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Author: [德] 倭铿
Date: 2013-06-14 16:00:00+00:00
Keywords: 哲学
Description: “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对于他来说，重新占有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赋予人生以意义的过程。于是，人生有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有了着落。“——周国平导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在一个信仰失落和心灵不安的时代，倭铿没有向世人推销一种救世良策，而是鼓励人们自救。 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书中，倭铿通过对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的思考，为人类寻找一条摆脱现实困境的出路。现代人普遍对生活意义的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这恰恰证明了现代人对 精神生活的追求超出了以往的时代。倭铿认为，内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统一的基础，既是个人的最内在本质，又是宇宙生活的显现。唯有获得自己的精神个性，才能理解人生真正的意义。
Publisher: 译林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德）倭铿（Eucken，R.）著；周新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

（译林人文精选）

ISBN 978-7-5447-3668-8

Ⅰ.① 人… Ⅱ.① 倭… ② 周… Ⅲ.① 人生哲学-研究 Ⅳ.①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2088号

书　名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作　者 ［德国］倭铿

译　者 周新　建周洁

责任编辑 王　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668-8

目录

精神生活的哲学

第一版前言

第四版前言

导言

旧生活秩序

宗教生活秩序

内在理想主义的生活秩序

新生活秩序

共同的基础

自然主义的生活秩序

人转向自身

社会文化与个体文化

权衡与准备

一种建设尝试：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征

一种新生活在人类中出现

人与宇宙

新生活的任务与伟大意义

阻碍和对阻碍的克服

精神生活与人的存在

精神生活的不成熟和表面上的不稳定

精神生活在宇宙中表面上的软弱无能

回顾与总结

对个体人生的结论

共同的生活进程

个体命运的差异

对当代状况的结论

倭铿著作年表

精神生活的哲学

周国平

一

倭铿（Rudolf Eucken，1846——1926）是一位活跃于前一个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生命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本小册子里，他对自己所建立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做了通俗扼要的解说。早在1920年，这本书已有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余家菊的译本。现在，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周新建的译本。倭铿的文风虽不艰涩却略嫌枯燥，读时不由得奇怪他何以能够获得19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他和柏格森的获奖，倒是可以遥想当年生命哲学的风行。一个世纪之后的今日，生命哲学早已偃旗息鼓，但我觉得倭铿对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并没有过时。

倭铿和尼采是同时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两年，一度还同在巴塞尔大学任教，不过他比尼采多活了许多年。他们所面对的和所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时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溃和物质主义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义的丧失。他们也都试图通过高扬人的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来为人类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的区别也许在于对这种内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学解释，尼采归结为权力意志，倭铿则诉诸某种宇宙生活，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叛离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处在自己的时代，倭铿最感忧虑的是物质成果与心灵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他指出，人们过分专一地投身于劳作，其结果会使我们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现实主义文化”一方面只关心生活的外部状态，忽视内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闭在狭隘的世俗范围内，与广阔的宇宙生活相隔绝，从而使现代人陷入了“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旋涡”。然而，倭铿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既不像叔本华那样得出了厌世的结论，也不像尼采那样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超人”身上。他预言解决的希望就在现代人身上，其根据是：在精神的问题上，任何否定和不满的背后都有着一种肯定和追求。“人的缺陷感本身岂不正是人的伟大的一个证明？”我们普遍对生活意义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了在我们的本性深处有一种寻求意义的内在冲动。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们满足，那就必定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具有从直接环境所无法达到的深度。因此，现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时代，反倒表明了现代人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

二

倭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义？他的解决方法并非直接告诉我们这一意义在何处，而是追问我们为何会感到失落。我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繁忙，也享受着比任何时代更加丰裕的物质，却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证明我们身上有着一种东西，它独立于我们的身体及其外在的活动，是它在寻求、体验和评价人生的意义，也是它在感到失落或者充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灵魂。

在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活，这是倭铿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他对生活意义问题的全部解决都建立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之上。既然这种内在的精神生活是独立于我们的外在生活的，不能用我们的外在生活来解释它，那么，它就必定别有来源。倭铿的解释是，它来自宇宙的精神生活，是宇宙生活在人身上的显现。所以，它既是内在的，是“我们真正的自我”，“我们生活最内在的本质”，又是超越的，是“普遍的超自然的生命”。因此，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相统一的基础，是人性和世界本质的同时实现。

我们当然可以责备倭铿在这里犯了逻辑跳跃的错误，从自身的某种精神渴望推断出了一种宇宙精神实体的存在。但是，我宁可把这看作他对一种信念的表述，而对于一个推崇精神生活的价值的人来说，这种信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甘心承认人只是茫茫宇宙间的偶然产物，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价值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那么，我们的精神追求便只能是虚幻而徒劳的了。尼采和加缪也许会说，这种悲剧性的徒劳正体现了人的伟大。但是，即使一位孤军奋战的悲剧英雄，他也需要在想象中相信自己是在为某种整体而战。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隐含着一种超越的信念，也就是说，必假定了某种绝对价值的存在。而所谓绝对价值，既然是超越于一切浮世表象的，其根据就只能是不随现象界生灭的某种永存的精神实在。现代的西绪福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倭铿的宇宙生活，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山的苦役具有一种精神意义，借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滚下山的世俗结果，则他就已经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祷了。无论哪位反对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只要他仍然肯定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他就不可能彻底告别形而上学。

三

倭铿对于基督教的现状并不满意，但他高度赞扬广义的宗教对于人类的教化作用。他认为，正是宗教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坚持了动机纯洁性本身的绝对价值，给生活注入了一种高尚的严肃性，给了心灵一种真正的精神历史。在倭铿看来，宗教本身的重要性是超出一切宗教的差异的，其实质是“承认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于内心中，推动这种精神性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宇宙，并分有了宇宙的永恒活力”。

事实上，不但宗教，而且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道德、艺术、科学，只要它们确实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就都是以承认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的存在为前提的，并且是这个整体的某种体现。如果没有这个整体在背后支持，作为它们的源泉和根据，它们就会丧失其精神内容，沦为世俗利益的工具。在此意义上，一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乃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基本背景。也就是说，凡是把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真正当作精神事业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对于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怀有坚定的信念。在精神生活的层次上，不存在学科的划分，真、善、美原是一体，一切努力都体现了同一种永恒的追求。

也正是从这种广义的宗教精神出发，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的任何精神努力是徒劳的了。诚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精神目标的实现始终是极其有限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怀有信念，我们就有了更广阔的参照系。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是整个实在，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因此，在衡量一种精神努力的价值时，主要的标准不是眼前的效果，而是与整个实在的关系。正如倭铿所说的：“倘若我们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一个更大的序列的一个片断，那么指望它会澄清一切疑团便很不智，而且仍然会有许多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可能性，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却能够得到理解。”我们当然永远不可能证明所谓大全的精神性质，但我们必须相信它，必须相信世上仍有神圣存在，这种信念将使我们的人生具有意义。而且我相信，倘若怀有这个信念的人多了，人性必能进步，世风必能改善。如果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信念的作用便实现了，至于茫茫宇宙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精神性的大全，又有什么要紧呢？

四

精神生活既是个人的最内在的本质，又是宇宙生活的显现，那么，我们每个人是否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精神生活呢？倭铿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然延续的进化，或一种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一种能够从日常经验的活动中获得的东西。毋宁说，正因为它极其内在而深刻，我们就必须去唤醒它。人类精神追求的漫长历史乃是宇宙生活显现的轨迹，然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一开始是外在的。“从精神上考虑，过去的收获及其对现在的贡献无非是些可能性，它们的实现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和首创精神。”每一个个体必须穷其毕生的努力，才能“重新占有”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个性。倭铿的结论是：“精神的实现决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

在我看来，这些论述乃是倭铿的这本小册子里的最精彩段落。在一个信仰失落和心灵不安的时代，他没有向世人推销一种救世良策，而是鼓励人们自救。的确，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对于他来说，重新占有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赋予人生以意义的过程。于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有了着落。

倭铿把每一代人对精神生活的实现称作一场“革命”，并且呼吁现代人也进行自己的这场革命。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某一代人，是否赢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确实会使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赢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虽然也生活在“即刻的现在”，但他同时还拥有“永恒的现在”，即那个“包含一切时代、包含人类一切有永恒价值的成就在内的现在”，他的生活与人类精神生活历史乃至宇宙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因此而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立场，一种恒久的生活准则。相反，那些仅仅生活在“即刻的现在”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盲目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在实际生活中，有无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别会到处显现出来，我从倭铿的书中再举一例。人们常说，挫折和不幸能够提高人的精神。然而，倭铿指出，挫折和不幸本身并不具有这种优点。实际的情形是，许多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击倒了。唯有在已经拥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难才能进一步激发此种活力，从而带来精神上的收获。

第一版前言

我想借助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让每个人尽量明了当代的种种内在问题，想以此使每个人都关注这些问题。对这一课题的这种理解为哲学讨论划定了明确的界限：不过在这些界限之内足以澄清问题，这样就有望展示探讨本身。对这个或那个读者来说，批判性的第一部分或许显得篇幅过大。重新使生活得以巩固和使文化恢复青春的可能性全系于这一鲜明的主题，不过只要证实这一主题是通向目标唯一可行的途径，它就能够获得充分的说服力；然而这种批判是不可或缺的，它并非存在于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之内。

1907年12月于耶拿

第四版前言

第四版不仅进行了一般性的修辞方面的修订以使其更加清晰易懂，还完全改写了各个章节，添加了新章节“个体命运的差异”。希望它和以前各版一样受到大家的喜爱，希望此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为内在的人生问题赢得应有的关注。

倭铿

1914年3月于耶拿

导言

求索人生的某种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在安定的时代很少引人关切，因为此时共同体的形态和活动即包含着种种确定的目标，并且将其清清楚楚地展示给个体，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疑惑和提出疑问。倘若在这方面出现什么波动和争议，所涉及的也不会是目标，只会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不会触及任何共有的生活基础。唯有生命存在本身陷入纠纷和出现裂变时，唯有人生自身处于转折时，这个问题才会获得高悬在我们上方的威力，才会大大促使我们苦想深思，才会引发难以尽述的论争。现如今就是这样一种情形，眼下有如此众多的关于人生意义的探寻和论争，而且使得人与人之间生分疏远，这清楚地表明，人的生活如今并未统合入一个整体之中，缺少一个主导性的中心，缺乏一种共有的特征。其实我们只须稍稍仔细观察一下当今的状态便可感知，生活中有种种截然不同的潮流在发挥着作用，它们驱动着方向各异的努力，而且常常是方向截然相反的努力。被当作人生场所的一会儿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会儿又是这个可眼见目睹的世界；被赋予主导地位的一会儿是与自然界的关系，一会儿又是与人类的关系；人类群体中占首要位置的一会儿是大的整体，一会儿又是个体。基于各不相同的抉择，人生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人生的核心便各不相同，人生的内容便各自相异，对我们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为我们设定的道路也大相径庭；于是各相迥异的不仅是图景，而且还有现实本身，这种争斗涉及的不仅是阐释意义，而且还有人生自身。此间谁若作为毫无掩饰的党人全身心投入众潮流中的某一个，他便会脱尽内心的纠结，便会消除所有的疑问。然而他也得为这种自以为臆想安定的心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即僵滞的狭隘和思想认识的浅显。谁若能够放眼整个时间长河并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谁若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去体验经历，他便会因那种分裂而陷入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一种他不可能静静承受的境地。诸多运动各不相同，每一运动似乎都包含有真理，似乎不能放弃的真理，然而这些真理相互对立，而我们看不到和睦地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一会儿被扯到这里，一会儿又被拉到那里，我们缺少一个统领性的总目标以及一个标准的尺度。单个的无可争议的成功组合不成一个整体结果，因而难以归溯到总体精神，它们使其流于不确定和虚空之中。这样一种状态不单挫去人生的勇气和乐趣，毁坏生存可靠感，也危及重大的精神创造。因为要进行这种创造，为我们的精神整体确立一个崇高的具有升华效力的目标是不可或缺的，一经拥有这个目标，我们就能摆脱所有的疑虑，就能超越我们自身。今天我们尤为需要一种欢快的生存勇气和一种勇往直前的创造。因为一批又一批的任务重重地压向我们，它们要求付出许多劳动和牺牲，它们在驱逐着旧日生活的安逸。如果这个整体不能让我们辨析出某种意义，如果所有的辛劳最终将因此而面临化为虚有的危险，那我们还会满怀信心地冒险去奋争，去付出劳动吗？

做不到，绝对做不到！我们不可能屈从那种分裂，我们必须尽所有的力量去克服它。即便依这个时代的状况来说我们也毫无气馁的必要。因为这一状况本身已足够清晰地显露出，迈向另一种新生活的行动已经开始。然而，倘若我们不能以某种方式高踞于那些矛盾之上，倘若那种只须去完全享有和全力塑造的生活还未在我们心间萌动，我们恐怕就无法凭借我们感觉到的强度去感受那些矛盾。如果问题不在于人生观念而在于人生形态，那就只管勇往直前，只管大力地自我深化，因而我们的目光是投向前方的。不过为稳妥起见，我们必须首先明了复杂多样矛盾重重的当前状况。现状所包含的种种形态不只是纯粹尝试阐释性的沉思，它们是事实上的成果，是将许许多多的人联接在一起并深深影响着人类境况的生活凝结。如若没有展露某种真实，如果不体现某种真理，它们就难以成就自身。这种真实和这种真理对我们来说也是绝不可失的。另外，如果我们将各不相同的形态排列起来并从总体上进行观察，或许这一问题的当前状况就能从中尤为清晰地显现出来，能够借以探寻人生发展以及整体重新凝结的方向或许会从这里显现出来。这种探寻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大概只能由生活自身的活动和经历来决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停留在今天所在的位置上静候自己能有什么成就。因为如果不进行抗争，不继续努力，今天已经在起作用的那些对立必将日益加深，必将日益严重毁坏生活的内涵。因此，如若不愿在心灵上日益沉沦，我们必须努力求进，必须心怀这样一种信念：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必要性，它不仅高于个人的意愿和见解，而且高于整个人类的意愿和见解。怀着对这种必要性的信任，我们的探寻开始了。

旧生活秩序

宗教生活秩序

在各种对当代人具有感召力的生活秩序中，以宗教为基础的生活秩序如今依然还发挥着最强有力的影响。它将与某一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精神的关系化作生活的基本关系，这种精神同时又统治和全面管理着这个世界。基督教进而将这种统治世界的力量确定为完善的道德体系，确定为正义和善的精神。宗教生活秩序将宗教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将其作为某一独特思想世界的源泉。这种转变源于人的存在遭受的严重动撼，发生在那些让人痛苦地感受到自身的无力、平凡生活的无价值，同时又深切向往一种新生活的岁月。在我们西方文化圈中，这一变化发生在基督教在犹如暴风骤雨的运动中最终获胜的那些个世纪里。渴求宗教的炽热激情随后逐渐缓和并得以净化，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宗教的生活体系，这一体系在数百年数千年间乃至当代都发挥着强劲的影响力，如今依然保有它的权利。

在这种宗教体系中，人生专注于唯一一个目标，专注于与完美精神的关联，所有其他行为只有以其为准则和为其尽力才具有一种价值。与这种严格的专注紧密相关联的是纯属自我的、超脱世间所有纠纷的内在精神的形成。这种内在精神摆脱了在外部世界获取成功的压力，其主要活动在自我中进行，创造了人类心灵之间的沟通，创造了一种完满的相互感受和相互体验，从共同的基础出发将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宗教的人生依赖于神的无限之爱，不过与爱相伴随的还有伦理秩序的神圣性，它以最真挚的方式赋予人生一种无限的严肃性。

在这个意义上，人可以认为自己和自己的人生无比崇高。作为神的映像，人处在现实的中心点，万物皆环绕人运行，人的所作所为决定整体的命运，而且永远具有这种决定权。个体的人是神的尘世之国的一员，他须顺从地接受整体的诸目的，不过他同时又构成一个自己的圆，被看作一个自我目的。整体不得缺少任何一个成员，整体的完善也需要个体的抉择。

这种人生并非没有忧虑、困窘和痛苦，高严的要求和人类社会明显的冲突构成了所有愉悦和所有普通幸福的障碍。是的，痛苦和罪孽的分量在这里首先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不过宗教的基本经验，即摆脱给人重重压力的罪孽和创造一种新的人生，使人超脱了整个争斗和痛苦的世界；通过爱和仁慈与神合一，使人得以领受神的完美和令人欢愉的永恒的幸福。尽管存在着某一异类世界的阻力，尽管开创新人生会让人首先感受到这种阻力的分量，但这阻力却无法使人陷入怀疑，无法使人停止努力。由于人的使命的重大，此时展现的不是一种轻松的人生，不过它是一种充满运动的人生，一种置于种种可靠关联中的人生，一种不会枉度的人生。

宗教生活秩序就这样在人类广泛的领域内占据了数百年的主导地位，它将一个个个体以及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无数心灵幡然醒悟，又给它们带来幸福的平和。由于神的生活在这里进入了人的领域，由于在旧有的世界中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于是产生了鲜明的反差，处在其间的人的生活失去了一切宁静。神的生活同时又处在超越尘世的威严中，处在心灵的极近之处，人无比渺小却负有与神合一之责，爱与敬畏、宽柔与严肃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沉的幽暗与明亮的辉光、苦难与极乐相互提升，在这一切之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焦灼和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它首先为心灵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历史，并使这一历史成为一切现实的中心。在一切之中贯穿着对爱和永恒的不尽向往，贯穿着一种在信仰和希望之中远远超越一切现实的人生，不过依据最深层的根源它肯定隐在一个神的真理世界里。人的生活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达到这样的深度和真挚。

对这种生活的抗拒是易于理解的，尤其是对其独一性的抗拒。这一切都产生于与身边世界的对立和决裂，产生于一个由于混浊的经历人类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的时代，在那种时代里，人类在自己所处的存在中找不到有价值的目标，似乎唯有转向一个新世界才能保护人类精神不会荒芜，自身不会毁灭。于是为了获取那个世界而奉献出整个心灵，存在被全然颠倒，信仰的世界变成了精神的故乡，而能够眼见目睹的世界却沦为异土。只有在对一个新世界的需求保持着压倒一切的力量时，这种情形才不会受到质疑。随着新时代的崛起，人类重又获得了可喜的自信，人类身边的世界又获得了全新的魅力，此时这种情形必然发生动摇。时下努力和辛劳又更多地倾注于现世，生活似乎将征服现世和以此增加力量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而这个世界也日益成为人类精神的故乡。现世劳动的种种任务因其内容纷繁和成果醉人而使人忘却了对心灵状态的忧虑，宗教的地位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它逐渐被挤出生活中心，逐渐被逼回自己的领域，其间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抗拒，只有肤浅的认识才会将这种抗拒首先归咎于纯个体的固执和没有信仰。在此过程中最先出现的是对宗教教义的种种怀疑，它们首先在自然和历史的面貌于近代发生的彻底变化中得到了印证。然而，如若旧有的核心和信仰依旧能对生活发挥作用，这些怀疑是能够容忍或不予理睬的；周围环境的抗拒甚至还会增强信仰倔强的自我意识（正因其荒谬，所以才相信）。只有宗教内在的衰弱、其基本经验的苍白无力和人类生活情感的变化才使得那些攻击具有危险性。之所以发生这种处境的变化，起作用的不仅是自古就与宗教相对抗的东西，而且还有现代文化对其提出的异议；所有的怀疑和思考现在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攻击起先针对的是宗教的个别方面和个别要求，但很快就转向其整体，同时也指向一种宗教生活秩序的所有可能性。宗教生活秩序被斥为过于狭隘，各种能力的培养和整个文化的发展被用来与之对抗；现实分裂为两个王国随之被认作是一个严重的谬误，将人生仅仅当作为未来的存在做准备被视作一种颠倒。最终对这种认识来说，整个宗教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宗教的王国纯粹由幻象编织而成，是一个影子和梦幻的王国。这种否定无疑遭到强有力的抵抗，许许多多的人奋起捍卫着权力，即使捍卫不了宗教生活秩序的权力也要捍卫宗教的权力。然而这种否定的不断扩展显得势不可挡，当代广泛的阶层已无力再投身充当宗教的推动力，宗教及其世界在他们的内心已经陌生，甚至已无法理解。显而易见的是，捍卫宗教的行动四分五裂，无法取得统一的效力。虽然还有要求和向往，然而其实力却无力击退对手。宗教身陷维护自己权利的战斗之中，无力再给人提供坚实的依靠，无力再为人生确立统领一切的目标。因为自身都问题重重，如何能给出一个可信的答案呢？

内在理想主义的生活秩序

直面现世的理想主义认为能摆脱宗教的纠纷而又不会弱化人生的深层面，这是一种内在的理想主义，几千年来自己伴同宗教发展着一种精神文化，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宗教进行友善的补充，有时也与其进行激烈的战斗。即使它也首先将人生置于一个无法眼见目睹的世界，不过它并未将这个世界理解为与感性存在并列并与之分离的王国，而是理解为自己具有承载力的根基，理解为自己的深层面和自己的灵魂。宇宙具有一种在外在之眼面前隐形遁迹的深层面，它在此深层面中构成一个整体，进行着一种内在的生活，这是一种信念，一种这一生活秩序与其共生共灭的信念。理想主义文化将人与宇宙紧紧连在一起，不过同时又赋予人一种特别的使命和一种卓越的地位。因为在人之下的世界似乎无意识而受束缚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承载整体的力量在这里不会成为对个别地方的体验；这种情形出现在对整体观念进行思索并因此将整体化为己有的人身上，因而这个世界首先在此类人那里升华为明晰和自由。若没有此类人自己的抉择和干预，若没有此类人自己的活动和创造，这种情形便不会出现；世界就因此类人所处的这一特殊地位而进步，此类人的所为有望提升整体的地位。

这种生活秩序的发展首先是围绕着内在与外在、无法目睹的世界与可视可见的世界之间的对立进行的。内在是生活真正的承载体，内在可以统御外在，可以赋予外在灵魂，不过其自身同时也由模糊的轮廓发展为完善的形体。于是出现了一种精神创造，它以一种世界理智为依托，面对无意识的自然和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唤起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个精神王国，它以自身的真善美为人造就了一个涵括广阔世界的内在统一体，让人一同领受它的全部内涵和美好。这样一种生活不需要除其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报酬，不效命于任何其他目的，它在自身的发展中寻得自己的意义，在自我观赏中获得自己的愉悦，它的活动回归了自我，同时又获得了愉悦的宁静。

这种生活的主要承载体演化为艺术和科学，两者具有很高意义上的感受力，将我们置入具有创造力的本原王国，为我们展现这个世界的深层面。它们在每一处地方都尽着努力，化浑噩为清明，变僵滞为柔和，连散离为一体，化解对立，使整体成为充满灵气的和谐体，用一种自身具备的怡人的美批驳一切纯实利性。这塑就了一种与宗教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宗教更加注重突显对立，而理想主义文化则注重调和对立；前者尽一切努力要生活集于唯一的一点，后者则尽力赋予生活以宽度和广度；前者将观念放在首位，后者则倡导一种强有力的创造；前者在人身上看到的多是弱点和虚空，后者在人身上看到的则多是力量和伟大，当然它们眼中的人是将自身与宇宙连在一起的人，是从中创造自己生活的人。宗教通过强烈的震撼和无情的否定才寻得肯定人生的途径，理想主义文化则相信凭借勇敢的腾跃即可实现对人生的肯定。或许这种对立涵盖的仅是另外一种生活的须相互补充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不过我们暂时还看不到统一点。

内在理想主义在希腊人生活的鼎盛期获得了极其辉煌的发展，从那以后作为一股独立的洪流传承下来，一再得到增强，它最近一次是借助歌德的毕生之作向我们诉说，它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就引导生活并赋予生活自己的意义的要求而言，内在理想主义的处境与宗教的一模一样：基础已经动摇，基本历验已暗然淡化。于是各种敌对力量占据了上风，将这一生活形态逐出了存在的中心。真实自有其一种深邃性，人若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即可获取这种深邃，对于这个时代的平均水平而言，这和宗教的那些基本真理一样无法取信于人。内在理想主义一直处在危境之中，一直在尽力维护自己的主张。唯有在特殊的时代，唯有在人类的辉煌岁月，内在理想主义才能实现充满蓬勃活力的创造，在那样的时代，命运的垂青让伟人齐聚一时，同时也赋予他们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大人生使命；对雄心勃勃的创造来说，看不见的世界变得近在咫尺，成为生活可靠的场所，它能够赢得人的所有力量，成为人自己的本质。然而那种英雄主义时代已成为过眼烟云，平庸的生活在施展着自己的权力，生活的张力在降低，对一切浑噩和异体的抗拒同样也在降低；外在世界的僵滞、人的平均水平的低下、社会行为的自私与虚伪占据了上风，使将灵魂注入存在并使存在完美的理想主义文化形似无足轻重之物，犹如另一种生活的附属和装饰。

随着这种变化，理想主义文化从自己行动和经历变为纯粹的习得、承袭和享用遗留的财富，精神创造无可避免地肤浅化为纯粹的教养；虽说这种教养也具有一种价值，但却激发不出生活的各种深层面，很易变为一种惬意的享受，变为掩盖人的存在的重大问题的满意装饰。即使保持教养也很少是自己的要求，而是出于周围环境的考虑，想在社会的共同存在中获取承认，表象在这里很易重于实存，非真实是显而易见的。总而言之，这种教养是一种间接性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可能赋予我们的存在一种意义和价值。

由于当代的独特情形，在这种变化中一直引起种种混乱的东西继续在增强。宗教的动摇首先也导致了内在理想主义的衰微。因为唯有与宗教相结合，唯有与割裂和可眼见目睹的存在的联系相结合，关于宇宙的深层面和一个无法眼见目睹的世界的作用的信念才会深入人心；一旦这种结合消失或消弱，理想主义文化也就丧失了自己在生活中的稳固地位，逐步被从深层面逐向肤浅。宗教的衰微如今恐怕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近代，外在世界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科学活动日益将所有的精神生活逐出外在世界，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无数课题，无数吸引和束住人的力量的课题。从内心排除无法度量的外在世界，让外在世界屈从一种不可见的生活，这对我们而言越来越不可能。现代研究大力凸显人的生活及其追求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这一趋势也对这种情形发挥着作用。在现代研究看来，生活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因而参与宇宙生活的可能性便被绝对排除了。现代主体性的发展最终损毁着传统的关联性，使人成为这个世界的异体。在这种情形下怎么会出现能让我们征服这个世界并从其深层面建立我们的生活的精神创造呢？

和宗教生活秩序一样，具有高度发达的艺术和科学的内在理想主义的生活秩序也被动摇了，只是它的动摇未被强烈感受到，因为这种动摇并非起于受到直接攻击，而是逐渐力疲衰落而致。内在理想主义不具备宗教的勇敢精神，因维护它而起的论战也未激起多高的热情。然而关于两者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最终结果：几千年来引领人类、为人类生活确立目标并因此赋予生活一种意义的各种生活力量在当代人的意识里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它们如今维系自身依赖的不是自己的作为，而多是惰性的习惯。一味地羁绊于日常事务，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个别事物上，这使我们忽略了自己身边发生的异乎寻常的事情，或是对其只有懵懵懂懂的感觉。几千年为其倾注了所有的力量付出了难以尽述的牺牲的目标和财富如今被视为幻想，古老的诸神被宣称为偶像，之前人类追求努力的主要特征被视作迷乱和虚妄，这难道还不是异乎寻常的事情？如若真理之命要求这种大变革，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大变革。只有最浅薄的认识才会轻松愉快地割裂与之前被视作神圣的一切的联系，只有最浅薄的认识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断言人长久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完全的迷乱之中必将动摇人对自己获取真理的能力的信心。

新生活秩序

共同的基础

尽管我们将当代的精神动摇看得如此严重，但我们不能否认，面对这种动摇正在进行孕育着许多希望的建构。19世纪完成了一个由看不见的世界向可眼见目睹的世界的根本转变，在信念方面现实主义表示排挤掉了理想主义。人类以青春的朝气和喜悦把握着可眼见目睹的世界；人类将自己与这个世界联系得越紧密，在这里为生活整体寻得一种意义和价值的信心就越坚定。承载这一活动的大地似乎坚实得无可动摇，所有成见的阴影和所有迷信的雾霭均已散尽，明亮的阳光沐浴着万物，清清楚楚地展现出它们的真实本质，这一活动在各个方面寻得了自由而无限的天地，生活在这里似乎首先从梦幻和虚妄走向了完全的觉醒和真实。与其相伴随的是崭新的观察和由自己去发现的魅力。

