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颂
Author: [荷兰] 伊拉斯谟
Date: 2010-01-14 16:00:00+00:00
Keywords: 哲学
Description: 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主要以“愚人”的口吻评论当时的世态世象，对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宗教权威和以君主制度为代表的世俗权威极尽讽刺之事，当然也没有忘了为法学家、哲学家之类不讨作者喜欢的人士捎上一笔，他很俏皮地称这些人为“贤人”，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而把普通人称为“愚人”，则满怀同情、大唱赞歌。除此之外，本书还选收了伊拉斯谟的其他文章、书信，以及后世学者们的评论。
Publisher: 译林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愚人颂/（荷）伊拉斯谟（Erasmus，D.）著；许崇信译.——修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

（译林人文精选）

书名原文：The Praise of Folly

ISBN 978-7-5447-2359-6

Ⅰ.① 愚… Ⅱ.① 伊… ② 许… Ⅲ.① 哲学思想荷兰 中世纪 Ⅳ.B503.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848号

书　名 愚人颂

作　者 [荷兰]伊拉斯谟

译　者 许崇信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90千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359-6

目录

编者前言

《愚人颂》中译本序

伊拉斯谟（鹿特丹）致友人托马斯·莫尔函

愚人颂

劝世文一篇（写于1516年）

《新约》第三版前言（1522年）

对宗教信仰的探究

修道院院长和博学的女士

致马丁·多普的信 [1]

致比亚图斯·雷纳努斯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

伊拉斯谟的思想 [1]

编者前言

本书在《愚人颂》之外，还选收了伊拉斯谟的其他文章、书信，以及后世学者们的评论。《愚人颂》和致莫尔函由许崇信翻译。后面补充部分由李寅翻译，其中包括：伊拉斯谟为《新约》拉丁文译本所作的两篇序言，阐述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和让普通人读《圣经》的思想，可看到欧洲宗教改革的背景。对话体小品两篇，体现了伊拉斯谟活泼轻快的写作特色。书信两封，从致马丁·多普的信可以领略作者的辩论技巧，致比亚图斯·雷纳努斯的信则反映了当时旅行生活状况。两篇评论文章，出自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和荷兰历史学家、《伊拉斯谟传》的作者赫伊津哈。虽然篇幅有限，但这些文字也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去感受文艺复兴时期这位伟大学者的人性魅力。

《愚人颂》中译本序

陈乐民

15、16世纪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1466——1536），有《愚人颂》名世。《愚人颂》托言于“愚夫人”，以第一人称对行将转入近世的中世纪晚期的世态世象，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最高权威罗马教廷，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同时对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满怀同情、大唱赞歌。“愚人”一词的希腊语Moria与他的英国好友、乌托邦理想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名字谐音，遂以“愚人颂”相调侃，表明他们二人都是可爱的“愚人”。

读罢《愚人颂》，随手写下四段“读后感”，以序这本亦庄亦谐的名著的中译本。

伊拉斯谟的悲剧

伊拉斯谟一定是一个性情中人。然而，他冷落而又孤寂的晚年与他那轻松欢快的本性，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不是以啼哭来开始人生，而是迎着我母亲甜蜜地微笑。”但现实与伊拉斯谟的性格很不合拍；这个世界有如一座冰冷坚硬的顽石城，而不是一个有着活气儿的、富有感情的“人”的世界。

依照传统常规，伊拉斯谟自幼接受了系统的基督教神学教育。离开修道院后，伊拉斯谟从荷兰去了英格兰，在英国结识了托马斯·莫尔，他们在志趣和理想上非常契合，各有自己的理想人生，因而成为莫逆之交。那时的英格兰社会气氛较之西欧大陆显得宽松得多，宗教的自由度也比较大些，这对他很有影响。

他在巴黎，尤其在罗马，深深感受到教会及其各级神职人员与基督教义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断裂。前者的贪婪、腐败和暴虐与教义完全背道而驰。1509年他在离开意大利时写道：“由于基督教会是在血上建立起来，用血来巩固，在血中加强，所以他们继续靠刀剑来处理教会的事务，好像基督已告死亡，再也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民。”

伊拉斯谟认为，要纠正教会的种种弊病，惟一的方法是掌握和普及基督教义的真谛；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严谨的《圣经》校订本，然后以此为依据译成各种文字，以纠正对《圣经》的各种曲解。他把这件事当作他不可推诿的天职。凭着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造诣，伊拉斯谟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搞出了一个希腊文的《圣经》校订本和拉丁文新译本。这两个本子由于印刷术的应用而传遍欧洲。后来，马丁·路德即根据这个拉丁文新译本译成德语，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伊拉斯谟把对《圣经》的研究和整理当作他的毕生事业，同时他从中感到兴趣盎然，用他对莫尔的话，他是以“轻快的情怀”来治学的。后人常说，伊拉斯谟把人文主义的精神同神学研究结合起来，在神学中注进了“人学”的灵魂。这正是伊拉斯谟对待《圣经》的独特态度。这种精神在《愚人颂》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他的工作本来可以使他与马丁·路德成为“同路人”。但是在对教会的改革的方法上，两人不仅分道扬镳，而且互为对手，以至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伊拉斯谟是学者型的，路德是农民的子弟。伊拉斯谟坚决认为靠对教会的理性批判和用《圣经》教化信徒，可以达到改革宗教的目的。因此他不赞成路德的“以暴易暴”的猛烈举动。

宗教改革使教会分裂了，新教取得了“平分秋色”的果实。伊拉斯谟这位宗教改革的思想先驱和启蒙者，却在运动之火弥漫起来的时候隐遁，甚至在关键时刻拒绝为路德辩护，因此而被置于轰轰烈烈的宗教革命的对立面；这是伊拉斯谟的悲剧。在最后的岁月里，他蜷缩在宁静的书斋里，一个人默默地、苦苦地写着、写着，直到七十岁在孤独中无声无息地死去。

贤愚之辨

这是全书的“书眼”。

“愚夫人”对贤愚之辨别有眼力。“愚人”，即正常的人、普通的人，他有七情六欲，有人的聪明智慧，有血有肉，是生动的活着的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大理石像”。“愚人”能说真话、实话，趣味横生，使人觉得十分亲近。

与“愚人”相对的“贤人”（或“圣人”）则永远道貌岸然，绝对恪守信条，总是一副绝对正确绝对理性的神气；他永远正言厉色，使人望而生畏，或敬而远之，就跟中国古时的卫道士那样。“贤人”是永不会犯错误的，不像“愚人”那样常要让人抓住小辫子。一提“贤人”，就立刻使人想到那是没有一星半点儿毛病的人。但是也正因如此，常人很难与之交往，更谈不上相知相熟，因为他毫无人味儿。于此，我想到晚明张宗子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愚人颂》里的“贤人”（“圣人”亦然）就是些无深情、无真气的人。有哪个正常的人愿意跟“没真气”的人打交道呢！

“愚夫人”认为“贤人”之所以令人嫌恶，还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的真心话，假面孔掩盖了真面目；其实，“猴子就是猴子，披上紫袍仍然是猴子”。“愚夫人”从“开场白”到终场时说“我要说声再见了”为止，一直滔滔不绝，虽然时时似乎着三不着两，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嘻嘻哈哈；可是细一琢磨，“愚夫人”丝毫不“愚”，而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她用“反光镜”照世象，发现“贤人”其实最愚蠢，因为他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古人书，学得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障人耳目；“愚人”则不然，他不知世间有“规矩”，凭身体力行，言其所当言，行其所当行，所以无所顾忌。荷马虽然双目失明，却是事事洞明，他说：“阅历过世事之后，甚至愚人也变得聪明。”

世事有如一场戏，导演常要使观众产生错觉；错觉一旦泯灭，整个戏都需推倒重来。人生有如一只赛利纳斯盒，盒面上刻的是赛利纳斯神的丑相，一旦掀开盒盖，刹那间一切便都颠倒过来了。究竟是伊拉斯谟假“愚夫人”之口贤愚不辨呢，抑或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贤愚本是颠倒的?——因为事情的结局常常是愚蠢属于“贤人”，智慧最终属于“愚人”。所以，“愚夫人”的理想世界理当是一个没有“贤人”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从普普通通的“愚人”当中挑选一个出来，这个人既能管理愚人，也能自己作为一个愚人服从愚人的管理，能使那些像他本人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感到满意。

一场戏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来形容伊拉斯谟的风格是再恰当不过了。一部“百科全书”说《愚人颂》是伊拉斯谟的“通俗”作品。但它绝对不是泛泛的游戏之作。他在离开教廷所在地罗马之后，把久积心中的感受仅用了七天时间写进这本篇幅不大的“大书”里。

伊拉斯谟写这本书时四十多岁，四十不惑，一个聪明的思想家已足可从各色世情世态中看明白他所处的时代了。

人生像一台戏，各色人等纷纷粉墨登场，但粉墨无论何等浓重，抹去粉墨，真相即能毕现。伊拉斯谟特意拣出在当时的社会舞台上的几个重要角色——一些伊拉斯谟十分鄙夷的“伪君子”——加以尽情讥讽和挖苦。

例如，一群叫做“法学家”、诡辩学家、逻辑学家的人正在场上表演，他们各个像西西弗斯一样，把一块一块的石头推上山顶，又听任刚刚推上山顶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滑下来，滑下的石头堆得像山那样高。他们制造了几百条清规戒律，并喋喋不休地告诫愚人们说，每条戒律解决一个问题，但结果是问题像堆起的石头那样多。

这些人在舞台上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接着登场的经院哲学家，就具有不同凡响的气度了。他们身披大斗篷，留着长胡须，一副居高临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叫人一望而不能不肃然起敬。他们自称无所不知，洞悉宇宙奥秘，只他们拥有智慧，别人都是凡夫俗子。他们自鸣得意地构建一个又一个的“体系”，毫不犹豫地以宇宙设计师自命，并且宣告自己已经进入“大自然”的玄机。但是，可惜得很，铁面无私的“大自然”对于他们那些查无实据的放言空论，根本不认账。原来经院哲学家的本领，就在于“提出种种定义、结论、推论和明确的与含蓄的命题”，或者把“有关概念、形式、本质、个性这类东西推敲得那么细致”，结果只能“让那些教养欠佳的人眼花缭乱”；要是有谁拒绝他们那一套，那就一定是“异端分子”了。

接下来，轮到君王和为君王服务的弄臣们上场了。那位君王项戴金链，头上一顶镶满宝石的王冠，身着富丽堂皇的紫袍，浑身打扮象征着“美德、英勇和正义”。不过若要看他的行为或者钻进他的“内心世界”，君王其实是“一个置法律于不顾的人，全心全意搞私利，几乎达到敌视人民利益的程度；一个一头钻进骄奢淫逸中去的人，憎恨学问、自由和真理，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国家的利益，衡量一切都以他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为依据”。有其主必有其仆。有君如此，则下面的朝臣必然是一群为虎作伥，既奴性十足，又愚昧无知，且贪婪成性之辈。

最后出场亮相的，是教会的教皇，以及红衣主教、教士、僧侣等各级神职人员。教皇不仅是宗教的主宰，也是社会的最高权威。他那其白如雪的亚麻法衣，是人品纯洁无瑕的象征；那顶双角形主教冠，表示他宏丰的学识；那双手套也不平常，表明他在行圣礼的时候丝毫不受凡人的玷污；至于那根牧杖和他面前的十字架，使人感到他在仁慈地替天行道、照料着羊群和战胜一切人世上的情欲。可是只要剥去这一切，“伪君子”的真相就暴露无遗了。其骄奢淫逸、掠夺财富、暴虐弱者的行径一点儿不逊于那些君王。伊拉斯谟把从教皇以次的一大批为罗马教廷“增光”的人，看个透体通明。

然而，切莫把伊拉斯谟误看作是反基督的人，他是把基督教义《圣经》的真谛同教会区别对待的。作为教权至上象征的教会已经腐败到顶了。其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教会践踏了《圣经》本义。伊拉斯谟诚然是愚而又迂的，他坚持以为，只要恢复《圣经》的本来面目，把被曲解的东西校正过来，以此不懈地苦口婆心规戒所有信徒，便有可能“纯洁”教会。他满怀着对基督的虔诚批评教会，心中有个基督教的“乌托邦”。“基督尽管是上帝智慧的体现，也让自己显得有点像个愚人，目的是要对人的愚蠢助以一臂之力，所以他呈现出人的本性，看上去是具有人的形式；正如他让自己成为罪人，才得以为众罪人赎罪那样。”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人都是一样的“愚人”，都同样属于“人”（human be-ing），都同样享有教养、真理、自由和平等，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巧取豪夺，没有以强凌弱、以暴易暴。然而，这当然只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伊拉斯谟心目中构建的一个不可能企及的基督教王国。

关于人文主义

把“humanism”译作“人文主义”是相当恰当的，很传神。“人文”二字在《易传》里有，所谓“文明以上，人文也”，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不管如何解释，反正都离不开“人”字。不过，中国经典中的“人”与西洋的“人”不同。中国的“人”是服从于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的，而不是像马克思说的“把人当做人”的那种独立自主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人”。

把人作为一种单独的“存在”（being）是欧洲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古希腊精神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神里有人，“神话”归根到底是“人”的神话。荷马史诗是最早的“人”的史诗。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柏拉图的“洞穴人”隐喻讲的是人怎样窥得理性的亮光。罗马时期通过征服把人政治化了，而基督教文明则一方面让上帝代表至善的“人性”，并从而制造一个以上帝为宇宙中心的时代。同时，在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本质最终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在这后一点上，伊拉斯谟已先于费尔巴哈三个世纪体悟到了。伊拉斯谟可以说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一个“活标本”，而世俗的人文主义，在欧洲是必定要从基督教人文主义蜕化出来的。当时的问题是在教会淫威和经院哲学的蛊惑下，人本质被神本位疏而不漏的统治掩盖住了。

“人文主义”一词始用于何时，专家们自有考据。重要的是它是贯穿在欧洲文明史中的一种精神。它不是哲学体系，也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或党派服务的意识形态信条。它是萌生于每个人的反映人之本性的一种内在精神；它对生活怀有积极的和热忱的态度，十分热衷于改善人的生活和素养，因此它对于现世中的一切丑恶现象本能地持批评和嘲讽的态度。人文主义者重视教育对人的感化和教化的作用，相信学能开眼，持续的理性教育能够增益人的良知，教人弃恶从善。因此，人文主义在逻辑上是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唯智主义相通的。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这样评价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这本书体现了伊拉斯谟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有文化素养、多闻博识的学者，一个惯于嘲弄的讽刺作者，一个敏锐的批评家；这几个方面在书中融为一体，犹如亲如手足的友人融洽相处在一起。”我想，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一定会认同茨威格的印象。

《愚人颂》不仅非常生动地反映了作者本人活跃着的思想、精神和风格，而且是时代的写照，是已见近世曙光的那个时代的缩影。

最后，我必须特别提一下本书的译者，翻译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许崇信老先生。在我接手写这篇序言时，已听说许先生在译完这本难度很大的《愚人颂》之后不久就仙逝了。我与许先生从未见过面，但从其作品便确知他是一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和学者。

我相信，凡读过许先生译著的人，尤其是读了这本《愚人颂》的人，一定会与我有同感：没有中外文极深的造诣和深厚的国学修养，是达不到这样的高水平的。严几道尝言“译事三难信达雅”。许老的译作堪称三者兼有的范本。

谨借此序言，聊赘数语，遥祭许崇信先生。

1999年8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伊拉斯谟（鹿特丹）致友人托马斯·莫尔函

最近我从意大利返回英格兰，归途只能在马背上度过，我不愿把光阴虚掷在“闲扯”和聊天上，而更乐意花点时间思考我们共同感兴趣的某个话题，要不就沉浸在对留在英格兰的亲朋老友的回忆之中，其乐融融。这些朋友全都学识渊博，和蔼可亲。亲爱的莫尔，你就是他们当中最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人。从咱们两人离别以来，我每一想起你便不禁乐由衷生，一如当年与你聚首一堂时那样。我发誓，我一生中乐莫大于与你交往。也正因为这样，我以为自己在这方面应能做点什么，无奈时不我与，难以对问题作认真严肃的思考，所以我写《愚人颂》以自娱。你完全有理由提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雅典娜女神把这个念头塞进你的脑袋瓜的?首先，是因为你姓“莫尔”（More），这个词与希腊词“愚人”（moria）相似得近在咫尺，可与你的实际情况却又远在天涯。大家也都认为，你与其相距之遥，真有天壤之别。所以我觉得，对我这种趣味横生的妙语，谁也不会像你夸奖得那样高，因为你时常以这类玩笑为乐，也就是说，要是我没有弄错，这全是些不乏学识与风趣的妙语。实际上你是喜欢在我们共同寄迹的浮生中扮演德谟克利特[1]的角色的。你的才智敏锐而又新颖，使你无法不与平庸之辈持迥然不同的意见，但你的举止和风度却又如此友善而又和蔼可亲，使你拥有稀世的天赋之才，能与任何时期所有的人融洽相处，共享生活。

而且我确信，你会十分高兴地把我这篇微不足道的陈言，视为你朋友的一件“纪念品”，并愿进而为其辩护。它是献给你的，自今而后也就属于你的，不是我的。可能会有一批喜欢挑挑剔剔的人跑出来诋毁它。有的会说，我这份毫无价值的东西对一个神学家太轻佻了；另一些人又会说，这篇东西讽刺尖刻，不合乎基督教徒的行为规范。他们会大喊大叫，说我正在复活“古代喜剧”，或卢奇安[2]式的作品，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挑剔，都要骂街。那些因为一篇文章里面说了点轻薄话、开了点玩笑便生起气来的人，盼能胸怀宽广地看出，我的文章并不开此类事例的先河，过去许多著名作家早就做过同类的事了。荷马老早以前就写出《蛙鼠之战》[3]以自娱，维吉尔写《蚊虫》和《大蒜味色拉》，奥维德则写《胡桃》以供消遣。波利克拉特斯[4]写了一篇假颂词来歌颂暴君布西里斯[5]，他的批评者伊索克拉底[6]也这么做；格劳科[7]赞扬过不公正的行为，法沃里努斯[8]则赞扬过瑟赛蒂兹[9]和四日疟；辛内西奥斯[10]赞扬秃头，而卢奇安则歌颂苍蝇和寄生虫。塞内加[11]在写克劳狄皇帝升天化神的故事中开尽了玩笑，一如普卢塔克[12]在其格鲁卢斯与尤利西斯的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卢奇安和阿普列乌斯[13]都拿着驴子写文章逗乐；有个我记不起名字的人写过一头名叫格伦尼乌斯·科罗可塔[14]的小猪留下了遗嘱的事来开玩笑，圣哲罗姆[15]曾谈及此事。

要是那些人觉得这么说仍不大对味，他们也可以发挥想象力，设想我一直都在下跳棋、骑木马，自得其乐，他们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只允许其他各行各业可享有自身的乐趣，独不允许治学之域也可享有轻快的情怀，是多么不公平。须知区区小事说不定会成大事！玩笑可以开得恰到好处，使任何一个不全乏明察力的读者，都能觉察出其中有某种能使人受益良多的东西，这较诸我们所知的某些人发表用语晦涩、言之无当的高论，更能使人受益。举几个例：有的人没完没了地在一篇东拼西揍的演讲里歌颂、赞美修辞学或哲学，有的人颂扬某个王子，而第三个人则打算煽动起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有人预言未来，有人标新立异，想出一套无聊的论点，供讨论子虚乌有的问题之用。世间最肤浅的莫过于以浅薄的态度对待正经事；同样的，世上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在对待琐事时显出你之所为决非琐事。世人对我自有其自己的判断，不过，除非我是在靠“自恋”以自欺，否则，我对愚人的颂扬，决不愚蠢。

现在，我要对因为说出些辛辣的讽刺话而遭到非难一事，谈点意见。我的回答是：明智之士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始终享有说风趣话的自由，只要他们谈得不出格，合情合理，便不应受到谴责。当今之世，人们的耳朵格外敏感，实际上除了捧场话之外，别的全听不进去，这使我不胜惊异。此外，你还会发现，许多人的宗教意识受到严重的歪曲，以致他们觉得对基督的最严重的亵渎可忍，而对教皇或君主开点轻微的玩笑反而不可忍，尤其是“事关他们的日常生计”时更加如此。不指名道姓，批评世事人生——我想问问你，这看上去该算是讽刺呢，还是告诫和劝说呢?再者，难道我没有多次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吗?还有，如果讽刺把各种类型的人全都囊括进去，那就显然是在谴责所有邪恶，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因此，任何一个人要是提出抗议，说他受到损害，这个人一定是暴露出自己问心有愧，至少也是忧心忡忡。圣哲罗姆在这方面常以更加无拘无束，更加辛辣的讽刺以自娱，有时甚至还指名道姓。我不但克制自己不去点任何人的名，而且使自己落笔之处有恭谦温让的风格，这一来，敏感的读者便很容易理解到我的用意在于让人高兴，而非痛苦。我决不像尤维纳利斯[16]那样，把藏污纳垢的罪恶阴沟，搅个沉渣泛起；我着手考察的是可笑之事，而非可耻之事。最后，经过我这一番陈述之后，如果还有人仍然感到愤愤不平，那他至少得记住，受到“愚人”的攻击乃是一种荣誉；我让她出来说话时，必须让这个角色具有恰如其分的风格。

我干吗要给你谈这么些东西呢?须知你是一位举世无双的辩护人，总是为各种事件提供最佳的服务，即便那事件并非完美无缺。再见吧，渊博的莫尔；祝你成为与你同名的“愚人”的一名坚强斗士。

1508年6月9日于乡间

【注释】

[1]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被称为“欢笑的哲学家”。

[2] 卢奇安（Lucian，约120——约180），古希腊修辞学家，讽刺作家，其作品以机智辛辣著称。

[3] 《蛙鼠之战》实际上并非荷马作品，而是公元前4世纪时模仿荷马《伊里亚特》写成的滑稽讽刺作品。《蚊虫》和《大蒜味色拉》似非维吉尔所作。《胡桃》并非出自奥维德之手。

[4] 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雄辩家。

[5] 布西里斯（Busiris），神话中的埃及国王，常以入境的异邦人为祭坛上的牺牲。

[6]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雅典雄辩家，教育家。

[7] 格劳科（Glauco），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人物，据说此人曾写过一篇论不公正的对话体作品。

[8] 法沃里努斯（Favorinus），活动时期在2世纪，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心腹，其作品已佚失。

[9] 瑟赛蒂兹（Thersites），《伊利亚特》中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

[10] 辛内西奥斯（Synesius），5世纪初的一位主教，曾写过赞美秃头的戏谑文章。

[11] 塞内加（Seneca，公元前4——65年），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因触怒克劳狄大帝而遭流放。

[12] 普卢塔克（Plutarch，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他写过一篇对话，其中一个人物格鲁卢斯被女巫喀耳刻变为猪之后，力图劝说英雄人物尤利西斯，让他相信牲畜的生活比人类更舒适。

[13] 阿普列乌斯（Apuleius），2世纪罗马作家和哲学家，著有长篇小说《金驴》（原名《复形记》）等。

[14] 格伦尼乌斯·科罗可塔（Grunnius Corocotta），一头形状如猪的杂种牲畜，3世纪时人们曾描述其留下了一份遗嘱，成了学童逗乐时的笑料。

[15] 圣哲罗姆（Saint Jerome，347——420），早期西方教会教父，《圣经》学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译者。

[16] 尤维纳利斯（Juvenal，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传世讽刺诗十六首，抨击皇帝的暴政，讽刺贵族的荒淫和道德败坏。

愚人颂

（一）愚人说：不管世人通常如何谈论我（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愚人的名声即便在最蠢的人当中也是坏透了的），我这个人倒确实是惟一能运用非凡的力量，使神与人全都心里乐滋滋的。这方面的充分证据是：只要我迈步向前，对挤得满满的与会者讲话，每张脸孔立刻容光焕发，浮现出一阵罕见的新欢乐，你们大家脸上的皱痕一下子平滑下来。你们笑逐颜开，嘻嘻哈哈欢呼起来，所以你们这些聚集在我四周的人，突然间活像荷马史诗里的众神，喝上琼浆玉液，醉意朦胧，还再搀点忘忧药来消愁，尽管片刻之前，你们坐在那里看上去愁眉苦脸，好像刚从特洛福尼俄斯[1]的洞穴里钻出来似的。现在，太阳第一次露出金黄色的美貌，照临大地，或者说，经过了严冬，新生的春天呼出了轻柔的气息，这时自然界万物的面目也为之一新，新的色彩连同青春又重返人间；这时你们一看见我便换了容颜。因为那些大雄辩家照例要花时间准备长篇演讲，仍发现很难消除你们心头的忧虑和烦恼，可我一露面，这事儿立刻就解决了。

（二）今天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奇装异服出现呢?你们如不反对侧耳倾听，就会弄清原因——不过不是用你们倾听传道士说教的那双耳朵，而是用那双竖起来听江湖医生、小丑和愚人说话的耳朵，也就是往昔我们的朋友迈达斯[2]用以倾听畜牧神诉说的那类耳朵。我有个想法，打算当着你们的面扮演诡辩家，不过我扮演的不是今天那伙人的角色，他们把烦死人的一大堆繁杂琐碎的东西，硬塞进学生的脑子，灌输给他们的是一些比娘儿们吵架时更加固执的习气。我不会那样做。我将仿效古人之所为，取诡辩家之名，而摒弃哲学家或敬贤者这种损人害己的头衔。他们最感关切的事是写出歌颂神和英雄的颂词，同样的，你们现在也将会听到一篇颂词，不过歌颂的不是赫拉克勒斯或梭伦，而是我本人，也即愚人。

（三）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盖世，认为任何自夸自赞的人乃是自高自大兼愚蠢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对持有此看法的人不敢恭维；更确切点说，随他们认为有多愚蠢好了，只要他们承认与角色相配称就行。对愚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到处自吹自擂，宣扬自己的功绩，“唱自己的颂歌”更符合自己的身份呢?谁能比我本人更加惟妙惟肖地描绘出自己呢?当然，除非有这么个人，他比我自己对我了解得更加透彻。不过，我觉得自己较诸一般出身高贵的人以及博学之士更加谦虚谨慎，因为他们被扭曲的谦虚意识促使，去干出诸如收买某个吹牛拍马的代言人或口若悬河的诗人的事来，以便能听到别人在歌颂他们的功绩，尽管全是假的。这个倾听着颂歌的人，故作姿态，活像孔雀展开尾羽，昂头屹立，而厚颜无耻的谄媚者竟把这个一文不值的人奉为神明，把他树立为天下美德的完善典型——尽管此人自己心中有数，知道自己无论哪方面都与美德相去甚远。因此，一头肮脏的乌鸦用借来的羽毛打扮，“黑皮肤的人被冲洗成白色”，“蚊虫身上出大象”。最后，我遵循一句民间旧谚语行事，这句谚语说，一个人如找不到别的任何人来赞扬自己，那他就应该自赞自扬。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对人类的忘恩负义（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或拖拉迟延不能不感到惊讶。大家都非常希望和我交朋友，并坦白地承认我所带来的好处，可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却不见有一个人出来赞颂愚人，表示谢忱。可是为了向布西里斯[3]和法拉里斯[4]这样的暴君表示敬意，向四日疟、苍蝇、秃顶和各种瘟疫致敬，准备花耗灯油和不眠之夜来写出经过精心推敲的讲词的，却不乏人在。

（四）你们从我这里听到的演讲，虽属即席发表未经准备，但却格外真实。不过，我不愿意你们产生出一种想法，以为我这么做是在炫耀自己的天才，就像一般雄辩家的所作所为。你们也知道，这类雄辩家可以花上整整三十年的功夫，精心推敲一篇演说——说不定到那时还不能说是他们自己的，接着，他们发誓说是写着玩的，只花三天的时间，甚至是即席口述的。就我而论，我最喜欢的是“话到嘴边”[5]说出来。你们任何人都别指望我会去追随一般修辞学家的所作所为，靠下界定来说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其不靠分类来进行说明。不论是去限制神力广大者，还是去切分普天下统一敬仰者，这对未来来说都不会是好兆头。根据界定来勾画我的容貌，最多顶上我的影子用，可我本人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让你们亲眼打量，所以你们说说看，凭界定办事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一如你们见到的，是真正给人以“幸运”的人，拉丁文称之为STULTITIA，希腊文称之为ΜΩΡΙΑ。

（五）但是，难道我还有需要详详细细、一字不漏地告诉你们吗?我的脸孔不是已经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清二楚地告诉了你们吗?任何一个断定我就是密涅瓦[6]或智慧女神的人，极易认识自己的错误，我甚至一言不发，只需瞟上一眼就行，尽管言谈是一面心灵的镜子，最不骗人。我用不着乔装打扮，我的脸孔不会装出与我内心最深处的感情相左的样子。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以本来面目出现，谁也不能使我作伪——尤其是那些提出特别要求，要人们承认他们是智慧的化身的人，尽管他们招摇过市，像是“身穿紫袍的猿猴和披上狮皮的驴子”。[7]他们无论怎样绞尽脑汁，异想天开，可是长在他们头上的驴耳朵终究要竖起来，泄露出迈达斯王既愚且贪的本质。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其实完全与我一伙，然而，我的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却被视为十分令人赧颜，他们把它当成一个格外强烈的骂语，随便拿来咒骂别人。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十足的蠢才”，可是，他们当中每个人都乐意被当成聪明人，被当成哲学家泰勒斯[8]；这样看来，给他们起个最恰切的名字难道不是morosophers或者聪明的愚人吗?

（六）因为这时我也觉得应该模仿当今的雄辩家，他们要是能够像马蛭那样露出两根舌头，就把自己当成是世上之神；要是能把几个无足轻重的希腊小词，像做镶嵌工艺品那样插到他们的拉丁语演讲词里面去，就会认为这是光辉夺目的绝技，尽管用得不恰当。这时，如果他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弄点不平常的东西，他们便会从陈旧的手稿中挖掘出四五个已废弃不用的旧词，把读者弄得迷迷糊糊，觉得词义高深莫测。这里的意思，我想是这样的：懂得此类词语的人会更加自鸣得意，而不懂的人，则越是不懂越钦佩得五体投地。的确，对外部世界输入的带有迥然不同的异国情调的东西，所有我的追随者都格外喜欢，他们当中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一定会大笑、拍手，并像驴子般“抽动耳朵”，向别人显示他理解得何等透彻。“此事谈到这里吧”，现在，还是话归本题。

（七）诸位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姓甚名谁了，那我该怎样称呼你们呢?称做“最愚蠢的人”?愚神还能用什么更高的尊称来称呼她的信徒呢?但首先，在缪斯的帮助下，我打算向你们说明我的出身，因为知道的人并不多。卡俄斯[9]、俄耳库斯[10]、萨图恩[11]、伊阿珀托斯[12]以及其他过时老朽的众神都不是我的父亲，但本身就是丰饶财富之神普路托斯[13]，却是“诸神与众人的唯一生父”，不管荷马和赫西奥德[14]甚至朱庇特[15]会说些什么。他只需点一点头，今天也和过去一样，所有的东西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全都被搅得颠倒倾覆，乱七八糟。无论是战争、和平、政府、议会、法庭、集会、婚姻、合同、条约、法律、艺术、喜庆、严重之事（我简直喘不过气来）——一句话，人间一切公务与私事，全都按照他的意志来安排处理。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所有诗人的神奇的天赋才华，或者我说句唐突无礼的话，上帝特选的奥林匹斯山众神本身，不是根本活不下去，便得靠“家里带来的食品”，生活得很不惬意。一个人要是触怒了普路托斯，那就是雅典娜[16]女神亲自出面也救不了他。可是任何一个获得他首肯的人，却可以告诉强有力的朱庇特本人别管闲事，只管雷电就完了。“宣称他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骄傲”。我父亲不会像朱庇特那样，从脑袋里生下了乖戾、苛刻的雅典娜，而是让青春女神做我的母亲，她是山林水泽中最可爱的仙女，也是最快乐的一位。他和她结合，不像那一对生下了跛脚铁匠[17]的父母那样，靠的是死气沉沉的婚约，而是“出于山盟海誓，相亲相爱”，所以一如荷马所说的，这要更加欢乐得多。再者，我父亲不是阿里斯托芬[18]作品中的普路托斯（别弄错了），那是个半瞎子，已到了风烛残年；而是青春焕发、血气方刚、正当其时的普路托斯——不只是青春焕发，而且刚刚在诸神的宴席上把一杯杯装得满满的纯净美酒一饮而干。

（八）今天一般人将婴孩堕地时最初发出哇哇声的地点，视为判断一个人高贵出身的事关紧要的依据，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的出生地，我要奉告的是：我不是出生于提洛斯[19]浮岛，不是出生于波涛万顷的海疆，也不是出生于“空洞穴”，而是出生于福岛，岛上“无需播种，无需耕种”而万物俱生。岛上不知有辛苦、衰老和疾病。田野上没有黄花、锦葵、洋葱、野豆，也见不到任何其他此类毫无价值的东西，到处都长着白花黑根的魔草、治百病的灵药、忘忧草、墨角兰、仙果，以及莲花、玫瑰、紫罗兰和风信子，还有爱与美的女神阿多尼斯[20]的一座座花园，令人感到芳香扑鼻，赏心悦目。由于我出生于如此其乐融融的环境之中，所以我不是以啼哭来开始人生，而是迎着我母亲甜蜜地微笑。我当然不会妒忌“克罗诺斯[21]那强有力的儿子”得到母山羊的奶汁喂养，因为两个媚人的山林水泽仙女亲自给我喂奶，其中一个是酒神巴克斯的女儿“陶醉”，另一个则是畜牧神潘的女儿“无知”。你们可以在这里见到她们俩和我的其他随从和追随者呆在一起，不过，要是你们想知道其他各位的名字，可以从我这里听到希腊文名字。

（九）你们见到的那个竖起眉毛的人，当然就是Philautia（自负）。那个拍手欢笑的人叫做Kolakia（谄媚）。那个睡意蒙眬、似醒非醒的人叫Lethe（遗忘），而这个双手交叉、身体靠在肘子上的是Misoponia（懒散）。这个头戴玫瑰花冠，身在花香中的是Hedone（享乐）。那个眼睛一直转来转去，无法平静下来的叫Anoia（狂热），而这个身体丰满，看上去吃得好、保养得好的叫做Tryphe（放荡）。在这些女子里面你们还能见到两个神，其中一个叫科摩斯（欢宴），另一个叫尼格利托斯·许普诺斯（沉睡）。这些同伴全都忠心耿耿地侍候着我，协助我统治整个世界，使得甚至是极大的统治者也得在我面前俯首听命。

（十）你们已经听到有关我的出生、教养和同伴的情况了。现在我不愿别人误以为我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便自称为女神，为此，务请诸位多加注意，弄清我给神与人同样地带来了多么大的利益，以及我的神力扩展得何等遥远。如果说神之所以为神，在于助人，正如有的人明智地指出的那样；而且，给世人带来酒或谷物或其他物品的人，理所当然地也应进入神的行列；当我把每一份利益不分彼此地分发给大家时，你说我不该名正言顺地被承认为众神之首，并以此命名吗?

（十一）首先，世上有什么比生命本身更加甜蜜或更加可贵的吗?生命的起源如不归因于我，还能归因于谁呢?因为生命的起源肯定不是来自那个“有权势的父亲”所生的雅典娜女神之矛，也不是来自那个成为人类之父的“呼云唤雾”的朱庇特主神之盾。这个众神之父兼众人之王的主神，只需点一点头便会使整个奥林匹斯山为之摇晃，可是如果他想要做常人之事，也就是说，生男育女，就只好把他那把三叉雷电戟搁置在一旁，把那副瞬息万变、让众神都吓坏的严厉脸孔收起来，低声下气地戴上不同的面具，像个演员那样。斯多葛派的学者们，一如我们所知道的，宣称他们最像众神。那就请你把一个超过斯多葛派学者三倍、四倍，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是六百倍的人给我，这个人留着胡子作为智慧的标记，实际上他与山羊无异，这时他只好把傲气消掉，让脸上的皱纹消失、平滑下来，抛弃掉他那些僵硬的原则，暂时沉浸在乐呵呵、傻乎乎的气氛之中。实际上，只要这个哲学家想当父亲，他必须拜访的人，舍我莫属——没有错，就是我。我不妨像平常那样更加坦率地和你谈谈。我问你，神或者人是从哪里生下来的?从头部、脸上、胸膛、手或耳朵?从所有这些被认为是体面的身体部位?不，不是这样。繁殖人类的器官真不像话，一说出口就会引人发笑。这里有一道真正的圣泉，万物的起源皆由此出，而不是出自毕达哥拉斯[22]的四元数。请告诉我，一个人要是按照聪明人的常规行事，先估量出生活道路上有何不利之处，这一来还有谁愿意作茧自缚，让婚姻生活的缰绳套住脖子呢?或者，要是一个女人懂得或充分考虑到生儿的痛苦和危险，以及教育儿女的诸多辛劳困苦，还有什么妇女愿意找个男人呢?因此，如果你们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婚姻，婚姻生活这个事实则归功于狂热，归功于我的侍女Anoia，由此可以看出，实际上你们大都归功于我。一个妇女一旦有此经验，如果我的侍女“遗忘”不用神力帮助她忘记这一切，难道她还愿意重蹈覆辙吗?不管卢克莱修[23]怎么说，维纳斯[24]女神自己一定不会否认，要是我自己的神性没有出来帮助她，那么，她的神效必将受到削弱和损害。因此，正好是从我这种哪怕是如醉似痴、荒谬可笑的欢乐之中，生出了高贵的哲学家以及他们传至今天的后裔，一般称为修道士，还有紫袍披身的国王、虔诚的神父和十分神圣的教皇；最后，诗人笔下应有尽有的众神，数目如此之多，就连广阔无比的奥林匹斯山本身，也容纳不下。

（十二）不过，只说我是生命存在的根源还嫌不足，除非我还能证明，存在于整个生活中的幸福，无不由我提供。人生乐趣一旦消失，这种生活会变成个什么样子，还配得上称为生活吗?我听见你们的鼓掌声了，实际上我相信你们当中谁也不会那么聪明，更确切地说，那么愚蠢——不，我意思是说，聪明到认为那可以称为生活。甚至斯多葛派[25]学者也不藐视快乐，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真正感情掩盖起来，在大庭广众中力竭声嘶地把快乐贬得一无是处，这么一来，一旦他们把别人全都吓跑，自己便可独享欢乐了。我倒希望他们告诉我，要不是你把愚人的调味品，也即快乐，加了进去，人生怎能没有沉闷、烦恼、粗野、愚蠢和单调。我从索福克勒斯[26]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他是一位怎么颂扬也不为过的诗人，他的确用光辉灿烂的诗行来歌颂我：

“无知是最幸福的生活”。

（十三）首先，尽人皆知，人之初乃一个人最幸福，也是普遍最感快乐的时期。难道不正是婴孩天真无知的可爱，使得我们去抱他们，吻他们，逗着他们玩吗?在这个时期，甚至敌人也会帮助他们。毫无疑问，正是愚蠢的魅力！体贴入微的自然，留心地将此魅力赋予新生儿，这一来，新生的婴儿便能用快乐来回报和安慰那养育的辛劳，并赢得那些照顾他们的人的欢心。接踵而来的是青少年时期，所有的人对此都感到快乐，公开地加以支持，热情地给予鼓励，热烈地伸出援助之手。这种青春的魔力要不是从我身上得到，还能来自何方?我保证让青年不会有太多的学识，因而皱眉、蹙额也就少见。青年一长大成年，从切身的体验和教育中产生出一种成年人老练的意识，青春美丽的花朵立刻开始黯然失色，热情也告衰退，兴高采烈的气氛冷却下来，精力变得松松垮垮——实际情况便是这样。任何人离我越远，生气也就越少，直至“痛苦的老年”到来，种种烦恼与疾病也随之而至。这不但对别人是厌烦之事，对自己也复如此。

要不是我出于同情，对他那含辛茹苦过日子的情况加以照顾，呆在他身边的话，那日子是很难挨下去的。一如小说中众神常用某种奇妙的变形术帮助行将入木的人那样，我让那些风烛残年，走近坟墓的人尽量再度回想起童年的日子，从而表现出一种自然倾向，返老还童。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对我这种转变的方法感兴趣，我很乐意奉告。属于我那个名字叫“遗忘”的山林水泽仙女的泉流，其源头出自“福岛”，而流过地狱的那个部分，只不过是它分出的涓涓细流。我把老人们带到那儿，他们一旦喝下几大口忘川之水，心头的烦恼忧虑便一洗而光，于是又回到少年时代中去。我知道，人家称他们为愚蠢，情况确实如此，不过这正是返老还童的确切含意所在。回到童年除了愚蠢之外还能是什么呢?正是这个完全无知，我们才发现其乐融融。任何人都憎恨早熟神童，厌恶在年轻的肩膀上长出个老人头。有句常用的谚语可以为证：“少年老成诚可憎。”要是一个老人处事的丰富经验和他那依然精力充沛、判断力敏锐的头脑配在一起的话，有谁愿意继续和这么个老人共事、打交道呢?因此，我让老年人变得糊涂愚蠢，反而可使他免去往日头脑健全时所感到的种种烦恼忧虑。他同时还可以成为你愉快的酒友，对生活不会感到无聊乏味，须知生活无聊乏味，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是无法忍受的。有时他像普劳图斯[27]作品里的老人，重又回到AMO（我在爱）三个特别字母上去，可是，如果他的头脑仍然清醒机警，那就决不会有什么幸福。

与此同时，由于我替他出了点力，做了点事，他成了个有福气的人，很得朋友们欢心，甚至给聚会增添了活跃的气氛，成为受欢迎的座上客。在荷马的作品里，老内斯特口中流出了比蜜还甜的话语，而阿基里斯的语言却带苦味；也是这位诗人写到，坐在特洛伊城墙头的老人们用“甜蜜像百合花”的声音交谈着。这方面估计老年甚至胜过童年，因为童年虽快乐，但口齿不清，不善于表达，缺乏人生的主要乐趣——交谈，再交谈。这里还应附带指出，老人总是为儿童所喜爱，而儿童也为老人所爱：

因为上帝总是这样使物以类聚。 [28]

他们之间除了老人脸上的皱纹多以及他过的生日的数目多之外，又有什么分别?别的方面他们都非常相似：浅色的头发，没有牙齿的嘴巴，弱小的身材，喜欢吃奶，喋喋不休扯些什么，傻呼呼的样子，健忘，迟钝，实际上一切都很相似。人们越走近老年，就越回到貌似童年的日子，在了结一生之前，又再像孩提那样，既不厌倦生活，也不知死之将至。

（十四）谁要是愿意，可以把我这方面的奉献拿来和其他诸神所导致的变化作一比较。至于他们在愤怒中做出的事，我不打算细加描述，不过诸神甚至当其格外乐于助人之时，也往往有这么一种习惯，就是把人变为一棵树，一头鸟，一只蚱蜢，甚至一条蛇——不管变成别的什么，归根到底不是等于要死亡吗?可是我现在却把一个人原原本本回归到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中去。但如果那些终究难免一死的人，往后无需与智慧打交道，整天只和我相处，这时就再也没有什么老年，而这些人也可以享受永恒的青春年华之乐了。你一定见过一些一头埋进哲学研究或严肃而又艰难的工作之中的闷闷不乐之人，他们未老先衰。我想这是因为吸引他们全神贯注的事业和过分的紧张，慢慢地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和生气。对比之下，我那些蠢人却都一个个丰满、壮健、红光满面，一如他们所说的，是典型的阿卡纳尼亚[29]肥猪。他们除非从聪明人那边染上传染病，是决不可能知道老年会有什么不称心如意之事的。然而，人不可能对全部生活都感到幸福。

人们常引用一句通用的谚语来进一步证明：“只有愚蠢能阻住青春逃逸，挡住无情的老年前进。”人们谈及布拉班特[30]本地人的情况时说得很有道理：对其他人来说增年即增智，可是对布拉班特人却是越接近老年越愚蠢。与此同时，世间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相处之时其乐融融，或者说，日趋老大而不悲伤。我的荷兰人与布拉班特人相近为邻，生活方式如出一辙，所以我怎能不把荷兰人称为自家人呢?他们对我的崇拜无以复加，以致得到了一个远近皆知的绰号，对此他们根本不以为耻，而确实反以为荣。你们去吧，你们这班必将有一死的蠢人，去找美狄亚[31]、喀尔刻[32]、维纳斯和奥罗拉[33]吧，去找那种可用来让你们返回到青春年华的泉水吧！不过，只有我才能提供这种力量并做到这一点。我手里掌握着有魔力的灵丹妙药，门农[34]的女儿用它来延长她祖父提托诺斯[35]的青春年华。由于维纳斯的青睐，法翁[36]又变得年轻，受到萨福的钟爱。这个维纳斯就是我。我的灵草（如果有的话），我的魔法，不但恢复失去的青春，而且更好地永葆青春。如果你们都同意，世上没有什么比青春更美好，比老年更令人厌恶，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明白，该如何感谢我给你们带来这般幸福，并驱除去这般灾难与苦痛。

（十五）不过，我干吗要老是谈论人类呢?让咱们仔细观察一下天国吧，谁要是发现那些令人感到愉快、喜悦的众神中有哪个没有承蒙我的神力才免于丑陋可鄙，那只要他愿意，可以点着我的名字骂我。酒神巴克斯为什么老是个披着松散头发的孩子?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没有责任感，整天醉醺醺的，一辈子都在宴会和舞会上混日子、唱歌、狂欢作乐，不跟智慧女神雅典娜打交道。其实他根本不愿意被认为是个贤人，只要用欢乐和开玩笑来奉承他，他就感到兴高采烈了。他也不介意人们给他起个名字，意思是“愚蠢”，希腊谚语中称之为“比莫利库斯[37]更愚蠢”。他的名字之所以被改成莫利库斯，是因为乡下人在狂欢活动之时，用新酿葡萄酒和新鲜的无花果涂抹在他的神庙入口处的坐像上以供取乐。你只要想一想古代喜剧中对他的嘲弄就清楚了！他们会说：“愚蠢的神呀，你是从大腿上生下来的那一类。”不过比起那令人普遍感到畏惧的朱庇特，或者那个突然惊慌失措，弄得到处一片混乱的老潘[38]，在打铁工场做工经常弄得满身黑垢的伍尔坎[39]，甚至那个用戈耳贡[40]和长矛加上“死盯着人的可怕眼神”给人带来恐怖的雅典娜女神本人——和所有这些神比较起来，谁不愿意成为这个永远年轻、愉快、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无忧无虑的愚神呢?为什么丘比特始终是个孩子?只不过因为他爱开玩笑，说的想的都不是“正经事”。为什么金光灿烂的维纳斯的美貌，青春永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和我血脉相通，从我的父亲那边获得她的肌肤颜色。荷马之所以称她为“金色的阿佛洛狄特”[41]，原因在此。此外，如果我们相信诗人或诗人的仿效者——雕刻家，那么，她总是面带微笑的。有谁比芙洛拉[42]这个快乐之母受到罗马人更虔诚的崇拜，供奉为神呢?如果有谁想向荷马和其他诗人寻根究底，追问那些格外严厉的神是怎样生活的，那他准会发现，到处都是愚神。我不以为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其他诸神的行为，因为你们都十分清楚，朱庇特这个主宰雷电之神本身的风流韵事和出格的行为，甚至那个忘记自己的性别，一心扑在狩猎上的纯洁的狄安娜[43]，也对恩底弥翁[44]神魂颠倒。我只希望他们还能像往日那样，有个时候，听得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莫摩斯[45]的嘲笑，但不久之后他们便大发脾气。把他和埃特[46]扔下人间，原因是莫摩斯总是不合时宜地使出他那一针见血的绝招，把诸神无忧无虑的欢乐搞成乱七八糟。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被放逐者，根本谈不上——在我那个“谄媚”丫头占优越地位的王公宅第里，根本就不会有他的立足之处。她无法与莫摩斯相处，就像狼无法与羔羊相处那样。由于诸神甩掉了他，所以现在他们玩笑开得更加有滋有味，更加随心所欲，一如荷马所说的，“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再也没有人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们了。无花果林神普里阿普斯[47]有什么玩笑开不得呢?墨丘利[48]正忙于施展各种诡计，用熟练手法偷鸡摸狗。伍尔坎也总是在诸神的宴席上扮演小丑，走起路来疯疯癫癫，说起话来胡扯连篇，或者讲些滑稽可笑的事，以此逗乐伙伴。这里还有那个好色的老赛利纳斯[49]，他总是猥亵地和波吕斐摩斯[50]砰嚓嚓地跳着“科尔达克”舞[51]，而山林水泽仙女则跳的是“跣足舞”。半羊半人的森林之神则在表演阿特拉[52]滑稽戏，畜牧神潘则使出吃奶的劲头歌唱，逗起大家大笑。众神喜欢听他唱歌，胜过听缪斯，尤其是当众神饮用的琼浆玉液开始汩汩奔流之际。在这里我还用说众神喝醉、宴会结束之时会干些什么吗?——此类荒唐事时常让我都忍不住要为之放声大笑。这时最好是记住哈波克拉忒斯[53]这位沉默之神，默不作声，万一帕纳塞斯山上的神仙偷听到我们所说的东西，那就连莫摩斯也跑不了。

（十六）不过现在是我们像荷马那样，离开天上众神，回到地上落脚一段时间的时候了。同样的，在地上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欢乐与愉快，除非我伸出援手，促成欢乐。特别是你们会注意到，大自然这个人类的母亲和创造者是多么聪明，她保证要使到处都不乏点愚蠢的气味。按斯多葛派的定义，聪明意为只遵循理智指导，而愚蠢刚好相反，听从感情摆布。因此丘比特不愿见到人类的生活完全陷入忧郁低沉、冷酷无情，于是把远多于理智的感情赋予人类——你可以算出两者的比例是二十四比一。再者，他把理智限制在头脑的狭小角落里，而让感情囊括身体的其余部分。接着，他把两个狂怒的暴君拿来和孤零零无力的理智相对比：愤怒支配着胸膛，因而控制着心脏，也即生命的源泉所在，而贪欲则将其帝国领土扩张得既远且宽，直达下腹。到底理智能比这两股联合力量占有多大的优势，看看人类的日常生活就会十分清楚。理智只能做一件它办得到的事，那就是力竭声嘶，敦促人们要按道德准则行事，可另外那两个却叫理性别管闲事，并不断喊叫吵闹，最后弄得它们那名义上的统治者精疲力竭，只好认输，投降了事。

（十七）但由于男人天生就是要来管理事务的，所以必须配给他一点理智，就那么一点点理智。大自然为了在这件事上尽量帮助他，于是跑来向我请教，就像她在别的场合里所做的那样。我也准备了一点与我的为人相配称的劝告：大自然应该给他创造个女人，一个虽然公认为既愚且莽的造物，但仍然是个令人欢乐、愉快的伴侣，她可以和他共同生活，用她的愚蠢把他那严酷的性格调配得更有味道，更加甜蜜。柏拉图显然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把女人摆在理性动物之列，还是没有理性的牲畜之中，其用意在于指出女性的无比愚蠢。一个女人要是真的想要人家把她当成聪明人，那她得到的只是加倍的愚蠢。他们说，这正如一个人让一头牛参加摔跤比赛，那他别希望会得到密涅瓦[54]的首肯和支持。谁想靠涂涂抹抹，乔装打扮，背离其本性，结果只能使缺点倍增。希腊有句谚语说得好：猴子就是猴子，披上紫袍仍然是猴子；女人就是女人，就是愚人，不管她戴上什么样的面具。

但我不以为女性会愚蠢到因为我说她们是愚人便迁怒于我，须知我就踿 是踿愚人，也是女人。如果她们正确地对待问题就会明白：正是由于她们愚蠢，使得她们在许多方面比男人更加幸福。首先，她们有天赋之美，并正确地将其置于一切之上，须知美貌确保她们权柄在握，可使暴君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此外，鉴于女人一直都是双颊光滑、声音温软、肌肤柔润，看上去青春永在，所以男人那副不整洁的容貌、粗糙的皮肤、蓬乱的胡子，加上老年所有的特征，显然全都来自聪明反为聪明误的影响无疑了。再者，女人此生此世除了给男人以最大的欢乐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期求呢?所有的化妆、沐浴、做发，以及各种脂粉香水，还有对面孔、眼睛和肌肤的涂抹、打扮等名目繁多的技艺，难道目的不是为了向意中人献殷勤吗?女人赢得男人的欢心最关键之处莫过于她们的愚蠢。男人没有什么舍不得给女人的，他所求于女人的除了快乐之外，别无所求，不过，正好是她们的愚蠢才让男人快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说蠢话，而这个男人为了享受她所给予的快乐便做出蠢事来——谁只要注意到这一点，便无法否认我上面所说的乃属真理。因此，你们便懂得人生居首位的快乐之源是什么。

（十八）然而，有一些人，特别是老人，他们沉湎于酒杯甚于女色，认为乐莫过于与酒徒结伴。关于与酒徒结伴而无女人在场是否仍能成功在握，我得要让别人作出决断，但有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聚会结伴不加点愚蠢来调味便无乐趣。实际上，要是那边没有人用他的愚蠢（不论是真是假）来引起哄堂大笑，他们就得花钱雇个“小丑”，或请来个荒谬可笑的食客，让他们用可笑的，也就是愚蠢的说三道四的胡扯，把大伙儿的沉默寡言和郁郁不乐一扫而光。要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全都没有笑谈、戏言与妙语，那么纵使肚子里填满了各色各样的佳肴美品、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思呢?可是一旦情况真的到了其美如蜜之时，我可正是创造出这技艺的惟一女能手。宴会上一切常见的仪式，例如抽签选王、掷骰子、举杯祝健康、行酒令、手执爱神木枝歌唱、跳舞、演滑稽角色——所有这些并不是希腊七贤，而是我，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弄出来的。所有这类事情的性质在于：它们越愚蠢就越丰富人生，因为如果人生没有欢乐，似乎就根本不配称为人生。但人生往往不能不在悲哀中了结，除非你能找到这种愚蠢型的欢乐，以便把那种和人生纠缠得难解难分的烦恼打发掉。

（十九）但是，可能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快乐，而是在友情与友谊中得到满足。他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说法是，友谊必须置于一切之前。它甚至比空气、火和水更加不可或缺，友谊是如此令人心旷神怡，一旦人间失去友谊，便如失去太阳，最后，友谊被推崇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这一点有关系的话），甚至哲学家也毫不犹豫地把友谊列入最高的赐福之中。这里我可以证明：在这最高的赐福之中我既身处其首，又处其尾。对此我将给予论证，但用的不是诡辩法、连锁推理法，也不是任何逻辑论证的奥妙推理——不，我只需用所谓正确的常识，便能确切地指明给你们看。试想想看：要是你们对自己朋友的缺点假装没有看见，把它忽略过去，视而不见，增强幻想，把明显的缺点当成优点来爱来赞美，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是事关愚蠢吗?有的男人拼命吻他情妇的痣；有的则被他爱人鼻头上的息肉迷得神魂颠倒；有的父亲乐滋滋地谈起他那个长着斜视眼的儿子怎样在眨眼示意——这算个什么?请你说说看，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愚蠢?让咱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说，这就是愚蠢，正是这种愚蠢创造出友谊，并使朋友结合在一起。

我现在谈的都是一般人，他们里面没有一个是生来就无缺点的，其中最优秀的人无非就是缺点最少罢了。但在那些被奉若神明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里面，要么根本成不了友谊，要么就是友谊只不过是极少数人中的酸腐乏味的关系。我不愿说，这里根本就没有友谊，因为大多数人都有其愚蠢的时刻，或者更确切点说，每个人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其失去理性之处，而友谊则使气味相投者聚首一堂。即使这些严肃的人物中间出现了某种互相友好的亲善之意，这肯定无法稳定下去，也难以恒久不变，你只要注意到他们都是那么吹毛求疵，那双比鹰隼和埃皮达鲁斯蛇[55]更加锐利的眼睛一直在寻找他们朋友的错误缺点就清楚了。当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一概视而不见，对挂在背后装着自己缺点的袋子也看不见。看来任何人生来都容易犯大错误。而人生有着千差万异的性格和兴趣，以及各色各样的失误、错误和事故。因此，在那些明眼人里面要是不增添点希腊人很恰当地称之为“敦厚的本性”的东西（这个词我们也可译为“愚蠢”或“随和”），那么，友谊之乐恐怕连一小时也无法维持下去。此外，那个负责建立各种情谊关系的丘比特自己，难道不是完全盲目的吗?由于这个原因，在他看来“丑如同美”。因此他使你们每个人也得到自己所拥有的美，所以老头子爱自己的老婆子，就像小伙子爱自己的年轻女伴那样。这种事随处可见，并且碰到的都是笑脸相迎，不过，这倒是一种社会里面起凝聚作用并把幸福带给人生的愚蠢荒谬行为。

（二十）上面我所说的友谊道理，更适合于白头偕老的婚姻。天啊！如果夫妻间的家庭关系没有获得我那些追随者所提供的说恭维话、开玩笑、献殷勤、存幻想和施诡计等的支持和维护，那么到处会发生什么样的离婚事件或比离婚更糟的事呢！哎呀，要是新郎细心地调查他那个现在看上去纯洁无瑕的未婚妻在婚前很长的时间里干了些什么轻浮的蠢事，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婚礼举行。一旦丈夫留心观察，那么，除非妻子的行为由于她丈夫的粗心大意或愚蠢而未受注意，恐怕不会有那么多的婚姻能维持下去。因为正好是愚蠢使得妻子在丈夫眼里美丽动人，而丈夫在妻子看来也复如此，这一来家庭充满祥和的气氛，而夫妻的关系也持续下去，所有这一切全可归功于愚蠢。一个丈夫吻掉他不贞的妻子的眼泪时，他被人讥笑，说他戴上绿帽，是条可怜虫，以及别的什么，不过，他这样受骗，要比没完没了为妒忌所苦，显出一派悲剧的势头，万念俱灰要好得多！

（二十一）总之，任何交往或联姻少了我就不会有幸福，不会有稳定。除非大家有时相互间存在着幻想，说点恭维话，有意视而不见，用其甜如蜜的愚蠢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愉快，否则人民无法容忍统治者，仆人无法忍受主人，侍女无法对主妇忍气吞声，学生无法容忍老师，朋友忍受不了朋友，妻子无法忍受丈夫，房客无法忍受房东，士兵忍受不了自己的伙伴，而社交上来往的客人也无法忍受其同事。我猜想，你们大概以为这是决定性的最后论据，不过，要知道下面还有更重要的事。

（二十二）现在，请你告诉我，一个憎恨自己的人还能够爱别人吗?一个自己内心四分五裂的人，还能跟别人和睦共处吗?或者说，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人，还能给别人带来欢乐吗?我想谁也不会说他能够，除非这个人比愚人更愚蠢。的确，一旦连我也非去掉不可，弄得谁也无法容忍自己的邻居，结果便会自己厌恶自己，觉得周围的一切全都可厌可恶。个中原因是：自然女神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亲生娘，不如说是继母，在凡人的心里播下了邪恶的种子，尤其是在那些更富于思想的人的心里，这使得他们对自身的命运深感不满，而对别人的命运又满怀妒忌。这一来，人生的好处本应增添迷人的魅力，却反而遭到损害，毁于一旦。美乃诸神最高的礼物，要是让腐败的烂疮给污染了，那还有什么美好可言?再说青春，要是它受到岁月增长的痛苦的折磨与损害，那还能算得上什么美好?最后，在人的一生中无论对人对己任何事情要能做得通情达理（因为通情达理的行为，其重要性超越出纯技巧性的行为之外，囊括一切行为），不是都必须心怀“自爱”以自助吗?在任何情况下“自爱女神”都能迅速代我行事，所以她可以恰切地称为我的姐妹。有什么比自鸣得意和自负更加愚蠢呢?如果你不自鸣得意，怎么会做出令人愉快、欢乐或通情达理的行为呢?你试着看，要是把人生的这种风趣去掉，立刻，雄辩家连同他的手势会变成一看就生厌的东西，音乐家的声调无人喜欢，演员连同他的姿势会被嘘下台，诗人连同缪斯女神成为笑柄，画家连同他的作品被视为毫无价值，医生在四周皆药物的环境中饿死。最后，你看上去像那个丑陋的瑟赛蒂兹[56]和老内斯特[57]，而不是漂亮的尼留斯[58]和年轻的法翁，是一头猪而不是密涅瓦，是个不会说话的儿童兼乡下佬而不是个口才流利的文明人。上面的情况表明，一个人在赢得别人尊敬之前，非常需要自己对自己有个较高的评价，以振作精神，赢得自尊。同时，由于幸福在极大程度上包含在你的自我满意之中，所以我的“自爱”便为达到此目的提供了一条捷径，办法是保证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的容貌、性格、种族、地位和生活方式产生不满情绪。也正因这样，没有一个爱尔兰人会想到要和一个意大利人易地而居，也没有一个色雷斯人想要和雅典人交换，没有一个锡西厄[59]人想要和福岛[60]上的居民调换住所。自然具有多么非凡的先见之明，整平了千差万别的东西，使万物变得等同！凡是自然不愿施加恩赐之处，她一般说来便会多给点“自爱”——不过，我说这话真愚蠢，须知“自爱”是自然的最大恩赐。这时我还得再添上句话：你将会发现，要是少了我的鼓舞激励，就成不了大事；除非我承担起责任，就发现不了新的技艺。

（二十三）在所有赢得赞扬的功绩里面，难道战争不正是其种子兼根源吗?可话又说回来，有什么事比起为了某种原因便发动一场此类搏斗更加愚蠢呢?须知这种搏斗对双方都是害多益少的。对那些战死疆场的人来说，情况与麦加拉[61]人无异，全都“名不入经传”。当身穿铠甲的战斗行列互相对抗，号角“发出刺耳的怒号声”时，我想问你，那些埋头苦研，弄得筋疲力尽，几乎已到了呼吸无力、血气衰竭的地步的哲人有什么用呢?这里最需要的是一些体魄强壮坚实，胆大敢为而又最不动脑筋的人，当然，有的人可能更喜欢像狄摩西尼[62]那样的士兵，他接受阿尔基洛科斯[63]的意见，几乎还没有看见敌人便弃盾而逃。他在战斗中胆小的程度，一如他那演讲术的精湛程度那样。人们说，判断力在战争中至关重要，我对此表示同意，认为判断力对一个将军来说确属重要，不过，这是一个战士的判断力而不是一个哲人的判断力。此外，使人获得战争荣誉的是一些寄生虫、皮条客、强盗、杀人犯、土包子、笨蛋、债务人和社会渣滓之类，而不是漏夜苦干的哲人。

