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那些事
Author: 蓝英年
Date: 2014-07-31 16:00:00+00:00
Keywords: 随笔; 文学; 中国文学
Description: 编辑推荐 知识分子的骄傲，在于遵从良知。 《日瓦戈医生》让世人知道作为翻译家的蓝英年， 《寻墓者说》让人了解作为俄罗斯文学点灯人的他， 《那些人，那些事》将让你牢记作为思想家的蓝英年。 平静的叙述，震撼的力度，剖析抗战、内战、反右、文革人生历程，还原苏联历史文化真相，回顾反思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生活百态，让人在文字里找回失落已久的人性真相。“百家小集”书系第一辑： 内容提要 《那些人，那些事》前半部是个人自叙，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国时期北大教授蓝公武的公子，蓝英年回忆了少年时代对梁漱溟、张东荪等人的印象，与史学家漆侠、翻译家蒋路和诗人流沙河的交往，对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做了深入梳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细节和历史判断。 对于自己八十年的人生过往，蓝英年以睿智的目光加幽默的笔触信手写来，其间反右、“文革”等看似传奇实为尴尬的人生遭遇，再现了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生。 《那些人，那些事》后半部是对苏联历史真相的揭秘。作为苏俄文学翻译名家，蓝英年曾凭《日瓦戈医生》等译著广为人知，而自八十年代末起不断挖掘苏联历史文化真相，又使读者了解了作为史学家和思想家的他。由蓝英年钩沉的历史案例，不少有着国人似曾相识的面貌，触发共鸣。 比如《向帕夫列夫看齐》，便通过对苏联树立的一位少年英雄形象造假过程的调查，解开了背后的历史谜团；《与果戈理对话》采用将现代发生的事件追问古人的方式，引
Publisher: 广东人民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那些人那些事

蓝英年 著

序

我一向爱逛书店，翻翻这本翻翻那本，一本本翻过去。遇到喜欢的，站着多翻一会儿，但也不一定买。逛书店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但有一阵书上架了，要看哪本书得请售货员从书架上取，很不方便，乐趣减去了一半。好在这种售书方式很快就取消了，又恢复了原有方式。但不久新的变化也随之出现：书架上十六开本的大书、硬皮书（精装版）越来越多。什么外国文学名著、中国当代优秀小说、中国名人传（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及中国通俗历史小说如《七侠五义》、《施公案》、《狄公案》等。这种书像一块砖头，拿起来费劲，而且只能放在桌子上正襟危坐地阅读，像我们古人那样。难道书商培养我们端坐桌前，振作精神，像古人那样聚精会神地读书吗？不大可能。在信息化的今天，谁还会有这种糊涂的想法？书商关注的是经济效益：十六开本的特大精装书总比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价钱贵吧。但谁又会买这种拿不动、翻不开的铁衣铁帽硬皮书呢？我的侄女婿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我在他家住过，发现他两个书架都摆满了书。我知道他是个整天忙于事务，从不读书的人。我多次劝他读点书，做个有文化知识的人。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读书了，我对他说的话没白说。可是他的回答让我惊愕不已：“叔叔，这是人家送的礼品书，现在时兴送礼品书，表示风雅。”原来印得这么大这么厚的书是送人的礼品，一种赚钱的新手段，谈什么风雅！

我喜欢睡觉前，或疲倦的时候，或在医院等待叫号的时候随便翻书。上面提到的那种大书根本无法读。我读的都是篇幅不长的、大小三十二开本的书，因为这种书大多是内容多样，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引人入胜。家里也没有一本十六开本以及十六开本以上的硬皮书，因为哪个书架也叉不进去。

向继东兄准备出一套小开本的“百家小集”，邀我加盟。我对这种阅读方便的小开本书喜不自胜，欣然从命。从旧作中选出二十余篇，一半以上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收入集子；也有过去收入集子，且还有些情趣的文章一并编入这本小册子。我想“百家小集”定会受到读者欢迎。书不贵，随身带，随时看，磨损了或丢了也不值几个钱。

感谢曾昭华女士帮我细心审阅文稿，改正错字或不顺的句子。她是我的老学生，一直在报社担任编辑，有丰富的看稿经验，错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对《那些人，那些事》也付出了心血。

二○一三年十二月于北京

辑一 记忆

在梁漱溟家过夜

二○○○年春天，边区联中老同学在北京聚会。五十三年前大家曾在一间茅舍里读书。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成白发翁媪了。吃午饭时我同魏扬坐在一起。他忽然问我：“你还记得游颐和园的事吗？”我马上想起来，说道：“当然记得。”两人抚掌大笑。

一九五○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深秋的一天，我同魏扬、周虎游颐和园。他们两位都没去过颐和园，只有我一人小时候去过。我带他们从知春亭出发，沿昆明湖绕了一圈。后来爬上后山，在一所小院前休息。小院前挂着一块“闲人免进”的牌子，院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靠墙有一棵槐树，魏扬爬上树往院子里张望，说了句“里面没人”便翻墙跳了进去。周虎是爬树高手，也爬树翻入院里。两人在院里喊：“没人，快进来！”我也翻墙过去，两脚刚一落地，不知从哪儿冒出两名公园职工，把我们当场抓住。一位职工问我们：“看见门上的牌子没有？”我们身上虽有游击习气，但对明显的事实也无法抵赖。我们被带到石舫附近的公园管理处。管理处的一位干部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马上给学校打电话。我们老师说了很多道歉的话，并说回校一定严厉批评我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听见管理处干部说：“好吧，我们马上放人。”可我们万万没想到管理人员会如此惩罚我们。他没立刻放我们，跟我们聊了半天，还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直到八点静园后才放我们回校。我们走到大门时看见双门紧闭，周围没有一个人，只得往回走。起初东走走西走走，还觉得蛮有诗意，有一种“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的感觉。天渐渐黑下来，诗意变成不安。我们到哪儿过夜？周虎说他舅公梁漱溟住在颐和园，可以在他那儿过夜。可梁先生住在哪儿？无人可问。只好敲旁边一个小院的门。两次被警卫员赶走。第三次敲出一位中年妇女，态度和蔼，告诉我们：“这是柳亚子先生住宅，梁先生住在石舫旁边。”我们总算找到过夜的地方了。敲开梁先生的门，我们被带进北房，见到梁先生。记得他上身穿白布对襟褂子，下身穿着白裤子，等他问清我们为何“晏夜来访”后，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勇敢！勇敢！”他大概还说了别的话，但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他让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东厢房睡觉。第二天清早，我们没同梁先生告别，对服务员说了一声便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他同我们呆了不到半小时。

以后再没见过梁先生，也没有他的消息。一九五四年听说梁先生犯了错误，说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一九七七年《毛选》第五卷出版，我才读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比我听到的尖锐得多。对梁先生的批评是因他在政协的发言引起的。我在《梁漱溟全集》中找到这篇发言稿。梁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的干部都来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天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才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多少有点。虽然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五~七页）

梁先生坦率批评中共的农村政策，希望中共改正，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不少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梁先生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并上纲上线到“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的高度：“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〇七页）。梁漱溟不服，给毛泽东写了几封信：“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发言而发，但我不能接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梁漱溟问答录》，第一三三页）梁漱溟再次发言后受到严厉的批判。周总理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言，痛斥梁漱溟，说他是“一个杀人犯”：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一九八三年，周虎带我到木樨地看望梁先生。梁先生已经很衰老了，但谈话仍有精神。他谈的很多，我已记不清楚都谈什么了，只记得他说：“我的错误是让润之下不来台，但我的话并没错。”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参加了梁先生的追悼会。那天下着小雨，我来到北京医院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参加追悼会的大约四十人，我鞠了三个躬便离开了。出门时看见小屋门楣上贴着一张旧报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中国脊梁。不知为何我进门时没看见。我想很多人也未必看见了。

掉了皮的纪念册

济南《老照片》的编辑问我要老照片，我说没有，“文革”期间都烧毁了。编辑还是让我找找，万一有“漏网”的呢？我只好翻箱倒柜找起来，但仍一无所获。却意外地找到一九四三年我的一本纪念册，封皮已没有，同普通的小记事本一样。翻了一下，早已忘却的往事涌上心头，把我带回少年时代。

一九四一年先君蓝公武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后，全家便从北平城内北沟沿庚二十八号搬到西郊成府街红葫芦二号。宪兵队的拷打并未使父亲屈服，他依然宣传抗日，并誓不与当汉奸的朋友往来。全家靠典当度日，把北洋余孽、大汉奸王揖唐以老朋友身份送来的米面倒在街上。父亲的抗日爱国行动受到华北知识界的敬佩。

父亲要看报，但没钱订报，只好看朋友们的报。我上午到成府街一家店铺取报，拿回家给他看，他看完后下午我再送给订户。我送了半年多报。走到红葫芦胡同口，便看到永远坐在小酒店门前的掌柜郭大胖子，他有个弟弟叫郭二胖子，替燕园住户搬家。郭氏兄弟虽算不得燕大的名人，但燕大师生没有不知道他们的。

拐过小酒店便到槐树街了。顾名思义，街道两旁都是槐树。夏天每棵树上都挂着几条“吊死鬼”。我一边捉“吊死鬼”一边往前走。先到陆志韦先生家。陆先生是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担任过燕大代理校长。我按铃，开门的多半是陆太太，但她并不接报，慈祥地把我让到屋里，陆先生走过来接报。他同我没什么可谈的，摸摸头或给我几颗小孩弹的玻璃球。这些玻璃球可能是他孩子们弹过的。陆先生有四子一女，年龄都比我大得多，从来没同我玩过。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但不知怎么写。只会写老三陆卓元的名字，因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画过一幅水彩画，画的是燕大东大地的一角，上面写着：“文泰（我那时的名字）小弟留念。卓元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陆先生除慈祥外没给我留下其他印象，但我却记住了陆太太脚上穿的一双绣花红鞋。一九五二年我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陆先生和陆太太，陆先生仍非常客气，客气到谦卑的地步，一再握着我的手上下摇摆。我低头看陆太太的鞋，仍是绣花红鞋，不过已经很旧了。陆先生告诉我他在语言所工作，并给我留下地址，但我没去看望他们。我当时是进步的大学生，岂肯同司徒雷登的同事交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实在幼稚，还有几分内疚，此后再没见过这对慈祥的老夫妻了。

再往前走一段路便到郭绍虞先生家了。郭先生是燕大中文系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流学者。但那时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一无所知，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几十年后才翻阅过。我记得郭先生夏天衣服穿得很少，仿佛赤膊。郭先生同样慈祥，接过报也不同我说什么，有时摸摸头。郭伯母倒同我说话。他们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孩子们都比我大，我称她们为姐姐，小儿子郭泽宏与我同年，我们能玩到一起。但他同我与其他小伙伴的玩法不同，不到河边捉蜻蜓或到圆明园摘酸枣，而是在屋里画画。大概郭伯母不让他到外面玩。那时街上贴着日本人的宣传画《第五次强化治安》，“皇军”的刺刀指着两个小人：“共匪和奸商”。我们便画一个中国人，刺刀指向“日本和满洲”。姐姐们有时过来看看，夸我画得比泽宏好，泽宏便不高兴了。我的纪念册上有两位姐姐写的话：“文泰弟：愿你永远保持着天真孩子的心，并有着永远的可爱。以宁，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以宁是三姐。“文泰小弟：愿你天真活泼的性格永远存在世上，愿你努力读书将来为国争光。之翰志于故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黄昏。”之翰应是二姐。从笔迹上看，两位姐姐已经是高中生了。她们现在何处？早已事业有成，儿孙满堂了吧。还记得我这送报的小弟弟吗？一九七七年，我陪同一位先生到上海访问郭先生。郭先生接待了我们，仍那样慈祥，但比我送报的时候苍老多了。我坐在那儿，希望他能认出我来，但他没认出来。我终于忍不住问道：“郭先生，您不认识我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年纪大了，开会时认识的年轻朋友记不清了。”“郭先生，我是您住槐树街时给您送报的小孩啊！”“噢，你是……”他想起送报的小孩，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蓝公武先生的孩子？”说着拉住我的手。我有很多话想对郭先生说，问问郭伯母、姐姐们和泽宏的情况。但访问者问个没完，我是陪他来的，不能喧宾夺主。访谈的时间过长，郭先生显得疲倦了，我们便匆匆离去。郭先生没挽留我，只分手时握了握手。以后再没见到郭先生。偶尔在朋友家见到郭先生写的条幅，我便后悔不迭。我若求郭先生一幅字，他肯定会写的。

我的纪念册里还有张宗颖和张宗烨写的话。宗颖是张伯伯（张东荪，我从小就管他叫张伯伯）第三个儿子，写的是：“愿你长得又高又大志气也高大。文泰小弟留念。宗颖书二月七日”。字写得漂亮。“文革”期间张三哥和张三嫂双双自杀。宗烨是张伯伯的小女儿，与我同岁，写的是：“文泰兄留念：我们要做好儿童，为国家民族争光。妹宗烨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小孩的字体。她叫宗烨，可我们都管她叫大华。宗烨是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是张伯伯唯一在世的子女。我见过张伯伯多次，了解的却极少。北平解放后我亲耳听他说过：“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言下之意他是出过力的。他曾是林彪和傅作义之间的联络员，把林彪的意思传达给傅作义，再把傅作义的答复转告林彪。张伯伯对自己的作用有几分得意。一九五○年，我随父亲从城里到燕大东大地三十四号看他。他吃过午饭说要休息，撇下老友径自上楼了。父亲便到红葫芦旧居看望老房东，等张伯伯睡醒午觉继续谈话。一九五二年突然听说张伯伯出事了，他来看父亲，连连说：“志先，我听你的。”也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是我同张伯伯的最后见面。

我的纪念册里没有陆先生、郭先生和张伯伯写的话。我根本没想到请他们写，如果请他们写，他们也许会写几句。我的纪念册上就有比我大得多的杨明照先生选录的张华的诗：“水积成渊，载澜载清。土积成山，鄗蒸郁冥。山不让尘，川不辞盈。勉尔含弘，以隆德声。选录张华励诗以诒文泰小友。明照壬午孟春”。上面盖了印章，并贴着照片。还有杨太太写的“自求多福”，上面也贴着他们夫妇抱着一岁多小孩的相片。杨先生英姿勃发，杨太太憨厚慈祥。杨先生录的诗我自然看不懂，但字写得工整有力，我非常佩服。杨先生是陆先生、郭先生和张伯伯的晚辈，我见他时不过三十几岁。杨先生现在桃李满天下，我的一位朋友便是他的高足。两年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见到杨先生的近影，蓄着长须，俨然美髯公了。

我翻阅纪念册，回首往事，深感人生苦短，须臾间，连我这个送报小孩也步入耄耋之年。

长忆吴牛喘月时

二○○一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执教。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内子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史学家漆侠先生去世了。消息来得突然，我顿时惊呆了，一股悲痛涌上心头。我穿上大衣，走出宿舍大门，想一人在海边走走，但被猛烈的寒风赶了回来。我在宿舍的吸烟室里踱来踱去，回想起“吴牛喘月”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我与漆侠先生同在河北大学任教，他在历史系，我在外文系。他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五十年代出版的《王安石变法》被史学界公认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并被译成日文和俄文。我则是外语系俄语词汇课的教师，一九六五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人物谈》。我写这篇文章是受到钱谷融先生的文章《〈雷雨〉人物谈》的启发。一九九九年见到钱先生的高足王晓明先生，请他代为转达敬慕之意，晓明先生说最好我亲自向先生表达。但我始终没有见到钱先生的荣幸，只好在这里表达了。

“文革”前我同漆先生并无交往，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一位外语系教师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位戴眼镜的人说：“他是漆侠，河北大学唯一能上《人民日报》的人。”后来在校园碰到他，便特别留意。原来他个子很高，身材清瘦，额头特别宽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走在他旁边的是身材矮胖的史学家李光璧教授。后来又听说他是范文澜的得意弟子，一九五三年从科学院历史三所调到河大来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和漆先生都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宣扬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我则反对中央“文革”，有人揭发我一九五八年著文骂姚文元打棍子，吹捧赫鲁晓夫。我确实写过一篇文章，反驳姚文元，其中有“应当说理，不应打棍子”之类的话，但文章并未发表。至于说我吹捧赫鲁晓夫，我在课堂上称赞赫鲁晓夫的话都是教材里的话。我看出同红卫兵无理可讲，只得低头认罪，免受人身侮辱以至皮肉之苦。漆先生的情况似乎好一些，因为副校长戴树仁让他写文章批判吴晗和翦伯赞，说是“以毒攻毒”。不久戴副校长也被揪出来。漆先生和我一起打入劳改队。我们个子一般高，红卫兵便让我们抬一根扁担。我们从花房里抬花盆。我把花盆往我这头移一点，漆先生发觉后一定要移到当中。走到无人的地方，漆先生便问我是哪个系的，我告诉他在外语系教高年级俄语词汇课。他听我是学俄语的，便问我最喜欢俄国哪个作家，我说偏爱果戈理。漆先生说他读过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漆先生对俄苏文学不大熟悉，但著名的作家他都知道。每天一起干活，渐渐便熟了，互相增加了信任。有一天中午休工的时候，漆先生悄悄对我说：“注意增加营养。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呀。”我说：“在学校食堂里牛鬼蛇神只能买最便宜的菜。”漆先生用头指指校外，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我们到校外“下馆子”，点好菜，吃得开心，心里感谢漆先生的“点拨”。但好景不长，很快被红卫兵发现，当场挨了一顿批斗。学报上也登出揭发“漆侠等牛鬼蛇神在校外大吃大喝”罪行的文章。漆先生对我说，我们大意了，得离学校远一点。我便到离学校远一点的地方去，照吃不误，没再遇见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学校又从天津迁至保定，革命干部和红卫兵小将都不满意学校搬迁，没心思管我们了。劳改队改为学习班，后名存实亡。我们由牛鬼蛇神变成逍遥派。这一年夏天，我同漆先生经常接触。有一天他来找我，气愤地说，他刚跟军宣队吵了一架，他当时把帽子往地上一摔，对他们说：“我老漆也不是没名没姓的。”为什么事我已记不清了。他看我正在看一本俄文书，问我什么书，我说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果戈理传记。他说你应当自己写一部，从俄文书里找材料，书里面的注便是寻找材料的引子。作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他未使用的材料未必无价值，你可以找出来使用。他建议的方法我后来使用过：某篇评论文章，作者引用别人的话，注明出处。我根据出处，找出作者所引用的书刊，仔细阅读，确有他未使用的珍贵材料。漆先生问我读过古文没有，我说读过《古文观止》里的几篇，还读过《战国策》《左传》和《史记》的注释本，但一篇也不能背。他又问诗词呢，我说能背几首。他问我喜欢哪个诗人，我说最喜欢义山的诗和小山的词，他听了哈哈大笑，并说学外文的人往往缺乏国学基础，这最要不得，外文再好，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人，所以学外文的人一定要学点古文。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但那时上起纲来不得了：牛鬼蛇神厚古薄今，抗拒改造。

傍晚我们常常到保定市郊的农田散步，那一年特别热，一到田里便脱下背心，赤膊交谈。漆先生称之为“吴牛喘月”。他说：“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学问决不能丢，你写你的果戈理传（我并无此意），我写我的宋代经济史。中国需要文化。”接着他说：“我不明白打倒一个刘少奇为什么要砸烂全国党组织。”我也想不明白。他告诉我他是如何从历史所调到河北大学来的。他在历史所时深得范老赏识，有时他还没起床范老便到宿舍来了，掀起被子，叫他起床。范老还请他到家里吃饭，不少文章都让他执笔。他看到所里某些出身好的党员业务水平稀松，写不出文章来，但整起人来却个个是好手。他向范老反映过，范老却批评他自高自大。他说当时不理解范老的苦衷，现在才明白，不少人都有背景，得罪不起。他那时年轻气盛，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说道：“党员都是菜包子，干活还得靠我老漆。”这话放在一九五七年肯定划为右派。虽然是一九五三年说的，中国还没有右派一说，但得罪了所里的党员。范老考虑到他在历史所再呆下去，必然会受到打击，便把他调到河北大学。一九六六年范老去世，漆先生悲痛不已，请求到北京参加范老的追悼会，遭到红卫兵一顿责骂：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追悼会？

管制一松，漆先生又开始读书了。我每次回北京，他都让我找他老同学张守常先生替他借书。他开的书目我都不熟悉，所以一本书名也没记住。他为了节省时间，就在靠近宿舍的学生食堂吃饭。他读书非常快，一摞书几天就读完了。我问他怎么读得这么快，他说只看他所需要的材料，找到便抄下来，其余的地方便跳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读起书来。我从李白研究专家詹锳教授那里借来一套三注三评本《聊斋》，静心细读，心想身为牛鬼蛇神，就同鬼狐为伍吧，它们比红卫兵可爱。夜晚读累了，便到漆先生宿舍转转，总见他埋头抄写。他见到我常说，再读几百本就可动笔了。他独居保定，万师母留在天津，生活极为不便，但从未听他抱怨过。儿子燕生有时到保定来看他，他们两人便共睡一张单人床。

山东大学魏晋南北朝史教授郑佩欣到保定看我，他是我多年老友，曾一起下放到青岛李村劳动锻炼。我带佩欣见漆先生，他们一谈如故。佩欣在保定时，漆先生几乎每天都到我宿舍来。以后他们联系非常密切。漆先生对佩欣评价很高，佩欣对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著的学术成果非常佩服。但有一次佩欣对我说，史学界以翦伯老的文字最好，著作易于流传。有的史学家功力深厚，材料扎实，观点新颖，但文字不好，是很吃亏的。不知他是不是暗指漆先生属于吃亏的一类史学家。

我调到北师大后，同漆先生仍有来往。一九八○年，我把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一书寄给他，没接到他的回信。第二年，我又翻译出版了《回忆果戈理》，这次是让我在河北大学读研究生的侄女带去的。没想到漆先生对她说：“告诉你叔叔，要写书，不要译书。”这一方面说明漆先生对我期望过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理解翻译的辛苦。此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听说他在筹建宋史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我到保定看他，这时宋史研究所早已成立，漆先生任所长。我径直去宋史研究所，漆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马上对秘书说：“把牌子翻过来！”翻过来是“今日不办公”。漆先生请我到学校大白楼吃饭。他谈到研究生水平太差，读古文困难；评定职称弊病很多，往往同党政职务挂钩，系主任和党支书记容易评上。他为一名研究生的分配同校长吵了一架。后来我听人说，他要把这名研究生留在所里，学校却留了另一位。他去找校长，对校长说，要不留他看中的人，“我老漆就走人”！校长说：“我可以走人，漆先生可不能走。”他看中的研究生留下了。我带了两本随笔集给他，他说在报刊上看过我的文章，“写了些新东西”，算是他对我文章的评价。他不满意我写随笔，更不赞成我翻译书，一定叫我写专著。我说实在力不从心。漆先生批评我怕吃苦，我确实懒散成性，不能像他那样勤恳治学。现在我也不认为辜负了漆先生的期望，因为原本不是那块料。能写几本随笔，译几本书，也就知足了。漆先生不懂外文，不知翻译的甘苦，对翻译有偏见。

一年后，我再到保定看漆先生，他显得虚弱，从宿舍到研究所，中间都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这次我才知道漆师母双腿截肢，不能自理，漆先生也不能回天津照看她。漆先生仍很热情，又让秘书把牌子翻过来。他读了我写的《重提贝利亚》，详细问我贝利亚的事，他自己说得少了。当晚又在大白楼宴请我，在饭桌上说好两年后给他过八十大寿。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为永诀，再也听不见他那山东口音很重的言谈，见不到他嘴角微露嘲讽的笑容。

他的《宋代经济史》早已出版，他没送给我，我只有一本他“文革”期间送给我的《王安石变法》。我和漆先生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并建立起友谊。漆侠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我也永远成不了他那样的学者。漆先生，别生我的气，安息吧。

话说张东荪

张东荪是何许人？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点，再年轻的就未必知道了。如果七十年前问我，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张东荪是张伯伯。”张东荪与先君同庚，一同东渡日本，还曾同住在一间房间里。此外，张东荪的夫人是我婶母的胞姐，我堂兄一直住在张家。张伯伯有四个子女，长子张宗炳，著名昆虫学家，次子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爱因斯坦齐名；三子张宗颖精通英语，由于早婚，考上庚款却没能出国留学，女儿张宗烨健在，为中科院院士。张伯伯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我依次称为张大哥、张二哥和张三哥，女儿与我同庚，比我小几个月，我管她叫小妹。张东荪的长兄张尔田，是著名清史专家，我称他为好爸爸。为什么这样称呼，我至今弄不明白，大概随张家兄弟称呼吧，因为他们管伯父叫好爸爸。总之，我从小就认识张伯伯。他居住过的大觉胡同、东大地、朗润园和大城坊我都去过，但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对张东荪毫不了解。他见到我只摸摸头，好像没跟我说过话。

如果六十年前问我，我会回答：“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大功。”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他来看过父亲，我也随父亲到过他家。张大哥住得离父亲近，也带儿子看望过父亲。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家，张伯伯正在同父亲谈话，我走进书房，叫了声张伯伯，父亲叫我出去。我走到客厅门口听见父亲高声说：“你不要再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了’，想想自己的问题，怎样才能过关。”张伯伯说：“志先，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知道张伯伯出事了，检查通不过。但为什么他爱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呢”，为什么事检查，又为什么通不过呢？我那时刚入大学，吸引我的新鲜事很多，没再留意张伯伯的事。后来又听说张东荪是美国特务，向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回来问父亲，父亲回答：“我也不清楚，东荪不会这样糊涂，你不要问了。”父亲似乎不相信张东荪是特务。直到最近读了戴晴女士的力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才解开我心中的疑惑。有些事如她不写我永远也弄不清楚。

