奇逊的批评者们似乎对他的朝鲜政策陈述并无兴趣，他们一再地回到“国务院丢失了中国”的问题上去，并含蓄地要他屈膝道歉。艾奇逊尽力为政府辩护，但是他担心，如果“只是对此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提问和回答，这一复杂的事情将会被弄糟”。因此，在他作证的第二天傍晚，他提出了一项反建议：给他一天准备时间，他试图就1945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做一次全面发言。委员会同意了，于是艾奇逊收集了厚厚一捆国务院文件，回到他的马里兰州乡间农场去度周末。“借助于咖啡，以及妻子陪伴在宁静的农场房舍中，还有一位安全警卫人员在门口守卫”，他在文件中寻章摘句，不胜疲倦地搞出了一堆笔记。

星期一上午，艾奇逊做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非同寻常的陈述。他借助笔记，讲述了中国古老社会在现代化社会冲击下的崩溃，还讲述了美国为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股对抗势力而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他断然否认了美国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存在任何过错。他说，美援不能保证任何政府的生存，只能对它们自己的努力加以补充。美国也不能代表另一个政府做出决定，哪怕是美国打算拯救的政府。

艾奇逊描绘了1945年处于混乱中的中国，这块“疆土”几十年来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控制着北方省份和“满洲”，日本人控制着大城市和铁路公路网，国民党人则苟存于这个国家南方一隅。美国调查团得出的现实结论是，国民党还必须再打上几年以赶走共产党，而胜利的希望是微茫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中国担任总统特使，他不成功地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并说服国民党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取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两项努力均告失败。国会最后通过给国民党4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政府要求的是5.7亿美元），但是不同意把军事顾问派往作战地区。（艾奇逊很有分寸地没有说出来，这笔减少了的援助项目是由1946年选出的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即使有此援助，国民党还是在1948年末开始出现军事崩溃，它从数量上3对1的优势变为1对1.5的劣势。美国陆军1949年1月的一项情报估计说，国民党的军事地位“已经衰落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戴维·巴尔将军说，国民党的领导“是世界上最糟糕的”，80%的美国军事装备已经损失。美国决定不接手这场战争，于是蒋介石垮台了。

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来说，这就是艾奇逊对委员会所说的情况。诚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因为中国发生的崩溃已经早在各种国会团体面前做了详尽的回顾。艾奇逊的讲话并未能使他的对手们满意。其中有一位是缅因州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他指责国务卿因具有对所议主题的深入了解，而获得对参议员们的“不公正的优势”。

艾奇逊作证的其余部分就是对政府战争方针的有力辩护，以及对麦克阿瑟计划将冲突引向中国的全盘否定。他并不怀疑麦克阿瑟的动机：如果将军认为轰炸“满洲”能更快地结束战争，将军是当真的。但是“我们的担心是，他不能使战争结束”。

艾奇逊还被强烈询问了美国曾在1950年春末把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原因。他说，美国已经认识到局势是危险的，但是“相信在南朝鲜人自己能够更好地对付之前，入侵不会发生”。艾奇逊没有透露，实际上国务院曾敦促部队在朝鲜再留下去，他们是在五角大楼的坚持下撤出的。

艾奇逊认为，从战略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参战已是铸成大错，这使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几乎是唾手可得的台湾，现在台湾已经遥遥无期地远在他们的股掌之外。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内战的未了事宜，世界上大部分人现在都把中国视为“国际上的无法无天分子”。中国在对日和约上也不再有发言权。如果中国置身朝鲜之外，它本来是可以指望有此发言权的。而且，中国已经丧失任何近期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希望。

相反，美国却有几点重要收获。首先是显示了它将履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战争的扩大推动了重整军备的努力，这是非如此美国人民和国会就不会支持的。“我认为它极其深刻地使人民认识到了整个世界所遭受和正面临的危险的程度。”艾奇逊说。

提问进行得漫无边际，冗长不堪，艾奇逊甚至被问及一些令人恼火的毫不相关的题目（对一次有关远东军事局势的听证会而言），诸如借款给墨西哥开发石油资源；艾奇逊以前的法律事务所同伊朗的联系；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娶了国际石油地质学家埃弗雷特·法·戈利耶的女儿；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变节难民的大豆投机活动；允许德国科学家来美国居住；为什么陆军部在1945年派了这位将军而不是那位将军参加中国调查团。甚至艾奇逊所谓的朋友们也变得令人讨厌，他们让冗长乏味的重复性问题充斥了听证记录。韦恩·莫尔斯发难最多，他简直不顾别人已经问过了什么问题，他进行询问时就好像只有他一个参议员出席似的。

当艾奇逊最终结束了听证时，国务院的一位朋友问他这个周末准备做什么。“我有一个计划来试试我酒精的消耗能力，”国务卿回答说，“如果在我喝完之前又爆发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我就一定不奉陪了。”

听证会结束

实际上，艾奇逊的作证已经结束了听证的实质性部分。尽管听证又拖了几个星期，那些外围的证人们对于已经说过的东西也没有多少要补充的，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乔治·马歇尔部长在他于参院作证的最后一天曾经说过，在做出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时是意识到这将会引起争议的。但是马歇尔补充说：“人们同时也认为，在感情浪潮的高峰过去之后将会有一些清醒的思考。”马歇尔的态度使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感到恼怒。“这可能被解释成政府的一种设想，即美国人民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恢复平静，并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他说。马歇尔回答说：“我认为清醒思考与恢复平静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马歇尔的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甚至在听证会还在继续进行时，麦克阿瑟遍游全国寻求新的奉承喝彩，但是他发现注意力正在减退。人们是出于好奇心来看他，而不是来听他讲话。在芝加哥，中午的车队吸引了估计300万人，但是晚上他在“士兵运动场”讲话时，只有5万人在那里，相当于这个运动场一半的容量。麦克阿瑟变得越来越具有煽动性。在对得克萨斯州议会发表讲话时，他指责说，由美国政府中的“文人”（麦克阿瑟使这个词听起来很肮脏甚至很邪恶）炮制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如果不是像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受命于的话——国外，而且被害怕别人指手画脚的恐惧所支配”。当他继续穿越全国旅行时，他的讲话听起来与其说像是一位解甲归田的政治家的演讲，不如说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共和党保守派的总统竞选活动。在西雅图，他指责说：“我国的政治声望令人心痛地受损于一连串的外交失策和国内莽撞浮夸的目标……当我们广大的公职机关中的贪污腐化被揭露出来时，美国国内的忧虑与日俱增。”他对“政治上的愚笨和经济上的无能”大张挞伐。麦克阿瑟在政府对他的后勤支持结束后，发现他自己受到了美国政治上的极右人物们的接待。得克萨斯州石油家亨特和克林特·默奇森把一架飞机给他使用。美国公众渐渐地不再爱听麦克阿瑟信奉的那些政治主张，他们在1948年选杜鲁门当总统时就已经对这些主张表示了反对。

在大多数报刊看来，尤其是卢斯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麦克阿瑟的旅行是一件具有像恺撒大帝胜利出征后凯旋罗马那种感情程度的事件。一些不那么激动的观察家谈的就不一样了。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杰出政治领袖、律师莫里·马弗里克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描述麦克阿瑟在该市受到接待的情形。开始时，小贩们出售的“欢迎麦克阿瑟”小旗索价1美元，后来谁也不买，价格跌至15美分。警方曾预计将有50万人出来，但是只有约8万人出现，其中大多数看来都是去吃午饭的。麦克阿瑟访问的重点是在阿拉莫的讲话。“当他开始讲的时候，”马弗里克说，“人们都仰起脖子，然后就咯咯地笑着或嚼着口香糖走开了……没人听这滔滔雄辩。”最大的混乱是由军队引起的，他们封锁了交叉路口，让麦克阿瑟的车队不受阻碍地通过。得克萨斯的另一位政治家、达拉斯的律师哈里·西伊也观看了麦克阿瑟在该州的旅行情况。在休斯敦，麦克阿瑟在赖斯学院体育场吸引了2万人，这个场地有8万个座位；这比1948年杜鲁门在这里竞选时吸引的人数要少得多。在达拉斯的“棉花碗体育场”，拥有7.5万座位的场内只有2.5万人，很多人在他讲完之前就走了。“他的得克萨斯之行是一个彻底失败，”西伊写信给总统说，“而且他的好些朋友也承认这一点。”

尽管麦克阿瑟也许当时还未认识到，他的昙花一现是有根本原因的。那些共和党人把他弄到华盛顿，并为他在国会和参院听证会提供讲坛，他们这样做时怀着既为战争政策担忧，又想把政府整一番的复杂心情。麦克阿瑟错把这种对他含情脉脉的关照，当成是邀请他发起政治讨伐，并把杜鲁门赶出白宫。然而，共和党用来对付杜鲁门的计划在1951年6月时，只有一个挂名领袖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而已。麦克阿瑟对共和党有一定的地位和效用。一旦他结束了作证、严惩了政府、得到了全国的喝彩，他也就不再有进一步的用途了。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麦克阿瑟风头出尽。但在这之后，他只是曼哈顿一家旅馆套房中的一个孤独老人，就像新泽西州军训营中一名初入戎伍的新兵一样，同朝鲜战争中的任何事情毫不沾边了。

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曾在波洛体育场观看过一场由费城人队对纽约巨人队的棒球赛。球赛将结束时，他和琼与阿瑟穿过中场向出口走去，当时乐队高奏《老兵不死》，观众尊敬地鼓掌。接着从露天看台上传来一声洪亮的叫喊：“嗨，麦克！哈里·杜鲁门怎么样？”看台上爆发了一阵哄笑——这是有人当面嘲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绝无仅有的记录在案的例子。

第二十一章 和谈密径

1950年12月，中国代表到达联合国时，联合国军正面临着节节败北的局面，并每时每刻都可能撤出朝鲜，中国已稳操胜券。惊慌失措的麦克阿瑟将军认为，他仅有的抉择是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放弃战争。

恰在此时，国务院收到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一个试探，似乎有意开启和平谈判，这使国务院颇为惊诧。试探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的。中方的一位代表是“中国青年党”党员，该党是代表团中几个微不足道的非中共团体之一。此人一到成功湖，就与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就读的一位中国学生取得联系，这个学生又向他在国务院的一位熟人传话说，中国人愿意以非官方的方式交换“信息”。

国务院对此反应谨慎。中国在战场上已胜利在望，走后门与华盛顿会谈有何益处呢？国务院政策计划官员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奉命查寻这一线索。“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外交伎俩，他们可以矢口否认任何所说过的话，”查尔斯·马歇尔说道，“因为非常难以确定对方是在向你传递信息还是在有意误导。” 查尔斯·马歇尔很快就发现中国人的“试探”确凿有据，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的意图是阻止联合国通过谴责其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的决议案。国务院认为，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至关重要，其意义远超过外交上挤眉弄眼的小动作，便着手说服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

然而中国的这个“接头人”仍不罢休，他给查尔斯·马歇尔传话说，他会“试图保持接触”。国务院在回复中将了中国人一军。如查尔斯·马歇尔所说，如果此人确有中国政府非正式的授权，“他们（中共）就应释放一位以间谍罪名关押在上海监狱的美国人”。然而让华盛顿始料不及的是，那位被指控为间谍的美国人已经被枪决。至此，中美沟通的一线机缘也就不了了之。

1951年春季和夏初，“拉锯战”没完没了地进行，马修·李奇微将军的第8集团军缓慢地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地就开始停战谈判进行试探。一个不利条件是政府还未承认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正如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于1951年5月所说：“我们不承认北京当局的自我标榜，它不是中国的政府，它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它不是中国的。”艾奇逊在关于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也说，“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和平谈判要跟谁谈。尽管中国人在作战中首当其冲，但北朝鲜人和苏联人在任何谈判中都想有发言权（尽管艾奇逊仍然认为北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莫斯科训练的共党”，他们对“莫斯科言听计从”）。艾奇逊向中国人做出了一个明白的暗示，即美国将持灵活态度。他说：“我们将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当局打交道。”尽管艾奇逊认为北京政权是一个“冒牌政府”，但美国别无他择：“你将和与你的军队打仗的当局打交道，而且如果他们希望停战的话，我认为与他们打交道是不成问题的。”

据艾奇逊说，美国“在想方设法，就像是一群猎狗在寻找线索”。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用了很长时间，企图与一位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对话，但都徒劳无益。驻联合国使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认为，他们从在成功湖的苏联人那里得到了一些信号。但在他们追根溯源之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谣传的和平接触的报道，苏联人便销声匿迹了。那年春季晚些时候，一位“拥有某些可靠凭证的”西欧人士暗示说，中国人将听取一项关于谈判的建议。

国务院就此讨论了很长时间，然后艾奇逊指定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必须以极度保密的方式进行。“麦卡锡主义当时十分活跃，” 查尔斯·马歇尔回顾说，“而且麦克阿瑟的吵闹为众目所瞩。处于这种敏感的环境，必须严守秘密。仅仅不多于五六位的主管部门人士知晓此事，且只进行了口头交代。”

为查尔斯·马歇尔制订的计划是隐名埋姓地前往香港，“寻找”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四位可能的中间人”。查尔斯·马歇尔带有一个信息，打算使中国人相信华盛顿和北京应该消除分歧，苏联才是两国“真正的战略上的敌人”。查尔斯·马歇尔要去提醒共产党人，美国曾打算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保留其驻华大使馆，正是美国最初曾拒绝对国民党人在台湾的庇护所提供保证，还有美国并未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查尔斯·马歇尔认识到中国新政府“寻找一个外部敌人的心理需要”，而这个角色落到了美国头上，双方在很长的时间里肯定会感受到朝鲜战争的“痛苦影响”。尽管如此，“中国不应在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中站在苏联一边”。查尔斯·马歇尔预言说，一旦目前的敌对行动减缓，双方便会建立有一定距离的关系，在此期间，“苏联很可能会取代美国，最终成为中国的外部敌人”，这将为“美国和中国公开改善关系”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机会”。

然而马歇尔运气不佳，他抵达香港后无法转达他的信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四个关系中的两个其可靠性值得怀疑，只有通过第三者的转接才能进行联系。（通过第三者传达信息使查尔斯·马歇尔避免面对面的接触。这样，如果中国人宣称他们的敌人在祈求和平，美国可以“矢口否认”。）查尔斯·马歇尔认为，由他们转达信息“太无把握”，但他最后还是给一家非共产党报纸的总编和毛泽东妻子的一位远亲留下了一些信息。然而，这些管道的作用充其量犹如把一封信塞进一个瓶子，然后从旧金山的码头扔到海里。后来有模糊不清的零散迹象表明，查尔斯·马歇尔的信息已传及中国领导层，但未出现任何公开的反应。因而华盛顿认为，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和谈的机会。

凯南的办法

1951年5月中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提出了一个想法。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的前官员、美国政府中的顶尖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正在离职期间，以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撰写一部关于美苏关系的书。因而，凯南当时便不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成员。他是苏联人所信赖的人，他们把他敬待为一位言行客观坦正的学者和外交官，而非空话谎话连篇之徒。经艾奇逊同意，马修斯提议由凯南去见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并给他带去一个信息，大致内容如下：美国和苏联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冲突，而美国人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似乎都在被中国人拖着走。如果在朝鲜实现停战和停火，也许是沿目前军队部署的战线停火，不是更为可取吗？凯南准备询问莫斯科如何看待形势。正如艾奇逊概述他的指示时所说：“如果要结束敌对行动，那么现在正是着手结束战争的大好时机。”

凯南给马立克手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会面，但未说明目的。几小时以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请凯南去他在长岛的夏季寓所用午餐。两人5月31日的会面进行得十分顺利，只是在一开始时稍微尴尬一番，马立克把一个水果和葡萄酒的托盘打翻在自己腿上。在一定意义上，自1925年凯南成为外交官以来，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他用流畅的俄语同这位大使交谈，他知道马立克在这种试探性的晤面中不可能就如此敏感的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便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涉及了主题。马立克听凯南讲完后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提议“让他对凯南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虑后再次会面”——意思是他必须向莫斯科请示。

苏联人很快就做出了回答，这表明苏联人和美国人一样急欲实现和平。不到一个星期，即6月5日，马立克又把凯南请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说，苏联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由于苏联人没有直接卷入战争——这种说法过于拘泥于形式主义，凯南对此并未加以质疑——因此任何解决途径都必须通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我们大家谁也不怀疑这个信息的真实性，”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但这仍然带有一种神神叨叨的口气，使我们捉摸不定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我们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

在6月的最初几天里，国务院向盟国的大使们隐瞒了与马立克接触的事，这是基于两个原因：避免产生虚假的希望，并防止泄密，以免有可能使这一主动行为付诸东流。比方说，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告诫大使们不要听信报界关于“和平试探”的任何消息。6月8日，另一位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征求盟国对和谈的看法时，没有提及向马立克做出的姿态。眼下的问题是，杜鲁门总统是否应就和平的条件发表任何讲话？如果有必要，他应以在朝鲜作战的16个国家的名义呢，还是以美国单方面的名义？希克森说，美国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事先束缚自己。因此，美国的想法是，停火的具体条件“应以笼统的措辞加以表达”，应该等待敌人表现出准备开始谈判时再提出细节。希克森的确说了，如果中国人愿意停止战斗，并同意大体上在三八线一带实现和解的话，就会为谈判打下基础。但由于中国人仍在战斗，他认为不存在立即停火的希望。希克森进一步说：“我们没有起草任何声明，我们愿意讨论所有可能的行动方向，对此我们也没有既定立场，只是要让敌人认识到并且愿意在取得一项体面的谈判解决之前，必须停止战斗。”

就美国的目的而言，重要的问题是，盟国的大使们已经允许华盛顿放手寻求停战。大使们希望被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但具体事务应由国务院办理。

现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苏联进一步的答复。苏联人必须与北京和平壤的领导人商谈。这种沉默并未使国务院感到惊恐不安。实际上，苏联人的答复比预料的还要快，而且是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讲坛。联合国从创立时起，就发起了一个每周公共事务广播节目，所有的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苏联人一直对之不屑一顾。现在，马立克要求在6月23日的节目中给他安排时间。他在讲话中说——语法学家们可以把他的讲话方式称为第一国家人称——“苏联人民”相信，战争是能够平息的。马立克接着说：“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条件是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能够采取这种步骤吗？马立克问道。“我认为能够，”他自问自答说，“只要有真诚的愿望来结束在朝鲜的流血战斗。”（在美国分析人士看来，“流血”这个词表明中国人在战场上伤亡惨重。）

马立克的答复使国务院大吃一惊。当美国得知马立克要求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安排时间时，预料只会听到宣传性的夸大言辞。但在分析家们看来，广播讲话之后发生的事情意义重大。迪安·腊斯克认为，苏联报刊和广播处理这个讲话的方式是“出色的表演”。两天以后，北京的报纸实际上宣布说，中国当局同意马立克的建议。但在此之后，中国人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北京电台说，如果美国人希望和平，他们就能够接受中国人的条件。马立克讲话中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比比皆是，这使美国外交官们迷惑不解。马立克提及“苏联人民”时，他实际上是不是指“苏联政府”呢？他在谈及“交战者”时又否认苏联有任何卷入，而中国人坚持被称为“志愿军”。据迪安·腊斯克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协调和理解，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不解之谜。”当时，从马立克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澄清，因为这位大使“身体不适”，这是一种回避所不希望的谈话的外交手段。腊斯克指出了一些可疑之处，即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可能是宣传性的：“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苏联人的立场是一点一滴地显现出来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伦·柯克在多次请求之后获准会见苏联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葛罗米柯认为，朝鲜交战双方的军方代表应该仅就军事问题达成一项军事休战，不要涉及政治或领土问题。葛罗米柯坚持说，他全然不知中国对停火谈判的态度。

国务院认为，苏联的答复是中国人愿意与美国接近的一个信号，便着手在盟国中寻求支持。联合国的法律顾问亚伯拉罕·费勒第一个响应美国的要求。他认为，美国有权达成一项停火或休战而不必由联合国授权，只要谈判局限于军事问题，并且把谈判结果报告安理会。有军队在朝鲜的国家其大使们一致赞同谈判。

但五角大楼却从中作梗。6月28日，腊斯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简述了一个建议，即由李奇微发表一个广播讲话，邀请中国军队指挥官参加一个会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不喜欢这个办法，因为这将把联合国军置于乞求和平的境地。范登堡对在敌人正遭到“重创”时停止战斗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质询。但布雷德利认为，如果联合国放过了这个实现和平的机会，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就很成问题。柯林斯和谢尔曼表示同意，范登堡便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一个工作班子与国务院合作，为李奇微起草一份广播讲话稿。

李奇微在东京时间6月29日上午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它经过了精雕细琢：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奉命通知你们如下事宜：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停战问题，条件是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并对维护停战予以充分保障。

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将提出双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举行。

李奇微发表讲话几个小时以前，迪安·腊斯克向盟国的大使们解释了声明的措辞，主要目的是看看共产党的指挥官是否有兴趣在战场上晤面以讨论停火问题。“我们认为，继续（让人们）认为对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是至关重要的，”腊斯克说，“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乞求和平，那样说有损他们的声望。但我们的确希望由共产党人承担责任，让人们知道是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的名义发表这一声明，是避免使用“政府”这个字眼的一种方式。腊斯克说，这是“为了照顾对方”。还有一些只有外交界才能够领悟的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我们并不是说与李奇微本人已经进行了接触，而是说他被告知已经进行了一次接触。我们并未提出会谈的日期，但为了把整个事情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提出了一个谈判的地点——在元山港内的一条丹麦医疗船上。我们认为，这对双方都很便利。”尽管这条船在朝鲜是服务于联合国军的，但丹麦政府“将很高兴”能提供这条船，并为会谈悬挂自己的国旗。

澳大利亚外交官戴维·威廉森·麦克尼科尔问，谈判期间美国是否会与盟国协商？腊斯克的回答模棱两可。他会与盟国讨论“那些可以合乎情理地讨论的”进展，但他不认为大家都“愿意看到我们所祈望的和平，由于过早的公开辩论而毁于一旦”。

在腊斯克看来，开始谈判是最为重要的。“我们的抉择……显然是：要么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停火，要么是扩大冲突。”没人有不同意见。

共产党人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对李奇微的广播声明做出了回答。北京电台7月2日表示收到了李奇微的信息，并继续说：

……我们经授权告知你方，我们同意停止军事活动并举行和谈，我们的代表将会见你们的代表。

我们就举行会谈的地点建议：这种会谈应在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如果你们同意这一点，我们的代表准备在1951年7月10日至15日与你们的代表会晤。

这条电文由“北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签署。

华盛顿小心谨慎地对待了这个答复。迪安·腊斯克认为，令人奇怪的是，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居然参与了一份声明说“我们经授权”开始谈判。他显然正是他政府的首脑。鉴于军事原因，人们对于把开城作为会晤地点犹豫不决。朝鲜西部的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几英里的地方。1951年7月，它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第8集团军离得最近的部队在其10英里以外。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开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但它警告说，它“向敌人”提供了“明确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该委员会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开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是朝鲜首都，在那里举行会谈可以被解释为共产党在战争中占了上风。

该电文的若干部分，特别是有关停火的建议，使李奇微忐忑不安。在朝鲜度过的五个月里，他重整了第8集团军，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他不打算把这一切都拱手让出。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说，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还说他将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援引情报报告说，中国人正在为另一次攻势调兵遣将。如果他必须进行谈判，李奇微希望提前进行谈判。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一步都要与白宫和国务院协调，它不许李奇微敦促提前举行会晤。谈判已十拿九稳，机不可失。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李奇微撰就了具体的措辞，用以答复共产党的广播声明。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表明，开始会谈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李奇微奉命进行的答复说，“必须在停止敌对行动以前就停战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又经过一些公开的交换意见之后，同意联络军官7月8日在开城会晤。

谈判前的另一件事是美国避免了迪安·艾奇逊无意造成的，但却具有潜在严重危险的一个错误。艾奇逊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不甚准确地谈到了沿三八线实现停火——这条停火线认可了当时的军事现实。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8集团军已将其战线扩展成一个三角形的楔子，大体上起于汉城以北，并沿一条向东的斜线往三八线以北伸延约35英里。第8集团军在推进中绕过了临津江流域地区，这是一块小溪流与沼泽地纵横交错的地方，没有任何军事价值。把这块毫无价值的土地让给共产党也具有谈判方面的价值。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打算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停战协议，这将使美国和韩国部队留在三八线以北几英里的地区。对临津江地区事实上的放弃，可以当成是一种地盘“交易”——联合国军让出三八线以南的地区，以换取三八线以北更为宝贵的地区。联合国军战线的中心处于所谓的铁三角地区，这是位于平康（不要与西北几英里的北朝鲜首都平壤混为一谈）、铁原和金化之间一连串的高地。第一次在地图上为李奇微的推进划定目标时，这条战线被称作堪萨斯线。在以后两年的战争里，联合国军将要固守这些阵地——只有一些小小的变动。

对李奇微来说，最为关切的是在停火期间他的主力部队的部署问题。他认为三八线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最初就可接受的停火条件进行讨论时，预计要以达成协议时部队的阵地为中心，建立一个纵深20英里的非军事区。这样，李奇微的部队将不得不后撤约10英里。李奇微曾一度考虑进一步向北推进，夺取堪萨斯线以北20英里的地域。但他视察了那里的地形以后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一推进尽管“目前在战术和后勤方面是可行的，但却要付出无法接受的伤亡”。

美国的和平条件

6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给李奇微发去了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制定的极为详尽的指令。这些指令虽有一些细小的改动，但它们成了李奇微及其继任者在今后两年中一直遵循的蓝图。这份高度机密的电报在一开始列举了“一般性政策”：

我们在此次停战中的主要军事用意，在于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保障不再重开战端，以及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苏联和中共会不会认真对待最后达成合理的、可接受的停战安排，他们会不会准备同意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可接受的永久性方案，我们对这两点都缺乏把握。所以，在考虑这种停战时，最为重要的是，达成的停战协议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能够为我们所接受。……

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商讨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你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诸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政府层面得以处理。

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李奇微在谈判中态度强硬，在提出最初的讨价还价的立场时，要超越美国可以接受的最低条件。但是他一定不得让谈判破裂，除非敌人不接受他最低限度的条件。他必须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得寸进尺”，那将使国际舆论怀疑联合国军的良好诚意。他务必不使美国的威望处于没有后退余地的境地。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识到与共产党谈判是十分困难的，但他们向李奇微保证说，“此间完全理解”这一事实。

