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朱正
Date: 2014-08-14 16:00:00+00:00
Keywords: 随笔; 文学; 中国文学
Publisher: 广东人民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那时多少豪杰

朱正 著

前记

向继东兄策划一套百家小集，承他不弃，也把我算作百家中的一家，于是我就从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已经编入集子的和还没有编入集子的）里选编了这一本。选的都是我自以为比较可以看看的文章，算是我的样品展览。

我前前后后大约编辑过大大小小十多部书吧，这些书我大都写有序跋。这里只选了我为花城出版社编辑的《胡适文集》写的前言和我为海南出版社编辑的《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写的序言。是有一点向读者介绍这两个选本的意思。

所选的文章里凑巧有三篇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有关。胡适在苏联国势如日中天之时就断言这一场试验已经失败；阿尔巴托夫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干部探讨了这个结局的必然性；亚纳耶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做了徒然的最后一搏。这三篇不是同一个时间写出的文章，现在放在一起，我自己看了，也觉得有一点趣味。也许可以供愿意思考这个题目的读者作一点参考吧。应该顺便说明一下的是：《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这一篇，当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为了减少字数，不得不把所引用的苏联档案材料删去，现在就把被删去的部分恢复，文章也就更觉完整了。

所选《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篇，是为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三位主编的当代学人自述第一辑《望尽天涯路》写的，没有收入过自己的集子，正好编在这里，向读者作一回自我介绍。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正于长沙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一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一八八六～一九三七），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一九○七年，十八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二○○六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二二六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七～一○八页）

同时考进这学校的，就有河北交河县人白坚武。

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闹过一次学潮。这次学潮，在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有极简略的记述，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夏历九月十七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十月二十日及十月二十一日京、津学生继之）。（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三七一页）

这次风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白坚武日记中说：

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四页。按：白氏日记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逐日记载，此前只有简略追记，无详细月日。本文引用时，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首二字表年，中二字表月，末二字表日）

学潮闹起来，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可见他们的交情和志趣，也可以想象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

一九一三年六月，他们毕业了。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李启程去国的时候，白已随军南下，竟无从话别，就写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以抒思念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第二四○页）

所谓“南天动乱”，是指国民党癸丑讨袁之役，号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南京。白坚武以书生从军，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自己行将去国，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

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狱中自述》，见《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二二六页）。在国内的白坚武，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兴奋地在日记中说：

久不接李寿昌讯息，念甚。前日捧其手札，太快慰。年来堕落，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闻渠近作《联邦论》，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欲以相告，苦无能达。（151224）

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进德修学之良友”，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

乙卯年除夕。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四邻的鞭炮声中，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一首《除夕感怀》，牢骚满腹，一首《除夕寄内》，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一首就是《除夕怀李寿昌》：

阔别李君久，山河有泪痕。

精诚翻海立，肝胆照人温。

鸡塞乡音寂，国门残梦喧。

蓬瀛当此夜，杯酒更何论。（160203）

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交吧。对于李大钊近作《联邦论》这个题目，他也有些思考，可是李远在蓬瀛，又何能杯酒论文呢？

李大钊回国之时，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晨钟报》，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他又邀白坚武合作。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晨钟报》创刊号上，刊出了李大钊写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160902）。不久，李大钊也脱离了。多年之后，白坚武重提旧事，说：

昨晚无意检得五年《晨钟报》创刊一纸，上载余之《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词意俱美；在当日系有感而作，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晨钟报》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约余任主笔，时帝制甫倒，由申到京后，以余之此文宣布，刘崇佑、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281023）

《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

后来，李大钊在学界，白坚武在军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但是书简往来，诗歌赠答，是不曾间断的。

白坚武游十三陵，作诗一首：

销沈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170506）

李大钊很欣赏这诗，作《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作答。诗前有小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在赣江，赋此寄怀”，其中回应了白坚武诗中“万山无语看中原”一句：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第二五七页。）

白坚武骑驴游览于帝王陵寝之间，历代兴亡，都来心头眼底。一种落寞苍凉之感顿生。诗中的这种情绪，很引起李大钊的共鸣，才起了同他“共泛五湖舟”的想法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白也很喜欢李的这一首。他在日记中说：“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170806）

一次白收到李一信，日记中就此写下了一段感慨：

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兴夜寐所构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那时多少豪杰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170911）

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171109）。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白赋诗送别：

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夜十二时匆匆作。（171110）

这里的“吾党”，不是说政党组织，只是吾侪、吾辈、吾曹、同气、同调等等意思，总而言之：自己人。

李大钊送过几期《新青年》杂志给他（180426），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手痒起来，也做了一首《葫芦行》，“并将所作白话《葫芦行》歪歌函寄守常一阅。”（180719）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很难说是“新”诗。这里就不引录了。不久，响应来了：“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180819），就是现在收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里的《山中即景》（三首）（第二五二页）和《悲犬》（第二五四页）。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集中天安门游行，火烧赵家楼。白坚武在日记中说：“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190505）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

这期间，白坚武和胡适也有过接触。他在日记中说：“胡适之电李守常约余过谈。胡神采清爽奋发，一灵活青年也；今虽寄身学界。未必以教授终其身。凡有政治欲望之人终不能常以清净生活为满足。”（200929）可见他对胡适的看法很好。他看出胡适热衷政治，后来胡适真也相当深的转入政治之中。

一九二○年春天，第三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一时间，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反对者抓住“过激党”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说：

凡奸人之倾陷人，恒先污之以丑名，以挡清议之驾；次则累之以危祸，以坚权要之心，计乃得售。余观于今之以过激名义陷人者，往往不脱此圈套。过激二字，原本不能成立。何所谓激，何所谓不激？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闻见往往囫囵错过，遂令小人横行，正谊消灭耳。（200507）

有这样的见识，才有两人这样的交情，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同他“谈中国现在并将来”的事。（201010）（日记中译作包利克，外金斯克）

《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三号刊出了陈独秀的《国庆纪念底价值》（《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二七七页），白坚武看了，在日记里说：“阅《新青年》国庆纪念文，余甚佩独秀陈君所见。”（201124）他看了《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五号刊出的李达的《马克思还原》，在日记里说，这篇文章“至有价值”（210202）。可见这时他和李大钊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是颇为接近了。

这时，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例如：

寄李守常一函，叙别来状况。契友久别，通函不易，着笔意绪纷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身在虚伪场中，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有如繁奢喧嚣，酣睡后残酲已退，斜月上窗，顿思清醴。此其余意，余尝一征之，再绎之，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200602）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员因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向政府请愿，与卫兵冲突，有人受伤。当时情况马叙伦回忆说：

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邻翼）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版，第六八页）

白坚武听到这事，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日记中说：“北京教育界大受武力摧残”（210606），“阅北京学生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其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210607）

二

不久，白坚武入吴佩孚幕中，颇得吴倚重。这就开始了李大钊同白坚武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要在中国的实力人物中寻找合作者乃至代理人，这时很看好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为了争取这两个人的合作，越飞和马林都作过不少努力。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中，李大钊和对吴很有影响力的白坚武的交情就是党的一笔重要资产。白坚武日记：“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220309）现在虽然不知道陈独秀这次洛阳之行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断言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争取吴佩孚的任务。由党的领袖亲自出马，也可见对这一任务的重视了。

一九二二年五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在其操纵之中了。吴佩孚一时成了国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共产国际也就更加紧了争取吴的工作。

战事刚刚结束，吴佩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了，这时，白坚武一面为他起草主张“恢复法统”的通电（220510），一面上条陈，“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220511）推荐五人，李大钊名列第一，置于参议院议员王试功、万鸿图和众议院议员张书元之前。不久之后，白的日记中就有“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的记载（220607）。李大钊这回到洛阳去两天，大约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争取吴佩孚的方针。

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能看到当年争取吴佩孚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二年，维经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

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六月二十七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九七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这里说的“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指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

“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大约就是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做的工作。

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一封谈他本人来中国谈判的使命的长信中，这样称颂吴佩孚：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同上书，第九九页）

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彼此怀有甚深敌意的两个人携手合作。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

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同上书，第九八页）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越飞从北京发给加拉罕并呈送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七至十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

2．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下略）（同上书，第一○七页）

引文末句或有错字。想来原意是：吴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这里说的孙吴二人在进行谈判。确实有这事。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通报他的信使从孙中山那里回来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孙中山）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同上书，第一一三页）。在俄国，当然是极希望促成孙、吴的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同上书，第一三二页）

可是俄国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是太不现实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说：

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同上书，第一四四页）

促使孙吴联合的主张没有成功。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了这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七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李大钊还是利用白坚武对吴佩孚的影响力帮共产党办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重要的一件就是，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到铁路上去开展工人运动。

派党员到铁路上去工作，是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件大事，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肯定，拉狄克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做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同上书，第二卷，第三五三页）

关于此事。有过多种记载。我见到的最早的是邓中夏：

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五～二六页）

高恩洪是吴佩孚的蓬莱同乡，吴的亲信。因为吴的提名于六月十二日入阁任交通总长，翌年初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下台。他让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去当密查员，是因为他要打击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只是李大钊跟高恩洪非亲非故，既不同乡又不同学，可说是素无渊源。他是通过白坚武才同高拉上关系的。白与高都是吴的心腹人。从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同高过从甚密。包惠僧的回忆录是说到白坚武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九八页）

朱务善的回忆文说得更加简明，却突出了白的作用：

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吴大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白坚武曾向守常同志说请其介绍共产党员在铁路担负工作。北京党组织和守常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利用时机在各铁路上打下我们工作基础，于是决定指派了六个党员同志到京汉、京奉、陇海、津浦各线当秘密检查员的工作。他们在各铁路上权威很大。确实，我们在上述各铁路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一○○页）

在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居中联系促成其事的是白，最后签发委任状的是高。

白坚武日记，“李守常来函，道知人不易，少年人偶尔失检可谅也。但不知属于何项事耳”。（220706）李在信中只提出了应该原谅年轻人的过失这个原则，收信人也弄不清楚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我想大约就是为了铁路密查员的事。张国焘回忆说：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诒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二○○四年版，第二四五页）

大概李大钊已经听到吴高对密查员的作为不满的反应，他想到白是这事的中间人，于是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吧。

白坚武日记中所记的二人最后一次交往，是“鄢公复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绍重来洛，余甚爱其才，惜军幕有人满之患，为介绍于农商部李印泉。覆守常函告衷曲”。（230119）这次所介绍的鄢公复其人的情况，待查。在这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二七”惨案。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这一意料之外的暴行给予中共的打击是沉重的。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同上书，第二三四页）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也立刻改变了。在《向导》周报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了孙铎（即马林）写的《吴佩孚与国民党》一文，其中说：

吴佩孚现在这些行为，已足证明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京汉路惨杀的四十余工人，林祥谦的枭首示众，施洋同志的枪毙，都可以提醒中国人民要反对洛阳军阀的专制。

从此，共产国际就一心一意争取孙中山了。

白坚武对“二七”事件的态度，他在日记中逐日有所反映。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白的日记：

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230130）

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230202）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二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为之瘫痪。对于出现如此事态，白在日记中评论说：

集会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官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利导。（230207）

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230208）

二月九日罢工结束，京汉路恢复通车。这天白坚武在从郑州开北京的火车上。日记中说：

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230210）

他认为，工人运动，并不是由于谁的煽惑，而是为自身利害而斗争，是军警的过分行动才激起工人罢工的。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方。在事情发生之初和惨案发生之后，他两次上书吴佩孚劝谏，希望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希望能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虽说他的劝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这次惨案中是没有责任的。

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态度。站在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上看，只要白坚武还是吴佩孚的高级幕僚，就是敌对营垒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交往了。

三

一九二三年八月，苏俄派加拉罕来华谈判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那时苏俄在外蒙古有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加拉罕不愿谈这个问题，却要求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以致谈判迟迟不能开始。十月，曹锟就任总统。不久，中国代表王正廷即与加拉罕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一九二四年三月，草签了一个协定草案。这份草案只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古所签订的条约；在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上接受了苏方一些有损中国的条件；草案还承认了苏俄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房地产权。草案重提了废除辛丑条约和退还庚子赔款的事，但规定在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余额由苏俄确定其用途。中国政府讨论了这份草案，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不能接受的，决定解除王正廷谈判代表的职务，以后改由外交部与加拉罕谈判。

加拉罕得知中国的这一决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他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他同王正廷草签的这一协议。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在国内，一些支持苏俄立场的人也对政府施加压力。李大钊就是这些人中很积极的一个。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三九～三四○页）

外交总长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从国际主义出发，当然彼此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语言了。在李大钊，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表过这种意见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即所谓“十月革命节”，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一开头就说：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第九九页）

不言而喻，这也是他李大钊的祖国。率代表团给顾维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为他的那个祖国效劳。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俄外交问题，他要求：“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同上书，第一○○页）

有意思的是，在中苏谈判这一件事情上，白坚武采取了和李大钊大致相同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

中俄交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部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笫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萧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240322）

熙钰（字宝臣）来洛，聆其言，似受国务员之委托，为辩护中俄会议停顿而来者。余告以现日国际环境，过此以往，即此不满足之规定恐亦不可得。（240324）

清末以来，少年新进为公使者，恒于国情及政治方针隔膜，一遇交涉或特殊事变，非眩于外即人云亦云，无形中断送国家权利者曷可胜数！即如中俄协定大纲，膺外长者纵不争私见，就其所宣示之意见亦近于无意识矣。（240326）

他以为王正廷所签草案是好的，把顾维钧贬得很低，顾王只是私见之争。他日记中说的由吴佩孚出面，约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联合通电给内阁施加压力，这事顾维钧也说到了：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操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四○～三四一页）

顾维钧有一点没有说对，促使吴佩孚发动这份通电的并不是王正廷，恐怕应该说是白坚武。据白日记，王正廷派吕咸到洛阳向吴游说，事在二十七日，而吴发电报，早在二十二日之前。

由于顾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这就是《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四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白坚武随军驻秦皇岛大本营。二十三日，冯玉祥倒戈，由前线潜回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吴佩孚率残部二千余人浮海南下。北京政权转移到奉系手中。白坚武的处境也一夜之间从峰巅坠落到了深谷。他的日记中止于十月二十二日，直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才恢复日记。这三年时间，在他的日记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在历史书上却不是空白，这三年正是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李大钊的死。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最高领导人，也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为了安全和同加拉罕联系的方便，中共北方区北京地委就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俄国兵营二十八号。兵营属苏俄大使馆管辖。李大钊以及北京共产党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多在兵营住宿。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上午十点多钟，北京军警和宪兵闯入俄国兵营，接着又包围了苏俄使馆旁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查抄文件，抓人。李大钊看到军警来了，即着手烧毁文件，可是来不及了，文件还是被搜去不少。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被处绞刑，另一些人被判徒刑。

关于此事，顾维钧回忆说：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

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当时，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苏俄使馆里的李大钊被捕了。后来，他被判处死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六四～三六五页）

事发之前，李大钊已经得知将要出事的信息，本来是可以避开的。章士钊回忆说：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杨晳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已而果然。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馀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馀人坚守不动。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噩耗酝酿，亘四五日，欲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馀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毒，盖可知也。（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一四六页）

章士钊说他同杨宇霆（邻葛）“讨议甚久”，以表示他为营救的事出过力。对此，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

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消息，原来他家属大小均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遇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得幸免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四八四～四八五页）

杨度透露将有搜查俄使馆的事，这话后来白坚武也听说了。他在日记中说：“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来谒，叙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馆之轶事，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280829）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日记中有：“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290826）“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290906）一日，和一友人叙谈，“言及李守常、陈独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从中来。”（310816）

李大钊本人，倒是从容就义的。他在狱中写的供状中，很平静也很真诚地表白了平生素志：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李大钊《狱中自述》，见《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二三○页）

他要求的，是能够保护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连。对于身后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书不要失散，到死还在为未来的文化着想。

五

李大钊死后，白坚武还活了十年。

一九二七年吴佩孚最后失败，流寓四川。白坚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做寓公了。没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难。前些年在北京买了栋房子，租出去，房客又总是拖欠房租。又从一些老关系那里筹措了一笔本钱，开了一个干鲜货栈，觉得这样也好：“下野而谋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胜于无，以视在政治得非分之财者则有天壤之别矣。”（310902）可是他自己不会经商，雇请的经理又不得其人，也赚不到钱。“仁和栈张经理梦九又来通融资金，以年十余万之生意仅敷开销无余利，前途尚虞危险，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张，只有收束耳。”（321001）“至仁和货栈一视，尹经理国勋在栈时极少，所经手款项外放等事无一有成绩，无一能负责任，糊涂而无良心……余谋生之术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胆，故所事恒失败。”（321110）他已经拮据到这等地步：有朋友欢迎他到东北一游，“余应而未往，盖旅游经费亦负担不起也”。（290910）

这只可以说是“隐于商”，其实他两眼还是注视着政坛，一心还在想干一番事业。国民党战胜了北洋军阀，可是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这四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尖锐化明朗化了。一九二九年四月，发生了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蒋取得胜利。接着，蒋又布置了对冯的战争。冯的部将石友三、韩复榘叛冯投蒋。冯阎合作同蒋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又是天下纷纷的局面了。白坚武看了，心里痒起来，于是就卷进这漩涡中去了。

日记：“石（友三）感于日来环境立脚不易，有请余往筹助之意，余应之。……今日风云扰攘，就中原言之，冯、阎、张（学良）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任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三方形势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随时感风雨飘摇之患。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291005）

“作同志军盟约四条，以备时局有变化，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军团结存在张本，天下事有备无患。蒋介石一日而在，此等军队固可依蒋而在，奉公尽职。盟约则为中央无主备也，下一柱闲棋为来日地耳。”（291008）

为了这事，他仆仆道途，很忙碌了几个月：到德州会见石友三，到徐州会见王金钰，到开封会见韩复榘，为石友三划策，起草电文，又作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见阎锡山。他以吴佩孚的幕僚，来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贬身价了。石友三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物，几个月共事之后，日记中写下了对此人的评价：“晚接石汉章来电，又询同人前途办法。既为团体之一员，遇机会不能彻底，平常又忽东忽西，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导矣。”（300113）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他总结说：“余自退隐津沽以来，本不愿轻出，徒以情面所关有兹一出，竖子不足与谋，真不值耳。友谊一场为之赞助，告一段落亦属对得起，不可在无聊环境中太拖泥带水也。”（300106）

对于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他作了这样的表白：“午后陈湘帆来叙，言及《新天津报》对余外出具微辞。余之进退纯以友人之谊，国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树立根据，若能凭藉时会打破一党专政，是即余对于国家之所以自效，亦即余之夙志也，舍此别无他图。”（300209）

他以为自己这些活动是没有结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却不这样看，中原战场上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即在其麾下）就对白坚武的活动很感到头疼，以为他起了很坏的作用。属于阎锡山部的傅作义当时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告诉白坚武：“何雪竹电各方，言余组同盟军扶阎倒蒋，将时局变化之责全推之余身，实则非真相也。果为余主持，石汉章何至回蚌？石头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现状耶？竖子无谋，遂令余拖泥带水，亦复可笑。”（300211）可见别人对他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并未低估的。

这一场忙碌过后，冷静下来，他为自己今后定出了这样的方针：“余于现日混乱局中，各方作为均不合于余之意旨，惟有默守不问，所有约请一律逊谢，公私皆无参与之必要，何须自去拖泥带水耶。”（300412）

蒋方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不愿同国民党发生关系的白坚武一时也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于是回过头来经营他的仁和干鲜货栈。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向晚何庭流来，言日兵实行占据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哈尔滨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为可痛耳。事势至此，急切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310919）这天的日记接着还写了他对日后收复东北之后，移民实边，充实人口等等加强国防的种种思考。

在致吴佩孚的信中，他把失陷东北的责任归之于国民党：“此次东北事变为党治之总罪案，尚不知自省，反益复争权分赃，计崩溃之期不远。”（311023）他认为“国民党误国至此，理应退避，以谢国人”（320128）。

“一·二八”事变爆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为日本计，即欲倒国民党，扶助中国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横冲直撞所能做到；若是所为，是自暴其无理于世界也。……中国如何，另一问题，日本则末日将至耳。”（320130）他把日本横冲直撞扩大对华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个步骤。

有几个失意政客想组织一个“宪政期成会”，约白坚武加入，“余以无此兴趣谢之，今日理论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预备立宪，急进之士视为不足与谋，尚复毅然倒之；今党治视昔之清廷何如，而谓可向之请愿开放政权耶？余今日手无斧柯，又不能上山为寇，然心实反对国民党之一人，有实行反对者，余必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论中请愿，余惟谢不敏耳。”（320125）

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结尾处写道：“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此处印本疑有脱漏〕之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321231）这不但是他一年的总结，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预示他未来的作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机会就要一试了。

六

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所等待的机会出现了：时局又起了大变化。

日本占据东北，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之后，到一九三三年初又开始了新的侵略行动。一月六日进攻山海关，二月二十四日又向热河进攻，三月四日占领承德。白坚武在日记中说：“热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无人之境急行军，亦不过如此，可谓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将领，不亡何待矣。”（330304）他看到，热河之后就是华北，华北已经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了。他不希望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怎样来避免这个前景呢？他异想天开，想在日军攻占之前，先弄出一个“华北国”来。他觉得这个危急存亡的局面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他一无钱二无人，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于是想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

