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Author: [美] 布赖恩
Date: 2015-09-14 16:00:00+00:00
Keywords: 日本; 历史; 文化
Description: 这是一本与《菊与刀》研究视角迥异的书，本尼迪克特更多的是作横向式的民族性研究，揭示了日本人生活的诸多层面，而这本由周作人悉心指导和校阅的小书却是完全纵向的文明史研究，它对2500多年的日本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我们欲了解日本文明，这样的观察是必须的，正如本书译者所言：“想要知道她骨子里是如何，则吾人必须分析她的既往。”
Publisher: 当代中国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明小史／（美）布赖恩著；健者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54-0619-0

Ⅰ．①日…　Ⅱ．①布…②健…　Ⅲ．①文化史-研究-日本　Ⅳ．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9058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袁又文

封面题字　刘朝辉

责任校对　谷　风

装帧设计　彭　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5印张　8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转出版部。

让思想去旅行

编辑者言

在中外出版物中，有一类小书，篇幅短小，语言通俗，轻松可爱，如溪水中的松影，自有一种清简之美。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笔力轻点，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吴经熊先生的《唐诗四季》，笔意蹁跹，文采斐然，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明辨故实，条分缕析，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这些“小而可贵的书”，无一例外，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虽然没有“大书”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但见肉见骨的精华，绝对令人受益匪浅。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历久弥新，书香满口，为一般读者可读、可懂、可藏。

丛书名曰“小书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不限门类，不限年代，不限国家，只要有文化的积淀，可喜的文字，阅读的趣味，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均为“小书馆”所收之范围。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曾为读书人所喜爱，但堙没已久，难觅其踪。“前人之努力，无数心血，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这也是“小书馆”最初的缘起。但书海茫茫，收不胜收，“小书馆”不求规模的宏大，不限时间的长短，不拘门类的均衡，只要得中意的小书，达到一定册数，且可编为一辑的，便会推出。

“小书馆”所收之书，虽是小书，却是值得大观的。这套丛书的作者，很多为一派之宗，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与王国维、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之一的齐如山，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掌故学大师瞿兑之，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等等。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

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但它不是时髦的，也不是热门的，有的还是冷僻的。在此纷繁之世，出版这样的书，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读书一事，不合时宜，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学者、出版家傅璇琮说：“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剩下。冷能避俗。”不过“人各有心，不能皆合”，正如你喜青皮橄榄、毛尖绿茶，他却喜口香糖、可乐，或是其他别的东西，喜者自喜，厌者自厌，但这无妨，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小书馆”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提供几本可看的书，也就够了。

林语堂先生曾说，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这样看来，读书亦如吃饭、打牌、下棋、聊天、看电视等，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迄今为止，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关乎心智、成长、品位……如此，于闲暇之际，一壶茶，一册书，去寻得书中的乐趣，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岂不快哉！

让“小书馆”与您结伴而行。

“小书馆”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写在前面

日本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点，以之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而其中传播最为深远的，毫无疑问当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诚如书中所写，在有关日本的研究论述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同样的经纬：日本人好斗但又温和；穷兵黩武但又扬善倡美；孤高傲慢但又彬彬有礼；忠诚可靠但又易于叛变；因循守旧但又顺应潮流……那么，由这样一个矛盾的民族所谱写的历史长卷是否同样尖锐且费解？或者，到底是怎样的历史变迁与文明演进最终洗涤出如此与众不同的民族？

除开好奇与求知以外，对于我们而言，如何客观理性地去接受关于日本文明的种种真相，亦是一道课题，不论是欣然接受还是带着厌恶感去接受。本书的译者序虽仅有寥寥数语，除提及译本曾得益于周作人先生的悉心校阅之外，我们对东邻日本普遍的复杂心态也昭然若揭。纵然，民国早已成为历史，但时至今日，我们却仍旧无法说，那个苦难时代的记忆，也随着民国的结束而结束。事实上，更可能的情形是，它将永存于心，换一种形式，永不结束。

欲研究一个国家的文明演进，势必离不开比较，唯有比较才能找出差异，而那些差异才是真正令人感兴趣之处。于是这就要求著作者不但须掌握文明的普遍性知识，更须具有关乎一些主要文明的专门学识。而本书作者在此基础上，为真切考察日本政治制度与人民生活，长期在日本居住，为研究日本文明，付出了多年的时光。而同时他又是一个他国的、冷静的文化观察者，这也使他能够保持一种特有的新鲜感和敏感度，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一个日本人写日本，会忽略很关键性的事物，因为他们对这些太熟悉了，就像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那样，他们已经感觉不到它”。

本书从日本民族的初始到近代文明的形成，虽以历史更迭为线索，但书中部分观点之犀利，远非时间本身那样有迹可循，而是足以颠覆读者以往诸多假想与揣测的掷地有声。依我之见，这本小书的最优之处便在于，许多问题与其说它搔着了痒处，不如说它直接戳着了痛处。毕竟，了解史书的记载是一回事，但要对记载做出解释就全然是更见功力的另一回事了。作者在书中对此更是直言不讳，“写日本史可靠的专家不只一人，解释日本文明特质到确切或适当处的却没有：由近世科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例如宗教可以说是文明最重要的显影之一，它对于文明、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全方位的。所以当本书的时间轴来到西元六世纪，佛教伸入日本之后，便再也不可能脱离佛教而谈日本文明。但佛教对日本文明的进步究竟有无助益？利弊几何？作者的层层分析，令人咋舌。

佛教初到日本的二百年间，与所有外来新教一样，都不免招致反对，尤其是旧信神道教徒的排斥。直至天皇信教，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始能顺风顺水。但佛教的兴盛，乃至一度成为日本国教的辉煌，与许多论著相反，在作者的剖析下，却成了日本文明发展缓慢的祸首之一。

佛教教义的暧昧与妥协，让日本人在和平时期，无心于政治、国家；而在征伐年代，向善的教义却又无力束缚屠杀与内乱的风云变幻，从而失却匡正和挽救社会的能力。为求解脱，人们存在的意义与重心，过早的转移到另一世界中去，厌世主义大行其道，整个日本的民族精神都为之一变，低沉忧郁，声声哭腔融入艺术文学领域，谓之“物哀”。可现世的沦亡、国家的败落、国民意识的分化，历历在目却又熟视无睹。一切是非对错、沧海桑田，对普罗众生似乎都成了无可奈何之事。被动消极的人生观，最终仿佛也浸染了彼时的日本文明——要忍耐，不要改变。

另一方面，操权者也多利用佛教之权威为自身谋利正名。如奈良时代的藤原氏，假天子以令天下，积极推广佛教中崇尚归隐的思想，以此敦劝那些有名无实又固执己见的天皇，早日退隐为僧，尚可落得个“法王”的尊号。而这种王不王、国不国的苦楚，日本一直忍受到西元十世纪。及至平安时代，佛教不仅可作为“不可使民知之”的手段，更得以依附其无须缴纳赋税的田地和建筑群，获得敛财的途径。仿唐长安、洛阳而建的奈良、京都，时至今日仍寺院林立，若说“四百八十寺”，恐也有多无缺。置身其中，委实难以想象这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白墙黑瓦、枯山古池，也曾几番沦为钱权勾结的泥沼，于青灯古佛下，堂而皇之地吞噬民之膏血。

最终佛教给日本文明带来的积极贡献，似乎都集中在了文学与艺术领域，如众所周知的《万叶集》、《枕草子》等经典。在山水自然中，轻描淡写的描摹生之短暂与无常，观照世间的无限可能，而与此同时，也看透它的局限缺失。喜无大喜悲无大悲，秋鹿哀鸣，春樱凋败，千年的积雪会融，绝好的韶光易逝，点滴间仍是大和民族倾心自然的清美与敬畏，而佛教所倡导的内省，是更为抽象的事物，兴许并不会直白地落于笔下，只因其早已有了足够的力量成为一种创作源泉。至于艺术，佛教的影响更是面面俱到，绘画、音乐、瓷器、刺绣、建筑、插花、戏剧、茶道……就连武士也需要在晏坐安禅的功课上好生精进，参悟人生之虚妄，将有助于他们摒除诱惑，一心忠孝，无惧身死。凡此种种，足见佛教思想在日本文明中的根深蒂固——它并没有成为文学或艺术本身，而是成为了文学与艺术的意义。

诸如此类的解析书中随处可见，即是说书中的每一页都或有未曾预期的神来之笔，若细加品味，定会折服于作者独特绝妙的剖释逻辑。

当然，对于这本出版已有80多年的小书而言，有的观点与材料毕竟时过境迁，局限性日渐显露。此外，并非完全真实准确的叙述，书中也是有的。但与《菊与刀》一样，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更在于它的敏锐与洞察，而非不可企及的绝对正确。

妙欢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译者序

鸦片战争后，我国一向在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而我们的东邻——日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二十一条之要求，济南及各地的惨剧一再发生。其狞狰的面孔使人望而生厌。然而这不过是表面上的行动，想要知道她骨子里是如何，则吾人必须分析她的既往。我译此书的动机就是在此。

本书中专名辞之汉译，多赖周作人先生指导更正，译后又劳周先生代为校阅，谨此志谢。

健者

一九二九年五月

目录

编辑者言
写在前面
译者序
第一章　文明解说
第二章　日本民族之由来
第三章　史前期的日本
第四章　法律、伦理、宗教
第五章　大陆熏陶时代
第六章　奈良时代
第七章　平安时代
第八章　封建时代
第九章　德川时代
第十章　近代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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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明解说

马窦亚诺尔特（Matthew Arnold）解释“文明”说：文明即社会人类化之意。可见文明含有人之心灵、社会，以及伦理等方面之进展。人类进化到了确实是以意识的理解做优越的武器时，始有文明之可言。从人确意与自然和同伴合作，以谋衣食和防御危险的举动上，人之人类化才表显出来。文明产生于人有了好高之心的时节；究竟这种好高的心是发自内还是来自外，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实是研究文明之重要问题。社会进步，能以从野蛮状态解脱出来的力量，定是原始人类进化之天赋，否则结果不必是人类化。

文明二字所含蓄的意义不仅是人对环境之情绪的反应，这种事连昆虫都做得到。有规律的行为所表现的“礼仪”不过是缺乏理智的本能而已。非有理智来辅助本能，意识的理解不能有，文明也不能开始。文明之兴起与进步，理智主之。然而历史指示我们，光有理智不足以确定文明之进步。既然文明意义里边，习俗之人类化不亚于头脑之人类化，则社会人类化之意义不只是理智的发达，更有道德的发达在其中了。社会积聚文化的宝藏，增饰之，以传给后世。一国之文明即某一时期人智收获的总称。于是从文明二字实具之各种意义来看，进步乃其根本的要素。一连几世社会总在静止状态的地方，其文明即不衰零也必低下。

文明之进步是多赖个人的努力，社会的努力，抑是人与人恒久的相互作用？其进步显然仰赖个人的地方绝不亚于社会。要问究竟孰开文明之端绪，是个人还是社会，这却是个平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社会若缺乏精明强干的领袖，社会就要废颓或至沦落。不过，文明所论还是着重社会相互间的关系，代表社会里的人之伦理和理智的进步。社会是文明的个人之组合；在此种酝酿中，个人的潜力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文明乃由于各人相互影响而产生。社会是一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人之结合，这些个人所代表的文明，即是他们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可说是个人影响于社会所得之果的总数。此种影响若为有益的，即是前进的社会；若是有害的，即是退化或静止的社会。

文明程度卓越的领袖能以影响社会，文明程度卓越的社会能以影响国家，文明程度卓越的国家也可影响后进的国家与国民。文明进步所依据的“感化力”不只限于国家，且是国际间的。一隔离的社会不像一和他社会多有接触的社会发达得迅速与健全。文明之进步，常因外来的冲击而加其速度——与具有高尚的人品、思想和有作为的社会接触更是显然。没有此种刺激，社会就要做了偏见的牺牲品，抑制自由和创造，玷污了（建立在时髦、习俗，或纯由模仿而来的无用的本能之上）习惯，尤其危险的，社会做了过量财富的牺牲品，因而生出奢华、浪费、艳冶以及伦常丧失等情。文明之酸性反应品即是富裕，除非社会领袖能以控制住一切，则社会所积累的罪恶将束缚道德的进展。文明一至缺乏领袖，社会不重视领袖时，即是到了她的厄运，也就要废颓与灭亡。近代文明很多是建于往昔文明之残墟上面并不为稀奇；事实上很该如此，并不是已往事物的价值全该遗弃的。只有目的在做（表彰真理的超人之）媒介的文明才有持久不灭的希望；愈健全愈有生气的文明，乃是启发想象力，尊崇诗人、先知、教师和传教士、发明家和工人，反对一切迷信与欺骗的。

用一种纯粹批评的眼光来测查日本的文明，以上所说即是比较重要的原则，须要常记在脑海里。文明最后的甄别，当视其能否启发最可钦仰的角色和人格而定。虽然物质的进步是文明中一种主要的因素，但人之能以领会这种因素，却和由社会磨炼中所得之心灵和道德的演进成比例。一切经济的价值，皆视道德和心灵的公式而定，因为一切经济的败颓，都源于道德和心灵的败颓。由是可知，以物质给养人口之情况，或反是，即可妥切地衡量文明的优劣了。

文明只能造就大的领袖和导师还不够，必须培养对他们关心的一种精神，否则进步即不能确定。文明史中没有再比个人与社会分离，为国殉难的人与庶民分离更为痛苦的了；此种事实指示我们，文明里的道德因素比知识因素更为紧要。已亡国家的历史证明，缺乏了有生气和久远性的美德，虽有人类理智最灿烂的成就以及政治组织最大的胜利，都不能避免了国家的灾难。在此为——未曾有比古希腊罗马更好的美德的——近代国家潜伏着一种警告。

自然，古代文明观念和近代文明观念截然不同，这种变易多是基督教所影响。古代社会最大的毛病，乃是有了真实的进步之后，缺乏有意识的目标。彼时，最大的野心在夺取领土以及领土附带物——财富和珍宝。权势、特权、享乐，集中于少数人的身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只有简单的动物生活必需品。这种落伍的观念，连基督教国家也未曾完全摆脱。社会意识之超越，即纯正文化与邪异文化根本差异之点。世界上没有全然邪异的文明，也没有全然基督化的文明。以比例来说，文明常趋于邪异，因为她不向着未来去探求黄金时代而回顾既往。大体讲来，异说支配着的文明里有二阶级——优越阶级和卑下阶级。优越阶级有权利，没义务；卑下阶级有义务，没权利。卑下阶级的人总是屈服于优越阶级之下，于权利和公理不得闻问。此种人与人的关系，儒教虽未颂扬得成了一种宗教，也已成了一种道德法典；最近给老旧的社会附以新名目的布鲁什维主义之下，也是如此的。

国与国间的差异，种族、血统或语言之不同，还不如文明不同关系更为重大。被往昔坚强的习俗束缚着的国家，因缺乏近世教育的培植，和今日世界的责任自然是比不了的；这多是环境之差异所致，并非头脑和血统的关系。定夺人民作为的不是民族的头脑，却是民族的文明。这些人和那些人所以不同，是因所受教育的差异。若将多少世纪以来，东方思想和宗教之整个的系统铭记在心：压迫个性和绳制个人的发展，使个人磨灭在民众里，人民磨灭在国家里，具体的磨灭在抽象的里边：则她与西方文明的不同处可知。在东方文明里，个人若想超越于一般民众之上，非轻视社会不可。但是敢如此做的人并不多，且多是藉着暴力，所以结果反与文明矛盾。东方文明显著的弱点就是缺少伟大的人物。人愈人类化，敏颖头脑中的文明果实愈多，有创造能力的天才因而产生，加增人的福利，使人把自己从愚昧和残暴里解放出来，使生活前进并放异彩。如此，一种文明才有前进的力量而不灭亡。强行造就许多普通的庸才，不是使社会发达的妙诀，非有高下不齐的自由与坚久的调和不可。

因为与世界文明隔离，所剩的只有中国做她的模范，日本未曾享受，多少世纪中许多文明不间断地冲击和交互作用里的欧洲所会享受的。藉着武力争战，日本诸部族得以混而成为一国，好久缺乏强有力的政府；不过此时已有共同的习俗和法律支配着家族与血统。自受了华夏的熏染，阶级之分逐渐显著，社会和政治组织日趋复杂，缺乏和谐的现象。不管种族和血统一致与否，意志的一致似乎是国家一切制度和习俗的特征。日本古代史中有一时期，特别是孔子学说伸入的时节，国内分歧的意志曾有结合的趋势：僧侣们和武士们结合起来，个人和部族结合起来，贵族政体代替了民主政体，末了只有主人和农奴。这种建立在模仿本能和习俗上的社会，不必说，是毫无创造因素的。

由此可知，文明仰赖物质发达的地方，远不如仰赖精神和道德发达之重要。人必须有能以自由运用各种方策，改进社会的道德准备；但因为有物质的存在，才趋使着思潮变为动作，也是显然的事。人能操纵物质环境，不为物质环境所诱惑，那才算有道德。最早的文化乃是土地之栽培，以及产物与自然力之利用。有件有趣的事，文化不是先在随处都是自然礼物的热带发达，而是先在温带发达的。温带的需求大都是发明之母；过度的热和过度的冷显然是阻拦财富的积聚，因而人没有时间去反省与发见。日本人是南北民族的混血族，具有二者一切的美德和缺陷，便宜的是他们处在半热带的气候里，有一块肥沃的土壤。他们最初是以渔猎为生，过了不多年即耕植稻、蔬菜、果木，多吃些蔬菜的食品。既常与野蛮的自然事物接触，又具有不常而易动情的天性，文明之进步乃有如政府和国力结合一般的迟缓。

日本和别的地方相仿，外部自然现象的影响，在文明上遗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记。在早年迁徙之后，政治、社会，以及伦理等，殖民的人和他们海陆的亲属的关系，一时还是存在的。出云多属蒙古和汉人，比较起来很聪明，富于商业知识；南部征服者大和部族，多是些武士和水手。新文明中作主要媒介的高丽，因分割扰攘，未曾做了亚洲的意大利。古代大和文明，虽以爱好海上生活著称，却未曾有希腊时代很灿烂的民治精神。依日本神话讲起来，日本是由海而成的。人们都说岛上居民富于勇敢冒险的精神，则日本人该全是此种英雄；大和民族的历史的确证明他们是有这种精神。猛兽和野蛮人虽阻憩了他们爱好深山峻岭的精神之发轫，不过彼等爱好海——尤其是草原美的欣赏，却都是事实。无数的火山、地震又是惊人的频繁，这种现象使土人的头脑愈发觉得自然的凶悍了。

在古代日本民族由海陆生活的经验，对于自然的印象并不算好，受了中国和（自然支配着人的）印度所有自然与生存的幽昧观念之熏染而愈深。于是大和民族一弃其动的人生观，而转侧到静的人生观，结果阻止了国家的前进。剧烈的地层的震荡、海啸、频繁的飓风和大水，都使人们对自然的新见解变硬，以为自然现象即是天神本性的泄露。迷信极其猖狂，理解只得听幻想的指使，意识成了理解和幻想二者的奴隶。幻想超越了理解，爱美的才能必有显著的发达，爱好艺术的精神也必昭然，于是，和不很动人的自然界里，而人之头脑多倾向科学的国家有所不同。蹂躏人的流行症、瘟疫、毒症，越发令人觉得怒神距离得很近而可怕了，于是所谓宗教只是可怕的牺牲和乞怜而已。西元六世纪佛教伸入日本后，较为和善的神出现了，不料事实上并没有莫大的补益。已往的恶魔拦住了前进的轮枢。

不独天性和起源，使得日本与汉民族和印度民族思想相接触，就是从不可少的贸易和邦交上着想，也是势有必然的。彼此的思想之交换绝不少于产物之交换。各国文明史差不多都是商业往来的一种记录。日本文明和英国文明相像，是一部本土的成分和一部遗传下来的成分嵌在一起的。但因民族心理有所不同，日本文明保存下一种特殊的天性。从日本古代史里可以看出，大都是来自南方的下级民族（特别是太平洋岛屿民族）频繁的侵入、内乱攻伐，以及几百年间倔强的部族相互的抗争，无端地阻碍了日本的前进。西元前六六〇年，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带着他的战士北下，统有大和民族的时节，他所管辖的区域仅有今日日本帝国的一小部分。从许多方面可以证明，当时所谓筑紫、越、出云，及关东诸部落，在西元十世纪以前都是独立的。自十一至十三世纪，日本一向在多乱凶残的时期中，这种状态，不但是汉民族思想无能为力，即佛教思想也不曾把它约束住。是件有趣的事，在西元八九两世纪灿烂的进步之后，此种屠杀的内乱和滥无法纪的情事，又在诸省区雷厉风行起来。我们能以理会，这种文明只是优越阶级的文明，和无知无识、受苦的民众毫不相干，对他们能有何改善更是提不到的了。经过了多年的内乱，几佐（Guizot）所谓“野蛮的头生子”——封建制度，又普遍了日本全地；不问封建制度的理想如何糟糕，忠义思想如何狭隘，阶级又如何严酷，它却留下了些引向近代文明去的印迹。

第二章　日本民族之由来

在此极其简短的日本文明之测查与解释之前，我相信读者对于日本历史的纲领和主要事实早已熟习了。没有这种知识，对于所述日本内部之演进非只不能了解，也无能欣赏。看过了能以得些相当知识的可靠的著作，如麦多克（James Murdoch）、勃林克莱（F．Brinkley），以及郎佛尔（Joseph Longford）所写，对于想着明了本书推论之原则与次第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的人很适用。

写日本的史可靠的专家不只一人，解释日本文明特质到确切或适当处的却没有：由近世科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晓得日本史里边的事实是一件事，解释那些事实显然另是一件事。欲解释那些事实，不但须有文明原则的普通知识，日本文明的专门学识，更须在日本住得够久，留心考察该地的人民和制度，对于文明因素如何产生以及文明之天资如何显露，能有一种清切的见地不可。在本题的这一方面，著者曾花上了他多年大好的光阴。既然人民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种族与血统，而在他们社会和心理演进的过程，以及所受教育之不同，于是欲深切地了解日本文明，当就注意其国在远东与其他各国之和平而有益的关系。

日本如欲提高她的文明，虽有好多的地方须以旁的国家为法，并须要旁人家的刺戟，她自家的社会观念很该特别费些工夫研究一下。世界上少有像日本那般地成全并奉行自家的东西，且习以为常地不顾外来之诱惑与教导的。日本从亚洲所得不如英国从欧洲所得的多，这是否是日本的便宜还不得而知。题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乃是日本差不多要算一个奇特的民作模范的国家，更多贡献给我们一种极好的人类发达的自然律。诚然，亚洲各国能有巩固的政府，对于社会改进上非常出力的，要算是日本为期最长了。日本因为是个岛国，于是她的政治和社会以及道德的设施，因特殊的需要而自成一系：坚强不拔的民族精神，常固执着自己固有的思想与性格。无论日本文明怎样的特别孤树一帜，我们总须用估定任何文明优劣的准则，从成绩上估定她的价值。如将文明之理想表现于政治、社会、国家各种制度、商工业、艺术、文学、宗教、战争与和平等境地者加以研究，我们就可知文明对于一切的成败都不无责任。