对这种新生活而言，可眼见目睹的世界事实上已变得无比重要，其重要性超过了从前各个时代。这个世界不仅在大自然和人类自己的认知史上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开拓，而且为人的活动展现出越来越多的着手点。事物的状态先前犹如无法摆脱的命运裹挟着人，现在人可以通过展示自己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和改善它，苦难、困境、迷乱和虚妄受到攻击，生活处处被置入更加快速的涌流和更有保证的发展中，它更加丰富，更加充满欢乐。不过构成这种生活核心的是劳动，即把握事物并依照人的目的为其塑形的活动；近代已大大提升发展了这自古就有的劳动，劳动远远脱离了个体的力量和目的，通过构成自身的关联获取了相对于人的独立性。科学技术表现出了这一特征，政治和社会活动亦如此；它们所展现的人皆为某一大劳动整体的一员或一环，人必须遵从其要求。在这种个体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下，整体获取了一种巨大的权势，前后相继的各个时代和并列而存的各种力量现在聚合为共同的活动，一种不断突进不承认有最终界限的活动，也为力量与事物相接触不停地孕生着新的可能性，不停地开拓着新的前景。于是人类欢欣鼓舞，获得了一种值得骄傲的自信，在人类自己的领域里出现了一种阳刚、明朗、有目标意识的生活，摆脱了宗教和形而上学所有纷扰的生活。歌德的诗句确切地描绘出这种生活：

他稳稳站定环顾四周，

世界对巧匠不会沉默。

然而若不赋予自己一个统领性的中心点，若不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范畴，这种生活就不可能有结果。不过依照经验证明，这样一个中心点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寻求。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构成我们生活核心的是与环裹着我们的自然的关系还是与我们自身（人类）的关系。各种运动依照对这一问题的抉择分道扬镳，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潮流，产生了构建能囊括一切的生活秩序的种种尝试。首先来考察一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生活基本关系的生活秩序。

自然主义的生活秩序

在自然形态将一切精神生活的附属物从自身清除出去之前，在它清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性之前，自然主义的生活秩序是不可能产生的。这种情形最先在近代初始就已经出现了。与一切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阐释相反，从其原本的真实中领悟自然在这里成为研究的首要目的。于是所有内在的特征和所有精神类的追求统统被当作伪造物清除出自然，自然变为一个没有灵魂的物质和运动的王国，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形式都简单而连贯，都依从亘古不变的法则，都出于自身的必然，都毫不顾及人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将这一自然王国视为真实的整体，同时又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塑造一切科学。培根（1561——1626）就已称自然科学为“伟大的母亲”和一切认知之源。这一倾向不断扩张，各种自然概念越来越深地渗入每一个领域，如今有许多人在依照自然勾勒宇宙的形象，甚至干脆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作为世界观。然而若不将人引向其自身，若不将人也完全纳入其中，自然就不可能扩向宇宙。只要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将人的渊源和本质与一切自然分隔开来，这一点就不可能实现。可是自然科学越来越激烈地抗拒承认有这样一种鸿沟，越来越多地指出一条条具有连接功能的线，它相信借助现代的进化论即可达到完全一致。

然而人如若完全从属于自然，人的生活方式就只能顺应自然的生存，就须将维护和提升这种生存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就须驱除传统判定中与这一理念相违的一切。人与自然的共性现在成为人的本质的核心，决定着人的生活的特性。可是自然在这里是一种各个要素的并立，这些要素彼此间呈现出千万种关系，分寸不让地维护着自身。除了积聚和聚合式的联系，这里再没有其他类型的联系，因而也没有源于某一整体的作用力，没有独立性的形成，没有精神生活自身的目的，一切精神生活均效命于自然的自我保存。自然中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在纯真实中进行的，除了其纯粹的存在没有任何意味，它拒绝任何判断和评价，不知善恶之分。除了力量的多寡，这里没有任何其他差异。

这种演进形式也被转用于人类生活，从而引发了此前人类生活形态的一次彻底变革。始终带有自然特性的东西之前遭到摒弃和鄙视，甚至常常受到抨击非难，因而不能自由发展，不能相互聚为一体。而从此这已成为可能，将得出一种全新的整体容貌。一切精神活动均受制于身体条件，自然本能和自然自我维护的原力，生存之战的惊醒和驱动作用，混沌不清和毫无目的的实有在人的领域中广泛扩延，这些至此才全面展示着效力。这一切自此聚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生活类型，它必然也给精神活动刻印上自己的特征。

不过这种生活类型是以强有力的否定为其发端的，这赋予它的整个扩展过程一种攻击性的特性。它必须反对根深蒂固的另一类生活形态首先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必须与一切超越自然的图谋进行一场严酷的战斗，必须与生发出许多迷乱和虚妄同时也在撕裂真实的一切进行一场严酷的战斗。依它来看，宗教、形而上学以及一切以它们为依据的道德都在做着这样的事，因而依托它们的一切均应彻底根除。必须不断地反对主观脱离环境在自由遐想的天地里恣意妄行的种种尝试。须将生活紧紧束缚于自然的实有状态，这似乎就是转向真实，同时也是转向使生活充满力量。不过同时它也被看作是转向自由。因为虚构的种种形态给人以重重压力，它们的种种规矩常常阻碍人充分施展自己的力量；如若自然可以不受阻碍地展现自身，如若没有任何宗教和道德偏见束缚阻碍生活，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于是此时出现的生活觉得自己面向着真理和自由。另外它的特征是感官上的亲近感和直观，是脚踏坚实的大地和与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可靠感。从中涌出一种引以为豪的力量感和不懈的运动。这种生活本身就具有许许多多的张力和成就，因而可以毫无痛苦地完全放弃彼世。

由此产生了对精神生活而言十分特殊的种种结果，它们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每一个领域，扩展到艺术和科学领域，扩展到教育和培训领域，扩展到社会和国家生活。无论在哪里，都须充分发挥感官和物质要素的作用，都须以此方式来满足生活，必须与世界环境保持紧密的关联，永远不可与其脱离、陷入昏暗和谬误。在此过程中，认识似乎很容易寻得行动之路。转向技术之后，现代自然科学已赋予人类更多的支配世界的力量，在人类的共同存在中，由于出发点是身边的事物，是能够获得清楚概貌的事物，是能够凭借感官把握的事物，因此我们的行动能力得以提高，我们可以期待理性不停地向非理性发起攻击。

这一生活运动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它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存在，这些都一清二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毋庸置疑，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主观意见和意愿，而且还有一种强劲的真实之流喷涌而出，这洪流能轻而易举地裹挟走各种信念。新的一日似乎正在来临，面对它的辉光，一切往昔之物都在成为没有生命的过去。

然而，如若仅此就是整个生活，如若它要求为我们的存在赋予一种意义和价值，那将会出现多少抗拒！这种抗拒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这种新兴生活的内部。它引领着人返向自然，不过它做到这一点借助的是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将生活阐释成另一幅情形，从中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对一个纯自然体而言，这些要求是不可能达到的。这种精神活动首先从思考出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然而人在自己的思考中已将自身放在了与自然相对的位置，将自然归为一个整体，思索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人这样做时已在自然之外，已非无灵魂的自然机制的一个单纯部分。可是这种思考超越所有个别而指向一个整体，于是将一种精神活动置于感官印象之前，这种精神活动在改变外部展现的一切。若将自然转化为各种力量、关系和法则，那些研究者的世界岂不完全异于感官所传达的世界？思考基于种种依据，意欲将自己掌握的一切变为本初生活，对它来说，纯实有遂成为一种僵化的限制，成为无以忍受的阻碍。于是思考凭借其存在和影响力不允许将整个真实引返感性的存在。

在这里，自然主义若始终如一，必将毁掉自身的基础，因此它的否定仅进行至某一个点，随后即予以放弃，而且毫不犹豫地用源于它自己曾拒斥的另一种生活的伟大和财富来完善自己。它不愿作为一种超越经验领域的世界观；然而能将经验本身归结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一种世界观的绝非受束缚的感官感受，而是一种超凡的思考，自然主义毫不引人注意地放弃了这一点。它不愿从宗教或哲学角度创立道德，不愿让将整个生活返向纯粹的自然本能毁掉所有道德，在缺少内在统一的情况下，它不愿让信念、观念、人格、性格这些重要的东西成为不可能；它将生活建立在科学活动的基础之上，意欲让真理的概念变得清晰分明。然而，每个个体若是都持不同的观念而且不停改换自己的观念，若是个体都并立而列，怎么可能有科学和真正的真理？或者人的共同生活产生的折中意见应该作为真理？自然主义采取的这种方法不仅是一种前后不一的思考，而且也无可避免地损害生活的持久性。隐在背景中的种种伟大如何才能清晰有力地展示出来，它们如何才能孕育一种强有力的运动？

因而自然主义虽然能够在外在方面促进生活，但在内在方面却使其完全停滞不前；只要提出整体问题，由此产生的虚空和无意义必然无以忍受；然而文化人不可能对此予以放弃，愈深入地参与精神活动，放弃的可能性就愈小。自然主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方面能有什么作为？如若抛弃一切优秀的精神行为方式，人类将降格至极其卑微的地位，人类的所作所为就不可能获得超出其自身状态的价值。面对宇宙，人类是那样孤独寂寞，即使在人类内部个体之间同样也是那样孤独寂寞。因为整个真实分裂为单个原子时，所有内在的关联、真正的关注和爱就将消失，心灵与心灵间的所有相互理解也将消失。于是个体将完全孤零零地置身于无限的宇宙之中。所有作为的目的此间仅仅是维持肉体的存在，仅仅是增强自然力量并从中获取欢愉。然而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产生的东西，无尽的忧虑和辛劳，生活要求文化人付出越来越多的激动和牺牲，这些都值得吗？培育和教育那么繁冗复杂，国家秩序和社会结构那么盘根错节，而凭借这一切，我们最终所达到的却是动物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如若整个世界的活动就是我们在日益艰辛的道路上追求着与最低等的有机物同样的目的，如若它根本没有带来任何全新的东西，那与其说是一种进步还不如说是倒退，整个人类历史连同其创造的财富和以一个文化王国面对自然的行为就是一种可悲的迷误。

这种生活形态即使在这方面也包含着一种无法忍受的矛盾，即它不可能阻止我们谈论自我，不可能阻止我们将自己的所为作为自己的所为去体验，不可能阻止我们对此的责任感，而这一生活形态同时又逼迫我们承认，即使最卑微的东西其实也不属于我们，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所行动，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本原性的创造，只是在我们称之为我们的那个地方在发生着什么，在聚合着什么，我们只能依照物体形态的类别观察它们，但却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改变它们。唯有当分派给我们的生活角色具有十分可心的特征并构成一种和谐的整体时，这一点或许尚可忍受。然而如若是另一种情形，如若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我们自己根本不喜欢的自然，那我们将置身于一种绝望的境地，将被束于一种昏暗的命运。

这种生活秩序的僵滞和虚空可能在长时间内感受不到，因为它以其启蒙作用在与其他力量的对立中逐渐挺而立起，并陷入一场场严酷激烈的战斗，战斗中产生的情感会暖化整体，似乎赋予整体以灵魂。不过我们设想一下，那种启蒙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还教人只将自己感受为自然的一部分，那留给人的作为的还有什么？人从此完全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过程中的一点，各个天体上所有高度发达的生命也无非白驹过隙，这一过程最终也必将自行泯灭，人还怎么去谈目的和任务？一种建树和破坏，一种生成和消亡，一种没有任何收获的野性生命冲动。一种从不安于当时境况和纯粹瞬间的生命体，一种不可能放弃对整体进行深入思考的生命体，一种必然前后思量的生命体，若接受这一认知岂不必将陷于彻底的绝望？

自然主义的生活秩序有理由帮助人类与自然的紧密关联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它若将生活囿于拒绝任何继续努力的阶段，那这种合理就变成了不合理，赢得生活就变成了失去生活。归根结底，唯有在世界史的活动在不断超越自然中形成的精神氛围里，自然主义才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整体。它的种种伟大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不被察觉地得到补足、转化和改向。自然主义越是逃避这种补足，越是想以自己的方法否定整个生活，它的局限必然越加显而易见，它自己的基础就越不牢固，表面的胜利就越加必然转为失败。如若我们能完全沉入冷静的观察，如若我们不是非得去分担那威胁人类生活的巨大的动荡和贫困，或许就能宽心地面对这一运动的进程。

人转向自身

社会文化与个体文化

对人而言，神的存在变得不确定，世界理性褪去了色彩，同时自然无论在外在方面有多么亲近，但在内在方面却十分陌生，人的生活依旧是内在空虚，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保全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似乎仅剩唯一一条路可走：人转向其自身，使自己的范围完美，使所有的力量得以展现，获取尽可能大的幸福。这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生活和存在。因为此前人在一个无法眼见目睹的世界的辉光里也曾看见过和塑造过自己的范围，无论那看不见的世界是神的天国还是世界理性。现在人首先完全被置于可眼见目睹的存在之前，现在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展现这里存在的各种力量，不受阻碍地走所有的路；现在将人与其同类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中介作用，而是经验世界本身在充分发挥作用。实际上这里出现的关系丰富得无法估量，各种力量汇聚为硕果累累的活动，即便每个个体也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存在所含有的困窘和苦恼被卓有成效地克服，被远远逼退，整个生活获得了活力和丰富的内容，所有的一切共同构成了一种实有的洪流，一种以难以估量的影响力环绕着我们的洪流。人转向自身的意义是用什么方式也否定不了的。

尽管如此，对我们在这里探讨的问题依然还未作出决断，这个问题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否能构成整个生活的具有统领作用的中心点，能否赋予生活充分的内涵。我们将会看到，此事绝不简单，这类努力不仅自身分裂，而且就连其整个行为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若人完全限于自身则将变得微乎其微。

我们尝试寻找这样的人，未受任何世界难题困扰的人。然而在何处能寻得这样的人？我们能在社会的集合中寻得，还是能在各种力量聚合而成的共同生活中寻得，或者能在各自独立并具有无限多样性的个体中寻得？个体之间在相互吸引还是相互排斥，决定我们生活特征的各种力量是在聚合还是保持着距离？一方面存在着服务于同一目的的各不相同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目的本身彼此也各不相同，其差异甚至表现为一个称要求，另一个则称受到伤害，它们的并存将人的生活驱向完全相背的方向。因为集体若是位于首位且一切成功全系于其兴盛，那整体必然会首先巩固其自身，而个体的任何恣意妄为都将被禁止，个体须完全处于从属和服从地位，使个体有别他人的特点必须从属于共同特征，共同存在培育出的共同特征，即使面对动荡岁月也保持不变的共同特征。这样一种生活形态的首要目标将是：各种外部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形成，共同存在秩序和共同活动规则的制定，都须着眼于尽可能提高整体的水平；似乎从此出发，幸福和安逸便会自然顺利地涌向个体。因为个体有赖于此，似乎就连个体在其内心也是这样感觉，他的种种愿望和梦想也依附于整体水平，他是“环境”的产物。与此相对的另一方则是最易感受到的关注，要加强个体的自立，使其摆脱所有的束缚，引导其充分发展自己的特质；这一趋势会要求生活尽可能具有动感，一切固定化都会被斥为僵滞，一切统一化都会被斥为无可忍受的模式化。此时人的存在的核心在何处？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在群体中还是在个体中？

这里呈现出一种明显而意义重大的对立，世界史的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世界史表明，在那些个世纪里，一个个骇浪巨波相继涌来，常常相互交错，它们的起落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多地决定着那些主要时代的特征。古代的进程一步步破坏了流传下来的秩序，将生活的重点移向个体，古代终结前后，发生了一次愈演愈烈的倒退，它有利于更加牢固的联合，各个哲学流派和宗教崇拜将个体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他们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基督教继承了这一运动，在运动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意欲获取一种牢靠的立足点，要求消除个体的责任，最终，宗教团体，亦即教会成为神的真理和神的生活的唯一代表，个体只有通过它为中介才能参与其中。就这样，教会将自己的思想和良知给了人类。即使中世纪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体系也只是在整体内部允许个体具有一种价值。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与这种氛围和评价不同，个体自身重又获得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个体在自身的成长中打碎了旧秩序，将个体的独立作为首要之事，这种努力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让一个新时代耸然升起，其最高理想就是自由。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一理想并非当代所独有，确切地说，生活膨胀之大之广令人惊奇，各种自然力量和大量物质在不断积累，尤其是产生了一种撕裂人的存在的明显对立，这些引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求将个体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要求有一个优越的力量统领生活。这一点在各种社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不过那种趋势远远超出了这些运动，个体寻求更紧密的联合并借此相互依托、相互壮大的努力似乎十分普遍，即一种共同接收任务共同对付抵御的倾向。我们自己的时代展现了多少联合、组建联合会甚至思想类联合会、建立宗派等类似活动。我们的古典大师们将所有的成功都置于独立的个体的力量之上，我们的时代距他们的时代已十分遥远！于是当代人被引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被置于完全相左的评价之中。从羁绊人、束缚人的一切中解放出来，这依然还是许多人的口号，这种解放依然还沿着某些方向向前突进。联合为整体，组织起因遭受毁坏而无力的各种力量，这是另一方的口号，我们熟悉这一口号借以吸引现代人的那种力量。解放和组织在造就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在对生活意义出现这种分歧的情形下，我们如何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种冲突造成的不确定性难道将毁掉所有这样的意义？

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方向都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使生活得到完全的充实和满足，只要它取得完美的胜利和不受任何限定的统治地位。这种希望为各种运动注入力量和激情，为它们赢得众多志同道合者。然而仔细审视后即可看到，这一类中的任意一个只要一付诸实施便将生活局限得无以忍受，便剥夺了生活的所有意义。

社会文化只能以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不承认的较为普遍的思想为依据，即个体与人类整体的紧密关联，个体的行为思想系于人类整体。亲身经历人类的共同命运，乐于帮助邻人的行为，自古以来各种宗教就以此作为衡量纯正信念的试金石，如果说为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人需要孤独，那么对这种孤独而言，人类依然留存于内心之中，并施以导向性的力量。可悲可怜的灵魂，它连这种内在的联系也要抛开，或者认为可以抛开。然而这种与人类整体的关系要求整体的一种内在关联，它设定的前提是人类中出现一个新的更高的世界，或是一个神的王国，或是一种精神秩序，这个世界能使人免于个体化，能使人超然于自然存在的种种目的之外。不过社会文化却不这么看，它消除了与不可见的伟大和力量的一切关联，它不认可任何超越自然存在的目的，它将人类仅仅视为个体在最直接的世界里的聚合，即在可眼见目睹的世界里的聚合。不过若不紧紧限定这种努力的目的，若不压低人类的概念，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放弃了所有的内在关联，作为主导目的的只剩下个体的境况，一种为其成员尽可能减少痛苦，尽可能增添欢乐的社会水平，也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如今已无可置疑，社会文化为劳动确立的方向是为一切人谋幸福，以此做出了巨大的成就：祛除了许多困苦和艰辛，为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欢乐和柔和，乐于助人的行为遍及存在的每一个分支，每一个人都被视作值得尊重，因而在自己的意识中也具有崇高感，同时也唤起每个个体对整体状况的责任感，共同存在随着这一切进一步提升。

虽说在更广阔的关联中这一切可如此评价，可这些却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不可能为行动确立足够的目标。在那里为其付出努力的幸福是一种尽可能消除痛苦和充满享乐的生活，它不可能使我们获得满足。因为我们在其间驱除了一个敌人，即穷困和痛苦，但却可能产生另一个敌人，或许还是更具危险性的敌人：一种内心的虚空和无聊寂寞，它们会无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只关注自己状况的生活。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从内部为人指示一个更高的目标因而使人行动。伟大的任务要求冒险和牺牲，完成这类任务通常须以无情的怀疑和否定为自己开辟道路。然而若一切行动均取决于谋求福利的想法，人怎么可能去冒险和牺牲？聪明的权衡和谨慎的算计利弊随之将成为生活的主导者，生活中的一切豪气必将让位给舒适安逸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为生活资金而忧虑在这里有毁掉生活本身的危险。不过，或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称我们希求的并非个体的幸福，我们希求的是整体的福祉，而这是某种本质更高尚的东西。这肯定是另一种东西，可在社会文化的大地上是不是某种本质更高尚的东西，我们对此很想提出质疑。因为若没有一个内在的世界将人类统合在一起并为其提出任务，人类就只能成为一个个并立而存的个体，就不会有超越个体目的的目标，单纯的累加不是本质的提高，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即便转向多数人也改变不了自身。这是社会文化极严重的危险，它使人类观念失去了一切内在的统一，为形成一个整体采用单纯的累积，对它而言，平均水准轻而易举就成为了标准，全体就构成了人类。同时它喜好将一切都与平均水准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判定善恶真伪的法官。这不单单损害事情的公正性，即使个体在其独特性方面也面临受轻视、遭敲打和被压制的危险。

总而言之，个体的地位会给社会文化制造许多纷扰。个体被告诫须心甘情愿地顺应整体并服从其目的。然而如果人类所有的内在联系均被放弃，又怎么促使个体这么做？在这种关联中保持不变的唯有个体自身的利益，整体的繁盛只有在能为个体自身带来利益时对其才具有一种意义，可这种或许可期待的利益过于微少，不足以激发全身心的奉献和强有力的行动，这一点大概不用怎么怀疑吧。总之，没有一种只追求对外作用的努力能够获取支配心灵的威力。因为凡是在精神事物方面的伟大建树总是源于自身本质内在的必然性，源于对精神方面的自我维护和克服无以忍受的矛盾的要求。唯有人仅仅立于自身并为自己创造时，才可能实现对他人充满价值的目的。谁若首先考虑的是对他人的影响，谁就放弃了创造的长子权，谁就从主人变成了仆人，而一个纯粹的仆人是不得染指极致之物的。所有这些权衡与提高社会水准、肯定一切体现人之容貌的现代努力并不相违，不过或许有违于将这种对社会的作用当作整个生活的企图。一旦变成这种情形，衰退最为剧烈的将是人类的观念，生活和文化活动的肤浅化及粗糙化将无法避免。

社会文化搁浅在这种浅滩必然起到有利于个体文化的作用，当代本身清楚地显示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个体文化，一种以战无不胜的力量反对它认为是纯属模式化、机械化和剥去生活灵魂的东西的个体文化。一种新型生活从这一转变中产生，它将个体的方式和个体的判断推到了前台，在所有关系的构建中追求特性和多样性，所有领域都成为个体发展和展示的工具，许许多多的自由和朝气由此而生，各种形体的出现甚至犹如滚滚洪流，一种轻松、自由、欢快、消除了一切强制和一切陈规俗框的生活产生了，它涌入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与社会文化层面广阔的形体和追求一致的努力的对比使人强烈感受到新生活更加有益，然而所有这些不可否认的获益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整体，生活以这一形态是否获得了某种意义和价值。尤其当能够清楚地看到个体和个体文化在可眼见目睹的存在的限定内到底能具有什么意义时，对此的怀疑便会产生，便会深入，便会胜利。因为存在构成了我们的真实的全部，所有的活动须在存在内进行，这是一个前提，一个即使在这种关联中也不可能被动摇的前提。

作为纯存在的一部分，个体是一个须以其真实值予以认可的质体，既不可能承担对外的任务，也不可能承担内在的任务，不可能从自己的本性中造出一个可借以登上绝顶的理想，个体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改变自己已有的状态，尽管这一状态充满缺陷和矛盾，个体将一直保持其原状。同样，个体不可能将这一特殊的存在理解为另外一种生活的表现和容器，如精神生活或在这存在中得到特殊体现的尘世生活。个体不会认为如今在这种存在中发生的事具有什么超出其状态的意义，确切地说，个体的整个生活必须仅限于维护和促进现有的存在和提高自己的状态。生活在这里向人描绘出如下的情形：真实产生了不计其数的不同形体，每一形体都获得了自我感受和自我享受的欢快和乐趣，因为每一个体都摆脱和抵御住了一切意欲加之的束缚，对外充分发挥自己的方式的作用，同时又全力体验享受自己的方式。每个形体保持的差异越多，与其他形体相差越大，它享有的这一乐趣就越多。它会尽可能将这种个性化传达给自己的整个生活范围，也给自己的四周刻下这种个性化的印记。身为独特者、独立者、无可匹敌者的欢悦将渗入整个生活，它似乎也使生活得到普遍提升，同时又让生活得到充分满足。依照个体文化特有的思维进程就是如此。人们都乐于承认，个体生活维护着生活的独特的一面和任务，由它代表的运动是对纯社会文化的一种合理批判。然而，若这就是终极和全部，那这里所呈现的生活无论有多少辉煌的装饰，还是那样贫乏和空虚！假使只存在着一个个特性鲜明、强而有力的个体，假使一种仁慈的命运允许这些个体充分发展、充分实现自己的特性，人在这里也将永远束于自身及其环境，只能不断地享受自我，将自己的所为映照反应在观念中，虽能不断享有无数欢快的时刻，但却永远不可能超越一个个状况纯粹的并列而立和前后相继，永远不可能将自己的生活归入一个内在的整体。然而，此时人是一种有思维、能思考的生命体，这样一种生命体必然要探寻一种整体，如若在这方面一无所获，就无法摆脱寂寞和空虚。丰富多样、迅速变化和不断从一个点转向另一个点纵然能使人欢悦一时，可最终会不可避免地生出彻底的疲惫和迟钝麻木。人不会安于现状，人的生活不会被限于特殊的范围之内，它必然要关注所在之点对面的东西，也就是世界的无限性，它不得不在这里选取自己的位置，从这一位置观察和评价个体的范围。不过只要出现这种情形，终结的必定是单纯的位置，即使这一特别位置狭窄而偶然也坚守一切努力和感受，个体被紧紧束于其特性，根本没有突破这种限定的能力，尤其是缺乏一个共同的真理和一种能将人连在一起的爱，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势必让这种生活显得狭隘和贫乏，无论它有多么丰富多彩。

至此我们探讨的只是自然赋予其强烈的个性、命运赐予其充分发展的人。然而人类的平均水平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它大多不都体现在那些个体特性微弱、很少能在其发展中获取快乐的个体身上吗？另外，人类关系的制约限制通常不都在给个体特性在各个地方的显现制造着极大的障碍吗？在除了精美的享受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可期待的情况下，面对这种障碍会有什么推动力驱使人投身战斗的烈火？即使在这里我们也须越过个别过程，仅将问题指向生活的整体，仅审视和思考生活整体的得益是什么，这样就会找出一种巨大的缺陷，就会看出这样一种生活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是不值得的。

渗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的享乐主义越来越接近于转为一种绝望的悲观主义，因为经验和感受不可能长久地躲避在这一不断颤抖的生活底层发挥着作用的空虚。

单纯的人类文化在其可以选择的两个方向均告失败。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吸引还是相互排斥，都不能使作为整体的生活获得某种意义和某种价值。社会文化尤为关注生活的种种条件，但却在这种关注的同时忘记了生活本身。个体文化意欲从自身抓住生活，但因没有能力使生活超越各种状况和瞬间，所以对它而言生活不能归为一个整体，也就无法达到内心深处和内部世界，个体文化缺少一种真正的灵魂，而所有的行为活动都固着在表层。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个体文化都未实现精神真正的自存自立。两者这种整体的空虚和内涵的缺乏常常掩盖在一方反对另一方持续不断的战斗中。两者中任何一方的确都有某种权力，都有某种优于对方之处。双方都在发挥自己的优势，各依时代形势的需求实现自己的优势，因而生活被置于运动之中，进步似乎是无可辩驳的。然而，沿着一个方向的进步未必会提升整体，一个运动领先于另一个运动也未必能证实自己的充实。另外，由于时代变迁，一个时代觉得无疑正当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常常被视为不正当。那些在此地出现的大潮纵然能延续数千年，但与其相反的潮流获取胜利的时代终有一天会到来，所有传统的评价均会受到压制，甚至完全颠倒过来，或是解放战胜组织，不过也可能是组织战胜解放。然而对人类整体而言，这种潮起潮落能得出什么恒久不变的真理呢？

各种人类文化都隐藏起自己的虚无，主要是通过常常暗暗拔高人，拔高的程度远远超出它们在各种关联中所能做和所允许做的范围。它们假设出一种精神氛围，将人的生活和努力置于其中。于是真理之泉和爱之泉似乎在人组合成的坚实的共同体中喷涌而出，于是个体似乎被一个看不见的精神世界承载着，个体以自己的劳动为其发展服务。随后不管在哪里都能为生活找到一种意义，然而随之也必将离开一个纯存在文化的领域，而我们则陷入了向另一个方向转变本应摆脱的纠纷。

