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C. G. Jung，1875—1961），为瑞士精神病学家。1907年结识弗洛伊德，并成为其主要的合作者，后来因质疑及批评弗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导致两人关系破裂。荣格反对弗氏以性欲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做法，而发展出他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研究心灵的结构与动力，其中包括对心理类型（内倾与外倾）的描述、对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探索，以及研究人有目的的心理发展来结合“个体化”过程的概念等等。荣格将“分析心理学”视为释放创造力和促进个人心理发展的治疗方法，艺术、历史、神话、哲学等皆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它已超越一般心理学的局限，而强调人类的宗教性本质，并指引出一条如何开展神性的道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格自传/（瑞士）荣格著；刘国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8

ISBN 978-7-5426-3058-2

Ⅰ．荣…　Ⅱ．①荣…　②刘…　Ⅲ．荣格，C. G.（1875～1961）—自传　Ⅳ．K835.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7430号

荣格自传

著　　者／［瑞士］荣　格

译　　者／刘国彬　杨德友

责任编辑／叶　庆

装帧设计／高海云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月第3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70千字

印　　张／22.5

ISBN 978-7-5426-3058-2

B•192 定价：40.00 元

目　　录

译序

绪论

序言

一　童年

二　中学时代

三　大学时代

四　精神病治疗活动

五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六　正视潜意识

七　著述

八　塔楼

九　旅行

十　幻象

十一　论死后的生活

十二　后期思想

回顾

附录Ⅰ　通信

附录Ⅱ　术语诠释

译　　序

一个在事业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禀赋与气质。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界泰斗之一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荣格从小就具有一种特别的个性。很小的时候，他就问小孩和各种小动物是怎么来的。大人于是告诉他，初生的小孩和各种动物的幼崽都是鹳鸟在晚上从月亮上叼来的。但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的他却觉得，小猫小狗由鹳鸟叼来，听来还有点道理，但是像小牛犊这样重的东西，鹳鸟怎么会叼得动呢？荣格的父亲是个牧师，他要荣格坚信上帝是至善的和无所不能的。这时候会读《圣经》的荣格却觉得并非这样。因为上帝既然全知全能和至善，在他创造了世间万物和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住进伊甸园后，何以还要创造出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而导致人的堕落并从此背上了原罪重担的蛇呢？上帝也并不是至善的，有时甚至是可怕地横暴和恶毒：他要亚伯拉罕杀了自己的儿子以撒作献祭，以此来考验他的诚心；他甚至让大洪水淹没这个世界来祸害人类等。但是父亲告诉他，信仰是不能加以怀疑的，这使荣格感到苦恼。

荣格又是个敢于行动的人。中学时代，老师指责他作文剽窃抄袭并威胁要开除他的学籍，荣格敢于进行抗辩。在巴塞尔大学医科学习的第三年，他毅然放弃了老师提携他做助手及到维也纳进行内科深造的良机，转而决定改学精神病学。作出这一举动实在非同寻常，因为在时人看来，精神病学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而精神病医生差不多也像精神病人一样古怪。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从下意识地感到，这才是他命中注定的事业。1907年，荣格在维也纳与弗洛伊德会见，两人一见如故，深感相见恨晚，促膝长谈达十三小时。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时，在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下，荣格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弗洛伊德在尔后写给荣格的信中，称荣格是他的过继长子、他的王储和继承人。弗洛伊德对他的器重与赏识，足令一般的人感激涕零。但是后来，荣格却置“王储”与“继承人”于不顾，断然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其中虽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他反对弗洛伊德坚持以性欲受压抑而造成精神病的主张。这种行动反映了荣格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

只有植根于肥沃的土壤，种子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只有充分汲取与利用各种知识，一个人才能在人生之路上建成留名后世的高塔。荣格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为了考察原始人的心理、宗教与风俗习惯，他两次到过非洲腹地的肯尼亚与乌干达，到过新墨西哥考察村居印第安人的宗教，到过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研究过印度哲学与佛教。他读过大量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炼金术、星相学等大量著作，熟悉中国的《易经》和炼丹术，对于卜卦、心灵感应、特异功能、招魂术、降神术、飞碟、宗教象征等均有了解与研究。在外语方面，他掌握了英语、法语、拉丁文和希腊语。正是由于荣格的这种品格，正是由于他以如此博大的人类文化滋养和武装了自己，才造就出了他那文化巨人的身材！

那么，荣格是以什么发现与贡献而确立起他作为精神分析领域的泰斗之一的地位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荣格通过词语联想测验，取得了人有种种“情结”（Complex）这一具有国际声誉的发现。所谓词语联想测验，是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个词汇表的词一个个地读给测试者听并要求对方对其中首先打动他的那个词作出反应。有着人格障碍的受试者，在联想时便会出现一些带有情绪联系的回忆或意念，因而造成其反应与众不同，不是反应时间过长就是没有反应。这种情形表明，与这个词有关的方面触到了那所谓的“情结”的要处。患者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古怪而不合逻辑的应答或情绪反应，原因就在于这个词所引起的不愉快、不道德及经常出现的性内容，由此而引起排除在意识之外的带情绪的联想丛。

荣格认为，情结是个人潜意识中一组组心理内容的聚集，有似完整人格中彼此分离且独立自主的一个个小人格；它有自己的驱力，并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与支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精神症状既然植根于情结之中，而词语联想测验既然能发现隐藏于患者身上的情结，治疗者便可以通过分解消融这些情结，使病人重新恢复身心健康。

当然了，情结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和起反作用的，只会造成精神障碍，而恰恰相反，它可能而且往往会成为一个人灵感与动力的源泉。原因就在于情结有似于“瘾”或“执著的追求”，是人发明创造的一种动力。

荣格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所以最初他也认为情结的产生与形成，在于一个人童年时代所曾有过的压抑性与创伤性体验。但如上文所述，情结也是一个人灵感与创造发明的动力来源，因而按弗洛伊德的理论便很难完全打开情结这个“结”了。正是在这里，荣格找到了另一重大发现——集体潜意识的发现——的突破点。

科学心理学自从19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于哲学和生理学的科学出现以后，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对意识进行着研究。对潜意识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弗洛伊德，当时是19世纪90年代。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人格或人的精神可以分为三个基本部分，即伊德（id）、自我（ego）和超自我（superego）。伊德表示潜意识，它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冲动（生本能与死本能），所有这些本能的能量或力量，他统称之为里比多（libido）。伊德其实就是各种动物本能，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自我则是现实化了的本能，原因是各种生活本能受到现实的制约，必须在追求快乐的同时去斟酌衡量获得快乐所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自我便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自我说到底也是以快乐为目的的，只是考虑到实际，便只好转而遵守起“现实原则”了。随着文明的发展，超自我便产生了出来。超自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由“良心”和“自我理想”构成。自我理想判定道德行为的标准，良心则负责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惩罚。超自我的主要职能，就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德的冲动。

可以看出，在人的精神或人格中，基本或基础性的东西乃是伊德所代表的潜意识。无论自我还是超自我均派生自它。所以潜意识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每一种心理过程最初都是潜意识的，只是经过一定条件和一定时间，才发展成为意识的。但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不一定都能变成有意识的心理过程。而有意识的心理现象往往是虚假的、象征性的，其真正面目、动机、目的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求之于潜意识这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潜意识的领域。

但是，弗洛伊德把伊德的主要内容归结为饿、渴、睡、性等内容，其中性欲占统治地位。无论意识还是潜意识，通常均被认为来源于经验；而潜意识，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乃是来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与环境，即来源于各种被压抑的欲望。这些压抑性的欲望于是只好通过梦的形式来寻求满足。“梦就是一种（被压抑的、被压制的愿望所伪装起来的）满足。”这就是弗洛伊德对梦的实质所作出的解释。

但是荣格发现，人生下来后，就具有思维、情感、知觉等先天倾向，具有以某些特别的方式作出反应和行动的先天倾向，即采取与自己的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作出反应的倾向。这些倾向的显现完全不依赖于个人后天的经验，如怕蛇和黑暗便是例证。这种情形按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荣格认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进化而预先确定了的。个人因而同往昔联结到了一起，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还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甚至还与有机界的整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相联结。这一往昔，并不只是个人的潜意识，而主要是“集体的”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发现，是荣格的卓越成就，是心理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是有区别的，个人潜意识是由那些曾一度被意识到但后来又被忘却了的心理内容所组成，而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却从未被意识到。

集体潜意识的起源，无论从进化理论还是突变理论都可以获得解释。既然有利于生存和繁衍机会的获得性遗传和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及胚质的变异（突变）都会传给后代，因而集体潜意识的起源，也可以用人体的进化来说明和解释：它的进化也会随着大脑的进化而进化。

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潜意识，实际上只是“个人潜意识”，是潜意识中的一部分，潜意识中的“集体潜意识”，才是一个包容更广的天地。

集体潜意识的发现扩大了人们对人的精神与心理的了解。集体潜意识与个人潜意识一样，也是一个贮存所，它所贮存的是大量初始的或本源性的潜在意象。集体潜意识是一种心灵虚像，它只有与相对应的客观事物相结合，才能成为意识中的实在。它犹如一个公式，是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虽然是虚的，但一与代入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就会在实际中发生作用。因此后天习得的经验越多，潜在于潜意识中的虚像得以显现的机会便越多。教育与学习上的机会与环境越丰富，集体潜意识的各方面便可以变得个性化并成为自觉的意识。

集体潜意识贮存有各种各样的“原型”。荣格认为，“人生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原型”。但是，对形成人格和行为特别重要的是“人格面具”、“女性意向”（阿尼玛）和“男性意向”（阿尼姆斯）、“阴影”及“自性”这四种原型。人格中这几种主要原型，会产生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和对抗如果过于激烈，就会导致人格的崩溃，一个人于是便会成为精神病患者或神经官能症患者，但这种冲突要是能为人格所承受，却会为一个人的创造力提供动力。然而，这几种对立的原型又可以通过“超越功能”而统一和综合起来。人的这种天赋功能，将导致形成一种平衡的、整合的人格。

总而言之，荣格对集体潜意识及原型的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对精神和人格的视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荣格第三种重要成就是在心理类型方面。他认为，从心态上可以划分出内倾和外倾这两种基本心态，而在心理功能上则可以分成思维型、情感型、感觉型和直觉型这四个类型。心态的内倾和外倾和这四种心理功能的一一结合，便可以组成内倾思维型、外倾思维型、内倾情感型、外倾情感型、内倾感觉型、外倾感觉型、内倾直觉型、外倾直觉型这八种心理类型。自然，这些性格类型都是典型的极端模式，实际上更为常见的是同时具有两种心态并能同时运用四种不同的心理功能，不同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别而已。某种心态或心理功能处于主导地位，其余的便会处于次要的辅助性地位。要是某种心态或心理功能不能见之于自觉的意识，那它其实只是贮存于潜意识中就是了，但它却迟早会对人的行为施加影响。这就是说，一直处于不发达的未开化的原始状态并不可能获得个性化的这种功能，要是一旦冲破压抑它的防线，就可能干扰或妨碍一个人的生活，直至导致病态的反常行为。

荣格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指明了，每一种性格类型都有发展为某种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可能。这些病症起因于某种心态或心理功能的被压抑，是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下引发出来的。然而一个人虽然不可能在两种心态和四种心理功能中平均分配心理能量而实现心理的完全和谐，但却可以通过使它们尽可能个性化，通过不要人为地压抑任何一种心态或心理功能，从而把不和谐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荣格这一理论，对于人们的职业选择和对人的使用上也具有参考作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荣格是开创对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的中年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的先驱。在荣格之前，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儿童期、青年期和老年期的心理研究，中年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然而中年期也是人生的重要关头，会产生种种精神症状。原因就在于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由于注重追求物质性的利益，外倾心态和人格面目便会过度膨胀而使其他方面受到压抑。进入中年时期时，一个人往往成功地适应了外部环境，或且功成名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由于人生的目标已经达到，这些人便会突然发现生活没有了目标，觉得生活空虚和没有意义。这是人生的又一重大挑战，要是不能很好地应付，轻则抑郁沮丧，重则导致精神崩溃。

荣格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形，是由于青年时期心理能量过多地投进于物质性的兴趣上而忽略了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到了中年，由于人生目标的实现，这种心理能量由于没有了用武之地而被收回，结果便造成了价值的丧失和人格的空虚。治疗这种中年性精神疾患，就必须唤起和形成新的价值以填补这种空虚。这种价值不应是纯物质性的，而应该是可以拓展人的视野的精神性价值，通过体验内心的存在来理解生命与个人生活的意义，以求得自性的完善。

荣格由于接触到接受心理疗法的大量患者，而社会弊病在这些人的生活中暴露得最清楚，因而他对造成这些人的精神性疾患的原因可说洞若观火。他对这些社会性原因不能不表示关切，不能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谙战争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于核武器的出现及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给人类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对于这种威胁将会导致经过千百万年才进化出的地球上的“意识”（即人类）的消失，荣格表示了深切的关切与忧虑。可以说，荣格是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者。荣格这一拳拳之心，在这本传记里有着充分的流露。

荣格的学说，是当代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美国心理学家C. S. 霍尔认为，“荣格是现代思潮中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一。要是忽略了他，也就遗漏了与这多难时代紧密攸关的整个思想。”

以上所述，只是就笔者所知，对荣格的理论成就作一概观，以期引起读者阅读这本传记的兴趣并获得些背景性知识。关于这本传记，霍尔在其所著《荣格心理学入门》（中译本，三联1987年版）称此书为一本“举世无双的著作”，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并非过誉。本书虽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但书中有荣格对其各种各样的梦和幻觉的生动详细的记录与分析，有各种奇闻怪事，有种种旅行见闻，有他针对不同症状采取灵活的治疗方法的行医记录，有他的生活与著述记述，有他对死后的生活的率直之见等，所以具有很大的可读性，而其灵活多样的施治方法对医疗工作者也不无参考价值。

由于书中所涉内容广博，又杂有多种外语，译者所见与所学有限，书中错讹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此书的翻译，《旅行》至《论死后的生活》几章为杨德友译，书末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及术语解释为张放译，其余则为笔者所译。

刘国彬

绪　　论

他用望远镜来观察自己的心灵。

看似乱糟糟的一团，

他却说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宇宙：

他给意识增添上的是

宇宙内的不为人知的宇宙。

柯勒律治：《笔记本》

酝酿写这本书，是1956年夏于阿斯科纳举行埃兰诺斯会议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此地与来自苏黎世的友人谈话时，说他想让纽约的万神殿出版社出版一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传记。乔兰德•雅各比博士这位荣格的副手之一，便建议由我执笔做此工作。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一工作绝非易事。荣格讨厌把私生活公诸于世是人所共知的。确实也是这样，只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怀疑与犹豫之后，他才颔首同意。一旦这样做了，他便作出安排，每周腾出一整个下午来与我一起工作。考虑到他正常工作安排得很紧，而他又很容易疲劳——甚至这时他已年过八旬——这样的时间安排，已经算是够多的了。

我们在1957年春开始工作。按照原来的设想，这本书不是作为“传记”来写，而是采用“自传”的形式，荣格则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这一计划决定了此书的形式，而我最初的工作则只是提问并记下荣格的回答。开始时，他显得有点顾忌，幸亏很快他就对这工作热心起来了。他越来越有兴趣地讲起了他自己、他的成长、他的梦及他的思想。

到这年年末，荣格对我俩的合作所取的肯定态度导致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动荡之后，有关他童年时代那些久已隐没在内心深处的各种形象浮现到他脑海的上面来了。他觉察到了它们与他在晚年时所写的著作里的各种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但此时却仍然无法清晰地把握住它们。一天早晨，他通知我说，他想直接把他童年时代的各种回忆写下来。到了这时，他已经告诉我许多他童年时的各种事情，但是整个故事却还存在着不少的互相不连接性。

这一决定既出人意外又使人高兴，因为我知道，写作对荣格来说是多么费力了。由于他已年迈，对于这种事他是绝对不干的，除非他感到这是内心加到他身上的“责任”。这就表明，这本“自传”写的是荣格本人的内心生活是合适的。

这一新情况发生不久之后，我记下了荣格这样一句话：“我的每一本书总是我命中注定所要做的事。对于写作过程，总是有某种难以预料的事，而我也无法为自己制订出预先已确定好的进程来。因此，这本‘自传’现在所走的方向，是跟我开始时所设想的有很大不同。写下我早年时的一系列回忆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种必要。要是一天不去这样做，我周身便立刻感到不舒服。而只要我一着手去写，这种种不舒服便烟消云散了，同时我头脑也觉得清晰之极。”

1958年4月，荣格写下了有关他童年时代、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三章。最初这三章总名为“我一生中最早年的事件”。这几章结束于1900年完成医科学业。

然而，这并不是荣格对此书所作出的惟一直接贡献。1959年1月，他住在波林根他那乡居，每天上午都用来阅读我们这本书的一些选出的章节，此书此时已初具规模了。他把“论死后的生活”这一章退回时，他对我说道：“这触及到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了。我心中已经有数，我一定要写出来。”于是，便有了“后期思想”这一章，在这一章里，他表明了他最深切的而且可能是最深远的种种想法。

就在1959年这同一年的夏季，也是在波林根，荣格写出了在肯尼亚及乌干达旅行这一章。有关村社印第安人这部分，则取自一份未完成且未发表的手稿，这一手稿论述的是有关原始人心理的一般性问题的。

为了写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正视潜意识”这两章，我收入了荣格于1925年所作的一次报告的一些章节；荣格在那次报告首次谈到了他的内心发展的情形。

“精神病治疗活动”一章是基于荣格1956年与苏黎世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几位年轻助理医师之间的谈话而写成的。当时，他有一位孙子在此医院当精神病医生。谈话是在荣格位于库斯纳希特的家进行的。

荣格通读了此书的手稿并表示了同意。有些章节他偶尔作点修改或补充些新材料。我则利用我们谈话的录音来给他所写的那几章作些补充，有时则把他不够流畅和详尽的地方加以扩充，有重复时则给予删削。这本书愈向前写，我俩所写的就融合得愈加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的产生确定了其内容。谈话或自然的讲述不可避免会是随便自流的，这一特色贯穿于这整本的“自传”中。书中的各章均是迅速扫射的灯光，只是稍纵即逝地照亮了荣格生活与工作的一些外在性事件。作为补偿，这些事件映照出了他的理智世界及对其说来精神乃是一种深刻的实在的人的体验。我常常要求荣格就某些外在性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些特定的资料，但结果往往徒劳。只有他生活体验里的精神性本质才保留在他的记忆里，而光是这个便顶得上费一番唇舌的工夫了。

比行文组织形式上的困难远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更大的、比较个人性的麻烦，对此荣格在一封信里曾提到过他大学时的一位朋友。在1957年下半年对某一要求——写下他青年时代的回忆——的复信中，他写道：

“……您说得很对。人老了时，便会回顾，既从内也从外来回忆起青年时代。以前有一次，大约是三十年前吧，我的学生们要我讲述一下，我是如何终于形成有关潜意识的观念的。对于这一请求，我便作了一次专门性讲座。在最后这几年期间，各地都有人向我建议，说我应该写点自传性的东西。我却一直无法认为我应该做这种事。我所知道的自传实在太多了，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满纸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也深知要做自我描写是不可能的，因而便不想冒险这样一试。”

“最近，当您要我提供一些自传性材料并在我回答这些问题的期间时，我发现了隐藏心底的一些客观性问题，这些问题看来得进行更仔细的剖析。因此，我便把此事权衡了一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应该抽出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来避开其他一些必须做的事，回想一下我一生中最初的一些事情，并客观地把这些事认真考虑考虑。这一工作证明十分困难而棘手，因此为了进行下去，我便只好答应自己说，写好的东西在我有生之年决不拿去发表。为了使自己必须释然并内心平静，这样的许诺对我来说是根本性的。事情变得明白了，在我脑海里依然栩栩如生的一切记忆，都与那些在我心灵中引起过不安与激情的情感性体验有关——这几乎便是作客观叙述的最佳条件了！您的信就在我实际上已决心一头扎进去时‘自然地’来到了我手里的。”

“命中注定——这种情形对于我总是这样——我一生中的所有‘外在性’方面，竟全都是偶然性的。只有内在的才最终证明具有实质性及决定性价值。结果，外在性事件的一切记忆便日渐湮没，而且也许这些‘外在性’的体验还不知怎的就根本不具有那样的本质性；而要是真的具有，那就只因它们与我内心发展的某些阶段巧合的结果。我一生中极大一部分这些‘外在性’事件已从我脑海里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在我看来其根本理由就在于我使出全副精力来对付它们的缘故。然而，下面这些事情是构成一本明智的传记的材料：一个人所遇见过的各种人，各种旅行、冒险、纠葛、命运的种种不幸等等。但除了有几个例外之外，所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却变成了幻象，它们是我所几乎无法回忆起来的，心里也没有重新追忆的愿望，因为它们已经不再能激起我的想象了。”

“另一方面，我对‘内心’体验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生动和丰富多彩。这就产生了对之加以描述的问题，我对此自觉有点难以胜任，至少在目前是这样。由于这些原因，很抱歉，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我也对自己无力这样做而深感抱歉……”

这封信深刻地表明了荣格的态度。尽管他已经决心“投身进去”，但信中却以拒绝结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同意与拒绝之间的冲突在他身上从未完全结束。他总是保留着一丝怀疑，总是想躲开他未来的读者们。他并不认为这种回忆是一种科学的工作，甚至还认为这不是他本人所写的书。相反，他老是在讲到和写到它时说，这是“阿尼拉•杰菲的工程”，他对此只是作出了贡献就是了。在他的特别要求下，这本书将不列入他的“著作全集”之中。在提到他遇见过的人如知名人士、亲密朋友和亲戚时，荣格就总是言语不多。“我曾经与我那时代的许多名人交谈过，都是些科学界与政界的大人物，还与探险家、艺术家、作家、王公贵戚和金融巨子们交谈过；但说句心里话，我只好说只有几次这样的会面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些相遇就像公海上的船只相遇时的情形那样，互相扬旗表示致敬就是了。还有，通常的情形是，这些人有些事要请教我，而这种事是我所无权加以泄露的。因此我便再也记不起他们了，不论这些人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些多么重要的人也一样。我们的晤面没有什么紧要，这些人于是很快被忘掉了，也没有产生什么深刻的结果。但在这些关系中，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像远古时的记忆那样留在了我心头的，我却又无法去谈，因为它们不但属于我最深刻的生活，而且还属于别人。我无权为公众一把推开那永远锁着的一道道门。”

然而，外在性事件的不足却由于荣格详述他的内心体验及丰富的思想而得到了很好的补救；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一切乃是他的传记里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就其对宗教的看法来说，这确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荣格对宗教的论述。

荣格是通过好几条不同的途径而导致他得面对好些宗教性问题的。其中便有他童年时的各种幻觉，它们导致他得面对宗教体验的现实性，而且这些幻觉他一直终生保留着。只要是与精神及精神的各种表现这两方面的内容有关的一切，他都抱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求知欲，这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是典型性的。此外，最后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他有着作为医生的良心。荣格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医生，一个精神病医生。他深知，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病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察结果与他发现精神自发地生发出带有宗教内容的种种形象——也就是说“本质上是宗教”的形象——不谋而合。他还洞察到，大量的精神病症产生自对精神的这一根本性特征的忽视，这种情形在一个人的下半生时更是这样。

荣格有关宗教的观念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基督教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回答有关恶的各种问题及他那关于上帝的观念上，他并不认为上帝是至善或仁慈的。从教条主义的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荣格显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尽管他具有世界性声誉，这种指责却由于有人对其著作持反对态度而被强加到了他身上。这使他感到痛心，而在这本书的这里那里，他都表达出了他对一位审查者的失望；有人觉得，荣格对于宗教的各种观念并没有很好地加以了解。荣格不止一次地严肃地说：“要是在中世纪，他们是会把我当作异教徒而处以火刑的！”只是在他过世之后，越来越多的神学家们才开始说，荣格无可争议地是我们这一世纪在宗教史方面的一位杰出人物。

荣格明确地宣布他忠于基督教，而他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探讨基督徒的宗教问题。他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观察这些问题，旨在使它和神学的观点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但在这样做时，他强调的是理解和反思的必要，这跟基督教所要求的盲目信仰是相反的。他认为这种必要性是理所当然的，是生活的根本特征之一。“我发现，我所有的思想都像九大行星绕日旋转那样围绕着上帝而转动并不可抗拒地受到他的吸引。要是我竟对这一力量作出反抗，我会觉得这将是我最严重的罪。”他在1952年给一位年轻教士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在他大量的著作中，这本书是惟一记述荣格谈到上帝及对上帝的个人性体验的一本书。当他写到他年轻时反对教会的事时，他曾经说道：“那时候，我认识到，上帝——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在其科学著作中，荣格极少谈到上帝，在那里，他十分痛苦地使用“人类精神里的上帝形象”这个术语。这是并不矛盾的。在某种情况里，他的语言是主观的，是基于内心体验的，在另一种情况里，却又是科学研究式的客观语言。在第一种情况里，他是以个人的身份说话的，其思想受激烈而有力的感情、直觉及一种长期而非同寻常的丰富的生活体验所影响；在第二种情况里，他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的，有意地把自己限制于可以通过例证而证实和支持的方面。作为科学家，荣格是个经验主义者。当荣格在这本书里谈及他的宗教体验时，他是假定他的读者是愿意深入到他的观点里去的。他那些主观性的表述只有对于有相似体验的人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或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只对在其精神里上帝的形象带有着同样的或相似的特征的那些人才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荣格在写作这本“自传”时积极而且态度肯定，但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其出版的前景却一直抱有高度的批评性和否定性态度——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他十分害怕公众所作出的反应，其一是因为他直率地袒露了他的宗教体验和观点，其二是因为他那《答约伯书》一文引起的敌对性仍然使他记忆犹新，而一般世人的不理解和误会则实在令人太痛苦了。“我一直终生守护着这一材料并绝不想把它公之于世；因为一旦它受到抨击，我就会甚至比起在其他书的情况下所受到的影响更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离这个世界远远的，好使批评的箭头不再射到我身上，好使我能够经受得住敌对的反应。由于一个人说了些人们并不懂得的事情而使人陷进了不理解和孤立实在把我折磨得够惨了。要是《答约伯书》遇到了如此这般的不理解，那我这本‘回忆录’肯定会遇到更不幸的命运。这本‘自传’是我一生的记载，是从我据我的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来观察的。这二者是一回事，因此这本书对那些不懂得或不理解我的科学观点的人们提出了很高要求。我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我所写的一切的结晶而不是相反。我存在的方式及我写作的方式是一个整体。我的所有观念及我所有的努力就是我本人的写照。因此，这本‘自传’只是‘我’这个字上的一‘点’就是了。”

在本书逐渐具形的那几年期间，荣格身上也正在经历着客观变化的过程。随着他一章章的写就，他就距自己愈远，到了最后，他终于能够如隔岸观火那样地来观察自己及他的生活与工作的意义了。“要是我问我一生的价值何在，那我只能把自己拿来与过去的世纪进行量度，然后我就一定会说，对，它是有某种意义的。但是拿今天的观念去量度，它却什么意义也没有。”读者自会看到，这些话所表达出的非人格性即历史的连续性之感会随着这本书的进展而日益强烈地显示出来。

起名“著述”这一章，简单地概述了荣格最重要的著作的产生过程，它自然便显得有点杂乱。这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所有著作差不多有二十卷之多呢！此外，荣格从来并不感到有提供一份他的观点的概括单的必要——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写作中他都是这样。要是请他这样做时，他便会以他那典型的十分严厉的方式答道：“这种东西完全为我所力不能及。我看不到发表一份我的论文概要有何意义，在这种概要里，我很难详细讨论问题。我将得略去所有的证据并依靠一种分门别类性的说明，而这绝不会使我的结果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有蹄动物特有的反刍活动的确是更合乎我胃口的事情，因为这包含着把已经咀嚼了一遍的东西再反刍一次的机会……”

因此，读者应把这一章看作是一种回顾性的梗概，是为了响应一种特别的情形而写的，而不应期望它是无所不包的。

我附于书末的术语诠释是应出版者的要求而写的，我希望它对不熟悉荣格著作及其所使用的术语的读者会有所帮助。少量的定义我是从《心理学词典》摘引的。只要有可能，我便从荣格的著作引用原文来阐释荣格心理学的各种概念，并以同样的方式来补充上述词典定义的不足之处。然而，这种引文应该只作提示性暗示来加以看待。荣格是不断地以新的及不同的方式来定义他的概念的，因为他感到，作出终极性定义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总是附于精神现实的各种无法解释的要素像谜或神秘的东西那样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为好。

在这一振奋而又困难的工作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书缓慢的进展期间他们一直表现出兴趣不减，并通过提些激励性的建议和批评而促进了此书的进程。对于所有这些人，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我只提一下洛加诺的海伦与库尔特•沃尔夫，他们提议写这本书并使这一想法结出了硕果；库斯纳希特、苏黎世的马里安娜与沃尔特•尼胡斯和荣格，他们在此书的整个写作期间通过言与行给予了我帮助；还有巴尔马•德•马洛卡和R. F. C. 哈尔，他们以极大的耐心给我提过建议与帮助。

阿尼拉•杰菲，1961年12月

序　　言

我的一生是一个潜意识自我充分发挥的故事。潜意识里的一切竭力做出种种的外在性表现，而人格也强烈要求逐渐从其潜意识状态中成长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自身。我无法用科学的语言来追溯我自己的这一成长过程，因为我无法把自己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加以体验。

对于我们内在的想象力，我们是怎么个样子，人从永恒方面看来又是怎么的一个样子，那可只能通过神话的方式来加以表达。神话是富于个人性的并可比科学还要精确地表现生活。科学以平均性的概念来进行工作，这样的概念太过于普通化，因而无法给个人生活上主观的五花八门性作出公正的决断。

这样，在我八十三岁高龄之时，我便承担起了讲述我那个人神话的责任了。我只能作些直接的表述，只能“讲讲故事”。这些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讲的是否是我的寓言，我的神话。

自传的写作实在难得很，原因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标准，也没有客观的基础，可以据之以对自己作出判断。确实没有什么可供进行比较的合适的任何基础。我知道，在许多事情上我是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何等样人。人是无法拿他自己来与任何别的生物进行比较的；他并不是猴子，不是牛，不是树木。我是一个人。但是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像每一种别的存在那样，我是无穷的神性的一小片，但是我不能把自己与任何动物、任何植物或任何石头进行对比。只有神话性的存在才有着比人的更大的活动范围。那么，一个人是如何形成有关他本人的任何确定的看法的呢？

我们是一种我们所无法控制的或只是部分地有能力加以引导的精神过程。因此，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命，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终极性的判断。我们要是拥有，那我们就会无所不知了——但这最多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借口而已。在心底处，我们是绝不会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故事始于某处，始于某个我们碰巧记得的特定的某一点；而且甚至就在那时，它就已经是高度复杂的了。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因此，这个故事是没有开头的，而其结局也就只能含含糊糊地加以暗示而已。

人生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实验。它只有在数字上才是一种极大的现象，从个人来说，生命是如此地稍纵即逝，如此地不充裕，因此，它竟然能够存在和发展，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这一事实很早以前，即在我作为医科大学的学生时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竟逃过了早夭这一关，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奇迹性的。

我向来觉得，生命就像以根茎来维持住生命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是深藏于根茎处的。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生命只能延续一个夏季。然后，它便凋谢了——真是一个短命鬼。当我们想到生命和文明那永无休止的生长和衰败时，我们实在无法不怀有绝对的人生如梦之感。然而，我却从来不失去在那永恒的流动中有生存着并永不消逝的某种东西的意识。我们所看见的是花，它是会消逝的。但根茎，却仍然在。

到了最后，在我一生中惟一值得讲述的事件，是那永远不会毁灭的世界闯进了这个转变性的世界的那些事件。这就是何以我主要谈些内心体验的原因，这其中便包括了我的各种梦及幻觉。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的科学研究的主要材料。它们是火红的岩浆，要加工的石头便在其中被赋予了形状。

与这些内心事件相比，所有其他的回忆如旅行、遇见过的人及我的环境便显得相对失色。许多人参加进了我们时代的这个故事并写到过它；读者如想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可以读这种东西或叫某个人跟他们讲一下即可。我一生的外在性事件的记忆大都模糊了或且干脆就踪影全无了。但是我所遇到的“另一种”现实，我与潜意识的较量，却无法消除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这个王国里，总是存在着丰富的宝藏，与之一比，其他的一切便失去其重要性了。

与此相似，其他人只有在他们的名字从一开始便写进了我的卷轴的，才会不是陌生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因此，遇见他们同时便也就等于一种回忆。

内心体验也在我所遇到的外在性事件上打上了印记并在我青年时代及以后一直有着重要性。我很早就已有这样的顿悟：对于生活的各种问题及复杂性，要是从内心里得不到答案，那么它们最终只具有很小的意义。外在性的事根本无法代替内心体验。因此，我的一生在外在性事件方面是无独有偶地贫乏的。对于它们我没有多少话可以说，因为它们会使我觉得空洞和不具体。我只能据内心里发生的事来理解自己。正是这些事件，才形成了我独一无二的一生，而我这本自传所写的，也正是它们。

一　童年

在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的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威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上的洛封城堡，住进一所牧师宅邸。那是1875年。

我开始记事大概是在两三岁。我还依稀记得那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那个叫做沃思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仿佛是一片模糊的大海中漂浮的小岛，一个个孤立地浮动着，互相连不起来。

有一个情景浮现出来，那也许是我生活中最早的记忆，不过它只是一个非常迷离的印象。我躺在树阴下的一辆儿童车里，那是一个明亮温暖的夏日，天空蓝蓝的，金色的阳光穿过绿色的树叶，儿童车的车罩打开了，我刚刚睡醒，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舒适感觉。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一切都是那样的神奇、多彩、美好。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餐厅里，餐厅在这幢房子的西头，我蹲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小匙舀热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块，味道好极了，气味也很特别。那是我第一次闻着牛奶的味，可以说，我在那个时候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一记忆同样是非常遥远的。

我还记得：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姨妈对我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说着就领我从家里出来，走到去达申的大路上。远处天边阿尔卑斯山脉沐浴在夕阳的红色闪光中。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看得格外清楚。“看那儿，”我听见她用瑞士方言对我说，“山全红了。”那是第一次，我明白我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听说，第二天，村里上学的孩子要去郊游，爬苏黎世附近的干特里峰，我也急着想要去。可是他们说，像我那样小的孩子不能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伤心透了。从那时候起，在白雪覆盖下闪光的大山旁边的干特里峰和苏黎世就成了我梦幻中不可企及的一块土地。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记得母亲带我去图尔高看一些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边有一座城堡。我立即被水迷住了，渡船激起的浪一直冲到岸边，阳光在水上闪烁，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成一道道小埂。湖向无垠的远方伸展开去，那广阔的水面在我看来简直是说不清的喜悦，不可比拟的瑰丽。就在那时，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生了根：我一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湖边。我觉得，没有水，人生活不下去。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乱哄哄的，显得特别激动。女仆飞快地跑过来，嚷着：“渔民们发现了一个死人——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要把他抬进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当时就要去看那死了的孩子。母亲把我拉了回来，严厉地禁止我到花园里去。等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我立即悄悄地溜进了花园，来到洗衣房，可是门锁着。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槽，一直通到斜坡下面，槽里流着细细的血和水。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思，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我哭闹着，发着烧，没法睡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踱来踱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我特别记得我最喜欢的一首，总是这首歌使我安静下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四处静悄悄，人人都睡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父亲的声音，在静静的夜晚，向我唱着。

母亲后来告诉我，我那时得了湿疹。当时，我的心头有种朦胧的暗示，父母在婚姻问题上是不顺遂的。1878年我那场病一定与父母的短暂分离有关系。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呆了几个月，她的病大概起因于婚姻上的麻烦。她走后由一个姨妈照料我。这位姨妈是位老处女，比母亲大差不多二十岁。母亲的离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从那时起，有人一讲“爱”这个字，我就有一种不信任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觉。而“父亲”却意味着可靠和——没有权力。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开始人生之行的。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让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

母亲离开后，女仆也来照料我。我现在依然记得她把我抱起来，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我还仿佛看得见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那深深的肤色和耳朵。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都那样奇特，但也格外熟悉。好像她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那种既生疏又始终为人所认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一种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形象：一个年轻美丽的、非常漂亮的、迷人的姑娘，她有蓝色的眼睛，美丽的头发。是她引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徜徉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穿过婆娑的树枝，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崇拜我的父亲。后来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才再次见到了她。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明显的记忆。下面我要说的是另一些力量更大、影响更深的印象，其中一部分我只是朦胧地记得。例如，有一次我摔下了楼梯，还有一次摔倒在火炉腿的一个角上，我记得那疼痛、流血和一位医生给我缝头部伤口的情形——直到上大学预科最后一年时，头上那块疤痕还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去诺伊豪森过莱茵瀑布桥时我差点儿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这些事指明了潜意识中自杀的冲动，或者说，对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极力的反抗。

那段时间，每到夜晚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常常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屋里走动。听到莱茵瀑布沉闷的咆哮声，我便觉得四周到处都是危险地带。总有人淹死，尸体从岩石上冲下来。在附近的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坑，挖出一堆堆棕色的土，黑黑的、严肃的男人们穿着长长的礼服，戴着特别高的帽子，穿着闪闪发光的黑色靴子，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木盒子。这时，父亲总是穿着牧师的长袍，声音洪亮地讲话。女人们都在哭泣。听人说，有人正被埋进地上的这个坑里。有些人先前在这里，现在都突然不在了，然后便听说他们被埋掉了，上帝把他们召到他那里去了。

母亲教我做祈祷，每天晚上都要做。我很乐意祈祷，因为它使我在深沉不安的暗夜面前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展开您的双翼，慈祥的耶稣，

把您的小鸡，您的孩子咽下。

“如果魔鬼要吞食他，

那只会是白搭。”

请让天使就这样唱吧！

耶稣能给人安慰，他是个善良仁慈的先生，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先生似的，富有、威严、庄重，对夜里的小孩子特别关心。至于他为什么会像鸟那样长着翅膀，却是一个谜，不过我并没有过多地去考究这个。我觉得更有意思、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小孩被比作小鸡，耶稣显然很不情愿地、像吃苦药一样地“吃了”他们。这不大容易理解，后来听说，魔鬼也喜欢小鸡，为了免得小鸡被魔鬼吃掉耶稣才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虽然耶稣并不喜欢那味道，可他还是把孩子们吃了，这样，魔鬼就抓不着他们了。这么一想，心里就觉得很安宁。可是现在我又听说耶稣还要“吃”别的人，况且，这“吃”同样是把他们埋在地上的坑里。

这种不吉利的类比产生了不幸的后果，我开始对上帝产生了怀疑。他失去了那令人安适的、慈祥的、大鸟的特征，却和那些身穿礼服、头戴高帽、脚穿闪光的黑靴、抬着黑盒子埋葬死人的阴郁的黑衣人们联系了起来。

这些思索造成了我精神上的第一次创伤。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像平常一样，坐在屋前的大路上玩沙子。大路从屋旁穿过，通向山冈，消失在山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所以，从房子旁可以看到伸展出去的、相当长的一段路。当我抬起头来时，看到身穿黑色长袍，头戴一顶特别宽大的帽子的人从树林里走来，好像是个穿着女人服装的男人。那人慢慢地走近了，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穿着拖到脚的黑色长袍的男人。这种景象使我害怕起来，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迅速传遍全身，脑子里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耶稣会会士。”前不久，我偷偷地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同事聊天，谈到了耶稣会会士们阴险的活动。从父亲半是恼恨、半是恐惧的语调，我猜想，那些“耶稣会会士”特别危险，甚至对父亲也造成了威胁。事实上，我并不明白，耶稣会会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我对祈祷词中的那个词“耶稣”是熟悉的。

我想，从山上下来的那个人一定是化了装，要不他为什么要穿女人的衣服呢？也许，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害怕极了，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屋子，冲上楼梯，躲在阁楼上最黑暗的一根房梁下。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藏了有多久，不过一定相当长，因为当我壮着胆子下了楼，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张望时，那个黑衣人却连影儿也不见了。那以后许多天，恐惧一直抓住我，我再也不敢走出屋子了。即使后来再去路上玩时，那树木葱郁的山坡始终让我不安和警觉。当然，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黑衣人只不过是个无害于人的天主教神父就是了。

大约就在同时——我说不清，也许要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梦的记忆。这个梦后来一直占据着我的心。我那时大概年仅三四岁左右。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立在洛封城堡附近，教堂司事农场的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梦中的我正站在这片草地上。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石砌的洞，我过去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好奇地走过去，朝里面窥视，看见有一排石阶一直通下去。我迟疑了半天，还是胆战心惊地走了下去。洞底走不多远有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一块又大又沉的绿色帷幕，那幕好像是用加工过的锦缎制成的，显得十分气派。好奇心逗弄着我，很想看看幕后边是什么，于是我便掀开了它。在暗淡的光线下，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大约三十英尺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呈拱形，由加工过的石头砌成，地板上铺着大石板，中间还铺着一条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通到一个低低的平台，平台上放置着一个金光灿烂的宝座，座上也许有一块红色的垫子，那豪华的派头简直就像童话中描写的国王的宝座一样。宝座上立着一个什么东西，最初我以为是个树桩，大概有十二到十五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二英尺厚，它十分高大，几乎顶到了屋顶。后来才发现，它的成分挺有意思，它不是由木头，而是由皮和肉组成的，顶上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那样的东西，上面没有脸，没有头发，顶端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

屋子里很亮，可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光源，头顶处是一片灿烂的辉光。座上的那个东西虽然没有动，可我总觉得它随时可能会像一条虫那样向我爬过来。我害怕得全身都僵了，这时我听见从外面和顶上传来了母亲的声音：“看看它吧，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使我怕上加怕，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还怕得要死。从此之后，有好多晚上我都不敢睡觉，生怕再做这样的梦。

这个梦多年来一直纠缠着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看见的那东西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是一种古老的祭仪中被人崇拜的生殖器。我一直没有弄懂，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那个东西是吃人的怪物呢，还是说那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说吃小孩的不是耶稣或者耶稣是那个生殖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象征，那么阴沉沉的耶稣、耶稣会会士和生殖器就成了同一种东西了。

这个生殖器的抽象意义由这样的事实表示出来，即它自尊为王，“直挺挺地”(1)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是地下的一座神庙，它那绿色的帷幕象征草地，或者说象征了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地的神秘。地毯是血红色的。圆形拱顶是什么意思？也许我已经去过姆诺，看见过沙夫豪森的堡？但这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领一个三岁的孩子上那儿去。所以它不可能从记忆中寻找线索，同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从解剖学上无懈可击的生殖器是从哪儿来的。把小便排出口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放光，它指明了“生殖器”（Phallus）这个词的词源（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发光”、“明亮”）。

不管怎么说，这个梦里的生殖器对我来说就是地下一尊“说不出名字”的神，它一直留在我直到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只要有人过分强调地说到耶稣，它就出现在我脑海中。耶稣对我从来没有变成真实的存在，从来没有被我接受，从来没有使我感到亲切，因为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它在地下的那个对等物。这个可怕的启示降临到了我身上，可我并没有去找它啊。那个耶稣会会士的“伪装”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投下了阴影。我觉得它就像一场严肃的假面舞会，好像一个葬礼，送葬的人脸色阴沉，面带悲伤，不过一会儿却偷偷笑了起来，毫无悲痛之意。耶稣在我的眼中似乎是一尊死神，他只是在驱散暗夜的恐惧时才对我有所帮助。可他自己却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怪模怪样的、血淋淋的尸体。人们常常谈起他的慈爱和善良，可我心里却暗暗表示怀疑，主要原因是，那些说“亲爱的耶稣”最起劲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和发亮的黑靴，他们总让我想起埋葬死人的场面。他们是父亲和我八个叔叔（全都是牧师）的同事。多年来，他们在我心中激起恐惧，至于偶然见到的天主教神父就更是如此，他们叫我想起那可怕的耶稣会会士，这些耶稣会会士曾惹恼过父亲，引起过他的警惕。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一直在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人们所谓的正确态度，可是我做不到，怎么也克服不了心中隐隐的不信任感。

对“黑衣人”的恐惧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那不是我孩提经验中的关键；关键是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耶稣。”这种认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这样说来，重要的一点是那次梦里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和令人惊异的解释：“那就是吃人的怪物。”它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吓唬小孩的吃人怪物，而是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吃人的怪物，它高踞在地下室的一个金色宝座上。在我幼稚的想象中，首先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其次，上帝和耶稣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遥远的蓝天上一个更美、更高、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与这位耶稣有关的是戴着宽大的黑帽子，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从长满树木的山坡上走来的“耶稣会会士”的形象。我常常得朝山坡那面张望，以防又有别的危险走近我身旁。在梦里，我走进地下的一个洞里，发现宝座上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不像人的、阴间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以人肉为食。直到五十年后，一篇研究弥撒象征的宗教论文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段文字讲的是初民吃人肉的习性。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闪现在我意识里的思想非但不幼稚，反而相当复杂，过分复杂。我的心中究竟是谁在讲话？是谁的意识创造了那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智力在起作用？我知道所有的笨蛋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也会大谈“巧合”和“事后的解释”，以便驱散那些可能污染孩子纯真心田的极为不便的思想。哦，这是些多么好的心，讲求实效的、头脑健全的人呀！他们总让我想起那些在雨水洼里晒太阳的泥鳅，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摇头摆尾，快乐无比，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水洼干涸了，它们就要无处栖身。

那么，谁同我讲过这些事呢？谁谈起过这些我完全不知道的问题呢？谁把上苍和地下同时结合在我的心里，造成了我后半生激情澎湃的生活的基石？除了那个既来自上苍又来自地下的陌生的客人外又有谁呢？

通过这个儿时的梦，我开始参与大地的秘密，那是一种在地下的埋葬，过了很多年我才从中解脱出来。今天，我才明白，那是为了把最大量的光引进黑暗中，是进入黑暗王国的开始。当时，我的理智生活就是以它那潜意识的开端起步的。

1879年，我家搬到了巴塞尔附近的小惠宁根。这事我记不得了，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却还记得。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到我家那个朝西的门廊里。他指给我看黄昏的西天，那里燃烧着一片耀眼的绿光。那时正是1883年克拉卡托火山爆发之后。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后来，当地发了一次大水，流过许多村镇的维塞河泛滥成灾，它冲毁了大坝和上游的一座桥。十四个人淹死了，尸体被混浊的黄水冲进莱茵河。洪水退后，一些尸体插进了泥沙里。当我听说了这件事，就不顾一切地跑去看。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的尸体，他穿着黑色的礼服，一定是刚从教堂出来的。他的身体一半埋在沙子里，手臂搭在眼上。我还看见一只猪被宰杀的情景，我同样看得兴高采烈，从头看到了尾并看得全神贯注。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觉得那太可怕了，但杀猪和死人对我却有吸引力。

我对艺术的最早记忆得从在小惠宁根的那些年说起。当时父母亲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建成的一座牧师住宅，里面有一间很暗的小屋子。屋子里陈设的家具质量考究，墙上挂着许多古画。我记得最分明的是一幅画着大卫和歌利亚(2)的意大利作品。它是从基多•雷尼(3)的画室里复制的，原作保存在卢浮宫。这幅画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那间屋子还有另外一幅老画，现在挂在我儿子的屋子里，上面画的是18世纪早期巴塞尔的风景。我经常溜进那间昏暗的、与其他房间隔绝的屋子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坐在那些画前，对着它们的美出神，那是我当时懂得的惟一美的东西。

大约就在那时——我还是不到六岁的小鬼——一个姨妈带我到巴塞尔，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稻草填起来的动物。我们在那里住的时间很长，因为我想仔细地看每一件展品。下午四点，铃声响了，博物馆要关门。姨妈不断抱怨，可我站在橱窗前，总是不想走。这时展室门已经锁了，我们只好从另一条路，穿过古代画廊走到楼梯处。突然，我看见了那么美的画像，简直令人神魂颠倒，我睁大了眼睛，久久地盯着它，我从来还没见过那么美的东西。姨妈拽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出口，我只好极不情愿地离开。她一边走一边嚷着：“讨厌的孩子，闭上你的眼睛，讨厌的孩子，闭上你的眼睛！”那是我最早看到的裸体和仅遮盖着几片叶子的人像。以前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裸体美，这就是我最初和美术的交往。姨妈怒气冲冲，好像被人拖出了妓院一般。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阿尔勒谢姆去旅行。那次母亲穿的衣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能记住的只有她的衣服：那是黑色的料子，上面印满了绿色的月牙。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初是个年轻苗条、穿着这种服装的女郎，后来就变得衰老、肥胖了。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一座天主教堂。”我又是好奇，又是害怕，悄悄从母亲身边溜开，从开着的门往里面窥视，正好看见装饰一新的祭坛上点着一支大蜡烛（当时是复活节期间）。这时我突然在阶梯上绊了一跤，下巴撞在一块铁上，父母抱起我时，血流不止。我当时的心情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尖叫声引起了上教堂的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做了违禁的事。“耶稣——绿色的帷幕——吃人怪物的秘密……这就是和那些耶稣会会士有关的天主教堂。我绊倒，疼得喊叫完全是他们的过错。”

后来许多年，我一直不愿进天主教堂，一进去心中就怕摔跤、流血，怕那些耶稣会会士。摔跤、流血似乎就是天主教堂的气氛，但正是这种气氛对我具有吸引力。倘若一个天主教神父非靠近我不可，那将使我大为不安。直到三十多岁以后，我才克服了这种压抑的感觉，那是在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

一过六岁，父亲就开始给我上拉丁文课，同时也开始上学。我并不怕上学，因为在上学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并且在学校里也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觉得挺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读不懂，就缠着母亲给我读，那是一本有许多插图的儿童读物，里面讲到不少外国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有婆罗门教、毗湿奴、湿婆等插图，使我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后来总是不断地翻看这些插图。每当我看这些插图时，总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它们和我那“原始的启示”有某种亲和性；我从未对人讲起过它，也永远不准备道破这秘密。母亲间接证明了我的感觉，我始终注意到讲起“异教徒”时，她语调中那一丝淡淡的鄙夷神气。我知道，如果我向她披露了我的“启示”，她一定会恐惧万状，大加责难。我当然不会去自讨没趣，自找羞辱。

这并不幼稚的行为，一方面和强烈的敏感和易受伤害的内心有关系，另一方面和我早年的孤独有关（我妹妹在我九岁以后出生），我只能一个人玩，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玩。遗憾的是，我记不清我玩的究竟是什么，但我记得，我玩的时候，不愿别人来打扰。我玩得很专心，既不愿人看见，也不愿让人说三道四。我清楚地记得我玩什么大约是在七八岁时。我特别喜欢玩砖头，用砖建塔，然后再用“地震”的方法心醉神迷地摧毁它。在七八岁之间，我总是不断地画战役、包围、轰击和海战的画。然后我把整个笔记本上涂满了墨迹，而且极有兴趣地满足于对这些涂画作出离奇的解释。我所以愿意上学，就是因为我在那儿最终找到了我长期没有的玩耍伙伴。

荣格出生时的房子

童年的荣格

荣格的父母在1876年

荣格的外祖父

荣格的祖父

荣格少年

荣格与父母、妹妹，大约在1893年

在学校，我也有所发现。但在谈学校的事以前，我得先谈谈夜里的事。夜的气氛开始变得浓厚了，各种事都在夜里发生，显得不可理解，令人生疑。父母不在一起睡，我睡在父亲的房间里。从母亲的卧室的门传来了怕人的声响。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神秘。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从她的房门出来，那影子的头离开了脖子，在它的前面浮动，就像一个小月亮。突然，又出现了另一个头，那头又离开了脖子。这种情形重复了六七次。我总是做让人忧心忡忡的梦，梦中的事物，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例如，我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球，那球渐渐地朝我滚来了，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骇人的、使人窒息的东西。又有一次，我梦见了电线，上面落着许多鸟，突然，电线开始变得越来越粗，直到我被吓醒。

这些梦是我生理变化的序幕，说明某种青春发育已经开始，那时我大约七岁。我得了假性哮喘病，伴随着阵阵窒息。有一天晚上突然发起病来，我站在床脚，脑袋耷拉在床栏杆上，父亲抱住了我。我看见头上有一个蓝色的光圈，大约满月那么大，里面许多金色的小人来来去去，我想他们大概是天使吧。各种幻象不断出现，每次都能减轻我对窒息的恐惧。可是一做焦虑的梦，就会窒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

我讨厌上教堂，但圣诞节的时候例外。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使我觉得格外高兴。当然，晚上的圣诞树就更令人快活了。只有圣诞节我能够热烈地去庆祝，对其余的节日我却显得冷漠。除夕也有某种像圣诞节时的魅力，但毕竟不如圣诞节。基督降临节也有点特色，但无法跟即将来临的圣诞节相比。它总是和夜、暴风雪、风、房中的黑暗紧密相关，那时总有声音微细的嘀咕和离奇古怪的事发生。

现在来说说和我那些乡村同学有关的事。我发现他们使我的自我发生了异化。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和在家里时大不一样。我和他们一块儿打打闹闹，玩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有些把戏在家里永远不会发生。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些把戏我独自一人完全就能想出来。我觉得，我自身的变化主要来自同学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我，强迫我和我自身离异。这个没有父母但却包含了别人的较广阔的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可疑的，或者隐隐约约敌对的，至少也是含混不清的。虽然我愈来愈感到那个白日世界的美，那里“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但同时也预感到那个影子世界无法逃避，那里到处都有令人战栗的、无法解答的、揪着我的心的问题。当然，做晚祷可以给我一种仪式上的保护，因为它恰当地结束了一个白天，适时地引入了夜和睡眠，但白天又潜伏着新的危险。我仿佛觉得自己分裂了，并为此感到恐怖。我内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还记得这段时期（七至九岁），我喜欢玩火。我们家花园里有一堵用大石头砌成的老墙，石头缝形成了洞，我常在一个洞里生一小堆火，让别的孩子帮助我四处找木头，不断添柴，为的是不让火熄灭。这堆火只归我一个人照管，别的孩子可以在别的洞里生火，可他们的火不圣洁，与我无关。我的火烧得很旺，上面有一圈圣洁的辉光。

在这堵墙的前面有一道斜坡，斜坡里埋着一块突出的石头，这是我的石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坐在上面，胡思乱想：“我现在坐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面。”但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他正坐在我上面。”于是问题就来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这个问题总使我感到茫然，我总是站起来，弄不清谁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有弄清，一种奇特的、怪有意思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惑。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块石头和我有某种神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好几个小时，被它提出的谜一样的问题逗引得晕头转向。

三十年后，我又站到那道斜坡上，此时我已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地位，也有了一个充满各种思想和计划的头脑。但突然我又变成了那个曾经点一堆意义神秘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了。我立刻想到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那岁月仿佛是陌生的，如同从遥远的空间和时间传来的消息。这使我感到心惊胆战，因为我刚刚沉湎于其中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我已被强拉出这个世界，坠入不断滚滚向前的时间中，越走越远。那个世界的拉力是那样强大，我只能粗暴地把自己拽走，以免失去对未来的控制。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像一闪即逝的电光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这里的含义在我十岁那时被揭示了出来。我自身的分裂和对世界的把握不定导致我作出了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的行动。当时我有一个涂着黄漆的铅笔盒，小学生一般都用它，有一把小锁和一根普通的尺子。在尺子的一头，我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两英寸高，穿礼服，戴着高帽子，脚蹬一双亮闪闪的黑靴子。我用墨水把他染成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我还在铅笔盒里给他做了一张小床，用一点羊毛给他做了件大衣。我从莱茵河边给他找了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黑石头，涂上水彩，把它分成上下两半，装在裤兜里好久，最后，我把它放进了铅笔盒。那是他的石头。这一切都做得极为机密。我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那个禁止人上去的阁楼（因为楼板已经朽坏），藏在一根大梁上，谁也别想看见它。我对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和摧毁这一秘密，我十分放心，由于内心矛盾而产生的苦恼一扫而光。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感情受了伤害，每当父亲大发雷霆，或者母亲病情沉重使我感到压抑，一句话，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小心翼翼地包裹着、藏放着的小人，想起那光滑的、染得十分漂亮的石头。我经常每隔几个星期，躲开人们的注视，溜上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还要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语言。加一个小纸卷总是有某种严肃的仪式的意味，遗憾的是，我想不起我要对小人说什么。我只知道，我的这些“信件”成了小人的一个图书馆，我猜想，这些信件一定包含着叫我特别高兴的话。

对于这些行为的意义，或者究竟该怎样解释它们，我毫不在意。我满足于有一种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某种别人不知道而又无法获得的东西。这是一种永远不能背叛的秘密，因为我生命的安全由它掌握。为什么如此，我没有问过自己。事情就是这样。

心中藏有秘密对我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同样，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那个关于生殖器的梦，耶稣会会士的事也属于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神秘王国。小木人和他的石头是我力图赋予这一秘密以外在形式上的首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潜意识的、幼稚的。我总是沉溺在自己的秘密中，总觉得应该探寻它的意义，但我却不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些什么——也许在大自然中——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使我弄清那秘密是什么，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兴趣增加了。我常常警惕地在寻找某些神秘的东西。我自觉有了某种基督教的意识，虽然总是不无保留：“事情根本不那么确定！”或者，“地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当我接受灌输给我的宗教教义时，人们对我说：“是的，但还有些别的什么，还有一些人们不懂的、非常秘密的东西。”

雕刻的那个木头小人的事件是我童年的高潮，也是它的终结。这事大约在我心中徘徊了一年。后来就全然忘记了，直到三十五岁才想起，儿时的那段记忆从迷雾中重新浮现出来，不减当年的清晰和质朴。当时我正埋头撰写我的《性本能的变化和象征》，我研读了阿尔勒谢姆附近窖藏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神石（churingas），我突然发现，我心中有了这样一块确实的石头的形象，虽然我并没有看见过它的复制品，它是长方形的、微黑的、用颜色涂成上下两半，这一形象又掺入铅笔盒和小人的形象。小人是古代世界披着小斗篷的神，如同站在埃斯克勒彼阿斯(4)碑上的泰莱斯福鲁斯(5)给他读一个羊皮纸的卷轴。随着这一回忆，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古代的心理因素在没有任何直接的传承关系的情况下会进入个人的心灵。后来我查阅过父亲的图书室，发现里面没有一本书会有这方面的材料。此外，父亲对此也一无所知。

1920年我在英国时，用木头雕刻了两尊人像，和儿时刻的那个小人相似，但当时根本不记得儿时的经验。后来又用石头按照其中的一个刻了较大的复制品，现安放在奎斯纳赫特我的花园里。只是在我雕刻这一作品时，潜意识才为我提供了一个名字。它把这一形象称作阿特马维图，就是“生命的呼吸”的意思。这是我儿时梦境中那可怕的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看来那可怕的树正是“生命的呼吸”，是具有创造力的脉动。那小人最终成了一件神物，包裹在小礼服里，藏在盒子中，由长方形的黑石给他提供生命的力。但是这些联系都是后来才明白的。当我是个孩子时，我看着自己干一些祭祀仪式的活动，就像非洲居民现在所干的那样。他们在行动，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直到许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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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原文为Ithyphallically，有二义：一为希腊酒神节庆祝队伍中作为崇拜物抬着的阳具；二为“直挺挺地”（指阳具）。文中显系双关。

(2) 《圣经•旧约》故事：牧童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

(3) 基多•雷尼（1575—1642）：意大利通俗画家，以其画《戴荆冠的基督》闻名。

(4) 埃斯克勒彼阿斯：医神。

(5) 泰莱斯福鲁斯（？—约136）：第八代教皇，据传被罗马皇帝迫害而死。

二　中学时代

十一岁那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此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大学预科。这样，我就离别了那些乡村的伙伴，真正进入了“大世界”。那里有许多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势比我父亲的大得多，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住宅里，乘坐豪华的马车，讲一口文雅的德语和法语。他们的子弟，衣着阔绰，风度翩翩，口袋里塞满钞票。这些公子哥儿们现在成了我的同学。我听他们高谈阔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心头交织着惊异和妒忌的情绪，这种隐蔽的情绪甚至让我自己感到恐惧。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大海，后一事简直叫我目瞪口呆。我凝视着他们，好像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无法到达的、白雪覆盖的光辉灿烂的山峰，来自那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家是多么穷！我的父亲不过是个穷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的更穷的儿子，他穿着打了洞的鞋子，在学校得一坐六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以异样的目光来看待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甘苦。特别是对父亲，我十分同情，有趣的是，对母亲的同情就不那么多。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强悍。可一旦父亲朝她发火，我就总是站在她的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的情形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超脱出来，我不得不充当一个超级仲裁人的角色，无可奈何地判断父母的是非。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妄自尊大的情绪；我的自信本来就不稳定，现在更不稳定了，忽而膨胀，忽而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既激动又高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他对我说。而我则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多，可我根本没有当回事，我认为，无论如何，她卧床不起实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父亲把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叫人失望的小东西：一张红红的、满是皱纹的脸，和老年人的脸一样，眼睛闭着，就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些根根分明的、长长的红毛，它是不是要长成猴子呢？我当时很迷惘，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难道刚生下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含含糊糊地谈论着鹳，据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不过小狗和小猫的崽儿们又怎么样呢？在那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呢？母牛又怎么样呢？我无法想象鹳鸟能设法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不仅如此，农夫们还说母牛产仔，而并非由鹳鸟叼来牛犊。显然，这个故事是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谎言中的又一个谎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使我产生了一种朦胧的不信任感，使得我的好奇和观察变得敏锐了。母亲随后作出的一些古怪的反应证实了我的猜疑，说明有种令人抱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的话这个事件就不会太令我伤脑筋，虽说它很可能对强化我十二岁时的一段经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老是追在屁股后面喊出种种金玉良言。在这些场合，我不仅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而且还感觉到我的目的和我在公开场合里形象的尊严，因而让人们在大街上听见我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当我出自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却又这样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公平，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事关重大。在去做客的路上我觉得很是了不起，很是高贵，平日穿上节假日才穿的衣着时我就有这种感觉。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急剧变化了，然后一种对那家人的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巴不得能钻进地下几丈的深处。我按门铃时就是这种感觉。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丧钟一般。我胆怯畏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准备，反而使事情更糟。然后铃声就会在我耳际响着：“我的鞋肮脏，手也肮脏，我没有带手帕，脖子黑魆魆的。”出于一种挑战心理，我就会不把父母的问候转达出来，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变得太糟，我就会想到我藏在顶楼上的秘宝，然后我就会再次平静下来。在我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时，我记起我是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拥有那不可侵犯的秘密、黑石头和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曾想到过，在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着斗篷戴着髙帽子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着一种联系的可能性。有关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的阴茎像的神的梦是我的第一个大秘密，矮人是第二大秘密。然而，我并不认为我朦胧感觉到，在那块“灵魂之石”和也是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

直到今天，在八十三岁写下我的回忆录之时，我也从未将缠结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解开。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生发出的芽，就像在一条潜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的车站。虽说我愈来愈不可能对耶稣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我却记得，打我十一岁时起，有关上帝的观念就开始令我感兴趣了。我喜欢向上帝祷告，这多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祈祷。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不是个穿黑袍的人，不是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服饰华丽，人们对他的举止司空见惯。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听说，不可能对他形成任何正确的概念。固然他近似于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老人，但令我极其满意的是，有着一种戒律，大意是说，“你将不会把你造成任何雕像或与任何事相类似”。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耶稣那样熟悉放肆，耶稣绝非“秘密”。与我在顶楼上的秘密的某种类推开始使我有了悟性。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与我宁可花费在绘出战役和玩火的时间相比，学校占据的时间是太多了。神学课是难以言传地枯燥，而我对数学课的感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一桩完全自然的事情，应该把它看作天经地义之事，而我甚至不知道数字实际上为何物。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它们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只是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着，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而可以说有可能听见它们。说也奇怪，我的同学能够驾驭它们，发现它们不言自明。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又甚至不能将这个问题陈述出来。糟糕的是，我发现谁也不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不厌其烦地向我说明，这种将可理解的量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的目的何在。我终于领悟到，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约分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被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产生兴趣。我以为那整个事完全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数字应该由声音来表示？人们也满可以用苹果树表示a，用盒子表示b，用个问号表示x。a，b，c，x，y，z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一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虽然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每当是一个等式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就说a=a，b=b，等等好了。这一点我能够接受，而a=b在我看来却完全是个谎言或者骗局。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也同样恼怒了。在我看来，与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而且我既不能与它有关也不愿与它有关。我的智力上的道义与这些反复无常的自相矛盾之处斗争着，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固执的感觉，即如果像我的同学那样，我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会无穷无尽地愚弄了我——我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意识到愚弄到什么程度。我的一生中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正常进行运算，可不知何故我永远也不能设法在数学中辨清方向。我尤其不能理解有关数学和我本人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随着数学课的学习，通过抄录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我多少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我再也不能够通过替换数字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不时说道，“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这些字母，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惟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运算带到他觉得是满意的结论。我的不理解吓倒了我，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和折磨。其他的课程我发现是容易的，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而长期能把数学课蒙混下来，我还每每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周围的世界产生的渺小感，在我身上不仅生成一种厌恶而且还生成一种无言的绝望，这完全替我把学校毁掉了。此外，我还以完全无能为由免修绘画课。这在某种意义上令我高兴，因为它给予我更多的自由时间；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还有点绘画天才，尽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本质上讲那完全是我的感觉。我只能够画激发起我的想象的东西，但我却被迫临摹瞎着眼睛的希腊神话的复制品，而当临摹不好的时候，老师显然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于是把一只山羊的头的画放在我的面前。这个作业我完全失败了，这就是我的绘画课的结束。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还有第三个失败：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体操。我不能容忍让人家告诉我怎样做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去练习无用且无意义的杂技。不仅如此，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那胆怯我直到以后很晚才克服掉。这种胆怯又相应地与对世界及其潜力的一种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丽而理想的，但它也充满着含糊而高深莫测的危险。因而从一开始我总是想知道，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什么和何人。难道这也许与我母亲有关，因为她曾抛弃我几个月？如我将在下文述说的，当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时，医生不允许我练体操，这令我十分满意。我摆脱掉那个负担——吞下了又一个失败。

这样获得的时间并没有完全用于玩耍。它允许我多少更自由地沉溺于我已产生的那种绝对的渴望，阅读恰好落在手中的每一片印刷品。

对我来说，十二岁那年确实是决定命运的。1887年初夏的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着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时间是十二点，上午的课已经结束了。突然另外一个男孩猛地推了我一下，将我击倒。我倒了下来，头重重地撞在路旁边石上，几乎失去知觉。接下的半个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感觉到打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我仅是半失去知觉，但比确实必要多躺倒了片刻，主要是为了对我的袭击者进行报复。然后有人把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阿姨。

从那时起，每当我不得不返回学校，或者父母让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有六个多月没有上学，对我来说那是种郊游。我自由自在，能够几个小时地做着梦，乐意去何处就去何处，到林中、水边或者画画。我又开始画战斗的图画，或者战争的狂暴场面，古老的城堡遭到攻击和焚烧，或者一页页地画着漫画。直到今天，在入睡之前类似的漫画有时还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龇牙咧嘴的面具不断地移动着，变幻着，它们当中有一些不久之后就死去了的熟人的面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能够埋头于神秘的世界之中。那个王国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父亲的图书室。但我离开世人越来越远了，一直朦朦胧胧地有着良心的苦痛。我游荡，收藏东西，阅读，玩耍，虚度着光阴，但这并未使我愉快一些，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我是从自我中逃脱开来。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但我同情父母的忧虑。他们找了许多医生来诊治，医生们抓耳挠腮，打发我与在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结果对我成了无穷尽乐趣的一个来源，但返回家后，一切又照旧了。有个医生认为我有癫痫病，我知道癫痫病发作是怎么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种胡扯，父母愈加忧虑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父亲，他们坐在花园里，我躲在灌木丛后面，因为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缠住了我。我听见客人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答道，“医生怎么也搞不清他得的是什么病。他们认为可能是癫痫病。他要是医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所有的那点东西已经丧失了，可这孩子要是不能自谋其生又会有什么下场呢？”

我如遭到雷劈一般。这是与现实的冲突。“哎呀，我必须用功了！”我突然想道。

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个严肃的孩子。我爬到一边，来到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死记硬背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可是过了几分钟后觉得好了一些，又继续用功。“该死，我才不要晕倒呢。”我对自己说道，又坚持下去。这一次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以后才又发作。这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真的用功。”我坚持了下去，一个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三次发作，但我仍未放弃，又学了一个小时，最后我觉得我已战胜了它。突然我觉得我的状况比以前几个月都好，而且事实上发作也并未再发生。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文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返回学校，此病从此不发作了，甚至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鬼把戏结束了，被对付了！我就是在这时明白了，什么是神经病。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是我本人一手安排的。我之所以从未真正生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的气，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我知道，可以说他是被唆使的，整个事件是我的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我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损害了自己，在自己的心目中愚弄了自己。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对我讲话。

这神经病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却是个可耻的秘密，是个失败。然而，它却在我身上诱发出一种有意的死板和一种非同寻常的勤奋。这些日子成了我认真负责的开端，那种认真负责并不是为了做做样子，以便能够成才，可又是为了自己而成才。我每天按时五点钟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导致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热情，我对寂寞的嗜好。在我看来，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浸渍进自然的奇迹之中。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我浸入到自然之中，好像爬入自然的精髓之中，脱离开整个人类世界。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从我们居住的克莱恩—亨宁金那儿上学的路出发，前往巴塞尔，途中刹那间我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印象，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即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有一堵雾墙在我的身后，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只是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而现在则身上了。现在我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做。在我看来，这个经历极其重要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说来也怪，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昏厥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顶楼上的珍宝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我甚至那时就有可能会意识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珍宝在我身上激起的价值感之间有着一种类似。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已消失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应邀与我家的朋友一起度假，朋友在卢塞恩湖边有一栋房子。令我欣喜的是，那房子就在湖畔，还有一个船库和一只划艇。主人允许我和他儿子使用这条船，不过严厉警告我们不可鲁莽冒失。不幸的是，我不知道怎样驾驶威德令船（平底船一类的船）——也就是说站着划。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条方头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因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的尾座上，用一只桨划进湖水中。对焦虑的房主人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吹口哨让我们回来，给了我一顿第一流水准的责骂。我完全垂头丧气，但又不得不承认，我所做的恰恰是他不让我们做的，承认他的教训完全有道理。同时我又怒不可遏，这个肥胖、无知的乡下佬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重要，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有职位有尊严的又，是一位老人，是一个须尊重和敬畏的对象。然而与现实的对照是这样的古怪，结果在狂怒之中我突然有些踌躇，因为有个问题升到唇边：“不管怎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好像说明，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是个学生，而他却是位父亲，一个有钱有势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和几匹骏马。”

这时，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我想到我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其中一人是个学生，他领会不了代数学，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另一人则重要，是种高级权威，一个不可小觑的人，就像这个制造商一样有势力有影响。这“另一个”是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他穿着扣形装饰鞋，戴着白假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轻便旅行马车，那个盒子就是用弹簧和皮带悬挂在这两个后轮之间。

这个念头产生自我以前有过的一个奇特体验。当我们住在克莱恩—亨宁金时，有一天一辆绿色古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那样子完全就像是直接从18世纪开来似的。我见到它时激动异常：“是它！一点儿不假，它来自我的时代。”就好像我把它认出了一般，因为它与我在我的自我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型号。然后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使人恶心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偷了我什么东西似的，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欺骗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往昔的一件文物！我无法描述是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的是什么：一种渴望，一种怀旧，或者是一种承认，它不住地说道：“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有一个又回到18世纪的体验。在我的一个姨妈的家里，我曾见到一个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件旧赤土陶制品，由两个彩色人物构成。其中一位是老斯塔克伯格医生，他是18世纪末巴塞尔市的一位名人。另一个人形是他的一个病人：她被刻画成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据说有一天老斯塔克伯格正在过莱茵桥，这时这位令人讨厌的病人突然从不知何处出现在他的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塔克伯格烦躁地说：“是的，是的，你一定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眼睛。”女人遵命，斯塔克伯格立即跑开，而她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惹得人们大笑不止。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扣形装饰鞋，奇怪的是我把那鞋认作是我自己的了。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哎呀，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能够感到这鞋是穿在我脚上，但却说不出这怪诞的感觉从何而来。我所感到的这种与18世纪的同一性我无法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就压倒了我。

在船上做的恶作剧以及受了惩罚之后，我开始掂量这些互不相连的印象，它们结合成一幅首尾一贯的画面：我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觉得困惑，充溢着沉重的感想，最后我失望地意识到，无论如何，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小学生，他该受到惩罚，行为须和他的年龄相吻合。那另外一个人一定纯系胡扯，我觉得他多少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有关我祖父的许多故事有关。然而这也不完全对，因为他生于1795年因而生活在19世纪；另外，早在我诞生之前他就已死去了。有可能我与他是同一的。我应该说，当时这些考虑大多是从朦胧的模糊感觉和梦幻的形式出现的。我再也记不清当时我是否知道传说中的我与歌德的亲戚关系。然而我以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我是从陌生人那儿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我应该补充一句，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传言，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1)。

同年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于中午走出了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湛蓝璀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房顶金光闪闪，阳光从新铺的光彩夺目的瓷砖上迸发着光彩。美景把我征服了，我想：“世界是美丽的，教堂是美丽的，是上帝造成了这一切，他坐在上方，在遥远的蓝天上的一个金御座上……”我的思绪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孔洞，我产生了一种郁塞的感觉。我觉得麻木了，只是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有种可怕的东西正在到来，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会犯下最为可怖的罪孽。什么是最可怕的罪呢？是谋杀吗？不，绝不可能是这种事。最可怕的罪孽是反对圣灵的罪愆，这种罪愆是不可饶恕的。谁犯了这种罪谁就要遭天谴，就得永生永世下地狱。要是我父母视若掌上之珠的这个独生子，命中注定要受永生的惩罚，那他们肯定是会很伤心的。为了父母之故，我可不能干这种事。我必须做的是千万不要再去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来容易做时难啊。我从学校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一边走一边尽力思考着各种各样别的事情，但我的思想总是再三再四地转回到我甚为喜欢的美丽的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方面——然后，我仿佛受了猛烈的电击似的，思想便又再次飞到了别处。我不断地自言自语道：“别想它了，一定不要再想它了！”回到家时，我显得疲劳极了。妈妈看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便问道：“出了什么差错了吗？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让她放心，实话实说道，在学校没出什么事。我心里确实在想，要是我把我的胡思乱想的真正原因向母亲袒露，那可能对我会有好处。但要是这样做，那我就得干那看来是做不到的事了，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说出来。我这位可怜的亲人完全不起疑心，也不可能知道我已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犯了不可宽恕的罪并一头扎进了地狱。我放弃了袒露此事的念头，并设法尽可能把自己的形迹掩盖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个我目前仍不懂得的禁止去想的思想，一再想法冲出来。我于是奋力拼命把它挡住不让其出来。后来的两天简直就是一场折磨，于是我母亲认为，我一定是病了。但我还是抗住了想袒露心事的诱惑，因为我想，这会使我父母极为伤心的。

然而，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变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睡着了，但不多工夫便又醒了过来，于是便又忙着去想那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一直想了下去！我感到我的反抗越来越弱了。我害怕得周身冒汗，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把睡意完全驱走。“这可是新鲜事，这可是严肃的事啊！我一定得想，一定得事先把它想出个答案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得的事呢？说实在的，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是肯定。但是谁要我去想呢？是谁想强迫我去想那我既感觉不到且又不想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是从何处来的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我那时正想着的是赞美这个美丽的世界的造物主，我为有此无法估量的天赋而对他感恩戴德，因此，我为什么就得去想那难以想象的恶毒的事呢？我不懂得这恶毒的事是什么，我确实不懂，因为我不能也绝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迈近一步，因为这便意味着得冒立刻去思考它的危险。我没有干这件事或者想干这件事，它是像噩梦一样落到我头上的。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虽然没有去干，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为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按上帝创造我的方式而来的——就是说，我是按我父母的样子这一方式而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很有可能，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那善良的父母是绝不可能有过任何那样的想法的。这样恶毒的想法是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我发觉这一想法极为荒唐。然后，我便想到了我的祖父祖母，而我只是从他们的画像而认识他们的。他们显得和蔼仁慈又认真严肃，这便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所有不认识的祖先想了一遍，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2)，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没有父母，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有意使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他们无法选择，而只能确切地像上帝创造他们的那个样子。因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何以可能各不相同。他们是上帝完美的造物，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可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干了上帝不希望他们去干的事(3)。这怎么可能呢？要是上帝不使他们有可能干这件事，他们本来不会干出这种事的。这件事也是很清楚的，是由于受了蛇的诱惑，而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俩前便已创造出了的，显然是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已安排好了一切，为的是使人类的始祖无法不犯罪。因此，他们犯了原罪，那原是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使我从最大的痛苦折磨中解脱了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本人把我放进了这种情境之中。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是否是他有意要我犯这罪愆或是相反。我不再去想那进行祈祷去求得启示的事了，因为上帝不顾我是否乐意而把我安置在了这个固定的位置上并扔下我不管不问了。我确实认为，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可是到了这时，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上帝要的是什么？是行动呢还是不行动？我必须找出上帝要我干的是什么，而且还得马上找出来。”当然喽，我知道，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这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干着的事，不过我知道，我可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我夜不安枕，精神颓丧，憔悴得十分厉害，要不去这样想便无疑于把自己束缚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与此同时，除非我懂得了上帝的意志和他的意图，否则我可不想罢休。因为我现在确信，他是这个终极性问题的提出者。十分奇怪的是，我一刻也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正在捉弄我呢。那时候，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觉得，与上帝相比，他是无能为力的。但自从我从迷雾里钻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上帝的整一性、伟大性和超人的威严便开始萦绕于我的想象里。从此之后，在我心中，别的疑问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本人正安排对我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及一切均取决于我对他的正确理解了。毫无疑问，我知道，最终我将被迫得坚持不下去，被迫得让步，但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而自己却不明不白，因为我永生的灵魂的拯救全押在这上面了。

“上帝知道，尽管我就要被迫犯下这不可饶恕的罪，我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可他就是不来帮助我。他全知全能，他本可轻而易举地去掉我这一难以抗拒的冲动，可他显而易见并不准备这样干。是否是他希望通过让我干某种违背我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事，干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教导的事，甚至还干违背他订下的戒律的事，来考验我对他的忠顺呢？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一件是我正用全身之力加以抵制的事，因为我害怕永生被打入地狱。是否上帝希望，甚至在我的信念和理性使死亡和地狱的幽灵出现在我面前时，看看我能否服从他的意志呢？这确实很有可能就是答案了！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对于这种事情我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的。我一定得再次从头到尾把它细想一下。”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可得到的却是同样的结论。“很显然，上帝也要求我拿出勇气来，”我想道，“如果是这样，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天恩和启示赐给我了。”

我鼓起全身之勇，仿佛准备去蹈地狱之火似的，于是便让这想法冒了出来。在我眼前，我看到了那大教堂，那蔚蓝的天空。上帝坐在他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而从那宝座的下面，一块其大无朋的粪块掉了下来，落到了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把它击得粉碎，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了个粉碎。

啊，原来如此！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难以言传的如释重负感。落到我头上的不是那预料中的天谴，而是天恩，而随这天恩而来的，则是从未体味过的说不出的极乐感。因为幸福和感激不尽，我哭了。我既已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命令，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便对我进行了显示。我仿佛体验到了一种洞彻感。以前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现在变得清楚了。这就是我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道；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最好的理由并出于最深的信念而反对它。而这便是他从未能体验到那治疗一切并使一切变得可以理解的天恩的奇迹的缘故，他一直把《圣经》的“十诚”做他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是以《圣经》所指示的方式和他的先人所教导他的方式来信仰。可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全知全能而自由的、正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上帝，他召唤人们分享他的自由，并能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坚信的事，好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的命令。在他对人的勇气进行考验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而不论其是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进行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造成确实是邪恶的结果来。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放心：自己走的是正确之途。

上帝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好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所确实不愿去想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他俩是否恭顺服从。而他同样也可以要我干某种事情，干某种出于传统的宗教方面的理由而不得不加以拒绝的事。正是恭顺服从，才使我获得了天恩，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便知道上帝的恩惠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上帝，除了执行他的意志之外，别的事都是次要的。不然的话，一切事情均是愚行蠢事和没有意义的。从那个时刻起，每当我体验到了天恩，我便真正地开始负起责任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但随后，我便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上帝是可以成为某种可怕的东西的。我体验到了一种阴暗而可怖的秘密的味道。这一秘密使我整个的一生罩上了乌云，使我变得十分郁郁寡欢。

这一体验也产生了使我更感自卑的影响。我觉得，我是个魔鬼，或且是个蠢猪，我是极为堕落的。但是随后，我便又开始翻阅《圣经•新约》，以某种满意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就是堕落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4)，却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我的自卑感越强，上帝的天恩在我看来就变得愈益不可理解。说到底，我从来就没有自信过。母亲有一次对我说，“你向来是个乖孩子”。可我就是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乖孩子？这使我感到很新鲜。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又远不如他人的人。

有了对上帝和大教堂的那种体验，我终于有了某种属于我那了不起的秘密的一部分的有形且可触摸得到的具体物了——就像我一直在说天上下石子，而现在终于有一块落到了我的口袋那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使人觉得可耻的体验。我落进了某种不好的、邪恶的、恶毒的东西的手里，但同时，这却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不是讲这种体验，而只是想暗示说，我身上有某些古怪的东西，某些没人听说过的东西。我很想弄清楚，是否他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丝毫这种情形。结果，我便感到，我既是得不到恩宠者，又是上帝的选民，既是被诅咒者，又是受到祝福者。

公开提到我的体验，提到我梦见的地下庙宇里的男性生殖器，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上，直到我六十五岁之时，我才说到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我可能跟我妻子谈到过一些别的体验，但这只是晚年的事。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是我从小便继承了的。我也绝不会跟友人们谈起它们。

我整个的青春期，便可根据这一秘密来加以理解。它造成我产生了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想要把它与别人谈一谈的诱惑。这样，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格局便已经是预先就定好了的：今天仍跟以往那样，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原因就是我懂得一些事情，而且还一定会把别人所不懂得的且往往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加以暗示。

在我母亲的那一方，有六个牧师，在我父亲这一方，不但我父亲是牧师，而且有两个叔父也是。这样，我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和布道演说。每当我听着他们谈论时，我便有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内心的那秘密怎么样呢？这个秘密也是天赐的秘密。你们之中对此毫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要逼着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令人憎恶的事，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惠。”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完全言不及义，不得要领。我想道：“看在老天的份上，一定得有某个对此多少懂点的人啊；在某处一定会有真理。”我在父亲的图书室里翻箱倒柜地查找，只要一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5)、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起来。我饥不择食地读呀读，可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总是在想：“他们也不懂。”我甚至还在我父亲的《路德派圣经》里查找。可是很不幸的是，对约伯(6)所作的传统性的“训导式”解说却使我倒了胃口，很快便对此书失去了兴趣。但我在它里面还是找到了慰藉，特别是在第九章的“诗篇”30～31里：“尽管我用雪水清洗了自己……但您却将把我投进烂泥坑里。”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显得垂头丧气。事情并非确实如此，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一事不干，内心是奇异地心安理得和平静。它总会这样或那样地使我从我所有的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千百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跟火焰一样，很快地亮了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父亲所说的一切还激起了我的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做有关上帝恩惠的布道，便总是想到了我自己的体验。他所讲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而来的可自己又不很相信的故事一样。我很想帮他的忙，可是却又找不到办法。此外，我很怕羞，不敢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急务。我觉得我自己一方面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又害怕使用“第二人格”给了我以启示的这种权力。

后来，当我长到十八岁时，我与父亲进行过许多讨论，总是偷偷地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天恩的奇迹，从而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各种痛苦。我深信，要是他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一切便会变得最好不过了。但我们的讨论总是不变地以不愉快结束。这些讨论刺激了他并伤了他的心。“哎，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地说道，“你总是要去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要信仰。”我便会想道：“不对，一个人必须体验了才能懂得。”但我嘴里却说道：“那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于是，他便会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

我开始交起朋友来，他们大多是些出身淳朴的、腼腆的男孩子。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了。在尔后几年，我甚至成绩名列全班榜首。然而，我观察到，成绩低于我的同学妒忌我并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力想赶上我。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我讨厌一切竞争，而要是有人玩起太富竞争性的游戏，我便会拒绝参加。此后，我的成绩名列班里第二，并发现这远更使人觉得愉快。学校的功课，由于我不想通过竞争而使之变得更为困难，因而变得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有不多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特殊的信赖，这些人我至今满怀感激地记在心里。我怀着极大的愉快回想起的一位老师是拉丁语教师。他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碰巧，我六岁就学了拉丁文，是我父亲给我上的课。于是，这老师便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而是经常让我上大学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于是我便高兴地一头扎进书去读了起来，并在回去的路上尽可能地把时间拖长。

