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智效民
Date: 2014-04-30 16:00:00+00:00
Keywords: 随笔; 文学; 中国文学
Description: 我们的教育一直在进步吗？民国教育有何奥秘？ 老清华如何实现“教授治校”？民国学生如何自治？ 梅贻琦怎么提倡“费厄泼赖”精神？傅斯年如何为北大保持干净的纪录？ 台大傅钟为何21响？胡适的中学时代如何度过？ 清华图书馆为什么要比宿舍美丽？民国人如何讨论党化教育？…… 一位位举足轻重的大师：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杨振声、冯友兰、胡先骕、钱穆、陶行知、梁启超、徐志摩、叶圣陶、吴大猷、陈鹤琴、严济慈…… 一所所开风气之先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青岛大学、台湾大学…… 正如作者智效民所说：“那个时代虽然历经战乱，但是却涌现出无数大师级人物，所以它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究其原因，民国时期教育是独立的，言论是自由的，权力是有限的，地方是自治的，信仰是多元的，社会是开放的……因此我会得出教育在民国的结论。” 文史大家智效民举重若轻，小篇幅见大智慧，还原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 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众多文化大碗，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Publisher: 广东人民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教育在民国

自序 民国时期的大学

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接触到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要恢复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

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是否合格吗？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做发财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学校长还必须与官场划清界限。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另一篇说胡适多次

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当年的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校长根本不是官，也没有被纳入官僚体系；第二，当年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完全不同，胡适不仅不可能拿学校的经费出国旅游，而且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还主动提出只拿车马费不拿薪水的要求。

既然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二九八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有良知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

二

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是一个官，所以他们就只需要对学生负责而不需要对上级负责。所谓对学生负责，最重要的问题是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为了避免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三一○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同上，第一四六～一四七页）

由此可见，所谓对学生负责，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为了一技之长而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做得最有效。

梅贻琦一九三一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十七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二卷，第四五三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一九三六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四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校体育馆发表演讲：“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与此同时，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九月十八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三七一～三七二页）基于这一理念，他告诫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一九三六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三七○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

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

（《大学精神》第二六一页，辽海出版社二○○○年版）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辨公共是非。陶行知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写到这里，又想起前两年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该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民国教育倡导的“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原则，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

三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仅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而且求贤若渴，堪称后人表率。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聘请胡适、梁漱溟来北大任教。

当时二人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胡适还算是个名牌大学的“海归”，梁漱溟却没有上过大学。另外，沈从文、钱穆等人当年在大学教书时也没有学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门槛越来越高，非博士进不去，进去也待不住，逼得许多四五十岁的大学教师为了那张博士文凭，不得不去充当现代教育制度的老童生。这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如今大学对教师的聘任考核制度既繁琐又死板，大家对无穷无尽的考核和表格早已怨声载道。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与管理上的教条主义和文牍主义有关，但也隐含着对教师的不尊重和不信任。

在用人唯才方面，竺可桢也值得称道。他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比较古板，当时他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竺可桢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向西逃难，途中遇上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一切校务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商量决定，连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也不参与。他认为这种办法不妥，便组织评议会、教授会和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教务、人事等事宜。这样一来，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制度基础，蔡元培说，有了这种制度，“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三四二页）

在这个问题上，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 “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也就是说，他在处理校务时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风范和大气。当年数学教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在梅贻琦诞辰六十周年时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五九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二版）这都说明梅贻琦是一个博采众长、无为而治的典型，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说到无为而治，胡适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一九二八年胡适担任自己母校——中国公学的校长后，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了《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对学校事务不大过问。他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很透彻：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追忆胡适》第二五五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版）艾森豪在内地译为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这个“深厚道理”，不妨先看看这两个故事究竟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六十三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五五一～二五五三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一八八四年版）可见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才是对人才的真正尊重。

四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共同特色。胡适当中国公学校长时，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天天到校办公，便主动不拿工资，每月只领一百元车马费。学校董事会董事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说：“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车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车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弟意兄可将家眷迁校内居住，从前的校长，本有这种权利的。薪水也应加高些。校中经费如不足，宜从他项节省，不应专请校长尽义务，下一次开校董会，等我来提议吧。此话你或不愿听，但我的感想如此，照实写出，请你原谅吧。”（《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四八八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一八八三年版）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风范。

写到这里，我想起原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他的父亲赵戴文是阎锡山的密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代部长、监察院院长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但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却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被称为“红色大少”。一九四九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山西大学被一分为三，他改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当时他要捐献父亲留下的全部房产，组织上给他留下一个院子，于是他坚决不要学校的宿舍。工学院在城外，离他家很远，按级别他本来有专车接送，但是他却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赵宗复之所以如此，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如今这种人早已绝迹，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教育的失落。

梅贻琦也是廉洁自律的典型。他担任校长后，便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傅任敢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

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到极点，西南联大规定，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领导的份。当时，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以便对公事私事有个交代。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临终的时候，病床下面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三一八～三一九页）蒋梦麟在《西潮》中指出，“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他还说，当时官员们把贿赂需索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它辩护。这对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也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蒋梦麟认为，消除陋规需要良好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它“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西潮·新潮》第一六八页，岳麓书社二○○○年版）由此可见，如何恢复老一代学者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将会愧对前人，愧对子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民国年间的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只是大同小异，这显然与当年的教育独立有关。因此我会得出“教育在民国”的结论。

是为序。

第一辑 教育理念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诫大家：“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二○○八年岁末，“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北京大学因培养了三十五名亿万富豪问鼎榜首，浙江大学以二十三名位居第二，清华大学以二十二名排列第三。于是有人说：这是大学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如今的名牌大学，都成了“亿万富豪的摇篮”！

英国有谚云：“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同样的道理，如果出现“北京大学造了富，全国跟着跑”的局面，那么争当富豪就会成为年轻学子的理想，制造富豪也会成为大学的目标。这种情况，与“文革”期间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形成鲜明对照。

我以为，无论是培养工农兵还是制造富豪，都是对教育功能的严重扭曲！这一判断，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一九一七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学生因为受科举的影响，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获得当官的资格。于是他们往往对来自官场的兼职教员刻意讨好，对专职教员轻薄怠慢；与此同时，对应用专业很感兴趣，对基础专业十分冷淡。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诫大家：“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解释。

一九一八年四月，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把文、理两科称之为“学”，把法、商、医、工等科称之为“术”。因为前者以“研究真理”为天职，后者以“直接应用”为目的，所以他认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章还说，基于这一原因，他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大学令》中明确规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遗憾的是，由于“国人重术而轻学”，再加上“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所以即便是文理两科的学生，也会舍本逐末。

同年十一月，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之所以把研究学术视为大学的天职，并不断提醒大家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显然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

第一，学术是民族精神的寄托、社会进步的希望。

一九一九年，蔡元培的助手和继任者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中说：中国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就好比一群羊——“羊肥了，牧民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政治，即民权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平才有保障。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就是因为他们在明治维新中把牧民政治改成了平民政治。这说明社会进步除了物质改善外，更需要精神改良。因此蒋梦麟强调：“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大学不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把培养富豪作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

第二，学术是个人自立和国家富强的根本。

一九二九年，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参加了当年的毕业典礼。他对同学们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研究学问，就难成大器。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始终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首先要每一个人自立。个人要自立，自古以来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研究学问！他的这种观点坚持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他还在许多场合对青少年讲过类似的话。

第三，研究学术是追求真理、辨别是非的必由之路。

与上述三位相比，竺可桢也持有同样理念。一九三六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那年五月，他在就职典礼上批评了只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格培养的倾向之后，又明确指出：“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他还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如今的大学生被讥为有知识没文化、有教育没教养，究其原因，与他们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关。

近年来排行榜已经泛滥成灾。“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问世后，还有许多大学排行榜纷纷出笼。这就提醒我们，大学究竟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还是把造富与排行作为目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如此下去，所谓建立和谐社会就会流于形式。

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教育

导师的秘密，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

日前，一篇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标题是《教育界诚信坍塌，中国知识精英遭集体考(拷？)问》。该文指出：高考舞弊和论文造假事件层出不穷，表明校园诚信的沦陷。于是大家不禁要问，中国教育为什么会使我们的学生、教师甚至大学校长置诚信于不顾？

校园诚信的沦陷，除了社会体制外，主要是教育出了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看看已故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意见。潘先生说：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启发这种智慧，让每一个人具有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潘先生启发，我以为如今只重视知识灌输的应试教育，就是不承认人具有这样一种内在的智慧。

面对乱象横生的中国教育，我很想知道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模样。最近看到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才略有所悟。徐志摩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出任该报编辑的。一九二六年月一月十四日，他编完美国大学教授利卡克的文章——《我所见之牛津大学》以后，又写下《吸烟与文化》一文。因为那是一个把吸烟视为高雅的时代，所以徐志摩开门见山说：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

正因为如此，利卡克教授在文章中表示：我如果有钱办学堂的话，第一件事就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是造宿舍，再次是造图书室，最后有钱没处花的时候，再造课堂。

记得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首先要盖图书馆。为了吸引同学们到图书馆读书，他主张图书馆要比学生宿舍还舒适。没想到利卡克首先要盖的是吸烟室！至于教室，几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让人难以接受。徐志摩在英国剑桥生活过两年，并写下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为了替利卡文作些解释，他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

这段话告诉我们，真正能让人睁开眼睛、热爱知识，从而脱胎换骨的是崇尚吸烟、聊天的英国教育和英国文化。相比之下，忙于上课、听讲、考试的美国教育却一无是处。徐志摩还说：英国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它那“有组织的生活”与“有活气的文化”，是牛津与剑桥造就的；它那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是这两个大学“熏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利卡克教授要把吸烟室视为学校的第一需要，徐志摩认为只要“学会抽烟——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的缘故。

利卡文说，牛津大学还是个奖励天才，同时也能接纳平庸、容忍愚拙的地方。只要你在牛津待几年，就会得到一个学位。这学位对于“愚拙学生”来说，“不过是表明他在这里住过，在这里呼吸过，并且没有下过监牢。……但是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们很大的发展的机会”。这些话对于过于重视文凭的人们来说，具有启蒙作用。

总之，真正的教育究竟是知识的灌输，还是人格的熏陶？究竟是“头悬梁、锥刺骨”的痛苦经历，还是应该在闲谈和散步中完成？这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它们的区别是：前者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这些人具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而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宣传和灌输，顺从他们的意志；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内在的智慧。

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

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的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意，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也不得不勉强答应。”所谓勉强答应，是因为朱家骅与傅斯年商量时，傅的心血管病已经非常严重，因此到了胡适回国以后，朱家骅就劝他去美国疗养。临行的时候，傅斯年送他一张照片，还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这次出去，能否再见，难说得很，希望以此为念。”听了这话，朱家骅非常难过，但也只能表示安慰。

在此之前，傅斯年于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是北大的功狗。”由此可见，朱家骅选择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是很有道理的。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接收校产尽心尽力。

一九四五年九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于是，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公函中称：“查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舍系敌伪产业，经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拨交敝校应用业已接收清楚，相应函达查照，即请赐予备案。”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等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朱家骅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二是拒绝伪北大教员继续留任。

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置日伪时期北平大专院校的师生，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陈雪屏等人回到北平后，根据教育部命令成立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准备安排学生。由于人手不够，陈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那些在日伪时期担任过教职员的人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之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日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

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基于上述原因，他坚决表示：“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一九四六年八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

在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

傅斯年一生，几乎完全贡献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他早年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创办并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还担任过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并留下数百万字研究成果和教育论著。对于他的学问，我心存敬意又不敢妄加评论；但读了其教育论著之后，非常感动。我以为，他当年的教育理想和办学模式，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从台湾大学的傅钟说起

为写这篇文章，我先上网搜索一下，看到台湾《联合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通讯，标题是《台大傅钟为何二十一响》。这篇通讯不长，却很有意思，其导语如下：“台大精神象征——傅钟为何总是敲二十一响？台大校长李嗣涔昨天在新生始业上，丢出这个问题，勉励新生主动求知找答案，四年后的毕业典礼他还会问一次，希望到时大家都已知道答案。”

那么，台湾大学的傅钟为什么要敲二十一响呢？读罢全文，我才知道这与他们的老校长傅斯年有关。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敲二十一响，是为了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二十一小时之内，剩下三个小时，是要排除干扰用来沉思的。

该文还介绍说：一九四九年台大举行校庆，傅斯年期勉学生要做到“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八个字后来成为台大的校训。傅斯年去世后，台大为纪念他奠定台大发展基石，铸造了“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

所谓“敦品”，是培养敦厚品行；所谓“励学”，是鼓励勤奋学习。傅斯年把“敦品”放在“励学”之前，是因为他觉得品德修养比掌握知识更重要。难怪李嗣涔校长在参观北大以后，有记者问他：“作为一位资深的教授，您心目中的合格学生是怎样的？”他回答说：我很钦佩未名湖边那些苦读英语的学生，“这在台湾是绝对看不到的”（笑）；但我以为，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紧接着他解释道：

“台大的学生和北大一样，会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的见识和心胸将决定行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我们十分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这大概就是台大傅钟所要传达的声音。

二、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上面提到的傅斯年一九四九年在台大校庆的讲话，被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翻开该书，可以看到傅斯年讲话的前半部分介绍了台大历史，后半部分向学生提出自己的期望。

台湾大学原名台北帝国大学，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收回后改名台湾大学。傅斯年是一九四九年初被任命为台大校长的。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他在校庆大会上指出：“日本时代这个大学的办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进政策的工具。

我们接收以后，是纯粹的办大学，是纯粹的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和工具。”基于这一理念，他进一步强调：“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这就是说，办大学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寻求真理，如果不能把学校当作寻求真理的地方，不能把人格尊严置于首要地位，学校就会成为奴化教育的场所。

傅斯年还告诫大家：这是一个“邪说横流的时代”。由于“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所以年轻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也很可能像宣传者那样养成说瞎话的习惯。但是要想寻求真理，就不能说一句瞎话。如果大学生也养成说瞎话的习惯，科学发明与学术研究就可能造假，整个社会就会丧失诚信。所以他认为，“立信”不仅是做人、做学问的基点，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的根本。

傅斯年下面这句话也很有警世作用。他说：“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然而这种风气由何而来呢？同学们为什么会把文凭看得那么重要呢？这恐怕与当局没有把学校视为寻求真理的地方有关。

三、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校庆过后，傅斯年本来想把自己的办学思想写成一本小册子，但由于事忙，一直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在一九五○年年初写了一篇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些想法。文章的标题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内容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分，发表在《台湾大学校刊》上。在第一部分“平淡无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的话，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只知道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接下来他阐述了自己办学的三个原则：一是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二是不能让同学们游手好闲，三是提倡各种课外娱乐活动。他说：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校长想让同学们有好玩的东西，这话多么亲切！

在第二部分“性品教育的初步”中，傅斯年提出了对学生的期望。他说：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而所谓立诚，就是教育学生在考察事物、辨别是非时不要自欺欺人。不过，这种教育不是“谆谆然命之”的说教，而是“必须用环境，用知识，用兴趣，陶冶他的”过程。不是说教而是熏陶，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傅斯年还说：“我在台湾大学对学生的性品教育，只说了一句‘讲道’的话，就是‘不扯谎’。……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科学家扯谎，不会有真的发现；政治家扯谎，必然有极大的害处；教育家扯谎，最无法教育人。……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个人而言，说谎会毁了他的一生；对社会而言，说谎会毒化整个风气。而说谎一旦形成风气，社会岂有不大乱之理？基于这一认识，他号召同学们毕业以后，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政治在内，必须从立信做起”。

文章第三部分提倡公平。只因这部分内容与当时的学潮有关，而我又不了解这次学潮的来龙去脉，因此就不介绍了。

傅斯年是死在台大校长岗位上的。他死后，胡适予以很高评价，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胡适说：“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

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

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指出：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殷切希望，这篇文章表达了“他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因此“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

陶行知对于教育的理解

世上先生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只会教书，结果是把学生当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第二种不是教书，而是教学生，但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状态；第三种是把教和学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

一九一八年五月，陶行知留学归来不久，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述了他对教育的理解，并提出师范生应该具备的六个观念：第一，教育能改良个人的天性，能使恶者变善、善者益善，能使国民识别领袖的正当与否，能使贫者变富、弱者变强，因此教育是最有效力的事业，师范生应该“专心致志，抱定主义，以教育为专门职业”。

第二，教育可以让愚昧的人变得聪明起来，让幼小的人快快长大，让落后的人迅速进步，因此教育是一种快乐的事业。

第三，与大学、中学相比，小学和幼稚园的教育尤其重要。因此，大中小学的教员应该是平等的，他们应该享受同等待遇。

第四，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主，应该以学生之乐为乐，以学生之忧为忧，以学生之苦恼为苦恼。如果教师过于威严，让学生把教师当作阎罗或判官，就会失去办学的基本意义。

第五，教育是改良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学校应该与社会有密切往来，否则大家就不会了解社会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不是寺院或洞穴，教师也不是僧侣或隐士。

第六，不要把学校当作人生道路的临时客栈，也不要把教育当作职业选择的权宜之计。只要进入师范学校，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终身大事，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与此同时，还要有“不要名、不要利，只要教育好；不怕难，不怕死，只怕教育不好”的决心，要有世世代代献身于教育的精神。

次年二月，陶行知在《教学合一》中指出，世上的先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只会教书，结果是把学生当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第二种不是教书，而是教学生，但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状态；第三种是把教和学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他认为第一种最糟糕，第二种也不好，第三种最正确。

此外，他还提出教师一方面要指导学生，一方面还要研究学问，以便让学生“多得些益处”。

一九一九年四月，陶行知以《第一流的教育家》为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教育的认识。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这两种要素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紧接着陶行知指出：“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小惊大怪。如同小孩子见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上了黑房，怕走进去。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于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因此，他希望教育界同仁要有大胆的“敢于探求新理”的理想，要有“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的精神，要有“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勇气，要有“把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的干劲。

同年七月，陶行知对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发表演讲，就有关“新教育”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 共和国民。”因此新教育要用共和精神，在师生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注重启发、鼓励自治、唤起兴味、责成效率，“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使老师的责任“重在引导”，使学生明白，在学校里一定要“自己去学”，不要“坐而受教”。

关于教育与名利、教育与金钱的关系，陶行知的观点也值得注意。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在安庆暑期演讲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一九二三年，他在《学问的要素——答程仲沂先生的信》中说：“我不承认财力是学问的要素。我以为，只要有志学问或是有志于女子的学问，经济的难关是可以打破的。”他还说“穷苦和学问是好友；富贵和学问是仇敌。那天天轻裘肥马，炫耀于同学之前的”纨绔子弟，是不会有真学问的。后来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日教育之商业化，亦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师生间之关系，纯为知识之贩卖。此种商业化之教育，不仅根本有背于教育原理，而且使师生感情日相隔离，不能打成一片。”

陶行知的这话，对于如今把教育与金钱、名利联系起来的人们，是很好的提醒；对于借教育以牟利、甚至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人们，是严厉的批评。

竺可桢论科学精神

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前几年翻阅竺可桢日记，曾注意到他在主持浙江大学时，特别重视人文教育。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竺先生是著名的气象学家，倘若他以校长身份向学生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并推行专才教育，也是无可非议的事，可他却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学得一技一能固然不错，但“养成一个清醒的头脑”更为重要，否则就容易沦为会说话的奴隶、任人驱使的工具。这对于那些把教育理解为单纯是传授知识技能的人来说，不啻当头棒喝；对于那些只要学到一技之长便心意足的人来说，也是很好的规劝。当然，由于是日记，想要比较集中地看看竺氏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不容易；再加上《竺可桢日记》在整理出版时删节过多，难免给人留下一些遗憾。