他的日记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态度：

五时晤日本参陆两部代表坂垣少将，谈华北军事近情。前方已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侍沦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虑不及，安有徘徊延伫之余地。余日来感于人员之无训练、无责任心，旷日误事，悲痛万分，然本身已心力交瘁矣。（330417）

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之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330512）

当时在白坚武同日本人之间牵线的是何庭流。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看来他同日本军方有特殊关系，或者干脆就是日本特务，所以能够在报纸报道之前把“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告诉白坚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闻记者来访问过他（271115），后来又多次带领日本军方人士来同白接触。白的“华北国”计划，就是通过何同日本人联系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将，商洽一切，结果尚佳。午后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余三人结盟。”（330308）“访日友林康夫叙谈。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330313）“向晚收到接济费五万元，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从此决心进行，成败利钝置之度外矣。”（330318）这五万元是从哪里收到的，日记中未写明，当然不问可知。这不但是肮脏的钱，而且是罪恶的钱。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这钱分配给党羽的同时，也汇了五十元给李星华（330321），李大钊的长女。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拿了日本人的钱，就得办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刺杀于学忠。于原是吴佩孚部将，吴败后投奉张，成了东北军的重要将领。一九三二年八月受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手握重兵，对日本毫不妥协，深为日方忌恨，决心要除掉他。白跟他曾在吴佩孚部下同事，不久前还有些往来。这时于学忠成了他的华北国计划的头一个障碍，也就顾不得私谊了。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一文中说，白坚武和何庭流一共布置了三次暗杀活动，第二次是“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版，第一六七～一七○页）于学忠还说，这次阴谋行刺的第二日晨八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还给省府来电话约于晤谈，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这事白坚武在日记中有记载：“翟子符引傅传达长来见，余勉以国家大义，晓以利害，伊允为效力。给资三千元，令结合同人。”（330428）“非常之事运用多日今始克就绪，余对傅鉴塘除至诚报告外，并以严重礼节促其效力。彻夜劳忙未能一刻安眠，黎明复遣人询探讯息，诚以华北存亡在此一举耳。”（330501）“得确实信息，傅子泉偕其友吴树增为奸人所陷，报国捐躯，闻之痛绝。”（330503）

在布置刺杀于学忠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运动军队。“马廷福来见，神气态度似张效坤之流亚。自言对十四旅确有把握，其同人俦侣言在十八旅、十四旅中亦具有好感。反于之同人俱集，余之所计定可实现耳。晚召杨砥山来，令往保定运用十八旅之一大部分。……于其行也，送旅资千元，运用资两万元，勉以大义，期以重任，欢欣鼓舞而去。”（330505）“午后马治安、杨紫丞来见，陈报运用情形。”（330507）“十四旅张俊卿团长遣人欢迎马治安往部指挥。余告治安可即往。”（330523）

拉出队伍来就要举行暴动。“午后召马治安来议定往塘沽接收十四旅，协同十三旅首义。同往者日友三野少佐、大迫中佐助同运用一切。天不亡中国，此举幸而成功，国家从此有望耳。”（330524）

让正在侵华的日本军人参加中国的救国活动，这话说来真太离奇。白坚武辩解说：“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330525）

为了鼓励这些拉来的队伍肯卖命，他给两个团长悬了赏格：“先入津者给资三十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时机已迫，好自为之，勿落人后也。”（330526）可是这次暴动又失败了，“治安及张俊卿团长情急智乱，仓皇逃遁，今尚存亡莫卜，出师未捷先折大将，损失殊大，不胜痛恨”。（330528）

行刺和暴动都失败了。正好这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当局对倒党救国运动暂行不助”（330601）。白坚武一时就无所事事了。再说他感到住在国内也不安全，于是就动身到“满洲国”去。（330603）在那里，他常去找日本和“满洲国”的一些要人，请求他们援助。可是日本人对他越来越冷淡了。

他向日本人提出：“招集热河民兵两万人为解决华北根本。热民储枪甚多，日本收枪易激民变，不如移河北，一举两得。此亦少少转移之法，为日计亦殊佳，犹历代定鼎移民。”（330807）这个计划得到了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的赞同（330826）。后来松室调任龙江特务机关长，这事就半途而废了：“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340117）“热河之行本由松室敦约，乃松室调任龙江后一无回音，致令我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及何庭流晤之于新京始告我底蕴，殊恨其不早耳。”（340215）其实他应该早就感觉到这底蕴，即日本军方并不支持他的热河计划：“日友三野友吉力阻余热河之行，余再四譬说伊终坚持，其劝余在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331009）你自以为这“为日计亦殊佳”，也许正是他不愿你插手之处呢，这日本人的事也难办的很哪。

领不到钱，热河之行还借债赔了钱进去，日子也就更难过了：“日用不足，当金表百元”（340302），要过端午节了，“余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乃当皮衣付三十元，实无法也”。（340613）“托向土肥原助筹小款以资运用。”（340519）

一九三五年，白坚武还策动了一次兵变。六月二十六日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驻丰台的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率部叛乱，冲击永定门，因已有戒备，失败了。（邹文敬《“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六六～七三页）他还进行过一些策反军队的活动，也都没有结果。“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370611）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九日“午后，《大公报》号外：中日军停止冲突，保安队接防宛平县城。图穷匕首见之局，能拖几时”。（370709）“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此何时也，余安可仕！复庭流代谢而已。”（370808）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

白坚武的日记终止于八月十四日，“八一三”上海战起也记了一句。以后即没有了。据日记印本的编辑说明，“九月，在冀南肥乡县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所逮捕，旋经审讯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不知道当时宣布的罪状是怎样写的，就凭他自己日记中所记的那些事实，判他十次死刑也可以了，杀得不冤枉。

不过，如果要问他自己主观上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何庭流偕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小村俊三郎来访，余告以中国变乱，以幅员之广，民众之多，交通之不便，当然需经长久之时间方有最后之成功。各友邦于兹期中，只宜善意的赞助维持，若出以过度之干涉，实于彼此不利云。（271115）

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流、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330124）

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330509）

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330516）

白坚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他做的一切，日本人希望他做的一切，包括行刺、策反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余为救国大计，万不得已出此方径，自信终可质之天地神明也。”（330401）这是多么的悲哀呵。

七

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同窗好友，年轻时有着共同的志趣。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可以说是两个典型。

李大钊是在俄国使馆中被捕，被张作霖绞死的；白坚武是因为同日本人的关系被冯玉祥处死的。

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都对中国有太多的“关心”，太大的影响。要了解近代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

李大钊成为俄国的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几代知识分子。白坚武成为日本的朋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日本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难道可以算作一种理论吗？这大约也就是二人身后荣辱之分的原因吧。

这两个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题目。

（原载《辫子小脚及其它》，一九九九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二月修订）

关于叶德辉之死

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潮之中，处死了一些土豪劣绅。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颂农民办了“十四件大事”，第二件就是“政治上打击地主”，在记述了从清算，罚款直到驱逐等项打击手段之后，最后也是最重的一种手段就是枪毙。在这篇《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记下了这样一些事例：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这篇《考察报告》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三日在《战士》周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连载发表的。当然不可能有四月十一日枪毙叶德辉一事的记载。如果在一个月前就把他杀了，想必《考察报告》是会要写上这事情吧。他的知名度比《报告》中列举的各人要大得多，杀了他，就不是全县震动，而是全省震动，全国震动了。

果然是全国震动，深受学术界崇敬的王国维在六月二日自杀，就和这件事的刺激不无关系。梁启超在六月十四日写给女儿梁令娴等人的信中说：

静安先生（按：王国维字静安）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版，第一一四五页）

那时梁启超和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同事，时有接触，是了解他的心境的。不过这里要作一个更正，王葆心（一八六七～一九四四），湖北罗田人。当时说他在农民运动中被枪毙，只是一种不实的流言。这流言也给了王国维很大的刺激。

梁启超说叶德辉“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是确实的。就学问说，他是个全国知名的学者，是近代一位重要的藏书家﹑刻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考据家。在学术史上有他的地位。可是，如果要说到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处在历史大变局中的叶德辉却一直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站在守旧乃至反动的一边。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是当年维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他反对。戊戌政变之后，湖南有人将攻击维新变法的论著编为《翼教丛编》一书，其中就收了叶德辉的许多文章和信札。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湖南多人被杀，叶德辉说他们“身膺显戮，大快人心”。袁世凯要做皇帝，设筹安会为之鼓吹，叶德辉就当了筹安会湖南分会的会长。农民运动起来，他又加以攻击，这样一个人，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高潮中，是有取死之道的。

说起他攻击农民运动，我还记得小时候听长辈说的一件事：农民协会成立，叫他写一副对联，他写的是：“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是“斌尖卡傀”，骂他们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这真是自己找死了。

叶德辉是怎样死的？龚育之的《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中说：

叶德辉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夜在长沙被农民自卫军抓获，十一日上午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中国文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册第九九五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周作人在一九五○年发表的《叶德辉案》一文还谈到了这一公案的“远因”，他说：

去年夏天在上海遇见一个北大旧人，五四前后在校，所以年纪也有五十多了吧。因为他是湖南人，谈话便拉到了叶德辉上边去。事有凑巧，那时他正在湖南党部办事，这叶案即是他经手办理的，他便把这经过讲给我听。

据说这事经过还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凯预备做皇帝，各地官绅群起劝进，叶德辉忽发奇想，在民间征发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说要训练了送到洪宪宫中去当女宫，他在地方上很有势力，老百姓哪敢违抗。不久帝制被迫取消，女官已用不着了，可是叶德辉自己“先都用过了”。随后再打发她们回家去。事隔十年，人民革命在两湖开始，那些女人有的已成了干部，便向农会申诉这事，其时农会是有武力的，便把他捉了起来，由党部主持公同审理。那些原告一一陈述，时地都有确凿的证据，他也无可否认，讲话的人说，“我们也像现在这么样坐着，并没有什么形式，我们便问他，叶先生你怎么说，他回答说，那么杀一儆百可也。”这件事便是这样解决的。（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卷，第七七八～七七九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

上引龚育之和周作人的两种材料，都是说先把叶德辉抓来，经过一定的审判程序再将他处决的。至于执行的方法，是斩决﹑绞决还是枪决，都没有说明。所引梁启超的信件倒是明确说了是枪毙的。这里还可以来一个“有诗为证”：胡适的三首《悼叶德辉》的诗。

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

老夫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我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中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

这诗是叶死四年之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作的（见《胡适文集》第九卷，第三三三页），事情过去还不久，记忆犹新，他说是“枪口指胸”，应该是不错的。

上文所作的几种资料，都出自于二十世纪的出版物。在二十世纪，似未见异辞。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却出现了新的说法。在二○○八年九月出版的一本《书林清话》上，有“标校”者李庆西写的一篇《叙略》，其中谈了这书著者叶德辉生平劣迹之后，这样谈到了他的死：

叶氏最终殁于非命，一九二七年旧历三月间，遭乡人群殴而毙。关于此中原委，各种说法互有出入，一云农民运动大势所致，一云其欺凌乡邻而激起民愤，事情究竟未详，而叶氏之死，俨然是“土豪劣绅”的下场。

对这一段话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虽说存在“互有出入”的“各种说法”，那是指叶德辉为什么会“遭乡人群殴而毙”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农民运动大势所致”呢，还是因为“其欺凌乡邻而激起民愤”？未详。至于他是“遭乡人群殴而毙”这一点，在《叙略》的作者显然是认为确定无疑的了，只是他并没有说明这个说法有何根据。

也许《叙略》作者确是在某一出版物看到有此一说吧。而他在“标校”《书林清话》的时候，为了查明著者的生平，应该看到更多的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他不说他究竟是被斩决还是被枪毙“各种说法互有出入”，而将那些说他是被处死的资料一概视若无睹，一口咬定是被“群殴而毙”呢？我看也许是想为决策处死他的人开脱责任吧。如果是群殴，你一拳，他一脚，谁也不必承担打死人命的责任了。其实并没有这样回护的必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认为这是一件应该大大赞颂的大好事。

事情过去四十一年之后，毛泽东从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变成了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对于这件事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前面引用过的龚育之的那篇文章里，还有这样一段：

记得曾经听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说到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时说过当年杀叶不妥的意见。……直到从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查到冯记下的毛谈“一批二保”的大概日期（一九六八年十月），才终于弄清楚毛是在八届十二种全会闭幕会（按：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上讲到杀叶德辉一事的。毛说：编《翼教丛编》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来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按：当时他在武昌）。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这大约是毛泽东对这一公案最后表示的态度。我们今天要谈到叶德辉其人及其著作，是不是可以循着毛泽东的这个思路重新思考一番呢？

（原载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时代周报》）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我的《公式的缺陷》（载《随笔》二○○一年第一期，又见《随笔三十年精选》下册，第六四页）一文是据曹州教案立论的。作为对比，文章还提到了二○○○年发生在南京的普方一家被杀的案件。

我写曹州教案，所依据的仅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的《义和团史料》中所收的那一篇署名“若虚”的私人记载。它大体上如实记下了事情的梗概，只是稍嫌简略。

至于普方被杀一案，我是根据阅读报纸残留的记忆写下的，就更加简略了，连受害人的姓名、案发的具体时间，都没有写（我不记得了）。

这两件案情，都是盗贼入室行窃，惊醒事主，以致杀伤人命。案情相同，可是事后的影响大不相同。曹州教案，众所周知，直接引发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的滔天奇祸。而普方一家的横死，我只写了“没有引起任何外交纠纷”一句，至于它后来还有什么发展，我不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写了。后来我看到了一些相关材料，可以把这两件事都说仔细一些了。本来这两件事都是值得细说一下的。

先据中华书局一九九○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来说曹州教案。曹州教案，起因是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山东省曹州府（今菏泽地区）巨野县张家庄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其经过，据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一份奏折（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说：

据署巨野县知县许廷瑞禀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据地保姚云章禀，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德国教士能方济，自汶上至曹县传教，在伊教堂与韩理一处住宿，于初七日夜三更时分，被贼抗门进院行窃，经教士韩理等惊觉喊捕，贼即临时行强，砸毁窗户，入室用标枪扎伤韩理、能方济倒地，劫得钱票、衣物逃逸。韩理、能方济均各移时因伤身死。（《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一九九○年版，上册，第三二页）

后来总理衙门（即一九○一年以后的外务部）大臣奕訢关于结案办法的一份奏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五日）把这事的始末说得更清楚一些：

兹据李秉衡咨称：缘惠二哑吧即惠潮现、雷协身即雷继参、张高妮即张沁春、王大脚即王莽又名王衍溃、贾木即贾东洋、高大青、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分隶巨野、嘉祥等县，平素游荡度日，均先未为匪犯案。雷协身探知巨野县张家庄洋教堂存有钱物，起意行窃，纠允高大青及惠二哑吧、张高妮、王大脚、贾木、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并不识姓名二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傍晚时分，在巨野县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即于是夜二更时分，惠二哑吧、张高妮、王大脚、贾木各携尖刀，高大青持绳鞭，雷协身、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及不识姓名二人分携刀棍。行至中途，萧盛业、姜三绿、张允三人畏惧同逃。惠二哑吧等偕抵张家庄教堂门外，惠二哑吧、雷协身爬墙进院，开启大门，放张高妮等进院。惠二哑吧用刀撬拨屋门未开，教士能方济、韩理惊觉，由窗孔开放洋枪，轰伤不识姓名两人，随各逃逸。惠二哑吧因同伙被伤，气忿莫遏，起意行强，雷协身允从。惠二哑吧即与雷协身砸开窗户进屋，开门放进张高妮等。惠二哑吧用刀扎伤教士肚腹，雷协身亦用木棍扺格，随即搜劫赃物，分携逃逸，亦有将赃物、刀棍撩弃路上。讵教士能方济、韩理伤重，旋各殒命。（同上书，第七九页）

对这些案犯如何惩办，奕訢的这道奏折接着提出的是：惠二哑吧和雷协身两犯“斩立决枭示”〔注：枭首示众，即把砍下的头颅悬挂在木柱上示众〕，张高妮、王大脚、贾木、高大青四犯“监候待质”，萧盛业、姜三绿、张允三犯“从重监禁五年”。

这分明是一宗简简单单的刑事案件。有意思的是，德国政府不愿意这样看。德国公使在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对这事件作了另外一种叙述：

十月初七日夜间，约有三十人携带刀枪等凶器，闯入巨野县张家庄教堂，堂内有韩理、薛田资、能方济三人安歇。该匪撬窗进屋，持刀向韩理、能方济二人如野兽扑人相似，刀扎数次致死，后查能方济尸身伤痕有十三处，韩理有九处，内有五处甚重。按杀伤情形如此惨毒，可知非寻常抢掠，必系格外暴虐仇杀所致。（同上书，第四四页）

德国政府不肯承认这是一宗“寻常抢掠”的刑事案件，表明他们决心尽量扩大事态，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这一点，清廷是看到了的。据《光绪朝东华录》所记：“壬申（即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日），上还宫。以山东曹州杀毙洋人，饬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四册，第四○○○页）当天总理衙门就用电报将这一道圣旨发给李秉衡了。圣旨提醒李秉衡注意：“现在德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三○页）果然，德国就以此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

官方档案中的这些原始文件说的，就比若虚的私人记载更详实，更具体，也更具权威性了。

关于普方被杀一案，我原来不知其详。最近在一月十二日的《作家文摘》上，看到一篇《普方协会：源于凶案的慈善》（摘自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青年报》蒋昕捷文）我才知道了这一凶杀案的详情和这以后的事情。

文章里，简单地叙述了案情：

二○○○年四月一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四名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四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文章也简单介绍了受害人的情况：

五十一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十一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十五岁的女儿桑德拉和十三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这篇文章里最令人感动的是，惨案发生以后德国人的反应。文章说：

据说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十多年的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四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与此同时，更多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件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就在那年十一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我们触动很深：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

这事让我深深地感动了。

为了纪念在中国被杀的德国人，在北京城里，曾经有过一座克林德碑。那是义和团使国家蒙羞的纪念碑。那是强横的威廉二世皇帝欺压中国人的证据。随着德国在“一战”的失败立刻被中国人拆毁了。花岗石建造的又怎么样？它立在那里还不到二十年。今天的德国人和过去的完全不同了，他们用了一个全新的办法来纪念普方，一个深受中国人欢迎，也得到中国人真诚合作的方法。

这些德国人看清楚了普方一家被杀这一不幸事件发生的原因。假如那四个来自沭阳县的年轻人曾经有过受到正常教育的机会，能够通过正当的途径维持生计，他们就不至于成为窃贼和杀人犯吧。严刑峻法可以起一些震慑的作用，但对于解决青年人的求学和就业这样的社会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普方协会资助贫困学生的学费，使他们不因为贫穷而失去入学的机会，这倒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办法。我不知道这个普方协会将会存在多长的时间，但是我可以说，这精神，将是一块永世长存的纪念碑。有了普方协会，有了普方协会的工作和成绩，就可以说，普方一家的横死，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了。甚至四名罪犯的伏法，也起了促成此事的作用。这八个人以不同的形式丧失了生命，却都意外地获得了积极的结果。

据所引的这篇文章说，九年来，得到普方协会帮助的贫困学生超过五百人。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里，五百人是一个太不起眼的数字。可是重要的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珍爱人的生命的榜样，一个为弱势群体做一点切实事情的榜样……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原载二○一○年《随笔》第三期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我读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越读下去，就越想起鲁迅那篇谈清代文字狱的名篇《隔膜》：

凡这等事，粗略的看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

发生在一九五五年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可以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按时间先后排列）大文字狱。这一冤狱的发生，有很复杂的原因。就事主胡风这一方面来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隔膜。

胡风是个怎样的人？他在《我的自我批判》中说：“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尽管毛泽东拒绝接受他的这个自我批判，以为是“继续欺骗读者”，“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不过其实，这倒真是胡风的由衷之言。

尽管胡风本人的愿望或者说自我感觉是这样，可是由于隔膜，矛盾和摩擦早就产生了。一九三六年他同周扬之间就有两个口号之争。在革命胜利的前夜一九四八年，就为了批评胡风，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一步一步，他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中的“异类”。“完全把我当做文艺工作上的惟一的罪人或敌人”，这话在“三十万言书”里说了许多次。

使普通人感到难于理解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多年来一直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这在“三十万言书”里也是几次写到了的。例如，他曾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希望能够解决组织问题”（五六，指湖北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胡风三十万言书》的页码，下同）一九五二年他把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他就计划“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六三）。到了一九五三年一月，这时，批评他的会已经开了，他也奉命写检查，却还是在一月二十六日向邵荃麟提出申请解决组织问题。“我不提出能够通得过的检讨就不能解决组织问题，早已有同志告诉过我了；还有同志忠告过我，现在提组织问题一定被拒绝，等检讨了自然会有人找我谈的。现在向邵荃麟同志提出，是经过了慎重考虑，以为非提出不可的。”（七四）从这里，是很可以看出隔膜的程度的。