大多数老师认为我既愚蠢又狡猾。学校一有什么事出了差错，我便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要是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便被认为是挑动者。但实际上，我只有一次才卷入到吵架里去，而正是在那一次，我才发现我的一些同学对我抱敌对态度。其中有七个埋伏起来等着我并突然对我发动攻击。那时候我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我那时已经十五岁——并很容易火冒三丈。我突然发起怒来，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两臂，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余几个打倒在地。老师们查清了此事，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从那时候起，我便无人理睬了，也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被人不公平地指责实出我意料之外，但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并不难理解。我因之而受到了指责的每一件事刺激了我，不过我却无法否认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对自己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我所知道的这一点儿又是如此矛盾重重；扪心自问，我实在无法否认任何的指责。说实在的，我良心上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由于这种原因，我对别人的责备就特别敏感，因为所有这些责备都或多或少地击中了要害，点到了痛处。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干被指责说干了的事，但我还是感到，我是有可能会干这种事的。我甚至还开列了一张表格，上写种种托词，以备万一我被指责干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干了什么错事，我便确实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候，我至少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心有愧。

很自然地，我便会通过表现出外表的稳重感来补偿我那内心的不安——或换句更好的话来说就是，不用我的意志去干涉，缺陷便自会弥补好自身。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有罪过，但同时却又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背景后深深的某处，我向来知道自己是个两重性格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这个人上学读书，不怎么聪明，专心致志，学习用功，比许多别的男孩穿得整齐干净。另一个是个大人——实际上是个老人——多疑，不轻信，远离人世，但却接近大自然，接近地球、太阳、月亮、天气、一切生物，但最主要的是接近夜晚，接近睡梦，接近“上帝”直接地作用于其身上的各种事情。这里，我把“上帝”放在了引号之内。因为就像我一样，大自然虽然是上帝所创造并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看来却被他作为非神圣的东西而搁到了一边。谁也说服不了我，说“按照上帝的形象”(7)所创造的只用到了人的方面。实际上，在我看来，高山河湖、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远比人更能体现出了上帝的本质，而人却身穿各种古怪可笑的衣服，心地卑鄙，爱好虚荣，假话连篇，自私自利得可憎——所有这些特色据我本人，就是说据第一个人格，据1890年的一个学生看来，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除了他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就像一个神殿，每个进入到里面去的人都得到了改造并由于在幻觉中见到了整个宇宙而突然深受感动，因而只能惊叹赞美不已，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在这里居住的是“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隐了身的、具有人格的但同时又是超乎人格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人与上帝分隔开来，的确，这就仿佛人的心灵同时与上帝一起向下瞧着天地万物似的。

我在这里一句一句地展示的，是我那时在任何某一方面所从未意识到的某种东西，但我却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预感及强烈的感情而感觉到了它。在这种时候，我知道我配得上我自己，我就是我那真正的自我。只要我独自一人，我便会慢慢进入到这种状态。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

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贯穿了我整个的一生，但却与“分裂的人格”或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相反，在每个个人中，这却是没有用的。在我的一生里，第二种人格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我总是尽力为想从内心深处向我走来的一切腾出地方。他是一个典型性的人物，但只有极少的人才能洞见。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理解力是不足以认识到他也是他们那样的人的。

逐渐，教堂变成了一个折磨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敢大声——我不禁要说，是无耻地——进行有关上帝、他的意旨和和行为的布道。在那里，会众被劝诫说，他们应有那些感情并相信这样一种秘密：我知道，这种秘密就是最深奥的、在内心最深处的肯定性，一种不可以用一个词来加以泄漏的肯定性。最后我只能得出结论说，显然，没有人会懂得这一秘密，甚至牧师也一样，因为反过来说，没有人会敢于在公众面前泄漏上帝的神秘性，敢于用陈腐和多愁善感的话去亵渎这些无法言传的感情。此外，我确信，以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我知道，是从经验里知道的，这种恩惠只赐予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意志的人。这一点也是从布道坛上说出来的，但向来总是假定，启示的做法能使上帝的意志变得明白易懂。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反而成了一切事情中最含糊和最不可知的东西。对我来说，它似乎成了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每天去探讨上帝的意志了。我没有这样做，但我感到肯定的是，一俟这样做的急切理由出现时，我便会去做的。第一人格占用去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它经常使我觉得，宗教戒律正被用来代替上帝的意志——这实在十分使人出乎意料，十分使人吃惊——其惟一目的，就是免去人们理解上帝的意志的必要性。我的怀疑变得日甚一日了，而我父亲的布道词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对我来说则变得极为令人难堪了。我周围的人们似乎把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认为理所当然，从它里面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含糊其词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动一下脑筋便囫囵吞下所有这些矛盾百出的说法，如上帝是万能的因而预见到了所有的人类历史啦，他确实创造了人类，并尽管他禁止他们犯罪且甚至要以地狱之火而永世惩罚他们，但人类还是不得不犯罪啦等等。

好长一段时间，十分奇怪的是，魔鬼在我的思考中却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的一条用铁链锁了起来的看门恶狗。对于这个世界，除了上帝之外谁也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上帝是会很可怕的。每当我听到父亲在其富有感情的布道词中提到“仁慈的”上帝，赞扬上帝爱人类并劝导人们对上帝报之以爱时，我的怀疑和不安便增强起来。“他确实懂得他正谈论着的事情吗？”我怀疑道，“他会把我，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以作人的献祭(8)吗，或者，他会把他送交一个不公正的法庭，让它把他像耶稣那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做不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是执行不了上帝的意志的。这种意志，正如《圣经》本身所表明的，会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对我变得很清楚，当人们受到劝诫，要他们首先服从上帝而不是人时，这种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和无心地说出来的就是了。很显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帝的意志，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便会敬畏地对待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便会只是出于对威力无穷的上帝的单纯害怕而这样做了，因为上帝是能够把其令人可怕的意志强加在孤立无援的人类的身上的，就像他已经强加在了我身上一样。假装知道上帝意志的人中有谁能预见到他已驱使我干了什么呢？在《圣经•新约》里，不管怎样，却没有什么类似的事。《圣经•旧约》，其中特别是《约伯书》，在这方面本可能使我大开眼界，但可惜那时候我对之却不够熟悉。当时我正在接受坚信礼，但我在其中也没有听到过什么这类的教导。其时，当然提到过敬畏上帝，但这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是“犹太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为上帝之爱与仁慈的基督福音所取代了。

我年幼时种种体验的象征性及那种形象的狂暴使我极为沮丧。我自问道：“谁是那样说话的呢？是谁这样不要脸，这样赤裸裸地展示其阳具，而且还是在神龛里？是谁使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摧毁了其教堂的呢？”最后，我自问道，这是否就是魔鬼所干的呢。一定是上帝或魔鬼才会这样说和这样干的，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感到绝对地肯定的是，发明这种思想和形象的绝不会是我。

这些，便是我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体验。它使我恍然大悟正是在那时：我必须负起责任，我的命运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碰到了一个问题，我必须亲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是谁把这问题强加到我头上的呢？对此谁也无法给我以解答。我知道，我必须从我最深处的自我那里找到这个答案，知道在上帝面前的就只有我一人，并且知道上帝独自就这些可怕的事情问了我。

从一开始，我便有一种命中注定感，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予我的并必须加以接受。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我从来无法对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没有拥有这种肯定性，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被责成去干上帝要我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我往往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便不再是杂处于众人之中，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而当我处身“彼处”，不再是孤独一人时，我便处身在时间之外了，我属于好几个世纪，而彼时作出回答的他便是那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味深长的体验，一方面是流血的争斗，另一方面则是至高无上的欣喜若狂。

自然喽，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大概除我母亲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与之进行交流了。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去思考的。但我很快注意到，在交谈中，她不是我的对手。她对我的态度最主要的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却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便把这些思想独自放到了自己的心里。总的说来，我更喜欢这样，我独自一人游戏，做白日梦或独自在树林里漫步，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秘密世界。

对我来说，我母亲是个十分仁慈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动物性的温暖，饭菜做得美味极了，对人十分友好且生性愉快。她个子长得很高大壮实，热心听别人说话。她也喜欢说话，话匣子一打开，话便像泉水一样快活地泼溅而流。她有一种显然的文艺天赋，情趣高尚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适当发挥，而一直深藏于一个仁慈、肥硕的老妇人的外表之内。她极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她保有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所有传统性观点，但在无意之中，她的个性有时便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个性是出人意料般地有力：一个城府深沉、脸相威严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其一是不抱恶意并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诡谲。这另一种人格只是不时有所显现，但每次显现都是出人意外，使人害怕。此时，她便会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起话来，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着我并往往击中要害，于是我便吃惊得闭嘴不语，一声不响。

这种情形发生的第一次，我记得大约是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十分富有。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另外两个则是他妹妹。他们是城市人，衣着打扮的方式往往使我觉得古怪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时——脚穿专利皮鞋，衣服上有白色褶边，手戴白手套。甚至在周日时，这几个小孩也涂脂抹粉，头发梳得油光水亮。他们喜欢摆出他们所喜欢的架子并急于与我这个穿着皱巴巴的裤子，脚上的鞋子破了几个洞，双手肮脏的粗鲁倔强的男孩子隔得远远的。我母亲进行比较后对我所作的训诫使我极为恼怒：“嘿，你瞧那些漂亮的孩子，多么有教养和彬彬有礼啊。看看你的举动啊，真像个小傻瓜。”这种训诫使我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便决定给那个男孩一顿痛打。我确实这样干了。他的妈妈气坏了，便急忙赶到我家，就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我母亲可吓坏了，教训了我一场，而且声泪倶下，说话时间之长和感情的激动是我以前所没见过和没听过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犯了什么过错，相反我对自己却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我到底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村子里这位陌生人所造成的不协调的情形作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深为慑服，于是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旧的古钢琴后面我那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砖头瓦块来。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了她那靠窗的座位上打起毛线来。然后我便听到她低声自言自语起来，从偶尔听到的一些话里，我听出她是在想着这件事，只不过现在却是另一种观点了。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当然了，一个人绝不应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啊！”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几个“沐猴而冠”的人。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他养了好些狗，并且总是口不离养狗啊、杂种狗啊、纯种狗啊及狗崽子之类的话。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我意识到了，她也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是些劣种的小狗，因此，对她给我的责骂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甚至在那种年纪，我也知道必须完全保持冷静而不应洋洋自得地表露出来：“您明白，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她会愤慨地批驳这种想法说：“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孩子啊，你怎么敢自称知道有关你母亲的这种事呢！”从这件事里，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我现在记不起来就是了。

我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益增长的时候，出现了另一件事，显示了我母亲具有两重性。一天，我们围桌而坐时，谈话转到了某些赞美诗曲调的单调沉闷，也提到了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我母亲喃喃低语道：“啊，您，我爱中之爱，您，可诅咒的至福(9)。”就跟在过去一样，我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并尽量小心，免得高兴得叫起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胜利了。

在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还是小孩子时便经常做些有关她的忧心忡忡的梦的缘故。白天，她是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成了不可思议的了。然后，她便像那些预言者之一，这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像是熊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富有古风而又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10)的代表。

我也有这种好古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是与我的天赋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并不都是愉快的——即把人和万物按其本性来加以看待的天赋。在这里或在别处，当我不想承认知道某一事但在心底里我却十分清楚事物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时，我便乐于让人欺骗我。在这种情况里，我就像是一只狗——你可以欺骗它，但它最后却总能闻出被藏起的东西来。这种“洞察力”是基于本能的，或者说是基于与其他人进行“神秘的分享”的基础上的。它就犹如在一种没有人参与的感知行为中，有一只“背景性的眼睛”在观看着。

这种事情我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才认识到，当时，有些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到了我的身上。比如说，有过这样的时候，这时我会详细地叙述某个人的生活故事，但这个人我实际上却并不认识。这事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对新娘及她一家我完全一无所知。在喜宴过程中，我坐在一个长着长长的美髯的中年绅士的对面，有人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们俩人热烈地谈起了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来加以说明，其间再润饰以各种各样的细节。我正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异样的表情，接着我们这桌子上的人便全都不说话了。我感到十分尴尬，于是便止住不说了。谢天谢地，我们开始吃饭后的水果了，于是我赶忙站起来走进了这饭店的休息室里。我在那里的角落处坐了下来，点起一支雪茄烟，尽力搜索枯肠把刚才的情景从头想了一遍。这时候，跟我同桌吃饭的一个客人走了过来，带着一脸责备的神色问道：“您怎么竟犯了这样可怕的不慎重的过失呢？”“不慎重？”“对啊，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全是我编造的啊！”

使我感到惊愕和可怕的是，我讲的正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的故事，准确得连所有细节都毫发不爽。就在这个时刻，我还发现，我这时却连这个故事的一句话也记不起来了——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未能把它回想出来。在其《自我启示》（Selbstschau）里，佐克(11)描述了相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店里，他竟能够揭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他是个贼，因为在他内心里的眼睛，看到了这次偷窃的全过程。

在我的生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突然知道了一件我确实毫无所知的事情。这种知识仿佛像我自己的观念那样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母亲也有这种情形。她自己在说着话，但她自己却并不知道；它就像是掌握着绝对权威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所说的正恰好与情境相符。

我母亲往往认为，我的智力远远超出了我的年纪，于是她便像对待大人那样跟我说话。很显然，一切她不愿意跟我父亲说的事，她都会跟我说，因为她早就把我当作她的密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向我和盘托出了。就在我大约十一岁时，她透露了与我父亲有关的事，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决定，我必须跟我父亲的某个朋友磋商磋商，这个人我从旁人的口里听说过，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没跟母亲打个招呼，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便进了城，到这个人家里造访。给我开门的女仆说这个人出门不在家。我既失望又沮丧，于是便转身回家。但正是出于上天的恩惠，他才没有在家的。不久之后，我母亲又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给我描绘的却是十分不同且远较温和的情境，于是整个事情便烟消云散了。这使我深有感触，于是便想道：“你竟相信这件事，可真是个大傻瓜，由于你愚蠢地信以为真，差点没弄成了灾难。”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定把母亲说的话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她的信任严重地受到了影响，而这便是从此阻碍我把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告诉她的缘故。

但尔后又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此时她的第二人格钻了出来，于是她在这种情形所说的一切便十分真实，真实到令我颤抖的地步。要是我母亲能就此不变，那我本可有个妙不可言的交谈者的。

对于我父亲，情形却很不同。我本来乐于把我宗教上的麻烦事摆到他的面前来征求他的意见的，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原因是我觉得，我事前就知道了他会出于对本职的尊敬而不得不作出的回答。我对此所作的假设的正确性不久之后便得到了证明。我父亲亲自对我进行有关坚信礼的教导，这使我厌烦得要死。一天，我随便地翻着教义问答，希望找到除了读来感伤、往往难以理解且枯燥无味的对我主耶稣的描述的某种东西。我偶然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12)的那一段。这里面有某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问题迷住了我，原因是它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我如饥似渴地等待着我们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当我们进行到那里时，我父亲却说道：“我们现在翻到三位一体处了，不过我们跳过去算了，因为我自己对此确实也是一无所知。”我敬佩我父亲的诚实，但另一方面，我却感到甚为失望，于是便自言自语道：“问题就摆在这里了，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并且不屑对之加以思考。那么我怎么可以谈论我的秘密呢？”

我试着在某几个我认为是善于开动脑筋的同学中试探了一下，但却劳而无功。我唤不起任何的反响，而且还起了反作用，他们的麻木不仁使我与他们疏远了。

尽管十分厌烦，我却尽最大努力去不加理解便加以相信——这种态度看来合我父亲的胃口——并为自己作好了领圣餐的准备，对此我还寄予了最终的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纪念性聚餐，某种对我主耶稣的周年性纪念活动而已。耶稣是在1890－30=1860年前去世的。尽管这样，他却遗留下了某些暗示性的话，如，“拿起来吃吧，这就是我的体。”其意思就是说，我们吃圣餐面包时，应觉得像是吃的是他的体，而这说到底，原来却是他的肉。同样，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却原是他的血。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明显不过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把他结合进我们的身体里去了。这在我看来实在荒谬得难以置信，于是我便肯定地认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极大的神秘，而我是乐于在领圣餐过程中参与这一神秘的。对于圣餐，我父亲似乎评价极高。

像习惯的做法那样，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做了我的教父。这是一个友善而沉默寡言的老人，是个车轮制造匠，在他那个车轮铺里，我常常站着看他摆弄车床和手斧的高超技巧。现在，他来了，由于穿着大衣和戴着高帽子而变得正经严肃，他把我带到教堂，而我父亲穿着他那已为我所熟悉的教袍，站在祭坛后面，念起《公祷文》的祈祷词来。在铺着雪白的白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大碟子，里面放满了一小片一小片的面包。我看得出来，这面包是从我们那位面包师那里弄来的，他所烘制的各式面包在味道上一般来说是淡而无味的。酒从一个大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里。我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口酒——这酒我知道是从酒店买来的——然后便把杯子递给其中一个老人。所有这几个人都站得笔直，脸上神情严肃正经，但就我看来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心急如焚地继续看着，但都看不出也猜不透在这几个老人身上会出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其气氛也像在教堂举行的所有其他仪式如洗礼、葬仪等等一般无二。这给我的印象是，这里这时所举行的仪式是合乎传统且是正确的。我父亲看来也只是主要关心按照规定从头到尾执行这一仪式，而他加重语气念出的和说出的一些合宜的话也同样是这一规定的一部分。对于耶稣死去到现在已过去了一千八百六十年一事却不置一词，而在所有其他纪念性宗教仪式中，耶稣去世的日期却是着重点明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伤心或快活之处，与对之加以纪念和庆祝的这个人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相比，我觉得这次圣餐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贫乏无味的。与世俗的宴会更是无法比拟。

突然间，该轮到我了。我把面包吃了下去，正像我所预料的，其味淡而无味。至于那酒，我只啜了一小口，味道既淡又酸，显然不是上等酒。接着而来的是最后的祈祷，仪式结束后人们鱼贯而出，既不神色消沉，也不快活得红光满面，而是一脸“唔，就是这样”的神色。

我与父亲一起步行回家，心里深深意识到我正戴着一顶黑色新呢帽，穿着一件黑色新礼服，这件衣服已经开始变成我的大衣了。这是某种加长了的夹克，在臀部处分开成小小的两翼，在这两翼中间是一个口袋的开口，我可以在口袋里塞上一条手绢——这在我看来是个已长大成人、男子气十足的表示。我觉得在社会地位上得到了提高，而这便意味着自己已被接纳进男人的社交圈里了。那一天是星期天，当天晚饭的饭菜也比往常显得更丰富。我可以整天穿着这件新衣到处走来逛去了。但在别的方面，我却感到心里空空，不知道自己有何感觉。

在尔后几天中，我只是逐渐地恍然大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已经到达宗教点拨的顶点，本来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是什么事我可就不知道了——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是不会给我启示那非同小可的事情的，比如说大火或非尘世的光明之类的事情；但这次的仪式却见不到丝毫上帝的形迹——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当然了，谈到过他是肯定的，但这只不过停留于口头上的话便是了。在其他人那里，我看不出有什么极大的绝望、无法抑制的兴高采烈和天恩的大量赐予，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上帝本质的构体。我细察不到“内心交流”，“结合”，“与……变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呢？与耶稣吗？但他却不过是个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啊。为什么一个人要与他结合成一体呢？人们称呼他是“上帝之子”——因此只是半神，跟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没什么两样：那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结成一体呢？这就叫做“基督教”，但它却与我所体验到过的上帝毫无关系啊。另一方面，很清楚，耶稣这个人，却确与上帝有关系，他在客西马尼(13)和在十字架上曾感到过绝望，因为他一向教导人们说，上帝是个仁慈可爱的父亲。那时，他一定也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淡而无味的面包和酸人牙齿的葡萄酒来进行这种可恶的纪念性礼拜，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了，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证明是空空洞洞的，而且远不止此，它还证明是一种完全的失败。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种仪式了。“啊，这根本不是宗教，”我想道，“这里没有上帝，教堂是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那里有的只是死亡。”

对于父亲，我产生了一种驱之不去的极为强烈的怜悯感。一下子之间，我明白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悲剧性。他为之奋斗的是一种其存在他无法加以承认的死亡。他和我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我也看不出有可能在其上架起沟通之桥，原因是它奇大无比。我那亲爱而慷慨的父亲过去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让我自主，并且从来不强迫我服从于他；这一回，我可不能把他推入这种绝望和渎圣罪之中啊，因为要有此感，就得有过上天的恩宠的体验才行。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做。我可没有这样的权力，那将是不人道的。我觉得，上帝是不人道的，这便是他的伟大性，一切人世的事情都妨碍不了他。他是仁慈的，又是可怕的——二者同时存在——因而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便竭力躲避这种危险了。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恋其爱和仁慈，但因为恐惧，他们就必定会成为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耶稣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个，因而他便教导说：“主啊，指引我们，使我们不受诱惑吧。”

我与就我所知的教会和这个人类世界结合成一体的感觉被彻底粉碎了。就我看来，我已遇到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我所设想的并构成了我与这个世界惟一有意义的联系的宗教观解体了，我不可能再分享这普遍的信仰的欢乐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卷入到了某种不可表达的事情之中，卷入到了我那秘密之中，而这种情形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这是很可怕的，而且还是——这是最糟糕的——卑劣的和可笑的，是魔鬼对我的愚弄。

我开始陷入了深思：对于上帝，一个人应该怎样看待呢？关于上帝及大教堂的想法并不是我发明的，在我三岁时所做的那个梦就更是这样了。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加强大的意志把这二者强加到了我的头上。该让自然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但自然亦不过是造物主的意志而已。把这归咎于魔鬼也没有用，因为它也是上帝的造物。只有上帝才是实在的——他消除了地狱之火及不可言叙的天恩。

至于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是我个人的失败吗？我极为认真地为其作了准备，亦希望能得到天恩和顿悟的体验，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上帝并没有到场。由于上帝的缘故，我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已与教会隔断了，跟我父亲及其他任何的信仰隔断了。只要他们所有人仍代表着基督教，我就永远是个局外人。这种认识使我很是伤心，并使我入大学前的那些年月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我开始转向我父亲收藏的相对地显得有限的图书室——那时候这个图书室似乎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那里搜寻能够给予我有关上帝的知识的图书。开始时，我只找到了些述及传统观念的图书，但这些却不是我所要找的，我要找的是思想独立的作家所写的书。最后，我无意找到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此书是1869年出版的。显然，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提出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从他那里懂得了，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行为，这种行为存在于人所建立的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认为宗教是上帝作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上帝方面的行为，对此我只能屈服，因为他是强者。我的“宗教”不承认任何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有谁能与如上帝那样的、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产生关系呢？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上帝，好与他确立起一种关系。在比德曼书中“上帝的性质”那一章里，我发现，上帝表现自己具有“可以按照类似于人的自我来加以理解的人格：包含整个宇宙的、独一无二的、完全超尘绝俗的自我”。

对于《圣经》，就我所知，这一定义似乎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我自己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一样。但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说到底，人格显然意味着个性。是啊，个性是并非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说，它包含着特有的属性。但是上帝要是一切，那他怎么会仍然具有一种可以分辨得出的个性呢？另一方面，要是他确有一种个性，那他只能是一个主观的、有限的世界的自我而已。此外，他能有何种个性或何种人格呢？一切均取决这一点，因为除非一个人能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与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了。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抵制感，抵制按照我的自我来进行外推这一方式来想象上帝。这在我看来实属狂妄之极，要是还不算是彻头彻尾的渎圣的话。我的自我在任何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甚为难于把握的。首先，我知道，它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即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里，我的自我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错误、心绪、感情、冲动和罪孽的各种可能性。这种情形所遇到的失败要远多于胜利，它是幼稚的、爱好虚荣的、自私自利的、轻视他人的、贪婪的、要求别人的爱的、不公正的、敏感的、懒惰的、不负责的等等。使我大失所望的是，它缺少我所羡慕和妒忌的别人身上所具有的那许多的美德和才华。这怎么可能就是我们据之以设想上帝的性质的那种类似性呢？

我热切地查找上帝的其他特征，结果发现它们全都被开列了出来，根据我从坚信礼中所得到的教导来看，其方式也为我所熟悉。我发现，按照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帝的超尘绝俗性最直接的表达是（1）否定性的，他不为人所见到，等等；（2）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等等”。这可真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脑海中马上就产生出渎圣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上帝直接或间接地（就是说通过魔鬼）来强加到我的意志上的。

第一百八十三条告诉我，“上帝的超世绝俗性相对于道德世界来说”就在于他的“公正无私”，这种“公正无私”不只是具有“明断性”，而且还是“其神圣存在的表示”。我本来希望，这一段能谈到给我带来了这许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的某些东西：他的喜欢报复性、他那给人带来灾难的愤怒、对利用其全知全能来创造的造物的不可理解的行为；由于他那全知全能，其造物的种种缺陷他一定也是深有所知的，但他却以把他们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是以考验他们为乐，尽管他早已知道他所作的考验的结果了。的确，上帝的个性是什么呢？有这种行为的一个人我们该怎样说呢？我实在不敢把这个问题一直想到底。然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即已自足且除本身之外一无所求”，但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满意”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作为一个自然界，他已以自己的仁慈而充实之，而作为一个道德世界，他则希望以自己之爱而充实之”。

最初，我对含义令人难解的那个词“满意”深思再三。对什么满意或是对谁满意呢？显然是对这个世界，因为他看了看自己的工作并认为这很好。但这一点正好是我永远所无法理解的。肯定无疑，世界是无限地美丽，但同时它又十分使人可怖。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口很少，也没有多少事情发生，“年老、疾病和死亡”比起别的地方来，人们体验得更深刻，在细节上更具体及更显眼。我尽管还没到十六岁，我已看到了许许多多人和畜生生命的现实，而在教堂和学校里，我则听到了足够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的事儿。上帝最多只能对天堂感到“满意”，但那时他便已处心积虑，为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要为时久长，便在其中安放上那条毒蛇即魔鬼。他对此也觉得满意吗？我觉得肯定的是，比德曼并没有表示这样的意思，而只是以进行宗教教导所特有的粗心大意的方式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连他自己写的全是废话甚至也觉察不出来。正如我所看出的，假定上帝不管怎样却意在创造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个一种造物吞噬另一种造物的世界及一个生命只意味着有生就必有死的世界，是并非完全不无道理的，然而他大概在人和飞禽走兽的这种不应得的痛苦中并不感到有任何此种残酷的满意感。“奇妙的协调”或自然法则在我看来更像是通过可怕的力量来制服的一团混乱，而沿着其早已确定的轨道运行的“永恒的”星空则显然更像没有轨道或意义的、各种天体乱飞乱撞的一大堆东西。因为没有人真的能看得见人们所谈到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些武断的图形而已。

对于上帝以其仁慈充满整个自然界的说法，我既不理解也不甚为怀疑。这显然是这些观点中的又一个观点，是只许相信而不许以理性度之的。实际上，要是上帝是至善的，那么他所创造的世界，却为什么如此不完美，如此腐败，如此可怜巴巴的呢？“显然它是受了魔鬼的感染并被投进了混乱之中。”我想道。但是魔鬼也是上帝的一个造物啊！我只好大读特读有关魔鬼的书。他看来到底显得极为重要。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论基督教教义的那本书，给这个急需解答的疑问寻找答案。忍受痛苦、不完美和邪恶到底有什么原因呢？结果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完蛋了。有关教义的这本沉重的巨著结果不过是些出自想象的胡话，更糟糕的是，它是一个骗局或者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愚蠢，而这种愚蠢的惟一目的则不过是为了掩盖真理而已。我感到幻灭了，甚至还感到了愤慨，并再次为对父亲的怜悯而觉得痛苦，因为他已成了这种邪教的牺牲品了。

但在某个地方及在某个时候，一定有过像我现在所作的那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他们合理地进行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并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使人伤心的看法。大约就在这时候，我母亲，或者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我们家正好有某种歌德集的版本，我于是把《浮士德》找了出来。它像一种产生奇效的奇香那样沁入我的肺腑。“这里，”我想道，“终于有某个严肃地把魔鬼加以对待及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的契约的人啦——是与具有能力挫败上帝的计划并使世界臻于完美的敌人订下契约的人。”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懊悔，因为照我的看法，他不应该那么片面，那么易于上当受骗。他应该更为聪明和更有道德才对。他那么毫不在乎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是多么幼稚啊！浮士德很明显是有点儿空谈。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该剧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糜菲斯托弗里斯(14)这一方面。要是浮士德的灵魂果真进了地狱，那也不会使我难过。他是罪有应得啊！我并不喜欢末尾处“魔鬼受骗”的做法，因为说到底，糜菲斯托弗里斯一直是很了不起的而不是个愚蠢的魔鬼，而他被傻里傻气的小天使所骗，对他来说也显得不合逻辑。在我看来，糜菲斯托弗里斯是在一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没有得到他曾被答应过能获得的权利，因为浮士德这位显得没有什么个性似的家伙把他这一骗局一直进行到来世。不可否认，到了那时，他那幼稚便显露出来了。但正如我所理解的，他是不配享受洞悉那伟大的神秘的指引的。我倒是愿意让他尝一尝那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在糜菲斯托弗里斯方面，他的整个形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此外，我模模糊糊地觉得，他还与各种本源的神秘有联系。不管怎样，糜菲斯托弗里斯及末尾处的上帝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是接近我那意识世界的边缘的一种奇妙而神秘的体验。

最后，我终于证实了，曾经有过或一直有这样的人，他们理解邪恶及其具有的无穷威力，还有就是——这是更为重要的——在使人从黑暗和苦难中解脱出来时它所起的神秘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在我心目中，歌德便成了一个预言者。但是我却不能原谅他通过单纯的诡计，通过小施欺骗，便把糜菲斯托弗里斯打发掉了。对我来说，这太富神学气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负责了，我深感遗憾的是，歌德竟也堕落到去使用这种狡猾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来使邪恶变得无害。

在阅读该剧时，我发现，浮士德还多少算是个哲人，尽管他厌恶哲学，他显然还是从中学到了对真理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接受的态度。直到现在，我实际上还未听说过有关哲学方面的事，于是，一个新的希望萌发了。我想，也许会有对这些问题一直在冥思苦想的哲学家，他们可能就这些问题能给我以启示。

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没有什么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因为进行思考而成了可疑的人——因此我便只好满足于克鲁格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了，此书是一本1832年的再版书。我一头钻进了有关上帝的条目。使我很不满意的是，它始于对“上帝”（God）这个词作词源性的解释，说这个词“不可争辩地”导源自“善”（good）这个词，意指“最高的存在”（enssummum）或“完美”（perfectissimum）。它继续说道，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上帝的观念的固有性也是无法证明的。然而后者在人的方面却是先验地存在的，如果不是在实体性上有任何潜在的存在的话。在任何一种情况里，我们的“智力”一定“在其有能力生发出如此崇高的一种观念前已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实在使我吃惊得目瞪口呆。这些“哲学家们”出了什么差错呢？我实在纳闷。显然，他们对上帝的了解只不过限于道听途说而已。然而，神学家们在这方面却有所不同，他们至少确信上帝是存在的，尽管他们对他所作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这位词典编辑者克鲁格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个人成见太多，因而很容易看出他是乐于断言说，他是极为相信上帝的存在的。那么他何以如此直言不讳呢？为什么他要装出这个样子，仿佛他确实认为，是我们“生发出”了上帝的观念，而要这样做首先就得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呢？就我所知，甚至赤身裸体地在原始森林里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也有这种种观念的。而他们肯定不是“哲人”，会坐下来“生发出上帝的观念”的。我就从未生发出过有关上帝的观念。当然，上帝是无法加以证明的，因为比如说，一个蚀衣蛾虽然吃的是奥地利产的羊毛，它却怎么能够向别的蛾子证明奥地利是存在的呢？上帝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证明。我是怎么得出有关上帝的确然性的呢？人们告诉我各种各样有关他的事情，但我却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一件事能使我心悦诚服。我的观念并不是从那里来的。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观念——就是说，不是从思考中得出来的。它并不像是想象有某种事情，经过思考而得到确认，然后便对之加以相信。比如说，有关我主耶稣的一切我便向来加以怀疑，并从来不确实相信，尽管这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的还要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糊其词地加以暗示而已。何以我就得把上帝作为理所当然的呢？为什么这些哲学家们装出一副样子说，上帝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生发出来与否都可以的任意的假设呢，而实际上上帝的存在却极为易懂，易懂得就像一块砖头掉到你头上一样？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上帝——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最为肯定和最为直接的体验之一。说到底，我并没有捏造与那大教堂有关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啊。相反，它是强加在我身上的，而我便不得不以最恶毒的方式来思考它，后来，那种获得天恩的无法表达的感觉便在我身上出现了。对于这些事情我是根本支配不了的。我慢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哲学家们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竟有上帝是一种假定，是可以加以讨论的这样古怪的看法。我觉得极不满意的还有，这些哲学家们对上帝的可怕行为却既没有看法又不作任何解释。在我看来，这些是值得哲学加以特别注意和考虑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问题，构成了一个我认为神学家们是极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使我更觉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显然甚至连听说过它也没有。

因此，我便转向了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题目，也就是关于魔鬼的词条。我读到，要是我们认为魔鬼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那我们便会陷入到显然的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会落到二元论里。因此，我们最好假定魔鬼最初被创造出来时原是一个良善的生物，只是由于骄傲才堕落了。然而，正如这一条目的作者所指出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被加以指明——这一假设预先假定存在有它企图加以解释的邪恶，亦即骄傲。至于其余的造物，他继续说道，邪恶的起源是“无法解释的和无法说明的”——这对我便意味着：像神学家们那样，他并不想对此加以思考。有关魔鬼及其本源的条目，同样证明是无法给人以启示的。

我在这里所作出的叙述是我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变化的总结，这种情形延续了好几年，时有较长时间的中断。它们只是在我的第二人格之内发生，并且严格地是属于私人性的。我未经我父亲的许可便偷偷地利用起他的图书室来进行这些研究探索。时不时地，我的第一人格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的各种小说，还有便是译成德语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也开始读起德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些经典性作品。在学校里，这些作品的易懂明显之处，老师却对之加以吃力不讨好的解说，不过这却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阅读的范围很广泛，也没有目的性，戏剧、诗歌，历史均读，后来连自然科学的著作也读。读书不但有趣，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和有益的娱乐和消遣，使我得以从第二人格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因为第二人格正在越来越深地使我陷入到悲观沮丧之中。在宗教问题的王国里，不论在哪里，我遇到的是大门深锁，吃尽了闭门羹，而要是真的碰巧有某道门打开了，我却对其门后的货色感到失望。别的人似乎全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在我认为肯定无误的事情方面，我却感到完全孤立。我比以往更想与人交谈交谈，但却在任何方面都找不到共同的话题；相反，我反而在别人身上觉察到了某种敬而远之感，某种不信任感，某种提心吊胆感，因此我便只好欲言又止。这种情形，也很使我感到沮丧。对此我不知如何去办才好。何以没有人有与我相似的体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学校的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呢？具有这种体验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绝不认为我自己可能疯了，因为就我看来，上帝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甚至尽管这两个方面使我的感情受到压抑也还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被迫成为某种对人有威胁的东西，因为这便意味着受孤立，而这对我来说是更为不愉快的，而我也较以往更为经常地和不公平地成了替罪羊。此外，在学校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在德文课方面，我成绩平平，因为在科目内容上，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方面，我是一点儿不感兴趣。我对之又懒又烦。其作文题目在我看来常常显得浅薄或愚蠢，于是我的作文因而不是东拉西扯，就是矫揉造作。我的成绩在中等上滑来滑去，而这对我却很有好处，因为它合乎我不想引人注目这一总的倾向的胃口。总的说来，我同情出身穷人家庭的同学，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默默无闻之处，我喜欢的是不太聪明的同学，但同时又对他们的愚蠢无知往往极为不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某种为我深深地渴求的东西：在他们的淳朴里，他们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赋予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可怕的感觉：我一定是拥有排他性的气质，对此我虽然毫无意识，却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远远避开。

在这些先入之见中，下面一件事却像炸雷那样在我头上炸响了。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就这一次，我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便劲头十足地开始写了起来，写出了就我看来是精心写作的和成功的一篇作文。我本希望这篇文章至少能得九十多分——当然不是一百分，因为那样便会使我显眼，而是接近一百分的分数。

我们那位老师喜欢评点我们的作文的优劣。他评点的第一篇是全班成绩最好的那个男生写的。那是自然的。接下来的是其他一些人的作文，我等着提到我的名字，可是等了又等，却白等一场，我的名字还是没被提到。“这不可能，”我想道，“我的那篇竟差到比不上他提到的那几个可怜虫的作文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简直“不宜参加竞赛”吗？而这便意味着受孤立和以极为可怕的方式来引人注意了。

当所有文章都评点完后，老师停了一下。然后，他便说道：“现在，我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它是写得最好的，我本应打它个一百分。但不幸的是，这却不是他写的。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呢？你给我坦白！”

我猛地站了起来，既感震惊而又火冒三丈，大声说道：“我不是抄来的！我费了好多麻烦才写成了一篇好作文呢。”但老师却对我大声嚷道：“你撒谎！你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文。谁也不会相信的。唔，好了，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呢？”

我赌咒发誓说我被冤枉了，但是没有用。那老师坚持他的看法并吓唬我说，“我要告诉你：要是我查出了你是从哪儿抄来的，你就得被开除学籍。”然后，他便转身走了。我的同学们向我投来了令人难堪的目光，我可怕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心里说：“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提出抗议，可是却无人理睬。

我感到，从现在起，我被打上了犯罪的印记了，而且，本来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被堵死了。我深感沮丧和受了侮辱，发誓一定要对这位老师进行报复，而要是后来真有机会的话，以强力进行报复的事也就发生了。可是说到底，我怎么能够证实，这篇文章不是抄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心里翻来覆去总在想着这件事，再三再四地得到结论说，我是无能为力的，愚蠢而盲目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给我打上了说谎者和骗子的印记。现在，我认识了许多我以前所不能理解的事——比方说，当我父亲问及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有个老师便说：“呀，他只是一般就是了，但是他很用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时便明白了。他们认为我相对地显得笨和浅薄，那确实并不令我感到不快。但使我冒火的是，他们竟认为我会骗人，而这便等于在道德上判了我的死刑。

我的悲愤就要失去控制了。尔后，发生了某件事，这件事以前有好几次我在自己身上就已注意到了：内心突然间寂静起来，仿佛一道隔音的门把一间吵吵嚷嚷的房间给关上了。它犹如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我于是自问道：“这到底正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吧，你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也就是说，并不像你了解得那样多。因此，他就跟你一样是不可信赖的。你不信赖你自己和其他人，而这就是你与那些天真、淳朴和易于被人看透的人站到了一边的缘故。一个人对事物不能理解时，他就会变得激动起来。”

按照这些既不偏颇而又不动气的考虑的指引，我心里又袭来与那一系列想法相类似的思想，在我并不愿意去思考那不许思考的观念时，它却极为有力地铭刻在了我心上。在那时，尽管我无疑仍然看不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有什么差别，尽管我仍然声称第二人格的世界是我个人的世界，但在背景的深处，我却总是感到，除了我自己之外，还包括有某种东西。仿佛由一片星星和无边无际的空间所组成的一个广袤的世界触到了我，或者说仿佛一个灵魂不为人所见到那样地进入了房间——这是一个死去很久的人的灵魂，这个人虽已死去，但却不受时间限制地永远存在着，一直存在到很遥远的将来。这类人的结局往往笼罩着一圈指导精神（numen）的光环。

当然了，在那时，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我也无意把我现在的意识状况归因于当时并不存在的某种事情上。我只是想表达那时我所具有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所懂得的事情来说明那个朦胧的世界就是了。

刚才所描述的那事过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便给我起了个外号“亚伯拉罕大爹”。第一人格是无法理解其原因的，因而便认为这是愚蠢的和可笑的。然而在背景的某处，我却觉得，这个外号却是击中了要害的。对这一背景所作的一切暗示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因为我看的越多，我对城市生活就越熟悉，我下述的印象也就愈加强烈：我现在慢慢知道凡是真实的东西是属于另一类事物的，不同于我在其间长大的那个世界的景象，不同于那乡下，那些河流和树林及在一个小村子里的那些人和动物，它们沐浴在阳光下，上面有风吹着，有云彩飘飞，为黑夜所笼罩并在黑夜里会发生某些事。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是由他所安排的并使之充满了秘密的含义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而且甚至连各种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它的知觉。比方说，在母牛那悲伤的、失神的神情里，在马那逆来顺受的两眼里，在狗的忠心耿耿及其对人类的极度依赖性里，而且甚至在选择房屋及粮仓作为其居处及狩猎场的猫的那自信的步伐里，这一点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也像动物那样，并像它们那样无知无觉。他们低头向地上看或抬头向树上看，就是为了好看出有什么可以加以利用和用于什么目的，他们也像动物那样，群居、结对成双和争斗，但却看不出来他们是栖息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栖息在上帝的世界里，栖息在一切已经生育出来和一切都已经死去的一种永恒里。

因为它们是如此地与我们相类似并像我们那样不知不觉，因此我热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我们那样的灵魂，而且，我想，与它们在一起，我们便具有一种本能性的理解力。我们全都体验过同样的快乐与悲伤、爱与恨、饥与渴、害怕与信任——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命的本质性特征，所不同的只有语言、更敏锐的意识及科学。而我虽然像一般人那样对科学表示敬佩，不过我还是看出了，它会造成对“上帝的话”的疏远和背离，从而导向动物所不会有的堕落。动物是可爱可亲的和忠诚的，永不变心并值得信赖。

我并不认为昆虫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而我认为冷血型的脊椎动物则是在向下通向昆虫的途程上的一个相当低等的直接阶段。在这一类别里的各种造物是可供观察和搜集的实物，只是些奇珍而已，是异己的和不属于人类之列的，它们是非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于植物而不是人类。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始于植物的王国，以此作为一种与之直接进行沟通的方式。这就犹如有人从上帝的肩膀上方进行偷看一样，而造物主上帝自以为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便做起玩具和各种装饰品来。另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各种动物，均是上帝身上的一些儿，只不过独立了出来就是了。这就是何以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并选择他们的居处的原因。植物则注定得呆在原地，不论这地方是好是坏也得如此。它们不但表现出美，而且还表现了上帝的世界的观念，而它们本身则没有意图也没有偏向。特别是树木，它们是神秘的，而且在我看来是直接体现了生命的不可理解的含意的。由于这种原因，树林就是我认为最接近于其最深含意的地方，也是最接近其激起人的敬畏的作业现场的地方。

当我逐渐熟悉哥特式大教堂后，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加强。但是在这里，宇宙的无穷性、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纷乱、非人格化的目的与机械法则的纷乱，均被石头包裹起来了。这包含着而且同时又是存在的深不可测的神秘，亦即精神的体现。我朦胧地感到我与石头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在这二者的神性，在死物和活物中的神性。

正如我已说过的，在那时，具体而系统地阐述我的感觉和直觉是超出了我的能力了，因为它们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而我那主动的和具有领悟力的自我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并被融合进属于千百年的那个“老人”的范畴中。我以奇怪地不加思考的方式体验到了他及其影响力，当他出现时，第一人格便会淡薄到近于不存在的地步，而当自我愈来愈甚地变得与第一人格一般无二并左右了这情景时，那老人，如果到底没有被忘掉的话，这时便显得像是一个遥远而又并不真实的梦了。

在我十六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年月里，使我陷入了困境的迷雾慢慢消散了，我那沮丧的思想状态也有了好转。第一人格显现得越来越清晰了。学校生活和城市生活占去了我的时间，而我所获得的更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渗入到了或压制住了那直觉的预感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探究起我有意地拟定的各种问题了。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这样，我便得以对在这方面被加以考虑过的一切有了一个概观性的了解。使我大为满意的是，我的许多直觉竟有历史上的类似物。最重要的是，我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15)的思想所吸引住了，尽管这些思想的论述带有苏格拉底(16)式的冗长感。他们的思想很美并有学术气，像画廊里的各种图画一样，但显得有点遥远。只是在梅斯特•埃克哈特(17)的著作中，我才感到了一股生气——这并非说我懂了。经院哲学家们使我觉得冷冰冰，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唯理智论在我看来则要比沙漠还更没有生气。我心里想道：“他们全都想通过逻辑的各种把戏来强迫某种东西呈现出来，而这东西他们并没有权力得到并且并非真正懂得。他们想要给自己证明这是一种信仰，然而实际它却是体验方面的事儿。”他们在我看来显得像是那种听说有大象存在但却从未见过一只的人，而且现在还竭力想通过辩论来证明：根据逻辑，这样的动物是一定存在的而且形体也像它们实际上的那样。由于明显的原因，18世纪的批判性哲学最初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们中，黑格尔由于他作品中的语言既盛气凌人而又不流畅，使得我也只好敬而远之，我对他带有明显的不信任感。在我看来，他显得像是禁闭在其词语的大厦中并在其牢笼中夸夸其谈的一个人。

但是我的求索最后获得了一个大发现，它就是叔本华(18)。叔本华是第一个提到这个世界的痛苦的人，这种痛苦触目惊心地就在我们周围，他还提到了混乱、情欲、邪恶——所有这一切其他人均似乎从未注意到过并总是极力使之纳入那无所不包的协调和可以理解性里。在这里，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敢于认为在宇宙的基础里，并非一切都是向善的。他既不提造物主的全智全仁的天意，也不提宇宙的协调和谐，而是率直地指出，在人类历史那充满悲伤的进程及大自然的残酷无情里，潜伏着一种带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带有盲目性。这种情形不但为我早期对因有病而慢慢死掉的鱼、许多狐狸、冻僵了或饿死的鸟儿所作的观察所证实，而且还为掩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里那无情的各种悲剧所证实：蚯蚓被蚂蚁折磨致死，昆虫互相把对方撕成一片片等等。我与人所打的交道也教会了我远非只是相信人性本善且正直等许多事情。我因为对自己知道得太清楚了，因而便懂得了，实际上我只是逐渐地正在把自己和动物区分了开来。

叔本华对世界所作的阴暗的描述得到了我毫无保留的赞同，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却为我所不喜欢。我敢肯定，由于使用了“意志”这个词，他实际上便意味着指的是造物主——上帝，并且等于说，上帝是盲目的。我因为从经验中知道，上帝并不会因为不敬他的行为而生气，相反，他甚至可能还鼓励这样做呢，因为他乐于唤起的不光是人的光明而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乐于唤起人的阴暗性和邪恶性，因此，叔本华的观点并不使我感到苦恼。我认为这是一个为事实所证实了的定论。但他下述这样一种理论却使我大失所望：理智只须面对那盲目的意志及其形象以促使它改变过来。意志竟然是盲目的，那它到底怎么能看得见这一形象呢？而且即使它能看得见，但形象既然能随心所欲且毫发不爽地显现自己，那它为什么因而就应会被说服并改变自己呢？还有就是，理智是什么呢？它是人的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面镜子，而只是一面镜子无穷小的一小片，跟一个小孩拿在手里对着太阳的一小片差不多，可他却希望用它把太阳照得花了眼。使我不解的是，叔本华对这样一个理由不充分的回答却竟然感到满意。

由于这个，便促使我更彻底地研究他，对于他与康德(19)的关系，我的印象也越来越深。于是我便开始读起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来，其中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的辛劳获得了报偿，因为我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性缺陷——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犯了一个致命性的过错，即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人格化了，他还犯了赋予一个单纯的本体——一种自在之物（Ding an sich）——以各种特性的过错。我是从康德的知识论那里认识到这点的，而知识论则使我获得了，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比叔本华那“悲观的”世界观甚至还要大的启发。

这种哲学上的发展从我十七岁时起一直延续到我就读于医学院之后的一小段时期。我使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改变。以前，我一直胆小羞怯，充满了不信任，苍白瘦弱，而且显然健康状况不稳定；而现在，我却开始对所有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求知欲，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动手去追求它。我也变得明显地不那么落落寡合，而是喜欢与人交谈了。我发现了，贫困对人并无妨碍，也远不是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有钱人的孩子并不比衣衫破旧的穷孩子有什么优越性。幸福与否有着远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口袋里装有多少钱。我结交了比以前还要多的更要好的朋友。我觉得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甚至还敢鼓起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就发现，这却造成了误解，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后悔。因为我不但遭遇了别人的白眼和嘲讽，而且还遇到了怀有敌意的反驳。使我感到吃惊和狼狈难堪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个吹牛大王、装腔作势者和骗子。以前指责我欺骗的说法又再次死而复生了，只不过这一回形式比较温和就是了。这一次，依然还是跟一个引起我的兴趣的作文题有关。我认认真真写出了作文，费尽心机地对文章加以润饰，结果却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那老师说道，“它的确写得文采飞扬，不过却是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的，因此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对它并没下什么认真严肃的功夫。荣格，我可以告诉你，态度如此不认真，在生活里可是行不通的。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和自动自觉，需要勤奋用功。你看某某的作文，他没有你那种文采，但他是诚实、认真并且是花了功夫的。这才是在生活中走向成功的道路。”

这一回我的感情所受到的伤害不像第一回那样严重，因为不管他自己怎么说，老师对我的这篇文章还是印象很深的，并且没有指责我是文抄公。我对他的责备进行了反驳，但他却以这样的评论作结道：“《诗学》(20)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是把创作的辛劳加以掩盖的诗歌。但你的作文却无法使我相信这个，因为这是轻率地一挥而就的，其中没花什么力气。”我知道，我那文章还是有些别有见地之处的，但是这位老师却懒得费心加以讨论就是了。

对于这事我感到有点痛苦，但我那些同学的怀疑却是一件更为严重的事，因为他们威胁说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使我像从前那样垂头丧气。我绞尽脑汁，极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干了什么事以致引起他们污蔑我。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对我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事情加以评论或进行暗示。比如说，我假充懂得点儿康德和叔本华或甚至那时我们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向我表明了，实际上，所有受到热烈争论的问题是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它们如同我最隐蔽的秘密那样，是属于“上帝的世界”的；对于这，你最好只字不提。

从此以后，我便变得谨慎起来，不再在我的同学间提到这些深奥难懂的事情来，也不再在我所认识的成年人中提及这些事了，因为我知道，不管与谁交谈，难免不被人认为是个牛皮大王和骗子。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虽设法阻止但却无法克服自己内心上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使得我只好从日常的一般生活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到那无边无岸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显得感伤，但对我来说却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形。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线、深渊的黑暗、无穷的空间和时间的冷漠与无动于衷、命运机遇的无理性、世界的神秘古怪等等。

我越是年岁增大，我父母和其他人便愈益经常地问我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方面我尚未有清楚的想法。我的兴趣把我引向了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我被科学所强烈吸引，因为其真理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另一方面，我又为与比较宗教学有关的一切所迷住了。在科学方面，我主要被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所吸引；在人文科学方面则为希腊、罗马、埃及及史前考古所吸引。当然了，那时候我并未认识到，这种最为广泛的学科选择是多么符合我内心的一分为二的特性了。科学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事实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性背景，而在比较宗教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而这则还牵涉到哲学。在科学里，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则忽视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要，而有关人的或历史的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教导。

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被拉来扯去，好长一段时间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作出决定，我注意到，母亲娘家一家之主的舅舅，这位巴塞尔圣•阿尔班教堂的牧师，正在朝神学的方向轻轻地推着我。有一次，当他与他的一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学生——讨论有关宗教的一个问题时我正好一直坐在桌子旁边听着，我那不同寻常的专心致志的样子给他注意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学者，他们与大学那令人目眩头晕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知识比我父亲还要丰富。他们的这类谈话绝对不会给我留下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经验这样的印象，他们所关心的当然只是有似我的体验的那种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本文里所叙说的那些教义性观点，所有这些观点显然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圣经》里有着太多仅能勉强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了。

每个星期四，我便上大学预科的高中里听课，这时我便可以在我这位舅舅家里吃午饭了。我对他很是感激，因为不但午饭不错，而且还机会难得，可以偶尔在吃饭时听到一次成年人的、明智的和理智的谈话。发现任何这种事情到底有所存在对我来说实属一种极为奇妙的体验，因为在我家中的环境里，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就学问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候我也想与父亲严肃地谈谈话，但遇到的却是不耐烦和急忙作出的躲闪，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后来几年，我才慢慢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是害怕进行思考的，原因是他也为他内心的各种疑问烦透了。他要躲进自身里面去，因此便信守信仰是盲目的做法。作为恩赐，他实在无法加以接受，因为他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它”，要痛苦地费一番工夫来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表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与教义及现代神学研究家们的各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全地置身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21)的名字根本不被提起，而对雅各布•伯克哈特(22)则只勉强地给以赞扬。伯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十分过火的自由思想家”，我因而猜到，在事物的永恒的秩序里，他站立得却有点歪斜了。我知道，我舅舅从不怀疑，我与神学相隔遥远，而我对于不得不使他失望深感遗憾。我从来不敢把我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知道得太清楚不过，这会给我引来多大的灾难。我也不说什么来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却很快走到了前头，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彻底为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所浸透。它只是痛苦地为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牵制，而在我周围，后者却显然没有人能理解。因为尽管我那神学家的舅舅及表兄们以赞扬的口吻提及康德，但康德的原理只用来使反对性观点名声扫地，却绝对不会用到自己一方的观点。关于这个，我也是不置一词的。

因此，当我与舅舅及其一家坐到桌子旁吃饭时，我便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由于我有习惯性的犯罪意识，这些星期四对我来说便变成了不吉利的日子。在社会安定、精神适意的这个世界里，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了，但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汲饮那偶尔滴出的使理智得到激励的点滴甘泉。我自觉不诚实与可耻，于是我便对自己承认说，“对呀，你是个骗子；你说谎，你骗对你怀有好意的人。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与理智均具有确实性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得贫困，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受雇佣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本人可以把一个人从他那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里揪出来并使他遭万人唾骂等，这一切均不是他们的过错。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黑锅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直到目前，我的这种努力尚未获得什么重大的成果。

随着这一道德冲突的紧张程度的增加，第二人格对我来说便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和令人讨厌了，而我也不再为自己掩饰这一事实了。我尽力想消除第二人格，但这也未能获得成功。在学校和在朋友面前，我可以忘记他，而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会消失不见。但一到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或去乡下时，叔本华和康德便又猛烈地返回到我头脑里，这时，同时回来的还有“上帝的世界”的威严壮丽。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它的一个部分，并使这大画布上布满了生气勃勃的各种色彩与人物。这时，第一人称及其有关选择一种职业的忧虑便沉浸不见；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期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当我从过去许多世纪的远征返回到现实中时，我便会随身带来一种不适感。我，或者说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并且迟早总得形成一种他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有好几次，我父亲与我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他说，我拥有学习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的自由，但我要是愿意接受他的建议，那我应该不要选择神学。“成为你所喜欢的什么人都行，但不要做神学家。”他加重语气说道。到这个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某些事情可以说也可以干，而且还不会受到说短论长的非难。我经常尽可能地不上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也绝不会责备我了。我离教会越远，我越感到好受。我所想念的惟一事情是那管风琴和那合唱音乐，但当然不是“宗教界”。“宗教界”这个词对我毫无意义，因为经常上教堂的人比起“俗人”来，在我看来实在算不上属于什么“界”。后者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在另一方面来说却是更正派的人，他们感情自然，更为合群和欢快，心肠更热情并更真诚。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父亲说，我没有一点儿想成为一个神学家的意思。但我仍然在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继续摇摆不定，主意不决。二者都有力地吸引着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他那里，我超越出了此时此地的范围；在他身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独一无二的眼，但却不能如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反抗这种被动性，他不想闲得无事，但在目前，他却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好等着瞧了。要是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就会习惯地回答说：语言学家。表面上是这样说了，但暗地里，我却说喜欢有关亚述和埃及的考古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业余时间里我却继续学习哲学和科学，在假期时就更是如此了。每逢这时，我便在家与母亲和妹妹度假。我跑到母亲那里，抱怨说“我烦透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假期现在成了我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光，这时我便可以不受拘束，一个人自得其乐了。此外，至少在暑假期间，我父亲便会不在家，因为每到这时，他便会像往常那样到萨克森度假去了。

只有一次发生过我也到外地去过一事。当时我十四岁，由我们那位医生作了预约，于是我便被送往昂特列布希进行治疗，希望我那时好时坏的胃口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一人处身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但同时又是引人入胜的冒险经历。我很少能见到一眼这位神父，而他的那位管家也说不上是一位使人吃惊的人，但却动不动就发火。没有发生对我有一点儿威胁的事。我由一位年老的乡村医生监护，他开设了一家旅社式疗养院供各式各样康复期的病人入院治疗。这群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下级官员、商人、几个来自巴塞尔的很有教养的人，这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其荣耀已达顶点——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只是个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而已。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迷人的新发现：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啦，他也许就是那些懂得各种石头的秘密的人中的一个。他仍然是个年轻人，他教我打槌球，但他一点儿也没有给我他是个知识可能极为渊博的人的感觉。而我还过于不好意思，过于不善言词和过于无知，结果什么也没有问他。我尊敬他，觉得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已洞悉大自然的种种秘密，或至少洞悉其中一些秘密。他与我同坐一桌吃饭，吃的是与我的一样的同样饭菜，偶尔也与我谈上那么几句话。我突然感到进入了成年人的更为庄严的领域。这种地位的上升由于我被许可参加为寄宿者所安排的各次郊游而得到了证实。在这些偶尔进行的一次外出旅行里，我们参观了一个造酒厂，主人还请我们尝了尝样品酒。用诗歌的文字来表现就是：

可是现在送来的却是忘忧，

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美酒。

我发现这各种各样的小杯子很有启发性，我飘飘欲仙，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和出乎意料的意识状态。再也不存在什么内部和外部，再没有什么“我”和“他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也不见了，谨慎和胆怯无影无踪了，天和地、宇宙和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落下的一切，全都变成一体了。我原来是丢脸地、快乐无比地和凯旋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没进一片极乐至福的冥想的汪洋里，但因为波浪的猛烈起伏，便只好使眼睛、双手和两脚紧贴着一切坚实的物体以保持平衡，我只觉得街道在起伏，房屋和树木在摇摆。“太妙了，”我想道，“不幸的只是多喝了那么一点点。”这种体验却落了个相当痛苦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却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征象，只是因为我愚笨才把它破坏掉了。

在那里疗养即将结束时，我父亲便来接我了，于是我们便一起到卢塞恩旅行——真是快乐极了！——我们坐上了轮船。这样的东西我以前还从未见过。蒸汽发动机的动作我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突然之间，却有人告诉我们说维茨诺到了。一座大山向下俯瞰着这个村子，我父亲这时便向我解释说，这就是里基，一条嵌齿铁路向上一直铺设到那里。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一个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其锅炉是竖着安放的，倾斜的角度显得很古怪。我父亲在我手里塞进一张车票，说道：“你可以独自一人坐车，一直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都坐太贵了。小心点千万别摔下来了

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就站在这座大山脚下这儿，这山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山都高，并且与我那遥远的童年时所见到的火红的山峰十分相近。确实，到了现在，我差不多是大人啦。为这次远足，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国骑士帽——对于一个世界旅行家来说，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而且现在我就即将登上这座其大无比的山了！我不知道哪个更显巨大了，是我呢还有这座大山。这辆奇妙的机车大声扑哧扑哧地喷着汽，晃动起来并咔嚓咔嚓地响着，一直把我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在这里，我眼前显现了种种崭新的深渊与变化无穷的景象，到了最后，我站到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峰巅，放眼向无法想象的远处望去。“对啊，”我想道，“这就是它，就是我的世界，就是那真实的世界，就是那秘密，在那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无求于人而能够存在。”我小心谨慎地沿着小路行走，因为周围有巨大的悬崖峭壁。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我觉得，一个人登上了这里，就得谦恭有礼，沉默无言，因为他已处身于上帝的世界了。在这里，它是有形的现在。这是我父亲曾经送给过我的最好和最珍贵的礼物。

这种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使得此后在“上帝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被完全抹掉了。但在这一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具体显现出来了，他所留给我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我仍然看见了我自己，长大了而且独立了，头戴一顶硬挺的黑色帽子，手拿一根贵重的手杖，坐在一间气势极为华贵的宫殿式大饭店的草坪斜坡上；这样的大饭店，在鲁塞纳湖边还有很多。或者，我就坐在维茨诺市美丽的花园里，坐在一张小巧的、覆盖着白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早上的咖啡，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带斑条的天篷，同时还吃着新月形面包，面包上涂满了金黄色的奶油和果酱，设想着可以占满这漫长的夏日的各种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地、不激动地并以不慌不忙的速度，慢慢踱到一只轮船上，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戈哈德和这样的大山的山脚，而这些山的山峰上则覆盖着皑皑白雪，银光闪烁。

以后好几十年，每当我由于工作过度而想找到一个休息处时，这种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再指望能见到这种壮丽景象，但却从未如愿以偿。

这是我的第一次意识历程，过了一年或且两年之后，我又做了第二次这样的旅行。我被同意前去看望我那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获悉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他与那儿的天主教神父交了朋友。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大胆行为，我暗地里不禁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那里，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修处和克劳斯修士的圣物，后者此时已被宣扬说已经升天了。我弄不清楚，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处于一种至福至乐的境界的。也许他还在四处游荡并告诉人们是这样的？我对当地的这位守护神印象极深，我不但能够想象如此全心全意地献身上帝的一种生活是可能的，而且甚至还能理解它了。但我这样做时，心里却不禁打了个寒战，并且还产生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怎么会一生下来就注定有一位圣者来当丈夫和父亲呢，而我父亲特别喜欢我显然不就是他的过错和缺陷吗？“对啊，”我想道，“有谁能跟一个圣者生活在一起呢？”他显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这样，他隐修的小屋距他的家还是不是那么远。我想，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让家里人住在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小屋里，屋里摆着一堆书和一张写字台，还生着一堆明火，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吃并用一个三脚架吊个锅煮汤喝。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无需上教堂去了，相反倒有一个供自己使用的小教堂了。

我从这隐修处漫步向山上走去，一路上陷入了沉思之中，正当我要从左面下山时，一个年轻姑娘的苗条身影出现了。她穿着当地人的服装，长着一张漂亮的脸庞，跟我打了个招呼，一双蓝蓝的眼睛显得很友好。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似的，我们一起向下面的山谷走去。她年纪跟我相仿。因为除了我的表姐们外，我什么姑娘也不认识，因此我便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才好。于是我便犹犹豫豫地解释说，我是在这里度一两天假的，我在巴塞尔准备升大学的高中念书，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当我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怪感情袭上了我心头。“她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我在心里想道，“而她很自然地跟我一起向前走，仿佛我俩是天生的一对似的。”我斜着看了她一眼，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既害羞又羡慕的混杂表情，这使我狼狈起来并有点感动。我思忖道，莫非这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我在这儿碰见她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姑娘——这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那位神父就是那个我父亲与他交了朋友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和意志的否定之类的事了吧？然而，在任何方面，她显得并不邪恶。也许她那位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道袍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的耶稣会会士呢。但我也不能告诉她，说我父亲是个新教的神职人员。这可能会吓坏她或得罪她的。而至于谈哲学，或谈魔鬼，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魔鬼比浮士德重要，而且歌德还使后者成了个易于上当受骗的人。她仍然居住在属于天真无邪的遥远的国土内，可是我却一头扎进了现实之中，扎进了造物的威严壮丽和残酷之中，听到这些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矗立着一堵无法穿越的厚墙，我们之间无法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感到很伤心，于是便把心里的想法压了下去，把话题转向到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话题上。她要到萨克森去吗，天气真不错啊，风景多美呀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相遇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从内心里看，它却有很重的分量，因为它不但好几天在我心里萦绕不去，而且还像路边一座神龛那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那时候，我仍然处于那种幼稚的状态，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各不相关的各种经历所构成。因为有谁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修士一直连通到这位漂亮的姑娘那儿呢？

我这个时期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互相一致起来；再者，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或忧伤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是在第一人格仍然忘记不了第二人格的时候。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对立双方的互相冲突，我一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逐渐的，而且就我所记得的，它还有其根源，植根于使我激动不已的一次体验。

有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呼呼刮着，把莱茵河刮得波起浪涌，白沫飘飞。我上学的路正好沿着河边。突然间，从北面驶来了一条船，船上张着一张很大的主帆，顺风向莱茵河的上游驶去。这在我的经历上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莱茵河上的一条帆船！这给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果它不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而是整个阿尔萨斯都成了一个大湖，那我们便可以有各种帆船和大轮船了。这时，巴塞尔就成了一个港口；这就几乎跟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了。然后，一切便都会有所不同，而我们也就会生活在另外一种时间里和另外一个世界里了。那就会没有这间高中，没有上学所走的这一长段路，而我便会长大并能如愿以偿地安排我的生活了。湖中会兀立着一座山或一块大石头，由一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运河上架着一道木桥，通向两侧是高塔的一道大门，门内是建筑在四周斜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中世纪城市。岩石上矗立着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堡，上有一个高楼，一个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美丽优雅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全都很简朴，木板镶嵌，但很小。里面有一间不同寻常的吸引人的图书室，值得知道的一切的有关图书你都可以找到。里面还有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城堡上还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个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个小城市有几百个居民，由市长和元老所组成的市议会治理。我自己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只是时不时地在开庭的场合才露露面。在朝向陆地的那一边，这个小市镇有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快船，船上装备有几门小炮。

这整个布局的关键及存在目的在于城堡上的塔楼的秘密，而这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种想法像电击一样来到我心中。因为在塔楼内部，从雉堞到有拱顶的地下室是一根铜柱，或者说是一根像人的手臂那样粗的沉甸甸的电缆，这根铜柱在其顶部处分叉成很多极细小的分枝，就像树冠一样——或者更恰当地说——像一条主根及其许多小根头朝下倒了过来伸向天空一样。这些小根从空气中吸收某种不可想象的东西，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后沿着这根铜柱导到地下室。在这地下室里我有同样难以想象的一种装置，某种实验室，我就在这实验室里用铜根从空气中吸取的神秘物质来制造金子。这实在是一种奥秘，我对于这种奥秘的性质既没有也不想形成任何的观念。对于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也不想为之费心思。这种想象只是圆熟地并有点紧张地回避开这实验室里实际上在进行着的事情。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种禁忌：一个人最好不要对之加以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萃取的是什么物质。正如歌德在提到母亲们时说的，“甚至连提及她们，也会使勇者沮丧。”

当然了，“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不过在心底里，我并不认为它跟极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小根所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地下室里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圆，于是便变成了可见的了。这当然并非念咒施符的法术，而是大自然的一种可敬的和极为重要的秘密，这种秘密究竟怎样使我领悟的我是不知道的，并且还得掩盖起来使市议会的元老们也无从知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得连我自己也不让知道。

以前我上学和放学所走的这一段又长又烦腻的路，现在开始几乎是极为愉快地缩短了。几乎是一走出学校大门我便进入到了那城堡，城堡里的社会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市议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作恶者受到了惩处，争端作出了仲裁，大炮也开炮射击。快船的甲板清理好了，船帆扯起来了，于是这条船在和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出了港口，然后，当它从那岩石背后驶出来后，便转舵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之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已走到家门口，这一段路仿佛只走了几分钟似的。我像从毫不费力就把我送回了家的马车上下来一样，从自己的幻想中走了出来。这种甚为令人愉快的消遣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然后我才讨厌起它来了。这时，我便觉得这种幻想很愚蠢和很可笑。于是，代替这种白日梦的，我便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浆建筑起城堡和防卫森严的炮台来——胡宁根要塞，这个要塞当时还完好无损，于是，便成了我的一种样本。我研究了有关伏班(23)的一切可以到手的防御规划，这样便使我很快就熟悉了各种各样的防卫技术。我又从伏班转到现代的各种防卫方法，然后便尽力用有限的手段来建造各种不同类型的防卫模型。这事占去了我的所有空闲时间有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稳步地增多起来，这当然是以牺牲第二人格的利益为代价的。

对于现实的生活只要我还是知之甚微，我想，对它们进行考虑那是毫无意义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具有实际知识却又是另一回事了。我父母同意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结果我便兴趣盎然地读得着了迷。我搜寻并收集了在我们那朱拉山脉所能找到的各种化石，还有一切可以到手的各种各样的矿物，此外还有各种昆虫及猛犸和人的种种骨头——猛犸的骨头是在莱茵兰平原的沙砾坑里找到的，而人骨则是从靠近胡宁根地方、下葬时期是1811年的群葬墓里弄到的。各种植物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却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我所以被植物所吸引是出于一种我无法加以理解的原因，是出于它们不应被拔起来而被晒死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的。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只有在生长和开花结果时才具有意义——一种潜藏着的秘密意义，上帝的一种想法。应该对它们敬畏地看待并以哲理式的好奇来对它们加以思忖默想。生物学家对它们所发表的看法是很有趣的，但那不是根本的东西。然而这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却无法给自己加以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或与神的意志的否定是如何发生了关系的呢？这可是我无法加以深究的事。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的情态，而这最好是不要去加以破坏。通过对照可以看出，昆虫是变性的植物，是花和果实，它们转而用腿和长足到处乱爬，或用像花瓣那样的翅膀四处乱飞，整天忙于啮食各种植物。由于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它们便受到大量杀灭的惩罚，六月甲虫和各种毛虫便是受到人们这种讨伐的主要目标。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是严格地只限于热血动物的。在各种冷血的脊椎动物中惟一例外的是青蛙和蛤蟆，原因是它们与人有某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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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两次提到荣格是歌德的后人，有关这个传说他讲道：“我曾祖父（弗朗茨•伊格纳兹•荣格，卒于1831年）的妻子索菲•齐格勒和她妹妹与曼海姆剧院有联系，并且是许多作家的朋友。据说索菲•齐格勒与歌德生了个私生子，那孩子就是我的祖父。据认为这实际上是个被确认的事实，但我祖父在日记中对此只字未提，他只是提到，他有一次在魏玛看见了歌德，而且只是从背后见到的！索菲•齐格勒•荣格以后与歌德的侄女洛蒂•凯斯纳成了朋友，这位洛蒂频繁来看望我的曾祖父。后来洛蒂•凯斯纳在巴塞尔定居下来，毫无疑问是由于与荣格家庭的密切联系而在那儿定居的。”

在可靠的资料、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歌德纪念馆的档案以及曼海姆的耶稣会堂的洗礼记录中，均找不到有关这条家庭传闻的证据。在那个时期歌德并不在曼海姆，也没有索菲•齐格勒呆在魏玛或者歌德近临某个地方的任何记载。

荣格往往满意而愉快地谈到这个持久不泯的传闻，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他迷恋歌德的《浮士德》的一个微妙的方面，好像它属于一种内在的现实一般。另一方面，他也称这传闻“令人讨厌”。他认为此事“趣味低级”，强调世界上已充满了“太多的傻瓜，他们讲述着这种‘匿名父亲’的故事”。他尤其觉得，嫡系血统，尤其是由那位博学的天主教医生兼法官卡尔•荣格（卒于1945年）传下来的嫡系血统——这在第八章末有所论述——也同样是意义重大的。——原注

(2) 《圣经》所载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人类的始祖。

(3) 指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而偷吃了“禁果”一事。

(4) 指《圣经•新约》里耶稣让彼得从水面上走近他，结果彼得因害怕而下沉一事。

(5) 指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

(6) 《圣经•旧约》里的人物，以忍耐艰劳出名。

(7) 指《圣经•旧约》“创世记”所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一事。

(8) 指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杀了给他作燔祭一事。亚伯拉罕正要这样干，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

(9) 原文为德语，并注明其中的“verwünschte”一词是“erwünscht”（渴望）的口误。

(10) “自然精神”就是“说出绝对不掺假的和无情的事物的精神”。〔关于《幻觉的阐释》（私人出版，1940年苏黎世版）的讨论会，第1卷〕“这也就是那种精神，这种精神产生自自然之源泉，而不是出自书中的观点；它像天然泉水那样从地下涌出，而与之俱来的则是自然所特有的智慧。（同上，第1卷，第34页）——原注

(11) 约翰•亨利希•丹尼尔•佐克（1771—1848）：瑞士历史小说及瑞士与巴伐利亚史研究家。——原注

(12) 指基督教中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

(13) 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花园，是耶稣被出卖及被逮捕之地。

(14) 即魔鬼。

(15)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497）：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475？）：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430）：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希腊哲学家。

(16)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希腊哲学家。

(17) 埃克哈特（1260—1328）：莱茵兰神秘主义派创建人。

(18)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

(19)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20) 《诗学》：亚里士多德所著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艺论著。

(21)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22) 伯克哈特（1818—1897）：瑞士文化艺术史家。

(23) 伏班（1633—1707）：法国杰出军事工程师。

三　大学时代

尽管我对科学的爱好日渐增高，我却不时地返回到我所爱读的哲学方面的书来。我该选择一种职业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耐地盼望中学时代的结束，然后我便可以上大学了，并学习——当然是自然科学了。这时，我便会掌握某种实际的知识。但我一旦给自己作出这种许诺，心里的怀疑也就接踵而至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还有就是，我不是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并极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上大学我可就没钱了，而在巴塞尔，教这门课的可没有老师啊。于是这一计划便很快化为乌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下不了决心，于是便不断地把作出决定的时间往后拖了。我父亲心里十分焦急，有一次，他说：“这孩子对可以设想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却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只好承认说他说得很对。随着大学入学考试时间日近，我们便只好决定报考哪种专业了，我草率地报了学科，但我的同学却摸不清我的底，不知道我到底肯定地要学自然科学呢还是人文科学。

这一显然是突然作出的决定也有其背景。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在竞争拥有作决定的权力之时，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处身于沿着莱茵河面生长的一大片阴暗的树林里。我走到一座小山丘上的一个坟堆前，接着便动手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使我吃惊的是，我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遗骨。这使我兴奋不已，但同时我又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东西。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又梦见自己处身在一座树林里；树林里溪流纵横交错，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水塘，水塘四周丛生着茂密的灌木丛。半身淹没在水里的是一种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只圆鼓鼓的动物，身上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它由无数的小细胞，或者说是由形状犹如触手的各种器官所构成。这是一只巨型深海放射目动物，身粗大约三英尺。这一威严的生物竟躺在那儿，躺在这不为人知的地方，躺在这清澈的深水中，谁也不来打扰它，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结果我醒来后心还在怦怦地跳着。这两个梦对我作出喜欢科学的决定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同时也消除了我的所有疑虑。

我心里清楚了，我是生活在一个人必须挣得其生活资料的时代和世界里。而要这样，一个人就得成为这样那样的人，而我所有的同学全都痛感有此必要并且不作他想，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古怪。何以我就不能下定决心并使自己埋头于某一确定的事情中呢？甚至连我那德文老师认为学习努力而且自觉、可作我的楷模的那位死抠硬背地学习的家伙某某，也早已决定要学神学了。我明白了，我必须定下心来，好好把这件事想通想透。比如说，我要是学动物学，那我将来就只能当个中学教师，或最多也不过是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就是了。在这方面是没有前途的，甚至在你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样——当然了，比起来我更乐于在动物园工作而不愿度那当中学老师的粉笔生涯。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何不去学医呢？奇怪的是，这一点以前我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尽管我那听别人谈过很多的曾祖父曾经是个医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对于这种职业我以前便有一种抵制感。“一切均可，但切不要步人之后”便是我的座右铭。但现在我却告诉自己说，学医至少是与科学性的科目结缘的。在这方面，我便可以干我所愿意干的了。此外，医学这个范围包容很广，因而以后要专某个方面，也总是机会很多。我肯定地选择了科学，而惟一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去办呢？我得挣得自己的生活费用，而我既然没有钱，我便无法到国外上大学，因而也就无法获得有可能使我有机会从事科学性生涯的那种训练了。我充其量最多只能成为科学方面的一个半瓶醋而已。既然我又有一种个性，使我的许多同学和说话算数的人（就是老师们）不喜欢我，我也就没有希望找到一个会支持我的追求的资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终选定了医学时，我的心情却是不那么痛快的，总觉得它不是步入生活的一件好事并能有远大前程。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作出了这不可逆转的决定，现在我总可以如释重负地大大松口气了。

然后，那痛苦的问题便显现出来了：从哪里弄到这笔钱呢？我父亲只能筹集一部分。他向巴塞尔大学替我申请定期生活津贴费，这使我觉得很丢脸，但却居然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原因不是说我们家的贫困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为我向来私下里相信，所有“上层”的人，所有说话能“算数”的人，对我都抱有成见。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这种好处。我显然是由于我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因为他是个仁慈而又胸怀坦荡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跟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我对自己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从第一人格的眼里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落落寡合、天分中等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气质且态度暧昧，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其本质的最深处是个隐士和蒙眛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是一种困难的和吃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这一课程由于下述五花八门的过失如一段时间的懒惰、泄气、沮丧，对没有人认为有价值的想法和事情却有不适当的热情、轻信别人的友谊，见识有限、易抱偏见、愚蠢（在数学上！）、对别人缺乏了解、在哲学问题上看法不明确且又混乱、既不是个诚实的基督徒又不是别的什么人等等而变得复杂起来。第二人格是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格的；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了、在活着、死了，集一切于一体，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幻觉。关于他自己虽然无情地清楚，他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厚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被包含在他里面而被湮没了，这就恰如反过来，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是一个内里一片黑暗的区域一样。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均像掷到世界的边缘上空的一块石头，最后只能毫无声息地掉进那无穷的黑暗之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处于统治地位，其情形恰如一处王宫的那些宽敞的大厅，其高大的窗子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风景洞开着一样。在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连续性，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的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与其环境并没有真实的接触点。另一方面，第二人格觉得自己暗中与《浮士德》所体现的中世纪相一致，与一种过去的遗产相一致，这一遗产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对于歌德来说，第二人格也是一种真实——这，因此对我来说便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现在震惊地认识到，《浮士德》对我来说所含有的意义，要远胜于我那可爱的圣约翰的《福音书》(1)了。在《浮士德》里有某种可直接作用到我的感情上的东西。圣约翰所说的基督在我看来显得古怪，但更古怪的还是其他几本福音书中所说的那位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的活生生的等同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给其时代所作出的回答。这种顿悟不但对我很有安慰作用，它还给予我一种更大的内心安定感及一种我属于人类社会的感觉。我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再只是一个怪人，一个残忍的大自然的嘲弄对象。我的教父和权威是伟大的歌德本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吓坏了我也鼓舞了我。梦中我身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时值黑夜，而我则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到处飘飞。我把两只手作成杯状来护一盏小灯，而这灯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一切均取决于能否保住这盏小灯使之不灭了。突然之间，我觉得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走近。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硕大无朋的黑色人影正跟在我后面。但与此同时，尽管我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还一定得保住我这盏小灯，以便度过这个狂风之夜。我醒过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洛肯峰(2)的鬼魂”，亦即我自己的影子在我带着的这盏小灯的灯光照射下投放在飞旋的浓雾上而形成的。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惟一一盏灯。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拥有的惟一财富，而且还是最大的财富。相比起来，与黑暗的威力相比，这盏灯虽然显得无穷的小和脆弱，但它却仍然是一盏灯，我的惟一的灯。

这个梦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那提灯者，而第二人格则像一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任务是护住那灯并不要回过头去瞧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个为一种不同的光所照耀的一个禁止人们涉足的一个王国。我必须迎着风暴前进，而后者则尽力要把我推回到无穷黑暗的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那里，除了背景中各种事物的表面之外是什么也意识不到的。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得学习、挣钱、负各种责任、受各种拖累，糊涂不清、犯各种错误、忍辱负重、经历各种失败等等。把我向后推的风暴是时间，它不停地流向过去并不停地紧跟在我们后面。它发出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吸进其身体里；只有吃力地前进，我们才能逃脱其魔掌，而且还是暂时的。过去是可怕地真实并且是存在着的，谁要是不能以满意的答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谁攫在手里。

我的世界观又一次发生了九十度角的转动；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道路无法改变地通向外部世界，进入到具有三维特征的有限区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来，亚当一定曾经以这种方式离开过伊甸乐园；伊甸乐园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使人恐惧的东西，而他得满头大汗地耕种满是石头的土地这种活计也就成了一种轻松的活儿了。(3)

我自问道：“这样一个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直到那时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直接由上帝送来的。但现在我却吸收了大量的认识论的观点，因而便使我怀疑起来了。例如，人们可以说，我的顿悟是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成熟起来，然后才突然以梦的形式破壳而出的。说实在的，它就是那么发生的。但是这种解释却只是一种描述就是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过程和为什么它以意识的形式破壳而出。我并没有故意地干过任何事情来加速任何的这样一种发展；相反，我的同情心却在另一个方面。因此，在这些景象之后一定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是某种理智在起作用，至少是某种在理智上胜过我的东西在起作用。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王国之光便以一个硕大无朋的影子显现出来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想法确实不是某种我会自发地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以前对我来说是无法解释的事情——特别是以前每当我间接提到使人会想起内心王国的任何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掠过显得尴尬和疏远的冰冷阴影的神情。

很清楚，我一定得把第二人格丢到脑后去。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该向我自己否认他或宣布说他是无效的。这只会等于是自残手足，此外还只会使我失去解释这些梦的起源的可能性。因为无疑在我心中，第二人格与梦的制造是有某种关系的，而我也可以很容易就认为他具有必要的更高的理智了。但我却觉得自己日渐与第一人格同一了，而且这种状态反过来证明只是远更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就是了；由于这一原因，我又觉得自己与他又不再是同一的了。他确实是一个幽灵，一个精灵，能够与黑暗世界对抗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在做此梦前尚不知道的某种东西，而且甚至就在此时——回想起来我确信这个——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它而已，尽管我绝不怀疑在情感上我是认识它的。

不管怎样，我和第二人格之间却产生了分裂，结果，“我”被指派给了第一人格，并在相同的程度上与第二人格分隔了开来，后者因而可以说便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我并不把这与任何一种肯定的个性的想法联系起来，而这种个性乃是一个幽灵所可能有的；由于我是在乡下长大的，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本不应显得奇怪才是。在乡下，人们按照情况的不同，是相信这样的事物的，即是但同时又不是的事物。有关这个精灵的惟一明确的特征是其具有历史性的特性，即他在时间上有延展性，或更确切地说，他是没有时间性的。当然，我并不用这样多的话来告诉自己这一点，对其在空间的存在也没有形成任何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的存在的背景里，他起着一种要素的作用，从来不是明确地限定了的然而又是确定地存在着的。

小孩子对于大人所说的话所作出的反应，远比不上对在周围环境下摸不着猜不透的事物所作出的反应更甚。小孩是潜意识地使自己适应于它们的，而这便在他身上产生了具有补偿的种种相关性。甚至在我最幼小的儿童时期便逐渐拥有的特定的“宗教”观念，便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只可以认为是我对我父母的环境及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反应。我父亲后来只好屈从对宗教的各种怀疑自然便只得经历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自己的世界及大体整个世界发生的这样一种剧变，便会把其影响向前推进；这种影响的时间越长，我父亲那意识着的头脑便会愈加拼命地反抗其威力。我父亲所具有的预感使他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尔后这种种不安又传到了我身上，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我从来没有这种印象，认为这些影响是从我母亲方面发散出来的，因为她是以某种方式扎根于深深的，不可见的土地上的，而这在我看来，绝不是出于她对基督教信仰的坚信。对于我来说，它是以某种方式与动物、树木、山脉、草地及流水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与她那信仰基督教的外表及她通常对信仰加以维护的做法形成了最奇妙的对比。这一背景与我自己的态度很好地对应了起来，因而没有造成我有什么不适感；相反，它反而给予了我一种安全感，使我自信这就是使我可以在其上站稳脚跟的坚实地面。我从来不觉得这一基础是十分“异教徒式的”。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在这种冲突中给予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这一冲突那时已在父亲的传统与我那潜意识因而一直受到激励而创造的奇异的、补偿性的产物之间展开。

回顾起来，我现在可以看出，我童年时的发展，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已预示了我未来的事件并为我在适应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溃及为有关这个世界的破坏性的新发现的这种种情形扫清了道路——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新发现并不是经过一两天就形成了的，而是事先就已长时间地在发生影响。尽管我们人类拥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然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其岁月以世纪作单位来计算的一种集体精神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很可能终生都在认为，我们向来是凭本能行事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不过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跑龙套的角色而已，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却存在着种种因素，使我们的生活不由自已地受其影响，而要是这些因素不为我们所觉察，其影响的程度也就更甚了。因此，我们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几个世纪里的——这个一部分，只供我自己利用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第二人格”。它不是一种个人的玩物，这种情形可以由西方的宗教所证实。这种宗教明确地把它自己施加到这个内在的人的身上，并在为时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认真地竭力使他认识带有其个人的先入之见的我们的表面意识，“无须到外面去找，真理就潜藏在这个内在的人的身上。”