最近看到《竺可桢文录》的出版，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利害与是非》那篇两千来字的论文。文章说，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殊不知古人早有南桔北枳的教训。所以，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否则，即使把科学之花移植过来，也不会产生很好的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具备“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呢？该文第二部分说：“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有鉴于此，竺可桢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这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我不知道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为了学问而不顾职称、不计利害的教授，又有多少为了学业而不想做官、不想赚钱的学生？

此外，针对人们总是把上大学和找工作联系起来的糊涂观念，竺可桢引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话说：我们办“大学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们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这就是说，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所有这些，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观念：“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这说法来自一位大师级的气象学专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竺可桢深知，要想达到上述大学教育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所以他在一九三六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之际，特意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以充分发展之机会。”显而易见，这与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卢嘉锡在这套书的总序中说：现代教育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要摒弃那种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做法，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可以从《竺可桢文录》中找到答案。因此我以为，竺可桢和他们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事业追求，对于今天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思想遗产和历史资源。

胡适谈书院教育

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

在洋洋四十二卷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有一篇四百多字的短稿，标题是《书院的教育》。该稿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距清朝末年“废书院、兴学堂”的改革才二十年左右。在人们印象中，书院是传播旧思想、旧文化的基地，胡适是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按理说这应该是一篇批评书院的文章，没想到胡适不仅对书院教育作了充分肯定，还指出学校教育的问题所在。这些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当代教育制度的弊病很有帮助。

经查，该稿除了被收入《胡适全集》第二十卷外，好像没有正式发表过。因为读过的人可能不多，所以照录于下：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

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办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

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出来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

在这里，胡适指出书院和学堂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自修”，后者“注重讲授”；前者“提倡自动的研究”，后者奉行“被动的注射”。时到今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那种“先生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状况，在各级学校中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是更加普遍，更加严重。这正是我要介绍该文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革新家们会作出“废书院、办学堂”的选择呢？在《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二四六六页，有康有为的一份奏折，其中谈到西方各国的富强有赖于教育的普及，所以他建议把各省的书院改为学堂，以改变我四万万国民“愚而无学，坐受凌辱”的局面。基于这一想法，当年的改革家才选择了上述“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

但是许多有识之士很快就发现其中的毛病。比如章太炎认为“废书院、兴学堂”的做法至少有三大危害：第一，它侵占了私学的生存空间，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萎缩，进而剥夺人们著书立说、标新立异的权利；第二，这种“专重耳学、遗弃眼学”、不重视身体力行的教学方式，对学生成长有害无益；第三，学生才能不同，性情各异，但是教师却不能因材施教，结果只能是糟蹋人才。又如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舒新城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也指出：“中国现行的学校制度，则完全为工商业社会的产物。此种班级制度，在西洋历史亦甚短。……这种整批生产（Mass Production）的班级制，虽然与工业社会的生产概念不相背，但把人当作机械看待。”

这些年来，人们不是经常慨叹“中国缺乏创新人才”、“中国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吗？如果用胡适、章太炎、舒新城的话来审视一下如今的教育，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如果在宏观上不改变“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标准、统一考试”的教育管理模式，在微观上不改变“先生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教学“注射”方式，那么所谓教育就仍然是一种“加工机械”的做法，而不是“培养人才”的模式。

总而言之，不注意学校教育与工厂生产的本质区别，就容易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人格独立。长此下去，会对他们的自由思想和创造能力产生致命的伤害。

梁启超主张通才教育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最近阅读《梁启超年谱长编》，看到谱主是主张通才教育的。梁启超认为：第一，专才教育给人的知识是偏狭的；第二，知识偏狭不仅会导致胸襟狭窄，还会使人的生活过于单调；第三，单调的生活可能使人产生厌倦，而厌倦则是堕落的根源。他的这些见解值得我们注意。

这些看法是梁启超晚年时针对梁思成讲的。当时梁思成已赴美国留学，且与林徽因正在热恋之中，而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已经去世，所以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给大女儿梁令娴写信说：“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基于这一考虑，他向爱女坦言：“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当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这时的梁思成，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写家信了。为此梁启超想到这可能与他的知识面狭窄、因而缺乏生活情趣有关。八月底，他在写给梁令娴和梁思成的信中说：“关于思成的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按：指梁思成）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点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都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

接下来，他又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教育他们：“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

紧接着，他以非常感人的语气说：“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薰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

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看来，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自由，是教育的核心所在。记得胡适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那么我会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从这个意义来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堆堆人肉机器或者一群唯命是从的奴才能建起来的。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还对二女儿梁思庄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他还说：“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那急功近利的填鸭式教育，不是也颇有启发吗？

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

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

一九八一年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的时候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近年来，尽管我们对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开始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大家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冯友兰这样的水平。更要命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不能彻底摆脱“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困挠，这就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继续。

无独有偶的是，早上世纪六十年代，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发表题为《谈留美生活》的文章，也专门谈到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他认为，自己就是因为受到通才教育的影响，才“什么都能搞一点”，并在许多领域都取得很大成绩。

潘光旦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来又回母校执教，因此他与清华的感情特别深厚。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它筹备于一九○九年，起初叫“游美肄业馆”，附属于清政府外交部的“游美学务处”。

一九一二年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以后，仍然归外交部管辖，成为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一所学校。清华学堂实行八年制教育，分中等科、高等科两个阶段，大致各占四年，高等科毕业后便派往美国留学。该校一九二二年起改行“四三一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大学一年。一九二五年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目的是逐步改变过去完全依赖美国的体制。

一九二九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其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这所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归教育部管辖，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这意味着中国教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虽然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但依然弦歌不断，成为中国教育的中流砥柱，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但是自从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砍掉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学校。于是，冯友兰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潘光旦被“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从此，他们只有改造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到了一九五七年，潘光旦居然被打成右派。我原来以为当时的潘光旦，就像他的女儿潘乃穆说的那样，对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采取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没想到潘先生后来又在这篇文章中大谈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这说明他不但没有放弃自由主义，反而有机会就要强调。

清华园里的一次大讨论

“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量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提出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教授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断，乃至爆发法西斯战争的根本原因。因为阶级立场和法西斯战争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所以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动的个体，唯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量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就是这个时候，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则因为国共两党的争斗而狼烟再起，把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百姓再次拖入苦难深渊。尽管如此，地处北平郊外的清华园里，在师生们的坚持下仍然是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那份报告的影响吧，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一的下午三点，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二三一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问题。会议由院长陶葆楷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讨论的事项如下：一、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应使学生在毕业后可发展为有理想之工程师，并使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

二、大学工科学程为顾到本国各种情形，仍可维持四年毕业之制度。

三、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之，在学期内应尽量减少此种性质之训练。

四、基本训练（包括理论及实用两方面）应予充实，但现有课程须作通盘之调整，使内容充实而无叠床架屋之弊。

五、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许多专门课程可改为研究院课程。

六、各课程之学分应与实际工作时间配合，各课程所需要学生在上课外之工作时间，应由教师先作估计，然后规定各该课程之学分。

七、普通学生每星期上课时间及课外在课程上之工作时间，应以五十小时为度，使学生有余暇可以思索各种问题，并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之训练。

八、本院应组织委员会分组研究。

以上八条，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二是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之训练”。

五月二十八日，《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工学院即将举行改善课程的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了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紧接着作者颇有文采地写道：“多少年来，教育部制定了大学工程院系的学制与课程。这些东西原是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工业化阶段的一套成货，却被从头到尾地抄袭了过来，当作中国这个生产水准低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教育制度；正如联总救济的花旗高跟鞋配给一位乡下农妇一样，结果是削足适履，可笑而又可悲！同学们抱着愉快的理想跑进学校来，原是希望获得切实的知识技能的。然而在学校里，大家每天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喘不过气来。微积分，普通物理，应用力学，测量实习，电工原理，水力学，结构学，热工，金工，木工……几十个Courses（课程）挤在四年里面一定要修完，结果弄得一学期二十个学分，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像车轮战一样逼上来的考试、报告和实习。一个夜车开到深宵、寒重的时分。清早爬起来赶快就要去对付周期性的小考，不幸领到上次的成绩全是二十、三十，于是没精打采地听完两堂演讲，下午又必须为了一个电工习题在斗室里头痛到日落西山。人家在愉快地开着夕阳草地会来消除疲劳的时候，还不能不抖起精神来赶完一张工程制图。宿舍里十点钟就灭了灯，只好拖着丁字尺去借饭厅的灯光，又是一个三更夜车。就在梦里也在担心着考试的分数。第二天疲惫得爬不起来，只好涮了一堂功课。就是这样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好容易三年半过去了，出路问题马上像阴云一样沉闷地压在心上。辛苦了这么些时日，上哪儿去呢？——人家并不需要工业建设，航空委员会并不要航空系的毕业生，土木系同学也不能安稳地跨进铁路局的大门。于是满心的苦闷、惋惜和恨悔，教人如何不憎恶这样的‘工程教育’！”因此作者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

在此基础上，文章的作者指出：“教育不是填鸭子，教育不是压迫的工具，教育不能当作漂亮的谎骗，教育也不能当作装点门面的招牌。”他希望同学们要展开彻底的讨论，争取合理的教育制度。

教育不是宣传也不是训练

马戏班子训练各种动物，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是为了赚钱；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干起类似的勾当，那就和马戏班的老板差不多了。

一九四八年，潘光旦写过一篇与通才教育相关的文章，题为《论教育的更张》。文章说，“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分工合作”，这也是专业教育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要问，人究竟是为了分工而存在呢，还是在此之外还有其独特的价值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以蚂蚁为例，说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而人的发展却有无限的可能性。假如我们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似的，训练他的某一种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非“蚂”的世界。

文章还说，普通教育的出发点是以每一个人为目的的，如果过早地把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之内，就不仅不能顾及人的共性，还会扼杀人的个性。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普通教育所追求的是“共通基础”，它与工厂所要求的“同样标准”截然不同。前者是为了向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后者却是要把产品造成一模一样的类型。文章认为，专业教育所造就的专家除了一技之长外，还有很多短处。但是不少人却因为有一技之长，就非常自负。于是这种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

潘光旦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教育就理工农医而言十有九是训练，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传，就学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对于这种状况，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比喻：马戏班子训练各种动物，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是为了赚钱；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干起类似的勾当，那就和马戏班的老板差不多了。他还说，就是训练和宣传，也未必多多益善：脚掌上的皮茧固然能越磨越厚，但是要想让其他地方的皮肤也磨出老茧来，恐怕下十倍的功夫也是枉然。更何况，过度的宣传和训练还能引起疲倦和反感，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潘光旦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合起来，而自由人格的产生端赖一番普通教育的努力。不通就无法自由，不普则自由人格的数量便无从增益，而自由社会也就组合不起来。普通教育的基本依据就是每一个人是整的，是有机而自动的。唯有完整、有机、而自动的一个体才有自由的可能，而普通教育便是使可能者成为事实的一种手段。”

该文是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吴景超教授主编的《新路》杂志发表的。与此同时，《新路》还刊登著名教授吴泽霖、周先庚、樊际昌的讨论，其中又以樊的意见最有启发性。樊说：教育究竟是帮助一个人去寻求他感兴趣的生活呢，还是应该由少数人按照一个空洞的理想，制定一个抽象的社会秩序，然后强迫学生就范呢？这既是潘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教育哲学里的基本命题。倘若那个先决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公认的，倒也罢了；“但事实是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党、每一个派都在提出不同而甚至互相冲突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每一种社会秩序都要强迫他们的儿童和青年去迎合、去适应，其结果只能是许多具体的活泼的个人被摧毁，被虐杀，并造成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二十世纪血战前行的历史，包括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是在那空洞理想的指导下，为建造抽象社会秩序而形成的。

樊先生还指出：“或有人说，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努力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缺乏这种理想，也就不会有文明的社会。我们的答案是，这种理想必须先尊重个人的存在，必须以个人为目的而不以个人为工具。在任何以个人为工具的社会秩序里，只有人格的被摧毁，而不会有人格的自由。又有人说，今日这种悲惨的局面的造成，不全是教育的责任，政治经济的措施几乎有压倒的力量，使教育无能为力。这是推诿责任者的看法，是迷信‘社会化’‘制度化’等等空洞名词者的看法。在他们眼光中，具体而囫囵的整个人格并不存在。”按照这一观点，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特点或特色，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社会风俗、国家体制、经济制度、国民素质、地理位置等等，我们的教育都应该以人为目的，否则这就不是一个“人”的社会。

冯友兰论大学教育准则

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友兰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对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动向比较关注。他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回国的。六月十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介绍详细一下。

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科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

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人类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个演讲一个月以前，即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道路。从此，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一度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一块最大心病。

吴大猷谈通才教育

人文学者可以培养出世界级物理学家，世界级物理学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对学生过早地实行专才教育，很容易把他们培养成会说话的奴隶、不会思考的机器。这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国家的不幸。

我过去以为，这是内地教育的一大失误，最近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看到这个问题在台湾也出现过，只是由于吴大猷等人及时发现并全力纠正，才没有酿成大错。

吴大猷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他在海外工作多年，于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话对于那些把海外学者看得比本土学者更吃香、把自然科学家的意见看得比人文学者更重要的人来说，也许有较大的说服力。

吴大猷出身于广东番禺的一个书香世家。他幼年失怙，十几岁随伯父去天津求学，二十二岁毕业于南开大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在老一代物理学家饶毓泰和叶企孙推荐下，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马仕骏、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在许多场合谈到吴先生对他们的影响，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恩师、致谢。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大猷长期旅居海外，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后期，他才定居台湾，这也是大陆同胞对他不大熟悉的缘故。回到台湾以后，他看到岛内大学的学科设置越来越细，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而人们对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却趋之若鹜，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抢得先机，出人头地。这使他深感忧虑。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大声疾呼，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一九七六年六月，他以《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为题，在《民族晚报》发表文章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片断个别的知识，如缺乏了各种知识的融会关系，则不构成科学”。可见对于任何人来说，假如他受的教育太狭窄太专门，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的全貌来增长智慧。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

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另外，针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第二，在科学界与非科学界之间，必须沟通思想经常交流；第三，要达到这种沟通与交流，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

当时的台湾社会，也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笼罩，许多人上大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对这种倾向，吴大猷告诫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吴先生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是将人文学与科学间的鸿沟盖接起来”，这种“盖接”，不是一种表面的点缀，也不是“在文学院加一二科学课程，在理学院加一二人文课程”，而是要在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上进行重大改革。拿吴先生的这个观点来衡量，近年来内地大学的“文理沟通”，恐怕还是所谓表面点缀，算不上一种全面“盖接”。因为这种文理沟通，还局限在“提高学生素质”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教育学生思考”的高度。前者的立意是为我所用，后者的出发点才是为人本身。

一九八二年，吴大猷以《科学、技术、人文学》为题，在《民生报》分三次刊登长文，进一步论述三者的关系。他说，科学和人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两个方面。就科学而言，由于“高度专门化”和大量使用深奥的观念和术语，它已经“成为极少数专家的私有花园”。这样一来，连那些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也很难对科学有个基本了解，即使是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对其他专业也是隔行如隔山，根本不知道人家说啥干啥。于是，几乎所有的专业工作者都处于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这充分说明人类文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个人的生命体验，都非常有害。他强调，人类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沟通起来的时代，而这种沟通的任务，只能由教育来承担。不难看出，近年来有些人一再强调所谓专业教育、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显然是要重复人家走过的弯路。

在这篇文章中，吴大猷还对纯粹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作了比较。他说如果把科学比作一棵树，那么纯粹科学就是树根，应用科学就是枝叶，技术科学就是花果。假如只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那就好像不顾树根枯朽、只想着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一样，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纯粹科学的探索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由的环境，这种环境应该由大学和学术性研究机构提供；二是要有一批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博学深思、颇具想象力的学者和青年。这两个条件比大楼、仪器、图书、经费等物质条件更重要，是造成学术研究气氛的关键。这与梅贻琦先生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吴大猷先生更重视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文章结束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没有纯粹科学的国家……将永是落后。”

一九八三年，《中国时报》以“人文与自然科学应如何均衡发展”为题，对吴大猷和余英时进行采访。他们二人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再加上当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失衡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对话。对话中，吴大猷进一步分析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的区别。他强调：研究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动机很单纯，只是为了求知，根本不考虑实用，也不追求商业性利益；但后者却不是这样。应用科学是利用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对具体的问题或目标进行探讨；技术科学则是把应用科学得到的原理、方法用在更广泛的实际问题上。按理说这本来是老生常谈，为什么吴大猷还要反复强调呢？这说明当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甚嚣尘上的时候，人们反而在常识问题上容易出错。正因为如此，吴大猷批评台湾当局“只重视下游的技术，忽略上游基础科学”，在经费分配上也总是应用科学大于纯粹科学、自然科学大于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紧接着吴先生又谈到通才教育。他介绍说，哈佛大学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使没有学过科学的人也能对科学有个基本的了解；二是要让人人都知道，不断研究创新是美国科学精神之所在。这个委员会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要使人们对科学有基本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借助于通才教育。吴大猷说：“通才教育可使学生未来发展时，能有一种宽广的基础，使得念科学的人，也能了解、欣赏人文知识。同样的，念人文的人，如果对科学有清楚的了解，将来如果进入政府机构，在从事政府决定时，就可避免发生偏差。”

这次采访中，余英时也谈到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些情况，与如今大陆面临的困境极其相似。他说：“我国传统教育的毛病是偏重于通才、不重专业。现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于社会趋于专业化，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职业才有保障。因此，哪些专长易于找到职业，大家便一拥而上。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台湾，美国、苏联等地，亦复如此。例如，目前各国都有许多男女，纷纷学医、法律与电脑。这纯粹是一种以职业为主导的教育取向。这种取向，有予以自觉改变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取向呢？余先生的意见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的学科具备必要的常识。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考试与教育制度，要彻底解决虽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应该作些努力和尝试，“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流弊，亦即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让人感动和钦佩的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吴大猷总是站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反复强调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他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类陷入一个贪婪的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破坏和犯罪率不断增高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人文科学来发展人类的智慧，控制并克服人类的贪欲。

他主张让人文与科技“融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着重的是需要改变人类的教育，使习科技的不成为‘机器人’，习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质”。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先生补充说，企图用科技来解决科技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对于那些总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应该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一九八四年吴大猷已经年近七旬，但仍然担任台湾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这一年年底，他在台湾“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所谓科学精神，乃是科学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尽管它原本并不是为了实用，但它却是一切技术的“根”。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发展工业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引进”的模仿阶段，而应该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认为激发青年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是中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大学联招”（类似大陆高考）存在的问题，使中学教育出现三大偏差：一是课程设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学业负担太重。这就是使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识的奥秘和科学的真谛，从而对科学丧失兴趣。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吴大猷成立了“人文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一方面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面组织教师培训，进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一九八七年，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吴大猷先生在接受《台大研讯》采访时又说：“三十年前我来台湾时学生的求学志向都很高，很多有志于基础科学，求学的动机也比较单纯，现在进大学的竞争依旧很激烈，但是很多学生对学术兴趣并不高，只在图个资格。”

吴大猷所说的三十年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他回台湾讲学的时候。当时他在台湾大学讲学四个月，可谓座无虚席，盛况无前。他觉得这里的学生比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学生还要好。吴大猷回台湾讲学是胡适促成的，后来胡在信中对吴说：“你此次在台教学四个月，最辛苦，最负责任，所以最有成绩。所谓‘成绩’，不在班上那几十个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在你所引起的青年学人的求知向学的热诚……”（《胡适书信集》第一三一二页）这些话胡适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讲学之后，吴大猷还向台湾当局提出一个发展科学的全面计划，可惜因两岸关系日趋紧张，这个计划曾一度中断。

