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
Author: 郭圣铭
Date: 2013-06-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郭圣铭编写的这本《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系《世界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种书。 《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讲述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尤其是依据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历史观点和视野，对这些多彩多姿的古代文明及其兴衰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审视，除了着重叙述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历史事件以外，还叙述了这些文明在科技、医药、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创获和成就。作者通过世界文明史的更替演进，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并把这一具体过程作一综合的叙述，说明我们当前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过来的。盖亦欲探究人类历史演进之迹，通古今之变，明当世之务，用以教育自己，嘉惠方来。本书是作者晚年的代表作，脉络清晰，文字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Publish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郭圣铭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世界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520-0236-2

Ⅰ．①世…　Ⅱ．①郭…　Ⅲ．①世界史—古代史—文化史　Ⅳ．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3180号

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

作　　者：郭圣铭

丛书策划：张广勇

插　　图：张　敏、蔡幼声

责任编辑：张广勇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毫米　1/16开

印　　张：25.25

插　　页：2

字　　数：438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236-2/K·193　定价：6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立国于世界，就必须了解这个世界；而要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从学习世界历史入手。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为问史。”欲求中华之振兴，不能没有历史知识。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要面向世界，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明辨是非，世界史的学习尤其重要！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世界史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世界史方面的著作和翻译作品日益增多，成绩是显著的。但比较说来，世界史这门学科在我国还相当薄弱。无论在提高的方面还是普及的方面，我们都还做得很不够。

历史理应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课。历史书除了科学性、思想性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文情并茂，便于普及。但目前我国知识界有很多人反映：时下的一些历史书难读，世界史方面的书尤其难读，广大读者深以为苦。这种情况，不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不利于我国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著者不才，久拟写一部既有一定科学水平而又通俗易懂的世界史著作。然而兹事体大，深愧力不从心。这部《世界文明史纲要》，是在我历年来在大专院校历史系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全书分三卷：第一卷为古代部分；第二卷为中古部分；第三卷为近代部分。始自远古，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近年以来，西方学者提倡用整体观点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多称其通史著作为文明史。本书题名为《世界文明史纲要》，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一般说来，文明系对野蛮而言，它的含义比文化（culture）要来得广。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人类古往今来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文明史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检阅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校其总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俾今人有所借鉴，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著者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作一综合的叙述，说明我们当前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过来的。盖亦欲探究人类历史演进之迹，通古今之变，明当世之务，用以教育自己，嘉惠方来。

本书所异于其他世界史教材的地方，就在它比较重视文化史：除了着重叙述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以外，还用适当篇幅来叙述科技、医药、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创获。区区之意，在打开人类的知识宝库，展示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以增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信心和力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著者曾出版过一本《世界古代史简编》（1956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国正在大力进行教学改革，世界史方面可用的教材很少。因此，我那本粗率之作，曾蒙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厦门大学等院校历史系采用作为教材。不过现在我要检讨，那本《世界古代史简编》因成书仓促，内容贫乏，有些问题的提法不正确，印刷上也有很多错误。对此，著者向以为憾，谨向采用过那本教材的同志们致歉！这次所出的《世界文明史纲要》第一卷（古代部分），在章节编排上纵与《世界古代史简编》出入不大，但著者在内容上已经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有些章节则是完全重新改写的。新著比旧作要充实些，篇幅增加了近1倍。深望此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以补前愆。

著者是从中国来看世界，用中国人的观点来写世界文明史。综观史乘，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从古到今一直发展了下来，从未中断，而且在历史上有个很长的时期是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蔚为东亚文明中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居世界之半，讲世界文明史，当然离不开中国。但目前在我国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史和世界史分为两个专业。本书有其课程范围的限制，因此著者除了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交通往来、文化交流的事迹加以叙述以外，就没有独辟章节来专讲中国文明史。

美洲印第安人的古文明，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然而一般说来，在欧洲人未侵入到新大陆以前，印第安人的古文明是孤立地发展的。因此，著者在此书的古代部分就暂不辑入印第安人的历史。

本书卷末所附的“世界古代史大事综合年表”，目的在使读者能对世界古代史有个综括的了解，并把中国古代史与其他国家的古代史进行比较研究。

外国专门名词的译名，目前在我国尚难做到完全统一。本书中所出现的专门名词，凡属约定俗成、沿用已久者，均从其通译；有些则是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另铸新词。在本书中，译名是前后一致的。凡属重要的专名，均于其第一次出现或紧要处加注外文，以便读者查考。

著者撰写此书，不敢有名山传世之想，只是准备给莘莘学子和广大世界史读者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的世界史著作。不当之处，敬希读者多多指教。

郭圣铭

目录

序言

绪论　原始社会

一、人类的起源

二、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

三、原始群

四、氏族公社的两个阶段——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和父权制的氏族公社

五、氏族公社的解体与国家的出现

第一章　埃及

一、埃及的地理环境和居民

二、埃及人的宗教

三、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金字塔的建造

四、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喜克索斯人的入侵

五、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埃及的武力扩张及其灭亡

六、埃及的文化

第二章　两河流域与地中海东岸的古文明

一、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水利建设

二、苏美尔人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

三、闪米特人的崛起和萨尔贡一世的武力扩张

四、古巴比伦王国与汉谟拉比的法典

五、腓尼基人的航海活动和字母

六、希伯来人的建国和犹太教的产生

第三章　古代东方的帝国

一、赫梯人和铁器时代的开始

二、亚述帝国（附乌拉尔图王国）

三、迦勒底帝国（新巴比伦帝国）

四、印欧语系诸部族的移殖与波斯帝国

第四章　古代的印度

一、印度的地理环境和最早的文明

二、雅利安人的入侵与种姓制度——印度的农村公社

三、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兴起

四、阿育王与佛教的传播

五、古代印度的文化

第五章　希腊文化的黎明

一、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

二、“英雄诗时代”的希腊人

三、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和殖民

第六章　斯巴达与雅典

一、希腊的城邦政治

二、斯巴达

三、雅典国家的形成——由氏族转变到国家的典型形态

第七章　希波战争与雅典的盛衰

一、希波战争的原因和经过

二、雅典的繁荣——希腊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

三、伯罗奔尼撒战争与雅典的衰落

第八章　马其顿的崛起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

一、马其顿统一希腊半岛

二、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和希腊化时代

第九章　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

一、希腊的哲学

二、希腊的文学和历史学

三、希腊的自然科学

四、希腊的艺术

第十章　罗马初期的历史

一、意大利半岛上的古文明

二、罗马城邦的兴起及其最初的政治组织

三、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

四、罗马的军事组织及其统一政策

第十一章　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

一、罗马与迦太基的争衡，第一次布匿战争

二、第二次布匿战争

三、罗马统一地中海东部地区

四、第三次布匿战争

第十二章　从贵族共和到帝政

一、罗马社会的激变——奴隶制的发展

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运动

三、阶级矛盾的激化——马略与苏拉

四、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

五、第一次三头同盟——恺撒的独裁

第十三章　1世纪和2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一、第二次三头同盟——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帝国

二、1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三、2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四、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五、罗马的文化

第十四章　罗马帝国的衰亡

一、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二、帝国晚期的政治，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三、基督教的产生及其传播

四、日耳曼人在氏族公社末期的社会概况

五、日耳曼诸部族的大迁徙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附录　世界古代史大事综合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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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原始社会

一、人类的起源

动物之间存在着亲族关系。高等动物是从其低级的形态演化而来的，人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的。这一科学的真理，首先曾由法国杰出的生物学者拉马克（Jean B．Lamarck）在其所著的《动物哲学》（1809年出版）一书中提示了出来。不过，拉马克因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并没有能引用大量可靠的材料来完整地阐明这一科学真理。因此，他的学说就有待于后人来发扬光大了。

1859年，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他那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他在这部书中根据其本人及其前辈学者所搜集的浩如烟海的事实材料，确切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各样物种的变异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承续关系，发现了生物界的进化规律。这样，他就推翻了过去那些认为各样物种是彼此没有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而第一次把生物学完全摆在科学的基础上。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他的巨著《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他肯定地指出：下等动物是高等动物的端倪，人类的祖先是具有高度发展的官能但现在却早已绝迹的类人猿。

达尔文（图0-1）用科学方法证明了人类的起源，他的贡献是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然而，人不同于类人猿。在从类人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因素呢？换句话说，即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得以使类人猿发展为人的呢？关于这一问题，甚至连达尔文那样伟大的天才都没有能够说明。只有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才对人类起源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科学性的解释。

图0-1　达尔文

早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人类的起源，人类之从狉狉榛榛的动物界分离了出来，其先决条件便是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即从事于生产劳动。后来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并且对于原始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论断。而在19世纪的70年代，恩格斯写成了他那篇精粹的、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专文，指出劳动便是使类人猿发展为人的根本契机。恩格斯写道：“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有人认为，劳动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性能，其他的动物也能劳动。例如：蜜蜂能吮花酿蜜；蚕能吐丝作茧；鸟类能建造精妙的窝巢；而海狸则能采伐树木，将之搬运到水中去构筑防护洞穴的堤堰。然而，一般动物的劳动只是一种本能的活动，它永远只是采用同样的材料，重复着同样的方法，再也不会改进。人类的劳动是与一般动物的劳动根本不同的，它是一种自觉性的、创造性的活动，不断地提高着它的生产率并且美化着它的成果。恩格斯写道：“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同前书，第517页）

其他的动物至多只能使用工具，而人类则能制造工具。例如：黑猩猩能拿用现成的木棒或石块，但任何猩猩也绝对不能制造出一件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所以美国开国时期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经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同前书，第513页）

劳动促进了类人猿肢体的变化和神经系统的发展，使其逐渐地具有人的性质。由于猎取生活资料和防御敌人的必要，类人猿逐渐在地面上用后肢来直立行走，而把前肢从移动身体的重负中解放了出来，这便完成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这种直立行走的姿势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并且促进了肺和声带的作用，同时使手变得自由了。人类的手在劳动中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其灵活性逐渐累积地增加着，并且一代一代地遗传了下来。恩格斯写道：“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同前书，第509—510页）劳动创造了奇迹：在原始人的手所获得的那种熟练技巧的基础上，才产生出像古希腊的菲狄亚斯（Phidias）、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等雕刻家那样巧夺天工的雕塑，才绘制出像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Raphael）、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等艺术大师那样无可比拟的绘画，才弹奏出像近代贝多芬（Beethoven）、莫扎特（Mozart）、肖邦（Chopin）等大音乐家那样感人肺腑的乐曲。

劳动促进了人类的合作，使之更加密切地互相结合了起来。人类在共同劳动中需要交换意见以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这样就产生了并且日益丰富了语言。恩格斯说道：“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惟一正确的解释。”（同前书，第511页）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之直接的体现。”思维与语言是直接联系着的，没有思维的语言与没有语言的思维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思维才可以产生，才可以日益发展。在语言产生了以后，人类的进化就急遽地加速了。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使人类得以从一般动物界分离出来，组成人类社会，从事于生产活动并发展自己的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劳动在从类人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然而，这种从类人猿转变到人的过程，究竟是于何时何地发生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没有得到十分肯定的结论。以前曾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大约在地质史上第三纪的末期，即距今大约100多万年以前，在亚洲与非洲之间的热带有一片现今早已沉陷在印度洋中的陆地，那上面繁息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种类人猿逐渐从动物界中分离了出来，具有了人的性质。这些原始人是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在地面上寻找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后来，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内，他们分批陆陆续续地移殖到亚洲、非洲、欧洲（图0-2）各地乃至太平洋诸岛。他们的后裔，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现今世界上的各民族。但近年以来，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内，特别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先后发掘出一些原始人的骨骼化石，根据最新科学方法的测定，其年代在300万年以上。这就是说，在距今300万年以前，非洲东部已经有原始人居住了。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新的科学资料在不断涌现，一种说法往往会被另一种说法所代替。然而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亚洲和非洲是人类的老家。西半球并没有原始人的踪迹。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原是在距今约两三万年以前由亚洲的东北部陆续移殖过去的。

图0-2　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在移殖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尝试建造自己的居住之所了。例如，在法国的特拉·阿马塔（Terra Amata）发现了一座40万年前的茅棚，此为该茅棚的复原图

在旧大陆（亚洲、非洲、欧洲）各地，广泛地存在着原始人的骨骼化石及其所使用过的工具。爪哇猿人、北京猿人（Sinanthropu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和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的骨骼化石及其遗物的发现，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进化的过程，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获得了充分有力的实物的证明。

近年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先后在陕西蓝田、云南元谋、四川资阳、广西柳江、内蒙古河套，以及辽宁、吉林等地发现了一些原始人的骨骼化石，这是科学界的大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中心之一。

二、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原始社会所占的时间极为漫长。如果我们假定从人类的出现直至目前是100万年，那么，原始社会所占的时间即为994000年，而从阶级社会的形成直至目前却仅有6000年。因为，世界史上最古的国家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才出现的。有记载的历史时期仅约占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时期的0.6％，其余99.4％概为原始社会时期。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慢慢地然而却是逐渐地在生产斗争中获得了进步，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上都不断地引起了重大的变化。原始的劳动工具（其中有的是用作武器）的制造、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动物的驯养、谷物和果类的栽培、陶器的制造、语言的形成、科学技术的发轫以及艺术的萌芽，都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所达到的巨大成就。

惟其因为原始社会在时间绵亘上极为漫长，而在那漫长的时间内，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先后又有显著的不同，于是就发生了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

早在19世纪初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就按照人类在历史上所使用过的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石器时代、铜器（其中包括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因为石器时代所包括的时间极为漫长（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器的出现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此以前均为石器时代），于是学者们又按照人类对于石器的加工程度以及石器的用途，复将其分为旧石器时期、中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以标志生产技术发展中的进步。这种按照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当然是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马克思也说过：“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然而，这种分期方法是过于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简单化了，不足以表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把生产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割裂了开来，容易使人们对历史发展有一种错误的机械的解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虽然承认这种分期方法在考古学上有其不可移易的价值，但却不采用它来标志社会发展史。

在19世纪的70年代，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 Morgan）根据其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长期的研究，发表了他的巨著《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为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摩尔根（图0-3）按照人类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社会发展史划分为3个主要的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前两者概属于原始社会史的范围。因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极为漫长，他又把这两个时代各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3个阶段，并且分别对人类在每一个阶段所达到的物质文明状况提出了综合性的说明。摩尔根的这种分期方法，当然比那种单纯地按照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要高明些。然而，摩尔根只是用从史料研究中所得出的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而不是按照每一个社会阶段的生产关系来划分历史时期。因此，他的这种分期方法也有严重的缺陷。恩格斯虽然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章中转述了摩尔根的分期方法，但却没有被这种分期方法所拘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末数章中，恩格斯就对原始社会提出了新的分期方法，一种以原始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为依据的分期方法。

图0-3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科学的史学工作者按照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把原始社会划分为原始群和氏族公社这两个时期。又因为：在氏族社会早期，女性曾在氏族公社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母权制；到后来，母权制才被父权制所代替。于是复将氏族公社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与父权制的氏族公社。

三、原始群

当原始人最初从一般动物界脱离了出来而组成社会时，他们还是蒙昧的、粗犷的、朴野无文的。他们是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无力对抗自然界的力量，并且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那种能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因此他们的生活就和一般动物的生活相距不远，而他们的生产能力也并不比一般动物高多少。太古时期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什么黄金时代，原始人为了向自然界索取一点足以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为了抵御自然界的灾害和毒蛇猛兽，曾经历尽千辛万苦，付出艰巨的劳动和惨重的代价。

原始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并与猛兽作斗争，便不得不聚集在一起来共同劳动并进行自卫。他们数十人为一伙组成了原始群，飘弋流动无定处，以采集果实并从事于渔猎。那时男女之间的性的关系，是没有尊卑长幼的“杂婚”。《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道：“……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吕氏春秋》，灵岩山馆藏版，卷二十）《列子·汤问篇》说人类在太古的时候，“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我国古代典籍中这一类的记载，给原始群时期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很生动的说明。

原始群时期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社会的历史为100万年，那么，这里面大约总有96万年是属于原始群时期。在那鸿鸿蒙蒙的岁月里，人类逐步跨上了历史的阶梯。

原始人所获得的第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便是学会了火的使用。原始人最初是从喷发着的火山或在被雷击而引起燃烧的树林中见到了火，后来则知道钻木取火。由于取火的艰难，原始人常常保持着长明不灭的火。火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标志着一个飞跃的突进，它的意义比近代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使用乃至原子能的使用更为巨大。因为，人类学会了使用火，便知道把食物煮熟了吃，便知道升火御寒，便知道烧掉地面上的原始森林和杂草，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居住。而陶器的制造和金属器的铸炼，更必须是以火的使用作为先决条件的。火的使用，是人类控制自然界的起点。它使人类终于得以从一般动物界中分离了出来。恩格斯写道：“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正因为如此，所以希腊神话中创造了一位敢于干犯天条、把天火盗至人间的英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尊之为造福于人类的最伟大的神；而我国古代神话中也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

语言是人类在原始群时期产生出来的。语言是人们用来表达意念、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连接人类群体的一种纽带。语言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而日益丰富。最初的语言很简单，后来才发展成词汇丰富、结构复杂的语言。

在原始群时期，人们一切的活动都是集体的。他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而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很低，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不会剩下什么私有的东西，不分什么我的和你的，因而也就不会产生什么私有的观念。

原始人要经历数万年乃至数10万年才能前进一步。然而，不管这种进步的过程是如何缓慢，他们却终于奠定了那为后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在原始群时期的后一阶段，人类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下列的3种情况：

第一，原始群在不断地增殖、分裂，一个母群可以繁衍出许多女儿群，它的女儿群又各别地繁衍出其自己的女儿群。由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母群与女儿群之间便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关系，互相给予一定的援助，而组成一种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联合，那就是最初的部落。

第二，“同姓相婚，其生不繁”。在一个闭塞的原始群内，男女互为婚媾，其所生的子女在体质和智力上必然会带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在这里，遗传学的规律在显示着作用。原始人逐渐认识到了这种规律，于是就趋向于禁止原始群内过去所例行的那种不分尊卑长幼的“杂婚”，首先是禁止不同辈分的男女之间的性的关系，接着又禁止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的关系。这样，婚姻就不再是一种生物的现象，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制度。这一群体中的女性，必须从另一群体中的男子里面找到她们的夫；而这一群体中的男子，则必须从另一群体中的女性里面找到他们的妻。群体内部的婚姻关系一经禁止，族外婚即随之建立了起来。这种制度一经确立，原始群便转化为氏族公社，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了。

第三，由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原始群内部出现了以性别和年龄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女子和小孩从事于采集植物性的食物或捕鱼，而男子则奔驰于森林原野中以从事于打猎（图0-4）。这种劳动上的分工，也促进了原始群的解体。

图0-4　法国拉斯科洞穴圆形画厅原始人描绘野牛和野鹿的著名壁画。约2万年前

这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族外婚的建立，人类便脱离了那漫长的、朴野无文的原始群时期，而进入到新的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较为进步的氏族公社时期了。

四、氏族公社的两个阶段——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和父权制的氏族公社

氏族公社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并且借着某种社会和宗教的信条而巩固起来的组织。氏族一词，在梵文中为ganas，在希腊文中为genos，在拉丁文中为gens，在英文中则转为kin，都是血亲的意思。

在从杂婚演进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中，人类在婚姻关系上一般曾经历过被称为“普那路亚家庭”（the punaluan family）的群婚制阶段。在夏威夷群岛的原始部落中曾经实行过这样的一种群婚制：一群姐妹成为一个群体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必须离开这个群体而入赘到其他的群体里面去。那些姐妹以来自其他群体的一群兄弟作为她们共同的丈夫，他们已不再互称为姐妹或兄弟，而互称为普那路亚（punaluan），意思是亲密的伙伴。这种普那路亚家庭的群婚制，即一个群体中的姐妹与另一群体中的兄弟集团结婚，互为共同的妻与共同的夫，曾经广泛地存在于远古时期的原始部落之中。这种制度确立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只能实行族外婚的群体，这些群体更由于其他社会和宗教的原因而互相区别开来，便成了氏族。恩格斯认为：“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

在群婚制度下，子女的父系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当氏族制度刚刚出现时，血缘的联系只能是一概以母系为主。每一氏族有一个想象中的共同的始祖母，一代一代地以女性承续其家系。在这氏族里面，女性是主体，而她们的丈夫则系来自其他的氏族。氏族制度下的这种婚姻形态，在最初便是母权制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中，妻和夫之相对的地位究竟是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经转引了那位曾经在北美印第安人中传教多年的牧师阿瑟·莱特（Arthur Wright）的记载来予以说明。莱特写道：“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甚至不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或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同前书，第44页）

母权制绝不单纯是群婚制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女性最初在氏族中享有很高的权力，那是有其更重要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大概在氏族制度形成之后，人类即开始经营原始性的农业，懂得了烧制陶器的方法，并且从事于编织粗劣的纺织品。在那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女性实为主要的生产者，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她们就得以在氏族中居于支配的地位（图0-5）。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途程中都曾经历过母权制的阶段，因此也几乎都有关于始祖母的传说。我国古代神话中关于女娲和嫘祖的传说，便属于这一类。

图0-5　奥地利维伦多夫维纳斯女像。约35000年前，此像充分体现了原始人强调女性作为母亲的生殖繁衍的能力和特征

从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转变为父权制的氏族公社，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戈矛和弓箭的使用，金属器的铸造和使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奴隶劳动之最初的使用，使体力较强而没有妊娠痛苦的男子得以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同时，在婚姻制度上，普那路亚家庭的群婚制也逐渐演化为比较固定的“对偶家庭”（The pairing family）。对偶婚的制度一经建立，一对一对的配偶便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享受着不受他人干扰的同居生活。这样，子女就可以按照父系的血统来辨识了。那些新近在生产中起着主要作用并且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子女之父的男子，便要求取消母权制而代之以父权制。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变是非常自然的。恩格斯写道：“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同前书，第51—52页）

由于父权制的建立，氏族公社在组织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变为一代一代地以男性为中心来承续其家系了。父权制的氏族公社包括源出于一个始祖父的若干世代的男子和他们的妻小，甚至还有奴隶。在那里面，享有父权的家长俨然是其妻子、儿女以及奴隶的主人。不过在最初，父权制还没有迅即破坏氏族公社中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的传统，公社的成员仍旧共同占有一切财产，他们聚居在共同的住宅里，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衣食皆从共同的储存中取用。虽然家长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公社中一切重要事务的处理，例如财产的转移、子女的婚嫁以及解决家族成员之间的纠纷，等等，均须经过那由全体公社成员所组成的家族会议的讨论和决定。

随着父权制的建立，人类的婚姻形态也发生了一个大变革，那就是从对偶婚制中产生出固定得多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乃是父权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夫，要确凿无疑地由其亲生的子女来继承其财产和地位。尽管这种一夫一妻制并不总是严格遵行的，而且往往只是片面地限于对女方的要求，但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是人类跨入到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父权制的氏族公社，后来又演化为形态不一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起初，氏族公社的成员是在公共的土地上共同进行劳动。但后来由于耕作方法的进步，尤其是由于耕犁和畜力的利用，从前非数十人共同劳动便不能完成的工作，此时只要有几个人协作就可以完成了。于是，原始的集体经营就逐渐地为个体经营所代替，而氏族公社也就分化为较小的家庭公社了。

由于氏族中那种共同使用田地、水源、森林、牧场、坟茔的传统，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仍旧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形成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是氏族制度的一种遗留，它在某些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俄国和东方各国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地、顽固地延续了下来。为什么东方各国在古代没有发展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为什么东方各国得以较早进入到封建社会？为什么东方各国在封建时期停滞得那样久？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从农村公社之长期的延续这一点上得到适当的解答。

大概在氏族公社的末期，人类便发明了文字，开始进入到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从这以后，历史事实便大致上有文献资料可以稽考了。

五、氏族公社的解体与国家的出现

不论在母权制时期或父权制时期，氏族公社都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虽然在父权制建立时已经零星地出现了一些奴隶，但在当时，奴隶劳动的使用还没有成为一种确定的制度。所以一般地说来，氏族公社中并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事实，因此也就不需要有什么运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关。在原始时代，人们不知道什么叫作国家。

在氏族制度下，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系的。虽然家长（不论其为女性或男性）享有很高的威信并且受到尊敬，但一切人都可以参与公社事务的管理，他们是平等而自由的。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图0-6）氏族公社中那种朴实的、充分民主的生活，恩格斯曾经赞美道：“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同前书，第92—93页）

图0-6　北美洲土著印第安人

然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财富的积累，使一部分人得以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社会上出现了对立性的阶级——奴隶主与奴隶、富人与穷人，那种氏族公社中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就逐渐从根底下被破坏了。这时就需要成立一种机关，去代表奴隶主和富人镇压奴隶和穷人，将那正在增长中的私有财产打上合法的钤记，并宣布它是那新建立的社会秩序之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这种机关便是国家。恩格斯写道：“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同前书，第165页）

氏族公社解体了，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国家。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是那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和表现。列宁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页）

关于氏族公社的解体与国家的出现这一转变过程，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特别是在第六章《雅典国家的形成》那一节中再作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章　埃及

一、埃及的地理环境和居民

人类历史的曙光，是在古代东方破晓的。这里所称的东方，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和中国。远在距今6000多年以前，人类的文明已经在埃及和两河流域胚芽成长了。

人类最早的文明，通常是在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冲积平原上产生出来的。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这些位于温带而又水量充沛的巨川，替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特殊有利的条件。在这些河流所灌溉的平原上，人类最先脱离了氏族公社的阶段，建立了早期奴隶制的国家。

地理上的埃及，是指尼罗河下游所冲积的一条狭长的盆地和三角洲。这盆地长约750公里，宽度约为15—25公里不等。盆地的两侧，屏峙着石灰岩和花岗岩的峡壁。在峡壁之外，便是浩瀚无垠的沙漠地区。埃及东接红海和阿拉伯大沙漠，南界非洲内陆的原始丛林，西接撒哈拉大沙漠，北濒地中海，四周都有天然的屏障。埃及的气候燠热而又干燥，经常都是晴空丽日，雨量非常稀少。

诚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馈赠的厚礼。”尼罗河发源于赤道附近的非洲内陆。上游之地在夏季所降的沛雨，造成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每年的6月中旬至10月，尼罗河水涨，把沿岸的盆地和三角洲都泛滥成水乡泽国。河水把上游的泥土和植物残骸带下来，泛滥之后，在两岸沉淀下一层肥沃的黑土，极适合于谷物的栽培。所以，尼罗河（图1-1）畔的居民很早便开始有了农业。

图1-1　19世纪末的尼罗河景色

埃及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邈远的古代，当原始的人群在陆地上往来飘弋、寻找适当的居处时，就有人发现了这一片富饶的土地而定居了下来。

最古的埃及人究竟来自何方？学者们一般的论断是这样：最初移殖到尼罗河盆地的是一些非洲土著，其中主要是黑人。后来，有一支来自亚洲的含米特人（Hamitic，旧译含族，又称哈姆人）侵入到尼罗河盆地，征服了那些土著的非洲人。接着，来自西南亚的闪米特人（Semitic，又称闪族人，也称塞姆人）又分批侵入进来。经过长期的混合，含米特人与非洲人以及闪米特人就同化为一个新的部族，他们被称为古埃及人。

在氏族公社时期，埃及人是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其后氏族公社演化为农村公社，形成40多个部落，叫作斯帕特（spt），希腊人称之为诺姆（nomos，意为实行同一种“法”的地区），我们中国人则近似地把它译作州。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斯帕特是个象形字，它表示一片沟渠纵横、垄亩相望的田野。斯帕特（诺姆）中有邑聚，但它却很难说是什么城市国家。当时埃及人还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每个部落都奉一种动物为图腾（totem），以示区别。部落里面有土酋（nomarch），掌管行政和宗教上的事务。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就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铜器时代。可能是在西奈半岛，埃及人首先发现了铜。这一项发现在当时是偶然的，但是，它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埃及人用这种质地坚韧的金属来制造刀剑和耕犁，逐渐摈弃了石器。金属器一出现，社会生产力便空前地提高了。

尼罗河造福于埃及，但有时也泛滥成灾。埃及人的生活是与尼罗河息息相关的，所以，兴修水利就成了埃及人一项首要的和经常的工作。从远古时候起，埃及人就在其所居住的村落周围建造了防洪的堤坝，并且兴修沟渠，蓄水以灌溉农田。

水利设施的所有权，是操控在土酋手里。土酋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向部落中的成员征收谷物或其他的农产品，于是氏族里面就第一次出现了依靠他人的劳动来供养的贵族。其后由于奴隶制的产生和交换经济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就更加显著了。

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强大的部落并吞了弱小的部落，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其后，埃及人的部落聚合为两个对立的王国：一个王国占有尼罗河盆地的南部，称为上埃及；另一个王国占有尼罗河盆地的北部和三角洲，称为下埃及。相传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的国王美尼斯（Menes，又称那尔迈）征服了下埃及（图1-2），把下埃及的红王冠（图1-3）加在他自己的白王冠上，造成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

图1-2　那尔迈调色板正面，表现国王率师北征，破敌取胜，国王的英雄形象占据板面中心位置，国王那顶漏斗状的王冠是代表上埃及的白冠。约公元前3100年

图1-3　那尔迈调色板反面，此面国王那顶王冠有方角、背竖板并加一花卷饰，是代表下埃及的红冠。红、白两冠戴于那尔迈一人，则意味着他是上、下埃及之王，埃及统一之王。此后，古埃及历史上一直都以红、白两冠兼戴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志，国王的正式名称也是上下埃及之王。约公元前3100年

二、埃及人的宗教

宗教起源于人类知识的贫乏。在原始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便把昼夜的往复、月亮的盈晦、寒暑的递变、水旱的灾害、谷物的丰歉、疾病的侵袭，一律都归之于神的意志和主使。

关于宗教的起源，恩格斯说道：“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在太古时期，人们在与大自然进行斗争时所感到的软弱无力，会产生对上帝、鬼神、奇迹等的迷信。后来到了阶级社会中，宗教又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埃及人原先的宗教是拜物教，他们给每一项自然界的事物都臆造出一个神。然而，埃及人经常所礼拜的却只有太阳神拉（Ra）、尼罗河神欧西里斯（Osiris）和被认为是欧西里斯之妻的伊西斯（Isis）。埃及的天空终年都是万里无云，炽热的阳光抚育着大地，所以太阳神拉被认为是万物的创造者，具有无上的权力。后来，太阳神拉又转称阿蒙（Amun）。从中王国时期起，阿蒙这个称呼就代替了拉。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替埃及人保证了农业的丰收，使他们得以有衣食之源，所以河神欧西里斯被认为是仁慈的、生命的给予者。伊西斯（图1-4）则为青春和母爱的化身，埃及人认为她主宰着土地的肥瘠和谷物的丰歉。在古埃及全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的宗教信仰曾经长期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到了阶级社会里，那原先的宗教又获得了新的社会属性，宗教信仰已与王权的崇拜结合在一起了。

图1-4　伊西斯

埃及人迷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了之后，灵魂就离开了躯体，到欧西里斯那里去接受考验。清白无罪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享受极乐世界的幸福；作恶多端的灵魂则被罚入地狱，在那里忍受黑暗和饥饿的痛苦。

埃及人的文化，是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发展的。埃及人因为迷信死后的永生，所以不惜靡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给死者建造坟墓，那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生前的生活必需品。巍峨宏大的金字塔，便是埃及帝王的陵墓。

埃及人为了保存死者的躯体，用防腐剂和香料把尸体制成木乃伊。这种木乃伊无风化腐烂之虞，可以保存得很久。现今世界上比较完备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五六千年以前埃及帝王或贵族的木乃伊。

埃及人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可以顺利地通过阴间的审判，所以在死者的陵墓里放一卷祝辞和符咒，这叫作《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死者之书》是迷信用品，但那里面也依稀可以反映一些当时的社会情况。

埃及人是生活在宗教之中，他们建造了宏大的庙宇来供奉神。宗教上那些繁文缛节的仪式，必须要有经过长期训练的神职人员才可以娴熟，所以埃及人里面很早就分化出一种以迷信为职业的祭司。这些祭司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崇高的地位，他们不从事于生产劳动，不服兵役，不纳税，而坐食国王的施舍和人们所捐献的贡物。祭司拥有大批的财富和奴隶，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奴隶主贵族。

三、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金字塔的建造

埃及的历史是漫长的。从它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历史上出现，到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在时间的绵亘上就有3600多年。公元前280年左右，埃及祭司兼编年史家曼涅托（Manetho）用希腊文写过一部埃及史，他按照埃及历史上王朝递嬗的顺序，把埃及史分为31个王朝时期，而把王朝建立以前的时期叫作先王朝时期（The Predynastic Age）。曼涅托的这种分期方法，后来一直沿用了下来。但它毕竟太烦琐，不易记忆。及至19世纪，历史学家乃以简驭繁，把这31个王朝时期归并为3个主要时期和两个过渡时期，即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以及它们之间的两个中间时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通用的关于古埃及史的分期方法。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古埃及历史上的纪年只能说是相对的，很难做到绝对精确。由于年代邈远，文献不足，各家推算的方法不一，说法往往不一致，而且愈古则相差愈大，有的甚至要相差好几百年。我们这里所采用的标志古埃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年代，只是斟酌众说，尊重史料证据，求其近似而已。

美尼斯在完成埃及的统一以后，建立了世袭的专制王朝。他的继承者以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孟菲斯城（Memphis）为首都，统治埃及达900年之久，这在埃及历史上被称为古王国时期（约为公元前3100—前2181年）。

埃及的国王叫作法老（pharaoh），意为居在宫殿里的主人，犹如我们中国在封建时代称皇帝为陛下一样。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拉之子，是被神化了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王族血统的纯粹，法老不得与王族以外的人结婚，而实行族内婚，即兄弟姐妹互为婚配。这种近亲繁殖的婚姻制度，当然会使王族在体质和智力上产生不良的后果。法老的继承系以男性为主。不过，埃及妇女的地位倒相当高。在古代东方各国中，埃及是惟一的能由妇女继承王位的国家。

在名义上，法老是一国之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原先那些诺姆中的土酋，仍旧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

埃及全国的土地，在名义上均属于国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那种情形的写照。国王是作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或惟一的土地所有者君临天下，他用征收贡赋的方式掠夺农村公社中的生产品，要求农民提供徭役或无偿劳动；他也可以把农村公社的土地没收过来，以之分赐给贵族或寺院。这种对于国内一切土地的绝对支配权，便是东方各国专制政体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古埃及，奴隶制与农村公社并存，交织在一起。埃及的奴隶制，并不是那种典型的、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它基本上还没有超出家内奴隶制的范围。在埃及成为统一的早期奴隶制国家以后，它境内那种作为氏族制之遗留的农村公社仍然顽固地存在了下来。埃及的奴隶制，始终没有发展到能够使农村公社解体的程度。在古埃及整个的历史进程中，与其说是奴隶负担了主要的社会生产任务，倒不如说是农村公社中的那些农民负担了主要的社会生产任务。

埃及的法老执行着3种职能：掠夺本国人民的职能，掠夺其他部族的职能，以及维持灌溉系统的职能。那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方各国，“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3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古王国时期是埃及奴隶制国家的极盛时代。这时埃及享受着相对的和平与繁荣，所以法老得能征用民力，为自己营建穷奢极侈的陵墓——金字塔。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这500年间，在埃及历史上又叫作金字塔时代。

金字塔在埃及文中为pyremus，就是高的意思。因为它从侧面看来像汉文中的金字，所以我们中国人称之为金字塔。在尼罗河下游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高可摩天的金字塔（图1-5），绵亘达数十里。其中最大的一座金字塔，是法老胡夫（Khufu，在希腊文中为Cheops，所以也译作基奥普斯）的陵墓，约建于公元前2900年左右。这座金字塔位于现今开罗西郊的吉萨（Gizeh）地方，占地约600公亩，系用230万块花岗石砌成，平均每块花岗石的重量约为2520公斤。原先，这座金字塔基底每边的长度约为230米，高约为147米。但经过了4800多年来的风化作用和地层陷落，目前它基底每边的长度约为225米，高约为138米。直到1889年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建成为止，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图1-5　吉萨金字塔，左为孟卡拉金字塔，中为哈夫拉金字塔，右为胡夫金字塔