当时要求胡风检查他自己理论上的错误。他检查了，并且还真检查出来了一条。他在《论民族形式问题》里，论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他说的是：“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现在他检查出来，这个提法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因为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既然提法跟毛著不同，胡风承认当然是他自己错了。“检查出来了这个原则错误，我就口头向林默涵同志汇报了。”（六七）胡风认为，这当然应该算是自己认识上的进步。可是令他沮丧的是，“对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是我自己检查出来作了检讨的，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在文章里提都不提一句。”（七六）不但不提，而且，在批评胡风的会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七二）

这事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提了许多次，显然他是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其实，跟《新民主主义论》的提法不一致，也不一定就要把它看做错误。这里，可以举出毛泽东本人的说法作为参照。

事例之一是：一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中山大学党委认为此人说的“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于是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并提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在这报告上写的批语是：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注：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九页）

事例之二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谈到《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对两位外宾说：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七一○页注〔十七〕）

可见，在毛泽东本人看来，《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并不是不可讨论不可改动的。胡风把自己在没有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写的一段话当成大错误来检讨，更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怎样神圣崇高的地位。

这在胡风，确是十分注意的地方。在“三十万言书”中，他对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总是说他们“把毛主席的某些原则歪曲地做成了庸俗社会学的教条”（四十），表明自己只是反对他们对毛的歪曲。可是毛却不这样看，他在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一条按语中断定，胡风所用的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见《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一一五页）。因为毛知道，周扬、林默涵、何其芳，是他放在文艺工作方面可以信任的代理人（至少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敢）歪曲毛的意见。这一点，后来甚至用决议的形式表述了出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毛泽东思想，说是“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反驳的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那些论文，都属于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他们丝毫也没有“独出心裁”。“三十万言书”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其实是在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论战。

“三十万言书”在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时候，所用的一个重要武器是苏联的文艺理论。这还是从“左联”开始的传统，那时把苏联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文件，都当作经典翻译介绍过来，甚至像鲁迅和冯雪峰，都曾经大力从事这一工作。在“三十万言书”里，我们看到，斯大林的一句“写真实”成了胡风的重要的论据，此外就是苏联报刊上一些论文译文的大段摘引。加里宁的话也不只一次加以引用，甚至还写下了“加里宁的目光如炬的科学分析力量”（一二○～一二一）这样的话。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表示出他的隔膜来了。“三十万言书”是一九五四年写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死了一年了，苏联社会和政坛已经进入了后斯大林的时代。虽说明白表示出这一点的苏共“二十大”这时还没有举行，但已开始出现情况将有所转变的迹象。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国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一九五三年四月起已见端倪，到七月份便已十分明显。大使当然能够掌握驻在国政治空气的变化，胡风接触不到直接的信息，没有能够感觉到已经开始的变化，是不足怪的。只是他还跟过去一样把斯大林奉为神圣，把他的话奉为经典，不能不认为这表明他对苏联情况的隔膜。

胡风还把加里宁捧到很高的地位，和恩格斯、列宁并列。其实他不过是苏联政坛上的一员高官和福将罢了，并不是什么理论家、思想家。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是他哪一位秘书的作品，写的也不过是一些常识性的套话。在“三十万言书”里，这些也被当作经典不止一次地加以引用了（第一一九、一四七页）。

在向林默涵何其芳作反批评的时候，“三十万言书”中还多次引用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作为论据（如第一一一页）。胡风没有想到，写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的这个定义，只不过是斯大林文艺政策的产物。随着后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这个定义就受到挑战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举行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在所作的报告中就发表了批评这个定义的长篇议论。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了何直（秦兆阳的笔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响应西蒙诺夫，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公式。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没有敏感到将会发生这些变化吧。

胡风和林默涵、何其芳的争论，理论上的谁是谁非，这里且不去说它。但是可以指出一点，至少，林默涵说胡风“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一一一页）这一点，是并没有冤枉胡风的。有趣的是，胡风针对这一批评所作的辩解，恰好是坐实了这个批评。你是说我看不到这“根本区别”吗？胡风的辩词是：“这区别，在斯大林的‘写真实!’的原则里面似乎找不到根据。”（第一一一页）接着，他引证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所载的那个定义，并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定义中有一句“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胡风的解释是：这就是说它“也是从现实主义传统中所含有的宝贵成果发展出来的”（第一一二页）；定义中有一句“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胡风的解释是：“这，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中宝贵的成果的，过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第一一二页）。他的这些解释，岂不是在努力淡化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二者的区别么？

胡风还引证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所作报告中的话：“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第一二九页），并以此为论据，发挥说：“马林科夫用‘现实主义’的要求指出了文艺的任务，并不是大意地省去了或者忘记了社会主义这个形容词，更不是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始终混淆不清’的。”（第一一三页）他以为马林科夫报告中的这一提法表明，是没有必要强调这二者的区别的。

其实，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是应该看到这二者，即旧现实主义或者叫批判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有原则区别或者说根本区别的。不论从定义来看，还是从作家实践来看，这区别都是十分明显的。定义中说的，“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就是说，不是要去写实际存在的现实生活，而要去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例如某种萌芽状态的“新事物”，甚至连萌芽也还没有，而只是根据政策要求理应出现的“新事物”。简单些说，批判现实主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只是希望它将会出现的东西。举具体的作品为例，像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被认为是旧现实主义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不是这样。举斯大林文学奖得主巴巴耶夫斯基为例，他的获奖作品《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被宣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大收获的，写的却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人物和事件。

胡风这一位鉴赏力甚高的文学评论家，他赏识的是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样能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厌恶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伪文学，处在当时那种理论环境中，他就只好努力来淡化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而周扬、林默涵这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官员，当然不会欢迎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他们提倡和鼓励的，当然是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粉饰生活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强调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原则区别”了。

在“三十万言书”里，胡风的宗派情绪还是表现得颇为清楚的。说“反革命集团”，当然是冤案。但是说他有“宗派情绪”，却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见《我的自我批判》）。说到宗派情绪，周扬也是有的，周就对胡风说过：“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第六六页）胡风也一样，也是把亲疏关系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里可以举两个小例。

一是文化部编选的《新文学选集》里没有选入丘东平的作品，胡风对此不满，批评说：“他（丘东平）是党员，又是在抗日的敌后战场（新四军）上牺牲了的惟一的作家，他的作品所写的主要内容是海陆丰革命斗争中的人民和新四军的战士，给他在《新文学选集》中保留下来，在单纯的政治影响上说也应该是有意义的，至少也不应该不选他而选上庸俗作家王鲁彦之类。想不到我的情况使死者都受到了拖累。”（第五七页）

胡风认为，是因为丘东平同自己的友谊才妨碍了他作品的入选。《新文学选集》未收丘东平一事是否恰当，这事当然可以讨论，我想，把他收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只是要问：为什么未收丘东平，就不应收入王鲁彦呢？凭什么说王鲁彦是“庸俗作家”呢？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选入了他的两个短篇，序言中说他“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并且给了这样的评语：“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对这一位不幸短命（一九○二～一九四四）的作家，在《新文学选集》里给他留下一本，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再举一例。路翎当然是因为受到胡风的拖累而受到压抑的作家，以致没有能够尽其长才，写出更多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可痛心也极令人愤慨的损失。“三十万言书”中一再说到他被压抑的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不过，胡风以沈从文、张恨水作对比的陪衬来立论，就未必有多少道理了。例如说，“沈从文、张恨水都可以写，而且还能得到领导同志的词意恳切的鼓励，但路翎非完全放下笔去接受五年的劳动改造不可”（第三○五页），后面还说到似乎沈从文、张恨水受到了多么好的待遇：

甚至对于沈从文，也用“求贤”的态度词意恳切地劝他恢复创作生活，甚至对于张恨水，也要把他的作品拿到国家出版社出版，还劝他把能够靠“题材”吸引读者的“梁祝故事”写成小说，由这来建立他的作家地位。（第三三二页）

大家所知道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就不再写文学作品了，这以后他出的书，只是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这些了。可见词意恳切的“求贤”，并没有能够消除沈的顾虑。不知道胡风会不会想到：沈从文、张恨水也是有才能有成绩有读者的作家，如果说剥夺路翎的写作权利是错误的，那么不给沈从文、张恨水写作的条件倒是正确的吗？

胡风从一开始，就是以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的形象同公众相见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情绪（以左右分亲疏）和“左”倾观念，他都有。就是后来，他同周扬、林默涵论战，但是就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们却是大同小异的。例如，在“三十万言书”里，他写了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第九三页）这岂不表明他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合拍吗？

最后举一个例：一九五一年，发生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这事，“三十万言书”是这样说的：“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第四二页）可见他对这一场大批判是毫无异议的。一九八五年，胡乔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这事，他说：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二七页）

而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却是赞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给影片作了“反动的”定性。我看到这些地方，忽发奇想：假如命运安排胡风坐在周扬的椅子上，情况会怎样呢？就艺术感受力和文艺理论水平来说，他大约要高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写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他同样会组织这样一场大批判。看到他竟也被当作敌人，受了那么重的打击，真不能不为他抱屈。

胡风，这个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要总结这个冤案的历史教训，我们就还应该有新的思考的角度。

（原载二○○五年《随笔》第六期）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应该细细研读的书。

十年来，写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出得不少，有叙述事件过程的，有分析这事发生的原因的，有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深度，更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读者也是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的，因此，对于哪些书中的意见能够赞同，哪些书中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就各不相同了。对于阿尔巴托夫的这一本回忆录，读者能不能接受呢？为了确定这一点，不妨照多年前的老规矩，先对作者作一次“政审”。

阿尔巴托夫，一九二三年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服兵役，炮兵连长，在苏德战争中负伤，立有战功。一九四三年加入共产党。战后升学，成为历史学博士。曾任《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编辑和评论员，并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几年。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就是他的身份。比身份更重要的是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说：“一九八五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直到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我仍然相信党的新生是有可能的，党将能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就是到了苏联和苏共都不复存在以后，他还说：“不管国家的现状如何，我不同意说我们的失败已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终结这种意见。社会主义思想是随文明的发端而诞生的，它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追随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看了他的这种表态，我想，我们中国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亲切地叫他一声“阿尔巴托夫同志”了。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以放心地读他的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斯大林之后的四十年。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死去，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矛盾和问题。这是一宗沉重的可怕的遗产，不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这部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在他之后掌权的人都面对了这样一个现实。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的遗产，最初是以“个人崇拜”一语来概括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的。最初揭露出来的是他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那种体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这里只讲一个它在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阿尔巴托夫指出：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第六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宗教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第九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第一五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九八页）

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一九五六年他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第五五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五六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也有阻力，阿尔巴托夫指出：“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第一九○页）“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二十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第六○页）

还有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第七二页）“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第七三页）“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第一四一页）“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第一三九页）

赫鲁晓夫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这样，就鼓舞了一小撮阴谋分子发动一场政变。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的领袖。阿尔巴托夫说这个人，“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第一五四页）

苏联的这个选拔干部的原则，不但对于最高领袖是如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如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如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索罗缅采夫、格里申、杰米切夫等等，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平庸。这些平凡琐碎之辈之所以能够爬到如此之高，在一个伟大强国中占据如此要职，只是由于斯大林专制制度造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罢了。”“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第三三七页）阿尔巴托夫痛心地说：“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第二六七页）“斯大林个人迷信，如果如实地说，他的残酷的暴政、专制、专断的令人最痛心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将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其中包括使国家陷于整整几代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之手。”（第一六三页）

在勃列日涅夫平庸的乃至低能的领导之下，更错过了不少时机。这里只说一件事：那时，世界上正开始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阿尔巴托夫等有识之士多次提出需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免被抛到世界发展的后面。他们向上面提交了一份长达一百三十页的文件。阿尔巴托夫回忆说：“后来我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领导不准备在经济上进行认真的变革，而且根本就不准备解决严重而复杂的问题。呈报的文件正是在这方面简直使他们恼怒，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某种‘平稳’得多的、圆滑的、宣传性的、满篇好话的东西。”（第二一七页）后来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它，称它为“一个有意思的文件”。可是时间白白过去了二十年！问题更加重了。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成见。阿尔巴托夫指出：“苏共二十大后形成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党宣布了斯大林活动中的错误和罪行……但与此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第七四页）他还指出：“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众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为了破除这种阻力，他呼吁：“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第二九六页）

还有一些人反对改革，其目的不过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阿尔巴托夫指出：“他们实际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第一九一页）“特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特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一一五页）“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三一二页）不仅这样，它不仅当时能够为这个权力结构正常运转服务，还能够为抵制改革、保卫这结构永世长存服务。阿尔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了，却并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把它揭露了出来。且看看他的一段描写吧：“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一百四十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第一一三页）有的人就因为舍不得失去这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里可以分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两项来讲。同中国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在这篇短文里容不下，不说了，只说东欧的那些国家。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四十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衷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八十年代末。”（第三六○页）谈到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他说：“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第七○页）对此，他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四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二七九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二八三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三三二～三三三页）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二○○二年《随笔》第四期）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聂绀弩全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卷“运动档案”。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论文、旧诗和新诗，早就结集出版过了。只有这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而我，却有幸在它公开发表之前读到过了。大约是在一九八四年，绀弩让我帮他编辑回忆文集《脚印》。我把散见在他各个集子里的回忆性质的文章，以及还没有编集的报刊上的这一类文章，收集起来。一天，他交了一大包复印的手稿给我，原来是他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他要我从里面找找看，看有什么适当的材料可以编到《脚印》里去。这真是一包很珍贵的传记材料，只是就体裁说，似乎不宜编到《脚印》那本散文集里去。只从其中选用了《槛房杂记》一篇。

大手笔就是大手笔。尽管这些只不过是并不经心写出的交代材料，可是它是出自聂绀弩的笔下，也就是好文章了。就内容说，它不但是绀弩最重要的传记材料，而且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阶段的历史。这些是大有公开出版的价值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绀弩去世。那时我正在编印“骆驼丛书”，就想把这些材料编入。我请人用有格稿纸誊抄清楚以便发排，还拟好了《自诬和自述》做书名。不料却因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我交卸了工作，这“骆驼丛书”也就没有出下去了。现在，这一批“运动档案”编入《聂绀弩全集》正式发表，可说是了却了我一项多年的心愿。

聂绀弩是黄埔军校出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之中，有蒋经国、康泽、谷正纲、邓文仪……这几个在一九四九年初都是被列名为战争罪犯的。他二十六岁，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副主任（即副社长）。他就利用这些一般人所没有的经历和关系来进行革命活动。例如，一九三九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了金华，同邵荃麟等人编辑《东南战线》月刊。刊物被禁，他奉派去找谷正纲疏通，谷是第三战区政训处主任，正管这事。他听绀弩说明了来意，就说，“原来是来谈《东南战线》的？共产党的刊物，没有什么好谈的”。绀弩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不过言论有时左一些。”谷说：“跟你一样。”绀弩说：“我不是共产党，不过在新四军呆过。”谷正纲拿他没办法，笑问道：“毛泽东是不是共产党？”纠缠的结果，《东南战线》复刊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还是同意由绀弩出面另办一个名为《文化战士》的刊物，让它出了两期。

就是一些诸如此类的经历，加上他同胡风有过的交往，到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这位有了二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就成了肃反对象了。从现在留下的那些反省和交代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斗争对象的心理活动。

在反省的初期，我是有着抗拒的情绪的，觉得自己最多不过落后而已，何至与反革命三字有关。经过写历史材料，这些材料不但提供给组织，同时也提供给我自己，用真凭实据把自己证明给自己看，那些材料的每一件事对我自己都是一顿鞭打，使我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起了变化，彻夜彻夜失眠，几乎要淹死在自己流的汗里，而同时又不可忍耐地发冷发麻，这样经过一个相当长——一个月以上的时期，才认清了自己，哑口无言地在证据面前低头。

这一个肃反对象说服自己的方法，就是回想自己的全部经历，把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包括应该被认为是功绩的事，都解释为罪行。这里可以举两个小例。一件是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他刚到重庆，没有任何收入，生活很成问题。那时张道藩所主持的文化运动委员会，有一个办法，即以特约名义给外地来的作家发“稿费”，每人每月两千元。并不真要写稿，真写了稿去还另付真正的稿费。按当时的币值，两千元已经不算多，不无小补而已，茅盾、冯乃超、冯雪峰、以群等人那时都在“特约”之列。绀弩也就去见了一次张道藩，成了一名“特约”。在交谈中，张提到聂曾经是国民党员，说聂“在（国民）党外流浪了多年”，聂马上警觉起来，说：“原来这事是有条件的，那就不用谈了吧。”张连忙说：“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就这样，他这每月两千元的特约稿费，大约拿到一九四四年底。这么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绀弩在肃反运动中所写的交代材料里，是这样认识的：“伪文化运动委员会聘请别的同志作特约和我自己进行去拿那笔钱，政治意义是刚刚相反的。”这就是说，茅盾他们拿这钱是可以的，而他自己也拿了就是一种罪行。

另一件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绀弩写了一首新诗《命令你们停战》，发表在十一月十三日《文萃》第六期上。现在收在《聂绀弩全集》第五卷里。这是一首反对内战的诗。这时，抗日战争结束三个月了，国民党、共产党双方都在准备内战，并且不时有了些小的接触。在共产党这一方面，希望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尽可能迟一点爆发。十月十日国共两党代表（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和王若飞）签字的《双十协定》就写上了“坚决避免内战”的话。甚至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之后，共产党仍旧提出“反对内战”的口号。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还在说国民党当局“公开号召全国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只有内战才能压制我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力量，便利于他们的军事独裁”，《宣言》提出了四条“紧急呼吁”，第一条就是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停止军事冲突。（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二三四、二三六、二三七页）绀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发表《命令你们停战》这首诗，可以说正好是宣传中共中央的这个意图。他在一篇交代材料中说：“这首诗周总理看见过，说我丧失立场，说今天国民党打我们你反对固然不错，但我们是革命的，有一天国民党不打我们，我们要打他，你也反对吗？”据我看来，绀弩本来是可以为自己作一点解释的，因为这是一首诗，不可能说得如同政治文件一样说得面面俱到。记得在一本清人写的笑话集中看到过一个笑话。有人做了一句诗：“一轮明月照姑苏”，一位书吏看了，批评道：难道这明月单只照了姑苏一处地方吗？得改一改，就提笔改为“一轮明月照姑苏等地”。这样确是全面了，可是诗也就没有了。绀弩却不曾为自己辩解，在肃反运动中写的交代材料里，对这首诗作了这样的检讨：

为敌人作党内代办，不但表现在某些行为上，也表现在某些文字里。……臭名昭彰的《命令你们停战》，说两党都不要打内战，自己站在“两党”之外和之上，把革命的党和革命的战争与反革命的党和反革命的战争等量齐观，一齐称之为“内战”，这就混淆了党和战争的性质，抬高了敌党，降低了我党，实际上尽了为敌党宣传辩护的任务。

绀弩跟胡风的关系甚深，他是由胡风介绍加入“左联”的。到了一九五五年，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这就成了他必须作重点交代的题目了。在他所写的材料中，把他同胡风交往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列举出来。在写了这一切之后，他不能不如实表白了自己的认识：“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反革命”。

通过这样的反省和检查，绀弩说服了自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他检查说，他对反革命有先天的契合，对革命有先天的抗拒，“这大概是所谓反革命阶级根性，使我这里那里凡碰见党群相对的地方，我总站在群众立场，反党立场。问题是我自己检查来检查去，一点主观上的反党反革命的意思都没有。赶紧声明：决不想用这句话来企图什么，不过说一点内心的真话，也明知道凡是反革命，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大概有一条规律：自己不说知道自己是反革命”。他说，他“越反省越不了解自己”，得到的结论是“天生的反革命”!