胡适与吴大猷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他们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是一九四七年，胡适曾给白崇禧、陈诚二人去信，提议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把这方面的第一流物理学家集中起来，“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在这封信中，胡适列出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人，认为这九个人“可谓全国之选”。这件事虽因内战未能实现，但也可以看出吴大猷在学界的地位。当时吴大猷正在国外，他代表胡适与正在英国的“张宗燧谈数次，使其决来北大”。（《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二八九～二九三页）张宗燧是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儿子，他回国后，不仅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反而因为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被打成美国特务而受到牵连，并终于在“文革”中自杀身亡，为历史留下沉痛的一页。

二是一九六二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当时担任院长的胡适因为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等四位海外院士都能回台湾出席会议，心里非常高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八九八～三八九九页）出人意料的是，也许是过于兴奋吧，胡适话音刚落，就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因此这段话也就成了胡适的临终遗言。它告诉人们：在我国，人文学者可以培养出世界级物理学家，世界级物理学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遗憾的是，随着胡适、吴大猷等人的离去，这个传统被中断了。因此尽快恢复通才教育的传统，才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最好出路。

第二辑 教育制度

现代教育制度的问题和失误

在牛津，上课的时间极少，普通一个学生每周上课不逾十个钟头，做研究生的更少，高兴时去听一两个钟头，不高兴时简直可以不必去。

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独立评论》，有五篇描述校园生活的文章，分别介绍了东京帝国大学、牛津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清华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的学生生活，可以说由国外到国内，东（方）、西（方）、南（京）、北（京）、中（武汉）面面俱到。比较一下这几所学校，对于反思我国现代大学之路，颇有帮助。

先说《东京帝大学生的生活》。该文作者向愚，是一位留日学生。他曾在《独立评论》发表《留学日本的面面观》等文章，这一次是想从个别案例“去窥测那个学校办理的好坏”。文章说，东京帝大有几个特点：一是学生勤奋自律，二是老师只教不导，三是不重视体育。比如学校虽不打钟摇铃、查堂点名，却没有一个学生缺课。上课前学生要早到二十分钟以示恭候，上课是先生讲学生记的“满堂灌”，下课后先生扬长而去，若有问题，只能去图书馆自行解决。学校有比较完备的运动场地，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与人满为患而又秩序井然的图书馆形成鲜明对照。此外，由于当局的压制和失业的威胁，学生的思想比较肤浅，对社会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该文发表时，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向愚’先生的描写使我们得一个感想：我们的读者何不照这样子描写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国内或国外的大学学生的生活？”于是又有郭子雄《牛津大学的学生生活》问世。据说郭氏“在英国留学多年，专治国际政治”（胡适语），所以他的介绍应有独到之处。文章说：“在牛津，上课的时间极少，普通一个学生每周上课不逾十个钟头，做研究生的更少，高兴时去听一两个钟头，不高兴时简直可以不必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英国人看来，上课并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只是给你指引一条路而已，“至于这条路的长短以及路旁的花木景色，还得由你自己去探寻领略”。这与我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古训，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国人提倡素质教育，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上。殊不知改变那种耳提面命式的教学方式，为学生多留一点独立的空间，以便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是问题的关键。

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其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说到导师制，竺可桢曾经竭力提倡这种制度。一九三六年，竺可桢刚刚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指出：“三年前，国际联盟派了几位专家到中国来视察……指摘中国教育的缺点颇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过于模仿美国，在大学里行学分制，教员与学生平时很少接触，学生只要能读满一百廿个学分，就算毕业，这种制度过于机械。”他还说，最近几年，美国的著名大学也像英国似的实行导师制了。结果是学生的成绩和品德都大有长进。他认为，为了改变我国大学那种“教而不训的制度”，大学一定要选好教授，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之所以强调教授的作用，是因为求学和做人是一个道理。用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凡能认真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郭子雄还在文章中说，牛津大学的课外活动非常活跃，其中包括体育比赛、政治辩论、学术研究等多种类型。体育比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夺标，更是为了培养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即使是将来参加政治斗争，也“不致做出卑污龌龊的事来”。辩论会由学生会组织，每周都举行，其内容与时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是培养青年政治家这一点非常重要。近年来我们在电视中多次看到大专学生辩论会，但总觉得辩题离社会现实和百姓疾苦太远，给人以轻嘴薄舌的感觉。此外，牛津大学政党林立，但并不视若水火。这也有利于学生养成政见不同却能和衷共济的好习惯。至于学术研究，也完全是建立在个人兴趣之上。总之，这所大学是造就贵族而不是培养暴发户的地方；在这里，体育比赛和政治辩论中的佼佼者是学生们的偶像，那些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人不会受到大家的尊敬。

不久，《独立评论》又相继发表文章，介绍了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的情况。文章说，与牛津大学相比，武汉大学的学生对教授抱敬而远之的态度，清华大学的师生关系虽然好一点，也仅仅是面子上过得去而已。有些同学想与教授接近，还怕背上“拍马屁”的恶名。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由于“文派学堂”涂了“颇厚的‘武’味”，其师生关系可想而知。

文章的作者认为：总的说来，考试频繁，书本至上是国内大学的共同特点。学生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应付考试上，当然会消解他们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能力。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研究的兴趣固不浓厚，思想也非常消沉”，大家对于任何事物都不置可否或全无是非，表面上看似冷静超脱，其实是乡愿心理在作怪。在中央政校，有同学牢骚满腹地说：“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得不到课要受罚。……我宁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不愿去受冤枉的苦。”至于清华，早已拥有“爱读死书”和“分数第一”的名声。

如前所述，英国人重视体育不仅是健康、娱乐的需要，更是为了普及费厄泼赖精神。相比之下，国人却缺乏这种认识。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介绍说：我们的教育总是以知识灌输为主，但是英国人却遵循“运动第一，书本第二”的原则。他还说，作为一个体育术语，“费厄泼赖”有两层意思：第一，它认为任何运动都是一场游戏，在游戏规则的约束和裁判、观众的监督下，每个人都享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机会。也就是说，游戏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水平和能力，与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实力等因素毫无关系。第二，它包含“个人之外还有全队，全队之外还有对手”的深义，它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必须明白，没有队友的默契，就不能在游戏中取胜；没有对手的合作，游戏就无法进行。为此，大家都要有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意识，并唾弃那种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投机取巧、暗箭伤人的行为。总而言之，“费厄泼赖”不仅为正义战胜邪恶、公道代替霸道提供了可能，也使英国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海外有谚云：“一个英国人是呆子，两个英国人是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一个不列颠帝国。”与此相应，我们也有一句俗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参见储安平：《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我想起陶希圣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感想》。他说：由于“人民的言论和组织的自由，受着强度的抑制”，所以团体训练的缺乏、个人修养的不足以及人际关系的淡漠，是北京大学的老病。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北大，而且还漫延于全国。

自从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之后，中国曾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为学术的独立、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发展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但是这一制度却没有为我们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与此同时，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又往往与现代大学无缘，有些人即便是大学毕业，也缺乏现代理念，不懂得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

究其原因，可能与这样一种错觉有关：国人只晓得大学图书馆、实验室是培养学者、科学家的摇篮，却不知道校园里的辩论会和体育比赛也是造就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的温床。另外，我们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仍然对一榜定终生的考试制度情有独钟。由此可见，当年“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钱理群语），与如今积重难返的教育体制有何关系，实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

“重为善，若重为暴”的思想，意思是说，千万不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念头，这种看似“为善”的东西往往会事与愿违。

提起西南联大，有一个问题让人很难解释：论时代，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岁月；论环境，它地处西南一隅，物质极其匮乏，交通非常不便；论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教授夫人和校长太太都要靠摆地摊来贴补家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却被誉为“民主的堡垒，人才的摇篮”，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于是大家不禁要问，同样是炎黄子孙，同样是大学教授，为什么当年能够做到的事情，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可望而不可即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与教育独立、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体制方面的原因有关。是的，就体制而言，也许我们一时无法改变；但是有一点却可以供大家学习和借鉴，那就是该校“无为而治”的成功经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在研究“胡适与蒋介石”的时候注意到的。一九三二年年底，胡适与蒋介石在汉口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自己写的《淮南王书》送给对方。《淮南王书》是一本研究道家思想的学术专著，胡适认为其中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含有民主政治的因素。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主政治不仅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且还认为一个人不论地位多高，业绩多大，他的知识和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开明的政治家“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当然，胡适主张“无为而治”，并不是说领导人什么也不要干，而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领导人过于“有为”，被领导者就只能“无为”；只有领导人“无为”，被领导者才能“有为”。可见胡适把这本书送给蒋介石，是希望他能够有点民主作风，而不要过于自信，过于“有为”，过于能干。此外，胡适还强调“重为善，若重为暴”的思想。意思是说，千万不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念头，不要搞什么改善人民生活的所谓民心工程。这种看似“为善”的东西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给老百姓带来“为暴”似的灾难。随后，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多次撰文阐述这些思想，并引起广泛讨论。可惜这些往事早已被人遗忘。

与胡适一样，西南联大的领导人也是崇尚民主自由、奉行无为而治的典范。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其领导班子由这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为此，胡适在该校成立之初（当时还在长沙），就根据蒋梦麟的意思致函梅、张二人：“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之时，则由月涵（按：梅贻琦字月涵）兄代表。”胡适的这封信非常重要，它基本上为西南联大奠定了无为而治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后来张伯苓因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而长驻重庆，因此领导学校的事基本上落在梅贻琦身上。

梅贻琦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文质彬彬，不爱说话，素有“寡言君子”之称。按规定，学校的重要会议应该由他主持，但是在开会时他却很少说话。他曾经风趣地说：我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这就是博采众议、无为而治的典型形象。只有在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的时候，他才用简明扼要的话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得到解决。至于具体事情，教授们都有很大权力。据说当年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后来吴大猷要送尚未毕业的李政道去美国深造，他也没有意见。这种事情如果放在今天，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门槛、多少周折——也许根本就不能实现。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翻阅了书架上八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梅贻琦日记》和相关材料。从中既没有找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理想，也没有看到考核教师和学生的繁琐规定，更没有发现配合时局、服务战争的各种措施。相反，在《庆祝西南联大成立六五周年纪念特辑》中，一位署名岳风的校友这样写道：教授们“对学生身教重于言教，无为而治等作风，又无事无处不贯彻着‘民主与自治’的精神”。看来，不仅是校长管理学校，就是教授教育学生，也要依靠无为而治！

民国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

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

公民与臣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前者具有人格独立、政治参与、社会责任等特征，乃现代社会的标志；后者具有人格依附、政治陪衬、不负责任等特色，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培养公民还是造就臣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公民教育或党化教育来实现的。因此，了解一下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或有补益。

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以后。当时严复就认为，只有智识、力量、道德优秀者，才有实行自治、享受自由的能力。因此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于是，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办学堂、废科举、兴西学、育人才，就成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并终于迎来推翻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公民时代的到来；但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还需要广大民众由专制社会的臣民变成现代社会的公民。于是，公民教育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据我所知，清末学堂的修身课虽然已经初步借鉴了先进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容，但并没有摆脱“忠君、尊孔、奉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直到民国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以后，才在原有的“修身课”内增加了“公民须知”和“中国法制大全”等内容。后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正式提出“补定公民教材案”，其中包括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等内容。一九二三年，教育当局终于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中，以公民课代替修身课，这可能是我国第一次将公民课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与此同时，在民间教育团体和基督教在华教育机构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政的国民党根据“训政”需要，在学校里推行党化教育。一九二九年四月，当局首先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有“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的规定（参见《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四五页，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版）。随后，有关方面又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公开声明，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

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五三～五四页）同年八月，当局在《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要求将公民课与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课，从而以党化教育取代了公民教育。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现代极权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工具、专制统治的奴隶。面对这种局面，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吴健雄、罗尔纲、吴晗都是该校的学生。据罗尔纲回忆，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八九页，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后来，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许多文章，对党化教育予以深刻的批判。比如著名学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任鸿隽就专门撰文分析了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本质区别。他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

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似）……正因为如此，任先生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由于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当局又很快恢复了公民教育课程。一九九九年，李慎之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中说：“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此外，他在去延安之前，还在学校里教过公民课程。这对他影响很大，可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公民教育不但有相当大的空间，而且效果也不错。

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国民党搞党化教育，显然是从苏联学来的；所幸的是，当时还给社会留下一些公民教育的空间。

陶行知对于学校的认识

以学生生活为中心的学校是“活学校”，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不死不活的学校”。

陶行知是安徽人。南京离安徽很近，又是全国教育中心之一。五四运动后，安徽因学潮不断，所以当地学生到南京求学者源源不断。但由于受区域规定的限制，前来求学的安徽籍青年很难进入当地学校。一九二三年，安徽旅宁同乡会和旅宁同学联合起来，以恢复安徽人所办的“上江公学”为名，创办南京安徽公学，由陶行知出任校长。第二年年底，陶行知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提出自己的办学宗旨。他说：“我们学校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教职员在与学生同生活、共甘苦的过程中，一定要以身作则。让学生做的事，教职员应该一起做；让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应该一起学；让学生遵守的规矩，教职员应该一起遵守。这样一来，师生之间才能产生感情，才能教学相长、互相促进，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他认为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能对学生的人格产生很大影响，是一种真正的教育。

陶行知还说：南京安徽公学是一所贫穷的学校，因此“用最少的经费，办理相当的教育，是我们很想彻底努力的一个小试验”。此外，他提出要用科学的精神来追求真理，研究学问；要用美术的精神来改造环境，“现出和谐的气象”；要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处理一切事情。随后，他还反复强调师生同甘苦共生活是最好的教育，是改进学校教育的一大关键。

一九二六年九月，陶行知为《微音》杂志撰写《我之学校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学校的理解和认识。

——学校是一个能教坏人变好，也能教好人变坏的地方。这地方既能叫人成龙，也能叫人成蛇；既能叫人多活几岁，也能叫人早死几年。

——学校要以生活为中心。以学生生活为中心的学校是“活学校”，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不死不活的学校”。

——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地方。大家要在同甘共苦中达到精神的沟通和感情的融洽，要共同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势，要在质疑问难中互相学习、互相感化。

——无论是校长还是厨师、校工，都各有各的学问。因此大家要虚心，要学而不厌，不断增进自己的学问。

——学校不是道观，不是寺庙，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

——要想改造社会环境，首先要改造学校环境。改造学校环境应当用“美术的精神”。如果学校师生不能共同改造学校环境，他们所谓改造社会环境就只能是自欺欺人。

——钱可以买许多东西，但是就如同买不来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花钱是买不来高尚精神的。高尚精神在自己身上。这种东西就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办学要公开，要把学校生活放在阳光下面，让大家都能看到，都能参观批评。办学的人对待学生要亲如子弟，这样大家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

陶行知的这些观点，对于当今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私立学校“姓”什么

私立学校是“国家的公益事业”，只要办得好，就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热情赞助”。

私立学校究竟应该姓“私”，还是姓“公”？这是我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后的感兴趣的问题。

该文的标题是《从私立学校到燕京大学》，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的《独立评论》上。胡适写这篇文章，是由于有位署名“詹詹”的女士，因燕京大学经费困难，便向《独立评论》投稿，希望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能对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学校负点责任。

胡适认为：教会学校虽然也是私立学校，但“凡是好的学校，都是国家的公益事业，都应该得国家社会的热情赞助。学校只应该分好坏，不应该分公私”。燕京大学自开办以来成绩斐然，因此詹詹女士的提议应该得到大家的响应。他还说：“在英国、美国，私立学校最发达，社会所最信任的大学往往是私立的。这些私立大学往往能得着政府的绝大援助，社会上人士也最热心捐助。”

在这里，胡适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私立学校虽然是私人所办，但由于它是“国家的公益事业”，应该姓“公”而不是姓“私”，所以只要办得好，就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热情赞助”。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来私立学校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找到问题的要害。改革开放以来，私立学校纷纷成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一统局面。但是由于大家对私立学校缺乏正确认识，始终没有解决私立学校“姓什么”的问题，因此办学者很难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热情赞助”。于是，许多私立学校只能是依靠高额学费来维持局面。这种学校与胡适在文章中所说的单靠“学生缴费来作开销”的“野鸡大学”没有两样。要知道，一所学校除了教师工资以外，在建筑、设备、图书、仪器等方面的开销也很大。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要想把学校办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一些学校斥为“学店”。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正因为没有解决私立学校“姓什么”的问题，才导致许多人办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赚钱。试想，如果把学校当作自己赚钱的机器，别人凭什么对你“热情赞助”。

私立学校的这种状况让人难免想起当年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大学的经历。南开大学的前身是一九○四年成立的一所私立学堂，十几年后便成为一所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一九二三年，美国罗氏基金团前来参观时，因为对该校的教学质量惊叹不已，当即为拟议中的南开大学科学馆捐款十二点五万元。此外，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范孙楼等著名建筑，也都来自私人捐助。南开大学能够得到国内外人士的“热情赞助”，与张伯苓希望以民间办学的方式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有关。相比之下，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但好像至今还没有出现张伯苓式的人物，因此也就不会有类似南开的成功范例。

除了纵向比较之外，还可以作点横向比较。胡适所谓欧美各国且不必说，单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吧。去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看到校内许多建筑物都来自私人捐款，因此都以个人名义命名，作为永久的纪念。如今在各种各样的富豪排行榜中，拥有亿万财富的大陆企业家已经不在少数，却很少听说他们能为哪一所私立学校慷慨解囊，“热情赞助”。胡适说：“以后私人若有财力兴办教育事业，都应该捐助已有成绩的学校，不问是国立公立或私立。”我想，如果内地的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也能有许多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建筑，那该多好啊！

从蒋百里的主张想到胡适的一段话

“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

最近，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裕民回到山西大学演讲。李先生曾在这里工作多年，对山大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他一上台就说：“站在这个讲台上，我首先想起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人主张要解散大学，让大学生全部充军，以便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但是蒋先生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大学停办，我们的教育就更加落后，我们的文化也会中断，而一个教育落后和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挨打和失败的。当时我的恩师邓广铭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有了蒋百里，才有后来的邓广铭，因为有了邓广铭，我今天才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因此我要感谢蒋百里先生。”李先生还说：“大学是要教给学生新鲜知识和独立思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的统编教材真是害死人了。你们可以考察一下，在世界范围内，恐怕只有中国的大学有统编教材。正因为有了统编教材，才造就了一批只会背书、只会考试的蠢材，才会有不少废物也敢站在讲台上教书。”话音未落，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蒋百里的主张我没有听说过，但我知道胡适等人也有类似主张。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会上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但是胡适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意见。

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

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

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

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

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以上引自《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六九四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一年）另外，竺可桢在一九四一年双十节写过一篇《大学生与抗战建国》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也有议论。他说：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绝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他还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把大量的大学生送上前线，这是一个失策，许多国家到了战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的做法，并坚持了“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理论，否则就会重蹈英美等国的覆辙。

三种教育制度批判

唯一的重务便是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书为的什么。久而久之，自己的生活，实际的事物，他们都淡忘了。

五四时期，叶圣陶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中，批评了三种教育制度。这三种教育制度是“教室制度”“用书制度”和“分科制度”。

为什么要批判“教室制度”呢？叶圣陶认为：课堂教学是“宗教的遗制”，由于它能够“节省教育的人力和时间”，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课堂教学是在固定时间和固定环境内的学习，“是一种特异的拘束的境界”，不利于儿童“玩弄、抚摩、观察和试验”的天性，因此这种教学活动不可能激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在现代社会，课堂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许多人以为只有教室才是学习的地方，因此这种制度对真正的教育是一种扭曲，具有很大危害性。叶圣陶还说，儿童进入学校之前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进入学校之后应该继续他们的生活。“倘使儿童一进学校，就把他们关闭在教室里，只让他们诵习书籍”，等于是强迫他们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而“这种适应和深谷里的鱼变为盲鱼一样，是一种消极的倾向”。叶圣陶的这些观点，对于迷信课堂教学的人，应该是一帖清醒剂。