大金字塔的建造，是百代世界的一大奇迹。从设计到施工，无一不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当初塔身所用的石料，全部经过细工磨琢，方方整整，面平如镜，叠砌在一起，全靠其本身的重量互相衔合，不用任何黏合剂而缝隙不露，虽利刃也不能楔入，故能屹立数千年而不坠。金字塔不仅外形巍峨壮观，它的内部结构也有一定的法式，底侧有坡形拱道通至墓室，那就是停放法老遗体的地方。四壁饰有雕刻、绘画，宛如地下宫殿。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胡夫金字塔是役使了10万民工，费了30年的岁月才建造成功的。其中10年耗于建筑运送石料的道路，20年耗于建筑金字塔本身。而石料的开采和磨制，更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日。在当时那样的技术条件下，埃及人竟能完成如此宏伟的建筑，真不能不令人惊叹！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那10万名轮流当值的奴工，是在烈日的曝晒下，受着皮鞭的驱迫，从遥远的地方把那些巨大的花岗石运到尼罗河下游的工地，然后再把这些花岗石一块块地高高举起，砌成这座巍峨雄伟的金字塔。10万人胝手胼足30年，只是替专制帝王营造一个葬身的窀窟！

在大金字塔之旁，巍立着法老哈夫拉（Khafra）所建造的狮身人面像（sphinx）。狮身是象征国王的权力，人面是象征国王的智慧。这狮身人面像是以巨大花岗石雕成：首部高约20米，身长约为60米。这半人半兽的石像，蹲踞在尼罗河畔，雄伟地、神奇地凝视着（图1-6）。它已经存在4700多年了。

图1-6　哈夫拉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还依稀可见其额前雕有标志王权的蛇徽，其威严的王者神态依然如故，而它那庞大狮身则雄踞于庙塔之间，狮形巍峨，日影酣红，更增添了整个建筑综合体的宏大气魄和神圣气氛。古往今来，多少人曾在此形影下徘徊踟蹰，流连忘返，远观近睹，浮想联翩

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使人想到时间的永恒和历史的延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的恺撒、法国的拿破仑，这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都曾经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下瞻仰徘徊过。当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时，上距胡夫金字塔的建造已经有2500多年，而我们现在上距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又已经有2300多年了。

当埃及的法老营建金字塔时，埃及的大贵族也在为他们自己建造石墓和庙堂。那些石墓和庙堂的墙壁上，都装饰着石刻的浮雕，描绘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情景。从那些浮雕上面，我们不难想见古埃及在农业、工艺、贸易和航海等各方面的概况。

埃及因为气候温煦和尼罗河的灌溉，适于农耕，自古以来就是地中海区域的谷仓。然而，埃及农民的生活却非常痛苦。农民所辛勤耕种得来的粮食，绝大部分都被国王和贵族剥夺了去。此外，农民还负有极繁重的力役义务，随时都可能被国王和贵族征发了去修筑运河、道路、宫殿、庙宇或金字塔。

在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工艺已经相当发达。这时，它在手工业方面已经有了复杂的分工：主要的工艺有冶金、制陶、制玻璃、纺织、纸草加工、制珠宝首饰、造船等项。在发明了铜器的使用以后，约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埃及人就知道在铜里面掺一点锡，铸成比较坚硬的青铜器。而青铜器的出现，又使社会生产力跃进了一步。埃及人很早就发明了制陶和制玻璃的方法。那些陶器多为日用器皿，有各种不同的式样，上面用彩釉绘着几何形的图案和动植物的形状；玻璃器则光怪陆离，呈现出各种鲜艳的色彩。埃及人的手工纺织品非常精细，他们所用以包扎木乃伊（图1-7）的麻布，至今仍然可以看得到。它那精美的程度，简直抵得上我们中国的丝绸。埃及的珠宝匠所制造的首饰，玲珑悦目，可以与现代最华贵的装饰品相媲美。

图1-7　包扎木乃伊

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更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已经有相当繁盛的商业。这时埃及人还没有使用钱币，商业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进行的。例如，2件陶器可以换1瓶香油，1头牛可以换5匹布，如此等等。不过到后来，金、铜等本身里面体现着社会劳动量的金属品，被用来作为衡量其他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的尺度。那些本身是商品而被用来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块或铜块，便是钱币的原始形态。

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埃及人已经建造了航海的巨舶，往来于地中海东部各地。当时埃及的商船出没于巴勒斯坦、腓尼基、克里特岛等地的港口，进行着繁盛的国际贸易。埃及的法老甚至派遣了商队，出红海南航，到达红海南端一个叫作彭特（Punt）的地方，与非洲东部索马里兰等地的居民进行贸易，带回了黄金、象牙、檀香木，以及孔雀毛、香料等奢侈品。

四、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喜克索斯人的入侵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境内那些诺姆中的诸侯仍旧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那些诸侯仅仅是在名义上隶属于国王，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享有征税权，可以设官治事，并且拥有军队，俨然就是土皇帝。

强大的诸侯成为割据一方的雄长，国王的权力便日渐削弱了。这种地方割据的形势，最后终于破坏了统一的局面。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埃及发生内乱，各地的诸侯拥兵自为，互相攻伐。那建都在孟菲斯的古王国的统一王朝，不久便在内乱中覆亡了。接着，埃及分裂为许多个独立的小邦，诸侯和地主贵族在这些小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古王国覆亡以后，埃及便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诸侯与诸侯之间干戈扰攘无虚日，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这时，埃及的农民和奴隶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便纠集了武装力量来进行斗争。当时埃及的古文书中记载道：“因为国内杌陧不安，民不聊生，所以人们拿起了武器去战斗。他们用铜铸成了戈矛，用热血去争取他们的面包。”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古埃及的政治局势极为混乱，而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又非常少，无从知其梗概。因此，历史学家把从古王国覆亡到中王国建立之间的这段混乱时期称为第一中间时期（约为公元前2181—前2000年）。

经过长时期的纷争，埃及在混乱中又渐渐出现了统一的希望。各地的诸侯互相兼并，最后只剩下几个势力较大的雄长。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建都在尼罗河盆地中部底比斯（Thebes）地方的王侯取得了领导地位，自称法老，重新造成埃及的统一。这以后的250余年（约为公元前2000—前1750年），在埃及历史上叫作中王国时期。

在公元前19世纪这100年间，中王国时期的埃及达到了兴盛的顶点。这时的首都底比斯比古王国时期的首都孟菲斯更为繁荣。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III）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III）都是好大喜功的人物，他们对内兴修水利，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开疆辟土，并发展国际贸易，派商船往来于地中海东岸各地，而且可能曾经统治过克里特岛。就是在这个时期，埃及人凿通了尼罗河口与红海之间的地峡，开辟了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这样，埃及的商船便可以从地中海上溯尼罗河口，经过运河以达红海，再远航到印度洋。那一条古运河是现今苏伊士运河的前身，但在时间上大约要早到3700年。

阶级判然不同的古埃及，它的社会结构也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高踞在顶端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法老和王族成员，其次是各地诸侯、大贵族、祭司、各级官吏，再次是自由民，包括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工匠，而被压在最底层的则是广大的劳苦群众，即农民和奴隶。法老和显贵们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是建筑在农民和奴隶的辛勤劳动和痛苦之上的（图1-8）。埃及的古文书，曾经把当时埃及农民那种困苦颠连的生活状况描述如下：

图1-8　埃及宫廷歌舞表演

……谷物有一半是被害虫毁伤了，被河马吃掉了。禾地里田鼠成群，飞蝗成阵，牛来啃嚼，小鸟也来啄食。如果农民偶一失省，他那所剩下来的一点谷物又会被盗匪抢了去。更倒霉的是：耕犁折断了，耕田的牲口死了。然而就在这时候，收税的衙役却从停在河岸边的粮船里走出来，国王的粮官手中拿着棍棒，扈从的黑人挥舞着棕榈树的枝条，喝道：‘来，马上拿粮来！’农民无粮可缴，于是那班衙役就把他掀倒在地，把他绑起来拖到船上去，蛮横地打他的头。农民的妻子被绑了去，儿女也都被戴上了镣铐。这时，他的邻人都只好散开，跑回去护住他们自己所赖以活命的那一点粮食。（马斯伯乐（Gaston Maspero）：《文化之黎明：埃及与迦勒底》（The Dawn of Civilizati on: Egypt and Chaldaca），1897年伦敦版，第331—332页）

奴隶的命运则更为悲惨。目前在荷兰的莱顿博物馆里面还保存着一块古埃及的浮雕，那上面刻画着一大群奴隶，手上套着镣铐，垂头丧气地被赶着去做工。他们面部那种痛苦绝望的表情，还可以使人们想象到当年奴隶制的残暴。

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埃及的农民和奴隶掀起了大规模的暴动。起义者占领了京城，囚禁了法老，杀死了地主贵族，焚毁了地契和收租的簿册，把国王和贵族所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分配。关于这次起义的事实，可以从当年留存下来的由两名祭司所写的箴言录中得到印证。这两篇箴言录，一为《伊浦味箴言》，一为《聂非尔列胡箴言》，都对起义者横加诬蔑，但其中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富人都在忧愁，而穷人则充满了欢乐。每一个城市都在高呼：驱逐我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吧！”“世界像是制陶的旋轮一样在翻转，天翻地覆了”。

这次农民和奴隶的起义，最后被国王和地主贵族镇压下去了。然而，深刻的阶级矛盾，却使埃及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大大削弱了。

在中王国的末期，古埃及重新陷于分裂，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国力为之虚耗。从这时起直到新王国的建立，历史学家称之为第二个中间时期（约公元前1750—前1570年，其中包括喜克索斯人的统治时期）。

国力的衰弱引起了外敌的入侵。在公元前1710年左右，以牧者著称的喜克索斯人（Hyksos）趁势陆续侵入到埃及。喜克索斯人大概是闪米特人和胡里特人（Hurrians）混杂在一起形成的一个部族，原先在叙利亚一带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他们从邻近部族中学会了驯养马的方法，娴于骑射，能骑着奔驰如飞的战马，或站在战车上去冲锋陷阵，成为一支很强悍的力量。当时埃及人还只知道用步兵作战，他们在这以前根本没有看见过马。在喜克索斯人那种优势兵力的侵袭下，埃及人便望风披靡，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和自由。喜克索斯人占领了尼罗河盆地的北部，把埃及人沦为奴隶，建立了牧者王朝，在那里统治了约140年。

五、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埃及的武力扩张及其灭亡

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时期，位于尼罗河盆地中南部的一些埃及小邦仍旧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在这些小邦中，以建都于底比斯的那个小王国为最强。

埃及人不甘心受异族的统治，他们志切恢复，屡次兴兵与喜克索斯人作战。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底比斯的王公纠集了埃及人民的力量，最后把喜克索斯人驱逐出尼罗河盆地以外，光复了埃及的独立。这以后的480多年，埃及又以底比斯为中心，维系着统一的、强盛的局面，这在埃及历史上叫作新王国时期（约为公元前1570—前1085年）。

在与喜克索斯人搏斗的过程中，埃及涌现出一批强有力的军事贵族。这时，埃及人已经从喜克索斯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马和战车，并且知道把许多箭插在箭鞘里，在作战时可以连续发射。这一批军事贵族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部队，以贵族子弟驾驶战车，以农民和奴隶担任步兵。他们在推翻了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以后，迅即向外扩张，从事于武力征服和掠夺。

在新王国初期，埃及的几个法老都是穷兵黩武的征服者，其中最著名的则为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起，图特摩斯三世就驱使着埃及的战车和弓弩手，进行过18次远征，先后征服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且把国境向南拓展到尼罗河的第四瀑布。这时埃及的国境，在南边包有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Nubia），在北边一直伸延到幼发拉底河的上游之地。图特摩斯三世还兴练海军，他的舰队统治着地中海东部和红海。

法老的那些侵略战争具有极野蛮的掠夺性。经过图特摩斯三世连续不断的武力扩张，埃及已经成了一个帝国。在它的疆域内，居住着许多被征服、被奴役的非洲人和亚洲人。法老和贵族一方面剥削本国的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又从被征服地区掠夺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各地的贡赋都集中在帝国的京城底比斯，这时法老的府库里财宝充盈，粮食堆积如山。

在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奴隶制有了较大的发展。当年埃及奴隶的人数无法确知，但至少总有好几万人。法老和军事贵族在武力扩张的过程中将成千上万的俘虏沦为奴隶，带回到埃及使之从事于极繁重的劳役。

在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在建筑和雕刻方面所达到的那种宏大的规模，真是亘古未有。法老利用人民的劳役和搜刮得来的财富，建造巨型的雕像、高大的方尖碑（obelisk）、巍峨壮丽的宫殿和金碧辉煌的神庙。那些宏伟的建筑物，目前仍然矗立在底比斯的故墟上。其中最令人惊叹不已的，就是那座建立在底比斯近郊、尼罗河东岸卡纳克地区（Karnak）的祭奉日神阿蒙的大庙（图1-9）：庙身占地500多亩，大于现今世界上许多最著名的大教堂。它那正殿系用136座巨型的拱柱构成，中间有12座最大的拱柱，各高约21米。每一座拱柱的顶端，可以容100人站立。柱面上和庙堂的四壁都镌刻有琳琅满目的浮雕（图1-10），通衢的两旁排列着巨型的石像。我们真不能不骇异：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的远古，埃及的劳动人民竟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他们的血汗，凝聚成那些具有永久性的大建筑和大雕刻。

图1-9　卡纳克阿蒙神庙大柱厅

图1-10　卡纳克神庙墙面浮雕

在整个古埃及的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都是以宗教作为其政权的支柱。法老被认为是日神阿蒙之子，他是以神权来统治人民的。法老以大批的土地和奴隶施舍给神庙，然而这却加大了神庙中那帮祭司的权力。在新王国中期，埃及政治上有两个平行的过程在发展：一方面是法老的权力在日渐削弱；另一方面是神庙中那帮祭司的权力在日渐增长。法老为了巩固他那岌岌可危的地位，便想借宗教改革来振兴王权。原先，埃及人的宗教为多神教。但在公元前1370年左右，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便提出一神教的主张。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神，那便是创造万物的日神阿蒙。这种一神教的观念，是和当时那种“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相适合的。阿肯那顿废黜了埃及原先的一些神祇，规定帝国境内的臣民只能祭奉日神阿蒙。他毁弃了许多次要的神庙，逼令那里面的祭司还俗。然而，阿肯那顿的高压政策却激起了那帮祭司的反抗和属邦的叛变，他那一神教的改革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就归于失败了。

就是在法老阿肯那顿（图1-11）在位期间，埃及帝国逐渐丧失了它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的统治权。这时，立国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Hittites）已经兴起，他们攘夺了埃及帝国在亚洲方面的领土。

图1-11　阿肯那顿与王后涅菲尔蒂提

从公元前14世纪中期直至公元前13世纪初年，埃及和赫梯不断地进行战争，但双方都没有决定性的胜负。在公元前1296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与赫梯国王缔结了一项和约，规定两国之间要保持和平与友谊，并互相以武力援助，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并镇压各自境内的暴动。埃及和赫梯的奴隶主贵族，在镇压奴隶和农民的起义这一点上找到了合作的基础。公元前1296年埃及与赫梯缔结的那个和约的原本，目前仍保存了下来，那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和约。

赫梯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大量铸造并使用铁器的部族。在和赫梯人接触的过程中，埃及人也学会了铁器的铸造和使用。从赫梯人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得知当时埃及人曾经从赫梯人那里输入铸铁，埃及的法老曾经从赫梯人那里取得了用铁铸造的刀剑。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初期，埃及人已经进入到铁器时代。

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埃及重新陷于分裂和混乱。这时，各地的诸侯又拥兵自为，割据称雄。神庙中的那帮祭司掌握着大批的财富，他们的势力甚至凌驾于地主贵族之上。那觳觫在京城底比斯深宫中的法老，成为祭司手中的傀儡。最后在公元前1071年，底比斯的大祭司竟篡夺了法老的政权。

由于社会内部那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埃及王国最后不得不归于灭亡。农民和奴隶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既没有生产情绪，也没有战斗精神，埃及王国所赖以建立的那个社会基础便因为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在这种形势之下，武力比较强大的外族就可以侵入进来，像摧枯拉朽一样来征服这个奴隶制的国家。从公元前10世纪起，非洲的利比亚人（Libyans）和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s）就相继侵入了埃及，分别在那里建立了异族的王朝。

古埃及的历史已经发展到它的尽头。公元前671年，埃及在亚述人的刀锋下丧失了独立。在这以后，作为古代文明发源地的埃及便是“早为东家奴，夕作西家仆”，受着任人宰割之苦。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人所征服；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人所征服。后来埃及虽然在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下曾经一度恢复过昔日繁荣，但到了公元前30年，埃及又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六、埃及的文化

（1）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发明。

古埃及人为了记事的需要，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便发明了文字。正如其他民族最初的文字一样，那种文字是象形的。例如：他们要表示太阳，便画个圆圈，中间加一条线以表示光芒四射；要表示鸟，便画出鸟的形状；要表示战争，便画出人们互相残杀的场面。遇到复杂的事物或抽象的意思，便用几个图形组合起来作为指意符号。例如：画许多小蝌蚪以表示多，画牛在河边饮水以表示渴。之后，他们又进一步用图形来表示语音，创造了谐音字。那种以象形为主的古埃及文，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这是一个希腊字，意为神圣的铭刻），基本的字约有700个。

当然，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图1-12）极为繁复，写一个字便须画很多画，非常不方便。字体的演化是由繁趋简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起初是繁复的祭司体，后来演化为民用的草书体，而最后竟从中产生了字母。在世界史上，古埃及人是最早创造字母的民族。大约在中王国末期，即公元前18世纪中叶，埃及人已经用象形符号制定了24个拼音符号（但只有辅音符号，没有母音符号），那实际上已经是字母。因为这种字母是在西奈半岛的一个神庙里被发现的，故名西奈字母。不过，埃及人的这种字母是用来注音的，他们的象形文字始终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后来，埃及人的这种字母传到腓尼基人手里，经过腓尼基人的改造和增补，乃成为腓尼基的字母。

图1-12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伴随着文字的发明，古埃及人不久就知道用植物的浆液制成墨水，用削尖了的芦管做笔，用尼罗河畔一种特产的芦草制成纸。这种芦草叫作纸草（papyrus），目前西方各种文字中的纸字，都是从这个字演化来的。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到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从此人类的社会活动便有文献可以稽考了。

不过，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过于艰难，其后被淘汰于实用的范围之外，成为一种死文字。古埃及衰亡了以后，在整个的中古时期和近代的初期，竟没有一个学者能识得那种刁钻古怪的象形文字。所以，尽管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留下了那样丰富的史料，那时候人们对于埃及的历史是无法去理解的。直到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率军侵略埃及，那封存了千百年之久的埃及古文物才开始被人们所注意。拿破仑侵略军中不乏雅好古物的军官和学者，他们在埃及掠夺了一大批文物，带回到欧洲去进行研究。在这些文物中，有一块在尼罗河口罗塞塔（Rosetta）地方所发现的石碑（图1-13），那上面镌刻着3种对照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文的草书和希腊文。这样，学者们便不难根据希腊文去猜测埃及象形文字的字义。1822年，法国的一位青年学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已经识破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谐音的秘密，能够知道埃及几个法老的名字的写法。接着，他就孜孜不懈地来研究罗塞塔石碑，从希腊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照中找出了后者的规律。最后，在1832年，商博良刊布了一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文法和字典。古埃及的文字既被释读了出来，那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古埃及的历史，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了。现今我们所说的埃及学，是从商博良开始的。

图1-13　罗塞塔石碑

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中是一个大的突破。接着，便有一些学者步其后尘，竭毕生之力去试图释读古巴比伦、波斯、赫梯、亚述，以及克里特岛上所遗留下来的那些早已无人能认读的古文字，也都先后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从19世纪初年开始发展起来的东方考古学（图1-14），已成为考古学和历史学中一种很专门的学问。

图1-14　专家们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东方学代表大会上考察罗塞塔石碑

（2）太阳历的制定。

人们从事于生产活动，必须知道天时。大概人类在有了游牧和农业生活之后，便开始制定历法。埃及人因为要计算尼罗河的泛滥时期，很早便从事于天文学的研究。马克思明确指出：“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注⑤）

在原始时代，人们很自然是以月亮的盈虚来计算时日。埃及人最初的历法也是阴历，然而，他们不久就发觉那种阴历与季节的运行是不吻合的，于是改用太阳历。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何以独有古埃及人能首先发明太阳历？说来并不奇怪，这也是由于尼罗河定期泛滥这个特殊有利的条件所造成的。原来，古埃及人为了安排农事，必须掌握尼罗河定期泛滥的规律，并且向天空探索足以标志这种规律的天文现象。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其第一个洪峰大约总是在现用历法的6月15日左右到达蒙斐斯，而适于此时，在尼罗河下游之地，早晨可以看到天狼星与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同时冉冉升起（图1-15）。于是，古埃及人就确立了回归年的算法，把这个“二至点”作为一年之始，一年分为3季：泛滥季、播种季、收割季。每季4个月，每月30天，12个月合计360天，另外有5天，作为年终享宴的节期。这样，一年便得365日，接近了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数，为365日5小时48分46秒）。不过，当时埃及人还不知道4年一闰的办法。这种太阳历的制定，大概是公元前4241年左右的事。

图1-15　古埃及人观测天象

公元前1世纪中期，尤利乌斯·恺撒把埃及的太阳历引进罗马，只稍有改变，那便是用恺撒的名字命名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及至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主持修订儒略历，制定了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那就是现今世界各国所通用的公历。目前我们所用的太阳历，大致上是承袭6200年前埃及人的遗规。

埃及人很早便发明了一种利用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日晷。他们分一日为12时，可以从日影投射在日晷上的位置把时间读出来。目前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架3400年以前铸造的埃及日晷，那是世界上最古的时计。

（3）算术和几何学。

数学产生于实用的需要。埃及从有历史记载的时候起，便有了相当完备的算术和几何学。

金字塔的设计和建造，必须用到比较高深的数学。我们不难想象：在建造金字塔那样浩大的工程时，数学应当是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图1-16）。

图1-16　古王国第三王朝的第二位法老乔塞尔创建的阶梯形金字塔，即乔塞尔阶梯形金字塔。约公元前2600年

在算术方面，埃及人创造了以10进位的算法，他们很早就知道了“加、减、乘、除”的一些基本规律。然而，埃及人的数字非常繁复，写起来极不方便。

每年在经过了泛滥之后，尼罗河两岸的农田就成了一片漫无经界的淤泥之地。埃及人每年要把土地重新丈量一次，因此他们在实用的需要中产生了几何学。本来，几何学（geometry）一词的原意便是土地测量。埃及人不仅知道如何计算面积，并且知道如何计算体积。在距今4000年以前，埃及人就算出了圆周的长度约为其直径的3.16倍，粗略地接近了后代人所算出来的比较精确的圆周率。

恩格斯写道：“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2页）

古埃及的历史，是人类从原始时代跨入到文明的第一步。然而我们必须有个明白的概念：那一步是漫长而又巨大的一步。古埃及的历史延续达3000多年，那比从古希腊文明初期直到现在这一段整个的时间还要长。在那邈远的古代，埃及人就建立了国家。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制定了太阳历，发明了铜器的使用，发明了烧制陶器和玻璃器的方法，创造了文字并发明了书写的工具，建造了巍峨宏伟的金字塔和神庙，产生了算术和几何学。除此以外，他们在工艺、艺术（图1-17）、建筑、文学和医药学等各方面，也都有极重要的创获。古埃及虽然灭亡了，但埃及人所创造的那些文化成果，仍在世界史上永远炫耀着不灭的光辉。他们留存下来的那些建筑和雕刻，至今在某些方面还不是后人所能逾越的。

图1-17　歌舞伎表演情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墓葬壁画

第二章　两河流域与地中海东岸的古文明

一、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水利建设

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山区和阿拉伯大沙漠之间，东起波斯湾口，迤西直至地中海东岸，有一条弧形的肥沃地带，通称为新月形沃壤。这地带的东端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所冲积的一块平原，西端则为腓尼基与巴勒斯坦。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小亚细亚东北部的亚美尼亚山区，向南注入波斯湾。这两条河流原先是分别出海的，后来由于河水中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慢慢地把海岸线向外推移，才形成汇流出海的局面。大概平均起来，波斯湾口的海岸线每20年要向外伸展1公里。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埃里都（Eridu）城是在海边上的，而现在它却离海岸有180公里之遥了。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所灌溉的这个区域，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是两河之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也有泛滥。每年春天，亚美尼亚山区的冰雪融解，山洪顺着那两条河奔流下来，灌溉着美索不达米亚的田畴。与尼罗河盆地一样，两河流域也是极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区域。在这里，日照很强，气候温煦，水源充沛，谷物很容易生长。从邈远的古代起，两河流域的居民就从事于畜牧和农耕。他们驯养了牛、羊、驴、猪，种植小米、豆类和苎麻，并且栽植椰枣、石榴、苹果等果木。其中用途较广的是椰枣。

然而，人类要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必须经过艰辛的劳动。人类在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在适应自然，而是大力地在改造自然。两河流域的雨量比较稀少，河水又涨落不定，很容易发生旱涝灾害。因此，在这里，兴修水利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两河流域的居民把水利设施当作经济生活的命脉，他们建筑了密如蛛网的沟渠和堤堰，在春汛时期把河水引入沟渠，储积着来灌溉农田。这种水利建设，经常是依靠农村公社或政府的力量来进行的。自古以来，这里的农村公社和各级政府总是把兴修水利、维护灌溉系统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

两河流域与埃及同为人类古文明的摇篮。所不同的是，埃及四境都有天然的屏障，与那里的居民相比较不是经常受到外族的侵略；而两河流域则是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环居在附近山区或沙漠中的游牧部族，都是虎视眈眈地要来夺取这块肥沃的绿洲。所以，两河流域的历史，充满了此去彼来的定居部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竞争攘夺，它在政治上的变动远比埃及来得大。

两河流域即今伊拉克之地。不过我们要明白：在古代，两河流域曾经是一片林木繁茂、垄亩青青的绿野，人烟稠密，所以它才得以成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只因数千年来战乱频仍，水利失修，而人们又过分地砍伐林木，滥用地力，破坏了这里的生态平衡，才使它失去了原有的青青之观。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二、苏美尔人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

当古埃及人由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时，两河流域的居民也早已脱离了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组织。与埃及的情形一样，两河流域的奴隶制也是一种早期的、发展不充分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没有发展到能够摧毁以血亲为基础的氏族制的纽带，因此，那作为氏族制之遗留的农村公社便长期地延续了下来。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进程中，主要负担生产劳动的是那些农村公社中的农民，而奴隶的人数是不多的。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与古代东方其他各国的统治者一样，一方面是压迫并剥削奴隶；另一方面是压迫并剥削农村公社中的农民。

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年以前，在时间上实早于古埃及。在地理上，两河流域与埃及相隔不远。从邈远的古代起，这两地的居民就有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接触。他们之间的交通往来，当然会造成一些文化上的交流。不过，这两地的文化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两河流域居民的宗教、文字、历法，以及计数的方法，都与埃及人有很大的歧异。

两河流域古文明的中心地区有二：一是濒临波斯湾口的苏美尔区（Sumer）；二是在这以北的阿卡德区（Akkad）。苏美尔区的居民叫作苏美尔人（图2-1），阿卡德区的居民叫作阿卡德人。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苏美尔发轫的。”

图2-1　苏美尔人。乌尔王墓出土的《乌尔军旗》（和平）。约公元前2685年

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然而苏美尔人原先并不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苏美尔人究竟是来自何方？目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不能完善地予以说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苏美尔人与那些居住在亚洲西南部的闪米特人迥然不同，他们可能是从中央亚细亚一带或里海地区迁移而来的。苏美尔人圆颅短颈，没有浓密的胡须，在躯体形态上接近于蒙古人种的类型。

苏美尔人在迁移到两河流域的南端以后，起初是聚族而居，在氏族公社制的基础上从事于畜牧和农耕。他们很早就知道铸造并使用铜器，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金属器时代；他们能烧制精美的陶器，能纺织麻布和毛呢；他们有完备的灌溉设施，在农业方面知道用牛来耕地。而且，苏美尔人早在埃及人之前，就懂得使用轮车和制造陶器的旋轮。

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兴建城市的部族也许就是苏美尔人。城市的建立，标志着氏族制度的崩解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大致在距今6000年以前，苏美尔区的平原上就已经兴起了许多雉堞峥嵘的城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乌尔（Ur）、埃里都、拉格什（Lagash）、乌鲁克（Uruk）和尼普尔（Nippur）。这些城市及其附近所属的地区，各自形成独立的小王国。

在苏美尔人的那些小王国中，政权操控在帕特西（patesi）手里。帕特西是一种半宗教半世俗的统治者，他一方面是最高的祭司；另一方面又是军事统帅和国王。帕特西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部落酋长的特征，然而他已经不是经过选举产生，而是世袭的了。与埃及的法老一样，帕特西被认为是国内一切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那些苏美尔人的小王国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互相间不断发生龃龉，肆行兼并。在对外方面，苏美尔人常常与北面的阿卡德人进行战争。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苏美尔人的乌尔王国崭露头角，成为那些小王国中的霸主。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拉格什王国的势力转趋强盛，曾经一度统一了苏美尔区与阿卡德区的大部分。然而不久，拉格什的霸权又被乌鲁克（图2-2）所代替。在公元前24世纪中期，乌鲁克的统治者卢加尔扎克西（Lugal-zage-si）穷兵黩武，他不仅统一了苏美尔区，并且几乎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

图2-2　乌鲁克城（白庙）遗址。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

苏美尔人的宗教是多神教，他们给每一项自然界的事物都臆造出一个神。在苏美尔人的那些小王国之间，宗教信仰也并不完全一致。苏美尔人编制了神话去解释宇宙万物的由来，说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个最高的神创造出来的，那便是关于上帝创世的神话。两河流域曾经遭受过洪水泛滥之苦：洪水所至，大地陆沉，闾舍荡然，牲畜被吞没，居民死者无数，只有那些攀上船或木筏逃到高地或山坡上去的人才得以幸存了下来，所以苏美尔人有“洪水方舟”的传说。后来这些神话再经过一些渲染和改变，一直影响到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

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约与埃及人同时，苏美尔人就已经发明了文字。这种文字最初也是象形的，后来演化为表意字和谐音字，约有500个基本音符，但却没有演化为字母。苏美尔人用削尖了的芦管做笔，把这种文字刻在泥砖的坯块上，在日光下或火炉上焙干，能保存得很久。因为这种文字是刻在泥板上的，落笔处比较粗重，收笔处比较纤细，呈尖劈形，所以被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图2-3）。古代亚洲西南部的一些部族，受了苏美尔人的影响，大概都是使用楔形文字。由此可见，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文字，实为以后阿卡德文、巴比伦文、赫梯文、亚述文、埃兰文、波斯文以及米坦尼文的始祖。然而，古代亚洲西南部各部族的那些楔形文字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一样，虽然曾经在历史上被使用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早已成了僵死的东西，被摈弃在实用的范围以外了。一直到19世纪上半期，经过德国学者格罗特芬（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和英国考古学家兼外交家劳林逊（Henry Rawlinson）的艰辛研究，才从古波斯文里找出一个键来，用以解释那些古代亚洲西南部各部族的楔形文字。现在，专门学者已经可以根据苏美尔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来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了。

图2-3　楔形文字

正如成功地释读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成功地释读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考古学和历史学中的一个大突破。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既被释读了出来，学者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诸古国的历史和文化，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很专门的学问——亚述学。不过我们要知道，亚述学系因历史上的亚述帝国而得名。它实际上是东方考古学的代称，包括的范围很广。亚述学里面还有许多分支，内容是繁复多样的。近年以来，亚述学有不少新成就。它逐步地使西南亚诸古国的历史文物重见天日，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

苏美尔人的社会生活情况，可以从两河流域的文物遗存中略见一斑。1922—1934年，英国考古学家伍利（Charles Leonard Woolley）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考古团合作，在两河流域南端乌尔城的废墟上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十几座乌尔国王和王后的陵墓。这些陵墓营建的时间先后不一，最早的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其中有一座陵墓特别引人注目，国王和王后的墓窟里有大批殉葬者的骸骨，为数达八九十具之多。这是一个铁证，证明当时苏美尔人的统治集团是用人殉的，其酷烈的程度和我国殷商时代的人殉差不多。此外，在墓窟里还发现了大批的泥板文书，金银器皿，精致的项链和其他首饰，铜制的矛和头盔，竖琴（图2-4），以及要用几头牛或驴来挽的四轮车。

图2-4　普阿比王后陵墓出土的牛头竖琴。约公元前2600年

在进行这次发掘以前，考古学家就已经发现了许许多多刻有苏美尔楔形文字的泥板。而伍利考古发掘的结果，更引起人们对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兴趣。有少数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竭毕生之力去研究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1985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已发出信息，谓将于近期内分批出版一套多卷本的《苏美尔文大字典》。这也是东方考古学的一大成果。

苏美尔人在天文学方面的创获，为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美尔人很早就制定了阴历：他们观测月亮的盈虚，把两次新月出现之间的那段时间作为1个月（约29天12小时44分3秒）。1年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合计为354天。当然，这和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相差很远的，于是他们又创立了置闰的办法。苏美尔人的阴历和我国的农历很相近，这种历法曾经广泛地被亚洲西部的其他部族所采用。直到现在，伊斯兰教徒和那些居住在亚洲西部的犹太人仍在沿用这种历法。

苏美尔人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埃及人。他们计数的方法是以60为单位，但也辅以10进制。现在我们分圆周为360度，1小时为60分，1分为60秒，都还是承袭苏美尔人的遗规。

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所以在建筑的规模方面，苏美尔人就远逊于埃及人。不过，苏美尔人虽然没有留下像埃及金字塔那样巍峨宏伟的具有永久性的大建筑，他们那些用砖块所建造的神庙，规模也相当宏大。苏美尔人建造可以拾级而登的、多层塔形的高坛，顶端供着神龛，作为祭祀和观察天象的场所。这种高坛，叫作金字形神塔（ziggurat）。后来这种建造高坛的营造法式一直流传了下来，成了两河流域古建筑的一大特色（图2-5）。

图2-5　乌尔城金字形神塔。约公元前2100年

西方曾有几个主张“中华民族西来说”的学者，看到古代中国与古代两河流域的阴历、文字形状、陶器以及洪水传说有某些相似之点，便牵强附会，轻率地认为中国人是从两河流域迁移而来。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世界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所发展起来的文化，很自然的会有许多近似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近似，就认定他们之间有什么文化上的甚至血统上的联系。近年以来，中国各地先后发现了许多原始人的骨骼化石以及大批石器时代的遗物，据此我们已经可以断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生长繁衍在东亚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上；中国的古文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

三、闪米特人的崛起和萨尔贡一世的武力扩张

这里所说的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s，也称闪族），系泛指那些说闪米特语的部族和部落。闪米特人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它包括许多部族和部落，他们之间的民族特征并不一样，差别很大。

在邈远的古代，闪米特人就从外高加索一带向南移殖。他们分为许多个部族和部落，各以氏族为单位，在叙利亚和阿拉伯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当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明时，大部分的闪米特人还处于蒙昧阶段，畜牧迁徙无常处。他们没有文字，没有工艺，没有较高的政治组织，不过已经知道使用弓箭。闪米特人经常从事于剽劫和战斗，他们或者向东侵入两河流域，或者向西移殖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或者侵入埃及。慢慢地然而却是逐渐地，闪米特人在各地定居了下来。