（二十四）要说明这类哲人在任何生活实践中全都一无用处，苏格拉底本人便是个恰切的例子。根据特尔斐神谕，[64]他是举世无双的贤人。可是在神谕的评价中却显出缺乏智慧，因为苏格拉底曾一度在大庭广众中想说点什么，却因大家哄堂大笑而不得不中断讲话。不过，他这个人有时却聪明到家——他拒不接受“贤明”这个称号，认为这应当归神所有。他还持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贤人应当避免参与政治。也许他本来还应当走得更远些，该去劝告任何一个想被视为堂堂正正的人别跟智慧沾边。在遭受审问之后逼得他非去饮毒不可的不正是他的智慧吗?在对烟云和观念进行哲理推究，测量蚤脚的长度并为小蚊虫发出的嗡嗡声感到惊异的时候，他对寻常世事却一无所知。他的弟子柏拉图，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支持者，在老师面临死刑之际站在他一边进行辩护，当时群众叫喊之声四起，弄得他不知所措，原来想要发表的意见，好容易才说出了一半。我对泰奥弗拉斯托斯[65]又该说什么呢?当他跨步向前走，打算发表意见时，突然愣住了，哑口无言，像是见到豺狼似的。伊素克拉底在战争期间本应出来鼓舞士气，可是他生性胆怯怕事，所以连开口都没有胆量。西塞罗[66]这位罗马雄辩术之父，总是在一种不适当的激动情绪的情况下，像个打嗝的孩子站起来发言。昆体良[67]对此进行解释，认为这是聪明的雄辩家意识到他是在冒险的一种标志，可是，他这么说时，难道不是公开承认智慧是成事的障碍吗?要是人们由于不得不进行舌战便害怕得气息奄奄，那么，一旦问题需要靠刀剑解决，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除此之外，柏拉图[68]的一句名言常为众人所津津乐道：“要是哲人是君王，或君王是哲人，这样的国家该有多么幸福！”不过，如果你翻阅一下历史，便会清楚，一旦权柄落入对哲学浅尝辄止或对文学如痴如醉的人手中，这类统治者就会把国家糟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个加图[69]的情况，我认为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其中一个大发狂言，扰乱了共和国的和平，另一个则以捍卫罗马人民的自由显出自己的聪慧机智，但实际却把自由彻底毁掉。接下去的有布鲁图[70]和卡修斯[71]一类人，有格拉古兄弟[72]，甚至还有西塞罗本人，他给罗马共和国带来的灾难，一如狄摩尼西带给雅典的灾难一样。至于马可·奥勒留[73]，我们姑且承认他是个好皇帝，但我仍然可以说他不配当好皇帝这一荣誉，理由是：他在自己的臣民中不受欢迎，原因恰好就在他是个十足的哲人。即使承认他是个好君王，但毫无疑问，他留下了那么个儿子，因而给罗马造成的祸害超过了他治国有方给它带来的益处。实际上，这类专心致志于研究智慧的人，总是干什么事都倒霉透顶，尤其在传宗接代的问题上更加如此；我猜想，这是因为“大自然”想要保证智慧的祸害不会谬种流传吧。也正因为这样，众所周知，西塞罗生下了个堕落的儿子，而伟大哲人苏格拉底的孩子们肖其母甚于其父，有人把话说得相当巧妙：意思是说，他们都是些蠢才。

（二十五）要是这些人只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驴子面对竖琴”的角色，而不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件事上都显得十分无能，那么人们对此不管怎么说还是会容忍的。你不妨请一位贤人就餐，准会见到他不是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就是提出一些恼人的问题。你还可以请他跳舞，到时间你准会见到一头骆驼昂首挺胸，高抬脚跟地既舞且蹈。要是你把他硬拉去参加公共游艺会，光是他那副脸孔就足以把观众的兴致一扫而光。他要是无法让自己那副阴沉沉的脸色收敛起来，就得像贤人卡图那样，被迫离开剧场。如果他凑进来参加谈话，突然间，就会像寓言里面说的狼来了。如果需要去买点东西，或者安排点什么事，实际上是说，任何一件如不去做则日常生活就无法过下去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只好把你的贤人叫做傻瓜，而不是人。他对自己也好，对国家或家庭也好，都不可能有任何用处，原因在于他对生活世事一无所知，而与世人的正常想法和通常做法也相去甚远。这一来，他也不为人所喜欢，个中原因是在世俗的生活与他的心智之间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不是由愚人中的愚人干出来的蠢事。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跟其余的人作对，那我倒要请他带头学习提蒙[74]，跑到荒野中去，在那里，他可以在孤独中享受自己的智慧。

（二十六）还是话归原题吧，让咱们举出那些出自于山林之中的人为例吧——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带进文明社会呢，要不是说些恭维话还能是什么呢?这也就是安菲翁[75]和奥菲士[76]的竖琴的意义所在。当罗马暴民密谋暴动之际，到底是什么使他们重归平静呢?难道是哲人的演讲吗?决非如此。这是编造出来的有关胃和身体其他部位关系的一个荒唐可笑的故事。地米斯托克利[77]讲过一个有关狐狸和刺猬的相类似的故事，也产生同样的效果。有哪个贤人的话能收到像塞多留[78]那头虚构的白鹿的效果呢?或者像虚构出来的有关著名的斯巴达人连同他的两只狗的可笑轶事，以及拔马尾毛的故事呢?[79]更不要说弥诺斯[80]和努马[81]了，他们两人都是靠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故事来统治愚蠢的暴民的。正好是这类荒谬绝伦的东西使得那强有力的巨兽服服帖帖，这巨兽就是普通老百姓。

（二十七）可是有哪个社会曾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那里，或从苏格拉底的学说中吸取治国之道呢?还有，到底是什么促使德西乌斯[82]王朝选择把生命献给盲府之神，并把昆图斯·库尔提尔提乌斯[83]带进深渊，难道不是为了虚荣，那最迷人的海妖?尽管这受到你的贤人们的极大遣责。他们说，一个人为了竞选公职便去游说选民以期赢得选票，于是用送礼来收买人心，求得支持，期望得到所有那些愚人的欢呼喝彩，而当愚人高喊赞成之时，他便为之自鸣得意；接着，在胜利的时刻到来之际，他像一座雕像般被抬着到处走，好让公众观光，最后是铸成铜像，竖立在市场上，你说世间还有比这样的人更加愚蠢吗?接着，姓名发生了变化，至高无上的荣誉授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精心设计出来的官方仪式把罪恶多端的暴君奉若神明。所有这一切全都是愚蠢的，人们需要有更多的德谟克利特来对付此类荒唐愚蠢的行径。所有的人对此都表同意。可是，正好从这个源头里面涌现出勇敢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从而在许多妙笔生花者的作品中被捧上天。同样的这种愚蠢创造出社会，并维护了帝国、官场、宗教、法庭和议会——实际上整个人类生活无非就是一场愚蠢的游戏。

（二十八）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艺术。世上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把人的天赋才能激发出来，发明出他们认为是卓越非凡的许多学科并传诸后代呢，难道不是对名声的渴望?人们辛苦工作，汗流浃背，彻夜不眠，想获得某种最无用的空名，从而显出他们是十足的愚人。与此同时，你生活中得到许多重大的恩赐，恰好要归功于“愚蠢”，而最愉快的事则是你要感谢别人的疯狂，给你带来了欢乐。

（二十九）好吧，既然我已证明，我的勇敢和勤劳一定会获得称赞，那么我对自己的深谋远虑不也可以继续要求得到赞扬吗?我会听到有人出来说话：你这不是要让水火相容吗?不过在这里我仍然相信，我会成功，只要你像往常一样，拉长你的耳朵，集中你的注意力就行。首先，如果深谋远虑是靠经验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深谋远虑的光荣是否应归贤人所有（须知贤人部分地由于行必思礼，部分地由于胆怯而无所作为），还是应将此光荣归诸愚人?因为愚人不知世间有规矩，因而凡事无所不敢，也不知危险为何物，因而无所顾虑。贤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古人书，并从古人的言谈中学到一些纯属虚无飘渺的东西。愚人凡事身体力行，自己对付遇到的种种危险，因而获得我确信其为真正的深谋远虑。荷马虽双目失明，却能洞察事理，他说：“阅历过世事之后，甚至愚人也变聪明。”因为有两种障碍阻止人们靠经验去明察事理，其一是损害人们判断力的做事凭规矩的意识，其二是一见危险露头便缩手缩脚，不敢动弹的恐惧心理。“愚蠢”则美妙无比地使人摆脱两种障碍。至于摆脱重重顾虑，凡事敢于一试会得到多大的利益，世人知者并不多。

如果说人们宁愿深思明辨，说那来自对生活所形成的种种见解，那么，请你倾听：那些以此自豪的人，实际上与深思明辨相去甚远。首先，如所熟知，所有世上人事全都像亚西比德[84]所描述的赛利纳斯盒上的人像，有两个完全相反的面像，因此，一如他们所说的，一眼看上去是死的，要是你往里面看却是生的，反之也同，生的却是死的。同样的道理可适用于美与丑，富与贫，默默无闻与大名鼎鼎，博学多才与孤陋寡闻，刚强有力与软弱无能，出身贵族与门第卑微，幸福愉快与伤心悲哀，交上好运与命运乖蹇，朋友与敌人，健康与损害——其实，只要你打开赛利纳斯盒一看，便会发现一切刹那间全都颠倒过去。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所表达的这种情况过于哲理化，好吧，就让我来个直言直语，正如俗话所说，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一提及帝王有钱有势，咱们大家全都看法一致。可是，如果他缺乏一切精神上的美德善行，对什么都不满意，那他肯定是个最贫困的人。如果他坏事做尽，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可鄙的奴隶。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其他诸事进行哲理阐释，不过这一个例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有人会说，这件事的意义何在?那就请你听听，我们是怎样展开论点的。当演员们正在台上演剧，有人试图剥下他们的面具，让观众看清他们的真面目，这个人当然会把整出戏给弄糟，他应该挨观众扔石头，当成疯子赶出剧场。因为这时突然间会出现一个新的情景，舞台上的女人变成了男人，青年变老翁，片刻之前还是个皇帝的人突然变成了奴隶，而天神变成了矮小的普通人。错觉一旦归于泯灭，整出戏也荡然无存，因为吸引得观众目不转睛的正好是错觉和虚构。整个人生无非就是一场戏，还能是别的什么?演员各自戴着不同的面具，各演各的角色，直至导演命令他们离开舞台为止。至于导演则时常可以让同一个人穿上不同的服装上台表演，所以这个人披上紫袍演帝王，一下子又穿着褴褛的衣衫演卑贱的奴隶。这无非是一种伪装，但却是演出此类滑稽戏的惟一途径。

现在让我们假定有个贤人自天而降，和我面对着面，坚称，那个大家奉为神明与长老的人甚至不是人，因为他听凭自己情欲的驱使，像禽兽一样，同时他无非是一名最低贱的奴隶，因为他还心甘情愿地为自身七情六欲等诸多邪恶的主人服务。再者，他还要告诉某个正在为父亲举哀的人应该露出笑容，因为鉴于我们的生是一种死，所以死人也无非正在开始还生。另一个自夸门第高贵的人，他会称之为出身卑微的贱货杂种，因为他与美德相去甚远，而美德却是高贵的惟一源泉。要是他对所有其他的人都说同样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大家一定会认为他是个狂热的疯子。世间没有比不合时宜的智慧更愚蠢，没有比理智错位更缺乏明辨事理之忱。要是一个人不让自己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适应，不看最有利的时机，甚至连那句宴会上的格言“不喝酒者请离席”都不放在心上，要求戏剧不要像戏剧，那么，这个人的行为肯定是错位了。另一方面，不要求拥有超越普通人的智慧，愿与世人同样观察事物，并欣然显现出相同的错觉，这才是真正的深谋明辨。人们会说，这才是真正的愚蠢的标记，我是不会出来反对的——只要他们那一边承认这是扮演人生喜剧的方法就行。

（三十）至于我的下一个论点——不朽的神呀！你看我是说出来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可是，这是一件比真理更真的事，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尽管对一件如此重大的事，最好也许是把几位缪斯女神都从赫利孔山[85]上请出来，鉴于诗人经常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便向她们求助。那么，朱庇特的诸位女儿，就请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证明谁也无法接近那贤人称之为极乐城堡的完美的智慧之域，除非“愚蠢”前来指引道路。首先，大家承认，一切感情都属于“愚蠢”，这一点恰好就是把贤人从愚人那边划分开来的标志所在；贤人受理智支配，而愚人则为感情所左右。所以斯多葛派学者把一切强烈的情感从贤人身上隔离开去，仿佛这全都是瘟疫一样。但实际上这类感情不但起指导作用，引导人们迅速驶向智慧之港，而且举凡实行美德处，这类感情就会成为强大的刺激物，激发人们去做好事。可是，双料的斯多葛派学者塞内加对此却强烈反对，他把贤人身上的一切感情全给剥夺无遗。他这么做的结果，是弄得那个人身上一无所有，于是不得不在这块空荡荡的地方安上一个“捏造”出来的新的神，这个神无论在何处过去未曾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的确，说得坦率点，他所创造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大理石像，缺的就是人类的感觉和感情。

好吧，要是这就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可以去欣赏这贤人，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去爱他，和他一起生活在柏拉图的共和国里或理念之邦，只要他们愿意，也可生活在坦塔罗斯[86]的庭园里。有一种人像恶鬼一样，对天生感情无动于衷，也不为爱或怜悯或其他任何感情所动，他像块硬燧石或帕罗斯岛的岩石又僵又硬，有谁见到这样的人不胆战心惊，逃之夭夭呢?他什么也不放过，从不受骗，他像林克斯[87]那样对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估量一切，毫厘不差，对无论什么从不宽谅。他自信，自满，认为只有他才配得上既富裕又健康，既是帝王又自由自在——实际上是一切无与伦比，只有自己的意见是至高无上的。他觉得不需要有朋友，也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他毫不犹豫地把众神推开，而生活中碰到的任何事，他都视之为疯狂古怪，并置之以嘲笑和轻蔑。不过，这种类型的野兽恰好就是完整的贤人。我要问问你，要是举行选举，哪个城邦会选他当政，哪支军队愿意让他当将军呢，尤其是有哪个妇女愿意有或者受得了这么个丈夫，哪家东道主想要这样的客人，哪个仆人愿意服侍有这种脾气的主人?谁都宁愿从普普通通的愚人当中挑选一个出来，这个人既能管理愚人，也能自己作为一个愚人服从愚人的管理，能使那些像他本人的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感到满意。他的妻子觉得他和蔼可亲，朋友觉得他令人愉快，餐桌上情趣相投的客人，饮酒时的好搭档，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把大家关注的事视为自己关切的事的人。而贤人却真惹人扫兴，我早已领教多了，所以我想把话头转到更有益的话题上去。

（三十一）现在，正如诗人说朱庇特能做到的那样，假定有人从极高处俯瞰世人的生活，他见到的真不知有多少灾难伴随着人生！人一出生便痛苦又可怜，他的抚育培养令人厌烦，他的童年充满危险，他的青年时期劳苦度日。老年是一种负担，而死亡则是一种无情却必然之事；疾病的大军结集在他四周，灾祸在埋伏着等待，倒霉之事时刻准备进攻。世间没有一件事不带着强烈的辛酸苦味，更别提人对人干尽坏事，例如造成贫困、关进监狱、杀害、毁坏名誉、摧残、变节、背叛、侮辱、诉讼和欺骗。显然我列举这些是在试图数沙粒，做徒劳无益的事。人到底干过些什么事应受这种罪，或者神怎么生那么大的气，让人一生下来就苦难重重，这方面我暂且不谈。不过，任何一个人只要对此事进行思考，一定会对米利都[88]少女所树立的榜样加以首肯，不管这榜样是多么悲惨。但那些因厌世而自戕的到底是些什么人?难道不是和智慧紧密相联的人吗?这方面我不去说第欧根尼[89]、色诺克拉底[90]、加图、卡修斯和布鲁图这些人了，即便是那半人半马的著名怪物喀戎[91]，要不是自选死亡之路，本来是可以永生不朽的。我想，这件事会向你表明，要是智慧布满人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需要更多的粘土和第二个普罗米修斯[92]来塑造人。

然而，我来了，每当情况不妙时，我总是带着无知兼不介意的心情，时常还处之泰然，加以忘却，有时希望情况有所改善，还尝到点快乐的甜味，我就是如此这般地给予各种痛苦以帮助的。我这样做收效极大，人们甚至在命运之线已尽，生命早已一步一步地离开他们时，还是不愿离去。他们眷恋人生的理由越少，就越能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浑然不知人生厌倦为何物。多亏了我，你们才到处见到一些老人，年龄已经达到内斯特的岁数，看上去不太有人样，说起话来叽里咕噜，老态龙钟，牙齿掉光，一头白发或者秃头——更确切点用阿里斯托芬的话说，就是“肮脏、佝偻、一副可怜像、秃头、无牙”。可他们还是对人生兴味无穷，渴望返老还童，所以有的人染深白发，有的人在秃头上盖个假发，有的人可能从猪嘴里拔出猪牙做假牙，而另外有的人则对某个少女着了迷，干出了比青年人在情爱中更出格的蠢事。因为任何一个真正骨瘦如柴的老人，纵使一只脚已踏进了坟墓，今天还会讨个娇嫩的少女做妻子，即使她没有嫁妆，准备和别人结伴也行——这是常见的事，几乎总是成为人们夸耀自豪的事。不过，更有趣的是见到那些老太婆，肩负不起岁月留给她们的重担，看上去像是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僵尸。可她们还是到处跑，说是“人生真好”，照样处于发情期中，正像希腊人说的“渴望来个配偶”，于是她们花大钱勾引年青的法翁。她们不断用化妆品往脸上涂，用小镊子拔掉茸毛，让松垂萎缩的胸脯隆起来，她们夹在少女里面喝酒、跳舞以及匆匆涂写情书，总是试图用娇滴滴的颤声来把衰退中的情欲激发起来。所有这一切令人对其所做所为哄堂大笑——这是绝对的愚蠢；可是，她们却自鸣得意，过着一种充满甜蜜幻想的最快乐的生活，她们所有的幸福归功于我。那些认为这过于荒谬可笑的人，务请你们掂量一下，看看她们到底是过着这么一种让愚蠢弄得蜜甜甜的生活好呢，还是跑去找寻那根众所周知的横梁悬上去自缢好呢?这种通常不被赞许的行为对我的愚人来说完全不算一回事，因为无论他们是否觉察出这里有什么不对的事，他们都觉得无须加以注意。要是一块石头打在你的头上，那它给你带来了确确实实的伤害，可是羞耻、不名誉、责备和侮辱等，只有当你意识到它们时才会感到受损害。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你根本就不会有受伤害的感觉。听众向你发出嘘声表示反对，要是你为自己鼓掌的话，又有什么不好?只有“愚蠢”会使这成为可能。

（三十二）现在我相信我能听见哲学家们提出的反对意见：生活在愚蠢、幻想、欺骗和无知之中只能是一种痛苦。可情况并不如此——那才是人的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把这当成是一种痛苦，须知你们全都是在这种生活方式里面出生、成长和培养起来的，所以这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生活得合乎人性并非痛苦，除非有什么人认为，人之所以可怜，在于他不能像鸟飞，不能像所有其他野兽用四条腿跑路，没有像公牛那样头上长角。照此类推，骏马也可被视为不幸，因为它不懂得语法，不吃饼食，而公牛的不幸则在于它在体育馆里面一无用处。但是，对语法一无所知的马并非不幸，而一个愚人也不倒霉，因为这完全合乎天性。

接着，这些口若悬河的哲人又搬出另一套道理。他们说，人被独特地赋予掌握专门知识的能力，因此哲人有可能帮助人用智慧来弥补大自然没有给予的东西。但是，难道这个对蚊虫花草都细加留神、无微不至的大自然，对人反而粗心大意，弄得人需要各种专门知识?须知此类知识是臭名昭著的人类凶神透特[93]设计出来的，成为自然界最大的祸害。对幸福来说，此类专门知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实际上倒会妨碍其所要服务的事物本身，正如柏拉图著作中那位聪明的国王在讨论文字的发明时言简意赅地证明的那样[94]。就这样，专门知识和人类生活中所有其他祸根偷偷地渗了进来。它们都是由同一批要对每件邪恶之事负责的魔鬼带进来的，“魔鬼”之所以得其名，是因为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意为“有学识者”。

但黄金时代的质朴的民众并没有学习专门知识，他们只靠天生本能的指引来生活。大家说的都是同样的语言，说话的惟一目的是使意见交流得以进行，还需要什么语法呢?没有冲突意见之争，论证法也派不上用场；谁都不会找邻居的麻烦，所以修辞学没有用处；有坏习惯在前，就需要好法律跟后，没有坏习惯，法学也无用武之地。他们在信仰上非常专诚，所以不会产生出不虔诚的好奇心去探索自然的奥秘，去测量天体，去计算它们的运动和影响，并寻求宇宙的隐秘。他们认为，世上凡人如企图知道天赋给他的命运以外的事，那是一种亵渎行为。他们也从未想入非非，打算去打听天外事。可是，随着黄金时代这种纯洁无邪的特性日趋消逝，正如我说过的，那些魔鬼便创造出各种专门知识来。这类知识开头时门类不多，从事研究者也少，可到了后来，由于迦勒底人的迷信加上希腊人的无聊轻薄，成百上千个增添进来，简直把人的智慧给搞乱了——的确，仅就语法一科而论，就足以使人一生苦恼绵绵。

（三十三）然而，在这些专门学问当中，受到最高度重视的是各种最接近常识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最接近愚蠢的东西。神学家挨饥受饿，专门知识家遭到冷遇，占星学家受人讥笑，而逻辑学家则为人轻蔑，只有“医生一个人具有许多人的价值”。医生越无知，越鲁莽，越粗心大意，他的名声就越高，扶摇直上，甚至在王公贵戚中流传。实际上今天许多开业行医者的医术，就真的只不过是一种吹牛拍马之术，一如修辞学那样。紧跟在医生后面，那些小法律家位居第二。也许他们原来应占首位，不过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法律家的职业与驴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并经常加以嘲笑，可我却不愿意也这样。话又得说回来，这些驴子，事不论大小，动动嘴全能包办。他们的领域成倍成倍地扩张，可是神学家翻遍了书架，想掌握整个神示，却弄得只好边啃干豆，边跟臭虫和虱子进行无穷无尽的战争。这样看来，令人感到更愉快的知识门类是那些与愚蠢更加紧密相连的门类，而最幸福的人则是那些与任何学问都不打交道的人，他们惟一遵循的只是自然。我们决不会发现自然不合格，除非我们突然心血来潮，想要跨越过人的范围去干什么。自然憎恶任何虚假伪造，举凡没有遭到虚伪行为损害的事物，都会证明是更幸福的。

（三十四）难道你看不出，在所有其他生物里面，生活最幸福的莫过于那些与专门知识的培养最不沾边，只拜自然为师的生物。蜜蜂甚至缺乏一切天生的本能，可它们却是昆虫中最幸福、最了不起的。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无法跟它们的建筑结构相比美，同样的，任何一个哲学家也无法建立一个像它们那样的国家。再拿马来进行对比，马的本能几乎与人相同，养成了与人共享生活的习惯，因而也得分担人的不幸。要是它在竞赛中失败，便会感到羞耻，所以它时常发生呼吸急促死去；而当它在战场上争光时，它遭受到刀戳，同它的骑者一道倒地死去。我不必详细叙述——锋利的衔铁、踢马刺、监狱般的马厩、鞭子、棍棒、缰绳、骑者，自愿服苦役的悲剧，这全都是马仿效人类坚韧不拔的精神，向敌人复仇而自愿去忍受的。还是苍蝇和小鸟的生活可羡慕得多，只要它们不落入人所设的圈套，便照样可靠天生的本能活在当下。一旦它们被关进笼子里面，被训练去模仿说人话，它们所有天生的光彩便告黯然失色，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自然的创造物比起艺术虚构出来的东西更加令人感到愉快。所以我对那头确实曾经是毕达哥拉斯本人的雄鸡[95]赞不绝口。当雄鸡轮流成为哲学家、男人、妇女、君王、平民、鱼、马、青蛙，甚至海绵之后，我相信，雄鸡确信人是动物中最不幸的，原因只在于所有其他的动物都安于本分，只有人企图越出天赋给他的局限之外。

（三十五）另外，毕达哥拉斯雄鸡在众人中间宁愿要愚昧无知的人而不要学者和大人物。格吕洛斯[96]比那个“具有多种气质的奥德修斯”[97]聪明得多，他宁愿在猪舍里发出呼噜声，而不愿参加多次冒险的行动。荷马这位神话之父似乎持有相同的意见，因为他把所有世人视为“不幸”和“苦难重重”之辈，并时常把智慧的典型人物尤利西斯[98]描绘成是“不幸的”，尽管他不曾对帕里斯[99]、埃阿斯[100]或阿基里斯[101]也作这样的描述。个中原因十分清楚；这个精明机警的人做任何一件事都让雅典娜给他出主意，他聪明过了头，越走越远离了自然的指引。因此，在世俗凡人当中那些努力追求智慧的人离开幸福最远；他们实际上是双料蠢材，原因完全是由于他们无视自己生来是人这么个事实，千方百计想要过永生之神的生活，于是像巨人那样，起而向自然造反，用专门知识充当他们作战的手段。刚好相反的是，那些和不能说话的动物的愚蠢天性最接近，想做的事没有超越出人的智能之外者，不幸之事最少。

现在，让我们看看，能不能用简单的事例来证明我们的观点——无需去为斯多葛派的诡辩苦恼操心。天哪，难道最幸福的人不是由那些通常称为白痴、蠢人、笨蛋、傻子之类在我看来都是了不起的名字的人组成吗?也许，我正在说的这些乍看上去似乎是既愚蠢又荒谬，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深刻的真理。首先，这些人不怕死，这就使他们摆脱了不少祸害与不幸。他们还摆脱了良心的责备。死人的故事吓不了这些人，他们也不怕鬼怪幽灵。他们不为行将到来的祸害所苦，也不因期望未来的幸福而弄得劳累不堪。总之，他们不为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烦恼忧虑所苦。他们对耻辱、恐惧、奢望、妒忌、爱情无动于衷。最后，要是他们缺乏推理的能力达到了更接近哑巴牲口的程度，神学家向我们保证，他们也不可能有罪。现在，愚蠢的贤人，请把你心灵为忧虑所苦的一个个日日夜夜加在一起——把你生活中所有的烦恼堆在一起，最后，你会认识到，我从什么样的不幸中把我的愚人们拯救出来。你们还会看到，他们一直都心情愉快，嬉戏，唱歌，欢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便把欢乐与愉快、嬉戏与笑声带给别人，仿佛众神把消除人生痛苦的才能赋予他。因此，尽管人们对其他同胞各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愚人们却始终为公众所接受，人们找其结伴，为其提供食品，照料其生活，亲切拥抱，困难时给以帮助，任其随便去说或去做任何事。谁也不想伤害他们——甚至野兽也靠天性觉得他们无害，所以也不会去伤害他们。他们的确是生活在众神保护之下，特别是我的保护之下；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受到一切人的尊敬。

（三十六）再者，他们还是君王们的宠臣，受宠的程度如此之深，一旦他们不在身边，许多大统治者饭难进口，寸步难移，或者连一个钟头也挨不下去，所以君王对他们这些愚人的评价，远高于那些脾气不好、自命不凡的贤士，贤士之所以还继续留在身边，无非是摆摆门面。我认为君王更喜欢愚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值得惊异之处。贤人奉献给君王的除了痛苦之外，别无他事，贤人对其学识信心十足，有时不怕说出严峻的真情，让君王那双听好不听坏的耳朵受到强烈的刺激，而那些小丑却能给君王献上他正在寻求的东西，例如笑话、笑料、逗乐和开心。此外，让我还告诉你，愚人还有这么一招，是不应受到轻蔑的天赋之才。愚人是惟一说话坦率真诚，道出真理的人，世间有什么比真理更值得赞扬呢?尽管柏拉图让亚西比德引用下面的格言，说真理属于酒和儿童所有，而荣誉则确实应归我。欧里庇得斯[102]有关我的名言可作证明，这个名言说：“愚人说蠢话。”愚人心中想什么，脸上就显现什么，口中也说什么，不过，欧里庇得斯也说，贤人有两根舌头，一根说真话，另一根说捧场话。他有个习惯，把黑的变成白的，并且冷热无常，同一个嘴巴出尔反尔，心里想的与嘴巴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尽管君王的福气好，在我看来他们却似乎格外不幸，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说真话，只能把阿谀谄媚的人当成朋友。或许有人说，君王的耳朵避开了真理，他们躲开了贤人，就怕有谁大胆畅所欲言，说出真话而不是悦耳之词。实际的情况是，帝王的确不喜欢真理，但此事所造成的结果对我的愚人却是令人惊奇的。愚人能说真话，甚至打开天窗说亮话，挖苦骂人，可是听者却感到津津有味，乐从中来。的确，说出这些话会使贤人丢掉性命，可是由小丑说出来时却出人意料地趣味横生，令人为之倾倒。因为真理具有一种使人愉快的真正力量，只要设法说得不伤人便行，不过众神只把这种本领授予愚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格外让妇女高兴，因为妇女天生就钟情于逸乐与浮华之事。此外，不管妇女怎样和愚人混在一起，甚至当事情变严肃的时候，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愚人也总是能把严肃事变成开玩笑和戏谑。女性真有办法，尤其善于把自己所干的事遮掩起来。

（三十七）让我们把话题回到愚人的幸福上来。愚人一生过着充满欢乐的生活，既不怕死也不知死之为何物，过完这生活之后，他们直升极乐世界，在那里，他们耍的那套把戏可以让先到这里休息的虔诚灵魂开开心。现在让我们把一个贤人的命运拿来和这个愚人作一比较。试设想有这么个十分完美的贤人，我们拿他来和小丑进行对比。这个贤人把自己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光阴全都花在探求学识上，他失去了一生中最幸福的那部分时光，整天在没完没了的不眠之夜、辛劳和操心中度过，而在剩下来的时光里他也未曾尝到点滴的快乐滋味。他始终都很节约，过着贫困的生活，一副可怜相，脾气暴躁、严厉，对己过分苛刻，和同伴难以相处也不受欢迎。他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病魔缠身，双眼迷糊，未老头先白，一副衰老的模样，筋疲力尽，行将早逝是势在必然了。像这样的人早死慢死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从来就没有生活过。在这里你看到了一个贤人活灵活现的图像。

（三十八）你看，“画廊学派青蛙”[103]又冲着我出来咯咯叫了。廊蛙说，世上没有比疯狂更糟糕，而蠢得出格的愚人便和疯狂近在咫尺，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疯狂只意味着头脑失常；可是这帮廊蛙却彻头彻尾错了。所以不管他们的论点多么精妙入微，只要缪斯女神给我们以帮助，我们就能把他们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苏格拉底指出一个单一的维纳斯和一个单一的丘比特是如何被一分为二的，因此，这些逻辑大师的确也应对两种疯狂形式加以区别，如果他们想要让自己表现得心智健全没有疾病的话。因为并不是每一种疯狂形式都是祸害，要不然贺拉斯就不会提问说：“难道是令人一往情深的疯狂在蒙骗着我?”而柏拉图也不会把诗人、预言家和恋人的狂热列入生活中的主要幸事之列，女预言家也不会把埃涅阿斯的伟业视为疯狂。疯狂的本质的确是两重性的。其一是由复仇女神从地狱里带出来的，她们把毒蛇放出来袭击人们的心灵，使之渴望战争，贪得无厌地谋取黄金，乱搞见不得人、受到禁止的爱欲，弑亲，乱伦，亵渎，或干其他罪恶；有时则会在从事罪恶勾当时，受到良心谴责的人遭受复仇之心和恐怖的强烈火焰的折磨。另一种疯狂却极不同，人人都以先得为快，举世都认为是来源于我。每当欢乐的心情如脱缰之马，让心灵摆脱诸多忧虑牵挂，并借各种各样的快乐之助，使之恢复过来之时，这种疯狂就发生了。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104]的一封信中把这当成他梦寐以求的幻想，并视之为众神的恩赐，因为这种疯狂一定有力量使人从深感痛苦中解脱出来。贺拉斯笔下的希腊人也切中要害。这个希腊人的疯狂无非就是整整几天单独一个人呆在戏院里，边放声大笑边鼓掌，自得其乐罢了，因为他相信，妙不可言的戏剧正在舞台上演出，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演剧，至于他生活中的表现，却是行为甚佳：

他让朋友感到愉快，他对妻子体

贴，能宽恕仆人，也不会因为一

瓶密封的酒被人开启便勃然大怒。

当他的亲人出面干预此事，给他治疗，终于使他完全神志清醒，恢复健康，可他却埋怨朋友：

他说：“我的朋友，这不是使我得

救，而是杀死我，夺走我的欢乐，

用暴力剥夺我享受乐趣的东西

——我内心的联翩浮想。”

他的确也说得很对。他们是在自己骗自己，他们比起他来，更需要用治疯草来治疗，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令人感到愉快和幸福的疯狂形式是一种痛苦，非用药剂消除不可。

但我还拿不定主意，是否任何异想天开的行为或精神迷乱都应称为疯狂。一个视力模糊的人把驴当成骡，或者一个人把一首写得很蹩脚的诗当成优秀诗篇大加赞扬，当然不应被视为疯子。可是某个在智力判断和认识上出错的人，特别是连续出现这种情况，并且超越出公认的习惯，那么这个人肯定会被贬为迹近疯狂。例如一个人听见驴叫便以为是听见美妙的交响乐，或者某个可怜的出身低微的穷人，却想入非非，认为自己就是吕底亚王克罗伊斯[105]，那肯定会被视为迹近荒唐。但这一类疯狂却往往真叫人高兴，无论对那些为疯狂所困的人也好，或者对那些目睹疯狂事而本身非属同样疯狂的人也好，因为这种疯狂形式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加广泛。一个疯子会嘲笑另一个疯子，各人都让对方感到其乐融融；而你时常会见到那个发疯更厉害的人对着另一个不那么厉害的人笑得更大声。

（三十九）按“愚人”的意见，一个人疯疯癫癫越是花样百出，他就越幸福。只要他的疯狂行为不越出我独占的领域就行。这个领域的确非常广阔，我看全人类里面未必能找到一个一辈子聪明无误，不为任何荒唐事所惑的人。人与人如有所不同，也仅属程度而已。把葫芦瓜当成女人的人被认为是个疯子，因为这种情况确属少见。可是，妻子有许多情夫，当丈夫的却郑重保证，说她比珀涅罗珀[106]更加贞洁，并为自我陶醉的错觉而庆幸。对这么个人谁也不会认为他是个疯子，原因是这种情况在婚姻生活中随处可见。

那些除了猎取野味，对别的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的人也属于这一类，他们声称，可怕的狩猎号角声和猎犬的吠声一传出，他们心中便涌现出一股难以相信的快乐感。我想，狗屎在他们闻起来就像是肉桂一样，而野兽被分割成碎块时他们觉得多么痛快！普通百姓当然也能把牛羊肉剁下来，可是要把猎物切割开，只有出身高贵的绅士才有权这么做。绅士头不戴帽，屈着腿，手持特制的庖刀（用任何别的刀具便会被视为是一种亵渎），按照一定仪式的程序，用符合仪式的姿势，现出一副恰到好处的庄重表情，切下规定的部分，而众人则一言不发，在四周围观，对这种举行过千百次的壮观场面露出羡慕之情，仿佛这是一次新的仪式。接着，要是有谁运气十足，尝到一口猎物的滋味，这个人就会飘飘然觉得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上升。他们这种连续不断狩猎和吃食野味的行为，得到的无非就是本身的退化——他们实际上本身变成了野兽，尽管自以为过的是配得上帝王的生活。

还有一类人的情况也与此极为相似，他们永不满足，为修房建宅弄得精疲力竭，一下子把圆的改为方的，一下子又把方的改为圆的，没完没了一直在那里干，直至他们完全破产，无处可供住宿，无物可以充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已经有好几年的时光享受过好日子吗?接下来我认为还应提起这么一类人，他们用种种新奇而又神秘的方法，一直力图改变自然的面貌，于是地上海里到处搜寻第五元素[107]。他们在蜜甜甜的希望的诱使下，不怕辛劳，不惜资财，奇妙地独出心裁，经常想出一种可以重新欺骗自己的东西。他们继续借自欺以自娱，直至手无分文，连筑个小炉灶的钱都花不起。即便如此，他们仍继续做美梦，全力以赴，激发别人去享受同样的幸福。当一切希望最后全告破灭时，他们仍然搬出个格言来安慰自己：宏图中见意愿，足矣。接着，他们责怪生命苦短，不足以完成他们的伟业。

让我们来看看赌徒的情况吧。他们是否应归入我们的行列，我有点拿不定主意，尽管他们不少人装出一副蠢相，让我们发笑。他们全都醉心于赌博，一听到骰子发出急速滚动的声音，他们的心便砰砰地跳个不停。获胜的希望吸引着他们往前冲，以致全部家财如遭受船难，毁于一旦。他们的船触上了赌博之礁，其可怕的程度不亚于马雷亚海角。[108]他们设法从水中爬上来，赤裸裸一无所存，他们于是可以欺骗所有人——除了赢家之外。他们不想让别人认为他们不诚实。现在他们已是老年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他们仍戴上眼镜继续赌博，而当咎由自取的风湿病弄得关节动弹不得时，他们仍然雇人替自己投骰子。要是此类赌博不会时常变成凶狠的吵架，接着又发生与复仇女神有关而与我无关的事，那可真是愉快之至。

（四十）不过，毫无疑问，还有一种性格与我相同的人，他们喜欢听或者说令人惊奇的事以及虚构出来的东西。只要鬼怪、幽灵、妖精、死人以及数不清的各种令人惊异的事还在讲，他们听故事的胃口就永不满足。这类故事讲得越逼真，人们就越相信，越听越悦耳。这类故事不但奇妙地可供打发冗长乏味的时光，而且对传教士和煽动家尤其有利可图。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那些怀有愚蠢但却令人愉快的信念的人，他们相信，只要见到巨大的波吕斐摩斯的雕像或画像，他们当天就肯定不会死去；或者，如果有谁用规定的表白书向圣巴尔巴拉[109]的塑像求愿，那他作战归来时不会负伤；或者，要是某人在恰当的日子，带着恰当的几根蜡烛，加上恰当的一点祷告向圣伊拉斯谟[110]致意，那他很快就会变成富人。他们已经得到了第二个希波吕托斯[111]，可是在圣乔治[112]身上，他们也发现另一个赫拉克勒斯。[113]他们虔诚地用马饰和护身符打扮圣乔治的马，实际上是在敬奉它。人们希图用一点新的小礼物来求得它的恩赐，而对着圣者的铜盔起誓则适合于帝王。我对那些凭幻想来原谅自己罪恶，以此自欺自慰的人该说什么好呢?他们仿佛用水钟计量自己在炼狱中的时间长度，计算有多少个世纪、年、月、日、时，好像这里有一张计数表可供准确计算似的。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靠着某个虔诚的江湖骗子想出来的魔法符号和祈祷模式（那本是供他自己娱乐或盈利之用的），指望获得财富、荣誉、快乐、富裕、永恒的健康、长寿、精力充沛的老年，最后，还指望在天上得到一个紧挨着基督的座位。不过，这并不是他们立刻想要的天赐之福，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拖到最后的一分钟，也就是说，今生的欢乐已无法紧抓不放，只好让路给即将到来的天上欢乐了。

举个例：某个商人、士兵或法官相信，他只需从一大堆掠夺来的钱财里面拿出个小硬币，便可一劳永逸地把自己造成的像整个雷尔纳沼泽[114]那样脏的一生洗刷干净。他相信，所有他的伪证、贪欲、酗酒、争吵、谋杀、欺诈、叛变和背信弃义，都可以采用达成协议的办法而一笔勾销，并且用这么一种办法，使他现在又可以自由自在重新着手去干新一轮的罪恶勾当了。有人指望获得最高幸福，便每天反复颂读《诗篇》七小节——据信这是某个恶魔给圣贝尔纳[115]指出来的有魔力的诗节，你说还有比这更愚蠢，我想，也可以说更愉快的事吗?毫无疑问，他是个爱开玩笑的恶魔，不过，与其说他聪明，不如说他愚蠢，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竟落入自己设置的圈套。像这样的事真是愚蠢到顶，我自己几乎要替它们害羞脸红，可是，它们竟赢得普遍的称赞，不但在庶民俗众中如此，而且在那些以宗教为职业的人中间也如此。各个独特的地区都认为自己有特殊的圣人，这种情况到处大同小异。这些圣人各自被赋予特殊的力量，也受到特殊的崇拜，因此，有的圣人会给人治牙痛，有的帮助给产妇接生，有的把被偷之物归还原主，有的在船舶失事时充当救星，有的出来保护飞禽走兽，如此等等，难以尽言。有些圣人的灵性遍及数种事物，最显著的是圣母玛利亚，因为一般庶民百姓几乎都认为多种灵性应归她所有，而非其子。

（四十一）但是，人们向这些圣人祈求的，除了属于愚人所有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呢?在你见到的某些教堂的墙壁上，从下面到屋顶挂得满满的全部谢恩奉献物里面，是否见到过有一件是因为避免了愚蠢或因为得到一点点智慧而来谢恩的?前来谢恩的人中有的是因为免于灭顶之灾，有的让敌人的刀剑戳穿却依然死里逃生，有的大胆地（也可以说是幸运地）逃离战场，让他的伙伴们去继续战斗。有的从绞刑架上放下来，多亏某个与盗贼为伍的圣人之助，他又可以继续去干那种让财富压身的人减轻负担之事了。这个人之所以前来谢恩，是因为破狱而出，那一个则因发烧得到康复，让他的医生们大为恼火；不过，还有个人吞下了毒药，可毒药却变成了清洗肠胃的一服泻剂，不但没有毒死他，反而让他康复过来——他的妻子因此白花了心血和钱财，一点也不高兴。有的人马车翻了车，可他却没有受伤，驱赶着马匹回家。有的人房屋倒塌，却安然无恙。有的给丈夫当场抓住，但仍逃之夭夭。可是这些人当中，谁也没有因为摆脱掉愚蠢便表示谢意的，不聪明乃是令人感到愉快之事，因此凡人俗子宁愿祈求从一切事物中获得解脱，而不是脱离我这个愚人。

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辛苦地跋涉于这个迷信的海洋：

即使我有百舌百口，

有刺耳的声音，

我也无法数清愚人的类型，

列举每种愚蠢的名字。

基督教徒平庸的一生中到处充满各种各样的这类愚蠢，且对此类愚蠢总是欣然首肯，给予鼓励，教士们对由此可能得到的利益并非一无所知。与此同时，要是有那么一个令人讨厌的自作聪明的人站起来，打断教士的话，说出下面这些确凿的事实：“要是你在生时乐善好施，死时便不会郁郁不乐。你要赎罪，就必须憎恨不道德行为，必须流泪、彻夜不眠、做祷告，改变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再加上那一笔你已经交上来的小款。要是你试图仿效圣人过生活，圣人就会出来庇护你。”——我再重复一句，要是你的贤人开始脱口说出这些令人不安的真情，到时你会明白，他是怎样迅速地摧毁世人的内心平静，使其陷入混乱之中。

应归入这类之中的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便写下明确的指示，规定他们需要的是怎样的葬礼，甚至详细列举出需要几根蜡烛、多少件黑斗篷、多少个唱葬歌的人、雇多少个职业送葬人，仿佛届时他们有可能回过头来察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或要是尸体没有得到隆重辉煌的埋葬，死者就会蒙羞似的。他们像是一些新选出来的官员，正在想方设法安排一个公开的展览会或一次盛宴，他们的热心就在于此。

（四十二）我必须加紧说下去，但我不能避而不谈那些身份低微可是对高贵的空头衔感到格外自豪的人。这类人中有的把自己的家庭出身追溯到埃涅阿斯、而鲁图，乃至阿尔图洛斯[116]。他们到处展示自己祖先的雕像和画像，把曾祖父和高祖父全都摆进去，对所有古老的姓氏全都记在心头。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们自己无非就是一些哑巴石像，比起他们拿来展览的雕像还差得远。可是，由于称心如意的自爱之心，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世上总存在着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的愚人，把这类粗野的人敬奉为神。

不过，我无需这样接二连三举例为证，须知到处都有数不清的人因自我怜爱而感到幸福无穷。有人长得比猿猴还丑，可自以为可与尼留斯[117]比美，有人用圆规只不过画出三个弧形的东西，便以欧几里得自居。还有个“对着竖琴的驴子”，声音比公鸡叼住母鸡时发出的咯咯声更难听，可他却自以为唱得像第二个赫尔摩金尼斯[118]。不过，令人最感愉快的蠢样，倒是许多人自夸家中出天才，好像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作为这方面的例子是塞内加著作中双重幸运的富人。每当他有什么故事要讲时，他总是让仆人呆在身边，低声说出一些人物的名字。尽管他非常虚弱，几乎连一点生气也没有，他仍然准备好接受一场拳斗的挑战，深知家里有许多强壮的伙伴可作靠山。至于那些以技艺为业的人，对他们我该说什么呢?他们都各有其特殊形式的自爱之心，而你更可能见到的是一个宁愿将祖传的地产放弃，而不愿将其才华所系的领域让出一寸的人。对于演员、歌手、雄辩家和诗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当中任何一类人越是浅薄无知，其自满、自夸和自高自大的程度就越出格。他们总是能找到气味相投的捧场者，实际的情况是：获得更多赞扬的东西往往更加愚蠢。最糟糕的东西往往最为大多数人所喜欢，原因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多数人容易与愚蠢结伴为伍。而且，要是一个艺术家技艺差劲却对自己越是感到满意，越是受到广泛的赞美，那他为什么非要下定决心去接受专门教育不可呢?首先，这要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接着，他会感到更加紧张、更加忸怩不安，最后，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是结局。

（四十三）一如大自然将其自爱之心灌输给每个人那样，我可以见到，自爱之心又将其共性赋予每个民族与城市。因此，英国人认为，除了别的以外，英国人独占鳌头的有漂亮的相貌、音乐的天才、精美的食品。苏格兰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出身高贵，与英国王家有姻亲关系的殊荣，还有就是他们的言谈论证精巧入微。法国人以风格高雅自居，巴黎人要求格外赏识他们研究神学的聪明智慧超越几乎一切人。意大利人把文化和雄辩之才视同己有，从而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是举世惟一的文明人。罗马人在此类幸福中位居第一，至今依然梦境依稀，陶醉在罗马往昔的光荣之中；而威尼斯人则另有其主见，认为自己出身高贵血统，其乐无穷。与此同时，希腊人以为自身是技艺的创始人，至今仍想象着自己应分享往日杰出的英雄人物的荣光。至于土耳其人和所有那些地地道道的野蛮人则要求承认其宗教，并嘲笑基督教徒在搞迷信。犹太人走得更远，至今仍虔诚地等候着他们的复国救主，至今紧抱着摩西[119]不放。西班牙人认为自己战功赫赫，举世无双，而德国人则以身材高大、精通魔术自豪。

（四十四）我相信，无须我进一步详谈你们便能明白，自爱之情会给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带来多么大的愉快，而自爱的姐妹“谄媚”也能做出几乎同样的事。自爱只不过是自己奉承自己，要是你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那可就变成谄媚了。奉承别人今天已经落得声名扫地，不过这只限于那些重名不重实的人才有此看法。他们认为谄媚奉承是和真诚不相容的，可是，我们只要举哑巴牲口为例，便可证明他们是完全错误的。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比狗更会谄媚奉承，可也没有比狗更加忠诚。世上哪有像松鼠那样迷人的跳法，可是，你往哪里找到对人更加友好的朋友?除非你认为凶猛的狮子、残忍的老虎或者危险的豹子对人的生活更有助益，那当另作别论。的确，人间存在着一种败坏道德的谄媚，许多奸诈者便利用它来进行哄骗愚弄，目的是把不幸的受害人彻底摧垮。可是，我所采用的形式却是来自纯真的善心，它与美德更接近，而胜于其对立面——鲁莽的谴责，也即贺拉斯称之为粗暴难以相处的乖戾。我所采用的形式是使垂头丧气的人振作起来，使悲哀者获得安慰，无情者振奋，冷若冰霜者动情，病人欢乐，任性者自行克制，有情人相伴相随，结合在一起。它吸引儿童去学习识字，让老人快乐，并以不得罪人的赞美方式给君王献上忠告，提出意见。总之，它让所有的人更加一致，让自己看上去更加可爱，这就是幸福的真谛所在。有什么比驴子互相依偎的方式更令人心旷神怡?我暂且不去说，谄媚在你们那著名的雄辩术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医术中起的作用更大，而在诗歌中则起着最大的作用，不过我要概括起来说，谄媚使人感到蜜甜甜，并给人际关系增添上一番甜美的风味。

（四十五）可是人们都说，受骗是不幸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受骗才是糟透了的。谁认为一个人的幸福要看实事如何而定，他们可就错到底了；幸福与否全看他本人的看法如何而定。因为世间人事十分复杂，模糊不清，难以确切知晓，正如那些最不自以为是的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反之，要是人们对任何事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种事多半是对生活乐趣发生干扰的东西。最后，人的心神生来更易受虚假而不是受真实所影响。有谁想要见到发生在身边的此类清晰事例，他只需在布道的时候跑到教堂看看便行。教堂里，每当某个严肃的论点在进行说明解释之时，每个人都打瞌睡的打瞌睡，打呵欠的打呵欠，要不就是坐立不安，可是，如果传道士开始大声叫喊（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演讲），像他时常所做的那样，讲起某个荒谬的故事，听众便会一下子注意力集中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听入了迷。另一方面，要是这里出现一个在寓言中有点名气的神话式圣徒（你如需要举例，可以把乔治、克里斯托弗或巴尔巴拉列入这种类型之中），你便会发现，这个神话式的圣徒比彼得或保罗，甚至比基督本人受到更加虔诚的敬仰。不过，这不是目前要谈的要害所在。

看来这样得到的幸福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可是要得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往往麻烦事不少，甚至像语法这样不关重要的事，要得到它也有麻烦。另一方面，某种意见却极易形成，也同样地易于导致幸福，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假定有个人正在吃腐烂的咸鱼，这些咸鱼在他看来简直像是神仙的食品，尽管别人受不了那股臭味，难道这会影响到他的幸福吗?反之，要是鲟鱼的味道让某个人感到恶心，那它又怎能给生活增添好处呢?如果某人有个格外丑陋的老婆，可在丈夫眼里，她却可与维纳斯女神相媲美，难道她不等于像真正的美人一模一样了吗?有人拥有一幅用红黄颜料涂抹成的拙劣透顶的画卷，却以赞美的眼神欣赏着它，相信这是出自阿佩莱斯[120]或宙克西斯[121]之手，这个人比起那个花费巨款购到其中一位艺术家的一幅真品，却说不定无法加以欣赏的人肯定更加其乐融融。我认识一个与我同名的人，他送给自己新娘几件珠宝的仿制品，可是由于他这个人能说会道，谈笑风生，所以他让她相信，这些珠宝不但货真价实，而且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好吧，如果这个年轻的妇女看上去非常快乐，正在尽情欣赏那色彩缤纷的玻璃珠子，那么，她把这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儿当成稀世之宝小心地珍藏在家里，这对她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呢?与此同时，她的丈夫既省了一笔钱，又可尽情欣赏妻子把假当真的错觉，并让她对他深怀感激之情，好像他是把花费掉大量钱财买来的东西送给了她似的。

有些人呆在柏拉图的洞窟里，只能以惊奇的眼光观察各种事物的形影，并就此心满意足，没有觉察到他们尚有所失。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走出了洞窟，见到了各种真事实物，你说说看，上面两类人有何不同?要是卢奇安笔下的密奇洛斯[122]可以把黄金梦继续做下去，永远致富，他必然没有理由去祈求别的幸福了。因此，在上述两种状况之间，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如果有可供选择之处，那也是愚人的境况会更好些，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幸福无需付出什么代价，只需略费口舌便行，其次，是因为他们与大多数人共同享有这种幸福。

（四十六）的确，快乐除非与人共享，否则谈不上有什么好处。我们都知道，贤人为数微乎其微，总共就只有那个把人。希腊人好几个世纪里，算得出来的贤人充其量只有七个。谁要是对他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一番，我敢保证，他会发现他们当中最多只有一半人甚至只有三分之一人是贤人。其次，就酒神巴克斯应享有什么样的名望而言，除了其他许多事情之外，还应把他能使我们消愁解闷这个最出名的能力计算进去。当然话又说回来，这种消愁的效力持续不久即告消逝，因为酒一醒过来，正如俗话所说，你的烦恼又凯旋了。

我所带来的祝福不是比这更加慷慨和实在吗?我让心灵沉浸在永恒的陶醉之中，欢乐若狂，所有这些得来全不费力气。我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我的一份赠礼，尽管其他众神的馈赠不是均等发放的。并不是任何地区都能酿造出既能消愁又洋溢着巨大希望的高质醇酒。能获得维纳斯的馈赠，天生丽质的人不多，而得到墨丘利的赐予，拥有雄辩之才的人就更少。因致富而感谢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人为数不多，荷马史诗中的朱庇特也不是来者不拒，要权柄给权柄。战神马耳斯时常在战斗中保持中立，不少人前往听阿波罗的神谕，归来时郁郁不乐。农神萨杜恩的儿子会发出闪电，福玻斯[123]则用他的弓箭把瘟疫射到人间，而海神尼普顿毁灭掉的生命要比他救起的更多。至于地狱里的主宰，冥王、纷争女神、刑罚女神、热病女神等等，我不称他们为神，而是凶手。只有我——“愚蠢”，才会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乐于助人。

（四十七）我不期望人前来祈祷，我也不因为某个仪式的细微末节被忽略过去而发脾气，并要求赎罪。要是有人向其他诸神发出请帖，却把我漏掉，害得我连闻一下那盆热气腾腾的献祭品都不行，即使如此，我也不会闹出天翻地覆的事来。其他的神对此类事全都格外挑剔，难以讨好，所以你不去管他们，比起向他们膜拜反而更好、更安全些。有些人情况与此极其相似，他们很难讨好，动辄生气，所以与其与他们为友，不如完全不跟他们打交道更加明智。

不过，有人说，没有人向“愚蠢”献上祭品或建立庙宇呀。一如我以前说过的，我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深感惊异，不过，我心平气和，随遇而安，对此决不耿耿于怀。此外，我也说不准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会需要一阵焚香的气味，一顿献祭的饭，一只羊或一头猪呢?世上所有的人都以备受赞美的方式崇拜我，甚至神学家也很赞成。难道我应该去羡慕狄安娜，原因是她得到人类鲜血的供奉而感到惬意?我持有这样的见解：我受到最真诚的崇拜，无论什么地方所有的人都把我放在心头，他们的习俗里面都显出我，把我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这种崇拜形式甚至在圣徒和基督信徒中也是少见的。只要想一想给圣母玛利亚点燃了蜡烛，甚至大白天无需点烛时也点，这样的人何其多，而努力去仿效圣母贞洁的生活、她的谦虚和热爱圣物的人又何其少。可是，这才是真正的礼拜仪式，也最为天上所接受。此外，我需要个寺庙干什么呢?整个世界都成了我的寺庙，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也是一座非常完美的寺庙，只要世上还有人，我就不会找不到教士去为寺庙服务。我也不会愚蠢到要求人们去雕刻石像，并涂上颜料，这只会损害对我们众神的崇拜。愚人和笨蛋会去崇拜偶像而不去敬仰它们所体现的神性，我们于是碰上了被自己的替身所取代的厄运。我想，世间有多少个脸孔活像我，我就能算得出自己有多少个雕像，不管你是否愿意。因此，我没有理由要去妒忌其他众神，因为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地区，在特定的日子里受到信奉崇拜，例如阿波罗在罗得岛，维纳斯在塞浦路斯，朱诺[124]在阿尔戈斯，密涅瓦在雅典，朱庇特在奥林匹斯山，尼普顿[125]在塔伦屯，以及普里阿普斯在兰萨库斯。可是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在不断地并且一致地把更加珍贵的祭祀品献给我。

（四十八）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在异想天开，说的不是实话，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吧，那时一切就会看得清楚：他们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全都对我十分领情，非常感激。我们不必去探究各种生活的情况，这样做太花费时间，不过，不妨挑选出一些突出的事例，这样便可举一反三，易于对其余的作出判断，这一来再去提起那些毫无疑问和我一伙的庸夫俗子就毫无意义了。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愚蠢行为，而且每天都花样翻新，冒出许多愚蠢的新招，即使有一千个德谟克利特来嘲笑他们，仍嫌不足，以致我们经常感到还得再添上一个德谟克利特。你们这些可怜的人每天能给诸神提供如此之多的笑声、娱乐和趣味，真是难以置信。因为诸神把早晨这段清醒的时间用来解决各种争吵的事，并倾听祈祷，但一旦美酒不断斟满了杯子，他们便想换换口味，不谈正经事，于是呆在天上的悬崖，侧身俯瞰着人间芸芸众生的所作所为，此情此景在诸神看来比别的更加其乐无穷。

天哪！人间的一切是一场多么可笑的滑稽戏，这些愚人是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的人群！我时常亲自参加到他们当中去，坐在诗人的诸神中间。这边是个男人，为了个年轻女人神魂颠倒，他越是堕入情网，难以自拔，对方就越不以爱报爱，置之漠然。另一个人不是娶妻，而是娶嫁妆。有人让他的新娘卖淫，有人则用百眼巨人阿耳戈斯[126]那种猜疑妒忌的眼神盯着自己的妻子。这儿有人穿着丧服，可是，哎呀！他说的干的是些什么样的傻事！原来他雇用了几个职业送葬人，像演员那样来表演一出悲痛的喜剧。有人在继母的坟上洒泪。有的人把他艰难积蓄起来的一切全吃进肚子里，接着很快又挨饥受饿；而另一个人却以游手好闲，整天睡大觉为幸福。还有一些人把时间全都花在为别人的事情奔忙上，却忽略掉自己的事。有人靠借贷为生，已临破产边缘，却仍以富豪自居。有的人一无所有，过着叫化子般的生活，目的是要让自己的继承人成为富人。这个人为了点微不足道而又靠不住的财富，便远渡重洋，到处搜寻，竟把金钱买不了的生命委诸风浪。那个人宁愿在战争中寻求幸福，而不愿在家中过着平安的生活。有些人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致富的捷径，办法是和孤寡老人交朋友，还有不少人带着同样的目的向富裕的老妪讨欢心。当他们反而陷入自己设置的圈套，作茧自缚时，当事人给旁观诸神提供了一件特别有趣的笑料。世间最愚蠢最自私之辈就是那帮商人，因为他们用最自私的方法做最自私的生意，尽管他们的谎言、伪证、盗窃、做假和欺骗随处可见，他们仍然自以为比别人高出一筹，原因只是手指头戴着几个金戒指可供夸耀。还有许多马屁精跑出来唱颂歌，当众称这些商人是诚实人，目的无非希望到时会分得点儿不义之财。

你还会在别的地方见到一些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徒，他们的财产共有制信念发展到这样的极端，以致他们把四周无人看管的东西一概视为己有，捡起就跑，良心上毫无不安之感，好像这是根据法律归他们所有似的。还有些人只不过在祈求致富，生活在美梦之中，他们也就觉得很幸福了。有些人到处享有富裕的声誉，可在家里却真的在挨饿。有人挥金似土，一转身便把手头的钱花光，有人不择手段把一切财物贮藏起来。有人为求得公职而奔跑活动，有人则以呆在炉边烤火为乐。许多人没完没了在那里打官司，他们都力图制服对方，结果却使那个把诉讼拖延下去的法官和那个与对方勾结起来的律师双双中饱私囊。有人热衷于轰轰烈烈的剧变，有人则为了某个巨大的工程埋头苦干。还有人抛妻别子，离家前往耶路撒冷，或罗马或圣雅各圣地，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到那边去。

总之，要是你能够从月球上俯瞰，像迈尼普斯[127]所做的那样，见到数不清的人群，你会以为你看到的是成群的苍蝇或蚊子，正在那里互相争吵、打架、搞鬼、偷窃、玩耍、做爱、生育、缓缓变老随后死去。很难相信，这些小生物尽管生命非常短促，却会闹出如此之多的麻烦事和悲剧，因为有时一次短暂的战争或一次瘟疫的蔓延就会立刻带走和毁灭掉数以千计的生灵。

（四十九）要是我把形形色色的愚蠢和疯狂行为逐一列举出来，那我真是其愚透顶，必将引起德谟克利特的一阵阵大笑。让我们来看一下芸芸众生中以智慧闻名并在寻求俗话所说的金枝[128]的那些人吧。他们当中，小学校长处于首位。要不是我用一种看似快乐的疯癫憨态来冲淡校长们这种痛苦职业的艰难辛苦，他们一定会成为世人中最不幸、最可怜、诸神最为憎恨的人。因为他们不但面临着“五种诅咒”——也即希腊讽刺诗中提到的五种灾难，而且面临着六百种诅咒，他们在学校里身处学童之中，经常挨饿，一副肮脏相。我称之为学校的处所，其实不如说是他们的“思想店”，或者更恰切地说，是他们的踏车和拷问室。在那里，他们在劳累中变老，在喧嚷声中变重听，在恶臭与污秽中日益消瘦。可是，幸亏有我，他们才觉得自己是人中之杰的第一流人物，而当他们用威胁的声音和眼神恐吓那群发抖的小家伙时，当他们用戒尺、桦条和皮带抽打那些可怜的学生时，当他们像那头披着狮皮的著名驴子那样为所欲为，拿学生出气时，他们真是得意洋洋。与此同时，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肮脏贫困的环境，在他们看来成了优雅之地，而恶臭闻起来味同墨角兰草，他们那可怜的苦役却像是拥有君权一样，因此，他们不会把自己那定于一尊、独断专行的权势，拿去换取法拉里斯或狄奥尼西奥斯[129]的权力。