然而无论哪种文化，这一难题或因人被理想化而失去了其锋芒，在一种文化中设定的前提是各种力量轻松的联合、欢快的相互作用以及所有理性的累加，而在另一种文化里，个体则轻而易举地被视为高贵和伟大，被视为在从事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是一种补充提升真实判定的人类信仰。然而不正是近代的种种印象表明这样一种人类信仰自有其道理吗？大众狂热的激情，所有文化被拖至一种低下的平均水平，依照自己的见解和目的衡量一切事物，生活被粗糙化，大力压制个体自由，对否定的极其幼稚的兴趣，这些不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吗？而在另一方面，即在个体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许多东西，如不计其数的卑微和低贱，乔装打扮的利己主义和沾沾自喜的自我显露，偏好充当无论实际还是外表都根本不沾边的特殊角色，装出鄙视他人却寻求窥探掌声，在所需求的违背情理的情况下奴隶式的依附，尤其是一种内在的空虚。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在人的眼前，不可能被忽略掉。如果尽管如此依然还毫不怀疑地谈论人类的伟大或个体的优秀，称个体只要获得自由的道路就能将一切引向幸福和伟大，那就会出现那种奇特的人类信仰，一种在所有类型的信仰中大概是最具冒险性的人类信仰。如果说宗教信仰要求的是满怀信心地接收双眼看不见、双手摸不到的东西，那这个认为最近的世界并非整个真实的信仰可以依据各种开放性的可能性，这种主张并未直接反对经验的判定。然而在那种人类信仰中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要求承认我们看不见的事物，还要求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里承认与清清楚楚展现在眼前的事物完全相反的一面。

因为即使这种历史运动也没有丝毫能力改变生活的基本条件，所以一切意欲借助一种单纯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赋予我们的存在一种意义和价值的希望均落到了空处。纵使人类文化的种种目的都能达到，也不可能使其得到满足。在近代已有许多单纯的人类文化得到发展，将生活的发展运动广泛纳入自己的轨道。然而这种人类文化越独立，越具有唯一性，越是抛弃祛除自上千年的努力注入文化并使文化深化的东西，它的局限就越明显，它的放任发展就必然越加毁坏其自身。

当代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些，一种对平凡人性深深的厌烦，一种强烈的厌恶，甚至是一种对所有平凡人性的反感蔓延开来。如若人不借助一种优越的力量提升自己，如若不能凭借这一力量的帮助使自己成为超越纯存在的自己，我们将沉入完全的虚无，生活将失去一切意义和价值，这一点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脱离这个广大的世界，将自己封闭在一种特殊的方式里，这显然是将人交给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狭隘和卑微，将使人无法到达自己本性的极深处。如今我们常常听人谈论超人性和超人，但若要在经验世界内寻找这种超人性，若要在最近的存在的范围内寻找这种超人性，那一切真正的、值得褒扬的、蕴含在这种努力之中的渴念都难免衰退为毫无力量的空话。因为自然和命运将人严格地束缚在这里，一个专横的绝对命令不可能使人摆脱这一束缚，不可能给人以一种新生活和新存在。凡人将永远都是凡人。要么与纯存在文化决裂，要么放弃人的一切内在的提升，同时也放弃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只有某种肤浅粗略的思想方式会认为有第三种可能性存在。

权衡与准备

更进一步的观察证实并加深了我们一开始即获得的现代生活一团混乱的印象。大量运动纷纷涌现，每一运动都以极其强大的力量有效地影响了人类存在的状态，因而不可能被当作纯粹的谬误推到一边，不过它们当中也没有一个能够超出其他所有运动取得统领地位。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极力向前，都想获得独尊的地位，因而不可避免地越出适合自己的领域，脱离无可争辩的真理，越来越深地陷入难题，甚至陷入谬误。于是对一切从当代境况出发想赢得我们心灵的东西，我们最终必将产生怀疑。承认和阐释人与自然的一种紧密关联会使我们审视自己周边存在的眼光更加犀利，会为我们的行动指示无数能带来收益的着手点，但它们若将生活完全与下层人的存在联在一起，若阻碍人的特性培育，便会严重损害生活。努力更好地分配物质和精神财富，尽力承认即便是处在最不可信的地位的人的价值，就能明显提升共存的整体状况，通过将权力和义务铭刻于心会产生丰富的道德信念。但这种变化若导致人之间的所有差异消失殆尽，若导致大众和它一样成为一切真理的标准，精神生活便面临着大滑坡的危险。让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让存在的形态更具个性化，这种要求会使生活更具新鲜感，更富有活力，更加丰富，但那种运动若导致所有的关联松散化和所有的敬畏遭受破坏，若导致高傲的自负和虚荣的自吹自擂泛滥，那赢得就将变为失去。在这里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不得不既肯定又否定的危险，若不加保留便不能接手任何任务，由于过度紧张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种反作用力，因而到处都会出现逆运动，不过随之出现的还有大浪巨潮的胡涌乱冲和极度的不安定。

这种纷乱之所以会如此之大，其原因是时代的各个主要运动并非分道扬镳，而是彼此直接对抗，并以各自的要求将生活拉向不同的方向。在理想生活形态的两大分支中，宗教强调人的弱点，内在理想主义则强调人的优点，在宗教中真实呈破裂状，在内在理想主义中真实则努力聚合达到统一。在现代存在文化中有两种极易形成对立的企图，一种企图意欲将人嵌入自然，另一种则要将人限定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后者轻率地认为前者冷酷没有灵魂，前者则认为后者狭隘迟钝。社会文化和个体文化尤其争执不休，完全势不两立。在前者看来，一切阻碍人完全平等和尊重平等的行为都是严重之极的错误，如在关于选举权的争论中。个体文化则认为，一切平等化都是强行降低基准和肤浅化，而尽可能使个体间产生差异和大力促成不同的特性可望得到所有的益处。

现代人在这可眼见目睹的世界和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之间摇来摆去，引起了最严重的冲突和最大的不安定。古老的思想，尤其是宗教思想，认为完全归附可眼见目睹的世界是对一个更高秩序的劫掠，是生活从绝对必要的高度向下坠落；新思想则极力坚持这个世界完全的独立性甚至唯一性，在它看来，一切致力超感官的行为都是陷入歧途的努力，都是浪费精力。其间它们相互之间既无力压倒对方，也无法达成和解。往昔有种种印象和经验让人觉得一个不可见秩序的统治是显而易见的，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印象和经验越来越失去色彩，即便今天依然还坚守着它们的人也无法再以过去时代的那种力量和透彻体验它们。然而在这可眼见目睹的世界里，人同样也没有找到自己希望找到的东西，尤其是找不到一个牢靠的位置，找不到各种力量的紧密聚合，因为即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也是各种生活运动之间明显分歧重重，即便获得成功之后也不会有真正的满足。之所以如此，尤其是由于古老的思想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因为古老的思想因其主张的特别之处虽可能已变得易受攻击和脆弱，但它已越过那种特别之处，以一种能长久决定其特性的方式塑造出了生活的整体，它唤起了各种需求，培育出各种力量，确立了一个个目标，这些目标不会再度消失，它们的要求必然会得到遵从，而这些将会赢得人的心灵。古老的思想虽然受到制约且很脆弱，但却依然将生活内心化，阻止完全归附从外部环裹着我们的世界；古老思想这种无形的坚持使人对新思想并不满意。另一方面，新思想获得了多之又多的控制着我们的权力，以至于古老思想不可能再简单地以旧有的形态被接受。于是任何一方都不能获取完全的统治地位，但也未强大得足以阻止另一方获取统治地位。然而在这样一种分裂状态中，生活的整体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面临的这种分裂状态最终必将产生一种精神无政府状态吗？这种无序状态光怪陆离的混乱会让人感到片刻间的赏心悦目，但是否必定会长期起破坏作用？

这样一种精神无政府状态会使之前被视作稳握在手的一切变得不再可靠，怀疑和冲突渗入我们生活最底层的根基。我们现代人先是为进一步理解和论证宗教而争论，最终整个宗教对我们而言都成了问题。为了避免陷于形而上学的麻烦，我们逃入实用理性的领域，想在道德中寻得一种毋庸置疑的真理，可怀疑和攻击很快也转向了道德，起先还依照传统的观念，最后直至否定基本思想。如若我们四周和我们内心的一切都不再靠得住，至少作为整体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似乎还能留住；然而如若生活的所有内涵都悄然遁去或变得靠不住，人如何还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就能看出，这种怀疑和争执也触及到那种本以为牢靠的生活支柱，就连我们存在的基础也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有牢靠的伟大的这种瓦解或动摇会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引入一种令人极不舒心的境地。那里有无数力量，要求有所作为，但却得不到一种充分的约束，找不到一个准确无误的方向；于是它们涌入不确定和虚无；生活随之变为仅仅要求生活、渴求生活和追逐生活。这是一种自由飘浮式的沉思可占一席之地并相信自己具有一种创造力的状态，一种杰出的技术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精湛技艺与完全缺乏内容同行的状态，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但由于内在的空虚却说不出任何恰当的言语的状态。因而我们面临着生活和所作所为变成一场纯游戏的危险，一场可能激动人心但却无望得到任何裨益的游戏。

这种各自东西的生活造成的人类的四分五裂也是应思索的问题。每个个体都依其特性、生活境地和职业从各不相同的点发表意见，都遵循各不相同的方向，于是便产生了党团宗派之分，对待所有问题均从党派立场出发，内在的共同体销形遁迹，与外界接触虽多如潮涌，内心却一片孤独寂寞。如若几千年的辛劳造就的精神氛围缓解不了种种冲突，如若共同的语言掩覆不住行事时的各自东西，那恐怕就可以毫不怀疑我们如今在内心方面生活在各不相同的世界里，这些世界还在不断分裂并日益狭小，最终每个人将只生活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没有什么会比精神无政府状态加于我们的这种内心孤寂更迫切地需要冲出这精神无政府状态。

这种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生活内在水平降低，这种降低也不可能被长期忍受。对人而言，精神生活并非一种惬意的享有，面对纯自然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碎力量，它首先要艰难地赢得独立，而且须不断捍卫这种独立。然而如果它自身如此支离破碎，如果它根本不能令人敬畏地面对人，如果它只是显出依从人的意见和嗜好的样子，它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为了将自身提升到具有丰富内涵和伟大意义的高度，生活不仅仅需要一种能包含一切、联结一切、使一切充满生气的目标，而且像身体的有机组织一样还需要某些障碍和阻力以调节自身的进程。然而精神无政府状态既无目标也无任何障碍。我们无须继续详述它沿着这条路不可能再走得下去，如果没有任何逆作用，这种精神危机必将以毁灭而告终。从此出发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从平均水平看为何显示出是一个不信仰的时代，一个不是不信纯教义而是不信生活本身的时代，一个偏好贬低和否定症的时代，一个无论具有多少技术能力依然让人觉得自己的灵魂卑微的时代，一个尽管在大谈生活的伟大和乐趣却承受着忧郁和我们的存在毫无意义感的沉重压力的时代。

虽然我们将这一切说得如此重要，但这绝非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如若这个时代里不再有什么在发挥作用，它如何能够做出如此之大的业绩，如何能在这方面远远超出之前的所有时代，如何能充满一种如此强劲的活力，如何能充满一种我们在自己四周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如此不懈的努力？虽然它那么强烈、那么痛苦地感受到那种损害、分裂和不安，但也足够清楚地表明，它并未被那种状态完全征服。其实在这一切纷乱中依然存留有一种印象而且日益清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争斗和混乱背后有着一种真实的生活，它在这些争斗和混乱中寻觅着自己，恰恰因为这样也为它们注入了力量和激情，当然它还没有完全寻得自我，因此暂时显现出来的多是受限而不是克服了局限，暂时犹如一个还未着手创造、在水面上飘荡的精灵。

对我们而言，过去的种种解决方法都已变得不足，但这并非像旧事物的狂热维护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已失去对真实与伟大的感知力，而是因为精神生活的历史境况提出的种种要求已不宜再使用传统的解决方法，这种不宜与它们的存在同属一理。例如我们为之吃尽苦头的种种对立，它们的的确确不是生于今天和昨日，只要仔细一些观察便可在过去的一个个时代里发现它们。然而对我们而言，它们已经发展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我们是从历史角度进行思考并将各个时代进行比较的，所以更加敏锐地看到了各种生活形态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差异，同时又因更强烈的统一愿望无法像中世纪那样满足于单纯的并立而存和巧妙地安排各种不同形态，而是迫不得已地要求一种内在的关联。并非我们的能力变小了，而是任务更加重大，正是因为我们在此期间胜任不了这种任务，生活才日益四散分离。可这任务并非自外降于我们身上，而是源发于我们自己的本性，以此也证实了这一本性的伟大。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能力之间的不相称显而易见，不过只要这种意愿真诚而有力，就必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代确实不乏这种意愿。

因此我们得当心，别因自己的这个时代显得那么不成熟和自身带有那么多的矛盾而小看它。过去的时代中没有一个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产生过如此众多的生活可能性并使它们如此强烈地相互影响，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广泛的生活问题并如此热情地对待这些问题。因种种怀疑和争斗都不触动某个基本状态因而都保持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所以过去各时代比较轻松；如今已没有什么未被摇撼，因为我们想将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更多地放在自主和自己经验的基础之上，因而想提出更高的要求。视野的广阔和这个时代据以允许每个人探寻自己的路的自由也不应小看，不应小看的还有它对深化和巩固生活的强烈要求和它向所有人表现出的让生活摆脱纷乱的强烈的感人性。在这里有一个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此前主要运动追求的更多的是规模的宏大，而如今对统一和集中的要求显然日益强烈，整体和内在的人的种种问题重又获得了一种强劲的力量，撼动着整个文化世界，现在只能掌握住这一运动，尽全力继续进行这一运动；随后才会有信心使人回归自己本质最内在的核心从而最终能为赋予生活以朝气和力量发挥作用。

不过此时作为目标追求的东西的纷乱特征显示得清清楚楚：绝非单单是对生活的阐释纷繁杂乱，而是生活本身分裂成各不相同的潮流，它是在其自身的存在中分裂的；欲摆脱这种情况，唯有通过实现一种超越纷扰的生活，即一种能够克服散乱并能在每一形成过程中区别当与不当的生活。为了这一目标须冲出现状向前突进攀升。如若我们追求的新东西并非本来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本性且不是一以贯之地发挥作用，它便不可能起到我们所期待的功效。唯有步入前台合为一个整体者才可能是生活的新事物。在这里制造多少有些吸引力的东西是不够的，须阐明一种事实情况，须对一种现实做出抉择。不过这里提出的事实情况，亦即生活凝结为一个包容一切并具有优势的整体，对我们而言还不成熟，为使其变得确定无疑，我们须在我们的内心孕育它，在我们的身边培育它。没有生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深化，在这里就没有路可走。也就是说，借助这种自我反省，我们力图走出纯批判而着手一种建设。不管怎么说，至此的观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这样一种努力绝非一种无益的行为；一种严重的精神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可能静静地保持眼下这种状态，要么我们不得不在取得所有外在的成就中在内在方面一步步沉沦，要么我们寻得在精神方面自我攀升和战胜阻力的勇气和力量。可以确信的是，人类中凡觉得青春朝气尚在的将会走后一条路。在这类问题上青春不是依年数来衡量的。

一种建设尝试：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征

一种新生活在人类中出现

人的生活是完全在自然之中进行还是超越自然之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方式，这一问题将构成自我反省的出发点。毋庸置疑，即使在内在方面人首先也属于自然：自然不仅自外部环裹着人，而且还深深延展入人的精神生活。因为即便人的精神生活在广阔的范围内也像自然事件所展示的那样，只是现存要素并立和聚合的一个部分。作为这样一个部分，它仅仅是与环境的一种联系，在这里所有的刺激皆来自外部，而所有活动都对外发挥效力。虽然可以如此确定地说这种情况占据着我们生活的广度，但只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和更加严密地审视人类的状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精神生活并非仅限于那个范围之内，在其所有的主要发展中，如认知、感知和努力，人的精神生活都突破了那里划定的范围，面对纯自然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方式。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个体身上，而且也表现在人的共存和共同活动中。

在自然领域中的认知是一种将单个印象组合在一起的行为（联想），这些印象的保有和存储产生了某种交织体和一种经验，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度的差异，对动物生活的观察显示，生物在上升期联系更加广泛、更加盘根错节，因而智慧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无论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与参与联想活动的人类思维也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转向思考时，人已挣脱自己的环境，同时也表现出超越于所有的纯粹印象之上。作为有思维的生命体，人有能力与整个环境相对抗，有能力思考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人的精神以此表明了一种内在的独立性和一种自行激发运动的能力。即便科学也是如此，它是共同劳动的产物，与日常生活行于其中的各种表象的混合物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是在人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思考的基础之上的范围内，生活才是人自己的作品，而时常变换联系的表象则随意将我们抛来扔去，由于其附着性和偶然性绝对不可能承载文化活动。——唯有超越仅仅并立而存的状态，唯有构成一个总体构架并以此涵括所有的要素，唯有从内在方面将所有要素联系在一起，将整个领域彻底划分并分出层次，思维才可能获得这种独立性。因而一个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亦即所谓的特征，应从一个具有囊括性的统一性出发进一步相互限定，这样就会产生一个体系的秩序，就会使一个大型的劳动综合体成为可能，就会使整体的思想在任何一个特殊的地方都发挥作用。生活在这里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仅仅组合在一起的结构。——最终思维将显示一种新的生活水平，只要它极其清楚地从主体及其判断中分离出一个自在事物的王国，一个起初人对其陌生但却会为其付出努力的王国，人绝不会任其尽可能征服自己的王国。只要坚持这种追求事物的努力方向，生活在内在方面就会超越纯现状，亦即一种在其自身中的扩展。人曾一再被告诫，人类永远不可能接近事物，尽管如此，人类依然一次次重又关注事物和为事物付出努力，人类似乎不可能长久地放弃事物。意识到我们无法企及的真理远在我们的表象世界之外时人会放弃，不过这种放弃透露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纯表象机械论的智慧的特性。即便这一否定表明的也是问题和对问题的关注。

人的感知也显示出类似的持续动态。它不像在动物的内心生活中那样与各种感官兴奋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也萌生于内，发于精神自身的活动，即使在这类情绪中伴有身体因素，也与纯感官性的感受有着根本的不同。人对幸福的追求与感官的愉悦相距常常那样遥远，甚至常常直接与感官的愉悦相对抗！——其次，在我们身上，情感并非仅限于各种快乐与痛苦的激动：更确切地说，活动和创造致力追求的是生活的一种整体状态，一种满足状态，一种内心幸福的状态，这种整体状态又反过来影响对各个经历的评价，赋予它们这样或那样的价值。人的幸福不能依获取快乐的多少来衡量。在并无外在欢快的严酷时代人也有生活之乐，而根据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见证，即使再丰富的享受也难保不会陷入内在的空虚和极度的不快。——最后，情感可以摆脱个体状况的约束，可以以爱和同情显示对他人境遇的关心，可以从置身于事物的正义性和发展进程中获取快乐。因而爱和同情就成为各大世界宗教的推进力，若没有对事物的内心喜悦，人的活动决不可能取得实际上已获取的伟大意义和力量。因此正是这似乎奇特之极的东西指引着人超越了自己的小我。

欲望领域也显示出类似的运动。人的愿望中出现了一种追求超越自然本能那神秘的约束力的努力，行动想获取独立性和优于自外部侵入的一切的地位；人类共同体是在相对纯自然的一种文化的形成中获取这种独立性的。因为人类的特点是，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落在自己身上的命运，而是试图自己赋予自己命运，由自己提出种种要求，自己有能力贯彻这些要求。——然而这种独立性的形成要求各种愿望汇聚为内在的统一体，各种愿望不得乱哄哄或并立而行，而是必须从属于一个总目标，为这一总目标做出的成就决定所有个别行动的地位和意义。即便我们在国家和社会中合作时，也迫切需要通过形形色色的成就造就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在其中感到满足和幸福的总体水平。缺乏这种整体水平理念和希冀的努力永远不可能赢得整个人。当代各种宗教、政治和社会斗争极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们显示出所有中间党派搁置这些原则问题的危险性。——如若尝试进一步理解至高之善，最终又将出现一个要求，即超越主观评价，给生活更多的内在的广阔度。因为作为单纯的人的惬意感的幸福会让我们感到其极其狭隘和卑微，即便它是整体的幸福。精神活动的所有巅峰皆统一在一种努力之中，这就是使人不再关注单纯的欢快或单纯的得益，为生活确立提升自己和使自身具有更伟大的意义的目标。

所有这三方面的行为显现的都是内在生活的一种独立过程，一种整体的形成，一种对超越人类局限的追求。显然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一种单纯延续，而是一种与自然的决裂，是选取了新的出发点，甚至是生活的一种倒转方向。凡是在目标、道路、力量和运动方面日渐明显的东西都具有其全新的从整体到整体的影响力，都具有全新的内在性和相对于自然全新的自主性，这必然是作为一个难解的谜从自然中显现出来的。总而言之，一个新的生活发展阶段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新阶段在每一个体、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乃至整个人类中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其自身的问题，一个可能引发相当数量的纷扰的问题。不过所有这类纷扰都不可能动摇一种新生活已出现这一事实。这种新生活因其特性很少简单化地塑造真实存在的外形，不过这不会给它带来伤害。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人而尽量简单化，而是真理，真理永远是真理，即使它令人不舒服。如果一个自然研究者仅仅因为一些现象与概念及理论的传统模式不符就将它们搁置在一边不予理睬，人们将怎么看这位自然研究者？

然而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作为整体的新生活？如要对此进行探寻，找到某一方向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将精神生活的总体效力限定在自然阶段，然后再以此为对照考虑新方式的超出之处。那种总体效力很容易即可获知。无论自然阶段的精神生活显现出多么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多么各不相同的高低程度，其任务也依旧限于服务于维护个体和种属的自然存在。所有的智慧、计谋和技艺均不会超越这种自我维护的界限，即使它们常常引起我们的惊叹。动物世界的个别生活冲动虽已含有某些挣脱这种限定的苗头，但却未汇聚为一个整体，未形成一个自己的领域，未产生一种新的生活。因而在这里，精神生活是某一自然生活进程的一个单纯部分，作为这样一个部分，它总是朝向外界，能对此有所作为，但在自身处却无力做成任何事情。在这里，事物的演进没有从一种中间带的演进上升为一种内在的演进。事情就是如此，不过它发生在人的领域内，当然不是在一般的人类生活中。在这里，生活走向其自身，犹如从睡眼蒙眬态升为全然清醒态，同时又感受到被完全束缚在外界异物上无以忍受，它要立于自身，要在自身有所作为。然而生活的总体面貌若无显著变化这是不可能的。随着转向自身，也就走上了一条通往新区域的道路，其目的地暂时还极为遥远。

向这样一种目标的努力不可能仅满足于一般类型的精神活动，人们的努力迫不及待地超出了这一范围。因为一般的精神活动只是通过一个犹如异物与其对立的对象赋予精神力量以活力，以这种方式证实精神力量，与主体发生关联的是某一处在主体身外的客体。我们就这样力求在思维中描摹我们四周的自然，我们就这样改善自己四周的境况，我们就这样相互进入各种各样的交际和竞争关系。精神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发展。然而只要对象犹如异物处在外部，生活就呈分裂状，生活就不是在返向自身，不是在将无以估量的劳动转化为自己的得益。所有的激动和努力没有赋予整个精神以活力，没有出现一个内在的王国，没有出现这一王国的发展。然而生活的这种分裂同时却给一切活动设置了僵滞的界限。一种研究的对象若永远处在外部，那这一研究永远也得不出真正的认知，永远也无法获得与事物的内在的密切关系，其成就也就仅限于将众多的未知数归结为唯一一个未知数，这虽然使事物显得更加简单，但它的秘密依旧没有解开。另外，我们若将他人仅当作处在外部的人去观察和对待，即便在共同生活中能有一些改变和改善，但在这条道路上不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可能达到人和人类内在方面的提升。若不能以某种方式克服力量和对象的分离，我们的生活便会僵化在狭隘的界限内。除了将对象本身置入生活过程中，除了使力量和对象在一个具有涵盖性的整体中相遇，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克服力量与对象的分离？

这类现象发生在人的领域内，这一点毋庸置疑。或许在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中这一点最为清楚。唯有将法纳入自己的意愿和生活，义务观念才会产生，因为一个由外部施加的命令只能通过执行赏罚才能发挥效力，不过这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行为的道德特征。因而要求必须包含在我们自己的本质当中。另外，爱的对象若未被纳入自己的生活范围，若未包含在自己的本质里，无论这对象是个体还是较大的整体，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爱。表面上的异物若能因此获得一种内在的现存性，才有可能实现挣脱小我和扩展自己的本质。即使并非只是表面套话的所有法律也要求置身他人的位置，从他人的位置观察事物。艺术极为清楚地表明，存在着种种各不相同的创作形态，不过首先是克服那种对立才能使人达到最高形态。因为这种最高形态并非仅仅再现一个处于外部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主观态度的反映，而是创作在这里涵括了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对象被置于精神的天地里，对象在这里与具有塑造力的力量相遇。两者会聚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提升，于是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王国，它带来了无限多的新事物，不过依然留在精神生活之内。只要对象还犹如异物固留在外部，只要对象未被看作属于我们自身，以致我们在为对象付出努力时还在探寻我们自己最深层的本质，那就不可能是在追求一种真正的认知。那种强大的力量就这样在形成，认知的努力凭借这种力量可以抓牢精神，它是一个可靠的证明，它证明对象物的王国以某种方式与我们在内在方面紧紧联在一起。

这种占有对象的方式证实了生活的一个更大的广度。不过只要这种广度的形成能带来丰硕的成果，深度的形成必然伴之而行。如果没有一个整体能够涵括力量和对象，它们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相互作用，而这一整体决不能是一个仅供力量和对象会聚的空洞无物的空间，而必须是一种杰出的能力，一种可以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汇聚成唯一一种生活的能力。然而生活若不将自身分出层次从而获得一种深度，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现在已具有的形态是，一个在力量和对象的对立的发展和克服它们的过程中力求完善自身的整体正在为它而努力。生活在这里显现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中是一个整体，它暂时还不完全清晰，与其说是完整的生活本身，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生活的渴求；另一个层面中是力量和对象的离散和并立，为了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相互渗透，它需要那种具有涵括力的整体进行统合和继续塑造。因而生活显然被理解为处在变化和流动中，它首先须是自我形成的。首先是不同的层面和方面相互促进和相互提升，然后才会完成整体的自我提升，才会有一种内在的会聚，生活自身才会逐渐巩固，才会获得自主性和本原性，才能逐渐由模糊不清的轮廓发展为完整的形态。这种进步首先依赖具有涵括力的基本行为获得一种鲜明的特性，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特性愈鲜明，这种基本行为就愈能赋予生活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分析各种阻力时就会得到更多的体验，就愈能将运动引入可靠的轨道。无论经历多少形形色色的事件，一个持久的基础的形成，一种本质的形成，也不会完成于行为之外，而是完成于行为之内。生活以此便达到了完全立于自身的境地。

在这种转变中，生活并非转向外界，而是转向其自身，将自己作为致力的对象，它不追求对外界的成就，而是努力充分获取自己的内涵，它不单单有一个个任务，生活作为整体首先就是一个任务。照这样理解，生活不可能塑造一个个点的纯特性，不可能源自一个个点，而是获取一种相对于它们的独立性，它不是由一个个地点生发的，而是被它们所接受。如果“过程”这一概念不会让人想到一个机械性的进程，可以称其为“生活过程”。有一点无论如何须坚持，即我们内心会产生某些东西，这些东西优于一个单独点的目的以及境况，这些东西无须通过这类目的和境况传达给我们，而是能够以自己的力量直接对我们发挥作用。这种优越的东西必然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的本质在其深层次上与它们有关联，只要我们抓住这一深层次并将其变为完全的占有物，这一点就是可能的。不过我们生活的重点会因此而移位，会发生一种完全不同于初始状态的彻底变化。这一变化将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首先可以称为自我生活的生活，一种不是在单个的点之间行进的生活，它不会在主观和客观、力量和对象的对立之间摇来摆去，而是成为一个整体的自我发展，因而首先能够孕生内容和价值。这种生活以此首先在自身形成一种深度，从一个具有优势的中心点发挥着使整个周边范围充满生气的作用，因而使思想、信念、性格、人格这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得以产生，从而获得一种价值。这里会产生一种精神的内在性，它对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具有涵括力，因而与纯主观的内在性有着极为显著的区别。因为后者置身于具体事物的关联之外，停留在纯现状中，而前者则孕生出一种内涵，形成一种坚实的生活基础。生活的立于自身与主观性的情感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事物。首先由于这种立于自身的展开及其本原性的显露，真善美的概念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和清晰的意义，同时也获得了相互间的关联。此时它们呈现为本原质的现象，可以加以描绘，但却不能推演。在它们身上清楚地显示出，在生活转向自身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具有极其丰富内涵的本原性的深层面。这一切相互结合产生出一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一种大关联，甚至在进行一个世界的构建。因而精神生活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内在世界的形成而呈现的，对这个世界的形成而言，没有确定外部界限，与其相遇的一切皆被纳入它的活动，即便自内也显现出一种无限提升的能力。随着这种立于自身的展开，精神生活实际上已获得一种相对于纯自然的独立，此时已不再是一种朦胧冲动的单纯部分，现在就可以尝试弄清我们自身的境况，追寻人生的一种意义和价值。