在古代东方，闪米特族所分布的区域相当广：历史上的阿卡德人、亚摩利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伯人，以及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都属于闪米特族。而在埃及人里面，也杂有闪米特人的成分。

闪米特族里面最先走上历史舞台的是阿卡德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定居于两河流域的中部，以阿卡德区而得名。当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南端形成了城邦王国时，阿卡德人也弃游牧而事农耕，逐渐从蒙昧时期过渡到文明。

在两河流域的平原沃壤上，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毗邻而居。他们对峙了好几百年，你争我夺，不断地发生战争。在最初，苏美尔人的文明程度比较高，并且是排成方阵（phalanx）来作战，所以常常能击溃阿卡德人。然而，后来苏美尔人因为其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深，武力逐渐削弱，阿卡德人便反过来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

在公元前2341年左右，阿卡德人的军事领袖萨尔贡一世（Sargon I，因为后来亚述历史上又有个国王叫萨尔贡，所以才给他加上一世的称号，以示区别）击败了苏美尔人的乌鲁克王国，以武力造成两河流域的统一，并且向东征服埃兰（Elam）一部分的土地，向西扩张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东起波斯湾、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帝国。这阿卡德帝国（图2-6）的势力，可能曾经远届爱琴海区域，其中包括克里特岛。不过我们要明白：在古代，所谓帝国就是由一个国家的奴隶主贵族用武力征服了其他的国家，在其武力所及的地区内实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上，所有那些以武力所造成的帝国都不是什么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在萨尔贡一世统一了阿卡德区与苏美尔区以后，苏美尔区原有的那些城邦王国或多或少都还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实际上，苏美尔人的拉格什王国在受阿卡德人控制的期间，它的经济和文化仍继续在发展，并且比以前更加繁荣。

图2-6　阿卡德国王青铜雕像。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

阿卡德人的军事领袖建立了帝国，造成西南亚历史上第一次统一的局面。萨尔贡一世自称是“天下四方的共主”，或“大地之王”。他强迫被征服地区的人民缴纳谷物、金钱和牲畜，并提供徭役或无偿劳动，对于反抗者则威之以兵。两河流域的古文书里有一段记载：某次，有一个城邦发生起义，萨尔贡一世便蛮暴地把那座城完全“夷为平地，连飞鸟的窠巢都被捣毁无遗”。然而，萨尔贡一世的高压政策只是激起各地人民更猛烈的反抗，最后直落得众叛亲离，他被围困在京城里，连他自己的部队都哗变了。

阿卡德人在征服了苏美尔人之后，便把苏美尔人的农业技术、历法、数学、建筑法式、工艺以及宗教神话都接受了过来，并且利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久而久之，阿卡德人与苏美尔人就渐渐地趋于同化了。

阿卡德帝国（图2-7）统一亚洲西南部，促进了古代东方各地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当时阿卡德人的武力控制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而埃及人的商船，则经常出入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此前大致上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与埃及的古文明，这时就开始有了频繁的接触。

图2-7　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胜利纪念碑。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历史上，两河流域是游牧部族与定居部族竞争角逐的场所。在公元前2228年左右，从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山区来了一支叫作古蒂人（Gutian people）的野蛮部族，他们侵入到两河流域肆行烧杀，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那阿卡德人所建立的帝国，便在这次异族入侵的浪潮中覆没了。其后，古蒂人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残暴的统治，他们代替了阿卡德人而成为两河流域的主宰。

古蒂人统治两河流域，为时约有7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曾经屡次掀起斗争，反抗古蒂人的压迫和剥削。在公元前2150年左右，苏美尔区乌鲁克城邦的国王乌图赫加尔（Utu-hengal）纠合了武力，最后把古蒂人驱逐出两河流域，光复了苏美尔的独立。在这以后，苏美尔人又一度压倒了阿卡德人，重新成为两河流域的主人。

苏美尔人在挣脱了异族压迫以后，呈现出复兴的景象，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但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却使苏美尔人里面出现了一批军事贵族，他们不久就转过来肆行武力扩张。苏美尔区的城邦王国乌尔尤为突出，它凭恃武力，连年对外用兵，兼并土地，最后竟发展为乌尔帝国。

乌尔帝国的奠基者乌尔那木（Ur-Nammu）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共传5世，历时约110年（约为公元前2118—前2007年）。因为在这以前，乌尔曾经有过两个王朝，所以历史学家把这个王朝叫作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是苏美尔人的极盛时期，当时乌尔帝国不仅统一了苏美尔区与阿卡德区，并且几乎完全恢复了以前阿卡德人所建立的帝国的版图。这种统一的局面，对于商业发展和文化交流当然是有益的。

经过了数百年的融合，苏美尔人和何卡德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他们已经同化为一个部族了。

然而，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使乌尔帝国不久就趋于衰落。乌尔帝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极为脆弱的，它经不起比较强悍的游牧部族的袭击。在公元前2007年左右，西边的亚摩利人和东边的埃兰人（Elam）侵入到两河流域，他们摧毁了乌尔帝国的统治。

在亚摩利人和埃兰人的夹攻之下，苏美尔人的那些城邦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从此以后，苏美尔人便不复作为一个独立的部族而存在，走下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和先驱，苏美尔人的光辉是永远不灭的。苏美尔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到西南亚其他各部族的文化。他们的农业技术、历法、数学、楔形文字、建筑法式、工艺乃至神话传说，都成了两河流域古文明之最宝贵的遗产。

四、古巴比伦王国与汉谟拉比的法典

两河流域是个大熔炉。在这里，许多不同的部族都由竞争角逐而趋于融合。

当苏美尔人的乌尔帝国趋于衰落时，有一支原先居住在叙利亚一带的闪米特族，叫作亚摩利人（Amorite，意为西边人），趁势由西徂东，侵入到两河流域。

在公元前1894年左右，亚摩利人以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Babylon）为首都，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王国，即历史上所称的古巴比伦王国。这个新兴的王国聚集力量，逐渐强盛起来，不断向四周扩展，掩有两河流域全境。从这时候起，人们才把美索不达米亚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因巴比伦城而得名），而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不论其是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还是亚摩利人，一概称之为巴比伦人。

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上，那些游牧部族与定居部族之间的更替，并没有给生产方式带来多大的改变。征服者的游牧部族，在生产方式上是低于被征服者的定居部族。因此，他们只能是在被征服者原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剥削关系。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两河流域的奴隶制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债务奴隶的人数比以前有所增加。然而，社会上基本的生产者仍然是那些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当时巴比伦尼亚的可耕土地有80％—90％是由农村公社掌握，余下的则分属于国王、贵族和神庙，而土地私有制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古巴比伦王国产生了两河流域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君主——汉谟拉比（Hammurabi）。在汉谟拉比在位期间（约为公元前1792—前1750年），亚摩利人已经最后扫清了来自伊朗高原西部的埃兰人的势力，把两河流域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并且向外扩张，把国境拓展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一带。汉谟拉比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经常东征西讨。然而，他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提倡畜牧，奖励工商业。他曾经自己夸耀着说：“我修通了运河，带来充沛的水源，灌溉苏美尔区和阿卡德区的田畴。我把两岸的土地变成了绿野，我保证了谷物的丰收……”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是两河流域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汉谟拉比厉行中央集权，他把巴比伦城的守护神马尔杜克（Marduk）尊为全国最高的神，借此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并抬高王权。汉谟拉比自称是“王中之神”，用神权来统治万民。他把宗教、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集中于一身，并且派自己的亲信去巡视各地。这时，尽管苏美尔区和阿卡德区那些小城邦中的帕特西仍旧存在，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什么可以自行其是的小国之君，而只是听命于国王的臣仆了。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这时国王的仓库里囤积着从各地搜括得来的贡赋，而交换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巴比伦城商旅辐辏，市廛林立，它成了古代东方工商业的中心。

统一的国家，需要有统一的法律。本来，乌尔第三王朝的奠基者乌尔那木曾制定过一部成文法典，但仅系草创，尚欠完备。这时汉谟拉比已统一了两河流域，他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并巩固他的统治，更感到有统一法律的必要。汉谟拉比在其即位的第二年，即授意将过去苏美尔、阿卡德各城邦的法律加以斟酌损益，并参照亚摩利人的习惯法，制定一部详备的成文法典。此项工作大概进行了许多年，直到汉谟拉比在位的晚期才最后完成，全部法典计有282条。汉谟拉比下令勒石刊布：由良工精雕细镂，把这部法典全文镌刻在一座黑色玄武岩的石柱上，顶端冠以汉谟拉比受此法于太阳神的浮雕，将之竖立在公共场所，作为司法的准绳。从这种公布法典的方式看来，汉谟拉比认为他自己是受命于神来制定法律的，全国臣民只有一体禀遵。事隔3600多年，在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戴摩根（M. J. De Morgan）在埃兰人的古都苏萨城（Susa）遗址上发现了这座刻有《汉谟拉比法典》全文的石柱，它高约2.25米，顶端周长约1.65米，底部周长约1.9米，那上面的楔形文字略有磨损，但后来已由考古学家根据其他泥板文书的抄件补足了。目前这座《汉谟拉比法典》石柱（图2-8）珍藏于法国巴黎罗浮宫，从那上面，我们可以想见到距今3700年前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概况。

图2-8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

《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备的成文法。它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在正文部分，对于农事、地租、商务、债权关系、奴隶贩卖、禁止奴隶逃亡、嫁娶、离婚、财产继承、盗窃罪，等等，都给予法律的规定。这部《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对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不少关于农牧业、租佃关系和奴隶买卖的条文，足证古巴比伦王国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早期奴隶制国家。它社会上的主要生产者，仍然是那些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农民耕种村社所配给的土地，须向国王纳税，并提供力役劳动。国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他可以把土地分赐给神庙、权贵以及服兵役的人。

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两河流域的工商业已经很繁盛。《汉谟拉比法典》中所提到的手工业种类繁多，主要的有制陶业、砖瓦业、纺麻业、木工、建筑业、珠宝业、制革业、冶金业，等等，足见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有相当精细的分工。

古巴比伦王国盛行高利贷，而最大的高利贷者就是神庙。关于债务，《汉谟拉比法典》上明文规定：银钱的借贷，利息为10％—25％；谷物的借贷，利息则高达20％—33.3％。债务人无力偿还，则债权人不仅可以没收他的田地房产，并且可以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卖为奴隶。剥削如此苛重，而《汉谟拉比法典》正是给这种剥削制度打上合法的钤记。

《汉谟拉比法典》是维护奴隶制的。它规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买卖或转让。奴隶身上都打着烙印，以标明他们是属于谁的财产。奴隶没有人身自由，盗卖奴隶或窝藏逃奴的人都须处以死刑。

汉谟拉比曾冠冕堂皇地说他之所以制定法典，旨在“树立公平正义于国中”，使臣民“不得以强凌弱”，是“保护弱者”的。然而实际上，他这部法典却带着森严的阶级性。当时巴比伦的平民大概分为3个阶级：自由人、半自由人和奴隶。在刑律方面，《汉谟拉比法典》一般是采用原始的“同态报复主义”，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者偿命”。但是，不同阶级的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迥然不同。例如，《汉谟拉比法典》上有这样的条文：“有损伤自由民之目者，亦损其目”；“有折断自由民之骨者，亦折其骨”。不过，如果被害人是半自由民或奴隶，那么犯法者只须赔偿一些金钱便可以了事。在那样阶级悬殊的奴隶社会里，法律原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

古巴比伦王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很尖锐，因此在遭遇到蛮族入侵时就显得脆弱无力。亚摩利人在两河流域的优势不久就衰微了。在汉谟拉比死后，古巴比伦王国迅即土崩瓦解。苏美尔区和阿卡德区的一些城邦都纷纷独立，而四周的游牧部族，又风起云涌地侵入到两河流域。在公元前1740年左右，原先居住在东部山区里的加喜特人（Kassites）长驱直入，征服了两河流域。在这以后的五六百年间，加喜特人所建立的王朝统治着巴比伦尼亚。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在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以后，巴比伦城仍保持着其昔日的重要性。在这以后约有一千六七百年之久，尽管政治上风云变幻，巴比伦城还一直是两河流域工商业和宗教的中心。

随着加喜特人的入侵，马和战车被引用到两河流域。在这以前，古代东方各国只是用步兵作战，军队的机动性很小。马和战车的使用，则在古代战术上引起了巨大的改变。从这时候起，控弦之士可以骑在奔腾的战马上去摧坚致远，或是驾着战车去追奔逐北，军队的机动性和战争的残酷性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在上一章曾经说过，在公元前1710年左右，喜克索斯人用马和战车征服了埃及。而以后，一些古代帝国之所以能够兴师远征，从事武力扩张，也和这种战术上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五、腓尼基人的航海活动和字母

腓尼基人是闪米特族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他们就辗转移殖到叙利亚的西部，即现今黎巴嫩共和国的这片土地上。腓尼基人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距今5500年以前的远古。

腓尼基人在定居于黎巴嫩地区以后，由于国家组织的萌芽和对外防御的必要，一些血缘较近的氏族便联合起来，筑城以自卫，于是形成了许多各自独立的城邦。而那些从氏族里面分化出来的贵族阶级，就分别成了各个城邦中的统治者。在腓尼基人的这些城邦中，比较重要的是乌加里特（Ugarit）、朱拜勒（Byblos）、赛达（Sidon）和泰尔（Tyre，古音为Tyrus）（图2-9）。

图2-9　泰尔景色

腓尼基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互相间竞争攘夺，各有彼此，不足以自保。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受邻近强国摆布的。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起，腓尼基各城邦曾经先后在政治上受制于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为时达300年之久。在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相继衰落了以后，腓尼基人的城邦才又恢复了独立。

黎巴嫩地区没有广原平畴。在这里，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可能性都不很大。但是，黎巴嫩地处古代东方商路的中心，濒临地中海，交通便捷，有诱人的海外市场，而山上的林木又适于建造船舶，所以腓尼基人很早便从事于航海经商活动。腓尼基人是古代最优秀、最勇敢的航海者。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腓尼基人就浮海与埃及、克里特岛等地进行贸易。嗣后，腓尼基人更开辟了通往地中海西部的航路，直抵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巴利阿里群岛、非洲北岸和西班牙。他们甚至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浩瀚的大西洋，南下非洲西岸，北抵不列颠群岛。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埃及人和克里特人的海上势力都相继消失，于是腓尼基人便取得了地中海的商业霸权。当时腓尼基人的商业，是与海上掠夺的勾当结合在一起的（图2-10）。

图2-10　腓尼基舰队横行海上

腓尼基人的那些城邦王国，是在早期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过它们却拥有比较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腓尼基的奴隶基本上是家内奴隶，他们也充当摇桨的船工。

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这400年间，腓尼基各城邦的国王和商人贵族垄断着地中海的贸易。他们利用奴工驾驶着船舶，满载着谷物、陶器、玻璃器、纸草、布匹、木材、橄榄油、象牙、珠宝、武器以及铜制或银制的器皿，在地中海沿岸销售，并且从事于奴隶贩卖。朱拜勒城的商人以贩卖埃及的芦草纸著名，于是byblos一词，竟成为一切书籍的通称。后来基督教的《圣经》之所以叫作Bible，便是从这个字变来的。在古代，紫色是高贵的象征，贵族多穿着紫袍。泰尔城出产一种由蚌壳里面取出来的紫颜料，以之染制布匹，色泽可以经久不褪。当时泰尔城所出产的紫布，是地中海区域最珍贵的衣料，售价特昂。实际上，腓尼基（Phoenicia）一词源出于希腊语，意思就是紫色之国。

腓尼基人航海经商的过程，也就是腓尼基人向外殖民的过程。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岛、西西里岛、非洲北岸以及西班牙的南端都建立了商站和殖民地。在那些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中，最重要的是泰尔城的殖民者在非洲北岸突尼斯海角上所建的迦太基（Carthage）。迦太基城（图2-11）约建立于公元前814年，它后来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劲敌。

图2-11　1860年考古发掘时的迦太基竞技场

由于腓尼基人的航海经商活动，古代东方的文明便逐渐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在把东方的古文明输入欧洲这一历史性的伟业中，腓尼基人曾经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然而，腓尼基人对于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则为拼音字母的引用。

字母并不是由腓尼基人独力发明的。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早在公元前18世纪中叶，埃及人就已经创制了24个拼音符号，那实际上已经是字母（即普通所说的西奈字母）。稍后一些，那些居住在叙利亚北部一带的闪米特人的部族，根据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拼音符号，也就是最初的字母。腓尼基人把这两种拼音符号都接受了过来，用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腓尼基人已经在使用两种字母：北部的乌加里特城邦使用一种楔形字母，南部的朱拜勒城邦使用一种线形字母。腓尼基人是以经商为主的民族，他们需要有一套简单明了、易于书写的文字工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楔形字母被淘汰，线形字母确立了优势。确凿无疑的是，在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已经在使用22个拼音字母（图2-12）。不过这22个字母都是辅音，没有元音。

图2-12　腓尼基字母

腓尼基人创造了拼音字母，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后来由于贸易往来，腓尼基人把他们的拼音字母传授给希腊人。希腊人把这种拼音字母加以改造，并且加上几个元音字母，使之成为希腊字母。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希腊人就开始用字母来写字了。以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又从希腊字母中先后衍生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包括俄文字母）。这就是现今欧洲各种文字字母的由来。

在亚洲方面，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被居住在叙利亚一带的阿拉米人（Arameans）用来拼写他们的阿拉米语。当时阿拉米语的使用范围很广。后来又从阿拉米文的字母中衍化出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印度文，乃至维吾尔文的字母。所以，世界上各种拼音文字的字母，都可以上溯到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

此外，腓尼基人还摈弃了苏美尔人那种把字刻在泥板上的书写方法，改用埃及人所创始的纸草、笔和墨水来写字，并且把这种书写方法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

后来，腓尼基本土的那些城邦丧失了独立，先后被亚述帝国、迦勒底帝国、波斯帝国所占领。不过它们的一些海外殖民地，其中尤其是迦太基，仍在继续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一个强大的力量。

六、希伯来人的建国和犹太教的产生

在叙利亚与埃及之间，有一条狭长的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它东界约旦河与死海，西濒地中海，南北的长度约为225公里，东西的宽度约在100公里左右。这地带最初的名称是迦南（Canaan），其后因为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入侵和定居，才被改称为巴勒斯坦（Palestine）。

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起，飘弋在亚洲西部的闪米特人就陆陆续续地移殖到地中海东岸。其中有一支迦南人（Canaanites），首先定居在这约旦河与死海以西的土地上。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迦南人已经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有了城邦的政治组织。这里的居民是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经营农业，但同时也长期地保持着畜牧业。由于在地理上是介于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迦南人很早就从那两个古文明的中心学到了文字、历法和工艺。

与两河流域的情形一样，地中海东岸也是一个部落混合的大熔炉。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另外一支属于闪米特族的游牧部族，叫作希伯来人（Hebrews），即后来所称的犹太人（Jews），就逐渐一批一批地向地中海东岸移殖。在最初，希伯来人还保持着原先的氏族组织，他们膻肉酪浆，携着帐篷逐水草而居。希伯来人与迦南人杂居在一起，但却没有能够立即代替迦南人而成为当地的主人。

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当喜克索斯人统治着尼罗河下游之地的时候，一部分希伯来人趁势侵入到埃及。起初，那些希伯来人是助纣为虐，替喜克索斯人中的军事贵族担任收税的衙役，压迫埃及人。后来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斯人的统治，光复故国，便转而对那些希伯来人进行残酷报复，把他们没为奴隶，罚他们做苦工。希伯来人在埃及居留了420多年，最后因为不堪忍受那种非人的待遇，就掀起了暴动。在公元前1225年左右，希伯来人逃出了埃及。相传领导这次逃亡的，是一位名叫摩西（Moses）的领袖人物。

摩西（图2-13）率领着那一群逃亡出来的希伯来人，凄凄惶惶在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区中漂流了许多年。原先，希伯来人在氏族公社时期，他们就信仰其本部落的神耶和华（Jehovah）。这时受到艰苦生活的磨炼，希伯来人就更加沉浸于宗教幻想。而在迁移漂泊之中，希伯来人也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生活守则来维系社会秩序。于是摩西登西奈山（Mount Sinai）和他的族人约定《十诫》。摩西的《十诫》，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节，内容包括：（1）汝必须尊信唯一的上帝，不得崇拜其他的神；（2）汝不得制造并礼拜任何偶像；（3）汝不得妄称上帝之名；（4）汝须奉安息日为圣日，其他6日汝须尽力工作；（5）汝须孝敬父母；（6）汝不得杀戮；（7）汝不得犯奸淫；（8）汝不得偷盗；（9）汝不得作假证以陷害他人；（10）汝不得觊觎他人的房屋、妻子、奴婢、牲畜或任何其他财物。这摩西的《十诫》，后来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标榜的精神上的信条，并且影响到伊斯兰教。

图2-13　摩西

那一群漂泊无定的希伯来人，把迦南当作他们的归宿之地。远在摩西率众北归的好几百年以前，早就有许多其他的希伯来部落定居在约旦河与死海以西的土地上，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和迦南人混杂在一起。此时那些从埃及逃出来的希伯来人又侵入到迦南，这便引起了战争和残杀。关于这一场激烈斗争的经过，希伯来人在他们的圣书《旧约》中并没有明白记载。然而确实可知的是，希伯来人征服了迦南人。其后由于长期的通婚和同化，希伯来人与迦南人就混合为一个部族了。

在公元前12世纪和11世纪这200年中，由于希腊人南下征服了爱琴海区域，那原先居住在克里特岛上的一个部族，叫作非利士人，便渡海迁移到迦南来居住。希伯来人为了抵御这新来的侵入者，曾经蒙受过巨大的牺牲。但在最后，希伯来人终于把非利士人的势力局限于濒海的一隅之地。

在与非利士人搏斗的过程中，希伯来人里面出现了一批强有力的军事贵族，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暴力机关来维持自己的特权。在公元前1028年左右，军事领袖扫罗（Saul）被推戴为希伯来人的共主，是为希伯来人建国之始。

扫罗的继任者是大卫（David）。在大卫在位的40年间（公元前1013—前973年），希伯来王国的政治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大卫把原先迦南人在锡安山（Mount Zion，也译郇山）上的一座城寨营建为首都，那便是有名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在大卫之子所罗门（Solomon）在位时期（公元前973—前933年），希伯来王国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呈现出高度的繁荣。所罗门与腓尼基的城邦泰尔缔结了商业上的同盟，广泛从事于陆上和海上的贸易活动。他曾经组织了一支商船队，循着红海南航到一个什么“奥菲尔之地”（Land of Ophir）去取得金银财宝（图2-14）。这时希伯来的商船往来于地中海各地，最远的曾经航行到西班牙。所罗门好大喜功，耽于逸乐。他想出了种种方法在各地聚敛钱财，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并且大兴徭役，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穷奢极侈的王宫和庙堂。

图2-14　腓尼基人为所罗门王带来了金银财宝

希伯来人民苦于国王的横征暴敛，他们要求有一个比较廉洁的政府。公元前933年，所罗门一死，北部地区便分离出去，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这样，希伯来王国便分裂为二：北部的王国建都于扎马利亚（Samaria），叫作以色列王国；南部的王国仍旧都于耶路撒冷，叫作犹大王国。在经济和文化上，以色列王国都比犹大王国来得昌盛。

以色列王国与犹大王国在历史上的命运是不同的。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所并吞，国王和臣民近3万人都成为俘虏。犹大王国的国王惊恐万状，乃卑词厚礼，求为亚述帝国的附庸，才得以苟延残喘。因为此后希伯来人的王国就只剩了一个犹大，于是希伯来人也就被称为犹太人。

犹大王国继续存在了130多年，到公元前586年被迦勒底帝国所灭。这时犹太人国破家亡，任人宰割。迦勒底帝国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和工匠一律作为俘虏，解往巴比伦城，只剩下一些贫苦的人留居在耶路撒冷，这便是犹太历史上所说的巴比伦之囚（图2-15）。在这以后，犹太人就成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部族，先后被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所统治。

图2-15　巴比伦之囚

犹太人是一个富于宗教情操的部族。从公元前8世纪起，犹太人里面就产生了一些先知，他们继摩西之后，说他们的部落之神耶和华是世间唯一的真神。及至犹大王国灭亡，犹太人中有许多人都成了巴比伦之囚，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困苦颠连，莫可言状，于是他们的宗教意识就更浓了。他们幻想能有一位救世主，来拯民于水火之中，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并建立公平的秩序。他们奉耶和华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主宰。那些先知的神道说教与犹太人所旧有的一些宗教仪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神主义的犹太教。

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这1000年间，犹太人先先后后把他们的神话、传说、诗歌、历史、摩西的《十诫》以及那些先知的语录记载了下来，那便是《旧约》。《旧约》曾经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增补，它是犹太教的圣经，也是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不过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把他们的历史过分渲染并且曲解了。

犹太人是在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以后，才最后形成他们那一神教的信仰。不过到后来，犹太教只是犹太人复国运动中一种精神上的号召，而它已经变成了维护阶级制度和贵族特权的工具了。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Zionism，也译郇山主义），那是因耶路撒冷的所在地锡安山而得名的。

犹太人在宗教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地，也是基督教的圣地，而后来又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这3种宗教的信徒各自按照其本宗的宗教传说，都把耶路撒冷看作是他们的圣城（图2-16）。因此在这里，宗教冲突特别尖锐。

图2-16　耶路撒冷

第三章　古代东方的帝国

一、赫梯人和铁器时代的开始

在邈远的古代，在亚洲西部那一片广大的地区内，东起伊朗高原，西至小亚细亚，杂居着许多不同的原始部落。当埃及人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化生活时，那些部族都还处于氏族公社制的阶段。但在先后不同的时间内，那些部族里面也都出现了早期奴隶制的国家。

亚洲西部诸国的历史是极其纷纭复杂的。在这里，充满了此兴彼覆的部族之间的竞争攘夺。那些奴隶制国家中的军事贵族，为了掠夺土地、牲畜、财物和奴隶，经常不断地从事于武力扩张。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征服了弱小的国家，用武力造成拥有广土众民的帝国。但是，由于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些帝国都是不久就衰颓了，转而被其他新兴的国家所征服。在古代历史上，亚洲西部出现了一系列领土广袤的大帝国。而最初在小亚细亚一带以武力建立帝国的，便是赫梯人。

关于赫梯人的由来，历史学家一向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目前还没有肯定的结论。在语言上，赫梯人与印欧语系各部族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显著的差别。大概赫梯人是来自中央亚细亚，他们绝不是什么所谓纯粹的雅利安人，而是由许多部族混杂起来的混合体。赫梯人繁息于小亚细亚北部的克泽尔河（ River，古希腊语称哈里斯河Halys River，意为红河）流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赫梯人就在早期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并且向南扩展到巴比伦尼亚和叙利亚。

赫梯人在古代东方历史上所起到的最显著的作用，便是铁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小亚细亚北部和叙利亚一带都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在公元前15世纪以前，赫梯人便掌握了炼铁的技术。本来，铁器的使用可能是由各个部族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内单独发明的。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铁器出现了。然而，赫梯人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大量铸造并使用铁器的部族。

铁器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如果说火的使用与工具的制造最后把人类从普通动物界分离了出来，那么，铁器的使用则把人类推向了文明。《古代社会》的作者摩尔根曾经说道：“铁器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的发明和发现都将被列为次要的或不足道的了。”当然，摩尔根所说的是指蒸汽机发明以前的情形。

关于铁器的铸造和使用在人类社会中所引起的巨大变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总结道：“铁器成了人类的仆役，它是一切在历史上起过划时代作用的物质原料中之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一直到马铃薯被移植到旧大陆的时候为止。铁器使人类得以在较大的规模上经营农业，使人类得以扫清漫山遍野的林木，开垦荒地，用以播种谷物；它使工匠有一种如此坚硬、如此锐利的工具，那不是石器或任何其他已知的金属所能匹敌的……第二次巨大的社会分工发生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生产之不断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提高了人类劳动力的价值。在这以前的阶段，奴隶制还只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不经常的因素。而现在，奴隶制却成为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了。奴隶不再仅仅是生产中的助手，他们现在是百十成群地被驱使着在农田里或作坊中工作。社会生产分为农业与手工业这两大部门，这就引起了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跟着发展起来的便是商业，那不仅是国内的和部族之间的边境上的贸易，而且是远涉重洋的海上贸易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48年英文版，第231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踏入到铁器时代，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组织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恩格斯指出：人口日益稠密，这就使各部落在对内和对外防御的关系上必须有更密切的团结。在各个地方，血缘相近的部落之间的联盟已经成为一种必要。而不久之后，它们之间的合并也成为必要了。于是，各个不同部落的领土合并起来，就聚合为统一的各部族人民共同的领土。军事上的领袖——国王、军事首领或酋长，成为必不可少的常设的职位。在那些还没有存在过公民大会的地方，公民大会也建立了起来。军事领袖、族长会议和公民大会，组成了那从氏族公社里面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的政权机构。军事民主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战争和军事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经常的职能了。邻邦的财富引动了人们的贪欲之心，这些人开始把猎取财富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是野蛮人，就他们看来，劫掠比生产劳动较为轻快，甚至是更荣耀的事。在过去，战争仅仅是为了报复他国的侵略，或者是被当作一种扩张已感不足的领土的手段；而现在，战争则单独为了劫掠的目的而进行，它变成一种经常的职业了。（参见同前书，第160页）

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手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分工，奴隶制的发展和成熟，商业的兴盛，以及领土广袤的大帝国的建立，都是铁器给人类所带来的结果。然而，铁制的刀剑，也使那些从氏族公社里面分化出来的军事贵族有了更犀利的武器。从此以后，战争变得更频繁更残酷了。“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便是铁器时代的战争的写照！

赫梯人因为是最先大量地铸造并使用铁器，所以他们在小亚细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有一个位于克泽尔河东岸的赫梯人的王国势力特别强盛。它吞并了邻近的其他部落，把小亚细亚绝大部分地区都收入版图，建立了一个帝国。这时，它的首都哈图沙（Hattusa）已被营建为一座峻堞高墙的城堡（图3-1），那里面有宏伟的宫殿和神庙。赫梯人的貔貅之士，配备着铁制的戈矛，驾驶着辚辚的战车，驰骋到各地去从事于掠夺性的战争。从公元前14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13世纪初年，赫梯人不断地与埃及构兵，他们从埃及人手里夺取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统治权。直到公元前1296年，赫梯国王才与埃及法老罢兵言和。当年他们所订立的那个《和约》的原本，至今仍保存了下来。

图3-1　赫梯首都哈图沙外城的狮门

赫梯人一方面有他们自己的象形文字；另一方面又从巴比伦尼亚学到了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在赫梯人中是并用的。赫梯人的文字，不久以前已经由捷克考古学家兼古语言学家赫罗兹尼（Bedřich Hrozný）教授释读了出来，所以赫梯人的历史文献现在也已经成为可认识的了。在那些从哈图沙城的故墟上所发掘出来的赫梯人的历史文物中，最重要的是一部《赫梯法典》。那部法典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工具。《赫梯法典》制定于公元前15世纪，从它的条文上，我们可以想见到当时赫梯王国的社会概况：军事贵族享有特殊权利，奴隶制已经相当盛行，畜牧、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银质的货币也已经在流通了。

赫梯帝国的领土，东接两河流域，西至爱琴海。因此它就成了两河流域古文明输入到爱琴海区域的桥梁。

在历史上，赫梯帝国只昌盛了250多年。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中的弗里吉亚人（Phrygians）和亚美尼亚人从巴尔干半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侵入到小亚细亚。在这两股势力的打击下，赫梯帝国就迅即土崩瓦解了。

赫梯帝国覆亡后，在它的故址上出现了弗里吉亚王国。不过，赫梯人的残部仍旧散居在小亚细亚各地，一直到亚述帝国兴起时才完全被征服。

二、亚述帝国（附乌拉尔图王国）

铁器的使用，替大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物质条件。然而，讲到历史上大帝国的建立，我们必须辨明一个问题，那便是国家职能的问题。

国家是在社会上的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所产生的一种权力机关，它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国家一经出现，它的职能则表现为两方面：对内是压迫被统治阶级，对外是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来处理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家的这两种职能是密切地联系着的。无论在哪一种政治形态之下，国家的外部职能都只是其内部职能的扩大或延续。某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是怎样，它在对外关系上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怎样。

在奴隶制的国家里，奴隶主贵族对内是剥削本国人民，对外则要求征服其他的国家或部族，以扩大其剥削的范围。古代历史上之所以战争频仍，而那些战争都带有极残酷的掠夺性，原因就在此。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即略后于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时，另有一支闪米特人的部族也辗转迁徙到底格里斯河的上游之地。他们是以亚述（Assur）城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被称为亚述人（Assyrians）。

亚述城所在的那个区域，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片高地。对于两河流域来说，它有居高临下之势，而且气候也比较干燥。在这里，有适于放牧的草地和荒原，有石灰岩和林木可以做建筑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境内有一些矿产，并且邻接着小亚细亚东北部产铜和产铁的区域。这些地理上的特点，对亚述人的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亚述人主要是以畜牧和狩猎为生，他们的农业不甚发达。

在文化上，亚述人曾经深深受到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赫梯人以及胡里特人（Hurians）的影响。亚述人在定居于两河流域的北部以后，便从苏美尔人那里学到了历法、农业技术和工艺，并且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建筑和军事技术方面，亚述人则取法于赫梯人。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两河流域是许多城邦以及定居部族和游牧部族之间竞争角逐的场所。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就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斗争的情形是极其纷纭复杂的。比较上说来，亚述人在两河流域是一个后起的部族。从公元前24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这1000年间，随着两河流域政治形势的变迁，亚述人曾经先后被阿卡德人、苏美尔人、亚摩利人、赫梯人、加喜特人和胡里特人所统治。然而在古代，那些征服者只是强迫被征服者输纳贡赋，并没有在其武力所及的地区内建立起什么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所以尽管征服者是此兴彼覆，亚述人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却经常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惟其因为亚述人是一个比较后起的部族，最初，他们内部的阶级分化就不甚剧烈。当邻近的其他国家正由于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而日益衰落时，亚述境内却拥有比较众多的自由牧人和农民，这便是后来亚述之所以能够强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此外，亚述处于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之间，它一向是两河流域北部的边徼之地，经常受到沿边游牧部族的侵扰。就是在这种边疆冲突中，亚述人养成了一种尚武精神，锐意整军经武（图3-2）。后来，亚述人从加喜特人那里得到了马和战车，从赫梯人那里学到了铸造铁器的方法，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优势。

图3-2　出征的亚述士兵

在公元前16世纪时，有一支大概是来自中央亚细亚的部族，即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胡里特人，逐渐定居下来，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立了米坦尼王国（Kingdom of Mitanni）。起初，米坦尼王国的势力很强盛，它雄踞一方，并不断向外扩张，亚述曾经受其羁縻。但后来到了公元前15世纪末期，米坦尼王国因为屡次受到赫梯人的袭击，国势渐衰，亚述便乘机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公元前1275年，亚述的军事贵族最后灭掉了胡里特人的米坦尼王国而据有其地。

后来，赫梯帝国的崩溃，更使亚述的军事贵族得到了崛起的良机。公元前12世纪末叶，亚述人的武装部队在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的率领下寇掠小亚细亚一带，追奔逐北，一直达到黑海之滨。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并没有能够巩固。接着，亚述人反而受到了另一支闪米特族阿拉米人的侵扰。但在公元前9世纪时，亚述的军事贵族又征骑四出，扩张其本国的领土。这时亚述人的劲敌，在北面有亚美尼亚山区中的乌拉尔图王国，在西面有阿拉米人在叙利亚所建立的一些城邦，其中最大的是大马士革。