不过，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学识深信不疑，从中得到更大的幸福。你看，他们又在用彻头彻尾的谬论硬塞进孩子们的脑子里，而把自己摆在高出任何巴勒门[130]或多纳图斯[131]一筹的位置上！他们用一种令人信任的方法，巧妙地耍弄手法，说服学童们愚蠢的母亲和无知的父亲去接受他们的自我评价。接踵而来的是这种类型的快乐更进一步发展。每当他们当中有人从一张古旧的手稿中发现里面有安喀塞斯[132]的母亲的名字，或者一般人不懂的某些无关紧要的词，例如“neatherd，tergiversator，cutpurse”，或者，如果有人掘出一段石头，上面有些片断的碑文，呵，朱庇特，那是多大的欢乐！多大的喜悦！多大的赞扬！就像他们是征服了非洲或占领了巴比伦一样。另一方面，当他们继续发表那些平庸无力的诗篇，也即他们自唱自吟徒劳无益的东西，可是竟发现不乏赞美的人，这一来，他们当然相信维吉尔的神韵又在他们身上再现了。但最滑稽可笑的是，他们彼此间互致敬意，互表谢忱，这是一种互相捧场的做法。可是，如果有人说错了句话，而他的那个目光敏锐的同伴恰巧抓住了它大做起文章来，“赫拉克勒斯”！这是多么动人的戏剧性场面！多么猛烈的斗争到底！责备加辱骂！如果我撒谎，举世的语法学家都可以对我群起而攻之。

我认识一个“样样能，无样精”的人，他是个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者、数学家、哲学家、医生，“一派王侯的风度”，此人年已六十，他置其余一切于度外，花费二十年的时间苦苦钻研语法。他认为，要是时间许可，让他在有生之年把八大词类精确地加以区分，那将是他最大的幸福，须知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写作的人曾完美无缺地处理过。这时要是有人认为一个连接词具有相当于一个副词的作用，那还得了，能不发生一场战争！为了这个目的，尽管有多少个语法家就有多少部语法书，甚至更多（因为我的朋友阿尔杜斯[133]一个人就出版了不止五部语法），我们这位朋友对任何一本语法，不管它多么粗制滥造或者冗长乏味，都逐一从头到尾细加推敲审视。他对任何人在这个领域里粗制滥造的成果都很猜忌，原因说起来也很可怜，他生怕有谁会得奖，使得他多年来的一切辛劳付诸东流。你要把这称为疯狂呢还是愚蠢?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你承认，正好是由于我的缘故，才使得本来陷入最不幸的境界的人，升上无限幸福之域，连波斯王的地位他也不愿与之互换。

（五十）诗人与其说是感激我（大家公认，他们与我是一派的人），不如像俗话所说的：他们都是自由人。诗人的惟一兴趣，是用一派胡言和无聊的故事让蠢人听得心里乐滋滋的。可是，说来奇怪，诗人指望依靠这些来求得不朽，并得到他们自以为能达到的像神那样的生命，他们也给别人作出相类似的允诺。“自爱与谄媚”是他们的特殊朋友，没有别的什么人会以如此全心全意的虔诚来崇拜我。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雄辩家。他们可能会与哲学家站在一边，而不愿承担义务，不过，他们确实是属于我的——除了别的证明外，请看证明这么个事实：他们所写的种种琐事，包括许多精心写出来的篇章，里面论述的是开玩笑的理论。因此，那位把自己的《修辞学艺术》献给赫伦尼斯[134]的人（无论他是谁），把愚蠢列入妙语的类型之中；而位居雄辩家之首的昆体良则写过比《伊利亚特》更长的论“笑”的章节。雄辩家们给愚人以极高的称赞，相信那种凭论据无法驳倒的事物，时常能用付之一笑挡开，除非有谁认为，按计划靠妙语引起一阵笑声与愚人无关。

那些想靠写书来求得不朽之名的人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人。他们都应该对我深表感激之忱，尤其是那些废话连篇，胡乱涂鸦的人更加如此。但那些把自己渊博的学识用于写作，献给少数学者的人，他们渴望能得到佩尔西乌斯[135]或莱利乌斯[136]的评价。这些人在我看来似乎也好运不关照，自己老是和自己过不去，真够可怜。他们一直在那里从事增补、改动、删节、搁置、拿起、重新措辞、让朋友看看，前后花去九年，始终不感到满意。而他们从少数人处听到的个把句赞扬之词，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奖赏，他们可是付出了这么些代价才获得的：多少个深夜不眠，失去世间最甜美的东西，还贴上多少汗水，多少苦恼！接踵而来的是健康恶化，他们的视力受到了损害，成了半瞎或全瞎，贫穷，满怀怨恨，与欢乐绝缘，未老先衰，英年早逝，以及其余应有尽有的灾难。可是，贤人却相信，如果他能获得某个半瞎的学者的赞许，他一切的不幸便全得到了补偿。

我团体里的一名作家，行为方式古怪，却幸福得多。他从未度过不眠之夜，他浮想联翩，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甚至纯属梦想的东西，不过这对他来说需要付出的代价无非就是几张纸罢了。他很清楚，他所写的琐事越是微不足道，欣赏作品的读者就越多，这类人全由无知无识之辈和愚人构成。即使有两三个据认为是读过这些作品的学者出来指责作者的做法，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估计为数寥寥的几个专家学者，怎能敌得过众多的赞赏者呢?还有一些人显得更加得意洋洋，他们把别人的作品当成自己的加以发表，只在词句上略加改动，以便把别人靠辛劳得来的声誉攫为己有。他们自己鼓励自己，认为即使有一天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但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吃到了甜头了。他们那副自鸣得意的样子真值得一看，这种情况出现于他们在公共场合受到赞扬，以及在人群中被认出来之时（“那就是他，那位伟大人物！”），或者当他们的作品在书店里展览，每张扉页上都醒目地印着他们的三个姓氏名字之时。这些姓名大都外来味道十足，显然是想把人迷住，尽管天晓得，这无非就是名字罢了！要是你考虑到世界何其之大，就会明白听过这些名字的人何其少，而赞美这些名字的人就更少，因为甚至那些无知无识的人也各有所爱！还有，这些名字多半是编造出来的，要不就是从古人的著作里借用来的，所以一个人可以取名为忒勒玛科斯[137]、斯特伦努斯[138]或莱耳忒斯。[139]有的人喜欢取名为波利克拉特斯[140]，有的则乐意叫做色拉西马库斯[141]，现在要你在书上题名为“变色龙”或“葫芦瓜”，或者像哲学家所做那样，又签上个字母“A”或“B”都可以。但最诙谐的是他们互相致函，用诗篇互相唱和，互致颂词，一个无知无识的愚人为另一个愚人捧场。“A”推举“B”为阿尔凯奥斯[142]，因此“B”也推举“A”为卡利马科斯[143]；“B”认为“A”比西塞罗高出一筹，“A”也就声称“B”比柏拉图更博学。有时他们还蓄意找寻对手进行抗衡，借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于是随波逐流的群众分成两种对立的观点，直至双方的领袖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来庆祝自己的胜利时为止。

聪明人嘲笑这种行径，因为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一种最愚蠢的行为。但与此同时，我也让这些人的生活过得欢乐愉快，因而不愿和大小西庇阿[144]的胜利对换。别的人也都十分领我的情，原因是他们从嘲笑这种愚蠢行为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并对同伴的疯狂行径感到欢快。尽管他们都是些学识渊博的人，但对此情况无法否认；他们要是否认，便不能不被视为最忘恩负义之人。

（五十一）在学者群中，法学家占首位，他们是人中最自鸣得意的人，他们像西西弗斯[145]推石上山那样，同时把六百条法律串连在一起，不管其有关与否，总之是在一种鉴定意见上再堆积意见，在注解上再加注解，使得他们的职业看上去似乎是世上难中之难。举凡引起麻烦的事，在他们看来都有其特殊的法律意义。让我们把诡辩家和逻辑学家也归入他们一类人中，这伙人发出来的格格响的叫喊声，要比多多纳[146]的铜锣更响。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与二十个精选出来的最饶舌的女人相媲美，不过，如果他们只是多嘴，而不好争吵，倒还会快乐些——可他们往往会为了一桩根本不存在的事拼老命打得你死我活，他们在争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通常对真理视而不见。不过，自负心使他们处在欢乐之中，而三个三段论法则把他们全身武装起来，直奔战场，对任何问题、任何人物都敢一斗到底。你尽可以把斯藤托耳[147]推出来和他们相对抗，但这些人顽固的性格使他们不获胜决不罢休。

（五十二）接踵登场的是哲学家，他们披着斗篷，留着长胡子，使人不能不一望而肃然起敬。哲学家坚决认为，只有他们才拥有智慧，至于所有其他凡夫俗子只不过是浮云掠影，瞬息即逝。他们的智慧无疑是一种愉快的疯狂形式，促使他们去构建无数个体系，并凭经验或一段绳子来测量太阳、月亮、星星和各种天体，提出理由来说明雷电、风、日蚀、月蚀和其他无法解释的种种现象。他们从未有过片刻的犹豫，仿佛他们有办法进入大自然的秘密，了解宇宙设计师的心思，或者从诸神会议那边径直来到我们这儿。与此同时，“大自然”却对他们及其所猜想臆测的东西，微微付诸一笑，因为从他们在每个问题上所进行的无穷无尽的辩论，便可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完全缺乏确实的证据。他们什么也不懂，却宣称知道一切。尽管他们甚至无自知之明，有时连横亘在路上的沟渠或石头都看不见，原因是他们当中多数人都是些半瞎子，或者人在此而心在彼，可是他们还是自夸能明察那些我想连林克斯都无法察觉的理念、普遍概念、个别形式、主要命题、实质性事物和个体性。他们总是把一些三角形、四边形、圆形之类的数学图形摆出来，互相堆叠，盘根错节，缠结成一个像迷宫的结构，接着又把字母文字排列成行，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边到处展开队形，目的是让那些教养欠佳的人眼花缭乱。还有些人则靠占星术来预卜未来的命运，给奇迹般的前途许愿。他们非常幸运，发现有人对此也深信不疑。

（五十三）接下去是神学家，这是一批目空一切、动辄以怒的人。我也许最好是保持沉默，搁下他们，不去“搅动卡马利纳沼泽的泥浆”[148]，或抓住有毒的植物为佳，免得他们罗列出无数条罪状，兴师动众向我进攻，迫得我只好收回前言，承认错误。要是我拒绝这样做，他们便会立即痛斥我是个异端分子，这是他们用来射击受他们厌恶的人的雷霆之箭。现在他们比谁都不愿意承认受过我的恩惠，可是，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都欠我的情，最明显的是我让他们拥有自负心的快乐，这使他们得以置身于一种形同第三天界之境，居高临下，几乎带着怜悯之情俯瞰着一大批像牲口般在地面上匍匐前进的其他众人。与此同时，他们有一大批经院哲学家提出的种种定义、结论、推论和明确的与含蓄的命题支持。他们以拥有许多“避难穴”而自豪，因为这么一来，伍尔坎[149]的网罟就无法阻止他们借助于各种词语上的区别而逃之夭夭。须知他们就是靠这些区别，轻而易举地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砍断死结的（即使从特涅多斯[150]那里拿来的双面斧头也不会比这更管用），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无数新造出来的词语和发音奇特的词儿可供使用。

此外，他们还解释各种玄奥的神秘事物，以求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例如解释世界是如何创造和安排的；罪恶的污泥浊水是经由何种渠道渗透传入后代的；基督靠什么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用多长的时间在圣母玛利亚的怀里形成的；为何在圣餐仪式里面，意外的事件能够在没有实体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但这类问题已经是人们一谈再谈，成了枯燥乏味的老一套了。还有其他一些更值得有见识的大神学家（他们这样自称）关注的问题，碰到这类问题的确能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神的生育是否有准确时刻?基督身上是否有数种血缘关系?天父会恨其子这个命题是否有可能?神是否会以女人、恶魔、驴子、葫芦瓜或打火石的形式显现?情况如果是这样，葫芦瓜怎有可能出来布道、创造奇迹，以至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基督的躯体还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彼得此时举行圣礼，他会用什么来祝圣呢?再者，此时此刻，基督是否可被称为人?我们复活之后，是否还允许饮食?趁还有时间，我们得适当采取预防饥渴的措施。“诡辩”不胜枚举，更有关于概念、形式、本质、个性等等更加深奥的问题，这是谁也无法看见的，除非他能够像林克斯那样，透过沉沉的漆黑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

接下去还得谈一下他们的那些“格言”，说来其“悖理”的程度，就连那些以悖论闻名于世的斯多葛派学者的见解与之比较起来，似乎也的确要平庸逊色得多。例如，他们认为，屠杀千人的罪恶，比起用星期天这个主日去替穷人补鞋的罪恶要轻些。他们还说，与其说点轻微的谎言，还不如让整个世界毁灭得什么都荡然无存更好些。这类玄而又玄的东西，由于各色各样的经院学派把他们的意见增添进来而变得更加玄妙，这一来，你要从唯实论者、唯名论者、托马斯派[151]、阿尔伯图斯派[152]、奥卡姆派[153]和司各脱派[154]那种折磨人的费解的文字中解脱出来，要比从迷宫里跑出来更难——须知我这里谈的只不过是一些主要的学派，还不是所有的学派。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学识渊博而又错综复杂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想：使徒们如果非得去同我们这些新型的神学家讨论这类问题不可，那他们就必须求助于其他的圣灵了。

保罗可以表现出信仰，但当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质，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时[155]，他的定义是完全非神学式的。尽管他提供了爱的最佳例子，但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他没有按照逻辑论证的规律来对爱进行分类或下定义。使徒们是以十分虔诚之心来行圣事的，但要是他们被问起下列诸问题，即：“起点”（terminus aquo）在哪里，“终点”（terminus ad quem）在何处；有关圣餐变体以及同一个身躯怎能处于几个不同的处所；天上的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圣餐圣事中的基督有何不同；以及发生圣餐变体的准确时间——鉴于影响变体的祈祷有明确的时间长度，所以我认为，他们回答上述问题时不会表现出像司各脱派的论述和定义那么精细入微。使徒们本人认识耶稣的母亲，但他们中间有谁用我们的神学家所提示的逻辑来证明她纯洁无瑕，不沾染上亚当之罪呢?彼得接到了天国的钥匙，是从一个不会把钥匙交给不可信赖者的人那边接到的。可是，我怀疑彼得是否能了解（他半点也显示不出他具有敏锐的推理能力）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仍然能掌握通往知识之门的钥匙。使徒们无论到哪里便把洗礼施行到那里，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没有把洗礼在形式上、实质上、效能上和目的上的原因教给别人，也没有谈及圣事中可洗掉与不可洗掉的标志。他们的确在礼拜上帝，不过是在内心按照福音书中所说的行事：“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156]。显然他们从没有得到启示，认为用木炭画在墙上的基督画像也应像对基督本身一样得到同样的礼拜，即使这幅图像两指前伸，长发披垂，还有三道光线从脑后的光环中发射出来。谁又能够理解这一切呢?除非他花费掉整整三十六年的时间去研读亚里士多德和司各脱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

同样的，使徒们也一再讲授恩典论，可是从未对实际恩典与圣洁恩典进行过区分。他们劝人行善时却对“人之所为”（opus operantis）与“事之所成”（opus operatum）不加区分。他们到处教导人们以慈善为怀，却不区分先天慈善与后天慈善。他们也不说明这是偶然的还是本质的，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非创造的。他们憎恶罪，但我可以拿生命发誓，他们对我们称之为罪的东西无法提出一个科学定义，须知他们未曾受过司各脱派精神的熏陶。

如果说保罗洞察那类精细入微的问题（根据他的学识我们便可推断出所有使徒的水准），那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会那样经常对质疑、辩论、系谱以及他本人称之为“舌战”的东西加以谴责。尤其是，当时各种争论和不同意见，如果拿来和今天克里西波斯[157]派经院哲学家们的巧论作一比较，一定显得粗糙而又平淡。不过这些人全都十分谦虚。要是使徒写的东西不完善，缺乏大师的格调，他们也不会直截了当地加以指责，而是提出一种适当的解释，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对作品的古老传统和使徒作者表示敬意。有关这类事使徒们从未从其导师那里听到过只言片语的指示，因此，指望从使徒们身上得到规范性的指导是不公平的。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克里索斯托[158]、巴西勒[159]，或哲罗姆[160]身上，学者们便有充分理由写道：“无法认可。”

使徒们还驳斥异教哲学家和犹太人（他们生性便是人中最顽固者），但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和种种奇迹来示范，而不是用三段论法，尤其是碰到一些在智力上无法掌握司各脱的一条“纯理论辩论”（quodlibet）的人时，更加如此。可是今天，碰上这类高超奥妙的理论而不立刻拔腿逃之夭夭的异教徒或异端者是找不到的；除非他是个笨头笨脑、无法领会这种妙论的人，要不就是个放肆无礼者，凭着大喊大叫来压倒对方，或者是在同样的格斗环境中培养出来，厮杀起来真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仿佛是你让魔术师对抗魔术师，或者让一个带有魔剑的人去同另一个同样带有魔剑的人厮杀。这确实形同珀涅罗珀的织布，一直在那里织织拆拆，没完没了。可是按我的意见，基督徒应能显示出自己是有见识的人，他们应该不去派遣那些屡战无功的愚蠢的军队，而另派出这些雄辩的司各脱派、固执的奥卡姆派，以及不知战败为何物的阿尔伯图斯派，连同诡辩团去和土耳其人和撒拉森[161]人作战。这么一来，我想，他们一定会亲眼看到一场真正激烈的战斗，以及前所未有的胜利。因为谁会始终那么冷血，不为他们的足智多谋所动?谁又会那么迟钝，不在他们抨击的激励之下奋起战斗呢?又有谁眼光如此敏锐，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让他在黑暗中摸索呢?

你说不定会以为，我说出所有这些无非是开开玩笑而已，这也难怪，因为神学家当中也有受过优良教育的人，为这类神学上的鸡毛蒜皮的事感到厌恶，把这类细微末节的事视同信口开河的无聊举动。另一些神学家则认为，任何人信口谈圣事，是一种坏透的亵渎形式，圣事要求崇敬而非解释，不是用污言秽语，也不是用异教徒那种不圣洁的花言巧语来辩论，不是擅自下定义，不是用繁琐的，甚至是肮脏的言词和情趣来玷污神圣神学的尊严。然而，干出这种事的人却在自鸣得意和沾沾自喜中乐此不疲，日夜忙于这类自享其乐的蠢事，弄得连一点余暇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无法通读一遍福音书或保罗书信。正当他们在学院里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胡闹的蠢事中时，这帮人相信，正是他们用三段论法把整个教会支撑起来，要不然，教会就会垮掉，这种情况一如诗人描述巨神阿特拉斯[162]以双肩撑天那样。这一来，你可以想象出他们该有何等快乐：他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塑造出圣经来，仿佛圣经是用蜡捏成的；他们坚决认为他们的结论（只有少数经院派学者同意）比起梭伦[163]法律来应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并比教皇的教令更可取。他们还把自己树立为世界监察官，要求任何东西举凡不完全符合他们的结论，不论是明摆着还是含蓄不明言的，都应公开认错，予以撤销。他们还作出神谕性的声明：“这个命题是恶意中伤的；这个不虔诚；这个发出异教的气味；这个听上去不真诚。”这么一来，其结果是无论是洗礼还是福音，保罗、彼得、圣哲罗姆、奥古斯丁，甚至那位“最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托马斯都无法使人成为基督徒，除非这些道貌岸然的神学家表示同意，这就是他们作出判断的奥妙所在。要是神学专家没有告诉过他，谁会想到任何一个认为下面两对句子都正确的人，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基督徒呢?这对句子是：“便壶呵，你臭气冲天”和“便壶发出恶臭”，或者“那些锅的水开了”和“……那个锅的水开了”。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盖上学校的大印获得发表，谁也还没有读过这些东西，有谁能够把教会从蒙昧无知的谬误中解脱出来呢?他们这样做不是十分快乐吗?

他们还乐从中来，细腻入微地描绘出地狱里的各种事物，好像他们曾在那里呆过几年似的；或者海阔天空，任凭幻想飞翔，编造出新的天界，万一受祝福的灵魂缺乏足够的空间，可供舒服地散步，或举办宴会，或者赛赛球，他们便会将天界再加一层，达到最美最阔的境界。他们的头脑全让一些荒谬可笑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其人与事全都同样荒谬绝伦，所以连朱庇特恳求得到伍尔坎[164]之斧，帮助他让雅典娜出生时，我相信他的脑子也不会感到这么沉重。因此，要是你见到他们在公开辩论会上把头带绑得紧紧就不足为怪了——这一来他们的脑袋才不至于炸开。我每一见到他们那样以神学家自居便会暗笑起来：他们谈吐特别粗野，措词杂乱无章，说起话来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弄得除了他们那伙口吃的难兄难弟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可他们却把这种情况视为自己独有的理解力，而为普通人所无法具备。他们坚决认为，如果他们说话非得遵循语法规则不可，那就会贬低圣经的威严高雅。看来这似乎是神学家最专有的特权，只有他们可以说话不符合语法；可是，他们正好是和很多干粗活的人共同享有这个特权。最后，每当他们被恭敬地称为“长老”这个相当于犹太人表示上帝的“四字母词”[165]时，他们便觉得自己和上帝近在咫尺了。因此，他们说，不用大写字母来写“MAGISTE NOSTER”（长老）是法理所不容的，而如果有人把词序颠倒过来说成“noster magister”，那他就一下子亵渎了神学家称号的整个尊严。

（五十四）和这些人的幸福最近似的是那些一般称为“修道士”或“僧侣”的人。其实这两个名字都不正确，原因是他们中大部分人与宗教相去甚遥，不论你到哪里去，很可能就会碰到这些所谓遁世的隐士。如果我不在许多方面出手帮助他们，相信世上不会有比他们更不幸的生活。这批人普遍受到人们的厌恶，所以甚至偶然碰上他们也被视为不吉的凶兆——可是，他们却深深地自鸣得意。首先，他们相信，文盲乃是虔诚的最高形式，因此，他们甚至不能读书识字。而当他们在教堂里发出像驴一般的叫声，重复地死记硬背自己并不理解的圣诗时，他们自以为天国的神明正在侧耳倾听，其乐无穷。他们当中很多人是靠卑鄙求乞过日子的，挨门逐户吼叫讨面包吃，他们在每家旅店，每驾马车或每艘船舶那边纠缠，令人讨厌，造成所有其他乞丐的巨大损失。这些圆滑的人用的办法就是这样，他们肮脏无知、行为粗鲁无耻，却宣称这是把使徒带回到我们当中来！但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们做每件事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仿佛是在进行数学计算，一有疏忽便构成罪过。他们规定出鞋带打结的数目、一件衣服的颜色及其变换的数目、一条带子的质料及其精细的宽度、一顶蒙头斗篷的款式和大小、理发的长度（用指头量）、睡眠的时间。可是，把这样一种千篇一律的平等应用到千差万别的人和性格上去，只会造成不平等，这是尽人皆知的。即使如此，这些琐碎的事情不但使他们感到高人一等，而且使他们互相蔑视。这些道貌岸然、按使徒慈善心行事的人却会因为习俗上的差异，使用一条不同的腰带或颜色稍微深了一点便当众大吵大闹起来。你还会见到，有的人严格按规矩行事，穿的必须是西里西亚[166]的山羊毛外套和一件贴身的米利都毛衣，而另一些人却非上面穿亚麻衫，下面穿毛衣不可。还有的人一碰上钱就害怕，好像这是致命的毒药似的，可碰上酒或女人就不那么克制了。

总之，他们全都力求做到生活习惯与人不同。他们对做到与基督相似并不感兴趣，但对做到与人有别，却兴致勃勃。因此，他们的巨大幸福在于自己取了个什么样的名字。例如有的人喜欢自称为“绳带修士”[167]，这些人又再分为科莱特派、小僧侣派、最小兄弟会派和教皇诏书派。此外还有本笃派、贝尔纳派、布里吉特派、奥古斯丁派、威廉派和雅各布斯派，似乎只称为基督徒还不够惬意。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十分信赖自己的仪式和微不足道的、编造出来的圣传，以至于认为上登天国也不足以报答他们如此巨大的功劳。他们从未想到过将来基督会藐视这一切，并实施他自己的教规——博爱。有的修道士显得大腹便便，肚子里装满各种各样的鱼，另一些修道士则从肚子里源源不断地倾倒出成百篇赞美诗，还有的修道士把无数次的禁食加在一起，以此说明为什么他要把肚子吃得鼓鼓的，差点就要炸开，须知他通常每天只吃一顿午餐。可是，有的修道士却创造出大量的礼拜仪式，可能用七条船都载不动。有的自夸说六十年来他接触到钱时都非戴上手套不可，以此保护其手指；而另一个修道士则披上蒙头斗篷，上面厚厚一层污垢，甚至连水手一看便退避开。接着，有的叙述五十多年来他如何过着海绵般的生活，始终呆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则炫耀他们因不断唱圣歌而变得嘶哑的嗓门，或则因独居而引起的迟钝懒散，或则舌头因长期沉默不用而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但基督却会打断他们这种没完没了自吹自擂的说法，提问道：“这批新的犹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承认一条戒律是我的真正戒律，可是，这也是惟一没有被提及的一条。以前，在大庭广众之下并未用寓言包装我的话语，我曾宣告以圣父的天国相许，为的不是披上蒙头斗篷，或唱祷告诗，或禁食，而是为了履行信仰与爱的责任。我不承认那些对自己的事迹过分声张的人。那些想显得比我更神圣的人可以离开，住到阿卜拉克萨斯[168]的三百六十五重天上去，要是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让那些把愚蠢的教导置于我的律法之上的人去建立一个新的天国。”

当他们听到这些话，并见到一般水手和马车夫比自己更受欢迎时，你觉得他们相互间会交换个什么样的神色呢?不过他们暂时还是以自己的期望为乐，此中不乏我的助力。尽管他们与平民生活相隔离，但没有人敢轻视他们，尤其是对托钵僧，因为他们从所谓的忏悔室里获悉每个人的秘密。他们知道，对外界公开这类秘密是被禁止的，除非他们恰好喝醉了酒，想谈点有趣的故事来乐一乐，不过，这时也不会提起具体人的名字，所以所谈的事是谁干的，只好留给人们去猜测了。但是，谁要是去捅这个马蜂窝，他们便会在对公众布道时迅速进行报复，用含沙射影和转弯抹角的方法指出敌人，手法高超，掩饰得天衣无缝，使得不与其事的人也知道他们所指何人。所以除非你弄点甜头封住他们的嘴巴，他们是不会停止吠叫的。难道会有一个喜剧演员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比他们在布道时口若悬河的演讲更能吸引你去观看吗?见到他们说话遵循着雄辩术的传统规则时，你便觉得这是多么的荒谬绝伦，可又是极其有趣。天哪！他们多么善于摆弄手势，恰到好处地改变声调，他们多么善于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说话，突然左右摇晃着身体，脸上迅速装出各种不同的表情，并大声喊叫把一切搞乱！这就是说教传道的格调，像是一种秘密仪式，在兄弟之间相传。我不是此道的传人，但我打算猜测那是怎么样的仪式。

他们从乞灵开始，这是从诗人那边借用来的。接着，要是他们想宣讲上帝之爱，他们的开场白谈的总是尼罗河这条埃及的河流，要是他们想描述十字架的秘密，就会愉快地从贝尔[169]这位巴比伦龙神谈起。如果主题是有关禁食，他们的话题便会从黄道十二宫开始，而如果他们想要说明有关信仰之事，便会开场搬出化圆为方这种做不到的事来讨论。我自己曾经听到过一个著名的愚人——真对不起，我指的是一位学者——他试图向一大批集会的教徒揭示三位一体的玄义。为了显示他的学识优异出众，并使神学家有悦耳之感，他一开头便求新取奇，从字母表、音节和句子入手，接下去谈论名词与动词相一致，形容词与名词相一致。这在他的听众当中普遍引起了一阵惊异，其中有些人互相低声颂读引自贺拉斯的词句：“如此叫喊张扬，意欲何为?”最后，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三位一体的信条已清楚地表现在语法的基本原理里面，没有一个数学家能把图形勾画得如此清晰。那个“伟大的神学家”辛苦工作，花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来推敲这份讲道的稿件，所以今天他比鼹鼠还瞎，他的明察力毫无疑问全被用去加强自己机智的锋芒。可是这个人对自己失去视力却毫无遗憾之感，他甚至还这么想：这是他得到荣誉要付出的一点小代价。

我还听到过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是个仍担任现职的神学家，你会以为他是司各脱本人再生，他试图出来解释耶稣这个名字的奥秘。他用妙不可言的方法证明，举凡能被用来阐述其意义的一切，都隐含在该名字的实际字母之中。因为词尾有三个不同格的变化这一事实，显然象征着这个神圣名字具有三重性。第一，Jesus一词以s结尾，第二，Jesum以m结尾，第三，Jesu则以u结尾，所以这里就包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因为三个字母表明，他是始（sum），是中间（middle），是终（ultimate）。这些字母还隐藏着更加深奥的秘密，这回是根据数学分析得出来的。他把耶稣（Jesus）一词分为均等的两半，让S这个字母留在中间。接着他指出，这个字母在希伯来语中的读音为syn；而syn这个词我相信一听就像苏格兰人用来表示拉丁语peccatum的那个词一样，也即“罪”。这就清楚地证明，正好是耶稣使世界从诸罪中摆脱出来。这种崭新的介绍使得听众为之张口结舌，钦佩不已，尤其是在场的那些神学家，他们几乎像遭遇到尼俄伯[170]同样的命运。就我来说，我就像无花果木普里阿普斯不幸亲眼看到卡尼狄亚和沙加娜的夜间仪式[171]，几乎笑得前仰后合，并且很有理由这样；因为无论希腊的狄摩西尼也好，古罗马的西塞罗也好，哪曾想出如此这般的“开场白”?这些雄辩家认为，举凡与主题无关的导言都是蹩脚的——甚至一个除向自然学习外无师求教的牧猪人也不会这个样子开口说话。可是，我们这些学问高深的大师却认为他们称之为开场白的东西，如与主题的其他部分全无联系，便可显示出格外高超的修辞优点，这一来听众就会感到惊异，并自言自语说：“他这是在干什么?”

接下去，通过讲解，他们所提供的无非是对福音书中某个章节匆匆忙忙进行解释，也可以说是一种旁白，尽管这本来应该成为他们的主要对象。再下去，话题一转，他们又提出了某个“天不知地不晓”的神学问题，他们以为，这正是进一步显示出自己的专长所在。这方面他们的确摆出一副研究神学的高傲样子，搬出了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头衔，让听众一听有如雷声灌耳：什么知名博士、精深或最精深博士、天使博士、有翼天使博士、神圣博士和颠扑不破的博士等。接着，他们又向无知无识的民众投掷出他们那些三段论法、大前提和小前提、结论、推论、假设以及经院式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接下来便是第五幕，一位演艺大师的确能干出令人为之倾倒的高招。这就是贩卖一些荒谬可笑的趣闻轶事，我想，有的出自《历史宝鉴》[172]，或出自《罗马功勋录》[173]，只不过是进而用寓意、隐喻和神秘的方式进行解释。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编造出他们那个喀迈拉[174]式女妖的幻想，这个怪物甚至连贺拉斯写“加在人头上”[175]等等时，也没有想到。

但他们从别人处听到，一篇演讲的开场白应该拘谨而且讲得平心静气。这么一来，他们开头说话时总是调门放得很低，低到连自己都差点听不见——仿佛这是在表示：说出一些无人听得清的话，确实是在行善。他们还听说时不时使用感叹词就能激起感情，所以他们总是讲了一阵子低沉单调的话之后，便突然来个提高嗓门，发出惊呼狂叫声，尽管实际上并无此需要。你会断言这个人需要服用一剂治疯草，因为他仿佛随便什么时候对你提高嗓门发出惊叫声都觉得无所谓。再者，他们还听说，进行一次布道说教时，应该越讲越来劲，越升温，所以他们对开头各个章节部分讲得稀松潦草，接下去总是来个突然放声大喊，尽管所谈之处并不重要，收尾时是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把话语急停下来，你会以为他这是断气了。

最后，他们知道，修辞学家曾提及一些引人发笑的事，所以他们也就煞费苦心向周围听众倾倒出一些笑话。“呵，亲爱的阿佛洛狄特”，多么优美而又恰切！他们正好是“对着竖琴的驴子”的一个实例！他们有时也会对人说些讽刺话，不过这些话听上去轻轻松松，只会令人发笑，而且他们想要给人一个坦率陈言的印象时，比任何时候更奴性十足。实际上，他们的整个表演都可以从市场上那批流动叫卖小贩身上学到，这些贩子比他们高明，尽管这两类人非常相似，一定会互相从对方处学习到雄辩之才。即使如此，由于我的帮助，他们才找到一些愿意听信他们的人，这些人相信是在聆听一位名不虚传的当今狄摩西尼或者西塞罗的教诲，这种情况在商人和妇女当中尤其常见，他们也热切地希望能让商人和妇女听起来悦耳。因为商人有个习惯，要是他们被奉承得舒舒服服，便会拿一点儿不义之财出来发放。至于那些男修士受到妇女青睐的原因可就多了，其中主要的一条是：神父能提供一块可供妇女推心置腹地交谈的处所，让她们和丈夫吵架时有地方倾倒苦水。

现在，我想你们一定会明白，这部分人受我的恩惠是何等之深，他们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弄出来的微不足道的礼仪、荒唐的行为以及喧闹声来对自己的伙伴施暴，可自己还以保罗或安东尼自居。

（五十五）就我而论，我求之不得的是摆脱开这些伪君子，他们忘恩负义，力图把那些应归功于我的事隐藏起来，这情况正如他们装模作样假装虔诚一样寡廉乏耻。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谈点有关君王及其朝臣的事，他们相当公开地用一种只有出身高贵的人才有的坦率正直来奉承我。的确，他们只要稍微有点机智，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过得格外窝囊无趣，应予摆脱。一个人如果认真地考虑到他必须肩负重任，行使真正的君权，难道他会以做假誓和弑父为代价来取得权力吗?一旦他掌握政权，就必须献身于公共事务而不是私事，同时要考虑的也只是人民的福利。他不能些许偏离自己所颁布、树立的各种法规，并必须亲自保证每个官员和行政人员正直廉洁。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可以成为人们据以辨向航行的星座，只要他的人格完美无瑕，成为人类的救星；也可成为致命的彗星，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灾难性尾巴。他人的邪念恶习既不会如此臭名昭著，也不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可是一个位居君王的人如稍乏真诚，道德败坏的事便会像瘟疫一样在人民中间传播开来。还有，君王的地位注定要引来许多诱惑，使他偏离正道，例如取乐、放纵、谄媚和奢侈，因此，君王必须更加律己以严、更加慎思谨行，以免有损自己的天职。最后，须知君王上方还有个上帝在俯瞰着他，不久之后这位上帝便会对每个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罪过来一次清算，其严格的程度，与君王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适成比例，别说搞阴谋、怀敌意以及其他各种危险，或困扰着他的种种恐惧。我说，上述这些，还有类似的许多事，都会让一个君王无法安然入睡或就餐，只要他是个有见识的人，就不能不对此类事细加思考。

但事实上，君王们在我的帮助下，置此类宜加关切的事于不顾，听其自然。他们自己关注的是过舒适的生活，因此，为了保持心情愉快，不受干扰，他们只让那些说悦耳之言的人发表意见。他们相信，要是他们致力于狩猎，厩中有良马，要是他们卖官鬻爵，从中获利，要是他们每天有新招，能把臣民的财富吸出来，扫进自己的口袋，那就算完满地完成了一个君王的任务——不过所有这些都要做到看上去堂堂正正，编造出来的借口也要恰到好处，这一来，他们的行径无论其邪恶达到何等程度，都能保全着一副正义的面孔。他们还留意添上个把句讨好的话，目的是让民众产生一种对他们感恩戴德之情。让我们来把今天仍可以在某些人身上见到的君王的形象作一番勾画：一个置法律于不顾的人，全心全意搞私利，几乎达到敌视人民利益的程度，一个一头钻进骄奢淫逸中去的人，憎恨学问、自由和真理。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国家的利益，衡量一切都以他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为依据。接着，你可以给他一条象征着各种美德浑然一体的金链，一顶镶满宝石的王冠，让他觉得自己在英雄气质上比别人高出一等。你还可以增添上一根节杖，象征着正义与完全不受腐败侵蚀的一颗心，最后，是一件象征着全副身心奉献给人民的紫袍。如果君王把这些标志和他的生活方式作一比较，我相信，他一定会为他身上佩带着这么些装饰品而感到羞愧脸红，害怕什么时候会冒出个恶毒的讽刺作家把所有这类服饰当成笑柄来挖苦。

（五十六）现在，我对那些朝臣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多半是些最会谄媚、奴性十足、愚昧无知、绝无可取之辈，可他们还是下定决心凡事都想占居首位。只有一件事他们不去自夸自诩——他们只乐意到处走走，显示身上戴的是金饰、宝石，穿的是紫袍，还有其他各种表示美德与智慧的徽章，而让别人去关心这些东西的象征意义。他们认为幸运高悬之处，是让人称君王为陛下，懂得如何用三个词来称呼他，把表示敬礼的衔头例如“尊贵的殿下”、“老爷”、“陛下”都挂上去，不知羞耻为何物，从而使自己化入谄媚奉承之中，因为这些都与贵族和廷臣的伎俩相宜。但是，如果你更靠近一点观察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你就会发现，他们几乎与费阿刻斯人[176]或珀涅罗珀的求婚者过着毫无二致的生活——你知道那首诗的其余部分，山林水泽的仙女厄科[177]会比我更好地引用诗句给你听。他们睡到正午，这时一个等候在他们床旁的雇来的可怜小教士，见到他们刚一起床，便匆匆诵唱起弥撒。接着，他们前往进早餐，早餐刚吃完，立刻又要吃午饭了。接下去是掷骰子、下跳棋、算命、玩小丑、耍弄臣、嫖妓女、无聊的玩耍和开不堪入耳的玩笑，这中间还插进一二次小吃。接着是吃正餐，连下去是斟一巡酒，你可以相信不只一巡。就这样，小时、日、月、年、世纪接连消耗掉，毫无厌烦之感。就我而论，我每一见到他们“摆出那副架子”，总是感到他们那一套我是受够了，只好赶快离开。与此同时，每个贵妇人都因为自己背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裙裾，就确信自己是一个女神，而那些贵族身份的人则你推我挤，让人见到他们就站在主神的身边。他们那副自鸣得意的神情来自那条必须由脖子来撑持重量的金链上，似乎他们非得用这个方法来炫耀自己的体力和财富不可。

（五十七）君王此类行径早已由至高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热情地予以采用了，而且的确几乎是有过之无不及。可是，如果他们当中任何人会思考一下他那件亚麻法衣，其白如雪，象征着纯洁无瑕的生活；或者思考一下他那顶双角形的主教冠，两边的顶端各打个结，以示对新旧约有完整的知识；或者思考一下他那双戴上手套的手，象征着纯洁，是行圣礼时的，要免受世事接触玷污；或者思考一下他那根主教的牧杖，提示他留神关注委托给他照料的羊群；或者思考一下立在他前面的十字架，象征着他对人世情欲取得了胜利——我说，如果他们中任何人思考一下这类事和其他许许多多与此相似的事，那他的生活岂不是到处都充满忧虑与烦恼吗?可是，目前情况是，他们觉得就照顾自己而论，一切情况甚佳，至于照顾羊群的责任，他们或则委托给耶稣本人，或委托给代理人以及他们称之为“教友”的人。他们甚至忘记“主教”的意思是“掌管人”，表示要付出辛劳、留神和关注。可是，一旦事关赚钱收益，他们就会十分称职地担任起掌管人的任务——再也见不到“粗心大意的观察员”了。

（五十八）同样的，红衣主教会认为他们是使徒的继承人，责无旁贷地应学习前辈的榜样，所以他们自己不是灵财的主人，而是灵财的管家，要把账单中每分开支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还可以片刻间对自己的衣着有所思考，提出这么一些问题：这件宽大的白色法衣对他们来说除了意味着生活中尽善尽美的纯洁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而下面的紫袍除了表示对上帝的热爱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还有，披在上面的这件斗篷特别宽阔，足以容下大主教的整头驴子（真是大到可以把一头骆驼装进去）——难道这不意味着以无限仁爱为怀，要为一切人效劳之情，要用教导、激励、安慰、惩罚或告诫，解决战争，反对邪恶的君主，为了基督徒不但不惜财富而且不惜自己血肉之躯?如果他们代替的是那些清贫的使徒，他们还需要财富做什么?我认为，他们要是能够反躬自问这些问题，一定会摒弃现在身居的高位，并毫无遗憾地辞去这个职务，或则过着像最早期使徒们所过的那种艰苦忧虑的生活。

（五十九）再说作为基督代理人的那些最高教皇：如果他们想仿效基督过着贫穷辛劳的生活，遵循他的教导、教义和他在十字架上献身的精神，蔑视世俗，并想到“教皇”的意思是“圣父”，或者想到他们的头衔为“最高圣座”，那么，世上哪里还会有如此垂头丧气的人呢?还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才智和资源花在获得他们的地位上，而一旦地位到手，便用刀剑、毒药和各种各样的暴力来维护它呢?试想想看，只要他们有丁点儿智慧，就会对所有这些利益漠然置之。智慧——我说过吗?倒是基督说得好：一粒盐就足以使他们摆脱掉一切财富与荣誉、他们的统治权和胜利、他们的许多官职、特许、税款和嗜好、所有他们的马匹和驴子、他们的随员和无数的娱乐。（你会注意到，我只须用寥寥数语，便可把无数做买卖和从事收获的活动以及浩如烟海的牟取暴利的行为概括无遗。）代替所有这些接踵而来的将是守夜、斋戒、流泪、祈祷、布道、沉思、叹息，还有成百上千件此类令人兴味索然的艰难困苦之事。我们也不应小看这种事将会导致出什么结果来。无数的文书、抄写员、职员、律师、辩护人、秘书、赶驴人、马夫、银行家和拉皮条的人（我差一点要把更含猥亵意味的东西添进去，不过，我不愿弄脏你的耳朵）——总之，一大批现在成为罗马教廷的累赘的人（对不起，我意思是说，“现在替教廷增光的人”）将会处于挨饿的境况之中。真是糟糕透的滔天罪行！更加坏透的是，至高枢机主教，世界真正的灵光，又要回到拿起拐杖、背起背包的日子了。

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举凡非做不可的事他们都会让拥有大量空闲时间的彼得和保罗去做，而把一切盛大的典礼与娱乐留给自己。这一来，还是由于我的缘故，实际上没有其他哪类人能过着这样舒舒服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神职人员相信，只要他们扮演着教会济贫人员的角色，借助着各种仪式，类似演戏时的夸张做作、祝福、诅咒，加上“至福”、“尊敬的阁下”、“圣座”等衔头，这样就算是为基督做了许多工作。对他们来说，表演奇迹剧既过时又不时尚；教育民众像在干活，解释圣经是学校的事，而祈祷则是浪费时间；流泪是弱者和女人的事，身居贫困显得卑微低劣；遭受失败是一种耻辱，也与一个难得允许最伟大的君王吻他那神圣的脚趾头的人不相配称；最后，死亡是一种毫无吸引力的期待，而死在十字架上则更是一种屈辱性的下场。

他们留下来的惟一武器是保罗提到的听上去很悦耳的祝福（他们当然也会大手大脚把这些东西撒向四周），还有停圣事、暂停圣职、反复采用的绝罚和革出教门、破门画像，以及稍一点头示意便可把世人的灵魂打入地狱最深处的雷电。这些基督中的圣父，实际上就是教皇，他们对那些鬼迷心窍，想把彼得的财产蚕食掉的人惩罚得格外严厉。土地、城市、税款、关税和主权全都称为彼得的财产，尽管圣经里面有言在先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178]他们由于对基督的狂热，所以会用火与剑来维护所有那些东西，基督教徒的血大量地流着，而他们相信自己是以使徒的身分出而捍卫教会这个基督的新娘的。用的办法就是勇敢地把他们称之为教会的敌人的那伙人彻底打垮——就好像教会的死敌并不是这些不虔诚的教皇，他们用保持沉默的方法让人把基督忘记掉，用一些惟利是图的法规来束缚他，用牵强附会的解释来歪曲他的教义，用他们道德败坏的生活方式来扼杀他！

再者，由于基督教会是在血上建立起来，用血来巩固，在血中加强，所以他们继续靠刀剑来处理教会的事务，好像基督已告死亡，再也无法用自己的方法保护自己的人民。战争是一种穷凶极恶的事，只适合于野兽而不适合于人；它格外疯狂，使得诗人甚至将其想象为是复仇女神放出来的；格外致命，像瘟疫一样横扫世界；格外非正义，通常总是由最恶毒的强盗来进行；格外邪恶，与基督完全格格不入。可是，他们却把一切事物全献给战争。这里甚至还可以见到一些老态龙钟的老人，显现出青春活力澎湃，不怕付出代价，不知困难为何物，无所畏惧，尽管他们所作所为是把法律、宗教、和平以及一切人性全搞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这里还不乏博学多识的奉承拍马之辈，他们把热情、虔诚和英勇等美名加到这种明显不过的疯狂行为上去，从而设计出这么一种手段，使一个人可以拔刀杀人，把利剑刺进他兄弟的要害部位，而仍无损于基督所教导的一切基督教徒都要对其邻人怀有无限慈爱之忱。

（六十）至今我还拿不准，到底是某些德国主教树立起来的榜样，还是就近学习来的榜样，就是说他们抛弃掉各种盛大典礼和祝福仪式，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礼仪，而按世俗君王的所作所为行事，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认为除了在战场上之外，无论怎样把自己英勇的灵魂交给上帝的人，都形同懦夫，也与主教的职位不相配称。于是一般教士便认为要是达不到他们主教所规定的虔诚程度就是错误的。他们为了实现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会以战士的本色动起武来，使用了刀剑、长矛、石头和各种武器，而他们当中一些目光敏锐的人则力图从古人的著作中找出些词句，用以恐吓那些可怜的民众，使之同意缴纳比什一税更多的款项。可是他们从未想到，这些著作中还有许多地方记载着他们作为回报而对民众所负的责任。他们削发出家一事，也没有让他们想起，作为一个教士应超然于人世间的七情六欲之外，专心致志于天国之事。刚好相反，这些看上去挺像样的人却认为，他们只要马马虎虎滔滔不绝地哼读祷文，就算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要是有哪个神能听得见或听得懂，那才真的算怪事一大件呢，因为即使他们放声大念，连自己也无法听得到，听得懂。不过有件事教士们却与俗人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旦事关受益发财，他们全都十分机灵警惕，个个是法律专家。可是如果出现有什么重荷需要担负，他们便蓄意地把重担舍到别人的肩上，就像传球一样，这边传过来，那边传过去。也像那些世俗君王一样，把他们的某些行政职务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接过来又传过去，落在别人肩上，他们看上去真够谦虚，把关心虔诚信仰的事全留给平民百姓去做。后者则把有关虔诚信仰的事推到他们称之为“教士”的人身上，好像自己和教会毫无关联，而洗礼上所作的誓言也不关紧要。接着，那些自称为“在俗教士”的教士（仿佛他们是奉献给世俗而不是基督）把重荷推给“修士”，修士又推给修道士；不那么诚笃的修道士又推给更诚笃的品级，这些人又推给托钵修道士；然后便从这里传到加尔都西会的隐修修士[179]那边，那些修士内心的虔诚既深藏又隐蔽，弄得你真的无法一瞥踪影。同样的，整天忙于敛财的教皇把所有那些更具使徒传统的工作推给主教，主教则推给教会的神父，神父推给牧师，牧师又推给托钵修士，修士则交给那些剪羊毛的人。但我的目的不在于详细描绘教皇或教士的生活细节。当我必须发表一篇颂词时，我不愿别人误以为我是在写讽刺文章，我也不愿任何人以为我赞扬邪恶的君王，用意在于指责善良的君王。我简略地论述这些问题，目的只在于让人懂得，世人除非对我各种礼仪的基本含义有所了解，并对我的乐善好施深信不疑，否则便无法愉快地生活。

（六十一）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连掌握人类命运的报应女神——拉姆努斯[180]的荣光都和我格外意气相投，与贤人总成死敌，而把一切利益赠给愚人，甚至在他们睡眠时也这样做。你一定知道提谟修斯[181]其人，知道他的名字的意义，并知道“鱼笼在主人睡觉时抓到了鱼”[182]这句格言。还有“猫头鹰正在飞翔”。[183]而人们又说“生于月龄第四天”[184]，和“弄到一匹塞扬努斯的驽马”[185]，或“得到图卢兹丢失的黄金”[186]，所有这些都是针对贤人的。不过“引用格言”已够多了，至此为止吧；我不愿意让你误以为我是在剽窃我的朋友伊拉斯谟笔记中的东西。

还是让我们言归正题。命运女神喜欢的是那些鲁莽和敢横冲直闯的人，也就是那些喜欢说“命运之骰已掷出去”的人。而智慧却使人软弱无力、忧心忡忡，所以你往往发现：贫穷、饥饿和烟臭总是和贤人同在，他们生活在被人忽视、默默无闻和不受喜爱的环境中。与此相反，愚人财源滚滚，并掌管国事；总之，他们各方面都显得欣欣向荣。因为如果一个人发现，要得到幸福就得取悦君王，把时间花在跟那些满身金银珠宝、像神一样的人周旋，这么一来，他会觉得，智慧对他一无所用，而且的确被这类人贬低得毫无价值。如果他想致富，靠智慧指引能让他赚多少钱呢?因为他不敢作伪证，一说谎就脸红，对那让贤人感到烦恼的盗窃与高利贷等欺诈行为不屑一顾。任何人要是希望得到教会的钱财和肥缺，那么一头驴或一头水牛会比一个贤人更快抵达目的地。如果你追求的是快乐，那么，女人（她们在喜剧中扮演着主角）对愚人一见倾心，可是碰上贤人却拔腿而逃，惊慌失色，像是碰上蝎子一样。

最后，所有那些寻求点人生乐趣和兴味的人，坚决让贤人吃上闭门羹，然后敞开大门先把其他乱七八糟的家伙接进来。总之，不管你到哪里，无论是教皇还是君王，法官还是行政人员，朋友还是敌人，职位高还是低，你会发现不花钱什么事也办不成；贤人既然鄙视钱财，你就得格外留意离他远些。另一方面，要赞扬我本人，可说的事是无穷无尽的。即便如此，说话有时仍须适可而止，所以我也就停了下来，不过我必须简单明了地让你知道，有许多大作家用他们的作品和行动来证明我应受表扬。我不愿让人家误以为我愚蠢到只会孤芳自赏，也不愿让精通律法的人误责我提不出证据。所以我仿效他们进行引证——此类东西可能“无一中肯”。

（六十二）首先，大家都接受这句著名格言所表达的真理：“实去虚来”，所以教导孩子总是从这样的词句着手：“大智若愚”。现在你自己也该清楚：愚人有多好的运气，甚至她的假相和外貌也博得学者的高度赞美歌颂。伊壁鸠鲁牧人所饲养的那头丰满壮健的肥猪更加坦率地告诉我们“宜在思考中搀杂点愚蠢的东西”，不过他接着又加上一句：“这只应是一晃就过去的事”——这么说就不够聪明了。他还说“及时而蠢，其乐融融”，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宁愿看上去笨拙愚蠢，而不愿成为一个脾气暴躁的贤人”。在荷马的作品里，忒勒马科斯到处受到诗人的赞扬，却不时被称为“傻瓜”，而剧作家们也随意把这个称号当成是个吉兆，送给青少年。神圣的史诗《伊利亚特》的主题除了愚蠢的帝王和人民的愤怒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再者，西塞罗下面这句著名的赞美之词确是十分完满：“世界到处是愚人。”因为尽人皆知，幸运之事流传越广，效力也越大。

（六十三）然而，这类权威性的引文对基督徒来说并不重要，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将从《圣经》里面找出证据来支持我的赞词，并像学者所做那样，给这些赞词奠下个适当的基础。让我先请求神学家们宽厚为怀，惠予同意。由于我们对付的是个难题，而指望缪斯众女神再度从赫利孔山上下来，走的是迢迢的途程，为的是不关己的事，似乎也有些过分，所以也许当我正在扮演神学家的角色、踏着荆棘丛生的小道前进时，我应该祈求司各脱的神灵（这要比任何豪猪或刺猬更加多刺）离开他心爱的索邦神学院[187]，进入我的内心，不过只有短暂的时间——随后它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见鬼去”也与我无关。我只希望能变换一下自己的容貌，披上一件神学家的外衣！不过，要是我穿的神学服饰太多，恐怕人家会把我当成个小偷，指责我偷偷摸摸地把我们“老师”桌子里的东西掠走。但这也不宜大惊小怪，须知这些东西是我靠长期间和神学家们交往，亲密无间而取得的。甚至那位无花果神普里阿普斯也听见他的老师在朗诵，因而记住了一些希腊词。而卢奇安作品里那头公鸡，还不是因为长期间和人们生活在一起而毫无困难地听懂人话?

