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谢泳
Date: 2014-04-30 16:00:00+00:00
Keywords: 随笔; 文学; 中国文学
Description: 本书收入被誉为“现代随笔新三家”之一的谢泳先生数十篇文字，谈论了读书、治学、文史方面一些有趣的话题，如关于网络时代、贪官、学历社会、稿酬标准、社会竞争、高官任命等问题。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
Publisher: 广东人民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

自序

网络时代，纸本书的前途何在，常常引起人们的议论。

我个人的看法是纸本书的命运与线装书一样，最终它会退出一

般的流通领域，但绝对不会消失。线装书今天已失去了传播知

识的竞争力，因为同样一本书，铅印甚至电子书在获取知识

方面完全可以代替它的功能，便捷和成本低廉是它最大的优

势。无法阻挡。人类天性由繁向简，一切器物，最终保留在日

常生活中的，总是优点多的东西。一切器物，实用第一，审美

是在充分满足功能前提下衍生出来的。

今后需要反复思考和慢慢阅读的文本，可能只有文史哲

一类的书，因为它最能把知识文化和审美结合起来，完全以实

用为目的纸本书，比如教材一类，当电子书在功能上完全胜过

它的时候，最终消失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只有文史哲一类的

书很难完全被电子书取代，但它以后的标准也会越来越高，如

同今天还习惯阅读线装书的人，他们更多是在书的形式中获得

审美和怀念传统文化的生命。

本集中的文章，多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有些也收进了

其他集子里，所以还要再印成书，我想多少也包含了前面的一

些道理，实物性质的东西，有时候更容易留下记忆，这可能

也是在网络如此进步的时代，继东兄还想到再做纸本书的原

因吧！

作 者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厦门

辑一 若有所思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

经常有人问我，网络时代，我们传统的读书方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网络对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会构成什么样的挑战？我个人的看法是，当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出现和完成的时候，传统的读书习惯相应地要发生极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传统阅读的消失，当新的读书方式成为阅读主流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完成，而目前还在变化中，有一个相对长的传统阅读和网络阅读并存的时期，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后者对前者的改变是个必然趋势。我想先从人类活动的一个规律说起。

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社会事物由繁向简，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铁律。我们先从与阅读有关的书及书写方式的变革说起。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明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我们的文字和书写方式出现得都相当早。了解一点中国书史的人都明白，我们早期的书由在石头、钟鼎上刻字，走向甲骨文、竹简、缣帛，当纸出现后才向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书发展。这个过程相当漫长，而且规律是越向后，周期越短，这当然和人类文明的进程相关。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个主要特点，或者说人类的一个基本思维，就是这些东西的发展遵循了由繁向简的规则，道理非常简单，人类活动满足功能是第一需求，其他功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而变化中技术的变化是促进人类活动的最重要力量。

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东汉时期就发明了造纸术，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我们书的概念有可能出现了，但我们现在只说宋版书，没有听说这之前的书。从印刷史角度观察，我们书的历史可能比宋代要早，比如隋末、唐初，中国就出现了雕版印刷的技术，但作为一种技术方式，它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只是在佛经的印刷中，现在保留下来的实物也极少。作为一种成熟的技术方式，雕版印刷的普遍使用是宋代以后的事，所以宋代以后才有了我们今天概念中的书。

诸位一定要清楚，在所有的技术变革中，只有当技术条件中的主要因素同时具备的时候，一种新的技术方式才可能流行并成为普遍的方式而取代旧有的方式，中国雕版印刷的出现建立在早期刻字艺术的出现、纸的发明、墨的出现，而这些技术条件，在制作成本方面要达到一个大体平衡的水平。雕版印刷的出现，使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普及变得相对简单和容易，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雕版印刷的最后成果，是我们习惯中“线装书”的概念稳定下来，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石印、油印、铅印技术大量传入中国，最后以铅印的方式成为一个稳定周期内的基本印刷形式。西方铅印技术的普遍使用，也是满足了造纸、轮转技术、油墨的制造等技术条件的结果。这个发展进程中，非常明显体现了由繁向简、技术条件大体平衡发展的逻辑，最后稳定成熟和普遍流行的技术方式，一定是这个逻辑的最佳选择。熟悉中国印刷史的人都注意到，印刷技术的变革中，有一些过渡时期的现象，比如在雕版向铅印转型的过程中，石印、油印也短期存在过，但很快就退出了流行的印刷，就是因为这些技术手段虽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明显有缺点。比如油印技术的一个大优点是便捷，在技术上，基本可以说没有难度，因为刻蜡版和常规的书写方式是一样的，而雕版的反字刷正思维，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特殊思维，所以凡单一强调功能的事情，油印的优点就突显出来，比如文件、传单的印刷，但它的缺点是不具备大量印刷的可能和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一般审美要求，所以很快为铅印技术取代。

书写方式也一样，早期的毛笔被后来的钢笔、圆珠笔取代也是必然的，因为人类活动功能为上，钢笔、圆珠笔最佳地满足了这个条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笔的出现首先是为用，其次才是审美，书法的出现，是在满足了用的前提下。当一种书写工具普遍流行的时候，它的技术一定会达到最高，而当这种工具不再成为主流的书写工具后，它的技术水平一定是下降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多书法家，还不如以前的账房先生字写得好的原因，因为毛笔以前是日常书写工具，不是现代人变得笨了，而是时代条件不同了。

现在经常听人说，现在会写信的人也不多了，大有惋惜之意。我以为也不必太感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书信的起源是要传达信息，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当这个功能有更为便捷的方式取代时，它的衰落直至消失，都是正常的。中国传统经典的书信，其实早就衰落了，比如要满足花笺纸、毛笔、繁体竖写这样三个条件的书信，其实很早就没有了。钢笔、圆珠笔的信，在非常传统的人看来，就不是严格的信笺，所以今天你到拍卖市场去看，同样一个名人的书信，如果是满足前三个条件的，一定价昂，而同样的人用钢笔、圆珠笔的信，价钱要差很多。

我讲了这么多道理，无非想说明，在网络出现以后，传统的读书方式被网络阅读、电子书取代，肯定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这个取代除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外，它取代的主要是功能，而审美是取代不了的，铅排书出现后，作为一般的阅读，线装书就没有意义了，但不等于线装书会消失，它获得了另外的意义，比如经典、高档、纪念、收藏等，用的意义，只要由繁向简，而美的意义却正好相反，凡能批量生产的东西，在审美上就一定有局限，因为个性弱了，而手工时代的东西，因为留有人的温情，所以通常会在审美上有高的价值，而手工的东西，遵循的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则。

网络时代，传统的书，肯定不会被取代，但量可能会缩小。优点多的东西总要取代优点少的，这是从功能上说。但在审美上，铅排书还是没有传统的线装书给人的感觉好，当然这有个人的偏好在其中。

我感觉，网络时代的读书，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在功利的学习中，可以不需要原始的书，网络上都有，电子书完全够。像老师讲课，教科书，网上都有，干吗非要买一本书？功利的学习，就是为了掌握知识，网络阅读、电子书足够。从环保来讲，电子书不需要纸，不占空间，携带方便，容量大。

二、单纯获得信息，沟通信息，不需要书，也不需要报纸。从阅读本身来说，在现代社会，可以靠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

三、纸质书是不会消失的，要做精深的研究，创新的研究，光靠网络是不够的。凡是在网络上能找到的资料，都是过时的。网络上找到的资料不叫资料，尤其是文史哲研究方面，这是公共资源。一般的知识、常识，可以依赖网络，比如年终总结、工作申请、述职报告等等，这是文件。实用的东西都可以借助网络，可以漠视书。但要做研究，还是需要看别人没碰过的，像文献一类的原始材料，这只能依靠原始的阅读，所以优秀的学人依然必须用笨功夫，这是考验真正学力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时代，原始的阅读方式，可能是奢侈的，但也是专业的，更是高雅的。对研究者来说，网络时代更应当读书，秘书可以完全不读书了，但学者则不能不读书。

原始阅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当你拿起一本书，书是线装白纸，开本宽阔，字大如钱，而且流传有序，有签名，有题跋，有人的温情，这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

今后读书，有可能变成趣味读书，有了电子书，在阅读的功能方面，实用的部分将被取代，但审美的阅读，将会更突显原始阅读的美丽，当然这个变化和转型过程，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后，大量实体书店可能关门，现在看它的趋势是萎缩的，但这不等于书店就会消失。书店功能，极有可能向综合方面发展，有书的交易，有咖啡喝，有沙龙，有展览功能，有收藏交流功能等等。另外，未来还是会出现比较稳定的旧书业，因为传统的读书精神，总还是会留下一点痕迹，旧书店还会发挥出它特殊的力量。

未来的书店，可能会变成趣味书店，个性一定要强。作·007·

为单纯图书交易的书店，以后完全可被网络取代。凡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关的东西，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实用的功能容易被取代，但精神和审美意义比较稳定。

（本文为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厦门“鹭岛书香月”活动中的一个演讲摘要）

毕业后如何读书

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离开学校后你的专业可能就很少再用了，就是职业与专业密切相关，你常读的书肯定不会是专业方面的。现代社会，学历只是资历，没有这个资历不行，但毕业后很快把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给老师，是常有的事，谁也不能例外。大学的好处是素养和经历，功课本身还在其次。养成终身读书的习惯最重要。我在学校里是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别的书我不敢说有什么体会，但作家传记方面的书，我有一点自己的读书体会，不一定对，说出来供朋友们参考。

凡重要的作家，通常都有不止一本的完整传记，包括作家本人叙述自己经历的回忆录及同类文字。对作家传记，我这样判断：

第一，自传尤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应当动摇，因为作家自传是我们了解作家生平及创作的原始起点，要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作家的自传。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对作家自传的基本判断原则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自传尤先，此后的自传靠后，因为此前较少意识形态的制约，此后的政治运动有说假话的习惯。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记尤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第二，第一本传记尤先，此后的传记靠后。为什么要强调第一本传记的史料地位呢？因为除了有史料首发权问题外，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来源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传记中，第一本传记都很短，越写越长是此类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原因。在使用作家传记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原则，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当然这不是说最先和最后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料来源的角度判断作家传记的完成过程，一般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

第三，作家评传的问题。偏重叙述生平经历的，叫传记；偏重研究的叫评传，但两者的界线有时候并不明显。一般说来，先有传记，后有评传，传记是评传的基础，评传是传记的研究扩展。传记重叙述，评传重研究。作家传记是研究者获得史料的初始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从传记中获得的主要是史料线索，还不是史料，从传记线索中往出扩展史料是我们使用传记的目的，而传记本身并不能成为我们史料的基本来源，就是作家的自传也不能成为史料来源的依靠，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作家传记属于“有意”的史料，或者说是次料，是第二手材料，此点要有清晰认识。

第四，先西后中。如果同样的作家传记，有西方人完成的，一般要给予特别注意。因为西方人的观察角度相对独特。文学性的传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一般不能使用，凡没有明确说明史料来源的传记，一般都是文学传记。或者要把此类传记作为特殊形式处理，因为虚构和想象影响了史料的真实性。

对传记真实性的判断，瞿兑之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一士类稿》所写序言中有一个看法，我们应当了解。他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这个看法和陈寅恪早年处理史料的一个卓见相同。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开始就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陈寅恪的意思是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判断史料要官书和私著并重，互相参证。

人在一生中会读各种各样的书，但传记是最重要的一类，一般说来上面的原则适合判断所有的传记。

中国贪官的出身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总体趋势向进步方向呈现，这一般没有人怀疑。这三十年中，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贪官的数量激增，我没有详细统计，但凭感觉和断断续续看到的各种材料，大大小小的贪官加起来的总数真是惊人。我有时候也想这个问题，事情何以至此呢？

我们一般的认识，都会认为这是我们的制度缺失造成的，这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有一个明显漏洞就是监督机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这已为研究政治制度的人所共察。但细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我想到了中国官员的出身。

中国贪官的高发期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贪官的年龄基本在一九三○年后出生，越往后越呈现贪官年龄下行的现象，也就是从总体分析，年龄越靠后成为贪官的概率越高。这几年集中爆发的以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出生的人为高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政府官员正在上升阶段，居于从政生涯的高峰，出事的概率当然要高些。但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时候也需要考虑进来，这就是中国贪官的出身。

中国隋唐以后，传统社会的官员多数来自科举。科举本身既是知识训练，也是道德养成，虽然这个制度利弊互现，但一般说来，它在传统社会还是正面作用大，负面作用小，它不能适应时代，主要不在制度本身的原理，而在时代发生变化后所面临的新问题。一种制度退出时代，有它必然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传统社会积累和养成的知识与道德中，能自然适应新时代的并不多，在执政者看来，需要的是思想改造，也就是把以往传统社会中的基本道德体系冲破，从而建立新道德标准。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明显感觉，旧时代来的人，在基本的职业态度和一般的道德标准方面相对稳定，人们普遍认为新时代一时有新气象，其实得益于传统道德的积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的主要成员是由旧时代受教育者构成的，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来说越能普遍遵守社会规则。后来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转型发生时，对于以往传统社会积累的道德资源不但不珍惜，反而以破坏为主要目的。

在社会生活中，以社会下层骨干构建社会精英的主体，结果是社会成员的道德流于向下发展。当时社会普遍采取以群众运动、政治批判取代道德建设的管理方式，一时制约了这些官员的普遍贪污冲动。但当群众运动、政治批判不再可能成为常态社会制约贪官的主要手段时，中国贪官多数出身中的短处，立刻就要显现出来。

一九四九年后，由于社会精英主体基本依赖社会下层成员构成，长期的公有制度和计划经济形式动摇了正常的社会演变秩序，以“地富反坏右”为边界的政治制约，把中国传统时代社会精英形成的机制也打乱了，也就是说出身良好家庭的社会成员，很难上升到社会的高层。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出身的中国贪官，身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容易借时代的大趋势实现自己的人生道路，简单说，就是在每个时期他们都可以找到适应时代的立身之本，尤其在政治方面。仔细观察，这个年龄阶段上升的中国贪官，其实有相当数量是在“文革”中就开始政治生涯的，这说明他们的道德和良知并不稳定。由于这些人多数出身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在成长阶段处于社会物质生活短缺时代，所以一旦居于高位时，很多人立刻显示出一种向社会索还的特殊心理，无论是金钱还是美女，其心态多有疯狂之处。这个特点可能还要延续到一九六○年代出生的人身上，大约到一九七○年后出生的人身上呈现下行的趋势。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观察，但中国贪官出身中有明显时代特点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中国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的事实中，可能确实存在缺乏有效保护的因素，而那些出身上层家庭的在事实上暴露的可能性要低于一般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贪官，这可能也是这个阶层贪官多的一个因素。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专门讲过“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的缺点。赵翼认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这还多少有些正面肯定，但这些出身寒微的人通常有共同的短处，赵翼指出：“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惜顾及名检。”观察近年中国贪官的出身，大体可以为赵翼的话作一注解。

现代社会，已基本不存在传统社会中的高门望族，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以后更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事实了。但在官员选拔中，注意知识、能力以及政治考察的同时，适度注意家庭背景，也是历来选官的经验。在现代社会，虽然在操作上有极大难度，但这样的思路仍不失为一种吏制的有效经验。

学历社会的十四个特征

中国有科举传统，所以对学历极为看重。钱锺书《围城》里方鸿渐对唐小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这是中国人重学历的最好写照。

保安，要研究生学历；科员，要博士学位；小学教员，要硕士学位等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已进入学历社会，学历社会有如下特征：一、学历本身超越学历对应的专业训练，也就是说，学历本身比专业重要，现在硕士、博士多从事不了自己的专业，但他们需要这个学历在社会中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二、学历和能力背离。学历社会，学历本身所象征的专业训练必然是降低的，学历本身成为唯一目标。

三、社会诚信急剧下降，公正衡量个人能力的评价习惯荡然无存，学历成为社会唯一具可信评价意义的标准。就业难度大幅攀升和社会公信力急剧下降，使学历成为唯一可以标识个人能力的符号，因为此外没有什么可信的标准。

四、学历不代表专业水准，只说明应试能力。

五、学历对应的专业贬值，但社会总体竞争力上升，因为社会不愿意付出复杂的管理成本，最习惯以学历衡人。

六、官场高学历成员急剧上升，意味着官员评价体系和上升资格中能力评价地位下降，学历地位趋高。这是中国官员喜欢混文凭的根本原因。

七、学衔急剧贬值。学衔本意是专业训练标志，但在学历社会中，它下降成一般应试资历符号标志。

八、学历成为社会选择人才的主要标准后，必然导致未来社会阶层构成的相对同质化和单一化，尤其是精英阶层。因为中国政治无非公体制成员上升通道，未来中国政治精英构成一定是同质、单一的。

九、学历社会助长虚荣，打击自信。

十、学历社会客观鼓励教育成本无限上升，排斥无成本教育，比如自学。

十一、中央党校和名校的MBA、EMBA学位，加剧了学历社会的形成。十二、学历社会对强势群体有利，对弱势群体不利。对农民和城市贫民尤其不利。十三、学历社会容易形成社会成员间的鸿沟，制造新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十四、学历社会不应当是健康社会追求的目标。

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社会冲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经济成就世界公认。但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处在过度竞争状态中，如果不及时警觉和调整，将会使未来的社会结构非常危险。

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没有竞争，社会很难进步。古老的竞争，多以残暴的方式完成。到了现代社会，竞争以公平为竞争的合理逻辑，得到社会普遍认可，至今还是社会发展和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清楚，人类发展和进步，如果始终以竞争，特别是激烈残酷竞争为主要方式，很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生存状态的恶化。我们不简单反对竞争，但我们要警惕所有社会领域始终处在过度竞争状态中。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后，社会普遍感觉幸福感降低，焦虑频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过度竞争无处不在。

公平竞争不可能消失，它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还是社会发展和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但社会发展，要警惕盲目竞争和过度竞争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式。

竞争的基本原因是优质的社会资源还处在相对稀缺的状态，所以努力生产，让整个社会在物质基础方面尽可能达到满足和富裕程度，无疑还是我们追求的方向，但我们必须自觉，物质基础的程度有其限度，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在物欲面前，社会要倡导简单纯朴的生活，要提倡一点清心寡欲。设计社会和管理社会，不能以过度竞争为简单的管理手段，在相当多的领域，应当以降低、减少竞争为追求目标，比如学界，要尽可能减少结构性分层，不要总在同一类群体成员中，人为分为三六九等，如各大学所谓的一二三四级教授分类、各类以“江河山川”命名的学者等。这些简单鼓励过度竞争的手段，常常与原初的设想背道而驰。

在各类学生群体中间，从幼儿园到高考，中国社会始终处在过度竞争当中，这当然有其现实基础，但在指导思想上，如果管理阶层能够始终以平常心看待社会成员，行业和阶层流动中，不以地域、户籍、学历以及学校的名声来衡量所有社会成员，则过度竞争会适度减弱。比如学历，在职业选择中，除少量对专业要求特别严格的行业外，社会不必对所有成员的学历作苛刻限制；对学校名声的看重，要多从经验和事实出发，不必过度强调“985”、“211”一类所谓名校。说实话，这种人为将中国高校用行政手段设置等级的做法，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已到了需要反省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个分等概念出现，中国高考的竞争会适度减弱。在高校之间，人为鼓励过度竞争，其实是对中国未来不自信的表现，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不负责任的。