在1892—1894年间，我与父亲进行过一些相当热烈的讨论。他曾在戈廷根学习过东方语言并就阿拉伯版的《所罗门之歌》(4)写了其学位论文。随着最后一次考试的结束，给他带来荣耀的日子也就结束了。此后，他在语言上的才华便给湮没了。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落进了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里，落进了对他大学时期的黄金时代的回忆里并继续用他当大学生时的长柄烟斗抽烟，他还发现他的婚姻并非如他先前所想象的那么美满。他做了许多的好事——实在太多了——而结果则往往是使人生气的。父母俩都极力过着虔诚的生活，但结果俩人之间互相反目的情形却实在太经常了。这些困难，虽很可以理解，但后来却粉碎了我父亲的信仰。

那时候，他的烦躁易怒和不满日有所增，而他的状况使我对他很是关心。我母亲避开一切可能刺激他的事并拒绝与他进行争吵。尽管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往往却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脾气时我便顺从地不发一语，而在他显得比较和气时，有时我便设法找些话与他交谈，希望得悉点他内心的想法及他对自己的了解情形。在我看来，很清楚，某种甚为特别的事情正折磨着他，而我怀疑此事乃是与他的信仰有关。从他无意中作出的一些暗示里，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忍受着由于对宗教产生了种种怀疑而带来的痛苦。这在我看来，肯定就是他是否已获得了那种必要的体验的那种情形。从我设法与之进行的讨论里我看出了，实际上，某种那样的东西却是缺乏了，因为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给以同样的、听腻了的、毫无生气和合乎神学规范的回答，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而这便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吵架时抓住这些机会并跟其景况妥协。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问题很伤他的心，但尽管这样，我却不想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因为在我看来，他竟没有过对上帝的体验这一所有一切体验中最显著的体验，实在几乎令人难以设想。我对认识论知道不少，因而便认识到，这样一种知识是无法加以证明的；而且我还同样清楚，这实在也跟夕阳西下之美或黑夜的恐怖那样，是无需加以证明的一样。毫无疑问，我曾笨拙地设法向他传达这些明显的真理，满怀希望地帮助他承受起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他身上的这一灾难。他是得与某个人争吵的，于是他便与他家里的人和他自己吵起来了。他何以不与上帝这位一切造物的阴沉的创造者进行争吵呢，因为只有他才应为世上的各种痛和苦难负责啊？上帝肯定会以答案的方式而让他做一下那种奇妙的、无限深刻的梦；尽管我没有向他请求，上帝却让我做过这种梦并让这种梦来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并不知道其原因，它只是这样就是了。对呀，他甚至让我瞥了一眼他自己的本形。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是不敢也无法向我父亲揭示这一点的。要是他能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可能向他揭示这一点的。但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我却从来没有走出这么远，甚至从不走近到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范围，因为我总是以一种非心理学的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它并尽一切可能来避开会引起感情冲动的各个方面。这种方法每一次都像对着公牛的一块红布那样，导致了我所无法理解的种种恼人的反应。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种完全合理的争辩，怎么竟引起了这种感情上的抵制行为的。

这些毫无结果的讨论触怒了父亲和我，最后我们便放弃了这些讨论，各自背负起自己所特有的自卑感来。神学使父亲和我互相疏远了起来。尽管我觉得并不孤独，我却感到再次遭受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我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正无法逃避地屈从于他的命运了。他孤独，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与之交谈。至少我知道，在我们的熟人中是无法找到一个我可以加以信任让他来说这种能有所帮助的话。有一次，我听见他在祈祷。他拼命斗争着要保有自己的信仰。我心里震动起来但同时又极为气愤，因为我看出了，他是多么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教会及其神学思想里而不能自拔了。它们堵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路，可是然后又不守信用地拋弃了他。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较早那次体验的最深刻的含意了：上帝本人已拒绝为神学及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负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上帝又宽恕了这种神学，就像他宽恕过许多别的什么一样。设想人应为这种种发展负责，这在我看来实在荒唐。说到底，人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就跟小狗一样，生下来就又聋又瞎，”我想道，“并像上帝所有的造物那样，只拥有最模糊的一点光，这点光绝不足以照明他们在其中摸索前进的那一片黑暗。”我同样地确信的是，我所认识的神学家们没有一个人曾亲眼见到过“那照亮了这片黑暗的光明”，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就不可能去教一种“神学的宗教”了；而这种宗教在我看来是有很大的不足的，因为它与此毫无关系而是要不抱什么希望地相信它。这就是我父亲以前极力英勇地这样做了的，但结果却碰了壁。他甚至无法保护自己不受精神病医生的那种可笑的物质主义的侵犯。这也像神学一样是某种人们得加以相信的东西，但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就是了。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确信的是，这二者均缺少了认识论方面的批判及体验。

我父亲显然受到这种印象的左右，即精神病医生已在人脑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证明了，在精神本应该所在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而“精神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预感到，要是我学医，我应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不要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这种警告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物质主义者相信的是他们的定义，就跟神学者相信他们的定义一样；我还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我认识到，他这一著名的信仰曾恶毒地捉弄过他，不但捉弄过他，而且还捉弄过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有教养的严肃的那些人。信仰的最大罪过，在我看来，就在于它排斥经验。神学家怎么竟会知道，上帝有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同时又“许可”别的某些事物存在的呢，而且精神病学家又怎么知道物也被赋予了人的心灵的种种特性的呢？我要是屈服于物质主义，那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我父亲却肯定不可能这样。显然，有人低声就“联想”说了点什么，因为我发现，他正在阅读伯恩海姆译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关联想的那本书(5)。这是一个崭新的和重要的开端，因为以前我从未看见，父亲除了小说及偶尔读读游记之类的书外，是别的什么都不看的。一切“有吸引力的”和有趣的书都属禁忌之列。但是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根本不能使他稍稍愉快起来。他的沮丧情绪变得越来越经常了和越来越剧烈了，他自疑有病的情形也是如此。一连好几年，他一直在抱怨有各种各样的肠胃病症状，然而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却一直未能确切地检查出他身上出了什么毛病。现在，他又抱怨说“腹部有结石”的感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此并不加以认真对待，但后来那医生却也怀疑起来了。这大约是在1895年的夏末左右。

那年春，我已进入巴塞尔大学开始学习。我一生中所感到厌烦的惟一的那段时间——我在高中上学的那些日子终于结束了，而通向“文科大学”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正为我洞开着。现在，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最根本的一些方面的真理了。我将会学到有关人的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现已为人所知的一切，并掌握有关各种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被批准加入了我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佩戴彩色徽记的兄弟会。在我还在大学一年级时，他赶来参加了兄弟会的一次远足，这次远足的地点是马克格拉芬县属下的一个种葡萄酿酒的村子，他在那里还发表了一篇异想天开的演说。令我快慰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快乐精神在他的演说里再次表现了出来。我一刹那间认识到了，在他毕业之时，他的生活停止不前了，一首大学生歌曲的歌词便同时回响在我的耳际：

他们垂头丧气地迈步

走回到市侩的国土，

啊呀呀，我的老天，

往昔的情形已发生了巨变！

这些话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心灵。从前，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也是个充满热情的学生，情形就跟我现在一样；世界向他打开过大门，就跟它现在对我那样；知识的无穷财宝摆在了他的面前，就跟现在摆在了我面前一样。后来，一切对他来说却枯萎了，变得充满了辛酸，这种情形怎么竟发生了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找到的答案太多了。那个夏夜喝过葡萄酒后他所发表的那篇演说是一次最后的机会，使他得以跳出回忆，而像他本应是的那样度过了一段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情况恶化起来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卧床不起了，1896年初便去世了。

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问及了他当时的情况。“唉，还是老样子。他身体很虚弱。”母亲说道。他低声向她说了点什么，她把这向我作了转述，然后使用眼色向我示意，提醒我他已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了：“他想知道你是否通过了国家级考试。”我明白我必须撒次谎。“通过了，考得还挺好。”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稍后，我又进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独自一人，母亲在隔壁房间收拾着什么。他的喉咙发出咯咯的响声。我知道他已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中。我在他床边站着，被这种情境迷住了。以前我还从没看见过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呼吸。我等着，等着，等着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却再也没有出现。于是，我想起了我母亲，便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见她坐在窗前打毛线。“他已在弥留之际啦。”我说道。她跟着我来到床边，看见他已经死掉了。她仿佛觉得十分奇妙似的说道：“这一切过去得多快啊。”

随后的几天是一片忧伤和痛苦，没有多少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母亲用她的“第二”声音跟我，或者说跟她周围的空气说道：“他为您及时地死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并不互相理解，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妨碍您的东西啦。”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是符合我母亲的第二人格的。

“为您”这个字眼儿给了我可怕的沉重的一击，我感到往昔的日子的一小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永远结束了。但同时，男子汉和自由的一小部分则开始在我身上觉醒。我父亲去世后，我便搬进了他的房间并取代了他在家里的地位。比如说，我得每星期把家用开支的钱亲手交给我母亲，原因是她不会计划家庭经济开销和不会理财。

在他去世六个星期后，我父亲对于我便显得像是一个梦。他会突然之间站在我面前，说他就要度假回来了。他的健康已得到很好的恢复，现在正在回家。我觉得，由于搬进了他的房间，他可能会讨厌我的。可是一点儿也不是这样！虽然如此，我仍觉得于心有愧，原因是我想象他已经死掉了。两天之后，我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我父亲恢复了健康并且正在回家，于是我便再次责备我自己，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掉了。以后，我便不断地自问道：“我父亲在梦中回转家来，而且他的样子又显得那样逼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次无法忘却的体验，而这便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后的生活的事来。

随着我父亲的去世，关于我继续在大学读书的困难问题便出来了。我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该在商行里谋个小职员的工作，以便尽可能快地挣钱养家。我母亲最年幼的弟弟提议资助她一把，因为她的钱财几乎不足以养活她自己。我父亲这边的一位叔父则同意资助我。在我读完大学时，我欠了他三千法郎。其余部分我则是靠当助教和帮助一位年老的姑妈转卖她收集的那一小部分古董而挣得的。我以高价一件件地把它们卖掉，从中便可抽取相当不错的一个百分比的钱数。

我绝对忘不了这段穷困的时间，一个人这时便懂得了珍惜价钱便宜的东西。我仍然记得有过这么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当礼物送给了我，我喜欢得不得了。这盒雪茄我足足抽了一整年，因为我只准许自己在每逢星期天时才抽一根。

我的大学生活在我来说是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均充满了理智的活力，它还是一个交朋结友的时候。在兄弟会的几次会议里，我就神学和心理学方面作了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过许多热烈的讨论，但并不总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叔本华和康德进行争论，我们还懂得西塞罗(6)文体的优美的一切，我们还对神学和哲学有兴趣。

在大学期间，在有关宗教问题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家时，我获得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与以前曾是我父亲地区的主教的一位神学家谈过一次话。他不但以胃口非凡而著称——这我是望尘莫及的——而且还博学异常。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会神父和教规历史方面的东西。他还给我大略地讲了些有关新教(7)神学方面的一些新知识。里敕尔(8)的神学在当时十分流行。这种神学的历史循环论使我很感气愤，特别是那用铁路火车来作出的比较(9)。在兄弟会里我与之进行过多次讨论的神学系的学生们，对于基督的一生所给予历史的影响的这一理论似乎全都觉得很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却不但显得愚蠢，而且还没有丝毫的生气。我也无法赞同这种倾向，即把基督推到前台并使他在上帝与人的戏剧中充当决定性人物的角色的做法。在我看来，这是绝对违背基督本人的这一观点：产生了他的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世间的地位。

在我看来，圣灵是无法想象的上帝的化身。圣灵的活动不但是崇高庄严的，而且还带有那种奇异及甚至是令人怀疑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又是雅克威(10)的行为所特有的；对于雅克威，我是天真地把他等同于上帝的基督形象，这是我在接受坚信礼时他们所教导我的（这时我仍然不知道，严格地说来，魔鬼也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我主耶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因而便是一个也会产生错谬的人物，要不就是圣灵的喉舌而已。这种甚为不正统的看法，是跟神学上的看法相距甚远的，自然便使人觉得完全不可理解了。我对此所感到的失望便逐渐导致我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此外还证实了我的看法：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重要的。

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发现，科学虽然打开了通向大量知识的大门，但在提供真正的顿悟方面却少得可怜。而这种顿悟，总的来说是有着特有的性质的，我从哲学著作的阅读中懂得，心灵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情境的原因。没有心灵，便不会有知识，也不会有顿悟。然而关于心灵，却不见有只字提及。它到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甚至当有人提及它时——例如，C. G. 卡鲁斯就是这样——却显出对它没有真正的了解而只有哲学式的沉思冥想，而这实在是太容易作出这种那种的冥想了。对于这种言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在第二学期末，我却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将产生重大的结果。在我一位同学的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本论述精神性现象的小书，出版日期为70年代。这本书叙述了唯灵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个神学家。我最初的怀疑很快消失了，因为我忽然明白了，书中所述的，总的说来，大都是自童年时代以来我在乡下所再三再四地听到的那些同样的故事。毫无疑问，其材料是可信的。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具有物质的真实性，对这一重大的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却不能令我满意。虽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各个时代，这些同样的故事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再三再四地有所报道过。这其中必然有某种原因，而且这种原因不可能就是到处都具有同样的宗教观念这一显著的缘故，因为很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反，它是必须与人的心灵的客观行为相联系的。但就这个主要问题——心灵的客观性——而言，除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东西之外，我却绝对找不出什么东西来。

唯灵论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古怪的和值得怀疑的，然而就客观心灵现象而目，它们却是我所见到的首批记录。诸如像左尔纳和克鲁克斯等人的名字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实际上便读完了那时我所能到手的全部这方面的书籍。很自然，我也把这些事情给我的朋友们谈起过，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反应既有嘲弄或表示不信的，也有急忙起而抗辩的。我奇怪的是他们竟会态度肯定地断言说，像鬼魂和转动桌子这一类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而也就是骗人的，而在另一方面，他们这样作时又显然表明他们是采取不说有也不说无的守势态度的。我自己也不敢肯定这些报道的绝对可靠性，但是说到底，何以就不应该有鬼魂呢？我们怎么竟会知道某种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急急忙忙地表明态度又是什么意思呢？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和极为吸引人的。它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具有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有可能与鬼魂有点什么关系吗？康德的《一个看见鬼魂的人的梦》的出版真是十分及时，而且我还很快就发现了卡尔•杜普雷尔这个人，他的著作从哲学上和心理学上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挖掘到了埃斯肯梅耶、巴萨旺、吉斯提奴斯、克尔纳和格雷斯的著作，还读了斯威登堡(11)的七卷著作。

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全心全意地对我的热情表示同情，但我所认识的其他所有人却显然使我感到泄气。在这以前，我只是撞到了传统观点所筑成的厚墙而已，但现在，我却撞在了人们的偏见及完全不承认有异乎寻常的可能事物的看法所筑成的铜墙铁壁。甚至在我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形。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一切要比我专注于神学还要更加糟糕。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已经向前走到了世界的边缘，对我来说具有极大兴趣的，对别人来说却觉得空虚无聊，甚至还使人见了就觉得可怕。

怕什么呢？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释。不管怎样，认为有可能有越出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有限范畴的事件的这一看法，是没有什么荒唐乖谬和惊世骇俗的啊。动物能够事前就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这是人所共知的。确有预见到某些人死亡的梦，确有在人死的一刻停止了走动的钟，确有在危急时刻破碎了的镜子。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童年的世界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到了现在，我却显然成了是曾经听到过这种事的惟一一个人。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自问道，我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很明白无误的是，城市的世界对于乡村的世界，对于山脉、树林和河流的世界，对于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种晶体）的现实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使人觉得舒服。不管怎样，这种解释支持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我认识到，尽管它是个学识的宝库，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这种顿悟证明是很有害的，因为它诱使我落进了不时地自觉优越、批评不当和盛气凌人的陷阱之中，弄得我令人讨厌——这可真是自作自受。而这终于又使我重新产生了旧日的各种怀疑、自卑感和情绪抑郁——而这种可恨的情形我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加以冲破的。我不再愿意站在这个世界之外，享受那种我是个怪人这种令人难堪的声誉的。

我开始时的引论性课学完之后，我便变成了解剖学方面的低级助理教员，随后的一个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讲授组织学课——对此我极感满意，这是不用说的了。我自己主要对进化理论和比较解剖学有兴趣，我还因此熟悉了新生机论。而使我最着迷的是最广义的形态学方面的观点。它是与生理学正相反的学科。后者由于要进行活体解剖，所以我对这个科目很为反感，而活体解剖的目的，则不过是为了进行示范而已。热血动物跟我相似而并非只是有理智的动机，这种感觉我一直无法排除掉。因此，只要我能够，我就把示范课去掉。我认为，我们是得用动物进行实验的，但是，进行这种实验的解剖示范在我看来却是可怕的、野蛮的，而最主要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根据描述，我便足以想象出解剖示范整个过程的情景。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里那种佛教式的装点门面，而是基于一种原始的意向态度更深厚的基础之上的——基于潜意识地与动物等同的基础上。当然了，当时，对于这一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事实，我是完全一无所知的。我对生理学是如此反感，因而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便相对地差，幸而总算还混了个及格。

随后的两个学期是有关临床的学习，这使我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可供我涉猎与此无关的其他方面了。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时间研究康德。我还刻苦地研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计划，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其作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未作好充分的准备。那时候，他受到人们的广泛讨论，但大都贬多于褒，讨论者多是据说是有能耐的哲学方面的学者们；从这些褒贬中我可以推想出他在高层人士们中引起了多么大的敌意了。当然，这些人中的最高权威是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了，他那各式各样的对尼采的批评性评论到处可见。此外，我们大学还有些与尼采本人有些过从的人，此时便到处散布有关他的各种各样并非恭维的琐事闲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尼采的著作连一个字也没有读过，因而便只好就他的外表性的怪癖大作文章，如摆绅士的架子，他弹钢琴的架子、他文体的夸张——这些怪癖使当时巴塞尔市有身份的人士们很觉碍眼。使我推迟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当然不是这些事情——相反，它们倒起了最强烈的推动作用。我之所以推迟了，是因为我暗地里害怕，我也许也会像他那样，至少是在那种“秘密”方面会像他那样，结果导致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隔绝。也许是——有谁会知道呢？——他曾有过内心的种种体验和种种顿悟，而不幸的是他又企图对此谈论谈论，结果却发现没有人能理解他。很明显，他是或至少被人认为是个怪物，是个大自然的嘲弄对象；而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想成为这样的。我担心，我可能会被迫承认，我也是另一个这样的怪人。当然了，他是个教授，写出了大本大本的厚书，并因此而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荣誉。但是，他也像我那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国土辽阔的德国，国土一直远伸至海边，而我却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身自位于边境的小村子的一个安分守己的牧师家庭而已。他讲的是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可能还懂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而我有把握地运用自如的惟一语言却只有瓦格斯一巴塞尔方言。他，拥有所有这些堪属可引以为荣的东西，即使被人当作是某种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却绝不能让人发现我在多大程度上也像他一样啊。

尽管心里有这种种担心顾虑，我还是感到了好奇心的驱使，最后便决心读读他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是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被其热情弄得心醉神怡，不久后我便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跟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体验。《查拉图斯特拉》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便对应于查拉图斯特拉了——尽管这有着把一个鼹鼠掘起的土堆比作布朗山(12)之嫌。而查拉图斯特拉——对此可以说绝不必怀疑——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使我十分惊恐，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个想法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却再三再四地涌上我的脑际，使我冒出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后，我便只好进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晚年才发现了他的第二人格，这时他已年过中年，而我却自童年时代起便认识我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和不谨慎地谈到过这个阿尔希顿（arrheton），这个无以取名的东西，仿佛它是很合适的。但我很快就注意到，这只会引起麻烦。在他还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将会怎样还不必顾及时，他来到巴塞尔大学当教授，实在是太有见地了。他是如此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出了毛病才对。我觉得，那就是他那病态的误解，即他毫不担心地和毫不怀疑地在一个人们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和毫不理解的世界里却把第二人格放出来乱跑。他被一种幼稚的希望所促动，想找到能够分享其狂喜及能把握其“对一切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的思想的人们。然而他却只找到了有教养的市侩们——使他悲喜交集的是，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他们中的其余人那样，在他冒冒失失地一头撞进那不可言喻的神秘里并想向愚钝的和为上帝所抛弃了的大众对这种神秘进行赞美时，他却对自己一无所知。这就是他之所以语言夸夸其谈、譬喻堆砌重叠、赞美诗式的欢乐情调的原因所在——全都是妄图引起已把其灵魂卖掉以换取一大堆互不连贯的事实的广大人们的注意。结果他——他宣称自己是走钢丝表演者——便落进了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的深渊。他并不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回头路并且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的，成了一个人们只能极为小心谨慎地加以对待的人。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听说有两个人是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的，这两个人都是同性恋者，其中一个以自杀告终，另一个则像个被人误解的天才，成了一个废物，我其余的朋友并没有被《查拉图斯特拉》的现象惊得目瞪口呆，而只是对其大受欢迎无动于衷而已。

就像《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道门那样，《查拉图斯特拉》则砰地给我关上了一道门，而且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关着。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老农夫一样，发现自己的两头牛显然是中了邪术，把它们的头套在了同一个笼头里。“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小儿子问道。“孩子呀，这样的事人们是不会加以谈论的。”他的父亲回答说。

我认识到，一个人除非跟人们谈些他们所知道的事，否则便只能是对牛弹琴。幼稚的人并不意识到，与其友人谈论些后者所不懂的事是一种什么样的侮辱。只有当前者是个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原谅这种毫不客气的行为。我逐渐明白了，一种新思想，或甚至只是旧思想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一个方面，只有依靠事实才能与别人沟通。事实是站得住脚并且不会被扫到一边去的；某个人或迟或早总会遇到它们并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我认识到，我谈话，原因就在于我缺少某种更好的东西，认识到我应该是在提供事实，但这些事实却是我所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以往很多时候，我发觉自己常常凭经验行事。我开始责怪哲学家们当经验正缺乏时却喋喋不休，而当他们本应用事实进行回答时却把嘴闭了起来。在这方面，他们全都似乎跟浅薄的神学家们没什么两样。我感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已穿越过了一个满是金刚石的山谷，但是我却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在我更仔细地观察它们时甚至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说我所带回来的样品并非只是些石块而已。

这是1898年，此时我已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起当一个医生的生涯了。我很快得出结论，觉得自己必须学有所长。这种选择看来在于外科和内科之间。我倾向于选择前者，原因是我受过解剖学的专门训练，此外我还很喜爱病理学，而要是我拥有足够的资金，便很有可能使外科成为我的职业了。向来，为了上学而使自己债台高筑，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试之后，我便得尽早地开始挣钱养活自己了。我设想过在某个县级医院当助理医师的生涯，在那种地方比起在一个诊所来，更有希望谋得一个有薪金的职位。此外，在一个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其负责人的支持或其个人的利害关系。由于我人缘有问题，与别人又落落寡合——这种体味我实在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设想会好运临头，于是便只好满足于在一所地方医院谋个职位这种并不过高的前景了。其余的便取决于努力工作，取决于我的本事和申请了。

然而，在暑假期间，却发生了某件注定要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我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的门洞开着，我母亲就坐在里面织毛线。那房间是我家的饭厅，里面就摆着那张胡桃木圆餐桌。这张桌子原是我祖母的嫁妆，到这时已大约有七十年了。我母亲坐在窗前，隔那桌子约有一码之远。我的妹妹上学去了，而女佣则在厨房里。突然间，砰地响起了一声有似手枪射击的声音。我一蹦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那房间，只见我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她那扶手椅里，毛线团从她手里落到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出、出、出了什么事啦？就在我身边！”然后她便盯着那桌子。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发生的事情了。那桌子从边缘到中心以外处裂开了一条缝，而且还不是沿着榫眼处裂开的；这裂缝直穿这硬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击那样呆了。这样的事情怎么竟会发生呢？风干了有七十年的一张硬胡桃木桌子——怎么竟在夏季的一天，在我们这里气候所特有的、湿度相对地高的时候，裂了缝呢？如果是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它又摆在一个火炉旁边，发生了这种情形倒还是可以想象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爆炸呢？“古怪的事肯定存在着。”我想道。我母亲脸色阴沉地点点头，“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虽然出于不得已，我却印象极深，而由于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便生起自己的气来。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在傍晚六点钟时回到家里，结果发现我们全家——我母亲、我那十四岁的妹妹及那女佣——全都处于一种十分激动的状态。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前，又发生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这一回，却不再是那已裂了缝的桌子了，响声是从餐具柜的方向传来的，这东西是一件沉甸甸的家具，早在19世纪初就买来了。她们已经从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却找不到有什么裂缝的迹象。我立刻动手把这柜子细细检查了一遍，连其周围的地方也细细检查了，但也同样毫无结果。然后，我便开始检查起这柜子的内壁来。在存放着面包篮的碗柜里，我发现了一条面包，在其旁边放着的，则是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崩成了几块碎片，刀把躺到了四方形的面包篮的一个角落里，在其余的三个角落里，每个角落躺着一片刀刃。这刀子不久前刚使用过，是在四点钟喝茶时用的，然后便被放到了一边。过后便没有人到餐具柜里取过东西。

第二天，我把这把坏了的刀子拿到镇上一个最有名的刀具商那里去。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子完全没有什么毛病。”他说道，“钢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有人故意把它一片片地弄坏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的裂隙里，然后一次折掉一片。也可以用别的办法，如从髙处把它朝下落到石头上。但是好钢是不会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跟您开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母亲和我妹妹那时正好在那房间里，这突然的轰响使她们吓了一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含义深长地瞧着我，但我却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对于已发生的事作不出任何解释，我只好承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桌子裂开缝和刀子破碎了，这是为什么和怎么发生的呢？假定说这是偶然发生的巧合，这样说却实在太过了。出于偶然的机会，莱茵河竟有一次倒流了，这在我看来也是极不可能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释也被自动地划掉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我听说有几个亲戚在搞桌子转动的事已有好些时候，他们还有一个降神者，一个十五岁半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个降神者，据说这个人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便想到了在我们屋里的那种古怪的现象，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这位降神者有联系。于是，我便开始列席他们的降神会，这种降神会每星期六傍晚定期在我亲戚家里举行。我们在沟通的形式和墙的四壁及桌子发出啪啪声方面果然有了结果。不依赖于降神者，桌子会移动是令人起疑的，而且我很快发现，对这种实验增加某些限制性的条件一般来说会有妨碍性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动发出啪啪声的，随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传递信息的内容方面来。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经过大约两年的实验，我们全都对此变得相当厌烦了。我发现了这位降神者通过诡计来企图使人产生异象，而这便使我从此不再参加这些实验了——我后来对此甚觉后悔，因为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一个第二人格是怎样形成的，懂得了它是怎样进入一个小孩的意识里并最后使后者结合进她本身里。她是那些早熟的异人之一，由于肺结核病，她在二十六岁时便死掉了。在她二十四岁时，我又见过她一次，并获得了她具有个性独立并成熟这一永久性印象。在她死后，我听她家里的人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儿一点儿地解体了，到了最后，她竟回复到一个两岁的小孩的状态，而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去世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要的体验，它把我较早期的所有哲学一扫而光并使我得以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对于人的心灵，我已发现了一些客观的事实。然而这种体验再次又是那种我无法言喻的体验。可以把这整个故事对之加以讲述的人我却一个也找不到。我于是只得再次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搁到一边去。直到过了两年之后，我的专题论文才问世。(13)

在那医务所里，弗列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玛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吸引住了我的很有才华的人。我看到了，一种深邃的理智是如何把握住了问题并提出了疑问的，而在这些疑问中，这个问题便等于解决了一半。在他那方面，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种东西，因为到我实习将近结束时，他提议说，我作为他的助手，应该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因为他已接受了到那里的任职。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献身于内科了。要不是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对有关未来的职业的一切顾虑的事，我是会那样做的。

尽管我一直在听着精神病学和临床的课，但当时那位讲授精神病学课程的老师讲的却不是那么使人感兴趣和启发思路，而当我回忆起精神病院的体验对我父亲的影响时，这就无法使我对精神病学抱有好感了。因此，在准备回家考试期间，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是到了最后才拿起来的。我并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因此我仍然记得，当我打开克拉夫特•埃宾(14)所编著的教科书时，我便想到了：“好呀，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话好说吧。”专题讲座和临床示范只留给了我微乎其微的印象。在医院里所见到的病例我连一个也记不起来，我所有的是厌烦和恶心。

我开始读序言，一心想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概述其科目的，或到底是如何证实其存在的理由的。通过为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所作的辩护，我一定清楚地表明了，在那时候的医疗界，精神病学一般来说是十分被人看不起的。没有人真正对此有所了解，也没有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并把人的各种病理变化包括进这一总体图景里的心理学。医院院长及其病人被关闭在同一个医院里，而这个医院又同等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古时候的麻风病院与其病人，被隔离在城郊之处一样。没有人愿意朝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而其医生们则也几乎像门外汉一样知之甚少，因而他们的感受也跟这些人一般无二。精神病是一种无望治愈的要命之病，这种看法也影响到了精神病学。精神病医生在那时被看作是个怪人，而这，我不久后就获得了亲身的体验。

一打开序言，映人我眼帘的是：“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及其发展尚不完全之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一种主观性的印记。”几行之后，其作者把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之病”。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对我来说已变得很清楚，精神病学才是我的惟一可能目标。只有在这里，我的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流到一起，形成一条水流并冲出一道河床来。这里是经验性的天地，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这样一个天地我一直在寻找着，可是却一直没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天地，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变成了现实的天地。

当克拉夫特•埃宾讲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性”时，我便开始作出激烈的反应了。这样看来，我想道，这本教科书部分也是其作者的主观表白。由于他那特有的偏见，由于他的存在所具有的总体性，因而他便站到其经验的客观性的背面并以其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到我老师说起过这样的事。尽管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与其他这类教科书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但这几点暗示却给精神病学投射下了一道可使人脱胎换骨之光，使我身不由己地便被它吸引住了。

决定作出了。当我告诉我那位内科方面的老师我的意愿时，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惊异和失望的表情。我那个老创伤——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且与别人疏远的感觉——又再次开始痛了起来。不过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没有人，甚至连我本人，也从没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偏僻的小径发生兴趣。我的朋友们既感惊诧又想不通，认为我是个傻瓜，竟放弃了谋取医学内科这一明智职业那令人羡慕的机会，放弃了这一如此诱人且唾手可得的机会而喜欢上这种精神病学上的胡说八道。

我明白，我显然再次走进了一条谁也不能谁也不会跟着我走的死胡同。但是我懂得——而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使我偏离我的目的——我作出的决定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是命里注定的事。它就像两条河流汇合到了一处而形成了一股急流，毫不留情地载着我流向远方的目的地。我是一个“两重性格合而为一”的人的这种自信的感觉，如同一个有魔力的巨浪承载着我一样，使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而且还考了个第一名。很有典型性的是，在奇迹之路上我一帆风顺，但潜藏着的重大障碍却使我在最拿手的科目上栽了跟头，这科目就是病理解剖学。由于一种古怪的错误，在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上皮细胞的显微镜的承物玻璃片上，我却看漏了藏在一个角落里的一些霉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出了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由于这个，我胜利地越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却来了：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却由于最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翻了船。要不是由于这一点，在这次考试中我本可取得最高分的。

结果，另一个候选人取得了跟我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其个性我不甚了了且使人觉得很平庸。除了“行话”之外，我无法跟他谈任何别的事情。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报之以令人莫测高深的微微一笑，这种微笑不禁使我想到了埃伊纳岛(15)的希腊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然而在这种神气之下，他却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并且在任何情景下均很不相协调。这是否是一种愚蠢呢？但我却从未能证明他是。有关他的惟一确实的事是，他给了我他有着几乎是偏执狂式的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除了纯粹的事实外对任何事情均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以之作为事情都有对应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的；在这种心理里，我的人格及其倾向或“人差”，便对应于这种“人格之病”。我向来认为，精神病学在最广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病人的心灵与假定“正常”的医生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施疗治者的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让步，二者从原则上说都是同样的主观。我的目的在于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所特有的症状。而且还包含着人人均具有这种种症状之意。

期末考试完毕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让自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了上戏院看戏这一久已渴望的奢侈享乐。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尚无法允许我进行任何这样的铺张浪费。但靠卖古董得来的钱现在尚余点儿，这就使我不但得以有可能看了一次歌剧，甚至还得以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了一趟。

比才(16)的音乐陶醉了我，征服了我，使我在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波涛上随波起伏。而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越过边境而进入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之时，《卡门》那优美的旋律仍萦绕我脑际。在慕尼黑，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古曲艺术；这种艺术与比才的音乐合在一起，使我处身于一种春天般的、新婚之夜般的快乐气氛之中，这种气氛的深邃和含义，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有所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里，这却是阴沉的七天，其时是1900年12月的1日至9日。

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弗劳•雷玛•荣格，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此次拜访，未料却是与她永诀的一次。她是我祖父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有光，生性活泼愉快。在我看来，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捉摸的幻想和拒绝消亡的各种往事的回忆的世界里——生活在一种正在消亡和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的最后一息中。这次拜访是对我童年的怀念的永诀。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我很高兴能到苏黎世工作，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对我来说已变得太气闷和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这个市镇之外，别的城镇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便是野蛮人的国土了。我的朋友们无法理解我离开此地的原因，猜想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但他们完全猜错了，因为在巴塞尔，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被人认出是保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并属于一个确定的社交圈子。我对此很为反感，因为我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归入某一类人之中。巴塞尔知识界的气氛在我看来是令人羡慕地具有世界性，但传统的习惯势力却使我受不了。当我来到苏黎世后，我立刻感觉出了这种差异。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系不是通过知识界，而是通过商业。然而在这里，其气氛却是自由的，而我是一贯看重这一点的。在这里，一个人即使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的积垢的重压。对于巴塞尔，我时至今日仍有一种淡淡的怀恋，尽管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先的那个样子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巴霍芬和伯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那些日子。仍然记得在大教堂后面那古老的牧师会会堂，仍然记得那横跨莱茵河河面的那座古桥，仍然记得这桥是半木石结构的。

我要离开巴塞尔，这对我母亲来说可就不好受了。但是我知道，我是无法帮助她解除这种痛苦的，而她则勇敢地承受住了。她与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是个清秀而病恹恹的人，在一切方面均与我有所不同。她仿佛生来就注定了一辈子得当老姑娘，而她确实也终身未嫁。但她培养起了一种非凡的个性，我对她的处世态度也很钦佩。她不得不经受一次据称是没有什么妨害的手术，但却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当我发现，她已事前把她的一切事情，甚至连最后的一个细节，都早已安排妥帖时，我实在深为感动。在心底里，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陌生人，不过我却很尊敬她。我是很爱动感情的，而她却总是显得镇定自若，尽管在内心深处她是很敏感的。我可以想象出来，就像我祖父他那惟一的妹妹经历过的那样，她在妇女敬老院里是怎样打发她的时日的。

我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工作开始了，生活也便具有一种要求人必须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头脑清醒、认真负责等。它犹如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等于屈从于只相信大概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放弃奇异的和有意义的一切，及把一切超尘绝俗的东西变成平庸无奇的凡品的誓言。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表面，有的只是没有连续下去的开端，有的只是没有相关性的事件，有的只是范围越缩越小的知识，有的只是据说是问题的失败，有的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的远景，有的只是日常事务那无边无岸的沙漠。一连六个月，我把自己关禁在那犹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为的是要习惯这精神病院的生活及风气；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便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开始一页页地读了一遍。我想要弄清楚，人类的心灵在面对其本身的毁灭情境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为就我看来，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在精神病出现之时是如何支配那所谓的健康头脑的那种生物学反应的。我的同事们在我看来，也跟病人那样使我发生兴趣。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那些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字，并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想使自己获得些教益，二是为了好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一心一意扑在工作研究上，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几乎不用说便使我与我的伺事们疏远了起来。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是多么奇妙，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想参透其玄机了。那时候，我在治疗学方面的兴趣尚未觉醒，但所谓正常性的病理变异却迷住了我，因为它使我获得了久已渴望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那具有总括性的心灵了。

那时候，这些便是我开始我那精神病学生涯时的状况——我客观的生活得以从中产生出来的主观实验。我既没有超然于我自己并以真正客观的方式来观察自己命运的欲望，也没有这种能力。我是乐于去犯或者编织一个本来应该如何如何的幻想，或写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这种人所熟知的自传作品的错误的。总而言之，人是一个事件，它是无法自行判断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坏，得由他人来作出这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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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新约》的“四福音书”之一，其余三者为《马泰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2) 萨克森地区哈兹山脉的最高峰。登山者常可看到自己的影子，因光学原因被放大后投射在对面山峰顶部的云雾上。

(3) 《圣经•旧约》载，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亚当从此只有满头大汗地耕种满是荆棘和石头的土地才能煳口。

(4) 《所罗门之歌》，即《圣经•旧约》里的“雅歌”。

(5) 指《联想及其治疗作用》（莱比锡与维也纳，1888年版）。——原注

(6)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著作家。

(7) 新教：指德国路德进行“宗教改革”而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

(8) 里敕尔（1822—1889）：德国基督教信义宗神学家。

(9) 阿尔布列希•里敕尔把基督的到来比作一列火车的车轨。火车头从后面提供推动力，这一推动力便传遍整列火车，于是最前面的车厢便开始移动。以同样的方式，基督所给予的推动也便向下传给以后的各个世纪。——原注

(10) 雅克威（或耶和华），是上帝的一种别称。

(11) 克尔纳（1786—1862）：德国诗人和唯灵论者；格雷斯（1773—1848）：德国作家；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余者不详。

(12) 布朗山：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13) 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种精神病学研究”（1902），载《精神病学研究》。——原注

(14) 《精神病学教科书》，第四版，1890年。——原注

(15) 希腊所属的一个海岛。

(16) 比才（1838—1875）：法国著名作曲家，著名歌剧《卡门》的作者。

四　精神病治疗活动

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的学徒时期。左右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是下面这样一个急迫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是个我当时并不了解的问题，我的同事们中也没有谁关心这样的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要说的话并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如何作出诊断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状和编制出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即其个性，是毫无关系的。相反，医生带着一长列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及详尽记录的各种症状来见其病人。病人们被定性分类，诊断书上也盖上了橡皮图章，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便算解决了。精神病人的心理，不管怎样，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便变得对我极为重要了，特别是因为他在癔病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对我来说，他的观点指明了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的道路。尽管他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进了精神病学。

我仍然能十分清楚地回想起那时候引起了我极大兴趣的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妇女由于患“忧郁症”而被收进了这所医院。医生像往常那样对她进行了仔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验及体格检查之类。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用人们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这个妇女恰好在我所在的那个部门里。开始时，我并不敢对这一诊断结果表示疑问。我那时尚是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因而便不敢鲁莽地提出另一种诊断。但是这个病例却使我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症的事儿，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抑郁症，于是我便决心施用一下我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忙于诊断性联想研究，于是我便着手与病人一起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所做的各种梦。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出了她的过去，而这是既往病史所没有弄清楚的。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揭示出了一个凄惨的故事。

在这妇女结婚之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他是邻近那地区所有姑娘们所感兴趣的对象。由于她长得很漂亮，她便认为自己把他搞到手的机会极大。但他表面上却对她毫无好感，于是她便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谈起了往事，他对她说道：“在您结婚之时，某个人——您那位某某先生（那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却吃惊非小。”就是这个时刻！她的抑郁症就开始了，几周之后便导致一场大灾难。她正给她的孩子洗澡，先给她那四岁的女儿洗，然后再给她那两岁的儿子洗。她住在乡下，那个地方的水源并不十分卫生；喝的倒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却用的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这小姑娘洗澡时，她看见这孩子啜那海绵，但却没有制止她，她甚至还给她那小儿子一杯这种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全是潜意识的，或且只是半意识到了。因为她的脑海里已受到那刚产生的抑郁症的影响。

很短时间之后，在这病症的孕育期已过去之后，她那女儿得伤寒病病倒并死掉了。那小姑娘是她的掌上明珠，那小儿子却没有受感染。在这个时候，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这女人于是便被送进了医院。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谋杀犯，而她那秘密的详情，我也知道得实在太多了。事情马上就大白了，这就是她那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发生性扰动，而不是患的精神分裂症。

那么，现在在疗治方面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呢？直到这时，这个妇女一直被注射麻醉剂以克制她的失眠症，同时还有人监守她以防止她企图自杀。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从体质上说，她的健康情况尚好。

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挑明了呢？我应该负担起这主要的责任吗？我遇到了职责上的矛盾冲突，在我的经历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一个良心方面的问题需加以回答，而且还得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是要求我的同事们帮忙，他们大概会警告我说：“看在老天的面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跟这个女的去说呀。这只会使她疯癫得更厉害。”但在我看来，其效果却很可能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几乎并不存在明确的法则。一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也可以那样回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潜意识的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所冒的个人风险：这病人要是病情加重，我便会使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试一试其结果难以逆料的一种疗治。我把我通过联想试验所了解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我这样做，其困难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断然地指斥一个人是个杀人犯可并非小事。对于必须所取这种指斥并接受它的病人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但结果却是，两周之后，事情却证明可以放她回去了，而她从此也再也没有进过一次精神病院了。

关于这个病例，我之所以对我的同事们守口如瓶还有其他原因。我担心他们会对它加以讨论并有可能引起诉讼问题。当然了，对这位病人不利的证据倒是拿不出来，然而进行这样一种讨论对她来说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命运对她施加的惩罚已是够惨的了！她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并在生活中进行赎罪。这在我看来显得更有意义。在她出院时，她是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而离开的。她是不得不背着这个负担啊。失去孩子对她来说已够可怕的了，而她的赎罪行为则在她患了抑郁症并被监禁在医院里时便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里，在许多情况下，病人来就诊时都是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故事的，而这个故事一般来说都是无人知晓的。我觉得，只有对这一完全纯属个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对病人的治疗才算真正开始。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他在其上撞了个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秘藏的故事，便等于掌握了治疗的关键了。医生的职责就是去找出弄清这个关键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光是探讨意识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则可能打通这条道路，对梦境进行阐释或与病人进行长期而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接触也有同样功效。在治疗上，问题则总是从病人的整体而绝不是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深刻触及那整个人格的种种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了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这一职位我保持了有四年之久。尔后，在1909年，我却不得不弃了此职，原因是这时候我在工作上获得了越级提升。在这几年期间，我私下里给许多人看过病，日常的工作也就再也忙不过来了。然而我却保住了教授之职，直至1913年为止。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课程及蛮族人心理学。这些便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头两个学期里，我主要讲授催眠术，也讲授雅奈和弗劳内伊(1)的理论。到了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问题便变成了我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了。

在讲授催眠术期间，我往往喜欢对给学生进行示范教学的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

有一天，一个显然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年已五十八岁，是拄着拐棍前来的，跟来的还有她的女仆。十七年来，她由于左腿瘫痪而吃尽了苦头。我让她坐到一把舒服的椅子上，然后便要求她讲一下她的病史。她开口给我讲了起来，但这整个病史是多么可怕啊——她把那病的整个很长的故事极详细地讲了出来。最后，我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唔，好吧，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给您进行催眠吧。”

我这句话几乎还未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并进入到深深的沉睡之中——丝毫也没有进行催眠！我对此惊异不已，但却没有搅扰她的安睡。她继续不停地说下去，而且还讲到了最令人惊异的各种梦，讲到了代表着潜意识的极为深刻的体验的各种梦。然而，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认为她是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状态。这种情境逐渐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却原本准备对她施行催眠呢！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便再次想把这位病人弄醒，可是她就是醒不过来。我震惊了：我忽然想起，有可能我出于无心地深入到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之中了。然后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才把她弄醒了。与此同时，我不敢让我的学生们看出我的神经紧张。当这位女人醒过来后，她觉得头昏和糊糊涂涂。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她大声喊道：“这下我可治好啦！”然后她便扔掉拐棍并能够行走起来了。我尴尬得面红耳赤，却硬着头皮向学生们说道：“你们现在该看出来催眠术有多大奇效了！”可实际上，我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促使我放弃催眠术的，这就是我的其中一次体会。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女人却确实给治愈了，并且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求她让我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的老毛病却没有重犯，尽管我心里怀疑，却不得不接受她确已被治好了这一事实。

荣格在医学院的时候，1896—1897年左右

波林根石刻的提灯人

这是荣格在其波林根石刻上刻的小人，依稀有那梦中提灯者的身影

克拉夫特一埃宾（Dr. 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

他的《精神病学》一书，对荣格的专业选择深具影响

苏黎世布勒霍尔兹利精神病院，荣格最初实习与工作的地方

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75–1939）

让内（Pierre Janet，1859–1947），荣格曾随其学习精神医学

荣格与爱玛，1903年

荣格的妻子爱玛

荣格对爱玛可谓是一见钟情，他说他绝对知道那就是他的妻子，尽管当时她才15岁

（右起）二女儿安娜、三女儿玛丽娅、大女儿阿卡莎、儿子弗朗兹

荣格在库斯纳赫特的房子

荣格家的大门

门楣上用拉丁文刻着这样一句短语：“不管召唤与否，上帝无处不在”

第二年暑期那个学期，在我进行第一次授课时，她又来了。这一回，她抱怨说背部产生了剧痛，而这，据她说，还只是最近才开始有的。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某种关系呢？也许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开设这一讲座的通告吧。我问她这疼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来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她发生过什么事，也提不出一点儿解释生这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这背疼正好发生在那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这则通告的那个时刻。这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不明白那奇迹般地治愈了她的病的其中原因。我再次对她进行了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动地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那背疼便没有了。

这一次，课讲完后，我把她挽留下来，为的是打听一下有关她的生活的更多实情。结果发现，她有一个弱智的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的那部门里治疗。对此我一无所知，因为她用的是她那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她那儿子却是她第一次结婚时所生的。他是她的独子。很自然，她本希望有一个才华出众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儿子，岂料他却在很小的时候便得了精神病，这对她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并代表着她希望她儿子所成为的一切。她热切地渴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到了我身上。她把我认作了她的干儿子，并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响当当的声誉，实际上得归因于她，我有了第一批私人性的病人，这也得归功于她。我的心理疗法竟始自一位让我取其有神经病的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母亲！自然喽，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这整个的事情，连细枝末节也讲到了。她很理解地接受了这一点，而她的病也从此没有再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疗治上的体验——可以说，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对我认真地对待她及我对她及她那儿子的命运的关心则表示极为感激。这的确帮了她的大忙。

开始时，在进行私人诊疗时，我同样也采用催眠的办法，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时，你实际上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你绝不可能知道病情的改善或疗效能维持多久，而以这种毫无把握的方式进行工作，我总是感到内疚。我也不喜欢自我作出决定说病人应该做些什么。我更为关心的是从病人本人那里知道他天生的倾向会把他引导到何处去。为了找出这一点，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及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进行研究乃是必要的。在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疗所开设了一个实验性的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了几个学生来一起工作，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即联想）的调查研究。大弗兰茨•里克林是我的协作者。路德维格•宾斯旺格当时正在写他那论述与精神流电疗法效应(2)有关的联想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则在写我的论文《论从心理学角度对事实的确定》(3)。在我们的同事中还有几个美国人，如卡尔•彼特森、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论文是在美国期刊上发表的。正是这些联想研究，才导致后来我在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讲学邀请，到那里就我的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讲座。与此同时而且也与我无关，他们也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头衔。

联想实验和精神流电疗法实验是使我在美国获得了声誉的主要原因。很快，那个国家的许多病人便前来找我治疗了。在这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仍然记得很清楚。一个美国同行给我介绍来一位病人。随病人带来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预后是“无法治愈”。我的那位同行怕我在疗治上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便同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建议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那里求治。那患者前来求诊了，我与他谈了一阵子之后便发现，这个人患一般性的神经官能症，而对于这病的精神上的起因他却只字不提。我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结果发现，他正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mother complex）的各种影响的折磨。他出身自一个富有而有名望的家庭，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这当然是从外表上来说的。他只是喝酒过多，而喝酒则是他极力想使自己处于麻痹状态，好忘记掉那压抑性的情境。这自然毫无作用。

他母亲是一个大公司的拥有者，而这位智力非凡的儿子则在这公司里占据一领导者的职位。他确实早应挣脱从属于他母亲这种压迫性处境，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抛弃掉这一优越的职位。这样，他便使自己一直受制于他母亲了，受制于把他安置在该公司里的她了。每当他和她在一起，或只好屈从于她对他的工作的干涉时，他便开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身上的一部分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这尽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却忍不住让自己受到财富和舒适的诱惑。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停止了喝酒，并觉得自己已经被治愈了。但我告诉他：“要是您重新回到您以前的情境，我不敢担保您不会旧病复发。”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当他重新处于他母亲的影响之下，他又再次开始喝起酒来了。为此，在他母亲于瑞典停留时，她便前来向我询问治疗办法。她是个头脑精明的女人，但却是个地道的“权欲迷”。我明白了那儿子不得不进行竞争的是什么，而且还认识到，他是没有力量加以反抗的。从体格上说，他也十分柔弱，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我便采取了一种强迫性的治疗办法。背着他，我给他母亲开列了一张医疗证明，大意是说她儿子的酗酒已使他无法完成他那工作的各种要求，并建议把他加以解雇。我的建议被接受了——而那儿子，当然要对我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我做了一件事，对一个医疗界的人来说，这件事按常理来说是会被认为不合伦理道德的。不过我却知道，为了病人的缘故，我是不得不采取这个步骤的。

他后来的发展情形如何呢？从他母亲那里独立开来以后，他自己的个性便得到了发展。他作出了光辉的成就——尽管，或正因为我给他开出了这一剂烈性的药的缘故。他的妻子为此很感激我，因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老毛病，而且还开拓出了他自己个人的道路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病人我多年来良心上一直有一种犯罪感，原因是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证明，尽管我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解脱出来。而且确实如此，他一旦解脱出来了，他的精神性神经病也就消失了。

在我挂牌行医时，人的精神对于潜意识地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反应的方式不断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到底，那个年轻妇女最初并不意识到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落入了似乎表现得对罪恶极有意识的状态。

我还有与此相似的、使我永志难忘的一个相似的病例。一位夫人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说这没有关系，因为她只想就诊一次。很明显，她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人物。她说，她曾经当过医生。她要告诉我的是一种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她出于妒忌而犯了谋杀罪。她毒死了她的那位至友，原因是她自己想嫁给她这位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认为，要是谋杀不被人发现，她是不会感到不安的。她要嫁给这个男的，而最简捷的办法便是除掉她的这位朋友。她认为，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而结果呢？事实上，她确实与这个男的结了婚，但他不久之后便死掉了，年纪还相对地年轻。在尔后几年期间，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婚后所生的女儿一长大，便设法离开了她。这女儿年纪轻轻的就结了婚，然后就搬到别处她见不着的地方去了，越搬越远，直到这母亲失去了与她的一切联系为止。

这位太太是个热情的女骑师，拥有几匹她极为喜爱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发现，这些马在她乘骑时开始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连她最为宠爱的那匹马也躲着她并要把她摔下马来。最后，她只好放弃了骑马。从此之后，她便转爱起她的狗来。她养有一只她极为喜欢的不同寻常的漂亮的猎狼狗。仿佛像是命里注定了似的，就是这只狗，却不知怎的得了瘫痪症。至此，她可以说是不幸之极了；她感到，她在道德上完全破产了。她要向人坦白，于是她便来到我这里了。她是个杀人犯，但比这还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因为犯这种罪的人也就把自己的灵魂毁灭了。杀人者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某个人犯下了这种罪行并且给捉住了的话，他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要是他是暗中干的，而道德上又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并且一直没被发现的话，惩罚却仍然会如这个病例所表明的那样，迟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种情形最后终于出现了。有时候，仿佛连动物和植物也“知道”这种罪行一样。

由于谋杀了人，这个女人便落进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之中，甚至连动物也变得对她疏远起来。而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她便让我参与了她这一秘密。她是得有某个不是杀人犯的人来参与她这一深藏心底的秘密的。她要找到某个不带偏见地接受她的坦白的人，因为这样一来，她便会再次取得犹如与人类建立联系的某种结果一样。而这个人应该得是个医生而不是那种职业性的忏悔牧师。由于牧师的职责关系，她对听她自白的牧师是心存疑忌的，担心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她的行为。她看到了人们和动物纷纷疏远她，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判决，而这种判决又是如此厉害，因此她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任何进一步的谴责了。

我一直未能查出她是谁，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故事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不免问自己道，她到底可能落了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她的自白并不是她的旅程的终点啊。也许她最后终于被迫自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完全孤独的情况，她竟能继续生活下去。

临床诊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能给医生提供某种方向，但对病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讲述的往事。因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所受的痛苦，而只有到了这时，医生的治疗才能开始发生作用。有一个病例极为有力地给我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病例与女病室的一位老病人有关。她大约已七十五岁，卧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了。大约五十年前，她就住进了医院，但医院里余下的人却记不起她是怎么住进了医院的，当时在这医院里工作的人已全都死光了。只有已在这间医院工作了三十五年的一位护士长，才仍然记得点儿有关这个病人的一些往事。这个老太太现已不会说话，只靠流质和半流质食物来维持生命。她用手指进食，沾上了食物后让它慢慢从手指滴进嘴里。有时候，她吃一杯牛奶得花上几乎两小时。不吃东西时，她便用双手和手臂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我不明白这些动作的用意何在。精神病所造成的毁坏性程度我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对此却仍然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在讲授临床课时，她往往便被用作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紧张症形式的病例，但这对我却不表示有什么意思，因为这种话丝毫无助于弄清楚这些古怪的手势的起因和意义。

这一病例留给我的印象体现了这个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反应。当我当上了助理医师时，我觉得，对于精神病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一无所知的。每当我站在主治医师和我的同事们身边时，我便感到极不自在，因为他们是满脸胸有成竹的样子，神气活现，而我却是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在病人的头脑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些事情却仍然一无所知。我在这里所从事的这一职业，我却一点不内行！

一天傍晚，时间已经很晚了，当我穿过病房时，我看到那老太太仍然在做着她那神秘的动作，于是我便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要这样呢？”随后，我便去到那位老护士长那里，问她这位病人是否一向是这样。“不错，”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诉我，她过去常常做鞋子。”我于是再次翻阅了她那发了黄的病历，确实无疑，上面有一段话，大意是她有做鞋动作的习惯。过去，鞋匠往往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精确地以这样的动作拉扯出穿过皮革的线。（时至今日，仍可见到乡下鞋匠的这种动作）这位病人不久后去世了，她的哥哥于是前来参加葬礼。“您的妹妹是怎么神经失常的呢？”我问他道。他告诉我说，她本来与一个鞋匠相爱，但后者却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想娶她，而当他最后与她断绝关系后，她便“出事”了。鞋匠的动作实际上是表示她与她那恋人的认同，这一认同一直持续到她的去世。这个病例告诉了我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起源的第一点暗示。从这开始，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的具有着含义的种种联系。

另一个病人的往事给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学背景，但最主要的是那种种“没有意义”的妄想的背景。从这个病例中，我才得以首次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直到目前还一直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病人名叫巴贝特•某某，她的故事我已在别处发表了(4)。1908年，我在苏黎世的市政厅作了有关她的病的讲座。

她出身自苏黎世旧城，亦即出生自那些狭窄而肮脏的街道的一个贫困不堪的环境里并在一种卑贱的环境里长大成人。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其父则是个酒鬼。在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于带有典型夸大狂特征的偏执狂式早发性痴呆症。当我见到她时，她已住院二十年。她被当作直观教学课的实例而给好几百个医学院的学生展示过。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精神分裂的不可思议的过程。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性病例。巴贝特精神完全失常并尽说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极为疯疯癫癫的话。我尽了最大努力企图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的含义。比如说，她会说道：“我就是罗累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们每当想弄清楚她的病况时便总是说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可无从知道。”(5)或者她会号哭道：“我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这，我发现，其用意是：“我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受到不公正的指责。”突然爆发出的荒唐话如“我是双料的不可取代的工艺学校”、“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干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尔维提亚的特别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须给全世界供应面条”等等则意味着她那增大了的对自己的估价，也就是说，以此来补偿她的自卑感。

我着迷于巴贝特和其他这种病例的研究使我相信，大多数我们至今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却并非像乍听之下那么疯癫。我不止一次看出了，即使就连这种病人，在其背景处依然存在着必须被看作是正常的一种人格。也就是说，这一人格在袖手旁观着。偶尔的时候，这一人格——通常是通过各种声音和梦的方式——也可以作出完全合乎理智的评论和反对意见。在身体生病时，它甚至还能再次进入到前景中来并使病人显得几乎像正常人的样子。

我曾经医治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处十分清楚地给我显现了她那“正常的”人格，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治愈的，而只能对之表示关怀。说到底，每个医生都会碰上他无法希望能够治愈的病人的，对于这种病人，他只能为他把通向死亡的道路弄得平平整整。她听见了散布于她整个身体各处的声音，而在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我对她说道，话一说出我便对自己的勇气表示吃惊。一般说来，这一声音会说出很有理智的话，而借助于这一声音，我便得以很好地对付这个病人。有一次那声音说道：“让他考验一下您对《圣经》的信念！”她于是便带来一本很旧的、破破烂烂的，翻阅过很多次的《圣经》来了；我每次巡视，便得指定其中一章让她阅读。第二次，我便又得对她进行这种考验。我一连这样做了大约有七年，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开头时，我对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后，我认识到了给她布置这样的作业的意义。通过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便得以保持活跃状态，于是她便不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到使她精神分裂的梦境中去了。这一结果是，经过约六年后，以前本来周身存在的各种声音，这时便退缩到她身体的左半部了，而右半部的声音则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这一现象的强度也没有加倍地增强，而是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其结论只能是，病人被治好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了。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记忆练习竟能产生治疗作用。

通过我对病人的工作，我认识到了，妄想狂病人的思想和幻觉是包含有一丁点儿意思的。在精神病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的。要是我们不了解它们，那么过错在我们身上。我这时忽然第一次明白过来，人格的一般性的心理，是隐蔽地潜藏在精神病之内的，而甚至就在这里，我们仍然遇到了那古已有之的人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不仁和悲怆，或完全像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仍然在活跃地活动着，而含有意义的东西，要比乍看之下所具有的要更多。从本质上说，在精神病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和毫不了解的东西，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自己的本性的基础。

我向来感到震惊的是，精神病学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内容，竟然花了如此之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愿费心思去弄清楚幻想的含义，或且想到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样一种幻想，而另一个病人的幻想却完全不同；或者，比如说，一个病人幻想自己被耶稣会会士所迫害，另一个则想象犹太人想毒死他，而第三个则确信警察正在追捕他，像这种情形，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医生看来是完全不感兴趣的。这些幻想只是以某种属名如“受迫害幻想”等而被堆到了一起。在我看来显得同样地古怪的是，我那时的调查研究今天却几乎被人所遗忘掉了。在这个世纪之初，我已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这一方法并非只是刚刚被发现的某种东西。然而，的确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开始把心理学引入到精神病学中去。

当我还在这个医务所工作时，在处治我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便难免被人指斥为漠不关心和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来被人认为是不治之症。要是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了进展，那么别人就会认为这个病人患的并非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当弗洛伊德于1909年来苏黎世探访我时，我把巴贝特这个病人让他看了一下。后来，他对我说道：“您知道，荣格，您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发现的东西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但您到底怎么竟愿意对这个其丑无比的女人花上这么多个小时和这么多天呢？”我一定给了他令他很不高兴的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甚至有点儿认为这个女人是个令人愉快的老家伙，因为她竟有这么可爱的妄想并说些这么有趣的事情。而不管怎样，甚至在她疯疯癫癫时，人性毕竟还是透过怪诞异常的胡话的浓云中透射了出来。从治疗方面来看，在巴贝特身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她患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我看到过其他病例，在这些病例里，这种深入病人的人格并对其表示关怀的做法是能产生为时长久的疗效的。

从外表上来看，我们从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一切是他们的悲惨的毁灭，心灵的另一方面由于背向我们，因而其活动我们便几乎无法看到。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在一个年轻的紧张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她时年十八岁，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十五岁时，她被她哥哥诱奸，后又被她的一个同学凌辱。从十六岁时起，她便自动与他人疏远，退缩进孤独之中。她避不见人，到了最后，她所剩下的惟一感情关系是邻家的一只恶狗，她一直想把这只狗争取过来。她日益变得越来越古怪，到了十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尔后便在那里呆了一年半。她听到各种声音，拒绝进食，并变得完全缄默起来（就是说不再说话）。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症状态之中。

经过了许多个星期的时间，我才慢慢地说服了她，让她开口说话。克服了许多障碍之后，她告诉我说，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里首先见到的却只有男人。他们立刻把她带走了，把她送到了月亮下的一个居处，这个地方还居住着这些男人的孩子们和妻子们。因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劫夺并杀死女人和孩子们，因此月亮上的人类便遇到了灭绝的威胁。月亮下面居住着占月球人口半数的女人，原因就在这里。

我这位病人下定决心要为月球人做些事情，并计划消灭这个吸血鬼。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她便等待着这个吸血鬼出现在她为之专门建造的一个高塔的平台上。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终于看见了这个吸血鬼从远处向她飞近，这怪物像一只大黑鸟那样拍着翅膀向她飞来。她拿着藏在她的长袍下面的一把杀牲献祭用的长刀，等着这只吸血鬼的飞临，突然之间，它已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几双翅膀，脸和整个身体都被这些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惊奇得很，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便很想看一下它到底长得像个什么样子。她手握刀子走了过去。突然之间，翅膀张开了，一个具有天神般美的男人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它那带翅膀的双臂像铁钳那样紧紧夹住了她，因而她便再也无法挥动她那刀子了。总之，她完全被这吸血鬼的容貌给迷住了，因此总是无法挥刀杀它。它把她从平台上提了起来，夹着她飞走了。

作过这种揭示之后，她便再次能够不受拘束地说起话来了，但这时，她的反抗性又露出来了。看起来好像是我制止了她返回月亮上去似的，她再也无法逃离开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月亮却是美丽的，生活在那里也富有意义。不久之后，她的紧张症又旧病复发了，于是我只好把她送到了一所疗养院。好一阵子，她简直疯癫之极。

大约两个月之后，她出院了，也可以再次跟她谈话了。慢慢地，她明白过来了：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于是拼命地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进行斗争，于是便又再次被送进了疗养院。我再次到她的病室里看望她并对她说道：“这一切对您不会有什么好处；您绝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这一点，神色极为悲怆。这一次，她在那里呆了不多久就又出院了，从此便乐天安命了。

她在一所疗养院干了一阵子护士。那里的一位助理医生有一次稍为粗暴地责备了她几句话，结果她拿出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走运的是，这个人只受了点轻伤。但这件事表明了，她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随时都带着把左轮手枪的。在此之前，有人还看见她带着支子弹上了膛的步枪。在我最后一次会见她时，也就是在那次治疗的结束之时，她把那支枪交给了我。当我吃惊地问她准备用枪干什么时，她答道：“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把您打倒！”

当这次开枪射击的激动平静下来之后，她返回到了她的家乡。她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并在东部地区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还幸存了下来，旧病也从此再没有复发过。

通过解释这种种幻想，我们可以得出些什么结论呢？在她还是个姑娘时她便有了乱伦关系，这种情形造成她在世上其他人的面前自感耻辱，但在幻想的王国里她却感到变得高尚了。她转而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王国，因为乱伦从传统观念来看是只有王室和神才拥有的特权。这种事情的结果便造成她与世界完全疏远起来而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结果，她便变得“超尘绝俗”，她与他人联系的纽带也就折断了。她一头扎到了千万里之遥的世界里，进入到了外层空间，并在那里遇到了带翅膀的魔鬼。就像这种事情所常有的那样，在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因此，我也就自然会像劝她回复到人的正常生活的任何人那样，便受到了要被置之死地的威胁。她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她便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那魔鬼并把自己依附在了一个尘世的人的身上。这样，她便能重归人世并甚至可以结婚了。

从此之后，我便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人所受到的痛苦了，因为我已洞察到，他们的内心体验是丰富的和重要的。

我经常对我的心理疗法或分析疗法提出疑问。对于这种问题我是无法作出明确回答的。病例不同，疗法便也不同。当有个医生告诉我说，他是严格坚持这一或那一疗法时，我对他的疗效是抱有怀疑的。有个资料，对病人的抵制性反抗谈得很多，原因就在于其疗法几乎使人觉得医生是在千方百计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而实际上，疗法本应根据病人的情况而自然地生发出来才是。心理疗法和心理分析是因人而异的。我处治每个病人都是尽可能地把他加以分别对待，因为问题的解决办法从来就是独特的。即使有普遍的法则，其适用性也是有保留的。心理学上的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因为它可以给颠倒过来。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解决办法，对某个别的人却可能正好合适。

很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其所谓的种种“方法”。但他必须警惕，谨防落进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之中。总的说来，一个人对理论上的各种假设必须小心。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而明天，却可能变成其他假设的反面了。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它们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我是有意地这样不从属于任何体系的。在我看来，在与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人打交道，只有了解这一个个人才会有用。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这次分析时，我可能用阿德勒(6)的语言说话，在另一次分析时，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话了。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每逢我面对病人，总是以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态度来对待。分析是一种要有两个参加者才能进行的对话。分析者和病人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固然有话要说，但病人同样也有话要说。

心理疗法的本质既然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因而光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剖析是并不足够的。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后，才掌握了心理疗法的手段的。早在1909年，我就认识到，要是不弄懂了他们的象征的含义，我是无法处治隐性的精神病者的。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对神学的研究。

对于有教养的和智力高的病人来说，精神病学家要有比专业知识更广博的知识。除了所有的理论假设外，他还必须弄明白，促使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医生就只能引起病人的不必要的反感。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一种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而是病人是否领会到了自己是一个个人。然而这一点要是不参照集体性的看法是无法做到的，对于这一点，医生是应该有所知才行。因此，光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的心灵的视野，其包容是无限的，而并不仅限于医生诊室的有限的范围。

心灵显然要比躯体更为复杂和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说，它就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了它才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的一半。由于这种缘故，心灵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精神病学家所要与之打交道的则是整个世界。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前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那种灾难，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那个人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的失常就是这一危险的所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精神是否能正常地起作用了。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氢弹就会爆炸起来。

然而，心理疗法学家必须不但了解病人，而同样重要的是他还必须了解自己。对于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对象就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性分析。也就是说，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了如何处置他自己和他本人的问题之后，他才有可能去教导病人也这样做。只有到了这时才行。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精神并严肃地加以对待。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那病人便不会跟着去学，病人就会丢失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其情形就跟医生丢失掉了他并没有学会去加以理解的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一样。因此，对于训练分析来说，只包括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够的。精神分析对象必须认识到，这种分析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训练性分析是现实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并不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一种方法。学习者在其本身的训练性分析中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为未来的失败付出重大的代价。

虽然有那叫做“附属心理疗法”的处治方式，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医生二者的整个人格都是要调动起来发挥作用的。有许多病例，医生要是并不介入是无法治愈的。事关重大之时，医生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一出戏的一部分，抑或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结果就会大不相同。在生命处于重大危险之时，在生死存亡的问题刻不容缓之时，拐弯抹角地进行一点儿暗示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种时刻，医生的整个为人便受到了挑战。

施治者在任何时候均必须对自己，对自己对病人所作出反应的方式加以密切注意，因为我并不只对我们的意识作出反应。我们还必须总是不断地自问道：“我们的潜意识是如何正经历到了这种情境的呢？”因此，我们必须就像我们小心谨慎地对待病人那样观察我们的梦境，对我们自己加以最密切的注意与研究。要不然，整个的治疗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个，我在下面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有过一个病人，是个智力很高的女人，由于种种原因，她引起了我的各种怀疑。开始时，心理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但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开始感到，对于她的梦境，我无法加以正确的阐释了，而且我还觉得，我们的谈话变得越来越空洞了。因此我便决定把这一点跟我的病人谈一谈，因为出了点什么差错的情形也自然没能逃出她的注意。在我准备跟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的这个梦。

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我正顺着穿过一个山谷的一条公路走着。我的右方是一座很陡的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楼上有个女人正坐在某种栏杆上。为了好好地看清楚她，我只好把头拼命向后仰着。梦醒过来后，我的脖子的后部便产生了痛痉。甚至就在梦里，我已认出了那个女人就是我那病人。

对于阐释，我于是顿然大悟。要是在梦中我就得以这种方式抬起头来看这位病人，在实际中我可能是垂着眼看她的。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对梦的阐释的情形告诉了她。她立刻在情境上便发生了变化，于是治疗再次开始取得了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自问，病人正传递给我的是一种什么信息。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要是他对我什么也不意味着，那我便没有打开缺口的攻击点，对他的病也就无从入手了。医生是只有在他本人感情上受到感染之时才能起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伤。”但要是医生的个性之强犹如一身盔甲之硬时，他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对我的病人是认真加以对待的。我也许也会遇到像他们所遇到的那样棘手的问题。往往有这种情形，病人正好是医治医生的痛处的一帖良药。由于有这种情形，医生便也会遇到困难的情境——或更准确地说，这种情境是专门为医生而产生的。

每个治疗医生都应该拥有由某个第三者来支配的控制力，为的是使自己乐于接受另一种观点。甚至教皇保罗，不是也有个忏悔师么。我总是对心理分析者建议道：“找个年长的男忏悔师，或找个年长的女忏悔师吧！”对于扮演这种角色，妇女是具有特别天赋的。她们往往具有极好的直觉及犀利的批判性洞察力，可以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有时甚至还能看透男人们本能性的种种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所看不到的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女人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超人，原因就在这里了！

不难明白，一个人要是有了精神病，那他是应该经历一下心理分析的；但要是他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没有必要逼迫他去这样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对于所谓的“正常”，我是有过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体验的。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学者。他是个医生，被我一位老同事介绍到我这里，随身还带着这位老同事写的评价极高的推荐信。他曾是我这位同事的助理，后来便接替了他的诊所的工作。现在，他拥有人数正常的病人，取得了正常的成就，有一个正常的妻子和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的小镇子里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他收入正常，大概饮食也正常。他想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我对他说道：“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您首先得学会懂得您自己。您本人就是这一工具。要是您不对，您怎么可能使病人纠正过来呢？要是您说服不了您自己，您怎么能说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须就是这真正的材料。您要是不是，那就请上帝帮您的忙吧！不然，您就会把病人引入歧途。所以，您本人必须首先接受心理分析。”“这很好。”那人说道，但几乎马上接着又说道，“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您说的。”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警告信号了。我说道：“好得很，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您的梦吧。”“我不做梦。”他说道。“您很快就会有梦好做的。”我回答道。任何别的人就在那天晚上大概都是会做梦的，但是他却无法回想起任何梦。于是便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约两个星期，而我则开始对这整个的一件事感到相当不自在。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准备把这个梦说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实践性精神病学中，对梦加以了解是多么的重要了。他梦到自己坐火车去旅行。这火车行驶两个小时后在某市的一个车站将停一阵。他因为不知这是什么城市并想浏览浏览，于是便动身向市中心走去。在市中心，他发现有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概就是市政厅吧，于是便走了进去。他顺着长长的走廊随意乱逛，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子，房子的四壁悬挂着些古画和精美的壁毯，到处摆放着贵重的古董。突然间，他意识到，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太阳也早已落山了。他心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就在这时刻，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再也不知道门口在哪里了。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他还认识到，在这座建筑物里他一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碰到过。他开始觉得不安起来，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某个人。但他却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大门处，于是便松了口气，想道：这就是出口了。他把门打开，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又撞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这个房间又大又黑，使他甚至无法看到对面的墙。这位做梦的人吃惊极了，于是便跑着横穿过这间又大又空无一物的房间，一心希望在另一边能找到出口。这时，就在这房间的正中处，他看见地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待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个约两岁大的一个白痴小孩。这小孩坐在一个尿壶上，并把尿壶弄得沾满了屎尿。就在这时，他大喊一声醒过来了，恐惧得心里怦怦直跳。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现在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得承认，当我竭力把他引出这一梦境时我周身都冒汗了。我只得把这向他解释为某种没什么害处的东西，并对所有有害的细节极力掩饰。

其实这个梦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他动身出发的旅行是一次苏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里只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那房间中央的那个小孩就是他自己两岁时的那个样子。在小孩子方面，这种不讲卫生的行为是有点不同寻常，但却仍然是可能的。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屎尿有兴趣，因为屎尿有颜色并有一种古怪的气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并可能管教严厉的孩子是很容易犯这种过错的。

但是做梦者即那位医生却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间中央的梦的意象是一种恶毒的象征。当他把这梦告诉我时，我便认识到，他的正常其实就是这种情形的补偿。我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他，因为这位隐性的精神病患者只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发病而使精神病变得明显化。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最后，在他的其他一个梦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结束这种训练性分析的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我们两人都十分高兴结束此事。我没有把我的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意识到了，他已处身于产生极大的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可怕的疯子所追赶。在这之后他便立刻回了家。他从此再也不敢去搅扰刺激他那潜意识了。他那显著的正常性反映了一种不再会发展而只会在与潜意识的对抗中被击得粉碎的人格。这些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是心理疗法家们所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很难加以确认。

由于有这种情形，我们便得谈谈由门外汉进行心理分析的问题了。我是赞同由非学医的人来研究心理疗法并施行这种疗法的，但对于隐性精神病人，却存在着他们会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因此，我是赞成让外行者来完成分析者的工作的，但却要有职业性医师作指导。只要外行者一旦觉察到最轻微的一点儿不确定，他就应该与其指导者进行磋商。即使甚至就是医生，要确认并处治一个隐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困难的；对于外行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了。但我曾经反复地发现过，有些多年从事心理分析治疗并曾对自己进行过心理分析的外行者，却都是精明能干的。此外，也不可能让这样多医生从事心理疗法。从事这种工作，进行长期而彻底的训练乃是必要的，此外还要这种人有广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还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特别是当病人方面发生移情，或医生与病人的或多或少的潜意识的认同，这时便会导致灵学现象。我曾经频繁地遇到过这种情形。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病例，这位患者，我后来帮助他摆脱了心理发生性沮丧。他回家后结了婚，但我对他的那位妻子却没有好感。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她丈夫对我很感激，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却成了她的眼中钉，原因是我对她丈夫有很大的影响。往往有这种情形，并不真心实意地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们是心存妒忌的并且还要破坏其丈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要丈夫完全属于自己，原因是她们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丈夫。所有这一切妒忌的症结所在，乃是缺乏爱情之故。

这位妻子的态度给这位病人造成了他无法承受得起的巨大重负。在这种压力下，结婚才一年，他便又旧病复发，重新落进了一种新的沮丧状态里。由于我早已预见到了这个，于是事先便作好了安排，让他一旦觉得精神不振，便立刻与我联系。部分是因为其妻子之故——她拿他这种萎靡不振寻开心——结果便使他忘了这样做。我对他的情况便也一无所知。

就在那时候，我在某市举行了一次讲座。我回到旅馆时已时近午夜。讲座结束后我与几位朋友坐着聊了一小会儿，然后便上床睡觉去了，但不知怎的却久久不能入睡。大约就在两点钟时——那时我一定是刚刚睡着了——却不知怎的心里一惊，醒了过来，并感到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甚至还有门是被急急忙忙打开的这种印象。我立刻开亮了灯，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可能是有人走错了门，于是我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里也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怪了，”我想道，“确实是有人进过房间里来过的呀！”然后我便设法仔细地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是被一阵子不那么剧烈的疼痛弄醒的，仿佛某种东西敲了一下我的前额，然后又敲了一下我的后脑勺一般。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那位病人已经自杀了。他是开枪自杀的。后来，我获悉，那颗子弹穿过前额后便留在了他那后脑勺里没有射穿出来。

这一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时发生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可以在与一种重大的情境——在这一次是死亡——有联系的情况下观察得到。通过潜意识中的这种时空的相关化，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我已觉察出了实际上正在别处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谓的“一切事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础。在上述这一情况里，我的潜意识是知道我那位病人的状况的。实际上，整个那天晚上，我一直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与神经紧张，这种情绪与我平日的情形是恰好相反的。

我从不试图让病人改信别的什么宗教，也绝不施加什么压力或强迫命令之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病人应该获得他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在我的处治下，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仍然是犹太教徒，一切顺乎其命运为其所作出的安排。

我对一个犹太妇女的一个病例仍然记得很清楚，这是个失掉了其宗教信仰的病人。开始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成了一个前来向我求医的病人。她把她的病情向我作了大概的介绍，在她正谈着话的时候，我心里想道：“我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突然之间，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father complex）。这个梦果然应验了。

第二天，我忙于一次预约门诊，一直忙乎到四点钟。一个年轻妇女出现了，她是个犹太人，是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长得漂亮，穿着入时，智商很高。她已作过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医生却发生了移情于她的情形，最后只好恳求她千万别到他那儿看病了，因为如果她还来，那便意味着破坏他的婚姻了。

这姑娘多年来一直受着一种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病的折磨，由于遇到了这种情况，便自然使得其病情加重了。我从查看以往病史入手，但未发现什么特殊性的东西。她是个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的、西方化的犹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开明人。开头，我并不知道她有什么麻烦。我忽然想起了做过的梦，于是便想道：“天啊，原来这就是我梦中见到过的那位姑娘。”但我既然无法在她身上看出恋父情结的丝毫痕迹，因而便问她有关她祖父的情况，这是我在处理这类病人时的习惯。这时，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于是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因此我便要求她告诉我有关她这位祖父的情况，进而了解到她祖父是个拉比(7)并且是属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教派的。“您是说是‘虔敬派’吗？”我问道。她说对。我继续就此提出问题。“要是他是个拉比，那他曾有机会当过圣徒吗？”“对，”她回答道，“据说他是某种圣人并拥有第二视力。不过这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听到这里，我便从既往病史中得到结论并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了。我对她解释说：“现在，我要跟您说点儿您可能无法接受的事情。您爷爷是个圣徒。您父亲却变成了个犹太教的叛教者，他背叛了那种秘密并背弃了上帝。而您于是便有了精神病，原因是对上帝的惧怕已钻进了您的心里。”这句话给了她犹如晴天霹雳那样厉害的一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正举行招待会，天啊，这个姑娘也在场呢！她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有雨伞吗？外边正下着大雨呢。”我真的找来把雨伞，东按西摸地想把它打开。就在我正要把它递给她时，这时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啊！我竟跪下来把它递给她，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过了一周后，她的精神病便全好了(8)。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浅薄的小姑娘，而是在这种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学的观念，因此她天性中的这一最根本的特质便无法找到表现自己的方式。一切她所意识到的活动因而便被引向到卖弄风情、衣饰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别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并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但在实质上，她却是个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了得完成他那秘密的意旨。我所需要的是唤醒她身上那种神学的和宗教的意识，因为她属于那种精神性活动不可或缺的那一类人。这样，她的生活便会呈现出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因此便会消失殆尽。

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应用任何“方法”，而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引导性力量”的出现。我把这个向她进行了解释，她的病便完全好了。方法在此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我常常看到有人由于满足于对人生问题作出片面或错误的回答而成了精神病患者的。他们寻求地位、高攀的婚姻、名誉、外表的成功和金钱，这些人甚至即使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一切，可却仍然不幸福并患上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和充实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由于这种原因，发展的观念对我来说便向来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掉了信仰的人。来找我诊治的人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和在这个时代，信徒仍可以有机会在其教堂里过那“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及宗教上的许多其他的方面的体验就可以知道了。但要体验和生活在这些象征里却要求以信徒方面的积极参与为先决条件，这在今天的人们却往往缺乏得厉害。在精神病人方面，实际上就更总是这样了。在这种病例里，我们就得观察一下潜意识是否会自发地引出取代所缺乏的东西的各种象征。但即使到了这时，一个在梦中见到各种象征或有过幻觉的人是否也能够理解这些象征的意义并承担起这种种后果的问题仍然没法解决。

比如说，有过我曾在《集体潜意识的各种原型》里描述过的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做过某个梦，这个梦反反复复地做了好多次。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山坡上，在这里向下看，一个长满了茂密树林的山谷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在梦里还知道，在这树林的中央处有个湖；他还知道，直到目前，某种东西一直总在阻止他走到那里去。但这一回他却想把走到那里的打算付之实现。当他走近湖边时，气氛变得神秘莫测起来；突然之间，一阵轻风掠过这个湖的水面，湖水便泛起了阴暗的涟漪。他吓得惊叫一声醒了过来。

最初，这个梦显得无法理解。但作为一个神学家，这位做梦者本应记得这个被阵风吹起了水面上的碎浪的“水塘”，而这个水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提斯塔水塘。一个天使下凡来触了一下水面，这个水塘的水便因之而能够治病。那阵轻风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吹的圣灵。而这却吓坏了这个做梦者。这暗示了有一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神，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一旦现身人却被吓得发抖。这位做梦者却难以接受“贝提斯塔水塘”这一联想。这种联想他根本不想接受，因为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圣经》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而谈到，但跟心理学却毫无关系。在有些场合里提到圣灵那当然是很好的——但这却不可能是一种可以体验得到的现象！

我知道，这位做梦者应该克服其惊恐才是办法，而他也果真克服了他的恐慌。如果病人不愿意走已经给他指明的道路并承担后果，那我也绝不去把问题的结果强加给他们。我并不赞同病人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有的那种反抗性才拒绝这样做的那种敷衍了事的假设。反抗性，特别是在其显得是顽强的反抗时，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因为它们往往是不能加以小看的警告。治疗所用之法，可以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服用的毒药，也可以是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便可能致命的手术。

每当触及到最深处的体验，触及到人格的核心时，大多数人便会为惊恐所吓坏，而许多人则赶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当然知道，神学家们比起其他人来，其处境要更为麻烦得多。一方面，他们更为接近宗教，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受教会和教规的束缚却更大。探究内心体验，探究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体验有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这更是他们甚为厌恶的事。要是这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或至少有一种“历史性的”根基，那一切均会变得十分顺利。但至于心灵的东西呢？病人要是面对面地遇到这个问题，他便往往会对心灵表示出一种毫不怀疑的浅薄的藐视态度来。

在当代的心理疗法中，往往要求医生或心理疗法者应该“顺着”病人及其情感。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总是对的。有时候，医生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却是需要的。

曾经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到我这里诊治，此人有用巴掌扇其仆人——甚至连其医生也扇的习惯。她患了强制性精神病，一直在一所疗养院里疗养治疗。自然了，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她那义务性的一记耳光。不管怎样，在她看来，他不就是个高级跟班而已么。她不是为他付了工资吗？这位医生把她送到了另一所医院，而到了那里，这同样的情景也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显然需要灵活而温和地加以处治，于是那位不走运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她是个高大威严而又仪表堂堂的女人，足有六英尺之高——我敢跟您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可真是够有力的！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投机。然而，该我对她说点令她不快的事的时刻终于来了。她听了怒气冲天，一蹦跳了起来，举起手威胁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位夫人啊。您先打——女的优先嘛！不过等会儿我是要还手打的！”我是真的要那样干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面前火气一下子泄光了。“以前可谁也不敢对我这样说啊！”她抗议地对我说道。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治疗便开始取得了成功。

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一病例，要是“顺着”病人，那可就完全错了。那可要比不起作用还要坏。她之所以有强制性精神病，原因就在于她无法给自己施加上道德的约束力。这种人因而就得给其施加某种别的约束力——于是随之便能产生强制性的、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征象。

好些年前，我曾对我所处治过的病人的结果作过统计。这些统计数字我无法再准确地回想起来了，但保守地估计一下，我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确实治愈了，三分之一症状大有好转，还有三分之一根本上没什么效果。但正是这些毫无好转的病例才是最难于判断的，因为好多事情是好些年之后病人才能认识到和有所理解的，而只有到了那时候，这些东西才能发生作用。我以前的一些病人经常写信告诉我说：“我到您那里诊治，结果过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曾有过几个从我这里走开的病人，但我不得不让一个病人走开到别处求治的情况确实罕见。但就是在这些病人之中仍有一些人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处治结果后来还是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对处治是否成功作结论往往是如此之难的原因。

很明显，在其行医过程中，一个医生是会遇到对其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人的。他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是好是坏，是绝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然而这些人正由于这一原因，或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或命中注定得经受些史无前例的发展与灾难。有时候，他们是些具有非凡才华的人，很有可能会激起另一个人愿意为他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些有才华的人，却可能天生具有这样古怪的不利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这到底是个天才的问题呢抑或是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在这片收获难有保障的土地上，罕见的心灵之花时见怒放，在社会的平原上，这样的花是我们绝对难以设想能找得到的。心理疗法要有效，是需要建立密切的关系的，密切到要求医生对人的各种痛苦无论是惨烈或深切，均不应视而不见。这种关系，说到底，就在于不断地比较和相互的理解中，在于辩证地正视两种相对立的心灵上的现实。要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相互产生的印象无法互相撞击，那么心理疗治的整个过程就会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就只会依然如故。除非医生和病人变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关系的问题，否则解决办法是无法找到的。

