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
Author: （美）詹姆斯·内斯特著，白夏译
Date: 2018-11-27T16: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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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
作者：【美】詹姆斯·内斯特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ISBN：9787550286580
本书由联合天际（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抹香鲸发出嗒嗒声，通过回声定位来观测水下世界，类似于一种声呐。民间独立研究者法布里斯·施诺勒相信，这些声音或许蕴含着某一种编码语言。他将全方位监听水下声音的水听器和摄像机结合在一起，自制了用来研究抹香鲸发声和行为的精巧仪器。

摄影：弗雷德·比勒／Nektos.net

鲸鱼之眼：抹香鲸的大脑是人类大脑的六倍大，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更为复杂。这是人类所知的地球上存在过的最大的大脑，许多学者都相信，抹香鲸可以凭此进行复杂的交流。施诺勒和他的团队希望成为第一批破解抹香鲸语言的人。

摄影：弗雷德·比勒／Nektos.net

“就好像身处外太空一样”：在四十英尺  [1]  以下的水中，重力逆转了。你不再向上浮起，而是被拽向深海。冠军自由潜水员、海洋生态保护者汉丽·普林斯卢在深海中走钢丝。

摄影：安内利·庞培／anneliepompe.com

普林斯卢游入一群黑鳍鲨之中。当研究人员通过自由潜水，用“鲨鱼的方式”来接近它们时，被攻击的威胁通常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不能携带制造噪音和气泡的水肺潜水装备潜入海面之下。鲨鱼们显得很好奇，甚至是温顺的。

摄影：让-马里耶·吉兰／ghislainjm.com

“它们是温柔的巨人”：鲸鲨既不是鲸鱼，也不是鲨鱼，而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  [2]  。它们的体长可以达到四十英尺以上，体重可以高达五万磅。普林斯卢和一头正在进食浮游生物的鲸鲨并肩而游。

摄影：让-马里耶·吉兰／ghislainjm.com

海豚在彼此接近，或者在接近自由潜水员时，有时会讲出自己的“姓”和“名”。它们或许还可以在彼此之间发送声谱图，科学家们称之为“全息通信”。施诺勒潜入水下，近距离聆听海豚的声音。

摄影：奥利弗·博尔德

“珍妮·古道尔不会在飞机上研究大猩猩”：从事抹香鲸研究的二十来位科学家当中，没有人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一起潜水。施诺勒（图中右侧持相机者）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没有看到它们的举动、没有看到过它们彼此的交流，你又怎么研究它们的行为？”在五年时间里，施诺勒通过自由潜水的方式所采集的抹香鲸互动的音频和影像记录，在数量上超过了此前任何人所拍摄的资料。

摄影：弗雷德·比勒／Nektos.net

施诺勒说，靠近鲸鱼和海豚的关键，是平静地、可预见地移动。如果运气好一点儿，通常非常羞涩的座头鲸（图中所示）也会乐于嬉戏。有时候，它们会主动接近人类。

摄影：扬·乌利亚

“它们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在世界最知名的水下摄影师之一弗雷德·比勒拍摄的照片里，一位自由潜水员正在靠近一条大青鲨。比勒致力于记录鲨鱼温驯的一面，他将其称为“地球上被误解最深的动物”。每年大约有两千万条大青鲨死于捕捞，被制成鱼翅羹和鱼粉。

摄影：弗雷德·比勒／Nektos.net

人体的自然形态（不穿戴配重和潜水湿衣）具有最适合深潜的浮力。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力气，就能够漂在水面上，同时也能潜入极大的深度。从左到右分别为游泳运动员彼得·马歇尔、汉丽·普林斯卢和本书作者。

摄影：让-马里耶·吉兰／ghislainjm.com

在四十英尺的水下，就如在月球表面一样，重力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大大削减  [3]  。只要你能屏住呼吸，那么在水下漫步、练习瑜伽，甚至徒步旅行，都是可以实现的。加拿大自由潜水员威廉·温莱姆在水下散步。

摄影：弗雷德·比勒／Nektos.net. williamwinram.com

注释

1　英尺约合0.3048米，下同。——编者注

2　原文这句话有歧义。首先鲨鱼也是鱼类，是软骨鱼纲板鳃亚纲鲨总目下的物种的统称。鲸鲨也是板鳃亚纲下的一种，属于须鲛目。所以严格来说鲸鲨也是鲨鱼。——编者注

3　关于重力的几处提法，其实准确而言，是被水的浮力抵消掉了。在十多米以下，导致人体浮力逆转的也不过是因为肺部被压缩，浮力减小。——译者注

开始

我是这儿的访客，作为记者，来报道一项鲜为人知的体育赛事——世界自由潜水锦标赛。在希腊度假小城卡拉马塔的海滨旅馆里，我坐在一张狭窄的书桌前，俯瞰窗下的木板路。从墙壁上蛛网般的裂缝、地上磨损的地毯和昏暗走廊里画框留在墙上的灰影就能看得出，这旅馆已经有些年头了。

《户外》杂志把我派到这儿来，是因为二○一一年“个人深度世界锦标赛”要在这儿举办。这次比赛是自由潜水竞赛的里程碑——在这项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因为我一直在海边生活，也在海中消磨了许多闲暇时间，还经常描写海洋，编辑认为我是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但他不知道的是，对于自由潜水我只有一些肤浅的了解。我从没尝试过这项运动，也不认识从事这项运动的人，甚至从来都没有亲眼目睹过这项运动。

在卡拉马塔的第一天，我整天都在研读竞赛规则，尽力了解这项运动中的后起之秀。这些资料都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用谷歌搜索自由潜水相关图片，看到潜水员们穿着美人鱼一样的装束，在水中或倒立或漂浮，做出各种自在随意的姿态，或是在游泳池底向上吐出精妙的环状气泡。这就好像人们有羽毛球或者查尔斯顿舞  [1]  这类奇怪的爱好，这样在鸡尾酒会和电子邮件往来中，他们就可以聊起这个话题。

无论如何，我还有工作要做。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我出现在卡拉马塔码头，说服一位邋遢的魁北克移民，允许我登上他那艘二十七英尺长的帆船。锦标赛将在距离码头十英里  [2]  以外的深海进行，比赛期间，这是唯一一艘被允许出海的观众船。而我是船上唯一的记者。到了早上八点钟，我们已经和一支小船队停靠在一起，其中包括摩托艇、浮台还有各类装置，这些一同组成了运动员们的出发点。第一组潜水员到达现场，围着附近浮台垂下的三条黄色绳索，各就各位。一位工作人员从十倒数计数。比赛就此开始。

接下来看到的事情让我困惑而又畏惧。

我看到铅笔一样瘦削的新西兰人威廉·特鲁布里奇吸了一大口气，向下翻身，赤脚踢水，潜入水晶般的海水里。在最初的十英尺，特鲁布里奇大幅划水，奋力下潜。到达二十英尺左右时，他放松身体，像跳伞运动员一样将双臂放在身侧，而后平稳下潜，身影渐渐消失在深海中。海面上一位观察声呐屏幕的工作人员追踪着他的下潜轨迹，不断勾出深度：“九十八英尺……一百三十一英尺……一百六十四英尺……”

特鲁布里奇到达三百英尺左右的绳子尽头，转了个身，开始向水面游回来。在经历了让人神经紧张的三分钟后，他瘦小的身形重新从深海中浮现，如同一盏车灯刺破浓雾。他将头冒出水面，呼气，吸气，向工作人员做出OK的手势，然后游到一旁，为下一位竞赛者空出场地。特鲁布里奇刚才下潜到了三十层楼的深度并返回水面，所有这些，仅仅依靠一口吸入的空气——没有依赖水肺潜水装备、压缩气瓶、防护服，甚至没有使用脚蹼。

水深三百英尺处，压力会比水面上压力的十倍还多，足以压扁一个可乐罐子。在三十英尺深，人的肺部会变为正常体积的一半大小；而在三百英尺深，肺部会缩小为两个棒球大小。然而特鲁布里奇和我见到的其他大多数自由潜水员都毫发无伤地回到水面。他们看起来毫不费力，一切自然而然，仿佛他们都属于深海。仿佛我们尽皆如此。

我惊讶于自己看到的一切，急需向他人倾诉。我打电话给居住在南加州的母亲，她不相信我的话，说：“这不可能。”我们通话后她联系了几位从事水肺潜水四十余年的朋友，然后又给我打回来。“在海底一定有一个氧气瓶  [3]  或是其他什么装置。”她说，“我建议你在发表文章前调查一下。”

但在绳子的尽头并没有氧气瓶。如果那儿有的话，如果特鲁布里奇和其他潜水员真的在上升前曾吸入压缩气体，在他们回到浅海的过程中这些气体会不断膨胀，肺部将因此而炸掉。而且在他们到达水面前，血液里将已经充满氮气气泡。他们会死。人体只有处于自然状态时，才能承受从三百英尺深的水下急速上升所带来的压力变化。

一些人比其他人适应得更好。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我又看到一些运动员挑战三百英尺左右的深度。许多人无法到达，中途返回。重新浮出水面时他们大都鼻子流血，失去知觉，或是心跳骤停。但是竞赛照常进行。而且，不知为什么，这项运动竟是合法的。

对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为了追求人们（包括科学家在内）难以置信的下潜深度，他们可以付出残疾或是死亡的代价。但并非所有自由潜水者都如此。我见过许多理智看待自由潜水的运动员。他们对与死亡抗衡不感兴趣，也不关心能否打破纪录或是战胜他人。他们从事自由潜水，完全因为它是人类与海洋最直接、最亲密的联系方式。在潜入水下的三分钟里（潜入数百英尺深度所需的平均时间），人体只是短暂地保留了陆生生物的形态和功能。海洋改变了我们，从生理，到心理。

这个世界有七十亿人口，陆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测绘，大部分已经被开发，其中太多已经被破坏，只有海洋保留着最后一片人类不曾见过的、没有触碰的以及尚未开发的旷野，是这颗行星最后的边界。在海中没有移动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推特，没有电臀舞，没有会丢失不见的车钥匙，没有恐怖主义威胁，没有会被遗忘的生日，没有信用卡欠费的罚单，没有工作面试前会踩到的狗屎。生命中的所有压力、所有喧嚣、所有让人分心的事情，都被留在水面上。海洋是地球上最后一片真正的净土。

当这些哲人般的自由潜水者描述自己的经历时，他们的双眼漠然呆滞。这种神情就像你在佛教徒眼中看到的一样，或者像急诊室里那些已经濒临死亡，几分钟后又被抢救过来的病人的神情。这些人到达过另一个世界。而最奇妙的是，潜水员们会告诉你：“这扇门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是名副其实的每个人，和你的体重、身高、性别、种族都没关系。

在希腊举行的这次比赛中，聚集的潜水员不全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体形健美、有着瑞安·罗切特  [4]  一样超人体形的游泳运动员。他们中的确有几位体形标准、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特鲁布里奇，不过这儿还有胖乎乎的美国人、小巧的俄罗斯女运动员、脖颈粗大的德国人，以及纤瘦的委内瑞拉人。

自由潜水公然违背一切我关于在海洋中生存的认知，你抛弃了水面上的世界，游离唯一的空气供给，去追求深海的冰冷、痛苦和危险。有时你会昏厥，有时你会口鼻流血，有时你不能活着回来。除了低空跳伞（从高楼、高塔、桥梁、高地等处向下跳伞）之外，自由潜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探险运动。每年都有数十位自由潜水员受伤或死亡，或许是数百位。这俨然是一种自杀冲动。

然而，过了没几天，当我返回旧金山之后，还是不禁会回想起这一切。

我开始研究自由潜水，以及潜水员们关于人体两栖反射的言论。我所发现的事情我母亲根本不会相信，大多数人也会对此表示怀疑，那就是，这种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曾被命名过。科学家们称之为“哺乳动物潜水反射”，或者更抒情一些，称之为“生命总开关”。在过去五十年间，他们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

“生命总开关”一词，于一九六三年由生理学家佩尔·朔兰德（Per Scholander）提出，是指当我们将脸埋入水中那一刻，大脑、肺部、心脏及其他器官被触发的种种生理反射。下潜越深，这些反射就越显著，最终激发一种生理变化，保护器官在强大水压下不至于内爆，将我们的身体变成高效的深海潜水系统。自由潜水者可以预知这些变化，并凭借它们潜得更深、更久。

人类自古代文明就对“生命总开关”了如指掌，几个世纪以来借助它在海面以下数百英尺深处采集海绵、珍珠、珊瑚和食物。十七世纪，到达加勒比海、中东、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欧洲访客都有相关记载，他们曾目睹当地人仅凭一口气便下潜一百多英尺，停留时间长达十五分钟。但多数记载已有数百年之久，这些古代文明所掌握的关于深度潜水的所有秘密，都在时间长河中遗失了。

我不禁开始疑惑：如果我们连深度潜水这样重要的能力都能遗忘，那么还有哪些本能和技巧被我们遗失了呢？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奔波于波多黎各、日本、斯里兰卡和洪都拉斯等地，试图寻找答案。我目睹人们下潜一百英尺，将卫星信号传感器刺入食人鲨的背鳍上。我搭乘他人自制的潜水艇潜入数千英尺下的深海，和发光的水母交流。我同海豚说话。鲸鱼同我说话。我和世界上最大的猎食者对视而游。我湿漉漉地半裸着，和一群研究员一起站在水下的密闭舱里，因为吸入大量高压氮气而虚弱乏力。我在零重力的环境中漂浮。我收获了晕船症，还有晒伤，以及在数万英里飞行中，经济舱座椅所带来的腰酸背痛。我发现了什么呢？

我发现，我们和海洋的联系比多数人认为的更为紧密。人类从海洋中诞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起始于羊水，它的成分和海水几乎完全相同。我们最初的形态和鱼类相似。一个月大的胚胎先长出鳍，而不是脚；如果某条基因擦枪走火，接下来就会发育出鳍，而不是手。胎儿发育到第五周时，心脏有两个腔体，这是和鱼类所共有的特征。

人类血液的化学成分和海水有惊人的相似。当婴儿被放在水下时，他会本能地做出蛙泳动作，并且能自如地闭气四十秒左右，这比许多成年人还要久。直到我们学会走路，才失去了这种能力。随着年纪增长，我们进化出两栖反射的能力，能够下潜到不可思议的深度。如果是在陆地上，这种深度带来的压力会使我们受伤或送命，但在海洋里却不会。海洋是不一样的世界，有着不一样的规则。要理解这个世界，通常需要有不一样的心智。

我们在海中下潜得越深，一切就变得越奇妙。

在最初的几百英尺内，人类和海洋之间的联系是有形的，你可以在自己带有咸味的血液中品味这种联系，可以在八周大的胎儿鱼鳃一样的鳃裂中看到它，可以通过人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所共有的两栖反射能力来感受它。

但是在大约七百英尺深，当超越了人体能够通过自由潜水到达和生存的极限后，我们和海洋的联系超越了五感。你可以从深潜的动物身上看到相应的体现。

为了在这种幽暗、寒冷和高压的环境下生存，鲨鱼、海豚和鲸鱼等动物进化出超感官知觉，以此来导航、交流和观察。我们同样拥有这些超感官的能力。如同“生命总开关”一样，这是我们的祖先曾生活于海洋中的印记。在人体中，这些感官和反射都在沉睡，很少被用到，但是它们并没有消失。而且当我们极度需要它们时，它们似乎还会复苏。

这种联系存在于海洋与我们之间，存在于我们和那些DNA与我们高度相似的海洋生物之间，它吸引着我，让我潜入越来越深的探索之中。

在海平面上，我们是我们自己。血液从心脏流向器官和四肢。肺部吸入空气，排出二氧化碳。脑神经突触以每秒钟大约八次的频率被激发，心脏每分钟跳动六十到一百次。我们能够观看、聆听、触碰、品尝和闻嗅。我们身体的结构和功能适应水面及更高处的生存环境。

在水面六十英尺以下，我们就不太像自己了。心脏跳动降低到正常频率的一半。血液开始从四肢流向身体核心中更重要的部位。肺部被压缩为正常体积的三分之一。各种感官变得迟钝，神经传导变得迟缓，大脑进入深度冥想的状态。大部分人能潜到这个深度，并且在自己身体内感知到这些变化。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下潜得更深。

在三百英尺的深度，我们被极大地改变了。在这种深度下，环境压力是水面的十倍。身体各类器官萎陷。心脏以正常频率的四分之一跳动，比昏迷状态的心率还要低。生理感觉消失。大脑进入睡梦状态。

在六百英尺深，水压变成水面的二十倍左右，这种巨大的压力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已经难以承受。极少数自由潜水员曾尝试下潜到这样的深度，其中更少能够生还。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其他动物却可以。鲨鱼可以下潜到六百五十英尺的深度，甚至更深，它们所依赖的感官已经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范围。其中包括生物磁感应，可以依靠熔融的地核外核所产生的电磁脉冲指引方向  [5]  。有研究表明，人类同样拥有这一能力，在数千年间曾利用它导航，穿越浩瀚的海洋和荒凉的沙漠。

八百英尺看似是人体的绝对极限。然而，仍有一位奥地利自由潜水员愿意冒着瘫痪和死亡的风险，去挑战超越这一极限的深度。

在一千英尺深，海水更加冰冷，周围几乎没有光。另一种感官正式开启：动物们依靠听来感知周围的环境，而不是看。依靠这种名为回声定位的超感觉，海豚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拥有了卓越的“视力”，可以从二百三十英尺的距离以外定位一颗米粒大小的金属小球，也可以从三百英尺以外分辨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在陆地上，一群盲人开发出自身回声定位的能力，借助它在城市繁忙的街道上骑自行车，在林间慢跑，在一千英尺以外感知一座建筑物。这个群体并不特殊，依靠正确的训练，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闭眼视物。

在两千五百英尺深处，海水是永恒的黑色，压力近乎是陆地上的八十倍。对生活在这一深度的动物来说，危机四伏。电鳐为了适应环境，进化出在体内产生脉冲的能力，可以给猎物以致命的电击，并以此来防御捕食者。科学家发现，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同样包含着电荷。藏传佛教密宗  [6]  中修持内火瑜伽的僧人掌握了聚集细胞电荷能量的方法，在严酷的寒冬中可以温暖身体。英国的研究者发现，通过控制人体内细胞电荷的输出，我们不仅能够产生热量，还可以治疗许多慢性病。

到了一万英尺深处，在这黑暗与无情的深度，我们可以找到抹香鲸。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行为，比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生物都更接近人类的文明和智力。抹香鲸彼此之间的交流方式，可以比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更为复杂。

在两万英尺以下最深的水体中存在着世界上最荒芜的环境。压力是水面的六百到一千倍，温度勉强维持在冰点以上。这里没有光，也几乎没有食物。然而依旧有生命坚守在这里。这片幽冥般的水域，事实上，或许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诞生之地。

在人类两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两千年进行科学实验，几百年进行深海探险，有数十万海洋生物专业的研究生，有无数的PBS（美国公共电视网）特辑节目，有探索频道的《鲨鱼周》，即使如此，依然，我们依然只是探索了海洋的一小部分。的确，人类偶尔会进入深海，然而他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呢？如果拿海洋与人体相比，当前对海洋的探索，相当于只拍了一张手指的照片，就想摸清人体机能的状况。在海洋的肝脏、胃、血液、骨骼、大脑和心脏里，究竟有些什么，它们如何运转，我们的身体在其中如何适应和工作，这些依旧是个秘密，绝大多数隐藏于黑暗无光的国度里。

说得明确一些，这本书有一条下潜的轨迹。随着每一章的翻阅，它将下潜得更深，从水面到最黑暗的海底。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下潜，然后，为了描述那些无法到达的深度，我会借助“代理者”——众多深潜动物，和人类有着出乎意料的惊人相似性的那一些。

接下来的研究和故事仅仅涉及到当前海洋研究的一小部分，而且主要集中在人类与这一国度的联系上。其中描述的科学家、探险家和运动员，也仅仅是成千上万探索海洋奥妙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

许多研究者也是自由潜水员，这绝非巧合。我在研究的最初就了解到，自由潜水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更是接近和研究众多最为神秘的海洋生物的迅速有效的方式。比如，鲨鱼、海豚和鲸鱼，可以下潜一千英尺或更深，但是没有方法可以在这样的深度研究它们。最近一些科学家发现，在水面附近等待这些动物来进食和呼吸，然后以它们的方式，利用自由潜水接近它们，可以比任何水肺潜水员、机器人或者航海员更近距离地研究它们。

“水肺潜水像是驾驶四驱车穿越丛林，摇上窗户，开着冷气，大放音乐，”一位自由潜水研究者对我说，“你不仅仅是远离了周边环境，你也打扰了它。动物们都害怕你。你对它们是种威胁。”

我在这个群体中沉浸得越多，就越希望和他们一样，拥有和研究对象亲密接触的经历。我自己也开始学习自由潜水。我成为了一名学生。我潜入深海。

所以，我的自由潜水训练同样也是不断下行的螺旋曲线的一部分，一种个人的追求，去克服旱地本能（即呼吸），开启“生命总开关”，把身体磨炼成潜水机器。只有借助自由潜水，我才能在生理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接近那些海洋生物，去了解它们所传达的、关于我们自身的浩繁的信息。

然而，我知道，自由潜水有它的极限。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一般也不能轻松到达一百五十英尺以下的深度，即使他们可以到达，也不能停留很久。普通的入门级潜水员，比如我，在令人沮丧的开头几个月里，可能连几十英尺都无法下潜。为了到达更大的深度，观察那些从来不曾接近海面的深海动物，我追随另一类不同的自由潜水员——崇尚“自己动手”的民间独立海洋研究者。他们正在对通往海洋之路进行革新，并使之大众化。当其他在政府和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们还在填写经费申报表，焦灼于经费缩减时，这些独立研究者正在用各种管件制造自己的潜水艇，用iPhone追踪食人鲨鱼，用意面过滤筛、扫帚柄和几部GoPro相机  [7]  组装成的奇妙装置，来破解鲸类的神秘语言。

公允地说，许多研究机构不从事类似的研究，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这群独立研究者从事的事情是危险的，而且经常是完全不合法的。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允许它的研究生们乘着破旧的小船出海几英里，和鲨鱼或是抹香鲸共游（后者是地球上最大的捕食者，拥有八英寸  [8]  长的牙齿）；或是搭乘没有牌照、也没有保险的手工打制的潜水艇，在深海中下潜数千英尺。但这些离经叛道的研究者一向如此，而且通常是自筹资金。就是依靠这些拼凑的装备和零散的资金，他们和海洋深处的原住民们共度了更长的时光，比所有前人都要久。

“珍妮·古道尔  [9]  不会在飞机上研究黑猩猩，”一位鲸类交流领域的独立研究员这样说，他在妻子的餐馆顶层搭建了一个实验室，“所以你也不能指望在一间教室里研究海洋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你得到海里去。你得把自己弄湿。”

于是我这样做了。

注释

1　查尔斯顿舞（The Charleston）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的一种摇摆舞，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城命名。

2　1英里约合1.6093公里，下同。——编者注

3　水肺潜水中使用压缩空气或其他压缩混合气体，而不是大众惯常认为的“氧气瓶”。——译者注

4　美国全能游泳运动员，男子200米混合泳（1分54秒）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100米、200米和400米混合泳短池世界纪录保持者。

5　地磁产生机制有多种假说，其中自激发电机理论认为需要有液态的外核存在，内核也许是固态。——译者注

6　原文此处为“苯教”，和藏传佛教是两个概念，个人认为是作者混淆了，应为密宗。——译者注

7　GoPro相机是一款小型可携带固定式防水防震相机。GoPro的相机现已被冲浪、滑雪、极限自行车及跳伞等极限运动团体广泛运用，因而“GoPro”也几乎成为“极限运动专用相机”的代名词。——编者注

8　1英寸约合2.54厘米，下同。——编者注

9　珍妮·古道尔，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的动物学家，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教育和保护。她20多岁时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为了观察黑猩猩，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编者注

下潜60英尺

如同休斯顿  [1]  对于空间站的意义，在基拉戈礁岛上有一座绿松石色的二层小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尚存的海底实验室——宝瓶宫  [2]  的总部。在房屋前面，空心煤渣砖支撑着一个邮箱，系在一堆风化的木头上。白色沙砾铺就的车道上，停满了肮脏破旧、年代久远的小汽车。穿过一片森严的铁丝网，走上木头台阶，你会看到一扇滑动玻璃门，推开来，是一间上世纪七十年代装修风格的房间。任务控制中心就在右侧。

宝瓶宫拥有一间宿舍应当具备的全部条件。走廊里有橡木橱柜，起居室里胡乱摆放着破旧的沙发，晒得黝黑的男人们穿着短裤，倒戴着棒球帽，吃着微波炉煮好的面条。

运营总监索尔·罗瑟邀请我进入观测台。三十二岁的罗瑟在宝瓶宫工作了两年，他穿着黑色的马球衫、松松垮垮的棕色长裤、白袜子和黑鞋子，一身工程师们休闲时的非正式制服。在他面前的组装书桌上有三台电脑显示器、一部红色的电话机，还有一本工作日志。罗瑟和我握手并表示歉意，他需要接个电话。

“药膏。”嘶嘶啦啦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收到，药膏。”罗瑟说。

“涂抹药膏。”那个声音说。

“收到，涂抹药膏。”罗瑟说。

罗瑟面前的电脑显示屏上有十幅闭路电视监控的画面，其中一幅粗粝的图像中，一只手正在往膝盖上涂抹药膏。

“药膏已涂。”那个声音说。

“收到，药膏已涂。”罗瑟说。

罗瑟在工作日志上逐字记录。这时扬声器归于宁静。他盯着屏幕，看着女人抹完药膏。过了片刻，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另一幅监控画面里出现了女人的背影，她走过狭小的房间，将药膏放在一个白色小抽屉中。视频是像素化的，看起来信号仿佛来自外太空。只不过现实中，画面中的女人年轻、金发，穿着比基尼底裤和T恤衫，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让宝瓶宫看起来更像是一间宿舍。

“完毕。”女人的声音在嘶嘶啦啦的扬声器中响起。

“完毕。”罗瑟回答说。

图像中的女人叫琳赛·戴格南，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的一位海绵研究者。她已经在宝瓶宫里生活了八天，还有两天才会浮出水面。她的膝盖上有一处擦伤，需要医疗处理，并在阳光下恢复，但二者短时间内都不可能实现。宝瓶宫所在的六层楼深的地方没有阳光，也没有医生。打开后舱门，直接游到水面上来的话，会害死戴格南；她的血液会沸腾一般翻滚，极有可能从她的眼睛、耳朵和其他孔洞中迸射出来。

戴格南和其他五位研究员被称为“潜航员”，以科学研究为名，他们自愿将身体加压到每平方英寸三十六磅  [3]  ，这样他们就能想潜多久就潜多久，而不用担心罹患减压病  [4]  。唯一的要求是，一旦潜航员们下潜到距离我们七英里远，水下六十英尺深的宝瓶宫，他们就要在那儿待上一周半，直到任务结束。然后他们会经历十七个小时的减压过程，让身体逐渐回到水面的压力，使体内溶解的高压氮气能安全地扩散。

我以研究的名义到这儿来，看看当这些科学家在房车大小的水下舱体内生活十天后，会有些什么收获。此外，我还不会自由潜水，对我来说，这是体验水下研究的最佳方式。

如果戴格南和其他潜航员们突然罹患幽闭恐惧症，没有经历减压过程便擅离职守，他们将会遭遇什么？几年前到访宝瓶宫的一位医生做了一组演示，模拟这种情况。他下潜到宝瓶宫，从一位即将结束长时间任务的潜航员身上抽血，将血液封入小瓶，然后带着它回到水面。在医生到达海面的瞬间，小瓶中的血液猛烈地翻着泡，将胶皮塞都崩了出来，仿佛那是香槟酒瓶的软木塞一样。

“想想看你的脑袋会发生什么？”罗瑟说道，在桌下踢着他舒服的黑色皮鞋。我脑海中浮现出电影《魔女嘉莉》里的茜茜·斯派塞克的形象  [5]  。

血液可能冒泡，只是在水下铁皮箱里生活的不便之处之一。即使空调大开，下面也没什么能真正干透。这也是为什么宝瓶宫的潜航员们通常都是半裸的，为什么戴格南需要在膝盖细小的擦伤上涂抹药膏。在这弥漫的湿气中，湿度高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一百，感染无比猖獗。霉变也如此，耳朵疼也是。一些潜水员要经历持续的干咳。

二〇〇七年，一位二十九岁的澳洲青年劳埃德·戈德森，试图住在一个叫作“生态潜艇”的自给自足的小屋里，想在十二英尺的水下生活一个月。最终击败他的不是寂寞，而是潮湿。几天之内，生态潜艇里的湿度达到百分之百，天花板上滴着水，戈德森的衣服被湿气浸透，开始发霉。他变得头晕、虚弱、惊恐、多疑。他坚持了不到两周就返回了地面。宝瓶宫的工作人员们在相似的条件下最多居住了十七天。法国著名海洋探索家雅克-伊夫·库斯托  [6]  的孙子法比安·库斯托，计划于二〇一四年在宝瓶宫执行为期三十一天的实验项目。  [7]

如果宝瓶宫的湿气没有击垮你，那么也许压力会。一直有一百一十二吨水压在宝瓶宫上。为了将水拒之门外，这个栖息地必须被高度加压，在水下六十英尺深，压力大约相当于海面的二点五倍  [8]  。待在宝瓶宫里的感受，和在一万三千英尺高空恰恰相反。薯片袋子变得像薄饼一样扁。面包变得致密坚硬。烹调工具仅限于热水和微波炉，而且大多数食物是真空包装的野营食品。若干年前，一位水面供给潜水员用密闭容器为潜航员们投送了一个柠檬蛋白派，打开时，巨大的压力立刻把它压扁了，它变成一张黄白相间、黏糊糊的薄片。

罗瑟正在观看视频监控，潜航员们在准备就寝（他在工作日志上记录道，潜航员们准备就寝）。有人检查了标示在后面墙上的氧气水平（罗瑟在工作日志上记录，一位潜水员检查了后墙上的氧气水平）。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

宝瓶宫被二十四小时持续观测。麦克风记录下每一个房间里的谈话。每一个动作、行动和举止行为都被记录。每隔几秒，一台电脑都会检查空气压力、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与氧气水平。阀门每个小时被检查。系统中最细微的破损都有可能引发连串的多米诺效应，导致生活舱大量进水，瞬间淹没其中的潜航员们。罗瑟和其他管理人员在这儿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些事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宝瓶宫执行了一百一十五个项目，其中只发生了一例死亡事故，其原因是潜水员的循环呼吸器发生了故障，和实验室本身并没有关系。

然而，宝瓶宫的队员们也曾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一九九四年的飓风中，一部发电机起火，迫使潜航员们在减压后立即撤离，进入十五英尺高的巨浪里。四年后，在另一场风速每小时七十英里的暴风雨中，宝瓶宫被从地基上连根拔起，险些毁坏。二〇〇五年，海浪无比狂暴，以至于六十万磅重的宝瓶宫在海底被拖拽出十余英尺的距离。

然而，对潜航员们来说，危险、封闭的住所，在脆饼般单薄的双层床上睡觉，吃压扁的薯片，并且湿漉漉地半裸着围坐在一起，不过是他们所付出的微小的代价。因为以此可以换得无拘无束、接近海面以下六层楼深度的机会。这个深度被研究者们称为透光层。

在最初几百英尺深度以内，海洋里的生命和陆地上的生命非常相似，只不过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一的面积，是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已知生物的家园。到目前为止，它是宇宙中可以找到的最大的有生命存在的区域。

被称为透光（阳光）层的浅水水体的深度，根据具体环境而有所不同。在靠近河口的混浊的海湾，它可能只有从水面向下的四十英尺左右；在清澈的热带海洋里，它可以达到大约六百英尺的深度。

哪里有光明，哪里就有生命。透光层是海洋中唯一拥有足够光线、可以维持光合作用的区域。虽然它只占全部海洋的百分之二，但是荫庇了其中已知的百分之九十的生命。鱼、海豹、甲壳类等多种生物，都把透光层当作自己的家园。海藻占据单位海洋生物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除了透光层，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生长，它对于陆地和海洋中所有的生命都至关重要。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氧气都来自海藻。如果没有它，我们将无法呼吸。海藻如何产生如此大量的氧气，以及气候变化对此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这是宝瓶宫里的潜航员试图寻找的答案之一。他们也尝试揭开更多的海洋奥秘，比如，珊瑚“心电感应”背后的秘密。

每年的同一天，同一个时辰，通常是在同一分钟里，同样种类的珊瑚，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会突然以完美的同步性一齐产卵。在各年中，具体的日期和时间都不相同，其中原因大概只有珊瑚们才知道。更为神奇的是，当某一类珊瑚在某个小时内产卵时，它身边近在咫尺的另一种珊瑚正安静地等待着和它同种的珊瑚在另一个不同的时刻，或者是不同的日子，或是不同的星期，一齐产卵。距离看似毫无影响。即使你折下一簇珊瑚，将它放到伦敦某个水槽下的水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簇珊瑚也会在同一时间，和世界上其他同种珊瑚同时产卵。

这种同步产卵对珊瑚的生存有着重大意义。珊瑚群需要不断向外扩张，才能茁壮成长。为了保持健康与强壮，它们必须跳出本身的基因库，和周围的珊瑚交配繁衍。当珊瑚的精子和卵子从本体释放后，它们只有大约三十分钟来结合。时间再久一点，精子和卵子就会消散，或是相继死去。研究者发现，如果同步产卵时间存在哪怕十五分钟的误差，珊瑚群生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珊瑚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生物构造，覆盖了海底大约十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交流的方式比任何人所能够设想到的都更为精巧。然而，珊瑚虫也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物种之一。珊瑚虫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大脑。

很快就没有那么多珊瑚幸存了。在世界各地，珊瑚群都以创纪录的速度逐渐消亡。在澳大利亚大堡礁一带，百分之五十的珊瑚已经死亡。在加勒比海一些地区，比如牙买加，珊瑚的总数削减了百分之九十五。在过去十年，佛罗里达近海的珊瑚群消失了百分之九十。原因尚未明朗，不过科学家们相信，污染和气候变化难辞其咎。在未来五十年间，珊瑚也许会彻底灭绝，和它一同消失的，将会是自然界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

对宝瓶宫研究珊瑚的潜航员而言，他们的工作是与时间赛跑——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还将遇到更多这样的赛跑。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将一个巨大的罐子倒转，将人放在里面，沉入水下，潜水员依靠储存罐内的空气短暂补氧，就能维持水下活动。自此以后，人类曾经设计出各种宏伟的计划，来探测透光层的浅海区。这些计划大多令参与者身亡或受伤。人类水下探索的历史，是由那些试图潜入深海的人的骸骨铸成的。

在十六世纪，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了一张潜水服的草图：它由猪皮制成，胸部有一个气囊来盛放空气，腰部还有一个尿壶。（这个装置从未问世。）数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提议，在头上罩上一个有玻璃视窗的桶，下潜二十英尺。（在试验阶段失败了。）到了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叫作埃德蒙·哈雷的英国天文学家，就是后来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彗星的那一位，提议将人投入巨大的木桶里，并通过葡萄酒桶向他供气。（他从未尝试过。）

第一个成功下潜到和宝瓶宫相同深度的潜水装置，是在一七一五年前后由约翰·莱思布里奇发明的，他是英格兰德文郡的羊毛商人，和他的十七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这个装置由一段六英尺长的橡木圆柱打造而成，前面有一扇玻璃舷窗，两侧各有一个袖孔，镶有皮质的套筒。空气通过上侧的软管供给。整件东西看起来无比简陋脆弱，然而莱思布里奇成功地依靠它一次下潜到七十英尺左右，并停留了半个小时——但是莱思布里奇记录道，这件事完成得“极为困难”。

一个世纪后，一位叫查尔斯·康德尔特的布鲁克林机械师，推出了一种更为轻巧和“安全”的探索海底的方式——世界上首个自携式水下呼吸装置，简称为水肺（Scuba）。这套装置包括镶嵌在康德尔特背部的四英尺长的铜管，还有一个用霰弹枪枪筒制成的气泵，可以将空气泵入覆盖康德尔特面部的橡胶面罩里。每当康德尔特想要呼吸时，他只需要扣动枪筒上的装置，就能呼吸到一阵新鲜空气。在一八三二年某天，康德尔特在纽约东河首次展示这套装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水肺潜水员。随后在同一天，铜管在水下二十英尺深处破裂，康德尔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死于水肺潜水的人。

其他各种发明纷至沓来。在英格兰，约翰·迪恩将消防员的头盔和橡胶服相连，制造出第一件潜水服产品。甲板上的气泵通过连接在头盔后方的软管提供空气，第一次使潜水员在水下八十英尺处停留了一小时左右。迪恩发明的头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同时它也是危险的。泵入潜水服里的压缩空气，使它在潜水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急剧、极端的压力变化的影响。如果头盔或者软管破裂，反向压力会在潜水服内制造一个真空空间，从内向外挤压潜水员的身体，迫使血液从鼻子、眼睛和耳朵流出。挤压变成半常规的事件。有时力量如此强大，将潜水员的皮肤血肉从身体上撕裂。在一起事故中，一位潜水员身体的绝大部分都四分五裂，不知所终，能够埋葬的，只有塞满了他血肉模糊的残骸的头盔。

人类陷入海中越深，后果就变得越奇异和残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建筑工人利用一种不透水的装置沉箱，修建桥梁和码头的水下地基。为了将水阻隔在外，沉箱里填充了来自水面的压缩空气。通常在沉箱中工作仅仅几天后，工人们就会出现各种病症，如皮疹、皮肤斑纹、呼吸困难、惊厥，以及极度的关节疼痛。随后他们濒临死亡。

这种病症逐渐为人所知，被称为沉箱病，或者更通俗些叫曲肢症，这一名称来源于患病工人在膝盖和手肘处感受到的巨大疼痛  [9]  。后来科学家发现，从沉箱中的压缩空气环境回到水面上的普通空气环境，这一过程带来的压力变化，使原本溶解于工人体内的氮气形成气泡，并在关节处汇聚。

还需要再过四十年，工程师们才会理解，伤害海洋探索者的不是深水，而是深潜的机械。讽刺的是，当西方潜水员借助设计精巧的潜水服或沉箱下潜六十英尺以内，却依旧溺亡、或是脸被吸掉、或是遭受曲肢症折磨时，在向东两千英里之外的波斯，采珠人早已经能够定期下潜两倍于此的深度，采珠时仅仅依靠一把刀和屏住的一口气。他们没有遭受过上述任何病痛，而且他们下潜到这样的深度，已有数千年之久。

最终，西方的工程师们发明出精细的系统，可以保护身体免遭水下压力的伤害。他们计算出压力如何随深度变化，氧气如何会产生毒性。莱思布里奇和迪恩的简陋发明，最终演化出携带压缩空气的潜水盔甲、潜水艇，以及水肺潜水所用的减压表。

一九六〇年，美国海军上尉唐·沃尔什和瑞士工程师雅克·皮卡尔，搭乘“的里雅斯特”号钢制潜水器下潜到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三万五千七百九十七英尺深处——海洋最深处的水底。两年后，人类开始在水下生活。

第一个水下居住舱由雅克-伊夫·库斯托打造，构建于马赛附近海域三十三英尺深的海面下。它叫“大陆架”，大小和一辆大众公共汽车的车厢相仿，也同样寒冷潮湿。“这里风险巨大，超越了挑战的范围。”打造“大陆架”的库斯托说。事实上，这儿的风险如此之大，库斯托派了两个助手来替他待在水下。他们只坚持了一个星期。

一年后，库斯托在苏丹沿海的海底搭建了更为豪华的五室水下舱，包括起居室、淋浴室和卧室。记录这次历险的镜头，后来出现在库斯托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没有阳光的世界》里，展示了某种法式的、未来主义的天堂生活，其中潜航员们在白天漂浮于色彩斑斓的海洋花园里，夜里他们抽烟、喝酒、品尝精致烹调的法式大餐、看电视。潜航员们坚持了一个月。他们唯一的抱怨是，水下没有女人“陪伴我们”  [10]  。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世界各地共有五十多处水下居住舱，还有更多的在计划中。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都潜向深海。库斯托预言，未来人类的后代将在水下的村落里诞生，并且“（适应）环境，不需要进行手术，他们就能在水下生活和呼吸。到那时，我们就创造了人鱼”。看起来，关于“内太空”的竞争已经展开，并愈演愈烈。

然而随后它就中止了。仅仅数年后，大部分水下居住舱就已经被拆毁。在水下生活被证实为是极困难的挑战，而且比任何人所想的更为昂贵。盐水啮食金属结构，风暴将地基从海床上撕裂，潜航员们生活在减压病和感染的持续恐惧中。

毕竟这是太空时代。人类在月球登陆，在近地轨道搭建住所。所以在水下寒冷潮湿的箱子里生活几个星期，看起来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从外部都难以观测的环境，更别说住在里面往外观察了。而且在水下进行的关于微生物和氧中毒的研究，和绝大多数陆地居民没什么关系。科学家已经证明人类可以下潜到最深的洋底，可以在水下生活，但是，那又如何？

今天，大部分海洋研究都在水面上操作，通过从甲板投入水中的机器人进行。人类了解了更多关于海洋化学构成、温度和海洋测深学（海底地貌）的信息，但是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更加远离海洋。

大多数海洋研究者们（至少是我早前访问过的那些）从来没有下过水。宝瓶宫是最后一个研究者们会弄湿自己、并且一次保持潮湿十天的海洋研究机构，然而它已经被内定关闭。

在宝瓶宫进入海底的垃圾堆，和各类其他发明一起生锈之前，我想亲眼看到它，再看看这座海洋探索机构的最后遗珠。在我出发去和离经叛道者们共度一年之前，我想看看，体制内的专家们如何研究海洋。

在距离基拉戈七英里，风雨交加、浪声呼号的海面上，我正准备尝试有生以来第一次水肺潜水，下潜六十英尺，进入宝瓶宫。我对用摩托艇送我过来的船长竖起拇指示意，调整好呼吸器咬嘴，埋头潜向水下。我下沉了二十、三十、四十英尺，然后注意到自海底上涌的一股股气泡，像一条倒挂的瀑布。一位宝瓶宫的安全潜水员站在气泡环绕之中，招手示意我靠近。我向着他的方向踢水前进，埋下头，几秒钟之后，我站在宝瓶宫后部湿漉漉的甲板上，重新回到空气中。

“请脱下你的湿衣，”一个男人站在金属楼梯的顶端对我说道，他递给我一条浴巾来围在腰间，“欢迎来到宝瓶宫。”

他是带我参观这里的工作人员，叫布拉德·佩德罗。在宝瓶宫里，即使是最细微的水迹都需要数天或者数周才能消失，所以所有的参观者都被要求将水肺潜水装备和湿衣服留在门边。我围上浴巾，随着佩德罗穿过甲板，进入一间控制室。功率放大器中粗粝的噪声和压缩空气刺耳的高音在钢铁墙壁上回响。向里走了几步，我看见在厨房的桌旁，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肩并肩坐着。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海洋生物学的研究生，刚刚结束为期十天的海绵和珊瑚的研究项目。他们面前摊着一袋扁平的、半空的奥利奥饼干。“漫长的时间对人的精神的确是一种消磨。”一个肤色苍白的男人说道，他叫斯蒂芬·麦克默里，从事海绵种群动态的相关研究。他把勺子插入方便面的泡沫塑料杯里，透过窗户，望着下面的海底。

“这下面从来没什么东西干燥过。”坐在他对面的约翰·海默说道，“从没有。”海默在研究鹦嘴鱼，他大笑着，看了看自己的手。另一个潜航员因加·孔蒂－叶普坐在他的旁边。她的头发纠结卷曲，像湿灰泥一样贴着头皮。“压力对你的皮肤做了些有趣的事儿。”她咯咯地笑着。

所有的潜航员们都笑了，然后陷入沉默。他们又放声大笑，然后再次进入沉默。我不禁感到，这下面的所有人都有些古怪。不是我预想中的幽居病  [11]  ，他们远比那种病症欢乐得多。事实上，他们看上去像是喝醉了。

我了解到，当身体被加压到三十六磅每平方英寸，并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将会引发轻微的精神错乱。在较高的压力下，有更多的氮气溶于血液中，最终产生与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相同的效果。身体中的氮气越多，潜航员们越感到疲惫不堪。到十日项目的末期，全组人员的反应就像大量吸了笑气一样。

前晚我在控制中心观测到的、往膝盖上涂抹药膏的潜航员琳赛·戴格南，看起来格外恍惚。“我们在下面越久，这里的空间就显得越大，”她笑嘻嘻地说道，“它现在看起来有实际的三倍大。它本身就和一辆校车一样大！但是它现在看起来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潜航员们欣快症一般的恍惚，实质上是针对这个潮湿、局促、危险的地方的应对策略。发霉的浴巾、生锈的金属，还有令人窒息的潮湿，是生活在这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你想随时回家，就会有鲜血从你的眼中喷涌而出。更糟的是，每隔三十秒左右，海面上浪峰和浪谷的交替，不断改变着宝瓶宫内部的压力，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鼓胀耳膜，平衡鼻窦腔体的压力。

参观继续进行。佩德罗带领我向东走了三步，来到卧室里——两排三层的高低床——然后再回到厨房。参访到此结束，他这么说。宝瓶宫里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我注意到没有看到卫生间，于是我问佩德罗，我们是否经过了它。

“通常我们就去外面后边那儿。”他说，指了指我刚刚游进来的水下甲板入口。那是宝瓶宫的前门，也兼作它的厕所。

在水下居住舱里，厕所以难于应付而臭名昭著，主要是因为气压持续变化，在抽水马桶管线内会制造真空效应。在早期的水下居住舱里，厕所有时候会爆炸，舱体内废物四溅。宝瓶宫的便桶已经经过改良，但是它太小了，很难维护个人隐私，所以潜航员们更倾向于去后面的海里方便。这种方式也有它的问题——海洋生物会争抢来自人类的“食物”。某一次，一位男性潜航员站在水下甲板上，腰部以下没入水中，臀部被一条饥饿的鱼咬得鲜血直流。

佩德罗指示我回到水下甲板上。在三十六磅每平方英寸的压力下，通常经过九十分钟氮气就会累积到危险等级，不过有时会发生得更快。为了安全起见，宝瓶宫允许参观者最多停留半小时。我的时间用光了。

我穿上湿衣，踩着水通过大门，踢水游进蓝色烟雾般的海中。呼吸调节器发出持续的咕噜咕噜声，吓跑了周围的一切。好像我去观鸟，但是背上捆着一台吹叶机。而且还有湿衣、气瓶、围绕着身体的胶皮管子，这些甚至妨碍我去切身感受海水。

在宝瓶宫中也是同样的感受。虽然这个栖息地允许潜航员们进行宝贵的长期研究，然而对我来说，坐在钢铁罐子里，透过窗户和显示屏幕看着大海，真是无望的孤独。即使在海面冲浪时，我都感觉自己和海洋以及其中的生命联系得更为紧密，远胜于在水下六层楼深，坐在一个橡胶和钢铁制成的罐子里。

回到摩托艇上，我剥下水肺潜水装备，坐到船长室里。在我离开前，宝瓶宫的后勤人员需要下潜，为潜航员们送去罐装食品等补给。

船长奥托·吕滕，为人热情，肤色黝黑，他已在宝瓶宫工作了二十多年。他递给我一瓶水，向我讲述了他工作中曾经经历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公海上的救援，爆炸，紧急上升。

“那时候这儿可真是狂野西部，”他说，“我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用水肺装备来投递物品。”他解释说，水肺潜水费时太久，而且短时间内只能进行几次潜水，随后体内的氮气就会累积到危险程度。所以吕滕和其他工作人员选择穿上游泳衣，穿戴面镜和脚蹼，以自由潜水的方式将补给品带到水下。

带着一大堆密封包装的容器，游到下面，再返回水上，这得花费一分多钟。我对吕滕说，他和其他潜水员一定在宝瓶宫稍作停留，吸气，然后才返回水面。吕滕大笑起来，回答说，如果他那么做了，吸入的高压空气也许会要了他的命。

剥离了那些装备——气瓶、配重、呼吸调节器和浮力控制装置，吕滕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潜得更深、更频繁，速度可以是那些被高科技装备包裹的潜水员的四倍。

我问吕滕，他是否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自由下潜到达那样的深度。

“没有，不算是。”他说，“这很容易。你就是吸一口气，然后潜下去。”

注释

1　约翰逊航天中心位于休斯顿东南，是美国载人航天飞机的研发基地和载人太空飞行基地，也是操作及控制中枢，由研究中心、指挥中心、宇航培训中心及大型展览馆等部分组成。——译者注

2　“宝瓶宫”是美国于80年代建立的海底研究实验室，归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所有，位于佛罗里达州大礁岛基拉戈海域附近。实验室呈罐状，长14米，宽3米，重约81吨，建在27米深的水下。——编者注

3　1磅约合0.4536公斤，下同。——编者注

4　当环境压力过快下降，血流中的氮气迅速析出并形成气泡，由此导致减压病。其临床症状通常不是立即显现。通过对猪和其他动物的实验表明，动物深潜并回到水面后，氮气逸出在30分钟后达到临界水平，首先是身体的各大关节，如肘部、膝部和脚踝等，开始抽痛。皮肤发痒并产生斑纹，四肢麻痹，肺部灼烧。在极端情况下，死亡随之而至。——原文注不仅仅是血流中，氮气存在于身体各个组织中。身体各类组织对于氮气的吸收和排放的速度不同。——译者注

5　《魔女嘉莉》是改编自斯蒂芬·金小说的一部惊悚电影，1976年的老版由茜茜·斯派塞克主演。该片讲述一个有女巫血统的超能力少女嘉莉向欺辱她的同学复仇的故事。片中她有一个全身被淋满猪血的可怕形象。——编者注

6　雅克-伊夫·库斯托（Jacques-Yves Cousteau，1910年6月11日—1997年6月25日），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生态学家、电影制片人、摄影家、作家、海洋及海洋生物研究者，法兰西学院院士。库斯托与路易·马卢合作制作的纪录片《静谧的世界》（The Silent World），在戛纳电影节上映，并获得金棕榈奖，这是第一次以清晰逼真的图像、绚丽夺目的色彩，向公众展示了一个人类完全陌生的海底世界。——译者注

7　该计划已于2014年6月至7月间完成。——译者注

8　实际是2.8倍，海水中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译者注

9　常弯曲该部位，疼痛得以缓解，故患者常常弯曲肢体，因此被称为曲肢症。——译者注

10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洋底是抢手货，深海任务变得日益奇特、匪夷所思和危险。为了不让法国人领先，1965年美国海军派遣前“水星七号”的航天员斯科特·卡彭特，进入名为“海洋实验室二号”的680平方英尺的管状钢铁舱里，并将它沉入加州拉霍亚沿海203英尺深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卡彭特生活在“海洋实验室二号”中，他测试设备，接收海军训练的宽吻海豚“塔非”投递的邮件，呼吸主要由氦气构成的混合气体。（如果这种气体失效，卡彭特有可能会经受惊厥、反胃的折磨，以及不可逆转的肺部损伤，甚至更糟。）此次试验获得了成功，但是氦气有一个副作用：这次潜海后，卡彭特在减压舱里呼吸这种气体时，他只能用一种高调的、被氦气扭曲的声音和指挥官们通话。总统林登·约翰逊打电话来祝贺卡彭特完成任务，他和尖声细气的潜水员之间一本正经的对话成为了传奇。——原文注

11　幽居病（cabin fever）又名舱热症，是一种长时间待在封闭空间内所引发的不安与易怒状态，常见于独立驻外考察的人员，或者监狱内的囚犯等。——译者注

下潜300英尺

一九四九年，一位壮硕的意大利空军中尉雷蒙多·布赫决定，在卡普里岛附近的海域进行一次冒着死亡风险的挑战。布赫计划乘船到达深海区，在那儿凭着吸进去的一口气，下潜一百英尺，到达海底。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会等在那儿。布赫将从潜水员那里得到一支中空的金属棒，其中有一封卷起来的羊皮纸信件，拿到金属棒后他会踢水游回水面。如果他顺利完成下潜，将会赢得一笔五万里拉的奖金；如果没完成，他会溺毙。

科学家们警告布赫，根据波义耳定律，这种下潜会要了他的命。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英裔爱尔兰物理学罗伯特·波义耳推导出一个定律，其中用公式描述了气体随着压力变化而产生的性质变化。根据波义耳定律，一百英尺深的水所带来的压力，会将布赫的肺压缩到崩溃点。然而他还是这样做了，并且拿到了信件，返回水面时面带微笑，而他的肺毫无损伤。布赫赢得了奖金，更重要的是，他证明所有的专家都错了。三个世纪以来，科学界奉为经典的波义耳定律，在水下似乎分崩离析。

布赫下潜的经历印证了一系列长期实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实验非常残酷，甚至荒谬。它们似乎都表明，对于人和其他动物而言，水，或许有着延长生命的效果。

有据可查的这一类实验起始于一八九四年，当时查尔斯·里歇  [1]  的实验对象是圈养的几只鸭子，它们的脖子上都被系上绳套。他拿出一半的鸭子，收紧绳套，直到鸭子不能呼吸，然后记录它们至死所需要的时间。接下来，他对另一半鸭子重复了同样的步骤，只是这次他先把鸭子放在水下，然后再收紧绳套。在空气中的鸭子仅仅存活了七分钟，而被放置在水下的鸭子存活了二十三分钟之久。这个结果非常奇妙，以同样的方式剥夺了两组鸭子的氧气，但是水下的一组比空气中的一组多活了两倍的时长。

里歇后来凭借过敏反应病因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认为，水或许影响了鸭子的迷走神经。在人类和鸭子体内，这种神经从脑干延伸到胸部，有减缓心率的功能。因此里歇提出观点，认为较慢的心率会导致耗氧量的下降，从而延长生存时间。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他给一组鸭子注射了阿托品，这种药物会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避免心率降低。第二组鸭子保持原样，没有注射阿托品。他将两组鸭子的脖子系紧，记录它们死亡的时间。结果两组鸭子都在六分钟左右死亡。

随后，他另取一组鸭子，注射阿托品后，将鸭子置于水下，重复刚刚的实验步骤。在水下，注射了阿托品的鸭子经过十二分钟以上才死亡，是空气中的鸭子存活时间的两倍。即使阿托品抑制了迷走神经的功能，使它无法减缓心率，水对鸭子依旧有着无法解释的延长生命的功效。十二分钟后，里歇将一只注射了阿托品的鸭子拿出水面，松开脖子上的绳套，为它实施复苏术。鸭子竟然起死回生了。

肺部大小、血容量，还有迷走神经，这些都无法解释里歇的实验结果。水只凭借自身的功效就延长了鸭子的生命。他不禁疑惑，对于人类，水是否也有同样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一位在美国工作的瑞典研究者佩尔·朔兰德证明，水确实有这样的影响。他召集了一组志愿者，在他们身上贴上测量心率的电极，用针刺采血。朔兰德曾经见识过，在深海中，威德尔海豹的生理功能会发生逆转。他写道，这些海豹，当它们潜得更久、更深时，竟然好像可以从潜水的过程中获取氧气。朔兰德想知道，对人体，水是否也会引发同样的效果。

实验开始时，他引导志愿者进入一个巨大的水箱，在他们潜水到达箱底的过程中监测他们的心率。就和鸭子们所经历的一样，水也立刻引发了人体心率的降低。

接下来，朔兰德让志愿者们屏住呼吸下潜，把自己和沉在箱底的一组健身设备固定在一起，进行短暂而剧烈的运动。在所有情况下，无论志愿者们多么猛烈地运动，他们的心率依旧直线下降。这个发现不仅令人惊叹，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陆地上，运动会导致心率的大幅度提升。在水下，志愿者们的心率放缓，意味着他们消耗的氧气减少了，从而能停留得更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命运不幸的鸭子们在水下存活的时间可以是在空气中的三倍之久：这是因为水有着强大的能力，它可以帮助减缓动物们的心率。

朔兰德还注意到其他一些事情：当志愿者们入水后，体内的血液开始流出四肢，流向他们重要的脏器。数十年前，他就曾在深潜的海豹身上观测到同样的现象：依靠将血液从身上次重要的部位分流，海豹能够更长时间地为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供氧，以此延长它们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没入水中，触发了人体中的相同机制。

这种分流叫作末梢血管收缩，它解释了为什么布赫可以下潜一百英尺，却没有像波义耳定律所预言的那样，遭受肺部萎陷的厄运。在那样的深度，血液居然可以渗透器官的细胞壁，从而对抗外部的压力。现在自由潜水员常常下潜到三百英尺的深度，当他们到达这一深度时，肺部的血管会大量充血，防止肺部萎陷。我们下潜得越深，末梢血管收缩的效果就越强烈。

朔兰德发现，想要激发这些延长生命（并且救命）的反射，人只需要把他的脸没入水中即可。其他研究者尝试把被试者的手或者腿放入水中，试图激发同样的反射，但都白费力气。有一位研究者让志愿者进入压力舱，想看看只靠压力本身是否可以触发类似的潜水反射。这些都徒劳无功。只有水可以激发这种反射，而且水的温度必须要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一些。

根据实验所证明的结果，往脸上泼凉水来使人精神振作的传统做法，并非空洞的形式，它唤醒了我们体内的生理变化。

朔兰德记录了在人体研究中发现的最为重要的转变之一，这种转变只发生在水里。他称之为“生命总开关”。时至今日，自由潜水员们借助“生命总开关”潜得更深，在水下停得更久，甚至超越了现代科学家们所认定的范围。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七日，我来到希腊的卡拉马塔，观看一百多位世界上最好的自由潜水员如何挑战人类两栖本能的绝对极限，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掌握着“生命总开关”的大师。

晚七点整，个人深度世界锦标赛的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拥挤的木板散步道上搭建了巨大的舞台，可以俯瞰卡拉马塔海港，台上有来自三十一个国家的数百位参赛者、教练和工作人员，他们挥动着国旗，高唱国歌。在他们身后，一支四十人的游行乐队荒腔走板地演奏着《洛奇》  [2]  的电影配乐，三十英尺高的屏幕上，播放着自由潜水员下潜三百英尺的镜头集锦。整个场景看起来像一场低成本、小规模的奥运会。

竞技自由潜水是一项相对较新的运动，雷蒙多·布赫在卡普里的一百英尺潜水被认为是第一次正式的竞技自由潜水，自此以后，几乎每年潜水员们都会打破原有的纪录。现有的水下闭气世界纪录由法国人斯特凡纳·米夫萨德在二〇〇九年创造，时间是十一分钟三十五秒。  [3]  在二〇〇七年，奥地利自由潜水员赫伯特·尼奇，借助重力滑轨下潜了七百英尺，创造了绝对深度的世界纪录。

尽管在有组织的集体自由潜水比赛中，从来没有人溺水身亡  [4]  ，然而在竞赛之外，有太多的自由潜水者在这项运动中送命，所以自由潜水被评为第二危险的极限运动。这个数字有些含混不清：有些死亡事件没有被报道，数字统计中也没有区分单纯因为自由潜水而丧命的案例，以及在其他运动中涉及自由潜水而丧命的，如鱼枪猎鱼。但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潜水死亡人数估算显示，三年之间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从二〇〇五年的二十一例，增加到二〇〇八年的六十例。在美国的一万多名活跃的自由潜水员里，大约每年有二十人死亡，这相当于五百分之一。（相对而言，低空跳伞的死亡率是六十分之一；消防员，四万五千分之一；登山者，一百万分之一。）

在二〇一一年世界自由潜水锦标赛开赛前三个月，两例死亡事件引起了公众对于这项运动的危险性的关注。沙特阿拉伯一家自由潜水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四十岁的阿德尔·阿布·哈利卡，在希腊桑托林岛（锡拉岛的旧称）挑战二百三十英尺的深度时溺水身亡，遗体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月后，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比利时运动员帕特里克·穆希姆，在布鲁塞尔一个泳池内单独训练时，溺水身亡。

潜水运动员们将这些意外归咎于粗心大意，他们认为这些事故通常与潜水员独自潜水，或者借助机械辅助下潜有关，二者都是风险很大的举动。“自由潜水比赛是一项安全的运动。它有着良好的规则，受到严格的约束。”在开幕式前，我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威廉·特鲁布里奇交谈时，他这样说道，“如果不是这样，我绝不会从事这项运动。”他指出，在过去十二年间他经历的三万九千余次自由潜水中，从没发生过一次死亡事故。特鲁布里奇和其他人希望通过世界锦标赛这样的机会，改变自由潜水的危险形象，将它带入主流社会。特鲁布里奇说，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自由潜水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二〇一一年在希腊举办的世界自由潜水锦标赛开幕式上，现场播放的喧嚣的音乐和粗略加工的视频，就是为了向世人传递这样的信息。

在舞台上，聚光灯骤然熄灭，大屏幕也暗淡下来，扩音设备沉寂无声。片刻之后，灯光重新亮起，扬声器中迸发出电子低音鼓重击的节拍声。渐渐地，又混杂了预先录制的掌声，摇滚乐《又干掉一个》  [5]  的重低音旋律在耳边回响。焰火在空中绽放。潜水员们欢呼着，舞动着，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

自由潜水世界锦标赛正在进行。

虽然竞技自由潜水希望进入主流社会的视线，但它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项运动几乎无法观看。竞赛场在水下，没有即时的视频转播传回地面；即使想要靠近比赛，都存在后勤上的挑战。今天的比赛场地是一个简陋的小型船队，二十英尺见方，由小船、浮台和气瓶组成，看起来就像从电影《未来水世界》捡来的布景。为了来到这儿，我步行前往卡拉马塔的码头，登上魁北克移民亚尼斯·吉奥古利斯的帆船。他的船是比赛期间唯一一艘可以前往竞赛海域的业余船只。吉奥古利斯告诉我，要经过一小时的航行才能和船队会合。利用这段时间，我进一步重温了今天竞赛的复杂规则。