中国是大国，我们的人口基数和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使我们人才出现的概率有基本保证，在这个前提下，一切人为鼓励过度竞争的方式都需要慎重。

竞争本来就伤害人情，过度竞争则在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整个社会所有行业均始终处在过度竞争状态中，很容易导致社会分裂，导致社会缺乏幸福感觉。人是生来追求幸福的，不是追求竞争的。

建议高官任命中适当引进“校友回避”

回避制度是人类古老智慧之一，如“避亲”、“避籍”、“官员子弟回避”、“科举回避”等等，中华文明在此方面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回避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公平和公正。直到今天，重要职务（比如公检法系统）一般需异地为官，仍然还是干部任命中的主要经验和方法。

一切制度的起源均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发生变化后，相应制度的合理性就会降低，甚至消失。古老回避制度的效用，基本是建立在前现代时代，即情感关系依赖血缘、地域而信息传递主要依赖原始手段。时代发生根本变化后，古老回避制度的效用大体是递减的，因为现代传播使人类的联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我们在借鉴古老回避制度的经验时，一定要考虑现代因素。比如高官任命中适当引进“校友回避”，就是对古老回避制度的现代反应。

现代社会中，人类关系在血缘以外，因为流动性增强和现代交往方式的建立，地缘关系相对弱化，所以异地为官在今天的有效性，其实是可以讨论的。我们要注意，在现代人类交往关系中，“校友关系”的重要性正在突显出来。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教育方式是学校教育，学校是建立交往关系的主要场所。

“校友”回避，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大学校友”。广义的校友关系，往低处说，应当包括中小学教育；往高往处说，应当包括研究生教育。在这些关系中，一般认为“大学校友”最重要，因为这一阶段恰是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段。中小学阶段，同学关系尚不密切（主要是这一阶段同学交往的完全独立时间不足），而研究生阶段同学的关系又相对疏远（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多数同学完全有了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相对来说，大学教育是介于这两个阶段中，人生交往的最密切时期（在同一时空中有较长的个人相同生活交集在一起）。

二○一三年，中石油四位“落马”高管中，有三名同为西南石油大学校友，即是高官任命中没有注意“校友回避”的一个例证，至少其中有需要反省的地方。

现代社会，人才的主要来源是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的主要特点是量大而且持续性和稳定性强。如果有求官场完全实行严格的“校友回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机关。但作为一种管理经验，在干部选择中，适当清醒注意“校友回避”，以免同出于一校一师门的同学在同一重要机关任职。“校友回避”，应当成为干部任命的现代经验。

当然“校友”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清晰界定有相当难度，但我们从经验出发，适当注意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

城管和行商小贩的冲突，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大体已成敏感的社会问题。事情的复杂性需要专业的调查和细密的分析才能更有说服力，我们暂且搁置。

我个人观察，中国的作家似乎对此还不敏感，只偶然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说马原的小说有所反映，可惜没有读过小说，不知是如何反映的。

现代社会生活复杂万端，城市管理者要维持城市的秩序和形象，需要管理，这没有错；而社会再发达，它的社会成员不可能都处在同样的生活水平上，这也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城管代表公共权力，一般来说，它是强者，而行商小贩是具体个人，总是居于弱势，他们肯定有错误，但他们多数是不得已，这恐怕也是我们判断此类冲突的一个基本态度。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判断两造的是非，但我想到了古人的一个简单经验。我想把这个经验介绍给城市的管理者和城管朋友。

《朱子家训》中有一句话：“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朱子家训》是由简单处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它流传了好几百年，应当说是真实的生活经验，是经得起时代验证的。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道理很简单。“肩挑”是农耕时代中国商贩的典型形象，它的每一份贸易成绩，都建立在一刻不停的体力劳作上，而这样的体力劳作所得总是非常有限，可以设想，一个走街串巷的“肩挑”，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又所得几何？所以古人总结，不要占这些人的便宜。这其中包含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尊敬，流露出的是一份对生活艰难者的温恤。

世间万事都有它的不得已处，人生而不易。我自小在中国北方长大，每当寒夜降临，在北风呼啸中，偶然看见贫弱的女子或老妪在街头贩卖小商品时，总会想到，这样的寒夜，有办法的人谁不回家呢？还要困守，一定无奈。确是“月儿弯弯照高楼，几家欢乐几家愁”。

城管和小贩冲突，常是城管一群，小贩三口，男人出手，女子哭吼，幼儿待哺。如果此时城管能想到生活的不易，想到“与肩挑者贸易毋占便宜”的古训，或许不该发生的悲剧会少一些。城管朋友，“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让我们共勉！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闻沈阳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有感）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最近因为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史学界人士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

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即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当看到一些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史料公布，可能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同时，就想用一种纯粹的学理来要求本已尽了极大努力的学术工作，求全责备，缺乏了解之同情，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反省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能走得更远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也无完美的学术，只要大方向和史料线索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它们的学术贡献就应当得到承认和理解。

发现一种档案和公布一种档案的基本规则，是任何史学研究者都清楚和明白的简单道理，但当我们面对具体一种档案情况时，却又不能这样简单。中国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档案解密要给出保存地、档案基本情况、档案的卷宗及详细号码、影像保存状态，甚至必须给出可以公开使用的平等条件等等，没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但我们在真实的中国现实中，确实不可能做到，这样能说所有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意义吗？如果按现在有些人的苛刻标准，可以说一切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不合规范，比如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中，我们只有完整查阅某一研究对象的档案史料后，才可以全面展开研究工作，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是在这样现实条件下开展自己研究工作的，那他们的学术工作就都没有意义吗？显然不是。

简单超越中国现实，把本来极富进步意义且已尽了最大努力才寻找到的史料方向，简单用抽象的理想档案公布标准来要求，不但幼稚，甚至是苛刻了。对任何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努力，我们都应当抱一种善意和理解的胸怀，而不是求全责备。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轻易怀疑别人的身份和动机，而应只评价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让我们牢记梁启超在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的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稿酬标准，可以休矣

偶然看到一则消息，说国家版权局最近发布了一个《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中，原创作品稿酬被提高了三到五倍。这份稿酬修订意见是在一九九九年版本基础上作出的。意见中，原创作品每千字稿酬拟为一百至五百元，翻译为每千字八十至三百元，改编作品为每千字三十至一百五元，汇编作品为每千字十至三十元。此外，作者出书的版税率也从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三十，涨到了此次意见中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

看到这则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国家机关发布工作性质的文件，如此脱离实际，实在令人费解。

如所周知，中国大陆目前涉及稿酬的具体单位，主要是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社。而这些单位在近几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多数已经转为企业，尽管事实上中国的这些企业距严格意义上的企业还有距离。但在实际经营中，这些单位基本是以企业模式运作的。因为中国的出版制度宥于国情，与世界通行的出版制度有本质不同，它还是一个在制度上完全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但在文化体制的改革中，具体到实际运作中，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已发生了一些变化，简单说，就是在国家垄断前提下，出版经营单位本身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经营方面的灵活性。

如果了解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国家机关发布这样一个文件，且不说它是否符合实际，单看它的条文如此脱离中国现实，实在有损国家机关尊严。这个标准就如同国家给一家企业的产品制定价格，实在可笑。道理非常简单，这十多年来，凡经营好的出版单位，哪一家是执行千字三十元稿费标准的？凡经营不好的出版单位，又有哪一家能按时发得出千字三十元的稿费？

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是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制定这样一个形同虚设的标准。凡依赖国家的出版单位，比如目前多数由作家协会办的文学杂志，不要说千字三十元，它早就连十元的标准也发不出来。因为它不是严格的经营而是国家扶持的单位。那么在不改变国家拨款数额前提下，制定这样的标准不是自欺欺人吗？而已经走入市场的出版单位，早就是按市场的规律在运行了。请问韩寒、郭敬明的书何时按以前的稿酬标准执行过？

国家制定稿酬标准是典型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如此脱离中国现实的思维早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稿酬标准，可以休矣！

“课题至上”有可能毁了中国的文史哲研究

何谓“课题至上”？先说课题。

中国目前管理所有学术的基本制度，是由某一行政主管部门（通常由国家、省部委和其他相关机构指定部门组成），将预设的学术研究方向列为详细课题附带相应的研究经费，向指定的研究机关人员发布（这些机关通常是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发布有固定的时间（每年发布），申请有固定的程序（有相应软件），结项有固定的时间（有相应模式）。这就是所谓“课题”。

再说“课题至上”。它是指高校或者科研单位将前述“课题”本身列为学术评价中的刚性要求之一，即无论个人在学术上有多少成绩，职称评定或者相应鼓励制度中，有无课题成为至关重要的必备条件，多数高校目前在评教授时规定必须有国家课题，否则不能升等，此即“课题至上”。也就是说，拿国家的钱研究本身即成为成绩，而不拿国家的钱做出了好成绩也不算。

这种学术管理制度，我个人认为对自然科学基本合理，对社会科学部分合理，而对文史哲研究则基本不合理。目前这种不分学科，以一个模式简单运行的学术管理制度，其实对文史哲研究的伤害已日见明显。因这种制度不鼓励个人自发研究，而鼓励向国家要钱研究。

我们应当相信，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人文学科存在。

如果有人问读文学、读历史、读哲学有什么用？我们只能不作回答。中国目前的文史哲研究，因为所有学术机关都奉行“课题至上”，所以所有学人都必须在这个圈套中游戏，保持清高，已极为不易。但我们又会发现，今天好的人文研究，多数不是“课题至上”结果下的产物，而是民间自发的学术研究。每到年底，我们看看各大书店受到读者欢迎的学术著作，有几种是“课题至上”的成绩？完全没有。

说实话，文史哲研究中，除了少量特殊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外，多数学术研究不需要目前国家给出的那么多经费。这里我也要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也要有基本的良知，不能因为是国家的钱就以为越多越好，都是民脂民膏呀！该心疼还要心疼！

文史哲研究有自身的学术特点，也有自身独立的学术尊严，最终检验文史哲研究的是时间和人心，国家在这一点上要自信，学人更要自信。有独立精神的高校，要敢于自觉破除“课题至上”，不将其列为刚性的学术评价指标；有尊严的学人，要自觉保持清醒，在举世皆浊的环境中，有一点我独醒的意识。

当国家学术制度走向没落的时候，学人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尽可能不同流合污，应当说不是过高的要求。

自由就是软实力

二○一一年，整个社会情绪，有一种和美国叫板的感觉。对“中国模式”的赞颂，可概括为：总有些人，喜欢在言论上和美国作对。如果是为作对而作对，那倒还可以理解；如果是诚心作对，我就不大理解，因为诚心和美国作对，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人的一般智力。

何种制度下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一些，人们生活得更快乐一些？更幸福一些？这不需争论，是人都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上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喜欢吃屎的人，但你不能强迫人们都吃屎，还要说吃屎是普遍真理。三十年前，东德人往西德跑。现在朝鲜人往南跑，这个道理不需要争论。再往三十年前说，广东人往香港跑，福建人往台湾跑，这个也不需要争论。现在没有人跑了，道理也显而易见，人是趋利避害的生物，这一点人和动物没有区别。

最近听说中国的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移民，道理也不复杂，他们要去的地方更安全，或者更让他们安心。孔夫子早就讲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杨振宁十几年前写过一篇回忆他母亲的文章，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一家在日内瓦相见，杨父是著名大学教授，受了组织的安排，告诉杨振宁中国如何如何好，杨母是家庭妇女，马上就说，好什么，买块豆腐还要排半夜队。这个真实生活的感受，远比大学教授高明。

人不怕没有知识，也不怕读没读过书，这都不要紧，怕的是没有常识，怕的是不尊重真实的生活感受。我们说美国民主，有人马上就说美国的民主是富人的；我们说美国有新闻自由，马上有人说那里的媒体是富人操控的，总之是抬杠。我至今没有在任何文献上看到过任何一个负责的学者，认为美国有绝对民主，认为过美国有绝对新闻自由，但美国报纸上可以直接批评总统，这是事实。美国任何人，如果他们愿意，都可以申请办报，办杂志，办电视台，办大学，这是基本事实。

中国人，现在到过香港和台湾的人不少了，这两个地方在七八十年前，绝对比不上中国的北平、南京、上海，可后来不要说南京、上海了，连北京的人都想去。三十年前，如果能同时问全中国的老百姓，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愿意离开中国，这个不需要讨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开放，两个在中国大陆名校当教授的人，申请移居香港获得批准后，同时选择了拿到通行证后，连家都不回，立刻赶往火车站，可以想见那时的中国人是何种心态！

什么是软实力？自由就是软实力。全世界的人都往美国跑，这还要讨论它的道理吗？很多中国高官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美国，中国所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以美国为尚，可我们在自由价值方面又一再贬低美国，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这样做对后代影响也不好，因为这教人不诚实，教人不正派。

何为“文革”文风

最近偶然看到《收获》杂志社程永新、叶开二位批评《文学报》。程文认为，《文学报》有“‘文革’式的刻薄语言”，叶文认为“这些文章大多为批评而批评，语言风格都是斧砍式，不按文理出牌。这些作者看起来要把批评对象当成‘地富反坏右’，批倒批臭踏上一脚。现在自然是做不到‘踏上一脚’了。”

我近年看当代作家小说不多，文学批评，也只是见到早年熟朋友的文章才读。程、叶二位文章所指，主要是近年写文章批评当代作家的李建军，而他的文章，我倒是每见必读。李建军文章的观点，我不是都赞成，但说他的文章有“‘文革’式的刻薄语言”，这个判断，我断难认同。

文学批评现状，当今是表扬多而批评少。李建军文章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极少的、有勇气的文学批评，恰是我们当前最需要的。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绝对不会因为李建军的批评就丧失了他们应有的文学史地位，诺贝尔文学奖，该给谁还会给谁，并没有因为李建军的文章而放弃了莫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不同的行当，文学批评有它的尊严和独立性。当代作家应当努力从李建军等人的文学批评中感受真正文学批评的力量，哪怕它是偏激的。我们宁要过分刺耳的批评，也不要一团和气的廉价表扬。

这些年来，有些人只要一看到尖锐的文字，常常会联想“文革”式文风，但下此判断须极为谨慎。

何谓“文革”文风？要害不在文字如何尖刻，关键在文章本身有无政治背景。有，文字再和缓，也是“文革”文风；无，文字再刻薄，也不能视为“文革”文风。今天判断文风，于此不可不察。

“文革”文风，今天可以视为一个专用名词。它包括抽象和具体两类。具体即指发生在“文革”期间有政治背景的文章，它一般具有四个特点：一、多发在主流报刊；二、文章作者都是奉命而作；三、文章背后均有明显主流政治意图；四、不允许讨论。比如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评陶铸的两本书》，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及出于“写作组”之手的多数文章。抽象意谓“文革”文风并非只产生在“文革”时期，但通常具备上述四个特点。比如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时，李、蓝第一篇文章，虽然文风有问题，但因为是自发的，没有政治背景，此类文章即不能认为是“文革”文风，但此文以后，凡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奉命文章，文字再平缓，也可视为“文革”文风。如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时主流报纸的按语，即典型的“文革”文风。一九八一年，二唐批判电影《苦恋》的文章，文字本身已相当和缓，但因为具备前述四个特征（奉命、刊于主流报刊、有政治背景和不许争论），所以也属“文革”文风。

文人作文，因学养、个性和风格不同，文风自然也就不同，我们提倡宽容、宽厚的文风，但文人各自性情不同，批评文章尖酸刻薄，也时常难免，不然何以称得上个性和风格呢？要说文风的犀利，何人超过鲁迅？要讲言语的刻薄，何人不甘拜下风？但鲁迅的文章是个人的，是独立的，所以再尖刻，我们也不以为是“文革”文风。

《文学报》为上海一张普通报纸，李建军不过一介书生，“文革”文风这顶帽子，实在太大了。

辑二 历史观察

观察“五四”的一个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过去胡适、蒋梦麟等人都有过类似的说法。“五四”给中国知识分子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五四”是“西潮”涌来的时刻，习惯上我们用“科学和民主”来概括“五四”精神，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现在还找不出比这个概括更有说服力的名词，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启蒙时代的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我们后来的历史常常让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识分子能够在心理上摆脱对“五四”的牵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期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梦想。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杜威和他的夫人正在北京访问，他在那年的六月份从北京写给女儿一封信，这封信，我是从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看到的，他在信中对中国学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的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的十四岁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杜威是从民主国家来的学者，他对中国学生的这个评价，不由得让我们对学生的行为肃然起敬。这些年学术界对“五四”颇有微词，以为那时的前辈做事不够冷静，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以至于把后来许多激进的事都归在了“五四”的名下。一个近代的学生运动，能像“五四”这样有理性，我以为已是很不容易了，在这些方面，我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是要多一些理解。“五四”，我们现在都把它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来看，那时有些过头的说法，我以为都是不能完全当真的，比如像吴稚晖、钱玄同说的那些话，我们还是要设身处地去想，多想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多想他们想让国家好的那份急迫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是从旧读书人来的，修齐治平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素质，他们对国家的情感有时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杜威从那时学生的理性行为上看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他的评价是“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可惜我们让杜威和许多人失望了，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五四”学生有过激行为，比如火烧赵家楼，这是历史事实，当时胡适、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就反映过，但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它特殊时代条件以下的具体处境，完全以抽象理论解释，有时候会显得无力。至少从后来的历史事实观察，“五四”的健将多数还是回到了自由主义的路上去了。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和学生运动交织在一起，这好像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规律，在变革时代，真正的思想文化运动，常常会伴随学生运动。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总会发出许多感慨。后人观察“五四”，其实可以把相关的历史联系起来，我概括为一种“五四周期律”，它代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变迁规则，可以具体表述为：凡真正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这运动在当时得到何种社会评价，其主要参与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经历的人），一般应当在运动后十年左右，回到社会的主流中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要在事实上开始担负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任，这个周期的下限约在三十年左右，越早越好。思想文化运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它在事实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社会进步。回到主流并不意味着都从政，同时也包括那些成员思想和学术的成型。

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两部分人：教授和学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匡互生、杨振声等是学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者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就他们当时的主要表现而言，真实情况远比这丰富复杂。一个明显事实是，过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说了，其中学生代表，经历了西方留学的生活后，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中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指出过，突出的特点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成了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罗家伦一九二八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一九二七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创办史语所，匡互生任上海立达学园校长，杨振声一九三○年初负责组建青岛大学并出任校长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冯友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也开始回到中国学术界的中心，更多当时并不知名的学生，多数也在十年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说这是个“五四周期律”呢？因为一九三五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虽然意义并不是完全可以和五四运动相比的历史事件，但它的主力成员，也基本是在十年左右的周期中，回到了社会的某一主流中，尽管是另外一种主流，但越往后它的主流地位越突出。一九四九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新闻、外交、思想文化和高层人物的秘书中，多数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职业及对高层的影响，在事实上建立了许多新的规则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比如胡乔木对中国的新闻，蒋南翔对中国的高等教育，黄华对中国的外交等等，都产生过影响。