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了美国“最低限度的”立场：停战将限于朝鲜的军事问题，并持续生效，直至其他安排取而代之；各自的司令官将下令停止敌对行动；将建立一条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地面部队应停留在原阵地，如果已推进至非军事区就应后撤；双方选派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能够自由地和无限制地前往朝鲜任何地方”，以监督停战；不准许进行空军、陆军和海军的任何增援，尽管允许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轮换部队或人员；停火生效时，在朝鲜的作战装备水平不应得到增强。

由于认为共产党在世界各地都不把正式协议当一回事，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重视军事停战委员会，其行动自由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该委员会必须由双方司令官所指派的“精悍的助手”领导，并且要有“足够的人员，使其能够履行职责和职能”。在该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联合国将不认为任何停战安排有效。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建立非军事区，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就此提出强硬的条件。参谋长们希望“在停火安排达成协议时，基本上按照敌对军队当时的阵地”建立一条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联合国希望以此绕过迪安·艾奇逊关于在三八线停火的草率之言。）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说：

如果为了讨价还价的目的，需要你同意撤退一些联合国部队，你在目前强有力的军事地位和履行你军事任务的能力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可以这样做。

为了谈判的目的，你最初的要求可以是共产党军队必须沿整个战线后撤20英里或更多。

如果共产党的司令官提及美国政府官员的声明，即美国准备接受在三八线或三八线附近实现和解，你就应采取如下立场，即这类声明不适用于战场上的停战，而可能是政府间就政治解决所进行谈判的一个议题。

你进而应说明，你所提出的军事安排，实际上会涉及三八线以南某些在共产党军事控制之下的地区（如前所说，是指汉城西北的临津江冲积平原），以及三八线以北某些联合国控制的地区。最后结果尽管是军事性质的，但不应有损于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这些问题应由有关当局来做进一步考虑。

谈判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交换战俘，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应“尽可能快地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在战俘交换完毕以前，应允许红十字会的代表“走访所有的战俘营，以提供他们所能提供的帮助”。迪安·腊斯克于7月3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一对一地交换战俘是必要的，“因为统统遣返战俘……将使北朝鲜军队完全恢复至它发动侵略时的兵力……而这将彻底改变军事形势”。情况是“困难的”，因为联合国军扣押着约15万名共产党战俘，而共产党则扣押着“不到1万名联合国军人员”。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中包含未来停战解决朝鲜问题的种子，但也有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在以后的两年里，共产党和联合国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看来是无止境的争吵——第一是停火线的位置，第二是处理战俘问题。但在1951年6月底和7月初，任何一个问题看来都不甚重要。重要的事实是，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现在似乎是已经有望了。

前往谈判桌

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挑选率领联合国军谈判团团长的人选时，希望找到一位有自制力的高级军官，他要能忍受共产党长达几小时的辱骂而不致发脾气，并且在会谈结束时能以强词对答。联合国军的谈判策略将由华盛顿专门拟定，联合国军方面每天发言的文本都由电报详细转达。李奇微预料共产党人会力图通过谈判使联合国屈服，以疲劳战术赢得谈判。李奇微想给共产党找一个对手，正如他对一位副手所说：“那人能够一连坐上6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解小便。”

这样，李奇微选中了海军上将C.特纳·乔伊，他是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沙场老将，现在统管远东海军部队。乔伊把担任非战斗职务的时间都用于研究炸药。他的战争经历使他得出结论，认为打击敌人的最佳方式是消灭敌人。他个人和其他美军司令官一样，憎恶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从政治上限制朝鲜战争不甚满意，但他仍尽职尽力，从不公开抱怨。

李奇微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沙场老将组成了联合国军的谈判队伍。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他曾在欧洲指挥一个步兵团；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吉少将，曾在北非指挥一个战斗机联队；最为人熟知的是令人胆寒的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他因在太平洋战役中大胆使用驱逐舰而以“31节伯克”的名字闻名于世。韩国军队挑选了一位军长白善烨少将，美国人对他印象极深，认为他“也许是韩国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

亚洲问题专家们煞费苦心地向李奇微的谈判班子就与中国人和朝鲜人打交道的问题提供了心理方面的建议：必须小心谨慎地不使他们不必要地丢失面子。东方人希望有一条撤退的“金桥”，并通过这座桥撤离不自在的地方，但又不至于看来是放弃它。英语、朝鲜语和汉语的互译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语义和语言方面的问题。李奇微告诫说：“不确切的翻译将导致基本和持久的误解。”

李奇微对谈判寄予厚望。如果继共产党军事上的失败之后，谈判班子能够再巧妙地处理停战问题，“那么历史将记载，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在朝鲜达到极限。从此之后，共产主义本身便开始在亚洲衰落”。

初次交锋

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率领联合国军联络组于7月8日乘直升机飞抵开城，共产党的宣传伎俩立即就开始了。这是一座尘土飞扬的小镇,一簇房屋坐落在丘陵地带的背风之处，它一直是由汉城通向北方的主要公路上的旅客歇脚之地。尽管开城应是停战谈判的中立区，手持机关枪的共产党士兵却团团围住手无寸铁的美国人，他们还对共产党的记者和摄影师张牙舞爪地挥动手中的武器。对共产党来说，联合国军是来乞求和平，共产党要竭尽全力地利用这一“事实”。

金尼本以为可以马上了结这桩差事，并返回汉城接受进一步的指示，但又决定留下来。他不知不觉地赢了下一个回合。共产党人把他们一行领到一个作为这次会议地点的茶馆，这是一座装饰华丽的平房，弧形房瓦盖顶，前院摆着精心雕琢的盆景树木。共产党人把木制大会议桌搬进屋里，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外面，似乎是在保卫这个地方。曾经优雅别致的建筑现在是弹痕累累，几间外房已被炸毁，但这是开城所能提供的最为舒适的建筑。美国人在共产党人引导他们入座之前，径直走进茶馆，坐在朝南的一排座位上。接下来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共产党人指手画脚地表示，不对，不对，他们必须坐在另一排面朝北的椅子上。“我们坐在这儿很舒适。”金尼说，并拒绝移动。他后来得知，根据东方和谈的传统，得胜国要面朝南，战败国要面向北。

双方在开场的交谈中没有任何热诚的表示。金尼交出了联合国代表的名单并要求共产党人提供同样的名单。在这以后，共产党人休息了三个小时，显然是在研究联合国的名单并挑选级别对等的军官。

休息期间，金尼拒绝了共产党方面提供的食物、饮料和香烟，他不希望在共产党的相机和记者的严密监视下接受任何微不足道的礼品。联合国军一行吃的是自己带来的午餐。

共产党方面在休息后宣布，他们的代表团将由北朝鲜人民军的南日中将率领。他们提议，第一次会谈将于两天以后，即7月10日举行，地点也是开城，同时保证开放从板门店过来的公路。板门店是位于前线的一个村庄，在东面6英里处。联合国军的车辆要以白旗作标志，共产党方面将保证联合国军的人士安全进出会谈地域。联合国军方面除代表之外的所有成员都须戴臂章以便识别。

金尼离开开城时，对于谈判将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进行深为不安。那天的情况使他确信，共产党方面打算大肆张扬此事。金尼对李奇微和乔伊讲述了他的担忧。但木已成舟，联合国军方面将如期赴会，尽管金尼的警告使代表团的人员意识到他们将面临的情况。

因此，在7月10日上午，当共产党方面的“护送”车辆在板门店遇到海军上将乔伊的车队时，乔伊和其他任何人都未对此感到惊异。三辆满载身着军礼服的共产党军官的汽车转到乔伊车队的前方，把车队引往开城。共产党的摄影师们簇拥在道路两旁，护送的军官们则挥手致礼，以示胜利。这次，共产党方面不让联合国军代表从茶馆北门进入，从而解决了座位问题。乔伊及其他人步入屋内时，共产党的人已经在具有心理优势的位置上就座。共产党方面还对乔伊海军上将早些时候的蔑视言行采取了不很高明的报复方式。当乔伊在桌子旁边就座时，几乎陷得无影无踪。共产党方面给他的椅子比普通椅子矮得多。南日将军坐在对面，足足比这位海军上将高出一英尺。“南日一根接一根地吸着香烟，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这个狼狈不堪的家伙时，不禁喜形于色。”乔伊后来写道。在乔伊得到一把高椅子之前，“共产党的摄影师已经拍了很多胶卷”。乔伊认为，这类做法孤立地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应牢记，大量这样的花招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

还有更糟糕的事。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卫兵在茶馆周围来回走动，紧紧跟随联合国军每一位走出房子的人。在一次休息时，一个卫兵把一支冲锋枪对准乔伊，还“连吼带吓”。有一个共产党的代表扬扬得意地向金尼上校解释说，他获得勋章是因为“击毙了40名美国人”。

乔伊知道，他所面对的谈判对手都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专门知识。美国的情报机构仔细审查了共产党谈判人员的名单，并向乔伊提供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情况。被认为是谈判领导人的南日只是在朝鲜出生而已，他的家庭逃离至西伯利亚以躲避日本占领。南日是苏联公民，在苏联度过大部分时光。作为一名苏军上尉，他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军战斗；攻占华沙时，他担任苏军一个师的参谋长。返回北朝鲜后，南日任教育部长，并将教育部变成政府的一个关键的宣传机构。1950年，南日参与了国防部制订进攻南方的计划。（1953年8月，南日重操政业，出任外长。）南日酒量过人，这使在北朝鲜军队中的俄国和东欧的军事顾问惊叹不已。曾在朝鲜工作的波兰上校帕韦尔·莫奈（后叛逃西方）曾送给南日三打“特大号”瓶装伏特加作为礼物，南日不到一个月就一扫而光，并且还要多多益善。

南日自制力极强，他很少表露感情。他的脸上偶尔也呈现怒容，但最经常的表情则是佯装惊诧。乔伊很快认识到，尽管南日头衔很高，但他却从属于中国的解方将军。解方的身世深邃莫测，据信他曾就学于日本和莫斯科的军事院校，并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绑架”蒋介石时起了主要作用。解方后来的经历表明，苏联相信他是可堪信赖的。1940年至1945年，解方服务于中国沦陷区的日本政府。实现和平以后，他很快就成为中国东北部省份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这种晋升速度在苏联的情报机构中是异乎寻常的。一位曾经服务于“对方”的人，尽管是直接受命，一旦任务完成，通常被认为是受到了沾染毒害，或是遭到清除，或是被委以虚职。但在1951年，解方被安排的地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来说，却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

解方身材瘦削、棱角分明，头发又密又短，这使乔伊印象极深，甚至忐忑不安。他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那儿的卡修斯面黄肌瘦……这样的家伙就是危险。”他说话从不与同事们商量，如果他有话要说，他就开门见山，不拘于宣传性的言辞。乔伊认为，解方是红色代表团中的决策人物。

共产党代表团中发言的另一名成员是北朝鲜将军李相朝，他曾在中国参加过反对国民党人的战斗，并在1945年与首批亲苏联的军官一同返回平壤。李五短身材，且不讲卫生，但他有一项过人之处：他可以容忍苍蝇在脸上爬来爬去而不赶走它们。“他显然认为这表明他有钢铁般的自制力，”乔伊说，“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习惯与苍蝇为伍。”

乔伊的当务之急是正式提出联合国军的谈判立场，即使这仅仅是为了满足政治上的紧迫需要也罢。他深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告诫，即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允许中断谈判。共产党的傲慢无礼使他怒不可遏，他希望能招呼与他同行的军官们一道走出茶馆，但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就遵照指令，在谈判开始时就联合国军的立场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

乔伊开诚布公地说，联合国军的代表们打算只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而不讨论其他任何政治和经济问题。就联合国军而言，战斗将继续进行，直至一项停战协议达成，停战委员会开始工作。然后他提出了由联合国军代表们起草的九点议程：

1．接受议程；

2．保证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访问战俘营的地点及其权限；

3．谈判仅限于和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

4．确保不在朝鲜恢复敌对行动和武装部队行动的条件下，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和武装部队行动；

5．就建立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

6．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功能；

7．就军事监察组在朝鲜视察问题达成原则上的协议；

8．监察组的组成和功能；

9．有关战俘的安排。

南日将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要求恢复1950年6月的状态，双方都撤至三八线，所有“外国”军队离开朝鲜。他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并沿三八线建立一条2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在此之后，应交换战俘，和平也就即将到来。

在乔伊看来，共产党的建议过于简单。他希望提出一个正式议程，一项一项地列出有争议的问题，以供讨论和解决。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美国不能废除它应邀在一个友好国家保留武装部队的权利。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将再次形成一年前北朝鲜人入侵时的态势，并会使军事平衡有利于中国人。他们提出的“条件”中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志愿军”也将撤出。

7月11日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也同样毫无结果。这次，主要的争论是关于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的问题。南日立即把这个问题称为“政治性的”，并指责联合国军提出这个问题。（甚至美国陆军关于这些谈判的正式历史记录也同意南日的观点：“只要联合国军代表团坚持把非军事问题排除在外，共产党方面就有道理。”）

乔伊竟然还错误地处置了李奇微的指令。李奇微要他把在会议地区中能够自由行动，以及西方新闻记者进行采访的事宜“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里到处是舞枪弄刀的共产党卫兵——否则的话，联合国军将不再进行谈判。然而不幸的是，乔伊读完这份声明后又加上一句话：他希望“（共产党）在明天上午第一时间做出回答……”这并不是李奇微的本意，正如他马上在一份言辞尖刻的电报中告知乔伊的那样。李奇微的“唯一想法”是，乔伊读完这份声明后把它交给共产党方面。这份声明是一份“直截了当和毫不含糊的”意向宣言，他希望共产党采取行动，而非对之进行评论。共产党的宣传家们正在就谈判大做文章，西方新闻界则因被排斥在开城之外而对李奇微大加鞭挞。当天晚上，李奇微狠狠训斥了乔伊，并警告他说，他要么遵命行事，要么拉倒。然后，李奇微一如既往地对乔伊说，他应该重新开始，既往不咎。正如李奇微那天晚上在日记中所写，这件事现在是“覆水难收”，但他的确“指出，我们以后也许还会使用同样的招数，因此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完全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乔伊试图亡羊补牢。当南日拒不同意接受西方记者时，乔伊斩钉截铁地对他说，联合国军代表团要么与记者一起回来，要么就不再来了。这一立场使共产党方面结结实实地背上了这个包袱：他们要么接受西方记者，要么接受推迟谈判。但共产党方面把联合国军的代表逼到了绝境。当记者们作为联合国军代表车队的一部分出现在板门店时，共产党方面拒绝让他们的车辆通过。乔伊说话算话，命令整个车队掉头返回。在以后的两天里，双方的联络官员进行了谈判，然后共产党让步了。西方记者将获准采访，武装的士兵将不得进入开城和连接谈判地点与板门店的公路周围5英里宽的一个环状地带。

尽管如此，共产党的整个态度却使华盛顿怀疑他们是否愿意认真谈判。7月12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介绍情况时说，很显然，“对方准备从某些……我们不打算予以关注的事情上攫取宣传资本”。共产党方面由于以“宣传广播进行谈判”，已经“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无法退却的固定立场上”。腊斯克认为，这表明“他们进入会谈时毫无谈判的概念”。美国的情报表明，“敌军在前线不断地大量集结”。

使乔伊懊恼的是，解决了记者前往开城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情况很快表明，共产党方面要寻求一个结果是“有利于他们基本目标的”议程，而美国人则把议程看作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议题清单。乔伊做了一个比方，他说美国人在开会安排一场棒球比赛时可能要采取以下的程序：（1）将要进行的比赛的地点；（2）比赛开始的时间；（3）挑选裁判员。共产党提出的议程就会是：（1）必须同意把比赛安排在上海；（2）时间是晚上；（3）由中国官员担任裁判员。

关于议程的讨价还价持续了10次会谈，“就像是老牛拉破车那样”缓缓而行，乔伊说。南日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英语和汉语，乔伊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汉语和朝鲜语。但是共产党方面逐渐进行了让步。7月16日，他们同意在议程中不具体提及三八线，并提出一种更为一般的措辞：“在双方之间建立一条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停火的基本条件。”乔伊报告说，会谈的调子有所改观，并且认为共产党方面已经奉命缩小在议程问题上的分歧。7月16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解释这一进展时说，共产党把开城谈判看作是一项永久性的和平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上。腊斯克认为，这个问题“在军事停战谈判中不是一个合适的议题”。他拒绝了共产党暗示的意思，即由朝鲜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样，一旦联合国军离开，肯定会立即重开战端。

随着时光在7月的流逝，共产党在撤军问题上缓和了立场。“外国军队”是“那些根据他们政府的指令派往朝鲜的军队”。但这不能为联合国军所接受，因为中国人仍然坚称他们在朝鲜的军队是志愿军。所以中国人改变了定义：外国军队是指“非朝鲜人和不在朝鲜军队中的”士兵。迪安·腊斯克仍然疑虑重重，因为这一变化“为中国人混入北朝鲜军队敞开了大门”。腊斯克称这个问题“十分棘手”，但他在7月18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美国将致力于妥协性的语言。

7月19日，南日对联合国军的谈判诚意提出了挑战。“战争不是旅游，军队也不是游客，”他说，“如果下令停火并达成停战，（但）外国武装部队仍然留在原地不动的话，那么其目的显然……不是……让他们欣赏朝鲜的秀丽景色。……”联合国军代表团认为，这一声明意在制造政治压力，以迫使联合国军接受共产党的议程内容。

李奇微将军曾在7月初抱怨新闻界关于“让小伙子们回家”和“军队厌战”的说法。李奇微打算在他的部队中杜绝这类说法。“如果这样做是‘思想控制’的话，那么我全心全意地赞成，”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对之熟视无睹就等于畏怯地拱手让出我们曾为之战斗和准备为之而战的一切。”但是李奇微并不能压制新闻界关于停战已近在咫尺的传闻。国务院请求盟国的大使们采取克制态度，美国不希望因受到压力而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正是共产党方面所求之不得的。澳大利亚大使珀西·斯潘塞坚决同意，这显然也表达了其他使节们的意愿。如果美国决定在撤军问题上中断谈判，那么“公众必须”对这种意外事件“有所准备”。然而，美国并不打算与共产党进行一场宣传战，任何公开的声明都应由李奇微，而不是华盛顿或其他地方的官员发出。（国务院的确注意到，苏联的宣传媒介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不过是重复了北朝鲜的声明，而没有加上有可能使苏联政府卷入任何特定立场的评论。）

在谈判的头几周里，中国人以更快的速度向北朝鲜派运了增援部队和补给。情报部门在7月中旬估计，共产党的兵力为71个师另3个旅，拥有近50万士兵（北朝鲜在前线有6.1万人，后方有15.9万人；中国人在前线有6.5万人，后方有20万人，还有7 000名游击队员）。每天运进的补给约600吨，超过了每日的需要。根据以前的作战经验，共产党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弹药，以支持45个师进行一场为时9至11天的进攻，或是71个师进行4至7天的进攻。因此，谈判拖得越久，军方越怀疑中国人是在利用战斗间隙为强有力的夏季攻势做准备。

李奇微提议使用美国具有优势的空中力量，来促使中国人停止他们“妨碍性的和顽固不化的”招数。他在7月21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打算动用27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平壤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空袭”。空袭前将投放传单，以确保“不必要地杀伤非战斗人员”。空袭将“……（对）……补给品和人员在……这一……关键地区的集结……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但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一时间”进行空袭是“令人怀疑的”，杜鲁门也同意这个意见。空袭被取消了。李奇微现在知道，他不能以战场上的强硬来支持谈判桌上的强硬。

但在撤军这个谈判的关键问题上，李奇微毫不让步。他在7月20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打算命令海军上将乔伊通知共产党方面，除非他们放弃撤军的要求，否则联合国军将停止谈判，直至得知一些“新的和建设性的”东西。李奇微给共产党方面规定的最后期限是7月21日上午7时。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有把握认为，对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中断”谈判。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把李奇微的提议送交国务院审批。由于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国务院得知这一提议时离李奇微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两个小时了。迪安·腊斯克极力反对。已经提出的这一行动可能会使谈判中断，并且如此直接地向共产党的声誉提出挑战，致使他们将难以做出让步。此外，这一行动还会在公开场合造成共产党做出重大让步的样子。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李奇微不要发出他的最后通牒，并等候进一步的指令。

7月21日发给李奇微的一份长电中包括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电报保证完全支持李奇微关于撤军问题的立场，但也警告说，由于双方均持强硬立场，这个问题也可能成为一个“破裂点”。“如果谈判一旦破裂，谈判失败的责任应明确且全部由共产党承担，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电报还简述了新的谈判立场，这将允许敌方单方面地就撤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无须联合国军表示同意接受这些观点。

共产党方面同意不再坚持把撤军问题列入议程，但作为交换条件，应确保这一问题在停战以后在政府一级的层面上加以讨论。在7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这样，议程的第五条就成为一条极为空泛的语句：“对双方有关国家政府提出建议。”双方的代表团耗费了10次全体会议才就议程问题达成协议，工作人员为此举行的会议则不计其数。现在，华盛顿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首都所面临的问题是：共产党会不会为在谈判中占上风而提出一项反建议？

划定一条分界线

随着撤军问题不了了之，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希望能加快谈判进程，但是他们只能大失所望。共产党方面立即重新提出要求，要把三八线作为停战协议签署后的分界线。说共产党方面顽固不化一点都不过分，不管联合国方面如何请求，他们指着三八线说，他们只考虑这条线，并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三八线“与历史的事实相一致，对停战谈判来说是基本的”。战争是由交战的一方破坏三八线开始的（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是韩国军队），因此，当交战的一方仍越过三八线时，战争就不能停止。最后，由于并不存在稳固的战线，三八线便是最佳分界线，因为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两侧均有部队。

联合国军代表团据理力争，但共产党方面对之似乎是充耳不闻。1950年7月和8月联合国军在死守釜山防御圈时，当时共产党会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吗？ 1950年11月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时，当时联合国军会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吗？乔伊争辩说，就军事现实而言，这场战争有三个区域：空域，联合国军的制空权一直伸延至鸭绿江；海域，联合国军的制海权也未受到挑战；地面，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域也在三八线以北。要撤退美国的海空军，北朝鲜和中国军队也必须相应地撤至远离其目前阵地的北部地区。所以联合国军的代表团极力主张建立一条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其南部界线应大致遵循目前的战线。作为交换，联合国军将停止从非军事区北部界线至鸭绿江的空中行动，停止从非军事区南部界线至东海岸的图们江和西海岸的鸭绿江的海军行动。迪安·腊斯克在7月27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美国打算坚持这些条件。他没有听到反对意见。

共产党方面使用了谈判以来最为强硬的语言进行回答。“鉴于你们发表了如此荒谬和傲慢的声明，”南日在7月28日责问乔伊说，“你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们来这里是为和平而谈判，还是为继续进行战争寻找借口？”乔伊强忍怒火，仅仅是因为被要求做出具体回答，他才回答了南日“不恰当的、不相干的和不礼貌的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团来到开城本身就足以证明，其意愿是为结束敌对行动寻求一个体面和公正的基础。乔伊不会容忍共产党方面进一步的粗俗谩骂，如果南日坚持他的“粗野、无礼和鲁莽的话语”，联合国军将认为共产党方面不是在认真谈判，而且“朝鲜和平的前景将大为黯淡”。（乔伊的此番言论是基于美国情报界的估计，认为共产党方面希望会谈继续下去，并且受到压力最终会做出让步。）

在此之后，南日的语调变得“有耐心和通情达理”，放弃了苛刻的言辞，尽管他仍然坚持以前的谈判立场。（乔伊仍疑心重重，认为南日要么在试探联合国方面是否会妥协，要么在等待北京方面的进一步指示。至此，这位海军上将从共产党的辩术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每次休会一两天后，南日就会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出言强硬。一旦联合国方面提出新建议，他就会支吾搪塞，消磨时间。显然，南日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无权讨价还价。）

谈判的症结在于，任何一方都不愿谈及选择另外一条分界线（尽管联合国代表有应急方案，准备讨论任何最后停火线上的沟沟坎坎，这有待签字时的战场态势来决定）。事实上，在8月1日的一次讨论中，海军上将乔伊一度“表示愿意讨论除三八线以外的、与目前的军事形势相关的任何分界线”。

“我已经提出了我的立场。”南日回答说。共产党愿意让出三八线以南“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区是其良好意愿的证明（事实上，三八线以南共产党方面占据的地域都是汉城以西毫无价值的河网地带），联合国军提出的分界线“仅仅有利于联合国军的防御目的，因而对双方并不平等”。

共产党方面会不会就分界线问题提出其他建议？乔伊问道。不会的，南日回答说，他的立场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乔伊仍坚持自己的使命，他希望从逻辑上最终在南日的立场上找出一条缝隙。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地区，是共产党在三八线以南占领地区的两倍。但联合国军对地盘不感兴趣，它所关切的是停战期间的军事安全。三八线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在地面上是不可辨认的”，而且它是战前很多边界事件的根源。

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电台8月头两天的广播是共产党方面为中断谈判而在世界上做舆论准备。一次广播说：“美国和李承晚的军队曾14次侵犯开城中立区。”广播还指责说，联合国军的代表“对北朝鲜代表表现出威胁性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战败国”。

8月11日，乔伊在听了南日就三八线问题的陈述后感到无比沮丧，南日说的都是“老掉牙的论点”。南日最后说：“我们目前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说。”

“我们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乔伊答道。双方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整整2小时11分钟。然后乔伊打破沉默说：“你还打算说些什么吗？”

“目前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南日答道。他在会谈结束时说，他打算第二天继续讨论三八线问题。

李奇微在向华盛顿报告这件事时认为，敌方的立场“没有改变，或可能改变的迹象”。

（联合国军代表团）确信，现在是加大力度、影响世界舆论的时机，要指出共产党代表团武断专行、固执己见和蛮不讲理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军不满足他们原来的要求，他们显然希望谈判陷入僵局。……迄今为止的记录表明，共产党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近来更是处心积虑，迫使我们要么在三八线问题上让步，要么中断谈判。