从公元前9世纪起，亚述人开始大量地用铁铸造兵器。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实施军国主义、专门以掠夺他国为职志的就是亚述的那些奴隶主贵族。整个的亚述国家就像是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军事贵族在国家生活中享有特殊显要的地位，他们经常驱使着军队去开疆辟土。亚述的武装部队并不是什么临时征调得来的民兵，而是由农民和牧人以及在被征服地区招募得来的兵丁所组成的常备军。那些部队配备着铁制的刀枪、弓箭和护身的盔甲，他们都是久经训练的貔貅之士，能排成密集的方阵来作战。亚述人除了使用战车以外，更创立了机动性很大的骑兵部队。那些骑兵都是身披重铠，跨着奔驰如飞的战马，可以用雷霆万钧之势冲散敌阵，在追击时更是迅猛无比。更重要的是，亚述人发明了一种攻城用的冲车（battering ram），那有点像现代的坦克车（图3-3）。在这以前，峻堞高垣的城池是坚不可摧的。然而这时候，亚述人的冲车却能够利用铁甲的掩护，一直推进到敌人的城垣之下，使部队可以攀援以登，夺取城池。如果用冲车仍不能取胜，那么亚述人还有一套更厉害的办法，即开掘地道，派精锐部队由地道潜入城中，以攻陷城池。这样，亚述的部队就成了一支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怖的武力。

图3-3　亚述人发明的攻城用的冲车

在这里，我们不必多费篇幅去描写亚述人那些血腥的侵略战争，然而有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也应当记住：公元前8世纪中期，穷兵黩武的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率兵四出寇掠。他向南侵入巴比伦尼亚，向东与印欧语系的米底人（Medes）所建立的米底王国构兵，向北兼并了乌拉尔图王国一部分的土地，向西征服了叙利亚，于公元前732年攻陷了要城大马士革。这样，亚述就把亚洲西部各地聚合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公元前722年，贵族出身的军事领袖萨尔贡自立为亚述王。因为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上，以前阿卡德有过一个国王叫萨尔贡，所以这位亚述王被称为萨尔贡二世（Sargon II），以示区别。萨尔贡二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物，他征用民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尼尼微（Nineveh）附近营建了一座新都，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萨尔贡堡（图3-4）。那新都占地甚广，宫室、庙堂的建筑极为富丽。（图3-5）萨尔贡二世于其即位的那一年攻陷扎马利亚，灭掉了希伯来人的以色列王国；接着便转而寇掠乌拉尔图；更回兵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然而，玩火者必自焚。公元前702年，萨尔贡二世在一次战争中被杀，其子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继位。

图3-4　萨尔贡堡的守护神像。它们的形象实际上是古埃及狮身人面像的亚述版，人面牛身牛蹄，身上还长有翅膀，人的发式头饰也完全亚述化了。约公元前720—前705年

图3-5　萨尔贡堡富丽的宫室

辛那赫里布也是个凶残嗜血的暴君，他用铁腕镇压了各地人民的起义，进一步强化了帝国的统治，并且把首都从萨尔贡堡迁到尼尼微本城。当时尼尼微的繁华，又超过了以前两河流域的任何都市，据说居民有30万人之众。公元前671年，辛那赫里布之子阿萨尔哈东（Esarhaddon）更挥兵南下，灭掉了埃及，把埃及收入帝国的版图（图3-6）。

图3-6　辛那赫里布

亚述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领土广袤的大帝国，它第一次把两河流域、埃兰、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古文明的中心聚合在统一的政权之下。不过，亚述军事贵族的武力扩张，是在极残酷的方式下进行的：每当亚述的武装部队攻陷一座城池，往往用恐怖手段把全城的居民屠戮一空；或者，把被征服国家大部分的居民都流放到辽远的异地去，而把空下来的土地分配给亚述人去屯垦。那些亚述军事贵族唯一的职业，便是掠夺、杀戮和毁灭。在他们的凶焰下，巴比伦、大马士革、扎马利亚、孟菲斯等名城都遭到极大的破坏，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因此，西南亚各族人民对亚述的统治是切齿痛恨的，而亚述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恶名。

亚述帝国为了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它把被征服地区分为许多行省，由国王直接派总督去治理。亚述的统治者认识到交通对于政治统一的重要性，他们在帝国境内开辟了宽广的驰道，设立了驿站制度。国王的信使和军队，可以迅速驰往各地，以镇压人民的起义。

亚述人尚武轻文，在文化方面很少有创造性的贡献。然而，亚述帝国的政治统一却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使古代东方各地的文化得以熔于一炉。亚述人把东方国家一些经济性的农作物传播到西方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原先出产在印度的棉花。当时西方人称棉花为“生羊毛的树”，棉花的移植，其影响之大是不待赘言的。对于两河流域的古文化，亚述人也做过一些保存和整理的工作。亚述帝国达到崩溃前的巅峰时的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曾经在尼尼微的宫殿里建立了一座图书馆，那里面收藏着22000块刻着楔形文字的泥板。古代两河流域的一些宗教神话、历史、文学和科学知识，都分门别类地被记录了下来。在尼尼微陷落后，亚述巴尼拔（图3-7）所搜集的那些泥板文书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运往英国，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嗣后有些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竭毕生之力，对亚述帝国遗留下来的这些泥板文书进行研究，于是产生了考古学中一种很专门的学问——亚述学（Assyriology）。

图3-7　亚述巴尼拔猎杀狮子

亚述帝国原只是一种暂时的军事和行政的联合，它没有什么巩固的经济基础。连年不断用兵于外，使亚述的国力为之虚耗，自由牧民和农民的人数急遽地减少下去。由于兵源不足，到后来，亚述的军事贵族竟不得不驱使雇佣兵去作战。而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奴隶的使用，更排斥了自由民的劳动，使社会生产事业日益凋敝。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经常在削弱着亚述帝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在这时候，许多野蛮部族又蜂拥而至。远在公元前7世纪初期，北方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和斯基泰人（Scythians，又译西徐亚人）就已经侵入到亚洲西部，亚述人都无力加以阻遏。结果辛梅里安人长驱直入，散居于小亚细亚一带；而斯基泰人则一直侵入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居住在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逐渐向西移动；而繁衍在两河流域南端的一支闪米特族，叫作迦勒底人，也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与米底人联合起来兴兵进击亚述，他们攻陷了尼尼微，用同样残暴的方式把这座繁华的都城付之一炬。在战火纷飞的烟焰中，那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亚述帝国便因为军事失败而灭亡了（图3-8）。

图3-8　尼尼微城

在这里，我们应当附带地提一提乌拉尔图王国。公元前9世纪初年，居住在两河流域以北、凡湖（Lake Van）地区的一些原始部族结成了联盟，发展为一个早期奴隶制的王国，因阿勒山（MountArarat）而被亚述人呼为乌拉尔图（Urartu）。

乌拉尔图人的文化是在亚述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楔形文字，曾遗留下许多铭刻。公元前8世纪初期，乌拉尔图王国国势称盛。它有峻堞高墙的城市，有相当完备的水利设施，有繁盛的工商业，冶金业尤为发达。当亚述的军事贵族向外开疆辟土时，乌拉尔图王国曾经备受侵扰。它因为凡湖地区的土地为亚述人所夺，便转向外高加索方面发展，征服了那里的一些土著部族而据有其地。嗣后由于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的入侵，乌拉尔图王国无力抵御，才日益衰落下去。公元前612年，米底人寇掠外高加索一带，乌拉尔图王国便和亚述帝国同时归于灭亡。以后的亚美尼亚人，便是在乌拉尔图王国的故土上繁衍起来的。

三、迦勒底帝国（新巴比伦帝国）

迦勒底人（Kaldi或Chaldeans）是闪米特族的一支，他们步阿卡德人、亚述人和亚摩利人的后尘，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逐渐强盛起来。当亚述人囊括两河流域时，迦勒底人并没有完全被征服；嗣后亚述帝国的势力日益衰落，他们便得到了崛起的机会。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底人兴兵与亚述人进行决战，直捣其都城尼尼微，将之焚掠一空，最后推翻了亚述帝国。

亚述帝国覆亡后，它那辽阔的领土便被迦勒底人和米底人所分割。迦勒底的军事贵族在亚述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帝国，疆域掩有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迦勒底帝国重新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些像1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王国的复活。所以在历史上，迦勒底帝国又被称为新巴比伦帝国。

迦勒底帝国最有名的君主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图3-9）。他与以前亚述帝国的一些帝王同样，也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物，不断对外肆行武力扩张。尼布甲尼撒二世先后用兵于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于公元前597年和公元前586年两次攻陷耶路撒冷，灭掉了犹大王国。他为了防范犹太人的反抗，乃用极残暴的手段，把犹太人里面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和工匠一律掳掠到巴比伦去，只剩下一些极贫苦的人留居在耶路撒冷，这便是犹太历史上所说的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67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又领兵侵入埃及，大掠而还。

图3-9　尼布甲尼撒二世

在迦勒底帝国的早期，两河流域的经济生活曾呈现出高度繁荣。当时巴比伦尼亚的社会情况大致与以前一样，农村公社仍居于主导地位，奴隶制在基本上还没有超出家内奴隶的范围，但工商业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尼布甲尼撒二世利用人民的劳役开凿运河，兴沟洫之利。他增筑巴比伦城，使之成为一座拥有10多万居民的首都。

巴比伦这座名城，自汉谟拉比时代以来一向是亚洲西部工商业和文化的中心。这时经过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改建和扩充，更显得巍峨壮丽，气象万千（图3-10）。它四周环有坚不可摧的城墙和碉楼，那里面的宫殿、庙宇、手工作坊和商场，其规模之大和建筑之美，绝非当时任何其他的城市所能比拟。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了媚悦他的皇后（她原为米底的公主），特下令在宫中用假山假石砌成一座玲珑别致的空中花园，绿荫浮空，恍如人间仙境，登之可以俯瞰巴比伦全城，那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关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观，说法不一，通常系指：（1）埃及的大金字塔；（2）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3）希腊奥林比亚的宙斯像；（4）希腊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像；（5）小亚细亚以弗所的阿蒂密斯月神庙；（6）小亚细亚哈里卡纳苏地方的摩索洛斯陵墓；（7）埃及亚历山大大帝里亚港的灯塔。后来，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那时上距迦勒底帝国的灭亡已有七八十年，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到巴比伦观光，还盛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图3-10　巴比伦伊什塔尔城门（原物重建）。巴比伦城共设8座城门，其中采用琉璃砖装饰的最为华丽的是中央北门——伊什塔尔城门（Ishtar Gate）。伊什塔尔从苏美尔之时起便是巴比伦的胜利女神和金星女神，又是爱神和美神，相当于西方的维纳斯。约公元前575年

在古代东方的历史上，专制帝王驱使人民兴建了许多庞大的建筑物：埃及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方尖碑和宏大的神庙，亚述帝国建造了萨尔贡堡、尼尼微等名城，迦勒底帝国又把巴比伦城（图3-11）改建为世界的奇观。古代人何以能完成那样宏伟的建筑工程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曾引用经济史家琼斯（R. Jones）的话予以说明，归结到底那是由于人力的合作和专制帝王的权力。琼斯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在古代，那些东方国家除了供应其民政机关和军事设施的耗费以外，还有剩余的人力和物力，可以用之于兴建表彰功业或具有实用价值的大工程上。东方国家在兴建那些大工程时，几乎是征用了全部的非农业人口的劳动力，所以能完成那样宏大的具有永久性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直到今日还显示着当年东方国家的权力。富饶的尼罗河流域，产生出足以供养众多的非农业人口的粮食，而那些粮食是操在国王和祭司的手里，这就替建造宏伟的建筑物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搬运那些雄伟的雕像和巨大的石块时，运输创造了奇迹。在那种运输上，千百万人的劳力是被毫不吝惜地使用着……只有众人集中力量，才足以济事。我们知道：个别的珊瑚虫是微小的、纤弱的、渺不足道的，然而海底的珊瑚岩却能生长为岛屿和坚实的陆地。东方王国中那些非农业的劳动人口，其个别的力量是渺小的，然而那些涓滴的力量汇集起来，却可以凝聚成巨大的工程。他们的人数就是他们的力量，而国王有征用人民服徭役的权力，这便建成了那些宏伟的宫殿、庙堂、金字塔以及无数巨型的雕像。那些大建筑物，直到今日还使我们目眩心移，惊叹不已。这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是集中在一人或极少数人的手里，可以用之来养活众多的劳工，才使完成那些伟大的建筑工程成为可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06年纽约英文版，第36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371页）观乎此，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工程浩大、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建筑物之所以能够完成的原因，如长城的兴筑和大运河的开凿，等等，也便可以理解了。

图3-11　巴比伦伊什塔尔这座城门是重墙复门结构，即前后有两个门洞，每道门皆以双塔卫护，因此共有两门四塔，无比坚固宏伟。巴比伦伊什塔尔城门复原全景图

迎勒底帝国时代的巴比伦人总结了两河流域的古文化，他们把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亚述人的文化遗产都接受了过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在古代，人们迷信星象主宰着人世间的凶吉，巫师多侈谈占星术。不过久而久之，那些星象学家从实际观察中也逐渐认识到一些宇宙间天体运行的规律，于是天文学便产生了。可以说，在迦勒底帝国的时代，天文学已经发展为科学。巴比伦的天文学者把地球的赤道分为360度，把黄道带（Zodiac）的星体分为十二群，称为黄道十二宫。这样，宇宙间的天体就第一次被绘录了下来。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巴比伦人已经发现了5个。更重要的是，远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巴比伦的天文学者已经知道日食、月食的现象是有规律地发生着的，因而是可以预测的。后来，巴比伦人的这些天文学知识传到希腊人那里，便成为希腊天文学所赖以发展的基础。

迦勒底帝国是旋兴旋灭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44年（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他去世以后，迦勒底帝国便逐渐衰落下去。奴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使帝国的生产事业陷于瘫痪，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的弛废。祭司和大地主贵族篡窃了国王的政权，而人民所受的剥削和痛苦却是日甚一日。这时，东方的波斯帝国已经兴起。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II of Persia）率兵进围巴比伦城（图3-12）。虽然巴比伦城有那样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但城内那些耽于逸乐、专以压迫奴隶和农民为能事的祭司和大地主贵族却无心抵抗，他们无耻地开城纳降，让波斯人不战而胜。结果那延续了70多年的迦勒底帝国被波斯人灭亡了（图3-13）。

图3-12　波斯军队攻占巴比伦城

图3-13　迦勒底帝国最后的统治者伯沙撒

四、印欧语系诸部族的移殖与波斯帝国

随着迦勒底帝国的灭亡，闪米特族在古代东方政治上的优势便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印欧语系诸部族。

印欧语系诸部族起初是繁息在里海和咸海以北那一片弧形的大草原上，他们分为许多个部落和部族，在原始氏族公社的基础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驯养了家畜，其中最重要的是牛、羊和马。马的驯养和役使，最初便是由他们开始的。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已经从石器时代演进到铜器时代。然而，当时他们还没有文字，没有较高的政治组织。与同时期的两河流域居民或埃及人比较起来，他们还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分两大支先后从里海的东北岸向外移殖：一支向南迁徙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落而定居下来，成为伊朗人和印度人；另一支向西迁徙到欧洲，后来又分别繁衍为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诸部族以及斯拉夫族。

伊朗高原是一片辽阔的干旱少雨的山岳地带，它西接两河流域，东至印度河，南临波斯湾，北抵里海、咸海和锡尔河（Syr Darya，中国古称药杀水，即叶河），境内多崇山峻岭，有不少地区是沙漠，但也有广原平畴，适宜于畜牧和农耕。在邈远的古代，伊朗高原上就居住着许多部族。他们有的还是畜牧迁移无常处，有的则已经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且已经建立了城市。那居住在伊朗高原西部的埃兰人，其最早的文化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时间上比苏美尔人或埃及人最早的文化并不后多少。前面我们在讲两河流域的历史时曾经说过，古蒂人、埃兰人和加喜特人都是由伊朗高原侵入到两河流域的。但是，在印欧语系诸部族分批南下之际，那些原先居住在伊朗高原上的土著部族便逐一被征服了。其后印欧人在伊朗高原繁息起来，成为当地的主人。

定居在东方的印欧语系各部族，又叫作雅利安人（Aryans）。伊朗（Iran）和伊朗人（Iranians）这两个词，都是从雅利安一词变来的。起初，伊朗人分为许多个部族，其中比较强大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

伊朗人在定居以后，仍旧保持着他们那在游牧时代的宗教传说。因为火对于穴居野处的原始人具有无上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特别崇拜火。伊朗人里面最早的祭司，便叫作点火者。依据传说，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伊朗人的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是希腊文的音译，按波斯文应为Zarathustra）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图3-14）。他说世界上有善和恶这两大势力在不断地进行斗争，人生的吉凶祸福，都只是这两种势力在斗争中所造成的结果。但在最后，善一定会战胜恶，因此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总是可以乐观的。他把善和恶予以人格化，认为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代表着光明、正直、智慧和幸福，恶神阿利曼（Ahriman）代表着黑暗、奸诈、愚昧和罪恶。他号召人们要皈依善神，力行善事，以求得到死后的永生。这种二元论的宗教，正是根据人们祛灾祈福的愿望而产生的，而后来就成了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琐罗亚斯德承袭伊朗人在宗教方面的习惯，把火当作光明的象征，在寺院里经常点着一捧圣火而礼拜不息。琐罗亚斯德的新教，后来逐渐成为伊朗人最主要的信仰。自从波斯人有了文字，就先后把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宗教传说以及一些赞美诗追记下来，那便是波斯人的圣经《波斯古经》（Avesta，又称为《阿维斯陀》）。这种宗教曾于唐代传入中国，被称为祆教或拜火教。

图3-14　琐罗亚斯德创立一种新的宗教

在伊朗人中，首先建立国家的是米底人。米底人居住在伊朗高原的西北部，毗邻着两河流域。在亚述帝国极盛时期，他们曾迭次受到亚述人的侵寇。然而就是在这些接触中，他们从亚述人那里学到了训练军队和行军作战的方法。后来米底人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乃逐渐向西进逼，于公元前612年与迦勒底人联合起来举兵推翻了亚述帝国。在这以后，米底人在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地区建立了一个帝国，领土包括伊朗高原的大部分，并向北伸延到亚美尼亚一带。这米底人的帝国从东面和北面包围着迦勒底帝国，就像是一头雄狮扼拊着一只羔羊。

不过在历史上，米底帝国仅仅是波斯帝国的先导。波斯人是在伊朗高原的南部繁衍起来的，当米底帝国兴起时，他们曾经被米底人所统治。公元前6世纪初期，波斯人中的安善（Anshan）里面出现了一个王国，其开创者为阿契美尼德家族（Achaemenians）的几个军事领袖。这王国逐渐统一了波斯各部落，勃然成为一个新兴的势力，进而与米底帝国抗衡。公元前550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II of Persia，因为与其祖父同名，在历史上也称居鲁士二世）率众推翻了米底帝国而据有其地，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图3-15）。这样，波斯的军事贵族就成为帝国的建造者，米底帝国的故土成为新兴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图3-15　居鲁士二世

当时波斯人还是刚刚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他们拥有比较众多的自由农民和牧民。而高原地区那种比较艰苦的生活环境，更把波斯人锻炼成能刻苦耐劳的、骁勇的战士。这些条件，便是波斯帝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兴起的原因。波斯王居鲁士二世厉行军国主义，他仿照以前亚述军事贵族的办法，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大部分系由弓弩手和骑兵所组成，能以协调的战术来摧灭敌人。在作战时，通常是先由弓弩手万箭齐发，射乱敌人的阵营，然后由步卒持矛冲锋，而骑兵则从两翼驰出，包抄到敌人的后方去合围。有了这样一支可怖的战斗部队，居鲁士二世便对外肆行武力扩张（图3-16）。

图3-16　居鲁士二世对外肆行武力扩张

当波斯帝国兴起时，地中海东部的国际形势是这样：迦勒底帝国据有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吕底亚（Lydia）王国控制着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埃及又已经恢复了独立；而希腊人的城邦，则已经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南部的爱奥尼亚地区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了一个希腊人的世界。这些国家鉴于波斯帝国的勃兴，便进行联合以谋自存。那被誉为当时最富的富翁、骄矜不可一世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发起组织了一个同盟，其中包括吕底亚、迦勒底帝国、埃及和希腊城邦中最强的斯巴达。然而，这个同盟的联军还没有来得及集中，波斯的军队便如虎兕出柙一样从伊朗高原向西猛扑过来，吞灭了这些比较弱小的国家。

公元前546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率兵攻陷了吕底亚的首都萨第斯（Sardis），掳其王克罗伊斯。克罗伊斯（图3-17）所聚敛起来的那些盈千累万的金银财宝，都成了居鲁士二世的战利品。接着，波斯军队逐一拿下了小亚细亚西南部濒海地区的一些希腊城邦，并且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地方。公元前538年，居鲁士二世以胜利者的余威，不战而占领了迦勒底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城。这样，波斯帝国兴兵不到12年，便统一了整个的亚洲西部。

图3-17　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

居鲁士二世在灭掉迦勒底帝国以后，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他允许巴比伦人保持其原有的宗教信仰，并且维护当地祭司和贵族的利益，以笼络人心。此外，他还释放了那一大批被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到巴比伦来的犹太人，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和庙堂。因此，耶路撒冷又逐渐恢复了旧观。

在向西扩张的同时，居鲁士二世又多次用兵向东扩张，把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我国史书中所称的大夏）、粟特（Sogdiana）、花剌子模等地收入帝国的版图。居鲁士二世还领兵进抵中央亚细亚的边缘，但在公元前529年与游牧部落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作战时被杀（图3-18）。

图3-18　居鲁士二世在与游牧部落马萨格泰人作战时被杀

居鲁士二世死后，其子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因为与其祖父同名，在历史上也称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冈比西斯二世继续执行其父的扩张政策，不断用兵于外，开疆辟土。他首先是向东扩张，兼并了阿姆河（Amu Darya，中国古称乌浒水、妫水）与锡尔河之间的那一大片土地，并且把帝国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印度河西岸。接着，他便率领大军西侵，于公元前525年征服了埃及，把埃及收入帝国的版图，并且由此进兵到努比亚和利比亚，企图攻取腓尼基人在北非的殖民要地迦太基。但在沙漠中行军时遇到大风暴，飞沙走石压顶而来，几乎是全军覆没。

然而，正当冈比西斯二世用兵于埃及和利比亚时，波斯帝国发生了波及全国的大动乱，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高墨达政变。

波斯帝国原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它境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冈比西斯二世在即位时，曾经骨肉相残，将其亲兄弟、同样有王位继承权的巴尔迪亚（Bardiya）秘密处死，国人知者甚少。这时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埃及（图3-19），暴师于外，于是有个担任宫廷长官的米底族的祭司，名叫高墨达（Gaumata），就冒充那个已经死了的巴尔迪亚，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并且实行了一些旨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改革。高墨达政变恍如一声霹雳，一时风起云涌，帝国境内那些受压迫的部族和人民纷纷响应，而埃兰人、米底人、巴比伦人都要求独立。冈比西斯二世闻讯，迅即从埃及回师戡乱，但行抵叙利亚时中途暴毙，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绝望而自杀的。

图3-19　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埃及

但是，高墨达仅仅当政7个月（公元前522年3—9月），就被以大流士（Darius I，即大流士一世）为首的一个复辟集团刺杀了。大流士一世原为阿契美尼德王室的宗支，而且是居鲁士二世的女婿，他登上了波斯王的宝座。不过，高墨达虽死，大动乱并没有立即平息。当时群雄竞起，各地豪强拥兵自为，称王称帝，都想脱离波斯帝国的羁绊而独立。大流士一世带领着那一支忠于他的部队追奔逐北，经过两三年的苦战，俘虏了9个“国王”，才大致平息了这场大动乱，重新确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

大流士一世为了宣扬自己的功业，特将其平定这场大动乱的详细经过，用当时帝国境内所通行的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这3种不同的楔形文字，镌刻在米底故都埃克巴坦那（Ecbatana）以西、贝希斯敦地区的一座悬崖上，并冠以大流士一世俘获那9个“国王”的浮雕，这便是有名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

贝希斯敦铭文（图3-20）原是为大流士一世歌功颂德的，但在近代却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即它促成了东方考古学的兴起。当年为了能有较多的人来诵读，贝希斯敦铭文是用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这3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刻出来的。然而到后来，这些楔形文字均已失传，因此在历史上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竟没有一个人能认得这些楔形文字。1835年，英国考古学家兼外交家亨利·劳林逊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将之制成拓本，悉心进行研究。他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能释读其中的波斯文。随后，他又从波斯文与巴比伦文的对照中，释读了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和古巴比伦文既被释读了出来，专门学者便可以对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贝希斯敦铭文的释读，促成了东方考古学（也称亚述学）的兴起。

图3-20　贝希斯敦铭文

大流士一世在平定了大动乱以后，迅即继续向外扩张。首先，他扩展了帝国的东方边界，把印度河流域的西北部收入版图。公元前518年，他继冈比西斯二世之后，再一次用兵于埃及。公元前513年，他带领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去征讨那些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北岸一带的斯基泰人，但因孤军深入，连遭败北，无功而退。然而，他在回师时却趁势占领了色雷斯（Thrace）等地，从背后威胁到那些希腊城邦。

在大流士一世的时代，波斯帝国的国势臻于极盛。它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爱琴海区域，北抵咸海、里海、黑海，南包埃及，把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中心都囊括在一起。大流士一世为了有效地统治他那庞大的帝国，便厘定出完密的地方行政制度。他除了把两河流域和埃及直接隶属于他自己以外，将其余的领土划分为二三十个总督区（satrapies），派常任的总督去治理。这种总督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实为后世行省制的起源。大流士一世防备那些总督会日久生心，便加派了御史驻留在各地充当耳目，其惟一的职务便是察访叛变。波斯帝国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在帝国全境，居于统治地位的都是波斯人中的贵族阶级。

波斯帝国的京城是在埃兰人的故都苏萨。此外，它又营建了一座东都，命名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图3-21）。大流士一世利用人民的力役，以京都苏萨为中心，筑驰道以通达各省。那些驰道沿途设有驿站，随时都有信差备马以待，把国王的命令传达到各地，或者把各地的报告呈送给国王。从苏萨到小亚细亚西端的萨第斯（Sardis），全程约有3000公里，但驿站上的信差分段乘着骏马日夜奔跑，最快的7天也就可以到达了。我们不难想象，那些驰道对于波斯帝国的统一是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把当时波斯帝国驿站上的几句格言记载如下：“不管雨雪纷飞，不管炎热难当，不管黑夜的朦胧，这些信差都要以最迅速的方式完成任务，把文件投递到所指定的地方去。”

图3-21　波斯波利斯王宫有两座以石柱为主的大厅，靠西的称为大会厅，靠东的叫作百柱厅。它们采用五彩琉璃和帷毡作装饰，非常宏伟华丽。此为波斯波利斯王宫大会厅屋顶复原图。19世纪末画作

大流士一世还使波斯帝国成为一个海军国家。他利用腓尼基人兴建了一支拥有数百艘战船的舰队，与希腊人争夺地中海东部的海上霸权。原先，在公元前19世纪，埃及的法老曾经在苏伊士地峡开凿了一条运河。然而后来，那条运河因为年久失修，早已淤塞了。这时大流士一世又纠集了民工，把苏伊士运河加以疏浚，重新沟通了地中海与红海、印度洋之间的航运。在当时，印度与地中海区域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逐渐兴盛起来。

与以前的一些帝国一样，波斯帝国是由武力造成的。它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和行政的联合，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那些被征服的部族或部落都还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经济组织、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例如，在伊朗高原上有许多部族还停留在自然经济的阶段，而在小亚细亚的濒海地区和叙利亚一带，则已经有了繁盛的商业并且使用着钱币。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并不强迫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用波斯文或改信拜火教，然而却要求一件事：即限定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必须输纳贡赋并提供力役劳动。当时在帝国东部所征收的主要是谷物和牲畜，在帝国西部所征收的则为贵金属或钱币。

波斯帝国的政治统一和驰道交通，加速了古代东方交换经济的发展。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为了商业上的需要，特铸造了一种金质的、流通全国的钱币，叫作大流克（daric）。此外他又训令各地的总督铸造银质的钱币，并规定金的价格为银的13倍，那比近代金和银的比率来得低。

在这里，我们暂且把波斯帝国的历史作一结束：波斯帝国的建立，实在古代东方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它把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色雷斯都聚合为一个军事和行政的联合。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然而，波斯帝国只是一个庞杂的不稳固的部族集合体，它缺少经济性的纽带。在帝国内部，一方面存在着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存在着贵族与奴隶、农民之间的矛盾。它的统治是脆弱的，一遇到外来的强有力的打击，即将土崩瓦解（图3-22）。波斯帝国的统治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在公元前5世纪初期，波斯帝国3次兴兵企图征服希腊，结果却都遭到歼灭性的失败。那以后它虽然仍旧拥有广土众民，但到了公元前330年，终于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刀锋下灭亡了。关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我们留待到讲希腊人的历史时再加以叙述。

图3-22　波斯波利斯附近的大流士一世之墓

第四章　古代的印度

一、印度的地理环境和最早的文明

本章所讲的印度，系指古代整个的南亚次大陆。

在地理上，印度是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半岛，它两面濒临浩瀚的海洋，北枕喜马拉雅山，自成一个独特的区域。发源于我国西藏的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灌溉着印度北部广阔的平原，为农业的发展造成有利的条件。印度系因印度河（Indus）而得名。它古称信德（Sindhu），波斯人称之为Hindu，后来希腊人又把这个字转为India。我国在汉朝时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显然是Sindhu或Hindu的音译。唐朝初年，玄奘著《大唐西域记》，才首次铸用印度这个词，以后便一直沿用了下来。India一词，原义是指印度河所流过的那个区域，后来则推广到作为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名称。

印度的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它境内有崇山峻岭，有广原平畴，有卑湿多雨之地，又有大片干旱的沙漠或半沙漠地带，因此我们就很难对这些自然条件作什么概括性的说明。印度的海岸线相当长，但良好的港湾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印度在地理上可分为两部分：北部是印度河和恒河所灌溉的大平原，这主要是农业区域；南部为德干高原，饶于森林和矿产。印度绝大部分的地区是终年燠热的。每年的夏季，季节风从印度洋吹向大陆，定时地带来了雨水。这种燠热而在夏季多雨的气候，极适合于热带或温带植物的生长。印度人很早就种植大麦、小麦、稻米、棉花和甘蔗。然而直到现在，印度境内仍约有1/5的土地是布满着原始性的丛林。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们总有个谬误的观念，以为印度的古文明是在雅利安人入侵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然而，新近考古学上的发现，已经完全推翻了过去人们关于印度文明起源的说法，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印度文明的黎明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5000年以前的远古。远在雅利安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印度的土著居民，其中主要是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就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化（图4-1）。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达罗毗荼人就已经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有了城邦的政治组织。不过也像其他古代东方各国的情形一样，他们那氏族制的残余曾经长期地延续了下来。

图4-1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名为祭师王的半身石像。公元前2600—前1900年

有关印度有系统的考古工作，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从1921年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印度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上百座远古时期村落和城市的遗址。这一簇古文化分布的地区很广，其范围远大于尼罗河下游之地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区。然而，它显然有两个中心：一是印度河中下游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二是印度河上游五河之地的哈拉帕（Harappa）。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在现今巴基斯坦境内，这两个中心相距约五百六七十公里，当年可能曾经是南北对峙，各为一国之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把这簇古文化叫作印度河流域古文化，也称哈拉帕文化（The Harappan Culture）。

哈拉帕文化的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2500—前1750年。它的兴起，在时间上晚于埃及的古文明或苏美尔的古文明，然而它们却同为远古时期伟大的文明。

摩亨佐—达罗的那座古城遗址，在许多方面是令人惊讶的。古城是有计划地建造的，呈长方形，周长约5公里。它可分为卫城和下城这两部分：卫城系政治中心，筑有峻堞高墙，有可资防守的塔楼，高达15米。卫城里面有储藏粮食的大谷仓，有宏大的议事厅，有可供上百人同时入浴的大浴池，那可能是用来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图4-2）。下城是居民区，有宽阔的街道，并且有相当完备的下水道设施。沿街有商场、货栈、作坊，足证当时已有相当繁盛的工商业。居民的房屋鳞次栉比，不过有的是有浴室和排水设备的高楼大厦，有的则近乎是贫民窟，可见当时阶级的分化已很显著。当时这座城市约拥有居民三四万人，那在远古时期已经算是人口集中的通都大邑了。

图4-2　摩亨佐—达罗大浴池遗址。公元前2600—前1900年

哈拉帕的那座古城遗址，与摩亨佐—达罗的那座遗址大致相仿。不过那座古城似乎曾遭到过战争的惨祸。除了卫城部分还保存得比较完整以外，其余的建筑物残破殊甚，只留下一些断垣碎瓦。

哈拉帕文化的主人究竟是谁？一般的论断是：这簇古文化就是由印度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创造出来的。当时达罗毗荼人还处在金石并用时期，他们已能制造铜器甚至青铜器，但还不能完全离开石器，在耕地时仍使用燧石犁。达罗毗荼人驯养了猪、牛、羊和骆驼；他们的农业技术也很高，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棉花，以及胡瓜、椰枣等果品。印度和巴基斯坦均属于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列，但在哈拉帕文化时期似乎还没有人工培育的水稻。水稻在印度的种植，大概是以后才在恒河流域逐步推广开来的。

达罗毗荼人的手工业也颇有可观。他们已使用陶轮，能制造出精美的陶器、陶俑。更重要的是，达罗毗荼人精于纺织，他们用棉花纺纱织布，那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棉纺业。

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地挖掘出来的古文物里，武器有铜制的箭头、长矛、短刀和斧头；装饰品有金银所制的项圈、手镯、耳环和各种宝石；甚至也有“木乃伊”。但最可注目的，则是那些雕刻着文字和动植物图像的印章。这种印章在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古城的废墟中也有发现。由此可以证明：在邈远的古代，印度和伊朗高原以及两河流域是有交通往来的。

在哈拉帕文化时期，达罗毗荼人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在那些出土的陶器、铜器和印章上，有用这种象形文字镌刻的铭文（图4-3）。近年以来，有不少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曾殚心竭力，致力于这种象形文字的研究。但直至目前，还没有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由于达罗毗荼人的古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印度远古时期的历史有许多地方还是不清楚的。

图4-3　哈拉帕出土的独角兽印章，上面有象形文字。约公元前2000年

哈拉帕文化延续了约六七百年，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便突然中断了。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学者们曾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或谓系由雅利安人南下，摧毁了这一簇古文化；或谓系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打断了当地居民历史发展的进程。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

达罗毗荼人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有过光辉表现的。那主持印度河流域发掘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在其所写的报告书中说道：印度河流域与埃及、两河流域一样，同为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与埃及、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颇为相似，而且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优越。

二、雅利安人的入侵与种姓制度——印度的农村公社

雅利安人中有一支是向东南方移殖。他们先后分为许多批，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特别是在公元前1500—前1200年那300年间，陆陆续续越过了兴都库什山脉和阿富汗高原，侵入到印度。这些雅利安人逐渐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定居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大平原上。

定居在印度的雅利安人所说的梵语是印欧语系中的一支，与古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在梵文、古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近代的德文、英文中，父、母、兄弟这几个基本的词语，在发音上几乎是一样的。这种语言上的近似，就说明了这些部族之间的关系。

当雅利安人最初定居于印度时，他们的文化远低于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把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吸收了过来，使他们自己的原始文化趋于丰富。