“五四周期律”的发生，建立在这样四个前提下：一是政府对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并不敌视，同时为其以后的发展提供相应机会，特别是留学机会，五四运动后学生到西方留学的热情一时很高涨。二是民间对五四运动成员的经历，通常视为一种正面价值并保持敬意，社会对这些成员普遍尊敬。方显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叙述过一个细节，五四运动后，时任北京大学执行校长的蒋梦麟，请著名企业家穆藕初资助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藕初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方显廷回忆说，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穆藕初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

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生，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据方显廷回忆说，穆藕初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三是社会本身对五四运动的持续记忆。闻一多就多次表达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公开向“五四宣战”，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闻一多的感受是：“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四是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本身具备良好的教育基础，包括中西文化两面，不然社会提供了历史机遇，也难以承担重任。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包括教授），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因为社会活动易于表现个人才能和品质，毛泽东后来总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大量干部，其实就是“五四周期律”这个意思。

一种社会思潮最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参与者的理想和实践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相应的周期内不发生，社会就错过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革机会。“五四”也好，“一二·九”也好，其参与者主体是青年，即令教授也很年轻，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专门统计过“五四”主要成员的年龄，教授多在三十岁左右，陈独秀大一点，也只有三十八岁，胡适二十六岁，罗家伦、傅斯年才二十三岁。如果我们把“五四周期律”的下限确定在三十年左右，就可以看出，过了这个周期，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精英再回到社会主流中的可能性是递减的，越往后发生社会影响的可能越小。

一九四五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发生“一二·一”学潮，政府派傅斯年去解决，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回忆，他见到傅斯年时说，你过去当学生时专门和政府作对，今天事情到了你头上，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不过有此经历，傅斯年较好处理了昆明学潮。傅斯年的幸运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五四周期律”还存在：一九四六年他代理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他成为台湾大学校长。“五四周期律”在这位学生领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一般说来，“五四周期律”发生得越早，社会进步越快。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清华百年，人们总会提起清华精神，或者总要把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联系起来，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清华与北大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但谈论清华精神并比较北大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先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清华、北大在这历史中也随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清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如果单举个别事例或者就某些个人特殊的历史贡献来说明清华精神，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一般的知识逻辑，如果说清华精神的核心是自由主义，那么何以解释一九六六年“红卫兵”这个称呼产生在清华？何以解释清华在一九六六年一度成为中国混乱政治的中心？清华为中国的科技贡献过重要的科学家，但清华为何也曾经把最有才华的物理学教授徐璋本送进了监狱？还有著名的“右派”黄万里先生，为何一生在清华主流中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近年清华最为人称道的是出了许多政治家，但我们想到中国民主化进程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我们不禁要问：清华出身的政治家的治国理想和政治智慧有多少是得之于清华精神？它和出身于其他中国大学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北大传统，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诘问。如果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那么“文革”何以在北大发生？北大如何解释林昭个人悲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笼统谈论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而只能以清华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体现出的某些精神侧面，来大体分析当时何种风格或者何种做事的习惯在清华师生身上成为主导精神。清华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北大也有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曾经的辉煌，也都经历过耻辱。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他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指当普遍的政治气候主导一切的时候，清华能够特立独行，而显示其个性和风格。在新清华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气质在清华作为整体精神风貌呈现出来；相反，在新清华的蒋南翔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能和现实政治达成平衡的清华，而不论这种政治是进步与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引为自豪的清华自由主义精神瞬间消失，“听话，出活”成了一种新校风，把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在班上，这种新时代的创新，很难让人再想起清华的自由主义精神。

旧清华和新清华的分界线在一九五二年，即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以后。我们来回忆一下清华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现代大学的发展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候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人才资源会很贫乏。清华正好在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来叫“清华学堂”。清华的历史一般要从一九一一年算起。实际上，她的历史还要往前推三年。清华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生是一九○九年，派了四十七个人去。第二次是一九一○年，派了七十个人去。第二届学生里，有名的比较多，比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一九一一年还派了一次，有六十三个人。没在清华读过书，但以“清华留美学务处”名义直接把学生放到美国去，在清华校史上只有这三届。

一九一一年建立清华学堂，后来又改称“清华学校”，到一九二八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前，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和外务部联合管理。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从派出去留学到回来，基本要十年时间。胡适一九一○年到美国去，一九一七年回来就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年以后，清华放洋的学生就开始回国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一九四九年前，中国政界、企业界、银行、海关，还有文学、教育等行业，中国社会上层，基本以清华人为主。那时回来的清华教授待遇很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当时清华放洋有个比例，八成的人要学自然科学，大部分是工科，跟实用有关的。两成学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华钱出去的，一般我们称为“庚款留学生”，因为一九○○年是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八国联军的赔款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美国人得到的大约是两千四百万两。一九○六年，美国外交部和知识界的人士，他们对庚子赔款的总体评价是这笔钱要多了。

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外务大臣叫梁诚，他也在美国朝野活动，希望能把这笔钱用特殊的方法处理，这个看法也影响了美国的一些人。

一九○六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里。这封信里，詹姆士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国家以后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詹姆士观察到，在一九○○年前后，中国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欧洲留学。詹姆士看到这点就向老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

一九○九年，美国和中国外务部就达成了协议，美国把得到的庚子赔款分三十九年时间退给中国，要求中国每年派一百个学生到美国学习，然后再让他们回国服务。有了这笔钱，才有了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过去讲清华大学的历史时，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个产物，学术界现在不使用这个说法了。不论退还庚款的动机如何，从结果上说，至少对中国有两大好处：第一，为中国现代化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二，传播了现代文明理念。

今天我们纪念清华百年，更多是关注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比如从文学上来说，好像有一种“北大开花，清华结果”的现象。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北大，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清华是最出作家的，比如闻一多、汪曾祺、曹禺、钱锺书、王瑶、何其芳、李健吾等等，九叶诗派有七个是清华的。王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学术上有一个清华传统，叫做“清华学派”，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观察清华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清华确实是比较好地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典范。

我们已经纪念过北大的百年校庆，现在又要纪念清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武有孙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见一斑。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和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大学，在他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的，但清华没有，她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没有因为政治和其他的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消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他们本来是一家。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她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真正的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如果非要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去推断和分析，是很难有清晰、统一的历史的，或者说一所大学后来的辉煌常常与他初期建立的历史是背反的，我们只能尊重历史。清华大学的建立是美国文化影响中国的一个典型事例，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它有曲折的命运，但无论我们怎么评价，美国在清华大学建立中起的作用，一般说来，它的优点胜过缺点是一个基本判断。旧清华的这个底色是它的校风和学术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旧清华有所谓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用通俗的说法说是当时清华师生中的一句流行语，这句话我是从已故作家钟道新那里听来的，钟道新是听他父亲说的。钟道新从小在清华长大，他的父亲钟士模先生是清华教授，一度做过新清华的副校长。这句话是：要在清华混，你爬也得爬到美国去。这句俗语，可以理解为清华的美国化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用王浩描述当年在西南联多数人的风格时，他认为当时大家做人做事有一种暗合西方传统的习惯，即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用陈寅恪的话说，清华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精神体现在教授身上就是：一九三六年，当北平军警来清华抓学生的时候，学生姚依林愿意躲进教授冯友兰家，而冯友兰敢于保护自己的学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     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         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清华有自己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并不是每个时期的清华都体现出了“厚德载物”的气质，我们说清华精神，在旧清华似乎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西南联大时期，这种精神也得到了延续。比如教育部有统一教材，西南联大的教授就上书教育部，认为学校长期积累，自有传统，不易轻易改变。当时要求担任院长以上的教授都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非要入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什么是清华精神，这些就是具体的清华精神。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成了一所工科学大学。一九四九年前，清华大学是严格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为什么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要把清华大学拆开，完全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有一种是推测。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大学，速成人才。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拆开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清华受美国影响很重。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中国知识分子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061·

的建立不利。这个推测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这个结论。但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变成工科大学，显然是一个退步。

一九五二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消失了。如果说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更有中国本土特色，那么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则更多美国色彩，不论清华还是北大，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实都已远去，今天有一点余绪，大概也只在民间了。

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

中国当代法治史上有个小问题，就是一九五五年建立学部的时候，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这是个简单问题，但又是个复杂问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中国是帝制国家，农耕社会是主要特征，传统社会的治理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有许多办法与现代法治相通，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这一点学术界有共识。法治社会，严格讲也是西方经验。晚清中国向西方学习，法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当说，当时中国有见识的人，还是明白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法治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这也是共识，法治比专制好，这不但是现代知识，也是现代道德，也是现代常识。

早期中国人对法治的理解，我个人以为相当成熟。我看过黄人编纂、一九一一年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一本《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其中有一个专门词条：“法治国”。

这个词条的解释是：“对于专制国而起者。在专制国，统治者为君主，国权随意行使，不拘法规，纵令国权之行使有经规定者，亦只为君主所下之训令，而国家与臣民之间，无拘束之法规，是为绝对之专制国。专制国，亦有民法、刑法，民事、刑事之裁判，国家亦有拘束者，然行政权之行使，则无法规之拘束，反之在法治国，不唯司法权拘束于法规，即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不唯行政官厅，即君主与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行政法，为关于国家与臣民之行政之法规，有拘束之力，如此行政悉依法规者，谓之法治国。此行政法规之原则，依法律而定，在君主一方，不能任意制定变更，必得议会之协赞而后可，因此行政法规上，为治国之基础。凡法治国所定各条件，若行政官厅有背法规时，可以行政诉讼——行政诉愿方法救济之。”

进入“百科词典”一类书中的知识，一般是当时社会有普遍认同的观念，也就是说，当一种外来的知识，成为中国人一般知识系统中的共同知识时，这些知识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而进入相关的“词典”。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认同好东西在哪里都好的判断，没有什么东西的冲突和不适应，过分强调东西差异，其实常常是我们排外的借口，我们必须相信人类有共同的人生经验，也就产生共同的人生智慧。中国人的法治知识和法治观念，至少我们从上引的那个词条判断，可以认为相当成熟。我们法治观念的退化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事。

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就完成了中国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工作，对第一届中国院士的选举工作，当时和后来都有所批评，但人们公认这个选举大体公正，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这个选举为后人称道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学术和政治的分离。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一向批评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马寅初都当选为院士，但这个传统到了一九五五年学部建立的时候却放弃了。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是另外一种方式，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  刘大年回忆说，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他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他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他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他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大家。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构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学部之下成立部务委员会；部务部委会下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建立工作会议，吸收秘书工作人员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六日，中科院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筹建学部问题，认为这是当年党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组建学部的工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进行了讨论。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学部委员名单所作的修改情况，学部委员名单由二百三十八人，减至二百二十四人。

中央审批时，又加了十一人，最后名单成为二百三十五人。

科学院在给中宣部的信中认为，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总的原则是：“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

根据这个原则，科学院定出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和应列入的四条标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是：一、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

二、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

三、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

应列入的四条标准是：

一、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

二、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也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少，必须适当照顾者。

三、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

四、         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

当时科学院对中国科学界的总体评价是：科学基础仍很薄弱，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学科的发展亦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又比较复杂。

应该说，一九四九年前后，新政权对未来科学体制的设想还是非常努力。竺可桢在参加会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时曾问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选举情况，政权接收过程中，比较早地考虑到了未来中国科学体制的制度设计，当时建立院士制度是高层和知识精英共同的理想，作为向院士制度过渡的一种设想，建立学部是一种临时选择。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学部成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郭沫若说：“科学院应该以院士、通讯院士为基础的，中央已交给我们建立院士制度，学位制度的任务了……正式的科学院需要等院士大会选出院长、副院长、及主席团，学部委员会是产生院士的基础。”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科学院在给周恩来和陈毅的一封信中认为，对于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没有承认，现在承认这些院士，他们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信中说：“如果我们采取‘宁缺勿滥’的方针，则有许多资历老而学术上有错误或没有成就者，如陶孟和、马寅初、冯友兰等人就势必被淘汰，这样做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当前的工作；如果把现在大陆的一九四八年选的院士都承认下来，再另增加一批新院士，则对比之下人选就势必太多太滥，如选择不当反而会造成新的纠纷。”所以他们建议，先以“学部联席会议和院务委员会”的组织作为正式建立院士制度以前的过渡形式。         陈毅在学部成立后的一次学部联席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科学院现在也是先搞学部，再过渡到院士制度，选举院长，从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也有一个办法是先搞一批院士、选举院长，再搞学部，由上而下，这样最不得人心。”

按当时的设想， 学部的过渡期大约是一到三年， 但一九五七年以后，这个工作实际上就停止了。在当时的构想里学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一个领导机构。科学院在学部成立后的一个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至于院士制度实行后，学部委员制度仍可并行不悖，因学部委员的团结面比院士更加广泛，对团结全国科学家和沟通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可以说学部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学部建立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思路是它保留了对原中央研究院制度中包括人文科学的理念。郭沫若在中国科学刚刚组建时的一次茶话会上特别强调：“我们所了解的科学是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产生中，政治介入学术表现得特别严重。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完全不同。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是二十八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六十一人，是过去的近三倍。除了时代转换以外，学术并没有发展，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王世杰、王宠惠去台湾）留下来的周鲠生、钱端升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也就是说，一九五五年科学院学部建立以后，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机关中，已经完全没有法学的地位。

一般的理解是一九五五年学部建立的时候，中国已经取消了社会学和法学，所以原中研院院士陈达也不是学部委员。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法治观念普遍淡薄，也没有对法治的敬意。当时取消法学和社会学的一个理由是有了马列主义，其他的知识体系就不需要了，这个判断中隐含着对知识体系的无知和自负，也是一元化知识逻辑的必然结果。知识体系中取消了法学、社会学，学部委员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法学和社会学的恐惧，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无知的问题，而是垄断对所有复杂社会现象解释权力的一种选择，这也是专制社会对知识的一般态度，法学更不能例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有一个解释：“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

一般社会科学的命运如此，法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凤凰周刊》已走过十年，它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一个栏目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报道，这是《凤凰周刊》观察中国现代历史的窗口，虽然不是每篇文章都选择了重大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但编者的独特关注点在从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现象和人物，经过十年的努力，他们这些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叙述，回头一看，大体已成为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相对一般专业历史研究，《凤凰周刊》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史观方面。

对于叙述历史的态度，或者说一般的史观，虽然对每个研究者来说，由于知识准备和学术训练不同，对同样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叙述历史现象的一般规则，研究者有一些基本判断是相同的，因为这些判断中包含·071·

了理解历史的普遍规律。瞿兑之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一士类稿》写序时有一个看法，他的判断我以为是一般读历史的人都能认可的。瞿兑之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这个看法和陈寅恪早年处理史料的一个看法相同。陈寅恪写《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时，一开始就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陈寅恪和瞿兑之都是对历史有卓见的学者，他们的判断应当是历史研究中的深刻经验。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的困境，恰好在陈寅恪和瞿兑之的判断中，因为档案不能及时解密，所以特别需要努力把历史的真相寻找出来，而官方的正史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努力，《凤凰周刊》的贡献我以为要体现在这里。他们有解密的渴望，更有寻求解读真实历史的冲动，《凤凰周刊》虽然是公共舆论机构，但在解读历史的思路上，倒更接近于传统的私家著述。

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即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凤凰周刊》所追求的历史真相，其实也是一切职业历史研究者所追求的，不过他们选择更为切近读者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有点类似于传统文史研究中的掌故写作。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或传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所写前言，是一篇关于掌故笔记之学的经典文献。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角度叙述经历和文坛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晚清以来掌故笔记的兴盛，成为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凤凰周刊》所刊发的文章，我想将来也可以掌故方式进入历史，而且不断传播。因为这些文章多数并没有局限于固有意识形态的陈规，而是用自己发现的史料和养成的判断，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史学意识上形成的历史叙述。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中，人们普遍不能以独立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他们涉及的时代和人物，比如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关于鲁迅的传记中，对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基本都是否定性评价。这些传记作品为了写出传主的勇敢和伟大，通常把其所生活的时代简单化了。其实传记作家应当先找到合适的历史逻辑，然后以此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鲁迅生活的时代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但鲁迅的创造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不仅是鲁迅个人战斗的精神所至，也有一个时代总体的政治文化精神存在，至少现在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那是中国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学者是从哪里来的。在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作为言论自由的条件并没有完全丧失，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许多传记作家因为没有理解历史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他们笔下，读者常常会有“那么坏的时代何以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对传记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好时代和传主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对一个人的命运来说，哪些是时代的责任，是制度的原因，哪些是个人的责任或者偶然性？这些复杂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历史逻辑，解释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会受到影响。

钱穆当年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钱穆的本意是要当时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完成本书在抗战期间，他对读者的忠告，在当时有特殊意义。后来我们经常用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来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情感。由钱穆的话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如果还是简单重复钱穆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不是说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不对，而是想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无条件的，而应当先具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政府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如下前提下进行：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

一、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二、对将要了解的历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因其他条件而无法获得（比如法律规定、经济条件限制等），但公民获得这些史料的权利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自由的，他们事实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们想得到这些史料的权利始终存在，且不能被剥夺。

三、公民了解的历史史料应当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如果公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政府强制公民接受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四、公民对自己了解的本国历史，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不违背起码的知识体系和常识逻辑，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判断的历史保持独立的观点和认识，政府不能预设自己对历史有天然解释权力，然后把自己解释的历史结论强加给公民。

五、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要发自内心，政府不能以现实功利目的，诱导公民接受不经完整历史史料支持·076·

的历史结论，公民有对本国历史真相表达自己独立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以公开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本保障。

六、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理论模式、使用史料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七、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应当成为历史的最后结论。

八、公民不可能在穷尽历史史料的前提下来了解历史，但穷尽史料的努力是了解历史的常识，公民了解历史以前，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是公民了解真实历史的基本前提。

我们现在教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历史教员不能完全以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来传授历史知识。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在网络时代，传授简单历史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那些历史的简单结论，其实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随时获得。我们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懂得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如何获取真实和完整的史料，如何判断历史真相、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历史教学的重点在方法，不在知识。要让学生养成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有证据我才接受的习惯。今天许多青年在突发社会现象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简单历史教育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了解真实历史的起码条件一是开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对历史下结论，在知识系统上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意识到宣传不是历史，那就太可悲了。历史学科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获取教益，如果历史教学最后变成让学生简单接受一种固定的历史知识，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学生不明白没有完整史料、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结论在知识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会习惯用片断、零散和混乱的思维观察历史，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后，他们就不会客观判断历史了。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青年在并不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局限，可能主要是从小没有养成独立判断历史的习惯。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人们关心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人们关心的言论时，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连信息开放是判断历史的前提这样的意识都还没有建立，那我们如何判断历史？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言论，第一要完全了解发出那种言论的完整事实并对其人的真实背景具足够的知识，如果有成型的文本，这个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电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可以自由观看的。断章取义，只言片语，信息封闭是判断历史之大忌。我们要养成起码的观察历史的知识习惯，结论可以因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独立判断前所应当具有的知识规则是必须建立的。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时代与世界文明间的距离还不清楚，就来判断历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批评总统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观察真实历史的时代也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如果有学生问我，在今天了解国史的有什么好方法，我想说，你们看《凤凰周刊》，或许能了解更多真实的历史。