为什么要批判“用书制度”呢？叶圣陶是这样讲的：“书籍的效用在于传授以往的成绩，流布个人的思想。用书制度的好处，就在于使学生知道这些成绩和思想，并备遗忘。……可见读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后的目的。以前的人对于书籍的概念非常模糊，以为书籍便是知识，所以要得到知识只消读书，于是学校里就有了用书的制度。儿童进了学校，就觉得唯一的重务便是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书为的什么。久而久之，自己的生活，实际的事物，他们都淡忘了，心里就只有书籍了。”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叶圣陶又进一步指出：书本知识是“帮助思考”的材料，不是盲从的根据。学校应该为儿童提供接触实际事物的机会，使他们随处都能研究，随处都有兴趣。“倘使儿童一进学校，就把他们关闭在教室里，只让他们诵习书籍”，那就等于是“他们把活动的心性和丰富的兴趣，白白的埋葬在教室和书籍里头了”。

叶圣陶认为，有了教室制度和用书制度以后，学校就不得不实行分科制度了。在这种制度下，学生“只要进了学校，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有兴趣没有兴趣，这些科目是非学习不可的”。其实在科目之外，关系人生的事物还有许多。由于这些事物和日常事物混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列为专门的科目。不能列为专门科目，就好像没有学习的价值。如果儿童在固定的科目之外还有感兴趣的活动，就会违背学校的要求和规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叶圣陶问道：这几个科目能把实际生活中的事物包括得尽吗？这几个科目都是合理而且有系统的吗？只要学习了这几个科目，就能应付人生的种种事物了吗？这种划定科目的教授方法主客易位，不切实际，能不使知识和实际背道而驰吗？

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叶圣陶的回答是否定的。所以他感慨地说：既然如此，“儿童何苦（要）耗费尽力去学习这等没用的玩意儿呢”？

老清华是如何实现“教授治校”的

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要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院长如何产生，就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

近年来，人们都觉得教授治校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模式，但是如果不解决操作问题，这种管理模式就会成为一个口号，甚至是流于形式。在这个问题上，看看老清华的传统经验，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一顾虑。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以后，清华曾经经历了一个没有校长、或者是有校长也不起作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学校事务由校务会议决定。当时为了保证学校行政独立、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抵制上面派来的校长独揽大权，清华的教授们经常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校大事。这一点，从一九二六年的吴宓日记和其他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另外，在教授会之外，还有一个由教授会推选出来的评议会。那么校务会、教授会和评议会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近年来关于清华北大的书出了不少，但大多数在制度方面言之不详。为此我查了一下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才知道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以及七名评议员组成。其职权如下：

一、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二、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三、议决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四、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五、委任各种常任委员会；

六、审定预算决算；

七、授予学位；

八、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门主任之任免；九、议决其他重要条件。

教授会职权如下：

一、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二、审定全校课程；

三、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四、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从这里可以看出，评议会在学校里权力很大，其成员除校长之外，均由教授会选举产生。也就是说，由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为教授治校奠定了颇具操作性的制度基础。

然而，要让这一制度付诸实现还有一个过程。据著名教授陈岱孙先生回忆，当年蒋梦麟由教育部长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非常明确地说：“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但是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却极力支持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并且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把它带到西南联大。

陈岱孙还说，在这一体制确立的过程中，清华大学教授们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在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要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由于院长是评议会的当然人选，所以院长如何产生，就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各学院的院长应该由校长任命。但是教授们认为，因为院长是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负责人，所以校长可以任命教务长、秘书长等行政人员，却没有资格任命学院的院长。幸亏当时的校长、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颇有民主风范，因此经过协商双方做出让步：教授会对每个学院公推两名候选人，让校长从中选择一位。这样一来，除了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外，评议会的其他成员依然要通过教授会才能产生。

这种情况，在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中讲得也很详细。他说当时经过大家努力，清华大学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地位大大提高，相比之下，学校职员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因此当年清华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冯先生还进一步解释说：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会议其实是清华的“三级会议”——评议会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三级会议不仅权限分明，各司其职，还有严格的议事规则，以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种科学的制度设计和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案，为教授治校的实现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三辑 教育改革

叶圣陶论儿童教育改革

儿童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是因为老师教授的知识并“不是他们当前所必需的”。

还是在一九一九年，叶圣陶提出改革小学教育的四点意见：第一，要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个人的功利便是社会的福祉，社会的进步就是个人的快乐。”只有那些把知识和才能贡献于社会的人，才是更高尚、更合理、更幸福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我和他人的欲求、利害、感情都相同，彼此相助，力量就愈大，收益就愈宏，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伴侣，赞助我们的伴侣……人类方始可以得到圆满的、普遍的、永久的快乐”。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帮助儿童树立“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人生观，让他们献身于社会的同时，获得最大的快乐。

第二，要明白知识究竟是什么。由于求知的动机是“需求”，而“所谓需求，就是满足现在的欲望，达到愉快的境地，所以知识是帮助我们计划、支配我们行动的”。儿童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是因为老师教授的知识并“不是他们当前所必需的”。只有生活环境中最需要的东西，即“求知者主观的欲望和兴趣的结晶体”，才是真正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是可以授予的，属于精神领域的知识，是不可以传授的。好的教育，应该是让儿童自己在生活中寻求真正的知识，而不是向他们灌输别人所掌握的知识。

第三，要激发儿童求知的动机。儿童求知动机与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有关。儿童的本能是“教育的原料……如果能引导，没有一种本能没有积极的倾向”。儿童的欲望来自好奇，如果教育能够顺着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如愿以偿……归结到合理而有系统的道路上去”，那就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就是一种好的教育。如果儿童的欲望一时不能达到，或者具有破坏性，也不应该遏止。因为一味地遏止会伤害他们的创造性。合理的办法，是引导他们用新的更好的欲望代替原来的欲望。另外，人对外在世界的关注，与他的兴趣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兴趣是生命的寄托，是一个人“内在的真实的世界”。好的教育应该是了解儿童的兴趣，并不断扩大其范围，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第四，要改革以往的教育设施。在这个问题上，叶圣陶根据杜威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提出要铲除过去的各种制度。“今后小学必须的设备是会场，工场，农场，运动场，试验室，娱乐所，图书馆，博物馆，卫生处等等，（使）一个学校便是一个社会。”教师的任务是对儿童“担负帮助和指导的责任”。

到了一九四二年，叶圣陶在《当前教育必须改进》中说，任何事业都有个质和量的问题，教育也不例外。他还说：这些年来，教育在“量”的方面进步很大，有人以为这就是教育的进步，这“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因为除了数量之外，还有个质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让学校的教育变得“货真价实”，那才是教育的进步。可见，近年来大学升格、合并和扩招等现象，未必是一种进步。什么时候大家认为我们的大学生既有知识又有教养了，那才是教育的进步。

一九四五年，叶圣陶又在《改变教育》中强调学生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他说，学生是受教育者，“这个‘受’字，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改变教育恐怕作不得主，用不上力”。但是，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育好不好，有没有实际效益，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体会得最亲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受教育者不是一个被动的张开口的空袋子，也不是非要等别人把东西倒进来才行。受教育者的含义是学习。要学习，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因此，要进行教育改革，不能忽视学生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叶圣陶在一篇文章中说，学校的毛病很多，但有一种很少有人注意，那就是“枯坐听讲”的毛病。他指出，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年，几乎每天都要消磨在教室的椅子上听老师讲课。坐在那儿听讲，不但肢体不能活动，而且精神也不自由。于是疲惫、厌倦就“像两道纠缠不已的绳索，紧紧捆住学生的身心”。这十六年下来，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就会变得老气横秋。因此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刑罚，它“将永远是人生的缺陷”。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叶圣陶介绍了外国试验学校的情况。这些学校不是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研讨，就是把学校变成工场，把上课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认为，“要谋改革，自然得走这条道路”。

教育崩溃与改革出路

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开始照搬法国模式，实行所谓大学院制，结果在教育界造成混乱。后来政府提出要整顿学校，改革教育，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为此，傅斯年于一九三二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教育崩溃之原因》。文章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学堂教育自满清末年创办的时候起到现在，从不曾上过轨道，而近来愈闹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总崩溃的形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大致有五个原因：

第一，学校教育一直没有脱离“士大夫教育”模式。傅斯年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读书为登科，登科为做官”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到了近代，也把读书当作谋求一官半职的终南捷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他们的出路只能是当官。这就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认字的人越多，失业者越多。学校办的越多，社会上的寄生虫越多。”相比之下，“欧洲社会中的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Trades）中人。故中国的中等阶级好比‘师爷’，西洋的中等阶级是技术阶级（Professional class）。……西洋科学之发达，大体上是这个阶级的贡献，因为这个阶级一面用技术的能力，一面有相当的自立，故既能动手，又有闲情”。因此，“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近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这些话让人想到最近盛行的“报考公务员热”，也说明我们至今没有摆脱“士大夫教育”模式。由此可见，不能摆脱传统教育模式，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教育崩溃的根本原因。

第二，政治不安定，致使人人怀“五日京兆”之心，事事成“朝不保夕”局面，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发展，这是教育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各种政治人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纷纷插手学校教育，企图把学生变成他们的爪牙和工具。一些学生为了眼前利益，也纷纷卖身投靠，从而造成“办学的与从学的相互利用，以申张封建势力，发挥部落思想，充实工具”的局面。这种“乱世造奸雄，奸雄造乱世”的状况，是教育崩溃的又一个原因。

第四，教育界生搬硬套，盲目效法外国，使教育体制与中国社会脱节。

第五，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使青年不能自立，使他们面临的生理问题和心理问题不能解决，使他们的各种要求得不到满足。这样一来，青年学生就只能热衷于搞学潮或者谈恋爱了。

傅斯年指出：上述“第一、第二两项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两项是目下紊乱的直接原因；第五项是一种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会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彻底改革，非对这原因作有效的处置不可，否则改一回学制即增一回紊乱，作一次处分即种一次恶因”。

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还批评了中国的教育学家缺乏专门知识的问题。他说：在英国要学教育专业，必须本科毕业；在德国则是从大学哲学系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未来的教师；相比之下，在美国只能当中小学教员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回到中国却可以当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甚至是教育部长。这也与教育的崩溃有关。

文章发表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邱椿认为傅斯年“措词稍欠平和，持论似属偏激”，于是他在读者来信中指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中，当了教育部长的只有蒋梦麟，当了大学校长的只有郭秉文。他认为这两个人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因此中国教育的破产与该校毕业生没有关系。此外，他还就其他问题与傅斯年进行商榷。对此，傅斯年在回应中一方面承认文章提出的五点有不合逻辑之处，但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基本看法。

在分析了教育崩溃的原因之后，傅斯年紧接着又在《独立评论》发表《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对当时的教育改革提出五条基本原则。

第一，反对“以职业训练为中心”。

傅斯年说，让教育“以职业之训练为中心”，是江苏省教育会一帮人提出来的。“他们的办法是把学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职业的‘艺徒学堂’，（让）幼年人进学堂，如进工场一般，这是极其不通的。”这种情况，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缓解高考压力，大办职业中学的做法如出一辙。

傅斯年说，我们主张学校也是要“训练”的，但这种训练不是要把学生变成“艺徒”，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既有牢固的知识，又有诚实的态度，还有动手的能力，并且在离开学校以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人。为此，他提出要把中小学课程的门类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认为，考察一所学校成功与否，一要看学生是否有使用课本知识的能力，二要看能否把日常生活与课本知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的“训练”，才可以摆脱“士大夫的架子”，才“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习惯”。

第二，要认真整顿教育系统。

傅斯年认为民国以来的教育界虽然是“自由发展”了，但由于“私立学校随便开，大学随便添，高中满了全国”，因此出现良莠不齐、失业人数增加的混乱状况。面对这种状况，教育部的当务之急有以下几点：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育统计，同时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各校各科的招生人数。二、各级公立学校在培养人才上不仅要相互衔接，而且还要顾及地方需要。三、限制私立学校盲目发展，防止造成紊乱。四、要使国民教育、普通教育、职工教育、学术教育之间相互配合，相互照应。

第三，要尽快实现教育独立。

傅斯年强调，教育不能独立，学校就不可能办好。他举例说，当年德国的威廉二世虽然无比专横，却不能免除一个大学校长的职务。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厅长和教育局长，却有随便撤换校长的权力。他认为政府的责任，一要确保教育经费的独立，二要保障校长和教师的地位，三要在教育管理上采用文官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独立。

第四，要努力根除教育腐败。

傅斯年说，根据民国以来的事实，教育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只有教育部不讲道理，地方教育官员用人不当，校长和教员不成样子，然后学生才会出问题。所以他认为：“教育之整顿，学风之改善，其关键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他还说，学生大多数都是好的；政府只有“把教育部建设成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官厅”，并选择有人品，有见识，有资望的人去当大学校长和教育厅长、教育局长，才能把学校办好。

第五，要资助有才学的穷学生。

傅斯年指出：“科举时代，穷人是比较有出路的，一来由于当年读书用不了许多钱，二来由于当年义学、宗塾、廪膳膏火、书院奖励、试馆等制度，大可帮助有才无钱的人。今日之学校教育，用钱程度远在当年之上，并无一切资金、助金。国家号称民国，政治号称民权，而贫富之不平更远甚，成个什么样子？”因此他提出五点建议：一、把大中小学的经费抽出百分之五当作奖学金。二、停办所有无成绩的省立大学，将其经费当作奖学金。三、停办一切不成样子的私立大学，“收他们的底款为奖学金”。四、私立学校不设奖学金，不得立案。五、在收高额学费的同时，也要设立更多的奖学金。

这篇文章发表后，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写了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寄给胡适。其中对士大夫的定义是：“‘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者也。”胡适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孟先生文中所谓‘士大夫’应该可以叫做‘领袖人物’，省称‘领袖’”。为此，他在《独立评论》发表该文的同时，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谈到近代欧洲的领袖人物，大多出自大学或受大学教育的影响。他问道：“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有感于此，他认为要想摆脱没有领袖人才的苦痛，“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否则，“我们这个国家也只好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浑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

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首先回顾了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失误，然后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三条意见。

第一，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大学是“学术教育”。前者重在“知识的输进、技能之养成”，后者重在培养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因此，“中小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大学教师应该实行讲座制，大学生应该实行选修制。正因为如此，大学绝不能像中学那样实行年级制，否则学生就不可能学会研究学问，学校也不可能形成良好学风。

第二，大学的组织结构，“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大学教师讲课，如果没有图书做参考，没有实验的训练，就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训练也是为了研究。

第三，大学教授能否胜任，是办大学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大学教授的资格要有明确规定。但是“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傅斯年提出要“由教育部会同有成绩之学术机关组织一个大学教授学绩审查会”。对于凡是“有一种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对此一种学问有若干心得”的学者，就可以授予大学教授的资格。对于已经拥有大学教授资格者，不能随便免除其职务，除非他在三年内没有任何新的贡献。这篇文章结束时，傅斯年附加一句注释：“此文写至此处，急须付印，尚有余义，且待后来再写。”

文章发表后，吴世昌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应该通过“国家考试”授予学位等意见。吴世昌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刚刚考入“哈佛燕京学社”国文系读研究生。他的信被删节后刊登在《独立评论》上。但由于傅斯年生病，没有及时回答。两个月后，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又发表《再谈几件教育问题》的文章，其中谈到三个问题：其一，在大学里衡量教授的标准是有没有学识和常识，而不是懂不懂教育学或教学法，因此大学不是高谈教育学的场所。其二，由于“学问是体，方法是用，不有其体，何处寄用”？因此研究教育的人首先应该在文科或理科中有一门专长，否则他们的所谓教育学和教学法，就只能是空谈而已。其三，中小学课程要减少门类，充实内容，不要一味地照搬美国模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学不应该设立教育学院，而应该设置教育学讲座；中国科学不发达，与研究机关太少有很大关系。文章结束时，傅斯年还谈到中国的问题固然与政治改革有关，但教育部不思进取，不能振作也是重要因素。因此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现在的教育当局在最短期内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

该文发表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的杨亮功认为，傅斯年虽然比过去平和多了，但还是不免有武断和偏见。他申辩说：“中国大学之设立教育学院，何尝是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为模型耶？……欧美各国中小学普通科目，实在无多大区别，并非如孟真先生所谓‘这十几年来，中国教育制度日趋于美国化’。”当然，他也承认“孟真先生总算是我们研究教育者的诤友，毫不客气的给我们许多的批评”，这足以使我们反躬自省，努力改进。

陶行知斥责考试杀人

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

自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考试型社会——不仅是学生，就连成年人也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许多人认为现行考试制度具有公平、高效等优点，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然其僵化、刻板和束缚人心的一面，以及主事者借机谋利甚至借刀“杀人”等险恶用心，有引起足够重视吗？在这方面，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值得注意。

一九三二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会考制度。这个制度要求中学生在修业期满后，必须参加省、市教育部门的统一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为此，陶行知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为题，严厉批评了这一举措。文章说，由于会考是关系到能否毕业和升学的大事，因此它必然会成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于是会考要考的内容老师就教，否则就不教。这样一来，学校就成了“会考筹备处”。为了应付会考，学生只好加班加点，减少睡眠。再加上会考前后还有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因此中学生只能是“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正因为如此，陶行知指责这种会考制度是变相科举，变相杀人，是大规模消灭民族活力。他呼吁应该停止这种杀人的考试，提倡“创造的考成”。

第二年，陶行知在上海大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创造的教育》。他说：现在中国的教育是只重视知识不重视行动的教育，其主要表现是“教师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因此这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但是，创造教育是活的教育，是行动的教育。因为“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所以我们主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

随后，陶行知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中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它有两种吃人的手段：一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二是“教学生吃别人”。所谓学生自己吃自己，是说假如儿童从入学开始，就只会读死书，死读书，再加上“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一系列摧残，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会变得“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这不是“自己吃自己”吗？至于吃别人，是说假如一个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他学成以后，就会“发农人、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人、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这不是“吃人”吗？拿这些话反思一下当今的教育，不知大家有什么感受。

抗日战争中，陶行知依然坚持倡导创造的教育。比如一九四三年他为重庆育才学校撰写《创造宣言》，鼓励师生向创造的道路迈进。一九四四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儿童的创造力是先天就有的，教育的作用只不过是启发和解放他们的创造力罢了。为此，他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打破成见，去发现和认识孩子本身具有的创造力。他认为，要解放孩子的创造力，就必须解放他们的头脑，解放他们的双手，解放他们的嘴巴，解放他们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多动脑，多动手，多发问，多接触大自然。他强调，为了把时间还给孩子，就要取消名目繁多的考试，否则就会“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到成人时，即使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他还说：“专制生活中可以培养奴才和奴隶，但不能培养人民做主人。”因此，“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根据形势需要，把他主编的《战时教育》改名为《民主教育》。为此，他在《民主教育》一文中指出：所谓民主教育，就是以教育为公器，教人做主人的教育；但是“党化教育”却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是把国家的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

他还说，要培养创造力，就必须做到“六个解放”：第一是解放眼睛，教大家看到事实真相；第二是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第三是解放双手，使我们的双手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第四是解放嘴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第五是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让大家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第六是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

该文指出：“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这种生活是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织成的和谐的生活，因此民主教育也是“和谐的教育”。由此可见，要建立所谓和谐社会，就应该用民主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用和谐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因为前者是培养人才、孕育创造力的鸟巢，后者是培养奴才、扼杀创造力的鸟笼。