在我们今天的所谓精神病人中，要是在别的时代，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本来不会成为精神病人的；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就因为产生了人格的分裂之故。要是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通过神话而得以仍然与他们祖先的那个世界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就是与真正体验到了的而不是只是从外部所看到的本质联系了起来——他们本可消除掉自身的这种人格分裂的。我这里所指的是无法忍受神话的失落的那些人，还有就是下面所说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既无法找到通向一个只是外表性的世界、一个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道路，同时又不满足于聪明地玩弄字句以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跟智慧无论如何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时代所造成的这些精神分裂的牺牲者均只是些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一旦弥合，他们那明显的病症便跟着消失了。对于这种分裂本身深有所感的医生，也就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得以可能避免心理学家所易犯的那种沾沾自喜的危险。医生如果不从自身的体验中懂得各种原型的神圣性，在其医治病人之时如果遇上了这种情形，那他便几乎无法避免在疗治这些原型性病人时只获得消极性的疗效。他之所以往往过高或过低地估计它，原因就在于他只从理智的观点而不是按经验性的尺度来看待问题。危险的心理失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失常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让理智来主宰一切。这暗地里便起着把医生和病人远远地与本源性作用——因而也就是与实际经验——隔开了；此外，它还把心理现实代之以一个显然稳妥的、人为的但只是两维性的观念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条理清晰的各种观念所完全掩盖住了。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些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便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观念性如此令人乐于接受的缘故——它答应保护您免致经验的侵犯。经验并不是居住在观念里，而是栖身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但尽管这样，这种无用的做法却一再重复，直到无穷。

因此，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为忘恩负义和最难对付的病人就是那所谓的知识界人士。对于他们，可以有一只手不知另一只手在干什么的情况。他们养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靠它来解决——然而要是感情不够发达，知识界人士仍然免不了要受精神病的折磨。

从我与病人的接触中，从我与各种心灵现象的接触中——这些现象以无穷的形象之流的形式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学到了极大量的东西——不但是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洞悉自己的本性的能力。而从我的错误和失败之中，我所学到的确实也不算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这些人往往以非同寻常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

我的一些病人变成了我的真心实意的弟子，并把我的想法传播到了全世界。我跟这些人所建立的友谊可以说山高水长，经受了几十年的考验。

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现实并进而得以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带根本性的东西。对我来说，遇见过如许之多的各色人且这些人的心理状况又是如许不同，比起与名人们所进行过的片言只语的交谈来，其重要性实在无法比拟。我一生中所进行过的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谈话，都是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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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奈（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弗劳内伊：不详。

(2) 精神流电疗法反射指在皮肤上的电阻有暂时性明显降低的现象，这种情形产生自由于精神兴奋而导致的汗腺活动的加剧。——原注

(3) 此文发表于《精神病学研究》，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页。——原注

(4) 参看《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及《精神病的内容》，两文均载于《精神病的心理发生》。——原注

(5) 这是海涅著名诗歌《罗累莱》中的第一行。——原注

(6)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

(7) 拉比：犹太法学博士。

(8) 这一病例与荣格处治过的大多数病例的区别在于其治疗时间很短。——原注

五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

我成了一个心理疗法学家，踏上了探索自己的智力发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开始从外部和临床角度上观察精神病患者并因而发现了带有显著特色的心理过程。尽管丝毫不明白它们的内容，我还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并加以分类；这些事情人们认为已进行过充分分析与评价，因而便被认为是“病理学上的”而置之不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日趋集中于我体验到了有某种我可以理解的东西的病例里，也就是妄想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发生性精神障碍。我自开始执精神治疗业后，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及皮埃尔•雅内的著作，这些著作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与教益。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在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形式方面使人大开眼界。早在1900年，我便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2)。那时候，这本书我读过后便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把握它。在我二十五岁之时，我仍然缺乏足以欣赏弗洛伊德的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我才有了这种经历。1903年，我再次捡起《梦的解析》读了起来，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主要使我产生了兴趣的是把受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的方面，而这一概念则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导源出来的。这对于我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进行的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根本不作出联想性回答，要么其反应时间来得不合适地慢。后来才发现，这种障碍每次发生，就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创伤或矛盾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并未意识到。当被问及这种障碍的原因时，他便往往以十分做作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所读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向我表明，在这个地方，压抑机制在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样，我便得以证实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论点了。

但在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情形可就有所不同了。在这方面我无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一种性方面的损伤。然而，根据我的实践，我熟悉许多精神病方面的病例，在这些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其他因素却占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说，社会适应性问题、生活中悲惨的事件所造成的压迫感、声誉的考虑等就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向弗洛伊德作了阐明，但他却认为是性方面的原因而非这些因素才是起因。这使我觉得很不满意。

最初，使弗洛伊德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悉他的著作的时候，我正就我的学术生涯进行规划并正要动手写一篇论文以求得大学给我晋级。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无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而与他发生任何的联系在学术界都只会有害而无益。“要人们”最多只是暗地里提及他，在各种代表大会上，人们只是在过道的地方讨论他，而在会议室里人们却三缄其口。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是根本不感到有什么可高兴的。

有一次，当我处身实验室并再次咀嚼起这些问题时，魔鬼向我耳语道，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所得出的结论加以发表，但却避免提及弗洛伊德，那将是合适的。因为说到底，早在我搞懂他的著作之前，我便已得出我的实验结果了。但这时我又听到了我的第二人格说话的声音：“要是假作不知道弗洛伊德而干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种诡计而已。你可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啊！”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变成了弗洛伊德的公开支持者并为他进行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第一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进行辩护，因为一个与会者的发言论及到强迫观念性精神病，但却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系这一事件，我为《慕尼黑医学周报》写了一篇文章(3)，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作了评述，这一文章对于了解强迫观念性精神病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一文章，有两个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说，要是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继续为他辩护，便会使我的学术生涯处于危险之中。我复信说道：“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屣。”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基于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无法认为一切精神病均由性压抑或性损害所造成。在某些病例中确是这样，但在其他病例中却不是。尽管这样，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开辟了一条新径，而对此震惊的人反对他的一片叫嚷当时在我看来实在觉得荒唐(4)。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赞同。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对我加以嘲讽。但通过这本书，我却得以逐渐认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探访他，而我们于1907年终于在维也纳进行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钟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十三个小时的交谈。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确实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为聪明、机敏和卓尔不群。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一直有点不明确；我无法清楚地把他的印象写出来。

他所谈到的有关性的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与怀疑。我有好几次尽力把我的保留性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把我的看法归因于我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这个时期，我确实还未拥有足够的经验以支持我的反对性意见。我可以理解，无论以个人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无法确定对性加以这样的强调与他主观的偏见的联系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它基之于有据可查的经验又到底到了何种程度。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却是大可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性欲的表现。任何无法直接从性欲方面来加以阐释的，他便转而认为是“精神性性欲”。我表示不同意，这种假设，要是按其逻辑推论下去，便会导致作出文化寂灭的判断。文化因而便显得只是一种闹剧，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对呀，”他表示同意说，“情形就是这样，而这正是一种厄运，对此我们无力与之抗争。”我对此根本不想加以同意，或就此罢休，但是我仍然感到无法与他争个水落石出。

弗洛伊德（左）、霍尔（中）、荣格（右）

这是弗洛伊德与荣格1909年访问美国时的照片。两人在前排“平起平坐”，而后面站着的则是弗洛伊德的学生琼斯等

弗洛伊德邮寄给荣格的照片

荣格，1903年

荣格在维也纳弗洛伊德诊所的大门前，1910年

1911年，维也纳精神分析会议。弗洛伊德与荣格在大会合影中

这是维也纳第九区，Berggasse大街19号，从1891—1938年的47年中，弗洛伊德都是在此居住与工作，目前是弗洛伊德博物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首次见面也是在此

这是弗洛伊德赠送给荣格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德文第三版（1910），上面有其签名写着：“送给我亲爱的朋友，荣格。”

荣格《里比多的转化和象征》1912年出版后，用极其谦卑的语气赠送给弗洛伊德：“由其桀骜不驯但充满感激的学生，置放在导师与主人的脚下。”

在这第一次会面里，出现了某种别的对我有意义的东西。这与只是在我们的友谊结束后我才能想出来并对之理解的事情有关。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非同小可地深陷进了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去了，这是不会有错的。当他提到它时，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三年后（1910年）我们再次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他感情激动地跟我说这番话，语气就跟一位父亲的口气那样：“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这一件事，每个星期天您一定上教堂去。”我有点吃惊，禁不住问他道：“一个堡垒——防卫的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的是烂泥沼的黑潮。”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补了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儿；因为教条，也就是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却与科学的判断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就是插进了我们的友谊的心脏里的东西。我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是哲学与宗教，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灵学，在精神方面所已了解的一切。对我来说，性欲的理论实在玄得很，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推测性的观点那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正如我所知道的，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在一个时期内存在是可以的，但却不应当作神物而永远加以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此并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但我却在弗洛伊德身上观察到了潜意识的宗教因素的大量涌现。很明显，他是要我帮助他建立起一道防卫这些威胁性的潜意识的内容的堤坝。

这次谈话留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思想混乱，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人们所必须遵奉的一种靠不住而又会使人陷入危境之中的观念。显然，性欲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含义要多于对于其他人。对他来说，这是某种要以宗教般的虔诚来对之加以观察的东西。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只好三缄其口了。我支支吾吾地好几次想说说话，但却欲言又止，不久，我们的谈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不解而又尴尬狼狈。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一瞥那个未知的新王国，那里的各种新思想纷纷向我涌来。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对其不敬神性大加利用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在本该是上帝的地方他却代之以另一个咄咄逼人的形象，即性的形象。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盛气凌人、险恶和道德上自相矛盾。正像精神上更强大的人被冠之以“神圣的”或“恶魔的”这样的形容词一样，“性本能”便取代了一个躲藏着的或隐蔽了起来的神的作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样一种转换的好处显然在于使他能够把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看作在科学上是无懈可击的及可消除一切宗教性色彩。然而，在根底处，这种神秘性，亦即两种在合理性上无法互相比较的对立物——耶和华和性欲——的心理特质，却依然是相同的。改变了的只是名称而已，当然了，随着这种改变，观点也随之改变了：那失去的神现在得在下界而不是在天上去寻求了。但是，极而言之，对于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叫另一个名字的更强大的力来说，这又能有什么差别呢？要是心理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体的物体，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和取代。但在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心理体验上，却丝毫没有什么是较不紧迫的、较不焦虑的、较不强迫性的等等。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如何去摆脱或克服我们的焦虑、昧心、内疚、冲动、潜意识和本能性。我们要是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式的方面来作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像火突然熊熊燃烧起来一样，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猛地一闪而过。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显现出了其意义。最主要是，他的性格中被一种特色吸引住了：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它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加以解释，直到我把它与他对待性欲的态度联系起来看时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欲无疑是一种神秘之物，但他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似乎只是把它看作一种生物学上的功能。他只是谈及它时才带有感情色彩，这时才会显示出在他内心深处激荡并回响着的种种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或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他想要教导人们说，从内心处看，性欲包括了灵性并有着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但是他那具体主义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因而无法表达这种观念。他给我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所干的是有悖他自己的目标和他本人的；因而毕竟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是自己的最大敌人的更大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的黑潮”的威胁——他尽力想屈从于这种黑潮但却又做不到，这在他要比别人更甚。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何以他会不由自主地不停地谈论性，何以他对这种观念如此着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那“单调的阐释”所表达的是一种对自身的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大概可以叫做神秘性的那另一个方面。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方面，他就绝不可能跟自己妥协。他对于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是盲目的，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是有其顶端和底部，有内也有外的。在我们谈及其外时——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干的——我们所考虑的实则只是一个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便造成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也许他本人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而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这样的体验归之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始终未能挣脱成为他所能认识到的那一个方面的牺牲品的境地，由于这种原因，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悲剧性人物的；他是个伟人，此外又是一个被其恶魔所摆布的人。

在维也纳进行过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列•阿德勒的权力假说，我对这一假说直到目前还很少加以注意。像很多当儿子的人一样，阿德勒所干的，不是从其“父亲”的言，而是从其行，来加以仿效。转瞬之间，爱（厄洛斯(5)）和权力像铅那样沉重地压在了我心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可以说，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是向理智的历史的一种巧妙的靠拢，是对尼采的权力原则的神化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非是在精神病理学范畴内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突然恍然大悟，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似同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相左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的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用相对抗的形式以经验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一如正负电子那样，其中厄洛斯为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反过来。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要求，而后者对前者亦然。没有了另一个，哪里还能有那一种驱动力呢？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这种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了人又如何利用这种驱动力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的结论是，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的权力的影响，因而他实际上便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地步——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6)是一种福音的宣布者，这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企图超过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圣化。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样干时并不怎么大吹大擂；相反，他倒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要求，但同时却又把它放弃掉。人们对于神秘的东西，其行为往往就是这样，而且有道理这样做，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又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可以与崇高和卑微同时并存。弗洛伊德要是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真实——既有神性又有邪恶性——稍为多加考虑，他就不会始终被束缚在生物观念的范畴了。而尼采要是较为牢固地站在人类的生存基础上，他也就不会因理智的过火而走上极端了。

什么地方有神秘的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那里就会有支撑一个人的重量的绳子可能断掉的危险。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有人会掉进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超脱（摆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这我并没有忘记。心灵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神秘之物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就是真理，而一个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大错。一切均会流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欺骗，而昨天的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是明天的启示物。在心理学方面事情更是这样，在这方面，说真的，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仍然远不理解下面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除非意识已稍微或极短暂地意识到了它，否则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我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向我表明，他担心他对性的顿悟这一神秘之光会被“泥沼的黑潮”所弄灭。因此一种神话性的情境便产生了：光明和黑暗之间展开了斗争。这解释了其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德何以立刻借助其教条，以此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论述了英雄人物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古怪的，这促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性的题材及其神话学方面的背景进行研究。一方面受其教条对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受其权力驱动力的影响，那几年便导致我对象征论进行了考虑。研究一下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便有了必要。我还开始了对延续好几十年的“神秘论泥沼的黑潮”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竭力想弄明白作为我们当代心理学基础的意识方面的和潜意识方面的种种历史性假设。

我很想听听弗洛伊德谈论一下他对未卜先知和一般性灵学的看法。我于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便问他对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于他具有实利主义者式的偏见，他对这一大堆问题进行了诘难，认为是胡说八道，而且还是以如此浅薄的实证主义方式来诘难，因而我好不容易才把溜到嘴边进行尖锐反驳的话咽了回去。直到好几年之后，他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并承认“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在弗洛伊德这样说着话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这时仿佛变成了铁做的并正在变得赤热，成了一个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而这书架就在我们身边，结果我俩被吓得跳了起来，担心这东西兜头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例子。”

“哈，”他叫道，“这可是胡说。”

“并非胡说，”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现在敢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另一声砰的一响呢！”果不出其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便发出一声同样响亮的声音。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使我敢这样确信不疑。但我毫不怀疑地知道，这砰的一声是会再响一次的。弗洛伊德吃惊得目瞪口呆地瞧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或他的眼色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造成了他对我的不信任，而我则觉得我干了一件反对他的事情。自此之后，我便绝不与他就此事进行讨论。

1909年对于我们的关系证明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年我被邀请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就联想测验开设讲座。与此无关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请，于是我们便决定一起前往。我们在布来梅会合，弗伦兹也在这里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在布来梅，后来人们大加议论的弗洛伊德晕倒的事件发生了。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地造成了这事的发生。我知道，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有时会发现这种所谓泥煤沼死尸。这些尸体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在沼泽里淹死的，要么便是被埋葬在那里的。这些尸体所泡浸的泥煤水含有腐殖酸，这种酸腐蚀尸体中的骨质，同时却把皮肤染成棕色，因而皮肤和头发便得到完好的保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自然木乃伊化的过程，在这过程期间，由于泥煤重量的压力，这些尸体被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这种尸体的残余被泥煤采挖者所掘到。

我们在布来梅时，我在报上读到了有关这种泥煤沼尸体的报道，我便想起了它们，但由于有点搞不清楚，便把它们混同于该市铅棺里的木乃伊了。我的这种兴趣使弗洛伊德感到很不愉快。“何以您对这些尸体竟如此关心呢？”他好几次问我道。他对这一整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地恼火，并在我们正一起进餐时就这件事交谈交谈着便突然晕了过去。过后，他对我说，他确信，就这些尸体所进行的一切交谈，含有我盼他早日死掉的成分。这样进行阐释实在使我吃惊非小。对他这样强烈的想象我实在震惊——竟然这样强烈，显然便难怪竟使他晕倒了。

在另一次与此相似的事情中，弗洛伊德再次在我面前晕了过去。这次发生于1912年在慕尼黑所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期间。会上有人把谈话转到了阿曼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方面去了。谈话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由于阿曼诺菲斯对其父亲抱一种否定的态度，因而便毁掉了他父亲所竖立的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而在他创立一神教的伟大行为的背后则隐隐约约有一种仇父情结在游荡。这种看法激怒了我，于是我便企图说明，阿曼诺菲斯是个有着深刻宗教信仰的人和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能通过他反对他父亲的行为来加以解释的。相反，我说道，他一直尊敬地保留着对其父亲的纪念，而他所热衷的破坏只是针对阿曼这个神的名字的，什么地方有这个名字，他就把它销毁掉在那儿；他还凿去了他父亲阿曼霍特普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上的“阿曼”两个字。此外，其他法老也有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取代纪念碑和雕像上他们真正的或神话性祖先的名字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同一个神的化身，便有权去这样做。但是我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晕了过去，软绵绵地从椅子上滑落了下来。大家手足无措地把他团团围了起来。我把他扶起来背进了隔壁的房间，把他安放在一把沙发上。就在我背着他的时候，他的知觉恢复了一半，而我则永远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在他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时，他瞧着我，仿佛我是他父亲似的。造成他晕过去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这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却显然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经常作出种种暗示，表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继承者。这些暗示使我下不了台，因为我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恰如其分地，就是说像他所希望应该的那样，坚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所作出的批评仍未成功到使他觉得有什么分量的地步，而我对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便不想强迫他最终认真地对待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脑海里，实际上我对于当某个党派的领袖毫无兴趣，也不想使思想背上这个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我的思想的独立性；第三，这样的荣耀是很不为我所欢迎的，因为这只会使我偏离开我的真正目的。我关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

1909年始于布来梅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个星期。我俩每天都聚在一起并对互相的梦进行分析。那时候，我做了好些重要的梦，但弗洛伊德却根本无法加以解释。我并不认为这对他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有时候也会有最好的分析者也无法揭破一个梦的谜底的情形。这是一种凡人皆会有的失败，而我也绝不想因此便停止我们对梦的分析。相反，这种分析对我意义重大，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关系极为宝贵。我把弗洛伊德看作是自己的长辈，更成熟也更历练的一个人，在这方面我是以晚辈自居的。但然后便发生了某件事，这件事对于这整个的关系，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所包含的问题，我认为公之于众是不合适的。我尽我的最大能力加以了阐释，不过我补了一句说，要是他能给我提供有关他私人生活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细节，我还可以作出更多的解释。听了我这句话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古怪地瞧了我一眼——十分怀疑的一眼。然后，他便说道：“这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性来冒险！”这时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权威性了。这句话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关系的结束便已可预见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弗洛伊德要么能够阐释我那时所做的不连贯的梦，要么便根本不能够。这是些含有集体性内容的梦，带有大量象征性材料。有一个梦对我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第一次把我引导到“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并因而形成了我后来那本书《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的一种序曲。

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处身在一所我所不认识的两层楼的屋子里。它是“我的家”。我发现自己走到了二楼上，这里有点像个客厅，配备有洛可可风格的好些做工精致的老式家具。墙上悬挂着一些古老的珍贵名画。我奇怪这竟会是我的家，于是便想道：“真不错。”但我然后便想起来了，我并不知道一楼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便沿着楼梯走到了一楼。在这里，一切东西显得更加古老，我于是便认识到，房子的这一部分一定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纪。这里的陈设是中世纪式的，地板是红砖铺就的。这里到处相当阴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心里想道：“唔，我实在得探究一下这整座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门前，用力打开了它。在门那边，我发现了一道向下通到地下室的石砌梯级。我再次走下去，结果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有拱顶的美丽的房间之内，而这房间则显得极为古老。在仔细察看四壁时，我发现在普通的大石块上砌有一层层的砖，而且在灰浆里也有砖头的碎块。我一看到这个，我便知道这墙壁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至此我的兴趣便高涨起来了。我更仔细地观察起地板来。它是用石片铺成的，在这些石片之一内我发现有一个环。我拉动这个环，石片便抬了起来，我再次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级通往地下更深处。我顺着这些石级走了下去，最后便走进了一个从岩石里凿成的低矮的洞穴。石洞的地面上盖有一层厚厚的灰土，灰土中散布着些骨头和陶片，像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物似的。我找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显然属于年代久远的和快要裂成碎块了。这时，我便醒了。

在这个梦中主要使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那两个头盖骨。他翻来覆去绕回到这方面并怂恿我去找出与此有关的一种愿望。对这两个头盖骨我是怎么想的？是谁的头盖骨？当然了，我十分清楚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掩蔽在梦中的秘而不露的死亡愿望。“他到底想从我这里搞出点什么呢？”我心里想道。我对谁抱有死亡愿望呢？我对任何这样的阐释极为反感。这个梦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也有点隐约的预见。但那时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想听听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学习。因此，我对他的意图作了屈服，说道：“我的妻子和妻妹——”不管怎样，我是得提提其死值得我祝愿的某个人的名字啊！

我那时刚结婚不久，因此心里十分清楚，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我要是把我自己对这个梦的看法告诉弗洛伊德，要不引起误解和激烈的反对，那是不可能的，我还犯不上和他争吵，此外，我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担心会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谊。另一方面，我很想知道他会将我的回答派何种用场，要是我说某种适合他理论的东西来骗骗他，他又将作出何种反应。于是我便对他撒了一次谎。

我很清楚，我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只不过是随机应变就是了！要让他洞悉我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实在太大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我的回答似乎感到大为松了一口气。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他在阐释某些种类的梦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转而便只好在其教条中寻求文饰的理由。我认识到，这该由我自己来找出这个梦的真正意义了。

对我来说，很明显，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那时的意识状态及直至此时的潜意识的附加物。大厅代表的是意识，尽管其建筑风格是古代的，它却有有人居住的气氛。

地板代表的是潜意识的第一层，我越深入，景象便变得越生疏和越黑暗。在那洞穴里，我发现的是一种原始文化的残存物，亦即我身上的原始人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意识所几乎无法接近的和照亮的。人的原始性精神近乎动物灵魂的生命，恰如史前时代的洞穴在为人所占有之前通常是由野兽所占据的一样。

在这期间，我慢慢认识到，弗洛伊德和我对于理智的态度，其差异是多么深刻了。我是在19世纪末于巴塞尔那甚富历史气氛的环境中长大的，并因读了些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而获得了某些心理学史的知识。每当我想到梦及潜意识的内容时，我就总免不了要作点历史性比较；在上大学时也一直在使用克鲁格那本老哲学词典。我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作家特别熟悉。他们的世界便是形成我那二楼的大厅的气氛的那个世界。通过对比，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识史始自毕希纳、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莱蒙德和达尔文。

这个梦指出，在我刚才所描写的意识状态有着更进一步的范畴之意：具有中世纪风格的无人居住的那长长的地板，还有那罗马人的地下室及最后那史前的洞穴。它们意味着意识过去的各个时代及阶段。

在做这个梦之前的好几天，好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些问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建立在什么前提的基础上的？它那儿乎是排他性的个人人格至上论与一般性的历史假定有何关系？我的这个梦正在给我作出回答。它所指明的显然是有关文化史的基础的问题——一种意识的层次具有相继性的历史。我的梦因而便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构图；它假定有某种完全非人化的本性潜藏在这一精神之下。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它“咔嗒”地响了一声，于是这个梦便变成了我的指导性形象，这一形象在将来将得到证实，证实的程度则达到我一开始就无法加以怀疑的地步。

这就是我对先验地潜藏在个人的精神之下的一种集体性的潜意识的最初一点模糊的想法。我最初把它看作是较早期的各种功能方式的迹象。后来，由于经验的增加和基于更可靠的知识，我才认识到它们是各种本能的形式，也就是种种原型。

我一直无法同意弗洛伊德这样的看法：梦是一个“表面”，梦的含义便隐藏在其后面——这种含义虽已为意识所知晓，但却可以说却被意识恶毒地扣留住了。对于我来说，梦是天性的一个部分，它根本不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是尽其最大能力来表达某种东西。生命的这些形式也没有欺骗我们的观察力的愿望，我们之以可能欺骗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患上了近视症的缘故。或许是我们听错了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两耳耳聋不轻——但却不是我们的耳朵愿意欺骗我们。早在我与弗洛伊德见面以前，我便认为潜意识及潜意识的直接阐述者——梦，均是自然的过程，任何武断的说法，特别是诡计花招的存在，是不能归咎于这样的过程的。我不明白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意识的种种花招是可以推及于潜意识的这种自然过程的。恰恰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潜意识对于有意识的头脑的种种倾向，向来是给以激烈的反对的。

有关这座屋子的梦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旧日对考古学的兴趣。在我返回苏黎世后，我便拿起一本有关巴比伦考古发掘品的书读了起来，此外还读了各种有关种种神话的著作。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弗里伊德里希•克鲁泽(7)的《古代各民族的象征主义与神话》——这使我大开了眼界！我像发了疯似的读了起来，并以极大的兴趣费力地读完了堆积如山的一大批神学的资料，然后又读了诺斯替派(8)的著作，最后却掉进了一片混乱之中理不出个头绪。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片迷茫之中，一似我在医院里所经历到过的那次那样，当时我极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含义。我仿佛处身在一所想象中的疯人院里并着手像对待我的病人那样处治和分析克鲁泽著作中的所有马人、林神和男女神。就在我这样忙着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在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的心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便导致我深入地研究起后者来了。

在这些研究期间，我无意中看到了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米勒小姐的幻想的报道。这一材料登载在《心理学档案》（日内瓦版）上，作者是我所敬重和为人慈祥的我那朋友西奥多•弗劳内伊。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话性特色立刻使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它们像催化剂那样对我大量存贮了起来但仍然毫无条理的种种想法发生了作用。慢慢地，我的书《潜意识心理学》便从这些想法及我现已获得的神话知识中形成了。

就在我写着上述这本书时，我又做了一些别的梦，其梦境预示了我即将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最重要的一个梦的梦境中出现了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的景象。梦中时近黄昏，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官员制服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背有点驼，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理也不理。他表情乖僻，心事重重，满脸苦相。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不是活人，而是那死去多年的一位海关官员的鬼魂。“他是仍然不愿死去的人之一”。这就是我那梦的第一部分。

我着手对这个梦进行分析。与“海关”相联系时，我立刻想到了“检查”这个词。对于“交界”，我则想到了一方面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交界，另一方面则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的界限。边境上极为严格的海关检查在我看来是对分析的暗喻。在边境海关，提包得打开以供检查有无违禁品。在这种检查的过程中，潜意识的假设便被揭示出来了。至于对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来说，他的工作显然极少给他带来快乐和满意，因而他便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尖酸刻薄的看法。对此我无法不认为与弗洛伊德相类似。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已失去其不少的权威性。不过他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更优越的人，对于他我是等投射上父亲的形象的，而在做这个梦时，我的这种形象投射仍然远未失效。只要有这种投射发生，我们便无法会是客观的；我们便会一直处于一种判断无法一致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有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抵制性。在这个梦发生之时，我依然高度评价弗洛伊德，但与此同时我对他又持批评态度。这种不一致的态度是一种迹象，说明我仍未意识到这种局势和未下任何决心。这是所有形象投射所共有的特色。这个梦促使我不得不弄清这种局势了。

在弗洛伊德的个性影响下，我便尽可能地把我自己的判断抛到一边，把我的批评性看法也束之高阁。这可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啊。我跟自己说道：“弗洛伊德可比你聪明和练达多了。在目前，你就只有听从他并向他学习的份儿。”然后，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梦中竟把他看作是奥地利王国的一位性格乖僻的官员，一位虽已去世但其鬼魂仍在到处游荡的海关检查员。这会是弗洛伊德暗示说我对他所抱有的想他死掉的愿望吗？但我却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并抱有这种愿望，因为我确实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来获得与弗洛伊德合作的机会。坦白地说，如果说有私心杂念的话，那便是想分享他那丰富的经验而已。他的友谊对我关系重大，我实在没有理由希望他死掉。但也有可能把这个梦看作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反映，是我意识中高度评价他和钦佩他的一种补偿或矫枉药。因此，这个梦其实是建议我对弗洛伊德相反应取一种较富批评性的态度。虽然梦里的最后一个句子在我看来暗示了弗洛伊德有可能变得不朽，但我对这个梦仍然明显感到震惊。

这个梦并没有到那海关官员的插曲的地方便结束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而且这个梦显得更为重要。我梦见自己处身在一个意大利城市，时在正午左右，约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灼人的阳光猛烈地照射在狭窄的街道上。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科伦堡。窄窄的街道向下通到山谷区伯西格塔尔，这山谷横贯这个城市，而街道有些部分则是一道道台阶。梦中有一道台阶向下通到巴弗塞普拉茨。这个城市就是巴塞尔，但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有点儿像贝加莫市。时值夏季，烈日当空，万物均暴晒在骄阳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正在关门，人们在路上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在这人流中间，一位骑士全身顶盔贯甲地走着。他从台阶下方向上朝我走来。他头戴那种叫做轻型钢盔的头盔，眼睛处有缝隙，身穿锁子甲。锁子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后面均织有一个大红十字。

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我是怎么想的：在一个现代城市正午的下班时刻，突然看见一个古代的十字军向我走来。使我觉得特别古怪的是，那许多向四面八方走动的人们中好像没有一个注意到他。没有人掉过头来瞧他或在后面盯着他。他仿佛是个隐身人，除我之外谁也看不见。我自己问自己道，这个鬼魂到底意味些什么呢？然后仿佛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似的——但却又没有人在场说话——说道：“不错，这是一个准时出现的鬼魂。这个骑士总是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的时刻经过这里，而且长期以来（我想是好几个世纪了吧）一直这样，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这位骑士和那位海关官员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海关官员是影影绰绰的，是个“仍然不能算是彻底死掉了的人”——一个正在消逝的鬼魂。另一方面，那位骑士却是生气勃勃和完全真实的。这个梦的第二部分极而言之是神秘的，而在边界上的那个景象却是平凡的，本身也并非是使人印象深刻的；我只是后来品味它时才忽有所感。

做过这两个梦后的一段时间里，对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我想得很多。但我只是对这个梦一直冥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获得了有关其含义的某种想法。甚至就在梦里，我便已知道这个骑士属于12世纪。这也就是炼金术开始出现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9)的时期。我自从在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这些故事之后，圣杯的故事对我便有着最大的重要性。我多少知道点儿，在这些故事的后面仍然掩藏着一种巨大秘密。因此，这个梦召唤出来的圣杯骑士团及他们追索圣杯过程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便显得是很自然的了——因为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我的天地，而这个天地与弗洛伊德的那个天地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整个生命一直在寻找着某种仍然不得而知的东西，而这东西是可能会给生活的平庸赋予意义的。

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失望，因为喜欢探索的头脑的一切努力成功地在心灵的深处所发现的显然只不过是人所极为熟悉的和“极富人性的”种种局限性。我是在乡下的农民中长大的，而我所无法从马厩中学到的，我却从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我们那些农民的民间传说的种种不受限制的幻想中发现了。乱伦和性反常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也无须要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它们与犯罪行为一起构成了阴暗面的一部分，并由于极为明白清楚地显示给我看人的存在的种种丑恶和没有意义而破坏了生活的意趣。蔬菜在粪堆上才会生长茂盛，这我向来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毫不作假地说，在这样的知识中我是发现不了什么能给人以启示的洞察力的。“只有那些城里人，才会对大自然和人的肮脏一无所知。”我想道，心里对这些互恶的事情实在感到厌烦。

对大自然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便患有神经病，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现实。他们像小孩子那样太天真了，因而便有必要告诉他们生活中的种种实情，比如说，使他们明白，他们也是像别的其他人那样的人。这样的启蒙当然治不好精神病人，他们只有从平庸这个泥沼中爬出来，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健康。但他们却过于眷恋他们先前的受压抑的状态，甚至当理论能说服他们并向他们提供只不过是要他们放弃这种幼稚性的有合理的或“有道理的”命令时，要是分析无法使他们认识到某种不同的和更好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跳出这种状态呢？这正是他们所无法做得到的，而要是他们找不到立脚的地方，他们又怎么会应该这样呢？一种生活方式是不能简单地加以放弃的，除非它可以改换成另一种。至于完全合理的生活方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是不可能有的，特别当一个人从本质上说犹如精神病人那样是不可理喻的时候。

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了何以弗洛伊德涉及个人的心理学对我产生了如此炽热的吸引力了。我是急于知道有关他那“合情理的解决”的真谛，而且为了获得这个答案我还准备好了作出重大的牺牲呢。现在，我觉得我仍在追寻着这一目标。弗洛伊德本人也有一种精神病，这病无疑是可诊断出来的并有着十分令人担心的症状，我在我们那次美国之行中便已发觉了。当然了，他曾教导过我说每个人都是有点儿精神病的，因此我们必须养成善于容忍。不过我却根本并不以此为满足，相反，我还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避免不得精神病，很明显，要是甚至连导师也无法对付自己的精神病，那么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其门人均无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弗洛伊德宣布他意图把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并使之变成某种教条时，我便再也无法与他合作了；对于这种情形，我别无选择而只能与之脱离关系。

在我写着我那本有关里比多的书并接近写完“献祭”这一章时，我便事先知道，这本书的出版问世必将使我失去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因为我计划在这一章中写进在里比多的观念上具有重大变革性的我自己对乱伦的看法，及其他许多我与弗洛伊德相左的看法。在我看来，只有在极罕有的情况下，乱伦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错乱。通常说来，乱伦具有一种高度宗教性的外表。由于这种原因，乱伦的题材便在几乎所有的宇宙起源说和神话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却对其坚持进行就事论事的阐释，而不能把握作为一种象征的乱伦在精神方面的意义。我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在这方面的任何看法的。

我和妻子谈到了此事，并告诉了她我的担心。她试图消除我的疑虑，因为她觉得弗洛伊德会宽宏大量，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的，但他却有可能接受我的观点。我本人也相信他不会那样干。一连两个月，我一直为这种内心冲突所苦，以至无法执笔写作。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秘而不宣呢，还是冒二下失去如此重要一位朋友的危险呢？最后，我决心继续写下去——而这的确使我失去了弗洛伊德的友谊。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所有我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个个相继离我而去。我的这本书被宣布为一派胡言。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于是事情就无法挽回了。只有里克林与梅达受了我的影响。不过我早已预见到会受孤立，对我的所谓朋友们的反应也早就不抱什么幻想。这是我事前就彻底考虑过了的。我早已知道，一切事情都得冒点风险，而且也得为自己的信念表明立场。我认识到，“献祭”那一章意味着我得牺牲自己当祭品。由于洞察到了这个，我便又果断地写了下去，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会不为世人所理解。

回想起来，我敢说只有我才注定了会继续研究弗洛伊德所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古代遗迹”的问题与性欲问题。一种广泛的错误在于把我想象成看不到性欲价值的人。其实相反，在我的心理学中，作为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本质上的——但不是惟一的——表达，性欲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所主要关心的是越过其个人性的意义和生物学上的功能，去探究其精神性方面的内容及其神秘的含义，从而达到解释弗洛伊德所如此醉心但又未能把握住的东西。我把这方面的想法写进了《感情转移心理学》一文和《神秘的联系》里。作为神秘精神的表达，性欲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一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形象的阴暗面。自从我一开始沉溺于炼金术的世界以来，神秘精神的疑问便一直在我身上萦绕不去。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兴趣由于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最初的一次谈话而又活跃了起来；当时我觉得他为性欲现象所深深打动，这使我实在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他把精神病人加以严肃的对待，并深入他们怪癖的各别的心理之中。他有勇气让病例说话，而这样做时他便得以深入其病人的真实心理之中。比如说，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从而使得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来理解精神病。在这方面，他确是不为偏见所左右，有勇气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他像《圣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动手推翻了虚假的神祇，撕去了掩盖种种不诚实与虚伪的幕布，从而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性。在面对这样一种工作所引起的人们的冷落时他并不畏缩踌躇。他对我们文明的推动产生自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潜意识的坦途。由于肯定了梦是有关潜意识的种种过程的最重要的信息之源的价值，他把一种看来不可挽回地已丢失了的工具重新交回到了人类的手里。他从经验上论证了潜意识的精神的存在，而这种精神直到那时候仍认为只是作为一种哲学上的假设才存在，特别是只存在于C. G. 卡鲁斯和爱德华•冯•哈特曼的哲学之中。可以说，尽管现代人面对潜意识的观念已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当代的文化意识仍未把潜意识的观念及其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吸收进其一般的哲学中。把精神生活有两种极性的基本思想加以吸收消化仍然是未来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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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应看作荣格就弗洛伊德所写过的许多文章的补充。这些文章的最重要者已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另外参见《性格与人格》（1932）第48—55页的《在其历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巴塞尔主日新闻报》（1939年10月1日）中的《悼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文。

(2) 在他所写的弗洛伊德的讣告（1939）里，荣格称这一作品是“划时代的”和“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胆之作，旨在把握作用于显然坚实的经验性基础的潜意识心灵的种种不解之谜。对于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此书是……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而对我们那些年纪较大的同事来说，它却是供人揶揄的对象。”——原注

(3) 文章的英译题目为“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病的理论：答阿查芬堡”，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一书。——原注

(4) 1906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了《诊断性联想研究》后，两人之间的通讯随之开始并保持到1913年。1907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其《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原注

(5)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6) 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的人物。

(7) 克鲁泽（1771—1858）：德意志古典学者。

(8) 诺斯替派：相信神秘直觉说的早期基督教。

(9) 圣杯：相传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用过的杯盘，也是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原因”之一。

六　正视潜意识

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失去了方向。我感到完全被悬在了半空中，原因是我此时尚未找到立足点。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有必要对病人采取一种新态度。我决定暂时不把任何理论性前提加到他们头上，而是等着瞧他们会发自内心地说些什么。我的目的是要让事物听其自然。结果，病人便自发地向我报告他们所做的梦和种种幻想了，而我则只问问“与此有关您发生过什么事？”或“您怎么便认为是这样呢？”“您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及“您对此有何想法？”之类的问题，于是对梦的解释便显得是从病人自愿地作出的回答和联想中得出的了。我避免一切理论的观点，而只是帮助病人自发地理解梦的意象，其间并不应用什么法则和理论。

不久，我便认识到，采取这种方式作为释梦的基础是正确的，因为这便是梦所想达到的目的。它们是我们据以为出发点的事实。自然，从这一方法所产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大量的，因而需要有一种标准便变得日益迫切了——我几乎可以这样说，这就是需要有某个初始的出发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体验到了一阵子非同寻常的状态，头脑清晰地回顾了直到目前为止我所走过的道路。我想道：“现在您已掌握着打开神话学大门的钥匙了，并可以自由地打开潜意识精神的所有大门了。”但这时候却有某个东西在低声向我说道：“干吗把一切大门都打开呢？”于是，到底我取得了什么成就的问题便马上产生了。我把古人的种种神话进行了解释，我写出了一本有关英雄及人总是生活在其中的神话的书。但是今天，人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当中呢？答案可能是：生活在基督教神话里。“您也生活在其间吗？”我问自己道。说句老实话，答案是否定的。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我以什么为生的事。“那么我们不再有任何神话啦？”“对，我们显然不再有任何神话了。”“但是，您的神话——您生活在其中的神话——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便变得令人不舒服了，于是我便不再想下去了。我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然后，大约在1912年圣诞节前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处身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意大利凉廊里，凉廊有不少柱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栏杆也是大理石的。我正坐在一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金交椅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其美稀世罕见。桌子是用绿色的石头做的，像是绿宝石。我就坐在那儿，朝外面的远处望去，因为这凉廊是高高建在一座城堡的塔楼上的。我的孩子们也围桌而坐。

突然之间，一只白鸟落了下来，是只小海鸥或是只鸽子。它姿态优雅地慢慢伏在桌子上休息起来，我示意孩子们坐着别动，免得吓跑了这只漂亮的白鸟。转眼之间，这只鸽子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年纪大约六岁，长着满头金黄色头发。她跟孩子们一起跑着离开了桌子，在这城堡的廊柱间玩了起来。

我陷入了沉思，琢磨着我刚才所体验到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姑娘回来了，温柔地用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然后她便突然消失了，她重新变回成鸽子并慢慢地用人的声音向我说道：“只有在晚间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我才能变成一个人，因为雄鸽子此时正忙着埋葬那十二只死掉了的鸽子。”然后她便飞进了湛蓝的天空，而我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我大为激动起来。一只雄鸽子与十二个死人有什么关系呢？联想到那绿宝石色的桌子，塔布拉•斯玛拉格丁娜的故事便突然浮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想起了炼丹术传说里所说的霍姆斯•特里斯米基斯扎斯(1)的那张绿宝石做的桌子。据说他死后留下了一张桌子，炼丹术的基本条文便用希腊文刻在了这桌子上。

我还想到了那十二个门徒，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宫等等。但对这个谜我却找不出答案。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我肯定地知道的是，这个梦表明了潜意识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活跃。但是我却找不到据以探究我这种内心过程的底蕴的技术，因而我便无事可做而只能等着，一如既往地生活并密切注意我的各种幻象。

有一个幻象不断去而复返，目前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但同时它又仍然活着。比如说，尸体放进了焚化炉，但然后却发现它仍然是活人。这些幻象进入到头脑中并同时转变成梦的形式。

我处在犹如靠近阿尔的阿尔斯冈那样的一个地区里。那里的人有一条由大理石石棺构筑成的巷道，而这些石棺则可追溯到梅洛温王朝时代(2)。在梦中，我正从城里出来并看见在我前方有由一长列陵墓所组成的一条相似的巷道。这些陵墓是些上有石板的基座，死者就摆在石板上。这使我想到了教堂里那古老的墓穴，顶盔贯甲的骑士们手脚伸开地躺在那儿。在我梦里死者就这样躺着，身穿古代的服装，双手紧握着，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用石头凿出来的，而是以某种古怪的方式使其变成了木乃伊。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第一个坟墓前瞧着那死者，死者是个19世纪30年代的人。我很感兴趣地瞧着他的服饰，这时他却突然活动起来并恢复了生命。他的双手松开了，但这只是因为我瞧着他的缘故。我产生了极为不快的一种感觉，于是便走开，来到了另一个尸体的旁边。这尸体属于18世纪。在这里，发生了完全一样的事：当我瞧着他时，他活了过来并把握紧的手松开了。我顺着这一整排的尸体走了下去，一直走到12世纪的尸体处——就是说来到一个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的尸体的地方，只见他紧握着双手躺在那儿。他的形体像是用木头刻成的，好长一段时间，我瞧着他并心想他确实是死了的。但突然间，我看见他左手的一只手指轻轻地开始动了起来。

当然，我最初是坚持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是存在于潜意识的古代的经验的种种迹象(3)。但是像这样的梦及我对潜意识的实际体验却教导我，这样的内容并非是死去了的、过时了的形式，而是属于我们有生命的存在的。我的研究已证实了这一假设，并在尔后的年头里据此而发展起了有关各种原型的理论。

然而，这些梦无法帮助我克服我那失去了方向的感觉。相反，我却如同生活在恒定的内心压力之下。时不时地，这种感觉变得十分强烈，致使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某种精神障碍。因此，我搜索枯肠地把自己整个一生的所有细节过了两次，其中特别注意童年时代的各种记忆，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过去中可能有某种我所无法明白的东西，而这便可能就是这一精神障碍的原因。但这种回顾除了重新承认自己的无知外却未导出任何结果。这时，我便对自己说道：“既然我什么也不懂，那我就干点儿心中所想到的事情。”这样，我便有意识地使自己服从于潜意识的种种冲动之下。

荣格自己所画的斐乐蒙，其智慧老人的意象

荣格的第一幅曼荼罗，1916年所作

在此曼荼罗的背后，荣格用英文写了这样一行文字：“这是我的第一幅曼荼罗，绘制于1916年，完全在潜意识中完成。卡尔•荣格。”

荣格《红色日记》中的插图，斐乐蒙和其他一些形象，大约作于1917年。从此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斐乐蒙“脚踏实地”，伸出其大手　而其他形象的人，都是漂浮在半空中

荣格的“金色城堡”的曼荼罗

下面的德文是荣格完成此曼荼罗之后写下的：“此画作于1928年，画的是一个防卫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维尔海姆给我寄来论述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的一篇三千年前的中文文章。”

荣格所画的曼荼罗

根据荣格自己的解释，核心的白光是来自太空的闪烁。第一圈象征的是原形质的生命种子；第二圈的四种基本颜色，表达着宇宙的基本原则；第三圈和第四圈所表达的是内在与外在的创造力。最外层的四个圆圈所表达的，是重新分为光明与黑暗的男性和女性灵魂

荣格1920年所画，对其1914年1月22日的一个梦境的描述，根据荣格自己的分析，那是在与集体潜意识的碰撞中，触发了对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的预知

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

荣格在《红色日记》中

第一件浮现到表面上来的事也许是我十或十一岁时的童年的记忆。那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极喜欢玩积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用积木搭小房子和城堡，而用瓶子来构成门窗和拱顶的事。稍后，我便用一般的石头来这样干了，并用泥浆作灰浆。这样建造的建筑物使我着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与这一记忆同时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情感。“哈哈，”我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些东西仍然具有生命力呢。那个小孩仍然就在不远并具有我所缺乏的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生命。不过我怎样才能找到通向这种创造力的路呢？”因为作为大人来说，我看来不可能在我现在和我十一岁这么大的一段距离上搭起一座桥来。然而我要是想与那个时期重新建立起联系的话，那我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那个时期并再次过起那个小孩那样的生活及玩他那种幼稚的游戏。这一时刻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只是经过无穷的思想斗争并带着一种欣赏之感，我最后才作了让步。因为认识到除了玩幼稚的游戏之外而别无他法，实在是一种痛苦而丢脸的体味。

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收集起些适用的石子来，这些石子有些是从湖边捡来的，有些则是从湖里捞起来的。然后我便开始建造起别墅、城堡、整个村庄等。这中间仍然没有教堂，于是我便建造了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在其顶部有一个六角形的圆柱形墙壁，其上是一个圆顶。一座教堂还要有个祭坛，但在动手建造它时我却有所犹豫。

就在我思忖着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天，我又像往常那样沿着湖边散步并在湖边的砾石中捡石子。突然之间，我一眼看见了一块红色的石子，这是块棱锥形的方石，高约一英寸半。它是一块石头的碎块，由于湖水的冲刷而被打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件纯属偶然的产物。我立刻眼前一亮：这就是那祭坛！我把它放在圆顶下方的正中处，而在我这样干着时，我又回想起了我童年时梦里所见到的那个位于地下室里的阳物。这种联想使我产生了一种快感。

我每天吃完午饭之后，只要天气无碍，我便继续进行我这一建筑游戏。一吃完饭，我便立刻开始玩起来，并一直玩到我的病人到来之时，要是诊治工作午后结束得很早，我便又转去继续这一建筑工作。在这一活动的整个期间，我的思想变得清楚了，于是便能够把握住只是模模糊糊地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种种幻象的含义了。

我自然便想到了我现正干着的工作的意义，于是我便自问道：“说实在的，您现在在干些什么呢？您正在建筑一个小城镇，仿佛您是在举行祭礼似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作出回答，但我内心确信，我正走在发现我自己的神话的路上，因为这建筑游戏只是个开端，它释放出了一系列的幻象，这些幻象我后来全都仔细地记下来了。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一贯性的，在我下半生的生活中，每当我遇到一堵没门可穿行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时，我便会画一幅画或雕刻起石头来。每种这样的体验，对于难以深入下去的各种想法和工作，证明了是一种“入门礼”。今年(4)和去年我所写的一切东西，如《未被发现的自我》、《飞碟：一个现代的神话》、《从心理学上看良心》等，都是产生自我妻子去世(5)后我所刻的石雕所给予我的灵感里。生命的行将结束、死亡及它所能使我所认识到的，猛烈地使我与我的自身分离开来。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才重新站稳了脚跟，而与石头的接触则对我大有裨益。

快到1913年秋季的时候，我感到我身上的压力似乎正在向外移动，仿佛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似的。周围的气氛在我看来也确实比原先的沉闷。其情形就像这种压迫感并不只是产生自精神方面的情势，而是产生自具体的现实似的。这种感觉而且愈演愈烈。

10月份，当我独自一人在旅途中时，我突然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幻觉镇住了，我看见了一场大洪水把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北部和地势低洼的所有土地都淹没了。当洪水淹到瑞士时，我看见群山长得越来越高，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正在发展之中。我看见了滔天的黄色巨浪，漂浮在水里的文明的残片及成千上万具被淹死的无数死尸。这整个汪洋大海然后变成了一个血海。这一幻觉持续了大约一小时。我感到迷惑不解和心里作呕，同时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惭愧。

两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在同样的情况下，这一幻觉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景象甚至比上次还更具体生动，而血海则显得更为突出。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说话了：“好好瞧瞧这个，这完全是真实的并且行将这样。对此您无须怀疑。”那年冬天，有人问我对不久的将来的世界政治形势有何看法。我答道，我对此未作深思，但是我看见了尸积如山和血流成河了。

我自问道，这些幻觉是否指明了要爆发一场革命，但是我却实际上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于是我便得出结论说，这只与我本人有关，并确认我正面临着精神病的威胁。我根本没有得出会有战争的想法。

此后不久，即在1914年的春季和夏初，我一连三次做了同样的一个梦，时值仲暑，一股北极的寒流猛地袭来，把大地全冻得结了冰。比如说，我看见整个洛林地区及其运河全冻上了，人们逃离了这个现已一片荒芜的整个地区。严霜把一切活着的绿色植物全冻死了。这个梦是在1914年的4月和5月做的，最后做这个梦的时间是6月。

在第三个梦里，令人畏惧的严寒再次从天而降，不同的是这个梦有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寒气中出现了一棵只长树叶不结果子的树（我想这是我的生命之树），其叶子由于霜的作用而变成了饱含疗病的果汁的葡萄。我摘下一串葡萄，送给一大群昂头等待着的人。

1914年7月末，英国医学协会邀请我在阿伯丁举行的学术大会上作题为“潜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上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我作好了要出事的准备，因为这样的幻觉和梦都是预言性的。在我那时的精神状态及感到了种种恐惧的追踪的情况下，我竟得在这样的时刻就潜意识的重要性作报告，我觉得这不是命运是什么？！

在8月1日这天，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的职责现在明确了：我得竭力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及我自己的体验总的说来与人类的体验到底巧合到什么程度。因此，我的第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探究一下我自己的精神的深处。我把我在做建筑游戏期间出现在我头脑中的种种幻想记了下来，而这便是这种探究的开始。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别的事。

川流不息的各种幻象蜂拥而至，我尽力保持冷静和不慌乱，并竭力找寻理解这些奇怪的事情的某种方法。我束手无策地站在一个异己的世界面前，其间的一切显得别扭而又无法理解。我正生活在一种不断地紧张的状态，我经常感到，巨大的石块正兜头滚滚向我飞来。雷鸣闪电接踵而至。要经受得住这些暴风雨要求我要有兽性的力量。其他人曾经被这种暴风雨所吓倒——尼采、荷尔德林及其他许多人便是。但是我身上却有着恶魔般的力量，因此，从一开始，我便觉得毫无疑问，相信自己一定能发现我在这些幻象中所体验到的事情的意义。在我经受潜意识的这些猛烈冲击时，我毫不动摇地相信，我正在服从一种更高的意志，而这种感觉便一直支持着我，直到我把握住了情势。

我常心烦意乱，于是我便只好做做某些瑜伽动作来使自己的情感受到控制。但因为我的目的是要知道我心中发生着的事情的意义，因此我练瑜伽只练到足以使自己平静下来并恢复我对潜意识的探讨时为止。一俟我觉得我已平静下来，我便放弃对情感的这种束缚并让各种意象和内心的声音重新开始说话。与此相反，印度人练瑜伽却是为了完全忘怀大量的心灵内容和种种意象。

一俟我得以把各种情感变成意象——也就是说，发现了掩藏在这些情感中的意象后——我内心便会心平气和下来。要是我让这些意象潜藏在情感中而不被发现，我便有可能为它们撕个粉碎了。我可以成功地把它们一个个分离出来的机会只有一次；但要是这样，我便会不可挽救地变成精神病人并会终于为它们所毁灭。从我的实验里知道，从治疗的观点来看，在找到潜藏在情感后面的特定意象来说，这是极有助益的。

我尽可能地把我的种种幻觉写下来并认真地分析这些幻觉得以产生的精神条件。但我只能通过笨拙的语言而作到这一点。最初，我常常以“夸张的语言”按我所观察到的样子来把事情加以阐述，因为这对应于原型的风格。原型是用富有高度修辞性的、甚至是装腔作势的语言来说话的。这是一种使我感到难堪的风格，它刺激我的神经，情形就像有人在抹了灰浆的墙上向下刮他的指甲，或像有人在粗砺的石板上磨刀的情形一样。但我既然不知道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我除了用潜意识本身所选定的风格来写下一切之外别无他法。有时候，我仿佛在用自己的耳朵听它说话，有时候又用嘴来感觉它，仿佛我的舌头正在编造字眼儿一样；时不时地，我听见自己在大声嘀咕着。在意识的阈限以下，一切均沸腾着生命。

从一开始起，我便已把我自愿面对潜意识设想成是一种科学实验，这一实验是我本人所进行的且我对其结果极感兴趣。今天，我同样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次在我身上所进行的实验。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在于要对付我那采取否定态度的情感。我那时正自愿地使自己服从于我无法真正赞同的情感，而我当时所写下的幻觉则往往使我觉得纯是胡说八道，而且我对它们抱有强烈的反感。因为只要我们无法明白其意义，这样的幻觉便是崇高与古怪的邪恶混合。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忍受住了它们，但是我却仍然受到了命运的挑战。只是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才最后得以从迷宫里走出来。

为了把握住“暗地里”活跃在我身上的那些幻觉，我知道我得让自己深入其中。对此，我不但极为反感，而且还抱有一种明显的恐惧。因为我担心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并变成幻想的牺牲品——而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最清楚不过了。然而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我明白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得冒冒风险，得设法取得驾驭它们的权力，因为我认识到，要是我不那样做，我就得冒着被它们获得驾驭我的权力了。使我敢于作出这种冒险的一个有力的动机是我深信，我自己要是不敢去做的事，那我便无法希望我的病人去做。有一个帮助者站在他们一方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所谓的帮助者——也就是我自己——是无法帮助他们的，除非他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而能懂得他们的幻觉的材料；此外，我还很清楚，在目前，这个帮助者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其价值令人怀疑的一些理论性的偏见而已。我正在不但为了自己，而且还为我的病人而承担起一种危险的事业的想法帮助我度过了好几个重大的阶段。

正是在1913年基督降临节期间——准确地说也就是12月12日——我决定采取决定性步骤。这时我正坐在桌子旁，反复思考着我的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让自己从椅子上滑落下来。突然之间，地面在我的脚下仿佛真的裂开来了似的，我于是便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我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恐怖感。但猝然一下，我的脚便踩到了一堆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原来这个洞并不太深。虽然显然处身在一片黑暗之中，我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这种黑暗，习惯了这很像迟暮的黑暗。我看到，在我面前是一个黑森森的洞穴的洞口，一个侏儒站在那里，其肤色一如皮革，像是个木乃伊干尸似的。我从他身边挤了过去，从狭窄的洞口走进了洞里，然后涉过没膝深的冰水而来到这洞穴突出在一块岩石上的另一个洞口处，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块闪闪发光的红色水晶石。我两手抓住这石头把它搬了起来，结果发现石头下面有个空穴。起初我什么也分辨不清，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到里面有流水。一具尸体从水里流了过去，这是具年轻人的死尸，满头金发的头上有个伤口。跟在尸体后面漂来的是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圣甲虫(6)，然后便是一轮从水的深处升起来的红色朝阳。我被阳光弄花了眼，于是便想把石头放回到洞口，但这时一股液体却涨了出来。这是一股血水。一大股血水喷了起来，我感到直想呕吐。我觉得，这血似乎要继续喷涌，喷涌时间会长到令人无法忍受。最后，它终于停止喷涌了，而这幻觉便也到此而止。

我被这一幻觉惊得目瞪口呆。我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关英雄与太阳的神话，是一出死亡和复活的戏剧，而那只埃及圣甲虫则象征着再生。在末尾处，接着而来的本应是代表新的一天的黎明，可是代之而来的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喷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正常的现象。但我然后又回想起了在这同一年的秋季所有过的血的幻觉来，于是便放弃了想进一步加以理解的一切努力。

六天之后（即1913年12月18日），我做了下面一个梦。我跟一个皮肤棕色、不知其为何许人的圣贤同在一个人迹罕至、风景优美的石山上。此时曙色未临，但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群星渐隐。这时，我听到了西格弗烈(7)的号角声在群山中回荡，于是我知道我们得把他杀掉才行。我们拿起了来复枪，在一条狭隘的岩石小道埋伏起来等着他。

西格弗烈高高出现在山巅之处，周身沐浴在朝阳射出的头道金光里。他驾驭着一辆用死人骨头制成的战车，飞速驶下陡峭的山坡。在他拐弯的时候，我们开枪向他射击，他中弹应声倒下死掉了。

由于毁灭了如此伟大和如此之美的一件东西，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悔恨，加之害怕这一谋杀会被人发现，于是拔腿便逃。但这时却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于是我知道这会冲掉死者的一切痕迹。我已经逃脱了被发现的危险，生活可以一如既往了，但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犯罪感却依然驱不走。

当我梦醒之后，我在心里反复琢磨它，但却始终未能明白它的意思。因此我便尽力想再次入睡，但我内心里的一个声音却向我说道：“您一定得弄明白这个梦，而且必须马上这样做！”内心的催促越来越紧，最后，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了，于是我听见这声音说道：“要是您无法明白这个梦，您必须开枪把自己杀掉！”在我这晚上使用的桌子的抽屉里就放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左轮枪，我被吓坏了。然后我再次开始深思，突然之间，这个梦的意思我恍然大悟了。“嘿，这不就是正在世界上演出着的问题吗？”我想，西格弗烈所代表的是德国人所希望取得的，也就是英勇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不受拘束地自行其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我也早想干同样的事了。但现在这却不可能。这个梦表明，西格弗烈这位英雄所代表的态度，再也不适合我了，因此这种态度就得被加以消灭。

在这件事以后，我感受到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怜悯之情，一如我本人已被枪杀了一样：这是一种我暗中把自己等同于西格弗烈的迹象，以及一个人被迫牺牲其理想及其自觉的态度之时所感到的那种悲伤。这种同一性和英雄式的理想主义是得拋弃的，因为存在着比自我的意义更崇高的事物，而对这些事物，一个人是必须低头表示服从的。

这些想法在目前是站得住脚的，于是我便又再次睡着了。

那个棕色皮肤的矮个子圣贤一直伴随着我，并且实际上还主动提议杀人，他便是那原始的影子的体现。那场雨表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解决了。虽然当时除了这几点暗示外，我无法明白这个梦的更多的含义，但是我身上种种新的力量却得以释放了出来，从而帮助我把对潜意识的实验进行到得出结论的地步。

为了紧紧把握住这些幻觉，我便常常想象成是在走一段陡峻的下坡路。我甚至还作了好几次努力，企图弄个水落石出。比如说，第一次探究到达了约一千英尺的深度，第二次我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底的深渊的边缘。这深渊就像是一条通到月球或踏进空无一物的空间的无穷远的路。最初出现的意象是一个火山口，而我于是便觉得自己处身于一个死人的国土之中。其气氛是另一个世界的气氛。在靠近一块岩石的陡坡处，我看见了两个人，一个是长着白胡子的老人，另一个则是个美丽的年轻姑娘。仿佛他们是活人似的，我鼓足勇气走近他们并专心致志地听他们对我说的话。那老人解释说，他就是以利亚(8)，这使我吃了一惊。但那个姑娘甚至使我更为吃惊，因为她竟自称是莎乐美(9)！她是个盲人。多么奇怪的一对夫妇，莎乐美和以利亚。但是以利亚给我证实说，他和莎乐美从开天辟地至永恒便一直是夫妻，这完全使我骇住了……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一条黑色的大蛇，它无疑显出喜欢我的样子。我紧紧贴近以利亚，原因是他似乎是这三者中最讲道理的人，也是具有明确的智力的人。对于莎乐美，我显然心存怀疑。以利亚和我进行了长谈，然而所说的我却不懂。

很自然，我竭力为出现在我幻觉中的这两个《圣经》中的人物寻找一种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我提醒我自己说，我父亲就一直是个牧师。不过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因为那老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莎乐美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俩为什么在一起？只是多年以后，由于我比这时的我懂得了更多东西，老人和那年轻姑娘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才显得完全自然。

在这样的梦境里，人们常常遇见有个年轻姑娘陪伴着的老者，而这种夫妇的例子则可以在许多神话故事里找到。因而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传统，西蒙•马格斯(10)便会带着他在妓院里结识的一位年轻姑娘到处走。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海伦，而她则被认为就是特洛伊的海伦(11)的化身。克林格梭与肯德利、劳泽与舞女等均属于这一类。

我曾经提到，在我的幻觉中除了以利亚和莎乐美外还有个第三者：那黑色的大蛇。在各种神话中，蛇往往是英雄的对等者。其中有无数的故事便讲到他们的相似性。比如说，英雄具有蛇那样的眼睛啦，或者说他死后变成了一条蛇并被敬之如蛇啦，或蛇就是他的母亲啦等等。因此，在我的幻觉中：蛇的出现便表明这是一个英雄神话。

莎乐美则是女性意向的形象。因为她不明白事物的含义，因此她是瞎眼的。以利亚则是聪明的老先知的形象，他代表的是理智与知识的因素，而莎乐美所代表的则是情欲的要素。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形象是逻各斯与厄洛斯(12)的体现。但这样一个定义会过于理念化。暂时让这两个形象的意义不作引申——就是说是事件和经验而已——对我来说含义反而更丰富。

这一幻觉出现不久后，又一个形象又从潜意识中产生出来了。他是从以利亚的形象发展起来的，我把他命名为费尔蒙。费尔蒙是个异教徒，他所带来的是带有诺斯替教派色彩的一种埃及与希腊合一的气氛。他的形象最初出现在我下面的这个梦里。

梦中出现了一个像大海那般蔚蓝的天空，天上漂浮着的不是云彩，而是平平的棕色土块。土块像是正在散裂开似的，于是在这些土块之间，蔚蓝的海水便可以让人看见了。但是这海水便是蓝天。突然间，一个带翼的人从右方横驶过天空。我看出来这是个长着牛角的老人。他系着结成一串的四条钥匙，他紧握着其中一把钥匙，像是要打开一把锁似的。他长着翠鸟的羽翼，颜色也跟翠鸟的一样。

我由于不明白这一梦中的意象，于是便把它画了下来以使它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我正忙着画这幅画的那几天，我在我那靠湖边的花园里竟发现了一只死了的翠鸟！我像被雷击般地吃惊，因为在苏黎世这一带地方，翠鸟是极罕见的，在此之前我也从未发现过一只死翠鸟。这只翠鸟是最近才死的——至多只有两三天——而且身上也未见什么外伤。

我幻觉中的费尔蒙及其他形象使我恍然顿悟：在心灵中存在着的种种事物，它们不是由我生发出来而是自发生发出来并拥有其生命。费尔蒙代表的是并非我自己的一种力。在我的幻觉中，我与他进行交谈，而他则说些我心中并没有想到的东西，因为我清楚地看出，说话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我对待思想就像是这些思想是我自己所产生的似的。但在他看来，思想却像是森林里的各种动物，或像一个房间里的人们，或像天上飞的鸟儿，他又接着说道：“要是您看见了一个房间里的人们，您就不会认为是您造就了这些人，或认为您应为他们负责了。”正是他，教会了我应具有精神上的客观性，即精神的现实性。通过他，我自己和我思维的对象之间的区别便变得一清二楚了。他以一种客观的方式面对我，于是我便懂得，我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会说些我并不知道和并不想说的事，说些甚至可以是反对我的东西。

从心理学上说，费尔蒙所代表的是更高级的洞察力。对我来说他是个神秘的形象。不时地，他对我显得很真实，像是个有生命的人。我与他在花园里到处散步，他对我来说就是印度人叫做宗教导师的人。

每当一种新的化身的轮廓出现时，我便几乎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失败。它意味着：“这又是您直到现在仍然不懂得的某种东西！”这样一连串的形象可能会是没有穷尽的，而我可能会被困在无知的无底深渊，这种恐惧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心头。我的自我感到了贬值——尽管我在世俗事情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一事可能会打消我的疑虑。在我的黑暗里（“把我们头脑里可怕的黑暗清除掉。”《曙光同现》里(13)说道），我真希望能有一个真的、活着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别的，希望有某个拥有更高妙的知识和能力的人，好帮助我清理清楚我的想象力不自觉地创造的各种东西。这一工作由费尔蒙这个人物承担下来了，在这方面，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是得承认他是我的招魂巫师的。而且实际上，他传给了我许多使人茅塞顿开的想法。

十五年后，一位有很高修养的印度老者探访了我，他是甘地的一位朋友，而我们便就印度的教育谈了起来——特别是有关宗教导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谈得更多。我犹豫不决地问他道，他能否告诉我点什么有关他的宗教导师的个人和性格方面的事儿，对此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口气说道：“啊，不错，他就是商羯罗。”(14)

“您不是指那对《吠陀经》(15)进行评论的那个死去已有几个世纪的人吧？”我问道。

“对，我指的就是他。”他针对我惊异地答道。

“那您指的是一种精神喽？”我问道。

“这当然就是其精神。”他同意道。

这时候，我想到了费尔蒙。

“还有幽灵性的宗教导师呢，”他接着说道，“大多数的人有的是活着的宗教导师，但也总是有些人让鬼魂来当导师的。”

这一消息对我既具有启发性又有着消除疑虑的作用。因此很显然，我并没有完全脱离尘世，而只是体验到了那种只能发生在对此作出了相似努力的其他人身上的东西而已。

后来，费尔蒙变得具有相对性了，因为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我称之为“护卫灵”的形象。在古埃及，“国王的护卫灵”就是其尘世的形，也就是有形体的灵魂。在我的幻觉里，护卫灵灵魂来自下方，来自大地，像是从一个深井出来的似的。我画下了他的一幅画，通过他的尘世的形来表现他，把他画成了一个座基是石头而上部却是青铜的隐士。在画面上很高的上方出现的是一只翠鸟的翼，在这翼和护卫灵的头之间的则是漂浮不定的一团圆形的、发光的星云。护卫灵的表情有某种恶魔性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靡菲斯托弗里斯(16)的表情。他一手拿着像是一个有各种颜色的宝塔或一个圣骨盒般的东西，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支铁笔，并用这铁笔在圣骨盒上刻画着。他正说道：“我就是把众神埋进了金玉之中的他。”

费尔蒙跛了一只脚，但却是个有翼的精灵，而护卫灵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地精或金属之精。费尔蒙是精神方面的，或者说是“含义”。另一方面，护卫灵却像希腊炼丹术中的安提洛巴里恩一样是个自然之精——而我在那时，对炼丹术却仍然知之不多(17)。使一切变得真实的是护卫灵，但他也会使富饶的精神即“含义”变得含混，或用美这一“永恒的影像”来取而代之。

随着时光的流逝，通过对炼丹术的研究，我便得以把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了。

在我写下这些幻觉时，我再次自问道：“我到底正在干些什么呢？可以肯定，这与科学毫无关系，但那么它又是什么呢？”这时，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说道：“它就是艺术。”对此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正在写的东西会与艺术有什么联系。然后我便想道：“也许我的潜意识正在形成一个并非是我的人格，但它又坚持要通过表达来显现出来。”我确实知道，这声音是一个女人发出的。我认得她是一个病人的声音，是个很有才华并曾热烈地移情于我的心理病患者。她已变成了我心灵中的一个有生命的形象了。

显然，我正在干的并不是科学。那么除了艺术之外它还可能是什么呢？这些，仿佛便是世界上的惟一的选择对象了。这便是一个女人的思考方式。

我十分强调地对这个声音说道，我的幻觉与艺术无关，然后我便感到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然而，没有声音传出来，于是我便又继续写了起来。然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的重大疑问，而回答再次又是那同样的断言：“那就是艺术。”这一次，我抓住她不放并说道：“不，这不是艺术！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然后我便准备与之进行争论。但那样的事却没有发生，我于是想起，“我心里的这个女人”并没有我所具有的语言中枢。于是我便提议她使用我的。她照办了，并借此发了一通长篇大论。

一个女人竟从我心里来干扰我，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一定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我还开始深思为什么赋予灵魂以“女性意向”的名字的种种原因。为什么把它设想成是女性的呢？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个内心的女性形象在男人的潜意识中是起着一种典型的或者说是原型性的作用的，因此我便称她为“女性意向”。在女人的潜意识中，那对应的形象我便称之为“男性意向”。

开始时，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性意向的否定性方面。我感到有点儿被她所镇住了，其情形犹如感到房间里有个看不见的人在里面那样。然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在写下所有这些材料以供分析时，我实际上是在给女性意向写信，亦即由我的意识部分从不同的观点出发给我自己的一个部分写信。我获得的是性质非同寻常的和出乎意料的评论。我就像是对一个鬼魂和一个女人进行分析的病人！每天晚上，我十分自觉地写着，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不写，便没有办法让女性意向明白我那种种幻觉了。还有就是，通过把它们写出来，我就使她失去了把它们编织成阴谋的机会了。想把某件事说出来和真正把它说了出来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为了尽可能对我自己忠诚老实，我遵照一句希腊的古老格言“有施于人者才能受之无愧”的教导，把一切都仔细地写了下来。

往往有这种情形，就是在我正写着的时候，便会产生古怪的反应，思想便会开起小差来。慢慢地，我才学会了区分我自己及这种干扰。当情感上庸俗和平庸的某种东西涌上心头时，我便会对自己说道：“千真万确，在此时或彼时，我曾想到过和这样感到过，但我现在却可以不必这样想和感到这样了。我不必永远接受我的这种平庸，因为丢这种脸实在没有必要。”

要紧的是通过使这些潜意识的内容具象化，以便使自己有利于它们，同时又使它们与潜意识发生关系。这是剥夺它们的权力的技巧。要把它们具象化并不太难，因为它们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一种它们自身的独立存在。它们的这种自主性，要是让人迁就它，却是一件十分不舒服的事。然而，潜意识以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这一情形，却使我们获得了控制它的最佳手段。

女性意向所说的话，我觉得处处充满了狡狯。要是我把潜意识的这些幻觉当作艺术，那它们便会如同我在观看一部电影那样只带有视觉的观念而不会使人深信不疑。我于是便会觉得对它们不负道德责任。这时，女性意向便可能很容易诱使我相信我是一个被人所误解的艺术家，而我那所谓的艺术天性便可以使我有权忽视现实。要是我听她的话，她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对我说：“您设想您正忙着写的胡说八道确是艺术吗？根本不是的。”这样，女性意向这一潜意识的喉舌的这种讽刺，便能把一个人完全毁掉。归根到底，意识总是决定性因素，它可以理解潜意识的种种表现形式并对其采取某种立场。

但女性意向也有一种积极的方面。把潜意识的各种意象传达给有意识的心灵的正是她，而我看重她的也主要是这个。几十年以来，每当我情感不安或某种东西模模糊糊地积聚在潜意识中时，我便总是转向女性意向求教。这时，我便会问女性意向道：“您现在在耍什么把戏？您看见了什么啦？告诉我，我会乐于知道的。”经过一阵子不高兴后，她便会按时产生一种意象。这一意象一出现，不安和压迫感便会随之消失。这些情感的全部能量接着便转变成对这意象的兴趣与好奇。我便会与女性意向谈论她所传达给我的这些意象，因为我实在得像对待梦那样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它们。

今天，我不必再去和女性意向对话了，因为我已不再具有这样的情感。但如果我确实有，我便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它们。今天，我是直接地意识到女性意向的想法的，因为我已学会接受潜意识的内容并理解它们。我懂得了对待这些内心的意象我该如何行动。我可以从我的梦里直接读出它们的含义，因而便无须再有一个沉思默想者来为它们传信了。

最初，我把这些幻觉写进了“黑皮书”中，后来又把它们转记在“红皮书”里，在这本红皮书里，我画了些插图(18)来作装饰，这些插图大多是有关曼荼罗（魔圈）(19)的图画。在“红皮书”里，我试图从审美上来详述我的这些幻觉，但却从未写完。我意识到，我仍未找到正合适的语言，我仍然只得把它改变成某种别的东西。因此我便及时地放弃了这种审美化的倾向，转而先经历一番严格的理解过程。我知道，犹如许多的幻觉在其脚下需要有坚实的土壤，我必须首全回到现实中去。对我来说，现实意味着合乎科学的理解。我必须从潜意识所给予我的洞察力中提取具体的结论——而这一任务则将成为我终生的工作。

我这个精神病医生，在我的实验中几乎每一步，碰上的尽是同样的精神性材料，而这种材料又是精神病方面的且又是在精神病人方面发现的，这当然是很有讽刺性。这是使精神病人产生致命的失常的那些潜意识意象的贮备物，然而它又是自我们的理性时代开始后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创造神话的想象力的本源。尽管这样的想象力无处不在，但却被视为禁忌和为人所惧怕，因而无论谁踏上了通向潜意识深处的这条变幻莫测的路，甚至也会显得像是一种危险的实验或一种前途难卜的冒险行为。人们认为这是一条错误之路，一条前途未卜之路和一条误会之路。我回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现在让我放胆洞开那人类的脚步从不曾犹豫地跨越过的大门。”(20)《浮士德》的第二部也远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是《金链》(21)里所提到的一种连接，从最初的哲学上的炼金术和诺斯替教派起直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直存在。尽管鲜为人知、难以辨认和充满危险，这却是一条驶向发现世界另一端的航路。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正在深思这些幻觉的含义时，我十分需要在“这个世界”有个支撑点，而我可以说，我的家庭和我的职业工作便是我的这个支撑点。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并以此来抗衡那个奇异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实在至为重要。我的家庭和我的职业一直是我可以随时回归的根基，它们起着肯定我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一个普通人的作用。潜意识的内容本来会把我弄得失去理智。但是我有家庭，此外我还知道，我有一个一所瑞士大学颁发的医科学位证书，我必须帮助我的病人，我有妻子及五个子女，我住在库斯纳克特市西斯特拉斯228号——这些实实在在的存在对我提出了种种要求并再三再四地向我证实，我确确实实存在着，我并不像尼采那样是一张白纸，在精神的强风中到处翻飞。尼采失去了其立脚的根基，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他思想里的内心世界外便一无所有——应该说，他的内心世界拥有他要比他拥有前者更甚。他断了根并在大地的上空飘荡，因此他不得不采用虚夸和不现实的办法行事。但对我来说，这种不现实却是可怕的根源，因为说到底，我是以今生今世作宗旨的。无论我是如何执著或如何洋洋自得，我总是懂得，我正的一切，最终总是归结到我的这种现实的生活的。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职责并使生活的意义更臻完美。我的座右铭是：于此务须立即以真实行为昭示大众，不可搪塞！

因此，我的家庭和职业向来总是一种愉快的现实，并且还是我确实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的保障。

缓缓地，一种内心变化的轮廓开始在我身上出现了。

1916年，我感觉到了要给某种东西赋予具体表现的冲动。这一内心冲动逼着我去详细阐述并表达，比如说，费尔蒙所可能要说的话。这就产生出了“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22)及其中所使用的怪癖的语言。

这一布道词的开头处就显出一种惶恐不安，不过我却不知道它要说的是什么意思或“他们”要我表达些什么。在我身旁的上下四方包围着我的是一种不祥之兆的气氛。我古怪地觉得，空气里到处是鬼的实体。然后我的屋子仿佛开始闹鬼了。我的大女儿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穿过了房间。我的二女儿跟她姐姐不一样，她说，夜里睡觉时她的被子两次无缘无故地给扯掉了。而那同一天晚上，我那九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梦。第二天早上，他就吵着要他妈妈给他蜡笔，蜡笔到手之后，平常从来不画画的他，这时却画了一幅有关他梦境的画。他把此画叫做“渔夫之画”。一条河流从这幅画的中央处流过，河边上站着个拿着钓竿的渔夫。他钓到了一条鱼。在渔夫头顶的上方是个烟囱，熊熊的烈火和浓烟喷突而出。河的另一边，魔鬼正从天空中飞来。他为他的鱼被人偷走而咒骂着。但是渔夫的上空盘旋着一个天使，天使说：“不准你动他一根毫毛，他只钓你那些作恶的鱼就是了！”我儿子是在星期六画出这幅画的。

大约就在星期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大门上的铃发疯似的叮叮叮地开始响了起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两个女佣都在厨房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大门外那空旷的场地。大家立刻起身去看看谁在那儿，但是却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我当时正坐在门铃旁边，因而不但听到了铃声，而且还看到了铃在动。我们只好都目瞪口呆地互相望着，当时的气氛十分沉闷，这话我可不是说着玩的！然后，我便意识到发生了某种事情了。整个屋子仿佛进来了一大群人似的塞得满满的，全都让鬼挤满了。它们密密麻麻地一直挤到门口，空气沉闷得使人差不多都喘不过气来了。至于我自己，是周身抖个不停，心里道，“看在上帝份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它们便齐声喊叫起来：“我们是从耶路撒冷(23)回来的，我们要找的东西却在那里找不到。”这便是“七次布道词”的开头的话。

然后，其余的话便从我笔下喷涌而出，经过了三个晚上，这篇东西便写成了。我一拿起笔来，这一群鬼便立刻烟消云散了。房间变安静了，空气也清新了。闹鬼的事便至此结束。

这一体验是得按其本来的或其看来应是的情形来加以对待的。它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有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种思想状态，对于灵学现象是有利的。它是一个潜意识的世界，其怪癖的气氛，我认识到它就是一种原型的引导力量。“它到处走动，它是在空中飞着的！”(24)当然了，理智往往会自称对这种事情拥有某种科学的和物理的知识的，或者宁可把这整个事情一笔勾销，说这是违犯了科学法则的。但是，要是这些法则不是时有被违反的情形，这个世界该有多么沉闷无聊啊！

就在经历这次体验之前不久，我记下了我的灵魂从我身上飞了出去的幻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灵魂，即女性意向，确立起了与潜意识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死去的全部人类的一种关系，因为潜意识对应于全部死者的神话性世界，对应于先人的世界。因此，要是有人产生了其灵魂消失了的幻觉，这便意味着灵魂退缩进了潜意识或者说退入了全部死者的国土。在那里，它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活力并赋予祖先的种种形迹即集体性的各种内容以令人可见的形式。它就如同一种媒介，使死者得以有机会显现他们自己。因此，在我的灵魂消失之后不久，那“死去的”便在我面前出现了，而结果便有了那《七次布道词》这篇东西了。这就是所谓“丢魂”的一个例子——这种现象在原始人中是经常会遇到的。

从那时候起，死者作为那没被回答、没被解决和没获赎救者的声音，对我来说便显得愈益清楚了；因为既然我命中要我回答的这些问题和要求并不是由外部世界来给予我，因而它们就得经由内心世界来给予我了。与死者进行的这些谈话形成了我得把潜意识方面的东西传达给世人的一种序言，而我所要传达的就是潜意识的一种有序的格局及对其所进行的阐释。

今天，当我对所有这一切进行回顾并思考这期间我对种种幻觉所进行的研究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时，其情形就犹如一种信息以无可抗拒之势而降临到了我身上一样。在这些意象里存在着种种事物，它们不但关系到我自己，而且还关系到其他许多人。正是在那时，我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了，也不再有权这样做了。从那时候起，我的生命便属于那大多数人了。我所关心的，或者说正在找寻的知识在当时的科学里仍然无法找到。我本人还得经历那独特的体验，此外还得尽力把我的体验所结出的种子，种在现实的土壤里；要不然这种体验就会仍然是没得到证实的主观性假设。正是在这时，我才把自己献身于为精神服务。我对它是既爱又恨，不过它却是我的最大一笔财宝。我把自己托付给了它，而这结果便成了我得以忍受自己的生存并尽可能充分地享受它的惟一方式。

今天，我可以说，我一直从未割断我与这些初始的体验的联系。我所有的著作，我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是来自始于1912年即差不多五十年前的这些最初的幻觉和各种梦的。我晚年所取得的一切均已包含于它们之中，不过最初只包含在各种情感和意象的形式里就是了。

我的科学知识是使我得以挣脱那种混乱的惟一手段。不然的话，这些材料便有可能使我陷入荆棘丛中不得脱身，或像原始森林里的匍匐植物那样被窒息而死。我极为小心谨慎地设法去理解每个单独的意象，我的精神存货中的每一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它们加以科学的分类，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所忽视了去做的。我们会让意象出现，可能还会对之惊异不已，但却只是到此而止。我们并不想费心去理解它们，更不用说从其中引出伦理方面的结论了。这种突然性中止便会对潜意识产生种种消极的影响。

认为对这些意象获得某种理解便足够了并因而浅尝辄止，这同样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对它们的洞察必须转变成一种伦理性的职责。不这样做便会成为权力原则的牺牲品，而这便会产生种种危险的后果，这种后果不但对其他人是毁灭性的，对洞察者本人甚至也是毁灭性的。潜意识的意象把一种重大的责任放到了一个人的肩上。无法理解它们或逃避伦理上的责任便会使一个人失去完整性并会造成生活痛苦而又四分五裂。

就在我全神贯注于潜意识的这些意象的期间，我决定辞掉大学的教职，作为有职无薪教师，我已在那里讲了八年课了（自1905年始）。我对于潜意识的体验和实验已使我的智力活动走向了止步不前的状态。完成了《潜意识心理学》的写作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失掉了阅读科学书籍的能力。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有三年。我感到，我再也无法与知识界并驾齐驱了，也再无能力去谈论确实迷住了我的事情了。把潜意识的这些材料公之于世，结果差点儿把我弄成了哑巴(25)。对此我既无法明白也无法使之具有形式。在大学授课时，我处于一种暴露的地位，感到为了把课程继续在那里讲授下去，我首先便得找出一种全新的、不同的方向。要是我的智力状况不是别的而只是一大堆怀疑与困惑而仍要继续去教年轻的学生，那可是要误人子弟的。

因而我便觉得，我现在面临着要么继续我的教学生涯——这条路在我面前是平坦的，要么听从我那内心的人格的法则，听从一种更高的理性的安排，向着我那古怪的任务，向着我面对潜意识所作的这种实验奋力向前。但是，不到这事完成，我是不能在公众面前露面的。

因此，我便有意识地和故意地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我感到，某种伟大的事即将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是信任这种事情的，我感到这件事在永恒性方面是更重要的。我知道它会充实我的生活，而为了这一目的，我是随时不惜冒任何一种危险的。

说到底，我是否能当上教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我不得不放弃这一教职是很令人讨厌的；在很多方面，我不能使自己局限于通常为人所理解的材料上，我对此是感到遗憾的。我甚至会有某些片刻的突然反抗命运之举。不过这种情感都是转瞬即逝的，因而并不会有什么作用。相反，另一方面的情形却是重要的，而要是我们留意内心的人格所希望的和所说的是什么，这种痛楚便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是我所再三体验到过的事情，而不光是在我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之时才体验到了的。不错，在我还是个小孩时，我曾首次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了。在我的青年时，我脾气暴躁；但每当情感突然上升到其高潮之时，它便会突然转向，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宇宙般的宁静。在这样的时候，我便觉得飘然物外，而刚才还使我激动不已的东西，这时看来却显得像是属于一个遥远的过去的东西了。

我的这一决定及我介入无论我还是别的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上，结果便使我落入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我到处走来走去，脑子里充塞着种种思想，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与之交谈：他们只会产生误解。我觉察到了外部世界和这些意象所构成的内心世界之间，存在着以其最痛苦的方式所表现出的鸿沟。我仍然看不到现在我所理解的这两个世界的互相作用。我看到的只是“内”和“外”之间所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只要我能够成功地证明——而这是需要费极大的功夫的——精神体验的内容是实有的，不但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体验，而且对于其他人也拥有的那种集体性的体验来说也是实有的，我便能找到与外部世界及与人们的接触点。后来，在我的科学工作上，我极力去证明这一点并尽我一切能力给交往甚密的友人们介绍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法。我知道我要是不能成功，便会落入绝对的孤立的境地。

只是快到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我才逐渐开始从黑暗中走出来。有两件事造成了这种情况。第一件事是我与那个决心要使我相信我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的女人断绝了关系；第二件而且是主要的事件是我开始理解曼荼罗的绘画了。这事发生在1918至1919年。在我写就了《七次布道词》之后，我画出了第一张曼荼罗的画(26)。自然，当时我并不理解它。