张东荪是五四后中国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说，五四时期没有哲学家，五四以后有三位：熊十力、张东荪和金岳霖，因为他们的学说都成系统。牟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张东荪的学术地位，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熊先生和金先生的大作我没读过，张东荪的书我不仅没读过，甚至没见过。但读过他著作的片断，多半是批判他的时候引用的。今天看来，张东荪的很多预言都为五十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张东荪专心著书立说，大概是一九三○年秋天从上海迁到北京后开始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他和乃兄张尔田一起到燕京大学任教，此前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一九一七年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他先抨击时弊，后渐转为介绍西方哲学，柏格森的《创化论》就是他翻译并在报上连载的。不久他又增编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学灯》先刊载外国文学译著，一九一九年后开始发表国人的创作。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学灯》增设的《新文艺》版，郑振铎编文学副刊《文学旬刊》。《学灯》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是在《学灯》上首次发表的。茅盾用白话文翻译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发表在《学灯》上。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也都发表在《学灯》上。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张闻天和毛泽东不仅是《时事新报》的读者，也是撰稿者。可以说毛泽东那时就知道张东荪了。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写道：“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写道：“……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查封，他被日本人逮捕，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受到知识分子的敬重。他说的话，比共产党人的言论更令知识分子信服。于是毛泽东想起了张东荪，请他作为和谈的见证人。张东荪就这样参加了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请张东荪参加和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傅作义并不认识张东荪，介绍他们认识的是北平第一任市长、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何先生与傅作义是北伐时期的老朋友，与张东荪不时诗词酬和。何先生在北池子八十八号何宅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和张东荪。我问过何其巩的后人那天的情形，她告诉我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什么也不知道。但见过何其巩事先写好的一副送给傅作义的条幅：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张东荪以六十四岁的高龄积极投入和平谈判。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张东荪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冒着严寒越过封锁线，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们。聂司令问出城前傅作义向他们交了哪些底？周北峰回答傅先生表示了几点想法：第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平津解决以后能否允许其他报纸发行；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分批调出城外整编方式。聂司令又问傅作义能否命令蒋系部队出城。周北峰认为中下级军官多为傅的人，傅能控制。张东荪接着说，他看傅作义已打不下去了，但他要面子，得让他体面投降。傅先生派他们来是希望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京毁于战火，百姓遭受涂炭。聂司令把谈话内容电告中央，九日中央复电：“……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你们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顾。”

九日双方开始会谈。解放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林彪和聂荣臻，傅作义方面是周北峰，张东荪也参加了。周北峰提出六个条件。林彪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谈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聂荣臻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平津战局：“傅先生除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保全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别无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决心，当机立断。”十日下午双方就军队出城改编、城市管理、人员安排进行最后磋商。解放军苏静处长整理出一份《会谈纪要》，并强调傅作义在十四日以前必须答复。林、聂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随后也签了字。《纪要》放在张东荪面前，请他签字，但张东荪拒绝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充当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而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张东荪见证了《会谈纪要》草签的过程，认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学的当天晚上，张东荪在燕大礼堂作了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北平是个花瓶，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用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朋友们纷纷写诗赞扬张东荪的功绩。他把这些诗以《围城题记》为标题，亲手抄录下来，并写了后记，准备留给子孙。他写道：“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张东荪不仅在知识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他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此时有些飘飘然了。建国后不久，父亲到燕大东大地（燕东园三十四号）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饭后，他上楼睡午觉，把父亲撂下不管。尽管是多年老朋友，这样做也算失礼。父亲倒不计较，带我到城府街遛弯，回到张府张东荪才从楼上下来。

毛泽东虽说过：“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但在内外政策上，两人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或者说，完全对立。张东荪不赞成“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认为不能忽视西方，特别是美国，应与美苏保持同等关系。张东荪虽不一概反对革命，但对革命有自己的理解：“以增产而求平均，并非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这其间区别甚大，因为均贫富既非增加生产总量，并且同时对于增加生产的努力进行上反是一个妨碍，故必须力避此种过激而有害的举动。须知凡是一个革命，如果只把经济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办法来平均一下，其结果并未使生产总量有所增加，这个革命终归失败。”张东荪这些见解，毛泽东听了未必高兴，但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夕，不便当面批驳。也许那时在毛泽东的心里就产生教训张东荪的念头了。张东荪拜见毛泽东回家后，对家里人说，在石家庄西柏坡见到毛，话不投机……毛大谈梁启超。并说外交上将“一面倒”。

到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张东荪就难过关了。二月八日在小文学院礼堂作检查，从未作过检查的人是作不好检查的。他们不理解作检查就是为了通过，而不是真心自我反省。张东荪的检查分三部分：第一，作为哲学系主任，没把哲学系办好，有做客思想；第二，对校务不大关心，开会不到；第三，对“骂人团”不理睬，让他们闹得自己翻船。他承认自己受到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是唯心主义的俘虏，喜欢马克思，但反对辩证法。这样的检查当然通不过。二月二十九日举行全校教职员工批判张东荪大会。据章诒和的文章：在这次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位担任燕大教务长的翁独健……另一个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翁独健，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了。总共不到二百字，讲了不到五分钟，只希望张东荪“低头向人民认罪”。翦伯赞就不同了。章诒和写道：“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一，张东荪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三，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翦伯赞的发言给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了性——反苏、反共、反马列主义。会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这时一位揭发者走上台，展示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上的亲笔题词：“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还是绞刑。”会场哗然，仿佛爆炸了一颗炸弹。其实这句话不是张东荪说的，而是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的话，张东荪抄录了，说明他赞成柯亨的看法。张东荪自然又过不了关。

张东荪的问题驻校工作组处理不了，上交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请示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把张东荪转交给民盟中央。民盟认为张东荪的问题属于思想和言论反动，并没有反对共产党的行动。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向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建议，让张东荪请假回家反省，李维汉表示同意。沈对张说：“不妨不动，请假反省。”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他在彭真呈报的材料上批示：“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周炳琳自然顺利过关，而张东荪在民盟总部接连检查了四次仍通不过。民盟主席张澜不得不过问了。张澜约李维汉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同拜见毛泽东。张澜说：“东荪先生的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代毛讲出张东荪的要害：“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毛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并做出定案结论：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张澜得知张东荪还有一个重大情节没有交代，即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国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大吃一惊，立即告诉了张东荪的夫人。

王志奇是个神秘的人物，我从未听说过。我堂兄知道有个姓王的与张东荪一起办过报，张东荪受他牵连。他就知道这一点，连王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东荪的学生姚克殷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王志奇与他同号。王告诉姚，自己是因与苏联沈阳领事关系密切而被捕的。并吹嘘自己有钱，社会关系广泛。他们先后出狱后，姚克殷把王志奇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张东荪，并对张东荪说：“可以与王合作。”抗战胜利后，张东荪与姚克殷在北京办了一张小报《正报》，王志奇知道后解囊相助。后担任《正报》副社长兼经理。但王的资助很快就停止了，《正报》不得不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王志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旧政协闭幕后，国内形势不仅没缓和，反而紧张了。王志奇又出现了。他对张东荪说，先前只与苏联有关系，现在通过妻妹，与美国也搭上关系。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现已经是北平解放之后了。以后不断被捕又不断被释放，总之，行踪十分诡秘。但张东荪仍与他保持联系。一九四九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告诉张东荪，美国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正在部署。张东荪担心中国成为美苏交战的牺牲品，心中十分不安。张东荪请王志奇如有重大消息一定告诉他。张东荪问王志奇能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美方：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美方应当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不要让国民党进来。民主党派当中谁可以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王在张东荪的桌子上看见中央政府会议印发的材料《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的比例》。可见张东荪对王志奇信任到何等程度。不久张申府告诉张东荪，王志奇因欠款被扣押，张东荪立即叫长子张宗炳出面把王志奇保出来。王志奇表示感谢，送张家四吨煤。一九五○年秋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志愿军。张东荪从会上得知，各民主党派将于十一月三日发表宣言，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二日晚上，张东荪约见王志奇，劝他尽快离开北京，因为中美即将成为交战国，无法再传递消息。张鼓励王继续在政治方面（非情报方面）努力，一定设法让美国不把中国当成敌人。王志奇离开北京，全家迁往香港，希望张能给他推荐一个在香港帮他翻译材料的人。张将上海的熟人朱高融推荐给他。朱到香港后，王叫他翻译情报，又不付薪水。朱不愿翻情报，认为翻译情报是下流工作，并断定王是骗子，一九五○年从香港回来。一九五一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现在北京。他说刚从香港来，住在张申府家，得到政府特许，作进出口生意。但几句话后，他又探询张东荪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并暗示他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张东荪终于觉察此人是骗子，请他赶快离开。这是张东荪与王志奇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王志奇便永远消失。这大概就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的案情了。从此张东荪成了“坏人”。

张东荪这样的“坏人”岂能再住在燕东园，他从住了十几年的燕东园三十四号搬到校内朗润园一百七十八号，燕东园的小楼让给别人。这段时间张东荪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闭门读书。我堂兄一九五二年在我们家举办婚礼，记得那天张东荪也来了。这大概是他遭受批判后第一次出门做客。他心情看来不错，一直笑眯眯的，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了，但记得那是我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反右运动结束后，他不能在北大校园内容身，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三十七号一座大杂院里。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用水从胡同里提。张家提出安装自来水，学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张东荪就在这座大杂院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疯狂的年代，抄张东荪的家是情理之中的事。据张东荪的孙子张饴慈回忆：“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他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骂他‘汉奸’，八十一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一九六八年一月，张东荪和长子张宗炳同一天被关进秦城监狱。张东荪被关进监狱一两个月后，我从天津河北大学牛棚溜回北京。我到了城府街，突然想看看张伯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世，张家住在哪里，也无处打听。灵机一动，去找城府街一家理发店，进去问刘师傅还在不在。刘师傅走出来，尽管已经苍老了很多，但脸上的麻子还在，我断定他就是四十年代给父亲、张东荪等教授理发的刘师傅。我问他知道不知道张东荪家的地址，他说知道，有两个月没给他理发了，并把我带到张家。张家住北房，我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张伯母。张伯母也马上认出我来。年过古稀的张伯母并不显老，还是我最初见她的样子。她对我说张伯伯被几个军人带走了。军人发现家里有件美军皮猴，拿起来厉声质问皮猴是哪里来的，张伯伯说和谈的时候林彪赠送的，军人赶紧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张伯母忽然骂起我婶母来，骂她没有良心。其实婶母一直挂念老姐姐，几次要来看她都被我堂兄阻拦住。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哪还有亲情呢。张伯母叫我等大华（张宗烨）回来，我身为牛鬼蛇神，溜回北京，岂敢在美国特务家久留，没等大华回来我就向张伯母告辞。一生相夫教子的善良的女人在这几间破旧的屋里住了三十年。

张宗烨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信，不敢提丈夫张东荪，只讯问儿子张宗炳的下落。这封信竟神奇般地落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批准张家可以到秦城监狱探监。这时张东荪已转移到复兴医院。张宗烨陪着母亲赶往复兴医院，这对恩爱的老夫妻终于见面。张东荪对妻子说：“林彪出事了。”张伯母说：“别瞎说，好好的。”张东荪说：“你不用瞒我，我看得出来……还是我对。”“还是我对”指的是中美建交。这时中美建交的《上海公报》已经公布。

张宗炳是著名的昆虫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六八年与张东荪同日被捕。这位单纯、天真、待人和蔼可亲的张大哥在监狱里被逼疯了。张宗炳一九七三年出狱，儿子张饴慈记得：“……他已整成神经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家里已经没有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在老母亲的精心看护下渐渐康复。一九八一年公安部给张宗炳做了结论，否定特务嫌疑，并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张大哥在张家兄妹中给我的印象最亲切、随和。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农作物害虫成灾的时候，我便想起他。如果他参加灭害虫，以他的学识和才智，定能发挥积极作用。

次子张宗燧一九六九年底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终年五十四岁。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在剑桥开课，恐怕是第一个在剑桥开课的中国人。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宗燧是卓越的科学家，但对中国政治一窍不通。比如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张宗燧就不同意毛的论断，说美国的科学非常厉害。遭到同事批驳后，他辩解说：“如果非要说美帝是纸老虎，那也是厚纸做的。”毛说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总之，张宗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难以生存。《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张宗燧条目，对他的科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与他最不熟，只见过一两面。还记得他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婚礼的情景。张宗燧一身笔挺的西服，新娘傅小姐身穿深色旗袍，两人款步走向亲友，向大家致谢。

三子张宗颖是我见面较多的人。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解放饭店还同他见过一面。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英年小弟愿你长得又高又大，志气也高大。”那年我十二岁。张宗颖的问题是所谓电台问题。“文革”期间天津革命群众逼他交出电台。这个问题公安部门早已做出结论，不是敌台。电台是他表姐夫林嘉通的，用来收听新华社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怕日本人查出，早已毁掉了。张宗颖交不出电台，与妻子双双自杀，时年四十六岁。张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张宗烨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我的纪念册上也有她写的话：“我们要做好儿童，将来努力为国争光。”她实现了儿童时代的理想，在高能物理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为国家争了光。张家的第三代我就完全不熟悉了。

怀念蒋路

蒋路同志逝世已经九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他大概因为耳朵背，同人说话的时候，右耳总靠近说话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很响，特别是打电话的时候，声音格外浑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看到出版社出书越来越从经济效益出发，一些有文学和历史价值的书出不来，而满足读者不健康趣味的书却成泛滥之势。我给蒋路打电话，发牢骚，说现在没法译书了，想译的书没人出版。他显然与我有同感，但还是为出版社辩解了几句，送我两句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是他治学的格言，他的《俄国文史漫笔》和《俄国文史采微》就是他这条格言的实践。当然，还得付出辛勤的劳动。他多次穿越半个北京城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凌芝夫人写道：“晚年他将历年积累的治学心得加以爬梳归纳、字斟句酌写成《俄国文史漫笔》。这本书倾注了他近十年的精力，被他视为最爱。无论从史学、构思或文笔角度看，篇篇都闪烁着作者的智慧。有时为了补充或核实一些资料，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不管酷暑还是严冬，他和我乘坐公交车去国家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

一九九七年收到他寄来的《俄国文史漫笔》，他打电话说，这些文章都是离休后写的，请我读后提意见。“请提意见”这类话现在不过是客套话，不能当真。但我知道蒋路却不是随便说的，他真诚地希望我对他的文章提出意见。我认真阅读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博览群书》上。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这本书是难得的好书，涉及俄国文史方面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往往又是正统文学史略而不提的；如民粹派、哥萨克和民意党女侠索菲亚等，书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读者未必多，因为书中讲的都是留里克和罗曼诺夫两个王朝的事，没有一定俄国文史知识的人，不一定读得下去。如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自己也未必读得明白。那时我对俄国历史很不熟悉，连罗曼诺夫王朝的朝代也排不下来。一九八九年到苏联教汉语后才拼命补课，即所谓“恶补”。我说把《博览群书》给他寄去。他一定不让我寄，说他儿子可以买到。他在任何一点小事上都不愿给人添麻烦。我说去看他，他回答住得太远，天气热，不要来了。我看他并没有什么事，知道他不喜欢无事拜访，便没有去。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一进会场就看见蒋路。他从前排走过来同我热情握手。他瘦得厉害，但精神很好。我还以为这是通常说的老来瘦呢，说明他身体不错。吃饭的时候他招呼我到他那里去，他旁边坐着绿原，前面是梅志。记得他告诉我，社里一位他赏识的女编辑准备搬入老年公寓，他觉得住老年公寓未必合适，但又不知如何劝阻。这是我与蒋路最后的一次见面。

蒋路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一九四七年我所在的中学转移到阜平县陈南庄，在山坡上开设了一间简陋的图书室。我借了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以为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传记。读了才知道不是，而是另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大剧作家。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忘了，却记住译者蒋路的名字。上世纪五十年代读过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对前者的兴趣大于后者，特别是屠格涅夫对果戈理的回忆。那时我正迷恋果戈理。我不喜欢备受赞许的《怎么办》，结构杂乱，作者不过借形象和情节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已，但蒋路对两本书的注释非常详尽，令我佩服。我那时天真幼稚，也动了翻译念头，很想向蒋路请教，但连他在哪儿工作都不知道。

光阴荏苒，一九七七年春天福建师范大学组织“鲁迅序跋研讨会”，我和蒋路都参加了。在那次会上我才见到心仪已久的蒋路。一九七七年是万物复苏的年代，搁笔已久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为文化事业做一番贡献，所以来自出版社的人备受青睐。蒋路是著名的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国家出版社的代表，身边自然围绕着很多人，我无法同他接近。我倒拜访过住在二楼两端的林辰先生和戈宝权先生，他们是以鲁迅博物馆顾问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戈宝权先生告诉我他有《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原文版，回北京后我从他那里借来，并把它译成中文，并于一九八○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蒋路住在几层楼、哪间房间我都不知道。研讨会散会后，不知谁组织部分与会者顺路访问浙江大学，游览西湖，其中有我和蒋路。在杭州我们同住一室，有了接触的机会。傍晚我们沿里西湖湖畔散步，谈起俄国文学。我说爱读作家回忆录，比如老阿克萨克夫写的《我与果戈理相识始末》，让我了解果戈理所处的时代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蒋路对回忆录也很感兴趣，他说也想读这篇回忆录，不知收在哪本书里。我告诉他收在一九五二年为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而出版的《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一书中。我有这本书，他要看我可以借给他。我们谈得很投机。回北京后没再联系，我没有到出版社找过他。一次看内部电影《悲惨世界》，在电影院门口与他相遇，他请我翻译库普林的中短篇小说。他说南京大学有意翻译库普林的作品，并寄来选目，但他觉得我更适合翻译库普林，说到这里电影开演了，我们一同进去看电影。我有点惊讶，因为他不了解我的水平就约我译古典作家的作品有点冒险。我那时对他还不了解，觉得电影院门口说的话未必可信。几天后他把库普林作品三卷集和一本库普林评传送到我家。他那时住在苏州街，我住在南池子，没有顺便的公交车，他是走来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拎着四本洋装书走路是很吃力的。他说：“你先译《冈布里努斯》，我准备收入《俄国短篇小说选》，然后再译其他小说。《摩洛》要译，其余由你选。‘冈布里努斯’是音译，没查出什么意思。”我译好《冈布里努斯》交给他。他看后叫我到出版社去，把稿子还给我。我发现稿子改动得很少，只用铅笔改了几个地方，并指出“跳舞”的“舞”并未简化为“午”。他说稿子可用，后面的译稿他不看了，译好后交给责编姚民有即可。字体娟秀清晰，凡见过蒋路字的人都知道。他问我还译了哪几篇，我说译了《阿列霞》。他要我把《阿列霞》交给他，这篇小说收入文学小丛书，一九八○年出版，一次就印了十万册。这是我与蒋路接触的开始，以后接触多了，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蒋路的职务是编辑，有人说他是学者型的编辑。这种评价并不全面，学者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蒋路是深邃的思想家、眼光远大的出版家、知识渊博的学者、卓越的翻译家和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为人谦和，埋头工作，不喜欢出头露面，很少参加俄苏文学界的活动，所以同他接触不深的人，未必了解他真正的价值，以及他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并深受他影响的艾珉女士写到她同蒋路的一次对话：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更大？”艾珉问蒋路。

蒋路回答道：“按说，这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不可否认，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舆论作先导。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扫除观念上的障碍，这一点，欧洲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他接着说：“欧洲近代文学中有许多东西会对我们的传统观念形成冲击，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中国历来是帝王崇拜、祖宗崇拜，很容易产生迷信和盲从；不像近代欧洲的价值观，把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创造精神、开拓精神看得很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把尊重人、爱护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类思想精华被当成垃圾抛弃了。”

蒋路想把欧洲文化精华引入中国，像五四时期的先行者们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引入中国一样。他把出版事业看成实现理想的手段。立足点就高出大多数编辑。他翻译《怎么办？》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并积极参加《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蒋路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到。艾珉说：“有一天，我遇上一个有关俄国历史的细节问题，在饭桌上请教了蒋路，他的回答明确清晰，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捧出一部大书，专门把我找去做了一番详细的讲解，态度之认真令我大受感动，这才明白老编辑们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一年春节前，我得了四头漳州水仙，我知道蒋路夫人凌芝喜欢水仙，便给他们送去两头。那时我刚读完他们夫妻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发现他们把抹大拉的马利亚译成马格大林纳了。我对蒋路说了。蒋路顿足道：“这是编辑改错的。自己不懂，又不肯查工具书，连郑易里的英汉词典里都收入了。”他翻开郑易里的词典给我看。接着他强调从事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圣经和希腊神话知识，没有要学，起码遇到问题知道到哪里去查。蒋路是《欧洲文学史》的责任编辑，艾珉说：“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工作的罗经国老师告诉我，看了蒋路加工的《欧洲文学史》稿，他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或细节，他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处已重新调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写或重写。在他们看来，蒋路远不止是编辑，而应是重要作者之一。可是他们请他参与署名时，蒋路却坚决谢绝了。”蒋路对《欧洲文学史》的校订已经充分说明他的欧洲文学史知识何等丰富。但他还担任过《瑞典文学史》和《捷克文学史》的编辑。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学史》，判若天渊，质量上有极大的提高，致使编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当然又谢绝了。熟悉欧洲大国的文学史已属不易，而对瑞典和捷克这样小国的文学史同样如此熟悉，我想象不出第二人。蒋路编辑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充分表现出他甘愿为人作嫁衣裳的可贵精神。凌芝在《蒋路文存》编后记中写道：“《生活与美学》译者周扬主动提出请蒋路将他这本由英文转译的旧译本根据俄文校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被人视为畏途，如同改造一幢旧房屋，即要用新材料表现现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风貌，这实际意味着比重译一遍还难！可是蒋路做到了。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事人的离去，许多细节已渐渐暗淡起来，责编蒋路究竟为这本书的再版付出了多少心血也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获得了新生。成稿时，连俄文版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恢复了它的原貌。周扬看了改文，十分满意，主动把蒋路校三个字写在他名字后面，却被蒋路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后来周扬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结果照样被勾掉了。此书出版后周扬接见蒋路，问他有什么要求可以帮他解决，蒋路什么要求也没提。”这件事蒋路也跟我谈过，我再补充几句。他说几乎每个句子都要重译，可为了照顾周扬的面子，不得不保留周扬的某些词句，这是最费劲的地方。为此他绞尽脑汁。蒋路认为周扬译文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先行者的错误。周扬表示不要稿费，稿费归蒋路，但蒋路还是把稿费退回去了。周扬不知如何表示感谢，请蒋路吃了一顿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普希金文集》和《高尔基文集》等世界文豪的文集或全集。编辑程文说：“这都堪称是人民文学外文部乃至全社的支柱工程。蒋路同志是这些工程的总设计师和主任工程师之一。”而这些文集和全集都是在蒋路离休前完成的。他分秒必争，组织人力，制订编译体例，在离休前了却自己的心愿。蒋路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这几句概括的话，还不足以表示蒋路做了多少工作。

我没有找到蒋路对《托尔斯泰文集》等全集或文集制定的选目和编译体例，只找到他对《屠格涅夫选集》中“文论”部分写的意见，建议撤销六篇文章。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只引用两条：

①《侄女》：作者图尔及其小说在俄国文学中不占重要地位，我国读者对她更是十分陌生，而屠格涅夫的论文又太冗长；

④《关于“现代人”杂志决裂的原因》太简略，未能说明决裂的真相。该文自一八六二年在刊物上发表后，作者生前从未重印，可见他自己也不满意。

他建议撤销的六篇文章我一篇也没读过，想来一般读者也未必熟悉。蒋路用几句话就把撤销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概括能力之强，文字之凝练，非等闲编辑能做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知识何等渊博。

谁担任责编是成败攸关的问题。蒋路独具慧眼，善于识别人才，不问资历，大胆使用他所信任的编辑。艾珉一九七五年调入出版社，不能算老编辑。蒋路让她担任《巴尔扎克全集》的编辑。陈馥女士八十年代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个新编辑，蒋路委任她编辑《托尔斯泰文集》。这两套丛书就出自两位令人尊敬的女编辑之手。蒋路不仅敢于使用新人，而且热情帮助。艾珉写道：“记得我接受《巴尔扎克全集》的任务时，颇有些思想负担，这么大的项目，做砸了这么办？于是我坚持要蒋路复审。蒋路为我复审了《全集》的前三卷。期间对我的指点和启发，让我终身受益无穷……对于译稿，只要有一丝费解之处，他都要求重新核查原文，以避免理解上的错误；对于编辑加工，他要求顺应译者的文风，与原译完全融为一体；至于注释，他要求务必处处为读者着想，不但要使读者通过注释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还要尽可能帮助读者扩大知识面，了解西方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蒋路对译文的要求，对译者的尊重，恐怕没有人持疑义，但今天恐怕也没有人能做到。我与蒋路讨论过做“注释”的问题。我说有些译本，读不懂的地方译者不注，读得懂的地方反而注，令人啼笑皆非。他说注释应当像辞书的条目，概括地阐明事件或人物的主要特征。如注人物，绝不能仅注生卒年月，而要点出这个人最主要的方面。但字数又不能多，所以做注绝非易事。那时我们打算办个培训班，我请蒋路去讲如何做注释的问题，他勉强答应了。后因经费不足没有办成。我到他家表示歉意，看见他桌上摆着用工整的字体写好的讲课提纲。

今天有多少外文编辑像蒋路那样对待编辑工作呢？说绝对没有未免主观，但说少而又少是不争的事实。不少编辑不懂外语却担任外文编辑。有的编辑找他认为外语很好而实际上很差的人审阅。不但不能提高译稿质量反而糟蹋译稿。有的编辑不看就发排，制造出大量劣质译文。我们过多批评译者，却放过编辑和出版体制，因此刹不住劣质译文潮水般的涌现。不从源头整治，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蒋路非常重视培养出版事业合格的接班人。他用人只看才能和工作态度，不看政治身份。他所看中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蒋路非常赏识陈馥，她文学修养深厚，中俄文水平很高，但她像我们通常说的，属于“政治上不开展”的那类人，在新华社的时候还被错划为右派，到出版社以前没做过编辑。到出版社不久蒋路就让她担任《托尔斯泰文集》的编辑，对她十分信任，约稿、校改和退稿都由她全权负责。只有她遇到困难，才帮她解决。《托尔斯泰文集》出版后，蒋路满意地笑着对她说：“没想到托尔斯泰文集竟出在你手里。”艾珉和陈馥虽进入出版社的时间都不算长，但都是中外文造诣很深的人，与刚出大学校园的人完全不同，蒋路对后者的要求严格得多。对他们主要是培养，先干一年校对，再到编辑部见习。