傅斯年：改革教育的五项原则

中国学校制度可悲的是，“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

一九五○年底，傅斯年先后在《中央日报》和《大陆杂志》发表两篇文章：《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从时间上看，前者比后者早发表一个多月；从篇幅上看，前者有四千来字，后者有三万字左右；从内容上看，前者与后者的前两部分大致一样，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完善和补充。如上所述，傅斯年一直想写一本小册子，只因为太忙未能如愿。后来他为这本书取名为《大学理想》，在写这本书之前，他觉得“有写一篇泛论中国学校制度的必要”，于是有这两篇文章问世。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识之士都会主动检讨是不是人类的教育制度出了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在国共两党的内战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写的，其反思历史教训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在第一篇文章中，傅斯年首先回顾了中国学校制度是在学习日本和欧美的过程中形成的。可悲的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过多地学了对方的短处，所以就出现“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等弊病。再加上这种学习不是用心模仿，而是随便抄袭，因此就形成目前这种“杂糅”而“莫名其妙”的学校制度。

针对这种状况，傅斯年提出五项改革原则。

第一，由于学校制度已经成了“变相科举”，因此应该改变现在“层层过渡的教育”，让每种学校都有一个明确的培养目的。

第二，由于学校承袭了科举时代“制造游民的效能”，因此应该把这种“游民教育”，改为“能力教育”。傅斯年解释说：“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因为‘不甘居下’而游。……所谓能力的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技术的训练。”

第三，由于入学就是为了一张文凭，为了所谓资格，因此应该把这种“资格教育”改为求学教育和做人教育。

第四，由于不公正是近代社会的动乱的主要根源，因此应该把目前学校实行的“阶级教育”改为“机会均等教育”。

第五，由于大家对教育缺乏深入思考，因此“现在的学校颇有幻想成分，我们应当改为现实教育”。

在第二篇三万字的长文中，傅斯年不仅提出改革原则，还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他指出：“读者读完我前半篇，或者觉得我是一个无保留的‘计划教育’者。果然如此，我必须声明，一定是我的文章不曾写好，所以引起这个误会。我以为计划教育万万不可做得太过，太过了，使得学校无自由发展的机会。”“计划与不计划，必须适中，然后收效最大，毛病最少。”随后，他还论述了计划与自由、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改革、技能与通材、课堂与商场等问题。

傅斯年认为，所谓计划教育，固然有节约资源、目的明确等优点，但因为教育是有机体，有机体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是窒息生命。因此让学生能够享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是学校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则。前不久，中央党校下属《学习时报》向我约稿，我写了《教育的三个困境》，其中也提到计划教育的问题。文章说：所谓“计划教育”，不过是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因为它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产物。如今计划经济早已被否定，但计划教育却仍然大行其道。于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有关部门仍然要依靠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另外，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其他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试机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我们又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上述“大一统”的局面没有改变，所谓素质教育也很快成为一种筹码，陷入升学竞争的漩涡，从而进一步加重了青少年的负担。

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与管理者封闭落后的教育观念有关。他们以为，只要通过“大一统”的模式向学校和学生施加压力，就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杜威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一大堆知识，而应该懂得怎样从各种渠道汲取知识，并借助工具利用这些知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希望学校要成为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特殊环境，教师要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要控制他们的学习。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和判断力的习惯。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对于专制社会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傅斯年说过：“人是不应成为木头人的。若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技能，所造出的人将是些死板不能自己长进的机器，则不久以后，技能随时代进步，便要落伍了，人成废物了，所以‘通材’一个观念，在教育上是不与技术平等重视的。”看看傅斯年当年的说法，再回顾一下五十多年来中国教育所走的计划教育和专才教育之路，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傅斯年整顿台湾大学

他一方面拔姬姜于憔悴，采芝菌于粪土，而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故旧的自荐或请托，却毫不徇情地加以谢绝！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由于政治军事局势的恶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于是台湾大学就成了未来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朱家骅认为只有傅斯年能够当此重任，所以他再次前来劝驾。当时傅斯年刚从美国看病回来，身体尚未康复，医生也嘱咐他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担任行政事务。一开始，傅斯年曾严词拒绝，但最终还是出于公心慨然应允。这一年十一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一九四九年一月，傅斯年在北方战事接近尾声、蒋介石已经下野的时候走马上任。此情此景，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吧。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该校创建于一九二八年，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产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我国，才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大学成立后，第一任校长是罗宗洛。但是在以后三年中，该校连续换了三任校长，都没有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

傅斯年上任后，根据眼前的现实和心中的理想，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旗帜鲜明地倡导通才教育。他说：“我们要在一年半之内，集中精力，改进本校各种通习科目，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以上所说的一般通习科目，包括在文学院的国文、英文、通史、逻辑；在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在法学院的普通经济学、法学通论……”此外，他还表示台湾大学是一个教育机关，要搞好教育，就必须提高学术水平，因此它应当又“是一个学术机关”。

据当时正在台大读书的李亦园回忆：“我是一九四八年九月考取台大历史系，当时傅先生尚未出任台大校长，而学校也因时局及屡次更换校长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况下，但是当傅先生莅任数个月后，一切校务都很快地上了轨道。傅先生不但在很短时间内稳定了整个学校的行政，而且‘带’来大批国内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学者。傅先生自己是学历史的，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因此随他南下的学者，有很多是史学家，更有不少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如李济、董作宾、凌纯声、黄逸夫诸先生也都来到台大。当我在历史系读完一年而进入二年级时，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不但可以接触到很多史学大家，并且可以直接聆教于从前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大名的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我在接受他们教益之余，已深深地为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了。”

对于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傅斯年毫不客气。他的助手那廉君说：“傅先生做事，向来是一丝不苟，而且知人甚深。一个名贤的后裔，总想到台大任教，但他硬是不聘！接任校长之初，发现他的好友又是老友的弟弟教书不理想，绝不顾虑地劝他自动辞职！又发现一位教授，绝无教书的能力，只好叫他做些行政工作。”有人说，在用人方面，“他一方面拔姬姜于憔悴，采芝菌于粪土，而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故旧的自荐或请托，却毫不徇情地加以谢绝”！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人品和作风。

一所好的大学，既不容许教师兼职“走穴”，又要赋予他们主人翁地位。一九四九年七月，傅斯年在《两件关于台湾大学的事》中谈到教师兼职的坏处，他要求台湾大学的教师尽量不要兼职。他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照《大学法》的规定，校长权力是很大的。但是“为学校之前途计……为谋学校之进步”，他反对极权主义作风，希望大家能用协商讨论的方法，共同管理学校。为此，他到任不久，就成立“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有一次一个学院的院长开会时向傅斯年提出许多意见。下午继续开会时，同一学院的教授又向院长提了不少意见。于是傅斯年开玩笑地对那位院长说：“剃人头者，人恒剃其头，此之谓欤？”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可以看出台大的民主作风。

此外，傅斯年在《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中强调大学要以学术为中心，而不要以教育为中心，否则就会把大学办成中学；在《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中，他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阐述了“教与学的自由”和暂时不能实行讲座制的理由；在《大学宿舍问题》中，他不仅介绍了西方教育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的争论”，而且还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提出设置宿舍的具体办法；在《“研究”与“出版”》中，他指出“为了严肃学府的风气，齐一教员的水准，研究工作实在值得提倡，出版著作应该奖励”。

莫把学校当工厂

“成年人对于事物力求精研，往往有为着未来的功利目的”，但是儿童却没有这种“本事”。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疑难问题，只想去弄个明白。

早在一九一九年，叶圣陶曾以《小学教育的改造》为题，对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出路，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指出，经过仔细观察研究，他发现人们对学校教育至少有四个误区：第一，以为儿童来学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提高德行。第二，以为“知识是可以授予的，德行是可以勉强修炼的”。第三，以为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把知识授予儿童，并且让儿童修炼德行。第四，以为传授知识的方法，就是让儿童拼命读书；修炼德行的方法，就是让儿童摒弃已有的习惯嗜好，去过那种特殊的“符合玄虚抽象的概念的生活”。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误区，大家都认为只要刻苦读书、能够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学生；只要能认真教书、能督促孩子修炼的，就是好老师。如果儿童对老师教授的知识不能接受，对那种特殊生活不能习惯，老师就会“以为自己对于学生可谓倾诚竭力，无以复加了，而学生竟不体谅他们的苦衷”。于是，他们就会对学生“加以训斥和种种惩罚，幽闭，留级，甚至开除”。叶圣陶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学校当作工厂，把学生当作原料，如果学生不能符合制造的要求，不能“成器”，那就一定要把他剔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学校里肯定不会得到快乐。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叶圣陶认为这与大家对人生的错误认识有关。许多人以为，“人生的种种行为，只不过是各不相关的表现，把这种各不相关的种种逐一学会，便是人生的真义”。于是，当教师的便根据这个观念去教学生，办教育的也把学校分为训导、教授、管理等部门。至于“这种设想是否谬误”，则不加考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教师“像商家的会计和社会上的警察”一样。与此同时，学生对那些“硬要他们理解、记忆、练习”的“一件一件零碎的知识”，也不会产生任何兴趣。

如今的家长和老师们，在督促孩子学习的时候总喜欢用“考大学”“找工作”“有前途”等说法“教育”他们。

殊不知孩子们根本不会像成年人一样考虑这些问题。叶圣陶所说，儿童的心理和习性，与深谋远虑的成人是有区别的。“成年人对于事物力求精研，往往有为着未来的功利目的”，但是儿童却没有这种“本事”。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疑难问题，只想去弄个明白，至于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好处，却不去考虑。所以，在遇到好奇的东西时，“他们只管自己玩弄，抚摩，观察，试验，在成人看来也许觉得可笑，而他们却有无上的乐趣”。这恐怕就是儿童与成人的最大区别吧。正因为如此，叶圣陶认为儿童不好学，不是因为他们不懂道理，而是因为学校没有激发他们的兴趣。

叶圣陶发现，由于老师所教的那些知识不切合人生实际，因此儿童不会感到缺少这些知识的困苦。他问道：这种情况下，学生怎么会对知识发生兴趣呢？老师的讲授又怎么会成功呢？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叶圣陶甚至认为，如果我们的儿童早已养成“信仰教师的习惯，因而恪守教师的训诲，把教师的训诲作为立身之本，那么最吃亏的就是儿童本身了”。

叶圣陶指出，从事小学教育的人往往是“把儿童的心理看得太简单太机械了”。由于“不明白儿童的心理”，因此他们的科目设计、教育步骤和教学方法，也往往是脱离实际的。正因为如此，叶圣陶认为教师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特别重要。他说，许多教师因为没有觉悟，便只能羡慕古代；因为对现代生活没有研究，所以就不考虑人生的价值。儿童如果遇上这样的老师，“他们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还说：“也有一些儿童，他们的本能薄弱，仿佛孱弱的种子，发出的芽细弱可怜，若不加培雍，等不到开花结果先就枯萎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叶圣陶已经用现代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小学教育问题了。

关于尊孔读经的一场讨论

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一方面颁布孔子纪念歌词，一方面还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修理孔子陵庙。

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八月二十八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提倡尊孔读经。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央大礼堂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汪精卫和戴季陶在会上作了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纪念孔子诞辰之意义》和《国民文化复兴的开始》。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还派叶楚伧、禇民谊、傅汝霖等人前往山东曲阜祭孔，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随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一方面颁布孔子纪念歌词，一方面还通过了《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和《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前者决定在中央拨款和各地分摊的基础上，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后者则对孔孟后裔予以各种优待。

针对这一现象，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反对。蔡元培在《关于读经问题》中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中指出：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与此同时，傅斯年也以《论学校读经》为题，提出反对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文章说，从历史上看，倡导读经的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成功。究其原因，可以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第二，由于经文过于难懂，因此当年的经学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就是被当成敲门砖来使用；第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那些主张读经者不过是用经学来附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文章还说，就现实而言，要想在学校倡导读经也不可能。第一，根据教育的本质、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状况来看，目前在“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由于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如果把它纳入教材，“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这对青少年的理智和人格是极大的伤害。基于以上看法，傅斯年认为在最需要学习引进现代文明的时候，有人反而想用读经来挽救世道人心，真是浅陋之极。正因为如此，他在文章一开始便引用韩愈的话说，尊孔读经就和烧香拜佛一样，“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该文发表后，胡适认为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一读，便在《独立评论》予以转载。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的文章，对该文作了补充。胡适说：傅斯年的文章虽然“无一字不是事实”，但其中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话，却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此，胡适在文章中首先引用王国维的一段话作了解释。王先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这就是说，对于六经中的《尚书》和《诗经》，不仅王国维自己不能完全读懂，就连汉魏以来的经学大师也未必真懂。于是胡适问道：“王国维尚且如此说，（难道）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胡适说经学必须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解决其难懂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回顾胡适、傅斯年等人八十多年以前反对读经的意见，再看看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国学热和花了大量国帑在国外建造的孔子学院，其司马昭之心，亦可谓路人皆知。

教育为什么需要自由和民主

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曾经分别以“自由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为题，作过两次演讲。后来他把两次演讲的内容合在一起，纳入《自由之路》一书。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基本看法，因此十分重要。

关于自由的问题，潘光旦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没有自由就不能保持活力，就可能“陷于死亡的绝境”。

第二，社会自由终究要建筑在个人的自由之上。一个建筑在奴隶经济上的社会，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所组成的国家，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要争取自由，就需要教育；但由于教育早已演变成一种受人摆布的“填鸭子”式的灌输，从而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很难摆脱声色、货利、权势的诱惑。

紧接着，潘光旦对自由教育作了解释。他说：“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得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他还说，自由教育以自我为对象，以完成自我为目的。

因此自由教育是“为己”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强调：这里所谓自我，“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他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

由于时代的原因，需要对这段话解释一下。潘光旦的意思是说，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了“爱国主义”，也不是为了造成专家学者，而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真正的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

潘光旦说：“无论我们对民主一词作何解释，它的最基本的假定是：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基于以上分析，潘光旦认为，从教育的立场看，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孕育自由通达的教育；从政治的立场看，只有自由通达的教育，才能造就民主宽容的政治制度。基于以上认识，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尽量放松对教育的管制；第二，宣传与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不要被宣传广告所蒙蔽；第三，学校要增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第四，要纠正单纯重视技术教育、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不良倾向。

小学教师的趣味——叶圣陶笔下的胡适

莫先生向徐先生提出自己的问题：“转眼暑假一过，又要上那陈旧的枯寂的轨道了，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我们的趣味在哪里？”

叶圣陶与胡适虽然没有多少交往，却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比如顾颉刚，他与叶圣陶是小学同学，考取北京大学以后是胡适的学生和挚友；又如朱经农，早年在上海读书时是胡适的同学，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后，又邀请叶圣陶参加新学制教科书的编辑工作。

其实早在朱经农之前，商务印书馆本来是想请胡适加盟的，但是胡适一直没有答应。无奈之下，该馆只好邀请他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提出改革意见。一九二一年七月中旬，胡适利用暑假之便抵达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商讨改革事宜。苏州第一师范校长得知胡适南来的消息之后，向他发出前来演讲的邀请。七月下旬，胡适抵达苏州作《小学教师的修养》和《实验主义》等演讲。叶圣陶是苏州人，又是小学教师出身，因此他对《小学教师的修养》特别注意。不久，叶圣陶以这次演讲为背景，创作小说《脆弱的心》。看到这篇小说之后，胡适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叶圣陶（绍钧）作了一篇小说，用我在苏州的演说作一个影子，颇有意思。附在下面。”遗憾的是，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和《胡适全集》中，只收了小说的第二部分，因此读者很难看到作品的全貌。有幸的是，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影印了小说全文，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小说开头是这样的：“学校已放暑假，本来喧闹的地方觉得格外地寂静。譬如一个深密的树林，原是小鸟的世界，他们跳跃着，歌唱着，都在那里。一朝小鸟去了，绿沉沉的树林便满被着静寂，这个静寂是异样的，使人疑想这还成个树林么？学校是小孩们的树林，小孩们是学校里的小鸟，现在彼此判离，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想。”

紧接着，小说里出现了两位老师——在办公室乘凉的徐先生和莫先生。面对突然寂静下来的校园，莫先生向徐先生提出自己的问题：“转眼暑假一过，又要上那陈旧的枯寂的轨道了，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我们的趣味在哪里？”

徐先生好像比较老成，也比较自信。他回答说：“我们有我们的趣味，我们是有所为而为”的。但是莫先生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说教，根本不能解决他的“疑想”。于是徐先生又解释说：教育是一种“创新”性劳动，教师面对的是纯洁而自然的儿童，只要能够“认识他们各异的个性，辨知他们各异的天才”，就会有无穷的趣味。听了这话以后，莫先生嘲笑道：这是教育家的套话，放在论文里也许可以蒙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不知道教师的趣味究竟在哪里！正当二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小说的第一部分便戛然而止了。

有了上述铺垫，小说很自然地进入第二部分：有消息说“大学者许博士假期旅行，经过本地，将有一个公开的演讲”。许博士是哲学名家，他的关于哲学的著作重印过几十版，他的通俗论文常见于有名的报纸杂志，他的话经常被人们引用，因此许博士将要到来的消息“震荡了莫先生的心……”。

等到演讲的那一天，莫先生和徐先生都提前来到会场。

许博士演讲的题目是《小学教师的趣味》，这正好是困扰莫先生的那个问题。

许博士说：小学教师的趣味最多，但这种趣味不在于按部就班地照本宣科，而在于用科学的态度去发现学生的个性和天分，用试验方法对他们进行指导。如果这种指导能够取得成效，教师的工作就会有无穷的趣味。

在此基础上，许博士又进一步指出：“现在的社会何等黑暗啊！教育界应自任为社会的监督者，指导者，和改造者。须知我们不改造社会，社会就要改造我们。我们若是被改造了，还有什么教育可言？所以我们不要怕一切，我们要做，使我们成为动的原力，运转社会使他上改进的道路。更丰富的真趣味就在这个地方！”

在整个演讲的过程中，莫先生感到许博士的话有如“动人的音乐”，许博士的人格“有一种吸引的伟力”。演讲结束后，莫先生仍然是“精神异常兴奋，似乎全身的细胞都在跳动”。他觉得，许博士所说的那个“做”字，包含着无限的希望和趣味。他认为，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应该把学生当作艺术品来鉴别和欣赏，而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同一个模型里生产出来的零件。何况，“谁都有运转社会的可能，谁都应改造黑暗的社会”。（引文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十五册，第三五八～三五九页，黄山书社一九九四年出版）

第四辑 大学校长

独立比自由更重要

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他还在美国，直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回国后才正式上任。这一年十月十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胡适在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注意到，这篇讲话被收入《胡适全集》第二十卷中。据全集编者介绍，该讲话原载于当年的《经世日报》，后来收入白吉庵等人编的《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但是细读这篇讲话，却发现其中有“最后胡适谈到”和“胡氏讲话，历时七十分钟”等语。这显然不是胡适讲话的原稿，而是记者发表的通讯。当年的《经世日报》不大好找，但是在白吉庵的《胡适传》中，却根据《大公报》的报道对胡适讲话作了介绍。另外，在北京大学老教授张友仁先生所编的《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书中，也收录了当年《浙江日报》的通讯——《北大开学典礼》（分上、中、下），其中详细地报道了胡适的这次讲话。从上述材料中，不仅能够发现胡适的讲话在当时影响很大，还可以看出他的讲演风采和讲话内容。

据说开学典礼在位于城南国会街的北大第四院举行。当时胡适穿着长袍马褂，这是当年学者教授们的传统礼服。一开始，他首先把北大四十八年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一、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为“开办时期”，这时的北大被人们讥为“官僚养成所”；二、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为“革新时期”，在此期间北大领导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思想革新和五四运动；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为“过渡时期”，因为国民革命和南京政府成立，北大曾经遭受歧视，一度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四、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为“中兴时期”，期间虽然困难很大，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日本侵占东北等地以后，致使学生不能安心读书，但是北大在蒋梦麟校长的领导下，仍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就；五、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是“流亡时期”，北大与清华、南开联合组成西南联大，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学术教育工作。六、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北大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此，他不仅“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作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究’”，而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胡适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二四页）这些话对于因为国共两党的内战而迷失方向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