纪念许良英先生

今晨起来，一开电脑，即看到许良英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转念一想，许先生已届高年，历经劫难，享此高寿，也算是上苍对中国知识分子悲惨人生的一点最后哀悯吧。

我最早知道许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一个地方师专念书的学生，何以会对许先生感兴趣？容我多说两句。

那个时候，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可和今天同日而语，在交通和信息传播方面，是传统社会的末期，虽然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但这是将要转折的最后关头，没跨过之前，在基本方式上与前一两百年并无实质变化。那时中国个人没有电话，联系的基本方式还是书信。

我虽然在师专念书，但比较关心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的事，我上学主要是看书看报。一九八三年毕业后，我留在晋中师专编校刊。我不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因为怕麻烦，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当时不懂任何学术方法，一个地方师专，哪有人教你这些东西。我想到的一个简单办法是订阅全国各类期刊，然后了解思想和学术动向。那几年，我长期订阅的报纸杂志有近三十种，学校收发室的人都感觉很奇怪。我订阅的杂志中有一本《自然辩证法通讯》，它里面经常刊登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都是关于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这本杂志，我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停订。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报纸是《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那个时候的学术中心，不在大学，而在社科、报界和作协。八十年代影响人们思想的主要人物和杂志与大学联系并不紧密，比如金观涛、李泽厚、刘再复、刘宾雁、严家其、戴晴、苏晓康等人，都不是大学里的。

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前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刊出许先生一篇文章，是批评查汝强的。文章我当时也未见得就看懂，但感觉上是许先生讲得有道理。当时在人们的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及方法是什么事都能管得了的，你只要学了它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它什么都可以指导，科学也不例外。我对那时的文章，已没有印象，但许先生文章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知识。那时的青年都很有热情，我看了文章，当即给许先生写了一信，内容已无记忆，但肯定是表达自己受到文章启发一类意思。想不到过了不久，许先生真还给我回了一短信，大意是鼓励我好好学习。信保存下来，可惜我人在厦门，无法抄出了。

因为家父过去有“右派”经历，我在八十年代有一种偏向，凡“右派”我都敬重。我以为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极有才华的人，凡他们的书，我都热衷阅读。后来年纪稍长，才发现不能这样看问题，不能把自己的身世感带到对历史的认识中去。在当时知名“右派”中，许先生还是最不知名的，但他和刘宾雁、方励之提议召开“反右”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事，却让中国知识界更多人认识了许先生，而且他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是最坚定的。有些人可能还在反思民主的缺点，但我印象中许先生则只讲民主的好处，只讲民主对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晚年始终在探索这一问题。我以为这是许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现在还不是讨论民主缺点的时候，在中国，这不是一个纯粹学术问题。许先生在这方面最清醒，也最有勇气。

人生还真有些奇遇。二○○四年，许先生早已“退体”

（我不使用离休概念），他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恰好刘钝先生出任所长。二○○一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查资料，曾和刘先生有一面之缘。后来刘先生非常关照我，为我谋得了一个在所里访学的机会，那一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认识了不少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期间，我写了一篇《1949年前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及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写这篇论文时，我曾和所里的张藜、熊卫民二位，去看过一次许先生，那时许先生身体康健，思维活跃，而且保持了一向鲜明的直爽风格。言谈中我刚流露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的计划，许先生马上说“你懂什么爱因斯坦相对论”，我赶忙说：“不是相对论，是相对论传到中国的历史。”

我在山西有个朋友，十多年前，在北京潘家园买到一批上世纪七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许先生编辑《爱因斯坦文集》时和出版社的往来书信，数量相当可观。我本来建议就此写一本专书，还提了一个思路和体例，可惜朋友不在学界，终日忙于公务，没有完成。去年夏天，我回太原，重提此事，他还希望能一起拜访许先生，可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不过材料保存下来，日后一定能以合适的方式披露给学界，也是对许先生的最好纪念。

当年建议召开“反右”学术讨论会的三位“右派”，已经都去世了。许先生年纪最长，最后离开。他的存在，让时间将一份历史遗产鲜活保存在真实记忆中，他的离去，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思想遗产。在中国，许先生和他另两位朋友，注定是悲剧人物，因为他们有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完整的知识系统，他们发现了真实，并勇敢地表达了真实，不因个人一时得失，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从丁酉之劫到己巳之难，一生两次有悲剧命运者，必会在历史中发出他们永恒的光辉，套用尼采的话说，他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们死后方生！

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

饶佳荣翻译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二○一二年由九州出版社完整出版了，这对今后深入研究西南联大和中国大学校史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最近我在北京见到佳荣，当面向他祝贺，虽然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佳荣四处漂流，但有此一本译作，我以为佳荣可以说，这几年问心无愧了。

我最早知道易社强（John     Israel）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刚完成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想再找个题目，就选择了西南联大。之所以选择西南联大，也是由《观察》周刊对她的评价引起的，《观察》周刊当时认为这所战时高等学府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我对这个评价非常有兴趣。我先后去过几次当时还在北大南阁里的西南联大校友会，接待我的是钱惠廉先生，后来我还和沈叔平先生通过几次信，他们当时正在编联大的校史，由上海来的张源潜先生也临时住在北大，专门做这项工作，我在张先生畅春园的临时居所中，和他多次交谈，获益匪浅。我由他那里知道了易社强的研究情况，当时易社强的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自然没有公开出版，但他和联大校友会多有联系，联大校友会译出了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这些东西我当时都读过。后来我还和易社强先生通过一次信，承他不弃，也寄给我一些当时还在研究中的文稿，这些对我后来完成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小书极有帮助。

易社强先生的这本书，向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研究中的开创之作，享有“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的美称，我最近重读一遍佳荣的完整译作，感觉易著确实当得起这个评价。易著虽以叙述联大校史为主线，但他的视角和观点在叙述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评价和观点，在叙述中自然流露，常有极为独到的见识。

近十多年来，西南联大由历史研究而变为现实热点，这是一般研究者所没有预料到的，因为真实的现实生活和遥远的历史产生感应，这是时代造成的契机，因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太多，在现代大学精神方面退化太快，而使人不由得向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慰藉，在这个背景下，完整译出易社强先生的这本著作，我以为既有学术价值更有思想意义。

我认识佳荣，时在二○○六年，当时我还没有到厦门教书。佳荣本科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本校史学系的研究生，但佳荣心气极高，想到更好的学校去求深造，因一时失误，所以错过了再读书的机会，一度在北京和厦门间漂流，但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学术的青年，也很有学术才能，在四处漂流，为生计奔波时，依然不忘情学术，始终为译这本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完全出于热爱才译这本书的，当时也没有人答应出版，这种由喜爱而产生的学术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佳荣到太原访学时，我曾把当时已用过的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让他带回去，我和佳荣素不相识，但我感觉，一个青年能对西南联大产生如此的热情和兴趣，一定是个有追求的人，我相信他会把这些材料用好。我认同胡适的话，中年人做学问是本分，青年人做学问一定要鼓励。当我最早看到佳荣译出的书先由台湾出版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我后来也多次劝过佳荣，能不能再回学校读书，但他都没有首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考虑，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我有时也想，他这样一个对学术有热情和兴趣的人，如果能有大学教授破例让他再去深造，他也许不会反对，可是以我们现行的学术制度，对这样有才能的青年，常常也感觉无能为力。

我以为这是一本出色的译作，个别失误在所难免，但以一个本科史学毕业的资历，做出这样的学术成绩，真是不易。这本译作是可靠的，在翻译过程中，佳荣和易社强先生有过直接的交流，另外近年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史料及相关研究，再加上互联网时代适时到来，这一切客观条件，加上佳荣本人自己的执着和热情，才能使这个译作完成得圆满。如果早几年译此书，可能会由于学术条件的限制，让译作多有缺憾，而佳荣的选择适逢其时，是在学术条件最好的时候做出的最佳选择，这是佳荣的幸运，也是学术的幸运。

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

这些年来，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很引人注意。他每有文章发表或者新书出版，都会形成一点小小的阅读高潮。在中国的整个民国史研究中，陈远这样的边缘人物是读者心中的中心作者，而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者在读者中常常倒成了边缘作者。这个现象，我以为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傅国涌、张耀杰、林建刚等人的文章，何以比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更引人注意？我想不能简单用一个“他们会写文章”来概括，而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代最优秀的史学家如沈志华、高华、杨奎松、张鸣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自己关注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情感上的判断，虽然保持客观公正是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但对历史的真实感觉一定有情感因素在其中，不然对那一段历史的感受就会偏离，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了。陈远在这个层面上，我以为和好的历史学家的感觉是一致的，不然他不会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如此投入，这是近年来所有好历史学家都具有的修养，所以他们完成的历史著述，才获得读者认同，赢得读者喜爱。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主要指得就是当代人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感受，而这其中是不能排斥情感因素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体上把一个时代判断错了，其他再准确，也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陈远二○一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一本随笔集《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这本书的台湾版我过去也读过，感觉是一本非常好读而又引人深思的书。陈远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虽然基本都是逝去的人物，但陈远用他自己的感情和笔调，让这些历史人物又活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代，陈远的这个本领，我是相当佩服，他叙述民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不是一般地梳理相关史料，而是用自己对史料的判断，选择切入点，然后把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与判断，用自己带感情的笔叙写出来，在近年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陈远是个性鲜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他这本《负伤的知识人》，听上去有点忧伤，似乎还有一些叹惋的感觉，但细读你会发现，陈远对这些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及制度因素，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他是在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生存条件有了基本把握后，才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所以在陈远笔下，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有了他们的合理性，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性格、机遇以及他们对不同时代的判断，共同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陈远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是大学，而且是以当时中国北方几所著名大学为主，比如清华、燕京及辅仁，也就是说，陈远的角度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中，更注意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也更关注这些大学中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陈远近些年来对燕京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集中聚焦，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视角，陈远的观察是何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凡出身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多数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中，能保持某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性，而其他大学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没有这样明显。陈远努力去挖掘这些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因素和时代条件，从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与一般的民国史研究不同，陈远的一个长处是他能把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在关于燕京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凡是当时还健在的人，陈远基本都努力去寻找，去访谈，去用大量第一手的感性生活激活历史材料，所以陈远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读者感觉真实不虚，不是神化后的虚幻人物，这一点，陈远自己的学术工作暗合了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规则，先由史料发现线索产生历史感觉，再寻着史料线索追寻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再回到文献中来。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晶，使陈远的文章比一般的记者文章深刻，比专门学者的文章鲜活。

十多年前，陈远从石家庄一所工科大学毕业，因为对文史有强烈热情和兴趣，曾和他的大学老师谢志浩先生来太原访学。当时我和高增德、韩石山、智效民、丁东先生时相过从，志浩、陈远来太原后，我们多次接谈，心情十分愉快。陈远当时连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最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成为一个在社会和专业研究领域都引人注目的学者，这些都源于他对文史的热情和兴趣。陈远这些年来已先后出版过十几部书，有专业的人物传记，有专题研究、也有更多的随笔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陈远的学术工作，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二○一二年二月间，澳门大学专门邀请陈远就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教会大学问题做过专门演讲，表明他研究工作的意义已经显示出来。

周策纵：大陆开花海外结果

周策纵先生的作品，我最早读到的是《五四运动史》，原来以为作者是一个专门治中国现代史的专家，后来才知道周先生是一个有全面文史修养的学者，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备的学问，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更超越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是周先生又掌握了系统的西方知识，应当说周先生是现代中国理想学者的类型，即中西两面的知识都系统完备。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周先生的全部著作，让读者得以全面了解周先生的学问。我通过阅读周先生的著作，想到了周先生及中国学人的命运。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做一个逻辑上的假设，“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者，大体上·093·

都应当是周先生这一类型，但事实结果为海外学人是而大陆学人非。我把这个时间限断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出生的中国学者，因为这个时段后出生的中国学者，客观条件已不可能让他们再成为周先生这种类型的学人。

“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者，在知识上表现出鲜明的中西两面特色，这是由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相结合才能完成的。一九〇五年是中国传统教育在制度上终结的标志，但一种制度的终结，一般来说前后约有一段模糊期，也就是说，一种制度的终结，通常不会是毫无缘由的，与此制度变革有直接联系的人总会在心理上有所察觉，同时也会有应变准备。科举制度终结时，传统读书人不会感觉这种制度是突然停止的，至于具体终结在何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完全不能顺应时代的制度，对读书人来说，它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就如同今天的高考制度变革一样，变到什么程度是一回事，但它不能不变是确定的，因为一种缺点明显增加的制度，如果不变会维持不下去。成熟制度在时间上的终结通常都有缓冲期，在这个时期，原来制度中的人事，不会随着制度的终结时间立刻改变原有面貌，这是所有变革的常态，旧制度的退出历史，都具备这样的特点。“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人，大体是在这个范围内成长活动的。旧制度对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多有影响，而新的学校制度，特别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也对他们的成长有决定作用。

周策纵先生是一九一六年生人，一九四二年中央大学毕业，大体在我确定的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个人判断，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完成得很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段内，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优秀的的学者和学术成绩来说明。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意识到，这个成功的结果限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后它的影响主要是在海外，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陆开花海外结果”现象。

周策纵先生只能说是近二十年来稍后进入中国读者视野中的优秀学人，在他之前广为中国学界所知的杨联升、何炳棣、王浩、黄仁宇、夏济安夏志清昆仲、唐德刚、余英时等均属一个类型的学人，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类似学人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学术虽然不好简单比较，但在专业相近的同时代学人中，海外学者在同时段，整体上成绩可能要高于中国大陆学人，因为海外学人是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自然结果，而同样是这种教育条件下成长的中国大陆学人，他们的时代环境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扭曲了，如果环境不被扭曲，他们的学术道路完全是相同的，可惜他们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安心学问的时候极少，而时代条件稍好，这一代学人又多数到了老去才退的时候。至于一九三〇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学者，在教育条件方面已不可能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也是这个时段以后，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人较少的原因。

这次周策纵先生作品集全面引进，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优秀文史学人全面修养的魅力，同时不能不感叹像周先生这样的学人，以后出现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夏志清时代

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早完整阅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一九九〇年的夏天。那年有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美国青年，中文名字叫穆润陶，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前两年我还在网上查到他在一家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可惜没有及时联系。当时穆先生已选定他的博士论文要做中国当代的报告文学研究，其时我的研究兴趣也在这一方面。穆先生需要访问一些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报告文学》杂志社当编辑的作家谢致红，恰好也是我的熟人。大约在一九八九年冬天，穆先生要访问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当时天枢兄是《中国青年报》的大牌记者，中国知识界无人不知。谢致红就约了穆先生和我一起去访问他。因为认识了穆先生，第二年，他到中国南方访学，从苏州寄给我一本台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虽然此前对夏志清先生的基本学术思路，已通过其他渠道有所了解，但当时普通读者还是很难得到这样一本书，所以印象极深。

我是一九八五年冬天到山西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在作协圈子里，知道夏志清先生的研究工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完整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感觉还不是很多，当时比较容易见到的是司马长风的三册简装本《中国新文学史》。

今天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夏先生的学术工作已有定评，他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是一个人用一本书，改变了以往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革命性变革的力量，不是来源于中国大陆学者，而是西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后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动局面。

今天，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在封闭时代外来学术研究思路的意义和价值。现在我们可以轻松谈论夏先生及其学术工作，但最早他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来到中国的，如果我们翻阅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期刊，不难发现对夏志清和他小说史研究的严厉批判。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二〇〇五年才在中国大陆完整面世，但也还只是一个删节本。夏先生当初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完全是一个负面人物，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大陆正统现代文学研究界认可的学者，这不奇怪，因为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当时的正统评价格格不入，今天中国大陆正统现代文学界也没有完全进步到可以全盘接受夏志清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地步，他改变了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但他没有能改变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悲剧。我们借鉴了他的研究方法，认同了他对一些作家的基本评价，但我们始终没有认同夏先生的基本思想立场，或者我们隔过了夏先生的思想立场而用学术立场替代了他对时代的敏感性。比起夏先生来，他的两个高足李欧梵、王德威则更多是用西方学术霸权来影响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这和当年夏先生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相比，已完全是另外一种影响了。当年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界热衷于夏先生的学术锋芒，而今天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追逐的却是西方学者在名牌大学中的学科权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完全过了仰视西方学者的时代。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个过人之处是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张天翼、师陀等作家的高度评价，由此确立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先生的判断，中国大陆学者自觉意识到决定作家文学史地位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可能还要延迟一段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夏先生确实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启蒙先锋。

学术史上常会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夏先生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早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却一直没有回来过，他为什么不回来？改革开放初期，与夏志清几乎同时为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熟悉的还有一位捷克学者普实克，他也曾是夏志清的论敌，他当年在正统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界的地位远胜于夏先生，但几十年以后再观察，今天已很少有人再热衷于谈论普实克先生了，但夏先生的影响没有消失，这也是需要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者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夏志清没有消失？

以往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热衷的正统作家是“鲁郭茅，巴老曹，丁二萧”，而夏先生小说史一出，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很快走向了“沈张钱师废”，即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师陀、废名，这个研究路向，今天还在延续。对一个学者来说，夏先生开创之功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现在依然有需要我们反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研究路向走不下去，而有些研究路向却可以不断延伸？

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早就走出了王瑶时代，但完全脱开夏志清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于厦门

辑三 文史掌故

米面

南来厦门已近七年了，有熟悉的朋友相见，总是问：能习惯这里的生活吗？我一般回答，没有问题。接着再说，我人到中年外出，去何处也只能是老习惯了，再说交通便捷时代，解决饮食习惯，已极方便。

我祖籍不在山西，但我在山西出生长大，向以晋人自居。现代人基本不再有严格的籍贯概念，因为现代社会流动是常态，定居则是非常态了。以后中国大概只有京津沪等少数城市，可能还会有持续的本籍观念，它唯一的好处是高考简单，这已是一种特权，虽不正义，但一时恐怕还难取消。

晋人饮食，以面为主，这习惯今天虽发生了变化，但从根本上很难改变。我北人南来，日常习惯还是吃面，米也能吃，但感觉还是吃面才算吃饭。南来初期，最不习惯的是饭局后没有主食，也即没有饭吃。有时饭局回家，还要再吃碗面，不然吃再多的海鲜、蔬菜，还是没有吃饭的感觉，这也是晋人没出息的地方。过去看过阿城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思乡即是思饮食，以为极有道理，他的解释是人的胃是十二岁前养成的，以后很难改变。晋人因自小以吃面食为主，所以这习惯改也难。在山西参加饭局，无论吃多少菜，最后一道总是吃主食，通常是面。

今天，中国人吃饭大致不是问题，但三十年前，这还是极大生计。我一九八○年在山西一所地方师专念书，三年后快毕业时，依然有粗粮细粮之分。在山西，所谓细粮，自然就是面粉了，山西人不说面粉，说白面。至于大米，我这个年纪的人，不但没有记忆，只是逢年过节，偶尔能吃一次，我小时候认为大米可能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在山西，当时只有南方人一月可能会有一点供应，让当地人极为羡慕。一个时代，连这样的事都解决不了，居然有人认为是好时代，打死我也不信。