现在，要是预兆不错，还是让我们回到本题上去。《传道书》第一章上写道：“愚者之数无限。”而在宣称这个数目是无限时，除了少数谁也没有碰见过的人物之外，该书所说的不是包括所有的人吗?耶利米[188]在他那部书第十章中说得更清楚：“所有的人因自己的智慧而成愚者。”他认为智慧只属上帝，愚蠢则归全体世人所有。更早一点他说：“人不要因其智慧而得意扬扬。”我亲爱的耶利米！为什么你不愿意人们因其智慧而自鸣得意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人没有智慧。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传道书》。书中大声疾呼：“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189]你以为他这句话还会有别的意思吗?难道不是我说过的：人生无非就是一场愚人的游戏?这样看来，他是赞成西塞罗颂词中所说的话了，即我上面引用过的、受到当之无愧的赞扬的词句：“世界到处是愚人。”伟大圣典《便西拉智训》[190]说“愚人像月亮般变换，贤人则像太阳那样固定不动”，书中所启示的无疑是：人类全都是愚蠢的，智慧这个称号只适用于上帝。月亮意为人性，太阳意味着一切的光源，也即上帝。对此，基督本人也在福音中给予肯定，指出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能被称为善良。这么一来，鉴于斯多葛派学者说的：谁要是善者，同时也就是贤者；而任何非贤者的人便是愚者，所以必须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人都是愚人。再者，所罗门[191]在《箴言》第十五章中说“愚人以愚昧为乐”，这显然是认为：人生如无愚蠢便乏欢乐。经文中还有句相类似的话：“多有智慧，就多愁烦；加增智识的，就加增忧伤”。[192]那位著名的传道士的确在第七章里面公开表达出同样的想法：“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所以他认为，足智多才而不同时认识我，那仍然是欠完善的。如果你对我信不过，那就听听他本人在第一章里所说的话：“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请你注意，他在《传道书》上写这句话时，是最后才提及“愚昧”的，用意在于称赞，须知按照教会所遵循的规矩，地位最高的人最后就座，至少这方面与福音书的教义相一致。的确，《便西拉智训》一书不论其作者是谁，在第四十四章里面清楚地指出：愚昧比智慧更佳。不过我暂时不打算引用里面的词句，先得请你们通过恰当地回答问题来帮助我“发挥论点”，像柏拉图对话录中那些与苏格拉底进行辩论的人所做的那样。

下面两种东西，哪种更需要隐藏起来?是那些珍贵有价值的物品，还是那些一般而又便宜的东西呢?难道你对此无话可说?即便你装聋作哑，这里还是有句希腊格言来代你作答——“水壶就放在门口”。万一有谁不把这当一回事，那就让我告诉你，引用这句格言的是我们各位老师奉为神明的亚里士多德。难道你们当中会有人愚蠢到把黄金和珠宝放在路上?你们肯定不会这样做。你们将其藏在屋内最隐秘的地方，而你呢，则更进一步，将其暗藏在锁得牢牢的箱子里，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中。只有废物才丢在街上。这么看来，举凡珍贵的东西都隐藏起来，没有价值的东西就让它公诸于世。那么，明显不过的事是：《便西拉智训》中不让隐藏起来的智慧，岂不是比不上书中吩咐要隐藏起来的愚昧吗?你听一听书中的原话就会明白：“隐其愚者胜于隐其智者。”试想想看，圣经认为诚实为愚人所有，可是贤人却自以为无人可比得上他。这也就是我对《传道书》第十章中下面词句所作的解释：“行路的愚人因为自己愚蠢，便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愚人。”像这样认为一切人全都与你平等，而在一个醉心于自我扩张的世界里，把你的长处拿来与人共享，诸位难道不认为此乃是一种格外诚实的表现?因此，伟大的所罗门国王不以被称作愚人为耻，他在第三十章中写道：“我是众人中最愚蠢的。”异邦人的教师保罗在致科林斯人的书信中也乐意接受愚人这个称呼。“我说起话来像愚人，”他说，“我更是。”[193]意思似乎是说，在愚蠢上落在别人之后是一种耻辱。

可是，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些希腊学究的喊叫声，他们下定决心要大干一番窝里斗的事，或者更确切点说，下定决心发现当今许多神学家的错误，办法是用他们自己写的注解本作烟幕。我的朋友伊拉斯谟在这群人中如果不是实际的领袖，也一定位居第二，所以我不时提起他的名字，以表敬意。他们大声喊叫着说：你能指望从“愚人”那边引证出什么来吗?真是愚蠢之至！使徒的含意，和你所想象的大相径庭。他这些话的意思不是说他比别的人更加愚蠢，当他说“他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我也是”，仿佛把自己摆到与别人同等的地位，并引为自豪，接下去他又添上一句，纠正自己上面的说法：“我更是。”他知道，他毕生献身于为福音服务方面，和其他使徒比较起来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们。他希望这件事有说服力，别人听上去不会有骄傲自大、盛气凌人之感，所以他以愚蠢为借口先发制人，以免遭到反对。他写道：“我说起话来像愚人”，因为愚人拥有说实话而不得罪人的特权。

可是，我还是把保罗写这句话时心中所想的事，留给学究们去辩论。就我而论，我要遵循的是那些个头大、肥胖、愚蠢而大家又对其评价很高的神学家。大多数学者，我敢对主神发誓，宁愿与这些肯定是错误的神学家在一起，而不愿和你们那些精通三种语言的专家共同持有正确的见解。这些人全都认为，你们那些希腊学究无非就是一群学舌的鹦哥。特别是因为有个知名的神学家（也许他自己认为是知名吧?）已经用一种高超的研究神学的方式，对这句话进行了阐释。不过这位神学家的名字我有意秘而不宣，以免我们这群学舌的鹦哥立刻抓住时机，引用希腊那句嘲笑的话语：“驴子面对着竖琴。”他开宗明义地说“我说起话来像愚人”，就这样，他开始了新的一页，这只有借助于辩证法的全部力量才有可能，他于是写出崭新的章节，作出如下的解释（我将原原本本地引用他的论点，他的原话及其要旨）：“我说起话来像愚人，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自己列入假的使徒之中，在你看来是愚蠢的，那么，我把自己置诸他们之上就更加愚蠢了。”然而，过了不久之后，这位神学家显得心不在焉，突然话头一转，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六十四）但是，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一个例子自寻烦恼，须知神学家有权任意拉扯天国——也即圣经，就像鞣皮工匠对待一张兽皮那样。要是你相信那位“精通五种语言的大师”哲罗姆，那么，根据圣保罗所说，圣经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词语在原来上下文里面读起来并不感到有什么矛盾。保罗有一次偶然在雅典见到刻在祭坛上的碑文，于是他把碑文的意义变为赞扬基督信仰的论点。他把所有可能有损于他的理由的词语一概省去，只采用最后两个词“ignoto deo”，意为“致未知的神”。他甚至在这里也做了一些更动，因为完整的碑文是这样的：“致亚洲、欧洲和非洲诸神，致异邦未知诸神”。我相信，保罗的所作所为正好为今天那些“神学之子”创先例，他们便是从不同的上下文里面挑选出四五个词，必要时甚至歪曲它们的意义，使之适合自己的目的。这些词尽管前后脉络不连贯，甚至实际上互相抵触、矛盾，他们也置之不顾。他们干出这种事时无忧无虑，不知羞耻为何物，使得神学家时常成为法律专家羡慕的对象。

现在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那个伟大人物（我差点漏嘴说出他的名字，好在那句希腊格言让我话到嘴边停下来）去从《路加福音》的词语里摘取出一个意义，它与基督精神吻合得有如水与火的相容程度。因为当最危险的时刻逼近，忠仆们便会聚集在主人四周，倾全力“跟主人并肩作战”，基督想要消除掉门徒们心中对这种防御方式的信赖，因此他问，当初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派出去，既未穿上双鞋子以免受到荆棘和碎石的伤害，也未带上个钱囊以免挨饥受饿，那时可曾觉得缺少什么。当他们回答什么也不缺时，基督便继续说下去：“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拿走，有口袋的也可以拿走，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194]基督的整个教导在于熏陶温和、忍耐与轻视人生，这个章节的意义对所有的人来说应该是清楚的。基督要他的使者们进一步解除一切，不但丢掉鞋子和钱囊，而且脱掉衣服，赤身裸体、无牵无挂去宣讲福音。他们除了带一把剑之外，什么也不带——这把剑不是用于强盗和杀人犯的，而是一把精神之剑，用来刺入内心最深处，一剑砍断各种情欲，心中留下来的只有虔诚，别无他物。

现在，请看看我们这位知名的神学家是怎样来曲解这一点的。他把那把剑解释为是用来进行防御以免遭受迫害，而那个口袋则可充分供应口粮，这一来好像基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反而觉得他的使者们动身时，穿着不够气派，不那么“堂而皇之”。或者他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当他们受到侮辱、谩骂和迫害时便能得到祝福，他还不准他们反抗邪恶，因为只有温顺的人才能受到祝福，好斗者无此福分。他似乎忘记自己曾号召他们要以麻雀和百合花为榜样，所以现在才如此不愿见到他们不带剑便出去，甚至还吩咐他们卖掉衣服去买把剑，宁愿见其赤身裸体而不愿见其手无寸铁。再者，正如任何可用以抗击暴力的东西都可冠以“剑”这个名目，“钱袋”便把一切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全都囊括进去。因此，这个上帝的解释者便用长矛、石弓、投石器和弩炮把使徒们装备起来，带领他们出发去宣扬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的教义。他还让他们带着一大堆柜子、旅行箱和包裹，看上去似乎他们经常要空着肚子离开旅店上路似的。尽管基督曾一度吩咐使徒应买把剑，可是不久之后他便明确无误地吩咐使徒收剑入鞘，上面所说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们的神学家感到不安。同样的，谁也没有听说过，使徒们曾用剑和盾去抗击异教徒的进攻，要是基督想要做的正如我们这个神学家所解释的那样，那么，使徒们一定会照此去做的。

还有另一个神学家，出于尊敬之意，我不说出他的名字。他的名气很大，可是他把哈巴谷[195]所说的有关帐篷的话（“米甸[196]的幔子战兢”）当成是指巴塞洛缪[197]被活生生剥下来的皮。最近我像往常一样，出席一次神学辩论会。会上有人问道：圣经哪里载明对待异教徒要用火刑将其烧死而不是驳斥其论点。于是，一个严厉的老者威风凛凛，一看就知是个神学家，怒气冲冲地回答着说：使徒保罗在下面这句话里面定下这条规定：“分门结党的人，警诫过一两次，就要弃绝（devita）。”[198]接着，他又反反复复地大声念着这句引语，弄得出席的人大多感到惊异，以为这个人出了什么毛病。最后，老者解释说：异教徒的生命应予除掉（devita）。与会者有的笑起来，其他不少人却认为这种编造出来的东西表达了神学理论的见解。可是，有几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时，我们那位大家称之为“特涅多斯[199]的律法阐述者”，也即那位不能反驳的权威继续说下去：“注意！书上写道：做恶事者（maleficus）皆不得让其生存。一切异端者都是做恶事的人，所以……”所有的听众都对这个人的推理能力感到万分惊异，一下子全都转到他的想法上来。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律法只适用于巫术师、占卜师和魔法师，希伯来人用他们自己的话称这些人为“mekaschephim”，我们把这个词译为“做恶事的人”。否则死刑便会被应用到淫乱者和醉汉身上。

（六十五）但我要是继续把这类事例谈下去就太愚蠢了。须知此类事多得数也数不清，就连克里西波斯和狄底摩斯[200]的卷轴也收不尽。我只想提醒你曾授给那些神圣学者以特许权，这么一来，要是我的引文有不够准确之处，务请把我当成个“愚人神学家”同样加以接纳。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保罗吧。保罗谈及自己时说：“你们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接着又说：“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还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201]在另一个地方他也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这是崇高权威对愚蠢的极高赞美。再者，他还公开提倡把愚蠢视为益处极大，不可或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202]据路加说，耶稣把去以马忤斯[203]路上碰到的两个门徒称为愚人。我们对此难道有什么值得惊异?须知圣保罗甚至认为上帝也有愚拙之处。他说：“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更饶智慧。”[204]奥利金[205]因此在他的评论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我们不能凭着人所持有的见解来解释这种愚拙，像在下面这个句子中则可以那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206]可是，我无须为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操心，须知基督在神圣的《诗篇》中已公开对圣父说：“我的愚昧你原知道。”[207]愚人总是让神感到高兴，这也显得意味深长，我想，个中自有道理。君王们对那些过分聪明的人总是用怀着敌意和猜疑的眼光监视着，正如尤里乌斯·凯撒对待布鲁图和卡修斯那样，不过他对醉鬼安东尼却一点也不怕；也如尼禄[208]对待塞内加，狄奥尼西奥斯对待柏拉图，不过他们两人都喜欢那些智能迟钝、头脑简单的人。同样的，基督总是厌恶并谴责那些自以为才智超凡的“自作聪明者”；正如保罗用明确无误的话作证说“上帝却选择了世上愚拙的”[209]，还有：“上帝乐意以愚拙之道拯救世人”[210]，因为这是无法靠智慧得到救赎的。上帝还借用先知之口，明确无误地宣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211]基督也是这样，他作感恩祷告，因为灵魂得救的奥义对贤人秘而不宣，但却启示给小孩，也即愚人。（希腊语小孩一词为“υηπios”，意为愚蠢，其反义词为“σοφσε”，意为聪明。）福音书里面有一些与此有关的章节，记载着基督抨击法利赛人[212]、文士和律法教师，但对无知的广大民众却给予应有尽有的保护。“你们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有祸了”！[213]这句话若不是意为“贤人呀，你们有祸了”，还能有别的什么意义呢?不过基督似乎格外喜欢小孩、妇女和渔夫，而令基督最感愉快的哑巴牲口，是那些距离聪明和狡猾有千里之遥的牲畜。因此，他宁愿骑驴，尽管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安然坐到狮子的背上。圣灵借着鸽子的形象下降[214]，而不是借着鹰或隼的形象，整部圣经里面经常谈到的是小鹿、小骡和羔羊。再者，基督称那些注定要得到永生的人为他的羊，须知世上的牲畜没有像羊这么愚蠢的：这可从亚里士多德的格言“绵羊般的性格”中得到证明，这种性格来自该牲畜的头脑笨拙，所以通常用来讥笑那些头脑迟钝笨拙的人。可是，基督却宣称自己是这群羊的牧人[215]，甚至喜欢自称为羔羊，例如约翰见到基督来时便说：“看哪！上帝的羔羊。”[216]《启示录》里面常见到类此的措辞。

所有这些指的肯定都是一回事：就是说，所有的人，甚至虔诚者，都是愚人。基督尽管是上帝智慧的体现，也让自己显得有点像个愚人，目的是要对人的愚蠢助以一臂之力，所以他呈现出人的本性，看上去具有人的形式；正如他让自己成为罪人，才得以为众罪人赎罪那样。基督也不希望众罪人用其他方法赎罪，他希望用的只是十字架这种愚拙之举，并通过他那些愚昧无知的使徒来赎罪，他曾不断向他们宣讲愚拙。他教导他们要置智慧于不顾，并以幼儿、百合花、芥子和低微的麻雀为例，提出呼吁，因为所有这些全都是愚蠢无知的东西，它们只靠天生的本能过活，不知处心积虑为何物。接着，他不让门徒去绞脑汁思考该怎样回答长官们的指控，还要他们不要去询问时间与季节，[217]原因是他希望他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要完全依靠基督。这也说明为什么创造世界的上帝禁止人去吃智慧树的果实，仿佛智慧会毒害幸福似的。因此保罗公开谴责知识[218]，说知识产生自高自大，造成损害。我相信，圣贝尔纳在把撒旦所住的那座山解释为知识之山时，心中想到的就是保罗。

或许我也不应忽略下述论点：愚蠢为性在天上受到青睐，因为只有愚蠢的过失才会得到宽恕，反之，贤人是得不到原谅的。因此，当人们干出了明知故犯的过失而祈求宽恕时，他们总是说自己干了蠢事，以此作为借口和辩护。要是我没有记错，那么，亚伦在《民数记》中请求不要惩罚他的姐妹时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219]扫罗也用同样的话祈求大卫宽恕他的过失：“我是糊涂人，显然错了。”[220]于是，大卫自己也想要安慰上帝，便说：“上帝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221]。似乎他只有以愚昧无知为借口，才能得到宽恕似的。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当十字架上的基督为其仇敌祈祷时说“圣父啊，赦免他们！”——这时基督除了说他们是由于无知，别无其他辩解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222]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也用同样的语调说：“我还蒙了上帝的怜悯，因我是在不信不明白时而作的。”[223]所谓不明白时干出来，除了指愚蠢地干出来，别无恶意，还能指别的什么呢?当保罗谈及承蒙上帝的怜悯时，他的意思显然是说：要是他不以愚蠢为理由进行辩护，他就得不到怜悯。我忘记引用《诗篇》作者的话，他也为我们大家作证说：“求你不要记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无知”[224]，这一来你一定会注意到，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幼年”，幼年是永远与我为伴的；另一个是“无知”，“无知”一词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使我们得以认识到愚昧有多大的力量。

（六十六）一言以蔽之（否则我是在滔滔不绝地作不着边际之谈），基督教与愚昧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但与聪明却毫不沾边。如果你想证明这一点，那么，首先请你看一下这么个事实，即：正好是年轻人和老人，妇女和傻瓜最喜欢神圣与圣洁的事物，因此，总是在天生本能的驱使下直奔祭坛。其次，你还可以见到，最早期这一宗教信仰的伟大奠基人全都热爱单纯朴素，而对知识学问深恶痛绝。最后，最大的愚人是那些全副身心信奉基督教的人。他们乱花自己的财产，置侮辱于不顾，听凭欺骗，不分友敌，避开享乐，经受禁食、守夜、悲哀、辛劳、屈辱，淡泊轻生，所求的只是一死——总之，任何正常的感情在他们身上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精神似乎寄托在自己肉体之外。这除了疯狂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因此，认为使徒们是喝新酒过量而醉倒[225]，非斯都则断定保罗是癫狂[226]，我们对此也就没有什么可感到惊异了。

但我既然披上了“狮皮”[227]，就让我告诉你另一件事。基督徒历尽千辛万苦努力以求的幸福，无非就是一种疯狂加愚蠢。别让这词语把你弄得心烦意乱，你该细加思量的是真情实况。首先，基督徒与柏拉图主义者几乎完全一致认为，精神总是受到肉体的牵制和束缚，肉体由于受到种种粗野、庸俗的事物的干扰，妨碍精神对事物如实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享受其乐趣。其次，柏拉图给哲学下定义时，认为它就是为死亡作准备，因为哲学把心灵从肉眼可见的实体上引开，一如死亡到来时那样。只要心灵还正常地使用着身体的各个器官，那么心灵便被称为正常健康，可是一旦心灵冲破躯体的束缚，希图赢得自由，仿佛在图谋越狱而逃那样，此情此景人们称之为疯狂愚蠢。要是这种情况是由于疾病或某种生理缺陷造成的，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正是疯狂愚蠢。即使如此，我们时常见到这类人在预言未来，显出他们懂得以前未曾学习过的各种语言和文献，并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某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毫无疑问是因为心灵正在开始解脱肉体所造成的污垢，并实现其真正的天赋机能。我认为这也说明为什么那些临终时在挣扎的人，总是体验到某种相类似的东西，说出一些仿佛受到神灵启示的奇异话语。再者，要是这种事产生于信奉宗教的热情，那么，它与上述的疯狂愚蠢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但极相似，所以大多数人都难加区别，尤其是因为那些地位卑微、整个生活方式与大伙儿不同的人，为数极少。

这一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我觉得与柏拉图神话故事[228]中所谈的并无不同之处，故事里面那些被拘禁在洞穴里的人，对一个个影子不胜惊奇，而那个逃跑出去随后又回到洞穴里来的人却告诉他们：他曾见到真实的事物，所以他们认为世上除了他们一个个可怜的影子外别无他物是大错特错了。这个了解情况的人觉得他的同伴很可怜，而对造成他们产生这种错觉的愚昧无知深感惋惜；可是他们接着也嘲笑起他来，把他当成个疯子，把他赶了出去。同样的，一般老百姓所羡慕的也只是与肉体有关的事物，并相信只有这类东西才存在着，反之，虔诚的人轻视一切与肉体有关的事物，并整个心神为之振奋地沉思着肉眼见不到的事物。凡夫俗子把财富摆在首位，把肉体的舒适放在次位，而置灵魂于末位——无论如何，大多数人相信灵魂并不存在，因为这是眼所不见的。对比起来，虔诚的人却倾全力去接近绝对纯洁的神，接着，是去接近与神最贴近的东西，也即灵魂。他们对肉体置之漠然，轻视财富，弃之如粪土，如果迫不得已非得和这类事打交道不可，他们做起来并不心甘情愿，厌恶之情全形于色，所以虽有犹无，虽得犹失。[229]

再者，在这些事物当中，每一个都有相当大的程度差别。首先，尽管所有的感官都与肉体有联系，但其中有的更加紧密地与肉体相关，例如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和味觉，而其他各种官能却远一些，例如记忆、智力和意志。心灵的力量有赖于其意向。虔诚心灵的全部力量都趋向与肉体感官相去最远的事物，从而使这些感官变得迟钝，失去感觉。庸夫俗子当然会做出与此相反的事，对肉体感官的机能大加发展，可是对更属心灵方面的机能却少有发扬。因此我们听到过发生在几个圣徒身上的事，他们喝的是油，却误以为是酒。让我们再举心灵所钟爱之事为例。有的人更加频繁地和肉体上的俗事打交道，例如性欲、食欲、睡欲、愤怒、骄傲和妒忌。虔诚的人对此类事总是不断与其进行抗争，可是芸芸众生却认为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还有一些我们可称之为中间感情、对一切人属于半自然的东西，例如爱祖国、爱子女、爱父母、爱朋友。老百姓对此都极重视，可是虔诚信奉宗教的人却力图把这类爱心彻底地从自己心灵中消除掉，至少也得让它们升华到灵魂的最高境界。他们希望，他们之所以爱其父，并非因为他是个父亲，须知父亲除了生下个肉体之躯外，什么也没有生下来，何况肉体之躯也来自上帝圣父；他们之所以爱自己的父亲，是因为他是一家之长，在他身上反映出最高智慧的形象，而且只有这一点他们称之为“至善”，除此之外，他们声称别无其他东西可爱或值得追求。这也是他们所遵循的据以规范其余一切人生的义务的准则。这一来，一切目所能见的东西，即使它并不是整个地应受到蔑视，比起目所不能见的事物来，价值仍然要低得多。

虔诚的人还说，甚至在圣礼与实际宗教仪式里面，都包含有肉体与精神两个方面。以禁食为例，要是禁食的实质无非是老百姓看来的不吃肉和少食一餐，那他们就不必把禁食当一回事了。在禁食的同时，还必须压制情欲，比往常少发怒，少耍傲气，这一来可使精神少背肉体方面的重负，得以享受天上的赐福。有关圣餐的情况也复如此：他们说，举行这种仪式不应遭到拒绝，不过，要是这种仪式缺乏目所能见的那类符号所应代表的精神要素，那么，它就毫不管用，还可能确实有害。圣餐表示的是基督之死，对此，人们必须通过控制并消除自己肉体上的情欲来加以表达，看上去似乎是把这些情欲埋葬掉，目的是复苏新的生命，这一来，他们便可和他结合在一起，并互相结合。这就是虔诚的人之所为，同时也是他的目的所在。反之，凡夫俗子却认为，弥撒无非就是尽量挤近祭坛，听见讲圣经的声音，详细入微地观看到举行仪式的细节。我举出这一点只是作为个例子，实际上虔诚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对举凡与肉体有关的事都退避三舍，而对永恒、不可见的神圣事物则全神贯注，趋之近之。因此，这两类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全然不同，每一方都视另一方为愚蠢疯狂；尽管在我看来，愚蠢疯狂这个称号更适合于虔诚的人，而不是适合于凡夫俗子。

（六十七）如果我做了我答应要做的事，那么这一点就会十分简单明了——我要指出人的最高报酬只不过是某种愚蠢疯狂。首先，请你们想一想，柏拉图是如何发挥想象力论述此类事的。他写道：情侣的疯狂愚蠢，是幸福的最高形式。[230]因为任何一个强烈地坠入情网的人，不是生活在自我之中，而是生活在他所爱的对象里面，他越是能做到把自己更深入地移入爱中，就越幸福。现在，当灵魂打算离开肉体，不再以正常的方式利用肉体器官时，毫无疑问，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灵魂变得疯狂愚蠢了。俗话说，“他神志失常了”，“苏醒过来”，和“他又神志正常”，说的肯定都是这回事。再者，爱越是尽善尽美，疯狂愚蠢也越厉害——从而也更加幸福。那么，所有虔诚者的心所热切倾注的天上生活又是什么呢?精神将成为强者，将征服并同化肉体，精神做起这件事来会显得更加轻而易举，原因是在有生之年已先使肉体净化，变得虚弱无力，为这种转变作好准备。接着，精神本身也将被至高心灵所同化，因为至高心灵比起它那纷繁的各部分来更加强大有力。因此，当整个人超越出其自我，并只因为他超越自我而感到其乐融融时，他将分享到的是一份难以言喻的要把一切全吸引进去的至善。尽管这种完美的幸福只有当灵魂恢复其原先的肉体，并被赋予永生不朽之时才能体验到，但由于虔诚者的生活只不过是来世生活的默祷和预示，所以他们有时能品尝到行将到来的报偿的芳香美味。但这与取之不尽的永恒的幸福之泉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滴而已。不过，这一滴远胜过肉体上的一切欢乐，甚至把世间一切快乐合在一起也是如此，所以说精神胜过肉体，不可见的胜过可见。这的确也正是先知所断言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231]这正是“愚人”所扮演的角色，不因生活起变化而告消逝，反而更趋于完美。

所以那些被赋予这种预感的人（有此好运的人为数极少）体验到的是一种颇似疯狂的东西。他们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怪里怪气，他们粗声粗气，言之无义，脸上的表情会突然发生变化。他们一下子兴奋激动，一下子又垂头丧气。他们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叹气。实际上确是感情失去控制。接着，当他们的神志恢复过来时，会说自己不知道身处何地，是处于肉体之内还是肉体之外，是清醒还是入睡。他们无法记起自己听到过、见到过或说过、做过的事，记得的只是自己如在雾中，仿佛做了一场梦。他们只知道，这样神志不清之时最感幸福。他们悲叹自己又神志清醒过来，因为他们倾全力以求的无非就是永远过着此种狂人的生活。这只是未来幸福的丁点儿滋味。

（六十八）但我久已忘记自己是谁，说了这些“言过其实”的话。要是我说过的话显得有点轻率放肆，是在信口开河，务请记住：说话的是个“愚性”天赋者兼女人。同时，还请你别忘记希腊的这句谚语：“愚人常说出及时的忠言。”当然，你可能认为这句话对妇女不适用。我明白，你们全都在等着我说出句结束语，可是，在我东拉西扯，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后，以为我还记得说过些什么，那真是太愚蠢了。有句老谚语说：“我讨厌记性太好的酒伴。”我想在这里加上一句新的：“我讨厌记性好的听众。”

好吧，我要说声再见了。各位研究“愚人”的杰出行家，鼓掌吧，祝大家生活美满！

【注释】

[1] 特洛福尼俄斯（Trophonius），德尔波神殿的建筑师，阿伽墨得斯的兄弟。他们把神殿的一块石头砌成活的，以便夜间移动石头潜入神殿内窃取宝物。在阿伽墨得斯落网时特洛福尼俄斯为了不被揭发，便砍去其兄弟的头，并把它带走，逃入雷波德亚森林中的洞穴，但从洞穴中得到神谕：凡听到神谕的人，终生将在愁苦中度日。

[2] 迈达斯（Midas），古代传说中既愚且贪的国王。据说他曾在阿波罗（太阳神）和畜牧神进行吹奏乐比赛时判定后者获胜。阿波罗于是使迈达斯头上长出两只驴耳，迈达斯用头巾把耳朵包起来，并要他的理发师不将此事泄露给任何活着的人。理发师终因藏不住这个秘密，将此事告知一个地穴，地穴周围长出来的芦苇在微风吹过时发出声音说：“迈达斯长着驴耳朵。”

[3] 布西里斯（Busiris），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埃及遭受连续九年的旱灾时，塞浦路斯先知弗拉西厄斯预言：国王每年如用一个异邦人作牺牲，献祭宙斯，大旱这种灾难即可消除。布西里斯首先把先知带上祭坛，后来又把所有来到埃及的异邦人全都作牺牲，送上祭坛。

[4] 法拉里斯（Phalaris），西西里的阿克拉加斯僭主，以凶狠残暴著称。传说他曾把活人装入铜牛中烧死，把人的惨叫声当作牛的吼声来取乐。

[5] 伊拉斯谟《格言集》I.v.73。

[6] 密涅瓦（Minerva），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神，司掌各行业技艺，后来又司理战争。人们认为她与希腊女神雅典娜同为一体。

[7] 伊拉斯谟《格言集》I.v i.10和I.i i.66。

[8] 泰勒斯（Thales），活动时期约公元前580年，哲学家，被列入传说的七贤之中。

[9] 卡俄斯（Chaos），指存在于创世之前的空间，是泰初的混沌，诸神的始祖。

[10] 俄耳库斯（Orcus），罗马的死神，负责把鬼魂送到地府去。

[11] 萨图恩（Saturn），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神灵，司掌播种或种籽。

[12] 伊阿珀托斯（Iapetus），提坦诸巨神之一。

[13] 普路托斯（Plutus），希腊神话中丰饶富裕之神，财神。

[14] 赫西奥德（Hesiod），希腊史诗诗人，其创作时期为公元前8世纪。

[15] 朱庇特（Jupiter），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16] 雅典娜（Pallas Athene），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17] 伍尔坎（Vulcan）——火与锻冶之神，为朱诺与朱庇特所生。——编注

[18]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50——前380），古希腊著名喜剧作家。

[19] 提洛斯（Delos），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小的岛屿之一。是阿波罗及其孪生姐姐阿耳忒弥斯的出生地。朱庇特用钻石锁住此岛，使其不浮动。

[20] 阿多尼斯（Adonis），腓尼基的主宰自然界之神，是死而复生的植物的化身。

[21] 克罗诺斯（Kronos），提坦神中最年幼者，是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儿子，其子即宙斯。

[22]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提倡禁欲主义，认为数为万物之本。

[23] 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4——前55），古罗马诗人、哲学家。

[24] 维纳斯（Venus），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25] 斯多葛派（Stoics），公元前4世纪创立于雅典的哲学派别，禁欲主义者。

[26]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27] 普劳图斯（Plautus，公元前254——前184），古罗马喜剧作家。

[28] 《奥德赛》17.218。——编注

[29] 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古希腊地区名，有“阿卡纳尼亚肥猪”这句谚语。

[30] 布拉班特（Brabant），现为比利时中部的一省。

[31] 美狄亚（Medea），希腊神话中神通最广大的女巫。

[32] 喀尔刻（Circe），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

[33] 奥罗拉（Aurora），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

[34] 门农（Memnon），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人之王。特洛伊战争中为阿基里斯所杀，宙斯赐予永生。

[35] 提托诺斯（Tithonus），特洛伊的创建人。

[36] 法翁（Phaon），船夫，曾免费载运打扮为老妇的维纳斯。维纳斯于是把他变为美男子，以表谢意。

[37] 莫利库斯（Mrychus），意为肮脏，是酒神巴克斯的绰号。

[38] 潘（Pan），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

[39] 伍尔坎（Vulcan），罗马神话中火与锻冶之神。

[40] 戈耳贡（Gorgon），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人见之立即化为顽石。

[41] 见《奥德赛》8.337。

[42] 芙洛拉（Flora），罗马神话中的花神。

[43] 狄安娜（Diana），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

[44] 恩底弥翁（Endymion），希腊神话中月神所爱的青年牧羊人。

[45] 莫摩斯（Momus），希腊神话中嘲弄与非难指摘之神。

[46] 埃特（Ate），希腊神话中惹人轻举妄动的女神，后被视为惩罚或复仇女神。

[47] 普里阿普斯（Priapus），酒神狄俄尼索斯和爱与美女神阿佛洛狄特之子，男性生殖力之神，也是果园、酿酒和牧羊的保护神。

[48] 墨丘利（Mercury），罗马神话中众神的信使，司商业、手工技艺、智巧、辩才、旅行以至欺诈和盗窃的神。

[49] 赛利纳斯（Silenus），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养父和师傅，也是森林诸神的领袖。

[50] 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51] 科尔达克舞（cordax），古希腊淫荡的舞蹈。

[52] 阿特拉滑稽戏（Atellan farces），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盛行的小丑剧。

[53] 哈波克拉忒斯（Harpocrates），他的形象是有一个手指按在嘴上，象征着沉默，所以成了沉默之神。

[54] 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司智慧、艺术、发明和武艺的女神。

[55] 埃皮达鲁斯蛇（Epidaurian snake），希腊英雄兼医神，他的象征是一条蛇，时常盘绕在一根拐杖上。

[56] 瑟赛蒂兹（Thersit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嘲笑阿基里斯而被杀。

[57] 内斯特（Nestor），特洛伊战争时希腊的贤明长者。

[58] 尼留斯（Nireus），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士兵中的第一美男子。

[59] 锡西厄（Scythia），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个地区，被认为是荒凉贫瘠的地带。

[60] 福岛（Islands of the Blest），希腊神话中福岛位于大地的边缘某个无法逾越的彼岸。人们在那里不知痛苦为何物，生活得同黄金时代的人类一样。

[61] 麦加拉（Megara），希腊萨罗尼克斯湾沿岸历史悠久的居民区。麦加拉居民在竞技时常问神谕能得到何等成绩。神谕总是回答道：“麦加拉人上不了名次。”

[62] 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希腊政治家、雄辩家，曾号召雅典人民进行长期反对马其顿侵略的斗争。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城邦同盟惨遭败北，一与马其顿军队相对峙，便弃盾而逃。

[63] 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活动时期公元前7世纪，希腊讽刺诗人。

[64] 特尔斐神谕（Dephicoracle），特尔斐是最重要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在地，古希腊人认为这里是世界中心。

[65]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古希腊逍遥学派哲学家。

[66]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

[67] 昆体良（Quintilian，35?——96?），古罗马修辞学家、教师。

[68]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这里典出其所著《理想国》第五卷。

[69] 大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职，维护罗马传统。小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大加图的曾孙，斯多葛派哲学信徒，支持元老院共和派。

[70] 布鲁图（Brutus，公元前85——前42），罗马贵族派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者，后逃希腊，集结军队对抗安东尼、屋大维联军，因战败自杀。

[71] 卡修斯（Cassius，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将领，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后组织共和军反抗“后三头政治”，被安东尼击败，自杀。

[72] 格拉古兄弟，指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公元前163——前132），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133年任保民官。其弟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公元前153——前121），推行其兄土地法，并提出多项制约元老院的改革法案，引起与贵族派的武装冲突，自杀身亡。

[73]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著有《沉思录》，死于军中。

[74] 提蒙（Timon，公元前320——前230），古希腊哲学家和文学家，怀疑论者。

[75] 安菲翁（Amphion），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以七弦竖琴的魔力筑成底比斯城墙。

[76] 奥菲士（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兼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77]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公元前527?——前460?），古雅典执政官，当雅典人反对征税时，他劝阻说狐狸不会用刺猬去驱除吸血蝇虫。

[78] 塞多留（Sertorius，公元前123?——前72），古罗马将领，在西班牙建立元老院，反叛苏拉，据说他告诉西班牙人白鹿象征他能够通神。

[79] 用训练过的和没训练过的狗比喻教育的作用；用一根根拔马尾毛比喻要各个击破。——编注

[80] 弥诺斯（Minos），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之王，秉公治国，死后为阴曹地府三法官之一。

[81] 努马（Numa），活动时期约公元前700前后，传说古代罗马七王相继执政的王政时代的第二代国王。

[82] 德西乌斯（Decius，201——251），罗马帝国皇帝，由部下拥立称帝，在位时迫害基督教徒，抗击哥特人入侵时阵亡。

[83] 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神话中的古罗马英雄。据传，公元前362年，罗马广场裂开一条无底深沟。预言师说，只有把罗马最宝贵的东西扔下去，裂缝才会重新合拢。库尔提乌斯当即宣称：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勇敢的公民更可贵了，于是他全副武装骑着战马跳下了深沟。他刚一跳下，裂缝便重新合拢。后来这片地方变成了一个池塘，称为“库尔提乌斯湖”。

[84] 亚西比德（Alcibiades，约公元前450——前404），古希腊雅典政客和将领，他以赛利纳斯盒比喻苏格拉底，此盒表面刻着丑陋的赛利纳斯神（Silenus），盒中却收藏着高贵的东西。

[85] 赫利孔山（Helicon），希腊神话中文艺众女神缪斯的居住地。

[86] 坦塔罗斯（Tantalus），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立在齐下巴深的水中，头上有果树，口渴欲饮时，水即流失，腹饥欲食，果子即被风吹去。

[87] 林克斯（Lynceus），墨塞尼亚的英雄，以目光锐利著称，能透视土地和石头。

[88] 米利都（Miletus），古代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该地少女因厌世思想的影响常发生自杀事件。

[89] 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320），犬儒学派的原型人物，认为实行苦行主义，人们可以取得高尚的道德。

[90] 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公元前395——前314），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被选为柏拉图学园的主持人。

[91] 喀戎（Chiron），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博学多智，以医技闻名。

[92] 普罗米修斯（Promethus），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后因盗取天火予人而触怒宙斯，被罚锁于高加索山崖上，遭神鹰折磨。

[93] 透特（Thoth），埃及神话中的月神，诸神的文书，知识与艺术的保护神，据说他发明语言与文字，其形象多为鹮头人身。

[94]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中，色雷斯国王说文字损害了人类的记忆力。

[95] 这一典故出自希腊讽刺作家卢奇安（Lucian）的对话集。——编注

[96] 格吕洛斯（Gryllus），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写过一篇对话体作品，谈及那个被女巫喀耳刻变为猪的格吕洛斯，曾试图让尤利西斯相信，动物命运比人更幸福。

[97] 奥德修斯（Odysseus），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伊塞卡国王，特洛伊战争中领袖之一，曾献木马计，使希腊军获胜。

[98] 尤利西斯（Ulysses），奥德修斯的拉丁文名。

[99] 帕里斯（Pari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因诱走斯巴达王的妻子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

[100] 埃阿斯（Ajax），特洛伊围攻战时的希腊英雄。

[101] 阿基里斯（Achilles），出生后被其母亲握脚踵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因此，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

[102]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5——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103] “画廊学派青蛙”指斯多葛派哲人。

[104] 阿提库斯（Atticus，公元前109——前32），罗马骑士，伊壁鸠鲁信徒和文艺赞助者，与西塞罗过从甚密。

[105] 克罗伊斯（Croesus，公元前?——前546）——吕底亚末代国王，敛财成巨富，征服爱奥尼亚大陆，后试图阻止波斯势力的扩张，失败被捕，在波斯宫廷供职。

[106] 珀涅罗珀（Penelope），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忠实妻子，丈夫远征离家后拒绝无数求婚者，二十年后终于等到丈夫归来。

[107] 第五元素，指水、火、土、风之外的第五种元素，被认为是万物的精髓。炼金士一直都在寻求它。

[108] 马雷亚海角（Cape Malea），位于拉科尼亚东南角，以暗礁多闻名。

[109] 巴尔巴拉（Barbara，?——约200），早期基督教女信徒，炮兵的主保圣人。

[110] 圣伊拉斯谟（Saint Erasmus，?——303?），早期基督教主教，海员主保圣人之一。

[111] 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希腊神话中忒修斯之子，因拒绝继母菲德拉的勾引而遭诬陷，波塞冬受命将他杀死。基督教殉教者圣希波吕托斯与之同名。

[112] 圣乔治（Saint George，?——303?），英格兰主保圣人，传说曾杀蛟龙救一少女。

[113] 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主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以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闻名。

[114] 雷尔纳沼泽（Lernean morass），在希腊阿尔科里斯，赫拉克勒斯斩七头蛇处。

[115] 圣贝尔纳（St Bernard，1090——1153），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据传奇故事记载，恶魔告诉圣贝尔纳说他知道《诗篇》中有七小节诗，每天如加背诵，灵魂便可得救。但恶魔不愿告知到底是哪七个诗节。圣贝尔纳于是回答说，他每天背诵全部诗篇，这七节诗当然就在其中。恶魔无奈，只得指了七节给他。

[116] 阿尔图洛斯（Arcturus），雅典的牧羊人，被几个喝醉了酒的牧羊人杀害，主神朱庇特将其安置于天上，变成了牧夫星座。

[117] 尼留斯（Nireus），按照荷马意见，尼留斯是阿基里斯之后最漂亮的希腊人。

[118] 赫尔摩金尼斯（Hermogenes），来自萨底亚的著名歌手。

[119] 摩西（Moses），《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

[120] 阿佩莱斯（Apeles），公元前4世纪希腊画家

[121] 宙克西斯（Zeuxis），活动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末，古希腊画家。

[122] 密奇洛斯（Mycillus），卢奇安所著《梦或雄鸡》一书中的鞋匠，他埋怨说，半夜鸡啼，弄得他做富人梦都做不成。

[123] 福玻斯（Phoebus），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诗歌音乐之神。

[124] 朱诺（Juno），罗马神话中的天后，系主神朱庇特的妻子，主司生育婚姻等。

[125] 尼普顿（Neptune），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126] 阿耳戈斯（Argus），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负责守护宙斯所爱的少女艾奥。

[127] 卢寄安所著对话集中的人物。——编注

[128] 女预言家给埃涅阿斯的金枝象征智慧。——编注

[129] 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约公元前430——前367），叙拉古僭主，曾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他以极残忍的手段巩固和扩充自己的权力。

[130] 巴勒门（Palaemon），第一个罗马语法家，曾写出一部综合性的语法专著。

[131] 多纳图斯（Donatus），生活于4世纪，语法家。

[132] 安喀塞斯（Anchises），特洛伊王子，与阿佛洛狄特女神私通，生下了埃涅阿斯。

[133] 阿尔杜斯（Aldus，1450——1515），意大利印刷、出版业名人，曾创办阿尔定印刷所，刊印希腊和罗马古籍。

[134] 赫伦尼斯（Herennius），公元前3世纪萨姆尼姆的将军。修辞手册《赫伦尼斯修辞学》认为“愚蠢”也是修辞的一种手法。此书相传系西塞罗所著。

[135] 佩尔西乌斯（Persius，34——62），古罗马讽刺诗人。

[136] 莱利乌斯（Laelius），指小莱利乌斯，活动时期公元前2世纪，罗马军人，政治家。在西塞罗的《论老年》、《论友谊》和《论国家》等对话录中，他作为谈话者之一登场。

[137] 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之子，帮助其父杀死其母的求婚者。

[138] 斯特伦努斯（Stelenus），特洛伊战争时，曾指挥阿尔戈斯人作战。

[139] 莱耳忒斯（Laertes），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之父。

[140] 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爱琴海萨摩斯岛的僭主（约公元前535——前522）。曾与埃及结盟，但公元前525年波斯进犯埃及时，他又背弃盟友派四十艘船只参加波斯舰队。

[141] 色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公元前5世纪雅典雄辩家。

[142] 阿尔凯奥斯（Alcaeus，公元前620?——前580?），古希腊抒情诗人。

[143] 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公元前305?——前240?），古希腊学者，亚历山大派代表诗人。

[144] 大西庇阿（Scipios，公元前237——前183），古罗马统帅。小西庇阿（Scipios，公元前185?——前129），古罗马统帅。

[145] 西西弗斯（Sisyphus），希腊神话中的暴君，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石在近山顶时又滚下，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

[146] 多多纳（Dodona），希腊主神宙斯的古神殿，那儿有一面大锣，每有微风吹动，上面小人手中的鞭子就敲动铜锣作响。成语“多多纳的铜锣”指喜欢唠叨，讲话没有内容的人。

[147] 斯藤托耳（Stentor），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传令官，声音极洪亮，可抵五十人。

[148] 卡马利纳沼泽（Camarina），西西里岛上有毒气的沼泽。

[149] 伍尔坎（Vulcan），火与锻冶之神，他用一张隐形的网将自己不忠实的妻子维纳斯及其情夫马耳斯绑住。

[150] 特涅多斯（Tenedos），爱琴海中小岛，特涅多斯王让人用斧头砍杀乱兴诉讼的人，因此他的斧头代表正义之斧。

[151] 托马斯派（Thomists），指托马斯·阿奎那派。阿奎那（1225?——1274）系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

[152] 阿尔伯图斯（Albertus，约1200——1280），13世纪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知识渊博，因在巴黎大学宣扬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且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而闻名。

[153] 奥卡姆（Ockham，1285?——1349?），英国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中世纪唯名论主要代表，方济各会修士。

[154] 司各脱（Scotus，1265——1308），是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唯名论者。

[155] 《希伯来书》11：1。——编注

[156] 《约翰福音》4：24。——编注

[157] 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约公元前280——约前206），索利的希腊哲学家，是将斯多葛派哲学系统化的主要人物。

[158] 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约347——40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

[159] 巴西勒（Basil，329——379），基督教希腊教父。

[160] 哲罗姆（Jerome，347——420），早期西方教会教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译者。

[161] 撒拉森（Saracen），古希腊后期及罗马帝国时代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之间诸游牧民族的一部。

[162] 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

[163] 梭伦（Solon，公元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诗人，当选执政官，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

[164] 雅典娜女神是从朱庇特脑中诞生出来的。

[165] 四字母词（tetragramton），指希伯来人称上帝的由四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词，即 J HVH、J HWH、YHVH、YHWH。

[166] 西里西亚（Cilicia），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古地名。

[167] 绳带修士（Cordelier），指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因其腰束打结之绳索而得名。

[168] 阿卜拉克萨斯（Abraxas），古时巫者崇拜的以七个希腊字母代表数值“365”的神秘字样。

[169] 贝尔（Bel），巴比伦神话中的天地之神。

[170] 尼俄伯（Niobe），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为自己被杀的子女们哭泣而化为一块石头。

[171] 贺拉斯的讽刺诗中写身为无花果木的普里阿普斯看到两个巫婆在月下收集尸骨和毒草。——编注

[172] 《历史宝鉴》（Mirror of History），多明尼哥会士波威所著百科全书《四部宝鉴》的第三部，是1244年以前的世界史纲要。

[173] 《罗马功勋录》（The Deeds of the Romans），写成于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的英国，1472年出版，是罗马时代风俗的见闻录。

[174] 喀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妖。

[175] 出自贺拉斯的《诗艺》开篇。——编注

[176] 费阿刻斯（Phaeacian），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居住在斯刻里亚岛上的一个民族，以航海为生。

[177] 厄科（Echo），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因恋爱那喀索斯遭到拒绝，憔悴消损，最后只留下了回声。

[178] 《马太福音》19：27。——编注

[179] 加尔都西会隐修修士（Carthusian），圣布诺于11世纪在法国建立的天主教教派成员。

[180] 拉姆努斯（Rhamnus），雅典北面一地区，传说中报应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的雕像所在地。

[181] 提谟修斯（Timotheus，公元前?——前354），古希腊政治家和将军，击败斯巴达及波斯军队。他的名字意为“为神所爱”。

[182] 格言意为世人无力自助，必须依靠命运女神。

[183] 含意同上。

[184] “生于月龄第四天”——预兆着劳累度日。

[185] “弄到一匹塞扬努斯的驽马”，意为把灾祸不幸带给主人。按罗马时塞扬努斯得到阿尔哥斯的一匹骏马，却因此导致被处死。

[186] “得到图卢兹丢失的黄金”，意为死于苦难之中。按罗马的卡埃比奥进攻图卢兹城，获得其全部黄金，但拥有此黄金者皆死于极端苦楚之中。

[187] 索邦神学院，索邦是巴黎神学院的所在地。

[188] 耶利米（Jeremiah），《圣经》中人物，公元前7和6世纪时希伯来先知。

[189] 《传道书》1：20。——编注

[190] 《便西拉智训》（Ecclesiasticus），是智慧文学中的杰作，流行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犹太人希腊化时期。此书提出生活准则、道德准则以及规诫，分伪善、慷慨、孝顺等题目。

[191] 所罗门（Solomon），活动时期公元前10世纪中叶，以色列国王，以智慧和贤明著称，据说他写过一千多首诗歌，其中主要是《圣经》中所收《雅歌》。

[192] 《传道书》1：18。——编注

[193] 《哥林多后书》11。——编注

[194] 《路加福音》22：35——36。——编注

[195] 哈巴谷（Habakkuk），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公元前7世纪希伯来的先知。引文出自《哈巴谷书》3：7。

[196] 米甸（Midian），《圣经·创世纪》所载亚伯拉罕与其妻基土拉所生众子之一。

[197] 巴塞洛缪（Bartholomew），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198] 《提多书》3：10。

[199] 伊拉斯谟《格言集》中曾对来自特涅多斯的人进行过讨论。

[200] 狄底摩斯（Didymus），创作时期约公元前80——前10，古希腊学者，语法学家，是古代和现代古典文献研究工作中承前启后的一位学者，著作达3500种之多。

[201] 《哥林多后书》11。——编注

[202] 分别出自《哥林多前书》4：10，3：18。——编注

[203] 以马忤斯（Emmaus）——《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写到“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

[204] 引自《哥林多前书》1：25。

[205] 奥利金（Origen，185?——254?），古代基督教著名希腊教父之一，《圣经》学者，曾编定《六种经文合璧》，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原理》、《驳塞尔索》等。

[206] 见《哥林多前书》1：18。

[207] 见《诗篇》69：5。

[208] 尼禄（Nero，37——68），罗马皇帝，即位初期施行仁政，后转向残暴统治，处死其母及妻，因帝国各地发生叛乱，逃离罗马，途穷自杀，一说被处死。

[209] 见《哥林多前书》1：27。

[210] 见《哥林多前书》1：21。

[211] 见《哥林多前书》1：19。

[212] 法利赛人（Pharisee），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犹太教的一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

[213] 见《马太福音》23：13。

[214] 见《马太福音》3：16。

[215] 见《约翰福音》10：1——2。

[216] 见《约翰福音》1：29。

[217] 见《马太福音》10：19。《使徒行传》1：7。

[218] 见《哥林多前书》8：1。

[219] 见《民数记》12：11。

[220] 见《撒母耳记》（上）26：21。

[221] 见《撒母耳记》（下）24：10。

[222] 见《路加福音》23：34。

[223] 见《提摩太前书》1：13。

[224] 见《诗篇》25：7。

[225] 见《使徒行传》2：13。

[226] 见《使徒行传》26：24。

[227] “披上了狮皮”意为“承担巨大任务”，在伊拉斯谟的《格言集》中讨论过。

[228] 见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

[229] 见《哥林多前书》7：29——30。

[230] 柏拉图，《斐德罗篇》。——编注

[231] 见《哥林多前书》2：9。

劝世文一篇（写于1516年）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谨致虔诚的读者

享有盛名的拉克坦提乌斯·费尔米阿努斯，哦，我最友好的读者朋友们，他雄辩的口才特别受到圣哲罗姆推崇，[1]当他面对异教徒为基督教进行辩护时，曾恳求能得到仅次于西塞罗雄辩口才的天赋——我想他大概觉得，恳求得到与西塞罗同样的天赋是不虔诚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如果在那些情况下祈祷能有些作用的话，既然我在号召人们（的确，就像吹响号角向他们发出挑战一样）去从事最神圣、最有益的基督教研究，我最想要的是有别于西塞罗的雄辩，也许比他的要少些绚丽，但要更加有效。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拥有像古代诗人恰如其分地归之于墨丘利神的那种力量，使用魔棒和神圣的七弦琴就能随心所欲地引起或消除睡意，把灵魂带到地狱然后又能重新带出来；或者拥有他们笔下的安菲翁和俄耳甫斯所具有的力量，这两人中一个能用歌声搬动巨石，另一个能用歌声搬动橡树和岑树。或者我想拥有高卢人传说中奥格米乌斯[2]的那种力量，据说他曾经用细小的链条拴住自己的舌头和所有凡人的耳朵，把他们牵着走；或者古代寓言家们所歌颂的马西亚斯的那种本领；或者（不要总是停留在寓言神话中）像亚西比德所描述的苏格拉底那样、像古代喜剧中所表现的伯里克利那样的才能[3]——它不仅能用一时的幽默娱人之耳，而且能像飞镖一样扎在听众内心深处，让他脱胎换骨，走时变成和来时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伟大的音乐家提谟修斯，通过在七弦琴上演奏出多里安的音乐，据说能够使亚历山大变得勇猛好战。[4]古代还知道其他的人，他们认为其称为第三段颂的咒语灵验无比。如果真有这种有魔力的字句，有能够创造真正狂热的和谐力量，如果皮同拥有搅乱心智的力量，[5]我愿求得这些力量以告诉所有的人类存在着最有益的真理。但如果耶稣亲自来调弄我的七弦琴的琴弦，让这首歌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心、感动他们的灵魂，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我正是要为耶稣来呼吁）——这其实无需绚丽的辩论和铺陈的言辞。因为我努力想阐述的不是别的，只是真理本身而已，而对此最简单的表述往往是最有力的。

首先，提出抱怨说基督哲学甚至被一些基督徒挑出来加以嘲笑——被大多数人所忽视，只有极少数人来修习（态度十分冷淡——我不想说态度不虔诚），这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抱怨并不全是新的，但却十分正当，而且在当前人们一心一意潜心于各自研究的时候是再及时不过了。在人们投入精力的所有其他学科中，再没有什么事情因为晦涩难懂，以至于不守规矩的好奇心都没有涉足其中。然而即便是我们当中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不能像应该的那样彻底虔诚地对待这一哲学，这是为什么呢?柏拉图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学园派、斯多葛学派、犬儒学派、逍遥学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的人，[6]他们都知道各自学派的教义学说，都用心去学，为之作激烈的斗争，随时准备为之献身而不是摒弃各自创始人的事业。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加英勇地站起来代表我们的创始人和领袖耶稣呢?难道大家不认为，一个自称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不懂得大师关于闪电原因、万物本质或者无限性的观点是件令人蒙羞的事吗?这些事，我们知道，也不会有多快乐，我们不知道，也不会有多可怜。但是经过如此反复的引导而被带到耶稣面前、被如此多次的圣礼所确认过的我们，居然也认为对允诺赐予所有人无上快乐的基督教义一无所知不是件可耻的或者是丢脸的事。然而引出这个争论意义何在呢?想到要将耶稣与齐诺或者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或者将他的教义与那些侏儒们微不足道的规定进行比较——我不想用更强烈的措辞——这首先就是件不虔诚的愚蠢行为。让那些哲学流派的党羽们尽其所能、尽其所想地去追附他们各自流派的领袖们吧。毫无疑问，只有耶稣才是从天国下凡的教师，只有他（他本身就是永恒的智慧）才能教给人们肯定的东西，只有他（人类救赎的唯一创始人）才能教给我们救赎的教义，也只有他才能证明自己所教授的一切，并且赐予我们他所允诺的一切。那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源自迦勒底人或者埃及人的东西，我们用急切的好奇心去考察，就像是对待来自世界遥远的地方的东西，正是这种陌生成就了它自身价值的一部分。然后经常性地，我们被某个卑微不堪的迂腐学究（且不说欺世盗名之徒）的观点所误导，浪费了时间，毫无益处——我还可以说甚至更坏，但这就已经够坏的了。可是为什么这同样的好奇心并没有影响到基督徒的思想呢?尽管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的教义并非源于埃及或叙利亚，而是来自天国本身。我们为什么不一起想想：这一定是一种全新的、非凡的哲学，因为，为了向凡人昭示这一点，曾经为神的他变成了人，曾经永生的他不再不朽，曾经在圣父怀中的他降临到了人间?这一定是一种强大的教义，绝非什么陈腐的东西，那位非凡的创始人在如此众多的优秀哲学家学派和如此众多的著名预言家之后，前来向人类传授。为什么我们不带着虔诚的好奇心、特有的专注和强烈的兴趣去深入研究它呢?尤其是这种独特的智慧形式，如此非凡以至于能使世人的一切智慧显得愚拙，[7]能够从那些为数不多的典籍中，就如从最纯净的山泉中一样汲取得到，这与从繁冗的卷宗及其喜好争论的解释者们浩瀚的评论中获得亚里士多德的教义相比，所耗费的精力要少得多——而且，我可以说，收获也丰厚得多。在这里不需要你通过艰难的训练来武装自己。有的只是一条直接而且现成的路，任何人都可以走。只需要带上一颗虔诚敏锐的心灵，最重要的是要充满纯粹而简单的信仰。只要让自己愿意去学，你就已经在这门哲学中跨出了几大步。它给人提供了自己的教学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简单的灵魂中才能找到更快乐的避身之所。其他的哲学，不仅都允诺一种虚假的幸福，而且仅其教学的难度就都让众多的学生灰心丧气。而这种哲学却让自己适应各种能力的人，降低自身以适应幼小者，调整自己以适应他们的能力；它用乳汁滋养着他们，[8]随处都带着他们，养育并且支持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直到他们在基督的怀中长大成人。然而，它也不是因为如此适合最低微者从而不会给最高层者带来奇迹。事实上，在这种智慧里你前进得愈远，就愈能看清它有别于且高于其他任何智慧的顶峰。对幼小者来说它就是一件小事，对于成熟者来说它又比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还要大。它不分年龄、性别、贫富或者社会地位。连太阳本身都没有基督的教义那般开放，那般坦陈于任何人的眼前。它从不对任何人有所遮掩隐藏，除非有人对自己充满怀疑，主动选择躲避。

我绝不同意有些人不希望《圣经》被翻译成别的文字给没有知识的人去阅读——似乎耶稣传授如此复杂的教义，以至于除了一小批神学家以外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或者似乎基督宗教的主要优势就在于人们对它的一无所知。也许国王们的国家机密必须掩藏起来，可耶稣却希望自己的奥秘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得到传播。我希望所有的女人们，甚至是社会最底层的女人们，[9]能够读懂《四福音书》和《保罗书》，我也希望这些作品能够被翻译成人类所有的文字，这样它们就可以不仅在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之中、也在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之中被广为阅读和研究。第一步仅仅就是理解。毫无疑问，很多人会嘲笑奚落，但是有一部分人终会被吸引住。最终，我希望农夫能在耕地的时候吟诵经文，织布工坐在纺车轮子边能唱出来，旅行者能通过经文中的故事缓解羁途的困倦。让基督徒之间的对话内容都取自于其中，因为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是由日常对话所构成的。让每个独立的个人都能理解他所能理解的，表述他所感觉到的。让最慢的不嫉妒最快的，让领头者鼓励跟随者，而不会对他感到绝望。为什么我们要将所有人的忠诚局限在一少部分人之中?当洗礼（由此我们都第一次宣称加入基督教）连同圣礼以及最终永生的回报都能让所有人平等地享有时，还坚持教义只应局限于少数一部分人的观点，实在是没有道理。我是指那些现今人们冠以神学家和修道士头衔的那些人；不仅他们只是基督民众中的极少数部分，而且我还希望他们能更加名符其实。因为在神学家中，我担心人们会发现，有太多的人因为忙于世俗的而不是神学的事情而背叛了自己所负的头衔；在声称基督般贫穷、藐视这个世界的修道士中，会发现有些事甚至比俗心更加可怕。

在我看来，一个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神学家：他通过自己的举止和表情、眼神和自己一生的实践，而不是通过歪曲的推理来进行教学，教导人们应该视钱财如粪土、基督徒不应依赖于俗世的保护而应将全部的信任寄托在天堂里。他不应因自己受到伤害而进行报复，而应为那些希望他倒霉的人们祈祷，应该努力善待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选择好人作为自己特别的朋友，无论他是在哪里碰到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并且如果自己不能劝为恶之徒向善，就应该宽容待之。他应该相信那些被剥夺了财物、被毁坏了东西、且被悲伤所困扰的人们是真正受到保佑的，而根本不需要受人同情；他甚至应该认为，死亡本身会受到真正虔诚的人们的欢迎，因为它只不过是通往永生的途径而已。如果任何被基督精神所打动的人能传授这种教义，不仅反复灌输这种思想，并且提倡、鼓舞、激励别人接受这种思想，那么他就是一名真正的神学家，无论他是挖地的农民还是织布的工人。如果任何人能够亲自并且在其日常生活中示范证明这些教义，那么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学者。还有一些人，也许甚至都不是基督教徒，但能更加文雅地谈论天使们所获得理解的过程；但是，无时不在劝说我们今生今世过一种天使般的、完美无瑕的生活——这些简而言之就是一名基督教的神学家真正的任务。

有些人可能会抱怨说这些观点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十分愚蠢；对此我只能回答说，那些显而易见的观点正是耶稣特别传授的，是使徒们反复传播的，这些观点（无论它们可能看起来是多么的愚拙）造就了大量真正的基督徒，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殉教者。这种哲学，虽然在某些人看来显得没有文化，已经让世上至高无上的国王们、数不胜数的国家和民族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这点不是仅靠武力或者哲学上的博学所能做到的。当然我并不反对那些博学之人讨论抽象哲学，只要他们认为值得讨论。然而普通基督教徒同样能够满足于那个普遍的头衔，因为早期传道者们和教会的神父们是肯定没有教过那些微妙玄奥之处，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理解。如果君主帝王们能够将我所谓的平民老百姓的那些原则付诸日常实践，如果传教士们能够在布道时将这些原则阐述明白，如果教师们能够向学生传授这些原则而不是从阿威罗伊[10]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得出的那种华而不实的渊博知识——那么整个基督教界就可能不会受到那些几乎无休无止的战争的困扰，人们也就可能不会想方设法去积累财富而饱受这种愚蠢的迷狂的折磨，宗教的和世俗的事情就不会都被这种狂暴的诉争打得粉碎，而最终我们根本不应与那些不承认基督哲学的人仅仅就一些形式和仪式争论不休。

基督教创立和发展的任务已经特别地分派到了三个阶层的人的身上；即帝王贵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地方行政官员、主教及其代表牧师，还有激励年轻人探索知识的那些教师们。如果这些人不顾各自的私人利益，满腔热忱地为了耶稣同心协力，那我们就不应怀疑，用不了多少年就能看到在世界各地涌现出大批真正的和（如圣保罗所说的）虔诚的[11]基督教徒，他们将不仅在圣礼上和逻辑命题方面、而且在人类心灵和个人的整个一生中重建基督哲学。利用这些武器，那些基督之名的敌人们将会更快地被基督的信仰所吸引过来，比使用威胁或武力手段要快得多。要想把我们所有的能量都聚合起来，没有什么力量能比真理本身更加强大。不读柏拉图著作的人就不是柏拉图主义者——那么不读基督著作的人又怎么能成为一名神学家呢，且不说成为基督教徒?“你们若爱我，”上帝说，“就必遵守我的命令。”[12]这正是他自己所指明的标志。那么，如果我们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虔诚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他是来自天国教授大家哲学家们所不能之事，如果我们真正期待从他那里获得无论多么富足的国王都无法给予的回报，那么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还有比这本经文更加珍贵的呢?和这些教义格格不入的东西又怎么会那么重要呢?为什么，在对待这些圣经时，我们允许自己带着世俗解释者们在谈论现世法律或者医药教科书时所带有的那种自由，甚至更大的自由呢?就像公共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样，我们歪曲了圣经，想到什么张口就来，曲解经文，隐晦其中的涵义。我们把这些天国的教义硬拽下来，强迫它们就像一把吕底亚尺子[13]一样去适应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我们把异教文学里的废话拼凑起来表现自己的博学广知时，我们——我不想说我们毁了基督宗教的要义，但是——我们将耶稣希望尽可能广为传播的一些东西仅仅局限于极少数的一些人中间；而且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比起那些博学的推理演绎来，基督哲学更加深深地扎根于情感之中；对它而言，生活比逻辑更重要，灵感比博学更重要，改观比争论更重要。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博学，但绝没有人会被拒绝成为一名基督徒，没有人会被禁止心怀虔诚，而且，我在此大胆地加上一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任何人成为一名神学家。

我们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是因为它与人类本性是如此高度地一致。这种被他自己称为重获新生的基督哲学，[14]除了是一种最初就已成形的人类本性的复苏，还能是什么呢?而且，尽管没有人能比耶稣本人更加权威、更加有效地传授这种哲学，在异教徒的书里也能找到很多赞同他这一教义的内容。从没有哪个哲学流派愚蠢到宣扬只有金钱能让人快乐，也没有哪个哲学流派无耻到将生命最后的善果寄托到庸俗的名誉和欢娱之中。斯多葛学派认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变得睿智；他们懂得只有真美德才是真正美好或诚实的，只有名声败坏才是罪恶或可耻的。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反复讲到绝不能以怨报怨；他还指出因为灵魂是不灭的，所以那些清楚知道自己德行良好、离开今生前往一个更好生活的人是无需得到悲悼的。[15]此外他还说灵魂应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摆脱肉身的束缚，引向那些虽然未被看见但真实存在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写到，任何没有或多或少堕落的事物都不能让人快乐，只有美德除外。[16]甚至连伊壁鸠鲁都承认人的一生中没有什么能让人快乐，除非他内心知道自己并无任何错误——而真正的快乐正是从这唯一的源头，如同从山泉中一样喷涌而出。[17]基督教义的很大一部分思想都能在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中找到，其中以苏格拉底、狄奥根尼和爱比克泰德最为突出，关于这一点我们该说些什么呢?然而，既然耶稣能更加完整地传授他的教义，并且能更好地论证它，那么他的教义被基督徒们所不了解、被他们所忽视、甚至被他们所嘲笑，岂不是很荒谬的事?不管这些古代著作者的哪些观点和基督教义接近一致，就让我们尽自己所能地去遵循。但是如果一些东西能够独特地成就一名严格的基督教徒，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们看得几乎比摩西著作更加陈旧和迂腐呢?[18]第一步是要理解他所传授的东西，然后再付诸实践。我不认为任何人仅仅因为自己能就事例、关系、本质和仪式进行辩论，将问题带入一堆繁琐冗赘的抽象概念之中，就可以自诩为基督教徒——而应该是因为他能坚信耶稣所传授和证明的内容，并且亲自恪守和证明它们。我并不想指责那些将自己的脑力耗费在种种完全值得称颂的抽象辩论中的人；我也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我的观点是（而且是正确的观点，除非是我大错特错）真正纯粹的基督哲学完全是源自《福音书》和《使徒书信》，而非其他地方。任何虔诚地反思这些著作、祈祷而不是争论、寻求内心的转变而不是想要诉诸武力的人，[19]肯定会发现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任何与人类幸福相关的、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操行相关的、与生命的重要问题相关的内容未被提及、被解释、被解决。如果我们真想学到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作者比基督本人更加适合?如果我们真想寻找一种生活的方式，还有什么模范比耶稣这个原型更加适合?如果我们渴望治好内心的肮脏欲望，为什么还要猜想别的地方是不是有更好的药方?如果我们想通过阅读唤醒某个已经麻痹厌倦的灵魂，我问你，到哪里还能找到如此活跃、如此充满生气的火花?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灵魂使之摆脱今生的苦恼，为什么你还要猜想是不是有别的快乐更加吸引人?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通过人类的而不是耶稣自己的作品去学习基督教义?因为他曾答应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日，[20]所以他特别地存在于那些著作中，即使现在他还是活着、呼吸着、和我们说着话，比以前生活在人间的时候更加有力（我几乎可以这样说）。从《福音书》里，犹太教徒们所看到和听到的比你要少得多，只要你愿意带着眼睛去看，带着耳朵去听。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呢?我们往往保存着朋友写来的信件，经常亲吻它们，随身带着它们，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它们；然而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知识足够渊博，一生中却从未完整地读过一次《福音书》和《使徒书》。伊斯兰教徒们坚信自己的原则，犹太教徒们即使今天还是从襁褓中就开始学习摩西的著作。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样地专注于对耶稣的学习呢?那些遵守本笃会教规的人能接受一个仅仅由凡人所写的规定，而且是一个没什么知识的人为比他更没知识的人所写的规定；[21]然而他们却深入地去学习它，并且将它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之中。奥古斯丁派的修道士们学习了关于他们的创始人的一切。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崇拜着他们的圣方济各的细微传统；他们都满腔热忱地信奉着这些教规，用它武装着自己，无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都随身带着，如果他们身上没有带着这个小册子，就会觉得自己不安全。为什么他们对一个仅仅是凡人所设定的教规所怀有的尊敬，要比整个基督教会对耶稣给每个人设定的教规——我们所有人都曾在洗礼中宣誓遵守的教规——所怀有的尊敬还要多?最终，即使你旁征博引出无数其他的教规，难道它们之中能有任何一个比基督教更加神圣?圣保罗曾经说过，和福音传道者们的光辉相比，摩西的法律看起来要少些许荣耀；[22]同样，我希望《福音书》和《使徒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以至于和它们相比，所有的异教著作都显得平凡普通。不管人们想给阿尔伯图斯、托马斯·阿奎那、科隆纳的埃吉迪厄斯、圣维克多的理查德，或者奥卡姆的威廉[23]何等的赞美，对我来说都完全没有问题；我不想诋毁任何人或者抨击已确定的研究课程。假设人类的教义尽可能的渊博、精妙，甚至（如果你愿意）纯洁，[24]但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圣经的教义才是最确定的。圣保罗要求判断那些给予先知们灵感的灵是否属于上帝。[25]奥古斯丁曾怀着保守的评判阅读了所有作者的所有著作，他只要求同样地阅读他自己的著作。[26]只有在这些宗教著作中，我所不能理解的，我崇拜。不是哪个流派的神学家们向我们推荐了这些著作，而是神圣的上帝自己，用他自己神的声音，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说了出来。一次是在约旦河边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另一次则是在塔博尔山上耶稣显现圣容的时候。他说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27]哦，这坚不可摧的权威，而且的确，正如神学家们所言，是无可辩驳的！那么关于这个短句，即“你们要听他”，该如何解释呢?毫无疑问它的意思是他就是那个老师，我们只应成为他一个人的门徒。让每个人都如其所愿地致力于对他自己个人权威的研究，这个命令只是针对耶稣而言，别无例外。鸽子首先降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以此确认上帝的这一宣告。[28]彼得作为第二个承载了这个同样的圣灵，至高无上的牧羊人不止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委托他喂养自己的羊群——除了基督教义中完美的主要内容，还能喂给它们什么呢?事实上，同样的圣灵在圣保罗身上得到重生，耶稣称其为自己挑选的一个器皿和宣扬其名的指路明灯。[29]约翰从耶稣怀中的神圣源泉里得出了什么，他在自己的信中都进行了陈述。试问在司各脱（并非是我好像在厚此薄彼招人怨恨）的作品中，哪里有类似性质的东西，在托马斯的作品中又哪里有?我也许会佩服其中一位的精妙而敬畏另一位的圣洁。可为什么我们只应该局限在那些伟人所划定的圈圈里进行思考?为什么我们必须把他们的作品带在身边、总是将其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常地将其查阅个遍，仔细琢磨它们的文字、深入探讨它们的涵义?为什么我们生命中更大的一部分要贡献给阿威罗伊而不是《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几乎将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耗费在了仅仅是凡人的种种断言及其矛盾的解释上?也许那些解释就是崇高的神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如果你要如此称呼他们的话；但未来的伟大神学家将会从基督的教义中学到其艺术的第一批原则。