人与宇宙

为了进一步进行这种阐述，首先需要澄清，生活的这一转向，即在人的内心构建一个世界，如何对待真实的整体，以及它如何得以出现在人的内心。——此时生活立于自身不可能是自然在人之下的证明。不过已足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的是，这一转向带来的并非一种纯粹的多数，而是某种全新的事物，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事物，它意味着一种颠倒，而且这种情形深入至生活的各种基本形式，深入至生活最内在的组织体；这样一种颠倒也绝不可能是一种逐渐提升的证明。因而具有其独有特征的人必定是新生活的创造者，也就是经验水平体现出的人。不过在这一水平中，人的特征与自然过于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无法从自然脱离出来，无法汇入一个整体，无法作为这样一个整体开辟新的道路。另外，单纯的人进行的活动将始终以人为其方向，将只服务于人的境况；可这直接与精神活动的特征相矛盾。因为在所有的分支中，精神活动都包含着使人超越单纯的人的形式和单纯的人的范围的欲望，而将行为的方向定位为人的幸福对精神活动来说过于狭隘，精神活动表明人有能力接受一场战斗，一场脱离对自己来说过于狭小甚至无以忍受的特别形式的战斗。为探究真理付出的所有辛劳就是这样一场突破单纯人的狭隘的战斗，是对源于辽阔深邃的宇宙的生活的要求。正是这种要求使柏拉图用作为自在的真理王国的理念世界与人类的一切作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将思维本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容有任何人的独断专行的生命的展开，使康德在伦理王国中开创了一个优于人的所有特征的王国。在精神生活的这一阶段，行动远远超出维护与保护单纯的人的范围，甚至无疑陷于与其极其激烈的矛盾之中。若非如此，还会有一种伦理观念和一种义务观念存在吗？难道这里存在一种不包含小我居于从属地位甚至是牺牲小我的伟大业绩吗？总而言之，精神生活的形成需要付出如此之多的辛劳和劳动，会卷入如此之多的危险和怀疑，以致关注单纯人的幸福既不能使它得以传播，又不能克服接连不断的阻碍维护住它。在人的内心显然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在发挥作用，在创造，这种东西以强制性的力量驱使人超越自己生活的现时方式；这种必然性并非源自于人自身那可怜而变化无常的意愿。

还须注意的是，作为单纯人的行为的精神生活也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作为这样一种行为，精神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在各个地方发展为各不相同的形态；这将会产生无数相互交错的运动，但却永远不会产生一种超越个体并可要求被普遍承认的真理，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内在的劳动共同体和一个共同的世界。不过对这样一个世界的要求不会到后来才产生，它一开始就在所有的精神创造中发挥着作用，因为它通常都会克服个体的偶然性，仅仅服务于事情的强制力。

我们已经看到，一切精神生活皆包含着生活的继续进行和克服现有的矛盾，皆包含着改革和提升。如若此时这种多数仅仅是人的行为，那么对于事物而言则是一种伪造的附属物，行动则飘浮在虚空中，所谓的种种成功便纯属于幻觉。然而这种幻觉能产生如此之多的力量吗？能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剧烈地改变生活的基本结构吗？这些又怎能将爱、正义、探究和艺术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照此来看，作为事情的核心，这表明在人的领域出现了一种运动，它意欲从根本上改造人，意欲将人置于与自己此前所有方式的激烈冲突之中，尤其是想将生活从单个点的特征上剥离开来，想使生活自己形成一个世界，涵括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一切，并从自身出发塑造它们。如若有什么能作为一种独立的真实出现，如若有什么能对人施展一种威力并欲从根本上改造人，而这种东西又是单纯人的作品，那这不是形成了一种明显而难以承受的矛盾吗？这驱使我们只好向前迈出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在新生活中承认一种优于人的真实的出现，一种人能从中获得一部分益处但却不是自己创造的真实，只有以这种方式才可能化解前述的纠结；这一变化即意味着人被置于一种创造性的生活进程中，人也因此能将这一生活进程包含的一切化为己有。因而一种世界进程也必然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承认，在这一进程中，宇宙被证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在展示一种深层面的过程中完成着对现有状态的改变。在人的领域里，这一深层面首先是以逐渐出现的形式显现的，然而一个全新之物若不能以某种方式具备自己的基础，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若不是这一真实构成一个整体并引领一种源于整体的生活，趋于一个整体和一种立于自身的生活的运动便不可能在我们这些受到局限且零落散乱的单个生命体中出现；必须要有一种优于人的精神生活存在，它能将自己展示给人，能够成为人自己的本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中可以看出决定我们人生特征的伟大之物，对人而言，宇宙生活成为完全的现时，成为自己的本原性生活，人之自在的中心可以栖于那里。从此作为人的基本关系显现的是与映现在人内心的真实的自立自存的关系，是与宇宙内在生活的关系，它不是与异体的关系，而是与自己本质的关系；总而言之，首先是这一关系使精神生活得以产生。因为它是一种与在人内心展示的事物演进的持续关联，是一种与人的交相往来。人可以置身于这种关联中，可以将自我置于这种关联中，可以以这种化为己有的方式将事物演进在其中首先与人相遇的大千万象归结为一个整体，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经历。不过由于人将这种生活的整体理解为自己的生活，也就能够分享它的发展和经验，也就可以将其在制服抗拒和继续自我深化过程中展示的东西收为己有，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无限的生活，这种生活以立于自身为方向，由立于自身所撑托，永远不会消失在不确定中，在所有的创造活动中保持自身并回归自身。

与之前观察过的种种生活制度作为基础的其他所有关系相比，人与一种在自己内心突现的本质性生活的关系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唯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充分的直接性，才能达到完全的内在的现时性，才能转化为一种自己的体验经历；只要未将作为精神生命体的自我毁掉，任何人也否认不了这种关系；这一关系是我们的生活所认识的最确定和最本原的东西。因而所有其他关系都必须由此出发奠定自己的基础，都须来这里给出解释，能够承载一切生活的种种基本经验就产生于这里。唯有在精神生活的种种经验中才能为我们证实一种超越世间一切纠纷的神性，唯有在它们中才会展现一种将可眼见目睹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统合起来联为和谐的统一体的世界理性，唯有从此出发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才得以纳入一个整体并检验其意义，唯有从此出发一个人类内在的共同体才得以形成，而唯有建立在一种无限生活中的基础才可能赋予一种依托和一种意义。正如这所有的运动皆源于一个共同基础一样，它们在各自的发展中也须与其保持关联，让各自的成果汇入具有涵盖力的整体。于是那种作为人与其真实自我的关系的人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便会展现出一种可能性：一种具有涵盖力的生活对分门别类保持着优势地位，检验着所有特殊发展的权利和业绩，让它们所有的经验都向后退一大步，使它们更多地转入自身和本原。从这里出发，也唯有从这里出发，才可能阻止我们自己的时代四分五裂；这只能源发于精神生活所在之位，不可能源生于单纯的人所在之地。

人的生活因之变为一种伟大的任务和要求。在这个世界最具体的映像中，人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体，这一生命体拥有自己的领域，只能经历体验自己所能到达的领域。然而此时，在生活摆脱单纯的点的过程中，在转向一种立于自身的过程中，一种可能性显现出来，即将宇宙的演进用作自身的演进，从而摆脱了个别地点的所有特征。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从个别之点移入总体，而是表明在一种源于整体的生活的展现中、在大千万象中寻求自我中首先出现的是可以获得一种生活内涵的希望，可以获得一种真实之魂的希望。如果世界没有任何深层次，为赋予我们的存在一种深层次所付出的一切辛劳都将是徒劳一场。

因而人同时处于广泛的经验之内和之上，这将一种巨大的紧张度和运动带入人的生活，甚至刻画出双重的人的定义：作为自在之内与其他生命体并存的生命体，人不可能享有优先权，所有超越自己特有的范围都会成为一种人神同形同性论；在超越于自在之上时，在置身于创造性的生活进程时，在置身于生活的自立自存时，人可以认为自己伟大，可以追求无所不包的意义上的真理，当然不是以自己特有行为的力量，而是以整体的力量，可以撑托起人的力量。因而人是一种可以超越自身的生命体，是某种我们一方面必须奋力超越，另一方面又必须奋力达到的存在。照此看来，单纯的人性和伟大的人性并立而存，两者常常相互混杂，评价一个便会涉及到另一个，这就制造出了难以形容的麻烦。

依照这种划分我们即可理解，在我们之上的东西如何能够同时作为我们自己人生的力量发挥作用。“我们之上”与“我们之中”的相会发生在义务思想意识中，发生在支配所有精神劳动的种种规则中。它们威严地向我们诉谈，但同时却能成为我们最亲近最熟悉之物，成为某种在维护它的过程中我们得以肯定自己和获得自己本质的东西。我们还能看清，在我们之上的财富如何会赢得与单纯的人的所有幸福毫无关联的强大力量，善如何能够超越安逸和功利。

如果说揭示作为人的真实自我的精神生活赋予了人一种无可比拟的伟大，那么这种伟大首先是一件整体之作，因而它不会将人诱向傲慢的自我意识。我们并非因自己的特殊本性而成为精神生活之点，成为之后将与宇宙建立联系的精神生活处所，而是我们首先因宇宙生活成为一个个这样的点，唯有在宇宙生活中，不是在它的对面，我们才能获得一种精神性的自我。一个个具有独立性的生活点在产生，宇宙生活不仅从这类地点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而且孕生着一种自行作为的力量，孕生着一种本原生活，这是伟大的奇迹，是一种新制度的证明。神秘主义在其中代表着一种必然的基本思想，即无限的生活对于单个地点而言肯定具有现时性，人不仅无须做这做那，而且还应脱离自己的初始特性，应从无限中获得一种新的生活和本质。若没有这样一种彻底的变革，精神生活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附属物，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本质的核心，永远也不会达到一种完全的本原性。在近似的思维进程中，各大救世宗教需要一种人的“再生”，然而即使超出宗教范围之外，即使在精神创造的所有巅峰，这一大作也未被视为纯个体的业绩，而是被看作一种更高的力量的宣谕和启示，这种力量在人类中得到了证实，使人超越了自己，但却绝对没有将人贬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而是首先恰当地唤起人主动行动。同样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那些具有创造力的英才，还有那些世界史上的精神伟人，既是最富主动性的人，通常同时又是坚定的决定论者；他们自身的能力完全隐退于受某种优越力量撑托和驱使的意识中。

然而当自己活动的一面能轻易瞒过行为者的意识时，当具有突出宗教气质的人或许已从中寻得了使其完全泯灭的伟大之处时，当神秘主义常常陷入让人完全隐没于宇宙生活的危险时，事实上也需要人做出抉择和行动。因为虽然生活的某种能力在这一特别之地肯定是由优越的力量赋予的，不过这种能力若要成为生活的能量和完全的真实，唯有通过我们的承认和获取，唯有通过我们的思想意识和信念的转向。人绝不仅仅是一个发生某些演化的舞台，若要具有真正的精神特性，这种演化不仅须发生在人的身上，而且须发生在人的内心，须自人的内心发出。一种转向无疑也总是一种提升，但恩赐后来是在获取自由中寻得了其最高的表达，人的这种能力绝非离神性而去，而是巩固和证实神性。因而以整体为基础和由整体撑托的意识，甚至完全依赖于整体的意识，都绝不会以任何形式削弱生活的力量；它这样做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更何况宇宙生活并非一种僵滞的存在，而是在构建一种无限的生活，一种首先凭借前述的获取在个别之地充分发挥作用的无限生活。

和主动性一样，各生活点的特征以及生活关系的丰富多彩也无须隐没于宇宙生活。与太阳的光芒淹没众星辰之光不同，宇宙生活不会抹去丰富多彩的特征和生活关系，而是会容纳它们，净化它们，完善它们，以此首先将它们引向各自的巅峰。宇宙生活将大力培育个体提升为需求，因为宇宙生活将这种培育变成了整体的一种得益：只是这种培育须在宇宙生活之内进行，而不是在分离和对立中进行。即使各种个人关系在人的领域内的充分展开也不会被视为对整体的掠夺，因为它能够起到丰富整体的作用。因此宗教观念若要求将对人的漠然作为对神的全心之爱的证明，那它就走上了迷途。只须坚持一点，即人与人的所有关系和人与人的所有爱都建立在与宇宙生活的关系上，都建立在对神的爱的基础上；首先是这一点将它们提升为精神，首先是这一点战胜了纯粹的自然本能，赋予信念以内涵和力量。生活表层在个体相遇时可以产生爱和同情的情感，还有一种同名的情感源于一个共同的基本关系，即与真实的整体的基本关系，并参与随之进行的生活深化，历史经验表明，这两种情感间有着无以复加的差距。前者是一种起伏翻腾的主观情绪波澜，它能够使个体强烈地激动，但对生活的整体状态却没有丝毫意义；后者是对这种状态的彻底改变，是各大宗教中创造的独特的生活领域，是人类构建成内在的共同体，是通过共同命运体验特殊命运。它造成的差异如此之大，生活要么附着于表层的散乱零落，要么附着于宇宙生活，同时获得一部分创造性的深层次。

新生活的任务与伟大意义

人的生活自身含带着唯一一个首要问题，生活要求做出一个重大抉择，生活变成一种连续性的行为。然而这一行为并非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只需从这一边移向另一边就能获得一种确定的终结和毫无疑问的宁静。因为若不超脱单纯的运动，若没有自身内在的宁静，恐怕就没有生活的自立自存，不过在我们人这里，生活获得一种充分的内涵只能通过与种种抗拒的斗争，只有通过自身的构建，即自身的完善。不过对于这种构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在形成大千万象和勾画伟大的形象的过程中，生活同时也在完成不断的自我深化，它不是凭借一种现成的基本状态发挥作用，而是自己在不断深化这一基本状态，它不允许自己的活动后面遗留任何东西，它必须不断将自己的活动向后移。人的生活在这种运动中愈是自立自存，生活内发生的就愈是宇宙的直接展示，生活就愈有把握获得它的真理。因为真理在这里并非意味着与一种外在的真实一致，而是意味着参与一种涵盖一切的、本原性的、穿透大千万象以自身为方向的生活进程，一种其自身展开就在孕生真正的真实的生活进程；只要人获得了这种本原性的构成本质的生活的一部分，只要生活对人而言变成具有创造力的主动行为，人就拥有了真理，再不会有其他东西。

从这一观念出发就会努力克服给当代造成特殊压力的对立。人与世界虽然从外表看有着那么紧密的联系，但在内在方面我们却觉得相互分离，我们既不能舍弃这一个也不能放弃另一个，却又无法将两者合而为一，我们在选择以什么作为出发点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是将生活定位为从世界到人还是从人到世界。两种可能性都在世界史的种种运动中得到了体现，这些体现间的差异表明，在这一问题上做出的抉择决定着生活的特征。

古老的方式和新兴的方式在这里构成一种完全的对立。前者使人完全依附于世界，让人从这个世界创造自己的人生。唯有设定环境与人有一种直接关联时，唯有在自己对事物的判定最终成为精神而自己又没有任何改变时，这才是可能的；人在这里被视为宇宙的纯映像。由于意识到内在世界的某种独立性，由于具有思想的自我走向前列，近代破坏了这种直接关联，给人以矛盾的印象，使人须靠自己的力量再建已经失去的与环境的关联。同时古老生活的特性对近代来说也已变得有欠缺。感性和精神在此过程中没有充分分离，因而两者均未能纯粹展开各自的特性，人也过于将自己的特性置入真实的图景中，在行动中也过于以自身为目的。与此相反，近代立足于主体，试图从主体出发深入世界，甚至想以自己的力量阐释一个世界。然而在这方面人的能力受力过重，由人创造的世界图景的真相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即使由此展示的人生也未获取真实的充分内涵。若要达到从人出发赢得世界的要求唯有将某种特殊的能力理解为优于单纯人的能力并将其用于阐释一个世界。尤其认知思维是这样的情形，因为它似乎极少受制于人的特性。然而对于近代来说，真实因此过于被理智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种种思想轻易就被视为具有活力的能量，种种原则被视为全力行动的力量；由于理性被看作自由飘浮的宇宙能力和一切事物的尺度，它失去了许多生命的朝气，真实面临着令我们感到虚无缥缈的危险。现代人觉得这是一种严重的损伤，坚决拒绝这样一种终结，这表现在当今各个方面反对理智占据优势地位的激烈战斗中。我们意欲超越种种纯粹的概念，我们在探寻通往充满内涵和力量的真实的道路。

为了摆脱这类纠纷和矛盾，生活只有这条已指明的路可走：人必须超越一切个别方面和精神能力，奋力争取达到一种统一和深层次，那时生活便会摆脱单纯的点达到充分的立于自身；到那时生活便不再处于这个大世界的对立面，到那时生活便可分享这个大世界的生活。只要实现了这一点，生活便不需要任何来自外部的证明，它在自我展示中就含带着自己的真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生活在超越人与世界、力量与对象之间的对立中展示出一种精神的内在性，一种不同于主观内在性的精神内在性；展示种种精神内涵和价值的这一内在性的东西无疑超越了一切人的特性的狭隘。

对我们而言，这样一种生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不是一个舒适的起点，个体永远也不可能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它，唯有人类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活动才有可能一步一步走向它。从此成为真理标志的一方面是超越单纯人的各种想象方式和目的，另一方面是作为精神生活自我展示的新内涵的形成。一个运动沿着这一方向行进，人类在向前述意义上的真理卓有成效地努力，这清楚无误地表明了这一处于其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活动中的共同生活。在此过程中，一种更高层次的特性通常都被一个较低层次的特性衬托得更加鲜明，它占据了较低层次特性在精神生活中的位置，展示自己的特殊作用，将它所感动的人变成本质完全不同、具有更高层次的生命体。

通过转向独立的精神达到深化大概在宗教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这一领域有差异极其清晰的两种宗教，一是单纯人的宗教，一是精神生活的宗教。一种宗教要带给单纯人幸福和永存，另一种宗教是精神生活展示种种独有特性的处所，形成新的内涵和财富，同时也使人超越单纯人的特性，将一种新的本质引导向人。从单纯人的理解力中产生的东西制约着自在的广度，这种东西滞留在人的想象和兴趣范围之内，不会产生任何全新的东西，没有丝毫对前述范围有效的权利。然而当宗教不仅在一个现存世界里移动人的地位，而且向人展示一个新世界时，当它通过显现一种作为人自身本质的深层次的神的生活使人醒悟时，当它使那种生活的本原性、无限性和永恒性充满人的精神时，当它使人的努力进行时，那这种生活的提升就不可能意味一个人为的作品，精神生活的自我展示就会蕴含在其中，获取这种展示就会将人置于真实的核心。

精神活动其他领域的情形也类同：从单纯人出发，它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具有独特内涵和原动力的领域；一旦它们成为这样的领域，它们便具有了独立精神生活的一种作用。假使这种权利被看作仅用于人的幸福的工具，就像社会功利主义所做的那样，那它便丧失了所有独有的特性，它就产生不了任何新的生活内涵，它就无法以任何事物的强制力对抗人的自私自利，它就不再意味着一个独立的生活领域。

然而对各个领域起作用的，对共同生活活动的整体也同样起作用，例如文化表现出的生活活动。人的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里明显相互对立，前者只关注人的状况，人自身不可能满足的状况，而后者关注的是一种独立精神生活的展示，因而也关注人的本质的提升。如若这样一种精神文化确实在我们这里成为现实，那我们的生活肯定不是在宇宙外围，而是在宇宙之内。

从这种生活形态出发，可以使人类不可能放弃的种种要求得到满足，然而在直接面对各种事物时，这些要求不仅会制造极大的困难，而且还很容易彼此冲突：它们就是对生活的稳定和自由的要求。日益增强的内化愈是破坏我们与感性环境的直接关联，我们就愈不可能凭借我们身外的某种自在获得某种稳定，我们就会愈加迫切地在自己的内在方面寻求依托。在这里，人首先试图通过确定某一个点来获取这种依托，特别是在笛卡尔在“思考的我”中找到了这种依托之后，人们相信找到了它，“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成了一切可靠性的基础。然而这一起初令人惊诧不已的解决办法愈是显现出自己独特的结果，人们对它的批判性思考就越多，它自身显现出的纠纷也就越多。一个与世界对立的我还有可能返归这个世界吗？假使能通过人为的迂回途径返归世界，难道纯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持一种强烈的自负态度，就不会很容易从自身出发衡量和塑造一切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思维会独断地支配真实，因而过于理智地塑造生活。若人想在自身寻找一个阿基米德点，那某个个别的点不就具有了完全的可靠性，人岂不是高估了自己？唯有不是在个别的点上，而是在生活的整体中寻求稳定性，才有可能成功地克服这类纠纷；然而生活不会即刻就能获得稳定性，而是只能通过持续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能通过相互制约的增强和丰富的多样性的形成，不过这是在一种具有涵括力的自我内部展开的，是通过所有的事物展开的，因而也赋予整个环境以生气。生活愈是由自身展示出一种真实的形体，同时也获得一种完全的自立自存，这种稳定性就愈强；个体特性愈是紧密地与整体连在一起，整体生活在个体特性中体现得愈多，个体特性的可靠性就愈强。因此必须承认稳定性的要求是一个无法估量的任务；如果说只能一步步地完成这一任务，如果说完全的可靠性只能被视为一个崇高而遥远的目标，那么优于所有人的随意任性的追求那个目标的活动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无法去寻求那个目标，不可能将我们自己的精神加于它，它不会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驱动力在我们内心发挥作用，它不会以任何形式立于我们的内心。

在这里适用于生活整体的，同样也适用于生活的各个载体：各个文化时期、各个民族、各个个体的信念达到某种牢固性和自己的道路获得某种可靠性不是通过苦思冥想（总会有新的思索不断出现在它的后面），而是只能通过各自生活的内在凝聚和生活围绕一个具有统领作用的中心点的构架；唯有这样才能消除怀疑，才能赋予行动一种欢快的信心，对我们来说，唯有从此出发，生活才能由半真实变为完全的真实。

稳定和自由常常被视为相互对立者，稳定若是有可能与一种僵滞的存在联系在一起，那它们就确实是对立者，而若将稳定理解为自我巩固，因而便不是在生活和行动之外，而是在生活和行动之内寻求稳定，那它们就不再是对立者。至于行动的自由，承认它本身就有违现代生活的主要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活动已经勾画出一种世界观，已经勾画出一种不适合自由的真实模式，因为对自然的机械性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也被移到了精神内部。因此想要某种自由事实上成了愚蠢的行为。

我们观察的种种关联描绘出的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如若不能独立，一切精神生活就会成为转瞬即逝的影子和梦想，如果我们在精神生活的独立过程中看出事物演化的本原，看出向完全自觉主动的转变，那也就达到了一种摆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本原并非一种单纯的初始状态，而是会恒久地伴随一切精神行为，会将生活变为一种永久性的活动。因为精神生活王国不同于自然王国，一旦成为存在的东西在精神生活王国不会永久发挥作用，而是只要精神退出精神生活，不再不断更新它，精神生活便会沉落；即便在外表上依旧存在，它也会成为机械性的习惯，因而等同于退出精神领域。宗教史和道德史在新老经验中都成千上万次地表明了这一点。否定自由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对精神生活独有特性的一种误解。尤其是在将精神生活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过程，理解为某一驱动活动的过程的时候，无论是机械性的还是理性的驱动活动，都没有自由的一席之地。

然而仅有某种自由的状态的存在是不够的，人还必须分享它，必须能够置身于其中；不过只要人在这种状态中首先能寻得生活的自立自存，只要在向那个方向的转变中抓住自己的本质，这种置身就会变得可以理解。其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并非从一个较低级的阶段逐渐发展而成，而是始终包含着中断和重新创立，包含着一种不连续性。我们的追求不像一座金字塔依照指明的方向建立在一个已有的基础之上，而是须首先获取基础本身，生活的疑惑会一再回归基础，迫使我们不断重新完成主要的转变。人生的活动和奋争不只局限于单个的业绩，它们面向的是存在的整体。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理解人类的活动，也必须以这种方式理解个体的活动。历史并不是后来者依照确定无疑的顺序必然从已存者中产生，并非这种意义上的单纯进化，而是往昔获取了什么，是往昔将什么引向现时，从精神角度来看，对于现时而言这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是一种要求，若要获得它需要自己的抉择。若不是这样便没有真正的现时，便没有本原，便没有自己的生活。与此相似，个体的生活也不是一个个相似的日子惰性的前后相续，或者说它至少无须如此；当它获取了一种精神内涵时，当它追求一种精神特性时，它会一次次完成挣脱和转变，会不断重新攀上自己的巅峰，会不断重新为往昔的意义而奋争。只要精神生活的独立得到承认，人类生活以及个体生活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显示出的经验便会汇聚在一起，便会获得力量，便会清楚明白。

综合一切可以看出，我们的存在领域蕴含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一种全新生活的可能性，这种生活唯有通过与现有状态决裂和调转方向才可能实现，不过在动荡和奋争中它会一直追求最崇高的目标，可望得到最充分的满足。在这种新生活中会摆脱单纯人劳碌的所有狭隘，否则这种劳碌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世界；摆脱小我的狭隘之后，生活并不会散落入无限，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在无限中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活之点，成为整体的承载者；人若能清楚自己是在受整体的洪流的驱使和引导，清楚自己是因整体的力量而稳固，便会在自己的位置上自己做出抉择，接受并继续推动这一洪流，重大的抉择会贯穿人的整个存在并将其塑造成一场大型戏剧。此时人的行为才会提升为自主行为，在活动中获得一种自在，塑造出一种精神特性，以此赋予生活一种内涵，而单纯的行为无论多么丰富勤勉，只会使人的内在虚空。

由此便会产生向各个方面的富于成果的活动。获得一种精神特性，获得生活的自存自立，这就是将个别特性培育为品格时的问题所在；若不将基础建立在宇宙之中，品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就会成为窘境中的纯粹托辞。这种精神特性需要唤醒生活，需要置身于一个新的位置，它与天生的个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天生的个性对纯自然的精神还未做出抉择，因而毫无限制地维护它会面临精神沉落的危险；即使对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而言，获得一种精神特性也会成为具有联结和提升作用的任务；唯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使它们获得一种极有价值的生活内涵和一种经受得住所有时代变迁的意义。因而在科学和艺术中也会产生一种优于所有技术的创造，这种创造赋予它们一种精神，通过展示新的深层次继续引领人类。为了能向人类诉说什么，为了能够存在，创造者须首先植根于自身，须自身成为某种存在，不过他只可能在这种关联中作为这一存在。一种精神特性的形成首先提供的是对一般文化混合物的优越性，它使得将真正的精神文化与单纯的人类文化区分开来成为可能，使坚决抨击一切纯文化滑稽剧（就像它支配的日常生活）成为可能。

只要内在的独立化能以塑造完整的人的典范对抗生活面临的所有狭隘化，它就能够起到提升作用。各个生活领域都不停地努力将人完全吸引到自己身边，给人的精神刻上自己的特殊印记。宗教就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教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通过形形色色的宪法形式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连艺术和科学也为自己塑造着特殊的人，而由它们自己呈现的部分文化很容易将塑造完整的人搁置在一旁。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部分文化的所有这类欠缺；若要克服这种缺陷，我们只能作为整体担负起一个任务，选择和促进这一任务能使人超越一切分门别类，能使我们在完成它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一个总体目标。

与塑造完整的人的要求一样，若要满足将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自我行为基础之上的要求，只能承认真实的某一深层次，只能承认人与它的某种联系。更多地采取行动和将创造性的人生置于已有状态之前的呼声响彻我们这个时代，然而单纯的并存关系若是完全拥裹着人而且不允许人跨入一个本原生活的王国，那这种呼声不可避免地将变成空洞的言辞。若没有真实的某种深层次，若不能为我们唤起这种深层次，我们的存在就不可能转化为生气勃勃的行动。

如果人首先通过获得生活的部分自立自存有能力达到决定能否实现自己的存在的种种要求，那么在此过程中一种确定无疑的宁静和欢快就会胜过一切辛劳和活动。人的这种生活首先是处在上升中，因而会不够成熟，对人而言也不会缺少各式各样的疑惑。然而所有的不成熟和所有的怀疑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撼动发生了一种重大转向这一基本事实，不过此时涉及的不是一种现有生活内的种种单个现象，而是一种新生活的整体；这种新生活不可能是一种假象，这种可能性本身在这里保证我们能获得一种真实。另外，这种自觉行为塑造和保持着活动中的一种存在，建立起一种真实，将整个宇宙纳入生活进程，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展示各种力量的单纯行为的欢快，一种生活情绪无限扩张的欢快，欢快就是一切，而不是一种自私的享受。生活在这里摆脱了自我保存的原始自然本能，能够以一种明确的肯定对抗无力的否定。源于真正的精神生活的展开的欢快表现在各个方面，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研究领域对真理的认知是如此，艺术的创造和感知是如此，真正的爱和促进人类的活动是如此；这一切在前面阐述过的基础之上可以汇聚为一个整体，从而获得力量和深层次。