竞赛在潜水的前夜正式开始，每位参赛者单独向裁判团提交第二天下潜时要挑战的目标深度。这基本上是一种投标，也涉及到一定的战术策略，因为每一位潜水员都需要猜测，自己的竞争对手会选择怎样的深度。“这有些像打扑克。”特鲁布里奇说，“你和其他潜水员打赌，同时也在赌自己的运气。”你的期望就是，你的对手选择你能力范围之内的深度，或者他们选择了一个超越自身能力范围的深度，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自由潜水中，如果你在下潜过程中或者下潜后，违反了数十条技术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你就失败了；如果你到达水面之前昏厥过去，会立刻被剥夺比赛资格。（据说）虽然这种情况在比赛中并不常见，但昏厥的频发程度也足以让比赛备有充分的安全预防措施，包括监测每次下潜的救援潜水员、船队中的声呐追踪系统，在每位潜水员的脚踝上都系一根保险绳  [6]  ，以防他们在下潜过程中偏离方向漂远，那可是潜在的致命风险。

每次下潜前几分钟，都有一块裹着白色魔术贴的金属圆盘被系在绳子上，沉到运动员前一晚递交的目标深度。一位工作人员倒数计数，随后运动员潜入水下，沿着绳子找到金属盘，从贴在上面的若干标签中抓取一个，再沿着绳子回到水面。在大约六十英尺深，运动员会和救援潜水员相遇，如果他在水下昏厥，救援人员会上前帮忙。如果昏厥发生在救援潜水员看不见的深度，声呐系统会监测到运动员活动的深度。绳子将被拽回水面，把参赛者像布娃娃一样拖曳上来。

成功回到水面上的潜水员需要接受一连串的测试，被称为水面规定动作。潜水员需要完成若干事项，包括除去面镜、迅速地对裁判打出OK的手势，并且说：“一切OK。”这一套方案用以检测潜水员的条理性和行动能力，如果你能顺利过关，会得到一张白色的卡片，确认此次下潜有效。

“这些规则是为了保证自由潜水的安全性、可测性和可比较性。”卡拉·苏·汉森，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AIDA）  [7]  的新闻发言人说道。自一九九六年以来，该自由潜水联盟一直负责监管世界锦标赛。在希腊语中，Apnea的意思是“屏气”。“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确保在下潜的全过程中，潜水员都是能充分自我控制的。这是自由潜水比赛的真谛：控制。”

只要你还有自控力，哪怕你鼻子里的血管破裂，像个刚打了一架的终极格斗士一样浮出水面，都没有关系。“裁判不关心你看起来什么样，”汉森说道，“流血？那算不了什么。依照竞赛规则，流血没有问题。”

一小时后，吉奥古利斯的帆船和小船队会合了。在远处，从海岸驶来的摩托艇扬起一线白浪，运送第一批运动员来到赛场。因为船队和邻近的摩托艇上的空间极其有限，只有裁判、运动员、教练和少数的工作人员获准出现在赛场。现场没有粉丝。在比赛中，吉奥古利斯的帆船将被用作运动员的临时更衣间，而我有幸说服他让我搭船。

第一批潜水员出现了，他们穿着带头套的湿衣，戴着昆虫复眼一样的面镜，在帆船上热身时，每个人都慢吞吞地迈着步子，像脚底上粘了糖浆一样，他们睁大双眼凝望着，目光平静。一个，两个，三个——他们像海獭一样滑入海里，然后仰身漂浮，看起来像是半昏迷一般。从船队中垂下三条绳子，教练们将运动员缓缓地漂送到各自的绳前。一位裁判提示还有一分钟准备时间，之后第一位运动员开始了他的下潜。

自由潜水可以细分为不同的项目。今天比赛中见到的，称为恒定重量无脚蹼下潜，简称为CNF。在这类比赛中，运动员依靠自身的肺和身体下潜，他们也可以选择佩戴配重，如果使用配重，就必须将它带回到水面上来。自由潜水比赛有六个项目，从自由沉浸  [8]  （潜水员可以利用引导绳来拉动自己上升或下沉）等深度项目，到静态闭气（简单的憋气）等泳池项目，恒定重量无脚蹼下潜被认为是其中最纯粹的一种。这一项目的现任世界冠军是特鲁布里奇，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他以三百三十一英尺的下潜深度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天他要尝试的深度是三百零五英尺，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个保守的数字，但已经是日程表上最大的深度计划了。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有十来位运动员开始了比赛。

第一条绳索旁的工作人员从十起倒数，宣布“各就各位  [9]  ，”然后开始顺序报数：“一，二，三，四，五……”倒数计数让潜水员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吞咽最后一口空气，做好潜入深海的准备。在第三条绳索前的是一位叫北滨淳子的日本女潜水员，她距离出发还有三十个数字。北滨最后深吸了几口气，像鸭子一样把头扎入水下，开始下潜。在她的身体不断下沉时，负责声呐监控的工作人员每隔几秒就会宣布她的深度。

两分钟后，水面上一位裁判大喊着：“昏厥！”救援潜水员们沿着绳子纵身下潜，半分钟后，他们簇拥着北滨的身体再度出现。她脸色苍白发青，茫然地张着嘴，脖子向后耷拉着，像一只死去的水鸟。透过面镜，她双眼圆睁，直直地望着太阳，没有了呼吸。

“拍她的脸！”一个游在她身边的人大喊。另一个人从后侧扶住她的头，将她的下巴托出水面。“呼吸！”他大喊着。船上有人大声呼喊寻找氧气。“呼吸！”那个人又重复一遍。但是北滨没有呼吸。她一动不动。

在令人神经紧绷的几秒钟之后，她咳嗽起来，痉挛着，肩膀抽搐，嘴唇颤抖。她的神志渐渐恢复，脸色也变得柔和下来。“我当时在游泳，然后……”她大笑起来，继续说，“然后我就开始做梦。”这时过来两个男人将她缓缓地拽向一艘带有备用氧气瓶的橡皮艇。在她休息恢复时，另一位自由潜水员来到她的比赛位置，准备潜入更深的海中。

与此同时，另一条绳索前的潜水员最后吸了一口气，下潜到两百英尺深度，成功触底，然后在三分钟后，重新回到水面。“呼吸！”他的教练大声喊道。他微笑着，哽住片刻，然后开始呼吸。他脸色煞白，试图摘下面镜，但是双手痉挛，不断抖动着。缺氧损伤了他的肌肉力量，他只能漂在那儿，双眼空洞，脸上凝着滑稽的笑容。

在他身后，另一位运动员回到水面。“呼吸！呼吸！”一位救援潜水员大喊着。这个人脸色发青，而且他也没有呼吸。“呼吸！”另一个人大喊。最终他开始咳嗽，晃动脑袋，发出了海豚一样微弱尖细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潜水员们来来往往，同样的场景循环上演。我站在帆船上，胃部紧缩，思考着这一切是否正常。所有的参赛者都签署了免责声明，认可在比赛中，他们有可能要付出心脏病、昏厥，或者是溺毙的代价。但是，我有一种感觉，自由潜水比赛能够持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政府并不知道在海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特鲁布里奇抵达赛场，他戴着太阳镜和头戴式耳机。和健壮的躯干相比，他的双臂像蜘蛛一般细长。即使隔着三十英尺，我也能看到他庞大的肺部向外隆起。他深深地沉浸在冥想般的混沌之中，半梦半醒一般进入水中，在脚踝系上保险绳，准备就绪。

一位裁判宣布：“各就各位。”几秒钟后，特鲁布里奇开始下潜，赤脚踢水，迅速下沉。工作人员宣布着深度：“六十六英尺。”我透过清澈湛蓝的海水，看见特鲁布里奇将双臂放在身侧，毫不费力地下沉，向深海漂去，然后消失其中。这幅图景既美丽，又怪诞。我试图随他一起屏住呼吸，不过三十秒后，我就放弃了。

特鲁布里奇经过了一百英尺，一百五十英尺，二百英尺。在他下潜后大约两分钟，声呐监控人员宣布道：“触底！”——特鲁布里奇已经到达三百零五英尺深的地方，随后工作人员开始监测他上升的进程。过去的三分半钟令人神经紧绷，之后特鲁布里奇的身影再次出现。他又划了几次水，浮出水面，呼气，摘除面镜，打了一个OK的手势，用他轻快的新西兰口音说道：“一切OK。”他看上去有一点点百无聊赖。

接下来的两天是休息日。在阿克提泰戈多斯酒店的庭院里，十来种语言嗡嗡作响，各个队员围坐在桌旁，喝着瓶装水，讨论着参赛的战略，给担忧的亲友发邮件。这群人以男性为主，他们大多数三十岁以上，通常都很瘦削。有些人个子不高，还有几个矮胖的，但多数都剃着光头，穿着无袖的T恤衫、运动凉鞋和松垮的短裤。怎么看他们也不像极限运动员。

我在背阴处找到一张空桌子。前一天我在吉奥古利斯的船上遇到了南非国家纪录保持者汉丽·普林斯卢，约好今天对她进行采访，顺便再上一堂自由潜水课。她告诉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她一直都在埃及进行训练，希望能打破一项世界纪录，不过一周前她的鼻窦不幸感染了，只好先休养恢复。目前她帮朋友们作技术指导，为大家鼓气，并且耐心回答我关于这项运动的诸多问题。她也一直鼓励我亲身体验一下自由潜水。

到现在为止，只要一想到自由潜水，我就觉得自己得了幽闭恐惧症。只有特鲁布里奇这样的冠军人物完成了令人惊叹的优雅下潜，除此之外，大多数挑战看起来既笨拙又危险。在第一天，有七位参赛者在到达水面前就昏了过去。如果不是救援潜水员抢救及时，他们现在早就死在海底了。毋庸置疑，人体有得天独厚的本领，能够下潜到我此前无法想象的深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够下潜到这些运动员想要挑战的深度。有人受伤，或者发生更糟的情况，只是个时间问题。

普林斯卢强调，自由潜水绝不是沿着绳子下潜，击败你的对手那么简单。“它有一种沉静的力量。”在船上，她对我说。那是一种在其他地方无法体验到的感觉，像是一种全身心的冥想。而且要体会这种感受，你也不必强迫自己下潜三百英尺。她说，最不可思议的转变，发生在水下四十英尺左右。在那里，重力作用似乎逆转了；水不再向上托起你的身体，相反地，它开始拖拽你进入更深处。

这就是“通向深海的大门”，在那里，一切变得迥然不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扇大门——包括我。为了证明这一点，普林斯卢决定为我上一堂陆上的入门课，不需要下水，目的是提高我的闭气能力，这是学习自由潜水的第一个步骤。我个人憋气的最好纪录是五十秒左右，她保证，经过两个小时的练习，我的成绩能翻倍。我表示怀疑。

“嘿，你好呀！”普林斯卢高声打着招呼，走到泳池旁的桌边来。她今年三十四岁，一头深棕色的长发，皮肤晒成褐色，体形匀称；事实上，她看起来就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和我遇到的大多数自由潜水者都不一样。她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的一家农场长大，夏天和姐妹一起在河里游泳，她开玩笑说，自己会讲“一种神秘的美人鱼语言”。她二十多岁在瑞典居住时，开始接触自由潜水，后来又搬回南非。她现在住在开普敦，负责运营一项非营利保护项目“我是水”；业余还兼职做励志演讲人，以及瑜伽和自由潜水教练。

我们走到半露天的平台、可以俯瞰麦西尼亚海湾的地方，铺开瑜伽垫子。入门课程的内容包括一些基本姿势，可以帮助放松胸部周围的肌肉。“如果你能把肺叶从胸腔里取出来，会发现它们完全是有弹性的，你可以将它们充气变成任何大小。”她说着，鼓起胸膛，再吐气。阻止肺部继续扩张的，是肋骨旁边的肌肉组织、胸腔和背部。通过拉伸和呼吸练习，自由潜水者可以比普通人增加多达百分之七十五的肺活量。事实上，刚开始自由潜水时，没有人需要这些额外的肺活量，但它就像一个更大的气罐，可以帮你潜得更深，停得更久。斯特凡纳·米夫萨德在二〇〇九年创造了闭气的世界纪录，他的肺活量高达十点五升；成年男子的平均值是六升。普林斯卢的肺里最多可以容纳六升空气，大大超过一般女性的平均值四点二升。

接下来，普林斯卢指导我练习了一系列肢体扭曲的动作，可以帮助我更好地扩展肺部。我们一边拉伸，她一边向我解释，水中的压力如何变化，它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肺部和身体。

在水中，我们下潜得越深，周围的环境压力就越大，空气被不断压缩。海水的密度是空气的八百倍左右，所以在海中下潜十英尺带来的压力变化，基本相当于从海拔一万英尺的高度下降到海平面。任何有弹性外壳的气体容器，比如篮球、塑料汽水瓶、人类的肺部等，在水下三十三英尺深处，大小会变为原体积的一半；在六十六英尺深处会变成原体积的三分之一；在九十九英尺深处会变成原体积的四分之一，以此类推。

当篮球、塑料汽水瓶，或者是我们的肺部回到水面时，里面的空气会不断膨胀，迅速回到初始的体积。对自由潜水者来说，这对身体，尤其是胸部，是个痛苦的折磨。普林斯卢教给我的呼吸练习和拉伸方法会帮助胸部肌肉保持弹性，这样一来，当我开始尝试自由潜水时，就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体积上的惊人变化，不至于昏厥或是死亡。

现在我们面对面，盘腿坐着，将空气吸入肺部的三个部分：腹部、胸骨下方和胸腔上部，也就是锁骨下方  [10]  。普林斯卢解释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仅仅用胸腔最上方的部分呼吸，这意味着，我们只使用了肺部的一小部分。我们要学习用呼吸填充肺部的全部体积，才能为长时间下潜储存更多的氧气。

她指导我用二十秒时间舒缓地吸气，填充腹部、胸骨下方，以及胸腔上方。开始时我做起来有些恶心，但是过了几分钟就渐渐适应了。然后普林斯卢拿出秒表，准备记录我的第一次闭气尝试。我躺在垫子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充满了肺内的三个部分，然后屏住呼吸。她开始计时。

感觉上像是过了三十秒。我感到非常恶心。我的头部开始抽搐。有那么片刻，我想象自己如果在水下一百英尺，感觉这么痛苦，将是怎样的情景。这个念头让我恐慌。几秒钟之后，我的身体开始抽搐。我试图保持平静，但是无能为力。普林斯卢停下秒表，告诉我吐气，然后吸气。我坐起身来，晃了晃脑袋，觉得自己大概失败了。

“不错嘛，”她说，“你第一次尝试，憋气时间就是原来的两倍多。”她把秒表给我看。刚刚我屏住呼吸一分钟四十五秒。

我向她请教抽搐的事情。她解释说，对于极端的闭气，身体的反应分为三个阶段。抽搐是第一阶段的反应。“你的身体开始有所反应，不是因为缺氧，而是因为二氧化碳的累积，”她说，“当这种情况出现，只是提醒你，距离你真正需要呼吸，还有几分钟时间。”第二阶段的反应发生时，脾脏向血液循环释放出更多新鲜的、富含氧气的血液，最多可增加百分之十五。通常情况下，这种反应只发生在人体休克时。休克是一种非常状态，症状包括低血压、心跳加速，以及脏器功能障碍，等等。但是这种反应也会在极端闭气时发生。自由潜水者等待着脾脏向身体输送新鲜的血液，并且能够感知这些变化的发生，将它当作身体的涡轮发动机，来下潜得更深。

第三阶段的反应是昏厥，此时大脑感知到它已经没有足够的氧气供给，因此停止工作，就像是关闭电灯，节约能源。尽管大脑只占人体体重的百分之二，但是它需要消耗全身百分之二十的氧气。嘴中或者喉咙里存在的液体会触发身体的另一个防御反射，喉部的会厌会自动关闭，避免水进入肺部。自由潜水者通过练习，可以感受到抽搐的到来和脾脏的血液释放，这样他们可以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转身返回水面，以保证第三阶段的昏厥不会发生。自由潜水员想要生存，就要理解并尊重这些机制。

“人体生来就拥有这些奇妙的保护机制，这是有原因的，”普林斯卢说道，“那就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来到水下。”她帮我摆了另一个瑜伽造型，“你天生就是做这个的。”

我仰卧着，准备开始今天最后一次闭气尝试。吸气，呼气，深深吸气，屏住呼吸。普林斯卢按下秒表。我合上双眼。

感觉上大概过了二十秒左右，我又开始轻微地抽搐。我告诉自己，这是自然的，要集中精力，保持放松，等待脾脏发挥作用。等待的过程令人煎熬。我的胸部憋闷，心脏剧烈地跳动，我的双手、双腿和胯部都能感受到它的节奏。我感觉痛苦极了。

“坚持住，你还能坚持很久。你刚刚到达第一阶段。”普林斯卢给我鼓劲儿。我坚持着。感觉上大约又过了十秒，我的胃部开始收缩，喉咙发紧。我觉得自己得了幽闭恐惧症。“再坚持久一点……一点点……”她轻柔地说道。忽然间，我的身体像过电一般，我感觉自己像一条离开水的鱼一样，在垫子上扭动着。“就是现在，脾脏在用新鲜的、富含氧气的血液充满你的身体。”她说道。过了片刻，我想我能体会到她所说的了。我的身体平静下来，闭合的眼睑前的黑暗似乎变得更加浓重了；泳池旁嘈杂的噪声消失了，我感觉自己渐渐漂远……

“呼吸！”她说。我呼气，吸气，呼气。我有些头晕，颤抖的双眼难以聚焦，但是我感觉良好。“你觉得过了多久？”她问我。我耸耸肩，猜大概一分钟左右。她微微一笑。在这堂课中，我不仅仅将原有的闭气纪录翻倍，我做到了原来的三倍。秒表的读数是：三分钟十秒。

或许如同普林斯卢所主张的，人类自由潜水的能力与生俱来，但这并不等于，这是一件容易事儿。你还是需要长时间闭气，竭尽所能突破自身极限，并且不能惊慌失措。现在我可以屏住呼吸超过三分钟，但是我仍然没有尝试过下潜到十英尺以下的深度。而且在目睹了比赛中发生的一切之后，感觉哪怕下潜几十英尺都是天方夜谭。

然而，我还是下定决心去探索，潜入深海到底是怎样的感觉。

三百英尺的深度刚刚到达透光层的一半。即使在最清澈的海洋中，这里的光线强度也不过是水面上的百分之零点五。和明亮的较浅的海域相比，这儿的光线更少，所拥有的生命也更少。在这儿栖息的生物必须要适应这种暮色般的微光；为了看得更清楚，鱼类进化出巨大的眼睛；鲨鱼依靠电磁感应来捕食猎物；乌贼、微生物和细菌利用生物发光一类的化学方法为自己照明。

下潜到这样的深度无比艰苦，而且危险重重。水肺潜水员可以通过呼吸混合气体，下潜到三百英尺的深度，但是这需要经年累月的训练，而且要携带繁复笨重的装备，是后勤和物流的梦魇。下潜过程的确是危险的，但并不是最危险的一步，上升返回才是。对水肺潜水员来说，如果呼吸普通的压缩空气，在两百英尺深处停留一小时后，体内累积的高压氮气足以致命，需要经过十小时的缓慢上升才能安全排出。呼吸压缩空气下潜三百英尺的话，上升过程几乎可以要了你的命。

就目前来说，最好是和威廉·特鲁布里奇聊一聊。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进行三百英尺的下潜。特鲁布里奇和其他自由潜水员们，不借助外力，只依靠自身的力量到达这一深度，和水肺潜水员相比，他们拥有生理上的优势：他们不会受到减压病的影响。原因很简单，一口气吸入的氮气太少了，不足以在血液中产生小气泡。在水面上，这些氮气在几秒钟之内就迅速地排出体外——这是“生命总开关”的另一个功能  [11]  。

在二〇〇七年到二〇一〇年之间，特鲁布里奇十四次打破恒定重量无脚蹼下潜和自由沉浸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其中多数是由他自己创造的。现在，他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无脚蹼自由潜水员，所以在从古至今的所有世人里，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下潜到三百英尺深时的感受了。

“自由潜水不仅是生理上的挑战，也是心理上的。”特鲁布里奇说道。学习自由潜水的第二天，我们坐在麦西尼亚海湾宾馆的游泳池边，他留着平头，戴着一副大框的深色墨镜，穿着磨旧了的T恤衫，和周围其他自由潜水员融为一体。他有些软件工程师的气质，安静，像个书呆子。

和其他大多数自由潜水员一样，下潜时特鲁布里奇会合上双眼。只有到达绳索底端，碰到金属小牌的那一刻，他才会睁开眼睛，最多也就如此。闭着眼睛下潜，可以防止大脑在处理视觉信息时耗尽所有的能量——氧气。

所以特鲁布里奇无法告诉我，三百英尺深的水下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但是他当然可以描述，那是怎样一种感受。他靠在椅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他讲述的时候，我的胃又一次缩紧了……

在下水后最初的三十英尺左右，肺部充满空气，为身体提供向上的浮力，迫使你划水才能下潜。当你向中耳道鼓气来平衡耳压时，你所感觉到的不适比乘飞机上升时要强烈得多。要是你没能完全平衡耳压，压力会使你难以忍受，这时如果你不及时返回水面，就要面对耳膜损坏的风险。

然而，还有五百七十英尺的潜泳在等着你。

当下潜超过三十英尺深之后，你身体上的压力成倍增加，你的肺部缩小。忽然你感觉不到重力了，你的身体进入了一种失重的状态，叫作中性浮力  [12]  。随后，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当你继续下潜，大海开始将你向深处拖曳。你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用跳伞运动员一样的姿势，保持放松，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越潜越深。

在一百英尺深处，压力变为水面的四倍。几乎已经看不到海面了，不过反正你也不会看。从水面开始你就闭着眼睛。你体表的温度逐渐降低，准备迎接深海的紧紧拥抱。

更深一些，在一百五十英尺的深度，因为体内二氧化碳和氮气的浓度不断提升，你开始进入梦境状态。有那么一刻，你或许忘记自己身在何方，又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二百五十英尺的深度，压力变得无比巨大，你的肺部缩小成拳头大小，为了节省氧气，心跳降低到正常心率的一半以下。曾有相关记录，在这一深度，自由潜水员的心跳可以降低到每分钟十四次；曾有传闻说，有些潜水员的心跳可以降低到每分钟七次。这些报告是有记载的、人类有意识时的最低心率。根据生理学家的研究结论，这么低的心率不足以维持人类的意识。然而，按照自由潜水员所说，不知为什么，在深海中它却可以。

在三百英尺深处，“生命总开关”才真正开始生效。身体器官和血管的外壁像压力释放阀一样工作着，允许血液和水分自由地进入胸腔。你的胸部坍缩到原始体积的一半左右。在一九九六年的一次无极限自由潜水中，古巴潜水员弗朗西斯科·费雷拉斯-罗德里格斯到达了四百三十六英尺的目标深度，在水面上他原本有五十英寸的胸围，此时缩减到二十英寸。

在三百英尺以下的深度，氮醉的影响非常强烈，你会四下摸索着，忘记自己在哪里，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来到这个幽暗的地方。这时通常会出现幻觉。一位潜水员告诉我，在一次非常深的下潜中，她忘记自己还在水下，开始产生关于自己的宠物狗的奇怪念头。她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在漆黑的公园里寻找宠物狗的景象。直到她转身，向着海面返回，氮醉的迷雾逐渐散去时，她才想起来，自己根本没有养狗。

氮醉不仅仅影响你的大脑，而且会影响你的全身。你失去行动力，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变得迟缓了。

然后就到了最艰难的部分。你的潜水表开始“哔哔”作响，提醒你已经到达目标深度，就是绳子末端系着金属牌的地方。你睁开眼睛，强迫自己用近乎麻痹的手从金属牌上摘下标签，然后转身向上折返。因为海洋的重量作用在身上  [13]  ，你调动微薄的能量积蓄，向着水面划水游去。如果你不能专心致志，开始咳嗽，或者有细微的犹豫，你就可能会晕过去。但是你不会犹豫或者放缓，你抓紧时间，向着有光的地方游回来。

当你上升到两百英尺，一百五十英尺，一百英尺，“生命总开关”渐渐收回它的功效：心率增加了，之前涌入胸腔的血液重新流回静脉、动脉和各个器官。你的肺部灼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呼吸的欲望；你的视力减退；你的胸部因为二氧化碳的累积而抽搐。你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就会晕过去。在你上方，蓝色的薄雾渐渐被明亮的阳光驱散，你马上就要做到了。这时候你肺里的空气快速膨胀，你的身体拼命地试图从肺里攫取氧气，用来供给你的血液。但是没有可以攫取的氧气了，你已经把它们都用光了。你的身体实际上是在被向内抽吸。如果这种吸尘器效应太过强大，你就会昏过去。在水下，你会在大概两分钟内保持昏厥状态。等两分钟过去，你的身体会把自己唤醒，在死亡之前，进行最后一次呼吸。如果你在喘出最后一口气之前侥幸获救，被带到水面上来，那么你就还有机会吸入渴求已久的空气，极有可能幸免于难。如果这时你还在水下，你的肺部就会被水灌满，从而溺死。百分之九十五的昏厥发生在最后十五英尺内，通常就是这种吸尘器效应引发的后果。

但这些不会在你身上发生。你对这一切有着充分的认识，而且你知道从回到水下十英尺到水面的这段上升过程中，要呼出体内大部分的空气。  [14]

从你下潜开始，过了三分钟左右，你的头再次冒出水面，天旋地转，人们大声呼喊着让你呼吸。你摘下面镜，比画一个OK的手势，然后说：“一切OK。”

然后你回到船上，返回你的房间里。

到二〇〇九年为止，在恒定重量戴脚蹼下潜的项目中，全世界只有十位潜水员能够达到三百英尺的极限，这种比赛允许潜水员使用单蹼——在氯丁橡胶靴子上，连着三英尺宽的塑料裙边。本周四，在希腊世界锦标赛的第二天，将有十五位参赛者挑战这一深度。

英国潜水员戴维·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前一夜，金宣布他将尝试三百三十五英尺的下潜，这个消息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如果他成功了，将创造新的英国全国纪录。据他的队友说，在之前十二个月里，他的下潜从来没有超过二百六十三英尺。昨天几位潜水员都告诉我说，自由潜水的进步要一英尺一英尺提高，循序渐进。试图通过一次尝试，就将原纪录刷新提高七十英尺以上，这不仅是鲁莽，简直就是自杀了。

昨天有暴风雨，今天早晨，麦西尼亚湾海面灰暗，疾风呼号。现在还没有下雨，但是云层在头上翻涌，水下的能见度降低到四十英尺左右。

我在吉奥古利斯的船头坐下，旁边是普林斯卢，她今天担任朋友萨拉·坎贝尔的教练。坎贝尔是英国的女子自由潜水冠军，稍后将要挑战世界纪录。同时，在我正下方的绳索前，戴维·金最后吸了几口气，准备下潜。裁判开始倒数。金将头扎入水下，向下翻身，大力踢动单蹼。他的身影逐渐融入灰色的水中。过了大约十秒，他的身影不见了。

裁判追踪着金的下潜：“一百六十四英尺，一百九十七英尺，二百三十英尺……”

“我的天啊，他在飞下去，”普林斯卢说。她提醒我，在自由潜水里，速度快不见得是件好事儿。金下潜得越快，就会消耗越多的能量，上升时可用的氧气就越少。

“二百六十二英尺，二百九十五英尺……”裁判继续念道。金行进得太快，工作人员差点儿就跟不上了。“触底。”他宣布，随后金开始返回。

“二百九十五英尺，二百六十二英尺。”然后，裁判停顿了。金上升的速度大概是下潜的一半左右。这很麻烦，金需要快些上升，否则他会耗尽所有的氧气。

“一百九十七英尺……一百六十四英尺……一百三十一英尺。”每一次报数的时间间隔变长了。然后，工作人员完全停了下来。过了几秒后，他重复道：“一百三十一英尺。”在一片安静中，十秒钟过去了。金现在已经在水下停留了两分钟以上。

“一百三十一英尺。”裁判又重复了一次。很显然，金停下来了。一种令人发冷的不祥预感油然而生。我四下张望，裁判、潜水员、工作人员都注视着波涛汹涌的海面，焦急地等待着。

“九十八英尺。”

看起来金似乎开始移动了，但是太慢了。五秒钟过去了，裁判重复道：“九十八英尺。”

“哦，天啊！”普林斯卢低呼，用手捂住嘴巴。又过了五秒，裁判盯着声呐屏幕，但是他不再读数。在水中什么都看不到，没有金的迹象，水面上没有波纹。

“九十八英尺。”沉默。“九十八英尺。”

“他昏迷了！”一位救援潜水员大喊。在水下十层楼左右的深度，金失去了意识。潜水员们踢着脚蹼，向水下游去。

“救生员！”裁判大喊。大约三十秒后，绳子旁边的水面像开锅一样翻滚着。两个救援潜水员的头露了出来，中间夹着金。他的脸青得发亮，但是一动不动，脖子僵硬。

潜水员们将金的头托出水面。他的脸颊、嘴巴和下巴都沾着血迹。“呼吸！呼吸！”潜水员大喊着。没有回应。鲜红的血滴沿着金的下巴滴落到海里。

“救生员！救生员！”裁判大喊着。一位潜水员用嘴罩住金鲜血淋漓的嘴巴，用力往里吹气。“救生员到场！”裁判喊着。金的教练戴夫·肯，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着：“戴维！戴维！”

金没有反应。十秒钟过去了，还是毫无反应。有人高声呼唤寻找氧气，有人呼喊急救人员来做心肺复苏。吉奥古利斯高叫着：“为什么没有人给急救打电话？叫一架直升机来！”他对着我大喊，对着普林斯卢大喊，对着随便什么人大喊。“这他妈到底是怎么了？！”他吼着。

在我们身后的第一条绳索前，又一位潜水员开始下潜。然后回到水面，晕死过去。救援潜水员将仰面漂在水上的金拖上船，给他罩上氧气面罩。依旧没有反应。他的脖子僵硬，脸上的肌肉凝固成一个惨淡的微笑，双眼大睁，空洞茫然，直直地盯着太阳。

金死了。这是帆船上众人的共识。然而我们现在离他四十英尺远，在一片大喊大叫声中，没有人能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船队上的救援人员按压着金的胸部，拍打他的脸庞，对他大喊着：“戴维！戴维？”

在船队周围，又有潜水员进入水下，又有人抬头浮出水面。比赛照旧进行。我转身来到帆船的侧面，这样我可以看向一旁，避开这个场景。一位捷克潜水员注视着我，然后他闭上眼睛，喃喃地祷告着，准备自己的下潜。

随后，奇迹般地，金的手指颤动起来，双唇翕动，然后开始呼吸。他的脸色渐渐恢复，双眼睁开，又轻轻地闭上。他的四肢放松，深深地呼吸着，轻轻拍着教练的腿，仿佛在说：“一切OK。一切OK。”一艘摩托艇抵达现场。救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金挪到船头。

摩托艇带着金离开，驶向海岸，与此同时，特鲁布里奇正在第一条绳索前挑战三百八十七英尺的深度，但是他提前转身返回，而且没有按规定完成水面程序。随后，在挑战世界纪录的过程中，英国参赛者萨拉·坎贝尔只下潜了七十二英尺就返回了。“我做不到。”她说着，跳上帆船。她被金的事件震撼了。在二号绳索前又发生了一起昏厥事件。随后又一起发生在三号绳索前。

“我的天啊，事情越来越糟了。”坎贝尔说道。西风越来越猛烈，掀起海浪，吹鼓了我们头顶的船帆。“这就像多米诺骨牌，所有的事情都崩溃了。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的情况。”然而，比赛又进行了三个小时。

在这一天的最后一潜，一位来自乌克兰的新手运动员计划尝试一百三十一英尺深的初级深度。他下潜，回到水面，摘下面镜，一股血流从他的鼻子中涌出。他完成了水面规定动作，获得了白色卡片，这表示这次下潜被认可。流血是被允许的。

当晚在宾馆里，潜水员们聚在一起谈笑嬉闹，有的人大笑，有的人谈论到戏剧性的赛事，不时摇着头。当天九十三位参赛者中，有十五位挑战三百二十八英尺或者更大的深度。在这些人里，两个人丧失比赛资格，三个人没有到达预定深度，四个人晕了过去，失败率达到百分之六十。金还在医院里。没有人知道确切消息，但是有传言说，深水压力撕裂了他的喉部，这在深潜中很常见，他们说，这是个小伤。

关于今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参赛者们都有些惊讶和触动。“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那天晚上在庭院里，他们转动着眼珠，一再重申，听起来像一种老练的回应。这种事情有可能一直在发生，只是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的挑战是，他们中谁可以从脑海中抹去今天的混乱场景，在比赛的最后一天下潜到更大的深度。

有一个人看起来没有被杂念干扰，他叫纪尧姆·内里，是一名二十九岁的法国队员，是昨天恒定重量戴脚蹼下潜项目的获胜者。在金险些溺水身亡的第二天上午，我在一张挤满了法国队员的桌旁遇到了纪尧姆。

“我不在现场，所以不知道详情。”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我认为，主要的过错不能只归咎于戴维·金，而在于所有的自由潜水员。他们太专注于三百二十八英尺这个数字了，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感受，他们真正想做什么。”内里从十四岁开始自由潜水，二〇一〇年有一部流传甚广的视频短片《自由降落》  [15]  ，片中记录了他在巴哈马进行的十三层楼深的下潜，视频的播出使他举世闻名。自问世以来，这段视频在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点击量超过一千三百万次。

“我很早就明白，练习是自由潜水成功的关键。”他说，“你必须忘记目标，享受在水中的感觉，并且放松。”内里笑了笑，用手指拢了拢浅棕色的乱发，说他在五年多常规的自由潜水中，从来没有昏迷的经历。“对我来说，现在重要的是，尝试完成下潜，回到水面上，脸上带着微笑。”

星期六是比赛的最后一天，阳光灼热，微风不惊，海水清澈平静，真是一切完美。今天的比赛项目是自由沉浸，参赛运动员可以拉绳下潜，到达他们的目标深度。自由沉浸的深度比恒定重量戴脚蹼下潜稍微浅一些，但是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会超过四分钟，观看这种比赛非常折磨人。昨天晚上，比赛总监斯塔夫罗斯·卡斯特利纳基斯小小地教训了潜水员们一下：“潜水要量力而行。”今天公布的目标深度看起来更加保守一些。然而，日程上仍然有不少挑战世界纪录和国家纪录的计划。

“两分钟。”船队上的工作人员宣布道。第一位参赛者被教练缓缓地拖送到三号绳索前。他翻过身来，拽着引导绳，下沉到清澈的海水里。他触碰到目标深度，随后开始上升。和往常一样，工作人员播报着他的进度：“九十八英尺……六十六英尺。”

又是一场昏厥。救援潜水员跳进水里。过了片刻，他们将参赛者带回水面。他的脸色发青，张着嘴。我对观看这种比赛兴致索然，转过身，走到甲板下面。然而过了几秒钟之后，潜水员晃着头微笑起来，对他的教练道歉。

“看，也不是那么糟嘛。”普林斯卢站在我身后说道。没那么糟，或者我只是开始习惯，看到失去意识的躯体被从水下六十英尺拽上来了。无论怎样，我都还得转身回去，继续观看比赛。接下来的十多位潜水员都完成了下潜，没有事故发生。然后精英潜水员开始出动：波兰的马利纳·马特乌什以三百四十八英尺的下潜深度，打破了男子全国纪录。本届女子世界冠军，俄罗斯的娜塔莉亚·莫尔恰诺娃，创造了二百八十九英尺的世界纪录。安东尼·科德曼下潜到三百四十四英尺，创造了新的斯洛文尼亚纪录。内里以三百三十八英尺的深度打破了法国纪录。特鲁布里奇完成了三百六十七英尺的下潜，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在一小时内，七项国家纪录被打破。每个人都展示了自己的控制力。这项运动，再一次变得美好起来。

随后在二号绳索前爆发了一场骚乱。救援潜水员找不到捷克参赛者米哈尔·里锡安了，他们是真正地“丢了”他了。里锡安在水下至少两百英尺深，但是声呐系统看不到他的踪迹。不知道为什么，他从绳子旁边漂走了。

“救生员！救生员！”裁判大喊。救援潜水员潜入水中，但是一分钟后，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到水面。“救生员！救生员！现在！”三十秒过去了，里锡安依旧杳无踪迹。

在一号绳索前，萨拉·坎贝尔正准备下潜。就在她下方，三分半钟之前从二号绳索下潜的里锡安出现了，距离他最初相连的绳索有大约四十英尺远。

局面混乱起来，坎贝尔吓了一跳，扑打着游开。里锡安猛地摘掉面镜，说道：“别碰我，一切OK。”然后他自力更生，游回帆船。他在我旁边跌进船舱里，大笑着，说道：“哇哦，可真是一次奇特的潜水。”

这个事件可以有如下的解释：在里锡安下潜前，依照惯例，教练把保险绳系在他的右脚踝上，和引导绳连接在一起。在里锡安转身垂直下潜时，固定保险绳的尼龙搭扣松脱掉下。救援潜水员看见孤零零的尼龙扣漂浮在水里，冲下去想要阻拦里锡安，但他已经不见了，当时已经下潜了超过一百英尺。里锡安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闭着眼，冥想着，向下漂去。但他不是垂直下沉，他以四十五度角的方向偏离了引导绳，沉入广袤的大海里。

里锡安的教练意识到，这个差错的结果可能是死亡，他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上，注视着救援潜水员们，他们也都惊呆了，眼睛一眨也不眨。“我在很长时间内都会记得他们的表情。”事后他说，“惊骇、恐惧、担心，还有悲伤。”与此同时，里锡安还在越沉越深，越沉越远，对自己的危险境地一无所知。在二百七十二英尺深处，潜水表开始鸣叫，他睁开双眼，伸手去抓金属牌，然而那里没有金属牌。“我看不到任何标签，任何金属牌，任何绳子，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彻底迷失了。甚至当我转身向上，四处张望时，能看到的，只有蓝色。”

当你身处二十七层楼高的深度时，在灰暗的水中，所有的方向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而且它们在感觉上也一样，水的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你没办法分清自己是在向上游，向下游，还是游向一旁。

有那么一刻，里锡安惊慌失措。然后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意识到恐慌只会更快地要了他的命。“某一个方向看起来更明亮一些，”他对我说，“我认为，那就是水面所在的地方。”他的估计有误。里锡安是在平行游动。他一边游动，一边试图保持清醒和镇定，这时他看到一条白色的绳子。“我知道如果找到绳子，那么我就没事儿了。”他说。

我估算着，里锡安在水下二百五十英尺深处找到一条绳索，尤其是距离他入水点那么远的一条绳索，这概率大概相当于轮盘赌博的时候押中数字“00”，还是两次。但绳索出现了，是萨拉·坎贝尔预备下潜的引导绳，距离他最初下水的地方大约四十英尺远。里锡安抓住它，向着水面游去，无论如何，在溺水之前回到了水面上。

在最后一夜，潜水员、教练和裁判们聚集在海滩上，举行闭幕仪式。闪光灯和聚光灯在巨大的舞台上闪耀，DJ的房间里传出震耳欲聋的欧洲流行音乐，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下，几百人摩肩接踵，跳舞，喝酒。在舞台后方，篝火熊熊燃烧，炙烤着身体半裸、浑身湿漉漉的人们，他们无法抗拒这最后的狂欢。

闭幕仪式上，公布了获奖者的名单。潜水员们总计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四十八项国家级纪录。参赛者也同样遭受了十九次昏厥。在恒定重量无脚蹼和自由沉浸两项比赛中，特鲁布里奇都获得了冠军。

“今天里锡安才是真正的获胜者。”特鲁布里奇说道，站在妻子布里塔妮身边，啜饮着啤酒。在我们身后，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屏幕上就会播放里锡安无保险绳下潜的视频，水下相机记录了这一切，让人捏了把冷汗。在视频结束时，人们欢呼着，里锡安喝多了“生日”酒（为了庆祝他在几乎丧命的下潜后获得新生），已经醉了，他冲到台上，向大家鞠了一躬。两天前刚刚遭受恐怖昏厥的潜水员戴维·金，和英国队一同穿过人群，他微笑着，看起来健康状况良好。内里在抽烟，一派典型的法国绅士风度。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体。”汉丽·普林斯卢说道，在篝火旁喝着鸡尾酒，“就好像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到水里去；我们选择在水里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接受它的风险。”她抿了一口酒。

“不过，我们也获得了回报。”

注释

1　查尔斯·里歇（Charles Richet，1850年8月25日—1935年12月4日），法国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因发现和研究过敏反应，获得19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2　《洛奇》是一部1976年的电影，由史泰龙编剧及主演，约翰·艾维森执导，讲述寂寂无名的拳手洛奇·巴布亚获得与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克里德争夺“拳王”头衔的故事。该片赢得197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译者注

3　此处指闭气前不呼吸纯氧的静态闭气。在呼吸纯氧后一段时间继续闭气的世界纪录由德国人汤姆·西塔斯创造，时间是22分22秒。这些纪录都在不断地被刷新。也许本书出版时纪录就又是不同的了。——译者注

4　截至作者完成本书时如此，后记中有提及。——译者注

5　《又干掉一个》（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皇后乐队上世纪80年代的专辑The Game中的一首单曲，本曲与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的成功，使The Game专辑登上了美国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译者注

6　原文如此，但是在实际比赛中，根据项目的不同，以及运动员个人的偏好，保险绳会系在不同的位置。如：在手部动作较大的自由沉浸（攀绳）项目中，保险绳可能系在脚踝上；在带脚蹼的项目中，保险绳通常系在手腕上；有时候也会系在腰间。——译者注

7　AIDA是法语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pnée的缩写，英文为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pnea。

8　原文“free immersion”，通常也称为攀绳。——译者注

9　原文为“Official top”，目前没有大家都认可的对应的中文译法，工作人员宣布“Official top”后，运动员必须在30秒内开始下潜。——译者注

10　原文为breathing into the three chambers of lungs，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自由潜水员并不是将空气真的吸入腹部，而是顺序进行了腹式呼吸（膈肌下降，脏器挤压，感觉好像是空气进入腹部，有助于提升肺活量），胸式呼吸（以肋间肌带动肋骨和胸骨运动，引起胸廓大小变化）和锁骨式呼吸（打开胸膛，锁骨上提），将三种呼吸方式相结合，可以最大化地调动肺部来存储空气，就如同气体充满了三个空间一样。——译者注

11　这一说法不准确。自由潜水同样会导致减压病，尤其是在短时间内重复进行大深度自由潜水的情况下。而且排出氮气不是在回到水面上几秒钟之后完成的，是在上升的过程中就发生的。此外，这种排出似乎不属于“生命总开关”的范畴。——译者注

12　中性浮力指的是人在水下受到的浮力与重力相等时的一种平衡状态。物体在液体中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所排开的液体的重力，下潜时肺部不断缩小，所以所受到的浮力逐渐减小。从数字上来看，由肺部体积变化引发的浮力变化看似不大，但是一旦平衡改变，对于自由潜水员和水肺潜水员而言，影响都是很明显的。——译者注

13　在深处水的压强自然是增大的，但是需要向上划水并不是因为在深的地方感觉到了更大的海洋的重量，而是因为肺部体积缩小，潜水员受到的浮力小于自身的重力。——译者注

14　和国内外两位资深的AIDA教练进行了确认，在他们教学中，自由潜水过程中，无论下潜还是上升，吐气都是禁止的，因为会增大浅水昏迷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来说，在上升到接近水面的深度再吐气，比在大深度吐气固然安全一些，或许某些培训体系是这样操作和教学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对许多自由潜水员来讲，这种做法是不安全且不被接受的。——译者注

15　Free Fall是一部在潜水员及极限运动、户外运动爱好者间流传甚广的视频短片，在国内的网站上也可以浏览，可搜索纪尧姆、蓝洞、自由潜水等关键字，片中纪尧姆纵身跃入蓝洞，然后像攀岩一样攀缘而上，身姿优美矫健。——译者注

下潜650英尺

一个月后，我接到邀请，去观看另一种自由潜水，带有一定目的性的一种。一些自由研究员计划用十天的时间来自由潜水，借助这种方式研究食人鲨，并把追踪信号发射器刺入它们的背鳍上。所有这些发生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小岛所处的海域中。我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前往那里。

从旧金山飞往悉尼需要十五个小时，途中我吃了三顿饭，喝了四小瓶红酒，看了七部电影，跑了五趟洗手间。接下来，我在悉尼国际机场停留了四小时（吃了一个百吉饼，在地板上小睡二十分钟，吃了一包腰果，在报摊前看了四十五分钟的《滚石》杂志），随后换乘航班飞往留尼汪岛的首府圣但尼。我搭乘的是一架老旧的空中客车A330，这种型号的飞机以其飞行途中的机械故障而声名狼藉，机身的喷涂让它看起来像是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飞机内部同样粗陋：座位污渍斑斑；头顶行李舱的把手摇摇晃晃；布满划痕、曾经是白色的舱体已经泛黄。客舱只坐满了两成，乘客大多是老年夫妇。除我之外，所有人都讲法语。在航班起飞一小时后，乘客们已经分散到空位躺下，很快便进入梦乡。再喝点红酒，再看点电影，再吃点东西。夜晚悄然逝去，白天渐渐到来。

十二小时之后，安全指示灯亮起。飞机向西画出一道弧线，从左侧的舷窗望出去，我看见远处出现了一个微小的岛屿。机长操控飞机下降，一幅超现实的图景展现在眼前：数千英尺高的火山锥如同王冠般簇拥着，刺破空中翻涌的白色云海。蓝色的海水轻轻拍打着洁白的沙滩。四十层楼高的瀑布激起弥漫的雾气，飘荡在翠绿的热带丛林间。这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热带奇景，简直就像电脑绘制出来的一样，如同电影《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中的布景。然而这不是电影布景，也不是屏幕保护图像。下面这片奇异的、史前风格的景色，是距离巴黎四千英里以外的法国风光。

留尼汪是法兰西共和国最南端的前哨，也是欧盟最偏远的区域。它是位于澳大利亚以西六千英里处的一个小岛，距离马达加斯加东海岸大约四百英里，土地面积仅有九百七十平方英里，相当于夏威夷大岛面积的四分之一。十七世纪，法国人来到这里，将它命名为波旁岛，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被当成贸易驿站和糖料作物种植园。今天，留尼汪对法国人而言，就像是美国人的夏威夷——一个热带度假胜地，它拥有大陆所有的现代化便利设施，却从没有寒冷的天气。人们来到这儿的原因都一样：退休、开始新生活、度蜜月，或者在漫长的冬季里来避避寒。留尼汪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拥有一项世界纪录，在一九六六年，当地某一次的降雨量在二十四小时内达到七十一英寸。在一六七一年，全岛上的人口总数是九十人。到二〇〇八年，人口总数已经超过八十万。尽管法国人宣称留尼汪是自己的属地，然而现在这个小岛已被来自印度、中国和非洲等邻近国家的移民占领了。在西海岸沿线曾有一串前殖民地时期的村落，现在人们大多居住在这一带附近。每个市镇的中心都有一个天主教堂；每个市镇都有一个海滩，旁边散布着彩色的低层房屋。当地的啤酒尝起来隐约带着肥皂味儿，它以一种灭绝的鸟类命名，叫作“渡渡鸟”，人们一度误以为这种鸟曾生活在留尼汪。

然而，这里的食物非常美味——巴黎的品质，混合非洲的风味。天气永远是温暖诱人的。陆地和海滩一点都不拥挤，风景原始质朴，像南太平洋上所有的岛屿一样壮观。如果不是留尼汪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地连续发生鲨鱼吃人的危险事件  [1]  ——它简直可以称为天堂了。

近年来鲨鱼袭击事件持续增加，没有人能够解释其中的原因。在二〇一〇年，公牛鲨  [2]  忽然变得狂暴起来，经常在这个岛屿最昂贵的海滩和度假村附近出没，咬死咬伤数位游泳者和冲浪者。

全世界平均每年有六人命丧鲨口。然而在小小的留尼汪岛，三个月间就发生了两例死亡事件和六起受伤事件。这样急剧增长的鲨鱼袭击事件在留尼汪前所未有，它带来的威胁将会摧毁这座岛屿以旅游业为主的脆弱经济。

这件事使弗雷德·比勒格外烦恼，他是一名摄影师，同时也是鲨鱼保护者，我在希腊的自由潜水世界锦标赛上曾经遇到过他。在我回家一周后，他打电话过来，和我讨论自由潜水有益处的一面——没有口鼻流血或是死亡阴影的那一面。他向我解释，在鲨鱼研究中，自由潜水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由潜水，也可以是一种工具。”夹杂着电话线路的杂音，他用轻快的比利时法语腔调对我说。他希望可以通过自由潜水的方式和这种海洋动物亲密接触，从而拯救它们。

我第一次遇到比勒是在卡拉马塔一间宾馆的酒吧里，当时他和其他几位自由潜水员坐在一起。当我问到他的职业时，他停顿片刻。“我有时去自由潜水，”他说，“也拍一些照片。”直到那天夜里我在谷歌上搜索他的名字，才发现他是个传奇人物——最早的竞技自由潜水员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水下摄影师之一。网站上满是他的照片，在距离大白鲨咫尺之遥的地方潜水，和成群的双髻鲨  [3]  一起游泳盘旋，和白鳍鲨并肩而游。比勒说，他长途跋涉来到留尼汪，是为了阻止一场对鲨鱼的屠杀。随着最近鲨鱼袭击事件的激增，愤怒的居民计划捕捉并杀死当地全部公牛鲨种群。这将摧毁留尼汪岛原始的海洋生态系统。

他的计划是，联合一批从事海洋研究的志愿者，其中包括一位长期居住在留尼汪的工程师法布里斯·施诺勒，他们将以自由潜水的方式下潜到八十英尺深的海中。在那里他会把卫星传感标志安装到公牛鲨的背鳍上。这些标志会追踪鲨鱼的巡游路线和方位，在它们过于接近海岸时对当地人示警。这或许是世界上首个实时鲨鱼追踪系统。

比勒相信，近期的袭击大都纯属意外。他说，公牛鲨并不喜欢吃人。一定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它们游到近海。通过追踪公牛鲨的行动，或许他的团队可以查明这个原因，亡羊补牢，挽救公牛鲨，使它们免于灭绝。

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公牛鲨是最凶残、最致命的海洋捕食者。它们可以长到十二英尺长，五百磅重。高度发达的肾脏使它们在海水和淡水中都可以繁衍，在各种极端环境中都曾观测到它们的存在：沿亚马孙河溯流而上两千英里的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山脚下、澳大利亚东部城市洪水泛滥的街巷中，还有六百五十英尺深的海底。它们吃任何长着脸的东西——鱼类、其他的公牛鲨、海龟、水鸟、海豚、螃蟹。和地球上其他所有鲨鱼种类相比，公牛鲨和虎鲨、大白鲨三者一起，要为绝大多数鲨鱼袭击人类的事件负责。

和大多数鲨鱼一样，公牛鲨多数时间生活在深海中，在那里能见度极其有限，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能见度。这使得针对公牛鲨的研究几乎不可能进行。潜水艇、机器人，还有穿着深海潜水服的潜水员们，可以到达六百五十英尺深或者更深的地方，但这些设备的速度和灵活性都不足以让潜水员跟上公牛鲨，给它们做标记，也没办法进行任何有价值的观测。从六百五十英尺向下延伸到三千三百英尺深，这一深度区间的海洋被称为暮色带或者中层带，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在最清澈的水中，这里也只能获得不到水面百分之一的光照。如此细微的光照不足以支持光合作用，结果就是，在这样的深度，食物极其稀少。

公牛鲨适应环境的方式是，到浅海捕食猎物，然后回到深海中洄游。对它们和其他任何种类的鲨鱼进行长期研究的唯一方式，就是等到它们靠近水面进食时，用跟踪装置进行标志，继续监测它们下潜后的行动。

然而，做标志并不容易。采用水肺潜水或者从船上做标志的方法都是危险的，而且有时根本不会奏效。鲨鱼会感到紧张并转身游开，有时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受伤。有时它们咬人。

比勒告诉我说，给留尼汪的鲨鱼们做上标志，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自由潜水到达足够深的地方，用和鲨鱼相同的游泳模式接近它们，然后安装传感器。不过，他也承认，这是个有风险的行动，不能保证后果。

三周后，他将在留尼汪和我碰头。

关于中层带的简史。

一八四一年，英国自然学家爱德华·福布斯想从深海中采集样本，从地中海到爱琴海，都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一个贝壳、一株植物、一条鱼，或是任何生命的迹象。福布斯宣称，九百英尺以下的深海，是一片幽暗的荒漠，他把这一深度区域命名为无生物层。他的结论延续了二十年，没有人提出异议。

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位持反对意见的挪威科学家米卡尔·萨尔斯决定检验福布斯的研究。他驾船来到挪威海的中部，将网子和桶投下到数百英尺的深海中，然后把它们拉出水面。他一次又一次重复着，之后他发现，所谓的“无生物层”，其实充满了生命。在几年时间里，萨尔斯在这片幽冥水域里找到了超过四百个动物种类，其中有一部分发现于海中两千五百英尺深的地方。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海百合——这是一种花朵形状的动物，身体有一个植物茎部一样的长柄，上端生长着一簇花冠般的羽毛状触手。科学家们相信，这种动物曾经兴盛于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

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海百合已经灭绝了，然而现在它就在这里，在萨尔斯船上甲板的木桶里，显然，它们在水下一千英尺深的地方繁茂地生长着。萨尔斯断定，深海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生命形式，而且和我们行星的远古时代紧密相连。我们下潜得越深，就可以在时光中回溯得越久。当陆地上的生命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被风暴、地震、洪水、干旱、陨石和冰河时代摧毁时，似乎没有什么能打扰深海的平静。每个白天都迎来同样黯淡微弱的蓝光，每个夜晚都是同样的墨一般的漆黑。天气亘古不变。这里是一座活的博物馆。

在萨尔斯做出上述发现后的十年间，科学家们在深海中找到了超过四千七百种的新物种。他们还对海底进行声波扫描，绘制了海底地貌图，那里的丰富多彩可以和陆地上任何一处地方相媲美——有开阔的平原、起伏的山脉，还有五英里深的峡谷。

关于海洋深度分层的更精确的观点逐渐成形，不过最多也只能算是刚刚入门——相当于探索陆地生物时，夜里在热气球旁挥动一张捕蝶网。中层带，或者叫“中间带”，现在有了一个恰当的称谓，但它的面貌仍然不明朗。没有人真正看到过它的样子，也没有人知道，那里到底在发生着怎样的事情。

又过了三十年，才有人描绘了这幅图景。这么做的人是威廉·毕比，纽约动物学会的研究员。毕比没有工程经验，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能在海中下潜数百英尺的工具，这些都没有令他知难而退。他设计了一个叫作“潜海球”的深海航行机器，将它停放在百慕大楠萨奇岛的海边。一九三〇年六月，他准备进行第一次载人下潜。潜海球实际上像一个巨大的、中空的球形火炮炮弹，有三扇三英寸厚的石英玻璃舷窗，上部入口处有一个四百磅的舱顶盖。它的大小仅能容纳两人，一个人需要跪坐着，另一个人则要蜷着腿坐在前面。舱顶连着一条钢索，钢索的另一头缠绕在机械绞盘上，这一装置用来将潜海球放入水下及提回水面，就像一个悠悠球。潜海球内备有压缩空气瓶来提供氧气，他们用棕榈叶当作扇子，来调节空气  [4]  。

天有不测风云。在未载人潜水测试中，钢索有时会纠缠锁死。在汹涌的海流中，潜海球会不断摇晃，剧烈地摆动，船舱内的物品被甩得四处都是。有时候它还会漏水。

在一次测试下潜后，毕比和船员们一同将潜海球提升到甲板上，透过一扇窗户，他们发现舱体中灌满了水。毕比动手拧松舱顶盖，这时，一枚螺栓迸射出来，横穿甲板，在三十英尺以外的钢板上留下了半英寸深的凹痕。一股水流从螺栓飞出的小孔里激射而出，力量强大，用毕比的话说：“看起来像蒸汽一样。”他意识到，一定是因为潜海球在极深的深度下渗入了海水，当它被拉回水面时，里面的压力逐步上升  [5]  ，最后高达每平方英寸一千三百磅以上  [6]  。松了的螺栓像子弹一样激射而出。如果在这次下潜中毕比待在潜海球里，他大概已经淹死了。

即使危险是让人痛恨的，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毕比还是爬进潜海球里，准备妥当，迎接他的第一次下潜。陪同他的是哈佛工程师奥蒂斯·巴顿，他为潜海球的设计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筹募了修建潜海球所需要的大部分款项。工作人员们放松绞盘，潜海球迸溅着水花进入海中，垂直下沉。绳索不断放下，毕比和巴顿的身影消失在海中。

当两个人下潜到三百英尺时，舱体内发现了一处渗水。毕比决定继续下潜。到了六百英尺深时，一束火花从一个电灯插座里飞溅而出。巴顿按住电器配件，火花停止了。潜海球继续向大海深处沉去。

毕比和巴顿看到周围的水变得越来越暗，就像演出前剧场里逐渐暗下的照明灯。“我把脸贴在玻璃上，向上看去，在我视力能及的一小片空间里，我看到了一抹微弱的蓝色边缘，”毕比后来写道，“我向下张望，心中又一次感受到长久以来的渴望——我想要潜得更深，即使那里看起来像黑色的地狱入口一样。”

这一深度生活着各种奇妙的生物——鱼类、凝胶状球体生物，还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生命形式。当他们到达七百英尺深时，眼前的景象和毕比预想的不同，海水并不是黑色的，而是晦暗的蓝色。“在陆地上，在夜晚的月光下，我常常可以想象阳光的金黄色，还有看不见的花朵的绯红色，”他写道，“然而在这里，当探照灯熄灭时，黄色、橙色和红色是无法想象的。蓝色充满了所有空间，隔绝了你关于其他任何颜色的想象。”

在首次载人下潜中，毕比和巴顿潜入八百英尺的深度，成为第一批亲眼目睹中层带这一深邃蓝色世界的人类。

然而，囿于潜海球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望的孤绝。毕比和巴顿可以对深海中的动物们投去匆匆一瞥，然而，被悬挂在钢索之下的他们，没办法从任何层面进行有意义的追寻、互动和研究。他们几乎都没办法照相。毕比和巴顿最终下潜了三千零二十八英尺，相当于九百二十三米，他们证实了在极深的海中确实存在动物，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对这些外星生物一样奇特的生命知之甚少，比如它们去向何方，吃些什么，或是它们如何在黑暗的、没有标志物的苍茫深海中导航。

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间开始变化，科学家们开始通过塑料标志牌来追踪海洋动物。虽然这种方式不可能跟踪和研究那些一直生活在中层带深处的动物，但是可以标记鲨鱼这样的垂直进食者，它们大多数时间生活在中层带，但是经常到水面附近进食。

在某地被标记的鲨鱼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这可以告诉科学家鲨鱼们洄游的距离，以及它们会游去哪里。一些研究人员捕获鲨鱼后，在它们的腹部切开一个小口，塞入标志，然后缝起来，再把它们放归大海。这些标志会存在数十年之久（一九四九年植入某条鲨鱼的标志，在四十二年后被发现）。在美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掀起了标志鲨鱼的热潮，并且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在大西洋西北部共有大约十万六千条鲨鱼被标志。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人员开始用传感器标志鲨鱼，这种方式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迅捷的数据，比如鲨鱼们游得多快，它们去了哪里、多远，以及停留在多大的深度。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已知的鲨鱼种类中，有一半大多数时间都栖息在阴冷黑暗的深海中。在这一深度，鲨鱼们可以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路线，洄游数千英里。它们成群结队，数百条鲨鱼头尾相连，整齐划一。然后它们沿着同样的看不见的路线，以同样的精确度返回，最终回到起点。

即使在最清澈的热带海洋中，六百五十英尺深的地方也几乎没有光线，而且那里碰不到、闻不到，也看不到任何能帮鲨鱼们确认路线的标志，然而似乎自始至终它们都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应当去向何处。这就好比一个人，戴上眼罩和耳塞，从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海滩出发，步行三千英里到纽约科尼岛，然后再返回原地。而且是每年都这么做。

在同一时间，当海洋研究人员绞尽脑汁思索这些新发现时，一位叫作腓特烈·默克尔的德国动物学家，听闻了一些关于欧洲知更鸟的奇特行为。默克尔的同事观察到，知更鸟蹦跳的方向，常常是它们自然迁徙的方向。即使当知更鸟处在封闭的空间里，无法通过太阳或者天空获得指引时，它们仍然保持着这种方向性的跳跃。知更鸟仿佛具备天生的方位感和方向感，即便在它们看不到任何东西时依然如此。

在一九五八年，默克尔汇集了一群知更鸟，将它们逐一放进一个洗衣桶大小的箱子里，箱子遮住了天空、星星和太阳。箱底铺设了一层电子传感垫，可以记录知更鸟们蹦跳的方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默克尔连续观测它们的行动。结果一直如出一辙：在春天，知更鸟向北方蹦跳；在秋天，它们就会向南方蹦跳。换句话说，知更鸟们蹦跳的方向，和它们平时的迁徙路线完全一致。

默克尔在不同的箱子里和各种不同的条件下重复进行实验，得到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只有一次例外。当他将知更鸟放到磁场被屏蔽的箱子里时，它们的方向感消失了。

吸引着指北针指向磁北极的力量，来自于地球的磁场作用——地核中熔化的铁元素的循环，产生了正负极  [7]  。对默克尔和他的同事来说，这些实验为知更鸟拥有磁感方向感提供了充足的证明。然而其他科学家拒绝承认，声称这些数据过于薄弱。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鸟类、动物，或者任何生物，是通过微弱的磁力来辨识方向，而不是借助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这一观点实在是太古怪了，令人无法接受。