自始人既不能和那些惯于迷信他们自家文明的日本学者表同情：他们以为日本文明很是稀奇，是与创造日本、统辖着日本的神明一同来自上天的，他们相信诸神赐给他们子孙的美德是比别国的美德高超一等的。日本文明非导源于非洲，即导源于亚洲（特别是中国），有少一部分是佛教由印度带去的。因此，读者最好对亚细亚的日本文明策源地有些相当的知识，以便能以通达地、确切地估计那最初有力的动力。能晓得日本最早的移民未到群岛时，社会已经发达到何等状态，对于了解日本文明显然是有些补益。

有名人类学和考古学专家，以为日本人的祖先是蒙古人、汉人、马来人和坡里内西亚人，甚且有些埃及文化的痕迹。但文明所着意的不是种族、血统，而是心理和文化。欲知大和民族在其策源地带某一时期的情况如何，绝不像打算晓得究竟大和民族是何年初到日本群岛那样的困难。所有的证据指明，几次的大批移民之到日本群岛，都距基督纪元不远。依日本神话来说，则帝国之建立是始于西元前六六〇年，考古学更谓日本灿烂的文明是始于基督纪元时；实际上在纪元前六六〇年之后，日本尚无所谓信史呢。研究最早侵入日本群岛的民族，不但可以看出亚洲大陆给与日本的影响，并且察得太平洋诸岛屿当时和日本的关系。日本文明最早的成分大抵是采自蒙古人、马来人和埃及人，并非是汉民族：汉民族的影响在基督纪元后始有证迹可寻，因为有某种亚洲人特有的思想可以作征。

民族与文化的论战、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论战，以及环境与遗传的论战，这些有趣且有补益的举例，都可在日本文明史里找到。大体说来，此类斗争中常是环境和文化战胜民族和遗传的。这足证文明为文化贮积之果，而非民族存蓄下的产物了。

社会之维系物为习俗、宗教，而非种族与家族。习俗和宗教在日本内部所有的潜势力，不亚于其民族间的关系。日本许多族的族长，显然不是与他本族有血统的关系，但他们的习俗和信仰确乎相同。任何文明，如为环境所许可，皆可成许多民族共同的文明。日本民族不是单纯的民族，乃是许多民族融合在同一文明里的，而这种文明却不是组成日本民族之任何民族固有的文明。

有中国、高丽，以及古代的日本史籍和传说可征，从往古时代起，最先到日本群岛去的民族之知识和道德的状况——尤其是习俗、法律、宗教的潜力，多少当算做教化之源。日本有一时期只可说是史前期的文明，因为舍了赖古物以作征的传说外毫无稽考。即在西元五世纪信史开始后，更进至十二世纪，日本群岛和当时欧洲的情形相同，还是未曾逃出开创的时期呢。彼时，正在由洪荒演进的关节，微有些目标鼓舞着人，使之形成些理想。由十二到十六世纪，日本文明经了个试验时期。社会力和政治力不断地冲突着，思想似有调和的趋势，社会和政治也逐渐地向着安稳的方向走；可惜此种前进的程序不曾像当世欧洲之和谐与完美，所以社会未能稳定，而来向着准确的目标前进。

日本古代（和亚洲其他地方相仿），是吃了缺乏大而显著事件的亏：既未因透澈的宗教争论有了欧洲那般理想的统一，也没有“十字军”，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除了瘟疫、战争、灾荒，没有可与大陆抗衡的事，结果她的文明只于是愈发憔悴而已。基督纪元后约有千年，日本当权的人总喜欢和中国往来，因而使得日本社会忘却了自动的发展。十六和十七世纪与欧洲交往终归是失败了，原故是不合日本文明的脾胃。儒教深入日本人的脑海，佛教使日本人的头脑愈发暧昧，终归妨碍了日本自然的发育。然而，这似是岛国一种自然的现象，因其社会有较大的结合力，其文明之发展较中国、印度更为一致。

从以上所说可知，一国文明之起源显然和种族，甚至语言的起源，完全不是一件事。由日本文明之本质来看，实在不能解答日本种族以及日本语言由何溯源的疑难。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语言和文明是根据旁人而来的。英人的先祖都是欧洲大陆的优秀份子，他们在大陆极西端的群岛上集合，融化成了一个大民族的国家。极其健全且富于冒险性的亚细亚和太平洋诸民族，也是顺着温带向大陆的极限迁徙，更沿着绵亘的海岸线，在日本群岛聚集，在那里他们也融成所谓精明强干的日本民族。英人和英语，是他们固有的与其他不列颠民族所有之结晶，大和民族和其语言也是由他们固有以及日本群岛的土人之储蓄融成的。

虽则日本民族的祖先极其复杂，可算做侵袭民族最占势力的语言却只有一种。前边曾经提到，这类事在英国也是如此的，英语含有克勒特语（Keltic）、丹语、诺曼语，以及法语的成分，而主要的却是萨克逊语（或英吉利语）。但日语的源流却非若是的容易判明；因为日语少有（是几乎完全没有）和其他主要的语言类似的地方，所以她的民族起源问题也无由而解。关于日本民族的源流，有的说是都兰-亚非利加（Turano-African）一支，有的说是从乌拉尔-阿尔泰（Ural-Altaic）一支演下来的，二说之间或许是没有何等的矛盾，因为推到了终极，都要回到共同祖先那里去——大约在埃及，否则即是非洲。如说移殖到日本的大和民族是来自亚洲大陆，但他们的语言和任何亚细亚语都不类似，确乎是一种不可瞒人的事实。就单字来说，日本土语有的字和班图（Bantu）语相同；日语里边亚细亚的成分显然是后日添进去的。很有学识的人类学家，有的以为非洲不只是人种的发祥地，也是文明所策源。都兰-亚非利加祖先之迁徙，定有着一次是横跨亚细亚大陆，或沿着亚洲海岸而来的。大和民族是精于铁器之制造的，由考察其石室内部可得而知。自然这种情形，不绝对地证明日语并非是导源于亚洲。日语与亚洲各种语言的距离，或不比英语与梵语的距离更远。

纵今日本学者不这样说，而日本在她未从中国学得时，是否有书写的知识，却很是一个疑难。更没证据能以指明，迁徙的人到日本群岛几百年之后，是否已脱了初民的状态，我们由西元八世纪以前没有国都的情形就可以推想得到。西元八世纪上叶所纂成的，日本最古的文字记录——《古事记》和《日本纪》所表现的只是一种简陋的文明，没有热情，超绝的意志，也没有幻想的表现；只是天真、淡情、细小的奇想，且都是对于所爱好的，十分属望的自然之美的欣赏。神道庙堂里面所诵的“祝词”，西元九世纪始有人采集起来，它所表现的心情并不比贝奥握夫（Beowulf）时代的萨克逊好了多少。依着她的农业进步的情形来着想，可她的文明并没有废颓的现象；惨杀、恶行、疾疫，以及昆虫之为害却极普通，为从这些灾难解脱而祈求、献奈，也是一样的频繁。还有些证据，使我们能以晓得那时的日本人已是精于航海的了，大和民族即是仗着此种技能而来到并统有这些岛屿的。日本在此时期还是朦胧不知统治者的缺陷；埃及社会里以及亚洲好多地方的统治者，有许多是不够资格的。已故去的人都算做神，有祖先崇拜之风，不过在现世只有统治者是神圣的。在此点上，古代的日本社会与中国的社会是截然有异的：中国儒教以为有德者皆可以为人君，无德的人君很可以把他废掉。

时间是不住地前进，汉民族的影响愈发不可忽视；中国局面不靖，迫得人民屡向日本迁徙，而日本又欢迎优秀的外人，于是这些人对于日本的文明进步有了莫大的供献。东亚的商路和东亚文明的年岁差不多，埃及、阿拉伯、印度，以及马莱的文明之达到了中国和日本，早在基督纪元之先。此时，远东民族和西方民族间的交通很有些起色，往西直至帕提亚（Parthia）、米索布达米亚，以及叙利亚、阿富汗、印度北部。西元后最初五百年中，中国和罗马间，丝、铁、玻璃，以及他种货物之交换是十分的隆盛，大和刀匠所最属望的铁亦经高丽到了日本。亚洲实在是人类的小宇宙，世界上一切的民族都有，但大部分为黄种人所占领，如中国、蒙古、印度、马莱和日本。

第三章　史前期的日本

（自西元前六六〇年至西元后四〇〇年）

日本文明拂晓之数百年间，野蛮的因素总在与文明或大陆的因素冲突着。这种野蛮的因素是难以确切地估定的，因为文明的因素也没有遗存下文字的记录，比不得欧洲日耳曼民族的事迹有拉丁文的记载，西哥德之有《沙烈法典》（Salic Law）可寻。

大和民族先祖的野蛮气概，是初到群岛的侵袭者所带来，抑是因与土著同化而有的呢？是一种古代文明的残墟，抑是固有粗陋的文化呢？很不幸的，没有描写大和民族的原始文明，有如塔西佗（Tacitus）描写他同时代的条顿部族情况的人。在一种游牧的时期，其固定的农耕生活究竟到了何等的程度实不无疑问。当时已否有私置田产的制度和权利，社会生活已否进到了能以了解“自由”、“个人安全”的概念，也没有证迹可寻。无论日本群岛早年的移民文明程度如何，我们相信他们同化土著的能力，绝不比法人同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更为迅速，因为大和民族的屡次经略，对待土著的方策舍了驱逐外，即是擒之为奴。

关于大和民族社会之可靠的学识，我们是靠着当时中国的和高丽的记载，而用日本的古物和传说加以补证。西元六世纪前，惟一的日本通鉴即是唱曲的人，这类人所歌诵的是依据国朝或大家族的稗史。由中国学去书写的艺术之后，他们才开始根据传说和稗史纂成了正史：《古事记》是西元七一二年奉敕纂成的，西元七二〇年编成的《日本纪》记载的范围较比着大些。这种编纂物中所含的历史成分之多寡，神话的成分又如何，只能由与同时代的中国记载参照而知。关于“年月”之记载，有的地方日本本国的和大陆的非常矛盾。不过，我们不能掷日本本国的神话于不顾，果然要有些已往可靠的事迹是藉神话保存下来的，我们从其中也许拣些历史和文明的资料。

基督纪元以前，中国称日本岛国为“倭土”，这大概是指大和民族说的；但其后中国用了个叙述的名称——日本国，是指组成日本的群岛而言，意即日出之地。最初许多到日本去的部族给她起了不少的名称，但没有一个是指所有岛屿说的。根据大和民族的传说，则日本为天照神所创造；他用矛探海，矛水滴凝而成日本八岛。这类的传说只可看做是渡海去的侵袭者，看见陆地渐在他们眼前呈现，仿佛是他们首领一发令而有的；当他们首领的船触着底时，那地方就属于了他。首领并没带着妻侣，到那里即从岛上妇人中找了一个，人们称她为天照女神——岛国之母。和萨克逊人经略英国有相同的地方，向日本迁徙的川流也必是很频繁的，部落之后又继之以部落，攻伐夺地，闹个不休。

日本移民之主要的川流有二，即所谓北部的移民与南部的移民。南部移民似乎是较为强悍，终至与北部移民挑袭，扫荡了一切，直至西元前六六〇年第一代神武天皇建都于大和。或者这日子还要晚些，也说不定。这些强悍的南方人称为“天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占有优越的地位；“天子”就是近世日本所谓“天皇”。“天子”之下为“国津”，意即酋长。继而皇族又称“皇别”，“皇别”之下为“神别”。依神道的众神论来讲，“皇别”的亡魂是要称为国神，“神别”的亡魂是要称为社会之神的。“皇别”是统治阶级，他们的子女即是皇子和皇女；“神别”阶级掌地方大权，后日做了朝臣和诸侯。我们从大和民族社会里第一眼就要见到，群小环绕着的一位极有威权的统治者，一切的权柄都在这位声势勃勃的统治者的手里面。虽是后来政权和军权分开了，实际上依旧是有势力的家族把持着一切，并且这种官职不久就变为世袭的了。大家族的族长许多是天皇的近支，在才能上勇敢上往往是他的竞敌，他们总惦记着夺取行政的大权。由这种粗陋的政治——从礼俗制度上看，依旧是日本的本色——我们会确切地设想到大和民族社会的情况。

大和民族初到日本的五百年间，群岛的大部依旧是被阿奴土人占领着；大和民族最有名的战将都是很能镇服或驱逐土人的。因为阿奴土人过于喜欢吃酒，大和人常用这样的诡计：表面装做平和，设起酒宴，使土酋酒醉过去，然后乘机把他杀掉；如不能十分灌醉，就在他喝到脑筋已经不清楚的时候来动手。日本群岛土人的文明是十分的简陋，男女杂处在一起，《古事记》云：“父子无别。”冬季他们住在地穴里或崖下的洞里，这种洞穴现今在日本还是能找得到的。夏季他们多住在树皮秸秆的茅舍里，秸秆茅舍是用山上竹草造成的。冬季他们用皮遮避身体，夏天不穿任何的东西；他们好喝血。他们得了便宜不久就会忘掉，受了损伤却从不忘却了报复。他们头髻上带着箭，腰带上挎着刀。我们晓得，战时许多的阿奴人被俘虏，立刻做了奴隶。几世纪后更见到用阿奴人作礼物，送给中国朝廷，中国朝臣见了这种粗野的人甚为惊讶。阿奴人被武士们擒住献给日本宫廷的事也是有的，被献上去的奴隶有的是为故去的天皇殉了葬。继而换了个缓和的招抚政策，用以对付那无抵抗而投降，并愿按期纳贡的土人。

究竟大和民族比群岛土著的文明好几分，更是本题所当讨论的。我们所能推测到的，乃是鄙陋的社会状态，伦常松懈，猜忌猖狂，谋杀盛行。当时“故杀罪”只行于下级人杀了上级人的情节。在天气极缓的地带，没有卫生常识，残酷的瘟疫是常有的。不过，稻田之存在和其他进步的农业状况，又使我们相信其时的文明已有了相当的起色。看群岛土人大多是从事渔、猎、战士的，或许农耕是大和民族介绍到日本去的，也未可知。时人在战败以后常有自杀的情事，这所表现的不过是从恶劣的运命解脱之愿望而已。当时，男妇是处在平等的地位，与文明大有进境后的日本是截然不同的。男子娶他的婶姨、异父或异母的姊妹以至亲姊妹为妻的，并不算什么异样；即皇室的匹偶也不敢确信是贞洁的，至少也要用沸水的审试法来决定其向背。社会中的优越阶级使用丝织的席，用水獭皮来作地毡，做袍子也用此类的质料。贵妇佩带着宝石和别种的装饰品，比后日的日本要阔绰得多。教权和政权仍是不分，大战之后更必有宗教的仪式。

史前期里，大和民族所受汉民族文明的影响，究竟深浅，吾人不得而知。一般学者以为基督纪元前即或有这种影响，也是无足贵的。大和民族的神话里，少有与中国宇宙论相合的地方；中国论宇宙不言创造者，与日本创于二神之说显然不合。但从酒和箸的记载看来，却又与中国的习俗有相像之点，虽则此种名辞或许是编书时期流行的东西。用烧过了的鹿肩胛骨上的裂痕来占卜吉凶，一定是由中国或蒙古传去的，但这大约是在基督纪元之后。日本天皇常学中国皇帝所说的话，也得如此解释。诸神所授与日本第一代天皇的御用物——宝剑、宝镜、宝石，似乎是大和民族自家的创举。镜是代表忠实于真理的，宝石代表恩泽和美德，剑则是代表勇敢与威权。此种说法是否与宝物同终始，却不无可疑之处。很可能的，三者即是代表无人不晓的日本文明中“天、地、人”三纲（国体），即伟大的正义，伟大的光荣和永存。

古物学、人类学、语言学，俱证明这里的假定是不错的。日本的古遗物既多且贵，研究古物可察出两种迥乎不同的文化之存在，第三种文化的痕迹也有些。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里，很有些精细的石制用具和武器，不过金属的痕迹是没有的。

在许多的日本古代的冢墓里，我们都见到了一种晚来且完全异样的文化之痕迹。这些冢墓实在是说明日本史前文物的丰富储藏所。里面有很多铁的武器、坚硬的轮形的陶器、铜的珍玩、箭镞、铜铃、镜，以及冢墓时代的家具。日本各地的文明并非是一致的，南部则在石器与铁器时代中间有些铜器文化的痕迹，原始的文化在北部较为显著，那是自然的事，因为土著被侵袭者赶到了北部，在那里他们保持着偏安的局势直至近代。舍了有一种残忍的游戏的嗜好外（自然不仅他们是如此），日本群岛并没有古石器时代文化的痕迹。大抵在新石器时代始有人到日本去，这种证据是很多的。由陶器式样之不同，可以知道其他的文化的进境，由陶器色彩的漂亮更可看出中国的影响来。

铜器文化一定是在大和民族来到日本以先，原故是在大和民族冢墓里面找不到这样的证迹；在群岛之南虽能找到，不过那定是马莱或汉民族的遗物。其他各处见到的铜器定然是直接来自中国的。从某些假托的或夸张的冢墓看来，则在结合起来的长的期间，大和民族产生了好多的战士。探察冢墓，可知大和民族是能制造铁的武器和金银妆饰品的，这足表现一种优尚的艺术与技巧。人们相信亡鬼总是在生人左近，须要设法使亡鬼快活以求赎脱，不要惹怒了亡鬼，免得灾殃之来侵；此种信仰在此刻的日本仍是极其风行呢。人们以为接触着死尸就要沾污，此种忌讳的工作都是指令奴隶们去做。死去人的屋宇必须用火毁掉，为免得烧掉房子，贫穷的人往往把临危的人抬出室外，容他死在露天。天皇去世时，不但死者的寝室须要烧掉，宫阙遗弃，即政府也要向一座新的首都乔迁的。此种风习直继续到西元后八世纪。后来，采用一种焚尸的方法来处理死者，以为不但能免去沾污的危险，且可把战士的骨灰带入祠堂，在那里死者得以享受祭拜。

日本建国后约有千年的光景，总不断地与土著挣扎，民族内部，酋长和崛起的战将彼此的竞争也是在演，结果促使着部族渐然地融合起来，弱者为强者吞并；然而几百年间部族的孤帜与猜忌一向是阻碍着文明的进展。日本此刻的文明里仍有这种显著的现象。西元初年，中日间的往来稳定而协和，虽则这种往来不必是公开的。但此时汉族的文明对于大和国家的方策还是少有（或没有）影响。行政集权依旧是不十分完善，大家族（特别是皇族）实际上都孤树一帜，有的为他们自家利益曾私与高丽、中国交往。中国稍然对他示以招呼，他即引为无上的光荣，在战将的冠冕上加以桂枝，到了朝廷上即藉着他的声威虎事。西元前二世纪中，汉民族克服高丽之后，高丽的优秀被迫避走日本，这些人在日本官场中占了许多重要的位子。此种欢迎外国优秀的现象屡见，可说是大和民族文明的一种特征。其后，同化的外人很多，形成了所谓“蕃别”阶级，他们也有自家的领袖。最初大抵因为他们是政治、战争、艺术和工业的专家而欢迎他们。高丽和中国的技艺得以风行于日本也定是这些人的功绩。

中国之领有高丽，大和民族大吃了一惊，百年后日本遣队伐朝鲜半岛，半岛三王国之一不得已而投降，允纳贡。日本人常劫掠高丽和中国的沿海，和厄忒尔勒德（Ethelred）做英国王时，丹人劫掠英国沿海是一样的残暴。因为一个高丽王国与九州半独立的军阀勾结，日本为报复起见，西元一九二年遣军（这虽不是神功女皇直接唆使，也有她的示意）发朝鲜半岛。

显然地，此后大和民族即占有半岛南部沿海的一重要部分，并定期征抽贡税：这也许是不侵犯沿海的交换条件。西元三六四年，日本接收下书籍和金银铁制的物品（有的是入口货，有的是贡物），足见其文明已有不可轻视者在了。我们更会想到，这些书籍或许不是当做珍玩而受欢迎的，当时或许有能读书的学者。日本从未忘却了朝鲜半岛，在政治上和领土上都饱费苦心，高丽名门田岛氏曾在日本文明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时结下的姻缘虽屡间断，名义上依旧是在那里；日本从未放弃了她的野心，到了千百年后——一九一〇年，日本遂公然把朝鲜半岛吞并了。

第四章　法律、伦理、宗教

（自西元四〇〇年至六〇〇年）

西元后最初的数百年间，大和民族社会及内政之演进是极其迟缓不平。要知道非各分离的省区（或采邑），在法律、伦理、宗教路线上有秩序地进展，文明才会有进步的。现今日本生活上的许多东西，那时还是没有。果真国家是人类道德愿望的产物，方有了信史的大和民族尚远在柏拉图“美德生活的组合”理想之外呢。比较地和海格尔心目中的条顿国家之概念更为相似，海格尔以条顿国家是一受命的个人愿望之表现——除非是大和民族总感到受命的个人过多之苦。初民的弱点，乃是不会把他的部族组成一富有结合性与耐久性的国家。到了十三世纪，日本始有了这种结合。

罗马人、撒克逊人、丹人以及诺曼人连续地侵入，反使英国人逐渐结合，法纪秩序逐渐稳定；但不同的异族之侵入却阻碍了大和民族的结合。由全然自卫的部落而并为部族，而形成大家族，从早家族即成了社会的单位；因家族才把隶属同一部酋，崇拜同一部族之神的各个人团结起来。家族是宗教的契约，并不为血统所系。家族首领起初多决于战时之豪勇，社会中的门第思想也即在此际发生。此时期大和社会里的三优越阶级依旧是“皇别”——皇族及其后裔，“神别”——与皇族同时到大和去的人的子孙，“蕃别”为异族之大家，都是显贵的高丽人和汉人。大和民族有一种多妻癖，所以大家族的后裔繁衍得极速，到了一时无法约束，于是家族之争起，不顾一切法律与威权，常演出无政府的情况。以次握有政权的家族，如宿祢氏、曾我氏、镰足氏、平氏、源氏，和意大利的伊密力亚族（Aemilia）与科黎亚族（Coelia）差不多，只于他们的来历不都是荒诞而已。大和社会里，家族的主要区分在礼拜不同的祖先，不过这些被礼拜的祖先有时却彼此有血统的关系。部酋所在愈离着中央政府远，他愈发显出一种刚愎自用的性癖来，这也是一种普通的现象。九州有势力的部酋，有的和英格兰与苏格兰半独立的诺曼诸侯很有相像之点。这些南部酋长已如前述，他们总有这种坚决的趋势——想勾结高丽王国脱离大和政府而独立；我们考察他们夸张的墓冢，晓得他们更有假装尽忠的情事，在《日本纪》西元后五八三年里也有此种的记载。不过我们还是要相信，各个部族团体都是文明演进的胎核，同时这种社会的单位更赋与部酋们以类似权柄的东西，用以绳制无名的群众。