如果我们再补充论述，人自身在这里创造和获取了什么，在这一整体内有什么，有什么在为促进整体服务，在这种新生活中，通常所说的伟大与卑微之间的差异在这种决定性的从世界到世界的转变面前黯然失色甚至消失，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会获得一种意义甚至一种伟大意义，每个人都有能力丰富扩大精神王国，那么关于这种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

阻碍和对阻碍的克服

至此我们观察了在人类中出现的新生活的内在特性；它在我们的存在和我们在世界的位置中遇到的种种阻碍还没有涉及。不过现在我们也必须对它们进行阐述，因为首先是它们的出现和对它们的种种分析决定了人的生活独有的特性。阻碍尤其产生于三个方面：精神生活与其方式和条件的关系，精神生活的不成熟甚至自身的模糊不清，精神生活在宇宙以及人的领域中表面上的软弱无力。现在依序观察这些阻碍和对阻碍的克服。

精神生活与人的存在

前面阐述的信念的一个要点是，向生活立于自身的转变不可能通过逐渐提升产生于纯自然。它也极少有可能产生于人类聚合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惯于让所有的精神活动为单纯人服务。因而在这里若没有生活的挣脱和自主行动是不行的，若没有自身的稳固化它就不可能完成构建。这种必然性表现在所有的劳动门类；若不能获得一个独立的起始点，科学的思考以及艺术的创造皆不可能进行。不过这种突然中断充满危险，会带来一种巨大的诱惑，正在奋力向上的精神常常被其征服。生活若是必定能攀上一个新的巅峰，甚至在特殊的时代状态中获得一种具有撼动力的力量，那么完全鄙弃经验世界而从这一巅峰尽力发展整个生活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似乎首先是这种完全凭借自身能力的发展确定无疑地为精神生活的完全独立和纯粹的特色提供了保证。在宗教中是这样做的，在伦理学中是这样做的，即使在哲学中也是这样做的。然而无论哪个门类的情况都表明，在这种脱离经验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试图凭借自己的活动造出一个新王国的情况下，人的精神生活自身会面临贫乏化和陷入无形态的危险。神秘主义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遭遇，它意欲将生活完全变成对永恒存在的一种内省，而在此过程中很容易陷入一种空虚，也很容易从极高的跃升回落入一种孤独感；宗教伦理将对神的爱变成了唯一的任务，而对人的爱即便未被毁掉也被淡化，在此情景下它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在转向自由翱翔式的推想时，哲学意欲让思维自身的活动产生完整的真实，当然借此它获得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但却无力赋予这一体系一种完全真实的内涵和力量，它的遭遇还是如此。普遍的情况表明，若不想让生活贫乏化和僵滞不前，精神生活超越最近的世界就不能成为一种脱离。因而须从已经达到的巅峰返向经验世界，须在两者之间编织起一条条连接线，须将经验世界尽可能地拉向自己身边，须在对它的分析中从内在方面深化自己；在我们人身上，精神生活并非纯粹的自我展开，而是在种种强大的阻碍中前行，它并非愉快的思维游戏中的轻松创造，而是劳动，艰辛但却富有成果的劳动，形成一种真实中的劳动。然而我们不可能直线前行，而是必须从两个方面努力工作，这并不是说将我们的生活变成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复合体，例如将认知变成感性和理性的产物，而是精神保持优势地位，由精神出发实现联系，在由精神构成的一种生活空间内实现联系，低层次将尽量被置入这一空间并在这一置入过程中得到改造，在这一生活空间中推动高层次继续前行，在为此做出的成就中获得自己的价值。

然而此时会出现巨大的纠纷，其缘由为低层次绝不会顺从而完全化入前述的运动，它面对上升的趋势坚守着一种独立性，顽强而固执地让生活停留在自身之处而使高层次遭受损害。人的感性本性绝不会简单地遵从精神的引领，而是常常在居优势地位时也将种种精神力量拉向自己，也就是说并没有很多的人的意愿，而是迫于必要性。于是我们得承受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为出于天性的自我保存而进行的战斗，一场我们不可能摆脱的战斗；这场战斗常常会激烈得需要付出所有的努力。不仅个体是这样，而且各民族和整个人类亦如此。支配着人之存在的一般水平的并非思想，而是利益，也就是物质利益；即使在各种重大的内部变革中它们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在历次宗教改革中，恰恰是近代以其经济学的思想方法使这一点得到了承认。同样可归结到这一点的还有，在为存在进行的战斗中会不乏冲突，会不乏为人类发展而努力的人之间的竞争，随着他们催人醒悟的力量的衰落，生活很容易变得乏味无聊。感性的生命维系作为人类存在最强有力的驱动力维护着自己，这一事实一再从所有的掩蔽中显露出来并证实自己的优势；从这一点看，精神生活似乎纯粹是一种镶边，一种不可能自己存在的镶边。在人类的存在中，面对感性自私的利益的喧嚣，精神生活显得那么谦卑，不得不十分艰难地争得某种地位！面对精神生活的一切发展，自然存在的各种形式坚守着空间和时间，控制着我们的追求，这一事实使这种考虑继续得到加强。并立而存的感性存在以稳定的现实性环裹着我们，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隔离开来，而所有的精神行为要求的则是源自整体的活动；同样我们会发现自己被置于时间的前后相继之中，在那里没有任何业绩和状态是持久的，在那里一切都在流动，事物之洪流势不可挡地继续滚滚向前，今天被认为是合理的，明天很容易被打上不合理的印记。在理想、信念和趣味方面，人的存在显现出一种迅速的更迭变化，而精神创造则认为自己的内涵超越了时间，若不坚持这种要求，追求的所有力量必将丧失殆尽。照这一切来看，精神生活在人身上似乎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存在，最终必将败于另一个世界。精神生活发出的光穿不透日常生活的浓雾，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是过于短暂和无力，不可能温暖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盏可靠的指路明灯。它向我们显现的更多的是我们能力的局限和我们与真理间的遥远距离，而不是我们能够获取真理的确定性。

这一切既无法否定，也不能推置于一旁，依旧不变的事实是，在我们这里，精神生活只能在另一种甚至是一种异样的介质内得到发展。不过只要仔细观察生活状态，马上就会发觉，一种反作用已开始发挥效力，不但贯穿人的思考和意愿，而且还贯穿于生活本身的教育和深化培育中：迫于必需和出于自身维护，人选取的东西在整个生活自身的进程中不断变化，而且为了人不断地完美化；起初仅属于外在的东西会获得一种内在性，原本只用作工具的东西会变得自身充满价值；在整个生活空间，智慧都在攀升和加强。

我们从爱和友谊方面观察一下人与人的个人关系。被称作爱的东西起初与自然本能紧密相连，常常具有相当粗略的特性，只是附带有精神特征，他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愉悦自己的工具。然而在聚合中，生活逐渐发生了一种变化，他人自身也获得了一种价值，“我”可以服从促使他人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友谊的情形也是如此。能够将人引领到一起的大都是功利和安逸的种种外在原因，能够将人聚合在一起的大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过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一旦时间比较持久常常会转向内在，每一个成员都会获得一种对他人的关注，甚至从他人获得一种愉悦；亚里士多德就曾描述过，生活进程常常将起初仅仅是功利和安逸的东西变成其本身充满价值和完美的东西，从而使人超越了自己本来的动机。按照这位思想家的表述，即使在低层次的人的内心也有某些神性在发挥作用，这种神性要比这类人本身强大得多。

我们与我们的劳动活动所涉及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参与了这种提升。我们常常出于自我保存的缘故开始劳动，在生存竞争中出于被迫为它要求报酬；在此过程中对事物的促进起初可能完全无关紧要。然而由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内涵，我们渐渐觉得它变得可爱而充满价值，它的进展成为中心问题，为使它达到预定目标会驱使人付出绝大的艰辛和牺牲。特别是在劳动超越单个行为成为终生活动时更是如此，特别是在它变成一种特殊职业因而为所有的活动指明确定的方向和任务时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对所有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最可靠的防御；人与精神生活的种种目标有着一种紧密联系，人的存在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提升，这一点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与人和对象的这种关系中，力量和生活从外在变成内在，从自然转为精神，于是个体自身也具有了一种引导其向上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个体的特性，个体的个性。它起初是一种自然的传递，低层次和高层次在其中毫无区别地共同流淌；保持和贯彻这一断定符合自我保存的自然本能，因而很容易赢得人的兴趣和吸引人的活动；不过由此而引发的活动会渐渐远远超越这种初始状态。各种精神要素会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逐渐汇聚成一个整体；这种情形出现得越多，一项崇高的任务便显现得越清晰，它会使人高尚化，使人的行为朝向种种精神目标，以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抗衡较低层次的自我，以本质的整体抵御表层的散乱。因而个体的特性是作为生活借以攀升的柱石显现的。

不过这种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提升以及人的这种对自己本能的超越也延伸入人类整体，在这里对适应精神生活阶段和为其发展服务的新生活形式的形成发挥着作用。人类的聚合活动就显示出这一点。使人汇聚在一起组成大大小小的群体的首先是外在的并存和维护生命的迫切要求。然而共同的经验和战斗以及共同的成就和困难使这种外在的联系逐渐变成一种具有内在特性的共同体，在这里形成一种具有独有特征的整体生活，支配着个体的劳动，遏制着个体的利己主义；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自己是整体的一员，由整体承载，在整体中得到增强。一种源于整体和内在的生活和活动在这里得以实现，因而在人类内部给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为精神生活赢得了一个突破点，就像费希特在其致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中以感人的方式所论述的那样。不过民族和祖国在明确的界限内所显示的东西，也就是生活的整体和内在的形成，即使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也成为了目标，一种内在的关联浮现在我们的努力之前，作为强大的驱动力对个体的灵魂发挥着作用。

人类特有的共同体的形成超越了空间的并存并立，同样，由于一种独特的人类历史的形成，时间的前后相继也被克服。因为有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人身上，但或许有可能出现在人在历史方面进行的精神活动中，这与依旧限于自然范围的种种作用的单纯依次排列和积累完全不同。因为人这种独特的历史并非追随时间的波流，而是一种与单纯时间的抗争，是努力在事件的洪流中争得恒久的东西。唯有如此才能够产生一种独特的人类历史。外在的东西飘忽而去，人可以在内在方面坚守；若不能将内核与表层相互区别开来，若不能将精神与单纯的人性相互区别开来，若不能保持住前者，人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些个巅峰，它们穿过一切时间性和人性完成着向恒久真理的跃升。正像我们常常意欲保护各个所谓的古典时代的不朽一样，我们也试图在历史中区分什么隶属于单纯的时间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沉落，而什么能够作为超越时间的真理内涵促进所有的时代。历史以此成为一种精神真实的展开，而这种真实为应对表层不断变换的各种潮流提供了一种依靠，面对纯瞬间的现时它甚至呈现出一种涵括时间的现时，在这种现时中，一切伟大和构成本质的东西可能表面上会沉落，而内在的却依旧存在，会不断发挥新的作用。这种精神现时是所有真正的形成的处所，它能够在时间内超越单纯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完全隶属于这个时代，而时间与永恒的相遇就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一命题遭受了这种独特的人类史的驳斥；这种人类史本身就是支配着现时存在的纯时间与精神生活所要求的永恒之间的一种中介。在此情形下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和历史的形成产生着新的纠纷，因为社会容易限制个体的自由，而历史容易压制现时的本原生活。这些引发一场场战斗的危险就存在于精神生活自身的领域里，而它们能够使超越单纯的并立并存和前后相继成为完全的事实；即使在这里产生的种种纠纷，增强的也多是人对纯自然的超越，而不是使人对这一点产生疑问。

因此在人的存在领域里，生活本身显明的是一种教化和培育作用；在我们与精神生活之间编织有大量的网线，这种作用化作宽阔且常常呈隐蔽状的洪流，充溢着整个存在。所有对人发挥的作用，所有对个体乃至人类整体的教育活动，都有赖于这种向上的运动，都有赖于生活的攀升；这是对一切忧郁的悲观主义最令人信服的批驳；如若在这里没有一种优于所有的人的率性而为的强大力量参与其中，这种作用就无法战胜所有的阻碍并卓有成效地继续突进。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我们坚信人的领域中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的证明，我们可以从这种信念出发恰当地理解那种运动。无论每天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四周发生什么，在这里须把握住一个整体，须完全克服对精神生活的能力的怀疑。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柏拉图为何会论说低层次的人心中对永恒的一种向往，为何会在宇宙中探寻这种追求的阶梯。只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单纯的继续发展，而是意味着通过精神生活力量实现的一种跃升；自然若不是建立在一个较深层次的基础上并从中获得一种跃升的动力，它就不可能走上并遵循这条道路。因而自然和精神生活绝不会如一开始可能显现的那样截然分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重的，既对立又联系在一起。首先精神生活与自然界限分明，不可能与它混杂在一起，否则精神生活就不可能独立，就不可能具有纯真的特色。然而在得到适当的巩固之后，为了自身的进一步深化，精神生活需要返向自然；此时它不再是某种异质，而是某种同类的东西，它会与精神生活联在一起，会联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精神劳动的主要场所永远是无法眼见目睹的世界，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唯有掌握和适应我们四周的存在才能达到完美。

简洁易懂地表述精神与自然的这种关联超出了科学的能力，不过在艺术中或许能得到这种表达。因为在艺术中，感性显然能成为精神的容器，能够为精神的进一步深化服务，如话语、声音和色彩能够表现和增强最内在的活动，同样，对于人来说，精神也需要这种表现，只有这样人才会觉得精神完全成为现实。艺术表明了两个世界的关联，用歌德的话来说，艺术为存在的永恒和谐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保证。它在鸿沟两端架起的桥梁对生活整体起着促进作用，否则生活的整体就不可能得到巩固、获得快乐。精神生活的世界特性由此得到进一步证明。因此尽管在生活的全貌中依然还有如此众多的人未受到精神活动的触动，还在抵抗它的影响，但一种深化已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已超越了单纯人的观念和意愿，这一事实无疑能够防止人们产生对精神生活对我们是否也意味着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一问题的怀疑。只有固执地抱住个别不放和在树木之前看不见森林的人在此才会看不到生活的强劲洪流。

精神生活的不成熟和表面上的不稳定

另一种怀疑产生于精神生活常常向人呈现自身内涵的方式。谁也不想否认，根据最初的印象，精神生活显示出的是极其模糊的轮廓，尤其是当一个自成一体的生活秩序——特别是宗教生活秩序——未使它形成明显的方式时，精神生活面临着完全虚幻化的危险。不同的时代对它的理解也各不相同，面对各个时代的运动和变化，它似乎显得柔顺软弱，似乎屈从于任何一种要求，似乎百依百顺地去适应任何一种境地。这种灵活性为人的反省开辟了极其广阔的活动空间，各党派之间的争论也将这一问题纳入其中，似乎一切都是人的阐释和观念的结果，人的兴趣的变化将思想活动一会儿导向这里，一会儿引向那里。然而这与精神生活要求和必须要求的独立、稳定和优势地位是不一致的；我们已经着力强调过这些要求，因而最初印象所显现的这一矛盾和一种悄然隐去的危险对我们的打击更为沉重。

然而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强烈抵御着这种悄然隐去，将我们从这种危险中解脱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与各个单纯的点相分离，都通过充分的活动转化了状态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精神生活并非走在其他什么事物之前，而是为自己确立一个立足点和中心点；精神生活并非仅仅阐释或整理一个现成的判定，而是以生活转向自身和转向赢得一种自立自存在自己的领域中孕生一种真实，唯一的确与这一名称相符的真实。这样一种生活无须从外部使自己的现实性得到保障，而是其本身就具有这种现实性，它就存在于精神生活所特有的内涵和财富中，也存在于精神生活的种种要求和活动中；即使从人的角度看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在这种关联中也具有一种现实性，也超越了人的所有率性而为。

在这种深化过程中，现实性首先存在于生活内部，而不是生活的对面，它存在于生活自身产生的更进一步的特性中；即使这种努力在这里表明的也是一种能力，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基本存在状态，只要生活超越了纯主体状态并将对象引向自身，它就直接成为一种具有精神特性的活动，同时也成为精神特性的证明。例如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中出现了对一种新型历史的追求，对一种不同于仅仅是前后相继的历史的追求。如若这证实的就是通观各个时代并将其纳入一个总体形态的能力，如若这证实的就是从时代的变迁中选取具有恒久性的东西并在获得这种恒久性的东西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超越时间的现时的能力，那么这样一种能力所证实的不就是精神生活的一种独有特性，一种任何阐释和联想都不可能产生的现实性吗？这种将现实性放回精神生活基本构架中的要求使处理问题的通常做法显得极其肤浅和表层化。后者犹如关心现成商品的商人，注重的只是结果；劳动对它来说无关紧要，它注意不到劳动在展开力量的过程中也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现实情况。在这种内在问题方面，劳动的方式比其结果更为重要，因为劳动形态自身能够激发新的力量，能够创造新的可能性，能够深化生活过程。这同样也可延伸入对那些创造性人物的评价：他们的主要功绩是他们内心产生的生活进程，是他们看待和处理事物的方式，是他们劳动的独有特征；在受各个时代特性局限的成果大部分都早已过时陈旧之后，这一特征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价值。因此仅仅注重和赞赏大思想家的答案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意义首先在于问题的提出。它能够促使整个情形发生变化。

尽管这类考虑是如此合理，但它们却无法压制共同经验将精神生活推入某个方向从而赋予它一种明确内涵的要求；事实上发生的的确是这样，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整体内部形成了受制约的生活关联和自成一体的生活领域，它们具有特殊法则和推动力，如艺术和科学以及道德和宗教；另一方面对整个精神生活的独特形态和归入唯一一项事业的努力贯穿着世界史的运动并不断驱使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作为比较物，因而所要求的精神生活的完善会进入一条稳固的轨道，越来越有保障地超越人的随意性。

在各个生活领域，围绕着更为具体的理解进行的争论常常使人忽略了本身就包含着其产生和存在的基本事实。例如在道德和宗教那里，种种更为具体的理解彼此争执不休，所以很容易显得像一种人的见解的拙劣之作；宗教和道德完全是在人的领域里产生的，它们不仅激励着个体，而且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着生活整体，如果面对道德和宗教的所有特性能从这方面看出某种伟大之处，它们就不再会是这样。宗教的本原现象存在于一切区分各个宗教并引起宗教争论的东西之前；在我们的生活内部，出现了一种划分和一种低层次与高层次特性的相互作用，在这里出现了以崇高和仁慈为一方、以敬畏和信仰为另一方的发展，一种深深的矛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甚至使生活完全失去价值，然而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孕生着新的力量，确立着新的目标；此前似乎是整个生活的东西此时仅仅是一个阶段。世界史在这里也表现出一种持续性的上升，因为人将自己认识到和尊为优越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归入一个整体，越来越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越来越多地从内在和道德方面建构与这一力量的关系。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伟大的运动和整个生活水平的变化。这种活动总会与某些谬误联系在一起，但无论与什么谬误联系在一起，都绝不可能抵消精神生活独特的展开。与各个道德体系的所有争论相比，处于优势地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转向道德完全发生在人类中，道德已获得了支配人类的力量。它要求摒弃所有自私的目的，要求自己做出抉择和进行转向，它认为自己远远优于其他所有目的。虽然这样一种运动在人类中前进会很艰难，会不断遭遇激烈的反抗，但它已在向前突进，无论遇到多少反抗依然坚持着。它完全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蕴含着独特的动力和形式，生活无法脱离开的动力和形式。这种完全主动的生活整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力量，这一点在具有独立思维的科学中表现得尤为清楚。科学要求一种客观的关联，这种关联将大千万象归入一个体系的整体；在科学中，每一个句子都是在准确无误地推出它的结论，不允许存在任何矛盾；通过这一切，一种超越了单纯人的所有得益和见解的客观性在人类内部发挥着作用。因而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有独特的力量和形式，它们不仅激励精神，而且也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事物，它们的创造性活动脱离了所有的人的随意性。

与期待从纯理性获得一切真理的通常做法相比，这种客观性的复归也将人关于真实的整体的信念置于一个更为广阔和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各个生活领域的身后都有一种整体生活的运动，都在表达这一运动，因而每一生活领域在其行动中均带有一种整体的信念。即使在各个生活领域内部，每一项成就都会达到包含和维护整体的一种信仰的程度。这种信念和依据信念对真实的看法因领域种类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在生活的基础上揭示了一种鲜明的反差，若不将世界扯裂并突出其种种对立，宗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一个内在的宗教就是一种令人悲叹的矛盾。另一种本原经验存在于艺术中，也存在于教育事业中。因为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艺术要求一种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更友好的关系和更有益的相互作用，它通过自己的创造进程克服了两者的对立；因而它的活动承认对宇宙关联的信仰，而且将自己活动的基础建于其上。即使教育事业维护的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也比突出种种对立的宗教所拥有和可以拥有的理解更为友好。如何才能进行这一事业？这一事业如何才能成果辉煌？每个人的内心不都蕴藏着一种精神力量，难道不存在一种通过忠诚的劳动唤醒它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不允许教会统治学校，在前者和后者思想方式始终不渝的情况下，处于中心地位的必定是不同的事实，占支配地位的必定是不同的基本信念。同样，就连道德和科学也产生着对生活整体和世界的独特理解。以此就可以解释，个体和整个时代的信念首先取决于哪一生活领域支配着他们的活动，例如自然研究者和精神研究者所走的路通常总是相去甚远。

各个自成一体的生活领域的教育以这种方式可能会像对生活本身一样为关于真实的信念提供牢靠的依据和目标，但这种活动受到某种限制，因而需要补充。各不相同的运动最初会远远地分道扬镳，甚至产生鲜明的对立，如艺术和道德、宗教和科学不断处于争论之中。生活会被扯得支离破碎，努力停留在尴尬的不稳定境地，无法使自己获得一个整体特征，也无法获得一个可借以平衡不同潮流的位置。

另有一种要求也指向同一方向。各个领域在确立现实的界限时表露出的东西并未超出构思和大体轮廓的水平，提出的任务多于解决的问题，指出的目标多于指明的道路。这是一种现实，但却是一种那么不成熟的现实；种种形式呈现出来，但它们却急于超脱自己寻求一种活生生的内容。尽管思想是那么无可指摘，可以此还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认知，遵循艺术创造的法则并不意味着赋予艺术一种特征。生活唯有作为整体在克服状态和对象的对立中努力实现内在的统一，以此首先获得一种鲜明的特征，才能从各领域揭示的轮廓变成完美；那时生活就能够将这种鲜明的特征引向各个领域，借助它们证实它，借助它们检验它。

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人们要求一种生活的统一，这种统一超出精神生活最普遍的概念，在为引领和实现存在的斗争中展示出这种生活。对我们而言，这种统一显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不过一种趋向于统一的运动贯穿着整个世界史，它甚至构成这一世界史的核心。人类努力的所有巅峰都曾试图达到这种深化。希腊文化的巅峰曾创造了一种艺术和更具形象化特性的生活统一，并将其特性引向所有的生活领域。依照形象化艺术作品的特性进行的这种探讨得出了一种独特的宇宙形象，产生了独特的精神活动的特性，也产生了科学的特性，它为国家的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确立一个共同目标和一种指令原则。从中产生的运动展示出真实种种独特的方面，唤起种种巨大的力量，在其创造的巅峰它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目标。然而经验表明，这种统一以其种种业绩并未穷尽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它无非仅是一种尝试，尽管它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尽管这一尝试遭遇的抵抗不仅会来自各个领域，而且会来自精神状态的整体。对于古典体系而言，这样一种抵抗事实上已经形成势力，古代的进程产生了种种经验和古典解决方式已不能应付的问题；最终艺术式的解决方式不得不将主导地位让于基督教的伦理宗教组合，这种组合展示出另一种真实，唤起另外的力量。然而这种基督教组合也受到攻击，近代生活组合一再将其逼退，对于近代社会组合来说，无限提升力量成为所有任务的任务，这种力量不仅通过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外界发挥作用，而且通过理智的澄清对内在也发挥着作用，是为了进步的进步。这一任务需要进行最为紧张的工作，然而它又被生活的内在特性显而易见地超越。我们将自己的生活完全置于力量之中，同时期待它的发展也能完全满足我们的精神。然而我们越来越坚信，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人不可能化为力量，人必定会探寻行为的意义。于是就出现了对一种新生活组合的要求，而我们的劳动也表明，这更是对生活的自立自存的要求。我们再一次离开了臆想中的占有物，再一次被置于艰辛的探寻之中。在一些时代里，生活摆脱了作为一种束缚的尝试性联系，对集中而言，这些时代是一种扩张，而对充满信心的肯定而言，这些时代代表着一种批评态度，无论过去和现在，这种时代处在各个组合之间。唯有肤浅的观察才会将这一整体运动视作没有规律起伏的波浪，认为凭借表面的后退已完全了结了从前的各种组合；事实上即使在表面后退时它们依旧保留着影响力，呼唤人类回归自身，为生活指明种种目标，当然这些目标此时必须与其他目标一致。各个批评和否定的时代也绝不能视为单纯的瓦解。因为在否定的后面若不是隐着某种肯定，一种追求向上的肯定，首先能够找到通往完善之路的肯定，那些时代就不可能强调自己的否定，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否定取得胜利。此外，当批判抗拒特殊的组合时，某种具有包容性的生活关联的普遍思想并未因此而消失；在整个运动中值得肯定的是，瓦解并非终结和目的本身，而是一种新的集中的准备；最终肯定和否定、创造性的时代和批判性的时代构成了唯一一个整体运动的各不相同的方面；这种运动自此显现为精神生活的自我运动，这种精神生活必须首先在人的领域里寻求自己更具体的特性，寻求自己充分的内涵，为这一目的紧紧联合在一起，然而到后来又认为这一行为过于卑微，因而被迫进行新的尝试，不过依然坚持着自身的肯定和否定，越来越多地展开自身，同时塑造出一种深层次的真正的真实。这一切是一种丰富的现实，不过是一种不同于感官印象的现实的现实。谁若死守后者不放，谁就认识不到前者。

我们先前已经看到，各个领域也都包含着运动和形式，并以此衡量所有人的行为。因此对生活恒稳存在产生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具有自己特性的各个领域，一是来自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精神生活的统一付出的努力。双方能够联合在一起，能够相互用对方检验自己，能够相互通过对方提升自己，首先是这一点使事物得以稳固，使其摆脱了所有的人的任意性。两种运动的共同作用产生了精神演进的一种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状态，这一状态为所有努力树立着明确目标，确定作用的具体方式；意欲利用和长期促进的一切都必须符合这一状态；凡是不符合这一状态的只能推动表面。例如现代科学思想方式，它更加严格地将人与世界分离开，更加有力地展开批判和分析，它会退缩或否认自己吗？在现代生活中，劳动构成了种种独立的关联，同时也空前地远离个体生活，因而对分享事物的广度和真相以及摆脱自己狭隘的判断的要求在我们身上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能否定这一事实吗？我们能够否定和抗拒特殊的自然科学思想方式、历史思想方式和社会思想方式的形成吗？只有根本无意参与精神活动，我们才会这样。然而若是那样，精神活动就不会再塑造和校正我们，同时我们也会陷入一种内在的空虚，陷入一种精神的瓦解。

这里存在着一种重大的抉择，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的抉择。谁若在内心依然觉得精神生活与己无关因而仅仅从外部进行观察，那他在精神生活中看到的必然只是更迭和变化，只是矛盾和争执，他可能会觉得那只是一种暂时的昏暗的形体。然而谁若接受这一活动，谁立刻就会体验到强烈的现实性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优势力量，谁就会看出即使在努力和探寻中也有充分的创造在活动，精神的稳定不可能从外部输送，而是只能从内部作为自我巩固取得。即便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人，即便是为活动付出艰辛和参与其斗争的人，也难免产生疑虑。不过这种疑虑将存在于活动之中，甚至首先从活动中产生；因而它们永远都不可能动摇它的现实性，面对所有的疑惑，一种欢快的信心依然会居优势地位。

精神生活在宇宙中表面上的软弱无能

自然在人的范围内对趋向精神的运动会进行重重抵抗，对我们而言，精神生活乍一看会显得相当模糊，但这方面的所有问题都不可能危及对精神生活的信念。因为我们只需总结一下众所周知的经验就能看出一种使自然精神化的连贯运动，每一探究性的观察都会在精神生活本身的运动中发现一股强劲的现实洪流。如果精神生活的地位和能力在真实的整体中变得不确定，震撼就会更加强烈，疑虑就会更加深重。将精神生活理解为真实的核心并以此赋予精神生活统领地位的人会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疑虑。