李奇微再次准备冒谈判中断的危险，迫使共产党方面改变其不妥协的立场。他打算指示代表团于8月11日再次与赤色分子会晤，并告诉他们联合国军“断然、正式和最终”拒绝考虑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会晤将讨论一条基于现实军事形势的停战线，要么就把停战线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如果在72小时以内得不到满意的回答，联合国军“将认为会谈是由于共产党方面的故意行为而终止”。李奇微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或以特急电文发出“其他训令”。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立即制止了李奇微。“给你的训令要求你在事先未得到华盛顿的训令时不得中断会谈，”布雷德利将军8月10日（华盛顿时间）打电报说，“你应继续进行会谈直至接到进一步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同情李奇微的沮丧心境，但却担心他会使自己处于一种共产党方面称之为虚张声势的立场，并以此中断谈判。8月11日，总统批准发给李奇微的一份长电，重申华盛顿希望谈判进行下去。

鉴于通信联系迟误的可能以及最高阶层考虑的必要，你不应在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的情况下，着手采取任何与上述指令不符的行动。中断谈判是属于政府的重大事宜，而不应取决于紧急审批，或取决于某些最后期限内的沟通。

如果谈判真的失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共产党方面负有明显的责任，任何使谈判失败的问题都必须使共产党在国际上为千夫所指。“对我们来说，仅仅说共产党方面由于和我们意见相左而出了差错是不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说，“必须充分表明，我们为了就谈判的条件达成协议，已经坚持不懈并施以耐心，而这些条件在世界舆论看来也是合情合理和公平正确的。”参谋长们指出，共产党方面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理由为他们的强硬立场开脱：国务卿艾奇逊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春季的声明中，都使共产党误认为联合国军会同意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共产党方面需要时间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李奇微需要有耐心和坚定。

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开始施加压力，谴责联合国军侵犯了板门店周围的中立区。他们在7月中旬指责说，联合国军的士兵向板门店射击；几天以后，联合国军的飞机又在开城附近扫射了他们的一辆卡车。接着，在8月6日午餐休息时，一连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又列队穿过停战地区，离分配给联合国军代表团的房子不到100码。乔伊向南日强烈抗议说，除宪兵外，任何军队不允许进入停战区半英里内的范围。李奇微认为此事性质极为严重，有必要电告华盛顿。他希望共产党对此做出解释并道歉，否则就停止谈判。李奇微说，外交辞令在谈判中是“不甚适宜和不起作用的”，“和这些人坐在一起，并把他们当作开化和文明人士的代表来对待，无异于摒弃自尊，招致他们背信弃义的行为最终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李奇微打算告诉他的谈判代表们，要挺身而出面对共产党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要使这些卑鄙野蛮之徒绝不会误解、完全理解，并加以尊重”。他在电文中援引了大量共产党方面使用的侮辱性言辞，并重申他的信念，即共产党方面把停战作为以最低代价达成其目的的捷径。

然而，杜鲁门却不准备让谈判破裂。他仍然相信，中国人“对整个事件都厌烦不已，而且希望他们当初就不该进入朝鲜”。李奇微被命令不要以这种方式相威胁，他应要求对方做出解释，而且如果对方进行了解释并同意遵守规则，就应同意恢复谈判。共产党方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一番低调的解释，把它称为“微不足道的”。李奇微对这种答复仍不满意，他再次请求华盛顿拒绝进行谈判，直至他得到以后不再发生侵犯事件的确切保证。如果这也办不到的话，他希望另外找一个谈判地点，在那里联合国军本身能够“保证不再发生侵犯事件”。但华盛顿再次采取了审慎的行动步骤。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打电报说：“现在再推出新的条件，将使我们在很多重要方面难以自圆其说。”他应把谈判代表们送回板门店，但应警告对方不要再有侵犯行为发生。

共产党方面在威逼华盛顿之后并未遇到抵制，便继续指责联合国军的“侵犯行为”，几乎每天都提出新的指责。8月22日午夜，共产党方面提出了最为不着边际的指控。中方联络官张上校用步谈机通告联合国军代表团的安德鲁·金尼上校，宣称美军飞机扫射了开城会谈地点。金尼获得乔伊批准，顶风冒雨率队赶往现场。他们在午夜过后1时45分到达现场时，发现张上校和一批共产党的记者和摄影师已在现场，都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之中”。

根据张某的说法，开城“所有的人”都听到一架飞机临近的声音，然后一枚炸弹爆炸了。他坚持出示了可疑的“物证”：一块皱巴巴的金属片（金尼说它类似飞机油箱的碎片），以及地上的一个小坑，大约有30英寸宽、10英寸深，没有燃烧的痕迹。金尼怀疑这个小坑是由一枚浅埋在地里的手榴弹造成的。中国人还含糊其词地谈到发射了火箭，但是他们拿不出证据。金尼还注意到，所谓的“凝固汽油弹容器”是以平头铆接法制成的，而远东空军用的凝固汽油弹容器则做工比较粗糙，因为只是一次性使用。金尼很快就受够了中国人的表演。

金尼说：“我对这些无稽之谈很不耐烦。”接着，一名中国士兵走上前来，宣称他看到一架美国飞机在空袭时“亮着灯光”。在金尼看来，这真是荒谬至极，因为没有一个飞行员会在进入战斗时让他的飞机灯火通明。金尼转身要离去，张某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沓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中止。

黎明之前这场对抗的宣传色彩，以及粗制滥造的所谓“证据”，使李奇微相信，共产党凭空编造出这一幕是准备停止谈判的前奏。他在猜测其中原因。李奇微觉得，共产党想阻止停战谈判的进展，直至这一年晚些时候对日和约的谈判开始之时，他们希望北京能够从结局中捞到些什么——以朝鲜的停战来换取对战后的日本起一些作用。但是，这一插曲似乎是精心策划的，以让联合国军承担破坏和谈的指责。

马修·李奇微对此毫不介意。他的第8集团军尽管并没有试图争取任何重大的推进，但是仍在战场上继续取得良好进展。在夏季，最重要的收获是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其军官和军士由军训课程来培养，他们的军衔取决于军事技能，而不是某位政治要员或顶头上司一时的兴致。联合国军炮兵的能力逐步增强，足以使中国人的密集攻击变成密集自杀。美国和韩国军队现在已是久经沙场，在中国人的进攻号声和哨声面前不再惊慌失措。他们躲进更深的钢筋水泥掩体，呼叫来冰雹般的炮弹。当冬季降临荒芜的亚洲原野时，后勤支援的改善意味着联合国军能得到更好的装备以抵御严寒。

尽管如此，战场上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不祥之兆。在8月的后几周和9月的头几天里，共产党引人注目地增兵6.1万人，把他们的军队总数增至70万人左右。而且，很多新近抵达的部队是美国情报机构称之为“苏联和／或其他白种人的部队”。苏联人的任务与直接参战仅为一步之遥：空防和海岸防御专家、安全部队、反间谍特工人员、军事顾问以及信号和雷达人员。其他白种人的国籍尚无法确定，他们都被编入炮兵、医疗和辅助性部队。由于情报的覆盖面时有变化，中央情报局和远东司令部都不能完全排除苏联人已在作战前线的可能性。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是敌人方面的空中活动似乎在稳步地向南延伸，这表明共产党的空中力量大为加强。正如10月2日在华盛顿的一次情况发布会上，美国外交官们对盟国的大使们所说，共产党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朝鲜西北部的空域。然而，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指出，联合国军认为，除非实现和平，否则“即将到来的冬季对敌人来说将是严峻的”。

在外交方面，美国及其盟国急于让中国人知道，他们不要指望参加有关日本的会议。中国被联合国定位为侵略者，在它结束朝鲜战争以前，任何和谈都不会欢迎它。在军事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在短短几周内就认识到，其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再次过冬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他们很快就在寻找一个借口，以此来掩饰想要重开他们曾断然放弃的谈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口实，联合国军承认一架美国战斗机偶然扫射了开城，但没有造成伤亡。联合国军很快就这一事件道了歉，把它归咎为飞行员的错误。这是9月10日的事。

与此同时，李奇微一直在与华盛顿争论，他要求联合国军拒绝在任何情况下回到开城。回到老地点，遵照老规矩，这只会招致更多同样的麻烦。他希望当局要求共产党接受另外一个谈判地点，否则不应举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李奇微又一次发现，华盛顿很担心承担停止谈判的责任。在9月的头几天里，政府在一系列电报往来中，很不情愿地授权李奇微可以提议寻找一个能够保障一定安全的新谈判地点，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避免随便允许他拒绝返回开城。

9月10日的偶然轰炸事件正是在这些纵横捭阖期间发生的，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刻就看到了重开谈判的机会。他们告诉李奇微，联合国军的道歉（谁也不怀疑是美国飞机违规了）将给中国人以挽回面子的机会。如果中国人在一周内仍不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将重新考虑李奇微的意见，要求终止开城的中立地位。

在联络军官们几次交换信件和会面之后，李奇微认为共产党方面不打算带着诚意返回开城，他利用重开谈判的事与华盛顿的上司叫板。李奇微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首要的是，他决心不在开城进行今后的谈判，除非是直接受命。而且即便恢复了谈判，不论是在开城或是其他地方，他都不打算做进一步的让步。他在9月26日与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电传会议上说，他强烈地感觉到共产党“急不可待地需要停战”，因为军事形势对他们不利，而且冬季即将到来。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意李奇微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李奇微在早些时候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在继续增加军事力量。李奇微在其他电报中也指出，由于开城地区的中立地位，以及谈判开始时联合国部队心理上的松弛，因而停战谈判对共产党有利。杜鲁门显然对谈判失败在国内和国际上造成的政治后果感到不安，他在9月的最后几天里，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和国务院的查尔斯·波伦前往远东，亲眼看看那里的形势。这次远东之行在使政府转而支持李奇微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波伦后来承认，他离开华盛顿时确信，实现一项可接受的停战是一件“极为紧迫的”事。但在战场上走访了部队并与指挥官们交谈之后，他和布雷德利都认为，联合国军具有极大的军事优势，如果因战略原因而撤出谈判将对美国更为有利。波伦在谈判地点的问题上也支持李奇微，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绝不应该”迫使李奇微在开城恢复谈判。

李奇微在未采取公开抗议的情况下解决了他的分歧，这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庆幸。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对一位下属说：“如果麦克阿瑟还在那里的话，他会把这件事捅到报纸上，我们就会被指责干了一切坏事。李奇微则不同，他是一位士兵，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接受了上级的决定，并执行命令，而且守口如瓶。”

后来的情况表明，共产党准备在谈判地点问题上进行妥协。10月4日，李奇微要共产党方面提出一个位于双方战线中间的新会谈地点。三天以后，共产党方面建议在板门店，这是开城以东6英里的一个小村庄。联络官员们一致同意设立一个半径为1 000码的环形会谈地点，除宪兵外的一切武装人员都不得入内。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以联合国军代表团总部所在地汶山和共产党代表团总部所在地开城为中心的半径为3英里的环形地区。前往谈判地点要经由汶山—板门店—开城的公路，公路两侧200米内为中立地带。会谈地点确定之后，交战双方便可再次讨论问题了。

共产党的妥协

现在，和谈中一些更为老谋深算的讨价还价开始了。共产党方面立刻就离开了早先的立场，同时也力图攫取新的好处。但是重开谈判后，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是共产党不再坚持把三八线作为停战线。在10月25日恢复会谈后，联合国军重申了它的提议：根据接触线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共产党方面在第二天拒绝了联合国军的提议，但是第一次提出了反建议，拿出了他们的一条停战线，这与联合国军曾表示可以接受的停战线相去不远。共产党的计划要求联合国军让出一大片有利地形，以换取毫无价值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的地域。但李奇微和乔伊都认为，这项建议是使谈判走出死胡同的一个机会。

在以后的几天里，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开城这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古都的控制权问题。正如李奇微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所说：“在亚洲看来，由联合国军控制开城或使之非军事化是对共产党威望的损毁，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威望。……”由于开城位于通往南部几十英里外的汉城的主要进攻路线上，因而李奇微希望或是由联合国军控制之，或是使之成为中立区。他在1951年仲夏时节几乎就要夺取开城，他确实已经让几个营兵临城下，但却引而未发，因为他考虑到如果把它作为停战谈判的地点，就应使其中立。现在，李奇微不打算把开城拱手让人了。

李奇微对开城如此看重，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再次告诫他，不要使自己陷入无法妥协的谈判地位。正如李奇微在布雷德利将军秋季访问时对他所说，他打算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向共产党方面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李奇微总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支持他的。他在10月28日的一份电报中说：“除了让第8集团军继续推进方面的考虑，我不打算改变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非军事区的建议。”参谋长们立即在一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电报中警告他说，谁也没有批准联合国军目前的提议是“最后的”，并且强调说，只要对与共产党方面达成协议是有必要的，他就应该愿意做出一些小的调整。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认识到，要一位战地司令官让出“苦战得来的地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们也注意到，公众反对在开城问题上中断谈判的情绪日益高涨。比方说，《纽约时报》在11月11日振振有词地问道，为什么在“大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的时候，代表们还要在“看来是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出尔反尔呢？”《纽约时报》不理解李奇微为什么坚持要得到一条可以防御的和平线，因此这篇社论使人产生了误解。但是，这也表明公众急欲进行妥协并结束战争。在公众看来，共产党方面已经同意基本上沿战线停止战争，这正是联合国所孜孜以求的；现在，美国的谈判者应解决具体问题，并签署和约。

在西欧国家瞻前顾后的情况下，另一个更为紧迫的因素是苏联的举棋不定。苏联人对美国国会10月拨款70亿美元用于向友好国家提供技术和军事援助，主要是为加强北约成员国一事感到震惊。几天以后，北约投票接纳希腊和土耳其为其成员，这是北约的责任和实力区域的一项重大扩展。苏联人没有保持沉默。他们在10月爆炸了第二颗和第三颗原子弹，并宣布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核计划。约瑟夫·斯大林公开保证与中国的友谊，并且发表了一份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对苏联援助表示感谢的电报。艾伦·柯克作为卸任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在最后拜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时受到了令人沮丧的接待。维辛斯基在回答一个直率的问题时说，苏联人不会向在朝鲜的共产党谈判者施加压力，要他们修改谈判立场。

苏联人的打算，显然是对盟国决心的挑战。国会可以批准拨款，但北约的成员会花这笔钱吗？苏联人11月6日在巴黎开幕的联大会议上采取了攻势。（联合国在成立的头几年里，每年轮流在主要成员国召开大会，尽管它在纽约保留永久性会址。）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带来了一箩筐的污言秽语，打算威吓与苏联毗邻的国家。他希望北约解体；他希望联合国禁止核武器（这一行动将剥夺西欧防卫苏联进攻唯一有意义的手段）；他希望召开一个包括中国的世界“和平会议”（而不顾中国在法律意义上正与联合国交战的事实）；最后，他要求沿三八线实现朝鲜停战，并在三个月内撤退所有外国的和“志愿的”军队。

姑且不谈维辛斯基大放厥词中的宣传性质，但是它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严峻的政治问题。美国与联合王国的关系在保守党政府上台和温斯顿·丘吉尔任首相以来有了显著改善。尽管如此，艾奇逊对于能否保住欧洲对朝鲜战争的支持仍然没有把握。尽管北约14个成员国中11个国家有军队在那里作战，但欧洲人更担心他们自己的边界，而不是遥远的亚洲战场。

然而，艾奇逊的确成功地获得了英国新政府的一项重大承诺。11月初，艾奇逊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次会议上，对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说，他“非常坦率地”认为，中国人不会接受关于他们是否遵守停战条款的任何核查。在停战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艾奇逊希望以“毫不含糊的语言”使中国人知道，美国的反应“将不会受到限制”。他谈及了轰炸中国的军事基地（“不一定局限于鸭绿江另一侧的空军基地”）和封锁中国大陆。当天晚上，艾登把这些经过仔细考虑的“严厉行动”报告了丘吉尔首相。英国人对艾奇逊只是部分地支持。他们将支持轰炸，只要求事先进行磋商。但是也许丘吉尔时刻不忘香港作为一块沿海飞地的脆弱地位，因而他将不支持进行海军封锁。尽管如此，英国对轰炸问题的支持鼓舞了艾奇逊，他便着手实施一项条件不容乐观的停战协定。

李奇微实际上曾被告知过联合国军不容更改的立场：停火必须与划定军事分界线同时进行。而现在美国（也就是艾奇逊）却在从这一立场后退。11月6日联大会议开幕这天，李奇微奉命“原则上”接受沿战线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并提议讨论其他问题。如果共产党人断然拒绝这一建议，李奇微还要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也就是按共产党方面仍然要求的那样：他们如果接受前线的一条军事分界线，李奇微就要同意重返开城进行谈判。但参谋长联席会议附加了一条关键性的事先说明。由于地面部队在原地保持不动，联合国军将不再拥有其宝贵的海空优势。因此，接受沿前线停火就必须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以完成议程上的所有事项。如果在最后期限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军事分界线将会面临着修正。

共产党方面认识到他们现在具有宣传上的优势，因而很快着手采取行动，设法使联合国在政治上处于难以立足的境地。11月7日，他们提议立即停止战斗，所有军队撤退2公里，监察组在当天前往战场，按地图核查接触线。这项提议尽管表面看来颇有吸引力，但却潜藏着巨大的麻烦。任何一方都可以否决另一方就分界线提出的任何调整，没有切实可行的机制来解决在这类修改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李奇微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产党方面谋求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停火”，他打算毫不动摇地坚持联合国军在会谈开始时确定的原则：停战生效之日的接触线，就应该是军事分界线。否则的话，共产党可以利用战斗间隙的有利条件，在第8集团军当面加固阵地，运进人员和补给以发动新的攻击，而没有任何美国空中攻击之虞。李奇微坚持认为，如果共产党方面的确希望和平，就应迫使他们接受整套方案，而不仅仅是具有紧迫军事价值的几项要点。没有设立共同监察组，将使联合国军在突然袭击面前猝不及防。

美国的外交官们发现，盟国的大使们在开城问题上摇摆不定。荷兰的冯·罗杰认为，联合国军“过分强调开城的去留问题，而且继续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英国人和南非人也有所保留，他们实际上在说，划分任何界线都意味着减少战斗。但是国务院的约翰·希克森却为李奇微的观点辩护。降低战斗水平尽管乍一看来颇为诱人，但也会减少对共产党的谈判压力。如果共产党表现出意向，在接受停战线之后马上着手解决所有的问题，形势就会不同。但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意向。希克森说，如果立即确定实际分界线，“就几乎不可能保持部队的士气”，无论联合国军未来如何推进，在战争最终结束时也将不得不让出已经得到的东西。自6月份开始谈判以来，敌方大约10个师“已经损耗殆尽”，而且如果要使谈判成功，就必须让他们无法站稳脚跟。

但是，盟国的忐忑不安却使杜鲁门政府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抉择：要么支持它在战场上的司令官李奇微，要么对烦躁不安的欧洲国家的大使们做出让步。李奇微失败了，政府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这既不是头一遭，亦非最后一次。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11月9日给李奇微打电报说：“此间认为，在选择能够满足我们主要要求的分界线时，我们早先对那些指导性原则表示了同意，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们也担心，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被认为是重大的让步，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可能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要求，即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

李奇微表示反对。他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11月10日一次停战谈判的情况，他说，共产党人居然如此盛气凌人，他们对联合国军的代表们“粗暴无礼”、出言不逊。一名共产党军官说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是“王八蛋”，这在汉语里是一个非常有侮辱性的词语。另一名中国军官在不无轻蔑地提及海军上将乔伊时，说他是“那个老代表……我忘了他叫什么”。李奇微恳求给一点回旋的余地。为什么要强迫他向一个公开侮辱他的军官的对手做出让步？他希望美国的立场中“多一点钢铁少一点丝绸”。由于艾奇逊在这场辩论中的支配性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担忧，而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1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接受以目前的接触线为分界线，并约定如果其他问题在一个月内得不到解决，分界线就要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停火，地面行动仍要继续进行。这份电报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谈判战略的突然转变使李奇微大为愤怒，他的回答既坚定有力又措辞尖刻。“过早地接受”目前的战线而不顾以后的任何调整，“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推迟取得一致意见和实现体面停战的可能性”。李奇微在回顾了以往所放弃的立场之后，以麦克阿瑟式的语调说：

我认为，向共产党方面宣布你们所指示的立场，很有可能会加强共产党的不妥协立场，并削弱我们以后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在亲身经历了这一发展变化的形势之后，我有一种内在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毫无疑问是基于朝鲜形势与世界形势的对比，那就是：多一点钢铁少一点丝绸，多一点美国对我们立场中不可撼动的逻辑直率的坚持，就会达到我们为之光荣奋斗的目标。

相反，我认为，你们所指定的方向将一步步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摒弃如此之多英勇无畏的人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正站在一个严峻的关头。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就将收获良多；如果退却让步，就会一无所有。我以我的全部良知，呼吁我们要立场坚定。

然而，李奇微的呼吁未受重视。杜鲁门政府再次屈从于国际压力，并把其他地方扬言可能发生的事件置于朝鲜战争的紧迫性之上。11月14日，在一份经总统批准的命令中（但奇怪的是，命令的正文并未说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在停战的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为一个月。

华盛顿的决定使李奇微感到痛心。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打牌人的境地，他必须不断地征得别人的同意去打自己手里的牌。海军上将乔伊则与共产党面对面地打交道，熟知他们谈判立场中的细微差别。李奇微不能把一个“最后立场”放在谈判桌上，然后对之表示支持。乔伊对这一苦楚深有感触，正如他在关于停战的回忆录中所写：“代表团，甚至是李奇微将军，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华盛顿又会发出一道命令，把我们获得一项体面、稳定的停战协定的基本目标又改变了。”乔伊写道：

在此种情况下，要形成健全的计划，令人信服地提出见解，表现出无懈可击的坚定立场和最终言行，都是极为困难的。

在我们看来，美国政府没有确切地了解它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结果，联合国军代表团总是瞻前顾后，生怕一道新的命令又来自远方，而这一命令要求采取的行动与目前的做法大相径庭。

若干年后，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承认，李奇微有足够的理由来抱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李奇微的指令经常是“犹豫不定”的，显得“缺乏坚定性”，这当然让李奇微和联合国军代表团感到苦恼。柯林斯写道：“我必须承认，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我们跟国务院和那些对美国人民负有更直接的政治责任的文职领导人所进行的磋商，偶尔也会有此同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保证李奇微将军或者我们自己赞成的军事行动都能成功。”

李奇微这位忠实的士兵执行了命令，尽管不很情愿。11月17日，他的谈判代表对共产党方面说，联合国军将同意把目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条件是在一个月内解决其他问题。共产党方面感到他们占了上风，因而对此表示异议。他们坚持说，即便超过了一个月的期限，分界线也不能修改，直至议程上的所有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根据指令，联合国军代表团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开始按野战地图核查接触线。

李奇微在其他问题上也感到失望。在他应该要求以何种停战后的核查方法来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整个秋季都在试图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一个坚定的立场。李奇微三番五次地警告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说，中国人将利用这一间歇加强其部队。他希望以三种方式进行核查：在朝鲜全境的进口海港和交通枢纽设立联合观察组，他们可以在交通线上自由行动；在朝鲜全境联合进行空中观察和空中摄影侦察；联合观察非军事区。作为最终立场，他可以放弃空中观察。他在11月13日要求立即就此做出决断。他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指出，经验使他认识到，除非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能够对“坚定的国家政策”充满信心，否则他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共产党方面一见到联合国军的代表稍有摇摆不定，就会变得咄咄逼人。李奇微恳求无论如何也要做出决断，如果华盛顿不支持他的立场，“我请求尽快地告诉我，在这个将作为最终让步来接受的问题上，应该持何种立场。……”

参谋长联席会议11月16日通知李奇微说，尽管地面和空中观察都是可取的，但都不值得因此中断谈判，这使李奇微大失所望。李奇微抗议说，联合国军代表团一直奉命采取一种对共产党方面“更为有利的”立场，甚至超过共产党自己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报还说，“美国无期限地拴在朝鲜”，这不符合美国的“军事利益”。李奇微对这种语言也感到震惊，他说，在停战后18个月内以任何方式撤出朝鲜，其结果都会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无法计量的损失”，而且等于背叛朝鲜人民。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连串和解性的电报中试图使李奇微放心，它没有打算“立即撤军”，尽管军事和外交的现实也许会导致美国部队“分阶段地撤退”，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不会突然抛弃韩国人。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再次强调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他们不希望谈判因核查问题而中断。

正如李奇微所预料的那样，当谈判代表们试图在地图上划定一条分界线的时候，他们与共产党方面在特定地段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有一次，双方都声称控制了朝鲜中部的一个高地。亨利·霍德斯将军确有把握地认为联合国军的部队占据着有争议的高地，他安排那里的美国指挥官与联合国军的“核查组”通了电话。是的，美国指挥官回答说，他的部队控制着高地。联合国军的一位翻译无意中听到一位中国谈判代表低声对一位参谋官说：“不要紧，今晚就会成为我们的。”那支联合国部队接到了要受到攻击的警告。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夺取了高地。

及至11月27日，分界线终告建立。协议指出，双方均接受将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原则，并且在停战协定完成之后，双方将后撤2公里，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如果在30天内停战协定得以签署，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参谋军官已确定的接触线就应成为分界线，而不考虑在此期间战局所造成的变化。李奇微明确指出，他的部队在30天内将继续战斗。

现在可以设想，战争将在30天内结束。尽管有违李奇微的意愿，但这件事很快就在美军士兵中不胫而走。这一错误显然跟第8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用词不确切有关。范佛里特在给各军团司令的命令中说，尽管他的部队应该意识到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行，但第8集团军应该“明确展示其愿意达成协议的意愿”。这一命令传到连一级时，有人对记者说起了这件事，美联社发出一篇文章说：“西线的联合国部队今天奉命停止所有针对共产党进攻的火力，并且只是在自卫时才开火。”消息接着说，这一命令“是在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就一项临时停火线达成协议约24小时之后发出的”。