考察日本文明之兴起进展，显然可以知道，最初部落较中央政府出力为大。社会最早的有机体——家族，不但是社会的单位，即社会以及国家组织所依据的诸原则亦莫不由家族而来，古希腊就是如此的。保存家族可说是社会以及宗教的一种紧要的义务；这是人们对国家、对部族，以及对故去的人的应尽的本分。当时每家族必有一男继承人为其长。人们相信生者的祸福要视他们对死者的虔诚而定。既只是男子有承继族长的权利，于是在社会上和信仰上男孩比女孩的地位一向是要优越的。此种古代大和社会显著的现象，至今仍未全然的消失。一般人以为妇女在世之主要的功用，是产育儿童与供男人的享乐。一遇儿童太多，培养不及，女孩子总在被遗弃之列。但天照御神是日本开国之母，所以人们总以妇人责在传达家庭生活之圣炎而为先祖赎罪的。她并代表她的丈夫每日在先祖祀台前祭拜。妇人总是稀少，这是一遇贫困而遗弃女孩子的结果；人们都以为男孩子是有为的战士和家族的庇护者而爱戴男孩。为抢夺妇女而寇邻部的情事并不算稀奇。继而部族之间更有买卖妇女的事，这有时是为改善部族的血种而为的。当时结婚的仪式是不必须，感情或爱恋的表现也是少有的。尊敬和钦仰都是家族的事，与个人没有关联。无情和无味的牺牲，以及残暴的情事是极其普遍；强者欺凌弱者并不算十分的稀奇，慈悲和仁爱反觉得异样，而这却并非多见。以此种情况而论，大和社会绝不会落在当时欧洲的社会之后。我们更应当留意，这时人们逐渐觉得在战时人比兽更为有用，献祭时遂用兽以代人；用人做祭物是古代大和宗教的一种特色。继而又觉得兽可以用做食物，或使之作劳工，于是又不用兽来献祭，而拿一种象征来替代。文明史里随处都可以见到，人为便利起见，会用象征替代一切神的实体。日本社会里随处以名义代实体的现象，算是达到极精炼的地步了。

果真文明是脱胎于家族生活，那定是受外力的督促；在迁徙到日本去（或是侵袭日本）的民族当中，文化较高的人的头脑里，定然有些平民生活的常识。未开化的部落，可因他们天生来的好群性，血统的关联，或偶然地接近而结合起来，但野蛮人的结合与融合却不会有文明的产物。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区别，由理智和道德进步的方式可得而知；野蛮社会不但没有紧切的结合，社会意志散漫，更无所谓谋求共同发展的共同目标。我们晓得，这时大和民族确已从野蛮的领域里解脱出来，但走得并不很远。有些情形使我们相信，大和民族的文明大体是承继外人的。

部族（氏）之长称“氏守”，统治一部族并料理该部族的财产；他统辖部族中的一切家族以及附属部族的酋长。遇有争端，小家族应理是要向大家族商酌的，教令都是出于部酋一人之手。小的家族有派定的职业，如玉匠、船匠、木匠、铁匠、农夫等。为特殊的差役，天皇可任意创置新的家族。属于“从人”阶级的人起初并不在部族之列，他们大多是苦工和农奴——虽则在后日打仗的时候得显神手，建起了所谓“武士”的阶级。农奴和奴隶都是附属于某家族的。从大陆去的优秀分子，直辖于一异族的部酋。养奴为此时大和民族社会里显著的制度。起初奴隶都是战时的俘虏，或因某种罪过判罚的人民；一遇存留某人较置之于死地更为有利时，即不把罪犯处死而判流为奴。这种判罚是最利害而对高等罪犯最通用的，罪犯者不只失却了他家族中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是要被没收的。不过，事实上多数的奴隶是战时与土著一同招募，或掠夺高丽和中国沿海时裹了去的。有了奴隶制度，诸侯乃能不费分文耕植其田产之大半。一般人以为现今日本的“秽多”（社会中的下级人民）就是这种人的余裔。

大部酋的资产几乎完全是土地和土地的产物，他们的土地和土地上劳力的奴隶大多是从征服土著得了来。大的家族常把他们的田地租与小的家族，征收田产的百分之几，然后酌量着送到朝廷一部分，余则储为己有。宫廷和中央政府并非完全仰赖着诸侯交来的贡献过活，皇家直辖的田产也是一大宗的税收。但大地主的田产是夺来的，因而免纳赋税，他们租与佃户的租价比皇家的田产当然要便宜多多。结果佃户抛开了公家的田地而来租种部族的田地，宫廷和中央政府贫困得不了，以至不得不借利率过高的款子来苟且支持。继而我们将要见到，国库贫乏，赋税集中于众诸侯的财库，中央权势危殆，大权旁落于众诸侯的手中。但一遇部族与部族有事，统治者在名义上仍是代表一切部族的；当时部族和部族交往，名义上也是承朝廷的意旨，虽则他们并不总是表示服从的。多年之后，大将军即将天皇的特权把持过去。

西元五世纪，家族之权利与门第的大纷争起，这是不可不留意的。很多的人由侵夺土著（有的甚且陵夺他大和本族）而崛起，未得到朝廷正式的承认即做了家族的领袖。中央政府为甄别冒充名位起见，特发布热水审判令。此种办法却减少了无数名位的请求者。西元四六三年，某族全体约七十数都被处决，原因是他们在游戏的时节，误将天皇的肖像用于平常或一种失敬的仪式。在一切的肖像都是神的文明中，统治者自身的像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今还是如此。即在今日的日本，天皇的像仍不许印在邮票上，否则就要以大逆不道论罪。大和民族社会里，无拘是官场抑是普通的社会，随事都是先讲门第；一切官职荣誉尽在朝廷的手中，而是由部酋们分配一切，如此直到了西元六世纪。不过，优越阶级虽以群众为动产，当时的平民绝不会比今日更驯顺卑屈了多少，这由西元三一〇年的事变可以看出：因判罚罪犯为国家建造一只长百英尺的船，从事渔业的人不服即起而作乱。传说日本曾请去了高丽的船匠，这显然是要改善海上的建筑了。用已经截毁了的（高丽匠人所造，负有盛名的）船的船木做了一个笛子，据说这笛子发出（一种轻缈的音调），感动得连天皇都作了一首短诗，诗里描写这笛的乐曲如夏日林风之隙隙。我们据此即可推得当时的一些理想。

舍了部酋过于孤树一帜的现象外，此后王政只是国权和政治的中央形体了。有些理由使我们相信，君主的意志是出于家族或是出于部族的，第一位统治者乃是一个极强有力的部酋。统治权最初是独裁的，继而寡头，最末即轮到族长，但在日本却一向是专制的。很早和中国有了往来，大和民族就把中国的风习学去，每朝起一个年号（或有诗意的名称），借以表彰一代的精神，这种风习直存留到了今日。一九二六年裕仁天皇即位，起名为“昭和”，意思是“光辉的和平”。某天皇最所好的一种游戏，是使人到树上去，以便他用箭射击他们；他那朝名为“反正”。所以从诗意上说并非常是太不尽情的。不过别的朝代都以仁厚著称，于是也因以得名。

当时所谓“忠”是对部落或对部酋而言，并没有为国为天皇的意思。起初天皇是由皇族拣选，而事实上总是他们的家属。继而王位变成了世袭的，末后又采取了长子继承制。大和民族总相信天皇为神之降临，与信哥德王帝为倭丁（Odin）之降临，以及荷马所提及的诸帝王为希腊神之降临正同。于是国家（和现在是的）即为神权，在宗教之王的统治之下，他也就是国教的总魁了。人们相信他在职务上既和神有关，他也必是能借助神的统治之威权的。罗马人以为罗马王帝有和神往来的特别权能，希腊王帝也有献祭的职能。日本统治者自始即把持一切宗教、司法、立法，以及行政等权；但总有些抵触的权势，如部酋、贵族，以及后日的“大将军”，都是独裁的对头。日本的君权却较欧西的君权之曲挠性大——虽则朝代是屡次的更替，日本皇室至今还显然比欧西任何专制政体的国家坚固得多。日本天皇不曾有过冠冕，因为他是神的直接降临，所以他不曾受过身外任何宗教或职务之教令与权威的辖视。及至儒教和佛教的声势膨胀起来，此种神权原则遂受了重大的打击，迫得国家的元首不得已而隐退，和握有实权的家族相较，几乎降到了二等的地位。但我们要晓得，神道复兴之后，固有的地位又重建起，统治者又恢复了他“天子”的一等地位，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如此。

此时期大和民族道德的含蓄确极淡薄，和前一期的情形差不多。统治者公然是无上的了，虽则稍有些政治的组织，但一切的制度都是建立在强权之上，不是建立在法律和公理之上。残暴、恶行，以及普通不近人情的事，依旧像从前那般地盛行。天皇藉谋害他们的同胞兄弟而夺得御座，统治者和显贵大多流于酒色及多妻和娱乐之途。男人如果有能力，即可夺得他所要的女人。结婚是一点也不神圣，廉耻之心仍是不很发达；道德仍然是全根于习俗，而所谓习俗也总是那部族的习俗。天皇的妃嫔总生下好多的子嗣，显贵的位子几乎预备不来。有的皇子做了省长，于是他们建起皇族支派，以致常常牵制着国家统一的局面。据说某天皇有从七室所生的八十位子女。各省长每年照例是要献一个处女到宫廷的。我们自然不能说，在上的人既如是的不道德，在下的人是要加厉的。在嗜好和习惯上，男人和他们所信奉的神差不了许多，因为神是人之想象的创造物哪。

国神（和国神的创造者与崇拜者一样），起初是住在露天的，由青天之下的祭台接受礼拜和惯例的赎罪；及至崇拜神的人富力逐渐增加，愿有一个更舒适的住所时，神也显然嫉妒起来，也要住更为款式的庙宇，因他们也把游牧的习惯放弃了。不过，日本诸神对光彩比不上欧西的庙宇总是满意的。时间不住地前进，神也愈发近于人情了。某天皇以废止“殉死”制闻名（殉死之风是将多少天皇的仆从，在天皇死去的时节和他活葬在一起的）；这位天皇说他自己忍受不住——被活埋在他先父陵寝的——牺牲者那般的悲号。然而一般人仍坚持着他们对恶神的凶毒势力的信仰，以美女活活献祭怒神，而讨怒神喜悦的例子所在多有。铸圣钟时，常把活人投到镕汁里，为的是求那钟有好的音响。最近在东京地方刳开了些老的房基，发见了好些人的骨骸，这显然是为求护卫房子而放在房下的牺牲者的遗骸无疑了。在这种文明里，天皇可做出极其卑怯的罪过，而得进行无阻。但与此并行的，极通人情的天皇之纪事也是有的；某天皇特别以荒旱之年，免收无力纳税人的租税而得名。天皇举止的重大意义，端在无意中创置下危险的先例，这些先例即做了后日无所顾忌的部酋的一种把柄，他们可说他们的行为并不比天皇的更糟多少。“忠”的原则一向是这般刻薄地固执着，刺杀了主人的仆从，要被唆使着仆从去做这种行为的人们治死，恐怕杀人的罪名会临到唆使者的身上。

对于铲除竞敌以及料理些残忍的事，雄略天皇（生于西元四五七，死于四七九年）确是当日的查理第三，他更不是没有亨利第三内治的才干。但他遇着了一位女人，这位女人简直是他的对手，对他毫不畏惧；她不但打退了他有为之心，并对他请求她入闺阁的提议给了以下的答复：“你，我的主人，是太强暴，太好骤然的发怒，早晨看见你的人晚间即被杀掉，晚间看见你的人等不到清晓即被杀掉。现在，你的侍婢的容颜并不十分地美丽，她的头脑也不十分地精明。如果她不愿在语态上讨好于陛下的心愿，陛下又有何法使她和他亲近呢？”

舍太常以粗暴的行为对待妇女外，此时期妇女的地位，比儒教和佛教正在非难妇女的社会立脚点时，已经高好了许多。从一度率队伐高丽的神功女皇起，妇女在各种事业上都占有优越的地位，这在日本史上总有千年的光景。不过妇人无拘怎样总是要受不公平和残暴之打扰，不公平和残暴的事总是在初期社会里呈现。上述邪恶的天皇某次因为一个女子误爱了他人，就把她钉在树上烧了；果真他看中某某的妻室，他是不惜把某某杀掉的。有一次在猎餐的时候，牡鹿蒸调得不合他的口味，他即将他的管家治死。此时更有许多简直是说不得的逸乐。社会常受着险恶的“复仇”故事之危迫，同一家族的人遇有其家族的任一人受了损伤，都是有复仇的责任。孔家学说——为人子者绝不能和其父的仇敌并存，大和民族是欣然地承受下且严厉地实施了。而妇人报复的精神也并不亚于男人。虽有的庙里是有童贞女，贞洁却从未做了大和民族的理想。一切自然之力都奉之为神；阴茎崇拜几乎流传到最近。彼时的宗教和近世所谓道德毫不关切，宗教即是逃脱神之惩罚的诡计。道德尚未达到（以为是自己的义务，遂）无所为而为的程度。

日本与中国往来既多，西元五二二年佛教徒随着也到了日本，紧跟着日本社会之华化迅速而显著。虽则名义上日本依旧是一个神权的国家，但渐然就附之以汉民族的意义。佛教不易把国家置于宗教之上，更不能把统治者置于僧侣之上，但为通全起见，却可以承认世间的统治者为天神之化身。统治者多注意罪愆之惩罚，而少注意美德之奖励，他们所代表的神也是如此的。不拘新的宗教意义和神是如何的温和，由他们的要求与所课之义务上看来，神依旧是可怕而刻薄的。这新的宗教也并未逃出那遮掩怒神的方策。神道只谈今生，佛教更述及来世，并倡言今世与来世之神都在其统治之下。佛教初到日本之二百年间，总是受人们的反对（特别是旧教的信徒），但自采取了一种灵巧的妥协方策，承认日本固有的神为佛之化身，二者的裂痕因以复原，于是日本的万神庙仍得存在。最初信奉佛教的大抵是上流社会的人，因当时是以信奉（曾蒙中国天子之嘉纳的）宗教为荣的。及至日本天皇做了信徒，新宗教在日本的前途即有了保障。

佛教改变了日本文明的观点，以人生如幻梦劝人，说善恶都是幻梦。因为是幻梦，所以人无论怎做是没有关系的。除对在上者表示十二分的服从外，别的统不大紧。新宗教更使得日本史乘经过另一番的解释，因其荒诞以及僧家的色彩之深，现今很难使人辨别何者为事实又何者是谎言了。一般人受了佛教的熏染，由政治和爱国转移到神学和迷信方面去，由实践转到空虚的内省方面去，不为先知而为僧侣，甚至轻视社群的利益，重视宗教的妙法与虔诚，以期求得由“业”得到解脱。重心已移到另一世界里去，这里光是等待沦亡。终至家族和国家的关联松解，社会组织分化成原来的质素而后已。

第五章　大陆熏陶时代

（自西元六〇〇年至七〇〇年）

佛教去日本后，日本与中国的往来日多，大和文明里的几种根本变化也就立刻显现出来。依书所载，则中国佛教徒法显在西元三九九至四一四年之间去过印度，此可证其时远东与亚洲其他的地带已有相当的往来了，而在此种交通场中日本也必是有份的。因之不但新的教理，就是中国和印度的习俗、艺术、文学也随之而去。奈良正仓院所藏的家具与艺术品，许多是西元七世纪以前的东西，从那些品物的技巧上与秀美上看来，可知那种文明至少在千年以前即是很灿烂的了。此种创造力不是突起于任何文明的，非先有久远的培养不可。

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恒由科学与艺术的观点表示出来，科学与艺术观念是一切未来的前进之母。及至我们晓得术士、巫者、僧侣留心于更为确切的自然和人生的知识时，我们始能希望着社会有一种更确实的进步。那时也必为他自身的利害而来控制自然。就是相信鬼魔和其他残暴之神，以及轻信符咒，都无非是表现人对他不能吩咐的自然力所有的信仰。我们晓得，因为是和自然界接触，使得日本群岛古代的居民做出精美的石器（还有火石的）来，即在大和文明之初期，战时和平时的武器已经表显出艺术的萌芽来。古物学给了我们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最古的时期即有一活跃的智力在那里操作。及至晓得人们已会用棍、斧、凿和弓的时节，文明显然是更有进步了。考察日本古代的冢墓，可知大和民族是精于骑射的，他们最讲究装饰他们的鞍镫、缰辔，和驾马具。虽则铜铁物品的质料定是来自大陆的，不过有的东西确是在日本造的。因为谋生之艰难及战争之频繁，逼出了细心、勇敢、克己，和头脑的创造力，否则人还许是在原始的状态里。民族和国家之团结未曾不是若许的残暴所促成，有时也许是长期的残暴的产物。应神天皇死后被崇祀为“八幡神”，成为大和民族的军神，比罗马的玛尔思（Mars）以及希腊的亚颇罗（Apollo）更多含有爱国的用意。日本从太古以来，总不把战争的胜利归功给士卒，却归功与八幡神指挥下的祖先鬼魂。虽然各部族有各部族所礼拜的神，军神却从早就只有一位，自然一切共同的神战时也一定都是替礼拜他们的部族出力了，部族融合，强存弱亡，结果神的数目却有加无减。神学的伸缩性该是极大的，因为每次攻伐的结果总是旧神之上又负以新神。看古代大和民族的神之虚妄，即可知道神和神之崇拜者双方的智力发达之迟缓了。残暴的盛行恒表示一种智慧（尤其是想象力）的缺乏。此时期大和民族社会里，显然还没有善于交际所必有的和蔼态度，非是有真实的文化，这是不可能的。孤寂一向是缺乏交际的一种象征。邪异的文明里，不是以异乡人为野蛮，就是看他们做仇敌。这种极端的观点，无论怎样不可把它太信以为真，大和民族较比当代的欧洲对待异邦人还算客气得多呢，对那有些专门的技能，与他们有裨益的外邦人，特别是如此的。

此时珍贵的食物是猎来的肉——野猪和飞鸟的肉；马和家畜很是稀少，得着吃那种肉实在不是一说就成的事。当时人吃的菜蔬，计有莱菔、卷心菜、莲、瓜、蒜、海菜；更从中国输入了麦和麦酒。及至人们觉得农耕比狩猎和劫掠更为有利更能济助时，战争即转入了颓势。起初佛教是主持素食的，但遇着了一个得意野猪肉的国家，是十分的不容易使她改除，只得容许用一个“巨鲸”的名目含浑过去，至今日本往往沿用这种称呼呢。佛教徒所以反对肉食，因为他相信人所杀的和所食的，或许就是他自己亲朋之转生，此种理论给与农耕的鼓舞实非浅鲜；而新宗教所影响于高等艺术——如陶器、瓷器、黄青铜器、丝绸，以及其他庙中祭祀和仪式上的附属品——的地方更是特别的显然。天皇以下，朝野官员的私人的衣装，以及家庭所使用的家具和装饰品等，都争着取法于僧侣；他们寓所的器具和建筑之伟大也俨若庙宇了。由书写的艺术发现了绘画的艺术。不断地把中国纺织、陶器，以及绘画的妙手聘了去，起初含有宗教的使命，继而确是为点缀那伟大的事业。这时期养蚕已是无人不好的事务，甚至宫廷的妃嫔们也给国人作出一种榜样来。不过，日本群岛的大部，此时尚是被广漫的森林遮盖着，狼、熊、猴、巨蛇，以及凶猛的土著，在森林里漫游无阻。

生活附属品的进步虽有了充分的凭据，究竟语言和文字有否灿烂的发达，却不幸的没有痕迹可寻；有了这些迟缓的现象，可知当时文明之进展仍是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西元五世纪后，汉字成了日本通用的工具；起初写文章也是用汉文，自然，这种文章只有学者们会读。日本初有的记录定是由高丽或中国聘去的书吏所写，聘去的书吏是雇为政府官员的。同时提倡用外国字写日本语的也有许多人，他们想找一个相当的汉字来替代一个日本单语，而附以日本的发音。不必说，字是要按日语的次序排列的。这种语言虽仅有懂得字之原意者能读，但听得的人是都能领会的。但是因为用外国字来顶替固有的方言与措辞，结果生出了一种极复杂的问题，欲使此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确乎是非一言两语所能办到的事。后日虽发明了一个日语假名表，指明符号的正确的发音，但学者写文章时却仍沿用汉字而不用国语；英国学者就是如此的，在英国国语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文体之后，好久他们写文章仍是沿用拉丁文。日本早年也走了类似的歧路，本色文学的发展受了莫大的打击。

我们晓得，文化愈发达，表白之术必是愈趋于繁杂，所以此期的文明只可是说凸凹不齐，由视觉的方言与音觉的方言之不同，我们深可以见出阿利安民族与东方民族的心理之根本的异点来。自然，所有的字都是由形象而来，这种形象对于人的眼是有一种触觉的意义。世间没有一个名辞最初不是物的符号的，物是形、色、声、味共同的本源。然而西方文明就会由视觉方言到了音觉方言，这种改变根本是文明发达较速的原故，所以用二十六个字母能讲出无数东方字的每个的音来。日本民族心理和汉民族心理相像，十分固执地反对音觉而赞成视觉，以至目语支配着耳语，文语至今和口语有很大的差别。日本国内曾有一种用拼音表白国语的运动，不过并没有何等的成效，至今仍有如英语国家里（鹄在使英语拼音趋于简易）的会社，还是未十分的得志呢。但此刻日本的国语印刷品，在使文语混入日语的途程上的影响已很是不小。

日本最早的文学为诗歌，这原是歌人的艺术，后来又成了游闲阶级的艺术。自始日本诗歌的形体就与众不同，无韵脚、头韵和韵符。日本诗歌每首为五段，各段为五、七、五、七、七短句组成，共三十一个短句。通俗的小曲或许与这种格式稍有不同，但是称得起国家诗哲所作纯正的诗歌，无不须用所谓“和歌”作准绳的。自彼时以至今日，联句是皇廷中很得意的一种游戏，至今每值庆祝新年佳节，东京皇廷中依旧是有此种赋诗的宴会。很奇怪的，日本以一活泼尚武的国家，而人之好为户内游戏从早就有甚于户外游戏。毫无一事可做的时候，就喜欢借游戏来消磨时间，这些初民的脑海里一定是已经印有深刻的痕记。大抵是佛教使得日本由肉体操练一变而为精神操练的。舍了联句而外，日本官界的游戏更有赌战、歌、舞、斗鸡、斗狗、角力、弓射等项；逢节令放风筝也是有的，还有一种足球戏，谁能使球离地的时间最久就算得胜。狩猎天然是军界的一种游戏，也是日本上流社会人消遣的一种。音乐（柏拉图在他“理想之邦”里十分看重的一种教化之源），在日本和在中国的运命都不很好。在神道和佛教祭拜的当儿，总是要用舞蹈和音乐的，现今依旧是这样。由音乐的本性来看，实在无法断定它是用以讨神的喜悦，抑是为吓走（神见了就讨厌的）恶魔的。因为佛教对于纺织、陶业、书写、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的发育上有了相当的供献，所以佛教在日本此期的文明史上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劳迹。在建筑方面也可找出类似的影响来；不只是我们曾提到的贵族，就是各界人士间也是如此；比较更为舒适的木构席地的住所，代替了固有的泥土枝条的茅屋。但当时的土著却仍然是住在洞穴里边。

此时期里更有服装之式与质的显著的发达。事实上，官界虽是有能力模仿中国丝绸的衣服，平民却不能再有比草和树皮及皮革做的更好的衣服：有人说，当时平民能穿得麻织的衣服，这麻衣是用由植物取出的颜料染过的。缙绅们最得意纯白色，黑、红、蓝次之；于是白色成了丧服的颜色，这大抵是白色为上流社会所爱戴的原故。当时也就是用各种浓淡的颜色来表示阶级的区分。舍了网发的式样有所不同外，男女的服制并没有何等的差异。只有男人头上戴东西，便帽是用以表示阶级的。男人的发须要网成两髻，男孩网一个顶髻，妇人则容她们美丽的发辫垂在她们的背上。上衣、内衣、腰带、帽，以及玛瑙、水晶、碧玉等宝石，当时都有了。