自然与精神汇在一起会充满纠纷。精神生活与自然的关系犹如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的关系，因而可以期待，自然通常都会显示出一种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都会显露一种面向精神生活的方向。从前的时代曾大胆地冒险揭示这样一种关系。例如中世纪曾试图在整个植物和动物世界里发现耶稣生活、受难和复活的提示，这种象征性的解释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编织出一根纽带。由于自然向宏观和微观无法估量的扩展，这种思想方法如今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依照自然如今向我们展示的形态，它似乎完全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就连有机形态领域也没有超出自身范围。例如，生命体的丰富多彩是那么不可思议，深海世界丰富多彩的形式是那么令人惊讶，它们与精神生活的发展会有一种什么关系？在自然的整体中，或许有一条绳索通向一个绝顶，精神生活就在那里展开，然而这条绳索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绳索，其他绳索在各不相同的地方分岔，向外延伸，没有获得与精神生活的任何联系。我们面前的自然整体岂不是犹如一个模糊不清的谜？一种提升是不难辨认的，然而它似乎在一种奇特的介质中进行，似乎遭遇到激烈的抵抗，若不穿过一个个低级阶段就不可能到达巅峰。自然在纯粹的机械论中难以得到自身的最终解释，若是承认各种主导性力量，成为谜一般矛盾的就是，自然不断地安排生命体相互毁灭；自然加强一方的攻击力量，又加强另一方的防护力量；它似乎在与自己斗。各个地点皆具有目的性，但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整体目标！因而起初无法看出精神生活如何能与这样一个王国建立内在联系；可它却找不到路，因而在声称是其精神的无限广阔的宇宙中，它显得很孤独。

于是产生了真正的怀疑。不过这些怀疑涉及的多是世界观，而不是人的生活状态；我们被束缚在广阔世界的进程中，我们无法摆脱这一进程，可这一进程对我们的境况却显得漠不关心，这种经验更加刺痛人心。自古以来这种感受就催人思考，使人不安，常常将人驱向绝望。在人的内心意味着最崇高的东西，人为其付出了难以计数的艰辛和牺牲的东西，在世界整体中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自然犹如在嬉戏中毁灭着具有极高精神价值的东西，或是渐渐耗尽，或是巨大的灾难；它不知善恶，它不区别对待任何事物。即使在人的领域里，个体的命运也与其内在的价值不相符，各个个体领受的命运极其不均。或许并不缺乏用一个公正和伦理秩序的王国抵御这种状态的努力，甚至用一个爱和仁慈的天意的王国，然而只有超出经验世界这才有可能，只有逃入一个信仰王国这才有可能。此时便出现了种种伟大的思想世界，各个广阔的领域和长久的时代在其中感到安全可靠的思想世界，然而怀疑又一再苏醒：这个整体是否具有真实性，它是否只是人的愿望和梦想的产物。

精神生活的这种软弱无力最终也进入精神内部。在这里，精神力量常常脱离自己的基础，随后很容易受制于转向精神后本应超越的低层次力量；由于这种高层次力量领命于低层次，就会发生一种完全的颠倒；感性由此获得了精心设计的贪欲特征，它像一种恶习毁灭着整个文化，单纯的、也可以说是纯洁的自然的自我保存由此变成一种毫无限制的自私自利，这种自私自利变得毫无止境，而它的种种欲望也变得无穷无尽。不容否认的是，在人的领域里也出现了某种恶魔般的东西，即有意识地排斥善，为了一己私利而喜好破坏、树敌和否定；只有肤浅的解释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有意识地突出这种恶，人被完全归为这种恶，兴趣爱好被颠倒到如此程度，人的精神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此间个体彼此间的差异可能会很大，而所有较深层次的宗教以及哲学思考则坚持以整体状态为基点，以充分的理由着力让人注意人的精神特性和人的生活经验的矛盾。一方面是面对命运时普遍的不稳定，人成为种种神秘力量的玩物；另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即自我的可悲的狭隘、精神的迟钝和惰性以及不纯正不真实的思想方法，它们支配着人类生活的平均水平，将精神生活降格为纯粹为个体以及整个党派的狭隘目标服务的工具。

尽管这种恶实际存在的事实不可动摇，但从前并不缺乏宣称清除它的种种尝试，人们将恶置入种种更为重要的关联之中，尽力将其解释为有益。在此过程中，这种努力的重要方向为各个时代指明了不同的道路：希腊思想家借助的是一种世界和谐的思想，为了使自己充满内涵和强劲有力，这种和谐甚至需要种种不和谐，最终可由整体克服的不和谐。当中世纪着手对恶进行解释时，它倾向于将罪孽和苦难理解为不可或缺的方式和前提，证实最高的爱和仁慈的方式和前提，无尽的天父之爱似乎首先向忏悔的罪人和回头的浪子显现。而近代展示出的特性则是将努力、阻碍和苦难理解为行动的必不可少的魅力，理解为唤起力量的棘刺，以此将它们转为善。这类尝试并非没有一点合理性，实际上生活的整体进程可能会使人对某一境况做出完全不同于凭借直接印象得出的评价；然而它们并未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因为它们用种种纯粹的可能性对抗近在身边的真实性，将可能性当作真实性；归根结底，它们只是将谜置于一个感受不到谜的点上。尤其是这些解释的尝试一再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我们将恶之源当作首要原因，我们就会将这一原因置入混乱之中；面对这种混乱，我们若将恶假定为一种特别原因，就会出现难以承受的真实的分裂。

然而如果恶之谜无法解开，如果精神生活的软弱无力在经验世界中得不到解释，由这一事实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会成为问题。只有当它迫使人们放弃之前为精神生活进行的探究取得的成果时，尤其是它迫使人们放弃真实在精神生活中会达到的自己深层次的信念时，它才有可能起动摇和破坏作用；不过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面对所有的阻碍，生活的内在的深化依旧在进行，开创具有丰富内涵和财富的真实的新阶段依旧在进行；这一事实并非单纯人的作品，同样，人的存在的充满矛盾的断定也绝不可能消除它。对我们来说足够清楚的是，这一生活在人的范围内不仅对自然存在起着提升和改造作用，而且通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活动在自我完善中发展；此时出现的绝非散乱的并立，而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努力汇聚成一个整体，此时呈现出的绝不只是观点和阐释，绝不只是一种陌生事实的图景和阴影，而是生活构建本身孕生出一种现实性，并在这种内在的密切联系中赋予它一种无懈可击的可靠性。这一基本事实，新生活在脱离自然和单纯人的存在中的这种本原经验，内在性的这种独立化，它们面对世界环境最激烈的抗拒维护住了自己，而且它们的世界特性也未因此而遭受损害；通过指明精神生活的种种要求与世界得出的判定之间遥远的距离，这些抗拒会提出最难解的谜，它们会迫使我们低估人的水准，甚至会使我们过于克制隐忍：这一基本事实本身和生活的主要方向不可能使我们认为克制靠不住；它是第一种和至关重要的本原经验，是其他一切所依赖的经验，也是它首先使怀疑成为可能。当怀疑压倒人的精神时，其原因总是生活核心内的虚弱；当这一核心强大时，人常常被这种矛盾驱向充分的发展，即便遇到最激烈的冲突也感到可靠和坚强。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对世界的判定对整体信念具有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精神生活在内在依靠和自己的运动方面用什么对抗那种判定。例如古时的基督徒完全清楚这个世界神秘莫测，但这并未损害他们的信仰的坚定性，因为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远远超越了所有的纠纷。与此相反，常常有些充满辉煌成果和力量得以充分展开的时代却应付不了怀疑，因为它们的生活缺乏坚实的根基，同时也缺乏一种与本原真理世界可靠的关联。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除了感受体验自己精神中严重的冲突，没有任何东西更能使人坚信某种超越自然的生活；这种具有唤醒作用的冲突的难以忍受性正是最可靠的证明，它表明整体比单纯的想象更重要。应对这类冲突使生活立于自身，使它变得不再依赖于自己的环境。恰恰是因不可缺少的财富的缺失而感受到的强烈的痛苦孕生了信仰和希望，使人坚信我们缺少的东西以某种形式存在着，最终将传达给人。没有内在冲突，也就缺乏内在问题的逼迫，而没有这种逼迫，生活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卷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就只能保持主要朝向外部，怀疑就会取胜。因而最终的裁定就在于生活本身的力量和内涵：生活若强大而内涵丰富就能经受住冲突，生活若软弱而空虚就无力应付冲突。

我们肯定不会因遥远而对近旁失去兴趣，肯定不会因不确定而对能够确定的事物失去兴趣，我们绝不会屈服于世界环境的抗拒，我们的生活正是通过与种种抗拒的碰撞才获得了独有的特征。面对所有的抗拒，也包括自己心灵中的抗拒，必须勇敢地维护精神世界，必须对它保持忠诚，在各种各样的斗争中，甚至在平静的日常工作中，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从此出发就产生了要求：为精神世界作出抉择不能与获取某种报酬或某种外在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即使在由于自己的原因与外部世界发生激烈矛盾时也要坚守善。柏拉图依据这种思路勾画出自己关于忍受痛苦的正义的画卷——与基督教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去甚远——他的内在的崇高和坚定只是在增强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追求，他恰恰是从这里获得了自己那优越的伟大意识。一些大教育家也具有类似的思想，他们不愿让道德教育依据以善对善、以恶对恶的准则，确切地说，只要能以足够的善增强精神，就能使从善获得的快乐超越一切苦难。按照弗勒贝尔的见解，须教育人类明白，真心为善的人“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外在的压力中；因为放弃、缺乏和使外在沉落，从而获得内在，这是达到最高发展的条件”。“战胜生活外在的阻碍，或者更确切地说，穿越并进而消除生活外在的阻碍，靠的恰恰是自己的意志力，靠的是提升的行为能力，正是这一点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提供了安宁、欢快和自由。”这种思想方式在斯多葛主义那里得到了最经典的表述，没有一点这样的思想方式，生活就缺少必需的力量。

虽然我们如此高度重视这一思想方式，可它并未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尤为注意个体和维护个体的自主性，很少关注整体的状态和精神关联的构建；它认为个体强大有力，不仅能应付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且能应付自己灵魂里的种种纠纷；面对所有的怀疑和抗拒，它勇敢无畏地维护着基本信念，但它却不懂得生活是通过震撼、怀疑和苦难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的。然而生活若要在一切阻碍中保持流畅和欢快，这样一种深化是不可或缺的。如若我们只会抵御而生活在战斗中却一无所获，那停滞就无可防止，停滞将成为一种必然，缺乏一个目标必然会使所有的行为能力丧失活力。因而必须克服这种停滞，而宗教有望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探讨已在不同的地方涉及过宗教，但却还未充分评价它的内涵和它的意义。不过若不承认所有精神生活的展开皆含带有一种宗教要素——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意识察觉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谈宗教的这一问题。因为生活转向立于自身的出发点不可能是一个个单独的点，而只能是整体，同样，所有真正的精神行为也须与整体生活联系在一起，须由整体生活承载。这不单单表明力量的增强，而且还意味着生活过程的一种内在变化。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精神生活唯有在克服主体的能力与对对象的作用的对立过程中才得以实现，唯有提升为完全行为才能实现立于自身和产生一种内涵。然而人的辛勤与努力所能获得的一切此时皆位于纯主观一方，即便它能涵盖对象也实现不了创造，同样也达不到完全的真实。唯有涵括人并将人纳入自己大潮的整体生活才能克服这僵滞的鸿沟，才能将单纯的愿望和意愿转化为行动和创造。恰恰是在形成人的最内在、最富特色的本质方面，人完全依赖整体并从整体获取努力的力量和方向，在以往所有的生活顶峰都可极其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大手笔的艺术创作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体能力的作品，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赋予灵感，像歌德一类富于创造性的人也将此当作恩赐的赠与加以接受，也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对待它。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们能勇敢而满怀胜利信心地用自己本性的要求对抗自古以来所有其他人认定的一切真理，他们必定是处在一种内心的压力之下。还有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即使他们对围裹着自己的宗教常常持批评态度，也习惯将自己视为一种统御世界的力量手中的手段和工具，尤其是那些严肃的灵魂，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恐怕就难以承受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重大责任。这些顶级事例尤为清楚地显示出贯穿于一切精神生活的东西：从属于一种无限的生活和依赖于它。对这一生活的承认和领受即产生了一种宗教。

然而这种寓于精神创造的宗教还不是宗教本身，而是通向宗教的前院，只是为这一生活添加高贵的氛围，还未构成一个自己的王国，也未澄清历史上各宗教何以能产生并发展为强大的力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精神生活在人类世界遭遇到巨大的抵抗，这些抵抗越过那种高贵的氛围成为对一个更加独立、更加鲜明的宗教的要求。只要这种抵抗仅仅来自外部，那还可以承受，而阻碍若渗入生活基础的最底层，我们最内在的本质若出现严重的分裂，这种抵抗就难以承受了。在这种分裂状态下还依旧坚持，势必会压制整个生活并使其停滞不前，在这种状态下也无丝毫逐渐发展和默默进步的希望。因而若要寻求某种克服的办法唯有一个方向，即一个超越这类纠纷之上的力量在人类中创造一种新生活，向人传达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以此使人越过自己本性中的那道鸿沟。

这样一种新层次是在真理中向人展示的，这是历史上各宗教的共同断言，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则相去甚远。即使我们的精神生活观对这样一种继续塑形而言也有一席之地，它也会很乐意承认自己的这一可能性。因为它是在将所有的精神活动嵌入一个整体生活，要靠整体生活的力量支撑自己，因而之前只有通过建造世界的活动将整体引介给各点各地，就这一点而言它只是间接存在的。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生活整体直接展示给各点各地，将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深层面分给它们。面对世界，这将孕生一种新生活，这种新生活以其优越性最先达到一种完全的立于自身。精神生活的理念因此变成神的理念，精神的王国上升为一个神之国。

这种可能性成为一种现实不可能由纯概念来证明，唯有通过一种新生活类型的实际出现和传播来证明，而这种新型生活不可能生于人的苦思冥想和辛勤努力。无论在个体的心灵里还是在人类生活中，这种新型生活大概首先是作为推动力和要求存在，而不是已完成之作，这种实际出现对生活而言表明的是一种事实性，尤其是在各个倾向会聚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方向、承认皆发端于同一源头的时候。

如果说所有宗教都想将人置于一种与神的直接关系中，那么特殊的宗教愈是将这种关系转为内在和整体，愈是不仅以种种作用让神性感动人，而且向人宣谕自己的生活，愈是使人在自己最内在的灵魂深处分享神性，这一宗教的地位就愈高。不过证实这一转变的是，即使在人那里，精神生活也并非化为对世界的作用，而是能够返向自身，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产生一种新的内涵，能够完成本质的形成，这种本质优于所有的劳动活动。我们已经看到，诸如思想观念、信念、性格一类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必定也在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在此过程中并未达到完全的独立，并未获得纯粹的特色，只是在存在着一种优于劳动且从整体到整体的生活的情况下它们才这样做，而这种生活唯有在一种神的生活的存在和与其的关系中才会发展。一个更深的生活层次的形成在对此的渴求中得到证实，在这个生活层次中，生活变得更加集中、更加温暖，或许可以说更具个人特色，精神状况的整体与所有纯粹的业绩相分离。

神的生活在人类中的展示产生了一种与整个真实的内在联系，产生了一种与整个真实融为一体的情形，这些在爱这一概念中得到表达，当然只是形象的表达，而所有的形式唯有通过这些才能获得一种鲜明有效的内涵。然而无论爱这一概念多么不完全，但却指示着一个方向，只是从这一概念中须祛除属于纯情感的一切，只是它并不意味着用另一个自我加强纯自我，而是意味着一个共同生活范围的形成，意味着在克服异体和自体之间的所有鸿沟和藩篱的过程中生活会变得更加宏大宽广。在一种新生活和一种本质在人之内心神奇的展现中，在人赖以避免瓦解之危的内在提升中，人认识了这样一种爱。唯有威力无穷的爱成为人自身的本质，才可能从自然之我那贫乏的狭隘中解脱出来，我们才不会陷入虚空。这样一种神的爱能消解一切僵滞和敌意，即使对卑微和迷失者也会赋予其一种价值。它在人的相互关系中促生共同性乃至平等，以此使人的所有共存焕然一新并充满生气。不过除此之外它也深入到我们与自然和文化的关系，为我们将整个世界从没有灵魂的异体变为家园，让我们从创造性的根源将世界整体作为我们自身去体验，尤其是艺术有能力表现这一点。这种爱，从内在方面与宇宙整体融为一体，能够在人类中出现并成为生活之魂，这确定无疑地证明了神的生活的存在。宗教改革时代曾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这样表述过：“宽恕邻人即神已宽恕我们。”这一表述也适用于这一新生活的整体：它在人类中的存在证明这一新生活由神的生活承载着。神的生活和具有创造力的爱能够成为人自己的生活且未舍弃优越的尊严，这是一大奇迹，虽是一个奇迹却也是一种真实，没有这种真实一切精神生活都将崩溃。

然而这一新生活若得到完全承认和充分接受，障碍便会被彻底克服，停滞的生活便会重新流动起来。当然这种变化绝不会使困苦和昏暗消失，反倒可能会增强它们的强度。因为这一新阶段会毫无例外地提高种种要求，会使存在的状况显得更加欠缺重重，之前的缺陷此时会变成一种激烈的矛盾。道德过失此时上升为罪责，流行的道德很容易被视为讽刺画。世界现状对精神生活的这种目的无动于衷，充满争斗和困苦，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而这里本是神的爱被视为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地方。然而，尽管这些疑惑和抗拒日益增强，但却不可能动摇从最深层的根源处展示出新生活这一事实。这一事实为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身之地，这一立身之地使人能够应对一切攻击。因而宗教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绝非指示脱离之法或缓解之法，而是说明新生活超越了困苦的这个领域，是以一个爱和欢乐的王国对抗困苦。面对最近的世界的矛盾，不可动摇的力量当然必须维护住新展示的生活深层次，在此过程中必须证实一种比这个世界称为英雄主义的一切更加伟大的英雄主义。不过宗教不仅有能力战胜困苦，而且还有能力从困苦中获取一种推进力，这正是宗教特有的生活形态的特征所在。这就是将困苦转化为得益，但绝不像常常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如果这就是说困苦能使精神变得高贵和深刻，那不带任何偏见的经验所显示的与此恰恰相反。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困苦使人狭隘、卑微和嫉妒，而摆脱困境和忧虑则使心灵变得开阔和乐于助人。唯有在劳动生活之后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层面并能展示给人时，困苦才有可能起到使精神深刻化的作用。若没有这种可能性还大谈什么困苦能使精神高贵，那只能是一种空谈。不过在宗教中首先得到承认和发展的是这种深层面。由于困苦的震撼力和警醒力使精神做好了接受一种新生活的准备，在精神中唤醒了种种纯清的开端，困苦才有可能起到提升作用。随后困苦才可能将人投入其本质的最深处，才能依照那种豪言将那些忍受困苦之人称为幸福之人。随后在之前的状态发生的动摇中可能还会显示出，以前似乎被认为是我们的整个本质、牢牢束缚着我们的一切，只是一个特殊阶段，我们有能力超越这一阶段。不过适用于个体的同样也适用于各民族和人类整体。即便人类也需要这种震撼和创新，需要本原性开端的出现，因为各种文化即使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也会衰退老化。在这里有两种差异显著的生活类型，依照它们的历史关系可称为古希腊生活类型和基督教生活类型。在前者那里，精神无疑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是直接存在，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然；这种生活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将精神展现为完全的力量，是战胜所有的进攻；真正的行动在这里是内在的优异的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享受。对这种高贵而积极乐观的生活会有道不尽的赞誉之词，但它却有一种僵滞的藩篱：它认定自己业已完善和自成一体，不知内在的提升，不知从内在方面获取困苦，不知以此继续发展；如果我们的生活状况充满纠纷需要一种变革，这种生活就有欠缺。基督教生活类型远远超出教会的表述伸展入基本人性，将精神的内在问题置于首位。生活的运动为其赢得了活力和价值，因为一个新的深层次通过人的经验和震撼在生活运动中展现出来，要求具备最崇高的力量以获取它，不过同时也通过新生活的发展超越了一切纠纷。于是在这里有一条路穿过所有冷峻的否定通往令人欣喜的肯定。然而，因为即使在胜利中也存在着困苦，甚至强度还在增加，所以这个阶段会给生活的两极——痛苦和欢乐，障碍和克服——添加活力，通过两者使我们的存在保持在永久的运动中。至此一种精神史才成为可能，就连世界历史也因此才获得了灵魂，才成其为真正的历史，而不是纯粹的进化。因而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世界文学中内容充实的自传几乎仅出现在基督教的大地上。

总而言之，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生活而言，极为本质的是不仅要完成克服严重障碍这一精神生活的任务，而且还要提高障碍的强度，因而这种生活通常都带有一种强烈反差的特征。生活的完全自立自存在发展中对立的是被束缚于异体，静谧安全地沐浴永恒之爱对立的是劳动的竞争和疑惑，一个自由和建业立功的王国对立的是各种表象严密地锁合在一起，无华的淳朴童真对立的是文化的日益繁纷，众人在一个永恒真理和神之爱的共同王国里和谐一致对立的是生存之战中逼人的孤独。然而这一切都不在遥远的彼世，而是在直接的现时。因为只有浅薄之见才会将宗教的世界首先理解为彼世，对于其真正的朋友来说，宗教的世界永远是最近、最明确的，在那里，它引领着生活，在那里，它必然能找到通往此世之路。

然而这种超越可眼见目睹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宗教脱离于精神生活之外。只有紧紧保持与其的关联，只有为人让精神生活的最深层现出勃勃生气，宗教才可能同时保持一种优越的尊严，才可能拥有一种心灵的贴近感和温暖感。对宗教而言两者同等必要，但两者在人那里很容易陷入一种严重的对立，走向截然对立的方向。尽一切可能使神性高踞于一切人性之上，这种努力很容易导致将极其抽象的纯形式概念——如“一体”和“绝对存在”——视为主要事物，而这种由自身能力构成的伟大绝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贴近神性的努力很容易将宗教塑造得过于人格化，随后毫不迟疑地被置于宇宙之中并被赋予真实性的不仅是概念，而且还有人的种种愿望。对宗教进行的这样一种塑造不仅仅会遭到非难，称此乃是将人的狭隘和特征直接映入大宇宙，对人类特性的卑微和自私自利抵制过少，过于将人附着在自己身上。如若反过来从精神生活出发为宗教奠定基础并使其完善，那么超越和贴近便不会陷入对立，“在我们之上”和“在我们之中”这两个宗教都不可或缺的方面就会同时被接受。当然这里所追求的贴近并不意味着完全融入我们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受制于对这个世界进行的劳动行为，向这种劳动行为传达一个更深的层面只能使用借助比喻的描述。因此对宗教思想世界来说，象征性的特点是本质性的。我们必须认清，在人的生活中更多的是发生，而不是获取一个尽善尽美的形体。唯有这种更大的深层次才能赋予它的形态一种灵魂。

宗教对劳动行为王国的这种优势也表明，宗教赢得了人的信服力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是通过一种新生活的涌现。谁若在这种新生活中还找不到神性，那他在这无限广阔的世界里再怎么寻找也将是徒劳一场。裴斯泰洛奇[1]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他说：“智者惊叹创世的深邃和探究创世者的终极，不是在培训人类获得这一信仰。探究者会迷失在创世的深邃中，在创世的水泊中瞎闯乱撞，离那无法探寻的汪洋之源极其遥远。——淳朴和无邪，人类感恩和爱的纯真情感即为信仰之源。永恒生命的希望生于人类的童真意识，没有这一希望，人类对神的纯清信仰就没有力量。”

【注释】

[1]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教育家。——译注

回顾与总结

现在须回顾一下所走过的路，简要总结一下我们探寻人生内涵和意义所得出的结果。

首先我们的定位方式很独特。我们没有像通常那样从环裹着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种种概念入手，没有力图以此为起点阐释人生，而是坚持立足于人生自身，我们力求理出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头绪，将其归入一个整体，我们想探明这一整体的特性，想从中获取它在宇宙中地位和意义的依据。赋予生活这一概念比通常更为明确具体的内涵，在生活自身中揭示独特的真实性，唯有在这种努力中才有望阐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生活的自省取代了对环裹着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苦思冥想，这带来了一种益处，不过也提出了一种要求。这种益处就是，可以让这一问题靠近每一个个体：不仅仅是有学识的研究者，每一个意欲努力的人都可以，甚至必须承担探究这一问题的责任，而人类也可以从此出发聚合在一个共同信念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回归生活的基础结构，这种自省和自我深化的运动赋予整体心灵上的贴近，而这种贴近与一种简化，即转向纯朴的人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行为在其发展中繁纷日多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这样一种纯朴的人性。

不过与这益处相应的还有一种要求。只有对亲身投入这一运动的人，生活才会以这种方式彰显其身；只有承担辛勤和奋争的人，才可能分享经验、彰显和深化。以此也可以解释，人类在所有原则性的人生问题上分歧极大。有些人认为属于自然而然并构成他们生活的推动力的事物，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纯幻象，这一事实也得到了解释。疑惑和没有信心广泛传播是一种必然结果，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真理不是现成的，而是必须去奋力获取的；生活深化的尺度在这里即构成认识的尺度，对肤浅的灵魂而言一切都在变肤浅。由于这种原因，人所看到的真实各不相同，不过这绝不可能将整体变成一种主观意愿之物，不可能损害一个优势真理的专有权。有句印度格言说得很贴切：“蝙蝠白天看不见东西，这不是太阳的过错。”

就生活的总貌来说，在这方面首先观察的是真实的两个阶段在人类中同时出现这一事实。人首先属于自然，即使在继续努力中紧紧地被束缚于自然。自然构成人的生活的基础，即使在继续努力中也须紧紧依靠的基础，人必须一次次重新与其联系在一起的基础。然而在人身上同时出现了崭新的特征，不能理解为自然的单纯提升的特征，出现了被称之为精神特征的特征。它们的出现使生活成为一个大问题。精神认为自己优越，要求引领生活。但它最初仅仅以单个的现象出现，这些现象在零散状态下既缺乏清晰的形体，又缺乏实现目标的力量。生活陷入一种无法承受的矛盾，精神不能归结为一个整体，无法作为整体发挥作用，同时也无法展示某种内涵。若这种情况有发生的可能，若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那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在要求一种新的生活环境，甚至是在表明一种对初始状态的完全颠覆；不过这种颠覆首先赋予人的生活一种突出的特性和一种清晰的意义，同时也赋予它一种极高的价值。因为这一颠覆让人清楚地看到，真实那具有创造力的深层次在精神生活中为我们展示出来，而整个无限也可能随之成为我们自己的所有。我们所有的行为特点因此均被归属纳入一个我们的现时世界生活。然而这种变化不是命运的赠与，它要求我们的抉择和行动。我们的生活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它获得了自由的特性，必须一直由自由撑托。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要做的并非在现成的基础上做这做那，而是在超越现状的过程中争得一个新位置，构建一个新生活的整体；因而我们得到的只有唯一一个总体任务，这一任务贯穿于所有形形色色的努力，将所有努力统合在一起。在此范围内便可以充分谈论生活的伦理特征，只是它此时不再是一种外部施加的要求，而是人升入了内在的独立状态和一种真正的本质的生活，是赢得自己本质的深层次。

源发于这种变化的生活在形式和内涵方面都完全不同于可直接判定的生活。后一种生活将自己完全交给了时间长河，因和果的铁套驱赶着它无休无止地从一个点奔向另一个点，不容它有片刻停留，不容它自立自存，因而在这里不会出现任何“现时”，要求这种事件的汹涌之流形成一种内涵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与其相反的精神阶段将生活引出时间长河，让它静止，给它探究自身、形成自立自存进而形成“现时”的可能性。面对事件的汹涌之流，这里展现出一个存在的王国，一个超越了时间的秩序。在这样一片大地上才可能赋予生活一种内涵，而从一点飘向另一点则将生活留在完全的虚空之中。

即使在较具体的特性方面，新生活面对纯自然也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方式。在这里，人不再是其他各点之外的一个单纯的点，不再一心想着面对纯自然维护自己和向自然进击，一种源于整体和与真实内在统一的新生活在这里产生，一种孕生真善美一类全新的财富的生活，这些财富展示着一个个新王国，成为一个新的总秩序的支柱；获得这些财富将带来一种所有主观幸福都无可比拟的幸福。生活在这里不会陷入外向性业绩与维护自身状态的对立，对自身的活动和对世界的活动在这里能够结合成统一体，孕生出一种超越分裂的生活。