人类的古老智慧，大体相同，特征是好东西在哪里都好。南人多食海鲜，鸡鸭鱼肉，道理非常简单，不是因为南人聪明，是因为有这种东西，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是晋人不知道这些东西好，是因为没有。过去晋人早餐喜欢吃咸菜，也是因为没有其他东西替代，有牛奶面包后，这个习惯慢慢就消失了，陋习即智慧，没有比它好的东西出现时，陋习通常代表最佳选择。南人不以面食为主，也是这个道理，一是南方不产小麦，再是热潮无法保存，大米则没有这个问题。

人类维持生存的智慧高度相似，今天在世界范围，进入日常生活概念，也即天天能吃的主食，其实也只有两种：米、面。有比它们更有营养的东西，但没有产量；有比它们产量大的东西，但没有口感。人类维持生存，产量第一，其次要适合人的胃口，在米面之外，还找不出第三种。山西有句俗语，酒肉朋友，米面夫妻，说得极好，米面重于酒肉。人类社会其实是同一性多于特殊性，过分强调所谓特色，其实不符合人类社会一般规律。世界极丰富，但人类能吃的主食，不外米面，副食不外鸡鸭猪牛，再加鸡蛋牛奶，其他就是特色了，主要的东西没有太大变化，进入日常生活的，就那样几件东西。日常生活如此，其他生活也一样，这个简单道理不能违背。

我小时候，晋人多不食鸡，鱼也不会做，原来以为是晋人笨，后来发现不是笨，是没有。晋人面食做得极为精细丰富，达到极高水平，有无数种吃法，常为全国人民叫绝。因为有面，它的智慧就一定向这方面发展，南方因为有米，它的做法也自然发达，人的思维及智慧在同一方向进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是过去的基本习惯，今天因为交通发达，习惯也不再成为铁律，但最后选择，还是在基本习惯层面上发展。世间事物，万不可脱离基本生存条件，也不能背离好东西哪里都好的定律。人类习惯一定是选择最好的，总是向这个方向努力，吃饭如此，其他也一样。米面是硬道理，我们现在还寻不出第三种可以天天吃、又有充足的产量，适度的生产成本、同时还适合人类胃口的东西。

西方器物中国传播史料四则

一、方便面

人类记忆有一个特征，即对凡已融入日常生活的发明，往往认为是极简单之事，而对这些发明的灵感来源及最初时间不太在意，方便面的起源即是一例。

今天，人们公认方便面起源于日本。发明方便面的是一位名叫安藤百福的日本人，他是生在台湾嘉义县的一个孤儿。据说是在一九三三年，安藤回到日本，受寒风中人们早起排队等热面的情景触发，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安藤发明了方便面。办法是用油炸完的面，等着泡水。面炸过后会出现许多细孔，这些孔能吸收热水，面很快变软，物理成因相当简单。

方便面的雏形是鸡汤面，安藤夫人启发了丈夫，面油炸后能贮存；儿子喜欢鸡汤面，这使安藤下决心，让方便面从鸡汤味开始。

方便面的发明史大致如此，太平淡了，但这个平淡中体现了所有古老智慧，要将这种古老智慧与现代生活适时结合起来，则需要另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可以说就是一种机遇。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通常也是最高智慧。保存食物的动因源于防止意外灾害的生存直觉，而保存食物的原初智慧一是脱水，干；二是加盐，味。在现代防腐技术出现前，这是人类的共同智慧。方便面的存在和流行，思路建立在这两点上，食物不变坏而且还能有味道，办法是开水冲泡鸡汤。

如果就方便面的发明灵感和雏形判断，我能找出一个远早于安藤方便面的实例，这就是厦门早期的鸡蓉面。

二○○七年，我南来教书后，偶然在厦门旧书摊见到一册一九三一年谢云声等人合编的《厦门指南》（厦门新民书社发行，民国二十年）。我在这本书后看到一幅广告。由这则广告知道，这种鸡蓉面的牌子是“冠德”。它的广告词是“鸡蓉面，旅行第一，滚水泡下，甘芳适口”，这个广告放在今天推广方便，也无不可。由同书另一广告可知，当时厦门有一家陶园商店，在它推销自制的食品名单中，我看见排在第一的即是“始创鸡蓉面”         。其他地方有无类似的食品，我没有查考，但以中国人的聪明推断，想来不会是只有厦门一家吧？

一九三○年代的厦门生活，想来今天还有健在的人可以忆及，我没有去访问那些吃过鸡蓉面的老者，也想象不出那面的味道，但我感觉与今天的方便面是一种灵感的结果。厦门离台湾最近，而当时来往频繁，说不定在台湾嘉义出生长大的安藤，儿时即有食鸡蓉面的经验，成年后这个记忆诱发了他的灵感。

方便面的发明权是确定的，这是安藤的幸运。我想说的是古老智慧，一定要与现代生活适时配合起来，才能产生另一种智慧。方便面的流行建立在社会成员生活节奏普遍加快和工业化技术的普遍应用上，舍此，则古老智慧不能发生作用。从技术发明的灵感来源观察，我们可以将方便面发明的灵感和时间推前，甚至可以将这个灵感移到厦门来，但在缺乏快节奏生活和工业技术化的前提下，再超前的智慧，至多也只能产生一种类似点心那样的食物，而不可能产生一种广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食品。

鸡蓉面的出现，可以说已具备了后来方便面的所有发明灵感——干，宜于保存；泡，吃起来是热的；鸡汤，有味道——但方便面还是没有在中国诞生，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现代节奏的职场生活，自然也就没有这个巨大需求。没有相当的技术条件，即令有需求，也不可能大量生产来满足。在日本，也只是到了一九六○年前后，需求和生产技术才适时配合起来。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但我们总是错过那个最佳时机，我们今天还在重复这种命运，但愿下一次伟大的发明是源于我们的智慧，而上天又给了我们最佳时机。

二、洋装书

二○一二年三月间，我寄了一本《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给深圳的胡洪侠，书是毛边的，估计他会有点兴趣，我知道他喜欢书。

隔日就在书店看到洪侠兄的新书《微书话》，非常精致，令人爱不释手。其中有一则提到，陆灏曾问过他，中国第一本洋装书是何时出现的，是什么书？他说一时还没有查清楚。我对这件事稍有兴趣。

中国书籍的装订工艺，经过筒策、卷轴、旋风、经折、蝴蝶等装订形式的演变，最后稳定在线装上。它的特点是在整合的书页上右边打眼，明线装订。好处是简洁、美观、方便，短处是单册书页不能太厚，线的寿命有限。装订技术是由印刷工艺决定的，中国雕版印刷的特点是单页单面刷印，对折整合，所以线装是这种工艺的最佳选择，显示最高智慧，手工时代，找不出更好的方式了。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讲过一个道理，社会事物由繁向简。在书籍的装订上也能体现。

洋装书有精平装两种，工艺原理大体相同。早期以锁线加外封面为主要形式，后来以胶装为流行工艺。洋装书的好处是体积小容量大，单页双面多版印刷，是典型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世界图书的最终形式稳定在洋装形式上，肯定是它的优点明显。世间事物，一定是优点多的取代优点少的。

严格说出中国洋装书出现的精确时间和具体书目，可能不是很容易。实藤惠秀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断定的时间是一九○○年，举出的实物是一本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教科书《东语正规》（唐定锷、蕺翼翚著），这本书虽由中国人编写，但却在日本印刷完成。作为一种新的书籍装订形式，在一般流行意义上，洋装用了约五年时间，完成了取代线装的过程，时在一九○五年，这个时间很有意味，中国的科举制度恰好也是这一年废除的。

如果界定中国洋装书的出现，除印刷技术条件外，至少还应考虑四个因素：（一）汉字；（二）中国人著译；（三）中国本土印刷；（四）洋装。

实藤惠秀注意到一个特点，中国早期洋装书版权页上，一般都是清朝纪年和“明治”年号共用，所以他判断这些书都是在日本印刷完成的。考虑这个特点，同时满足上面四个条件的洋装书，一时还不好确定。

实藤惠秀还提到一本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杨廷栋、周祖培译），一九○二年由上海作新社出版，这是一家设在上海的出版社，由蕺翼翚和一个日本人合作创立，专门出版洋装书。我手边恰好有这本书，但它的版权页上，没有清朝的纪年，只有“明治”年号，虽然标明出版地设在“上海大马路泥城桥”，但印刷是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完成，所以，也还不能认为是纯粹的“中国洋装书”。这本书虽用了洋装工艺，但装订还是用了纸捻取代丝线，可见洋装工艺也有一个过渡阶段。

洋装书和其他器物的出现不完全相同，它是工业时代的产物，量大且标准化。非要固定某本书为中国洋装书第一标志，恐怕不好确定。我们大体可以实藤惠秀的研究为依据，把一九○五年前出现的洋装书，都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洋装书，至于哪本第一就要比较大量的印刷实物了。

三、录音机

录音机是人类重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今天，录音机具体形式随电脑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可以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录音机。

录音机的前身是留声机，为爱迪生发明，时在一八七七年。一八八八年一位美国人发表了利用剩磁录音的论文，奠定了录音机的理论基础。一八九八年，一位丹麦人发明了钢丝录音机。录音机的早期历史经历不同阶段后，开始进入人类日常生活。中国人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自己生产的录音机。

作为一种具体知识，录音机何时传入中国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还没有人具体指出。这个时间应当说相当早，可以判断在它刚产生不久，中国人就知道了这种东西。所谓中国传播，专指中国人、中国文字中最早记载了它的出现，而这种文献在中国本土刊行。

张荫桓（一八三七—一九○○）是广东佛山人，清末曾任中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著有《三洲日记》，是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至光绪十五年出使上述三国的日记。此日记清末曾在北京刊行，后编入《张荫桓日记》。

在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甲寅（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三洲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鸟约富人阿边好博，其子好冶游，另赁华庑以居，忽一夕，阿边与阿洛对局而胜，得采二十万元，阿洛无现资，书券限三日交银。翌日阿边寻其子新居，阿洛尾之，阿边父子诟詈甚激，其子贸贸焉迳附火车赴费城去。阿洛突入，索阿边还其债券，阿边愤甚，诋之不虞，阿洛手刃相从也。阿边被刺，阿洛即从阿边夹衣内检债券裂之，自掩房门而去。房主人妇闻诟詈，知其父子不能相能，晡时无动静，乃推门入，见阿边被刺于榻，仓卒报官。差拘其子，人证凿凿，其子遂抵罪。

这个案子本已了结，但忽然节外生枝。它的被推翻则是早期美国录音机出现后，成为重要举证手段一例，而中国人有意识记录了这种新事物。张荫桓在日记中接着记述道：忽有人名多士，手携一机器至公堂，一触而动，当日阿边父子相詈之声、其子出门步行之声、阿洛开门与阿边诋讪之声、阿边被刺呼痛之声，阿洛将刀拔出用纸抹刀之声，一一传出，于是问官，乃知杀人者阿洛也，乃宥其子，别执阿洛。此种冤狱，赖此机器平反，异矣。盖多士本与阿边之子隔壁住，是日正将传话机器试用，适阿边来寻其子，喧嚷不堪，多士虽遂扃钥房门，信步他往，欲俟声息稍静乃返，忘却窒止机轮，乃回房而机动如故，所传悉阿边父子相詈、阿洛行凶之声情，及闻阿边之子定狱，因携此机器至公堂为之昭雪。（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三十一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四年）毫无疑问，张荫桓日记中记载的“传话机器”即是今天的录音机，一八八六年六月，这个时间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间只有九年，中国人不但知道了一种西方科技产品，更知道了它在刑事案件中可以承担重要证据作用，作为一种西方新知识，应当说它已进入了中国的知识系统。

四、A片

中国人什么时候知道世界上有A片这回事，我们在一般的史料中还不好确定。A片的产生与现代摄影技术出现相关，中国有春宫画传统，但没有A片传统，因为中国没有先产生它所依赖的技术。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知道有A片，应当是改革开放后的事，当时称为“黄色录像”，后来又有一个说法是“毛片”。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器物，一为观念。所谓中国传播的意思是中国知识中有了关于这种知识的记载，通常是有了汉语译名或者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并以汉语记载了这种知识。最近储安平《欧行杂记》出版，我看到其中有一则A片史料。

一九三六年，储安平乘船到欧洲去，过苏伊士运河时，经过一个叫坡赛的地方。这个地名今天叫什么？我没有查到。储安平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很不好，储安平说：“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写下来，就是在坡赛，居然公开的沿街兜售春画，一张一张给你看，开价还价，一如普通的交易。还有些人跟在你后面叫你去看活动的性交影片和裸体跳舞。我简直不明白坡赛这地方是什么一个世界，看来这地方的淫风一定很盛。”（韩戍编、储安平著：《欧行杂记》，第四十九页，海豚出版社，二○一三年）

“活动的性交影片”即是今天的A片。储安平当时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记者，尚没有用出A片的固定称谓，而只称“活动的性交影片”，可以判断它还没有进入汉语的知识系统。此前中国人的著作中，有无关于此种知识的记载，我还没有看到过。如果将来写A片中国传播史，储安平的这条记载应当是个时间判断节点，只有在中国文献中发现比它早的记载，才更有学术意义。

中国现代掌故的经典之作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给人了无趣味的感觉？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中国当代文学有掌故，生活却没有掌故。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接触中国当代文坛，所知中国当代文坛掌故相当多，比如名作家的私人生活以及相关趣闻。但换个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坛又是没有掌故的，比如一个著名女作家和一个知名男作家间的婚外情，文坛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个掌故不进入文字，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短处。古典文学不是这样，我们只要看看大量的笔记和诗话就可以明白，中国现代文学也不是这样，我们只要举出徐志摩和张爱玲的例子即可。文坛有它自己的生活趣味，一本正经是一九四九年后的状态，连延安时期都不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文坛为什么不好玩？因为我们没有面对真实生活的勇气，不要说老百姓的生活了，就是作家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也不敢面对，文坛没有掌故，就是一个死的文坛，一点活气没有，文坛知名人物，怎可没有掌故？

最近读《安持人物琐忆》，感觉非常有兴趣，虽然这些文章我多数在陆灏时代的《万象》杂志上看过，但集中再读一次，还是感觉生气盎然，这就是掌故的好处。这本书我看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掌故的经典，它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因为它写出了一个时代真实的文人生活，远比我们读文学史要丰富得多，学习文学，可以不读文学史，但不能不读文坛掌故，不能不熟悉文坛掌故。

最近见到几位老朋友，都说起这本书，感觉都是好，后来看陈丹青在广州的一个演讲，也提到这本书，认为非常好。但也有一些朋友，怀疑这本书的真实性。我和他们说，不准确处难免，但绝对是真实的，以我个人对中国现代文史掌故的粗浅了解，陈巨来提到的多数掌故，我还可以从另外渠道再寻出来，可见至少是一种真实的传说，由此也可以见出这本书绝对不是信口开河。我举一个潘伯鹰的例子说明。

陈巨来记当时上海十大狂人，其中有潘伯鹰。当然，文坛掌故，要找一些有趣的事来说。陈巨来说潘伯鹰的新婚妻子，“见其妻张夫人，貌亦楚楚，而风骚特甚。余领会潘得病所在矣……”另外还说到潘伯鹰签名的方式等等。潘伯鹰一九五七年出版《黄庭坚诗选》，曾送给厦门大学李拓之一本，我曾在旧书摊购得一册，确实如陈巨来所说，题名的风格非常独特，其中还有几处校改，都是同行专家才看得出的错讹处，以后此书再版，我愿意将此书送给他们参校。陈巨来提到潘伯鹰的再婚妻子，我们可以看吴宓的日记，也可以看《吴宓诗集》，足证陈巨来记忆之好。《吴宓诗集》中有一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贺潘伯鹰张荷君女士新婚》：“十年相望后先行，人海文林共此生。怜我滋兰终玉碎，喜君织芰订鸥盟。同心伉俪绸缪乐，两戒河山去住情。书法诗篇名世久，虞初鸿著盼完成。”（见该书第五○○页，商务印书馆，二○○四年）。吴宓早年和潘伯鹰交往很密，他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曾盛赞潘伯鹰的一部小说《人海微澜》。《吴宓诗话》中对潘伯鹰更是推崇，可惜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潘伯鹰早年的小说创作还少有深入研究，倒是旧书界对他早年的几本小说极为重视，网上一本线装的《蹇安五记》要卖到几千块一本。

好文学史不如坏掌故书，虽然此言不可完全当真，但掌故的生命力一般比文学史长，却是事实。晚清民国，中国文学史著作不可胜数，但再版的极少，而晚清民国掌故笔记，稍有名声的，基本都重印过，而且是过几年就再版，我常常想，与其写大而无当的所谓学术著作，还不如留心文坛学界的掌故呢！

重读《洪业传》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读同一本学术传记，常常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最早读到陈毓贤的《洪业传》是十多年前，当时我还在山西太原。记得那时对此书中提到的关于山西的事很留意，其时我正编一册《旧时光——1949年前外省学者看山西》的小书，对《洪业传》中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洪业和燕京同仁来山西太谷访古一事，非常有兴趣，可惜那一段经历在书中极简单。最近商务印书馆又再版此书，我又重读，可见这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的学术传记。

优秀的学术传记，通常有两种：一是对传主生平资料有极为全面的把握，同时对传主的学术成就有深入了解和判断；二是虽然做不到对传主专业的深入理解，但对传记的生平和精神世界有细密的观察。前一种传记，一般出于专家之手，后一种传记则出于熟人之手。《洪业传》我感觉当在后一种之列。作者对洪业一生的事业非常熟悉，同时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叙述中充溢着大量丰富的细节，如果没有对传主的理解和熟悉，作者不可能观察到多数能传达洪内心世界的故事，比如洪业对国共两面的观察与判断，对一九四九年去留间的选择，传记都传达了非常完整的细节，让读者能由此联想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选择，比如顾颉刚、邓之诚、陆志韦、张东荪等。作者在叙述洪业当时内心感受的同时，实际上始终有其他留在中国大陆学者的命运在作为观察视角，所以她写洪业的选择，其中也包含了对洪业同时代学者的观察，作者赞赏洪业的选择，因为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观察和判断是准确的。洪业有此判断，不完全出于个人生活的偶然选择，确实有她理性判断的逻辑。《洪业传》在这方面虽然着墨不多，但举重若轻，给人的启发和联想极多。

陈毓贤原用英文完成这本传记，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文，因为熟悉洪业晚年的生活并与他有深入交谈，所以本书更多是一本关于洪业生平和学术活动的传记，尤其是洪业的生平和学术教育，作者没有采用大量引述原文和转述他人论著的通行方法，而是选择和学术相关的生活细节来叙述洪业丰富的人生。这种处理方法，让传记在阅读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读来非常有趣，没有一般学术传记的枯涩，而有回忆录的生动和自然。比如，书中叙燕京初创时期，常乃惪北京高师毕业后来燕京教书，不修边幅，生活散漫，给洪业印象不佳。洪业后来感慨，想不到常先生后来有那样大的成就，不但是青年党的创始人，还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常乃惪是山西榆次人，是我的乡贤。我在山西时，听过常风先生讲常乃惪的旧事，感觉和《洪业传》中的这个细节完全一致。