我渐渐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熟了，有时路过出版社便上去坐坐，喝杯茶。一天我到编辑部，冯南江先生正在谈论《日瓦戈医生》，一口咬定没有俄文版，各国的译本都是根据意大利文转译的。大家都不说话，因为没人知道有没有原文版。我说有原文版。冯南江说：“你见过？”我说：“何止见过，我有原文版《日瓦戈医生》。”蒋路听了吃惊地问：“你真有？”我说明天拿来给大家看。

我真有《日瓦戈医生》的原文本。一九五八年我下放到青岛郊区李村镇劳动锻炼。在山坡上休息的时候，公社通讯员送来人民日报。打开一看，一则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新闻引起我的注意。说来惭愧，我这个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毕业生竟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何许人。苏联专家讲文学史的时候只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不讲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更加好奇。我给远在美国的叔叔写信，请他寄一本《日瓦戈医生》来。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日瓦戈医生》已经寄到北京。书是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封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被烈火焚烧。“文革”时期我被打成牛鬼蛇神，随时都有被抄家的危险。这本书被抄出来还得了，烧了又实在舍不得。我把它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夹在马恩列斯俄文版的著作当中。红卫兵再无知也不敢抄马恩列斯的著作。果实下的烈火可以解释为世界革命的熊熊大火。《日瓦戈医生》就这样逃过“文革”一劫。

我把书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们见了都很惊讶。蒋路当场拍板翻译，并指定由我翻译。当时不订合同，口头同意就行了。我说一个人翻译不了，蒋路说那你就再请一个人吧。我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秉衡老先生合译，老先生欣然同意。我们便干起来。帕斯捷尔纳克是诗人，诗人写的小说很难翻译。我们埋头翻译，不理会社会上发生的事。这时一场轰轰烈烈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了。蒋路不管当代作品，由另一位副总编辑主管外文部。我找他，他不说停译也不说继续译，态度模棱两可。我找蒋路，他说还是继续翻译，运动迟早会过去。我们松懈了，时译时停。运动很快过去了，出版社又积极起来。每天打电话问进度。我们像上了弦的发条，拼命翻译。出版社还嫌我们进度慢。孙绳武先生带着三个编辑到我家来，在日历上划了一道，说这天必须交稿，译好一部分就派人来取。我们按期交稿，责编程文先生干脆住在印刷厂，边看边发排。从交稿到出书只用了一个月时间。这样赶译当然无法保证译文质量。以后这本书一再印刷，我做过小的文字修改，但无法重新校订。我决定终止合同，重新翻译，也是受蒋路的影响。蒋路翻译的《怎么办》一九五三年出版，以后又出版过两次。我向他要过，他说已通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不再印刷，手头没有了。他请陈馥重新校改，并对她说不要有顾虑，就像她通常校改译稿那样校改。陈馥是极认真的人，把《怎么办》从头到尾校改了一遍，蒋路非常满意。当然，不会有高人替我校改《日瓦戈医生》，只好自己重译了。可我早已过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能做得到吗？

一九八九年我到苏联教汉语，课余时间到高尔基图书馆看书。看感兴趣的书，做札记，没有“收获”的想法。回国后在董乐山先生的“催逼”下，根据札记写的随笔陆续在《读书》、《博览群书》和《随笔》等杂志上发表，后以《寻墓者说》为书名结集出版。我寄给蒋路一本。他很高兴，打电话说：“你从翻译家变成作家了。”这句话是他随便说的，但我想起三年前他对我加入作协的冷淡态度。有人介绍我加入作协，需要两个人签名，我兴冲冲找蒋路。没想到他态度非常冷淡，他说：“加入作协没什么意思，你要加入，我可以签名。”我很扫兴，便找了戈宝权先生。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觉得蒋路的话太对了。

蒋路为人极其低调，谦虚和蔼，但他身上有股鼓舞人向上的力量，与他接触较多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蒋路培养过多少人，帮助过多少人，我说不清楚，但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引路人。

流沙河

流沙河先生是我敬重的作家，虽至今悭吝一面，但他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有，可我无法说清我与他的关系。说神交吧，应当彼此精神沟通，可我知道他而他并不知道我，说神交未免一厢情愿。说心仪已久吧，只能说我对他的仰慕，包括不了我受到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干脆就说我与流沙河吧，这等于我和他并列，平起平坐，也不敢当。只能就事论事了。

一九五六年我在北京俄语学院当助教。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我在新华书店买到流沙河先生的诗集《告别火星》（作家出版社出版）。读后觉得小诗清新可喜，与过去读过的反映阶级斗争或抗日战争的诗不同，诗人抒发了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如《表》《火柴》和《金鱼》等。

表

得滴——得滴——得滴……

为辛苦的人伴唱，

为偷懒的人叹息。

红色的秒针，

光阴的鞭子，

追赶主人，一点也不留情。

火柴

你烧毁自己，

把火给人类，

短促的一生只不过几秒钟，

却比虚度百年的人更可贵。

金鱼

一只金鱼，

摇着轻飘飘的大尾，

披着红艳艳的花衣，

吻着绿茵茵的水草，

沿着亮晶晶的玻璃，

游来游去，

自言自语：

“哦，原来大海这样美丽！”

这三首诗现在看都没有问题，当时也没有问题。但由于《草木篇》的缘故流沙河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所写的诗就都有问题了。我不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四川文联便开始批判他了，仍向平时接近的人推荐《告别火星》。同屋老刁专心钻研俄语语法，从不读文艺方面的书。我向他推荐《告别火星》。没想到他不仅读了，对其中的几首还很喜欢，竟把上面引的三首抄寄给他弟弟小刁。小刁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学生，系团总支书记。小刁必定也喜欢，不然不会在一次团员大会上朗诵了。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一栏里转载了《草木篇》，并加了批判流沙河的编者按。我这“吹捧流沙河”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系里的批判对象。批判我并不冤枉，我的确向人推荐过《告别火星》，但却没有“到处宣扬《草木篇》”，因为《告别火星》没收入《草木篇》，我没读过。让我深感内疚的是老刁也受到批判，小刁因在团员大会上朗诵过流沙河的诗竟被划为右派分子。如果不是我，他们兄弟两人都安然无恙。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草木篇》我是在《人民日报》的“什么话”里读到的，《人民日报》转载的目的是供大家批判，却没想到我不但不批判反而非常喜欢这组诗，并且背下来。一九五八年十月我戴着大红花光荣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在田地里把这组诗背给一同下放的老郑听。老郑就是当今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军人物郑佩欣教授。他也很喜欢，很快也背下来了。我们还背给其他下放的人听。如果这时候批判我，倒真是“到处宣扬《草木篇》”了。我们还把周围的人分别戏称为“白杨”“ 藤”“仙人掌”和“梅”等。如果领导知道，我们肯定要挨批判的。可当时不知为何却没人汇报。“文革”期间，还有人给老刁贴大字报，揭发他在反右运动中，和“右派分子”蓝某某一起宣扬《草木篇》，但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影响，只能算“流沙河诗歌事件”的余波罢了。况且我沾先君的光，侥幸漏网，只被调离北京。

如梦如烟的岁月过去了。此后流沙河先生出的书我遇到的都买了。他的《锯齿啮痕录》读过几遍。他的文字凝练，蕴藉棘刺，令我倾倒。通过他的作品，不知为何使我更加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时可以用我对他“心仪已久”了。听燕祥兄说，流沙河伉俪到过北京，并曾同燕祥夫妇一起到承德旅游。可那时我正在俄罗斯教汉语。

后来收到四川作协黄先生来信，向我要拙著《寻墓者说》，并替流沙河先生要一本。我知道流沙河先生喜爱俄苏作家，“文革”期间抄家的时候他写过一首短诗《焚书》： “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可见他对俄国作家契诃夫难割难舍之情。话说回来，我们这代人有谁不热爱俄国和苏联文学呢？

我把送给黄先生和流沙河先生的书寄给黄先生，并在信中希望得到流沙河先生的《Y先生语录》。黄先生回信说《Y先生语录》已经没有了。我本未抱多大希望，所以也未十分失望。一星期后忽然收到黄先生寄来的流沙河先生的书和一幅字，黄先生说：“沙河先生说书没有了，可今天早上他夫人送来《Y先生语录》和一幅字，现寄上。”我知道流沙河的字很难求，不存非分之想。如今收到书和字，大喜过望。书上写道：“英年先生一笑 流沙河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字是一首七绝：

野外小河红莓花，梨花天涯喀秋莎。

转眼兴亡悲往事，白发人听后庭花。

左上方写的是“欣闻将赠《寻墓者说》一册 流沙河”。下面是两枚印章。

遗憾的是至今没能见到流沙河先生，我想总会有见面的机会吧。

且与鬼狐为伍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礼堂里贴满声讨我的大字报，成了我的大字报专室。我一篇篇看过去，大字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白字连篇，语气非常凶狠。但鸡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张以系总支三位委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最有分量，揭发我反对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鲁晓夫，并有我亲笔写的文章和使用过的教案为证，很难赖掉。我算被揪出来了。我从礼堂出来，骑车直奔水上公园。我需要冷静思考对策，使自己摆脱险境。路上我不禁背诵起张元幹的《贺新郎》来：“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大概因为这首词与我当时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我高声朗诵，不怕红卫兵听见。听见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听不懂。我骑到水上公园，把车靠在柳树上，自己坐在河边。我得考虑被揪出来后如何对付。我确定两点，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伤害并尽量帮助别人。我对“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热，不仅失去狂热，而且不再盲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欣逢其事。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道：“师大附中的同志们万岁！”我听了热血沸腾，愿为他牺牲一切。在以后形形色色的运动中，我都是骨干。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那时我是材料组组长。虽区区组长，但岗位非常重要，批判肃反对象的材料都经过我们整理。不久我便与领导小组负责人发生第一次冲突。他要把一个十七岁的炊事员定为反革命。这个炊事员的罪行是经常在厨房里表演“反动节目”，逗大家一乐。他自己先说一段快板：八路军吊郎当，破鞋破袜破军装，破子弹破大枪。说完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挺胸说：我是蒋介石第二。听的人哈哈大笑，有时还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说他是落后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开说自己是蒋介石第二的？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平时干活卖力，人缘很好。我坚决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负责人让步了。在我担任材料组组长的时候他没被定为反革命，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我又与负责人发生过几次冲突。他在会上揭发肃反对象时往往歪曲我们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没有的东西。我找负责人，指出他说的很多东西材料上都没有。他说以后注意。以后他不但没“注意”，反而变本加厉，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耸人听闻。我问他要不要实事求是，不根据调查材料胡乱揭发不等于坑害人吗？他火了，说我一贯右倾，立场站在敌人那一边，不适合担任整理材料这项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来了。

我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揭发胡风的材料也怀疑起来。从信中摘出几个句子就下结论，很可能断章取义。比如“他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去掉“国民党骂”，或改为删节号，就变成“他说共产党是共匪了”。这种深文周纳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统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见惯的伎俩，为什么在新中国又死灰复燃呢？不久又开始鸣放和接踵而至的反击右派斗争。鸣放期间家里人告诉我不许胡说八道，不要贴大字报。我说很多人说的话都有道理，他们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改正，有什么不好？我姐夫厉声说我是温室里的花，不懂得阶级斗争。我的三个姐夫都是从延安来的，两个还参加过长征，是部队的领导干部。老干部都有过挨整的经历，所以说话非常慎重。比如，我曾问一个姐夫，彭柏山怎么会是胡风分子，他只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过仗。”答非所问。其实表达了他对彭柏山的态度。我中学的几个老师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给我讲过不少延安整风的内幕。内容就是韦君宜在《思痛录》里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没到过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会说。我脑子里自然比同龄人多了几个问号。我这几位老师大概在延安时期整得还不够，没有汲取教训，说话随便，五七年通通被划为右派。

我听姐夫们的话，鸣放期间没贴过一张大字报，学生要我参加罢课，我劝他们不要罢课，并说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去上课。我表现得算不错了吧，但仍然险些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不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批判会上从不发言，会后还同右派来往。书记认为我在心里抵触反右运动，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还是父亲蓝公武在冥冥中保护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当全国划右派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党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尊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打击，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刘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追认父亲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就不便把我划为右派分子了。

一九五六年我还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惊愕不已。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是联共党员，我为了练习口语，经常到他们那儿去。闲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红杠子队”（即乌格勃，克格勃前身）厉害极了。一九三八年张鼓峰事件后，海参崴黑头发的，除日本人外，都抓起来审查。有的人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集中营。比我大二十岁的曾先生，在里面蹲了十七年。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因为头发是黑的。张鼓峰事件是日本人挑起来的，但居住在海参崴的日本平民却平安无事，只被遣送回国，斯大林不敢惹日本人。曾先生跟我很要好，给我讲了劳改营中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我当时半信半疑，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才相信。赫鲁晓夫所列举的事实并非造谣，从此我不再盲目崇拜苏联。

我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在原单位呆不下去了，山东大学来要人，我欣然前往。一到山东大学便披戴大红花光荣下放到崂山脚下的农村劳动锻炼。在这里我迎来大跃进。没有经历过大跃进的人很难想象大跃进荒唐到何种程度。比如公社决定扫盲，规定每个人，包括老人和妇女，三天内，不脱离生产，认三千三百个字。到第四天，便敲锣打鼓到公社报捷去了。比这更荒唐的例子还很多。我们带薪劳动锻炼，比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强得多，起码没饿死人。但对人祸的感受却同样强烈，年轻时代的理想烟消云散，不再崇拜权威。

二

“文革”初我被揪出来，打入牛棚。大概由于出身好，年纪轻，被任命为牛鬼蛇神队队长，每天带着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多半为老教师）劳动。出发前先齐声高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要是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指挥得很快，唱完马上把他们带到校园最偏僻的角落拔草。我对他们说咱们离红卫兵远一点，大家愿意怎么拔都行，可以坐着，躺着，但红卫兵要来了，赶快蹲起来。

如果红卫兵为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而在教室里争吵不休，放过我们，这一天便平安无事了。但这样清闲的日子越来越少。一天，红卫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礼堂批斗，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我们拔草的地方，红卫兵向我们吼道：“快滚进来！”我们赶紧从草地上爬起来，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我们被押进礼堂。礼堂里摆了一排纸糊的帽子，叫我们自己戴上。我立即挑了一顶较矮的、糨糊干了的帽子戴在头上。动作慢的，或不肯戴的，红卫兵给他们戴上最高的，刚刚糊好的帽子，糨糊从头上流到下颚。上台接受批斗前，红卫兵端来一盆蓝墨水，叫我们画成花脸再上台。我双手蘸墨水，把额头和脸颊抹蓝，尽量不让墨水流进眼里。心理系的一位副教授，不但不抹，反而大喊起来：“你们这样做是破坏毛主席的政策。”话音未落，蓝墨水便从他头上倒下来。我想他怎么这么糊涂，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不能往牛鬼蛇神头上倒墨水？比这严重得多的事他老人家也没说过话。墨水流进眼里会伤害眼睛的。我利用牛鬼蛇神队长的权力，向他喝道：“你对红卫兵小将什么态度，还不滚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我用手指在眼前晃了晃，示意他赶快去洗眼睛。我这样做是很冒险的，我有什么权力叫牛鬼蛇神离开批斗的现场？原来红卫兵来自各系，分成各派，没有统一的指挥。谁都管事，谁又都不管事。我让他滚，这派不管，那派也没管。我钻了红卫兵领导不统一的空子。红卫兵批斗外语系教授陈先生，质问他为什么诅咒毛主席早死？他回答说“毛主席万岁”在英语是假定式，表示希望他长寿，但人活不了一万岁。他马上遭到一顿打。他还要同红卫兵讲理，我已经站在台上，无法也无力制止他，只能眼看着他挨打。这次是全校批斗大会，有书记和校长们在前面顶着，我虽罪孽深重，但只有外语系的红卫兵知道，别的系的红卫兵并不知道，所以没批斗我，我只算陪斗。但红卫兵打人的场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同他们无理可讲。其实这一点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很多教师却不了解这一点，还要同红卫兵讲道理，大概还是毛著没学好的缘故。

三

我在外语系的“地位”从牛鬼蛇神升到现行反革命了（红卫兵把“现行”写成“现形”，也通。我原先是俄语教师，其实是暗藏的反革命，终于现出原形）。红卫兵批斗我，说我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我对他们承认我就是，烧成灰都是。我弯腰做“喷汽式”做得标准，无懈可击。所以我挨斗的时间少，陪斗的时间多。我有机会观察红卫兵。我教四年级两个班，四十个学生。最凶狠的不过五六个。都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是两个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其中有位女生，两个班里唯一的党员，已经蹲了三年班。因为吃够了她的苦头，我至今仍记得她的芳名。她口齿不清，大舌头。俄语有个颤音，她四年都发不出来。我晚上经常辅导她，什么办法都用过，比如含水发颤音，但毫无效果。她对动词也不理解。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她说睡觉不是动词，睡着了怎么还会动呢。在我之前的一位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她明白表示状态的词也是动词。她不适合学俄语。我为她的前途着想，向总支书记建议将她转到政教系去，毕业后做个政工干部。我同总支书记的谈话被揭发出来，成为我迫害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一大罪状。另外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功课比这位女生略好，没蹲过班。但他们记不住生词，弄不清语法的变格变位。考试多半不及格，或勉强得三分。他们知识面狭窄，或者说除党的宣传口号外，什么都不知道，并且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他们一句话就能把你驳倒：那些都是封资修的破烂玩意，知道越多越反动。人总有表现欲望，他们没有别的可表现，除自己的家庭出身外（用动词“骄傲”造句，他们的造句都是“我以我光荣的家庭出身为骄傲”），只能表现对标语口号的狂热响应。他们根据某一句话，或党在某个时期的政策，判断一切事物。一次我因北京修建地铁谈起地铁，我说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都有地铁，莫斯科的地铁修建得较晚，但最漂亮。有个考试不及格的男同学批判我，说我放毒，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伦敦和纽约的地铁是供资本家坐的，莫斯科的地铁是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我竟说他们的地铁比中国修建得早，还说莫斯科的地铁最漂亮，安的什么心？我立即承认我说这些话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红旗落地，国家变修。我先把纲上得最高，他们反而无法表现批判我的本事了。生长在天津市的大多数学生与他们有所不同，虽然也给我贴大字报，但内容都是从别人的大字报上抄来的，没有新的揭发。我课下同他们交谈时，介绍过俄国美术和音乐流派，介绍过俄国和苏联作家，甚至介绍过已成为批判靶子的萧洛霍夫。这些他们都没揭发。他们心里同情我，一次我扫地时，一个同学把纸团扔进簸箕里。我在没人的地方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今晚批斗可能下跪，裤子穿厚一点。我钦佩他的胆量，竟敢给现行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我也感到慰藉，并非所有青年人的革命意志都坚硬如钢。一九六九年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那位发不出颤音的女生和出身好的几位学生都留在天津市，成绩优秀的学生分配到河北各县。

四

我挖空心思，一心琢磨如何推掉两项严重罪行：吹捧赫鲁晓夫和攻击中央文革。前一项可以推到教育黑线上去。我是根据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讲赫鲁晓夫的一篇报告的，教案中就有称赞赫鲁晓夫的话。我受到教育黑线的毒害，是受害者。第二项很难赖掉，因为是我在文章里写的，批评姚文元打棍子，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批评他自然是攻击中央文革，白纸黑字，岂能赖掉。尽管文章是一九五八年写的，那时姚文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能说得清吗？

我的工资被红卫兵扣发了，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母亲和妻子都叫我增加营养，不要把身体搞垮，学校伙食不好，可以到外面加餐，妻子从北京偷偷给我送钱来。我们在天津北站的一个公园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接头。她们的建议与我不谋而合。我在校园里挂着牛鬼蛇神牌子，我的牌子较小，可以侧过来夹在腋下，从远处看好像夹着一本书。一出校门我就摘下来放进书包里。我和史学家漆侠先生到附近的饭店吃饭。他的牌子大，我们把牌子从中间剪开，用细线缝上。出校门叠起来放进书包，进校门展开，红卫兵看不出来。我们点荤菜，喝啤酒，吃得痛快。但不久被红卫兵撞上了，当场把我们批斗了一顿。我问漆先生，还吃不吃，他说换个地方，照吃不误。我们到离学校远的饭馆吃饭。以后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对我们管得松多了。漆先生又开始治学，为他后来出版的《宋代经济史》做准备，并多次劝我读书，甚至叫我为写果戈理评传做准备。这当然做不到，且不说没有资料，我也从未有过写专著的打算，与他不同。他是著名的史学家，已出版过《王安石变法》等专著。读书还是可以的。晚上独居宿舍楼，我开始读书。读的是三注三评本《聊斋志异》。这是张中行先生的挚友韩文佑先生借给我的。我过去没通读过《聊斋》，只读过《画皮》《崂山道士》《促织》等几篇。夜阑人静，红卫兵小将们都闹革命去了。我打开《聊斋》，渐渐进入蒲松龄所创造的鬼狐世界。我最爱读的是写花仙的故事《葛巾》《黄英》和《香玉》。爱不释手，竟抄起来，就抄在封皮上印着林副主席题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笔记本上。蒲松龄为我打开了美丽的鬼狐世界，他绝妙感人的文字同样让我着迷。读《聊斋》是我那段时期生活的中心，并受益至今。

五

我过着两种生活，现实的生活让我难以忍受，便逃入鬼狐世界。鬼狐给了我力量，对大喇叭广播的暴力语言似乎增强了承受力，但心病并未消除。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压在我心上。趁红卫兵打派仗之际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学部看大字报。忽然看到有一张揭发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艺黑线的大字报，其中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大字报说“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调到文学研究所来，但何其芳拒绝接受，说姚文元写文章强词夺理，打棍子，文学所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我看过后心中暗喜，但这绝非幸灾乐祸。我与何其芳无冤无仇，何况他还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别佩服他的文字，他的书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画梦录》。何其芳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无法证实，反正他是走资派，已被打倒。但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我马上抄下来，和妻子连夜写造反大字报。何其芳是党内文学权威，我对他过于崇拜，中了他的毒，并在他的影响下，错误地攻击了姚文元同志。我吹捧赫鲁晓夫是中了教育黑线的毒，攻击姚文元同志是中了文艺黑线的毒，虽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责一股脑推到教育部和何其芳身上。我这样写并不会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专案组的人对天津一名无名小卒受到过他的影响不会感兴趣，但这样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报写好后，我把它贴在红卫兵的两个司令部（井冈山和八一八）之间的墙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许真能解放，也许挨一顿批斗，再次把我赶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大多数红卫兵对我没有恶感，恨我的几位革命小将抄家的时候手脚不大干净，没当上头头。早上贴出后，中午去刺探，在大字报前走来走去，看看红卫兵的反应，没有批斗我的迹象。下午又去，一个红卫兵竟叫我“老蓝”，我受宠若惊，觉得造反成功了，从牛棚中挣脱出来。多年后听井冈山司令部的红卫兵说，他们讨论过我的造反声明，大多数红卫兵认为现在矛头应指向走资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部如何反应我就不知道了。

六

《聊斋》中有一篇《书痴》，写到烧书。郎生酷爱读书，终日讽诵，不管其他事。终于在书中找到颜如玉。颜如玉让他把书全部烧掉，免遭灾祸，郎生不肯。邑宰以郎生为妖。“见书卷盈屋，多不胜收，乃焚之；庭中烟结不散，冥若阴霾。”这是蒲松龄的艺术虚构。烧书不是“烟结不散”而是火光冲天。八月的一天晚上，我们牛鬼蛇神正在学习，红卫兵冲了进来，命令我们到操场烧书。我们赶到的时候，书已点着，我让老鲍跟我一起拨拉烧着的书，我递给他一根长棍子，他嫌长，自己拣了一跟短的，我劝他他不听。这根短棍子几乎要了他的命。老鲍自然是牛鬼蛇神，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所有牛鬼蛇神都大，那年八十二岁。他是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后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文系资料室管理资料。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他留美时期喂梅花鹿的相片。他就是因为这几张相片被揪出来的。老鲍个子矮小，只有一米六几。他拿着短棍子拨火，被火苗烧着。后面是红卫兵，前面是火堆。后退必遭红卫兵打骂，只能向前拨火。我的棍子长，拨火烧不到自己，想跟他交换已不可能。书烧成灰烬时要用水浇灭，我负责打水。每次打水都偷喝很多水。老鲍则一直被火烤着。八月天气闷热，一个年过八十多岁的老人如何受得了，终于倒在灰烬上。幸亏灰烬已被我用水浇过，不然会被烧死。红卫兵骂他偷懒，但没再管他。烧完书后，我把他抱回教研室，放在桌上。他胸上，胳膊上，都烧出燎泡。我先让他喝水，然后打了一盆凉水给他擦身，他渐渐缓过来，对我说：“他们都是长虫！”我扶他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三轮车拉他回家。人有做人的底线，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学生不能打老师，对年长者礼让，对年幼者爱护。底线被突破，人就不成其为人了。红卫兵都是年轻的后生，怎么对老鲍没有一点同情心呢？我联想起在北京火车站看见红卫兵把一群老太太押送出北京的情景，她们身上挂着“地主婆”“资本家臭老婆”等牌子，有的干脆把成分贴在额头上。她们多半是北京的老住户，因出身而被轰出北京。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有的人双腿瘫痪，让人看了心碎。押她们的红卫兵没有一点同情心，嘻嘻哈哈说笑，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们笑得更开心。看到祖国的花朵得意的样子我同样心碎。