肃反运动结束的时候，苏共二十大已经开过，赫鲁晓夫已经开始批评斯大林，政治空气有了一点点宽松的趋向，因而对那一百三四十万肃反对象的定案也就比较宽了一点。这样，绀弩也就没有定案为反革命分子了。后来他在一份材料中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反省结束，我被宣称为不是反革命，但有严重的历史政治问题，又被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党籍，虽未批准，但在那时期，心境还是很阴暗的。常想，既然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我隔离反省呢？难道不可以用其他办法把问题搞清楚么？我总觉得，我自由主义，犯了严重错误，都可以整我斗我，惟独用反革命这名义斗，我不完全心服。

我根据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所提供的数字，已经计算出来，肃反运动的错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强。当年被肃错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大都是绀弩所说的这种心态吧。这种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有多深，绀弩在这篇材料中说：

事后，有一次楼适夷问我在反省期间是否相信党，我说，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

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他的妻子周颖（就是《散宜生诗》里亲昵地称作周婆的）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在绀弩帮她修改的发言稿中，有这样一段：

如果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的人在说谎；如果他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的人在念咒；如果他是一个急躁的人，他就会觉得恐怖、冤屈、是非颠倒、天昏地暗。总之，他会感到真理、正义不在斗争的人那一边，而在他这一边。这样的心理，哪怕只有一秒钟的存在，我认为也是我们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共产党的威信的损失。

可惜的是听不进去这样的忠鲠之言。作这发言的周颖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帮助妻子修改这篇发言，也成了绀弩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条重要材料。

这些几乎尘封了五十年的“运动档案”得以公开出版，表明中国在这五十年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天读它，不仅是让人们知道，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一页，而且提醒人们思考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这一类事件不再重演。

（原载二○○四年十二月十日《文汇读书周报》）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的文章里多次提到易卜生。早在一九○七年的《文化偏至论》里，就称赞他的“瑰才卓识”。“五四”时期，他在《新青年》杂志的《随感录》中表示：“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第四十六页）对于一些人主张“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那种如意算盘，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第四十八页）他引证的是易卜生剧本《布朗德》中的一句著名的台词：全有或全无。（《易卜生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八八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改革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后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回忆说，在这个背景之下，“输入易卜生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新青年》杂志还专门出了一期“易卜生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参与社会改造讨论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就引证了《群鬼》中的情节，说“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

《娜拉走后怎样》原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艺会讲演的记录稿，经过他本人修订，后来编入论文集《坟》里。易卜生的这个剧本又名《玩偶之家》，娜拉是剧中主角。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她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里，深得丈夫的宠爱，其实不过是丈夫的玩偶罢了。渐渐地，她对这情形感到不满了。丈夫海尔茂问她：“你在这儿过的日子难道不快活？”娜拉回答说：

说不上快活，不过说说笑笑凑个热闹罢了。你一向待我很好。可是咱们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玩偶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玩偶女儿”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逗着我玩儿，我觉得有意思，正像我逗孩子们，孩子们也觉得有意思。托伐，这就是咱们的夫妻生活。（《易卜生文集》第五卷，第二○一页）

娜拉觉悟到了这一点，于是毅然抛开了丈夫和儿女，从家中出走了。她跟丈夫最后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

海尔茂：丢了你的家，丢了你丈夫，丢了你儿女！不怕人家说什么话！

娜拉：人家说什么不在我心上。我只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海：这话真荒唐！你就这么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

娜：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

海：那还用我说？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

娜：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

海：没有的事！你说的是什么责任？

娜：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

海：别的不用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娜：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同上书，第二○二页）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这真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出走宣言》！

作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表白之后，娜拉飘然出走，这一场戏剧也就落幕。如果有观众关心出走以后娜拉的命运，易卜生可没有说，只好留下永远的悬念了。

鲁迅的这篇讲演，就是以易卜生的终点为起点，专门来讨论娜拉走后会怎样这问题。她会怎样呢？鲁迅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什么呢？出走之后，她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活下去，她就必须有钱。鲁迅说：“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他的小说《伤逝》里的女主角子君，多少有一点像娜拉。你看她，从父亲的家里出走，来和爱恋中的涓生同居，你听她的表白：“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岂不是同娜拉所说的“我对自己的责任”，“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同样的态度吗。可是问题首先出在钱上，涓生没法筹到维持两人生计的钱，终于不得不分手，她终于回到父亲冰冷的家中，终于凄苦地死去。这也就是娜拉出走以后的一种可能的结局吧。鲁迅说：“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鲁迅写《伤逝》，未必是有意为了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问题。但是，他写它的时候，想必还是想起两年前的这篇讲演的。你看，这篇讲演中说的：

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再看小说中写的：

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两篇对照来看，可以看出意思和表达方式都很相近。

经济权是要紧的。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权呢？鲁迅在这篇讲演中说：“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这就说到社会改革乃至社会革命、为社会革命而剧烈的战斗上去了。傅立叶有一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争取女权的斗争，本来就是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嘛。

可是所有这些，易卜生都没有说。他在剧本《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布朗德的口，作了这样的表白：“现在我明白：当初我自以为掌握了救世良方，这是错误的。”（同上书，第三卷，第一八七页）所以他写剧本，只提出问题来，却并不负责提供答案。这或者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特点，是他的过人之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就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

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易卜生既然是这样一种看法，当然不会来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问题了。

一些热心救世的人，例如刚才说到的傅立叶，还有圣西门、欧文他们，都是最热心来回答这问题的人。他们设计出了种种理想社会的方案。可是他们，甚至那些把他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种种设计，都无不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屡经试验，没有一个药方是真正能够治病的。

在剧本《布朗德》的第五幕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管事：……请问，人家说的“人民的前程”是怎么回事？

校长：我的好管事，说起“人民的前程”话就长了。这是怀着很高期望的一股力量所追求的目标。不过你要明白，这个宏大的目标要到将来才能达到。

管事：告诉我，人家说的那个“将来”，究竟哪一天才能来？

校长：它不会来，永远不会来。……因为它来到了，它就成了现在——再也不是将来了。

管事：……但是那“前程”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校长：我不是刚说过：“人民的前程”是一个未来的公约；它在将来才能实现。

管事：好，那么请问：这将来什么时候到来呢？

校长：（旁白）这个管事是个傻瓜！（大声）我的好朋友，难道我还要重说一遍？将来是不可能到来的；因为它到来了，也就是过去了。（同上书，第三卷，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你看，易卜生已经毫不客气地把执著地期望将来前程的那位管事称为傻瓜了。他深知决不能寄希望于“永远不会来”的将来。对于这个意见，鲁迅是赞同的，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复许广平的信中也写了些类似的话：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

鲁迅是并不反对给苦痛的人生一点慰安的。就在这篇讲演中，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那么，就做梦去吧。去做怎样的梦呢？紧接着，鲁迅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

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使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倘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鲁迅在这里，对于那种以“未来幸福”“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等等名义要求人们作出现实的牺牲这一类说教，明确表示了他的反感。这里表现出了他过人的清醒。这也是他同易卜生心心相印之处吧。

当娜拉觉悟到她只是丈夫逗着玩儿的玩偶，而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的时候，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实现这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出走。接踵而来的，就一定会发生“走后怎样”的问题。假如我们把“娜拉走后怎样”这问题抽象化，问题就会以这样的形式提出来：当自己追求的某一目标达到了之后，下一步将会得到什么呢？这可是每一个在思考历史进程的人都得想想的问题。思想家顾准在他的《漫谈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这些文章里不只一次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过。例如，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就说：

不过，我们也可以效法鲁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庇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庇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在来看无关重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三八○页）

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影响更大，关系也更深的俄国革命，顾准也就思考得更深也更多了。他说：

问题还在“娜拉出走以后如何”。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以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其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同上书，第三八二页）

追求的如此，获得的如彼。在看到了这样的结局之后，顾准反思了当年列宁跟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的论战，他重新思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考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等等著作，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同上书，第三八七页）

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个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一九一七年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一九一七年的青年，现在（按：顾准这篇作于一九七三年。）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比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见《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同上书，第三九六～三九七页）

在发了这一通感叹之后，接着，顾准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

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一千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同上书，第三九七页）

在另一篇文章里，顾准写出了他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的结论性思考。他说：

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像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同上书，第三四一～四三二页）

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在天上的鲁迅会不会接受顾准在他提问五十年之后所作的回答。不过，我以为我们今天又比顾准多看了几十年历史变迁的现代读者，是可以赞同他这意见的。

（原载二○○六年《随笔》第一期）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薛涌的《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见《随笔》二○○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薛文”）一文的最后结语说，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需要说的是：知识分子要从老百姓的生活中滚开!”

读完这篇，我就想：难道“知识分子”同“老百姓”竟是如此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了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老百姓：人民；居民（区别于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大约这是芸芸众生包括士农工商的总称吧。士，用现代语言来说，应该就是知识分子。薛文中说，“余英时将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相衔接，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卓越的研究”，文中还用了“‘士’或者知识分子”这样的表述方式，表明他是能够赞同古代的“士”即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没有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或军人和军队文职人员，他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并不是在老百姓之外，而是在老百姓之中。如果要按照薛文的主张，将知识分子逐出老百姓的行列，于是四民只剩下三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另一种“三民主义”了，一笑。

知识分子即士原是老百姓的一部分，这两者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可是，士农工商，毕竟士为四民之首，现在把他单独提出来，当然是着眼于他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分的特点。既然号称知识分子了，他应该受过比较完备的教育（包括自学成才的那一部分），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思考能力，通晓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明白中国同外国的差异，因而在老百姓之中，他应该承担更多道义上的责任，常常很自然地成为老百姓事业的领头人。薛文中（从贬义）用了“精英”一词。知识分子当然并不全是精英，而精英大抵总是出于知识分子，有例外也不多吧。薛文中说的知识分子的过错，有一条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更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在这句话里，“老百姓”一词出现了两次。如果说，第一处是不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在内的，第二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么，他们总是这样觉得就不但不能不说是什么过错，甚至是应该努力做到的事情。如果他不能懂得并代表老百姓（包括他自己）的根本利益，就不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

薛文反对的，正是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定位。在谈到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冷漠与麻木的时候，他说：“救治这种冷漠，并不是靠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来改造老百姓的灵魂。正相反，这些精神贵族应该少过问老百姓的事务，应该让老百姓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当知识分子总要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时，老百姓当然冷漠。但是，当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时，他们的责任感也绝不会比知识分子差。”我当然也衷心祷祝中国终于会出现“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是必须以排除知识分子的参与为条件。我以为这里说的“老百姓”，应该是把知识分子包括在内的大概念。

不过，薛文也并没有把知识分子完全看成是一种消极因素。它说：“乡村秩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真正具有权利来处理家乡的公共事务。他们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跟老百姓（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小概念）不是一种平等合作共事的关系，而是低人一等的雇工和雇主的关系。

看到这里，我就不能不想起孙中山政治学说中“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里面说：

我们可以拿《三国演义》来证明。譬如诸葛亮是很有才学的，很有能干的。他所辅的主，先是刘备，后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没有一点能干。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刘备临死的时候，便向诸葛亮说：“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的道德还是很好，阿斗虽然没有用，诸葛亮依然是忠心辅佐，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这样看来，在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像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到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二五～三二六页）

孙中山的这段话，我看正好和薛文互为注释。薛文中说的，“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这样的理想境界其实是出现过的。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农民穿上了干部制服，坐在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上，有权（却无能）；同时雇用了（或者说吸收了、招考了、招聘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工作，他们有能（却无权），于是在全国大小机关普遍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的制度。虽说一九五七年把那些不赞成外行领导内行的人一概打成右派分子，但是究竟无法长期坚持，到了开放改革时期提出了干部队伍要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了若干知识分子取代工农干部担任了领导职务。讨论这样做的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件事至少表明：薛文中提出的这个主张，在试行一段之后终于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改弦易辙了。

薛文批评了“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给鲁迅作这样的历史定位，我以为是武断了一点。这里，我愿意介绍他谈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关系的一段话，那是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里说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但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第一○四～一○五页）

这里，鲁迅说到了事情的两个方面。第一，“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知识分子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部分；第二，他又是最初即把改革的任务承担了起来的人，这不但是中国和外国历史所证明的，就是现在和将来，知识分子恐怕也仍将担当这样的使命。就说这篇薛文，岂不也是表明一个知识分子希望自己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一点影响吗？只是他想用贬损乃至全盘否定知识分子这种手段，未必能产生积极的结果罢了。

薛文贬损知识分子，是以鲁迅作为靶子的。在鲁迅的生平事迹中，有两件事是人们津津乐道，任何一本鲁迅传记都要大书特书的。一件是他中断了医科的学业，而改以文学为毕生事业，这样才有了文学家鲁迅；另一件是他写了《阿Q正传》，创造出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这样才使他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的作家。可是正是这两件事，在薛文里却遭到了最严厉的谴责。

鲁迅从医学转到文学，这一“转变”的动机，鲁迅的想法，薛文是这样概括的：

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在鲁迅对他留日期间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的叙述中交代得就很清楚：他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看到中国人被当作俄国的间谍遭日军处死，一群麻木的国人在那里看热闹；他由此受到刺激，觉得这样的国人心灵不救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

薛文对鲁迅的想法作了这样的概括之后，就宣称这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这“上纲”就不可谓不高了。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一“概括”，只是一种武断和曲解，同鲁迅的原意完全不符。鲁迅的想法，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说得很清楚。他说，在那场“幻灯片事件”之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四三九页）

这段话的意思，怎么能够“概括”为“声称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中国人肉体也不值得救治”呢？怎么能够指它为“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而加以谴责呢？

就来说说医学道德问题吧。假如鲁迅已经是一个医生了，他当然必须遵守医学道德的准则，也就是说，他应该竭尽全力救治他的病人，对待求治的病人应该是只看病情，对症施治，而不问其他。什么身份的尊卑，家境的贫富，关系的亲疏，见解的同异，学问的高低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不在考虑之列，都不能影响他对病情的尽心治疗。假如他不是这样做，或者如若干年前说的，在医疗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那么当然可以说是违反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原则。鲁迅虽然一度学医，可是从未行医为业，怎么能用医生的职业道德去要求他呢？至于一个人是不是愿意选择医生这职业，并不表明他是赞同还是挑战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这本来是分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事情。薛文对鲁迅的这一谴责，我看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薛文作了更多的谴责。除了上面已经摘引了的一段之外，还有好几处说到了。请看这一段：

《阿Q正传》和那篇声称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中国人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藤野先生》，已经问世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就被这样的作品所激励。所以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会有山西黑砖窑中的奴隶制度，会有广东打死讨薪民工的惨案。读《阿Q正传》长大的民族，怎么可能对农民公道？

这里对《阿Q正传》这部才二万五千多字的中篇小说的影响（当然说的是负面影响）未免评价过高了。中华民族的形成，缩小一点，汉民族的形成，少说也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而《阿Q正传》呢，其第一章在《晨报》副刊开始连载，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的事。它作为一篇完整的小说第一次全文发表，是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的小说集《呐喊》中，到今天才八十几年，怎么能说这“民族”是读《阿Q正传》长大的呢？再说，山西黑砖窑和广东打死民工这两案的罪犯是否《阿Q正传》的读者，想必在审讯记录中并无记载，无从臆测。如果说，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阿Q正传》的“激励”，那么，我想，还可以作点增补：阿Q不是调戏过小尼姑，对吴妈有过性骚扰的记录么？不是进城去当过窃贼么？不是抢了静修庵的宣德炉么？未庄不是当真发生了明火执仗的大抢案么？因此，现今所发生的一切性犯罪、盗窃、抢劫等等刑事犯罪，大都可以从《阿Q正传》里找到渊源所自，或激励，或示范，或教唆，而且都比薛文所举山西广东两案的关系要更加密切一点。至于说，读了《阿Q正传》就不可能对农民公道，我看也未必尽然，可以举一个显然的反证；薛涌先生肯定是读过《阿Q正传》的，他对农民就不仅十分公道，而且十分偏爱，认为他们比知识分子更好。只是他提出的叫知识分子滚开的主张，未必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就是了。

关于《阿Q正传》，薛文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他的阿Q的原型是从哪里来的呢？”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是来自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日本的那些把中国人丑化、非人化的媒体：“鲁迅留日时，正赶上这类宣传品大行其道。他受了刺激和影响，接受了日本版的中国人的观念，创造了阿Q的形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鲁迅为什么要创造阿Q这一形象？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了，他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全集》第七卷，第八三页），后来他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中更说，他写《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五五四页）。作品中所写的“国人的魂灵”“国民的弱点”，主要只能是他自己观察和思考所得，当然也不排除书报影视等等媒体给他的启发。当年日本那些丑化、非人化中国人的宣传，显然引起了他很深的思考和很深的反感。“幻灯片事件”引起他那么强烈的反应，就是著名的一例。他读外国人讲中国的书，认为说得对的，就接受，认为不对的，就反驳。一直到后来他都是这个态度。这里可以讲一讲他评论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这书的事。在看了书中《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之后，他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一文中说：

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四八页）

接着，鲁迅对安冈这书中所举的一些实例作了反驳。从这一例也可以看出他决不是把外国人的那些丑化中国人的宣传都不加辨析地接受了的。

鲁迅看到过的日本人写中国的书，还应该提到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鲁迅给它作的序言中说，它“有多说中国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二七六页）。他不赞成内山书中多说中国优点的态度，是因为他想促使中国国民性的改变，所以总是强调指出它的缺点，这也就是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的，“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四六八页）的意思。其实，就说国民性，鲁迅是既看到了病态的一面，也看到了另一面的。《活中国的姿态》的中文译本书名作《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鲁迅在致中译者尤炳圻的一封信里，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国民性：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四一○页）

像“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这些话，表明鲁迅看国民性，是两个方面都看到了的。《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的一段话，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名言了：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页）

这就是鲁迅的看法。说他把中国人看成了生命没有价值的劣等人类，真是厚诬古人了。

薛文中还有一处很有点意思的自我表白，值得在最后拿来谈一谈。那是几年前他对给他看病的外国医生断言：“从现代历史的角度说，中国文化是个失败的文化，至少不能说是个成功的文化。”怎样论证他的这一判断呢？用他“单刀直入”的说法是：“我愿意我和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你希望你或你的后代生活在那里吗？”

我相信这是他由衷的选择。但是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两种文化的比较和选择，而是两种生活条件（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的比较和选择。这样说，完全没有能够回答中国文化是成功或是失败的问题。不过，他这样说，确实表明了他和鲁迅完全不同。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中记下了一次鲁迅同几个日本友人的会见：

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

鲁迅写小说，写杂文，揭露中国的消极现象，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啊。

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谁最有发言权？让我来说，应该是挚爱这片土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为这里还存在的消极现象感到痛心，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的人。这样一种态度就使他决不会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会提出不负责任的主张。而像薛文所表白的，他已经厌弃了这片土地，不但自己不想回来了，连子孙后代也不回来，他对这片土地还有什么责任心呢？隔着辽阔的太平洋，说些什么“中国文化的失败，正是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早已失传的结果”呀，“阿Q的麻木，其实是鲁迅的麻木”呀，等等等等，怎么能让读者认真看待呢？

二○○八年三月七日

（原载二○○八年《随笔》第三期）

胡适的苏联观

胡适少年时代就对专制的沙皇俄国产生了敌意。在他的自传《四十自述》里就记有这样一段一九○五年他在上海求学时候的事：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争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社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第十八卷，第五五～五六页）

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欺侮，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是很自然的事情。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彼得格勒爆发革命。十五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宣言。成立临时政府。专制的沙皇俄国被推翻，变成了共和国。胡适十分欢迎这个变化，欢迎新俄国的诞生。四月十七日，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沁园春·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胡适全集》第十卷，第六七页）

真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可是胡适没有能够预料到的是，这个“新俄”只存在了几个月，到十一月，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试验了。

胡适对于俄国进行的这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试验的态度，是赞成和佩服的。对于新出现的苏俄，是持友好态度的。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苏俄代表加拉罕来中国谈判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和解决历史悬案问题。胡适在九月十六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大国民”的外交》一文对加拉罕表示支持，实际上是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中说：

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罕代表东来备受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欢迎，足以证明我们国民已经认识了苏俄是我们的好友，既经认识了。他是我们的好友邦么？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应该把承认苏俄这件事，作为纯粹友谊的表示，不该把他作为商卖式的外交交换品，只有力能承认苏俄的政府，才能接受并保有苏俄退还中国的权利，但是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门”的“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得到的呢？（本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七十期，《胡适全集》未收）

一九二六年胡适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在短短的三天里，他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参观了监狱，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他七月三十日的日记里记下的参观革命博物馆的事：

下午到革命博物馆，馆中用史料表现革命史的各时期，起于十七世纪Stanka Rasin［斯坦卡·拉辛］之农民革命，终于一九一七之“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最后为 Lenin Corner[列宁厅]，表现列宁一生历史及著作。凡他的手泽，遗物，皆搜罗陈列；中有他变服为铁匠时的假发，饭锅，护照等。他死后的各国代表团体之花圈也陈列在此。（《胡适全集》第三十卷，第二一九页）

次日他致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说到这次参观，“很受感动”。

八月二十七日致徐志摩的信中说：

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以上两信都见胡适《欧游道中寄书》，收于《胡适全集》第三卷，第四九、五三页）

在《欧游道中寄书》中，还有他七月三一日致张慰慈的信中，其中说：“这是莫斯科的第三晚了。在一个地方遇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erriam与Harpers。今早同他们去参观监狱，我们都很满意。”这件参观监狱的事，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

十一时，参观第一监狱。地在郊外。此地有三百九十二人，皆犯重罪，须隔离者。现改为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室中二榻，向例皆悬起下锁，至睡时始放下。今皆去锁，随时可卧。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独有二桌，因其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故与一桌。别处监狱皆有自治制，此间因皆系重犯，故除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之外，管理仍由专人司之。那时午餐正熟，每楼之食品皆已分配好了，正要抬出去。我们到厨房，他们请我们试吃一点。面包比Saroy Hotel[萨罗旅馆]的还好，也是犯人自作的。医药室中除专有常驻狱医外，另有专门医生如花柳病专家等不时来此。又有心理病专家，专研究犯人的心理的状态，遗传，环境，等等犯罪的原因。有牙医室，每月来若干次。其工场中以织物为最重要，其设备宛然一个小工厂，其出品甚佳。据导者说，向日此项重犯以隔离之故多生精神病态。今改革之后，人有工作，病态大减了。（《胡适全集》第三十卷，第二二○页）

他在七月三十一日写给张慰慈的这封信里谈他对苏联的观感，说：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今天我同Merriam谈了甚久，他的判断甚公允。他说，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胡适全集》第三卷，第五○～五一页）

下一封信又说：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胡适全集》第三卷，第五一～五二页）

从他的这些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二六年，胡适还是很看好苏联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写的《名教》一文中还说到了这样一件事：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胡适全集》第三卷，第六六页）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写的《“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中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九○页）

后来胡适对苏联国内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苏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胡适的看法就渐渐改变了。他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有一段论及苏联国内政治控制的运作方式，真是说得又生动又深刻：