平常人出门大都是步走的，仕官出门则用马，或用中国式的轿。及至人们见到天皇坐着两轮的中国车时，日本文明的进步可说是已达到了顶点。当时河运多赖用树身做成的槽船，但航行到大陆去（也是常事），那确非有航海的船不可。许多的使者到中国去而不返的纪事，或许是日本船只总担负不了此种重大航行的象征，自然也许是使者遇了难，他和他的给养都被人没收了去的凭据。有了商业，度量衡的功用日见其广，货币也做了贸易的媒介。但其时还多是以货易货，纳税也是用货的。因为部族和部族彼此的争战，省际间的商业受了莫大的打击，国际间的贸易也受海盗的损伤不少。这时，地理的知识是有了，不过仍是异常的虚渺。关于星宿、日、月，以及地球的关系，仿佛连一些淡薄的观念都不曾有，即此种好奇心之有无也还是一个疑问。人们是拜太阳为神的，现今还是这样，太阳女神仍是日本主要的国神之一呢。

重视法律的记载之增多，又是一个汉民族影响的左证，自然所谓法律是名不符实的。法学与文明的关系总是极密切的。法律根于习俗，而习俗是非常守旧的。在一切的国家中，新的律令总是比新的习俗或新的道德要多些，因为文明不发展就要废颓。正义的概念逐渐地有了改变，表白正义和公理的方法改变得更迅速而频繁。所以在此时期里就有了《大化》、《大实》两法典；至于二法典如何表彰部酋们的单方的愿望，抑是表彰产生那种观念的时代，确乎是不容易断定。有一种定例，法律非是因个人而有，而是因群的利益和群的状况有的；此处的群大抵是指部族而言，因为法律在未制定以前当该是全体罪证的总汇。我们晓得，法所依据的习俗之养成与保存，乃是缘于人之模仿心理，模仿心理也是一种大的社会建设力。想要成功的人必得模仿成功的先例。在野蛮的社会里，惟有武士才算得起真实的胜利。昔日大和民族是崇拜人鬼的，此际仍是如此。模仿本能于是影响到生活的各方面：宗教、式样、贸易、文明。在早的法典里所载，大约只是部酋们所要拥护他们的人模仿的是什么，否则就要受一种惩罚而已。

有价值的道德习俗之模仿，不容易阻夺社会的前进，若只是模仿物质的文明则不然。过于学法汉民族的成案阻憩了大和文明的进展。在法律方面这也是事实，汉民族的法典即是与固有的观念相背驰的，法只是强迫着实施。若想要使一种改变有好的成效，新的须和固有的有相当的关联。现在是根于过去的。创造总不是绝对的，每个新的意念都是由固有的意念而来：这是很侥幸的，既可以免去大的变动，又可以防止少数人的统治。大和民族未曾能有此种理解力；少数人的统治是专横的。新的且是外来的法典，施之于初起的国家，比在文明的古国易于发生效力。不过，日本古代文明所缺乏的却是自由，尤其是言论的自由。日本许久是沉误在邪异的深渊中，与真理距离得仍是非常之远。而日本却十分听从佛教徒的话，原故是佛教徒所说的偏重物质，少论到精神方面。日本的新法典，可以说就是新宗教产物。新法典之偏重提高部酋的地位，轻视中央当局，即是它所以受欢迎之点。

欲知此时期的日本文明已经达到了何等的阶梯，必须用其了解公理的能力来估定。在公平的社会里，慈悲才算是一种美德，纵欲才是一种罪恶。日本（和别的地方相同），起初所谓公理乃是建在报复的原则上；公理就是报复，且往往是以重报轻。为免除不可开交的斗争之端绪起见，也有时是以赔偿了事的。反抗政府要以侮慢国神的名义来治罪，用罪犯给怒神献祭是常有的事。一个人犯了罪，他全家的老少也须要处以同等的罪。群责群罪的原则，即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是过了许久始完全消灭了的。说起来，还是有了法庭以后，公平的处罚才出现了。不过在强权仍是胜过公理的文明里，司法独立是不可能的。日本古时，以审判（有如战争）是一双方的决斗，强者掌着胜利的关锁。至于法庭主要的目的在探讨一案之真情，评判当力求公允，那还是后来的事，邪异的社会里的人们相信，非用痛苦的惨刑无由讯出真情来。要知道，任何文明之进步，无不可用真理之估值来衡量的；在此点，宗教和习俗，都是无足为力的。日本早年法庭讯判的丑事之逆耳，就是研究一番，也无非是徒找烦恼。当时惨刑之施非以讯其真情，而是为强迫着弱者和强者同意：法庭虽是如此的残暴，而罪犯的数目却未见得减少。写悲剧所不可少的野蛮好罪的情况，随处都可以遇到。其实日本此时所谓犯罪，总不出下犯上的意思，地犯天的意思；在上的代表天，在下的代表地。

那时的刑罪是极野蛮的：拔指甲、拔毛发、活埋、活烤、断肢、烙面、纹身；上级官员犯了罪，或罢职，收没其财产，或贬为奴。火刑在十八世纪仍是通行。有时当局者觉得金钱比把罪犯处死更为有利，即罚钱。千百年来惟一的进步乃是罪的等级区分之增加，同时更有了一种刑法加厉的趋势。而罚钱也往往是贿赂的一种，失掉了法律为求公理的原义。不过我们该当承认，在古大和社会里尚不屡见公理之异常的堕落，甚至以残酷无情为理想的情事，有似古埃及社会中的人心之硬如金字塔。到了西元六世纪，佛教不止使日本法律有了进境，并使她的刑律温柔了许多，残暴对于宗教也是极难以灭绝的恶行，事实上在日本并不比当时的欧洲更坏到几分。中国的习俗——战时擒住了敌人，不把人的头而把人的鼻带回，在日本直至十六世纪仍是流行。当时人都具有一种不畏死的精神，这总是开化未久的社会特有的现象。凶杀已经不是荷马时代的意义，而社会却显然发达到了荷马的阶梯。日本社会并不十分缺乏荷马时代的浪漫精神；有一次某天皇恋上了一位处女，就把她招到他面前来，他的儿子看见了她，也为她的姿色所迷。于是皇父很豪爽地把她给了少年皇子，父子并互赠喜诗。

此种文明虽有好多方面使我们不满意，我们还不可说是一些有起色的美德与慈悲都没有的。圣者如厩户皇子，拒绝与曾我氏骄傲的领袖为伍，并由圣德氏首领田村皇子转去答复挑战书的话如下：“我不愿几世之后，人们有因为我为他的父母穿孝的。战争的得胜者就是独一无二的英雄？”然后他和他家族二十三人同到祖先祠堂去，都在那里自尽身死了。不料此种牺牲并没使曾我氏有任何的觉悟，甚至它的族长刺杀了一位天皇而无所顾忌，继而镰足氏也有此种行为，更后藤原氏并设法驱逐曾我氏，握日本政权至数百年之久。至于“武士道”，此时却还是没有。

日本第一次成文法典——《大化法典》，乃是道德的典章，而非法律的典章：其目的确是要挽回许久被部酋蔑视的天皇的权柄，所谓部酋特指已成了田地的诈取者，欺凌他们邻家的人。该法典规定：解除军阀，任命新省长；强者不准再夺取弱者的财产而据为己有；以苦工代赋税。在文明端赖土地之开阔的国家里，这的确是一件重要的改革，《大化法典》所根据的是中国的土地政策。以后我们将要晓得，这法典里边所载的诸种事项并未有做到。事实上，自西元六四五年新法典出世后，日本之华化却进了一步。正式采用了中国官爵的名称，更从中国聘了许多的学者来参与改革的事业，佛教被抬到一等地位。天皇自身也成了外教诚恳的信徒。人们渴望着大化改革能把平民领进公理之域，从千百年残暴的压制下解脱出来。皇宫的大门口都设置了一个建议箱，有不平之鸣可以投到箱里，借可直接引起天皇的注意。规定天皇死后，所有他的奴仆一律要释放；地主不得向小佃户逼债，夺佃户的田地，并不准地主强迫占有者做他们的奴隶。奴隶需要穿黑色的衣服，自由人须要穿黄色的。《大化法典》之失败已如前述，原故是在中国佛教的熏陶下，日本贵族及天皇本身都受了一种打击。为政宜重德行而轻世爵的中国学理，和神权制是极相抵触的。结果诸名门愤新法典干涉彼等放纵的举止，篡夺政权较前更行加厉。一般民众所受的艰苦丝毫不减于昔日。新法典把日本自身投到了一种更可怕的寡头政治的圈套里去（从前或许不至如此），使她愈发的感觉着官爵，等第，以及中国红羽毛带的痛苦。《大化法典》之失败，由五十年后复从中国采取另一已成的法典可得而可。西元六九七年，文武天皇创置下《大宝法典》；不料他的威权很可怜地落到了藤原氏的手中，致使法典失掉它应有的效力。这即是几百年家族干政的开始。藤原氏总惦着使他家的女儿做天皇的匹偶，以便朝里面有血族参与，必为藤原氏之利是图。藤原氏是赞助这新法典的，因为它确立了儒教的纲常：所有的人，无论是属于何爵位与门第，对于国家都有同等的义务；惟有对国家特别有劳绩的人能得特殊的优待；任事以能干和学识为取舍，不遵从来以门第取仕的办法。新法之规定，纳税需要用布、丝、靛青或铜，却使这些工业骤然的勃兴起来。一切苦工都能折为货财了。但强迫的全国皆兵制却妨碍了道德的活跃。结果，不但不依新法以功受位的规定，连爵位也靠不住了；一切都是要以武力为归。法律既不建在正义与公理上，而是建在实力上面，于是武力成了时上的东西，新法的意义因以磨灭。长子承继帝王制创行于此时，因为藤原氏大权在握，天皇属谁毫无关系，至于天皇有没有才德以当其任也是无关重要的；天皇益发的没有出息，愈合大权在握的家族之意。神权的天皇终归迫得生活愈发神圣起来，谦谨幽隐，俨然有如已经去世的先皇，对国家的大事少有干预的时候。

第六章　奈良时代

（自西元七〇〇年至八〇〇年）

奈良时代虽只垂百年左右，在日本文明史上却留下了永久的痕记。此时的社会已完全从野蛮的状态解脱了出来，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迄今每换一次朝代都要迁一次京都，但因僧侣之熏陶，民智渐开，惧死者沾污的心理却日减，于是最近的首都地址得享受百年的光荣。永久的观念不止使得人想有一个极稳定的政府，更驱使着艺术、建筑、教育、宗教以及文学之进步，社会生活还不必提。前章所述大化和大宝之改革，虽有的地方似是剖夺了天皇的威权，事实上却促成了更大的中央集权；因为皇室有了藤原氏的辅佐，一时确镇服住了各省区的长官和世袭的酋长。研究历史、法律、医药，以及中国经学和美学的学校是设立起来；此种新文化将它果实的标本传流下来，我们看了必会联想到当时出人意料以外的成就。佛教徒建筑技艺之精巧，此刻日本国内的建筑依旧是争相取法呢。富饶之家的住所近旁的花园，其学法寺院里可爱的花园更无微不至。西元七三二年，奈良东大寺铸了一座大钟，高十三英尺，重四十九吨。奈良大佛为西元七四七年所铸，至今犹称世界上最大的铜像。这铜像是合九十六万八千磅铜，八百七十磅金，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七磅锡，一千九百五十四磅汞，此外更有铅、银等而成的，高五十三英尺，重据说是四百六十吨。

佛教此时在日本已极占势力，国家只顾得修建大的庙宇，补助庙宇一切的给养，结果国库空虚，消耗了许多有用的金钱和人的血汗。因为庙宇及其精致的仪式日见增多，各种豪华的享乐遂随与俱来，结果艳冶之至，道德废弛。这即是日本诗歌、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日本文艺从未有过如此美致的情感，精妙的语言，以及秀密的文句。

在所有进步的标帜上，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出高丽和中国的影响来，这时有一本户口册子，证明在一千一百七十七个贵族家中，有三百八十一家是高丽人和中国人的后裔；我们由此可以推得移殖日本之意义与范围了。中国学者、艺术家、工匠、医士，以及僧侣到日本去的很多，几百年间，他们的势力从未有间断。论宝石雕刻，结构的和装饰的艺术，是没有人敢与他们比肩的。日本在此种营养之下，反使她经了好久始觉醒过来——觉醒是独断有为的先决条件，使日本不光模仿别人所固有而变为采择，更由采择而进入真的创造之境。现今仍存在的美丽的奈良法隆寺，即是此种艺术一个很好的纪念物。日本的艺术并非像古希腊艺术之能以战胜侈靡、纵悠，以及享乐主义给与社会道德上之坏影响的。

此时，旧有的佛教正在那裂为宗派主义的关头。道机、玄昉、鉴真等把中国已有的几宗介绍到了日本；为争朝廷的宠信，各宗互相猜嫉，宗教与世事日趋腐败。奈良为全国宗教的中心，那里宏壮的庙宇，阔绰的寺院，以及一种骄慢的教会权威，在一般人的心里很有一番的势力。像玄昉那样豪侠的僧人，像吉备真备那样可钦佩的儒教徒，与腐败社会抗衡的人日本不是没有，不过因为藤原氏的暗示，他们早已被佛教的权威所扑灭了。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新的宗教借与神道妥协，不久即能控制日本文明，且至二百年之久。全国各省区几乎无处没有佛教徒的教会和寺院的了。日本的皇族及诸名门早已想定了主意，利用这外邦的宗教做一种大的潜势力来约束群众，为大家谋幸福。佛教和神道混合——神道所奉的神明算作佛的化身——是完全的成功了。神道谈到今生的地狱，佛教又推而至于来世，于是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压迫之下，想要解脱必须有僧侣的媒介与以调解，然而在高大的包金的偶像，辉煌的庙宇和祭坛的阴影里，恶行依旧是潜伏着，其猖狂不减于昔日，弱者也更不少受强者的欺凌。从对一般人不负责的情形看来，此种文明是最邪异不过的。

奈良时代里，藤原氏在国会中比他们的曾我敌派总是占势力。因为藤原氏不属皇族，所以虽把他们的女儿们送到宫廷里去，她们也不能被立为皇后。但此种短处后来是很灵巧地免除了。藤原氏先娶皇系源氏的女儿为妻，然后使他们妻子生下来的女儿，给本家女儿所生而为天皇的子孙作匹偶；藤原氏创置下的乃是二半血统为一整血统的原则，实际上非皇族的一半就作废了。第一位藤原氏的女儿做了皇后的为光明子，是西元七三五年配与圣武天皇的。此后直至今日，所有的天皇的匹偶都系从此名门选出，最后的一位是故大正天皇的皇后。昭和天皇的匹偶不是藤原氏的女儿，这在日本习俗上是一件很大的改变。然而西元八、九两世纪中，藤原氏却是用此种的手段而独操着政权，假天子以令天下。

藤原氏之利用宗教为自家谋幸福，这在日本文明史上要算最给我们教训的一件。佛教的权威为迎合与拥护藤原氏起见，把“隐士”制度介绍到了日本，借此可以敦劝那过于刚直的天皇退隐为僧，尊他们为“法王”。求得此种尊荣，后来竟成了天皇最高的理想。天皇本身是神圣的，所以他们在晚年得与神人往来，这些神人受了他亲族的运动，便不能不来替国家出点力。有的天皇实是不得已而隐退为僧，以便躲开天皇的责任及藤原氏终日干涉朝政之无聊；他们在寺院里反可免去人们的骚扰，而得即时为乐。任何寺院有一位天皇在他们的名册上，总有很大的便宜，虽则他的生活往往和他们十分隔离着的。不过此种隐退的习惯，更给那终日的鹄在夺取国家的大权，无所顾忌的先生们留了机会，使日本感受着此种苦痛直到了西元十世纪。因为有的天皇不愿受此种把戏的摆弄，拒绝强迫的退隐，所以这种诡计使着并不总是顺手。藤原氏为免除此种困难，又创置下使幼童为天皇的先例，在天皇未成年之际，他们总可垄断一切，他成年后若仍是太执拗，再设法铲除。从佛教为物质上的便宜，而强为赞助此种办法来着想，可知它以一种宗教，却未能从邪异的梦海里觉醒过来。最初日本宗教对“万有”是十分的虔诚，为时不久就又回到了固有的多神主义，不以恶魔所汇的迷信为异样，对于人生丝毫没有贡献，只有些防范地狱里的凶恶与痛苦的符咒。比较起来看，有些佛教的宗派，有与基督教相像的地方——特别是“化身”名称之沿用，或许是受了景教的影响，景教入中国是在西元七世纪。更不可不注意的，佛教利用它所轻视的女人，在宫廷里以及政治与政事等方面占有莫大的权势。

差不多是历史上的一种公例，及至宗教的权威富了起来，宗教的灵性的观点即一变而为物质的观点，教权只是用迷信和残暴的迫害（Persecution）做它的护符了。奈良时代，每族须有一座佛祠，祠里供奉着佛像，按时献祭，违者就要受那五花八门的拷问。最虚妄的迷信是培殖了起来，且欣然地想在一般的民众面前讨好。使一般卑屈的民众相信地神、气神，以及神之存在；巫医方术之辈做了一阵子好生意。宫廷不得已也请了百余位僧侣，总做些应付恶魔的举动。如果宫廷里面有人操劳过度，梦昏不醒，那即是恶魔作怪，是必须请僧侣来赶跑的，以为恶魔所畏惧的只有僧侣。高丽的“隐士王国”未被日本吞并时，也曾有这类的举动。

论到此种事，若说当代的欧洲社会也不十分的出色，所言非过实。佛教文明里，道德与宗教之分离是很显然的。此时期中，甚至有位皇后不顾她自身的耻辱而与一个和尚通奸，并为顾全她姘夫的地位起见把天皇谋害。她的身为僧人的爱人实际上即把持政权，不过因她是藤原氏的姑娘，没人敢去过问。在佛教声势之下，更有纳妾制之风行，唯一的限界是财力和愿望。大地主（如前章所述）仍是劫掠农民，欺压土著，以扩大他们的田产而缩减国家的税收。省区的长官和地主们的生活是十分的阔绰，宫廷和政府却每每因贫乏而呈现呆板的状态。许多的农夫不得已而为奴隶，有的更因为无以维持生活而死去。农村生活之不平稳已达到极点，部族和较弱的地主都筹划自卫的方策，防止他们的财产遭旁人的抢夺。私有的警察由“从人”阶级组织了起来——这即是后日众诸侯赖以有天下的武士阶级。社会秩序是异常的紊乱，世袭原则是被打倒了；但藤原氏把持着一切，旁人是无从着手的。

因为这些文明的缺陷，终至而情势日下，酿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内乱。皇族的后裔增加得以至无法节制，一向是巩固的政治的障碍。皇族平、源二大户往往是相间得势，二者总不能两立而保持和平。由这种紧张的状态便演成此后多年的扰攘。但并非是所有的天皇受着藤原氏的摆弄，而无一反抗的。西元七七四年，光仁天皇对某某等大官无耻的行为太愤急了，就把他们处了死刑。这种举动大得国人的同情，于是国人定天皇的生日为国节，留下了一种至今仍在遵守的习俗。这节名为“天长节”，是纪念光仁天皇之生辰的。

奈良时代另一种异常的状态，即是中央政府总感着收束土著的困难。中央政府把收抚土著的重任交给了省区的长官，这种办法只是使中央威信扫地，驱使着这些长官去做土著的榨取者。在这种工作上，宗教显然未露了何等的头脚。寺院和部酋们一样，也是尽量地侵夺田地：寺田是不纳税的。当时几乎有一半国家的税收要消费在寺院以及寺院的仪式上面，所费之巨以致国帑耗竭。从另一方面看，此时佛教对于工业（特别是建筑、陶器，以及雕刻的艺术）仍是有相当的供献。只是在首府的地方才谈得到教育，而这却是为官家子弟预备的。所谓文明实际上不过是有爵有位有钱人的东西。

陆续着克服了土著之后，领土日渐扩张，主要岛屿上的大路逐渐达于四方，譬如从首都北去的中仙道，即是一个例证。中国的二轮车，在早只有皇室有权来用，此时有力买车的人都可以用了。农业也大有了进步，种中国谷类的很是不少，上等的庄稼如大麦、黍、豆之属也成了一般人的食品。对耕地增加给予奖励，足见国家对此事之挂心。但人们缺乏先见之明，运输又不便利，于是一遇凶荒到来，人口常是要减去了好多。市场（和中国相仿）是设在首府的。西元前四世纪以来中国所用的货币，至奈良时代始通行于日本，这大抵是少有贵重的金属的原故。寺钟和其他祭祀时所用的家具消耗去大量的金属，使其供给愈发减少。黄铜钱大约是最早交易的媒介物，它是用来替代米和织物的。当时的钱为圆形，中有方孔，以便系于绳串。但金属钱之应用许久是限于贵族的阶级，后来平民在旅行的时节也用了，原故是带着钱比带着食物要便当得多。采矿在此时方才开始。

奈良时代最鲜明的文明图画，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里找到，此种文学之存在乃是——以往的思想和活动曾有长期的活跃之左证。前边已经说过，《古事记》与《日本纪》（都是奈良时代所编）里面有些日本史前期之纪事的。但这两部书对于研究奈良时代却是更可靠的权威，因为那是叙述当时的事。还有一部共藏三百首诗的《万叶集》，也可用来解释当时和以前几百年的状况。此种文学作品告诉我们，因为有佛教之倡导，才使得日本民族的头脑有了想象、理解，并稍然对于人之生存有了一种理性的态度。但大体说来，此种文学既非近于哲学、教训，亦不近于政治，却极空幻偏于内省，论抽象而非实有的事物，和亚细亚的文学差不多是一致的。散文实无足观，比较好的都是学法中国文学的风格；诗歌要算好一些，不过大多是一种感情的描写，与极平淡的个人的描写，称不起一种深奥的抒情诗。日本最初的文学作品，大都描写爱的私情、家庭的生活、孤寂和悲挽的情绪，哀叹人生之无常，启发这种文学的宗教之悲观也由此显露，不过并未失了大和民族的真精神，大和民族是倾心于自然界表面的秀美与灵感的。有很多的例证，表示人们和四季种种自然的现象是有密切的认识，如描写流水的音曲，高山上的积雪，飘动的海藻，鸟的歌唱，虫声，蛙鸣，秋鹿的哀嚎，秋枫的红颜，月光花景之类。日本初期的文学有一种可爱的现象，那就是没有叙述战争的诗，也没有任何战事的形影，原故是作者不得意那些事。想象力之薄弱是很明显的，视抽象的美德为人的事也没有：总之，欧洲诗歌中的抒情与秀丽仍一点也没有。