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在其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早就有丰富的神话传说、赞美大自然的颂诗、历史掌故、民歌民谣、咒语、医疗口诀、祈祷词和歌颂神的赞美诗。这些东西都是靠口头传习而流传下来的，其间经过无数人的改动、增补和衍伸，内容极其庞杂。为了便于记诵，这些东西大致上是有韵的，能朗朗上口。及至公元前6—前5世纪时，雅利安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梵文，于是先后有人把这些东西用文字写下来，编纂成书，那便是多种多样的《吠陀经》（Vedas）。Veda一词系由它的语根Vi（知）变来的，意为知识，兼有学问之义。《吠陀经》中包括雅利安人在其文化黎明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不仅是宗教典籍，而且是知识总汇，是古印度的“百科全书”。

现在留存下来的《吠陀经》计有4种：最早并且最重要的是《梨俱吠陀》（Rigveda），其中包括1028首颂诗，其所反映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500—前1000年。其余3种为《娑摩吠陀》（Sa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其所反映的时代要稍晚一些。

雅利安人把《吠陀经》作为圣书。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有许多人对《吠陀经》作注解，阐发经文的含义。后来有人把这些注解汇集起来，于是又产生了3部经典：一为《梵书》（Brahmana，也译《婆罗门书》），那是讲祭祀仪式的，后来它被婆罗门教奉为最重要的经典；一为《森林书》（Aranyaka），那是为隐居者讲道用的，因为在森林中传授而得名；一为《奥义书》（Upanishads），那是吠陀经典的压卷之作，它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义，涉及哲学上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对后世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影响甚巨。

正如《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的史诗一样，《吠陀经》是印度雅利安人的史诗。从《吠陀经》和《梵书》等经典里，我们可以想见雅利安人最早的社会生活情形。因此，历史学家就把雅利安人文明初启的时期称为吠陀时代（Vedic Age），其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1500—前500年那1000年间。

雅利安人在定居于印度以后，最初还保持着他们那旧有的氏族组织。他们是聚族而居，形成无数零散的农村公社。在那些公社里面，也杂有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那是奴隶、雇工或手工业者。由于兴修水利、道路、凉棚和庙宇，以及对外防御上的必要，邻近的一些农村公社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合作，这便造成了它们之间的联合。后来随着私有财产的累积和阶级的分化，国家便产生了。在印度北部的大平原上出现了几十个雅利安人的小王国，每个王国都有一位被称为拉者（raja，也译罗阇）的王，以及由贵族所组成的长老会议。当初雅利安人还保存着一些军事民主制的传统，“国王”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而贵族长老在政治上的作用相当大。那些小王国经常与四周的土著部族发生战争，它们自己之间也不断地互相兼并。

雅利安人中的僧侣和贵族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便在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原则下建立起严峻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也译瓦尔那制度，是从梵文varna这个词译过来的。varna一词的原意为肤色或品质。汉译佛经中将之译为种姓，以后就沿用了下来，西方人则译之为caste system，意为一种世袭的、固定不变的社会等级制。雅利安僧侣和贵族把社会上的人分为4个基本的种姓：最高的叫婆罗门，是掌祭祀的僧侣；其次是刹帝利，是王公贵族和武士；再次是吠舍，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最后是首陀罗，其中主要是雇工，但也有奴隶。此外还有那些不在这4个种姓之列的仆役和极贫苦的人，则被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乃编造神话来说明种姓制度的合理性。《梨俱吠陀》的末卷中说道：在创世之时，众神割裂“巨灵”布鲁沙的躯体各部分以创造宇宙万物，以其口为婆罗门，以其双手为刹帝利，以其双腿为吠舍，以其双脚为首陀罗。这篇神话的意思是说，种姓的差别是天造的：婆罗门口含天宪，是发号施令的；刹帝利左右其手，是处理军政大事的；吠舍是社会上的中坚力量，而首陀罗则仅仅是供奔走的。统治集团用尽了各种方法，要使种姓制度成为万古不变的东西。

种姓制度比普通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来得更严格：在种姓与种姓之间，都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几乎是不可改变的。不同种姓的人，不仅不可以通婚，并且不能同坐同行。5世纪初年，曾经广泛游历过印度的我国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曾写道：贱民“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那些僧侣和贵族，甚至认为碰到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影子，都将玷污了他们那高贵的身份呢！这种万恶的种姓制度的影响，至今在印度还难以消除。

僧侣和贵族根据社会上的种姓制度，把《吠陀经》中那些关于宗教的部分作为教义，创立了等级森严的婆罗门教。此外，他们又编订了《摩奴法典》，以规定各阶级在法律上不同的地位。后来婆罗门教经过一些改变，又演变为印度教。

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在印度人的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在印度，也像在其他古代东方国家一样，奴隶制还是处于低级形态。印度在历史发展上有一个特征，那便是农村公社制一直延续了下来。尽管在历史上是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然而直到近代列强的势力侵入以前，印度的社会组织在基本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写道：“那些小而又非常古老的印度的农村公社，其中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旧存在，是在共同占有土地、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以及那世代相传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当有什么新的农村公社开始建立时，也是以此作为现成的计划和蓝本。农村公社所占有的土地面积，约为100英亩至数千英亩不等。每一个公社形成一个完备的经济整体，能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生产品的绝大部分是供应公社本身的直接使用，而不是用商品的形式去进行交换……这些农村公社的组织，在印度各地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最原始的村社里，土地是由村社的成员共同耕种，而生产品是共同分配的。同时，每一家都纺纱织布，以之作为副业。在那些各执一业的劳动群众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有‘村长’，他以一身兼任法官、警察和税吏这三重职务；有司账员计算耕作，并登记一切与此有关的事务；另外有个官员，他查办犯人，保护外来旅客通过本村，并将之护送到下一个村社去；有边境守护员，他守护边界以防御邻近的村社来侵犯；有水源监视者，他把公共水库中的水分配给大家去灌溉；有婆罗门教的僧侣，他主持宗教上的仪式；有一位塾师，在露天沙地上教儿童们读书、写字；有一位掌管历书的婆罗门教士，他占卜星象，宣布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各项农事方面吉与不吉的日期；有铁匠和木匠，他们制造并修理所有的农具；有陶工，他制造全村所需用的陶器；有理发匠；有洗衣者浣洗衣服；有银匠；并且偶尔还有一位漂泊无定的民间艺人，他在某些村社里是做银匠的工作，而在其他的村社里则充当塾师。上述的10多个人，是由整个的村社来供养的。如果人口增加，那么又依照这固定的老模样，在未开垦的土地上另行建立一个新的村社……在这些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里，生产的组织是简单的。村社经常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再生再造，当它偶尔受到摧毁时，迅即又在原先的地点上用同样的名称重新兴建起来。——这种生产组织的‘简单性’，给亚洲社会之所以长期不变的那个奥秘提供了一个解决的钥匙。亚洲社会这种长期不变的性质，与亚洲国家的经常兴亡不已、朝代不断地在变换，恰恰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社会上的经济结构，并不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而有所触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06年纽约英文版，第392—394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397页）马克思这一段论印度的话，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史也非常重要。

古代东方各国的专制政体，是建立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的。恩格斯写道：“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三、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兴起

婆罗门教是种姓压迫的工具。它那强调种姓之间绝不平等的教义，以及它那些繁文缛节的仪式，使一些刹帝利种姓的人也感到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罪孽。在佛教兴起之前，就有许多不满于现实的贵族，自动抛弃了安富尊荣的生活，隐遁到山林旷野中去修道。他们思索，禁欲，在饥饿中困乏自己，甚至伤残自己的躯体，希望能从苦行中悟出超脱社会罪恶的道理。

在公元前6世纪末，大约与释迦牟尼同时，刹帝利出身的笩駄摩那（耆那教始创人，被教徒尊称为玛哈维拉Mahavira，意为大雄）就与一班隐遁者去苦行修道。他茹素斋戒，经常用各种方法来折磨自己，并且赤身露体，以示回复到原始的本真（图4-4）。他认为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神灵，所以绝对禁止杀生。最后笩駄摩那宣称他已经得道了，信徒们称他为耆那（Jina），意思是胜利者。而他所创立的宗教就叫作耆那教（Janism）。笩駄摩那在公元前477年左右去世，当时他的信徒约有14000人。

图4-4　笩駄摩那

相传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Śkāyamuni）原名悉达多·乔达摩（Siddhārtha Gautama，旧译瞿昙·悉达多），是喜马拉雅山南麓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在今尼泊尔王国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这个名字是旁人对他的尊称：释迦是族名，牟尼之意为仁，合起来的意思便是释迦族中的仁德之人。他大概生于公元前563年，卒于公元前483年，约与我国孔子同时。释迦牟尼自幼生长在宫禁中，享受着王者的豪华。但是，他目睹社会上种姓之间的不平等，感到人世间生、老、病、死的哀惨，内心非常悲痛。他决心抛弃他的王位和家庭，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在某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婴，宫中正为此举行祝会，歌舞作乐，他那内心的哀愁却更为深重了。最后他终于遁出了宫门，到外边去苦行修道。那时他29岁。

当时印度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派别多至60余宗。释迦牟尼在离家出走之后，曾经遍访各个宗派的大师，但对于他所企求解决的那些问题却都不能得到什么满意的解答。他在失望之余，便决心与几个同伴者遁入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在那里经常断眠绝食，整日静坐着思索，想另外找一条道路来解脱人生的痛苦。如是者6年，他的声誉渐渐远播各地。最后，释迦牟尼说是在伽耶（Gaya）地方的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他不能认识到社会上一切的罪恶都是因为剥削制度的存在，反而诿之于人性的不自觉。就释迦牟尼看来，世界上一切的悲苦都是因为人有七情六欲。人的情欲无穷，所以世事的扰攘也就永无终结。他认为人生要得到解脱，不在于做什么形式上的祭祀，而在于从根本上戒除自己的情欲，以求达到寂灭无为的庄严灵境，这叫作涅槃（Nirvana）。释迦牟尼在完成其教义时，年龄才35岁。他得到摩揭陀王国国王的礼遇，第一次是在恒河河畔瓦拉纳西（Varanasi，古称婆罗痆斯、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图4-5）中传教，初仅得弟子5人，成立了最初的僧社。在这以后的40多年中，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们都是沿门托钵，往来于印度北部各地宣传其教义。然而终释迦牟尼之世，他的信徒只有数千人。

图4-5　鹿野苑阿育王石柱的柱顶雕刻。鹿野苑是佛祖最初说法之处，阿育王在此竖立纪念柱，雕刻精绝，柱头莹洁如镜，光彩照人。它下连柱身的部分雕成莲花座，上承圆盘，盘的四面刻4只法轮，四轮间分别雕刻奔马、瘤牛、大象、牡狮四兽形象，表示佛法传播于宇宙四方。圆盘之上再刻以4头合体雄狮。公元前242—前232年

释迦牟尼的教义是消极的、出世的。释迦牟尼想要用否定人生的办法来解决人生问题，而这种否定人生的态度，是于世无补的。不过，他的教义在当时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即反对种姓压迫，主张众生平等。那对于强调种姓差别的婆罗门教来说，却是一个精神上的大革命。

当时印度人有一个传统的迷信：认为每隔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就有佛（Buddha）降生，把智慧带到人间。这时信徒们就把释迦牟尼称为佛，而把他所创设的宗教称为佛教。

释迦牟尼活到80岁的高龄。在他逝世的那一年，即公元前483年，他的弟子500人集会于王舍城，把他生平所讲的语录汇集起来，这就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的大结集。当时印度的语文很复杂，释迦牟尼的语录最初是用摩揭陀王国的方言巴利语（Pali）被记诵下来的。

起初，佛教原是一种人生哲学，并没有什么宗教色彩。它不讲鬼神迷信，不举行祭祀，不供拜偶像，讳言上帝或灵魂的有无，而只是讲一种能解脱人生之苦的道理。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所谓四谛说，即认为有四项真理：第一是苦谛，说人世间一切皆苦；第二是集谛，说苦之根源在于人有欲望；第三是灭谛，说要消灭人间之苦，必须首先消灭人的欲望，以求达到超凡入圣的涅槃境界；第四是道谛，说人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悟得自我解脱之道。佛教注重修行，劝人为善，认为“人能在战场上制胜千军，然而只有战胜自己的私念才算是最伟大的胜利者”。佛教是叫人否定自我，来求得人类社会的和谐。

佛教的经典是极其丰富的，它分为“经”、“律”、“论”三藏。“经”据说是释迦牟尼亲口讲道时的记录，“律”是佛教僧众生活、学习、修行的规范，“论”是佛门弟子对“经”义的解释和阐发。由于对经文的理解和着重点有所不同，后来佛教中又形成了许多宗派。

四、阿育王与佛教的传播

当佛教初兴时，印度境内存在着许多小邦。有些小邦仅仅是几个村社的联合，有些小邦则拥有比较广袤的土地和比较众多的人口。在那些小邦之中，最强大的是恒河流域的摩揭陀（Magadha）王国。

在历史上，印度曾连续不断地遭受到外族的侵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侵占了印度西北部一部分的土地，曾经在那里设官征税。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领兵侵入印度的五河之地。不过，他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年便被迫离开了。这些外族的入侵，迫使印度各城邦自觉到有联合起来的必要。

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印度的期间，摩揭陀王国有个野心勃勃的贵族子弟，名叫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因为不容于本国而逃亡到亚历山大大帝的麾下。他在那里学到了马其顿人的军事组织法和战术。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离开印度西归，病死在巴比伦，旃陀罗笈多就乘机纠合了印度西北部的一些部族，组织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驱除了马其顿人的留守部队而据有五河之地。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率领他那一支得胜的部队回到摩揭陀，推翻了早已衰落的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而自立为王，接着更逐一征服了其他的小邦，造成印度北部在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局面。

旃陀罗笈多就是中国史籍中所说的月护王。因为他的母系是以孔雀得姓，所以他所建立的王朝就被称为孔雀王朝（Mauryan Dynasty）。孔雀王朝在统一了印度绝大部分的地区以后，仍建都在摩揭陀王国的古都华氏城（Pataliputra，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城）。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他在亚洲所抢得的领土由他的部将塞琉古（Seleucus）继续统治。当孔雀王朝正在统一印度的时候，塞琉古又带兵侵入到印度的西北部，结果被旃陀罗笈多击败。当时旃陀罗笈多所统率的军队，据说多至六七十万人，其中有大批的象队和骑兵，他那立国的规模便可想而知了。在这两次战役中，塞琉古兴师动众，不但毫无所得，反而被迫把阿富汗高原一带的土地割让给印度，并以其女嫁与旃陀罗笈多为后。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便是那历史上著名的阿育王（Ashoka）。阿育王在位的时期（公元前273—前236年），是印度古代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他所统治的帝国，包括整个的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印度的中南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高原。只有印度极南部的一隅之地，则为他的势力所不能及。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印度的农业、矿冶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并且与海外进行着繁盛的贸易，把稻米、蔗糖、香料、棉织品、麻布、宝石和珍珠等输出到地中海区域。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商路，在那时也已经开辟了。根据当年塞琉古派驻在摩揭陀王国宫廷中的使节、希腊人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在其所著《印度记》中的记载：当时那雄踞在恒河南岸的孔雀王朝的帝都华氏城，沿河长达13公里，宽也达4公里，周围环绕着雉堞峥嵘的城垣，有数百坐碉楼和城门。它是帝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这里有驰道通达各方；而城内的宫殿建筑，更是巧夺天工。直到5世纪初年，那时上距阿育王去世已有600多年了，我国高僧法显到华氏城凭吊孔雀王朝的遗迹，看到那些残破了的然而却依稀显示出昔日豪华的建筑物，还惊叹不已，认为那几乎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图4-6）。

图4-6　法显来到华氏城凭吊孔雀王朝的遗迹

原先，阿育王也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君主。公元前261年，他派兵征伐印度半岛东南部的羯陵伽（Kalinga），杀戮10万人，俘虏15万人，此外更造成了数十万老弱妇孺的死亡。也许是这种战争的残酷性，使他忏悔到滥肆征伐的罪恶。当时佛教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它那种消极无为的教义，在征服人心这一点上确实比刀剑和牢狱来得更有效。阿育王为了要巩固他的统治，坐致太平，便宣布以佛教为国教。从此以后，阿育王就偃兵息武。他自己做了佛教的居士，在国内各地建立了许多寺院、僧舍和学校，并且禁止杀生。公元前240年，阿育王在首都华氏城召开第三次的佛教大结集，以订正佛教的经典。此外，他又派遣僧侣赍经持节，到印度中南部、锡兰岛（斯里兰卡）、缅甸、克什米尔、中央亚细亚、波斯、小亚细亚、希腊、埃及等地去宣传佛教。

经过阿育王这样热心的提倡，佛教在印度一时臻于极盛。但是佛教一旦成了统治阶级所御用的工具，它的性质便改变了。原先，佛教仅仅是一种消极的代表贵族阶级隐遁思想的人生哲学，它是要以自我的否定来做到寂灭无为。然而，这时候，便有一部分僧侣把种种鬼神迷信的东西掺杂到佛教中来。他们用轮回（Samsāra）之说来迷惑人心，侈谈因缘果报，并且树立了许多偶像，对之顶礼膜拜，把诵经拜佛作为消灾祈福的主要方式。这种倾向发展起来，到1世纪时便形成了大乘佛教（Mahāyāna）。所谓大乘，就是大道的意思。信仰大乘佛教的僧侣认为只有循着他们这样的道路才可以普度众生，于是他们就贬称早期佛教为小乘（Hīnayāna）。其实倒是在小乘佛教中，还较多地保持着释迦牟尼原始的教义。后来在向外传播时，大乘佛教（图4-7）主要是向北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小乘佛教主要是向南传入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等国。

图4-7　犍陀罗佛像。印度佛像创立之初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活跃于恒河流域中游一带，称马图拉艺术；另一派以印度西北的犍陀罗为中心，称为犍陀罗艺术，它原属大夏文化圈的外围，又是贵霜王朝统治的基地，其艺术具有外来色彩，尤其是受到希腊影响最为明显。但两派都处于贵霜统治之下，并且共同秉承大乘佛教宣扬佛祖形象的使命。公元2世纪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传播不久便趋于衰落。在阿育王去世后，佛教在印度的优势就逐渐被印度教所取代。及至13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势力就几乎绝迹了。然而，当年阿育王所播种下的佛教的种子，却在东南亚、东亚各国发芽成长起来，根深叶茂，蔚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相传在秦始皇的时代，就有印度僧侣来中国的西陲之地传播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汉武帝征匈奴、通西域，可能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已经有了一些接触。据说在公元2年，大月氏王的使臣曾经在长安把佛教的一些教义口授给中国官员。但是直到公元65年左右，东汉明帝派蔡愔赴天竺（印度）求佛经、佛像，用白马载之而归，在洛阳建白马寺作为供奉的场所，佛教才正式传入中国。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自从得到这样一个有效地麻痹人民的工具，便提倡不遗余力。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行日广。传入中国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但小乘也有传播。佛教各宗各派的经典，均汇集于中国。而在这段时期内，佛教更由中国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成为亚洲东部最主要的宗教（图4-8）。

图4-8　日本的佛像

佛教中有一支是用藏文来传习的，即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盛行于我国西藏、青海、内蒙古，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地。

五、古代印度的文化

印度的古文化，是丰富多彩而又具有独创性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就下列各方面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1）文学和音韵学。

古印度所使用的梵语，音节优美，词汇丰富，也许竟是印欧语系中最精彩的一支。英国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曾经说：“梵文比希腊文更优美，比拉丁文更丰富，它比那两种语文都来得雅致细腻。”

印度的史诗和寓言，真如大林深泉，其瑰丽奇谲的程度，决不在希腊文学之下。《吠陀经》包罗万象，它既是宗教典籍，也是文学上的鸿篇巨制。然而印度流传下来的两部最著名的史诗，则为《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

《摩诃婆罗多》意为伟大的婆罗多族，那主要是描述婆罗多王族中两房兄弟的众多子嗣为了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但最后终于造成统一的经过。这部史诗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有进行道德训诲的格言，有探索人生奥秘的哲理。它叙述宫廷政事和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但意存训诫，在叙述中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世事苍黄多变，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到最后，善总会战胜恶，正义总会战胜奸诈。

《摩诃婆罗多》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大概从公元前500年起开始流传，先后经过许多作者的增益，直到公元三四世纪时才写定，以后还一直有人补充润色。它长达10万颂（每颂2行，共20万行），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那比古希腊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起来的总和，在篇幅上还要长到7倍多。

《罗摩衍那》（图4-9）意为罗摩历险记，它主要是描述王子罗摩（Rama）与其忠贞的妻子息达（Sita）的故事，主题鲜明，篇幅较短，但也有24000颂（即48000行）。《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史诗体现了印度人的伦理观念，历来被视为印度文学中的瑰宝。其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和美丽动人的歌词，至今仍为印度广大人民所咏唱。

图4-9　罗摩衍那的神猴

印度很早就有了相当完备的文字学和音韵学。中国在汉、魏之际，音韵学者就发明了反切法，用两个粗略相近的音素来拼注汉文单字的字音。印度的音韵学传入中国，就更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汉字的四声（平、上、去、入）和韵律，是受了印度音韵学的影响而趋于完备的。到了唐朝末年，中国僧人守温参考印度的梵文字母制定了36个汉文注音字母，按照反切法来拼注所有汉字的读音。后来我们所用的40个国语注音字母，便是从守温所制定的那36个汉文注音字母演化而来的，而穷本溯源，应当说是受了梵文字母的影响。

（2）哲学。

印度的哲学，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样性。我们在前面曾说过，当释迦牟尼之世，印度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派别就多至60余宗，各成一家，各持一说。不过，印度古代史上的纪年多不精确，而那些哲学家又仅仅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的语录，因此，我们对于印度各派哲学的源流，就不及像对于希腊哲学那样知道得清楚。

古印度是一个哲学的王国。在这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都达到了很高的发展。各宗各派的思想家对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观念，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见解。梵文中所用来表示哲学和宗教思想的词汇，比所有希腊文、拉丁文、德文中的哲学名词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

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都是代表唯心主义的哲学。然而在古印度，唯物主义的哲学也早已产生了。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迦那陀（Kanada）就认识到物体是由原子组成的。他说只有物体的形态在变动，而原子是不灭的。迦那陀与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一样，认为宇宙中只有原子和空间，其他的东西概不存在。他说原子不是依照什么神的意志在变化，而是按照其本身的规律在变化。这样，迦那陀就打破了神学迷信的说法。

古印度的学者是严肃认真的，他们之间盛行思想上的角斗：学派不同的人，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举行公开的辩论会。辩论的双方壁垒分明，各自阐述自己的主张，驳斥对方的论点，唇枪舌剑，进行思想交锋，恍如竞技场上的角斗。那辩论失败的一方，不是拜胜利者为师，便是自杀。为了辨明真理，他们不惜牺牲生命。

就是为了进行说教和辩论，古印度的学者拟定了推理立论的思想方法。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印度就有了因明学，那是按照推理的步骤，以确立自己的论点。这种因明学，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学。

（3）天文学和数学。

远在吠陀时期，印度的天文学就已经萌芽。古印度所用的历法是阴历，以30日为1月，12个月为1年，每隔5年加1个闰月。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印度的天文学者已能正确解释日食、月食的现象。在这些方面，印度的天文学与巴比伦、希腊以及我国的天文学是有交流的。我国古代天文学者把日月运行所经天区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即二十八宿，印度天文学者对黄道天区也有二十八宿的分法。

印度人在数学方面有极重要的贡献，他们独立地发明了几何学，很早就知道了勾、股、弦定律（即直角三角形的勾平方加股平方等于弦平方）和圆周率。而代数的应用，则以印度人的功绩为多。后来印度人把代数学传授给阿拉伯人，再由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西方人称代数学为东来法，这倒是指明了它的源流。

目前全世界通用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应当叫作印度数字。可能远在阿育王的时代（公元前3世纪中期），印度人就从梵文字母中演化出这种简单而又极为适用的数字。但最迟是在6世纪，印度人就用1、2、3、4、5、6、7、8、9这9个数字和0来表示一切的数目。这10个数字符号都是一举笔而成，非常简便，非常清晰。其后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这种数字在欧洲就代替了繁复的罗马数字而为各国所采用。关于这件事，近代法国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写道：

“印度人给我们这种聪明的办法，用10个符号来表示一切的数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绝对的数值，每一个数字都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一种极其深奥而又极其重要的发明，不过因为现在我们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就忽视掉它那真正的价值了。然而正是它那简便的性质，它那给一切的计算所带来的极大方便，才使我们的算术在最有用的发明之中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们只要想到：以阿基米德（Archlmedes）和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那样的天才，那是古代历史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都没有能够发明这种办法，那么我们对于印度人这种光辉的成就，就更应当赞叹感谢了。”转引自维尔·杜朗（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我们得自东方的文化遗产》（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 Our Oriental Heritage），1942年纽约版，第527页）

以后在中古时期，印度人在数学方面也经常是居于世界的前列。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印度与中国是由于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而加速其发展的。

（4）医药学。

印度的医药学起始得很早。在《吠陀经》里面，就有许多药物的名称、医疗口诀以及治病的单方。

公元前5世纪时，印度的医圣苏胥如塔（Sushruta）著了一部医书，详细地讨论外科手术、助产学、营养、药物、婴儿卫生、消毒和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他列举了1000多种病症的诊断法，并且描述了121种外科手术的用具。在当时，印度的医药学可以说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在苏胥如塔之后，印度最伟大的医药学者是2世纪时的查拉迦（Charaka）。他把当时世界上的医药知识作了一个科学的总结，编了一部《医药学大全》（Samhita）。这一部科学巨著，直到目前印度人还在阅读。查拉迦强调医药师必须有高尚的品德，他训诫他的门徒道：“你们替病人治疗，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要达到任何世俗所想望的东西，惟一的目的只是为受难中的人类服务。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比任何其他工作来得崇高。”医药工作者首先必须要有医德，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在古代，印度人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实在是超过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印度的医药学，以后影响到波斯和阿拉伯，并且经过阿拉伯人的转介，一直影响到中古时期和近代的欧洲。

（5）建筑、雕刻和绘画。

印度的艺术，是伴随着宗教而发展的。严格说来，在阿育王提倡佛教以前，印度的艺术还是比较原始的。

在建筑方面，古印度并没有遗留下像中国的长城或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宏伟壮观的大建筑物。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印度才开始出现有用石材建造的宫殿和庙宇。然而，印度的建筑具有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东亚各国的建筑。

佛教寺院的营造法式，起始于印度。印度的佛教徒为了埋藏佛教圣者的遗骨，建造窣堵坡（Stupa，就是塔），作为顶礼膜拜之所。在最初，这种窣堵坡（图4-10）是一种冢墓形的建筑，后来逐渐加高，并且成了寺院建筑的中心（图4-11）。及至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所固有的多层楼的营造法式和印度的窣堵坡糅合起来，便成了高入云表、可以拾级而登的宝塔。

图4-10　据说原来是阿育王所建，但后代扩建时已把阿育王时期的建筑完全覆盖。该窣堵波最为高大，覆钵塔体直径36.6米，高16.5米，故有桑奇大塔之称。除了高大宏伟之外，这座大窣堵波最突出的成就是石门、石栏雕刻的精美，它们约作于公元前1世纪初，距孔雀王朝不远，既保持着帝国盛世雍容华贵的风范，又吸收了本地民间艺术的精华，生活气息更为浓厚

图4-11　桑奇大塔东门的药叉女像。药叉是树神或山林水泽的仙女，在印度民间流传极广，深得人民喜爱。这尊药叉女像可以说是桑奇甚至整个古代印度艺术中最美的一尊女性裸体像。她双手攀绕芒果枝条，纵身向外作凌空之状，体态婀娜多姿，神情活泼可爱，而且突出了头向右倾、肩向左转而臀部又在向右扭曲中微微抬起的姿态，形成S形的曲线，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与律动感，十分优美动人

阿育王崇信佛教，他在释迦牟尼出生、讲道和逝世的地方建立了许多纪念柱。那些纪念柱都是用巨型的石材雕凿而成，呈圆柱形，其中最大者高达15米，重达50余吨。石柱顶端立着狮子、象、牛、马等动物的雕像，寓生动于自然，不失为艺术珍品。在最初，佛教徒因为避忌，并不雕塑佛像。直到1世纪时，那庄严肃穆、盘膝而坐的佛像才开始出现。印度人所雕塑的神话人物和佛教中的圣者，光彩奕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神态。不过因为佛教的教义禁止刻画世俗男女，所以印度的雕刻家在这方面就远逊于希腊的雕刻家。他们没有创造出什么人体美的典型。

印度人以温文静逸为美。这种审美观念表现在他们的绘画上。印度的绘画，色彩非常富丽，尤其是多用金色。那佛像顶上的一轮灵光，最初是由印度的绘画家用来表示神圣的。后来这种画法影响到西方艺术，基督教圣者的画像也多被描绘了那一轮灵光。

古印度的艺术遗产，原先是极为丰富的，但后来由于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现在留存下来的已属凤毛麟角。然而在过去的千百年中，随着佛教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传播，古印度的艺术却被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等国吸收了过来。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和改制，佛教艺术已经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819年，人们在印度中南部海德拉巴（Hyderabad）邦境内的阿旃陀（Ajanta）地方发现了一排荒废已久的佛教寺院的石窟，那里面保存着许多瑰丽的雕刻和壁画（图4-12）。这座石窟的开凿，约始于2世纪，成于六七世纪，历时四五百年，足以代表印度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阿旃陀石窟虽然在规模上远不及我国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那样宏伟，但却同为佛教艺术的渊海。

图4-12　阿旖陀壁画《莲花手菩萨》细部。画中菩萨头戴宝冠，手持青莲，眉目传出如海洋般浩阔的悲天悯人之情，庄重的体态似乎蕴藏着足以动撼山岳的强力。这个形象显然代表着印度古典绘画的顶峰

第五章　希腊文化的黎明

一、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

爱琴海区域是地中海东部一个独特的地区。它靠近北非、西南亚几个古文明的中心，东包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之地，西接希腊半岛，北经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通黑海。爱琴海中有480多个大小不等的岛屿，其中以南边的克里特岛为最大。实际上，爱琴海倒像个千岛之湖。这里海陆交错，舟楫往来便捷，而水光山色，启人遐想。

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当希腊人还没有南下、从游牧部族变为定居部族的时候，爱琴海区域的居民就已经有一簇灿烂的古文明。这古文明的中心是在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地形狭长，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的宽度约为12—60公里不等。它横卧海上，是爱琴海地区的前沿（图5-1）。

图5-1　　出土于希腊锡拉岛的壁画《渔夫》。公元前16世纪。该画描绘了一位双手各提着一大串海鱼归来的年轻渔夫的形象，线条优美，场景鲜活，洋溢着浓郁的海洋气息，非常形象地展现了爱琴艺术兴起的熹微曙光，也向我们生动地说明了爱琴文明与海洋的密切联系

关于爱琴海区域最早居民的部族属性问题，目前历史学家还不能确切地予以说明。一般的论断是：爱琴海区域最早的居民是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带，大概与闪米特人有关，他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定居于此。嗣后随着地中海东岸一带部族的迁徙，又有许多新的部族移殖过来。总之，爱琴海区域的居民在血缘和语言上都是异常庞杂的。

爱琴海区域是埃及和西南亚各国古文明输入到欧洲的跳板。克里特岛与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都是一海之隔，即使是在交通工具很原始的远古，航程也数日可达。诚如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的《政治学》中所说：“克里特岛恍如处在海的中央，接近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海岸……所以它早就注定了是居于优越的地位。”由于交通往来和部族的迁徙，埃及和西南亚诸古国的文明都荟萃在克里特岛。然而，克里特人并不只是亦步亦趋地去模仿，他们能推陈出新，在雕刻和制陶等方面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祖师。克里特人能制造一种精致的陶器，薄如蛋壳，几乎能与后来的瓷器相媲美；而他们所制造的金银用具，其精美的程度在古代世界中堪称独步。这些器皿，成为地中海沿岸各地贵族阶级争相购置的珍品。此外，克里特人很早便掌握了造船和航海的技术，从事于海上贸易和劫掠活动。在当时，海上贸易往往是与海盗劫掠联系在一起的。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于交换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克里特人已经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有了类似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那样的政治组织。起初，克里特岛上可能有许多个小王国，但它显然有两个中心：一是岛北海边上的克诺索斯（Knossos）；二是岛南濒海之地的斐斯托斯（Phaistos）（图5-2）。这两个中心城市南北对峙，有驰道相通。它们之间争为雄长，可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然而到后来，以克诺索斯为中心的那个王国终于统一了克里特岛的大部分，并大规模地发展海上贸易。也就是在这时候，克里特人把埃及的象形文字加以简化，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那种文字最初也是象形的，但后来则演变为线条形，刻写在泥板上，那就是线形文字。

图5-2　克里特岛南部斐斯托斯宫殿出土的卡马雷斯鸟喙式陶罐。陶罐以螺纹和串花纹交错布局，杂以奔放的弧纹和鸟喙图案，华丽之中又有豪放之美。约公元前1800年

克里特王国的极盛时期约在公元前16世纪那100年间。当时国王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首都克诺索斯麇集着商人、陶工、铜匠、画匠、木工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郊外散布着农民的村落。克里特人的商船队，垄断着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航运。奴隶劳动和商业带来了繁荣：当时克里特的奴隶主贵族享受着豪华的生活，贵族妇女们多奇装异服，经常到竞技场和斗牛场去看武士们的搏斗。

在希腊神话中，有关于克里特王米诺斯（Minos）的传说。据说米诺斯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兴建了一支海军，控制着爱琴海中的一些岛屿，并且强迫雅典向他进贡，每9年要献纳7对童男童女（共14人），送入迷宫，供牛头怪食用。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当年克里特人在地中海东部称王称霸的情形（图5-3）。

图5-3　克诺索斯王宫壁画《斗牛祭神仪式》。该仪式进行时，国王、后妃和满朝文武、内外宾客都要来庭院中观礼敬神，这一习俗流传到后世就演变成宫中有牛怪吃人的神话传说。约公元前1500年

克里特的商人和殖民者遍布于爱琴海区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希腊半岛南端的阿尔戈斯湾（Argos Bay）兴起了两个城邦：一是迈锡尼（Mycenae）；二是梯林斯（Tiryns）。这两个城邦曾被克里特人统治过，它们成为爱琴文明在希腊本土上的前哨，逐渐把文明传播到其他地方去。

远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海角上、达达尼尔海峡的东侧，就兴起了一座城市，叫作特洛伊（Troy）城。由于它在地理上是握着水陆交通的枢纽，特洛伊迅即发展为爱琴海区域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在这以后的1000年间，特洛伊城虽然是饱经沧桑，但屡毁屡建，始终保持着繁荣，并且控有小亚细亚内陆的一片土地。直到公元前1250年左右，特洛伊城的商业势力才被希腊人所摧毁。

当希腊人南下到爱琴海区域时，他们起初是以原始部族所特有的野蛮手段把当地的古文明予以破坏。迈锡尼、梯林斯等古城都被劫掠了，焚烧了。公元前1700年左右，克里特人丧失了在希腊半岛南端的统治权。而到了公元前1480年左右，那花团锦簇的克里特岛突然遭到毁灭性的灾难，克诺索斯等城市都倾圮了，成了荒烟蔓草的废墟。关于这次克诺索斯等城市突然遭到毁灭的原因，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未能确切地予以说明。但在1966年，美国有一批海洋地理学家在爱琴海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发现该区海底里沉积着一层很厚的火山熔岩。这批科学家经过研究，认为在公元前1480年左右，克里特岛以北不远的地方曾发生过一次罕见的火山大喷发。因此他们推断：可能就是那次火山大爆发所引起的强烈地震和海啸，毁灭了克诺索斯等城市。当然，这是科学家的一种推测，录之以存一说。在这以后，克诺索斯城虽然又重建起来，但规模已大不如前。