这条消息并不属实，它给人们的印象正是李奇微所担忧的：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便意味着战斗结束。电报在华盛顿、东京、罗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正在那里访问）和正在基韦斯特度假的杜鲁门之间川流不息。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此间对此迷惑不解和情绪激动”，并询问李奇微是否他或范佛里特“有可能引发了这些报道”。两人都否认对此负有责任。（第8集团军后来找到了对此显然负有责任的一位连长，他无意识地对一位美联社记者谈起了他刚接到的命令。）

这条新闻报道以及部队对此的反应，有力地支持了李奇微对政府谈判策略表示反对的论点。杜鲁门参照迪安·艾奇逊和其他顾问们的意见否定了李奇微的这些论点，因此杜鲁门的反应是恼羞成怒，他攻击新闻界，而不谈他的政府含糊不清、令人困惑的谈判技巧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局势。“我希望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朝鲜并未实现停火，而且在停战签字以前也不会停火，”杜鲁门说，“任何过早的斗志涣散，从长远来看都会增加美国不必要的伤亡。”

这样，政府和联合国军现在只能拭目以待，看看让步是否能带来成果。

第二十二章 争持不下

1951年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国军同共产党进行着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这场口水战有时显露出成功的迹象，但却以双方坚持毫不动摇的立场而告终。联合国的目标是防止共产党重建军队和再度进攻南方，因此坚持进行监督并禁止在南北方增加军事力量和装备。一开始，共产党就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后来在12月3日，又出乎意料地趋向妥协：双方“不以任何借口”引进部队和武器，由“中立国”派出的观察团监视各港口。但是，在这一“妥协”中也埋下了祸根。经询问，共产党代表说，他们所说的禁止引进部队将禁止部队或武器的轮换或替换。联合国的立场是必须允许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轮换，否则美国部队的正常轮换将不能进行，联合国军的实力很快就会削弱。联合国政策规定每名士兵在朝鲜服役1年，每月需轮换约3.5万人。这就是说，一支42万人的部队可以在1年之内轮换完毕。但是共产党最初提出的轮换比例仅为每月5 000人，也就是说1名美国士兵要在朝鲜服役7年，中国士兵则要服役约15年（他们的军队人数约为100万人）。虽然特纳·乔伊海军上将把这一计划痛斥为“明显的胡说八道”，共产党却又坚持了数月之久。

共产党新建议的另一部分包括双方重建诸如机场、铁路这些设施的问题，这些已经成了次要的问题。乔伊海军上将认为，重建将会使共产党的战斗力增加，这与联合国在停火中的诉求背道而驰，因此表示反对。共产党在整个北朝鲜都没有一个可供使用的机场，沿鸭绿江活动的米格飞机要从“满洲”起飞，而这些基地美军是不能攻击的。要是北朝鲜的基地得以重建，那么共产党就能深入袭击南朝鲜。“我们联合国代表团看不出有何理由要允许共产党在……停战期间去提高一项重要的军事能力。”乔伊说。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定了乔伊的意见，他们给杜鲁门送去了一份接受共产党建议的电报草稿。杜鲁门正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休假。他可没有这么好说话，他反对共产党重建北朝鲜，即使这可能意味着使南朝鲜永远处于一片废墟的状态。在一份反映总统意向的电报中，杜鲁门说：“我们已经耗费了生命、成吨的炸弹和大量装备来迫使这些人接受我们的条件。”共产党即使没有机场也仍在继续有效地活动，为什么这些设施应当重建？杜鲁门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做出解释。

联席参谋长们12月8日做出回答时，表达了这样的“强烈感受”：军事停战“可能是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将能达成的唯一协议”。两个朝鲜的经济都有赖于设施的重建，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杜鲁门说：“我们认为，使整个朝鲜处于一种严重毁坏的状态是行不通的。”而且共产党如此看重这个问题，一旦否定了它，他们就会中断会谈。

参谋长们说服了杜鲁门。12月8日，他批准了一项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的新指令，其中包括四点：继续坚持要求部队轮换；修复机场；从分界线以北的沿海岛屿上撤军；接受中立国观察团（而不是交战国派出的）。

现在共产党又变得不肯让步了。重建机场不是一个可供谈判的问题；“中立国”观察团不应对任何上级委员会负责；而且不得进行空中观察。在李奇微看来，这就很清楚了：共产党准备又一次策划没有任何监督机构的停战，“双方各自越走越远”。他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分界线协议中所规定的30天期限（应在12月27日到期）不能再有任何延长。12月18日，他指出，任何延长都会给他的士兵的“精神状态”，以及可能给美国舆论带来“有害的影响”。他敦促华盛顿要确定“最后立场”，一旦共产党方面表现得顽固不化，就中断会谈。“每次只要联合国军代表团放弃一项它曾有力坚持的立场，”他说，“它以后的立场和讨价还价实力就相应地削弱。”

李奇微认为，停战的命运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对方是否接受在停战期间禁止增加其军事能力。“如果敌方不愿接受（或者是长期推迟）一项包括禁止重建机场的停战，”他说，“那么就需要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敌人对机场问题如此关注？”确定这个答案的唯一办法，就是迫使共产党“做出最后的决定和抉择：是要停战还是要飞机场”。

参谋长联席会议回答说，因为有许多不可捉摸的变化因素，例如盟国的支持和舆论，他们希望能避免设置“最后条件”。他们相信公众是支持一项停战的，只是联合国军显得在一些细节上吹毛求疵时，公众才会不耐烦起来。他们再次直截了当地告诉李奇微，美国不希望处于由美国主动中断会谈的地位。

12月27日，30天的期限已满，停战毫无迹象。1952年1月的头几天中，联合国军做出了若干小小的让步，包括放弃其进行空中观察的要求，但是每一项试探都遭到敌方谈判人员的拒绝，想在参谋人员一级的层面上寻求共同立场的试图也告无效。1月1日，乔伊海军上将对局势进行了概括。他说，共产党如果指望联合国军再进一步退让，“他们将坐在谈判桌旁虚度岁月”。

美英的战争叫嚣

尽管华盛顿未告知李奇微细节情况，但是他们不坚持强硬的谈判立场，这种看来“软弱”的表现是因为他们相信，任何监督过程都不能确保共产党不发动新的攻击。如前所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1951年11月在巴黎的一项英美联合宣言中一致认为，停战之后任何扩大战争的行为都将导致联合国军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攻击。后来在11月于罗马举行的艾奇逊、布雷德利、罗伯特·洛维特（他已于9月接替患病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任国防部长）和英国参谋部的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讨论。艾奇逊认为，要达成一项能够提供真正充分的监督系统的停战协议可能是做不到的。洛维特补充说，由于共产党的主要基地都在鸭绿江以北，凡是限制在朝鲜之内的监督都不能保障战争不重新发生。艾奇逊要求英国人发表一项联合宣言，扬言如果中国人破坏停战就进行报复。英国人看来更赞成轰炸“满洲”而不是进行海上封锁。12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问李奇微，对一项向中国人提出的警告有何意见，这项警告是：“在朝鲜的新一轮侵略将导致新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美国及其盟国认为军事上可实施的全面惩罚。”

李奇微认为他的部队不能实施多少这种“全面惩罚”。一旦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中国人肯定打算加强他们的空中实力，而且他已被告知，联合国军不能指望有什么重大的增援。李奇微问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是否了解这一警告的含义。他在1月7日打电报说：“在我看来，除非准备接受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后果，并批准使用原子武器，否则联合国军事力量对红色中国进行惩罚的可能性将是无效的。”

李奇微又一次被置之不理。1952年1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发去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甚至更为软弱的美英“宣言”文本，请他提意见。该草稿说，破坏停战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以致十之八九，交战行动不会只限制在朝鲜国界之内”。李奇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这种方法毫无意义。“在现有的能力下，本军不能给中国造成足够的威胁……以制止它发动新的侵略。”他说，唯一切合实际的办法是，一揽子解决整个停火，不要留下任何问题待以后解决。

最后，双方心照不宣地同意把重建机场问题暂且挂起，转而解决其他问题。在1月初的几天中，联合国军与共产党就战俘问题又争吵不休了，这个问题占据了和谈的中心长达18个月之久。

战俘问题

1951年期间，敌方几乎没有表现出有兴趣来讨论战俘的处置。这个问题引发了国际法与人道主义之间不同要求的冲突。就此而言，对这样一位热衷于不停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以此来拖延谈判的对手来说，这显然是正中下怀。

用一句也许过于简单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在停战之后，什么样的战俘应当在什么环境下释放给什么人。从表面上看，国际法是很清楚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美国立刻就签署了，但是一直到1951年中才批准）说得很明白：“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回国。”这一条款旨在直接防止重新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共产党还把成千上万的战俘羁留在劳改营中的这种情况。这一条款的起草者并未预见到大量战俘可能不愿意被遣返回国这一情形。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三个主要交战国，即美国和两个朝鲜政府都宣称他们将恪守《日内瓦公约》。实际上，在战争头几个月中，两个朝鲜政权都经常违反对待战俘的规定。南朝鲜人照例射杀北朝鲜战俘，而不愿自找麻烦来照应他们；北朝鲜人也如法炮制，他们捆绑并杀死大批美国士兵。北朝鲜人还把《日内瓦公约》关于交换战俘名单的明文规定置于不顾，只提供了110名联合国军人的姓名，而他们的战俘营里关押着超过6.5万名联合国军战俘。

先不谈这些法律问题。联合国军扣押的大量“共产党”战俘以前都是韩国士兵或中国国民党士兵，他们被迫加入北朝鲜军队服役。此外，成千上万的中共士兵对盟军审讯人员说，他们希望去台湾，而不是回中国。强行遣返这些士兵回国，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沦为奴役，甚至死亡。一个必然的问题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几千名南朝鲜老百姓被北朝鲜军抓去强迫当劳工。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些老百姓不是战俘，但是他们身陷囹圄，不可忽视。

大体说来，自1951年11月，共产党开始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讨论战俘问题时，联合国军面临的复杂形势就是如上所述。

1951年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曾讨论过对待这一问题的许多办法。从一开始起，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主意就是“依法办事”，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这一主意是陆军心理战首脑罗伯特·A.麦克卢尔准将提出来的。在7月5日致劳顿·柯林斯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克卢尔提议，把那些原是国民党人，以及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去。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共产党政府所强烈坚持的立场），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也可以避免强行把战俘送往一个他们所不愿居住的国家或地区去。麦克卢尔甚至觉得，一些中国战俘会愿意被秘密地送往大陆登陆，然后回到自己的家园或国民党游击队占领区去。

然而李奇微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办法”。他赞成一对一地交换战俘，这将意味着在共产党手中的联合国军战俘将更早地交还。这一计划会给联合国军带来很大的数量优势，因为它关押的战俘远比共产党关押的要多。李奇微将先甄别，然后向韩国政府释放被联合国军关押的大约4万名南朝鲜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被迫加入北朝鲜军队的。在一对一的交换之后，仍被关押的战俘将自行选择他们的去向。但是一旦正式的和平协议签订之后，除了交还所有共产党战俘外，李奇微将别无选择。其他的做法（即使动机是人道主义的）都会开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危险先例，可想而知在今后的战争中将阻止美国战俘的遣返。

差不多整个秋天，辩论继续在华盛顿进行，参与的各方（参谋长联席会议、洛维特、艾奇逊）立场频繁变化。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认为，如果联合国为那些不愿返回中国或北朝鲜的共产党士兵提供了庇护所，这有可能是宣传上的一大成功。但是他们也承认，把战俘当成“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会使共产党方面中断会谈，并拒绝交还联合国军战俘。迪安·艾奇逊采取了合乎法律的观点，他呼吁“恪守《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洛维特希望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以避免“同我们自己战俘的福祉讨价还价”。

1951年10月29日，杜鲁门总统也加入了讨论。他对于和谈缺乏进展已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他认为，联合国的谈判者们在战俘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尽管存在着履行国际法的义务。由于双方关押的战俘人数悬殊，全体对全体的交换是不公平的。如果把那些“自愿向联合国军投降”的战俘交还给共产党，他们会“立即完蛋”。无论情况如何复杂，杜鲁门都不接受全体对全体的交换，除非联合国军得到“某种重要让步”，而且这种让步以其他方式无法得到。他的立场已于11月底作为美国官方谈判立场传达给李奇微将军。

美国调查人员立即对战争爆发前居住在三八线以南的战俘进行了审查，在几天之内判明37 000人是被拘留的平民，并把他们安置在单独的营房里。在会议桌上，联合国军提出，在释放战俘之前，先由交战国组成的“联合小组”对所有战俘进行甄别，那些不愿被交换的战俘将继续留在俘获一方的控制之下。但是李奇微仍然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除了“全体对全体的交换”外的任何交换。他认为，敌方“根本不可能”同意“由个人选择”的交换，这很可能会引起共产党战俘的大规模变节。他把“全体对全体的交换看成是最后的立场，其中也包括强迫交换那些不愿回到共产党控制下去的战俘”。

共产党很快就证实了李奇微的预言。12月9日，他们的谈判人员坚持，停战签字后，双方应立即释放全部战俘。在要求得到联合国军战俘名单的催逼之下，共产党在12月18日申报关押了4 417名联合国军战俘（其中3 198名是美国人），以及7 142名韩国战俘，总共11 559名。联合国军谈判人员认为这些数字不可信。战争最初几个月，共产党电台曾报道俘虏了65 000人。美国情报界估计，这一名单只包括了实际被扣押的美国战俘人数的一半左右。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李奇微，不要对新闻界透露任何关于名单的消息，“以免激起这里（美国）的感情风波，并避免出现任何一方都无法后退的局面”。

相反地，联合国军的名单中包括了132 474个名字——95 531名北朝鲜人，20 700名中国人，还有16 243名原韩国人，他们先是被俘虏，然后被迫加入敌军。（另外37 000多名原韩国人如前所述，已接受甄别并重新归类。）

共产党在被迫解释早先宣布的俘虏数字与正式名单不一致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许多战俘因病或因战俘营遭到轰炸而死亡；另外一些战俘已在前线释放，他们愿意回家而不愿再去打仗。联合国军对这些说法不予置信，把共产党的名单称作是“欺诈和不诚实的”，并对释放13万名共军战俘以交换不到12 000名联合国军士兵这一前景大为愤怒。共产党的回答是要求释放37 000名“重新归类”的韩国人，这些人曾经加入过他们的军队。共产党谈判人员争辩说，释放战俘不应当是一种“奴隶贸易”；联合国军是想把一部分战俘移交给在大韩民国的“可靠朋友”，把另一部分移交给在台湾的“另一位朋友”。

对李奇微将军来说，1952年1月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沮丧的几个月份之一。共产党显然不想在遣返战俘问题上讨价还价，他们希望他们的每一个士兵都返回，而不论其原来国籍如何，并且不准备讨论其他的变通办法。李承晚总统由于和平在望，更为有力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从1950年中以来，李承晚在战争中根本没有起过决策作用——他对穆乔大使说，他并不反对吸收那些不愿回去的北朝鲜战俘，但是他希望能把大批的中国人送回去，他不想让他们遥遥无期地待在韩国“只是白吃饭”。蒋介石对于接纳中国战俘到台湾也没有热情，虽然他批准他们可以选择不回到共产党控制之下去。蒋介石显然不愿冒险把成千上万名忠诚难保的士兵纳入他的武装力量中。

对李奇微来说，更苦恼的事情是，在美国反对强行遣返的“坚定”立场中，出现了进一步妥协的迹象。1952年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他，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美国“最后”立场是，“只要不要求进行强行遣返战俘”，联合国军将同意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但是在把这一立场拿到谈判桌上去之前，联合国军谈判人员必须确定已经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说，如果以失去将近3 000名联合国军战俘，来换取“我们手中的数量不明的共产党战俘的幸福”，“我们面临的压力可能还会增加”；在此情况下，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改变谈判策略。李奇微可以体会到其言外之意：杜鲁门政府——也就是总统和迪安·艾奇逊——是如此急于从战争中脱身，只要共产党继续不妥协，美国就会一步步地放弃其谈判目标。李奇微实际上是在哀求尽量不要公开谈判情况。每次只要共产党在报纸上看到“华盛顿决策高层”进行了讨论的报道，他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等待着进一步的让步。李奇微希望不要再有来自华盛顿的所谓“据权威人士推测”的说法。

但是在哈里·杜鲁门看来，和平的主要障碍并不在板门店，而在莫斯科。总统在他1952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曾考虑要给苏联“一份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除非苏联人敦促中国人达成和解，否则美国将轰炸“满洲”的军事基地、封锁中国，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还同助手们讨论了如果中国人违反任何停战协议时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

各种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杜鲁门的看法：苏联人不想让会谈取得进展。1952年2月初，谈判人员讨论了如何组成拟议中的“中立”机构的问题——该中立机构将保障停战不遭到破坏。联合国军通过国务院提议挪威、瑞典和瑞士三国，并征得了该三国的同意。共产党在提议把该机构命名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之后，提名了苏联及其两个卫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还若无其事地补充说：“如果苏联不能被提名为中立国，那么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中立国了。”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怒不可遏地叫喊说：

共产党军队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枪炮、飞机、坦克、水雷、弹药、燃料、卡车和军事顾问都来自苏联。当我的高级联络官在开城第一次同共产党进行接触时，曾在配有俄国机枪的哨所被扣留，并乘坐一辆俄国吉普车被送往会晤地点，他们甚至还送给他一瓶伏特加。

但是令乔伊大为惊讶的是，联合国军代表团接到指令反对苏联担任委员会成员，并不是出于它在战争中支持北朝鲜这一理由，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边界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说，宣布联合国军认为苏联不是中立国，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苏联参战的证据“将很难证实”。李奇微在答复中抱怨说，华盛顿不愿说明把苏联排除在委员会之外的真正理由，这将使共产党方面能够任意地进行赞美苏联的宣传说教，而使他无法加以驳斥。使乔伊委屈的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奚落他的代表团：“你们为什么拿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对伟大的、热爱和平的苏联作为中立国的一员？你们拿不出理由来，因为你们没有理由。你们无法否认苏联在朝鲜冲突中是真正的中立国。”甚至经过多年反思之后，乔伊还是“不能理解如此怯懦的原因究竟何在。……”在他看来，共产党坚持要接受苏联人作为“中立国”是在耍“障眼法”，意在转移对其他事务的注意力，并迫使联合国军做出让步。乔伊和其他官员还不想让苏联观察员在检查运进南朝鲜的物资时，窃取美国设备的技术秘密。乔伊说：“任何国家要是把它最关键的军事机密暴露在敌人眼前，这完全是匪夷所思。”但是共产党坚持一定要如此，于是一无所获的讨价还价又延续了好几个月。

利用战俘

从1952年2月底开始，战俘问题出现了极为险恶的局势，此时共产党已认识到美国不会对任何战俘进行强行遣返。杜鲁门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正如过去我一贯坚持那样，我们决不能抛弃站在我们和自由这一边的南朝鲜人。因此，我现在拒绝同意违背战俘的意志而把他们送回共产党统治地区去的任何解决办法。”2月27日，参谋长们把这一决定传达给李奇微，并把它称为“美国政府的最后立场”，这一点务必要坚持，“不得使用任何借口”。李奇微接到命令要对战俘进行甄别，对那些他认为一旦回到共产党控制下将有生命之虞以及那些强烈抵制遣返的人，解除他们的战俘地位。这些经过重新分类的人将同其他战俘分开关押，他们的名字也将从提交给共产党的战俘名单中取消。然后，共产党将被告知，联合国军已经准备好在重新订正的名单的基础上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联合国军认为，此举是被迫所为，因为共产党不接受在公平基础上的自愿遣返。现在共产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们想通过人为制造混乱，谋求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为了说明背景，有必要简单概述一下战俘问题的情况。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自这一事实，即联合国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俘虏了异常众多的战俘。1950年8月，联合国军关押着不到1 000名战俘。但至11月，随着进攻仁川和向北朝鲜迅速推进，战俘总数增加到13万人以上。照管这些人就成了极大的后勤和行政管理问题。虽然战俘们开始时还算合作，毫无疑问地脱离了战事，但是把他们安置在仁川和釜山地区就会构成安全问题。1951年1月，中国人进行的干涉把联合国军赶到汉城以南很远。这时，出于安全原因，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把这些战俘（此时数量已为13.7万人左右）运出朝鲜，甚至可以运往美国。他说：“战俘们温顺合作，愿意完成分配的所有任务。”由于他们还不适应与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标准，可将他们安置在普通的设施，伙食也可低于“西方标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未加宣布的原因，拒绝了这一请求，但他们的确敦促麦克阿瑟把战俘从作战地区转移出来，也许可以转移到冲绳岛以南的琉球群岛去。

结果表明，麦克阿瑟百事缠身，在1951年4月被解职之前，他在战俘问题上毫无作为。他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决定把战俘转移到不甚称心但是现成可用的巨济岛上去。这是离陆地以南数英里之远的一个岛屿，面积约150平方英里。巨济岛一片荒山乱石，几乎没有适于建造战俘营的平地，岛上还挤满了大约20万当地居民和战争难民。李奇微认为这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置这些战俘。

巨济岛真是天造地设的麻烦之地。美国宪兵建造了四块宽广的、由铁丝网围起的场地，每一块场地依次又划分成8个战俘营，这些战俘营中拥挤着13万名朝鲜战俘和2万名中国战俘。每一座战俘营原打算关押700至1 200名战俘，但战俘人数很快就超过其容量达5倍之多，甚至战俘营之间的空地最后也被用来容纳战俘。韩国军队还认为，巨济岛是便于打发那些不胜任打仗的士兵的场所。这些素质极差的警卫部队加剧了这里的紧张局面。

在中国和北朝鲜领导人看来，战俘营是战场的延伸。军事情报人员从审讯战俘以及缴获的文件中发现，共产党组织了专门机构来领导战俘们继续战斗。隶属于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的这一机构的使命有二：训练特工人员，让他们故意被俘虏，这样他们就能在战俘营中担负具体的领导使命，并为在板门店的共产党谈判人员提供情报；这些特工人员还专门奉命在战俘中进行宣传，大意是战争将以朝鲜统一于共产党统治之下而告终，联合国军的撤出近在眼前，还保证战俘们返回故土时会得到“高度尊重和照应”，以诱惑他们自愿遣返。

如果劝说无效，干部们就通过殴打、私刑甚至“处决”不同意见者以执行纪律。至1952年初，共产党在巨济岛已经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影子政权，随时待命而动。

1952年2月，当联合国军警卫部队正开始甄别战俘，以判定哪些人愿意遣返时，情况出现了。正如李奇微所预料，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中国或者北朝鲜。甄别组来到了第62号战俘营，这里安置着约5 600名战俘，处于特别干部的严密控制之下。2月18日上午，当美国警卫人员进入该营时，遭到了大约1 000至1 500名朝鲜人的袭击。他们挥舞着原始而足以致命的武器——钢头长杆、刀子、连枷、棍棒甚至一两支自制火器。联合国部队开了火，当场打死55名战俘（后来又有22人死亡），打伤140人。联合国军的损失是1人死亡，38人受伤。

五天之后即2月23日，共产党把这一事件放到了世界的宣传讲坛上，抗议“残暴屠杀我方大批人员的血腥事件”。联合国军当然拒绝了这一指责，但是共产党继续谴责这一“屠杀”行径。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以弗朗西斯·多德准将替换了战俘营司令，但是骚乱和事件仍在继续，战俘们用鲜血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在身体上刺上反美口号。这些插曲为共产党声称联合国军以暴力阻止俘虏们选择回国的说法提供了少许的表面依据。

与此同时，在4月中，一个出乎预料的事态发展标志着谈判僵局有可能发生破裂。联合国军谈判人员被要求估计在甄别之后可能交还多少名战俘，他们对共产党说，预计约有11.6万人。这一数字显然大于共产党的预料。敌方建议恢复甄别以准备一份将要交还的战俘的“最后名单”，进一步的讨论将接着进行。

使共产党沮丧（同时各种证据都表明联合国军也大吃一惊）的是：接受询问的106 376名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中，只有31 231人愿意返回。巨济岛上的另外44 000万人或是拒绝接受甄别，或是由于共军控制着战俘营而无法与之交谈。这样，联合国军就通知共产党方面，大约只有7万战俘将要返回。

这一消息使共产党谈判人员大为震惊，他们不得不以极大努力保持他们的镇静。第二天即4月20日，共产党说7万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中止了会谈。

杜鲁门政府决定再做一次妥协努力。几星期以来，李奇微将军和国务院、国防部官员之间，围绕着他向共产党谈判团头目南日将军直接提出“最后方案”的方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杜鲁门总统做一个同步的公开广播讲话可以向世界舆论表明，联合国军是准备做出让步的，只要共产党真的希望和平，和平就在手中。战俘问题的争议之后，会谈中断了，这促使杜鲁门在经过调整的基础上继续搞“最后方案”。（此“方案”历经了太多层次，以致没有必要在此具体罗列。）

4月28日，乔伊海军上将向敌方发起了挑战，要求他们“同我们一起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解决方案”。美国提出了一项让步：将“不限制……修复和重建机场”。作为交换条件，它要求共产党同意美国在组成中立国委员会以监督和平及交换战俘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苏联不成为委员会成员）。“如你们所知，”乔伊说，“我们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是用1.21万名……我方的人，来交换大约7万名你方的人。”

使乔伊惊讶的是，美国的建议像“石沉大海”。共产党短暂休会，然后南日将军声明说：“我方看不出你方的建议……真的能对全面解决所有遗留问题有何助益。”乔伊回答说，这方案是“最后的和不可更改的”，于是南日提议无限期休会。

会谈的中断并没有吓倒乔伊，他知道南日不同北京和平壤的上司商量是不能做出政策决定的。5月2日当共产党重返会议桌时，南日长篇大论地强烈指责联合国军的建议，然后以他所谓的一项重要让步为结束：共产党将放弃他们迄今所坚持的要苏联作为“中立国”委员会成员这一点。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条件，也就是他所说的在战俘问题上“合情合理的妥协”。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南日要求归还13.2万名战俘，坚持不能有中国士兵留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他的“让步”就是共产党可以不再过问那4 4000名曾被迫加入共产党军队的前韩国士兵。乔伊回答说，联合国军的方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个别的因素不属讨论之列。这样，他就正式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