七

红卫兵打派仗后，便不管我们了；不仅不管革命教师，连牛鬼蛇神也不管了。而我这时已成为人民的一员，忝列革命教师行列。我有时回北京，在天津的日子便跟随韩文佑先生一起读鲁迅的杂文。从第一卷《坟》开始。我先读一两遍，晚上坐在他宿舍前的马扎上，同他讨论，听他讲解。韩先生对鲁迅作品之熟令我惊讶。他不仅对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来。韩先生讲完后，我回去再重读他讲过的几篇，接着按顺序读下面的杂文。我们就这样一直读完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平均每篇都读过三四遍。韩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对北大、清华教授的趣闻逸事知道得很多，也讲给我听。其中有关清华教授的逸事，张中行先生写入《负暄琐话》，也是听韩先生说的。韩先生还把周作人、郁达夫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借给我看，并且都是初版本，让我眼界大开。他让我先看周作人的《谈龙集》和《谈虎集》，然后再看《雨天的书》和《自己的园地》等集子。我读周作人比读鲁迅吃力，对他那些抄书文章读不下去。韩先生说过了五十岁我就读得下去了。五十岁以后，“文革”早已结束，是我最忙的时期，办刊物、翻译书、带研究生，没有时间再读周作人的书。现在过了七十岁，仍没再读，只读过论述周作人的著作。那时听韩先生讲鲁迅的还有一位中文系的讲师周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教师。他专门研究叶圣陶，但对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也很熟悉，他也谈到很多大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文革”期间我上了半个中文系。如今这两位先生都已作古，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心里仍充满感激，没有他们不知多少时间会白白浪费掉。

军工宣队进入后，就不能再同韩先生一起读书了。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北平沦陷期间韩先生与周作人有过往来，还同朋友办过刊物，这些成了严重的问题。那时把我们教职员编入三种学习班：一类属于有严重问题的，集中住在学校交代问题，不许回家。第二类属于有问题或思想反动的，一面学习，一面交代问题，但可以回家。第三类是普通教职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觉悟，争取思想尽快革命化。我被编入三类学习班，韩先生编入一类学习班，我们两人的处境颠倒过来。我们不能再见面。三类学习班师生混编在一起，学生领导我们学习毛著。每天三个单元，坐在一间教室里学习，即所谓三磨：磨时间，磨嘴皮，磨裤子。我当时已属于革命群众，地位与红卫兵相当，但政治上仍低人一头，在学习班上仍是死角。我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厌恶冗长空洞的发言，可那段时期对这类发言不但不反感，反而由衷感激。如果没有人发言，可能叫我发言。我不得不违心说套话，那滋味难受极了。学习班上有位同学是结巴，喜欢发言，能够结结巴巴讲一小时，我对他简直感激涕零，希望他一直讲下去。有人发言，我便可以回到《聊斋》中去，或在脑子里复习韩先生讲的鲁迅，或复习过去背过的诗词。听着他结结巴巴的发言，我想的是《王桂庵》中的水仙词：“钱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还有位爱表现的学生，喜欢卖弄辞藻，但又用词不当，常念别字，听起来很好玩。比如他把“造诣”念成“造脂”。大概是他新学来的词，颇为得意，一连说了几遍。同学们没有反应。我想起《嘉平公子》：“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我脸上大概露出笑容，这个傻家伙以为我听得入迷了，以后对我特别客气，叫我“老蓝”。我每天都在脑子里复习学过的东西，从不在下面“开小会”。主持会的同学认为我专心听别人发言，态度很好，只是发言太少，如果积极发言，可以不算死角。不久我又获得一个表现进步的机会。

校军工宣队号召革命师生开展大批判，外语系军工宣队要俄语专业学生批判苏修。他们大概从中央首长的讲话中知道苏联有个萧洛霍夫，是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便决定批判他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军工宣队头头想出风头，希望外语系的批判文章至少要在全校广播，争取登在校刊上，最好在天津《文联红旗》上发表。他们顾不得阶级路线了，找了三位功课好但出身不大好的学生，由他们组成批判小组，任命一个学生担任组长，并给他们找了一间教室。批判组的学生立即身价十倍，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随意外出搜寻材料（图书馆已经没有了），一起构思批判弘文。但他们只是二年级学生，不仅俄语还没入门，也缺乏起码的写作能力。我敢说，除文理不通的大字报外，他们没写过任何东西。他们写出的第一稿，连系军工宣队都看不上。但他们是革命小将，不会被困难压倒，拿出三天时间务虚，学习毛主席著作，怀着对苏修的仇恨，再次投入战斗。第二稿系军工宣队通过了，但被校军工宣队打回来。这些都是我参加批判组后才知道的。时间有限，系军工宣队急于出成果，通知我参加批判组。有人说这叫以毒攻毒。我提出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并且要求回宿舍去写。他们居然都答应了。我把学生写的二稿拿回家，打开一看，觉得纲上得不坏，只是逻辑混乱，文理不通，对小说的时代背景毫不了解，对故事的情节一无所知。我向姚文元同志学习，保留了学生上的纲，理顺逻辑，改正病句和错别字，一篇蛮不讲理的批判文章就炮制出来了。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革命战争万岁！》，两天后我把誊清的稿子交给批判组组长，对他说他们写的文章很好，我只稍微改了一点，如改得不妥，请再改回来。《革命战争万岁！》很快便以外语系军工宣队的名义在全校广播了，并一连广播了几次。接着刊登在校刊和《文联红旗》上。军工宣队非常满意，批判组的小将得意洋洋。我有机会就向人说，这都是红卫兵小将的功劳，我没出什么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军工宣队竟给了我半个月的假，使我和妻子爬了一次几乎没有游人的黄山。

我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比很多人轻，浪费的时间也比不少人少。我毕竟还没有完全停止学习。这与我对“文革”的认识有关。“文革”一开始我就认定又是一次荒唐的政治运动，决不能狂热投入，而要尽量在运动中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但运动如此猛烈发展，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是我始料不及的。现在对“文革”的权威评价是彻底否定，因为“文革”把国家的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这算的是经济账，当然对。我觉得还应算一笔伦理道德账。“文革”把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同样引向崩溃的边缘，而后者对中华民族的损害决不小于前者。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很多负面现象难道与“文革”无关？我想弄清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设立过各种假说，又都被我一一推翻。我经历过“文革”，却无法真实地、全面地认识“文革”。看别人的著作，也不能完全得到解答。也许我们亲历“文革”的这代人智力不够，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道旁甜李

“道旁苦李”这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讲述神童王戎的故事。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七岁时与一群孩子在路上玩耍，看见路旁有棵李子树，上面结满李子。孩子们一窝蜂跑过去摘李子。只有王戎视而不见，一动不动。大家问他怎么不去摘李子，王戎说：“李子树长在路边，却还结这么多李子，李子一定是苦的。”大家一尝，果然是苦的。

这个故事很有趣，小时候就记住了，佩服王戎的智慧。去年夏天到美国女儿家避暑。她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居民区。那里比北京凉快得多。这个居民区面积不大，周围还有几个与它类似的居民区。住房通常是平房，也有两层楼房，但没见过三层楼房。来到女儿这儿凉快是凉快了，但极不方便。没有交通工具，哪儿也去不了。我垂涎已久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离女儿住处仅两小时的车程，咫尺天涯，就是无法去。白天女儿女婿上班，我们留在家里，同蹲禁闭差不多。吃过晚饭我同内子便出去散步。我们不仅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散步，还走到邻近的小区。两个月来，我们把邻近小区都走遍了。

这里每家都有柠檬树和李子树，院子里有，门前也有，道旁也有。有的家还有杏树。每棵李子树都长满紫黑色的李子，熟透的落在地上。有的住户已迁走，大门紧锁，门前的李子树仍果实累累。我在树下地上捡了两个李子，回去女儿女婿一起说我：“你怎么摘街上的李子？”我说不是摘的，地上捡的。他们仍然责备我：“地上的也不要捡。”我只好说想检验王戎的话灵验不灵验。为此我还向他们简单地讲了竹林七贤和《世说新语》，但他们仍对我不满。我把李子洗过吃了一个，非常甜。老实说，我在国内还没吃过这么甜的李子。遍地李子树，棵棵长满李子，落了一地，却没人摘。美国人的脑子是怎么想的？我揣摩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是我的我一定要，不是我的我绝不要。”

今年夏天是在北京过的。溽暑天气实在难熬。开空调吧，就是开到二十八度也觉得皮肤发紧，不舒服，只能开小风扇。原来想重译《日瓦戈医生》，但脑子发胀，译不下去。一个半月只翻译了俄国女作家苔菲的十三篇短篇小说，加起来还不到两万字。

只要天不热得无法喘息，我傍晚都到明城墙遗址公园散步。我散步的路边有两棵树根连在一起的桑树。我看桑树发芽，抽叶，结出桑葚；桑葚由青变紫，熟透的落在地上。总有人在地上捡桑葚，大人比孩子多。一天我走过时看见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在树下捡桑葚。忽然一个孩子把一根短棍朝桑树扔去，打落的桑葚就不止是紫色的熟桑葚了。他快活地向妇女喊道：“妈，快点捡！”我对孩子说：“公园的桑葚不能打。”他说：“谁说的？”。母亲不说话，脸上露出凶相。我知道再说下去没有好结果，只得向前走了。没过几天，桑树紫的、青的桑葚都没有了，树上垂挂着打断的枝条。明城墙遗址公园原是居民区，北京人家里喜欢种枣树和香椿树。居民迁走，树留下了。春天香椿树如何遭抢劫，我没看到，因为香椿树都不在路边。但路边枣树被折磨的惨状我看见了。枣还没长熟，人手够得着的树枝都已光秃，只有几颗青色的小枣躲在树梢上。我揣摩我们的同胞的想法：“是我的我一定要，不是我的我也要。”我对那位母亲的态度深感忧虑。她怎么不管孩子打桑葚呢？孩子顶撞老人怎么不说孩子呢？能教育出好孩子吗？

我想起七十年前的往事。我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带我逛北海公园，走到五龙亭的时候，我采了路边的一朵喇叭花，准备给姐姐，她喜欢这种花。母亲看见立刻说我：“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你要记住。”她为了让我记住，还编了个神话。她说喇叭花有花神，你掐它的花，夜里它会来找你，把你缠得透不过气，我也不救你。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采花了。

时间过得飞快，我已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傍晚散步时，不时想起美国的甜李、中国孩子向桑树扔棍子，特别是那位母亲的凶相。时间是倒退还是前进了？中国人何时才能分清“公共的”和“自己的”？男孩子又如何教育自己未来的孩子？想着想着不觉走到桑树前，桑叶满枝，树下一个人也没有了。

附：写完这篇小文和内子到天坛散步，看见一个中年汉子在用竹竿打银杏树上的白果，神情自若，旁若无人。我走过去看，地上袋子里已装了半袋。

在苏联办年货

一九九○年的春节我是在苏联海参崴过的。那年我在远东大学执教，由于寒假期间短，无法回国团聚了。还有四位刚从国内来的中国年轻教师，也留在海参崴。我们决定五个人一起过春节。四位年轻教师热情很高，一定要在国外热热闹闹过春节，不让大家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一位女教师心细，拟了一份菜单，并说：“一定要过得跟在家里一样。”我年纪最大，他们照顾我，叫我什么也别干，买菜做饭都由他们包了，我坐享其成。他们高高兴兴分头办年货去了。我看了菜单，心想他们刚从国内来，对苏联的市场行情太不了解，估计什么也买不到，我还得亲自出马。

海参崴的副食店除了人造黄油和面包等少数食品外，几乎什么食品都没有，更不用说酒了。我刚来的时候，见到空空如也的商店，立即想起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当然，一九八九年俄国人的生活还是比一九二○年好。从中国运来很多食品、蔬菜，但苏联自己的产品，如啤酒、酸奶油、香肠、猪肉等，不见踪影。商店有时也进啤酒、乳制品、香肠等，俄国人一拥而上，一抢而光，不走后门休想买到。最让人难理解的是海参崴是滨海城市，却没有海产品。一九五八年十月赫鲁晓夫同中国吵完架回国，在海参崴停留了几天。渔业工业部部长向他报告，由于缺乏冷藏设备，他们打了鱼无人收购，只好再放回大海，但政府的指标必须完成，所以还得再打，打了仍无人收购，再放归大海。就这样打了放放了打。赫鲁晓夫听了大怒，当即让米高扬给莫斯科有关部门打电话，解决冷藏问题。但一九五八年没能解决，一九八九年我去的时候仍没解决。苏联官僚主义的生命力太强大了。

我有办法，我同副食店的女售货员长期交往，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夏天我和俄国朋友坐船钓鱼、捞扇贝。在海上钓鱼与在河边钓鱼完全不同。船停在海上，放下二十多米长的尼龙线，等鱼咬钩，手略有感觉，猛地往上一扯，一条一两斤重的鱼便钓上来。季节的不同，游过的鱼群也不同，主要有两种鱼：比目鱼和鲱鱼。我没有钓海鱼的经验，手感不好，但每次出海也能钓上十几条鱼。捞扇贝也要乘船出海，停在扇贝多的地方，跳下海去捞。我下去过，潜到两米深的地方，便能摸到扇贝。海参崴的扇贝比青岛的扇贝大几倍。我一次能摸到一两个。但海水太凉，我下去一两次就不敢下去了。我享受钓鱼和捞扇贝的乐趣，并不在乎成果。但俄国人还把自己钓的鱼和捞的扇贝给我。我拎回宿舍，又分成几份，送给俄国朋友。自然先送给图书馆管理员，同她们搞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我离不开图书馆。我与国立高尔基图书馆、市立法捷耶夫图书馆和远东大学图书馆的关系良好，除高尔基图书馆外，进入其余两个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可以随意进入书库。其次送给副食店的胖大婶们，当然是为走后门。送的时候还得有一点技巧。比如我对她们每个人都说：“这是专门给您的。”胖大婶们笑逐颜开，对我表示感谢。我的空罐头瓶就分别放在几个副食店里。只要酸奶油一到，她们就给我装满罐头瓶。我爱吃的其他东西，她们也一定给我留出来。有时我经过副食店，胖大婶会从店里跑出来告诉我：“下午进啤酒，您要几瓶？”或者：“燕子牌矿泉水来了，我给您留了一箱。”我得在这里辩解一句，我向大婶们“行贿”也实属无奈。不走后门只得排队。我没有排队的时间，也没有排队的经验。他们可以同时排几个队，排一两小时，怡然自得。多年来，凡是来到苏联的人听见的第一句话都是：“谁排在最后？”可见他们有悠久的排队传统。如果不与大婶们搞好关系，我就什么也买不到了。我的“行贿”是劳动所得，不怕别人上纲上线。另外，我称她们 “胖大婶”绝无轻蔑之意。她们都四十岁开外，体形硕壮，不是妙龄女郎，形容她们只能说“胖”，绝不能说“苗条”。

我走出宿舍，先到去离宿舍较远的副食店，由远而近。我说我们要过中国传统的节日，要买食品。胖大婶们便从柜台下面、库房里给我找出猪肉、鸡、香肠、啤酒，甚至俄国人都难弄到的伏特加。我又买了白面包和黄油，满载而归。回来看见同伴们垂头丧气，不出所料，他们什么也没买到。他们见我大包小包拎回来，惊喜得跳起来。这时图书馆管理员送来半条马哈鱼。她有文化，知道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表示祝贺。鱼肉都有了，他们烹调起来，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宛如在家过年。我的中国同伴们怎能理解我与胖大婶们用海鱼和扇贝凝成的友谊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年轻人，还得向老汉学习。

辑二 悦读

世事关心天地间——读资中筠的《斗室中的天下》

我读过资中筠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她写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这些想法又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有真知灼见，没有空话套话。仿佛她在向你娓娓述说，不像通常的评论文章那样高谈阔论，莫测高深，但文章中的观点是社会上流行的还是作者独有的，读者难以弄清。而资先生文章的主语或主体永远是她自己，并且说得明明白白。这次集中在一起读，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朱正兄说读资先生的文章想起鲁迅，这是因为在某些问题上她和鲁迅的观点吻合。我觉得她的文风更像巴金。巴金老人提倡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资先生正是把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她没把真话都说出来，但她说出来的都是真话。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她的看法，都不能不为她的真诚所感动。这就是她所说的“修辞立其诚”。资先生的文章有的写得汪洋恣肆，韩潮苏海，如《重建精神的家园》和《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有的又写得玲珑剔透，含蓄隽永，如《在胡志明家作客》和《特殊年代的童趣几则》。从她的文章中还能品味出一种浅淡的幽默。她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写李慎之先生：“他有教无类，对各种水平各种年龄的人，不管理解力如何，都同样开讲。这种即兴的高谈阔论对于他本人和听者都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有幸聆听过李先生的“开讲”，而且不止一次。他确是不问周围的人能否听懂，只管侃侃而谈，“有教无类”。我看到这里会心一笑，这就是李慎之先生。

资先生常有生不逢时的感叹：既太晚，又太早。这种感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最能理解：已经没有前辈学者治学的环境，又不具备后来学者年龄上的优势，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事了；但仍赶上 “有些不合时宜之论还有发表的空间”的时代，所以仍不得不勤快写作。这本二十六万字的随笔集大多是资先生这一两年写成的。她硕果累累，还有这种感叹，我辈就无地自容了。怎么办呢？我教资大姐一个办法，在心理上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三十岁，我们不就都成为四十多岁的年轻人了吗？

资先生谈的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像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之类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关系到民族的兴衰。资先生认为“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即还得重新举起 “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旗帜。我也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功力不逮，学养不足，不能像她分析的那样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中，她把中国的“后发”分为四次，而四次都坐失良机。她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四小龙”“是在冷战的夹缝里充分利用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而且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给它们很多优惠政策，同时那时美国的经济正处于绝对优势，可以用暂时的经济利益换取战略利益，非常慷慨地开放市场。日本是获利最多的。”中国却错过了这个“后发”时机。这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那时正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错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也就错过了利用美国市场的时机。这两篇重要文章一定会引起撰写书评者的注意，我才疏学浅，不多谈了，留待高人阐发吧。资先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我只能就自己较熟悉的问题谈一点体会。

《学术繁荣与翻译质量的悖论》和《忠实第一，力求神似》谈的都是翻译问题，对此我也有话要说。去年《文艺研究》编辑采访我，我对俄语翻译界的现状发表过不合时宜的意见。不少译者把翻译当成赚钱和晋级的手段，在此情势下，还谈何敬业精神？ 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批评《阿赫玛托娃札记》中译本的文章，指出标题就译错了。明明是作者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苏联著名女作家）写的记录阿赫玛托娃生活和创作的札记，怎么变成阿赫玛托娃本人的札记了？只要稍微认真一点，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批评者接着指出：“如果说第一册错误俯拾即是，那么在第二册里错误已无须再拾。它们像扑面而来的狂风，像兜头砸来的冰雹，让人无法逃遁。”这本书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带着几个研究生赶译出来的。这位博导二十年前是我的学生，我对他的俄语水平和治学态度有所了解。以他的水平而言，不至于犯这么多低级错误。但他自我感觉太好，信手译来，不把翻译当回事。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译者并非凤毛麟角。更可悲的是他们并不能从批评中汲取教训。这位博导看到批评文章后找我，对我表示心服口服（何必对我），可又对同班同学说，发誓十年不译书，并要把自己的四卷《俄汉详解大词典》送给他。这哪是认识错误的态度，分明是赌气。另外还可举一个例子。林源先生批评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骑兵军日记》。这是一本记录上世纪二十年代苏波战争的译著。书中竟出现这样的句子：“列宁在参谋部睡着了，一脸傻气，无论如何也醒不过来。”“列宁的嘴唇肿胀，耷拉着肩膀，他很辛苦。”列宁从未亲自参加过苏波战争，译者把列宾误译成列宁了。还把“水力磨房”译成“水灵的小妹妹”。如此等等，造成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林源先生文章发表后，译者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为自己的译文辩解。译者的反批评又引起新一轮的批评，最后译者承认了错误。这是迫于压力而承认错误，未必真的口服心服。几年前我曾批评过错误百出的译文，结果除了招致被批评者的怨恨外，没有起过丝毫的积极作用。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有一句歌词：“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财主买老马干什么？当年译者误把“姑娘”译成“老马”，把同样可以代替“姑娘”和“老马”的人称代词弄错了，以讹传讹，一直唱到今天。你批评你的，他照唱他的。

我坚信批评或教育不能扭转粗制滥造的译风，必须建立一种制约机制。这要看出版社的态度了，一是有没有诚意，二是有没有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时就存在过这种机制。我在译库普林小说之前，蒋路先生先让我先试译两万字给他看，看后他决定让我选译一本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集。篇目是我和编辑部一起定的。我译完后由责编姚民有对着原文校订，发现问题立即与我商量。这种机制可以挡住劣质译文，水平不够的，试译的时候就会被淘汰。懂外文的编辑校订一遍，能大大减少错误，尽管无法根除。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不可能没有错误，但译者要尽一切力量减少错误。等值翻译可能存在于西方语言的相互翻译之间，如把法文译为意大利文，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各部门主任懂不懂外语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编辑的外语水平。如果出版社各级领导不懂翻译的艰辛，不重视译文的质量，那当然不利于优秀翻译作品的出版，还可能造成劣质译文的泛滥。但如果有懂行的外文编辑，领导又从善如流，情况并不难改变。可现在有些出版译文的出版社并没有外文编辑，不懂外文的编辑对译文拍板，其结果可想而知。哪个出版社也不会承认自己乐意出版劣质的译文，但他们往往既没有建立我上面提到的制约机制的能力，又不肯借助社会力量，无法把关，于是劣质翻译作品犹如冲破河堤的洪水，奔流而下。

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与此相比，选题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引导和提高读者的美学鉴赏力还是迎合读者的低俗阅读趣味？是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营养还是用光怪陆离的洋玩意儿搅乱读者的头脑？尽管面对市场经济，前者似乎并不占上风，影响不大。翻译过来的那些介绍哲学、文学、历史、战争、国情、民风的书，如拨云见日，澄清了读者知识储备中的历史积淀，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审视曾被歪曲的知识。通过阅读，我对二战中英、美的作用就有了新的认识。战胜轴心国并不都是苏联和斯大林的功劳，像我五十年代所理解的那样。美、英同样功不可没。至于《上海宝贝》、木子美日记等书原本是中国土产，并非舶来品，与翻译出版无涉。总的来说，在翻译作品的选题上出版社是慎重的，问题主要出在“技术层面”。

怎样才能译好书，什么样的译文才算好译文，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钱锺书先生提出一个 “化”字，资中筠先生认为“忠实第一，力求神似”，比钱先生说得更具体。可要做到非常之难，没有译过书的人不易体会其中甘苦。要忠实原文，又要译得神似，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而没有深厚的外语功底，就无法透彻理解原文。要把握住原著作者的风格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的作家风格鲜明，如果戈理、左琴科，容易感觉到却难以表达。有的作者风格并不鲜明，只是文字流畅，要用同样流畅的汉语表达也并不容易。没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包括古文基础，就是理解了也表达不出来。译者除了外语技能还需要有多方面的修养，译德或敬业精神更不可缺少。翻译过程也是查工具书的过程。就拿通俗小说《廊桥遗梦》来说吧，人名、地名、作家生卒年月还得查工具书。有些词你自以为认识，可在文中偏偏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也得查字典。没有宽阔的知识面，遇到问题想查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查。

我有幸接触过老一代俄苏文学翻译家戈宝权、草婴和蒋路等先生。他们的敬业精神、渊博知识（不仅在俄苏文学方面）和中文修养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有一次我请教戈宝老一个问题，刚收到他的回信，随后又接到他的电话。他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对我说，信中的回答作废，他查到了更准确的资料，马上再写信给我寄来。一年春节前我给蒋路送漳州水仙，在他家闲谈时，我说他在与夫人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中，把抹大拉的马利亚误译为玛格大林娜了。他听了非常感谢，说他校的时候没校出来，也是他的错误。草婴先生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躺在硬板床上几个月不能翻身，“文革”结束后，马上动手翻译托尔斯泰全集，并在古稀之年全部译出。他们具有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毅力！

我很少参加俄苏文学圈子的活动，与年轻一代俄苏文学译者接触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接触。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问我一天能译多少字，我说只能说平均数，一千到一千五百字吧。他听了笑着说：“您可真落后了。人家少则六千，多则八千、一万。”译者“高产”与出版社不无关系。编辑不懂外语便会把翻译看得很简单，对懂外文的人又估计过高，为迎接书市，把交稿时间定得过短，逼得译者不得不赶译。有的译者信心过足，一口气翻译几百首俄国象征派的诗，并说他看不懂的地方别人也未必看得懂。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过分自信，不像我那样心虚，老怕译错了。我也同个别译者闲谈过，发现他们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专业中（马列文论、作家研究和苏俄文学史等），对专业以外的事绝不旁骛。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不在他们视野之内。从这样的译者当中能产生优秀的翻译家吗？我接触的人少，看法可能片面，也许有不少年轻译者正在茁壮成长，毕竟长江后浪催前浪嘛。