现代的独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专政的工具。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换句话说：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个独裁的首领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万一不如此，就糟糕了。（着重点是引者所加，下同。）（《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二三三～二三四页）

这篇文章还指出：

独裁政治之难学，不光是“独裁的首领”难得，也不单是专门人才难得，还有那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最不易得。凡独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许多残暴不合理的行为，并非是因为那独裁首领要如此做，只是因为（如丁在君先生说的）“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你要他们丢了棒球新闻来做你的棒喝团，抛了侦探小说来做你的冲锋队，你就不能太摆上等人的臭架子，东也有所不为，西也有所不为。你只好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铲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独裁政治的成绩的大小，和独裁政制之下民众与国家受的福利或祸害，往往系于这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的程度与经验。这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关头。（《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二三四～二三五页）

这样，胡适就把当年苏联（以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那个庞大的无孔不入的控制机器是怎样构造成功以及如何运作的秘密揭露出来了，表明了他对这种体制的深知。

就在他对苏联看法已经有很大改变的时候，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作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还深有感情的回忆起当年的莫斯科之游：“我们现在看见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但我们应该想想，当日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受监禁拘囚的十万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国的先锋？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八五页）

一九三六年起，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八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一月，皮达可夫等十三人被判死刑。六月十二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处死刑。胡适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独立评论》二三九号的编辑后记里说：“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五七一～五七二页）他是把苏联大规模的肃反和这个政权的稳固性联系起来考虑了。

胡适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在北平广播电台作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广播演说，最后说到，“世界文化还有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他说：

有些人听了我这句话，也许要笑我说错了，他们说最近三十年来，民主政治已不时髦了，时髦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代表劳农阶级的少数党专政，铲除一切反对党，用强力来统治大多数的人民。个人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遗产，是用不着的。阶级应该有自由，个人应该牺牲自由，以谋阶级的自由。这一派的理论在眼前的世界里，代表一个很有力的大集团。而胡适之偏要说民主政治是文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这不是大错了吗？

我不承认这种批评是对的。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末多。这是很可惋惜的。（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六九三～六七四页）

海耶克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书，书中指出：“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论证了计划经济之类的政府干预是通往奴役之路。殷海光将它翻译出来，在《自由中国》上连载。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欢迎茶会上，以《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为题发表讲演，其中他提到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讲演，说明了他为什么会改变对苏联的看法。他说：

我这里应当声明一句：我这个变不是今天变的。我在海耶克的书以前好几年已经变了。诸位看过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有张起钧先生翻译我的一篇文章：《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但是没有记上年月。其实那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演的文章，原题目是Conflict of Ideologies［“思想的斗争”或“思想的冲突”］。这里面有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要领导到政治的独裁。”下面引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是最独裁的东西。”实在，要彻底的改革社会制度，彻底的改革社会经济，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独裁——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才可以做到。这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讲演的意思。那时候我就指出民主和极权的不同。我就已经变了。为什么大家都变了呢？这个不能不感谢近三十多年当中，欧洲的可以说极左派和极右派两个大运动的表演；他们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训。极右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德国的纳粹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德意两国的失败是大家所明见的。极左派是俄国三十七年前的布尔雪维克革命；苏俄自己当然以为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以社会、历史、经济的眼光看，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失败。这都是社会主义，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用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才明白就是方才我这位朋友在信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方面；它的成功的程度，还远不如共产主义那么大。”这话怎么讲呢？就是，如要社会主义成功，非得独裁不可，非用极端独裁、极端专制不可，结果一定要走上如海耶克所说的“奴役之路”。

今天我要讲的不过如此。我们在台湾看到《自由中国》、《中国经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讨论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一切计划经济，一切社会主义，是不是与自由冲突的？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杂志》（Freeman），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七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我方才讲，这是好现象。（着重点是引者所加）（本篇《胡适全集》未收，现在据花城出版社《胡适文集》第四卷，第二二三～二二五页）

对于胡适更大也更直接的刺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损害。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胡适给周鲠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回顾了自己对苏联看法的改变,信中说：

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又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peace at anyprice）。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这“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说他从布雷斯特李托乌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对德不侵犯条约，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里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老兄还记得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演说，我还表示我的一个梦想：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前几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生访问苏俄与中国，他在重庆下飞机时发表的书面谈话里，还引我那个中苏边界不用武装兵士防守的梦想。老兄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大作《求得太平洋的和平》（Winningthe Peace in the Pacific）里，也还引我这个梦想的全文（第九一页）。

老兄，我提起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为的是要表明我对苏联确曾怀抱无限希望，不愿意想像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苏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苏俄是世上第一个疆土最大的国家，今日是他的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全世界公认他是两个最大强国之一。这正是他应该修善睦邻的时期了。暴力是终久靠不住的，德国、日本都是眼前的镜子。一个强国也还需要朋友，需要诚心爱护他的朋友。无论怎么强的霸国，到了邻舍害怕他、朋友抛弃了他的时候，就到了开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老兄试回想你我两人在五六年前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试回想我们当时亲眼看见的西方民主社会对苏俄那样真诚的友谊，——我们不能不惋惜：苏俄今日被人看作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真是苏俄自己的绝大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胡适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一八～三二○页）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胡适收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邓世华的一封长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一九九～二○一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版），诉说自己对于时局的极端苦闷。他问胡适：“国家是否还有救？救的方法为何？”胡适当天半夜给他回信，其中说到：

国家当然有救，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胡适全集》第二五卷，第二五七页）

这时他已经把苏联看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了。几十年过去，一些事情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邓小平对来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九三页）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适在以《当前中国文化问题》为题的一篇演讲里。两处谈到他对苏联的看法。一处说：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又说：

目前的反动并不是大反动，只是小小的反动，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他们自己就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用最专制的权力来压迫自己人，经过三十一年长时间还不许人家进去，不许自己人出来，不敢和世界文化交流，这正表示他们的胆怯。所以我说这只是一个小反动。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胜利。（《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七四九～七五○页）

胡适一九五○年六月九日致沈怡的信中谈到自己在几个月的大动荡、大变局中对苏联问题的深思，他说：

我去年四月出国，廿一日（“和平”破裂之日）到金山，迄今十三个半月了！这十三个月来，我曾收罗一些书报，并且自己每日剪粘五种日报。我很想对国家的困厄与世界的危机，得一个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解释。十三个月之中，我差不多没有作一次公开的讲演，讨论十三个月的结果，我稍稍明白这十几年的历史。五月十八日，我在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领导一个小规模的讨论会。我说了一点钟，又答了一点钟的话。我的结论大致是说：“这十几年中，只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止有他们比较的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胡适全集》，第二五卷，第四四八～四四九页）

一九五○年七、八月间，胡适循着这个思考的结论写出《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他在八月十五日的日记里说：“写完我的一篇英文文字‘How Stalin’s Strategy ofConquest Succeeds in China After 25 Years’ Chinese Resistance’[《斯大林的战略在中国遭到二十五年的抵制之后如何获胜》]。此文费了我四十天的工夫，甚不值得。”这一篇可说是他的苏联观的总结。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谈到了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苏联斯大林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的事：

三强会议，于一九四五年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延长到七天。在即要完毕的一次会议中丘吉尔首相没有出席，而罗斯福总统——据霍浦金斯的记录——则“疲倦而不愿再从事辩论”。在这个会议中，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最后的协议，对中国保守着秘密；直至六月十四日，才由赫尔利大使在重庆告诉蒋委员长，说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代表他们各人的政府，在雅尔塔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

由于这些极浮泛的条文，东北和全中国以及韩国（虽然这里没有提到），甚至很可能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便被注定了。历史倒退了四十年。这三个签字人当中，显然的只有斯大林是把历史记得还不差的。因为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斯大林发表了一件文告：在这文告里面，他说明他的四天对日作战是俄国于一九○四年——一九○五年败于日本人手里的报复。这文告里面说：“俄国军队于一九○四年的失败，……在人民心里留下辛酸的记忆。它好像在我们的国家上面涂了一个黑点。我们的人民相信并且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打破而把污点擦去的。我们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有四十年了。”

这就是秘密协定中的主要的文句“过去曾为苏联所有，而因日本于一九○四年的诡谲攻击而受到侵害的权益应予恢复”的历史的意义。斯大林是用俄国的报复的历史的理由来恳求罗斯福的支持的。依据霍浦金斯的记录：“斯大林向罗斯福说，如果他所提出的条件没有得着承认，那便很难向俄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要叫他们去打日本了。……但是斯大林又说，如果他所要求的政治的条件能够被承认，那他便不难向最高苏维埃和人民解释到底什么是他们参加远东战争的报酬了。”

整个事件是一套欺骗的策略。中国当时没有在场，但是罗斯福总统应采取行动以获得中国的同意。甚至于总统这样答应还不够。斯大林坚持把这个协议写成文约，并且须含有这句话：“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等要求，于日本失败后无疑应予实现。”这便是说，就是中国拒绝同意，苏俄亦要取得这些要求的！

斯大林是在深思熟虑的了欺骗并且讹诈罗斯福……

我回忆到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天了。在那天，我以中国大使的资格去拜会罗斯福总统。战事已在欧洲爆发，总统颇感烦恼。他告诉我说，“我正在考虑斡旋中日和平的事情。最困难的当然是东北问题。我有一个新公式：我们刚和英国签订一种新协定，是关于太平洋中康登（Canton）和恩德背理（Enderbury）两岛的共同利益和管辖的；我可以在相同的基础上解决东北问题。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和安全，关于东北正可以订一种相类似的协议。”

我辞别他之后，就设法多知道一点关于这两个珊瑚岛的事情。我随即发现，康登岛九英里长，最宽的地方五十码。岛上居民有四十人。恩德背理三英里长，一英里宽，并且有居民四人！东北，大家知道，有居民三千三百万人，面积四十一万三千平方英里。我现在确信，一九四五年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心中必念念不忘他一向得意的康登岛和恩德背理岛的成例。这两个小岛，照着英美两国政府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所签订的协议，由两国共同管理五十年。

在一个伟大的人物恢廓的理想上玩弄诈谋的人，历史决不会宽恕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四年版，第四二～四七页）

他在一九五○年六月九日致沈怡的信中写的“这十几年中，只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止有他们比较的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大约就是指这些事吧。

胡适给周鲠生的信中说的“中苏条约的逼订”，指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其实只是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具体化。这个条约，正如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的，“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对日作战牺牲最大，时间最长（中国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是十三年十个月二十八天，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是八年一个月八天，美国是三年九个月六天，苏联是六天），到了战争胜利之时，却得到这样一个条约，在人类历史上还少见如此不公的先例。其实苏联方面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后来，斯大林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七八页）

至于胡适给周鲠生的信中说的“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件事，给胡适极大刺激的这件事，在当时和后来都有不少报道。这里只引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证言。

国民党人的，《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说：

说到苏俄掠夺我东北物资，尤堪使人发指。自九一八日本据有东北后，刻意经营各种轻重工业，十余年来，投下资金，在一百亿美元以上。俄军侵入后，竟以此项工业设备，视为战利品，建议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我方提出对案，指定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共同经营之列。苏俄不以此项对案为然，公然拒绝我方接收，并将我政府所派之东北矿区特派员张莘夫一行八人，加以杀害，苏俄之面目，至此已暴露无遗。

美国国务院于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月十一日，照会中、俄两国政府，认为日本在国外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苏俄亦全然不睬，在此以前，苏俄对东北之工业设备，除可劫掠者外，即予破坏，至此仍依旧进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于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有云：“估计该地于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质量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东方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一三九页）

共产党人的，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说：

就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苏军拆运工厂事件。在当时，惨遭战祸的广大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渴望和平的，所以对马歇尔的调解难免还寄予一点希望。而苏联的拆走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又正好给英美新闻媒介以一个很好的反苏宣传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我和凤子等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就遭到了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共产党”的呼声。国民党一直是害怕群众的，从来不敢也不可能动员群众来举行示威活动的，可是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尽管英美通讯社的报道有夸张，但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第五五九页。）

就是这些事情，使胡适作出了最后的结论：苏俄今日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应该注意的一点是，胡适看苏联，总是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来看的。他是把中国共产党看做苏联利益的代理人，是在苏联的指挥下活动的。他没有能够预料到后来中苏之间会发生那样尖锐的分歧和对立。他是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而标志中苏交恶的苏共中央来信，和中共中央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都是一九六三年才发表。胡适当然无从知道。至于后来苏联的解体，却不能说他没有预见到，即从本篇摘引的一些材料中看，他已经多次论证苏联的这一场试验已经失败了。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作

（原载《领导者》总第五十一期，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副标题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讲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苏联发生的那一次失败了的政变。作者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当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是副总统，二把手；在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时候，他下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权”，现在由他亚纳耶夫“行使苏联总统职权”（第七页），成了一把手。政变失败后被捕，一九九四年二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参加政变各人实行大赦获释。这是一本为自己作辩解的书。

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点自相矛盾。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内心不希望把苏联弄垮。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他，这个倒霉总统还是想保留自己的‘王冠’，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权力抓住。”（第七一页）事情当然是这样，他当苏联总统的前提是苏联必须存在，一旦苏联不存在了，他这个苏联总统也当不成了。他当然要用尽最后的力气维持苏联的存在。现在你反对的是一个最不愿意苏联垮台的人，怎么能把这事说成是“捍卫苏联”的举动呢？事实是，这次政变给戈尔巴乔夫的政敌叶利钦帮了大忙，使他在政治斗争中大大得分，几个月之后，他和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领导人一起，宣告了苏联历史的终结，当然也同时宣告了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任务的终结。由此看来，把这次政变称为“葬送苏联的最后一着”，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吧。

亚纳耶夫的政治态度，书中表明，他不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评。书中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其‘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行进行攻击。根据赫鲁晓夫的看法，这些品行是苏联国家的主要灾难。由极端的个人动机所决定的赫鲁晓夫反科学、非常庸俗的论述与公开的臆造掺杂起来……对斯大林和我国苏维埃历史极尽诽谤之能事。”（第一○六页）亚纳耶夫当然知道：“也不可能绕开所谓的斯大林镇压的问题。”不绕开，怎样去面对呢？他的逻辑是这样：虽然“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的‘大清洗’和其他‘活动’中，毫无疑问有无辜受害的人。”但是，“在一个直到现在都处在前所未见的敌对势力包围的国家里，还有全球性的军事对抗就在门口，严格说来，所有这些现象毫不奇怪，而且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第一一五页）亚纳耶夫还告诉他的读者们：那些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老战士们，并不关心斯大林镇压了多少人，“他们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待苏联唯一的大元帅”。（第一三二页）

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亚纳耶夫这本书只说到了波兰一国。斯大林对于波兰人民的贡献，书中列举了三条：“第一，它体现在把波兰领土从希特勒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为此苏联将士付出了六十万人死亡的代价，实际上是把波兰人从被纳粹分子彻底消灭的计划中拯救出来了。第二，保留——准确地说是复兴波兰作为单独的国家，一九四五年以斯大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在波茨坦坚持了这一点。第三，扩大了以‘波兰’为名的重新建立的国家的领土，把什切青和东普鲁士的其他城市和土地并入其国家。”（第一三○页）这三件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和结束以后的事情。第一件事，说的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苏军进攻德军占领下的波兰，进而进攻德国本土，进攻柏林的战争。大约是在波兰战场上阵亡了六十万兵员吧。可是，苏军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攻入波兰之前，一九三九年也有过一次攻入波兰的军事行动，你怎么就不说了呢？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突然攻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一星期以前，德苏两国已经在莫斯科签订了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划分了各自占领的地盘。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协定，希特勒未必会在九月一日发动进攻。这样说来，“二战”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联手发动的。

德军以闪电战攻入波兰，进展神速，就一再催促苏军早日出动，苏军却总是迟迟其行。并不是因为准备军事行动有什么困难，而是一时找不到一个可以欺骗世界舆论的口实。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以下简称《二战史》）第三卷“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对此有简略的记载：

俄国人想借口德国威胁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作为他们干涉的动机，这种主意德国政府自然是不喜欢的。……莫洛托夫承认，“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含有刺激德国人感情的口气”，但是他要求，“鉴于苏联政府的困难处境”，德国人不要对这一点小事介意，苏联政府“不幸实在看不出有可能找到其他任何理由，因为苏联以前从来没有为它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困境操过心，目前的干涉，对外界总得找个借口，以言之成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四七～四八页）

找到了“理由”，师出有名，就可以开始军事行动了。《二战史》接着说：

九月十七日清晨，俄国以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侵入波兰，几乎不曾遇到什么抵抗，在一个星期之内挺进了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差不多到了寇松线。驻在东部各省的波军在九月的第三周中溃不成军，俄国人的进攻完全出乎波军的意外。俄国人散发的传单上印有德军进攻范围的地图，以涣散波军的士气，入侵者还造谣说，他们是来打德国人，而不是来打波兰人。（前引书，第五二页）

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报告前线状况说：“一、红军转入进攻时，波兰军队士气一落千丈。除边防部队、民团和总司令部领导的撤退部队所进行的零星抵抗外，红军几乎没遭遇任何抵抗。二、俘获大量普通士兵和军官。……四、大部分居民情绪高昂地迎接红军。但在大城市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红军的态度比较冷淡。五、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扎列希基市缴获了一家银行，其中有没运走的部分贵重物品和纸币。在那里还缴获了一辆准备开往罗马尼亚的装满钱的汽车。……七、由于我们推进速度快，所以除几座小桥外，铁路网和桥梁都没被破坏。……”（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一九卷，第一三七～一三八页，本书以下简称《苏联档案》）

苏军的进军如此顺利，第一个原因是波兰正在以全部力量抵抗从西线入侵的德军，还有一个原因是波兰方面没有把苏军看作敌军。波兰利沃夫城防部队司令西科尔斯基准将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在俘虏营写给苏军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的申辩信中说：“您肯定相信，我们彻底履行了我们作为士兵的天职，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同时，我们也以相应的形式执行了波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没有把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苏联档案》第十九卷，第一八六页）波军没有把苏军看成作战的对方，苏军却是把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的。俘虏了数以万计的高、中、低级军官，包括将军，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在卡廷森林被秘密处决了。

这件事一直不为人们所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进攻苏联。七月六日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德国人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中发现大片波兰军官的坟墓，共找到四千四百四十三具尸体。从此卡廷屠杀案就为世人所知。苏联方面却一直抵赖，说这些人是德国人在占领斯摩棱斯克期间杀害的，甚至后来还在那里立碑，说这是“一九四一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直到一九八九年苏联才承认了凶手是苏联内务部。后来叶利钦、普京都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为此事向波兰道歉。

可是亚纳耶夫决心把抵赖坚持到底。他在书中说，一部名叫《卡廷》的电视片是“臆造”，“与纳粹的说法完全一致”（第一三○页）。不过他稍微作了一点让步：如果说苏联处死了波兰人，那也是该死的罪犯。他的说法是：“我们要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身处苏联领土的波兰人里，也有一些人对苏联公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可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处了死刑。”（第一三一页）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他们是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俘虏营里，有武装看守把他们和苏联公民隔离开来，他们有什么可能“对苏联公民犯下滔天罪行”呢？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成千成万的人！

这本书中还说，关于这卡廷案件，“戈尔巴乔夫分子‘历史学家’伪造的那些‘文件’从政府的特别档案中‘失踪’了”。（第一三一页）我不知道“失踪”了的伪造文件是些什么。但是我知道沈志华主编的《苏联档案》第十九卷有一个“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专辑（第九九～三九八页），整整三百个页码，共收档案八九件。现在中国的普通读者都很容易看到了，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如果愿意调阅，应该是随时可以办到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过。现在我转录其中的两件档案在下面，这样将有助于读者了解此事的真相。

档案号：No.08094

贝利亚就枪毙三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

（不早于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莫斯科

794/6号

机密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目前关押着大量原波兰军队军官、原波兰警察局和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波兰民族反革命政党成员、公开反革命暴动组织参加者、越境分子等。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

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每一个人都等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

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成员。

战俘营中共关押着（不计士兵和士官）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六名原军官、官员、地主、警察、宪兵、监狱看守、民团分子、情报人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波兰族人。

其中：

将军、上校和中校 二百九十五人

少校和上尉 二千零八十人

中尉、少尉和民团少尉 六千零四十九人

警察、边防军和宪兵队军官和初级指挥员 一千零三十人

普通警察、宪兵、监狱看守和情报人员 五千一百三十八人

官员、地主、天主教神甫和民团分子 一百四十四人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共关押囚犯 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人（其中一万零六百八十五人为波兰人），其中：

原军官 一千二百零七人

原警察、情报人员和宪兵 五千一百四十一人

间谍和破坏分子 三百四十七人

原地主、工厂主和官员 四百六十五人

各种反革命和暴动组织成员、各类反革命分子 五千三百四十五人

越境分子 六千一百二十七人

由于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敌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必须：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对战俘营中一万四千七百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民团分子和监狱看守的案情；

（二）以及对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一万一千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情——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

二、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

（一）对战俘营战俘案，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

事务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

（二）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案卷中的材料审理。

（三）由贝利亚同志、梅尔库洛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处长）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决定。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第三九○～三九二页）