共产党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他们现在准备把整个停战系于一件事情之上，即强行遣返战俘。为避免承担停止会谈的责任，乔伊同意在同华盛顿磋商之后，在几天之内回来进一步讨论共产党的建议。但是杜鲁门总统不打算做出任何新的让步。他在一项冗长的公开声明中说，联合国军已经为和平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向共产党提出的方案是公正的。对于战俘问题，杜鲁门措辞坚定：“我们不会以让生灵遭受屠杀或奴役来换取停战。”

现在共产党已经画了一条界线，他们打算坚守此线，并依赖世界舆论来迫使联合国军进一步做出让步。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巨济岛战俘营中的地下干部，这些战俘营同平壤的共产党最高司令部有着几乎瞬息相通的联络。这些干部惯于惹是生非，这对美国军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例如，在4月末，情报人员得到消息：共产党有一个计划，企图劫持巨济岛司令多德将军并扣为人质，迫使联合国军做出进一步让步。这一计划的产生与共产党拒绝联合国军关于战俘交换的建议同时发生。这场战争中最难以置信的一场插曲即将展开。

尽管情报机构已警告说战俘们打算捕获他，多德将军还是落入了共产党股掌之中。5月7日，他同意会见第76战俘营的领导者，众所周知这个战俘营处于好斗分子控制下。多德和一名助手威尔伯·雷文中校站在敞开的大门外，倾听着老生常谈的关于伙食、衣服以及医疗方面的抱怨。他们忽视了或是没有注意到大约20名战俘倒完了厕所污物桶之后正走回营房，这就是所谓的“粪桶细节”。这帮人突然扑向多德和雷文，抓住将军把他带进了战俘营里。雷文努力抓住一根门柱，并一直坚持到援兵赶来，从而免于被俘。但是共产党战俘现在抓住了他们的头号俘虏。

事有凑巧，插曲发生的这一天，正是马克·克拉克中将抵达日本接替李奇微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同一天。

这样，未来几天美国采取行动的责任就要由李奇微（在他实际离开远东之前，还是最高司令），克拉克（他不太相信有机会立即解决此问题，但是他对李奇微的行动没有发言权）和第8集团军司令、多德的顶头上司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来分担了。对于如何对付这场危机，每位将军都各有见解，其结果是彼此都心怀不满。

克拉克本能的反应是“让他们去扣留多德这个愚蠢的狗崽子好了，然后开进去夷平这个地方”。他在回忆录中说：“你别跟战俘谈判，尤其是狂热的共产党战俘，尽管被俘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李奇微有此同感。作为一名士兵，多德在他投身自己的职业之时，已经接受了死于非命的风险。“在战争中，”李奇微说，“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为之牺牲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犯有背叛罪行。”

但是范佛里特却另有想法。他立即飞往巨济岛，并听取了战俘们初步的要求（由多德那里传来）。他们希望承认“战俘联合会”作为战俘们的发言人，并要求在几个战俘营之间建立电话和吉普车通信联络。范佛里特刚抵达巨济岛，李奇微就立即要他改变做法。他下令一个坦克营立即赶到该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绝不手软。”

对李奇微的命令，范佛里特按兵不动，一是因为坦克来迟了，二是由于李奇微称之为“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此说基于他本人的回忆录。读者应理解，三位将军对于应该如何处置巨济岛之事，看法各有不同）。多德送出了一份信函（给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科尔森准将），其中列举了对于联合国军警卫人员杀害和打伤战俘的长长指控。共产党写的这一声明还包括所谓多德承认战俘营当局这些行为“有罪”。

科尔森已下令他的部队和坦克准备于5月10日上午10时开进战俘营，但是共产党打断了这些行动，他们送出一份清单，要求美方承认无数的罪行。在急就而成的粗糙译文中，这些要求的要点是：

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的做法。

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遣返。

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行（甄别）。

李奇微认为，这些要求是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进行的每一项疯狂的、毫无根据的指责表示服罪”，遣返政策“也将立即在板门店联合国军谈判人员那里胎死腹中”。不幸的是，李奇微并不在场。科尔森把上午10时的最后限期一直耗到晚上，然后签署了一项答复，等于是承认了共产党的指控：

……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杀害和打伤。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们可指望在本战俘营受到符合国际法准则的人道待遇。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度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如果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共产党还争论不休地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认罪。后来他们在5月11日晚上释放了多德，他已经被扣押四天多了。第二天，克拉克将军指责这一“供认”是“纯粹的讹诈”，并说对于科尔森和多德所做的任何让步“都应当做出相应的理解”。

多德在他对报界的声明中说，“战俘们提出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战俘营当局做出的让步也无关紧要”。范佛里特的说法与之也很相像。

克拉克看法不同，而且把这看得很重。诸如“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受到人道的待遇”这种措辞都表示过去是有过虐待的，对“不再进行强行甄别”的允诺是在承认某种莫须有的事情。虽然在事件发生期间，报界被隔离在巨济岛之外，但是共产党还是很快公开了联合国军的“认罪”，他们的谈判人员以此在板门店来奚落联合国军谈判代表。

尽管第8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已开脱了多德和科尔森的任何过错，但是克拉克仍召开了另一场调查会议，建议把两位将军降为上校军衔。陆军部批准了这一建议，多德和科尔森的戎马生涯实际到此结束。

接着，联合国军就着手打破共产党对战俘营的控制，粉碎他们所谓的领导层，把战俘们疏散到更小、更安全的营房里去。巨济岛新任司令官海登·博特纳准将曾在亚洲服役10多年，他知道必须坚决而逐步地加强纪律。他依靠书面命令（以正式戳印为证）而不是口头命令。作为第一步试验，他命令中国战俘从营房中撤掉共产党旗帜和斯大林塑像，给他们规定的期限是第二天中午。中国人没有照办，于是步兵和两辆坦克在中午准时开进战俘营，拆毁了塑像和旗帜，并在五分钟之内撤走。这一果决行动旨在向中国人表明，博特纳说话是算数的。

当新任司令准备把共产党战俘迁移到新营房去时，他同样下达带有限期的书面命令。中国人传话过来说，他们不会自愿搬迁的。博特纳对此问题不予讨论。“战俘是不能谈判的。”他宣称说。他派出伞兵部队和五六辆坦克开入战俘营，有条不紊地粉碎了抵抗。他的部队使用了震荡手榴弹和催泪毒气。战斗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战俘们猛掷“莫洛托夫鸡尾酒”（灌满汽油的瓶子，以布条为引信）、长矛（杀死了一名美国人）和石块；31名战俘死亡。等到骚乱平息，共产党的“发言人”坐在地上被拖出营房，战俘们列队走进了他们的新营地。联合国部队发现了令人惊愕的武器库存：3 000支长矛，1 000个“莫洛托夫鸡尾酒”，4 500把刀子，不可计数的棍棒、斧子、铁丝鞭子和锤子。他们还挖出来16具被杀害的战俘尸体。

几天之后，博特纳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同几名战俘“代表”进行了谈话，通知他们关于他打算要实行的营规。一名以前曾经宣称是“领导人”的年轻战俘“对着我狂呼乱喊，我平静而客气地让他闭嘴（博特纳会说流利的中文）。他不听，我就命令警卫把他带到单人囚禁室去，他在那里度过了其余的囚禁时光”。

巨济岛事变就此结束了。

第二十三章 政令之变

从1950年4月16日，即朝鲜战争开始前两个月的时候起，哈里·杜鲁门总统心里一直藏有一个秘密：他已不打算争取连任。待他任期届满时，将是担任公职达30年了。他认同连任两届的规矩。“我认为，当8年的总统就够了。而且有时候，对任何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像大家知道的赌博和贪财有引诱力一样。”

但像杜鲁门这样精明强悍的政治家，故意毫不声张，直至做出自己选择之时。他的确在私下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谈过，他认为文森是“最合理的、最合格的候选人”，但是文森以健康为由请免予考虑。杜鲁门逐渐向民主党其他领导人透露了他的秘密，至1952年1月，他认定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是“最佳的、最全面的候选人”。史蒂文森同杜鲁门见了两面，但是对此事竟不置可否，这使总统颇为恼火。到了3月29日，史蒂文森还在犹豫不决。这一天杜鲁门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军械库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宴上做了惊人的宣布：他将不再参加竞选。

虽然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曾断言他是可以赢得连任的，但是当时的情况说明并非如此。从1950年开始的那一连串丑闻震撼了他的政府，公众对此已经深恶痛绝：联邦税务局贪污舞弊；那些“5%回扣收取者”把政府承包合同转让给朋友，然后收取诸如貂皮大衣这样的回报；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流入了像迈阿密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这样的投机企业，并付款给诸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小威廉·博伊尔这样的民主党高级官员以疏通关系。虽然没有人指责杜鲁门拿过一个子儿，但是图财贪钱的风气也渗透进了白宫（举个例子说，总统的军事副官哈里·沃恩少将曾经老老实实地对一帮听众说，他如何轻而易举地在德国黑市上把他55美元的手表卖了500美元）。日积月累，杜鲁门政府的丑闻造成了哈定总统年代里的蒂波多姆事件① 以来华盛顿最感难受的时候。杜鲁门为取得公众支持付出了高昂代价。1950年末，朝鲜战争顺利进行时，杜鲁门享有盖洛普民意测验中46%的支持率，这是他任内最高的了。但是在他任期的最后两年中，他的支持率从未高于32%，有时还下降到23%。由于只获得4个公民中不到1个人的支持，如果杜鲁门愿意再度竞选的话，显然面临着艰苦的战斗。

1952年的竞选任务本来会更加令人生畏，共和党提名了一位本世纪中期的英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此人政治取向尚不明确，但却以他的实力和正直，无愧于他在公众中的声望。自从他自欧战胜利凯旋，两党政客都曾以总统候选人提名对他相利诱，杜鲁门也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1948年他曾提出让位给这位将军。艾克——人人都这么叫他——在战后担任过陆军参谋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第一任总司令。1951年底，艾森豪威尔开始对来访他巴黎办公室的共和党人流露出意向：他已是万事俱备。他对纽约州前州长托马斯·杜威的老朋友、后来成为艾克的司法部长的赫伯特·布劳内尔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艾森豪威尔看到了举国上下对于杜鲁门处理朝鲜战争的深深不满。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只要发表一项声明就可以轻易地赢得共和党提名。布劳内尔不以为然，他劝告将军说，要战胜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以赢得提名，比赢得大选还要困难。在以前的三届大选中，拥护塔夫脱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们看到他们党提名了一个“东部的国际主义者”（1940年是温德尔·威尔基，1944年和1948年是杜威），现在塔夫脱这一派希望该轮到他们了。他们在初选中倾力奋战，锁定了塔夫脱的领先局面。1952年4月初，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说，他“作为政治人物而出人意料的进展”受到其军事职务的掣肘，要求有人接替他北约司令的职位。杜鲁门选中马修·李奇微将军接替他，这是对李奇微在朝鲜的功绩的褒奖。这番大换班又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战役的英雄马克·克拉克将军调到朝鲜去接替李奇微。

6月2日，艾克在家乡堪萨斯州阿比林开始他的竞选活动。他呼吁在朝鲜实现“公正的停战”，但是他并未着意批评政府在那里的政策。他宣称说，竞选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对决”。他要求撤销“无用”的联邦政府机构，“铲除破坏分子”。大约两周之后，塔夫脱在一次被称为“回答阿比林”的重要讲话中，批评艾森豪威尔对政府战争政策未加谴责。虽然塔夫脱也没有提出什么可在朝鲜实行的新政策，但是他的一项诺言与艾森豪威尔形成了鲜明对照：塔夫脱要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重返政府，尽管未指明是何职务。艾森豪威尔很明白，他说只有他才会“倾听麦克阿瑟不得不说的任何话”。（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不久的那个春天，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一位老朋友说：“我对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一直紧闭嘴巴。”）

麦克阿瑟那里可没有这种沉默。他自认为（过分地）是他吓退了杜鲁门参加竞选，现在他的目标是要代表塔夫脱——也许是代表他自己——来阻止艾森豪威尔获胜。共和党选择他在7月初于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麦克阿瑟在私下的谈话中把自己的意愿说得很清楚：一旦命运发出召唤，他就要听从命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他当主旨发言者的角色只是一个开头，他已经随时准备脱下戎装、退出军旅，尽其所能……来击败他的五星上将同仁。”整个春天，麦克阿瑟都在攻击杜鲁门如何进行战争，引起了阵阵喝彩。现在他希望有机会来捍卫自己的名声。

麦克阿瑟反对他的将军同仁，这既有哲学因素又有个人因素。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美国陆军中“乔治·马歇尔派”的化身，这一派以欧洲而不以亚洲为导向。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参谋人员而不是一名战士，他虽然有爱国之情，但是缺乏麦克阿瑟那样的“反共救世”之心。作为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曾让艾森豪威尔做他的助理，在他第一次退休之后把艾森豪威尔带到马尼拉作为他的重要助手。他们当时在政治上意见相左（艾森豪威尔甚至胆大妄为地押下相当大一笔现金赌注，认为罗斯福将赢得1936年连任），麦克阿瑟在这个比他年轻的人身上没有看到变化，除了变得更糟糕之外。现在，麦克阿瑟的竞选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加利福尼亚的“支持麦克阿瑟的美国人”、得克萨斯的“要求麦克阿瑟”、宾夕法尼亚的“麦克阿瑟的战士们”，等等。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几周之前，麦克阿瑟和塔夫脱曾在华道夫饭店将军的隐居之地共进早餐。据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麦克阿瑟答应支持塔夫脱获得提名和竞选总统（对他自己萦怀已久的问鼎雄心则只字未提）；塔夫脱报以桃李，答应如果他当上总统，就任命麦克阿瑟为武装部队首脑。这是麦克阿瑟那帮人的说法。据塔夫脱自己说，他打算要求全国代表大会提名麦克阿瑟做他的竞选伙伴，然后宣布他将让将军当“副总司令”，共同承担“制定同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外政策”的责任。

事有凑巧，所有这些宏图都成了泡影，因为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艾森豪威尔已经在按程序进行的测试投票中胜出，取得了相互竞争的代表们足够数量的投票，这使他离获得提名只有一步之遥。这样，麦克阿瑟想使自己重新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唯一机会就是他的主旨演说：如果他能够使代表们群情振奋，他或许还能使全国代表大会倒向塔夫脱（或者说是他自己）这一边。但是预兆不妙。艾克的势力轻而易举地获胜，通过了政纲的要点，肯定了美国要对欧洲承担义务，其势头看来势不可当。麦克阿瑟当然不成其为障碍。即使在那些友善的观察者看来，他的主旨演说也是他生涯中最差的演讲之一。他的声音频频中断，身体上下起伏，仿佛是要强调那些关键句子。《纽约时报》的苏兹贝格写道：“他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人们都能感到屋子里的激情正在渐渐消退。我认为他是自身难保，而不能对塔夫脱有什么帮助。”

当晚，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飞回纽约，心中仍然希望全国代表大会可能还会召唤他去恪尽职守。这个召唤没有出现。艾克在第一轮投票中以595票对塔夫脱的500票取胜。（麦克阿瑟有来自铁杆支持者的10票，其他候选人分享了100票左右。）尽管塔夫脱未能赢得提名，但是他的追随者们把一个为这次竞选留下印记的重要主题带入了这届全国代表大会：煽动反共主义，并攻击那些现在仍在“赤色迪安·艾奇逊的国务院”里活动的“卑鄙的卖国贼”。这些话出自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之口。当乐队高奏《海军陆战队颂》时，代表们举着写有“艾奇逊”“希斯”和“红鲱鱼”字样的鱼形标语牌，在讲台前列队示威。麦卡锡咆哮着说道：“我们不能用艾奇逊—拉铁摩尔的方式同共产党战斗。当共产党用黄铜指套在后门痛击我们的朋友时，他们却用洒了香水的丝绸手帕在前门对付共产党！”他呼吁“千百万忠诚的民主党人”要意识到他们的党已经“抛弃”了他们。在谈到朝鲜问题时，麦卡锡保证，如果共和党获胜，“我们再也不会处于担心打不赢的任何战争中了”。大选真正争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挥霍它的鲜血、浪费它的资源和牺牲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继续这个主题时，被艾克请来作为竞选伙伴的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喊叫说：“美国人民对我国外交代表低声下气、哭哭啼啼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忍无可忍，他们大谈美国的恐惧，而不谈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勇气。”

正式的政纲中充满了关于“高层的卖国贼”和“傲慢的官僚”等说法，它谴责民主党人从雅尔塔到中国的一连串外交失败。然而，关于朝鲜战争的用语倒是相对温和的，主要集中于杜鲁门做出不宣而战的决定上：“我们指责他们未经我国公民通过国会中的全权代表来表示同意，就把我们推入了朝鲜战争，而且还在并无决胜意志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对外政策的要点则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杰作，他在过去六个月中纵横捭阖，使自己成为艾克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虽然至1952年1月初，他继续在国务院担任特别顾问，但是他对“杜鲁门—艾奇逊主义”的遏制政策越发持批评态度。杜勒斯意识到，20年来民主党的连续当政，加之对他们的怨烦之情日益增长，这一切都意味着民主党统治的结束即在旦夕。其核心问题就是朝鲜战争。按照国防部一位年轻官员汤森·胡普斯的看法：“由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同较为简单的美国往昔作战风格是如此严重地相抵触，因此它生发了紧张、焦虑和信任问题，这些变成了滋长新单边主义和恶意煽动的沃土。”杜勒斯希望能够成为占据华盛顿的新卫士中的一员。

情不自禁地，杜勒斯要同艾森豪威尔命运与共。他认为塔夫脱是一个狭隘的孤立主义者，而且是保守派，对欧洲的诸多问题怀有强硬的敌意。杜勒斯通过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早就同欧洲大陆的企业家和官员们交谊甚笃。而且他认为，对美国来说，背弃这样一个许多国家的重要阵营是鼠目寸光的。虽然艾森豪威尔对于世界事务的见解鲜为人知（实际上，他对几乎所有面临的问题的观点也不为人知），但是杜勒斯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个“基本上宽宏大量、讲求实际的国际主义者”。杜勒斯开始着手吸引将军的注意力，首先是通过杜威和另一位退休将军，现在是一位投资银行家和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支持者卢修斯·克莱，给艾森豪威尔送去备忘录，然后又去巴黎访问。他的观点汇总在一篇题为《鲁莽之策》的文章中，此文于1952年5月19日即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七周之前，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篇文章极为重要，因为除去其他内容外，它预示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一年之后用以结束朝鲜战争的那些方法。

杜勒斯虽然在杜鲁门的一些行动中，如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和干涉朝鲜（他把第三条称为是“勇敢的、正义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看到一些强有力之处，但是在总体上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系列反应式的、消极的、应急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苏联扩张主义。“我们之所以工作、牺牲和付出，并不是为了能够在没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生活，而是为了能够在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生活，也许是永远如此。……我们的政策是原地踏步的政策，它至多可能使我们保持原地不动，直至我们精疲力竭”。

那么，应当如何是好？杜勒斯提出一个概念，后来以“大规模报复”而著称。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解决办法，而且仅此一个：自由世界要培养这样的意志和组织各种手段，对赤色军队发动的公开侵略立即进行报复。这样，不管它在任何地方发生，我们都能够而且必将以我们选择的手段在它所侵犯的地方予以回击。”杜勒斯论证说，存在着一种“道德法则或自然法则”，人们和国家必须遵守这一法则，否则最终就要面临毁灭。他还认为美国是上帝所选择的复仇代表。“这一法则已遭到苏联统治者的践踏，他们将会而且应当被迫为这种破坏行为付出代价。”自由世界拥有报复的“手段”（这是核武器的代名词），现在它必须“培养意志”来“立即”运用这种威力。

帮助杜勒斯撰写这篇文章的《生活》杂志编辑埃米特·约翰·休斯一直要求杜勒斯对他的政策意愿给予更具体的定义：“你建议美国的政策应如何行事？”杜勒斯宁愿坚持含糊其词：他已经制定了广泛的目标。现在就让苏联人去琢磨，如果艾克当上了总统，他将会怎样来实现这些目标吧。

艾森豪威尔在私下对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观点颇感烦恼，他还对《纽约时报》的苏兹贝格讲过，他认为政纲中对杜鲁门的攻击“有点过头”。但是他做了一个现实的决定。他对政纲的用语并未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因为他需要党内塔夫脱这一派，以便取得胜利。至于具体细节，艾克将会在今后几个月里从容不迫地搞出来。

民主党人：“疯狂支持艾德莱”

虽然艾德莱·史蒂文森是历史上最犹豫不决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然而到了1952年7月，他终于开始忙碌起来，以赢得竞选提名，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空欢喜。民主党总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折腾自己，以致在11月大选之前，该党都不能团结一致。这种情况在20世纪屡见不鲜。这一次争斗是围绕着对党的忠诚、民权问题，以及对哈里·杜鲁门丰功伟绩的效忠程度。为了胜出，史蒂文森必须击败党内那些颇受欢迎的人物，如：在南方深受爱戴的理查德·拉塞尔；出身豪门、备受东部自由派人士欢迎的前纽约州长艾夫里尔·哈里曼；田纳西州的埃斯特斯·基福弗，他在过去两年主持的关于黑社会的电视听证会打动了公众的心弦；还有密苏里州的斯图尔德·赛明顿。史蒂文森虽然是一个大州的两任州长，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全国性人物。他那粗壮矮小、头顶光秃的个人形象固然能激起一部分妇女的母性，但是对其他人却实在是毫无引人之处。史蒂文森的崇拜者们——他们可能是感情炽烈的——在这位州长身上追寻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再世重生。可惜的是，他并非如此。史蒂文森能够真诚地滔滔雄辩，他是笔者所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们的讲话能够在尘封土埋30年之后依然“读来很漂亮”。虽然他先前犹豫不定，史蒂文森还是答应全国代表大会要努力取胜，纵然他走的是一条道德高尚的道路。“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他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说，“也胜过带领人民走入歧途。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胜过对人民管理不当。”

几天之后，史蒂文森有意地撇清自己与杜鲁门的关系。他说，他的竞选总部将设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他撤换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代之以自己人、芝加哥的一名律师斯蒂文·米切尔。他还对一名记者说，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收拾华盛顿的乱局”。这一说法本来应该在共和党政纲中加以突出。杜鲁门怒气冲冲地说：“由于这个失策，史蒂文森就使得共和党对手们更加肆无忌惮，让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在两大莫须有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贪污和朝鲜战争。”

但是史蒂文森不能摆脱他的党最近的历史，而且他发现自己要对付的共和党的攻击各有不同。一个是参议员卡尔·蒙特概括的公式：K1C3（即朝鲜，犯罪、共产主义和贪污），另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他所到之处都听到“我们喜欢艾克”的齐声呼喊。《圣路易快邮报》的马奎斯·蔡尔兹写道：“千千万万的人乐于选择艾森豪威尔，只是凭信任，只是凭他的脸孔，只是凭他的微笑，只是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只是凭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艾森豪威尔喜滋滋稳坐钓鱼台，而约瑟夫·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则在“高层的叛变行为”上大做文章（尼克松说，史蒂文森的胜利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弹间谍、更多的危机……”）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似乎仍然缺少确保胜利至关重要的闪光点。史蒂文森昂扬激奋的雄辩令电视观众们印象至深，尽管艾森豪威尔拥有全国大多数新闻媒体社论的支持，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支持被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称作“书呆子”的那个人。在头几周中，艾森豪威尔显然是有意把朝鲜问题摒除在正式竞选活动之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屑于说任何话来伤害那些正在负责目前这场战争的老战友。6月5日，他表示支持继续进行有限战争，同时谋求“公正的”停战。8月21日，当他被要求说明如果他作为总统，他的政策同杜鲁门和艾奇逊推行的政策将有何不同时，他却攻击了塔夫脱—麦克阿瑟的方针，说他们甘冒使美国卷入同中国打仗的风险，而那场战争将“远比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更难以停止”。

接着，艾森豪威尔迈过了界线，卷入了有关朝鲜问题的令人厌恶的（而且十分不准确的）党派之争当中。在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一次讲话中，艾森豪威尔说：

这些年头的可怕纪录在1949年6月国会山上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场面中达到了戏剧性的顶峰。在此之前，关于美国部队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尽管从北朝鲜出现了威胁的迹象——已经由国务院拟订好了。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可以立即而且是令人难堪地被驳倒。关于美国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最初建议是1947年5月由共和党人、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提出的。1947年9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美国在朝鲜保持部队和军事基地，并“没有多少战略利益”，美国的人力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利用。在这份备忘录上签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当中，就有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再者，如前文所引证的（见第一章），在1949年至1950年，是国务院而不是美国军方争辩要放慢美国撤军的步子，但国防部压制了这一意见。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说法以及同一篇讲话中的其他提法使杜鲁门大为光火，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滥用记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总统能够理解，他的极端孤立主义的劲敌正在政治上利用朝鲜问题，“但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居然会利用这一悲剧来捞取政治上的好处”。

与此相反，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担心的是将军是否把朝鲜问题利用到了极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公众期望于他的当然就不只是一些陈词滥调。什么时候艾森豪威尔才会具体说明他打算如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使美国部队离开亚洲的泥淖返回家园？

主意来自埃米特·约翰·休斯，他是《生活》杂志编辑，最近签约受雇为艾森豪威尔的撰稿人，他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里同艾克的竞选总管赫伯特·布劳内尔吃晚饭时，提出这么一个主意。布劳内尔回忆说：“休斯有一个主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得做出一个许诺……前往朝鲜，亲自视察那儿的局势，以期结束这场战争。”据休斯回忆，这个讲话的动因“是因为有必要对于当前最尖锐突出的问题说些肯定的话——这样既不会陷于一些浮皮潦草的保证，又不会使未来的政府被迫履行那些因国内政治的扭曲气氛而在竞选中产生的政策和行动”。朝鲜问题就是当前“最令人心烦也最富戏剧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位候选人恰好是在全国声望卓著的军人，他立誓要亲自去视察那个地区。”休斯认为这一提法是“自然而然和恰如其分的，几乎有点平淡无奇了”。

布劳内尔和休斯在商谈之中，定了这么个短语：“我将前往朝鲜。”发言稿在经过几次起草之后，这个主意提交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但是他对此把握不大。一天晚上，在摇摇晃晃地穿过纽约州北部的竞选列车上，艾森豪威尔把这份草稿念给几个人听，人们反应不一。艾克最后让布劳内尔来决定。布劳内尔劝告说，去做这个演讲吧。