资先生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这从文章题目《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便能看出来。谈到学术腐败，有良知的人谁不痛恨？她在文中说： “从制度上讲，此弊病的根源在于‘课题制’。”（她指的是文科）。老实说，像课题制呀，核心刊物呀等新事物，我是这一两年才知道的。先是我一个学生申报教授，告诉我刊物有核心与非核心之分，核心刊物又分一类二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算分，非核心刊物不算分，而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分最高。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仍未评上教授。后来他告诉我没评上的原因是因为没申请到课题。课题又分省、市级、教育部级和国家级几种，能领到国家级课题笃定能评上教授。我按他说的查看核心刊物，原来二十几年前我筹办的《俄罗斯文艺》也已列入二类核心刊物。这份刊物发行量很小，俄苏文学圈子外恐怕没人知道，没什么影响。上面发表的文章我多数看不下去。再看其他核心刊物，除两三种有气势的外，多为各大学学报，发行量都不大，只是在为评定职称提供市场。有的大学给我寄学报，请我“审稿”。我读都读不下去，怎么“审”呢？翻开这类刊物，空话、套话连篇，很难找到一点鲜活的思想。文字流畅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即使作者有独到的见解，这类刊物也未必肯发。要发文章必须遵循刊物的方针，即写得满篇名词术语，虽空洞无物，却装腔作势。我始终没弄清楚“核心刊物”和“非核心刊物”是谁规定的，为什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不算分？为了帮助学生评教授，我曾老着脸皮向一位青年朋友主持的刊物推荐文章。这位青年朋友重情谊，慨然允诺，并兴奋地对我说：“我们不收版面费。”我这才知道发表文章要交钱。过去只听说过卖文为生，现在又知道买文提升。这样提升的教授能有多高的水平？他们又将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课题费的问题我知道得最晚。打听了一下，数目还真不小呢。怎样才能获得课题费呢？教师（我猜想主要是副教授，教授恐怕就不迫切了）自己申请，逐级上报，最后由省、市、教育部和国务院评审小组批复。如有人疏通，批准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知道一位副教授的课题，那是个与现实不沾边的课题，对了解俄罗斯的今天和反思苏联的昨天都毫无帮助，但他所得到的课题费超过我两年的退休金。课题尚未完成副教授已经受益：因为有国家课题，所以顺利评上了教授。资先生说课题费可能变成生活补贴，未必尽然。课题未完成就评上教授是最理想的境界，很少人有此殊荣，只能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先花钱买版面，在核心刊物刊登文章，再与出版社联系出专著。后一项的费用远远超过前一项，但不必担心，课题费充裕，支付两项费用绰绰有余。有了论文和专著，评上教授便顺理成章了。评上教授就上了一个台阶，工资提高不说，奖金也提高了。如此整存零取，又何必用课题费贴补生活呢？他们才看得远呢。资先生担心这种课题制出不了有价值的成果，这种看法本身就脱离实际。 “课题制”是炮制教授的体制，不是出硕儒的体制。我记得有人问费孝通先生，多少年才能出现像他那样的学者。费先生回答，要过五十年。费先生是去年去世的，他应当了解现行的教育体制。他都没灰心，我们也不应失望。还有一个小问题：课题费出自国库，全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想知道这样花值不值？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出现了一批年轻学者，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是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不可能有课题，也不会有职称和学位，但他们却写出一批极为出色的文章。也许大儒将出现在他们中间。

读资中筠先生的《斗室中的天下》收获颇多，不能一一写出。最后我还想说说她的文风。她的文章深入浅出，这才是写文章的真功夫，与充斥所谓学术刊物的浅入深出的文章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浅入深出、面目可憎的文章作者如果读一读《斗室中的天下》，不知会作何感想。

暴风骤雨的年代——读袁鹰的《风云侧记》

我与袁鹰先生没交谈过，但见过面，相互赠送过书。在不久前上海报业集团在北京举行的座谈会上，还见到他。他坐在主宾席上，我坐得离他较远，不便打招呼。他的文章我当然读过，他给我的印象谦和恭谨，一位忠厚长者。这种印象来自他的文章，还来自与他接触较多的林林老人的谈话。两年前林林老人有意自费出版自《救亡日报》以来所写的文章，但找不到出版社，袁鹰先生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

这次读袁鹰刚刚出版的《风云侧记》，印象却已不同。用笔仍然平和，但爱憎分明，显现出袁鹰“血性”的一面。他作为党中央《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高屋建瓴，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主要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我都经历过，但因年龄小，除文革在劫难逃外，大多数运动擦肩而过。读他的书，搅动了陈年的记忆，心惊胆战的画面重新浮现出来。袁鹰讲了许多我当时不可能了解的运动背后的事。他自己说，把他所经历过的运动讲给年轻一代人听，他们会觉得是天方夜谭，无法相信。但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经历过的悲惨岁月，年轻人应当知道。我作为过来人，读的时候仍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愤。

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为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舆论准备。那年我见过戴白韬，他是陶行知的弟子，两人关系亲密。他当然不会对我说什么，他是上海教育局局长，我不过是个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地位和年龄都过于悬殊。但我还记得他那副准备挨批的紧张样子。那时说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而不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我以为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树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恐怕不少人也这样看。读了《风云侧记》才知道，批判武训并非仅仅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而是因为江青插手了这件事。袁鹰引用夏衍的一段话：“《武训传》事件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我联想到最近《王芳回忆录》中透露的一个情节。一九五四年江青为一封匿名信找公安部部长王芳，两人谈话中江青提到杨帆。杨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四军政委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表示反对，发密电给中央：“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附了一份江青被捕变节、风流丑闻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材料；并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提供人乃军部秘书杨帆，但未注明材料是谁写的。由此江青恨死杨帆，一定要将这封匿名信立案侦查，引到杨帆身上。毛泽东默许了。匿名信案马上升级，成为要案。侦查结果匿名信与杨帆无关，是革命元勋林伯渠同志妻子朱明写的，朱明当即自杀。但一九五五年杨帆仍然被捕，接着潘汉年被捕。两人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多年，潘汉年瘐死，杨帆逼疯。对与自己有关的案件江青怎能不插手？两件事证明袁鹰的论断：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性质。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也与江青有关。是她发现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并拿给毛泽东看的。“文革”期间江青自己说，她看报刊上的文章，觉得重要的用红蓝铅笔划出来给毛泽东看，还假装惺惺地说：“我的工作就这么一点点。”毛泽东给政治局的那封信也是江青带到人民日报社传达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能有多大意义，谁读过这本冷僻的书？批判俞平伯只是“过场”，目的是带出胡适，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国所有知名的老知识分子几乎都与胡适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于是他们就得检讨自己，否定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史学家陈垣和哲学家冯友兰，他们为划清与胡适的界限，痛骂自己，丑化自己。全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带有原罪感，要在运动中改造自己。应当说，这场运动达到了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的目的。

一九六六年砸碎“文艺黑线专政”的狂飙，也是从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开始的。原来的文件是《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袁鹰写道，林彪明确宣布它是“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其中一处重要的修改，就是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这六个字一加，重如千钧，谁还敢说半个不字。砸烂文艺黑线专政，使多少文艺工作者惨遭迫害，当众挨斗，被捕入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袁鹰并未列出统计数字，只举了文艺界有影响的几个人物做例子。我读到这里眼前浮现出田汉、邵荃麟等人在王府井挂牌挨斗的一幕，那是我亲眼看见的。青年人很难相信中国发生过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但确实发生过。很多书记录了这段历史，《风云侧记》就是其中优秀的一部。知道我们走过如此坎坷的道路，才能理解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多么符合人心。

袁鹰记录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发生的“左叶事件”，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我是学俄语的，对苏联的一切都很关心。伏老（我们这样称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自然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记得“左叶事件”。一九五七年四月刘少奇陪伏老参观全国农展馆，记者与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发生口角。参观时有位同志始终挡在刘少奇和伏老面前。新影制片厂记者韩德福无法拍照，便轻轻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睁大眼睛，样子吓人，喊道：“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叫你们滚出去！”说话的人便是左叶，由此引起记者们的围攻。我至今仍记得方成画的那幅漫画《谁重要？》，觉得左叶太官僚主义了。但没想到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在反右期间通通受到批判，有的还被划为右派，更没想到左叶同志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袁鹰写到杂文家反右期间遭受迫害的时候，禁不住激愤地写道：“……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游魂孤鬼了。”他记得因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杂文而被打成右派的有徐懋庸、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和丁聪等。我所爱读的《人民日报》专栏《长短录》的作者夏衍、吴晗、廖沫沙和孟超等人的下场更悲惨了。这些劫后余生的作者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最活跃的杂文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风云侧记》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很大，非这篇短文所能容纳得了的。如果年轻的朋友能读读这本书，便会了解这段历史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浸透冤屈者的血泪史，尽管骇人听闻，但确实在中国发生过。读了这本书会更加感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和重要。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阿·托尔斯泰是中国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粮食》《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很早就译成中文，对六七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根据小说《彼得大帝》拍摄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等地放映。彼得大帝由苏联著名演员尼·西蒙诺夫扮演，演得极其出色。

小说《彼得大帝》是阿·托尔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题材，在写小说的同时还编写了同名电影脚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剧本《彼得大帝》一九三四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排练，准备在该剧院上演。第二艺术剧院曾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米·契诃夫领导，辉煌一时。但一九二八年米·契诃夫离开苏联、改由优秀演员布列森涅夫担任经理后，剧院开始走下坡路，票房一落千丈。布列森涅夫为使第二艺术剧院再度辉煌，决定排练阿·托尔斯泰的剧本《彼得大帝》，想一炮打个翻身仗。布列森涅夫把宝压在阿·托尔斯泰身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阿·托尔斯泰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的“旧作家”，并有伯爵爵位。他不接受十月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红军与白军生死搏杀的年代，我站在白军一边。”一九一九年他流亡巴黎。但不久觉得自己错了，需要转变，于是一九二一秋天跑到柏林去编辑路标转换派的报纸《前夜报》。不久又觉得自己转变得不够，还需要转变，于是一九二三年夏天返回苏联讴歌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此举使他立即得到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的礼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被同行称为“无产阶级伯爵”。像他那样经历的人回国后受到如此礼遇，没有第二个人。因此排练他的剧本不仅政治上保险，还能借用他的余荫重振剧院。

三十年代苏联书刊检查日趋严厉。书刊检查人员生怕一不留神放过毒草，贻害读者，自己也跟着完蛋。剧目审查更严。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几经周折才勉强同意话剧《彼得大帝》彩排。彩排邀请领导人和评论家审查，经他们讨论决定是否公演。

彩排安排在一九三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莅临。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此外便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员。领导人和教授分别坐在楼上包厢和楼下池座，保安人员则挤满楼道和出入口。

大幕拉开后，观众与其说观看话剧不如说观看斯大林。台上台下的目光都投向他，捕捉他脸上每个细微变化。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上台前布列森涅夫再三叮嘱他：“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扬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多注意斯大林同志的表情，你从正面看得清楚。”然而斯大林坐在包厢里端然不动，脸上毫无表情，未鼓过一次掌。离剧终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突然站起身离开包厢，向出口走去。布列森涅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小跑赶过去送斯大林。布列森涅夫感到大祸临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壮着胆子夹在保安人员当中送斯大林走出剧场。但斯大林兴致很好，走到休息厅停住，同他谈了一会儿，并肯定话剧《彼得大帝》。布列森涅夫顿时心花怒放，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斯大林走了很久以后，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剧院门口，沉浸在幸福之中。猛地想起剧场里正在讨论彩排，他才转身返回剧场。

剧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换上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人人面带杀气。四十个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揣摩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情绪一个比一个激动，措辞一个比一个尖锐。如果头两个人猛烈抨击话剧，说它坏得不能再坏，中间的几个人在抨击话剧上已无文章可做，便把攻击的矛头转移到与彩排有关的人身上，甚至要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的两位为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作者阿·托尔斯泰的责任，查禁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并不允许第二部、第三部出版。

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身材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得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作者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 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会议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得到主席同意后，布列森涅夫用挖苦的口吻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今天我们就话剧《彼得大帝》彩排交换意见必将再次证明这句谚语的正确。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但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成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以说交锋产生真理嘛。请原谅我打断极有教益的发言，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地上的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然诋毁如此优秀的演出。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唯一的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后面的发言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话剧《彼得大帝》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取，可他一直没来。

斯大林并未看到话剧结尾，但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阿·托尔斯泰却感到有修改的必要。话剧是这样结尾的：彼得大帝咽气的时候，窗外涅瓦河上空雷雨交加，他所心爱的英格尔曼兰号巡航战舰渐渐下沉。这似乎象征彼得大帝的事业后继无人。阿·托尔斯泰再三修改，最后改成：彼得大帝临终前召开参政院会议，对参政员发表演说：“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尽管不会很快，但按照自己新的方式继承我彼得事业的那个人必将出现。”

前面提到话剧《彼得大帝》是一九三四年秋天彩排的。对不熟悉苏联历史的人来说一九三四年并不说明什么，所以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列宁格勒党魁基洛夫遇刺，全国大清洗就此开始，而一九三四年秋天则是大清洗之前夜。

诠释西蒙诺夫抒情诗《等着我吧》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斯大林仓促应战，接连失利，大片领土沦丧，一时人心惶惶。苏联领导人当务之急是稳定民心，鼓舞斗志。正在此时，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一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经发表，其影响之大，任何形容词都显得苍白无力，只好套用词话里的一句话：“凡有红军战士处皆能诵‘等着我吧’”；就连歌曲《喀秋莎》和爱伦堡的政论都无法与之相比。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股脑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

是你把我救了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妇女都把这首诗当成护身符放在贴心的口袋里。丈夫一想到忠贞的妻子倚门守待，从前线凯旋归来时迎接他的是爱妻的拥抱，便斗志倍增。妻子相信自己的等待能使丈夫避开死神，平安归来，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一首短诗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罕见。

西蒙诺夫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他在一篇谈如何创作《等着我吧……》的文章中写道：“当时我在西部战场，在行进的战车中、掩蔽所里写了许多诗，其中就包括这首献给远方爱人的《等着我吧……》，因为它表述了千千万万战士内心的思想感情：亲人朋友在等待他们，而他们又理所当然地被等待。这种等待可以减轻战争对他们的重压，这种等待有时会挽救他们的生命……”他所说的是诗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而不是触发他写这首诗的灵感。私下问他时，他回答道：“真不知道怎么会写出这首诗，是它自己冒出来的。”后来又补充一句：“爱情的指使吧。”

最后这句话虽接近创作本意，但仍嫌笼统。西蒙诺夫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没说实话，因为实在说不出口：祈求妻子瓦利娅·谢罗娃等待他，别把他遗忘，或者迫使自己相信妻子在等待他，因为西蒙诺夫已经预感到妻子不会等待他。西蒙诺夫的女儿玛莎·西蒙诺娃一九九三在第六期《星火画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我记得……》中谈到父母时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那样爱她，所以不能不写。而她却不会等待，尽管《等着我吧……》仅为她一人而写。最后的诗句：‘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你善于苦苦地等待’成为对千百万妇女不容置疑的肯定，但对作者却是自我肯定，他想相信，以男人的固执迫使自己相信。”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玛莎在回答《青年报》记者提问时又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面这段话，可见她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为什么瓦利娅·谢罗娃同别人不一样，不善于苦苦等待呢？这得从她同西蒙诺夫的关系说起。要说清他们如何从相爱到破裂又得从瓦利娅·谢罗娃的身世说起。

谢罗娃出身于戏剧世家，母亲波洛维茨卡娅是著名的话剧演员。谢罗娃十七岁考入青年工人剧院附属的戏剧学校，毕业后留剧院当演员。一九三九年在影片《倔强的姑娘》中饰演女主角，一举成名。后来她又在《等着我吧……》《俄罗斯问题》和《作曲家格林卡》等影片中饰演女主角，成为四十年代苏联红极一时的女影星。她生得标致、丰腴、性感，同美国影星梦露有相似之处。一九三八年同苏联歼击航空兵飞行员安纳托利·谢罗夫相遇。谢罗夫一见钟情，立即向她求婚。瓦利娅怕嫁给飞行员整天担惊受怕，犹豫不决。一次她随剧院赴列宁格勒演出，谢罗夫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地望着瓦利娅。次日瓦利娅抵达列宁格勒，一出车厢便看见谢罗夫手捧鲜花站在车厢门口，瓦利娅惊讶万分，问他怎么会在这儿。谢罗夫告诉她送走她后直奔机场，他的飞行员朋友把他带到列宁格勒。就在这一刹那瓦利娅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婚后谢罗夫以志愿军身份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击落六架敌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一九三九年谢罗夫在一次试飞中牺牲，瓦利娅痛不欲生，一个月后生下儿子。她说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她绝活不下去。为纪念父亲儿子也取名安纳托利。

西蒙诺夫一九四○年在青年工人剧院舞台上初次见到瓦利娅的时候，正是她在痛苦中挣扎的时期。瓦利娅的美貌令西蒙诺夫神魂颠倒。于是瓦利娅便从舞台上走入西蒙诺夫生活中。西蒙诺夫从第一个剧本《一次爱情经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所有剧本都是献给瓦利娅·谢罗娃的。西蒙诺夫和谢罗娃的婚姻在莫斯科传为美谈。西蒙诺夫对谢罗娃爱得如醉如痴，对小安纳托利也很好，孩子也爱科斯佳（西蒙诺夫的昵称）叔叔。但谢罗娃眼里却不时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对女友乌沙洛娃说：“儿子越长越像父亲，一看见他我便想起安纳托利，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无比美好时光的每个细节，心便碎了。科斯佳是个好人，可我……”谢罗娃内心的波动敏感的诗人不会感觉不到。

卫国战争爆发后，西蒙诺夫同许多作家一样以《红星报》记者身份奔赴前线。他预感到谢罗娃对他的感情将会冷淡，以至变心。预感并未欺骗西蒙诺夫。一九四三年谢罗娃随同乐团赴布良斯克前线演出，与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相遇。有美男子之称的英俊统帅与绝代佳人双双坠入情网。谢罗娃心里又掀起久已平息的感情巨浪，谁料叱咤风云的元帅也是多情种子，两人爱得昏天黑地。但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像他们那样身份的人的爱情只能昙花一现。短暂而炽热的爱情不仅加深了她同西蒙诺夫已有的裂痕，而且给予她本人以致命的打击。她以酒麻痹内心的灼痛，逐渐成瘾，无法戒掉。罗科索夫斯基对谢罗娃一往情深。战争结束后仍经常到西蒙诺夫寓所前小立片刻，望一眼谢罗娃卧室的窗帷。多年后谢罗娃剧院的老搭档帕维尔讲了一件他所目睹的事：一次谢罗娃对他说，五点整，一秒不差，一辆政府要员的轿车准时开到她家门前。车里的人走出来，将在门前“立正”几分钟，并说帕维尔可能见过那个人。五点整谢罗娃拉开窗帷，一辆吉普车刚好开到。从车里走出一个人，帕维尔一眼便看到军服上的元帅肩章。一九四九年罗科索夫斯基被斯大林派往波兰任国防部部长，吉普车才不再出现。此后她同西蒙诺夫的关系并未好转，反而恶化。谢罗娃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桃色事件时有发生。一九五○年谢罗娃生了个女儿，西蒙诺夫见到后意味深长地说：“头发是黑的，这么说是我的啰！”西蒙诺夫终于无法再忍，由爱转恨，同她决裂。他们是一九五七年离婚的。除《等着我吧……》一诗上留有瓦·谢两个字外，西蒙诺夫删掉所有作品中她的名字。这时西蒙诺夫已跻身高位，担任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并多次荣获斯大林奖，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他不希望谢罗娃的名字再出现在海报和银幕上，这些机构的领导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离婚后谢罗娃的日子更艰难。她离开列宁共青团剧院，在小剧院也没待住；又转到莫斯科苏维埃剧院，仍没待住，影片当然没再拍。为同自己的母亲争女儿玛莎的赡养权，她打了一年官司。母亲认为她是酒鬼无权抚养女儿，应由外婆抚养。谢罗娃虽最终胜诉，但精神已经崩溃。她同儿子安纳托利一起酗酒，家里能变卖的都变卖了，唯一保存下来的是西蒙诺夫给她写的信。上世纪七十年代西蒙诺夫生病住院，玛莎来看父亲。西蒙诺夫叫她把他写给她母亲的信全部取回，他看过还给她。玛莎把信交给父亲，西蒙诺夫让她三天后取走还给母亲。玛莎取信的时候发现父亲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年。西蒙诺夫对女儿说：“这些信仿佛昨天写的。凡是提到你的地方我都剪下来还你，其余的通通烧掉，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现在，不少人还记得三十年代苏联著名影星，如马卡罗娃、拉德尼娜、奥尔洛娃，可有谁还记得四十年代令观众着迷的谢罗娃呢？她完全被人遗忘了。

西蒙诺夫写这首诗的动机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与果戈理对话

我：“果戈理先生，您在天堂，我在尘世。您又上了年纪，今年二百零二岁了，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果戈理：“我虽二百零二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看得见听得清，你说的我听得见。”

我：“先向您表示感谢，从小到大，我都在听您讲故事。在我最空虚或最倒霉的时候您的作品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还读过评论您的专著，但我仍然对您了解得太少，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果戈理：“你提吧。先告诉我你读过谁写的评论我的专著？”

我：“有七八个人。就说主要的吧：叶尔米洛夫、赫拉普琴科和马申斯基。”

果戈理：“你怎么读他们的书呢。叶尔米洛夫是打手，对与他观点不同的人抡起棍子就打。打手能有什么观点，就知道恬不知耻地歌颂斯大林，歌颂他们建立的体制，对文学一窍不通。他不是写我，而是图解列宁和斯大林引用过我的话，借吹捧领袖邀宠。赫拉普琴科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扯。我在《死魂灵》里写的几个地主身上的毛病，其实就是俄国人身上的毛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干吗非把他们与地主和农奴联系在一起？俄国的地主早被布尔什维克消灭光了，可我的人物绝迹了吗？至于马申斯基，不过拾赫拉普琴科之流的余唾罢了。”

我：“您怎么熟悉这三个人呢，他们可比您晚出生一百多年啊。”

果戈理：“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的，他可被叶尔米洛夫一伙整苦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他们整得活不下去，书不能出版，连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都不能出版。他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被迫向新政权表忠心。”

我：“我也听说他是第一个写赞美领袖诗的人。”

果戈理：“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说。这是阿赫玛托娃告诉我的，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过阿谀沙皇和贵族的信。不恭维他们，能给我钱吗？没有钱我怎么生活，怎么写作？我敢承认，我收了他们的钱仍写我想写的。以我当时的名气，写什么都能出版，靠稿费也能过活，但我那样做就分散精力了。我宁肯向沙皇贵族要钱，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这种做法很多人不理解。”

我：“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谈谈，您那时的写作环境同俄国变成苏联后有什么不同？”

果戈理：“我正赶上尼古拉一世，一个反动的时代。全国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写了东西先送交书报检查部门审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反对沙皇的话。我的《死魂灵》是书报检察官尼基琴科审查的。他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别林斯基把手稿带给他，他读后立即批准出版。俄国当时的书报检察官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有的本人就是作家。你知道冈察洛夫吧，就是写《奥勃洛莫夫》、《平凡的故事》和《悬崖》的那个人，他也是书报检察官。而苏联的检察官都是契卡分子，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审查，就知道肆意迫害知识分子。”

我：“您是说只要作品里没有号召暴动、推翻沙皇的内容就可以出版？”

果戈理：“你这样概括有点绝对，但大体不错。我在《钦差大臣》里对官员们百般嘲笑，剧本不仅出版，还上演了。首演的那天，沙皇率领大臣们到剧院观看。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喜剧嘛，逗乐而已。特别是丢尔先生饰演主角赫列斯塔科夫，丢尔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特别善于插科打诨，王公贵族都爱看他表演。但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我：“您可要倒霉了。”

果戈理：“我到意大利去了。”

我：“您被驱逐出境了？”

果戈理：“怎么被驱逐出境呢！我自愿去的，到意大利写我的《死魂灵》。当局并没找我麻烦。沙皇时代与苏联时代不同，作家可以随意出国，像我的晚辈同行屠格涅夫，长年住在国外，在法国呆腻了就上德国，想回国随时可以回国。根本不存在驱逐出境、叛逃这种概念。”

我：“原来俄国和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还是有区别的。我原以为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是继承沙俄的呢。”

果戈理：“你怎么这么糊涂，苏联是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的，临时政府又是推翻尼古拉二世建立的，怎么能继承呢。你不能看它们相似就认为后者继承前者。两个检查制度不同的地方很多。沙俄的报刊多数是私人办的，苏联的报刊通通是国家办的。不论是《新世界》还是《十月》都隶属于苏联作协，而苏联作协是国家衙门。一个作家组织变成政府部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沙皇时代发不发文章由编辑决定，苏联时代主编没这种权力，还得通过苏共宣传部。宣传部是党的一个部门，按说只管党内的事，可苏联党政不分，什么都管。特瓦尔托夫斯基跟我说过，他主编《新世界》的时候吃尽苦头，为发表一篇文章要到宣传部跑几趟，同官员们争论、解释、恳请甚至哀求。”

我：“您也见过特瓦尔托夫斯基？您还见过哪几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或者潘菲洛夫、柯切托夫？”

果戈理：“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不能到我这里来，因为他们是自杀的。潘菲洛夫和柯切托夫也没到这里，去了另外的地方。”

我：“后两位在中国名气很大。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译成中文，但读者不多。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陆续译成中文，读者要比潘费洛夫多得多。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果戈理：“儿童文学作家丘科夫斯基同我谈过他们，所以我对他们略知一二。潘菲洛夫是顽固不化的极权体制的护卫者，声嘶力竭地歌颂农业集体化。但他不仅缺乏文学才华，文化水平也不高，句子都写不通，高尔基就曾批评过他。读他的作品是浪费时间。柯切托夫同他是一路货，一味歌颂党的政策，只不过文化水平略高一些，更善于投机一些。他们的得意门生是巴巴耶夫斯基，就是那个写《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的家伙，比他们两位文化水平还低，算个半文盲吧。听说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译成中文。中国太迷信苏联了，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就翻译。潘菲洛夫主持《十月》杂志多年，柯切托夫主持过《文学报》。他们能发表什么好作品？他们看中的必定是拙劣的，优秀的绝不允许发表。”

我：“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连诬蔑中国人的《旅顺口》也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翻译成中文了。”

果戈理：“没有人向我提起《旅顺口》，我不知道这本书。索尔仁尼琴告诉我柯切托夫是拍苏斯洛夫马屁爬上去的。他讲了一则趣闻：每当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的电话时，第一句话一定是：‘苏斯洛夫同志，我站着接您的电话。’苏斯洛夫是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号人物，苏联意识形态总管，人称灰衣主教，拍他的马屁自然爬得快。你说柯切托夫的读者比潘菲洛夫多得多，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你们的巴金告诉我的。柯切托夫后几部作品是在你们文革前后出版的，那时不让读书，把年轻人赶到乡下。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于是他们各显神通，到处找书，找到后互相传阅。柯切托夫的书就是那时读的。柯切托夫的书里有故事，也有点爱情什么的，青年们就读他的书，饮鸩止渴，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中国青年没有接触过优秀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便把柯切托夫当成俄国和苏联文学的代表，太荒唐了。而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是早翻译的 ，‘文革’前已列入禁止阅读的苏修文学范畴，所以青年们没读过。”

我：“我与当年的知青谈起过苏联文学，他们很多人知道柯切托夫，却不知道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时他们在农村里没事干，又没有其他的文娱活动，靠读书打发时间，碰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其中就有柯切托夫。后来各奔前程，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读书，而当年读书的印象就留在脑子里。”