在1918—1919年间，我作为英军战区战俘监管上校驻扎在夏托达堡。当我还在那里时，每天早上我都在笔记本上画一幅小小的圆形的图，即一个曼荼罗，它看来显得对应于我当时的内心心态。在这些图画的帮助下，我便得以逐天观察我的精神变化。比如说，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位具有审美性的夫人寄来的信，她在信中再次固执地坚持认为，从我的潜意识中所产生的这些幻觉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因而应该被认为那就是艺术。这封信使我很不高兴。它并非是愚蠢的，因而便具有危险的说服力。说到底，现代的艺术家是设法出自潜意识地来创造艺术的。掩藏在这一论点后面的功利主义与妄自尊大触到了我身上的一种怀疑，也就是说，我不敢确信我正在产生的这些幻觉确实是自发的和自然的，而并非基本上是我自己随心所欲的种种虚构编造。我根本还算不上已经在意识里没有偏执和狂妄自大了，有这种情形的人便会乐于相信，任何中间性的高尚的灵感，都是一个人行为高尚的结果，而卑下的反应则只是出于偶然，或甚至导源自异己的各种源泉。由于我自身的这种刺激和不协调，因而第二天我便画出了一幅改变了的曼荼罗的图画：图中周边有部分断开了，于是对称性便被破坏了。

事后只是慢慢地，我才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荼罗：“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创造。”(27)而这便是自性即人格的完整性，而如若一切顺利的话，自性是协调的，但它却无法容忍自欺欺人。

我所画的曼荼罗图是些关于自性的状况的一些密码，这些密码每天呈现在我脑海中时都是崭新的。在这些密码里，我看到了自性——也就是我的整个存在——在活跃地工作着。可以肯定地说，最初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它们；但对我来说它们却显得极为重要，因而我便像珍珠那样保存它们。我明确地感到，它们是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它们而获得了有关自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观念。我觉得，自性就像我那样的个体，而且还是我的世界。曼荼罗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个体，并对应于精神的那种微观世界性。

这个时期我到底画了多少幅曼荼罗，我现在再也记不清楚了。不过肯定是许许多多。在我画着它们的时候，这样一个问题一再浮现出来：这样一个过程正导向什么？其目的在哪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到这时候我便知道，我不能擅自选择一个在我看来显得没有价值的目标。实际情况已经向我证明，我必须放弃自我占有更高地位的想法。在我本来企图保有它时，我毕竟还是突然地又把它放弃掉了。我本想继续从事对神话进行科学分析的，这工作在《变化的象征》里就已经开始了。这仍然是我的目标——但是我却绝不能再考虑它了！我此时正被迫经历潜意识的这一过程。我必须让自己被这股急流裹胁着前进，根本不知道它要把我引向何处。然而，当我开始画曼荼罗时，我便看出，一切东西，我一直在走着的所有道路，我一直在采取的所有步骤，均正在导向回一个单一点——也就是说，导向那居中的那个点。事情对我变得越来越明白，曼荼罗就是中心。它是一切道路的代表，是通向这个中心，通向个性化的道路。

在1918至1920年间，我开始明白，精神发展的目标就是我性。没有直线性的演变，有的只是我性的弯弯曲曲的发展。均匀性的发展充其量来说只有在开始时才会存在。尔后，一切便向着这个中心点而发展。这一顿悟使我安定下来，慢慢地，我的内心平静而复归。我知道，在找到曼荼罗可作表现我性的工具之后，我便获得了在我看来是终极性的东西。也许某个别的人会知道得更多，但这不会是我。

几年之后（1927年），我由于做了一个梦而使我对有关这个中心及我性的想法得到了证实。我可以用我称之为“望向永恒的窗户”的一幅曼荼罗的画来表示其本质。这幅画后来印在了《金花的秘密》(28)一书里。一年之后，我又画了一幅同样是曼荼罗的画(29)，在此画的中央处则是一个金色的城堡。这幅画画完后，我问自己道：“这画怎么中国画味这样重？”我对于其形式和色彩的选用印象很深，而且尽管外观上没有什么中国画的东西，我却觉得很有中国画的味儿。而这确实便是它所给我的感受。无独有偶，此后不久，我便收到了理查德•威尔海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论述道教炼丹术的文章草稿，标题也是“金花的秘密”，他还要求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立刻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这草稿读完，因为文中所述对我关于曼荼罗及这中心的绕圈圈的想法给予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这便是打破了我的孤独的第一件事。我慢慢意识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

在回想起这种巧合，这种“同步性”时，我不禁在这幅使我获得了如此深刻印象的具有中国画味儿的画的下面写下了这样的话：“此画作于1928年，画的是一个防卫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威尔海姆给我寄来论述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的一篇三千年前的中文文章。”

这就是我在前头就已提到过的那个梦：我忽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煤灰满地的肮脏城市。时间恰值黑暗的冬夜，兼又冷雨萧萧。这个城市就是英国的利物浦。与几个——比如说六七个——瑞士人一起，我走过了好几条黑洞洞的街道。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们正从港口往外走，而那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却在上方，位于悬崖之上。我们爬上了那儿。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巴塞尔，巴塞尔的市场是在下方，然后您便经过托滕嘉申（“死者之巷”）而往上走；这条巷一直通到上方的一片高地，然后再通到彼得广场和彼得大教堂。我们到达这片高地后，发现有一个由昏暗的街灯照着的大广场，许多街道就向这里汇聚。这个城市的各个街区成辐射状绕这广场而布列。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水池，水池的中央则是一个小岛。由于雨、雾、烟和昏暗的灯光所无法照透的黑暗，周围的一切全无法看清，但是这个小岛却被阳光照耀得光辉灿烂。岛上只长着一棵树、一棵木兰，树上开满了千百万朵红花。这棵树仿佛就立在阳光之中，但同时又是那光源。我的友人们对这恶劣的天气说三道四，但显然却没有看见这棵树。他们谈起了住在利物浦的另一个瑞士人，对他竟在此定居感到吃惊。我对千花怒放的这棵树的美及阳光灿烂地照耀着的这个小岛感到心旷神怡，心里想道：“他为什么定居这里，我可是清楚得很啊。”然后我便醒了过来。

对于梦中的一个细节，我还得添上点补充性的说明：这个城市各个单独的街区的布局绕一个中心点成辐射状布列。这个点形如一个开放性小方块，有一盏更大的街灯照耀着并构成了这个岛的一件小小的复制品。我心里知道，那“另一个瑞士人”就住在这些次级的中心点之一的附近。

这个梦代表着我此时的心境。时至今日我对黄灰色的雨衣及其上闪烁着的水光依然历历在目。一切均令人极为不快，不是黑的就是灰蒙蒙的——一如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但是我却有过一次具有非尘世之美的幻觉，而这便是我到底生活过来了的原因。利物浦就是“生命之池”。“利物”一词据古人的看法，就是“生命之根”之意——而这便“创造出了生命”(30)。

随这个梦而来的还有一种命中注定感。我看出来，在这个梦里，目的是什么已作出了启示。一个人是无法走到这个中心之外的。这个中心就是那目的，而一切都是引向这个中心的。通过这个梦，我明白了，我性就是方向与含义的原则与原型。其治疗性作用就存在于其中。对我来说，这种顿悟暗示了通向这个中心——因而也就是到达这一目标的方法。有关我本人的神话的第一点细微迹象也从中产生出来了。

做过这个梦之后，我便不再绘画曼荼罗的画了。这个梦描绘了潜意识发展全过程的最高阶段。它使我感到了完全的满足，因为它描绘出了有关我心境的一整幅图景。可以肯定地说，我已经知道，我正忙着的是某种重要的事，不过我仍然对其不甚了了，而我的同事们中也没有一个能了解得了。由这个梦所给予我的头脑清晰，使我得以客观地看待存在于我的存在里的各种事物。

如果没有这一幻觉，我便可能失掉了方向并被迫放弃我那命定的事业了。但是在梦里，其含义已作了清楚的揭示。在我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时，我便知道自己正一头扎进了那未知世界之中了。弗洛伊德学说以外的世界，我毕竟是一无所知，但是我还是向着黑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然后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一个人便难免觉得这是一种天意。

我花了足足四十五年来蒸馏装在科学器皿里，当时我所体验到了的并写下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年轻人，我的目的一直是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但是然后，我又触到了这股熔岩流，于是其火焰和热便又重新改造了我的生活。促使我去研究它的便是这种根本的东西，而我的著作便是把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结合进这个世界的当代图景的一种或多或少可算是成功的尝试。

我追溯我那些内心意象的年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月——一切根本性的东西都在其中确定了。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的细节详情不过是这一材料的补充和详述而已；这材料是从潜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并在开头时把我完全淹没了。这，便是那可供终生进行研究的“原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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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名字之意在炼丹术中是“三倍于最伟大的霍姆斯”，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给埃及神祇月神托斯这位据说是炼丹术的发明者所起的名字。

(2) 梅洛温王朝：公元五世纪前半期，法兰克人向南迁移，最后统一了高卢，克洛维及其子孙于是建立起梅洛温王朝。

(3) 弗洛伊德曾谈到过“古代的种种迹象”。——原注

(4) 指1957年。——原注

(5) 即1955年11月27日。——原注

(6) 圣甲虫：一种金龟子科甲虫，埃及人认为它是丰饶和再生的象征，因而往往把它刻在石头上作护符。

(7) 西格弗烈：德国中世纪的伟大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第一部里的英雄。

(8) 以利亚：希伯莱先知。

(9) 莎乐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说她是希律王之女，以舞姿迷住希律，使他杀掉了施洗者约翰。

(10) 西蒙•马格斯：古代魔法师。西门派奉他为宙斯化身，他的配偶海伦为雅典娜化身。

(11) 特洛伊的海伦：希腊传说中最美丽的人，特洛伊战争的间接起因。

(12) 逻各斯，希腊文智慧之意，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二者表示理性与性爱之意。

(13) 托马斯•阿基纳斯所著一篇有关炼丹术的论文。——原注

(14) 商羯罗（778—820）：中世纪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代表人物。

(15) 《吠陀经》：印度婆罗门数四部古经的总称。

(16) 靡菲斯托弗里斯：歌德《浮士德》里的魔鬼。

(17) 安提洛巴里恩是一个矮人，是一种侏儒。他出现在如第三世纪的重要炼丹术士巴诺波利斯的佐斯莫斯的梦幻中。包括安提洛巴里恩的这一群精灵的还有地精，古籍中的钢铁精及供炼丹术士驱遣的矮人们。作为水银之精，炼丹术中的墨丘利乌斯也是安提洛巴里恩这种精灵之一。——原注

(18) “黑皮书”包括六本黑皮的小本笔记本。“红皮书”则是红皮的一本对开笔记本，记有用精妙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写成的同样的幻觉，用中世纪手稿所用的黑体字书写而成。——原注

(19) 曼荼罗：印度教密宗与佛教密宗所用的象征性图形。

(20) 见《浮士德》第一部。——原注

(21) 在炼金术中，“金链”（或“荷马链”）是指一连串大智者，开头一个是连接天和地的赫墨斯•特里斯米基斯托斯。——原注

(22) 私人出版（无日期），采用假名并有一个副标题“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作者亚历山大里亚市的巴斯里德斯，此市位于东西方相接之处。”——原注

(23) 耶路撒冷：基督教的圣地，位于巴勒斯坦。

(24)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原注

(25) 在这一“休耕时期”，荣格写出的东西只有一点儿：几篇用英文写的论文，还有就是其论文的第一个英译本《分析心理学论文两篇》。随着1921年《心理学类型》的出版，这个时期便结束了。——原注

(26) 临摹来用作《类型和集体潜意识》的卷首插图。——原注

(27)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原注

(28) 参见《原型和集体潜意识》中的“关于曼荼罗的象征性”有关页数的插图。——原注

(29) 《金花的秘密》中的图10及“关于曼荼罗的象征性”的有关各图。——原注

(30) 利物浦（Liverpool）这个英文字分开来便是liver（肝脏之意）和pool（池、塘之意），故荣格有是说。

七　著述

在我的生命进入后半生时，我便已踏上了面对潜意识的各种内容的道路。我对此所进行的研究是一件年深日久的事，而且只是在经过大约二十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对我的各种幻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首先，我得找出我这些内心体验的历史先例。也就是说，我得问自己：“我的这些特定的前提在历史上的什么地方已经出现过？”要是我无法找到这种例证，我便绝不可能使我的想法具体化。因此，接触到炼丹术便对我具有了决定性意义，因为它给我提供了直至此时我仍然缺乏的历史基础。

分析性心理学基本上是一门自然科学，但是它比起任何其他学科来在更大程度上受观察者的个人偏见所左右。因此，心理疗法医生要是想排除至少是判断上的最粗率的错误，他就得在最大程度上有赖于历史上的和文学上的类似性人物。在1918至1926年间，我认真地研究了诺斯替教派的一些作家的著作，因为他们也曾正视过潜意识这个最早的世界并探讨过其内容，探讨过显然受到直觉世界所污染的种种意象。由于可查找到的资料太少，至于他们是怎样去理解这些意象的情形就很难说了；此外，就是这些资料，也大都是出自他们的反对者们即基督教产生后头六个世纪解释教义的一批作家们（the Church Fathers）。我觉得，他们对这些意象是很不可能具有一种心理上的观念的，但是诺斯替教派由于与我相距太遥远，因而便无法就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他们建立起任何联系。就我所知，有可能使这一教派所推崇的神秘的直觉与现在联系起来的传统看来已被割断了，因此，要想找到从诺斯替教派——或新柏拉图派——通向当代世界的桥梁，长期以来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但当我开始理解了炼丹术后，我认识到了它就代表着与诺斯替教派的历史性联系，因而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便有了一种连续性。由于炼丹术是基于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因而它一方面形成了通往过去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是通往未来和通往现代的潜意识心理学的桥梁。

这方面的开创者是弗洛伊德，他随此而引入的还有古典的诺斯替教派的性欲动机及邪恶的父辈的权威。诺斯替教派的耶和华与造物者之神的动机再次出现在弗洛伊德有关那本源性父亲及衍生自这位父亲的阴暗的超我的神话里。在弗洛伊德的神话里，他变成了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失望、错觉及痛苦的魔鬼。在炼丹术士对物质的秘密的专注里，物欲的倾向便已经流露出来了，这一倾向对弗洛伊德来说有着掩盖诺斯替教派的另一本质性方面的作用：作为另一个更高的神祇的精神的原始意象，这位神祇送了一个混合器皿给人类，一个转变精神的器皿(1)。这个器皿是一种女性原则，在弗洛伊德的家长式世界里是没有其地位的。附带说一下，在这种偏见方面他绝不是无独有偶的。在天主教思想的王国里，上帝之母及基督的新娘只是最近才被接纳进了神圣的内室（洞房）里，而这是经过了千百年的犹豫后才有了这种变化的，因而可以说至少这种看法已获得了部分性的承认(2)。但是在新教和犹太教的范围里，父权却一如以前那样继续起着主宰性作用。另一方面，在哲学意义上的炼丹术里，女性原则却起着男性原则的同样的作用。

在我发现炼丹术之前，我做了一系列的梦，梦中反复出现的都是同样的主题。在我的房子旁边立着另一所房子，也就是说是另一配房或一座附属建筑物，它在我看来是古怪的。每次做梦，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座房子虽然一直坐落在那里，我自己却对它一无所知。最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到了这侧房。我发现这房子里有一个奇妙的图书室，很可能在16和17世纪时就已存在。包以猪皮面的又大又厚的一册册对开本的书便沿墙的四壁摆放着。这些书中有几本饰有特色古怪的铜版画，其插图则包括有我前所未见的一些古怪的象征性符号。当时我并不懂得它们的用意何在，只是较久之后我才认出它们是些炼丹术符号。在梦里，我只意识到这些符号及整个图书室所产生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原来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版书和16世纪印刷品的收藏所。

我的房子这一未知的附属建筑物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方面；它代表着属于我的某种东西，只是我对此尚未意识到就是了。它，特别是那图书室，涉及的是炼丹术，对此我仍然一无所知，但很快我便会对之加以研究。大约十五年后，我收集的书已构成了一个图书室，样子与梦中所见的那个十分相像。

预示着我会遇到炼丹术的决定性的梦是在1926年左右出现的，当时我正在南蒂罗尔，时值战时。此时我身处意大利前线，正坐在一个矮个子农民赶着的马车从前线回来。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弹片呼啸；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赶路，因为此地情况十分危险。(3)

我们必须通过一座桥，然后便得穿过一条隧道，这隧道的拱顶已部分被炸弹所摧毁。在穿过隧道到达其另一头时，我们看见，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片阳光灿烂的美景；我认出，这是维洛纳附近的一个地区。在我们下面横卧着的就是维洛纳市，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光彩照人。我如释重负般地松了口气，我们继续驱车前行，进入到生机勃勃、一片葱绿的隆巴德平原。一路上经过春意盎然的可爱乡村；我们看到了不少的稻田、油橄榄树和葡萄园。然后，我看到在这条路的斜对过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庄园，很像是某个北意大利公爵的宫殿。这是一座典型的庄园，有许多的附属建筑物和外屋。就像卢浮宫(4)一样，这条路穿过一个大庭院，再从这座宫殿旁边经过。那个矮小的马夫和我坐着车穿过一道门而进入到庭院，在这儿，透过远处那头的第二道门，我们可以再次看见那一片春光明媚的风景。我向四周看了看：右边是这庄园的正面，左边是仆人住宅区、马厩、谷仓和其他建筑物，一直伸展了好一段路。

就在我们到达这庭院的中央处即那宫殿的大门口处时，出乎意料的某种事情发生了：只听见沉闷的砰的一声，这庭院的两道门忽地关上了。那农民从马车上跳下来喊道：“好啊，我们现在可被关在17世纪了。”我无可奈何地想道：“唔，确是这样！不过该怎么办呢？从现在起，我们可得被关上它个好几年。”这时候，一种安抚性的想法又涌上了心头：“总有一天，从现在起再过几年，我总会再次走出去的。”

做了这个梦之后，我在一大堆有关世界历史、宗教史和哲学史的浩繁卷帙里东寻西找，可是有助于解释这个梦的东西却一点儿也没有找到。直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认识到，它指的是炼丹术，因为这一科学在17世纪之时发展到了巅峰时期。然而说来奇怪，我已完全忘记了在炼丹术上赫伯特•西尔比勒到底有什么著作(5)。那时候，他的那本书已经出版，但我却认为炼丹术是一种旁门邪道并且是很可笑的，其情形一如我欣赏西尔比勒神秘的或建设性的观点一样。那时候，我与他有着书信来往并且告诉过他我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正如他那悲剧性的死亡所表明的，西尔比勒对这个问题虽有所发现，但后来却未能顿悟它(6)。他利用过后期的主要材料，而我对此却不甚了了。有关炼丹术的后期文本是奇特怪异的；只有懂得了如何去阐释它们，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它们里面埋藏的是什么宝藏。

只是读了《金花》的文本之后，对炼丹术的本质我才开始逐渐了解，而这篇中国炼丹术的样本则是理查德•威尔海姆于1928年寄给我的。我被一种欲望激励着，迫切想进一步知道更多的有关炼丹术的文本。我委托了一个慕尼黑的书商，要是有什么炼丹术的书到了他手里，便立刻通知我。不久之后，我收到了这些书的第一本《炼丹术卷二》（1593），这是一本包容广泛的拉丁文炼丹术论文集，其中有几篇堪称是炼丹术的“经典之作”。

我让这本书几乎一动不动地摆放了差不多两年。我只是偶尔才翻看一下里面的图画，而每次都不禁想道：“天啊，这是什么胡说八道的东西！简直无法理解！”但是它却不断地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决心更为深入彻底地研究它。我于第二年冬天开始动手研究，不久就发现它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文本在我看来仍然显得像是明显的不知所云，但有些章节我却觉得甚为重要，偶尔还可发现几句我觉得能懂得其意思的句子。最后，我认识到了，原来炼丹术士是用象征来说话的——而这些象征，可是我的老相识啊。“嘿，这可真是太富于幻想了，”我心里想道，“我只好学会对这一切进行破译了。”到了现在，我可是完全着迷了，只要一有时间，我便埋头研究起这些文本来。一天晚上，当我正研究它们时，突然回想起我陷身17世纪里的那个梦。这时，我终于把握住了其含义。“原来是这样！现在，我可不得不从头开始来研究炼丹术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在炼丹术思想发展过程的迷宫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因为没有什么阿里阿德涅在我手里塞进过什么线团(7)。在阅读16世纪的一个文本《哲人的玫瑰园》时，我注意到某些奇怪的表达方式和措辞往往反复出现，如“分解与凝结”、“神秘管”、“石头”、“本源物质”、“水银”等便是。我看得出来，这些表达方式是按特定的含义而再三加以使用的，不过我却无法弄清楚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便决定着手编一本主要用语的词典，其中的用语则可以交互参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积累起了好几千个这样的主要用语和词汇，而抄下来的摘录也占满了好几本。我是沿着语言学的方向来开展研究的，其情形就像我正设法猜破一种未知的语言的谜一样。按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炼丹术的表达方式的意义便逐渐呈现出来了。这一工作，我专心致志地一搞就是十余年。

我很快便看出来，分析性心理学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而与炼丹术不谋而合。炼丹术士们的体验在一定意义上便是我的体验，而他们的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点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无意中触到了我那潜意识心理学历史上的对等物。可以与炼丹术进行比较及存在着一条向后通回到诺斯替教派的不曾中断的智识链条，便为我的心理学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在我研读这些古老的文本的时候，一切便全都各归其所了：各种幻觉意象、我在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性知识及我从其中所得出的各种结论。我现在开始明白，这些精神性的内容，如果从历史观点上来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我对它们的典型特征的理解得到了加深，而这种理解，在我对各种神话的调查研究里便已经开始了。在我的调查研究里，本源性的意象及类型的性质占有着主要的地位；对我来说，很清楚，要是没有历史，就不可能有心理学，当然也绝不会有潜意识心理学了。可以肯定，一种有意识的心理学是会满足于根据个人的生活而获得的材料的，但只要我们希望解释一种精神病，我们便需要有一份既往病史，因为它比意识里的知识反映得更深刻。而在疗治过程中，每当需要作出非同寻常的决定时，我们便会做梦，而对梦进行阐释，则需要比个人所记得的还要多的知识。

我把自己对炼丹术的研究看作是我与歌德有着内在联系的一种迹象。歌德的秘密在于他处于被一种原型性变化过程的支配，而这一过程，千百年来一直在发生着。他认为他的《浮士德》是一种“重要工作”或“神圣工作”。他把它称之为他的“主要事业”，而他整个一生的行动，都是在这出戏剧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因此，在他身上活跃着的便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本质，是一种超人的过程，是原型世界的伟大之梦。

我自己也落入了这同样的梦的把握之中，因此从十一岁时起，我便不得不开始从事一种是我的“主要工作”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事业。我的生命被一种观念和一个目标所浸润并通过它们而得以维系在一起：这就是渗透人格的秘密。一切都可以根据这个中心点而得到解释，而我的所有著作所述说的也就是这一个主题。

我真正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03年所进行的联想测验的实验。我认为这是我在从事自然科学方面意义上的第一次科学研究。《词语联想研究》写出后我又写了两篇其起因我已经述说过的精神病学方面的论文：《早发性痴呆心理》和《精神病的内容》。1912年，我的著作《转变的象征》出版了，而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也至此告终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得单独去打天下了。

由于我对自己的潜意识的种种意象十分迷恋，因此便也就有了一个起始点。这个时期从1913年持续到1917年；此后，川流不息的各种幻觉便日逐减少了。在这些幻觉尚未消退殆尽，而我也不再是个在魔幻之山内的迷途者时，我便得以对这整个的体验采取客观的态度并开始对之加以深思。我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是怎样看待潜意识的呢？”我的答案是《自我和潜意识之间有着种种关系》(8)一文。1916年，我在巴黎曾就这方面举行了一次讲座(9)；但是这次讲座的内容却直到过了十二年后才以德文出版，不过内容却大为扩充了。在这一讲座里，我描述了潜意识的某些典型性内容，我还表明，意识着的头脑对它们抱什么态度远不只是麻木不仁的问题。

炼丹之第一阶段：集光

炼丹之第二阶段：力量源泉所孕育的新的生命

炼丹之第三阶段：法身作为独立的存在

炼丹之第四阶段：缘中

炼丹术工作

波林根的雕像：蛇与鱼

与此同时，我此时还忙着为《心理类型》一书做准备工作，此书于1921年首次出版。我写此书的原因始自我需要界定我自己的观点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和阿德勒的观点的各个方面。在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便碰到了类型这个问题；这种心理类型是个人所独有的，它决定了并限制了一个人进行判断的方式。因此，我这本书的目的是企图探讨个人对于世界，对他人和对事物的关系。书中讨论了意识的五花八门的各个方面，也就是意识着的头脑对于世界所可能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因此，它便构成了一种可以说是从临床角度上来看的一种意识心理学。我把大量的文学作品里的东西揉进了这本书里。斯比特勒的作品更是在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而引用最多的又是他那《普罗米修斯与厄皮墨透斯》(10)。但是我也讨论席勒、尼采和古典时代的知识史及中世纪。我甚至冒昧地给他寄去了一册我的这本书。他没有给我回信，但不久后他却作了一次报告，在报告中他肯定地说，他那本《普罗米修斯与厄皮墨透斯》根本不表示“有”什么含义，正像他很可能会唱出“春天来了，特拉——拉——拉拉”一样。

论述类型的这本书使我洞悉，单个的人所作出的每一判断是由他的人格所制约的，而且每一种观点都必定是相对性的。这便产生了必须对这种多样性进行补偿的统一性的问题，于是它便把我直接引导到中国的“道”的观念上了。我已经讲到过我的内心变化发展与理查德•威尔海姆寄给我的一个道教文本之间的互相作用的事。1929年，我和他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到了我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我开始到处进行专题讲座并作了好些旅行。这些各种各样的论文和讲演稿便成了我这些年所进行的内心探索的一种衡量其轻重的砝码。它们还包含有我的读者和病人向我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11)。

自从我那本《转变的象征》问世后，我深深地关切的课题便是性本能（里比多）理论的问题。我把里比多设想成是具有物理性能量的一种精神类似物，因而也就或多或少是一种具有数量性的观念，所以它是不应用质的术语来加以界定的。我的想法是跳出当时流行的里比多理论的具体化的巢臼——换句话来说，我希望不再提起饥饿、侵略和性的诸种本能，而是把所有这些现象看作是精神性能量的表现方式而已。

在物理学里，我们也讲到能量及其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如电啦、光啦、热啦等等。在心理中的情形也与此一般无二。在这里，我们所处理的也主要是能量，也就是说，要遇到其数值或大或小的强度测量问题。这种能量会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我们要是设想里比多是能量，我们就得采取一种综合性的和统一的观点。至于里比多——不论其是性欲、权欲、食欲或别的什么——的性质的数量问题，便消隐于背景性的地位了。我希望为心理学所做的事是得出某种合乎逻辑的并且是彻底的看法，这种看法有似能量学理论在物理各学科中所提供的一样。这正是我在论文《论精神性能量》（1928）里所追求的东西。比方说，我把人的各种动机看作是能量变化过程的五花八门的表现方式，因此这些动机也就有似于热与光等各种各样的力。恰如不会发生现代的物理学家只从比如说热能里导源出一切的力一样，同样，心理学家也应该警惕把一切的本能都归之于性欲的观念的做法。这是弗洛伊德最初的错误，但他后来又提出了“自我本能”一说，因而便纠正了这一差错。再往后，他又提出了“超我”一说并赋予它一种实际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里，我只谈到了我对潜意识的着迷及与这种着迷的性质有关的某些事情，但对于潜意识本身却着墨不多。当我对我的幻觉进行研究时，我才知道，潜意识会经历或引起变化。但只是在我使自己谙熟了炼丹术后，我才认识到，潜意识是一个过程，而精神则利用自我的关系而变化或发展成潜意识的内容。在个性方面，这种转变可以从梦和幻觉中推断出来。在集体生活中，它主要残留于各种宗教体制及其变化着的各种象征里。通过研究这些集体转变过程及通过了解炼丹术的象征性，我便得到了我的心理学的关键性概念：个性化的过程。

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在于，它很快就开始触及到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及到了心理学和宗教之间的种种关系。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最早写进了《心理学与宗教》（1938）一文，作为这一文章的直接产品，尔后又写进了《自大狂》（1942）里。这本书的第二篇文章《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自大狂》从这种观点来看显得特别重要。巴拉塞尔索斯(12)的著作充满了大量独创性的看法，其中包括清晰地阐述炼丹术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裹上了死人的古怪外衣。谈到巴拉塞尔索斯，最后我便不得不讨论起与宗教和心理学有关系的炼丹术的本质了——或者换句话说，讨论起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的炼丹术了。我在《心理学与炼丹术》（1944）里确实这样做了。这样，我便终于落到了其下埋有我从1913年至1917年的各种体验的地上了；因为我在那时所曾经历过的过程，对应了在那本书所述及的炼丹术上的变化过程。

潜意识的象征性与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有何关系，这个问题不断地在我头脑里打转，这种情形实在是最自然不过了。我不但为基督教的启示洞开了大门，而且我还认为它对西方人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然而，它需要以新的目光，需要按照当代精神所造成的种种变化来加以对待。不然的话，它便会与时代脱节并对人的整体性不具有任何作用。在我的著作中，我一直极力表明这一点。对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及弥撒文本，我曾从心理学角度来加以阐释过——对于这二者，我曾与帕诺波利斯的佐西莫斯这位公元3世纪时的炼丹术士和诺斯替派教徒所描写过的种种幻觉进行过比较(13)。我的意图是使分析心理学与基督教发生关系，这一做法终于引向了作为一个心理形象的基督的问题。早在1944年，我在《心理学与炼丹术》中，便已论证了基督形象和炼丹术士的关键性概念“（哲人之）石”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1939年，我就依格纳蒂乌斯•洛尤拉(14)的《精神修炼》举行了一次讲谈会。与此同时，我忙着为《心理学与炼丹术》的写作而进行的研究。一天晚上，我醒过来后，在明亮的月光下，看见了床脚处有身背十字架的基督的形象。其大小虽没有真人大小，但却毫发不爽，而且我还看见了他的躯体是用带点绿色的金子构成的。这一景象虽然是惊人的美，但我却依然深切地为它所震撼。像这样的幻觉对我来说绝非什么不同寻常之事，因为我经常在将醒未醒时看到极为生动的种种形象。

对于出自《精神修炼》的冥想之一的基督之灵，我一直想得很多。这一幻觉的出现似乎在于向我指出，在我的沉思中我忽视了某种东西：基督与炼丹术士的非凡之金及带点绿色之金有其类同性(15)。当我认识到这一幻觉所指的是这一关键性的炼丹术的象征，认识到我已对基督获得了本质上乃属炼丹术方面的幻觉时，我便感到释然了。

那带点绿色的金乃是炼丹术士不但在人，而且还在无机的自然物中所看到的那种有生命力的质。它是生命精神、人的灵魂或宏观世界之子、使整个宇宙活跃起来的人类的一种表现。这一精神把自己倾泻进一切事物里，甚至还进入到无机物里，他出现在金属与石头中。我这一幻觉因而便是基督的形象与其在物质中的相似之物——宏观世界之子的一种结合。如果我不是被那带点绿色的金所震慑的话，我大概便难免会假定，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正从我那“基督教的”视野里消失——换句话说就是，我那传统性的基督形象不知怎么回事仍是有缺陷的，我仍然还得跟上基督教发展的某些部分。然而，对金属的强调却向我表明了，炼丹术毫不掩饰基督的观念乃是一种精神上活着的物质和肉体上死了的物质的结合。

在《伊涌》(16)中，我再次研究起了基督的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我感到关切的不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上的相似物，而是基督的形象与心理学的关系。我并不把基督看成是一个失去了一切外在性的人物。相反，我倒希望表示出他所代表着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宗教内容的发展。表明占星术本会如何预言基督的到来及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与在两千年基督教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是如何理解他的，这对我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一点以及在几千年的过程中积聚在他周围的一切古怪而有争议的种种光辉，也正是我们所要描绘的。

就在我对所有这些事情进行探究的时候，那个历史人物——作为人的耶稣——的问题便也跟着出现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他所在的时代的智力——我们也可以说是已经集聚而成的原型，即“人类”的本源性形象——便已凝聚在他这位差不多无人知晓的犹太预言者的身上了。关于人类的古老观念，一方面植根于犹太人的传统中，另一方面则植根于埃及霍律斯(17)神神话中；这一观念在基督教纪元的初始之时便已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主要是“人子”即上帝之子，他站到被神化了的奥古斯都大帝这位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对立面去了。这一观念与原本是犹太人的弥赛亚(18)的问题搅到了一起并使之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认为耶稣这位木匠的儿子传播福音并变成了救世主只不过是出于“纯粹的偶然”，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他一定是个具有非凡天赋的人，因而才能如此完美地表达和陈述他那时代人们普遍的但却是潜意识的种种期望。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能成为这一希望的传播者，只有耶稣这位特定的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样的时代里，由神圣的恺撒所代表的罗马帝国那无处不在且又顺者昌逆者亡的权力，便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数的个人，或者确实地说所有各民族，便被剥夺了他们文化上的独立及精神上的自主性了。今天，个人和文化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就是说被大众所吞没的威胁。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渴望基督再次出现的浪潮，甚至说看见基督再世了的谣言也不胫而走，这种情形表达了人们希望获得赎救。然而它所采取的形式，却与过去的任何事情均无法相比较，只是“技术时代”的一个典型的产儿。这就是遍布于全世界的“飞碟”现象（不明飞行物体）。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论述我的心理学与炼丹术相对应，或者二者相反，我便希望连同上述那些宗教方面的问题一起，看看在炼丹术士的著作中论述到了心理疗法方面的什么特别的问题。临床上的心理疗法这个主要问题就是移情。在这件事上，我与弗洛伊德意见完全一致。我可以证实，炼丹术也有某种对应于移情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相合的概念，其突出的重要性已为西尔贝勒所注意到了。在我的著作《心理学与炼丹术》就列举有这种对应性的证据。两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我在《移情的心理》(19)中对这个问题继续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导致了《神秘的相合》一书。

正如与在个人方面或科学方面使我感到关切的所有问题一样，相合的问题一出现，便有种种梦随之而来或作出预兆。在这些梦之一里，这个问题及基督的问题都被凝聚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意象。

我再次梦到我的屋子有一座我从未进去看过的附属建筑物。我决心去看看，最后便走了进去。我来到一道很大的重门之前。打开门时，我发现自己处身于摆设成实验室的一个房间里。窗户前面摆着两张桌子，上面摆满了许多玻璃器皿和动物学实验室的一切用具。这是我父亲的工作室，然而，他却不在里面。沿墙放着的书架上摆着几百个瓶子，里面盛着各种各样可以想象得出的鱼类。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父亲现正从事鱼类学的研究！

就在我站在那儿环顾四周时，我注意到有一道布帘不时鼓起来，仿佛不时有强风吹过的样子。突然之间，汉斯这个年轻的乡下人出现了。我叫他去瞧瞧是否在这布帘后面的房间开有窗户。他走了，而且一去就是好长一段时间。当他回来时，我看到他脸上现出一副可怕的神色。他只是说道：“对，有某种东西在里面，它就在那里出没！”

然后，我走了进去，发现了有一道通到我母亲房间的门。房间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其气氛是神秘的。这个房间很大，天花板上悬吊着五个一排的两排柜子，柜子离地约两英尺高。它们看起来就像花园里的小亭子，每个面积约六平方英尺，每个均装有两张床。我知道，这就是我那实际上早已去世的母亲回到阳世时所居住的房间，她摆上这些床就是为来访的鬼魂睡觉用的。它们是成双结对的鬼，也就是鬼夫妻，它们来到这里过夜，或甚至连白天也在那里过。

正对我母亲的房间处有一道门。我把门打开，便走进了一个大厅；这大厅使我想起了一间大饭店的门厅。大厅里安放着安乐椅、小桌子、豪华挂饰品并撑有柱子。一个铜管乐队正大声地演奏着；我本来在后面的这些房间里已听到有音乐声，但不知道它是从那里传来的就是了。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这铜管乐队在大声吹奏着舞曲和进行曲。

大饭店大厅的这个铜管乐队意味着豪华的寻欢作乐和世俗性。谁也不会想到，在这吵吵闹闹的门面之后会是阴间，而这阴间又位于这同一幢建筑物之内。大厅的这个梦的意象可以说是对我这个好好先生或世俗的欢乐的嘲讽。但这只是外表的方面；在其后面隐藏着的却是某种大相径庭的东西，这东西是无法在喧闹的管乐声中加以细究的，这就是那鱼类实验室及那为鬼魂而悬吊着的亭子。这二者都是个阴森森的地方，为神秘的一片寂静所笼罩。在它们里面，我有这样的感觉：这里就是黑夜的居处，而大厅则代表着白天的世界及其庸俗浅薄。

这个梦里的最重要的意象是“鬼魂招待室”及那个鱼类实验室。前者以一定程度的闹剧性方式表现了相合；后者则暗示了我对基督的先入之见，即他本人就是鱼类。二者都是使接连不断地研究了有十余年的课题。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对鱼类的研究却落到了我父亲的头上。在这个梦里，他成了照管基督徒灵魂的人，而按照古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人都是被基督的门人彼得的网所捉到的鱼。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同一个梦里，我母亲却成了被拆散了的鬼魂的保护人。这样，我的双亲看来便都担负着“治疗灵魂”的重担，只不过实际上这重担却落到了我肩上就是了。没有完成并且仍然压在我父母身上的还有某件事；这就是说，这件事仍然潜藏在潜意识中，因而便有待于未来才能解决。我被提醒说我仍未解决“哲学上”炼丹术的主要事情即相合问题，因而也就是尚未回答基督徒的灵魂向我提出来的问题。此外，我妻子定作其终生任务的有关圣杯的传说的主要研究工作也尚未完成(20)。我回想起当我在《伊涌》中讨论到鱼类的象征时，我脑海里便往往浮现出翠鸟的形象及追寻圣杯的景象。要不是我不愿意闯进我妻子的这个领域，我毫无疑问便会把圣杯的传说包括进我对炼丹术所进行的研究中。

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是个受了安福塔斯(21)式伤的受伤者，是一只其伤口无法治愈的“翠鸟”——这种伤亦即基督的受罪，而炼丹术士则正是为了治疗这伤而去寻找治病的万灵药的。作为一个“口哑的”帕斯法尔(22)，在我童年期间，我是这种病症的见证人，并且也像帕斯法尔一样，纵然有口也说不出话来。我只能作点暗示。实际上，我父亲从未能使自己对兽形的基督＝符号象征产生过兴趣。另一方面，他实际上直到去世，一直生活在由基督所预见的和许诺的痛苦里，而且还根本并不觉悟到这都是由于效法基督的结果。他认为自己的痛苦是一种个人的病痛，是可以听从医生的忠告而得以疗治的；他并不认为这是在普遍意义上的基督徒的痛苦。加拉太书(23)里的话“我活着，但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身上”从未能在其全部的意义上深入到他的脑海里，因为一想到宗教的种种问题，他便会害怕得全身发起抖来。他想要满足于信仰即止，但在他那里信仰却又打破了他的信仰。这种情形往往就是让理性作出牺牲的回报。“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一戒律的，能接受的只有那些该接受它的人……有这样的阉人，他们为了天国的缘故而使自己变成了阉人。能够接受这一点的人，让他接受它好了。”（《马太福音》）盲目地接受绝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它充其量只能导致停滞不前并要下一代付出重大的代价。

众神的兽形的特征表明，众神不但延伸到超人的范围，而且还进入到不属于人类的王国里。可以说，各种动物便是他们的影子，大自然本身则把这种影子与神的影像联系起来。“基督之鱼”表明，效法基督的那些人本身便是鱼——也就是说是需要动物式的照料的潜意识的灵魂。那鱼类实验室就是教会“对灵魂的照管”的同义词。而正如受伤者使自己负伤一样，同样，医治者也能治愈自己。在这个梦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具有决定性性质的行动是由死者在意识之外的那个世界亦即在潜意识的世界里对死者而作出的。

因此，在我的生活的这个阶段，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我肩上的责任的本质性意义，也无法对这个梦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我只能感觉到其含意。在我能写出《答约伯书》之前，我仍需克服内心最大的反抗。

上述这一文章的内心根源可以在《伊涌》里找到。在《伊涌》里，我讨论了基督教徒的心理问题，而约伯(24)则是某种基督的预兆。这两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受苦受难的观念。基督是代上帝受苦的仆人，约伯也是这样。在基督的情况里，世界上的种种罪恶便是产生苦楚的根源，因而基督徒的受苦是普遍性的结果。这不可避免地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谁应该为这些罪恶承担责任呢？归根结底，创造了这个世界及这些罪恶的正是上帝本人，因此，为了为人类的命运受苦，他于是便变成了基督。

在《伊涌》里，有多处提及到这一神圣的形象的光明与黑暗的方面。我列举了“上帝的愤怒”、敬畏上帝的戒律及这样的祈求“别让我们受到诱惑”。上帝形象的这种矛盾性在《约伯书》(25)中是起了极重要作用的。约伯希望，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会站到他身边来反对上帝；在这种情况里，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上帝是处于怎样一种悲剧性的矛盾里了。这便是《答约伯书》的主要内容。

促使我写这本书的还有其他一些外在性的力量。公众和病人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使我感到，对于现代人的种种宗教问题，我必须更加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多年以来，对此我一直犹豫不决，因为我充分认识到了这样做会掀起多么巨大的一场风暴。但是到了最后，我却不能不被这问题的全部紧迫性所支配，尽管勉为其难，我还是不得不对之作出回答。我于是这样做了，回答的方式就跟问题摆到了我面前来的方式一样，就是说，以作为充满感情的一种体验的方式。我是有意去选择这种方式的，为的是免得给人留下我一心想宣布某种永恒真理的印象。我那《答约伯书》只不过意在表达一种个人之见而已，这个人希望并期待着能引起其公众的深思。我根本无意想阐述一种玄妙的真理。然而神学家们却指责我已这样做了，原因是神学思想家们实在太习惯于与永恒真理打交道，因而对其他别的真理也就一无所知了。当物理学家说，原子是如此这般结构的并进而画出一个结构图来时，他实在无意想表达这就是什么永恒真理之类的想法。但是神学家们并不懂得自然科学，特别是不懂得心理性思维。分析性心理学的材料，即其主要的各种事实，构成了表述——以相一致的形式在各种地方和各个时代经常出现的各种表述。

约伯的问题在其所有的派生表述方面同样在梦里已有所预示。这个梦以我去看望我那早已去世的父亲而开始。他住在乡下——乡下的什么地方我可就不知道了。我看见了一座房屋，房子的式样是18世纪的，房间很多并有好几处相当大的附属建筑物。我后来获悉，这座房屋原是坐落于一处矿泉疗养院的一座旅店，而且看来许多要人、名人和王亲国戚也曾在那里居住过。此外，这些人中的好几个已经死去，而他们的尸身则存放在属于这座房屋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则是看守人，看守着这些尸身。

我很快发现，我父亲不但是看守人，而且还是一个合法的著名学者——这在他在世前可绝没有这种事。我在他的书斋里与他见了面，不过说来奇怪的是，医生某——年纪与我相仿——及其儿子（两人都是精神病医生）竟也在场。不知道是否因我提了个问题还是我父亲自动想解释点什么，只见他从一个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很大的书——一部对开本的沉甸甸的《圣经》，跟我图书室里那本梅里安《圣经》(26)一样。我父亲拿在手里的这本《圣经》是用闪闪发亮的鲨鱼皮包装的。他把《旧约全书》部分打开——我猜他是翻到了首五卷处——然后便就某一章节开始进行阐释起来。他解说得十分迅速流利且显得学识渊深，使我竟听着也跟不上了。我只注意到，他所说的话里无意中露出他知识丰富博杂，这种知识的重要我虽能约略领悟，但却无法适当加以评判或掌握。我看出医生某根本不懂，而他那儿子则开始笑了起来。他们觉得，我父亲正在干那不自量力的事，而他所说的简直就是老年人所喋喋不休的废话，不过我却很清楚，他说这些话实非由于病态的激动，也根本没有说什么愚蠢的话。相反，他高谈阔论，知识渊博而又能十分打动听者的理智，只是由于我们的痴愚，我们才几乎无法领悟而已。他所说的是极为重要的事，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他说话说得如此激动，原因就在这里；他脑海里为深刻的观念所充满了。他竟得在我们这三个犹如白痴的人面前说这番话，我是既感恼怒而又深觉可惜。

那两位精神病医生所代表的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医学观点，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作为医生的我。他俩代表着我的阴影——这个阴影的极为相似的两个人，即父与子。

然后，景象便变了。我父亲和我这时处身在这座房屋的前面，面对着显然堆放着木材的某种棚屋。我们听到了沉闷的砰嘭声，好像有人把大厚块的木板扔到了地上或到处乱扔似的。我觉得，一定至少有两个工人在那里忙着，但我父亲却向我示意，说这个地方在闹鬼。某种鬼怪显然正在弄出这样的喧闹声。

我们便走进了这棚屋，于是我看到它有着厚厚的四壁。我们顺着一条狭窄的楼梯爬到了二楼。这里，一种奇怪的景象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间跟法特赫布西克里(27)苏丹阿克巴的会议厅完全一模一样的大厅。这是一间高高的圆形房间，沿其墙壁是一道环形回廊，回廊有四座桥通到一个盆形的中心。这盆形的中心置于一根大圆柱的顶端，作这位苏丹的圆形坐椅之用。他便从这高高在上的地方向其谋士和哲学家们讲话，而这些人则绕着回廊的圆形墙壁而坐。这个整体成了一个巨大的魔圈，精确地与这真正的会议厅相对应。

在这个梦里，我突然发现，从这中央处有一座陡直的楼梯，向上直通至这墙的一个高处——这个地方与真实却完全不对应。在这楼梯的顶端处有一道很小的门，我父亲这时向我说道：“现在我要引领你到最高的存在处。”然后他便跪了下来并在地板上叩了一个头。我照着他的样子也跪了下来，心情十分激动。出于某种原因，我叩头却无法碰到地板上——大概还差一毫米左右。不过我却至少跟他一样依样画葫芦地做了。突然之间，我忽然知道——也许我父亲早已告诉我了——上头这道门通往的是一个凄凉冷落的房间，而大卫王的大将乌利亚就住在那儿；为了弄到其妻子拔示巴，大卫王竟命令兵士在敌人面前弃乌利亚于不顾而逃，从而可耻地出卖了他(28)。

关于这个梦我还要作几点解释。梦中开头的情景描述的是潜意识的任务是如何完成的，而这个任务我是留给了我“父亲”，即潜意识来办的。他显然迷上了《圣经》——也许是《创世记》吧？——并急于要把他的顿悟转达他人。鲨鱼皮则表示《圣经》包含的是一种潜意识的内容，因为鱼总是有嘴而不会说话和没有意识的。我那可怜的父亲并未能成功地把这二者传达给人，原因是听众部分是由于无法理解，部分是由于愚蠢且又心怀恶意。

这样作失败之后，我们横越过那街道而到了“另一边”，鬼怪就活跃在这种地方。鬼怪现象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的年轻人的周围；也就是说，我仍然处于未成熟和过于潜意识阶段。梦中那印度的环境表明的是“另一边”。当我在印度时，议会厅的魔圈结构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觉得它代表着与一个中心有关的一种内容。这中心就是阿克巴大帝的宝座，他统治着一个次大陆，是像大卫王那样的一个“这个世界的君主”。但是位在大卫之上则是那位无辜的牺牲者即他那位忠心耿耿的大将乌利亚，后者是由于大卫的出卖才死在敌人手里的。乌利亚是基督的预示，而基督这位神人却被上帝所拋弃了。“主啊主，您为什么抛弃我啊？”在这种喊声之上的则是，大卫把乌利亚的妻子“取而享之”。只是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有关乌利亚的暗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旧约全书》中上帝形象的这种二重性矛盾，我不但被迫公开地讲出来——这对我是有害而无利的，而且我妻子将被死神从我手中夺去。

这就是隐藏在潜意识里并等待着我的事情。对于这种命运，我只好逆来顺受，并确实应该叩头到地，好使我的谦恭驯顺臻于完美。但某种事情却使我不能完全地这样做，与之相差尚有一发之距。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在说道：“一切都很好，但不是完全很好。”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不肯俯首听命并决心不做一条哑口无言的鱼；而要不是自由人身上有某种这种东西，在基督诞生前的几百年就不会写出《约伯书》来。人总是有某种思想上的保留性的，即使面对神的谕示时也一样。不然的话，他哪里还能有自由呢？而要是这种自由不能给威胁自由的上帝以威胁，这种自由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因此，乌利亚是生活在高于阿克巴的一个地方的。正如梦中所说的，他甚至是“最高的存在”，这种说法恰当地说只适用于上帝，要不，除非我们是在谈拜占庭的艺术品。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佛祖及其与众神的关系。对于虔诚的亚洲人来说，如来佛就是一切中的至高者，就是绝对（上帝）。由于这种原因，佛教小乘(29)一直被人怀疑是无神论——这实在十分冤枉。靠着众神的威力，人才得以洞察造物主。人甚至被授予了在本质性方面消灭“万物”的权力，就是说消灭人对这个世界的意识。今天，人已可以利用放射性现象来消灭地球上一切高等生物了。佛祖对世界归于无有的观念已作出过暗示：通过大觉大悟，轮回（Nadâna）的链条——不可避免地导致年老、疾病和死亡的因果关系的链条——便可以被打断，于是乎存在的幻觉便结束了。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预言性地归结到现已迫在眉睫地近的未来的问题。这个梦揭示了早已存在于人类中的一种思想和预兆：造物以一个虽小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胜过了造物主的观念。

经过了这次远足梦的世界之后，我必须再次回到我的写作上来了。在《伊涌》里，我已开始触到了需要分别加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我曾企图解释基督的出现如何与一个新的时间始源的初始即鱼类的一个时代相对应。基督的一生与客观的天文学事件——春分进入到黄道十二宫的双鱼宫处——之间存在着同步性。因此基督就是“鱼”（正如在他之前的汉穆拉比(30)就是“羊”一样），并作为这个新时代的统治者而出现。这种情形便导致了我在论文《同步性：一种非因果关系的联结原则》(31)所论及的同步性问题。

在《伊涌》中所提到的基督的问题最后便导致我如何据个人的体验来表达安索洛波斯（人）——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我性——的现象这个问题了。在《出自意识之根》（1954）里，我企图对这一点作出回答。在这方面，我所关心的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互相作用、从潜意识到意识的发展及更大的人格即内心中的人对每个单独的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问题。

这种研究至《神秘的相合》而臻于充实，在这本书里，我再次谈到了移情的问题，但主要按我原来的意图去写，即把炼丹术的全部内容作为一种炼丹术心理或作为深度心理学的炼丹术基础来加以表述。在《神秘的相合》里，我至少给我的心理学赋予了一种现实的地位并把它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这样，我的任务便完成了，我的工作结束了，而且它现在也站稳了脚跟。我一接触到了根底，便达到了从科学上加以理解的程度，深入到了超验，深入到了原型本身的特性的程度，对于这种特性，要想作出进一步的科学陈述是不可能了。

我在这里对我的研究工作所作的概述当然只是一种简括的总结。我实在应该说得更多些或更少些才对。这是一种即兴性的东西，其情形就跟我在这里所述说的一样。它是临时产生的东西。它对懂得我的工作的人可能会有所助益，其他人则大概就得对我的观点有所了解才能懂得。我的一生就是我所从事过的事情，亦即我的科学工作：前者与后者是不可分的。这工作就是表达我的内心发展；献身于潜意识的内容的研究构成了这个人并改造了这个人。我的著作可以看作是我一生历程中的各个中途站。

我所写的一切可以认为是内心所放到我肩上的任务，其本源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不得不做的事。我所写的都是涌上我心头的事情。我让感动了我的灵魂大声说出它所要说的话来。对于我的著作，我从来不指望什么强烈的反应，什么有力的共鸣。它们代表着对我们时代的一种补偿，而我说这些无人乐于去听的话也实在出于无奈。由于这种原因，我往往感到极为凄凉孤独，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我知道我所说的会不受人欢迎，因为我们时代的人们是很难接受对这个有意识的世界所唱的反调的。今天，我倒可以说，我获得了人们所赋予我的极大成功——远比我所能预料到的还要大——这倒是令我感到吃惊。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所可能做到的一切就是了。毫无疑问，我这一生的工作本应更多并干得更好才是，但也有很多事情却是我力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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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异教的诺斯替教徒波伊曼德勒斯的著作里，这个器皿充满着“精神”，是造物主之神送到尘世的，为的是让想达到更高意识境界者可以在其中受洗。这是精神在其中获得更新和再生的一种子宫，对应于炼丹术中物质在其中产生质变的器皿。在荣格的心理学中与此对等的是叫作个性化过程的内心转变过程。——原注

(2) 这指的是教皇比乌斯十二世的训令“仁慈的上帝”（1950），其中宣布了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这一新教义肯定，玛利亚作为新娘，与圣子在天国的新房里结合了，而作为索菲亚（智慧），她则与上帝结合了。这样，女性原则便从而变得接近于富于男性气质的三位一体了。参看荣格的《东西方心理学与宗教》里的“答约伯书”部分。——原注

(3) 从空而降的炸弹，从心理学上来阐释，就是从“另一边”飞来的飞弹。因此它们便是从潜意识，从精神的阴暗面产生出来的表象。梦中发生的事情暗示，几年前在外部世界已发生的这场战争，现在仍未结束，而是将继续在精神里打下去。显然，正是在精神里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在外部世界里去找是不可能找到的。——荣格注

(4) 巴黎的一处王宫，现辟为艺术博物馆。

(5) 其著作有《神秘主义的问题及其象征性》（纽约版，1917年；德文维也纳版，1914年）。——原注

(6) 西尔比勒自杀了。——原注

(7) 忒修斯来到克里特，要进入迷宫杀死牛头怪。克里特国王之女阿里阿德涅送给他一个线团。他把线头拴在门口，边走边放线，杀死怪物后忒修斯便顺着线走出了迷宫。作者借用这一典故，意指他在研究炼丹术时没有得到过什么人的帮助。

(8) 此文收入《分析心理学论文两篇》。——原注

(9) 《心理学档案》（1916年日内瓦版）中的《潜意识的结构》。——原注

(10) 卡尔•斯比特勒（1845—1924），瑞士作家，他最有名的作品除了《普罗米修斯与厄皮墨透斯》外，还包括史诗《奥林匹斯之春》及长篇小说《伊马戈》。191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原注

(11) 这些文章主要散见于《荣格文集》中4、8、10、16几卷。——原注

(12) 巴拉塞尔索斯：即西奥弗拉斯塔斯•庞巴斯塔斯•封•霍亨海姆（1490—1541），他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在于暗示自己胜过一世纪时的著名作家和医生塞尔索斯。

(13) 这两方面的研究文章，均包括在《东西方的心理学与宗教》一书里。——原注

(14) 依格纳蒂乌斯•洛尤拉（1491—1556）：西班牙人，天主教耶稣会创立者。

(15) 比较严肃的炼丹术士认识到，他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贱金属变成黄金，而是为了产生一种“非凡之金”或“哲学之金”。换句话说，他们关切的是精神的价值及精神变化的问题。——原注

(16) 伊涌：始源之意。

(17) 霍律斯：古埃及所奉之神，其形象似隼，太阳和月亮是他的两只眼。

(18) 弥赛亚：犹太人所期待的救世主，他将使犹太民族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并永远生活在和平与胜利之中。

(19) 此文收入《心理疗法实践》一书里。——原注

(20) 在荣格妻子于1955年去世后，玛丽与路易斯•封•弗兰茨博士接手圣杯传说的研究并于1958年顺利地结束了这一工作。参看埃玛•荣格与弗兰茨合著的《从心理学上看圣杯传说》（苏黎世1960年版）。——原注

(21) 安福塔斯：圣杯骑士团的首领。

(22) 帕斯法尔：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据说最后终于一睹那只有完全的圣洁者才能看得见的圣杯。

(23) 加拉太书：《圣经•新约》的一卷，是使徒保罗写给某些基督教会的书信。

(24) 约伯：《圣经》里的人物，以安贫忍耐著称。

(25) 《约伯书》：《圣经•旧约》里的一卷，主述约伯受灾祸的原因。

(26) 马•梅里安（1593—1650）于1625—1630年出版了有插图的《圣经》，世称此为梅里安《圣经》。

(27) 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县城镇，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曾建都于此。

(28) 此故事见《圣经•旧约》有关大卫王的故事。

(29) 小乘：佛教的一派，与“大乘”相对，不主张众生皆能成佛的“小乘”说。

(30) 汉穆拉比（？—公元前1750）：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法典”的制定者，在世时发动多次战争，攻城掠地。

(31) 此文收入荣格与保利合著的《自然与精神释义》（1954）及《精神的结构与动力学》。——原注

八　塔楼

通过我的科学工作，我便慢慢地能把我的种种幻觉及潜意识的内容置于一种坚实的基础上了。但文字和纸张在我看来显得不够真实，还需要有某样东西。我要为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我所掌握的知识找到像石头那样确定的一种表述方法。或者换句话说，我要以石头那样坚实的方式来袒露我的信念。这就是“塔楼”的起源，也就是在波林根我为自己所建造的房屋。

从一开始便已确定，我要在近水处进行建筑。我一直奇怪地为苏黎世湖那上湖的美景所吸引，于是到了1902年，我便在波林根买了点土地。这块地坐落在圣梅恩拉德地区，而且是一老教堂的地产，早先属于圣嘉尔修道院。

开始时，我并没有对房屋作出具体的规划，而只是想把它建成一种原始的单层住宅。它将会是圆形的结构，屋的中央处有个火炉，四壁则嵌上大块的木板。我心中早已或多或少把它设想成是非洲人的一种小屋，其中用几块石头围成一圈的火堆置于屋子的正中，而全家人的生活则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原始的小屋把一种观念的整体性具体化了，把家庭式的整体性具体化了，在这种整体性中，所有各种各样的家庭中驯养的小动物同样也都参与了进去。不过甚至就在建筑的最初阶段期间，我便更改了这计划，原因是我觉得这太原始了。我认识到，它应该得是一栋二层的正规房屋，而不应只是一座低矮地趴在地上的小屋。于是，在1923年，第一座圆形房屋建立起来了，竣工之时，我看出它已变成了很合我胃口的塔楼式住屋了。

对于这个塔楼，一开始我就对它抱有一种宁静和新生的强烈感情。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母性的温热。但是我却日渐认识到，它并未能表达出需要说出的一切，它仍然缺少某种东西。于是，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便增加了一个中央性的结构，还添上了些塔式的附属建筑物。

又过了些时候——再次又是隔了四年——我又再次产生了不完整之感。这座建筑物在我看来仍然显得过于原始，于是在1932年，塔形的附属建筑又有所扩大。在这座塔楼里我要有一间只供我独用的房间。我心里早已有我看见过的印度人房屋的样子，在他们的房屋里通常都有一个供其居住者退身的地方——尽管这地方可能只是用一块布帘隔开的房间的一个角落而已。他们便可以在其中静虑一刻钟或半个小时，或练练瑜伽功。在印度，这样一个退隐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里的人互相靠得很近地挤住在一处。

一旦在我退居的房间里，我就感到释然。我无论什么时候总把钥匙带着，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许进入那里。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在四壁绘了好些画，从而便表达了使我从时间里跳出来而进入幽居，从现在跳出来而进入永恒的所有那些事情。因此，塔楼的二楼便成了我的一个使精神专注的地方。

1935年，我心中产生了要有一片围起来的地块的愿望。我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总是朝天空与大自然洞开着的空间。于是——再次又是过了四年——我添加了一个庭院和一个靠近湖边的凉亭，这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虽然这样，它们与这座房屋统一的三位一体性却是分离的。这样，便出现了四位一体的情形，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建筑物，而且还是在十二年的时间过程中建成的。

在我妻子于1955年去世后，我内心产生了要恢复我自己的本来面目的职责。用波林根这座房屋所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突然认识到，趴伏得如此低、如此藏而不露的屋子正中的那个小小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我再也不能把自己隐藏在“母性的”和“精神性的”塔楼的后面了。于是，就在那同一年，我在这个部分的上方增添了一层，用以代表我自己，或者说我的自我的人格。早些时候，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我可能会把它看作是自以为是地突出自己。现在，它却意味着是老年时所达到的意识的扩大。而随此而来的则是这座建筑物的臻于完善。第一层塔楼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两个月，即1923破土动工的。这两个日期是含有深意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塔楼是与死者有联系的。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塔楼在某一方面是一个可促使人成熟的地方——一个母体的子宫或一个母性的形象，我在其中得以变成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它给予我一种感觉，仿佛我在石头中正被重新生出来的样子。因此，它便是一种个性化过程的具体化，一种比青铜还更经久的纪念物。当然了，在建造期间，我是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我把房子建造成一个个的部分，总是按照当时的具体需要去做。因此，也可以说，我是在犹如做梦的情形下把它建造成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看出所有这些都是多么配合得当并造成了多么富有含义的一种形状了：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象征。

在波林根，我处身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极为深切地恢复了本来面目。在这里，似乎可以说，我就是“母亲的上了年纪的儿子”。这也是炼丹术很明智的说法，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体验到的“老人”、“古人”，就是第二人格，这一人格一直存在着，将来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他存在于时间之外，并且是具有母性的潜意识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他以费尔蒙的形式而出现，而在波林根，他又再次恢复了生命。

我不时觉得自己仿佛化入到周围的风景与物体中，于是我自己便生活在每一棵树里，生活在砰嘭作响的波浪里，生活在云彩里和来来去去走动的动物里，生活在互相交替的四季里。塔楼里没有什么东西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会不长大而长成自己的形式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与我没有关联的。这里的一切均有其历史，我也是一样；这里就是为这个世界的和精神的内地那没有空间的王国所预备下的空间。

我没有引来电力，我亲自照料壁炉和火炉，黄昏一到，我便把那几盏老灯点上。这里没有自来水，我自己动手从井里把水抽上来。我劈柴烧饭。这些简朴的行为使人变得淳朴，而要淳朴，那是多么困难呀！

在波林根，我的四周一片寂静，最最微小的动静也可听得出来，而我则“与大自然淳朴协调”(1)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便会浮到表面上来，会回溯到千百年前，也会预见到遥远的将来。在这里，创造的痛苦缓解了，创造性和游戏一起变得很接近了。

1950年，我用石头作了某种纪念碑式的东西以表达这座塔楼对我所包含的意义。我怎么弄到了这块石头，讲起来还是个奇怪的故事呢。我需要些石头修建那所谓的花园的围墙，于是便从靠近波林根的采石场订购了石料。当石匠把所需石头的大小尺寸告诉采石场的主人，而他则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时，我正好站在旁边。当用船把石头运来并卸到岸上来时，结果却发现，拐角用的那石头的尺寸却完全弄错了；原本要一块三角形的石头，可送来的却是一块方块石，其大小足足比订购的大了一立方多，厚度则约有二十英寸。砌石匠火冒三丈，要船上运石的人立刻把它运回去。

但是我一看见这石头，便说道：“不，这块石头我要了。我非要这石头不可！”因为我立刻看出，这石头对我极为适用，我想用它做点什么，但要派什么用场我仍然心中无数。

我首先想到的是由炼丹术士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1313年去世）所写的一首拉丁文的诗。我用凿子把它刻在那块石头上。这诗翻译过来就是：

一块卑微的丑石摆在此地，

论价钱实在便宜之极！

傻瓜们越是看轻它，

智者贤人却越是爱惜。

这首诗所指的就是炼丹术士所梦寐以求的石头，即哲人之石，这样的石头自然为世人所看轻和不欢迎了。

很快，某种别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在这石头的正面的自然结构里看见了有点像只眼睛那样瞧着我的一个圆圈。我把它在石头上刻了出来，其中央处则刻出一个小小的侏儒。它对应于“小玩偶”（瞳人）——你自己——你在别人眼中的瞳孔里所看见的你；一种有似迦比尔或阿斯克里庇阿斯的泰雷斯福鲁斯(2)那样的人。古代的雕像把他表现成身穿钟形斗篷、手持一盏灯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指路者。我把我在雕刻时所想到的几句献词也刻在上面。这一献词是用拉丁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这样：

时光是个小孩——像个小孩那样玩耍——玩着纸牌游戏——这个小孩的王国。他就是泰雷斯福鲁斯，他在这个宇宙的黑暗地区到处游荡，在茫茫的黑暗中像一颗星儿那样闪闪发光。他指出了通往太阳、通向梦幻的国度的门口的大道。(3)

这些词句在我雕刻着石头时便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在这块石头的第三面即朝着湖的那一面，我也让它用刻上的拉丁文句来说话。其词句或多或少是些炼丹术方面的语录，其译文是这样：

我是个孤儿，举目无亲，然而我却浪迹天涯。我是一个人，但却与自己相反。我同时是青年人和老人。我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因为我过去只得曾像鱼那样被人从深水中捞起，或像一颗白色的石头那样从天而降。我游荡于树林和高山之中，但却又藏在人那最深处的灵魂里。对每一个人来说，我是必死的，然而我又不在时光的轮回之中。

最后，在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那首诗的下方，我刻上了这样的拉丁文：“为纪念其75周岁，C. G. 荣格为了表示感谢，于1950年制作并安放这石头于此地。”

这块石头安放好之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瞧着它，对它充满了好奇，心里问道，在我雕刻它的动机后面到底是什么在起着作用呢。

这块石头立在塔楼的外面，并且就像是对上述这个问题的解释。它是塔楼的居住者心态的表露，只是这种心态却不为其他人所理解就是了。您知道我想在这块石头的背面处刻些什么吗？“梅林(4)的喊叫声！”因为这块石头所表达的使我想起了梅林在他从这个世界消失后他在森林里的生活情形。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叫喊声，而民间传说就是这样说的，但人们却无法理解或解释这种叫喊声。

梅林代表了中世纪的潜意识想创造一个与巴斯法尔对等的人物的意图。巴斯法尔是个基督徒中的英雄，而梅林这个魔鬼和一个纯洁的处女所生的儿子则是前者的阴暗的兄弟。在12世纪这个传说产生的时候，仍然没有存在着什么可以据之以了解他那固有的含义的任何前提。因而他的故事便以流放作结，因而也就有了“梅林的喊叫声”一说，而这喊叫声在他死后仍然从森林里传出来。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喊叫声意味着他仍然以无法赎救的形式而活着。他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他仍然在到处走动着。可以这样说，梅林的秘密由炼丹术而流传下来了，而且主要是通过墨丘利乌斯这个人物而传下来的。因此，梅林这个人物便在我那潜意识心理学里被再次提及，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谜那样无法理解！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要与潜意识密切地一起生活那他们可太难做到了。我反复多次才懂得了，要做到这样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难了。

就在塔楼的第一层快要完工时，我正在波林根，其时是1923—1924年的冬天。就我所记得的，当时地面上没有积雪，时间也许还是早春了呢。我只身独处了也许有一个星期，也许时间还要更长。其时一种无法言传的沉寂笼罩着一切。

一天黄昏——这我仍然记得很清楚——我正坐在壁炉前，把一大壶水放在火上烧水洗脸。水开始开了，水壶也唱了起来。它听起来就像许多声音在唱歌，或者说像许多弦乐器或甚至像整个管弦乐队所发出的声音一样。它就像一部多声部的音乐，这种音乐要是在现实中我可受不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却觉得它特别有趣。其情形就像塔楼里有一个管弦乐队，而塔楼外则还有另外一个一样。一会儿这个声音占了主导地位，一会儿另一个又盖过了这一个，仿佛它们在互相应答一样。

我坐在那里听得心旷神怡。我听着这音乐会，听着这一自然的旋律，足足听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悦耳的音乐，但同时也包含有大自然的所有不谐和音。这，一点儿没错，因为大自然不但是不协调的，她还可怕地矛盾和混乱。这音乐也是这种情形：大量涌流出的各种声音，有着水声和风声的特色——它是如此奇妙，可说无法形容。

在另一个也是这样万籁倶寂的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呆在波林根（时在1924年冬末春初），我被一阵绕这塔楼而走动的轻微的脚步声惊醒了。远处响起了音乐声，这音乐声越来越近，然后我便听到了笑声和谈话声。我心里想道：“谁在走来走去窥伺着呢？这一切到底用意何在？沿着湖边只有那条脚踩出来的荒径，而且还几乎没有什么人在上面走过啊！”想到这些事情时，我便完全醒过来了，于是便起身走到窗口向外瞧。我把窗板打开——一切便沉寂了下来。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没有风——根本什么也没有。

“这可真古怪”。我想道。我敢肯定，脚步声、笑声和谈话声的确实有其事。但很显然，我刚才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我重新躺到床上，细细思考到底有可能使自己被骗的方式及可能引出这样一个梦的原因。这样想着想着，我便又再次睡着了——而同样的梦立刻又开始了：我再次听到了脚步声、谈话声、笑声和音乐声。与此同时，我还看见了几百个穿黑衣服的人，很可能是穿着主日服装的农家孩子。他们从山上走下来，像潮水一样从两边涌到我那塔楼附近，拼命地踏着脚，大声笑着，唱着和拉着手风琴。我十分恼火，心里想道：“这可真是太过分了！我本以为是做梦，可现在却变成真的啦！”就在这时，我醒过来了。我再次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窗户和窗板，结果发现一切又跟刚才的情形一样：月光如水，死一般的万籁俱寂。然后我便想道：“这是怎么回事，简直就像闹鬼了！”

很自然，我心里问自己道，一个梦一直如此逼真而同时又要把我弄醒，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通常只有我们在看见了鬼时才会遇到这种情形。醒着状态意味着可以觉察得出真实。因此，这个梦便表示着等同于真实的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里它所创造的是一种醒过来了的状态。在这种与一般的梦相反的梦里，潜意识似乎倾向于给做梦者传达一种与真实有关的有力印象，而这种印象由于重复而得到加强。这种真实的来源，人们认为一方面是来自身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来自原型性的人物。

那天晚上，一切是如此完全真实，或至少看来是这样，我几乎无法区分出这两种真实了。从这个梦本身我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排成长长的行列而走过的这些奏乐的农家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是出于好奇，出于要看一眼这座塔楼而从家里出来的。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或梦见过与此相似的事物了，我也记不起曾经听到过与此类似的事情。只是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找到了解释。这是我偶然翻到了17世纪伦瓦德•塞萨特写的卢塞恩编年史时找到的。他讲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在比拉图斯山的一个高山牧场上——这个地方以有鬼而特别出名——据说瓦坦直到今天仍在那里施行其魔法。塞萨特在爬这山时，一天晚上，他被一长队人奏着乐从他那牧羊小屋两边蜂拥而过而搅醒了——其情形就跟我在塔楼所经历过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问与他一起过夜的牧羊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牧羊人倒有一个现成的解释：这些人一定是那些去世了的老乡，亦即那些受到祝福的死者——由死者的灵魂所组成的瓦坦的大军。他说，这些人往往到处走动并把自己显现出来。

这可能意味着，是一种确有其事的现象，外表性的空虚和寂静通过一群人的形象的方式来加以补偿。这就使它与隐士所见到的幻影同属一类，因为后者同样也是补偿性的。然而我们能知道这种故事是建立于什么现实的基础上的吗？同样可能的是，我由于对当时的孤独过于敏感，于是便得以觉察到一大队“死去的老乡”经过我身边了。

把这种体验解释成一种心理补偿一直未能使我完全满意，而说这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觉得像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作证。我觉得有必要认为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实有其事的，特别是在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17世纪的记载后。

看来很有可能这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种种预兆和幻觉在外在的真实性上具有某种对应性，这是常有的事。而正如我所发现的，实际上也确实存在着与我的体验相类似的真事。在中世纪，年轻人的这种集会确实发生过。这些人是些雇佣军，他们通常在春季时召集，从瑞士中部行军到洛迦诺，在米奴西奥的卡萨迪法劳汇集，然后便一起继续行军到米兰。他们在意大利当兵服役，为外国的王公王储作战。因此，我的这种幻觉，便很可能是这样的一次召集，这种召集定期地在每年春季进行，这时这些年轻人便欢乐地又唱又跳，以表示向他们的故乡告别。

我们于1923年在波林根开始进行建筑时，我的长女前来看看地基，接着便惊叫起来：“怎么，您把房子建在这儿了？这里到处是死尸啊！”我很自然地想道：“奇怪了，哪里有这种事啊！”但四年后建造那附属建筑时，我们却确实挖到了一具骷髅。它埋在地下七英尺处。肘骨处仍嵌有一颗旧式来复枪的子弹。从各种各样的征象来看，很明显，这尸体是在已经腐烂时才被扔进坟墓的。这是1799年在林斯河被淹死的几十名法国士兵之一，后来才被冲到上湖的岸上的。这些人是在奥地利士兵炸掉当时法国士兵正在猛攻的格里诺桥时掉到河里淹死的。墓挖开后给这骷髅拍了照片并在照片上面写下了发现它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这照片还保存在塔楼里。

我在我的那块地产上举行了一次正规的安葬仪式，并在这士兵的墓上鸣枪三响，然后我便为他立了块写有墓志铭的墓碑。我女儿已觉察到这死者的鬼魂的出现。她感觉出这种东西的能力是从我外祖母那方面继承过来的。

在1955—1956年的冬季，我把父辈以上列祖列宗的名字刻在了三块石板上并把它们立到了塔楼的院子里。我把天花板画上我自己和我妻子及我女婿的纹章图案。荣格家族原本用凤凰作纹章，这种鸟显然与“年轻的”、“青春”和“返老还童”有着联系(5)。我祖父把家族纹章的成分作了改动，而这大概是出于他对他父亲怀有的一种反抗精神。他是个狂热的共济会会员，又是共济会瑞士分会的领导人。这跟他在纹章的含义上所作出的改变有着很大关系。我提及这一事，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归属于我的思想及我的生活的历史性环节。

为了保留我祖父所作的改动，我的纹章的涂层不再有原先的凤凰图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片金黄色的底子上，右上方是一个蓝十字，左下方则是一串蓝葡萄，把这二者隔开的则是其上有一个金星的蓝带。这样的纹章象征着共济会或玫瑰十字会(6)。正如十字架和玫瑰花代表着玫瑰十字会的对立物（“十字架对玫瑰”），亦即基督教和狄俄尼索斯这两种成分一样，十字架和葡萄则是天国和地狱精神的象征。起联结作用的象征则是那金星即哲人之金。

玫瑰十字会原出自隐逸派哲学或炼丹术哲学。其创立者之一便是迈克尔•梅厄（1568—1622）这位著名炼丹术士，他是相对来说名气不大但却更为重要的杰拉德斯•多尼乌斯（16世纪末）的较年轻的同时代人，后者的论文充塞于1602年那本《炼丹术大全》的第一卷里。这两人都住在法兰克福，这地方看来一直是当时炼丹术的中心。不管怎样，作为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医生和伯爵巴拉丁，迈克尔•梅厄在当地也多少算是个名人了。那时候，在邻近的美因茨住着医生兼法官的卡尔•荣格博士（死于1645年），对于他我们除此之外别无所知，因为家谱到我的高曾祖父便断了，而这位高曾祖父则是生活在18世纪之初的人。这人就是西格蒙德•荣格，从前的莫根廷（今称美因茨）的市民。家系的中断，其原因是美因茨市档案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7)期间的一次围城战中被焚毁了。可以稳妥地假定，这位显然学识渊博的卡尔•荣格博士对这两位炼丹术士的著作是熟悉的，原因是当时的药物学仍然深受帕拉切尔苏斯(8)的影响。多尼乌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帕拉切尔苏斯的信徒，对帕拉切尔苏斯的论文《长生》曾写过一本厚厚的评论集。比起所有其他炼丹术士来，他对个性化的过程谈论得更多。由于考虑到我终生的工作的大部分一直是围绕对立物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立物在炼丹术上的象征意义，因此所有这一切并非没有引起我的某种兴趣。

当我在那几块石板上刻字时，我意识到了我命中注定要与我的先人发生种种联系。我强烈地感到，我受到了种种事情和问题的影响，而这些事情和问题则是我的父辈、祖父辈与列祖列宗所没有完成和没作出回答的。事情往往使人似乎觉得，在一个家庭里存在着一个没有人格的羯磨（命运），它从父辈向下传给子辈。我一直觉得，我一定得回答命运加到我的先辈们身上但却一直没作出回答的种种问题，或者我必须完成（也许是继续）以前各时代因未完成而遗留下来的事情。这些问题是否具有较多的个人性还是具有较多的一般（集体）性，这却实在难加确定。不过在我看来，其情形却是后者。一个集体性的问题，要是不这样认识，便总是显得像是一种个人的问题，因而在单个个人的情况下，这个集体性的问题，便会给人一种在个人的精神王国里某种事情乱了套的印象。个人的领域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却不一定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可以是附属性的，其结果便造成了在社会气氛上发生不能容忍的变化。因此，产生这种干扰的原因并不一定得在个人的环境中去寻找，而是相反，应到集体性情势中去找寻。直到如今，心理疗法对这种事情的考虑实在是太不够了。

像任何具有某种内省力的人一样，我早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人格上的分裂纯属我个人的事并应由自己负责。可以肯定地说，浮士德由于袒露心迹说“天呀，我的心胸里居住着两个灵魂呢！”时，便已在更早些时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只不过他对造成这种二重性的原因何在却未作任何说明就是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洞察力却似乎是直接针对我的。在我第一次读到《浮士德》的那些日子里，我远未猜出，在很大程度上，歌德这一奇妙的英雄式神话是一种集体性体验，而且它还预言性地预见到了德国人的命运。因此，我便感到自己介入进去了，而当浮士德由于狂妄自大和目中无人而导致费尔蒙和波西斯(9)的被杀害时，我便感到自己有罪，仿佛我自己在过去曾帮助他人谋杀了这两个老人似的。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震惊，因而我便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为这一罪行进行赎罪并防止这种情形再度发生。

由于早年期间听到了一点儿古怪的消息，我这一错误的结论便进一步有了根据。我听人说，人们大肆宣扬，说我这位荣格曾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个令人讨厌的故事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马上证实了并似乎解释了我对《浮士德》所产生的古怪的反应。确实说，我并不相信再生，但我对于印度人叫做羯磨（命运）的这一观念却好像生来就熟悉。在这个时期，我根本不知道会存在着潜意识，因此，对于我的反应，我便无法从心理上加以理解。我也不知道——甚至时至今日，我也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未来早就事先潜意识地确定好了，因而可以由具有千里眼能力的人所猜测出来。因此，当凯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登加基的消息传来时，雅各布•伯克哈特便惊叹道：“德国的末日到了！”瓦格纳的原型已经在敲着门，而随着这种原型而来的还有尼采那狄俄尼索斯的体验——这种体验，归属于狂喜之神瓦坦会更为合适。威廉时代的狂妄自大使欧洲各国壁垒森严并为1914年的灾难开辟了道路。

在我青年时（约1890年），我不知不觉就成了这种时代精神的俘虏并一时找不到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的办法。《浮士德》震动了我的心弦并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而这一方式我实在只能认为是属于我个人的。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心中那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这一两相对立的问题。浮士德这位愚蠢无能的哲学家遇到了他那存在的黑暗的一面，他那邪恶的阴影即糜菲斯托弗里斯；糜菲斯托弗里斯尽管有着消极性的气质，但却代表着与那彷徨在自杀边缘上的那位死气沉沉的学者相对立的人生的真正精神。我自己的内心矛盾便以戏剧的形式出现在这里了；歌德实际上把我自己的矛盾和解决办法全都写出了基本提纲和格局。浮士德与糜菲斯托弗里斯这一两重性在我身上合二为一而成了一个单独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用别的话来说，我是直接受到了震动并认识到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因此，这出戏中的一切呼喊都使我受到深切的影响；在某个地方，我会热烈地加以同意，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又会起而反对。无论是什么解决办法，我均不能对其麻木不仁。后来，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与浮士德所忽略的事情联系起来：敬重人的永恒的权利，尊重“古人”，并承认文化和知识史具有连续性(10)。

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是由个别的元素所构成的，而这些元素在我们世代相沿的列祖列宗的身上也全都有。个人精神中的“新”只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各种成分变化无穷的重新组合而已。灵和肉因而便具有着深刻的历史特征并在新的、刚开始存在的事物里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地位。也就是说，构成我们祖先的各种成分只有部分存在于这些事物身上。我们现代的精神装出我们已远远告别了中世纪，告别了典型的古代，告别了原始性，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然而，我们已纵身跳进了前进的急流之中，并被迅速裹胁着冲向未来，这股急流把我们冲离，我们的根越远，其狂暴性就越厉害。而要是与过去一旦断裂，过去通常便成了有无，于是这种前进运动要想停止也停不下来了。但是，正是由于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正是由于失掉了“根”——这种情形才造成了人们对文明的种种“不满”，造成了这样的慌慌忙忙——我们才不是生活在现在而是生活在未来，生活在未来那黄金时代的虚无缥渺的许诺里——只可惜我们的整个进化背景却仍然未能跟得上去。由于日益高涨的不足感、不满感和惶惶不安感的驱迫，我们便匆匆忙忙一头扎进了种种标新立异之中。我们不再靠我们所拥有的而生活，而是靠诺言来生活，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今的光明里，而是生活在未来的黑暗中；对于这种黑暗，我们期待着它能最终带来辉煌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一切更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更大的代价而换来；拒绝承认，比如说，更大自由的希望正由于国家所施加的奴役的增强而烟消云散，更不要说那些最辉煌的科学发现使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灭顶之灾了。我们的父辈和祖先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对此了解得愈少，对我们自己了解的也就不会多，这样我们便无疑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帮助斩断维系住个人的各种根及其指导性的天性，从而促使个人变成大众中的一个微粒并只由尼采所谓的地心引力精神所左右。

通过各种进步来促进的改革，亦即通过新方法或新技巧来造成的改革，最初当然使人耳目一新，但从长远来说，却是令人怀疑的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代价高昂的。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根本不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像生活中更高速度的通讯那样是裹着糖衣的骗人的苦药，因为这种高速通讯令人不快地加速了生活的节奏，而留给我们的则是前所未有的更少的时间了。正像古时的大师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老话所说的，“只有魔鬼才会匆匆忙忙。”

另一方面，通过倒退而促成的改革一般来说付出的代价就低，时间上也更久长，因为这是退回到过去更简朴的历经试验过和考验过的道路上去，并极少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及所有假定会节省时间的新发明。

在这本书里，我所写的大都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却并非是合理思维的产物。相反，它却是一种幻觉，其情形犹如一个人故意半闭着眼和半堵着耳朵而去细察静听存在的形式和声音时所见到的幻觉那样。要是我们的印象过于清晰，我们就会局限于当前的时刻之内并因而无法懂得我们的先人的心灵是如何去聆听和理解现在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正如何对其作出响应的。这样，我们便对我们先人的组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获得了一种本质性的满足或是否遭到了排斥便会一无所知。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个人身上与生倶来的历史上的家族是否能与目前那转瞬即逝的各种情况相协调。

住在波林根的这座塔楼里，一个人便仿佛同时生活在许多世纪似的。这个地方将长存于世，这我是无法比拟的；而在其地点和风格上，它却向后指向很久以前的事物。在它身上暗示着现在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要是一个16世纪的人搬进这座房子，在他看来是新鲜的恐怕只有煤油灯和火柴了；不然的话，他便会熟悉得就跟他家里一样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惊扰死者，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此外，我列祖列宗的灵魂也受得了这座房子的气氛，因为我给他们回答了他们生活所曾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我尽我的最大力量刻画出了些粗略的回答，我甚至还把这些回答画在了墙上。其情形仿佛是一个默默无言的大家族正在这座房屋里聚族而居，而这个家族的人则包括往后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在这里，我以我的第二人格的方式生活着并生动地把人生看成是某种来而复去、循环不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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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木刻画的画题，画的是一个矮小的老者在壮美的风景中站着。——原注

(2) 迦比尔（1440—1518）：印度神秘主义者、诗人，是锡克教和迦比尔教的先驱。泰雷斯福鲁斯（？—约136）：第八代教皇，被罗马皇帝迫害致死。

(3) 第一句取自赫拉克利特斯著作的片断；第二句暗指密特拉神礼拜仪式，最后一句则暗指荷马之作（《奥德赛》，第24篇，第12首）。——原注

(4) 梅林：传说是阿瑟王时代的诗人和巫师，据说曾被女巫关进岩石中，后又被魔法困在荆棘丛中，从此便一直睡在那里，但有时其声音却可以被人听见。

(5) 在西方，凤凰被认为是不死鸟，五百年后投身进火里后便又获得新生，故有上说。

(6) 共济会：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起源于中世纪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玫瑰十字会：散见于世界各地的秘密结社，会员据说有古传秘术，该会以玫瑰花和十字架图案为标志，故名。据传罗森克洛兹是其创始人。

(7)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对王位继承引起争夺，导致战争，英、法等欧洲多国卷入了战争。