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共济会会所发表了这个演说。艾森豪威尔在结束发言时，说起在1952年会给全国电视观众带来什么，他说他的政府将最优先来结束朝鲜战争：“这一任务要求亲自去朝鲜一行。我将做此行。只有这样，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

这一讲话使杜鲁门勃然大怒，他断言艾森豪威尔“应该知道他是在削弱我们的谈判实力”，而且使美国人民误认为他当选之后，和平很快会接踵而来。史蒂文森则一如既往，企图对他对手的这一成功之举一笑置之。“假如我当选，”史蒂文森第二天说，“我将前往白宫。”

民主党听众都拍手叫好，然而美联社的政治作家杰克·贝尔写道：“实际上，这场竞赛那天晚上就结束了。”

它果然结束了。自从193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选出了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获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得票比例是33 936 234票对27 314 992票。现在，艾森豪威尔有机会来谋求朝鲜和平了。

口沫横飞的和谈

美国大选时，一位沉默不语而又兴趣盎然的旁观者就是李承晚总统。不论美国人的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打算在任何可能被联合国认为是可以实现的条件下讨论和平。当美国——还有联合国——进入朝鲜战争时，李承晚已经取得了他们的诺言，现在他要抓住他们兑现。1951年6月和谈开始的那个星期，李承晚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的要求：

——中国部队从朝鲜完全撤出；

——北朝鲜进行裁军；

——联合国承诺防止任何第三方支持北朝鲜；

——南朝鲜参与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方面”的任何安排；

——保障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总而言之，李承晚希望联合国坚守其决议，呼吁实现一个自由和统一的朝鲜，不要让任何外国军队存在。这位年迈的总统已经看到，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的国家的一大部分已被摧毁。他不打算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妥协了，不管美国是多么急于摆脱这场战争。他很显然害怕美国将在三八线上解决战争（华盛顿确实正准备这样做，在战线上做一些相互迁就的调整）。

1951年末至1952年初，李承晚一直持续进行的发难并没有引起约翰·穆乔大使和其他在朝鲜的美国官员的特别担心。但是穆乔的确注意到，李承晚“对于每一个最终可能要出现停战的迹象已越发感到气恼”。当美国最著名的天主教领袖、纽约州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访问汉城时，李承晚很欣赏他在穆乔和范佛里特面前“要求美国每一个天主教徒都祈祷停火无法达成”。使穆乔烦恼的是，这种反停战情绪竟蔓延到了李承晚政府里一些稳健派成员之中，一位部长就指责联合国军“向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的骄横气焰和轻侮行为卑躬屈膝”。

阅读着这些材料，以及1952年头几个月由汉城发至国务院的相类似的数十份电报，笔者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美国政府任何一级机构所撰写或评论的任何文件都不能驳倒的，这就是：杜鲁门政府期望，出于某种原因，李承晚能够接受联合国军可能达成的任何谈判解决。在这里，穆乔和其他外交官陷入了几乎是致命的幻想之中。杜鲁门总统的确曾希望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能有一项解决办法，因为朝鲜战争是他政府任期中的重大事件，他不想把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但是穆乔不但没有去寻找迁就李承晚的办法，反而按照艾奇逊的命令，实际上告诉这个南朝鲜人必须合作。于是李承晚“变得怒火中烧”（穆乔的话），坚持说他的政府绝不接受停火，杜鲁门应当晓得同共产党谈判是“错误的”。李奇微一直注意着穆乔的报告，穆乔警告说，李承晚的态度将会“严重危及”解决办法。他觉察到李承晚威胁要把韩国部队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而且李奇微也不能保证停战签字后他是否能控制韩国军队。

但是在华盛顿，没有人（即总统、国务院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同李承晚讨价还价，甚至都不愿意向他做出进一步解释。1952年2月27日致李奇微的一份电报建议他提出任何形式的停战作为“既成事实”，然后采取“最强硬的措施以确保韩国人服从”。在这份电报之后，杜鲁门紧接着向李承晚提出了一项个人警告，相当于一个讹诈要求：李承晚必须遵照美国人的指导，否则就要失去战后的任何支持。这一照会虽然是用委婉曲折的外交语言表达的，但它是一份给一个盟国不折不扣的表示威胁的最后通牒：

贵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继续获得援助以抗击侵略、谋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并修复这一侵略造成的破坏。但是此种援助之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贵国政府所展示之责任感、其维系朝鲜人民团结之能力，以及它对民主理想之忠诚程度。

但是李承晚不想被吓倒，他暗示要把韩国军队撤出联合国军的指挥之下。他对穆乔大使暗示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证据表明，他正在让别的国家”对他的行动“费心猜测”。他的一位官方发言人甚至宣称，韩国将否决在“不光彩的情况下”签订的任何停战协定，而且南朝鲜的谈判代表实际上不能代表他的国家，因为该代表是由联合国军任命的。在4月24日的一项公开声明中，李承晚对停火不屑一谈。“我仍然反对任何使我国处于分裂的停火，”他说，“无论别人有什么论点，我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统一祖国。”

然而，他即使要保持控制南朝鲜也很成问题。许多南朝鲜人对李承晚的独裁方式怀有怨恨，这种敌意在1952年夏天的国民议会上将一触即发。根据朝鲜宪法，总统要由议员选出，而这年夏天的迹象表明，李承晚将不能重掌权柄。李承晚以他固有的对政敌的蔑视，要求国民议会修改宪法以规定进行一次全民普选，他对自己左右舆论的能力颇为自信。当议会表示拒绝时，李承晚宣布在釜山地区（这里正是议会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法，还以显然是虚假的指控——叛变和通共——逮捕了20多名议员。他搬出“军事需要”作为理由，并宣称得到了范佛里特将军的支持，说他的军队在这个地区一直受到游击队的骚扰。（范佛里特将军否认了任何这类支持。）李承晚、杜鲁门和国务院之间电文频驰。李承晚把危机又升一级，扬言要把韩国部队撤出作战地区以“保障釜山地区的秩序”。联合国军对军事管制法提出了抗议，李承晚不为所动。

马克·克拉克将军分身乏术，既要从事一场战争，又要对李承晚进行安抚。他在5月31日向上司提出警告说，也许有必要“容忍李承晚的丑恶行动，并要忍受他一手造成的难堪的政治事件”。但是当李承晚的阴谋诡计威胁到克拉克的军事局势时，后者就准备采取两个行动之中的一个：继续敦促他缓和镇压行动，抱着“一线希望”指望他能听从道理；或者“接管并建立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换言之，以一次政变来推翻李承晚，并安排更顺从的领导人。

但是克拉克在对付李承晚方面是悲观的。他已经命令陆军的一个团级战斗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从日本开往朝鲜。他还跟韩国陆军参谋长谈过如果李承晚企图利用军队来反对内部敌人时，如何保证对韩国军队的支持问题。克拉克说，任何被取消战斗任务的韩国部队都将失去联合国军的后勤支援，第8集团军将阻止他们开往釜山地区。然而，克拉克又告诫华盛顿不要“仓促行事……（或是）虚声威胁”，他手中没有部队来抵挡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攻势，维持对巨济岛上不服管教的战俘的控制，“同时还要对付我们背后大规模的平民骚动”。他建议联合国军暂且忍气吞声，直至李承晚用“非法而凶恶的行动”造成军事上无法容忍的局面为止。克拉克说，那时候他就要集中全部部队，在有必要时实行军事管制法或建立军政府，并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采取“任何步骤”来扭转局势。

6月2日，克拉克将军和范佛里特将军亲自面见李承晚，指出共产党军队有可能趁乱发动一场重大攻势的危险性。李承晚无动于衷。他可以控制住任何局面，可以不打扰这场战争，但是他“将遵从人民的意志”。他情绪如此激动，以致美国将军们都怀疑他是否已失去理智。李承晚甚至一度谴责美国在集结日本军队，以便在美国军队撤出之后“接管朝鲜”。克拉克是愿意给李承晚更多时间的，尽管如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

……直至我们被迫采取极端的军事行动之前，还必须通过外交渠道向李承晚施加压力。我还相信，我不能采取任何部分行动，诸如为国民议会议员提供保护，而又不引起动乱。这种动乱可能要求我们实施全面控制，这又是我们无力承担的。

穆乔大使恐怕是李承晚在美国人当中最友好和最耐心的朋友了，他在这位总统这儿也毫无进展。李承晚不打算同国民议会打交道，因为“共产党控制了它”，而他导演的群众示威又具有难听的反美调子。6月14日，穆乔举手认输，并告诉国务院，联合国军直接威胁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他可以把韩国军队当作代理人，在通过第8集团军传达的联合国军命令下行动。

杜鲁门总统同意穆乔的意见。6月25日，国务院准备了一项向穆乔和克拉克将军下达的训令，并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的批准。他们将“尽早”进行磋商，准备好采取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的计划，以免在一旦需要进行干预时让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受到干扰。最好是由杜鲁门下令进行干预，但是在情况紧急时克拉克有权自主行动。行动方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如果李承晚采取任何行动危及美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或者对国民议会实施进一步的限制，克拉克和穆乔将代表美国和联合国要求他停止行动。如果李承晚拒绝，克拉克将下令韩国总参谋长对南朝鲜军队实施控制，并控制釜山地区。韩国政府的权力和功能仍将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宪制政府将维持不变。

克拉克大权在握，准备了一项发动政变的应急计划。李承晚将以某种借口被邀至汉城。一俟他离开，联合国军即以武力开进釜山，捉拿李承晚的主要支持者，夺取重要机构如政府和通信设施，并通过韩国总参谋长控制现存的军事管制法政府。命令李承晚宣布结束军管法并允许国民议会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拒绝，他将在严密看守之下被单独囚禁，总理将发表预期的公告。

使克拉克如释重负的是，政变无须实现。7月3日，国民议会改弦更张，投票修改了宪法，允许总统由普选产生。在押的议员得到了释放，李承晚也于7月28日取消了军事管制法。8月5日，李承晚以压倒性优势再度当选。这样，迫在眉睫的危机化险为夷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已经做出了一项基本的政策决定，这一决策将成为今后的行动指南：如果对美国实现战争目标是必需的话，它将毫不犹豫地以武力让李承晚下台。

一场僵持的战斗：“坑道战”

经过这一切局外发生的大量事件——美国大选、谈判僵局、同李承晚总统发生的外交问题，等等——战争本身实际上已经刹车停止了。两支敌对的大军虎视相对，仿佛两个小心翼翼而又厌倦烦躁的巨人，他们只是做一些侦察、派一些巡逻兵，但是一直在加固防御之事。在前线，联合国军在朝鲜山中修了数万个加固的地堡，以一系列交通壕相连接，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线极为相似。无论是联合国军还是共产党军队都无意要越过1951年11月达成协议的分界线。在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看来，即使是最小的进攻“看来也是得不偿失的”。

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政治上对杜鲁门政府打算从这场战争中脱身一事很是敏感。他在1952年3月1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冗长电报中详述了他的理由，实际上把今后剩下的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做了一番概括。李奇微的主要结论如下：

在朝鲜，一场以大规模消灭敌方人员和物资为目标的重大地面攻势，将要求我们接受敌军进行成功反攻的严重风险，这可能会给我方部队造成重大的物资和人员损失。

即使我方行动成功，而且敌方的反攻（如果能发起的话）遭到失败，这些行动仍将需要美国付出重大战斗伤亡。

动用所有……现有力量来实现这一努力，即使行动大告成功，至多只能给共产党部队造成痛击……并不能造成决定性的军事失败。

在没有大量有组织的增援的情况下，一场重大的地面攻势所带来的成功机会过于渺茫，不足以证明它是可行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李奇微的评估，其中一个有力的新因素是敌人方面的实力急剧增强了。4月份在五角大楼传阅的一份情报估计材料指出，从1951年7月至1952年4月，共产党已把他们的兵力从大约50万人增加至86万人以上，另外在装甲部队、火炮和单位火力方面也有了重大改善。长时间的战事停顿使敌方得以改进其补给路线（尽管联合国军一直在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达到开战以来最佳状况。情报处的估计也指出，远东还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包括360万中国正规军，以及大约33个苏联师，即33万人。联合国军总共有部队54.71万人——25.9万名美国人、25万名韩国人和3.77万名来自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部队。

由于地面攻势受到限制，联合国军不断以空袭猛烈打击共产党人，尤其注意袭击鸭绿江边大量的水力发电厂。在1952年6月的3天中，海军和空军的飞机出动1 400架次以上，袭击并严重摧毁了最大的水丰发电厂，还使另外10座无法使用，导致北朝鲜停电达两星期之久。英国工党强烈抗议战争“升级”，从法国人那里也传来了不同意见的窃窃私语。克拉克将军不为所动。这些发电厂帮助了敌军，因此它们遭受攻击是理所当然的。

克拉克还发现了从心理上骚扰敌人的办法。自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以来，共产党对新的两栖攻击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他们在东海岸的元山这样一些可能入侵的地点集中了海岸大炮和部队。1952年10月，克拉克决定把第1骑兵师从日本调往朝鲜，他把这次行动看成是恐吓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机会。“他越是害怕，就越会把大批部队和精力转向战线后方加强防御。”克拉克推论说。

于是，骑兵师进行了强化的两栖作战训练，其高潮是一次全面的登陆演习。然后他们登上攻击运输舰，荷枪实弹地随时准备战斗。低级军官们都以为部队是在前往登陆作战的途中。与此同时，空军和海军在一系列袭击中攻击了元山周围的滩头“目标”，这些袭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队在两栖登陆之前的做法完全一样。当这支舰队临近元山时，一些部队离开运输舰，爬进突击艇中，并以通常发起冲击前的队形兜着圈子。

“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敌人在元山附近海滩上乱成一团。”克拉克回忆说。共产党的增援部队匆忙赶到这一地区。几小时之后，美国部队又重新登上运输舰，朝南边真正的目的地釜山开去。

但是，当克拉克将一个早有定论的老问题，即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时，却没有取得进展。1952年5月27日，也就是克拉克到任后差不多两个星期时，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担心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执行他既要保卫日本又在朝鲜打仗的双重任务。他认为，引进两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有价值。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支持克拉克，说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用则是“浪费的资产”。他说，把两师部队运到朝鲜去并不会过多地削弱这个岛屿的防务。但是，杜鲁门最多只愿意授权他们“进一步研究”。国务院明确反对使用任何国民党部队，他们列举了世界上有关的不利反应。

整个1952年秋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在11月21日做出决定：克拉克将得到他所要求的两个师。然而，此时艾森豪威尔已经是当选总统，作为“跛脚鸭子”的杜鲁门政府不想在政策上做出如此急剧的修改，这一问题就留待艾森豪威尔去决定。艾森豪威尔则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于朝鲜的和平他自有计划，其中并不包括中国国民党人。

杜鲁门的最后机会

1952年整个夏天，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就战俘处置问题来来回回地提出各种变化微妙的建议，都未获得进展。苏联人和中国人提出的主意，乍一看似乎挺有希望，然后就烟消云散了。其他一些主意都来自各色各样的名流显要，诸如极左翼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文森特·哈里南（主张先宣布停火，战俘问题以后再讨论）、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主张不愿接受遣返的战俘，由联合国给予移民身份）。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联合国军谈判团队，列举出了这些建议中显而易见的毛病。共产党求之不得地希望停火，这样他们今后就可以免遭联合国军的空袭。结束交火而不解决战俘问题，将使联合国军在争取所希望的条件时软弱无力。经过一系列的重新统计和重新分类，现在共产党要求归还大约8.3万人，而联合国军发现大约只有7万人愿意接受遣返。（这些数字随着死亡、逃跑和新战俘产生，每个月都在变化。）

在9月，要求杜鲁门总统打破板门店谈判僵局的压力增大了。尽管立场天天在变，但是国务卿艾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似乎愿意接受墨西哥总统阿莱曼计划的一种形式了——立即实现停火，给那些不愿遣返者在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中的避难权。这一方案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带来了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停止战斗”就可以在艾森豪威尔穷追不舍的主要问题上来个釜底抽薪。但是罗伯特·洛维特领导下的国防部反对任何权宜之计的解决办法，这样做的话会暴露出致命弱点，并削弱对敌人施加的军事压力。洛维特说，让步“是不可能打动共产党的，他们只受武力的影响”。联席参谋长们对此都表示同意，他们（用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话来说）宣称，停战会造成匆忙仓促的压力，要求“把小伙子们送回家去”，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过的那样。

定夺的重担当然落在杜鲁门总统身上，国务院和国防部意见不一致。总统经常向来访的客人指点他办公桌上的一块牌子：“责无旁贷。”今天的责任在杜鲁门办公桌上了结得干脆利落，而他的决定加剧了史蒂文森竞选注定失败的前景。杜鲁门同意洛维特部长的意见，他看不见“实现停战的真正前景”，除非继续施加军事压力。他希望做出“进一步的军事努力”，迫使敌人接受联合国军已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杜鲁门下令无限期推迟谈判，不要给共产党这样的印象：他们可以指望在将来某个日子重开谈判从而取得让步。

在两天之后，即9月24日的另一次会议上，艾奇逊警告说，采取无限期休会可能会在联合国引起外交上的问题。艾奇逊流露出了个人紧张的情绪。他那能辩善诱的本事已经把美国带入了这场战争；当大事不妙时，又是这种能辩善诱的本事导致美国去打一场有限战争。现在，艾奇逊似乎决心在他离任前结束这场战争。他看到，如果美国不取得一项停火将会出现无数政治问题，联合国大会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掌控战局，这将“使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有效地打仗”。艾奇逊注意到了他后面那些强硬的共和党对手，他说，无限期中止和谈将会造成这样的证据：政府对在朝鲜应该怎么办已经不知所措了。那种一直主张联合国军在朝鲜“赶紧了事”的“急躁因素”可能又会死灰复燃。艾奇逊显然是想从战争中脱身。

杜鲁门坚决不赞成。美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以从朝鲜脱身？”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比艾奇逊更强硬。杜鲁门不愿意“只是为停战”而谋求停战，尤其是如果让中国还处于能够重新开战的地位的话，他已经辛苦了“七年，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接受国务院（他客气地未点艾奇逊的名）提出的那种停战，将会使这个国家恢复到1945年9月的那种状况去，当时“我们拆除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它本来应当是保持完好的。接受一个虚假的停战，就意味着美国自1950年6月以来在朝鲜的成果都付诸东流。接着杜鲁门请大家来评论。

五角大楼的代言人们都赞成杜鲁门的强硬做法。代表国防部说话的威廉·福斯特提议增强军事压力，包括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杜鲁门表示反对）、加强轰炸和扩大韩国军队。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认为，只要中国“还有进一步捣乱的潜力”，朝鲜就不会有真正的停战，各种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都应予以利用。史密斯说，中国国民党人是对准中共“头上的一把手枪”。

杜鲁门倾听着这场辩论，然后坚决站在军方这一边。基于已经编制好的战俘甄别名单，联合国谈判代表将提出一项反对强行遣返的建议。首席谈判代表小威廉·哈里森少将将把这一建议摆到桌面上，然后给敌人方面10天时间做出答复。如果共产党拒绝这一建议，美国就宣布无限期休会，并“准备做其他可能有必要做的事情”。杜鲁门直截了当地拒绝把战俘问题拖延到今后的政治讨论中。在9月26日致克拉克将军的私人电报中，杜鲁门重复了这些指示，并补充说，这些指示“必须得到极其坚决的表达，没有再加辩论的余地”。在10天的等待期间，军事压力“不应当减弱”。

10月8日，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南日将军拒绝了联合国军的建议，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哈里森将军宣布休会，直至“你方准备接受我们的一项建议，或者你们提出你们自己的、能够导致一项体面的停战的建设性书面建议”。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宣布了休会，他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我们不会拿人的生命做交易，”他说，“我们不会强行把人命交到共产党手里。”

休会使共产党大为震惊，因为现在他们丢掉了板门店这个宣传讲坛。但是，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首脑彭德怀10月16日的一项照会，更证实了继续谈下去是徒劳无益的。照会要求立即恢复和谈，并在“全部遣返所有战俘”的基础上实现停战。这样，会谈就结束了，外交活动也走进了死胡同。

第二十四章 最后和平

1952年11月29日拂晓前几小时，正是纽约最宁静的时刻。一些睡眼惺忪的人穿着冬季旅行服装，单个地或是三三两两地悄悄来到曼哈顿各处的指定地点，等候从黑暗中驶来的轿车。将在新政府里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未带行李，独自等候在第5大道和58街的东南拐角上。由此向北30个街区，将出任司法部长的赫伯特·布劳内尔走出了他的房子。最大的一群人是被要求宣誓保密的记者和摄影师们，他们簇拥着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从通常供邮政卡车用的一道斜坡向上，走出了洞穴状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最后，在早上4时30分，一名特工人员从莫宁赛德大道60号艾克家中溜出来，他把那个正在值勤的身穿制服的巡警骗到那边角落里，去谈一件随意编造的什么事情。等到那个巡警的背刚转过去，艾森豪威尔急忙从门口出来，走向一辆等在那里的汽车。当选总统正要前往朝鲜，去履行他的竞选誓言。其安全工作做得如此严密，连穿制服的纽约警官也不能知道他的行动。

由于一国之主出访战争地区本身涉及的安全问题，秘密勤务局想出一套方案来掩盖艾森威豪威尔的朝鲜之行，直至他去而复归。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把这套方案称作是“你一生中所听到过的……最不可告人的‘斗篷加匕首’的行动。……”在艾克飞往朝鲜时，一些来访的要人川流不息于莫宁赛德高地，给报界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正与当选总统商谈公务。实际上，星期六这一天中午时分，艾克的“星座号”飞机已远在太平洋上空了。

艾克是在批评家们小有争议的嘈杂声中飞走的，这些批评家，包括他一行中的一些人，他们坚持认为此行冒的风险很不值得。但是艾森豪威尔强调说，他打算实现他的誓言。他没有解决朝鲜战争的“灵丹妙药”，但是他想了解情况。当选伊始就向美国公众背信弃义，将给他带来“不过是又一位政客”的污名。（安全工作被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12月5日，艾森豪威尔完成了他的使命首途回国之后一小时，就有11架共军战斗机袭击汉城机场。）

然而，无论如何，这次旅行就像怒不可遏的杜鲁门在竞选中曾指责过的那样，充其量是一个政治噱头，主要对达到公共关系目的稍有价值。艾克一开始就激怒了李承晚总统。李承晚的想法是：他可以利用来访者的威望来重振他自己日渐式微的民心，并在疲惫萎靡的朝鲜人民当中重新燃起战争热情。李承晚打算让艾克在朝鲜待上一整个星期，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主持庞大的军事讨论会。艾克随行的顾问们不允许对将军做此安排。艾森豪威尔只打算在南朝鲜待72小时，多半是同他的军事领导人在一起，主要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和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艾森豪威尔横扫朝鲜的狂热劲头使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回想起了刚刚结束的竞选活动。艾克视察了靠近前线的部队，嘎吱嘎吱地踏过冰封雪盖的战场。他在一所美国流动陆军外科医院里同伤兵们交谈，远处砰然爆炸的炮弹声不时传来，清晰可闻。在这三天中，他只有一小时时间同心情不快的李承晚在一起，而且是在两次会见中。

李承晚也未能从艾森豪威尔在旅行结束这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做的泛泛评论中找到什么安慰。哈格蒂想防止艾克被问及有关具体的计划，于是他不准许记者们提问。艾克认为，“要以一个积极且确定无疑的胜利”来结束战斗，“而又不冒着可能要扩大战争的严重风险”，这是很困难的；然而，美国将“把此事做成”。这次访问确实迫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我们不能永远站在静止的前线，继续承受伤亡却没有任何看得见的结果。小山坡上的小打小闹不能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现在显然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见相同，即需要用一个相当重大的姿态促使共产党接受和平，但是艾克所瞩目的超出了常规步兵行动。在艾森豪威尔抵达之前，克拉克将军的参谋部已经搞出了一项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应急计划，其中包括把韩国军队的规模从16个师增加至20个师（64万人）；还考虑了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的问题，以及“严肃考虑”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但是，克拉克没有得到机会同艾森豪威尔讨论这些代号为“OPLAN 8-52”的应急计划。在克拉克看来，这是“有关这位当选总统的访问最重要的事情。……关于打赢这场战争将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一直也没有提出来。在我们的多次交谈中很快就清楚了，他将谋求一个体面的停战”。

艾森豪威尔从汉城飞往威克岛，在那里登上“海伦娜号”巡洋舰，作一次为期三天的放松巡游，前往夏威夷。未来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包括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曾留在纽约作为蒙骗行动的一部分）都在舰上，而且给报界的印象是在开高层战略会议，其中又以朝鲜问题为中心。埃米特·约翰·休斯参加了一些会议，他发现“这些会议的真正实质与它们的公开形象之间有着某种令人惊愕的反差”。杜勒斯是一位主宰人物，他可以高谈阔论对外政策或任何其他题目达数小时。“杜勒斯显然给艾森豪威尔施加了一种一贯的影响。”休斯总结说，“他忍受了他。”

正当艾森豪威尔首途返回大陆时，他得到了来自一个预料之中的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忠告。他在全国制造商协会的一次全国性大会上说，他有一个结束战争的计划，如果他被请求，他将把这一计划向艾森豪威尔陈述。艾克立即发电表示接受麦克阿瑟的想法，来“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在会上，我与我的同僚们可能从你的见解和经验中获益匪浅”。12月17日，（在杜勒斯私邸这个方便的中立地点举行的会晤中）麦克阿瑟把一份长达几千言的备忘录交给了艾森豪威尔，其中的关键要点是艾森豪威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之间的“双边会议”。美国将要求德国和朝鲜的统一，并由两大国保证它们的中立以及奥地利和日本的中立。要是苏联不接受：

我们就准备肃清北朝鲜的敌方军队，这一意图可以通过如下办法来实现：用原子弹轰炸北朝鲜境内的敌人军事集结点和军事设施，在战地散播适量的制造原子弹的副产品放射性物质，封闭从鸭绿江通向南方的敌人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同时在北朝鲜两面海岸进行两栖登陆。