在演讲的结束时，胡适特别强调一定要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人。为此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

他还说：“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在讲演的最后，他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告诫大家：“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这意思是说：人不是神，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千万不要把任何人或者由任何人发明的思想当作金科玉律去信仰，否则很容易被人利用，甚至会成为那些别有用心者的奴隶。

这就是胡适所谓独立比自由更重要的真正含义。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

有了钱怎么花？罗家伦对此早有打算。他认为：“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在谈论清华大学的历史时，国人对罗家伦知之甚少，评价不高。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所谓知人论世，最忌脱离实际，甚至党同伐异。罗家伦是国立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促成了国立清华大学的体制转变。

清华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有“殖民教育”和“买办学校”的名声。为改变过分依赖外国的状况，该校从一九一六年起，经过十年酝酿，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成立大学部。即便如此，要正式改为大学也不容易。一九二八年，三十一岁的罗家伦走马上任，当时国民政府给他的任命是“清华大学校长”。但是他很不满意，认为在清华大学前面不冠以“国立”二字，仍然有半殖民地教育之嫌。经过一番努力，当局终于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的体系。据冯友兰说，当年校牌上那“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为谭延闿先生所写，这是我国学术教育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把国立清华大学的问世看作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二，他从贪官污吏手中夺回了“清华基金”。

清华学堂是由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当年美国退还这笔款项时，成立了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该会虽有美国公使参加，却基本上由中国外交部控制。于是，这几百万美金就成了外交部少数人投机倒把、中饱私囊的本钱。按规定，清华的日常开支是由美国使馆按月交给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只要把这笔美金兑换成国币，就有上万元的赚头。更有甚者，他们还拿清华基金去炒股买彩票，赢了归己，赔了归公。罗家伦发现，有人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该银行就倒闭了。

所以他在上任时气愤地说：就这样，四百多万元的基金，只剩下二百来万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以辞职相抗争，并通过报纸把黑幕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会还推举冯友兰为代表去南京交涉。最后这笔钱的主权终于归还清华，并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基金已经积累到一亿三千万左右，这显然与罗家伦的抗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他为清华大学增添了一批基础设施。

有了钱怎么花？罗家伦对此早有打算。他认为：“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所以他刚上任就明确指出：“一切近代的研究工作，需要设备。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他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每年至少要拿出预算的百分之二十来购置图书仪器。清华人比较爱吃，也比较洋气，针对这种现象，罗家伦一再强调图书馆和实验室要讲究、要舒适，宿舍则一定要朴素、要实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生从宿舍吸引到图书馆和实验室来。著名戏剧家曹禺直到晚年还对清华图书馆怀念不已，是因为他的《雷雨》就诞生在那里。可见人们把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视为水木清华的“三宝”，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他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

前些年，冯友兰和陈岱孙分别对这个问题作过介绍。

冯对罗评价较高，但是对制度的确立言之不详；陈的评价稍差，说罗资历较浅，威望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教授会。尽管如此，陈先生还是指出这一制度的依据是一九二九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一九二九年正是罗家伦担任校长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重要文件是蔡元培让罗家伦拟定的。教授治校在当时曾引起较大争议，为此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还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主张。十多年以后，罗家伦在贵阳举行的清华同学会上说，事后证明这个规程是很适用的。几十年后，冯、陈二人重提往事，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制度的赞赏留恋以及后来的失落。这也说明，在清华大学民主体制的建立上，罗家伦确实是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罗家伦在清华园还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好事。据冯友兰说，当时清华不收女生，如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按照正常程序是把问题提交有关部门，结果很可能是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但是，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他一上任就分别给教职员颁发了聘书和委任状，在强调聘书比委任状重要的同时，还为教员增加了工资，并降低了高级职员的薪水。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冯先生说，当时有个比喻：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如果说冯友兰与罗家伦私交不错，他的话也许有点感情色彩的话，那么吴宓就完全不同了。查《吴宓日记》，罗家伦上任之前，吴对他心存芥蒂。经过短期相处，特别是听到加薪的消息以后，吴的看法有所转变。为此，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

清华大学从改制到抗日战争爆发，一共不到十年时间，就培养出钱锺书、费孝通、王力、季羡林、曹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赵九章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一切，能与罗家伦没有关系吗？

胡适开导苦闷青年

这时的胡适因为国家的兴亡迫在眉睫，早已改变他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并指出关心政治不能靠喊口号、闹学潮来实现。

抗日战争中，中国因为坚持抗战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在国际上赢得极高声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都以为中国迎来了和平建国的最好机会，但是没想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却很快被随之而来的内战所破坏。

就在这时，北大一年级学生邓世华给他的校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闷。邓同学在信中表示，按理说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但现实却让他无法安心。面对物价的暴涨和残酷的内战，他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为此，他向胡适提出“内战会不会停止”“国家是否还有救”等七个问题。胡适收到邓世华的信以后，非常感动，马上给他写了回信。胡适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

接下来胡适针对他所谓的苦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随后他以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说明英国人民能够谅解国家的困难，知道在战后必须“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的道理。所以胡适认为悲观不能救国，叫喊不能救国，不努力也不能救国。在这封信里，胡适告诉自己的学生：“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二○一～二○五页）后来，胡适把这封信改为《青年人的苦闷》公开发表。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把“除了苏俄之外”改为“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指的是哪个国家。可悲的是，胡适的这一担忧很快便在天翻地覆中得到印证。

除此之外，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也值得注意。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什么”，主要内容谈的是选举，其中谈到普通公民或民众团体能够做的三件事：第一，要用批评、讨论的方式来影响政治。

第二，要在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揭发、检举贪污腐败分子，这就是所谓“扒粪精神”。

第三，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教育工作，推动公民参加选举。

这时的胡适因为国家的兴亡迫在眉睫，早已改变他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并指出关心政治不能靠喊口号、闹学潮来实现，那样很容易被利用。

胡适对人循循善诱，在交往中从来不会摆谱。据说他的办公室大门常开，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说：“他能礼贤下士，无学阀官僚架子；他爱护青年，想与他们交朋友；他很健谈，能与人真诚相待”（《追忆胡适》第四七八～四八九页），可谓胡适的真实写照。

胡适寄语毕业学生

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呢，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国公学一八级学生毕业。这里是胡适的母校，当时胡适正好是该校校长，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讲了这样一番话——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一些人的想法，谈到所谓“没有时间”或者“不具备条件”，其实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全集》第三卷，第八二五～八二六页）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呢，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如果是前者，自然会抛弃学问；如果是后者，就要对自己负起责任。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可惜的是，没过多久胡适就离开这所学校。后来，该校被日军的炮火摧毁，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一两百学生的导师，而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

五四运动前夕，陶行知在一篇文章中说：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于探究未发明的新理，敢于进入未开化的边境，富于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人。这种人在创造时目光要深，在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和开辟都是要有胆量的，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就是创造型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就是开辟型教育家。这说明一个学校的校长，应该是目光深远、有胆量开辟创造的人。

如果说这个标准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过了几年以后，他的标准就逐渐清晰起来。一九二四年七月，陶行知参观南京神策门外燕子矶国民学校后，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这所学校本来已经开办多年，但是陶行知却认为它的新生命是从丁超校长上任后开始的，因此只有“半周岁”。燕子矶学校坐落在一个关帝庙中，办学环境非常糟糕。丁校长上任后，就拿起锤子扫帚，不是修补桌凳，就是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他居然获得“钉锤校长”和“扫帚校长”的绰号。在他的影响下，全校师生也养成维护校园、改善环境的习惯。陶行知参观这所学校后，不但欣赏这个校长能够以身作则的精神，还对他少花钱办大事的做法予以肯定。他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他认为，燕子矶国民学校的经验说明，“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本领”。

这些年来，人们谈到教育，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教育经费不足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教育经费与官员们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少得可怜。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好的校长，没有正确的办学理念，即便是有了足够的教育投入，也未必能把学校办好。近年来中国大学的经费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办学状况却不能令人满意，就是很好的证明。

一九二六年，陶行知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说：“要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看到那些“能力大”的人，要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校长，那些“能力小”的人，则是几个人合伙起来干一个校长的工作。为此他告诫人们：“一个人干几个校长，或几个人干一个校长，都不是整个的校长，都是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校长，就是分心的，不能集中精力做事的校长。这种校长无论对个人、对教育，都有害无益。他还说：“为国家教育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校长，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

后来，他还对生活教育社的同人们说：“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一两百学生的导师，而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他的地位的重要是好比一个作战的团长。但是倘使你小看了自己的岗位，小看了别人的力量，小看了生活教育的即知即传、工学团等等原理，你便成了一只孤鸦，一个光棍”，就会“由渺小而悲观、徘徊、妥协，敌人一来是不堪设想”。

陶行知是提倡“教学做合一”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致力于乡村教育，提出“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他要有农夫的身手；二、他要有教师的头脑；三、他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南京尧化门小学校长宋鼎根据陶行知提出的标准和意见，取得显著成绩。位于南京城外的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徐卓夫，得知宋鼎办学颇有成效后，便用“三顾茅庐”的方法请宋前来担任训育主任。陶行知参观江宁县师范学校以后，对徐校长的做法非常赞赏。他在《天将明之师范学校》一文中说：这所学校既有一种贫而乐的精神，又有向小学学习的虚心精神。它不仅有远大的前途，还开辟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新纪元。由此可见，“中国的真正师范教育要天明了”。

陶行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有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因此人们一旦掌权，往往会“仗权欺人”，就连“区区校长”也不例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中指出：由于大家都在专制统治中长大，既要受独裁制度的熏陶，又没有学习民主作风的机会，这就使“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裁作风”。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校长要“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他认为所谓民主的学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最好是大家有饭吃。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

前不久，听朋友说我们这里有位重点中学的校长，因为儿子结婚，居然动用好几辆警车前来开道。我想这位校长如此“霸道”，除了想要摆谱之外，还有一种“自己办事，就不让别人办事；自己安全，就不顾别人安全”的想法作怪。作为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给这样的校长，能放心吗？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老师、学生和家长，对于这种霸道现象，好像早已见怪不怪了。这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哀？

罗家伦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的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一九三二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学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文章还说，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相比之下，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讲得更为透彻：“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当我“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这就是我非要考上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的时候，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往往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自由气息。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的。但是人们未必知道，这一切都与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有关。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

清华图书馆是一九一六年奠基，一九一九年完工的。

当时，它与大礼堂、科学馆、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园“四大建筑”，其设计与建筑材料属全国之冠。不过到了一九二八年清华改为大学的时候，这座图书馆却因为藏书太少而落伍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只有三十一岁，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尽管罗家伦批评清华的“房子太华丽”，但是在他眼里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因此他在典礼上还说：“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我只嫌他如此讲究的地方，何以阅书的位置如此之少。所以非积极扩充不可。西文专门的书籍太少，中文书籍尤其少得可怜。这更非积极增加不可。”此外，他还对清华冗员过多、教师地位不高、学术不能独立，也提出尖锐的批评。

购置费增加以后，清华图书馆的书库很快就不够用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家伦提出动用清华基金扩建图书馆计划，但是这一计划被清华董事会否决了。罗家伦发现，当时掌管清华基金的外交部黑幕重重，有人拿它中饱私囊、大肆挥霍。为此，罗家伦一方面以辞职相抗争，一方面向报界公布其中内幕。经过一番努力，清华董事会被废除，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从而保证了清华大学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一九三○年初，罗家伦在兴建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的基础上，又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他说：“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得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

除了把图书馆造得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前者，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当年的远见卓识。至于后者，他富于激情地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此外，罗家伦还在图书馆的一层增添了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们使用，这也是他尊重知识，鼓励研究的具体表现。

为了搞好这次扩建工程，罗家伦还亲自勘测地形、绘制草图、参加设计。如今，人们都说扩建的设计者是杨廷宝先生。杨是清华校友，与梁思成有“南杨北梁”之誉。但他只是罗家伦计划的执行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罗家伦，就不会有曹禺、杨绛、资中筠等人津津乐道的清华图书馆。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台湾学者苏云峰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中说：“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一条康庄大道。”梅贻琦认为，在大学里大师比大楼更重要。但我觉得，由于大学与中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提供保姆式教育，而是要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力量，去寻求系统的知识、人生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显然要比大楼和大师更重要。

被遗忘的大学校长杨振声

作为山东人，杨校长喜欢饮酒并擅长划拳。届时，他总要打开一坛三十斤的绍兴老酒，“挽袖挥拳，音容并茂”。

拙著《民国老校长》问世后，记者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民国期间的大学校长那么多，你为什么只写了八个呢？”

为此，我替自己找了三个理由：“第一，面对学术腐败，我拒绝申请科研经费，只能依靠有限的资料进行研究。第二，我的兴趣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方面，对于其他类型的人物兴趣不大。第三，因为精力有限，我不敢对更多校长有所涉猎。”

其实这种辩解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即便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也有被我遗忘的人物，比如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就是其中一位。杨振声字金甫，后改今甫，山东蓬莱人。他早年在家乡读书，一九一五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一九一八年，他与傅斯年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在一九一九年五四学生运动中，他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主要参与者。

五四运动之后，他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资格赴美深造。

在美国，他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一九二五年回国后，他历任武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他创作并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玉君》等多篇白话小说，其中中篇小说《玉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

一九三○年，在蔡元培和胡适的推举下，他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走马上任后，仿效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聘请闻一多、梁实秋、张道藩、黄敬思、黄际遇、汤腾汉、庄德寿、赵太侔、曾省之、杜光埙、程乃颐、宋春舫、游国恩、赵少侯、沈从文、黄淬伯、方令孺、薛彩凤、李方琮、梁启勋、傅鹰、郝更生、宋君复、高梓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一时间青岛大学名流云集，英华蕴聚，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教学科研蒸蒸日上。

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有所回忆。他说：民国十九年夏天，今甫奉命筹办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我在此时才认识他。有一天他从容不迫的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无可抵拒的力量。

梁实秋到了青岛以后，看到这是一个风光旖旎、冬暖夏凉、人情淳厚的地方，觉得显然与其濒临大海的地理位置以及“孔孟之乡”的人文环境有关。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这里没有类似北京琉璃厂和南京夫子庙的去处，因此稍微有点遗憾。

当时梁实秋是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每逢星期六要参加校务会议，会后学校“照例有宴席一桌”。作为山东人，杨校长喜欢饮酒并擅长划拳。届时，他总要打开一坛三十斤的绍兴老酒，“挽袖挥拳，音容并茂”，与大家开怀畅饮。许多时候，他们还要拉上唯一的女教授方令孺，凑成“酒中八仙”。此情此景，实在令人羡慕。

然而，这种神仙般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和天津的学生组织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青岛大学的学生不甘落后，也开始罢课并拦截火车前往南京。为此，杨振声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开除几名学生运动领袖。学生不服，不仅撕毁学校布告，还包围校长公馆要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这些学生还把国民党区党部当作大本营，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青岛大学教务长张道藩带领警察逮捕了几名学生运动的领袖，结果反而使学潮进一步扩大。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杨振声只好引咎辞职，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青岛大学。

从表面上看，杨振声的辞职是学生运动所致，但是在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据梁实秋说，当时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是杨振声的老同学。杨“属于名士类型，与官场中人不可能沆瀣一气”，但何思源却是个“善于作官”的人。因此梁实秋认为杨振声“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与省方不洽”，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从梅贻琦倡导体育说起

费厄泼赖（Fair Play）这个词很难翻译，意思是说任何体育比赛都是一个整体，大家不仅要尊重队友的人格和存在，也要尊重对手的人格和存在。

许多人认为，所谓体育，不外乎两大功能：一是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二是夺取奖牌，为国增光。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为此，看看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相关议论，也许对我们会有所帮助。

清华是个有体育传统的学校。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一九二八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八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后来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学生“服务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一个“群育”。对于这种提法，梅贻琦显然不大同意。一九三四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同上，第六十二页）如果说梅贻琦的说法还让我们半信半疑，或者说不大好懂的话，那么看一看储安平早年写的一本小册子——《英国采风录》，就会对体育精神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了。

储安平说，他写这本小册子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比较一下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看看他们在做人做事方面有何异同；二是想探讨一下英国为什么强大，中国为什么衰弱。他说，从个性上看英国人有许多优点，比如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正直无私、含蓄幽默、讲究礼貌、坚韧勇敢等等，但是让人感受最深的还是他们所奉行的“费厄泼赖”精神。

“费厄泼赖”这个词自从被鲁迅当作一篇文章的标题以后，就让人们对它产生严重的误读，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

储安平说：费厄泼赖（Fair Play）这个词很难翻译，它本来是体育术语，意思是说任何体育比赛都是一个整体，一场游戏（game）；因此运动员之间既是比赛的合作者，又是游戏参与者，大家不仅要尊重队友的人格和存在，也要尊重对手的人格和存在；否则比赛就无法进行，游戏也玩不起来。把这种理念推而广之，就形成对英国人的一种处世哲学，即费厄泼赖精神。储安平认为，费厄泼赖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点类似，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偏于消极，费厄泼赖却包含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显而易见，储安平介绍的费厄泼赖精神，在足球比赛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今中国足球运动的主要问题，除了场地太少，普及率太低之外，还与中国体育的顶层设计缺乏这种理念，中国运动员缺乏这方面的教育有关。

储安平还说，有了费厄泼赖精神，英国人才能在政治上主张渐进性改革，反对破坏性革命；有了费厄泼赖精神，他们才能制定出一系列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所有政治势力在全社会监督下共同完成竞选的“政治游戏”；有了费厄泼赖精神，他们在做人做事上才会坚韧、刚毅、勇敢、平和，才不会作伪、取巧、走极端、施诡计，才有宽容异己的雅量和无往不胜的勇气。才会在处理问题时凭借理性而不是诉诸感情，才会在对待大是大非的问题时，不至于把个人恩怨和好恶掺杂进去。这样一来，社会上自有公道，好人自然出头，坏事自然减少，大家都可以光明磊落地在正道上努力。这也是英国人在大学里为什么特别重视体育，并把足球当作国球的原因所在。

其实，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对体育都有深刻的理解，他们认为体育不仅有强身健体的功能，还是一种培养合格公民的有益活动。比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并担任了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总裁判。此外，他还担任过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多大型运动会总裁判。他说：提倡运动的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

又比如胡适，一九三○年中国公学召开运动会，担任校长的他在开幕式上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这其中有合作精神，假如平时的成绩使我们知道这回的锦标一定是属某人的了，难道我们都不跑不跳了吗？不。大家都得加入。

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他得他的第一，我们得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便是我们的光荣。所以说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

一九四八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时，认为这是中国实行宪政以后的第一次大选，要许多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竞选的民主精神。于是他写信给李宗仁，一方面表示钦佩与祝贺，一方面又用费厄泼赖精神鼓励他：“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由此可见，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政治活动，都应该具有费厄泼赖精神，否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形态。

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

东大易长事，黑幕重重，令人齿冷。学界尚如此，中国前途何堪设想。

二○一三年，浙江大学校友会因为更换校长一事联合发表声明，向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公开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期望，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一九二五年发生在南京东南大学的一个类似事件。

东南大学的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由两江总督张之洞于一九○三年创办。后来为了与“两江”相匹配，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经短暂停顿，又改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郭秉文出任校长，用美国模式管理学校，使该校迅速成为南方教育界的一大重镇，从而与北京大学享有“南高北大”的美誉。