洪业是福州人。我来厦门后，有时候也翻翻地方文献。原来读《洪业传》传，留意与山西有关的事，而这次则更有兴趣看关于福建的事了。《洪业传》提供了许多正统地方文献中难以见到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对研究地方文献有很大帮助。《洪业传》中提到他在燕京教过的一个学生张文理，后名为张延哲，是漳州平和人，青年时代非常有理想，后来成了陈仪部下，去台湾后命运非常坎坷。平和离厦门不远，我前两年去看林语堂故居，到过平和，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稍有感触，此次在《洪业传》中看到张文理早年对平和农民生活的观察和他立志改变他们生活的理想，感觉这些早年对家乡文化有特殊感情的历史人物，不应当被历史忘记。希望研究福建地方文献的人，能由《洪业传》中得到更多历史的细节，并以此扩展地方文献线索。

洪业最为人熟知的一件学术工作是编了六十四种中国古代文献的“引得”，这个学术工作，在网络时代可能会显得意义有限，但当年这件学术工作的意义一方面显示了洪业及同时代许多学者对历史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这个基础工作中训练和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这是学界永远不应当忘记的。

这本书最后一章中说“张东荪则在监狱里上吊自尽”（第二八五页），似不够准确，张是在监狱中死去的，但目前还没有史料确证是“上吊自尽”。

钱端升的选择

夏红兄寄我两册由他负责策划出版的钱端升青年时代的旧著《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我感觉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学术界现在需要对老辈学者的旧著多一点了解，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系，后来的学术工作方向感就不强。钱端升的这两本旧著，我过去在旧书店见过，但没有买，认为是专门的著作，自己那方面的知识不够。当时旧书店常见的是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我倒是买过一本。

钱端升是政治学者，但他的学术兴趣好像有意要在学术研究中把政治学理论和现代政府的行政研究结合起来。这些年中国大学的政治系多数归到公共事务或者政府行政学院中去，这个思路倒是和钱端升早年的追求有一定相似性。一九四○年陈体强出版《中国外交行政》时，钱端升曾在该书的序言中回忆他早年的一个研究计划，他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大学法学院成立行政研究室时，本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许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一九三九年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成立，其工作人员中有一些是当年中央大学行政研究室过来的人。他们计划“穷同人三四年的精力，将中国的行政完成一初步的考察。此项工作包括两大类的问题。第一类是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如中央的行政机构，省市的行政机构等等。第二类是各项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恤行政等等的机构。初步的考查乃有别于精邃的研究之谓。初步考查，取材大致以法令有规定，官文书有记载者为限。故所论亦只及于某一机构的组织及职权，及职权行使的程序而已。至于精湛的研究，或须穷探学理，或须广事比较，或有需于实地的考察，故必须各项初步考查完成而后，方宜从事”     。

我为什么忽然想到钱端升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府行政有那样强烈的兴趣呢？我感觉这可能和他中年后的学术兴趣转移有点关系，也就是说他可能把“穷探学理”暂时放在一边，而把学术研究的方向偏到了关注政府行政一面。而学术兴趣的变化有可能与他一九四八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有关。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大概总愿意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留意一下当时他们的选择。虽然历史转折关头，有相当复杂的个人具体处境，决定一个人的去留，有时候人们不好简单认为去就好，留就不好。但注意这个历史关头个人选择与后来个人遭遇的关系，还是一个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这个关头从西方回来或者没有离开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数在个人处境方面比较悲惨，这个事实任何特例都不能改变，我们不能用钱学森、邓稼先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而应该注意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钱端升晚年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还执意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追悼会，就是因为那个同学是他劝回来的，但命运非常悲惨，这个心理动机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要一个人完全正面公开否认自己人生关键时候做出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事关自己的尊严和智力，比如陈寅恪的去留，在他一生中也是一个打丢牙和血吞的问题，他太太都到香港了，最后还是回来。

钱端升是政治学者，从知识上说，他对各种政权的基本形式和可能出现的倾向不可能没有察觉，他对世界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如此了解，可最后的选择实在难以让人理解，至少从知识上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把知识中得来的智慧与个人的人生现实融合起来。他和胡适的私交不错。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个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是钱端升。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端升曾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又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来，就千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

一九四八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劝过他留下，他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同样很关心他们，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当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还有陈达。胡适说：“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

钱端升的选择中可能暗含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某些偏向。他把一个政治学者“穷探学理”的追求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并不一定准确。现在钱端升的著作正在完整出版过程中，想来以后对他的深入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位知识分子有更好的理解和判断。《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的同时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由沈从文的经历说起

红庆兄漂流北京已十多年，期间我们虽然只见过一两面，但时有电话联系，我也非常关注他的写作情况，他已出过十几本书，成绩最著的是人物传记，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比我们职业作家、学者的工作毫不逊色。他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但我以为是近年沈从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有新材料，更有观察作家的新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在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这个学科涉及相当多的中国现代政治生活，而目前相关档案的解密程度极低，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公开的史料虽然也有相当开阔的空间，但浮躁的学风和急功近利的学术制度很难让学院里的人安静下来，倒常常是学院外的学者能给我们这个学科吹来新的空气。我想红庆兄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本重要著作，因为这是沈从文的家事，过去虽有涉及，但这本书最为全面也最细致。

红庆兄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山西榆次晋中中师读书时的朋友，我在英文科，他在中文科，比我稍晚来到学校，我们在学校里即时相过从。对他的才华，我很早就有认识，只是当时的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发展，让他进入文化界的时间推迟了很久。

我近年写文章，常提到胡适晚年的一个感想，他曾和朋友说过，坏学校也出好学生。当然他这个话主要是对文科学生说的。胡适一生，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平等待人，特别是学历极低而在某些方面显示了才能的人，胡适一向极为尊敬。如果就学历而言，中国现代学者中，恐怕没有什么人能赶得上胡适了。他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虽然没有在清华读书而直接放洋，但论校史渊源，说胡适是清华出身也不为过。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一到北京大学就当教授，虽然他的博士学位问题后来稍有争议，但当时没有人怀疑胡适的本领。胡适在北京大学由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直到北大校长，最后光世界知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就有三十几个，但胡适晚年还能讲这个话，就不光是道理而是一个人的胸襟了。这个境界在胡适一生中，还不光是一个经验和品德的问题，而体现了相当高的人生智慧。一九三七年七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讲话，为国家在抗战期间的高等教育出谋划策，他讲了四个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就是国家一定要尊重同等学力。胡适给出的理由一是可以救济天才，二是可以防止造假。沈从文如果不是遇到胡适这样境界的人，以后的发展会受很大影响。无学历的人提倡尊重同等学力，常会被认为是为自己的出身找借口，而像胡适这样要啥有啥的人来讲尊重同等学力，就最有说服力，可惜不是有这样地位的人都有这样的境界，这需要绝大的自信和从容。

红庆兄在晋中师专读书的时候，最喜欢文学。我当时在校刊做编辑，时常收到他的来稿，散文、小说、诗歌等都有，我感觉他在文学方面极有才华，时常向当时主管校刊的王志华老师推荐，当时我已有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的意向，我力主王老师在红庆兄毕业的时候，让他留校当校刊编辑，而王志华老师也竭尽全力，可惜后来因为红庆兄的体育不及格，此事未能成功，为红庆兄的人生留下了诸多遗憾。这几年红庆兄努力为晋中师专做了许多事，学校还聘请他当了兼职教授。我想起沈从文的一件趣事。沈从文当年报考燕京大学，一问三不知，后来连报名费都退了。过了两年，燕京大学要请沈从文去教书，沈从文倒不好意思答应了。

红庆兄的长处是文字感觉好，长于叙述和描写，无论多么枯燥的生活，到了他笔下总能有声有色，这个本领可能是天生的，我在学校时就和王志华老师多次说过，刘红庆真会写。我至今不怀疑这个判断，红庆兄的文字不仅简洁而且还有表现力，有感情、有美感，他写的书，无论偏重理论还是侧重生活，都非常好读。夸大一点说，这一特点，倒还真是和沈从文先生有点相似，他所以喜欢沈从文，可能潜意识中也有此种感觉。

我在山西太原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总去常风先生家聊天，比较多的是谈周作人先生、钱锺书先生，但也有几次说到沈从文先生。常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沈从文相识，友谊一直保持存到沈从文去世。沈从文先生长常风先生八岁，沈从文先生小学没有毕业，而常风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出身，但我记得，常先生只要一提起沈从文先生，言语中充满敬意。他常说，沈先生了不起，他不但是小说家，更是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你要多看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还有《废邮存底》中的文章。沈从文先生去世以后，常先生有一篇怀念文章《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平静地叙述了他一生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在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这篇很让人感动。常先生说：“我一直认为不论什么人，只要认真仔细阅读沈从文的小说，研究比较一下他在用字遣词和造句，表现方法以及篇章的结构，总会认识这位小说家确实是在写作中不断学习着，试验着用最恰当的字，尝试各种句子的结构，篇章的组织，他总在寻求最完美的艺术表现。他的每篇作品都确实就是一篇新的‘习作’。在这点上我一向认为沈从文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风格作家。”

常先生每和我提到沈从文先生，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沈从文先生的命运很让人想起一个时代。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从湘西来的“乡下人”，初来北京时，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是一个天才作家，很少人有他那样对中国文字的感觉，他写得太好了。那个时代是适于天才生长的，特别是文学天才。沈从文先生没有上过学，但那时的文坛并没有因为他只有小学程度而看轻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最看重沈从文先生的恰恰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这体现那个时代的大气。

一九八○年，沈从文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说，有些伟大的批评家，半个世纪以来，一个两个在文坛上都消灭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  。沈从文自信的不是他比别人更有思想，比别人更有勇气，而是自己“掌握住了文字”，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红庆兄非要我在这本书出版前写几句话，我想到了红庆兄的经历，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经历，也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人生苦短，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寻找各自走的路，红庆兄找到了自己的路，而且有勇气坚持下去，他有过困苦的时候，但今天更多收获的是写作带来的快乐。热爱文字，热爱文学，这是红庆兄成功的基点。

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

钱锺书写作，特别喜欢用比喻，这早已为人熟悉。《谈艺录》和《管锥编》中专门讲比喻原理的例子也很多。钱锺书自己有一个看法，他在《读〈拉奥孔〉》中说：“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七缀集》修订本，第四二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钱锺书认为，比喻的性质和情感价值，在于“如”而不“是”，不“是”而“如”。也就是说，比喻的道理是相反相成。所比的事物要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没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钱锺书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同上注，第四三页）钱锺书指出古罗马修辞学上的一个定理：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后来钱锺书提出了“比喻有两柄复具多边”的原理。

在所有的比喻中，钱锺书特别喜欢用性比喻。韩石山曾注意到钱锺书的这个写作习惯，他写过一篇《钱锺书的“淫喻”》（韩石山：《文坛剑戟录》第一七七、一七九页，中国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韩石山认为，钱锺书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他指出这个特点与“取喻者的心性有关联”。其实善用性比喻是一切幽默的前提，很难设想一个幽默的人而不善用性比喻，文学中的机智和风趣通常都与性比喻相关，因为性是成人间的常识，在属于人人感兴趣，但人人不能明说的困境中，最高级的选择就是明话暗说，直说则无趣味，最后形成了修辞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就心理和社会习俗判断，性比喻一般是中年人的专利，尤其中年男性，青年人的兴趣相对要弱，这其中包括了对性的经验与期待以及相对的力不从心，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方式，这也是“无色情即无民间文艺”的道理所在。钱锺书在小说《猫》中写了一位陈侠君，他在李太太爱默的客厅中高谈阔论，其中有一段是：“我们上半世已过的人，假如此心不死，就不能那样苛求。不但对相貌要放低标准，并且在情感方面也不能责备求全。十年前我最瞧不起眼开眼闭的老头子，明知他们的姨太太背了自己胡闹，装傻不管。现在我渐渐了解他们，同情他们。除非你容忍她们对旁人的爱，你别梦想她们会容忍你对他们的爱。……打仗？我们太老啦！可是还不够老，只怕征兵轮到我们。恋爱？我们太老啦！可是也不够老，只怕做情人轮不到我们。”（《人·兽·鬼         写在人生边上》，第五七页，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钱锺书还借另一个小说人物的口说道：“咱们人到中年，食色两个基本欲望里，只要任何一个还强烈，人就还不算衰老。这两种欲望彼此相通，根据一个人饮食的嗜好，我们往往可以推断他恋爱时的脾气。”（同上注，第五一页）钱锺书写小说的时候，正是渐近中年的时期，所以在他这一时期的文字中，少有不涉性比喻的，甚至在钱锺书的所有小说中，性都是一个突出主题。除了个性和和语言习惯外，钱锺书文字中习惯用性比喻，与钱锺书对人的理解与评价有关。他用性比喻，有自觉的意识，也有理论的基础。在钱锺书看来，没有比用性比喻更能深入提示人性的弱点，更对人生具有讽刺意味。

钱锺书在《围城》的序言认为人类是“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看法来源于柏拉图，钱锺书在《一个偏见》中引过柏拉图“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客观极了”。在同一文中，钱锺书还引了博马舍剧本中一个丑角的话：“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

我个人理解，在钱锺书看来，这个“基本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性，理解了这个问题，再来观察钱锺书的所有文字，我们就不会单纯把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只从修辞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评判，而这一切则建立在“男女之事乃天地之大义”的判断上。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也经常谈到“人欲论”，性即是生，趋利逐势，追求享乐，乃人力可为人心所向，但又有不可违抗的命运在无形中主宰，所以人要知命安时。（舒展选编：《钱锺书论学文选》，第一卷，第二七四页，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年）性比喻是成人宣泄情感或者调节趣味的一种主要方式，古今中外道理相同。但善于用此喻者，必是聪明绝顶之人。因为在言谈和行文中，用性为比，必须做到表面正经而含义深刻，表面言语与所谈深义距离越远，效果越好，也就是说，越是“黄色”的比喻，在表面上越不能涉“黄”，这个深义建立在成人的人生知识和经验上。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多有讲“云雨”之事的文字，在他看来男女之事不是不能言不能说，而是须与亵词相区别，艺术含蓄地表达，中外不约而同以“云雨”取譬，是因为人类反禁欲而又知羞耻之旨趣相通的缘故。（舒展选编：《钱锺书论学文选》，第二卷，第二七八页，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年）

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来源于他对人性的理解和评价，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钱锺书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他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有深厚的积累。他的同学吴组缃回忆过，有一次在清华校园的咖啡馆里，曹禺对吴组缃说：“钱锺书坐在那里，还不叫他给你开示几本英文淫书？”吴组缃让钱锺书开三本，钱锺书随手拿过一张纸，当下写满正反两面，开录出四十几本，包括作者的姓名和书的内容。（爱默：《钱锺书传稿》，第三五页，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据说钱锺书一九七九年访美归来，将一个英制烟斗赠予友人，并说：“我自来不吸烟，好比阉官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用否?”钱锺书还喜欢引用一个法国人的话：“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给上手的？”（范旭仑等编：《记钱锺书先生》第四○页，大连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黄裳回忆钱锺书时说：“当他听说我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只买了一小册抄本的《痴婆子传》时，大笑了。这就是他赠我一联的上半，‘遍求善本痴婆子’的本事。”（《黄裳文集·榆下集》，第二一二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痴婆子传》是中国小说中有名的“淫书”。

一九七九年钱锺书访问美国，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曾问起他对两部中国著名的色情小说《金瓶梅》《肉蒲团》的看法。钱锺书说：“金瓶梅是写实主义极好的一部著作，红楼梦从这部著作里得到的好处很多。尽管如此，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间，金瓶梅并不是一本尽人可以公开讨论的书，所以我听说美国有位女教授在讲授金瓶梅这本书时吓了一跳。因为这是淫书，床笫间秽腻之事，她怎样教？……《肉蒲团》写得最成功的地方是文字清简流畅，一洗同类春宫小说Erotic       novels的凡俗与累赘，《肉蒲团》自有其严肃的一面，所以可以被看作性质严肃的小说，同时写得非常隽永风趣（witty），令人读后大快朵颐，也是肉书的好处之一。”（《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三一五、三一六页，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年）另外钱锺书喜欢在文字中用性比喻，还与他深信幽默艺术中的一个定律有关，这个定律就是：“不亵不笑”。钱锺书在《管锥编》曾专门提到过《金瓶梅》第六七回温秀才的话：“自古言：不亵不笑。”钱锺书说，不知其言何出，“亦尚中笑理”。然后钱锺书引了古罗马诗人的一句话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同理：“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此游戏诗中之金科玉律也。”（《管锥编》，第二册，第一一四三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

钱锺书在文字中喜欢用性为比，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他善用比喻，但在一切比喻中，他对用性为比有特殊性趣。钱锺书在直接的色情描写之外，在叙述文字中，也特别喜欢用间接涉及性联想，虽然这些叙述文字表面看与性的指涉并直接，但在钱锺书笔下，他习惯用社会习俗容忍的尺度，来通过可能与性有关的联想，传达他的深意。《围城》出版后，有批评家认为他在开“香粉铺”，就是注意到了他文字中的这个特点。我们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钱锺书有一篇著名的小说《猫》（见《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第二六、三一、三四、四一、五一、五五、六○、七二、七八、九三、九四、一四一、一四二、一五二、一七二、一七四、一七九页，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其中多有这样的文字：建侯错过了少年时期，没有冒冒失失写书写文章，现在把著作看得太严重了，有中年妇女要养头胎那样的担心。

李太太明知道在这个年头儿，不收女人的学校正象收留女人的和尚寺一样的没有品。

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

他伯父还有许多女弟子，大半是富商财主的外室；这些财翁白天忙着赚钱，怕小公馆里的情妇长日无聊，要不安分，常常叫他们学点玩艺儿消遣。

咱们人到中年，食色两个基本欲望里，只要任何一个还强烈，人就还不算衰老。这两种欲望彼此相通，根据一个人饮食的嗜好，我们往往可以推断他恋爱时的脾气——那时候的漂亮男女，都行得把肚子凸出——法国话好象叫Panserons——鼓得愈高愈好，跟现代女人的束紧前面腹部而耸起后面臀部，正是相反。

颐谷没有准备李太太为自己的名字去了外罩，上不带姓，下不带“先生”，名字赤裸裸的，好象初进按摩浴室的的人没有料到侍女会为他脱光衣服。

在小说《灵感》中：文学毕竟和生育孩子不同，难产并未断送他的性命，而多产只增加了读者们的负担。

文人讲恋爱，大半出于虚荣，好教旁人惊叹天才吸引异性的魔力。文人的情妇只比阔人的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洋房，不过为了引起企羡，并非出于实际的需要。

书里一个角色哑声问：“司长说的是‘性灵和生活’？还是‘性生活’？”我没有听清楚。假如那青年作家注重在后者，岂不太便宜了我们这个公敌？”

青年人急智生，恍然大悟，要写处女作，何不向年处女身上去找。

在随笔《窗》中，钱锺书写道：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事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

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

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

随笔《吃饭》中的例子：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

随笔《释文盲》中，钱锺书说：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一千金小姐。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只要要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

钱锺书在读《伊索寓言》还有用过一个比喻，韩石山认为也与性有关：鸡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伊索错了！他该说：大胖子往往是小心眼。