由其被动的人生观看来，奈良时代的文明实是东方的文明。一切的事都非人所能为力，事实就在那里，如果谁不喜欢，那是“没有法子”。这种态度定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在早大和民族的头脑（和他们所拜的神一样）是发动而不是忍受，是相信神和人都是能有所作为的。创造大和以及大和民族是件很大的事，然而是办到了。新的宗教似是把此种气禀抛却，加上一种“毫不顾虑，‘业’是不可逃脱”的精神。这或许是使佛教和藤原氏任其所以的意思。不过我们须承认，考察奈良时代的文学，可知当时文明的程度是与彼时欧洲相差无几。试问，英国以及近代的任何国家，在西元八世纪之末，在文学上有什么供献？换句话说，在知识的路途上（特别是文学和哲学）是可与希腊和罗马相对照的。奈良时代的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社会，和《皮尔斯农人》（Piers Plowman）时代的英国并没有何等不同的地方：《万叶集》里的诗有的描写农人的贫困状况和《皮尔斯农人》所叙述的正同。

第七章　平安时代

（自西元八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

百年以来，奈良京都附近，文明最灿烂的中心，却因西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决意迁都贺茂河畔而走进了恶运。以桓武天皇与他的先祖相较，他要算精明多了，他深晓得除非从奈良的佛教大本营阴谋之下逃脱，强有力的政府之必要条件（自主）是不会有希望的。他为他的首都起的名字是“平安京”。但他在那里并没有得到了平安；因为僧侣立刻也决定随他同去，不久新都（有如旧都）就成了他们干涉工作的中心。在首都建筑的期间，佛教的权威就把最好的基址占了去，过不多的日子，上面就盖起许多的庙宇和寺院来。不过从各方面来看，几乎平安时代总是日本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在这时代里，构成日本的诸种建设之力，一向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日本文明于是有了进境。

因为新的政府所在并没有得到了平安，不久就更名为“西京”，意思和奈良旧都对照。西京是第一个且是日本惟一的建筑得有秩序的城市。里边布置得是非常的周密，是仿照着中国京都建筑的，也可说是当时中国的首都的一个模型。建筑工程前后共十一年始告竣。为建造了这一座极华丽的城市——艺术、学术，以及政治的中心——消耗去许多的时间和金钱。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地，首都的墙垣及主要的房屋建立起来，结果城的周围每面长至三英里强，共有九条彼此直截着的通衢。光是皇宫的基址就长约五千英尺，宽约四千英尺，里边大厦的瓦都是绿琉璃的。大部材料之搬运以及房屋城壕之建筑，所用的都是苦工，即如此，用钱之多已经使日本贫困得够受了。我们此刻依旧可以见到大石所垒的城壕的残迹，有如埃及的金字塔，它不过是（不会说道的）无数只手劳而未获的象征。

站在比睿山上（比睿山为俯视西京的天然高处），即见一大佛寺矗立在城之东北，寺之祭坛是以拦阻恶魔的，据说恶魔总是由那方向来。历史证明，到了一定的时期，政府会以这种机关本身是一个恶魔的储藏所，并要用武力来把它铲除和驱逐了的。不过在西京的初年，佛教具有壮丽的庙宇与那辉煌的仪式，却是给新都添了不少的光荣。同时西京也是一个世间荣华与道德堕落的渊薮，并未曾比奈良好了几分。佛教此时是日本的国教了；它是借着提倡各种的迷信来愚弄一般的民众。宗教机关所有的领地，在当时是很广的，所收赋税的数量也是很多的。宗教机关所有的田地和建筑物是不纳税的，寺院往往用这一种搂钱的政策：使着想偷税的人把他们的产业登记在寺院的名义之下，如果偷税的人不一再地按时来纳贿，寺院就收没那些人的田产，借以扩大寺院的土地。若问僧侣有没有可以报答民众的呢？他们说有延长人们寿命的权柄，如果他们所请求的不蒙允许，他们更有缩短人们寿命的权柄，更能使死者经过了涤罪所，早奔前程；用此种宗教保险欺人之术诓去了人们好多的金钱。平常人以为僧人乃是一种升官发财最好的阶梯。僧侣和修道士独享有学者和教师以及游历者的美名。西元八三六年，真如皇子到印度佛教发源地去研究宗教，到了缅甸就被虎吃了。名僧如最澄与空海，从中国带去了更深奥的佛教教义，立天台、真言二宗：天台宗所持教义深合中国训诲与潜思之法，和日本固有宗派的教义也很是相投的；真言宗的真言教义的内容又与古基督教哲学派十分的相近。很奇怪的，神道并没有出何等的能人——无论是圣者或是富有学识的。修道院反成了才子和野心家的荟萃之地，有时比在朝者还要多，所以政府对它就不得不俯首下心。此种宗教，表面上是拥护着以慈悲和仁爱对众生的教义，其实对于一般人的污陋情状是丝毫无所改善，为上流社会的人也未曾谋得了何等的福利。虽则艺术是可以做宗教的侍女的，而事实上却从未取宗教而代之。过了许多年，日本感觉着中国的四分五裂与异说蜂起之胁迫，学法中国的风气才渐渐地沉寂起来。佛教觉察到己身地位的险恶，为保全已有的势力起见，遂促成一种强有力的军事组织，而此种军事的组织终归是要用武力来铲除的。

平安时代的宗教，自始至终是贵族替他们的上嗣来约束民众的一种工具。宗教的权威能以忍受任何的政策，只要是赞助彼等之意志的政策。很奇怪的，有的和当时罗马教皇的策略是十分的相像。由僧侣之堕落能以推想到当时一般人更是堕落；宗教是毫无廉耻地糊弄着一般无知无识的民众。它是利用一般人畏惧鬼神的心理，建起伟大的庙堂来安慰战争的牺牲者，更用这种把戏来缓和“万有”的忿怒。此时的教育仍然为官僚阶级所独有，注重知识和美术二方面，而疏忽伦理或道德的方面。仕宦阶级以为，最好是使民众永久处在糊涂的状态里，以便他们操纵官场的一切。只有一个学校是破例的，是在西京的东寺，这学校是收平常人家的子弟的。

西元九世纪中，佛教徒和藤原氏勾结得非常的坚固，天皇降到了一种附庸的地位，政权终归更被藤原氏把持了去。天皇是随藤原氏的意志而去留的，藤原氏所用的是“隐士”的把戏。西元八八七年，光孝天皇被迫创设“关白”一职（这官职对于日本文明的影响很大）。“关白”即是变相的国务总理；藤原氏得到了这样的位置，无异于夺得了国家无上的威权。藤原氏持政后，为取缔非难的论调以及暗中作梗起见，尽力促使着皇室和藤原的敌派缠绵在酒色中，目的是使这些人再无暇顾及国事。天皇和他手下的官员终日地流连花间林下，奢华逸乐，有时或是饮酒赋诗，但大多是些败坏道德的消遣，夜间更做些百般纵欲的事。而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宫廷和政府，里面简直就是阴谋和猜忌的黑暗世界，争端屡起，且往往是狂暴不堪。即知识界的前驱者，如菅原道真、三善清行、橘广等，不但不互相尊重彼此所处的地位与特别的天资，反而互相仇视，使得一般的学子也争相追随起来。晓得菅原道真的人很不少，他是敢非难藤原氏擅权的极少数的人中的一位，但他终归是因他的辛苦和他的爱国热诚而被驱逐。不过，至今仍有千百的人到菅原道真的祠堂去，礼拜那极其豪侠的志士的灵魂，也足见国人的精神了。

十世纪的初叶，又出现了一位志士，其人为三善清行。他冒着艰险给天皇上了一封请愿书，痛陈当时的一切罪恶，里面他说许多“污秽凶恶的”僧侣，有是为避免纳税和苦工的义务的，也有是已经犯了抢劫或别种罪的。三善清行所请求的是：褫夺恶劣僧侣的资格和他们的权利，惩办骚扰人民的警察。但当局者对宗教的卑污和官界的坏现象，显然是不愿（其实也不能）有任何彻底的改革。由西元九四六年藤原忠文所上天皇的请愿书中，我们很可领略一些十世纪的日本社会的情况。“我所要告发的是：作出非法事来的人，不准都是省区长官的子孙。许多别人来滥用职权，结党营私，镇日地作军事操演，借口狩猎而抓人要马，胁迫县官，搅扰平民，污辱良家的妇女，偷夺民人的牛马给他们自己去做活，以至阻碍了农事”。

中央政府既总是无力统治各省而弭国乱，结果有二贵族阶级之兴起：一是呆板而文雅的“公家”（宫廷贵族），总住在首都的地方；二是极其活泼且富有才干的“武家”（武人贵族），住在各省区，且维持着他们自身已有的实力，借以保护他们的田产。宫廷贵族是终日在首都游手好闲，省区的贵族则无时不在整军纪伍，于是由“武士”精神一跃而变乱起，推倒了藤原氏的霸政，创置下了封建制度。西元十世纪之末，滥无法纪的情况已经达到了极点，甚至有武装的土匪攻进了首都劫夺了皇宫。其后我们就要见到，协力反抗自大无能的藤原氏的领袖中，有平氏和源氏的两个部酋；更因部族互相的猜忌，弱小的部族不得已都陆续地投降了大的部族。因为想要合力推翻了藤原氏，使平、源二氏得一时相安，把他们的野心和冲突暂时掩起，及至把敌人真的推倒了，平氏和源氏的争端复卷土重来，搅得日本许多年沉沦在战乱的情况中。

地方绅士的势力之膨胀，是十一世纪日本文明史中一种主要的现象。此种财富与权势之过度地发展，受其害者确为中央政府。省区的贵族此时仍是强使着欠债者为奴，收没他们的土地，借以扩大他们自己的资产，有时更夺土人的土地据为己有。此种从土人夺来的土地叫做“庄园”，是不须纳税的。其余不纳税的田产，是朝廷赐给有功之臣的，这种田地叫做“私田”。庄园和私田之外，更有所谓“寺田”，这在当时能以代表一块很广而不交税的领土；这种土地可租于佃户，比租国有田地要便宜得多。结果一般租种国有田的佃户多向区有田乔迁，国库贫乏，省区的财富逐渐地膨胀起来。平氏和藤原等有势力的家族几乎领有全省之地，省区长官也是听他们的支配。十一世纪的末叶，源氏领有十五个省区；十二世纪又击败了平氏，平氏崩溃，源氏把平氏的田产收没，结果源氏的财富又一跃千丈。源氏既领有全国之大半，然后以国为自家谋福利，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了。占有许多田地的贵族叫做“大名”（诸侯）。当时，省区的贵族都把他们的子弟送首府去求学，他们的子弟在那里充当宫廷的守卫，学一些宫廷中举止进退的礼节，和平、源二族的领袖靠靠近要要好。

西元九三〇年，日本有将门之乱，这足证当时绅士的势力之大，以及中央政府平乱能力之薄弱了。一〇一九年，西伯利亚的东夷族来袭日本（所乘五十只船的船身，短者四十英尺，长者约六十英尺），骚扰日本沿海十六日，终败走；这却不是中央政府的劳绩，而是省区武人贵族的力量。这类事既然都算做民间的情节，藤原氏所把持的政府之懦弱，任人可以知道了。当时日本是急向地方的分权制度奔跑着，后来终于是实现了。各省区已经晓得，遇有意外时，中央是不能给与任何应援的了。一〇二八年，大的变动是来到了：有一位平氏的领袖又糟扰了他的一个邻家，中央政府无法处理，乃请源氏出头来制止此种行为。党争于是开始，虽有间憩，但结果是源氏握了日本的大权。我们晓得，这种连年内乱所产生的一类叫做“武士”的人，他们的省区长官把他们练得是非常之精，非常的忠勇。论到这些事，宫廷的礼仪与文雅，以及诡辩之术确远不及。有挑拨战争的本领实是当时进爵之门。在宫廷贵族和中央政府所培养成的那种社会里，卑鄙算不了罪，平凡及是要论罪的。有权位的人做出极不道德的事而得赦免：果真礼是做到了，一切过分的行为都是无妨的。装无罪而做出犯罪的事是不论罪的。自然，这些特殊的待遇，终归是要诉诸武力无疑。

在文学和艺术上，平安时代要算到了它的极顶了。差不多种种的娱乐都含着美的意义。美丽的诗文在表白间接及抽象的意念之技巧上，实在有些奇妙的句法。根据当时一本有名的著作《枕之草纸》，我们晓得当时天皇们是惯于招集诗歌赛会的，往往是以修饰得十分的美丽且悬着盛开的花的大堂，将一时负有盛名的诗人和女诗人，分配得势均力敌，使他们互以妙品取胜。此外还有一种游戏，要人从香的气味里猜得所烧的是某一种香，或更烧多种的香而使人猜出都是某某种。春天的节令要算“花见”最快活了，届时社会一般的人都要乘着游船，赏望着盛开的樱花。为庆祝樱花节，风流的富家男女在月下野宴的也是异常的普通。其时日本社会中的游戏和消遣之过于讲究与侈靡，和罗马末年的情形并没有何等的异样。是的，这确是期望着陷在理想主义的醉梦中，从鄙陋的现实社会解脱的一种表现。无奇不有的狂想、怪癖、疯癫，都是非常的时髦，爱猫和爱犬都赐以官称，修饰得非常荣贵，死时更用国礼把他们埋葬。宫中贵妇的小猫与皇族的婴孩是一样看待，不止要用一种待皇后的仪式对母猫表示谢意，且要指定一位侍女专司看护这初生小猫的事务。我们万不可以为，这些嗜好即是一种爱护动物的特别情感之表现；阳成天皇就喜好养虾来喂蛇，好看犬与猴的凶残地急斗，有时更遣人上树，以便他用箭像射猴子似的射击他们。

果真艺术是放情的堤防，此时日本的艺术即远不及古希腊的人的理想。人们把一番的热诚错移到安闲的享乐，而不注射到艺术上面，这实在是不足为奇的；此种兴趣也可以促使着艺术的发达。平安时代里，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颇极一时之盛。舞蹈和音乐都是由中国学了去的。日本富豪家人所穿的本国的服装，是与中国的服装迥乎不同；宫廷妇女总是穿着长的裙裾，戴着真珠首饰，她们美貌无比的黑发辫修饰得是益发的好看。男人和女人的衣装的式样比中国更多。妇人都剃去她们的眉毛，在前额上搽上些别种的上等的胭脂；脸上也涂胭脂。现今日本的妇人仍是如此。

前面已经提到，丝织物显著的进步，多半是受了佛教徒喜用华缎做法衣的怂恿。细致的铜器和瓷器之日渐发达，也是受了同样的影响。但此种艺术品总是太偏于人欲而缺乏圣洁的美，其优点在大多是汉民族对自然的信心之一种反映。巨势金冈和藤原信实的绘画，不但表显出一种对自然的真挚情感，且有一种佛教艺术所无的人生之乐，辉煌无比的，外面撒金的梨寺即建于此际，里面嵌着惊奇的云母壳。论到雕刻，虽没有奈良时代的名家作品所含意义之伟大，而定朝和运庆确做些很好的木雕品。盔甲制造使金属的艺术有了莫大的进境，造剑也成了一种独立的美术。

大的建筑一向是受着地震的胁迫，未得与他种的艺术有同样的进步；但富有茂林的公园以及百花争荣的家圃，几乎遍街行列着花树，却是可以补那缺乏伟大建筑的缺欠。房舍则多注重内部的点缀，而少注意到外面的修饰。日本人总是主持写出树木自然之美而不涂色的。此刻依旧是如此，只有屏帷和滑门上面的插图始涂有色彩。此际壁峭上的绘图，有的至今仍称为绝笔。这类的绘画大多为风景或日本花园的雏形。富家的高屋大厦和贫穷人家的茅舍，中间总是有道鸿沟的，长明在他所著《方丈记》里曾经提到：从他所描写的一一八一年的凶荒状况看来，我们就晓得，那十分轻率的文明所受到的影响是何等的巨烈。

平安时代的文艺算是登峰造极了。可惜当时所得到的未能继续下去，十九世纪以前从未把它固有的光荣恢复过来。然而文学和产生文学的环境是有关的，当时文学的艳冶放浪，绝不能代表日本整个的社会。文旨和情感全然是以首都作中心的，毫无男子的直爽气概，所有作品大多是当时种种娱乐的写真。惟有一件是可称道的，那就是日本妇女在著述林里曾享受了从未享受过的盛名。日本文学史里一部最有价值的小说即是出现于此际，是一位女人的作品，她的名字是紫式部，她是西京宫廷的一位贵妇。《源氏物语》的文笔是异常细密而秀美，具有极其精彩的风格，且以没有道德上的瑕疵而得驾乎欧洲十八世纪一般文学之上。《枕之草纸》是另一位女人清少纳言的有名作品。日本最有名的诗人，纪贯之也是此时的人物，他是《土佐日记》的著者，又是有名的《古今集》（里面所收共千四百首名诗）的编者。此时期有名的诗歌作品之多，和依利沙伯时代有些相像，足证当时日本知识进步的远近了。许久蛰伏在中国成语和土语下的日本国语，此时已经有了活动解脱的样子；这确是日本文学的先决问题。虽有极繁杂的语尾和语辞（Particles），在日本人手中，日语的确是一种柔顺的工具，字母不混，写出来也并不难看，为这差不多全然是日本本地的产物。

此时的文学名著多出于妇人之手的一个原因，乃是男人多倾向于史学、法律，或宗教学之研究。而且男人所写都是用他们以为（富有男子气，更为文雅）的汉文，和当时的英国知识界用拉丁文来写文章正是一样，一般人以为，日本国语是不配用来写文学的。口语和文语是不同的，现今日本僧侣的口语和文语仍是两样；自然有印刷品以及公开演讲的力量，文语和口语已经是融合好多了。平安时代的诗歌，大多是用口语写成的（不论是男人或女人所作）；足见想用通俗的方言来表白深切的情感之本能，最后必要战胜旧有文学的惯例。若问，为何平安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如是之隆盛，而过后又衰落下去，这实在是研究日本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此时的文学缺乏真实的成绩，显然就是衰落的征兆。爱好一种社会，而缺乏使其久长的道德耐力。中国从早就讥笑着日本，为何日本容许妇女在社会和文艺舞台上有那般的荣誉；这轻视似乎已经影响了日本妇女的地位，结果她是一败而不可恢复。照实说来，平安时代的女著作家，确乎是不比男人的知识低了几分。但女人的这种地位是存在不曾有儒教和佛教抨击她的时节，否则除非她是已经脱成了男人。西元十三世纪，某先知以证明（女人也是个人）而享得了盛名。平安时代后，日本文学衰落之大不幸事，为几百年间不息的内乱，把文学赶到寺院里去，于是文学的主旨一变而为人生悲愁和痛苦的宣慰者。

第八章　封建时代

（自西元一二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

日本封建制度，是始于天皇和部酋把土著的土地凌夺了来，土著做了奴仆或农奴的时候。起初为奴仆而后又做了农奴的人中，有许多已做了“自由人”，对他们的主人只有相当的服役，种地而不纳租。这种制度在它未十分和欧洲封建相像的时际，几百年间已在迟缓地发展着；虽然二者从没有完全的一致——日本诸侯的领地在名义上是隶属中央政府的，欧洲诸侯则以领地归自己的主权之下——但大体说来，日本和欧洲只有名义上的差异，诸侯支配他的领地实无异于支配他自己的财产。我们已经晓得，军阀之兴起如何颠覆了西京政府的权威，这是平安中叶以后显著的事实。结果日本成了三大家的舞台：藤原氏握宫廷和中央政府的锁钥，平氏事实上领有南部诸省，北部大都是在源氏的统辖之下。因平、源——皆属皇族，于是二者针锋相对，藤原氏设尽方法使着平、源二氏自相干戈，借以保持它孤立的权势。谁料平、源二氏之争日益剧烈，甚至弱小的部酋皆不得已而投身于平氏，或仰承鼻息于彼号召一切的源氏。

西元一一五五年，日本有保元之乱，使源氏与平氏实力派公然地挑起袭来，结果国分成了两个对峙的局面，中央政府倒塌，文明危殆。此种纷纭的状态愈演愈烈，后人称之为“源平之战”——“源”即源氏，“平”即平氏。一一五五年之争，胜利终属于平氏，一一五九年又有所谓“平氏之争”，结果也是如此。后次之争，由他们驱逐已经失败了的无辜的家族，而使用的那般残忍的报复的手段看来，简直是非拼个你死我活，不易止休。战争的结果是平氏代藤原氏掌了政权。有名的战士和政治家平清盛握政权柄后，他对待美貌的女人所有的卤莽而无厌的情欲，潜使着他答应了这样的条件：美丽的寡妇常磐要归从他，他就饶了已死源氏的首领义朝的两个幼子（赖朝和义经）的性命。从此封就了平氏的运命，过了不多年赖朝就长成归来，与其族属北条氏起而共谋推翻平氏的方策。

清盛的确是顺捷了一时的。不过等到宫廷和中央政府的实权都到了他手以后，他的骄慢凌人的气概比藤原氏还要有过而无不及；他强迫着天皇娶了他的女儿，且要假无上的威权迁都到神户去。源氏见势乃渐同情于皇室，一俟赖朝出世，举族愿为声援，日本有史以来最凶残的内乱不久就开演了。赖朝与其弟义经，都是大无畏的且富于军事天资的战士，经了多次的血战始把陆地上的平氏军全数扫平，一一八五年又在下关附近的檀之浦截毁了平氏海上的军力。这时候要算源氏最有势力了，于是天皇封赖朝为“大将军”。从前大将军是每年赐与抚服土著或开疆辟土，功勋卓著的将士的名誉职，现在却是封与驱逐了所谓（毒恶的平氏）之一人，这以后，大将军就成了当权的家族领袖的职分。

中国的以德以能而不以门第和爵位授官的原则，这几百年来显然是已经侵入了日本政治的巢穴。在新土的唯一特色，乃是未曾引起朝代的变迁，而中国则从未有过这样的幸运。在大将军制下，天皇是被幽禁着的，政府是操纵在一位专政的军阀手中，他往往用世袭的把戏来保持他的权位，掷“以德授官”的原则于不顾。日本谚云，“大将军之子必不孝”；这种说法既有赖朝和他大多数承继者可征，足见世袭的原则在大将军制下较在皇室制下从未好了几分。至今赖朝依旧是日本史中名将之一。他既没有遗下能以保留大将军之位的子嗣，政权于是落到了他的亲族北条氏的手里。北条氏为家臣（regent），建起更新奇的三人政治的政府来：天皇因大将军而治，大将军又因家臣而治，而实际上则大多是家臣的意旨运用着一切。在此种情形之下，婴孩是十分容易被操纵的。有某冲龄皇帝，他手下又是一个很年青的大将军，所靠的只有一位大权在握的家臣去应付一切。百余年后，势力更大的足利氏代北条氏而为家臣，足利氏握朝政二百余年为织田信长所倾；信长被刺后，世称“日本之拿破仑”的丰臣秀吉掌大权；秀吉去后，政权又到了他手下的大将军德川家康之手，他在西元一六〇〇年荣任大将军的职位。