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和著名教育家孟禄，与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是师出同门的校友。他曾任南高师教务长，担任校长以后，恰逢中国科学社成员纷纷回国，于是他大量聘请这些人担任教授，其中除了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外，还有竺可桢、陆志韦、张子高、茅以升、陶行知、杨杏佛、陈鹤琴、汤用彤、梅光迪、胡先骕、陈中凡等人。

一九二○年四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将南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的建议。第二年教育部批准其申请，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

东南大学成立后，因大部分经费由江苏省政府承担，所以郭秉文不得不与江苏督军齐燮元搞好关系。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齐燮元被迫下野，于是段祺瑞政府通过免除郭秉文校长的决议。为此教育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发表训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决议。

当时郭秉文正在从上海返回南京的路上。他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南大学，叮嘱诸位同仁一定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封给教育部，希望新校长尽早上任。

尽管郭秉文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变化，但是东大校园却无法平静。消息传来后，学生发表宣言，教师发表通电，纷纷反对教育部的决定。与此同时，学校行政委员会也与黄炎培、蒋梦麟等校董取得联系，希望他们发挥影响，让政府收回成命。

这件事在胡适的通信和日记里也有反映。一月十三日，任鸿隽在信中对胡适说：“东大易长事，不知北京舆论如何？此间各界殆无不以为政府与学校捣乱，于是挽留之电如雪片飞出。郭秉文何幸而得此！……你的意见如何，亦望告我。”“郭秉文何幸而得此”，表达了任对郭的看法和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一月十二日，丁文江致信胡适，说东南大学的两位学生代表前来造访，告诉他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此次撤换校长，是科学社的主动，并且丁先生要想做校长，所以更为活动。”丁听了以后既好笑又好气。他当即表示：第一，这事与中国科学社无关；第二，政府的做法不对；第三，他没有当校长的想法。没有想到的是，天津《益世报》很快刊登了他的谈话，但“口气完全不对”。因此，丁文江请胡设法为他作些解释。

五天以后，胡适在日记中明确指出：“此次东南大学换校长的问题，由国民党人作主力，也是他们的包办大学教育的计划的一部分。”看来，东大“易长风波”表面由北洋政府引起，实际却是国民党在苏俄指导下企图控制大学的一个举措。

二月一日，东南大学校董会召开会议，不承认教育部的“易长”之令，并请郭秉文继续留任。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希望郭校长先去美国考察，校内事务可由校董会组织的临时委员会负责。

这时候，由教育部选定的新校长胡敦复也明确表示不愿接受这一任命。胡敦复早年留学美国，是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他一九○九年应招回国，供职于清华学堂游美学务处。

在此期间，他招收大批优秀人才赴美留学，其中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刚复、胡明复、姜立夫等人。随后，他担任清华学堂教务长，与郭秉文的资历、声望比较接近。

二月五日，任鸿隽再次致信胡适，说这一次大家所争的并“不是郭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能否继续保证教授治校的大事。

出人意料的是，胡敦复于三月九日突然来到东大，准备正式上任。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涌向校长室，对他暴打一顿，然后从后门赶了出去。事件发生后，教育部认为这事与校董会有关，便发表取缔校董会的训令。为此，东大教授们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要求教育部改变这一决定。

旷日持久的东大“易长风波”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三月十八日，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信中对蒋梦麟和胡适说：“东大易长事，黑幕重重，令人齿冷。学界尚如此，中国前途何堪设想。”第二天，任鸿隽在信中对胡适说：“敦复的突然而来，大约是为人逼出来的。他到了南京之后，他的好友无一人不劝他勿就，但是他终于就了。我常说古人所谓‘众怒难犯，专断难成’，正是为敦复兄弟说的。”在这封信中，任还说他自己已经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为的是摆脱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三月二十八日，《现代评论》发表社会学家陶孟和的文章《东大暴动》，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污点”。一周以后，该刊又发表政治学家张奚若的文章《党化教育和东南大学》，分析了这一事件与“党化教育”的关系。

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致使校长一职长期空缺，著名教授纷纷离去，教学科研水平急骤下降。直到一九三二年罗家伦担任校长以后，这所学校才逐步恢复元气。然而，这时东南大学早已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了。

第五辑 师生之间

胡适的中学时代

“理化研究会”“英语研究会”“球会”“运动会”等等。一时间校内社团“相继勃起”，乃是当时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

清末民初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仅仅在学术思想界，就涌现出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大批优秀人物。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我们这个时代理应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何况当代家长的望子成龙之心比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教育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的这个判断是在阅读当年的历史资料时逐渐形成的。最近看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其中有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写的部分日记，又给我添了新的佐证。

澄衷学堂是宁波籍富商叶澄衷（原名叶成忠）在一八九九年创办的。一开始，这个学堂只收宁波籍贫寒子弟，后来规模稍大，就突破了这个限制。胡适是一九○四年到上海求学、一九○五年由梅溪学堂转到澄衷学堂的。关于该校的情况，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有所介绍。他说：“澄衷共有十二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这时候还没有严格规定的学制，也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可说前六班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一开始，胡适进的是东三斋，相当于初中二年级，下半年升入东二斋，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第二年又升入西一斋，也就是高中二年级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中所收的日记，就是在西一斋时写的，因此尽管澄衷学堂不能叫做澄衷中学，但编者将它命名为“澄衷中学日记”，也还说得过去。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记的写作时间为一九○六年，它比我们以往看到的最早的胡适日记——《藏晖室日记》“己酉第五册”（一九一○年）还要早四年，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非常珍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为我们了解胡适的成长以及比较两个时代的教育提供了依据。

日记从光绪丙午年正月二十（一九○六年二月十三日）开始，至同年六月初六（七月二十六日）为止，共九十余篇。按照现代人的想法，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学习方面。但当时的学生不是这样。开学以后，胡适在课余时间并不是埋头读书，而是频繁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如下记录：二月初十日（阴历，下同），“为本斋自治会第一次开会之纪念日”；二月廿五日，“拟阅书社简章程稿”，大约十天以后该社成立；二月廿九日参加“集益会第五次常会”；二月三十日有人邀请他发起“理化研究会”，他估计没钱购买仪器，故辞之；三月初一，“本斋自治会开第三次常会”，集益会开第一次特别大会；三月初二，西四斋的小同学要发起讲书会，自治会推举胡适为他们拟定章程；三月初四日，有人又发起“算学研究会”……为此，他在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本斋自治会成立后，其他班级又成立“东二自治”“西二励学”“东三自治”各会。此外尚有“理化研究会”“英语研究会”“球会”“运动会”等等。一时间校内社团“相继勃起”，乃是当时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

据粗略统计，在这九十多篇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有五十篇左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胡适至少每隔一天就要参加一次重要的社团活动。这些活动既有校内的，也有兄弟学校的，还有安徽旅沪学会的。从日记中看，许多活动是在学校和家长（胡适幼年失怙，年长的二哥负监护责任）的支持下进行的。为什么老师家长们不要求孩子们刻苦读书，反而鼓励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呢？这就涉及学生自治问题了。多少年来，学生自治的真谛似乎已被世人遗忘，以至于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以为是与学校分庭抗礼，让学生为所欲为。其实，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按照陶行知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中给出的定义，所谓学生自治，就是结成社团，让“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呢？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第一， 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有利于社会稳定。

大家知道，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公民与顺民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要求被治。不过，自治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如果学校不注重培养学生自治的能力，那么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是公民。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陶行知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一国当中，人民情愿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够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人民既不愿被治，又不能自治。”我想，所谓“刁民”就是这样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生自治是一件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第二， 提倡学生自治，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团体意识和合作精神。

中国人历来被讥为一盘散沙，不能合作。为此，有人说我们打麻将可以，打桥牌不行；有人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还有人说中国人是典型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没水吃”。相比之下，在英国却有这样一句谚语：“一个英国人是个呆子，两个英国人是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个不列颠帝国。”为什么中英两国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有些人想从东西方文化上寻找原因，却总是不得要领。

还是当年储安平在《英人· 法人·中国人》一书中分析得好，他说：英国一直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许多事情都由人民自动组织经营。但是，要做好一件事仅仅有组织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大家通力合作。英国人虽然沉默寡言，不善应酬，但是他们的合作能力却是举世公认的。一般来说，英国人对团体都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和责任心，为了团体的利益，他们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并充分发挥自己在团体中的作用。英国人这种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的能力，是在长期的公民自治环境中养成的。没有自治，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人们就无法克制自己，也不能与别人合作。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和合作，不是盲目服从的结果，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储安平认为：“有组织合作能力的社会，必定征服无组织能力无合作能力的社会。”这是英国率先强大，中国积贫积弱的真正原因。

第三，学生自治有利于形成一种负责任、守纪律的好学风，并进而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

当今社会对下一代都过于“关爱”或曰溺爱。最常见的例子，一是孩子上小学家长要送，孩子上大学家长还要送；二是学校为了维持秩序，宁肯雇佣保安，也不依靠学生自治。这其实是对学生能力的忽视，是对学生的人格缺乏信任。过于“关爱”的结果，很容易让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对其成长有害无益。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中培养负责任、守纪律的人生态度。

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认为，“学生自治，有四大责任”：一是提高学术程度的责任，二是加强公共服务的责任，三是产生文化的责任，四是改良社会的责任。人们常说只有不好的教育，没有不好的孩子。如果青少年不守纪律、缺乏责任心的现象比较严重的话，那就要在教育上找找原因了。试想，在一个严格管理、严密管教和充满不信任的环境中，又怎么能够让青少年遵纪守法，并对学术文化、公共事务和改良社会负起责任呢？没有学生自治，不要说移风易俗，就连良好的学风也很难形成。比如现在学校里考试舞弊现象相当严重，从本质上看，显然与学生自治的缺席有关。

在日记中，我还看到当时有一本英文版的《国民读本》，当年的外语教学完全是为了应用，而不是为了应试。胡适将其中一些重要的话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句话是：“自治者乃治人之第一着手处也。”那年胡适才十五岁，他对学生自治的重视，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年人感到惭愧。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

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

在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陶行知对教师寄予很高期望。他说：“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陶行知深知，尊师重教的前提是教师必须自重。因此他还说：“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前不久，听一位学生家长说，她的孩子在学校参加考试，一位同学忘记在试卷上写自己的名字。老师讲评试卷时便恶狠狠地说：“这是谁的卷子，为什么不写名字？难道是王八蛋的卷子吗？”全班同学虽然不敢吭声，但内心都对这位老师极其反感。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口出秽言，甚至动手打人者屡见不鲜。这种不尊重学生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不自重”的表现，实在有损于教师的形象。

陶行知认为，教师自重与否，首先与师范教育有关。他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中说，师范学校担负着培养和改造国民的重大责任，国家的前途，文化的盛衰，都取决于师范教育。陶行知致力于乡村教育后曾反复强调：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

对于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陶行知有许多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远大理想和献身精神。

一九三一年，陶行知为《师范生》月刊创刊号撰文说：教育的本质是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教学生变成先生的是师范教育。他希望师范生要像孙悟空一样，首先要做一个“有目的，有远虑，有理想”的人。陶行知有一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第二，要改变传统观念。

早在一九一九年，陶行知就在《教学合一》中指出，许多人以为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即教学生读书。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把活泼的孩子当成“书架子”“字篓子”。因此他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而在于教学生如何学习。这样一来，学生就会由被动的死记硬背，变成主动活泼地学习。他提倡师生平等，反对所谓“严师出高徒”的陈旧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与学生同呼吸共命运，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第三，要热爱学习。

陶行知说：“有些人做了几年教师便有倦意，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还是因为不好学，天天开留声机，唱旧片子，所以难免觉得疲倦起来。惟独学而不厌的人，才可以诲人不倦。要想做教师的人把岗位站得长久，必须使他们有机会一面教，一面学；教到老，学到老。……越学越快乐。”

他还说：“好学是传染的，一人好学，可以染起许多人好学。就地位论，好学的教师最为重要。想有好学的学生，须有好学的先生。换句话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他主张作为一个教师，只有天天学习，才能在教学中享受快乐。好的教师应该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

第四，要与孩子交朋友。

陶行知认为，一个人不懂得小孩心理、小孩困难、小孩愿望、小孩脾气和小孩问题，是不可能教好小孩的。他甚至把小孩比作唐僧，号召师范生向孙悟空学习，“拜小朋友做师傅”，在小朋友的指导下“学着做人”。他指出：“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末，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

陶行知主张，在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忘掉自己的年纪，加入小孩子的队伍，变成一个十足的小孩。这样，就会“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只有在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的时候，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

第五，要有不怕失败的试验精神。

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是主张试验主义的。他认为试验是发明的利器，近代一切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试验，教育也不例外。要除旧布新、改良教育，就离不开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很可能失败。因此他希望“教育行政当局，从中央以下直到校长，该给教员以试验或选择书本之自由”。但是，“现在行政方面之趋势是太一律，太呆板。若不改弦更张，实无创造之可能”。我曾经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把当今的教育说成是“计划教育”。计划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依靠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招生、统一考试来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不允许教师有选择和试验的自由，而且还可能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的计划教育管理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这实在有悖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第六，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陶行知指出：教师的职责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责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此他主张教师的职责不应该只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要教学生做人。基于这一考虑，他要求教师一定要具备两种素质：第一有真知灼见，不要有偏见；第二要敢说真话，不说假话。只有这样才算一个称职的教师。

钱穆的小学老师

从此以后，我脑中所疑，心中所想，都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这个问题；我研究学术的志向，也由此而确定。

先说一段轶闻。

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但未必知道这名的来历。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一九三○年他到燕京大学任教，该校监督（相当于校长）是司徒雷登，即《毛选》第四卷中提到的那一位。有一天，司徒雷登设家宴招待新来的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有什么印象，钱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燕大是中国化的教会大学，但是来了之后却发现并非如此。比如一进校门，就有一座‘Ｍ’楼，一座‘Ｓ’楼。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所谓中国化，应该从名称开始。”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十分尴尬。事后，从善如流的司徒雷登专门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将“Ｍ”楼改为“穆楼”，“Ｓ”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与此同时，由于大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便只好用“未名”二字为校园中的那一泓湖水命名。现在的北大原本是燕京大学旧址，可见北大的未名湖与钱穆有关。

事情过后，有人开玩笑地对钱穆说，你因为提了个建议，便用你的名字为一座大楼命名，还与胡适齐名，真是莫大的荣幸。钱是一八九五年生人。论学历，他只不过是中学毕业，在那人才济济的二三十年代，他为什么能够受聘于名牌大学，并获得如此殊荣呢？我以为除了个人努力之外，还与他的早期教育有关。《师友杂忆》一开始就说：“余七八岁入私塾，十岁进新式小学，为无锡荡口镇之果育学校。”钱先生进入小学大约是在废除科举制度前后。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读书人大多是孔乙己式的人物，没想到他的几位老师竟会那么出色。

比如体育老师钱伯圭，他知道钱穆很小就能背诵《三国演义》，便对钱穆说：此书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是中国落后的根源。相比之下，英法等国早已跳出一治一乱的轮回，走上民主治国之路了。在科学时代，《三国演义》是不入流的，许多人认为读这种书是不务正业。所以钱老师的话对于十来岁的钱穆来说既是一种鼓励，又是一种提醒。钱穆说：“从此以后，我脑中所疑，心中所想，都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这个问题；我研究学术的志向，也由此而确定。”

如果说钱伯圭先生曾帮助钱穆树立了人生理想的话，那么华倩朔先生则是教会他如何做人。华先生本来是音乐教师，后来又教了国文。钱穆因为作文做得好，华先生便送书给他，以示鼓励。有一次，华又送给他一本书，其中介绍了数十位刻苦自学的欧美学者。这本书告诉钱穆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他说：“余自中学毕业后，未入大学，而有志苦学不倦，则受此书之影响为大。”事实上，钱穆的学术成就，完全是他刻苦自学的结果。

此外，顾子重先生教他读书，华紫翔先生教他治学……都对他有重要的启蒙作用。所以我想，倘若如今的小学教师也都能像果育学校的老师们似的，有思想、有学问、有人品、有远见，那该多好呀！

严济慈和他的老师

这些故事之所以让我感动，是因为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老师了。

每年夏天，都有许多人为子女的升学而焦虑。焦虑的原因，是害怕孩子上不了一个好学校。好的标准，主要是指升学率；至于老师如何，则往往退居其次，或根本不容考虑。其实，老师的人品或者说人格，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比如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就遇上了几位很好的老师，如果没有这几位老师，他可能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较早的一位好老师是后来在学界、翻译界颇负盛名的傅东华先生。傅先生早年在浙江东阳中学任教时，严济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当时傅先生任英文教师，他教学生，不像现在的老师那样，总是让学生背那几本教科书，而是鼓励他们阅读原版的英文小说和英文报刊。在他的影响下，严济慈不仅订阅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还经常向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月刊》投稿，这对于提高他的英语水平非常重要。可见傅先生追求的不是“应试”，而是应用。

中学毕业后，严济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遇上著名数学家何鲁先生。当时何先生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他好像不太会讲课，所以学生们以罢课表示不满，只有严济慈一个人坚持上课。后来何先生到上海任教，每逢暑假，他总要邀请严济慈前来读书。在何先生的书斋里，严济慈自学了法文，并把何先生带回来的教科书通读一遍，使自己的学问大有长进。何先生看他学有所成，便介绍他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王先生对严济慈有所了解后，就约他写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这两本书影响了好几代人，在数学教育史上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严济慈大学毕业后，他的老师何鲁、熊庆来、胡刚复都鼓励他去法国留学。他得不到官费，三位先生便慷慨解囊，为他筹措川资。到了法国后，严济慈的生活非常窘迫，有时候几乎到了没饭吃的地步。从他写给未婚妻的《巴黎书简》中，可以看出三位恩师一直给他寄钱。据严济慈统计，在最初一年里，三位先生一共资助他七百八十元，占全部费用的四分之三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何鲁的夫人旧病复发，且极其严重；尽管如此，何先生也没有中断对严济慈的接济和帮助。

与中国老师相比，法国教授对严济慈的帮助则别具匠心，更有一番情趣。严济慈读博士时，他的导师是著名科学家夏尔·法布里教授。一九二七年严济慈完成博士论文后，法布里正好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院士就职典礼上，法布里先生出人意料地宣读了严济慈的论文，这对严济慈是极大的鼓励，无上的荣誉，也使他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至于另一位恩师——居里夫人，对他的帮助也是一言难尽。

这些故事之所以让我感动，是因为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老师了。我听说，有些老师不仅不会（也没有能力）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还想从学生身上捞点外快。最常见的做法，是利用节假日为学生补课。作为弱势群体，学生根本不敢不补。于是一个月下来，老师从学生身上挣的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还有些大学老师自己不写论文，却要在学生的论文上署名，有时甚至出现先生剽窃学生的现象……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便有点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况味。

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这些故事能为我们提供一点思考和启示。

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

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称是“学生自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说起学生自治，我想起几年前去北京的几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是各大学最忙乱的时候，许多院校都动用了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面，护送新生的家长熙熙攘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与忙忙碌碌的学校各职能部门相比，学生会显然要清闲得多。面对这种状况，我心中掠过一丝悲哀，我想，当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时，是由老同学接待，并举行一种名为“拖尸”的有趣活动。为什么如今的学生就如此无能，如此被动呢？

后来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是谈学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问题答案。陶行知说：从国家来讲，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就社会而言，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危险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辨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然后又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教育弦歌不绝，才使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延续。不久，潘光旦在《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一文中指出：“在流徙中的许多大学，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渐能比较的安居乐业起来了。学生自治的呼声与自治会的组织就是比较能安居乐业后的一种表现。这是忧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为此，潘光旦把学生自治会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在学生个人与团体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势力所支配和驱策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学生自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校统制，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代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做学生被治会。”