然而默克尔是正确的。

在他进行实验二十五年后，在细菌中也发现了这种磁力感应（被称为“磁觉”），不久之后，科学家们发现了数不胜数的证据，证明其他生物同样可以利用这种感应，包括鸟、蜜蜂、蚂蚁、鱼，以及鲨鱼。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在人体上进行的磁感应实验显示，或许我们同样拥有这种第六感。然而为了证实这一点，科学家们需要确切地知道，它在人体中如何工作。为此，他们需要一个受体。在二〇一一年，他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备选  [8]  。

在留尼汪的首都圣但尼，弗雷德·比勒走出罗兰加洛斯国际机场的安检门，手推车里装满鱼枪和潜水装备。在他上方，成群的蝙蝠和黑色的小鸟迷失在椽子之间，懒散地飞舞着，在空中画出“8”字路线。鸟类和蝙蝠排泄物的刺鼻味道，和黏腻、溽湿的热带空气混杂在一起。

一群记者等在大门出口处，相机此起彼伏地晃动着。在过去的几天里，当地媒体将比勒描绘成一个鲨语者。比勒穿着黑色的紧身T恤衫，剃着光头，肌肉分明的体格像朗白先生  [9]  一样。很明显，他对记者的存在有一丝厌烦。比勒用法语和记者们简短而礼貌地交谈了几句，然后向着出口挤出一条路，来到法布里斯·施诺勒的银色皮卡车前。“一派胡言，”比勒的声音洪亮单调，他跳上乘客座位，“这儿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切都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当天夜里，比勒、施诺勒和我三个人，乘着我租来的豆腐干大小的汽车，掠过圣但尼迷宫般狭窄的鹅卵石街巷，以及烟灰覆盖的殖民地时期建筑。不久之后，我们来到一间可以俯瞰海滩的饭店，看着大海翻卷出造型完美的海浪。这景象有些奇怪：在热带海岛的落日下，海浪有一人高，但是没有人冲浪。事实上，沙滩上根本没有一个人。

“现在进入这片沙滩是违法的。你到水里游泳，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施诺勒说道，在庭院的桌旁坐下。他曾经拥有街道尽头的一家木材商店，不过在经历了和抹香鲸共同潜水的心灵震撼之后，五年前他把商店卖掉了。现在他用全部时间来运营“DareWin”[区域性鲸类与海豚资料库（Database Regional for Whales and Dolphins）的缩写]，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主要研究海豚和鲸鱼的交流方式。他留着蓬乱的灰白短发，穿着一条花哨肥大的沙滩裤，挥舞着夸张的手势。和比勒修道士般的形象相比，他就像是个跳旋转舞的托钵僧  [10]  。

施诺勒叫了一份啤酒，向后靠在椅子上。他说现在旅行社都警告游客不要来留尼汪旅行，因为太危险了。“没有人想要担责任，而且政府禁止人们到海滩去，避免再支付截肢、康复等的费用。”他叹了口气，“我是说，即使是本地人，也被这些鲨鱼吓到了。”

在二〇一一年九月，一名冲浪者的腿被鲨鱼咬掉了。一周后，一条鲨鱼袭击了一艘划艇，它从船头下方冲撞，将划艇弄翻。好在划船的人被路过的船只救起，得以幸免于难。随后，一位三十二岁的前趴板冲浪冠军，在一排拥挤的冲浪者之间被鲨鱼从板上拽下，不到三十秒，身体就被吞掉一半。他支离破碎的躯体被冲到海边。两个月后，一位捕鱼者拿着鱼枪在齐胸深的水中跋涉时，被鲨鱼咬到了臀部。

“这真是太疯狂了。”比勒说道，“鲨鱼并不喜欢吃人。所以这一切太奇怪了。或许有什么东西使它们受到了惊吓，促使它们到近海来。但是，那是什么呢？”

施诺勒拿出一支笔来，在纸巾后面涂画着。“我们打算这么做，去寻找答案。”他指着一个方框和旁边的几个圆形图案解释道。这是他发明的鲨鱼追踪系统的示意图，他称之为“友好鲨鱼”。六个月前，施诺勒和比勒在巴黎的水下摄影展上首次见面，两个人商讨了合作的事情，决定在留尼汪开展一项标志鲨鱼的计划。随着最近鲨鱼袭击事件的频频爆发，施诺勒设计出“友好鲨鱼”的第一版示意图。此后两个人一同丰富了各个细节。

“友好鲨鱼”是实时追踪鲨鱼的声学系统。大多数标志系统依靠卫星科技运行——在一支香烟大小的金属电子管里放置一个小芯片，金属管附着在鲨鱼身上，六到九个月后自然脱离，漂到水面上，将收集来的数据上传给卫星。卫星标志虽然精确，但是提供的都是过往的信息：鲨鱼在去年、上个月，或者上周做了什么，但不是它现在在做什么。“它们提供了令人惊叹的信息，但那些都是历史。”施诺勒这样评价现在的系统。他相信，留尼汪的冲浪者和游泳者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杀气腾腾的鲨鱼现在在哪儿，而不是它们昨天在哪儿。

“友好鲨鱼”依靠声学系统、信号台和人造卫星组合的网络运行。在纸巾上，施诺勒描绘着这个系统的细节，首先他画出布康卡努海岸线的草图，这是近期鲨鱼袭击事件的发生地。当一条被标志的鲨鱼游到海边一千五百英尺左右时，施诺勒安放在海面上的信号台便可以辨识标志发出的高频信号，然后向卫星发出警示，随后卫星会发送信号给电脑服务器，在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上发布信息，警示人们附近有一条鲨鱼。

施诺勒对我说，此前还没有人尝试搭建这样的系统。现在也没有人资助他和比勒。施诺勒将纸巾揉成一团，扔到碟子上。“但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他说，“坐在这儿，袖手旁观？”

三天后，施诺勒和我抵达拉波塞雄码头，准备进行第三次标志鲨鱼的尝试。过去两天我们在海上的努力都失败了。比勒几个小时内多次下潜，但是连公牛鲨的影子都没看到。今天我们要在靠近布康卡努海滩的海洋保护区再试一次，那里就是两个月前那个冲浪者被吃掉的地方。在这个区域潜水是违法的，但是施诺勒和比勒为了增大找到鲨鱼的机会，不惜承担被捕或是受伤的风险。他们也带来了后援。

在甲板上，已经有人等在我们的摩托艇旁，他叫马库斯·菲克斯，是一位四十四岁的德国电脑程序员，也是“友好鲨鱼”幕后的技术奇才。菲克斯穿着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科学：确实有用，贱人们”。他研发的水下系统可以播放鱼类受伤时发出的声响。施诺勒告诉我，鲨鱼是机会主义者，从不会轻易错失到了嘴边的美食。对它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受伤的猎物看起来更诱人了。

和菲克斯一起来的是居伊·加佐，他身材修长，灰白相间的头发，像新闻主播一样好看。加佐是留尼汪最出色的自由潜水员之一，在水下可以憋气五分钟以上。当施诺勒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四岁时，我无比惊讶。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我说你好。加佐用法语回答，你好。稍后我才知道，加佐拒绝讲英语，因为他对一九四二年英国在土伦轰炸法国海军一事依旧耿耿于怀——那年他才五岁。

加佐旁边是加拿大自由潜水员威廉·温莱姆，他是比勒的老朋友。六英尺三英寸的温莱姆生来一副大骨架，让他看起来更加高大。去年他拉着绳子下潜了三十二层楼的深度  [11]  ，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我握着他的大手，感觉像是抓着一捧热狗，然后我们跳到船上。

我们离开海港，向着拉波塞雄进发，那里是公牛鲨聚集的热门区域。岸边屋舍成排，有美丽的沙滩和低垂的树木，陆地上几英里外，巍峨的群山连绵起伏，更衬托出拉波塞雄的优美风景。这一带山脉被称为圆谷，在不到十英里的跨度内，山峰攀升到一万英尺的高度，和周围的地形地貌相比，它们显得不成比例，看起来像是一幅不协调的风景画。

离开海岸一英里左右，施诺勒熄灭马达，比勒和加佐戴上氯丁橡胶手套，蹬上潜水靴，套上两件式潜水湿衣。他们抓起面镜和鱼枪，潜入钻石般透明的水里。我在水面观望，看着他们消失几分钟，返回时鱼枪的矛头上扎着扭动的鱼。温莱姆坐在后甲板上，斜睨着亮白色的朝阳，缓缓地套上潜水服。我问他是否要加入比勒和加佐的行列。

“嗯，”他答道，“但是我得先上个大号。”

他跳到水里，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踢腿下潜到八十英尺深的海底，他在那儿脱下潜水服的裤子，完成他的“业务”，再游回水面上来。由于四十英尺下的反向拉力，温莱姆的“业务”会粘在海底，而不是上漂浮起来。

与此同时，比勒和加佐已经回来了，两人坐在甲板上，切开刚刚捕获的一英尺长的大海鲢的头。施诺勒从街边废弃的洗衣机桶里拣来零件，组装了一个简陋的滤网，比勒和加佐在滤网里塞满鱼的内脏。鱼血的腥味会从滤网中扩散开来，可以吸引数百英尺以外的鲨鱼。

当潜水员们忙着制作诱饵时，施诺勒和菲克斯组装了水下声波系统。施诺勒告诉我，鲨鱼有着敏锐的听力，在适宜的水流中，可以从八百英尺以外定位追踪猎物。

“这段录音来自一九六六年——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段了。”施诺勒说道，按下了汽车音响的播放键，整套装置被菲克斯潦草地组装到一个塑料盒子里。一条受伤的马鲛鱼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在扬声器里爆裂开来，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揉捏着一个塑料瓶子。施诺勒说，他认识的一位澳洲人已经证明，鲨鱼会被AC/DC乐队  [12]  的音乐吸引，尤其是那首《你令我整夜摇摆》。

“它们真正在听的其实是无序的低频噪音脉冲，”他解释说，“在AC/DC乐队的音乐里有很多这种脉冲。”过了一会儿，施诺勒和菲克斯进行了最后的尝试，他们对着水中大声播放着德国重金属乐队“战车”的乐曲。“留长头发的鲨鱼喜欢这个。”施诺勒开着玩笑。

水中漂散着血污，振荡着马鲛鱼的尖叫，比勒把一个声学标志装在鱼枪的矛头上，准备潜入深海。

“一起来吧，詹姆斯，这里的水好极了。”他在下面招呼我。现在是上午九点，船上已经热得像烧焦了一样。跳到水里泡一下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已经来到留尼汪五天了，还没有摸着大海的边儿。我套好游泳裤，跳到海里，尽量压低水花。

透过面镜，我看到远处的加佐，他握着鱼枪，在一股股漂散的鱼血之间缓缓下沉，潜入更幽暗的深海。比勒迅速打水，紧随其后。当达到中性浮力时，他将双臂并拢在身体两侧，毫不费力地向下滑去。无论曾经多少次亲眼目睹，我始终觉得这一幕是令人敬畏、不可思议的情景。

在水面上，我旁边的温莱姆胡乱地扑打着胳膊和双腿，好像不会游泳似的，但是透过面镜，他的双眼警惕地观察着海底。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在缓缓地绕圈游着，拍打着手臂和双腿，模仿受伤的海豹，以此来吸引鲨鱼。我猛然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分钟里，我的举动和他分毫不差。我立刻觉得，自己像是身处城里治安混乱的地区，还是站在一部提款机前面。我悄悄地摸回摩托艇，爬到甲板上，在凉棚的阴影里找个位置坐下，我又回到了原本所在的地方。

“喂，有鲨鱼！”几分钟后，比勒浮出水面说道。他大声招呼着加佐和温莱姆，通知他们快速下潜，展开紧急追捕。菲克斯将汽车音响的音量调大。施诺勒和我越过船舷眺望着，但是什么也看不到。潜水员们太远了。一分钟过去了，海面依旧沉静平稳。终于，比勒冲出水面，深吸一口气，又潜了下去。我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加佐或者温莱姆了，也许有两分钟。我问施诺勒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耸肩，摇了摇头。

最后所有的潜水员都回来了。比勒把鱼枪从水里拖出来，声学标志还粘在矛尖上。回到船里后，比勒解释说，鲨鱼们被周围的各种喧闹打扰了，所以都游走了。他和加佐、温莱姆又花了四个小时下潜，再也没看到一条鲨鱼。下午三点钟左右，施诺勒开动马达，我们径直返回码头。

“它们只是太紧张了。”比勒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大声喊道，我们在开阔的海面上颠簸着，驶向码头。“这种情况很不常见。”他说，“在斐济、墨西哥和菲律宾，如果你下潜，四处都是鲨鱼。你只能被它们环绕着，别无选择。但是这些鲨鱼不一样。”他深深呼气，“这是个挑战啊。”

接下来的一天，又无法完成任务，没有看到鲨鱼，更没有标志成功。之后我来到比勒租住的公寓，那是一个简陋的混凝土建筑，距离布康卡努不到一英里远。我敲了敲门，比勒来开门时穿着T恤衫和短裤，光着脚。他带我来到一张小书桌前，上面零乱地堆放着几台相机、电脑和数据线。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是一组他和鲨鱼游泳的照片，有双髻鲨、白鳍鲨和其他种类的鲨鱼。

“把我和几条鲨鱼一起扔到水里，我就开心了。”比勒笑了笑，说道。他用电脑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位自由潜水员在晦暗的深水中从容地游动，缓缓接近一条旅行车大小的鲨鱼。当然，潜水员就是比勒，那条鲨鱼是长十五英尺、重四千磅的大白鲨。我的胃部一阵抽搐，我对比勒说，看起来他似乎是在自找麻烦。

“我看起来像是那种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疯狂玩家吗？”他说道，拿起不锈钢的水瓶，喝了一口水，脸上是修道士一般的神情。“跳伞、自行车跳跃等等，我讨厌这些毫无意义的刺激！”他说，“和鲨鱼一起自由潜水，跟那些刺激的运动恰好相反。你需要平静和平衡。你需要了解你自己。只有完全放松，有足够的自我控制，你才能做得到。”

四十英里长的沙滩和随风倒伏的蒿草，一起构成了比利时的微型海岸线，比勒的父亲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小房子，他就在那儿长大。他的曾祖父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比利时国王的御用摄影师。他的父亲曾是一位成功的时尚和广告摄影师，四十五岁左右退出了这个行业，开着一辆大众车环游欧洲，之后娶了一个年龄是自己年龄的一半的小妻子（比勒的母亲），开始在房子后面的花园里修造帆船。少年时代的比勒常常在这些帆船里玩耍，或是和父亲扬帆出海，航行在大西洋北海灰蓝色的水面上。他们一家经常旅行，通常会去充满异域风情的热带地区。比勒从七岁起开始浮潜，十岁开始用鱼枪猎鱼，十三岁开始和鲨鱼一起游泳。

“我看不到一丝一毫进攻的迹象，”他回忆着，“和它们一起潜水很开心。”十四岁那年，他开始和朋友们一起自由潜水。他承认，那时候他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要如何训练。“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摸索，”他说，“那可真是一种冒险。”

在一九八八年，上映了一部关于自由潜水的电影《碧海蓝天》，讲述了雅克和恩佐这两位自由潜水员之间亦敌亦友的竞争，自由潜水的热潮随之席卷欧洲。那年比勒十六岁，这部电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他说。

比勒用了四年时间练习，终于可以下潜到一百英尺的深度，在当时来讲，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他说，在这以后，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在二十岁出头时，他开始参加自由潜水比赛，到了二十八岁，他已经创造了四项世界纪录。有一次凭借重力装置，他下潜到三百三十八英尺的深度。

二〇〇三年，比勒计划冲击无极限潜水的世界纪录，目标深度超过五百英尺。在为此实施的训练中，他经历了一次惨烈的事故。下潜时一切正常，就在他即将开始上升时，本应提供浮力帮他回到水面的气球没有精确充气，他在水下两百英尺深的地方昏迷，延缓上升的气球终于还是将不省人事的他拖回了水面。他的肺部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但是一个月后他完全康复，并且继续进行大深度潜水。

“对我来说，自由潜水向来就是探索海洋，是海洋的一部分，”他说，“在水中越潜越深，能够帮你达到另一种境界，超越新的极限。”然而在自由潜水员之间，争强好胜和自我膨胀与日俱增，比勒对此心灰意冷，二〇〇四年，他彻底退出了这种比赛。“探索的部分消失了，”他说，“自由潜水变成了另一个单纯的比赛项目。”

现在比勒每年用大概二百五十天时间来周游世界，在各地的海洋中潜水，拍摄纪录片，用相机记录海洋动物，在各类活动上演讲，为自由潜水旅行团带队。然而，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向大众传播关于鲨鱼的知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鲨鱼一无所知。”他说，“然而人们常常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感到恐惧。”比勒说，人们对于这些动物的恐惧，在他看来毫无理性，采用标志鲨鱼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减缓这种恐惧。

二〇〇五年，在哥伦比亚以西的马尔佩洛岛，他开展了自己的首次标志工作。哥伦比亚的研究人员推测，这一海域的双髻鲨最远可以洄游到距离此处一千四百英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如果确实如此，哥伦比亚将会在整个区域内建立海洋保护区，用以保护这种鲨鱼。但是，科学家们首先需要证实这个推测。他们找来了比勒。在三年之间，他先后三次前往马尔佩洛岛，下潜超过两百英尺的深度，用声学和卫星接收器两种方式，标志了一百五十条双髻鲨。根据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双髻鲨可以洄游到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甚至是更远的海域，它们数百条成群结队，有着严谨的组织，在非常深的水下洄游。还有一些关于稀有鲨鱼小齿虎砂鲨的数据，显示它们可以下潜到惊人的六千英尺的深度，迁徙到数百英里之外，再游回原处。此前，没有人知道鲨鱼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想要费力去打探。“我们是创始者。”比勒冲我笑了笑，说道。基于这些数据和其他自然保护的努力，在二〇〇六年，马尔佩洛周围三千三百平方英里的海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世界自然遗产。

虽然没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什么双髻鲨、小齿虎砂鲨和其他鲨鱼能够在深海亘古不变的黑暗中找到方向，但是大多数海洋研究人员相信，这些多少可以归功于鲨鱼头部的细小突起和感应磁场的第六感。一六七八年，意大利解剖学家洛伦齐尼发现并记录了这一结构，因此这些细小的突起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洛伦齐尼氏壶腹”。这些小突起实际上是极小的体孔，里面充满导电性的胶质。在这大约一千五百个小孔中，每一个底部都有一个毛细胞，相当于人耳中一个细小的耳毛细胞。这些细胞被称为纤毛，可以感应水下电场中最微弱的变化。在鲨鱼背部中央，有一条从头到尾的感应细胞带，被称为侧线。洛伦齐尼氏壶腹和侧线相互呼应，协调配合。

因为神经元会不断产生电信号，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会产生微弱的电场。鲨鱼身体的运作机能就像一架巨大的天线，可以接收周围的脉冲信号。当鲨鱼从中发现一个它喜欢的信号，就会向它靠近。如果这个信号看起来是可食用的东西，它就咬上一口。

比勒告诉我说，他和其他自由潜水员所穿戴的全身湿衣，不仅仅是为了保持体温——留尼汪附近的水温是舒适的二十六摄氏度  [13]  ，而且也是为了减弱身体向外释放的电信号。  [14]

鲨鱼的电感应极其精确。通过对捕获的大白鲨进行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可以感应到一亿两千五百万分之一伏特的电压。大星鲨可以侦测到二十亿分之一伏特的电压，刚出生的窄头双髻鲨可以侦测到比十亿分之一伏特更微弱的电压。

形象一点来说，可以想象将一颗一点五伏的电池投入曼哈顿的哈德逊河里，然后用一根电线连接电池，一直接到三百五十英里以外的缅因州波特兰。大星鲨和窄头双髻鲨能够侦测到这根电线上产生的极其微弱的电场。这种感应比人类的任何一种感应强大五百万倍以上。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地球上最精确的感应。

（如果比勒和他的同伴们试图用这些事实来减轻人们和鲨鱼一起游泳的恐惧，他们真的需要更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些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得知鲨鱼可以追踪人的大脑和心脏释放的微弱电流脉冲，只能让人们更加畏惧它们。）

因为鲨鱼的电感应如此敏锐，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它们能够感应到地球微弱的磁场，其力量大概相当于一块普通的冰箱磁贴的四百分之一到二百分之一，这比鲨鱼能够从猎物身上感应到的电场强度强大得多。

鲨鱼不是唯一一种鼻子上有磁场感应突起的生物，它们也不是唯一一种依靠磁场导航的水栖动物。

二〇一二年，一群德国研究人员尝试找出鳟鱼每年洄游至同一地区产卵的原因。他们猜测，鳟鱼在水下导航的能力，和它们鼻子上的黑色突起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和鲨鱼的洛仑齐尼氏壶腹极其相似。研究人员刮下一些小突起，将它们放在旋转电场中，这些细胞开始和电场同步旋转。换句话说，鳟鱼鼻子上的细胞，可以像罗盘的指针一样工作，很有可能它们就是依靠这些细胞来导航的。

但是，或许更大的发现是，这些突起中含有磁铁矿颗粒，就是早期罗盘中使用的高度磁性矿物。

鲨鱼、海豚、一部分鲸鱼，还有其他若干海洋迁徙者，它们的鼻子或者头部其他部位同样存在磁铁矿颗粒，它们极有可能也是利用这些颗粒进行导航的。

在满月时，一些软体动物可以利用磁北极作为导引，从深海迁徙到浅水区进行捕猎。甚至海洋细菌都可以借助极其细微的磁铁矿颗粒，沿着磁力线游动，古生物学家相信这些细菌出现在二十亿年前，或许它们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这种天然的磁力全球定位系统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同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它起源于海洋。

人类同样拥有磁铁矿颗粒。你可以在颅骨中找到这些小颗粒，尤其是在分割颅腔和鼻腔的筛骨中。人脑中磁铁矿颗粒的位置，和鲨鱼还有其他迁徙的动物的生理结构紧密对应——这是一个进化的痕迹，五亿年前，人类和鲨鱼的祖先是同样拥有磁感应能力的鱼类。

现代人类是否能够利用这些磁铁矿颗粒，或是其他的接收器来感应地球微弱的磁场，这还是个未知数。不过，三十多年来的科学实验表明，或许这是可能的。

第一位尝试记录和测量人类磁感应能力的研究者是罗宾·贝克，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讲师。一直以来，贝克都想知道，古代的波利尼西亚水手依靠什么方法导航，在开阔的海洋上跨越数百英里，却总是可以准确地返回家乡。有时候依靠天空或者太阳的自然导航会奏效，但是并非一直如此，云层会连续数日遮蔽天空，波涛汹涌的大海可以在转瞬间将小船抛离航道。

詹姆斯·库克船长曾经记录过图帕亚的事迹，他是来自塔希提岛附近的赖阿特阿岛上的一位酋长，一七六九年，他受库克船长的邀请，登上了“奋进”号。图帕亚绘制了一幅详细精确的航海图，从马克萨斯群岛到斐济，跨越两千五百英里，包括一百三十个岛屿。在随后的二十个月里，“奋进”号在南太平洋上航行，并到达了更远的地方，无论船到了哪里，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刻，当时是怎样的天气条件，图帕亚总是能够准确地指出家乡的方向。

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叫作谷谷·依米瑟尔的土著部落，那里的人们有着卓越的方向感，他们甚至将这种感觉和语言融会贯通。谷谷·依米瑟尔人没有表示“前”“后”“左”“右”的词语，他们使用最基本的方位词“东”“南”“西”“北”。如果一位谷谷·依米瑟尔原住民想要让你在床上挪个空，他大概会告诉你，向西挪几英尺。谷谷·依米瑟尔人不会向后弯腰，他们向北、向南，或者是向东弯腰。

能够依靠这种方式交流，说明谷谷·依米瑟尔人必然是在所有时刻都清楚自己的准确方位，如果是在夜晚或是封闭的房间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第二天性。对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波利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种来说，都是如此，他们的语言也同样使用这种最基本的方向描述。

在墨西哥南部，有大约三十七万人使用泽尔塔尔语，它是玛雅语系的一支，同样采用最基本的方式描述方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荷兰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将一位讲泽尔塔尔语的被试者安置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蒙上他的眼睛，让他转了几个圈。然后研究者们请他（实验中没有提及这位被试者的名字）指出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他准确无误地完成了指令，没有一点儿犹豫，并且实验连续重复了二十次，结果均是如此。

这些人所拥有的非凡导航能力并不是特例，它们是自然准则。在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地图的世界里，在人迹罕至的沙漠、森林和海洋中知道自己的准确方位，是事关生存的大事。在所有这些文明中，人们进化出天生的关于方向的直觉，而不需要依赖视觉线索。罗宾·贝克相信这种直觉是磁感应。一九七六年，他决定验证自己的推测。

在贝克最初的实验里，他将几组大学生的眼睛蒙上，驾车载着他们离开学校，沿着蜿蜒的公路行驶了几英里，来到城外，然后依旧蒙着他们的眼睛，逐一引导他们来到旷野中。接下来，他请学生们指出学校的方向。学生们频频指出正确的方位，比纯粹靠运气猜测的成功率高得多。他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学生重复这个实验。在某一次测试中，有三十九位学生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确度指出了正确的方位，这相当于在一块表盘上，指出时针在十点半到十二点之间的范围。后续的实验都有着同样的结果。贝克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共进行了九百四十次实验，总计有一百四十位学生参加。总的来说，实验结果强有力地表明，学生们依靠了某种视觉之外的感觉，在周围的环境中辨识方向。

接下来，贝克通过实验来检验人类的方向感是否依靠磁感应。早前对绿海龟和鸟类进行的实验表明，在这些动物头上系上磁铁，会破坏它们哪怕是短距离内的导航能力。（头部系上磁铁所产生的磁场，比地球的磁场要强得多，理论上来说，这个做法会使动物们感到困惑，认为无论向哪个方向转身，都是面向北方。）

贝克将学生分为两组，一半的头上系上磁铁，另一半的头上系上没有磁性的黄铜块。他将两组都蒙上眼睛，开车兜着圈将他们带到城外，然后引领他们来到旷野中。和系上磁铁的学生相比，没有系磁铁的学生指认方位的准确度明显高出许多。多次重复的测试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于是贝克认为，磁铁干扰了学生导航的能力，就和它们对鸟类和绿海龟产生的影响一样。

在处理分析了来自所有实验的数据之后，贝克写道：“我们别无他选，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可能，那就是，人类拥有依靠磁力的方向感。”这些结果发表在顶级学术刊物《科学》上。

贝克提出，人类的磁感应和视觉、嗅觉等其他感官大相径庭。那些感官是自觉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感官被开启（比如睁开眼）或者关闭（比如塞上耳朵）时，能够立即感觉到。

然而人类的磁感应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运行着。它是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的感觉。我们察觉不到它是开启还是关闭的，就如同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呼吸。从这一点来说，磁感应有些像“生命总开关”：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除非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必须使用它的境地之中。

在现代世界里，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无论在任何时候，建筑物的布局、公路，还有其他支撑人类社会的地标，都可以轻松地为我们指明确切的方位。随着人口日益密集，城市不断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类拥有敏锐磁感应的必要性也蛰伏起来。就如同不再需要屏住呼吸，下潜到海底去采集食物。

贝克的人类磁感应假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又进行了数十次关于人类磁感应的实验，其中一些彻底失败了，还有一些得到了混杂的结果。然而过了十年，积累下来的数据就无可争议了。所有这些实验中，准确辨别方向的行为都是巧合的概率小于千分之五。从统计学角度来说，相当于你的房子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二百分之一。

要确凿地证明人类的磁感应能力，研究者们需要弄清楚它到底如何运作。他们需要一个受体。在二〇一一年，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受体。

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有基因缺陷的果蝇（已有实验证实果蝇具有磁感应能力），从它们的眼睛里移除了一种帮助感知磁场并做出反应的蛋白质。随后，研究人员用来自人体的对等的蛋白质hCRY2进行替换，并观察果蝇的行为。在注入人体蛋白之后，果蝇重新获得了感知磁场并做出反应的能力；人类眼中的蛋白质和果蝇的一样，具有相同的感知磁场的能力。

我们还不清楚，人体中这种蛋白质到底是一种退化残存的痕迹，还是正活跃地作用于人类的某种磁感应能力。但是这一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史蒂文·里珀特博士说，如果人类不具备磁感应能力，他会非常吃惊。“其他许多动物都在使用这种能力。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要弄明白，人类是怎样使用这种能力的。”他说道。

对罗宾·贝克来说，蛋白质hCRY2的发现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想，二十年前，阻碍人们相信人类磁感应能力真实性的，就是缺少明显的受体，”他说道，“因此这些新发现或许能够打破僵局，增加原有发现的可信度。我很期待看到这一天。”

最后为留尼汪的食人鲨安上标志的，不是比勒，而是七十四岁的居伊·加佐。

他们尝试为留尼汪的公牛鲨安装标志，十天过去依旧一无所获，之后比勒返回布鲁塞尔的家中，将拍摄设备整理打包，准备出发前往南太平洋，进行预定的纪录片拍摄工作。在他的建议下，加佐改良了鱼枪装置，能够以两倍于原来的力量进行发射。他和施诺勒再次出海，来到圣吉勒。一天之内，加佐为三条鲨鱼安装了标志，已经足够支持“友好鲨鱼”的追踪系统进行初始测试。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施诺勒和加佐观测追踪数据，试图确定鲨鱼们的洄游模式。他们注意到，圣吉勒的码头附近，是鲨鱼大量聚集、徘徊不去的区域。他们决定在这一带的水域再次进行自由潜水，这一次是去调查，而不是做标志。圣吉勒码头以外的海底立刻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那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满是盘子、食物和各种废物。

原来圣吉勒的乘船者都将海港的入口当作垃圾桶。于是公牛鲨聚集到这里，在废弃物里寻找食物。

在邻近海滩遭到攻击的人们，很有可能是进入了鲨鱼觅食的区域，陷入了它们狂热的进食之中。而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活动引发的。

这一标志带来的发现并没有把人们吓跑；相反的，它带动了另一项当地观光项目。一些旅游公司开始组织垃圾堆附近的观鲨浮潜活动。“我们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施诺勒说。他的意思是，他成功地给人们上了一课。现在留尼汪的居民们更好地了解了公牛鲨和它们的习性，也了解到在那些残暴的特例事件背后，人类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友好鲨鱼”项目开始两个月之后，法国政府决定重新向公众开放海滩。

注释

1　其实鲨鱼“吃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严格意义上来讲，鲨鱼袭击人类多数属于误攻击，而不是作为食物主动捕猎。如果鲨鱼真的“吃人”的话，可能每年发生的丧身鲨口的事件就不止这几例了。——译者注

2　公牛鲨，学名Carcharhinus leucas，低鳍真鲨。体形较小，身体较其它鲨鱼相对宽阔，躯干粗大，整个身体呈纺锤形。——编者注

3　双髻鲨，也译为锤头鲨，特征是头前部向两侧突出，如同古代女子头上梳的双发髻。眼睛在突出部分的顶端，视野更有立体感，容易分辨远近。分布在脑袋前边的化学传感器、电子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能够非常准确地确定猎物的方向和速度。——编者注

4　关于棕榈叶的用途和调节空气的方法，维基百科上的介绍是：将碱石灰和氯化钙的混合物嵌入在潜海球的墙内，以吸收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湿气。潜海球中的人用棕榈叶做扇子，促成空气的流通。——译者注

5　并非内部的压力一直上升。在深海球体渗水后，内部空气被压缩，压力增高，如果内外达到平衡，则和深海的水压数值一致；将球体拉回水面的过程如果比较快，仅仅透过渗水的缝隙，内外压力不可能瞬时平衡，所以球内空气和球外的压力差逐步上升。——译者注

6　大约88个大气压。——译者注

7　应该还是一种假说。——译者注

8　这个备选就是果蝇。原文时间为“2012年”，但后文及资料均显示应为2011年。——译者注

9　宝洁旗下一个清洁用品的商标，图案就是光头壮汉。——译者注

10　原文为Devish，一种穆斯林团体，其祈祷方式包括快速旋转舞，并因此而闻名。——译者注

11　拉着绳子下潜的方式应为前文提到的“自由沉浸”，也被称为“攀绳”。——译者注

12　AC/DC乐队，澳大利亚著名摇滚乐队，1973年成立于悉尼。——译者注

13　因为水的导热性比空气强很多，陆地上感觉舒适的温度，在水中体感会凉很多。所以如果长时间进行潜水活动，无论自由潜水员或是水肺潜水员，都会穿着潜水服来保暖，一般来讲，26摄氏度的环境下，很多人会采用全身湿衣。——译者注

14　鲨鱼在撕咬猎物之前，通常会对猎物进行测试，它们会用鼻子撞击猎物，发射一股短促的电流。如果电信号传导就像通常在动物和人体上发生的那样，那么鲨鱼很有可能会咬上一口。湿衣能够削弱这些信号，用比勒的话说，告诉鲨鱼“我们不在菜单上”。鲨鱼会通过第一口的咬啮来评估食物的热量值。如果感觉猎物的热量值不够高，不值得进行一次全力的进攻，鲨鱼会放弃猎物，继续寻找合适的目标。湿衣能够削弱这种感应，因此可以大幅度降低鲨鱼在几秒后返回、全面展开攻击的概率。——原文注

下潜800英尺

在造访留尼汪几个月之后，我再一次回到了希腊。我来到位于桑托林岛西南的海湾村落阿穆迪，现在正和二十来位记者聚坐在当地一家饭店的露台上。我们在等租赁船只的到来，打算向西航行三英里，跨过爱琴海，前往锡拉希亚岛附近的一个海湾。我们在那儿会和赫伯特·尼奇碰头，他自称是“地球上潜得最深的人”。大约一小时后，尼奇将要借助重力装置，凭借一口气，挑战八百英尺的下潜深度。如果成功，这将成为无极限自由潜水的最新世界纪录，也将是迄今为止人类通过自由潜水到达的最大深度。

然而，到目前为止，情况看起来都不尽如人意。海面上波涛汹涌，海流强劲。尼奇从来没有在锡拉希亚岛附近潜过水，他的团队担心强劲的海流会吹弯下潜的引导绳，由此导致他下潜和上升速度的减缓。被耽误的每一秒，都有可能降低他有意识地回到水面甚至是生还的机会。

他的下潜原定于上午十一点开始。现在已经十一点了，但是我们租用的船还没有任何踪影。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好了离开的打算，有几个干脆已经走了。尼奇的大赞助商——瑞士的腕表制造商“百年灵”，在前几天退出了这项计划。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尼奇的团队里没有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情，但是有小道消息说，百年灵的管理人员认为，这次的潜水过于危险了。

船只的延误没有让我变得轻松起来，对于来到这儿进行采访，我的心情依旧复杂。几个月前和比勒一起经历的事情，让我对自由潜水的益处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发现，自由潜水可以成为一种工具，帮助我们破解海洋的秘密。它是有意义的。

然而无极限潜水是一种倒退，它是另一种由自负心驱使的竞赛，将参与的运动员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了解这一点。然而，心底的另一个我热爱超级英雄、进化飞跃还有《信不信由你》  [1]  ，想要目睹尼奇超越人类两栖能力的边界。我想要见证世界上最深的一次自由潜水挑战。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

就在三天前，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  [2]  的摄制组来到了桑托林，同行的有栏目的当家主持人鲍勃·西蒙。现在他和节目的制作人还有几位摄像师就坐在我右边的桌子旁。西蒙计划在尼奇下潜之前对他进行采访，并且在潜水团队的船上和尼奇的父亲一起见证这个时刻。他是唯一一位拥有这项特权的记者，不过前提是，如果下潜真的能够进行的话。

时间一点点流逝，看得出西蒙有些坐不住了。他焦躁不安地瞟着手机，吸着健怡可乐。和他同桌的人点了一盘炸薯条；我旁边有人叫了一杯柠檬茶。我们都盯着自己的手机，继续等待着。

到了中午前后，终于等来了一条公告。尼奇的公关经理西尔维·里特通知大家前往阿穆迪海湾北端的码头。租用的船只已经到了。我们匆忙地和餐厅结了账，抓起背包，仓促地奔往码头，然后跳上船，依次坐到船顶露天甲板的长椅上。外面依旧狂风怒号，巨浪拍击着沿海堤坝，水花飞溅。船长启动马达，我们驶向锡拉希亚，灰色的海浪翻涌着，重重地拍打着船身。

所有一切看起来都要坍塌崩溃了，然而在我看来，一出好戏必须要继续上演。

在无极限自由潜水中，潜水员们可以借助任何方式来追求想要的深度，这是自由潜水中最极端的形式，按照人均比例来说，它也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运动之一。十年前，无极限自由潜水的世界纪录是五百二十五英尺。这之后至少有三位尝试无极限自由潜水的潜水员因此送命，数十人受伤，其中有些是永久性的伤害。

在二〇〇六年，委内瑞拉潜水员卡洛斯·科斯特在希腊挑战五百九十七英尺深的无极限潜水，他回到水面时已经瘫痪了。俄罗斯的冠军，自由潜水员娜塔莉亚·莫尔恰诺娃在反复进行无极限潜水训练之后，据称出现了脑损伤的迹象。在二〇〇二年，比利时潜水员邦雅曼·弗朗斯从水下五百四十二英尺深处返回以后，右半身全部瘫痪，说不出话来。他在轮椅上坐了十个月，才逐渐恢复了行走和游泳的能力。这个名单还在增加。

只凭借人体自身的能力，无法到达无极限自由潜水所能到达的深度，因此这项运动有着如此致命的风险。大多数无极限潜水员选择在下潜时绑上重力装置，到达深水中之后向一个气球充气，借助它的浮力重新回到水面。这些机械可以帮助潜水员们快速坠下，是其他自由潜水方式可到达深度的两倍，但通常只需一半时间。对人体来说，这个速度太快了，都来不及排除深潜过程中血液里积累的氮气。因此，减压病是一种常见的威胁。  [3]

重力装置有它自身的风险性。所有的装置都是自制的，通常是潜水员自己动手打造的。大多数自由潜水员没有什么水下机械工程学的经验。举个例子，尼奇的重力装置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帮忙设计的，他的日常工作是制作假肢。这种重力装置是一种首创。它往往通过使用配重以到达更深处。当它到达绳索末尾时，一个自动触发装置会瞬间释放出压缩空气，将它射回水面。或者说，是这样构想的。

尼奇和其他自由潜水员验证重力装置设计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深潜的过程中进行检测。这些重力装置经常发生故障。二〇〇二年十月，法国的世界冠军奥德丽·梅斯特在多美尼加共和国挑战当时的无极限潜水世界纪录，她计划借助重力装置下潜到五百六十一英尺的深度。她潜到了目标深度，然而却发现，本来应该为气球充气、从而帮助她回到水面的压缩气瓶竟然是空的。很多人都指责她的丈夫弗朗西斯科·费雷拉斯-罗德里格斯，是他忘记充满气瓶。船上也没有其他人进行检查。在梅斯特下潜八分半钟之后，费雷拉斯将她拖回水面。白沫涌出梅斯特的鼻子和嘴巴。她昏迷了过去，但是脉搏仍有跳动的迹象。然而船上没有一位正规的医生，甚至是一部担架，救援人员只能将梅斯特安置在沙滩椅上。不久之后，她就死去了。

简陋的机械、昏厥，还有偶尔发生的死亡事件，所有这些令无极限自由潜水几乎惨不忍睹。而且，反正本来就没什么值得观看的。和其他自由潜水项目一样，无极限潜水也在海平面之下进行。你看到潜水员在下潜之前大口地吸气吐气，看到他最后深吸一口气，然后，过了令人坐立不安的四分钟，你再看到他重新露出水面——因为缺氧而脸色发青，通常还流着血。接下来他们通常得去一趟急救室。整个过程看起来无比疯狂。

怪异的是，尼奇本人看起来并非如此。在这次下潜的两天前，我在他住的酒店里和他碰面，当时我很难将他从他的摄影师、宣传人员和其他陪同者中分辨出来。他体形匀称，比普通人略高一些，留着整洁的光头，但是从其他任何角度来看，他都不是肌肉分明的大块头，或是有着什么不同凡响的身体优势。他讲话时的语音低沉单调，像是博物馆的保安人员。在自由潜水之外，他在自己的国家奥地利过着一种相对简单的生活。最初做过飞行员，后来是金融机构的励志演说家。他看起来非常、极其普通。然而，就是这种平淡温和的气质，加上对他的职业危险性的了解，为他增加了一种奇怪的、接近虐待狂般的令人悚然的气息。一个笑里藏刀，声音温柔的恶棍。

尼奇告诉我说，他开始自由潜水“纯属巧合”。二〇〇〇年，他前往埃及旅行，航空公司弄丢了他的水肺潜水装备。从此之后，他在自由潜水的所有项目中，共三十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竞技自由潜水员之一。

在几个月前的电话采访中，他告诉我，他对潜入深海的兴趣，和金钱与声望都没有关系。（“能有什么金钱，什么声望？”他当时问。）而是希望找到人体的绝对极限，打破它，从而扩展人类的潜能。“在你看来，明天做不到的事情，”他说，“到了后天，你就会对它付之一笑。”

当我们租赁的船只到达锡拉希亚海岸时，大风多少安静了一些，太阳出来了，但是海面依旧波涛汹涌，有人告诉我说，海流依然劲猛。尼奇的团队在我们以北三百英尺的一艘双体船上。船甲板上，有一个人在大喊着。工作人员在船上走来走去，不知对着什么人下达着指令。机械绞盘尖锐刺耳的磔磔声穿透了风声和船只马达的轰鸣声。眼前是一幅混乱的场景。

在船旁边的水中，绳子上拴着尼奇的重力装置，那是一只黄黑相间的碳纤维吊舱，看起来有些像止咳药的瓶盖。在上升时，尼奇会在距离水面三十英尺的地方离开重力装置，屏住呼吸停留一分钟，让血流中的氮气气泡逐渐消散  [4]  。尼奇预测，这次潜水的总时长将是三分钟多一点儿。

无论尼奇本人还是他的科学家顾问都不知道他是否会成功。就算减压病没有使他瘫痪，氧中毒也可能会。关于在八百英尺以下潜水时氧气的影响，科学家们所知道的大部分知识都来源于生理学家劳伦斯·欧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欧文与佩尔·朔兰德共事，一同研究威德尔海豹，这些海豹的屏气时间可以长达八十分钟，并下潜到两千四百英尺以下的深度。

在大深度下，这些海豹还可以本能地使自己的肺泡（也就是肺部气体交换的小腔体）坍缩，从而避免减压病。这种坍缩的作用，是减少动物血流对气体的摄取量，从而避免氮气在血液和身体组织达到饱和。

也许在大深度下，人体中的肺泡同样会坍缩。然而没有人能够确认这一点，因为没有人曾经尝试过赫伯特·尼奇想要挑战的深度。对他来说，首先要完成此次下潜，并且活着回来描述自己的经历。

尼奇的身影从双体船的船舱中浮现出来，他在甲板上慢慢走着。他低着头，喃喃自语。然后他沿着梯子走下来，进入水中。有潜水员递过一个浮标，尼奇抓着它，向后仰起头，面向着太阳。他张着嘴，像金鱼一样吞咽着空气。

“赫伯特·尼奇即将开始他历史性的下潜。”在租赁船上的扬声器中，一个女声如此解说着。尼奇将自己推到重力装置附近，只有头还露出在水面上。现在他吸气的幅度更深了。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播音器中发出粗粝的声音。双体船的监控人员发出两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尼奇闭着双眼，嘴巴更深地吸着气。

“倒数开始！”监控人员喊道。尼奇深深吸了一大口气，然后呼气。监控人员从十开始倒数计数，尼奇又吸了满满一大口气，然后再次呼气。

“八……七……六……”裁判员说道。在双体船的后甲板上，机械绞盘的操作人员在操作杆支架后方就位。

“四……三……二……”

当裁判数到零的时候，重力装置消失在海平面下。

“六十六英尺，九十八英尺。”裁判说道。他在一部声呐监视器后面，不断宣布着尼奇的深度。

尼奇下潜的目标速度是每秒钟十英尺，但是实际上他慢得多。在最初的三十秒里，他就应该下潜超过三百英尺深，然而现在他刚刚达到二百英尺。这有点儿不正常。

“二百三十英尺，二百六十二英尺。”

“他下潜的速度太慢了。”我旁边的男人说道。他是吉姆·麦科伊，一位来自迭戈的海洋科学家。他远道而来，带着一套传感装备来监测尼奇的下潜。麦科伊自己潜水已经有五十年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他都在进行无极限自由潜水的监测工作，当奥德丽·梅斯特在多美尼加共和国挑战五百四十五英尺深度遭逢不幸时，他也在场。他是世界闻名的无极限自由潜水领域的专家，到目前为止，他不喜欢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一种令人焦躁的等待气氛在船上弥漫开来。大家都一动不动。

“三百二十八英尺。”

四十五秒钟过去了，尼奇本应到达四百五十英尺左右的深度，但是他现在还差一百英尺。

“三百九十四英尺。”

九十秒过去了，尼奇还在继续下沉。按照现在的速度，他需要用四分钟以上的时间浮出水面，在出水之前就会耗光所有空气。他将无法在水面下停顿减压，这将增加他罹患减压病、氧中毒  [5]  、瘫痪的风险，甚至会死。与此同时，声呐监视器旁边的工作人员不再宣布深度了。我问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我不喜欢这种情况，”他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

大约两分钟之后，尼奇的重力装置冲出水面，但是他本人却不见踪影。安全潜水员下水去找他。甲板上没有人动，没有人讲话。三十秒之后，潜水员们带着失去意识的尼奇重新回到水面。他的脸和脖子都肿胀起来，变成了亮红色。一位潜水员从双体船上抓起氧气瓶和面罩，向着尼奇瘫软的身体游去。这时，尼奇忽然醒了过来。

“把面罩给我！”他喊道，发出含糊的声音。安全潜水员们不知所措，面面相觑。没有人接受过如何应对这种事件的训练。

“把面罩给我！”尼奇再一次喊道。他现在几乎无法呼吸。他向安全潜水员伸出僵直的胳膊，从对方手中抓过氧气瓶和游泳面罩，向下弯曲身体，试图潜入水下。他需要给身体减压的时间。然而他无法下潜。没有佩戴配重时，尼奇身上的氯丁橡胶潜水服将他的身体向水面托浮。他划动着僵硬的四肢，但看上去哪儿也去不了。浪费的每一秒都增加了氮气气泡进入他的关节、肺部和脑部的风险。双体船上的工作人员直直地望向彼此，瞪大双眼，一脸困惑，眼睁睁地看着尼奇在下面挣扎。安全潜水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向尼奇，然后摇着头。

“让我们为赫伯特·尼奇鼓掌！”扬声器中的女声宣布着，“他是世界上潜得最深的人！”有几个人拍起手来。其他人安静地注视着尼奇，他仍然试图踢水下潜。终于，他的身影消失了。过了几分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忧心忡忡，继续等待着。

过了大约五分钟，安全潜水员带着尼奇的躯体重新回到水面。他又一次晕了过去。

“立刻给氧气！”一位潜水员大喊着。他们将尼奇拖向等在一旁的摩托艇。他忽然醒来，试图爬上甲板，然而他的双臂虚弱地垂下来。船长连忙将他拉上来，让他仰面朝天躺在甲板上。尼奇的双眼膨胀发肿，脖颈和前额的血管纹理毕现。他抬起右臂，手微微颤抖着，指向桑托林的方向。船长加大马力，摩托艇轰鸣着，切出一条直线，向着医院驶去。

那天夜里，尼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们对他进行心肺复苏，使他进入诱导性昏迷状态。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病床和加压舱之间把他搬来搬去，然而他们的努力来得太晚了。氮气气泡进入了尼奇的大脑，切断了控制运动功能的区域周围的血液供给。他经历了六次脑卒中  [6]  。几天之后，当尼奇重新恢复意识时，他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甚至不能辨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之后我了解到，重力装置下坠到八百三十英尺的深度，超过了预定计划。尼奇在触底之前就已经昏厥，然后在上升的过程中清醒过来，回到三百三十英尺深度时再次昏厥。他一直和重力装置连接着，在水下失去了意识，直到潜水员在三十英尺深处抓住他，将他带回水面。要是没有他们，尼奇早就已经淹死了。但是快速上升带来的后果，就是尼奇没有时间排出身体里累积的氮气，他遭受了减压病的重创。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都没有再碰过大海。

经历了尼奇在希腊的潜水、戴维·金几乎溺毙、米哈尔·里锡安在海上险些失踪等令人惊恐的事件之后，我发誓再也不观看任何竞技自由潜水了。的确，人类的身体能够下潜到科学家们都无法预测的深度，但是那也有个极限。我们都见证了这些极限。我已经厌倦了看到那些僭越了极限的人的脸，面色发青，沾满鲜血。

在自由潜水中，自负是一种致命的驱动力。它也同样使人盲目。我所遇到的大多数竞技潜水员似乎对于探索深海都没什么兴趣，哪怕他们煞费苦心地训练自己的身体来进入到这个环境中。他们闭着双眼下潜；氮醉使他们变得麻木；他们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为什么来到这里。下潜最深的潜水员们将自己置于强直性昏厥的状态，关闭了所有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身在水中的感官。目标就是，达到绳索上的一个数字，打败你的对手，获得奖牌和吹嘘的权利。

是的，他们可以游向前人不曾到达的深度。但是这在我看来是近乎疯狂的，就像一个探险家到达了前人不曾发现的荒野之中，但是他关注的只有卫星定位系统的坐标。

在回到家后的几个月里，这种运动员和海洋之间的割裂，使我一再地回想起在桑托林和卡拉马塔目睹的一幕幕场景。我的噩梦中充斥着肿胀的脖颈和呆滞的眼神。但是清醒时，我更多地意识到令人鼓舞的一面：我曾经看见弗雷德·比勒如何和鲨鱼交流。自由潜水带他进入前所未知的领域，使他得以观测前所未见的景象，并且揭开人类潜在的能力。我同样能进入那个世界。他说过，“通向深海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

曾经到达过那扇大门的人们，用一种宗教般的口吻来形容它——至高无上、改变生命、纯净，那是一片全新的、闪亮的天地。到达那里不需要破损的肺部或是撕裂的咽喉。你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一点点训练，你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信念，你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自发的窒息。

于是，无论我曾经目睹了怎样的场景，我越是想起那些自由潜水员，就越想亲身尝试。我想开启自己的“生命总开关”。

没有人比海女更了解“生命总开关”了，这是日本的一种古老的女性潜水行业，曾经多达数千人。在两千五百余年间，海女运用母女相传的同样的自由潜水技能，从海底获取食物。我发现，在所有关于海女的文字记载中，都没有提到过任何关于昏厥、满脸血迹或是溺水的记录。虽然海女能够下潜一百五十英尺，在水下一次停留数分钟，但是她们从来不参加竞赛。对她们来说，自由潜水是一种工具，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它也同样是一种心灵的历练。海女们相信，当她们凭借自然的人类形态接近大海时，她们重新回归到了世界的平衡之中。“（在水下）我听到水流进入我的身体，我听到阳光穿透海面。”一位海女这样写道。她们不是海中的观光客，她们是大海的一部分。

海女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百年。来自中亚的流浪者们因为船只失事，搁浅在日本能都半岛岩石嶙峋的海滩上，四周植被贫瘠，几乎没有什么陆上动物可供猎捕。于是这些流浪的先民又回到海上，很快他们的身体就适应了潜入海底、收获生命馈赠的生存方式。这些部落中的女性——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只有女性——肩负起每天下潜的工作，并因此被称为Ama，也就是海女。依靠这种全新的水中生活方式，海女不仅存活下来，还进一步繁荣昌盛，她们迅速遍布日本沿海，并且进入朝鲜半岛。在太平洋东岸和日本海沿岸，曾经生活着数千名，也许是数万名的海女。到了十九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性捕鱼团体。一些幸运的欧洲海员曾经目睹过这些半裸的女性潜水，报道说，这些海女可以凭借一口气下潜数百英尺。一些人甚至声称，海女可以在水下停留十五分钟之久。

随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间捕鱼技术的不断发展，海女的数量逐渐减少。她们的村庄消失了。本来应该继承潜水传统的海女的女儿们，纷纷离开家乡，去追求城市里更舒适的生活。  [7]  到二〇一三年，据估计，依旧工作的海女加在一起最多不过数百人，也可能是零。

我在网上看过一部短纪录片，根据其中提供的信息，在伊豆地区的乡间，离东京东南一百二十英里的仁科，仍然有一小拨海女在海中工作着。我写信给不同的日本历史学家和旅游机构，但是没人能确凿地证实仁科的海女仍然存在。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关于她们现身的报道了。没有人知道她们是否还在潜水，甚至是否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几周之后，我飞到东京，搭乘火车前往伊豆，然后在海边小城下田租了一辆车。下田的当地人和此前其他的信息源一样，都对我说我是在追寻一个传说。他们说仁科海女本来生活在北部十英里以外的沿海地区，在多年前就已经相继去世了。或者那些海女一年中只下水几次，多数是在节庆日。或者她们已经很老了，身体虚弱，厌倦了被探访。这些想要劝阻我的指路人同情地看着我，把我指向湿漉漉的死胡同里。我顺着他们指引的方向寻找了两天，一无所获。然后，在我沿着仁科海反复行驶的第三天，我来到了一个简陋的小海港——泽田，这里满是破旧的渔船，飘荡着刺鼻的味道。然而，我在这儿交了好运。

我在仁科的游客中心找到一位导游，他是一个纤瘦的男人，叫作高谷  [8]  。他和我一同站在防波堤上，眺望着几位潜水员的身影在铅灰色的水中浮浮沉沉——那也许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上一种古老的自由潜水传统之间最后的鲜活的联系。

“海女？”我问高谷。我希望确认我们找到的就是她们。“是的，”高谷说道，“就是，海女。”

我转过身，沿着铺满碎石的小路跑向车子，抓起我的录音机和相机。几分钟后，当我返回时，海女们正拖着盛满今天收获的网，走上防波堤的石坡，然后将它们一一塞到用胶带捆绑的泡沫塑料冷藏箱里。

“她们今天的工作结束了。”高谷说，“整个早晨她们都在潜水。我们来得太晚了。”在高谷身后，这一队海女中最矮小的一位剥下了潜水服的裤子，赤裸着站在距离我几英尺的地方。我转身走开，想要为她保留一些隐私，这时她轻声笑起来，用日语对身边的三位海女说了些什么。她们都笑了起来，然后脱去身上的潜水服。

日本社会依照一种纠缠不清的网络运行，它由各种错综复杂的风俗习惯组成。我意识到自己打破了几十条基本原则，比如没有受到邀请便贸然接近海女（或者是没有准备一份礼物，或者是不讲日语，或者仅仅是身为男性）。然而我只凭一时兴起，依据一部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自制短片，跨越了七千英里来到这里。经历了许多曲折，我终于找到了她们。而且很有可能，我再也找不到她们，或是和她们对话了。

我走到水边，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了几分钟，直到海女们换上运动裤和破旧的防雨夹克衫。然后我又走近她们，脸上带着微笑。海女们没有用微笑回应我。

“她们都太累了。”高谷拦下我，说道，“她们现在不想说话。”他说，不如在明天拂晓时，海女下水之前再来探访，那样成功的概率会大一些。我认为，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海女们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诚意。第二天一早回来，表明我是真正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而不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

我走向汽车，透过脏兮兮的挡风玻璃，看到海女们将装备整理好，塞入生锈的购物车里。过了几分钟，我依旧观望着，看她们缓缓走过泽田港口破损的渔船和空旷的广场，身影逐渐消失在白色的浓雾中。

海女或许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自由潜水员群体。但她们不是第一批。考古学证明，古代的自由潜水文化可以上溯到一万年前。有文字记载的自由潜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五百年，遍布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地区。

公元前七百年左右，荷马记述了潜水员系上沉重的石头，沉入一百英尺深，在海底采集海绵的事情。公元前一世纪，地中海沿岸和亚洲之间的贸易蓬勃兴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红珊瑚的存在，它是中国和印度医学中包治百病的灵药。绝大多数红珊瑚生长在一百英尺以下的深度，只有借助自由潜水才能采集到。到了八世纪，北海的维京人用自由潜水的方式游到敌人的舰船下方，在船体上凿出洞来，使敌船沉没。

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在加勒比海、南太平洋、波斯湾和亚洲其他地区，随处可见采集珍珠的潜水员。十四世纪晚期马可·波罗到访锡兰（今斯里兰卡）时，曾经目睹采珠人下潜超过一百二十英尺深，每次潜水时间长达三到四分钟。

一五三四年，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来到了加勒比海的玛格丽塔岛，在这儿他看到当地的卢卡约印第安人可以下潜超过一百英尺，并且根据他的记录，在水下停留十五分钟。  [9]

同样，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冠军高手的特权。根据奥维多的记叙，数百位卢卡约人都拥有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闭气能力，因此他们可以不断地潜入深海，从日出到日落，一周七天，不知疲倦。

在此后数年中，卢卡约人中所有从事自由潜水的人，要么死于疾病，要么被当作奴隶运往其他岛屿采集珍珠。西班牙人带来了非洲奴隶，来取代卢卡约人的位置，他们几乎是立刻便掌握了自由潜水的技能，根据记载，他们很快就可以下潜到水下一百英尺深，在水下屏住呼吸长达十五分钟。

在地球另一边的印度尼西亚，一位曾与英国最著名的科学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合作的自然科学家，菲利伯特·韦尔纳提爵士，在一六六九年记载了他目睹的场景，采集珍珠的潜水员们在水下停留了“四分之一小时左右”。这个数字和日本、爪哇，以及其他地区的十五分钟的记录是吻合的。

这并不是说，这些长时间的下潜是轻松的。根据同样的报告，一回到水面上，许多潜水员都会经受痛苦的折磨：海水和鲜血混杂着，从他们的嘴巴、耳朵、鼻子，甚至是眼睛里喷涌而出。他们坐下来休息几分钟，深深吸一口气，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下潜。有些人一天要潜水四十到五十次。

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若干互不相识的旅行者，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先后十余次记录了相同的事件：深达一百英尺的潜水，以及潜水员凭借一口气在水下停留十五分钟。并且各种记载中从来没有提及任何辅助潜水员们下潜的措施，比如供气管、特殊的饮食，或者是抑制新陈代谢的药物。事实上，加勒比海沿岸的许多自由潜水员被囚禁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在下潜的空当里还会抽烟斗或是卷烟，有时候就在水面上，钻入水中之前。

然而接下来，有如有人突然吹熄了蜡烛，一切都消失了。到了二十世纪，珍珠养殖业和全新的捕鱼技术使自由潜水失去了价值。人体不可思议的潜水能力以及人们对于自由潜水的了解逐渐销声匿迹  [10]  。像我这样的人，在海中游泳几十年，也不会特意想要闭气超过三十秒以上。

今天，当代的竞技潜水员们重新发掘了这一能力，然而，如果历史记载是真实可信的，他们闭气的能力还没有办法企及古人的高度。这些古人是否掌握了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秘密？是否存在着古老的日本闭气秘技，可以帮助我闭气更久，下潜更深？我们是否正在重新发现自己在水中的真正潜能？

如果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那就是这些海女了。

第二天破晓时分，我和高谷重新回到泽田，看到在防波堤上一小块水泥地上，环坐着四位海女。她们正在喝着绿茶，吃着海苔和酸奶，互相开着玩笑，有时候她们笑得前仰后合，连嘴里的食物都喷了出来。她们几乎笑个不停，不时有人向后仰起头，仰天发出咯咯的笑声。

这些海女和我在日本其他地方所见到的那些谦恭谨慎的女性大相径庭，和电影、旧时代木版画，还有上世纪初银版照相中宣传的童话般的海女形象也迥然不同。

这一群人看起来粗俗、冒失、态度冷淡；因为常年的海水浸泡和日光暴晒，她们的皮肤变成棕褐色，布满皱纹。她们头发蓬乱，穿着破旧的衣服。简而言之，这是一群精神奕奕、衣着破烂的人，看起来毫不在乎我或者其他什么人如何看待她们。

高谷用日语和她们交谈了几句，海女们点了点头，然后他将我引荐给这个小群体。

佳子高高的个子，头发泛红，长着一张长脸，她今年六十岁，从十八岁起就开始潜水了。还有两位海女看起来至少比她大十岁，她们从十五岁起就开始潜水了。虽然这三位妇女没有亲戚关系，但是她们都有同一个姓氏（铃木），宣称自己沿袭了一支古老的自由潜水世家的血脉。还有一位稍矮一些的婆婆，头发弯曲得像草头娃娃，她说自己已经八十二岁了。她的名字是真野千家，她从三十多岁开始潜水，是这个小团体中嗓门最大的一位。

在高谷的翻译下，我问了真野千家几个问题。我听说这种职业一直以来都由女性从事——不是因为如许多历史书中宣称的那样，她们屈从于男性，而是因为女性能够更好地了解海洋的节奏。真野千家指了指开出泽田港的马达轰鸣的商业渔船。那些渔船，旁边拖曳着巨大的渔网，不加区分地将周围所有东西捕捞上来。这种拖网捕获的许多鱼类、水母和其他一些动物是没有用处的，它们的尸体会被当作垃圾扔回海里。真野千家说，这些渔船破坏了环境，毁掉了海洋中的自然平衡。

“当一个男人来到海里，他开采它，剥夺它的财富。”她说。当一个女人将手放到海中，平衡又被重新建立了。真野千家解释说，如果人类用自然的形态从海中获取食物，那么慷慨的海洋是取之不竭的。一个人应该取得他自身能够搬运的，而不是更多。否则，她说，最终，海里不会剩下任何东西。

直到六十年前，海女们才开始使用游泳镜，因为她们担心自己在水下看得太清楚，和海中生物相比，就拥有了不公平的优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们才开始使用潜水服。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海女赤裸着上身潜水。

在田根附近曾经有六十位海女。真野千家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个数字减少到二十五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海女并不经常潜水。延续了两千五百年的海女传统即将消亡。“我们是剩下的最后一批人了。”她这样说。

海女们起身告辞，走向装着潜水装备的破旧手推车。她们告诉我说，采访到此结束。她们该下海了。

我从旧金山带来了自己的装备，希望能够和她们一起潜水，亲眼目睹海女们古老的屏息技巧。对这个提议，她们看起来并不格外高兴，不过还是同意带我出海几个小时。我跑回车上，抓起自己的物品，然后到水边和真野千家还有其他人会合。