但愿我们在洗礼中用耶稣的原话发过誓的所有人，如果我们发誓时是满心虔诚的话，能够吸收基督的教义，哪怕是我们还在父母的怀抱里和保姆的爱抚中。因为无论新形成的心灵首先接受到什么，都会深深地扎根下去，牢不可分。但愿婴儿们初次咿呀说出的会是基督的语言，但愿幼儿最初的成长阶段能够模仿一个人的范例，这个人是我希望婴儿从襁褓中就知道、蹒跚学步的孩子从小就热爱的。因为正如有些教师的严厉会导致学生们还没有了解那些美好的文字就心生憎恨一样，有些传教士使得基督哲学看起来似乎严酷和酸腐，虽然实际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它更让人愉快。那么，就让年轻人在那些研究中得到训练，直到随着时光的默默流逝他们在基督的熏陶下长大成人。其他人的作品往往会让人们对其耗费的大量精力最后付之东流，有时人们为了支持某个没有退路的理想而穷尽一生的精力之后，却改变了想法，最终出现背叛。但是在思考基督哲学时死去的人是快乐的。那么，让我们一起专注其中、拥抱它、日夜实践它、贪婪地亲吻它，在我们转变成它后在其中死去，从而证实了“学之终点为习惯”的说法。[30]任何未能遵循这个途径的人（但是任何真正想遵循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也许可以崇拜那些著作，将其视为神的内心所遗传下来的宝藏。如果有人向我们展示耶稣的足迹，我们基督教徒该会多么急切地对之顶礼膜拜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崇敬那些作品中所反映的他的生活和呼吸的形象呢?如果有人能够拿出一件耶稣穿的长套衫，我们将会满心迫切地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去亲吻它。然而，即使你可以收集他所有的衣服，其中也没有任何内容不是耶稣在《福音书》里再明确不过、真实不过地表述过的。为了表示对耶稣的热爱，我们不惜在石雕或木雕神像上饰以黄金和宝石。但是将这些珍宝和金饰（或者任何其他更加珍贵的东西，只要能够想象得出）用来装饰比任何雕像更能有效地将耶稣带到我们眼前的那些著作，岂不是更好?一个神像，如果它能代表什么的话，也只能代表耶稣的肉身的形象，但那些著作却能将他神圣的思想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你眼前，就如同耶稣真正在说话、治疗、死去、从坟墓中重生，完全彻底地将他描绘出来，而假设他直接站到眼前时，你所能看到的反而没有那么多。

【注释】

[1]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是北非人，在4世纪初期曾写过《上帝的建制》（DivineInstitutes），共有七卷；本文所指的内容见其中第三卷的开头。

[2] 至于伊拉斯谟从何处听说奥格米乌斯的故事尚不得而知。

[3] 见柏拉图的《飨宴》（Symposium）；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Acharnians）。

[4] 这个关于提谟修斯和亚历山大的故事是一个很古老、也许不大确切的传说；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曾以此故事写成颂诗“亚历山大的盛宴”。

[5] 原文中狂热一词用的是希腊语；皮同是一条巨蛇（python一词就是由此而来，意指巨蟒），和阿波罗神崇拜有关，同时也是一个神秘的天才或者恶魔，能够进入到人的心里，控制他们的行为。

[6] 这些都是古代哲学流派的名字；伊拉斯谟或许可以引用更多的现代例子，并且毫无疑问地希望读者去思考它们，不过他不想负上提起那些名字的责任。有时这种语言称为“寓意式的”手法。

[7] 见《哥林多前书》1：18。

[8] 见《哥林多前书》3：1——2。

[9] 16世纪的女性受的教育很少，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更是压根没有；要读懂《福音书》，她们就只能靠别人将其翻译成白话。如果伊拉斯谟没有将其翻译成白话，显然是因为他不懂任何土语。他的“母语”是拉丁语。

[10] 阿威罗伊（Averroes）是12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正是他的评论将亚里士多德著作带到了西方国家。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前，阿威罗伊都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唯一传播者。

[11] 原文中用的是希腊语。

[12] 见《约翰福音》14：15和23。

[13] 吕底亚尺子是用铅制成的，因而易弯曲，常用来测量曲线或者不规则平面。

[14] 见《约翰福音》3：3。

[15] 见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Gorgias），并且在《斐多篇》（Phaedo）中也曾提到。

[16] 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并未提到这个观点。

[17] 见西塞罗《论至善和至恶》（Definibus）1.16。

[18] 在《圣经》的《利未记》与《申命记》中所规定的旧法典（传统上认为是摩西所著）被认为已经由耶稣的新法典所取代。

[19] 此处作者简单地提到了一本没有错误的书掌握在满腔热忱、固执己见、自私自利之人手中的危险。

[20] 见《马太福音》28：20。

[21] 6世纪中的圣本笃曾成功地避免了罗马学派，视之为罪恶的温床。

[22] 见《马太福音》3：3；在伊拉斯谟的时代，“致希伯来人”的使徒书尚被认为是圣保罗所写。

[23] 这些人都是中世纪的哲学流派的代表，在伊拉斯谟时代极受推崇。

[24] 此处伊拉斯谟是在影射经院哲学家们吹嘘的头衔；例如，司各脱被称为“精妙的博士”、圣波纳文图拉被称为“纯洁的博士”等等。

[25] 伊拉斯谟真正所指的应为《约翰福音》4：1。

[26] 奥古斯丁驳摩尼教徒福斯图斯，11.5。

[27] 见《马太福音》3：17与17：5。

[28] 鸽子的降临象征着圣灵降临到耶稣身上。

[29] 见《使徒行传》9：15。

[30] 语出罗马诗人奥维德《古代名媛》（Heroides）中的“萨福致法翁”。

《新约》第三版前言（1522年）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谨致虔诚的读者

在我的记忆中，最优秀的读者朋友，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过，我完全不同意一些人所说的世俗的和没有文化的人都不该阅读《圣经》——还有他们所说的，除了极少数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经院神学的研究上耗费了多年时间的人以外，其他人都不该获准涉足那些宗教圈子。暂时我并不想去讨论，是否学究式的头脑并非最适合阅读和解释神秘知识的卷宗，他们当然能够通过人类学科的训练把头脑变得敏锐，然后再将其带入这些著作之中。就让它如此吧，只要他们能脚踏实地、小心审慎地去获取这种智慧，只要他们不僵化自己的观点，只要他们不高估自己的学问，只要他们不夜郎自大、盲目自满，只要他们的眼界依然清晰并且纯洁（如上帝亲自用来审察《圣经》奥秘的那种眼界），只要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会让圣灵立即拒绝的世俗利益的侵蚀。然而当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占有了这些神圣的典籍，结果就恰恰相反，当被问到耶稣的降临时，他们会用先知的话来回答；[1]当被问到关于[声讨耶稣的]法律之特殊问题时，他们能作出中肯的回答——因为该亚法甚至说出了他自己的一句预言，那就是耶稣将会拯救这个世界。[2]但是，“他们有眼睛却看不到”，因为他们的眼睛被妒忌和憎恨所蒙蔽；“他们有耳朵却听不见”，因为他们的耳朵因邪恶欲望的聒噪而失聪；“他们有脑子却不明白”，因为他们的灵魂被野心和贪婪的毒药所麻醉。[3]事实上，再没有其他人像那些负责守护这些著作的人（这些著作对耶稣的降临进行了预示和描述）如此顽固地抵制耶稣了。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有些人由于自己的错误将《圣经》引向了邪恶的结局，而去指责对《圣经》知识的准确理解。从其本质上来说，《圣经》是美好的，也是健康的。那么，即便我们退一步，在传授教义时把那些博学的人摆到第一位，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应该被拒于《福音书》传道者的门外，就像那些亵渎神灵的人被拒绝于神圣场所的门外一样。因为《福音书》作者们是既为未受过教育的也为受过教育的人、既为锡西厄人也为希腊人、既为奴隶们也为自由的人们、既为女人也为男人、既为卑微的工匠们也为帝王们所写的。它们所传授的适用于所有人，它们的誓言平等地适合于任何人。它们被如此创作出来，使得虔诚的、谦逊的人能够比高傲自大的哲学家更乐意去理解。犹太人将他们自己的教义包藏于玄妙奥秘中，仿佛来自天边的乌云一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福音书》的光辉是不能遮挡的。过去只有祭司才能获准进入圣殿。但是当我们的主死去、殿里的幔子裂开之时，[4]所有人便都可以接近耶稣本人，他才是真正的圣殿，才是所有人的圣灵；他自己升了天，还把所有人都带到自己面前，因为他想要所有人都得到救赎。如果有女人或者皮匠发表一句对《圣经》的看法，有人就会像是对待罪犯一样的大声咆哮起来。和那些形形色色的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拉比[5]们相比，我倒更愿意听很多女孩子们讲关于基督的看法。为什么我们比犹太教徒还要排外?他们都允许在神学家中有未成年的耶稣去质询他们、教导他们，尽管当时还没有理由猜测到他的神性。当门徒们试图不让小孩子到他跟前时，耶稣这样指责他们：“因为在天国的，”他说道，“正是这样的人。”[6]同样我们也不应阻止小孩子们去阅读《福音书》。也许耶稣会用双臂抱起他们，用圣手去抚摸他们，赐福给他们。尽管法利赛人心怀嫉妒，但未成年的小孩子往往能对主唱出十分受欢迎的和撒那。从这些人当中，福音的神灵选择他的门徒——不只是渔夫和没受过教育的人，甚至还有那些天生智障的人，正如福音故事中经常描写的那样。因为这些小孩子，他这样感谢圣父：“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7]——也就是显示给在世人眼中属于傻子的那些人。的确，那些最被世人所藐视的人往往得到基督最高的评价，而那些被世人认为最聪明的人在基督眼里却是傻子。圣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8]虽然自称是聪明人，其实他们都成了傻子。我说这些话，并非想剥夺优秀博学者们的权威，或者增加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的自负，让他们因为自以为领会了《圣经》的神秘意义，而依赖于自己已有的智力，去嘲笑神学的学者们。人类的智慧自有其傲慢之处，但人类的无知也同样如此，而且二者的自高自大不相上下。

圣保罗不会允许一个妇女在宗教集会上说话的，更不用说是传教了；而且他对妇女心怀抱怨，指出她们有诸般违背上帝旨意的地方，认为她们总是胡言乱语，从未理解过真理。[9]而另一方面，圣哲罗姆却鼓励少女们、寡妇们和妻子们去阅读《圣经》——不过他同样尽量不让那些不合资格的人宣讲这种知识。在这方面，他说，罗嗦的老妪、唠叨的老叟、喋喋不休的诡辩者都对某个观点想当然，他们只会糟蹋这一切，因为每个人在自己还没学到什么的时候就都好为人师。我从不认为任何世俗之人，无论他多么杰出，可以声称自己理解了所有《圣经》中的问题，即使是对于有学问的人，我也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忍受的。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把自己抬高为神学问题的学者更加狂妄自大的呢?但是如果都没有办法让博学的人怀着足够的谦虚去表明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能力，那么我同样认为没有人不应该拥有虔诚和审慎调查的权力，尤其是对于那些能让其生活变得更好的问题。

在有令人心旷神怡的花草争芳斗艳的花园里，无论是在哪儿，任何人都有采撷适合自己的花草的自由。只要想想耶稣吸引了什么样的聆听者——难道不是一视同仁的一群人吗?其中有瞎子和瘸子、有乞丐、有税吏、有百夫长、有工匠、有女人，还有男孩。难道我们应该去阻止这些人阅读《圣经》吗?这些人正是他所希望的听众。至于我所写的，我希望农夫能读，工匠、石匠、妓女和皮条客，还有土耳其人都能读，我才不在意呢。只要耶稣不禁止他们聆听他的教诲，那么我也不会禁止他们去读他的书。你怎么知道，读完那些书后，发生在太监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呢?[10]在《旧约全书》中，有不少都是不许世俗之人看的。例如《以西结书》、《雅歌》以及《旧约全书》的其他一些书——或者是因为这些书中讲述的故事从字面上看起来显得荒谬，或者是因为其中的寓言过于晦涩难懂。实际上，我决不会禁止那些渴望学到更多基督哲学的人去阅读这些书。他们会从中学到一些对于宗教集会有所裨益的基本观点和概念；他们会更加乐意去聆听和认同自己先前已有了一些了解、并且已经初尝滋味的内容。然而在《福音书》中，神的智慧使自己完美无缺地适应于最平庸的理解能力，以至于最粗鄙的人也不会不适合阅读《福音书》的哲学。只要把诚心带来领受，无论它会是多么的粗俗，只要它是朴素的、纯洁的、不带有一丝名利欲望——有了这些名利欲望，即使是最博学的人也不适合耶稣。没有文化的人在手拿《圣经》之前，他需要做一个小小的祷告以习惯自己的阅读：让他祈祷甚至能为最卑微的人去死的善良的耶稣能够屈尊赐予其圣灵，这圣灵只降临于卑微而谦恭的、为他的话而颤抖的人。如此，雅各的建议“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令他信心倍增；[11]让他吟出赞美诗，“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12]以及“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13]你可以看出，请求者在这种迷茫中只是在寻求逃出自我。他为自己的无知痛苦不堪，恳求不管来自何方的光明能够降临。也许他在受着憎恨或妒忌的折磨，也许被欲望、贪婪、野心或其他心灵疾病所纠缠；他到这里来寻找解药，也在这里找到了解药。如果有人伤心痛苦，让他到这里来寻求缓解，他会得到解脱。如果他陷入了某个逻辑的困境，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求助的去处了。任何受到诱惑、想要屈服的人都可以从《福音书》中找到帮助。任何渴求正义的人在这里会找到最纯净的源泉，当他饮下时，就像甘泉一样将他带入永生。从此他再也不渴求世上所有动物的蹄子搅浑了的池中之水。如果有人渴望得到求生的食物，这里有从天国降临的面包；吃了这面包，他就可以带着全身气力和精神转向基督，直到他长大成熟，最大程度获得基督的丰满。这是天堂的源泉，从这里四条河流分散开来浇灌着整个地面。这是天国布道所用的面包，即便是今天，耶稣还在用它喂养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甚至在荒漠地带都紧紧跟随着他的形形色色的人们。

我知道，有很多牧师拿着基督掰碎的面包分给人们。但如果不再有牧师了又该怎么办?如果他们都变成了狼又怎么办?我们的牧羊人有责任去挖掘水井，从中汲出天国教义的新鲜井水让羊群分享，以免它们渴死在沙漠里。但是如果牧羊人成了腓力斯人[14]，把沙土扔到饮用水源中把它搅浑，又怎么办?人们该做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恳求牧羊人的王，也就是耶稣的帮助。他依然活着，也从未放弃对他的羊群的照顾。在追随者们共同祈祷的召唤下，耶稣会如他在《以西结书》中所承诺的——“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救回它们来。”[15]以及如该先知书中同一篇里接下来所说的那样去做。羊群代表着没有文化但很理性的人；从这些羊群当中产生牧羊人，有时也会出现某只绵羊比牧羊人还要聪明的现象。因此，就像一个普通人不应煽动别人反对其祭司一样（以免圣保罗希望留在耶稣体内的那种次序被打乱），[16]祭司们也不应对其羊群实施暴政，否则出现骚乱就是他们的错。因此对于那些正确履行自己使命的祭司，人们应该心怀崇敬地去聆听，把他们当作上帝的信使，耶稣通过这些人在亲自和我们说话。如果他们传授了讹误的教义，人们依然应该聆听，只不过要带着批判去听，因为美好的可能夹杂在讹误的内容中。但是如果他们完全脱离正道，或者传道时公开背叛《福音书》，那么，就像身边根本找不到神学家的时候一样，让大家各自通过阅读《圣经》满足自己的需要。每个人都应该从救世主的源泉中汲取他所能利用的东西。从圣餐面包中，让每个人都吃到解除饥饿的食物。耶稣的精神不会漏掉哪怕是一个怀着这样的思想去思考宗教问题的孤独者。无论哪里有哪怕是两个人以他的名聚会，他都会出现在其中。[17]可以有六千个灵魂聚在一起，但如果不是以耶稣之名，那也只是徒劳。所有仅只寻求耶稣施在地上的律法的荣耀和今后永远的救赎之人都会以他的名被记录下来。

也许有人会说：要区分圣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旦的党羽有时可能会把自己变成光明天使的形象。[18]这是真的；因此我应该避免武断地下结论。然而，对任何人而言，最确定的证据就是他发自内心的证言，其次最肯定的便是《圣经》与耶稣生活的一致。有些事情十分清楚，因而不会导致任何疑问，也不需要什么解释。当然，对于那些完全醉心于尘世欲念的人来说，这些教义是不受欢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逆耳的忠言妨碍了他们的习惯和欲望。否则又为什么耶稣遭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此的痛恨呢?再没有谁的教义能比耶稣的更加正义，再没有谁的生命能比耶稣的更加纯洁，再没有谁的力量能比耶稣的更加仁慈。但是那些人已经占据了他们的王国——勉强可以这么称呼。他们被誉为博学的人，被尊崇为神圣的人，想要多富裕就能有多富裕，并且希望这种地位能够万代不变，尽管根本上就是不道德的。因此他们不能容忍福音真理之光，知道这将会撕破他们权威的伪装。如果这种权威被打倒，我们应该如何地关心，关于这一点耶稣亲自告诉我们：“随他们去吧：他们就是盲人中的领路瞎子。”[19]当然耶稣从未将任何虔诚之人拒绝于自己福音滋养的门外，哪怕是一个猪倌。相反，正是卑微的牧羊人得到了耶稣的一部分先知之灵。因此，让任何探索基督哲学的人在这些书中得到实践吧。如果他在自己详尽的探索中成功了的话，就让他感谢上帝。如果依然不满足，那他也不应绝望；让他探索、恳求、敲门。探索的人往往会有所发现而得到回报；询问的人有时也会得到回报；而那些敲门的人，大门自会被拿着钥匙的人打开——而且门一旦打开就再不会关上，而一旦关上也再不会打开。如果你找不到自己寻求的答案，去问你身边的人；也许某个隐蔽的圣灵会通过他和你说话，如此找到通过多个途径进入人们内心的方式。询问你自己虔诚的好奇心和你好奇的虔诚心，但不要假设，不要轻率和顽固地断言。对你所阅读的和所理解的加以全部的信任；但如果万一轻佻的诡辩和不虔诚的好奇来干扰你的头脑，要竭力避免。对自己说：“遥不可及的东西根本和我们无关。”[20]基督的躯体是如何从紧闭的坟墓中走出来的，这对你来说不是要问的问题；知道它发生就够了。尽管摆在面前的只是一片圣饼，但圣餐中如何有基督的肉体，这你也不必多问；只要你相信这就是救世主的躯体，这就够了。尽管圣子与圣父同为一体，但他们又是如何区别，这也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事；对你来说，只要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位同为一个上帝就够了。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注意不要歪曲了《圣经》，以此来迎合自己的需要或者偏见；相反，你应该调整自己的私欲和生活方式去适应其规定。否则，这圣泉将会成为争执、辩论、矛盾、憎恨甚至是异教的源头，成为毒害信仰和基督徒之间和谐的祸根。然而，仅仅因为某个人读了这些书犯了错误，并不能成为要将所有世俗之人拒绝于《圣经》门外的理由。问题不在于读书而在于读书的人。没有任何古人说过仅仅因为最初的异教徒从这个源头得出犯错的根苗而要禁止人们去读《福音书》。不能仅仅因为偶尔一只蜘蛛从花中吸到了毒液就不让蜜蜂去采蜜。所以，要让所有人去读《福音书》，但是要让那些希望通过读书而受益的人读书时认真而审慎——不是像在读一些和他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人间故事，但同时又渴求、诚挚、专心。真正虔诚的耶稣的门徒应会完全跟随他的脚步；应会观察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应会挖掘、分析、考察每个细节之处；而且应会在那本简单的、未经雕饰的《圣经》中找到不可言喻的关于神的智慧的知识。他会从上帝的那种大愚中（如果允许这么说的话，而且这种大愚乍一看去似乎有些卑微和低下），发现远胜过所有人类精明的东西，无论人类的精明是如何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在那里提到的内容无一不是和我们每个人相关的；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无一不是在我们自己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的，只不过也许发生得更加隐秘，但都是一样的真实。基督就在我们心中产生，世上独不缺少那些企图扼杀还在吃奶的弱小婴儿的希律王[21]们。他不断长大，渐渐成熟。他医好各种疾病，只要我们虔诚地恳求他的帮助。他不会拒绝麻风病人或者被鬼附身的人或者那些罹患血漏的人们；他也不会拒绝那些盲人或者瘸子。没有什么心灵的痛苦能有那么绝望和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不愿解救我们的，只要我们发自内心地对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们吧”；[22]以及“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23]他能让死人复生；他会传人以道，他会震慑邪恶，他会缓解痛苦，他会安慰众生。他受到犹太人的反对，因为他们不愿他的光辉使得他们的摩西相形见绌。同时，他也遭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背叛——但愿除了亚那和该亚法这两者以外再没有别人。也有加略人为了钱财出卖他无辜的血肉。从来不缺彼拉多们及其奴颜婢膝的侍从们去鞭笞他，朝他身上吐痰，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有那些说这样话的人：“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24]适合让所有人，无论是外行还是文盲，都精通这种哲学。对那些诚心学习基督哲学的人也不会缺少慰藉，这些慰藉的字句将会教给他们为得到永生救赎所需的一切，正如《约珥书》中的预言所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都将成为蒙神教训的，也就是在灵中博学的人。”[25]圣保罗不希望禁止灵，而更希望所有人都能成为先知。[26]在有人请求禁止伊利达和米达说预言的时候，摩西回答道：“愿主恩准所有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27]

有人认为，如果《圣经》被翻译成了法语或者英语，那就是个错误，尽管是个可以原谅的错误。但是《福音书》的作者们在用希腊语记录耶稣用叙利亚语所说的话时，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早期基督拉丁文著作者们也丝毫不惧将使徒言论翻译成拉丁文，因而通过拉丁文的形式将《圣经》传遍整个世界。没有任何法律妨碍圣哲罗姆将《圣经》翻译成他的母语南斯拉夫语。作为我本人来说，我也希望能看到《圣经》被翻译成现有的所有文字。基督希望自己的福音能尽可能广泛地得到传播。他为了众生而死；他也希望能为众生所知。如果他的书能被翻译成各国的语言，那就能达到那个目标；或者如果通过国王们的命令，将神的哲学所依托的那三种语言教给全人类也行。[28]如果依赖罗马皇帝们的力量，可以让所有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非洲人、埃及人、亚洲人、西里西亚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能讲拉丁语和希腊语，甚至是用在日常对话中——理由不过就是为了促进帝国商业的发展，而无论如何一个帝国是注定不会永久存在的——那么永生永世存在的耶稣的道将会传遍地球上的任何角落，该将如何与我们更加相关?目前，基督教还是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个中缘由我无法猜测，除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人希望借着基督教之名维护他们在世上个人的小天地中的世俗权力，而不是希望真正看到基督自己一统全球。但关于这个话题我将会在另一个场合详细论述，到时能够论证得更加充分有力。现在让我继续加紧谈论目前的问题吧，试问如果让每个人用他的母语吟诵《福音书》——法兰西人用法语、大不列颠人用英语、德意志人用德语、印度人用印度语，这有何不妥呢?在我看来，让一个普通人或妇女像学了某种语言却丝毫不知自己所云的鹦鹉一样咕哝圣歌或者吟诵祈祷文，似乎来得更加不妥，简直可以说荒唐。我同意圣哲罗姆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能得到全人类各个民族说着自己的语言来歌颂——如果掌着犁的农夫能够用他的母语唱出神秘圣歌的一段，如果坐在织布机前的织工能够通过背诵一段《福音书》减轻劳累，如果站在舵柄旁的水手能够吟出一些自己最喜欢的节选片段，如果坐在手纺车旁边的主妇能够听女仆或侄女朗诵一段《圣经》故事——那十字架的光辉将会更加高尚，它的成功将会更加辉煌。坎迪斯女王手下的一名太监，从小在宫里长大，被训练做女红之类的活，而且还是最娘娘腔的人种——埃塞俄比亚人。试问，还有什么比这个人的经历离先知预言的玄妙更加遥远?然而，当他懒洋洋地坐在自己的马车里时，他读到了以赛亚关于耶稣的预言。这个太监本不信教，而且没有文化；但既然他带着虔诚的专注去读《圣经》，那么马上就会有一个引导者——腓利被派到他的身边；后来这个太监被变成了一个男人，接受了施洗，这个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披上了一件雪白无瑕的绵羊毛做成的大衣；不久之后，女王自己也受到她臣仆的影响而变成了一名耶稣的仆人。[29]

如今，我们拥有如此众多无知的基督教徒，他们所具有的信仰知识甚至比基督教最坏的对手还要少，对于这一事实，我主要将其中的责任归于那些祭司们。我想我找到了一条途径，多少能够让我们自己人中完全不适合阅读《圣经》的更少。那就是每年，让我们的基督信仰的内容能够简洁地、清楚地、深入浅出地向所有人呈现出来。为了避免这些内容被狡诈的传教士所伪造，最好是由博学而且贤明的人编写一本小册子，以供聚会的祭司们一致地传诵。我希望传道不是从人类思想中有缺陷的创造性出发，而是从《福音书》的教义出发，从《使徒书信》出发，从使徒信条出发——虽然我不清楚这信条是否由使徒们所编制，但肯定带有使徒权威和纯净的标志。我相信，我们的这种信仰内容可以在复活节时拿出来讨论而无任何不妥；而且我认为比起用一些往往愚蠢的而且经常是猥亵的笑话逗人发笑来，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我不知道是哪个来自地狱的恶魔把这种习惯带入教会的；虽然人们需要给点乐子以吸引他们的注意，甚至有时需要煽动一下，但这种引人发笑的方式只是属于小丑们的常用手段，而不应属于神学家们。此外，我还认为，当受过施洗的小孩子长到青春期的年纪时，应该规定他们参加一些集会，让他们弄清楚施洗仪式中所具有的真正含义，这对于我们期望的目标带来的裨益绝非一星半点。然后再让他们私底下接受权威人士仔细的审查，以确保他们理解并且能回忆起祭司教授的内容。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内容，进一步要他们说出自己受洗时教父（母）以其之名都宣了什么誓言。如果他们能够说得很好，那么让他们在很多庄严仪式的音乐伴奏下，在公开的集会中重申他们的誓言——得体、严肃、纯洁，又令人难忘，应适合那种比任何事情都要神圣的道义准则宣言。毕竟，人类的誓言是什么呢，不就如同是对这最神圣誓言的模仿吗，不就可谓是对基督教首次降临到人世间的记忆吗?

修道士们知道如何通过这种仪式在公众面前做一次讨人欢心的宣誓表演；他们能把戏演得如此逼真，以至于经常能使旁观者不禁流泪。我们更应该通过同样的方式去宣告自己的誓言，这种誓言是最虔诚的，通过它我们向上帝而不是向人作出承诺。而且，我们不赞同圣方济各或者圣本笃的教义，但却认同《福音书》的教义。通过这种方式，也许会真正使年轻人能够理解他们对自己的国君负有何种义务、什么样的努力能使自己提升达到真正的虔诚。当他们长大一些的时候，有助于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哪些方面曾背离过最初的誓言。而今我们有些教堂里[为了施洗]表演的是一幕幕关于耶稣的复苏、升入天堂、派遣圣灵下凡的喜剧，虽然我认为它们并非全都是恶意的。如果人们能够听到众多年轻人保证献身于耶稣的誓言，听到众多新入教信徒保证忠于耶稣的事业、与这个仅为邪恶而塑造的世界断绝关系的誓言——发誓摒弃和拒绝撒旦所有的浮华、享乐和世俗的名利，那么这一幕该会是多么真实的高尚啊！我们应能看到许许多多额上带着他们王子标记的新基督徒们；我们应能看到大批后备军从圣泉那里前进，听到一个联合起来的团体在赞美耶稣的新门徒和向他们祝福。我希望能够公开地举行这些仪式，以便于年少的一代不只是被动地在摇篮里接受这个信仰，而是，如果可能的话，公开地在所有人面前接受。如果这些仪式能由主教亲自主持，而不是由教区教士或助理牧师来主持，那会更加具有权威性；而且如果仪式像它应该的那样来举行，我们将会比现在拥有更多真正的基督教徒，除非我大错特错。

但是存在着两个顾虑：首先因为洗礼仪式似乎重复，而这是不对的；其次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一部分听说了宣誓内容的年轻人有可能会不同意教父（母）为其所举行的仪式。第一个顾虑容易解决，只要控制好场面，让众人明白第二个仪式仅仅是正式认可前一个仪式，此外别无他意，就像日常生活中我们用圣水福佑自己一样。第二个问题要难办一点，但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要让任何人收回自己之前的誓言。如果他不同意，不能强迫他，而是任由他去聆听自己的良心，直到他变得明智一点；同时，除了禁止他参加圣餐和其他圣礼之外，也不能对他施以任何惩罚。不应将他逐出教堂或者拒绝提供教堂服务，我倒希望能够把基督哲学的书籍递到他的手中，书中耶稣自己的纯洁形象自会展现，不会被犹太人的仪式所遮掩，也不会因各种注解和人类的阐释而变得复杂。也不应将耶稣描绘成一个粗鲁残暴的形象，而应像事实上的那样和蔼可亲。经过这种仪式训练过的孩子们就不会再毫无心理准备地去阅读《圣经》。而今尚有不少五十多岁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受洗仪式上那种宣誓的含义，他们甚至从未想过信条是如何要求他们的、星期日祈祷意味着什么，或者教堂圣礼的含义是什么。从常见的谈话中，从秘密的忏悔室里，我们知道这种事并不少见。然而更可悲的是，我们很多祭司居然也是这种人；我们从未认真地想过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教徒意味着什么。在名义上、在习惯上、在仪式上我们成了基督徒，但不是在内心里。或者是因为所知甚少，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教人，或者是因为受到名利欲望的侵蚀，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把耶稣基督置之一旁。所以，如果人们堕入黑暗，又有什么奇怪呢?那些应该为这个世界提供光明者也被隐藏在晦暗之中；那些应该成为社会中坚者却对基督有关的知识一无所知；那些应该成为照亮整个房间的耀眼光芒者却自己成了瞎子；那些应该如同屹立于高山之巅为别人引路的坚固城堡者自己却陷入了贪婪和欲求的泥淖。但愿没有那么多《以赛亚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人存在：“他的看守们都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是的，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他们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30]也像《耶利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百姓成了迷途的羔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31]同样，《以西结书》中大胆地抨击了化身成了狼的牧羊人，他们贪婪掠食而使得羊群四散奔逃、受到屠杀。[32]在一篇接一篇的经文里，先知对此再三进行了谴责，说灾难源自牧羊人中间，降临到了羊群身上。在《泽迦利亚》中先知也这样说道：“他们陷入了困境，因为没有了牧羊人。”[33]

有时候这些灾难也是羊群所应得的，那是在主准许伪君子和傀儡领袖取代牧羊人的位置统领一切的时候；于是“他们耳朵发痒”，正如圣保罗所说，“将会背离真理”[34]，而去寻找用谎言搪塞他们的医生。于是我们会找到恰合一个茶壶的盖子；正如先知何西阿所说：“将来民如何，祭司必也如何。”[35]因为人类的羊群中已经混入了狼、狐狸、豹和其他的野兽。当然，普通的羊群中大部分还是羊。尽管他们粗野，天真又无知，但如果受到忠实可靠的牧羊人的精心看管，他们对主而言还是很有价值的。由最好的牧羊人去照顾他们；他不希望自己的羊群丢失任何一只羊，当有羊迷路走进了山里面，耶稣会费尽全力找到它，把它扛在肩上带回来。[36]但是如果有人现在想到人数是如此的众多，同时想到牧羊人（曾经是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他们所做的是如此的不足，他一定会为那些被牧师完全抛弃而四处分散、一贫如洗的羔羊感到深深的怜悯。得到耶稣关心和保护的人是幸福的。他的关注是不会带来任何负担的；他不是像带着恶意的眼神一样怒目而视，相反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神的美德。他看着曾经不认他的彼得，恢复了他的智慧。[37]一些人改了名字之后为自己的信仰提供确切的证明，耶稣也十分理解。[38]在山上，他看透了门徒们的内心世界，往其中注入了他天国的教义。那么，兄弟们，我们该做些什么?让我们努力成为他的羔羊，把所有的恶意、傲慢和愤怒（这些特点中没有任何一点是属于羔羊的）弃之一旁，通过我们的祈祷，恳求最和蔼的耶稣能够屈尊把眼光转向我们身上。他是个好牧羊人，他会对我们怀有仁慈之心的：只要我们祈祷，就像我们在《马太福音》中所读到的，他会给我们派来工人收他的庄稼；[39]或者他会亲自教导我们，就像《马可福音》中所写的，“于是他开始教他们很多事情。”[40]他不仅真正去教他们，而且还给沙漠中的所有人派发面包，要换了暴虐的法利赛人就会任其饿死。到今天耶稣也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教诲，也没有停止过向已经离开城市、跟随他走进沙漠的我们提供食物。他依然在不断地向信徒们倾注他的灵。主的施舍依然没有减少，他的灵的力量也没有在虔诚的灵魂中失效。为了能够当之无愧地接受，让我们像门徒们那样去做。在排除熙熙攘攘的尘世的一切肮脏欲求，洁净我们的灵魂以后，让我们到一起聚餐一次。如果希望自己的誓言被耶稣听到，就让我们的心意相通，一起进行祈祷。让我们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用同一个心灵思考，一直寻找同一个目标。让我们以耶稣之名请求，天神自会听得到。

而今，都是什么样的争吵和无休止的辩论充斥困扰着基督团体啊！世俗的统治者们都忙于血腥的战争；甚至教堂的主教们也都卷入了暴虐的浪潮。普通的民众都陷入了彼此之间邪恶的怨恨。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在不同的方面遭到破坏，基督教的和平正在被打得粉碎。在这里我并不想为这方或那方进行辩护；哪里有争斗，哪里就有邪恶。有谁见过异教徒之间的争斗比基督教徒之间经年不歇的争斗更加残酷无情的吗?在没有调查原因的情况下，教会的大船何时如此在浪尖上被颠来晃去?我们为什么不探究一下那些事件的起因?当我们找到了它们的源头，也许就能够找到补救的办法。在《福音书》本身中，我就读到了使徒的航船两次陷入险境，每次都是发生在晚上而且耶稣没有在身边帮助的时候，比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4篇中读到：“那时船在海上，被浪摇撼。”[41]当耶稣不在身边的时候，倘若教堂中发生骚乱，又有什么奇怪的?只要基督的灵魂不在身边，尘世的风浪就会摇晃航船，使之剧烈地颠簸。如果现在我们找不到获救的办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黑暗如此之深，以至于当耶稣降临时我们都无法认出他，反而被我们的救世主的降临而吓坏，以为他是什么恶鬼。真的，如果耶稣没有用熟悉的声音对门徒说话，叫他们高兴起来，他们也许都会被吓死。那次彼得认为，他和耶稣在风浪里要比待在颠簸的航船上安全得多。让我们仿效彼得的这种信仰；那时，返回船上的耶稣就会立即平息风暴。航船另一次遇险是在同一福音书的第8篇中，这一次耶稣在场但睡得很沉。在故事中马可补充说道，他已经枕到枕头上了，并且不是无关紧要地暗示这一切都发生在船尾。你要听说耶稣睡着的时候会发生的危险吗?“起了一阵大风暴，”他说道，“大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42]或者，像马太补充的那样，“浪头把船整个都埋掉了。”可怕的狂风就是野心，致命的狂风就是贪婪，毁灭性的狂风就是对欢娱和其他尘俗欲望的依赖。这些就是引起风暴的狂风，致使战乱和争斗的浪潮席卷了教会。结果不仅是使徒们乘坐的航船陷入了险境，而且使得伴随耶稣的航船的所有其他船只都陷入了险境。因为马可补充说有别的小船和他同行。[43]那么耶稣睡觉意指什么?但愿在那些站在船舵旁边（这是最高荣耀的位置，站在那里的人必须是掌舵经验丰富的船长）的牧师们心中，耶稣并不是总在睡觉。耶稣所枕的枕头意指什么?他不是说过“人之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44]耶稣当然有休息的地方，说他不缺睡觉的床才是符合逻辑的。但是有人对这个尘世了无牵挂，他的心全然不在那里，而是完全奉献给了神圣天国事情的研究中，他才真正没有枕头的地方。哦，给野心勃勃的人准备的是怎样柔软的一个枕头啊，这个最高的回报呈放到他的面前，让他不择手段地去攫取！当某人安全地积累了掠来的财富、堆放在自己家里，又有怎样精美的一个靠垫在等着这样的贪财之徒啊！但那些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服务大众的人、那些认为主教职位只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皇家权力的人——对这些人可没有什么枕头让他们安心睡觉，有的只是在耳边不断敲响的嘈杂钟声，呼唤着他们辛苦劳作。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人如此执着地追求尘世琐事——甚至可以说醉心于尘世，以至于他们似乎睡着了，不仅仅是枕着枕头，而且是被麻醉似的睡着了。正因如此，毫无疑问地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灾祸风暴，因为耶稣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已经睡着了。

但是就在这样的整个骚乱中，在所有人都危在旦夕之时，我的兄弟们，我们该想些什么呢?在狂风暴雨中，水手们往往习惯完全听任别人的建议。除了《圣经》，我们还能到哪里找到更好的忠告呢?让我们把所有其他人的帮助弃之一旁，只召唤耶稣，让我们的恳求声盈满他的双耳，甚至去拽他的耳朵，直到他意识到我们的需求。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他唤醒；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让我们带着悲哀的语气向他哭诉；“主啊，我们要丧命，你不顾吗?”[45]让我们怀着完全的信任反复哀求，“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啦。”[46]一向仁慈善良的他会听到我们的呼喊，而且会用他的灵迅速平息这场尘世的狂风激起的暴雨。他会对狂风说，“住了吧，”对海浪说，“静了吧，一点声音都不要有。”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风平浪静了，一切都归于静谧安宁。”[47]只要教会的航船还在风浪里颠来晃去，就时刻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哪怕是风暴中有片刻的安宁，紧接着也会有另一场狂风从别的方向卷来。尽管贪婪的南风会收敛一时，但傲慢的北风又会卷起；尽管享乐的西风平息下去，冰冷的愤怒的东风又会袭来。我时而面对这边的狂风，时而迎击那边的狂风，和它们一一作战；但很快又会卷起另一场狂风，我只得再次更加勇猛地去拼搏，因为尘世的欲求是没有尽头的。狂风是不会驯服的，除非受到耶稣的斥责。那么，就让我们所有人在基督徒名义的安宁中，一起采纳同一个忠告。让我们每个人摒弃各自的私欲。在心意相通的基础上，让我们一起想想那些值得基督徒们思考和追求的东西。让平民们自己投身于真正虔诚的研习之中，用热情洋溢的、全体一致的祈祷恳求耶稣使我们的君王们的灵魂转化到和平的研究中去。让君王们和，最重要的，神职的权威人士们准备好他们的思想和忠告，以便他们可以怀着虔诚的心灵只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那就是通过信仰、仁慈、虔诚、和谐、对尘世名利的蔑视和对天国的热爱，基督也许会尽可能广泛地去统治、繁荣和管辖。那样的话，如果君王们的权威是为了永生的王的光辉和基督民众的救赎而服务，最终他们会成为真正伟大的人。那样的话，人们会因受到如此君王的统治，就像君王们自己会因受到耶稣的统治一样而高兴。但相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世俗的争斗上，就会面临危险，上帝受到我们罪行的冒犯，有可能给我们派来一个尼布甲尼撒二世[48]，采用更加残酷的手段让我们能更加正确地思考。如果我们能保持一致，那么上帝就会通过他的协约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因为争吵而四分五裂，敌人就会藐视我们。然而，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固守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将永远都无法达成一致；如果不是用真理和可靠的推理封存起来，那么永远也不会存在牢固可靠的永久和平。用恐怖和威胁拼凑起来的东西不会长久，同样，用人类的欺骗和背离正道的劝告编织起来的东西经不起考验。如果耶稣不被呼唤到我们的聚会中来——哪怕只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困苦，结果就只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加可怕的灾难。再见了，我的读者朋友。我之所以加上上面这些想法，是因为印刷商要我再写点东西来填满几篇空白页；我不想只让它们成为人们闲暇时的笑料。

1522年1月14日于巴塞尔

【注释】

[1] 见《马太福音》2：4——6。

[2] 见《约翰福音》11：49——50。

[3] 见《马可福音》8：18。

[4] 见《马太福音》27：51。

[5] 拉比（rabbi），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

[6] 见《马太福音》19；14。

[7] 见《马太福音》11；25。

[8] 见《罗马书》1；21——22。

[9] 见《哥林多前书》14；24——36；《提摩太前书》2；11——12。

[10] 指使徒腓利偶然遇到一名埃塞俄比亚女王坎迪斯手下的太监后，指引他受洗一事。见《使徒行传》8。

[11] 见《雅各书》1：5。

[12] 见《诗篇》119：18。

[13] 见《诗篇》119：125。

[14] Philistine，不信教的，市侩。

[15] 见《以西结书》34：21。

[16] 见《哥林多前书》14：40。

[17] 见《马太福音》18：20。

[18] 堕落以前的撒旦被称为“明亮之星”（Lucifer）。

[19] 见《马太福音》15：14。

[20] 原文是：Quae supra nosnihilad nos；此语出自何处已不可考。

[21] 在《新约》中，希律王命令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儿童，想借以杀死尚处于襁褓中的耶稣。——译注

[22] 见《马可福音》10：47。

[23] 见《马太福音》8：2。

[24] 见《约翰福音》6：68。

[25] 见《约珥书》2：28。

[26] 见《哥林多前书》14：26。

[27] 见《民数记》11：26——27。

[28] 教授三种语言的学校，即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颇受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的欢迎；事实上，在科隆、鲁汶和阿尔卡拉等地确实建立了这种学校。

[29] 见《使徒行传》8：27。

[30] 见《以赛亚书》56：10。

[31] 见《耶利米书》50：6。

[32] 见《以西结书》22：25——28。

[33] 见《泽迦利亚书》10：2。

[34] 见《提摩太后书》4：3。

[35] 见《何西阿书》4：9。

[36] 见《路加福音》15：4——5。

[37] 见《路加福音》22：61。

[38] 这显然是指保罗（原名扫罗）。

[39] 见《马太福音》9：36——38。

[40] 见《马可福音》6：34。

[41] 见《马太福音》14：24。

[42] 见《马可福音》4：37。

[43] 见《马可福音》4：36。

[44] 见《马太福音》8：20。

[45] 见《马可福音》4：38。

[46] 见《马太福音》18：25。

[47] 见《马可福音》4：39。

[48]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巴比伦国王，侵占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攻占并焚毁耶路撒冷，将大批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在位时兴建了巴比伦塔和空中花园。

对宗教信仰的探究

对话者：奥卢斯、巴贝提乌斯

奥：就像早上学校里的孩子们唱的那样，“愿你一天都快乐”；只不过我不知道这样来祝愿你是不是合适。

巴：老实说，我更喜欢真正让我快乐的人，而不是仅仅希望我快乐的人。不过这有什么好疑虑的，奥卢斯?

奥：有什么好疑虑的?因为，如果你非想知道的话，你散发出一股硫磺味，这是朱庇特的雷电的一种。

巴：有各种各样的小朱庇特和反朱庇特们[1]发射自然雷电，每一种的来源都与天国力量大不相同。不过我觉得你是在暗指诅咒。

奥：一点没错。

巴：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可怕的轰隆声，不过现在还没有击中我。

奥：怎么会这样?

巴：我的消化器官并无不适，而且睡觉也和以前一样安稳。

奥：那么危险也许甚至更大，就是因为你没意识到它。事实上，那些自然雷电，正如你所称呼的，当它们在山顶或者大海的航船上空闪现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巴：它们是会劈下来，不过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你可以用一根玻璃棒收集到闪光，用一个铜罐收集到雷电。

奥：即使是这个也会让人害怕。

巴：小孩子才会。只有上帝才能支配那些伤害灵魂的雷电。

奥：要是上帝在牧师身上怎么办?

巴：要在才好呢！

奥：很多人都感到惊讶，你还没有被烧得比炭更黑。

巴：假设已经这样了。身为一个有罪的人，我应该更加迫切地期望得到拯救，如果福音传道者的教义是真的的话。[2]

奥：当然你可以期望，不过你不能肯定。

巴：为什么呢?

奥：因为你必须从雷电中接受警告，并且为自己的错误忏悔。

巴：如果上帝那样对待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完了。

奥：说来听听。

巴：因为当我们还是上帝的敌人、偶像崇拜者，并且被列在撒旦的党羽名单里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因为各种可能的原因成为被驱逐者的时候，上帝通过他的儿子和我们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并且甚至在我们行将就木的时候亲自现身让我们重新活了过来。

奥：关于这些你还是说得很对。

巴：如果那样对待我们就惨了，就好比医生只根据自己方便与否来照料病人，而一旦发现病人所患的疾病到了最糟糕的时候，就放弃对他的治疗一样。

奥：可我担心你会在我治好你的疾病之前就把它传染给我；事实经常是这样的，给人看病的人不仅得是个医生，还得是个搏斗高手。[3]

巴：在身体的疾病中也许如此；然而对那些灵魂的疾病来说，有一种解药可以防治任何形式的传染。

奥：那是什么?

巴：意志坚定，坚持自己肯定的立场，决不动摇。那么对于仅仅打口水仗的竞技场，人们有什么理由害怕呢?

奥：如果我们有改进的希望的话，你所说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巴：有句谚语说得好：“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在圣保罗的作品中你会发现：“博爱并不懂得绝望，因为它对一切充满希望。”[4]

奥：你这个观点倒是不错，怀着这种观点，我想和你多聊一会儿；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充当一下你的医生。

巴：行啊。

奥：好奇的人没有什么好的声誉；不过在医学里，做一些询问调查是医生的职责。

巴：随便问吧，从天文到地理，只要你愿意。

奥：我会尽量的；从你这边来说，要打心底里如实回答。

巴：我会的；不过先告诉我你想要问哪方面的问题。

奥：使徒信经。[5]

巴：我接受你的挑战，如果我的回答有任何地方让你失望，你可以认为我是耶稣的敌人。

奥：你相信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天和地吗?

巴：还有天地之间的万物，包括天使的思想。

奥：当你说出“上帝”这个词时，你指的什么?

巴：我指的是一种永恒不朽的思想，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它更伟大、更睿智、更美好。

奥：你的表述非常虔诚。

巴：通过他全能的意志，他创造了万物，包括可见的和不可见的；通过他神奇的智慧，他控制和统管着整个宇宙；通过他的仁爱，他养育和保护着万物，并且慷慨地使堕落的人类得到重生。

奥：你说的这些的确是上帝的三个主要特点；但从对这些的了解中，你又能有什么收获呢?

巴：当我想到他的全能时，我毫无保留地服从他，人类或天使的任何价值都不能与他的权威相提并论。我毫无怀疑地相信《圣经》告诉我们他所创造的和做的一切，相信他对未来的所有承诺，因为只要他愿意的事，无论对于人类来说如何不可企及，他只要微微点下头就能做到。所以，我丝毫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完全依赖于无所不能的上帝。当我想到他的智慧时，我对自己的智慧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相信一切他都完全正确和公平地完成了，哪怕在人类看来似乎是多么的荒唐或谬误。当我想到他的仁爱时，我发现自己所有的无一不需要感谢他毫无保留的赐予；我觉得没有哪宗罪行那么极恶滔天，以至于他不会宽恕一个忏悔的罪犯；对于虔诚地向他恳求的人，也没有任何事情他不会答应。

奥：你觉得相信这一切就够了吗?

巴：当然不是。带着极度的虔诚，我将自己所有的信仰和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憎恨撒旦和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还有一切巫术魔法。我只崇拜上帝，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人或事能超过他或与他相提并论；天使不能，父母不能，孩子不能，妻子不能，帝王也不能；财富不能，荣誉不能，快乐也不能；只要他发出命令，我随时准备为了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能肯定，人只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就不会消亡。

奥：那么，除了上帝之外，你不再寻求什么、害怕什么、热爱什么了吗?

巴：如果除了他以外，我还敬畏、热爱或者害怕什么的话，那么我也是因为他的缘故而去敬畏、热爱和害怕它，将一切归因于他的光辉，总是向他感恩，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发生到我的身上，无论是判我生还是死。

奥：到目前为止，你的回答当然还算中肯。你对于第二位的感觉如何呢?

巴：阐明你的问题吧。

奥：你相信耶稣既是神又是人吗?

巴：当然相信。

奥：同一位怎么能够既是不朽的神又是必死的人呢?

巴：能够随心所欲的人是可以轻易做到的。因为他有着和圣父一样的神的本性，我从圣父身上发现的一切全能、智慧和仁爱，我同样认为他身上也有。我归功于圣父的一切事情，我同样归功于他的身上，除了一点，那就是圣父通过圣子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通过他赐予我们所有人。

奥：那么为何《圣经》里更多地称圣子为“主”而不是“上帝”?

巴：因为“上帝”是权威和统治的名称，属于圣父所特有，那是一切万物绝对的开始，是他己身神性的起源。而“主”则是对救世主和解救者的称呼。事实上，圣父救赎人类，但是要通过圣子；而圣子是神，但是源于圣父。只有圣父并非起源于其他，在神灵之中排在首位。

奥：那么你也同样的信仰耶稣?

巴：当然。

奥：可是先知诅咒任何相信人类的人。[6]

巴：但是只有这个人被赋予了天地间的各种能力；这样听到他的名字，任何膝都要下跪，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或是地下的。我也不可能冒险，正如他们所说的，将自己的信仰和希望寄托到他的身上，除非他是神。

奥：为什么信经中称他为圣子?

巴：以免有人会被误导，认为他只是一个凡人而已。

奥：那又为什么说是“唯一的”呢?

巴：那是为了将领养的圣子与亲生的圣子区分开来，他名的荣耀已经赐予我们；[7]免得我们以为除了这个圣子，还会有第二个。

奥：为什么上帝会希望自己同样为神的圣子成为一个凡人呢?

巴：那样的话，作为一个凡人，他就可以劝说其他凡人顺从上帝。

奥：你相信他不是通过某个凡人而是通过圣灵的感应，由完美的圣母玛利亚体内孕育，得到凡胎从而降生的吗?

巴：完全相信。

奥：为什么他选择这种降生的方式呢?

巴：因为让神如此降生是很适合的；他要洗净我们受孕与生育中的污秽，正应该通过如此降生的方式。神希望能作为人子出生，从而使通过他得到重生的我们可以被再造成神真正的子民。

奥：你相信他活在人间，并且在那里创造着奇迹，传授着福音书里所记载的教义吗?

巴：是的，比相信你是一个人还要来得肯定。

奥：我可不是被变形了的阿普列乌斯，让你去怀疑我是披着人类外皮的一头驴。[8]不过你相信这同一个耶稣就是那位在《旧约》里先兆事件和人物所描述的、先知们的神谕所预言的、犹太人盼望了好多个世纪的弥赛亚吗?

巴：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信服了。

奥：你相信他的教义和生命足够产生完美的虔诚信仰吗?

巴：当然相信。

奥：你相信他被犹太人抓到了，被彼拉多下令绑起来、打骂虐待、吐唾沫、嘲笑、鞭打，最终被钉到了十字架上而死去吗?

巴：毫无疑问。

奥：你相信他没有且不会犯有任何形式的罪恶吗?

巴：当然相信。他就是一只洁白无瑕的羔羊。

奥：你相信他自愿地承受了所有这些磨难吗?

巴：不仅如此，而且是很乐意、很迫切地；不过这都是通过上帝的意愿完成的。

奥：为什么上帝要让自己唯一的、完全无辜而且是至亲至爱的圣子遭受如此残忍的折磨?

巴：通过这个殉难者，他就可以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信服于他，以他之名寄托自己的信仰和希望。

奥：为什么上帝要让整个人类堕落?如果他允许这样，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挽救我们，使我们免于堕落吗?

巴：是信仰而不是人类的理智使我相信，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更好的途径来挽救我们。

奥：为什么他最喜欢这种死法?

巴：因为在全人类的眼里，这种死法是最让人感到羞耻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折磨既痛苦又漫长；这样也很适合，他死时四肢伸展，他要唤醒所有的民族通过他获得救赎，要引领那些被这个尘世俗事所钉住的人们奔向天堂。同时，他还想影射被摩西钉在柱子上的厚颜无耻的毒蛇，看到它就能够使被蛇所咬的人得到救治。[9]最后，他还想实现先知的信念，先知这样写道：“告诉所有民族，主已经从树上统治了整个世界。”[10]

奥：为什么他要选择独特的埋葬方式，用没药树和树胶脂盖住，封在用坚固的岩石新凿出的坟墓里，入口密闭，并且由民众守护人来把守呢?

巴：那是为了清楚地表明他是真的死了。

奥：为什么他不马上转世?

巴：原因是这样的，要是他的死令人怀疑，那么他的转世也会让人起疑心。可他想要让人绝对地肯定。

奥：你相信他的灵魂下了地狱吗?

巴：圣西普里安告诉我，这个问题原本并未出现在《罗马信经》里，也没有出现在《东方教会信经》中，我们最早的作家中的一位，也就是德尔图良，对此也未发表任何看法。[11]不过，我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首先，因为它和《诗篇》中预言家的话完全一致：“你不会把我的灵魂留在地狱。”“主啊，你已经把我的灵魂从地狱最深处解救出来了。”[12]同时，还因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中（这里作者的身份从未被人质疑过）提到，耶稣“在肉体上被处死，但灵魂上却被赋予了生命”（第3篇）——“由此他还前去向被囚禁在地狱里的其他灵魂传道。”[13]不过，尽管我相信他进了地狱，但我不相信他是去那儿承受任何惩罚的；他是为了我们去推翻撒旦的统治的。

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任何有丝毫不敬的地方。不过如果说他的死是为了把我们带出罪恶的深渊从而使我们获得重生，那么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复活呢?

巴：因为三个很充分的理由。

奥：哪三个?

巴：首先，他可以向我们传达一种积极的重生的希望。其次，我们可以肯定他是永生的，永远不朽，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救赎的信念寄托在了他的身上。第三，我们通过忏悔而与罪恶断绝关系，并且通过洗礼和他埋到了一起，就可以被他的仁爱唤醒获得重生。

奥：你相信这同一个躯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坟墓中重生，被门徒们所看见和触摸，然后又升入天堂吗?

巴：当然。

奥：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开人世?

巴：这样我们就都会在精神上热爱他，世上的人们没有谁可以对耶稣提出任何特别的要求，大家都可以同样使自己的灵魂升入天堂，因为知道我们的领袖在那里。如果人们如今已经为了自己服装的样式与颜色争论不休，还有人四处炫耀耶稣的血或包皮，或者圣母玛利亚的乳汁，那么倘若耶稣自己还待在世上穿衣、吃饭、传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样关于他肉体存在的种种不同方面会引起怎样的争论啊！

奥：那么你相信他升天而不朽，并且坐在上帝右手边的位置了?

巴：当然——这样他就是一切万物的主人，和上帝共同进行管治。这也是他向他的门徒所承诺过的，并且真正地向殉道者司提反展示了。[14]

奥：他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出来?

巴：以免我们依然恐惧，心怀疑虑；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天上的守护神和主人是多么的强大。

奥：你相信他会以最初的躯体回来评判生者与逝者吗?

巴：我只是肯定先知关于耶稣的一切预言都一一实现了；同时我也十分肯定他教我们期待的一切都会成为现实。在他初次降临之前，先知的预言就告诉我们，他会以卑微的外形降临人间，教导我们，救赎我们。在他第二次降临时，会笼罩在上帝的光辉之下；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人们，不管是国王还是百姓，不管是希腊人还是斯基泰人，都会被迫到他面前等待审判；不仅包括那些在他降临之时还活着的人，也包括从创世之初到他降临之时已经死亡的所有人。他们所有人将会突然出现，每个人都将在各自躯体中复活，看到他的审判。同时作为虔诚侍从的天使们以及负责惩罚的恶魔们也将到场。高高在上的他将会宣布他永不再更改的审判决定，通过判决，魔鬼和那些追随恶魔的人将会被遭受永久的折磨，以免他们继续为患；而那些虔诚的人们，将被他接到天国里，在那里他们将不再受到任何伤害。但是至于这一伟大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他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告诉我们。

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不合规矩的话。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第三位吧。

巴：随你的便。

奥：你相信圣灵的存在吗?

巴：我相信这是真正的上帝，与圣父圣子同在一体。我相信正是这个灵激励了《旧约》和《新约》的创作者们，没有他的帮助，没人能够获得拯救。

奥：为什么称之为灵呢?

巴：因为正如我们的躯体靠鼻孔呼吸而生存，我们的心灵也靠着灵的无声呼吸而存活。

奥：把上帝自己也称为灵是不是不大合适?

巴：合适得很。

奥：那不是三位都混在一起了么?

巴：不是这样的。上帝之所以被称为“灵”是因为他是无形的；而正因为三位的神性，所以这对于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第三位被称为灵，是因为它总向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吹，[15]像雾气从地面或者河面升起那样将自己无形地融入到心灵之中。

奥：为什么第二位被称为“圣子”呢?

巴：因为他有着与圣父完全一样的本性与意愿。

奥：圣子与圣父之间的相似程度要比圣灵与圣父之间更大吗?

巴：就他们平等地共享神性这一点来说，不能这么说，不过，圣灵也源于圣子这一点还是暗示圣子和圣父之间更加密切一些。

奥：那么是什么使得圣灵不能被称为圣子呢?

巴：因为在圣奚拉里[16]的著作中，我没有看到任何地方写着圣灵是生出来的，也没有看到哪里写着上帝就是其父。我所读到的就是它是灵且源于圣父。

奥：为什么在信经中，唯有圣父被宣为上帝?

巴：因为，正如我说过的，他是世间万物绝对的创始者，也是众神的起源。

奥：说得更清楚点。

巴：因为说不出任何不是起源于圣父的东西来。所以提到圣子与圣灵就是上帝时，其中肯定也包括了圣父。所以说，圣父有着独特的权威地位，是因为他发源万物的本性，因为只有他自己不是源自任何他人。然而在信经中，可以这么理解，上帝之名并非限于某一位，而是一个统称，适用于被区分为上帝、圣子和圣灵的统一体的三个元素，也就是三位。

奥：你相信圣教会吗?

巴：不信。

奥：你说什么?你不相信?

巴：我只相信耶稣之躯的圣教会，也就是世界各地所有赞同福音信仰、只尊崇上帝圣父、完全肯定圣子、受圣灵激励而行动的人的集会。任何犯有不可饶恕之罪者是被拒于这个集体之外的。

奥：你为什么不愿说“我相信圣教会”呢?

巴：因为圣西普里安[17]教我只相信上帝，我们应把所有的信仰寄托到他的身上。从教会的恰当定义看，虽然里面只有好人，但也包括了一些可能会由好变坏的人，他们可能会被蒙骗从而犯错。

奥：那你对圣徒相通怎么看?

巴：关于这一点圣西普里安并没有特别提到，尽管他的确点名指出它在哪些教会里有着或多或少的权威性。他确实将之与其他话题联系在一起，是这么说的：“符合这一教义的有圣教会，对罪过的宽恕，以及肉体的复活。”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部分似乎和前面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只是解释和强调了之前所说的关于圣教会的内容：即教会就是信仰一个上帝、一种福音、一种信念、一种希望、与一个灵和相同圣礼的融合：简而言之，就是所有从创世之初直到最后一直存在的善良虔诚的人们独特的交流，就像同一个躯体中不同部位的统一。通过这种方式，某些部位的兴盛支持着其他部位的健康，只要身体的各个部位还是存活的。但是在这个社会以外再没有任何个体的行为（无论有多么善良）能够引领某人得到解救，除非他顺从于整个圣会。紧跟此后便是对罪过的宽恕，因为在教会以外再得不到对罪过的宽恕，无论某人可能经过多么痛苦的忏悔折磨，无论他可能做出多少虔诚的善事。我要说的是，不是在异教徒的教会里，而是在圣教会里，意思是以基督之灵聚合在一起的教会，通过洗礼完成对罪过的宽恕，洗礼之后则通过对教会忏悔和给予教会的钥匙获得宽恕。

奥：到目前为止，你的观点还算明智。你相信将来肉体的复活吗?

巴：我要不相信这一点，那么我其他所有的观点都是空的，它就像是整个门拱的拱心石一样重要。

奥：你所谓的“肉体”是指什么?

巴：由人类灵魂驱动的人类的躯体。

奥：每一个独立的灵魂是否都会找出当初死亡时它所离开的那同一个躯体?

巴：完全就是之前离开的那个。因此在圣西普里安的教义里，说得十分明确——这个肉体的复活。

奥：完全从一种形状变成其他形状的躯体怎么可能回复到它原来的形状呢?

巴：能够随心所欲的人把它从虚无中创造了出来；对他来说，使任何从其原来的形状中变化出来的东西变回原样是件难事么?至于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倒一点也不担心，我知道做了承诺的他十分诚实，不可能撒谎，而且他十分强大，只要轻轻点下头，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奥：我们那时为什么需要自己的躯体呢?

巴：这样每一个在今生为基督受过难的人可以与基督共享荣耀。

奥：教义中加了“永生”的字样，有什么意义?

巴：它可以不让我们认为自己会像春天里的青蛙一样地重生，后者只不过是为了再次的死亡。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死亡有着双重的特点：其一是肉体的死亡，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另一种就是灵魂的死亡，也即罪过。获得重生之后，虔诚的人将会享受到肉体与灵魂的永生。肉体不再容易受到疾病、衰老、饥饿、干渴、疼痛、疲倦、死亡或任何其他残疾的困扰；而是变成全精神性的，受到灵魂的刺激而驱动。灵魂将再也不会感到任何悲伤和痛苦，相反只会永远享受到美中之最，也就是上帝。另一方面，不虔诚者的肉体和灵魂都将会被永远的死亡所吞没。或者如果罪人的躯体保存了下来，也只会遭受永久的折磨，其灵魂也将被无休止的痛苦侵蚀，没有获得宽恕的希望。

奥：你是打心眼里，而且是真正的这么认为的吗?

巴：我告诉你说，是的；不亚于相信我正在和你说话一样的肯定。

奥：我在罗马的时候，没有发现所有人都能有如此虔诚的信仰。

巴：无论在哪儿，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并不完全相信这些的人。

奥：既然你在这么多而且是如此有难度的信仰观点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你和我们无法走到一起呢?