钱锺书在在长篇小说《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中的性比喻就更多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第四页）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财钱准赢。所以，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慰。（第五页）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第一六页）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第九三七页）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姑翁的怨抑。（第四○页）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第四八页）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第一二二页）掌柜写账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第一六一页）孙小姐说：“这咖啡糖里没有牛奶成分，怎么叫牛奶咖啡，一定另外把奶粉调进去的。”鸿渐向那位胖女人歪歪觜道：“只有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第一六一页）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象玷污了清白的闺女，全是黑斑点。（第一六六页）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第一八九页）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第一九四页）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从宽处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第一九四页）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边，像新式标事业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第二三三页）我年青的时候，是有名的规矩人，从来不胡闹。”汪太太轻藐地哼一声：你年青的时候？我——我就相信你年青过。”汪处厚脸色一红。（第二三九页）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鸿渐听得笑起来——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理计。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第二六九页）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还专门讲过“取譬于秽琐事物”，“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也多次说过“高远者狎言之”（《管锥编》，第二册，第七四八页）以往研究钱锺书的人，没有不注意他谈比喻原则的，他的善用比喻是他讽刺艺术中最突出的表现手法，但在钱锺书所有比喻中，他对性比喻的联想和使用，却较少有人总结，特别是他使用这种类型比喻的理论基础，还没有系统归纳。在钱锺书文字中，喜欢把所有正事往男女之事上用比，既与钱锺书的个性和习惯有关，也与他对性在人性中的理解有关。我们理解钱锺书的文学作品，要把握这个特点，这是理解钱锺书文字的一个关键，理解了他的这个行文习惯，也能理解他所有小说中的取材范围和故事结构，至少对钱锺书的散文和小说来说，我们大体可以做出无性不成书的判断。

钱锺书的科举观

我印象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社会一般观念中，极少赞美科举制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由国文到语文教材中，《范进中举》始终是入选篇目，这不是偶然的，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国人对科举制度的基本态度，这个影响至今也还在人们的普通观念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主要是在学术界，更多提到的则是科举制度的好处，而对它的坏处则很少议论了。

凡一种制度在稳定周期内长期存在，必是好处多于坏处，因为人类智慧一般是择善而从。一九○五年，科举为新教育制度取代，也说明这个制度本身的历史终结，表明这种制度的坏处多于好处了，这个大判断，一般不会因为小事实而改变。科举是在端方和张之洞手中废除的，而他们恰是科举中最成功的士人，他们看清了历史的大势。从隋唐创立科举制度到晚清废止，一千多年间，这个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本身也在变革，但变到最后，依然逃不出终结的命运，这是时代使然，没有办法的事。

科举制度最为人称道的好处有两点，一是相对公正，为所有读书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动的制度保障；二是知识训练和道德养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让读书人的荣誉感真正成为一种内心需求，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曾讲过，明清两朝，进士出身的官员中，贪官污吏较少。唐代名相刘晏的著名判断是：“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宋代名相王曾对流内官与流外官的著名观察为：“士人入流，必顾廉耻；若流外，则畏谨者鲜。”

不管怎么说，科举废除后，一般的历史观察，还是认为这个选择顺应了历史潮流，如今想从科举中发现好处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这个制度的心理则不免迂腐了。

钱锺书对科举制度的判断非常鲜明，以为荒唐处甚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钱锺书从不说科举的好话。他在《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他的明确评价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谈艺录》，第三五三页，中华书局，一九九八年）一九三五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石遗聊天，记为《石语》。陈石遗是秀才出身，他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     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以老夫为例，弱冠橐笔漫游，作幕处馆，穷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动笔时，心所疑难，不得不事翻检。然正以无师自通，亦免于今日学生讲义笔记耳学之弊焉。”（《石语》，第四二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钱锺书此处下一批语：“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还引徐震《照世杯》第一种《七松园弄假成真》的话：“原来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都是这个病症。”（第三五五页）此段意思和陈石遗所见完全相同，足证钱锺书对科举的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围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钱锺书对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为是对科举的另外一种评价。他说方鸿渐到了欧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待。过几天，方鸿惭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围城》，第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这是钱锺书间接的评价，还有更直接的。方鸿渐和唐小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第八一页）《谈艺录》中也引过《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的话：“自古及今，几曾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宋诗选注》序言中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评价是，“又宽又滥开放了作官的门路”。书中介绍文天祥早期的诗，认为大部分草率、平庸、都是些相面、算命、卜卦的，顺便说道：“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宋诗选注》，第三一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钱锺书提到科举、状元一类人事，向不以为然，似可见出他对科举制的基本判断。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日于厦门

毕树棠谈钱锺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太原与常风先生闲坐，经常听他说三十年代北平文坛旧事，也时时涉及他当年清华前辈及旧友，如周作人、冯友兰、朱光潜、沈从文、萧乾、钱锺书、罗念生、毕树棠诸位。对毕树棠先生，常先生言谈间总流露着特殊的敬意，因为毕先生学历不算高，但懂多种语言且涉猎极广，趣味极高。最近龙江兄送我一册他搜集编辑的毕树棠《螺君日记》（海豚出版社，二〇一四年），读来非常有趣，虽不是系统完整的日记，但也极有史料价值，与浦江清日记、季羡林日记等对读，可见当年清华和北平文坛许多趣事，对判断文学史实和拓展文学史线索很有帮助。有些细节与当年常风先生聊天时的谈论也大体相合。试举一例。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毕树棠记：“晚间钱锺书君来访，议论风生，多真知灼见。论文学史，分‘重要’与‘美’两种看法，二者往往为文学史作者所缠夹不清，其说极是。钱君对明清文学特有研究。谓清代之幕府犹如欧洲十七世纪之Salon，细思之，委实相似，惟Salon多贵妇知客，幕府则多青衫，罕见红袖耳。又谓杨晢子之弟杨钧著有《草堂之灵》一书，颇佳。又谓尝与陈石遗相过从，陈有‘黄节之诗才薄如纸’之语云云。”（见该书第二四页）印象中当年和常风先生聊天时，也曾涉及类似旧事。钱锺书先生对文学史的看法，即评价文学史时“重要”与“美”的关系。有些作品重要，但不“美”；有些“美”，但不重要。在文学史中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时代文学史中都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都是重要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美”，文学史当如何处理？我个人感觉钱先生是把“美”看得比“重要”为高的，这可能是他文学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理想。“重要”是历史的，而“美”才是文学的。

这则日记还涉及钱锺书和陈衍的关系，与之后出的《石语》，可一一对证。比如对黄节的评论，对杨度弟弟杨钧《草堂之灵》的看法，均在《石语》中出现。《草堂之灵》，上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社曾印行，我读过，是一册有趣的笔记。

隔天毕树棠日记又载：“钱君送来‘秋怀’诗十首，清丽可诵。”《槐聚诗存》没有收入一九三四年前的诗，但一九四七年的诗中有《秋怀》一首。《中书君诗初刊》中写秋天的诗有好几首，但也没有题为《秋怀》的。据钱先生自己讲，《中书君诗初刊》中收录的是他一九三四年春至一九三四年秋间的诗。这则日记提示研究者，钱先生未入集的旧诗还大量留存世间。虽然钱先生在《槐聚诗存》序中对“搜集弃余，矜诩创获”颇有讥笑之评，但对研究者来说，调笑归调笑，该做的学术工作还得做。

怎样理解舒芜

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画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

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何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映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

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如何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得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做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他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对舒芜个人品格做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

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一九九七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有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把这篇短文曾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发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坷德，他们是双胞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坷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同胞几个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坷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他的女婿，更给他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五十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多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为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绾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做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做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琦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导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舒芜先生在信中，主要批评了汪曾祺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顾颉刚先生，认为他们当时并不超然物外。他说：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向，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重庆民主呼声正高之时，钱穆先生出来，大讲什么中国的宰相制才是最民主制度。当时我们眼中所见，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自由主义阵容，只见一些一向“自由”的先生们纷纷向蒋政权靠拢而已……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舒芜在信中还讲了一段台静农的故事：我虽未进大学，却早早混入大学教师之中，乃能多知其内幕，多知其隐事，为或者比当学生的身份所见者更多。我虽未教过名牌大学，但接触过一些也非不知名的学者，例如台静农先生，他是反国民党的，但思想上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于一切一向标榜“自由”而实际上向蒋政权靠拢的学者，就极其鄙视，他告诉我，胡适如何与亲日派政客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重庆时期有一大丑事：有一群党棍子向蒋政权献九鼎，鼎式设计出于著名学者马衡，铭文则是顾颉刚所撰（顾命其一个学生代撰），其中有“允文治武，乃神乃圣”等肉麻的颂皇帝之语。台先生一向温文雅静，恶言不出于口，却气得写道：什么乃神乃圣，妈的x哟！台先生一例，可见当时若真正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者，大抵左倾，他们对于标榜“自由”的学者堕落，是极其鄙视的，羞于为伍的。

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一九四九年后，舒芜还不到三十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他坦言：正由于多数“自由”学者的堕落颓唐，他们解放后，就经不起思想改造的压力。顾颉刚先生思想改造中自称“一向抗上”，批评者问道：“请问顾先生，为九鼎作铭文献蒋介石，是怎样的抗上？”这一问就镇住了他。其他名牌学者，历史上多有这类经不起一问的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现在大家艳称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那是极少的特例，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阵容，而且闻、朱也日益左倾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其体系的完整、系统工程、又有理论上的大吸引力），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喜”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三十七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早年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为的极端鄙视，何以很快也会成为自己的行为？

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太原

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既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其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竺可桢日记》第四册，第三○三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二六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第二七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一九四五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作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第一八九五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二十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另一种感觉了。一九二○年七月九日，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四九四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一九二○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四七四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第一三○页）二十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五三七、五四一、五四二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分，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第二○二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影响而作的（《胡适杂忆》，第二八一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毛泽东与厦门大学

二○○七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到：“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四○页）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四三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当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四一页）。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的对谈，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一九四九年后则只能编编词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关于《沁园春·雪》的两条史料

在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沁园春·雪》了。关于这首词的经历，将来很有必要写一篇“《沁园春·雪》传播小史”。我现在见到的史料，有周策纵关于这首词的来历以及胡乔木与这首词的一些传闻，如果努力，我想还可以找到更多史料。

我亲眼见过发表这首词的最早史料，是储安平当年在重庆主编的《客观》周刊，当时这本周刊的“副叶”是聂绀弩主编的。这首词发表后，当时知识分子有很多议论，有些知识分子从这首词中看出了作者的胸臆。我平时看书比较注意收集他们对这首词的看法。

多年前我写一篇关于《大公报》王芸生的文章，曾引过他当时给傅斯年的一封信。王芸生把《沁园春·雪》抄给傅斯年，抄完以后，王芸生写了这样一封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二一六页）前几天看《新文学史料》上方锡德先生整理的吴组缃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的日记，吴组缃恰好也谈了读《沁园春》的感想，与王芸生的见识完全相同。这则史料虽是细节，但可以看出当年重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许多事物的敏感。吴组缃说：“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新文学史料》二○○八年第一期，第三四页）

吴组缃早岁出身清华，受过自由民主的教育。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帝王思想极其敏感，“五四”的影响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年闻一多、金岳霖等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就是看到《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精神挑战，在思想上产生了对蒋介石的反感。闻一多曾说过，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公开向“五四”挑战。“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也许可以作为学术对象争论下去，但科学与民主精神确实对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那种影响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是类似于宗教的一种情感。一切反科学和不民主的东西，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很难引起共鸣。有时候对一首词的传播经历和评价中，可以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可惜这个感受到了后来无法表达了。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四十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忆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一一五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参见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毛泽东与冯雪峰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四个人中，除了丁玲以小说知名外，其余二位都是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

冯比毛小十岁。早年曾是著名的“湖畔诗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从许多资料看，毛与冯的关系一直很好。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中曾说：“两人一起交谈散步不下数十次。”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

一九四九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一九五四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李、蓝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毛看见后先让《人民日报》转载，后觉不妥，改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冯写了编者按，使毛大为不悦。后来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予以批判，冯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他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没过多久，毛泽东读了冯的诗歌《火》《三月五日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并批给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同时又嘱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这些中共党内的秀才看。毛的批件中有一句话：“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此后，冯即受到批判，一九五七年与丁玲、艾青等同成为“右派”。那么“看《火狱》一篇即可”是什么意思呢？

《火狱》是冯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军攻入柏林后的大火，作于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这则杂感，被毛视为寓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而杂感一旦被作为寓言对待，那读出什么内容的可能也有。冯在《火狱》的开始即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喻需要前后照应着读，如果粗看，会有另外的感觉。如第一句中的“恐怖之城”，忽略了那个引号，意思就不一样了。还有：“为了我们现在也拿出了真的恐怖，而历史的胜利就从恐怖的火光里照明了出来。”

“全世界的人民围绕在优秀的民族及其伟大的领袖周围，却只为了反抗流氓恶棍率领着被恶化了的民族，所首先肆行的横暴。”（《雪峰文集》第三卷，第三四八页）我理解，冯的本意是欢呼胜利，但杂感用语晦涩，容易产生歧义。毛的批件在对冯产生不满之后，读这样的杂感，容易产生另外的联想。

黎之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只记得胡乔木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胡乔木又补充说：有时主席一会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这常常使人觉得毛对冯的不满与周扬有关，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但在没有可靠史料披露前，不能妄下结论。我理解毛对冯的不满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怎么会看到冯雪峰的诗《火》、杂感《火狱》和那些寓言的？它们分别编在诗集《灵山歌》、《论文集》（第一卷）、《雪峰寓言》中，是江青还是周扬或别的什么人提供给毛泽东的？提供时附带说了些什么？这些都还是个谜。

一九四六年二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九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此事丁玲在《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八页）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一九四八年起，毛就认为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看的那本书，就是雪峰的《跨的日子》。这本杂感集，具体内容不说了，单看他谈的问题和文章的题目，就容易引起毛的不满。雪峰杂感集的最·183·

后三篇文章是《新的骄傲》《帝王思想》《封建的意识与封建的装潢》。丁玲日记说毛认为冯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研究冯雪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胡适与冯友兰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以下简称《日记》）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四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一九一七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二十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三四六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一九三一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

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第三八页）一九三一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第九六八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四十年代以·186·

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十五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日记》第十五册）一九五○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十六册）可以说，从五十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The       Deik 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十七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所以评价不够客观。

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五十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八册，第三一○二页）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一九六一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一九五○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长编》第十册，第二五五六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九五○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一九四八年二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八十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第二一六至二一七页，三联书店，二○○九年）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第二二八页）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湖北程朝富先生有一天给我打电话，问我记不记得胡适在哪里说过“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这样的话，我一时还真没有想起来，他说要问一下耿云志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这句话流行极广，可谓妇孺皆知。尽管引用者多数按自己的记忆来复述这句话，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大体是这个意思。程先生为什么要问我这句话的出处，我没有再细问，事情也就过去了。

前不久我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三年），因为边看边查书，就又想起了这件事。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这部书，可以说是近年胡适研究中的一个大收获，因为披露了许多新材料。胡适留在大陆的遗物本来在一处（东厂胡同一号），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当时科学院的近代史所调看过一部分，侯外庐《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一文中，就使用过这些材料。后来其中的善本书到了北图，还有一部分留给了后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几年耿云志先生编辑《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要是东厂胡同的材料，北大这部分就没有收进去，这部分中数量较大的是胡适的英文往来书信。因为查阅时翻了一些关于胡适的书，就又想到了程先生前次提到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而且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好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原意，但多数作了故意的曲解，如李达、孙定国等人的批判文章中。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胡适在文章的前面本来已经讲清楚了对实在的理解，他这里只是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胡适说，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一是感觉。二是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三是旧有的真理。可以看出来胡适原话是讲哲学的，与历史毫无关系。但这句话在很长时间内却变成了胡适评价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好多人写文章一上来就是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其实，胡适是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对历史的态度非常认真，最提倡说话要有证据。他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但在批判运动中，人们是不敢也不愿意去搞清真实情况的。这句话是如何流传开来的，一时不好查考，但可能与冯友兰当时的一篇文章有关。

冯友兰在批判胡适运动中写了《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其中有一段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

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

（《胡适思想批判》第六集，第八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当时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了解胡适，不是通过阅读胡适的著作（那时胡适的著作已不可能公开出版了）。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来认识胡适，所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就改变了。顺便说一句，就在这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中还收有一封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冯友兰给胡适的信，信写得极为客气，对胡适充满敬意。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五十二卷六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一九七四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二四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九四八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一五五页，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一九四八年底以前。“金先生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四八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他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第二五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六十页，四川教育出版社，二○○○年）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一九五七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四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一九二二年，金岳霖二十八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四至五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

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金岳霖的名言

这一两年，说金岳霖的文章很多，金先生的专业一般人都不了解，大家感兴趣的是金先生的人生。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二二九三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对金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五十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这些话在许多回忆金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这些还不是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是他二十八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金岳霖的转变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老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金岳霖的变化最让人难以理解。一般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史的人，倾向于认为金岳霖的转变，外在压力是主要原因，这也是观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后真实处境的一个基本思路。我们判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特别是他们在知识系统方面的变化，主要强调“一致性”，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突变，要有知识变化的内在逻辑，转变不能让人无迹可寻，如果在短时间内简单否定个人一生所获知识的基本价值，大体不符合常识，因为简单否定自己的知识系统，意味着对自己智商的否定，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很难认为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变化要求。

我们观察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转移时的选择，留意情感和理智两面的复杂情况，比较容易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理智是他们一生的知识系统决定的，而情感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包括了相当丰富的个人经验和国家命运。具体到金岳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个人的情感经验和民族命运之间有一个很难跨过的局限，那就是他们成长时代的民族命运留给他们的记忆过于强烈，他们把国家统一和强大的事实，看成超越个人理智和情感的一种想象。一个经典的细节是一九七一年，听到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冯友兰、梁漱溟等都流下了眼泪。金岳霖和他们是一个类型的人。

胡适当年在美国，听到金岳霖的转变就很难理解，一九五二年，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前言，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胡适的看法是，在外力下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新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的意思也是强调知识的“一致性”，他只能从外力压迫的角度理解金岳霖的变化。我认为判断金岳霖的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他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处境，抽掉这个背景，就容易不近人情，在确定有压力的基本前提下，再来判断他的变化，并从他的变化中看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内心的一些真实情感，这样似乎更合常理，也比较能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完全的“压力说”，在解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变化时，难免会忽略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九日，中央统战部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交过一个文件，名为《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中如何加强对高等学校老教师的团结改造工作的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提到金岳霖思想的转变：以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为例：金岳霖在学术思想上受罗素的影响很深，是我国旧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声望。他热爱祖国，但在解放前对我党深怀疑惧。他骂参加民主运动的教授说：“共产党来了没有自由，中国都是你们这一伙人搞坏的。”解放了，共产党来了，他不断地“发现了奇迹”。他说：“人家却真能使自己所梦想的民族翻身变为事实！”“这样的党，是中国从前所没有的！”于是，他的政治态度转变了，对我党由疑惧转为拥护，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是他的第一个转变。但是，他“并不因此就接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他在学术思想上仍然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且和先进的哲学工作者们经常发生公开的正面的争辩。正是在反复的争辩中他受到了许多教育，同时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认真地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学习了《实践论》，这时，他说：“我思想上有个近乎突变的转变。两年中点点滴滴的心得，结合到《实践论》的学习，使我认识到旧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根本是反科学的，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哲学，它硬是真理。”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工作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第二个转变。自此，他更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苦于不能摆脱唯心主义长期以来所加于他的桎梏，感到“能学不能用”，对自己能否在思想上得到根本改造还有怀疑。思想运动的发动，使他增强了信心，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方向和前途。他积极参加思想运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认真的批判，基本上自觉地站到唯物主义这一边来，这是他的第三个转变。在思想运动中（至七月底为止）他共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后都获得好评。他在讨论会上有些意见提得很中肯，当别人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时，他也能够比较虚心地考虑和接受，对于他所认为不能接受的意见，他也直率地说明不能接受的理由。他比较重视年轻同志的意见，认为“年轻人提意见单刀直入，你要不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决不放手，不像我们老年人提意见，蜻蜓点水似的”。在党和民盟的推动下，他对其他唯心主义毒害比较深的老教师，能够经常给予热情坦率的帮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目前在他身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还很不充足和熟练，感到“战斗有心，武器不足”；一是头脑中还有比较多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不时还发生“内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二六至二七页）这个报告中描述的金岳霖思想转变的情况，特别提到他转变中关于“民族翻身”的感受，应该说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中，这个感受是发自内心的判断，至于建立在这个判断基础上的对自己以往知识系统的简单否定，可能更多还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因为完全改变一个成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系统，在逻辑上一般是不可能的，这个观察还是胡适的判断有道理。