当海女们套上已经褪色和破损的水肺潜水服时，我轻松穿上一件价值四百美金，刚刚在意大利量身定做的自由潜水服。当她们拿着当地的yogumi叶子给古旧的面镜除雾时，我在新买的低容积面镜上喷上化学除雾剂。当她们穿上几乎要报废了的、亮黄色的笨拙短小的脚蹼时，我晃着脚套上做工精良、三英尺长、超高效的迷彩色自由潜脚蹼。

真野千家指着我的脚蹼，大笑起来。佳子敲了敲我面镜上的钢化玻璃，摇了摇头。一位叫作铃木敏江的海女，头上顶着一圈蓬乱的鬈发，她摸了摸我的潜水服，飞快地抽回手指，还甩了甩，好像刚刚不小心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然后我意识到，为什么海女们在漫长的数个世纪里独自保守着海洋的秘密，以及她们为什么对与外人，尤其是男性，分享自己的秘密心存疑虑。我就是个例子，典型的男性，想要借助最现代化的科技，找到一条通向那个我知之甚微的世界的捷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之前在我们身后出海的拖网船上的渔民别无二致。我也在干扰海洋的平衡，这是那些海女们用了两千五百年时间试图保护的。

真野千家和其他几位海女步履蹒跚地走下防波堤的石堆，泼溅着水花扑进水里。她们笑着，彼此高声呼喊，发出海豚一样尖锐的声音。我跟在她们身后，一起向着地平线游去，直到身后的泽田港消失在雾中。几位铃木向东游去，游到海湾水下石壁的边缘，我和真野千家待在原地。我看着她调整自己的面镜，深吸一口气，吹了一声口哨，通知其他海女她就要下潜了，随后轻巧地倒转身体，钻了下去。她摆动着八十二岁的身体，下潜了五英尺，然后十英尺，然后二十英尺，越来越深，最后她的动作变得舒缓，她完全停止了踢腿，毫不费力地继续下潜，逐渐融入下面幽暗的水中。

我深吸了一口气，想要追上真野千家和她一起潜水，但是即使我穿戴着全套制作精良的装备，却依然漂浮在水面上  [11]  。我最深下潜到十二英尺的深度，最多在水下停留二十秒。此外，我开始产生幽闭恐惧症的感觉，有些慌乱，耳朵和头部的疼痛不断加剧。我越努力尝试，下潜就变得越痛苦。最终我放弃了。

中午时分，我们回到岸边，在防波堤旁边围成一个半圆。海女将捕获的海产品从网里倒在我们面前的水泥地上。她们每个人都捉了几十只海胆，稍后会卖给附近的寿司店，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我整理了自己的装备，对海女们表示感谢。高谷用日语和真野千家还有其他几位海女说了几句话。她们都笑了，微笑着挥手向我告别。

我和高谷向着车子走回去，我问他，刚刚有什么好笑的。他说，他问海女们是否有什么自古流传的关于自由潜水的秘密，是否愿意和我分享。

“然后呢？她们怎么说？”

“你就潜就对了啊，”真野千家这样告诉他，“你只需要进到水里去！”

这和宝瓶宫的奥托·吕滕、弗雷德·比勒、汉丽·普林斯卢，还有所有其他在希腊遇到的自由潜水员给出的答案完全一致。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快速实现目标，没有捷径，没有指导手册，没有神秘握手一类的暗号，没有特定的装备、饮食或者仙丹灵药。他们似乎都在说，潜入深海的秘密，就埋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分。

但是破解这个秘密，比我想象的要更为复杂。

注释

1　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罗伯特·雷普利创立的一个项目，专门介绍全世界难得一见，令人惊奇的人、事物和事件。这个项目涵盖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漫画书和博物馆等。——编者注

2　《60分钟》或《60分钟时事杂志》，是美国CBS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事件调查、人物访谈、特别节目等，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视节目之一，迄今共78次获艾美奖。——编者注

3　减压病通常是因为上浮太快所导致的，而不是下潜速度。无极限潜水的危险性还在于，极大深度带来的水压对肺部等器官造成的影响。——译者注

4　准确说应该是血流和身体组织中的氮气。——译者注

5　氧中毒源于氧分压过高（深度较大时），或在高氧状态下暴露过久，和上升时无法停顿减压没有必然联系。——译者注

6　“脑中风”的学名，是一种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编者注

7　日本有一部颇受好评的晨间剧《海女》，一共156集，每集只有十多分钟。其中涉及到海女职业的凋敝，下一代离开乡村前往大城市等背景，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译者注

8　原文Takayan，应为日语的Takaya，译为高谷。——编者注

9　一些资料认为，奥维多本来要写5分钟，而错写成15分钟；另一些则声称他的记录是准确的。——原文注

10　其实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沿海，渔民还保持着鱼枪猎鱼、徒手捉鱼等习惯；甚至在发达地区的沿海，这也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运动，只是未必有传说的那么神奇。——译者注

11　通常潜水服会有一定的浮力，尤其是新服装，会有更大的浮力，即使是技术良好的自由潜水员，也需要佩戴铅块等配重进行平衡。——译者注

下潜1,000英尺

“那是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就好像被传送到其他什么地方，其他什么星球上。”法布里斯·施诺勒说道。

我和施诺勒坐在一家经营健康食品的餐厅里，这家叫作“自然行星”的店地处留尼汪岛圣但尼的闹市区，属于施诺勒和他的妻子。施诺勒把餐厅二层楼的就餐区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但是现在它看起来更像一间储藏室。电脑数据线和各种电线像藤蔓一样覆盖着书桌。桌子上堆着一摞摞摇摇欲坠的科学文献，转角的书架上塞满了一排排卷了角的学术著作。

我和海女们的会面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我不顾腰背的抗议，再一次来到留尼汪。这一切都是施诺勒诱使的，几个星期前他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说他正处于“一个大发现”的转捩点。这个发现与鲸类和海豚发出的嗒嗒声有关，但是他还缺少一些细节。他对我说，他将邀请一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队伍来到留尼汪，其中包括科学家、研究人员和自由潜水员，大家一起进行为期一周的会议，对这个发现进行讨论。

“你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他说。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飞了三十二个小时来到这儿，和他还有他的团队再次聚首。我计划在这儿待上十天。

现在，距离大会开幕还有几个小时，施诺勒请我坐下来，向我讲述他是如何转手了自己的生意，决定用毕生精力研究海豚和鲸鱼嗒嗒声的交流方式。

“这一切开始于我驾船前往毛里求斯的途中，大概发生在五年前吧，”他说着，喝了一口渡渡鸟啤酒，“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

当时施诺勒正操控着六十英尺长的单桅纵帆船“安娜贝拉”号在海上航行，他的朋友卢克刚刚从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的女儿帕洛玛·毕加索手中买下这艘帆船（船舱里还悬挂着一幅毕加索的真迹）。他们计划航行三十六个小时，起程几个小时后，卢克和其他六名船员被晕船症弄得虚脱无力，都回到甲板下面了。船上的各种杂务都落在了施诺勒肩上。

施诺勒并不介意。他很享受驾驶“安娜贝拉”号，主要是因为他喜欢在海上独处，尤其是在黑暗中。第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他靠在船长椅上，凝视着船外，目光跨过群星闪耀的辽阔天宇。他左手握着一只保温杯，里面盛着咖啡；右手扶着硕大的舵轮，将船转向东北方。他倾听着海浪拍打船头时节奏分明的重击声，想象着这些声音来自于水下伸出的巨手，它在船底敲击出一串节拍来，就像手指在小巧的邦戈鼓上跳跃。在他的耳机中，逐渐响起大门乐队  [1]  的经典曲目《风雨中的骑士》，低音旋律悠扬地回荡着；歌曲中录制的风雨声和现实中的风声和海浪飞溅声混在一起，浪花将咸涩的海水泼溅在他的脸上和头发上。施诺勒微笑着，继续航行。他看着深夜的浓黑色渐渐从天空中消逝，就像水流从排水池里流走，尾迹只留下清亮的蓝色和橘红色。清晨又到来了。

到上午十点，怒号的狂风安静下来，汹涌的海面变得平静。船员们慢吞吞地从船舱里探出身来，肿着眼睛，脸庞发胀，一个个精疲力竭。昨天留下施诺勒整晚值夜，卢克船长对此深表歉意。施诺勒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咖啡，咽下了最后一口三明治，这是之前卢克为他准备的。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地平线。这时，卢克发现在帆船的侧方出现了一股圆柱形的水雾，看起来就像是有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之后，又一颗小炸弹爆炸了，然后是另一颗。施诺勒从其他海员那里听说过，在印度洋这一带的海域里会遇到鲸鱼。远远地看到它们是常事，然而你的船被一群鲸鱼环绕，就是闻所未闻的了。施诺勒有一种迫切的冲动，想要跳到水里和它们一起游泳。

他下去抓起自己的面镜、脚蹼和呼吸管，带上一部防水相机。卢克在船尾碰到他，央求他留在甲板上。有一位船员让-马克在船尾加入了施诺勒，他们一起跳入水中。

通常海中是寂静的，然而此刻水里却响雷一般轰鸣着，持续不停地传来哒、哒、哒的声音，好像有一千部电子炉灶的打火器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时旋动。开始时施诺勒认为这种嘈杂的声音一定来自帆船的机械装置。他游开一些，然而嗒嗒声却变得更大了。他以前从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更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然后他看向下方。

一群鲸鱼在水中竖直身体，就像是一座座方尖碑，它们从四面八方环绕着他，睁大眼睛向上张望。它们游向水面，在接近水面的同时，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嗒嗒声。它们聚拢在施诺勒旁边，和他脸对着脸，磨蹭着他的身体。施诺勒可以感觉到那种嗒嗒声穿透了他的血肉之躯，在他的骨头和胸腔中震荡着。

“你知道，我觉得自己是在和外星人接触，就好像我在和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交流。”施诺勒说道。那天，他和让-马克在水中和鲸鱼一起游了两个小时。在这次邂逅之前，他对鲸鱼一无所知；在此之后，他对它们着了魔。

施诺勒回到留尼汪之后，在网上搜索了各类鲸鱼的照片，然后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和网上的图像加以对比。抹香鲸是体形最大的齿鲸，而且，根据历史记载，是最残暴的鲸类捕食者。施诺勒找到了一些以前的图画，上面描绘着抹香鲸杀死人类、撞碎船只、吞噬巨大的乌贼的场景。但是在施诺勒和它们短暂的接触过程中，他所见到的抹香鲸是温和、好奇和聪明的，这让他不禁怀疑，这些图像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这些鲸鱼有八英寸长的牙齿，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了他。然而它们并没有，而是平和地靠近他，欢迎他加入它们的群体。施诺勒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历史和现实会如此背道而驰。他四处搜索关于抹香鲸行为的最新研究。但是什么都没有。

“我猜想军方还有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科学家们，都在进行关于这些动物的研究，”他说，“但是我什么都找不到——没有研究项目，没有视频，没有照片。”

施诺勒意识到，只有一个方法能让他的妻子、帆船上的其他船员，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理解他的经历，那就是开始他自己的研究项目。在邂逅抹香鲸的六个月之后，他卖掉了自己的木材供应商店，启动了非盈利项目“DareWin”。他在留尼汪大学选修了生物课程。他了解到，在他和抹香鲸一同游泳时听到和感受到的那种嗒嗒声，同样会被海豚、白鲸、虎鲸和其他鲸类动物使用。

抹香鲸很少造访留尼汪沿海，但是可以下潜一千英尺的宽吻海豚是这里的常客。施诺勒致力于摄录海豚之间的互动，以及分析它们的发声法，包括：嗒嗒声、短脉冲，以及哨音。

在过去的五年里，施诺勒和他人数不多的志愿者团队，共录制了超过一百小时的野生海豚行为，在世界上同类记录中是规模最大的一批。

施诺勒站起身来，带我走到书桌前。在一堆论文后面，有一台巨大的电脑屏幕，显示着声谱图播放器——声音信号的视觉表现形式，上面是他几个月前记录的海豚嗒嗒声和其他方式的发声。他播放了一条音轨，说其中包含一些短促的嗒嗒声模式，叫作短脉冲。扬声器里迸发出一阵响声，像是聚会上的口哨声和机关枪的扫射声。“所有这些喧闹的声音，它们都来自一只海豚，”他强调说，“就一只海豚。”

海豚和其他鲸类动物，使用一种复杂精巧的声呐方式，叫作回声定位，这种嗒嗒声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和几年前曾经震撼施诺勒身体的嗒嗒声非常相似，只是更微弱一些。

施诺勒说，要了解鲸类的回声定位系统，首先你要了解声呐。

一个简单的声呐系统，包括一个扬声器和一个水听器（水下麦克风）。它的工作原理是，先发射一束声波脉冲，脉冲穿透水体传播，当它碰到障碍物时，就会发出回波。水听器可以收集记录反射的回波，然后由处理器计算脉冲回波的返回时间。这种简单的声呐系统可以提供的信息包括物体有多远、向着什么方向移动，仅此而已。

稍微复杂一些的声呐系统包括遍布在更大区域内的几十个水听器。脉冲信号被发送后，返回的回波到达这些水听器时，存在着细微的时间差。利用这部分附加的信息，声呐系统不仅可以判断物体的距离，还可以判断它的形状和深度。这样，一幅粗略的草图就浮现出来了。

海豚和一些鲸鱼的身体构造，相当于在头部存在上千个，甚至是上万个收集回波的水听器。当一只鲸类动物发出嗒嗒声（它自己的声呐脉冲）后，它通过下颌下方的脂肪囊来接受回波信息。和只能提供两个方向源信息的耳朵不同，这个脂肪囊可以为鲸类提供上千个数据点。这些动物可以分析回波数据，评估身边的物体和生物的距离、形状、深度，以及内部和外部结构。

海豚可以从长达六英里以外的距离判断较大物体的形状、位置和大小。它们的回声定位能力非常强大而敏锐，可以向沙子里穿透一英尺；甚至可以“看见”皮肤下面的情况。海豚可以透视身边动物的肺部、胃部和大脑。科学家们相信，借助所有这些信息，海豚可以生成身边物体的高清透视图——不仅仅是这些物体在哪儿，而且还有它们从里到外看起来什么样。实际上，海豚和其他鲸类动物都有X光一样的“视力”。

回声定位系统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鲸类动物的好奇心，这也是它们生存的根基。百分之九十的海洋被永恒的黑暗所笼罩，即使是靠近水面的地方，在夜里也是漆黑一片。要适应这种光线微弱的环境，有些动物进化出超级敏锐的眼睛；有些通过生物光给自己照明；鳐鱼和鲨鱼具有电磁感应能力；鲸类进化的结果，就是拥有这种不同凡响的回声定位能力。

这种“感官”并不仅仅局限在海洋的范围里。五千万年以来，蝙蝠一直依靠回声定位的能力，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繁衍生息。人类使用回声来测定方位，同样也有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

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在十八世纪中叶就记录了“盲视”的事件。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叫作詹姆斯·霍尔曼的英国盲人探险家，凭借他自学的回声定位法周游世界。大众对于霍尔曼和其他使用回声定位的人表示怀疑。很多人相信，他们还有部分残存的视力，或者是借助一种叫作面部视觉的方法，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靠近某种物体时，能感觉到脸上压力感的增加。在一九四一年，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卡尔·达伦巴哈决定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进行检测。

他召集了一组盲人被试者，让他们走向一面墙。实验要求，当他们确信自己能够感知到墙体的存在时，举起左臂；当他们认为自己就要撞到墙上时，举起右臂。盲人被试者成功地在几十英尺以外感觉到了墙体的存在，他们在撞到墙上之前几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达伦巴哈随后召集了一组视力正常的被试者，蒙上他们的眼睛，重复了同样的实验。视力正常的人对墙体的感知程度几乎和盲人被试者同样精准。

接下来，达伦巴哈让被试者们走到铺了地毯的通道上，他的助理在上面随机放置了一块木板。经过三十次测试，被蒙住眼睛的视力正常的被试者，可以像盲人被试者一样准确地定位木板的位置。达伦巴哈接下来要检验的是面部视觉，他在被试者头上套上毛毡头套，以此减少他们从周围环境中感知到的压力感。戴头套的被试组可以轻松地感知木板和墙体，精确度和他们不戴头套的时候毫无差异。达伦巴哈因此得出结论，是的，人类使用的不是面部视觉，我们同样拥有回声定位的第六感。

在施诺勒向我介绍了超凡的回声定位能力之后，过了几周，我和布莱恩·布施威一同走在洛杉矶郊外的大街上，他是世界上最有天赋的人类回声定位者之一。布施威选好了一家餐馆吃午饭，我们慢悠悠地走过去，路上他用嘴发出尖锐而短促的嗒嗒声，然后向我指出，在我们右边有一个空荡荡的车道，左边停了一辆货车，在前边不远处的转角有一片茂密繁盛的灌木丛。他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出嗒嗒声，描述道，我们刚刚经过的是一栋小房子，墙上涂着泥灰，街对面的一栋房子有着巨大的飘窗。正前方公寓楼前面的草坪，已经亟须修剪打理了。布施威走到了人行道的尽头，停顿片刻，然后带着我走过了两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踏上路对面人行道的边沿。我们向右转了个弯，他再次发出嗒嗒声，然后带着我穿过一片拥挤的停车场。他告诉我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我们要去的古巴餐馆。我跟着他穿过大门，来到拥挤的餐厅里。一位服务生将我们带到角落的餐桌前，递上菜单。布施威放下菜单，看也不看，请我帮他点菜。他读不了菜单；他甚至看不到菜单。他是位盲人。

我在YouTube网站的视频上了解了布施威的事迹。在视频里，我看到他骑着一辆山地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径飞驰而下，敏捷地避开路上的树枝、灌木和石头，然后骑下一段陡峭的楼梯。接下来，他跑步越过一条小河，穿过一片三十英尺宽的泥坑。另一段视频里，他走过一个公园，来到一棵树前，然后爬了上去。

布施威体格强壮，头发卷曲蓬松。他告诉我说，自己在十四岁时失去了视力。某一天，他忽然看不清学校黑板上的粉笔字了。又过了几周，在玩曲棍球的时候，他找不到塑料球了。他开始无法辨认自己的朋友们。一副新的隐形眼镜也帮不了他的忙。某一天早晨，当他醒来时，看到视野中的一切都是亮白的，他的妈妈赶忙带他到医院去。医生扩散了布施威的瞳孔，然后关上灯，进行后续的常规检查。

“灯光再也没有亮起来。”布施威说着，从桌上拿起一张餐巾纸，放在腿上，“我还记得在那之后，我和妈妈一起从诊室出来，我问她，‘太阳出来了吗？’”

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在布施威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不到太阳了。之后，他再也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了。

布施威患上了视神经萎缩症，这是一种不常见的疾病，会摧毁双眼中的视神经。从医生的诊室回到家中之后，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医生建议对他进行视神经活体检查，以判定他的损伤是否是基因缺陷造成的。医生们剃光了他的半边头，切开一片头骨，将大脑移到一旁，然后取出一小片视神经。手术后，他的大脑中形成了疤痕组织。他开始出现惊厥症状。医生给他服用了抗惊厥药物，副作用是极度的眩晕和持续发作的颤抖。“我觉得没有办法自如地活动了，”他说，“我只能坐在沙发上，听着广播里的谈话节目，还有磁带上的有声读物。”生活中的亮点就是和妈妈去得来速餐厅  [2]  ，买食物，回到家里，吃掉它们。

在布施威失明几个月后，他回到了学校。在过去，他非常看重自己的独立性，生活积极向上。现在，在校园里他需要有一位成年人引路。他再不能参加体育活动、自己走路，或是和朋友们一同玩耍。他觉得自己是个被抛弃的人，与世隔绝。他害怕今后的一生都要这样度过。

几周后，当他站在学校的庭院里时，他忽然感到前方有什么东西。那是一根廊柱。他又注意到旁边其他几根廊柱。“我没碰到它们。”他说，“我站在五英尺之外，但是我发誓，我可以看到它们。我能数出它们的个数——这有点儿像第六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魔力。”

很快布施威又重新拾回他的爱好，滑滑板、打篮球、溜轮滑。他加入了一个山地车活动小组，在当地的山路上奔驰而下。他的视力并没有恢复，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取而代之的是，他体内的另一种感官忽然被激活了，帮助失明的他“看到”东西。依靠这种感官，布施威可以在一百码之外指出停车场上的一辆汽车，隔着人行道告诉你一棵树树干的宽度，隔着一张餐桌辨别魔方和网球。

布施威能够锻炼出这样的技能，离不开盲人活动家丹尼尔·基什的帮助。就在第一次感应到学校里的廊柱的几周后，布施威在一次为失明学生举行的午餐会上结识了基什。基什在一岁时失明，他创立了一家非盈利组织，叫作“盲人世界之门（World Access for the Blind）”。这个项目教授盲人如何使用基什自创的回声定位系统——瞬闪声呐。

瞬闪声呐不是一套装置，它所使用的所有工具都存在于人体之中。基什解释道，帮助布施威在学校庭院里“看到”廊柱的“魔力”，其实一点都不神奇。在过去的五千万年里，海豚和鲸鱼就是用同样的回声定位方法，在幽暗的深海中导航巡游。他说，人类同样可以在黑暗中“视物”。只不过我们中大部分人，忘记了应该怎么做。

回到古巴餐馆里，我看着布施威用嘴发出短促、清脆的嗒嗒声，然后稍一停顿，将手伸过桌子，拿起一只水杯。我们结了账，从餐桌前起身时，布施威又发出了嗒嗒声。他一直发出这样的声响，带着我走出拥挤的餐馆，穿过停车场，跨过熙攘的人行道。在他公寓楼门前的步道上，他停下来，提醒我注意脚下，然后带着我走进他家的正门。

我要学习瞬闪声呐的第一课了。布施威让我和他一起站在客厅的中央，肩并着肩。他抬起舌头，抵住上牙床，然后将舌头向下弹开，落回下牙之后，发出“哒”地一声。他听着“哒”声的回声，以此来判断身边事物的形状和距离。

举例来说，三英尺以外的墙体所反射的回声，比远一些的墙体所反射的回声返回得更快。根据物体不同的结构和材料，它们的回声听起来也不一样。“如果一件东西看起来柔软，”布施威对我说，“那么它听起来也会柔软。”比如，一堵木墙会吸收更多的声波，所以它的回声也会比玻璃门的回声柔和。布施威几乎可以立刻分辨出这些差别。  [3]

他继续发出嗒嗒声，走过公寓的客厅，来到厨房里。他弯下腰，拉开抽屉，拽出一个菜板。他再次发出嗒嗒声，走到离我两英尺的地方，停下来，把菜板放在离我一臂远的地方，然后用带子蒙住了我的眼睛。

“现在发出嗒嗒声吧。”他说。我上下弹动舌尖，发出振荡的声音。我的眼睛依然蒙着，我听到布施威走到我的右边。他举起了菜板（虽然我看不到它），告诉我再次发出嗒嗒声。我立刻感觉到回声有些不一样了。在几分钟内，我可以在大约六英尺之外，在房间里的不同位置，分辨出菜板的方位。

我摘下眼罩，觉得自己很有信心，不过布施威开玩笑地告诉我不要太激动。五岁的小孩也能做到我做的事儿，很有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他提到在西班牙的一项研究，研究者们找来十位视力正常的志愿者，进行两次训练课程，教给他们瞬闪声呐的基本原理。每次课程大约不到一小时。在此之后，被试者被分布在一间五十英尺见方的空房间里。一部立体音响播放着白噪音  [4]  和复杂的回声信号作为背景音乐，以此来模仿真实世界的环境。志愿者们可以在大约三十英尺之外发觉平整的表面，比如墙、木板，以及平板显示器。他们四处走动时，可以在还有二十英寸就要撞到墙时停下来。

二〇一一年，一组加拿大研究人员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对基什和其他盲人回声定位者进行扫描，记录他们在使用瞬闪声呐时的大脑活动。随后他们又带来两位从来没有尝试过瞬闪声呐的视力正常的被试者，让他们同样对周围的物体发出嗒嗒声，同时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的扫描。研究人员将使用瞬闪声呐的盲人被试者与视力正常的被试者的扫描结果进行对比。扫描发现，当基什和其他盲人回声定位者使用瞬闪声呐时，他们大脑皮层中负责视觉处理的部分被激活。而当视力正常的人们发出嗒嗒声时，这一部分没有活动迹象。

这些结论表明，瞬闪声呐的使用者们处理声音信号的方式，和我们其他人处理视觉信号的方式类似。实际上，这些回声定位者，是在通过回声来“看”。

“生命总开关”和磁感应是潜藏的、无意识的感官。我们从来都不会察觉到它们的运行。然而，人类的回声定位能力是显露出来的，我们可以不断地听到它的声响，也能“看到”它带来的图像。通过一定的练习，任何有正常听力的人都可以掌握这种不使用眼睛的“视力”。

现在布施威和基什一起工作，担任“盲人世界之门”的导师。在过去的五年里，他参与授课，向十四个国家的五百多位盲人传授了瞬闪声呐。“当你失明后，盲人组织为你提供一根手杖、一条导盲犬，告诉你如何到邮局和餐厅去，然后你就回家了。”他说。瞬闪声呐是重获完全自由的方法。

他告诉我再戴上眼罩。然后他打开门，带着我进入像海洋最深处一样的黑暗世界中。我静静地站着，等着我的耳朵适应城市夜晚的声音。慢慢的，洛杉矶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它听起来比我之前任何时候感受到的都更加鲜明、更加丰富。

“现在，”布施威说，“发出嗒嗒声吧。”

就和鲸类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借助嗒嗒声和回声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并用它来导航，穿行在我们的世界里。法布里斯·施诺勒相信，鲸类同样也用这些声音来彼此交流。

让我们回到留尼汪，施诺勒关闭了电脑上海豚发出短脉冲的文件，打开了另一个音频文件。他说，关于回声定位的讨论告一段落。现在，他想告诉我的是，为什么他邀请我还有一群科学家、自由潜水员以及研究人员来这儿待上一星期。这件事和鲸类的嗒嗒声有关，他说，但是和在茫茫一片黑暗中看到东西的能力没什么关系。

“我希望你看看这个。”他指着凌乱的办公室里的电脑屏幕说道，“看，它是多么协调。”在显示器上有两幅声谱输出图，代表着海豚的一种发声方式——哨音。哨音的模式非常精确，每两组哨音之间都被同样长短的以毫秒计的间隔分开。

施诺勒相信，鲸类发出的嗒嗒声和哨音构成了一种精妙的交流方式。他又播放了两组海豚的哨音，声谱图像看起来和前两组完全一致。海豚可以以完全相同的频率和长度反复重复这些哨音。然后它们可以添加一些细微的变化，重复数次，再轻微地改变哨音，如此继续下去。施诺勒说，每一种哨音模式都有可能代表着某种语言形式。“你知道，这可不是你的狗在乱叫。”他大笑起来。

二〇〇八年，施诺勒进行了第一轮实验。其中某一次，他将海豚的哨音下载到防水手机里，带着十二岁的女儿摩根，驾驶摩托艇沿着留尼汪的海岸巡视。一小时之后，有海豚向摩托艇靠近。施诺勒拿着水下相机，摩根抓起手机，双双跳入水中。当他们游到距离海豚几英尺的地方，摩根按下了手机的播放键。

“这就好比一只海豚把头露出水面，说‘你好，詹姆斯’，”施诺勒解释道，“只是我不是很确信，我们对海豚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说了你好，也许我们是在告诉它滚蛋。”

在这群收听播放的海豚中，有一只后来被施诺勒命名为“呱呱”的，它忽然停了下来，之后似乎恍然大悟，回复给我们一串高频的哨音，然后转身游开了。摩根将手机的音量调大，再次按下了播放键。呱呱停下来，转过身，重复了它的回答。

“它认为我们是真的在和它说话。”施诺勒说，“就好像是我们学会了它们的语言似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施诺勒出海时，呱呱经常找到他的船，游过来，发出叫声，好像它想要继续上次中断的谈话一样。

施诺勒告诉我说，在大集体中，海豚们使用特殊的、极其精细的标志性哨音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一只海豚妈妈在小海豚降生后几天内，会经常向新生儿重复固定模式的哨音，一些海洋生物学家相信，这是为小海豚命名，并且让它记住自己名字的方式。海豚在接近同类时会使用这些带有名字特征的哨音，以此来表明身份。当它们接近人类时，同样会讲出自己的名字。施诺勒推断道，当呱呱听到手机发出一阵哨音时，它立刻回复了自己的名字。它在做自我介绍。

去年，施诺勒创造了自己的特征哨音，也就是他自己的海豚语名字，这样就能向海豚做自我介绍了。他特意把自己的哨音弄得残破不堪，这样如果有海豚学到了这个哨音，并重复给他听时，他就可以把这个哨音从其他海豚的声音中分辨出来。所有有记载的海豚哨音都以平滑的声波形式出现，然而施诺勒的哨音从声学角度来看极其粗糙刺耳，它的波形是一个有尖锐边角的方形——还没有记录过哪只海豚曾经发出过这种哨音。他驾船到沿海一带，找到了一群海豚，然后跳入水中，开始播放他那奇怪的特征哨音。

“我们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它们非常、非常好奇，但是没有做出任何模仿。”施诺勒对我说。六个月后，施诺勒又回到水中，录下了另一群海豚的哨音。他回到办公室分析录音时，发现这群海豚共有十只成员，在它们自己的哨音中，都采用了他的方形特征哨音。

“它们在自己的语言中使用了这个哨音！”施诺勒说。对他而言，这就好像是长途跋涉到遥远的中国乡村，发现那儿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

和其他动物相比，鲸类有着极其巨大、复杂的大脑。举例来说，宽吻海豚的大脑大概比人类的大百分之十，而且从许多角度来说，更为复杂。比如，按比例来说，海豚大脑中负责解决问题等高层次思维功能的部分——新皮层，比人类大脑的新皮层更大。对于施诺勒来说，这不是个偶然现象，在大学里，他曾经在脑科学实验室里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个现象。这向他证明了，海豚和其他鲸类的智力高度发达，可以进行复杂精妙的交流。

海豚没有声带和喉咙，因此它们不能像人类讲话时那样发声。作为替代，它们使用的是头上两个小孔一样的结构——这是鼻孔退化后的痕迹，叫作发声唇瓣。海豚可以收缩和弯曲这些鼻腔通道，以此产生不同的声音——哨音、短脉冲、嗒嗒声，还有更多，这些声音的频率在七十五到十五万赫兹之间。多少年来，海豚发出的许多声音都没有被科学家们监测到，因为人耳听不到它们。（虽然我们能够以辅音和泛音的方式发出频率高达两千赫兹的声音，然而一个成年人正常讲话时声音的频率在八十五到三百赫兹之间。）科学家们能够发现海豚以如此高频率的声音交流的唯一一种办法，就是将它们录下来，然后通过声谱图回放。他们这么做时，哨音和嗒嗒声的声波就如同是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

施诺勒意识到，这一切看起来都有些不着边际，他下决心不去遵循他眼中的“新世纪胡扯之路”。他所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都将由本领域的知名研究员进行分析；“DareWin”发布的所有文章都要经过同行评议。他声明道：“这是真正的科学。”

施诺勒是有充分理由保持高度警惕的。有一长串的研究者在试图破译鲸类语言密码的过程中已经“走火入魔”，或者说，至少是失去了名誉，他们是施诺勒的前车之鉴。在这一群人里，没有哪位科学家比约翰·C.李利博士更具有代表性了，他是一名神经生理学家，曾经任职于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

一九五八年，在他进行的第一轮海豚实验中，有一次李利录下了海豚之间的嗒嗒声和哨音的对话，然后进行了慢速回放。他调整这些海豚在水中发出的声音的频率和速度，使其和人类在空气中发出的声音相符，他发现，这个比例计算出来是四点五比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约是空气中的四点五倍。李利写道，如果根据水的密度进行修正，海豚们交流的声音频率，和人类在空气中讲话的声音频率完全相符。当他以这一放慢的速度播放海豚的声音时，它们开始和人类的语言惊人的相似。李利因此得出结论，海豚以一种和我们相似的语言交流，只不过速度快得多，快到我们无法理解。稍后，在这一年里，他在旧金山的美国精神病学学会的会议上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并登上国际新闻头条。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李利已经在美属维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岛沿岸搭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二层楼建筑群，包括一个容积为三万加仑的盐水泳池和一座办公及实验室综合楼。这个综合大楼被他命名为交流研究所，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破译海豚语言的密码。

一九六一年，他与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卡尔·萨根、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梅尔文·卡尔文，以及其他知名的科学家一起，联合成立了一个半秘密的团体，叫作海豚社。社团以和外星人交流为宗旨，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破解海豚语言的密码。成员佩戴宽吻海豚的徽章。他们互相传递加密的信息，开展各种实验。萨根多次来到交流研究所探访李利，帮他设计实验室测试，随后李利开始具体操作。

在一项实验中，李利将两只海豚分别放置在实验楼两端独立的水池中。在每个水池里，都有一部水听器和扬声器，可以在两个房间之间传递声音——算是一种内部通话系统。李利将两只海豚单独留在各自的房间里，然后在封闭的办公室里监测它们的行为。只要当他接通两个房间之间的连线，海豚们立刻发送哨音和嗒嗒声。每个实验室里的水池只有几英尺宽，比海豚的身体长不了多少，海豚们不可能是在用这些声音进行回声定位。它们在彼此交谈。

李利发现，海豚的两个发声唇瓣都可以独立工作，一个唇瓣发出哨音时，另一个唇瓣可以发出嗒嗒声，反之亦然。在实验中，有时候一只海豚发出嗒嗒声，另一只海豚发出哨音；有时候一只海豚同时发出嗒嗒声和哨音，而另一只海豚保持沉默。对于未经训练的人耳来说，这些声音听起来杂乱无章，但是李利经过对录音的研究，发现海豚之间的对话是有一致性的，当一只海豚发出嗒嗒声或者哨音时，另一只海豚绝不会同时发出同一种声音。换句话说，它们彼此从来不抢话。

李利推断，海豚可以使用嗒嗒声和哨音这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同时进行两组独立的对话——类似于人类在打电话的同时，在网上聊天。

当李利关闭通话装置时，对话立刻结束了，但是海豚们还会一再重复刚刚的哨音，好像在说：“喂？喂？”这组实验结果被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5]

李利确信，海豚用来交流的语言，远比人类讲话更快捷、更高效以及更复杂。但是对于如何把哨音和嗒嗒声翻译成英语，他毫无头绪。他继续进行内部通话系统的实验，不断地在《科学》和其他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实验结果。

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李利似乎走上歧途。他与卡尔·萨根及其他海豚社成员的意愿相左，开始进行一系列野蛮的，甚至经常是虐待性的实验，希望能够得到突破。他给一些实验动物注射了迷幻药，并监测它们的行为。他的想法是，这些致幻剂能够刺激海豚，使它们突然开始说英语。（结果药品仅仅使它们变得极为友善，滔滔不绝。）随后他又决定，既然海豚比人类聪明不少，也许教它们讲英语更容易一些。虽然海豚没有声带，但是李利认为，它们所拥有的呼吸孔足够灵活，能够模拟发出人类的声音。

一九六五年，李利开始了面向海豚的第一期沉浸式英语教学实验班。

负责这一实验班的是交流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玛格丽特·豪，她同意在一个湿式实验室中，和一只顽劣喧闹的雄性海豚彼得共度十周时间。白天，豪会给彼得上英语课，给它喂食，和它互动；夜里，她就睡在水池中心的浮床上，用塑料床单把自己裹起来，彼得就栖息在旁边的水中。

这个实验是一场灾难。豪无法安睡；实验室里持续的潮湿消磨了她的能量；她的皮肤开始感染。在头三周里，彼得变得极具性侵犯性。当豪游进水池中时，彼得会将她推到角落，用勃起的阴茎在她的腿上戳来戳去。到了第五周，彼得魂不守舍，无法集中精力继续英语课程。最终，豪只得屈从于它的求欢。

“我发现，握着它的阴茎，让它自己在我手中磨蹭，它会到达某种高潮，张着嘴，闭着眼睛，身体颤动。”她后来报告说，“然后它的阴茎会松弛下来，从我手中退出。它会重复进行两三次，然后它就不再勃起，看起来得到了满足。”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方法奏效了。彼得重拾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它的音调和音高都有了提高，它可以清晰地发出一些简单词语的声音，比如“球”“你好”和“嗨”。在它独处时，它开始用“类人的”语言方式讲话。当豪和湿式实验室之外的人打电话时，彼得变得妒意十足，它会以更大的声音读出英语单词，来引起她的注意。她回忆道，当彼得勃起着接近她时，“对于全部过程中，彼得对我显现出的耐心，我感到受宠若惊……我也很高兴这只海豚这样明显地向我‘求爱’。”

在实验结束时，豪认为彼得的英语已经大幅度提高，她相信通过更进一步的授课，它可以扩展自己的词汇量，甚至可以和人类对话。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沉浸式英语教学实验班的成果不具有说服力，然而对李利而言，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预示着在未来的十年里，人类将可以和海豚交谈。

李利写道，很快海豚就可以参加联合国的电话会议。它们会出演电视剧。它们可以排练水下芭蕾，可以在电台演唱热门流行歌曲，在水下作业。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物种间的交流研究几乎没有进展，李利开始泄气，变得情绪低落。他对自己在交流研究所开展的工作感到羞耻，后来他形容道，当时自己所运行的，是一座海豚的“集中营”。一九六八年，交流研究所中死了三只海豚。李利相信，它们是强迫自己停止呼吸，自杀身亡。他关闭了交流研究所，让实验室里的其他海豚重返自由。

李利离开了圣托马斯，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长时间地置身于感觉剥夺箱  [6]  中，并接受注射一种强效的镇静剂——克他命。一九七二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签署了《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这项法案禁止了美国境内的杀害、捕捉、骚扰、出口、进口、买卖海洋哺乳动物等行为。法律保护了海豚和鲸类免于屠杀，同时它也禁止科学家在美国任何一片水域中进行关于野生海豚的研究。

“基本上，李利毁了这个领域此后三十年的研究。”斯坦·库什艾说道，他是一名实验心理学家，在南密西西比大学负责管理海洋哺乳动物行为与认知实验室。“最初他做了一些了不起的研究。发表在《科学》上面的论文是非常可靠的。”库什艾说，“但是，之后他就深陷泥潭了。”

现在是我到达留尼汪后的第四天，早晨六点半。我和库什艾站在拉波塞雄码头附近一片荒草丛生的空地上。在我们身后有两个锈迹斑斑的海运集装箱，在本周的活动中，它们就是“DareWin”项目的野外办公室和会议中心。在两个集装箱之间拉起了一块塑料防雨布，下面被荫蔽的地方就是会场。坐席是几十把形形色色的户外座椅，还有两个大木桩。在坐席区中央，有一扇架在牛奶箱上的门板，上面铺着塑料垃圾袋。这是会议的展示台。如果我们饿了，隔壁的集装箱里有一箱方便面，还有一台微波炉用来加热。

库什艾看起来有点像歌手汤姆·佩蒂，他从事海豚的行为和交流研究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是这个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顶尖科学家。他来到留尼汪，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禁止研究野生海豚。不过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施诺勒关于野生海豚和抹香鲸的拍摄记录，用他的话说，“与众不同，卓越不凡”。

每天早晨，库什艾和团队中的其他人在“DareWin”的会议中心碰头，喝杯咖啡，吃点儿羊角面包，然后大家乘船出海，沿着留尼汪的海岸搜寻海豚和鲸鱼。如果我们看到了，就会停下船，带着各种摄像机和音频录制设备跳入水中，尽可能多地记录这场相逢。大约中午时间，我们会驾船返回拉波塞雄码头，聚在一起，在施诺勒的笔记本电脑上共享各自的记录。每天晚上，将有一位科学家向与会者介绍新的研究进展，这些将在未来的几年间，助力于施诺勒破解鲸类语言密码的行动计划。

尽管库什艾对人类最终可以和鲸类对话这个设想深表怀疑，但他确信，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这场对话也不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进行的，而是它们的。

他提到了一些曾经进行过的跨物种交流研究，一个是一九七一年出生在旧金山动物园的大猩猩科科，它通过学习，掌握了美国手语中的一千条手语单词；一个是倭黑猩猩坎济，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间，它学会了超过三千个英语词汇。

“科科和坎济可能听到了我们在讲话，”他说，“但它们只能以极其有限的方式理解我们的意思。”库什艾说，问题在于，研究人员不知道大猩猩或者黑猩猩彼此之间是否具有通过声音交流的能力，更不用说和别的物种交流了。如果它们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么研究人员曾经尝试的，不仅仅是教科科和坎济英语，而是教它们用语言交流——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然而，海豚似乎已经具备了一种无比丰富的声音交流方式。他说，如果人类最终能和动物对话，“DareWin”所进行的破译哨音和嗒嗒声语言信号的尝试，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今天和过去四天的会议一样，重复了同样的模式。我们在破晓前起床，爬上摩托艇，沿着海岸航行六七个小时，徒劳地寻找着鲸鱼和海豚。我们一无所获，返回码头，吃了一顿延误了的午饭，参加下午的会议，然后是晚间的会议，开车回到房间，睡上大概五个小时，然后从头再来一次。

这周刚过一半，我已经害怕听到早晨施诺勒的敲门声了。在任何环境下，过量工作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儿，尤其是在热带海岛，这简直是一种罪过。库什艾和队伍的其他成员都希望能有几天放松的时间，欣赏一下留尼汪的景色，然而这在施诺勒的监督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每天总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时间又总是太少。

所以，在会议的第五天，我还是在五点二十听到敲门声时起来了。我在黑暗中蹒跚地摸索着，找到游泳衣，把一瓶水、防晒霜和记事本扔到背包里，在施诺勒开始按喇叭并且威胁将我抛下不管之前，我冲向自己租来的车子。

在这一天，我们的运气变好了。大约十一点前后，我们正航行在离拉波塞雄岸边几英里之外的海上。忽然，施诺勒停下船。“海豚，”他示意道，“带好你的物品，做好准备。”

和海豚一起游泳需要耐心和耐力。施诺勒对我说，他出海寻找海豚时，只有百分之一的时间会见到它们；这其中又只有大概百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和它们一起游泳。这些数字很有可能是夸大的，不过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这是一项苦差，回报微薄。

“必须是海豚选择靠近你。”伴着快船马达的轰鸣声，他说道，“你永远无法接近它们。”追逐海豚可能让你从远距离得到惊鸿一瞥，但是如果你进到水中，它们会因为惊吓而逃窜，很有可能潜入深海。从四十五度角方向，非常缓慢地靠近海豚，可以给它们时间来观察你，并确定是否要和你互动。

当我们距离那群海豚一千英尺左右时，施诺勒指示我戴好面镜，准备跳入水中。库什艾是我的搭档。

“好了，我们走。”施诺勒轻声说。他让瓦内莎来掌舵，她是来自巴黎的研究助理，这一周来都和我们在一起。施诺勒抓起相机，指向我。“你在我之后下水，行吗？”他说道。我点了点头。海豚们正在热切地追逐着和我们的快船平行游动的鱼群。施诺勒带着相机，悄无声息地滑入水中，然后踢水游开。

海豚可以说是凶猛的猎手。施诺勒有一次在船上目击海豚们攻击一群五英尺长的金枪鱼。海豚绕圈游动，加快速度，然后用它们的尖鼻子迅猛地刺向庞大的金枪鱼的侧身，如同矛头一样。海水迅速染上了鱼血的棕色和红色。（施诺勒还是跳到水里，拍了一些令人惊叹的镜头。）

现在海里没有金枪鱼，至少我们一条都没有看到。库什艾和我戴好脚蹼和面镜，潜入水中，游到海豚前面，阻截了它们行进的路线。

当有一大群人进入水里时，海豚会感到紧张。现在水中有两支小队伍——施诺勒和一位当地的自由潜水员，库什艾和我——这可以让海豚来选择，它们想要和谁一起游泳。如果它们不喜欢我们中任何一队，继续游走，我们也绝对不能追上去。如果它们选择了不和我们互动，我们就必须尊重它们的选择。

我抬头望过去，看见海豚们就在两百英尺之外。它们径直地向着我们游过来。

施诺勒打手势让我们停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镇定和安静，这样海豚才不会有威胁感。

就在我和库什艾漂浮在水面上时，在我们前方五十英尺左右的施诺勒，带着相机，屏息下潜了二十英尺，预备捕捉我们和海豚相遇的镜头。到现在为止，我们什么都没看到——今天的能见度仅仅有一百英尺，以留尼汪的标准来衡量算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以听到海豚的声音；它们发出的嗒嗒声听起来就像有一百个打字员在噼里啪啦地敲击着老式机械打字机的键盘。这种刺耳的声音在我听来是城市化的、不和谐的，我永远无法想象这是来自于自然界的声音。

就在我肚子向下，把头浸入水中，漂浮在水面上时，我意识到，虽然从这种距离我看不到海豚，但是它们正在观察我。我听到的每一个嗒嗒声都会从我的身体弹开，反射回到海豚那里，就像一千张快照一样，在它们的大脑中显影成像。

今天的相遇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嗒嗒声就渐渐消失了。海豚们光滑的背脊向着海平线逐渐退去，不见了踪影。我们回身，踢水游回到船上。

“它们今天不想玩耍，”施诺勒说，“它们一定是饿了。明天，明天我们会找到它们的。”施诺勒发动马达，驾船返回码头。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失望。我也一样，我终于感受到了正在进行中的回声定位。

这一天是星期天，是我在留尼汪的最后一天。在住宅后方有一间单间出租公寓，施诺勒和我就坐在公寓平台上一张巨大的木头桌子旁。在我们左手边，走上楼梯，会看见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水泥池底被潮湿的落叶、泥土，以及咖啡一样深棕色的油腻的水坑覆盖着。一个残破损坏的自动泳池清洁机讽刺般地躺在较深一端的池底。在游泳池上方，透过房子角落一扇灰蒙蒙的窗户，阳光照亮了里面的房间，堆满了沙发、棋盘游戏、衣物，还有其他废旧物品。走上残破的楼梯，房子的后面就是施诺勒凌乱的办公室。整个场景看起来就像是热带主题版的《灰色花园》  [7]  布景。就像大多数会议之后的夜晚，当施诺勒和我聊天时，我们通常在我的房间里碰头，这样就不必踮着脚穿梭在瓦砾之间了。

十天前，当我抵达留尼汪时，施诺勒提到，他正处于一个关于鲸类语言“重大发现”的关键时期，但是他不肯告诉我这个发现具体是什么。我缠着他问了一个礼拜，但是他忙于“DareWin”的会议，还要在自家的餐馆帮忙并且照顾三个孩子，没有时间答复我。在我即将启程前往机场的两个小时前，他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告诉我细节了。

“这听起来非常疯狂。”施诺勒重复着他的口头禅，说道，“而且一开始很难理解，所以你一定要耐心。”

施诺勒告诉我，在群体中，海豚用代表名字的特征哨音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同时它们使用本群体特有的语调来表明它们从何而来，和谁一同结伴而行。海豚和鲸鱼是否把回声定位的嗒嗒声当作某种精妙的语言来使用，依旧是一个谜。这也是“DareWin”希望弄清楚的事情之一。

但是在听觉交流之外，施诺勒相信，这些鲸类动物还享有一种视觉语言，一种叫作全息通讯的方式。这种不依靠言语形式的通讯方式，使鲸类可以在彼此之间毫无保留地共享全面的三维图像，就如同你用智能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送给你的朋友。施诺勒相信，鲸类可以彼此共享它们的所想和所见，甚至不需要开启它们的耳朵，或是睁开它们的眼睛。

全息通讯听起来有些不着边际，但是和鲸类在过去五千万年间一直在做的事情相比，这个想法也不算非常牵强。施诺勒相信，既然鲸类动物已经可以通过声音来构建超声波图像，那么它们也有可能会复制这些图像，并将它们发送到其他地方去。

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一九七四年苏联科学家科扎克提出，抹香鲸具有一种影音系统，可以将回声定位信息转译成图像。李利相信抹香鲸通过超声波图像来交流，但是无论他还是科扎克，都从来没有验证过这一假说。

在留尼汪会议的下一年里，“DareWin”的研究人员计划进行第一次针对野生海豚和抹香鲸的全息通讯实验。

“这是它的工作原理。”施诺勒说着，将椅子拖到厨房的餐桌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我的笔记本上翻到一张空白页，在上面画了若干海豚图案，它们被一些翻滚的烟雾状的图形环绕着。他说，烟雾代表声音，每只海豚头部下方的圆圈代表它的下颌。

和声谱图上显示的不同，声音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传播，而是向着三个维度同时扩散，就像一阵雾。耳朵只能处理来自两条耳道的声音，鲸类相当于拥有上千个耳道，可以从各个方位获取雾一般的声音。“它们的下颌就像是一部声谱记录仪，”施诺勒说，“只不过清晰度非常高。”

对人类来说，通过回声定位来建立超声波图像并不容易。科学家们要构建一个人工颌部，需要在上面安装上千个微型麦克风，来模拟鲸类微小的接收器，然后需要搭建一个足够强大的电脑，来处理收集上来的所有信息。几乎没有科学家有兴趣或者有资金来冒这样的险。

作为替代，施诺勒和“DareWin”的首席工程师马库斯·菲克斯用连接在一起的十个水听器，搭建了一个低精度版本的鲸类颌部模型。“图像的质量会非常差，就像电脑上十个像素的图像，”施诺勒说，“但是它或许已经足够给我们一个概念。”施诺勒计划录制“声呐图像”——基本上来说，就是海豚的回声和抹香鲸的嗒嗒声，然后用软件来处理这些声音，再通过一组三十九个扬声器来播放处理结果，进而评估海豚们的反应。“你知道，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他说，“我们不想发送一幅负面的或是暴力的图像。”

施诺勒希望通过这种原始的视觉信息交换，可以迈出和这些动物交流的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将自己世界的图景回赠给它们，就如同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古代旅行者相遇时，在沙地上画着一样的符号。

傍晚六点钟，小屋外面竹林的阴影被不断拉长，夕阳低沉，懒洋洋地挂在地平线上。蚊子开始出动了。是时候整装待发了，开始我回家的三十六个小时航程了。

在我出发前，施诺勒提到，他正在策划“DareWin”的研究旅行，将用新的设备来记录抹香鲸的嗒嗒声，他希望会对全息研究有所帮助。队伍将在大约四个月之后出发。

我可以跟着一起去，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学会自由潜水。

注释

1　大门乐队（The Doors）是著名美国迷幻摇滚乐队，1965年成立于洛杉矶，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编者注

2　可驾车驶过服务窗口点餐，类似于加油站的服务方式。——译者注

3　当嗒嗒声自回声定位者嘴中发出后，以每秒1100英尺的速度传播，然后回到他的耳中，在脑海中形成影像，这一过程大约需要千分之几秒。——原文注

4　白噪音是指一段声音中的频率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0～20KHZ）内都是均匀的。由于人耳对高频敏感一点儿，这种声音听上去是很吵耳的沙沙声。——编者注

5　1963年，李利的发现被加利福尼亚州穆古角一所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复制。被试海豚多丽丝和达什被分别放置在独立的隔音实验室里，彼此间通过和李利的内部通话系统相似的装置联通。研究人员分别录下了两只海豚的声音，然后断开连线。随后他们将多丽丝的所有对话回放给达什。达什就用和之前一样的方式回应多丽丝，然而在录音播放到32分钟时，它停了下来。第二天，研究人员再次向达什回放多丽丝的录音。在同一时间点，达什再次停止交谈。他们反复进行实验，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科学家们对哨音和嗒嗒声的声音序列进行标注分析，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哨音信号，他们相信，这一信号用来表示警示，大致意味着“别说话。有人在偷听！”但是他们无法确凿地证实，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文注

6　感觉剥夺箱由约翰·李利自己发明于1954年，通过简单的设备，如眼罩和头罩等减少或切断感官刺激。短期感觉剥夺有利于放松和冥想，但长期感觉剥夺会导致极端焦虑、幻觉等。——编者注

7　改编于1970年同名纪录片的电影，讲述了一对被社会遗忘的母女，在破败不堪的老宅养了一群聊以慰藉的猫，在成堆的报纸、衣服和脏盘子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编者注

下潜2,500英尺

埃里克·皮农身材瘦小，睡眼惺忪，头发稀疏，留着精心打理的傅满洲  [1]  式的胡子。在陆地上，他走路的脚步很轻，说话时有一点点结巴，态度近乎谦卑。但如果把皮农弄到水里，他可以轻松地打垮你。有一次他用鱼枪射中一条八十二磅重的巨型马鲛鱼——在水下六层楼深的地方，射中了鱼肚子，他追着大鱼进入水下的洞穴里，把手硬塞进鱼鳃里，像骑着一匹腾跃的野马一样，骑着大鱼回到水面。他可以闭气五分多钟，下潜到一百五十英尺以下的深度。

不过，皮农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家里驱车三百英里，来到坦帕的混凝土教室里，不是为了教我们如何在海里杀生的。他想向我们展示的是如何在海中生存。

三十年前，皮农死过一回。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在加勒比海的一个码头附近自由潜水，他想用超长的闭气时间震撼自己的同伴们。他潜下十英尺深，抓住一个桥桩，闭上双眼，试图在水下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几分钟过去了。在这一过程中，他昏了过去。终于，他的身体浮上水面；他在不知不觉中呼出了肺里所有的空气，然后他吸入了海水，像一块石头一样再次沉回海底。

当他的朋友们看见皮农浮上水面又沉下去时，他们的确被震撼了，都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又过了几分钟，他们才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大问题。他们潜入水中，找到皮农，然后把他拖到海滩上。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一位正在休假的医护人员对他实施了心肺复苏术，皮农的心脏开始跳动，但是很快就又停了下来。十五分钟后，一架急救直升机来到现场，把他空运到了医院，在那里他昏迷了八天，又用了三周时间来恢复。皮农的大脑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据他所说，有时候这种损伤让他很难记住事情或者整合自己的语言。他不希望这一切发生在我和其他自由潜水员身上。

在过去三年里，周末时皮农便放下日常管理鱼类饲料公司的工作，在佛罗里达州四处巡讲，他和一家总部在加拿大的自由潜水学校——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Performance Freediving International ）合作，教授入门级自由潜水和安全课程。这个周末，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在坦帕租用了一间水泥房，看起来以前像是家快餐店。

我的同学们围着四张塑料野餐桌，坐在形形色色的户外座椅上。他们中有本，一个矮壮的年轻人，在他破旧的T恤衫下，金项链若隐若现；本的同伴乔什戴着护肘，架着一副炫彩太阳镜；有皮肤晒成蜜色的南方美女，劳伦；还有卡塔尔学生穆罕默德，他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一块巨大的镀铬时装表。除了皮农和我之外，这儿没有人超过二十三岁。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皮农将要教我们如何在教室外的游泳池里屏住呼吸一分半以上。明天，我们会前往北部的一个淡水深池，学习如何屏住呼吸，下潜到二百一十七英尺的深度。

然而，今天早晨的内容，是关于安全的。确切地说，皮农要教给我们的是，一旦发现我们自己被困在粉红云雾中时，如何保住性命——这是自由潜水员们在即将昏迷前产生的一种幻觉。

“粉红云雾本身是无害的，但是你会失去意识。”四十四岁的皮农说道。他出生于法国的图卢兹，讲话时仍然带着浓重的口音。“如果你回到水面，开始呼吸，你就没有事儿。但如果你没有，那么……”他顿了顿，“情况就不妙了。”皮农的潜台词是，我们会死。

他解释道，明天我们自由潜水的时候，他可以带我们下到我们想要的任何深度；只不过，他不能保证一定能把我们带回水面。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了解自己的极限。今天和明天的水下闭气练习，会让我们体验到这种极限。如果我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责任，超越了极限，就会永远地迷失在粉红云雾中，那么，我们之前签署的六页免责声明将会生效，我们的亲朋好友也不能控告皮农或者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犯有三级谋杀罪  [2]  。皮农再次检查，确认他拿到了我们的表格。然后他清了清喉咙，抚了抚胡子，开始讲课。

关于海洋的研究马上就要带我进入到两千五百英尺深的世界了，然而我的个人经验远不能与此相提并论，我只有十多英尺的水平。经过了多少个月的观察、训练和羡慕，我还是止步于在水面扑腾和等待。

我曾经在甲板上目睹竞技自由潜水员纵身沉下三百英尺，听他们形容“生命总开关”的神奇力量，然而我自己还从没有完全地感受过这种两栖反射。我曾经拜访了海女，希望能获得一些古老的、神秘的自由潜水秘诀，然而只获得了对自己无知的奚落。我曾经听弗雷德·比勒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和鲨鱼在一起时感受到的磁力般的紧密联系，然而我从没在海里见过一条鲨鱼，更别说和它们一起游泳了。我前后几周和法布里斯·施诺勒待在一起，听他讲起和海豚及鲸鱼亲密接触时无法比拟的感受，但是我也从没见过这些动物  [3]  。

阻碍我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不会自由潜水。或许这种能力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但是获得它的代价也很高昂：耳朵的剧痛、幽闭恐惧症，还有无法控制的抽搐。然而，现在施诺勒同意带我一起和抹香鲸潜水，这是一个我不想错失的机会，也是一个需要我潜入深海的机会。

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被认为是世界上同类学校中的佼佼者，它曾经培训出六位自由潜水世界纪录保持者，还有超过六千名的休闲潜水员，包括伍迪·哈里森  [4]  和“老虎”伍兹  [5]  。入门级别的课程叫作“自由潜水员”，教授基本的安全和深度知识，还有闭气技巧。虽然在希腊的时候，我曾经跟随汉丽·普林斯卢进行过一些练习，不过最好还是从头开始。

在教室里，皮农走到笔记本电脑前，播放了一段视频。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强调自由潜水自身的危险性，从课程最初就训练你如何应对潜在的致命的情况。他从一系列的典型事故讲起，就像驾驶员培训视频《红色柏油路》中触目惊心的景象一样，这次是水下版本。

“这叫作‘桑巴’，”皮农说，“就和舞蹈一样。”扬声器里传出一段热烈的摇滚舞曲，随后屏幕出现了潜水员们突然发作时的画面。这种昏迷前期的状态会在水面和浅水区发生，当潜水员的大脑重度缺氧时，它开始向肌肉发送无序的电信号。

“有些人看起来像喝醉了，有些人看起来很开心，有些人看起来却很伤心，”皮农说道，“你看他们的脸，”他指着屏幕上一位潜水员喜出望外的脸，“他们看起来非常情绪化，好像置身于一场精彩的梦境里。”“桑巴”是无害的，皮农说，只要潜水员没有开始吸水，或是昏迷。

回到水面之后，潜水员可能会重新呼吸，开始交谈，看起来完全正常。但是过了片刻，当空气流过他的嘴唇、向下经过气管，进入肺部和血流中——这个过程需要几秒时间——他会忽然陷入“桑巴”的状态之中。如果我们碰到“桑巴”状态的潜水员，必须轻柔地靠近他，将他的嘴托出水面，保持三十秒。皮农说，这是自由潜水员不能独自下潜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当潜伴回到水面之后，我们还要观察他们整整半分钟，或是更久。他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视频中，潜水员经过了“桑巴”的阶段，失去了意识。当你闭气的时候，“你可能会在任何地方昏迷，”皮农说道，“在深海中、在浅湖里、在浴缸里……任何地方。”他说，百分之九十的“桑巴”现象和昏迷发生在水面；还有百分之九发生在水下十五英尺内，自由潜水员将这一深度称为危险地带，也是水中压力变化最显著的一段。自由潜水员很少在海底昏迷。他们在水面昏迷，然后又沉入水中，并且溺水，就像他经历过的一样。

救助昏迷潜水员的第一步是在他的耳边大喊“呼吸”，并且呼唤他的名字。在昏迷状态下，视觉和身体的感觉都消失了，但是听觉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会得到加强。皮农说，大喊能够激活大脑中尚未停止运作的部分。这种刺激能够打破喉咙封锁的自然反射，使新鲜的空气可以进入肺中。

如果大喊没有奏效，我们就必须移除潜水员的面镜，拍打他的脸部，对着他的眼睛吹气。这种技巧通常能够唤醒昏迷的自由潜水员；他们往往会苏醒过来，开始急促地喘息。

如果拍打、大喊和吹气都没有唤醒潜水员，皮农说：“那事情就变得更严重了。”我们需要开启他的喉部，迫使空气进入肺部。

人体避免溺水的一个反应就是，在遇到水的时候闭锁喉部。我们所有人生来就具有这种反射。当新生儿被放入水中时，他的喉部会自动闭锁；婴儿可以在水下睁开眼睛，本能地开始游泳。

在昏迷时，闭锁的喉部会避免水进入肺中（好事），但是它同时也会杜绝新鲜空气进入肺中（坏事）。许多溺水事件被称为干性溺水，也就是说，它们是喉部闭锁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水进入了肺里。

皮农向我们演示了如何用手指打开潜水员的嘴，并且实施两次快速的救援呼吸。第一个步骤是打开喉部；第二个步骤是将空气吹入肺中，刺激身体再次开始呼吸。皮农向我们确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可以使昏迷的自由潜水员恢复意识。

虽然这些救援是令人惊恐和紧张的，但是经历昏迷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感受。“所有的疼痛就这样消失了。”皮农微微一笑，说道。

一切从视觉混乱和轻度的幻觉开始，然后手指、脚趾、手部和脚部开始出现刺痛感。你失去了肌肉控制力。这些症状进一步发展，然后你进入了一种太空欣快症，伴随着不着边际的彩色幻梦，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粉红云雾。昏迷过的潜水员反映，曾经出现过灵魂出窍的经历。在希腊时，一位竞技潜水员告诉我说，他预见了未来。（但是他不肯说具体看到了什么。）

无论昏迷本身如何开启心灵，显然我们最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持续的昏迷有时是致命的，即使不致命，它们也会导致脑损伤、瘫痪、心跳停止和脑卒中。