根据这一切，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某种内涵和意义已没有任何怀疑。它没有毫无意义地流逝，它含带有一种崇高的目的，它为此而调动起我们的全部力量。在这种被调动起的运动中不仅仅是我们为自身服务，而且我们的努力和行为都具有了超出自身状态的意义。宇宙的生活成为单个地点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孕生出自己的创造之源。在这一地点，整体的运动也要求我们行动，没有我们的行动它就不能前进。生活因此具有了责任观念，获得了一种极大的严肃性，不过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无可比拟的伟大意义，所有的虚空和虚无从此皆被抛在了我们的身后。这样一种生活毫无疑义地不仅让我们远远超越了自然过程，而且使我们远远超越了卑微表面的普通繁忙。我们成为无限的共享者，不过我们立于自身之上，在分支繁纷的劳动和艰辛的探寻中，那个更高的秩序赋予我们一种内在的坚定性和平静的欢快。生活的标准同时也在变化：生活的伟大不再取决于外向型的成就业绩，而是取决于为本原性深层次注入生气；无论人生命运造就什么样的差别，在这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事业面前都得退却让步，外表的微不足道可与内在的伟大协调一致；因而谁也不会再轻视自己和自己的人生。因为作为精神世界的公民，作为本原生活的一个个源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扩张这个精神王国，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国王血统。

在此过程中，人的生活整体显示出一种继续发展的运动，一种贯穿不同阶段的攀升。它超越了自然性的自我维护和普通存在的混合体，趋于一种精神世界的展开，不过在这一主要变化中，在这新世界内出现了文化活动和宗教之间的分离。于是出现了三个层次，它们包含着各不相同的财富，提出各不相同的要求，孕生出各不相同的世界图景。在自然性和社会性自我维护的外在必要性和功利性之上，出现了构建世界的精神创造，展示出真、美和权力，不过在这创造上方，超越于世界之上的内在性和征服世界的爱的王国构成了终极穹顶；为了整个社会的成功，各不相同的阶段必须保持持久的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低级阶段须向高级阶段努力，高级阶段须顾及低级阶段，每个阶段既须维护终极的权利，也须认识到自己的界限。在这种共同作用下，生活将获得一种持续性的内在运动和丰盈的财富。

因而首要和最为重要的事实是，在人的领域里出现了一种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生活，一种作为所有继续运动的前提条件的精神智慧，一种可称之为根本的精神智慧。然而如若不将精神生活在人的领域里的发展遇到的阻碍看得更严重一些，我们就不可能以这种违反通常见解的方式提升精神生活的概念。须予以承认的第二个主要事实是，精神生活在我们这里遭遇到最激烈的抗拒并被卷入无休无止的争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向三个重要方向发展。承认精神生活为真实的核心使人期待自然完全融入趋于精神的运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情况，确切地说，表现为某种低层次的东西坚守着自己的地位，顽固地抗拒提升。另外我们本指望只需全力投入精神生活就能看到完美形态的精神生活；实际上这一生活在我们这里显得并不成熟，人须为此付出极大的辛劳才能走出初始的浑浊状态；这种努力导致发展之路大相径庭，使人陷入激烈的纷争之中，在这种纷争中精神生活的整体很容易显得依附人的见解，很容易遭受各种各样的怀疑。不过最为严重的纠纷产生于精神生活遭遇的抗拒，它不仅在外部遭受抗拒，而且首先在人自己的内心中遇到抗拒。这里产生的精神力量常常被用于为低级目的服务，抗拒从一个整体延展到另一个整体，人的本质出现内在的分裂，阻碍达到其最高的程度，因为人不可能放弃承担某种责任，不可能放弃通过罪责意识提高苦难的强度。在这一切中体现的是一个战斗的精神智慧阶段。

然而，尽管我们将这种抗拒看得如此严重，我们依然看见这种抗拒不但受到压制，而且被战胜，尽管只是在一些特殊方面。在人的领域里，自然被提升为精神智慧大范围出现；硕果累累的活动不但继续展现在各个生活领域，而且也展现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精神生活形成的运动中；最终我们在宗教中看到了对这种冲突领域的超越和一种建立在神的基础上的生活的展现。于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智慧取代了战斗性的精神智慧。虽然这种超越如此确定无疑地表明人生之战并非徒劳无益，但却并不意味着纯粹的胜利，它并未完全解决问题。而且未受这运动感动者多之又多，而且敌对面保留的真实性多之又多。当然这不可能将我们抛入怀疑，因为出现了一种新生活这一基本事实是无论多少疑惑也动摇不了的；更进一步观察就可看出，即使这些抗拒也只能证实这一基本事实。因而怀疑若取胜也只表明我们并未确定无疑地处在基本体验之中，我们境况的种种纠纷制服的只是未曾用本原性生活对抗纠纷的人。所以说怀疑的强度是内在虚弱度的一种证明。不过或许是这种境况迫使我们对环裹人类的世界的整体做出一种评判。这个世界的整体还不完满，有种种对立，依赖于更深的层面，不可能意味着真实的整体，自身不可能含带有自己的终极，它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它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广阔的关联才得以存在和获得一种意义。因此即使是我们的行动也无法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探寻自己的终极目的，只能在所有的奋争中坚定不移地保持追求一个独立优越的精神智慧的世界，为促进这一世界而效力，坚信为构建精神王国所做的一切终归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如若我们将我们这世界的所有不完善理解为更为广阔的关联的一环，如若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开端而不是终结，这不完善便不会吓退我们。只要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突进而不是外在的制胜，更多的是力量的觉醒和集聚而不是全力达到目的，只要处在各种它尚且无法清楚看透的关联中，它即包含了一种意义和价值。这也是路德的信念，他曾这样说：“它还未曾有人做过也未曾发生，但却已在进行和流行中，它不是终结，不过是道路。它并未燃烧映照一切，但却席卷了一切。”

事情到了这种状态必然会提出长生不死这一问题。迫切将这一问题提给我们的不仅有低等的生命欲望和永不知足的贪欲，而且还有精神生活的一种不容拒绝的要求。显然近代对这一问题很难给予肯定的回答。与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和整个世界进程似乎是在短暂的瞬间完成的时代相比，世界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无限延展使这一问题发生了变化；另外，所有精神活动对身体条件的依赖越来越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如果说首先是精神生活使人成为人，那么精神活动在大多数点上的微不足道必定让人大为惊讶；即使精神生活因教育和职业被激发出一定的力量，也常常在生活过程中重又几乎完全进入睡眠状态，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消失在市侩和庸俗习气中。灵魂似乎已经死去，而躯体却还活着。对于这种已经死去的灵魂来说，超越这一存在的永生还能是什么？最终，精神生活的扩展概念让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种存在形式的狭隘和局限性，我们再也不可能按照以往的想法认为永远保持这种极其狭隘和偶然的特殊存在方式是一种无限的幸福，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宁愿得到完全的解脱也不要这种僵滞的长存。

虽说在近代难以作出一种肯定的回答，但直接否定对于承认我们阐释的生活图景的人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依照其精神内涵，生活不仅对个体，而且对人类整体而言都根本不完善，只是一条道路的开端，不存在丝毫身边的存在变为一个理性王国的希望，所有的进步反倒会增强纠纷，因而在这一状态中，终结必将使趋于精神智慧的整个运动没有任何意义；如若精神生活的发展不以某种方式超越这种束缚，如若不能使个体也摆脱这种束缚，所有的辛劳都将付诸东流。如若因此而产生一种对永久长存的要求，那这种长存也只能延展至属于我们内在天资的精神内核，那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如若生活进程未唤起这种天资自主行动，这个点能否永久维护住自我，它的能力是否会用到其他地方。

比所有苦思冥想未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如今在我们这里，超越时间的生活已在形成，人能够分获一种永恒而无限的秩序，而且（这一点极为重要）不单单要凭借各种行为，例如思考能力，而是将其作为精神能量，作为涵括世界和塑造世界的本质，凭借存在的一个整体。凡是在此过程中能证实是超越时间者，凡是能超越时间展开者，就不会完全流逝在时间洪流之中。我们并不特别期待一种永恒，我们已在一种永恒之中。就连歌德也持这种见解，他说：

若问我们的第二祖国，

这个重大问题已在澄清，

因为这尘世日月的永久

已为我们确保永恒。

事情毕竟还过于模糊不清，无法构成我们生活的前景；只是切忌教条的否定。这种模糊不清的益处在于，记录下我们在这的确给予我们足量工作的此生中的努力，同时使行动免于期望得到报偿的卑微之念，正是康德在他的表白之作《实践理性批判》中阐明了这一点。他以这样的话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因而即使在这里它大概也因此而有其正确性——无法探究的、我们因之而存在的真理是值得尊重的，无论是在它拒绝让我们认识的问题上还是在它让我们分享的问题上。”

对个体人生的结论

共同的生活进程

每一种生活形态都须在个体存在中进行实验，我们的生活形态也同样必须这样做。实验的方法是也向个体提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任务，赋予个体一种内在的关联，使个体摆脱可能使其遭受毁灭的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尤其在于：人作为有思维的动物超出了纯自然，因而在自然中已得不到满足，人的平均存在水平不能展示足量的精神行为，因而无法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于是人飘浮在不确定的中心，寻求某种帮助的尝试很快被证实难以实现，因此整体最终只有沮丧地听天由命；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人生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正如经验所表明的，人生进程要经历不同的年龄段，它首先呈现出一种上升状，但随后却表现为一种下降，因此主要呈一种丧失过程，呈一种深深的失望。初入人生时，个体受到自己周围人的愉快的欢迎和体贴入微的呵护，爱和善意护卫着成长之路，小小的痛苦和忧虑很少使人有失却感，它们不会损害人生的展开和人生乐趣。由于依赖性还未显出压抑性的影响，因而童年呈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状态，随后的人生常常像回顾失去的乐园一样回顾它。不过随后会产生一种希望完全独立的要求，人生急于进入自由广阔的天地，人在探寻自己的路，将自己选定的种种关系列入友谊和爱。新的欲念苏醒了，新的愿望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感性力量也为精神生活带来有益的推动力。向往和希望此时无穷无尽，无限的可能性呈现在充满追求的精神面前以供选择，新鲜力量的自然涌现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此时世界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历程，此时太阳才发出了它的全部光辉，此时乐趣和爱才展现了它们的所有魅力。以往的岁月此间似乎仅仅是一个预备阶段，是走到如今这一抉择点的预备阶段，此时在规划着未来，此时在为以后的所有时期指明道路。青年对自己不可能有充分的估计，有些忧虑和痛苦他们还未曾承受过，雄心勃勃的规划本身使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现存状态的欠缺和抗拒。不过欢快的力量意识从中获得的更多的是推动力，而不是生活的阻碍；占支配地位的还有对人的领域里理性和正义的力量的信念，也是对自由行为优于所有呆板习俗的信念。

到了成年，人离开构想规划时期进入劳动时期，此时须自己动手，须将能力用于实际；选取一种职业，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这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生活的范围，使生活转入一条平静的道路。如果青年时代的慷慨激昂已经消退，那生活就会较紧密地与其环境结合在一起，生活就会获得一个较坚实的基础；各种目标更加清晰地竖立在眼前，活动得到了保障。成果累累的劳动中涌现出爱和欢乐，它能够造就奉献和牺牲精神，这种劳动的道德塑造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一转变中，人生很快就会到达一个临界点，我们整个存在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点。转向劳动迫使人将目光投向业绩，从而将人引离自己的内在，它使生活的重心越来越多地移向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使人成为社会环境种种愿望的仆人。只要青年时代的激情之火还未熄灭并温暖着眼前的劳动，这就不会造成严重的麻烦；然而激情之火会渐渐熄灭，自然的青春力量会越来越虚弱，而失去的东西能否有替代物此时就成了问题。这样就到达了临界点，人生面临着一次影响巨大的抉择。唯有精神力量有能力替代沉没中的自然，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个前提，即针对个体的精神激励须在其内心深深扎下根，这样才能孕生一种独立的生活，才能使其胜任战胜阻碍的战斗。然而正如亲眼目睹的无可争辩的情形表明的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未能做到这一点，维护精神生活既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通过社会生活那错综复杂的推进器；不过依据我们的阐述，这恰恰表明了一种明显的矛盾，因为精神生活存在于内在的独立化过程中；它不会屈从于别的秩序，不会过于肤浅化，自身不会异化，不会最终沉沦为纯粹的表象。个体必定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它不会特别注视外界，不会考虑对周围环境施加影响；生活的力量并未减弱，其种种情感并未变弱，可它并未成为欢快的自我维护，而是变成一种纯粹的作用和反作用的交换；当初的创造从此让位于固定不变的习惯，没有丝毫精神要素的机械化日益广泛地扩展开来。劳动降格为例行之事，从前创造着火一样的爱，此时却不得不艰难地维持着日常习惯和冷冰冰的利益考虑。同样，青年时代欢快的热情此时让位于客观的讲求实际，青年时代未曾放在眼里的各种关系的惯性阻力此时得到高度评价，使所有勇敢的跃进陷于停顿，狭隘、平庸以及偶然的力量同样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偶然常常轻率地毁掉艰辛的劳动和周密的规划。个体若是在这样的印象和经验中放弃高踞于事物之上而去尽可能地适应自己的环境，为此该责怪个体吗？此时个体甘愿效力且已适应的社会生活也会热心于抵御这种转变引起的内在的空虚感。社会不会允许缺乏对劳动成就的认可，它会激励个体的雄心，迎合个体的虚荣心；它会以永不懈怠的热情想出种种娱乐和消遣方式，如游戏、体育和真正的生活的替代物，试图通过短暂激情的刺激掩盖整体的空虚。然而消除空虚感并不等于战胜空虚本身；在任何人为营造的激动中，精神都不可能过上真实的生活，从内在方面看，它们是死去的精神。此时常常会出现一种对童年的忧伤思念，那时生活在人面前展现出无限广阔的前景，那时所有的可能性都在等候人去选择，那时脉搏跳动得是那样强劲有力。

最终，用于劳动的力量衰弱了，退出劳动的时间来临，老年时代开始了。告别已日益成为一种苦恼的劳动，起初会犹如卸下重负和解脱，平静此时变成了享受，严酷的争斗淡去了，一种比较温柔的心情出现了，作为身处局外的观众，人在做出评价时会变得比较公正。老年时代是沉思静想的时期，不过是一种已与生产相分离的沉思静想，因而此时产生的智慧具有一种无力和带不来收益的特征，它所能做的更多的是使岁暮轻松一些，而不是事后赋予人生一种价值。回顾探索人生的历程更适于悲观主义而不适合乐观主义。自然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注入了一笔财富，不过这笔财富是有限的，我们已渐渐将它用光耗尽。此时我们还应做些什么？我们曾有过一些成就，然而它们却使精神遭遗忘而凋敝，当怀疑所有特殊劳动均为之服务的整个人生是否具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时，这些成就自身也陷入不确定的境地。此时不该产生这种怀疑吗？我们曾一刻不停地奋争努力，总希望到达下一个顶峰时就完成了最后一次攀登，然而新的巅峰又一次次出现，迫使我们继续攀行。生活没有转向自身，没有汇为一个整体；我们未曾以任何东西对抗时代的潮流，而是毫无抵抗地随波逐流。在盼望和期待幸福从某处降临的过程中，现时悄然流逝离我们而去，最终整个人生流逝而去，它更多的是一种探寻和捉迷藏，是一种人生的渴求，而不是真正的人生。

我们付出的劳动是在为培育新一代服务，我们付出的艰辛会给新一代带来得益，这种生活或许能在这种想法中求得一定的安慰。然而这能赋予生活某种充分的意义吗？如果这新的一代也只是在培育下一代，如果每一代都将这一问题推给下一代，如果生活因此总是处在探寻状态，永远也不能挺立，那还能够获得什么益处呢？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的努力最终成为纯粹维持自然生活的工具，如果我们将自己当作目的本身而去追求一种生活的内涵，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谬误。所有此类的伟大到头来无非只是欺骗我们的幻象，为将我们从迟钝中唤醒的幻象。我们所有人在这里只是生活经历的一个个点，只是迅速聚起又迅速消散的一个个波浪，每一个波浪后面都会立刻涌起一个新的波浪占据前者的位置。只要人的目光只盯着单独的事情，事物的这种状态就会一直隐蔽下去；然而一旦某种高瞻远瞩的思想汇拢起种种经验，整体的无意义便成为无须争辩的事情，因而否定便具有了最终的话语权。

个体人生显示出的种种明显矛盾导致的也是同样的结果。尤其是像现代研究所断定的那样，个体会觉得自己完全与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直至自己最深层次的内在也被确定和规定；然而同时个体又不可能放弃所有自己的抉择，到头来没有任何东西依然是自己的，个体的生活只是在观察一个模糊不清、无关紧要的发展历程。另外，正如经验所显示的，事物的并存并立表现出的个体及其一切所作所为对于无可估量的宇宙和人的聚合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想标新立异、想具有特殊意义似乎是愚蠢的举动。可个体并不可能认为自己无关紧要，所有生活的动力、所有构建生活的劳动、所有为个性培育和个性形成所付出的努力并未失去意义，并未崩溃。在经验王国中，人被锁闭在内在的自我之壳中，必然将一切所为都与此点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离开此壳对异体产生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同时人又会觉得这种限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人向往爱和同情，人自己也想证实这种爱和同情。但是对这种令人窒息的限制的认识和感受并未延伸至爱和同情；我们痛苦地感受着这种通常总是隐蔽着的约束，似乎仅仅在这方面我们超越了自然。

在所有这类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从不间断的矛盾：我们内心涌动着某种新的东西，吸引着我们走向崇高的目标，可这种新东西却缺乏独立性，同时也缺乏那些目标所要求的力量。人觉得纯自然是不够的，但却达不到一种新生活。

我们只能像屈从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一样屈从这种矛盾并因而放弃追求人生的意义吗？如若前面描绘的存在就是整个真实，恐怕我们就只能如此；如若承认和拥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使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可能，能够展示宇宙的某种深层次，能够教我们将现有的存在理解为真实的一种特殊阶段，那我们就不必这样做了。束缚我们生活并使其没有意义的种种纠纷肯定不会随之消失，但我们却能够超越它们的领域，获得一个能够抵御它们的平台。因为随着这种转变，如果我们获得一种本原生活，一种发自内在出自整体的生活，我们将成为构建真正的真实的参与者，最终我们将会认为我们内心无穷永恒且富有创造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将不再只是扮演分派给我们的角色，而是会从完全的意义上觉得生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为真实积极行动，使生活摆脱前面所描述的种种矛盾并使其进程避免陷于混沌成为可能。尤其是这一点对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个体的生活会依赖于整体的生活，没有整体的生活，个体的生活将一事无成，不过在这一特殊的位置上，个体的抉择和关注对于维护生活和生活的继续进行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个体是事物的参与者，个体并不负有成为精神王国中更为重要者的使命。

随着这种转变，一种本原自由的生活将抗拒命运，将人的存在变为一场自由和命运之间的抗争；到那时，人之前的无关紧要性就会消失，整体在各个地点成为现时，将击碎那狭隘之壳，将驱散孤独，将无数的爱和同情倾洒在人的存在的每一个角落，个体的命运将系于人类的整体命运，并因此而成熟和崇高。世界各大宗教表明这一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随着这一转变，个体的生活首先不再是与自己环境的关系，而是与在个体内心已成为现时的精神生活的关系，前面述及的所有转变和提升都有赖于这一基本事实；这必然将改变整体特征，改变之前的理解。此时生活的成功不在于对外的成就，而在于其自身的构建；此时生活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活中心，成为一种精神能量。这一点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获得一种主观的幸福，远远超出认知、感受和意愿方面的特殊行为的展开，也远远超出某种道德特征的形成。因为道德特征仅仅是精神能量形成的一个特殊方面，当然也是最为本质的方面；不过这种精神能量表明的是通过也涵括对象的全力活动获得一种自立自存，表明的是一种独立生活领域的形成，这种生活领域无论具有多少特点并未脱离真实的整体，而是保持在这一整体之中。我们恰当地保持不离开我们自身，同时也直接处在广大宇宙的生活之中。

一种无可比拟的活动随之为个体敞开，这种活动并非以强烈的欲望追求无限遥远的未来，并非将整个生活变为单纯的活动，而是在无限广泛的努力中坚守着原点并回到自身；它要求的不是遥远和陌生的东西，而是自己的本质，所有真正的生活都是探寻和赢得自身。

当然这里并不乏纠纷。承认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会使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人类能力的欠缺，使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要求与效力之间巨大的差距，使人的水平更显得不足。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有时限中实现超越时间，在现有和受约束的条件下实现自由创造，在争夺力量和影响力的世界里实现爱；这种要求引发了一种强烈的活动，这种活动永远也不会脱离探寻和努力，永远也不会到达纯粹的终点。这种充满矛盾的境况恰恰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人类努力的顶点：最高尚的人忧虑最多的是道德，“圣贤常常认为自己是罪人，罪人惯于认为自己是圣贤”（帕斯卡尔语），最伟大的艺术家极为痛苦地感受着意愿和实现之间遥远的距离，最深刻的思想家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反对高估人的认知能力并严格划出它的界限。不过人绝对不必为此而沮丧气馁：一种内心体验的微小直接证实的是一种伟大，即具有唤醒、提升和促进作用的力量的活生生的存在；即使它们也属于我们，它们能让我们在极其不成熟的情况下也不会怀疑自己生活的内涵。这尤其是因为这种活动不仅仅限于单个的激情，而是通过无限的多样性服务于唯一一个目标：将人提升为一种精神力量，使人作为新型的精神性的人降生。因为“人必须降生两次，一次是自然的，随后的一次是精神的，就像婆罗门一样”（黑格尔语）。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婆罗门，因为我们中每个人的生活范围虽然从外表看可能很小，但从内在看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生命体，能直接参与整体的生活，具有在自己的位置上促进生活的能力。“神总是与自己相遇；人心中的神一次次在人的心中与自己相遇。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在面对伟人时轻看自己”（歌德语）。

人若处于这种境况，就能够抵御在短暂的上升之后又使生活面临停滞和下降的危险：人可以用精神青春替代生理青春，面对僵化的机械论使生活保持富有朝气的运动。生活此时不再仅仅是来到我们身边，不再是从外部来到我们面前，而是我们自己准备它，是我们自己赢得了它，各种进程此时不再在毫无意义的混乱中前后相续，不再激励我们一段时间之后便又消失，而是我们在面对旋流和变化时能坚持一个主要方向，能在为整体目标付出的劳动中构建一种超越时间的现时，能坚持为内在进程服务的一切并相互提升，由于这一切，生活的整体特征也就发生了变化。通过种种经验、战斗和得益，甚至通过种种损失，生活的构建可以在这里完成，生活可以越来越多地立于自身，随着独立化获得更多的本原性。到那时生活的进程使我们有望得到丰厚的收益，它会保持一种持久的张力。到那时生活也不意味着完全摆脱我们遭受的苦难和尽可能根除所有苦难的真正智慧，而是使一个具有优越地位的生活整体感受它，使它能为生活的深化发挥作用，因为它同时自身也在变得成熟和高尚。

这种内在的形态能够在生活的整个延展中保持上升趋势，在生理青春消退时使精神青春得到增强，使精神本原得到增强，并在这种状态中继续前进；生活在这里不是耗尽已有的有限财富，而是产生新的能够无限增加的财富；一种其进程不能使人的内在更加丰富的生活必然被视作失败。精神青春使那些大神秘主义者的要求具有充分的理由，即人应一天比一天年轻，人的生活应一天比一天摆脱时间进入永恒。

感伤地回顾年轻时代，哀伤悲叹年轻时代黄金岁月的逝去，这些此时都是思想疲弱的表现，是人生未达到自己目标的一种明显证明。

与青春活力的下降会遭受抵抗一样，劳动的机械化和衰退为毫无精神要素的例行事务也遭遇到抵制。在这里压制着我们的不仅仅是作为我们自己的弱点和空虚的外在形态，面对外在劳动我们没有能力维护整个人的某种内在行为，没有能力以此赋予劳动以灵魂。然而若是承认在转向精神时是为了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是为了一种真正的本质的形成，而不是纯粹为增强个别行为，那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牢记，我们的生活不是从外部获得内涵和价值，也根本不可能从外部获得，然而只要一个精神世界在我们心中产生作用并成为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就有能力自己赋予生活一种价值。

如若这种坚持一贯性的内在使命将人生变为一种连贯性的事业，如若对外失去的东西能由内在替代，那么以后的各人生阶段就能保持一种独有的特性和一种独有的价值。即使像活力和美这样的财富也不仅限于青年时代，以后的各人生阶段也共享着它们，只是各个阶段必然会将它们塑造成另外的样子，与生理性相比必然会更加突出精神性。我们通常会过早地屈服，我们做成的事通常远远少于我们能够做成的事；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沮丧气馁，是屈服于纯自然。依照正确的理解，即使老年阶段也有自己的价值，它并不是软弱无力地逐渐消失，而是一种对人生的内在的总结，同时也是一种对一切外在标准的超越，是一种对所有单纯的人的评价的摆脱。与此前的演化相比，人生此时或许在完成着一种内化，在进行内省，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陷入空虚，只要它获得了一个核心，只要它参与进宇宙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阶段是检验整个人生的试金石，是成功或失败的试金石。

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难以捉摸，无论内在和外在的阻力有多大，个体都无须放弃人生的希望。内在精神发出的光会映入昏暗，会产生抵御各种敌人的力量。在内在的构建和勇敢的斗争中，在向整体事业的行进中，在力求成为独特的精神体同时牢牢立于真实的整体中的努力中，人生会赢得伟大、获得稳定，欢乐的信仰会为人生消除一切令人沮丧的怀疑。不过由于这一切仅存在于与一个精神世界的关联中，只能由这个世界的力量支撑，因而力量和价值意识与毫无价值的自负相去甚远，而等级本身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人的能力的局限。

个体命运的差异

如果说人生的起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命运在这种背景下差异极大，因此势必从中产生许多恶劣的情绪、烦恼和疑惑。人的所作所为有一定的前提，受制于人的环境，处在种种紧密的关联中，摆脱这种约束只立于自身的尝试会将生活引入空寂和孤独。由于这种依赖性，人似乎陷入一种神秘命运的力量中，陷入一种纯粹的偶然中，这种偶然对这个人充满善意，对另一个却毫无善意。这个人遭受着种种严重的命运打击，另一个却事事随心如愿；这个人只能痛苦地忍受匮乏，另一个却收获丰盈；这一个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并因此而增强自己的能力，另一个却处处受阻甚至无法完全拥有自我；浪潮对这个人是撑托，对另一个却是阻碍；这个人无论有多少错误都毫发无损，另一个却承受着最严重的后果的压力；在这一切中起重大作用和对最重要的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是种种小事，是种种表面的偶然；从这一点看，人似乎是种种神秘力量的玩物。

将受到这种不同的对待简单地归为成就或罪孽，那就无法考虑人生中完全不同的不仅是博弈的过程，而且还有博弈的起点。因为我们借以开始人生的自然并非我们自己的作品，在我们的自主行为出现之前人的环境已经对我们施加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出现的差异，无论是力量还是观念方面的差异，都远远超过此后共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差异。自己的类别很少是人为自己选定的，然而人却要为此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不仅要在外在方面承担责任，而且要在自己内心承担责任；对于命运造成的结果，幸运者将其归为自己的成就，而不幸者则只能将其认作罪孽。这种不公似乎延伸入生活的最深层。

自约伯以来，甚至还在约伯之前，随之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引起严肃的英才们极为深切的忧虑，促使他们深入地思考，但付出的所有艰辛和劳动更加突显了事物的神秘莫测，很少能够澄清。所有的弱化立刻将生活引入肤浅和非真实。当最初的外貌亦即最终的外貌时，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抵御那种纠纷时，我们面对这一问题就将毫无抗拒能力。实际上人类的所有英才、宗教和道德、哲学和艺术都试图让人超脱那种被束缚的状态，这一方面获得的东西完全能够肯定和总结我们对于向我们展现的精神世界的信念。因为随着一个真实的新阶段的出现，随着独立生活之源在我们心灵中展现，我们人生的形态和使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生活不再并入与环境的关系，不再只限于作用和反作用的交换，而是在自己的领域以及一种真正的自立自存的形成中找到了自己的首要使命，这种自立自存为生活开启了一种真实的深层次，在所有的意义和财富的完全变化中让人分享它的丰盈。到那时生活就不再只是各种事件轮番展现的舞台，不再会被种种神秘的力量一会儿扯向这里一会儿抛向那里而毫无抗拒之力，而是有能力汇入一个整体，任凭命运如何变化始终遵循自己坚持的方向，有能力自己完成内在的构建。