文人论政是中国现代新闻传统

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著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一九三四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     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二、“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报纸的文人论政传统之所以能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

其一，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功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张佛泉在《我们为甚么说长道短》一文中曾说过；“我们这里要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

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中国现代新闻传统就是在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其二，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印证。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其三，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模仿远大于创新，特别在制度方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有现成的样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选择比创新的价值高或者说选择就是创新。中国本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闻制度，但就是因为选择的样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轨道，中国报业的传统一开始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但越往后受欧美的影响越重。

过去人们总拿旧时代报纸“开天窗”，来批评当时的新闻制度，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智商会变得很低。报纸“开天窗”，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非要在开天窗和说假话之间选择，我看多数报人，愿意“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很少想这话能不能成立。《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后来的报纸不好和《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须多说。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在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并没有做到。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著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         一九四二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词。胡适的贺词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的不断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216·

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词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四十年代晚期，对于胡适的选择，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基本选择的。在现代传统没有出现以前，所谓立言一般体现为著书立说，但在现代社会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转换成了文人议政的习惯，这个转变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文人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问题。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里，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涉及与自己有关的专业问题时不发言。因为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发生的国际问题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声音。政府有政府的声音，民间有民间的声音，多种声音共存。在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尔塔会议以后，对于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随处可见。这个传统后来消失了。国际问题成为禁区。这样政府就不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智慧，那些官方国际问题专家，也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一般只是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维护性的建议。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辨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胡适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       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是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中国在上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

附录：“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日志

二○○九年一月七日：今天把纪念储安平学术讨论会的消息发给天益网主编郭琼虎。我在信中说：“琼虎：感谢你的支持，我负责召开的钱锺书会议消息，经你们报道后影响很大。会议论文集将公开出版，届时我当寄一册给你。另外，今年夏天，我还要负责开一个纪念储安平的学术会议，现在发一个消息，如果方便挂在网上，我主要是想征集一些论文。如果不合适，万不要勉强。有事来信。谢泳     1.7。”当日即得到琼虎回信，称消息已发天益网。全文如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将召开“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文献二○○九年是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

储安平一生对中国民主化进程作过重要贡献。他青年时代的文学活动，曾对“新月”后期的散文写作发生重要影响；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前后，他曾创办《客观》周刊，汇聚当时重庆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战后中国的民主重建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一九四六年九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成为当时最具社会影响的杂志之一，发行超过十万份，从高层政治人物、军界将士、大学教授到国家公教人员，都成为这本杂志的主要读者，它的广泛社会影响和庞大的作者群体，成为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窗口，它的成就和历史局限成为分析那个时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状态的基础史料。

一九四九年后，储安平曾在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高层工作，一九五七年曾短暂出掌《光明日报》，个人经历独特丰富，人生命运奇特曲折。上世纪四十年代，储安平留下了著名的“国共民主多少有无”论，成为至今判断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主要尺度；一九五七年夏天，储安平对中国当代现实发出“党天下”的感慨，成为概括一个时代基本制度和社会现实最具表述力的专有名词。

为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将于二○○九年七月间，在厦门大学召开“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特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文献。不论何人，不论学术背景，不论供职处所，均可参与。凡对储安平研究有帮助的信息、史料、研究或者其他文献，均表欢迎。文章无论长短，不拘体例格式；史料不分先后，但求真实可靠。

二○○九年一月十日：今天得章诒和老师电话，称一定要来参加会议并努力写出文章。

二○○九年一月二十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伟林来电话，要求参加会议。

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今天收到章老师短信，言她将和贺卫方一起来参加储安平学术讨论会。

二○○九年二月十日：今日收到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赵丽华寄来的会议论文。她在信中说：“附件中的文章《‘国家观念’与知识阶级‘台柱’观——储安平与<中央日报>副刊》是本人博士论文的一个小节，对于储安平与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学界对此尚无研究，希望拙文对本次研讨会有所贡献。非常希望能够参加此次讨论会，向各位前辈、老师请教。如需修改或进一步提供资料，请与学生联系。”我当即复信：“丽华：收到文章，非常不错，感谢你的支持。如果会议可以正常·226·

举行，我会正式邀请你来参加。有一个小意见，你对《中央日报》副刊下了很大功夫，可否在论文后面开列一个‘储安平《中央日报》副刊所发文章目录’？我是比较在意史料的，所以有此建议，仅供参考。我们保持联系。有事来信。谢泳 2.10”

二○○九年二月十一日：今天考虑储安平学术讨论会的准备情况，忽然想到陈永忠。他前几年在南京大学李良玉先生门下读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储安平研究》，用力甚勤，特别对储家早年的情况，多所发现。他利用方志和家谱中的材料不少，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曾寄我博士论文电子本，可惜我电脑出了问题，一时找不到了。他博士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去处，曾和我联系，想到浙江大学高力克先生门下做博士后研究，那时我还在太原，很为他想了一点小办法，并给高先生写了一推荐信，印象中他是到了那里，可惜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我有他几个电话，都没有联系上，这几年也不见他这方面的文章，不知他现在何处。此次储安平学术讨论会，想多找一些青年人来。我再设法联系一下。

二○○九年二月十八日：前几天见到林建刚，嘱他整理一个《近三十年来储安平研究论文目录索引》，他答应试试。今天发来电子邮件说：“我的两个朋友都想去参加储安平的会议，其中一个叫做周为筠，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另一个叫做吴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方面的博士，现在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讲师。我告诉他们了，估计过段时间他们就会把文章发到你的邮箱里面了。”我复信说可以来参加会议，但费用如何落实，再议。中国政法大学博士陈夏红发来短信，想来参加会议，我回复同意。

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今天得成都冉云飞电子邮件：“有十三年未见了，前两天在兄新浪博客上见到今年有储先生之研讨会，就想好好写篇关于储先生的文章，希望能藉此到厦门与兄畅谈。”我一九九六年去昆明，曾在四川龚明德兄处寄宿数日，得识云飞兄，其时他刚新婚不久，家中藏书甚富。我复信欢迎他来厦门看看。

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今天得北京陈远信：“前几天在你的博客上看到正在召集“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打算根据1957年《人民日报》上针对储安平的报道和批判写一篇“储安平1957年的人际关系分析”，不知道这个题目在你看来是否还有些意义？如果觉得有些意义的话，我写完后发给您指正可否？如果您觉得此题意义不大，也就算了。”我当及复信：“题目可以，但光用一种单一材料不够，最好能把储以往的社会交游也加进来，比如他在九三和民盟中央高层的真实关系，可能还要费点功夫，设法查一下，能不能看看相关档案。因为有些事光从1957年还看不出来，另外，人际关系的分析，一定要放在历史背景下解析，不然就会得出与真相不符的结论。写好后发到我信箱，我五月要印论文集，会后还要在台湾出版。谢泳 2.24”

二○○九年三月二十日：今天得刘茜信并复。刘信：“我是辽宁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毕业生。现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任职。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以储安平及《观察》周刊为着眼点。所以，非常希望有机会参加会议，向各位前辈学习。现将两篇拙文发于您处，望不吝赐教。”复信如下：感谢对会议的关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邀请你来参加。你的论文第二部分较有新意。我意可将第二部分单独抽出作为一篇论文发给我，我将它编入会议论文集。另外，不要用“解放战争”这样的概念，用“内战”或者直接用“时间概念”。改好后发给我。”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今天接储望华先生信并文章，文章已编入会议论文集。信如下：“从网上知悉您在今年7月份将主持举行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谨向您表示热诚的敬意！并衷心预祝这次讨论会，将能按照你们主办方的目的、目标、意愿，一切能够顺利、圆满、成功地举行！您本人倾全心全力潜心研究储安平的人生道路、思想理念，以及他和中国各个不同时代的关系及影响。作为他的幼子，我对他的相当一部分的了解，也是来自您的研究著述。我深知这项工作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我也相信它对中国现代民主进程的重大深远意义。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作为今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的深切缅怀中的一部分。限于水平不够，所知重大事例不多，我无法写出对研究储安平有帮助的信息、史料、研究等文献，而只能仅从一个当时少年残存的记忆中，尽力去捕获一些零星的碎片和生活场景，给您做一个参考吧。祝您成功！储望华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复信如下：“储先生：收信及大作。感谢您对我们学术活动的支持，如果可能，非常希望您能来参加。您的文章，我会及时编入会议论文集。会议只是一个简短的会议，可能只有半天，我们的目的是，不要忘记那些对历史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现已有不少文章，我正在选择有新意的，努力编成一本有史料性的书。届时我会寄一部分书给您。我们保持联系。”晚再得储望华先生信：“谢谢您如此迅速、及时的回信。您或不能想及，当我收读您来信时，我感动（激动）得哭了出来，并‘与天长啸’了两声！（所幸，我年轻的太太与更年轻的儿子并未听到），我感慨储安平的不幸与艰难；我亦感慨谢泳等的艰难与不易！我能否与会，并不重要；会议的成功与否，却是攸关的重要。中国的民主道路，因有其‘中国特色’，便更显得何其艰难。每当我游历欧洲，便会更多感慨……凡是不能顺畅的，便由‘中国特色’的理由可以排除一切。这就是中国。即便在音乐创作中，也必须面对几亿淳朴可爱的民众，让他们高兴，理解。不管不顾他们的水平，一味超前的‘现代’，到头来也只好是孤家寡人。我觉得储安平未必是政治上的‘先锋派’，他是理性一族，但他的‘理性’，即使到50年后的今天，仍有‘超前’之嫌。我觉得，从‘政治上’，他未免犹有‘血气方刚’的气概与胆识，他应知他面对的‘铜墙铁壁’之森严。我个人对中国的民主，从未丧失信心，从发展的眼光看，目前的‘民主’，毕竟进步于50年前，30年前；再过三五十年，肯定还有更大进步。‘待以时日’，是我的基本信念。只希望自己的言行，业务中的规范，不要有悖于此大方向。希望保持联系。我今年九月底将到北京，出任全国钢琴演奏比赛评委，十二月底到澳门，出任中国钢琴作品比赛评委。我姐望瑞目前在北京，她经常来澳洲，我二哥望德身患肺癌，已病入膏肓，大哥望英，移民悉尼，安居乐业，其乐融融。我祈祝您有一个安康的环境氛围。我的侄子储侠（望德之子），目前任职‘中国收藏者协会秘书长’，专攻钱币制作收藏发行。他本人有意于2009年，为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而制作发行一套‘储安平纪念金币’（仅作为文化名人，他们发行过梅兰芳、鲁迅、夏衍等人的纪念币），苦于没有合适的储安平的面照（可悲矣！储的后人却没有储的照片而至于向社会广泛征集），我和他提及向您联络及求援。某种意义上，您所掌握的资料资源，远多于储氏家人。碍于目前望德病重，我不便询问储侠‘储纪念币’之进展。我向您报告此事，如有兴趣，或可与储侠联系。”

二○○九年四月三日：今天收到中国妇联历史研究所周蕾来信并复：“我是从事妇女史研究的，搜集过关于端木露西的资料，并正着手写一篇关于她的论文。我查找过1935—1937年的《中央日报》，找到了她在其主编的副刊《妇女周刊》发表的所有文章，另外还有一篇她的散文《两地雾》，是在散文集《巴山蜀水》（1945年8月）中找到的。在网上看到厦门大学为举办‘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征集文献的消息，请问不知道关于端木露西的资料是否可向大会提供，若是可以的话，以何种形式呢？目前有一部分我输入电脑了，其他是纸版。自己很希望能参加这次会议，我正写的论文有部分涉及端木露西与储安平，希望能有机会向各位老师专家学习，并深入讨论交流。”

二○○九年四月十八日：今天得杭州陈永忠信并两稿。永忠前几年我曾和他有过联系，他写过一本《储安平评传》，内中关于储安平的家世颇多新材料。永忠来信说：“我是陈永忠，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我？最近偶然得知您现在厦门大学执教，并将于7月举办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非常高兴。现将我的两篇有关储安平研究的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发过去，不知能否采用？如能采用，届时将一定前往厦大参加讨论会，并亲自拜访您。”我已复信永忠，希望他能来参加会议。

二○○九年五月一日：今日得江南大学汪春劼信：“本人笔头甚懒，这次之所以要逼自己写一篇文章，是想得到一个以文会‘师’的机会，能当面向那些给自己精神食粮的各位前辈请教。江南大学地处无锡，而储安平的家乡宜兴现在是无锡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本想利用地缘优势，写得储安平故乡与亲人储南强的文章，在图书馆、地方志找了多天的资料，最终只好放弃了。无奈之下，我只好以资料比较好找的当年大批判视角完成了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地讲，这篇文章没有多少新意，只是通过一些资料的还原，重现我所尊敬的储安平先生受辱的过程。在那蛮不讲理的时代，有着深邃理性的储安平是多么的无奈和无助。也许我以文会‘师’的愿望因自己的学力而无法实现，但不管怎样，我都要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和戴记者对储安平的‘发掘’与传播！祝储安平百年纪念会圆满成功。”第二天复信：“春劼：收信并大作。感谢感谢。大作我收入会议论文集。会议没有问题，我们是小会，不到20人参加。题目是：储安平和他的文学活动——纪念储安诞辰一百周年。会议食宿不成问题，只是来往机票我一时不好解决。我会发通知给你。”

二○○九年五月二日：今日得汕头大学宫立信：“我是汕头大学文学院2007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因编者的硕士论文是《论樊骏的现代文学研究》，从与樊骏先生的交谈中得知他曾在《观察》杂志发表一文，并且还曾到过储安平先生住处拜访，于是编者才查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观察》，并有了辑录的想法。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由王富仁老师主持的新国学研究中心所藏的《观察》杂志缩微胶卷，·233·

对《观察》杂志上有关储安平先生的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共由八部分组成，包括：一、《观察》编辑后记和报告汇编；二、《观察》杂志编者按汇编；三、储安平著作广告；四、《观察》读者读储安平文章后来信汇编；五、观察读者关心杂志安危来信汇编；六、《观察》栏目说明及其他汇编；七、几位知名人士致函储安平函（或观察作者致函储安平函）汇编；八、观察普通读者来信汇编。另附有一篇简短的《编后记》。另外，看到先生的《储安平评传》中有两处史实问题，特查阅资料与先生商榷，有不当之处，请先生海涵!翻阅全部的《观察》，发现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比如《观察》页面的变化的探究，《观察》广告刊登的内容变化，储安平与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清华北大学生与《观察》，《观察》的读者投书栏，文艺栏等都是很值得探寻的题目，只是因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也只好暂时只完成这一个小小的辑录，等方便时再继续这个方面的探寻与研究。”当即复信：“宫立：信及史料都收到了。你用力甚勤，在现在的研究生中，还不多见。我意可以用这些材料写一篇论文，然后在本月底前发给我，我将编入会议论文集。如果很忙，一时完不成论文，也可以来开会。你在汕头，离厦大不远，届时我会及时通知你。你是学生，能做研究，非常不易，应当特别鼓励，你来厦门的往返车票和三天的会议食宿，由会议全部负责。另外，你批评我的那一处错误，你是对的，希望能投稿。那时候没有网络，得到材料非常不易。感谢你的认真和对研究工作的热情，希望能在厦门见到你。谢泳5.2”

二○○九年六月十日：上午发华东师大研究生张焮信。信如下：“我会寄你论文集，将来还要公开出版。你的研究不错，但思路还没有展开，太局限。我给出个题目，你来完成。储安平一生对新疆有特殊兴趣。《观察》出过的唯一专刊就是关于新疆的，他请了周东郊一个人来完成，后来这个专辑还收在“观察丛书”中，可惜没有出版。早些年我曾和周的后代联系过，如果你将来需要，这些我都可以帮助你。

“现在新疆问题是大问题，你从此入手，才能写出大文章。1949年后，储安平最早去的就是新疆，他出的两本书《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新面貌》，都是关于新疆的，这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国家观有联系。晚清以降，为什么中国学者关心西北史地研究？与国家命运相关。《观察》周刊特别关注新疆问题，特别是北塔山事件后，有许多报道。你的论文题目是《储安平的新疆观——以〈观察〉周刊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为例》，可以写一本书。而且这是现在最有意义的研究，你只需要把近年来关于新疆问题的专书看几本，把握住大势即可，你的重点在于历史。这样的文章，如果能写出来，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意义，会受到很多人关注。我因为编辑会议论文集，所以有此感慨，因为多数论文选题没有新意，就是在那几个大家都能想到的问题上打转。有事来信。谢泳 6.10”

二○○九年六月十一日：这几天编辑会议论文集，整体感觉不错，只是真正有新意的文章还是太少。会议论文集二十号开印，我再等几天，特别是章诒和先生、秦贤次先生的文章还未到。

Table of Contents

-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
- 自序
-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
- “课题至上”有可能毁了中国的文史哲研究
- 中国贪官的出身
- 何为“文革”文风
-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 学历社会的十四个特征
- 建议高官任命中适当引进“校友回避”
- 毕业后如何读书
- 稿酬标准，可以休矣
-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
- 自由就是软实力
- 辑一 若有所思
- 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社会冲突
- 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夏志清时代
-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 周策纵：大陆开花海外结果
- 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
- 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
-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 纪念许良英先生
- 观察“五四”的一个视角
- 辑二 历史观察
- 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
- 中国现代掌故的经典之作
- 关于《沁园春·雪》的两条史料
- 怎样理解舒芜
- 文人论政是中国现代新闻传统
- 毕树棠谈钱锺书
- 毛泽东与冯雪峰
-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
- 毛泽东与厦门大学
- 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 由沈从文的经历说起
- 米面
- 胡适与冯友兰
- 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 西方器物中国传播史料四则
- 辑三 文史掌故
- 重读《洪业传》
- 金岳霖的名言
-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 金岳霖的转变
- 钱端升的选择
- 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
- 钱锺书的科举观

- 附录：“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