巴：关于这个我倒是更想听听你的想法。因为在我自己看来，我似乎是完全同意正教的，即使我无法宣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信仰完全一致——无论自己多么努力。

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和正教之间存在着那些敌意呢?

巴：问问你自己吧。不过来吧，大夫，[18]如果你对这些初试没有不满意的地方，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共进一顿简单的午餐呢?然后有空还可以继续问一些更加具体的观点。你可以检查我的双臂，检查我的排泄物，包括液体的和固体的。然后你还可以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这是探知我内心想法的最佳途径，由此可以得出你的结论。

奥：可我不该和你共进午餐。

巴：医生想要查出病人哪儿有问题时，是不能不这么做的。

奥：但是我担心自己会好像在帮助异教徒一样。

巴：事实上，没有比帮助异教徒更加神圣的了。

奥：此话怎讲?

巴：难道圣保罗没有希望代替比异教徒更坏的犹太人承担诅咒吗?[19]难道任何人在努力想使坏人变好或者从行尸走肉身上唤起活着的灵魂时，不是在帮助罪人吗?

奥：话当然没错。

巴：那么，试试吧，没有什么可怕的。

奥：我从未听过一个病人能说出如此中肯的观点。走吧，一起吃饭去吧。

巴：会给你健康的食物的，这在病人家里吃饭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会很在意自己的胃，这样才会让自己的头脑为接下来的辩论做好准备。

奥：就这样办。希望禽鸟会是好的兆头。[20]

巴：恐怕鱼会是坏的兆头，也许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五。[21]

奥：这不是交易的一部分。[22]

【注释】

[1] 原文中用的是Veiovis，那是伊特鲁里亚人加入到兼收并蓄的罗马万神殿中的，一个身份不清、从未被完全纳入众神体系的地狱之神，因此像在此处提到时用的是一种贬义。

[2] 此处巴贝提乌斯所说的福音教义显然是指《路加福音》第7篇结尾处的话。

[3] 之所以医生得是个搏斗高手，是因为要么能够将发狂的病人摁到床上，要么能够防止疾病传染到医生身上。

[4] 大约出自《哥林多前书》第13篇。

[5] 《使徒信经》的官方文本为：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6] 见《耶利米书》17：5。

[7] 即，我们被称为“基督教徒”。

[8] 阿普列乌斯（Apuleius），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和哲学家，在长篇小说《金驴》中，他想象自己在未失去人类意识的情况下，外形变成了一头驴。

[9] 见《民数记》21：9。

[10] 《诗篇》96：10。“从树上”（aligno）很久以前就被鉴定为人所杜撰加上的，因而从文本中删去了。

[11] 迦太基的主教圣西普里安（Cyprian，公元258年殉教）早期写过一本很重要的关于天主教会大统一的书。巴贝提乌斯在此特意提到最早的也是最受尊敬的教会神父，意在增加信服力。德尔图良也是一位迦太基人，属于最早的教会神父之一，仅次于圣奥古斯丁大主教。

[12] 见《诗篇》16和86。

[13] 见《彼得前书》3。

[14] 见《使徒行传》7：55、56。

[15] 见《约翰福音》3：8。

[16] 圣奚拉里（Saint Hilary），高卢人，大约生活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教义师，曾任普瓦蒂埃主教，著有《论三位一体》等著作。

[17] 这里被伊拉斯谟称为“圣西普里安作品”的古代信经阐释，其实为鲁非诺（Rufinus Tyrannus或Aquiliensis）所作；伊拉斯谟明知真正的作者，但他也明白，如果把它称作圣西普里安的作品，能被更多人所知，且更有权威性。

[18] 此处使用“大夫”这一称呼是有讽刺意味的，暗指对话之初奥卢斯关于“充当医生”的提议。

[19] 见《罗马书》9：3。圣保罗希望自己能代替犹太人承担基督的诅咒。

[20] 指望晚餐吃鸡肉，希望这第一次小小的和解努力能够有好运气。

[21] 天主教规定星期五为斋日，不吃肉，但可以吃鱼。——编注

[22] 这一篇是关于信经的争论，信经一词原文是symbolum；而symbola则指贡献酒宴。该词的词根源自希腊词语syn-ballein，意指放到一块，从而进行比较、达成一致、完成交易。这里使用了大量隐晦的双关语，在译文中无法表现出来。

修道院院长和博学的女士

谈话者：安特洛尼乌斯、玛格达莉娅[1]

安：那都是些什么装饰品?

玛：你不觉得很高雅吗?

安：我不知道它们有多么高雅；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适合女孩子或者结了婚的女人。

玛：为什么不适合?

安：你的家里到处都是书。

玛：你是个出身很好的人，是个修道院院长，也是个侍臣；难道你没见过女士家里摆书的吗?

安：见是见过，不过都是法语书；而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

玛：那我猜人们只能从法语书里学到智慧喽?

安：那是适合女士们的书，用来驱走无聊。

玛：只有女士们才能有资格有一点点知识、过得快乐无忧?

安：有点知识和快乐无忧完全不是一码事。女人不该有知识，但女士们有权生活得快乐无忧。

玛：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应该过得好么?

安：我想都应该。

玛：可是过得不好的人又怎能快乐无忧呢?

安：或者，过得好的人如何能快乐无忧呢?

玛：那么你是赞同那些过得不好但很快乐的人了?

安：我觉得那些过得快乐的人才过得好。

玛：但这种快乐从何而来?是来自外物，还是来自内心?

安：来自外物。

玛：哦，多么狡猾的院长，多么迂腐的哲学家！说说看，你衡量快乐的东西是什么。

安：能睡得安稳、有美食佳肴、能随心所欲、有金钱荣誉。

玛：但如果上帝再加上智慧，你会过得快乐么?

安：你所谓的智慧是指什么?

玛：我指的是：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不积极、不活跃，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快乐，那么无论是金钱、荣誉还是高贵的出身都无法让他过得更加快乐或者更好。

安：那就别提你所谓的智慧了。

玛：要是我对于读一本好书的喜爱程度胜过了你对打猎、喝酒和掷骰子的喜爱程度，那又会如何呢?难道你不觉得我过得很快乐?

安：我可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玛：我没有在问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而是在问什么才是好生活的质量。

安：要看到我的修道士们看书看得太多，我会很不高兴。

玛：事实上，我的丈夫对我喜欢读书引以为豪。可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修道士们读书呢?

安：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变得不那么顺从；他们会旁征博引什么教会判决啦、教令集啦、《彼得书》和《保罗书》之类的来反驳我。

玛：那么，难道你的修道院制度和《彼得书》与《保罗书》的内容相反?

安：我甚至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很不喜欢回嘴的修道士；我可不愿让自己门下任何人懂得比我还多。

玛：要是你费点心尽可能多学一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安：我没有时间学。

玛：为什么没有?

安：我没有闲工夫。

玛：没有闲工夫让自己有智慧?

安：没有。

玛：为什么?

安：我要背一些祈祷文，要监管一个教会，还要打猎、骑马、到宫廷当差。

玛：难道这些事情比智慧更加重要?

安：这是习惯决定事情的方式。

玛：那么告诉我：要是朱庇特给你力量，可以选择把你的修道士们和你自己变成任何动物，你是不是想把他们变成猪而把自己变成一匹马?

安：决不可能。

玛：但你要这么做的话，就能肯定他们没人能比你懂的更多了。

安：我不在乎我的那些修道士们变成什么动物，只要我自己能够做个人就可以了。

玛：你认为大家都是什么都不懂、并且也不想懂的人吗?

安：我了解我自己。

玛：猪也了解它们自己。

安：在我看来，你就像是个女诡辩家，你歪曲了事实。

玛：我不想说你在我看来像什么。不过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图书室呢?

安：因为只有纺纱杆和织针才是女人该有的工具。

玛：妻子的责任不是料理家务、抚养孩子吗?

安：当然。

玛：你认为那种事情不需要智慧就能完成?

安：我想并非如此。

玛：可是那种智慧是我从书本中学来的。

安：在我的修道院里有六十二个修道士，但你在我的书房里绝对找不到一本书。

玛：对那些修道士们来说可真是不错的一景。

安：我还是能够容忍书的，只不过不能容忍你的那些拉丁文书籍而已。

玛：为什么不能?

安：因为那种语言不适合女人的耳朵。

玛：我想听听一个真正的理由。

安：这和女人固有的谦逊不相容。

玛：那么你觉得满篇都是无关紧要的荒唐故事的法语书才适合我们谦逊的天性?[2]

安：还有别的。

玛：说来听听，不管是什么，直说无妨。

安：如果女人对拉丁文一点不懂的话，就不会受到牧师的伤害。

玛：那算是你们所有计划中最不危险的了。无论什么时候你用那种方式勾引我们，你们都不懂一点拉丁文。

安：不管怎样，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如今懂拉丁文的女人很稀有、很少见了。

玛：你为什么要对我引用大众的观点?大众的观点是最差的行为指导。你为什么要谈论大众的习惯?大众的习惯给各种罪过提供了理由。我们只应该让自己习惯于最高的标准；这样，过去不常见的才会成为常见的，过去令人生厌的才会成为讨人喜欢的，过去不合适的才会成为完全得体的。

安：我在听你说。

玛：难道你不觉得生在德意志的女人学习法语是件得体的事吗?

安：我当然觉得是的。

玛：理由呢?

安：这样她才能和懂得法语的人交流。

玛：可我学习拉丁文，便于每天能够和很多的作者、传教士、学者、哲学家以及众多支持我的信仰的人进行交流，你却认为是件不合适的事?

安：书本吸走了女人的那么多智慧，以至于她们剩不下什么。

玛：你有多少超量的脑力我不清楚；我的再少，也会宁愿花在好书上，而不愿耗在不动脑子反复念诵的祈祷文上，或是彻夜的盛宴狂欢上，或是大口大口的饮酒作乐上。

安：读书太多会让人变得疯狂。

玛：难道你不觉得所有那些食客成群、小丑扎堆的狂饮聚会是一种疯狂的表现吗?

安：这有利于消磨时间。

玛：那么，像我的这些令人愉快的同伴们又怎会让人疯狂呢?

安：大家都这么认为。

玛：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又知道更有多少的人因为狂饮暴食、彻夜狂欢和纵情声色而变得疯狂呢?

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要一个博学的妻子。

玛：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高兴能有一个和你迥然不同的丈夫。学习让他对于我更加亲切，也让我对于他更加亲切。

安：学习知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很快就面临死亡。

玛：告诉我，杰出的思想家，如果你明天就要死去，你是愿意作为一个愚蠢的人死去还是一个博学的人?

安：如果毫不费力就能做到的话，我愿意做个有智慧的人。

玛：然而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的；不管你拥有什么，是怎么得到的，最终都将是身外之物。花费一点精力到最珍贵的努力之中，而且这种努力获得的硕果也将伴随我们到新的生命中去，为什么还那么不情愿呢?

安：我经常听到俗话说，一个博学的女士相当于两个笨蛋。

玛：还真是俗话——是笨蛋们常说的。真正睿智的女人不会认为她自己什么都懂，而一无所知的女人却认为她自己什么都懂——这么说来还真是等于两个笨蛋。

安：我没法完全解释清楚，不过就像马鞍不合奶牛身一样，学识也不适合女人。

玛：但你不能否认，马鞍配到奶牛身上，总比主教冠帽戴到驴或猪头上要好看吧。你对圣母玛利亚怎么看?

安：至高无上。

玛：难道她不读书?

安：她是读书，不过不读这些书。

玛：那她读什么书?

安：她读《时令之书》。[3]

玛：哪个教义里说的?

安：圣本笃的教义里。

玛：就算如此吧。那保拉和尤斯多琴呢，[4]难道她们不善于阐释圣经经文?

安：如今这种成就已经不多见了。

玛：同样，没有学问的修道院院长过去也不多见；如今倒屡见不鲜了。很久以前王子和帝王们学识超群，就像其勇猛过人一样。不过而今，女人好学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少见；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很多最高贵的女人们，在学问方面能够和任何须眉男儿一拼高低。在英格兰，有莫尔家的女儿们，在德意志，有皮尔克海默和布劳尔家的女儿们。[5]照此下去，除非你们男人们精明点，否则事情就会掉个个儿，我们女人将会掌管神学院、在教堂里传道、夺过你头上的主教桂冠了。

安：上帝会禁止的。

玛：不会的；这完全取决于你。因为如果你还像先前的那样一如既往的话，你会发现傻瓜们宁可自己给自己布道，也不愿忍受你们这些愚蠢的牧师了。你也看到如今整个世界如何掉了个个儿；要么你完全摘掉你的面具，要么做好充分扮演自己角色的准备。

安：我怎么会和这种女人搅合到一起了?如果你来拜访我们的话，我自己会更加得体地接待你的。

玛：如何得体?

安：我们会跳跳舞、开怀畅饮、出去狩猎、尽情欢娱、纵声大笑。

玛：我已经有足够多的笑料了。

【注释】

[1] 根据一句希腊谚语，安特洛尼乌斯（Antronius）可以理解为暗指“山洞里出来的驴子”；玛格达莉娅（Magdalia）可能暗指抹大拉（Magdalen），即在耶稣临终前离他最近的那个女人。此处没有理由认为她就是《路加福音》7：37中提到的那个没有指名道姓的“堕落女人”。

[2] 两人争论中提到的法语书也许是指“传奇故事”（romans），专讲些骑士精神和风花雪月的传说，甚至是“滑稽故事”（fabliaux），粗俗野史之类。

[3] 《时令之书》是指那种专供中世纪无聊的女士们用来知晓时节绘画日历书。说它们是圣母玛利亚的读物，和将圣本笃引入她的生活一样，此处故意制造这种年代错置的喜剧性效果。

[4] 圣保拉（Paula）和她的女儿尤斯多琴（Julia Eustochium）是虔诚妇女小团体的领袖，她们都聚集在圣哲罗姆的周围，这颇受到他同时代那些吹毛求疵者的诟病。

[5] 和莫尔一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和布劳尔两兄弟（Ambrosius and Thomas Blaurer）都是与伊拉斯谟过从甚密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的成员。

致马丁·多普的信 [1]

[对《愚人颂》的辩护]

1515年5月底于比利时安特卫普

我还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不过在安特卫普的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信的内容；至于他是怎么得到那封信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在信中你抱怨《愚人颂》印刷太粗糙，并且赞同我关于圣哲罗姆的文本的修复工作，[2]你还不认同我计划中的《新约》版本的整理工作。在你的信中并没有什么让我不快的地方，我的老朋友，因而从今往后，你对我来说比以前更加亲切了——虽然你一直都很亲切。因为你的建议是如此的诚恳，你的劝告是如此的友好，你的批评是如此的具有建设性。基督教的仁慈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提出多么严厉的批评，其基本的友善之光还是透露出来。每天我都收到一些学者的来信，他们称我是德意志的骄傲，是学术上的明日皓月——这些冠冕堂皇的头衔与其说是在美化我，不如说是让我难堪。但是在所有那些信件中，没有任何一封，我发誓，能像我的朋友多普的这封批评信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快乐。圣保罗说得没错，仁慈是不会有错的；[3]无论是在颂扬还是在批评中都是一样，目的总是希望能有所裨益。我真的希望能有空暇好好回复你的来信，让如此友好的一个朋友感到满意。无论我做什么，都真正地希望能听听你中肯的观点，因为我是如此欣赏你敏锐的洞察力、深入的研究、中肯的判断，以至于自己宁愿只得到一个多普的而不要一千个其他人的尊重。但到目前为止，我的身体尚在康复之中，因为先前犯晕船，之后又在马背上颠簸了很长一段路程，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行李包裹的累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无论如何回复一下你的来信比较好，而不应把一个朋友留在如你所描述的那种思想状态中——无论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别人躲在你的背后想旁敲侧击地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而鼓励你写了那封信。

那么首先，老实说，几乎连我都很遗憾自己出版了《愚人颂》。这本书当然为我赢得了一定的名气，或者说，如果你更愿意用这个词：恶名昭彰；但如果伴随而来的是嫉妒的话，我是不想要这个名声的。以天国的名义，除了从异教徒时代留下来的最虚妄的头衔以外，又有什么名声（正如庸俗之徒所谓的）可言?其中的若干名称至今还在我们基督教徒中存在；我们往往将自己留给子孙后代的名声称为不朽之名，而且给各种对艺术的兴趣打上“美德”的标签。在我所出版的所有书中，我总是只坚持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些好事，或者说至少不做坏事。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是一些有才能的人，滥用他们的文学才华，使之屈从于自己的情感，就如同一个人对着自己愚蠢的情妇唱小夜曲，而另一个人对着自己的上司拍马屁，另一个人则拿起手中的笔杆子对着些许冒犯大肆伐挞，还有一个人则对着自己大唱赞歌，这种滑稽甚至超过了喜剧舞台上的任何角色。[4]我所拥有的任何薄才，都用在别人的利益上，或者至少不会用来伤害任何人。荷马用一些很难听的文字狠狠地发泄了他对瑟赛蒂兹的愤怒；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对形形色色的人一一点名指责。亚里士多德在没有放过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的同时，又宽恕了谁?[5]狄摩西尼也有对手，即埃斯基涅斯，他将自己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倾泄到了对手身上；西塞罗则对皮索、瓦提尼乌斯、萨卢斯特和安东尼等人进行过大肆谩骂。想想被塞内加点名嘲笑和攻击过的那些人吧。在更接近现代的一些作者中，彼特拉克用犀利的笔触讨伐过某位医生，瓦拉写过攻击波焦的文章，波利齐亚诺也写过攻击斯卡拉的文章。[6]你能给我说出哪怕是一个从未对别人写过一句谩骂文字的谦恭之人吗?圣哲罗姆本人，一个极其严肃和虔诚的人，都忍不住对维吉拉提乌斯写了一些激烈的文字，对尤维尼乌斯写了一些刻薄的文字，对卢费尼乌斯写了一些辛辣的文字。这算是一个传统，博学的人总喜欢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付诸文字，将其作为自己最忠诚、最亲密的伙伴，可以将自己全身心的激情托付其中。你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写书有着既定的意图，就是要对自己的敌人肆意发泄，要把自己仇意的缘由传承给后人。

但是在我所写的众多作品中，我毫无保留地褒扬过许许多多的人，我可曾诽谤过哪怕是一个人的名声?我可曾用哪怕是一小团污泥损毁过任何人?我可曾指名攻击过哪个民族，哪个阶层，哪位个人?你可曾想到，我亲爱的多普，有多少次我被那些几乎是忍无可忍的侮辱激怒而想要奋起反击?然而我总是能够压下怒火，更多地去想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怎样看待我，而不是去想那些惹怒我的恶毒小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如果别人和我一样清楚事情的真相，就不会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而是一个公正的、谦逊的、温和的人。再三思考过后，我经常这样问道，关于我的私人感受别人到底在乎什么?另一个国度的或者另一个世纪的人们会对我的委屈给与哪怕是一点点的关心吗?我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赢得他们的赞赏，而是出于我的自尊。而且，没有什么人和我不共戴天，以至于我不会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他成为朋友。为什么我要和他断绝往来，写下一些针对敌人的攻击性的文字，而之后却也许会后悔自己对一个朋友写了这一切?为什么我要诽谤别人的名声，而自己永远不能使其恢复原来的纯洁清白，哪怕这些清白是他所应得的?我宁愿对那些不配的人错施仁慈，也不愿冒险而不慎攻讦了一个诚实的人。你要是过度褒奖一个人，那会被归因于你善良的本性；但你要是依照其本色画出一个无赖的形象，无论他多么应得，你的批评也不会归因于他的行为，而是你自己邪恶的本性。在相互的诽谤中会产生多么大的矛盾、简单的相互侮辱会导致多么危险的战火，关于这些我并不想多说什么；但是，以怨报怨并非基督徒所应有的行为，和对手之间像泼妇一样相互谩骂来报复自己所受的伤害，并不是什么有品格的行为。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很久以前我就劝诫自己，不要在自己的文字中夹杂有任何个人的辱骂和诽谤。正如在我其他的作品中一样，这个原则在《愚人颂》里也得到了体现，虽然所遵循的方式略有差异。在《基督教战士手册》中，我对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作了简单的描述；在我的小书《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作为君王应受到的教育内容。在《腓力颂》中，在表面颂扬的掩饰下，我所做的和在其他作品中公开且直接做的没有两样。而现在《愚人颂》虽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但所表达的和《基督教战士手册》中毫无二致。[7]我想做的是讥讽，而不是攻讦；是使人受益，而不是使人受害；是对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评价，而不是公开指责。柏拉图，一位真正严肃的哲学家，也赞同在舞会上狂饮作乐，因为他说在一个人极度兴奋的时候能谈论一些愚拙和缺点，而在他一本正经的时候谈论这些是不可能的。贺瑞斯提醒我们说，一个玩笑式的劝告和严肃的告诫一样能表达严肃的观点：

通过笑话说出真相——

这有何不妥? [8]

古时最有智慧的人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喜欢通过风趣或幼稚故事的形式去阐明最中肯的人类生活准则，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一剂真理的苦涩药丸，如果裹上糖衣，也会被人欣然接受。同样，卢克莱修告诉我们，医生们往往会在病人饮用苦涩汤药的杯子边上抹点蜂蜜。[9]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君王们喜欢叫一些傻子到朝堂上，在这些傻子所获特许的掩饰下，大家可以讨论一些细小的过失而不至于冒犯别人，并且因而有过能改。也许把基督教也拉扯进来有些不大恰当，但是只要神的所作所为与人的有一点可比之处，那么为什么神的寓言就不能和古人们的寓言有些许相通之点呢?如果将福音书的真理通过这样的方式讲述出来，比起把它们当成枯燥乏味的教义来加以传授，会使之更加容易地进入人们心中，并且更加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滋味。这是圣奥古斯丁在其《论基督教义》中详细论述过的观点。[10]我见过人们被最愚蠢的观点所侵蚀，而且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公开的场合下；他们的恢复正常是需要祈祷的事，而非只要期待就可。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一条巧妙地逐渐潜入那些染病心灵的途径，在娱乐的掩饰下给予援助。以前我也经常发现，这种幽默的、令人愉快的治疗方式能对很多病人产生很好的效果。

也许你会说，我所用的掩饰手段要比谈论严肃话题时所应该采用的过于欢快；关于这一点我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指责我笨拙地去完成工作，我不会反驳；说我过于挖苦讽刺，我当然不会同意。事实上，关于这点我也能做出辩解，只要想想那些在我之前用同样口气写过东西的诸多十分严肃的作者，他们的名字我在本书短短的前言中有所提及。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在从意大利回来的路上，和我的好朋友莫尔在一起待了几天，肾病的折磨让我一时无法出门。我的书也还没拿到手，即使拿到了，病痛的折磨也不会允许我继续严肃的研究工作。出于无聊，我开始半真半假地考虑颂扬愚人这个想法——当然，头脑里并没有要出版的念头，仅仅是作为将注意力从病痛当中转移开去的方法。我将初稿的一部分给几个朋友看了，希望通过大家一起分享来将这个笑话改进一点。他们都很高兴，催促我继续写下去。于是我便继续写了下去，又花了将近一个礼拜——差不多就是我认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主题所该花的时间。然后，那些之前叫我继续写下去的人将手稿带到了法兰西，并且在那里将这尚有不少问题的、残缺不全的文稿付梓出版了。很快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出现了七个版本，并且是在许多不同的城市出版的，这个事实反映了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这倒让我大吃了一惊。

如果你把这些都称作是笨拙，我亲爱的多普，那么你会得到我公开的承认，或者至少是不抗辩。因为有了太多的闲暇和一些胡搅蛮缠的朋友，我才生平第一次做了回愚人。唉，谁又自始至终都是聪明人呢?你自己也承认，我别的作品都受到了、而且也都应该得到虔诚博学的人最高的褒扬。那些因为一个错误就不肯原谅别人的苛刻的审查员们、或者说那些坐在自己的阿雷奥帕古斯山上[11]的严厉的法官们都是谁呢?如果他们仅仅因为一本愚蠢的小书，就要立即剥夺我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所赢得的声望，那他们的性格一定极其乖张孤僻。我可以列举出其他人，甚至是极有势力的神学家们稀奇古怪得多的表演，他们挖出一些早就不存在了的争论问题、一些荒谬无比的琐事，然后奋起力争，好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多大的威胁一般。而且，他们甚至连面具都不戴就直接表演了这一幕幕荒谬把戏和喜剧狂欢。我还表现出了一点礼貌，为了演愚人，我戴上了愚夫人自己的面具；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当他想为爱情大唱赞歌时，就虚构了一个人物，[12]因此我也是躲在面具的后面来表演着自己的喜剧。

你在信中写到，即使是不喜欢这个观点的人也一致佩服这本书中的智慧与博学，但是他们对书中毫无约束的尖锐讽刺感到很不愉快。然而，那些批评家们给我的赞赏超出了我所应得的。我丝毫没有对这种赞赏的迫切愿望，因为它来自那些我认为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学识还没有雄辩才华的人。请相信我，亲爱的多普，倘若他们稍微有一点那方面才能，也就不会因为一些不仅机智或者博学、而且表达了一个很好的道德观点的笑话感到不快了。我请你在三思之后告诉我，那些声称被我这本小书的尖锐讽刺弄得不愉快的人在读书时到底带着什么样的耳朵、眼睛和味觉?在一本除了我自己的名字以外再未出现其他任何人名字的书中，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尖锐讽刺呢?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圣哲罗姆反复说过的，哪里对恶习的讨论是一般性的，哪里就不存在对任何个人的侮辱?如果有人对那种谈话都感到不快，那他和说话者之间就没什么可吵的；如果他将别人针对所有人而非某个人所说的话当成是针对自己来的，那他应该谴责自己出卖了自己。当然，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说成是针对自己来的。但难道你看不出来，在整本书里，在使用个人的名字时我是万分小心的，甚至对任何国家的戏谑都不曾比别的国家多一点?当我提到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自恋资本时，我都赞赏了西班牙人的军事威力、意大利人的文学品位和雄辩才华、英国人的美味佳肴和美丽相貌，同样从头到尾也提到了所有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大家在自己身上都能找到并且会报以会心一笑。再则，当我按照此书的写作构思检阅各个阶层的人物，并且指出他们各自所带有的不良恶习时，试问我是否写了任何粗鄙不堪的或者刻薄恶毒的内容?我何曾打开过那满是恶习的下水道?如果，像尤维纳利斯一样[13]，我并没有为写出很多人不耻于付诸实际行动的事而感到羞耻——我们大家都清楚关于无良的教皇们、可耻的主教们和祭司们、堕落的君王们有多少可说的东西。但是我所考虑的只是些荒谬可笑的事，而不是可耻的事；我用这种方式将它们说了出来，是想让读者清楚，我是在间接地暗指一些很重要的事，了解这些事对于大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意识到你没有时间去搭理这些琐事，不过，等你有片刻闲暇的时候，不妨稍微更加用点心地去看看愚夫人那些荒唐的笑话。你会发现，比起那些（他们所认为的）辉煌的争论来，这些笑话和福音书的作者和使徒们的教义更加吻合——而那些争论据说是我们伟大的神学大师们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信中你自己也承认，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是事实。但你认为不该

用刺痛人的事实去伤害脆弱的耳朵。 [14]

可是，你觉得只要会冒犯任何人，那么大声地说出、清楚地宣告事实就永远都是错的，那为什么医生还要使用苦的药草来当药物用，其中包括著名的hiera picra[15]呢?如果他们通过这样来治疗身体的疾病，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地去治疗心灵的疾病呢?“务要传道，”圣保罗这样说，“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16]使徒希望人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抨击丑恶的行为，你现在还想说这个痛处不能摸、那个痛处不能碰吗?——尤其是当这个痛处被那么温和地指出来，没有任何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除非他故意要把这个观点和自己对立起来。如果存在一条首要的规则，以便在改正人们的恶习时不伤害任何人，那这个规则就是不要点名。次之的规则就是，对于一些本身就让人不快、以至于提起它都会伤害正派人的感情的事，就提都不要提。这样的话，举个例子，在悲剧中有一些情节过于恐怖，不适合在观众面前表演，因此就只能简单描述一下。同样，人们生活中有些细节过于污秽，不适合详细描述，因此只能极力避免。最后一个规则就是，要让所说的话从虚构的习惯说笑和轻薄的角色嘴中说出来，这样所说的话中特有的滑稽就会抹去一切冒犯别人的可能性。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哪怕是在最最严苛的暴君的朝堂上，一个正是时候的笑话也能打破紧张的气氛吗?我请问你，什么样的祈祷或者严肃的演说能够像小兵粗鄙的笑话那样消去伟大的皮洛士国王的怒火呢?[17]“要是我们再多喝一瓶，”小兵这样说道，“那关于您我们就会说出很多更糟糕的事了。”国王笑了起来，把受到的侮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西塞罗和昆体良这两位顶级的雄辩家之所以教给人们开玩笑的艺术，是有充分理由的。机智和幽默有着很强大的威力，因此即使那些好的笑话是冲着我们自己来的，我们也会欣然接受；在尤利乌斯·恺撒的信中可以找到例证。[18]

如果你觉得我所写的是事实，并且觉得我所写的较为令人愉快而非让人厌恶，那么对于人类心灵上的疾病，你还能想出比这更好的治疗方法来么?开心是一开始就吸引住读者、并且一旦抓住他们就再不松开的关键所在。在其他方面，各人都在寻找符合自己独特需求的一些东西，但是开心却能吸引住所有人，除非有的人太过愚蠢，根本理解不了所写的内容。

在我看来，那些在不点名的情况下都觉得受到了冒犯的人就像是神经过敏的妇女，只要别人说了一点关于放荡女人的不对，就会一跳老高，似乎全世界的女人都受了侮辱；而要是说了一点赞扬贤惠女人的话，她们就会得意洋洋，好像对某一个人的赞扬放之所有女性而皆准似的。男人应该比之有着更强的判断力，尤其是有学识的男人，特别是神学家们。如果我听说某人被控某个罪行，而我本人并无此类行为，那我就不会觉得是受了冒犯；事实上，我会庆幸自己没有别人所犯的罪行。要是戳到了某个痛处，就像我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一样，那我更有理由不应觉得是受了冒犯。如果我有一点判断力的话，我会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尽量不把自己的缺点暴露于众。如果我是个正直的人，我会将别人的警告牢记心中，并且确认自己不要因某个缺点而受到别人直接的谴责——虽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但我在这里能够看出自己身上存在着这个缺点。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集市上的观众给予通俗喜剧的自由一样，也给予这本小册子同样的自由呢?在那些喜剧里，有多少对君主们、祭司们、修道士们、妻妾们、丈夫们毫无顾忌的讽刺啊，而谁又不是攻击的对象呢?然而，因为没有任何人被点名批评，观众们一笑了之，各自要么坦白承认自己的缺点，要么小心地将自己的感受偷偷隐藏起来。最郁闷的暴君们也会容忍他们的小丑和弄臣，即使那些笑话刺中了要害。古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在有人开玩笑说他的脸就像一个人在拉屎一样时，都没有进行报复。[19]那么到底是哪些人的耳朵如此脆弱，以至于都不能容忍听到书中的愚夫人拿人类日常生活来开玩笑却其实从未对任何个人进行过指责呢?要是古时的喜剧忍住不提到一些名士的名字，它是不会被观众从台上嘘下去的。

但是你，我善良的多普，在信中所用的词句几乎显得你认为关于愚夫人的这本小册子让整个神学家的队伍都成了我的敌人似的。“究竟有什么必要，”你这样问道，“如此严厉地伤害整个神学家的队伍?”同时你也对我自己惹上的麻烦深表遗憾。“以前，”你写道，“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你的书，都希望能和你见面。而如今，愚夫人就像达乌斯一样，将一切都搞得一团糟。”[20]我知道你写这些并非出自恶意，我也不会和你来玩游戏。让我来问问你，如果有人说了一些关于愚蠢的或者无良的神学家的事——他们根本没资格拥有这个头衔，你会因此而觉得整个神学家队伍都受到了侮辱吗?如果你真这样想的话，那么任何时候有人谈论卑鄙小人时，你也一定会觉得整个人类都受到侮辱了。有什么样的国王会如此厚颜无耻地声称从未出现过无良的、没有资格拥有这个荣誉的国王呢?有什么样的主教会如此自大地对自己所在群体作出类似的评价呢?是否存在任何一个神学家的队伍，在整个队伍中没有哪怕是一个愚蠢、无知或者爱吵架的成员，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只有圣保罗们、圣巴兹尔们、圣哲罗姆们呢?难道事实不是一个集体的标准越高，能够达到这些标准的成员就越少吗?你会看到好的水手要多于好的君王，好的医生要多于好的主教。这并不是侮辱整个队伍的问题，而是褒扬从一个优秀队伍中挑选出来的少数有着优秀表现的成员。如果你愿意，请告诉我，为什么那些神学家们（如果他们所有人真正是神学家的话）比国王们、大主教们、法官们、主教们、红衣主教们以及教皇们更加感到不快呢?——或者，同样地，比那些商人们、丈夫们、妻妾们、律师们和诗人们更加感到不快呢?——愚夫人可是将整个人类都当成了自己的评论范围。当然所有人都有自由，如果他有那么愚蠢的话，将别人所说的关于坏人概而论之的话当成是对他自己的攻击。圣哲罗姆曾就童贞这个问题给朱莉娅·尤斯多琴[21]写过一封信，在冷嘲热讽中，将堕落的修女的行为描写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连阿佩利斯[22]都无法更加尖刻地描绘出来。朱莉娅可曾感觉受到了冒犯?她可曾指责圣哲罗姆，说他羞辱了整个修女队伍?压根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作为一个明智的贞女，她并没有将针对她的那些无良姐妹的批评当作是对自己的谴责；相反，她还欢迎这样的批评意见，用以敦促自己的姐妹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圣哲罗姆还给尼波提亚努斯写信讲过神职人员的生活问题，给卢斯提库斯写信讲过修道士的生活问题，描述这两个群体的恶行，并且进行了辛辣的讥讽。读信的两人都没有生气，因为两人都明白这些批评不是冲着他们自己来的。为什么威廉·芒乔伊，一个并非不知名的英国皇室贵族，没有因为书中的愚夫人嘲笑了朝臣而大发雷霆?[23]作为一个具有非凡判断力和雅量的人，他知道作者对品行不端的愚蠢贵族们的批评跟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想想书中的愚人对邪恶的、世俗的主教们所开的玩笑吧。为什么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没有感到不快?因为作为一名具有良好道德和广博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些嘲讽都不是冲自己而来的。

在这里，我都不想列举出那些对《愚人颂》没有表现过丝毫不悦的君王们、主教们、修道院院长们、红衣主教们和知名学者们的名字。事实上，我都怀疑会不会找出一些真正对此书感到不安的神职人员，除非也许有一些人或者根本不懂此书、或者本性就很阴暗而对任何事情都抱有成见。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神学家当中，有一些人既没有才华也缺乏判断力，根本不适合做任何研究，更不用说做神学研究。他们只是硬记住了一些亚历山大的拉丁语法规则，和一些逻辑范例搅合到一起，然后死记硬背了亚里士多德的十个命题，又从司各脱或奥卡姆的著作中摘了同样数量的问题，再从Catholicon、Mam matrecton之类可以用来充当自己学富五车的大幌子的目录摘要中蜻蜓点水似的攒点东西，就完成了自己的教育。[24]而现在，因为无知者们的傲慢是无人能及的，只消看看他们有多么的趾高气扬！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懂圣哲罗姆，就把他讥为一个语法学家。他们藐视希腊、希伯来甚至拉丁文学，并且尽管自己比猪还愚蠢，甚至没有一点常识，却总是把自己幻想成学术要塞的守护者。他们评判一切、指责一切、判决一切，他们没有任何疑问或犹疑，也不存在任何他们不懂的东西。就是这些极少数的无赖，经常搅起最大的波澜，因为再没有什么能比无知更加厚颜无耻或者更加冥顽不化的了。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反对人类学问的大阴谋集团，因为他们想在神学家的群体当中大出风头，他们担心一旦文雅的学术风气繁荣起来，世人变得稍微聪明一点，他们就会被人看出是无知鼠辈，尽管之前他们很想在世人面前装成无所不知的样子。他们对受过良好文学教育的人大肆批评、疯狂反对、拉帮结派。《愚人颂》令他们十分不爽，因为他们根本读不懂，无论她所说的是希腊语还是拉丁文。他们不是神学家，而是神学的戏子；如果说一些尖刻犀利的批评是针对这种本性的人的，那对最可敬的优秀的神学家群体又有什么呢?

如果他们真的是受到了神学热忱的鼓舞，为什么要把火力集中发泄到《愚人颂》这本书上?波焦曾写过多少不虔诚的、恶劣的、或者可憎的东西?然而在任何地方，他还是被认为是基督教作者，并且其作品也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彭塔努斯曾对神职人员使用过最不可思议的侮辱和诅咒的语言，然而他在读者眼中依然是一位机智风趣的作者。[25]在尤维纳利斯的作品中又有多少猥亵的描写，但这也没有妨碍人们在讲道台上频繁地引用他的话。塔西佗对基督教徒写得多么的恶毒，苏埃托尼乌斯又是怎样一名信仰的敌人，普林尼与卢奇安又如何刻薄地嘲笑过灵魂的永生！然而为了学问，大家依然去读他们的作品，以正确态度待之。却只有《愚人颂》，就因为她投出了一些芒刺，并且不是针对那些名符其实的优秀神学家，而是针对那些无知鼠辈提出的愚蠢的小问题以及他们那荒唐可笑的“大师”头衔而投出的，只有《愚人颂》不能为人所容。

事实上，只有那么三两个假装成神学家的无赖在试图煽起人们对我的仇恨，好像我伤害或者侮辱了整个神学家群体似的。真的，我对神学研究怀着深深的敬意，这是我唯一承认可称为学问的研究。我对这个群体怀着诚挚的钦佩和尊敬，这是我唯一渴望能成为其中一员的群体。[26]只是出于谦虚我才放弃了对这种辉煌头衔的奢望，因为我很清楚神学家这个称号对于独特的学术才能以及严谨的生活作风方面的要求。我不知道教授神学是否超出了人类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主教们的专业，而不是属于像我这样的人。我发现学到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我一无所知——并且将自己的精力用于帮助别人的学习研究上，就已经足矣。

事实是，我不知道那三两个好像神一般地隐藏在神学家中间的、如你所说对我持有阴郁观点的人到底在哪里。自从《愚人颂》出版以来，我先后访问过很多国家，在不少大学里待过，并且经常造访几个人口众多的城市；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冲我发火的神学家，除非也许有那么一两个人，对人类学问长期怀有嫉妒之心的，然而即使那些人也没有当面说我。他们在我背后所说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因为我有如此众多善良之人的明智评判支持。要不是我担心话说得不太像事实而更像自夸，我亲爱的多普，我可以给你列出一长串因生活圣洁和权威突出而著名的神学家的名单——其中有些甚至是主教，他们自从《愚人颂》出版以来对我的友好超过了以往，这本书带给他们的愉悦甚至超过了带给我自己的。要不是我担心他们对《愚人颂》的喜爱会招来那三个心怀恶意的神学家们持续不止的敌意，我会马上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和头衔。我怀疑那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就藏在你目前的这种忧虑之后；至少这是我最好的猜测。如果我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没有人会对《愚人颂》让这种人不快感到丝毫的惊讶；真的，如果此书没有让这类人感到不快，也就根本不会让我开心。事实上，此书也没有让我开心到那种程度，但是她没让这种性情的人感到开心，带给我的不快肯定是更少。

我更重视一些审慎而博学的神学家的观点，他们对我书中的讽刺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对我的直率和温和大加赞赏，因为我在处理本身颇具挑衅意味的主题时并未加入任何的煽风点火，使用着锋利的工具却未伤害到任何个人。但是如果现在只要我回应据说受到了伤害的那几个人、可能对大家常说的无良神学家的全部举止言行一无所知的神学家们，又该如何呢?《愚人颂》甚至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书中的玩笑都是关于他们所持有的那些浅薄而空洞的观点，即使是那些观点此书也没有完全否定。书中抨击的只是那些（正如他们所说的）将所有的神学“存货”放进痛苦的虚空之中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口水仗里（这是圣保罗的说法）[27]纠缠不休，以至于没有时间去阅读福音书、先知书或者使徒书。

我只希望，亲爱的朋友多普，有更少的人带有这种缺点。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将一生大部分的时光耗费在了这种哗众取宠的空话上，以至于从未扫过一眼福音书。这是我询问的时候他们亲口告诉我的。即使是在愚夫人的面具下，我都未敢说出我经常听到的许多神学家的指责——那些可是真正的神学家，严肃而且博学的人，是从正宗基督教的泉源中汲取了教义的人。只要到了可以畅所欲言的人群中，他们就会对这种已经泛滥到世上的新兴神学满是指责，而对旧的神学充满怀念。还有什么能比旧的信仰更加神圣和高尚；还有什么能如此适合容纳和表现基督的神的教义?然而现在的模式（且不用说它拙劣虚假的方言所带有的低级野蛮、它对所有优秀文献蓄意的无知、它对语言的冷漠）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教义、卑微人类的发明以及异教徒的律法的污染，以至于我几乎尝不出一丁点洁净纯粹的基督的味道。新的神学专注于人类的传统，但同时也忽略了自己最初的原型。因此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较为谨慎的神学家被迫当众说出一些话，和他们内心真正所想或只对亲密朋友所说的话迥然不同。当有人来询问为什么耶稣传授的是一回事而人类的传统又是另一回事时，他们经常无法给出答案。我请问你，耶稣与亚里士多德有哪些共同之处?那些错综复杂的诡辩式问题是如何跟永恒智慧的神秘关联到一起的?在一味想要弄清楚种种问题的谜团时，我们会走向哪里?——其中许多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另外一些则大都绝对是些令人生厌的，因为它们只会引来争吵和辩论。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也许可以找到解决办法，这我并不否认。但是对于其余的大多数，与其去研究，还不如将其忽略掉（不去了解某些东西，是学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与其做个决定，倒不如保留意见。最后，如果某个问题的确需要做出决定，我希望能虔诚地而不是专横霸道地得出结论，并且要以《圣经》为基础，而不是以人类做出的一些狭隘的解释为基础。而今，所有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没完没了，而它们所导致的就只有大量争吵和内讧以及无穷无尽的观点声明。简而言之，现在已经变成，任何的决定不是取决于基督所制定的规定而是经院哲学家们的定义与主教们的权力，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个过程已经将一切搅得一团糟，直到再没有任何唤醒世人回到真正的基督教上来的希望。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都被许多无比圣洁和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所看清、所谴责，他们将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这一类武断的与不虔诚的新兴神学家们身上。哦，我的朋友多普，真希望你能够悄悄地潜进我的脑中，这样你就会完全明白在此处我谨慎地留下了多少话没有说出口。而愚夫人自己对这些事情也要么没有任何评论，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生怕会冒犯到任何人。我处处都怀着这种谨慎，提醒自己不去写任何下流的东西、中伤他人的或煽动性的东西、或者在任何方面隐藏有对任何阶层的人的任何种类的侮辱性的东西。如果提到任何关于崇敬圣人的话，你都会在前后附近找到一个清楚明确的表述，声明遭到质疑的是那些以错误方式崇拜圣人者的迷信思想。同样，在讲到关于君王、主教和修道士的时候，我总会加上一句，强调所指责的不是整个团体本身，而只是其中堕落的不称职的成员。在列数坏人的种种恶行时，我都会极力避免伤及好人。并且自始至终，我都很小心不提及个人的名字，担心会玷污哪怕是一个坏人的名声。最后，在整个故事里我加入了讽刺与玩笑，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之口说出来，以确保即使是严肃、乖僻的读者们也能以正面的情绪接受它。

而现在，你却说我应受到指责，不仅因为我的作品太过尖锐，而且还因为其中的不虔诚。你问道，听到我将我们的未来生活称为一种迷狂时，虔诚的耳朵怎能容忍呢?我恳请你告诉我，我亲爱的多普，是谁误导了你可敬的本性，让你说出这种不光彩的、中伤他人的指责呢?或者说，正如我更愿相信的，是什么样的狡诈无赖利用了你信任人的天性，让你对我如此的诽谤呢?这就是那些道德败坏的诽谤者的方式，他们从上下文中摘出若干字句，颇费心思地做些改动，删去所有可能起到缓和或者解释作用的内容。昆体良很清楚这种把戏，并且在他的《雄辩术原理》中进行了揭露。[28]你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辅以种种支持的证据和一切能够缓和、解释或者使得你的观点更加易于让人接受的内容；然后你敷衍地列出对手的观点，没有任何支持证据，并且用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令人生厌的语言表述出来。我的敌人们已经学会了这招把戏，不是从昆体良那里，而是从他们邪恶的内心中。如此一来，那些按我写的那样本来会十分受人欢迎的内容在他们的笔下就变得令人作呕了。我请你把原文再读一遍，并且注意那几个阶段和循序渐进的方法，看我最终如何逐步说到最终的幸福就是一种迷狂的，请特别留意我表述这个观点时的准确用词。你会发现那里边根本没有什么会冒犯到虔诚的耳朵，相反，倒是有一大堆让它们满足的词语。真正的冒犯在于你复述我的观点的方式，而不是在于我的作品。

当愚夫人在演讲中指出，一切人类的事务都倒在她的权势之下，并且教导人们所有人类的幸福就在愚拙之中时，她考察了整个人类直至君王和教皇；接着她又继续考察使徒，甚至耶稣，我们发现《圣经》本身就将他们描述成（在某种程度上）是愚拙的。但是不存在任何危险，说是有人会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傻子，只是因为人性的缺陷和他们人类的情感，所以与永恒的纯粹而完美的智慧相比，在他们身上有一些元素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明智。然而就是这种愚拙，也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智慧。通过同样的方式，先知以赛亚将凡人的正义比作污秽的破布[29]——不是说正直者的正义就是一团污秽的东西，而是因为如果和上帝无法言喻的纯洁相比，最纯洁的人类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纯洁的。因此，我描述了一种愚拙的智慧、一种迷狂的健全、一种特别健康的癫狂。为了让接下来关于受到福佑者最终欢乐的内容有所缓和，我引用了柏拉图所说的三种迷狂来作为开场白，在这三种迷狂中，最幸福的当属恋人间的迷狂，纯粹是一种喜悦的心醉神迷。进而论之，虔诚之徒的喜悦仅仅是一种未来福佑的预兆，通过它我们完全被吸入上帝之身，永生于他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体内。如果某人心神出窍，完全迷上自己所恋的对象，并且十分享受，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迷狂。难道你没有注意到，书中再往后一点，为了不使任何头脑简单的读者误解我的话，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区分各种愚拙与迷狂的么?

当然，你说，这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虔诚之徒的耳朵会受到字句本身的冒犯。那么当他们听到圣保罗谈论“上帝的愚拙”与“十字架的荒唐”时，那些同样的耳朵们又怎么没受到冒犯呢?当他们发现圣托马斯用这样的方式描写彼得的喜悦：“用他虔诚的愚拙，他开始了圣礼盒的布道”，又为什么不反对他呢?他将那种神圣而虔诚的喜悦称作愚拙，直到今天，他的话还经常在圣礼中被唱诵。[30]我能否问问，为什么他们不抱怨若干年前我曾写过的一篇将耶稣称为魔术师和巫士的祈祷文?圣哲罗姆将耶稣称为撒玛利亚人，尽管按照事实他是犹太人。圣保罗说他“成为罪”，这个说法比“一个罪人”来得更加强烈，并且说他是“受诅咒的”。[31]如果有人想要恶意曲解的话，这该是多么不虔诚的亵渎啊；如果有人按照圣保罗所写的真正含义去读的话，那又是多么神圣的崇敬啊！同样地，如果有人将耶稣称为盗墓贼、奸夫、酒鬼、异教徒，难道你不觉得所有虔诚的人都会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吗?但要是有个讲解的人让这些表述变得缓和，进行解释，好像手把手一样逐渐地将读者带到这些字句面前，就可以解释说通过十字架的力量，基督将其躯体从坟墓中救赎出来，成功地将其引领到圣父面前；解释说他将摩西的犹太教徒吸引到自己面前，就像大卫对乌利亚的妻子所做的一样，以便从中可以产生一个和平的民族；[32]解释说当他为我们牺牲时，仁慈的甜酒喝得过多而醉倒；解释说他引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先人教义的新教义，且不管它是否明智。现在我来问你，还有谁会被上面的话所冒犯，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在《圣经》中，所有这些表述都是经常被正面地使用的时候?在我的《格言录》里（因为行文至此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个），我自己就曾把使徒称作森林之神赛利纳斯，也的确将耶稣本人称为某种森林之神。[33]一个心怀恶意的解释者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就能将上面的表述歪曲成为一些令人无法容忍的东西；但如果让一个正直公平的读者去读我所写的内容，他会明白这个比喻并且表示赞同的。

我很奇怪，你那些吹毛求疵的朋友们没有注意到我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是多么的小心，也没有注意到我是多么谨慎地使用了修饰语来缓和自己的用词。例如，书中的愚夫人说道，“可是既然我已经‘骑上了我的高头大马’，我想要采取下一步，去议论基督教徒们如此热情地奋力争取的幸福只不过是某一种达到迷狂的愚拙而已。不要只对这几个字感到震惊，去看看现实吧。”你听到她说的话了吗?首先因为她是愚夫人，并且是在谈论如此晦涩的话题，我用一句谚语以减弱她的冒失，暗示她已经开始在谈论一个崇高的话题。我并没有简单地将福佑称为愚拙或者迷狂，而是称之为一种达到迷狂的愚拙，以便助于你根据紧接而来的正式区分，将这种虔诚的、令人欢欣的迷狂与其他种类的迷狂区别开来。我对此还不满意，又修饰说是“某一”种，以表述清楚所用的语言是比喻性的，而不是字面意义。而且，我还为所用措辞听起来可能会带有的任何冒犯之处表示了歉意，同时告诫读者要更加关注其中的内在含义而不是词语本身——所有这些在我初次提出观点时就已指出来了。然后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有哪一个词语不是带着敬意与慎重来确定选用的?——事实上，不是超过了愚夫人这个角色所应有的恭谨么?然而在这方面，我更愿意稍微打破一下她性格的规范，而不愿使这个主题缺少高雅——省去了修辞的而不是虔诚的规则。接下来在整个谈话的末尾，为了避免有任何人因为我安排了愚夫人这样一个喜剧角色来谈论神圣的话题而感到不安，我特意让她用这样的话来恳求宽恕：“但我长久以来忘记了自己，并且‘超出了自己的界限’。如果您觉得我有点过于放肆或者罗嗦，那就请记住您是在听一个愚人和一个妇人说话。”

你可以看得出我有多么的小心，尽量不去冒犯别人，哪怕是留下最细微的可能性。然而那些被训练成只听命题、结论和推论的人却对这种细微的差别充耳不闻。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在书的前言里，我尽量提前制止了所有恶意的抱怨吗?我并不怀疑其中所讲的会使所有公正的读者感到满意。但是对那些先入为主下了决心不会满意的人，或者那些愚蠢到连自己已经满意时都毫无知觉的人，我能做些什么呢?正如西摩尼得斯说说他无法去欺骗塞萨利人，只因为他们太蠢了。[34]同样你也会发现有些人太笨了，乃至连自己得到了满足都不知道。其天生的同伴就是那些从来不缺乏机会中伤他人的人，因为那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全部目标。让那种性格的人去读圣哲罗姆的书吧，他们会找到一百个段落可运用其吹毛求疵的伎俩，会发现在这个最有基督教徒资格的博士的作品中，也并不缺乏那些恶意的灵魂会大喊“异教”的表述！关于西普里安、拉克坦提乌斯和教会中的其他学者，我不想说什么。最后，有谁曾经听说过一本喜剧小册子居然受到了神学的审查?如果这个被审查了，为什么不对诗人的诗作和轻喜剧进行同样的审查?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淫秽内容等待被挖掘，是无疑会让人回想起古时异教的文章。但因为这些都不被视为严肃的作品，所以至今没有神学家费心去关注。

然而，我还是不想把自己隐藏到像那种作品的庇护之下。哪怕是作为一个笑话，我也不愿写出任何会伤害基督教徒的正义之心的东西。只求给我一个能够读懂摆在他面前的文字的读者，一个会努力去读懂而不是歪曲他所读内容的公正无私的读者。然而只要有人统计一下既没有智慧又没有判断力去理解所读内容的读者数量；然后加上那些因为被杂七杂八的、草率随便的教义所传染（而非所教育）而对优秀的文学作品连一无所知都不如的读者；最后加上那些痛恨懂得他们所不懂之事的人、在读书时一门心思要诽谤一切他们居然碰巧弄明白了的内容的读者；那么避免中伤的唯一方法便是什么都别写。在那些发难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人都因幻想得到荣誉而被吸引到他们那肮脏的工作中去，因为世上再没有比一个想造成有知识假象的无知之徒更加野心勃勃的人了。这种人对于名誉心中如饥似渴，而靠自己的才智偏偏又得不到，于是他们便模仿那个以弗所的年轻人，因为不想自己一生平庸无名，于是便一把火烧掉了那里全世界最有名的神庙。[35]因此自己不能出版任何适合别人阅读的东西的批评家们，便只得通过将知名作者们的作品撕成碎片，来发泄自己心中嫉妒的怒火。

当然，我是在说别人，不是说我自己，因为我是个无名之辈，而且我也毫不关心自己的那本小书《愚人颂》。我不想任何人觉得我在为之感到不安。其实一点也不稀奇，像我刚才描述的那种人从一部更宏大的作品中这里那里随意抽取几段，只是为了证明它们是令人生厌的、不怀敬意的、听起来带有恶意的、不虔诚的，或者带有异教色彩的——不是他们从作品中真正找到了这样的文字，而是他们从自己的脑中引入的。如果他们能大声地鼓励博学之士的研究，如果他们发现了某个错误，能忽略不计或者出于好意进行解释，而不是像个敌人一样找出问题争吵不休，也不是更像个拿了钱财的告密者而非神学家那样，那该是多么的友善、对于基督徒们的坦诚又是多么的合适啊！当然，我们应该能够做到互教互学，并且（用圣哲罗姆的话来说）在阐释《圣经》这个领域内相互论战而不造成致命的伤害。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的那些批评家们压根没有这种适度的意识。他们带着党派的偏袒去读一些作者的作品，无论这些作者犯有多么明显的错误，他们都会用这样那样的无聊牵强之词加以辩护；而他们对待另外一些作者则毫无公正可言，无论其作品措辞如何谨慎，都逃脱不过被用这样那样的托辞进行恶意歪曲的命运。如果不去来来回回地大打口水仗造成大家时间的最大浪费，而是开始认真学习希腊语、希伯来语，或者甚至学一些关于拉丁文学的知识，该有多好啊！这些语言对于研究《圣经》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我看来，只有完全厚颜无耻之徒才会在不懂这些语言的情况下自以为是神学教授。

所以，我亲爱的多普，打心眼里为了你的最大利益着想，我恳请你，就像我之前经常说的那样，至少要把对希腊文学的学习纳入你其他的学习计划中来。你有着不同寻常的敏锐思想；你的散文风格浓烈而又奔放，流畅而又才华横溢，表明你有一个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旺盛非凡的头脑。你正处于自己一生中力量的巅峰，你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标准课程的学习。请相信我，如果再往你那些优异的基础知识上加入希腊语言那无可比拟的光辉，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相信，摆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有别的近代神学家能够企及。也许你会认为，和真正的虔诚相比，一切人类的学术都是卑微的，能够通过在基督中的变容更加直接地到达自己的终点，所有其他值得学习的知识在信仰的光环下看起来，将会比仅仅学习人类书本时带上更加丰富的光泽。当然我很乐意赞同这些观点。不过如果你想，在目前情况下，能够不通过对语言的掌握，尤其是《圣经》大部分经文所用的语言文字，而获得神学艺术真正的知识，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观点，部分是因为我对你的友情，部分是因为我很关心你的研究——这意味着我是真的喜欢你，并且对你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也许我无法改变你的判断，可就算是为了满足一个朋友的心愿，难道你都不愿试一下希腊文吗?我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东西来打赌，保证你会发现你的朋友是可靠的，他的建议是有益的。以我们之间长久的友谊之名，以我们共同的国家之名，以我对学术长久的奉献之名（我不想称之为博学），同时以我年长的岁数之名（因为我的岁数足可以当你的父亲了），难道你就不愿给我个面子——就算是出于友谊或者对权威的尊敬，如果不说是被我说服的话?你喜欢说我是雄辩的，我不会相信这点，除非在这件事上我能看到你的让步。如果我做到了，那我们双方都会很高兴，对我来说，因为是我提的建议，对你而言，因为是你由此受益。虽然你现在已经是最亲密的好友了，但在将来你我会更加亲密，因为我会使你自己对你来说更加亲密。如果我没有成功，我担心当你岁数再大一点，经验再丰富一点，你会明白我的观点的正确性和自己所犯的错误——就像经常看到的那样，最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却为时已晚。我可以列出很多人的名字，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又都像小学生一样回去学习了，因为他们最终意识到，没有希腊语言的知识，学术就是瘸而且瞎。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谈得过多了点。回到你的信上来，你认为我要安抚那些怒气冲冲的神学家们而重新得到他们的支持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写一篇类似“收回前言”的东西去褒扬智慧，以此作为相对我赞颂愚人的抗衡作品——并且你强烈建议我如此去做。对我来说，我的朋友多普，没有比我自己更大的敌人，如果做得到，我十分想和所有人都相处融洽。事实上，如果我没有预料到结果的话，我不会介意像你所建议的那样去做的。但是如此去做的话，嫉妒在那些少数阴险无知之徒心中所种下的任何东西都会被鼓动起来，而不是被消除掉。我觉得，如果我们“让睡觉的狗躺着”并且“不到粪池边瞎搅合”，那就足够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毒蛇本来就是活不长的。

现在我来谈谈你来信的第二部分。你对我还原圣哲罗姆的著作付出的努力大加赞赏，并且鼓励我继续从事此类的其他工作。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够辛苦了，与其说需要鼓励，不如说更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是一项浩大的、棘手的工作。不过，如果我没有准确地料到这件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话，你就不要再相信我了。那些受到《愚人颂》冒犯的人们也一定对我这个版本的圣哲罗姆的著作感到不快。事实上，他们对巴兹尔、克里索斯托或者纳齐安[36]的厌恶丝毫不逊于对我的厌恶，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能更加容易地攻击到我——尽管有时候，尤其是被激怒的时候，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将怒火发泄到那几个教会巨擘的身上。他们对优秀的文学心怀畏惧，也为自己的专制地位感到恐惧。如果你不相信我说这些话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那么让我告诉你，在这项工作刚刚启动时，因为走漏了一点风声，就有好些体面的人（别人这么认为）、颇有声望的神学家们（他们这么自称）找上门来，以一切神圣的名义，请求我不要让印刷商出版任何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版本。他们说，那些语言具有很大的风险，不会写出什么好东西；至多，也就可以出个样本，只是作为一种新奇事物而已。甚至在这之前，我还在英格兰的时候，恰好有一次和一位方济各会会员、一位一流水平的司各脱主义者坐在一个桌上，众人都认为他懂得不少，他本人则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当我谈到圣哲罗姆著作复原的工作时，他大为讶异，不知道在圣人的作品中居然还有不为神学家们所熟知的东西——这个人无知之极，以至于我都怀疑圣哲罗姆的著作中他能够正确阐释的有没有三行文字。这位彬彬有礼的伙计十分友好地对我说，如果关于圣哲罗姆对其《圣经》评论的前言有任何疑问的话，来自布列塔尼的注释者已经充分地进行了阐释。[37]

我请问你，我亲爱的多普，对于这种神学家们，我能做什么?除了为他们祈祷一个高超的脑科医生之外，人们还能为其祈祷什么?然而这就是很多在神学家集会中嗓门最大的人脑子里所塞的东西，就是这些人给我们定下了基督教的定义。他们像面对着致命的毒药一般，怀着恐惧躲避着圣哲罗姆所阐述的、奥利金[38]即使在花甲之年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彻底的神学家而依然孜孜不倦地钻研的教义。圣奥古斯丁在其去世的前几年，在获得主教头衔很久以后，在其《忏悔录》中懊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些文学知识，而这在后来对其阐释《圣经》是会起到极大帮助的。如果在这些学习当中存在着什么危险，那我不怕去面对那些有着如此声望的人们都已甘冒的危险。如果说语言的学习只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好奇心而已，那我压根就没想要比圣哲罗姆更加心无旁骛。当某些人将他如此费尽心力所获得知识当作一种无所事事的好奇心而不屑一顾时，那就让他们自己说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权力对他指手画脚。

有一道关于设立各种语言的公众讲师职位的古老教皇法令至今依然有效；但是从来没有颁布过教授辩证法或者亚里士多德哲学这些把戏的类似法令——当然，除了一些关于讨论教授这种玩意儿是否合适的教令以外。事实上，很多权威的作家都是不赞同的。为什么我们要完全忽略教皇直接要求的东西，却急不可耐地去纠缠那些受到质疑甚至反对的东西呢?事实上，我们的神学家们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碰到了和阅读《圣经》时同样的问题。不管在哪里，对语言的蔑视都让他们受到了同样的惩罚；不管在哪里，特别是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如坠云端，做着梦，在浓雾里摸索，不时撞上障碍物，最终除了得个怪物以外一无所成。就是由于这些杰出的神学家们，圣哲罗姆的名人表中所记载的著名作者里，极少数流传到我们手中。[39]“大师们”无法理解他们所写的东西，因而将其摒弃了。正因为这种神学家们，我们所掌握圣哲罗姆本人作品只有如此劣质和残缺不全的文本，让别人再去复原它甚至要比圣哲罗姆最初写作还要来得费劲。