你屏住呼吸的每一秒，身体中的氧气都在减少。如果大脑中的氧气减少到一定程度，你就会昏迷。一个人可以在昏迷的状态中平安度过大约两分钟，然后大脑的氧气下降到非常低的浓度，你会进入缺氧状态。缺氧症会激发身体呼吸的最后一搏，叫作濒死喘息。如果这时候没有可供吸入的氧气（比如说，你在水下），就会逐步发生脑损伤，最终你会死掉。

避免昏迷以及后续脑损伤的关键在于，当你开始感觉恍惚、失去肌肉控制力，或是经历轻度幻觉时，立刻回到水面——如果你错误估算了自己的潜水能力，肌肉在水下两百英尺深的地方开始抽搐，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这就是另一个你必须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潜水的原因。”皮农强调说。

他宣布上午的课程结束，建议我们午饭的时候吃得清淡一些，最好吃一些素食和不含咖啡因的食物。他说，乳制品会堵塞鼻窦，使大深度下的耳压平衡变得困难。咖啡因会提升心率，加快新陈代谢，导致身体消耗更多的氧气，从而缩短下潜时间。午饭后，我们会进入泳池中测试自己的极限。

在所有自由潜水项目中，静态闭气是最奇怪的，它通常在泳池里进行，对闭气时间进行计时。它看起来很无聊，做起来很痛苦，训练起来单调乏味。然而，没有什么其他活动可以帮助自由潜水员更好地训练准备，来应对深潜时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了。

二〇〇一年，由捷克人马丁·斯捷潘内克保持的静态闭气世界纪录，不过是八分钟多一点。到了二〇〇九年，法国潜水员斯特凡纳·米夫萨德将这个纪录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达到十一分钟三十九秒。  [6]  到了二〇一三年，有两位潜水员可以闭气十分钟以上：米夫萨德和德国的汤姆·西斯塔斯。如果依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二〇一七年前后，静态闭气潜水员们终将打破十五分钟的纪录，也就是历史资料中关于珍珠和海绵采集者闭气时长的记载。

静态闭气有一套由它自身衍生出来的子项目：在鲨鱼缸中闭气、在冰水中闭气、在塑料圆球中闭气。有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衍生项目是纯氧闭气，其他规则都和普通的静态闭气一样，不同的是，潜水员在开始闭气之前，可以呼吸半小时的纯氧。这样做可以使血液中的氧气达到过饱和，和呼吸普通空气（含氧量仅百分之二十左右  [7]  ）相比，潜水员的大脑和其他器官可以明显工作更久。美国魔术师、特技演员大卫·布莱恩曾经参加过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的训练，在二〇〇八年，他在《奥普拉脱口秀》的现场，以十七分钟四秒的闭气时间，打破了当时的纯氧闭气世界纪录。五个月后，西斯塔斯打破了布莱恩的纪录，现在西斯塔斯保持着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令人震惊的二十二分二十二秒。

在我们的课程中，不会做任何这一类尝试。想要被正式认证为自由潜水员，我们每个人要完成至少一分三十秒的静态闭气。从生理上来说，这并不多——任何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从心理上，这是一种挑战。把脸放在水下，直到大脑开始产生幻觉，肌肉开始抽搐，这不是一件凭直觉能完成的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我被告知，这是潜入深海的必经之路。

下午一点半，我们已经套上湿衣，再次聚集在泳池的浅水区。在隔壁教室上课的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中级班的学员也来到了游泳池里。中级班的两位男教练中，有一位没穿上衣，站在泳池较深的一端，在他两侧肋骨下缘一直向上文着鱼鳃的图案。

戴着镀铬时装表的安静的卡塔尔学生穆罕默德，上课时就坐在我旁边，他答应做我的监控人员。他会定期检查我是否还有意识，同时防止我漂远。

在长时间的闭气过程中，旋转感是很常见的，因为你的身体不能感知到自身的界限。这是一种幻觉，皮农说，但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把一只手放在静态闭气潜水员的后背上，也不是为了防止他们意外地失去意识，这只是确保他们在幻觉状态下不会突然沉没、浮起或是漂走。

皮农提示还有一分钟准备时间。我戴好面镜，开始更深地呼吸。皮农和穆罕默德大声吟诵着呼吸法则：“吸气一，屏气二，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屏气二。”在皮农的指挥下，我深吸了四大口气，然后头向下，沉入水中。

我可以轻松地屏住呼吸一分钟。几分钟后，两分钟的闭气训练开始变得单调痛苦。然而，奇怪的是，对我来说，三分钟的闭气在舒适而恍惚的状态下悄然过去，好像我跨越了一道无形的藩篱。我没有昏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我觉得头昏、眩晕并且非常兴奋，好像我刚刚吸了笑气一样。这种感觉棒极了。

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如此美妙是具有破坏性的，至少会杀死几千个脑细胞。但是许多研究结果表明，长时间闭气是无害的。当流经大脑的血液携带的氧气过少，或者是血流完全停止时，会产生神经系统的损伤。不过这些情况在昏迷状态产生的两分钟后才开始发生。换句话说，只要你有意识，或者是在进入昏迷状态两分钟以内醒来，那么你在闭气的过程中就可以毫无损伤。水能促使血液从四肢分流，进入大脑和其他重要器官，使它们在低氧的状态下，比在陆地上运作得更久，从而延长你闭气的时间——这是“生命总开关”的连锁反应。

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血氧饱和度是百分之九十八到百分之百（后者是血液能够携带的氧气的极值）。生理压力和疾病会将血氧饱和度降低到百分之九十五。极少有正常人会低于这一数字，不过在潜水过程中，精英潜水员曾经有过血氧饱和度低于百分之四十的记录——这已经是极低的数字了。血氧饱和度低于百分之八十五时，通常会导致心率上升，视觉受损；百分之六十五或更低的饱和度会极大地削弱大脑的基本功能；百分之五十五时会失去意识。但是，奇特的是，精英潜水员在血氧饱和度低于百分之四十的情况下，不仅保有意识，还保持着肌肉控制力和极低的心率，据记载，最低达到每分钟七次。

回到游泳池，我们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最后一次闭气练习，时间将长达四分钟，是这个入门课程中所允许的时长上限。在更长时间的闭气过程中，同伴会不断地进行安全检查，每隔十五秒，他们就会轻拍闭气者的肩膀。当闭气潜水员感觉到拍打时，他要在两秒钟内伸动浸在水下的左手的食指，就如同在说：“我还在这儿，我没事儿。”如果他没有回应，同伴会多给他一次机会，再次拍拍他的肩膀。如果第二次拍打还是没有引发任何回应，潜水员的同伴就会将他从水中抬出来，大喊着让他呼吸，摘掉他的面镜，对着他的眼睛吹气。

同伴们开始吟诵热身呼吸的法则：“吸气，呼气，屏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屏气二，吸气一。”泳池较深一端的中级班也加入到吟诵中来。我还沉浸在三分钟闭气尝试带来的兴奋中，在我加深呼吸时，感到自己飘飘然。齐声吟诵的声音回荡在水泥墙壁之间，越来越大，在封闭的游泳池内震荡着，就像是老旧教堂里的咒语。它有一种催眠的力量。课程开始变得像一次洗礼，我们每一个人都试图在水世界中获得重生。

然后，再吸一口气，我们又沉入水下。

过了一分钟，然后是两分钟。每隔十五秒，穆罕默德都会拍拍我的肩膀。我伸出食指，弯一下，再伸直。在第二分钟里，我注意到泳池中有一些我从未听到过的声音：排水孔的汩汩声，隐约的一声咳嗽，深水区一阵水花飞溅声。我听到穆罕默德在我上方某处数着数，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腰背部，然后我几乎不再感知到任何事情了。我想象自己搭乘火车穿越沙漠。这幅场景看起来非常真实。我心中的一部分知道自己还在坦帕的游泳池里，但是另一部分似乎已经坚信，我搭上了一列远行的火车。两部分都同样强大，就好像是彼此的倒影。当我的胃部开始抽搐时，我将自己的心灵更多地推向火车那一端，让那扇门开得更大一些。

一位列车员宣布，我们将在三分钟之后下车。他拍了拍我的左肩，我用左手的食指将车票递给他。座椅的蓝色布面无比柔软，像丝绸一样。我用那根手指在上面轻轻划过。售票员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把手伸到口袋里，想掏出票给他，但是票不见了。我用手指示意他等一下，让我在包里再找一找。但是我找不到我的包了。车厢太昏暗了；太阳也不见了。我听见附近有人在洗手池泼溅着水花。售票员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指了指车门，问他我是否可以下车了。你能做到，他说。你能做到。

我清醒过来，我的头还在水中，并且我透过面镜，凝视着游泳池白色的混凝土池底。感觉像是有谁向我的肺里灌满了芥子气。“三分四十五秒，快到了。”穆罕默德说道。我将手搭在游泳池边沿，以防自己沉入水中，就像防止自己跌入幽深、漆黑的洞穴一样。

“呼吸！”皮农说。我抬起头。“呼吸！呼吸！”皮农继续说道。房间开始旋转。我试图吐出肺里的空气，但是我失去了部分的肌肉控制力，根本做不到。我用力推动胸膛，想要吐出气来，再吸入一口新鲜空气。一股空气尖声而出，然后我的喉部打开了，我彻底地呼气，然后长长地吸气。随着每一次吸气，我收缩成针孔大的视野不断地变得开阔，就像“007”系列电影的片头一幕。房间模糊不清，静止了片刻，然后所有一切又重新开始聚焦。

肋骨上文着鱼鳃的教练游过来，拍拍我的后背。“做得好，兄弟。”他说。我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完成四分钟闭气的学员。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从坦帕向内陆行驶一百英里，到小城奥卡拉外一个尘土飞扬的停车场会合。停车场对面，在一片蜡杨梅的树荫下，地面上有一个深坑，看起来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拳头在愤怒之下砸出来的一样。在洞穴的底部有一片亮绿色的水潭，它被称为“四十英寻  [8]  洞穴（the 40 Fathom Grotto）”。就和它的名称表述的一样，水塘垂直深度超过二百四十英尺。

在过去四十年里，紧急抢险工人一直用这个洞穴来进行高级水肺潜水训练。在此之前，当地人把它当作公共垃圾场。现在这里依旧充斥着各种废旧物品：生锈的摩托车、卫星电视天线、一辆一九六五年的克尔维特跑车、几辆雪佛兰、一辆奥兹莫比尔、数不清的瓶子和易拉罐。大概四十英尺以下，在崖壁的一侧有一个矮人城，潜水员们把一群石膏小矮人和矮人城堡放置在那儿，它背靠着一座石灰岩崖壁，上面布满五千万年前遗留的海胆化石。即使这个水潭距离海岸线五十英里，它也曾经是海洋的一部分。

十点钟的时候，皮农携带着两个浮标游到水潭中间，将它们两个连在一条黄色的绳子上。学生们穿好湿衣，戴上面镜、呼吸管和脚蹼，而后滑入水中。在早晨薄雾般的光线中，潭水显出晦暗的宝石绿，能见度不高，或许只有二十英尺。下面更深的地方看起来幽暗阴森。我们游到浮标旁，抓住绳子，沿着一条线摆荡，像是晾衣绳上的一排袜子。接下来的四小时，我们都会在这儿练习，挑战六十六英尺深度的下潜。

“我们第一潜的下潜深度是十六英尺。”皮农说道，“这一潜很容易，就是为了热身。”因为水潭里灌满了淡水，密度低于盐水，所以我们在这儿的浮力比在海里少了百分之二点五。听起来并不多，但是对自由潜水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会下沉得更快，在上升时，需要消耗更多的力气。

当穿极少的衣服或者是不穿时，自然形态下的人体有着理想的密度，很适合自由潜水，下潜时不需要借助配重。然而，我们身上厚厚的湿衣打破了这个平衡，在淡水中，我们每个人需要佩带十二磅左右的配重，才能平衡额外增加的浮力。

完成一次成功的深潜的要诀是，要保证自己在水中尽量流畅。松松垮垮的衣着、随意伸展的四肢，或是太大的面镜，都会增加阻力，这会减缓下潜速度，降低下潜深度和“下方时间”——自由潜水员称呼水下停留时间的暗语。当海豹深潜时，它们会压缩自己的肺部，伸展脊柱，通常会呼出空气，来减少阻力，更快、更轻松地下潜。自由潜水员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9]  。“你要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头向下，让自己看起来像一枚导弹。”皮农说道。

下潜是相对轻松的，特别是过了最初的十英尺左右。上升就没那么轻松了，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潜水是危险的。就像登山时，你必须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中途点，为了完成返程，必须保留至少百分之六十的能量和氧气储备。

在上升过程中，我们在到达水下七英尺左右时，要将之前屏住的空气完全呼出。这样我们可以在返回水面时立刻吸入尽可能多的新鲜空气，而不需要浪费时间呼气，这么做同样可以减少浅水昏迷的可能。区区几秒，有时候就意味着迥然不同的结果——是成功的下潜，还是“桑巴”或者昏迷。在自由潜水中，成功（此处是指还有意识）不是以英尺或者分钟来衡量的，而是英寸或秒钟。

在皮农讲解自由潜水策略时，我注意到在水潭另一侧搭建的木头浮台上，有几位水肺潜水员。他们从头到脚全副武装，携带着面镜、橡胶管、气瓶、浮力控制背心、配重带和其他装备。他们在陆地上几乎寸步难移，下到水中也只能粗鲁地缓缓游动。他们的动作幅度都很大，因为他们承受得起。从我漂浮的地方来看，这一幕笨拙又奢侈。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潜水员永远也不用担心他们的肺会向内爆裂，或者是昏迷  [10]  。

本第一个下潜。透过面镜，我们看到他深深吸气，潜入水中，拽着绳子下潜到十五英尺左右，到达下方的金属圆盘。他拍了拍圆盘，又拽着绳子原路返回，重新露出水面，然后游到队伍的末尾。劳伦、乔什还有穆罕默德，一个接一个，相继潜下去。他们都不怎么费力就完成了下潜。我随后也试了一次，但是只到了十英尺左右，就返回水面了，我的头一跳一跳地痛着。

“这很正常。”皮农说，“需要一些时间。下次再试试吧。”

我问本为什么可以下潜和上升得那么快。他说，本，乔什还有劳伦都有多年渔猎的经验。他安慰我说，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我，也是对大多数初学者来说，问题在于耳压平衡。自由潜水员下潜的最佳速度是每秒钟三英尺，这一过程中需要每一秒钟左右平衡一次鼻窦空腔  [11]  （让耳膜鼓起来），否则你的耳朵会有严重损伤的风险。每次耳膜必须充分鼓起，如果没有，皮农指示我们要立刻停止下潜，向上浮起，然后再尝试。

皮农将金属圆盘下降到三十英尺，然后四十五英尺的深度。其他人都轻松地到达了这些深度，然而我还是无法下潜到十五英尺以下。

到了大约两点钟，我们要进行最后一次尝试。现在圆盘的深度是水下六十六英尺——这是允许初学者尝试的最大深度。从水面上根本看不到圆盘。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一条黄色绳子延伸到水下，消失在暗绿色的水中。

想象在这样的水中下潜，是一幅多么让人胆战心惊的画面，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绳子什么时候到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喘一口气。我所知道的关于海洋生存的一切告诉我，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是，不管怎样，我开始进行预备呼吸，准备下潜了。

本是我们中打头的。他最后一次吸气，然后消失在水中。四十五秒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身影。然后，透过晦暗不明的水面，他的身影再次浮现，拽着绳子不断上升。他缓缓回到水面上，整理呼吸，然后回到队伍的末尾。他成功下潜到六十六英尺的深度了，看起来也不怎么费力。接下来是劳伦和乔什，他们也都完成了下潜。穆罕默德是第一次尝试自由潜水，他也下潜到五十英尺左右的深度，是个值得表扬的深度。

现在轮到我了，压力骤然而至。我试着不去看消失在水中的绳子，进行了最后几次深呼吸。大口吸气，更大口地呼出。如此循环。

皮农拽着浮标转过来，来到我身边。“你要完成这次下潜。一起说，‘詹姆斯可以完成这次下潜’。”他对我说。我点点头，吸气，将头埋入水中，沿着绳子攀援下潜。

每次用右臂拽绳之后，我就收回右手，捏住鼻子，向耳朵中鼓气，尝试平衡压力。这个方法开始奏效了。我继续拽着，一只手接另一只手，就像调转方向的杰克和豌豆茎，直到我感觉到自己周围深水的压力加大了。为了使身体更流畅，我收着下巴，目光水平地穿过潭水，就像在走路时一样。皮农在绳子的另一侧跟着我一同下潜，透过面镜注视着我。他仔细地观察着，确保我没有吐气，开始颤抖，或是昏迷过去。

我也盯着他看回去，我们凝视着彼此，一起下潜。我们周围的水越来越昏暗，然后更加昏暗。一种奇怪的感觉攫取了我的肩膀，就好像有一只巨大的手在拽着我。我放开了抓着绳子的手，然后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向下漂荡了。所有的方向都笼罩在同样惨淡的绿色薄雾中——我被困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中。如果不抓着绳子，我无法判断哪边是向上，哪边是向下。

在绳子的另一侧，皮农看着我，耸耸肩。他把右手伸到我面镜前面，向下指了指。我想，他是叫我潜得更深一些。我摇了摇头，但是他依旧指着下方。我注意到，我们俩谁都没抓绳子。

我们就这样悬浮在水中，在佛罗里达中部一个曾经是淡水垃圾场的水潭里，两个中年男人，头向下漂在水中，直勾勾地看着对方，在阴暗的深水里摇着头。

然后，我忽然意识到，也许“向下”其实是“向上”，也许皮农打给我的手势是让我回到水面上。也许出了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粉红云雾的感受吗？

我重新振作起来，但是现在我真的很想呼吸。现在就算咳嗽一声，也会消耗我体内不多的氧气，我需要靠它意识清醒地返回水面。这个念头让我心中充满恐惧。我有一种无法扼制的回到水面、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我沿着绳子迅速翻转身体，就像一根接力棒，然后拽着绳子向上返回。皮农紧紧地跟在我身后。每拽一下绳子，周围的潭水就会变得明亮一点，直到我看到，在上方十五英尺左右两个浮标之间垂下了一排晃动的脚蹼。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排头朝下停在电话线上的鸟儿。我在差不多七英尺的地方吐光了所有的空气，然后回到水面上。

稍后我才知道，我大约到了绳子的中段，三十英尺左右的地方。不算太差，但是也不算好。这儿还不是通向深海的大门，但是我已经接近它的边缘了，开始在门外写着“欢迎”的地垫上蹭脚了。在抓着绳子上升之前，我所感到的中性浮力的拖曳，说明我大概还有十英尺的距离。无论好坏，潜入这一深度的残留的恐惧一直与我同在。

过了好几天，当我在机场准备回家时，每当我咳嗽前，还会紧张地颤抖，并且四下张望。

也许有一天，自由潜水可以帮助我和抹香鲸一同游泳，或者可以让我下潜到四十英尺以下，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带我下潜到深层带，这一片纯粹的、永恒的黑暗疆土，从三千三百英尺深向下延伸到一万三千英尺深。从没有阳光触碰过这片幽深的水域。这里的水压是人体无法承受的，压力大概是水面上的一百到四百倍，水温波动在冰冷的三十九华氏度  [12]  左右。这里是地狱，没有热度，没有繁盛的生命。

无论水肺潜水员还是自由潜水员，他们中没有人曾经到达超过一千零四十四英尺  [13]  的深度，在通往深层带的路上，才走了三分之一。人类只能借助深水机器才能进入这个世界。其中一种叫作遥控海底作业车，是电话亭大小的机器人，装备着照明设备和录像器材，通过一条缆绳和船只相连，它可以下潜到数万英尺深的地方，但是不能载人。美国的大学和海洋研究所一共有大约六辆能到达深层带的遥控海底作业车，但是在船甲板上观看视频图像，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被隔绝于海洋之外的。没有什么可以和亲身进入水下的经历相提并论。

仅有极少数潜水艇或者是潜海器（由水面船只支撑的潜水艇）能够实现这样的旅程。世界上最有名的海洋探测器，大概就是美国海军在一九六四年投入使用的“阿尔文”号了。在过去五十年的服役中，“阿尔文”号曾经下潜四千六百多次，多数到达了深层带。想要搭上它的顺风车是不可能的。“阿尔文”号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中心管理运行，据他们的媒体总监说，没有记者搭乘过“阿尔文”号，他们也不欢迎非科学家登上深潜器。（后来我发现，媒体总监或者是在装糊涂，或者是得到了错误信息。在极少数情况下，“阿尔文”号曾经搭乘过记者，有时还是去深潜。但是和她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凑巧“阿尔文”号接下来的两年要进行升级，需要待在岸上的库房里。）

我唯一的备选项，就是搭乘一艘私人潜水艇了。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个人制造专业潜水艇的家庭作坊蓬勃兴起，有史以来第一次，爱好者们可以下潜到水下三千三百英尺左右的地方。然而，这些潜水艇的高昂价格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大概需要花费一百八十万到八千万美元，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打造。买一艘潜艇这件事明显想都不用想。我尝试着联系这些潜艇的富豪主人，但是一无所获。我从没收到任何回音。

之后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叫作卡尔·斯坦利的新泽西人，他从十五岁就开始在父母家的后院里，用五金器材制造潜水艇。在斯坦利十四岁时，他被诊断为“挑衅权威综合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待了六周。出院后，在没有任何工程背景的情况下，他成功地开展了个人制造潜水艇的事业。八年后，在一九九七年，他设计并手工制造了一艘潜水艇，它具有历史上最轻的排水舱（航海器中用于控制浮力的部分），为此他花费了两万美金，相当于工程师们完成类似项目所需资金的百分之一。他把这个潜水艇称为浮力控制水下滑翔机，它可以搭载两名乘客，下潜到七百二十五英尺深的地方。

利用自制的、没有牌照的潜水艇，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带着乘客到水下七十层楼的深度，是一场关于责任的噩梦，所以斯坦利将他的事业搬迁到洪都拉斯的罗丹岛，那里关于潜水器的管制很松懈，或者说根本没有。斯坦利的潜水旅行流行一时。几年后，他设计并打造了一艘更大的潜水艇，命名为“艾达贝尔”号，它可以搭载三名乘客，下潜到两千五百英尺深的地方。

深层带，又叫作午夜带，被定义为海水中任何阳光都无法穿透的深度  [14]  。在罗丹岛附近的加勒比海，这个深度大概开始于一千七百英尺，完全处于“艾达贝尔”号的下潜范围内。我希望搭乘“艾达贝尔”号到达尽可能深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机会到达那样的深度。虽然和海洋学家们正式认可的深层带相比，两千五百英尺的深度还差了那么几百英尺，但这已经是普通人通过正常手段能够到达的最接近深层带的深度了。

更棒的是，斯坦利没有什么可供我签署的弃权声明，没有免责书，也没有保险要求。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所有的乘客都会死，包括斯坦利在内（每一潜都由他来掌舵）。曲终人散。没留下什么潜水艇，也没有人可以被起诉。我要做的就是，汇给他一千六百美元，再挑一个日子。

他说，下潜和返回的行程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在潜水的过程中，我要蜷缩在一个轿车后备箱大小的空间里，不能伸展四肢，不能小便，在整个旅途中都不能失去自制。

斯坦利也有命悬一线的经历。有一次，他驾驶着水下滑翔机被困在一个洞里，在水下两百英尺深的地方被绳子钩住。还有一次是在水下一千九百六十英尺深的地方，他的潜艇里还搭载了一位罗丹岛的当地人和他怀孕的妻子，这时一扇窗户忽然裂了缝，好在没有碎掉。在其他历险过程中，垫圈曾经滑出来过；有时一台马达运转不灵，或是干脆停止工作。但是每一次斯坦利都对设计进行了修复，他在水下滑翔机和“艾达贝尔”号中一共进行了将近两千次下潜，没有人送命，甚至从来没有人受伤。

就在他家庭制造、纯手工、自主设计的潜水艇中，斯坦利在一千到两千英尺的深海中停留的总时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

斯坦利的潜水艇观光生意的官方名称是罗丹岛深海探索研究所，坐落在旅游业发达的岛屿西区边缘，这儿是面向加勒比海的新月形海湾，地面铺满白沙，海水温暖湛蓝。西区是背包客、穷游的美国家庭，还有上岛一日游的游轮乘客们的聚集地，它看起来也恰如其分。这里有热带风情、沙子地面、提供粉红色冰沙饮料的提基酒吧  [15]  ，挺着啤酒肚、两腿棍子一样细的晒黑的男人，穿着粉色比基尼、染着金发的女人。垃圾堆上的流浪狗搔着掉了毛的屁股。在一家叫作食人族咖啡馆的餐厅外面，当地人抽着仿制的万宝路香烟。手提录音机高声播放着鲍勃·马利  [16]  的《传奇》，赤裸着胸膛的出租车司机口袋里传出诺基亚的手机铃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

离开这些嘈杂的声音，走上半英里，沿着一条被枯萎的棕榈叶遮蔽的、不起眼的小路走下去，就到了斯坦利的房子。这是一间旧殖民地风格的木板屋，距离海水几十英尺。屋外一条木板栈道延伸到一个小小的码头。在码头的遮阳棚上喷涂着一行字：潜向更深处。在下方的阴影中，钢索悬吊着一艘潜水艇，就和披头士乐队那首闻名遐迩的歌曲  [17]  中描写的一样：它是明黄色的，各个方向都镶着圆形的窗户，潜艇后部有一个圆球状烟囱一样的隆起。艇身的一侧写着蓝色的潜艇名：艾达贝尔，用的是简洁的黑体大写字母。

斯坦利就站在“艾达贝尔”号后面，手里拿着一大块钢铁机械装置，这是他刚刚从船体上拆下来的。他是个高个子，身材细长，戴着反光的眼镜，穿着灰色的紧身T恤和卡其色的短裤。背后有一台发电机咳嗽一般地排着废气，每隔几秒就从潜艇下方噗噗地排出一阵阵压缩空气。我来早了，正碰到斯坦利在为潜艇做最后的维护。当我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时，他看起来有些恼怒，和我对视的时间略长，然后就一言不发，转身走回到潜艇旁边去。

“艾达贝尔”号可以搭载两名乘客，也就是说，我必须要买两张船票（每张八百美元）。我想到了几个月前在留尼汪遇到的海豚科学家斯坦·库什艾，便问他是否要一起来。这一周库什艾恰好也在罗丹岛，他正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度假村研究被捕捉的海豚。虽然他花了三十五年以上的时间研究海洋和栖居在其中的动物，但是他从没搭乘过潜水艇，用水肺潜水时也没有见过一百二十英尺以下的深海的样子。他喜出望外地加入了我的计划。

但是在库什艾亲眼看到“艾达贝尔”号的简陋条件之后，他喋喋不休的热情就化作了某种沉默的退缩。这艘潜水艇有十三英尺长，大约六英尺宽。顶部的圆球有九个玻璃舷窗，可以提供三百六十度的观景视野。斯坦利驾驶潜艇时就站在那个位置，可以从舷窗里往外看。乘客在他的脚边，坐在潜艇前部的区域，斯坦利称之为乘客球形舱。这一部分的直径只有逼仄的五十四英尺，坐席区域大概三英尺，和一张多功能沙发的宽度差不多。对我们来说，这张沙发椅需要坐下两个六英尺二英寸的大男人。在座位前方，是一扇三十英寸宽的向外凸起的树脂玻璃窗。

在罗丹岛运营潜水艇观光旅行的最大有利条件就是，从这儿可以轻松地到达开曼海沟，这是一条深海中的峡谷，从牙买加的海底一直蔓延到开曼群岛。在最深处，开曼海沟垂直坠下两万五千多英尺，这里有着世界上最深的火山带。二〇一〇年，一队来自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向水下投放了遥控海底作业车，在这儿发现了世界上最深、也是最热的热液喷发口（热液喷发口相当于水下的火山，喷出的有毒气体可以高出海床半英里。）这些喷发口附近的温度可以上升到四百二十七摄氏度，这一热度足以熔化铅块。二〇一二年的一次勘测显示，在热液喷发口这个或许是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中，居然居住着一大群奇特的动物和微生物——是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观测不到的物种。

今天我们不会行驶到热液喷发口附近，但是我们会穿过沥青一样的海水，到达海底一处人们见所未见的地方。“每一次下潜，我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斯坦利对我们说。

该上船了。库什艾自愿第一个跳进去。我看着他把自己高大的身体挤进潜艇顶端两英尺宽的出入孔里，就像是打地鼠游戏中正在缩回去的地鼠。进到船舱里以后，他双脚在前，蠕动到观测台去，把腿蜷在胸前，将自己勉强塞在狭小的座位里。隔着前窗，他竖起大拇指，摇了摇头，大笑起来。“我觉得你挤不下了。”他喊着，“我是认真的。你挤不进来。”

事实证明他错了，我成功地扭着身体挤到他旁边。与其说我坐在库什艾旁边，不如说我坐在他身上。因为船舱的墙体是弯曲的，我们不可能仰身靠后，只能向前弯着背脊，像一对圆括号。上方的顶板太低了，我们必须垂下脖子，像海龟一样，才能避免擦到头皮。

趁我们还没有改变主意，取消这次行程，斯坦利从我们后面爬了下来。“艾达贝尔”号的电马达轰鸣着恢复了生机。悬挂着“艾达贝尔”号的钢索逐渐延展开来，把我们放入水中。我们脱离了钢索，斯坦利关上舱门，潜艇一半浸在水中，开始向北航行，驶向开曼海沟。

在乘客球形舱里，我和库什艾盯着窗外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海平面上金灿灿的阳光和海平面下银光闪耀的海水。在太阳的直射下，球状的前窗起到了放大镜的功效，使潜艇内部急速升温。在我们离开海湾之前，“艾达贝尔”号内部的温度高达三十七摄氏度。库什艾的T恤都被汗湿透了；他看起来又愤怒，又焦虑。几乎是同一时间，他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抽搐，不断地按着相机的快门键。我们脱掉鞋子，让出汗的双脚降降温。

“艾达贝尔”号缓缓下沉；水面上的光线和生命开始逐渐消隐。

“等会儿会有一点摇晃和倾斜。”斯坦利说道。随着一阵颠簸，他将“艾达贝尔”号前倾了四十五度，并且在水中悬浮了片刻，这样我们正好可以直直地看到我们进入开曼海沟的巨口之中。

“我们出发。”斯坦利宣布道。我们开始下潜。

在前窗的上方，向着水面的一侧，蓝色的光带沿着我们的视野伸展出去，变得越来越深，像是抽象画家罗思科  [18]  的绘画。颜色的渐变不是光线的魔术，也不是海市蜃楼——它们是被水分子逐渐吞噬的太阳光谱。

在海面附近，阳光的能量可以轻松地穿透海水。随着深度的加大，能量逐渐削弱，到了三千英尺左右的深度，就再也没有阳光了。波长较长的颜色，比如红色、橙色，更容易被水分子吸收，所以它们最先衰减。在水下五十英尺深左右，人眼就看不到红色了；黄色在一百五十英尺深处消失；绿色在两百英尺左右消失，如此下去，最后只剩下较强的波长较短的颜色，比如蓝色和紫色。

我们在水面上看到的蔚蓝海水（还有天空）和水或者空气本身的颜色无关——显然，这两者都是无色的。热带海洋显现出夺目的蓝色，是因为能见度纵深到几百英尺，使你的目光可以到达只有蓝光和紫光才能到达的深度。

在海中蓝色的鱼极其少见，因为它们在水中的可见度极高，除非它们到达没有光线的深层带海域中。同时，红色的鱼就很常见，因为在深水中，红色是最好的伪装色。像红鲷鱼一样的鱼类，在水面上看是红色的，但是当它下潜时，身上的红色逐渐消隐，到了一百英尺深左右，在它的猎物和天敌眼中，它最终变成了近乎隐形的。这也是为什么红鲷鱼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五十到两百英尺的深度。

斯坦利将“艾达贝尔”号大幅度地倾斜过来，我们几乎是直直地对着下方。我们优雅地滑向海底，就像一个反方向运转的热气球。深度计的读数是负三百英尺。斯坦利依旧没有打开“艾达贝尔”号内部的照明灯，如同把调色板上单调的颜色泼溅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衣服、皮肤、记事本，还有外面的世界，统统呈现出一样的灰蓝色。

过了几分钟，我们超过了八百英尺，进入了中层带。在这一深度，百分之九十九的阳光已经被海水吸收了。没有植物可以生存，从这儿向下，整个海里就只有动物和矿物质了。在超过每平方英寸三百五十磅的压强下，“艾达贝尔”号的船体开始吱嘎作响。斯坦利调整了舱内的压力，使它和海平面上每平方英寸十五磅的压强相匹配，但是我不确信这是否奏效了。我觉得随着深度的加大，压力也在不断累积。每过三十秒左右，我们就要平衡耳压，这样才不会压破耳膜。库什艾向前弯腰，伏在膝盖上，看起来他就要病倒了。然后我也被一阵恶心和疑惧击中。

“你还好吧？”我问库什艾。

“沉重，”他说，“呼吸沉重。”

宇航员们懂得，在太空旅行时，应对心理和生理创伤的方式，就是专注于具体任务，提醒自己保持理智，尽可能多地和其他宇航员一起工作和交流——而我和库什艾现在正反其道而行之。作为付费乘客，我们在“艾达贝尔”号上没有任何任务，而且前舱实在太吵闹了，如果不大声喊叫，根本无法对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思绪中。我怀疑下面还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而且经历了在狭小的空间里幽闭三十分钟的折磨之后，我很难继续保持理智了。库什艾紧咬牙关，他看起来有些神志不清。

俄罗斯宇航员瓦西里·齐布利耶夫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九九七年，在“和平号”空间站上停留了四个月之后，他开始变得神经过敏、抑郁不振。在引导一架无人驾驶的补给飞船靠近“和平号”的着陆点时，他忽然变得意识混乱，差点儿就撞毁了整个航天器。两年后，其他两位宇航员之间突然爆发了一场血腥的互殴，而且还有性侵犯一位女性宇航员的嫌疑。她进入另一个太空舱，封闭了大门。

击倒这些宇航员的，并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和另一个人一同被困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里所引发的幽闭恐惧症。俄罗斯宇航员瓦列里·留明曾经说过，“将两个人关在一个十八到二十英尺的小舱里，过两个月，就具备了引发一场谋杀的一切条件。”

我可没有任何特别强烈的念头，想要去杀害、殴打或者是性侵犯库什艾，但是，我们被封闭在这个小圆球里刚刚三十分钟。还要再过三个半小时，我们才能看到阳光……或者是，洗手间。现在变得越来越冷了。外面的水温是四十五华氏度，潜水艇内部的舱壁摸起来冰凉。墙上和窗上都覆上了一层水雾。

斯坦利宣布说，我们刚刚越过一千一百英尺的深度。忽然间，在潜艇一侧迸出一道明亮的闪光，然后是另一道，接着又出现了两次。斯坦利刚刚打开了“艾达贝尔”号的十一盏探照灯。我们前面的海水闪着牛奶一样的白光，然后我们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外面看起来柔和了许多，变成了灰绿色，就像是老式电视屏幕的颜色。在窗外，千万个小白点在我们周围漂过。

斯坦利告诉我们，这是从上方阳光照耀的水域落下的碎屑。在海中，任何无法漂浮的东西就一定会下沉：浮游生物的残骸、鱼类的排泄物、动物蜕换的外皮……任何东西。它们最终都会被分解成更小的残渣，在永无止境的回旋中，飘落到海底。

深海所攫取的，不仅仅是这些废弃物，还有二氧化碳。浮游植物，占海洋生命总量至少一半的细微的海藻，吸收了地球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总量，产生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氧气总量。当海水暖化时，这些浮游植物会逐渐死去。二氧化碳级别会升高，氧气级别将会降低。

从一九五〇年到二〇一〇年，浮游植物的数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浮游植物继续消亡，那么对地球上的动物们来说，呼吸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我们纵入更深的海域中时，周围的碎屑飘落得更快了，就像是一场水下的流星雨。

“这太不可思议了！”库什艾说道。他打开相机，开始拍照。就在我们刚刚窥见令人敬畏的景象，注视着窗外银河系一般的灯光秀时，毫无预料地，斯坦利忽然关掉了所有照明灯。

我问他是否可以再把灯打开，我们还没看过瘾。

“继续看窗外的景象，”他回答道，“你就继续看吧。”

没有电灯的光亮，外面漆黑一片。我瞥了一眼深度计，发现我们刚刚超过一千七百英尺的深度，到达了阳光无法到达的区域——深层带。

“你看到了吗？”斯坦利说，“在那儿，左上方。”

大约在四十英尺以外，看起来像是夜空中绽放的焰火。然后在我们下方，又爆发了一簇亮光。然后右边出现了更多。它们的色彩无比炫目——白光中闪耀着粉色、紫色和绿色。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古代的水手们所描述的燃烧的海洋：生物发光，也就是活着的有机体通过化学作用产生的光能。从细菌到鲨鱼，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海洋生命，都在使用某种形式的生物发光。

我们透过前窗看出去，闪烁和摇曳的亮光愈发明亮起来，机械性的、一眨一眨的。右边绽出的绿光，和左边十几英尺外绽放的蓝光相辉映。远处有几个信号灯一样的光点在闪动。我们看不到任何形体，看不到动物游过，只有闪耀的光点，就像萤火虫一样。我们漂进了一群……什么东西之中。“这看起来像是某种交流。”库什艾说着，又举起了相机。

进行生物发光的动物用光线来威吓、转移对方注意、引诱和交流。长相奇特丑陋的鱼，用头顶上一盏小灯来吸引猎物。巨型乌贼最大可以生长到六十英尺长或更大，人们相信它们甚至生活在比深海层更深的水域中，它们使用明亮的闪光来和其他乌贼交流，或许用的是类似莫尔斯电码的方法。这些乌贼、鱼，还有其他深海动物都进化出了巨大的眼睛，这不是为了应对阳光——它们永远都不会看到太阳，而是为了捕捉最微弱的生物发光的闪烁。

对于动物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光来交流，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对于深海动物的研究本来就少之又少。人类仅仅拍摄过两只巨型乌贼，只有一次，研究人员们捕捉到了巨型乌贼发送的生物发光信号的场景。

依旧有许多陆地上的研究人员在研究生物发光，并将之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现在肿瘤学家们应用从海肾（一种水母一样的胶状动物）中提取的发光基因，来研究癌细胞和病原体在治疗下的反应。海肾基因也被应用到其他研究领域，从干细胞中的基因表达，到病毒如何感染活体组织。

二〇〇〇年一月，美国艺术家爱德华多·卡克雇用了一个法国遗传学机构，将水母的绿色荧光蛋白基因植入白化变种的兔子的基因组中，从而创造了第一个、也是极具争议的艺术作品，发光哺乳动物。二〇一三年，一个美国研究组计划改变植物的基因，使它们可以在黑暗中发光，他们在众筹网站的创意项目融资竞投中筹得了四十八万美元的资金。研究组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发光的植物可以替代路灯。

大约在卡克推出发光兔子的同一时间，科学家们将一种发光基因植入普通的斑马鱼体内，创造了闪光鱼，这是世界上第一批人工基因改造的发光鱼类。现在在全美各地的宠物店里，都有这种闪光鱼的身影。

斯坦利重新打开照明灯，我们面前黑暗的海水立即变成了灰色，飘落着无边无际的碎屑雪。焰火消失不见。面前的场景似乎更奇异了。我们面前游过去一群鱼，但是它们没有像普通鱼类那样平行游动。它们向着水面，竖直游动。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它们看起来像是一群银色的感叹号。

虽然大多数陆地上的生物都局限在同一个水平平面上，然而生活在海洋中层、也就是水面和海底之间地带的生物，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行进。这片世界毫无特征可言，而且亘古不变。这里没有山脉，没有天空，没有地表，没有任何参照物可以帮助分辨左右和上下。夜晚永远不会变成白天，没有四季的变迁。这儿的温度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这里也没有动物们的固定家园，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没有需要到达的目的地，有的只是一成不变的漂流。在这里，我感到一种深重的、关于生存的悲伤。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黑暗、最荒凉的地方。

海洋中层里的危险也可能来自四面八方。有些动物会逃离这个单调乏味的空间，它们在太阳出来时向上巡游数百英尺，游到稍浅一些、更加明亮的水域，然后在夜间重新下潜到幽暗的水域中，把自己隐蔽起来。这种巡游是地球生命中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并且它每天都在发生。然而，生活在深层带的大多数动物，永远不会离开。

“艾达贝尔”号已经下潜超过两千英尺。潜水艇外壳发出的吱嘎声变得更大，也更加频繁了。现在外面的压强已经超过每平方英寸九百磅。如果船舱墙壁上忽然出现一个针孔大小的漏水点，那么强烈的水流会像一把外科手术刀一样切开船体，直到水流不断加大，将“艾达贝尔”号的船体彻底摧毁。在这个深度，死亡的过程不会太慢——我们在一瞬间就被压扁了。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对这一切感觉很安稳。在下潜之前，我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深度会感到惊恐和紧张，但是现在，在海面下两千英尺深的地方，我感到镇定，几乎是沉静的。几乎没有什么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无法离开潜艇，也无力阻止船体的坍塌。所以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抱怨或者担忧都是没有用的。

这让我想起乔治·奥威尔  [19]  的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一段：作为洗碗工的奥威尔刚刚被巴黎的一家餐馆解雇，彻底一文不名了，他描写了骤然之间坠入生活谷底的欣快。“知道自己终于真正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乎感到愉快。你总是说什么沦入底层——好了，这就是底层，你已经到这儿了，而且你还能承受得住。这种想法消除了很多焦虑。”

我用手托着下巴，听着“艾达贝尔”号的钢铁外壳低声呻吟，吱嘎作响，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全都死在这儿了，也没有人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我认为自己的放松可以部分归功于斯坦利。在岸上时，他安静而又精明。他不理会我的提问，看上去好像被我的出现打扰了一样。这也算不上出乎意料，他难于相处的臭脾气在全罗丹岛都是出了名的。

但是在海下，在水面以下数千英尺，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他聊着天，大笑着，在我们身后他装了一台汽车音响，大声播放着迪斯科和爵士乐曲，他随着节拍跺着脚。我们坐在一艘潜艇里周游海底世界，这艘潜艇是他花费自己的金钱、用自己的双手打造的，在这个王国里，他比其他任何人花费的时间都多。我们是他家里的客人，他下定决心，要带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越沉越深。在我们前方，出现了一片微弱惨淡的光。我透过凸出的前窗望出去，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接近遥远的月亮。外星世界般的景象在我面前渐渐显现出它的细节来。斯坦利缓缓靠近，放慢速度，然后调转“艾达贝尔”号的方向，让我们的观测窗平行于海底。我们做好着陆的准备。库什艾和我深吸了一口气。“艾达贝尔”号发出急促的尖叫声和出气声。我们刚刚到达海下两千二百英尺深左右的地方，在这儿触底了。

钢铁墙壁冰冷刺骨，舱内的温度下降到六十五华氏度。库什艾和我伸出手，套上鞋子，以免踩在地板上的脚被冻得麻木。窗外的景象像月球表面一般——巨石、浅坑，还有宽广空旷的平原，所有一切都闪着白光，就好像这个地方刚刚被雪覆盖一样。但那不是雪。这层粉末状的毯子是数不胜数的微生物的残骸所留下的钙和硅，这种细腻的物质被生物学家称之为软泥。在这儿软泥不会被阳光融化，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雨冲刷，它只是在这儿沉积，大概每两千年可以累积一英寸厚。

我们刚刚降落在地球上最古老的墓园里。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物种可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然而，在我们周围存在着生命，各种各样的，比我能够想象到的更为奇特，更为难看。

有一条淡红色的、长得像鳗鱼一样的鱼，大约两英尺长，在白色空旷的海底移动着。它用两条粗短的腿蹒跚前进。无论库什艾还是斯坦利都不认识这条鱼，它看起来像是进化树上衍生出来的一条分支。在我们眼中，它好像故意选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路线，像喝醉了一样在海底蹒跚，当它经过时，我们都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

更远一些，在一块石头旁蹲着一条哈巴狗大小的鱼。它的表皮覆盖着棕色的斑块，看起来像树皮一样。每隔几秒，它就张大嘴巴，像公园长椅上的老人打哈欠一样。在我们右边，一条有着长长的、参差起伏的背鳍的灰色鲨鱼懒散地漂荡过去。它懒洋洋地游着半圆，然后透过玻璃，用它的斗鸡眼茫然地望着我们。

这下面的所有生物看起来都像没有进化完全，它们举止笨拙，行动缓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先天不足，就像是上帝测试厨房里失败的实验品。然而这种推断是大错特错的。在一个没有光亮的世界里，相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率和适应能力，所有这些动物，可能看上去既笨拙又恐怖，但是在这样一种可以摧毁其他大多数生物的恶劣环境中，它们进化成了最适合自己那一片小天地的模样。

在这么深的地方，食物极其稀缺。因为这儿没有阳光，也就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海草、藻类，或是其他任何种类的植物能够生长。这是一个肉食动物的世界，这儿的动物只能依靠捕猎和进食其他动物来生存。建构血肉之躯所需要的食物和能量，超过了绝大多数深海动物力所能及的范围。因此，它们中大多数都演变出胶质的皮肤或是骨质的外壳，对于这种深海环境来说，这是最有效率的设计样式。

运动也需要消耗能量，所以大多数深层带的动物很少费力活动。它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就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等着没有提防的猎物靠近到它们能够吃到的距离。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繁殖，就是单纯地等待，看什么时候碰上未来的伴侣。为了增大这一概率，有些动物演变成雌雄同体，这样无论它们遇到什么性别的同类，都可以进行繁殖。其他一些动物的生存之道，就是进化出某一种超强的感官。

也许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深海适应者，就是生活在这里的电鳐。这种动物理应是能被轻松捕获的猎物：它的视力很差，听力更差。有些电鳐几乎不会游泳，还有一些没有牙齿。然而，电鳐是海洋中最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之一。

在过去的数亿年间，这些奇特的、圆盘形状的鱼类（大概有六十种左右），进化出可以释放瞬时电流的器官，电压高达二百二十伏——相当于美国家庭电源电压的两倍。这不是什么超自然的能力，所有的组织器官都通过一系列的放电过程来运转，这就是所谓的生物电。电鳐只是进化出了相应的器官，将它的杀伤力最大化。

人类同样具有生物电。你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携带着电荷。任何时候当你看到了什么景象，听到了什么声音，触碰、品尝或者思考，在你的细胞里就会爆发一场电变化的风暴，在大脑和身体不同部位之间循环往复，以大概每秒钟四百英尺的速度传递。

这种生物电传导的途径是一系列的回路，叫作离子通道，它们是细胞膜上细小的蛋白质。这些通道可以允许或者阻止带电的离子流通过。

假设你的神经系统是河流，你的大脑就是所有这些河流汇聚的湖泊。离子通道的功能就像水坝一样，控制着信号出入大脑的流动和方向。你的身体里大约有三十五万亿个细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离子通道，它们同步运行，打开或者关闭，为你提供关于周围世界的感知。就在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它们中的几十亿个就已经死亡了。  [20]  当一条神经产生兴奋冲动时，会产生大量的电流。根据牛津大学遗传学家弗朗西丝·阿什克罗夫特的研究，通过离子通道的电场相当于每厘米十万伏。

人体可以产生一百毫伏的电流。如果一个人体内的所有电能能够被收集起来，转化成光，那么与相仿体积的太阳的一部分相比，人体的亮度将是它的六万倍。一磅对一磅，你会比太阳系中最明亮的恒星还要耀眼。  [21]

一些药品通过关闭或是打开离子通道来发挥作用，可以使某些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阿什克罗夫特撰写了大量关于离子通道的文章，帮助开发相关药品的应用，比如通过磺脲治疗新生儿糖尿病。遗传缺陷会导致细胞中的离子通道无法正常关闭，它开启时会抑制胰岛素的分泌，磺脲治疗这种疾病的方式，就是关闭这些离子通道。

中医里，将人体的电能称之为“气”；在日本也有同样的说法；印度人称之为普拉那。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东方文明的传统医学都建立在调整身体某部分能量的基础上，从而提高或者恢复健康。

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西方科学家曾经见证的，和电鳐最接近的人类样本，就是西藏密宗中的内火冥想了。这些修行者可以将肢体的温度提高十七华氏度，在四十华氏度的环境气温下  [22]  ，他们可以在背上烘干湿布单。和电鳐比起来，他们的力量算不上了不起，然而这是一个征兆，表明我们和这些生物享有同样的能力。

斯坦利将“艾达贝尔”号的马达加速，我们沿着倾斜的海底向下漂了几英尺，到了更大的深度。如果我们继续下潜下去，最终会到达两万五千英尺深。现在，深度计的读数是负两千五百五十英尺。

在远处，海床上方几英尺的地方，悬挂着一组闪闪发光的迪斯科舞厅中的反光球。斯坦利告诉我们说，那是一群乌贼。它们都包裹着五光十色的外衣，一个比一个更闪亮，更绚烂。在乌贼旁边还有其他动物，我觉得是水母，它们放射出明亮的粉光和紫光。就好像我们无意中走入了水下的“54俱乐部”  [23]  。

“嘿，看看这个。”斯坦利一边说着，一边将“艾达贝尔”号转向左侧。库什艾和我探着脖子，离前窗靠得更近一些。现在观测舱的钢铁墙壁寒冷冻人，冰冷的水珠滴在我们的头上，顺着脖子流下来。

斯坦利停下潜水艇。一团两英尺长的色彩多变的物体向我们靠近，悬浮在窗外几英寸的地方。这团物体的上端，分布着一片小灯泡，全都一闪一闪的，一个接着一个，同步节奏十分完美。首先，只有蓝灯亮起来；然后，只有红灯；然后是紫灯；然后是黄灯，直到光谱上所有的颜色都出现了。然后所有的颜色同时闪耀，这个壮观的景象不断重复。数百列小灯泡沿着物体均匀分布。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幅城市的夜景：当小灯是红色时，看起来像是快车道上的汽车尾灯；当它们是白色时，就像从数千英尺高的飞机上俯瞰时，看到的由街灯织就的光网。在这些小灯之间，什么都没有——没有可见的血肉，没有神经，没有骨头，也没有身体。

“这到底是……”库什艾说道，眼睛和嘴巴都张得老大。

斯坦利说，这是一只栉水母，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一只。栉水母是栉水母动物门中的一员，通常生活在深海。它们可以长到五英尺长，依靠身体外侧的一层精细的长毛、纤毛，来进行运动。和所有水母一样，栉水母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消化系统，没有肌肉。我们眼前的球状物包含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分，还有一个简易的透明的神经网络，以及胶质，所有这些都被上下两层透明的细胞包裹在一起。它没有大脑，但是这种动物可以捕食猎物，可以交配，可以在水中敏捷地移动。

现在它就在这儿，这个家伙，在我们眼前两英尺的地方，在相当于两个克莱斯勒大厦  [24]  的深度下，没有眼睛却在看着我们，没有大脑却在和我们交流，用它拉斯维加斯一般的灯光迷惑着我们。

栉水母、行走的鱼类、一大群闪闪发光的乌贼、垂直捕食者……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像是罕见而古怪的珍稀物种，但是事实上，它们代表着这里的生存准则。深层带以及下方没有阳光的深海中，生活着百分之八十五的海洋生命，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大的生存空间。据估算，在海洋中有三千万种未被发现的物种，而在陆地上，只有一百四十万种已知的物种。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动物群落和数量最多的动物个体，生活在三千英尺以下。

当我坐在这个狭窄的金属球里，透过窗户窥视这一片很少有人看到的栖息地时，我感到胸膛空荡荡的，这是呼吸所无法填满的。这才是真正的地球，百分之七十一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它的样子——胶质的、斗鸡眼的、笨拙的、发光的、闪烁的，隐身在永恒的黑暗之中，每平方英寸被超过一千磅的压力所挤压。

我们从太空中所能看见的蔚蓝色圆球不过是一个假象。我们的星球实际上不是蓝色的，它并不是充满了叶子、云彩、颜色和光线。

它是黑暗的。

注释

1　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1875年在《福尔摩斯遭遇傅满洲博士》一书中首次出现，号称世上最邪恶的角色。形象是瘦高秃头，倒竖两条长眉。——编者注

2　美国刑法按照犯罪程度将谋杀罪分为几个等级，大多数州分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个别州还设置三级谋杀。三级谋杀通常是指那些无组织无预谋的过失杀人，如酒精、药物和武器使用不当时导致的死亡。——编者注

3　前文作者目击过海豚，这里可能是笔误。——编者注

4　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1961～　），美国著名演员，代表作品有《不道德的交易》《天生杀人狂》等。——编者注

5　“老虎”伍兹（Eldrick "Tiger" Woods）（1975年～　），美国著名高尔夫球手。

6　2012年1月，塞尔维亚的布兰科·彼得罗维奇以12分11秒静态闭气打破了米夫萨德的成绩。但是，因为彼得罗维奇闭气时没有国际裁判在场，这一纪录没有被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承认。——原文注

7　原文是20％。——译者注

8　英美制计量水深的单位，1英寻约合1.828米，下同。——编者注

9　以实际情况来说，自由潜水员做的还是有所不同，下潜时不会吐气。经过和两位AIDA的教练确认，他们的教学标准是要到水面才快速呼气并迅速吸气。半程吐气会增加浅水昏迷的风险。——译者注

10　真正老练的水肺潜水员，在水下动作幅度也不大。水肺潜水员不担心内爆，但是要避免骤然上升（尤其是因为紧张慌乱等原因造成的闭气上升）所造成的肺部膨胀向外爆裂。——译者注

11　需要平衡的是鼻窦，以及通过咽鼓管平衡耳压。平衡的频率不是绝对的一秒钟一次，和下潜深度、压力变化、个人体质等都有关系。——译者注

12　华氏度是用于计量温度的单位，符号为℉，它与摄氏度（符号为℃）的转换公式为：℃＝（℉－32）×。此处约合4摄氏度。——编者注

13　水肺潜水的世界纪录仍在不断被打破，这是截至作者写作时的数据。2014年9月18日，埃及人Ahmed Gabr创造了新的水肺潜水记录——1091英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纪录会被再次改写。——译者注

14　深层带以下的水层也无法被阳光穿透，因此这种定义不是很准确。准确来说，深层带是指1000～4000米深的水层。——编者注

15　提基风格是美国餐厅、酒吧等常见的一种布置风格，在装饰上仿效波利尼西亚等热带异国风情。——译者注

16　鲍勃·马利（Bob Marley），1945年2月出生于牙买加圣安妮，1981年逝世。牙买加唱作歌手，雷鬼乐鼻祖。——编者注

17　《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是披头士乐队20世纪60年代的一首著名歌曲。——编者注

18　马克·罗思科（Mark Rothko，1930～1970），生于俄国的犹太人，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编者注

19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代表作有《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编者注

20　在科学家们发现离子通道工作机制之前，计算机就已经被发明了，它依照同样的原理来工作。所有计算机都以“0”和“1”组成的二进制编码为基础，依靠二进制字符串运行，这和神经终端的离子通道的运行方式相近。在你的电脑上，正是这些“0”和“1”的序列构成了你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各种颜色、声音、电影、歌曲和程序，离子通道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开”和“关”的二进制序列，来运行你身体中所有的过程。——原文注

21　至少，根据《发现》杂志的博客作者菲尔·普莱的计算是如此。看看他的计算（如果你能）：太阳的体积是1.4×10  33  立方厘米。每秒钟每立方厘米太阳发出2.8尔格（能量单位，相当于0.0000001焦）的能量。人体的体积大概是75,000立方厘米。用体积去除人体的发光功率（1.3×10  10  尔格／秒），得到170,000尔格／秒／立方厘米。——原文注

22　相当于9摄氏度和零上4摄氏度略高。——译者注

23　Studio 54，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市的传奇俱乐部。也是美国俱乐部文化、夜生活文化等的经典代表。——编者注

24　美国纽约市的一座艺术装饰风格的摩天大楼，位于曼哈顿东部42街与莱辛顿大道的交叉口。高度为1046英尺，在1931年帝国大厦完工前曾是全世界最高建筑。——编者注

下潜10,000英尺

虽然斯坦利的黄色潜水艇之旅堪称完美，但是它耽搁了另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痛苦的自由潜水训练。在施诺勒前往斯里兰卡开展抹香鲸研究之前，我还有八周时间。如果我不能和团队一起自由潜水，那么我就去不了了。于是我开始练习，大量地练习。

在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练习自由潜水是不可行的——能见度太差，水温太冷，危险的潮汐，还时不时有大白鲨的威胁。退而求其次，我专注于泳池和陆地训练。每周有那么几天，我会把湿衣和面镜塞进背包里，骑车到当地的公共泳池去，在水下一圈一圈地游泳，头上常有上了年纪的妇女摆着脚。泳池的救生员总是警惕地看着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自由潜水员。过了几周，他毅然决定指导我练习，就像《龙威小子》中给主角丹尼尔传授空手道的宫城先生。

他用来折磨我的装置是一个橙色的标志锥，他在泳池边缘移动着标志锥，迫使我在每一次下潜时，都要屏气更久。在这种训练过程中，进步是用水平距离来衡量的，而不是水下停留的时间。我将之称为“水下幸灾乐祸”，因为想要提高潜泳距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救生员很清楚这一点。每次我回到水面时，脸憋得通红，大口喘着粗气，视线模糊地环顾四周，同时还要拍打着发麻的双手，努力恢复血液循环，他就会轻声笑起来。疼痛、不适、麻木——这些都是缺氧的敲门砖。他也曾经经历过这些。每一个参加训练的自由潜水员都经历过。

训练奏效了。一个月之后，我的潜泳距离翻了一番，从七十五英尺左右，提高到一百五十英尺。

在不去泳池训练的休息日，我就在起居室里铺上瑜伽垫，伸展肢体，练习静态闭气。陆地上的练习也不比水里的更容易忍受，不过它们有助于达成一个特殊的目标：帮助我习惯体内不断累积的二氧化碳浓度。

在你闭气时，那种令人焦躁不安、急于呼吸的感受，并不是由氧气浓度的降低而触发的，而是体内二氧化碳的累积。通过对于这种累积的忍受力的不同，可以区分优秀的自由潜水员和好的自由潜水员，或者是好的自由潜水员和我这样的家伙。通过一种叫作静态闭气表的计时训练，自由潜水员可以使自己的身体更好地适应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含量。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间歇训练。放松呼吸两分钟，深呼吸四次，然后屏气两分钟；放松呼吸一分半，深呼吸四次，然后屏住呼吸两分半钟，以此类推  [1]  。

静态闭气表的目的是，在增加闭气时间的同时，减少休息时间。几星期后，我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我可以连续若干次闭气三分钟，每次之间的换气休息只有一分钟。

除了提高二氧化碳耐受力之外，静态闭气练习还有另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副作用：它能给你一种深入骨髓的快感。这种快感介于两种感觉之间——高强度锻炼带来的内啡肽大量分泌引发的欣快感，以及你匆促喝下劣质的烈性酒所带来的那种难受而又麻醉的感觉。你被一种温暖的缥缈感占据，感到神经末梢传来一股电流，袭遍全身，或者至少你有类似的快感，开始想象身体里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你的心灵漫游到一片乐土。

我开始在家里不同的地方练习静态闭气。施诺勒曾经警告我说，如果我要这么做（基本每个训练过程中的自由潜水员都会这么做），应该坐着或躺下，旁边不能有尖锐物体。在陆地上可以轻易地发生昏迷，和在水里一样，而且有时候很难预知，它们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前一刻你还在憋着气，洗着碗，感觉棒极了。下一刻你就毫无知觉地倒在厨房地板上，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这其实是真实发生在施诺勒朋友身上的事情。你失去意识的时间大概会持续几秒到一分钟。最终你的大脑会自我唤醒，发现身体的其他部分不在水里，然后就会激发你的肺部，开始呼吸。只要你倒在一个柔软的地方，陆地上的昏迷就是无害的。

我也打过一次擦边球。在我开始练习静态闭气几周后，有一天我在处理一些无聊的办公室工作，想要让自己振奋一些，于是决定练习连续多次的三分钟闭气。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垂下头，一条胳膊垂在身体一旁，热茶洒了一键盘。看起来，有那么一刻我的身体失灵了，我没有任何将要失去意识的预感；从失去意识前到失去意识后，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过程。只有通过身边事物的变化，我才能推断出刚刚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把我吓坏了。

尽管差点出事，我并没有把闭气练习局限在安全的家里。

陆地上最好的训练方式是所谓的步行闭气，就是指一边闭气，一边在一个柔软的场地（以防你忽然昏迷）上走过一段长距离。它的理念是，缓慢行走时肌肉消耗的氧气，差不多等同于你自由潜水时消耗的氧气量。开始时，你站在原地，屏住呼吸三十秒左右，直到你感觉自己的心率降低，然后沿着一条直线慢慢地向前走，当感觉自己到了中点时，转身走回到起步点。你走过的距离，大概就是你在深潜过程中，能够闭气的距离。

通过一个月的持续练习，我可以憋着气轻松地走过二百英尺（往返各一百英尺）的距离。

但是自由潜水不仅仅是走路和憋气。我最大的挑战，也是大多数初学者要面对的，就是学习如何才能彻底地、快速连续地平衡耳压。当我在二百四十英尺洞穴练习下潜时，无论自己多努力地尝试，都没有办法完成下潜到大深度所需要的快速耳压平衡。这只有一种简单的解释：我彻头彻尾做错了。

当普通人尝试耳压平衡时，他捏着鼻子，鼓起两腮，用力吹气，这样压缩空气就可以通过鼻咽部进入通向耳朵的咽鼓管。这种方法被称为瓦尔萨尔瓦平衡法，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使用这种方法，而且它通常很有效。但是当你自由潜水的深度超过四十英尺左右时，它就失灵了。你下潜得越来越深，肺部的空气体积被不断压缩，最终肺部无法将空气压入耳朵里。瓦尔萨尔瓦平衡法就失效了。