全文之末有选编者的附注：原件一处用蓝铅笔删去了贝利亚的名字，显然是斯大林所删，一处用蓝铅笔填写了“科布洛夫”，显然是斯大林所填，又第一页批注：在文件正文和页边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用蓝笔写的个人签名，有莫洛托夫用普通铅笔写的个人签名。边空处有显然是斯大林秘书写的“加里宁同意。卡冈诺维奇同意。”

档案号：No.08095

联（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十三号会议记录摘录（一一四页）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莫斯科

绝密

特档

关于枪毙三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民团分子及其他人的决定。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No.1113/144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十三号会议记录摘录。一九四○年三月五日决定

一一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问题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对战俘营中一万四千七百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民团分子和监狱看守的案情；

（二）以及对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一万一千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情——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

二、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

（一）对战俘营战俘案，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

（二）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点头哈腰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案卷中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拉布洛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处长）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决定。

中央委员会书记

（第三九三～三九四页）

档案材料确凿证明：此事与德国盖世太保完全无关。甚至不能把责任归之于苏联内务部，内务部是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即斯大林本人的决定，他们不过是刑场上行刑的刽子手罢了。亚纳耶夫花了那么多笔墨为卡廷事件辩解，自欺则可，欺人的目的却没有能够达到，真是枉费心机了。这种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成见、偏见来曲说历史，颠倒是非，这书的价值也就不必评论了。

亚纳耶夫作为八月十九日事件的重要角色，他写的回忆录，对于人们研究苏联存在时期的这最后一个重大事件总是有点史料意义吧。如果拿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录来对照，他这书的史料价值就有一点可疑了。这里只讲一件事。当他们已经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派了总统办公室主任波尔金（一译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国防部副部长瓦·瓦列尼科夫等人飞到克里米亚，找戈尔巴乔夫谈话，要求他认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作为。当然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亚纳耶夫的书中写道：

当听到代表团到福罗斯觐见他的消息并通报很快将实行紧急状态时，他开始怒火中烧，开始骂娘和吼叫。实际上没有任何类似的行为。戈尔巴乔夫马上提出两个问题：谁派你们来的，逮捕叶利钦了吗？如果逮捕了叶利钦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这个消息，一切会是另外的样子。（第二三页）

照这个说法，戈尔巴乔夫到了这个时候还在念念不忘收拾自己的政敌！可惜这又是曲说。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他曾协助戈氏完成他的名著《改革与新思维》），这时正随戈尔巴乔夫一同被软禁。后来他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记下了那一次“觐见”第二天的一件事情：

当我第二天早晨进到别墅的小楼时，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人问戈尔巴乔夫在哪里。最后是他的外孙女娜斯佳跑到我跟前，把我领到了楼上。戈尔巴乔夫躺在床上，正在便条本上写着什么。我在他旁边坐下，开始大骂那帮无耻之徒。他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说：“是的，结局可能会很糟。但是你听我说，在这种场合我相信叶利钦。他不会对他们屈服，不会对他们让步。不过那时候就会要流血。昨天我曾问他们叶利钦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回答说‘已经逮捕’，另一人纠正说‘将要逮捕’。“（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五七八～五七九页）

原来戈尔巴乔夫是在关心叶利钦的安危！和这一伙人斗争，他知道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叶利钦了。而叶利钦也真像他希望的那样，为粉碎这一场政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例也可以看出亚纳耶夫的判断与实际情况距离有多远。

亚纳耶夫的书中还讲到一件与他本人有关的事情：

他们请求我临时承担起国家元首的职责，起初我坚决予以拒绝……当时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波尔金刚从福罗斯回来，他用慢吞吞的哲人般口吻宣布：“好吧，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我们不得不在你不参加的情况下行动。明天我们将会遭到逮捕，这近乎百分之百。

随后，再没有人说服我。我拿起钢笔签署了关于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第七四～七五页）

这一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同事们敦劝亚纳耶夫出来领导的聚会，在瓦·博尔金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里有详细记载。记下了许多人的谈话，可是其中既没有什么人敦劝亚纳耶夫的话，也没有他自己说的促使亚纳耶夫最后下决心的那句至关重要的话。他那篇“现场记录”有好几千字（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一一～一五页），请恕我不转录了。难道博尔金写书的时候忘记自己说过这句起了重要作用的话吗？亚纳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也无从去问他了。

亚纳耶夫态度鲜明的拥护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改革。像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卡廷事件，还要强为之辩。这些都足以说明他这本书的倾向了。可是在中国，有人愿意翻译介绍这本书，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据译者说，还“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译者序第六页）。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亚纳耶夫的见解在中国还颇有市场。这倒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于长沙

(原载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南方周末》）

丁文江这个人

丁文江（一八八七～一九三六）是一位很关心政治的科学家。一九二二年五月，他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九二六年五月到十二月月，他担任了孙传芳任命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其职权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在任期间，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一事与英、美、日、荷、挪五国总领事谈判，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十月）和《独立评论》周刊（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发表过不少政论作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大问题之一。丁文江就其政治倾向看，应该说是属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怎样看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呢？

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丁文江谈到当时的年轻人，有这样一段话：

近几年来，许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会的堕落，学校的腐化，归咎于青年。我个人的经验，现在青年的勇气和常识，比十几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错，许多青年进了共产党，许多青年在学校里闹风潮。但是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一六○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只注明页码，不再注明版本）

丁文江说，他假如是二十岁，也要做共产党，这可是一个极为勇敢的表态。在那时，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说的那样：“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七七～七八页）丁文江公开这样声称，就不只是一般的同情共产党了。

当时，正是国民党集结重兵对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之时。国民党把他们进攻共产党的作战说成是“剿匪”。丁文江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中反驳说：

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

共产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这种政敌是谁造成的？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无疑的，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

共产党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几个主席帮他们忙的。（第一五一～一五三页）

共产党在江西、在鄂豫皖创造的红色区域能够出现，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造成一个这样的局面，丁文江的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列举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页）因此，丁文江提出：如果真要与共产党作斗争，就得去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彻底整顿司法行政和财务行政这些事。

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里，丁文江提出了一个正本清源、避免发生革命的办法：

第一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条件。这一层要做不到，纵然我们不赞成革命，革命是万万不能免的。要免除革命，第一是要使异党的人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使得人民觉得革命不是必要的牺牲。我们的要求是绝对的，是普遍的。例如我们以为在不扰乱地方秩序或是违犯其他刑法规定范围以内，共产党应该享有同等的自由。（第一五八页）

丁文江主张政府尊重人民发表各种不同政见的自由，接受一种和平转移权力的程序，这一点执政的国民党绝对不会同意。他希望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成为一个从事政治斗争的政党，革命的共产党也是绝不同意的。书生论政，纸上谈兵，自由主义者的丁文江，除了写点这样的文章之外，大约也找不到实现他这主张的途径吧。

声明假如是二十岁也要做共产党员的丁文江，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在和以前一样继续表明对共产党的同情态度之外，详细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说明了他为什么不再有做共产党员这想法的原因。

首先，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疑问。“我们仔细分析起来，马克斯（思）的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第一七○页）并不是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从事实看起来，现代社会是很复杂的。价值是从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很难追求每人制造的成分。分工合作的结果使得生产的价值超过每个人生产总数的价值。没有问题，交换——供给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价值”。（第一七○页）“他的价值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第一七一页）

对于这个“价值论”问题，后来国内外已经有好些学者作了深入的研究，今天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丁文江所论述的水平。

在这篇文章里，丁文江还说到了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他说：

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的预言，而共产党的手段一部分是从马克斯的预言产生的。马克斯预言的不可尽信是很容易证明的。我已经说过，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使穷的人越穷，而事实上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九世纪中叶增高得很多。我现在再举一个例：马克斯说共产革命一定是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而事实上是在工业最落后的俄国。（第一七八页）

这里，他说，“我已经说过”，是指文章前面的这一段话：

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结果穷人越来越穷。但是这七八十年来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远高于马克斯做《资本论》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就是在世界经济极端恐慌之下，在英国的失业工人所得到国家的失业津贴还远高于苏俄的工资。（第一七四页）

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题，以及列宁作为补充和发展提出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范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不只丁文江一人，不少学者已经论证了此说不能成立。胡乔木在一九八○年七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从马恩以后，形成了一种对他们的崇拜。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说过这个意思。直到现在，对一些理论问题，如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等，还当作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第六四三页）这就是说，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拜，还在对于此说是否能够成立进行争论。争论中的那些强辞夺理的文章当然是无法使丁文江信服的。

丁文江最反感的，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举动不能自由的。莫斯科是共产主义罗马，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很像教皇。中国共产党就譬如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教会。”（第一七九页）

在丁文江写这篇文章的一九三三年，情况就正是这样。当时中共的领袖王明，就是这第三国际忠实的代理人。他严格遵循第三国际的意图来领导中国革命。第三国际通过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在党史著作中已有记载。

丁文江说：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仔细想想在第三国际的铁腕之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达到它的目的。我知道第三国际除去鼓励世界革命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用意——我知道苏俄并不利用第三国际来谋苏俄一国的利益。（按：这句话表明天真的丁文江太不了解情况。）但是革命的情形是很复杂的，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我们看第三国际对于英国共产党的处置就可以知道这种制度的弱点。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的时候，英国工党完全谢绝与第三国际合作，因为共产党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国情，处处失却同情。这是因为莫斯科以马克斯列宁的遗教为天经地义，强把不相符的事实来凑合他们的教旨。对于相距比较近，言语容易通的英国尚且是如此，何况中国。（第一八○页）

我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放弃共产主义，我只希望他们从实际政治立场，脱离第三国际，放弃暴动政策，从秘密党变为公开党，要求有公开宣传主义的自由。因为就是要暴动也得得到如列宁所说“革命机会成熟”方才可以着手。暴动要成功，也得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第一八二页）

不然，单靠莫斯科发下来的小册子，跟着人家喊口号，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不懂我们国情、固守马克斯列宁教旨的第三国际的牺牲品！（第一八三页）

丁文江根据媒体的报道，提到了第三国际对英国总罢工处置的错误。至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他无从知道党内的秘密，不能举出具体的例证。这要党内的人，才有切肤之痛。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过：“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四二页）这里，“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可以看作同义词。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二九九～三○○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有《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说：

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从这里就可以产生社会帝国主义。在列宁的好些著作里都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一方面关于要尊重民族特点讲了很多，可是另一方面，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这就是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不是经过集体的讨论来判断，而是由个人的智慧来判断。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是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不承认这种集中制是正确的。（第六四五页）

毛泽东是在同第三国际的指导方针的斗争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回过头来看丁文江的这篇文章，他说第三国际“不懂我们国情”，反对“从莫斯科发号施令”，中国革命只有“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都是些很中肯的意见。不知道当年党内对他这篇文章有怎样的反应，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

（原载二○一○年《同舟共进》第十期）

《胡适文集》前言

一

胡适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

往山东时，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

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杜甫，这些唐代诗坛上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的历史地位渐渐被后起的群星所取代。一本一本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就是这样写成的。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学术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最终也逃不了赵翼所说的这个规律。

胡适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去世的。五十年前，在胡适离开人世的时候，立了一个墓碑，碑文中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样盖棺论定，当是当之无愧的。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公有的财产。就在全社会接受这一份丰厚的遗产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作一回盘点：其中哪一些是最应该珍视的，哪一些是不必怎样重视的。

二

胡适出生的时候，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全国。又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一些最先觉悟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外国的文化、思想中确有比我们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要优长的地方。严复翻译介绍的外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宣传介绍外国的历史、人物、思想、学说等等，都对于推动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适十三、四岁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的时候，就得读《新民丛报》，得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了。他从这里最早得到了日后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师从当代大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这样介绍杜威的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惯用的方法。

一九一一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是一场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满族统治集团，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且为后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开辟了可能性。胡适对于辛亥革命很觉兴奋。他在一九一二年年初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胡适是“五四运动”前夕开始他的事业的。“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历史正要发生大转折的时刻。他和蔡元培、陈独秀，以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就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这些文章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所主张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些方面，很快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年之后在小学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已经没有了文言文的地位。他介绍易卜生主义的用意，曾在回答读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一篇中的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是以外国先进文化为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就是提倡全盘西化的运动。”而胡适，确是正面表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过：“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独立评论》第一四二号编辑后记）其实在五四诸贤中并不是只有胡适有这样的主张。像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的创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注：白种人）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一六○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版）还有鲁迅，他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四十六里又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从这里人们看见，鲁迅也是属于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人。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对他说的“全盘”一语的意思作了一点解释和澄清，说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更举例解释说：“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我觉得近年来出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好。因为“普世价值”明确地划定了“化”的范围，或迎或拒，都有个标准。我们就把他说的“全盘西化”理解为“普世价值”好了。

胡适表示了“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的态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了深入的批判。可是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的任务。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之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做‘整理国故’。”在这一方面，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皇皇巨著《说儒》就是他整理国故的一项成绩。对于旧小说的研究方面，他更做出了很多成绩。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宋人话本八种》等等，都写了好些十分精彩的考证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所用的方法，足有示范的作用。只是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了很少几篇。胡适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致王重民的信里，也说起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

三

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思想、文化、文艺方面的。但是正如他在《我的自述》（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作）一文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每周评论》创刊时是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他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日记中回忆说：“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的成因，后来他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共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政府”的口号，包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这些项目。

这一同签名的十六人中后来有三人入阁：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政总长，汤尔和为教育总长。对他们入阁之后的实际作为，胡适感到失望了。他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说：“‘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每周评论》（后期）、《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刊物，胡适既是编者又是最重要的作者，他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当时不论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哪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立刻作出反应。当年他所评论的这些时事，现在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这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只能选录很少几篇。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兴趣的人，请读原刊好了。

胡适一九二九年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拥护人权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这些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先知”孙中山。针对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这种提法，胡适批评说：“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认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故他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如《大纲》第廿五条说：‘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这是绝大的错误。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永无“告成”之时。故中山先生之宪政论，我们不能不认为智者千虑之一失了。”（见《〈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提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的事。这些文章在《新月》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了。胡适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道密令的内容：“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毁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一九三○年二月胡适将这些文章加上梁实秋的一篇和罗隆基的三篇，辑印为《人权论集》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他在为《人权论集》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周栎园《书影》里的一个典故：“昔有鹦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把自己做这些文章比做鹦鹉救山火一样，不过是尽一点自己的心：“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这话说得十分动人。

胡适的政论作品中所宣扬的主张，许多方面都是前后一贯，少有变化的。只是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他当时在《晨报》发表的给友人张慰慈的信《一个态度》中，说了他对苏联的观感，说：“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可见这时胡适对苏俄这“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是持赞许态度的。可是他一九四八年一月写的《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们本钱比德日还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二十多年过去，胡适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一九二六年他对苏联“政治新试验”的赞许，是说出了个道理来的，当时至少能够得到左倾人士的赞同；一九四八年他说苏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当时的左倾人士就会说他反动了。在这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政治新试验”以失败告终之后，当年他说的这些也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他留下了好几种哲学史的著作。从体例说，这个选本不能收整本的书。而且就价值而论，这些也并不是胡适本人最重要、最成功的作品。

四

现在我们是给胡适编选集。其实他自己曾经编选过一本《胡适文选》，选了二十二篇文章，都是他认为最重要、也最希望读者阅读的文章。这是一九三○年选的，这以后他还写了很多重要文章。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年十二月月二十九日条）所记：“先生今天想起《胡适文选》是三十年前选的，应该有个《文选》第二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篇，可以收入第二集里。”所以我们这个选本不但包括《胡适文选》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也选录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这样的后期的重要作品。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条）里记下：“先生看了孙德中选的先生文选的目录，说：‘像《丧礼的改革》《贞操问题》，这些几十年前提出的社会问题，现在连影子也都没有了，很少人实行的。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方面。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这里胡适提出了一个有的文章失了时效的问题。经过几十年时间，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当初胡适必须呼吁的丧礼的改革和妇女的贞操问题都已经不成问题了。这一类文章就不再有必要选录给今天的读者看了。

这一部选集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出版的四十四卷本《胡适全集》为工作底本。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改正了工作底本的一些错误。台湾出版的《胡适文集》当是收文更全的，可惜不曾见过，这里仅从台湾出版的一种选本中编入几篇晚年的文章，现在的这一本不问而知是有欠缺的。至于作全面补充修正的机会，我想，还是留待将来罢。

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于长沙

（《胡适文集》，二○一三年一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何凝（瞿秋白的笔名）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是鲁迅杂文的第一个选本。这个选本是在鲁迅本人合作之下编成的，带有作者自选的性质，选辑了从《坟》《热风》开始直到《二心集》——那时已经出版了的七本杂文集——里面的文章，其中一些最好、最重要的杂文，大都入选，没有什么遗漏。这七本以后、以外的鲁迅杂文作品，当然都没有能够包括在内了。现在选的这一本，即与瞿秋白选的那一本相衔接，选录从《南腔北调集》开始的七本杂文集，这以外，还选录《集外集》及其拾遗补编里的两篇文章，这在时间上不属于后期的“正编”，就作为“前编”置于卷首。这一本篇幅大体上和前一本持平。

因为所选各篇大都写在前一选本之后，所以用了“后期杂文选集”做书名。其实鲁迅的杂文，不论前期的也好，后期的也好，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都是持批判态度的，鼓吹改革，也是前后一贯的，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前后期的差别。如果要说差别，我以为可以指出这样一些：

一是作者的身份。前期他是教育部的官员和大学的教师，薪给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版税和稿费收入只居于次要地位；后期他是自由撰稿人或者说是职业作家，著译的版税和稿费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被裁掉了大学院特约著作员的最后五年里，更是他收入的惟一来源。他自己说过，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也有别人这样说过。这个“逼”字，在前期，当是指报刊编者的约稿和催稿；在后期，恐怕还得增加一点为生活所逼的意思，不得不找题目做文章了。

二是作者的处境。在前期，他面对的言论空间相当宽松，那时没有书报检查制度，他要办《语丝》、办《莽原》，办就是，没有申请登记批准的程序；他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也没有发生过文稿被删、被改、被禁的事情。在后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文禁严了，设立了审查机关，他的文章被删改、被查禁的事时有发生，本书中一部分选文里用黑体字排印的字句，只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篇是作者自己所加的着重号，其余各篇都是表示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被检查官删去的部分。他在《花边文学·序言》里谈到，在书报检查制度之下的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他说他“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可见他写作时的处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有人把“隐晦曲折”说成是鲁迅杂文的基调或风格，其实是为了对付检查制度不得不然。

三是作者的态度。在前期，他的文章主要是批判社会，少有针对政府当局的；在后期，他对政府当局有了更多的敌意，甚至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他这时的许多文章就是为了左联的战斗任务而写的了。不过他在左联内部的处境却是并不愉快的。从本书所选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戏〉周刊编者信》《花边文学·序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诸文和给胡风、萧军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左联一些战友是怎样的关系，他又是怎样一种心情。

这些前后期的异同，在杂文的风格、题材以至形式等等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单独提出“后期杂文”这个概念来了。

毛泽东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只是他并没有举出鲁迅的任何一篇杂文作品来支持他的这个论点。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例如王元化在《思辨随笔·鲁迅的曲折历程》中说：

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被他认作是党的理论家如瞿秋白等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现试举另一例。早期，鲁迅在一九○七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东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这分明是排众数的主张。但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又是“莎士比亚”》和《“以眼还眼”》，对杜衡援引莎剧《裘力斯·凯撒》所描写的这同一历史事件，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布鲁斯特（布鲁多）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而且也在启蒙运动时代，都被当做推翻专制暴君的英雄加以歌颂。鲁迅在早期也是持这种观点，可是后来他不再提了。上面那些为群众辩护的话，显然是牵强的。它使人感觉到鲁迅担心如果不作一些肯定的评价，会使人丧失对群众的信心，其实这是多余的。在罗马以后十几个世纪，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说到专制时代的俄罗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评论这段话说：“公开的和暗藏的俄罗斯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对祖国真正热爱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热情的话。”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并不一定主张讳言群众的落后性，或者甚而把群众加以理想化。

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等，写得既沉郁又隽永。（《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如果人们读一读鲁迅的这几本杂文集，就不能不认为王元化的说法是符合鲁迅的实际的。人们看到，鲁迅后期写的那些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的杂文，也同前期同样犀利同样精彩。成问题的是政治方面的题材，这里不妨举一点例。像《我们不再受骗了》这一篇全面为苏联辩解的文章，就是轻信了苏联官方的欺骗宣传，又转过来帮同欺骗别人。其中作为例证的实业党审判案，现在人们已经从解密的苏联档案中知道，就是一宗假案和冤案。文中那些辩词也都是强词夺理不能成立的。又如一九三三年初北平古物南迁这事，如果真有一点辩证的观点，就应该想到：尽管政府当局做错了许多事，但是把珍贵文物抢运到安全地区以免遭到战争破坏这事，总是无可非议的，而鲁迅却一再作文进行攻击，为此写了《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章（就文章技巧说倒真是巧妙可喜的），这里实在看不见辩证法。

对鲁迅后期杂文有不同的评价，这就牵涉到本书选录的标准问题了。本书中选录了的《选本》一篇，其中就有鲁迅本人对于选本的意见：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