中国的军事和工业设施也将受到轰炸。

艾森豪威尔不加表态地听着，显然怕说什么话对麦克阿瑟加以鼓励或是否定。他最后说：

将军，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我将必须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国之间对这场战争进行下去是怎样理解的。假如我们准备轰炸鸭绿江那一边的基地，假如我们准备扩大战争，我们就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冒犯整个……自由世界，或者背弃我们的信仰。

最不喜欢关于麦克阿瑟“秘密计划”消息的人，就是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向麦克阿瑟或任何有一项“合情合理计划”的人发难，请他们“立即”把这计划提交给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给麦克阿瑟送去一份彬彬有礼的短笺，请他把他的见解送到上级这里（尽管布雷德利没有特别强调，作为一名将级军官，麦克阿瑟仍然需要服从军纪。当一名将军不再担任现役职务时，他仍是一名军官）。麦克阿瑟没有照办，他的理由多少是站不住脚的：杜鲁门政府没有足够时间对他的计划加以任何有价值的利用。杜鲁门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艾森豪威尔的朝鲜之行，还是其同麦克阿瑟的会晤，都是在“哗众取宠”。

但是随着1953年开始，艾森豪威尔面临着即将离任的政府曾面临过的同样问题：如何设计出一个和平方案，它既能坚持把美国和联合国军带进战争的那些原则，同时又能让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乐于接受。

“亚洲人打亚洲人”

政府的更迭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带来了广泛地重新研究战争政策的机会，将军们和五角大楼参谋部的军官们很快就认识到了新任总统眼下的打算：他将把这场战争尽快地“朝鲜化”，来取代目前美国所起的主导作用。正如艾克在一次竞选讲话中所说：

联合国——而又以美国首当其冲——一直不断地被迫向这些前线输送人员，这简直是毫无道理。这是朝鲜人的差事。我们不想让亚洲觉得西方白人是它的敌人。如果那里一定要打仗，那就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好了，我们则支持自由这一边。

在对大量的参谋部研究报告和阵地文件进行了修改调整之后，国防部的一致意见是，政府应当把韩国军队增至大约65.5万人，包括20个陆军师和1个海军陆战师（这年年初，韩国军队有14个现役师）。人们希望新补充的这些部队可以让美国开始撤出一部分自己的士兵，尽管他们的装备还要留在日本以备紧急使用。为支持韩国这一扩大的防务机构，每年的代价大约是10亿美元，这一金额使艾森豪威尔的预算计划人员望而却步。但是到了1953年3月，大规模增强韩国军力的计划已经就绪了。

接着在1953年3月5日，发生了艾森豪威尔任职头一年中，在同共产党世界打交道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件：几乎30年来不可撼动的苏联强人约瑟夫·斯大林因脑溢血而突然死去。艾森豪威尔立即把他的死亡看作是为实现和平提供了一个通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无论俄国的新领导同斯大林时代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他们不会完全盲从一个死去之人的那一套。”

但是在实现朝鲜和平之前，先得有几个星期小心翼翼而徒劳无益的外交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纵横捭阖。然而，敌人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现在的武库中已经有了一种重要的新核武器。当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用于野战火炮口径的原子弹头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以用于战略目的，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它在过去两年中曾经常常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都把使用原子弹当成不现实的方案加以反对。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没有准备马上提出使用这一新的战术核武器的正式建议，但是5月27日一份研究报告中一段措辞小心的文字，表明了他们思想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原子武器所能起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表明，有必要对目前在远东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加以重新评估。

从在远东建立一种有效的常规能力的广义观点来看，及时使用原子武器应视为是针对那些影响朝鲜行动的军事目标，而且从操作层面来说，应作为与针对中共和“满洲”的直接行动有关的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的另一份参谋部研究报告指出，有必要使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相信，如果不能恢复和完成停战会谈，联合国军就打算发动一场重大攻势。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联席参谋长们认为，时机的选择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其实施都必须能够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和最大限度的冲击性”，以海军封锁为开端、逐步发展为一次地面攻势的升级做法将会大大减少成功的机会。第二天，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凑巧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这一行动时，杜勒斯正在做一次中东和亚洲之行，他挑选印度作为讲坛来发出要使用原子武器的警告。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及早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满洲”的庇护所。杜勒斯还提到了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强烈地暗示，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在北朝鲜使用这种武器。

在另一个针对中国的行动中——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艾森豪威尔宣布第7舰队不再驻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这一命令表明我方并无侵略意图，”艾森豪威尔说，“但是我们当然也没有义务来保护一个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的国家。”中央情报局已受权增加由国民党游击队对大陆的袭击，这些游击队都是由美国人武装、训练和运送的。官方的新华社很快就大声抱怨“冒险的美帝国主义支持凶恶的走狗蒋介石”。据中国人自己统计，1953年头五个月，这种针对大陆发动的袭击就达200起以上。

新政府显然是在给共产党人一个诱因，以寻找一条战争出路。过不了多久，信号就要来了。

“小交换行动”

1952年12月，红十字会联盟在日内瓦开会时，曾经敦促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考虑交换伤病战俘作为对和平的“善意姿态”。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这并未引起公众多少注意。但是在东京，马克·克拉克将军看到了促成这个主意可能带来的宣传上的好处。1953年2月22日，这已经由克拉克完成了。

在随后几周中，紧接着斯大林之死，苏联新领导人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表示了他的政府可能对西方更为灵活的迹象。证据是通过一系列微弱的信号得到的，只有训练有素的克里姆林宫专家才能辨认。例如，苏联电台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公开承认美国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人答应帮助英国人援救被拘禁在北朝鲜的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接着，发生了两个非同寻常的事态。

3月28日，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和中共“志愿军”首脑彭德怀将军接受了克拉克提出的交换伤病战俘一事，使他大感意外。但是他们还更进了一步：这一交换应当导致整个战俘问题的解决，为“全世界人民渴望的”停战打开大门。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克拉克继续研究这个建议，但是要谨慎从事。

3月30日，共产党更使人大吃一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电台的一则广播中说，这一初步的交换可以扩展到解决整个战争。周恩来重申反对由联合国军保留任何中国或北朝鲜战俘，他不承认有任何共产党战俘已表示拒绝遣返。然后他紧接着说，任何已经拒绝遣返的战俘都应送交一个“中立国”做进一步甄别。两天之后即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称赞周恩来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并表示将协助执行这一建议。

中国人的行动充满了模棱两可之处。周恩来心目中的“中立国”是哪一个？他是打算把这些战俘拘留在南朝鲜，还是拘留在一个中立地区，还是送到别的地方去？在拒绝遣返的士兵问题上怎样才能达到“公正的解决”？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克拉克研究这些线索，并“只在表面上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克拉克心存怀疑，他说，既然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我方不预见到任何或每一种形式的阴谋诡计，那将是十足幼稚的”。

但是，在板门店会晤的联络官们在联合国军称之为“小交换行动”的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4月11日，他们同意由联合国军交还700名中国战俘和5 100名北朝鲜战俘，同时共产党方面交还450名南朝鲜士兵和150名非朝鲜士兵。从4月20日起，这些战俘被带至板门店。至5月3日，“小交换行动”全部完成。

很多美国和韩国战俘露面时状况十分悲惨。他们骨瘦如柴、形同骷髅，伤口经年累月未得到处置，有些人因被俘的精神压力或是遭受不良待遇而精神错乱。与此相反，共产党战俘的伤员们却还想让联合国军难堪到最后一刻。许多人拒绝接受新发的衣服，只因为衬衣上没有绣上表示“战俘”的P字。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联合国军人员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喷洒消毒药粉。当他们坐车离开板门店时，还扔掉了联合国军配发的牙粉、肥皂和香烟。有些人则撕毁和剪破衣服，造成饱受联合国军虐待的印象。

重要的一点在于谈判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解冻。奇怪的是，既然已经促使中国人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杜勒斯好像又另有想法。在同埃米特·约翰·休斯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认为，美国不会从朝鲜停战中得到利益。“我们会后悔的，”他说，“我认为我们不会从朝鲜问题的解决中得到很多东西，除非我们先把中国人狠狠整一下，在整个亚洲面前表现我们明显的优势。”休斯认为这番见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向艾森豪威尔说起了这件事。艾森豪威尔惊呼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那些老于世故的顾问们真实的意思是他们不能认真地进行和谈，那么我算是坐错了位置。”他觉得，杜勒斯“只是过于担心被指责为同杜鲁门和艾奇逊一个腔调”。

现在关于战俘的谈判一发而不可收，共产党和联合国军在“中立国”委员会的组成或是将要接纳战俘的“中立国”问题上，以及随后的程序上你来我往地争辩。联合国军希望是瑞士这样的传统中立国，而且对拒绝遣返的战俘不得拘押超过60天以上。克拉克接到指示要强调以下两点：美国在强行遣返问题上不能妥协，美国“不赞成拖延时日、议而不决的谈判”。

4月26日，全体代表在板门店会面，这是6个月来双方的第一次直接会晤。但是，会谈很快在三个问题上又一次陷于困境：中国人不接受瑞士为中立国；他们希望战俘在甄别过程中迁离朝鲜；他们还希望有6个月时间来说服他们的战俘回国。在被要求指明他们所选择的中立国时，中国人最后提议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美国接受了巴基斯坦。接着中国人又放弃了他们要战俘迁离朝鲜的要求，并把6个月的甄别期减至4个月。他们还突然放弃了一个中立国的想法，而要求设立一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组成。

克拉克觉得这一让步很重要，尽管有些部分仍不很清楚，但他把这看成是共产党真正希望停战的征兆。克拉克认为，主要悬而未决的一点是甄别期限太长，他担心中国人会把战俘遣返问题转移到停战后的一次会议上去。他也看不到南朝鲜政府会允许共产党卫星国的武装人员在其国家中进行工作的这种可能性。

尽管克拉克感觉到他的谈判人员已经处于成功的边缘，但他还是请求华盛顿准许他提出一项最后的建议：由一个中立国在朝鲜对战俘进行甄别，期限为90天，否则他的军队将在30天之内单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指不愿遣返的），并将开始对敌方“增加军事压力”。

克拉克所提出的建议相当敏感。美国远东空军的飞机已经轰炸了北朝鲜的水坝，让汹涌的洪水冲毁了公路和铁路。例如在5月13日，飞机袭击了平壤以北的一处水坝，引发的洪水冲毁或破坏了6英里长的铁路、5座铁路桥梁、2英里长的重要公路。大约5平方英里的稻田也被冲毁。现在克拉克想更进一步：以洪水冲毁农作物为明确目的，轰炸水坝，以此来切断共产党军队和平民的粮食供应。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表示反对，克拉克现在有一张对付敌人的新牌了。

正当共产党仔细考虑克拉克的最后提议时，联合国军突然面临着一个可能使整个停战谈判毁于一旦的新危机：李承晚总统直截了当的反叛。

李承晚的最后立场

1953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李承晚痛苦、困惑而郁郁不乐。差不多三年来，他在自己的国土上一直是一个傀儡总统，美国人对此人时而好言哄骗，但是当他们自顾便利时又对他置之不理。约翰·穆乔大使可能是他最信任的美国人，但其已于1952年11月离任。接替他的埃利斯·布里格斯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但却是一位陌生人。李承晚很清楚，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打算是：实现和平，并让朝鲜仍然分裂。因此，他对美国人感到完全灰心丧气，开始着手破坏和谈。

李承晚亲自或通过发言人多次强硬地申明了他的立场。他“绝不会”同意一个不要求所有中共部队撤离朝鲜的停战；他要求裁减北朝鲜军队；明确规定不许没有“第三种势力”在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上帮助北朝鲜人；完全承认和保护南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共产党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条件，尤其在李承晚还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师的情况下，共产党更不能接受北朝鲜单方面裁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历史文件中以痛苦的词句说道：“美国或者联合国军的大量说理、劝导或是抗议，无一能够打动顽固不化的李承晚总统放弃他那一意孤行的、带有潜在自杀性的方针。”

会谈越是看来要接近成功，李承晚就越是大发牢骚怨言。他的反美集会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号召朝鲜人民采取单方面行动。在4月初的一次集会上，他宣称：“无论在板门店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目标仍然不变，我们永远的目标就是从南方到鸭绿江统一朝鲜。你们必须继续战斗，直至你们抵达鸭绿江。”

在克拉克将军看来，当前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李承晚要把他的代表从联合国军谈判小组中撤走，这一行动几乎肯定会导致共产党放弃会谈。克拉克还担心韩国军队会摆脱联合国军的指挥，这将会给军事局势造成危险。他确实承认，李承晚的畏惧有一定道理。例如，在苏中强权的现实面前，如果再度爆发战争，美国会不会再对南朝鲜进行援助？然而克拉克毫不怀疑，如果李承晚认为他有机会实现其目标，他将独自使用他的军队。克拉克于4月16日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十分危险，通常难以捉摸，而且具有行动起来有时不计后果的倾向。”作为安抚李承晚的手段，克拉克建议，立即表示提供战后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做出承诺，要继续以政治手段与和平手段谋求朝鲜的统一。

上次李承晚跟美国对抗时，其国内局势正摇摇欲坠。这一次正相反，他明显得到了其他朝鲜政治家们即使不是一致的但也是有力的支持。4月21日，国民议会支持李承晚以入侵北方来统一朝鲜这一目标。李承晚恃仗这一信任，在三天后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如果联合国军允许中国人留在鸭绿江以南，他将让他的部队脱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而单打独斗。

在同李承晚几次会晤之后，克拉克得出结论，认为李承晚是在吓唬人，尽管显得有点过分。克拉克在同这位总统的讨论中强调，他支持南朝鲜军队拥有20个师，而李承晚所要求的同美国订立一项正式的安全条约一事，可以在停战以后讨论。5月13日会晤时，克拉克显然已经使李承晚相信，美国决心要签订停战协定，而不管韩国人同意与否。克拉克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现在正在讨价还价，要得到一项安全条约、获得更多的经援，并使他的人民觉得在停战谈判中他是有发言权的。”

战俘僵局打破

“小交换”行动结束后，4月26日，共产党又把会谈向前推进一步——用克拉克将军的话来说，是要“趁热打铁”——提出了一项综合性建议。共产党组成开战以来最庞大的代表团，还首次包括了一名苏联《真理报》记者。南日将军提议，在停战协定签订3个月之后，拒绝遣返和要求政治避难的战俘将被转移到一个中立国家去。在下面6个月当中，这些战俘的政府的代理人可试图劝说他们回国。任何拒绝遣返的战俘将继续被拘押，待一场“政治会议”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克拉克认为这一建议十分荒谬。“归根结底，”克拉克说，“这就意味着，一名战俘为了得到政治避难，就必须在停战之后至少还要受9个月的监禁，然后当联合国和共产党政客们……试图在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时，他还得遥遥无期地待在战俘营里。”对于这样的会议会不会举行，战俘们毫无把握，而克拉克认为其绝无召开的可能。最后，战俘们为了走出战俘营，只有接受遣返。

南日的建议使“小交换”行动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克拉克抱怨说，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外交上的出奇制胜”。再者，在“小交换”行动中被释放的战俘们报告说，有大约400名美国和韩国伤病战俘还没有归还。这一违约行为使联合国谈判代表大为愤怒。

南日意识到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于是在5月7日修改了建议。在甄别期间，战俘们将留在朝鲜，但是他们在印度人的监督下，仍受到他们政府代理人的规劝。克拉克提出反建议：中国人将转交给中立国家，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则在停战签字当天予以释放。南日把这个建议称作“倒退了一步”，他的谈判人员把联合国军谈判小组责骂了整整四天，直至宣布休会。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也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决定做出以前所不能接受的让步：

我奉指示同意把所有不愿遣返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都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一点使韩国政府中许多人认为我们背叛了他们。此外，我还奉指示同意共产党这一要求：遣返委员会中的争端由多数票决定而不是由一致票决定。由于印度——尽管公开宣称是中立国——承认并同情红色中国，这一方式就把优势给了共产党。

但是克拉克仍然想坚持不强行遣返这一原则，并保证不对战俘进行威胁恫吓。另外，仅允许印度派出唯一的中立武装部队驻在朝鲜。如果联合国军的提议不为共产党所接受，会谈则将终止。

把美国谈判政策的变化通知给李承晚总统这一不愉快的任务，就落到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头上了。正如预计的那样，李承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我感到极度失望。”他对美国人说。他绝不允许印度部队或其他任何“中立国”部队待在韩国后方地区。他最后说：

你们可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撤走所有经济援助。我们将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任何人为我们打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依赖外交手段来援助我们。

很抱歉，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我将合作。

如布里格斯后来所说：“这位德高望重的朝鲜政治家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克拉克表示同意：“在李承晚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所有威胁背后，他就是想让我们在心理上受到打击。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经历了三年战争，毕竟是损失了这么多鲜血和财富之后，我们不会因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把朝鲜扔下不管，任其落到赤色分子手中去。”但是，由于韩国提供了前线三分之二的人员，李承晚突然决定把他们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将使军事局势陷于一片混乱。

这样，在停战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军司令部就开始筹划以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付李承晚——胡萝卜加大棒。克拉克和其他军官理解了（但是在思想上并不接受）华盛顿给他们下达的明确指示。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靠的是众望所归，要他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正在着手这样做，所依据的条件是相对软弱的杜鲁门政府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接受的。

双管齐下战略之一即“大棒”政策，已在远东进行策划。根据克拉克的指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一位老空降兵军官，他已于1953年2月接替了范佛里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开始策划被军方认为是“最坏情况的应急计划”，也就是应对李承晚可能把韩国军队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第8集团军总部撰写的“永远准备着”计划得到了克拉克的批准，然后又送交华盛顿。这一计划甚至比1952年第一次研究的搞掉李承晚的方案还要强硬，当时杜鲁门政府曾考虑以武力来除掉南朝鲜总统。“永远准备着”计划预想了三种紧急情况：（1）韩国军队对联合国军队的指示不予置理；（2）韩国军队单独采取行动；（3）最极端的情况：韩国军队和平民与联合国部队处于“公开敌对”状态。

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将着手保卫大城市周围的重要地区；海军与空军将进入戒备状态；对韩国军队和政府的情报活动将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将做出某种“保护性”撤退以确保基地之安全；韩国警卫部队将被撤换，代之以可靠的联合国部队；平民的动向将受到控制。

第三种情况要求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克拉克在5月27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电报中概述了“永远准备着”计划的这一部分：

李承晚总统将被邀至汉城或其他地方——任何能使他离开釜山（韩国临时首都）的地方。联合国军司令官将在合适的时候开进釜山地区，拘捕5至10名在李承晚的专制行动中担任过领导人的韩国高级官员……并通过韩国军队总参谋长接手军事管制法，直至取消之时为止。

如果李承晚拒不接受联合国军停战条件，“他将受到保护性拘押，被单独监禁。……”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着手建立一个由总理张泽相领导的政府；如果张拒绝，则将建立一个在韩国军队或直接在联合国军领导下的军政府。

“永远准备着”计划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官员们欣然接受，然后于5月29日呈交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审批。他们的决定中有很多防卫性的谨慎成分，他们没有直接授权实行该计划中要求扣押李承晚的那一部分。但是杜勒斯和威尔逊确实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他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你的部队的完整”。有了克拉克所建议的行动的主要内容，这些话就构成了事实上的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李承晚搞掉。克拉克也是这样理解的。

在同一会议上，杜勒斯、威尔逊和将军们还讨论了双管齐下政策的另一条政策即“胡萝卜”，这有可能诱使李承晚改变主张，在方式上又不致使他丢失面子。一个在李承晚心头挥之不去的合理担心是，一旦战事结束且美国开始削减其军事力量时，南朝鲜是否有能力保卫自己。李承晚明显感到，美国和联合国军已经背叛了他，他们不去力争战争在军事上的胜利，以此来重新统一朝鲜。于是，杜勒斯和威尔逊就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克拉克，李承晚是否支持停战，以此来换取一项长期安全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在今后共产党攻击的情况下将保障韩国的防务。克拉克表示同意，认为这有可能使李承晚“步调一致”。他还觉得，现在李承晚在不事先警告联合国军的情况下不会采取“严重的单方行动”。

第二天，5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把提供一项安全条约作为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的正式先决条件。但是他不希望把这一建议公开，以免在和谈之中纠缠不清。

与此同时，在板门店的谈判也进展迅速。6月5日，共产党暗示他们大体上同意联合国军5月25日的建议。很明显，只需弄清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就可以正式签字了。克拉克将军急忙出动，去把即将发生的情况通知李承晚，他知道这将会对这位年迈的总统产生严重的心理打击，他要去缓和一下。

克拉克马上就意识到，这次会晤将十分艰难。每当李承晚心境平和顺遂时，他的奥地利出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总是穿着一套飘拂如仙的朝鲜长裙参加他们的谈话。这一天没有看见李夫人，只有总统和一只小狗在场。（克拉克回忆说：“只有那只小狗看起来很高兴见到我，也许它是把我当成了狗舍里的同伴。”）

正如克拉克在当天晚些时候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所说，他在劝说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方面“毫无进展”。“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神志恍惚、情绪激动和感情用事。他告诉我，他不大舒服，十分疲倦，而且昨夜通宵未眠。”

克拉克试图再一次让李承晚放心，但是未获成功。不过克拉克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已经决心向前走，并在5月25日条件的基础上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的协议马上就要达成，现在只有几个问题留待解决了。”布里格斯大使将在这天晚些时候带来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私人信函，概述美国将采取的支持南朝鲜的步骤，“其中不包括以继续作战的方式来保障朝鲜的统一”。

李承晚激动地回敬说：“美国采取这种绥靖策略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韩国政府绝不接受这些停战条件，它将“打下去，即便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也罢，而且李承晚将领导战斗”，他现在认为“可以自由自在地采取他认为是合适的步骤了”。

克拉克要求他对最后一点做出详细阐述，但是李承晚“感情过于冲动而做不到这一点”。当被具体问到是否会把韩国军队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时，他却闪烁其词。克拉克告诉他，“单打独斗是多么徒劳无益，他……没有必要的后勤支持，这将导致他自己和国家的毁灭”。李承晚反驳说，他的国家“将要变成另一个中国（指共产党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和他的人民现在死和以后死都一样”。

克拉克在向华盛顿报告这次谈话时强调说，虽然他尚不能肯定李承晚是否已下定决心要破坏和平，“但他确有能力来违反停战条件，让联合国军大为难堪”。这位韩国总统“根本不讲道理，而且拿不出任何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将要走多远。但是毫无疑问，他要虚声恫吓别人直至最后”。

“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莫如静待事态发展。”这种“事态发展”很快就来了。

李承晚“解决”战俘问题

6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就遣返战俘问题终于最后交涉成功。任何愿意回国的战俘可以在60天之内这样做，不能以任何强迫或威胁来影响或阻止遣返。在60天之内不愿遣返者，将被转交给中立国委员会达90天之久。在此期间，这些战俘将在有一名中立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他们政府的“说明”。在此90天之后，不愿遣返者将再被拘押30天，同时由政治会议（假定能够召开一次的话）讨论他们的命运。在此期间之后仍不愿遣返者，将被宣告拥有平民身份，由中立国委员会协助他们安置到别处。

有关自愿遣返的辩论已使和平推迟了一年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又有10万名以上的联合国部队和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被打死打伤。虽然，作为结果而产生的方案很复杂，但是确实提供了美国一开始就想争取的保护性条款（虽然克拉克很怀疑那些拒绝遣返的中国人，是否经得住前来对他们进行甄别的共产党谈话者的花言巧语）。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有待解决，主要是成立中立国甄别委员会。接着，李承晚总统以一次胆大妄为的突然行动，使已经十分详尽的谈判大部分成了空谈。

几周来，克拉克将军一直担心李承晚会下令大批释放那些不愿返回家园的北朝鲜战俘，华盛顿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但他无力来防止这种行动发生：战俘营由韩国部队看守，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在战俘营总部搞行政工作。克拉克没有人力把韩国人换成更为可靠的警卫部队。此外，他坚定地认为：“不应对那些公开宣称反共的人士开火，他们基本上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我不想成为用机关枪对这些人进行大屠杀的人。”

6月18日午夜刚过，正在釜山宽阔的战俘营里值班的蒂姆·马多克斯中士决定走几百码到他的营房去，取一本平装本小说来打发破晓前的时光。他听见几百人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和激动的窃窃低语声。马多克斯急忙跑到主要营地的围栏旁。“大门敞开着，”他说，“北朝鲜战俘们带着他们的杂物袋子快步冲过大门。我跑到一个韩国军士跟前，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耸耸肩膀笑笑。”

马多克斯把战俘营里的几个美国人都叫了起来，但是无计可施。几个钟头之内，这里就和南朝鲜其他地方的另外三个战俘营一样，变得人去营空了。一共有2.5万名不愿遣返的北朝鲜人消失在夜幕之中。

在朝鲜，自李承晚以下，没有一个人甚至想假装说这次大逃亡是未经准许的。韩国士兵和警察在战俘营门外会见逃亡者，还给他们老百姓衣服和食品，指点他们到私人住家中去藏身。政府电台指示老百姓给他们以庇护，并提醒他们警惕前来搜捕这些战俘们的美国士兵。大概不到1 000名逃亡者被抓获。随后几小时，美军接替了警卫的职责，他们接到指示可用无毒催泪瓦斯来防止进一步的逃亡事件。但是逃亡仍在继续。四天之后，战俘中北朝鲜人的人数已从35 400名减少为不到9 000人。

李承晚的恣意妄为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目瞪口呆，他们立刻担心共产党会以这次逃亡事件为借口，使再过几小时似乎就唾手可得的停战协定毁于一旦。杜勒斯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怒斥李承晚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权威的侵犯”。他实际上是在请求共产党不要因为李承晚的所作所为而责怪美国：“我们已经真诚地进行了谈判以达成一项停战，我们已经并正在真诚地采取行动。”艾克在一份私人电报中严厉地对李承晚说，他的“越轨行为……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这种行动方针只能导致由杰出的战斗部队以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都毫无必要地化为乌有”。艾森豪威尔警告说，联合国军已随时准备“实施另一种安排”以结束战争，也就是说，今后任何此类行为都将使韩国在停战后处于孤立境地，得不到美国的援助。