大多数自由潜水员，以及一部分喷气机驾驶员（他们在上升和下降时也需要快速平衡耳压），使用的是法兰佐平衡法，这种方法将空气保留在口鼻空间内，可以迅速、完全地提供压力。这种方法很复杂，很多人都做不对，这在深水区会带来严重的麻烦。我聘请了美国自由潜水队的队长泰德·哈迪，通过网络电话，带我进行一节三十分钟的练习课程。（课程一开始，我就认出哈迪了，他就是我在坦帕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学习时，见到的那个肋骨上文着鱼鳃刺青、看着我完成四分钟闭气的人。）

“瓦尔萨尔瓦和法兰佐的最大区别，”哈迪开始说道，“在于在瓦尔萨尔瓦平衡法中，喉部是开放的；而在法兰佐平衡法中，它是关闭的。”

他用了十多分钟，指导我进行一些练习，包括咳出“T”的声音，闭着嘴叹气。  [2]  这两个动作都训练了覆盖在喉部上方的软组织会厌，这样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开启或关闭它。接下来，哈迪指导我如何从腹部提取空气，并且如何用舌头将它“冲击砸入”我的口鼻空腔中。把空气保留在脑袋里（与之相对的，瓦尔萨尔瓦平衡法需要从肺部压入空气），将空气在口鼻中来回移动，在瞬间释放压力。一旦我掌握了这种方法，它就屡屡奏效。

这种方法的实际操作就和你听到的描述一样难以上手，如果没有人演示给你看，就几乎无法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哈迪在网络电话上提供课程。它同样需要大量的练习。哈迪告诉我，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进行至少三百次的法兰佐练习，并且在我接下来的泳池练习中使用这个方法。在他退出前，他给了我最后一条忠告。

“记住，永远永远不要独自进行自由潜水。”他说，“我有一些注册了课程的学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出现。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顿了顿，“因为他们独自练习，死掉了。永远不要这么做。”

我们挂上电话，我出发去公园遛狗，整整一路，我都憋着气，不断地将气体输送到脑袋里。

为了适应自由潜水的残酷，我还有一部分需要继续练习，那就是我的心灵。为了获得精神世界的帮助，我找到了汉丽·普林斯卢，她曾经是一位运动员，现在变成了修身养性的自由潜水员。和许多曾经参与竞技的自由潜水员一样，只有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过之后，她才真正大彻大悟。

“当时我觉得喉咙灼痛，”普林斯卢说，“我咳嗽起来，咳出了一些血水。”

这里是卡尔克湾，南非开普敦中心城区以西二十英里外一个时髦的地方，曾经是个渔村。我和普林斯卢来到一家拥挤的餐厅里，坐在一张陈旧的木头餐桌旁。普林斯卢就住在这条街上，她穿了黑色的薄羽绒服、牛仔裤，还有羊毛靴。在她身后有一扇巨大的窗户，透过玻璃窗，我能看到南露脊鲸弯起光滑的背脊，拍入一片灰色的海水之下。在其他任何地方，这都是一幅价值千金的景象，但是在这儿，鲸鱼就像沙滩上的狗一样常见，至少在春天如此。普林斯卢在我视野的中心，她啜饮着红酒，一边笑着，一边描述着她的喉部是如何被撕裂的。

“我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到底能承受到什么程度，”她说，“你知道，测试我的极限。”

普林斯卢讲述的这次潜水发生在二〇一一年八月，就是我在希腊的世界自由潜水锦标赛遇到她之前的一个月。当时她正和朋友萨拉·坎贝尔一起，在埃及的宰海卜进行训练，想要挑战恒定重量无脚蹼下潜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当时这一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二百零三英尺；普林斯卢想要把它推进到两百一十三英尺。

几个月以来，她都严格遵循训练表进行练习：每天以肺部半满的状态下潜到一百二十英尺若干次，做瑜伽，练习静态闭气。她吃生的素食——不摄入小麦、糖或者酒精，以此来提高血液中储存的氧气，并减少黏液的分泌，因为在大深度时，黏液会使快速的耳压平衡变得困难。

在那天的第一次练习潜水中，她最后吸了一大口气，翻转身体，闭上双眼，然后沿着绳子游了下去。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一潜有些不一样，”她说，“我感到筋疲力尽，十分紧张，感觉都不像自己了。”普林斯卢没有理会这些警告信号，继续强迫自己潜得更深。到了一百三十英尺深，她感到自己的胃部一阵紧缩。她很少有这种感觉，而且从来也不会发生在下潜的过程中。她还剩下两百多英尺要游完。

普林斯卢尽力完成了这次下潜，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回到了水面。她吐出肺里的浊气，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咳嗽。鲜血从她的嘴里喷了出来。在强大的压力下，她的喉部被撕裂了。

一般来说，喉部可以承受极大深度下的压力，但必须是在身体放松的情况下。如果一名潜水员过于紧张，那么软组织就可能破裂，有时候会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永久的伤害，有时候还会导致死亡。萨拉·坎贝尔向她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她说，我在对自己撒谎。我太不诚实了，甚至开始伤害自己的身体。”对普林斯卢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

普林斯卢放弃了冲击世界纪录的打算，正式结束了她十三年的竞技自由潜水员生涯。在来宰海卜的两个月前，她曾经到印度的达兰萨拉旅行，在一座寺庙中住了五周。在那儿她每天冥想十二个小时，练习瑜伽，阅读哲学书籍，用她的话说，“花了一个月时间，单纯地呼吸”。在她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她再次找到了自身的宁静。正是同一种宁静，在十五年前吸引她去自由潜水，但是在她不断追求深度的野心里，一度失去了踪影。

“在达兰萨拉，我想起来，自由潜水的一切都需要顺其自然。”她说，“在宰海卜经历了那一切之后，我再次想起来，你永远不能强迫自己进入海洋。如果那么做，”她顿了顿，“你只能迷失了自我。”

我在卡尔克湾会待上六天，希望普林斯卢的全盘分析能够帮助我跨越通向深海的大门。我需要点什么。

几个月前和埃里克·皮农学习的课程，已经为我提供了自由潜水需要的一切手段，但是我还不知道要如何运用它们。在浅水区潜水时，我的头和耳朵也会疼，而且如果皮农不在我旁边，只要我感受到了超过二十英尺深的水压，我的思绪就会被令人僵硬的恐惧感占据。然后我眼前立刻浮现出在希腊看到的、那些潜水员昏迷后的脸。我知道，这些听起来很戏剧化，但是它是真的。那些呆滞的眼睛、肿胀的脖颈，都是强而有力的景象——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之一。每当我下潜时，这些景象都不可避免地重新浮现。我的思绪就像滚雪球一样。然后我开始想象自己昏迷过去，脸色发青。我开始丧失注意力，感觉到惊人的想要呼吸的欲望，并且扑腾着回到水面喘气。我的潜水电脑显示我只下去了二十秒，其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焦虑折磨中度过的。

说到放松身心，普林斯卢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专家。她一直都忙于这个领域的工作。她告诉我说，上个月她受雇于开普敦的七人橄榄球队“跳羚”。“他们中有些人很怕水，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游泳。”她说。几周后，他们都可以在水下游来游去了。

“可以麻烦你拿一下这个吗？”普林斯卢说着，递给我一个不锈钢水杯。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普林斯卢的卡车，这是一辆破旧不堪的淡蓝色丰田海拉克斯，她亲热地叫它芙蕾雅。普林斯卢驾着芙蕾雅穿过一片《魔戒》般的景象：五百英尺高的陡峭悬崖，绿松石般的大海，沿岸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她一只手握着电话，满口南非荷兰语，另一只手握着方向盘，控制卡车转过一百八十度的回头弯，而且，她还忙里偷闲，用英语和我说上几句。“天啊！我已经很久没下水了，我都快疯了。”普林斯卢说道。我把水杯递给她，她暂时用膝盖顶住方向盘。“六天了！”

她对着电话说了一连串南非荷兰语，大笑起来，然后转向我。“但是，对我来说，就像过了一辈子。”

坐在卡车后排座位的是让-马里耶·吉兰，他今年五十七岁，曾是比利时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主管，在一次和鲨鱼一同游泳后，改变了一生。六年前，他辞去了工作，开始运行一个非盈利动物保护项目，叫作“鲨鱼革命”。他每年有九个月时间穿梭于世界各地，拍摄海洋动物和自由潜水员，有时候同时拍摄这二者。

我们坐着车，普林斯卢和我们分享了一些格言，有些像自由潜水十诫：

自由潜水不仅仅是屏住你的呼吸，它是一种认知的转变。

不要费力游进深海的大门；踮着脚轻盈地滑下。

永远，永远，不要独自潜水。

任何时候都要平和地进入大海，无论是对内心，还是对外物。

这些戒律的中心思想就是，和海水以及其中的生物和平共生，无论它们是其他潜水员、海豹、海豚、鲸鱼，还是鲨鱼。昨天在开普敦的双洋水族馆，普林斯卢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为了一项拍摄工作，她埋头潜入充斥着各种牙齿参差的鲨鱼的五十万加仑水族箱中。鲨鱼们没有攻击她。它们中大部分看起来对此漠不关心。有少数对普林斯卢感兴趣的鲨鱼，不介意她和它们并肩而游，几乎像是欢迎她加入团队中一样。这景象看起来无比神奇，但也让我觉得如芒在背。

普林斯卢认为，我对鲨鱼的恐惧，会加深我对自由潜水的重重顾虑。也许她是对的。我在太平洋里游了三十年，也曾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在我最喜爱去冲浪的海滩上，我曾经看到过一只没了头的海豹尸体，上面刻着大白鲨的牙印。我曾经用手指抚摸过被鲨鱼损毁的冲浪板，上面的咬痕足有两英尺宽。我曾经看到一位冲浪者的肚子上留下了科学怪人一样的伤疤，他在我几天前冲浪过的地方遭到了鲨鱼的攻击。我曾经去过留尼汪两次。是的，我知道鲨鱼是海洋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绝对不希望它们被屠杀。但是，对于在野外和它们遭遇这种事儿，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普林斯卢相信，如果我和鲨鱼一起潜水，亲眼看到它们，我就能克服这种恐惧，而且我也能体会到她一直在谈论的认知转变。或许我的“没来由的恐惧”、我那些对水下无法呼吸的恐惧，以及那些看不到水面的恐惧也会发生同样的转变。这是放松身心的艺术的一部分。

我们出发三十分钟后，普林斯卢把车停在了米勒角，这是一个热门的自由潜水点，同时也是几十条七鳃奶牛鲨的家园。奶牛鲨鱼因为它们巨大的、目光单纯的、像牛一样的眼睛而得名，它们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的鲨鱼，没有袭击人类的倾向（至少，不是常事）。

我们穿好潜水服，走入海里，向着海平线游过去，直到芙蕾雅成了岩石海岸上的一个蓝色小点。在我们下方，清晨的阳光笔直地穿过一丛丛巨大的褐藻，在亮绿色的海水中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光点。对于这片海域来说，今天的能见度不错，大概有八十英尺。

“你看到了吗？”普林斯卢把头露出水面，说道。在我们下方，大概二十英尺深的海床上，一条成年人大小的七鳃奶牛鲨游了过去。普林斯卢深吸一口气，下潜，接近，与它一同游动。当她和鲨鱼的视线平齐的时候，她开始用和鲨鱼背鳍相同的节奏踢水。鲨鱼猛地向右转弯；普林斯卢跟上它，靠得更近一些。然后鲨鱼又向右转去，绕了一个大圈。它快速地来回摆动着尾部。普林斯卢和鲨鱼在互相玩耍着。

这条鲨鱼最后游走了，但是过了几分钟，另一条鲨鱼又来了，重复了刚才的景象。这一幕持续了一个小时。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感，我深吸一口气，潜下十英尺左右，加入到它们当中。鲨鱼和我保持着距离。我笨拙的动作，还有不断地、忙乱地冲上水面吸气的举动，都让它们神经紧张。但是它们没有游开。过了一会儿，鲨鱼和我慢慢地靠近了。

我得承认，和这些动物在一起，虽然不能激起我心中对它们的喜爱之情，然而我确实感到一丝细微的惺惺相惜。我们在同一片地盘儿上。它们可以吞了我，但是它们没那么做。我本可以在船上看着它们，但是我下到这儿来。这也许是它们打劫商店之前，勘察场地工作的一部分——或者，也许仅仅是我“毫无来由的恐惧”又开始念叨了。

过了一会儿，我就停止了胡思乱想，和鲨鱼们一起游起来。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在普林斯卢的指导下学习了一系列准则。我从头到尾阅读了《自由潜水手册》，它有三百六十二页，是这项运动的圣经。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浏览，看了无数YouTube的教学视频，读了大量关于自由潜水的博客文章。我练习再练习。我告诉自己，还有施诺勒，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个月后，在斯里兰卡东北海岸的某地，我搭上一辆白色面包车，行驶在尘土飞扬、坑洼不平的公路上。现在是晚上九点，星星出来了。“这条路对吗？”我问司机。

他是个当地人，叫作博比。这不是他的本名，但是他希望我这么称呼他。博比摇了摇头  [3]  ，对我露出一个宽慰的微笑。十分钟前他使用过同一种微笑，那时候他开错了路，转到别人房子的前院里去了；再往前二十分钟，他也对我这么笑过，那时他在双车道快速路当中突然停下车来，冲着迎面而来的车流走了出去，跑到街对面去，向一个赤脚骑着自行车的人问路。

“博比？这条路对吗？”我重复道。

又是那个微笑。

然后博比忽然转上了一条小路。借着车头灯看出去，我们好像开进了一片垃圾场。七十四岁的留尼汪自由潜水员，居伊·加佐，坐在我身后的座位上，用法语嘟囔着什么。加佐旁边坐着狄德罗·马乌里，他是来自法国北部的声学科学家。在我们后面，同一辆白色面包车里还坐着法布里斯·施诺勒，还有一个美国摄制组的成员。

在刚刚过去的十二小时里，我们所有人乘车驶过险峻的山路、遍布着大象的丛林，还有尘土飞扬的市镇，那里满是穿着松松垮垮长裤的人们，兜售着煮花生和绿香蕉。现在我们已经晚了两小时，所有人都开始变得急躁起来。

“博比？”

他从小路开出来，向左转去。前面的路更狭窄、更颠簸。灌木刮蹭着车门。在椰子树丛后，有什么陌生动物的眼睛闪着光。一条狗叫起来。像老鼠那么大的蝙蝠拍动着翅膀，在距离挡风玻璃咫尺之遥的地方俯冲下来。

过了几分钟，我们在一片寸草不生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右边是一幢看起来令人浑身不舒服的粉色混凝土三层小楼。露台上，一个光秃秃的灯泡映照着一张白色的塑料桌，让面前的一切看起来像是爱德华·霍普  [4]  画作中的景象。博比长舒一口气，从发动机上拔下钥匙，又微笑起来。他说，我们抵达目的地了：鸽岛景观家庭旅馆。

我住在靠近建筑物后侧的六号房，要走上三段台阶。在我房间的一角，石灰绿的墙边有一张床，它短得要命，我小腿肚以下都悬在床尾外面。头顶上，由两条金属线固定着的吊扇摇摇欲坠，扇叶歪歪扭扭地旋转着，就像一架即将坠毁的直升机。床上吊着一顶粉色的蚊帐，应该是用来遮挡苍蝇和蚊子的，但它对于防范跳蚤是徒劳无功的，它们就在被单和枕套上，像爆米花一样欢跳着。接下来的十天，我就要睡在这儿了。

在斯里兰卡东北海岸这座默默无闻的小镇亭可马里，我加入了“DareWin”的团队，我们将要和世界上潜得最深的动物——抹香鲸，一起游泳。

抹香鲸最深可以下潜到一万英尺的水下，然而在这样的大深度下研究它们是不可能的：很少有潜水艇或者遥控潜水器可以到达这一深度，即使它们可以，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没有阳光可以射入这里，潜水艇的人工光源会把鲸鱼们都吓跑。

就如同面对鲨鱼和海豚时一样，拍摄以及研究抹香鲸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表层水域进行。

四下搜寻追踪抹香鲸，强迫它们接受你的存在，这些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它们会受到惊吓，潜入海中；它们会游走；或者会进行攻击。必须是鲸鱼选择接近你，而且通常它们更倾向于选择接近自由潜水员，而不是一艘船、一个水肺潜水员，或者是一个机器人。

吸引鲸鱼们前往斯里兰卡的，是亭可马里海底峡谷，这条八千英尺深的水下峡谷从这个国家的北端延伸到亭可马里海湾，在印度洋海底蔓延二十五英里。在每年三月到八月的洄游季节，抹香鲸来到这里捕食深海乌贼，进行社交活动和交配。在我们所能追溯的有史料记载的时光中，它们一直在这样做，在此之前，也许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

和其他的深海峡谷以及抹香鲸的集结地点不同，亭可马里距离海岸很近，所以在这儿可以轻松地白天出海寻找鲸鱼，夜里返回陆地上。因此我们的团队不需要租用在海上过夜的调查船，通常它的开销是每天几千美元，这就可以节约一大笔资金。但是最大的吸引力是，在这儿不需要获得许可证，不需要躲避监管人员，没有什么能够阻拦我们和鲸鱼一起自由潜水。因为这儿就没有什么人。

斯里兰卡的内战从一九八三年持续到二〇〇九年，在这一时期，为了争夺斯里兰卡东北海岸的控制权，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5]  的分裂分子与政府军队作战。亭可马里是当时的战区。几乎没有游客到这儿来。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基础设施很快就被摧毁了，而且在二〇〇四年的印度洋大海啸中，这一地区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这一切在无意中带给海洋生物的好处，就是一条多年来没有任何重大人类活动的海岸线。游轮从来不会航行到这一片海域，这里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观鲸活动。在很多层面上，亭可马里的海域和数千年前看起来别无二致。

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世界上观测和研究抹香鲸的最佳地区之一。

来这儿是我的主意。我在开普敦拜访了普林斯卢之后，将她引荐给施诺勒，他们二人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前往亭可马里，进行一场研究抹香鲸的自由潜水之旅。几个月后，大家买了票，做好旅行规划。不管怎样，我们从地球上五个不同的地点出发，经过了数日的航空旅行，终于来到鸽岛景观家庭旅馆，在晚上九点半，一起围坐在露台上。桌子的一侧是“DareWin”的团队：施诺勒、加佐，还有马乌里。另一侧是普林斯卢的组合。她带来了自己的新男友，他叫彼得·马歇尔，来自洛杉矶，是一位六英尺二英寸高的水中健将。在二〇〇八年的奥运会预选赛上，马歇尔打破了两项世界游泳纪录。他旁边是吉兰。他告诉我说，我们在开普敦相遇之后，他就去了博茨瓦纳，和鳄鱼一起游泳。第一天团队里就有人被鳄鱼咬掉了一只胳膊，旅行就此结束。

队伍里还有三位美国摄制组成员，他们计划制作一部纪录片，讲述施诺勒关于海豚和鲸类嗒嗒声交流的研究，来这儿的任务就是进行相关拍摄。

三十年前，另一组美国摄制团队来到亭可马里，捕捉到第一组自然栖息环境中抹香鲸的镜头。随后制作的影片《鲸鱼不哭》，由杰森·罗巴兹担任旁白解说，这部纪录片引起了国际关注，点燃了“拯救鲸鱼”行动的星星之火。

我们的团队希望通过拍摄第一组抹香鲸以及人鲸自由潜水互动的三维立体镜头，可以产生类似的影响。“DareWin”的科学家们将对摄像机上不同的水听器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来破译他们认为是抹香鲸嗒嗒声语言的信息。

然而上述想法能够付诸实现的前提是，我们要找到鲸鱼。

当我乘坐斯坦利的潜艇下潜到两千五百英尺深时，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感觉。开曼海沟海底那些胶质的、笨拙的、没有眼睛和大脑的生物，看起来都和人类自身如此遥远，甚至超过了我的想象。

所以在我的预想中，当我观测更深的海底国度时，这种疏离感只会不断增强。抹香鲸似乎能成为这个观点的论据。

这些生物看起来和我们迥然不同。它们的体重高达十二万五千磅，没有陆生哺乳动物一样的四肢和毛发。正如它们的外表和我们迥异，抹香鲸的内部结构也和我们不同。它们有四个胃，头部顶端只有一个鼻孔  [6]  ，而且还存有三百加仑的油脂储备，因此它们拥有一个与众不同、极易辨识的巨大的鼻子。它们可以一次闭气九十分钟，下潜到一万英尺的深度。然而，在语言和文化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层面上，与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动物相比，抹香鲸都更接近人类的文化和智力。

“这有点儿奇怪。真的，我们能找到的和它最相近的比照物，就是我们自己。”哈尔·怀特黑德说道，他是加拿大的生物学家，已经研究抹香鲸三十来年。怀特黑德所说的，是抹香鲸精巧而发达的群体分化，他称之为“多文化社会”。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鲸鱼用自己的方言交流，举止行为和在附近栖息的其他种群里的鲸鱼截然不同。

每个抹香鲸的社会群体都由一种“幼儿园”式的紧密结合的家庭单位构成，其中包括十到三十头成年的雌性抹香鲸，以及它们的雌性和雄性后代。幼鲸不仅仅由它们的母亲抚育长大，而是依靠整个母系群体中的亲戚，包括姨母和外祖母们。终其一生，雌性都会生活在这些家庭群体里，而雄性抹香鲸在早期就会接受教育，变得越来越独立。到了十来岁时，雄鲸就会加入其他雄性的团体或者帮派，在大洋中漫游，寻找食物，有时候是去找麻烦。雄鲸最终会自力更生，在北冰洋和南极海域过着单身汉的生活，用怀特黑德的话说，到赤道地区“过暑假”。每年春天，它们有六个月的时间过来交配，和其他鲸鱼交往联络，然后返回它们独居的寒冷家园中。

抹香鲸发出嗒嗒声，是为了进行回声定位和交流，这种声音在水下可以高达两百三十六分贝，在几百英里之外，甚至可能是整个地球上，都能听得到。抹香鲸是地球上声音最大的动物。

在空气中，两百三十六分贝的声音比距离你两百英尺外、两千磅TNT炸药的爆炸声还要强烈，比一架航天飞机在距离你两百五十英尺的地方起飞的声音要大得多。事实上，两百三十六分贝是一个非常响亮的数量级，这种强度的声音根本无法存在于空气中。超过一百九十四分贝，声波就会转化为压力波。

虽然分贝可以用来度量空气和水中的声音强度，但是在两种介质中，声音强度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分贝是一种表示相对值的度量单位。  [7]  （比如说，八十分贝的声音在水中比在空气中要安静。）但是这种区别并没有削弱抹香鲸嗒嗒声的影响力，或是致命性。即使在水下，抹香鲸的嗒嗒声也非常强大，不仅可以在几百英尺之外冲破人类的耳膜，而且，一些科学家推测，它可以强烈震荡人体，导致人类死亡。

这种嗒嗒声具有卓尔不群的能力，凭借这种嗒嗒声，抹香鲸可以从极远的距离外感知环境的微妙细节。它们可以从一千英尺以外侦测到一只十英寸长的乌贼，也能从一英里以外感知到一个人的存在。在所有人类已知的生物声呐中，抹香鲸的回声定位是最精确、最有力的一种。

就如同抹香鲸的嗒嗒声一样，它们的大脑既和人类的完全不同，又显示了两个物种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抹香鲸的大脑是人类大脑的六倍大，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更为复杂，据我们所知，这是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的大脑。抹香鲸大脑中的下丘是人类下丘的十二倍大，这一部分能够帮助感知疼痛，感知温度的变化，并且担当大脑中不同区域间听觉传导的通路；它的负责处理声音的外侧丘系，是人类外侧丘系的二百五十倍大。人类大脑中的新皮质负责掌控高级功能，如思维意识、未来规划和语言，据估算，抹香鲸大脑中这一部分，是人类的六倍大。

而且很有可能，抹香鲸拥有的感情生活，和我们自身的没有不同。在二〇〇六年，纽约市芒特西奈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抹香鲸拥有梭形细胞，神经学家认为，这种细长的、高度进化的脑结构和语言及感情相关，譬如同情、爱、痛苦和直觉，正是这些事物使得人类成为人类。

抹香鲸不仅仅是拥有梭形细胞，而且其密集度也远远超过人类。科学家们相信，这些细胞在抹香鲸体内的进化时间，比在人类体内早了一千五百万年。在大脑进化的领域中，一千五百万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对我来说结论是绝对明确的，它们是极其聪明的动物。”做出这一发现的科学家之一，帕特里克·霍夫说道。

就是这种大脑，特别是它巨大的新皮质和梭形细胞，将施诺勒和“DareWin”团队带到了斯里兰卡。

科学家之外的人或许将爱、痛苦和同情称作诗意之物。事实上，所有的诗歌所表达的，都是类似的词句或情感。

我们头两次的出海真是磨难重重。这两天时间里，我们每天都挤在窄小的、没有遮阳篷的渔船上，颠簸几个小时，在海中兜着圈，但没看到任何鲸鱼。摄制组中的摄像师第一天就晕船了，他拒绝再回到海上。没有摄像师，也还没有任何可用的镜头，所以导演威胁说，要终止纪录片的拍摄。

第二天晚上，我在二楼的露台上碰到施诺勒。他独自一人坐在那儿，被蚊子包围着。一束头灯的蓝色荧光映照着桌子，上面堆满了组装了一半的水下相机防水壳。在他身后，一弯娥眉月低垂在漆黑的海面上。

“你看到了，这是一件苦差事。”他抬起头来，说道。我在桌边坐下来。他扎着一条星条旗图案的头带，穿着仿制的脸书拖鞋，拖鞋是他在来这儿的路上从一个旧货店顺手买的，他看起来就和描述中听起来一样古怪。“海洋研究需要耐心，很多的耐心，还有恒心，而且非常耗费体力。”

施诺勒在非洲西部国家加蓬长大，他的父亲以前是法国陆军中尉，曾效力于当时的统治者奥马尔·邦戈。他们家的房子位于一片人迹罕至的海滩旁，被芒果树的绿荫遮蔽着，这儿就是施诺勒度过大部分少年时代的地方。之前他曾经告诉过我，他记得鳄鱼如何从附近的河里爬上他家的前门廊，吃掉狗食盆里的食物。有时候全家人正在吃晚饭，巨型树眼镜蛇就从天花板的木板间溜进来，然后掉在餐桌上。施诺勒的父亲在旁边放了一把猎枪，过了几年，房顶上就布满了窟窿。

到了周末，施诺勒就沿着尚未开发的加蓬海岸航行，在荒凉的海岛上露营。他学会了在不同的海洋环境下导航，在危急关头保持冷静，在困境中随机应变、化险为夷。

施诺勒知道，普林斯卢的团队一直在批评他的做法，摄制组计划要离开，但是他对这一切不以为意。“这项研究中没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费力做这件事。”

事实上，他更正了自己的话，“没有人这样做”。

在研究抹香鲸的二十来位科学家中，没有人亲自下潜，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互动。施诺勒认为这种做法让人无法置信。“你没有看到过抹香鲸如何表现，又怎么能研究它们的行为呢？”他坚信，要了解抹香鲸，了解它们的交流方式，就需要理解它们的语言，而他相信，这是通过嗒嗒声来传递的。

“这种模式有良好的架构，这不是偶然的。”他说着，喝了口啤酒。

抹香鲸可以产生四种不同的发声方式：普通的嗒嗒声，用来在远达一英里的距离之外寻找猎物；咯吱声，和字面含义不同，它听起来像是机关枪射击的声音，用来追踪近距离的猎物；叩击音  [8]  ，在社交中使用的形式；还有慢速嗒嗒声，它的作用还不完全明朗。有一种理论说，雄鲸用慢速嗒嗒声来吸引雌鲸，并吓退其他的雄鲸。这些嗒嗒声和海豚的嗒嗒声很相似，但是更为复杂。

叩击音是施诺勒工作的重点所在，它们通常在社交过程中被使用，和用来辅助观察及导航的嗒嗒声截然不同。在人耳听来它没什么不同寻常，有点像是弹珠掉在木头桌子上时发出“嗒、嗒、嗒”的声音。但是当这种声音被慢放时，通过波形图可以观测到，每一声之中都蕴涵着一组惊人复杂的较为短促的嗒嗒声。

在这些较为短促的嗒嗒声中，包含着更短促的嗒嗒声，以此类推。当施诺勒越贴近钻研一个嗒嗒声，它就变得越繁复，在他的电脑屏幕上不断展现，就像是一组俄罗斯套娃。

一个普通嗒嗒声的持续时间，可以是二十四毫秒（千分之一秒）到七十二毫秒之间的任何时长。在这些嗒嗒声中，还包含着一系列的微型嗒嗒声，它们彼此以微秒  [9]  为量级间隔，以此类推。所有这些存在于叩击音中的细微的嗒嗒声，都是以非常明确、特征明显的频率来传播的。在那些微型嗒嗒声中，极有可能存在着更短促的、条理分明的嗒嗒声模式，然而施诺勒的机器，虽然能够以九万六千赫兹的频率录音，是现代音频设备中速度最快的，但还是不够快，处理不了这些声音信息。

施诺勒对我说，抹香鲸可以用精确到毫秒的时间和同样的频率复述这些嗒嗒声，一次又一次。它们同样也可以控制嗒嗒声中毫秒级别的停顿间隔，将它们改编成不同的结构，就如同一位作曲家修改钢琴协奏曲中一段音符组成的音阶一样。然而抹香鲸可以对它们的嗒嗒声模式进行精妙的修订，然后在千分之几秒的时间内将它们重放出来。

“当你想到这些时，会觉得人类的语言非常没有效率，也很容易出错。”施诺勒说。人类使用基本声音元素——音素，比如“K”“P”“A”“T”来构造单词、语句，最终实现表意。（英语有大概四十二个音素  [10]  ，说话的人将它们排列组合，创造出成千上万的单词。）虽然我们通常可以清晰地传递音素，足以使其他人理解它们，但我们在每一次讲话时，无法完全一样地重复这些音素。声音的频率、音量和清晰度都在不断变化，所以一个人连续两次讲出的同一个单词，通常是能听出不同点的，如果放在音频图上，就会显示出明显的差别。对于人类语言的理解是建立在近似性的基础上的：如果你的发音足够清晰，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另一位讲话者会理解你的含义；如果你笨嘴拙舌地使用了太多元音或辅音，或者只是弄错了发音（想想法语，或者是有声调的亚洲语言），那么交流就变得茫然了。

施诺勒的研究提出，抹香鲸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果它们用这些嗒嗒声作为一种交流方式，那么它不太像人类的语言，而更像是传真机的传播方式，通过电话线，将微秒长短的音调传送给接收器，然后接收器将这些信号处理成语言和图像。一群正在社交的抹香鲸听起来就像是传真机在工作，或许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人类的语言是模拟信号，抹香鲸的语言或许是数字信号。

“如果嗒嗒声不是一种交流方式，为什么抹香鲸有那么巨大的大脑，为什么这些模式如此一致，又有着完美的条理性？”施诺勒反问道。他提到，和人类相比，抹香鲸有更大的脑容量，更多的控制语言的脑细胞。“我知道，我知道这些都仅仅是理论，但是，当你想到这些时，就会觉得如果不这样理解，那么这一切根本就说不通。”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施诺勒讲述了前一年他和抹香鲸们的一次偶遇。这个抹香鲸群中包括成年鲸鱼和它们的孩子们，它们聚集在水里，发出嗒嗒声，进行社交。这时施诺勒带着俯趴式冲浪板和系在上面的相机，向它们靠近。一头幼鲸面对着施诺勒游了过来，然后把相机咬到嘴里。一群成年鲸鱼立刻围住了幼鲸，对它七嘴八舌地发出叩击音。过了几秒，幼鲸就放开了相机，撤到成年鲸鱼的后面，其间看都没看它们一眼。在施诺勒看来，这头年轻的鲸鱼有些难为情。“它得到了指示，不要打扰我们。”施诺勒大笑起来，“于是我知道，它们一定对它说了些什么。因为没有其他可能性。”

施诺勒说，他曾经在许多场合见证过，两头抹香鲸对着彼此你来我往地发出嗒嗒声，就好像它们在谈话。他也目睹过其他鲸鱼发出嗒嗒声，然后忽然向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他还曾经看到过一头鲸鱼以夸张的动作弯下头，对着迎面的鲸鱼，发出一组嗒嗒声，然后它又向另一个方向折过去，对着另一头鲸鱼，发出了一组截然不同的嗒嗒声。在施诺勒看来，这些都好像在交流一样。

但无论是施诺勒，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译鲸类的语言。它太复杂了，而且能够近距离研究它的资源和人力都太有限了。“DareWin”团队来到这儿收集数据，只是单纯地希望可以证明抹香鲸确实是在使用某种方式进行交流。他们将尽可能多地拍摄记录抹香鲸的社交过程，然后将叩击音和某种具体行为关联起来。

这也是施诺勒脚边那个形状奇特的设备要做的事儿。这个装备叫作4D海洋感知仪（SeaX Sense 4-D），是一台水下摄像机，防水壳上点缀着十二个小型照相机和四个水听器，它们都被放置在不同的角度上。有了它，施诺勒就可以同时记录所有方向的高清音频和视频。

施诺勒解释说，抹香鲸就和海豚一样，大概通过位于上颌的一种听觉液囊来处理声音——在巨大的鼻子的尖端，上面有数千个接受声音的感受器。鲸鱼拥有更多的感受器（本质上等于更多耳朵），所以明显对环境有着更为充分、更为精确的认知。一头使用鼻子来通过嗒嗒声进行回声定位的抹香鲸，可以一次同时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方向。

施诺勒说，4D海洋感知仪通过拍摄三百六十度的视频和记录环绕音频，“复刻了抹香鲸所看到和听到的情景”。此外，较小的带有两个水听器的3D摄像机，会复刻人类的感知。这两部机器记录的数据将被上传到“DareWin”团队工程师开发的一款软件中，它能够精确地定位，哪头鲸鱼，在哪一个时间，对着哪一头鲸鱼发出了嗒嗒声。如果鲸鱼对着某一个相同的嗒嗒声模式做出了一种特定的回应，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嗒嗒声中附加了某些信息。研究人员就会进行回溯，分析这些嗒嗒声的模式，尝试分解并填充嗒嗒声的词汇表。

施诺勒承认，这算不上罗塞塔石碑  [11]  ，但它是一个开始。从没有人用这样灵敏的仪器记录过抹香鲸的互动和行为，因为之前还不存在这种仪器设备。施诺勒用赞助品和边角料打造了全部这一切。

施诺勒带着这一套装备，通过自由潜水，近距离记录了共二十个小时的抹香鲸互动，这是世界上同类记录中规模最大，也是最为详细的。

第三天早晨七点，船长们到来了，带着我们回到租用的“研究船”上——两条破旧的渔船，上面的木头板就是座位了。

摄制组中剩下的两位成员和“DareWin”的团队乘坐一艘船；普林斯卢的队伍搭乘另一艘。我就在两条船之间换来换去。我们的计划是一起出海，前往距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在那里，亭可马里海底峡谷的海底陡然坠下六千多英尺。从那儿开始，我们就开始分头行动，寻找鲸鱼。如果任何船上有人看到鲸鱼，就会通过手机通知另一条船。然后我们会跟在鲸鱼后面，等它们放缓速度或是停下来，然后跳到水中加入鲸群。如果运气好，它们会靠近我们，和我们互动。

我们整理装备，挤到船里，向着地平线驶向南方，快要散架的船只在海中吃水很浅。过了几小时后，我们在距离海岸二十英里的地方，漂浮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没有鲸鱼。我开始站在摄制组的一边了：这次考察似乎没什么指望了。

“去年这儿的鲸鱼真是太多了。”普林斯卢满怀歉意地说道。她蜷缩着，裹着一条被海水和汗水浸湿的布单，靠在彼得·马歇尔身上。他俩都把T恤衫裹在脸上，只露出太阳镜的镜片来。“我不知道，”普林斯卢哀叹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吉兰将汗湿的手掌在淡蓝色的A&F  [12]  T恤衫上蹭了蹭。他发出一声夸张的叹息，喝了口水，转过身去直直地盯着开阔的大海。从一分钟到一小时；从一小时到两小时。我查看了潜水电脑：温度示数是一百零六华氏度。甚至连我的手指头都晒伤了。

我想起来，在几个月前，施诺勒告诉我说，在他寻找海豚和鲸鱼的过程中，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遇到它们，然后在其中，他又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能拍摄它们。现在我开始担忧，觉得实际上这个百分数比他说的还要低得多。

在过去的十四个月里，我发现，其实深海研究和真正研究海洋的奥妙关联不大，更多时候，它是在飞机上看汤姆·克鲁斯的电影，在加油站的卫生间里刷牙，睡在廉价简陋的旅馆里，腹泻，从蜕皮的肩膀上撕掉死皮，争论，拿不新鲜的牛角面包当午饭和晚饭，对家人和爱人解释你不会在短期内回家去，还有就是在茫茫大海中，在深海峡谷的上方，坐在狭小的渔船里，在一个潮湿的笔记本上写下上面这样的句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鲸鱼。我们枯坐着，盯着大海，浑身冒汗，继续等待……

当你想到人类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如何对待鲸鱼时，就会觉得安排一场和它们和平相遇的想法，难免显得有些讽刺。

根据传说，在一七一二年，由克里斯托弗·赫西船长带领的美国船只正在楠塔基特岛以南的海域中捕猎露脊鲸，这时忽然袭来一阵暴风，将船只吹到南边几十英里之外。那里是大西洋中一片荒芜的深水区域，根本看不到陆地。船员们奋力恢复了对船只的操控，调整桅杆，预备驶回海岸，这时他们注意到，从海水表面，以奇怪的角度喷射起一道道水雾。随后他们听到了沉重的、起伏的呼气声。他们漂到了一群鲸鱼当中。赫西命令船员们拿起长矛和鱼叉，刺向距离捕鲸船最近的鲸鱼。他们把它杀死，绑在船只一旁，调整桅杆，返回楠塔基特岛，然后把鲸鱼尸体放在一片向南的海滩上。

这不是露脊鲸。赫西知道，露脊鲸的口中布满了鲸须，那是一种毛发一样的物质，用来过滤磷虾和小鱼。而他刚刚捕获的这头鲸鱼，口中巨大的牙齿有几英寸长，而且头部顶端只有一个鼻孔。它的鳍肢上的骨骼与人类的手掌骇人地相似。赫西和他的船员们切开了鲸鱼的头，数百加仑黏稠的、稻草色的油脂缓缓流出来。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种油脂一定是精液；这种奇怪的鲸鱼一定是用它超大型的脑袋来携带自己的“种子”。赫西将它命名为“鲸蜡”（spermaceti，源于希腊语的“sperma”，意为种子；以及拉丁语“cetus”，意为鲸鱼）。这种鲸鱼的英文名称就此衍生出来（sperm whale）。

从那一日开始，抹香鲸就被毁了。

到十八世纪中叶，捕鲸船前赴后继地驶向楠塔基特岛，加入到一项蓬勃发展的行业中。从抹香鲸脑部提取的稻草色物质——鲸脑油，被证实是一种有效而清洁的燃料，适用于各种环境，从路灯到灯塔。凝结状态的鲸脑油可以被制成顶级的蜡烛、化妆品、机械润滑剂以及防水剂。美国独立战争的熊熊烈火，就是由鲸脑油助燃的。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超过三百五十艘捕鲸船和一万名水手在捕猎抹香鲸。二十年后，这些数字就翻倍了。楠塔基特岛每年要处理超过五千头抹香鲸的尸体，收获超过一千两百万加仑的鲸脑油。（一头鲸鱼可以提供五百加仑或者更多的鲸蜡；融化的鲸脂所产生的油脂大约是这一数字的两倍。）

然而，猎捕世界上最大的捕食者，难免会遇到危险。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捕鲸人经常会受到攻击。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一八二〇年。楠塔基特捕鲸船“艾塞克斯”号来到南美海域，船员们正在捕猎鲸鱼，这时他们被一头冲过来的雄鲸猛烈地撞击了两次。捕鲸船沉没了。二十名船员逃上小艇，漂流到了开阔的外海。

九个星期之后，船员们仍旧在海上漂流，他们都已经徘徊在饿死的边缘。按照航海的传统，船员们通过抓阄来决定哪个人会被吃掉。船长的表弟，十七岁的欧文·考芬  [13]  被抽中了。考芬把头靠在船舷上，另一个人扣动了扳机。“他很快就被分抢一空，”船长写道，“什么都没剩下。”

九十五天后，小艇获救了。上面还有两位幸存者：船长和扣动扳机的人。这个悲惨的故事后来成为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以及近期非虚构类畅销书——纳撒尼亚尔·菲尔布里克的《大洋深处》的蓝本  [14]  。

随着楠塔基特附近海域抹香鲸数量的下降，捕鲸人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去搜寻鲸鱼，这样一来，鲸脑油的成本就上涨了。与此同时，加拿大地质学家亚伯拉罕·格斯纳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蒸馏从石油中提取煤油。这种加工方式所产生的物质在品质上和鲸脑油十分相近，但却便宜很多。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鲸脑油行业就衰败了。

听起来，关于石油的发现似乎为捕鲸业鸣响了丧钟，然而，最终，这种新型的廉价燃料将会加速抹香鲸的灭亡。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型的柴油动力船可以非常迅捷地处理鲸鱼的尸体，以至于捕鲸业重新变得有利可图了。抹香鲸的鲸脑油成为了制作制动液、胶水和润滑剂的主要原料。它被用来制造肥皂、人造黄油、唇膏和其他化妆品。鲸鱼的肉和内脏被粉碎，加工成宠物食品和网球拍上的球拍线。（如果你拥有一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制造的顶级木制网球拍，那么很有可能它的网球线是由抹香鲸的筋腱制成的。）

捕鲸业开始遍布全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单单日本一个国家就捕杀了二十六万头抹香鲸——占当时全球抹香鲸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海洋中百分之六十的抹香鲸已经被人类捕猎，这一物种濒临灭绝。虽然这个世界已经精通捕猎抹香鲸，但是鲸鱼本身依旧完全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它们如何交流或社交，甚至没有人知道它们吃什么。也从来没人对它们进行过水下拍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数百万观众观看了纪录片《鲸鱼不哭》，该片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在自然栖息环境中生活的抹香鲸。它们看起来和历史与文学中代代相传的形象大相径庭。抹香鲸不一定是撕碎船只和人类的野兽，而是温和、友善甚至是令人喜爱的动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全球的反捕鲸运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最终在一九八六年终结了所有商业捕鲸活动。  [15]

公众对抹香鲸的智力和类人行为的认知日益增长，但这并没有使某些国家打消继续捕猎抹香鲸的念头。在二〇一〇年，日本、冰岛和挪威对国际捕鲸委员会施加压力，希望它终结已经颁布近三十年的捕鲸禁令。施诺勒和其他研究人员预测，到二〇一六年，禁令就会被推翻，捕猎抹香鲸的行为将再次合法化。

抹香鲸是所有哺乳动物中繁殖率最低的，雌鲸每四到六年生育一只幼鲸。两百年前世界上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头抹香鲸，在捕鲸业开始前的数万年里，这个数字基本都维持在这一水平，然而据估算，现在抹香鲸的总数已经锐减到三十六万头左右。虽然还没有人给出确凿证据，但是许多研究人员担忧，抹香鲸的总数已经开始再次下降。持续的捕猎会严重减少连续几代的种群数量，最终会将抹香鲸再次推向灭绝的深渊。

即使捕猎者不会导致抹香鲸灭绝，或许污染也会。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多氯联苯、用来制造电子元器件的致癌性化学药剂等逐渐渗入到全球的各个大洋中，在某些地区已经达到了有毒的级别。如果一种动物可以作为食物进行加工，那么它体内多氯联苯的含量必须要少于2ppm  [16]  。根据法律，任何体内多氯联苯含量超过50ppm的动物，必须被视为有毒废物，并且由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处理。

海洋保护学者罗杰·佩恩博士检测了海洋生物体内的多氯联苯含量，发现虎鲸体内的含量为400ppm，是毒性极限的八倍。他发现白鲸体内的含量是3200ppm，宽吻海豚是6800ppm。用佩恩的话来说，所有这些动物都是“移动的超级基金废物场  [17]  ”。没有人知道，鲸类和其他海洋动物还能再吸收多少污染物（多氯联苯、水银，以及其他化学制品），就将开始大规模地灭绝。

佩恩和其他研究人员指出，生活在中国长江的淡水动物白鱀豚，基本可以看作是抹香鲸命运的前车之鉴。白鱀豚被认为是所有豚类中最聪明的一种，但是因为污染和其他人为干扰因素，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了  [18]  。（在上次统计中，只剩下大约三只白鱀豚  [19]  。）

对施诺勒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关于鲸类的研究就如同在和时间赛跑。

重新回到船上。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再一次查看了潜水电脑上的温度计，注意到温度已经攀升到一百零九华氏度。

然后，突然间，从船尾传来一阵电子铃声。是施诺勒，他拨通了我们船长的手机。就在亭可马里海湾附近，“DareWin”团队刚刚观测到一群抹香鲸。施诺勒说，鲸群很有可能一直都待在那儿，只是我们没有航行到足够远的地方，所以看不到它们。现在他们正缓缓地跟随在鲸群后面，等待着一个加入它们的合适时机。

船长开动马达，我们飞速向南驶去。很快，我们就置身于鲸群的环绕之中了。

“你看到那边喷出的水了吗？”普林斯卢说着，指向东边的地平线。一朵朵小蘑菇云以四十五度角的方向，从海面上喷射出来。抹香鲸只有一个与外界连通的鼻孔，位于头部的左侧，所以它呼气时会呈现出一定的角度。这种特色分明的喷水可以高达十二英尺，在晴朗无风的天气里，从一英里以外或者更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蒲公英，是不是？”普林斯卢说道。在我们右侧三百码  [20]  的地方，又爆发了一次喷水。

“戴上你的面镜，”她说，“我们下水吧。”

我们的团队达成了一项约定，每次只能有两个人同时下水，以免吓跑鲸鱼。我在第一拨里。船长驾驶小船转了个弯，让它和鲸群的方向平行，我们就处于它们前方几百英尺的地方。

“你永远不可能追上一头鲸鱼，”普林斯卢解释着，扯掉身上的布单，抓起脚蹼，“永远是它们选择靠近你。”如果我们恰好位于它们游动路线的正前方，以它们可预测的动作缓慢移动，那么它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回声定位确定我们的船只位置，并且对我们的出现泰然处之。如果它们感到被打扰了，就会深吸一口气，消失在海面下。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随着小船越靠越近，鲸群仍旧没有下潜——这是个好迹象。普林斯卢说，这不是整个鲸群，只是一个妈妈和它的孩子。这是另一个好迹象。幼鲸们会对自由潜水员感到好奇，而且根据普林斯卢的经验，妈妈会鼓励它们去观察研究。

两头鲸鱼都距离小船四百英尺左右，这时它们放缓了速度，几乎是停了下来。我们的船长熄灭了马达。普林斯卢对我点点头。我套上脚蹼、面镜和呼吸管，然后我们静悄悄地滑入水中。

“牵着我的手。”她说，“现在，跟着我。”我们通过呼吸管呼吸着，脸刚刚没入水下，踢动脚蹼，向着鲸鱼靠近。今天海水的能见度普普通通，大概有一百英尺左右。在水中我们看不到鲸鱼，但是可以很确定地听到它们的声音。它们发出的响声变得越来越响亮。然后嗒嗒声开始了，听起来有点像自行车的辐条里卡了一张扑克牌。海水开始振荡起来。

普林斯卢扯了扯我的胳膊，想让我加快速度。她抬头露出水面片刻，然后停了下来。我抬起头，看见在我们前面一百英尺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小山丘，就像是地平线上升起了一轮黑色的太阳。嗒嗒声变得更大了。小山丘再次露出水面，然后消失了。鲸鱼们不见了。我们没有看到它们离开。但是我们听得出，它们已经沉入水下，随着它们逐渐漂远，嗒嗒声也像一只越走越慢的钟表，声音越来越柔和。然后鲸鱼们一去无踪。

普林斯卢抬起头，面对着我。“鲸鱼。”她说道。我点头，笑了笑，把呼吸管从嘴里拿出来，开始向她讲述这种经历多么妙不可言。她摇了摇头，指了指我身后。

“不。鲸鱼。”

母鲸和它的幼鲸又回来了。它们停下来，从另一个方向面对着我们，就停在一百五十英尺开外。那种嗒嗒声又响了起来，而且比刚才更加响亮了。我本能地向着鲸鱼游去，但是普林斯卢抓住我的手。

“不要游过去，不要动，”她低语道，“它们在观察我们。”

现在嗒嗒声听起来就像是冲击钻敲打着人行道。这些是用于回声定位的嗒嗒声。鲸鱼们正在由里到外地对我们进行扫描。我们在水面上观看它们吐气。它们摆动尾鳍，向着我们猛冲过来。

“听好了。”普林斯卢焦急地说道。她抓住我的肩膀，直直地看着我，“现在你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心态。因为它们可以察觉到你的意图。”我知道人鲸互动可能会有多危险，但是我尽己所能地把恐惧藏在心底，让自己平静下来，多想想好的一面。

在普林斯卢身后，鲸鱼们游了过来，发出嘶嘶的声音，喷着水雾，像两个火车头。“相信这一刻。”她说。鲸鱼们还有一百英尺远，七十五英尺远。普林斯卢握住我的手。“相信这一刻。”她又说了一遍，然后拉着我潜入水下几英尺。

在远处，一个模糊的黑色庞然大物逐渐显现，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深。细节渐渐浮现出来。一只鳍，张大的嘴，一块白斑。一只眼睛陷在坑洼不平的头部下方，瞥向我们所在的方向。母鲸的体形相当于一辆校车大小，它的孩子就像一辆短小的校车。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陆地，如同沉没的岛屿。普林斯卢握紧了我的手，我也紧紧地握了回去。

鲸鱼们向着我们迎面游过来。再过三十英尺就要撞上我们，这时它们轻柔地转到一旁，慵懒地向左游去。嗒嗒声的节奏改变了，水中充斥着的声音，在我听来就像是叩击音。我相信，它们是在向我们表明身份。幼鲸就漂浮在它母亲的前面，轻轻地摆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最后它张开嘴，好像是在微笑一样。母鲸也露出了同样的表情。所有的抹香鲸都如此。

它们就这样凝视着我们，从前面十多英尺的地方游过去，将我们包围在嗒嗒声中，然后它们缓缓后退，回到阴影之中。叩击音的嗒嗒声又重新变成了回声定位的嗒嗒声，然后回声定位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随之，整个海洋再一次陷入了沉寂。

我想起弗雷德·比勒告诉过我，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在亚速尔群岛自由潜水，那里是葡萄牙的领地，位于非洲西海岸以外的海域  [21]  ，当时有一群雌性抹香鲸游了过来。鲸鱼们用嗒嗒声将他环绕，温柔地和他互动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一头年轻的雄鲸出现了，用比勒的话说，“可能是非常嫉妒”。雄鲸转向比勒的朋友，发射了一阵有力的嗒嗒声，强大到使他感到震颤。他设法游回水面，爬回到船甲板上，胃部和胸部疼痛得令他虚弱乏力。三个小时后他完全恢复了，之后也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影响。

施诺勒对我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二〇一一年，他和抹香鲸一起潜水时，有一头好奇的幼鲸游了过来，开始用鼻子撞他。施诺勒伸出手去，想要把它推开，这时他忽然感到有一股热流袭来，沿着胳膊冲上去。幼鲸鼻子发出的嗒嗒声能量巨大，让施诺勒的手持续麻痹了几个小时。后来他也恢复了。

去年，在亭可马里，普林斯卢和吉兰也经历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他们在水中和一群鲸鱼游了几个小时，一头雄鲸突然迅速地靠近吉兰。普林斯卢示意吉兰不要挡它的道。就在这时，雄鲸转了个身，将十二英尺长的尾鳍抬出水面，甩起来，又重重地砸了下来。如果吉兰没有躲开，可能他的头就被砸碎了。

普林斯卢和吉兰认为，鲸鱼扇动尾鳍大概只是一种玩耍的举动，而不是要伤害人类。但是当你和一个体重是你的五百倍、体形是你十倍大小的动物一同待在水里时，这样的玩耍也可能是致命的。

自由潜水是预防这种意外的一种措施，同时也是一项和鲸鱼互动的必备能力。鲸鱼，特别是幼鲸，在人鲸相遇时会兴奋起来，有时候会冲过来压住潜水员。你需要下潜到四十英尺的深度，并且在那儿停留一分钟左右，等到鲸鱼过去为止，这种能力决定着未来的体验将会改变你的人生，还是终结你的人生。事实是，包括普林斯卢、施诺勒和比勒在内，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人鲸之间的相遇会有多大的风险。施诺勒之前对我说，直到十年前，还没有人和鲸鱼一起潜过水。

“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儿太危险了。”他说。今天，也只有少数的几个潜水员尝试过，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有过九死一生的遭遇。

大学和海洋研究机构是永远不会让他们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与鲸鱼一起潜水的。也很少有人想要这么做。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抹香鲸研究学者卢克·伦德尔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施诺勒的研究尝试看起来像是“一堆废话”，很有可能是“披着华丽而脆弱的科学外衣，和鲸鱼一起游泳”。他最后总结说：“我不需要和这些动物一同自由潜水，也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收集数据，谢谢。”公平地讲，伦德尔说他欢迎更多研究人员加入到这个领域中来，但是他认为“DareWin”的网站看起来非常像是一种伪科学。

施诺勒对于这些批评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正常的科学家的反应”，他坚称多数研究人员不理解他的工作，有些人理解，但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施诺勒的自由潜水研究是有收获的。

在六年的自由研究中，他所收集的关于抹香鲸互动的视频和音频资料，比过去几十年间任何研究机构的科学家收集的都多，也比他们更加接近这些动物。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研究抹香鲸交流的时候，是在船甲板上，通过水听器来录制抹香鲸的嗒嗒声，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哪头鲸鱼、为什么发出声音。为期最长的抹香鲸研究项目是多米尼加抹香鲸计划，由哈尔·怀特黑德牵头。研究组对抹香鲸的行为进行研究，其中一种方式是跟随在鲸群附近，在鲸鱼露出水面呼吸时，抓拍它们尾鳍的照片。

与此同时，去年施诺勒面对面地遭遇了五头抹香鲸，前后持续了三个小时。潜水的全过程通过三维视频和高清音频记录了下来，到目前为止，这是所有拍摄抹香鲸的资料中，时间最长、也最为详尽的。

自此之后，施诺勒取得了进军法国科学界的机会，现在他和著名的认知科学家法比恩·德尔弗以及声学科学家狄德罗·马乌里合作，撰写“DareWin”团队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他们希望明年可以和斯坦·库什艾一起，将文章发表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所有一切都是正式的，都是科学的。”施诺勒坚持着。他说他没有颠覆科学体系的意图，他想要在它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他只是单纯地想要加速数据的采集，而在科研机构一级，这一切都在龟速进行。对施诺勒而言，或许对鲸鱼而言，这种步伐可能都太迟缓了。

傍晚时，我坐在露台的桌旁，还沉浸在第一次和鲸鱼一同潜水的余韵之中，我开始对施诺勒的困扰有一些感同身受。

在我和普林斯卢与鲸鱼母子的短暂交会中，它们没有转个弯躲开我们。它们又回来了，和我们打招呼。和这些动物目光交会，是我曾经有过的最为震撼的经历之一。我有一种突如其来的认知感，一种顷刻之间出现的、妙不可言的感觉，我意识到我正面对着某种无比强大、又极其聪明的物种。当然，这不是一种科学观测，而是一种情绪体验。然而，我相信它是真实的、有说服力的，就如同我们关于这种动物的任何客观发现一样。如果你只是坐在甲板上，派一个机器人到水里去，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你得弄湿你自己。

在第四天，摄制组离开了。摄像师从第一天起就饱受晕船的折磨，再也不肯搭乘就要散架的小船回到海上，再次颠簸十个小时。导演伊曼纽尔·沃恩-李也筋疲力尽了，而且他和施诺勒两人相处得也并不融洽。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件事会这么艰苦。”那天早晨我和沃恩-李聊天时，他说道。他坐在露台的桌旁，挠着光秃秃的晒伤了的膝盖。我一再告诫他不要放弃，然而都是徒劳的。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决定到此为止，降低损失，搭乘下一班飞机返回旧金山。

他早走了一天。

队伍里还剩下七个人，加上我们雇用的船夫，大家一起挤到一艘小船里，它的设计载客量不过是我们实际人数的一半。我们向南方驶去，一路上马达喘着粗气突突地咳着。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到达了距离海岸十五英里的地方，再一次漂荡在亭可马里海底峡谷的深渊上方。施诺勒查验了全球定位系统，带着我们来到昨天他们看到鲸鱼的方位附近。

“把马达关掉。我要听听看能不能找到它们。”他说。他从船头拿起一支锯掉一截的扫帚柄，上面绑了一个金属的面条滤网。他把一个小型的水听器塞到滤网中间，然后把整个装置放入水中，再戴上一副破破烂烂的耳机。

这个奇怪的装置连接着一个扩音器，它的功能有些像是天线，可以追踪抹香鲸的嗒嗒声。通过旋转滤网，施诺勒可以辨别嗒嗒声来源于哪个方向。频率和音量可以告诉他鲸鱼大概在多深的地方。

“他们把这些东西卖给科研机构，要价一千五百欧元。”他笑着说，“我自己用一堆破烂做了一个，效果一样好。”他现在正在打造一个新的海洋研究制造公司，叫作“嗒嗒研究”，公司将推出功能媲美专业研究机构的装备，售价只要三百五十美金。

施诺勒把耳机戴在我头上，把扫帚柄递给我。“你听到什么了？”他问。我告诉他，我听到了一片寂静。施诺勒把耳机在我耳朵上捂紧。“现在再听听。你听到什么了？”

他从我手中接过扫帚柄，在水下缓缓地旋转着滤网。在那片寂静之中，我开始听到一种切分节奏，就像是从远方传来某个部落的鼓声。我让施诺勒停止旋转滤网。船上的每个人都安静下来。节奏加快了，音调变得更高，声音的段落不断交叠。当然，我听到的不是鼓声，而是在我们船下数英里深的海底峡谷中，抹香鲸回声定位的嗒嗒声。

施诺勒抓起耳机，在船上传了一圈。每个人都听得入了神。一位船夫听了一会儿，然后将耳机递回给施诺勒。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船头，拾起一支破旧的木桨，然后把船桨一端浸入水中，将桨柄的末端贴在自己的耳朵上。

船夫用生硬的英语解释说，这是数百年前斯里兰卡渔夫倾听鲸鱼声音的方法。即使在海面之下数英里深，抹香鲸的回声定位也有足够强的能量，可以振动水面附近五英尺长的木板，发出可以听见的嗒嗒声。我也试了试，果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嗒、嗒、嗒”。听起来那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如此。听着这种声音，我浑身轻颤起来。

施诺勒戴上耳机，敏捷地旋转着滤网。他告诉我们说，当抹香鲸上浮时，发出的声音会从回声定位的嗒嗒声变成叩击音。通过倾听这些嗒嗒声模式的细微转变，结合它们的音量和清晰度，他学会了预测鲸鱼浮出水面的位置和时间，准确性令人惊叹。我问他：有多精确？然后他就演示给我看。

“它们在那边一英里多以外。”他说着，指向西方，“它们马上就会浮出来。再过两分钟就会到这儿来。”我们坐下来，盯着西面。“三十秒……”他说，“它们游到东边来了，是的……”

正好就在这一刻，五头鲸鱼在我们小船附近一千五百英尺的地方浮出水面，每一头都喷出壮观的水柱。他咧嘴笑起来，显然是感到很自豪，他摘下耳机，将滤网和扫帚柄扔回船头。我和他击掌庆贺。船长看起来目瞪口呆。

“好啦，现在，”施诺勒说，“谁想到海里去？”

晚饭后，施诺勒、加佐和吉兰坐在露台的桌子旁，浏览今天拍摄的录像。视频片段让人陶醉沉迷。我们每个人都和几头不同的鲸鱼有短暂的接触。施诺勒和加佐用三维高清视频记录了这些互动。他说这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对其中的某些行为进行记录。他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来自这一天开始时，居伊·加佐和我下潜的部分。

大约五头鲸鱼转身游过来，靠近我们的小船。施诺勒告诉我抓起面镜，跟在扛着三维摄像机的加佐后面，一起跳入水里。一开始鲸鱼们背对着小船游开，但是当我们游出一段距离之后，它们改变方向，面对面地迎了上来。就在我们前方二百英尺左右的地方，一片阴影逐渐扩大开来，然后分成两组——那是两头巨大的鲸鱼，大约有三十五英尺长。其中一头雄鲸向着我们直直地游过来，忽然出乎意料地翻了个身，用它的肚皮对着我们。我们看不到它的眼睛，也看不到它的头顶。它在靠近我们时，就这样下潜到我们脚蹼下方，发出一阵快速的叩击音，那嗒嗒声无比有力，我甚至可以感觉它们穿透了我的胸腔和颅骨。这头雄鲸依旧头向下，就这样喷出了一片黑色的排泄物，像是一阵烟幕，然后它消失不见了。这次遭遇的全过程持续了不到三十秒钟。

施诺勒在笔记本电脑上找到这段视频，重播给我看。这一次，他调大了扬声器的音量。

“你听到了吗？”他说，然后重放了视频，一次又一次。我凑近了细听。嗒嗒声听起来既刺耳又暴戾，就像是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这不是叩击音。”施诺勒笑起来。他又重放了一遍视频。“它也不是在和你说话。”

我和加佐听到并且感觉到的是咯吱声——是抹香鲸用来追踪猎物时发出回声定位的嗒嗒声。鲸鱼翻了个身，这样它可以更轻松地用上颌来处理回声定位的嗒嗒声，很像是一个人竖起头来，聚精会神地听着某个声音。施诺勒一遍又一遍地重播着视频，笑个不停。