果戈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青年人读书？中国不是学习苏联吗？苏联还让人读书呢。当然，有他们的宣传导向，号召青年人阅读宣传他们政策的书，但其他的书也可以读，比如我的书，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书。”

我：“后来中国很多书也可以读了，可‘文革’期间外国文学（包括苏联和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被定为封资修文学。还不止文学，也包括其他学科，我不多讲了，您弄不清，不是中国人谁也弄不清。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请教您第二个问题：谁是您的嫡派传人？包括俄罗斯的和苏联的作家。”

果戈理：“要说嫡派传人一个没有，要说受到我创作影响的人就多了。俄罗斯著名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苏联著名的有苔菲、布尔加科夫和左琴科。当然不止这六个人，我不过举例而已。也不是说他们的创作风格跟我一样，完全不是，如果那样就变成模仿了，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就连屠格涅夫也受到我的影响，但他的风格与我迥乎不同。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他们吸收了我的‘创作之魂’。‘创作之魂’听起来有点玄妙，你自己琢磨吧。但他们对我的景仰是我生前所未料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说《外套》孕育出来的，布尔加科夫说愿用我墓碑下的一块石头做他的墓碑，而他太太居然弄了一块。他和我都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我提到的三位苏联作家，除左琴科外，其他两位你们中国人可能不大熟悉，不得不多说几句。布尔加科夫一直受到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攻击，最卖力的当然是叶尔米洛夫。布尔加科夫写过许多剧本都不能出版、上演，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出版、上演。他把我的《死魂灵》改编成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一段时间就靠《死魂灵》的演出税过活。他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和《狗心》都是苏联的优秀作品，从中或许能看到我的《鼻子》的影子。至于苔菲，是苏联时期的作家，但并不是苏联作家。她自己对我说，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确实如此。‘十月革命’，现在中学教科书又改为‘十月政变’了，不管叫革命还是政变吧，反正一九一七年以后苔菲逃到法国，这才是流亡呢，与我到意大利完全不同。苔菲是聪明的女作家，善于捕捉人性可笑之处。一九一七年以前，她在俄国已经闻名遐迩了，从王公大臣到邮差摊贩，没有不读她的书的。连沙皇尼古拉二世都爱读她的小说。她在国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是侨民作家当中最出色的，引起另一个侨民女诗人吉皮乌斯的嫉妒，向我说了她的很多坏话。吉皮乌斯是个平庸的作家，怎能同苔菲比。就文学成就而言，也比不上她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过一部《果戈理与小鬼》，当然少不了胡说八道，但还是赞扬我。你读过吗？”

我：“我没读过。我只读过他的《诸神之死》和《诸神复活》。没有读过女诗人吉皮乌斯的任何作品。您也见过梅列日科夫斯基？”

果戈理：“我没见过他。他恨布尔什维克恨得头脑发昏，临终前在巴黎发表广播讲话，竟把进攻苏联的希特勒比作决心把法国从英格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圣女贞德。这样的人到不了这里。再回头说苔菲。一九四六年夏天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斯大林给西蒙诺夫一项任务：把俄国作家布宁或苔菲请回国，两个人都请回来最好，请回其中的一位也行。苔菲告诉我，布宁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不亚于她。两人绝不回苏联。但苔菲听说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要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请俄侨作家。二战期间他们在法国过的日子苦极了，平日吃不饱，几个月不沾荤腥。现在有宴会岂能不去饱餐一顿？一群衣衫褴褛的俄侨作家抱着同样的想法来到大使馆。桌上摆满珍馐美味，莫斯科的香肠，堪察加的马哈鱼，令人垂涎欲滴的俄国鱼子酱，这次可不是过屠门而大嚼了。西蒙诺夫先致辞，介绍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胜利的保证。西蒙诺夫致辞时，苔菲向布宁使个眼色，两人抄起刀叉，瞄准鱼子酱大嚼起来。西蒙诺夫举杯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大家都站起来碰杯，没站起来的只有苔菲和布宁，他们完全沉浸在美味中。等到西蒙诺夫请同胞们品尝祖国的美味时，马哈鱼只剩下鱼头鱼尾，鱼子酱也所剩无几。”

我：“怎么像您在《死魂灵》里写的梭巴凯维支呢？”

果戈理：“这都是苔菲亲口告诉我的，也许她讲的时候想起梭巴凯维支了。斯大林为什么这时邀请苔菲和布宁回国呢？领袖的想法莫测高深，让人捉摸不透。过了两三个月开始猛烈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列宁格勒党魁日丹诺夫把他们俩骂得狗血淋头，可他们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呀，从未公开说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左琴科跟我说，表面上批判他们，实际上是日丹诺夫派同马林科夫派的斗争。批判他是因为他在列宁格勒杂志《星》上发表《猴子奇遇记》，但这篇小说不是他的投稿，而是马林科夫一伙捣的鬼，把他发表在儿童刊物《脏孩子》上的儿童故事转载在大型刊物《星》上，嫁祸给日丹诺夫，因为列宁格勒是日丹诺夫的地盘。他的地盘上竟发生这样的事，说明日丹诺夫丧失警惕性。他们知道斯大林看列宁格勒刊物，在严肃的刊物上突然出现一篇儿童读物必定引起他的注意。这是左琴科最重的罪行。批判阿赫玛托娃是因为她过去的经历，一九一七年前写的诗，翻陈年旧账。可布宁和苔菲不同，他们公开咒骂布尔什维克，咒骂苏维埃政权，咒骂苏联领导人。布宁在《诅咒的日子》骂得厉害极了。把他们请来接受批判？按照苏联的法律他们两人都应处决。”

我：“听说左琴科被开除作协后断了生路，靠修鞋过活。他为了发表作品，写过‘歌颂讽刺小说’，结果失败。”

果戈理：“荒谬绝伦，怎能把对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呢。都说左琴科是我的传人，其实不是。我写的是俄国人身上的劣根性，他批判的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对苏联人的影响。苔菲倒有几分像我，嘲讽的是俄国人身上固有的丑陋，你读过她的作品吗？”

我：“读过，但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五十年代上苏联文学史课，别说苔菲了，就连帕斯捷尔纳克也不讲。八十年代前不仅我不知道苔菲，俄国人也不知道苔菲，她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后才回归祖国的。我想向您提第三个问题：您是怎么写作的。”

果戈理：“苏联作家魏列萨耶夫写过一本《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你读过吗？”

我：“读过，并且把它译成中文。这本书很受中国读者欢迎，印了五六版。鲁迅很推崇这本书，请孟十还译成中文。我算是重译。您同意魏列萨耶夫的看法吗？”

果戈理：“你说鲁迅推荐过这本书？就是翻译过《死魂灵》的那个鲁迅？”

我：“就是翻译《死魂灵》的那个鲁迅。”

果戈理：“我见过他。他很喜欢我的作品，除自己翻译《死魂灵》外，还请年轻朋友韦素园翻译《外套》。鲁迅大概不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把死农奴译成死魂灵容易让人误解。我的故事梗概就是乞乞科夫利用已死但尚未注销的农奴发横财。译成‘魂灵’就费解了。俄文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农奴和灵魂。‘灵魂’可以理解，而‘魂灵’而且还是死的，就不知所云了。”

我：“鲁迅是根据日文并参照德文翻译的。书名译得确实有问题，不看过书不知是一本什么书，而您的俄文书名概括全书，一目了然。”

果戈理：“魏列萨耶夫从搜集材料、写作过程、修改手稿和征求别人意见等几个方面谈我的创作，大体不错，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他还编了一本《果戈理资料》，印数不多，你未必见过。”

我：“我不仅见过，还有这本书，戈宝权先生一九三五年随同梅兰芳博士访问苏联时买的。后来戈先生送给我了。”

果戈理：“《果戈理资料》不必全读，太繁琐，但资料不少，可供查阅。魏列萨耶夫说我不深入生活，我身在生活中，到处有生活，还怎么深入？我与人接触就是观察人。我特别愿意听人清谈，从中能汲取很多创作素材。《外套》的故事就是听来的，我不过改变一下情节而已。我特别爱听普希金清谈。他谈到忘情时，什么都谈，连自己的创作计划也谈。他知道我有‘偷听’的本领，发现我在场就紧张。我说《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题材是普希金给我的，其实是我‘偷听’来的，这么好的题材他岂肯给我？我听说他一次对家里人笑着说：‘当着这个乌克兰佬的面说话可得当心，他抢劫我的东西我连喊都喊不出来。’”

我：“听说您请母亲给您描写乌克兰姑娘的服饰，搜集乌克兰古老的传说，这些您都写进《狄康卡近乡夜话》里了。”

果戈理：“那又怎么样？作品可是我的呀！”

我：“我怎么老写不好文章，文字不简洁，句子不流畅，您有何见教？”

果戈理：“文章要反复修改。写好后不急于发表，放在一旁，干别的事，旅行啊，看书啊，或什么事也不干呀。过一段时间，您再修改稿子。修改完，一定亲自抄清，再放在一边，干别的事。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修改，修改后亲自抄清，放在一边。过一段时间再修改抄清 。这样做八遍，文字就简洁凝练了。”

我：“修改——抄清——再修改——再抄清，要做八遍，现在的人很难做到，我也未必做得到。”

果戈理：“做不到八遍，少一点也行。主要是别急于发表，写好后放一段时间，修改后再发表，这一点你总能做到吧。多看有关修辞的书，避免出现病句。有位中国人告诉我，中国现在出版的书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仿佛米饭里掺沙子，难以下咽。他问我怎么办，我就把刚才对你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我：“可是出版机构催怎么办？特别是翻译的时候，编辑老在屁股后面催。编辑不懂外文，没译过书，认为翻译简单不过，不过把外国字译成汉字。滥译的人不算，认真的译者被催得苦不堪言。请您说句公道话。”

果戈理：“我尝试过翻译，但我的法文太蹩脚，放弃了。但我深知翻译的艰辛。一定要给译者充分的时间，像你说的情况，出不了好译文。”

我：“最后一个问题。听说您在作品发表前喜欢给别人朗诵？特别喜欢给那些不喜欢您的人朗诵，果真如此？”

果戈理：“你们没有朗诵作品的习惯，我们那时经常朗诵自己的作品。普希金朗诵诗，我朗诵小说或剧本。朗诵时自己能发现问题，听众也能发现问题，是一种修改作品的好方法。我乐意给不喜欢我作品的人朗诵自己的作品，不喜欢给无论我写什么都一味赞扬我的人朗诵。我曾给莫斯科省长朗诵过《死魂灵》。他专门挑毛病，批评起来又严厉无情。他是一个富有实际经验而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当然免不了胡说八道，但有时提的意见我可以采用。读给这些聪明的、非文学界的审判官们听，对我恰恰是有益的。我根据我的作品对不大读小说的人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它们的价值。如果他们发笑了，那就真正可笑，如果他们被感动了，那就真正感人。因为他们坐下来听我朗诵的时候，是绝对不准备发笑，不准备受感动，不准备赞美的。”

我：“与您对话受益匪浅。谈的时间不短了，您该休息了，如果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果戈理没结婚

果戈理一生充满矛盾。他的作品真实地揭示出十九世纪俄国愚昧、野蛮和残酷的现实，剖析了俄国人身上的民族劣根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果戈理笃信宗教，交往的多是达官显贵（农奴主），是他们的座上宾。果戈理的思想与他的作品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的真实社会地位与他的文学声望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他的作品尖锐地嘲讽了俄国地主和官吏身上一切丑陋的东西，他笔下的人物可以称为丑陋的俄国人。直到如今，多数俄国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果戈理人物的影子。果戈理时代贪污受贿风行，无处不在，同今日的俄罗斯没有区别。果戈理曾敏锐地预言，贪污腐败已成顽症，如不根除，必将导致俄国灭亡。在烧剩的《死魂灵》第二卷最后几页残页中，果戈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几页没头没尾，一般人不会注意。乞乞科夫被释放后，公爵召集全城达官显贵，对他们讲了一段话，大意是：现在贪污腐败成风，你撤换贪污腐败分子，换上诚实的人，但过不了多久，诚实的人又变成贪污腐败分子，这样不断撤换，直到无人撤换为止。下面是果戈理的原话：“公爵对达官显贵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拯救祖国的重任，我们的国土已在日益沦亡，敌人不是二十种外族语言（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各种民族组成）的入侵，而是我们的自身；在合法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另外一股统治势力，它比任何一种合法势力都强大得多。它制定出自己的条件，给一切都标上价格，甚至使这些价格达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地步。这种邪恶风尚，是任何一位国君都无法加以纠正的，纵然他比天下所有立法治国的君主都贤明，纵然他设置监察员竭力限制品格恶劣的官员的行动，也无济于事。只要我们每个人还不知醒悟，觉得自己应该如同起义时代人民武装反抗入侵之敌一样，奋起反抗不义，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死魂灵》，第四六六~四六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百五十年前果戈理就看到国家法令之外还存在着潜规则，而社会的运转依赖的就是这种潜规则。一切政府法令和规章通通没用。今天俄罗斯怎么样了呢？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俄罗斯内务部经济安全局发布了全国贪污腐败数据。数据显示：俄罗斯平均每次贿赂金额已攀升到两万七千卢布（约合人民币七千元），比此前增长了三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虽然大张旗鼓地反贪腐，但收效甚微。俄罗斯反腐调查中心认为反贪腐工作只触及皮毛，执法部门不愿意插手危险的“灰色地带”，以免触犯禁忌，招来横祸。反腐调查中心负责人巴菲洛娃女士坦言道：“两万七千卢布仅仅是贿赂医生或因行车超速而通融警察的数目，真正的商业贿赂尚未曝光。”她认为俄罗斯目前的反腐还仅限于基层，无力在政府中层展开，如对俄罗斯各州首长和国家各部委官员肃贪（却无力推行）。执法人员不敢对俄罗斯权贵阶层肃贪，投鼠忌器。如对大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的贪污腐败案件处理不当，执法人员往往会丢掉乌纱帽，甚至沦为“阶下囚”。（《世界博览》二〇〇九年第十七期）

果戈理一百五十年前的话不幸成为谶语。潜规则代替了国家法令。前些日子俄罗斯领导人封闭了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市场，使中国商人损失惨重，有的血本无归，也是潜规则运作的结果。中国商人想走“白色清关”，但俄罗斯伙伴却千方百计地让他们走“灰色清关”。因为这样海关才能获益，伙伴才能任意宰割中国商人。如一定要走“白色清关”，货物不知要扣压多久。与俄国人接触多了，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人不讲信用，夸夸其谈，懒惰酗酒，使你不禁想起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他的人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快快活活地活到今天。

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小地主家，社会地位不高。他中学毕业后来到彼得堡。二十三四岁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接着又出版了《密尔格拉德》，成为普希金之后文坛上又一颗耀眼的明星，深受知识分子喜爱，普希金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青年人更不用说了，果戈理成为他们的偶像。一八四二年《死魂灵》出版后，大学生们不上课，在教室里轮流朗诵《死魂灵》。但在沙皇和保守的大臣眼里果戈理不过是弄臣，插科打诨的人，而对这类人沙皇的态度是宽宏大量的，说过头话也不见怪。一八三六年喜剧《钦差大臣》上演，沙皇尼古拉一世率领大臣们观看。他们是到剧场寻开心的。特别是主角赫列斯塔科夫由著名喜剧演员丢尔扮演，更让沙皇和大臣们相信喜剧一定逗乐。但他们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脸色越来越阴沉，演出结束后，沙皇走出剧院说道：“大家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但沙皇并没有把果戈理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宽恕了果戈理，因为果戈理在他眼中不过是弄臣而已。试想一下，如果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看戏，闭幕后，斯大林说：“大家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剧作家的下场如何，导演和演员的下场如何，不难想象。因为斯大林把作家视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苏联作家的神圣使命就是歌颂斯大林所领导的体制以及他本人。一八四六年果戈理准备到耶路撒冷圣地旅行，他请求沙皇尼古拉一世发给他一本特殊护照，他经过的所有地区都要接待他。沙皇说俄国没有这样的护照，但仍令果戈理途经地区的俄国使馆接待他。沙皇满足了弄臣果戈理过分的请求。其实中国伟大的诗人李白在唐玄宗眼里何尝不是弄臣呢？李白说唐玄宗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杨国忠为他研墨，但他写的《清平乐》是赞美杨贵妃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欣赏牡丹，要人助兴，便把李白叫去了。李白和果戈理当然不是弄臣，但在唐玄宗和尼古拉一世的眼里未必不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沙皇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罗谢特回忆道，一位公爵问她，果戈理是何许人？当时果戈理已名满天下，可公爵却不知道果戈理。当然不只他一人不知道，很多脑满肠肥的大贵族也不知道果戈理。果戈理的求婚被拒绝是贵族对他的蔑视的露骨表现。果戈理与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一家关系良好，不时拜访，有时还给他们朗诵自己的作品。维利耶戈尔斯基一家待果戈理也很好，每次果戈理来访都热情接待。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是亲近沙皇的重臣，为《死魂灵》的出版出过力。果戈理爱上公爵的女儿安娜公爵小姐，托安娜的姐夫代他向安娜公爵小姐求婚。但果戈理的求婚激怒了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一家，遭到断然拒绝，并从此不许果戈理踏入家门。这件事在上流社会流传，等于打了果戈理一记响亮的耳光，使他无地自容。果戈理从此患上忧郁症。维利耶戈尔斯基是世袭贵族，安娜的母系更加显赫，出自比龙家族。比龙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的宠臣兼面首。他们怎么看得起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果戈理呢。作为作家的果戈理他们可以接待，就像接待各类艺人一样，但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身份比他们低贱得多的人。在他们眼里果戈理同样是弄臣。果戈理活了四十三岁，没有再见到果戈理向女人求婚或与女人恋爱的记载。

果戈理的作品无情地鞭笞了俄国的现实，但他却没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赋予他的推翻农奴制的使命。俄国朋友送了我一本最新出版的《果戈理百科辞典》，我翻了一下，看到他与贵族地主的交往，他们的通信。他的思想与这些大农奴主的思想没有多少区别。比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农奴给地主干活是上帝的意志，所以要好好干活。女人守寡也是上帝的意志，那就好好守寡吧。他对贵族的那种阿谀口吻让人看了反感。别林斯基特别看重果戈理的作品，因为果戈理展现了俄国丑恶的现实，抨击了农奴制，从艺术上确认了别林斯基的思想。其实，果戈理写的都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不得不这样写，但他并没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主观上要推翻农奴制。他出版《与友人书信选》是他一贯思想的集中表露。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在不少作家身上或多或少存在，但在果戈理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常说，作家要改造思想，深入生活，才能写出无愧为时代的作品，但在果戈理这儿得到的恰恰是反证。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直想不明白。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

翻译中出现错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翻译是件很难的事，一个错不出是不可能的。译者只能竭尽全力，勤查字典和工具书，尽量减少错误。近年来俄语翻译的情形恰恰相反，错误不是逐渐减少而是日趋增多。原因是各式各样的，这篇小文当然无法说清。我只想谈谈人名地名的误译和永远无法改正的错译。人名和地名误译又分两类。一类误译已为读者接受，约定俗成，译正确了反生歧义。有的错误则必须改正过来，可改正起来比登天还难。

电视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角保尔·柯察金大家都熟悉，但这个名字便是误译。按新华社编的《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应译为帕维尔·科尔恰金。可谁知道帕维尔·科尔恰金？梅益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误译已被读者接受，不必改正。夏伯阳是同名电影在中国放映时，译者误把英文字母V看成Y而译成的，很像中国名字。大概因为译名离原名发音相差太远，后改译为恰巴耶夫，但夏伯阳比恰帕耶夫顺口，更为流行。人们提到这位苏联内战历史人物时仍然称作夏伯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误译的姓名。安娜的丈夫姓卡列宁，按俄国习俗女人婚后随丈夫姓，所以应译为《安娜·卡列宁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选集的时候，有人提出改为《安娜·卡列宁娜》，但编辑部考虑读者已经习惯旧译名，没有改正。《死魂灵》也是误译，有“灵魂”这个词，可不知道“魂灵”什么意思，而且还是死的。原文意思清楚：死去的农奴，所以正确译名应是《死农奴》，但也不必改正，因为《死魂灵》是鲁迅翻译的，名气实在太大，改了反而不知是什么书了。鲁迅译著中不规范的人名地名还很多，如《工人绥惠略夫》是从德语转译的，按俄语拼音应译为《工人舍维廖夫》，而舍维廖夫在俄国还是大姓。瞿秋白二十年代初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的人地名多不规范，如把托洛茨基译为杜洛次基，高尔基译为葛里基，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田庄译为清田村，现在早没人这样译了。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先行者，因为那时译名尚未规范，大家都在探索。

译名是逐渐规范化的，现在大多数历史人物已有固定译法，并收入各类工具书，翻一下便能找到通用的译名。如果今天译者不按通用译名译，自己杜撰，那就属于另一类错误了。最近出版的《斯大林秘闻》中，译者把李维诺夫译为李特维诺夫，越飞译为约费，李可夫译为雷科夫，暴露出译者缺乏历史常识。俄苏历史人物的译名应以《列宁著作资料汇编》的译名为准。上面提到的几个人物都是苏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资料汇编》都收入了。李维诺夫曾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是列宁时期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列宁逝世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越飞担任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一九二三年在上海与孙中山举行会谈并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学过《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熟知这些人物。译者没学过也能查到，懒得查当然要误译了，而这种误译是不允许的。还有更甚者。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远东经贸导报》竟将伏罗希洛夫译为沃拉什洛夫，加米涅夫译为卡门涅夫。看来译者是年轻人，不知道这两位历史人物。加米涅夫死得早，没学过苏联历史的人可能不知道，但他曾显赫一时，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信之一。伏罗希洛夫在中国名气更大，一九五七年他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伏老”而不是“沃老”。查出这些姓氏并不困难，翻翻工具书就可以查到，可译者连这点力气都不肯花。

下面的错误属于理解错误，但与其他理解错误不同，很多人都知道译错了，可就是无法改正。我指的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歌词的译文。潘安荣兄一九九八年就在《光明日报》上著文，指出歌词译文的错误。但歌词一配上谱就难改了，要改就得重新配谱，这已不是译者一人能改的了，永远按照误译的歌词唱，听起来很不舒服。请看至今仍在演唱的歌词：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河上跑着三套马车，有人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下你的头，是谁让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乘车的人；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待着它。

这首歌词分三段。第一段讲赶车人唱忧伤的歌，第二段乘车人问赶车人为何忧伤，第三段赶车人说出他忧伤的原因。原来赶车人舍不得离开他的老马，这就不合逻辑了。马老了总要换的，马车夫一生不知要换几匹马呢。每次换马他都要唱忧伤的歌，未免太多情了。问题出在第三段。马车夫为什么要可怜跟他走遍天涯的老马呢？因为马老了，跑不动了，不应再让它拉车，马车夫心疼老马。财主为什么非要花钱买一匹没用的老马呢？老马怎么被财主买去必定受苦难呢？实在令人费解。莫非财主比马车夫使用老马还狠？既然是财主就不可能只有一匹老马并且只使用这匹老马。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因为第三段翻译错了。

请看第三段正确的译文：

咳，老爷，圣诞节即将来临，她再不属于我。可恶的财主看中了她，她不会有快乐的生活。

歌词漏译了“圣诞节即将来临”这句重要的话。按俄国习俗，圣诞节是婚娶日，这一天，姑娘就要被迫嫁给自己不爱的财主了，所以不会快活。财主看上漂亮的姑娘并把她从贫困的年轻人手中抢走，在沙皇俄国是司空见惯的事。马车夫心爱的姑娘被财主抢走，他才痛苦地唱起忧伤的歌。这才是歌词深刻感人的地方。译者除漏译一句重要的话外，还把代词的指代弄错了。俄语中的代词она即可指代女性名词，如女人、姑娘，也可指代任何阴性名词。马便是阴性名词，译者不根据上下文理解歌词，又漏译了一句，便认定指代姑娘的она指代的是老马，便把姑娘变成老马了。

悲怆的诗句消失了，只剩下悲怆的旋律，怎能不让人遗憾呢。

可当史书读——《人·岁月·生活》序

海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插图本，是一本颇值一读的书。一九九○年我在苏联远东大学图书馆见过《人·岁月·生活》的俄文版插图本，每页下面附有相应的插图。我翻了几页便被内容和插图所吸引，爱不释手，一心想弄到一本，花多少钱都行。但哪儿也买不到，俄国朋友也弄不到。刹那间脑子里甚至闪过“邪念”，就对图书馆说书丢了，我赔钱好了。但理智马上制止了我，怎能干这种不体面的事呢。以后我一直在寻找，但没有找到。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有了中译本插图本，同我在苏联看到的样式一样，也是每页下面附有相应的插图。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他们是从爱伦堡女儿那里弄到的书，真下了不少功夫。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自以为诗写得最好，小说次之。但读者并不认同，他的诗从未吸引过读者，没有人把他看作诗人。他的小说昙花一现，流行过，但很快便被人遗忘。比如《解冻》，谁还记得书中的内容，只记得概括那个时代特征的书名而已。唯独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写的政论，曾极大地鼓舞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志，至今仍充满火热的激情。他足以传世的作品除了政论便是这部回忆录了。回忆录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一时人人争读，洛阳纸贵。爱伦堡打开了苏联人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当局想方设法不让他们看到的国家坎坷的过去和苏联以外的另一个世界。今天在俄国，人所共知的国内外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还是广大读者四十年前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读到的。我看到过一则报道，在地铁的一节车厢内就有四五个人同时阅读刊载《人·岁月·生活》的《新世界》杂志。