(8)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师与炼丹术士。

(9) 费尔蒙和波西斯：奥维德《变形记》里的人物，这夫妻二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热情招待朱庇特和墨丘利，结果二神把其屋变成了庙宇。他们要求将来一齐去世，也得到了应允；死后费尔蒙变成了橡树，波西斯变成了椴树，二树树枝连理。

(10) 荣格的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在塔楼的大门上写有这样的字，费尔蒙的神龛——浮士德的忏悔所。这个门堵上后，他又把同样的字写到了这塔楼二楼的门口处。——原注

九　旅行

1．北非

1920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前往突尼斯办事，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我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在3月出发，先到阿尔及尔。又沿海岸东行，抵达突尼斯市，再南行到苏萨；在苏萨，我朋友和我分手去办他的事去了。

我终于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非欧洲国家：这里不说欧洲语言，占上风的不是基督教观念，居住着截然不同的种族，一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哲学在芸芸众生脸上打上了印记。我常常从外部观察一番欧洲人，观察一番被一种几乎是陌生的环境反映到他身上的他的形象。的确，我不懂阿拉伯语，深感遗憾；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在观察本地人及其行为时就更加集中注意力。我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馆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聆听我只字不懂的种种谈话。不过，我仔细观察本地人的手势，尤其是他们的表情；我观察他们和欧洲人说话时手势的细微变化，因而学会了用或多或少有别于以往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了解了离开自己原有环境之后的白种人。

欧洲人目睹的东方人的文静和冷漠，我觉得是一种面具，在这副面具的后面，我感觉到了某种我所不能解释的不安，某种躁动。奇怪的是，我一踏上摩尔人的这块土地，就发觉有一种我自己无处索解的印象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着，这儿的土地有股怪味。这是一股血腥气味，似乎这儿的泥土里都浸透了鲜血。这片狭长的土地，我蓦地想到，已经承受过三种文明的冲击：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技术时代对伊斯兰教徒会发生什么作用，还要拭目以待。

离开苏萨以后，我南下到了斯法克斯，又从那儿进入撒哈拉大沙漠，前往绿洲城市托泽尔。城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高地，在一片高原的边缘；高原脚下，稍带碱性的温泉泉水大量涌出，通过成千条小水渠灌溉了绿洲。高耸入云的椰枣树在头上形成绿阴的拱顶，下面生长的桃树、杏树和无花果树十分繁茂，果树下是一片碧绿茂密的紫花苜蓿。几只翠鸟像珍珠似的在万绿丛中飞来飞去。在较为清凉的绿阴中，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徘徊徜徉，其中有很多热恋的伴侣，紧紧地互相拥抱，显然那是同性恋友情。我觉得骤然间回到了古典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这种倾向构成了男人社会和以这种社会为基础的城邦国家的黏结剂。显然，在这里，男人只和男人说话，女人只和女人说话。能见到的女人很少，都像修女一样，戴着厚重的面纱。我见过几个不戴面纱的女人。翻译告诉我说，她们是妓女。大街上，一眼望去都是清一色的男人和儿童。

我的翻译证实了我的印象，即：同性恋普遍存在，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还立即向我求欢。这个单纯的人一定没有注意到，一股思想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突然澄清了我的观点。我觉得自己被突然抛回到许多世纪以前天真烂漫得多的少年世界，那些少年们凭借他们一星半点的《古兰经》知识，正在逐渐脱离他们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朦胧意识的原有状况，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存在，以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而保卫自己。

我正沉湎于对这种静止的、古老的存在遐想之际，突然想到加速了的欧洲时间的象征物——我的怀表。无疑，这是阴沉沉地悬挂在这些毫无戒备的灵魂头上的一团黑云。骤然间，我觉得他们全像是狩猎的对象：这些野兽野鸟看不见猎人，但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嗅到了猎人的气息，而“猎人”就是时间这个上帝，他把依然最近似于永恒的延续的时间击成碎片，成为日、小时、分、秒。

从托泽尔，我依次来到了奈夫塔沙漠。清早，日出后不久，我和翻译就已上路。我们的坐骑是腿脚灵活的高大骡子，走得很快。走近绿洲时，一个身着白衣的人迎面走来。他神态傲慢，昂首而过，不向我们致意；他骑的黑骡子配的挽具箍着银条，布满银钉。他仪态高雅，给人印象颇深。这个人肯定没有怀表，更不用说手表；显然，他不自觉地保持着一贯的风采。他没有欧洲人那种抹不掉的几分傻气。的确，欧洲人都深信自己已经不是很久以前的自我，但是又不知道已经变成了什么人。他的表不断地告诉他，从“中世纪”以来，时间及其同义语“进步”已经暗暗地爬到他身上来，而且，毫无疑义，也从他身上撷取了一些因素。他不断地轻装旅行，速度稳步加快，走向形体不明的目标。他以自己幻影般的节节胜利，如轮船、铁路、飞机和火箭来补偿重量感的丧失与相应的不完备感，而这一切产品却剥夺了他的延续感，把他推进了速度和爆发性加速度的一种现实中去。

我们越深入撒哈拉沙漠，我觉得时间变得越慢，甚至有倒退之虞。冉冉升起、熠熠闪烁的热浪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梦幻境界。我们走到第一批棕榈树下，来到绿洲上的民居时，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和它向来的样式一模一样。

翌日清晨，旅店门外各种陌生的喧闹声把我吵醒。店前有个大而宽阔的广场，昨天晚上还十分空荡，但是现在却挤满了人、骆驼、骡子和毛驴。骆驼呻吟着，高低快慢音调不一，表述着它们长期的怨怼，而驴子则野声野气长吼不已，与之竞赛。人人都十分兴奋，到处走动，粗声大气、指手画脚地呼喊。他们样子野蛮，却又相当机警。翻译解释说，那天是一个大节日，正在庆祝。几个沙漠部落昨天夜里来到，要为圣人干两天农活。圣人是穷人的救济官，在绿洲里拥有许多田地。人们到这儿来准备开辟一块新地，并相应地挖出水渠。

在广场另一端，突然扬起一团灰尘，一面绿旗展开，鼓声齐鸣。几百个面目凶悍、提着篮子和又短又宽的锄头的人列队而行，队首是一个姿态庄重的白胡子老人。他显示出无法模仿的自然的尊严，似乎已是百岁高龄。这就是圣人，坐骑是一匹白骡。男人们打着小鼓围着他跳舞。这是充满野性的兴奋、粗犷的吼叫、弥漫着尘土和热气的场面。大队人马狂热而威严地拥挤着走过，开入绿洲，俨然如奔赴战场。

我尾随着大队，谨慎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翻译没有鼓励我离他们更近一些。我们来到了“工作”地段。在这里，兴奋的气氛有增无减；人们正在打鼓，野蛮地呼喊，工地像一个遭到搅扰的蚂蚁窝；一切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男人们踏着鼓点搬那装满泥土的筐子；另一批人以狂癫的速度掘地，挖沟垒堰。穿过这兴奋狂乱的喧嚣场面，圣人骑着白骡缓步走过，显然是在赐予教导，连连作出已入老境的人那尊严、缓和、疲惫的手势。他所到之处，那匆忙、呼叫和节奏就立即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上，圣人的安然闲适的形象自然显得极为突出。到了傍晚，人群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很快倒在骆驼身边，立即进入梦乡。夜里，在狗群每晚必举行的浩大合唱之后，一切才完全归于沉寂。晨光熹微之时，报号人呼喊起来（他那声音总是深深地刺激着我），人们去做早祷。

这个场面对我不乏启示意义：这些人摆脱了他们的情感，经受了感召，将其存在置入某种情绪之中。他们的意识指导他们在空间的方位，传导来自外界的印象，而意识本身也受到了内部冲动和情感的刺激。但是，意识并不指向思考，自我几乎是没有自主权的。欧洲人的这类景况与此区别不大。但是，我们，归根结底，是更为复杂一些的。无论如何，欧洲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和明确的意向。我们所缺乏的是生活的强度。

我无意陷入这种原始气氛的魔力之中，但是在精神上依然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则表现为肠炎，病几天就已治好，药物是本地的大米汤和甘汞。

我心里充塞了很多问题，最后又回到了突尼斯市。我们登船前往马赛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这个梦总结了全部这些感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一直习惯于同时生活在两种境界之中，一个是意识境界，这个境界力求理解，但是达不到目的；另一个是潜意识境界，这个境界要求表达某种事物，但是其表述却不比梦幻更好。

我梦见我到了一个阿拉伯城市，就像在大部分这种城市中一样，城里有一个城堡。城市建筑在一个广阔的平原上，周围有城墙。城墙形状为方形，有四个城门。

城中的这个城堡周围环绕着一道很宽的护城河（实际上，在阿拉伯国家情况并非如此）。我站在通往马蹄形大门的水上木桥前面，门已敞开。我也很想看看城堡的内部，便迈步走上桥面。大约走了一半，有一位漂亮的黑皮肤阿拉伯青年男子向我迎面走来，颇有王公气派。我知道，这位披着白色连帽斗篷的青年是这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就攻击我，要把我打倒。我们格斗起来，在扭打中，我们撞坏了扶手，扶手散开，我俩都掉在护城河水里。他竭力把我的头按下水去要淹死我。不行，我想，这太过分了。于是我把他的头按到了水下。我虽然这样做，可是心里却极为喜欢他；但是，我不想让他把我杀死。我也无意杀死他，我只想让他昏过去，不再扭打。

此时梦境骤变。他和我坐在城堡中心的一大间八角拱顶房子中间。房间是白色的，十分朴素、典雅。沿着浅色大理石墙摆着低矮的长沙发椅，我面前地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奶白羊皮纸上写着书法华丽的黑色字母。不是阿拉伯字母，我看倒像是西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文；我曾见过吐鲁番摩尼教经文残片，所以熟悉。我不懂内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书”，是我写的。刚才和我扭打过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面地板上。我对他说，既然我打败了他，他就必须读这本书。但是他拒不接受。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以一种慈父般的善意和耐心迫使他读这本书。我明白，这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他屈服了。

在这个梦中，阿拉伯青年是那个骑骡从旁走过不打招呼的傲慢阿拉伯人的替身。作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性的化身，或者，自性的报信人或者使者。因为他从中走出的城堡是一个完美的曼荼罗：一个有四个大门、城墙为正方形的城堡。他要杀死我的企图是雅各与天使搏斗主旨的回声；用《圣经》的语言说，他像是上帝的天使，神的使者，因为他不认识人，所以要把人杀死。

实际上，天使的居留地应该在我身上。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真理，而对于人则一无所知。所以，他初见我时是我的敌人，但是，我没有让步，反抗了他。在梦的后半部，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脚下，不得不读书学习，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学习理解人。

显然，我同阿拉伯文化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这些比我们更接近生活的人不善反思，他们的情感特征向我们身上的历史积淀发生了启发性的影响，这些积淀我们刚刚克服，并留在身后，或者我们认为我们业已克服。这很像童年的天堂，我们想象我们是从那种天堂里走出的，但是，这个天堂，稍一戳刺，就会把新的挫折倾泻在我们身上。确实，我们对进步的崇拜迫使我们逃避过去越猛烈，就越有危险把对于未来的更为幼稚的梦幻强加于我们。

另一方面，童年的一种特性是，由于天真和非意识，它能比少年勾勒出更为完整的自性的形象，纯粹个性中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一个儿童或者原始人的眼光会在成年人、文明人心中唤起某种憧憬，这种憧憬与人格的某些未得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有联系，而这些欲望和需求，为了已被接受的人格面具，已被从完整的形象中删除了出去。

在前往非洲旅行，去寻找欧洲人环境之外的精神观察站过程中，我潜意识地想要找到在身为欧洲人的影响和压力下我那一部分已经变得不可见的人格。这一部分人格与我的自性处在潜意识的对立之中，我的确是企图将其压制下去的。为了遵从它的特性，它要把我变得潜意识（把我强行按下水去）以便杀死我；但是，我的目的是通过自知力，使它变得有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暂订条约。阿拉伯人黝黑的脸色标志着他是一个“阴影”，但不是个人的阴影，而是种族的阴影，与我的人格面具没有联系，而是与我的人格整体，亦即自性，有联系。作为城堡的主人，他必须被看作是自性的一种阴影。大半是理性主义的欧洲人发现许多人性的东西自己都很生疏，他以此自豪，却不知道，这种理性是以牺牲他的活力为代价获取的，而他的人格的原始部分却因此被贬低成为一种或多或少的地下存在。

这个梦揭示出我与北非的接触是如何影响了我的。首先，危险就是，我的欧洲人意识会遭受到潜意识精神的出其不意的袭击。从意识上说，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相反，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优越，因为我时时刻刻想到了我那欧洲人的特质。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欧洲人身份，令我对与我本身气质如此不同的人们有某种观感，而且把我与他们完全区分开来。但是我对于自己身上这些潜意识力量的存在毫无准备，这些力量是坚定地站在这些陌生人方面的，因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冲突。我做的梦就以一蓄意谋杀的象征表现出了这个冲突。

这种干扰的真正性质，直到几年之后我在热带非洲逗留时才理解。事实上，这是“骨子里变黑”的一种迹象，这种精神危险威胁着在非洲的、断了根的欧洲人，其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办法”，在这类情况下，荷尔德林的这些话常常萦绕脑际。这种拯救就是我们在警告性梦的帮助之下把潜意识欲求提高到意识的能力。这些梦表明，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它不仅不消极地屈从于潜意识的影响，而且相反，它还冲向前去迎接这种影响，与阴影认同。正如对于童年的一般回忆可能突然以一种十分活跃的情绪控制住意识一样（我们觉得被全然推送到了原有的情景之中），这种看起来陌生而且完全不同的阿拉伯环境，唤醒了我们对显然已经完全忘却、却又十分明了的史前过去的原型意向的回忆。我们应时时记起被文明的成长掩盖的生命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天真地重温它，那就无异于归返于野蛮时代。因此，我们宁愿忘记它。但是，如果它又以某种冲突的形式复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将其储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相互测验这两种可能性，即：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已经遗忘的生活。因为，凡是显然已经丧失的东西，若无充分的理由，是不会复现的。在活的精神结构中，一切都不会以单纯的机械方式发生，每种现象都要适应整体的组织，与整体有关。也就是说，它是完全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但是，意识没有整体观，一般不能理解这种意义。因此，我们暂时只能满足于注意到这种现象，并且希望将来的、或者进一步的研究会揭示出与自性阴影这种冲突的意义。无论如何，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理解这种原型意象感受的性质，对于历史上类似情况所知更少。不过，虽然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梦的全部意义，它却一直徘徊在我的记忆之中，同时我一直期待下一个机会，极欲重访非洲。这个愿望五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2．美国：村社印第安人

（未发表手稿片断）

为了使用批评杠杆，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外部的支点，在心理学里尤其如此，因为资料的性质决定，在心理学中我们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都多。例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从外界观察我们的民族，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点呢？从外部观察意指从另外一个民族的观点来进行观察。为此，我们必须获取关于外国集体精神的充分的知识，在这一习得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构成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质的种种矛盾。凡是我们恼怒于他人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了解自己。我了解英国，因为我是瑞士人，对英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我了解欧洲，了解我们最重大的问题，只因我是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通过我和许多美国人的交往，通过我在美国的逗留、在美国的旅行，我获得了对欧洲人性格的许多深入了解；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最有用的，莫过于一度从摩天楼顶上远眺欧洲。我第一次从撒哈拉沙漠观察欧洲场景，周围是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我们的关系和罗马古代对现代的关系多少是一样的；当时我渐渐意识到，甚至在美国，我仍然受到白种人文化意识的感染并囿于其中。于是我产生了一种愿望，通过细致观察一种水平更低的文化来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

我第二次在美国旅行期间，和一群美国朋友访问了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筑城村社。“城市”一语用在此处自然太大。实际上，他们建筑的都仅仅是小村庄而已；但是，他们层层叠起的拥挤房屋，正如他们的语言和整个习俗一样，含有“城市”这个词的含义。在那里，我第一次有幸和一个非欧洲人，也就是说和非白人谈话。他是印第安人村社的首领，年龄在40～50岁之间。他的名字是奥奇维艾•比昂诺（意为“山湖”）。我和他谈话比和一个欧洲人谈话还顺利。当然，他沉湎于他的世界之中，正如一个欧洲人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中一样；但是，欧洲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啊！在和欧洲人的谈话中，经常会遇到沙洲，即早已熟悉、却并不理解的事物；而和这个印第安人谈话时，船只却自由地驶向深沉而陌生的海域中去。同时，我们不知道哪种情况乐趣更多：发现新海岸，还是发现通向几乎被忘记的古老知识的新途径。

比昂诺说：“你看，白人个个看着都那么凶狠。他们的嘴唇薄，鼻子尖，满脸皱纹，奇形怪状。他们的眼睛直瞪瞪的，没完没了地寻找。他们在寻找什么呢？白人们时时刻刻要新东西；他们总是有事要午，从不安静。我们不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白人都是疯子。

“他们说他们是用脑袋想事情的。”他回答道。

“那是自然的。你用什么想事情呢？”我觉得奇怪，问他。

“我们用这个。”他指着心脏说。

我立即思索起来，思索了很长时间。有生以来，我觉得有人第一次为我勾画出了真正的白人的肖像。似乎到现在为止，我所见到的都仅仅是感伤的、经过美化的彩色图片。这个印第安人击中了我们的弱点，揭示了我们全都视而不见的真实。我觉得在我体内有某种莫名却又深刻地熟悉的东西，像无形的迷雾一样徐徐升起。从这团迷雾当中，一个一个的形象涌现出来：先是杀入高卢城镇的罗马军团，还有尤利乌斯•恺撒、西皮奥•阿弗利卡努斯和邦贝的线条分明的形象。在北海、在白尼罗河河岸，我都看见了罗马的雄鹰。接着，我看到了奥古斯丁把基督教的信条挑在矛尖上传送给不列颠人，和查理大帝强迫异教徒皈依的极其宏伟之举；其次是十字军烧杀劫掠的大队人马。我猛然醒悟，看到了关于十字军古老浪漫故事的空洞无物。接踵而来是哥伦布、科尔特斯和其他的征服者，他们带着火、刀剑、折磨手段和基督教义，甚至来到这些享受安宁、梦想着太阳神，即其天父的遥远村社里来。我也看到太平洋岛屿上的人被烧酒、梅毒和猩红热虐杀，这些病疫却都隐藏在传教士们强迫他们穿用的衣服之中。

够了。我们依据我们的观点大谈特谈的开发殖民地啦、向异教传教啦、传播文明啦，等等，还有另一副面目，这就是以凶残目光搜寻远处猎获物的食肉猛禽的面目，只配江洋大盗和拦路抢劫好汉们享有的面目。装饰我们武器外衣的全部雄鹰和猛兽形象，在我看来，都是我们真正本性的最佳心理代表。

比昂诺向我谈的其他事情深深扎入我的记忆之中。这些事情，在我看来，与我们会晤的特殊气氛配合默契，如果略去不提，这篇叙事就欠完整。我们谈话地点在主楼五层屋顶上。谈话频频中断，这时可以在其他各层屋顶上望见其他印第安人的形体，他们裹着羊毛毯，静观每日升入万里晴空的太阳。我们周围是一座座用土坯盖的低矮方形房屋，有奇特的梯子连接地面与屋顶，或者从屋顶到更高层房屋的屋顶（从前危险更多，所以入口多开在屋顶）。我们眼前是直达地平线的起伏的陶斯髙原（约海拔7000英尺），地平线上有几座锥形山峰（古代火山），高度超过1.2万英尺。我们身后有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河潺潺流过房屋，对岸有一个红土坯房屋的村社，房屋层层叠起，通往居民点中心，颇为奇异，预示了中心为摩天楼的美国大城市的布局景观。沿江逆流而上行走约半小时处，拔起一座巨大而孤立的山，但没有名字。相传山顶出现云雾之日，人们就在那个方向消失，去完成神秘的仪礼。

村社的印第安人都极为沉默寡言，在涉及他们的宗教时，更是守口如瓶。他们的方针是对自己的宗教仪礼保守秘密，而且秘密受到了严格保护，所以，我觉得直接提问的尝试毫无希望。在此之前，我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的秘密气氛；文明民族的各种宗教的种种情况，现在都可得悉，其圣礼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这里，到处呈现出全部教友所熟悉的一派秘密气氛，白人无法得知一二。这一奇异情景令我稍微领略了古希腊埃留西斯的气氛，那座古城的秘密只为本国所知，从未外传。我理解了鲍桑尼亚斯或者希罗多德的感觉，他写道：“我没有获准道出那个神的名称。”我认为这不是神秘化，而是一种重大的秘密，泄露了它就可能导致一个社区或者个人的毁灭。保住这个秘密，村社印第安人就能保持自豪感和抗拒统治一切的白人的力量。这种秘密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团结和统一，我相信，作为独特的社团，只要他们的秘密不被亵渎，村社就将会存在下去。

令我感到奇异的是这位印第安人谈到他的宗教观念时感情发生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近于宿命论者泰然自若的自我节制和尊严。但是，他一谈及关系到他的秘密的事物，他就陷入掩盖不住的令人惊奇的情绪，这个事实十分有助于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已经说过，直接提问一无所获。因此，在我想要了解本质事实的时候，我就发表一点试探性的评论，同时观察他的伴随着那些我所十分熟悉的动作而来的表情。如果我偶然提及什么紧要事物，他就保持沉默，或者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却又全然显示出深沉的激动，泪水频频充满眼眶。他们的宗教观念对他们来说不是理论（这的确必定是十分奇异的理论，竟促使一个男人流泪），而是事实，像相应的外部现实一样重要而激动人心。

我和比昂诺坐在屋顶上，赤热的太阳越升越高。他指着太阳说：“那不是我们的父亲在走动吗？还能有别的话可说吗？怎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神呢？没有太阳就什么也没有。”他的兴奋心情显然可感，而且越来越强烈；他费尽力气寻找词句，最后惊叹道：“单独的一个人在山里能做什么呢？没有太阳人连火也生不起来。”

我问他是不是想过，太阳可能是看不见的神造的一个火球。我的问题没有引起惊奇感，更不用说愤怒了。显然，问题并没有触动他，他甚至也不认为我的问题愚蠢。他的反应冷漠。我顿时觉得我碰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他惟一的回答是：“太阳是神，谁都明白。”

虽然人人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太阳的巨大印象，但是，看到这些贤明而尊严的人在谈到太阳时竟受到威势强大的激情左右，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新奇而十分动人的经历。

又有一次，我站在河畔，仰望巍然屹立在这片高地上的几乎高6000英尺的山岭。我悠然想到，这是美洲大陆的屋脊，人们在这儿生活，面对着太阳，就像这些裹着毛毯站在村社最高屋顶上仰望太阳默然沉思的印第安人一样。忽然，一个深沉的声音，因为激情受到抑制而颤抖，从我身后对着我的左耳说：“你不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从这座山上来的吗？”一个年长的印第安人，穿着鹿皮鞋走到我身边，轻盈无声，向我提出这个天知道多么不着边际的问题。我远望一眼从山上飞流而下的河水，看到了造成这一结论的外部形象。显然，全部生命都来自这座山峰，因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问题中，我感觉到与“大山”一语有联系的一种正在涌起的情感，于是想到了关于在山上举行秘密仪式的故事。我回答道：“谁都明白你的话是真理。”

遗憾的是，谈话很快就被打断，我没有能够进一步深探水和山的象征意义。

我注意到，村社印第安人虽然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宗教，却随时随地都激烈地谈论他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山湖说：“美国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安宁呢？他们为什么要禁止我们跳舞？我们要把我们的青年人从学校里接回来送到基瓦（仪礼场地）去把我们的宗教教给他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制造困难？我们一点儿也没有伤害美国人呀！”沉默许久之后，他继续说：“美国人想要消灭我们的宗教。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安宁？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美国人的。是啊，是为了全世界。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

从他的兴奋情绪中我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是他们宗教中某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们宗教所做的事情会造福于全世界了？”他极活跃地回答说：“当然，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于是，他庄重地指了指太阳。

我预感到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近极为微妙的话题，即这个部落的秘密。他说：“说到底，我们是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民族，我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凭着我们的宗教，我们每天帮助父亲走过天空。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停止我们的宗教仪式，不出十年，太阳就不再升起。到那时候，就是茫茫黑夜了。”

此刻我顿时明白了每个印第安人的“尊严”，及其安然镇静神态的依据。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太阳之子的身份。他的生命具有宇宙意义，因为他协助天父及一切生命的保护者每日升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种种自我辩白、我们的理性所规定的生命的意义与此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只能见出我们的贫乏。出自纯粹的嫉恨，对于印第安人的天真，我们只能报以微笑，不得不以我们的乖巧来装扮自己；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贫乏，多么褴褛。知识没有使我们丰富起来；知识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神话世界，而我们原来凭之出生的权利是很熟悉这个世界的。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欧洲理性主义，置身于这个孤寂高原山间清新空气之中（高原一侧延展深入宽广的大陆草原，另一侧则通向太平洋），如果我们也把对于世界的翔实知识置于一旁，取代看来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对地平线之外的一切一无所知的境界，我们就能够透彻理解村社印第安人的观点。“一切生命来源于这座大山”，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他也同样确信，他生活在无边无际的世界最靠近上帝的屋脊之上。他较之其他的人最先听到神祇的声音，他的仪礼会最先及于遥远的太阳。山峦的神性，耶和华在西奈的显灵，尼采在恩加庭所得到的灵感，这一切都是说同样的一种语言的。仪礼竟能够神奇地影响太阳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看来固然荒谬，但是，如果进一步审视一番，就不仅不是不合理性的，而且，对于我们，比最初设想的要熟悉得多。我们的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样，也掺和了这一观念，即：特殊的行动，或者某种行动能够影响上帝，例如某种仪式、祈祷，或者神所喜欢的美德。

人类的仪礼，是对于上帝施予人的行为的答复和反应；不仅如此，答复和反应还可能旨在“净化”，是一种奇幻的强制形式。人类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上帝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作出回答，能够作出某种重要事情回报上帝，这一切会引发出自豪感，因为这种行动把人类个人提高到了某种形而上因素的尊严程度。“上帝和我们”，即使这仅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含义，这种等同做法也是村社印第安人令人羡慕的安然静谧的底蕴。这样的人的的确确是适得其所的。

3．肯尼亚和乌干达

一切皆出自造物主之手。

——卢梭

我参观伦敦温勃利展览会的时候（1925年），那里对于英国统治下各部落的出色介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决定不久以后到热带非洲去旅行一次。

当年秋天，我和两个朋友，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启程前往蒙巴萨。我们乘的是沃尔曼轮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轮船，同行的有许多前往非洲各殖民地岗位的英国青年。从船上的气氛判断，这些旅客不是去度假，而是去闯天下。自然，船上是一派轻松欢快，但是有种严肃的低调也很显然。事实上，甚至在我返航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些旅伴的命运。在后来的两个月之内，几个人在热带死去了。他们死于热带疟疾、细菌性痢疾和肺炎。死者之中，有一位青年还曾坐在我对面同桌进餐。另外一个是艾克利博士，以中非大猩猩保护委员会奠基人身份而闻名，这次旅行之前不久我还在纽约会见过他。

在我的记忆里，蒙巴萨是一个闷热的地方，住着欧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周围是棕榈树和芒果树密林。景色极为优美，是一个天然港湾，城市上方高耸着一座葡萄牙风格的城堡。我们在蒙巴萨逗留了两天，傍晚乘窄轨火车前往内地的内罗毕，很快就沉浸在热带的夜晚之中。

在海岸平原上，我们经过了许多黑人村庄，人们围着小火堆闲谈。不久以后，火车开始爬坡。居民点已经没有，夜变成漆黑一团。气候逐渐凉爽，我随即入睡。旭日东升，白昼到来之际，我醒了。火车裹在一团红色尘埃之中，正在绕着一个陡峭的红色悬崖转弯。在我们上方一块峻峭岩石上，一个细高的黑褐色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倚着一根长矛，俯瞰着火车。他的身旁高高耸立着烛台形的仙人掌。

这一景象迷住了我，画面尽管全然陌生，超出我的经验范围，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一种极为强烈的似曾相识情感。我觉得我已经感受过了这一瞬间，我从来都是理解这个同我只有时间距离的世界的。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我青年时代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认识这个黑肤色的人，而他等待我已有5000年之久。

在荒莽的非洲旅行全程中，这一奇异体验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对于这种自古以来人所共知现象的认识，我能记起的还有仅仅一例。这就是我同我以前的上司，欧根•勃罗伊勒教授一起首次观察到了一种心理玄学现象。在此之前我曾想象，如果我见到这种奇幻现象我会瞠目结舌的。但是，这一现象一出现，我却不感奇怪；我觉得这完全合乎情理，视其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对它早已熟悉。

我不能断言，见到这个孤独黑肤猎人之时我的哪根心弦被拨动了。我只知道，千万年来，他的世界也一直是我的世界。

我感到有些茫然，于中午抵达内罗毕；该城海拔6000英尺。这里光线明亮耀眼，使我想起人们每逢从恩加廷谷地冬日的雾霭中走出时满目所见的那种强烈阳光。我感到惊奇的是，火车站上聚集的一群“工人”所戴的旧式灰色或白色滑雪帽我在恩加廷也见别人戴过，或者自己也戴过。这种帽子人人喜爱，因为上翘的帽边可以折下，像帽舌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中可以挡住寒风，在这里可以遮挡炽热。

我们常常从内罗毕乘一辆福特牌小车到阿泰平原去，那是一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地。站在一座低矮小山上，这片宽广热带草原气势磅礴的景象尽收眼底。在地平线边缘上，我们远远望见了大群大群的动物：小羚羊、大羚羊、角马、斑马、疣猪，等等。兽群一面吃草，一面点头，向前移动，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一样。除了一只猛禽的忧郁鸣叫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这是永恒初始的寂静，世界是一向如此的，处于这种非存在的状态之中；在此之前，没有人出现并得知这是一个世界。我离开了伙伴向前走，直到看不见他们为止，在这里我品味了完全孑然一身的感受。我站在那里，我是悟觉到这是一个世界的第一个人，但是这第一人在当时并不明白是他首先真正地创造了它。

在这里，意识的宇宙意义对我来说变得极为清晰明确。炼丹术士们说：“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艺术使之完美。”人类、我，以一种不可见的创造活动提供给世界一种客观存在，因而把完美的印记打在世界上。我们通常把这一行为仅仅归结于造物主，却没有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异于把生命看作是一架设计精良的机器，它随着人类的精神毫无意义地向前发展，同时遵从着预知、先定的法则。在这样一种毫无意趣的钟表般的设想中，没有人的世界和上帝的戏剧，没有走向“新岸”的“新的一天”，而只有枯燥乏味的计算程序。我想起了我那位村社老朋友。他认为他的村社存在的理由一直在帮助他们的父亲太阳每天走过天空。我曾经羡慕过他，因为那种信仰有充分的意义，但我也一直寻觅我们自己的神话，可却毫无希望。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什么，而且理解得更为深刻：为了完成创造，人是必不可少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第二个创造者，只有人才把客观的存在提供给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客观的存在，世界就不会被听到、被看见，只是在寂静中吃、生殖、死亡、点头，达亿万年，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黑夜之中继续下去，直至尚不可知的终结。人类意识创造了客观存在和意义，人类在伟大的存在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不可缺少的地位。

沿着正在建筑中的乌干达铁路，我们乘火车来到它临时的终端，第64站。工人们卸下了我们的装备。我坐在一个装杂物的大箱子上，里面装的是各种食品，每一种都够一个工人头顶搬运一次的。我点燃烟斗，默想着我们似乎已经到了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带的边缘，从这儿，只有羊肠小道延伸下去，穿过整个大陆。片刻之后，一位年长的英国人，显然是一位牧主，来和我谈话，他坐下，也掏出了烟斗。他问我们到哪儿去，我大致介绍了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地之后，他又问：“你们是第一次到非洲来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50年了。”

“是第一次，”我告诉他，“至少是非洲的这一地区。”

“那么，我给你一点忠告好吗？先生，你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人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地方。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就坐下来，不必惊慌。”于是他站起来，再没有说一句话，就消失在我们周围拥挤忙乱的黑人人群之中。

他的话我听着有些意义，我竭力想象他说这话的心理状态。显然，这些话表现出了他的经验本质：在这里，人不是主宰，不可思议的设想才是。

我还没来得及理出头绪，两辆大卡车就要出发了。我们一组人连行李挤上去，足足有八个人，我们尽可能坐得稳些。以后几个小时，车一直颠簸，我不可能再思考。下一个居民点比我预想的要远得多：卡卡梅加，专区特派员驻地，也是非洲步兵守备小队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所医院，还有——说也奇怪——一座很小的精神病院。傍晚将至，而夜却已经突然到来。蓦地，一场热带暴风来临，雷电大作，大团乌云顷刻化为倾盆大雨，把我们浇得从头到脚湿透；每条小河也顿时变成汹涌的激流。

午夜之后半小时，天已转晴，我们到了卡卡梅加。我们全都精疲力竭，区特派员在客厅里用威士忌热情接待了我们。炉子里升起活泼可爱的火苗。优雅的客厅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摆着英国杂志。这个地方真是和苏塞克斯乡间房屋一样。我疲惫不堪，全然不知自己是从现实转入梦境，还是从梦境转入了现实。后来，我们还得搭起帐篷，这是第一次。幸而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翌日清晨，我醒来觉得有些发烧，是轻度喉炎，只好卧床一天。因为这一病情，我认识了所谓的“脑膜炎鸟”，倒也值得纪念；这种奇特的小鸟能够正确地唱出一个音阶，但是漏掉最后一个音符，又从头唱起。一个人卧床听这歌声，神经真的被搅得要崩溃了。

香蕉园里另外一种鸟儿的鸣啭由两种最甜美、最优雅的笛声组成，结尾却伴随了第三个难听的讨厌的音符。“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不过，“钟鸟”的歌声依然显示出一种纯粹的美。它鸣叫的时候，似乎有一阵钟声沿地平线飘荡。

第二天，在专区特派员协助下，我们集合了一队搬运工人，外加3名土著士兵作护卫。前往艾尔贡山的旅行开始了，地平线上1.4万英尺高的火山口壁很快映入了眼帘。大车通过较为干燥的、长着伞形阿拉伯橡胶树的草原。整个地区全密密麻麻布满了6～10英尺高的小圆土丘，那是旧的白蚁窝。

沿路有供旅客用的休息室——圆形草顶涂泥小屋，都敞开着，空无一物。夜晚，则在入口处挂灯，以防生人闯入。我们的厨师没有灯，可是，作为补偿，他一个人分得一间很小的草屋，对此他很满意。可是，随即又证明，这对他几乎是致命的。前一天，他在草屋前面宰了我们用五个乌干达先令买的一头羊，为我们的晚餐烹制了极为美味的燉羊肉。晚饭之后，我们正围着火坐着吸烟，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侧耳听去，一会儿像是熊吼，一会儿像是狗吠；接着，声音又变得尖厉，像是尖叫，又像歇斯底里的笑声。我第一个印象是：这好像是巴纳姆与贝利剧院的滑稽演出。可是，紧接着，场面变得咄咄逼人了：我们被一大群鬣狗团团包围住，鬣狗显然嗅到了羊血气味。它们上演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会，在火光照耀下，在高高的茅草丛中，它们的眼睛闪闪发亮。

虽然我们对鬣狗天性的知识相当翔实，据说它不会对人发动攻击，但是我们依然觉得不安全。突然，休息室屋后传来一阵令人胆寒的人的尖叫声。我们抄起武器（一支9毫米曼利契步枪和一支霰弹枪），对着草丛中间闪亮处连连射击几次。我们刚放完枪，厨师就惊恐万状地冲到我们中间，语焉不详地说，一只肥狗窜进他的屋子，几乎把他咬死。宿营地一片混乱喧闹。这阵喧闹，看样子镇住了鬣狗，它们汪汪着退了场。搬运工们哈哈大笑好长一阵，后半夜很平静，再没有出现麻烦。第二天清晨，地方长官带着两只鸡和一篮子鸡蛋来送礼。他恳请我们再逗留一天打野狗。他说，前一天，野狗把一个睡觉的老人拖走吃了。非洲真是一个神秘之地！

天亮时候，工人驻地又响起了哄堂大笑声，原来他们在表演昨晚的闹剧。一个人扮演正在睡觉的厨师，一个士兵扮演爬行的鬣狗，凑近厨师，想要咬他。这个活闹剧不知演出了多少次，观众都十分欣赏，笑声不绝。

从此以后，厨师得了个诨名：“肥狗”。我们三个白人也早已有了“商标”。我的朋友，那位英国人得名“红脖子”——在土人眼里，英国人都长着红脖子。美国人穿一身漂亮服装，外号是“花衣裳”。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灰白头发（当时我50岁），我就是“老头儿”了，都说我已经100岁。在那些地方，上岁数的人很少见，我几乎没见过白头发的人。“老头儿”是尊称，这么称呼我，还因为我的身份是“布吉舒心理学考察队”队长，这是伦敦外事处强加的有名无实的称号。的确，我们访问过布吉舒人，但是，在艾尔贡人当中逗留的时间更长些。

最明显的是，黑人都表现出他们最善判断他人的性格。他们洞察一切的办法之一在于模仿才能。他们能够模仿人们的表达方式，标志各种意图和目的的手势、步态，而且入木三分，令人叹为观止。我还发觉他们对别人情感性质的理解也十分令人惊异。我常常抽出时间和他们闲谈，他们非常喜欢谈天。就这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这种半官方式的旅行好处很多，因为这样容易雇用搬运工，我们还获得了士兵护送队。护送队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要穿过不是白人管辖的地区。一个班长和两名士兵陪伴我们徒步旅行，前往艾尔贡山。

地形是向上的缓坡。第三纪熔岩断层标志渐渐增多。我们穿过大片大片茂密的丛林，那里长着高大的凤凰木，开着火焰般的红花。硕大的甲壳虫和色彩斑斓的更大的蝴蝶在林间空地和丛林边缘上翩翩起舞。我们深入灌木林的时候，好奇心大的猴子拨动着树枝。这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不过，我们走过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平坦的紫红色土壤的热带草原。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蜿蜒曲折、急转弯多的土路上前进。我们的行程路线把我们导入南迪地区，穿过南迪森林——这是一片面积可观的丛林。我们平安到达艾尔贡山脚下的休息室；几天以来，这座大山在我们的上方变得越来越高。在这里，只能沿着狭窄的小路向上攀登。我们受到了地方长官的迎接，他是土著大夫的儿子。他的坐骑是一匹小马——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见过的惟一一匹马。他告诉我们，他的部落属于马塞人，但是单独地生活在艾尔贡山坡上。

乌干达总督给我们的一封信早已送到这儿来，请我们保护一位取道苏丹返回埃及的英国女士。知道她会是位意气相投的旅伴，更不用说，总督对我们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自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我提出这一细节，是想指出某种原型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的细微方式。我们是三个男人，这纯粹是偶然的机遇。我曾请求过我另一个朋友和我们同行，那样就有了第四个人。但是情况不允许他接受我的请求。此事足以形成一个潜意识的、或者命定的群体，即三位一体的原型意象，需要第四个来补充完备，这一情况我们在这一原型意象的历史中一再见到。

既然机会不请自来，我自然欣然接受；我欢迎这位女士参加我们三个男人的小组。她吃苦耐劳，胆大心细，对于我们男人小组来说，证明是一个有用的平衡因素。小组里的一个人患了热带疟疾，情况严重，我们都很感激她运用了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护士的经验。

攀登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一块宽阔的林中空地，空地由一条明澈清凉的小溪一分为二，溪上还有一个约十英尺高的瀑布。瀑布下面的水池变成了我们的澡堂。我们的宿营地约在三百码以外，在一个平缓、干燥的山坡上，复有伞形橡胶树绿阴。附近，步行约十五分钟左右，有一个土人村庄，有几间茅屋和用一道荆棘篱笆围起来的小院。这个小村向我们提供了运水工：一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半大女儿，她们都全身赤裸，只配有贝壳制成的宽带。巧克力色褐色皮肤，十分漂亮，身材苗条，动作从容不迫，颇有贵族气派。每天早晨，她们从小溪走来，倾听她们脚镯铃铃作响，颇为悦耳；接着又见她们走出金黄色高茅草，为平衡头上顶着的水罐而拽曳的步态，也很悦目。她们装饰着脚镯、铜手镯和铜项圈，小圆管形的铜制或木制耳环。下唇都用骨片或铁钉穿孔。她们彬彬有礼，每逢见到我们总是羞怯而迷人地微笑。

只有一事我要简述一下，我没有和本地妇女说过话，虽然有人预料我会这样做。这儿和南欧一样，男人和男人说话，女人和女人说话。不然就意味着谈情说爱了。如果哪个白人乐于此道，就不仅有损名誉，而且要冒“背黑锅”的危险。我观察到几例，颇有训诫意义。我常常听到本地人评论一个白人：“他是坏人。”问他原因，回答总是：“他跟我们的女人睡觉。”

在艾尔贡人当中，男人们忙于喂养家畜和狩猎，女人们的工作则在香蕉园和白薯、高粱以及玉米地里。在一家人所住的圆形茅屋中，儿童、山羊和鸡也同住。她们的尊严和天性表现于她们在维持生计方面的作用；她们在经营管理中积极合作。妇女平等权利的概念是这种合作失去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原始社会是由一种潜意识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调节的，两种态度都得到了恰当的器重。如果发生紊乱，必须通过一种意识行为来调节，那么，这种潜意识秩序也就遭到破坏。

回忆一位向我介绍艾尔贡人家庭关系的重要人物，是件愉快的事。他是一个极为英俊的青年，名叫吉勃罗亚特，是部落酋长的儿子，文雅出众，我显然赢得了他的信任。当然，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雪茄，但他并不贪婪，不像其他人什么礼物都要。他时常来看望我，礼仪周全，向我讲述种种趣事。我觉得他有个什么念头，有某种他难于出口的请求。我们结识相当长时间之后，他开口请我去他家作客，此举令我惊奇，我知道他还没有结婚，双亲已经故去。他家指的是他姐姐的家，她是她丈夫的第二个妻子，有四个小孩。吉勃罗亚特很想让我去访问她一次，让她有机会见我一面。显然，在他的生活中，她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我同意了，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交际方式能够稍稍深入了解本地人的家庭生活。

“女主人正在恭候，”——我们来到的时候，她走出来致意，十分自然大方。她是一个好看的中年妇女，就是说，大约有三十岁。除了必不可少的贝壳宽带之外，她还戴着手镯和脚镯，大长耳垂上挂着一些铜制装饰品，胸前配有某种小动物毛皮。她把四个小孩关在房里，小孩透过门缝张望，发出兴奋的咯咯笑声。在我的请求之下，她把他们放了出来，但是颇费了些时间他们才大着胆子走出。她的风度和她弟弟一样优雅，她弟弟因此举成功而满脸喜悦。

我们没有坐下，因为除了满是尘土的泥地之外，无处可坐，地上净是鸡屎和羊粪蛋儿。谈话不超出客厅里半家庭式的日常话题，不外是家庭、小孩、房子、菜园。大太太的家产和她接壤，有六个孩子。这位“大姐”的院子离她这儿有八十码。大约在两个妇女茅屋的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顶端，是她们的丈夫的茅屋所在地，在这间茅屋后面约五十码处，有一小间茅屋为大太太长子占用。两个女人各有各的田地。我的女主人显然为她自己的一块地感到骄傲。

我感觉到，她那仪态中显示的信心和泰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她对自己的完整的认同，她的个人世界是由孩子、房屋、小家畜、土地组成，外加最后的、但不是最小的一项，即她那并非不引人注目的体态。她只是偶尔地提到丈夫。看来他是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不在这儿。目前，他正在某个不知道的地方逗留。我的女主人显然毫无问题是坚定性的化身，是丈夫的依凭。看来，问题不在于他在或者不在那里，而在于她是否能够保持她的完整，为赶着畜群跋山涉水的丈夫提供一个地磁中心。这些“淳朴的”灵魂心中的活动是非意识的，因此是不知的，我们只能从“先进的”欧洲分辨法的比较证明中这样推断。

我怀疑，白人妇女的日益男性化是否与其自然完整性（土地、孩子、家畜、自己的房屋、火炉）的消失有关，对于白人妇女的日益贫困化这是否是一种补偿；男人的女性化是否是进一步的后果。制度越合理，性别的差异就越模糊。同性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部分地是母亲情结的后果，部分地是一种目的性现象（防止人口增殖）。

我的同伴和我都十分有幸接触了非洲世界，及其难以置信的美和同样难以置信的苦难。我的营地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插曲之一。我享受过仍然是一片原始土地的“神性和平”。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看到过“人和其他动物”（希罗多德）。在我和一切魔鬼之母的欧洲之间，横亘着几千英里。在这里，各种魔鬼对我可谓鞭长莫及，这里没有电报，没有电话铃声，没有信件，没有来客。我的精神力量得到了解放，自由自在地归返到了原始的宽阔天地。

每天早晨，我们很容易和本地人闲谈，他们整天蹲在我们营地上观看我们做事，兴趣长久不衰。我的工人领队易卜拉欣教导了我谈天的仪式。所有的男人（女人从不走近）都必须席地而坐。易卜拉欣为我找到部落酋长的四腿红木小凳让我坐。然后我开始发言，提出谈天程序。本地人都能说一种还算过得去的洋泾滨斯瓦希利语；我也努力说这种语言，充分利用了一本小字典。这本小书是他们不断赞美的对象。我的词汇量有限，说话非得简单不可。谈话常常像是一种有意思的猜谜游戏，因此，这样的闲谈大受欢迎。闲谈很少多于一个或者一个半小时，因为人们露出倦意，做出戏剧性的手势说：“唉，我们累坏啰。”

我当然对本地人的梦很感兴趣，但是，起初，我无法让他们把梦讲给我听。我送给他们都很想得到的小礼物，如雪茄、火柴、图钉，等等，但还无济于事。我不能充分解释他们为什么羞于讲述梦中所见。我猜想是因为恐惧和不信任。众所周知，黑人怕照相。他们担心给他们照相的人要夺走他们的灵魂，可能也同样害怕别人如果知道他们的梦就会加害于他们。不过，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工人，他们都有一本释梦书，旅途中每天都要翻阅。如果对书上的解释有怀疑，他们就要向我求教。他们称我是“知书人”，因为我有《古兰经》的知识。他们认定，我是一个隐蔽的伊斯兰教徒。

有一次，我们和本地的一位老医生谈话。他穿着一件蓝色猴皮做的华丽斗篷，贵重而值得炫耀。我问起他的梦，他顿时泪水满眶，回答说：“古时候，医生们都做梦，知道会不会发生战争或者瘟疫，是不是要下雨，应该把牲口群往哪儿赶。”他的祖父也做过梦。可是，自从白人来到非洲，他说，谁也不再做梦了。不再需要梦了，因为英国人知道一切！

他的回答向我表明，医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启发本地人的神圣声音已经不再需要，因为“英国人知道得更多”。在过去，医生曾经和众神或者命运的力量洽谈，并给人以忠告。医生曾发挥过巨大影响，正像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一样。现在，医生的权威已被专区特派员的权威取代。生命的价值现在完全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在我看来，在黑人意识到自然力量的重要性之前，这仅仅是一个时间和黑人种族活力的问题。

这位医生绝不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有些胆小怕事的老人而已。对于一个已遭破坏的、过时的、无法复原的世界日益加剧的解体局面来说，他是一个活的见证。

在许多场合下，我把谈话引向神功，特别是仪式和礼节。在这方面，我只得到了一个见证。在村里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座空茅屋前，我看见了一块方圆几码的地方扫得很清洁。其中心放着一个贝壳带子、耳环、各种陶片和一把掘地木棍。我们能够打听到的全部解释是：一个女人曾在这间茅屋里死去。关于殡葬却只字未提。

在闲谈中，人们以相当强调的语气告诉我，他们西边的邻村人是“坏人”。如果那儿有人死了，下一个村子就得到通知；晚上，遗体被放在两个村子中界点上。邻村把各种各样的礼品送到同一个地点，到了早晨，遗体就不知去向。言下之意是另一个村子的人吞食了死者。他们说，这种事在艾尔贡人中间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他们的死者遗体是放置在灌木丛中的，让鬣狗在夜间去处置。我们的确没有发现过埋葬死人的任何迹象。

但是，我听说，人死了以后，遗体要放在茅屋中间地面上。医生绕着遗体走动，把碗中的奶泼在地面上，口中念念有词：“阿伊克•阿迪斯塔，阿迪斯塔•阿伊克！”

我从早些时候的一次记忆犹新的谈话中理解了这些词的意义。那次闲谈结束时，一位老人突然说：“早晨，太阳一升起，我们就走出茅屋，把唾沫吐在两只手里，对着太阳举起双手。”我请他表演，并且准确解释这种仪式。他们把双手放在嘴的前面，啐上唾液，或用力吹气，然后把手掌向上对着太阳。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往手里吹气或吐唾液。他们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虽然没有得到解释，但我已明白：他们的确仅仅知道他们这样做了，而不理会做了什么。他们自己看不到这种行为的意义。但是，我们也遵从我们所不理解的礼式，比如为圣诞树点蜡烛，藏起复活节彩蛋，等等。

老人又说，这是一切民族的真正宗教，全部凯维伦多人、全部布干达人、登山远望目光所及和无限遥远地方的全部民族，都崇拜“阿迪斯塔”，亦即初升的太阳。只有此刻，太阳才是上帝。紫红色西边天上初升的金色弯月也是上帝。只有此刻才是，其他时刻都不是。

显然，艾尔贡人仪式的意义是：在太阳初升时刻向太阳神顶礼膜拜。献礼如果是唾沫，那是因为在本地人眼里唾沫是一种含有人的魔力、愈合伤口的力量、奇幻和生命力的物质。如果是吹气的话，那是因为它是“罗勃”，即阿拉伯语的“卢赫”，希伯莱语的“卢阿赫”，希腊语的“普纽马”，意义均为风和灵魂。因此，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向上帝献出我活的心灵。这里不用言语的、表演出来的祈祷，用文字译出大意或许是：“上帝啊，我把灵魂寄托在你的手中。”

除了“阿迪斯塔”之外，我们还听说，艾尔贡人也崇敬阿伊克，即居住在地上的神灵，一种魔鬼。他是恐惧制造者，是潜伏着等待夜间行路人的冷风。老人以口哨吹出北欧灾神洛基的旋律，生动表现出阿伊克在高而神秘的灌木草丛中爬行的状貌。

总之，人们认为，造物主把一切创造得都很好，很美。他本身则超越了善和恶。他是美的，他所创造的一切也是美的。

我问：“但是那些咬死你们家畜的凶恶野兽呢？”他们说：“狮子好，美。”“你们那些可怕的疾病呢？”他们说：“你躺在太阳光里，那就好。”

这种乐观主义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很快发现，在下午六点钟，这种乐观主义骤然消失，从日落时起，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那是阿伊克的世界，即恶、危险和恐惧的世界。乐观主义哲学让位于对鬼魂的恐惧和旨在保护自己不受恶的祸害的离奇仪式。黎明时分，乐观主义复又归返，没有什么内在的矛盾。

在尼罗河发源地，我发现了奥西里斯神两个侍者霍卢斯和塞特这种埃及古代观念的提示物，这是一种令人深为激动的感受。显然，这是非洲的一种原始经验，它随着尼罗河的圣水而涌向地中海海岸区域；这就是阿迪斯塔，即初升的太阳，和霍卢斯一样的光明原理；是阿伊克，即恐惧的散布者——黑暗的原理。在为死者所做的简单祭礼中，医生的话和他泼洒的奶把对立的两者结合了起来；他同时对这两种原理作出祭献，这两种原理从其开始统治之时起，就具有同等的效力和意义，这是夜与昼的统治，各自延续12小时。但是，重要的是时刻，随着热带地区昼夜典型的突发性，每当旭日第一道光芒像箭一样射出，夜就转化成为充满生命的光明。

这一纬度的日出现象，每天都再次令我惊奇不已。日出的壮观不在于太阳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而在于升起后的景象。我养成了搬出营地小凳，在黎明之前坐在伞形阿拉伯橡胶树下的习惯。在我面前，在一条小山谷谷底，有一条深绿色、几乎是黑绿色的丛林条带，而山谷对面高地的边缘则巍然高耸其上。最初，明暗对比极为强烈。其后，物体显出轮廓，沐浴在亮光之中，旋即，整个山谷似乎充满了明亮耀眼的光芒。而上部的地平线则变成一片雪白，银光闪烁。越益强烈的光线似乎渗入了物体的结构，物体的光辉从内部焕发出来，直至最后闪耀出光辉，像一块一块的彩色玻璃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火焰般的水晶体。钟鸟的欢歌从地平线上响起。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我置身于寺庙殿堂之中。这是一天之中最神圣的一小时。我观赏这一盛景，或者，饱尝这种永恒的迷醉，无限快慰。

在我的观察地点，有一个陡峭的岩壁住着大狒狒。每天清晨，它们都几乎纹丝不动地静坐在岩壁边缘上，面对着太阳，而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在森林中漫游、喧闹、尖叫，喋喋不休。像我一样，它们似乎也正在等待日出。它们令我回忆起埃及阿布•辛贝尔神庙中做出顶礼姿势的大狒狒。他们说的都是一件事实：从远古时代起，人就对这位黑暗中发出万丈光芒来拯救世界的大神礼拜。

在那时候，我明白了，从天地初创时候起心灵里就一直怀有对光明的欲求和一种走出原始黑暗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浩大的夜晚来临，一切都显出了深深沮丧的情调，每一个心灵都被一种对光明的不可言状的渴望所攫获。这种紧张的感觉可以在原始人的眼睛里见出，也可以在动物的眼睛里见出。动物的眼睛里有一种悲哀，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悲哀是与动物的灵魂有联系，还是出自那种仍然是潜意识的存在向我们说话的深刻的信息。这种悲哀也反映了非洲的情绪，对其种种孤寂的感受。这种原始性的黑暗是一种母性的神秘。清晨太阳的诞生对本地人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意义，原因也就在此。光明到来的那一瞬间就是上帝。那一瞬间带来了补偿和慰藉。说太阳是上帝，就等于模糊并且忘记了那一瞬间的原型经验。“灵魂在外徘徊的夜现在已经过去，我们很高兴。”本地人会这样说，但是这已经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了。实际上，与自然界黑夜完全不同的一种黑暗仍在大地上游荡。这种精神的原始黑夜，今天和亿万年来一直是一样的。对光明的渴望就是对意识的渴望。

我们在艾尔贡山的愉快逗留临近尾声。我们收起帐篷，心情沉重，默念着一定再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欣悦。在那以后，在卡卡梅加附近发现了黄金，采矿开始，毛毛运动在这些清白无辜而又友好的本地人中间兴起，而我们也经受了从文明梦中的骤然觉醒。

我们沿着艾尔贡山南坡继续徒步旅行。景色特点渐渐变了。平原的边缘上耸立起盖满浓密热带森林的更高的山峦。居民的肤色更黑，身躯更笨重而高大，缺乏马塞人的优雅丰姿。我们进入了布吉舒地区，在布南巴利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些时候。它的位置海拔很高，我们饱览了宽广的尼罗河谷地美景。从那里，我们又到了姆巴拉，在姆巴拉乘两辆福特牌汽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畔的金贾。我们把行李装上一列窄轨铁路火车车厢，列车每两个星期开往基奥加湖一次。我们登上一艘锅炉烧木柴的蹼轮轮船，经过几次事故以后，才到达马辛迪港。到了那里改乘一辆卡车到了马辛迪市。该市坐落在一块分开了基奥加湖和阿尔伯特尼安查的高地上。

在从阿尔伯特湖到苏丹境内勒贾夫路上的一个村子里，我们有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地方长官，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带着随从来看望我们。在我所见过的非洲人当中，他们的肤色最黑。这一伙人有点令人捉摸不定。尼木累人的首领给了我们三个本地人护兵，但是我察觉到，他们和我们的工人并不融洽。他们三个人一共才有三夹步枪子弹。因而，他们来，不过是政府的一种象征性姿态而已。

首领提议，他在晚上跳舞，我欣然同意。我希望这场舞会显示出他们的友好。到了晚上，我们都很困倦，突然听见鼓号齐鸣，旋即来了约六十个人，雄赳赳的全身披挂着闪闪发光的投枪、木棒和刀剑。跟在他们后面不远，依次而来的有女人和儿童，母亲们还背着婴儿。显然这是一次盛大的社交性集会。虽然酷暑难当，温度在华氏93度（摄氏34度）左右徘徊，还是点起大堆篝火，妇女和儿童在火堆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男人们在外围又组成了一个圈；我以往就见过一群暴烈的大象这样排列。面对这一人多势众的场面，我真不知道是高兴好，还是担心好。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的工人和政府派的士兵——营地上却没有他们的踪影！为表示友善，我把雪茄、火柴和别针分赠众人。男人合唱队开始唱歌，全是强劲有力的战歌，倒也不算不和谐，同时开始摇摆双腿。女人和儿童围绕着火堆欢欣跳跃，男人们跳着舞向前进，挥动着武器，接着后退，然后伴随着野性的歌唱、鼓声和号角声再趋步向前。

这是粗犷而富有刺激性的场面，沐浴在红亮的火光和奇幻的月色之中。我的英国朋友和我也迈出步子，混杂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我挥舞起犀牛鞭，这是我仅有的武器，和他们一起跳起来。从他们红光焕发的脸上，我看出他们是准许我们加入的。他们的热情猛然倍增，男女老幼全都跺着脚，大唱大吼，汗如雨下。舞蹈和鼓声的节奏渐渐加快起来。

在有这种音乐伴奏的舞蹈中，本地人很容易陷入名副其实的着魔状态。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快到深夜11点钟的时候，他们兴奋得快要出格了，突然，整个局面变得十分奇特。跳舞的人们正在变成一群野人，我开始担心该怎么收场。我向首领做手势，意指已到结束时刻，他和他的部落应该睡觉。但是他还要“再来一个”。

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乡，萨拉辛的一位表哥，曾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探险，在这类的舞蹈中曾经误中投偏的长矛。所以，尽管首领请求延长，我还是把人招呼到一起，分发雪茄，并做出睡觉的手势。接着，我发出威胁，挥舞犀牛鞭，但同时作出笑声，又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语言，使用瑞士德语冲他们大骂起来，说舞跳够了，他们必须睡觉。我的愤怒在本地人看来显然有几分佯装，但是看来却发生了效用。人群又发出笑声，蹦着跳着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听得见他们在远处兴高采烈的呼吼声和击鼓声。寂静终于来临，我们也累得腰酸腿疼，立即入睡。

我们的徒步旅行在尼罗河畔的勒贾夫结束了。在这里，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在勒贾夫停泊的蹼轮蒸汽轮船，水位太浅，停泊相当勉强。此时此刻，我强烈感受到了我所经历的一切给我造成的精神负担。千思万绪在我脑海里翻腾不已，我越来越清醒而痛苦地认识到，我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经快到了极限。要做的事，是重温我的观感和体验，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凡是值得记录的，我都作了记录。

整个旅途中，我做的梦都顽固地遵循着忽略非洲的策略。这些梦单单展现了家乡的情景；这样看来，梦似乎旨在说明（姑且把这些潜意识过程人格化到这个程度），这次非洲之行不是真实的，而是症状性、或者象征性的行为。就连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被严格地排除在我的梦之外。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我只梦见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容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回忆了很长时间才能确定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最后终于想起来了，这是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理发师！一个美国黑人。我梦见他正拿着一把大得出奇的又热又红的烫发火剪放在我头上，要把我的头发理成短发卷，也就是说，理成黑人头发。我甚至感到头皮热得发痛，结果给吓醒了。

我认为这个梦是来自潜意识的警告，提醒我原始事物是一种危险。但那个时候，我明显地接近于“踏上归途”。我正患沙蝇热，病症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抵御能力。为了显示黑人对我的威胁，我的潜意识引发了我对12年以前我在美国的黑人理发师的回忆，以防备眼下的黑人。

我的梦景中这一番奇异行为正如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记录的一种现象。战场上的士兵梦见战争比梦见家园的场合少得多。军队精神病医师认为有一条基本原理，即：如果士兵梦见太多的战争场面，就应该把他撤离前线，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已不再具有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机能。

与我卷入非洲的严酷环境情况相同，在我的梦境中，也成功地保存下来一条内部界限。梦境所及，全是我的私人问题。我从这一情况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

令我惊奇的是，我渐渐猜测到，我这次非洲探险有一种秘密的目的，即逃避欧洲及其错综复杂的问题，甚至以留在非洲为代价；许多人在我之前是这么办的，而且，就在此刻，也有许多人正在这么办。这次旅行显示出它本身很难算是对于原始心理的研究（“布吉舒心理考察队”，缩写是B. P. E.，杂物箱上的黑色字母！），而是对于一个令人困惑问题的探讨，即：在非洲的荒野之中，心理学家荣格会怎么样？虽然在知识方面我有研究欧洲人对原始条件的反应的意象，这个问题却是我一向力求回避的。我渐渐明确的是，这种研究与其说是一项客观的科学项目，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性项目，任何深入研究的尝试都触动了我自己心理的每个可能存在的痛点。我曾不得不承认，促使我决定旅行的几乎不是温勃利展览会，而是欧洲的气氛对我来说太过沉重这一事实。

我就是在这种思绪中沿尼罗河顺流而下，向北、向欧洲，向着未来奔赴的。航行到喀土穆结束，再往北就是埃及了。这样，我就实现了我的愿望和计划：不是从西面，不是从欧洲和希腊方面，而是从南面，从尼罗河河源地接近又一文化地域。我对埃及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因素的兴趣不如对含米特人对它的贡献的兴趣大。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亦即时间的前进，我在这一点上有所发现。在这方面，我最重大的启发是在艾尔贡人中间发现了霍卢斯原理。那整个的情节，其全部含义，在我于埃及南大门见到阿布•辛贝尔神庙的犬面狒狒雕像时，又骤然浮现脑际。

霍卢斯神话是关于神性光明新生的古老故事。这个神话必定是在人类文化，亦即意识，首次把人从史前时代的黑暗中解放出来之后开始世代相传的。因而，从非洲的心脏向埃及的旅行，对于我来说，就变成了一种有关光明的诞生的戏剧。这一戏剧是和我、和我的心理密切相联的。我理解了这一点，但又觉得没有能力以文字详细阐述。旅行之前，我不知道非洲会给我何种馈赠，但是令人满意的回答、填充空白的经验，就在这里。对于我来说，这要比任何民族学的成果，任何武器、陶器或者猎获物的收藏更有价值。我曾想要知道非洲会对我发生什么影响，我如愿以偿。

4．印度(1)

1938年，我的印度之行，并不是我自己计划安排的。决定是在应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参加加尔各答大学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时作出的。

在那以前，我读过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许多书籍，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为了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我必须旅行，而我自己却还像消毒瓶中的人体标本一样。印度对我发生的作用，像一个梦一样，因为我依然还在寻求自我，寻求对我自己来说是特有的真实。

当时我正忙于精细研究炼丹术哲学，这次旅行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插曲。我对此项研究极为热衷，所以我携带了1602年版的《炼丹术大全》，其中包含了格拉尔都斯•多尔奈乌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从头到尾研读了这部著作。因此，属于欧洲思想根基层次的这份材料，经常与我对欧洲以外思维方式和文化印象取得平衡。两者都源于对潜意识的原本精神经验，因而产生了同样的、类似的，或至少是可比拟的顿悟。

印度让我首次体验到了一种生疏的、有高度差异的文化。统领我中部非洲之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因素，文化并没占主导地位。至于北非，我在那里曾有机会和一位有能力用语言表述他们文化的人谈话。而在印度，我则有机会和印度思想的代表人物谈话，并把印度思想方式和欧洲思想方式加以比较。我曾和迈索尔的马哈拉贾的宗教师S. 苏勃拉马尼雅•伊埃尔多次谈话，我是他的客人；也和其他许多人说过，可惜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另一方面，我竭力避免了一切的所谓“圣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必须满足自己的真实，不从他人那里接受我自己不能独立取得的东西。我如果尝试向圣人学习，接受他们的真理，我便觉得那无异于盗窃。即使在欧洲，我也不能借用东方学说，我必须从我自身形成我的生命，从我的内在存在告知我的，或者自然带给我的一切来形成我的生命。

在印度，我主要关注的是恶的心理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印度精神生活一部分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又以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它。在和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的谈话中，我对这一事实的印象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加强，即：这些人善于在不“丢脸”的情况下把所谓的“恶”同化。在西方，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对于东方人来说，品德问题看来并不像对于我们那样占有首要地位。对于东方人来说，善与恶包含在自然之中，意义深远，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就是同一事物。

我看到，印度的神性所包含的恶与善一样多。基督徒追求善而屈服于恶；印度人觉得超脱了善与恶，并且力求通过沉思或瑜伽来实现这个境界。我的反驳见解是，如果承认这种态度，那么，无论善还是恶，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界线，而这就造成了某种淤滞。人们并不确实相信恶，也不真正相信善。因而，善与恶最多被视为我的善或者我的恶，被视为任何在我看来是善或者恶的事物；这一情况向我们提出的论据是既奇异又真实：印度的神性缺乏善恶观，或者因为矛盾负担太重而需要超脱，即脱离对立物，脱离万事。

印度人的目标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超脱的境界。他希望脱离自然。为此目的，他在沉思中寻求无形与空的境界。而另一方面，我则希望坚持活生生地观察自然与精神形象的境界。我既不想脱离人，也不想脱离我自己和自然；因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最伟大的奇迹。自然，即精神与生命，在我看来就像是毫不隐蔽的神性；舍此我还有什么欲求？对我来说，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而不在于它不存在或不复存在。

对于我来说，不存在不顾一切代价的超脱。我不能够超脱我所不具备、我没有做过或经验过的一切。对我来说，真正的超脱实现之日，正是我做完我能完成的一切、我全心全意献身某事、并且最大限度地参与某事之时。如果我半途而废，实际上我就是肢解了我的精神的相应的部分。当然，如果我不能投入某种经验，那大概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那样一来，我就要被迫承认我缺乏能力，而且必须明白我很可能忽略了完成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这样，由于我明确承认我能力不足，我就补偿了缺乏积极行动的理由。

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过他的情欲的炼狱，就等于从来没有战胜这些情欲。因而，情欲就寓于近邻，任何时候，一场大火都可能从中窜出，殃及这个人的房屋。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放任、弃置、忘记过多的东西，那么，我们所忽略的这一切时时刻刻都可能更为猛烈地卷土重来。

在康纳拉克（奥里萨邦），我遇到了一位梵学学者，他彬彬有礼地提出要陪我去参观一座神庙和大神系列。有一座塔，从塔基到塔顶全部布满了做工精细的淫猥雕刻。对于这个奇异特殊的事实我们谈论了很久，他解释说这是达到心灵净化的一种手段。我表示反对，指了指一群青年农民，他们艳羡这些交合表演，停步不前，看得瞠目结舌。我说，这些青年男子此时此刻未必感受到什么净化，更可能的是脑子里充塞了种种性欲联想。他回答道：“但是，关键不在这里。如果他们不完成他们的羯磨，又怎么能够受到净化呢？这些明明白白的淫猥形象的目的正是唤醒人们认识自己的法，不然这些潜意识的小伙子们会把法忘记的。”

我认为，谈论青年男人像非发情期的动物那样忘记他们的性欲，是一个奇特的见解。可是，这位圣贤却坚持认为青年男子像动物一样是潜意识的，的确需要及时的告诫。他还说，为此目的，他们步入殿内以前，外面的装饰就提醒他们想着法；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法而完成了羯磨，他们就不能受到净化。

我们进入神庙殿门时，我的同伴指着两名“女引诱者”，那是两个舞女的雕像，都显示诱惑性的臀部曲线，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访者。他说：“你看见这两个舞女了吧？她们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不适用于像你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意识，这类事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对这些农民小伙子们，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和告诫。”

我们离开大殿之后沿一条林伽小巷走时，他突然说：“你瞧见这些石头了吗？你明白它们的意义吗？我要告诉你一个重大秘密。”我感到奇怪，因为我想，每个儿童都看得出来这些石雕的阴茎形象。但是他极为严肃地凑到我的耳根轻声说：“这些石头是男人的阴部。”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这些石雕指的是湿婆。我惊愕地望着他，但是他只是傲然地点点头，好像是说：“是啊，就是如此。就凭你们欧洲人那种无知，你是断然想不出这个道理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海因里希•齐默尔，他兴致勃勃地惊叫：“我到底听到了关于印度的真实情况，也算换个口味啦！”

我参观佛讲经的桑奇佛塔时候，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每当我遇到我还意识不到其意义的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个思想时，这种波动就会涌现。这些佛塔建筑在一座小石山上，走过一条铺在绿草地中间的、令人喜爱的大石阶的小路，就可以到达山的顶峰。佛塔都是陵墓或者圣器储存所，半圆形，像两个大碗倒扣叠落在一起，就像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的描述那样。英国人以最崇敬的精神完成了修复工作。这些建筑物中最高大的一个有围墙环绕，围墙有四个精致的门。走进一座门后向左拐，再踏上一条顺时针方向的环佛塔的圆道，佛像就在四个方位基点处矗立。走完一圈之后，就进入方向一样的更髙的第二圈。展现眼前的平原远景，佛塔本身，庙宇的废墟，这片圣地的孤寂宁静等等令我神迷。我离开了伙伴，沉湎在这个地方的主导气氛之中。

片刻之后，我听见有节奏的锣声由远及近。一批日本朝圣者列队上来，一个跟着一个，每个人都敲一面小锣。他们奏出古老的“莲花里的珍珠，神啊！”祷词的节奏，锣点正好敲在“神啊！”一词上。在佛塔外，他们低低鞠躬，然后入门。进门之后，又在佛像前鞠躬，伴随着合唱般的圣歌。他们走完了两周圆道，在每尊佛像面前唱出一曲颂歌。我注视着他们，我的神思和灵魂也和他们在一起，在沉默中不由得对他们深感谢意，他们的到来奇迹般地抒发了我那无以言表的情感。

我强烈的激动心情表明，对我来说，桑奇山是某种中心。佛教的一个新的侧面在那里向我展现出来。我捕捉到了作为自性现实的佛的生命，自性展现出来，希求有人格的生命。对于佛来说，自性是高于一切神的，自性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整体和世界的本质。自性包含了固有存在方面及其可知性方面这二者，舍此世界就不存在。佛见到并且把握了人类意识的宇宙开辟性尊严；因此，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人熄灭了这种光明，世界就沉沦于无。叔本华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也承认了这一点，或者在于他能自己重新发现了这一点。

基督像佛一样，也是自性的体现，不过含义完全不同。两者都旨在征服现世：佛是出自理性的顿悟，而基督则是命里早已注定的牺牲者。在基督教中，痛苦更多，而在佛教中，则所见所做的更多。两种途径都正确，但是印度人认为佛是更为完善的人。他是一种历史性的人格，因此易于为人理解。而基督既是历史的人，又是神，因此，理解起来就困难得多。究其根底，甚至对于他自己他都不是易解的，他只知道他必须牺牲自己，而且这一途径是从内心施加于他的。他的牺牲像一种命运的行为一样发生在他身上。佛则享尽天年，寿终而大行归西，而基督作为基督进行的活动，则大约不多于一年。

后来，佛教和基督教一样，经历了变迁：佛变成了自性发展的形象，变成了人所效仿的楷模。他自己实际上也教导说，通过跳出轮回，每个人都可以彻悟，可以变成佛。同样，在基督教中，基督是一个榜样，是每个基督教徒的完整人格，寓于他心中。但是，历史的潮流导向效法基督，个人并不选取自己的通向完整的道路，而只是力图模仿基督所走的道路。在东方，同样，历史潮流导向对佛的虔诚模仿。佛应成为模仿的楷模一事本身就是对他的观念的一种削弱，正如对基督的效仿是基督思想演变中命定的停滞先兆一样。正如佛因为他的顿悟而比婆罗门诸神先进一样，基督也对犹太人呼吁：“你们是神。”（《约翰福音》）但是，人们没有能够理解他的所指。所以，我们发现，所谓的基督教西方，不仅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反而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消灭我们所具有的世界的可能性(2)。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纳勒斯和加尔各答授予我三个名誉博士头衔，三个城市代表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英属印度的医学和科学界。这当然很好，但稍显过分，我所需要的是休闲。我住医院十天，因而得到了休闲：后来在加尔各答我患痢疾病倒。在有如汹涌大海般的印象之中，这是一个安然舒适的岛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立足之地，以静观万事及其令人愕然的杂沓喧嚣。

返回旅馆之际，我的健康状况尚属勉强，我做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梦，记述如下。我和我的一大批苏黎世友人和熟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大概是在英格兰南部外海上吧。岛屿很小，几乎无人居住。岛屿狭窄，是约二十英里长的一小片土地，南北走向。岛屿南端沿岸上有一座中世纪城堡。我们这一组观光者站在它的庭院中间。我们面前高高竖起一座堂皇的楼塔，透过大门可见石阶梯。我们设法细看，只能望见石阶上有一个圆柱厅室。厅室有微弱烛光照明。我明白了，这是圣杯城堡，而且当晚要举行那“圣杯庆典”。这条消息显得具有某种神秘性质，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位酷似毛姆森的德国教授对此一无所知。我和他兴致勃勃地谈过话，对于他的学识和有光泽的智慧印象颇深。但是有一件事令我惶惑：他经常谈论死亡的过去，并且旁征博引地讲述英国与圣杯故事及法国渊源的关系问题。显然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传说的意义及其活生生的体现，而我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两个方面。还有，他似乎没有认清我们的直接的现实环境，因为他那姿态好像是在教室里对着学生讲课。我想请他注意环境的特殊性，但纯属徒劳。他没有看见阶梯，或者厅室里的喜庆光辉。

我环顾四周，有点束手无策，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座很高的城堡的墙旁边。墙的下半部布满了装饰的格子，不是普通木头的，而是黑铁的，还精巧地铸成了葡萄藤，有叶子、卷须和葡萄串，十分逼真。在横枝上，中间有六英尺空白，上面有很小的房屋，也是铁制，像鸟笼一样。突然，我看见叶子抖动起来；起初，像是老鼠的走动，但我立即又清晰见到一个铁制有蹄的小精灵从一间小屋钻进另一间。我很诧异，对教授说：“喂，你看那个，你……。”

就在此刻，景象中断，梦境骤变。我们，还是原来一批人，但是少了教授，到了城堡之外，置身于一片没有树木的、光秃岩石景色之中。我知道还有事，因为圣杯还不在城堡中，当晚还要举行庆典。据说圣杯在海岛北端，藏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屋之中，那是那里惟一的房子。我们之中有六人动身前往，徒步北上。

我们长途跋涉几个小时之后，到了海岛最狭窄的部分，我发现原来海岛由一道海水一分为二。海峡最窄处，海水只有约一百码宽。太阳已经落山，夜已降临。我们疲惫不堪，就地宿营。这一地区荒无人迹，一片萧瑟，极目远望，没有大树，没有灌木，只有草丛和岩石。没有桥，也没有船。天气很冷，我的同伴都已连连入睡。我思索着怎么办，结论是我必须一个人游泳穿过海峡去取圣杯。我脱去了外衣。这时候我醒了。

这种本质上是欧洲人的梦境出现的当时，我还几乎没有摆脱强烈深广的印度印象。大约十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圣杯神话还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尽管对于这个传统故事已经积累了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我理解这个诗意的神话和炼丹术对于这惟一真实、惟一妙方、惟一石头的论述两者之间的相符情况之后，这个事实给我的印象愈加真切。白昼所遗忘的神话黑夜继续叙述，被意识贬低成平庸和可笑琐屑之物的强大形象重又受到诗人的承认，又在预言中复活；因此，这些形体也能够“变换形式”，受到善于思考的人的承认。过去的伟大形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消亡；它们只是变换了名称而已。“小而轻，力无穷”，隐身的卡比尔进入了新屋。

这个梦猛烈地扫除了我对印度的强烈印象，又把我推回到了长时间受到忽略的对西方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以往表现为对于圣杯的求索和对哲人之石的探寻。我被从印度世界中拖出，并受到了提示：印度不是我的研究任务，而只是推动我达到我的目标的一部分途径而已，但显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个梦似乎在问我：“你想要在印度做什么？还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同伴寻求救世主吧，这是你的急需。你的状况岌岌可危，你正面临毁坏千百年来所建树的一切的直接危险。”

锡兰(3)，我旅行的最后一段，给我的印象不同于印度。它已经具有某种南海风情，有几分像天堂，人们在此莫不流连忘返。科伦坡是一个忙碌的国际港口，每天五六点钟之间，万里无云的天空总要骤然下一场倾盆大雨。我们很快离开该城，深入丘陵的内地。古老的皇城康堤裹在一层薄雾之中，低温潮湿的气候促使花草树木生长繁茂。佛牙寺虽小，却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我在寺中藏经室中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与僧人谈话，观瞻刻在银叶上的佛经。

在这里，我目睹了一次难以忘怀的晚祷。青年男女把大堆大堆的茉莉花撒在祭坛前面，同时轻声吟唱。我想他们是在向佛祈祷，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释说，“不是，佛已经不在了，佛已圆寂，我们不能再对他祈祷。他们的唱词是：‘今生像美丽的花一样短暂。愿提婆同我共享这一奉献的福祉。’”

仪式的引子是一小时的击鼓，在印度寺庙中所说的侍候厅进行。鼓手有五位，方形大厅四角每角站立一位，第五位，一个青年男子，站在中间。他独奏，是一个十分端庄的鼓手。他上身赤裸，深褐色的躯体闪闪发光，佩戴着红花圈，穿着白色长裙，扎着白头巾，双臂上有闪光的镯子。他迈步走向金佛，背着双面鼓去“献乐”。他以躯体和手臂的优美动作，独自敲鼓，鼓音音调奇特，但在艺术上却很完美。我观看他的后背，他站在摆满小油灯的门前。鼓声是腹部和后腹的古老语言，腹部不是“祈祷”，而是促发思绪流露。因此不是对不存在的佛的崇拜，而是已被唤醒的人所完成的自我救度的许多行为之一。

初春季节，我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脑海里各种印象过多过盛，不想下船去孟买观光，而埋头阅读拉丁文版炼丹术著作。但是，印度并非没有给我留下印记；印度所留下的路径，从一种无限引向了另外一种无限。

5．拉文纳和罗马

甚至在1913年我第一次访问拉文纳的时候，加拉•普拉希达的陵墓在我看来就很有意义，非常引人入胜。20年后，第二次参观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在加拉•普拉希达陵墓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情绪，内心又一次受到震动。我是和一位熟人去的，我仍然从陵墓直接进入了正教洗礼室。

在这里，首先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室内弥漫的柔和的蓝光；不过，我对此不觉得奇异。我不想说明光源何在，这种没有明显光源的奇幻光线没有令我感到诧异。我之所以感觉惊奇，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时所见到的窗户现在换成了四幅很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画，极为优美，但是，看来我已完全忘记了这些画。我发觉自己记忆力很不可靠，感到气馁。南面窗上的镶嵌画表现了约旦河的洗礼式；北面窗上的第二幅，是以色列的孩子们渡过红海。东面窗上的第三幅，在记忆中很快模糊了。很可能是纳曼在约旦正被洗去麻风病；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梅里安古版《圣经》，书中有一幅同一题材插画，很像这幅镶嵌画。洗礼室西窗上的第四幅镶嵌画给人印象最深。我们是最后观赏这一幅的，内容是基督向沉没于波浪之中的彼得伸出一只手。我们在画前伫立至少20分钟，讨论洗礼的原有仪式，特别是它奇异的古老观念：其起源与死亡的真正危险有关。这种习俗常与灭顶之灾有联系，因而用以表示有关死与再生的原型意象观念。洗礼原本是名副其实的水中没顶，至少暗示出淹死的危险。

我对彼得落水镶嵌画的记忆最为真切，而且每个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蓝色的海水，片片的镶嵌玻璃，彼得和基督嘴里吐出的对话，当时，我曾试图探索话的意义。离开洗礼厅之后，我立即去阿里纳里去买这些镶嵌画的照片，可是没有找到。时间很紧，因为参观短暂，我只好把采买一事推后。我想可以从苏黎世订购。

回家之后，我托一位去拉文纳的熟人代购。他没有能够找到，因为他发现我所描述的镶嵌画并不存在。

在此期间，我在一次讨论会上谈论了洗礼的渊源概念，并借机提到在正教洗礼所见到的镶嵌画(4)。这些画我至今记忆犹新。和我一起去过那里的女士从来就不相信她“亲眼见过的”东西竟不存在。

我们都知道，要确定两个人是否、在什么程度上同时见过同一事物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这件事上，我可以肯定说我和她都看到的主要轮廓至少是一样的。

在拉文纳的感受是我一生中最奇幻的经历之一。几乎无法索解。在关于加拉•普拉希达皇后（公元450年逝世）故事中的一个情节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有一次，在极恶劣的天气中，她在严冬暴风雪中从拜占庭前往拉文纳，她发誓，如果她能够平安抵达，她就建造一座教堂，画出海上的惊险。她没有忘记誓言，在拉文纳建造了圣乔万尼教堂，并且用镶嵌画加以装饰。在中世纪早期，圣乔万尼教堂及其镶嵌画被大火烧毁；但是，在米兰的安勃罗西安纳教堂仍然可以看到表现加拉•普拉希达乘船的草图。

从我第一次参观起，我个人就一直受到加拉•普拉希达形象的感染，而且感叹她这样一位有教养、有条不紊的妇女怎么能够在一个野蛮成性的王储身边生活。她的陵墓，在我看来，是一份最后的遗产，我从中能够窥见她的人格。她的命运和她整个的存在，对我都是活生生的存在；从她的强劲性格看，她就是我的女性意向的恰当体现(5)。

一个男人的女性意向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作为潜意识的人格化，它可返归到史前史，并且体现出过去的内容。它向个人提供了他应该知道的关于史前史的那些因素。对于个人来说，女性意向就是过去存在过、至今仍然存在于他身上的全部生命。把自己与它相比，我总觉得我自己像一个没有历史的野蛮人一样，像一个从无中跳跃而出的造物，既无过去，也无将来。

在我和女性意向的交流过程中，我的确已经与我所见到的在镶嵌画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危险有过一次小接触。我已经接近于灭顶之灾。我遇到了彼得的境遇，他曾呼救，并且被耶稣拯救。法老大军的命运也可能曾是我的命运。像彼得，也像纳曼一样，我没有受到伤害，各种潜意识内容的整合为我的人格完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人把以往潜意识的内涵与意识整合之时，他心中所发生的事是几乎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体验。这是一种无须讨论的主观境界；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一事实不能够怀疑，怀疑也没有意义。同样，我们对于他人也怀有一种特定的感觉，这也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我们所知，能够消除全部这些印象和见解之间差异的更高权威是不存在的。作为这种整合的结果的变化是否会发生，变化是什么性质，仍然是一个主观信仰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实不能用科学办法来检验，因此，在正规的世界中没有地位。然而，这依然是一个在实际中非常重要、后果繁多的事实。无论如何，现实主义的心理治疗医生和对心理治疗感兴趣的心理学家都不能忽略这种事实。

我在拉文纳洗礼所经历过这番感受之后，确实理解了有些内在的事物看起来是外在的，而某些外在事物也可能是内在的。洗礼所的真正的围墙，我的肉眼肯定已经看到，但是又被某种完全不同的形象所遮蔽，而这一形象是和没有变化的洗礼圣水盆一样完全真实的。但在那一瞬间，哪一个是真实的呢？

我的情况并非惟一只有此类情形。但是，如果一个人遇到了这种情形，就不由自主地认真对待——比对待听到或读到的情况更认真。一般说来，对于这类的传闻轶事，人们都马上会想到与该神秘遭遇有不解之缘的形形色色的解释。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确立有关潜意识的任何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潜意识经历许多许多的感受。

我毕生旅行不多。我一直想前往罗马，但是，我觉得我的确不配享有这座城市可能给予我的印象。庞培城就已经足够，它的印象已经几乎超过了我的接受能力。我是在通过1910〜1912年的研究获得对古典古代心理学的某些见地之后才前去庞培的。1912年，我乘船从热那亚前往那不勒斯。船只接近罗马所在纬度时，我站在船栏旁。罗马城就坐落在那里，这是古代文化的传播中心，包容在基督教世纪和西方中世纪的错综根基之中，如今依然烟光缭绕。古典古代世界的辉煌灿烂和残酷无情依然存在。

我一向钦佩那些本来可以去比如巴黎或伦敦但却去了罗马的人。当然，罗马和其他类似的古城可以从美学上领略一番，但是，如果那里依然弥漫的灵魂在你每走一步都要影响你至深的存在，如果一堵墙或者一根柱子的残躯都以一种立即可以辨别的面目凝望着你，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甚至在庞培，以往从未见到过的景象也会展现出来，出乎意料的事物也变得有意识，问题也会被提出，而这些问题却是我所无能为力加以解决的。