在堙没了3000多年之后，爱琴文明的遗迹直到近代才被发掘了出来。1870年，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开始发掘特洛伊城的废墟，接着又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的遗址上进行发掘（图5-4）。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开始发掘克诺索斯的废墟，使3300多年前克里特王国的宫殿重见天日。那座宫殿系依山而筑，占地甚广，高低错落有致，其中有宏大的议事厅、殿堂、寝宫、粮仓和武器库，结构曲折迷离，真可称为迷宫。宫殿里有水管和浴室设备，墙壁上有琳琅满目的浮雕和绘画，陈列着精美的陶器、织物和金银象牙所制成的奢侈品。

图5-4　海因里希·施利曼在伦敦作考古报告

从阿瑟·埃文斯所发现的那些断垣残阙里，我们可以想见到当年克里特王国那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畸形的繁荣。

阿瑟·埃文斯在克诺索斯宫殿的废墟中发现了很多镌刻着线形文字的泥板。他注意到，有两种不同的线形文字：一种是古老的、曾经在克里特王国全境通行得很久的线形文字；另一种是在公元前1480年左右克诺索斯城被毁、经过重建以后才出现的线形文字，它在克里特岛的使用范围只限于克诺索斯城。他把前者叫作线形文字A，而把后者命名为线形文字B。阿瑟·埃文斯还根据这两种线形文字的不同，认为克诺索斯城居民的民族成分是前后不同的。那在公元前1480年以后重建克诺索斯、使用线形文字B的部族，不是原先的克里特人，而是另一种人。

自20世纪初年以来，一直有人致力于线形文字的研究。但直到现在，线形文字A尚未释读成功，因此人们对克里特王国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还不能用文献资料来加以说明。然而，在1952年左右，英国学者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等人经过艰巨的努力，初步释读了线形文字B，这是近年来古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经过迈克尔·文特里斯等人的研究，人们终于明白：所谓线形文字B，实为希腊文最早的一种写法。而自1939年以来，在希腊本土的派罗斯（Pylos）、迈锡尼、梯林斯等地也先后发现了许多刻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从线形文字B的使用范围看来，可见当年克里特岛与希腊本土的联系是很密切的。那在公元前1480年以后入据克诺索斯城（图5-5）的部族，无疑就是希腊人。

图5-5　　克诺索斯王宫复原图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线形文字B释读的成功，使我们对爱琴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关系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不过其中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二、“英雄诗时代”的希腊人

希腊人是印欧语系诸部族中的一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开始从多瑙河下游的草原地带向南移殖，陆陆续续迁徙到爱琴海区域。当时希腊人还处在氏族公社制阶段，以游牧为生。他们以氏族组织为单位，扶老携幼，赶着牛车和羊群，向着希腊半岛进发，各自选择适宜于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这移殖的过程断断续续，历时数百年之久。在公元前17世纪那100年间，希腊人中的一支先头部队，叫作亚该亚人（Achaeans），已经做了希腊半岛上的主人。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族，并且从迈锡尼、梯林斯等城市接受了一点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

那由亚该亚人的原始文化和爱琴文明糅合起来而产生的文明，在历史上是以亚该亚人的主要居留地迈锡尼而被称为迈锡尼文明（The Mycenaean Civil ization）。从公元前17世纪中期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那400年间，是迈锡尼文明兴盛的时期。

迈锡尼文明是希腊本土上第一支较为发达的文明。这个文明的范围，包括迈锡尼、梯林斯、派罗斯等城市。近百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以及近年来线形文字B释读的成功，已经使我们对迈锡尼文明约略有所认识：迈锡尼是个早期奴隶制的国家，它筑有坚固的卫城（图5-6），国王住在豪华的宫殿里，死后用大量的金银器皿陪葬。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人已在使用青铜器，而且他们也已经有了文字，那就是他们从克里特岛带回去的线形文字B。迈锡尼人向海外扩张势力，他们在商业利益上与特洛伊人发生冲突，结果导致了那历时10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当年率领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城的统帅，就是迈锡尼的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

图5-6　迈锡尼城堡的狮门

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希腊人虽然在那次战争中大获胜利，但不久之后，迈锡尼文明却迅即遭到了毁灭。

部族迁移的过程，经常是充满着混乱和残杀的。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另一支叫作多利安人（Dorians）的希腊人，侵入到希腊半岛的中部和南端的伯罗奔尼撒。他们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征服了原先居住在那里的土著部族，繁衍为斯巴达人。后来，有一部分多利安人并且舍鞍马而就舟楫，渡海征服了克里特岛。

正如世界其他地区在蛮族入侵之后所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在多利安人入侵、迈锡尼文明遭到毁灭之后，希腊本土曾出现过一段经济倒退、文化陵夷的时期，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那在迈锡尼文明时期所已经达到的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顿时低落下去；甚至连线形文字B也失传了，希腊又倒退到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去了。这黑暗时期延续了约400年（约为公元前1200—前800年），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人才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并将之改造成希腊字母，重新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不过，这黑暗时期也就是希腊人进行征服和定居的时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人已经完全征服了爱琴海区域。他们之中分为四大支：亚该亚人定居在亚该亚及其邻近的一些地区；多利安人定居在伯罗奔尼撒、克里特和其他的一些岛屿上；爱奥尼亚人（Ionians）定居在希腊半岛中部和小亚细亚西端的濒海地区；伊奥利亚人（Aeolians）则散居在希腊半岛的东北部以及爱琴海对面的小亚细亚。然而，无论是亚该亚人、多利安人、爱奥尼亚人或伊奥利亚人，他们都自称是神明赫楞（Hellen）的后裔，即希腊人（Hellenes）。他们有大致上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传说和相同的风俗习惯。

希腊人所信奉的是多神教。他们对自然界的事物，都给予神话的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神。然而，优美的神话，则表现出人在与自然进行斗争时所引起的想象，它具有永久的魅力。希腊人的神话都是栩栩如生的，那里面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希腊人所信奉的神祇，主要的有：天神宙斯（Zeus），据说他是众神之父，是权力和尊严的化身，居住在希腊北部嵯峨的奥林匹斯山（Olympus）上（图5-7）；日神阿波罗（Apollo），他英姿勃勃，金光四射，是男性美的化身，擅长诗歌和音乐，保护着畜牧和农业，并能预告人事的凶吉；战争和智慧之神雅典娜（Athena），她是雅典人的特别保护者，平时照顾着人们的幸福，战时主宰着战争的胜负；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即后来罗马人所称的维纳斯），据说她是水上的泡沫变成的，是温柔和美丽的化身，主宰着人世间的爱情；宙斯之妻赫拉（Hera），掌管着人世间的婚姻；地母得墨忒耳（Demeter），主宰着谷物的丰歉；海神波塞冬（Poseidon）统治着海洋；狡猾善变的赫耳墨斯（Hermes），是众神的信使，掌管着国际间的贸易和外交；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主司着人间的欢乐。这些神都具有与俗人一样的贪嗔爱痴的感情，他们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也常常与俗人发生感情上的纠葛。希腊人所虚构的那些神话，至今读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

图5-7　希腊阿尔泰米西翁海角发现的宙斯神像。这尊高达2米的青铜像把宙斯表现为一位裸体巨人，是一个雷霆万钧的众神之主的典型形象。他左手前伸，右手微举（手中的雷电之斧已失），双目注视前方，全身动作庄重有力而又威严无比，令人相信在他的雷电神斧之下，任何敌人都会被消灭殆尽。宙斯神的裸体表现得尤为杰出，可以说实现了要以人体本身的完美雄健体现神的威严这一理想。约公元前460—450年。青铜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同上）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学艺术所赖以发展的源泉。希腊的史诗、诗歌和戏剧，其中都夹杂着这些神话传说；而希腊的造型艺术，如陶瓶画、壁画、雕刻等，大部分均系取材于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对整个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代，艺术大师们仍多以希腊神话故事作为创作的素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也引用了不少希腊神话典故。

希腊人为了媚悦天神宙斯（图5-8），每4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附近举行一次竞技会。这个仪式不知始于何时，但第一次有记载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是在公元前776年举行的。希腊人就以那一年作为他们的纪元元年，每4年为一奥林匹亚德（Olympiad），就按照这个办法来计算年代。每逢奥林匹克竞技会开幕时，希腊各部族都在宗教狂热和好胜心的驱使下，派他们最优秀的运动员前来参加。一些诗人、音乐家、雕刻家和政治上的权贵，也都到场参与盛典。当然，还有一些商人、小贩，则赶来做买卖。在竞技场上，主要的项目是角力、赛跑、跳高、投标枪、掷铁饼、马车竞走和骑术表演，优胜者则被戴上桂冠，受到各种名誉和实物的奖励。那班诗人和雕刻家，则用他们的艺术来颂扬这种光荣的胜利。奥林匹克竞技会具有宗教的、体育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多方面的意义，它促进了希腊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和文明的进步。直到现在，我们国际性的运动会，仍然沿用古希腊人的名称，叫作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且，不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何国何城举行，那一捧象征奥运会的熊熊火炬，都是要用在希腊奥林匹亚取得的圣火来点燃的（图5-9）。

图5-8　奥林匹亚宙斯巨像

图5-9　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即在迈锡尼文明的后期，希腊人兴兵灭特洛伊，史称特洛伊战争。那次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迈锡尼等希腊城邦与特洛伊争夺地中海区域的商业霸权。然而，希腊人却找了个借口，说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背信弃义，拐走了希腊最美丽的妇人、斯巴达的王后海伦（Helen）。当年希腊各城邦同仇敌忾，组成了一支为数达10万人的联军，公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为统帅，分乘数千艘战船浮海东征，对特洛伊大张挞伐。侵略的野心加上了复仇的火焰，希腊武士们个个争先效力，经过10年的围攻，终于用巧妙的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城，把它夷为平地。对于那一次战争的胜利，希腊人永志不忘。后来有些民间艺人，手弹箜篌，口吟歌词，在国王的宫殿中或群众的集会上叙述希腊人在那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事迹。据说在公元前9世纪中，盲诗人荷马（Homer）把这些歌词编删为两部史诗：一是《伊利亚特》（Iliad），叙述希腊人最后征服特洛伊城的经过；二是《奥德赛》（Odyssey），描写参加那次战役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在回师时迷失路途，在外漂流了10年，重返祖国的故事。这两部史诗绝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们是古代的民歌，在许多世纪中由人民的歌手口头相传，经过许多增益和修改，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即当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当政时，才用文字写下来。荷马史诗中充满着神话的和文学的渲染，但是从那里面，也可以想见到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荷马史诗展示了希腊人从氏族公社时期进入到奴隶社会时期的过渡形态。恩格斯写道：“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ӧ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ӧ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页）

公元前9世纪以前希腊人的历史事迹，主要是赖有荷马史诗而流传下来的。因此我们就把那个时代的希腊，简略地称为“英雄诗时代”的希腊（图5-10）。

图5-10　荷马和他的向导

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那些事，有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性呢？这个问题直到近代才得到解答。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利曼，幼年嗜读荷马史诗，后来他在开发俄国的石油事业中发了大财，便于1870年集资，雇了一批土耳其劳工在特洛伊城的废墟上进行发掘，希望能证实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施利曼和他的助手们在同一遗址上发现了9座连续建造的城，一座建造在另一座之上。然而，这位暴发户的大财主并没有什么专门的考古学知识，他误认为那最下的第二座城便是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特洛伊城。嗣后经过考古学家的仔细研究，认定不是那第二座城而是那第六座城，城墙上明显地带着战争的痕迹，才是那被希腊人所摧毁的特洛伊城。那座城约建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毁于公元前1250年左右。这样，荷马史诗中一部分的真实性，便由考古学家证实了。施利曼接着又转到希腊本土，把迈锡尼和梯林斯这两座古城也发掘了出来，于是爱琴海区域古文明的遗迹才大白于世。

三、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和殖民

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白的概念：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绝不仅仅限于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区域。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于地中海和黑海的沿岸。在经济和文化上，那些殖民地都是其希腊母邦的“外府”。

当希腊人最初定居在爱琴海区域时，他们还只是从事于畜牧和农耕，不娴习航海和贸易。后来因为氏族制度逐渐趋于解体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希腊人方才感到有向外拓殖的必要。爱琴海区域有许多良好的港湾，有星罗棋布的岛屿，那蔚蓝色的辽阔的海洋，时时激发着人们冒险远游的心情。不久，希腊人就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造船和航海的技术，开始从事于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

希腊人向海外拓展的过程，也就是希腊人开化的过程。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值得大书特书：一是铁器的使用；二是腓尼基字母的传入。

当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时，他们所使用的武器还是以青铜器为主，铁器尚属罕见。然而，逐渐地，希腊入学到了冶铁的方法。及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人大概已经普遍地在使用铁器了。这铁器的使用，虽然不一定是直接出于赫梯人的传授，但却一定是来自小亚细亚。直到公元前5世纪时，铁器已经在希腊被使用了好几百年，希腊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说到铁，还称之为“海外来的奇货”，“迦里宾地方的珍品”。所谓“迦里宾地方”（Chalybean region），就是小亚细亚产铁的地区。

我们在前面讲腓尼基的历史时曾说过，远在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就已经在使用22个字母。由于商业上的往来，这种字母就传到希腊人那里。不过，腓尼基人的字母只有辅音，希腊人在用这种字母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时，又加上几个元音字母，使其能尽到字母的作用。这种经过希腊人改造过的字母被称为希腊字母，那便是后来欧洲各种文字字母的嫡祖。随着腓尼基字母的传入，埃及的纸草、笔、墨水也传入了。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希腊人开始用字母写字，从此便真正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

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开始远涉重洋，在地中海和黑海的沿岸建立殖民地（图5-11）。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是其社会内部的原因所引起的。由于氏族纽带的崩解和阶级的分化，那些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为了避免当奴隶的悲运，便纷纷到海外去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些政治上的野心家，也常常因为在政争中失败而离乡背井，到海外去开拓他们的新事业。而海上贸易的兴盛，也刺激了移民。这样，希腊的殖民者便舳舻相接，一批又一批地向海外拓殖。最初，希腊人的殖民仅具有垦殖的性质。接着，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殖民就意味着开拓新的市场和原料出产地。及至奴隶制盛行，希腊人的海外拓殖又兼有掠夺“蛮族”以充当奴隶的性质。

图5-11　意大利的希腊移民城邦帕埃斯图姆由来自希腊锡巴里斯的殖民者创建于公元前7世纪末。图为意大利帕埃斯图姆建于古典时期的赫拉女神庙。约公元前460年

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是由希腊各城邦分头进行的。在东方，早期的希腊殖民者原已在小亚细亚的西部海岸上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利都（Miletus），它在公元前7—前6世纪时成为希腊所有殖民地中的翘楚，在文化上实高于希腊本土。邻近的塞浦路斯岛，也成为希腊殖民者的乐园。向南，希腊人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上建立了一个商站，叫作瑙克拉提斯（Naucratis），并且在非洲北岸的昔兰尼（Cyrene）地方定居了下来。向西，希腊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开始定居于意大利半岛南部，先后建立了塔兰托（Taranto）、克罗顿（Croton）、那不勒斯（Naples）、库迈（Cumae）等城市。希腊人移往意大利南部者甚众，以致后来罗马人竟把那地方称为“大希腊”。在西西里岛，希腊移民把原先移殖到那里的腓尼基人压缩到该岛的西北一隅之地，而在该岛东部建立了墨西拿（Messina）、叙拉古（Syracuse）等城市。后来，叙拉古曾一度发展为地中海西部最昌盛的城邦。现今法国南部的要港马赛，最初便是希腊殖民者所建的商站马赛利亚（Massilia）。希腊人更远航到现今西班牙的东部，在那里开采银矿，并且建立了萨贡托（Sagunto）等城市。向北，希腊的殖民者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定居于黑海沿岸。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黑海的四周便遍布了希腊人的殖民地，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克森尼索（Chersonesus）和小亚细亚北面的锡诺普（Sinope）。希腊人与斯基泰人有所接触，他们从黑海以北的地区取得了谷物、牲畜、蜂蜜、木材、琥珀和奴隶，并且在小亚细亚北部开采铁矿。希腊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往黑海的海角上所建的拜占庭城（Byzantium），后来成为欧亚水陆交通的枢纽。罗马帝国后期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便是在拜占庭的原址上建筑起来的（图5-12）。

图5-12　君士坦丁堡

希腊人的殖民地，在性质上与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有所不同。虽然母邦要求殖民地成为其政治上的帮手和商业上的同盟，但这之间倒没有什么剥削关系。殖民者带去了母邦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模式乃至生活习惯，而他们对母邦也总有一种感情上的依恋。不过各个殖民地都有其自己的国家机构，它们与母邦的联系，仅如子之于父。有些殖民地在经济和文化上比母邦发展得更快，而且它们自己往往又分出了许多殖民地。

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更刺激了希腊各城邦工商业的发展。如果说在这以前，希腊城市只不过是防卫设施和贵族的邸宅，这时它们却成为工商业的中心了。由于交换经济发展的需要，钱币便出现了。在最初，人们在经济交换中是以物易物，那种交换方式当然很不方便。后来人们便用金属作贸易的中介，因为金属一方面有它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可作为表现其他商品中所含社会劳动量的尺度。很久以前，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用金块、银块或铜片、铁片做货币。但货币要尽到它在交换经济中的特殊职能，就必须有一种固定的质量和形式。到了公元前7世纪中，爱琴海区域便出现了金制或银制的钱币。在公元前550年左右，小亚细亚西部吕底亚的国王克罗伊斯用金和银的合金铸造了一种钱币，流通甚广，于是人们就错误地把他当作钱币的发明者。其实在克罗伊斯以前，雅典和其他的希腊城邦早已开始铸造钱币了。

钱币的使用，在社会上引起严重的后果。它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急遽地破坏了昔日那种淳朴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加速了社会上的阶级分化。一些握有金钱的高利贷者和工商业者，成为有权有势的特殊阶级。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代表工商业贵族利益的雅典政治家梭伦竟公然说：“人的社会地位是由金钱造成的。”

氏族制度和货币经济是绝不相容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液一样，侵蚀着那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氏族组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当人们最初发明钱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想到他们是在创造着一种新的社会权力。整个的社会，都必须向这无孔不入的权力屈膝。不管它的创造者知道不知道，愿意不愿意，这新的权力突然产生了。雅典人在各方面都感到货币经济在其青春时期的猛烈性。怎么办呢？旧的氏族组织不仅无力对付那货币权力的胜利进军，而且也绝对不能在它的范围内容纳钱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强迫收债等新的花样。但是，那新的社会权力却根深蒂固了，什么善良的心愿，什么想回转到旧日平等时代去的渴望，都不能把金钱和高利贷驱逐出这个世界。希腊的氏族制度解体了，在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国家。

第六章　斯巴达与雅典

一、希腊的城邦政治

希腊社会在从氏族公社转变到国家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扰。希腊人的国家组织，是逐渐直接从氏族公社蜕化出来的。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氏族公社转变到国家的必然性。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的国家组织已经逐渐开始形成了。私有财产的积累，货币权力的产生，交换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破坏，社会上贫富阶级的分化，奴隶的使用，土地的兼并，在都使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趋于崩解。这时就仅仅缺少一样东西：要有一种机构，它不仅能保护私人所新近获得的财产以对抗那氏族制度中的原始共产主义的传统，不仅能使那原先被轻视的私有财产合法化，并宣布这种合法化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而且，它要在那些逐渐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花样上面，以及由此产生的经常飞速增加的财富上面，打上公认为合法的钤记。要有一种机构，它不仅能巩固那新近发生的社会上阶级的分化，而且能确保有产阶级的权利，使之得以剥削并统治无产者。于是，这个机构终于出现了，国家产生了。

关于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恩格斯写道：“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希腊人的城邦，是在氏族制度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在英雄诗的时代，希腊各部族就为了防御的目的，往往单独或联合血缘较近的部族，筑城以自卫。在通常的情形下，城郭是建筑在易于防守的高岗上，并且距海岸有一定的距离，以避免海盗的剽劫。城垣一经筑成以后，城市便成为那正在发展中的奴隶制国家的中心，并且把附近的农村地区结合在周围，以组成城邦。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数以百计，大概每一个城邦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神祇、宗教仪式、政治体制和风俗习惯，这样各自发展起来，就更加深了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界限。希腊人虽然有大致相同的语言和宗教传说，有共同的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有共同的求神问卜的德尔斐（Delphi），然而这种联系并不强固（图6-1）。在希腊人中，虽然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团结，但各个城邦的居民都首先认定自己是哪个城邦的人，然后才是希腊人。这种地方主义的性格，是氏族制度之顽固的遗留。

图6-1　德尔菲圣地的圆形雅典娜女神庙。约公元前390年

由于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希腊的城邦慢慢扩大了。但是，这些城邦都是小国寡民。即使是最大的城邦如雅典或斯巴达，在其极盛时期也只有四五十万人口。而其他的城邦，人口超过5万人的都寥寥无几。

城邦原为从氏族公社转变到国家的最初的政治形态。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和意大利等地，最初的国家组织也都是城邦，以后才聚合为拥有广土众民的王国或帝国。然而在希腊，城邦政治却长期地保存了下来。从最初的时候起，直到公元前338年被马其顿的武力所征服，希腊境内都是小邦林立，没有出现过政治统一的局面。

为了争夺土地或其他的经济利益，希腊城邦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实力强大的城邦，往往以同盟的方式把邻近较弱的城邦降为自己的附庸，而称霸一方。这种邻近同盟的组织，在希腊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曾起过重大作用，斯巴达和雅典，便是那些邻近同盟中的两个雄长。

二、斯巴达

斯巴达（Sparta）位于希腊半岛南端伯罗奔尼撒的拉科尼亚（Laconia）平原上。它四周有山峦环绕，湍急的欧罗塔斯河流注其中，造成农业上灌溉的便利。而附近泰格特斯山的铁矿，又替武器和农具的制造提供了原料。

大概远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希腊人中的亚该亚人就已经来到伯罗奔尼撒的拉科尼亚平原，形成了斯巴达城邦。在迈锡尼文明时期，斯巴达是希腊本土上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曾被迈锡尼统治过。当时在希腊各城邦中，斯巴达已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那个引起特洛伊战争的海伦，就是斯巴达的王后。但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即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中的多利安人南下到伯罗奔尼撒，他们征服了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亚该亚人而据有其地。

多利安人在巩固了在斯巴达的统治权以后，接着更向邻近的地方发展，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征服了西面的麦西尼亚（Messenia），把麦西尼亚人全体籍没为斯巴达的国有奴隶。

斯巴达的居民是由3种阶级不同的人所组成的：第一种是多利安人，他们是奴隶主贵族，是寄生者，不屑于进行任何生产劳动，只是靠着奴隶来供养。贵族阶级惟一的职业，便是从事于战争和政治活动。第二种是被征服的亚该亚人，称为珀里俄基人（Perioeci），意思是“住在边徼之地的邻人”。他们领有土地，经营农业，但也从事于工商业和采矿，是社会上的小有产者。珀里俄基人不是奴隶，但也没有政治权利。在作战时，他们充任披坚执锐的重铠兵。第三种是被征服的麦西尼亚人，称为希洛人（Helots，也译黑劳士）。他们是斯巴达的国有奴隶，不属于奴隶主个人，而属于奴隶主全体。希洛人（图6-2）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于农业劳动，但不占有土地或其他任何的生产资料，所以他们不同于后来封建社会中的农奴，而仅仅是一种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奴隶。希洛人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以由贵族阶级任意驱使或杀戮。在作战时，希洛人被征为轻铠兵，担任军中的杂役和运输工作。在公元前7—前6世纪时，斯巴达的贵族约有9000家，珀里俄基人约有3万户，而希洛人则约有20万之众。平均起来，每一个斯巴达的贵族之家要役使20多名奴隶。

图6-2　希洛人

公元前7世纪上半期，斯巴达的奴隶曾经掀起过大规模的暴动。麦西尼亚人（即希洛人）要求挣脱奴隶的镣铐以恢复他们原有的自由，乃揭竿而起，在其领袖阿里斯多美奈斯（Aristomenes）的领导下，以席卷之势直捣斯巴达，希腊全境为之震动。而当时一些与斯巴达有宿怨的城邦，也趁势帮助那些起义者，想推翻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战争继续了约20年（公元前685—前666年），但在最后，斯巴达的奴隶主贵族用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了麦西尼亚人的暴动，并且在血腥的胜利中建立起恐怖统治。凡是稍有暴动嫌疑的奴隶均惨遭毒手，被处以极刑。

斯巴达是多利安人在部族征服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面，全体的多利安人都是奴隶主贵族，而全体被征服的希洛人都是奴隶。多利安人在征服了拉科尼亚和麦西尼亚地区以后，他们那原有的氏族组织仍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多利安人的军事贵族组成“平等者公社”，把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视为公有财产。通常多利安贵族每一家都领有一块份地，其面积约为10—15公顷不等，那上面分别居住着7户希洛人。希洛人被附属在份地上，以他们的劳动成果来供养多利安贵族。法律禁止份地和希洛人的买卖或转让，因为那都是属于多利安氏族公社全体的公有财产。

斯巴达虽然名为城邦，但其实并没有城（图6-3）。它与其他的希腊城邦迥然不同，不曾有过什么峻堞高墙的防卫设施。斯巴达系由多利安人的5个村落所组成，它没有港口，是个闭塞的农业国家，手工业和商业均甚幼稚，外邦人甚至不能涉足于它的境内。由于交换经济不发达，斯巴达人仅使用笨重的铁币。

图6-3　斯巴达广场

在斯巴达，一小撮奴隶主贵族统治着为数众多的奴隶。为了防范奴隶们的叛变，整个斯巴达恍如一座时时在戒备状态中的兵营。多利安人对珀里俄基人和希洛人实施集体的独裁，而他们自己内部的阶级分化却比较缓慢。多利安人的军事贵族每年要向希洛人宣战，用血腥的屠杀来肃清他们所认为有危险性的奴隶。

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它的国家机构是很特殊的：多利安人的军事贵族设立两个权力完全相等的世袭的国王，以收互相钳制之效。这两个国王在平时做祭司长、裁判官，在战时则由其中一人担任军队的统帅。他们享有很高的尊荣，然而在行政事务方面的权力却很小。那古老的公民大会仍保存了下来，但立法权则属于长老会议。长老会议系由两个国王和28名最显贵的、年龄在60岁以上的氏族长老所组成，它握有宣战、媾和、拟定法案等大权。每当长老会议向公民大会宣布它的决策时，公民大会只能以是或否的呼声来表示接受或拒绝，而无权进行讨论。后来为了加强统治，多利安人的公民大会每年选出五长官（ephors），负责处理国家的行政事务，并对国王和长老会议加以监督。五长官的基本职能便是维护斯巴达的奴隶制和既成的社会秩序，他们有权审判国王，甚至可以把国王处死。斯巴达这种贵族专政的体制，据说是在公元前9世纪由立法者来古格士（Lycurgus）仿照原先克里特人的政治制度厘定的（图6-4）。其后，斯巴达人一直沿用这种制度，500多年都没有改变。

图6-4　立法者来古格士

斯巴达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他们那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便在他们本阶级内厉行军事训练。凡是贵族之家生了婴儿，须由长老检验，体质强壮的才留下来抚养，孱弱的则弃之山野，任其冻饿而死。斯巴达的贵族就是用这样野蛮的办法来汰弱留强，以保存他们所谓的优越性。男孩自7岁起，便须离开家庭，到军营里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受训期间，他们住的是毡篷草席，吃的是粗粝之食，而且每年要跪在神像面前受一顿鞭笞，以锻炼能吃苦的忍耐力。那些经过这种训练的贵族青年，到了20岁，便成为战士和公民，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把那些从事于生产劳动的人都视为贱民，而他们自己惟一的目的便是如何做一个勇武有力的统治者。贵族女子也要受体育训练，并且认为在健壮中就包含着美。贵族男子自20岁起服兵役，60岁始免。他们在服役期间必须每日出现于练兵场，随时准备立即出动。那由5000名贵族武士所组成的斯巴达的常备军，骁勇善战，视死如归，是希腊各城邦中闻之丧胆的一支武力（图6-5）。

图6-5　斯巴达年轻人在训练

斯巴达的军队是列成方阵来作战，他们一往无前，势如排山倒海，在任何占优势的敌人面前都决不退缩。斯巴达的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写道：“为祖国而战，喋血沙场，死在战士们的最前列，乃人生最高尚的事。”母亲送子出征，也只是把盾牌交给他，叮嘱道：“或者把它高举着回来，或者躺在它上面回来！”这意思便是：若非胜利凯旋，那么就马革裹尸而还。

斯巴达的军事贵族是野蛮的侵略者。他们用征服或联盟的方式，把邻近的一些城邦降为附庸。在公元前530年左右，希腊半岛南端的一些城邦，如科林斯（Corinth）、墨伽拉（Megara）等，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都慑于斯巴达的武力，相继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接受了斯巴达的领导。因为那些城邦大都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所以在历史上，这个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就被称为伯罗奔尼撒联盟（The Peloponnesian League）。这个联盟的目的固然是为了与其他的希腊城邦争衡，但更重要的却是要镇压奴隶暴动。

在所有希腊城邦中，斯巴达是一个最落后、最保守的反动堡垒。斯巴达的军事贵族是希腊奴隶制的主要支柱，他们经常协助其他城邦的贵族来摧残民主运动和奴隶起义。

斯巴达厉行军国主义，一切均以提高军事效率为目标，这就窒息和扼杀了斯巴达人的创造性。在希腊各城邦中，斯巴达的文教事业是不发达的。对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斯巴达人几乎说不上有什么贡献。

三、雅典国家的形成——由氏族转变到国家的典型形态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中部的阿提卡（Attica）地区。这个地区长约85公里，宽约50公里，面积不过等于我国普通的一县之地。阿提卡是一片三面濒海的丘陵地带，它境内岗峦起伏，多石山，只偶尔有几块小平原，土地贫瘠，发展农业比较困难。这里的居民自古以来就种植葡萄、橄榄等果品，但很难做到粮食自给。然而，阿提卡山区有精美的陶土和洁白的大理石可供开采，矿藏则有铁、银、锌等。而且，雅典附近有水深浪阔的港湾，天然适合于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

在氏族公社时期，雅典的居民主要是由爱奥尼亚人的4个部族组成的。每个部族又分为12个部落，各自从事于牧畜和农耕。在政治组织上，爱奥尼亚各部族有由全体氏族成员所组成的公民大会，有由氏族长老所组成的长老会议，有“国王”（Basileus，音译为巴赛勒斯）。不过那时的国王实际上只是酋长，他平时充任祭司、裁判官，战时则为军队的统帅，但没有行政权，这与后来的国王是显然不同的。起初，每个氏族成员都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就是最高的和最后的决策机关。在公民大会上，没有任何人敢违背群众的意志而擅作决定。

由于交换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买卖，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人口的迁移，和奴隶的大量使用，各部族的成员不久就混然杂处了。氏族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它不能容纳外来的人。随着部族成员的混合和阶级的分化，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相传在荷马史诗的时代，雅典的立法者忒修斯（Theseus）就进行了两项重要的改革：第一，在雅典成立一个中枢的行政机构，以处理各部族的事务。原先是各自为政的部族，这时便有了一个集中的、统一的权力机关。共同的法律，代替了各部族的习惯法。第二，不管其原先是属于哪一个氏族或部落，把所有雅典人按照其财产地位分为3个等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规定只有贵族才可以担任公职。这样，氏族公社便让位于阶级社会，全民政治便让位于贵族专政。公民大会仍继续存在，不过它已经变为一个咨议机关。一切的大权，都由贵族所组成的长老会议来掌握。这时，国王也被废除了，贵族中选出9个执政官（archon）来处理政事。在最初，执政官是终身职，后来改为10年一任；在公元前7世纪中，执政官的任期又减为1年。

9个执政官中有一个是首席执政官，也称名年执政官（Eponymous archon），就以他的名字作为他在任之年的年号。执政官在任满之后，均进入长老会议当议员。长老会议的议员都是终身职，他们在雅典卫城（图6-6）以西的亚略巴古（Areopagus）山冈上举行集会，权力很大而且漫无限制，几乎一切都要过问。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亚略巴古长老会议是雅典政治生活的中心。

图6-6　远眺雄伟的雅典卫城

公元前621年，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德拉古（Draco）为适应社会的需要，把当时的习惯法铸为成文法。这法律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条例非常严苛，甚至最小的偷窃案也要判处死刑，所以有血腥法律之称。德拉古并且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自备长矛、刀剑和铠甲，在军队中担任重铠兵的公民，才可以享有政治权利。

私有财产的积累和货币的使用，加速了社会上阶级的分化。氏族贵族利用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把氏族公社的生产资料都霸占在自己手中。富者肆力兼并，贫者则日益陷于负债的地步。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阿提卡地区的农田上插满了抵押的记号，标明此田的原主已因债务而将田地抵押，价值若干。那些受高利贷盘剥的农民，如果出卖了土地还不能偿清债务，又往往被迫把自己本人和子女卖给债主作奴隶。关于这个时期的社会情况，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的《雅典政制》中写道：“大多数人成为少数人的奴隶……人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那奴隶的地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非常痛切地说：“父亲出卖子女，这便是父权制社会和一夫一妻制之最初的苦果呵！”一种吃人的金钱权力正在横行，什么人类的平等，什么父母子女的天伦之乐，都被这金钱权力破坏了。

雅典的自由农民因为破产而沦为债务奴隶，或者逃亡到异乡去，这便引起生产事业的急遽衰落。为了挽救这种危险的局势，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公元前594年，才华横溢、智勇兼备的大政治家梭伦（Solon）当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梭伦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他为了恢复其破败了的家产，早年曾从事于商业，到过许多地方，见闻洽博，洞悉时弊。这时梭伦便代表新兴工商业贵族和平民的利益，向氏族贵族进行斗争。他颁布《解负令》，明令废除债务关系，拔掉了阿提卡地区农田上那些抵押的标志，使那些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的人恢复自由，并且规定人民此后不得再以自己的身体或子女作为借债的抵押。一时那些债奴和逃亡在外的农民，都以自由之身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梭伦的改革是侵犯贵族的财产以维护平民的利益，是取消贵族的债权以恢复平民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就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写道：“梭伦禁止以人身奴役作为贷款的抵押，他不但在当时，而且也在未来，都是解放了人民。”这段话并不算过分的美化。此外，梭伦还废除了德拉古所制定的那些过于苛酷的律令，并且创立了陪审法庭，规定司法案件须由一定数目的陪审员陪审，期能杜绝徇私舞弊，使法治趋于清平。

梭伦（图6-7）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他把全体的雅典公民按照其财产的多寡分为4个等级：每年的收入合谷物500墨斛（medimnos，1墨斛约等于52.3公升）以上者为第一级；300墨斛以上者为第二级；150墨斛以上者为第三级；其余无地或少地的贫民，则为第四级。不同等级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地位绝不相同。只有属于前三级的公民，才可以担任政府的公职。而政府的最高职位，必须由属于第一级的大贵族充任。在军事上，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公民组成骑兵，第三级的公民组成重铠兵，第四级的公民则组成轻铠兵。梭伦按照雅典公民的财产状况来划分等级，这便意味着氏族制度的破坏，意味着私有财产的巩固。于是，一个全新的要素就被引用于政治组织之中：私有财产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土地财产的多寡来决定；而当有产阶级开始在政治上取得优势时，那旧有的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集团便处于不重要的地位了。氏族制度又遭受到新的打击。不过在当时，雅典的氏族制度仍保留着它那残剩的形态。梭伦所创立的400人长老会议依然是以雅典原有的那4个部族为基础，它是由4个部族各选100名贵族长老合并组成的。

图6-7　梭伦

梭伦的改革打击了雅典的氏族贵族。它取消了雅典氏族内部的债奴制，而给奴役外籍人的奴隶制开辟了发展的前途。经过这次改革，以前所盛行的土地兼并被阻遏了，漫无限制的土地集中的过程也被阻遏了。那由日益扩大的奴隶劳动所进行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实用工艺，成为社会行业中最时兴的部门。公共福利也增进了。雅典人不再用原先那种蛮暴的方式去剥削他们自己的同胞，此刻他们主要是剥削奴隶和外籍客民了。