具体到我们的这一本选本，选不选《我们不再受骗了》《学生和玉佛》这一些文章？不选它们，会不会被指摘为“掩去了”鲁迅曾经受到过左的思潮误导这一时代的局限呢？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不选。因为这只是一个篇幅不大的精选本，应该让读者尽量多地读到鲁迅那些最精彩、最重要的文章。如果收一篇鲁迅没有写好的文章，就要挤去一篇鲁迅写得好的文章，对于读者来说就是一个损失。只是在这篇序言里提醒读者一下，大智大慧如鲁迅者，也有受蒙蔽、受局限的时候，也有败笔，这也就够了。这个选本主要只是供青年读者阅读的入门书。如果真要研究鲁迅所受的历史局限，是个大题目，当然不能凭仗这么一个小小的选本，就得去阅读《鲁迅全集》了。

欢迎读者对本书的选目和这篇序言提出批评指正。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海南出版社二○一三年一月出版）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几年前我读了冯亦代的《悔余日录》（二○○○年六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辉主编“沧桑文丛”之一），这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中写了他被某机关招募，到章伯钧家中去作卧底的事情，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向机关汇报。我看了，就写了一篇《冯亦代之悔》，介绍这本书。我说：“看了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又说：“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今年九月《炎黄春秋》刊出了贺越明先生的《徐铸成当卧底》。这个题目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这篇文章是根据《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三联书店二○一二年出版）写的。我连忙去把这本书找来。果然让我大开眼界。从这里我才知道，徐铸成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曾经按照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江华的布置，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收集情报的事。他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这篇材料中说：

五九年九月我摘帽后，市政协领导我们右派改造的江华找我谈，要我多找些人谈谈，做些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并说：主要的对象不是右派，而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问我相熟的是哪些人。我一一告诉他了。他说：“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他并指示说：“找他们的目的，一是“量温度”，看他们的思想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养气，尽可能把自己的感想，对党的感念，和他们谈谈。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我从那时起，直到六五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第一九八页）

关于这件事，他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写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说得更详细一些：

和李平心见过几次面，是江华派我去的。六○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去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他问我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我举出李平心等，他就叫我先去看李。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他还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我说：“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他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去做工作。”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同上书，第五一～五二页）

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未再去过李平心家了。当然未再去过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李平心就被中共上海市委点名批判。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他就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了。

他在这一篇材料中接着还说了在李平心之外，他还去收集了哪些人的材料：

除李平心外，江华还叫我找过金兆梓和傅东华以及大右派王造时、刘海粟；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

看了他写的这些“交底”的材料，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原来读徐铸成写的书，一些似懂非懂的地方，现在却都能够看懂了。比方，后来他在纪念亡友李平心的文章《平心二三事》一文中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发表过一组文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虽然主要依靠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力本身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善，也不断发展。

这个论证，当时仿佛成为大逆不道，受到了不少所谓“专家”和卫道士的围攻；重则说他是变革生产关系（拔高来说，就是反对革命），轻则说他是什么二元论。总之，莫名其妙的帽子、棍子，雪片似的飞到他的头上。

那时，我正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时期，他是我仅有的可以毫不介意、坦率交谈的朋友之一。老实说，我曾劝他：“这样的文章，你还是不必再写下去吧。”当时他已迁居淮海大楼里，三间相当大的房间，满是书架，他指着书架说：“我查阅了德文、俄文版马、列的原著，证明他们有的是误译，有些引用原文，则故意断章取义；我认为我的论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不论从实际情况，还是根据马列的论述，我都没有错。只要报刊尚给我发表的机会，我还是要写下去，和他们辩论个水落石出。”（徐铸成：《旧闻杂忆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七八～一七九页）

原来这正是当年徐铸成奉命收集的一项材料。上面所引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正好说了这件事。

当年收集材料的时候，显然是把它作为一种“谬论”收集的。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写这篇材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谬论”，到了后来写纪念文章的时候，徐铸成不再说这是谬论了。他在《平心二三事》一文中接着说的是：

时间是最公正的证人，正是在他义正词严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由于电子、激光等等新的科学的发明、发展，引起了欧、美、日本等国生产的大幅度“起飞”，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依然原封不动。

这也就足以说明这种体制的可怕了：凡是和习惯的说法有一点不同的东西，凡是情报人员自己不懂的东西，就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动言论，都会给论者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据徐铸成这篇材料说的，摘帽右派沈志远也和他一样接受过这样的指派。《徐铸成回忆录》里讲了沈志远摘帽之后的情况：

我的好友沈志远先生，“帽子”刚摘去，统战部的人即找他“交心”，要他汇报真实思想感情，他天真地说，他只有两点想不通：一、为什么天安门一定要挂斯大林的像，使中苏关系更多了一个疙瘩！二、目前农业生产还容许保留自留地，为什么分配上不容许有自由市场的流通渠道？真是祸从口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上海那位“一言堂”（按：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认为这两点，都是对外对内的要害问题。从此以后，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位马列主义专家所说的，对沈暗中念念有词，并假借别的“罪名”，又狠批了他达半年之久，紧箍咒念得他滚地、翻腾、抓头、抓耳，实在无法忍受了。后来，他终于在“文革”前一年就仰药而与世长辞了。哀哉！这是后话。（《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三联书店，二○一○年版，第二六四～二六五页）

沈志远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服毒自杀的。

沈志远和徐铸成一起接受江华的指派去收集情报的事是这样的：

六一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第五二页）

不知道是不是沈志远对于这种改造的考验很觉得厌倦，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就自杀了。

江华还要徐铸成去找过傅雷。这却是一件自讨没趣的事情。徐铸成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傅雷的问题，傅雷认为这跟他被划为右派大有关系，一直怀恨在心。徐铸成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六○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直到六四年春节，有一天魏文伯在文化俱乐部请吃饭，才看到了傅雷，也没有交谈，从此就没有再看到他。（同上书，第五一页）

多年之后，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为这件事作了一点解释。他说，那是《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之后不久的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他去谈话：

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同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褊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第三六○～三六一页）

他是说，这虽然给傅雷造成了伤害，可是并非本意，到头来自己还追悔莫及。这时傅雷夫妇早已不在人世，他写下这一点，是为了求得自己心的平静吧。

冯亦代和徐铸成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都奉命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做收集情报的工作，都在刺探这些工作对象的思想动态向党反映。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大致说来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据我看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看来冯亦代似乎是参加了一个组织，是不是履行了填表、批准、宣誓等等一系列手续，我不知道。但是在他这本日记里，像“组织”“领导”“家里”这些字眼真是触目可见。例如，他说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悔余日录》第二三二页）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只能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同上书，第二五二页）冯亦代是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同上书，第二五八页），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同上书，第二八八页）

他甚至很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感到自豪。他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同上书，第三三五页）

冯亦代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还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日记中说：“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着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同上书，第二一一页）“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同上书，第二三七页）“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同上书，第三○八页）

在冯亦代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某机关给他发过经费：“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同上书，第二三三页），这里所说的“家里”就是指招募了他的某机关。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报机构的通例，都是提出“组织如家庭”的口号的。

而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里，却看不见任何一点诸如此类的痕迹。尽管这两个人都奉命干了一些收集情报的事情，但是看来徐铸成和冯亦代在身份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徐铸成还不是一个被招募的专业的情报人员。用打仗作比方，虽然都参加了这一场战争，但是一个是正规军，一个是民兵吧。

我看了这些书，反省自己：在我当右派分子的二十二年里面。如果有某机关来招募，我会应募吗？如果说，要我填表参加某一个组织，我或者会觉得兹事体大，恐怕不敢轻易答应。幸好那时我连一个高档人士也不认识，按照情报机关的标准，毫无利用价值，还没有列入招募对象的资格。不过如果这时领导上只是对我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想我也不免会接受这个考验，去做些这一类的事情吧。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整天接受的都是那种把是非善恶标准完全颠倒过来的说教，那种像催眠术一样的说教，这时我能够清醒地主宰自己的行为吗？推己及人，我以为对于做过这些事的徐铸成，甚至对于陷得更深的冯亦代，都不要深责。

（原载二○一三年十月十日《南方周末》）

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

我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一个“学人”，起点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我很早就想写一本鲁迅的传记了。那是在一九四五年秋冬，我上初中二年二期，萧鸿澍老师教国文课。他很喜爱鲁迅的作品，在课堂上大讲《阿Q正传》，大讲《死魂灵》。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之下，我也热心搜求鲁迅的书。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把已经出版的鲁迅著作大都读过了。这时，在我的感觉中，鲁迅就是一个我很熟悉、很了解的人了，我就想写一本鲁迅的传记。

《鲁迅传略》这本书是我在长沙新湖南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现在改名《湖南日报》）当编辑的时候写的。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肃反对象，到了一九五六年初，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开批斗会、写交代材料这一类活动已经停了下来，虽然还不允许外出，在报社大门之内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就利用这一半的自由写出了这本书稿。

我写这书的时候，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些当作我的“经典”，努力遵循。此外就是参考主流媒体（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等）讲鲁迅的文章，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见解的书。那时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刚刚过去，我在书中谈到鲁迅和胡风的关系的时候，就说：“胡风老早就是一个极端敌视共产党和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了”，“鲁迅没有能够看出胡风的本相，一时被他蒙蔽了”。恐怕正是这种紧跟形势的态度，适应了当时宣传的需要，这部书稿才会被选用并且很快出版的吧。如此说来，这个起点真要令我感到羞耻。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四月就被开除公职，送到株洲湖南省新生工程队去劳动教养了。这是一个为了集中和惩罚右派分子而新设立的机构。我们在这里修铁路，做土方，都是很重的体力劳动，可说是已经与学术活动无缘了。事后看起来，我是在这里才真正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稍微值得一提的，主要在两个方面：就是关于反右派斗争史的研究和关于鲁迅的研究。在关于反右派斗争史的研究这个方面，不用说，在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在劳动教养中，在劳动教养之后，我都在不断思考这个题目：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正好是《人民日报》宣布反右派斗争开始社论的标题）我想自己，也看别人，对这一历史事件越想越清楚，越想越深刻了，尽管一时不能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当我四十年之后把它发表出来，立刻受到读书界的重视。在关于鲁迅的研究方面呢，我却意外地得益于一个奇遇。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劳动教养的董树楠先生，原是在长沙某中等专业学校担任语文教师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他订阅了一份《新观察》半月刊。一九五九年的某一期开始连载许广平新著《鲁迅回忆录》。董先生知道我对这有兴趣，每期刊物他看过之后就送给我了。正是许广平这一本有着许多错误的《回忆录》成了我的研究对象。后来我把我发现的这书中的错误逐一加以考证，写成文章。这就是我做《鲁迅回忆录正误》的开始。这才是一项真正的学术研究，在这里，我不只是弄清楚了史实的真相，对我的思辨方法也是个实际的训练。而《鲁迅回忆录正误》将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

一九七五年，我把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寄给冯雪峰先生请教，得到了他的肯定。他在给我的复信中说：“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就这样，我同冯雪峰先生取得了联系，又因为他，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孙用先生、王仰晨先生（编辑室主任）取得了联系。

正好周海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毛泽东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于是这事就积极运转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准备在一九八一年鲁迅百岁诞辰的时候出版的这部全集，将鲁迅著作的各个单行本分给一些高等学校中文系，再吸收当地一些工农兵参加作为陪衬，组成各书的注释组，先出“征求意见本”。每本都是绛红色封面，就被业内人士简称为红皮本。因为这时冯雪峰和孙用两位已经向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介绍了我，所以红皮本每出一本就都寄给我了。我每收到也都认真看了写出意见寄回去。应该说，从那时起，我已经在事实上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了。

看来我给红皮本提的那些意见受到了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就想借调我到北京去直接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们派了编辑室副主任李文兵先生等二人手持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来到长沙办理借调的事。可是这时他们从派出所知道：朱正头上不但有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借调的话就不用提了。后来李文兵先生告诉我，他们原来想的是，和我见个面，一起在长沙玩两天，听派出所这么一说，就泄了气，当天晚上就坐车回北京去了。

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当年反右派斗争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加在我身上的那些“历史遗留问题”算是解决了。给我恢复了公职，分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一九八○年二月，我才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

一九七九年这一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年编辑。因为我出版过一本《鲁迅传略》，后来又写过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稿，湖南省出版局的领导就因人设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我和编辑室内的两位同事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十多种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包括冯雪峰、孙用、李霁野等人的著作。当然，我自己的两本书稿，《鲁迅回忆录正误》和《鲁迅手稿管窥》也趁这机会出版了。当时在外省的出版社中间出版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湖南要算多的，一时还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我的那本《鲁迅回忆录正误》正式出版的时候，不只是纠正许广平的误记，还加上了对于陆万美、陈沂等人回忆文中的失实之处的考证文章。出版之后，颇受到研究鲁迅的同行注意。这以后写作鲁迅传记的作者，大都接受了我考证的结论，而不引用那些失实的材料了。

注意到了这一本书的还有胡乔木，他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看了教育部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之后写给教育部的信中，提到这一专业“亦可资参考之用”的书籍，就举了姜德明的《书叶集》和我的这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他的这封信当初我是在《出版工作》一九八四年第十期上看到的，后来收入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五三○页），这信中说：“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此点姑不置论）。有一些近似编辑回忆、编辑经验一类的书籍，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韬奋的部分著作和一些老报人的回忆里就有这样一些资料：近年出的书叶集（花城出版社）和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前些年出的重庆新华日报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回忆录（？）、三联书店纪念录（？）等，亦可资参考之用。”

一九八○年二月，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安排担任《鲁迅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第六卷包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三个集子。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里，这一卷的责任编辑是孙用先生，他的工作认真仔细，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的日常工作就不必细说了。只有《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的注［1］，在发稿时有过一些曲折，现在说起来，也可算是一条掌故。

这篇涉及当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许多人事纠纷的文章，其注［1］即题注本来是容易引起是非的。五十年代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的这一条注释，说的是：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就这样否定了这篇文章，却也注意开脱了鲁迅的责任。至于来信，这只是徐懋庸个人的错误行动，周扬、夏衍事前并不知道，当然也是并无责任的。徐懋庸、冯雪峰在不久前的反右派斗争中刚刚被划为右派分子，正好由他们来承当责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刊出了阮铭、阮若瑛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副题是“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要将争论的责任归之于周扬他们。

我们，也就是参加这一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人们认为，在新版的注释中，没有必要再这样来谈责任问题，只客观地交代一下本篇发表情况和有关背景就行了。可是，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草拟的注稿在送审时出现了曲折。

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一、二卷是由胡乔木审稿的，以后改由林默涵审稿了，但一些重要的地方，还是送请胡乔木去看。这一条注释就送请他看过，他作了一些修订。不久之后，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又给这条注释作了第二次修订。这个第二次修订稿，在倾向上，有点向一九五八年版的旧注靠拢，个别提法甚至超过了旧注。如旧注说写信是徐的个人行动，而这回的修订稿则说是他个人的意见了。更加使我感到为难的是，这次修订稿提出参看《新文学史料》所载茅盾作《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文学评论》所载夏衍作《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这两篇文章。当时参加这一编注工作的人员都觉得有必要请胡乔木收回成命，就由我执笔，以参加编注工作的全体人员名义，给胡乔木写信。

我写出第一稿之后，一些同事看了这信稿，以为不必写上那些刺激性的字句，我即删去了一些。大家以为还不行，于是我又执笔按照大家提出的意见写了第二稿，陈早春先生略有改动，第一稿中的一些话，例如“鲁迅明确指出‘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如果我们想在这一注文中提到胡风、冯雪峰二人和这一口号的关系，也只能说‘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经过和茅盾、胡风、冯雪峰等人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过，这样一改，不是加重了胡风、冯雪峰承担的责任，反而更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这岂不更加会使几位同志感到不快么？”“即使我们愿意一手遮尽天下后世读者的耳目，也将会是力不从心的。”就都删去了。下面就是这第二稿的原文：

乔木同志：

您好!

我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编辑工作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仔细研究了您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题注的再次修订稿，一致认为其中一些提法未尽完善，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

一、徐懋庸同志生前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复申述过：他给鲁迅先生的这信虽是他个人自发地写的，但其中表达的意见除了有关巴金部分是他个人的意见之外，其余部分，都是他经常和周扬等同志谈论的题目。所以，人们可以说徐写这信是他个人的行动，却不好说信中所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在鲁迅方面，也是从一开始就并不认为这是徐懋庸个人的意见，所以他在复信中不仅针对徐的来信，同时还涉及了当时周扬同志、何家槐同志等在《文学界》发表的论文。所以，我们以为，似无必要强调徐的这信是否个人意见这一点。

二、关于参看茅盾同志和夏衍同志文章的事。这在注释的体例上就有困难，因为不好叫读者去参看期刊上的文章。再说，《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还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一般读者不易看到。而且，针对茅盾同志的这篇《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在该刊第四辑（一九八○年一月出版）上发表了一篇《也来澄清一些事实》，对茅盾同志的“澄清”作了再“澄清”。此外，针对夏衍同志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楼适夷同志也写了一篇文章，大约也将会在某个刊物上发表。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有了不同意见之后，却只是提请读者参看一种意见的文章，恐怕是不很恰当的。据我们所知，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颇为强烈。听荒煤同志说，《文学评论》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论难性质的文章。一些读者认为夏衍同志此文的态度不够客观。如果我们还要在注释中提请读者参看，那就不是爱护夏衍同志。

三、说“鲁迅在复信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他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核对，所以难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是以提请读者参看的两篇文章为依据的。现在既已出现另外的文章公开指出这两篇本身也不尽客观不尽符合事实，是否宜于参看还有待重新考虑，那么，如果仍要保留这几句，似宜提出另外的依据，或具体说明文中何处“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才好。

四、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谁提出的，说“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采纳了胡风、冯雪峰提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似乎也有难处。鲁迅在本文中明说了“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而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参加商议的人们中，无疑地是包括有胡风和冯雪峰同志的，此外，据鲁迅说，“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茅盾同志本人在《我和鲁迅的接触》（《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七一页）中谈了一点当时鲁迅先生和他商议这口号的情形，正好和鲁迅本人的文章相印证。我们以为，不论有谁参加了商议，也不论他们在商议中发表了多少意见，这新口号毕竟是经过鲁迅加以肯定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固然没有必要一口咬定说这就是鲁迅一个人提出来的口号，同样，也没有必要说成这完全是别人首先提出来的口号，似乎与鲁迅关系并不很大。鲁迅自己说得好：“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

如果我们冷静地回过头来看历史，两个口号的拥护者都不能说自己是毫无错误和缺点的，但是，比较地说，当时鲁迅本人恐怕要算是错误少些，态度正确些的一个。即以本篇而论，例如，尽管他提出了新的口号，但他依然认为“国防文学”口号“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尽管他在信中对周扬同志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但他依然怀有希望，“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尽管他自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但他在批评徐懋庸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聂绀弩错误地解释这口号。应该认为，在当时参加争论双方中，鲁迅的态度是比较最好的，真不愧是左翼文坛的领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神化鲁迅，而只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其实，在注文中，我们仅仅希望客观地说明有关史实，完全不必涉及是非褒贬的问题。

周扬同志和夏衍同志等后来为革命文艺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有巨大的功绩，这是世所公认的。即使在《鲁迅全集》中的正文和注释中涉及到“左联”时期的一些往事，也不过是一段往事罢了，并不会损伤读者对他们的尊敬。例如周扬同志一九七八年初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态度比起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来，就使读者认为更加实事求是一些。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怕在注释工作中不够忠实于历史事实，因而遭到读者的谴责，甚至扩大论争。这就违背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初衷。

我们的意见已如上述。我们希望这一条注文仍能按您上次的修订稿发排。第一稿甚好。如果您以为这样不好，那么，仅仅保留注文的开始几句，即简单说明一下该文的发表情况，其他一概从略也行。对一些情况一时不加说明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出版社已和上海印刷公司订有合同，发稿期日益迫近，不能推迟，我们恳望您能早日批复。

肃此布达，顺致

敬礼!