日本内乱期间（西元一二〇〇至一六〇〇年）的文明情况，猜想或比叙述更为切近。西元一一八五年，赖朝继平氏握有政柄后，他决意扫尽所有平氏的子嗣，而他所用的手段更是十二分的残酷。一一九二年，他不顾一切国家的先例，在镰仓建起了他自己的军事首府，在这第二座首府，他以军事执政的资格来管理国家的大事。他离开天皇所在的首都，乃是希望着脱开宫廷的阴谋和佛教徒的搅扰，与西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由奈良迁都西京似乎是具有同心。大体说来，这确是大将军乖巧的一着。不久这新的权威所在就成了一个百万多人的大城市，至今这城的残墟依旧是存在着。第一位大将军的政府，比日本从来组织都精密了许多。他创置了很与近代内阁相像，由国务大臣组成的行政机关；各省区置军事长官及民政长官，军事长官负有监督民政长官的责任。全国各部酋对大将军须要绝对地表示服从（有如服从中央政府），其实，中央政府的一切设施，是要大将军来执行的。与中国相仿的法庭及刑律是采用而实施了。不论是大地主或小地主，都须要按期去给镰仓当局纳税，所谓一切土地国有的原则是严格地实施了；如果诸侯有执拗的行为，大将军即有权撤换他并收没他所有的领地。大将军和中央政府平分国家税收，所分的比例大都是由大将军任择，因为西京政府在经济上，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一样，也是在那里仰承镰仓的鼻息。

各诸侯须要对他所辖区域的治安和设施负责。如果邑宰（feudatory）有越轨的行为，其他的邑宰即有监视的本分。从前这些藩王都是半独立的，不受任何的约束，此时却完全不是那么回子事了，中央的监视是非常的严厉。我们已经觉得，在这些半独立的诸侯所统辖的区域里，武士阶级怎样地演成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实力。诸侯有“从人”来替他们照料田地，从人是已经得到自由的人，照料农奴和奴隶乃是他们的职责。从人是要督促着仰赖诸侯的领地生活的人（奴隶或佃户），使他们作出相当的工作。果然有何等的枝节发生，他们是可以用武力来解决的。从人常会使他们主人的地亩加多，至于他们所用的妙法，不问可知。武士阶级至此已发达到了极点，已成了维持农村秩序所不可少，而对于省区他也似有了相当的地位。为维持武士的纪律起见，于是有一种森严的规律之制定，这种规律即所谓“武士道”。武士道的两大原则：一是忠，二是孝。在一种异常喜战的文明里，以当兵为业的要算最受人看戴的了。日本的封建社会里，舍了贵族，最高贵的就是丘八。当时社会所分的四阶级，为士、农、工、商；士，兵也，农，即农夫，工为匠人，商则代表买卖人；士为一等，农次之，工又次之，商第四。武士们的纪律是十分严刻的，剑在武士法典里成了本分的象征。剑匠算是最体面的匠人了。武士法典里面所说的忠，恐怕和（下者总须要服从上者，为上者谋利益的）儒家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出入。武士至死总须服从他的主人，武士的家族也是和武士一样。如果他的主人，他自身，或是他的家族受了欺侮，他必须求报复，因为武士法典里有那种的规定。武士是不准贪财和位分的。为使武士法典遵守得极其完满，把剑用到适当之处，武士需要在佛教禅宗所讲的“坐禅法”上费一番的苦工。在此种奥秘的熏陶里，武士可以深切地明了人生之虚妄，于是他对于死可以毫无惧心。深切地了解“观心法”和“不动心”乃是成功必经的路途。

从伦理方面看，我们一定要承认这种制度使日本的文明变成了强悍的，不顾公理与慈悲。其实武士道不过是一类人的规律，对于一般的民众并丝毫无所补益，且使一般人在军事的统治之下更多受了许多的痛苦。武士道绝不会启发一种建立在天赋权利上的文明。武士道的教训是：武士当为他的主人牺牲，他的妻室儿女当为他牺牲：这即是说，主人对武士没有相当的义务，同时丈夫对他的妻子和家族也是如此。这类忠的观念是太狭陋太片面的，实在不容易使一般人赞服。所谓忠，既不足以当为国之忠，又不足以当伦理之忠，纯粹是对他自己的主人的忠；不顾理屈理直，总是为他的主人而抵抗其他的，或与国家和政府为敌，也说不定。近世以前，日本人所谓忠的对象并非是国家。结果武士成了受排斥，不洽与情的一类人，他们丝毫不替在他们指挥之下的人着想：他们是可以（也常是那样作）任意地把常人杀掉。一种培殖私德而妨害公德的制度，实在是难以久长。

赖朝统治下封建制度之进展，对于多年战乱中已崩溃的社会之复兴，实是急需不可待的，无论如何总是比无政府的状态好些。但在此种猛涛激荡之下，弱小的势力，无关重要的贵族和他们所在的村镇，都变成臣属了。日本与欧洲有些不同，欧洲有所谓自治的城市，在十二世纪以前的日本，西京而外就没有城市。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和宗教的组织也不似从前那般的骄横了。一切的权利和赏赐都是采邑把持着，差不多生活上最琐碎的事都受了限制，但早已有的组织，在封建制度之下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宗教，贵族政治以及君主政治，在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下一向得到了解救，而更终归得到了出头之日。封建制度不止提高了少数人的地位，大多数的人遭了殃，更使私有的财产比公有的财产更为重要。然而它却遏制了许久的滥无法纪与纷纷扰攘的情况，维持下相当的秩序。可惜这种纪律光是用来约束下级人的，有权有位的人就晓得保持着他们的武力，以防危险之来临。上下之间是没有伦理关系的。主人有使奴隶生死之权，主人吩咐怎样就得怎样，毫无驳辩的余地；果真主人愿意把他们卖掉也非是不可的。所以封建制度不止未能促使着个人和社会尊重法律与秩序，就是维持个人和社会对二者的敬意也恐怕办不到。欲施行这种制度，只能用强迫的手段。日本人刚刚脱开了封建制度的羁绊，他们尊崇皇室的心意便显然比他们看待诸侯好了许多，因为天皇是代表民和民人所拜的诸神，而诸侯代表的只是他们自身。

赖朝虽然在镰仓握有政治和军事大权，他的性质却是异常的残暴而邪特。他嫉妒乃弟义经富有将才而把他杀掉，并使他那美貌的弟妇在他和他的群妾面前蹈舞；继而又把他的弟妇所生下的婴孩杀掉，他恐怕帮忙他打倒了平氏的乃弟的子嗣日后起来和他为难。他派他的岳父北条时政到全国调查有无平氏的亲族，见者无论男妇老幼杀无赦。他有一种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弱点，一种最不好的沉默不直爽的怪癖——这种怪癖曾演成世间许多不幸的收场。在日本史和欧洲史里都能找到多次的事件，果真双方是以诚相见，危险的结局必是能避免了的。日本诸侯因为（有理性的人以为）极不值得的琐事，就会烧杀了无数的人。果真他们以诚相见，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想要怎样，必是可以得到完满的结局。赖朝虽是对佛教权威存着怀疑的态度，他却和许多军事的首领一样，也感觉到宗教的援应之不可少，于是在他怂恿之下，镰仓的庙宇之辉煌足可与首都的庙宇比肩。他既感觉到缺少了宗教的权威，无以镇服邑宰，为自身的利害他确乖巧地把宗教利用了。他训令给镰仓的大庙铸一座大阿弥陀铜像，可惜像尚未铸成，他却先与世辞别。这铜像此刻依旧是有的，面向着那两次使该庙迁徙的天蓝色的海浪，这是一件人类虚荣心的纪念物。

赖朝去世后，他懦弱的儿子作了大将军，结果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把持大权，天皇和大将军都成了他的傀儡。北条氏的江山，最初是富有干才的女人政子创下的。北条氏的家臣，好多是极有才干的，他们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并不亚于赖朝，至少有一时是如此；西元一二七九年更把蒙古人击退，这次蒙人的来侵是多年的末次，又有许多人到了日本群岛。但在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制度下，正义总是谈不到的。日本史学家公然地承认，当时的法官往往接受诉讼双方的贿赂，因此他们有时发出八面玲珑的判辞。北条氏觉得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确是一种“他山之助”。如果近世法学家说，北条氏为家臣的时代，司法制度已较前大有了进境，他们实在不无过于归罪既往的地方。是的，北条氏家臣承认“公断”是一种有益的事，他们曾经设法使民人不受诸侯的劫夺——赖朝去世后，诸侯曾急于恢复他们劫夺的政策。西元一三二五年北条氏失势，一位懦弱贪乐的官员主持国政，他用傀儡式的天皇的名义，驾驭着傀儡式的大将军，结果到处满了不平、残暴和疾苦。到期不纳税或是因为饥馑而无力纳税时，当事人的妻室和儿女即要被捕去为质，他并不顾虑多少人是如何的激忿。但当时人们是没有任何的方法来免除这类的凌辱。家臣是镇日地和他无数的妾室鬼混在一起，看些淫荡的戏剧，跳舞，以及斗狗等。

依北条氏给与儒家以德授官的原则来解释，天皇的地位和威权显然是比他家当权的时候更蒙轻视了。西元一二二一年，北条义时放逐了三位前任的天皇，据说是为国家的安宁，其实是为他个人的利害。此种声势浩大家族之更替，无拘是执政、大将军，或家臣，似乎少有影响到文明的地方。末后北条氏的家臣为人十分懦弱，简直成了众强大诸侯的鱼肉。及至天皇诏足利氏急起以挽狂澜，足利氏的首领即闻命到了首都，驱逐北条氏一系的官员，并收复了北条氏北部的屏藩，于是镰仓威权的命运终了。不料天皇一经脱了束缚，他即露出一种爱憎无常的气概，轻忽了当器重的人，且有时和这些人发怒。因此，足利氏的首领尊氏废弃了这位天皇，立了他自己拣选的皇子为天皇。被废弃的天皇逃到日本的南都，在那里立了一个伪政府；如是五十五年间，日本同时总是有两位天皇。

一般人轻视合法当局从未有此时之甚。从来人民对国家和地方的忠义之心，此时尽成破竹之势。这是欺诈和阴谋最盛行的时节，颇反映出日本文明的面貌来。想把汉人的政治施之于大和文化，显然是失败了。据有南部的天皇，拥护旧有的世袭君主政治的原则；足利氏所立的天皇，所代表的也不过是拥有大权之家的威权。众诸侯又呈现未有的大将军以前的情势，互相肆意杀夺。一般人都感觉到尊奉着（攘夺了天皇而成了暴主的）英雄的苦恼，中国官界的贿赂和腐败的风气，也成了当时日本官员主要的动机；放荡在各界都风靡了一时。从一四六七年起，十一年间，西京在烧杀抢掠之余，残毁得很不成样子；这都是两姓为夺大将军的位子所演出来的。足利氏与平氏有血统关系，和源氏则否，所以足利氏没有任大将军的资格。足利氏既是想谋得大将军的职位，所以必积极设法和源氏发生关系，家族的争端于是起来。赖朝已经做过的平服倔强诸侯的工作，此时又须从头做起。暴动、劫掠、叛乱，此起彼伏，杀人放火所在皆是。能得到善终的部酋实在是很少。遍地尸身横卧，无人顾问。澄豪本不是一个道德健全的人，而他尚以宗教不出寺院之门为憾事。他说，当时醉酒是一件普通的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故意灌醉了他人以取笑。

足利氏当权的二百五十余年里，有二足利的族长是被他们自己的臣属杀掉了的，死于放逐者五，更有一位是自尽身死的。和儒教开玩笑的滑稽家，为这时期起了一个“下剋上”的名称，意思是“在上的人被在下者推翻了”，这是武士道里边的一个笑谭。然而那的确是信义沦丧的一种讨厌的标记，是日本史的黑暗时代。诸侯以下的实力派都有他们自己的城寨，更据重兵乘机抢掠，或夺邻有的田产。若某人的妻室长得有几分的姿色，某人绝不敢说她一定能和他偕老，因为当时诱拐的事是非常的普通。西元一四四四年，大将军义政处决了许多的有夫之妇，原故是她们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她们之中有的亲属较牺牲在亨利第八手下的亲属要勇敢些，因为这位大将军不久即被刺身死。对于人的生命甚且不以为意的文明，当然更看不起人生之果——钱财：于是在骄奢淫逸上靡费了无数的金钱，以至凶荒饥馑都无法解救。义政是足利氏健者之一，他建了一所住宅滨之御所，用去金镑四百五十余万之多，为他的妾室们盖了一所分娩时的住室，又用去金镑十五万以上，金顶棚的金阁寺，银顶棚的银阁寺，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和匠人所手成。华丽宫殿，十分讲究的消遣，和浮躁的社会握手齐行，丝毫没有顾虑到一般人的痛苦。冻饥而死的尸身往往是在风雨摧残之中，许久无人掩埋。及至十五世纪的末叶，宫廷的穷迫已经到达了极点，有某天皇借卖字来维持生计，又有某天皇的尸身，因为国库空乏，以至放了四十天始得到埋葬。

在此所谓室町时代，“茶汤”的仪式极负盛名，据说在道德上美术上都有些意义，可以培养清洁、有礼、谦恭、沉静等美德，其实这些都只是仪式而已。极值钱的礼服和釉花瓷的家具，为这仪式中所不可少的东西。有名的艺术家雪舟等，特为这种瓷器绘出精细的花样，更在器的里面不易见到的部分，藏着异常惊奇的艺术与技巧。日本贵妇用最上等的丝缎来做内衣，或许是这种精妙的艺术之反响。“插花”也是一种时髦而爱美的消遣，在文质的社会里，至今依旧是有的。这艺术是将花或盛开的花枝插在一座花瓶里，而使各式各样的花都确切地显出它的个性来。每种植物是有它特别的性、形、色的，若经一番适当的体验，即可把它确切地描写出来。插花艺术的目的，对称并不算十分的重要，要在从参差不齐里找到了平衡。

此时期的金属艺术品，其优美并不亚于釉花瓷器。画家也是空前的，自然是受了些武士们的敦促，因为武士多有愿将他们的伟绩画下来流传后世者。此外名家如兆殿司、如拙、奥村征信、狩野元信等，都能不费若许的力气和色彩，而得到无数人的欣赏。文学堕落得几乎成了寺院僧侣独有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喜动的社会里，有一种剧是出现了，最初（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与神迹剧相仿）带有宗教的色彩，目的是在上流人面前显示一些道德和灵性的意想。此种抒情剧叫做“能”，剧中所用的假面和外衣都是艺术的精品。本身已经军事化了的宗教，总是在谋求战争的胜利品，在道德和灵性方面，对于纵情的朝臣和朝臣的太太们，歌、舞、吟诗的社会，丝毫没有警惕的力量。有一类人只顾了腐败的享乐，但大多数的人却受着横暴的主人的榨取而无人来过问，在此种文明里，慈悲和真理是谈不到的。中国书上说，此时日本海盗是非常的多，并且是极其可怕，中国沿海许多的地方受了蹂躏。寺院和寺院之间也常似诸侯和诸侯那般的争吵，某次僧侣大战，死去的僧人约有三千之众。

在这种情势危殆之秋，织田信长以一精明而严厉的军人崛起北部，他决意效法昔日的赖朝争雄日本：他惦记着推翻了足利氏的势力，恢复中央的权威。多数南部的诸侯反对他，僧人也攻击他。一五七三年，信长进了首都，免了大将的职，足利氏之政权猝然结束。信长以一富有干才的大胆军人，说自己是军神的化身，为自己建起了辉煌的祠堂（生前即有人去祭拜），强使着一般人在祭台前致敬礼。西元一五四三年，信长声势正在膨胀的时节，欧洲人初次到了日本去——中国的葡人船只中途流落到了日本。信长欢迎他们，请求他们也同日本通商，因为当时葡人已经和中国有了往来。其后，葡船就按时到日本去，所载有军器、弹药，及其他物品，以惊人的货价赚取日人无数的现金。舶来的大炮发放第一声后，六阅月内，日本人仿外国造的枪即有了六百只。一五四九年，法兰西斯扎维厄（Francis Xavier）所创始的基督教会，发展不遗余力，有些诸侯当时都信了教。但自葡人把上等的军械带到日本后，不安分的诸侯就益发难以约束，他们争着和外国贸易，特别是买些军器弹药等物。信长所以欢迎外国传教士，不只是因为传教士能供给他军械，更是因众传教士和他一致反对僧侣。僧侣是信长的竞敌。信长曾以武力压制和他为难的僧侣，攻打西京僧侣的重要机关，杀掉了无数的僧侣。此种人是要招起大的仇恨的，果然，他被他手下的官员刺死，这人是因为信长用了扇的秃头敲打他的头颅而出此。

织田信长去后，他的一位将官丰臣秀吉继之而起，秀吉的军事天资为日本空前所未有。这位小而丑的人，本是雕木匠的儿子，起初不过是信长的马童，其后做了信长手下最有力的将官，他为信长曾打过多次的胜仗。纯粹是因为他的天资过人，不多年就得到政府里最高的位子，克服了一切与他角逐的诸侯。这是日本初次得以统治在一个领袖之下，天皇不但任他为“关白”（国务卿），又任他为“太阁”（总司令）。以军事天资而论，秀吉是不在古代或近代任何人之下的。以割据昭著的诸侯，毛利、岛津、北条等，不久即被他降服，他的威风镇于全国，最后敢起来和他反抗的简直是扫地无余。为使皇族和他的族系发生血统的关系，而可在门第和实力上都得到相当的地位，于是他自己承认是藤泽的后裔，事后天皇即赐给他上述的头衔。秀吉更是日本有数的奸猾政客，至少该如此说。他在各种事上都是能者，政治、军事，别人是比不了的，他对于欺骗、诱陷、谋害敌对者的艺术上也是一位国手。然而他的确有些前人所不及的大政治家的手腕。他相信用武力克服的仇敌总是仇敌，用妥协的手腕很容易化敌为友。他应付南部最有势力的诸侯岛津，所用的就是此种手腕；岛津败后，秀吉把他带到了西京监视起来，却使岛津之子代岛津来作为萨摩地方的诸侯。如秀吉理会某人有才，他必要设法保全某人，但条件是以后某人总是要为他来谋划。他毫未看重所谓正直与清洁。他急等用钱时，如果他所要的款子不赶快按数交到，有时即截毁了一座城镇的全部，他也是所不惜的。

起初秀吉并不反对外国传教士。后来他晓得他们不满意他的品行，因为他有妾三百人，类似妾者七百人，为搜罗几个最美貌的基督教徒女子来补充他的闺闱，他即下令严禁外教。织田信长是压制僧侣，对基督教徒表示好感的；秀吉却觉得僧侣是他的助手（特别对于他所办的密探组织是有用的），因为全国到处都有僧侣，他们是熟知各地的情形的。那替秀吉网罗处女的淫媒就是一位僧人，这些僧侣更是使基督教徒殉难的主要侦探。我们须要承认，耶稣会教父（Jesuit Fathers）所做的事并非得当，因而触犯了他们所当劝导的邪异社会。秀吉不满意外国水手的放荡行为，外国水手们是听完了弥撒经（Mass），即毫不犹豫地去醉酒败行的。他更反对捉了日本国民，贩卖到亚洲奴隶的商场的外人。外国人往往更把有用的牲畜（如牛类）宰了吃。耶稣会徒鼓励焚毁佛教的庙宇，提倡罗耀拉（Loyola）的军事教义，使众诸侯信徒本着此种策略，去禁绝他们所在领地的异教。但邪异的社会都是建在军事基础的上面，基督教会采取了这种策略，实在不足以制胜。街道上往来的，耶稣会徒穿有惹人注目的礼服，以及那极其庄严的弥撒仪式，当时的日人见到了定会有很深的印象。但日本人对于各处所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像，却以为是一种奇异的宗教：在一个以酷刑待遇罪犯的国家里，此种想象是理有固然的。当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而牺牲时，教友们就要围着他们祈祷，而异教徒却以为这些教徒又是在咒诅他们。在平时他们也是这样想，秀吉在他讨伐九州的时际，也理会许多的诸侯对新教表示好感，并且他们都备有舶来的武器，于是他怀疑这些人对祭司比对他还要敬重。西元一五八五年，日本境内有耶稣会教父百三十七人，信徒约三十万，且有诸侯十七人受了洗礼。同年秀吉所发反对基督徒的勅令，并未即刻奏效，他于是下令把教徒二十五人的耳官和鼻官割下。游街后，到长崎处决示众。

秀吉住在一所伟大的宫院里，表面上好似是一位天皇，他和信长更有相似之点，也为自己建了一座祠堂，令人们以国家护卫者的名义来崇拜他。他克服了许多的诸侯，收没了他们的田产之后，立刻就豪富得不了。他是惯于标榜的，请官员和众诸侯在他的宫里酒宴，宴罢送给他们许多值钱的礼物。如果有密探告诉他，某某诸侯的形迹可疑，秀吉必赶快请某某诸侯到首都来见他，诸侯来时不可少的（赏下人和买贵重礼物）花费很多，结果必闹到钱财空洗，再也顾不到捣乱。他所制定的法律实行得非常的严格，切于实际而奏效，使平民不受毫无顾忌的诸侯之掠夺，对于保护平民是特别有功。他为别人所拟的信条是：避免愤怒、酒、女人、争辩、诙谐、烦闷、粗率的人们，火、狂妄的想象和举动，轻视他人；他更劝人要早起，总向将来方面着想。他仍然主持，衣服依阶级和爵位而异，不得含浑。

敌人既已征服，国家又已经得到从未有过的统一局面，秀吉手下的士卒遂渐渐地松懈起来；为防止他们在国内作乱起见，他遣他们去伐高丽，因为高丽拒绝了他假道中国去；他是想征服中国的。他所派的士卒号称二十万，这是“南非战争”以前渡海远征最大的军力。而结果并未夺得任何东西，送回日本三万七千个人的鼻官藉以纪念他的军队的劳绩，然后把这些可怕的战利品掩埋了，上面立了一座伟大的纪念碑，藉以安慰此次伤亡的灵魂。但高丽境内的日本军队终于败绩，因为高丽人断绝了海上的交通，日本军队迫得不退有所不能了。正在那显贵的高潮，秀吉得了一种奇特的疯症，于西元一五九八年突然长逝，留下了永远洗刷不去的强悍残暴的名望。他曾经因为怀疑，把他的六个妾室斩了首，又孩童二十因为在他的宫墙上滥涂而处死，更猜疑他的侄子和他侄子的全家谋划他，也把他们的性命送到了九泉。

第九章　德川时代

（自西元一六〇〇年至一八六八年）

千余年来，家族的野心一向是日本文明的致命之毒。宿祢、曾我、藤原、平、源、北条、足利，以及源氏变形的德川氏，相继僭取了中央的大权，为他们自家谋福利。一五九八年秀吉突然长逝后，太阁下最有势力的将领德川家康（病死的秀吉的子嗣秀赖之寄托者）立刻设法丢开他看守的责任，而为他本系的光荣打算。家康说，既是秀赖的父亲秀吉可以把信长的子嗣丢开，他是可用同样的权柄来对待秀赖的；为达到预定的计划起见，他所用的狡猾而残暴的手段，有如他有名的先祖那般的苛薄。很奇怪的，秀吉对于子嗣似有充分的准备，妾室多至三百，结果只遗下一子，而这子嗣却应付不了他眼前的难题。

秀吉钦佩家康富有将才，封为东北部关东一带之侯，驻节江户。家康与秀赖争，他能有关东所属做他的援应，但南部多是秀赖之友，定然不会服气家康。谁料南部起兵未久，就被他于西元一六〇〇年十月的关之原之战扫平；那时他把四万人头用髻系在一起，拴在血腥腥的战场的柱竿上，激使着他的将官拼命去杀而争得奖励。用一种严密的侦探组织，调查秀赖的瑕疵失败之后，家康决意设法缩减秀赖所承继的财富，强使着秀赖把一座地震所残毁的、代价很大的庙宇重新建了起来。工竣后，他察见在一座钟的题字里，某处对德川氏似有些侮慢（用了家康名里的一字）；家康遂借此为题而和秀赖宣战，一六一五年把秀赖和秀赖的家族完全扫灭，当时在野的尸身不下十万之众。家康收没了失败者的财产（此次和前者夺南部诸侯的），此时是富了起来，还有无数的采邑为他纳贡。因为他（有如秀吉）算是治乱有功，天皇就任他为大将军，于是国家大权又落于源氏之手。