“它在打量你，想看看是否能吃了你！”他说，“算你走运，我猜你看起来不怎么好吃。”

但是这不禁勾起了我自从登船以来，心中就存在的困惑。为什么它们不吃我们？显然，我们是轻而易举就能到手的猎物。

施诺勒相信，当鲸鱼用回声定位扫描我们的身体时，它们意识到，我们的毛发、大个的肺部和巨大的大脑，不是它们惯常在海中看到的特征组合。或许它们将我们当成了同类哺乳动物，认为我们有可能是具有高等智力的生物。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么在某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抹香鲸比我们更聪明：和我们相比，它们能够更轻松地看出两个物种之间的相似性。

随后施诺勒在电脑上找到另一个文件，这是一段十秒钟的音频，是这一天稍早时候他通过水听器录制的。他点击了播放键。

“怎么样？”他看着我。我对他说，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遥远的回声定位的嗒嗒声，听起来就像是一台电子鼓机随意发出的声响。他让我戴上他的大耳机，调高音量，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听起来像是在数英里之外，爆炸了一枚巨型炸弹。

“我认为，这是个大事儿。”他说。我问他是不是水听器恰好撞在了船舷上。“不，不可能，”他说，“这个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有大事发生。”

为了缓解普林斯卢和施诺勒之间不断爆发的争吵，我们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再租一艘摩托艇。施诺勒的团队搭乘一艘船，普林斯卢搭乘另一艘。我在两艘船之间换来换去，首先跟着普林斯卢。

在没有和海豚、鲸鱼一起下潜的空当里，我们停下马达，从船边跳入水里，开始自由潜水。普林斯卢带来了她的训练浮标和绳索，提议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自由潜水的深度训练。

“你想潜多深？”她盘腿坐在船头，问我说。“五十英尺？”还没等我回答，她就抓过面镜和脚蹼，跳到水里，将浮标带到十几英尺外。我把装备穿戴好，跟了过去。今天的海水清澈无瑕，能见度大概可以纵深到两百英尺的地方。在更深的地方，海水也不像“四十英寻洞穴”那样黑暗、那样令人惶恐，而是蓝得发紫。我透过面镜，看着普林斯卢将一条配重带拴在绳索的尾端，然后将它沉入水中。从我漂浮的地方看过去，它就像是延时摄影中，一棵树逐渐生长延伸的树根。

马歇尔也穿戴妥当，游到普林斯卢旁边；他们一起深呼吸，然后步调一致地沿着绳子潜了下去。我开始进行下潜前的准备呼吸——“吸气一，屏气二，呼气十，屏气二”——然后闭上眼睛，试着平缓思绪，放松身体。我把精力集中在静态闭气上，这是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练习的，而且我努力回想，憋气三分钟对我来说是多么容易，那么下潜到五十英尺的深度，到达绳子末端再回来，仅仅需要憋气一分钟，又将是多么容易。

这是一大堆脑海中的自言自语，但是所有的教练都告诉我说，这种自我鼓励是必要的。我必须说服我自己，这次下潜是轻松的、愉快的。就如同威廉·特鲁布里奇所说的，自由潜水是一项心理的运动。

因为进行了太多粗重的呼吸，几分钟后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觉得有些头重脚轻，而且我感到强烈的眩晕。在绳子的末端，普林斯卢和马歇尔两人细小的身影绕着圈游动着，看起来仿佛是高高地飘在晴朗无云的空中。无论怎么看，这幅景象都好像是水上世界的镜像。那里没有任何其他参照物——水下动物、海床、船底，能够帮我作出相反的判断。好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方向错乱的感觉。我放松下来，去适应周围的一切。

吸气一，屏气二，呼气十，屏气二……

我开始最后十次的呼吸。我的思绪回转到在开普敦和普林斯卢一同练习的时候。我们和其他四个学生来到一个淡水采石场湖，练习深度下潜。当目标深度超过二十英尺时，我又一次陷入困境。在痛苦地试图下潜三十英尺之后，我重新回到水面上，这时，普林斯卢从浮标的另一侧游了过来，建议我在下次下潜、也是那天最深的一次下潜时，试着闭上双眼。她说，这是一次关于信任的练习。我需要信任她，我也需要信任我自己。我心里认为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建议，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什么都没说。我吸气，眯起眼睛，然后潜了下去。一分钟之后我回到水面，并且完成了我所尝试过的最深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舒适的一次下潜。我下潜到了四十英尺的深度，而且没有感到一丝不适。

现在，我向下注视着茫茫一片的蓝色海水，看着普林斯卢和马歇尔悬浮在下方六层楼深度的地方，我试图回想起来，闭着眼睛潜水是什么感觉。然后我最后吸了一口气，开始下潜。

我用左手拉着绳子，向下移动着，同时用右手捏住鼻子，从腹腔向上抽取一股空气，挤压到脑袋里，然后闭着嘴，用会厌封住喉咙，咳出“T”的一声。我把封闭在嘴里的空气从口腔后方冲击到鼻腔里。这是我第一次在深潜时尝试法兰佐平衡法。它准确无误地奏效了。拉了几下绳子之后，我已经下潜超过二十英尺，而且还在迅速地下沉。

我下潜得越深，拉动就变得越容易。我可以松开紧握的手掌，只用每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来拉着绳子。过了片刻，我彻底放开了手。我没有踢动脚蹼，也没有拉扯绳子，但是我继续沉向下方。我到达了中性浮力的零重力状态。大门打开了。我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做出跳伞运动员的姿势，预备着坠入更深的水域。

首先，身上的湿式马甲变紧了。我的胸部像是被热缩塑料紧紧包裹着。肺部提到了嗓子眼，胃部轻微地塌陷下去。这是深海的压力作用在我体表的结果；它也同样作用于我的身体内部，像一个黑洞一样，吸吮着我的身体向内塌陷。

我在水面上吸入的那一大口空气消失无踪了。我没有呼出来。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憋着气。但是现在它被压缩到一半的体积，所以向内拉扯着肺部的软组织和我的喉部。这个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感觉出人意料的温暖，好像有人扔过一条毯子，将我包裹起来。这是末梢血管收缩的感觉，是我的血液从胳膊、双腿、双手和双脚流向身体核心的感觉。

我刚刚开启了“生命总开关”。

几个月前，在希腊时，我问一位竞技自由潜水员，深潜的时候身体要承担每平方英寸几百磅的压力，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她的回答让我震惊，听起来神乎其神：她说感觉就像是海洋拥抱着她。然而，这正是对这种感觉恰如其分的描述，是来自这颗星球上最大水体的热情拥抱。

我向下滑得更深。我能感觉到耳朵中的压力在不断累积，而且比我之前所经历的都要疼痛。我捏住鼻子想要平衡，但是没成功。我困在口鼻里的气体，就和身体其他部分中的一样，已经在体积上缩减了一半。现在我觉得两肺已经空空荡荡了，但是在我跟随泰德·哈迪训练时，已经了解到，这不过是一种错觉。我的肺里还能够提取出足够的空气。

虽然我松开了绳子，但是我一直没有漂远，于是我再次用左手抓住它，停止下潜，然后向上浮起几英尺，让口鼻中的空气重新膨胀一些，来舒缓耳朵的疼痛。我再次捏住鼻子，又从肺中吸了一股气到脑袋中，然后将它在鼻子和耳朵之间鼓动着。随着一声听得到的吱吱声，然后是“啵”的一声，耳朵重新打开了。我的左手松开绳子，然后踢动脚蹼，再次开始下潜，坠入更深的水中。

绳子末端的配重带一点点滑过我的躯体——我的胸腔、腿部、双脚，然后是脚蹼。我下沉的速度几乎相当于一片羽毛在空中飘坠。在我前方，再也没有什么绳子了。所有的方向都呈现出同样的霓虹蓝，亘古不灭。

我心中的一部分想要继续下潜，继续探索这个陌生的空间。我感觉不到抽搐开始的征兆，没有迫切呼吸的欲望，没有寒冷，甚至没有一点强烈的身处水下的感觉。但是我知道，这是竞技自由潜水的诱惑在对我细语——它说，潜得更深吧。然而，这不是我想要到这儿来掌握的那种自由潜水。

我抱住膝盖，蜷成一团，摆动右侧的脚蹼，就像慢动作的翻筋斗一样，转动着身体。世界上下颠倒了，我在水面上感觉到的眩晕又出现了。

现在我仿佛不再漂浮在绳子的末端，而是悬浮在上空，正准备坠下地面。我踢动脚蹼，向上游了几英尺，右手抓住配重带，然后在那儿悬吊了一会儿。

最初的几下拉扯需要一些力气——二十万磅海水的力量挤压着我，试图把我扯向深海。我使劲地拽了几下绳子，用力踢了几次脚蹼，然后重新回到零重力区间里。到这儿拉拽绳子就明显轻松多了。在深处时，从我肺部和头部消失的空气，又奇迹般地回来了。就好像有一只气泵给我的胸腔充了气。在上升过程中没有必要去平衡耳压，头部不断膨胀的空气自动完成了这个步骤  [22]  。而且我可以用自己想要的速度尽快地上升。我的身体，就像所有人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身体一样，演化出在深潜过程中处理氧气和氮气交换的能力  [23]  ——“生命总开关”触发的一种反应。

现在我用两只手拽着绳子，用更大的力气踢动脚蹼。刚刚将我拉向深海的隐形巨手，现在开始将我托向水面。我上升的速度是下潜的两倍。我回到了正浮力的区间内。

在靠近绳子顶端的地方，我向天空望去，看到了水面反射出来的粼粼波光，浮标和船底现在不到二十英尺远了。肺里的空气又膨胀了三分之一。感觉像是有什么活着的东西想要钻出去。我张开嘴，放松了喉部的会厌，一股小气泡云朵般从嘴里蒸腾而出。过了几秒，我的头冲破水面，回到大气层中，我喷出口中的海水，吸入新鲜的空气，在上午镁光灯般明亮的阳光中眨着眼睛。

没有脸部充血的感觉；没有胃部的战栗；没有吸入空气的渴求；没有疼痛的耳朵、抽动的头痛，或者是眩晕的迷醉感。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马歇尔和普林斯卢就漂浮在我旁边几英尺的地方。普林斯卢看着我完成了全部下潜。她什么都没有说。她没有祝贺我，也没问我潜了多深。她甚至没有承认，她一直在观察我。这里不需要自吹自擂，也不需要给裁判留下深刻印象。这不是一场竞赛。

我们三个什么都没有说，深深吸了口气，翻转身体，然后一起重新下坠，继续穿越通向深海的大门。

注释

1　常见的闭气训练时间表包括两种，一种是为了提高对高二氧化碳浓度的耐受力，固定闭气时间，不断缩短间隔休息时间；一种是为了提升对低氧气浓度的耐受力，有更为充分的间隔休息时间，但是不断增长闭气时间。如果对二氧化碳的耐受力不断提高，但是没有相匹配的低氧耐受力，就容易出现还能忍受闭气状态，但是脑部已经缺氧，因此引发昏迷的情况。文中的方法相当于合二为一了。——译者注

2　法兰佐平衡法有两个重点，一是关闭会厌；二是将软腭保持在中间位置，也就是鼻咽和口咽连通的状态。这样才能在弹动舌头时，不断地推动气体从口咽进入鼻咽，进行平衡。不断发出短促的声音，是练习会厌的方法。但是呼气、叹息等，应该是练习软腭的方法。——译者注

3　当地人习惯微微摇摆头部，表示肯定，或是一种习惯性的应答。类似于印度人的习惯。——译者注

4　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1882年7月22日——1967年5月15日），美国画家，以描绘寂寥的美国当代生活风景闻名。——译者注

5　又称泰米尔猛虎组织、猛虎组织，是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是猛虎组织最常用的暴力手段。——编者注

6　根据维基百科描述，抹香鲸虽然有两个鼻孔，但只有左侧鼻孔畅通，用来呼吸；而右侧的鼻孔则天生阻塞。所以抹香鲸在浮出水面呼吸时，总是身躯偏右，水雾柱以约45°角向左前方喷出。——译者注

7　声学领域中，分贝的定义是声源功率与基准声功率比值的对数乘10的数值。用于形容声音的响度。当我们计算在气体介质中传播的声音时，采用的标准值是20μPa，大致相当于3米外的一只蚊子在飞。当计算通过水下等液体介质传播的声音时，就要采用不同的标准值，这意味着，有同样分贝的空气中的声音和水下的声音，它们各自代表的声压强度是不一样的。——译者注

8　根据网上的录音来听，很像是三次叩击声，故翻译为“叩击音”。——译者注

9　1微秒是百万分之一秒。——译者注

10　对于英语中有多少个音素，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也有说44个的，也有说难以确定的（与不同的英语口音也有关系）。——译者注

11　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达碑，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原本是一块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诏书的石碑。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由于这块石碑刻有三种不同语言版本，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的意义与结构，这块石碑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译者注

12　美国休闲时尚服装品牌。——编者注

13　维基百科中显示的他的年龄是19岁，供参考。——译者注

14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洋深处》讲述了“艾塞克斯”号遭遇的真实海难，由郎·霍华德导演，《雷神》男一号克里斯·海姆斯沃斯饰演捕鲸船大副，已于2015年上映。——译者注

15　然而，日本、韩国等国家以所谓“科学研究”为名，仍在进行捕鲸。——原文注

16　ppm，百万分率，如1公斤的物质中有1毫克的某物质，某物质的含量为1ppm。——译者注

17　超级基金（Superfund）来于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案，又称为《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是美国为解决危险物质泄漏的治理及其费用负担而制定的法律。超级基金来源于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以及联邦财政，主要用于治理全国范围内的闲置不用或被抛弃的危险废物处理场，并对危险物品泄漏做出紧急反应。——译者注

18　功能性灭绝，是指该物种因其生存环境被破坏，数量非常稀少，以致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丧失了维持繁殖的能力，甚至丧失了维持生存的能力。——译者注

19　大概是指2011年，渔民报告发现三只疑似白鱀豚。——译者注

20　1码约合0.9144米。——编者注

21　从地图上来看，亚速尔群岛到葡萄牙和到非洲的距离相差不多，从方位上看更接近葡萄牙的西侧海域。——译者注

22　下潜的时候因为外界水压大于体内，所以需要不断通过咽鼓管加压；在自由潜上升的过程中，不存在鼓气来平衡耳压的必要。——译者注

23　这不是我们身体的一种特有能力，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并不能很好地处理氮气。这也不是“生命总开关”能够激发的反应。只能说，在进行了深度不大、累积时间不长的自由潜水之后，上升过程中不存在快速返回水面会爆肺，或罹患减压病的担忧（与水肺潜水不同）。——译者注

下潜35,850英尺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变成海底的软泥。首先你要死去并被吃掉，然后被排泄出来，之后由另一个有机体吃掉这些排泄物，然后还得再有其他的动物吃掉刚刚吃了排泄物的有机体，以此类推。这个循环周而复始，直到你被分解成数百万个微小的颗粒，像群星一样撒遍这世界的各个大洋中。此后，你大概还要经历一千多年，才能够变成软泥。

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或许这些细微颗粒中的某一个会离开食物链循环，被拽入更深的水域。在下降的时候，你会被浮游生物环绕，并被它们降解成更小的颗粒。几天之后，当这些浮游生物死亡时，你所剩下的最后一小部分——也许就是一团分子——会留存在浮游生物细微的残骸内，随着它一起漂向深海。它将加入其他亿万个细微残骸的队伍，变成一场永不终结的碎屑的暴风雪，飘飘洒洒地沉入深海。

在到达一万英尺之前，这些颗粒大部分会被再次循环。只有百分之一会到达两万英尺以下的海底，这是一个幽暗深邃、令人生畏的深度，因此科学家将它命名为超深渊带（hadal zone），这一名称来源于希腊语中的冥府（Hades），也就是地狱。

现在到了艰难的环节。要想变成软泥，你身体最终残留的这些细微颗粒必须沉淀在深海的海底，不被扰动，经历数百年、数千年，或者是数百万年的固化。

这种微生物残骸构成的软泥覆盖了海底一半以上的面积。在几十亿年前，当我们的星球被海洋覆盖时，软泥便包裹着后来成为陆地的地方。看看你的周围，无论在哪儿都可以看到它遗留的痕迹。

吉萨金字塔  [1]  是使用石灰石搭建的，这是一种由软泥构成的沉积岩。伦敦的国会大厦和纽约的帝国大厦也是使用石灰石建造的。你家门外的混凝土人行道也是软泥铺成的。很可能今天早晨你用软泥刷了牙。（牙膏中的白色物体是由一种白色粉末状的化合物——碳酸钙制成的，自然界中的碳酸钙有一部分就来自于远古时期浮游生物的骸骨。）或许你们当中有人正在电子书上读着这段话，支持电子书运行的电脑芯片中含有硅，它同样来自数百万年前沉积到海底、后来成为软泥的含硅的微型贝壳。我们的世界就建立在显微级别的生物骨架之上。

道格·巴特利特身形瘦长，戴着圆形的眼镜，目光和善，他对软泥了若指掌。刚刚他指给我一些加压的不锈钢试管，其中就保存着海水中的软泥样本。巴特利特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一位海洋微生物学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他一直在研究软泥，并且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来收集样本。

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在走廊尽头有一间冷藏室。我们来到一个储藏柜前，里面放着数十只试管，其中保存的是来自于世界最深的若干海洋的海水样本。终有一天，这些试管中的浮游生物和微生物将会变成软泥。每只试管都被保存在和样本原有深度一致的压力环境中，其中某些压力高达每平方英寸一万五千磅。这样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就可以研究在自然环境下、处于原始状态的微生物，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微生物培养，就像发酵深海中的酸奶类物质一样。

“我们就像是天文学家，仰望着浩渺夜空中数以百万的群星。”巴特利特说道，“只不过我们用的不是望远镜，而是显微镜，看到的是几十亿的微生物形式。”他告诉我说，在微生物间的生物多样性超过了其他任何生命形式，而在星球上所有环境中，深海孕育了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微生物。通过研究这些微生物，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试图挖掘几十亿年前地球的成因，这颗星球上的生命从哪里起源，或许还有，某一天这些生命都将去向何方。

这些本来就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答案所在的地点让解答的过程难上加难：水下两万到三万五千八百一十四英尺深处。这是超深渊带所涵盖的深度，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洋疆域，也是巴特利特获取最有价值的样本的地方。为了到达这一深度，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打造了两辆无人驾驶的自动装置，称为着陆器，他们把着陆器投放到海底，将海水吸入加压舱内进行样本收集，或许还会捎带捕获一些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动物。将着陆器沉入深海中相对容易一些。你只需要把它投入水中，重力就会完成后续的工作。但是想要回收着陆器，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和遥控潜水器、潜海球，以及其他深海探索装置不同，着陆器并没有连接在补给船上，它们自身也没有动力装置。它们使用的是一种近乎原始的系统：配重和气舱。

在巴特利特办公室外面，工程师们正在准备着陆器的下一次航行，它的下部附有五十磅的配重底座，用来将它拖曳到海底。当着陆器到达大洋底部时，工程师们会通过甲板上的一个箱子（基本上是一种声呐装置）发射声音信号，控制着陆器将海水吸入加压容器舱。巴特利特要等着陆器被回收到船上之后，才能知道它是否确实到达了海底，采集了什么样本。之前，这些自动装置都是在盲目中行驶。

采样进行大约一小时之后，工程师们会发出信号，指示着陆器解除配重底座，它就可以重新浮出水面。固定在着陆器侧面的无线电发射器会向回收船发送所在方位的坐标。工作人员驾船前往坐标附近的海域，在海中进行搜索。如果着陆器在夜间回到水面，它自带的闪光浮标可以帮助人们确认方位。

然而，这只是设想中的工作步骤。着陆器研究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科学领域，只有几位研究人员在超深渊带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方法。而且常常事与愿违。在过去十年巴特利特采集样本的过程中，他遭遇过着陆器破损、失灵、失踪的状况——有时候几种状况同时发生。

令超深渊带研究雪上加霜的另一个事实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洋通常都距离陆地数百英里，在某个遥远国度的外海上。漂洋过海，将装满成千磅仪器的集装箱运输到关岛或者墨西哥的某个破败的港口（这种事巴特利特做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本身就是物流上的梦魇，而且价格不菲。然后就是研究人员们在海上航行、前往深海水域的日子了，需要花费数千美元来购买燃料、租赁船只。

综上所述，你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只有为数甚少的科学家在进行超深渊带的研究，而且其中绝对没有自由研究者。没有哪个民间科学家付得起这笔钱。大多数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付不起。巴特利特是世界上最具声望、最受尊敬的深海微生物学家之一，他所工作的海洋研究所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研究机构之一。然而，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每年大概只能到海上“实验室”去做一次研究，这还是比较幸运的。

六个月前，我领教了一下进行超深渊带研究的艰难。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巴特利特提到，他有兴趣再次前往赛琳娜海渊，这个海底凹陷位于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中，深度超过三万五千英尺。巴特利特建议我和他们一起去。他提议由我来组织这次行程。我们拟定了夏天的几个日期，然后我开始四处打电话。

巴特利特说，赛琳娜海渊的便利条件在于，它位于北太平洋岛屿关岛以南，距离陆地“只有”九十英里，而我们从加利福尼亚飞到关岛，也“只”需要二十五小时。我很快就意识到什么是不利条件了，关岛是美国的领地，这就意味着，所有停靠在这里的船只都必须遵循美国的航海法规。因此，想要租用一艘研究船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周之内，我迅速累积了数量可观的长途电话账单。我给关岛所有的海港管理人员和游艇俱乐部打电话，想要找到一艘船，可以合法地带我们航行考察。

大多数有足够空间、能够容纳着陆器和我们五人团队的渔船，没有足够的燃料容量或者是住处；少部分条件允许的，又受到美国法律禁止，不得搭载平民离开海岸线二十五英里以外。类似于拖船等商业船只，既满足上述条件，也有出海许可，但是都贵得令人发指。一位船长的报价是两天八万美元——几乎是巴特利特预算的十倍。

经过了几个月山穷水尽的探询，我最终联系上一位急性子——诺曼。诺曼住在关岛以北一百英里左右的塞班岛，管理着一艘五十英尺长的拖网渔船，名字叫作“超级绿宝石”。诺曼不需要遵守关岛船长们需要遵守的那些条例，或者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我只需要汇给他几千美元的订金，他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然而他事先也提出了警告：“超级绿宝石”的状况非常糟——船身已经风化，伤痕累累，船上没有冷藏设备，没有做饭的地方，没有椅子，也没有床。我们得睡在光秃秃的钢铁地板上，还得自带铺盖用的毯子和毛巾。每顿饭都是凉的，吃饭时我们得围着一个破旧的车载冷藏箱，盘腿坐在厕所对面。“所有设施只是非常基本的。”在电话线的杂音中，诺曼对我说，不过他向我保证，“超级绿宝石”能够完成这次航行。每天只需要三千五百美元，这已经相对便宜了。我当时就订下了这艘船。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出发三周之前，巴特利特在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突然退出了。我后来听说他在三年前前往赛琳娜海渊考察时，曾经搭乘过“超级绿宝石”号。（传言说，他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足这艘船一步。）如果没有工程师，我们就不能操控着陆器；没有着陆器，我们就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登上那艘船了。

巴特利特又雇用了一位工程师，转瞬之间，事情又出现了转机。我重新预定了九月份的考察。八月份是北太平洋的台风季，是非常不适合出海的月份，然而冬天的天气更糟。如果我们今年想要前往赛琳娜海渊，就必须接受这个风险。但就在我们出发之前几周，我收到巴特利特的电子邮件，解释说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经费用光了。他说，行程被取消了，这一次，是永远取消了。

经历了这些，一个月之后的事情真可以说是峰回路转。世界上最先进的深海勘探船——“鹦鹉螺”号的工作人员，邀请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一同前往波多黎各海沟，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

波多黎各海沟是大西洋最深的部分，这条五百英里长的水下峡谷，自东向西，从海地蜿蜒到小安的列斯群岛，最深达到两万八千七百英尺。因为普通民众搭乘“鹦鹉螺”号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我无法全程跟随巴特利特沿着海沟进行十天的考察。权宜之计是，我要另租一艘船，离开港口航行三个小时，前往波多黎各西北海岸线以外四十英里的海域，海沟上一个叫作“莫诺裂谷”的地方。在那里，我将和巴特利特以及“鹦鹉螺”号的船员们会合，观看着陆器的投放和回收，和他们一起待一天，然后返回陆地。

这当然不是理想中的最佳方案。但是在我花费了大半年时间进行种种尝试之后，这已经是我力所能及的、最近距离见证超深渊带研究的机会了。

设想你面对一幅三维地图（那种可以让你观看并且触摸到高度变化的立体地图），看着世界最高的若干山峰。你会注意到那些遍布各个大洲的山脉和高峰：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非洲东海岸的乞力马扎罗山、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阿拉斯加山脉的麦金利山，等等。现在，设想将这幅地图上下颠倒过来，从下面打量这些高山。你会看到，这些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忽然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深的海沟。这正是大洋深处的景象，散布于海底的幽深海沟，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超深渊带。

就和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一样，超深渊带海沟也遍布全球，彼此之间相隔数百英里，有时候甚至是数千英里。换句话说，超深渊带不是一个连续的区域。这些彼此远离的海沟所拥有的共性，也是能够将它们归类为一个独立海洋带的特征，就是它们的深度全部在两万英尺到三万五千八百五十英尺之间。

在这个范围内，环境压力大约是海面上的六百到一千零五十倍  [2]  。如果你能够游到那里——当然你其实做不到——感受到的压力大约相当于将埃菲尔铁塔顶在头上。还有那儿的温度，大概刚刚过冰点。当然，那里没有光，即使是氧气，供给量也是极其有限的。

虽然构建生命的几项标准配置——阳光、氧气、热量在这些水域中都不复存在，然而，生命依然存在。

在二〇一一年，巴特利特和一群研究人员向赛琳娜海渊大约三万五千英尺的深度投放了一架着陆器，上面配有照明设备和摄像机。他们预想将会看到一些深海虾类，或许还有些石头和软泥。而实际上他们发现的，是一群巨型阿米巴虫，单个大小相当于一个大号的成年人的拳头。它们将自己固定在海底，每个都被褶皱的荷叶边一样的附属物包裹着，看起来就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燕尾服衬衫的褶边。

这些生物叫作Xenophyophora  [3]  ，单个宽度超过四英尺，然而每个都是单独的一个细胞。这种生物没有大脑和神经系统，但是它们可以四处移动，以百万年来沉积下来的残骸为食，看起来丝毫没有被身上每平方英尺一万五千磅的巨大压力所影响。视频播放到一半，一只水母悠闲地游了过去，让这幅画面变得更加奇异——这是曾被摄像机拍到的生活在最深海域的水母。

在世界最深的海洋中，巴特利特发现了世界上体形最大的单细胞生物。

一年之后，二〇一二年，来自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一群超深渊带研究人员，来到了新西兰附近的克马德克海沟，这是世界第二深的海沟，他们将金属捕捞装置投放到水下两万两千英尺深。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将装置拉回水面，里面有一只家猫大小的白化虾。

二〇〇八年，也是同一个研究组，在两万五千英尺的深度以下，发现了若干群体长一英尺左右的鱼，叫作狮子鱼  [4]  。狮子鱼的鱼鳍形状和鸟的翅膀类似，它们没有眼睛，而是靠头部的震动感应器官来寻找方向。

直到不久前，科学家们还认为超深渊带是一片荒漠。深居其中的极少数动物应当是胶质的、瘦小的、不活跃的，就像比它们稍浅一些的水域中的生物一样。但是狮子鱼体形肥大，看起来喜气洋洋，沿着海底轻快地游动着，彼此交流互动，就像它们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

没有人期望会在这一深度发现如此蓬勃的生命，因为没有人曾经观察过。巴特利特和阿伯丁大学所使用的技术都是最先进的，每一个着陆器都是为了某一项具体任务而特殊设计打造的。

在我写这段话时，科学家们在超深渊带已经发现了至少七百种独特的动物。据估算，这些动物中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六是超深渊带水域所特有的，也就意味着，它们很可能不会生活在海洋中的其他水域。而且，这些特有的动物中，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存在于其他海域的超深渊带中。

这些发现表明，海下每一个超深渊带区域或许都有它与众不同的生命形式。而且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间，这些生命形式都走过了自己独特的进化历程。

这就好比是另一个加拉帕戈斯群岛  [5]  ，它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割裂开来，被深埋在五英里深的漆黑海洋中，以令人惊叹的方式演化出全新的生命形式。它们已经在那里静候了千百万年，等着我们投下第一缕光。

只有通过更为广泛的深海研究，才能证明或者证伪这个多世界理论。可悲的是，没有很多人想要打探这个世界。除了巴特利特和阿伯丁大学的研究团队之外，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人员——巴特利特真的是用一只手把他们数了过来——有资源，也有兴趣，来探索水下两万英尺深处的生命。

时至今日，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超深渊带依旧是人类调查的最为匮乏的栖息地之一。

距离我包船和巴特利特会合的日子还有两天，我来到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老城区码头，准备登上“鹦鹉螺”号，参加它出海前的媒体参观。甲板上繁忙嘈杂：晒黑了的男人们穿着蓝色衬衫，戴着配套的蓝色棒球帽，四下奔走忙碌着。一位工程师穿着油腻腻的工装裤，正在调整一架巨大的、看不出是什么的设备。甲板上一位工作人员把一条蟒蛇粗细的绳子盘成一个完美的圆盘。

带我们进行参观的是一位壮硕的海洋学家、来自罗得岛大学的德怀特·科尔曼，他是这次波多黎各海沟考察项目的负责人。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和科尔曼一直保持着电子邮件往来，商定了我和“鹦鹉螺”号在距离码头七十英里（也就是约六十海里  [6]  ）的莫诺裂谷会合的细节。

到目前为止，这次航程似乎和之前夭折的赛琳娜海渊之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数周前预订的船只的船长临阵退缩了。他说海上风浪太大，前往莫诺裂谷的航行太过危险，而他的船只体量太小。我也曾经想过不如彻底放弃，不过，就在昨天晚上，我找到了另一艘船，船长同意带我前往指定的地点，只是价格攀升到一千两百美元。

这可是一大笔钱，但是我已经飞了十个小时来到波多黎各，也明白这大概是我亲眼目睹超深渊带研究的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我还是订了他的船。

不过现在有另一个问题，我有好多天没收到巴特利特的消息了，而且在登上“鹦鹉螺”号二十分钟后，我还没在船上看到他的身影。最后我忍不住问科尔曼，巴特利特在哪儿。

“巴特利特？对不起，船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科尔曼说道。他向后仰着头，陷入深思之中。“你说他的名字是道格？道格·巴特利特？”

在“鹦鹉螺”号上有十一位维护人员，三十一位科学家和研究助理。巴特利特是这次考察的首席专家之一。科尔曼当然应该认识他。但事实并非如此。

后来证明，科尔曼的确不可能认识他——因为巴特利特没有登上“鹦鹉螺”号。他从头到尾都没出现。（我后来才知道，他有教学任务，无法脱身。）不过他派来了两位研究员。科尔曼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团队依旧希望和我在莫诺裂谷会合，也会尽己所能去满足我的计划安排。这算是一种安慰，但也起不到太大的效果。毕竟，我飞越了三千五百英里来采访和观察的科学家缺席了。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超深渊带之旅已经走向失败，就像我在过去一年中所作的那些尝试与努力一样。

媒体参观开始了。科尔曼带着我和四位当地记者走上舷梯，来到“鹦鹉螺”号的后甲板上。我们首先在一大团杂乱的钢铁结构前停了下来，它的大小和形状都有点像一辆撞成废铁的小汽车，大约有五英尺见方。这就是船上两架遥控潜水器之一——“大力神”号。当“鹦鹉螺”号沿着波多黎各海沟航行时，工程师们会将“大力神”号投入海底。它的前部将探伸出一只面目可怖的机械手臂，三英尺长，用来抓取物体并放置在回收舱里，以供稍后进行研究。在这个大家伙的周围装备着若干台高清摄像机，可以通过几千英尺长的电缆将信号回传到“鹦鹉螺”号的控制室里。控制室位于观测甲板的第二层，也是我们的下一站。

“这就是许多工作开展进行的地方。”科尔曼说道。他带领我们走进一间漆黑狭小，大概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满满当当地塞着各种仪器。我们面前是十一台巨大的电脑显示器，上面播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的视频，都是这些年间“大力神”号通过摄像机所捕捉到的画面。在显示器下方有四个键盘、三部操纵杆、三把椅子、一个秒数不断跳动的巨大液晶闹钟，还有两位面色苍白的工程师，他们负责这儿的运行。在工程师们的左手边是另一个工作区，有九台显示器、几个键盘、操纵杆、椅子，还有一个面色更苍白的人。在遥控潜水器运行的过程中，工程师们轮流值班，每四小时换一次岗。他们就待在这个狭小的洞穴里，远离新鲜空气和阳光，有时这种考察最多可以持续若干个星期。“真是令人筋疲力尽。”一位工程师说道。他笑了一下，然后重新退回到黑暗的角落里。

科尔曼说，和其他深海考察船相比，这间控制室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拥有船载卫星系统，因此“鹦鹉螺”号可以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向外传送高清音频和视频。在考察过程中，他们的网站NautilusLive.org会连续播放遥控潜水器从海底拍摄到的画面，以及控制室里工程师们的对话，一天二十四小时现场直播，毫无保留。

“我们在控制室里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你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和听到。”科尔曼说。我想象了一下，大概其中会包括缺乏睡眠引发的抱怨，还有人们的惊呼，“天啊，你看到那个了吗？”

我们继续参观了“鹦鹉螺”号的寝室、实验室、健身房（看起来从来没人用过），还有厨房。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了甲板上。参观结束了。在我离开之前，我和科尔曼握手，对他说，我希望在两天后和他重逢。

“希望如此。”他说道，然后转过身，带着我们走下舷梯，为下一组参观团体让路。

杰克·科利斯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道格·巴特利特，他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海洋地质学家，是深海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一九七七年，科利斯在厄瓜多尔海域租用了一艘考察船，在海上航行了两百英里，来到加拉帕戈斯海沟上方。他对海底进行了拖网式调查，希望能够找到海底热液喷口——这种地质结构相当于水下的间歇泉，喷射出来自熔融的地球内部的岩浆和富含化学物质的高温地下水。科利斯认为海底热液喷口是存在的，但他从来没有证实过。从来没有人证实过。科利斯想要拔得头筹，他有一种预感，加拉帕戈斯海沟就是理想的探索地点。

事实上，想要找到热液喷口并不容易。喷口沿着板块运动构造的深海山脉散落分布。这些山脉在水下绵延的总长度超过四万六千英里，其中可能蕴涵着数不胜数的热液喷口，有时候它们彼此相距不远，有时候可能相隔数百英里。

在科利斯来到海沟上方的第一天早晨，工作人员将遥控潜水器“安格斯”号降入水中，准备进行第一次下潜。缠绕的钢缆从甲板上不断延伸下去，潜水器越潜越深，这时科利斯走到观测甲板上。他注视着监测屏幕，看着“安格斯”号渐渐沉下，一千英尺、两千英尺、三千英尺。到了大约八千英尺左右的深度，温度计读数急遽上升——这是个好兆头。在水下那么深的地方出现了热水，意味着附近很可能存在一个热液喷口。

船上遥控“安格斯”号的工程师激活了安装在潜水器上的照相机，拍摄了一组照片。然后他们将“安格斯”号拖回到甲板上，从水下相机中取出胶片，在简易的暗房中冲洗出来。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不仅仅揭示了活跃的海底热液喷口的存在，同时还展现出那里的螃蟹、蚌类和龙虾。在热度足以熔化铅块（七百五十华氏度）的海水中不仅存在着生命，而且数量众多，繁荣昌盛。因为在这一深度存在着巨大的压力，所以高温的海水不会像在陆地上的沸点温度下变成蒸汽。他们发现了一个存在着生命的深海高压锅。不久之后，伍兹霍尔海洋研究中心的深海潜艇“阿尔文”号来到了现场。两个驾驶员钻进狭小的潜艇中，沉入深海，追寻着“安格斯”号的坐标来到了热液喷口。恰好就在他们到达八千英尺的时候，温度计的度数升高了。他们透过舷窗看出去，小心翼翼地驶向一片涌出地表的蒸汽和白花花的灼热的石头。

“按理说，深海不应该是一片荒漠吗？”一位驾驶员对着连接到上方补给船上的麦克风问道。

“没错。”一位工作人员答道。

“好吧，”驾驶员说，“但这儿全都是动物。”

在“阿尔文”号前方有长得像虾一样的生物，白化的螃蟹、龙虾、鱼、海葵，还有双壳类。有一种未知品种的蠕虫，一英尺长，长着糖果棒一样的条纹，随着海流摇摆起伏，就像是田野中的麦子。科利斯将这个地方称为伊甸园。

回到岸上，科学家们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听取了报告。不过，谁能责怪他们呢？

在一九七七年之前，人们都相信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阳光。树木和其他植物需要阳光的能量，才能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生长力。动物们吃掉树木等植物。即使是从来没有见到过阳光的微生物，无论它们深居在地表之下，或者是生活在水下数千英尺深处，也同样依赖上方那些依靠太阳的能量创造出来的营养物质。但是，这些动物不是。科利斯和他的同事们所邂逅的不仅仅是几个新物种，而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它是依靠化学物质来提供能量的。科学家们将它称为化能合成生物。

伊甸园将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化能合成生物的存在引发了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事实证明，热液喷口只是一个临时家园。旧的喷口会消亡，新的喷口会忽然爆发。化能合成生物需要化学物质和热水才能生存。有一些动物，比如虾，可以同时适应光合作用和化能合成的环境，但是另一些热液生物则不能，比如贻贝。（贻贝几乎从不移动，显然它们也不可能穿越几百或者上千英里，到下一个海沟去寻找另一个热液喷口。那样它们早就死在路上了。）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贻贝、螃蟹、管状蠕虫，还有其他的热液生命，都不断地出现在每一个新发现的热液喷口群落里。研究人员推测，在世界各个大洋的海底，大概分布着数百个热液喷口，它们中大多数都是未被发现的。但是，即使只凭借到目前为止数量有限的勘测，科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六百种新的化能合成生物。

不仅仅只有超深渊带孕育了独特的动物和微生物，热液喷口也是如此。海洋仿佛是数以百计，或者是数以千计的微型生物的家园，它们与世隔绝，蕴涵着我们不曾听闻的生命。

科学家们发现，环境越是不友好，似乎就越有可能出现繁盛的生命。比如说，在热液喷口附近生活的生物，比旁边没有被加热的水域繁盛了十万倍。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在幽深的水下王国，从一万三千尺到三万五千尺深的水域中，蕴涵了最大的动物群落、数量最多的生物个体，以及最为广博的生物多样性。这不仅仅是和海中其他水域相比，也是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相比。

这一切生命从何而来呢？

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起源于热液喷口之中。或许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起源于阳光照耀的表层，而是源于世界上最深的大洋底，那些沸腾的有毒海水中。

在我计划前往莫诺裂谷和“鹦鹉螺”号会合的前一天，悲剧骤然降临，再次上演。我租的第二艘船也退出了。船长说马达出了些问题，也可能是卫星定位系统损坏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他的英语没比我的西班牙语好到哪儿去，并且手机的信号很不稳定，我基本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除了确定他说，行程取消了。没有船，我也束手无策，就只能在陆地上报道巴特利特的着陆器的投放和回收——特别是，我还得待在圣胡安闷热的酒店房间里，通过笔记本电脑，观看NautilusLive.org的直播视频。这些都让我觉得索然无味。不过也没有多么出人意料。

因此我来到波多黎各时，还有个备选计划。

二○一二年，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参与深海研究。毕竟，我所描述的是人类和海洋之间的联系，如果我没有亲眼目睹或是亲身体验那种联系，就好像是缺乏诚意、大错特错的。然而，想要参与在所有不同深度中进行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并不能真实地看到或者触碰到一万英尺深的海水，但是，当栖居在那里的奇妙动物来到更容易到达的上层水域时，至少我可以看到它们。而且我确实看到了，我的运气足够好，可以和它们一起潜水，感受到它们用力透筋骨的回声定位打探着我。

但超深渊带是个例外。没有哪一个生活在超深渊带的动物会来到水面，它们中许多甚至不会来到一万英尺的深度以内。有几艘潜水艇能够下潜到两万英尺以下，不过我没有机会搭乘其中的任何一艘。  [7]  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想要以某种方式亲身感受超深渊带。波多黎各海沟最深可达两万八千七百英尺，从水面向下看，就相当于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脚仰望顶峰一般（它的高度是两万九千英尺）。我想要感受那种深渊的存在，想要看看它们到底什么样子。我需要有人带我到那里去。

我来圣胡安的几个礼拜之前，曾经打了一圈电话，找到了一艘大型渔船的船长。他可以带我完成短途航行，在海上开出二十五英里，前往海沟的边缘。他叫何塞，已经八十一岁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何塞船长将我的计划称为“独一无二”。他同意带我出海，作为交换，我要帮他动笔写回忆录。我同时也需要支付燃油费用，打赏两位水手，还得允许他沿途捕捞旗鱼。

我们之间的协议没有约束力：如果何塞船长收到了更好的报价，和别人一起去捕鱼，他也可以接受。如果我租用的前往莫诺裂谷的船只可以成行，我也会维持原计划。但是，二者都没有发生。

当我得到消息，确认莫诺裂谷之旅正式取消时，我立刻打电话给何塞船长。他告诉我，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在圣胡安海湾码头附近的时时乐餐厅前，和他还有他的船员会合。他还告诉我说，要带上晕海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金特·沃兹特肖瑟最初在学术期刊上提出，生命起源于深海时，没有人留心过这个观点。毕竟，沃兹特肖瑟不是一位学者，也并不是一位职业科学家。他是一位律师，在德国慕尼黑从事国际专利法事务。而且无法否认的是，他的论点听起来有些疯狂。沃兹特肖瑟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起源于两种元素的化学反应：铁和硫。这种反应促发了新陈代谢的作用，从而创造出一个单独的分子。一旦这种过程被启动，它就可以提供能量，创造更多更复杂的化合物，逐渐演化出生命，最终进化成我们。

根据沃兹特肖瑟的理论，你、我、鸟儿、蜜蜂、灌木和乔木——我们全部都起源于岩石。而且这些岩石来自海底热液喷口，来自漆黑一片的沸腾海水。沃兹特肖瑟将之称为铁硫世界假说。

要明白沃兹特肖瑟的理论有多么离经叛道，你得先知道在当时被普遍接受的生命起源观点是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科学家认同某种“原始汤”假说。简单来说，这个理论认为，在大约四十亿年以前，在原始海洋（原始汤）里的化学物质，从闪电等能量源获取能量，相互作用，形成了最初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后来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结构，最终演化为早期的生命形式。

沃兹特肖瑟拥有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在做学术的时候他也相信“原始汤”假说。后来他厌倦了学术界，决定把化学作为一种兴趣，转而投身法律界。在那段时间，他剖析了“原始汤”假说，发现了其中的诸多漏洞。

例如，“原始汤”假说假定存在于水里和空气里的化学物质都可以自由混合，产生更加复杂的分子。但是在沃兹特肖瑟看来，问题在于，在一个随意流动的三维环境中，化学物质不会在一起停留很久。然而，在岩石的表面，化学物质是稳定的，可以相互结合，演化出更为复杂的形式。

在大多数（有许多种）汤假说中，细胞膜被认为是生命最初的元素。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食物如何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里呢？没有能量，细胞就无法存活。这是对汤假说的第二个反击。

然而这些问题都不会影响铁硫化物。在热液喷口附近炙热、高压的水域中，在矿物质的二维表面上，化学物质可以凭借相对迅速和简单的方式，结合再结合。

沃兹特肖瑟的假说提出后沉寂了许多年。到了一九九七年，他和一位慕尼黑理工大学的研究员决定检测这个假说，方法是将从深海热液喷口采集的气体与铁和镍的硫化物混合。实验结果让众人大吃一惊。通过这种简单的混合，产生了活跃的乙酸（醋酸），这是一种两个碳原子相连构成的有机物。乙酸可以和其他化学物质反应，意味着这一反应有可能是生命起源的第一步。这一实验结论发表于一九九七年四月的《科学》杂志上。

二〇〇〇年四月，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地球物理实验室的学者们进一步推进了铁硫世界假说。他们不仅混合了沃兹特肖瑟在一九九七年使用的热液气体和铁矿物质，还将它们放入了加压的钢铁舱里，模仿深海的压力环境。

“我们得到了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这项研究的首席科学家，乔治·科迪这样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加压后的混合物产生了丙酮酸盐，这种化合物包含三个相连的碳原子。丙酮酸盐是活体细胞的重要成分，是构建复杂有机化合物的基石。

沃兹特肖瑟最终取得了胜利，他写道，这些实验“极大地坚定了我们的希望，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理解并且重现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数年之后，关于铁硫假说的深入实验带来了更加令人震惊的结果。在二〇〇三年一月的《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员迈克尔·罗素和威廉·马丁提出，热液喷口的某种结构使之成为有机分子的理想孵化所。早在一九九七年，罗素就通过实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实验室里溶解了热液气体，然后向混合物中添加了富含铁的溶液。在一分钟以内，出现了一英寸厚的蜂巢般的隔断。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刚刚形成的石头的薄膜将两种离子浓度不同的溶液分隔开来，在薄膜两边形成了大约六百毫伏的电压。这种电压持续了几个小时，和细胞膜两边的电压基本一致，足够支持复合物的形成。

“就是这一点点石头，提示着我们，大家都来自何方。”罗素说道。

如果铁硫世界假说是正确的，它所提出的，不仅仅是生命可能起源于热液喷口，而是它必然起源于那里  [8]  。没有其他环境有足够的压力以及化学物质，来产生最终走向原始生命的有机化合物。热液喷口的合成过程如此可靠，持续不断，很有可能生命在同一时间、同时出现在成百上千的热液喷口附近——在地球深处，横亘洋底，数万亿不同的细胞在沸腾的海水中复制再生。

一个物种在全世界的大洋底部诞生了。

“你好，旧金山！”

现在是星期六早晨六点半，我来到波多黎各海湾码头，站在何塞船长的渔船旁边，这是一条二十七英尺长的快艇。何塞船长就在我旁边，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欢迎我来到波多黎各，这已经是过去十分钟里的第三次了。他个子不高，十分壮硕，戴着一顶帽檐阔大的棕黄色棒球帽，穿着灰色的短裤、黑色鞋子，还有白色的网球袜。当他还没有和我交谈或者是唠叨时，就吹起口哨，向着水手们——两个年轻的当地人大喊。

“你知道，必须要对他们严厉一些，”何塞船长说道，“我得正确地教导他们。”我把潜水装备扔在船后，然后跳了进去。何塞船长跟上来，站在舵轮旁边，开动马达，将快艇调了个头，我们向着北方，驶向辽阔的大海。

昨天夜里袭击圣胡安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留下晴朗无风的天空，还有灰蓝色的清澈海洋——一切完美。何塞船长预测说，我们在三到四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波多黎各海沟的边缘。“对这片大海，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说，“何塞船长当然知道要去哪儿！”

三个小时之后，他依旧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在我们身后，圣胡安的建筑物和环绕它的群山已经缩小为地平线上铅笔粗细的模糊暗影；在我们前方空无一物，只有开阔的、无边无际的大海。他估测说我们已经离开海岸二十英里。我们终于越过了水下悬崖，来到波多黎各海沟上方。

“旧金山，”他说，“你准备好自己要做的事儿了吗？”

何塞船长熄灭马达，抓起一个三明治，和水手们一同坐在船舷边上。他们看着我拖出面镜、配重、脚蹼，还有一个自封袋，里面装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白色塑料容器，写着“迪蔚雅膝部肘部皮肤亮白霜，强效配方”。在这个容器里，是一件我想要沉入超深渊带的纪念品。

我从来没用过什么肘部亮白霜，直到两天前我开始准备投入深海的容器时，才知道有这么一种化妆品存在。我在五金商店里搜寻了几个小时，想要找到容积小又能够密封的合适容器。但是运气不佳。之后我去了一家杂货店，在化妆品的货架上看了一圈。我发现了这个装着肘部美白霜的圆形小罐子，一点五盎司  [9]  。我打算制作一个能够应付深海摧毁性压力的双层舱壁潜水器，这个小罐子就是它的理想外壳。装着美宝莲彩色眼影的小小的玻璃罐，就是一个绝妙的压力舱。

我买下了这两件东西，把里面的化妆品倒了出来，然后将我的纪念品放在眼影罐里，再把它们放进稍大一些的美白霜的罐子里，在两件容器里灌满硅油，然后将它们密封起来。一套完美的装置制成了。这套潜水容器中哪怕有一个小气泡，都可能使它在下沉的过程中内爆。硅油可以排除空气，也能保护整套装置经受两万八千七百英尺深处那种摧毁一切的压力——如果它能够漂流到那么大的深度的话。任何液体都有这种功效，我选择硅油，是因为它不会破坏我放在容器里的精密的电子器件。

现在，我就在甲板上，拿着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小潜水器，把它塞在我的潜水湿衣里，跨过船舷，跳了下去。波光粼粼的海水呈现出明亮的蔚蓝色，甚至可以和头顶上方正午时分的蓝天相媲美。水中的能见度有两百英尺，或许更远——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能见度。

我的配重带上多带了五磅的重量，拖曳着我，几乎不费力气地下潜得更深，更快。大概十秒钟之内，我已经盘旋在中性浮力的另一边，轻巧地穿越通向深海的大门。

我向前伸出右手，像挥手一样推着海水，以此来减缓身体下沉的趋势。所有的一切都静止了；周围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也没有任何可以感知的事物。我肺叶间的空气消失不见，我一动不动地悬浮着，头朝下脚朝上，伸长脖颈，望向身下茫然一片的虚无。我左手伸进潜水湿衣里，把那个容器拿了出来。我将手举过头顶，拳头正好冲着海底，然后我一点点松开手，潜水器从掌心滑了下去。

它舒缓地打着转，渐渐漂远，一英寸接着一英寸，一英尺接着一英尺，直到踪影渐远，只留下蓝色虚空中模糊的小白点。然而现在和一年半以前不一样了，我知道，包围着我的这片空间并不是真正的“虚空”。

和宇宙中任何一个人类已知的地方相比，海洋中都存在着更多的生物和种类更为繁多的生命。当我漂浮在幽深海底的上方，就像地面以上几英里高空中的卫星一样时，一个念头忽然涌上心头，这样的想法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在光线所不能到达的深海中下沉得越远，就距离真正理解人类的起源更近——我们的两栖反射、我们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感官，还有我们到底从何而来。

在我刚刚扔下的白色塑料罐里，是你正在读的这本书的电子版草稿。你看到的这些话，现在正沉入大西洋最深的海水中，它们远离阳光照耀的水面，下潜了几千英尺，或许已经有几英里。但是它们不会失落在一个遥远的异世界里。海洋是几十亿年前所有生命诞生的地方，也是所有的生物最终将要回去的地方。

几个小时之后，何塞船长驾船返回海港。我想象着那个小装置已经沉到海底，静静地躺在没有阳光的水下山峦与峡谷之间。它将在那里停留几千年，微生物残骸形成的“海洋雪”无边无尽，在它上面落满尘埃，在未来的某一天，这“海洋雪”也将覆盖地球上的某一片角落。

就如同它匆促地开始，这次旅程也匆促地结束了。

我们最终返回了家园。

注释

1　吉萨金字塔是一个群体的总称，而不是一座单独的金字塔。吉萨金字塔中三座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金字塔是由第四王朝的三位皇帝命名的胡夫金字塔（Khufu）、哈夫拉金字塔（Khafra）和门卡乌拉金字塔（Menkaura）。——编者注

2　35,814英尺约等于11,000米，这也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相当于水面气压的1100倍左右。——译者注

3　Xenophyophora是有孔虫的一种。——编者注

4　多数潜水员熟知的狮子鱼，是英文中的lionfish，此处的狮子鱼是snailfish。二者同属鲉形目，snailfish属于杜父鱼亚目狮子鱼科，而lionfish属于鲉亚目鲉科。——译者注

5　即科隆群岛，隶属厄瓜多尔，位于南美大陆以西10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上。群岛的多样性气候和火山地貌的特殊自然环境，使不同生活习性的动物和植物同时生长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这里奇花异草荟萃，珍禽怪兽云集，被称为“生物进化活博物馆”。群岛上现存有其他地区罕见的多种动物。这些群岛上的生物独特性，启发了1835年9月来访的达尔文，使他对物种可能的真正起源重新深思，进而成为20多年后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开端。——编者注

6　原文是“40海里”，1海里≈0.87英里，根据换算70英里应是60.9海里。——编者注

7　工程师们希望有一天可以升级“阿尔文”号，使它可以下潜到两万英尺以下，不过已经过了三年，这些升级工程还没有完成。2012年3月，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下潜到35,756英尺——这个星球上最深的地方——然而之后他的潜水艇“深海挑战者”号就退役了。此前只有一次有人到达了海洋的最大深度。1960年，瑞士工程师雅克·皮卡尔和美国海军上尉唐·沃尔什搭乘“的里雅斯特”号，下潜到35,797英尺，“的里雅斯特”号由两部分组成，载人舱和一个装满了汽油的浮力舱。——原文注

8　此处逻辑有待商榷，上述实验只能说明一个充分原因，说明不了必要因素。得不出“had to”的肯定推论。——译者注

9　1盎司约合28.35克。——编者注

上升

—35,850

道格·巴特利特的着陆器从来没有下潜到超深渊带，或者不如说，它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一场灾难。”在我从波多黎各返回之前的一天，他在电子邮件里写道，“幸好你不在那儿，否则你能描述的只有一位非常、非常垂头丧气的技术人员。”

有可能是玻璃外壳的浮力球内爆了，将着陆器拖回了海底，或者是无线电导航失灵了，也有可能是一股强大的海流将着陆器裹挟到某一片遥远的水域。或许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巴特利特说，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总之，超深渊带又带走了一个牺牲者，它身上的价签是好几万美元。

不过也有些好消息。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再次聚首，希望能够重返超深渊带的海上研究，也许是去赛琳娜海渊，也许是再次登上“超级绿宝石”号。“或许在我们下次执行任务时，你可以记录我们成功的时刻，写到你的下一本书里。”巴特利特在邮件末尾写道。他为我保留了一个位置，就在冰冷的钢铁地板上，冷藏箱旁边，正对着洗手间。

—10,000

法布里斯·施诺勒在亭可马里的摩托艇船舷上所采集的“巨大而重要”的记录，也许真的会被证明是巨大而重要的。施诺勒相信，他捕捉到了一种“枪炮声”——是抹香鲸发出的声音中最少见，也是最具有震慑力的。

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声音和抹香鲸的捕猎技能有关。须鲸在进食的时候，使用一种毛须一样的结构来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抹香鲸和须鲸不一样，它的下颌上长着大约四十颗牙齿。捕鲸人推测，抹香鲸用这些牙齿来攻击猎物，但是研究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人们检查了死去的抹香鲸的胃部（一头抹香鲸有四个胃），发现它们并没有咬啮自己的食物。巨型乌贼是抹香鲸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其游泳速度高达每小时三十五英里，体长可超过六十英尺。抹香鲸的最高时速大约是每小时二十五英里。如果在和巨型乌贼相遇时，抹香鲸没有咬住猎物，又怎么能够捉到乌贼并且杀死它呢？如果不咬啮和咀嚼食物，要这样的牙齿有什么用处呢？

包括施诺勒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抹香鲸的牙齿发挥了微型天线的作用，帮助它们进行回声定位，甚至是全息交流通讯。在捕猎时，抹香鲸很有可能使用了能量巨大的枪炮般的嗒嗒声，击晕或者杀死猎物，然后再吃掉它们。

历史上只有两次关于抹香鲸枪炮声的录音资料：分别来自于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九年，两次都采集于斯里兰卡，都是由科学家录制的。施诺勒相信，他用意大利面滤网、扫帚柄和自制的水听器所录制的声音，是第三次。“我知道这是个枪炮声。”他写道，“我要通过恰当的科学流程来证明这一点！”

—2,500

在过去，卡尔·斯坦利没少和当地的管理部门打交道，而且许多旅行社仍然拒绝推销他的潜水艇之旅。不过据他所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问题大部分都缓解了，而且当地人和管理部门也欢迎他留在罗丹岛。在我们的潜海旅行结束之后，斯坦利告诉我说，二〇一一年，他把洪都拉斯的总统和副总统带到了水下六百六十英尺深的地方。二〇一二年三月，他完成了个人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下潜，在水下沿着开曼海沟航行了二十四个小时。其中有十四个小时是在两千四百英尺以下度过的。

到二〇一三年八月，罗丹岛深海探索研究所，以及面向普通民众的最深的潜水艇下潜之旅，依旧在运营之中。

—1,000

到二〇一三年九月，法布里斯·施诺勒已经花费了五年时间和数千美元，用于打造他自己的海豚和鲸鱼录音装置，他创办了一个叫作“嗒嗒研究”的公司（www.click-research.net），向民间科学家们提供价格适宜的装备，帮助他们开展自助式研究。嗒嗒研究的产品是和“DareWin”团队的工程师马库斯·菲克斯联合研制的，其中包括一套鲨鱼监测装置，一个可以将鲸鱼的歌声实时传送到家庭音响上的发射器，还有海豚发声分析仪，可以通过海豚的特征哨音对它们进行辨识。施诺勒希望，有一天可以出现一个飞跃版本的海豚发声分析仪，能够将它们的哨音翻译成英语。“或许，就在几年内。”他对我说，“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儿非常复杂。”

施诺勒和“DareWin”团队的其他成员计划在二〇一六年前往阿拉伯国家阿曼，带着这套设备，以及带有三十九个扬声器的全息通讯装置，在荒无人烟的沿海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考察。这将是全息通讯系统的第一次实地测试。

“你一定要来！”隔着嘶嘶啦啦的电话线，他大喊着，“这简直太疯狂了！”

—800

一年前在希腊的桑托林，奥地利潜水员赫伯特·尼奇挑战无极限自由潜水世界纪录宣告失败，直到现在他仍然没有摆脱神经系统的后遗症。尼奇不怎么记得住别人的名字；不能顺畅地讲话和走路。他的嗓音颤抖，并且丧失了右臂的大部分功能。他说，自己的状况每天都在好转，现在他以当初投入到无极限潜水中的同样热情和决心，进行着康复训练。他甚至开始重新尝试自由潜水，不过只能下潜到大约十英尺左右的深度。

现在尼奇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海洋保护中。他和冲浪世界冠军凯利·斯莱特以及自由潜水界的传奇人物恩佐·马约尔卡等人一同加入了海洋保护组织“海洋守护者”的宣传咨询顾问委员会，为终止屠杀野生动物和破坏海洋贡献力量。

当有记者问尼奇，他对现在的无极限自由潜水世界纪录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说实话，现在我不在乎这些了。”

—650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友好鲨鱼”的试验系统获得成功，当地管理部门紧随其后，推出了自己的鲨鱼标志项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在留尼汪西侧沿海为一百多头公牛鲨安装了声学发射器。虽然标志系统成功地追踪了公牛鲨的行动，但是对阻止它们袭击游泳者却收效甚微。从二〇一二年一月到二〇一三年八月，留尼汪又发生了三起致命的鲨鱼袭击事件。有关部门关闭了留尼汪的海滩，而且根据最近的报道，他们计划杀掉九十头公牛鲨。

弗莱德·比勒预言这么做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很有可能引发未来更多的袭击事件。“冲浪的人知道这儿的环境很危险，但是他们还是要出海，然后责怪鲨鱼。”他说，“人们需要明白，当他们到海里去时，是在自然界中游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教育：不要在晦暗的水中游泳。不要在暴雨之后游泳。不要在河口附近游泳。但是没有人肯听。”

巧合的是，留尼汪鲨鱼危机的解决办法或许不是来自于比勒和施诺勒，而是让-马里耶·吉兰，就是我在开普敦时通过汉丽·普林斯卢结识的那位鲨鱼研究员。二〇一三年九月，吉兰来到旧金山拜访我，停留了三天，向我阐述了他的计划。他和一家比利时公司“水中技术”（AquaTek）协商，打造了一种叫作“鲨鱼驱逐系统”的防鲨系统。“鲨鱼驱逐系统”通过在水中生成磁场，扰乱鲨鱼的电磁感应系统。他们对被捕获的鲨鱼和野生的鲨鱼做了几十次试验，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通常可以在几百英尺以外就吓跑鲨鱼。吉兰说，鲨鱼不会因此受到伤害，而且因为这个系统只会对具有磁感应的动物产生影响，比如鲨鱼和鳐鱼，其他的海洋生物可以在系统范围内自由穿行，毫发无伤。

现在“水中技术”正在和留尼汪的管理部门进行协商，计划二〇一四年在布康格努、圣吉勒和其他西海岸的海滩上安装鲨鱼驱逐系统。“这或许是我们在和鲨鱼相处时的一个巨大的模式转变，”吉兰说，“有极大的可能，我们可以拯救它们……还有我们自己。”

—300

在希腊卡拉马塔的自由潜水世界锦标赛中，英国潜水员戴维·金使用单蹼下潜了三百三十五英尺，回到水面之后心脏停搏，现在他恢复得很好。那次昏迷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我不是个莽撞的潜水员。”在事故之后几个月，他写道。他声明在希腊的那次昏迷，是他从事自由潜水十年以来唯一的一次。他辩驳说，因为自己的工作日程，他不可能像其他精英潜水员一样进行那么多训练，在那次比赛之前，他只有时间进行三次潜水。“我到了三百三十五英尺，平衡也很顺利，”他写道，“当我到达水面时，才出了问题。”

—60

二〇一一年六月，在我拜访了基拉戈的宝瓶宫一个月之后，运营宝瓶宫的国家机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缩减了研究基地的经费，取消了未来所有项目。不久之后，世界上最后一个水下居住地就被关闭了。