梭伦还改革币制，稳定币值，并且用优惠条件把外籍工匠吸引到雅典来，使之得以享有公民权，这就有力地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使雅典成为希腊城邦中最繁荣的都市。

梭伦改革旨在缓和社会矛盾。他以仲裁者自居，曾在其诗篇中写道：“我手持大盾，掩护着斗争中的双方，务使哪一方也不能不公正地取得优势。”然而，他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却招致了两方面的不满：地主贵族恨他太激进，而平民又怨他没有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梭伦高风亮节，他在宣布改革法令后即自动引退，去国10年，漫游埃及、小亚细亚等地。后来他返回雅典，约于公元前559年逝世，享年80岁。梭伦是有遗爱在民的，希腊人尊之为七贤之一。

梭伦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当时雅典的社会问题。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雅典不久就出现了3个主要的派别：平原派，代表地主贵族；海岸派代表新兴的工商业贵族、手工业者和海员；山地派代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牧民。这些政治集团相争不下，一时雅典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公元前560年，工商业贵族出身的枭雄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依靠山地派的力量，组织了一支忠于他个人的部队，进军雅典，废掉了贵族共和制而自立为独裁者。不过在某些方面，庇西特拉图比梭伦更为激进。他把一部分贵族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农民去耕种，并且大力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广兴建筑，宏奖学术。那两部著名的荷马史诗，就是在他的直接关怀下第一次用文字写定的。在此以后，雅典就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在公元前560—前527年这33年间，除了曾两度被赶下台以外，庇西特拉图断断续续在雅典做了将近20年的僭主。在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又继为僭主。公元前514年，次子希巴库斯（Hipparchus）在政争中被杀；公元前510年，长子希庇亚斯（Hippias）被放逐，出亡波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才算结束。

僭主政治告终，雅典的贵族共和制就复辟了。在这次复辟的过程中，雅典的贵族曾经得到斯巴达的武力援助。

在贵族共和制复辟之后，雅典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公元前509年，贵族出身的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图6-8）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他不顾那原先4个部族的血缘关系，而完全按照人们所居住的地域，把整个阿提卡划分为100个自治区（demos，它是基层的政治单位，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后来欧洲各种文字中的民主政治一词，都是从这个词衍伸出来的）。每一区的公民，选举出他们自己的区长、财务官、法官和神职人员，以管理当地的公共事务。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则为区公民大会。每10个区组成一个新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乡族，这乡族不仅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而且是一个军事单位。每一乡族出陆军1师，公推一位有韬略的将军（strategus）来统率，并各备战艇5艘，以组成海军。雅典有10个乡族，合计便得陆军10个师，战艇50艘。这样，政治单位和军事单位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按照地域来划分，氏族组织在政治方面的残余便完全被扫清了。

图6-8　克里斯提尼

这时雅典创设了十将军制度：每年由10个乡族各选出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负责该年的军事指挥事宜。十将军中有一人为首席将军，那就是统帅。

克里斯提尼改组梭伦所创设的400人长老会议为500人会议，使之成为比较平民化的机构。在500人会议上，每一乡族各选派50名代表参加，任期只有1年。而且无论何人，在其一生中只能充任两次代表。当时雅典享有公民权的男子至多不会超过4万人，于是几乎每一个公民在其一生中都能当选一次代表，直接参与政事。

500人会议的任务是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它分为10个组，每组50人，叫作五十人团（prytany）。执行主席轮值期，500人会议的主席轮值期叫作普里塔尼亚（prytaneia），为1年的1/10。古希腊系用阴历，平年为354日，在8年中要加3个闰月。因此，在平年中，一个主席轮值期为35日或36日；而在闰年中，一个主席轮值期为38日或39日。按照主席轮值期的规定，这10个五十人团分别以同样长的时间依次担任会议的主席，主持日常政务。经过这次改革，那原有的公民大会的权力也增加了。

克里斯提尼更创设了一种陶片放逐制（ostracism，也称陶片流放法），规定每年由公民大会举行一次特别的投票，人们把自己所最疑心的政治家的名字写在贝壳或陶片上，结果得票最多的人就被放逐国外10年。这种制度在现在看来是有点奇特的，然而在当时，它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靠了陶片放逐制，雅典解决了不少政治上的纷争。许多具有野心的政治人物都被放逐了出去，这样雅典就免于再受僭主的统治（图6-9）。

图6-9　人们将自己最疑心的政治家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进行一次特别的投票，把他放逐国外10年

雅典就这样一步步地由氏族公社发展到国家。自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阶级，氏族组织便逐渐崩解，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便产生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的民主都只是阶级的民主，任何的专政也都是阶级的专政。以上我们所讲的雅典民主政治，都只是贵族阶级内部的事。对于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来说，这种民主则体现为专政。

第七章　希波战争与雅典的盛衰

一、希波战争的原因和经过

希波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波斯帝国继续不断地向西扩张。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已经灭掉了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王国，并且吞并了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爱奥尼亚地区所建立的一些城邦。接着，波斯帝国更利用腓尼基人为之兴建海军，骎骎地威胁到希腊本土。

当时在欧洲东部、黑海以北广大的平原上，居住着斯基泰人。斯基泰人系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移殖于顿河流域和多瑙河下游一带，从事于畜牧和农耕。他们分为许多部族，其中有些正处于由氏族公社转变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已经出现了国家组织的雏形。公元前7世纪初，斯基泰人的军事贵族曾经率兵南下寇掠，侵扰小亚细亚一带。在波斯帝国兴起以后，斯基泰人仍然不时南下寇掠。

波斯帝国想征服黑海以北的地区。公元前513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率领大军数十万人，架浮桥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到多瑙河下游一带去征讨斯基泰人。然而，那些以游牧为生、飘忽无定的斯基泰人却避免决战。他们把波斯大军诱至人烟稀少的草原地带，而不断以小规模的战斗来消耗其实力。大流士一世追奔逐北，疲于奔命，丧师8万人，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不过，就是在这一次的远征中，大流士一世把希腊北部的色雷斯收为藩属，在巴尔干半岛上有了立足点。这样，波斯帝国的领土便直接与希腊接壤了。此外，波斯帝国还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切断了希腊人通往黑海地区的商道。

波斯帝国原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它境内到处都埋藏着起义的火种。公元前499年，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爱奥尼亚地区所建立的主要城邦米利都，因为要摆脱波斯人横暴的统治，发动了起义，爱奥尼亚地区一些其他的希腊城邦也纷纷响应。米利都人向希腊本土乞援，雅典派了20艘舰艇帮助他们争取独立，优卑亚岛上的城邦埃雷特里亚（Eretria）也拔了5艘舰艇参加作战。靠了雅典人的援助，米利都的起义者攻陷了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总督府所在地萨第斯，并且把它付之一炬。当这消息传到波斯京城时，大流士一世便挽弓向西射了一箭，誓言要兴兵踏平希腊。公元前494年，米利都的起义被波斯帝国用武力镇压了，全城的男子大半惨遭杀戮，妇孺则被押送到波斯京城做奴隶。希腊本土的人民与米利都人有同族之亲，闻讯都痛恨波斯人的残暴。当《米利都之陷落》那一幕悲壮的剧本在雅典上演时，全场的观众都欷歔流泪。一种同仇敌忾的火焰，在希腊人的心底里燃烧。

波斯帝国要求希腊各城邦贡纳土和水，作为臣服的表示。有些希腊城邦因慑于波斯的武力，被迫照做了，但雅典和斯巴达则坚决不从。斯巴达人并且把波斯的使者扔入井中，说道：“那里面有土，那里面有水，君可恣意自取！”更有甚者，波斯帝国还妄图干涉希腊各城邦的内政，要以武力帮助雅典旧日的僭主希庇亚斯复辟，这就更激起雅典人的仇恨。

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然而，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呢？波斯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领土辽阔，带甲百万；而希腊各城邦都是些弹丸小国，并且互相间各有嫌怨，不能精诚合作。在表面上，希腊各城邦似乎是势在必败的。但是，波斯帝国只是一个单凭武力征服所造成的许多部族的集合体，它内部的联系极为脆弱。而希腊人为了保卫他们亲爱的祖国，个个奋勇作战，结果雅典就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是独力地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保卫了希腊的独立与自由。

波斯帝国兴兵侵犯希腊，前后共有3次，其主要事迹如下：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92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率兵分海陆两路向希腊进发，结果他的海军在驶近阿索斯（Athos）海角时遇到大风暴，大部分的舰艇都葬身海底；陆军在色雷斯又遭到当地土著部族的袭击，损失甚重。这一次波斯军是不战而溃，未能踏入希腊本土。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一世第二次兴兵进攻希腊。他用大批的船只满载着海陆军，渡过爱琴海直扑希腊本土。首先，波斯侵略军把优卑亚岛上的城邦埃雷特里亚夷为平地，以惩罚它派兵帮助米利都独立的行为，然后在阿提卡的马拉松（Marathon）地方登陆（图7-1），拟一战而下雅典。那个被雅典人赶下台的、恬然无耻的希庇亚斯替波斯人做向导，想借波斯人的胜利来恢复他在雅典的政治地位。雅典人在惊怖之际，派了他们的长跑家菲力彼得斯（Philippides）驰往斯巴达求援，而斯巴达人又多方推诿，迟迟不来。形势万分迫切，雅典人必须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城邦、亲属、生命财产和自由。在爱国心的感召下，雅典的工匠、农民、商人和政治家，所有能打仗的男子都披甲执矛，辞别了他们的亲人，奋勇地出城迎敌。这时普拉蒂亚（Plataea）城邦的援兵1000人驰至，更增加了雅典人战斗的勇气。雅典军队的人数约有11000人，在数量上还不到波斯军队的一半。然而，一夫死战，百夫莫御，在马拉松原野上，雅典人莫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雅典的统帅小米太亚德（Miltiades）对部众说道：“现在，或者是让奴隶的锁链加到雅典人身上，或者是保住雅典人的自由，都系于你们之手了！”他知道波斯军的主力是在中央，便把他自己的部队分为两翼，闪开波斯军中央的主力，而从左右两侧去夹击，然后包围聚歼。这种聪明的战略，使波斯军的阵容陷于混乱。结果，波斯侵略军溃败，遗尸6400多具，狼狈地乘船逃跑了。在死者之中，有一人就是希庇亚斯。而雅典人只伤亡了192名战士，就光辉地保卫了他们的独立和自由。

图7-1　马拉松战役

雅典人在马拉松打败了波斯侵略军，长跑健儿菲力彼得斯衔命奔回雅典城告捷（图7-2）。他急于要让雅典人尽早知道这天大的喜讯，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抵城时只喊了一声“雅典得救了”，便力竭扑地而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的光辉胜利，为了纪念这位长跑健儿可歌可泣的事迹，特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设立一个竞赛项目——马拉松长跑。经过近人的测量，马拉松距雅典城42195米，即以此作为马拉松长跑的法定长度。

图7-2　长跑健儿菲力彼得斯奔回雅典城告捷

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并没有使希腊人从根本上解除波斯帝国入侵的威胁。为了防备波斯人卷土重来，希腊人必须充实自己的武力。这时雅典有一位代表工商业贵族的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名叫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他认为要抵御波斯帝国的侵略，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海军，用海军力量来保卫雅典。不过这时另有一位代表地主贵族的政治家，名叫阿里斯提德（Aristides），主张仍旧偏重陆军。地米斯托克利（图7-3）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便设法用陶片放逐制把阿里斯提德放逐出去，并且要求公民大会批准一笔庞大的经费，来建造3列桨的大舰艇。雅典人齐心努力，众志成城。不久，雅典就拥有200艘3列桨的艨艟巨舰，每艘由170人驾驶，装备着当时最犀利的武器。有了这一批新建的舰队，雅典便成为地中海区域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此外，地米斯托克利更施用外交手腕，组成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军事同盟，推陆军最强的斯巴达做盟主。

图7-3　地米斯托克利

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两次用兵希腊，都是失败而还，不久就病死了。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继位，即薛西斯一世，更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希腊。公元前480年，薛西斯一世在帝国境内征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号称百万，第三次进袭希腊。不过，照近代历史学家的估计，当年薛西斯一世（图7-4）所使用的兵力，约为陆军215000人（那是一大帮由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少数被裹胁的爱奥尼亚人所组成的杂牌军队），驴马75000匹，战船700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数字的大军，在古代史上也算是空前的了。薛西斯一世分海陆两路进兵：他自己亲率陆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南下直趋雅典；另命海军在雅典海面上游弋，与陆军互相策应。

图7-4　薛西斯一世

当强敌压境时，希腊人表现了赤诚的爱国心和无比的机智。他们派斯巴达王列奥尼达一世（Leonidas I）率领精兵1万人屯扎在德摩比利山隘（Thermopylae，即温泉关），准备迎击波斯侵略军。这时有一个通敌的希腊奸细，带着波斯人绕道来袭。列奥尼达一世为了应付这一新的形势，便把绝大部分的兵力调去抵御从侧面来袭的敌人，自己独留300名斯巴达勇士和其他1000多名希腊兵丁，把守在德摩比利山隘。然而，波斯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蜂拥而来。在众寡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列奥尼达一世和他的勇士们英勇抵抗，作殊死战，结果全部壮烈牺牲。直到现在，在德摩比利山隘，列奥尼达一世和他的勇士们殉难的地方，还屹立着这样一块碑铭：“过往的人们，请告诉斯巴达的父老兄弟姊妹：我们遵照他们的训诲，在这战场上捐躯报国了。”从这几行血泪所凝成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想见到当年希腊人英勇卫国的精神（图7-5）。

图7-5　列奥尼达一世及其勇士把守温泉关

波斯侵略军在通过德摩比利山隘之后，便长驱直入，进围雅典。这时希腊同盟的陆军集中在科林斯地峡附近，而雅典的海军则集中在萨拉米（Salamis）湾。地米斯托克利劝雅典人放弃他们的家园，将家属和财物疏散到附近的岛上去，专靠海军来与波斯人决战。凶悍的波斯人入据雅典，烧杀抢劫，把雅典卫城的神庙和下城的主要建筑物都焚毁殆尽，而骄横不可一世的波斯王薛西斯一世高踞在山冈上，亲自指挥他的舰队来包围雅典的海军。海军是雅典最后的依靠，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地米斯托克利的军事远见终于证实了：雅典海军以优势的力量反扑波斯舰队，一时樯橹灰飞烟灭，波斯的战舰或被击伤，或被俘虏，或被击沉，结果完全溃败。雅典人在萨拉米湾海战中的胜利，最后地、稳固地保卫了希腊的光荣和独立。波斯人虽然在陆上仍占有优势，但因在海战中已经失败，其势不足以久留，薛西斯一世便引兵从达达尼尔海峡退回到亚洲，只留下5万士兵给他的女婿、大将马多尼厄斯（Mardonius），驻屯在色萨利（Thessaly），继续与希腊争衡。

当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兴兵进攻希腊本土时，他曾经煽动腓尼基人在北非的殖民地迦太基出兵西西里岛，袭击希腊人的城邦叙拉古。说也凑巧，就在萨拉米湾海战的同一天，公元前480年9月23日，叙拉古人在希米拉（Himera）海面上完全歼灭了迦太基人的舰队。萨拉米湾海战和希米拉海战的胜利，分别决定了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和在西西里岛上的优势（图7-6）。

图7-6　萨拉米湾海战

公元前479年的春天，波斯大将马多尼厄斯引兵再犯希腊，雅典人又被迫逃亡，雅典城再一次沦于敌手。然而，希腊同盟迅即纠集部队，英勇反击。斯巴达王普萨尼亚斯（Pausanias）率领了希腊联军3万人，与波斯侵略军鏖战于普拉蒂亚，双方均伤亡惨重。正如在马拉松战役中一样，这一次希腊人又是以少胜多。结果，马多尼厄斯和大部分波斯侵略军都横尸沙场，余众溃散。从此以后，波斯人便不敢再踏入希腊人的土地。

紧接着普拉蒂亚之战的胜利，雅典海军又在米利都附近的米卡雷（Mycale）海角上完全歼灭了波斯残剩下来的一些战舰，把小亚细亚西部、爱奥尼亚地区的一些希腊城邦从波斯帝国的重轭下解放了出来。这样，爱琴海区域便又成为希腊人自由活动的世界。

二、雅典的繁荣——希腊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

在希波战争之前，雅典并不是希腊城邦中最重要的角色。它在军事力量上不及斯巴达，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上不及米利都，甚至还赶不上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然而，就是在抵抗波斯人入侵的过程中，雅典人几乎是独力地赢得了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湾战役的胜利。地米斯托克利所创立的雅典海军，不仅保卫了希腊本土，而且使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些希腊城邦挣脱了波斯帝国的统治。于是雅典头角峥嵘，跃为爱琴海区域希腊城邦中的魁首。

希罗多德在其所著的《历史》（即《希波战争史》）中，曾赞誉雅典人为“希腊的救星”。他写道：“雅典人的行动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他们极其尊重自由，同时使整个希腊世界站立起来，用共同的力量击退了敌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够这样坚决地作战。”（图7-7）

图7-7　1494年威尼斯出版的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扉页

雅典的政治地位骤然上升，这自然引起了斯巴达的嫉妒和不满。波斯人入侵的威胁刚刚解除，战后的希腊还是疮痍满目，希腊城邦中的这两个雄长便开始明争暗斗了。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不必再修建他们那在战争中被毁坏了的城墙和要塞，并且要求其他的希腊城邦也都把城墙拆掉。如果这项要求被接受下来，那么，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便会随时用武力来威胁那些没有防御工事的希腊城邦。雅典人不愿做斯巴达人的附庸，便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领导之下，发动了全城邦的男女老幼，一方面以极短的时间新建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另一方面又把雅典通海的外港庇拉优斯（Piraeus）营建为要塞，准备必要时可以退避海上，依靠海军来决战。完成了这两项国防工程，雅典人便不怕斯巴达人来挑衅了（图7-8）。

图7-8　雅典长墙和庇拉优斯港

公元前477年，即萨拉米湾战役以后的第三年，雅典与爱琴海区域的其他希腊城邦缔结了攻守同盟，以防御波斯帝国。这个同盟的倡导者与组织者，便是雅典那位原先被放逐出去但不计前嫌，后来又在抵抗波斯人入寇的战役中立了大功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德。盟约规定：各城邦按照其军事力量的大小，贡献出舰艇以组成同盟的海军；出不起舰艇的城邦，可以用金钱来代替。当然，海军势力最强的雅典就做了盟主。这个同盟因为它的会址和财库是设立在提洛岛（Delos）的阿波罗神庙里，所以在历史上叫作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这时雅典已控有整个的爱琴海区域，由一个城邦蔚然成为一个海上帝国。实际上，提洛同盟只是雅典帝国的别名。雅典以盟主的地位，强迫其他的希腊城邦缴纳舰艇和金钱，如不从命，则兴兵征讨。后来它又把同盟的会址和财库从提洛岛移到雅典城，更是公开要其他城邦称臣纳贡了。

在对付斯巴达的政策上，雅典统治集团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地米斯托克利为首的工商业贵族，他们坚决反对斯巴达；另一派是以军人客蒙（Cimon）为首的地主贵族，他们主张与斯巴达维持友好关系。这两派斗争的结果，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了出去，客蒙成了雅典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地震，希洛人要挣脱奴隶的镣铐，乃乘机聚众起义。他们以伊托美（Ithome）山寨为根据地，屡次打败奴隶主贵族的部队，声势浩大。斯巴达的贵族们束手无策，便向雅典以及其他的希腊城邦求救。这时客蒙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亲自率兵往援。但雅典出兵又引起斯巴达贵族的猜忌，他们改变初衷，翻脸拒不接受这种援助。结果，客蒙不得不悻悻而退。这次客蒙兴师动众去救援斯巴达的贵族，在雅典是不孚众望的。于是在客蒙回师之后，雅典人就用陶片放逐制把他放逐了出去。

这时雅典的工商业贵族逐渐压倒了地主贵族。在客蒙被推翻以后，雅典出现了两位杰出的代表工商业贵族民主派的政治家：一是埃菲阿尔特斯（Ephialtes）；二是伯里克利（Pericles），倡导民主改革。埃菲阿尔特斯因竭力主张限制地主贵族的特权，不久就被敌党所刺杀，成了殉道者，他的事业便由伯里克利继承了下来。伯里克利一方面是个贵族民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个主张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他这两重性质，正代表了当时雅典工商业贵族的特性。

伯里克利（图7-9）出身于雅典的世家大族，在母系方面是那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的克里斯提尼的外孙。他自幼受过贵族式的完备的教育，曾受业于名师达蒙（Damon）和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在文学、历史、政治学、军事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风度翩翩，舌辩滔滔，能作极其动人的演说，并且精娴韬略，遇事能洞识机先。伯里克利曾多次当选为首席将军，那是当时雅典最显要的职位。但更重要的是，他以其智慧和辩才操纵着公民大会，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威信。伯里克利之所以能得到贵族民主派的热烈拥护，完全是因为他专心致志谋求雅典国力的扩张。他的经济政策和殖民政策，满足了雅典工商业贵族的要求。不过，伯里克利也不失为一个有理想的贵族政治家。根据当时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曾经说过：“我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对公众的事务漠不关心，那他就是一个卑劣之徒。”他又说：“将士英勇作战，政治家忠于职守，工农商各尽其分，那就造成雅典的伟大。”他并且认为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不应把自己的地位当作特权，而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替公众服务的机会。

图7-9　伯里克利

从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29年这32年中，伯里克利一直是雅典政治上的中心人物。所以这个时代在雅典历史上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The Age of Pericles）。在这期间，雅典的贵族民主制完成了最后的改革，达到了最高的发展。本来，经过了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雅典的政府机构有公民大会、500人会议、执政官和10位将军。这时，原有的政府机构并无多大的变动，但实行了3项重要的改革：第一，除了将军的职务必须由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以外，500人会议的议员和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不再以选举的方式产生，而改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因为如果经过选举，往往只是有声望、有能力的人可以当选；而用抽签决定，则可以使每一个具有公民权的人都有机会担任政府公职。这便意味着在公民内部，政治权极端普及。再者，执政官的职位也不再是大贵族的禁脔。除了无产者以外，一切具有公民权的人都可以担任执政官。第二，把梭伦所创设的陪审法庭加以扩大，使之成为一个拥有6000名陪审员的庞大的司法机关。这6000名陪审员分为10个陪审团，分别应召去审理各项司法案件。陪审法庭的陪审员如此之多，这就使它成为一个既可以不受暴力威胁，也可以不受金钱收买的司法机关。因为没有哪个人会有那样大的神通，能来威胁或贿赂这么多的陪审员。后来这陪审法庭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机构，它不仅处理司法案件，而且可以立法。只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陪审法庭的判决和建议就成为法律。第三，实行公职付酬的办法。从前雅典的政府公职是不支薪金的，所以只有豪富的大贵族才可以担任公职。这时，为了使多数公民在担任公职时不致有衣食之虞，便实行薪给制。于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人便也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生产事务，去担任政府的官吏、议员或陪审员。

在世界古代史上，雅典的贵族民主制发展得最充分，最具有典型的意义。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一篇“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图7-10），曾经借伯里克利之口说道：“……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所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克劳莱之英译本，《现代文库》版，第109页）当然，修昔底德对雅典的贵族民主制是有所美化的。不过从这里面，也可以想见到雅典贵族民主制的一鳞半爪。雅典人崇尚民主和法治，认定“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法无私”。这在世界古代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但雅典的民主制只是雅典公民内部的事，当时雅典的奴隶、外籍客民以及所有的妇女，都不能享受这种民主自由。

图7-10　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说

关于雅典公民、外籍客民和奴隶的人数，诸家的说法不一，很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新近希腊史专家的估计是：雅典在其极盛时期约拥有居民40万人。其中雅典公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约十五六万人，外籍客民和被解放的奴隶约四五万人，而奴隶为数达20万人。大致说来，奴隶与自由民各占雅典总人口的一半。然而，奴隶、外籍客民以及妇女儿童，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只有那些成年的雅典男性公民，方得享有政治权利，他们的人数约在4万左右。由此可见，在世界古代史上，即使民主制最发达的雅典，其统治仍然是少数人的统治。

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时代，雅典的经济生活达到了最大的繁荣。这时雅典成为工商业辐辏的大都市，而它的外港庇拉优斯则成为地中海航运的中心，帆樯林立，百货堆积如山。雅典人统治着海洋，他们的商船，满载着殖民者、工艺品、葡萄酒和橄榄油，开往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而从那些地方输入大宗的奴隶、粮食、牲畜、皮革、木材以及象牙和奢侈品。当时雅典已经出现了手工业的作坊，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精细的分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引用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记载，来说明古希腊社会分工的情形。色诺芬写道：“……一个人兼做许多事，是不可能把它们做好的。在大城市里，一个工匠可以找到许多主顾，而一种行业就足够养活那些从事于这项行业的许多人。不，在某些场合之下，甚至毋须掌握全部的行业，而是一个工匠只做男鞋，另一个工匠只做女鞋。到处都是专业：一个工匠只是缝，另一个工匠只是剪裁靴皮；一个工匠只是裁衣服，另一个工匠则专事缝。那必然的结果便是，谁只做最简单的工作，谁就能把那项工作做得比别人更好。在烹饪术方面也是如此。”（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2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5页注81）依照行业来分，当时雅典的手工业者有铁匠、铜匠、陶工、画师、砖瓦匠、石匠、木匠、皮匠、裁缝、宝饰匠以及制造武器和船舶的工匠。

繁荣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昌盛的文化生活。伯里克利称雅典为“希腊的学校”，而雅典确实在每一方面都当得起这个美名。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主要都是雅典人的贡献。就是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时代，希腊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方面的天才人物，如银河群星，各炫异彩。这时，大雕刻家和大建筑家菲狄亚斯正在修建那瑰丽的帕提农神庙（图7-11）；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正以他们那不朽的剧本博得千百万观众的喝彩；诗人品达正在用华美的诗篇来歌颂雅典文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正在写《希波战争史》；而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正在雅典街头上和人们辩论哲学上的问题。

图7-11　帕提农神庙（从西北面看的景致）。公元前447—前432年

希腊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奴隶劳动产生了社会财富，并且使农业与手工业之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希腊的奴隶主贵族才得以从事于政治活动和文化的创造。所以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伯里克利主持雅典政事达30余年。在这段时期内，雅典的贵族民主制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公民大会统治着雅典，而伯里克利控制着公民大会。实际上，当时雅典的军政大权是操持在伯里克利一人之手。当然，伯里克利是一位杰出的贵族政治家，可是他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要媚悦群众，“向大家讨好”，这就不免要招来祸患，贻误国家。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但就在这个时代，雅典早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及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就急遽地衰落下去了。

三、伯罗奔尼撒战争与雅典的衰落

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形成希腊城邦中两个敌对的阵营。本来，雅典实行贵族民主制，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治。这种政体上的不同，原就使这两大城邦经常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后来，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在希腊世界的霸权，终于由政治上的倾轧演为军事上的决斗。公元前431—前404年，希腊城邦中这两个互相嫉视的雄长，断断续续打了27年的恶仗。这一系列的战争，在历史上叫作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里克利代表雅典的工商业贵族，对外执行扩张政策。他在踏上政治舞台后不久，便利用雅典人仇视斯巴达人的心理，鼓动战争情绪。为了防备斯巴达人从陆上来进攻，雅典人便在雅典城和它的外港庇拉优斯之间筑了两道平行的长约10公里的长垣，作为退守到海上去的交通孔道。这样，雅典几乎成了一个陆海两栖的国家，在防务上是比较巩固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一是雅典与科林斯城邦争夺在地中海西部的商业霸权。公元前431年，科林斯的殖民地科西拉岛（Corcyra）发生离叛。雅典的工商业贵族为了要打击科林斯（图7-12），并想攫取科西拉岛作为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跳板，乃出兵援助科西拉岛的独立。然而科林斯是斯巴达的盟邦，触怒了科林斯便等于向斯巴达挑衅，于是斯巴达率领了伯罗奔尼撒联盟的联军3万人，进攻雅典。伯里克利知道雅典在陆军方面不能与斯巴达抗衡，便把郊区的居民撤入雅典城和长垣中的空隙之地，深沟高垒，据城坚守，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海军去决胜负。斯巴达的陆军蹂躏了阿提卡地区的田地和农庄，雅典的海军便袭击斯巴达的沿海之地并拦劫科林斯的商船。这陆上之强和海上之强，就这样各自利用自己的优势互作恶毒的报复。不过，雅典因为粮食不能自给，经常要从海外转运谷物。在战争时期，粮食问题更加尖锐，其势是不能持久的。那些被围困在城里的雅典人，饥寒交迫，都嗟怨战争。更甚的是，因为避难入城的人太多了，人们都蜷缩在极不卫生的环境里，雅典城发生了大瘟疫。这瘟疫经年累月地猖獗下去，结果使雅典全部人口的1/3都因此丧生。这一巨大的损失，就注定了雅典的衰亡。公元前429年，雅典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也染疾而死。

图7-12　科林斯

在斯巴达人围攻雅典期间，雅典的一些附庸国相继离叛，乡区的奴隶也相率逃亡。雅典内外交困，顾此失彼，国势便趋于衰落。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党争复起：皮革商出身的克里昂（Cleon）代表工商业贵族与平民，主张继续与斯巴达作战；而在另一方面，尼西阿斯（Nicias）则代表地主贵族，主张与斯巴达议和。克里昂是一位颇有能力的群众领袖，他忠勇爱国，遇事敢作敢为，但刚愎自用，易走极端，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公元前426年，斯巴达人曾提议媾和，但被雅典人拒绝了。斯巴达的大将布拉西达斯（Brasidas），便率兵骚扰雅典的属邦。公元前422年，克里昂指挥下的雅典健儿，与布拉西达斯统率下的斯巴达军队为了争夺色雷斯的要城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双方展开血战。在激战中，克里昂与布拉西达斯都阵亡了。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主和派的领袖尼西阿斯便向斯巴达乞和。公元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缔结协定，约定双方都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在50年内不以兵戎相见，这在历史上叫作《尼西阿斯和约》。

然而，《尼西阿斯和约》的墨渖未干，伯罗奔尼撒联盟和提洛同盟的成员之间又掀起了战争。不久，斯巴达与雅典就重新被卷入战争旋涡。这时雅典出了个行为猥劣、不择手段的政治野心家，名叫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在这轻薄狂徒的蛊惑下，雅典终于走向毁灭的道路。阿尔西比亚德斯利用雅典工商业者要求向外掠夺的心理，诱使他们组织一支远征军，去攻打科林斯的殖民地、西西里岛上最繁荣的城邦叙拉古。公元前415年，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尼西阿斯率领了134艘雅典装备精良的战舰和4000名重铠兵，向叙拉古进发。然而在这一支远征舰队还未到达西西里之前，雅典人忽然认为阿尔西比亚德斯有毁坏神像的罪行，召他回来受审。这时，阿尔西比亚德斯竟伤天害理地背叛祖邦，逃亡到斯巴达，劝斯巴达人派一支军队去帮助叙拉古防守。雅典的远征军围攻叙拉古不克，于是又加派了73艘舰艇和一大批陆军去增援（图7-13）。但是，雅典人这样孤注一掷，不仅没有能攻下叙拉古，而且是加速自己灭亡。战争持续了2年，到后来，围攻叙拉古的那一支雅典舰队和陆军，反而陷入叙拉古人、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处境危殆。公元前413年9月中旬，雅典军奋力突围，无奈为时已晚，一切都是徒然。可怜雅典那207艘战舰最后全部被击沉或俘获，约有4万人葬身海底或被卖作奴隶，结果只剩下数十人回来报告这惨败的噩耗。那依靠海军力量来作战的雅典，便因为海军优势的丧失而一蹶不振了。

图7-13　雅典远征军围攻叙拉古

远征叙拉古之役的失败，是雅典败亡的开始。由于军情紧急，雅典人心惶惶，内部的倾轧愈演愈烈，政事日非。其后，雅典虽然又竭尽人力物力重新建立了一支海军，但斯巴达也在波斯帝国的援助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决战的日子终于到来：公元前405年，斯巴达的大将吕山德（Lysander）率领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堵歼了雅典海军，随即从海陆两方面包围雅典。公元前404年4月，雅典人在饥饿和绝望的情况下，最后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雅典交出了全部的殖民地和剩下来的舰艇，它那原先赖以自固的城堡和长垣，也在斯巴达人的军乐声中被拆掉了。此外，雅典还宣布解散提洛同盟，并转过来参加伯罗奔尼撒联盟，实际上是沦为斯巴达的附庸。那产生过这样多的天才人物、被誉为希腊学校的雅典，这时竟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诸城邦之间一场无谓的大屠杀，交战双方都是愚蠢的、非正义的。当时在雅典和斯巴达，都有那么一些政治野心家，假公济私，巧言惑众，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把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而一般人又没有力量来扭转这个局面，只是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结果同归于尽。雅典失败的事迹，是可悲可叹的，在历史上应当引以为戒。伯罗奔尼撒战争实为古希腊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此后希腊世界就衰落了。

斯巴达虽然战胜了雅典，但它本身的力量也大大削弱了。战争加深了斯巴达社会内部的危机，大贵族肆行兼并，小贵族则丧失了原先的份地而沦为庶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不但没有能趁势统一希腊各城邦，甚至要引波斯帝国为外援，才得以勉强维持它在希腊各城邦中那岌岌可危的领导地位。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帝国订立《大王和约》，让波斯帝国并吞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那些希腊城邦，并且承认波斯帝国对希腊本土各城邦享有保护权。从前，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先后3次大动干戈，兴兵攻打希腊，结果都是丧师糜饷，大败而还。而在这时候，由于希腊各城邦已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互相消耗了实力，疲敝不堪，波斯帝国却得以坐收渔人之利了。

斯巴达的专横引起了其他各城邦的嫉恨。这时希腊中部的城邦底比斯（Thebes）国势转强，便起来与斯巴达争衡。底比斯杰出的军事家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创立了一种密集的方阵战术，把士兵列为50行的纵队，披坚执锐，作战时以密集的队形汹涌而进，能集中攻击敌人的一点，而使其全线崩溃。公元前371年，伊巴密浓达率兵在留克特拉（Leuctra）地方用方阵战术击溃了那一向被认为是无敌的斯巴达陆军，并且一直打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宣布希洛人为自由人，使其摆脱掉斯巴达贵族的统治而独立，恢复其原有国名，仍称麦西尼亚。这样，底比斯就取代了斯巴达，成为希腊各城邦中的霸主。不过底比斯的霸权地位也只是昙花一现。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在战斗中被敌军投枪击中，受了重伤，并于不久后逝世，底比斯在军事上的优势也随之消失了（图7-14）。

图7-14　伊巴密浓达之死

战争消耗了希腊。经过连年不断的兵燹，希腊各城邦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田地荒芜，作坊停闭，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哀鸿。那些被奴隶劳动排斥于生产事业之外的自由民，把从军当作最好的出路。谁出钱供养他们，他们便为谁卖命。他们乐于被其他的国家所雇用，充当雇佣兵，以期获得粮饷和战利品。于是，当时希腊便成为地中海世界兵源最充裕的地方。

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各城邦均已濒于衰亡了。奴隶制社会的内在矛盾，使整个希腊世界趋于瘫痪和瓦解。这时北方的马其顿乘机崛起，来收拾这个残局。

第八章　马其顿的崛起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

一、马其顿统一希腊半岛

马其顿位于希腊半岛北部，那是一片辽阔的多山之地，缺乏良好的港湾，但却饶于矿产、森林和牧场。马其顿人是希腊人中的一支，起初，他们分为许多不同的部落，内部并不统一。当希腊各城邦已经有了灿烂的文化和高度发展的政治组织时，马其顿人还处在从氏族公社转变到国家的过渡阶段，其文明程度约相当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那些希腊人。所以，当时希腊本土的人并不把马其顿人看作是他们的同俦，而称之为“蛮族”。