家康进而使江户为一权势的中心，规模之宏壮辉煌也足可与首都相伯仲。他强使着全国诸侯花费许多的钱财，每二年到江户谒见一次；诸侯在江户须有一个永久的寓所，他的妻子和家族都须要住在那里，作他行为的抵押品。意思是使诸侯在他这种监视之下，增多他们的花费，他们叛乱的实力和机会因以减少。他派一个“所代司”驻节西京，借以探听朝廷的意旨，监视宫廷贵族的行动。他诱使着皇室及其属员缠绵在酒色之中，对于国家的大事漠不关心；他对待住在江户的诸侯也是用同样的策略。他分全国诸侯为二等：“谱代”（世臣）是自始拥护德川的，“外样”（外臣）是战服了的。他对待信不准的诸侯之方策是：削夺他们的田产之一部，分给忠于他的诸侯——这些人对前者都有监视的使命。家康的气量比秀吉的气量还小，和他作梗的他是寸草不留，秀赖的婴孩都被他杀掉。武士道所要求是公平的待遇，至少在同等人之间应该如此，家康对之却置若罔闻。秀赖本是一个革新创制的人，家康却深具日本民族的根性，他是一个好模仿，窃取他人的策略以为己用的人。在使之堕落而无所为的往昔陷敌的诡计上，他可以算是熟手，他把手下的诸侯困在他们江户的寓所，缠绵在奢侈淫荡的消遣里。结果许多成了纵欲懒睡之徒，再无力来与大将军为难。许多贵族之家的凋落，主要原因就在此。他总是猜忌有才的人，不容人们涉足政治之场，如果不服，即难免有性命之忧。一六〇三年，家康被任命为大将军，二年后他就下了野，使他的儿子秀忠接职，借可侦查他的儿子（在他死后）究竟能否胜大将军的任。一六一七年后家康去世，享年七十有三，他的灵魂寄托在最宏壮的祠堂——日光的东照宫里，在那里和佛的化身——“权现”一样，至今仍旧是有人去祭拜。

继家康做了大将军的德川氏的子弟，没有一位能赶上家康的，虽则有的在凶悍方面像是受了他的遗传。第三任大将军家光显然有家康那般的残暴，由待遇基督教徒之残忍可得而知。德川氏大将军也采取了藤原氏的策略，设法把女儿嫁给天皇作匹偶，使她来替她本族垄断一切；如果感觉到某天皇执拗时，也是毫无犹豫地把他废掉。社会的阶级和事物，都有十分森严的规定；衣服、做衣服所用的质料、礼仪、消遣、宗教，都有特殊的规定。幕府（此时大将军所辖的机关）制定出新的法律，法庭之严厉为空前所未有。如此，德川氏借军力和法律，为日本维持下二百五十三年的和平。武士成了此时理想的人物，武士是必须在军事、骑射，以及文学、艺术上注意的。武士们不准饮酒、赌博，以及参与一切危险的消遣。不必说，实际上此种规定绝没有法律所载那般的严刻。当时对于罪犯之处决极求迅速，既省钱又免去麻烦。诸侯彼此不准通往来，只许自扫门前之雪，万不可顾及邻家瓦上之霜。幕府借一种机密侦探组织，能以熟知所有采邑的情况。日本握有政权的家族，多是借着颁布法典以自夸耀。家康的《遗言》恐怕不是他生前所编，虽则史学家关于此点的见解并不一致，《遗言》共百章，章各简论一事。家康生前有这种规定：如果他本支无人承继大将军的职位时，须要由“御前系”之一拣选，所谓御前系即家康所封三子——纪伊侯、尾张侯、水户侯——传下来的三个名门。只有大将军可以面谒天皇，他是把持一切的。

因为佛教曾尽其全力来维持并拥护德川的政策，所以诸侯不得不与佛教之一宗派有所接近；西元一六三八年家光摈斥基督教的时节，佛教僧侣简直是他最有利的先锋。迫害基督教徒，是日本史及日本文明上的一种最残忍最不人道的记录。当时有十万余人殉了教，其刑之惨难以叙述。日本文明从来没有确实地从（残暴与不顾正义所演成的）堕落的情况里解脱了出来。法律谨严，且能以保持和平，是德川时代最可称道的事项；而对于提高道德的情绪则并未有何等的贡献：此时代的进步是属于知识方面而非道德方面，就是此种的进步也常是不稳定。革新的毛病有时并不下于野蛮，恶是能以变形而不变质的。此时的主要政略，乃是使全国人屈服在大将军的足下，平民屈服在他主人的足下：为达到此种目的，法律常是谨守着秘密，所谓慎重不过是更为强行而已。在上者此时依旧没有解放一般的民众，使着他们受教育，承认他们有天赋权利的意思。儒教思想的潜势力是非常之大，弱者当然要服从强者；在人生的各方面，上者都是有全权来对待下者的。晓得如何去舍掉了生命，是当时义务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公理和平等较之忠、礼法、仪式为次要；这些差不多都是下者对上者的义务。这是一种男人的文明，女子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她的权利是很少且无关重要的。当时所谓公理是非常的靠不住，少有争讼者敢到法庭去起诉，双方了结的情事却是很多。按罪的轻重，刑罚分为六等：拘留、鞭鞬、徒流、牧逐到一岛屿、死等是；死刑又分做五等，刎颈与斩首同，又火、磔、锯等。这些都是以平民为对象的；武士以上，即或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仍可以容他去自尽身死。

幕府对外的政策，乃是文明进展路途上最致命的原素之一。其目的在驱除日本国内一切的外邦人，对所有异邦保持一种严格的闭关政策。此种政策并未见于正式的公文，因为大将军向时不觉得与长崎区区荷人的居留地往来没有利益，他总不肯把对外的贸易完全禁绝。他并不以基督徒看待荷人。但自西元一六三八年基督教被摈斥以来，舍了帮忙大将军去驱逐西班牙人和葡人的荷人以外，其余的外人都是在被逐之列；后来不遵逐客令的都被处决。

为何幕府从来对于秀吉反对基督徒的勅令介意，此时却要含有报复气概地来重申前令，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一桩事。大抵是外国宗教传播之迅速，使得大将军惊惧起来，前者秀吉也是如此的。大将军所怕的是：果真日本人多数做了基督徒，日本必要欧化得十分厉害，大将军就或许有颠覆的危险。德川治下的最初三十年间，为领略欧洲文明的情况很吃了许多的苦。日本大将军因所派赴欧洲侦探之回报，得知其地宗教的迫害情事，于是他估料到基督教徒在日本占了势力，他们也必用同样的策略。又想，果真日本有了宗教讯问所，大将军必是第一个受审的人。日本晓得了许多做传教士和商贾西班牙人，如何征服与屠戮墨西哥和秘鲁，又如何以强大的海军攻打英国，夺占菲律宾群岛——日本的第二门户，大将军恐怕西班牙再进一步，就会进袭日本了。这些疑团更因英人与荷人的确信而益坚强。

首次到了日本的英国人是尉尔·亚丹（Will Adams），他是一只荷属东印度大商船的舵长，他是一六〇〇年流落到九州的。日本大将军非常的款待他，用他指导欧洲造船的技术，并以他充欧事的普通顾问。这时，英东印度公司也派船只去日本，西元一六一三至一六二三年间，日本境内有了一个英国人所立的工厂，一六二三年，该厂因与荷兰人争衡失败而关闭。日本境内的新教徒（Protestant）与信天主教国家的人互相仇视，大将军看了也受了很多的刺激。荷人和英人惯于抢掠西班牙和葡人的船只，把它们好似一种礼物带到日本海口，到那里日本人大将军即据劫掠品为己有，并将搭船的旅客以及众船员处死，与对待基督教徒方法是一样的。外人给日本诸侯运去了许多的军械，大将军对之更有一番惧心，怕是对于他有所不利。西元一六三七年，住在岛原的基督教徒起事，反对残刻的待遇，事后幕府乃决意禁止外教之传布，并驱逐其教会。从此，二百五十年间，日本一向是摈弃对外的贸易以及基督教之传布。毁掉所有外人所造的船只，用本地的渡船（Junks）来应付沿海的贸易。前曾说到，借那通融未撤的长崎的荷人居留地，日本大将军能以获到一些急需的欧洲货品与知识。由是他晓得克林威尔（Cromwell）的弑逆，使他更多一番厌恶西方文明的偏见；不是因为比他自家更为恶劣，而是因为是同样的可怕。

但这些警惕的情势，绝未制止住幕府下的官场之堕落（异说虽未提倡，也是许可的）、奢华、专横、残暴，以至放荡淫逸。德川氏大将军自身也流于游闲、艳冶，在花天酒地中掷国事于不顾，政事全听属员去料理，结果他们自己的直接政权和天皇的仿佛，也成名义上的了。这些年即是日本自大和排外应得的代价。一般人的道德都呈现堕落的状态。很可注意的，某大将军曾奖励贞洁昭著的女人；论到男人，并没有此种奖励办法，也恐怕是没人有那种资格。大将军寓所之辉煌阔绰（约有仆婢二万人）和他对待他人（尤其是武士以及武士的家族）之悭吝是迥乎不同。耶稣会徒所写的来往的信里所说，可以证实当时欧洲的首都无可与江户比肩，江户城里是高大的寓所，没有污街与陋巷。不过，此时代的文学和戏剧却是粗俗而丑陋，显然是浸透着江户社会财富和光荣的毒之一种反映。有名志士松平定信等对国家的颓势进了一种忠告，不幸他们尽遭扑灭。西元一六四〇至一八四〇年间，日本有大家族二十二；同时有的村庄连一个居民都见不到，不等临危的人死去，即有人把他们吃掉。官家总在颁布规条，限制服装以及过于奢靡的享乐，虽然有无数的娼寮而不设法取缔。

江户文明的另一方面，那是儒教思想在社会上代佛教而有其势。宗教此时不止带有政治的色彩，为维持一般人的信仰，更来标榜儒教的主张。这种态度一时从未消沉了下去。由流行于日本的“殉死”习俗，可知儒家哲学使日本人的心智变硬，道德心也机械化了，结果忠即是对主人和上者的义务，而撇弃了一切的人情于度外。虽是烦琐哲学（经十三世纪以至十六世纪）创始下新的知识潮流，解放了欧洲人的头脑，“从”的哲学（在十七、十八两世纪间）并未给了日本类似的贡献。日本确实地感觉到缺乏一位阿奎那（Aquinas），一位培根（Roger Bacon），一位迦流（Galileo），和一位牛顿的苦痛。西元十九世纪初叶，日本很像五百年前奥坎维廉（William of Occam）时代的欧洲情况。神话与史浑而不分，世界观念也不甚清楚。佛家哲学的“非人”趋势与儒家信仰“自然”调和起来，于是使一般的民众有了不通人情，而只服从威权的怪癖。知识界中国哲学中朱王二派的论战，并未对于社会有何等好的影响——自然近代日本博学之士有说此种影响是很显然的。但我们可以公然承认，“和学者”与“汉学者”的论战，却引起神道学之复兴，也可见封建和儒家声威下的日本人的思潮之起伏了。这些位思想前驱者埋下了种子，这种子扎下根去，终归把大将军制推倒了，并使日本近代化。

产生此种文学的先驱都是有名的思想家，如加茂真渊（生于西元一六九七，死于一七六九年），宣长本居（生于西元一七三二，死于一八〇一年），平田笃胤（生于西元一七七六年，死于一八四三年）等。更有荷田春满，他声斥艺术和社会由自然退到纵欲之非，他相信这是以技巧代艺术的恶果。不以爱情、猜忌、报复，以及淫妇的难碎为主体的文学，当时也是有的，这是为一般能欣赏的人预备的。学者如室鸠巢、藤原惺窝、林道春、林春斋、贝原益轩等，确实给知识界增了不少的光荣，他们的著作确能解救少数有知者的饥渴。道学派的贝原益轩，攻击有伤风化的通俗文艺，可惜他也误于儒家之言，相信女人为罪恶之源，且提出如何使女人居下的办法来。把道德堕落的情事归罪于女人，实在是邪异文明的特点；虽在邪异的社会里，也总是败坏女人名誉的事。神道学及日本国学之复兴，最有力的著作家为加茂真渊。他精明的弟子平田笃胤说，大将军岂只篡夺了中央大权，更是日本文明中的破例。他不久即被幕府驱逐。笃胤更非难主张以贤者治天下，不论鬼神的儒家哲学。贤者的意思即是常人所不了解的吗？这些著作家启发了日本人的思囊；及至日本人开始利用思想，动作即随之而来。大将军的亲戚，人称为“日本的米栖那斯”（Maecenas）的水户侯德川光圀所编《大日本史》，还有一本有名（赖山阳所作）的《日本外史》，里面都说大将军制既有伤国权，又是日本特有的例。

很奇怪的，在日本毒性文艺的高潮里，只有少数人能欣赏的文学，曾在日本文明上有了莫大的影响。规律和习俗严格束缚下的社会里，只有犯罪之苗是自由的。刑罚乃对罪过而施，却非是对使人犯罪的罪恶之根而有。人们只能以放荡无纪的一辙，求束缚自由的报复。在此，文艺和艺术乃是一种自由表白的出路，于是即有淫乱的小说，狂怪的艺术之产生。德川末叶，日本一般爱好通俗文艺的人渐增多，此种文艺大多非常淫邪及恶毒，有如自笑和其碛所作的故事，对于文明实在是丝毫无所补益。艺术从它监狱门闩的后面，用一种极狂怪的神态藐视着社会，否则即陷于通俗的“自然”和下等社会生活的描写。无论怎样，这多少是现实社会的讽讥，因为当时实情是不容表白的。通俗的歌曲，如《义太夫》、《净琉璃》、《都都》等，至少是许久在束缚着的民众，切望公理的情绪之呐喊。近松（生于西元一六五三，死于一七四二年）出世之前，日本剧大多是一种傀儡戏，近松作剧始有一定的计画和情节，直至剧的收场。而此种文艺里，也是充满了争斗、惨苛和自杀的情节，与一般十分愚钝的头脑相见。

佛教既久已是日本的国教，所以它该对德川时代的道德的理想与现状负一些责任。西元第六和第七世纪，佛教在日本已经有了坚实的立脚点以后，舍祖先崇拜一项外，固有的神道势力尽皆消沉，此后佛教总是日本灵性指导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刚才说过的日本著作家，实际上他们非难佛教并不亚于非难儒教，他们相信从来以天皇为神圣乃是一种传统的心理，所谓神圣也不过是名义上的神圣。佛教和异说之妥协，使它失却了匡正和挽救腐败社会的能力。佛教近于哲学，所含宗教的质素较少，对于不了解形而上学而以人意测神意的民众，实在缺乏有价值的供献。在它由哲理转入宗教的途程中，佛教分成了二派：“大乘”是为上智，“小乘”是为下愚而设的。小乘派主持简朴，尽量要使人了解，特别是用一种反语，告诉人想得救就不当怎样做；大乘是直述的，告诉人想得救就当怎样做。人生的两方面就如此地表现出来；皮顽的人做得太多，懒惰的人做得太少。但此处并非是含有希腊避免“过分”的理想。小乘派戒凶杀、淫乱、偷盗、说谎、忿怒、贪财，和基督教的“十诫”有些相似之点；大乘派教人诚实，有美德、坚忍、自修。而无数错杂的理论和规条也就由此演变出来，使日本人的头脑不知何拒何从。几百年间，许多矛盾的宗派之出现，使宗教的纠葛愈发地恶劣起来。中世纪日本的僧侣是非常的强悍，互相攻伐，拼死拼活。在一种好战的文明里，禅宗要算最能迎合一般人脾胃的了，因为武士为遇事约束心境起见，已经采纳了坐禅之法而遵行之；禅宗所倡说的是：死无足畏，坟墓是虚空的。

但日本人是从未能胜过佛教多神论的怪癖所造成的道德混乱。多神主义里无所谓道德的区分，善神和恶神是没有差异的。再者，果真一切都是虚幻的，善恶与真伪也是妄罔，不存在，虚幻了。唯有佛是真实的；如善、美、真都为虚幻，此种真实又有何用？佛教容纳了神道以及神道里许多的神明，祖先崇拜等，结果形成了道德和思想俱浑杂的群教论（polytheistic eclecticism）。固有的神已被承认为佛的化身，但神道的信徒不能明了一神爱护众生之理，他们欢迎专看顾一族一家的神明，愿意把神明的工作适当地分配开。日本人从来是倾心于小神的，希望诸神各司一事而做到美处。他们以为神学还不如微菌学之能以令人欣赏。比较起来，他们对于神的观念，和我们对于微菌或电子的观念要近些，和僧侣或基督徒的神学要远些。佛教徒所说“涅槃”（nirvana）的理论，也未能引起头脑健全的人的注意。假若人的灵魂是虚幻的，宗教的使命又在哪里呢？

佛教给了日本文明较为固定的贡献，是在玄学与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这种印度宗教在一种纯粹锁国自大的文明里点染下宇宙的意识，促使着部族形成了国家，忠之对象从部族而转移到国家，从此建下统一的基础。虽则日本一般的民众不赞成“阿弥陀”，而固执着他们固有琐细的神。但文明的台柱——社会的前驱者却深受了富于哲理的佛教宇宙论的熏陶：此种宇宙论更扩大了一般人命运的见解。神道未曾确切地辨明人和兽的分别，更和儒教相仿，没有说到今生和来世的关系。在此点，佛教却增补了神道所缺的伦理。不过，佛教最大且有益的影响，仍是文学和艺术方面；不独启发了一国特有的文学，更培植下一种能以生产那种文学的方言。说到艺术，佛教是光施而未得的，就是今日日本极其普遍的爱美精神，也恐怕是佛教的赏赐。

但是我们晓得，光有辉煌灿烂的艺术和文学，并不足以保障文明的进步。除非宗教能以启发大的人格，它即失去了高等文明一种动力的责任。果真一种纯白易解的宗教是社会进步的要素，则佛教并未充分地应付了日本的需求。若人们所感觉到的真实大多是虚幻，人生就成了长时间的疑团，厌世主义是乘隙而来。如此，佛教是在已经被异说搅晕了的一般人的头脑上，又覆了一层的烟雾，此种来自异地的宗教，从未赋与日本以一神的正确观念。对于神（God）缺乏一种正确观念的宗教，绝不会启发人进入完全之境，即觉悟到以残暴为一种猛兽而非人类的表现，亦恐不能，灿烂的文明绝不容许崇拜比完全的人格还要低的神的宗教之存在。若把显示神为“大无我”的神学提出，简直是侮慢文明。“业”的意义更使人倾向厌世主义；现在是过去造定了的，人是无能为力。于是以一种定命论摧残了日本的人生，这的确是既往以及此刻日本前进路上的顽石。佛教虽未完全束缚住日本民族的精神，却使之变为忧郁了。音乐（和诗歌、绘画等艺术一样）也是富有厌世的味道，且只有五音，因为人民相信宇宙间只有五个行星和物种原质。一切乐曲都奏着凄惨的调子，一切的弦音都充满了忧郁。五十吨重的大寺钟，用严肃的音响对着日本美好的景致呻吟、哭泣。浸入日本文学的也是同样沉闷的腔调，一切由愿望产生的苦痛。

近代教育使日本觉得，若把佛教深切地研究一次，结果恐怕要到无神的境地，因为释迦也不相信人神。有些现象使我们觉得，日本想要满足她希望而求得光明，她须要转向他方去寻求。论据是如此的：有了一千五百年机会的佛教，给与日本的贡献非常之少，他是否能应付这不可轻视的民族的灵性和道德的需要呢？

第十章　近代的日本

（自西元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二七年）

西元一八五四年后，日本不得已而与泰西诸国发生外交关系之际，她的文明高度有如那十二世纪的欧洲。社会是十分的严刻、不公平，残暴地分成了在上和在下者，等级非常复杂，武力和习俗之上再没有判别权力与阶级关系的公理。因战争、瘟疫，以及灾荒的频繁不绝，日本在已过三百年间，人口仅仅增加了四百万，此时共约三千三百万。这些人都是在二百七十个诸侯统辖之下；诸侯是住在城堡里，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围绕着他们的武士都是以他们主人的话做法律的。此时往往见到没有头的庸人的躯干卧在路旁，用来试武士们剑的锋利，这无非是为报复那不值当的侮慢。近代所谓权利、特权和自由，当时的平民是没有的。公理是属于强者的，监牢俨然是邪恶和痛苦不堪言状的地狱。因为极小的罪过就被处死的囚犯的登记簿上，凶恶的惨刑每一天都可以见到。在上是权势、尊荣、特权、奢侈和纵欲，在下是压迫、穷困、疾病、冻饿，以及无数的渐然腐毁。想要把这种图画绘下来的人，须要参看此时期里可靠的史籍，或是询之尚在人世的目击者。这种严酷不平的军事组织，在试探忽地临到时，却无能抵御外来的进攻了。结果，日本即刻从她历来重视已往而轻视现在的政策里，有了猛烈的觉醒。

日本在二百五十年消沉之后，因历史研究之复兴，国家主义之气焰于是十分的醇厚起来，此时又受着西方文明骤然的冲击，日本人即觉得有废掉大将军制，恢复天皇的权威，以及采纳近代学识的亟需。很明显的，反对儒家学理的神道学者，已经公然揭穿了大将军制所代表的封建之僭取。泰西各国和日本开始有了商业的交往时，大将军显然是应付不了随之而起的纠葛。分明太老朽不能胜任的政府已不能再苟延了下去。几百年来阳明哲学总指示日本说，知只能由行表现出来；若论到行，幕府却是不够资格。

西元一八四九年，加里佛尼亚（California）发现金矿后，美洲太平洋沿岸骤然满了陆地居民和许多的探海家。横渡太平洋的二百七十八只渔船上的水手，时或流落到日本的海岸，这些人或为逆风所吹，或为寻求食物和饮料，其中有的人受了残忍的待遇，也有的遭了杀害。华盛顿政府决意制止此种情事，一八五三年派将军培理（Commodore Perry）率领舰队向日本进发，期望着冲破了日本的闭关政策，而得到相当的往来，至少是，想和日本缔结一种保障美国人民的协约。著者觉得是十分的侥幸，亲眼认识一位参与培理远征的人员，因他而得以知道七十五年前日本文明的情况。如果读者想要晓得培理远征的详情，那最好请看日本的史籍。我们所当述说的，乃是经了一年的延搁，大将军就迫不得已，与美国缔结了协约。不久别国也向日本要求了去同样的特权，不数年间，日本境内的外国人增了许多。虽然当时在日本的外人不免要遇着危险，但这些人到了日本后，却十分地阻碍了后日国际关系之进展。