当时我对一些同事说，如果一定要那样作注，我这个责任编辑就没法当了，只好辞去这个借调的职务回长沙去，出一个我并不想出的风头。结果胡乔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后来印成的《鲁迅全集》这条注释中就没有那些令我们感到为难的内容了。

第六卷交了稿，还有一点时间，王仰晨先生又让我把《译文序跋集》接过来。这本书原是孙用先生分担的，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只是这时他那老年性白内障越来越严重，阅读书写都很觉困难了，只好让我完成最后的扫尾工作。到一九八○年底，我完成了借调的任务回湖南去了。一九八一年九月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这部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出版，我算是有幸参加了这一盛事。

这件事完了，我就着手来重写《鲁迅传略》了。我不再考虑大人物是怎么说鲁迅的，主流媒体又是怎么说的。我要按照自己对鲁迅的了解来写了。在已经做过《鲁迅回忆录正误》之后，加上又看到了一些原先没有看到过的资料，重写起来就比较有把握了。

重写本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虽说还是《鲁迅传略》，其实完全是重新改写过的，字数也从原来的十万字增加到了二十万字。比起旧本，新本增加了不少内容，例如加写了传主的私生活。他同朱安的婚姻，同许广平的爱情，都写了。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就是为了离开朱安，和为了同许广平的结合作经济上的准备。

有些地方新本和旧本的说法完全相反了，例如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旧本只说了他是“左联”的领导者、“左联”的灵魂、是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统帅。而实际上，他在“左联”内部所受到的“摆布”却无一字提及。在新版中却写了这些，诸如因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开罪周扬，遭到了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联名反驳；以及林默（即廖沫沙）和绍伯（一说是田汉，田汉说是他的表弟）都发表了攻击传主的文章。这种同是“左联”成员公开发表文章的攻击，很可以说明传主在“左联”的实际处境了。增加了这些内容，也才比较地接近了真实，比较像一本人物传记了。

在一九八二年版《鲁迅传略》出版之后，我又应人民出版社“祖国丛书”编者的约稿，写了一本《鲁迅》（一九八五年）。一本简略的小传，不到十万字。这本书后来又因为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约稿，稍加修改，请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兄编配插图，以《鲁迅图传》的书名出版（二○○四年）。

一九八五年十月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叫我担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忙于开会、审稿之类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就很少了。在我的总编辑任内最后一件事，也是引起最大风波的一件事，就是出版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我们出这书，可以说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赚钱。那时我们社很少有印数大的、能赚钱的书，承受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为了摆脱困境，全社上下都是在想主意。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天，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向我提出了出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建议。

这个提议使我犹豫起来。我知道它会有个较大的印数，可以赚一点钱，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也知道，劳伦斯的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在他的本国和美国就被认为是一部色情小说而遭到查禁，打了多年官司，直到一九六○年才获准合法发行。虽说在外国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在中国出版，恐怕还是有风险的。再三考虑，于是想到仿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凭购书证发行《金瓶梅词话》（删节本）的办法，我们也来个凭证发行，把发行范围限制在大学文科师生、作家、翻译家、社会科学研究者……之内。商定之后，还真印出了一大堆购书证。这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事。

这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应邀赴会了，记得主持开幕式的是副院长钱钟书先生。在这几天会期里，我抽空到国家出版局去看朋友，在闲谈中，我说起要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朋友连忙说，这书不能出，漓江出版社报了这个选题，没有批准。说着，他就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张打印件给我看，大意是，漓江出版社：你社选题计划中的《恰特利夫人的情人》不得安排出版。话虽说只这一句，可是毫无弹性。我就想，这书是不能出的了。

一回到长沙，我就提出立即刹车，不出这书了。可是在社领导班子的会上，五个人中有四个（正副社长和两个副总编辑）反对刹车。他们的理由，一个是，我看到的那个文件是给漓江出版社的，又不是给我们社的，不用管它；一个是，开印前的各项工作都已完成，要是不印了，前期的投入收不回来，经济损失不小。总之是已成骑虎之势。我想，既然大家都主张印，那就印吧。由此也可见我并没有最后拍板定案的权威，我这一年总编辑也当得够窝囊的。

这书刚刚出版，武汉一家书店的负责人写信给《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告状了。熊复把这封告状的信转给了邓力群，邓力群马上作了批示。他批示之后，国家出版局不敢怠慢，即将这事立案，雷厉风行地进行查处了。

既然国家出版局已经立案查处，中共湖南省委也就不能不重视了。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省委副书记刘正找了省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副局长黎维新、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和我这个总编辑，四个人到他那里去谈话。他说，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书，让秘书看了一遍，把有问题的地方折了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觉得“真不像话”。我默不作声，心想：文学作品能够这样去读，去批评的么。谈到最后，他要我写个检查，说“这样主动一些”。我回答说：这检查我不能写，我写了人家就会说我是外行了。

这件事最后的处分是：李冰封、黎维新受党内警告处分，戴超伦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不是党员，受行政记大过处分，总编辑的职务当然也就交卸了。

交卸了总编辑的职务对我来说倒是一种解脱。从此所有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了。这以后我大约写了十来本书吧。最重要的当然是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

反右派斗争史这个题目我早就想做了。从一九五七年想起，想了几十年。一九九二年年底或者一九九三年年初的一天，我去看望邵燕祥兄，他把他刚写好的《一九五七：中国的梦魇》一稿拿给我看。这当然是一篇深入探讨反右派斗争的极有分量的文章，只是才一两万字的篇幅，只够提出一些论点，如果要征引一些必不可少的史料，就得写成一本书了。燕祥很赞同我这写一本书的想法，我就动手来做了。燕祥兄给了我重要的帮助。像姚文元的那一本文学论文集，就是他借给我的。没有这书，要写文艺界反右那一章就难了。写作过程中舒芜兄也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线索。

到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这书的初稿算是写出来了，大约四十万字。它一年写成，写作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写成之后，想联系一个出版的地方可就极不顺利了。先先后后找过十来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我就想起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一些可以独立的章节先拿到刊物上去发表。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那时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黄河》双月刊担任副主编，我就把书中关于文艺界的反右那一章寄给了他。这一章就以《五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为题在《黄河》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刊出，我就寄了一本刊物给舒芜兄。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他给我的回信说：

《黄河》前已收到。大文极佳，当即介绍给许觉民兄看。有些事当时知道，有些事当时不知道，系统重温，感慨甚多。如艾青、企霞谈论别人谁是右派，不虞自己先成右派；田汉、信芳批祖光，不知几年后自己所遇更酷；远在延安，王子野即是丁玲的批判者：这些事都令人深思，真得有上帝那样俯瞰的角度，才能够把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的全景，看得周全。即此一章，已见全书之有功于世道矣。何日出版，企予望之。

我将书稿复印了几份，拿了一份向我的老师李锐先生请教。大约是一九九五年末或一九九六年初，李锐先生向前去约稿的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祝新刚先生推荐，祝先生表示愿意接受，这部书稿才算是有了着落。

这时，龚育之先生也表示想看看这部稿子，我就给他送去了一份复印件。他看过了，还来的时候，他和夫人孙小礼分提着袋子两边提手的带子，他说：这稿子很重。小礼同志应声补充说：写的是我们党史上沉重的一页。我想，一千来页A4复印纸，的确是颇有一点斤两的，一人提着颇有点吃力，才两人合力提着吧。

龚育之同志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只是你为什么要送审呢？出了不就出了吗？比方说《顾准文集》，如果要送审，就不容易通过的，它不送审，出了，比香港版的还多收了一篇。”我说：“又不是我要送审，是出版社要送审呀！”交谈中，他问我：“你自己觉得能够出版吗？”我应声答道：“如果我觉得不能出版，我就不会进行了。”现在想来，他这问题提得够水平的，而我的回答也可说是旗鼓相当了。

河南人民出版社即按照程序申报选题，送审书稿。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将书稿送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提出了审查意见。出版社要我按照这意见修改书稿，给了我一份复印件，现在转录如下：

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送来的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反右派斗争本末》书稿，已由我室室务委员石仲泉研究员，第二研究部主任杨先材教授，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再次进行审读。现将三同志的审读意见综述如下：

总体上看，该书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对深入研究反右派斗争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字亦具有可读性。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

鉴于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敏感性强的历史课题，在国内出版这类书籍要特别注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书稿中有以下问题应予以注意：

一、全书所反映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反思和认识的基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九八一年“历史决议”中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的精神，尚需有必要的、实事求是的反映。

二、书中大量引用了未经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和言论以及党的内部文献（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外地视察时的一些讲话等等），对此宜慎重处理。过去中央有过要求，仍须执行。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泛流传，但在国内至今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

其中有些分析和评论也需要再斟酌。例如：

P．一七九— 一八○、一八七，对于毛泽东的讲话在公开发表时作了修改的原因的分析似欠妥。

P．一八四— 一八六，在论述六条政治标准时，联系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说“需要研究一下的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看，它却是颇为不确定的了。为了不触犯这一条，稳妥的办法是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现行政策的同义语”。此处的立论和分析似欠妥。对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这一条标准，书中说“是写给赫鲁晓夫看的”，是“在明知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又要将日后破裂的责任归之于对方”，是“作出一个维持团结的姿态”，此说亦似欠妥。

三、书中写了一些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应当注意分寸。例如，P.九四— 九六，认为罗隆基讲的小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的问题，使“中师毕业的毛受到刺激”，“触及毛的自卑感和自尊心”，这种说法似欠妥。还有一些用语也要斟酌，如称毛泽东的“臣民”等。

四、书中直接点名的人物众多，需要注意区别对待，评述得当。对于当年错划为“右派”的人，介绍其历史情况，可以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对于当年参加批判右派的人、特别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大量引用其批判发言，并夹有带讽刺挖苦语气的许多议论（较为突出的例子，如P.一一八对周建人的评述），恐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这类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妥善处理。

五、P.四六四— 四六五，在分析叶笃义在人大会议上的检讨时，说：“他应该明白，软弱无力，正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强大了，有力了，共存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此处涉及对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理解，评述欠妥。

总之，此书尚待作者参考上述意见对书稿作进一步修改，使其在总体上更能体现《历史决议》的精神之后，方可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我以为这份审稿意见反映了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给它放了一条生路，没有说不准出版，只说经修改后“方可出版”。其次是用字的分寸，全文没有用一个“错误”“失实”这一类重字，只说“欠妥”，甚至“似欠妥”。而且在四页之中，还写了三行肯定的话，像“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这些话，看了很觉得舒服的。

我于是就按照这审稿意见来修改书稿了。这修改其实很简单，把审稿者指为“欠妥”或“似欠妥”的地方一概删去就是了。除此之外我也别无他法，假如我把这些地方改写成审稿者认为“甚妥”或“似甚妥”了，我就没必要写这本书了。只有一处地方，我不能用这种简单切除的外科手术，那就是我在书稿中曾大量直接引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记录稿，审稿意见说：“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为流传，但在国内至今尚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怎么办呢？二月二十七日毛讲这番话，六月十九日正式发表这篇讲话的修订稿，是两件事，任何一本写反右史的书中都必须明确指出这是不同的两件事。假如我只是将这些直接引文删去，用什么办法表明这次讲话和后来发表的完全不同呢？我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利用当年四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系列宣传新方针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十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十三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十七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二十二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十三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二十六日）。我把这六篇社论和《毛选》五卷中所收二月、三月的两篇讲话的改定稿相对照，摘录出相应的段落，比较其异同，从两者相同之处，证明了“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又从两者相异之处，即在社论中引人注目的一些意见却不见于《毛选》中了，即可以推知毛修改讲话稿的倾向和目的。这样做虽说不如直接引用讲话原文那样干脆和有力，也大体上可以说出我要说的意思了。

修改之后，书很快就出了（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社将书名改为《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为这一版写的后记如下：

这本书是一九九三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的。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又陆续把在书报中遇到的有关材料随手增补进去。一九九六年有几位中共党史方面的专家教授看了这部稿子，即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次修改，将他们指出欠妥之处悉数删除。几经周折，现在算是得到出版的机会，于是将近年所写几篇有关这一公案的文章附于卷末，供读者参看。

写作此书，我与其说像个著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节目主持人。我把当年这些人物，不论被认为左派还是右派的，都一个一个请来，让他们走到前台，各自说各自的话。希望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当年的场景。

在本书将要出版之际，我应该感谢许多朋友的帮助。从开始构思、收集资料、动手写作、直到联系出版者，每一个环节都是朋友在帮忙。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帮助，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友情。

我设想现在印出的只是个征求意见本，希望读者给我指出书中的错误和缺点。我想在数年之后能够有一个补充修订的机会，把一些现在未能用上的材料补进去。

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朱正于北京旅次

出版之后，一时还颇受读书界的重视。民营的席殊书屋评一九九八年的好书，文学类、非文学类各十本，我的这一本列入非文学类之中。他们为宣布这评定的结果开了一次会，那天，龚育之先生去了，李锐先生，于光远先生也都去了，都作了简短的发言。

有朋友问我：“你一直是写鲁迅的，怎么又写起反右来？”我说：“写鲁迅是我的兴趣，写反右是我的责任，”

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天我去看龚育之先生，交谈中，他忽然转过身去拿来一张《文摘报》送给我，说这个材料可以补充到你的书里面去。我一看，它讲的是《徐秋影案件》平反的事。《徐秋影案件》是一部著名的反特故事片，它的“本事”却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用逼供诱供的手段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复查，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的杨同喜奉命复查此案，他在查阅卷宗提讯在押人员之后排除了当事人的特务嫌疑。本来这一冤案是可望避免的了，可是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杨同喜等人却因为复查此案被划为右派分子。一切都翻了过来，此案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公开宣判，处死了两个无辜的涉案人，还有被判处死缓和徒刑的，这是反右派斗争破坏法制的一个典型事件。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平反了此案。二○○四年我这本书以《反右派斗争始末》为书名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增写了“为了法治”一章，将这一材料补充进去了。

后来二○○○年李锐先生的女公子李南央女士又为我联系出了一个台北版，书名改为《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我为这一版写的校后记如下：

本书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月脱稿的。联系出版却很不顺利。直到一九九八年稍加删节之后，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以《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书名印了出来。不过，在这拖延的五年中，我也得以增补了一些新见到的材料。

现在请位手中的这一本，却是按初稿排印的。当初我将一份复印件付托给李南央女士，几经周折，终于得到苏绍智先生的鼎力帮忙，得到允晨文化公司接受，使这个台北版得以问世。对于各位帮忙的女士和先生，我深深感谢。比起河南版来，没有增补，也没有删节，算是保存了最初的原貌。利弊得失，读者诸君自有评断。

允晨公司杨家兴先生的编辑工作做得很细心。为了减少错误，他将二校样寄我看了一遍，我即趁机作了两三处小的修改，改正原稿的错误。在校样上当然不可能作更多的修改和增补。但愿今后还有补过的机运。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朱正于长沙

根据事先的约定，出版者不付稿费，送二百本书作为报酬。书出了之后从台北把这些书寄到了长沙。长沙海关通知我：经送请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审查，认为不宜进口，已经退回台北去了。

后来我将河南、台北两个版本合并，并增补了不少我新看到的材料，于二○○四年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书名改为《反右派斗争始末》，我写的后记如下：

这本书是一九九三年用了一整年时间写成的，联系出版社却花了好几年时间。直到一九九八年五月才以《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书名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一月，又以《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的书名在台北出版。台北版出得晚，可是它是按照初稿付印的。脱稿几年后我不断作的一些增补和修改都没有在这一个版本中得到反映。这些在河南版中是得到反映了的，不过，令人泄气的是，它是经过删节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我曾经想出一个香港版，有几位老友出力帮我联系，都没有成功。现在承蒙潘耀明先生不弃，愿意将它收入明报出版社所出的“二十一世纪文库”，使我宿愿得偿，在我既是幸事也是快事。当年程千帆教授看了那个删节的河南本之后表示，希望能够像孙盛的《晋阳秋》一样，别存一个“辽东本”。现在我的“辽东本”就要出来，而程千帆教授不能分享我的快乐了，真是悲哀的事。

我看到过一些评论，有赞同我的意见的，也有批评的。赞同者给我以鼓励，我很感谢，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批评的意见呢，有一些是无法回答也无须回答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但是李慎之先生的批评我是很重视的。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他致胡绩伟信，后来加上《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这标题，编入自印本《李慎之文集》之中，其中有一段说：

几年前出版的，颇得好评的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就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上册，第一九六页）

我为河南本“结束语”增写了第五条，就是回答这个意见的。李先生去世之后，我发表了《君子和而不同》纪念李先生，其中说：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李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毛的基本评价。就这一点来说，他当然是对的，我也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评价。一个讲诚信的政治家，刚刚信誓旦旦地宣布”言者无罪”，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改口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呢？根据他自己说过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人们岂不是有足够多的理由来怀疑他原先的动机究竟有多少善意吗？不过我以为这同他有时也想作一点改善形象的努力并不是不相容的。（《随笔》二○○三年第五期）

这一段写在纪念文章里的话，当然无法就正于李先生了。现在只好听凭读者的评判了。

二○○四年六月四日朱正于北京

近年来有关反右派斗争的资料（包括一些受难者自费出版的回忆录）我又看到了不少，使我有可能又作了许多增补。至于这个增补本何时才能够与读者相见，我就不知道了。[1]我行年已八十有一，来日无多，但愿能够在有生之日看到这书的增订版，听到读者的批评。

我研究反右史的作品，已经发表的成果还有《报人浦熙修》（二○○五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和若干单篇论文。

在这些年里，我在鲁迅研究方面还出版了几本书。一本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周氏三兄弟》（二○○三年），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当时写得匆忙，不免有些粗糙，颇有一些错误。后来我作了一些修改和增补，用《鲁迅三兄弟》这个书名，于二○一○年七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一本是《重读鲁迅》（二○○六年，东方出版社），是以我现在的认识，重新评论了鲁迅的一些诗文。在“后记”里，我谈到了自己研究“视角”的变化。我说：

我还清楚记得我写《鲁迅传略》那时的心情。那时，我二十多岁，仰望着这一位五十多岁作家高大的身影，真是无限景仰。我熟读他的书，接受他的见解，以他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

接着，“后记”说：

这也是七十多岁的评论者去评论四五十岁作家的文字，阅历和经验应该说总要多一点，读者诸君能够不责备我僭妄吗？在我，倒正是因为出于对鲁迅先生由衷的敬爱才这样做的。从他那些写得最好的文章（例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等）里，人们看到：这是一位多么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学家、思想家。这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他后期那少数几篇没有写好的文章，人云亦云地为他自己并不深知的东西强作辩护，完全背离了他一贯的批判精神。只有弄清楚了这一点，才能懂得鲁迅的真价值。

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们写了许多书，可惜他们大多没有活到二十一世纪，他们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见解。我有幸活到了新世纪。我是站在新世纪来评说一位上一个世纪的作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没有一点新意，岂不辜负新世纪了吗？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请邵燕祥兄同意将他写的《重读鲁迅的“费厄泼赖”论》和《重读〈肥皂〉》编入本书。我很高兴有他的合作。

一本是《鲁迅的一世纪》（二○○七年一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是我有关鲁迅的单篇文章的选辑。

一本是《鲁迅传》（二○○八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在自序中，我说：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一九五五年，就是一九八二年，也没有这些。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一九五六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认为《鲁迅传》这书名少有特色，不足以吸引买主，在出版这书的简体字本的时候，将书名改为《一个人的呐喊》。这两本书名不同，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即北京版卷首一页印了严家炎、邵燕祥、王得后、钱理群、孙郁、陈丹青六位先生简短的评语，香港版卷首有一篇刘再复兄的序言。所有这些评语和序言都是以一种友好的态度写的溢美之辞。

《鲁迅的人脉》（二○一○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书中收了写鲁迅与夏震武、陈独秀、傅斯年、曹聚仁等等许多人物交往的几篇文章。其中《鲁迅与他的三个美国朋友》一篇，写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的时候，引用了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以前似乎少有人注意。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不妨看看。

对鲁迅的研究和对反右派斗争史的研究，是两个独立的题目。这中间似乎并没有重叠之处。令人意外的是重叠之处竟然出现了。二○○一年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其中披露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罗稷南的一次对话。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之中，罗稷南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是：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要是鲁迅还活着，你看他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毛对罗问的理解是完全准确的，立刻作出了毫不含糊的斩钉截铁的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当时就有人对周海婴书中披露的这个材料提出质疑，从时间、地点、同时在场的人、毛泽东对鲁迅一以贯之的崇高评价等等方面，竭力证明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次对话。这时陈明远先生约我写一篇文章，要我谈谈对毛罗对话的看法，我写了。为了回答这种质疑，我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特别是举出当时在场的黄宗英也发表了文章予以证实，确有其事，这一点应该说是并无疑义了。陈先生还给我提供了一九四六年十月号《文艺春秋》的复印件，使我还能够写出那篇《一九四六年的答案》。我的这两篇就都收在陈先生编的《假如鲁迅活着》书中。于二○○三年八月在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为“文汇原创丛书”之一。当时我对陈先生说：如果这本书增订再版，我还可以收集点材料，写一篇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我以为这是对我已经写的两篇的一个延伸。将这一篇补写出来，这个题目才可以算是做完整了。

后来我就陆陆续续搜集资料，先后写出了四十多个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不久前又加上收在《假如鲁迅活着》书中的两篇，合编成了《“鲁迅”在一九五七》的书稿。我在这本书的前记中谈到，假如鲁迅在一九五七年还活着，他会是怎样的命运：“其实想一想就可以明白，这里他并没有给鲁迅提供自由选择的两种可能性。鲁迅是个作家，如果他不再写作了，他还是作家吗？鲁迅从来就是一位‘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杂文家，如果他不再写带刺的杂文了，他还是鲁迅吗？这就是说，如果他还是鲁迅，那么他唯一的前途就是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只有当他不再是鲁迅的时候，才可以考虑给统战人士周树人安排一个什么名义。”又说：“我现在做这一个题目有一个方便之处，那就是我为《鲁迅传》和《反右派斗争始末》那两本书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完，那许多剩余的材料正好用到这本书里面，这样，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对那两本书的一个补充，我把新写成的这一篇，合上当年陈先生约我写的两篇，印成了现在的这一本。我关于这个题目的思考，就都反映在这里了，给也愿意思考这个题目的朋友提供一份参考材料。”可以说，这本书既是我对鲁迅研究的成果，也是我对反右派斗争史研究的成果。

二○一二年一月六日

（原载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的《当代学人自述：望尽天涯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二○一三年一月出版）

Table of Contents

- 那时多少豪杰
- 前记
-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 关于叶德辉之死
-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 胡适的苏联观
-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 丁文江这个人
- 《胡适文集》前言
-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 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