爱伦堡活了七十六岁，他把六十年来接触过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写入回忆录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苏共虽已召开过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但许多迫害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决议并未撤销，受迫害的人并未平反昭雪，外国很多作家、艺术家仍被看作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伦堡写出自己与各类人的接触，展现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竭力为他们画出一幅幅肖像。肖像画得未必都成功，但出于真诚的心愿，真实而客观，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回忆录是按年代写的，从俄国第一次革命一直写到他本人去世。写得最多的是诗人和作家，也是他接触最多的人。他写与茨维塔耶娃、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和诗人的会面。茨维塔耶娃是长年流亡国外的女诗人，写过赞美白军的《天鹅营》。她的丈夫埃弗隆便是逃亡国外的白卫军。他们并未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但迫于生计，埃弗隆不得不与苏联派往巴黎的克格勃合作，为苏联绑架白军将军穆勒。这件事曝光后，茨维塔耶娃一家受到法国俄国侨民的一致谴责，俄侨所有报刊拒绝刊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他们一家无法在巴黎生活下去，被迫返回祖国。埃弗隆回国不久就被克格勃处决，茨维塔耶娃疏散到大后方叶拉布加镇，在那里上吊自杀。茨维塔耶娃在苏联当局眼里是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家属，她的文学成就当然无人提了。这位现在与阿赫玛托娃并称为苏联诗坛双子星座的茨维塔耶娃，是爱伦堡第一个介绍给苏联读者的。爱伦堡几次同茨维塔耶娃会面，曾劝说她不要发表《天鹅营》，因为白卫军十分残暴，不应赞美。茨维塔耶娃不相信，他们争吵起来。茨维塔耶娃把诗集《别离》赠送给爱伦堡，上面写道：“您的友谊对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我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茨维塔耶娃最终放弃出版《天鹅营》的打算。在爱伦堡的笔下，茨维塔耶娃是天才的诗人，但倔强，孤独，幻想，永远脱离现实，自己折磨自己。爱伦堡写她那一节的小标题是《钟情而坚贞的女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因写讽刺斯大林的诗被捕入狱，瘐死在海参崴二道河子劳改营转运站，是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爱伦堡把他写得天真可爱。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逮捕，关进监狱，大声喊道：“我是诗人，生来不是蹲监狱的。”白军才不管你是不是诗人呢。爱伦堡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才评价很高，同他情深义重，写他的时候笔端充满感情。他们分别拥抱的时候，爱伦堡已预感到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巴别尔因小说集《骑兵军》“攻击”布琼尼老总麾下的第一骑兵军而获罪，加上克格勃罗织的其他罪名被处决。爱伦堡在《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一节里，开头就坦诚说巴别尔是他最亲近的最忠实的朋友。对他的《骑兵军》称赞备至，对布琼尼的漫骂不屑一顾。把沉埋多年的苏联优秀小说家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来，呈现给广大读者。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已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定能判断作品的价值。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五八年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受到致命的打击，家里的门窗被天真的大学生打碎，并要求他“滚出苏联”。苏联当局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愈演愈烈，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表示他愿意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可能被驱除出境。帕斯捷尔纳克虽准许留在苏联，但已身心交瘁，两年后郁郁而终。爱伦堡把帕斯捷尔纳克视为伟大的诗人，只是性格孤僻，又太天真。爱伦堡指出诺贝尔奖不是他应获得的。苏联主流作家获得过苏联设立的各种奖项，但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怎能轮到帕斯捷尔纳克呢。爱伦堡把上述已被苏联人民遗忘的作家一一介绍给苏联读者，语调平和友善，把苏联当局仍视为敌人的人当成自己的朋友，娓娓诉说与他们的交往。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可不说是壮举。

爱伦堡还道出他所了解的主流作家鲜为人知的一面。爱伦堡写了法捷耶夫，但他们不能算朋友。法捷耶夫是作协领导人，斯大林的文学总管，可以说在作协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法捷耶夫给人的印象总是昂首挺胸发表演说的样子。一九四九年法捷耶夫率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在故宫太和殿讲话。我有幸见过他，就是一副昂首挺胸的样子。法捷耶夫在同非党人士接触时，知道对方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会放下首长的架子，现出本来的面目。在国外出差的时候，他向爱伦堡倾吐衷肠。法捷耶夫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也最怕两个人：母亲和斯大林。他向爱伦堡讲述了长篇小说《黑色冶金业》的悲惨故事。“一九五一年马林科夫把我叫去：‘冶金业有一项将改变一切的发明。倘若您把它写出来，您就给党帮了大忙。’他告诉我，如何揭露出一帮搞破坏勾当的地质学家。我开始搜集材料，研究问题，在乌拉尔呆了很长时间……我想，我一定能写出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不料，‘发明’原来是假的，国家花了几亿卢布，给被诬陷的地质学家恢复了名誉。总之，小说失败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同样让法捷耶夫伤透了心。法捷耶夫认为《青年近卫军》是他的得意之作，小说确实博得好评，并获得斯大林奖。导演格拉西莫夫把小说搬上银幕，影片触怒了斯大林：影片描写了德国占领区内苏联少年与德国人斗争的英雄事迹。斯大林问，共青团组织到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到哪里去了？格拉西莫夫回答是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真理报》立即发表严厉批评法捷耶夫的文章，法捷耶夫只得违心检讨。法捷耶夫说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已经“不是那本了”。一次法捷耶夫问爱伦堡想不想听真正的诗，说着背诵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法捷耶夫在公开场合总是称赞马雅可夫斯基，因为斯大林把马雅可夫斯基钦定为苏联最伟大的诗人，但真心喜欢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要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内心十分痛苦，又无处发泄，只好借酒浇愁，终于成为酒鬼。法捷耶夫对爱伦堡抱怨兼职太多，没有时间写作。爱伦堡则认为法捷耶夫是眷恋权势的人，一旦被解除各项职务反而会感到失落。后来果然不出爱伦堡所料。

爱伦堡介绍了许多外国作家。他把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比作螟蛾，指责他轻浮，经常改变看法。但爱伦堡列举的事实是纪德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为摆脱国际上的孤立，邀请左翼作家访问苏联，向他们展示苏联的光明面，以便向世界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人们容易相信左翼作家的话。天真的纪德对苏联怀有好感，到处称赞苏联，在西方俨然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一九三六年他应邀访问苏联，近距离地接触苏联的现实后，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回国后写了《访苏归来》。他写道：“在苏联，共同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的。”他指出，在苏联，对任何事情，在任何问题上，只允许有一种观点，一种看法；稍微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或批评，就会招来大祸。这本书惹恼了斯大林。斯大林不仅开动苏联的宣传机器猛烈抨击纪德，还发动西方左翼作家批驳他。但这件事已过了近三十年，爱伦堡不应为此挖苦纪德。几乎与纪德同时访问苏联的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对苏联的看法几乎同纪德一样。纪德的肖像没画好。两位外国朋友看到的事实敏锐的爱伦堡竟看不到？

回忆录中还写了特殊人物，也可以说反动人物。这些人物在工具书中只有两行字，在爱伦堡笔下就有血有肉了。如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萨文斯基。萨文斯基在社会革命党内负责组织暗杀。爱伦堡与他有过交往。爱伦堡把他写得神秘可怕。萨文斯基有几分文学才华，写过小说甚至诗歌，又是讲故事的能手。他对爱伦堡说阿泽夫把他毁了。阿泽夫也是社会革命党成员，是政府打入的奸细。他被另一名社会革命党成员揭发。萨文斯基主持审讯阿泽夫。阿泽夫先矢口否认，后见势不妙，声称家里有证明他对党忠诚的文件，他现在去取，半小时回来。大家不让他走，但萨文斯基让他走了。阿泽夫当然一去不复返。萨文斯基说阿泽夫毁了他，指的就是这件事。他们两位都算不上历史上的大人物，但又是研究俄国历史绕不开的人物。爱伦堡任何材料都不肯割舍。

爱伦堡通过对人物的介绍记录了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如一九四六年八月日丹诺夫当众辱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幽默作家左琴科。两位知名作家受到粗野的辱骂当时影响很大，知道的人很多。不久斯大林又发动了反对世界主义，反对向西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运动，知道的人少一些。运动牵扯到很多文化名人，不过处理得相对较轻。处决、逮捕、流放的人很少。爱伦堡几次提到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惨遭车祸，不治身亡。斯大林死前发动了一场迫害犹太人的运动，米霍埃尔斯之死是开端，“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是尾声。迫害犹太人从消灭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为苏联政府向美国筹措军费。成员除外交部副部长左洛夫斯基和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外，大多是著名的苏联犹太裔文化名人。米霍埃尔斯到美国募集了很多钱，有力地支持了苏联紧张的经济。一句话，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苏联战胜德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战后以色列建国并倒向美国，斯大林极为恼火，把心中的怒火都撒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身上。在真正意义上消灭了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成员均被处决。斯大林怒气未消，又撒在苏联犹太人身上。炮制出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斯大林想利用这个案件掀起反犹高潮，把苏联犹太人通通赶到西伯利亚去。斯大林强迫苏联文化界和科技界的犹太裔知名人士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上签名。这是一封用恶毒语言诬蔑犹太人的信，很多文化科技犹太名流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签名。唯独爱伦堡拒绝签名，冒死上书斯大林，反对他这样做。爱伦堡发信后在家里坐以待毙。这时已经到二月末了。爱伦堡等了几天不见动静，原来斯大林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人·岁月·生活》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有趣的书，我只极其粗略地介绍几个人物，挂一漏万。这本书可以当文化史书读，也可以当工具书使用。我把它当作工具书，每当有疑问的时候便翻开有关的章节看看。有时呆坐桌前，文思枯竭，脑子里一片空白，随便翻一翻《人·岁月·生活》，往往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启迪。

共产国际的收支

共产国际，通常指第三国际，即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如果提到第一或第二国际，都要标出“第一”或“第二”两个序数词。只说共产国际都是指第三国际。有时甚至简化为“国际”，也是指第三国际。我所写的《共产国际的收支》中的共产国际，指的自然也是第三国际。这三个国际差别极大，混淆不得。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成立的，由季诺维也夫任主席，目的是实现世界革命。最初的设想是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以支部身份加入共产国际，并交纳会费，以供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但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欧洲共产党，虽然要革命，但缺乏经费，甚至没有经费。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会议的代表便向联共（布）中央求助。列宁等人是坚决支持世界革命的，认为联共（布）为世界革命者提供经费义不容辞，理应解囊相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暴动后，俄国国民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百孔千疮，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怎么办呢？好在联共（布）有的是珍宝，可以用珍宝兑换外币，或者干脆给各国革命者直接发珍宝。这些珍宝是“掠夺‘掠夺来的财物’”。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神父等剥削阶级的财富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再从他们手中掠夺过来。掠夺神父的“掠夺来的财物”，我有些不解。从文学作品中看，俄国神父富有的并不多。直到读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新著《记忆的漩涡》我才明白，掠夺的不是神父，而是教堂。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最后一届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为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他写道：“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贵族、富商、信徒捐献了多少钱财和珍宝，给圣像装上金银服饰，服饰上的珍珠闪闪发光。圣经封面是烫金的。几代最卓越的首饰能工巧匠制作的教堂器物都是无价之宝，成为殿堂、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区教民的骄傲。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众所周知，一九二一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这类善举异常反感。他认为任何善举都是资产阶级的诡计。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我们将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救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记忆的漩涡》，第一五〇页，二〇〇一年俄文版，同仁出版社）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报道：“……共夺取三十普特珍宝。最贵重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圣像服饰。一座圣像服饰上镶嵌着一百五十一颗钻石，其中有三十一颗大钻石，服饰上还有串起来的珍珠和无数小钻石……另一件圣像服饰上有七十三颗钻石，红宝石十七颗，绿宝石二十八颗，珍珠二十二颗。圣像头顶的光环镶满宝石，价值连城……”该报同月二十二日报道：“五月十八日苏维埃政权对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清理并没收。被没收的珍宝装满两卡车……”看来布尔什维克落实了列宁的指示，“掠夺‘掠夺来的财物’”。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部分共产国际的档案，现已公开。据档案记载，三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布）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一百万卢布，五月——三百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一千万卢布。从四月到八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布）那里收到六百四十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三百五十二万卢布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八千和五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十二万五千和七万七千三百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一百万卢布和价值六万克朗的珍宝。

这些珍宝是镶嵌大祖母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的首饰和从五克拉到二十克拉的钻石，圣像和贵妇人的装饰品。布尔什维克到底有多少珍宝，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用眼睛随意估量一下罢了。档案上记载，主持柏林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从联共（布）那里获得价值三十万卢布的珍宝。他回忆，把他带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室，让他自己拿，他装了满满一手提箱宝石。就算手提箱不大，装满了也不会低于三公斤。地下室里珍宝堆积如山。发给巴尔干共产党员的珠宝价值一百万卢布。

把宝石带出境只能靠走私。执委会有走私能手，公开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他们把珍宝藏在鞋底、箱底、箱帮、装果酱或蜂蜜的罐头盒里。然而共产国际的商务代表对待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并不都认真负责。一九一九年某位博罗金把珍宝带往美国，他怀疑有人跟踪，便把装珍宝的手提箱交给同路旅客，请他把手提箱带到芝加哥。哪知同路旅客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位女士把两箱珠宝带往斯德哥尔摩，被芬兰人偷走一只箱子。另一类商务代表就不是不认真负责，而是居心叵测。卢森堡女记者给德国和法国共产党运送两颗硕大无朋的红宝石，突然消失不见了。后来传说她买了庄园，过起优哉游哉的日子。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现象或充耳不闻，或根本不知道，他们不算经济账。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过问了，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调查经费使用的情况。但从已有的档案中无法算出共产国际一年的收支。第一，执委会除公开的收入外，还不时收到补充拨款；其次，执委会的财务是严格保密的，多半没有记载。

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九月一日至八日在巴库召开。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大会总共花了多少钱，无法统计，因为没有完整的记载。参加大会的代表大部分是欧洲人。当时俄国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但外国革命家们对生活条件仍不满意，经常抱怨。他们的抱怨惹恼了老布尔什维克们。工农检察院检察员气愤地说：“你们吃饱喝足。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五万卢布。意大利人和东方革命者娇惯坏了，到哪儿都得坐马车，仿佛离开马车不会走路了。”

一九二○年联共（布）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创造了一切条件。执委会领导先搬入克里姆林宫，后苏维埃政权在政府大楼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住宅。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尽管国内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里的日子却过得蛮不错：换下的床单和内衣送进洗衣房，设有专为代表免费服务的缝纫店和修鞋店，还有免费餐厅。解密的一份财务报告让我惊讶不已：一九二○年十月至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一百零五人，工作人员三百二十人，工人四十人”，这些人消费了多少食品呢？报告是用普特计算的，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鸡肉一百二十三普特，黄油七百九十四普特，熏肉五百五十四普特，咖啡六十四普特，食糖三百六十九普特，面粉八百普特，白面包七百一十五普特，蜂蜜十三普特。共产国际的人还吃了十一普特的鱼罐头，一千九百一十一听蔬菜罐头。沙丁鱼、鱼子、乳酪、苹果、鲜黄瓜和鸡蛋敞开肚皮吃。所有食品都没有标价，所以无法统计开支的数字。

共产国际的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俄国的灾情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无法向外国掩饰了。一九二二年张国焘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与威金斯基（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两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第一七三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各界有良知的人士不能不做出反应。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向政权伸出援助之手，其结果是教堂的珍宝被掠夺。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又增添了许多珍宝。俄国各党派和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高尔基与那时尚存在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民。列宁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的权力，并拥有驻外代表。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担任饥荒救济委员会主席。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要求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派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促使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著名俄国侨民作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扎伊采夫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逮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运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我们按照规定五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加米涅夫主席没到场。我记得走廊里忽然响起一片嘈杂声，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所有人！’”名流被捕的消息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他与加米涅夫大吵了一架，随后黯然离开俄国。民间两次赈灾行动都以发起人悲惨的结局告终。粮食运往何处，灾情有无减缓，不得而知。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仍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是不争的事实。

俄国的灾荒对共产国际的经费毫无影响。大部分外国共产党花共产国际的钱从不知节省。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雷赫给德国共产党带去两千五百万马克和价值三千七百万卢布的珍宝。他们还嫌不够。老布尔什维克斯塔索娃给列宁写信说：“某些同志公开说，如果党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就不得不解散，他们靠共产国际补贴工作。”联共（布）不得不又送去五千万马克。副财政人民委员阿尔斯基对共产国际庞大的开支向执委会提出质疑。据他所知，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某些代表们把发给他们回国的外汇兑换成卢布在市场上采购黄金。他在致执委会的信中写道：“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挨饿，流浪儿童为一块面包在街上和车站上倒卖破烂……外国代表中不自觉的同志的这种态度是有罪的，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直到代表离开的时候对他们搜身，这样才能查出为发财而来的坏家伙。”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解释了开支过大的原因：“四百五十名欧洲人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领取九百九十七万马克，一万三千八百克朗，四百英镑，六千四百美金。因为很多代表经过几个国家才抵达俄国，在所经过的国家要停留几天。不少代表由于参加三月起义，受到警察的通缉，不得不装成富有的资产者。他们需要买护照、付住宿费、饮食费和交通费。这些开支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他谈到防止个别人利用革命发财的措施：“路费在临行的那天发，使他们没时间兑换卢布购买黄金和白银。”但也有代表到莫斯科领取生活费后立即兑换成卢布，仍然能购买俄国便宜的黄金。为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共产国际没扣留过一个代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一九二○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济会、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农民国际、军校、国际列宁学校和三个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孙中山大学）。这些组织和学校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仍需大批经费，自然也得由联共（布）提供。

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联共（布）也左支右绌了。布尔什维克想出两个办法：向国外出售珍宝，在国外设立代售点，换取外汇。中国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便是代售点之一；其次是为这些组织（不包括学校）提供条件，让他们自己筹措经费。一九二二年三月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坚信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但这两项措施似乎都不成功，世界革命并没有马上成功，不少俄国珍宝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为例。它给一百零五名工作人员换上新装，派往国外支援革命。革命家像商人那样阔绰地接待外国客人，但钱很快就花完了。联共（布）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解决经费问题，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发动世界革命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布）。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这种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一九三六年后共产国际很少再资助外国共产党，仅在政治上给以指导。共产国际自一九一九年成立至一九四三年解散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共产国际的收支是一笔糊涂账。

“向帕夫利克看齐！”

一

帕夫利克是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何许人呢，恐怕中国读者没人知道。但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六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可能不知道苏联伟大的作家、画家、作曲家和科学家等杰出人物，可能不知道列宁和斯大林之外的党政要人，但一定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因为这些国家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他们入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铜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则每所中学校都有），给他戴上红领巾，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少先队每次活动的时候唱队歌，也要唱“向帕夫罗夫·莫罗佐夫看齐”，所以他们从小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苏联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对任何人的宣传，甚至超过对斯大林的宣传。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头像，连斯大林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殊荣。我就没听说过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头像的事。一九五二年我在苏联《星火》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画：一位少先队员站在屋子当中，昂首挺胸，面对仰倒在椅子上的白胡子老头，老头左边坐着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这幅油画是一九五二年全苏美展获奖作品，画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我不明白画的意思，便去问苏联老师。她告诉我，少先队员是苏联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农业集体化时告发父亲，左手托腮的是他父亲，白胡子老头是他祖父。我记住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告发老子的少年英雄。

二

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要开垦多少耕地就能开垦多少。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伊万和特罗菲姆后来各自成家，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大家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想着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一九三二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岁，进入村里刚开办的小学，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内战时期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子里人缘很好。帕夫利克因告发父亲成了英雄。记载帕夫利克英雄事迹的书多如牛毛，但内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这年春天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父亲，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学习他的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变成敌人的话。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邻居们说塔季扬娜是邋遢女人，屋里脏得下不了脚，她从不打扫。特罗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几回，但她仍然不改。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跟别的女人过去了。这在那时农村里是极其平常的事。父亲离家后，喂马养牛，清除牛棚马圈，准备过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没有父亲帕夫利克无法应付。帕夫利克的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他才会回心转意。六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离开，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批“富农”是被武装人员赶出家门，什么东西都没带出便被押解到这里。很多人倒毙在路上。把他们赶到原始林区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富农”都是勤劳农民，种田能手。他们可能贪婪，但绝不是懒汉。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雇工，但不会亏待雇工。他们知道，如果亏待雇工，雇工便不好好干活，吃亏的还是自己。他们生活得比懒汉们好便成了“富农”。特罗菲姆这样做违背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三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审判声势浩大，向全区直播。那时直播是在各村安装大喇叭，让各村的人都能听到法官宣读的判决辞。接着从中央《少先队真理报》到州、区报纸大量报道这次公审大会。法官说，帕夫利克带着弟弟费佳到森林采浆果，祖父和堂兄丹尼尔在森林里把他们杀死。我看过部分审讯记录，祖父和堂兄都否认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祖母根本没到过树林。审讯并没提到舅舅，不知为何舅舅顶替了堂兄。帕夫利克住在祖父母家，他们把他养大，对他有感情，下不了狠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子。舅舅是帕夫利克的教父，很喜欢外甥，怎么会杀他呢。他们肯定不满意帕夫利克告发父亲的行为，可能会骂他，打他，但不会杀他。那么谁杀的呢？为什么要杀呢？我从材料中找不到可信的凶手。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十四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一九三二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抗，他们不交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需要粮食出口、供应城市居民和养活军队。但经过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一九一三年。斯大林认为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得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莫洛托夫——乌克兰，卡冈诺维奇——高加索和库班，苏斯洛夫——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不要说“全面集体化”，连“片面”也达不到。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这不知是多年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创议，还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

“‘儿子反对老子’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写道，“对政权有利，不但如此，这种实践还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后十五年（从帕夫利克告密的一九三二年算起）家庭仍然是抗拒布尔什维克掠夺、捍卫自己的“细胞”，农村家庭尤其如此。儿子——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使家庭丧失抗拒能力。帕夫利克的例子帮助政权恐吓那些藏匿粮食并确信家人和孩子不会告密的人。家庭必须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服从国家并受它监督。消灭私有财产和毁坏家庭成为斯大林时代唯一的过程。格拉西莫夫卡的审讯只是全民族悲剧的一个插曲。”

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匮乏。人民不满的情绪直线上涨。布哈林在秘密报告中写道：集体化完全失败，农庄散伙，农民挨饿，国家越来越贫困。斯大林受到指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反击政敌对他的攻击，果断采取四项措施：一，找到廉价的、无偿的实现工业化的劳动力，这就是被划为富农和被加上各种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强迫他们修建运河、海港、水电站和铁路；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粮食，不管农民死活。据统计，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三，坚决镇压不满情绪；四，把责任推给布哈林等人，让他们为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饥饿承担责任。

从一九三二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毁坏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不仅儿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响。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四个富农，便获得百分之百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宣传帕夫利克的指示从上面传达下来：“为所有儿童剧院编写戏剧脚本、拍摄影片”，“印刷歌颂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籍和宣传画”。《少先队真理报》报道，苏联全体少先队员捐钱购买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号飞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一马当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帕夫利克遇害地建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一九三四年八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帕夫利克传记的第一个作者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农巢穴中》寄给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只有高尔基立即回了信，批评他的书写得肤浅、拙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高尔基写道：“如果写得巧妙，表现出莫罗佐夫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高尔基接着写道：“读者读完这本书会说，这是瞎编的，并且编得不高明。罕见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鸡圈门把手一样……”一个月后，中央各大报刊载了高尔基写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录其中的一段：“与破坏分子——杂草和小偷小摸人的斗争，教会孩子们与两条腿的大家伙们斗争。这里我要提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功绩，这个孩子明白，有血缘关系的人，完全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敌人，而对这种人决不能宽恕。”

斯大林用高尔基的嘴宣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揭发家庭中的破坏分子——两条腿的大家伙，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孩子身上。现今苏联的头号英雄已经不是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高尔基声称， “应当为这位小英雄建立纪念碑，我坚信纪念碑必将建成。”高尔基的信心未必来源于自身，因为决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纪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准备建立在红场入口处，后来不知为何改建在了较为偏僻的街区。

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次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高尔基提醒作家们注意：“新人的成长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作家马尔夏克作完儿童文学的副报告之后，由少先队员向作家们致辞。我看到过一篇速记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亚儿童的致辞：“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说得对，应当给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竖立纪念碑。我们，少先队员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全国都会支持我们。值得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竖立纪念碑。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国家为孩子竖立的纪念碑吗？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这样的纪念碑。”有几千个因告密而被杀害的少先队员？小姑娘大概夸大了数字。《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作家们当场捐款，高尔基带头捐了五百卢布，作协主席团成员跟着捐款，接下来便是作家们了。报纸没有报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卢布。

作家们（文艺工作者）开始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讴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举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例。爱森斯坦一九二五年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一九二九年被美国全国电影评议会选为“世界电影佳作”的第三名。这位大导演决心表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一时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他终于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里找到灵感，把《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写了五个孩子吗？其中有两个还叫帕维尔和费佳呢。要表现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现富农如何凶狠。要表现富农凶狠，还得表现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如何残酷镇压。征粮队带着武装人员到处搜寻富农藏匿的粮食，掀翻屋顶，挖开坟墓，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艺术家把农业集体化表现得血腥味太重了，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宣传政策。电影拍好后审查机构没有通过，爱森斯坦本人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他又拍摄过几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但始终未能重获斯大林的欢心。

五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一种同以往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把告密视为光荣的行为，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做法。苏联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权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镇压，人民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这种不满情绪压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绪，仅靠克格勃等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揭发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为此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人员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负责监视几个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等到克格勃人员找他汇报情况时，便直接把记录材料交出去。情报员自己不能主动找克格勃人员，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别人监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享誉全球的苏联大剧院女高音歌唱家。一九八九年她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欢迎他们的盛大场面。她也曾被克格勃招募为情报员，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报告大剧院几位演员的言行。加林娜对此十分厌恶，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报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评，认为她的报告没有价值。加林娜痛苦万分，却无法摆脱大尉。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带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到南斯拉夫“负荆请罪”，改善苏南关系。为了调剂气氛，还带了个歌舞团，加林娜被选入歌舞团，认识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一个六十岁的老鳏夫。他对加林娜一见钟情，从贝尔格莱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尔加宁请加林娜吃饭，加林娜正准备动身，大尉来找她，要她报告最近的情况。加林娜忍无可忍，对大尉说了一句：“您给我走开，别再纠缠我！”说完转身就走。加林娜离开大尉后害怕了，在苏联谁敢让克格勃大尉走开？其后果不堪设想。加林娜见到布尔加宁后，告诉他对克格勃大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布尔加宁把“别再纠缠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劲大发，马上叫副官给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布尔加宁对着听筒把谢罗夫痛骂了一顿，让大尉马上从加林娜身边滚开。大尉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林娜不用再做情报员了。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果后来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现，加林娜可能嫁给布尔加宁。后因加林娜和斯拉瓦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被迫流亡国外。从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情报网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摆脱克格勃的方式是极为罕见的，谁能像她那样摆脱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摆脱不了克格勃的“纠缠”。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的财富。但苏联情况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门外，再怎么努力劳动生活也仍然贫穷。现实迫使人们走上邪路。苏联是官本位社会，当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过告密当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过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驱使下，照样告密不误，因为现实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一九八九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请一位俄国朋友带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纪念碑，他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我只好独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铜像。铜像竖立在圆水泥墩上，手里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铜旗，周围没见到一个少先队员。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面刻着一九三二年九月某日遇害的字样，日子记不清了。以后我又到过莫斯科几次，没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铜像。一九九一年铜像被拆除。