外向标准和价值同时也在变化。此时具有重大意义的不仅有带来世界环境变化的东西，而且还有改变生活的内在形态同时扩展了精神世界存在的东西；因而即便那些对外显现为卑微的东西也能获得一种内在的伟大意义，即便最质朴的生活状态也能够在行动、忍耐和克制方面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在内在方面比世界史称为英雄主义的一切都更加伟大。在作为人的人的事业面前，人生地位的所有差别都失去了色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可以跃升向内在的伟大。同样，对人生财富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此时唯有促进内在构建的东西会最终被认为充满意义，而那些外在的最伟大的成就若是损害内在构建也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而或许可以这样说：“人若遭受灵魂上的煎熬，即便获得了整个世界又有什么用？”若确立了这样的目标，苦难就不再仅仅是障碍，它可以成为促进力，因为它有助于新的力量产生，使生活整体回到底层，在那里会出现本原性源泉，它们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在重大的动荡和变化中，先前眼中的生活整体会被证实只是一个层面，一个人的运动必然会超越的层面，此时这样一句话或许就获得了深刻的意义：“寻得自己人生的人将会失去它，而失去自己人生的人将会寻得它。”

所有人心中都会呈现种种新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从命运的力量中解脱出来，它们给作为人的人提出了一项重大的使命。即使在这里人也并非仅仅立于自身，即使在这里人也需要具有巩固作用的种种关联，不过在这里种种关联是内在性的，在我们身上，精神生活的展现此时表现为一种更高秩序的昭示，一种解救和爱的力量的昭示，这种力量不会放弃任何它已获取的东西。从这里还会产生一种可能性，即在生活表面的混乱以及阻碍和苦难中看出一种导向，一种神秘力量的引导，它引导着人远远超越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走向确定的目标。

无疑还有许多事物依旧是谜，歌德曾说过：“我们徜徉在一个个谜中。”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们会得到足够的亮光找到我们道路的方向，我们可以坚信，我们的人生不会虚度，意义重大的事在人生中会遇到危险，每个人都有能力在自己的位置上塑造有价值的人生。如果每个人自己都有许多事情要去做，如果每个人在此过程中都能获得重大的价值，他就不会为种种差异苦思冥想，地位高的人就不会趾高气昂，地位低的人就不会自卑。我们的人生是一场博弈，是为获取一个新世界进行的博弈。在迎战外在之敌的战争中岗位各不相同，任务有轻有重，有容易建功的也有吃力而无功的，但每一项任务都很重要，都必须尽职尽责地去完成，而整体生活也如此：生活中的命运各不相同，但所有的差异中都贯穿着相同的价值和共同的目标。

对当代状况的结论

我们在导言部分已经充分论述过当代的独特状况，这里只须探寻我们阐述的基本信念能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纷乱和斗争提供某种帮助，能否同时证实它的合理性。如今生活的含义或许已超出启蒙时代使用的普遍定理，然而若没有一种思想做背景，精神斗争就无从谈起。

就生活的整体和内在而言，当代尤为突出的特点是各种努力相去甚远，甚至相互明显对立；因而首先须探讨的是，在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点上，我们所持的信念是否有望提供发挥反作用的工具，是否有望将生活汇聚在一起。这是当代最为迫切的要求，因为那种分裂毫无阻碍地继续发展势必彻底毁掉生活，势必使生活失去其精神特征。

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分裂在生活的整体形态形成时就开始了：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于五种分道扬镳的努力，每一种都想统领整体，每一种都想依照自己的特征塑造整体。当众多的努力在唯一的平面上相会时，和解是无法想象的；但生活的整体若能囊括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这种和解或许是可能的；不过整体要做到这一点就须承认，精神生活得在人类境况的条件下奋力争取完全的独立。随后这一问题会受到不同方面的进攻，会受到不同阶段的关注。这些方面和阶段会带来各不相同的任务，会为劳动呈现各不相同的地点，会展示各不相同的真实的画面；即使个人的人生经验在此过程中也共同发挥着作用，它们为这个推荐这个方向，为另一个推荐另一个方向。例如宗教超然于所有的文化活动之上展示出一个纯内在的领域，对于人类生活整体和维护文化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个体能否在其中寻得人生的重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个人来说，那个内心最深处的世界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背景，而对另一个人来说，种种强烈的震撼可能会使这个世界成为最重要的东西；人和整个时代一会儿更倾向于从内在方面进行思考，一会儿更倾向于从超验方面进行思考，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理智的观察；同样，在文化活动范围内，也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这与近代为各个生活领域提供的更高的独立性是相符的；研究者、艺术家、实践者和技术人员可以毫无敌意地走各自的特殊之路，只要有一种整个人类的基本信念和主要事业能囊括所有的类型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此后，而且只能是在此后，一种自由将与内在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避免来自右方的不宽容和来自左方的更严重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想给所有的人定出同一个音调，想强迫所有的人接受同样的信仰。不过这种具有涵括性和优越性的使命呈现的是上升为独立精神和创造某一真实的深层次的要求；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都将纳入这一上升之中，因为它们同时也在自我深化自我澄清。当然这种转变不会使各种对立和斗争消失，但它可以对它们产生抵制作用，针对单纯的局部文化发展一种整个人类的文化。只要自己的特殊任务建立在整个人类的使命的基础之上并从中获得活力，每个个体的人生事业都会成功。

二、对立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变得日益尖锐。对近代而言，世界已越来越多地挣脱人类，形成了一种针对人的完全的独立性，现在它对人的打击越来越强烈，人面临着一种越来越大的危险，即成为一种无法估量、无法辨认的活动中的一个逐渐消失且无关紧要的部分。这一点在与外部世界的比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空间和时间的浩瀚无穷相比，人的领域及在其中进行的一切是那样渺小！然而更危险的是自内而发的贬低。在现代生活中，文化整体越来越少地表现为人的灵魂的事业和得益，而是表现为一种优于灵魂的没有个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因其自身的必然性产生，无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将人变成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工具，根本不关心人的境况，对人的幸福疾苦漠然处之。这起着贬低的作用，而之前人的评价首先取决于能将人加以区分的种种特征，作为天生有理性的生命体，人似乎远远高于整个自然，而现在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思想；在这里似乎根本没有位置留作人的特殊地位。这一切共同发挥作用，致使人与从前相比被贬低，甚至孕生出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只是强调人受束缚、人毫无反抗力和人的局限，突出人的种种不重要和低层次的特征并让其决定总体形象，对特殊意义和特殊尊严的所有信念逐渐消失。论及人时，18世纪首先想到的是人的伟大，而当代却常常沉迷于描绘人的狭隘和弱点，在大谈平庸的人时忘记人身上也有伟大之处。

不过只有当我们用观察的眼光将自己与世界相比时，这种贬低才有可能保持优势；若没有完全不同的评价，甚至若没有相反的评价，我们就不可能行动，就不可能有力而欢快地行动；若不能通过言语表明，就通过行动维护。对我们的行动而言，正是现代从看不见的世界向可眼见目睹的世界的转变越来越将人及其境况当作首要目标；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这是一种时代信仰，例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这样说过：“上帝是我的第一思想，理性是我的第二思想，人是我的第三和最终思想。”然而若不以某种方式尊重人，若不赋予人某种价值，时代怎么可能将为人付出艰辛和关注人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若不遵循一个崇高的目标，若没有相信自己的能力作为支撑，什么样的行动会唤起激情、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当代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自由平等思想是这个时代政治和社会追求的主要特征，包含着一种对人的高度评价和一种对人的低等天性的坚决的超越，因为这种天性屈从严格的束缚，它也不懂得平等，它培育出强与弱、健康与病态的差异，直至培育出明显的无情。若是存在另外一种生活之源，这种生活之源能够激发人身上的伟大，能够使人的自主行动成为可能，能够远离种种差异显示一种共同的事业和人的面貌所拥有的一切的共同价值，唯有此时才有可能抵制束缚和不平等。

对人的高度评价也鼓舞着如今在那么强有力地进行着的努力，即赋予文化生活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用一种民主结构取代传统的贵族结构。因为流传下来的各种文化形式首先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形成自己的精神内涵，在那里完成了巩固之后才将其传向其他地方，而如今这种分阶段进行被当作不公正地贬低广大阶层而遭到摒弃，而且极其热情地要求所有人直接体验、直接参与。在这里且不探讨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以及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纠纷：不过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若不高度评价人，若不高度评价每一个人，若不坚定相信人的能力，前述的运动就没有意义，就必然会起破坏作用。

不过远在这些政治和社会问题之外，我们身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特性抗拒着对人的贬低，我们无法忍受这种贬低，我们热切地渴望为我们的本性重新加入一种伟大，为我们的生活赋予一种价值。对世界的观察若是支持另一种评价，不承认对人的任何褒扬，我们如何能摆脱这一矛盾？若要摆脱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将人看作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这样的角色严格地遵从自然的秩序；另一方面人又是世界生活转向其深层次的场所，这一深层次不再让一个个点处在单纯的并列关系中，而是参与整体生活的各个点，同时将我们相互联系在一起。此后人就能够以自己内心的世界对抗自己周围的世界；虽然后者束缚着人，前者却会唤起人争取自由和自主行动；同样清楚的还有，认识到人的狭隘并与其斗争，这种能力证明了人的一种伟大。人若能意识到自己的狭隘还会完全没于狭隘吗？不过这一切都沿着我们对精神生活和它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信念所遵循的方向进行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之所以重要，并非通过人的直接存在所表现出的东西，而是通过在人内心产生并使人攀上新的巅峰的东西；在这里，人的局限同样得到承认，而且维护着人的伟大和尊严。

一种没有情感的文化进程磨耗和毁灭着人类，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对其进行着坚决的抵抗。因为就我们的理解而言，精神生活并非一种没有间歇没有意义的进程，而是获取自存自在的真实，一切运动最终将是生活回转向其自身，将是一种自我强化和自我提高；行为和自由随之将成为真实的体现，同样，人的精神生活最终也将包含一种承认和获取的行为。若要使生活摆脱狭隘的人和主观的特性，那种无个性的文化在这里只能被看作一种方式和中间的一个点；如果这种特性确定下来并想发挥统领作用，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就会与其进行一场战斗，一场维护生活的独立和灵魂的战斗。这场战斗是每个时代的事业，在当代境况下尤为迫切；它必定充满危险，然而它最终将会获得胜利。

这里当然不会过多地仅仅去校正各种概念，需要做的是将基本信念转化为行动和创造；在我们的整个领域里突出一种超越世界与人的对立的精神生活，依靠它的创造性的自主行动将精神生活变成劳动的场所，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所有领域的发展，如宗教和道德，不过也包括哲学和艺术，都不可能发自个体的人，而是发自精神生活，发自精神生活的经验；这不仅能使它们有望获得更多的内涵，也使它们有望更加稳定。这里就无需进一步探讨如何满足这种要求了；人不再被局限于单纯的人，转向创造性的精神为人的生活展示出广阔的前景和重大的任务，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足够了。

三、劳动与精神的对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刺激尤为强烈。使这一对立尖锐化的首先是劳动与人的现时精神境况的分离，是劳动联合成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一个我们曾一再致力于其中的集合体。由于提高了人的效率，这起初似乎是一种纯得益，但很快就变成一种严重的危险，因为劳动的扩展与精神呈对立状态，越来越将人降格为纯粹的工具。为了抵御这种情形，精神常常奋力投入自身尽可能远避劳动的现状，显示出一种自由翱翔的主观性，一种纯粹的情绪性生活，这种生活很快就会陷入空虚，就算力图抓住和描绘那种易逝的生活的艺术也不可能助它达到完美。于是现代生活朝着相反的方向散离开来，这种散离给双方都造成了损伤。劳动陷入丧失自己的精神内涵的危险，陷入越来越变为纯技术的危险，而技术即便提高成精湛的技艺也不可能实现富于成果的创造；精神不再能通过劳动聚合在一起，分化成一缕缕细丝，日益丧失具有支配地位的中心点。因而文化分裂为纯粹的功力文化和纯粹的情绪性文化，分裂为纯粹的技术名词和唯美主义；前者是长长的锁链和对所有直接关联的损害，后者或许是一种新鲜的感觉，但却将生活交给了瞬间，交给了无休无止变换的印象和刺激。现代个体常常在两个方面之间被剖开，在艰难的劳动和暂短易逝的享受间不安地摇来摆去。这种分裂不可能最终结束，唯有赢得一种能包容这种对立的生活才有可能克服它。我们已经看到，一种独立和主动的精神生活的形成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样一种精神生活能以一种本质文化应对功力文化和情绪性文化的对立，同时追求一种生活的内涵，一种对立的两种文化不可能实现的内涵。因为唯有在克服主观和客观的分裂中，生活才可能自立自存，才有可能成为真实，之后才可能成为一种经历，否则就只会是事件。奋力使事件成为经历，这是当代一种强烈的向往所努力的方向。

四、时代的生活情绪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现代文化孕生的深深投入其劳动的力量感使乐观主义占据着优势地位；它长时间内强大有力，能削弱和重新解释所有相反经验的印象，上涌的生活浪潮压住了所有的疑虑。然而19世纪的进程完成了一次突变。在哲学领域占统领地位的是叔本华，他精深的脑力劳动给传统的乐观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观造成了致命的创伤，不过他的思想若没有发挥如此强烈的作用，现代生活的运动本身就不会带来如此之多的失望，就不会让人看清人类境况的一些困苦和不公；在巨大的成就中一些局限也变得显而易见，在富有成果的劳动中滋生了如此之多的杂草，失却大有压过得益之势。另外劳动艰难了许多，维持生活艰辛了许多；同时还缺乏稳定的目标以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意识，因而疑问就会产生，精神就会背上负担：收益是否值得付出艰辛，引诱我们追求生活的是否只是一种鬼火。另一方面，人类，至少我们追求行动的西方人，不可能长期屈从对生活的否定；我们摆脱劳动和时代使命的可能是那样小，这又那样急迫地催促我们以某种方式肯定生活并尽力说明这种肯定的正确性；这对尼采的伟大成就多少起了作用，在他那里又一次完成了对生活的肯定。不过他对生活的肯定很少说明理由，只是停留在纯情绪的层次，难以承受一个缺乏精神的世界那无法估量的重量，它更多的是对悲观主义提出异议，并未克服悲观主义。甚至广泛流传的文学对生活的颂扬也大都流于肤浅和空泛，因而更多的是为相反的评价提供支持。我们这些当代之子或许很想完成对生活的肯定，然而我们却看不出能如何说明这一肯定的理由。生活表面的悲观主义虽然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粉碎，如今的人类实际上远不如其表面显现出来的那样幸福，远不如其想说服自己相信的那样幸福。

这种混乱的境况需要得到澄清，不过若想澄清有两点是必需的：一是确保欢乐的生活信念，能为胜任当代的种种艰巨任务带来勇气和力量的生活信念；二是完全肯定我们人类境况所包含的所有昏暗不清和敌对，以真实为代价换来的生活信念是纯粹的冒牌货。然而若要将这两种要求结合起来都予以实现，对一种独立的能构建真实的精神生活的信念能帮助我们做到。因为它能为我们确立一个崇高而涵盖一切的目标，我们的生活值得为其付出艰辛的目标，可是它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全力抵抗的艰难，它甚至会提高这种艰难的感受。这些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解决这类矛盾的决定性的办法，在整个搏击中生活的一种新的深层次会展现出来并成为我们自己的所有。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的追求成为宇宙继续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艰辛和困苦就不会是徒劳的，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到来；不过这样取得的对生活的肯定本身也包含着许多否定，因此严峻和欢乐难解难分地相互纠缠在一起，与所有一开始就削弱了种种纠纷的肤浅快乐的乐观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五、如今令人类精英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人的生活是否可以理解为自然的延续，是否可以塑造，或者说真实的某一新阶段能否出现在人的生活中，精神这一概念历来就是为其名称服务的真实。许许多多的人在追求一种彻底变革，一种比所有人类记忆中的变化都剧烈的变革。因为历史传统带给我们的一切，宗教和道德，教育和艺术，个性和个体中的人的总体形象，都是在一种信念的支配下产生的，即在人的领域里相对于自然将出现某种全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必将支配思想和生活。人如今若要完全适应生活，若要让自己的生活适应自然，就得与整个传统决裂，几千年岁月会全然褪去，所有的传统价值必将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简而言之，那会是一种彻底的变革，与这种变革相比，即使人能想象出来的最彻底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也只是无足挂齿的事情。尽管如此，只要真实的命令要求这种变革，我们就不可能逃避这种变革；不过无论它是否这样要求，这都会受到最严格的检验。

我们的阐述依托着一种信念，尽力逐点说明它的理由，即人的心中开始了一种真实的伟大转变，驱使着人获取一种新型生活，在它看来，将人变回单纯的自然生命体的努力只能是既错误也不可能的倒行逆施，只能是一种有害无益的谬误，这种谬误的蔓延将会以最严重的损失危及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这种独特理解将精神生活与人的存在更加清楚地分开，因此它完全能够承认人与自然的紧密关联，承认从动物起源以来的缓慢演变，承认原始自然力和自然本能依然存在于高度发展的文化中。与传统理念从前的认定相比，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包含的局限和虚假的真实性要多出很多，自然渗入我们精神的程度也大出许多；另外，如果我们生活的自然基础能够被理解得更加清晰，能得到更有力的发展，如果精神活动与此处在紧密的关联中，我们的生活就有望得到各种各样的促进；通过这一切，生活的整体将得到促进，生活的整体将适应一种独有的特征。然而这一切共同作用也要求放弃精神生活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说明自己的合理性靠的不是环境的单纯外观和对环境的解释，而是世界历史运动的整体从内孕生的共同生活，这种生活有自己的种种内涵和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人的观念和倾向。在巨大的劳动和斗争中完成了一次颠倒，生活越来越多地自内构建自身，越来越多地立于自身，越来越多地依照自己的目标对待世界，越来越多地以自己的形式看世界。没有这种颠倒就没有文化，也就没有科学。作为一种自然结构的单纯组成部分，若没有独立思想的觉醒，我们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走出想象活动。谁若要将自然归入一个整体，要将其分解开来再整合在一起，那他就不能处在自然之中，而要处在自然之上。谁在经历单纯的事件时若不忘记自我的实现，若不忘记精神成就，对他而言自然科学的事实就是对敌视精神的自然主义最令人信服的反驳。

自然主义从自然推导出人类生活的整体状况，只能给自己的行为一种成功的假象，因为它处在一种充满理想（为简便起见权且使用这个可能受到指摘的词）的氛围中，不停地以此添补自己的伟大，夸张自己的伟大，使自己的伟大远远超出其可能，远远超出实际。看清这种常见的混淆，剥掉自然主义的所有伪装，将其严格限定在它自己的能力上，这就叫作从内在方面摧毁它。在这些问题上最糟糕的东西非混乱莫属，因而培根的话用在这里很贴切：真理更易于自谬误中显露，而难于从混乱中现身。

尽管自然主义具有这种内在的缺陷，但却强烈地吸引着如此之多的同时代人，尤其是使大众心醉神迷，这必定有着特殊的原因，而实际上也确实有这种原因。精神一方如今缺少坚定的团结一致和统领一切的目标，理应引导生活的东西本身也处在严重的纠纷和不稳定之中。在这方面影响巨大的首先是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破裂，它将文化引入肤浅，将宗教导入狭隘和僵滞。我们没有赋予文化概念一种深层次，使其能从内在方面抓紧整个人类并在本质上继续塑造整个人类；然而文化在表面层次上主要被理解为认识的单纯提高，人期待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理性解释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能使整个人类提升和完美。在此过程中生活的所有深层次和所有秘密都会消失，所有的内涵都悄然逝去，所有坚实的立足点都会消失。那时从外部探寻整个生活的根源自然不会很难，自然主义因此达到了目的。然而若将我们与真实的关系仅仅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若认为其他生活领域，如艺术、道德和宗教，也包含着本原经验，若认为其他领域以各自特殊的生活形态也能显示真实的特殊概貌，那就完全错了。如若哲学最终能将各个生活领域的经验和世界概貌进行概括，那就完全不同了，那就不是整个生活屈从单纯的科学或自然科学。

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允许对这种束缚进行一场坚决有力的斗争。因为在整个人的存在中它看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而它想努力超越所有片面的生活形态和世界概貌，无论是艺术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科学的，它完全有意识地向一种本质文化的整体努力。即使对自然主义，它也呈现出一种完全的自信，而且不必陷入与宗教的矛盾，因为它能完全尊重宗教的意义，又不会让整个生活完全从属于宗教。

这样从我们的基本信念出发就能更有效地抵制起初描述的种种宗教的纠纷。因为这种信念使得将某一生活领域的精神内涵和人获得这一生活领域区分开来成为可能，同时它也能够捍卫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涵，将获得精神内涵理解为正处在成长变化中。这样就允许宗教公开真诚地分析解释精神生活的世界史地位，允许根除一切在自己内部已经过时枯萎的东西，而宗教又不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不会成为纯粹的时代表层的顺从女仆。就宗教自身的利益而言，这种分析解释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像事物如今的状态，很容易陷入一种半真实的境况，一种自身与异体相混杂的境况，一种充满生机与过时陈旧相混杂的境况，如若这种境况通过国家或社会的权威加在个体身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恶劣的情绪，甚至产生一种不满，自然主义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如果宗教想将种种说教甚或种种我们内心已觉得陌生的情感强加给我们，如果宗教在维护难以维护的论点中耗尽自己优等的力量，即便是对宗教最平淡的攻击也会产生一种效力。

然而如果某种建设与批判保持不了平衡，由于批判和放弃某些受欢迎的东西，这种对宗教状态的必要修正势必产生降低宗教作用的结果。不过正是现代生活的种种经验催促着我们进行这样一种建设，它们又将这一宗教问题重新置于重要位置。在当代种种运动中，我们觉得脱离了自己精神之源的人越来越渺小，我们越来越痛苦地感觉到内在的空虚，感觉到一种单纯的存在文化的毫无意义，这种立于自身的存在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喜剧，面对入侵、束缚和压制精神的一切，拯救精神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面对沉入日常生活的低地，我们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具有提升和完美化作用的力量。然而若不承认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即为深层次的真实，若不使其充满勃勃生机，就不存在这种拯救和提高的可能性。现在宗教是唯一完全纯正地展示这种深层次的生活领域；不过只有在创造出一种相应的精神生活领域时，只有在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时，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换言之，只有在一个特殊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面对势必被更多地卷入时代和人的事务的国家，即使面对不危及自由就不可能直接接受这种最内在的使命的国家。如今教会无论有多少缺陷和弊端我们都应承认，没有宗教团体就没有有效力的宗教，而对我们而言，没有有效力的宗教就没有独立精神生活的全力行动。人的存在的种种严重纠纷在眼前呈现得越清晰，单纯的情感宗教就越不能满足我们。没有一种真实是由纯粹的情绪构成的。

若要让任务和努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需要文化和宗教的携手共进。只有低估种种阻力，才会认为没有整个文化的根本性深化，我们的宗教境况也能复原，甚至没有精神革新也完全能够做到。从另一方面说，若不重新让宗教充满生气并重新巩固其地位，精神革新也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这些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向共同目标努力的工作须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

当代最近的情形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分裂和令人忧心的不安定；各种运动彼此否定对方的合理性和对方的真实性，彼此成为对方的障碍，因而所有坚实的存在都会悄然逝去，即使最终要素也逃脱不了遭受怀疑的命运。任何一个时代都未曾经历过如今这么深重的动撼，未曾像如今这样缺少一个共同目标。可这种不安定和这种分裂势必会将生活整体带入一种突然的沉落，能够使人摆脱自身卑微渺小和赋予人的生活一种有价值的内涵的种种力量会越来越弱。这是一种无论如何也须克服的精神危急状态。我们的观察给了我们一种信念，即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它也为我们指示了我们的探寻必须选取的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之所以产生种种纠纷，就是因为近代生活在形形色色的印象、使命和激励的汹涌大潮中散入各种相互对立的潮流；集中无力应对不断加剧的膨胀，精神生活无力维护一种具有优势地位的统一，它散裂入不同的方向和功利活动，而这些方向和功利活动无法避免地陷入彼此间的明显对立。我们后来还看到，精神生活绝没有消失在那些特殊的方向之中，而是（若能恰当地理解的话）作为整体担负着一种使命，为了能够摆脱分裂，为了能够应对生活的离散零落，必须更有力地突出这一使命，必须更有力地推动这一使命。精神生活在这种单纯人的境况中显得更加突出，使其生成真实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因而赋予我们的努力一种坚实的内核和一个牢靠的立足地，时代的各种运动以此为基点汇合在一起，检验自己是否具有合理性。然而对于这种转变而言仅仅观察是不够的，为此需要有力的行动，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必须唤起本原性的生活，必须将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精力用于这一使命；我们只有从内克服精神惰性，只有使我们自身有更大的作为，生活才可能为我们获得一种意义和价值。能否实现这一点完全在于我们自己。

如果所有的征象都不具有虚假性，那么时代对深化和强化的要求将日益增强。沉迷于看得见的存在的表面和构建一种纯粹的存在文化将明显失去暂时迷住人类的魔力，从中产生的空虚将越来越难隐其身，日渐清晰的是，一些人曾在普遍的否定欲中寻得某种空洞的伟大，这种否定欲最终将迫使人类否定自己，迫使人类赞美一切赋予自己的生活以价值的东西。无论当代有多少混乱，同样会出现一些预示着一种内在变化和新的提升的征象；这种情形越广泛，对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意义和价值的怀疑就越少。如若当代不仅仅让我们发扬传统，而是呼唤我们实现完全的独立，呼唤我们进行本原性的活动和创造，让我们为超越时代的真理寻求新的形式并以此赋予日常行为一种持久的价值，那么当代就会为我们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和伟大。对我们来说，起初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损失就可能转化为一种收益，赢得了主动性和本原性的收益。

倭铿著作年表

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倭铿，1846年1月5日生于奥利希（东弗里斯兰），1926年9月14日卒于耶拿。

1866年：《论亚里士多德的语汇》，博士论文，哥廷根。

1868年：《论亚里士多德的语言使用：对介词的考察》，柏林。

1870年：《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方法和基础》，柏林。

1872年：《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方法》，柏林。

1872年：《论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当代的意义》，柏林。

1874年：《论哲学史的价值》，就职学术演讲，耶拿。

1878年：《当代基本概念的历史与批评》，莱比锡；1893年后题为：《当代诸基本概念》，莱比锡；1904年后题为：《当代诸思潮》，莱比锡，柏林。

1879年：《哲学术语史》，莱比锡；1960年和1964年，西尔德斯海姆。

1880年：《哲学中的表象和比喻》，纪念文集，莱比锡。

1881年：《纪念K. Ch. F. 克劳泽》，在艾森贝格的节庆演讲，莱比锡。

1884年：《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和生活财富观》，载：《通俗科学报告集》，第452号，汉堡。

1886年：《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近代文化》，哈勒。

1887年：《评孔德和实证主义》，载：《哲学文集》，莱比锡。

1887年：《关于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为中的统一的研究序言》；后题为：《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为中的统一》，莱比锡；1925年，柏林。

1890年：《大思想家的人生观：自柏拉图至当代人类人生问题发展史》，1896年，1899年，1902年，1904年，1909年，1911年，1912年；1922年，1925年，1930年，1950年，柏林。

1891年：《竞技场之战：观点和倡议》。

1896年：《为精神生活内容而战：为一种世界观重新奠定基础》。

1901年：《托马斯·阿奎那与康德：两个世界的战斗》，《康德研究》特辑。

1901年：《宗教之真理》。

1901年：《从哲学角度看宗教的本质》，演讲。

1903年：《哲学和人生观论文集》。

1906年：《哲学史绪论集》。

1906年：《科学与宗教》，基督教的继续发展论文集，第7册。

1907年：《一种新人生观的基本路线》。

1907年：《当代宗教哲学的主要问题》。

1908年：《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1908年：《精神生活哲学绪论》，后题为：《哲学主要问题绪论》。

1909年：《自由基督教的未来》，载：1907年自由基督教波士顿国际大会。

1910年：《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近代文化》。

1911年：《我们还能做基督徒吗？》。

1911年：《德意志哲学与近代宗教改革》，“自由基督教和宗教进步第五届国际会议”演讲选印。

1912年：《认识与生命》。

1913年：《精神文集》。

1914年：《德意志精神的世界史意义》，载：《德国战争》，第8册。

1914年：《战争的道德力量》。

1915年：《我们野蛮人》，论文集。

1915年：《德意志理想主义的代表》。

1917年：《〈圣经〉的思想史意义》。

1917年：《道德与人生观》，文集。

1917年：《世界生活和人生剪影》。

1918年：《人与世界》，生命哲学。

1918年：《精神问题与人生问题》。

1918年：《我们的支撑物何在？写给严肃灵魂的话》。

1919年：《德意志的自由：呼唤觉醒》。

1920年：《我们对人生的要求》。

1921年：《人生回顾》。

1921年：《社会主义及其生活形态》。

1922年：《精神生活哲学的序言和结束语》。

1922年：《与张君励的谈话：中国和欧洲的人生问题》。

1924年：《作为国民思想基础的伦理》。

1927年：《鲁道夫·奥伊肯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