随后，在二〇一三年初，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进行了协商，接手了宝瓶宫的运营管理。二〇一三年九月，宝瓶宫重新开放，潜航员们再次回到了水下居住地，半裸着围坐在冰冷、潮湿的厨房里，因为吸多了氮气而迷迷糊糊，吃着被压扁的奥利奥，在水下六十英尺的深度，继续发掘海洋的秘密，以及我们自身的秘密。

后记一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距离我提交本书终版草稿的截止日期还有五天，我收到了弗雷德·比勒发来的电子邮件。“记得我们之前的谈话吗，詹姆斯，当时我对你说，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有人在自由潜水竞赛中丧命。”他写道，“今天，这件事发生了。”

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来自布鲁克林的三十二岁潜水员尼古拉斯·梅沃利，在完成了二百三十六英尺的无脚蹼下潜之后不久，死于肺损伤引起的并发症。事故发生在威廉·特鲁布里奇主办的年度自由潜水竞赛“垂直蔚蓝”中，地点位于巴哈马的迪恩蓝洞。

梅沃利是这项运动中的新手。就在十八个月前的二〇一二年五月，他以单片式脚蹼下潜三百英尺的成绩在竞技自由潜水界首次登台亮相——这是新人中前所未有的深度。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参加了几十场比赛，也尝试挑战更大的深度。他多次昏迷，经常口鼻流血回到水面。他反复地撕裂自己的肺部，因此在比赛之后数天里都会吐血。梅沃利对这些警告信号置之不理。他继续潜水。而且他开始打破纪录。

十一月十六日，在“垂直蔚蓝”比赛中，梅沃利尝试挑战三百一十四英尺的深度，这是“自由沉浸”项目的美国纪录。他下潜到二百六十英尺，然后忽然转身返回。安全潜水员将失去知觉的他带回水面上。梅沃利醒过来，鲜血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他愤怒地抽打海水，咒骂着自己。“数字就像病毒一样感染了我的头脑，对成功的需求变成了一种痴迷……痴迷能够要人的命。”几个月前，他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梅沃利没有听从他自己的建议。

第二天，十一月十七日，梅沃利还没有从昏迷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就宣布他将要打破另一项美国纪录，这次是在无脚蹼项目中，这也是自由潜水中要求最苛刻的一项。他的目标是二百三十六英尺。十二点三十分，他戴好面镜，最后吸了一口气，然后沿着引导绳赤脚游泳下潜。过了片刻，梅沃利的身影就消失在深水的暗影之中了。

甲板上的一位裁判追踪着他的下潜。梅沃利下潜得很快，超过了五十、一百、一百五十、二百英尺。随后，在二百二十三英尺，距离他的目标深度还有十多英尺的地方，他忽然毫无预期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梅沃利还是没有移动。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上升，再次停下来，然后掉转身体，迫使自己再次下潜，到了绳子尽头的金属盘。有十五位潜水员、裁判和医务人员等候在水面的甲板上，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鲁莽的决定。梅沃利从二百三十六英尺深的金属盘上取下了一个标签，然后沿着绳子忙乱地回到水面。

不管怎样，他回到水面时还有意识。他做出了OK的手势，试着完成水面规定动作，说：“我很好。”但是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出口。过了几秒，他就昏迷过去。医务人员将梅沃利毫无意识的躯体拉回到平台上，开始进行急救复苏。鲜血从梅沃利的嘴里喷涌出来。他的脉搏不稳定地跳动着。十五分钟之后，脉搏消失了，医务人员剪开他的潜水服，猛烈地按压他的胸膛。他们给梅沃利注射了肾上腺素。心肺复苏的努力持续了将近九十分钟。他们将他抬上一辆旅行车，送到附近的医院里，那儿的医护人员继续进行抢救，当地医生从他的肺里抽出了一升的液体。很快，梅沃利就被宣告死亡了。

在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认可的自由潜水比赛中，这是二十一年来第一例死亡事故。比勒在伤痛的同时，感到无比愤怒。

在死亡事件之后，比勒在他的网站Nektos.net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讲述了新一代的参赛者们如何和大海、他们自己，以及自由潜水的本质变得疏离。

比勒提到，他用了十年的时间进行训练和持续的潜水，才下潜到梅沃利在一年半之后就到达的深度。新一代的潜水员们下潜得太深、太快了，他们跳过了比勒所说的“深潜生存的适应过程”。他们同样将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从某一个时刻起，我就开始担忧，会有一起重大的事故发生。”比勒写道。他说，这些竞争者们是在“故意自找麻烦”。

尼古拉斯·梅沃利的死亡成为了国际新闻头条。收到比勒的电子邮件三天后，我被邀请在半岛电视台上对这起悲剧做出评论。第二天，我做客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周末特辑节目。在我接触自由潜水两年后，我似乎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些让我受宠若惊，但是在我看来同样也十分荒唐。我总共就参加了两次自由潜水赛事，但是已经比其他大多数记者要多了。而且我也看到了足够多的事情，可以形成一定的个人见解。首先，我想要澄清一下自己的观点。

面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半岛电视台，还有其他给我打电话或是写信的人，包括媒体、父母、朋友，还有休闲自由潜水员们，我想要说的，也是我在这本书里力图阐明的是，自由竞技潜水和我所研究并且练习的那种自由潜水，在本质上是大相径庭的。

大多数竞技自由潜水员对周围的海洋环境是视而不见的、麻木的、没有发言权的。他们违抗了身体的本能，忽视了自身的极限，将自己的两栖反射开拓到极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比下一个人潜得更深。有时他们能到达自己的目标深度，有时他们到不了。有时他们回到水面时已经失去意识或者身体瘫痪，也许更糟。

我从普林斯卢、比勒、施诺勒、加佐还有海女那里所学习到的自由潜水，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数字的挑战是恰恰相反的。对这些人来说，自由潜水是为了更紧密地和水下环境联系在一起，更加敏锐地观察周围的环境，集中注意力在你的感受与本能上，尊重你的极限，让海洋包裹着你——从不以任何原因、在任何地方勉强自己。这是一种精神的修炼，一种将人体作为载体，探索地球内太空奇观的方法。

自由潜水也是一种工具。它使我的老师们用前人所没有的方式接近海洋。凭借这种工具，这群人反驳了许多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海洋和其中生物的假想。（抹香鲸不想吃了我们；海豚想要和我们交谈；当你用鲨鱼的方式接近它们时，它们会变得温顺，乐于和你一同玩耍。）这个群体也对一些更宏大的发现做出了贡献，或许有一天，这些发现会对我们如何看待地球上的生命，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产生重大的影响。

要花多少时间？我们能证实哪些理论呢？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大概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证明或者证伪施诺勒关于嗒嗒声以及全息交流的理论。重大的、颠覆传统的科学发现一向如此。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腓特烈·默克尔进行关于欧洲知更鸟的实验大概二十年之后，科学家们才证实了磁感应的存在。专利律师金特·沃兹特肖瑟在默默无闻中跋涉了十年，他的铁硫世界理论才得到检验，并且获得了科学的支持和尊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意识到，和海豚交谈，或者是和抹香鲸交换三维图像的想法听起来很疯狂。当我刚开始这个项目时，这些在我听来也是很离奇的，直到现在，当我和陌生人聊天，讲到这些内容时，我都想把笔记拖出来，这样就可以用事实武装自己了。

然而现实是，我们没有时间来质疑施诺勒或是其他探索深海的人们。海洋在不断变化。海平面在上升。珊瑚大片死亡，或许在未来五十年里就会全部消失。远洋外海上各种环境危害层出不穷——石油泄漏、垃圾、声音污染、核废料，等等——这些中的全部或者部分都在杀死鲸鱼、海豚，以及一些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的物种。每年全世界海洋中有一亿条鲨鱼被杀死。或者在我们有机会全面了解它们之前，这些动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且毫无疑问，我们从它们身上所了解的一切，最终都会引领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还没有真正地了解自己。现在这个事实就像钟声一样，在我耳畔不断回响。

我第一次非常清晰地听到它，就是在斯里兰卡。

这是我们最后一天一起坐在破烂的马达艇上。从天亮开始施诺勒和普林斯卢就争执不休，温度攀升到一百一十华氏度，一场温和的哗变的迹象随处可见。我们漂浮在亭可马里海底峡谷的深渊之上，希望在中午之前看到鲸鱼。中午来了又走了。没有鲸鱼，也没有陆地的踪影。四方什么都没有，只有死寂的海水，还有阳光。

我提议游个泳。我又补充道，摄像机、路线、战略、计划还有讨论，统统都留在甲板上。我们应该一起潜水，就这一次，不为了其他任何原因，就是因为它听起来很有趣。大家都同意了。我们穿好装备，一个接一个，跳进水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都不见了，穿越通向深海的大门，去往更深的地方。

我吸了一口气，捏住鼻子，翻身向下，潜入水中，想要追上他们。我先是看到了居伊·加佐。他在中性浮力的状态下悬浮着，双手手指交叉，枕在脑后，就像是靠在一张想象中的躺椅上小憩一样。在他身边，施诺勒伸展身体，像一支指挥棒一样，水平游动着，慵懒地绕着圈。在他们下方，大概距离水面七层楼的地方，普林斯卢和她的心上人马歇尔，围绕着彼此游出双螺旋形的轨迹来，直到他们的身影都消失在暗影之中。

我们是什么样的生物？我暗暗问自己。每次当我屏息的时候，仍然在思索这个问题。

后记二

马里亚纳海沟探秘

二○一四年十月，《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精装版出版四个月之后，巴特利特再次联系了我，这可真是意外之喜。他和他的团队终于确定前往世界上最深的海底——马里亚纳海沟，进行为期一周的探险。船上还有一个剩余的铺位。

他们的计划是：部署着陆器，用它收集水文样本、微生物，以及其他前所未见的生命形态。他们还将尝试在海沟中录制高清晰度的声音，以了解在如此黑暗和超高压的环境中，动物们如何使用声音来捕猎、交配，或许还有沟通。这将是最前沿的研究，而且发生在比珠穆朗玛峰还要深一英里的海底。

最棒之处在于，这次探险将会使用“佛克”号科考船——一艘二百七十二英尺长的德国科考船，由施密特海洋研究所（Schmidt Ocean Institute）所有。该研究所致力于海洋学研究，创办者是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和他的妻子温迪。“佛克”号科考船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且极为奢华。快散架了的渔船上那些不新鲜的羊角包，温热的仿冒水果味汽水，满是跳蚤的儿童小床，还有太阳的暴晒，这样的日子都一去不返。我将在科考船中的玛丽皇后二号邮轮上航行，那里可是海洋学家的海上度假村  [1]  。

我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一个月，从巴特利特那里得到消息之后的一天内，我便买好了前往关岛阿加尼亚的机票。它位于西北方一万英里外的太平洋之中，“佛克”号科考船将会从那里起航。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探索深海，前往这个星球上自然界的最深处。

买完票一个月之后，我到达了关岛港，拖着行李走上“佛克”号的舷梯。已经晚上八点了，科考船上仍然人声鼎沸。人们穿着肥大的牛仔裤，戴着白色安全帽，在后甲板上来回奔忙。一个德国口音的高个子男人头戴一顶船长帽，对着对讲机下达命令。小型金属门开开关关，好像布谷鸟报时钟上的面板。

在后门迎接我的是一位体形娇小的女子，她一头棕色长发，戴着牙箍，笑容满面。她叫阿德里亚娜，要带我在船上简单参观一圈。她领我穿过一扇圆角窄门，进入甲板梯构成的迷宫里。走廊的一面白色钢墙上挂了张世界地图，上面有几十个红色图钉，标出了自二○一二年开始科学考察之后，“佛克”号曾经到访的所有港口、海沟和大洋，加勒比海最深的海域、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岸附近的深海热泉、格陵兰岛旁边两百年历史的沉船、洪都拉斯罗阿坦岛未经探索的深海暗礁、墨西哥湾的浮油，还有俄勒冈沿海的海底火山。

温迪·施密特是埃里克·施密特的夫人，也是施密特海洋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在她看来，“佛克”号的使命，是“向人们传播海洋科学，引发他们的关注”。为了这一目的，施密特夫妇自己投资了数千万美元，将前身为渔政船的“佛克”号改装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独立深海科考船。

“佛克”号董事会每年会选定六支左右的团队，授权他们借用这艘船展开海洋学研究。赢得科研机会的幸运儿们，将获得这艘最尖端船只的使用权，还有二十名船员供其差遣，一次最多为期四十天，而且一分钱都不用花。此外，由于“佛克”号属于私人运营，不属于任何公立机构或组织，这里的研究快速、高效，没有多少政府或学术机构里面的繁文缛节。本质而言，这种做法跟“敢赢”和斯坦利的潜水艇类似，也是一种DIY，只是规模更大。

阿德里亚娜带我走向大厅深处，到达“佛克”号上三间实验室中的一间。第一间称为“干式实验室”（Dry Lab），用作遥控潜水器（ROV）的控制中心，遥控潜水器一般从后甲板投放。整个房间装修得跟电影《星际迷航》里的场景似的。实验室后侧，二十七台大小不同的监视器凝视着我。它们上方有一只巨大的LED时钟，每隔几秒，LED字屏就会滚动闪过当前的温度和时间。桌子上摆了几十个键盘、控制杆、电话、计算机服务器和其他各种各样我不认识的电子设备。在它们中间，有四张巨大的指挥椅。这里唯一缺少的就是船员。原来，他们都在下一层的餐厅中，还在用晚餐。

“佛克”号上有两名大厨，他们为船员准备一日三餐。今晚的菜单包括原汁羊腿、藜麦沙拉、蔬菜沙拉、意面沙拉、番茄浓汤、烤红薯、土豆泥、芦笋，餐后甜点是白巧克力面包布丁。所有食物都放在预热过的盘子上，还可以选择红酒或白葡萄酒。我要了一杯索诺玛比诺红酒，阿德里亚娜陪我回到了我的铺位。

我的小天地就像纽约城里的旅馆房间那么狭窄，但是干净得多，带有两个舷窗，视线正好在水面之上。“希望你住得开心。”阿德里亚娜说着，关上门出去了。

我把红酒杯放在书桌上，躺倒在记忆海绵床垫上，用高支棉床单把自己裹起来，开始偷笑。过去我一直以为，我在海洋中下潜越深，我的运输工具和周边环境就会越来越破旧不堪，但是“佛克”号证明我错了。当然，接下来这一周，我会被困在外壳有两英尺厚的巨舰之中，再也不能游泳，甚至也无法触碰到我要研究的深海水体。但不管怎样，躺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还能端着一杯口感醇厚的索诺玛比诺红酒走来走去，我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我们在海上的第三天，“佛克”号到达了“挑战者深渊”——位于马里亚纳海沟南端的一个大裂口，科学家们相信，这里就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只有三个人曾冒险潜入这片无比深邃的水域。

一九六○年，瑞士工程师雅克·皮卡尔和美国海军上尉唐·沃尔什乘坐“的里雅斯特”号潜入海中。他们蜷缩在深海潜水舱中，这是一个钢制球体，大小跟电话亭差不多，附着在六十英尺长的舱室构成的箱体底部，舱室中填充了汽油和小铁球。（到达海底后他们会释放小铁球，由于汽油比水更轻，就会使潜水舱浮上水面。）下潜过程中有一扇窗户破了，皮卡尔和沃尔什在海底只待了二十分钟，不过他们还是在八个小时的下潜后活着返回了海面。“的里雅斯特”号上的深度表记录为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九英尺（后来更正为三万五千七百九十七英尺），约七英里深。半个世纪后，二○一二年三月，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乘坐名为“深海挑战者”的潜水器，下潜到三万五千七百五十六英尺，成为史上到达“挑战者深渊”的第三个人，而且是唯一的普通公民。从那之后，再没有人尝试过，而且短期之内似乎也不会有人再尝试了。

对于在这一深度的生命形态，科学家所知甚少，因为几乎没有研究者探索过这些黑暗、阴郁的水域。过去二十年间，到访过“挑战者深渊”的科研探险队不超过十二支，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的就更少。这片海域的气候和环境常常十分严酷，大风、巨浪和狂乱的风暴都是家常便饭。除此之外，这一深度的水下压力可以达到每平方英寸一万六千磅，没有多少遥控潜水器能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因此，科研人员往往选择用着陆器展开研究，不过就算是这样也常常出现问题。

“这简直像一局扑克游戏。”大卫·巴克利说道。他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达尔豪西大学的副教授，今年三十二岁，一脸大胡子，斜靠在“佛克”号驾驶甲板顶棚的护栏上，有种杰克·布莱克  [2]  般的慵懒劲儿。现在是下午四点左右，巴克利已经在上面待了两个小时，他远眺大海，希望能在天际线某处看到他的着陆器的闪光浮标。昨晚巴克利投放了“深海之声三号”（Deep Sound 3），这个着陆器上配备了计算机和一组水听器，以期捕捉到世界上最深处的声音样本。“深海之声三号”本该在今天早上八点返回水面，也就是八小时之前。着陆器顶端安置的浮标理应每隔几分钟就发送一次GPS坐标，但是巴克利什么都没有听到。“情况看起来不是太好，”他抿了一口新奇士橙汁，说道，“我们现在就指望夜幕降临，能看到闪光的浮标。”

道格·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的进展也不算顺利。昨天早上，他部署了名为ARI的着陆器，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位从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退休的深海研究专家，阿尔克·亚扬诺斯。ARI上装有特制的取样器，用以从“挑战者深渊”获得水文样本，并将其保存在与海底相同的环境压力和温度下。这样会保持样本中细菌的活性，巴特利特和他的团队也有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窥生命如何在超深渊的深度幸存。ARI原本应在午夜时分浮起。巴特利特到现在还没有收到GPS信号，也不曾看到着陆器的任何踪迹。夜幕即将降临，现在看来在第一次投放过程中，我们的团队已经丢失了最重要的两件设备，总价值大约二十万美元。

我抓住巴克利对面右舷的栏杆，和他一起沉默地搜索着浩渺的海面。今天，它是紫罗兰色的，如同受伤一天后的瘀青。这里的海水不仅看上去与其他我曾见过的大洋不同，感觉上也有差异。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作怪，但一想到漂浮在如此深的海面上，我就有种奇怪的眩晕感。就像你伸长脖子抬头仰望摩天大厦，但实际恰好相反。你不会觉得头昏眼花，而是总觉得要被拉下去，仿佛你的身体上盖着沉重的寿衣。如果我们下方的海水突然被抽干，我们将掉落相当于二十五座帝国大厦那么高的深度，才会触到海底。如果海底突然倒置在我们上面，就会到达平流层，也就是长途飞机飞行的高度。

这些有关“挑战者深渊”的比喻一直在我脑海中循环——海洋平流层、地底珠穆朗玛峰——直到一分钟变成一个小时，白天变成黑夜，巴克利和我叹了口气，互相对视，继续等待。

现在是周四，我们失去着陆器的踪影已经两天了，我站在“佛克”号科考船的后甲板上。十来个船员头戴黄色安全帽，身穿工装短裤，脚蹬齐膝雨靴，用力拉住几根从甲板上延伸到汹涌水流中的绳索。绳子缠绕在一个白色的长方体箱子上，箱子跟小冰箱差不多大，浮在甲板后面一百英尺左右的海面上。这个箱子叫“随意行”（LEGGO），是我们探险队幸存的最后一个深海着陆器了，在潜水十六个小时后，它刚刚浮上水面。巴特利特的同事大卫·普赖斯把“随意行”投放到了“挑战者深渊”中，它配有一张塞满鸡肉的网，希望以此吸引到超深渊带的生命形态，再把它们带回到海面上。这个方法奏效了。网中一堆粉白色的生物溅起水花，它们可能是全新的超深渊带物种。船员们必须动作迅速，因为，把“随意行”拉回甲板花费的时间越长，这些珍贵的生物丢失在翻腾海浪中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心，现在要当心！”一个操着英国口音的男人喊道。一根绳子上附着着一只葡萄牙僧帽水母，这种凶险的动物像海蜇一样，能带来极为剧烈的刺痛，有时甚至可以致命。“不要碰它！”有人喊着，“把它从绳子上弄下去！”

尽管大家都很着急，整个过程还是缓慢得令人痛苦。如果“随意行”在吊上甲板之前太过接近“佛克”号，一个浪头就有可能让它撞上船体，失去所有的超深渊带生物样本，撞烂摄影设备。

一名船员在船尾放低吊车，拉起松弛的绳索。现在，“随意行”就悬在海面上几英尺的高度。但是危险还没有过去。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将重达几百磅的着陆器推起来又丢下去，直到它像粉碎机的大球一样，从一边剧烈地摇到另一边。每摇晃一次，就有一些粉白色的生物从网中掉到海里去，消失在返回超深渊家园的路上。

最后，船员们终于成功将“随意行”运回甲板，用绳索固定下来。周围响起一阵自发的掌声。“这下好了，科学家们，”英国男人说道，“来取你们的东西吧。”团队成员们挤在网边，打开它，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东西倒在试管里、塑料盘上，以及袋子中。不管那些生命形态是什么，它们看上去和虾很像：每一只大约两英寸长，粉红色，即使在二十英尺外，我也能闻到它们刺鼻的硫黄臭味。科研团队带着样本冲入湿式实验室，开始一个小时的处理过程：给样本做标记，然后存储好，防止样本在回到迭戈的实验室之前腐坏，到时候就可判断他们刚刚发现的是什么：一个新物种，一种新生命形态，也可能是某种能够毁灭全人类的新疾病。“再过几周，我们就能得到更多信息了，”在实验室来回跑的路上，巴特利特一边说，一边咧着嘴笑，“你知道，要是我们能在这里发现新东西，没有其他人知道的东西，那就太令人兴奋了！”

注释

1　玛丽皇后二号（Queen Mary 2）是一艘隶属于卡纳德邮轮公司的豪华邮轮，由法国大西洋造船厂制造，造价8亿美元。——译者注

2　杰克·布莱克（Jack Black），美国演员、谐星、歌手，常以慵懒态度示人。

致谢

两年前，我坐在帆船的船头，一边晃着双脚，一边在笔记本上忙乱地涂写，力图描述自由潜水的紧张、振奋、恐怖和深奥。在第一天比赛结束时，我收获的只有几个名字、时间，和引述的话语。只有事件的记叙。自由潜水让我哑口无言，之后也无从落笔。

那天晚上，《户外》杂志的编辑亚历克斯·赫德打电话来询问进展。我记得自己喃喃地念叨了一些关于自由潜水的印象，“自由潜水就好像是在太空里，但它其实是在水里；就像是飞行，但是其实你在潜水。它是最……最坏的……最好的……最血淋淋的。”亚历克斯挂上电话时，一定比他打来之前更加迷惑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帮我厘清了想要表述的话。在此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发表在二〇一二年三月的“探险”专栏里，也触发了我写这本书的灵感。我非常感谢亚历克斯和《户外》杂志的团队将我派到海外进行十天的采访，报道一项此前我闻所未闻的体育项目。

实地考察是困难的。海上的实地考察就难上加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搭乘一辆就要散架的小船，跟随一群自力更生的研究人员到距离海岸几英里远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经费捉襟见肘，装备都是自行拼凑的，还要研究海洋中最大的捕猎者，这近乎是自杀行为。然而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没有人遭受什么大的伤害，这足以证明这个团队具备见机行事的机敏和高超的技艺，而我有幸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和他们分享了这段经历。当然，也许我不过是走了好运。

法布里斯·施诺勒、汉丽·普林斯卢还有弗雷德·比勒，谢谢你们引领我进入你们的水下世界。感谢你们对我说的那些话，比如“海豚通常是友好的，不过有时候它们有可能想要强奸你”，然后冲我高声大喊，让我跳到水里去……和海豚一起游泳。谢谢你们欺哄我，说我们刚刚潜水的海滩没有任何鲨鱼。谢谢你们捉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水下，让我对着齿鲸瑟瑟发抖。谢谢你们每天嘲笑我的法语不超过三次。如果没有你们坚持不懈的激励，我怀疑自己大概永远不会沉浸在水中。

虽然我一辈子都住在海洋附近，但是此前我对于海面以下发生的事情几乎毫无头绪。数十位善良、耐心和杰出的海洋科学家为我照亮了通向幽暗深海的道路。他们答复我的电子邮件，回复我的电话，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向我解释那些靠我自己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完全了解的事情。而且他们不求回报，通常得到的只有一句苍白的口头感谢，比如“有很大帮助”“哇，太棒了”“真是好极了”。这些科学家包括南密西西比大学的斯坦·库什艾、高等潜水系统公司的索尔·罗瑟、阿伯丁大学的艾伦·贾未森、巴黎大学的法比恩·德尔弗、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的罗伯特·威利吉恩霍克、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巴特·谢泼德、Submex（海底安全和技术咨询及出版公司）的约翰·贝文，还有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道格拉斯·巴特利特和保罗·庞格尼斯。不能不提的是海洋传感器公司那个聪明的坏家伙金·麦科伊，有好几十次，他向我提供了自己广泛的人脉，还有数十年的海洋专业知识。（约金出来很省钱；只需要在拉霍亚商业区的咖啡馆里给他买一杯浓缩咖啡，他就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任何事情，还都是双倍的。）

在编辑和改写之间有一线之隔。幸运的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莱文·格林伯格文学代理公司的丹尼尔·斯韦特克夫无数次地跨过这条界线，对我伸出援手。一位肯接电话的文学代理人已经是上天的恩赐。如果他还知道怎么编辑，那就是一件珍宝了。但是你如何才能形容这样的一个人？他挑灯夜读到凌晨三点，审阅几十页第二天一早就要交给编辑的草稿；他这样做了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而是成千上百次，而且还总是抱着坚定不移的愉悦心情去做。第二天当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还会应答。我把这样的人称为不可理喻。谢谢你，丹尼尔·斯韦特克夫。现在请去多睡一会儿吧。

如果你能把过去二十年间所有的出版物中，所有向埃蒙·多兰致谢的文字的油墨提取出来，那些称赞他无双的智慧、高超的编辑艺术还有冷静练达的博学的内容，然后把这些油墨都泼洒在一张纸上，再把这张纸铺在地上，就能够覆盖圭亚那的国土。（看看地图，你会发现圭亚那的面积其实很大，大概有八万五千平方英里。）传言都是真实的：埃蒙·多兰实至名归。从开始的一刻，到向着终点线艰巨冲刺的最黑暗的时刻，他一直都在提供不懈的耐心支持和专业建议。所以，这里需要更多的油墨来向他表示感谢。我知道，这些都没什么新意，但是再一次，你值得称颂。（谢谢你，埃蒙，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用“不可思议的”还有“极好的”这两个词来形容任何事物了。）

在水下五千英尺的地方，没有保护的人眼会喷出血液吗？一只鸭子要过多久才会淹死？如果你在深海潜水服里小便，会发生什么？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复一日，这种煞风景的事情都躺在收件箱里等着朱莉·库姆斯回答。朱莉以她持之以恒的勤勉刻苦，协助收集了这本书涉及到的历史和科学背景资料。（如果她能修改这一页，一定会将前面的形容词准确地修订为“非常出色”。）有太多次都是她将我从失实的叙述中拯救出来。谢谢你，朱莉·库姆斯，感谢你良好的幽默感，还有物美价廉的时薪。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通过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支持了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书中的配角；还有一些人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信息；还有几位就是偶尔请我喝杯啤酒，听我抱怨美联航国际航班上糟糕的电影排片。他们是：“梦想杀手”马库斯·菲克斯、麦克斯·兰德斯、呼吸学院（Breatheology）的斯蒂格·塞韦林森、伯特兰·丹尼斯、何塞船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斯蒂芬·基廷、开放遥控潜水器公司（OpenROV）的大卫·朗、海神潜水艇（Triton Submarines）的马可·德佩、塔德·潘瑟，以及亚当·费希尔。英国“侧写”出版社（Profile Books）的丹尼尔·克鲁在开始时给予我直接的鼓励，在最后进行了优秀的编辑工作。谢谢你，丹尼尔。

我同样也非常感谢伊曼纽尔·沃恩-李中立客观的新闻专业精神，以及“前进计划”摄制组的支持。他们在拍摄斯里兰卡的抹香鲸时吃了亏，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激的抗议。要列入名单的还有让-马里耶·吉兰，他的水下摄影照片是我曾见到过的最好的之一，而且他对于比利时式外交艺术的熟练运用，拯救了我们几乎沉没的探险之旅。

这本书中出现的令人屏息的异世界一般的水下照片由下面这些摄影师提供：弗雷德·比勒（nektos.net）、让-马里耶·吉兰（ghislainjm.com）、扬·乌利亚、奥利弗·博尔德（olivierborde.tumblr.com），以及安内利·庞培（anneliepompe.com）。感谢那些杰出的法国人、比利时人，以及那些非法语国家的人。

当你在网上浏览上述信息的时候，也请跳转到汉丽·普林斯卢的“我是水”（iamwater.co.za）以及DareWin的网址（darewin.org）。这两家组织都倡导亲力亲为地进行海洋探索和保护，就目前来看，这种方法是可行的。然而他们的经费十分有限，都是以最拮据的方式运行着。和他们联系，提供一臂之力吧。

《男士月刊》的威尔·科克雷尔不知怎样说服了他的老板，把一位他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作者派到我们全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小岛上，去报道一个很可能会失败的项目。这个项目“友好鲨鱼”是特辑报道《鲨语者》重点描述的对象，刊登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号的《男士月刊》上。如果不是威尔，我可能永远不会到留尼汪去，也永远不可能结识施诺勒；很有可能过去两年的深海探索都不会发生。威尔和《男士月刊》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掷出了决定性的骰子。（给其他读者：别被封面上偶尔出现的闪亮的装备和肌肉男欺骗了，《男士月刊》是现在发行的杂志中最好的之一。）

如果你还没有认清现实，自由潜水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爱好和一项致命的运动。许多自由潜水员都欺骗自己，不肯接受这个现实。因此，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非命，然而这些事故都是可以轻易避免的。自由潜水表现力国际学校的埃里克·皮农，还有“自由潜水沉浸”（Immersion Freediving）的泰德·哈迪，都曾经指导我进行了行之有效而且安全可靠的练习，这些对我，以及成千上万的潜水新手来说，不啻于救命恩人。如果你想要潜入深海，就从头开始，去拜访这些人。而且要谨记：认清你的极限。永远不要独自下潜，永远都要保持控制力。

威廉·特鲁布里奇肯定不会认同这本书的内容，而且我也当然不认可他进行自由潜水的方式，但是我还是想要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希腊的时候和我聊了五个小时，鼓励我去尝试自由潜水。

在迪拜机场时，你看到那个在一排椅子下四仰八叉地躺着、脸上蒙着一件T恤衫的可怜家伙了吗？他在十七个小时的中转过程中就睡在那儿。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就是那个家伙。不用多说，我很少回家。在我离家的几个月里，布伦特·约翰逊，还有迈莱·西韦特帮忙照料我的狗——费西。阿曼达·毕来奇·莫勒针灸诊所的阿曼达在我回来时帮我修理好残破的身体。环路社区针灸诊所也帮着我重新走上正轨（感谢你们，詹、大卫，还有梅莉莎）。

七年前，我妈妈告诫我不要辞去日常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她判断失误了，但是在其他太多事情上，她都是正确的。感谢你，妈妈。我答应你，今后任何一次出行，都会把我在Kayak网站的行程单发送给你。

《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写于下列地点：旧金山作家社、加州因弗内斯若干个租来的小木屋里，还有旧金山机械学院图书馆二层装饰艺术藏书架之间的书桌上。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开启了“生命总开关”的人们。

附注

—60

P23

“珊瑚虫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大脑。”

一九八一年，人类首次发现了珊瑚年度大规模产卵的现象，此后它就一直使科学家感到困惑。珊瑚是一种简单的原始动物，没有视觉和听觉，但是它拥有某种比我们人类更为精妙的方法，可以和其他的珊瑚相互联系。

二〇〇七年，由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研究者组成的团队试图找到这个答案。他们发现珊瑚体内存在一种叫作隐花色素CRY2的基因，可以帮助它分辨光线的细微变化。许多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都拥有CRY2，这种基因和检测光线等级相关，也可以帮助感知磁场的细微变化。在人类体内，CRY2蛋白可以帮助调节睡眠的生理节奏，或许还和抑郁及心理障碍有关。珊瑚就是用这种基因作为最细微、也是最原始的眼睛。

“这种特殊的基因可以帮助珊瑚感知蓝光，从而推算出月相。”在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科学》杂志上，该研究的参与人之一比尔·莱格特解释道。莱格特和科学家们相信，借助这种CRY2基因，或许珊瑚可以感知到季节的流转，并据此在特定日期、特定光线条件下来校准它们大规模排卵的时间。珊瑚们并没有心灵感应术，它们只不过是接受了天空的指引，然后计算出具体日期。

虽然莱格特的理论让一部分受众恍然大悟，然而它和许多野外考察所得出的报告并不一致。

比如说，莱格特的报告中并没有考虑到，即使是在没有光线的环境下，珊瑚依旧可以同步产卵。换句话说，一块完全不接触自然光线的珊瑚，和远在数百英里之外、一百英尺深的水下的珊瑚，可以同时产卵。世界各地的水族箱爱好者经常会见证这种现象。

不过，抛开这些理论不谈，在二〇〇七年，仅仅是珊瑚含有CRY2基因的这个发现就足以大书特书了。对莱格特和其他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证明了人类和海洋，甚至是其中最原始的动物，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大约两亿四千万年前，珊瑚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CRY2基因。在此之前这种基因已经存在了数亿年了，而且直到今时今日，你都可以在现代动物和人类身上找到它。”莱格特说道。昆士兰大学海洋科学的负责人奥韦·霍格-古德贝格如此评价CRY2基因的发现：“这是一种指示，说明事实上珊瑚和人类是远亲，在遥远的过去，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

看起来，人类和海洋的联系，甚至可以延伸到海底一簇簇粗粝的白色石头上。

—300

P36

“对于人类，水是否也有同样的影响。”

最早进行动物两栖反射相关实验的是法国生理学家保罗·贝尔，时间比法国生物学家里歇早了二十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贝尔开始尝试溺毙鸡鸭，并记录它们的死亡时间。鸭子在水下基本可以存活七到十六分钟，然而鸡只能存活三分半钟。从科学角度来看，这有些说不通。这两种动物在生理结构上很相似——同样的肺容积、相似的重量还有循环系统，然而似乎水可以延长鸭子的生命，却更快地要了鸡的命。

为了寻找答案，贝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同时也令人生畏的怪诞实验，他将之称为“密闭容器死亡实验”。他给鸭子放血，让它体内的血量降低到和鸡一致的水平，然后将二者放在水中，看哪个死得更快些。（鸡的死亡速度还是比鸭子快两到三倍。）他将刚出生的小猫放在钟形容器里，将其密闭，记录它们的死亡时间。（它们死亡的时间和窒息的成年猫基本一致。）他从狗的身上抽血，使其死亡，将电线从它的嘴里伸进去，从肛门里探出来，然后给尸体通电，检测氧气浓度是否有变化，结果没有。他向不同的瓶子里排尿，然后将这些瓶子放置在不同的大气压下，等上几天。用贝尔自己的话说，实验结果“完全浑浊，碱性很高，污秽不堪”。

在进行了六百五十次实验之后，贝尔已经杀掉了几十只狗、麻雀、老鼠、猫、兔子、猫头鹰、鸡和鸭子，也给自己省去了一些跑厕所的时间，但是他依旧止步不前，无法破解鸭子在水下比鸡和其他动物存活更久的原因。然而，他确实发现，呼吸高浓度的氧气，或许会导致氧中毒（后来被称为保罗·贝尔效应）。一八七八年，贝尔那本一千零五十页的著作《大气压力：实验生理学研究》一经面世，立刻成为经典之作，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为水肺潜水和高海拔飞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现在贝尔被认为是航空医学之父。

P37“数十年前，他就曾在深潜的海豹身上观测到同样的现象……”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于深潜动物的生理研究变得越来越离奇，甚至荒诞不经。在这方面没有人能够胜过海洋动物生理学家罗伯特·埃尔斯纳。一九六九年，埃尔斯纳在《耶鲁生物学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公布了一系列的实验，其中包括切开怀孕的绵羊的腹部，观察缺氧情况下母体和胎儿的反应。埃尔斯纳和同事哈蒙德、帕克一同前往南极，对威德尔海豹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绵羊和海豹的胎儿在缺氧情况下的反应非常相似：心率降低，血液流向重要的器官。

—650

P92“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地球上最精确的感应。”

到目前为止，只有当鲨鱼非常接近目标物（大概距离三英尺）时，才能在它们身上检测到电感应。研究人员相信，鲨鱼凭借电感应来引导它们的嘴巴，进行精准的致命一击。例如，曾经有记载，在接近攻击目标的最后几英尺里，大白鲨会将眼睛向后转入头内进行保护，然后借由电感应来导航。详见http://science.howstuffworks.com/zoology/marine-life/electroreception1.htm.

P92“……四百分之一到二百分之一……”

大约十年前，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检测非常微弱的磁场对大脑的影响。大部分实验数据都显示，对于大脑中处理无意识思维和感官的部分而言，非常微弱的磁场会产生连续的、有时是非常重大的影响。在二〇〇九年进行的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监测了微弱磁场对三十一位被试志愿者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实验来准确判定大脑中被微弱磁场影响的区域，并找出背后的机制。在实验中，志愿者进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研究人员用加热的检测棒对他们进行刺激。接下来，研究人员将志愿者分为两组。在控制组中，他们毫无变化地重复了刚才的实验；在另一组试验组中，他们将所有志愿者置于强度不超过两百微特斯拉（磁通密度，磁感应强度单位）的微弱的磁场中。

无论是控制组还是试验组的被试志愿者，都表示两次实验中，由加热的检测棒所带来的疼痛级别没有区别。然而，扫描显示，试验组的大脑中，和处理痛感相关的部分（前扣带回、脑岛、海马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暴露在微弱磁场环境下的大脑处理了较少的痛感信号，只不过这一组的被试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这项研究的结论表明，微弱磁场的影响不是外显的，或者说不是有意识地感知到的，而是潜藏的。换句话说，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影响和支配我们的大脑功能。

地球的磁场强度大概在二十五到六十五微特斯拉之间，比实验中使用的磁场强度微弱四倍左右。虽然没有人知道，地球的细微磁场是否足以影响人脑的方向感，然而，实验结果依旧意义重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人员评论道：“或许磁感应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更加普遍。”

P94“……讲泽尔塔尔语的被试者……”

引自盖伊·多伊彻所著的《从语言课说起》

P96“和系上磁铁的学生相比，没有系磁铁的学生指认方位的准确度明显高出许多。”

控制组中的学生（没有系磁铁的）里，百分之七十七的人以百分之七十五的精确度指出了学校的方向；但是系磁铁的学生里，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准确地指了出来。后来的实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详见贝克的《人类导航》。

—800

P104“法国的世界冠军奥德丽·梅斯特……”

许多人将梅斯特雷的死亡归咎于她的丈夫费雷拉斯，他负责填充重力装置的气瓶。据梅斯特的密友和自由潜水搭档卡洛斯·塞拉所说，费雷拉斯嫉妒妻子的成功，两个人正处于离婚的边缘。塞拉和其他人怀疑费雷拉斯有可能故意没有填充气瓶。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想起，在下潜前，他们曾经反复询问费雷拉斯是否填充了气瓶，而费雷拉斯一再回答说他已经充好了。直到今天，依旧有许多自由潜水员为了梅斯特之死而责怪费雷拉斯。费雷拉斯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判他无罪。在梅斯特死后一年，费雷拉斯本人成功地下潜到五百六十一英尺的深度。

P106“……下潜到两千四百英尺以下的深度。”

欧文发现威德尔海豹的潜水适应能力极好，当它们越潜越深时，似乎可以从水中获得氧气。“从这些不同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某些哺乳动物拥有抵御缺氧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大大超过了我们人类，事实上，超过了我们基于氧气储存量的推测值。”

P113“一些人甚至声称，海女可以在水下停留十五分钟之久。”

后来在二十世纪进行的科学调查，更是加深了这个传说的神秘色彩。日本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义藤晖峻博士来到日本东南沿海，考察海女的工作环境，她们的潜水能力令他为之瞠目。他看到一位海女下潜到八十五英尺以下，一次停留了两分钟。即使在冬天，每位海女也不过穿了一件单薄的棉布衬衫，而海水的温度却徘徊在五十华氏度以下。对晖峻这位接受过科学训练的医学博士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八十五英尺的水下，环境压力大概是水面上的三倍半，足以压碎人类的器官，使肺部塌陷。更何况，在下水一个小时内，海女就应该已经出现体温过低的症状。然而她们没有。在数十年间，海女们每一天都潜入水中几个小时，在冰冷严酷的温度下下潜到极深的深度，然而她们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健康状况非常良好。有些海女甚至一直潜水到七十岁、八十岁。晖峻对海女们进行了许多实验。他进行了探测和取样，在她们下潜前后测量她们的吸气和呼气，想要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来解读她们显而易见的两栖能力。一九三二年，他用德语发表了论文《海女及其工作》，这是关于闭气潜水的第一篇科学评论。论文所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能够提供的答案。海女的神话更加神秘了。

受到晖峻的研究工作的启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纳粹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检测人体在水下的适应性。他们依照海女们日常潜水的时间安排，迫使赤身裸体的受害者进入冰冷的水中停留数小时之久，同时监测受害者分子层面以及生理和行为上发生的变化。为了测试恢复时间，纳粹将刚从冰水中出来的受害者直接投入滚水中，让体温过低的被试者骤然暴露在高热的环境中，并且向他们注射血清。他们迫使受害者进入缺氧状态，直到他们昏迷过去，让他们呼吸混合气体、二氧化碳等。这些骇人听闻的实验的数据后来多数被销毁了。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数据，基本被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

或许真正的发现，就是晖峻和纳粹们没有发现的。除了比正常女性略大的肺容积，以及略多的用于在冷水中保持体温的脂肪，他们没有在海女身上找到任何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们没有在海女体内找到任何基因变异或者是两栖特征。这完全是一个不解之谜，直到今天，科学家们才刚刚窥探到其中的一丝奥妙。

—1,000

P129“海豚和其他鲸类动物都有X光一样的‘视力’。”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佛罗里达圣奥古斯丁海洋公园的园长亚瑟·麦克布赖德听说了关于回声定位的研究，他在工作中有机会大量地观察海豚的行为，因此他不禁怀疑，海豚或许也拥有回声定位的能力。他保留了一份为期十年的详细观察记录，但是他还没有机会能够确切地证明海豚确实拥有这一能力，就在一九五〇年过世了。

美国心理学家温思罗普·凯洛格将麦克布赖德的研究工作继续了下去。他将两只海豚放在一个水池中。在水池中部安置了一张大网，网的两端各有一个洞，大小刚够一只海豚通过。凯洛格观测到，海豚很容易就能定位洞的位置，轻快地在两端穿来游去。他随机将其中一个洞口用透明的树脂玻璃挡住，这种材质在水下是看不出来的。凯洛格会不时地将树脂玻璃从一个洞口移到另一个前面，所以海豚完全不知道哪个洞口是封闭的。在水下，这两个洞看起来完全一样。然而，一百次中有九十八次，海豚会选择没有树脂玻璃的洞。

对凯洛格来说，这些实验证明了海豚在导航时使用了视力之外的感知能力，很有可能就是回声定位。不过也有人怀疑，是不是海豚不过是拥有极佳的视力，在水下能够看出树脂玻璃的光反射。一九六〇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动物学家肯尼斯·诺里斯确切地证明了海豚拥有回声定位的能力。

他在游泳池中用竖直的管子搭建了一座迷宫，管子的间距只有几英尺。接下来，他用橡皮吸盘遮住了一只海豚的双眼。这种眼罩的遮光性非常好，完全切断了动物的视觉感知。诺里斯将这只暂时失明的海豚投放到游泳池中。它迅疾地游动着，敏捷地避开了管子。诺里斯向迷宫里扔了一条鱼。海豚立刻在管子之间穿梭，确定了鱼的方位并把它吃掉。在他进行的五十八次实验中，这只“盲”海豚一次都没有撞到管子上。诺里斯不仅证明了海豚拥有回声定位的能力，同时也证明了，这种能力是多么精准。

P142“类似于人类在打电话的同时，在网上聊天。”

李利谈论到他的实验时，说道：“它们可以通过哨音交谈，也可以通过嗒嗒声的序列交谈，哨音和嗒嗒声彼此是完全不同相的。它们可以在哨音交流沉寂的时候使用嗒嗒声进行交流，也可以用哨音交流来填充嗒嗒声交流的空当，在两种并行的方式上这都是礼貌的。因此当一对海豚交谈时，听起来就像是有两对在同时交谈，一对在用哨音交谈，另一对在用嗒嗒声交谈。”（详见李利和米勒所著的《海豚的声音交流》）

P146“这些将在未来的几年间，助力于施诺勒破解鲸类语言密码的行动计划。”

我和库什艾嚼着羊角面包，等待团队里其他人到来的时候，他又向我讲述了更多海豚语言研究史上命运多舛的故事。就在李利开办交流研究所的同一时期，美国海军雇用了三位科学家，他们和海军水下作战中心进行合作，计划研发一种能够进行人类语言和海豚哨音互译的机器，将其命名为“人类——海豚交流计划”。这个项目组由哈佛大学的物理和机械工程学教授德怀特·韦恩·巴托博士牵头，一九六四年，他们在夏威夷的一处秘密实验室里对两只海豚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两只海豚分别叫作普卡和莫伊。项目组发明的人类——海豚翻译机的工作机制是这样的：巴托对着麦克风说出一个英文单词，麦克风中的音频信号会被翻译成相应的海豚哨音，然后通过一个水下扬声器播放到实验室之外的水池中。当普卡和莫伊作出回应时，翻译机就会反向工作，将哨音翻译成对应的英文单词。

和巴托合作的科学家之一帕特里克·弗拉纳根声称，人类——海豚翻译机能够在两个物种间成功地处理三十五个单词。普卡和莫伊利用所学习的词汇量，可以组合出简单的句子，还能回答问题。弗拉纳根预言，在十年内，项目组可以建立五百个人类和海豚共享的词汇库。一九六七年，项目组结束了实验，着手准备撰写总结报告。他们写道，实验成功地建立了人类和海豚之间语言沟通的渠道，巴托坚持认为，项目应该继续下去，共享的词汇库将得到进一步扩充。他的观点成了全国新闻的热点，哈佛大学邀请巴托开设关于这项研究的讲座。不幸的是，在总结报告递交之前，人们在巴托住所附近的海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验尸报告表明，他的死因是溺水引起的窒息。然而有些人对此心存疑惑。巴托是一位出色的游泳者，而且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美国水下作战中心终止了人类——海豚交流计划，并且将所有实验记录归入秘密档案。自此之后，这项实验计划的大多数记录就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

一九六一年，帕特里克·弗拉纳根被《生活》杂志评选为“美国一百位最重要的年轻人”之一，他后来转而研究金字塔的神秘力量。现在他的职业是兜售护肤液和一种叫作“水晶能源”的水中添加剂。他声称这种添加剂能够将自来水变成精华液，可以提升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他在YouTube上的视频获得了成千上万的点击。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的两位科学家声称，他们确认了超过三十万个人类和海豚之间共享的语言单元。在一篇报告中，科学家弗拉基米尔·马尔科夫写道，海豚通过大量的声音信号来交换信息，这类似于一种有声调的语言，比如广东话。这些信号和人类语言的架构相似，也同样含有音素，海豚可以将因素组合成音节，进而是单词，最后形成整条的句子。马尔科夫阐述道，海豚拥有的字母表，包含五十一个脉冲音和九个带有声调的哨音。一九九〇年，他发表了论文《宽吻海豚交流体系的架构》，当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第二年，苏联就解体了，马尔科夫研究计划的经费随之枯竭，连他本人也就此从科学界消失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关于海豚交流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纪元运动  [1]  的追捧。网站上常常登载一些失实的信息，声称海豚的回声定位可以治疗慢性抑郁症，改善唐氏综合症，疗愈各种退行性疾病。与海豚一同游泳的项目变成了吸金的大买卖，甚至连海豚交流研究也成为了一种边缘科学。

这个领域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研究人员，常常不得不在学术或政府机构之外自食其力，筹集经费。没有多少人愿意耗费这种力气。但也有人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位是海洋生物学家丹尼丝·赫青博士，她研究海豚已经有二十年了。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每年她都有六个月的时间待在巴哈马群岛，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的海豚语——英语翻译机。二〇一一年，她获得了佐治亚理工学院人工智能领域的工程师们的帮助。他们研发的系统叫作“鲸目动物听觉及遥感观测”，不过到目前为止，它的雏形还没有在任何一次实验室或野外试验中获得成功。

P151“……无论他还是科扎克，都从来没有验证过这一假说。”

二〇一〇年，佛罗里达的民间海豚研究者杰克·凯瑟维茨宣布说，他证实了海豚全息通信的存在，方法是将海豚对一件三角形物体发出的回声定位信号录制下来，然后播放给另一只海豚，后者立刻辨识出这一信号，并且从海底将三角形物体打捞上来。不过，凯瑟维茨还没有向科学界公布任何实验的细节。一位我接触过的研究人员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说他是“善意的新世纪空想家”。

—2,500

P194“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动物群落和数量最多的动物个体，生活在三千英尺以下。”

海洋里，或者是陆地上，到底有多少还未被发现的物种，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书中提到的数字来源于克莱尔·露芙安所著的《深海奇珍》，以及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布鲁斯·罗比森提供的二〇一二年报告幻灯片。二〇一一年《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生物》期刊上刊登的一篇论文提出，不包括病毒和细菌的话（这两者几乎无法统计），在海中大概只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种未被发现的物种。（http://www.plosbiology.org/article/info:doi/10.1371/journal.pbio.1001127）。而参与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的科学家们却认为，陆地上有六百五十万种物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六尚未被发现），而三千英尺以下的未知物种的百分比还是个未知数，多半是因为人类曾经调查过的，还不到这一海域的百分之一（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1/08/110823180459.htm）。平均来说，从三千英尺以下的水域打捞上来的生物样本中，有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是尚未确认的新物种，其中大多数对科学界而言，也是全新的。

—10,000

P215“……两个物种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但是大小不能说明一切。影响智力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大脑皮层的复杂性，某些特定脑细胞的存在性，如梭形细胞。因为动物大脑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协调整个身体的运转，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们提出，对于智力的更精准的衡量参数，应该是大脑和全身的重量比。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动物有更大的体重，那么它就需要更大的大脑来管理身体机能；任何富余的脑重量，都很有可能被用于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意味着它有可能拥有较为高级的智力。科学家们所定义的用来比较大脑与身体重量的参数，被称为脑形成商数，或者EQ。EQ值为1，意味着该动物和其他体重相同的动物相比，大脑重量处于平均值。人类拥有最高的EQ值，大概是7左右。也就是说，对于人类所拥有的体重来说，大脑的重量是预期值的七倍。我们的亲戚黑猩猩有2.5的EQ值。狗的情况不算好，只有1.7。猫的EQ值是1，恰好是平均值。宽吻海豚的分数是惊人的4.2（是所有动物中第二高的），抹香鲸的得分只有可怜的0.3——也就是说，是以它的体重估算的预期脑重量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数字和兔子的EQ值一样。

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和大脑的整体大小以及动物大脑的进化程度相比，脑形成商数是一种相对拙劣的衡量智力潜能的方法。EQ论的批评者认为，像鲸鲨一样的动物，体长可以达到四十英尺，体重高达四万七千磅，但是大脑只有三十六克，因此EQ值只有0.45。此外还有鸟类，它们的大脑非常小，但是却展示出不同凡响的认知功能，包括交流和使用工具。其他一些动物，譬如水母，它们虽然根本没有大脑，但是也知道如何捕猎、交配，以及如何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存。

当我和斯坦·库什艾讨论脑形成商数的优劣时，他总结道：“很简单，我们对大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所知甚少，所以目前还没办法用任何公式来做出任何准确的推断。”

P216“它们是极其聪明的动物。”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10661-whales-boast-the-braincells-that-make-ushuman.html.

P220“抹香鲸的语言或许是数字信号。”

咯吱声仅限于短距离的回声定位，通常用于一千英尺以内的区域里；普通的回声定位和用作社交目的的嗒嗒声却可以传播到千百英里以外。抹香鲸的低频嗒嗒声甚至可以经过声学定位测距声道（指水下两千到四千英尺深处，声音在这一水层可以长距离传播而不消散），从地球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效果基本等同于将两只铁皮罐子用线连接起来，对着其中一只说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海军向声学定位测距声道投放了水听器，用来监听和侦测远距离的敌军潜水艇。在监测潜艇声音的同时，工程师们也偶尔捕捉到一些奇怪的长吟声，他们用自己正在从事的潜艇监测绝密计划为这些动物命名，称之为“杰泽贝尔怪兽”。发出声音的根本不是什么怪兽，而是蓝鲸和长须鲸。看起来，鲸鱼们一直都在使用声学定位测距声道来保持联系，哪怕它们彼此相隔数百，或许是数千英里。

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组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开展合作，着手打造一台巨型的中微子探测器，然后在法国土伦附近将它沉入海中八千英尺深的地方。这台探测器叫作“天蝎座α”，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探测中微子，科学家们相信这种基本粒子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研究黑洞和暗物质。二〇〇八年，“天蝎座α”投入使用之后，它捕获的第一批成果不是中微子，而是鲸鱼的歌声。原来，鲸鱼跨越深海传递声音时所使用的超高效的波长，和次原子微粒在外层空间穿越亿万英里时所采用的波长是一致的。

P224“然后把鲸鱼尸体放在一片向南的海滩上。”

不管有没有意义（可能对你们中大多数人而言没什么意义），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赫西的传奇，和史实并不相符。史学家们认为，根据记载，那时候的“克里斯托弗·赫西”或者是个六岁的孩子，或者已经死去二十年了。他们怀疑，传说中的赫西，有可能是克里斯托弗·赫西的孙子之一。但是没有人能做出定论。

P227“占当时全球抹香鲸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引自埃利斯所著的《伟大的抹香鲸》

P229“关于鲸类的研究就如同在和时间赛跑。”

这些数据来源于二〇〇五年的纪录片《与鲸鱼共度的一生》（IndiePix Films,2009DVD版本）

—35,850

P262“……这儿全都是动物。”

引自维多利亚·卡哈尔所著的《水宝贝：阿尔文的故事》

注释

1　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又称新时代运动，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现象，起源于1970～1980年西方的社会与宗教运动。新纪元运动所涉及的层面极广，涵盖了灵性、神秘学、替代疗法，并吸收世界各个宗教的元素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编者注

译后记

《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

去年某一天，曾经合作过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想要引进一本和自由潜水以及海洋研究相关的书，问我是否想试着翻译一下。我当时正计划去东南亚潜水，回来还要备战马拉松，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基本都被填满，然而看到文稿，心中便有一种冲动，想要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这个故事，来描摹人类和海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书中提到的那些关于潜水的痴迷、人类和海洋生物之间的神奇互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海洋的不断探索，都让身为潜水员和海洋爱好者的我深深共鸣。

在本书最初的章节里，作者还是对自由潜水知之甚少的旁观者，然而蔚蓝海洋和人类潜能就像是无穷无尽的宝藏，吸引着他不断去体验，去探索。他接受正规的自由潜水训练，拜访身怀绝技的异人，挖掘尘封的曲折离奇的故事，亲眼见到深海中异形一般的生物，和聪敏而巨大的海洋生物并肩而游。当最后他将储存着电子文档的U盘投入海中时，我相信，他的心灵和情感已经完全融入碧波之中。那里对我们而言不是遥远的异乡，而是生命的起始之地，是另一处生机勃勃的家园。

《深海》本身，也是一扇门，打开它，便可以一窥海洋世界的精彩和奥妙。而最让人激动振奋的是，这些“改变生命”的体验，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将近十年前，我去菲律宾旅行，在那里第一次尝试了浮潜跳岛游。我仗着自己能不间断地徒手游三千二百八十一英尺，也没经过什么练习，便义无反顾地跳入水里。之后才发现，面镜会进水起雾，呼吸管里也总有水涌进来，我无法控制脚蹼的速度和方向，只能不断地停下来，浮在海面踩水调整。后来更是被海流推着，撞到了布满蛤蜊壳的礁石上，膝盖被撞得鲜血淋漓。同船的游客中有一对热心的德国夫妻，他们带了消毒喷雾，帮我简单处理了伤口。然而那片澄净的琉璃碧海太诱人了，我带着“会被鲨鱼咬吧”的念头，大义凛然地回到了水里。虽然是盐水，但是干净的海水并不会让伤口有一丝刺痛。我就继续在海面上漂着，看到那对夫妻屏着气，先后钻入水下数英尺深，又摆动脚蹼，优雅地游到水面上来。他们去过东南亚若干海岛，向我推荐了几处适合浮潜的地方，还说能看到海龟。我说，一定能看到吗？他们说，一定。于是我将那些名字逐一写在自己的小记事本上。

之后我去了他们推荐的地方，不仅看到了海龟，连续几天练习后还可以屏气下潜二十六英尺，在水下待上一两分钟；还学习了水肺潜水的入门和进阶课程。用一句套话来说，那一次旅行，揭开了我生命中的新篇章。是的，那足以成为我人生经历中的一道分水岭。我将活动范围从陆地扩展到水下，此后又用了三年时间，从一个初学者修习成为水肺潜水教练。我曾经在清晨的海底断崖外，看到过成千上万条红鲷鱼挤挤挨挨地产卵，而黑鳍礁鲨和公牛鲨就在鱼群下方逡巡，伺机而动；曾经在不经意间邂逅比潜水船还要长的鲸鲨，我们蜷起双腿悬浮在礁石上方，看它绕着我们滤食浮游生物；也曾在能见度不佳的海中，看到数英尺长的巨大水母，触手在灰蒙蒙的水中散开，像是浩渺太空中星系的旋臂，有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美。大多数的潜水员都和我一样，因为见识了蔚蓝海洋的神奇、瑰丽和浩瀚，便对它愈发痴迷，像是陷入情网的人一样，迫不及待想要了解关于它的点点滴滴。

这只是潜水令人痴迷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当你长时间置身于海中时，就可以发现人类的另一种生命形态，似乎可以触摸到生命的本源，跨越现实与童话和神话的界限。背着压缩气瓶，人可以在水中停留更久；然而不背气瓶时，感觉更自由，身体更轻盈。想象在海下的缓坡上，丛生着望不到边际的珊瑚，绿色、紫色、橙色，如同山峦上盛开的各色繁花。屏气下潜，伸展双臂，并拢双腿，摆动脚蹼，感觉自己像飞鸟掠过山巅。那种自由的翱翔感和目不暇给的让人屏息凝神的美景，可以让人忘记时间和自我的存在，恨不得用海水重建每一个细胞，和珊瑚海日夜相伴，共生共息。这时我常常想，在远古时候，人类是否也曾是海洋的子民，那些存在于世界各地传说里的人鱼，是否也是真实存在的。我相信那不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一定有无数人曾经有过和我类似的感受。阳光透过海面射下来，细碎的光影洒在海底的白沙上，随着起伏的微波而不断摇曳。你的眼中是这样明亮的一片光，一片蓝，身体被温暖的海水环绕着，完全放松，你感觉不到一丝压力，就好像融化到这蔚蓝澄澈的海水中一样。

说起来，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终于下定决心，系统学习了自由潜水。其实从事水肺潜水多年，我大致听闻过自由潜水的相关理论，只是疏于练习，耳压平衡速度一直是制约我下潜深度的最大因素，我也偷懒地将之归结为先天生理原因。然而书中的故事和我曾经看到的那些纪录片、目睹的海岛原住民下潜的景象一再交叠，促使我去了解正规的练习方式和步骤，真正进入自由潜水员的世界。遗憾的是，我仍然没有掌握法兰佐平衡法，还是没能突破三十余英尺的下潜深度。但是当我闭上眼睛，在露天泳池中练习闭气时，感觉细密的雨丝拍打在背上，思绪向着眼前浅黄绿色的光晕深处飘远，那一刻物我两忘，祥和静谧，忘记呼吸、忘记时间、忘记天地，这种安宁的冥想状态，却是以前不曾拥有的别样体验。

翻译的过程，对我而言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文中涉及到历史、地理、生物、物理等多方面信息，作者和译者都不是专业人士，在描述上未必能做到使用最精准的学术术语。为了力争保证译文的科学性、准确性，但凡有不确定的知识点，我都尽可能通过网络或是学术刊物寻找对应的名词和翻译。翻译的进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得多，感谢编辑任菲做了大量的资料确认工作，还有她和联合天际各位同仁耐心、宽容地接受我将交稿日期一再拖延。感谢两位AIDA的教练：悉心教学、注重安全意识，引导我成为自由潜水员的师傅Miguel；还有因为时间原因始终未能一起潜水，但在网上交流已久的“铜峡谷Enzo”，他耐心细致地为我解答了诸多关于自由潜水技术、要领和竞赛规则的疑惑。

由于译者能力所限，加之一些术语在中文中没有既定译法，译文中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和不妥，希望读者们不吝指出。

近年来，大家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保护鲨鱼，拒吃鱼翅”的理念，然而我们要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菜单上是否还有蓝鳍金枪鱼等濒危鱼类？饰品里是否还有珊瑚、砗磲、玳瑁这些名字？关于海洋，我们知之甚少，然而能够挽救保护它的时间，可能却并不那么宽裕。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起大家对于海洋的关注和好奇，一同去关爱这个蔚蓝星球上百分之七十的疆域，属于我们的蓝色家园。如果你想要探索海洋的神奇，想要亲身感受它的无穷魅力，那扇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参考文献

Anderson, Kelly. "Inside Windfall Films' 'Sperm Whale.' " Realscreen.com, August 5, 2011. http://realscreen.com/2011/08/05/insidewindfall-films-spermwhale/.

Ashcroft, Frances. Life at the Extremes: The Science of Surviva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The Spark of Life: Electricity in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W. W.Norton, 2012.

Baker, Robin. "Human Navigation and Magnetoreception: The Manchester Experiments Do Replicate." Animal Behaviour 35, no. 3 (1987): 69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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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二

致谢

附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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