在我的垂暮之年，1949年，我想要补上这一课，但是在买票时突然昏倒。此后，前往罗马的种种计划，便被一劳永逸地束之高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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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印度返回之后，荣格在《亚洲》杂志（纽约，1939年1月和2月号）上撰文两篇：《印度的梦幻世界》和《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两文收入《转变中的文明》。——原注

(2) 关于效法基督问题，参见《心理学与炼丹术》第一部。

(3) 即斯里兰卡。

(4) 1932年坦特拉瑜伽讨论会。

(5) 荣格把这一幻景解释为通过潜意识达到暂时性新创造，来源于他对原型意象起源的观念。这一具体显现的直接原因，在他看来，在于他的女性意向对加拉•普拉希达的投射。——原注

十　幻象

1944年初，我跌伤了脚，接着心脏病又发作。在潜意识状态中，我经历了暂时精神狂乱和种种幻象，这一情况一定是我徘徊在死亡线上、接受输氧和樟脑液注射时候开始的。许多形象巨大无比，我自己断定我已濒临死亡。后来，护士告诉我：“好像您经历过回光返照。”她又说，这是她在正在死去的人身上偶尔见到的现象。我的确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极限，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我是在梦中还是处于狂喜的状态。无论如何，在我身上发生了极为奇怪的事。

我似乎是在高空中。在下面，我望见了地球，它沐浴在灿烂的蓝色光辉之中。我望见了深蓝色的海水和一块块大陆。脚下远远的地方是锡兰，前面远方是印度次大陆。我的视野不能包容整个地球，但是其球形轮廓却明晰可见，而且，在奇妙的蓝光之中，其轮廓线边缘闪烁着银光。在许多地方，地球显出彩色，或者有深绿色点，像氧化了的银器一样。在左边远处有一大片荒野，那是黄中透红的阿拉伯沙漠；似乎大地的银色都带上了发红的金色色调。接踵而来的是红海，而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正如在地图左上角一样，我可以约略看到地中海的一角。我的目光主要是伸向那里的。其他的一切，均不清晰。我也能看见盖满大雪的喜马拉雅山，但是，在那个方向上，一切都云雾迷蒙。我一点儿也没有向右看。我知道，我正在飞离地球。

后来我发现了要到什么样的高度才能有这么宽阔的视野：大约一千英里！在这样的高度上，地球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宏壮优美的景象。

观察片刻之后，我转过身来。我原来是背朝印度洋站着的，当然是面北。后来，我似乎向南转过身来。新的景色映入眼帘。在近处空中，我看见一大块黑石，像陨石一样。有我的房子那么大，甚至更大。它正在空间漂浮，我也在空中漂浮。

我曾在孟加拉湾海岸上见过类似的巨石。都是茶褐色的花岗石，有些已被凿空成庙。空中这块石头就是这样的黑色巨石。入口通向一间小前厅。入口右面，有一个黑肤色印度教徒盘腿坐在一个石椅上。他穿着一件白袍，我知道他在等候我。有两级台阶通向这间前厅，内部左侧有通向寺庙的门。无数极小的神龛中都有小碟形的凹穴，灌满了椰油，配有小灯捻；小龛油灯光环围绕着这扇门。我在锡兰康提参观佛牙寺时的确见过此景：大门四周的确排有几列这样的油灯。

在我接近通向巨石入口的台阶时，一种奇怪现象出现：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消遁；我所注视的、希求的、料想的一切，地球存在的全部幻影，都已消失，或者离我而去，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有一些东西留存了下来，似乎我还保存着我所经历过或者做过的一切，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也可以说：这一切与我同在，我就是这一切。可以说，我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我由我自己的历史构成，我的的确确感觉到：我就是这样。“我是一切存在过、一切业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

这个感受令我觉得极为贫乏，同时又感觉到十分充实。我已别无他求。我存在于客观的形式之中，我就是我的过去和我的经历。起初占上风的是毁灭感，遭到掠夺或抢劫感；但是，突然之间，这一感觉化为乌有。一切都似乎成为过去；而仅存的又是既成的事实，与往昔的一切毫无关系。对于所丧失、所拿走的东西不再惋惜。恰恰相反，我有我过去感受过的一切，这就是一切。

还有一事引我注目：接近寺庙时我确信我要进入一间光明的大厅，会在那里遇见我在现实中的同侪。我最终会理解——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我或者我的生命适合于列入哪个历史环节。我将会知道，在我之前存在过什么，我为什么存在，我的生命流向哪里。我所经历的生活对我来说常常像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的故事。我觉得我是一个历史片断，对它来说上文和下文都已全付阙如。我的生活似乎是从一长串事件中剪取出来的，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它为什么要择取这一过程呢？我为什么会带来了这些特殊的承诺呢？我把它们变成了什么？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一旦我进入这座石庙，我就会得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那里我会知道为什么一切原是如此而非其他。在那里我会遇到知道以前如何、以后如何这个问题答案的人。

在我思考这些问题之际，发生了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从下面，从欧洲那个方向浮升起一个形象。原来那是我的医生，H博士——或者是他的影像——他头上缠着金链，或者金是月桂花环。我立即认出：“啊，这是我的医生，当然，是他一直给我看病的。但是，现在，他以他的原初形象到来，像科斯(1)的国王一样。在生活中，他是这个国王，即这一原初形象的暂时体现的仆从，而原初形象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现在他正以这种原初形象出现。”

可以推论，我也是处于原初形象之中的，虽然这一点我没有观察到，却视为理所当然。他出现在我眼前之时，我们之间就默然交流了思想。H博士受地球的派遣向我传递消息，告诉我说都反对我离开。我没有权利离开地球，必须返回。我听到这一信息时，就醒了过来。

我深感失望，因为这一切都显得无缘无故。这种痛苦的脱落过程归于徒劳，我没有得到进入寺庙会见往日同侪的许可。

实际上，又过了足足三个星期，我才得以下定决心活下去。我不能进食，因为一切食物都反胃。病床外呈现的城市和山峦景色似乎是一幅有黑洞的彩色帷幕，或者是一堆印满毫无意义照片的碎报纸。失望之余，我想到：“现在我又必须返回‘箱子系统’了。”我觉得，在宇宙地平线之外，已经巧妙地建筑起一个三维的世界，每个人都单独地坐在一个小箱子里。现在我必须再次说服自己，这一点很重要！生活和整个世界在我看来有如一座监狱，一想到我必须认为这一切合情合理，就感到无限烦恼。我曾庆幸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一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和其他人一样又被一条线悬挂在箱子之中。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我没有重量，也没有任何东西拖住我。而现在，这一切竟已成明日黄花！

我对这位医生有种逆反情绪，因为他已令我起死回生。同时我又为他忧虑。“哎呀！我有生命危险！他是以原初形象出现在我面前的！谁要是获得了这样的外形，那就意味着他要死了，因为他已经属于‘更大的群体’了！”突然我又在惊恐之中想到，H博士必须代替我死去。我竭力和他谈这个情况，但是他不理解我。后来，我对他生起气来。“为什么他总是假装不知道他是科斯的国王的臣仆呢？而且他已经具备了他的原初形象？他还竟然要我相信他不知道！”我很恼怒。我妻子责备我对他不友好。她是对的；但是同时我对他很气愤，因为他顽固，拒不提及在幻景中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一切。“真可恶，他得小心着点。他没有权利这么粗鲁！我要警告他，让他小心点儿。”我深信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事实上，我是他最后的一个病人。1944年4月4日——我记得准确的日期——我得到许可从我患病起第一次坐起来，坐在床边上，但是就在这同一天，H博士卧病在床，而且再也没有起来。我听说他正患间歇热。不久之后，他死于败血症。他是一位好医生，有几分天才。不然，他不会以科斯的国王身份出现在我面前的。

那几个星期，我生活在一种奇异的节奏中。白昼我总觉得压抑。我觉得虚弱、凄惨，几乎不敢稍动。阴郁之中，我想：“现在我被迫回到这个枯燥的世界了。”傍晚时分我总是熟睡，一直睡到午夜前后。然后苏醒过来，醒着躺着一小时，可是精神状态完全异样。我似乎是在一种狂喜之中。我觉得我好像是在空中飘荡，在宇宙深处安然无恙。在一种巨大的空寂之中，然而，心中充满了最高的幸福感。“这是永恒的福祉，”我想。“这是不可言喻的，真是奇妙已极！”

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欣悦。在夜间这一小时之内，护士给我送来加过热的食物，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什么都能吃，而且胃口很好。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是一个老年犹太妇女，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她正为我制备洁净的祭礼食品。我望着她的时候，在她头部周围似乎有一个蓝色光环。我自己好像正在安石榴园里(2)，蒂费莱特和马尔狄丝的婚礼正在举行。我又是犹太法学博士西蒙•本•约斋，他的阴间婚礼正在举行。那神秘的婚礼出现在秘教的传统中。我无法告诉你们那是多么奇妙。我只是不断地默念着：“这就是安石榴园！这就是马尔狄丝和蒂费莱斯的婚礼！”我不知道我在那儿扮演了什么角色。究其根底，那就是我自己，我就是婚礼。我的至福就是欢乐婚礼的至福。

安石榴园渐渐隐匿了，变化了。接着是耶稣基督的婚礼，在张灯结彩的耶路撒冷。细节我描述不出来。那是永志不忘的欢愉。天使涌至，一片光明。我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婚礼”。

这也随即消失，接着出现了一种新的形象，即最后的幻景。在一个宽广的山谷里，我走到了尽头，前面是一串起伏的小山。山谷尽头是一个古典式的半圆剧场，坐落在碧绿的景色之中，优雅宏伟。在这里，在这个剧场，正在庆祝神圣的联姻。男女舞蹈家登上舞台，在撒满鲜花的长椅上，众神之父宙斯和赫拉完成了神秘的婚仪，和《伊利亚特》中的描写一样。

荣格在波林根（1959）

荣格（1959）

荣格在库斯纳赫特家门口（1960）

1960年，荣格85岁生日的时候，留下了上面这张“全家福”

爱玛•荣格（Ema Jung，1882–1955）是荣格的妻子，也是荣格最忠实的助手

荣格与托妮•沃尔夫

荣格与安妮拉•亚菲

荣格与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夫人在爱诺思

荣格在爱诺思听马森–奥瑟尔（Paul Masson–Oursel）作关于印度哲学的报告（1936）

荣格与诺伊曼（左）和艾礼德（Mircea Eliade）在爱诺思的圆桌前畅谈

荣格隐居于波林根的塔楼，身体力行于道家与禅宗的实践，潜心于《易经》的洗心体验

全部这些体验都是明丽光辉的。每夜我都在最纯粹的至福中飘游，“周围簇拥着一切创造的形象。”(3)各种主题逐渐混合，失去色彩。幻景一般延续约一个小时，然后我又睡去。早晨来临之际，我就觉得：灰色的早晨又来了，灰色的世界和一个一个的箱子又来了！多么愚蠢，多么丑恶和荒唐！那些内在的境界多么奇异，多么美丽，相比之下，现世干脆就是滑稽可笑的。随着我日渐康复，这些境界也越益疏淡，在初次幻象之后不到三周，已经完全终止。

那些幻象时刻的美和情感的强烈，是无法言传的。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宏伟壮观的场面。白昼是何等鲜明的对照：我受着折磨，焦躁不安；事事惹我烦恼，一切都太粗俗，太恶劣，太笨重，在空间上和精神上都太局限。一切都是一种监禁，其原因又无法测度，但是它具有一种催眠力量，一种威压，似乎那就是现实本身；尽管如此，我依然见出了它的空虚。虽然我对世界的信心已经恢复，但是自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全然摆脱这一印象，即：生活是一种被纳入专门为其设计的三维的、箱子状的宇宙之中的存在的积淀。

另外有一种情况我却记忆得十分清晰。起初，我经受着安石榴园的幻景的时候，我请求护士在她受到困扰的时候原谅我。我说，室内有一种圣洁性，对她可能有害。当然，她不理解我的意思。对我来说，圣洁到来之时，有一种奇幻的气氛，我担心其他人无法忍受。当时我已明白为什么有人谈论圣洁的气味，圣灵的“芳香”。就是这种气味。这个房间里有无法表述的圣洁的气氛，其表象是各种神秘的结合。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竟会有这般的经历。这不是想象的产物。幻象和体验都是完全真实的，毫无主观臆测之处，反而具有一种绝对客观的品质。

我们避而不用“永恒”一语，但是，我可以把这一经验描述成为一种非时间状态的狂喜，因为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已合而为一。凡是当时出现的事物都已被置入一个具体的整体之中。一切都没有被扩散到时间之外，一切都不能用时间概念度量。这种经验最多能用一种感觉状态来形容，但是却不能用想象再现。我怎么能够想象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同时存在状况呢？有尚未开始的事物，有无疑现存的事物，有已经完成的事物，但是这一切都是一个统一体。感觉所能捕获的惟一事物是一种总体，一种有光泽的整体，同时包含有对于某种起始的期待，对于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惊奇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物结果的满足或失望。人被卷入了一种不可形容的整体之中，又以完整的客观态度去观察它。

后来，我又一次观察到了这种客观存在。在我妻子去世之后，我在有如幻景的梦中看见了她。她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直盯盯地望着我。她正值大好年华，可能约有30岁，穿着多年以前我表姐这位降神者为她做的一件衣服。这也许是她所穿过的最美的衣服。她的表情既不高兴，也不悲哀，而是聪明达观，毫无激动的表情，似乎她已经超脱了情感的迷惘。我知道那不是她，而是她为我制作或遣送的一幅肖像。肖像包含了我们最初的结识，婚后52年的种种经历和她生命的终结。面对这种完整的形象，我们无言以对，因为它几乎不能受到领悟。

在这个梦中和其他幻象中我所感受到的客观存在是业已完成的个性化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脱离各种评价，脱离我们所说的感情纽带。一般地说，感情纽带对人类是重要的。但是，这种纽带仍然包含着某些投射，重要的是抽出这些投射现象，以期达到自我的客观存在。感情关系是欲望的关系，沾染了强迫与束缚，是对另外一个人的某种期望；正是这一点，令他和我们不能自由。客观地认识藏匿在感情关系的吸引力，似乎是中心的秘密。只有通过客观的认识才能达到可能的真正的结合。

这次患病之后，我的工作开始了一个富有成果的时期。我的许多主要作品就是在这一期间写成的。我所获得的顿悟，或者万物归宿的幻象，给了我重新著述的勇气。我不再致力于将我的见解完备化，而是遵循了我的思想活动。这样一来，问题便一一展现并成雏形。

这次患病还带来另外一种变化。我可以将其解释为对现存事物的肯定：对于一切存在的事物无条件地承认，而绝无主观的抗逆，接受我所见到和所理解的存在环境，接受我自己的天性，而不管我的天性是怎样的。患病初期，我觉得我的态度有些偏颇，我对这一偏颇要负某种责任。但是，如果遵循个性化的道路，如果要过自己的生活，就必须承担错误；没有错误，生活就不完整。连一分钟都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或者不跌入致命的危险。我们可以设想笔直的道路，但是，那只可能是通向死亡的道路。死后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至少正确的事不再会发生。任何想要走捷径的人，都与死人无异。

这次病后，我明白了承认自己的命运是多么重要。这样，我们就锤炼出来一个在不解之事发生之时也不折断的自我；这个自我耐久，经受得住真实，也有能力对付世界和命运。这样，经历失败也就等于经历胜利。一切都不受到干扰，不论是内在的方面还是外在的方面，因为一个人自我的延续性已经抵挡了生命和时间的潮流。但是，一个人只有在不去寻根问底地干预命运的安排时才能如此。

我还认识到，人必须接受作为自己现实一部分的自己内在的、独自形成的思想。真与假的类别当然是常存的，但是，因为它们没有约束力，所以占第二位。思想的存在比我们对它们的判断更为重要。然而，这些判断也不宜压制，因为它们也是现存的思想，构成了我们的完整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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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斯在古代十分有名，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所在地，希波克拉特斯诞生地。——原注

(2) 《安石榴园》是摩西•科多维罗（16世纪）撰写的古老秘教论的标题。在秘教学说中，马尔狄丝和蒂费莱特是神示十层中的两级，上帝此时从隐蔽状态中出现。它们代表上帝头脑中的女性原理和男性原理。——原注

(3)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

十一　论死后的生活

关于来世，关于死后生活，我要作的叙述完全是回忆，是我所感知过的形象和一直令我不安的思想。这些回忆也以某种方式成为我的著作的基础；因为我的著作基本上只是对关于“今世”和“来世”相互作用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新尝试。但是，迄今我还没有明确写过死后的生活；如果要这样，我就必须找到我的种种见解的依据，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作。还是听其自然吧。现在我来表明我的见解。

甚至现在，我也仅仅能够讲故事，讲“神话故事”。也许，人只有在接近死亡时才能得到谈论此题的必不可少的睿智。这倒也并不是说我希望我们有死后的生活。事实上，我宁愿不去抱有这类观念。不过，我必须申明，为了忠实于实际情况，虽然我并不希望，而且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作为，但是这类的思想却在我内心辗转盘桓。我不能断言，这些观点是真是假，但是我知道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如果我不出于某种偏见将其压制，是可以表述出来的。偏见常常损害和挫伤全部精神生活现象。因为我对精神生活所知甚少，我觉得我不能凭借专门的知识来加以陈述。批判理性主义以及许多其他的神话概念，显然已经消除了有关死后生活的观念。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现在许多人几乎都把自己与自己的意识等同了起来，而且想象他们怎样理解自己，自己就是怎样的人。但是，凡是对心理学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理解这种知识是多么有限。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时代病，它们妄称对一切问题都能提供答案。但是，我们现在的有限知识认为不可能，从而加以排除的许多知识，却还有待发现。我们的时空观念仅仅具有近似的价值，因此还存在着或大或小偏差的广阔余地。鉴于这一情况，我对涉及精神的奇异神话十分注意，同时细心观察我所遇到的种种事件，而无论其适宜于我的理论要求与否。

遗憾的是，人的神话方面现今屡遭排斥。人不能再创造寓言。结果，人的所失颇多；因为谈论不可思议的事物既重要又有益。这种谈论犹如坐在壁炉旁边、叼着烟斗说一个引人入胜的鬼的故事一样。

关于死后的生活的神话或者故事的真正含义，这些故事背后是一种什么现实，我们自然是不知道的。我们不能说明，除了这些故事作为神、人同形同性映射所具有的不可怀疑的价值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因而，我们必须明确，对于超出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事物，我们是没有可能确认的。

我们不能想象由全然不同的法律维系的另一个世界，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形成了我们的思想方式，确定了我们的基本的精神条件。我们严格地受到了我们先天结构的限制，因此，我们的全部存在和思维把我们束缚于我们的世界。当然，神话的人要求“超越这一切”，而科学的人则不允许这一切。对于智慧来说，我的一切神话论述都是无谓的思辨。但是，对于情绪来说，这是一种治愈性的、有价值的活动；它可以给予存在以一种我们不想消除的声音。世上没有我们必须消除这一声音的充分理由。

心理玄学认为，死者显示自己——或者为鬼，或借以他物——死者传达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的事物，这在科学上都是对来世颇有价值的证明。但是，即使存在着证据充足的这类情况，这样一个问题也依然存在：鬼魂或声音是否可与死者认同，是否是一种精神的投射；所描述的事物是否的确来自死者，或者是否来自可能存在于潜意识中存在的知识。(1)

姑且不管关于这些事物的确实性的理论争辩，我们不应忘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为他们的生活超出现今存在之外还会无限延续，是有重大意义的。他们会生活得更为敏感，感觉更为良好，更觉心地坦然。人们会有数百年的、无法测算的一段时间供自己支配。那么，这种现时的无意义的疯狂冲闯还有什么目的呢？

当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有人就不追求永恒，一想到坐在一团云块上弹竖琴要弹一万年就惊恐不堪！也有一些人在生活中多遭坎坷，或者对自己的存在痛感厌倦，就宁愿彻底断绝存在。但是，就大多数人而言，长生的问题甚为紧迫，甚为直接，而且无法根除，所以，我们必须作出努力，提出某种见解。可是，怎么提出呢？

我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凭借潜意识，比如梦，向我们提供的启示。我们一般都弃置这些启示，因为我们深信这一问题无法回答。针对这种可以理解的怀疑主义，我提出以下考虑。如果存在着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我们必然要认为这是智力问题而加以放弃。例如，我不知道宇宙形成是依据什么原因，而且永远不得而知。因此，我就必定要放弃这个问题，认为它是一个科学和智慧问题。但是，如果向我提供一种关于该问题的见解——在梦中，抑或在神话传统中——我则应该予以注意。凭借这些启示，我甚至应该构想出一个概念来，即使这一概念依然永远是一种我明知无法证明的假设，也是无妨的。

人应该能够说，他已竭尽全力建立关于来世的概念，或者创造它的某种形象，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失败。不作尝试才是一种重大的损失。因为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遗产：这是一种富于神秘生命的原型，这种原型寻求附加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上来，以求使其完整。理性向我们提出的界限过于狭窄，只允许我们接受已知物——而且限制过多——只允许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知的框架之中，正如我们似乎知道生活能延续多久那样。事实上，日复一日，我们都远远地生活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尽管我们不知道，潜意识的生活依然是在我们的内心发展着的。批判性理性统治越严，生活就变得越为贫乏；但是，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潜意识越多，神话越多，我们就能使更多的生活变得完整。评价过高的理性与政治上的绝对权力有共同之处：在它的统治下，个人贫乏化了。

潜意识对我们的帮助在于向我们传达事物，或者提供形象性的启示。它具有向我们传达我们凭借逻辑无法知道的事物的其他方式。请考虑一下常常成为现实的同步性现象、预感和梦。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波林根回家时的一次。我带着一本书，但是读不下去，因为火车出发时我被某人落水溺死的影像所控制。这是对于我服军役时发生的一次事故的记忆。整个旅途，我都没有摆脱。我觉得不可思议，想道：“出了什么事呢？真的可能出了事吗？”

我在埃伦巴赫下车步行回家，这个回忆依然困扰着我。我次女的孩子们都在花园里。他们一家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战乱，从巴黎回到瑞士。孩子们站着，显得闷闷不乐。于是我问：“喂，怎么回事呀？”孩子们告诉我说，最小的男孩亚德里安掉在游艇码头的水里了。那儿水很深，他又不怎么会游泳，所以几乎淹死。是他哥哥把他救了出来。出事的时候，就是在火车里那段记忆向我袭来的时候。潜意识给了我一个启示。为什么不给我关于其他事情的启示呢？

我妻子娘家一个人死去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梦见我妻子的床是一个有石壁的深坑。那是一座坟墓，而且有某种经典的古代格调。接着我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似乎有什么人正在咽气。一个酷似我妻子的人在坑里坐了起来，向上浮起。这个人穿着一件织进了奇怪黑色符号图案的长袍。我惊醒了，叫醒我的妻子，看了看时间，是半夜三点钟。梦很奇怪，我立即想到，可能有人死了。七点钟，噩耗传来，我妻子的一个堂姐在夜里三点死去。

常见的是预示，而不是确认。有一次我做梦，梦见我正在参加一个花园聚会。我见到了我姐姐，十分惊愕，因为几年以前她就去世了。我的一位已故的朋友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其余的人当时都在世。旋即，我发现有一位我熟识的女士陪伴着我姐姐。甚至在梦中我就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不久于人世。“她已经有了标记。”我想。在梦中，我十分清楚她是谁。我知道她住在巴塞尔。可是，我一醒来，尽管我绞尽脑汁，也再不能够回忆起她是谁，虽然整个梦境依然历历在目。我逐一回想我在巴塞尔的全部熟人的面容，看记忆中的形象像不像她。谁也不像！

几个星期之后，我得到消息，说我的一个朋友出了事，而且是致命的。我立即知道，她就是我在梦中见到、但是一直没有辨别清楚的那个人。我对她的回忆十分清晰，包括相当多的细节，因为她在死去之前一年多一直是我的病人。但是，在我努力追忆梦中所见那个人时，唯独她的肖像没有出现在我想象中的巴塞尔熟人肖像画廊之中，虽然她的肖像理应出现在前列。

如果谁有这种经历的话——我还要叙述其他同类者——他对潜意识的潜力和技艺就会显出某种程度的尊重。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这种信息也可能具有一种主观的含义。它可能与现实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不过，我已经知道，我依据潜意识的这种启示所形成的观点是极富成效的。当然，我并不想写一本关于它们的启示录，可是，我要承认，我已经有了一种鼓励我深入了解全部这个领域的“神话”。神话是科学的最早的形式。我谈论死后诸事的时候，所谈的是内在的启示，而且仅限于告诉你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梦和神话。

当然，有人从一开始就会反驳说，关于生命在死后延续的神话和梦，都不过是我们天性中固有的、补偿性的幻觉；一切生命都希求永恒。为了对此作出回答，我能举出的惟一论据就是神话本身。

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至少精神的一部分是不受空间与时间法则支配的。J. B. 莱因的著名的实验就为此提供了科学证明(2)。除了有关自发性预见、非空间知觉等等许多例子之外（在这方面我已提出我本身的例子），这些实验证明，精神时常在因果关系的时空规律之外发生作用。这就说明，我们的时空观念，因而还有因果关系观念，是不完备的。世界的完备图景还需要增加一维；只有如此，现象的完整性才能得到一种统一的解释。因而，唯理主义者至今依然坚持认为，心理玄学的经验并不真的存在；他们的世界观会因为这一问题而成立或不成立。如果这类现象出现，唯理主义的宇宙图像就没有价值，因为它不完备。这样一来，现象世界背后的、以其他价值作为标准的现实的可能性，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世界及其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是与这个世界背后或下面的另一种事物秩序有关系的；在这种秩序中，无论是“这里和那里”还是“从前和以后”都不重要。我一直深信，至少我们精神存在的一部分是以空间和时间的相对性为特征的。这种相对性看来是与对意识的距离成比例地增长，直到一种非时间性的非空间性的绝对境界。

不仅我自己的梦，而且偶尔还有别人的梦，也促成、审订和肯定了我对死后生活的观点。我特别重视我的一个学生，一位60岁的妇女在临死前两个月做的一个梦。她曾经进入过阴间。那里正在上课，她的许多已经去世的女友都坐在前排木椅上。课堂上笼罩着一种期待的气氛。她四顾寻觅老师，但是找不到。显然，她自己就是老师，因为人们死后必须立即讲述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死人们对于刚死的人讲述的生活经历极感兴趣，似乎尘世生活中、空间与时间中的活动和经历具有决定意义。

无论如何，这个梦描述了尘世间几乎不能找到的最为奇特不凡的听众：从我们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些人极感兴趣的是毫无奇特之处的人生的最后心理结果；这无非是可能从中得出的结论而已。然而，如果这种“听众”存在于一种相对的非时间之中（在这里，“完结”、“事件”和“发展”都已变成了可疑的概念），那么，他们可能最感兴趣的正是他们自己生活条件中所缺乏的东西。

在做这个梦的时候，这位妇女非常怕死，竭尽全力驱赶关于死亡的全部思想。然而，死亡，特别是对于日益老迈的人来说，又是某种重大的兴趣所在。这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明确无疑的问题，他必须予以回答。为此目的，他必须有一种关于死亡的神话，因为理性所能展现给他的是他必定走进漆黑的坟墓。但是，神话可以设计出其他的形象，即死人国里有益而丰富的生活图景。如果他相信这些神话，或者以某种程度的信赖态度欢迎这些神话，那么，他就像那些不相信的人一样，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是，一方面，感到绝望的人正在走向虚无，而另一方面，相信原型的人则沿着生命的轨道前进，将继续在死亡中生活。当然，两者都无法确立，但是，一种人是对抗着本能生活，而另一种则是依从着本能生活的。

潜意识中的形象也是缺乏信息的，因此，为了达到知识，就需要人，或者接触意识。我开始研究潜意识时，我对莎乐美和以利亚的形象是颇为注意的。不久，这些形象消退，但是，约在两年之后，复又出现。令我十分惊奇的是，这些形象完全没有变化；他们的举止言谈方式依旧，似乎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实际上，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极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此，我必须再从头开始，告诉他们发生过的全部事情，并向他们加以解释。对于这一情况，当时我也大感诧异。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所发生的事：在此期间，这两个形象沉入了潜意识之中，隐匿了起来，我也可以说，归于非时间状态之中。他们失去了与自我、自我的变化着的环境的联系，因此，对于意识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很早我就得知，我必须教导潜意识的形象，或者不易与其分清的另一组，即“故去的人的灵魂”。我首次感受到这一点，是在1911年我同一个朋友骑自行车穿越意大利北部的途中。回家路上，我们从帕维亚骑车到亚罗纳，即马乔莱湖的下湖，并在那里过夜。我们原来设想沿湖徒步行走，穿过台森直达费多，再从那里乘火车到苏黎世。但是，在亚罗纳，我做了一个梦，它把计划全部打乱。

我梦见我参加了过往世纪名人灵魂的集会；那感受和后来我在1944年黑石寺庙的幻景相似，谈话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一位戴着长而卷曲的假发的绅士对我说话，问了我一个很难的问题，醒来以后我已记不清问题的大意。他的话我能听懂，但是，我因为拉丁文掌握得不够纯熟，没能用拉丁文回答。我深感羞耻，情绪低落而醒来。

醒来后，我立即想到我正在撰写的著作《潜意识心理学》，又想到那个没回答出的问题，痛感自卑，于是立即登上火车回家继续工作。我不能再继续骑自行车闲逛，再浪费三天光阴。我必须工作，以寻求答案。

迟至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我的梦和我的反应。那位戴假发的人是一种祖先的灵魂，或者死者的灵魂，向我提出问题，可是毫无结果！问题提得太早，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我努力写书，我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我灵魂上的先人向我提问，看来是希望并期待得知他们在尘世未曾得知的一切，因为答案只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才能创造出来。如果问题和答案永远是现成的，随时可取，那我也就无须乎再作努力；在哪一个世纪里答案都唾手可得。的确，自然界的知识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只有在时间成熟的时候，意识才能理解。这个过程，可以设想，就像个人的精神一样：一个人可能对某一事物略知多年，但只能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才能清晰把握。

后来，在我写作《致死者的七次布道词》时，死者又向我提出了艰深的问题。他们说他们“从耶路撒冷归来，没有找到所寻求的东西。”这一点在当时令我颇为诧异，因为据传统观点，死者拥有大量的知识。人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死人比我们知多识广，因为基督教学说教导说，在阴间我们将要‘直面相见”。但是，显然，死者的灵魂“所知道”的仅仅是死亡之前的东西，其他的事一概不知。所以他们才竭力干预生活，以期享有人们的知识。我常常觉得，他们就直接站在我们的背后，等待着听到我们给他们的回答，我们对命运有什么回答。我觉得他们依赖于活着的人，以求得到他们问题的答案，亦即依赖于那些活得比他们时间长、现在生存于变化中的世界的人们：似乎全知，或者，是否可以说，全意识，并不受他们的支配，但是只可以注入活人的精神，注入一个以躯体为依托的灵魂。因此，活人的心理看来比死人的心理至少在一点上是优异的：这就是获取清晰而具有决定意义认知的能力。我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三维的世界，就像一个坐标系统；在现世分为纵坐标和横坐标的东西，可出现在“那里”，即无时间无空间状态之中，像一个具有许多侧面的原初形象一样，或许像一种围绕原型的认知的散乱云团。但是，如果分辨不连续内容是可能的，一种坐标系统依然必不可少。在我们看来，在一种散漫的全知状况下，或者，如果情况使然，在一种无主观的意识状况下，没有时空分界，这种活动是不可思议的。认知，就像生殖一样，包含着一种对立：此方与彼方，上与下，前与后的对立。

如果死后有一种意识的存在，那么，我认为，这种存在就会在人类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上延续下去，而意识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一个可变的上限。有许多人毕生、而且直到死时都落后于他们自己的潜力之后；更重要的是，落后在被其他人在一生中提高到意识水平的知识后面。因而，他们虽死，却依然寻求他们生前未及获得的那一部分意识。

我是通过观察关于死者的梦得出这一结论的。有一次，我梦见我去访问一个两周以前死去的友人。这位朋友生前只接受习以为常的世界观，而且一直执著于这样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在梦境中，他的家是在类似巴塞尔附近的图林格山的小山上。一座古老城堡的墙壁环绕着一个由一个教堂和几座小房子组成的广场。这令我想起拉伯斯维尔城堡前面的广场。时值晚秋，古树的叶子已变得金黄，整个景色在柔和阳光下都已变形。我的朋友和他女儿同坐一张桌旁。他女儿曾在苏黎世学习心理学。我知道，她正向父亲谈论心理学。他听着她的话，津津有味，只是随随便便挥一下手，向我致意，似乎是对一位熟人表示：“请勿打搅。”这种致意同时也是一种辞别手势。这个梦以某种我当然不理解的方式告诉我，我受命获取他的精神存在的现实，而此举是他一生未及做到的。

对于灵魂在死后的演化，我还有另外一次体验，那是在我妻子死后大约一年；有一夜，我忽然醒来，我记得我曾和她一起在法国南部，在普罗旺斯，而且和她在一起整整一天。当时她正在那里从事对圣杯的研究。这一细节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她死的时候还没有完成这一研究。主观性的解释，即我的女性意向尚未结束于她应该做的事，是毫无意义的；我很清楚，我在这方面尚未结束。但是，我的妻子在死后继续工作，以求其灵魂的进一步发展（无论这是怎么设想的）这一见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令我欣慰。

当然，这类观点是不准确的，会给人以假象，正如投射到一个平面上的形体一样，或者相反，正如以一个三维的形体为依据设计一个四维的模型一样。它们都使用三维世界的术语来向我们展现本身。数学是不惜巨大劳苦创造凭经验无法理解的各种关系的具体表达式的。同样，对于训练有素的想象力来说，通过逻辑原理、以经验资料为基础，亦即，以梦的见证为基础，建立起扑朔迷离之物的形象也是至关紧要的。所用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必要陈述法”。此法表现了释梦中的放大原则，但是也可轻而易举地用简单的整数中包含的陈述来展示。

一，作为第一个数，是单数。但是，它也是一个“个体”，即一元、全一体、个性和非二元性，这就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哲学概念，上帝的一种原型意向和属性即单子。人类智慧应该作出这些论述；但是，同时，智慧受到了一体及其含义的概念的规定和限制。换言之，这些论述是不随意的。论述受到了一体性质的制约，因而是必要的论述。从理论上说，同样的逻辑推理可以用于数的下余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复杂情况迅速增加，数量太多，不易梳理。

此后的每一个单位数都会引出新的特性和新的修正。例如，数字4的特性是四次方程能够求解，而五次方程则不能求解。因此，对于数字4的必要的陈述就是，它是一个开端，同时又是前一个阶数的末尾。由于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就会出现一个或更多的数学特征，因此，论述会非常繁杂，不能系统叙述。

自然数的无限序列与单个性生物有无限的数目是相对应的。这一序列同样由个体组成，甚至其前十个成员的特性也代表（如果能够代表的话）从单子中分离出来的抽象宇宙开创论。数的特性同时也就是物质的特性，因此，某些方程式可以预示其行为。

所以，我认为，不同于数学的论述（即性质不同的论述）同样能够指出超出其本身的无法表现的现实情况，例如想象的产物，这些产物获得普遍的接受，或者因为像整整一级的原型主题一样发生频繁而突出。正如数学方程中的某些因数那样，我们不能说明它们代表了什么物质的现实，同样，在某些神话产品中，我们最初也不知道它们指向什么精神现实。表述热气不规则运动的方程存在很久之后，关于这些气体的问题才得到精确的研究。同样，我们很久以来就具有表现了某种阈下过程的基本神话题材，虽然这些过程直到最近才获得了名称。

无论在什么地方所获得的最大限度的知觉，我认为，都形成了死人可能获取的最高限度的知识，尘世生活具有如此重大意义，人在死亡之际所“带走”的事物如此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只有在这里，在对立物发生冲突的尘世生活中，意识的总的水平才能够提高。看来，这是人的形而上的任务，如果没有“神话解释”，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神话是潜意识认知和意识认知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阶段。的确，潜意识比意识所知道的事物多；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永恒中的知识，一般不涉及现时和此地，不能用智慧的语言表述。只有我们让关于它的论述本身放大，如上面关于数字的例子，它才能进入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察觉到一种新的概貌。这一过程重复出现在对梦的每一个成功的分析之中，颇具说服力。关于梦的陈述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学说式的定见，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一旦发觉某种“解释的单调现象”，就可知道，我们的方法已经变成教条，因而空洞无物。

虽然没有方法展示灵魂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有效证据，但是，各种经历会令我们加以思考。我视其为启示，并不擅自将各种顿悟的意义强加于它们。

有一夜，我不能入睡，总是想着一位朋友的暴死，葬礼是在前一天举行的。我深感关切。突然，我觉得他就在房里。似乎他就站在我的床头，邀我和他同去。我不觉得这是幽灵，倒像是他的内在的视觉形象，我对自己暗暗解释说，这是幻象。但是，坦率地说，我当时曾自问：“说它是幻象，我有什么证据呢？假定它不是幻象，假定我的朋友的确就在这里，而我却断言他只是幻象，这种做法不是十分可厌的吗？”而且我同样也不能证明，他站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幽灵。接着我想：“证明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不把它解释为幽灵而以此了事，我提出疑惑，对他未必无益；而且，为了实验的目的，可以赋予他以现实感。”我刚想到这儿，他已走到门口，招呼我随他一起走。这样，我就要和他一同去玩耍了！我原来没有想要这样。我必须再一次对自己重复自己的论点。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在想象中随他而去。

他引着我出了房间，进入花园，上了公路，最后到达他家（实际上他家离我的房子几百码远）。我进了门，他引我进了他的书房。他爬上一个凳子，指给我看书架上面第二层上有红色书套的五本书中的第二本。这时，幻景中断。我本不熟悉他的藏书，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书。实际上，从下面我无法辨别他指给我看的书架上第二层的书脊的标题。

这个体验在我看来十分奇异，所以，翌日清晨，我去访问他的遗孀，请问可否到我友人书房中去寻找一点儿东西。书架下面的的确确有我在幻境中看到过的那个凳子，我还没走近，就望见了那五本红封套的书。我踏上了凳子，观看标题。那是左拉小说的译本。第二卷标题是《死者的遗产》。对其内容，我不感兴趣，只有标题，与我的经验联系起来看，才是极为有意义的。

我母亲去世之前我做的梦对于我也同样意义重大。她去世的消息是我在台辛逗留期间传来的。我深感震惊，因为消息来得突然。她去世前一晚，我做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梦。我在一座浓密阴晦的森林中，原始丛林式的巨树中间到处摆着奇形怪状的大石块。那是一片粗犷原始的景色。突然，我听见一阵尖厉的口哨声，似乎响彻整个宇宙。我的腿打起颤来。接着，灌木丛中呼啦啦地发出响声，一头巨大的猎狼犬张着可怕的大嘴窜了过去。我一看到这头猛兽，浑身上下顿时都凉了。它从我身边掠过，我突然明白了：是荒野猎人命令它去摘走某一个人的灵魂。我惊骇万状，猛然醒来。第二天早晨，我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以前，还没有一场梦令我如此震惊，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表明魔鬼前来抓她。但是，准确地说，这场梦表明，是荒野猎人，或者绿帽人在那天夜里带着他的狼群出外打猎——那是一月份的南风风暴季节。那是瓦坦，即我们日耳曼人祖先的神，把我母亲召唤到她祖先那里去了。消极地说，是返回到了“野蛮的部落”，但是，积极地说，是返回到了有福的人们之中。基督教传教士曾经把瓦坦变成魔鬼。瓦坦本身则是一个重要的神，一如罗马人所正确理解的那样，是一位墨丘利或者赫耳墨斯，一种自然灵魂，以圣杯传说的预言家化身复生，成为炼丹术士所寻求的秘方。这样一来，这个梦的含义就是：我母亲的灵魂是被送进了超出基督教道德领域之外的自性的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了，送进了自然与灵魂的整体之中。在这里，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已解决。

我立即回家奔丧，乘夜班火车，一路上十分悲痛，但是，在我内心，我却并不悲哀，原因很奇特：整个旅程，我都连续不断地听到舞曲、笑声和欢闹声，好像是车上正在举行婚礼。这与梦境给我留下的惊恐万状的印象形成强烈对照。这里是欢快的舞曲，高兴的笑声，我不可能全然沉溺于悲伤之中。悲哀一次又一次地几乎快要浸没了我，但是片刻之后，我又发觉自己受到欢乐曲调的感染。我的一半感到温暖与欢愉，而另一半则感到恐惧与悲哀；我就是在这两种对立的情绪之中飘忽不定。

如果我们假设，在一瞬间死亡是以自我的观点来表现，而在下一个瞬间是从精神观点来表现的话，这一奇异现象是能够解释的。在前一情况下，它像是一种厄运，这是它常常留给我们的印象，似乎凶恶而无情的势力像要结束人的生命似的。

事实上的确如此，死亡确实是一件可怕而残酷的事，这是毋庸赘言的。不仅仅从肉体的变化上看它是残酷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一个人从我们当中被拉走了，留下的却是死亡的冷冰冰的寂静。任何一种关系都无法希求，因为全部桥梁在一击之下全部断绝。理应享受长寿者在风华正茂之年夭折，而凡夫俗子反而活到耄耋之年。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们无法躲闪。死亡的残酷和无常的真实经验令我们痛苦，从而得出结论：上帝不慈悲，正义不存在，善意无觅处。

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死亡是一种欢愉的事。从永恒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婚礼，一种神秘的结合。灵魂获得了它那遗失的一半，将要达到完整。在希腊石棺上，欢乐的因素以跳舞的少女来表现，而在埃特鲁斯坎的坟墓上，则是欢宴。虔诚的秘教长在老西蒙•本•约斋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说他正在庆祝自己的婚礼。直到现在，在很多地区，还有在万灵节这一天到坟墓上野餐的习惯。这样的习惯表达了死亡确实是一种庆典的感情。

我母亲去世前几个月，即1922年9月，我做了一个预示她即将去世的梦。这场梦波及了我父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896年我父亲去世起，我一直没有梦见过他。现在他又一次出现在梦中，宛然远途旅行归来。他显得年轻了，而且表露出他做父亲的权威模样。我和他一起走进我的书房，我觉得非常愉快，因为预计能够得知这么长时间内他一直在做什么。我还欣然期待着向他介绍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带他看看我的房子，告诉他我在此期间的境遇和我的成绩。我也想要向他说一说我近期出版的关于心理类型的著作。但是，很快我就看出这都不合时宜，因为我父亲显得若有所思。似乎他想要从我这儿索取一点什么，我明白无误地发觉了这一点，所以欲言又止，不谈我的关注所在。

稍后，他对我说，归根结底，我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想听听我在婚姻心理学方面的见地。我准备向他作一大篇讲演，专论婚姻的复杂因素，但是，就在此刻，我醒了过来。我没有能够确切理解这个梦，因为我从未想到它可能指我母亲的去世。只是在我母亲突然去世的时候，我才明白。

我父母的婚姻是不愉快的，充满了摩擦、困难和对耐心的磨炼。他们双方都犯过许多夫妇特有的错误。我的梦是我母亲去世的先兆，因为我父亲在走后26年又归来，想要就婚姻问题方面的最新见解和信息就教于一位心理学家，因为不久以后他必须恢复这一关系。显然，由于他处在一种非时间性的状态之中，他的理解并未提高，因此，必须就教于活着的某人，因为活着的人享有已经变化的时代带来的好处，对全部情况会有某种新的理解。

这个梦的信息就是如此。无疑，我如果探究其主观意义的话，会理解得更深；但是，为什么我正好在母亲逝世之前梦见她的死，而我又没有预见到她的死？这个梦显然是关系到我父亲的，我对父亲有一种随着我长大成人而日益加深的同情感。

因为潜意识作为时间空间相对性的结果，比有意识的心理（它只具有它所能及的各种感官感知）具有更好的信息来源，我们在关于死后生活的神话方面就依赖于梦的微小启发和来自潜意识的类似的自发性提高了。我已经说过，我们不能把知识的价值归属于这些幻境，更不用说证明了。但是，这些价值和证明可以当作神话放大的恰当依据，向进行探索的智慧提供其活动所不可缺少的素材。如果割断了与神话想象的媒介世界的联系，心理就会成为僵死教条的俘获物。另一方面，与神话的这类萌芽过多接触，对于意志薄弱和好猜度的心理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会被引向把模糊的暗示视为确凿的知识，把简单的幻境当作事实。

关于来世的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是由灵魂转世的观念和形象形成的。在一个智慧文化高度复杂，又比我们古老的国家里——我指的当然是印度——关于灵魂转世的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就如我们关于上帝创造世界或者存在着灵魂导师的观念一样。有教养的印度人知道我们不赞同这些观念，但是他们不以为然。据东方的灵魂论认为，生与死的轮回是一个无尽头的延续过程，就像一个永远向前滚动、但是没有目的的车轮一样。人活着、获得知识、死去、再生。只有佛才有关于目的的观念，亦即战胜尘世的存在。

东方对神话的需求需要一种有开始和目标的进化的宇宙创造论。西方人则反对有开始和普通的结尾的宇宙创造论，不能接受一种静态的、独立的、经历永恒循环的观念。而另一方面，东方人看来却能够接受这一观念。显然，对于自然的性质不存在一致的感觉，正如现代天文学家们对这一问题没有统一的观点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静态宇宙毫无意义的观念是不可容忍的。他必须设定它有意义。东方人则不需要作出这样的假设：他自己就体现了这种意义。西方人觉得需要完善世界的意义，而东方人则力求在人身上实现这种意义，把世界和存在从自身消除（佛）。

我想说，两者都是对的。西方人大都是外向的，东方人大都是内向的。西方人投射出意义，认为意义存在于客体之中；而东方人则觉得意义就在其本身。但是，意义是既在外界又在自身的。

再生的观念与羯磨观念分不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羯磨是否是个人性的。如果是，那么，一个人投生时所具有的先定的命运就表现出了前几生的成绩，因此就存在着人格的延续性。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在投生行为中所获得的是一种客观的羯磨，那么，这种羯磨就是包容进来的，而不是任何一种人格的延续。

佛的门徒曾两次问他，人的羯磨是否是人格性的。每次佛都避而不答，而且对此问题不予注意；他说，明了此理无助于人解除存在的虚幻。佛认为对其门徒更为有益的是思考人生，亦即，考虑出生、生命、老年、死亡和苦难的原因和作用。

我的羯磨是否是我过去几生的结果，或者是否是我的祖先们的成就，他们的遗产是否和我与生倶来等问题，我没有答案。我是否是我这些祖先的生命的结合体呢？我是否又把这些生命体现出来了呢？过去我是否以特殊的人格生活过，我在那一生中是否取得长足的进步，今天才能够寻求解决办法呢？我不知道。佛留下了这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他自己也不确知。

我可以想象，我可能在前几个世纪里生活过，遇到过我没能解决的问题；我必须再投生，因为我未曾完成以前交给我的任务。我死的时候，我的所作所为会随我而去，我是这样想象的。我将带走我所作过的一切。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保证我最后不会空着双手。看来佛考虑过这一点，因为他告诫他的信徒们莫为无益的思辨而浪费时间。

我的存在的意义就是生活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相反，我自己就是向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必须作出我的答案；不然我就要依赖于世人的答案。这是一个超个人的生命任务，我只有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也许这是一个曾经吸引我的祖先的问题，但是他们没能回答。我对《浮士德》在结尾处没有作出答案一点印象颇深，也许原因就在这里吧？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尼采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基督教徒看来感到困惑的生活中的酒神精神方面？或者，这是我的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祖先们的活跃的瓦坦–赫耳墨斯精神提出的疑难谜语？

我所感受到的我祖先生活的后果，或者是以往某人生活中所得的羯磨，大概也同样是一种客观的原型；这一原型现在紧紧追逐着每一个人，尤其对我紧追不舍：例如神的三位一体在许多世纪中的发展，及其与女性原理的接触这样一个原型的；或者，对诺斯替教关于恶的起源的仍未明确的回答，换言之，即基督教的上帝形象的不完整性的问题的答案问题。

我也考虑到了由于某一个人的成就而造成世界产生出一个问题而他必须提出某种答案的可能性。例如，我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可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既然如此，某一个具有我的羯磨的人——或者我自己——就必须再生，以求提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答案。也可能是这样：世界不需要这样的答案，我就不会再生，我就当享有几百年的安宁，直到有朝一日，又需要一个人，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且可能重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我想象，一段休息时期可能接续而来，一直到我在我一生中所完成的工作需要重新接续为止。

羯磨问题对我是模糊的，同样模糊不清的还有人的再生或者灵魂转世的问题。我“以自由和开放的心理”注意听取了有关再生的印度教理，并且细致观察我自己的生存世界，看是否在什么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指明再生的可信符号。当然，我指望在西方找到对于再生信仰的相对繁多的见证。信仰只向我证实了信仰的现象，而不是信仰的内容。我必须从经验上看到它被揭示才能接受。一直到几年前，在这方面我都没有发现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情况，虽然我对这样的迹象是细心注意的。但是，近来，我在自身观察到了一系列的梦，这些梦似乎是在一个已去世的熟人身上描写出了转世的过程。但是，在其他人那里，我没有遇到过这类梦，因此没有比较的依据。因为这种观察是主观性的、单一的，我只想提及其存在，而不作深入研讨。但是，我要承认，在这次经验之后，我是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转世的问题了，虽然还不能提出一种确定的见解。

如果我们假定生命“在那里”继续存在，那么，除了精神的存在之外，我们不能设想其他形式的存在，因为精神的生命不需要空间与时间。精神的存在，尤其是我们在此关注的内在的形象，提供了有关来世生活全部神话思辨的材料，我把那种生活想象为形象世界的一种延续。因此，精神就可能是来世或者死者之国所在的那种存在。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来世生活看起来似乎是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逻辑延续。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察、思考和内在形象在人的生活中自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3)当然，这就指出，老年人的精神没有变呆滞或完全僵凝，“妙药制备得太迟，因为耽搁，疾病已入膏肓”。到了老年，人开始让记忆展现在灵魂的眼睛之前，在沉思之中，在过去的内在和外在形象之中辨认自己。这就像是对来世存在的一种准备，正如在柏拉图看来哲学是对死亡的准备一样。

内在的形象使我免于沉湎在个人的反思之中。许多老年人过多地沉溺于重现往事，他们全部被囿于这些回忆。但是，如果这是投射性的，并且转化成为形象，则反思可能是一种为了跳得更远的后退。我竭力看到穿过我的生命进入世界、又离开世界的那条线索。

一般地说，人们形成的对来世的概念大都是由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偏见构成。所以，在多数的概念中，来世被描述成为一个愉快的地方。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十分明显。我几乎不认为我们死后都被引导到某一个令人心旷神怡、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去。如果来世的一切都很愉快和谐，那么，在我们和受到祝福的灵魂之间将会有某种友好的交流，而且投生前的状态会向我们映出善意和美来。但是，在死者与生者之间，为什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呢？至少有一半关于与死者邂逅的报告讲述的都是与黑暗幽灵相遇的可怕经历；从规律上看，死者的国度都保持着冰冷的寂静，不为亲人的悲恸所动。

再略提一下我的不由自主的想法：我觉得世界是极为一元的，对立物规则完全消失的来世不能存在。那里也存在着自然，那种自然就其状貌而言，也是上帝的自然。我们死后将进入的世界是既壮观又可怕的，就像上帝、像我们所知道的全部自然界一样。我不能设想痛苦会全然消失。当然，我在1944年那次幻境中的经历——解除躯体负担，窥测含义——给予了我深厚的慰藉。然而，其中也有黑暗和人情温暖的奇异消失。回忆一下我遇到的黑石块吧！石头是黑色的，最坚硬的花岗岩的。这是什么含义呢？在创世的土地上如果没有不完美现象、没有原始的缺陷，为什么还存在创造的迫切需要、对尚待完成的事物的渴望呢？为什么诸神一点儿也不关怀人和创世、不关怀无限的生死轮回？归根结底，佛把他的“空”与对于存在的痛苦看法对立了起来，而基督徒则希望现世迅速终结。

在我看来，在来世也可能存在某些局限，但是死者的灵魂只能逐渐发觉解脱状态的界限何在。在“外界”某处，必定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种制约着世界的必然性，寻求结束死后的状态。这种创造性的决定因素——我是这样想的——必须决定什么样的灵魂将再去投生。我想象，某些灵魂觉得三维存在状态比永恒存在更为幸福。但是，可能这取决于这些灵魂从其人世存在中取得多少完满性或者非完满性。

三维生活的进一步的诱惑力，在灵魂达到理解的某一阶段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既然更充分的理解已经把重新现形的欲望毁灭，灵魂也就无须再归还。在这时候，灵魂就从三维世界消失，而达到佛教徒所说的涅槃境界。但是，如果还有一次羯磨需要安排，那么，灵魂就会再陷入欲望之中，并再次投生，甚至可能因为它理解有某件事情仍需完成方才如此。

就我而言，造成我投生的一定是一种追求理解的热烈欲望。因为这是我的性格中最为强烈的因素。对理解的这种不知足的欲望，看来已经创造了一种意识，以求得知道存在着什么，什么事会发生，并且从不可知物的微弱启示中把各种神话概念合在一起。

我们缺乏我们的任何事物会永恒保存的具体证明。我们最多可以说我们精神的某一部分在肉体死后继续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凡继续存在的事物是否意识到了它自身。如果我们觉得必须就这一问题形成某种见解，我们也许可以研究从精神解体现象中所得知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凡是一种分裂的情况表现出来，它都表现成为人格形式，似乎情结对其本身是有意识的。因此，精神病患者所听到的声音是人格化的。很久以前，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过人格化情结的现象。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些情结引证为意识延续性的见证。同样，在脑部受重伤之后和精神崩溃严重状态下深深的假死情况中得到的、令人惊奇的观察结果，也符合这一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识的完全丧失可能伴有对外在世界的种种感受和生动的梦的经验。因为在这类时刻，大脑皮层即意识中枢是不发生作用的，所以对于这些现象还没有解释。这些现象可能至少是意识能力的一种主观的顽强存在，甚至在显然的潜意识状态下(4)。

永恒的人，即自性，和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尘世的人之间的棘手关系的问题，可以由我的两个梦阐明。

1958年10月，我梦见我从自己住宅中看到两个镜片形的发出金属光的圆盘，光盘在房屋上方画出一个锐角拱形线，然后沉入湖中。那是两个飞碟（不明飞行物）。然后，另一个物体直接向我飞来。我全然是一个圆的透镜，像望远镜的物镜一样。它在距离四五百码处逗留了片刻，然后飞走。旋即，又有一个从空中急速飞来：这是一个有金属延伸物的透镜，延伸物引向一个箱子，即一个幻灯。在六七十码的地方，它在空中停止，光射向我。我在惊愕中醒来。梦境未消，我就想到：“我们一直认为飞碟是我们的投射物。现在证明，我们是它们的投射物。我是这个幻灯映射出来的，是卡尔•荣格。但是，是谁操作了这一器具呢？”

在此之前，我曾有一次梦见了自性和自我的问题。在较早的那个梦中，我正在徒步旅行中。我正在山间景色中的小路上行走，阳光高照，四面都很开阔。然后我走到路旁一间小教堂。门半开，我走了进去。我感到奇异，祭坛上没有圣母像，也没有十字架，仅仅陈列着珍奇的花卉。但是，在祭坛前面的地板上，我看见一个瑜伽信徒盘腿面对我坐着，正在深思。我更仔细地看了看他，才明白他长着我的脸。我深感惊骇，惊醒过来，想到：“哎呀，他不就是设计我的那个人么。他做了一个梦，我就是梦。”我知道，等他一醒来，我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1944年病后做的这个梦。这是一个比喻：我的自性正在沉思，设计着我的尘世形体。换句话说，它拥有人的形状，以便进入三维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穿上潜水服装潜入海水一样。当弃绝来世的存在时，自性就带有一种宗教的姿态，正如梦中那个教堂一样。在尘世形体中，它可以经历三维世界的种种经验，但是，通过更大程度的意识，它就向体现又迈出了一步。

那瑜伽信徒的形体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我生前的潜意识完整性，还有远东、正如梦中常见的那样，远东是一种生疏的、与我们相反的精神状态。像幻灯那样，那瑜伽信徒的沉思“投射”了我的经验现实。一般我们都是反向地看待这个因果关系：在潜意识的产物中，我们发现曼荼罗的象征，亦即表示完整性的图形和正方形的形体；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表现完整性，都使用这种形体。我们的根基是自我意识，我们的世界是集中于自我的焦点上的光线范围。我们是从这一点来看待昏暗的暧昧世界的，永远也不知道我们看到的阴影形体在多大的程度上为我们的意识所造成，或者具有它们自己的现实。肤浅的观察者只满足于第一种假设。但是，更为仔细的研究表明，潜意识的形象不是由意识产生的，它具有它们自己的现实性和自发性。但是，我们却视其为次要的现象。

这两个梦的目的是颠倒自我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把潜意识表现为经验人格的制造者。这种颠倒的含义是，在“另一方”的见解中，我们的潜意识的存在是真正的，而我们的意识世界则是一种幻觉，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表面的现实，就像梦一样，只要我们还在其中，它就是一种现实。显然，这种状况很近似于东方的“虚妄”的观点(5)。

因此，潜意识的完整性在我看来是全部生物事件和精神事件的真正精神导师。这是一条原理，它要争取全部实现；在人的方面，则是获取全部的意识。获取意识，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而自我知识则是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本质。东方人给自性增添了毫无疑问的神性意义，而根据古代基督教的观点，自我知识就是通向认识上帝的途径。

对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人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系。这是有关他的生命的重大问题。只有我们知道真正重大的事物是否是无限的，我们才能避免把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徒劳的活动上，集中在各种各样没有真正意义的目标上。因此，我们要求世界承认我们是个人财富的品质：我们的才能或者我们的美。人越强调虚假的财富，他对本质的东西就越缺乏敏感性，而他的生活也就愈加不能令人满足。因为他只有有限的目的，他就觉得受到了限制，结果造成了羡慕和嫉妒。如果我们理解并且感觉到，我们在此生中已经与无限有某种联系，欲望和态度也就会发生变化。归根结底，我们重视某物，是因为我们所具的本质；如果我们不具备这种本质，生命就会被浪费掉。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上，首要的问题也是某种无限性是否表现在这种关系之中。

但是，只有我们与极限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才能获得对无限的感知。人的最大的限制就是“自性”；它表现在这一经验之中：“我仅仅是这样的！”只有对于我们狭隘地囿于自性这一情况的意识，才构成了与识的无限性的联系。在这种认识中，我们会感受到自己既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永恒的，既是此又是彼。认识到我们自己在我们个人的组合体（即：最终是有限的）中是独特的，我们就有能力意识到无限。非于此时莫属！

在一个仅仅专注于扩张生存空间和不惜任何代价增加理性知识的时代，要求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和自己的局限性就是一种最高级的挑战。独特性和局限性是同义词。如果没有这两者，对无限的感受就不可能，当然也不可能达到意识，而只是一种对它的幻影般的认同，其形式是醉心于自己是多数派和对政治权力抱有贪欲。

我们的时代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此地此刻，因此造成人及其世界的魔鬼化。独裁者出现和他们带来的全部灾难这一现象，都源于超级知识分子的短浅目光剥夺了人的超越感。像他们一样，人变成了潜意识的牺牲品。但是，人的任务则恰恰相反，即，要意识到从潜意识向上涌出的内容。人既不应该坚持人的潜意识，也不应该同一于他的存在的潜意识因素，进而回避他的命运，即创造越来越多的意识。就我们的认识而言，人类存在的惟一目的是在一般存在的黑暗之中点起火光。甚至可以假设，正如潜意识会影响我们那样，我们的意识的增长也会影响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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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潜意识中的“绝对的知识”，参见“共时性：一种非因果关系的连接原理”，载《精神的结构和动力学》。——原注

(2) 见《超知觉》（1934），《心理范围》（1947）。——原注

(3) 引自《使徒行传》，《约耳书》。——原注

(4) 参看“共时性：因果结合原理”，收入《精神的结构与动力学》。——原注

(5) 荣格少年时期的生活就表现出了对现实场所发问的倾向。他在儿时曾坐在一块石头上，心里想着那块石头正在说“我”，或者干脆就是“我”。比较庄子的梦蝶。——原注

十二　后期思想

有关我自己的任何传记，我认为，必须考虑下述的思想。的确，这些思想很可能使人觉得是高度理论性的，然而创造这种“理论”(1)，恰似吃喝一样，既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又是我的一种基本功能。

1

基督教中令人触目的东西就在于，在其教义的体系里，它预见了在神里存在着一种变形物，一种“彼岸性”的历史变化过程。它是以天庭发生纷争这种新神话的形式来作出这种预言的，而这最初在创世的神话里便作了暗示。在这一神话里，造物主的一个蛇形的敌人出现了，它通过答允增大有意识的知识（好坏兼有）而诱使人走向不顺从(2)。其第二个暗示就是天使从天而降，这是潜意识的内容所进行的对人类世界的一种最早的侵犯。这些天使是些奇异的种属：他们只能一成不变而不可能再是别的了。他们本身只是些没有灵魂的存在，什么也不代表而只代表他们的主的思想和直觉。因此，堕落的天使便会都是“坏”天使。这些天使产生了著名的“膨胀”作用（这种情形我们今天也可以在独裁者们的自大狂里观察得到）：他们与人结合而生出了一个巨人种族，到了最后，这些巨人竟威胁说要吞吃掉人类。这，《以诺书》(3)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这个神话的第三个且为决定性的阶段是上帝以人的形式把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即实现《旧约全书》里关于神圣的结合的观念及其结果。早在基督教的原始时期，关于化身为人的观念便已被提纯到只包括直觉出“基督就在我们之中”的程度。这样，潜意识的完整性便深入到了内心体验的精神王国，而人则使其能知道进入到他那真实的形体里的一切。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无论对人还是造物主均一样——在那些走出了黑暗的人的眼里看来，造物主此时已拋弃掉其黑暗的质并变得尽善尽美了。

这个神话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无懈可击而又重要——直到11世纪意识的进一步变化的最初一些迹象开始显现才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候起，不安与怀疑的征象日渐增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这时，世界性的大灾难的大略状态已变得有目共睹了——这一灾难最初是以对意识产生了威胁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一威胁产生自“巨大症”——换句话说就是意识的狂妄自大，它断言说：“人及其行为之伟大是什么也比不上的。”来世性即基督教神话的超然存在性失落了，随之失落的则是这样的观点：完美只能在来世才能取得。

随着光明而来的是阴影，也就是造物主的另一面。这种发展在12世纪达到了最高峰。基督教世界现在确实遇到了邪恶的原则在起作用的问题，遇到了赤裸裸的不公正、独裁统治、说谎、奴役他人及良心受压制的问题。这种赤裸裸的邪恶的表现在俄罗斯民族中采取了显然是永久性的形式；但其第一次狂暴地爆发则是在德国。邪恶的这种肆虐表明，在20世纪里基督教已被糟蹋到何种程度了。面对这种情形，邪恶已不再可能通过个人洁身自好这种委曲求全的办法来使之减少了。通过委曲求全的办法已无法把它从这个世界驱逐出去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驾驭它，因为它还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与它共存而又不致造成可怕的后果，在目前我们仍然想不出什么办法。

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重新确定方向，需要思想的改变。接触邪恶便会随之招来屈从于它的巨大危险。因此，我们绝不应再屈从于任何东西了。甚至连善也一样。我们要是屈从于一种所谓的善，那么这种善便会失却其伦理的属性。这样做并不是说善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屈从于它可能会招来麻烦。任何一种执迷或瘾都是不好的，无论这种瘾是酒、咖啡还是理想主义。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认为善与恶就是绝对地对立的。伦理行动的标准已不再存在于这样简单的看法中，即善具有一种绝对命令的力量，而所谓恶则可以坚决地加以避免。认识到恶的现实性就有必要使善具有相对性，同样，恶也会把二者改变成为一个矛盾的整体的两半。

用讲求实际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善与恶已不再那么不言自明了。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无论善恶均表示一种判断。由于所有人的判断都难免有谬误，因此我们无法相信我们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是很容易成为错误判断的牺牲品的。伦理问题受这一原则影响只能达到我们对道德的评价变得有点拿不准的程度。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得作出伦理上的种种决定。善与恶的相对性丝毫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是无效的或并不存在。作出道德判断的情形总是有的并伴随着带有特征性的心理后果。我已经多次指出过，就像在过去一样，我们在未来所做、所想或所欲做的错事，是一定会向我们的灵魂作出报复的。只有判断的内容才会受制于时空上变化着的条件限制并因而采取对应的不同形式。原因就在于道德评价总是基于一种道德信条中那显而易见的确定性，而这种道德信条又总是装出精确地知道何为善和何为恶的样子。但我们要是一旦知道这种基础是何等不确定，从伦理上作决定便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创造性的行为了。只有上帝同意，我们才能使自己相信其确实性——也就是说，在潜意识方面必须具有一种自发的和决定性的冲动时才行。伦理本身，即在善恶之间作出决定，是不受这种冲动影响的，因而对我们来说它便只会变得更为困难。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使我们摆脱掉在伦理上所作出的决定的折磨。然而，尽管看来显得苛刻，如果实在需要我们在伦理上作出这样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一定得拥有自由，不做众所周知的道德上的善而去做被人们认为是恶的事情。再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绝不可屈从于这对立的两方的任何一方。印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格局。在已知的情况中，道德信条便不可否认地会被取消，于是个人便只好自行作出伦理上的选择了。在这种选择本身中，关于这一观念并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在心理学出现前的时代里，这样的困难选择是人所共知的并归入“职责冲突”的范围中。

然而，总的说来，个人根本无法有这种意识，因而他便完全无法看出他自己有作出决定的潜力。相反，他却不断地和焦虑地左顾右盼，想找到指导他摆脱这种无可适从的困境的外部法则与规定。除了一般的人的缺点之外，对此所作的指斥大都归因于教育，而教育所传授的则是老一套的一般知识并对私人性的体验的种种秘密只字不提。因此，教育千方百计去做的便是去教授些理想性的信念或行为规范；人们在心目中是懂得这些的，但他们却永远无法做到；而且这些理想也为做官的挂在口头上，但他们却心里清楚，他们本人从未达到过这些高标准，也绝不想去这样做。更甚的是，对于这种教育的价值，却从未有人提出过疑问。

因此，要想得到对恶的问题的答案，而这个问题今天已经提了出来，个人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需要有自知之明，亦即需要最大限度地懂得他自己的完整性。他必须无情地知道他为善能何种程度，他又能做些什么恶，并且还得小心提防，以免误认为彼是真实的而此则不过是幻觉而已。二者都是他天性中的成分，而且二者都肯定会在他身上显露出来，要是他想——像他所应该的那样——不自欺欺人或异想天开地生活的话。

然而，总的说来，大多数人——尽管今天也有许多对自己深有所知的人——却不可救药地不完全具备在这种水平上生活的能力。这样的自知之明之所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原因就在于通过它，我们便可以接近本能所在的人的天性中那根本的一层或核心了。最终制约我们的意识所作的伦理决定的那些先在性动因就在这里。这个核心就是潜意识及其内容，对此我们是无法作出任何终极性的判断的。我们关于它的观念肯定是完整的，因为我们无法在认识方面理解其本质并给它加以合理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科学来获得有关大自然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则扩大了意识的范围；因此，深化性的自知之明也需要科学，也就是说需要心理学。谁也无法不懂得光学而只是出于善意，反手之间就造出来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

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理学完全是由于它与我们的根本生存的种种理由有关系。在纳粹主义的现象面前，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和束手无策，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人一无所知，或者不管怎么说，对人只有片面的和歪曲性的了解。我们要是具有自知之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面对着恶这一可怕的问题，可是我们却甚至连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如何与之进行斗争了。即使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却仍然无法理解“它怎么会发生在这儿”。一个政治家上台了，可是却怀着极大的天真骄傲地宣称说他没有“作恶的想象力”。这很对：我们没有作恶的想象力，但恶却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有些人并不想知道这一点，而其他一些人则与恶同流合污。世界今天的心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有些人自称基督徒并设想他们只要愿意，就能够把恶踩在脚下；另一些人则屈服于恶并不再看到善了。恶，在今天已变成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大国”了。有一半的人类靠着人的推理而制订出来的一种教义而强大起来并养肥了自己，而另一半的人却由于缺乏与这种情形相当的一种神话而生病变弱。在基督教各国，很遗憾，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它们的基督徒性沉睡着了并一直在千百年里忽视了把其神话加以进一步发展。在神话性观念中对生命的黑暗冲动表示了看法的人，人们对之却拒绝听其陈述，弗洛拉的乔奇姆(4)、梅斯特•埃克哈特、雅各布•波伊姆及其他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蒙昧主义者。惟一的一线光明只有教皇庇乌斯十二世及其教义。但是当我提起这一点时，人们却甚至不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他们并未认识到，一种神话要是不再具有生命和继续生长，那么它就死了。

我们的神话已变得哑口无言，并不再作出回答了。过错并不在于它本身，在于它像《圣经》里所写的样子，而是在于我们，在于我们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它，相反反而压制任何这样的企图。这一神话的原型有着大量的起始点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比如说，基督就说过这样的话：“因此，你会像蛇那样聪明而像鸽子那样无害。”人是为了什么目的，才需要蛇那样的狡狯呢？而这种狡狯和鸽子的天真无邪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除非你们变得如同小孩……”谁会费心去想一下在实际生活中小孩是像什么样的呢？主是根据什么道德原则来证实他因需要骑着凯旋般地进入耶路撒冷而牵走的那头驴是有理的呢？而此后不久，他又发了一通小孩子般的坏脾气并诅咒无花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想要说明的是怎样一种道德呢，而启示录式的《耶稣语录》的话“人子啊，你要是知道你所干的是什么，你就有福了；要是你不知道，那你就该受诅咒，就是犯法了”，这对我们自己的困境有着什么深刻的洞察力，有着什么深远的意义呢？最后，当圣保罗忏悔说“尽管非我本意，我却作恶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想再讨论《启示录》中那些一望而知的预言了，因为谁也不相信这些预言，而且其全部的论题均使人觉得不尴不尬。

诺斯替教徒所提出过的老问题“邪恶是从何处来的”，基督教世界一直没有作出过回答，而奥利金(5)谨慎地提出的魔鬼也可以赎罪的看法，却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了；但是我们却束手无策，踟躇彷徨，而且头脑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们尽管急需一种神话，但什么神话也不会得免苦难。由于政治局势和科学上可怕的——更不要说恶魔般的——胜利的结果，我们为秘密的恐怖事件及前途阴暗的预言所震慑；可是我们却无法可施，而且确实只有极少数人才得出结论说，这一回，久已为人所遗忘的人的灵魂的问题出现了。

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始于“圣灵”在使徒身上的大量显现，这样他们便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子了，不但他们，而且通过他们及在他们之后接受了上帝的儿子身份的所有其他人也是这样；这样，他们便得以分享这样的确定性：他们远非是地球所产生的土生性动物，及作为获得两次新生的人，他们的根是在神性的本身方面。他们可以看得见的、物质性的生命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正如基督教有关灵魂的赎救的神话所说的，不可见的、内在的人是来自并终将复归于最初意象的完整性里，复归于永恒的圣父。

正如造物主是完整的一样，他的造物，他的儿子，也应该是完整的。从神具有完整性的观念里是夺不走什么的。但是谁也不知道的是，这样一种完整性却随又烈了开来；于是光明的王国和黑暗的王国便接踵而至。这种结果，甚至在基督出现之前，便明确地有所预见到了，这种情形尤其在约伯的体验中或在基督教时代紧随其后的传布广泛的《以诺书》中，便可观察得到。在基督教中，这种形而上的分裂显然也是久远的：在《旧约全书》中仍然属于耶和华亲密的随从的撒旦，现在却形成了神的世界正相反的永恒的对立物。他是无法被连根除掉的。因此，毫不奇怪，早在11世纪之初，创造了世界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这种信仰便产生了。这样，在天使堕落的神话里已经解释清楚，正是这些堕落的天命教会了人类一种有关科学与艺术的危险知识后，这一主调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的下半期仍然回荡着。这些古老故事的讲述者对于广岛会说些什么呢？

具有幻想天才的雅各布•波伊姆认识到了上帝形象的这种自相矛盾性，因而在使这个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上作出了贡献。波伊姆所画的曼荼罗的象征代表着分裂了的上帝，因为内圈分开成了两个背靠背的半圆。

既然教义认为，在三位一体的每一位里，上帝都是完整地出现的，他也完整地出现在那流溢而出的圣灵的每一部分之中，因此每一个人便多少带有上帝及其子裔的完整性了。上帝形象中这种复杂的对立性因而也就进入到人的身上，但却不是作为统一体而是以矛盾对立的形式进入的，上帝形象中黑暗的一半与认为上帝就是“光明”的看法便互相冲突起来。这个过程在我们的时代里正在发生，然而人文学科的官方教师对此却几乎没有认识，按其职责来说，他们本应懂得这种事情才是。的确，人们普遍觉得，在这些年代里，我们已到达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但是人们却认为，伟大的机会只会与核裂变和核聚变或与宇宙火箭才有关系。与此同时在人们心灵中所发生的一切，通常却为人们所忽视。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只要上帝的形象表明是精神的基础，只要这形象的分裂作为一种深刻的一分为二性对人类日渐变得清楚，而这种一分为二性甚至深入到了世界政治里，就会产生补偿的现象。这种补偿采取具有统一性的圆圈的象征形式，这种圆圈表示的是在精神之内对立双方的综合。我想提一下有关不明飞行物体的世界性流言，而早在1945年，我们便已开始听到这种流言了。这些流言要么基于幻觉，要么基于实际的现象。有关幽浮（即不明飞行物体）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它们是从其他星球飞来的宇宙飞船，或甚至说是来自第四维(6)的。

二十多年前（1918年），在我调查研究集体潜意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存在着一种类型相似的显然具有普遍性的符号——曼荼罗符号。为了肯定我的发现，我花了十余年时间收集另外的资料，然后才首次宣布我的发现。曼荼罗是一种原型性意象，它的出现经历了时代的证实。它意味着我性具有完整性。这一圆形的意象表示的是精神基础的完整性，或且用神话的话来说，神性具现于人的身上。现代的曼荼罗与波伊姆的相反，它争取的是统一性。它所表示的是对心灵破裂的一种补偿，或者表示的是预见到这种破裂行将得到克服。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潜意识之中，因而它便使自己到处显现出来。在世界范围内流布的有关幽浮的故事便是这种情形的明证，它们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意向的征兆。

只要分析疗法会使“阴影”具有意识，那它就会造成分裂并使对立双方处于紧张状态，于是它们反过来便会在统一性中求得补偿。这种调整是通过符号来实现的。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我们要是严肃地加以对待，或者它们严肃地对待我们，就会使我们的精神紧张到极限程度。逻辑没有第三种选择证明是有价值的：看不到有什么解决办法。如果一切均一帆风顺，解决办法便像是主动地从其本性中显现出来的。这时和只有到了这时，它才是有说服力的。它使人觉得像是一种“天恩”。既然解决办法逐渐产生自对立双方的对抗与冲突，因此通常说来它就是意识和潜意识的诸种因素的莫测高深的一种混合，因而也就是一个符号或一个钱币被折成了可以精确地拼在一起的两半(7)。它表示意识和潜意识协作劳动的结果，并以曼荼罗的形式而达到了与上帝的形象相似；曼荼罗大概要算是一种完整观念的最简朴的样式，而且还是在心灵中自发地产生的样式，代表着对立双方的斗争和妥协。最初纯属个性质的这种冲突，很快便会使人顿悟到，主观的冲突只是对立双方的普遍矛盾冲突的一个独特的例证而已。我们的精神结构，是与宇宙的结构相一致的，而在宏观世界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精神的无穷小的和最主观的范围之内。由于这种原因，上帝的形象便总是一种强有力的对立物那内心体验的一种投射。这一形象通过具体物来加以象征，而内心体验则从这种具体物中取得其最初的动力；而且从这时起，这种具体物便保存着神秘的意义，或则具有其神秘性及这种神秘性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的特色。通过这种方式，想象力便使自己从物的具体性中解放了出来并试图把那不可见者的形象描绘成某种置身于现象后面的某种东西。在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曼荼罗的最简单的基本形式——圆形——及最简单的（精神性的）等分这个圆的方法：四等分，或可能时的二等分。

这样的体验对人能产生一种有所助益的但也可能是毁灭性的作用。他无法把握、理解、主宰这样的体验；他也无法摆脱或躲开它们，因而他便觉得它们是不可抗拒的。由于认识到它们并不是产生自他那具有意识的人格，他便称之为超自然力、魔鬼或上帝。科学则采用“潜意识”这个术语，因而便等于承认它对此一无所知，原因是它对精神的实质一无所知，而认知的惟一手段又是精神的缘故。所以，诸如超自然力、魔鬼或上帝的用语的确实性是既不能否定也不能证实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确认，与某种客观且又显然在精神之外的东西的体验有联系的奇异感，却确实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异己的事物确实会为我们所经历到，情形就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并不去“制造”梦或灵感一样，而是不知怎么回事它却自动出现了一样。以这种方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可以说源自超自然力，源自一个魔鬼，源自一位天神或源自潜意识。前面的三个术语有着包括并唤起神秘性的情感特色的巨大优点，而后者——潜意识——却是平庸的，因而也更接近于现实。这后一种观念包括了经验的王国——我们所十分清楚的平凡的现实。潜意识这个用语太过中性化和合理化了，因而无法给想象力赋予最大的推动。从根本上说，这个术语是出于科学上的目的而创造的，它远更适合于没有任何形而上要求的不带感情的客观观察，但对于超验性的观念来说则不大适用，原因是后者属于论战性的并因而趋向于孕育狂热性。

因此，我是更喜欢“潜意识”这个术语的，原因是我知道，我要是想用神话上的语言来表达时，我同样可以提到“上帝”或“魔鬼”。当我确实使用这种神话上的语言时，我心里清楚，“超自然力”、“魔鬼”和“上帝”不过是潜意识的同义词就是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前三者和后者所懂得的，实在不过是半斤对八两而已。人们只是相信对前三者懂得更多——而为了某种目的，这种信仰是远比一种科学概念更有用处和更为有效的。“魔鬼”和“上帝”的概念之所以具有很大好处，就在于可以使对立物更好地客观化，亦即把它人格化了。二者的情感特色赋予了他们以生命和灵验性。爱与恨、恐惧与敬畏走上了对抗的舞台并使它变成了一出戏。本来只是“展示”的东西现在变成了“行动”。整个的人受到了挑战并进入到与其整个现实的斗争。只有到了这时，人才能变得完整，并只有这时，“上帝才能诞生”，也就是说，上帝进入到人的现实里并以“人”的形式而与人发生联系。通过这种化身的行为，人——也就是说是他的自我——便内在地被“上帝”所取代了，而上帝则变成了外在的人；这，与耶稣的说法是一致的：“看见了我的人也就看见了天父。”

正是在这一点上，神话术语学的缺点才暴露无遗。基督教有关上帝的观念一般是认为他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大慈大仁的天父和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要是这个上帝想变成人，他就得变得不可思议地空，以便他的整体缩小到无穷小的人的尺寸之内。甚至在这时，仍然难以明白的是，人的框架何以不为这种化身为人的他所撑破。神学思想家因此便觉得有必要赋予耶稣以超乎常人的种种特色。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原罪的污点。由于这种缘故而不是由于别的，他才至少是一个神化的人或是个半神。基督教中上帝的形象无法化身成经验性的人而不产生矛盾的——这跟具有其一切外部特征的人似乎只有极少适合于代表一位神的情形是很不相同的。

神话最终必须严肃对待一神教而置二元论于不顾，然而，官方对此虽大力挞伐，二元论却一直存在至今并与万能的上帝一起登上了永恒的黑暗敌对者的宝座。在这一体系之内，必须为库撒的尼古拉斯(8)哲学上的敌对的复合性及雅各布•波伊姆的道德矛盾性让出地方来；只有这样，“惟一的上帝”才能拥有本应属于他的对立双方的完整性与综合性。实际上确有这样的情形，由于其特有的性质，象征物是能够把对立的双方维系在一起的，而这二者从此便不再离散或冲突，而是互相补充并赋予生命以有意义的形式。这种情形一旦发生，自然之神或造物之神形象中的矛盾性便不难理解了。反过来，上帝必须化成肉身——基督教真义的本质——的神话然后便可以理解成人创造性地正视那对立的双方，正视那对立的双方在我性即人的人格的完整性里的综合。造物之神形象中那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是可以在作为炼丹术中对立物的相合或作为神秘的统一而在我性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中取得妥协的。在我性的会里，取得妥协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上帝”和“人”这对立的双方，而是在上帝形象本身之内的对立的双方了。这便是神圣的功德之意，或者说是人可以奉献给上帝的功德；由于这种光明可以从黑暗产生出来，因而造物主便可以意识到创造，而人则可以意识到其本身。

这就是目标，或者是一个目标，它可以使人有意义地适合于创造的规划，同时又给这规划赋予意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我之内慢慢形成的神话是一种解释性神话。这样一个目标我是可以认可和礼敬的，而这样的目标因而便能使我满意。

由于具有思考的能力，人便得以迈出了动物界；而通过他的头脑，他证明了，大自然对意识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通过意识，通过承认世界的存在，他便拥有了大自然，因而也可以说证实了造物主。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现象的世界，因为要是没有有意识的思考，它就不会这样了。造物主要是意识到了自己，他就会不需要有意识的生物了；这样的情形大概也是不可能的：费了千百万年才发展起来的无数物种和生物，其极为间接的创造方法，是具有目的的意图的产物。自然史告诉我们，在千百万年吞食和被吞食的时间里，物种经历了杂乱而又属于机遇性的变化。人类的生物学史和政治史是这同样的事情的一种更为微妙的重复而已。但是在思想史方面情形却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思考着的意识奇迹地介入了——第二种宇宙起源学说。意识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因而人们不禁怀疑，意义的要素掩藏在所有这些可怕而又显然没有意识的生物性混乱中的某处；还有就是通向证实它的道路最终是在拥有不同智力的热血脊椎动物方面找到的——似乎是偶然地、无意地和并非预见地找到的，然而却又不知何故地出于某种黑暗的冲动而意识到了、感觉到了和摸索到了。

我并不敢设想在我对人类及其神话的意义的思考里，说我已说出了最后的真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在我们双鱼座那漫漫无期的时间的结束之时所能说的话，而且也许还必须考虑宝瓶座（“水夫座”）正在到来的那漫长的时间，这个星座像个人形并在双鱼座的旁边。这是由两条头尾互相倒向的鱼所组成的一种对立的相合。水夫座似乎代表着我性。他以威严的姿态把其水瓶之物倒进南而南鱼座则象征着是一个儿子，一种仍然没有意识的内容。从这一潜意识的内容里，经过二千余年的又一个漫长的时期，一种未来将产生出来，这未来的特征则由摩羯座(9)的象征来显示出来：一种怪物，即羊鱼座的怪异性，它象征的是高山和深海，是生长在一起的两种有所区别的动物成分所构成的一种截然相反性。这种奇异的生物可以很容易地成为面对着安索波斯即“人”的一个造物神的最初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保持沉默，情形一如我所能随意运用的经验性资料一样——而所谓经验性资料，指的就是我所相熟的其他人的潜意识的产物或历史文献。顿悟如果不是自然产生，苦思冥想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我们拥有了类似于我们所拥有的有关宝瓶座的漫长时期的材料那样的客观资料，这种冥思苦想才具有意义。

我们并不知道，走向意识的过程可以延展到多远，或它会导向哪里。在创世的故事里这是一种新的成分，而且没有我们可以指望的类似物，因而我们便无法知道它有些什么固有的潜力。我们也无法知道人类这一物种的前景。它是否会与其他一度在地球上曾经兴旺过但现已灭绝的物种的命运相仿？生物学无法预先提出这种情形不可能发生的理由。

当我们构想出足以说明人在宇宙中的存在意义的世界观时，需要通过神话来表述的需要便得到了满足，因为这种观点是产生自精神的完整性，产生自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互相合作。无意义性便排斥了人生的完美性，因而便等同于疾患。有意义可以使许多事物长存永驻——可能还是使一切事物长存永驻呢。科学永远不可能取代神话，而神话也不可能据任何科学而产生出来。原因并非在于“上帝”是一种神话，而是在于这种神话揭示了在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神圣的生命。发明神话的并不是我们，恰恰相反，神话是以“上帝的话”的形式来向我们讲述的。“上帝的话”传到我们耳朵里，而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区别它是否与上帝有所不同及不同到何种程度。除了其方式之外，即它使我们自发地正视它并使我们背上了义务之外，这种“话”没有什么不可以认为是为我们所知的和有着人情味的。它并不受我们意志独断专行的行为所影响。对于灵感，我们是无法加以解释的，我们对它的主要感觉是，它并非是我们自己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不知从什么地方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而我们要是碰巧做了一个具有预见性的梦，我们又怎么可以把它归之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呢？说到底，我们往往甚至一无所知，直到过了一些时候，才知道这个梦表示某种预见，或表示着对发生在相隔很远的某种事物的预知。