接下来他分析说，第一种学生自治会最难得。所谓修齐功夫，是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的，在情绪生活方面是自胜的”。古人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一个身心健全的青年，当他发育到一定程度以后，对自己的性格和客观环境，就应该有所了解。这有利于他的自我控制。这样的人，就自己而言，是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同而和的分子”。学生自治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大家的自知与自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督促与警戒作用。

第二种学生会也还不错。它的好处在于“练习组织，守法，表达公意等等”。但是，“自治应当是每个青年对内心的一种工作，而这些所谓服务的活动，却是一种外骛，一种舍己耘人的勾当”。当然，潘光旦也承认，“这勾当并不是根本不应当做”。但由于“这种外骛的学生会”过于关心别人和身外之物，因此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学生治人会”。

第三种就更糟糕了，因为它把学生放在被治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潘光旦分析说，这与“外来的有组织的势力”不断向学校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结尾时说：“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我如今借这个机会，一面奉劝大学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去不再来的青年时代，于理智方面力求自知，于情绪方面力求自胜，能自胜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强，一面更要替他们向外界的政治派别请命，让他们有一个真正能自治的机会。”

在文章最后，潘先生承认青年学生对三民主义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但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打下一定基础。所谓“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他也承认，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毕业后是否可以入党，那“就让他……自由抉择好了”。

叶圣陶谈教师修养

叶圣陶提出与其让教师提高业务能力，不如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步入轨道。一举一动，都有正当的意义。

一九二二年，叶圣陶在《教师问题》中指出，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必须普及教育。要普及教育，必须依靠教师。但是他发现，在小学老师中，“不好的和不能胜任的”占大多数。他还发现，已经考入师范学校的学生，“很鄙夷小学教师这桩事业，越是优秀的，鄙夷的强度也越利害”。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呢？他认为这恐怕与小学教师的月薪只有六至十元有关。小学教师待遇低下，主要是因为主管部门侵蚀的结果。这种情况，与当今官员们“三公”消费居高不下，而教育经费却捉襟见肘有点类似。于是叶圣陶号召说：“对于监督者的溺职和舞弊，不应为公众、为自己而反抗么？唯其没有反抗，才有人越出了范围，公然地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只有大家都来反抗，他们才可能有所收敛。

第二年，叶圣陶在《教师的修养》中说：“久别的友人来了，无所不谈，后来谈到嫖妓和纳妾的盛行”，还谈到教师素质低下，列举了许多事例。叶圣陶把这些事例记录下来后，严肃地说：这些教师也许能够勤于研究，忠于职守，也许没有存心要把学生教坏，“然而他们这种反常的心理和混沌的思想，却无时无刻不给与学生以坏的影响和感染”。因此他们即使能教给学生专门知识，“又有什么益处！”何况，能否勤于研究、忠于职守，“绝对不能与心理和思想脱离关系。心理反常了，思想混沌了，就只有懒惰，只有模糊，决不会有什么研究和尽忠的气息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圣陶提出与其让教师提高业务能力，不如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步入轨道。所谓步入轨道，就是一言一行都没有消极的影响，一举一动，都有正当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

叶圣陶还说，关于“提高教师修养”的话，早已有人说过，但是近来好像是听不到了。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觉得这话太不新鲜、太不时髦了，因此许多人不愿意重复这种陈旧而平凡的老话。其实，当“一种值得提倡的话，在还没有被大家领受以前，不论经历了多少时代，总有重行（重新）陈述的价值”。

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叶圣陶对主管教育的行政人员提出如下质问：“依理论讲，你们该知道教育应是什么性质，教师应是什么样人。你们为什么不在收发公文照例视察等等事务以外，看看教师们是否个个胜任教育的事务？”他还说，如果主管教育的人员能够尽职尽责，肯定会发现这些问题，并有同样的感受。于是他们就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因为“牺牲几个人的饭碗究竟是小事，‘救救孩子’才是至要的重务”。然而，事实上这些主管教育的人不是瞎忙，就是混饭，所以叶圣陶对他们特别失望。

叶圣陶曾经强调：“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因为受教育的人绝对不是工业原料。唯有没有生命的工业原料可以随你怎么制造，有生命的可不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介绍了丰子恺先生早年画过的一幅名为“教育”的漫画。画面上有一个做泥人的师傅，正在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旁边摆着已经“脱出来的泥人个个一模一样”。叶圣陶说：“做泥人虽然非常简单，也算得上工业，原料是泥团，往模子里一按就成了产品——预先设计好的泥人。可是受教育的人决非没有生命的泥团，谁要是像那个师傅一样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他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

“吃饭校长”的求学观

世界上所要知道的知识，实在太多了！怎样可以在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都学得到呢？

如今的家长，最关心的是让孩子好好读书，尽快出人头地，好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取胜。但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认为：“求学不仅限于读书，而是包括了学做人，学做事，学做学问。”他的这个思想，首先来自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

周校长经常对学生说：“你们到美国去游学，不是去读死书的。你们要看看美国的社会，看看美国的家庭。你们要张开眼睛，到处留心。”对于周校长的话，陈鹤琴一直铭记在心。他知道校长的意思，是让他们不仅要学到知识，还要关注美国政治，考察美国社会，探讨美国立国的精神，进而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为了让他们学会怎样做人，周校长把他们送到上海后，用一个月时间教他们学习吃饭，其中包括入席的礼貌，就座的姿势，喝汤的要领，刀叉的使用，谈话的方式。为此，周先生获得“吃饭校长”的雅号。其实，一个人有没有教养，往往表现在吃饭睡觉和举手投足之间。所谓“有教育没教养”，就是指那些只有知识不懂礼貌的人。

陈鹤琴说，他在美国求学，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普通知识，第二阶段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门知识。学习普通知识，要尽量广泛，什么事物也要了解；学习专门知识，要尽量深入，彻底弄清楚其中的道理。这就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原理。

现在家长对于让孩子学会做人做事还可以接受，但是对于要学会做学问，总觉得那是学者的事，与自己的孩子无关。因为自己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或者根本就不想去做学问。对于这一点，陈鹤琴有切身感受。他说，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自由”。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道德上的自由，学问上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一个人要想拥有各种自由，“非先明白真理，得着真理”不可。他还说，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真理的那种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我觉得一个游学生到外国去游学最重要的，不是许许多多死知识，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世界上所要知道的知识，实在太多了！怎样可以在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都学得到呢？若得到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你就可以回国后自己去研究学术，去获得知识，去探求真理。方法是秘诀，方法是钥匙，得到了秘诀，得到了钥匙，你就可以任意打开知识的宝藏了。”陈鹤琴那一代留学生都抱着这样的观念。比如竺可桢用“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来概括科学精神，胡适告诫青年要把研究学问当作毕生的事业，就是这个道理。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尽管所学的知识更专门，但是这所学校仍然是崇尚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陈鹤琴说，他的老师“所用的教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他不用注入式的讲演法，他用启发式的问答法”。每天上课，老师先让学生自由分成若干小组，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纸，上面印着十来个问题，先进行切磋，再发表各自意见，进行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就好像开辩论会一样，让同学们非常兴奋，“很有点像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所用的方法。

陈鹤琴还说，除了方法得当之外，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让孩子从小立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了志向，做人、做事、做学问就有目的，也会起劲。不然，让一个小孩子糊里糊涂的去学，那一定学不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陈鹤琴有个通俗的比喻。他说：“志向好像是一股电流，人好像是一部机器，电流一通，机器就会活动。如果没有电流，机器虽好，也是枉然的。”

当然，所谓志向，也有高下优劣之分。为此，陈鹤琴提醒说，如果家长从小向孩子灌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思想，希望他能够“学而优则仕”，那么“任凭你的小孩子怎样的发愤忘食，甚至也学着古人的‘悬梁刺股’，或‘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到头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此外，有些人即便是懂得先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但这里也有个做什么人，做什么事，做什么学问的问题。所以，陈鹤琴一再告诫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有骨气、有独立人格、有现代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世界人”。

最后，陈鹤琴还把求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是实验观察，第二是阅读参考，第三是发表创作，第四是批评研讨。为此，他奉劝父母和老师们千万不要用“填鸭式”的方法来教孩子。然而，如今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却往往与陈鹤琴的思想格格不入。

学生应该具备什么精神

可以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不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要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

一九二五年，陶行知赴湖南参加一个全国教育会议，在演讲中谈到学生应该具备三种精神：第一，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精神。

陶行知说：“我们不论研究什么学科，总要看一个明白，想一个透彻，多发些疑问，切不可武断盲从。例如别人要我们信仰国家主义，我们必须明了国家主义的内容是否合于现代社会，才定信仰不信仰的方针。其他，社会主义亦然，无政府主义亦然……”另外，在遇到问题时，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他还说，所谓科学精神无非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怀疑，第二要实事求是。

第二，改造社会要有委婉的精神。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急进的革命的时代。但是陶行知却告诉大家：“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做事，不可过于急进。譬如园丁栽花木，倘只执一镰斧，乱砍荆棘，我相信花木亦必随之而受伤。”最好的办法，是先要想好，怎样才能只砍荆棘不伤花木。改造社会也是这样，一定要有委婉的精神，千万不要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免乱砍滥伐。

第三，应付环境要有坚强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陶行知经常提到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他认为学生时代尤其应该培养这种精神。为此，他举了方孝孺在关键时刻揭露燕王篡位的故事，说明读书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气节。

这一年年底，陶行知在南开学校发表“学做一个人”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首先提出要做一个完整的人，紧接着分析了五种不完整的人。第一种是身体有残缺的人，第二种是在生活上依靠别人的人，第三种是被他人所支配、没有独立人格的人，第四种是被人口贩子买卖、或者被金钱所收买的人，第五种是一身兼管数事、结果是只拿钱不做事的人。在这里，他把“被人口贩子买卖”的人和“被金钱收买”的人放在一起，具有独到见地。

在此基础上，他希望大家要做一个有健康身体、有独立思想、有独立职业的人。身体好，可以在物质环境里站稳脚跟，可以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不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有独立的思想，就能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独立的职业，就能不依赖别人。谈到独立思考，他是这样说的：“要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好国民与愚民的大分别，也就是国民会替国家想，愚民不会替国家想。所以要做个真正的国民，第一就要有国家的思想。没有思想的行动，叫做盲动；没有思想只管闷起头来跟人跑，叫做盲从。”谈到职业，他指出“中学生有一个大问题，即是‘择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才干进行选择，否则就有悖于人生哲学，就不会快乐。拿这个标准来审视多年来严酷的就业环境，只能是徒唤奈何。

一九四二年，育才小学成立三周年的时候，陶行知在纪念晚会上发表“每日四问”的演讲。他在其中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中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他甚至认为：“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

当今社会崇尚专家治国，强调知识改变命运，却好像认识不到倘若没有道德约束，学问越大，危害也越大。这其实是很可怕的。

陶行知还说，所谓健全人格包含私德和公德两个方面，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私德是公德的基础，私德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廉洁。一切坏的心术和坏的事情，都是由于不廉洁引起的。基于这一考虑，他提出要“建筑人格长城”的理念。他认为一个人精神境界是逐步培养起来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向最高尚、最完备、最永久的方向努力，才能筑起真正的人格长城。

陶行知一贯主张要启发学生自觉学习，反对一味地灌输，反对死记硬背。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指出：“民主的教育方法，要使学生自动，而且要能启发学生使能自觉，要……因材施教，要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他还说：“我们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与万物为友。解放了空间，才能收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

他提出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要掌握“四把钥匙”。这“四把钥匙”是国文、外语、数学和科学方法。他强调：“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动的去开发文化金库和宇宙之宝藏。”陶行知希望孩子们在受教育的时候，能够排除不必要的恐怖和烦恼，从而感受到求学的乐趣。他说：“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所以‘学’和‘乐’是不可分离的。”

他还说，许多人把读书当作教育，一提到教育就联想到读书识字，这是错误的。其实书本只是一种工具，它和锄头一样，是人们在做事的时候使用的。因此，只知道读书不会做事的人，就是只会吃饭的饭桶。这种人既没有真知灼见，也不会识别知识的真伪，对社会有害无益。这些话让人难免联想到应试教育造成的极为普遍的高分低能现象。

每念及此，总让人不寒而栗。

后记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民国历史呢？”我回答说：“可能与我的出身和经历有关。”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说。

第一是为了解惑。

我的父亲叫智力展，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成为阎锡山的一名高级干部。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我出生于山西太原，当时父亲是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后来又当选为国大代表。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大家》专栏采访过的著名考古学家张颔，曾经是市分会的宣传干部。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成为统战对象，被安排在山西省政协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学会了诚实做人，努力做事，热爱劳动，相互尊重。因此，父亲在我心目中是近于完美的人。

但是在我早年接受的教育中，民国是一个暗无天日、群魔乱舞的人间地狱。因此，如何处理妖魔化的民国与父亲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成了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另外，在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中，还有许多民国时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担任过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冀贡泉（冀朝铸之父）先生，有在冯玉祥的部属支应麟将军，还有被称为阎锡山理论家的李冠洋伯伯及其夫人、山西妇女界的领袖刘慕贞阿姨。在日常相处中，他们始终给我一种和蔼可亲、如沐春风的感觉。因此我实在是无法把他们与那个可怕的民国联系起来。

总之，如何解除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给我带来的困惑，就成了我研究民国的原始动机。

第二是为了求知。

我在家排行老三，两个哥哥都上了大学，因此在我的心目中除了读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出路。

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时，我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考大学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那一年的高考“政审”特别严格。在这种形势下，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无法通过“政审”，被大学拒之门外。无奈之下，我只好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插队，准备锻炼两年以后再考大学。没想到当我在一九六六年又一次报名参加高考时，正好遇上“文革”开始，高考制度被废除。这样一来，便彻底粉碎了我的大学梦。

经过七年炼狱般的插队生活，我终于在一九七一年返回太原当了一名小学老师。这件事与当时在小学里出现的教师荒有关。当时父亲曾经问我：“你插队以前不是说不想当小学老师吗？”我回答说：“我今天能当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还可能当大学老师！”

这话看似狂妄，却蕴含了我的判断。自从一九六六年废除高考制度以来，大学已经有五年没招生了。因此教师荒不仅会在小学出现，还会很快漫延到中学和大学，从而为我提供当中学和大学老师的机会。

基于这一判断，我觉得只要刻苦读书，奋发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何况《三字经》里不是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吗？当时我才二十五岁，应该还有机会。

接下来就是应该读什么书，向哪个方向努力的问题了。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科学家，但是要想自学理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经过反复思考和审时度势，我终于被逼上梁山，决定弃理学文。

学习文科的大方向确定以后，我仍然不知从何处入手。

记得当时除了能够读点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外，我手头只有两本王力的《古代汉语》和一本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这就是当年求知的全部“家当”。

第三是为了自己。

说实话，我担任小学老师时一直没有找到感觉，所以总觉得自己在误人子弟。混了三年以后，我以父亲去世、母亲需要照顾为由，调到太原矿山机器厂子弟中学任教。

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的突然垮台，使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让我隐约看到一点希望。遗憾的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超过报考年龄。第二年研究生开始招生，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了名。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山西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经过短时间准备，我充满自信地上了考场。之所以充满自信，是因为我觉得就太原乃至山西而言，那些年能够潜心进修者没有几个。

经过初试，我以微弱优势进入复试。该专业招五名研究生，我的复试成绩排名第四，本应录取，但因为我没有找门路、托关系，所以被导师拒之门外。过去我总觉得学界要比官场干净，但是这一次却让我有一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受。

后来全国社科系统招科研人员时我又报名参加了，最终也是因为疏于请托而功亏一篑。在那些年的考试中，尽管我屡试屡败失去许多机会，但是却觉得于心无愧。因为我认定凡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者，不仅是对自己人格的玷污，也是对个人能力的否定。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通过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我不仅增长了知识，认识了社会，而且还尽可能地完善了自己。

第四是为了兴趣。

一九八六年，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回首往事，从小学老师起步，最终成为一名学者，我花了整整十五年时间。

进入社科院以后，我曾参加过两个集体课题。参加课题有几个好处：第一，它可以迅速增加个人科研成果，为日后评职称提供充足的依据。第二，根据课题任务，参加者可以分到一笔课题经费。这实际上是工资以外的额外报酬。第三，通过课题的运作，可以以学术的名义完成权钱交易。

但是我在参加集体课题的过程中，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它既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又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还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决定宁肯不要那些好处，也不干这种傻事。

与此同时，我发现所谓学术论文，已经成为当代八股；所谓学术评奖，也失去了公开、公平、公正等特性。为此，我给自己定下“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与评奖”的“三项基本原则”，又称“三不主义”。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经不起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诱惑，许多学者纷纷下海经商，这说明他们进入学界纯属一种误会，其兴趣并不在于学问。当时我想，假如山西社科院只剩下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我。

就在这时，我在单位分到一套宿舍，所以有机会常进图书馆闲逛。我们图书馆藏有大批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印的民国报纸杂志。这些报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通过翻阅这些材料，我发现所谓民国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不仅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第二，那个时代虽然历经战乱，但是却涌现出无数大师级人物。这说明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第三，民国时期，教育是独立的，言论是自由的，军队是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君子是不党的，地方是自治的，信仰是多元的，社会是开放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列举许多许多。

为了与大家分享这些发现，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把自己看到的零星材料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写出来，发表在全国各地以至港台报刊上。

在我看来，学术随笔至少有两大特征：一是言必有据，二是生动活泼。只是由于报刊的版面有限，读者又是普通民众，所以尽管我始终坚持无一字无出处的学术传统，但是引文的出处仍然无法保留。这是需要向读者交待和道歉的一个问题。

承广东人民出版社厚爱，我把近年来关于民国教育的文章整理出来，取名为《教育在民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民国真相，二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一点借鉴。

广东人民出版社是我的老朋友了。当年我与几位朋友的对话《思想操练》，就是由该社出版的。这本书在思想界影响很大，至今还有不少人提及，所以我对这次合作信心很大。

在书稿的整理过程中，总策划向继东先生函电不断，副社长肖风华先生还偕继东兄专程来京督促，给我莫大鼓励，在此特致谢意。

最后想说的是，这些年我能够笔耕不断并有点收获，多亏贤内助周家骢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过去我一直不好意思表达对她的感谢，这一次应该破例。

智效民

二○一四年三月上旬于北京昌平

Table of Contents

- 教育在民国
- 自序 民国时期的大学
- 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
-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 冯友兰论大学教育准则
- 吴大猷谈通才教育
- 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
- 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教育
- 教育不是宣传也不是训练
- 梁启超主张通才教育
- 清华园里的一次大讨论
- 竺可桢论科学精神
- 第一辑 教育理念
- 胡适谈书院教育
-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 陶行知对于教育的理解
- 三种教育制度批判
- 从蒋百里的主张想到胡适的一段话
- 民国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
- 现代教育制度的问题和失误
- 私立学校“姓”什么
- 第二辑 教育制度
- 老清华是如何实现“教授治校”的
- 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
- 陶行知对于学校的认识
- 傅斯年整顿台湾大学
- 傅斯年：改革教育的五项原则
- 关于尊孔读经的一场讨论
- 叶圣陶论儿童教育改革
- 小学教师的趣味——叶圣陶笔下的胡适
- 教育为什么需要自由和民主
- 教育崩溃与改革出路
- 第三辑 教育改革
- 莫把学校当工厂
- 陶行知斥责考试杀人
- 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
- 从梅贻琦倡导体育说起
-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 独立比自由更重要
- 第四辑 大学校长
- 罗家伦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
- 胡适寄语毕业学生
- 胡适开导苦闷青年
- 被遗忘的大学校长杨振声
- 严济慈和他的老师
- 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 叶圣陶谈教师修养
-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
- 学生应该具备什么精神
- 第五辑 师生之间
- 胡适的中学时代
- 钱穆的小学老师
-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