现在再来谈谈你的第三个观点。你写的关于《新约》的内容真的让我怀疑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你的眼光如此锐利；而今莫非你试图不去看发生在你面前的东西了么?你不希望我去改变任何一点内容，除非希腊文将某个观点表述得更加具有意义，你否认在我们所熟知的拉丁文《圣经》中存在着任何讹误。你觉得，在任何方面去改变人们如此多个世纪以来所公认的、如此多次公会议所认可的某篇经文，都是对神物的亵渎。但要是你说的没错，让我试问你，最有学识的多普，为什么圣哲罗姆经常引用的《圣经》和我们的形式不同，而奥古斯丁引用的又是一样，安布罗斯的更是另一样?为什么圣哲罗姆指责并且更正了许多特定的篇章，而这些篇章在拉丁文《圣经》中依然没有得到更正?当所有的来源综合起来都在反驳你，也就是说，当希腊文的原稿一致用了另一种措辞形式，当圣哲罗姆引用其作为结论性的证据，当最早版本的拉丁文《圣经》确证了那种形式，而且当那种形式的文稿更加符合上下文时，你该怎么办?你是否会删去所有这些权威作品，只沿习一种也许满是抄写错误的稿本呢?没有人说过《圣经》满篇都是谎话，虽然你似乎认为这是我的态度。此事也和圣哲罗姆与奥古斯丁之间的争论没有丝毫的关联。[40]然而现在的情形却再清楚不过了，正如他们所说，连瞎子都看得出来：通常是因为某个翻译者的无知或者粗心，对希腊文本的翻译不够完善，而往往最初的真正原稿又被抄写者进行了讹传。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经文被不动脑子的或者昏昏欲睡的文士们所篡改。那么是谁对谎言起了更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呢，是删除了一个错误并且进行更正的人，还是由于不情愿进行更正而放任自流的人?而且，一个讹误导致另一个讹误，这也是错误文本的本质特点。事实是，我所做的那些修改中，更多的是与所强调的重点相关，而不是和基本意义相关，尽管往往强调的重点本身也是意义的一部分，而且整段文章被扭曲得不成样子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请问你，如果不是希腊文原稿的话，那奥古斯丁参考的是什么，安布罗斯、圣奚拉里和圣哲罗姆所参考的又是什么?虽然这是经教会法令所认可的程序，但你依然在试图通过诡辩和模棱两可的话来进行反驳，或者说是在逃避。

因为你写道，尽管在早期希腊文原稿要比拉丁文原稿更加正确，但如今已并非如此了，我们不应再对那些已经抛弃了罗马教会的书籍有任何的信任。我不敢相信你是真的那样想的。你在说些什么?说我们不应去读那些曾经抛弃了基督信仰的人的书?那又为什么人们把亚里士多德当成了权威呢，他可是一个甚至都没听过基督信仰的异教徒啊?整个犹太民族都和耶稣分道扬镳，难道我们不能去关注用那个民族语言写作的诗篇作者和先知们?如果你愿意，仔细想想希腊教会和正统的拉丁教会有所区别的地方吧；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因《新约》中的文字所引起的或者与之有任何关联。有一些是和“基督位格”[41]这个词有关，和圣灵的流出、献祭的仪式、祭司的放弃财产、教皇的权力有关——这往往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可是这些都和有任何争议的《圣经》文本没有关系。当你在奥利金、克里索斯托、巴兹尔和圣哲罗姆的作品中看到根据希腊文稿作出的注解时，会作何感想?难道即使是在早期就有人伪造了希腊《圣经》文本?有谁曾经证明过，在哪个希腊文稿中哪篇文字是伪造的?他们又为什么要那么做，既然并没有基于此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即使是西塞罗，尽管总的来说并不算希腊人的朋友，但他也承认他们的原稿一般要比我们的更加准确。因为不同的文字形状、不同的重音符使用、以及书写上普遍的难度，都是为什么他们的文稿更不易于受到粗心毁损的原因，或者即使毁损了也能更容易还原。

当你说到因为拉丁文《圣经》得到了如此众多教会公会议的认可，所以不该被改动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放到了和那些庸俗神学家们同样的水平上。只要任何东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他们就宣称它具备了教会的权威性。你能否列举出哪怕是一次认可了这一版本的公会议?怎么可能会还在没人知道谁是作者的时候就有人认可呢?圣哲罗姆不是它的作者，这一点他本人在前言中就说明了。即使假设某次公会议认可了它；那么他们是否如此绝对地认可了它而不允许将来有任何来自希腊原稿的修改呢?他们是否同意了所有可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疏忽而遗留的讹误之处呢?我们公会议的教父们是否通过了这种形式的法令：“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个文稿，不过我们还是批准了它；我们不希望有人对它进行丝毫的修改，哪怕是修改后符合最正确的希腊文原稿。即使是克里索斯托、巴兹尔、亚大纳西或者圣哲罗姆对某一篇有不同的解读，哪怕他们解读的那样更加符合福音书的含义，我们也不希望对它有所改动；在其他任何方面，我们依然对那些作者怀着最高的敬意。从今往后，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任何无知的、粗心的文士——不管是心不在焉也好，昏昏欲睡也好，还是酒醉醺醺也好——出了任何错误、疏漏、删节或者笔误，我们都以全部的权威去证明它的真实性；一旦成为经文的一部分，我们将禁止任何人对它做丝毫修改，永远。”这是一个荒唐可笑的法令，你一定会这样说。但如果某个公会议的权威想要阻止我继续从事手头的工作，就必须这样。

最后，当拉丁文《圣经》的不同抄本之间存在着差异，又该怎样呢?公会议是否居然预料到不同抄写员造成的差别而事先批准了这种文本的多样性呢?我真的希望，我亲爱的多普，教皇们能够拿出一丁点的闲暇去制定一些这方面的明智规定。可以制定更正优秀作者们的文本的规定，以便编订好他们的正确版本，保存到图书馆里。但是我不希望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是那些自称为神学家、脑子里除了把自己的教义当成绝对真理之外一无所知的人。因为他们真正传授的那些东西中，又有哪些不是既愚蠢又让人困惑到极点的呢?如果让他们负责此事，世人将会被迫抛弃最优秀的古代作者，反而将现代人枯燥无味的愚蠢言论当作神谕般智慧的话语——这种愚蠢言论毫无正确的学术成分，除非是他们带上一星半点学术味道，否则我宁愿做个普普通通的鞋匠，也不愿成为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分子。这些人不希望任何内容得到更正，生怕自己的无知被暴露出来。这些人制造出诸如想象的公会议权威之类的虚无的障碍，夸张地强调对于基督信仰的可怕危险，他们传播着这种臆造的对教会的危险，似乎它只担在他们的肩上——说实话，这种肩膀去扛粪车会更加适合。通过放出这种烟幕和怒斥，他们蛊惑着无知又迷信的民众；因为只有在这些人当中，他们才能自称为神学家蒙混过关，他们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让自己的名誉受到任何威胁。在内心深处，当他们引用《圣经》的时候（这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他们生怕有某个懂得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人来说出经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以至于他们带着神谕般的信誓旦旦宣讲的东西被揭露出来只不过是一场欺诈。圣奥古斯丁，一位伟人，同时也是一名主教，都不耻于请教一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孩子。[42]而那些神学家们宁愿颠倒一切，也不愿承认自己不了解的完美学术上的一丁点内容。事实上，我不觉得这整个事情中有什么东西是和基督信仰的完整性相关的。当然，哪怕是真的有关，那也只是为更加详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如果有传言说某个无知的或者困乏的文士抄错了《圣经》，或者某个不知名的译者无能而翻译错了，世人就会立即摒弃自己的信仰。教会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另一个方面，关于这点，出于谨慎我暂时缄口不说。

如果我们能够忘记所有那些争论，而允许任何人将其所能贡献给大家共同的财产，而不带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这将会多么的更加符合基督教义啊！让每个人虚心地学习他需要知道的，不带诽谤地去传授他已经知道的。如果有人文化素质太低而无法学到任何东西，或者太过傲慢而无法接受指导，那就任由他们去吧（这将只是极少数），以便我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到优秀的，或者至少是有前途的人身上。最近，我将自己的一些笔记给一些真正的学者、一流的神学家和博学的主教们看了，依然还很粗糙，正如俗话所说是刚出炉的。他们都一致认为，即使是从这些基本的简单笔记中，他们在对福音书的理解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至于你所提到的苏伦佐·瓦拉，我早在开始着手这件工作之前就已了解，因为我曾经参与了他的《<新约>笔记》的编订工作。我对雅克·勒菲弗的《保罗使徒书评》也很熟悉。[43]我只希望那些人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样我就不用再做什么了。真的，我认为瓦拉应得到最高的褒扬。尽管他更是一名修辞学家而非神学家，但他在对《圣经》的研究中相当仔细，能够将希腊文和拉丁文通篇进行比较——而还有大量的神学家们甚至都没有通篇读完过《新约》。不过，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结论，尤其是关于神学的部分。至于雅克·勒菲弗，在我在准备自己的工作时，他已经着手写他的评论了。但遗憾的是，即使是在我们两人亲密的交谈间，彼此都没有冒昧地告诉对方自己所做的工作。尽管之前我对他所做的工作毫不知情，但当他的书问世时，我还是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在那本书中，我依然不赞同其中一些观点，虽然我自己并不情愿这样。我希望能在所有事情上和这样的朋友“保持一致”，然而真理优先于友谊，尤其是在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

至于你为什么提到这两个人，我不是很清楚。你并不是以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为由而试图来劝阻我，对吧?尽管两位如此有才华的人在我之前做过了，我依然有充分的理由继续下去。或者你是在暗指即使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没有得到神学家们的认可?他们对瓦拉的憎恨是长久存在的，我看他的作品并没有使得这种憎恨增加分毫。我猜想勒菲弗的作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无论如何，难道你没看出来，我的工作和他们的大相径庭么?瓦拉仅仅是可以说顺便地、不费力地对几个篇章作了注解。勒菲弗的评论仅限于圣保罗的使徒书，他将其翻译成了自己的语言，然后在看起来有问题的地方加上了注解。而我则是重新将整部的《新约》从希腊文原稿翻译了过来，并且在对页加上希腊文以便比较。我的注解也是分开的，这些注解（部分出于论据，部分出于古代神学家的权威性）表明我的校订不是草率完成的，表明是可以相信的，也不是可以轻易驳掉的。我只希望成功完成这项耗费了我如此多心力的事业。至于此书能否为教会所接受，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点灯熬夜完成的研究成果献给任何主教、红衣主教或者甚至教皇，只要他是和我们现在的教皇一样的人。[44]最后，我也毫不怀疑，你也一样会为你现在所指责的书而向我表示祝贺，只要你学到了一点点那种语言知识——没有它你几乎不可能对此事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你看，我的朋友多普，因为一封信，你得到了双倍的感谢：首先是来自于你的那些神学家朋友们的感谢，因为你圆满地完成了你大使般的使命；其次是来自于我的感谢，因为你的评论中表现出来的友好表明了你对我的私人好感。你会从你的立场上欣然接受我自由开放的解释吗?我认为谨慎地想来，与那个希望利用你的才华（你可以用来做无限的更好的工作）为其党派争斗服务的小集团的建议相比，你应该会更喜欢我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完全是出于你的利益着想而提出的。我毫不惊讶，如果加入了一名像你这样才华横溢的领袖，他们的力量会大大增强。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就让他们提高自己的地位吧；如果做不到，就继续靠你自己为最佳利益而奋斗；如果你无法给予他们更好的结果——当然你应该努力——至少要确保他们不会给你带来更坏的结果。另外我也要请你，正如你一五一十地将他们的立场反映给我一样，也将我的观点同样一五一十地反映给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任何程度的安抚，那就请去继续。也许你可以劝他们说我只是在按照自己的目标前进，不是出于对没有文学知识的人的蔑视，而是为了公众的好处、大家的利益出发。文学知识对任何希望掌握它的人都是开放的，对于那些更喜欢不要它的人也不会形成任何压力。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或者愿意向我传授比我现在所拥有的更好的教义的话，我将会第一个摒弃我自己的观点，支持他的观点。

请代我向让·马雷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应该告诉他关于《愚人颂》所招致的大惊小怪，因为对此书的评论就是由我的好友利斯特献给他的。[45]同时请代我向博学的让·德奈弗、最友好的勃艮第的尼古拉斯、贝弗伦男爵以及圣彼得堂的教士长致以问候。你对修道院院长梅纳德有着很高的评价，凭着你的严谨和坦诚，我毫不怀疑他是名至实归。正因为你，我也愿意给他很高的评价，并且在我将来的作品中，但凡一有机会，我都会记得心怀敬意地提到他的名字的。至于你，亲爱的多普，我最好的朋友，送你一个亲密的道别吧。

【注释】

[1] 马丁·多普是鲁汶大学一名年轻的荷兰神学家；伊拉斯谟是在旅居鲁汶时认识他的（1502——1504年）。三年后《愚人颂》（1511，巴黎）首次出版，多普写了一封信（1514年9月），主要谈论这部作品。信的内容通过伊拉斯谟的回信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原文可以在P.S.艾伦所编的《书信集》（Opus Epistolarum）（2.10——16）中找到。1514年，多普30岁，伊拉斯谟约45岁。因为对于《愚人颂》持有疑虑的人远比伊拉斯谟自己所说的“两三个神学家”要多得多，所以他致多普的这封回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公开辩护的机会。在《愚人颂》早期的几个版本中，这封信被多次附在其中——通常是和杰拉德·利斯特（Lister）的辩护性的注解放在一起。两人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因这封回信而结束；多普又回了信，而伊拉斯谟也再次去信（1515年10月）。虽然都没能说服对方（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奇怪的是，两人也没有成为敌人，而且当多普1525年过早去世时，伊拉斯谟还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

[2] 伊拉斯谟对圣哲罗姆著作的校订版仅仅是其编撰系列中的第一部，此后校订版本的原作者陆续包括了圣西普里安、希拉流、爱任纽、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克里索斯托、巴兹尔以及奥利金。他有很多助手帮忙，不过这项工作依然可谓宏大非凡。

[3] 见《哥林多前书》13：4——7。

[4] 原文中伊拉斯谟提到了很多泰伦斯（Terence）的喜剧作品中的角色名称，此处全都删去了。

[5]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瑟赛蒂兹（Thersites）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学虚构的人物，不是真人。亚里士多德虽然和柏拉图观点不同，却从未讥言相讽，在这里伊拉斯谟对古典文学的引证做得有点马虎。下文将要提到的西塞罗是一名律师，虽然骂过不少人，但并未骂过萨卢斯特（Sallust），所谓的对他的谩骂出自别人之口。

[6]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往往在争辩中表现得无比刻薄。瓦拉（Lorenzo Valla）和波焦（Boggio Bracciolini）、波利齐亚诺（Poliziano）和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都是当时有名的对手。彼特拉克（Petrarch）是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之骂医生”的文章，并非因为他不喜欢某个人，而是因为他憎恨所有的医生。

[7] 《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1503年出版，《基督教君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1515年出版。对于他1504年出版的《腓力颂》（Pan-egyric of Philip），伊拉斯谟比较敏感，因为此书被认为是最明显的阿谀奉承之作。

[8] 见贺瑞斯的《讽刺诗集》（Satires）1.1.24——25。

[9] 见卢克莱修的《论量物的本性》（De Rerum Natura）1.936f f.。

[10] 见奥古斯丁《论基督教义》（De doctrin a christiana）2.6。

[11] 阿雷奥帕古斯山（Areopagus），古雅典城邦的最高法院所在地，该法院以其苛严出名，在道德与习惯领域的审判中更是如此。

[12] 在其作品《斐德罗篇》（Phaedrus）中，苏格拉底在谈论爱情时就“遮住了脸”。

[13] 尤维纳利斯（Juvenal）：古罗马讽刺诗人，其作品谴责了古罗马特权阶级的腐化和奢侈。——译注

[14] 见《珀尔修斯》（Persius）1.107。

[15] hiera picra是一种威力很强的泻药。

[16] 见《提摩太后书》4：2。

[17] 见普卢塔克的《皮洛士传》。皮洛士（Pyrrhus）：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曾率兵至意大利与罗马交战，在赫拉克莱亚和奥斯库克姆付出惨重代价，打败了罗马军队。

[18] 见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尤利乌斯·恺撒传》。

[19] 见苏埃托尼乌斯的《韦斯巴芗传》。韦斯巴芗（Vespasian）是古罗马皇帝，在位时整顿财政，加强武力统治，营建了圆形大竞技场。

[20] 贺瑞斯第二本书中第七首讽刺诗是讲古罗马农神节的，在这个节日里，奴隶们可以得到暂时的自由；贺瑞斯的奴隶达乌斯就利用这个机会向诗人讲述了自己对他的真实想法。

[21] 朱莉娅·尤斯多琴（Julia Eustochium）是圣哲罗姆的虔诚女性红衣主教团中的一个；她于383年进行童贞宣誓，之后领导伯利恒的一个女修道院，处于圣哲罗姆本人的监管之下。

[22] 阿佩利斯（Apeles），古代文献里描写的一位古希腊画家，其作品全部失传。

[23] 威廉·布朗特，芒乔伊男爵（Mountjoy），是伊拉斯谟的学生；威廉·渥兰，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是其支持者之一。

[24] 维勒迪约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Viledieu，公元13世纪）曾写过一本诗体的拉丁语法书；司各脱（Duns Scotus）与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都是经院哲学家。Catholicon和Mam matrecton是圣经知识的目录摘要；此处意指非常初级的知识。

[25] 波焦，前面曾提到过，是一个喜好争论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喜剧作者；他的《情色书刊》因反对教权主义和猥亵的描写而出名。彭塔努斯（Pontanus）是那不勒斯学者及诗人，因其诗作中无拘无束的色情描写以及对话体作品中的讽刺观点而有名（如果不是臭名昭彰的话）。

[26] 事实上，伊拉斯谟于1506年就在都灵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27] 见《提摩太前书》6：4。

[28] 见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5.13.25——28。

[29] 见《以赛亚书》64：4。

[30] 这些话来自耶稣变容节圣宴上的赞歌。认为是圣托马斯所写，这仅仅是伊拉斯谟的观点。伊拉斯谟自己的祈祷文写于其职业生涯早期。此处所提到的关于圣保罗的话见《哥林多前书》1：3。

[31] 见《哥林多后书》3：13。

[32] 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就是所罗门，是个和平的国君；由此比喻基督教会与犹太教会之间关系。

[33] 伊拉斯谟的《格言录》从少数几条格言开始扩展到了上千条。赛利纳斯（Silenus）是酒神的同伴，贪杯而肥胖。但其小雕像常被用来盛放珍贵的香水和油膏。这正是伊拉斯谟作比较的地方。

[34] 见普卢塔克的“如何学习诗歌”。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是希腊抒情诗人、警句作者。

[35] 大家都知道那位纵火烧掉以弗所的狄安娜神庙想借此出名的人是谁；但这里没有理由要列出他的名字以满足他那愚蠢的虚荣心。

[36] 这三位著名的圣人都是用希腊语写作的。

[37] 布列塔尼的威廉是13世纪给圣哲罗姆的前言作注疏的人，他的注疏显然不会到了16世纪的学术上还是权威。

[38] 奥利金（Origen），古代基督教著名希腊教父之一，《圣经》学者，曾编定《六种经文合璧》。——译注

[39] 圣哲罗姆写过一本关于名人的书；但将这些名人作品的流失归咎于“神学家们”，这是伊拉斯谟偏颇的说法。

[40] 圣哲罗姆和奥古斯丁对于一些《圣经》中的问题有颇为相左的意见。

[41] 即指耶稣基督的总体性格，不同于他作为人性与神性的两个对立性格。

[42] 这个故事也许不真实，但很有意思。传说奥古斯丁一次边在海滩散步，边低头沉思，忽然看见一个小孩用手捧着海水灌到沙滩上的一个洞里。于是他问这个孩子这有什么用，结果小孩子反过来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非要让三位一体的奥秘去迎合世人的头脑呢?

[43] 大约在瓦拉去世（1457年）五十年后，伊拉斯谟发现了他的《<新约>笔记》手稿，并且将其整理出版。在1512年，雅克·勒菲弗出版了拉丁文的《保罗使徒书》，但同时也使用了希腊文材料作为注解。

[44] 指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

[45] 杰勒德·利斯特（Gerard Lister）曾是一名在巴塞尔求学的医科学生，在那里结识了伊拉斯谟，帮助过他整理《愚人颂》的笔记。但是结果却似乎不那么圆满，因为伊拉斯谟拒绝让利斯特为他的其他作品做注解。在书信最后一段的恭维和致敬中，伊拉斯谟周到地加上了那些既让多普景仰又对多普有所帮助的显要和权威人物。

致比亚图斯·雷纳努斯

[旅途的艰辛]

（1518年10月15日前后）

在此信中，亲爱的比亚图斯，我要向你诉说一下我整个旅途中的酸甜苦辣。[1]我是在无精打采、浑身无力的情况下离开巴塞尔的，这你知道，因为之前长期劳累，虽然在家休养多日，身体仍未能完全康复。坐船走水路也还算过得去，只是每到中午时分，骄阳似火，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是在布莱萨赫吃的饭，再没有比那种条件更加糟糕的了。那里恶臭冲天，成堆的苍蝇更是可恶。我们在饭桌旁坐了半个钟头，干等着服务员把吃的端出来。饭菜终于上了桌时，完全无法下口：一团灰不溜秋的糊糊、一块块油腻的肥肉、热过六次的几块鱼——足以让你翻肠倒胃了。我没有去拜会加利纳雷厄斯。那个报告他在发着低烧的人又加了一个小小珍闻，似乎那位曾就haecitas[2]和我争论过的小兄弟会修士偷走了一个教会的圣餐杯并且把它当掉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又是司各脱主义的精妙！在天黑前，我们下了小船，进了一个还到处结着冰的小村子：我不想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或如果我知道，现在也不想记得：我差点死在了那里。我想一共有六十多个人，从十点钟开始就全都挤在一间狭小闷热的房子里，一群乌七八糟的人；唉，简直是臭气冲天，不得安宁，尤其是他们喝完了酒之后。当然他们也没有时间观念，所以彻夜都是吵闹声。

到了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被船夫们的大嗓门从床上叫了起来。就我个人来说，压根就没睡着觉，而且也没吃早饭就上了船。离午饭时间还早的时候，也就九点来钟，我们就到了斯特拉斯堡。那里的接待算是好了点，尤其是舒雷尔[3]还给我们带来了酒。也有一些文学圈子的成员，其中别的成员也很快过来向我问好，但没有人像盖勃尔那样亲切热情。盖勃威勒和鲁道尔菲恩做东请我，这对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那里开始我们便骑马前往斯派尔；一路上我们根本没看到士兵的踪迹，虽然已经有不少关于他们的可怕谣传。我们刚到斯派尔，我骑的那匹英国马就已经精疲力竭了。那个把马掌钉得那么糟糕的无赖铁匠，愿他的双耳被烧红的钉子刺穿！到了斯派尔，我偷偷从旅馆里溜了出来，自己一人去了附近的玛特修道院[4]。那儿的主教是个博学而又仁慈的人，十分礼貌热情地挽留我在那里待了两天，在那里我还偶然碰到了赫尔曼·布希。

之后我坐马车从斯派尔出发前往沃尔姆斯，从那里再去美因兹。碰巧的是，皇帝的一位秘书也在同一辆马车上，他叫乌尔利希·法恩布尔，听起来有点像费恩希尔。整个旅途中，他都怀着难以置信的耐心照料我，当我们无法进入美因兹的时候，[5]他把我请下车，“尽其所知”，把我带到了某个教士的家里。然后，在我告别的时候，又把我送到了船上。这第二次的坐船经历也不算太难受，因为天气不错，虽然水手们努力协作使整个旅途比必需的更长了些。船上的马也发出一阵阵的臭味。头一天在我身边的友好同伴有约翰·龙基坎皮阿努斯，此人曾在鲁汶教过书，还有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同行的还有一个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的约翰博士，他是美因兹城外圣维克托堂的一位教士——也是一位能让人开心的、十分幽默的同伴。

当我们到达博帕德的时候，船必须通过海关检查，乘客们全都下了船，沿着岸边慢慢地走着，这时有人指着我对海关官员说：“他在那儿。”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位官员名叫克里斯托弗·西尼坎皮尔斯，带着土里土气的埃森费尔德口音。你都不会相信那人是怎样的兴奋异常。他把我们带到了自己家里，在桌子上各种商业票据中间放着几卷伊拉斯谟的书。他说自己是喜出望外了，叫来了老婆、孩子以及所有的朋友。等到水手们开始叫我们回船时，他拿出几瓶酒把他们打发走了，第二次水手又来叫时，他又给了几瓶，并且保证说等船返回时，他会给他们免税，作为让他见到我这样的名人的谢意。从这里直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的交汇处，一路上都有约翰·弗莱明博士的陪伴，女修道院的院长，有着天使般纯洁、睿智和清醒的判断力，并且拥有不同寻常的学识。到了河流交汇处，大主教的秘书马提亚博士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家里。虽然他还很年轻，但举止优雅得体，有很高的拉丁文修养，并且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律师。在他家里我们一起快乐地吃了顿晚餐。

到了波恩，教士就离开了我们，他不想进科隆城；[6]我其实也很想绕过去，但我的仆人已经带着马提前到了那里，船上又没有人敢确定能派一个送信的去把他叫回来；我尤其不相信能雇用那些水手中的任何一个。于是在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不到早上六点，我们就到了科隆城，此时天色也已经变得很不好了。到了旅馆，我就叫那里的仆人去雇一辆二轮轻便马车，并且给我做好饭准备十点钟吃。可是饭推迟了让我听弥撒，雇的马车没有任何消息。我想另外换一匹马，因为我自己的马完全没用了。也没有任何回信。最终，我明白过来了，原来他们是想尽量把我拖在那儿。我赶忙叫人给自己的马上好鞍，把我的一个鞍囊装上去，留下另外一个叫旅馆的人通过水路寄过去。然后，我跨上那匹疲惫不堪的跛马，往诺伊纳尔的伯爵那里进发。[7]差不多走了五个小时，我终于在贝德堡见到了他。

我在他家里舒舒服服地住了五天，十分安静悠闲，得以完成了自己手稿的很多修改工作——我随身带着《新约》版本的一部分手稿。我真希望你能认识这个人，我亲爱的比亚图斯！虽然很年轻，但他具有的智慧要比这个年纪的一般人要多；他也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但就像荷马描述斯巴达王墨奈劳斯时所说的那样，“明察善断”，博学而从不卖弄，并且不只是局限于某一门狭隘的学科，为人十分坦诚，是一个热情、友好的朋友。这时我感觉有了点儿精神，甚至有点精力旺盛了，马上我就可以期待着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见到列日省的主教，并且可以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布拉班特的朋友们的面前了。[8]我给自己想象出了多么快乐的晚宴、多么热情洋溢的赞美、多么内容丰富的谈话啊！我甚至在想，要是这个秋天很适合，去英格兰接受国王多次向我提出的邀请。但是哦，凡人多么愚蠢的希望啊！哦，凡尘俗事多么突然而又意想不到的一念之差啊！突然，我被从这些美梦中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我要的轻便马车第二天早上才能准备好。伯爵头天晚上很不愿意和我说再见，坚持要在早上我出发前过来送我。晚上起了一阵大风暴，甚至在前一天我们就有所感觉了。尽管如此，午夜刚过我就起来了，想着还有一些事要和伯爵交流一下。然而等到了早上七点，伯爵还没有来，于是我派了个仆人去叫他起床。他来了，依然彬彬有礼地问我，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我是否还坚持要走。他说很担心我的安全。当时，我的比亚图斯，某个神灵，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或者某个恶魔，把我的心掏去了不是一半，如赫西奥德[9]所说的那样，而是整个儿都掏空了；因为另一半在我决定前往科隆时就已经被掏去了。我只愿他当时能够，作为他的朋友，更加严重地警告我，或者我当时听从了他关切的并且十分准确的警告。但是命运的威力左右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登上了没有顶盖的马车，大风卷了起来——

就像从高山上席卷下来

要摧折那些颤抖的橡树。 [10]

起的是南风，夹裹着瘟疫扑面而来。我尽量躲在长袍下缩成一团，可大风狂暴地直往里钻。阵雨从昏暗的天空中突然直泻而下，浇到我的身上，甚至比狂风还要命。我到达艾克斯时，已经被马车颠簸得筋疲力尽了，马车在铺着圆石块的路上格楞格楞了一路，让人无比痛苦，我倒宁愿骑马，不管这马跛得多么厉害。在艾克斯，伯爵推荐给我当保护人的一个教士把我从旅馆里拉了出来，带到教堂领唱人的家里。到了那里，又是和以往一样，一群教士酒醉如泥。我中午只吃了一点点东西，胃里早就空空如也；可是他们除了一些鲤鱼再没有什么吃的，而且鲤鱼还是凉的。我把鱼吃了。众人喝酒一直喝到深夜。我借口说头天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就先行告退，躺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被带到副教士长的家里，因为该轮到他接待客人了。在那里，因为除了鳗鱼之外没有什么新鲜鱼类（毫无疑问是风暴的原因，因为按照规矩，据说他会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我只好将就吃些干鱼，德意志人就根据用来把它压成肉泥的棍子而将其叫做干鱼棒。通常，我会觉得它很好吃；可是摆在我面前的大部分基本上还是生的。吃过午饭，因为天色依然很不好，我回到了旅馆，叫人在房间里生了一堆火。这位教士倒是一个热心肠，在我那里坐了足足一个半钟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但整个期间，我的胃一直都不舒服。等它继续捣乱时，我忙把他送走了，跑到厕所，清空了肠胃。就那样还是没能好一点，于是我把手指一次又一次地伸到喉咙里，直到吃下的生鱼肉终于翻了上来，但除了吐出这些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一阵呕吐之后，我躺到了床上，不能算睡着，只能说是昏昏沉沉，但又没有头痛或者身体哪个地方不适。接着，当我吩咐车夫把我的包拿上来时，又接到邀请要去参加另一场夜饮狂欢。我想找借口推脱，却没能推掉。我知道，除了温热的清汤，我的胃里再装不下其他东西了。因为在巴塞尔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次我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胃在塞入乱七八糟的食物后会无比难受，最终我的胃发火不干了。打那之后的一个月里，我的胃都不能接受正常的食物。那天晚上的菜还是很丰盛的，只是不适合我。我只喝了一点清汤，安抚了一下自己的胃，就告辞回家了——因为他们让我睡在那个领唱人的家里。我离开聚会后，感到自己虚空的身子在寒冷的夜空下猛烈地哆嗦着。那是一个漫漫长夜。

第二天早上，我喝了点温啤酒，吃了点硬面包片，然后骑到了我那匹瘸着腿而且病恹恹的马背上。你从未见过如此狼狈的骑马旅行。这时我已经很不舒服，更想找张床躺下而不是找个马鞍子。可是世上再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加破败、更加荒凉或者更加令人生厌的了，这里简直就是人类的退化。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离开这里。这片地区常有山贼出没，但是我对他们的恐惧完全被病痛的折磨驱得一干二净了。

回想在巴塞尔时，我有时会刮一下鼠蹊部位，以刺激肠胃的运行，有一次刮得狠了点，我的指甲把左腿内侧的皮肤都刮破了一点。右边大腿也同样刮破了，不过没有痛感，也没有感染。在从斯特拉斯堡到斯派尔的两天骑马的途中，我左腿上的疼痛有点加剧，不过只有在重重地坐上去时才有所感觉。最近这一次骑马更加让腿上的痛处加重了，因为那是我坐在马鞍上时挤压用力最大的地方，整个部位都会发痛。而且，我右腿上的伤处也鼓起来了一点，就像是皮肤里面生的脓肿一样，不过依然没有痛感。在我左腿上部又起了一个硬块，不过也没有痛感，没有感染。当我骑在马背上时，这些部位都没有很好地挡着风吹。

骑了大约十六英里的路程，我到达了马斯特里赫特，在那里又喝了一点清汤暖胃，接着又是骑马，到达了通厄伦，两地之间大约相距十二英里。这最后的一段路程是到目前为止最让我痛苦的。马走起来的步子毫无规律，让我的腰部疼痛难忍，我想也许走路还要舒服一些，可是又担心走出一身汗来，走到天黑都还是在这无遮无掩的乡下。于是，只得强忍着全身难以置信的疼痛，尤其是肝肾的疼痛，终于到了通厄伦。这时候，腹中空空，筋疲力尽，全身的肌肉都松懈了下来，我一时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了。所幸我的舌头依然好使，掩饰了我身体的虚弱程度，喝了点清汤，躺到床上。

第二天我雇了一辆有顶篷的轻便马车。我打算在铺有石子的路上就骑马，到平坦一点的土路上再坐车。我把马鞍架到了那匹大马的背上，因为它走在石子路上时更加稳健点。可是在寒冷的晨风里，我一跨上马，就双眼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叫人去拿件斗篷来，但马上就晕厥过去了。他们赶紧又揉胳膊又掐腿地把我弄醒过来。在几个旁观者的帮助下，我的仆人约翰扶住了马背上的我，直到我恢复神智。等稍微好点儿，我就钻进了马车。过了一会儿，感觉要拉肚子，于是又下车，解决完毕，很快就感觉脸色好了点，四肢也有了点活力。此时我们已经快到圣托德镇了。于是我又骑上了马背，担心坐在车里，看起来像个病人似的。到了傍晚时分，我又开始有点恶心了，只不过这次没再晕倒。我提出给车夫双倍的工钱，要他第二天把我带到泰尔蒙去：那是一个距离通厄伦大约二十四英里远的小镇。他答应了。这时我认识的一个旅伴告诉我说列日的主教因我动身前往巴塞尔时没有拜会他而心有不快。[11]我喝了点清汤，躺到床上。那个晚上我感到非常痛苦，主要是因为左腿的伤痛，此时已经感染了，并且结了一个很大的痂。不过在那里我很幸运可以坐上驿站马车前往鲁汶了（大约有二十英里远），[12]于是我急不可待地上了车。一路上简直是让人恐惧的、几乎是不可忍受的痛苦。不过终于在当天七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鲁汶。

我没有心情去找自己的住所，因为我担心那里会是冰冷冰冷的，也不想因为自己而扰乱教士团的工作——如果有瘟疫的谣传的话。于是我转而去了印刷商西奥多里克的家中。[13]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就算只和他一个人交朋友我都会十分高兴。那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的时候，身上最大的那个疖子破了，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第二天我去看了大夫，他给我敷了点药。此时我的背上又发了第三处疮，这还是在通厄伦的时候弄伤的，当时一个仆人想要为我减轻肾部的疼痛，用玫瑰花油推拿我的背部，结果他那起了老茧的手指深深地抠进了我的肋部。后来这个痛处开始化脓了，又起了一个肿块，在我的右乳附近移动；不过没有出脓，过了一段时间也就自己好了。大夫走时，悄悄地告诉西奥多里克和他的仆人说我有瘟疫，说他会派人再拿些药膏来，但他自己不愿再来给我看病了。我取了份尿样给一些医生们送去，结果他们说根本没有任何发病的症状。我又问了其他几个大夫，都说没有。我请来了一个犹太医生，他说根据尿样来看，我的身体和他的一样健康。看到最初的那个大夫好几天都没再过来，我就问西奥多里克为什么。他含糊其词地搪塞我，但我还是起了疑心。“什么！”我说道，“难道他认为我患了瘟疫?”“没错，”他告诉我道，“他信誓旦旦地说有三处瘟疮。”我哈哈大笑起来，也就把瘟疫这事忘到脑后了。

过了几天，原来那个大夫的父亲来了，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体，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当面告诉我说我患了瘟疫。我又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体。他是个说话不拐弯的人，对我说，“要我和你睡一个床的话，我不会犹豫的。要是你是个女的，我们还能乐一乐呢。”那个犹太医生也同意他的话。最后，我去看了鲁汶最好的医生——因为那里的好医生实在是少得可怜。我问他我的尿样是不是化验出什么不好的症状了，他说没有。我给他讲了身上那些伤痛的来龙去脉，想方设法地证明这些并非什么瘟疮。它们不是新伤，也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伤痛还会迁移，我左腿上的那个就一直这样。我没有发烧，也没有特别的头痛，除了因为经常颠簸。我也没有异乎寻常地犯困，而且我的味觉也一直感觉良好。我的呕吐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自己用手指头捅喉咙捅的，而且除了吃的鱼，也没吐出别的东西。一吐完，我的胃就舒服了。至于一时吃不下饭，也不过是自己的一个特殊习惯而已。尿样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瘟疫的症状。在我说这些话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他都还是怀着足够的勇气去听着，可是只要我提到自己的伤痛和疖子，我就能感觉到他有点不安。我给了他一个金币，他答应吃过午饭再过来一趟，结果他被我的叙述给吓得没敢过来，而是派了个仆人过来。我把那个仆人给轰了出去，此时我完全对医生充满了厌恶，干脆把耶稣当作自己的医生算了。

三天之后，在喝下一碗鸡汤和一瓶博讷红葡萄酒后，我的胃完全恢复了正常。我马上回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完成了《新约》中需要完善的几个篇章。过了十七天时间，就像医生们预料的一样，我的伤口开始流出黑乎乎的腐液。左腿上的肿块更大了，虽然没有任何痛感，但还是让我有些担心起来。这时我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荒唐的疑虑（我希望那是错的），我怀疑伤口的感染是因为与马的接触所致。因为我经常光着手就去拍打它身上的苍蝇，然后又去摸自己身上的伤口，无论是小便的时候还是穿衣服的时候。不过我请的新大夫冷静地让我不要胡思乱想。到现在，这个肿块已经在开始变小变软，不过没再挪动地方。所有的伤痛都不再危险，右胸的那个肿块也自己消掉了。

在西奥多里克家里休养了将近四个礼拜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那段时间里我的身体还很虚弱，只出过一次门去听弥撒。如果是瘟疫的话，我就通过自己的决心、通过转移注意力、通过自己的毅力去克服它，因为通常一种疾病最凶险的地方就是老去想着它。从我回去的那一天起，我就吩咐不让任何人靠近我，除非是我点名叫他过来，因为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感到害怕，或者把他自己的友好变成了对他的伤害。不过，多普还是第一个前来看望了我，接着雅多也来了。马克·劳林和帕斯卡·贝尔塞尔每天都会顺路来看看我，通过和他们轻松的聊天，在我带着病痛的大部分时间里让我的心情得到了缓解。

我亲爱的比亚图斯，谁能料到我这个单薄脆弱的小身板，起初就多病如今又被年岁拖垮，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旅途上的痛苦和这么多研究工作的煎熬之后，还能挺过如此重大的病痛呢?你清楚最近我在巴塞尔是如何拼命工作的，并且不是断断续续地。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觉得今年就是我的大限之年。事实上也是一个病痛接着一个病痛，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在病痛达到最严重的时候，我并没有因为对生之渴望或者对死之畏惧而感到十分不安。我全部的信仰就只有耶稣，我只请求他赐予我他认为最佳的命运。我记得在年轻时，我听到死亡这个字眼都会发抖。至少，在过去那些年里我受益非浅，因为我对死亡的恐惧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少用寿数长短来估量人类幸福。我已经过了五十岁的门槛，芸芸众生没有多少人能活到这个年纪，因此我很有理由问问自己是不是已经活得够长了。而且，如果大限来临，我也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墓碑，看到这个，后代就能知道我曾经在这个世上活过。也许，借用诗人的话，从火葬堆里可以听得到，嫉妒的声音消去了，而赞美的声音更加宏亮起来了。[14]当然，关注尘俗的荣耀并非是基督精神的一部分；如果我拥有了使自己能被耶稣所接纳那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已是足够的了。就写到这里吧，我亲爱的比亚图斯。从我写给卡皮托的信中你会看到后续细节的。[15]

1518年写于鲁汶

【注释】

[1] 从瑞士的巴塞尔到比利时的鲁汶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260英里（约418公里）；伊拉斯谟于1518年秋天开始的这趟旅行，他打算大部分行程都走莱茵河的水路。接着从科隆到鲁汶之间不到100英里的路程，他可以骑马或者坐马车。整个行程如何，信中都有描述。此信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及同事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的。雷纳努斯曾经和伊拉斯谟一起在约翰·弗罗本的巴塞尔印刷厂工作过。

[2] 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哲学上的“此”性，是经院哲学用词，用来指定义事物独特本体的个性化本质。伊拉斯谟不喜欢这个词，是因为他认为此词既是野蛮的拉丁文词语，又带有做作的晦涩含义。

[3] 舒雷尔是斯特拉斯堡的一位印刷商，曾是比亚图斯·雷纳努斯的雇主。我们可以看到，伊拉斯谟从离开巴塞尔的弗罗本的家后，为了舒适（有时也是出于必需），是如何依靠由印刷商和出版商组成的贯穿整个欧洲的人际网络的。

[4] 玛特修道院（Maternum），也许是斯派尔的天主教堂，或者是邻近的一个奥古斯丁教义的修道院；伊拉斯谟依然和其原来的修道会有着联系。

[5] 要么是因为旅馆客满，或者是因为害怕当年秋天德国大部分城市所流行的瘟疫的缘故。

[6] 科隆当时疫情十分严重。

[7] 诺伊纳尔的伯爵即赫尔曼（1492——1530）。

[8] 布拉班特（Brabant）是位于荷兰南部与比利时北部的一个区，伊拉斯谟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青年时光。亨利八世曾通过多人用多种诱惑条件劝说伊拉斯谟前往英格兰定居——此处所提到的太多并且太过模糊，很难明确伊拉斯谟到底指的是哪些。

[9] 见赫西奥德的“大力士之盾”，149。赫西奥德（Hesiod）是希腊诗人，作有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

[10] 见贺瑞斯的《抒情长短句》10。

[11] 此事发生在1518年5月，那时伊拉斯谟从鲁汶动身前往巴塞尔。

[12] 伊拉斯谟的最后一站是从泰尔蒙还是从圣托德前往鲁汶的，此处并不清楚，因为在其叙述中，日期和路程都没有说得很明白。

[13] 西奥多里克·马蒂纳斯（Theodoric Martinus）是伊拉斯谟的印刷商朋友圈子中的一个。当时愿把一个可能患有瘟疫的人领回自己家中可谓是英雄的行为。

[14] 出自奥维德的《情诗》1.15.39。

[15] 卡皮托（Wolfgang Capito，1478——1541），艾伦重印了伊拉斯谟写给他的信，即 No.877。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

H.R.特雷弗——罗珀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是一位学者，他在印刷术得到应用的早期，试图向同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些被忽略的作品的清晰准确版本。他重新翻译了《圣经》，编撰了早期基督教教父的作品。他还用他那精确而优雅的拉丁文撰写过对话体作品、讽刺作品以及传颂福音虔诚的著作。同时，他还和很多人，主要是一些学者，保持着广泛的通信往来。对于赐给他的实际职权，他总是坚决谢绝。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危机事件中，他在很多人眼里总是一副懦弱中庸的形象。在宫廷至上的年代，他不是奉迎拍马的弄臣，在革命兴起的年代，他也不是敢当先锋的革命者。尽管他是很多国王的朋友，可他理想中的社会却是共和性质的城邦。在宗教领域，路德和罗马教会都指斥他不冷不热的态度。他甚至连时髦的古典文化都不感冒：古罗马的异教信仰和帝国皇权都让他不高兴。他并没有英雄般的气概，相反，他是一个体弱多病、喜欢安逸、胆小怯懦而又满腹牢骚的人。他活在书房里，死在睡床上。

然而在思想史上，伊拉斯谟却是一个巨人。他是16世纪的思想英雄，他的最终失败是整个欧洲的不幸。因为，他的失败在当时显得如此巨大和彻底：如同他之前的所取得的成功一样巨大。

看看他的成功吧。从一个无名牧师的私生子，仅仅靠着手中的笔，坐上全欧洲无可争议的至尊位置。在这个民族主义复苏的时代，他却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在荷兰出生，在巴黎求学，在牛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萨伏伊取得博士头衔，到德意志和意大利旅游，毫无偏见地在鲁汶、巴黎、威尼斯和巴塞尔出版过著作，在全欧洲都有自己的追随者。在他旅行的时候，海关官员们都把他当作一位国君来对待，国君们则把他当作朋友。英格兰王室的庶子是他的学生，波兰国王与他保持着往来，葡萄牙国王曾试图诱惑他去科英布拉，法兰西国王两次亲自致函劝说他去巴黎。他被聘为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讲座教授、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主教。皇帝任命他为枢密院委员，罗马教皇赐给他枢机头衔。他的追随者们组成了欧洲的精英团。他曾经自豪地写道，其中包括“皇帝、英格兰、法兰西和丹麦的国王、德意志的斐迪南亲王、英格兰的红衣主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还有很多我列不出名字的国君们、主教们和博学显赫之士，这些人来自英格兰、佛兰德斯、法兰西和德意志，甚至还有波兰和葡萄牙……”这些，就是1524年伊拉斯谟的名气，那也正是他最负盛名的时候。

十一年后，他似乎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宗教改革带来的巨大危机分裂了他的追随者们，罗马教皇和国王们也帮不了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独立，伊拉斯谟婉拒了他们的馈赠，谢绝了他们的召见，只身外逃，客死在瑞士一个共和政体的城市。他对自己未来的预见中、在失败的挫折中死去。不久他的名字和著作受到声讨，他的追随者们遭到迫害，他的资助者们也无能为力。“如果那是犯罪，”被宗教裁判所判定与伊拉斯谟曾有往来的一位西班牙思想家这样抗议道，“那就是由很多国君和所有国家里各个层次的人共同参与的犯罪……其中我看到了教皇、我们的皇帝陛下以及大多数的信仰基督的国王们，既有教会的也有世俗的……”[2]然而这只是徒劳。16世纪中期以前，伊拉斯谟已经成为了一名异教徒。在天主教国家，甚至连曾经认识这位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欧洲最后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件危险的事。

这种大悲剧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也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剧。在16世纪早期，伊拉斯谟的追随者们可都是整个欧洲的思想和学识上的精英啊。那个时代声名赫赫的人物几乎无一不在其中。他们包括圣人、人文主义者和改革家，通过他们集体的影响，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全新的欧洲，可在现实中，却都被他们试图弥合的那道巨大的且还在不断扩大的鸿沟所吞没。想要理解一代人的悲剧，仅仅研究他们的领袖人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研究既造就了伊拉斯谟也造就了这一批人的那个时代。

到14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开始衰落。中世纪的行业、中世纪的艺术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伟大时代结束了。尤其是基督教的兴盛势头，似乎开始了长期的、连续的衰退。这种宗教的衰退是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伴相随的。首先，教会的财富增加了。新的教会没有成立，而旧的却变得越来越富裕，托钵僧、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和多明我会成员的傲慢自大、炫耀财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教会不断增长的财富很自然地促成了更大程度上的贵族统治。这种“官方奖赏”的体系（蒙塔朗贝尔所谓的“教会的麻风病”）使得整个教会在15世纪，如同18世纪时的那样，变成了“一个上等阶层的院外救济体系”。因而出现了那些贵族出身的十几岁的主教们，出现了那些得到大幅晋升的教皇私生子们，他们使得教会改革前的历史变得生动可笑起来。与此同时，随着精神生活日益远离宗教，新的虔诚的形式在毫无生气的厚痂上发展起来。在学院里，汤姆主义大行其道：对死亡教义的一种机械式解剖；在百姓当中“仪式”取代了“信仰”：机械式的宗教仪式——朝圣、圣像与圣物崇拜、卖弄炫耀的仪式、最后直到出售教会的特赦权。真正的宗教精神远离了这种专制压抑的宗教痂壳，转而寻求一种内在的神秘主义。说15世纪是神秘主义的伟大时代，并非没有道理。正如经常看到的那样，神秘主义成了失败者们的避难所。

但是基督教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失败了。基督教新教派在欧洲零零星星地兴起来了。在英格兰，罗拉德派把目光投向（并且翻译了）《圣经》。在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斐齐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都抨击学校的形式主义，清教徒修道士萨伏那罗拉则鼓动了反对机械化宗教“仪式”的运动。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伟大财富中心，即荷兰，杰拉德·格罗特创立了名为共生兄弟会的福音教会，其新一辈的原始基督教徒们遍布北欧的修道院，创造了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神秘主义作品《效仿基督》。但是这一切都是仅限于局部地区的运动，注定（看起来似乎是）要在当地消亡。到了15世纪末期，罗拉德派在英格兰被打垮，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被烧死，而共生兄弟会依然在北欧的原始状态中保持着其粗陋和偏狭的状态。所有这些流派都无法靠一己之力动员起那些要求进行宗教改革的零散势力。

在整个欧洲，一批务实的人急于想改革整个宗教和社会。国王、贵族、官员、神职人员、律师、学者们都只求得到授意和启用。宗教内部已经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整个机器被它自身既得的利益所羁绊，对此即便是一心想改革的教皇都无能为力：他既是自己恩惠权力的奴隶，王权周围又满是有权有势的修道会。另一些改革者通过唤起平信徒的力量而获得了局部的成功：然而这个群体有着危险的野心。因此西班牙的希梅内斯红衣主教在王室的支持下，才得以清洗修道院，削减教皇的权力，推动对《圣经》的研究，设立新的阿尔卡拉人文主义大学。但是希梅内斯是罕见的幸运者：通常那些早期的改革者都被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压垮，或者仅仅是在少数信徒中间获得了成功而已。他们依然是零星散布在这个冷漠或敌对的世界里的少数开明人士。这时伊拉斯谟出现了，给他们带来的不是体制规划，而是一个信息，不是新的机器体系，而是一种新的精神。他将那些相互分散的改革者们聚合成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看起来（一时之间）似乎是所向无敌的。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所具有的一个技术上的优势是无法忽视的。伊拉斯谟的运气很好，正遇上印刷机在欧洲普及开来，这机器在他出生前十年就首次得到了应用。与他同时代的重要的印刷商都是他天然的同盟。这些人都是些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受过教育的城市贵族阶级成员，从中很自然地产生了一批改革者。鲁汶的蒂埃里·马顿斯是共生兄弟会的学生；巴黎的乔塞·巴蒂厄斯也是，还曾在意大利学习过；威尼斯的阿尔达斯·马努蒂厄斯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位希腊学者。这些人，他的出版商和朋友们，都给伊拉斯谟和他同时代的人提供了帮助，而这都是他的前辈们所享受不到的。印刷机的应用和欧洲的宗教、欧洲的改革运动以及国际化的语言同在一个时代，给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提供了一个具有快捷而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武器：这是一条绕过教会控制而通往学习、通往《圣经》、甚至通往异教的新途径。伊拉斯谟的时代正是处于欧洲发现印刷术与欧洲发现对抗它的手段（即《禁书目录》）之间的黄金时期。[3]

但这当然不是伊拉斯谟成功的唯一原因。伊拉斯谟并没有去寻求印刷商的帮助：而是印刷商主动找到了他。他是第一位现代畅销书的作者，第一位印刷商们竞相承接、印刷和传播其作品的伟大作家。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发现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表达方式，而这一点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在他明晰易懂、才思敏捷、辛辣讽刺的风格后面，他聚合了所有改革者们的思想诉求：罗拉德派的圣经主义、荷兰的虔诚、意大利的学术以及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他将所有这些都综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思想。最终，通过他讽刺的笔触，将这个思想传播到各个地方。与其后的帕斯卡一样，他发现在道德问题上，最具有杀伤力的是讽刺而不是真诚。

将15世纪各方各面的地方上的反抗者们的声音融合到一个世界性的思想里来，这一伟大的成就耗去了伊拉斯谟作为一名流浪学者时的前40年光阴。整个过程从他的家乡荷兰开始，当时他还在代芬特尔的共生兄弟会学习，在那里他找到了深深的福音虔诚，而这成为了他一生的标志。也是在荷兰，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文艺复兴中的意大利的正统古典学术，尤其是苏伦佐·瓦拉——那个曾经揭露了谬误的教会法令集的教皇秘书。作为一名学者，瓦拉终生都是伊拉斯谟的老师；正是通过瓦拉严格而令人不安的原文考证法，才使得伊拉斯谟后来因疑似伪造而去掉了《新约》中唯一提及三位一体论的内容。但伊拉斯谟与意大利最有成果的接触还不是和有文献学者们的意大利，而是和有斐齐诺、皮科和萨伏那罗拉的柏拉图主义者的佛罗伦萨；而这些接触也不是在意大利发生的，在那里都已经淡了，这些是在英格兰发生。在英格兰的牛津，那些从意大利回来的英国学者们——格若新、利那克瑞、科列特，将佛罗伦萨学院的柏拉图主义嫁接到了罗拉德派的圣经主义的枝干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运动：柏拉图主义与圣保罗教义，1499年伊拉斯谟一来到英格兰，就被它所感染。从那以后，牛津就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成了托马斯·莫尔的同窗科列特的学生，此后一生中都与这两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了这一发现后，伊拉斯谟的学术经历圆满了。他访问了意大利，但佛罗伦萨复兴已被异教陈规取代，其冷漠而高傲的信徒们令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来到剑桥，然而，就像他的传记作者所看到的，“l’esprit de Cambridge n’est pas l’esprit d’ Oxford”，[4]在那里他也感到了失望。所以，伊拉斯谟从四个思想源头，即从威克里夫和杰拉德·格罗特、苏伦佐·瓦拉和萨维纳罗拉那里，综合形成了自己的改革哲学。从那些分散的源头里，他创造出了一股完整的世界性的势力，一个拉丁与北欧虔诚的综合体，能够鼓舞全欧洲的改革者力量，从其北部大本营，能够征服甚至传统的法兰西，甚至信奉犹太教的西班牙，甚至信奉异教的罗马。

那么这是什么哲学呢?伊拉斯谟自己称之为Philosophia Chris-ti，即基督哲学。他反对经院哲学家们那套已经毫无生气的思想机器，反对僧侣和修士们在无知百姓中传播的机械式宗教热情——那些“仪式”似乎不再表达或说明什么，但却取代了圣保罗宣扬的“信仰”。他竭力主张人们回到《圣经》中来，尤其是《新约》，从中去发现基督教的原始精神，使之回复到被嫉妒的教士用刻板的教义枯燥化、用“犹太教的”教规虚饰化以前的样子。毕竟，由于有了新的印刷术的帮助，《圣经》无须再不可向基督教世界开放；由于有了意大利的新学术研究，原本中的所有那些冗言赘述尽可删去，以最初的形态广为传播。他写道，耶稣之道本身并不复杂，也不是君王们出于谨慎而必须遮遮掩掩的国家秘密；它很简单，而且应该得到传播。“我希望所有的妇女们都能读懂《福音书》和圣保罗的《使徒书》；希望农夫和工匠们在劳作的时候能唱出它们；希望这些故事能让旅行者忘掉羁途的困倦。洗礼和圣餐属于所有基督信徒，为什么教义知识只能让少数人，即神学家们和僧侣们所掌握?而他们只是属于整个基督教界的最小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一味地想着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真正的神学属于每一个受到基督精神启发和指引的人，无论他是挖地的农民还是织布的工人。”神学家，伊拉斯谟说道，由于拥有专业的知识，有责任传播浅显易懂的经文；而只有一般人，如果他能理解的话，才是基督教性的度量者。

这一宣教很快就变成了“新教的”宣教，但伊拉斯谟最初提出时，大家对“新教”一词还都闻所未闻。路德还未曾演说，教会也还没有惊慌。因此神职人员和俗世之人也都毫无戒备地去聆听。这似乎是一个崭新的富有内涵的思想，能够使教会从内部开始革新。这一“基督哲学”在伊拉斯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它出现在他的《格言录》中、在他的《语意释经》中、在他的《对话集》中、在他的《愚人颂》中、在他著名的学术版本的序言和献辞中，以及在他与外界广泛的通信中——通过这些通信他将遍及整个欧洲的、不断壮大的追随伊拉斯谟的中坚力量凝聚了起来。但最直白的一次还是出现在他一本最早的著作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即《基督教战士手册》里。在1504年《手册》首次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当时伊拉斯谟尚未成名。然而到了1508年，随着他的《格言录》的阿尔定精装版在威尼斯面世，伊拉斯谟一时声名鹊起，1516年，也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因为那一年他的《新约》、他所编辑的圣哲罗姆文集以及他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相继出版），他的名声响遍全欧洲。是年《手册》重新被人发现，并且开始征服德意志。两年之后，由一则新的基督哲学宣言作为序言的新版本在巴塞尔发行。很快出现了德语、荷兰语和法语的译本。著名的法国改革者们——勒菲弗·戴塔普勒和他的朋友们把伊拉斯谟奉为领袖。与此同时（因为1517年，荷兰的统治者查理大公携其佛莱芒朝臣前往西班牙，到那里当了国王），伊拉斯谟著作的影响已经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到了1522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现象，伊拉斯谟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这太让人惊叹了，”他的一个弟子这样写道，“所有不同阶层的西班牙人，无论是学富五车的还是目不识丁的、神职中人还是俗世之人，都成为了伊拉斯谟的拥戴者。”“他们说，”另一个弟子向他报告，“读了您的作品，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上帝神灵的启示。他们说只有您才知道怎样为了人们心灵的安宁与慰藉来宣传上帝的教诲。”在1524年，《手册》被翻译成西班牙语，连译者都为自己的成功大吃一惊。“在皇上的朝廷里，”他这样写道，“在小镇里，在教堂里，在修道院里，甚至在小酒馆里，在路边，如今伊拉斯谟的《手册》都是人手一本。在这之前只有少数的学者们才能读到拉丁文的版本，而且还都是一知半解。如今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读西班牙语的版本，那些以前从未听说过伊拉斯谟的人现在通过这本小册子都知道了这个名字。”从西班牙开始，《手册》很快征服了通行两种语言的葡萄牙。1531年，意大利语的译本在布雷西亚出版。伊拉斯谟的其他作品很快接踵而来。北欧的虔诚在整个欧洲都大获成功。[5]

这就是16世纪20年代时的情形。那个时期伊拉斯谟在教会中的最终胜利看起来几乎已成定局。那么腐朽的罗马教廷又有什么力量来对付如此统一的欧洲呢?而且，盛行伊拉斯谟主义的这个欧洲在政治上都归心于同一个伊拉斯谟派君主的统领之下。从1516年起伊拉斯谟就开始担任自己的祖国荷兰的统治者查理大公的私人顾问，后来他还将其《论基督君主的教育》这部著作题献给查理大公。到了1520年，查理大公不仅当上了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君主国西班牙的国王，而且还当上了欧洲德意志的皇帝，可谓欧洲最伟大的非宗教君主。当时西班牙与德意志都已深深地受到了改革运动的冲击。而且，皇帝周围都是一群所谓的“伊拉斯谟主义智囊团”在出谋划策。他身边的皮埃蒙特大法官马可里诺·加提纳拉就是一位伊拉斯谟的虔诚信徒，他不可或缺的秘书阿龙索·瓦尔德斯也是。最终，到了1521年，教皇也成了荷兰人。他是皇帝的老教师，叫乌得勒支的艾德里安，是伊拉斯谟的同胞，也可算是他的朋友，就像皇帝去西班牙时一样，他也带了一批荷兰的随行人员来到了罗马，他们对于北部地区基督教的复兴颇为了解。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伊拉斯谟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因为他总是强调道，只有和平，而不是战争，才能将精神的运动在群众中加以推广。不幸的是，欧洲并不平静。而且，另外两股势力对伊拉斯谟寻求的胜利产生了威胁，这是痛恨伊拉斯谟思想的两股敌对的狂热主义者：路德和修道士们。

修道士们自始至终都是伊拉斯谟一生的死敌，彼此之间无法和解。他憎恨、蔑视他们，视之为学术与真正虔诚的不共戴天之敌，反过来他们则以被改革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受打压阶层的报复去反击伊拉斯谟。因为如果说隐修院的精神消亡了（除了卡尔特教徒[6]，他们被伊拉斯谟本人、莫尔和科列特排除在谴责之外），但其既得的利益依然存在，这些既得利益从根本上受到了来自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的威胁。在《新约》里或者教会创立之初有这些修道士的身影吗?那些修道士们做了些什么，改革者们问道，除了保存基督哲学从未许可的那些机械式的祈祷文、那些“仪式”、那些朝圣、那些遗留的圣物、还有那些特赦权?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修道士们对于宗教、对于社会、对于学术没有做出丝毫贡献。他们仅仅变成了一个宗教既得利益的受益群体，一个压制集团，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在无知人民中的影响，甚至能够胁迫有时开明的罗马教廷。16世纪早期，所有的开明人士都认为修道院制度应该废除：它是宗教组织中的痼疾。改革实践者托马斯·克伦威尔在英格兰通过立法反对这一制度的同一年，一个由教皇指定的红衣主教委员会，其中包括红衣主教波尔和未来的教皇保罗四世，亦主张在基督教界逐步废除之。而早在30年前，伊拉斯谟就在《基督教战士手册》中提出了反对修道士的口号：Monachatus non est pietas（修道未必虔诚）。修道士们会记住这句话，并且会进行报复。

修道士们当然也有反击。他们会说，基督哲学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自然不错：像那些主教、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国王和大臣、有教养的商人、律师、学者——伊拉斯谟的信徒都是从这些中产阶级中产生的。但那些理解不了这个学术思想的穷人和没有文化的人呢?对这些人来说，看得见的形象，“机械式的祈祷文”、朝圣、圣物、仪式，就都成了宗教必需的证明。改革者们所攻讦的这些形象就是目不识丁者的《圣经》。伊拉斯谟可能认为农夫工匠们不要这些辅助形象就可理解真理，但他错了：他对这些庶民能力的估计有点太过天真。至于那些僧侣和修道士们，那些庶民的宗教领袖、基督教军队的征兵军士，他们向庶民们未经打磨的头脑中灌输着这种必不可少的宗教的垃圾内容和小伎俩——这不也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吗?猪骨头与特赦，无知民众的精神需求，对他们滔滔不绝的牧师来说就是黄油面包……不幸的是，这一论据，虽然能像牢固的水泥一般将那些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僧侣们凝聚到一起，却似乎对于教会的国君们没多大作用——至少那些国君们无惧的时候是如此。既然无所畏惧，受过教育的阶层自然就转向了伊拉斯谟：只有在感到担心并且需要军队时，他们才会转向征兵军士们，才会降低自己的智商标准表示顺从。让修道士们感到幸运的是，有一位恩人站了出来，让教会里的上层阶级感到害怕了，使他们转而去依靠那些此前被蔑视的同盟者们。相当适宜地，这位恩人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修道士：马丁·路德。

路德在对罗马教会的正面攻击中，当然也援引了伊拉斯谟曾经在教会内部做出的很多批评。因此很自然地他转向伊拉斯谟寻求帮助，一起来反对罗马教会。然而伊拉斯谟虽然身为批评家，但仍然还是一名教士。他会支持罗马教会，他这样回答道，直到自己看到有一个更好的教会为止：尽管他对路德的批判心有戚戚，但还是认为路德提不出更好的选择。因此罗马教会也转而向伊拉斯谟寻求帮助，一起反击路德。从1519年起，双方就开始找到伊拉斯谟，都希望这位欧洲最伟大的保持中立的精神作家能够站出来给对手以迎面痛击。