这种“话”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容忍它，因为我们是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的牺牲品：由于上帝是个对立物的复合体，因此从这个词的最充分的意义上来说，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真与假、善与恶，都是同样地可能的。就像德尔菲(10)的神谕或像一个梦那样，神话是或可以是歧义的。我们不能或不应该指斥理性；但同样，我们却必须坚信，本能会赶来帮我们的忙的——在这种情况中，正如约伯很早以前就已明白的，上帝正帮助我们反对上帝。“另一意志”通过它而得以表达的一切是从人那里产生的，即从其思想、言词、意象及甚至其种种局限性里产生的。因此，当他开始以心理学不够灵活的术语进行思考时，他便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万物之源，并断定一切都产生自他的意图，产生自他的自身。他像小孩般天真地认为，他知道他能力所及的一切并知道“他身上”具有的是什么。然而，他却始终受到他意识的软弱及对潜意识的相应恐惧的极大妨碍。因此，他根本没有办法把他谨慎地通过推理而得出的结论与从另一来源自发地涌上他心头的东西区分开来。他对自己无法做到客观，然而又不能把自己认为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他在存在中所发现的，而且不管好坏，他是等同于这种现象的。最初，一切都强加到了他身上，一切都发生到了他身上，只是费了很大气力，他才最后成功地为自己征服了并拥有了一个相对的自由的天地。

当他找到了通向这种自由道路时，并且只有到了此时，他才能处于认识自己正面对着本能性的根基的地位，这种根基是一开始时便赋予了他的，并且不管他多么想摆脱也是摆脱不掉的。他的这种开始根本并不只是他的过去；它是作为他存在的永恒的基础而与他共存的，而且他的意识受其影响的程度亦一如受他周围的物质世界的影响一样。

这些事实以一往无前的力量从内外两个方面向他发起进攻。他把它们归之于神的观念之下，借助于神话来描述它们的作用并把这一神话说成是“上帝的话”，亦即说成是来自“彼岸”的神秘灵感与启示。

2

要增强人所宝贵的个性化的感觉，再没有比拥有个人发誓要保守秘密的方式更好了。社会结构一产生，便显示出了对秘密结社的渴望。当没有有根有据的秘密存在时，便制造或虚构出只有特权性的首批门人才得以参与的秘密宗教仪式。“玫瑰十字会”及其他许多结社的情形就是这样。在这些伪造的秘密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确实存在着其新入会社者所完全不知道的秘密，比如说，主要从炼丹术的传统中来借取“秘密”的那些会社就是这样。

在原始人那里，需要有故弄玄虚的秘密有着至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因为那为众人所分享的秘密起着维系整个部落的凝聚力的作用。在部落中，秘密很起作用地补偿了个人个性中所缺乏的黏合力，这种个性不断地复归回这个群体其他成员那最初的潜意识的同一性里。人的目标——意识到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天性的个人的目标——的实现，因而便变成了一种长期的且几乎是无济于事的教育过程。因为甚至因加入结社而得以与闻某些秘密而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个人，从根本上说也得服从群体的同一性法则，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情况里，这个群体是在社会性上有所不同的群体就是了。

秘密结社是在通向个性化的道路上的中间性阶段。个人仍然在依靠集体组织来实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性，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认识到，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所有人及独立自主确是个人的任务。一切集体性的同一性，如加入某些组织的成员成分、支持各种各样的“主义”等等是会影响这一任务的完成的。这种集体同一性是跛足者的拐棍，胆怯者的护盾，懒惰者的温床，不负责任者的保护所；但它同样又是穷人和弱者的庇护所，遇难海员的始发港，孤儿的亲爱的家，理想破灭的流浪者与疲惫不堪的朝圣者的充满希望的国土，迷途之羊的羊群与安全的羊圈，提供促人成长的乳汁的母亲。因此，把这个中间阶段认为是个陷阱便是错误的；相反，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将代表着个人生存的惟一可能形式，在今天，个人看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消灭个性的威胁。今天，集体组织仍然是甚为根本性的，因而许多人便不无理由地认为它将是最终的目标；而在自主性的道路上要求迈出更大步伐的行为则显得像是狂妄自大、异想天开或简直就是愚蠢。

尽管如此，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即出于充分的原因，一个人却必须迈开自己的双脚走上通向更广大的王国的道路。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在所有这些摆到他面前的一切服装、生活上那五花八门的形态形式与风尚习俗中，他却找不到特别为他所必需的东西。结果他只好只身前行，以自己为伴。他将像他那群体那样发挥作用，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倾向——这些观点和倾向不必一定是沿着相同的方向前进的。实际上，他会与他本身发生矛盾，而因为共同行动的需要而把他自己的多重性团结起来时，他也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即使他外表上受到了这中间阶段的社会形式的保护，对于他内心的多样性，他却根本无力防范。在他本身之内的团结的瓦解便可能导致他放弃希望，退而变得与世同流。

正像秘密会社的新门人已经摆脱了不加区别对待的集体性一样，单独前行的个人也需要一种秘密，由于种种原因，他是不可以或不能够泄露这一秘密的。这样一种秘密增强了他独自为他个人的目标所进行的奋斗的力量。许多个人对于这种孤独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因而便只好与自己及与他人都躲躲闪闪，无法确实认真地对待人生。一般来说，他们最后只好放弃自己的个人目标而去追求集体性的一致——这一过程是他们所处环境中的一切观点、信仰与理想所鼓励的。此外，也没有什么论点是能够战胜环境的。只有拥有一种秘密才能防止那不然的话便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倒退；这种秘密个人是不能泄露的，是他害怕放弃的，或无法形之于语言的，因而便显得像是胡思乱想一类的秘密那样。

在许多情况下，对这样一种秘密的需要是如此紧迫，致使个人无意中竟卷入到他无法对之负责的观念与行动中来。他这样做的动因既非任性亦非狂妄，而是出于一种迫切的需要，对于这种需要他本人是无法理解的。这种需要以可怕的命中注定性而落到他头上，而且在他一生中也许是第一次亲眼向他显示了存在着某种异己的东西，这种东西比在他最为个人性的范畴之内的他本人还更强有力，而在他自己的范畴之内，他却认为自己是主人。雅各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与天使摔跤，结果以臀部髋骨错位而告终，但是他的角力却得以防止了一次谋杀(11)。在那些走运的日子里，雅各的故事人们是不加怀疑地相信的。要是有个当代的雅各也去讲这样一个故事，那人们对他便难免别有用意地一笑置之了。他可能也不愿去讲这种事情的，特别是他要是倾向于保有他关于耶和华信使的本质的私人观点时。这样，他便会发现自己不管愿意与否，却拥有一种无法与人加以讨论的秘密，并会变成偏离开集体性的怪人。自然，除非他终生能成功地扮演伪君子的角色，不然的话，他思想上的保留最终必然昭然于世。但是企图二者兼顾，既使自己适应于其所在群体，同时又追求其个人的目的，这样的人却只会变成精神病患者。我们现代的这位雅各，大概会为自己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天使毕竟是二者之中的强者，而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因为从来没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要求说天使最后是瘸着腿走掉的。

因此，在其本身的魔鬼的驱赶下，人终于跨过了中间阶段的范围而真正进入到那“无人涉足过与无法通行的区域”了，在这里，没有路标给你指示道路，头上也没有遮风挡雨的屋顶那样的栖身之所。当他遇到了前所未见的情形如职责的冲突时，却没有先例可以指引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并不进入到人所据有的区域的情形，其为时之久还不到这些冲突发生之时，然后便迅即在刚觉察到了这种冲突时便结束了。我无法责备那立刻拔脚就走的人，但我也无法对他在自己的软弱与胆怯里发现美德的行为表示赞同。因为我的藐视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也很可能这样说，关于这样的屈服条件，我实在也找不出什么可加赞扬的东西来。

但一个人要是面对着一种责任的冲突而能绝对地亲身负责去处理它们，而且还是在日夜坐着判断他行为的是非一位法官面前来作出处理的话，那他很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孤立的地位。现在，在他的生活里确实有了一种无法加以讨论的真正秘密了——要是只是因为他卷入到了一场永无尽期的内心审判的话；在这场审判中，他是自己的辩护律师与无情的审判人，而且没有什么世俗的或是精神上的法官能够使他重新安然入梦了。要不是他早已对这样的法官所作的判断厌烦得要死，他本来绝不会使自己卷入到一场冲突中来的，因为这样一种冲突总是以更高意义上的责任感为前提的。正是这样一种性质，才使其拥有者不去接受一种集体性所作出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便变成了秘密宣布判决的内心世界。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个人的精神便获得了更大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性不只是他那著名的和为社会所规定了的自我的中心，它还是量度它本身价值大小的尺度。没有什么东西会像这种对立物所造成的内心冲突那样促进意识的成长了。要是原告的起诉书中提出了十分令人出乎意料的事实，被告一方就得找到目前尚且还不为人知的理由来才行。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有很大一部分便进入到内心世界里，而通过这一事实，外部世界便被弄穷了或被释放了。另一方面，内心世界却由于被抬高到作出伦理决定的法庭的地位，从而身价大增。然而，一度曾是明确的自我却失掉了只是原告的特权，它必须还得学会扮演被告的角色。自我变得感情矛盾和不明确，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开始意识到高于它本身的一种反向性的存在。

绝非每一种责任的冲突，并且也许甚至连一种也没有，会确实真的“解决了的”，但是它却可以被进行论争、权衡与被抵消，而且这种情形可以一直继续到世界末日之时。或迟或早，那决定就会就在那儿，会显得像是某种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产物。实际生活是不可能虚悬于一种永久不变的矛盾状态中的。对立双方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却不会消失，甚至即使它们在采取行动的冲动前屈服了片刻时仍然是这样。它们不断地威胁人格的统一性并且一再以其二重性而使生活变得复杂化。

对这样一种状态的危险与痛苦的洞察很可能便会使人决定留在家里，亦即绝不离开那安全的窝与温暖的茧袋，因为这些东西才允诺提供保护以免受内心紧张的压迫。不必离开父母的那些人对他们来说自然是最安全的。然而为数不少的人却发现自己被推上了走向个性化的道路。根本不用费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认识人的天性中正与反的两个方面。

恰似一切能量均产生自对立一样，因而精神也拥有其内在的向性，这是其活力所不可辩驳的前提条件，赫拉克利特对此早有认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在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中，向性都是与生倶来的。与这种不可抗拒的力相对立的是自我那并不牢固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出现历经一千年并且只是借助于无数的保护性措施才得以产生的。一种自我之毕竟可能，看来产生自这样的事实：所有的对立双方都是要竭力取得一种平衡状态的。这种情形发生在起因于热与冷、高与低等等的冲撞所出现的能量的交换里。潜藏于有意识的精神生命中的能量是先于生命而存在的，因此它最初是潜意识的。当它向意识靠近时，它最初以投射的方式出现在诸如超自然力、神祇、魔鬼等的形象里，而这些形象的神秘看来便成了能量的最主要来源；而就事实而论，只要这些超自然的形象为人们所接受，情形就确是这样。但随着这些形象的消逝与失去其力量时，自我，即经验性的人，看来便会拥有能量的这一源泉，而且在下述这一含糊的表述的最充分的意义上还确实是这样：一方面，他竭力想把这能量抓到手，占有它甚至设想他确实占有了它；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为它所占有。

可以肯定，只有在意识的内容被看作是精神存在的惟一形式时，这种古怪的情形才会发生。什么地方有这种情形存在，那里就无法制止由于投射作用而产生的自满的果报。但那里容许潜意识精神的存在，那里投射的内容便可以被接纳进先于意识的生来就有的本能形式里。它们的客观性与自主性因此便得到保存，而自满亦得以避免。先于意识而存在并调制着它的各种原型，便以它们在现实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的面目而出现：即以意识物先验的结构形式而出现。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们并不代表存在于它们自身之内的各种事物，而是相反，它们所代表的是事物可以据之以表达与领悟的那些形式。当然了，制约着各种观念的特殊性的并不只是这些原型。它们只是说明了某一观念的集体性成分。作为本能的一种属性，它们也带有其能动的特性，因而它们便拥有引起或促使固定形式的各种行为或动机产生的一种特定的能量；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具有一种占有性或强迫性的形式（神秘性）。它们是作为魔鬼而孕育出来的，因而便十分符合它们的本性。

要是有谁倾向于认为，事物的本性的任何一个方面，可以通过这样的配方来加以改变，那他未免对词语过于轻信了。无论我们赋予其什么名字，实际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受到了影响的只是我们自己而已。要是有人把“上帝”设想成“纯粹的无”，那也与有一种至高的原理的事实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跟以前那样一无所动；名称的改变根本不会从现实中去掉任何东西。要是新名称意味着否定，我们至多不过对现实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态度而已。另一方面，给未知事物起一个肯定的名字则具有使我们采取对应的肯定态度的好处。因此，我们要是把“上帝”说成是一种“原型”，我们对于他的真实性质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而只是让人知道，“上帝”已经在我们精神的那个部分占有了一个位置而已；这个位置是先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因而便不能认为上帝是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我们没有使上帝离我们更远或把他消除掉，而是使他更接近于可以被体验得到的范围而已。这后一种情况绝不是无关重要的，原因是无法被体验的一种事物是很容易被人怀疑成是不存在的。这种怀疑是很引人的，因而所谓上帝的信仰者在我重建那原始的潜意识的精神的企图里便什么也看不见而只看到了无神论而已。或者说，要是不是无神论，便是诺斯替教了——但愿是任何别的，而不是像潜意识那样的一种精神现实就好了。要是潜意识确是任何别的，那它一定包含有我们有意识的精神较早期的各个进化阶段。人及其全部的光荣是在“创世”的第六天里创造出来的，其间并没有任何预备阶段，这种假说今天毕竟是有点太简单化和不合时宜，难于使我们感到满意了。对于这一点，总的说来很多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于精神，不合时宜的观念却仍然顽固地驱之不去：精神没有先它而在者，它是白纸一张，出生时便得到新生且只是它所想象自己所是的那种样子。

意识是种系发生性和个性发生性的一种附属现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明显的事实才最终为人们所掌握。正如躯体有着解剖学上的千百万年的史前历史一样，精神系统的情形也是一样。而正如人体的每一部分今天仍表示着这种进化的结果且到处都显现着其较早阶段的种种迹象一样，在精神上同样可以说也有这种情况。意识从一种动物式的状态开始其进化过程，这种状态在我们看来是潜意识的，而这同样的演变过程在每一位孩子身上都会重复一次。在其有意识之前的状态里，小孩的精神除了是白纸一张外可以是任何别的：精神已经以一种可以让人认出的个人的方式而在起着作用，此外还具有人所特有的所有本能及高级功能的各种先验的基础。

在这一复杂的基础上，自我便产生了。在整个生命期间，自我便由这一基础所养育。当这基础不再起作用时，接着而来的便是停滞，然后死亡便到来了。精神的生命及其现实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它比较起来，甚至外部世界也是次要的，因为要是缺少了要把握它和操纵它的内源性冲动，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有意识的意志能取代生命本能。这种本能是从内部以难以抗拒的冲动、意欲或命令而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并且我们要是给它赋予个人的魔鬼这样的名字——这在远古时或多或少便已这样做了——的话，我们至少是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心理的状况了。而我们要是采用原型的概念来试图稍为接近地界定魔鬼掌握了我们的那个点时，我们并没有取消掉什么，而只是更为接近了生活的源泉就是了。

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灵魂的医生）的我信奉这样一种观点，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主要对于如何帮助我的病人再次找到他们健康的基础感兴趣。为了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知识的，这，我是知道的。医学总的说来毕竟也以相似的方式向前发展了。它所取得的这些进展，并不是通过发现某种独特的疗法窍门来实现并从而极大地简化了治疗方法的。相反，它却逐渐发展成了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其理由根本不在于它从一切可能的学科中借用了某些东西。因此，我对于证实什么东西适合别的什么原理的事并不关心；我只是试图把这些知识很好地应用到我自己这一方面来。自然了，对于这样的应用及其结果如何进行报告，在我来说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在人们把一学科的知识转移到另一学科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时，一些新的情况便会揭示出来。爱克斯光要是一直只是物理学家的财产而没有被用到医学上，那我们的知识便会少多了。然而还有这样的情形，要是放射疗法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危险的结果，这却是医生所感兴趣的；但物理学家对此却不一定感兴趣，因为他们对放射性的应用，方式完全不同和目的不同。在医生指出不可见光线具有某些有害的或受人欢迎的特性时，物理学家也不会认为前者是侵犯了他的领地。

比如说，如果我把历史学或神学的知识应用到心理疗法上来，它们自然便会显得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会是限于它们的特定学科时所能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它们个别的领域里，它们是为别的目的服务的。

因此，在精神的动力学里潜藏着一种向性这一事实便意味着，在广义上说，对立双方的整个问题及其所有伴随而来的宗教与哲学上的各方面，便被纳入了心理学的讨论范围之中了。这些方面失去了在它们自己领域内所具有的自主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按照心理学上的问题的方式来加以探讨的；也就是说，不再从宗教或哲学真理的角度来看待它们，而是检验它们在心理学上的可信性和意义。如果置它们所自称的“独立真理”于不顾，那事实仍然是：要是从经验性来看——也就是说从科学性上来看——它们主要是精神现象。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是不可争辩的。它们自认有理是与心理学的方法相一致的，这种方法并不认为这一要求是不合理的，而是相反，在处理它时需加以特别考虑。心理学不容许作诸如“只是宗教上的”或“只是哲学上的”这样的判断，尽管实际上我们已习以为常地听到说某种东西“只是哲学上的”这种指责了——这在神学者们方面更甚。

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表述都是由精神作出的。除了其他方面之外，精神显得像是一个活跃的过程，有赖于对立双方所构成的基础，有赖于对立两极之间的能量的交流。“原则不应增多到超出必要的范围”，这是逻辑上的一条普遍法则。因此，既然以能量的方式来作出的阐释已证明是一条普遍正确地解释各门自然科学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心理学方面也必须把自己限定在它里面。可以提出某一别的观点而又具有牢固的事实作基础的情形并不存在；此外，精神及其内容所具有的对立性或各向性亦已通过心理体验而得到了证实。

现在，要是精神的动力学观念是正确的，那么试图逾越精神的向性的界限的所有表述——比如说，具有形而上的真实性的表述——如若它们想声称具有任何一种正确性，那就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精神不能超越自己本身。它无法确立起任何绝对真理，原因是其向性决定了这种表述所具有的相对性。精神在什么地方确实宣布了绝对真理——比如说，如“上帝就是运动”或“上帝就是至高无上”——它就必然会掉进其本身的对立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面。因为这两种表述同样可以这样说：“上帝就是静止”或“上帝就是一切”。由于片面性，精神便会解体并失去其认知能力。它变成了一种没有反映性的（因为没有反映能力）的一系列精神状态，而每种状态均设想自己是合理的，因为它看不到，或尚然未能看到任何别的一种状态的缘故。

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表示一种价值判断，而只是想指出，越过这条界限的事是太经常了。的确，这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则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都在流动之中。”跟在论点之后的是对立面，而在二者之间则产生了第三个因素缓解，在此之前这第三因素是无法感知的。在这种情况里，精神再次只是表现了其对立的特性而且确实根本没有超越自己的范围。

在我竭力描述精神的种种局限性时，我无意去暗示说只有精神才存在着。我的意思只是，就感知和认知来说，我们的视野是不可能越出精神之外的。科学不言而喻地证明了，非精神性的、超验的物体是存在着的。但是科学也知道，要把握住这种物体的真正性质是多么困难了，特别是在感知的器官不起作用或正缺乏时及在恰当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或仍有待于创造出来时。在我们的各种感觉器官及人造的这种器官装置均无法证实一种真实物体的存在的情况里，其困难性是更为巨大了，因而人们便难免上当，断言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一真实之物。我是绝不去作出这种过分草率的结论的，因为我向来并不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感官是能感知所有形式的存在的。所以，我甚至冒险假设，原型的具形现象——具形是典型性的精神事件——可以建立在精神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于一种只是部分地是精神的且可能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上。由于缺乏经验数据，对于这种存在形式我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理解，但人们通常叫它为精神形式。从科学观点来看，它不是我所认为的物质性的；这，我必须承认我的无知。但只要种种原型作用于我，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真实的和实际的，甚至即使我并不知道它们的真正本性是什么时也仍然一样。这当然不但适用于各种原型，而且总的说来还适用于精神的本性。关于它本身它无论可以阐述些什么，它总是绝不会越出自己的范围的。所有的理解及所有能理解的，在本质上说都是精神性的，并且我们也在这种程度上无可奈何地被关禁在一个纯属精神的世界之内了。尽管这样，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去假定，在这道帷幕之后存在有动作着并影响着我们的尚未被理解的那绝对之物——而且甚至或特别是在对之无法作出可加证实性说明的精神现象的情况里也认为是这样。有关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表述，只有在专门化的领域里才是可靠的；超出了这些领域，它们便只能是夸夸其谈的假定而已。

从客观的观点来看，凭空作出某些表述——亦即在缺乏充足的理由时这样做——尽管是不允许的，然而也有某些表述，虽没有客观的道理，却显然还得作出来。在这里，其道理是心理动力方面的，亦即通常叫做主观的并被看作是纯个人事情的那种道理。但这便得犯这样一种错误，即这种表述究竟确是出自一个孤立的原因且只由个人动机所激发，还是它是一般性地发生的并且是出自一种以集体的方式出现的动力模式。在这种情况里，它就不应被归入主观性方面，而应归入心理客观性方面，因为数量不明的个人发现自己是受到了一种内心冲动而作出这同一种的表述的，或觉得持某一观点乃是极为必要的。既然原型并不只是一种不活跃的形式，而是一种以特有的能量充实着的一种真正的力，因而它便很有理由被认为是这种陈述的动因，并应作为其原因来加以理解。换句话来说，作出这一表述的并不是个人性的人，而是通过他来讲话的原型。如若这些表述被压制或被不加置理，医学上的经验及常识就会证实，精神的疾病正在积聚。这些疾患将会以精神病症状而出现，或在不产生精神病症状的个人情况里以集体性妄想的形式而出现。

原型性表述是建立在本能性前提之上的，与理性毫无关系。它们既不基之于推理，也无法靠合理的论据来加以排除。它们向来是世界性景象的部分，或正如莱维•布吕尔(12)很恰当地称谓的，是集体复现表象。当然了，自我及其意愿在实际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自我所意愿的东西最大程度地受到原型过程的自主性和神秘性的干扰；对于这种干扰的方式，自我通常是无所觉察的。只要宗教可以从心理学方面的观点加以探讨，对这些过程的实际考虑则是宗教的本质。

3

在这一点上，事实本身便迫使我注意到，除了反映这一领域外，还有另一个同样广大的（如果不是更广大的话）领域，推理性理解和表象的推理方式在这个领域里却几乎找不到它们可以把握住的任何东西。这个领域就是厄洛斯(13)的王国。在古典时代里，当这样的事情得到了恰当的理解时，厄洛斯便被认为是这样一位天神：其神性超越了我们人的范围，因而便既无法加以理解，也无法以任何方式来加以表现。我愿意像先前许多人们所试图做过的那样，冒险对这个魔鬼做一下探讨，这家伙的活动范围，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但要我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找到足以表达“爱”所具有的难以数计的自相矛盾的语言时，我却犹豫了。厄洛斯是一个宇宙进化论者，是所有高级意识的创造者与父母。有时候，我觉得，保罗的那句话“我虽然用人和天使的舌头说话，可是却没有爱”，是很可以当作一切认知及神性本身的精华的第一个条件的。不管学者们对“上帝就是爱”这样一句话是如何阐释的，但这句话却证实了神性的复杂的对立性。在我的医疗实践中及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曾一再面对爱的神秘且一直无法解释它到底是什么。像约伯一样，我只好“用手捂住嘴巴。我已经讲过一次，我是决不回答了。”（《约伯书》）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最大的和最小的，最远的和最近的，最高的和最低的，我们是无法讨论其一方面而不去讨论其另一方面的。对于这种自相矛盾，任何语言都是不够的。人们不管可以说些什么，却无论什么话都表达不了其全部意义的。谈论部分性的各个方面总是过多或是过少，因为只有整体才是有意义的。爱“化生万物”并“忍受万物”。这句话说出了可以说的一切，再添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起源自宇宙之“爱”的牺牲品和工具。我把爱这个字放在引号内目的在于表示，我并不是按欲望、喜欢、宠爱、希望及相类似的种种情感的含义来使用它的，而是把它作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即一种统一的且不可分割的整体来使用的。人由于是其中一部分，因而便无法把握这个整体。他完全受它摆布。他可以同意它或者反抗它，但它却总是被它所掌握并被关在它的圈子里。他依赖它并靠它来维持自己。爱既是他的光明又是他的黑暗，对其目的他是无法看到的。“爱无息日”这句话无论他是用“天使的舌头”还是用科学的精确性来说，都追溯了从细胞开始向下直到其最深处源泉的生命。人可以设法给爱起各种名字，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名字加在其头上，可是到头来他仍然会使自己陷进无穷的自欺欺人之中。要是他尚算聪明，他就会就此罢休，给未知物起一个使人更加莫名其妙的名字——就是说，把它叫做上帝。这是对他的臣服，对他的不完美及对他的依附的一种承认，但它同时又是他可以在真理与谬误之间有自由进行选择的一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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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希腊文中，“理论”一词的原意是“关于世界的看法”，或如德文之意叫“世界观”。——原注

(2)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指蛇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一事。

(3) 《以诺书》：伪经，记载人类第七代始祖以诺的故事，内容多为启示性。

(4) 乔奇姆（1130/1135—1201/1202）：意大利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历史哲学家，被其同时代人尊为先知。

(5) 奥利金（约185—254）：早期希腊教会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与《圣经》学者，曾提出无论是谁，即使是撒旦，通过赎罪，都能重获幸福。

(6) 指相对论中的时间。

(7) “象征”一词的词义之一是主客之间各方执一的“好客小块”，亦即朋友分手时各执其一的一个钱币的半块。——原注

(8) 尼古拉斯：天主教枢机主教、数学家、古典学家、实验科学家、哲学家。

(9) 摩羯座最初又称“羊鱼座”。——原注

(10) 德尔菲：最重要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在地，其神谕威信极高。

(11) 故事见《圣经•旧约》“创业记”。

(12) 莱维•布吕尔（1857—1939）：法国哲学家，对原始民族的心理状态深有研究。

(13) 厄洛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

回　　顾

当人们说我聪明或是个圣人时，对此我无法接受。一个人曾从一条溪流中舀取了一帽子那么多的水来，这能算有多少呢？我并不是那溪流，我是站在溪边的人，可是却什么也没干。其他人也站在这同一条溪的旁边，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发现他们得对其做点什么。我却一事没做。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那种必须注意到樱桃是长在花梗上的人。我站着并观看着，赞美着造化的变化无穷。

有一个美妙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大学生，他跑去找拉比(1)说道：“在古代，曾有人看见过上帝的脸。现在的人却为什么再也看不见了呢？”拉比答道：“因为现在没有人能把头垂得那么低了。”

为了从溪流舀水，一个人是必须稍微把头垂低一点儿的。

我和大多数人的不同在于：对我来说，那“起间隔作用的墙壁”是透明的。这便是我与众不同之处。别人却发现这些墙是不透明的，在墙后的东西他们根本看不见，因而便认为后面什么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觉察到在看不见处正在发生着的过程，而这便赋予了我一种内心的确然性。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是无法有确然性的，也无法作出结论——或即使作出了也不敢加以相信。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开始觉察到了生活之流的。很可能是潜意识本身吧，或者也许是我早年时所做的各种梦吧。它们一开始就为我确定了方向。

由于认识到了隐蔽着的各种过程，因而这很早便影响到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基本上说来，这种关系无论在我童年时还是今天依然一样。作为孩子，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我现在仍然觉得是这样，原因是我知道很多事并且还暗示一些事，而这些事却是其他人显然一无所知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想知道的。孤独并非由于我周围没有人，孤独是由于无法把我认为是重要的事与人进行交流，或是由于保留某些别人无法容忍的观点。这种孤独始自我早年的梦的种种体验，而这在我对潜意识进行研究时则到达其高峰。一个人要是比别人懂得多，他就变得孤独起来。但孤独并不一定有害于友谊，因为再没有比孤独的人对友谊更敏感的了，而友谊则只有在每个个人均记住了自己的个性并不使自己混同于他人时才能与日倶增。

拥有一种秘密，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预知性是很重要的。它使生活充满了某种非人格化的东西，充满了神秘。一个人要是从未体验过它便等于错过了某种重要的事。他必须感觉到，他是生活在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神秘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必须感觉到事情发生了并体验到了，可是却无法解释；必须感觉到并不是行将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出人意料及难以置信的事物在这个世界有的是。只有到了这时，生活才是完整的。对于我来说，从一开始，这个世界就是无穷的和无法把握的。

与我的观念共存我曾遇到了许多麻烦。我身上有个魔鬼，而到了最后，其存在证明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它压倒了我，而要是我有时竟然拒绝无情的话，那是因为我处于这魔鬼的把握之中。任何东西，只要一旦得到，我便立刻不再满意。我会急忙又忙别的，急忙去追逐我的幻觉。由于我的同时代人无法领悟我的幻觉的意义，因此他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匆匆赶路的傻瓜；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开罪过许多人，原因是我一看出他们并不理解我时，那事情对我来说就完了：我是还得向前啊。我对人没有耐心——但对我的病人例外。我实在得服从内心的法律，它强加到了我头上并使我再无选择的自由。当然了，我并非总是服从它的。一个人要是行事并不一贯，他又将何以处世呢？

对某些人来说，只要他们与我的内心世界有关联，我便会不断地出现在他们身边并与之过从甚密；但是然后，又可能发生我与他们分手的情形，原因是把我与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再也没有了。我只好痛苦地认识到，人们依然继续存在，甚至在他们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说时仍一样。许多人在我身上激起了活动着的人格的感觉，但这只是在他们出现在心理学的曼荼罗之内时才这样，过了一会儿，当聚光灯把灯光打到了别处时，那可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可以对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兴趣，但一当我完全了解了他们，那魔力便消失了。这样，我树敌不少。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多少力量加以控制的。他并不是自由的。他是他身上那魔鬼所驱赶着的俘虏。

一种强大的力

可耻地把我们的心夺走，

因为天神个个要人献祭：

谁要是拒绝上供，

谁就难得善终。

这，就是荷尔德林(2)说的。

缺乏这种自由，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往往有这种情形，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在战场，口里说道：“我亲爱的同志，现在您倒下了，我却必须继续前进。”因为“一种强大的力可耻地把我们的心夺走。”我喜欢您，的确，我爱您，可是我不能止步不前。对此，确有点令人伤心的东西。而我自己就是那牺牲品；我无法止步不前。但这魔鬼掌管着万事，好使人一一经历，而且受到福佑的不一致性在悉心照顾。与我的“不忠诚”成明显对比的是，我却能在毫不令人怀疑的程度上保持信仰。

我也许可以说在更高的程度上，比起别人来，我更需要人，但同时我又不怎么需要人。当这魔鬼在起作用时，一个人总是不是行事过头就是不及。只有在它一动不动时，一个人才能达到中庸。

这个具有创造性的魔鬼对我随心所欲地加以摆布。我所计划周详的一般事情上通常却落得个最坏的结局——尽管并非总是这样及并不事事这样。我觉得，为了求得补偿，我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我从我祖父那烟叶壶里取出烟叶装满我的烟斗，还保存着他那登山手杖；这手杖顶端镶有一只羚羊角，是他作为刚开设的一个疗养地的首批客人之一而从蓬特雷西纳带回来的。

我对我一生所走过的历程感到满意，这种生活是充实的并使我受益良多。我本来根本不敢希望有如此大的收获。然而不是别的，而是出乎意料的事对我不断发生。我自己要是不同的一个人的话，很多事情可能也就有所不同了。但是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我就是我的缘故。很多事情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产生了结果，不过这一切最后对我并不总是有所助益。但是几乎一切事情都是自然地和命定地发展的。我后悔由于我的固执而做了许多蠢事，但要是没有这种气质，我却又无法实现我的目的。因而我便是既失望又不失望。我对人们失望，对自己失望。我从人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令人惊异的事情，取得的成就也超过了自己的期望。我无法作出终局性的判断，原因是生命现象和人的现象实在太广阔了。我越是老耄，我所懂得的就越少，对自己本身的洞察或了解就越少。

我对自己是既吃惊、失望，同时又感快慰。我是既沮丧、消沉，同时又喜不自胜。我是同时集所有这些感觉于一身，真可谓一点不多半点不少。我无法作出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终极性判断；对于我本人及我的一生，我也无法下个断语。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所确信无疑的。我没有什么明显不变的看法——对任何事情确实都没有。我只知道我生到了世上并存在着，而且我觉得自己是被裹胁着向前的。我存在于某种我并不知道的事物的基础上。尽管有着所有这一切的不确定性，我却感觉到了一切存在都潜藏着一种稳固与实在性，而我的存在方式则有一种连续性。

我们所出生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个野蛮而残忍的世界，但同时又是个有着圣洁的美的世界。我们认为哪一种成分更重要，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重要，这是个气质性的问题。如果无意义性是绝对地占了压倒优势，那生活的意义性便会随着我们每一步的发展而日渐消逝。但情形——或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就像在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一样，大概这两者都是正确的：生活就是——或具有——既有意义又没有意义。但我却抱有这样的厚望：有意义将占上风并将战而胜之。

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时，他所表达的就是我在老耄之年的现在所感觉到了的。老子是个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性，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那永恒的、不可知的意义里去。见多识广的这位老者的原型是永恒地正确的。在理智的每一个层次里，这种类型都会出现，而其特征则无论是个老农夫或像老子那样的伟大哲人，却总是相同的。这就是老耄，也是一种限制因素。然而我心里还是充满了各种东西：植物啦、动物啦、云彩啦、昼与夜啦、人的永恒啦等等。我愈是对自己感到拿不准，我与万物有着密切关系的感觉便在我身上愈益强烈。实际上，在我看来，为时如此之长地使我觉得与世隔绝的那种疏远感，仿佛已经转移进了我的内心世界里并向我揭示了对我自己的一种出乎意料的陌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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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比：犹太法学博士。

(2)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抒情诗人，生前不为时人赏识，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并享誉欧洲。

附录Ⅰ　通信

弗洛伊德致荣格的信

亲爱的朋友：

……在同一个晚上我既正式收你为我最年长的儿子，又任命你为我的继承人和王储，这确不是一般的事。此外非同一般的是，当时你本可以拒受我这份父辈尊严，拒受本身看上去像会给你带来愉快，正如你将你的所好硬塞给我一样。现在我恐怕还得在你面前扮演一下父辈角色，跟你谈谈我对鬼声现象的看法。之所以非谈不可，其原因在于这些事情同你所愿意认为的那样不尽相同。

我不否认你做的评论和实验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走后，我决定做此观察。以下是观察结果。我的前面房间里总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出声的地方摆的是两块挺重的埃及石碑，它们就放在橡木皮柜上，响声的出处显而易见。在下个房间里，我们也听见有过响声，这种响声本来非常少有。你在这儿时，这种响声我们时不时即可听到。我原想赋予其某种意义，要是这种响声从你走后不再出现的话。但自那以后，这响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不过跟我的思路，跟我想起你或你所研究的特殊问题，都无任何干系。（我敢添加一句，现在也无干系。）这种原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现象很快就被别的事情所取代。由于你亲自来临所带来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经准备相信此事，可现在这相信已经消失。

由于诸多内在原因，我再一次以为这种事会发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家具没有灵魂，是死着的，就好像希腊诸神从诗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静寂而无神的自然界一样。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质架的代表父亲形象的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儿子，要头脑冷静，与其为了弄懂什么而作出这等巨大牺牲，不如不懂好些。我还就心理综合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挠了挠我那充满灵性的发灰的头发，而后这样想：得了，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们确实太欣赏某些东西，只是用不着我们拖在后面，因为我们腿脚不灵，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现在我要借我生活过的岁月所带给我的优长之处，唠叨几句。我要再告诉你一件天地间所发生的事，这事谁也不会搞懂。几年前，我的脑际里钻出这么个念头：我会在61岁到62岁之间死掉。那时候看上去我还有一段好日子过。（今天，离那个日子只有八年时间了）之后不久，我和我兄弟去希腊作了一次旅行。叫人心里不托底的是，与1和2相关联的数字61或62总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有数字的东西上，尤其常出现在带轮子的东西上面。我有意识地把发生这些事的情景都记录下来。等到了雅典后，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们在旅馆里分到的房间设在二楼，我希望这下能透口气了——至少用不着担心会碰上61这个数字。可谁想，我的房间号是31（我认为这是命里注定，31即是62的一半数字）。这个很有文章又很费琢磨的数字，后来证明比前面那个数字更令我伤神。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这个数字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际。一想起来，就总有个2和它联在一块。但由于我的心理系统里有些区域纯系是渴求知识而不迷信的区域，因此，我就试着分析了这个想法。现写在这里。我会死于61到62岁的这一想法始于1899年。当时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写了那本叫做《梦的解析》的书（你知道，这本书的出书日期是1900年后）。第二件是我分到个新的电话号码，今天我还用着：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这两件事之间安一个联系的纽带：1899年我写《梦的解析》时是43岁，比这个数字更明显的是，电话号码中的其他数字已经将我生命终止的日期显示了出来，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现了一种解释方法。我咬定死于61到62岁的想法不过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写完这本论述梦的书，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终身工作，再勿庸赘述什么，可以瞑目了。经这么一番分析，你会同意，这想法听上去不再没有意义了。碰巧，在这里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响的踪迹，这想法正开始于他攻击我的那年。

上述情况又是一例，可以使你找到对我身上那种特别具有的犹太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证明。除了这些，我只想说，像我这类跟62数字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可以用两件事说得清楚。第一，对潜意识保持极其高度的警惕性，这样才能像浮士德一样，在每个女人身上发现海伦的影子。第二是“偶然性所给予的合作”，这一点无可否认，它与歇斯底里症中的身体上的伴随状态（somatic co–operation）抑或双关语中语音上的伴随活动（linguistic co–operation）一样，在幻觉形成过程中起着同样作用。

写到此，很想多听听你对神鬼情结（the ghostcomplex）研究后的想法，我的兴趣是一种对可爱的幻觉的兴趣，不能一人享乐于其中。

向你、你的妻子和孩子致以衷心的祝愿

你的弗洛伊德

1909年4月16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亲爱的朋友：

……我知道你那最深处的驱动力已经催促你走向对神鬼之事的研究上去。我不怀疑你回家时，一定收获甚丰。你可以干下去。听从内心的冲动所引起的追求去做事，总是对的。你写《痴呆症》一书所带来的声誉会在一段时间里为你挡住别人说你陷入“神秘”之中的指责。只是不要好久地离开我们，沉浸在遥远的一切都很茂盛的热带地区，守住家里的大本营也很必要……

衷心问候你，并希望你这次稍事休息就能给我回封信。

你忠诚的

弗洛伊德

1911年5月21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亲爱的朋友：

……自从弗伦齐的经历给我上了一堂很是重要的一课之后，每次谈到神鬼方面的问题，我总变得十分自惭形秽。我答应过要自己相信那些看上去最没道理的东西。你也知道，我这样做心里很不愉快。但我的自负已经土崩瓦解。我希望你和弗伦齐有谁准备要走发表那一危险步骤时，你们俩能在行动上保持一致。我猜想这样在工作过程中你们能和睦相处，又能各自保持完全独立……

衷心地问候你并祝你拥有漂亮的房子

你的弗洛伊德

1911年6月15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自美国写给爱玛•荣格的信

（1909年）

……因此我们这会儿已平安抵至沃斯特！我一定得跟你谈谈这趟旅行。上周六纽约天气很坏。我们仨人全得了腹泻病，肚子弄得好痛。……虽然身体深感不适，也没怎么吃饭，但我还是去了古生物博物馆，所有巨大古生物，上帝所做的创世焦虑梦，都能在那儿看到。这个博物馆以其收藏第三纪哺乳动物的系谱而独具特色。要想把我在那儿见到的一切都说给你听，简直不可能。后来我见到了琼斯，他刚从欧洲来到这儿。三点左右，我们坐上高架铁路火车，从第四十二号大街一直开到码头。从那儿我们登上一条构造大得滑稽的蒸汽轮船，上面有大概五个白色甲板。我们在船舱里安顿下来，船沿河的西端绕过建有巨大的摩天大楼的曼哈顿岛，穿过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许多大桥驶向东湾，穿梭在没完没了的拖船、渡船等船只之间，又从长岛后面的桑德处穿过。空气又湿又冷，我们都闹着肚疼、腹泻的病，再加上饿着肚皮，所以我们都趴在了床上。星期天清晨，我们已经到了瀑布河城，那儿正下雨，我们冒雨搭上去波士顿的火车，随后马上赶往沃斯特。我们正在赶路，天放晴了。眼前的乡村景色美得令人心驰神往，低矮的山坡，大片大片的森林、沼泽，众多的小湖，数不清的凸起的巨大岩石，小小的村落，里面坐落着许多木屋，有漆成红色的木屋，也有绿色的或是灰色的，上面安着白框窗户。（真是荷兰风光！）所有这些木屋全都掩映在巨大而美丽的树木之下。十一点三十分，我们到了沃斯特。我们发现我们下榻的名叫斯坦迪斯饭店非常舒适，而且房价又很便宜。正如这儿的人所说，“悉听美国人的安排”，——也即是说；包括了住房。晚上六时，经过精心照顾的休息之后，我们拜访了斯坦利•霍尔。他是一个彬彬有礼又颇有名气的老先生，年纪近七十岁。他相当热忱地欢迎了我们。他的妻子长得胖墩墩的，人很风趣，脾气又好，就是长得太丑啦，可谁知竟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一见面她就把我和弗洛伊德当成她的“孩子”，一再给我们上好吃又有营养的菜和很高贵的酒。结果，我们的身体明显地恢复过来。那晚上，我们在饭店里睡得特别香。早晨时，我们就搬到霍尔家里。房子装饰的风格十分别致，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哪儿都十分宽敞，舒适。还有一间华丽的书房，里面摆着上千本书，随处都放着雪茄烟。两个漆黑的黑人身着晚礼服，神情极为庄重严肃，他们是仆人。地上全铺了地毯，所有的门都敞着，连浴室的门和前门也开着；人们在各处进进出出，所有窗户都一直开到地板上。房子周围环绕着英式草坪，没安栅栏。这座城市（人口约有十八万）的一半都伫立在比比皆是的古树森林之中，街上尽是林阴。大部分房舍都比我们小，都掩蔽在鲜花和开着花的灌木之中，其间长满了弗吉尼亚爬山虎和紫藤；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干净，也受到了人们的精心照顾，四下里相当恬静、和谐。真是一个令人完全耳目一新的美国啊！这就是他们叫做的新英格兰。这座城市早在1690年就建立起来，经济上十分富裕。对这所大学投资颇巨，其规模虽小，名气却很大，具有一种虽然洁朴但却真正的高雅趣味。今天早晨，是开幕式。X教授首先做讲座，内容却很令人乏味。我们没一会儿工夫就溜出来，在这城边快活地散起步来。四下里尽是小小的湖泊和凉爽的树丛。我们完全陶醉在这周围环境的宁静的美丽之中了。在从纽约那里过两天后来到这儿，一切都那么清新，都那么生机盎然……

1909年9月6日，星期一

寄自沃斯特，克拉克大学

斯坦利•霍尔家

……这儿的人全都特别友好，都有相当程度的教养。住在霍尔家里，我们受到了非常周全的照顾。在纽约时的不适一天天恢复了过来。我的肚疼现在基本好了，偶尔还拧劲儿地疼一下，不过除这一点外，整个身体情况都十分好。昨天，弗洛伊德开始讲座，得到了热烈的掌声。我们在这里开始赢得了地盘。我们的听众人数在增多，虽说慢些，但却在稳稳地增多。今天我和两位年长的非常有教养的女士谈了精神分析学说。看来，她们的确都十分了解情况，而且思想很开化。这令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原本准备听到抨击的言词的。最近，我们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花园聚会，五十人参加了这次聚会，会上有五位女士和我围在一起交谈。我甚至能用英语开玩笑啦——尽管我那英语糟糕透顶！明天就是我的第一次讲座了。我的害怕心理全都没了，因为听众们的言行都非常得体，他们就想聆听新鲜事情，我们当然能予以提供。听说这个星期天这所大学举行盛大庆典活动，授予我们荣誉博士头衔，晚上将举行“正式欢迎会”。今天的信不得不简短地写到此，霍尔夫妇邀请一些人五点钟来见我们。《波士顿晚报》也采访了我们，事实上我们是这里最忙的人。偶尔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大忙一下还是很有好处的。我已经感觉到我身上的里比多正贪婪地享受着这一点……

1909年9月8日，星期三

马萨诸塞州，沃斯特

克拉克大学

……昨晚上的庆祝仪式太盛大了，我穿着既漂亮又有趣的服饰，大家都穿着各种各样的红黑长外衣，头戴金边方帽。我们这些人排成庄严的队形，准备接受大家的庆贺。我被任命为法学博士，弗洛伊德和我的差不多。现在我能在我的名字后面添上法学博士的头衔了。你一定很羡慕，是不是？今天，M教授开车带我们出去到一个美丽的湖边吃中午饭。那景致实在惹人喜欢。今晚上在霍尔家里还要举行一次“私人会议”，探讨“性心理”问题。我们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美国人在安排时间问题上真可谓是大师啦。他们几乎不留一丁点儿时间叫人透口气。这会儿，经过了所有这些叫人实难相信能组织过来的活动之后，我感到很疲乏。我渴望着山群中的静寂。我的头在旋转。昨晚在授博士衔的仪式上，我在大概有三百人的面前，又做了即席讲话……弗洛伊德简直乐到七重天上去了，看到他这样，我也从心里感到高兴……

我现在特别想回到海上去，在那里，过度兴奋的灵魂可以在无尽的宁静和空间中得到恢复。而在这儿，你几乎总在不停地旋转着。不过感谢上帝，我还是恢复了享受的全部能力，这样就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一切。现在我要把随着风暴而来的灵感全写下来，接着再次定下神，细品满足的感觉……

1909年9月14日

马萨诸塞州，沃斯特

克拉克大学

……距离离开此地就剩两天的时间了！这里的一切活动好像都在紧张地旋转着。昨天，我站立在几乎有5600英尺高的光秃秃的岩石山峰上，四下里是巨大的原始森林，极目眺望，美洲无尽的远处一片蔚蓝，冷风袭来，从心里往外发抖。今天我到了喧闹的大都市奥尔巴尼，它是纽约州的州府！我从这块神奇的土地所要带走的千百种相当深刻的印象光靠这支笔描绘，简直不可能。一切都太深刻，太无法言述啦。过去的这几天中，有某种东西一点点地潜入了我的心中，那即是认识到一种理想的人生潜力在这里已变为现实了。男人的文化修养程度已达至最可能的水平，妇女的文化修养尤其高。我们在此见到的一切全能引起我的内心热烈的向往感，全能令人深刻思考社会进化问题。仅就科学技术文化方面而言，我们落后于美国许多英里。但光这些我们就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已经初露端倪。我要告诉你好多好多事情。我永不会忘记这次旅行所经历的一切。现在我们已对美国感到厌了。明天早晨我们将启程去纽约，9月21日我们将……

1909年9月18日

于纽约，奥尔巴尼

……昨天早晨，我抖掉脚上美国的灰尘，心情轻松，头有些疼，因为Y一家用上好的香槟酒款待了我们，……由于戒酒，我不得不下咽口水，只为了不打破这戒酒的规矩。我冠冕堂皇地从不少绝对戒酒主义协会中退了出来。我承认我是一个诚实的罪人，只希望见到一杯酒不起什么反应——当然是一杯未被喝的酒。我总忍不住，被禁止的东西总具有吸引力。我想我不该把自己禁止得太甚才是……

接着，昨天早晨十点时，我们起航了，我们的左侧是直冲云霄红白相间的纽约市的许多塔楼，右侧是霍博肯的冒烟的烟囱、船坞等等。这是个多雾的早晨，纽约没多久就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海洋。美国领航员下船，登上了火攻船，我们的船驶向了“悲伤的荒原似的大海”之中。大海总是那样具有宇宙般宽广的壮丽之美、淳朴之美，把一个人不禁要在此说的话全变成了缄默，尤其当夜晚来临，只有满天星辰的夜空与大海做伴时，更是这样？你沉默不语地向远处眺望，能感受到自我的重要性，许多古老的传说和景象会飞快地在脑际中闪过；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诉说着“波涛起伏的，喃喃细语的大海”的故事，诉说着“海浪和爱浪”，诉说着洛克西雅的故事，她是个可爱的女神，她从起伏不已的海浪溅起的泡沫中出现，向走累的俄狄修斯奔去，把缀满珍珠的面纱送给他，把他从波塞冬掀起的风暴中救了出来。大海就像音乐一样；海里珍藏着灵魂的全部梦想，并把这些梦想全都唱了出来。大海的美丽与壮观就存在于我们不得不进入的我们自己灵魂的洼地那里，里面是无尽的果实，在那里我们用“悲伤的荒原似的大海”的动力重新认识自己，现在由于“这幕后几天的折磨”，我们仍感疲乏。我们要静下心来，想想刚过去的几个月，潜意识还要做不少工作，要把美国塞进我们脑里的东西全都归归类……

1909年9月22日

从北非寄至爱玛•荣格的信

（1920年）

这个非洲不可思议

……很不幸，我没法思路十分有条理地给你写信，因为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就写些不一定重要但有趣的事情吧。在海上度过寒冷、阴沉的天气后，到了阿尔及尔，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闪耀着阳光的房子和街道，一片片深绿色的树丛，高高的棕榈王冠从其间伸出来。眼前出现的是穿连有包头巾的白颜色外套的人和戴土耳其红色毡帽的人，穿着黄色制服的“非洲干扰者”，穿红色衣服的阿尔及利亚骑兵，还有植物园，迷人的热带森林，印度风景，根须像巨大天线往上翘着的犹如巨兽的圣树，诸神居住的怪异的住所，深绿色的巨大而沉重的树叶在海风吹拂下簌簌作响。

然后坐30小时火车到突尼斯。这个阿拉伯城市是座很古典的古城，是座中世纪摩尔人城市，是一座格林那达和巴格达的童话传说。你不在想着自己，你在这无法作出估量的大杂烩城市中被融解，更难描述的是：罗马圆柱作为一堵墙的一部分伫立在此；一个长得丑不堪言的犹太老女人穿着肥大的白裤子走过；还有个背着一堆带有包头巾的白外套的叫卖者正在人群中穿梭，嘴里一边用喉音喊着什么，这种带喉音的语言大概直接来自于苏黎世的某个州；一块深蓝色的天空；一个雪白的伊斯兰教堂圆顶；一个鞋匠正在一小块凸起的壁龛里面给一只鞋穿针引线，前面摆着一块毯子，上面照射着一片刺目炎热的阳光；卖唱的盲人手里拿着鼓和精巧的三弦琴；一个除了一身烂衣服便一无所有的乞丐；从油饼上冒起的烟和成群的苍蝇；在更高处，欢快的气氛笼罩着的伊斯兰教堂的白色尖塔里，传来唱颂歌的人，唱的是中午颂歌；下面是一个阴凉的由柱廊连起的大院子，成马掌形状的门全用瓷砖砌成，正闪着光辉。墙上的阳光下正躺着一只脏乎乎的猫。红的、白的、黄的、蓝的、棕色的披风，白头巾、红毡帽、制服，白肤色和浅黄肤色一直到深黑肤色的脸孔，穿梭而行的黄色和红色拖鞋，匆匆地但却无声地走过的裸着的黑脚丫，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眼前来回不停地消失出现。

早晨，伟大的神站立起来，用他那欢乐和力量充塞在地平线两岸。一切万物都听凭他的支配。夜晚来临时，月亮如此银白，闪出的清洁的光辉如此神圣，谁都不可能怀疑爱情与孕育之神埃斯塔特的存在了。

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之间是五百五十英里长的非洲土壤，朝高贵而舒展的阿特拉斯大山脉升过去，宽阔的山谷和高原上丰裕地种植着葡萄和谷物，还有深绿色的格皮槠树森林。今天，埃及太阳神荷拉斯（即指太阳——译注）从遥远的灰白色的山群中升起，照耀在一片无尽的棕绿相间的平原上，从沙漠那里吹来一股强劲的风，一直吹向深蓝的海面上。在绵亘的灰绿色的山坡上，在整个古罗马城市的黄棕色的废墟上，一小群一小群的黑绵羊在悠闲地四下里转，近旁有个黑帐篷、骆驼和驴的贝督因牧民的营地。火车朝一头骆驼冲去，可这并未使它改变主意，离开铁轨。这个动物被撞死了。接着传来一阵朝那里跑步的声音，身穿白衣服的身影在打着手势，在乱叫。又是大海，一会儿变得墨蓝墨蓝，一会儿又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芒。一座雪白的城市从橄榄树丛中，从棕榈树中，从一片片闪烁不定的阳光强照之中的摇头晃脑的仙人掌中出现了。城里有许多白得神圣的伊斯兰尖塔和塔楼，它们辉煌地挺立在一个山坡上。然后就是苏塞了。一排排墙和塔楼，下面是港湾。港湾墙外是那深蓝色的大海，港内停放着一艘帆船，帆船上安着两个三角帆，我还画过这种帆船呢！！

随后你便可在罗马废墟上徘徊；我用手杖竟从地里挖出一块罗马陶器来。

眼前呈现出的这一切一切都只能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加以描述，这十分令人沮丧。因为我不知道非洲在对我说什么，但它确乎在对我说着什么。试想一下，一个巨大的太阳，一片如高山顶上的空气一般洁净的空气，一个比你所见到的任何大海都蓝的大海，一切由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色彩。在市场里，你还能买到两耳细颈酒罐这样的古玩——试想这样的一切——还有月亮！！……

于1920年3月15日，星期一

苏塞

苏塞格兰特饭店

……昨天刮了一天风暴，一直刮到午夜时分。我大部分时间里都站在高起的风暴打不着的地方，头顶上是桥楼。眼前是一幅极为壮观的景象：高山似的巨浪叠了起来，随后将一团旋转的泡沫掀到船上来。船身开始可怕地摇晃，有好几次，咸滋滋的海水都打湿了我们。天变冷了，我们进舱里喝茶。进舱之后，不知怎的，脑髓好像顺着脊髓往下流，使劲从肚子下面跑出来似的。所以，我又趴到床上，没一会儿就觉得好多了，后来还能感觉良好地吃下一顿晚饭。船舱外，海浪不住地撞击着船身。我舱里的东西便全活了：沙发垫爬到地板上，藏在半明半暗的地方；一只躺着的鞋子一下子站了起来，吃惊地四下里望，随即又悄悄地躺到沙发底下；另一只站着的鞋子疲乏地朝一边倒去，加入到它的同伴中去了。现在眼前的情景全变了。我意识到那两只鞋跑到沙发里是要捕住我的背兜和公文包。这几件东西又排着队过来加入到床底下的围壁洞道里。沙发上我的衬衫的一只袖子焦急地摆着手，也要跟过去。从箱子和抽屉里又传出稀里哗啦的响声。突然，只听地板下面叮当一声，猛地一响，紧跟着，嘎啦嘎啦、叽叽呱呱、叮叮当当的声音响成一片。我脚下是一个厨房。海浪只那么一击，五百个盘子就从死一般的麻木状态下醒了过来。船身只那么一动，那些当奴隶的盘子就结束了可怕的生存状态。所有周围船舱里传来无声的抱怨这已经说明下顿饭准没什么好吃的了。我高高在上地睡着了。今早醒来，风开始从另一边吹过来……

1909年9月25日

谈理查德•威廉

我最初见到理查德•威廉是在凯塞林伯爵家，当时正在达姆施塔特召开关于“智慧说”的会议。那是20年代初。1923年，我们邀请他到苏黎世来，他在心理学倶乐部就《易经》一书发表了他的看法。

早在与他相识之前，我即对东方哲学感到兴趣。大概在1920年，我开始对《易经》一书做实验。一年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定向这本书所产生的谜发起全面进攻。我没有采用传统方法采一堆欧蓍草，而是给自己砍下一捆芦苇向那谜开始冲击。我常常坐在有一百岁的梨树下的地上，一坐几小时。那本《易经》就放在身旁，我用一种方法，即把不少会因许多原因产生结果的预言一回一答地相互加以比较，所有确乎非同一般的结果显现了出来——与我自己的许多想法过程均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对此，我也无法跟自己解释清楚。

在这实验中，惟一由主观干预的情况即是实验者任意地——就是说，不假思索地——猝然一击，随后，把一捆有49根欧蓍草的草捆打开来。他并不知道一捆里有多少根欧蓍草，但击后的结果却依赖于欧蓍草之间的数字关系。其他实验都是机械地进行的，没有意志予以干预的余地。如果确乎偶然出现有精神与之相联的情形，那它也不过是由一捆欧蓍草机会性地被分开来所组成（或用别的办法，即投硬币所产生的偶然性所组成）。

在那整个暑假期间，我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易经》一书中的答案究竟有没有意义，倘若有的话，那么精神与一系列身体活动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时常会遇到令人惊奇的巧合，这些巧合好像在说出一种间或同发性的思想（我后来称之为“同步现象”）。这些实验令我痴迷，我连记录的事都给忘了，后来我很为此遗憾。以后，不管怎样，当我经常在我的患者身上做实验时，十分清楚的是，有相当一批答案都答对了。例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的病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认识一个看上去似乎对他挺合适的姑娘，因为他想结婚。可不知怎的，他觉得心里不托底，担心在自己新情绪的影响下，会再次发现自己听凭威力无尽的母亲的支配。我给他做了实验，结果他的话成了六边形状，上写道：“这个女孩太有威力了，一个人不该娶这种女孩子。”

3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中国哲学家胡适。我询问他对《易经》一书所持的观点，得到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没对这本书做过实验——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记得他只遇到过一次，这本书被用过。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他不愉快的恋情。这时他们正经过一座道庙。他开玩笑地跟他朋友说：“你可以请教一下预言！”话没说完，就真这么做了。他们一起进了庙，请和尚解释《易经》一书里的一段预言。不过他对那些解释的话一点儿不信。

我问他那预言是否说中了，他不情愿地说，“噢，是的，当然……”我当时想起有名的“好友”的故事，即一个人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不愿做的。我于是便谨慎地问他从这次事情中是否得到益处。“是的，”他回答，“我也当开玩笑地问过一个问题。”

“那么那个预言给没给你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我问。

他犹豫着。“噢，这个，是的，你这样说也行。”这个话题显然令他不舒服。

过了几年，我用芦苇做了实验后，《易经》一书附带威廉的评论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义的联系问题上的观点与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补许多空白之处，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威廉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大范围地讨论该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这样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这些问题是欧洲式潜意识强加于我的。此外，我跟他谈到我对潜意识研究的一些结果，这未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些结果中已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传统独自拥有的东西。

威廉年轻时曾为传播基督教去过中国。在那里，东方的精神世界为他敞开了大门。威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精灵，他对事情有着不被迷惑、颇有远见的目光。他有种天赋，即在聆听一个一步步启开的陌生思想时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实现那一情感上的奇迹使他将中国的知识珍宝引进到欧洲来。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已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已经退居到背景中去，当然并未全部消失。它们形成一种精神积淀状态，一种道德上的附加条件，后来这一条件产生了致命结果。

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派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乃宣，他向他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易经》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得以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易经》一书的译本。这本东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动可懂的形式被介绍到西方来。我以为，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丝毫不会弄错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对《易经》的评论中，他已表现出对无可匹敌的中国心理学的某种接受。

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乃宣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潜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时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的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潜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我说给他的话是：“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

他回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呢？”

几年后，威廉作为客人来到我家，他的身体由于变形虫痢疾病的侵扰已经垮了下来，这病他20年前就患了。后来数月里，他的情形每况愈下。后来，我听说他住院了。我到法兰克福探望了他，眼前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生们还没有失去希望，威廉也谈及着等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我和他一起享受了他的希望，但我却有所预感了。那会儿他跟我吐露的一些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在他做的一些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广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过的中国，他正找寻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他的病又拖了他几个月。

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星期，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他什么消息，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副幻景给猛地撼醒：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那幻景特别清楚，我不光看到那人脸上每条皱纹，还看到了他棉衣服上的每根棉线。

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那里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抵触形式出现。由于我自己也有与他相同的问题，因此知道卷入到这场冲突之中会意味着什么。诚然，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威廉也没坦率说出来。尽管我向他介绍心理学上的观点时，他表现得极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也只保持在我说起客观事物，如一个念头或是宗教心理学引起的一些问题时。也只到这时，他一切都很好。不过我一俟试图去触碰他内心冲突那一实际问题时，我马上即能体会到他往后缩的感觉，一种将自己内心锁住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情正中要害。这种情况我在许多重要人物身上都观察到过。记得歌德在《浮士德》里将其写成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未被踏过的”地方。其所有区域均不能也不许被强行入内，那儿是一个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去干扰它。

附录Ⅱ　术语诠释

放大（Amplification）：依直接联想（参阅该条）和人文科学中（象征学、神话学、玄学、民俗学、宗教历史学、生态学等）与之相等同的部分学说对一种梦状作一详尽阐释与澄清。

女性意向和男性意向（Anima and Animus）：一个男人的潜意识朝女性性质和一个女人的潜意识朝男性性质人格化的过程。这种心理双性同体现象是生物事实的一种反映，即，占更大数量的雄性（或雌性）基因成为性决定中的决定因素。占很小数量的相反性基因则看来可以产生出一种与相反性别相等量的性格。这一性格常常不被意识到。女性意向和男性意向最为典型地将自己人格化地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梦中和幻想中的人物形式（“梦中女孩”，“梦中情人”），或依一个男人的不理智情感和一个女人的不理智想法的形式表现出来。作为行为调整因素，它们是最具影响力的原始意向（参阅该条）中的两种形式。

C. G. 荣格：“每个男人心中都有女人的一种永恒形象，不是这个或那个女人的形象，而是一种绝对女性形象。这一形象从根本而言是潜意识的，是从嵌在男人身上有机体系上的初源处（Primordial origin）遗传来的因素，是所有祖先对雌性经历所留下的一种印痕（imprint）或‘原始型’（the archetype）（参阅该条），是女性打下的全部印象的一种积淀……。由于这一形象是潜意识的，因此它总是潜意识地给一个人勾勒出所爱的人的形象，也是情感上产生好恶的重要原因。（《人格的发展》，荣格全集，第17卷，第198页）

“女性意向是各种情感的混合体，那些情感能影响男人的理解力，也能将其理解力弄得变形（‘她转动着他的头’）。而在男性意向这一最初‘潜意识’形式之中，男性意向是一个由同时产生又从未加以考虑的诸多观点形成的混合体。那些观点在女人感情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结果，男性意向十分愿意将自己印在‘知识分子’身上，印在所有‘英雄’身上，这包括歌唱家、艺术家、体育明星等人。女性意向对女人身上的一切，只要是潜意识的、黑暗的、暧昧含糊的和无目的的，均有一种偏爱。对她的虚荣、冷漠、无助等等，也偏爱不已。”（《心理疗法的应用》，荣格全集，第16卷，第301页往下）

“任何一个男人跟男性意向交谈不到五分钟，都会变成女性意向的牺牲品。如果有谁还有足够的幽默感，能客观聆听接下来的对话，准会惊愕不已，因为交谈中大堆大堆的平常话，被滥用的老生常谈的话，从报纸和小说里摘出来的老用法和每种陈旧的描述，全都点缀着低俗的滥用现象，全都缺少逻辑性。正是这样一种很不尊重谈话者本人的对话，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成百万次地被重复着，而且从根本上讲总是一成不变的。”（《阳向离子》，荣格全集，第9卷，第2部分，第15页）

“男性意向（也包括女性意向）的自然功能即是一直将自己放在个人意识与集体潜意识（参阅该条）之间；这完全像人格面具（参阅该条）一样，作为一种层面摆放在自我意识与外界物体之间。男性意向和女性意向可起一种桥或门的作用，引领到集体潜意识形象上去，这就如同人格面具起一种走进世界的作用一样。”（讨论笔记，未发表。《幻象》第1部分，第116页）

原始意向（Archetype）。C. G. 荣格：原始意向的概念……是从多次观察研究中得来，例如世界各国文学中的神话和童话全包含有绝对动机，这种动机到处都在发生着。我们在今天活着的人的幻象中，梦境中，极度兴奋中和错觉之中都会发现这些同样的动机。我把这些典型形象和联想称作原始思想。它们愈是生动逼真，它们愈会被染上非常强烈的情调（参阅该条）色彩……它们给我们造成印象，影响着我们，迷惑着我们。它们在原始意向中均有出处，而原始意向本身又是一种不能表现出来的、潜意识的、先存的（pre–existent）形式，该形式看上去像是继承下来的灵魂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随时随地地同时将自己显示出来。这一原始意象因具有本能性质，因此，它便成了情调情结（the feeling tonecl complex）（参阅该条）的衬托，而且与情调情结一起自治该区域。（《过渡的文明》，荣格全集，第10卷第847段）

“我一再碰到人们对原始意象产生的误解概念，该概念说，原始意象是由其内容决定的，换言之，即，它是一种潜意识思想（假如这一表述能被接受的话）。很有必要再次指出，原始意象不被其内容所决定，只被其形式所决定，而且也只在很小程度上。一个原初形象（参阅该条）只有在其成为意识因而被物质性的意识经验所充塞时才被其内容所决定。其形式，无论怎样……好像可以跟一个带轴的水晶体相比拟。好像可以这样说，该水晶体尽管自身没有物质实体，但却用液体弄出一个水晶结构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依照了离子与分子相合成的具体方法。原始意象本身是空的，纯形式的。其间别无他物，除了具有特权的重现可能性而外。重现本身并非继承而来，它们也只是形式而已，从此角度看去，他们在每个方面都与本能特点相一致，而本能也仅被形式所决定。在谈及它们都不能以实体形式出现问题时，证实原始意象的存在与否正如证实本能的存在与否。（《原始意象与集体潜意识》，荣格全集，第9卷，第1段，第79页往下）

“在我看来，上述这种原始意象的真正实质不可能被意识到是很有可能的。说它是超验的，因而我称其为心理状态也是可能的。”（《心理结构与动态》，荣格全集，第8卷，第213页）

联想（Association）：念头、知觉等由于相似、同时产生，互为相反和偶然相依而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在解析梦时说自由联想是：同时发生在梦者脑际中的念头，该念头不一定非与梦境有关不可。荣格释梦时说经引导的抑或受到控制的联想是：同时产生的念头，该念头从一个已给的梦境中进行着，时刻与该梦有关联。

联想测验（Association test）：凭借计算反应时间（the reaction time）和诠释对刺激字（stimulus words）所做的回答的方式发现情结（参阅该条）的方法。

情结标志（Complex–indicators）：当刺激字触碰到患者想隐藏或是没意识到的情结时，患者所耗费的过长时间、所犯的各种错误或者所做的回答的特异性质。

情结（Complex）。C. G. 荣格：“情结是由于创伤（参阅该条）的影响或者某种不合时宜的倾向而分裂开来的心理碎片。如联想实验所证明的那样，情结干扰意志意向，搅乱意识过程：它们起骚扰记忆和阻碍一连串联想的作用。它们能在短时间里围困住意识，或者用潜意识影响言谈与行动。简言之，情结的行为有如独立体，有如一个尤其在非正常的思想状态下十分明显的事实。疯人还能听出情结有如声音，它们甚至攫住了一个人的自我性格（ego–character），就像精灵的自我性格在自动下笔和与此相类似的技巧中显现出它们自己一样。”（《心理结构与动态》，荣格全集，第8卷，第121页）

意识（Consciousness）。C. G. 荣格：“当一个人回忆着意识真正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下述的东西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即某种事实产生了极大的奇迹，以至在宇宙中发生的一个事件会同时在内心里产生一种形象，所谓发生即是说也在内心里发生了，这也即：变成意识了。”（《巴塞尔讨论会》，私下出版于1934年，第1部分）

“因为我们的意识确乎没有自己把自己造出来——它是从不知的深层中冒出来的。孩提时，它缓缓地醒过来，然后通过生命，每天早晨从一种潜意识状态下的深层睡眠中醒来。这犹如一个逐日从潜意识的原始子宫中出生一样。”（《心理学与宗教：西方与东方》，荣格全集，第11卷，第569页往下）

梦（Dream）。C. G. 荣格：“梦是嵌在精神最深处最隐蔽地方的一扇掩藏着的小门，这扇小门朝着宇宙的夜空开启，而那宇宙的夜空在没有任何自我意识之前很久，也是精神，而且将继续是个精神，不管我们的自我意识向远方走出多远……。所有意识均是分着的；但在梦中，我们却将与意识相似的东西当作原始夜晚那黑暗之中更宽广、更真实、更永恒的人的住所。那存在着的仍然全都存在着，那全部存在就寓所于他的身上，人们很难将所有自我的本质从自我空气之中分辨出来。梦正是从所有这些联为一体的深层中冉冉升起的，倘若它不是永远这般像婴儿一样稚气十足，那它永远不会这般奇异，永远不会这般不朽。”（《过渡的文明》，荣格全集，第10卷）

外倾性格（Extraversion）：一种态度型，特点是集中注意力于外部物体。参见内倾性格。

上帝形象（God–image）：该词来自于教会教士，他们认为上帝形象（imago Dei）是印在灵魂之上的。当这种形象同时产生在梦境、幻象、错觉等之中时，从心理学观点看，它即是自我的一个象征，精神整体的一个象征。

C. G. 荣格：“只有通过精神，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上帝活动在我们身上，但我们却不能分辨出上帝和潜意识是否为两个不同的实体。两者都是解释超验内容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但它可以通过一种可能性所能达至的可能程度被经验认证，即在潜意识之中存在着能在梦和其他里面同时将自己显示出来的一种整体原始意象；如果将其他原始意向与这一中心联系起来的话，便还存在着一种独立于意识意向（the conscious will）之外的倾向。结果看上去，该原始意向产生出一种常常体现上帝特点和上帝表现出来的象征就不是不可能的了……。上帝形象并非这样地与潜意识恰好吻合，而是与其一种特殊内容相吻合，即是说，与自我的原始意象相吻合。正是由于这一原始意象，我们便不再能经验地将上帝形象分辨开来。”（《心理学与宗教：西方与东方》，荣格全集，第11卷，第468页往下）

“那么一个人可以将上帝形象解释为……自我的反映，或者反过来说，解释成人身上作为上帝形象的一个自我。”（《伊比特》第190页）

圣婚（Hierosgamos）：神圣或者精神婚姻，古代再生之迷和炼丹术中的原始意向人物的结合。典型例子是将基督和教会作为新郎新娘和将太阳和月亮炼在一起呈现出来的例子。

个性发展过程（Individuation）。C. G. 荣格：“我使用‘个性发展过程’一词旨在表示一个人变而为心理学上的‘个人’的过程，即是说变而为一个分离开来、又不可分割的一体或‘整体’。”（《原始意象与集体潜意识》，荣格全集，第9卷，第275页）

“个性发展过程意味着变而为一个单一、同质的个体，而且，由于‘个性地向前发展’就是要与我们最深处的、最后的，而且不可比较的太一相结合，因此它便包含了变而为一个人的自我的意思。我们由此可以把人性发展过程转变而为‘走向自我’或者‘自我实现’。”（《论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荣格全集，第7卷，第171页）

“但是我曾一再写道，个性发展过程与自我走进意识常相混淆，因而自我（ego）常被误认为是自我（self），这自然产生了一个令人无法有指望澄清的混乱概念。个性发展过程便除了是个自我中心论和自动起性而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但是自我（self）比仅仅一个自我（ego）所包含的东西要多得多……。它（指self——译注）不仅是一个人的自我，而且也是其他所有人的自我（selves），而那个自我（ego）则仅指一个人的自我。（《心理结构与动态》，荣格全集，第8卷，第226页）

人格扩张（Inflation）：是一种通过与人格面具相认同，或有一种原始意向或在病理病例中与一历史或宗教人物的认同，而逾越其特有限定的人格扩张。

内倾性格（Introversion）：—种态度类型，其特点为生活定向中的主观心理满足。参阅“外倾性格”。

玛那（超自然力量）（Mana）：美拉尼西亚语，意为源自一个人，一个客体，一种行动或事物的极其有影响的力量，或来自于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和精神的巨大力量。同时又是健康、声望、力量的意思，它们能产生出奇迹，有治愈力量。是心理能量的一个基本概念。

曼荼罗（梵语）（Mandala）：一种魔圈。在荣格那里，象征着目标中心点，或象征着作为心理整体的自我；是一种走向中心的心理过程的自我复现现象，是朝新的人格中心产生的过程。该概念可由圆状、方状或四位状的东西象征性地复现出来；靠对四这个数和其倍数的对称摆放，象征性地复现出来。在希腊神话的女妖术（lamism）和印度神秘的（Trantric）瑜伽术中，这个魔圈（mandala）是一种用来静思打坐的工具，是诸神的椅座和出生的地方。被干扰的曼荼罗：即指任何偏离圆状、方状，或者四边都一样长的十字状，或者基数不是四或四的倍数的形式。

C. G. 荣格：“蔓荼罗意味着一个圆圈，尤其意味着一个魔圈，这种象征形式不仅只在整个东方可以找到，而且在我们中间亦能看见。魔圈在中世纪被大量地复现出来。那些特具基督教味道的魔圈即来自中世纪早些时候。它们大多把基督置于中心，旁边是四个福音传教士，或在基本方位上安有象征这些传教士的东西。这一概念一定是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因为荷拉斯（埃及太阳神——译注）和他四个儿子也以同样方式被埃及人再现出来。……曼荼罗形式大部分以一朵花、一个十字架或一个车轮的形式出现，这一形式有一种朝作为其结构基数的四的方向而去的显著趋势。”（《金花之谜》，1945年，第96页往下）

“曼荼罗……往往在心理迷惑和失调情形下出现。原始意向便因而形成星座状，以一种秩序模式复现出来，该模式像一种刻有分成四份的十字架或圆圈的心理学称为‘视角探测器’的东西，将自己放在混乱不堪的心理上，这样，每种东西都得到满足，然后各自归位，搅扰着的迷惑心理便被那个具有抵抗作用的圆圈钳制住了……。与此同时，它们成了印度神秘瑜伽术，成了一种帮助恢复秩序存在的工具。”（《过渡的文明》，荣格全集，第10卷，第803段）

圣灵存在（Numinosum）：鲁道夫•奥托语（出现在其所著《神圣的意念》一书中），意为一种无法言述的，神秘的，令人恐怖的，直接体验的和只与神灵产生关联的感觉。

人格面具（Persond）：最早指演员戴的面具。C. G. 荣格：“人格面具……是个人适应抑或他认为所该采用的方式以对付世界的体系。比如，各行各业都有其自己特有的人格面具……只是有个危险，即（人们）和其人格面具合而为一了——教授与其课本，歌唱家与其声音……。可以稍加夸张地说，人格面具实际上并非戴面具其人，但其他人甚至连自己都认为该面具即是其自己。”（《原始意象与集体潜意识》，荣格全集，第9卷，第122页往下）

原初形象（Primordial image）：由荣格最初使用，指原始意向。

精神状态（Psychoid）：“灵魂状的”或“准精神的”。C. G. 荣格：“集体潜意识复现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能被直接感知或被‘再现’，这是与可感知的精神现象相比较而言的。由于它具有‘不能被再现’性质，由此我称它为‘精神状态’。”（《心理结构与动态》，荣格全集，第8卷，第436页）

四位体（Quaternity）。C. G. 荣格：“四位体是一种几乎发生在全世界的原始意象。它构成任何全部判断力的逻辑根基。倘若谁愿意做一下这种判断力测验，那准会得到这四层方面。例如，你若想整体地描述一下地平线，你就会指出天空的四个部分……。总有四种因素，四种基本性质，四种颜色，四种阶层，四种精神发展道路，等等。同样，在心理学定向中，也有四个方面……。为了给我们自己定向，我们必须有一个能肯定存在着某种事物的功能（即感觉）；也必须有第二个功能，它能确定那是什么（即思维功能）；必须有第三功能，即说明那个东西是否与我们相适应，我们是否希望接受它（情感功能）；还有第四个功能，它显示出那东西源自何处，要去何处（直觉）。上述这些全做完毕，也就不必添加地说什么了……。理想的完成形式就是圆形或球形，但它的自然最小分裂式是个四位体形式。”（《心理学与宗教：西方与东方》，荣格全集，第11卷，第167页）

一个四位体或叫四元经常具有3＋1构架，那个组成四位体的一元数常占有一个特殊地位或者具有一种区别于其他数的性质（例如，三个福音传教士的象征物为动物，而第四个传教士，或即是圣路加的象征物则为天使）。就是说这“第四个”与其他三个相加，将它们一起构成象征着整体的“一个”。在分析心理学中，“卑劣的”功能（即不听支配的主体意识功能）代表“第四个”，它对意识的整合是个性化过程中重要任务之一。

自我（Self）：原始意象的中心；次序的原始型；人格的整体。其象征物为圆形、方形、四位形；儿童，曼荼罗等等。

C. G. 荣格：“自我是一个总数量超过意识自我（the conscious ego）的数量。它不仅包含意识，而且也包含潜意识精神，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我们也在其中的人格……。我们能达到自我意识的边缘的希望几乎没有，因为不管我们怎么样地去意识，总存在着一个没有定限也无法定限的潜意识物质的量，该量属于自我的整体之中。”（《两篇论分析心理学的论文》，荣格全集，第7卷，第75页）

“自我（the self）不仅是个中心，而且是个包含意识和潜意识的圆圈；它是这个整体的中心，正如自我（ego）是意识思维的中心。”（《心理学与炼丹术》，荣格全集，第12卷，第41页）

“自我（the self）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因为我们正是把那一至关重要的整合所做的最完整的表述称之为人格。”（《两篇论文》，荣格全集，第7卷，第238页）

阴影（Shadow）：人格中的卑劣部分；所有个人与集体精神因素的总量，由于这些因素无法与被选择的意识态度共相并存，因此这些因素在生活中便被拒绝表现出来，因而就接合到一种相对自治的带有与潜意识相反倾向的“分裂人格”中去。阴影则对意识加以补偿；所以，它的影响既可是积极的，又可为消极的。

C. G. 荣格：“阴影将一切个人不愿承认的东西都加以人格化，但也往往将它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强加在个人身上——例如，性格中的卑劣品质，和其他不相容的倾向。”（《原始意象与集体潜意识》，荣格全集，第9卷，第284页）

“阴影即那个隐藏着的，受压抑的部分，因为正是那最大部分的卑劣与负罪的人格中的最大分支可以回溯到我们动物祖先的王国中去，因此整个潜意识历史方面都被包括了进去……。如果因此相信人类这一阴影是万恶之渊，那便可以对更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加以肯定，即潜意识的人，也就是他的阴影不仅由道德上应受指责的倾向构成，而且也显现出大量好的品质，如正常本能，适宜的反应，富于实际的顿悟力，具有创造性的冲动，等等。”（《阳向离子》，荣格全集，第9卷，第二部分，第266页）

灵魂（Soul）。C. G. 荣格：“倘若给人的灵魂下界说，那它一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多变体。因此，不可能仅仅通过本能心理学将其弄懂。我只能带着惊奇和敬畏的心情直勾勾地望着我的精神本质的深度和广度。这一没有空间的宇宙里隐藏着数不清的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在人类发展超过几百万年的过程中积淀而成，而且已经固定在有机体之上。我的意识如同一只眼睛，穿透最遥远的空间，但却是精神上的非自我（pon–ego）用无空间的意象填塞在那些空间中间。而且这些意象并非苍白的阴影，而是威力巨大的精神因素……。在这一图像旁边，我想放上这样一幅壮景，即一幅夜晚中星辰点点的天空，因为可与内心这一宇宙等量齐观的东西只有外面那一宇宙；当我通过天体这一媒介到达这个世界时，我也通过精神这一媒介到达了那一世界。”（《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荣格全集，第4卷，第331页往下）

“说上帝除在人的灵魂当中而外，可以在任何地方显现自己，这会是一种亵渎。但确实，正是上帝与灵魂之间的亲近或称关系，自动消除了对后者的任何贬值。谈及亲近关系，也许会走得太远；但不管怎样，灵魂之中肯定包括有与上帝保持关系的功能，否则不会有什么联系会出现。这种与之相呼应，用心理学的话说，即是，上帝形象的原始意象。”（《心理学与炼丹术》，荣格全集，第12卷，第10页往后）

同步（Synchronicity）：荣格创造的词，旨在指出有意乂的巧合或相等：（a）精神与身体状态或事件的同步，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偶合。例如，当发现一种内心感知到的事件（如梦、幻影、预感等）与外界现实相呼应，即内心预感意象“变成现实”，这种同步现象便发生了。（b）如果相似或相同的想法、梦等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也为同步。不能将两方面的同时发生都解释为偶合，而似可看作与潜意识中活动着的原始意象过程有着根本的联系。

C. G. 荣格：“我很早以前对潜意识心理学的痴迷致使我寻找着另外一个解释原则，因为在我看来偶合原则在解释某种潜意识心理方面引人注目的现象时，很不恰当。结果，我发现了精神并列现象，这不能把二者偶然性地联系起来，而必须通过其他原则，即事件列联性联系起来。在我看来，之所以将这事件这样联系起来，是基于一个事实，即它们的相对的同时性，即所谓‘同步’。确实，时间看上去很不像个抽象物，而是一个具体的连续统一体，其中包含着质量或叫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在不同地点通过并列现象同吋将自己显现出来。那一并列现象不能被解释为偶然现象，就像不能将同时发生的同一想法、象征或者精神状态情况解释为偶然现象一样。”（《金花之谜》，第142页往下有修改）

“我之所以选这一词，原因在于这种同时发生的两件互为有意义地联系而非偶然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在我看来，是一个评判的基本标准。我因此使用了同步的一般概念，但却采用一个并发事件的具体意义，在这一并发事件中，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偶然不相关联的事件发生了，它们具有同样或相近的意义，这与‘纯系同步发生性’（synchronism）形成对比，该词则仅仅意味着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心理结构与动态》，荣格全集，第8卷，第441页）

潜意识（Unconscious，the）。C. G. 荣格：“理论上讲，不能给意识领域划定界限，因为它具有无穷尽扩展能力。但是经验地说，当它遇到未知（the unknown）事物时，又总发现它有限界。这一点构成所有我们不知的事物，因而这一事物与作为意识领域中心的自我（the ego）没有联系。未知事物可分为两类客体：一类为那些处在外部且可以被感觉感受的客体，另一类为那些处在内部且可以被即刻体验到的客体。第一类包括外部世界中的未知事物；第一类包括内部世界中的未知事物。我们把这后者领域称为潜意识。”（《阳向离子》，荣格全集，第9卷，第2部分，第3页）

“所有我知道，但在当时并未思考的事情；所有我曾意识到，但现在却已忘掉的事情；所有我的感觉已感知到，但并未被我意识头脑注意到的事情；所有我不是主动地、对其不加注意地去感受、思维、记忆、渴望和做的事情，所有将塑造我，并在某些时候会进入意识的未来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潜意识的内容。”（《心理结构与状态》，荣格全集，第8卷，第185页）

“除了这些，我们必须包括那些或多或少具有全球性的对痛苦想法和感觉的诸多压抑。我把这些内容整个称为个人潜意识。但除此而外，我们也在潜意识中发现了许多种不仅个人后天才来的而且也是继承下来的性质。如，由于必需而没有意识动机介入的作为冲动而采取行动的本能。在这‘更深’层次中，我们也发现了……原始意象……。本能与原始意象一起形成集体潜意识。我之所以称其为‘集体’的，是因为它不像个人潜意识，它并非由个体和或多或少有些特殊的内容所构成，而是由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所构成，由那些习以为常地发生的事物所构成。”（《伊比特》，第133页往后）

“第一类包括那些个体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因此可以被意识到；第二类形式，似乎可以这样说，即为一种无所不在，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性质。”（《阳向离子》，荣格全集，第9卷，第2部分，第7页）

“精神的更深‘层次’在向纵深的黑暗之中隐去时，失掉其个体独特性。‘往下’，即是说，当它们朝自治的功能体系走去时，它们愈益变得具有集体性质，直至它们变成普遍性，而后在身体的实体性中完全消失，即是说，在化学实体中消失。身体上的碳仅仅是碳了。因此‘在最底层’，精神也仅仅是‘世界’了。”（《原始意象与集体潜意识》，荣格全集，第9卷，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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