今天俄罗斯已没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没人再告密了，因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没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没人告密了。

俄国人眼里的康生

读书札记之一：康生在莫斯科

这是一本俄国人写的评介康生的书。作者维克托·乌索夫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著作等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邓小平及其时代》和《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读过《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二○○四年奥尔玛出版社出版）后，觉得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有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感觉。尽管“出口转内销”，但有些材料我还觉得新鲜，年轻的读者知道的恐怕也不多。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我则闻所未闻。乌索夫通晓中文和英文，广泛搜集材料，仅注释就有五百三十九条，看来下过一番功夫。

乌索夫把康生比作贝利亚，因为俄国人不知道康生，但知道贝利亚，把他们放在一起，容易吸引俄国读者的注意。但把两个人相提并论并不恰当。我们所熟悉的贝利亚是在同赫鲁晓夫争夺权力失败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愿意给他安什么罪名就安什么罪名，破坏分子呀，外国间谍呀，凶神恶煞呀，淫棍呀，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呀。所以赫鲁晓夫制造出来的贝利亚并非历史上的贝利亚。这绝不是说贝利亚是位爱民如子、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把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就是为了镇压人民。苏共政治局委员哪一个没镇压过人民？谁敢违抗斯大林的意愿？谁没在枪决无辜的人的命令上签过字？贝利亚当过七年内务部部长，当然干过不少坏事。但并不比他的前任和后任坏，也不比政治局的同僚赫鲁晓夫等人坏。相反，他还做了几件好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开展的大清洗，上百万人被枪杀、流放、监禁，发动者是斯大林，执行者是叶若夫，而刹住席卷全国清洗狂飙的是贝利亚。一九三八年他接任内务部部长后，释放了很多人，其中被捕的军官就释放了四分之一以上。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如梅列茨科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戈尔巴托夫大将等都是贝利亚释放的。贝利亚不赞成枪杀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波兰军官，不赞成把整个民族从祖居地迁往西伯利亚。贝利亚对苏联军事工业的建设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担任过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苏联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就是贝利亚指挥的。俄罗斯二○○一年出版的大百科辞典收入贝利亚词条，列出他担任过的职务，提到他有苏联元帅军衔，最后写道：“他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压的积极的组织者之一。”说他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这种评价是公允的。

而康生一生都干过什么？除整人、怂恿领袖发动各种名目的运动，整得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外，没干过一件好事。从乌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时期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是遗臭万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还不到三十年就被人遗忘了。我为写这篇文章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请一位年轻的女图书馆管理员帮我查找康生的材料。我问她知道康生吗？她摇摇头。我又问她知道林彪吗？她迟疑了一下说道：“林彪反对毛主席？”我对她大加夸奖：“你知道林彪，了不起。”她去查书目，说只有一本，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而俄国人这本书是二○○四年出版的。俄国人没忘记康生，我们却把这个应该永远钉在耻辱柱的千古罪人忘记了。

康生在莫斯科

康生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入党，曾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参加过上海工人起义。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向忠发没有文化，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实权落到李立三手里。康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揣摩最有权势领导者的心思，千方百计讨好他。这是他在云谲波诡的情势中永远不败的法宝。这也是他出奇制胜，逢凶化吉的法宝。他看出向忠发虽是名誉上的第一把手，但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便百般逢迎李立三。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批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很多人无谓牺牲，令人痛心，不能再蛮干下去了。参加会议的康生看到向李立三表忠心的机会到了，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反对李立三就是反党，反国际。我坚决拥护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康生很快得到李立三的赏识，把他从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长。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共产国际改变了路线，一九三○年九月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到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李立三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康生惊出一身冷汗，马上反戈一击，在会上说他早已看出李立三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李立三妄自尊大，听不进任何意见。康生厉声质问李立三：“你领导中央仅一年多，已经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牺牲了多少人？让人痛心。”康生反戈一击，与李立三划清界限，化险为夷，更加相信自己的政治手腕。接着，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俄国人米夫坐镇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职务，派往苏联“学习”。米夫不过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操纵选举，他的爱徒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上米夫一个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向忠发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大权落入王明手中。康生虽然庆幸自己没卷入“立三路线”的浊流中，但对前景仍有几分担忧，因为他与王明有过“过节儿”，惧怕王明报复。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一九二九年王明回国时，曾遭受李立三的打击，而那时康生站在李立三一边。王明自命不凡，准备回国担任要职，大显神通。没想到李立三不买他的账，只分配给他一个不起眼的工作，由康生通知王明：“中央决定你先到基层锻炼一个时期，担任上海沪西区委宣传干事。”王明只好把火气压在肚子里。一九三○年三月王明被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很快出狱。尽管王明被捕没有给党组织造成多大损失，但他在狱中的表现仍受到严厉的批评，而批评王明的人又是康生。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性的名义给予王明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已经从自己老师米夫那里得知共产国际准备撤换李立三，自己出头之日指日可待，只好暂时忍气吞声，等待时机。一九三○年七月，王明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忍不住了，批评李立三：李立三的路线是错误的，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李立三蛮横自负，不接受别人意见，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断送的危险。不知内情的康生怎能放过反驳王明讨好李立三的机会呢。他说反对李立三就是反党，建议给予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康生是组织部秘书长，处分王明的事又是他经手办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一切都颠倒过来，李立三下台，王明掌权，康生苦思冥想，如何改换门庭，投入王明怀抱。

一天康生夜访王明，承认自己对待王明的态度错了，向他道歉：李立三当权的时候给王明的两次处分他都想不通，但李立三大权在握，不能不服从，所以也有责任。历史证明王明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错了，希望王明同志原谅他。王明刚刚掌权，正在招兵买马，对康生的投靠表示欢迎。康生又说了一段肉麻的话：“把你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人选为领袖，中国革命就有希望了。我也投了你一票，愿在你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说得王明反而谦虚起来：“我一个人干不了什么，还需要大家支持。今后希望我们合作。”康生立即说：“怎么是合作呢，是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力。”康生轻而易举讨得王明的欢心，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明对康生并非没有戒心，但那时正是需要人之际，就不能过苛要求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很多机构遭到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王明吓得半死，觉得不能在上海待下去了，又不想到艰苦的苏区去。王明通过恩师米夫，同年九月调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康生没有王明的本领，仍留在上海。但他通过王明，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带着老婆曹轶欧也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当时俄国人的生活极其贫困，食不果腹，几家人挤在一栋楼房里，但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享受特殊待遇。他们住在留克斯（豪华宾馆），每天牛奶面包，牛排肉饼，过着奢侈的生活。康生对王明感激涕零。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天，王明为他接风洗尘。康生在宴会上说：“今后能在王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代表全家为王明同志的路线奋斗终生。”康生说到这里站起来，举杯向王明宣誓：“王明同志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康生为表示自己对王明的忠诚，从两方面着手：吹捧王明和打击王明的对手。康生知道王明最看重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便大肆宣传，想方设法出版。一天，康生来到中山大学，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康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话锋很快就转到王明身上：“王明同志是我党的领袖，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党，就是打进来的暗探……我们要挺身而出，为捍卫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而斗争。”他振臂高呼：“王明万岁！”王明对康生卖力吹捧自己投桃报李。在王明的操纵下，康生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风云突变，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除博古总书记和李德军事顾问的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康生心里又嘀咕了。先投靠李立三，李立三垮了。又投靠王明，原以为王明必能当上总书记，自己跟着飞黄腾达，现在看来希望不大了。又一想，这次会议没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算不算数还不一定，也许还能保住王明。他向拜访他的中国留学生暗示，让他们向共产国际请愿，要求任命王明为总书记，不承认遵义会议选出的新领导。但共产国际并未理睬学生们的请愿。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为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举行招待会，康生站起来举杯大声说：“兄弟党的同志们，我们坚决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兄弟党的同志们莫名其妙，他们知道十个月前中共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怎么王明成了总书记？我在书中找不到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反应，但共产国际看重毛泽东确是事实，排名时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后面。康生认为共产国际没有批准遵义会议选出的新领导，继续为王明造势，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联共（布）中央为庆祝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振臂高呼：“王明万岁！”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对康生的举止为什么没有反应？

王明、康生一到莫斯科就开始整李立三。动机不完全相同，王明是报复，康生是向王明表忠心。王明、康生大权在握，李立三成为他们的俎上肉，任他们宰割。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上，猛烈批判李立三，李立三做了深刻的检查，彻底批判立三路线。与会者认为李立三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认识，不必再检讨了。但王明、康生不干，继续批判李立三；大会小会让他一次次检讨，一直批判到一九三五年秋天才把他分配到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李立三的问题似乎已告一段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除王明、康生外，参加会议的都是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和留学生中的党员。几乎没有来自国内的人。康生利用大会期间，把中国代表召集在一起，宣布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选举王明为总书记。代表们必须各个签名。李立三也是代表，康生要他签名。李立三认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因国内形势无法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由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选举总书记是不合法的，并拒绝签名。李立三是代表中级别最高的党员，他的态度影响了其他代表。他们纷纷拒绝签名，并对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做法提出批评。王明、康生看到他们的计谋未能得逞，便取消了选举计划。王明已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为保护这棵大树，康生承担了召开大会的责任，王明也做了自我批评。他们对李立三更加仇恨，非除掉他不解心中之恨。而机会就在眼前。

一九三四年，即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年，苏联领导人基洛夫遇刺。斯大林认为基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刺杀的，发动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即我们通常说的大清洗。王明、康生利用镇反肃托运动清算他们的对头。李立三自然首当其冲。李立三担任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的时候，上班时把公文包落在电车上，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并且第二天就找回来了。康生却诬告他“遗失机密文件”。工人出版社在印刷共产国际七大文献的时候，排字工人误把“七次大会”排成“七次犬会”。李立三知道后，认为这是粗心大意的错误，批评了排字工人，事情就过去了。但这件事又被康生抓住，认为这是有意诬蔑与会代表：参加会议的人都变成狗了。

有的朋友劝告李立三还是回国吧，落在王明、康生手里不会有好结果。李立三觉得朋友的话很对，自己也有这种担忧，便向王明、康生打报告，要求回国。王明和康生不批准李立三回国。他们自知这几年对李立三打击得太厉害了，李立三不是无能之辈，如果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对他们十分不利。现在手头上有他的把柄，通知苏联内务部，指控他遗失机密文件，诬蔑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在上海时贪污两万美金。康生通知苏联内务部：“李立三是危险分子，暗藏在中国党内的托派。”一九三七年王明和康生回国前，一定要把李立三置于死地，又给他加上很多罪名，希望苏联内务部尽快逮捕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次年二月李立三在苏联被捕，罪名是“莫斯科中国人反苏托派反革命组织负责人”。李立三一伙人的目的是推翻苏联，刺杀斯大林。罪名吓死人。李立三在狱中受尽种种非人折磨。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的说法：“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捕的，幸而未被处决。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先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清幸存的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一九三九年获释出狱。”还有另一种说法：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听到李立三被捕的消息，便同苏联有关部门交涉：“你们是否关押了一名叫李立三的同志？”俄国人查了花名册，回答道：“有这个人，是根据你们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激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有错误，但不是托派，罪名都是捏造的。”周恩来同苏方反复交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终于把李立三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王明、康生向中央提出要求，建议联共（布）把李立三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周恩来出面替李立三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李立三无户口，无党籍，无工作，只得靠卖文翻译维持生计。李立三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才回到祖国。但李立三终于没逃过康生的魔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文化大革命”期间迫害致死。有人说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也有人说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害死的。李立三是不是康生下令害死的，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康生对谢富治下令处决卢福坦确是事实。卢福坦工人出身，曾是中共五大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叛变革命，知道康生一九三○年被捕叛变，并把康生被捕叛变的事告诉冲进监狱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卢福坦建国后一直关在上海监狱里，处决时已七十八岁。炙手可热的康生怂恿造反派打死李立三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

王明、康生对反对过他们、对他们的做法提出过质疑、了解他们底细的人坚决整肃，一个也不放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王明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王明喜欢夸夸其谈，不屑做具体工作，所以实权掌握在康生手里。不少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前都曾在上海等地工作过，了解康生心术不正，卑鄙狠毒，会拿他们开刀。康生把他们召集到中国代表团住处，为制造恐怖气氛，讲了一番令人胆战心惊的话：我们要严厉打击混进党内的敌人，决不留情，人人都可以揭发、怀疑周围的人，当面揭发，背后揭发都可以。可以怀疑任何人，也可以怀疑他嘛！他正告有问题的人，已布下天罗地网，坏人插翅难逃。

东方大学旅苏支部委员萧寿煌，一九三二年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知道康生那时叫赵容，假借清除叛徒名义坑害过不少人。康生早想除掉他，现在机会来了。康生诬蔑萧寿煌是叛徒、特务、托派。萧寿煌坚决否认，对康生说：“如果说我工作上有错误，我不否认，但我绝不是叛徒、特务、托派。你说我有历史问题，请拿出证据来。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有历史问题，我还说你有历史问题呢。”康生气得拍桌子，大声喊道：“我说你有历史问题你就有历史问题。”康生对萧寿煌日夜审讯逼供，萧寿煌最终死在康生手里。康生迫害另一个人是武胡景。武胡景是山东人，康生的老乡，一九二九年调到中央组织部，同康生一起工作过。一九三一年调任北满特委书记，第二年又调回上海中央军委。康生知道武胡景嫉恶如仇，心直口快，鄙视自己，怕他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想试探他。武胡景生病住院，康生带着水果冒雪来看他，武胡景非常感动。康生叮嘱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在这里就不要对外人说，那时是单线联系。康生套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才向你打个招呼。尤其对负责同志不要说三道四，这里情况复杂。”武胡景以为康生对他推心置腹，也向康生敞开心扉：“我以为你在上海是靠整人爬上去的，现在看来我误解了你。我看问题偏激，今后请你多批评。”“你在莫斯科听到对我有什么议论？”康生试探道。武胡景略一沉思说道：“有人说王明本性难移，在上海的时候就骄傲自大，唯我独尊，居心叵测。到莫斯科旧病复发，你也跟着他整人。”康生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问道：“那你怎么看呢？”武胡景不想对老乡说假话：“王明在国内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到莫斯科故技重演，不得人心。下面说你是他的帮手，希望你不要跟他跑。”康生装出感谢的样子，一只手放在武胡景肩上说道：“我们毕竟情同手足，才能肝胆相照。”老实的武胡景哪里知道这几句老实话把他送上断头台。康生一回去就向王明报告了，两人决定此人决不可留。康生对王明说：“非除掉此人不可。他不是简单的炮筒子，还有思想，是个危险人物。”康生指示肃反办公室昼夜围攻武胡景，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武胡景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对康生一伙说：“你们说我是双料坏人，拿出材料来。刀架到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康生只得把武胡景以叛徒、特务的罪名交给苏联内务部，被内务部拉出去处决了。

康生处理人的时候， 往往不顾事实， 仅凭想象。一九三六年东北抗日联军二军二师政委王德林奉命到苏联学习。王政委穿过层层封锁奔向莫斯科。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朝鲜女，蓬首垢面，携家带口逃难。王政委问她从什么地方来，她说是黑龙江富锦人，日本人怀疑他们是抗日分子，四处追捕。他们躲进深山老林，但粮食吃完，饥饿难熬，只好跑到苏联避难。王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对朝鲜妇女说：“你们有家难回，咱们一起走吧。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他们一起来到莫斯科。王政委向康生汇报这件事的时候，康生勃然大怒：“一个男人领着妇女成何体统？女的还是从敌占区来的朝鲜人，你能担保她没问题？她来历不明，一定是日本特务。”朝鲜女人马上被逮捕，王政委也被送交内务部，以失去警惕性为名判了八个月徒刑。刑满出狱后，又被送到北极地区劳改了八年。

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部负责人周大文，看不惯王明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风，严厉地指出：“共产党员要正派，不能跟着王明这样的人走，他要自立为王。”王明知道后气得要命，康生马上通知苏联内务部，把周大文流放到远东伯力地区劳动改造。周大文是列宁学院有影响的人物，王明的报复行为激起在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陈郁、林铁、杨秀峰和何一鸣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后来都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陈郁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工人运动领袖，参加过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被派到苏联学习，与王明几乎同时抵达莫斯科。陈郁了解王明在上海的劣迹，对他极为蔑视，不向他靠拢。王明则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陈郁恨之入骨，但由于陈郁是中共中央委员，不敢对他轻易下手。一九三三年康生的到来对王明如虎添翼，他借刀杀人，让康生收拾陈郁。康生为向王明表忠心，欣然接受他的指示。苏联大清洗期间，康生诬蔑陈郁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予陈郁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嫌处分太轻，很不满意。于是康生把陈郁下放到斯大林格勒劳动改造，以期他永远回不了国。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到苏联治病，得知陈郁在斯大林格勒劳改，向联共（布）中央交涉，把陈郁从斯大林格勒接回莫斯科，同他一起回国。建国后，陈郁担任过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务。“文革”期间，康生对被他整过但没整死的人格外仇恨，一九七四年“文革”期间陈郁受迫害致死。林铁和杨秀峰都反对王明对周大文的报复，被王明、康生视为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反动分子。林铁被发配到乌拉尔化工厂劳动，杨秀峰则下放到乌拉尔山区铁矿场劳动。杨秀峰劳动几个月便回国了，林铁劳动的时间长一些，但也安全返国，他们都属于被康生整过但没整死的人，回国后都担任领导工作。杨秀峰任教育部长、高教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林铁任河北省委书记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如果不凭借外力，康生未必有能力再次迫害他们。“文革”开始，康生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有了发泄宿怨的机会。迫害杨秀峰拿他夫人孙文淑开刀，康生认定孙文淑是托派分子，杨秀峰当然也是走资派、托派、叛徒了。邓小平评价杨秀峰时说：“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杨兼而有之。”这样性格的人很难熬过文革。杨秀峰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硬顶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或暗示会有什么后果。杨秀峰被逼到剖腹自杀的地步（未遂）。林铁除走资派外，还被被诬蔑为托派、叛徒、里通外国，受过怎样非人的折磨，经历过“文革”的人不难想象。俄国作者用“受到残酷迫害”就显得过于笼统了。但两个人都挺过来。林铁一九八○年七月彻底平反，杨秀峰不仅平反，二○○七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在他故乡河北迁安竖立了铜像。

王明、康生一九三七年七月途经新疆回延安。他们在新疆还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一度靠拢苏联，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申请加入联共（布）。一九三五年斯大林派二十五名中国留学生支援新疆，俞秀松任队长。俞秀松是中共和青年团早期领导人。一九二五年中共中央派一百零三人赴苏联学习，俞秀松任领队。俞秀松到新疆后颇受盛世才的赏识，任命他为省立一中校长，并把妹妹盛世同嫁给他。俞秀松和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俞秀松任联共（布）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俞秀松看不惯王明对校长米夫露骨的阿谀奉承，以及不断向米夫诬告中国同学的无耻行径。俞秀松批评过王明几次，王明表面接受，心怀不满。后两人又都陷入中山大学派系之争，成为死对头。但俞秀松是联共（布）党员，王明得势后对他无从下手。王明、康生一到乌鲁木齐就散布苏联派来的二十五人都是托派，而俞秀松是托派首领的谣言。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后仍在《解放》杂志、苏联《真理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揭发俞秀松的“托派罪行”。次年，俞秀松等人被押回苏联秘密处决。俞秀松和盛世同的婚姻当时被看成斯大林促成的政治婚姻，原因是他们结婚时斯大林送了一台照相机作为贺礼。但盛世同对俞秀松是有感情的，为俞秀松与哥哥盛世才吵翻。俞秀松押解回苏联后，她一直千方百计打听丈夫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九年王稼祥大使来信，才弄清俞秀松于一九三九年被处决。盛世同想把俞秀松的骨灰运回国，安葬在他的故乡诸暨。但被秘密处决的人没有骨灰。可喜的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俞秀松被中共中央追认为烈士。一九九九年俞秀松百年诞辰，诸暨建立俞秀松烈士陵园，李先念题词：“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一九九六年俞秀松的后代收到俄罗斯检察院为俞秀松平反的证明书。王明、康生一手制造的俞秀松冤案彻底平反。

读书札记之二： 康生在延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压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于一九三八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家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得不到毛的信任。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从三月至六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白，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几个月后，一九三九年二月，毛任命康生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取代了邓发，一跃成为保卫和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康生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一般人理解，延安整风运动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时间的跨度是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实际上，在这之前有肃托运动，在这之后有抢救运动，时间跨度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肃托是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始作俑者自然是斯大林。肃托运动在中国不大被人提起，在读过俄国人写的这本书前，我只知道中国有托派，不知道还有个肃托运动，以为只有整风运动。包括前期的整风，后期的审干和抢救，都是康生领导的。人们不大熟悉的肃托运动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整风运动的前三年，规模多大，伤害了多少人，有关的材料不多；记录在案的只有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三大冤案。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托派无关，为何称为肃托运动，同后面的肃反有什么区别？

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国特。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王尊极案：十九岁的少女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代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特务。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一九四五年，关了整整七年。

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很可能被秘密处决。

这三个案子应属于肃反范围，同托派不沾边，也没把肃反对象定为托派。可俄国作者却把这次“抓特务”称为肃托运动，也许还有我不了解的深意。这三名受害者同康生无冤无仇，从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康生为什么对他们痛下毒手？这三个案子是康生为树立自己的威权小试牛刀。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他身穿苏联皮夹克，脚蹬长筒马靴，在四个警卫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走在延安街道上。

一九四二年二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数职。

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只听从“最高指示”。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的指示。全党从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即整风必然引向审干、肃反。我在晋察冀边区上中学的时候听说过抢救运动，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参加过延安整风，不少人被抢救过。他们的口径一致：整风是在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转入肃反的。康生搞得过火，伤害了很多人，由毛主席出面纠正，还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毛原本不知道肃反过火，知道后马上纠正。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没再听说过肃反和抢救运动。俄国作者看法不同。他认为康生大张旗鼓地搞肃反和“抢救落水者”运动毛是知道的，毛未必下过指示，而是康生揣摩毛的想法自行进行的。在《读书札记之一》里我介绍过康生有揣摩领导意图的高超本领。毛在六月十九日的讲话中，做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要冷静观察。”毛的讲话过了一个月，运动仍无斩获，他很不满意。康生再立新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张克勤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十九岁，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康生把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是：一、张克勤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入手；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复杂，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自己可能也已叛变；四、张克勤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克勤叛变的消息；六、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坚决否认：“我没参加特务组织，而参加了党组织。”审讯人员大声吼道：“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十九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揭发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夜下令大逮捕。四月一 日夜里逮捕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超过四百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一九四三年三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机关召开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说。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弗拉基米尔写道：“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前，朱德上台发言：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讲完掉头就回到他座位上。”作者没写康生的反应，想来是愕然、气愤，但亦无可奈何。反对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的领导不止朱德一个，陈云便不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搞抢救运动。但他们都没有制止康生的能力，因为总学委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只服从正主任毛泽东。

李锐评价这次会议时写道：“康生的这个报告被称为‘恐怖’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致后来再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李锐先生说四月十五日康生的报告把“反奸”推向高潮，把“反奸”的高潮推向各抗日根据地。但抢救的发源地是西北公学，“张克勤事件”炮制出来后，抢救运动很快在延安各单位展开。自张克勤现身说法，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自己当特务的经过后，各地竞相召开坦白大会，“特务分子”纷纷上台坦白交代。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十六岁的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了一声“我交代”，接着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会场上的人感到惊愕不解。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跑到主席台前，痛哭流涕地说：“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而是受万恶的特务指使。他们让我用美人计腐蚀干部，从他们身上搜集情报，把他们拉下水。”康生欣赏自己的“杰作”，但中央领导人不能不过问了。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提出意见。但要想制止康生的所作所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总学委主任毛泽东一人。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然而毛认为他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为纯洁革命队伍，运动继续下去又有何妨？他这样说，心里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要找一个适当的口实收场。

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指导中共的国际机构。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一九三五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物。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外，而应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的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八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务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也许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他发的，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对康生表示不满，除前面提到的朱德外，还有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人，对毛也有一定影响。但毛仍然袒护康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向被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康生在莫斯科和延安犯下的罪行没有清算，以至到“文革”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犯下更大的罪行。康生一生风光，死后哀荣。“四人帮”粉碎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Table of Contents

- 那些人那些事
- 序
- 且与鬼狐为伍
- 在梁漱溟家过夜
- 在苏联办年货
- 怀念蒋路
- 掉了皮的纪念册
- 流沙河
- 话说张东荪
- 辑一 记忆
- 道旁甜李
- 长忆吴牛喘月时
- “向帕夫利克看齐！”
- 与果戈理对话
- 世事关心天地间——读资中筠的《斗室中的天下》
- 俄国人眼里的康生
- 共产国际的收支
- 可当史书读——《人·岁月·生活》序
-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
- 康生在莫斯科
- 暴风骤雨的年代——读袁鹰的《风云侧记》
- 果戈理没结婚
-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 诠释西蒙诺夫抒情诗《等着我吧》
- 读书札记之一：康生在莫斯科
- 读书札记之二： 康生在延安
- 辑二 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