那么伊拉斯谟是怎么做的呢?他不能支持路德，因为路德的哲学是他所反对的，而且路德一直在试图瓦解教会。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在对路德进行完全抨击而又不否定自己对教会的批判——换句话说，不再做以前的伊拉斯谟。被逼得越狠，他就越不愿表态，或者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去支持任何一方的抨击。他敦促萨克森选帝侯保护路德不受天主教的狂热教徒们的伤害，也敦促路德坚持“反对罗马教廷及其党羽——托钵僧的暴行”；另一方面他又否认路德的那些异端学说。但是他坚持认为，对路德正确的回应不是谴责，因为“路德对罗马教会的暴行、贪婪和腐败的抨击”再正确不过了——“祷告上帝，”他对罗马教皇的牧师写道，“真希望它们不正确。”对路德教正确的挽救措施不是谴责，而是“要铲除不断滋生邪恶的根基：其中之一就是对罗马教会的憎恨，包括它令人无法容忍的贪婪、暴行，还有其他一些压在基督教自由之上的沉重的人类的法令”。这些“人类的法令”当然是指修道院制度和机械式的祈祷文。

对这一改革的哲学，伊拉斯谟一直都很坚定。他为之献出了自己舒适的生活、自己的影响力、自己的朋友和自己内心的宁静。经常有人指责他过于懦弱，但事实上，不愿偏袒任何一方正是他坚持自我的一个表现：坚持依然保持教会的统一而从内部进行和平改革这个理想。在路德的逼迫下，他既不答应支持他，也不答应让自己从教会中脱离出来。在教会的逼迫下，他也不答应否认路德批判中的事实和正义。“所有的国君们都催我写文章反对路德，”他说道，“我是不会写的，或者即便我写，我也会说得让那些法利赛教徒们希望我缄口不言”；他非但没有成为荷兰的一名宗教法官，反而逃往自由之城巴塞尔，以保持自己理性的正直。修道士们都高兴了。从这时起，伊拉斯谟就可以被背上路德教徒的名声了，尽管他曾反对过路德也被路德所弃绝。修道士们忙活起来：大批的修道士开始钻研起伊拉斯谟的作品，很快出来了一系列教士们的檄文，表明在众多盘根错节的神学杂丛中，发现了疑为异端学说的狐狸尾巴。针对伊拉斯谟说过的“修道未必虔诚”，科隆的一名修道士创造出一句很快一样出名的反对口号：“Erasmus posuit ova，Lutherus eduxit pullos——伊拉斯谟下了蛋，路德去孵。愿上帝保佑我们可以打碎这些蛋，扼杀这些小鸡。”

但是伊拉斯谟的支持者们并不打算就为了这些敌人而放弃他。1527年，西班牙的修道士们说服宗教法庭庭长，获准在巴利阿多里德召集神学家们对伊拉斯谟的作品进行一次总清算。伊拉斯谟因为其怀疑的精神、不合时宜的学术、含沙射影的文风受到了批判。难道他没有基于修道士们丝毫没有感觉到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而主张过宗教上的宽容吗?难道他没有坚持认为hypostasis和homoousia的问题并不能证明就可以纵火焚烧这个世界?[7]但这都没用。世上的大人物还是支持伊拉斯谟的。宗教法庭庭长本人就维护他，皇帝亲自致信给他表明自己的支持，即便是教皇也不赞同这些修道士。有了这些大人物的支持，伊拉斯谟在巴利阿多里德大会中大获全胜。不过，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胜利了。就在同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那些支持者们的离去，加速了伊拉斯谟最终的失败和路德及那些修道士们的最终胜利。

因为在1527年，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主义者们已经开始诉诸武力了。伊拉斯谟是反对战争的。只有在和平中，他认为，精神才能改革整个世界。那些支持过他的国君们如此轻描淡写地将战争当作一场王室的游戏，让他深深地伤了心。当他抨击所有这些国君们侵犯了和平、无所顾忌地消耗掉“那些被人轻视的卑微群体”——即老百姓们通过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繁荣的时候，伊拉斯谟的基本共和主义思想表达得再明确不过了。他曾经声称，将老鹰选作王权的象征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它“长得既不好看，声音也不悦耳，肉也不能吃，但却是食肉的、贪婪的、对一切是可憎的，是对一切的诅咒，相比其他的一切能够并且急于想带来更大的灾难”。即便是教皇，如今非但没有控制国君们好战的狂热，反而加入其中助纣为虐，为的是想在意大利领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甚至那些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也都犯下了latrahison des clercs的罪行，[8]出卖自己的学识去支持非宗教的战争。到此时他才发现，即使是伊拉斯谟主义者们也都未能从这场灾难性的狂热中脱身。1527年，查理五世政府被伊拉斯谟的改革设想所激起，对腐朽的罗马教廷派出了战无不胜的西班牙tercios，[9]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主义者们对于战争及其附带对罗马的疯狂洗劫都欢呼不已。与此同时，信仰伊拉斯谟的大法官加提纳拉请伊拉斯谟重新编订但丁的《论君主制》，以此作为皇帝反对罗马教廷的宣言。伊拉斯谟再一次拒绝了这个请求，他不愿成为西班牙的救世主似的伊拉斯谟主义的化身。

他的拒绝是明智的。对他而言，罗马教廷的洗劫是一个致命的转折点。皇帝对自己的举动大为吃惊，不免心里开始忐忑起来，慢慢地倒向了教皇那边。而罗马教皇也为自己的失败大为吃惊，于是决定也成为一名帝国主义者——只要皇帝答应保证他在佛罗伦萨领地的家园。有了这些条件，交易就谈成了。于是，原来的统治者美第奇回到了佛罗伦萨，教皇决定生前死后都当一名帝国主义者，皇帝最终也决定不会铲除罗马教廷。就这样皇帝抛弃了伊拉斯谟主义者们，很快他们就遭到了更加沉重的打击。1530年和1532年，加提纳拉与瓦尔德斯相继去世。罗马教廷大洗劫的五年后，“伊拉斯谟主义集团”被解散。这些伊拉斯谟主义者们不得已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路德和修道士们。很快他们就开始感到了日益沉重的迫害的压力。伊拉斯谟的书已经在巴黎遭到了批判，法语翻译者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同样，在西班牙，他的一些信徒被烧死，即使是宗教法庭的庭长也救不了他们。从此迫害的速度加快了。罗马教廷大使满意地说，教廷只需要等着伊拉斯谟的死讯了，这样就可以正式将他判为异教徒。

伊拉斯谟1536年死于巴塞尔，此时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新教之城。他死时并未被判罪——事实上在他生前最后一年，他还被一位新的“伊拉斯谟主义者”教皇赐予红衣主教的头衔：不过他拒绝了这一荣誉，就像他以往拒绝除了纯粹思想之外的权力一样。然而，他还是在惨败中颓然死去了。他希望看到基督哲学被整个欧洲所接受的幻想破灭了——这个希望曾经似乎如此接近现实。早在路德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修道士的再次爆发、基督哲学的失败、罗马教会内部特伦托会议的胜利。“福音自由的优秀拥护者就是路德！”他那时就这样写道，“拜他所赐，我们身上的枷锁将会加重一倍。只有得到许可的观点才能成为信条，讲授《福音书》会带来危险……路德的行为像个极端分子，他的对手们促使他不断向前。但是一旦他们占到上风，我们就将只能书写基督的墓志铭了，永远将无再生的机会。”伊拉斯谟是一位真正的预言家。在他死后，所有这些都一一发生。然而，他的思想经过了整整一代人才被正式打败。这一代人的命运颇有意思，因为它与我们的有一些共同之处。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者们，被迫在敌对的两个正统派之间做出抉择。

从大约1530年开始，那一年伊拉斯谟失去了保护伞，直到1559年他的教义遭到罗马教廷最猛烈的批判，正是伊拉斯谟的epigoni[10]所处的时代，这些人在他的影响下长大，而今却感到了来自路德主义和修道士们日益沉重的双重压力。在这样的危机中他们该怎样做呢?这些是开明人士，信仰基督哲学的人们，希望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不再奢望自己的信仰能在一个未被分裂的教会内部得以实现：他们必须在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一些人，怀着希望选择了天主教：但那也是一个“新教”的天主教，属于伊拉斯谟自己的、在他死后属于“改革的”红衣主教康达里尼、萨多雷托、莫洛奈、波尔的天主教。他们相信这些“新教”教义，例如因信称义、承蒙天恩的心灵革新，崇信内心的祈祷。通过伊拉斯谟，他们回到萨伏那罗拉和《效仿基督》上，他们当时最喜欢的书就是一本小册子《基督的裨益》，是由一位信仰西班牙伊拉斯谟主义的天主教本笃会信徒胡安·瓦尔德斯在埃特纳火山上的一个修道院里写成的。[11]另外一些人，出于绝望选择了新教教义，但那也是“天主教的”新教教义，是德国的梅兰希顿、瑞士的布沙、西班牙的恩西纳斯的新教教义，依然对于通过不断变窄的伊拉斯谟主义之桥达成统一抱有希望。然而这些希望最终证明都是枉然：中间的鸿沟不断加宽，桥梁崩塌，那些希望通过桥梁会师的伊拉斯谟主义者们不得不爬向两端，或者坠入中间的深渊。中间再无立足之地。

于是，一点一点地，在伊拉斯谟死后的那一代中，信奉伊拉斯谟思想的中坚力量被瓦解。他们的成员因死亡、逃亡或殉教被大大削减而又得不到补充。然而在每一次逃亡或者殉教之前，面对的都是怎样的良心危机啊！放眼四处，哪里都是一样的：无数的朋友因为痛苦的不同选择和互翻旧账而分道扬镳。那些曾在1538年提出废除修道院制度的开明的红衣主教中，有一位——加拉法——成了一名反动分子，迫害了教皇，并且将另一位红衣主教莫洛奈当成异教徒投入监狱。还有一位红衣主教波尔则被斥为异教徒，在身败名裂中死去。他们曾经一起读过的那本祈祷小册子《基督的裨益》也被宗教裁判所彻底查封，以至于后来的300年间再找不到任何残本。[12]和此前的《效仿基督》以及萨伏那罗拉的那些祈祷文一样，它已经成为了一本新教的作品。

到处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但在这些伊拉斯谟主义者的分裂中，最著名的也许是死者，而不是生者之间的分裂，即伊拉斯谟自己和他最亲近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之间的分裂。在他们的一生中，莫尔和伊拉斯谟从未有过分歧。佛罗伦萨的牛津曾是两人的灵感发源地所在，两人都曾景仰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并且翻译了卢奇安（后来成了一位受到怀疑的作家）的作品。两人都曾反对修道院制度，但都把卡尔特教派的隐修修士排除在反对的范围之外。他们的作品受到彼此的影响，借用彼此的辛辣讽刺，彼此都崇信宽容与共和主义的城市政府。然而就是这样不可分割的同盟，却在二人死后被他们从未承认过的信仰生生割裂开来。在伊拉斯谟的“第三教会”崩溃时，莫尔变成了特伦托会议之后罗马天主教的圣徒；伊拉斯谟被同样的罗马教会彻底否定，被当成一位新教教徒为有些人所抛弃、为另外一些人所接受。在爱德华六世统治下的新教英格兰，他的《语意释经》已经被出版并在教会中使用；到1559年他的所有作品都已被列入罗马教会《禁书目录》。从那以后，当宗教裁判所从天主教统治下的欧洲删去他的名字时，他那些曾经风靡各地的作品仅仅在新教城市得以出版。版本说明中，巴黎、奥格斯堡、美因兹、阿尔卡拉、塞维利亚、萨拉戈萨、威尼斯、摩德纳等这些名字都逐渐从扉页中被删除，相继取而代之的是巴塞尔、日内瓦、阿姆斯特丹、莱顿、汉诺威、海德堡、莱比锡、牛津、斯德哥尔摩、阿伯丁。[13]

就这样到1560年，整个分裂似乎完成了。改革者们被关在了教会门外，而在教会内部，正如在特伦托会议最后期间所达成的结论一样，对那些修道士们而言反宗教改革成功了。所有明确是伊拉斯谟思想的立场都被罗马教会断然否定，并且印上一个新教异端学说的标记。从此，教会中剩下的那些伊拉斯谟主义者们，无论有多么出名，都即刻遭到清算。甚至一位托莱多的大主教、全西班牙的首席主教都因为其伊拉斯谟主义的观点而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被投入监狱，最终惨死其中。为了逃避这种命运，欧洲的伊拉斯谟主义者们纷纷改信他们为之而受过的新教教义，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主义者们转而信仰神秘主义——却发现神秘主义被当作是“伊拉斯谟主义的”邪门歪道而同样惨遭迫害。而另一方面，伊拉斯谟曾经批判过的罗马教会的一切而今都得到了加强、传播和壮大。罗马教会不是去安抚那些改革者们，而是决定向他们发起反击。新的修道会、新的圣物、新的形象、新的祈祷文——这些都成了如今的规程，艺术也被吸纳进来，为更加堂皇地宣扬这一恢复了元气的信仰机器提供服务。[14]过去对理性所作出的让步如今当然荡然无存。即使是伊拉斯谟关于《圣经》的批判成就都遭到了双方的唾弃。《启示录》重新回到了《新约》的正经篇名表中，《希伯来书》重又被加入《保罗书信》中，伪造的commaiohanneum（即后加进去的句子）也回到了《新约》中并且延续了两个世纪。[15]伊拉斯谟主义似乎已经消亡殆尽了。

如果就写到这里，就像大家经常做的一样，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我想，这样是不公平的。政治计划可能会被彻底打垮，但思想不会：至少，伟大的思想是不会的。它们周围的政治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意识形态的边界可能会与之相对或者穿过其间，但这样的动乱只能改变领域范围：它们可能导致转向或者分流，但却不会永远封挡洪流。认为意识形态团体在理性问题上总是系统地相互对立，这种幼稚的想法只有教条主义者和偏执之人才会有。宗教改革的时代当然有偏执的人：在16世纪的西班牙，修道士们就指斥赞同改革的天主教徒为“路德派的”异教徒，在17世纪的英格兰，清教徒们就贬斥赞同改革的新教徒为“天主教的”阴谋家。但是研究思想的历史学家对这些不健全的麦卡锡主义者不感兴趣。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们永远要比迫害者更令人感兴趣；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伊拉斯谟的继承人，而不是过于简单地假定他们都被反宗教改革击溃了，我们就不该将“新教”和“天主教”这种毫无意义的分类当成是最终的或者互不相容的，尽管基督教被正式而肤浅地割裂成这样两派。在伊拉斯谟死后，有一种伊拉斯谟主义，一股暗流穿过那些被公开宣布但防范松懈的边界线来回涌动，毫无偏颇地在两边都建立起了理性思想的绿洲。

在新教主义这边，这股暗流当然更加易于辨认，因为新教教会公开地采纳了伊拉斯谟的思想，使用了他的名字。在某些方面来说，他的直接继承人就是加尔文。加尔文主义，至少在其初期，有着双重的吸引力：它吸引了反抗神职人员特权和专制的一般俗人、普通人，并且“不是使这个或那个经济阶层，而是使所有阶层的学术精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16]而这些人正是伊拉斯谟同样吸引过的两个社会群体。伊拉斯谟的思想曾经就是平信徒的信仰，朴素、虔诚，为信仰所驱动，以祈祷所滋养，没有神职人员那种“仪式”的绚丽装饰；他的学术上的理性主义同样也拉拢了“所有阶层的知识精英”。当罗马教会向修道士们低头时，这些知识精英皈依了新教：一大批伊拉斯谟主义者离开意大利、西班牙和玛丽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逃往日内瓦和巴塞尔。[17]而加尔文，在那些更加残酷的岁月里，将伊拉斯谟的思想铸成了自己更加坚硬的模型。如果我们被后来知识含量更少的加尔文主义所蒙蔽，那么很容易就会忽略其早期的特征；但如果看得更加仔细一点，一切都一目了然。加尔文是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下长大的，而且他本人也教授“基督哲学”；伊拉斯谟对他的启发在其作品里清晰可见；正是在巴塞尔这个伊拉斯谟主义之都，加尔文在伊拉斯谟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基督教要义》。不可否认的是，加尔文主义同时也带有很多伊拉斯谟所批判的特征，并且在神权政治的日内瓦是教条主义和偏狭的；但在英格兰和荷兰的更加宽容的非神职统治者们的统治下，那里的加尔文主义在很多方面还是可能成为伊拉斯谟主义的延续的。不幸的是，由于变得愈加偏狭，加尔文主义并不能长时间地保存理性的伊拉斯谟主义的中坚力量。因此它转向另一个基础，也即更加贫苦的普通乡绅，从而堕落成为一种偏远地区乡绅们的宗教：法兰西南部胡格诺派的hobereaux、苏格兰参加国民誓约的领主们、格尔德兰信奉奥兰基主义的petite noblesse[18]。随着这一变化，伊拉斯谟的精神离开了加尔文主义这个载体，转而在新教主义内部去寻找另一个载体。

最终找到了十七世纪的“理性神学”——一种起源为“一位论”并且从伊拉斯谟开始发展起来的神学理论。两位索齐尼为躲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而逃到了伊拉斯谟之城巴塞尔，并在那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宽容的系统的辩护书De Haereticis an sint Persequendi。[19]后来，小索齐尼以索齐尼主义的名义在意大利化了的波兰王国继续坚持并且传播这些思想。由此创立起来的索齐尼主义不仅吸纳了反三位一体论的观点，而且吸纳了伊拉斯谟的宽容、理性主义及其将《圣经》视为基督教最纯净源头的那种敬仰。到了16世纪末期，英格兰和波兰成了欧洲两个最宽容的国家，事实证明它们是伊拉斯谟的非正统思想最温馨的家园，这是绝非偶然的事。然而到了下一个世纪来临时，耶稣会重新彻底征服波兰；拉寇的索齐尼主义的大学——“萨尔马提亚之雅典”被铲除，信仰伊拉斯谟主义的教授们纷纷逃往一个从反宗教改革中重新收复的新的宽容之邦：伊拉斯谟的祖国荷兰——尼德兰联合省。在那里，加尔文主义已经开始僵化成一个苛板、专制的体系，来自伊拉斯谟主义的波兰的这股新风使之焕然一新，在其发展的中期创造出了自由宽容的阿姆斯特丹的“阿米尼乌斯主义”；[20]同时这股新风也被从阿姆斯特丹引回到清教主义日益严重的英格兰，并且在那里重现了伊拉斯谟本人曾于130年前找到的宗教自由主义。

这个时候天主教会又在做些什么呢?当然，表面上看来，伊拉斯谟在其中是没有地位的。他的名字、作品都被精心地从官方记录中删去了。然而如果托马斯·莫尔爵士最终能够在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中找到位置，伊拉斯谟又岂能真正地被拒之门外?悄悄地、秘密地、隐姓埋名地，他回来了。他是通过两条途径回来的：首先是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后来，当那些人堕落、远离他真正的精神后，又随着17世纪法兰西伟大的神秘主义的复兴回来了。

虽然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反宗教改革者是修道士们的胜利，但结果绝不只是修道士的胜利。那本来是不可能的事。宗教法庭也许会批判所有伊拉斯谟的学说；也许会批判伊拉斯谟对祈祷式的崇信，批判伊拉斯谟关于仁慈和信仰的传授；也许会在罗马烧掉伊拉斯谟所有的书籍；也许会全部或部分地禁止《圣经》的翻译；也许会指责理性的批评意见；废除这些不用，它也许又会更加卖力地抬出宗教的陈规陋矩，而这些曾经受到伊拉斯谟无情地讽刺、其他改革者们不屑地嘲笑。但如果它只是到此为止，罗马教会又怎么可能像它事实上所做的那样，重新征服曾经败给改革运动的三分之一的领土呢?实际上反宗教改革的意义要比这个来得更加积极。它确实打倒了伊拉斯谟，但只是名义上的。它窃取了他的思想，用来不是清除、而是复活死气沉沉的修道院式的宗教累赘。首先做到这点的，也即反宗教改革派中真正的建设者们，就是最新的修道会——耶稣会的会士们。正是他们表明了伊拉斯谟的新学说和新的宗教崇拜都可以被用来复兴宗教的陈旧形态。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可能成为罗耀拉的“灵性操练”；他流利的拉丁语可能在他们的精美学院中得以传承；他对《圣经》的批判可能最终成为博兰德会会士们严格的学术。通过如此复兴，基督教的精神可能会依然载负着伊拉斯谟曾经力图减轻的沉重历史积垢：也许甚至还有可能因之而更加丰富。

在天主教会里耶稣会会士们的学识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时期是短暂的——就像加尔文主义者们在新教徒中间一样。到了17世纪，它很快就衰败下来，变成了仅仅是学术上的聪明而已。但正如17世纪枯竭了的加尔文主义的正统信仰被来自波兰的“索齐尼主义”思想重新注入生命力一样，17世纪的耶稣会会士们庄严的枯燥和道德上的“放纵主义”受到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的冲击——至少是在北欧：那就是在法兰西获得了胜利的有名的神秘主义复兴。由于这是一场天主教的运动，伊拉斯谟的名字再一次地被压制了：在正统的法兰西的天主教徒眼中，伊拉斯谟依然是“malheureusement catholique，s’ilestencore digne de ce nom”，[21]只有勇敢的作者，例如克劳德·朱利，才敢公开地承认他是自己灵感的源泉。[22]然而新的神秘主义的思想就是源自于他：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些思想就是“idées érasmiennes débaptisées”；[23]这些传入法兰西的思想并非来自意大利（那里而今被名声扫地的耶稣会会士所掌控），也不是来自西班牙（那里被残暴的修道士的反动行为所重新征服），而是来自天主教的莱茵兰，尤其是来自伊拉斯谟的故乡——荷兰南部的天主教地区。[24]到了新世纪之初，事实已经可以确认了。1713年，在题为“为伊拉斯谟正名”的文章中，一位法国天主教徒最后公开地颂扬了“那位伟大的人物”，他的努力在遭到了如此长时间的排斥后，终于得偿所愿。理性的、宽容的信仰时代已经到来了。[25]

那个时代如今看起来似乎正在结束。因此，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既是该时代的预言者，也是其殉道者的伊拉斯谟也许会有所帮助。当冥顽不化在红与黑两边都大行其道之时，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该如何办?今天会有些人说，知识分子应该选择一边担当一种军队牧师以鼓舞士气。我很清楚地记得在五年前，在柏林，一次所谓的“文化自由大会”鼓动西方知识分子，邀请他们联合起来声讨同样被布雷斯劳的一个“知识分子大会”鼓动起来的群体。但是我认为，如果伊拉斯谟屈从于政治压力，加入了路德主义者或修道士们肆无忌惮的狂热之中的话，他就不会像为了传播不诉诸武力的思想、从不放弃主张和平的伊拉斯谟一样，能在思想史上产生如此久远而积极的影响。知识分子也许就是公民，他们甚至也许不得不成为战士，但是却犯不着去当征兵军士。如果他们理性的思想在自己的时代没有为人所知，那就依然让他们阐述出来，而不是将其变成一种战斗口号：也许明天就能为人所知了。因为深入考察之下，历史表明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对立的双方，尽管各自有响亮抽象的口号，其实根本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不共戴天。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实际上都能为双方所理解。也许会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经历较为曲折的路途，也许还要偷偷摸摸地才能存活下来，但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无论我们是在思考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意识形态，一位18世纪辉格党主教的明智的话都很适用：“教会就像是诺亚方舟，值得挽救：不是为了那些几乎塞满了船舱、也许还会吵闹不宁的不干不净的畜生，而是为了那对船内的臭气和船外的风暴同样头疼的理性所占据的那一方小角落。”在理性时代以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那个“理性的小角落”被伊拉斯谟所占据。正是他，而不是路德或者加尔文，也不是教皇或者耶稣会士，依然在用人性的声音跟我们说话。

【注释】

[1] 选自《名人名事：历史散论》（Men and Events：Historical Essays，纽约：Hippocrene Books，1977），35——60。

[2] 胡安·德·贝尔加拉（Juande Vergara），引自M.巴塔荣（Bataillon）的《伊拉斯谟与西班牙》（Erasmeet l’Espagne，巴黎，1937），第493页。

[3] 《禁书目录》，1557年出版，此后多次进行过修订[编注]。

[4] 法语，“剑桥之精神有别于牛津之精神”，出自A.雷诺代（Renaudet）的《伊拉斯谟与意大利》（Erasmeet l’Italie，日内瓦，1954），第110页。

[5] 伊拉斯谟对西班牙的征服，已经成了关于伊拉斯谟本人及其作品的最著名的史学研究课题之一，见M.马塞尔·巴塔荣的Erasmeet l’Espagne（巴黎，1937）。关于伊拉斯谟在葡萄牙的影响，见M.马塞尔·巴塔荣的论文集《人文主义时期的葡萄牙》（Etudessurle Portugalautem psde l’Humanisme，可因布拉，1937）；关于他在法兰西的影响，见玛格丽特·马恩（Margaret Mann）的《伊拉斯谟与法国革命开端》（Erasmeetles Debuts dela Refor me Francaise，巴黎，1934）；关于他在意大利的影响，见A.雷诺代的Erasmeetl’Italie（日内瓦，1934）。

[6] 莫尔和科列特两人某个时期都曾想成为卡尔特教徒，莫尔在希恩，科列特则在里士满。伊拉斯谟对卡尔特教徒的尊敬从其对话体文章《骑士与卡尔特教徒》（Militiset Carthusiani）中可以看出，同时在他1527年写给一位修道士的信中也有所体现，那位修道士显然就是卡尔特教徒，当时正在考虑还俗（见艾伦编的《书信集》，第七卷，N o.1887）。

[7] hypostasis，基督的整个本性（同为神和人）；homoousia，圣子是在各个方面都像圣父还是本来就和圣父完全一样[编者注]。

[8] 即神职人员的背叛不忠——20世纪20年代一句口头禅，用来指16世纪人们行为的[编者注]。

[9] 即步兵团[编者注]。

[10] 即后裔或追随者们，通常指不断衰退的一代。

[11] 关于胡安·瓦尔德斯（Juan de Valdés）以及他与伊拉斯谟之间的关系，参见巴塔荣的Erasmeet l’Espagne，第373——392页。胡安是阿隆索·瓦尔德斯的双胞胎兄弟，后者是查理五世的秘书，信奉伊拉斯谟主义，胡安还在那不勒斯建立起了一个伊拉斯谟主义的圈子。

[12] 在1570年遭到彻底查封以前，《基督的裨益》一书在意大利被多次重印，广为流传，并且被翻译成了法语、西班牙语、克罗地亚语，也许还包括其他一些语言。在1570年以后，被（从法语版本）翻译成了英语，并且在1640年前先后重印过三次。到麦考利时代，人们认为其原本已经“如同利维的第二个十年一样毫无希望地消失了”；然而到了1855年，人们在牛津和维也纳又发现了两本，剑桥的版本被重印了两次。参见丘吉尔·巴宾顿（Churchil Barbington）的《基督之死的裨益》（The Benefitm of Christ’s Death，剑桥，1855）和G.帕拉蒂诺（G.Paladino）的Opuscolie Letere di RiformatoriItaliani del Cinquecento（巴里，1927）。

[13] 在A.凡·黑根的Bibliotheca Erasmiana（根特，1893）一书中，对伊拉斯谟作品的这种新教主义化有清楚的描述。

[14] 在E.马勒（Male）的《特伦托会议后的宗教艺术》（L’Art Religeux après leConcile de Trente，巴黎，第二版，1951）一书中，对教会官方使用艺术为受到挑战的罗马教义与实践呐喊助威有生动的叙述。

[15] 在约翰的第一封使徒书中，第5篇第7、8节长期被人认为是在意指三位一体。如果原文是真实可靠的，那这篇内容相当重要，因为它为该教义提供了来自使徒的权威性。然而，正如伊拉斯谟所指出的，也正如所有学者如今所赞同的，这篇文章系后人所加[编者注]。

[16] 语出J.H.赫克斯特（Hexter）的《莫尔的乌托邦，一种思想的传记》（More’s Utopia，the Biography of an Idea，普林斯顿，1952），第93页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加尔文主义在反宗教改革初期所占有的学术优势地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在我看来，出现了大量的史实错误，是因为人们未能分清宗教发展的连续阶段，例如在加尔文自己所处时代的学术性加尔文主义（与罗马的学术贫瘠相对）与17世纪早期退步了的加尔文主义（吸引了不同阶层人士并与罗马的学术复兴相对）。关于伊拉斯谟对加尔文的影响，参见玛格丽特·马恩的Erasmeetles Debuts dela Reforme Francaise（巴黎，1934），第161页起。

[17] 关于16世纪50年代人文主义者们逃往瑞士一事，（对西班牙）参见巴塔荣的Erasmeet l’Espagne，第749页；（对意大利）参见德利欧·坎提摩瑞（Delico Cantimo-ri）的《16世纪的异端意大利人》（Gli Eretici Italiani del Cinquecento，佛罗伦萨，1939），第88——92页，以及A.帕斯卡发表在《意大利历史杂志》（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932——1935）中的八篇系列文章“Da Lucca a Ginevra”；（对英格兰）参见G.H.加勒特的《玛丽一世时期的流亡者》（The Marian Exiles。1938）。

[18] 即地位更加低微的贵族；hobereaux：即乡绅[编者注]。

[19] [意思是异教徒是否该遭到迫害——编者注。]此书为匿名作者所著，但根据坎提摩瑞（同前，第160页）的看法，肯定是卡斯特利奥和福斯托·索齐尼二人所著。此后宽容便被人视为独有的“索齐尼”教义而加以关注和攻击。参见H.J.麦克拉赫兰（McLachlan）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索齐尼主义》（Socinian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1951），第9页注解。

[20] 阿米尼乌斯本人明确指出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伊拉斯谟的观点之上的。参见A.W.哈里森的《阿米尼乌斯主义》（Arminiamism，1937），第17页。他也经常被人指责信奉阿米尼乌斯主义（同上，25，37）。

[21] [意思是：不幸的天主教徒，如果他也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编者注。]语出Andre du Val，引自J.Dagens的《贝鲁尔与天主教复兴》（Berulleetles origins de la Restauration Catholique（布鲁日1952）第42页。

[22] 见布雷蒙，同前，IX，328，注解。

[23] [被免去了圣职的伊拉斯谟的思想——编者注。]见Dagens，同前，78——79。关于伊拉斯谟对于17世纪法国虔诚文学广泛的（即使是未公开承认的）影响，参见布雷蒙，同前，IX.358——359。

[24] 见DomHuyben统计，引自Dagens，同前，第105页，注解。

[25] 见玛索利尔的Apologieou Justification d’Erasme，引自Dagens，同前，第79页。伊拉斯谟思想在天主教会内部的复兴甚至渗透到了西班牙——小心翼翼地，且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见Jean Sarrailh，《18世纪末西班牙的宗教危机》（La Crise Re-ligieuseen Espagne à la Fin du XVIIIe Si ècle，牛津，泰勒讲座，1951），《启蒙的西班牙》（L’Espagne Eclairée，巴黎1954），193，637，681。即便没有直接引用伊拉斯谟的名字，M.Sarrailh所描述的宗教改革方案，带着“内部宗教”的崇信、圣经学、平信徒的信仰、对pratiques machinales，purement ext érieures（机械做法、纯外部形式）的反对等，实际上就是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

伊拉斯谟的思想 [1]

J.赫伊津哈

［第一部分］

是什么使得伊拉斯谟成为这样一个人——与他同时代的人们期待被其所解救、并且仔细聆听其解救众生的言论?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他带来了思想的新自由、知识明晰、纯粹与简洁的新境界、健康与正确的生活的新和谐。对他们来说，他就是新发现的巨大财富的拥有者，他只需要散发这些财富就可。

那么在这位伟大的鹿特丹人的思想里，到底有什么东西给世界带来了如此大的希望?

伊拉斯谟思想否定的一面可以解释为对任何荒谬的、毫无生气的、完全形式化的东西怀有发自内心的厌恶，这些东西正是中世纪文化未受间断的发展给思想的世界戴上的过于沉重的枷锁。每当他想到自己年轻时学习拉丁文的那些可笑的教科书，心中就会泛起一阵厌恶感，他将这些教科书——Mam matrectus，Brachylogus，Ebrardus以及其他等等都痛斥为应该清除掉的一堆垃圾。然而他对于这些早已变得毫无用处、毫无生气的陈腐垃圾的厌恶引申得更加深远。他发现整个社会，尤其是宗教生活，充斥着各种陋习、仪式、传统和观念，似乎都已和精神完全脱节。他并没有随随便便地把它们一竿子全都打死：真正让他反感的是人们在沿袭成规时往往根本没有理解，也没有正确的感觉。他对愚蠢荒谬的事物极其敏感，对高雅与内心的尊严有着敏锐的需求，对其来说，所有这些仪式与传统的领域只是一幕毫无用处、且让人心痛的场景，展现了人类的愚蠢和自私。而且，作为一位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人，带着对无知的鄙视，他似乎并未意识到那些宗教仪式也许还是包含有一些有价值的情感，带着未表露、未阐明的信仰。

在他的专著、他的书信，尤其是他的《对话集》中，总是描绘出一连串贪婪无知的修道士的嘴脸——就如看勃鲁盖尔的绘画展一样，他们利用自己的伪善和把戏欺骗着虔诚的信徒，自己则从中大肆渔利。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伊拉斯谟的作品中不可胜数），伊拉斯谟总是一再嘲讽一种迷信，即人去世时如果披上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修道士的道袍，灵魂就会得到拯救。

斋戒、规定的祷告、宗教节日的仪式不应全部忽略，但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其中而忘却了仁爱，对这些东西就连上帝也不会满意的。对于忏悔、特赦和其他各种祈福祷告也都是如此。朝圣变得毫无意义，而对于圣徒及其圣物的敬奉则充满了迷信和愚蠢。人们相信，只要早上看一眼画在墙上的圣克里斯托弗的画像，就能逃脱一天的厄运。“我们亲吻圣徒们的鞋子和肮脏的手帕，却对他们最神圣、最灵验的遗物，也就是他们的著作置若罔闻。”

伊拉斯谟对他那个时代似乎已经过时的、陈旧的东西之厌恶还要走得更远，它包括了整个中世纪神学和哲学学术体系。在三段论体系中，他所看到的只有玄妙的深奥和乏味的精妙。他与所有的象征和寓意从根本上都格格不入，他也毫无兴趣，尽管他偶尔也使用一些寓意手法，但他从未堕入神秘玄学的俗套。

正是这个体系的特点以及他自己思想的不足，使他无法接受这个体系。他带着高贵的愤怒和精准的嘲讽，抨击着对仪式和教会仪式的滥用，然而在对他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的经院神学的抨击中，他并不完全具有资格的一种高傲的讥讽占了主导。将他那个时代的保守神学家讥讽为magistrinostri[2]总是件很容易的事。

他那高贵的愤怒仅仅伤害了那些应该批判的人，同时强化了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的讥讽却不由自主地同时伤害到了好的与坏的，同时攻击了公共机构与个人，并且伤害他们的同时没有起到丝毫鼓励提高的作用。作为一名个人主义者，伊拉斯谟从来都不明白攻击一个机构、一个常规或一个系统的荣誉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这个机构还是所有一切中最为神圣的，也就是教会本身。

在伊拉斯谟心中教会的概念不再是纯粹天主教的了。在那个有着神秘主义基础、严格等级制度和完美对称统一性的辉煌的中世纪基督文明体系中，他看到的却只有外表的繁冗与虚饰。与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根据自己的想法所描绘的世界不同，伊拉斯谟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着迷人魅力与高尚情操的世界，并且向自己的同胞们描绘了出来。

这是一个古代文明的世界，却又是一个完全被基督信仰所照亮的世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过的世界。因为它与君士坦丁和伟大的早期基督教教父们那种时代所显示的史实——无论是拉丁文化的衰败和希腊精神的退化，还是即将来临的新野蛮主义和拜占庭精神——都无一相似之处。伊拉斯谟想象中的世界是一个纯粹古典主义（这对他来说也就是西塞罗、贺瑞斯和普卢塔克这些人，因为关于希腊精神的兴盛时期他完全是疏远的）和纯粹的、恪守圣经的基督精神的综合体。那么这个世界能否真正统一起来呢?事实并非如此。在伊拉斯谟的心中，正如我们从其职业生涯中所看到的，他的思想之光在异教的古文明与基督徒之间来回照耀。但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还是基督教的，他的古典主义对他而言仅仅是个形式而已，从古代文明中他只是选择那些在道德倾向上符合自己基督教理想的元素。

也正因如此，即使他出现在早期人文主义兴起的一个世纪以后，伊拉斯谟对他那个时代而言也是新兴的。这种古代文明和基督精神的统一曾经萦绕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的思想，他的门徒们因为受无法抗拒的古典形式的魅力所吸引而忽略了这一点，而今它又被伊拉斯谟提了出来。

纯粹的拉丁文化和古典精神对伊拉斯谟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因为它的实现对我们而言不像对他那样，是一种艰难的征服与辉煌的胜利。要想有这种感觉，就必须在一所严格的学校里学到对新野蛮主义的仇恨，而这一点在伊拉斯谟的写作生涯初期创作的Antibarbari[3]中得到了体现。“哥特式的”已经成为称呼一切陈旧的、粗鄙的东西的一个侮蔑性的词语。伊拉斯谟所用的“野蛮”这个词语也包括了中世纪精神中我们最欣赏的很大一部分。伊拉斯谟心中对于他那个时代重大学术危机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他将其视为陈旧和新生之间的矛盾，而这对他来说就是恶与善。在传统的拥护者里，他看到的只有蒙昧主义、保守主义和对bonaeliterae[4]（他及其同道极力维护的正当目标）的无知反对。伊拉斯谟心中已经形成了更高层次文化兴起的概念，这个概念从此主导了文艺复兴的历史。这是发生在他那个时代两三百年前的一种复兴，除了文学以外，所有的雕塑艺术也都包括在其中。和“恢复”与“再度繁荣”这些词语一样，“复兴”这个词语也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这个世界就像从沉睡中醒来一样复苏了。仍然还有一些人冥顽不化，还在拼命死抱着他们迂腐的无知。他们害怕如果优秀的文化一旦重生，全世界充满智慧，就会暴露出他们一无所知的面目。”他们并不知道古代圣贤们能有多么的虔诚，不知道苏格拉底、维吉尔还有贺瑞斯，或者普卢塔克的Moralia[5]是如何的圣洁，不知道古代文明史上关于宽恕与真正美德的例子有多么丰富。对于一切虔诚的、能成就美德的，我们就不能称之为亵渎的。对于生命的看法，再没有比西塞罗在De Senectute[6]中所提出的更有尊严。

要想理解伊拉斯谟的思想及其在他同时代人们心中所具有的魅力，就必须先了解他内心中视为迷人梦境般的理想生活。这也并非他一人的梦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士都很珍视那种愿景，也即在一片安宁和谐的大树底下房子的荫凉里，鸿儒好友之间安静恬适、无忧无虑但也十分严肃地往来交谈。整个时代都渴望着简单、真诚、真实和本性的实现。他们的想法总是沉浸在那古代文明精华的憧憬里，尽管实际上那些想法要比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加接近于中世纪的理想。在美第奇的圈子里，它就是卡瑞奇的田园风光；在拉伯雷那里，它就体现于德兼美修道院的梦想中；它在莫尔的《乌托邦》和蒙田的作品里找到了心声。在伊拉斯谟的作品里，这种理想的愿望反复体现为一次友好的漫步，再继以花园小屋里的一场宴饮。这种形式被他在《反野蛮主义》中用作开场，在对与科列特宴饮的多次描写中、在《对话集》的多次对宴会描写中都曾提到。尤其是在Conviviumreligiosum[7]中，伊拉斯谟对他的梦想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一方面很值得将其与德兼美修道院相比较，另一方面也很值得将其与伯纳德·帕利斯所描述的娱乐花园的美妙设计相比较。[8]这种18世纪荷兰式的小庄园和花园小屋是民族精神愉悦的寄托，也是一种纯粹的伊拉斯谟理想的实现。宗教圣筵的主人如此说道：“对我来说，一幢朴素的乡间庄园，一个小窝，比任何宫殿还要舒适，如果说身无羁绊、可以随心所欲就是国王的生活，那么我就是这儿的国王。”

生活的真正乐趣存在于美德与虔诚之中。如果快乐地生活着的人是享乐主义者，那么没有任何人能比生活在圣洁与虔诚里的人更像真正的享乐主义者。

生活的理想快乐也是完全田园般的，因为它要求人们远离对尘俗的关心并蔑视一切肮脏的事物。关注尘世间发生的一切，以了解市场、英格兰国王的计划、罗马的新闻、丹麦的情况等等为荣，都是愚蠢的做法。Colloquium Senile[9]中那位智叟就对名誉淡然处之，有着不易引人注意的平庸，对任何人和事物不置一词，对整个世界一笑而过。内心安宁，书香满屋——这就是最令人向往的。

在这种安宁和谐理想的郊外，开出了许多审美观的花朵，例如伊拉斯谟对庄重的感觉、对友好礼节的极大需求，还有在人们温和礼貌、文明友善的态度中所获得的乐趣。旁边就是一些他学术上独有的特点。他痛恨暴力与奢华，因此希腊戏剧里的合唱队让他不高兴。他认为自己诗歌的优点就在于其中没有过多的激昂，也不带有哀婉动人的词句——“我的诗中没有任何暴风骤雨，没有漫过堤坝的滚滚山洪，也没有任何铺陈夸张。有的只是简言寸语。我的诗宁可守在坝内也不逾越边界，宁可贴着岸边也不去乘风破浪。”在另一个场合他这样说道：“我最喜欢的诗是那种和散文相去不远的，不过如果理解起来是最妙的散文。正如费罗萨努斯所解释的那样，那些就是最美味的鱼但又并非真正的鱼，是最可口的肉但又并非真正的肉，是沿着海岸前进的最愉快的航行，是沿着水边最惬意的漫步。所以我特别喜欢口语化的诗句和诗意化的演说辞，如此就能在散文中品味诗，在诗中品味散文。”这就是有着中间色调、细微明暗变化、从未完全明确表达过的思想的人。但他又补充道：“牵强附会、矫揉造作也许会让别人满足；但对我而言，主要关心的似乎是能从事物本身中创作出自己的语句，并且让自己更专注地去表现事物，而不是卖弄自己的创作。”这就是一名现实主义作家。

正是由于这种观点才形成了他那令人赞叹的简洁明晰的风格，还有他那论证恰如其分的分割与呈现。但也正是如此才使其缺少了深度，使得罗嗦成了他的特点。他的机器转得太顺了。在他晚年没完没了的“辩解书”（apologiae）中，总是会碰到新的论争，会有新的文章需要指出来，或者会需要新的引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赞成简洁，但从未做到过简洁。伊拉斯谟从未创造过一个完美而简洁的句子，能够成为俗语或者为人所周知。如今已没人会引用伊拉斯谟的文字。《格言录》（Adagia）的收集者未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句子。

对于像他那样的头脑，真正的工作就是释义，而他的确深深地沉迷其中。静下心来、阐释解析就是他喜爱的工作。他阐释了《启示录》以外的整部《新约》，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伊拉斯谟的思想既不是哲学的，也不是历史学的，既没有准确的、逻辑的辨别能力，也不能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出发去抓住世界发展规律的深层精髓，其中万事万物通过其本身的多样性呈现出一种影像。从任何意义上说，他的思想都是文学性的。但仅凭这点他还不能征服和迷住整个世界。他的思想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伦理学和很强的美学特点，正是这三个特点综合到一起才成就了他的伟大。

伊拉斯谟思想的基础就是他对自由、清晰、纯粹、简洁和恬静的热切渴望。这是一种对生活的古老的向往，他通过自己丰富的思想往其中注入了新的内涵。没有了自由，生活就不再是生活；而没有祥和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他之所以从不偏向哪一方，就是因为他对完全的独立有着一种迫切的需求。任何倒向某一方的做法，即使是临时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桎梏。在其《对话集》中就经常不自主地表达出他自己对生活的理想，文中一位对话者表示自己决不结婚，不任圣职，不加入修道院，也不和他人建立任何日后无法摆脱的联系往来——至少在完全了解自已以前不会。“那会是什么时候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我从未依附于任何党派，再没有其他事能让我如此庆幸的了。”伊拉斯谟在晚年曾如是说道。

所谓自由，首先应该是精神上的自由。“然而那属于灵者能审判一切，却无人能审判他，”这是圣保罗曾说过的话。如果一个人能够主动地做得比人间法律所规定的还好，那么他还需要规定干什么呢?用制度去约束一个显然受到神的精神启示的指引的人，这是怎样的一种傲慢！

在伊拉斯谟的作品里，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认为正直者好到无需刻板形式和规定的的乐观想法的源头。和莫尔在《乌托邦》中以及拉伯雷一样，伊拉斯谟已经依赖于自然的规律，这种自然规律使人生来向善，且只要我们心中充满真挚与虔诚，就可以遵循这一规律。

伊拉斯谟关于教学和社会的观点也充满了对符合自然规律的事物的信心、对简单合理的事物的渴望。在这个方面他远远超前于所处的时代。对伊拉斯谟关于教育的思想展开更完全的讨论将是一件很让人心动的事。他这方面的观点正好预示了18世纪人们的想法。小孩子应该在游戏中、通过他所喜欢的事物、从图片中学习知识。大人应该温和地纠正孩子犯的错误，习惯体罚、虐待学生的教师是伊拉斯谟所痛恨的；对他来说这职业本身是神圣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教育应该从小孩出生开始。和别的方面一样，在这点上，也许伊拉斯谟有点过于看重古典主义了：他认为好友彼得·吉勒斯应该往其两岁大的儿子脑中灌输古代语言的基础知识，这样小家伙就可以咿咿呀呀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向自己的爸爸打招呼了。但从伊拉斯谟所表达的关于指导和教育的观点中，流露出的是怎样的温和与良好明晰的判断力啊！

而他关于婚姻与妇女的观点同样如此。在性关系的问题上，他明确坚定地支持妇女。他关于女孩和妇女地位的观点中带着浓浓的关爱与体贴。在《对话集》里，没有哪几个人物像和恋人在一起的女孩或与修道院院长的机智诙谐对话中博学的女士一样赢得作者那么多的同情。伊拉斯谟关于婚姻的理想也是真正社会性的和健康性的，让我们为国家、为基督养育孩子，恋人说，养育继承了正直父母的好性格的孩子，养育家里有良好榜样引导的孩子。他多次反复提到母亲亲自哺育孩子的责任。他还提示家里应该如何整理得既朴素又整洁；他自己也费心去琢磨关于有用的童装的问题。在那个年代，谁能像他那样站出来为那些堕落的女孩、为那些被生活所迫的妓女说话?谁又能如此清楚地看到传染了被伊拉斯谟如此痛恨的欧洲新疾病的人结婚后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他恨不得希望这种婚姻能立即由教皇判为无效。伊拉斯谟并不同意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依然非常流行的简单的社会理论，即女人应为通奸和荒淫承担所有的责任。他说道，在那些生活在原始状态的野人中，男人通奸会受到惩罚，而女人则会得到宽恕。这里同时似乎也表明，伊拉斯谟知道（即便是半开玩笑地），生活在野蛮状态里的身无遮掩的岛上居民们自然的美德与快乐。很快这个观点在蒙田的作品里再次出现，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被发展成为一种文学信条。

［第二部分］

简单、自然、纯粹与理性，在我们从其伦理与美学观点转向其学术观点时，这些对伊拉斯谟来说依然是最重要的要求。的确，很难将这二者完全分开。

伊拉斯谟说，这个世界充斥着太多人类的规定、观点和经院教条，背负着太沉重的修道会的暴虐权势，因为这一切，福音教义的力量在削弱。信仰需要简单化，他说道。土耳其人会怎样说我们的经院哲学?一天科列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书海和科学是没有尽头的。那么，让我们避开所有的弯路，找到一条捷径抵达真理的彼岸吧。”

真理必须是简单的。“真理的语言是简单的，塞内加如是说。那么，再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简单的了。”“我希望，”伊拉斯谟在另一个场合说道，“这种简单而纯粹的基督信仰能深深地印到人们心中，并且我认为实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在对原始语言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应对原始文献本身进行理性的思考。”

这里一个新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回归到原始文献！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语文学的要求，同样还是生活中伦理与美学的必需。原始的和纯粹的，所有尚未生长过度或尚未经历太多人手的，都有着一种超凡的魅力。伊拉斯谟将其比作像我们亲手从树上摘苹果一样。为了能呼唤整个世界重新回到古代学问的简洁中去，能将这个世界从已经浑浊的池子里带回到那些依然存活的、最为纯净的源头中去，带回到福音教义最为清澈的起始处——由此他看到了神圣的目标。关于清澈流水的比喻并非是没有涵义的，它反映了伊拉斯谟强烈信念中的心理学特点。

“为什么，”他大声疾呼，“人们宁愿不厌其烦地死抠各种各样的离他们很远的哲学体系的细节，而忘记了去挖掘基督教本身的原始文献呢?”“这种智慧如此优秀，乃至可以永远使整个世界的智慧都相形见绌。尽管它也许可以从那些少数典籍中，就像是从一个清澈无瑕的源头中一样，总结得到，且和从如此纷繁芜杂的卷宗中得出亚里士多德的智慧相比要容易得多，而且成果丰富得多……这种途径所需要的工具十分简单，并且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哲学谁都可以理解。基督希望自己玄妙的教义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得以传播……这种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推理，不如说是一种性情；与其说是一种争辩，不如说是一种生活；与其说是一种学识，不如说是一种灵感；与其说是一种逻辑，不如说是一种转变……基督自己称之为Renascentia（复活），而基督哲学不是复苏神创的大自然的美好又是什么?——而且，关于这一点尽管没有人像基督那样肯定而有效地教过我们，但即使在异教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很多与其一致的观点。”

这就是这位崇尚《圣经》的人文主义者的观点。每次伊拉斯谟提到这些观点时，他的声音总是再清楚不过了。“希望没有人，”他在《新约》注释本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像接受格利乌斯的Noctesatticae（《阿提卡之夜》）或波利齐亚诺的Miscelanies（《杂录》）[10]那样，去接受这部作品……我们面前是神圣的事物。这里不是有没有说服力的问题，这些事物通过其简单与纯粹，就能最好地摆到世人面前。想要在这里炫耀人类的博学是荒谬的，想要以人类的雄辩为傲也是不虔诚的。”然而伊拉斯谟自己却从未像那时一样雄辩过。

这里之所以把他抬高到一个超过他平时的力量与热情的位置，是因为他在战斗，为了拥护圣经批评权力而战。当时的现实让他反感：知道不同《圣经》文本有所分歧且讹误百出时，尽管明明有希腊版本，通过它可以了解最初的形式和基本含义，但人们还是只能学习拉丁文《圣经》。

他受到了指责，因为他仅仅以一名语法学家的身份，敢于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和违反语法规则的地方而批评《圣经》。“是的，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然而正因为这些细枝末节，我们有时甚至看到伟大的神灵都结结巴巴、胡言乱语了。”关注语文上的细节是必要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己的食物、衣服、钱财做到如此精确，而只有神圣的文献中的这种精确却让我们不乐意了呢?他一路爬着前进，他们说道，他疲于应付单词和音节！为什么我们要轻忽上帝的任何词语，而他正是我们以‘话语’的名义所敬仰和崇拜的?但是，就让它这样吧！随那些人去以为我从未能够有更大的成就，而只是由于思想懒惰、性情无趣或学识不足而承担起了这项最低等的工作吧。毕竟，认为用一腔虔诚的热忱做出的努力都是有益的，这还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带来了砖瓦，却要建起上帝的庙宇。”

他不想太过倔强刚硬。就让拉丁文《圣经》用在礼拜仪式上，用在传经布道中，用在学校课堂里，但坐在家里读了我们的版本的人会因此而更加理解自己所看的。他，伊拉斯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别人指责他错了时给出解释并且承认自己的错误。

伊拉斯谟也许从未真正意识到过，自己的语文批评方法会在多大程度上动摇教会的基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他的对手们“非要认为当神圣的书能够以纯正的形式供给人们诵读、人们试图在原作中去理解这些书本时，自己所有的权威会马上消失殆尽”。他并没有觉出一本神圣的典籍不容置疑的权威意味着什么。他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人们可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圣经》，因为通过考察不仅是说了什么，而且是谁说的，为谁说的，在何时、何种场合下说的，前言后语都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历史的语文学批评方法，将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都暴露了出来。在阅读《圣经》时，碰到某个似乎和基督教义或其神性相对的地方，宁愿相信是还不懂这个语句或是读的文本可能有讹误，这对他而言似乎是特别虔诚的想法。在不知不觉中，他从对不同版本的《圣经》的修改转而变成了对内容的校正。那些使徒书并非全是由书上所说的那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所写。有时候，这些使徒们自己也会犯错误。

对伊拉斯谟来说，他精神生活的基石不再是一个整体了。这种基石在一方面，是对一种正直、简单、纯粹和朴实信仰的强烈渴望，即想成为一名善良基督教徒的最虔诚的愿望。但同时，它又是对高品位、和谐、古代圣贤清楚而准确的表述那种不可抗拒的学术与美学需求，对赘冗繁杂事物的厌恶。伊拉斯谟认为好的学术也许能够为信仰及其形式进行必要的纯粹化提供有力的帮助。教堂圣歌应该进行更正。他从未相信过，基督教的教义与古典主义是不相容的。这个在宗教研究领域里要求任何一位作者提供证据的人，却丝毫不觉自己也在毫无理由地承认着古代圣贤们的权威性。他何等幼稚地反复到古代典籍中寻找证据来支持一些大胆行为！人们说他是批判性的?难道那些古代圣贤们不是么?他允许自己插些题外话?古代圣贤们也是一样，如此等等。

在伊拉斯谟心中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认为生活的实践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这一信念，他对自己推崇的古典有着深深的共鸣。通过死记硬背记住斯多葛派学者们或逍遥派弟子们的观点的人不是伟大的哲学家——而只有那通过自己的生命和道德表达出哲学的含义的人才是，因为这才是哲学的目的所在。一名真正的神学家不是通过矫饰的诡辩，而是通过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面容和双眼、自己的生命，来教导世人应该轻视财富。达到这个标准正是基督自己所谓的Rena-scentia。伊拉斯谟仅仅在基督教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但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与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文艺复兴概念是紧密相关的。人们对于文艺复兴中世俗的与异教的方面几乎总是估价过高。与阿雷蒂诺或卡斯第里欧尼相比而言，伊拉斯谟更像是他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古典那轻柔的微风拂过了他心中的基督教的情愫。正是这种基督教徒的不懈努力与古典精神的结合，才造就了伊拉斯谟的伟大成功。

如果没有表达形式的协助，仅靠思想的意图和内容是无法影响这个世界的。就伊拉斯谟而言，他的才能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表述上完美无缺的清晰与平易、他的生动、睿智、想象、热情与幽默都为其作品增色不少，这种魅力对其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抗拒的，甚至，只要我们一读到他的作品，也会被其深深打动。有了所有这些成就其才华的因素，伊拉斯谟毫无疑问、完完全全是一位文艺复兴的代表。首先有他的永远恰当。他的作品从不含糊，也决不晦暗——总是有理有据。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山泉一样潺潺而流。在语调、措辞和语气上听起来总是那么真实。它几乎有着阿里奥斯托那样的轻巧的和谐，同时又像阿里奥斯托一样，决不悲怨，也决没有真正的夸张。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真的，但它自己却从未真正地自我陶醉过。

伊拉斯谟的才能中更富艺术性的方面，在其继更加勤勉的努力后创作的两部闲散作品，即《愚人颂》与《对话集》中最为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虽然毫无疑问这些方面在其所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也只有这两部作品在其对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中有着极大重要性。因为当圣哲罗姆的作品赢得了上百名读者、《新约》赢得了上千名读者的时候，《愚人颂》和《对话集》则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因为伊拉斯谟从未在其他作品中如此自然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这两部作品显得愈加重要。

在每一篇对话中，甚至在最初的几篇纯程式化的对话中，都能看到喜剧、中篇小说或讽刺文的速写影子。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没有“要点”，没有一段表述没有生动的想象。其中有着无与伦比的精妙之笔。Abbatis et eruditae coloquium[11]中的修道院院长就是一个莫里哀式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伊拉斯谟总是那么高超地描绘着他笔下的人物和场景，因为他看得到他们。在“分娩的女人”中他从未忘记过犹查佩路斯是一位艺术家。在“抓子儿游戏”的最后，当两位对话者解释完拉丁游戏抓子儿这个术语后开始玩时，卡洛斯说道：“不过要先关上门，不然厨师会看到我俩像小孩子一样在玩抓子儿的。”

就像霍尔拜因给《愚人颂》加上插图一样，我们也希望勃鲁盖尔能给《对话集》加上插图，因为伊拉斯谟对于事件机智而又清晰的想象能力正和这位艺术大师是如此的接近。棕榈星期日酒鬼们的游行、海上遇难船员的营救、正在等待旅行马车的老人——车夫却还在喝酒，所有这些都是最有代表性的荷兰风俗画的例子。

我们喜欢谈论文艺复兴中的现实主义。伊拉斯谟对这个可感知的世界有着永远无法满足的求知欲望，从这点意义上来说，他理所当然地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他想知道一切事物和它们的名字：每件事物的细节，无论是如何遥远的事，例如罗马人玩的游戏名称和相关的规则等。仔细读一下他对《宗教圣筵》里花园别墅中装饰画的描述：这完全是一节实物讲解内容，一种对现实形式的图解表述。

由于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热爱和对灵活通畅的词句的偏好，文艺复兴陶醉于丰富的想象和表述。拉伯雷经常做的，也就是对所有名称和事物的枚举，对伊拉斯谟来说并不陌生，不过他是用于知识的和实用的目的。在Decopia verborum ac rerum[12]中，关于各种表达能力的技巧展示就一个接着一个——他列出了表达“我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或者“我觉得会下雨”的五十种不同方式。这里可以看出对一个主题及其变化的美学冲动：就是为了展示语言逻辑所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其他作品中，伊拉斯谟也喜欢放纵自己积累才华宝库的这种爱好。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从来不会只列出一个例子而不让自己去穷尽所有的范例：在Ratio verae theologiae、De pronuntiatio-ne、Lingua和Ecclesiastes[13]中都是如此。他对于Adagia、Parabolae和Apophthegmata[14]的收集都是出于对文艺复兴（顺便提一下，这也是中世纪的一种传承）想要沉浸于这个可感知的世界的财富、沉浸于语言与事物的迫切渴望之中的。

对于好奇事物的细微观察的敏锐知觉已经洞开。尽管伊拉斯谟不知道证实自然奥秘的需求（这种需求曾经激励过达芬奇、帕拉切尔苏斯和维萨里），但就敏锐的观察而言，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对于不同国家的习惯和风俗特点，他有着开放的眼界。他观察瑞士士兵的行进步法，观察纨绔子弟们的坐姿，观察皮卡第人说法语时的发音。他注意到在原来的图画中，坐着的人总是半睁双眼，紧闭双唇，以此为端庄的象征，并且注意到有些西班牙人生活中依然以这种表情为荣，而德国的绘画艺术中则喜欢将人的嘴唇画得撅起来，好像要接吻的样子。他对奇闻轶事的生动感觉归属于此，这在其所有的作品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而尽管伊拉斯谟表现出了所有这些现实主义的特点，他所看到并且用文字描绘出来的这个世界却不完全是16世纪的真实情况。一切都被拉丁文所掩饰。在作者的观点与现实之间，是他古代风格的语言。在他内心深处是想象。他所反映的现实是有所删减的有限的16世纪的现实。他缺少那个时代一切激烈的、直接的特点，还有它的粗糙。和艺术家们相比，和路德与加尔文相比，和政治家、航海家、士兵以及科学家们相比，伊拉斯谟是作为一名隐士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仅仅是由于拉丁文的影响。尽管他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和敏感性，伊拉斯谟永远也没有和生活进行完全的接触。在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鸟儿歌唱过，也没有风儿沙沙地吹过。

然而他的那种节制或者对率直的恐惧不只是一种负面特征，它还产生于一种对一切事物基础的不确定性的感知，产生于对一切存在的模糊性的敬畏。如果伊拉斯谟经常地在真诚与嘲笑之间的边界线上徘徊，如果他几乎从未能给出一个清晰深刻的结论，那不仅仅是因为谨慎和不敢表态。不论在什么地方，他所看到的就是阴影，是词语含义的混杂。事物的名称对他而言不再是对中世纪的人那样像黄金上镶嵌着的水晶，或者是苍穹中密布的繁星。“我很不喜欢武断，以至于只要是《圣经》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和教会的规定允许的话，我就很容易会偏向怀疑论者。”“什么东西不会犯错?”所有关于神学思考方面细微的争论都是因危险的好奇心而起，并且会导致不虔诚的鲁莽。所有关于三位一体论和圣母玛利亚的著名争辩最终有何益处?“我们已经给那么多本来可以保持不为人知或者不作定论而并不会危及我们救赎的事物下了定义……我们的宗教的精髓就是和平与统一。而如果我们不尽可能少下定义，留下很多问题让个人去评判的话，这些精髓就很难存在。如今大量的问题被推延到了主教特别会议上。如果将这些问题推延到移去玻璃、扫除黑暗、我们能面对面看见上帝的时候，就会好得多。”

“在宗教研究里，有上帝并未规定我们去查探的圣地，如果我们试图洞察那里，那么我们摸索前进愈远，黑暗就会愈深，如此我们也会发现神灵智慧那莫测高深的威严，以及人类理解的愚拙。”

【注释】

[1] 选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纽约，1924；伦敦：费登出版社，1952），101——116。

[2] 我们的大师[编者注]。

[3] “反野蛮主义”[编者注]。

[4] 优秀文化[编者注]。

[5] “道德论集”[编者注]。

[6] “论老年”[编者注]。

[7] “宗教圣筵”[编者注]。

[8] 德兼美修道院是拉伯雷关于自由论者修道院的一个幻想；伯纳德·帕利斯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个陶工，他在16世纪后期曾写过关于园艺方面的东西[编者注]。

[9] “老人的对话”[编者注]。

[10] 即用于轻松娱乐。[编者注]

[11] “修道院院长与博学的女士”[编者注]。

[12] “语言与事物的丰富性”[编者注]。

[13] “真正神学的理由”、“论发音”、“论语言”、“传教士”[编者注]。

[14] “格言”、“比喻”和“谚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