当然，最大的未知数是共产党的反应。分析家们焦虑地监听着随后几天的广播。6月28日，新华社说：“李承晚的‘尾巴’翘得很高，已经把停战协定推到了悬崖边缘。究竟是‘脑袋’指挥‘尾巴’，还是‘尾巴’指挥‘脑袋’，有待于华盛顿做出决定和回答。”分析家们把这一声明理解为一种暗示，即共产党乐意在板门店听到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这一解释很快就做出了，并得到了接受。7月8日新华社的另一次广播说，美国有责任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也就是说，中国愿意让这一插曲过去。

但是李承晚能被说服不制造别的事端吗？艾森豪威尔已敦促他访问华盛顿进行一次私人谈话，李承晚以战事紧迫为由予以回绝。这样，6月25日，艾森豪威尔就向南朝鲜派出一名特使沃尔特·罗伯逊。这位风度优雅、头发灰白的弗吉尼亚人挂的头衔是助理国务卿，以极度老练和耐心著称。罗伯逊的使命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复杂微妙的使命之一，因为在未来几天中，他的口舌之功将决定朝鲜战争是继续还是结束。

沃尔特·罗伯逊带到朝鲜去的确实是一个强硬的信息：如果李承晚在遵守停战协定问题上仍然顽固不化，联合国军将离开朝鲜。联合国军已经充分准备好同共产党单独达成一项协议而不要韩国参与，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并进一步解决战俘交换问题。这样做的根据是，如果最终能够使李承晚相信美国在撤军问题上是说话算数的，那么他就可能改变态度。

但是，传达这一威胁涉及棘手的政治手段。共产党方面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为了保障停战，联合国军竟准备在必要时把李承晚单独抛在一边。需要回顾的是，联合国军停战后战略的关键部分是所谓“更大的制裁”的声明，它对共产党发动新战争的后果提出了警告。联席会议参谋长们提醒克拉克说，如果韩国人在停战协议签字之前不能保证遵守这一协议，参战的其他国家对这一声明将不会照办的。

现在，规劝李承晚同联合国军步调一致的重任，就落到罗伯逊肩上了。罗伯逊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坐着倾听这位年迈的总统倾吐他对美国似乎是罄竹难书的不满之情。头几天，这位美国人都不想做出回答。他后来对另一位外交官说：“我只是坚持在那里，让李承晚倾诉个够。”

罗伯逊的友好规劝

甚至还在罗伯逊飞越太平洋之时，共产党就发起了一场攻势，暴露了大韩民国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无力独自继续打这场战争。这场攻击是1951年春天以来最大的一次，其矛头直指第8集团军战线中部的韩国部队：中国的3个军，总共将近10万之众，对付5个韩国师的大约5万人。据第8集团军情报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看来是为了削平前线上的突出部，使共产党在停战之后取得更强的地位。马克·克拉克将军所认为的理由则截然不同：“我头脑中毫不怀疑，共产党这次攻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止一个原因的话——是打算把韩国人打个鼻青脸肿，让他们和全世界都晓得，所谓‘北进’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一攻势成功地把作为打击目标的韩国部队向后推了几千码。在这里，攻势在联合国军毁灭性的炮火打击下受到阻止。在1953年6月，联合国军大炮向中国人打了270万发以上的炮弹，比战争中最高的月份还多100万发。但是在7月头几天中，激烈的战斗仍将继续进行。中国人愿意接受重大伤亡，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已经动摇了李承晚单独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罗伯逊想从李承晚滔滔不绝的抱怨中找出美国可以做出让步的地方，并使停战变得更易于接受。

一个不利条件是，李承晚似乎很难决定他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他们于6月27日第一次交谈时，李承晚提出了四条要求：（1）留下的反共朝鲜战俘应迁移至非军事区，并转交给中立国委员会；（2）为政治会议规定90天的时间限制；（3）美国给大韩民国以经济援助并帮助它建立起20个师的军队；（4）美国应“保证”一项共同防务条约。

这四条对美国人来说都不成为什么大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在6月27日致李承晚的一份私人电报中答应说，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将被转移至非军事区，“如果这在后勤上是可行的话”；美国不能够单方面为政治会议规定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如果在90天之内一事无成的话，美国将会“考虑”退出的问题；美国将给予李承晚所要求的经援和军援；最后，美国将愿意谈判一项共同防务条约，但是不能予以“保证”，因为这需要得到美国参院的同意。

李承晚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所做的反应是友好的。“好，”他对罗伯逊微笑着说，“总统满足了我的所有要求。”罗伯逊和克拉克把艾森豪威尔的来电改写成一份备忘录，在这次会见之后交给了李承晚。

当晚，罗伯逊和克拉克又来到李承晚官邸共进晚餐，并期望李承晚对他几小时之前似乎已经接受了的协议做出形式上的认可。使他们大为惊愕的是，李承晚给了他们一张难以满足的新单子。20个师对韩国军队是不够的，他希望有一支能同“就在眼前的近邻”（他显然是指北朝鲜，不过没有直说）不相上下的军队；如果政治会议90天内不能在统一朝鲜问题上取得成功，美国就应当同南朝鲜一起恢复军事行动；南朝鲜人只有在“以胜利解决战争”为目标的情况下，才会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

这顿晚餐会（可想而知，美国人没有什么胃口）之后，克拉克和罗伯逊在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灰心丧气的电报中报告说，李承晚显然是要拖延谈判。共产党和联合国的代表团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已经20天了，在这段时间内，联合国军已遭到大约17 000人的战斗伤亡，其中3 333人被打死——这些都是因为李承晚不肯妥协而造成的。现在他们想同共产党在剩下的几个细节问题上恢复谈判，而不去管李承晚怎么想。华盛顿的官员们同意了。

与此同时，罗伯逊又恢复了他同李承晚的安慰恳谈。他越是听得多，就变得越是警觉。和克拉克不同的是，罗伯逊认为李承晚不是在虚声恫吓。“我认为，除非我们真的打算这么干，否则扬言威胁要撤出是很不明智的。”他于7月2日打电报说：“李承晚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他完全有可能要我们摊牌。”无论是克拉克还是罗伯逊都不认为会有任何杰出的韩国将军甘冒“杀头之险”来反对李承晚，除非他们能得到比现在更加强有力的美国支持的保障。

李承晚现在开始抓住细节问题做文章。他干脆否认他曾有过脱离联合国军的打算（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所宣称过的一切只是韩国的权利，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保卫其利益的权利。他坚持认为，不愿遣返的中国和北朝鲜战俘应转移至非军事区去，以避免“印度部队踏上朝鲜的土地”。现在他对于一旦政治会议在90天内失败之后，他希望美国应做之事的态度也含糊了起来，不过他不再要求恢复战争。

罗伯逊毫不放松，每次他得到韩国总统在某一点上表示了同意，就立即把它变为书面形式。7月最初几天中，华盛顿与特使之间几十封电报往返表明，华盛顿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得到李承晚的承诺，他将接受停战并让韩国军队无具体期限地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有了这样一纸文件在手，停战协定就可以最后完成，然后战后的问题也可以着手解决。克拉克认为，等到战事结束之后，李承晚就会发现，他“极难下决心”来单打独斗恢复战争。

7月9日，李承晚终于屈服了。他以书面形式告知罗伯逊，虽然他不能签订停战协定，但是“我们不会阻挠它，只要该协定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不损害我们民族的生存”，他将“尽力在通过政治手段和平实现我们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予以全心全意的合作。……”

罗伯逊大功告成。1953年7月12日，美国和韩国联合宣告，他们已经就朝鲜的停战、不愿遣返的战俘的处置和今后的合作达成了协议。

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答复一个问题时私下通知共产党说，它“对于韩国部队违反停战而进行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不会给予支持”。罗伯逊的游说之功和钢铁般的耐心坚持到了胜利。这场战争又一次处于结束的边缘了。

板门店最后一幕

7月27日拂晓之前，板门店大雨滂沱，但在破晓时分雨停了，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以看见姗姗来迟的阳光。木工们夤夜开工，赶制成了停战仪式所用的建筑物。马克·克拉克将军坚持了两点最后的细节：从那座塔式建筑物的山墙上拆除两只共产党的“和平鸽”（当时在全世界被用来作为宣传的象征），并开一道南门，这样联合国军代表就不需要经过敌方区域进入建筑物了。

将近10时，联合国军仪仗队潇洒登场。他们戴着白手套、绶带和钢盔，由参战各国的士兵组成，在通向入口的通道上列队而立。引人注目的是，没有韩国士兵在场。李承晚将承认停战协定，但他并不签字。在建筑物那一头是一群看起来相对呆滞的共产党士兵，他们穿着橄榄色斜纹布军装和帆布鞋。

10时整，双方分别从两边走进了建筑物。凯斯·比奇觉得，“角色导演再也选不出比这两个主角更加对比强烈的角色了”。联合国军代表团团长威廉·哈里森中将“可能当过田纳西州浸礼教会牧师”，又高又瘦的南日则“服饰鲜亮，他的高领蓝上衣一直扣到最上面，胸前奖章闪闪发光”。联合国军一行人漫不经心地走进来，好像是在闲逛，他们懒洋洋地倒在座位上。而共产党和北朝鲜人“都正襟危坐，好像是毕业典礼上的学生”。

在房子上首的一张桌子上，插着一面联合国军的小旗，摆着9份蓝色封皮的协议书。哈里森在这里就座。南日坐在与之相平行的另一张桌子旁，上面插有北朝鲜旗子和9份协议书。他们既不相互说话，也不颔首招呼。他们拿起钢笔开始签字。从不远之处，传来联合国军隆隆的炮声。

10时12分，这项任务结束，哈里森向记者席瞥了一眼，挤出一点满意的微笑。他和南日同时起身离开，他们的目光短暂地相遇交射，但是两人都未说话。

朝鲜战争还要持续差几分不到12个小时，直至当地时间晚上10时。

陆战1师5团的一名下士安东尼·埃布龙多少个星期以来一直听说关于和平的谣传，他对停战近在眼前的报道并不怎么注意。“两三天来，我们一直在外执行袭击任务，努力占领最有利的位置。这最后几天是够残酷的。每次我们以为战争结束了，但是我们还得出去打。这一天战争结束了吗？那天我们打了那么多炮弹，大地都颤抖了。我最要好的一名伙伴那天被共军的一发炮弹炸死了。然后，那天晚上，声音才停止下来。我们知道，战争结束了。”

停火之前40分钟时，靠近板门店的另一批陆战队员看见中国人在他们战线之前不到100码的地方挖堑壕，他们奉命不得射击。营长约瑟夫·希尔中校指示说：“不要一发而不可收。”陆战队员们没有开枪——但是他们利用这场战争的最后时刻，向中国人扔石头以自娱。

晚上10时，天空突然被五色缤纷的照明弹映得通亮。白色的簇簇群星，红色照明弹、黄色照明弹这些烟火标志着历时37个月之久的战事结束了。当晚一轮皓月中天，陆战队员马丁·拉斯觉得它“低垂空中，好像是一只中国灯笼”。他爬出散兵坑，享受着他在朝鲜的第一个和平时刻。

陆战队员们脱去了钢盔和伪装衣。山坡上回荡着尖利刺耳的叫声。“中国人在唱歌。”拉斯明白了，“在下面100码左右的战壕里，有人开始声嘶力竭地吼唱《海军陆战队颂》，其余人都跟上去一起吼叫着歌词。”这是一种吵吵闹闹、五音不全的乐趣。

后来一些中国人游荡到陆战队的阵地前，送了糖果和手帕作为礼物。海军陆战队员们扭过头去，他们一言不发，也未送礼。和平已足矣。

朝鲜战争使美国付出了142 091人的损失——33 629人死亡，103 284人负伤，5 178人被俘或失踪。

和平：跋

美国结束了一场它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没有庆祝活动。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在时代广场灯光新闻牌上闪烁着，人们驻足读着这一通告，耸耸肩膀继续走路。不像欧洲胜利日和对日作战胜利日，也没有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白宫发出的公开言论都降低了调子，唯恐冒犯了李承晚的尊严。马克·克拉克将军对新闻记者说：“在这一时刻我欢乐不起来。”艾森豪威尔显然实现了他结束战争的竞选诺言，但是这一结局对于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毫无作用。

批评很快就来了，甚至来自总统自己这一方。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威廉·詹纳把停战协定称为“给绥靖的最后礼物”。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众院议长约翰·马丁说：“你不把胜利作为目标，就不能去进行一场军事行动并希望能获得成功。”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诺兰对艾森豪威尔宣称这场战争是“集体安全”的胜利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他指出美国和南朝鲜为这场战争提供了95%的人力。

也许哈里·杜鲁门是最不高兴的美国人了，他以老谋深算、一反常态的沉默掩盖了他眼下的愤怒。他深知，这个国家对和平是如此欢欣喜悦，任何批评都会被当成耍态度而无人理会。但是在若干年以后，他曾在朋友面前把那位“共和党的迷人娃娃”诋毁了一番，说如果他按照艾克所接受的条件同意停战的话，“他们（共和党人）会把我大卸八块的”。杜鲁门并没有对停战条件吹毛求疵，这些条件基本上是1951年会谈开始时他曾谋求过的。但是他认为，他是因为共和党指责他“打不赢”的战争政策而被拉下马的，现在艾森豪威尔眼都不眨就接受了“打不赢”的结局。其他民主党人则畅所欲言。得克萨斯的年轻参议员林登·约翰逊谴责说，停战协定“仅仅是让侵略大军放手到处攻击……是一个骗人的协定”。但是，那些支持杜鲁门和艾奇逊为南朝鲜提供防务的自由派人士却认为，这个防务条约是民主党的一大亮点。这些自由派人士忠于罗斯福—杜鲁门的“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和平”的思想，理查德·罗维尔把他们的信念概括如下：

在朝鲜，美国证明了它言出必行、信守约束，而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并不存在什么约束。历史将把朝鲜当成一个集体安全的试验场来加以引证，而直至现在集体安全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朝鲜将作为世界反共斗争的一个转捩点而名留青史。

罗维尔的最后一句话颇为言过其实，不过朝鲜确实给西方世界在与共产主义扩张行为的武装冲突中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其中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于共产党想让朝鲜战争死灰复燃的企图，于1953年8月7日通过联合国提出了一项严正警告：“破坏停战协定的后果将十分严重，极大的可能是它将导致敌对行为不会只限制在朝鲜国境之内。”

停战协定只有一部分得到了履行，即战俘处置问题。8月5日，在板门店开始了“大交换行动”，一个月之后，联合国军已经交还了75 823名战俘（70 183名北朝鲜人，5 640名中国人）。共产党方面也交出了12 773人，其中有3 597名美国人，7 862名南朝鲜人，其余是其他各个国家的人。

处置那些拒绝遣返的战俘则耗去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9月23日，联合国军把22 604名战俘（其中14 704名中国人，其余是北朝鲜人）在非军事区移交给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共产党则移交了359名不愿遣返者，主要都是南朝鲜人。如联合国军所料，中国代表在向其以前的士兵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应当回国时收效甚微，只有137人选择了遣返。当共产党想要拖延谈话以争取更多士兵回国的迹象时，联合国军干脆就把这些战俘释放了。大多数中国人立即去了台湾，很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朝鲜人则去了南朝鲜。

在359名不愿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中，只有10名选择了回国——2名美国人，8名朝鲜人。其余的325名朝鲜人和21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仍留在共产党那里。

在稳定军备问题上，共产党直截了当地拒绝允许观察员对北朝鲜的10个指定进口港进行视察。与此同时，中立国委员会中的波兰和捷克则要求严格执行对南朝鲜的监督协议。这种一边倒的情形继续了好几年，直至美国在1957年宣布，它打算对韩国军队实行现代化。

根据停战协定，关于朝鲜未来的政治会议本应于1953年10月27日召开，事实却并非如此（没人对此感到惊讶）。在联合国，共产党阵营要求召开一次大型的圆桌会议，把苏联也包括进去，以讨论广泛范围的亚洲问题。美国则指出，停战协定明确提出，要举行一次由朝鲜战争“双方”参加的会议，问苏联是不是同意这样来定位。苏联不愿意。最后，在1954年4月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多国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朝鲜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已经减退了，这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越南的分割问题，这一行动据认为是为了结束当时所谓的印度支那战争。

直到1960年，李承晚都紧抱着南朝鲜总统的位置不放，这个政权变得更加专制。他继续叫嚣要重新开战（没人拿他当真）。当50年代结束时，甚至连他的追随者们都觉得他垂垂老矣。1960年，抗议活动和学生骚乱最终驱使他流亡夏威夷，并于1965年死在那里。

以最客观的观点来说，大韩民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十分糟糕的国家。继任的历届总统，要么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要么是以唯一的候选人当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等一概闻所未闻，韩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习以为常地追踪和杀害不同政见者，连住在国外的也不放过。从积极的角度说，韩国被认为是亚洲的“经济花园”，每年与美国有着100亿美元的贸易量，但是这个花园里存在着相当多的隐患。当吉米·卡特总统未能按照他的竞选誓言，撤出4万多名作为警戒力量仍然驻守在那里的美国部队时，他发现，南朝鲜继续拥有美国保守派广泛的政治支持。

在北朝鲜，金日成纵然年事已高，仍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强人。他不时地宣称“在我有生之年统一朝鲜”，他还要把心存疑虑的南朝鲜人劝到会议桌上去。两个朝鲜的部队仍然在非军事区两边虎视眈眈，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代表们不时地在这里会晤，举行毫无意义的“和平”会谈。一位国务院官员这样描述这两个国家：“两只被一些壕沟和铁丝网隔开的蝎子。”

个人的观察

朝鲜战争不了了之的结果，可想而知地让许多朝鲜人，尤其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明显地不高兴，因为美国没有实现它曾经一度宣称的统一朝鲜的目标。如前所述，要实现这目标，就要承担政治和军事的代价，这是两届美国政府都不愿意付出的。然而，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朝鲜人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李承晚就是一个例子，他喜欢喋喋不休地重复朝鲜的那句老谚语：鲸鱼打架，小虾遭殃。

但是，南朝鲜是一个对美国笃信不疑的国家（虽然南朝鲜领导人显然没有从美国的治理体系中，诸如自由选举和政治活动等看到什么长处）。韩国部队与美国人在越南并肩作战，其勇猛善战使得每一个到过他们部队的人都印象难忘。对中国来说，南朝鲜仍然犹如骨鲠在喉，时时提醒着，美国曾在世界的这个特定地方以军事手段回应了侵略；而且如果有朝一日，目标成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国家——日本，美国还会卷土重来。然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朝鲜仍然是一个未知世界。他们想象的和道听途说的关于朝鲜的事情，很多都是负面的：在大街上和机场中骚扰人们的“文鲜明统一教”的可怕教派，南朝鲜是他们的家园；“韩国门”丑闻的金钱渊薮，韩国政府以此收买了无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一个在国际大赦组织黑名单上的政权。

1979年8月，我看到了南朝鲜人心灵的另一面。一位朋友安排我跟一伙退役的韩国将军们在一起，他们在纽约搞一个正式名称为“慰问住院的韩战老兵/韩美亲善访问团”的活动。一位负责公关的韩国妇女解释说，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向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现在住院的美国退伍老兵表示感谢”。（韩国人才真正地需要亲善：“韩国门”事件登在报纸头条，卡特总统仍在谈论从韩国撤出美国军队。）

不管怎么讲，韩国人聚集了一帮鸡皮鹤发、耄耋之年、身穿便服的老将军，以及来自纽约地区的韩国商人和专业人士，还有若干宣传人员，向位于纽约东区的退伍军人医院进发，据说那里有一些病人是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

没有人想到要告诉这些退伍军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这一群人，也许有几十人，一次又一次地涌进一间住着一位退伍军人的病房或者房间。领头的将军是前韩国陆军参谋长，他趋前几步，鞠躬如仪，然后以流利的朝鲜语宣读一份长长的声明（那位退伍军人根本不知所云）。一些退伍军人显然受到用于消毒的酒精作用，他们畏缩后退，仿佛突然进入了费里尼恐怖电影的亚洲版本；或者似乎是韩国警察来到了这里，要向他们陈述某些遗忘已久的在汉城犯下的罪行，而他们则正在聆听警察关于嫌犯权利的“米兰达权利”警告词。尽管许多人立即显得十分紧张，但是没有一个人从床上起来逃跑。宣读完毕，这位将军把一枚奖章别在病人的睡衣上，这时，一名翻译员出来解围，告诉这些退伍军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看了几幕这样的场景，我落在队伍的后面，以便跟一位退伍军人交谈，希望能得到一些趣闻逸事用在我的这本书中。其中一位说：“朝鲜战争，天哪，你知道，我在那里8个月，几乎9个月。我得想半天才能告诉你，我是哪个部队的。”他停了一会儿说：“但是，这些朝鲜人，他们一定没有忘记，不是吗？”是的，他们没有忘记。

资料来源和致谢

本书第一稿的手稿就超过了2 000页，即使砍去一半左右篇幅，仍然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鸿篇巨制。为了避免体量继续增加，我试图把注释部分控制在最小篇幅。凡是正文中出处明显，或者是出自当今新闻界对基本属于公开事件的报道，我在注释中就不再重复指明。这包括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位总统的公开言论，它们可在政府出版署发布的《公众文件》系列中寻获；还包括《国会文件录》中收入的国会议员评论。

被证明是极富价值的档案收藏之处是：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哈里·杜鲁门图书馆、堪萨斯州阿比林的德怀得·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州卡利斯尔的陆军战争学院、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尼米兹图书馆、华盛顿特区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的历史与博物馆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与文献馆现代军事文档部。本书援引的大量电报可在国家档案馆寻获，其中很多均因我和其他研究学者利用《信息自由法》而在过去几年得以解密。

各军兵种的官方历史材料亦具有巨大和持续的价值，因为在很多情形下，它们使用了内部的文件和资料，这些都是最勤奋的平民研究人员不可能企及的。及至1981年中，美国陆军出版的著作有：罗伊·阿普尔曼的《南下洛东江，北上鸭绿江》（South to the Naktong，North to the Yalu）、詹姆斯·施纳贝尔的《政策与方向：第一年》（Policy and Direction：The First Year）、沃尔特·赫姆斯的《休战帐篷与作战前线》（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罗伯特·索耶的《军事顾问在朝鲜》（Military Advisors in Korea）。海军陆战队的系列著述由五卷组成，各位作者是：林恩·蒙特罗斯、尼古拉斯·卡农萨、帕特·梅德、詹姆斯·英林、胡巴特·科卡、诺曼·希克斯。海军与空军的资料我用得较少。

不幸的是，军事和外交事务的解密过程，包含着任何官僚行动中不可避免的意外困难。例如，根据《信息自由法》来申请解密一份电报或者是一份谈话备忘录，可是这又涉及另外一些文件的解密。或者更为荒谬的是，人们发现某份文件在一处馆藏中仍属机密，但是在另一处档案馆则已经公开。所幸之处是，对朝鲜战争的资料是网开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史料部正在编撰一部有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的长篇史料。由詹姆斯·施纳贝尔和罗伯特·沃森编撰的第三卷《朝鲜战争》（The Korea War，日期为1978年4月2日），已于1979年解密。该文件有超过1 200页单行打字稿，是一个分量十足的文件之大全，供人细细寻觅和阅读。两位作者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事史学家，他们的记叙手法给原始文献的理解增色良多。更有甚者，两位作者能够接触到国务院正在解密过程中的外交电报，这些电报将收入国务院逾期已久的《美国对外政策之朝鲜·1951年卷》（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Korea 1951）文献中。其1950年卷已于1976年发表；1951年卷原定在1979年发表，但是及至1981年年中，国务院似乎没有人知道它究竟何时出版。因此，施纳贝尔和沃森的作品弥足珍贵，它让你能够读到一些至今仍被一个兄弟政府单位列为机密或绝密的文件的部分内容。

为清晰易懂之目的，我已将军事电报翻译成普通英文，加上了规范的冠词和标点符号，并将原电文中的缩略词汇全文拼出。美国的远东司令官（先是麦克阿瑟，然后是李奇微和克拉克）都有两种头衔：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他们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几乎都在把这两种头衔交替使用。另外两个频繁使用的是：口述历史；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普林斯顿研讨会”是指迪安·艾奇逊在撰写回忆录时，跟他的原国务院同事们进行的系列谈话。“总统任期后的访谈”是指杜鲁门总统与戴维·诺伊斯和威廉·希尔曼谈话的记录稿，此两人负责撰写杜鲁门的两卷回忆录。在本书中提及最频繁的是第2卷《考验与希望的年代》（Years of Trial and Hope，花园市：双日出版社，1956）。

许多人以进行访谈或者提供资料的方式，对我写作此书提供了帮助。我愿意特别感谢：密西根大学的林·伊顿；伊丽莎白·斯波金；汤姆·凯利；瑞·克莱因博士；尤金·“迈克”·林奇准将；弗朗西斯·法瑞尔准将；奥利弗·史密斯将军（他因病重不能接受采访，但是允许我复印了他800多页的战时日记和其他文件）；阿尔法·鲍泽中将；汉斯·托夫特；罗伯特·埃德森；爱琳·金；克里斯丁·赫德尔；露西尔·科恩；托马斯·米其林；凯扬·金；哈罗德与多丽丝·斯文森；乔治·切斯上校；伊丽莎白·萨夫莱；丹尼斯·比尔格；欧文·缪勒；哈里·杜鲁门图书馆的鲍琳·苔丝特曼和贝奈迪克·佐伯里斯特博士；德怀得·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约翰·威克曼；美国海军学院尼米兹图书馆的爱丽丝·克雷顿；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历史与博物馆部的埃德温·西蒙斯准将、威廉·贾杰军士、本·弗兰克；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的理查德·索莫斯博士、唐纳德·肖上校、菲利斯·卡斯勒；卡利斯尔·巴拉克斯；阿林顿县图书馆韦斯特弗分馆的保罗·尼采、查尔斯·伯顿·马歇尔、戴安娜·戈斯丁；国家档案与文献馆军事文档部现代军事分部的保罗·迪克森、威廉·希克曼、小罗伯特·海因尔、爱德华·里斯；卡尔·马西；帕特·霍尔特；弗兰西斯·威尔科克斯；施纳泼；汤姆·海曼；《纽约时报》图书出版公司的爱德华·切斯、吉恩·珀霍赖尔斯、帕姆·莱恩斯、休·霍华德、珀尔·哈妮格；卡尔·布朗特；还要感谢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的罗伯特·赖恩博士给予的充分的医学指导和文字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