西元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六八年间，外人与日人屡有争端，因为日本当局与泰西各国所结的条约深为一般人反对。大将军（他实是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做了那未得国人许可与嘉纳，且是无可饶恕，私与外人缔约的罪过，显然是有伤帝国的主权，结果国人遂决意要把幕府铲除。日本朝野鼎沸，许多的外人和本国人都被害身死，大将军手下的国务大臣井伊扫部头也是其中的一位牺牲者。这时，日本仍是缺乏国际的观念，重视权利而少顾及义务，所以国际关系是谈不到的。日本还不晓得，有时权利可以为正义而牺牲，而义务却无论任何人或国家随时都当尊奉的。此种权利可为大家的幸福而牺牲的观念，在东方文明里是很新奇的事。日本社会里从来没有——权利是有时要撇弃的观念，原故是有权利的人都是有武力作后盾。然而在国际信义重担之下，日本始晓得光看到权利的国家（和个人一样），必以权利为本，但真的文明总是以服役和义务为中心；所以国家如期望前进，只有权利和义务并重之一途。

大将军德川庆喜采取了无抵抗的政策，显出一种武士的气概，突然辞职下野，并将他的职权和田产呈到西京天皇的面前。继而全国二百七十位藩王也随之隐退；此种由一种封建的政体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惊人的过程，人们称之为“无血革命”。但事实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那般的容易，读者如欲知其原委，还是请看日本的史籍。原来是杀了外国人，惹得外国海军炮击日本海口，迫着日本交出巨额的赔款，大将军见势不得已而引退的。日本这是晓得外国人铲除不了，没有法子只得忍受，先把权利的脸面放在一旁。一八六七年大将军辞职后，勤王与平民，天皇与大将军的事端仍是不见终结；德川系的藩王不是十分容易甘愿把几百年来所享受的家族声望和特权抛弃了的，他们以为大将军乃是被迫才把他的权位抛给他的世仇，三大强悍部族（萨摩、长州、土佐）的手中，他的藩王也是受了同样的屈辱与损失。实在的，几百年受制于德川的南部联盟，此时都起来做天皇的应援，劝使着天皇在新政府下把北部的实权解除。皇宫的会津护卫换了南部的人时，冲突即开始。羞恼成怒的护卫攻击萨摩人，南北战争从此起来。伏见一战，皇家军击败了大将军的队伍，双方死伤无数，受伤者都惨遭截首。英领馆军医维理思（Willis）为规诫此种非人道的行为起见，曾自动地医救伤者，在日本文明史上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迹。这类惨无人道的事以后从未再演。此种战争虽解决了日本的政体问题，却未能干息了她的排外运动。最初，保皇派的胜利似乎是不仅可以取消了大将军制，就是外人和条约也有摈弃的趋势。

结果日本有两大政党之产生：锁国派主排外，回到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国派主持履行条约，与外国通商交往。排外与联外的呐喊一时甚嚣尘上。更有“复古”的呼声，力主回到未有大将军时的局面，反对澈底的改革以及政治与国家完全近代化的“维新”政策。在这些各趋极端的吵嚷中找一条安全的路，实在是新时代的难题。怎样使没有相当经历的人们，在一种老朽的传统之上建起一个全新的政府来，乃是一个极费思索的问题。直至此际，日本的政情一向和墨罗温朝（Merovingian）治下的法国没有何等的异样，名义上法国墨罗温朝的统治者虽握有政权，实在是宫廷里面的人员把持着一切。互相猜忌争吵且强有力的藩王，过着非常阔绰的生活，绝对不愿舍弃他们安逸的境遇。不料竟然有这类的事发生了，不仅二百七十位藩王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和田产，就是数在二百万之上的武士们也情愿丢掉他们的势位，这真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最显明的爱国例证了。

此次日本恢复中央政府的大变动，若没有口操英语的国家与以相当的救应，绝对不会若是的顺利。美国使日本与外国有了来往，英国于恢复日本中央政府，扫除封建势力，以及商工业与教育之近代化上，也给了她不少的帮忙。在日本守旧和维新二派，都想要借助于外人的时节，这种外国的态度是十分的危险，真测不透结果要鹿死谁手。某泰西国家甚至想要调大军来帮同恢复大将军的势力，不料德川系的藩王并未接受这种外来的武力的应援。英使哈利帕克斯（Sir Harry Parkes）和美使坦增德赫黎斯（Townsend Harris）等的指导，对于日本维新政府之设立与近代知识之采纳，其价值有不可忽视的地方。千百年来，日本文明的靠山不出中国、印度，和亚细亚的范围，与英国人之文明之依赖条顿人、佛兰克人，以及古典文明正同。人类的两大文明此刻是在日本遇到了一起，形成了另一种文明，我们希望这文明是含有二者的优点，而没有二者的劣点，虽然这种希望不免有过于理想的地方。

日本由封建制度疾驰到近代文明，其原因并非奥秘不可解，想读者亦必早已了然。十六和十七两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商贾，以及十八世纪的荷人和英人，所给与二百年间闭关自守的日本的影响，是不该完全忽视了的。区区出岛荷人殖民地，一向是日本人输入欧西学术的孔道，日本总有许多的学者学习荷语，读各学科的书籍，特别是关于宗教和医学的。宗教书籍虽是在被禁之列，但免不了还有研究的人。科学知识自然是极占势力。有些学者甚至因研究近代的学术而惨遭死刑。西方人在日本的势力所给与日本当权者的印象，只是激起了他们对欧西国家的怀疑，使他们既不欢迎西方的宗教，更厌弃西方的文明。但在外力压迫之下，日本很侥幸的有些前驱者出来，看破日本想要在近代舞台上占一个相当的位置，非先近代化不可。最后不止得到年青的天皇之同意，颁布敕令，制定国宪，组织国会和代议士的政府，他更明令全国各机关各组织，都须要本着近代的原则来改组，陆军、海军，一切公共的机关、教育、实业、商业等在改革之列。此外，并在各种事业上，都聘海外专家来教导近代的学识。

在最近的五十年，日本文明显著的复兴里，英语成了不可少的媒介，不但书籍和刊物是如此，甚至教授们也用英语讲述。此时英语已成了东方商业和外交上不可少的工具，在日语和日本文化上也有明显的影响。在许多国立的高级学校里，英语是必修课，几乎所有的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教育、实业、商业、专门职业的高级人员都操英语。英国文学在近代日本文学上的影响也容易找到了证据，给了日本国语的影响也不在少处。

一八六八年革命以后，政府既决意迁到实际上已是多年政治中心的江户，改称为东京。因为日本根本就不适于代议士的政府，所以须费一些时间来预备帝国的宪法，使平民渐渐地负起选举的责任。这时，日本是在分部政治（Bureaucracy）之下。西元一八九〇年始召集第一次国会，自此以后，日本就没有从分部政治解脱了出来。新的帝国宪法完全是模仿普鲁士的，行政机关握有最大的权势。新宪法的最大的成就，即是坚固了历来一般人脑海中的政府和直接与政府有关者的权利。既然皇室总不会有虐待或压制平民的罪，所以那方面不必有任何的保障，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却都载在法典上。日本的宪法与众不同，它是一个神圣的盟约，神圣君王的赐与，和借摩西的口将耶和华的诫命宣布给以色列人是一样的。足见这宪法虽具有新的面目，在精神与实施上依旧是封建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南方的部族代德川氏得势后，专制的色彩确乎是减少了许多，但这种改变仍不能算做近代的代议士政府之实现。铲除南方部族的势力很要费些周折，即或是铲除了，再来的也许是更坏更复杂的党派。在法律和制度的阴影中，个人或部族的野心与传统之争执，是日本最老的一种把戏，在这简短的叙述里随处都可以找到。社会的人格最好是和各种制度同化，个人和全体合作；不过表面与事实往往不能并作一谈。日本帝国的人口约八千四百万，其中有七千万住在本土：这七千万中只有一千二百万有选举权。日本的政党操纵选举是往往有弊病的。部族的势力依旧是不会减掉，分部政治的气焰更是异常的高。分部政治的领袖虽是承认平民的意见，而能来诠释这些意见的却只有他们自己。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比从前是加添了，处分也比较着公平了许多。

革命领袖纯正的目标是不破坏旧有的文明，他们这一点是可称赞的。于是天皇在宪法里是国家行政和立法机关的总魁，有绝对的否决权。天皇可以直接定一种法令，而不必得到议会的许可，更有全权来直辖军民的长官。从来“元老”（告老或退职的政界名流）对于天皇总有所谏议，而这些人却是逐渐的减少，势力日孤；如果天皇对现内阁表示不满，他就可以交到枢密院去料理。因为实利的关系，日本在形式上坚决地要采用近代政体以及近代文明，而缺乏近代的精神。好皮毛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虽然不敢深信，从传统里却看得出，称神之化身的天皇管理国家的一切，日本依旧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很不容易辨别何者是宗教，又何者是爱国主义，神道在名义上并非是宗教，而是使国人相信人生的祸福为神所赐的一种爱国主义。鼓动非神的人即是造祸与国家。虽然日本诸神似乎是告诉日人不必用宗教和道德的经典，但从历史上看，宗教仍是一国文明演进的基础。否认神道为宗教，神道徒却依然祈祷、献祭，那怎能讲得通呢。此种态度之产生，或许是由于人们感觉着爱国主义的范围太狭窄，而宗教该是普遍的。神道不能算做宗教，因为从来未能广播于世界。这是无可怀疑的定论；不过日本若不以神道为一种宗教，她就是根本没有宗教了。若以比较宗教学做标准，我们也可说神道是一种宗教；但它若是一种缺乏普遍性的宗教，如何能适应近代国家的急需呢？十三世纪日本佛教改革家日莲——日本的路得高丁——曾经主张世界各国都遵守一种道德律，但他是受了枭首之刑。

果真日本文明中的宗教与国家主义很难分辨，日本的社会与国家更是含浑不清，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简直是没有分别。自然，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都有深切关系，但它们的职能却乎是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差不多是自动的，但个人与国家则否。西方文明中，各种组织里都有道德的意义，即国家也是一个道德的形体。缘故是一国之进步，仰赖人民的品格有重于呆板的文明。日本此后仍须在这方面多加注意。人民之不满意现代的道德标准已有明证，特别是对于国家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俗化的，宗教是丝毫提不到。日本想把道德建在物质的基础上，其失败并不亚于别国。这与神权的信仰也是不相符合。此种浑乱的确是历来道德和宗教离弃的表现。在已往，人们以为宗教不过是避免神之处罚的一种应付的方策，与人类道德的进步是无关的，有时淫乱也富有宗教性。处在政治、社会，以及实业的难题中，日本始感觉着道德的需要，于是不独要提倡自家的道德，就是基督教的伦理也放在学校课目之中。

近代的日本社会里，已往门第的权势正急于屈服在工商业和航业所造成的新专制之下。许久被上级人践踏着的日本的下级人民，此时在实业主人操纵之下，还比不上那般诸侯之可亲。资本的封建制度比阶级和门第的封建制度更为残暴。在新的日本社会里，金钱的势力比在旧日武士社会的日本要大得多，前者是使人轻视金钱，后者乃是为它而生存。这即是西方文明传入后的主要的变态。我们很容易断定，路径一经指明，全日本在政治、工商业以及道德上，都是要步着西方的后尘。牛顿先生开辟了数学的门径，真能比得上牛顿的人固然是很少，但别人不也可以试走他的路径吗？日本不久便把西方所授的政治和机械的机谋学会，但未能得到造就与维护产生这些机谋的人才之秘诀。她应该晓得，一切的组织都须以道德的理想为基础，组织比理想更容易求得。取得机械是一件事，能否把它运用到适当处断然又是一件事。

在化学、物理学、微菌学、医学、机械学、地震学、海上建筑学，以及一般的艺术上，虽然创造和发明是很少的，她的成就却是不少。日本人心理的特殊倾向，是偏重动作而少有思索。日本很有组织的能力，他们自然的团结往往比加以理解更要澈底，在战时与平时这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不过财富用途之定夺，仍然多以习俗和传统为根据，而少含有道德的意义。刺客往往以当权的富豪为他的目的物。自日本和西方的文明接触以后，她是利害并沾的，和她初与中国接触时正同。但她若与西方抗衡，她却有占便宜的地方，因为健全猛进的低级文明，总比疲劳力尽的高级文明多有发展的余地。匈人和罗马人相较，匈人是野蛮的民族，但最后的胜利却操在匈人的手中。西方对于东方的“不忧虑”态度，必有猛烈觉醒之一日。光有高大的理想和承继下来的财富与文化，还是不够用，智慧也是必须的。历史指示我们，善的耐力可用进步的速度来规定，论及智慧则否。此一世代的子孙，常比那些名人的子孙更要聪明。果真西方人以为东方完全在模仿西方时，他们即是忘却了大多数富有发展力的人民，在模仿上所费的时间比在发明上所费的时间要大。在一种事业上，学生往往胜过他的授业师。欲求一种完满的结果，运用方法的精神比方法本身更是切要。如果西方总在耗费科学和财富，借以谋求新的开拓和破坏武器之发明，关于宗教只偏重仪式和伪作的罪恶，而掷真理和社会的改进于不顾，东方以智力和道德为工具，竭力向前挣扎，必有胜过西方之一日，并且避免了（仅有不触发那造成罪恶的动力之）处罚。

晓得日本文明之兴起和进展的过程，即知日本诸神只是与那些不畏艰难困苦以求救的人表同情的。在体格、物质、思想，以及社会的演进中，显然总潜伏着人所特有的伦理的动力，与野蛮的情势相对峙，与阻拦文明有机的自然律争衡。社会分子益能服从这种高尚的动力，社会的进步才愈有把握；任何文明强弱的程度，都是和这种高尚的精神能否实现于社会成比例的。历史每章的记录，都是以文明的领袖和人格为主。一个有如日本那般崇拜英雄的国家，绝不至忽视了伟大的领袖之需要。思想的前驱者从早就是国人所渴望的。可怕的是日本未认清真正伟大的质素，而被差谬的领袖引入了迷途。请问日本最伟大大人物能否做众人奴仆呢？

日本和其他的国家比，她的前途或许少有沉溺在幼稚的民治政体之危机，比柏拉图、喀莱尔（Carlyle）更主张贤人政治，因为中国在无意中给了她一种教训：单纯民治的结局，即是公产和静止的状态。富有才干的领袖，不但是政治和理财以及实业的舞台上所不可少，对于一国的道德和社会之培养更是急需。在一种穷困压迫着人重视物质而忽视道德价值的文明里，国家是不容易支配多数人所拣选的领袖的。日本应该借重金钱与教育来造就伟大的人格，引导国家走向平安之路。在这方面，基督教的影响比任何的宗教都要大。与圣保罗所说很有相似之点，“那力量”是主宰的神所赐，也当以待神的至诚看待它。这种透澈的原理只使得那属神的力量更为庄严。

此时，日本大多数的人仍从事农耕，相信他们的主人是神的化身，习以为常地驯服在封建的统辖之下。这种情形虽是渐渐地与时有所变更，但实际上仍是流行着。在新的政府之下，日本从奴隶和极不公平的境遇里解脱出来，与五十年前的日本相对照，简直是向着安乐园走了去，与西方的文明相较，紊乱的事也并不多。平民的暴动是少见了，有之，也是浅浮而限于一方。罢工虽是非法的，实业上的纠葛往往要引起暴动和大乱来，不过舍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是没有的。日本实业界罢工的事件之增多，乃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日本资本家榨取工人之血汗，其严酷实为西方所未有；暴动的结果常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大多数的人始终是崇信他们的主人，全官界与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里，充满了孝敬的精神。因为不重视个人的尊严，普通的工人都俯首听从他们的管理者，受着人类不堪忍受的待遇。教育之进步和实业之近代化，逐渐地使日本人的头脑有了改换。但此时日本实业之膨胀，劳动人口之增多，城市里也有了贫民窟，究竟日本文明能否有一些的进境，还是要看她的领袖如何。

工业革命的一种惊人的现象，即是人工和机械的制造品骤然地代替了爱美的创作，这是艺术，也许是文明前途的障碍。美术家的研究室受了工厂的威吓而失势，大批的货物夺了手工作品的机会。普通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些不同，生来是艺术家而非工匠；即是作许多同样的物品，他也在所不顾的。日本人心理的颠倒现象，没有比使艺术家变为模仿者更显著的了。从前富有艺术天资的匠人为他的主人做东西，主人不问时间之多寡，只要匠人能替他做出美丽或有用的东西来，就没有问题。彼时的艺术家不必为生计挂虑。但此时艺术家和匠人都须要为生活奔忙，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了。因为注意那无数的可售品之制造，他于是缺乏那须要专心和创造力的工作之领悟。手制品不止是本身有它的价值，它的价值更能使作者理会到人生的意义。在此点，日本国民性所受到的苦痛，比那天然趋向实业，缺乏审美的西方更要大，虽然西方文明上的损失显然也是有的。

我们晓得，物质的超越不一定就使工人和文明成了唯物的。由成造物品之目的，始能评断组成社会的个人的品格。许多的东方人以为西方文明根本是唯物的，其实西方的财富用在慈善事业上的，比东方还要多。东方人的生活可以轻轻度过，比西方人更能调和动作与审思，但东方人像是胜不过奇穷的迫压，这或许是道德和知识的贫乏所致。惯性的忍耐是无益而徒然的，人们万不可错疑了聪明和伶俐的动作之必要，这乃是进步的基础。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普通的比喻来讲，东方的宗教会阻碍了它文明的进展，留下了好战而贪婪的贪望。

天皇的威权恢复以后，日本处在尊长主义之下，文明之进展是十分的不自然。给老旧的外来文化敷上一种新的文明，自然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日本如此作去而得到成功，这的确是可赞美的。若这种成就含蓄着东方文明的真旨，那诚然是奇迹了。

日本常以从未为一敌国所克服而自豪。但由和平得到的胜利，并不下于武力战胜的光荣。最可能的和平的大胜利，即是高级文明战胜低级文明。日本由此种胜利曾得到莫大的裨益。几世纪以前，日本如何屈服在支那文明和佛教的熏陶之下，她此时是同样地屈服在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义之下。日本酌量着采纳西方的文明和理想而不勉强，这的确是她机灵的地方。日本处于东西两大文明交流之点，她是调和东西文明的第一个国家。日本领袖们已在那里宣告着，说他们的国家负有一种人类的使命，是人类的调和者。但她至今未能使世界各国的神明得到相互的了解，连本土的诸神也并非一致；诸宗教互相咒骂的事仍未曾止憩。包括天地人的奥秘之真实的“国体”原则，在一般人的脑海里却是很有力的。日本正急于求着诸文明结合日之临到，因为她果然得到了诸文明的结晶，她始能代表世界文明的特质与倾向。种族和国家，对于真理总须要有他们自家的表现，但真理本身一定比任何的国家和种族更为广大。

职是之故，日本文明中新和旧的冲突，常是十分的激烈惊人，这种冲突是否总是错误和真实的斗争，的确是一个关切的问题。如何保护神道，使它不受近代科学世界的攻击，实在是一件精密而艰难的工作。差不多日本总有几位迦流（Galileo）出世，虽然日本仍须受较五十年前轻些的危难。不过，为拥护科学真理的有名学者总不免受着恶劣的待遇，他们的作品总在被焚毁的危难中时，文明永远不会得到自然的进展。当局者相信必须用教育来约束国民的思想，这本不算错误：学校是一切国家和文明的基础。而日本的教育则纯粹是束缚在国家主义之下，所有与此相反的思想都是有危险毒恶的嫌疑，都是要受相当的处罚。对于抑制危险的思想之设备是很完全的。过激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都在严禁之列。国家主义派以为不可靠的思想，一经查出必不轻饶。细心研究当局和人民间的许多冲突，即知究竟何者是有害国家是毫无定凭的。譬如毒剂对于肉体之治疗，并非是没有用处，它也是可以治疗政治、思想，以及道德的病症，只看用的适当与否而已。日本一向是以能否增进国家的福利为评判思想之准则。理想虽是很好，实际上却并非总是如此。

现今日本人几乎都相信，现在的文明显然是在前进着。在一方面，物质、思想、道德，无拘是个人的或是大众的，都有显明的进步的证据。虽然未能把近代文明的精髓都实用到适当处，确乎是采纳了；贫困是唯一的障碍。到处都讲科学，但科学的态度则因国家主义的趋向而有异；实用科学往往是专为会运用科学的人而设。此时日本的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实业、宗教，以及一般的知识，都有了相当的进步。对于卫生、安全、快乐和福利，人们都是负有责任的。通常的文明生活之特权，此时已为一般人所反对。这并非是说，日本能利用自然力和人造的幸福来谋资产阶级和平民共同利益的意思。为大家的福利而约束个人，仍是前进路上的主要特点。那是属于道德的问题，多是与人们的心愿有关的。如何使人不自私地运用他的天资和机缘，为社会全体谋利害，实在是一种急待解决的问题。

日本的女人，较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的解放程度为高，这不独是新文明一种极有起色的现象，也是新文明最要之果。任何时代文明之进步，都可从当时给与女人的地位得到可靠的核计。一国中的女性的品格乃是其国文明的索引。做妻子和母亲的女人的道德是种族道德的总收获。由男性的权利和女性的禁条看来，社会仍当说是下级的，幼稚的。日本正在急于离开强迫的婚姻，与不嫁二夫的时节。而妓女仍是些妖冶的女性美的标志，妓女为美的王后，往往请来做公共宴会的点缀，有时更用以导领地方或宗教的仪式。近几年来，各处都厌恶女性的卖淫，卖淫是已往日本文明的障碍。大体说来，现今日本妇女所有的权利和西方妇女所有的差不多：她有财产继承权，是家庭的主人，可以请求离婚，且可参加政治的集会。但她们的选举权仍是很难提到。她们是当然的反对政府特许卖淫运动的领袖，日本人每年为这宗事要花无数的钱，同时国库却抽得一大笔捐款。

日本和别国一样，应当晓得将来的希望在能否融合文明的美点，造成人类进化必要的高尚的道德原则之形体。如果进步需要是道德的，必有增加人生的尊严的表现。这才是建造文明的真精神呢。真能存在的文明，是以一切补助或提高人类生活的为善，所有毁坏和阻碍人类生活的为恶的文明。论及此点，日本和别的国家相同，也是有求于基督教的文明。日本现有的七十万基督教徒已影响了其他国人的道德观念，看他们现实势力之增加，将来必逐渐成为改善社会道德的有力分子。在一切慈善事业上，他们总是做领袖的，学法他们此种行为的已大有人在。教会对于将来日本文明的改革上，定然要有西元六世纪后佛教给与她那般大的影响。但这需要等候两三代的功夫；须要经过几世纪的忍耐始有希望和果实，绝对不可贪图暂时的利益而牺牲了真正的目标。

因为有基督教的活跃做刺激，佛教也尽力模仿基督教徒的热心和宣传，采用唱诗、讲经、问答的教授法，以及青年会来收拢新青年，不再讲那些乐善好施以蒙神保佑的道理了。他们认释迦为救主，信他的名字始能得救。日本国的宗教逐渐浸染了各宗教的气派，以真理，提高人生，使人胜过一切的罪恶，特别是打破人类障碍为目标的，都在广包众罗之列。人类行为的刺激即是一切法律、规令、和平与进化的基础，因为文明就是社会的人类化。

Table of Contents

- 日本文明小史
- 编辑者言
- 写在前面
- 译者序
- 第一章　文明解说
- 第二章　日本民族之由来
- 第三章　史前期的日本
- 第四章　法律、伦理、宗教
- 第五章　大陆熏陶时代
- 第六章　奈良时代
- 第七章　平安时代
- 第八章　封建时代
- 第九章　德川时代
- 第十章　近代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