当时在马其顿，自然经济仍居于支配地位。那里的居民多从事于农耕、畜牧、伐木和狩猎，而工商业是不发达的。马其顿境内只有很少的几座城市，而且规模都很小。由于这种经济上的原始性，奴隶劳动便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马其顿人便开始有了国家组织。公元前513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率大军征讨斯基泰人，曾经屯兵于马其顿。在希波战争期间，波斯人曾裹胁马其顿人去攻打希腊，但马其顿人认为自己与希腊人有同族之亲，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希腊人这边的，曾把波斯人的军事机密透露给希腊人。后来，马其顿与希腊各城邦之间的交通往来逐渐增加，而马其顿人也注意吸收希腊各城邦较为先进的文化。及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那段时期，马其顿与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接触就更频繁了。

马其顿是希腊的边徼之地，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有一些特点。马其顿曾长期保持着军事民主制的传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拥有土地财产的氏族贵族，由世袭的国王行使政权。

公元前360年，马其顿的国王腓力（Philip II of Macedon，称腓力二世）即位。腓力二世（图8-1）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领袖，他在即位以前，曾经为质于当时希腊最强的城邦底比斯，从那里熟习了希腊各城邦的形势，并且从底比斯军事家伊巴密浓达那里学到了方阵战术。他做了君主，便招募马其顿的牧民和农民，仿照底比斯的军事体制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这以前，希腊各城邦的军队都还是以步兵为主，不大知道使用骑兵。这时，腓力二世开始大量使用骑兵来作战。他把伊巴密浓达的方阵战术加以改进：一方面以执矛持盾的步兵组成密集的方阵；另一方面以骑兵置于步兵的两翼。当与敌军作战时，步兵担任正面攻击任务，而轻快的骑兵则从两翼驰出，从侧面去进行包围，以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自从有了这样一支锐不可当的新式部队，马其顿就虎视眈眈，成为希腊半岛上武力最强的国家。

图8-1　腓力二世

当马其顿人以新兴部族的威势崛起于北方时，希腊各城邦都已经是衰弱不堪了。正因为马其顿人是刚刚由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还不甚激烈；而在希腊各城邦，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已经激化起来，分崩离析，濒于解体。在这种情况下，马其顿便像是摧枯拉朽一样，把希腊各城邦并吞了过来。

最初，腓力二世率领他的马其顿方阵向东北方面开疆辟土，一直打到达达尼尔海峡和多瑙河下游一带。接着，他便挥兵南下，来征服整个的希腊。这时雅典又重新成为希腊各城邦中的雄长，它在政治上分为两派：一派以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为首，主张向马其顿投降，拥护腓力二世做希腊各城邦的共主，联合起来与波斯帝国作战；另一派以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为首，坚决主张制止马其顿的扩张，以保卫希腊各城邦的独立和自由。德摩斯梯尼以他那热爱祖邦的赤诚之心和旷世无比的辩才，斥责腓力二世为野蛮人，号召雅典人起来抵抗侵略。他那些反马其顿的演说，后来编为一集，题为《斥腓力》（Philippics），至今读起来还是铿锵有声，令人感忿不已的。然而，德摩斯梯尼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词，竟成了希腊城邦政治最后的挽歌。

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Chaeronea）地方彻底击溃了雅典和底比斯的联军。这一次战争结束了希腊半岛上城邦林立的局面，此后希腊各城邦虽然还保持着旧有的政治组织，但在军事和外交上必须听命于马其顿。所以历史学家常把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视为马其顿统一希腊半岛的起点。

希腊各城邦的政治独立终于告终了。希腊各城邦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是由于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马其顿的武力征服只不过是因势趁便，起了外因的作用。在希腊各城邦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遭受着极残酷的剥削，他们对国家的存亡漠不关心，甚至把外来的征服者视为救星。而自由民则愈来愈深地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为大奴隶主贵族，一为丧失了土地财产而完全脱离生产事业的贫民，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当时希腊各城邦的社会生产已经因奴隶制的内在矛盾而停滞，但一切生产事业却仍旧要依赖奴隶来进行，于是它们就在这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灭亡了。恩格斯写道：“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5页）

公元前337年，腓力二世以胜利者的威仪，召集希腊各城邦的权贵会于科林斯。除了斯巴达以外，其他希腊各城邦都遵命参加了。在这次科林斯会议上，希腊各城邦同意组成希腊同盟而由马其顿国王担任盟主和总司令，把军队交出来由他指挥。此外，科林斯会议还决定用希腊同盟的名义，兴兵对波斯帝国进行复仇战争。那由雅典雄辩家伊索克拉底所鼓吹的泛希腊主义，这时倒见诸实施了。

腓力二世在统一了希腊半岛以后，便以马其顿的部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希腊联军，计有步兵20万人，骑兵15000人。他原准备带着这一支大军去征服波斯帝国，但在公元前336年，他因为家庭纠纷，在宫廷事变中被刺杀（图8-2），据信他的元配、王后奥林匹亚丝（Olympias，亚历山大大帝之母）曾参与其事。腓力二世死后，他的事业便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承继下来。

图8-2　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礼上遇刺身亡

二、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

亚历山大大帝在即位时，还只是一个血气方刚的20岁的青年。原先，腓力二世为了要使亚历山大获得良好的教育，曾经延聘当时希腊最渊博的大学问家亚里士多德做宫廷教师。所以，亚历山大大帝一方面秉有马其顿王族蛮悍的气质；另一方面又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受到了希腊文化的陶养。他醉心于荷马史诗，经常自比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图8-3）。

图8-3　亚历山大聆听亚里士多德的教导

当时希腊各城邦并没有服服帖帖地屈服于马其顿。一听到腓力二世遇刺身死，底比斯城邦以为有机可乘，便首先发难，反抗马其顿的统治。然而，亚历山大大帝迅即率领了他父王所遗留给他的那支精良的部队，一战而下底比斯城。他用极暴虐的手段把底比斯城付之一炬，只留下它的神庙和诗人品达的一所住宅，以表示他自己对宗教的宽容和对希腊文化的尊重。更残忍的是，他把底比斯的居民3万人一律卖为奴隶。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以这样横暴的高压政策来震慑希腊各城邦，要它们在他的统治下惴惴战栗。他胁迫希腊各城邦重新组成以马其顿为首的同盟，把军队交出来由他指挥。

亚历山大大帝既巩固了他在希腊的霸权，便准备用兵于波斯帝国，以掠夺东方的财富。当时波斯帝国内乱频仍，国势日益衰颓，它虽然领有广土众民，但实际上只是个泥足巨人。在波斯帝国那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部落和部族，其间很少有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而帝国西部那些被压迫的部族，如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各族居民，乃至埃及人，都一向反对波斯帝国的奴役，酝酿着起义。一小撮波斯贵族，仅仅是靠了武力，才得以维持其脆弱的统治。这种以武力征服所造成的帝国，一遇到外来的更强大的武力攻击，便将土崩瓦解了。

马其顿和波斯帝国终于以兵戎相见了。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了马其顿和希腊各城邦的联军，计有经过挑选的步兵32000人，骑兵5000人，战船160艘，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来进攻波斯帝国。他以解放者自居，闻者纷纷响应。首先在格拉尼库斯（Granicus）河畔（图8-4），亚历山大大帝一举击溃了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驻屯军，于是爱琴海东岸的那些希腊城邦，都摆脱了波斯人的统治，归顺马其顿。公元前333年11月，乘胜而进的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亲自统率的波斯军40万人遇于叙利亚北部的伊苏斯湾（Issus）。波斯王自恃兵多将广，面河而阵，准备以逸待劳。亚历山大大帝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精锐的马其顿骑兵浮过两军之间的河流，沿着山路迂回进军，从背面直捣波斯军的中锋，而马其顿和希腊的步兵则趁势渡河掩击，结果波斯军完全溃败。大流士三世仓皇逃走，仅以身免，他的家属以及大批皇亲国戚都成了亚历山大大帝手中的俘虏。

图8-4　在格拉尼库斯河畔，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与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驻屯军激战

在伊苏斯战役（图8-5）之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曾向亚历山大大帝乞和，表示愿以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地让与马其顿，并偿付大宗赔款。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拒绝了这种议和的请求，他要求波斯帝国无条件投降，谈判就决裂了。这时波斯帝国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势力依然很强大，而且有可能会在海上截断马其顿—希腊人后方的交通线。为了消除这一威胁，亚历山大大帝便引兵南下，逐一征服了腓尼基的那些海港城市，并且把腓尼基最繁盛的商业中心泰尔城完全摧毁，那城内的3万居民，也全被卖为奴隶。这样，波斯舰队失去了海港根据地，便成为釜底游魂，不久就溃散了。公元前332年的冬天，亚历山大大帝经过苏伊士地峡侵入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那块膏腴的土地。

图8-5　《伊苏斯之战》。罗马镶嵌画仿制品。约公元前1世纪。它表现亚历山大大帝把大流士三世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战斗紧张激烈，御驾前马惊人倒。惊马从后面看的透视缩形画得极其精确，而对马旁倒地的波斯士兵画家竟用盾牌内壁的反光显示其惊恐之极的面容，这在古代绘画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埃及是个文明古国。当亚历山大大帝领兵踏入埃及时，埃及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已经屹立于尼罗河畔2500多年了。当时埃及人因苦于波斯帝国的暴政，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几乎未加抵抗，而亚历山大大帝也采用羁縻政策来笼络人心。当其驻留在埃及时，亚历山大大帝特别亲往埃及西部沙漠绿洲中的阿蒙神庙（Ammonium）顶礼膜拜。他模仿古埃及的法老，自称是日神阿蒙之子，利用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祭司阶层来维系他的统治。他征用埃及的人力物力，在尼罗河口建造了一个新的海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后来这亚历山大里亚发展甚速，成为地中海世界商业和文化的中心，至今仍是埃及最大的港口（图8-6）。

图8-6　亚历山大大帝在尼罗河口建造了一个新的海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

公元前331年的春天，亚历山大大帝扩充了自己的部队，复自埃及引兵东侵。同年10月，他在两河流域北部阿卑拉城（Arbela）以西约60公里的高加米拉（Gaugamela）原野上，最后地、彻底地击溃了大流士三世所统率的那号称百万之众的波斯军，接着便如入无人之境，占领巴比伦，进驻波斯帝国的两个都城——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他夺取了波斯帝国的财库，掠得12万塔兰特（talent，是古希腊和近东一带货币和重量的单位，各地标准不一。按现今的衡制折算，1塔兰特约合30公斤）的金银，并且亲自点火焚烧了波斯王在波斯波利斯的那座辉煌壮丽的宫殿。

大流士三世在丢失了两座都城以后，狼狈不堪，向东北方面溃退。这时他已日暮途穷，众叛亲离。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被其臣下、巴克特里亚的总督贝苏斯（Bessus）所刺杀，那昌盛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就此灭亡了。不过贝苏斯曾自立为王，还继续在伊朗东北部的山岳地带抵抗了一阵。

当大流士三世向东北方面溃逃时，亚历山大大帝即率兵紧蹑其后。他横越伊朗高原，掠过里海的南端，占领了帕提亚、呼罗珊等地，然后北上到中央亚细亚，渡过阿姆河（也称妫水），进抵巴克特里亚（大夏）和粟特，一直打到锡尔河（药杀水）的上游之地。但他因为孤军深入，沿途受到当地军民的激烈反抗，并没有能有效地统治这些地区。

在大流士三世国亡身死之后，亚历山大大帝曾为之发丧，以王者之礼葬之。而且后来，他擒获了贝苏斯，复以弑君罪将他处死（图8-7）。亚历山大大帝自命为波斯帝国的继承人，他保留波斯帝国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录用投降过来的波斯贵族做地方官，并征募波斯人来补充他的军队。他是要在波斯帝国的故土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帝国。

图8-7　亚历山大大帝擒获了贝苏斯，以弑君罪将他处死

亚历山大大帝东侵，在中央亚细亚方面达到帕米尔高原的西麓，离我们中国已经不远了。当时中国处于战国时代的后期，处在西陲的秦国，称霸西戎，声威已经远届现今的新疆一带。不过因为这中间还横亘着一片大陆，中国人与希腊人之间竟没有交通往来。当时中国人不知道有个希腊，希腊人也不知道中国。其后大月氏并有大夏之地，直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才在大夏的故址上看到了希腊人在中央亚细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迹。

亚历山大大帝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待了两三年，目光又转向印度。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领兵自阿富汗高原南下，经过古卑尔隘道，侵入印度西北部的五河之地。在这一带，他曾经遇到印度人猛烈的抵抗。当时印度西北部的土王波鲁斯（Porus）所用来抵御亚历山大大帝的兵力，有步兵3万人，骑兵4000人，战车300乘，战象200头，战争的规模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部队第一次遇到了象阵，死伤颇重，但在最后终于用诡计战胜了波鲁斯，占领了印度河流域。这时亚历山大大帝还妄想继续进兵恒河流域，并吞整个的印度，然而，他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却鼓噪不进，酝酿着哗变。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大帝被迫回师。他在印度西北部设立了3个总督区，只留下少数的士兵驻守，而把部队分为两支：一支由海军将领尼亚库斯（Nearchus）统率，在印度河口登舟，循海道西航入波斯湾；一支由他自己率领，越过伊朗高原的沙漠地区，由陆路西归。这两支部队复会师于巴比伦城，因长途跋涉，损失过半。亚历山大大帝在这里进行休整，拟即以巴比伦城为首都，来统治他那庞大的帝国（图8-8）。

图8-8　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巴比伦城

亚历山大大帝所进行的这些战争，具有极野蛮的掠夺性。他曾经把底比斯、泰尔、波斯波利斯以及印度西北部的一些城市焚为灰烬，把千百万人卖为奴隶，并且是竭泽而渔，把所到之处的财富洗劫一空。这些侵略暴行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在当时是无法忍受的，在后世也永远受到谴责！然而，历史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在前进。亚历山大大帝东侵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后果，即促进了希腊与东方各国之间的交通往来。

亚历山大大帝想要在他统治的区域内，把希腊文明与东方各国的文明熔于一炉。他先后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70座大小不等的城市，那些城市就成为马其顿—希腊人与东方人杂居之地。亚历山大大帝附庸风雅，据说他在行军途中，身边经常带着一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并且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进行研究。亚历山大大帝鼓励马其顿—希腊人与波斯人通婚，他自己先是娶了巴克特里亚王公之女罗克珊娜（Roxana）为皇后（图8-9），后来又与波斯赫勒斯滂弗里吉亚总督阿尔塔巴左斯的女儿巴耳馨（Barsine）结婚。他部下的官兵与波斯妇女结婚的在1万人以上。此外，他又使3万名波斯青壮年受到马其顿式的军事训练。

图8-9　亚历山大大帝娶巴克特里亚王公之女罗克珊娜（Roxana）为皇后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是实现马其顿和希腊的军事贵族向外扩张的要求。这种军事侵略的目的，即在于掠夺东方各国人民，把东方的财富据为己有。那在波斯帝国的废墟上所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帝国，是以残酷奴役东方各族人民为基础的。

亚历山大大帝原想再兴兵征服地中海西部。但在公元前323年，他因染时疫病死在巴比伦，时年33岁。他没有能实现他那狂妄的征服世界的计划，而他所建立的那个帝国也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了。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和希腊化时代

亚历山大大帝所统治的区域，西起马其顿、希腊半岛，东至印度河流域，南袤埃及、利比亚，北抵高加索和中央亚细亚。在疆域上，亚历山大帝国比波斯帝国更为辽阔。

然而，亚历山大帝国是由武力征服所造成的，缺乏足以维系统一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它境内居住着许许多多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文字的部落和部族，互相之间很少有联系。与历史上其他的一些帝国一样，亚历山大帝国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和行政的联合，其势不足以持久，必然是要分裂的。

亚历山大大帝逝世以后，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合法继承人，他那庞大的帝国迅即无法维系了（图8-10）。他部下的那些大将各自拥兵自为，割据一方，都自称为继业者（Diadochi，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互相之间攻战不已，但谁也不能造成统一。那些继业者竞争攘夺了20多年，在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Ipsus，位于小亚细亚中部）战役之后，便把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为4个独立的王国以及一些小邦。以后又经过一二十年的混战，最后形成3个较大的王国，那便是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西南亚。

图8-10　亚历山大大帝之死

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后方，但这个后方却远不是稳定的。希腊各城邦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听命于马其顿，实际上它们无时无刻不要求独立。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一死，雅典便首先发难，联合其他一些希腊城邦组成希腊联军，掀起反马其顿的战争，而且曾一度获胜。然而，马其顿迅即从小亚细亚方面调集了大批援军，向雅典等城邦反扑过来，希腊联军便失败了。那位一贯号召人们起来反对马其顿的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也被迫自杀。此后雅典在希腊各城邦中便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仍继续保持其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地位，吸引着许多天才人物。

由于外患频仍，希腊各城邦不得不通力合作，组成区域性的同盟以求自保。公元前314年左右，希腊中部埃托利亚地区的一些城邦联合起来，组成埃托利亚同盟（Aetolian League）。后来，这个同盟在抵抗高卢人入侵的斗争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公元前280年左右，希腊南部亚该亚地区的一些城邦也组成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不同于过去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联盟，它们不是什么霸权主义的产物，而是要守望相助，抵御外侮。实际上，这两个同盟都是一种邦联式的组织：加盟各城邦仍保持其独立的地位，互相间完全平等，不分轩轾，但在军事和外交上必须一致行动。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盟公民大会，它每年集会一次，选出常设会议和同盟司令官，负责处理军政大事。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都是反马其顿的，但它们之间也常常发生战争。

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些大将们为了争夺地盘，混战了三四十年。在这期间，马其顿曾经数度易主，情况是复杂的。直到公元前277年，大将安提柯的孙儿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II Gonatas）才在马其顿建立起安提柯王朝。安提柯王朝统治马其顿100多年，其间曾参与地中海世界霸权的角逐，站在迦太基方面反对罗马，最后在公元前168年为罗马所灭。

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他的部将托勒密（Ptolemy I Soter，即托勒密一世）占有埃及等地，在埃及建立起托勒密王朝（图8-11）。这时，古老的埃及仍保持着法老时代的旧观，农村公社和诺姆（州）的组织继续存在，祭司阶层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国王则被视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一切的天然富源都为国王所私有，连工商业也归国王专利。马其顿—希腊人入主埃及以后，入国随俗，不久也就与埃及人同化了。托勒密王朝的君主沿袭过去法老神权政治的传统，自称是神明之子。为了保持王室血统的纯粹，他们甚至采用古埃及的办法，在王室成员中实行族内婚。

图8-11　托勒密一世

托勒密王朝以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为首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制的行政系统。它奖励工商业，发展海军，并且重新凿通了从前法老所修建的苏伊士运河，使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商业和航运中居于领导地位。当时埃及是地中海世界的谷仓，每年要输出大宗的粮食，此外还输出纺织品、纸草、玻璃等。埃及与东方各国进行着繁盛的贸易，它从印度输入象牙、染料、稻米和香料，从中国输入丝织品。除当地消费外，还转售其他市场。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帝国的亚洲部分被其部将塞琉古（Seleucus I Nicator，即塞琉古一世）所得。塞琉古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领土包有昔日波斯帝国在亚洲方面大部分的土地，疆域辽阔，但边界则经常变动。起初，塞琉古曾准备东侵印度，与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即月护王）构兵。但他因为后方军情紧急，乃不得不与旃陀罗笈多言和，退出原先由亚历山大大帝占领的印度五河之地，而由印度方面提供他500头战象作为补偿。于是，战象便开始出现在地中海地区的战场上。塞琉古王朝起初定都于两河流域中部的塞琉西亚城（Seleucia），后来又定都于叙利亚的安条克城（Antioch）。在性质上，塞琉古王国与昔日的波斯帝国很相似，同为许多不同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内部的联系非常脆弱。公元前3世纪中期，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和伊朗高原中部的帕提亚（Parthia，即中国史书中所称的安息）相继脱离塞琉古王朝的羁绊而独立。后来帕提亚王国的势力骎骎日盛，向西扩展到两河流域，建都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Ctesiphon），塞琉古王朝的领土便只限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南部的一隅之地了（图8-12）。及至公元前1世纪，塞琉古王国内乱时起，国势衰微，公元前64年为罗马大将庞培所灭。

图8-12　泰西封王宫遗址。3世纪

塞琉古王国地处亚洲西南，当年是东方和西方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末年起，亚洲各族人民便开辟了一条横贯亚洲大陆、从中国通向地中海世界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起自中国的长安（今西安），出河西走廊，经过现今的新疆，越帕米尔高原，由中央亚细亚折向西南，横越伊朗全境，进抵两河流域，而以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安条克为其终点。各国的商贾、使者、传教士、旅行家，东来西往，驼、马络绎于道，都是借这条丝绸之路来沟通中西关系的。中国史书中称塞琉古王国为条支。公元1世纪末，中国东汉明帝时，班超为西域都护，曾遣其副将甘英往通大秦（罗马）。甘英行抵两河流域一带，当时上距塞琉古王国的灭亡已有160多年，仍称其故地为条支。

除了以上所说3个较大的王国以外，当时在小亚细亚北部和西北部还并立着几个小王国，那便是本都（Pontus）、比提尼亚（Bithynia）、加拉太（Galatia）和帕加马（Pergamon）。在这几个小王国中，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是帕加马。帕加马位于小亚细亚西北角，濒临爱琴海，原就便于吸收希腊文化，而其王宏奖学术，广兴建筑，结果就使它的首都帕加马城（图8-13）成为人文荟萃之区。这里有一所宏大的图书馆，其收藏之富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帕加马的统治集团为了防范邻国的侵略，乃投靠罗马以自固，后来竟于公元前133年献其地于罗马。及至公元前1世纪中期，其他那几个小王国也都被并入罗马帝国。

图8-13　帕加马

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引兵东侵，直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最后完全并吞埃及，这300多年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历史上被称为希腊化时代。这时期最显著的事实，便是古希腊的文化和古代东方各国的文化因为交流融合而孕育出更为发展的文化。那些在亚历山大帝国的废墟上所形成起来的各个国家，一方面具有东方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希腊的色彩。这时希腊本土各城邦已退居于次要地位，而那些新兴的希腊化都市，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的安条克、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等，却成了新的希腊文化的渊薮。

在希腊化时代，地中海地区商业和文化的中心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当时的亚历山大里亚（图8-14）已经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拥有七八十万居民（雅典城邦在其极盛时期也只有40万居民）。那里的居民除了马其顿—希腊人和埃及人以外，还有叙利亚人、腓尼基人、犹太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来自远方的商贾。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筑异常宏伟壮丽，那里有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有托勒密王朝历代诸王所营建的宫殿和神庙，有公园、广场，有宽阔的街道，有华丽的剧院和竞技场，有设备完善的港口。在港口的法老岛上，矗立着一座大灯塔，系以白色的石材砌成，分3层，基座为正方形，中层为八角形，上层为圆柱形，由地面到顶端，高达120多米。灯塔上夜间燃灯，靠了反射镜的作用，光芒可照耀到40公里以外的海面，那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这座大灯塔经历了1600多年的风云变幻，直到1326年才完全毁于地震。

图8-14　亚历山大里亚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和财富来奖励学术，他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兴建了一所包罗万象的学艺馆（Museum），用优惠条件罗致各地的学者来做研究工作。这所学艺馆恍如后来的大学或科学院，其中有课堂、天文台、动植物园，以及一座宏大的图书馆（图8-15）。这座图书馆庋藏甚富，计有抄本和手稿70万卷，实为古代地中海地区最大的知识宝库。古希腊人在科学上的创获，以及古籍的整理和翻译，有许多都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完成的。后来直到罗马统治时期，亚历山大里亚仍在学术文化方面保持其领先的地位。

图8-15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

第九章　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

一、希腊的哲学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哲学上的主要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产生并且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了。现今西方各种文字中的哲学一词，都是从希腊文philosophy一词来的。philosophy是个合成字，philo之义为爱，sophy是知识，合起来的意思便是爱知识。但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即物穷理”，要不断地探索真理。

在高度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内，希腊人萌发了各色各样的哲学思想。当年希腊也是“诸子争鸣，百家蜂起”。举凡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奴隶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贵族内部工商业贵族与地主贵族的斗争，政治上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各城邦之间纵横捭阖的争霸斗争，在哲学领域内都得到强烈的反映。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居留地爱奥尼亚，因为地当海陆交通的要冲，便于吸收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赫梯、波斯的古文明，在公元前7—前6世纪时发展为希腊世界中最先进的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最初便是从这里发轫的。

在最初，希腊的哲学是唯物的，并且已经有了辩证法的萌芽。恩格斯说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9页）

希腊最早的哲学家都是些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大商业城市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图9-1）、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都认识到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

图9-1　泰勒斯

泰勒斯约生于公元前636年，卒于公元前546年。他是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开山祖，被尊为希腊七贤之首。泰勒斯首先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因为预告过一次日食而名震遐迩。泰勒斯看到一切生物皆赖水而生，便说水是万物之本。水不断地在改变形体，所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物质。他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是固定的，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这样，他就否定了关于神创造万物的说法（图9-2）。

图9-2　泰勒斯

阿那克西曼德约生于公元前610年，卒于公元前546年，是泰勒斯的学生。他认为一切均从无限产生，并且复归于无限。宇宙是一个无限错综复杂的整体，万事万物之间都有一种永恒的互相转化的联系。阿那克西曼德曾萌发过近乎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是从原先生活在水中的一种鱼状动物变来的。此外，他还曾试图计算出太阳、月亮的体积和距离。他著有《论大自然》一书，但仅有片断留存，大部分没有能流传下来。

阿那克西米尼约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公元前526年左右。他师承阿那克西曼德的学说，但却认为空气是万物之源。他说，万物产生于永久运动中的空气，并且归还于空气。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图9-3）和阿那克西米尼都生于米利都，因此在哲学史上被合称为米利都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幼稚的，然而却闪耀着原始的、自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

图9-3　阿那克西曼德

到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更得到比较明确的表述。赫拉克利特（图9-4）约于公元前540年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以弗所（Ephesus），卒于公元前475年左右。他曾经说道：“宇宙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非神所创造，也非人所创造。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它总是永恒的活生生的火，规律性地燃烧着，同时，又规律性地熄灭着。”他特别重视动的现象，认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换”。他说：“人不能两次涉足于同一河流。”因为川流不息，在你第二次涉足时，河水已经流动过了。他又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太阳，就已经不同于昨天的太阳。列宁认为，赫拉克利特的这些话，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提供了绝妙的说明。

图9-4　赫拉克利特

公元前5世纪时，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希腊哲学家兼医药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3—前433年）倡导元素论（即原子论）。他认为，世界是由土、空气、火、水这4种元素组成的。恩培多克勒（图9-5）还说，宇宙间有两种物质的力量：一为爱（吸引）；一为斗争（排斥）。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造成了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合和分。

图9-5　恩培多克勒

后来，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更把元素论予以发挥。德谟克利特约于公元前460年出生于色雷斯的阿布德拉城（Abdera），活到90岁的高龄，卒于公元前370年。他早年曾富于赀财，但为了寻求知识，乃罄其所有，往埃及、两河流域、波斯等地游历，并且到雅典讲过学，后来就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博学多闻，通晓当时的多种学问，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称他是“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所谓原子，按照其希腊文atom一词的词义，就是一种分到最后不能再分下去的东西。原子的数目无穷无尽，并且是永不消灭的。原子在虚空中运动，按照不同的情况在不断地组合、分解；再组合、再分解，直至无穷。由于原子组合的数目和序列各有不同，就形成万物纷陈、复杂多样的大千世界。他认为物质世界内一切的变动都是必然的，并且是合乎规律的。他还认为，人的感觉和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如果没有这种事物的反映，那也就没有人的感觉和思想。在这一点上，他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德谟克利特崇尚民主自由，反对寡头政治。他曾说道：“在一种民主制度下过贫穷的生活，也比在专制统治下安富尊荣来得好。因为，自由总比受奴役来得好。”德谟克利特（图9-6）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是有斗争的。柏拉图把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思想看作是洪水猛兽，曾说要把他的著作统统拿来付之一炬。列宁说得好：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之间的斗争，代表了古希腊两种不同的哲学路线之间的斗争。

图9-6　德谟克利特

希腊最早的哲学，虽然带有朴素的、自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但毕竟是粗浅的、机械的，仅仅注意到表面现象，而不能完满地解释整个现象的个别部分及其内在的联系。由于当时生产技术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尚不能正确地了解自然，也不能正确地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到后来，一些哲学家竟觉得与其去探索浩渺难知的宇宙本源，倒不如转过来研究当前的一些实际问题，把研究人生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治国安邦之道作为主要任务。这样，希腊人的哲学思想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哲学中出现了一个影响甚著的智者学派（The Sophists）。这个学派的兴起，是伴随着当年雅典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和司法制度的民主化而来的。当年在雅典那人数众多的公民大会上或陪审法庭上，提案人或辩护人为了要使自己的意见为公众所采纳，都必须能作铿锵有力、娓娓动听的演说。在这里，雄辩术和修辞学是应当讲究的。于是就有一批擅长此道的人，充当职业教师，开门授徒，讲授雄辩术、修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实用知识。他们被称为智者，即聪明练达之士，那原先是个尊称。不过，智者学派良莠不齐，其中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的主张也各不相同。有些所谓智者，实际上是多凭小慧，巧言善辩，甚至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的。因此，后来人们就认为他们只是在进行诡辩，而称之为诡辩学派，那显然是有贬义了。

智者学派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他约于公元前485年出生于色雷斯的阿布德拉城，后来曾长期执教于雅典，约卒于公元前415年。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的本身，便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这句话概括了智者学派的主张。从表面看来，它是把人摆在中心地位，维护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但它真正的含义则是说：客观真理是没有的，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直觉来解释世界。是非善恶并无一定的标准，一切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就必然要导致到相对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智者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高尔吉亚（Gorgias）。他约于公元前483年出生于西西里岛。公元前427年，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来到雅典，以后即定居于此，讲授哲学和修辞学。高尔吉亚认为，一切都是虚无。即使有任何东西存在，那也是不可知的；即使是可知的，那也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当然，这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不可知论。

智者学派的言论充斥市场，这就引起保守派人士的焦虑和反对。这一派人认为，如果说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是非善恶的标准可以因人而异，其结果必然会使人人自行其是，人心涣散，人欲横流。那么，什么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国家组织就统统无法维系了。他们以卫道者的姿态与智者学派相抗争，坚信客观真理是存在的，是非善恶都有一定的标准，人生在世须遵行一定的道德信条。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便是希腊史上3个最重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Socrates）于公元前469年出生在雅典的一个平民家庭，其父以雕刻石像为业，其母是一位助产婆。他早年的事迹已不可考，可能是家贫无力从师，全靠刻苦自学，才获得丰富的知识。苏格拉底（图9-7）并不想建立什么哲学体系，他所讲的都是些关于人生、伦理道德的问题。他摩顶放踵，经常披着一件旧袍衫，踯躅在雅典街头，与各色各样的人讨论问题。他也曾开门授徒，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柏拉图、色诺芬等。从其职业的性质来说，苏格拉底与当时那班被称为智者的人并无二致。然而，他是反对智者学派的，曾不遗余力地驳斥过智者学派的主张。苏格拉底认为，无论何人都不能自以为聪明，自炫其能，欺世盗名，而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很无知的。他说道：“我所知道的惟一的事，便是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十分重视知识，他认为知识是德行之源，一个真正知道什么是善的人就不会去作恶，因此他说：“知识就是德性。”苏格拉底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知道你自己”，从深刻的自我反省中来培养德性。苏格拉底在思想上是代表没落中的雅典贵族，而他后半生是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在那样一个多事之秋，他对当时雅典的政事不能不有所议论。苏格拉底在政治上的同道多为贵族寡头派，其中包括那个劣迹彰著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他们对当时雅典的民主政体颇多讥评。后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丧失了独立。各种政见不同的人互相指责，互相埋怨，各自迁怒于对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苏格拉底。于是，雅典人就以“毒害青年、另奉新神”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苏格拉底逮捕下狱。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狱中被迫饮鸩而死，他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著作。

图9-7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Plato），使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达到最高的发展。柏拉图（图9-8）出身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约生于公元前428年，卒于公元前347年。他原名亚里斯托克勒斯（Aristocles），因为相貌方方正正，旁人给他起了个诨名叫Plato，以后就沿用了下来。柏拉图约在20岁时就师事苏格拉底，执弟子礼甚恭，如斯者10年。及至苏格拉底遇害，他便愤然去国漫游，到过其他希腊城邦、埃及以及意大利南部。当其在意大利南部时，他又接触到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哲学思想，更使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带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公元前387年左右，柏拉图返回雅典，在其邸宅附近建立了一座学院（Academy），聚徒讲学。在这以后的40年中，他除了曾两度应聘赴叙拉古担任该邦僭主的宫廷教师以外，都是在这座学院里与诸生讲习不辍，并致力于著述。柏拉图从其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个超经验的理念世界。尽管现实世界变动不居，理念世界总是不变的。在他看来，宇宙间有所谓永恒的、不变的理念，而一切实在的、可以接触的东西，都是这理念之不完全的模拟。因此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能得之于现实世界，而必须到理念世界中去追寻那抽象地存在着的“真、善、美”。这样，他就成了个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在政治上是代表大贵族的利益。也许因为其师苏格拉底的惨死，他对于当时雅典的民主政体是颇有反感的。柏拉图著述宏富，其中涉及宇宙观、认识论、伦理道德、政治理论等各方面的问题。他的著作多为对话体，是用非常优美的希腊文写成的，几乎全部留存到现在。在这些著作中，他把苏格拉底描写为圣者，并且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表现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图9-9）。

图9-8　柏拉图

图9-9　柏拉图在其学院讲学

柏拉图的政治主张，鲜明地表现在其所著的《理想国》一书中。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由3种阶级不同的人来组成：第一是哲人王者，即具有高尚德性的统治阶级；第二是保卫国家和镇压人民起义的武士；第三是工商业者和农夫，即从事于体力劳动的庶民，而奴隶则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阶级要聪明正直，武士阶级要勇敢善战，而庶民则须勤于所事，来供养统治阶级和武士。柏拉图的这种政治理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实际上，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也是个乌托邦，他是把斯巴达那种阶级判然的奴隶社会理想化了。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图9-10）于公元前384年出生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Stagira），其先世是来自优卑亚岛的希腊移民，而其父是马其顿王国宫廷中的御医。亚里士多德在17岁时就来到雅典，在柏拉图创立的学院中学习、任教达20年。他在学业方面非常突出，深为侪辈所叹服，连柏拉图都盛赞他是“门弟子中的魁首”。柏拉图逝世后，亚里士多德开始独立讲学，声誉日隆。公元前342年，他接受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邀请，到马其顿宫廷中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师傅，与那位未来的征服者相处了六七年。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从事于学术生涯。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帝东侵的那些动乱年代里，他都是在雅典讲学；而他生平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及至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死，雅典人想乘机挣脱马其顿的统治，掀起武装斗争，亚里士多德便因为其与马其顿王室的关系而不容于众，被迫逃亡到优卑亚岛上去，隔了一年就去世了。

图9-10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渊博的大学问家。他对当时的各门学问，几乎是无一不知，无一不精。他是哲学、社会科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师事柏拉图甚谨，然而他却强调独立思考，一切以真理为归依。他在对柏拉图的某些论点提出异议时曾直率地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旨哉斯言，正常的师生关系理应如此！亚里士多德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认识到物质世界的存在是自明的，无可怀疑的；但他却不能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动摇不定，陷于二元论的迷惘之中而无法自拔。亚里士多德（图9-11）本人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他的著作留存到现在的有《工具论》、《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物理学后编》（即《形而上学》）、《植物学》、《动物学》、《修辞学》、《诗论》、《雅典政制》等。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开山祖，在他的学说中有许多科学性的创见，但也有谬误。亚里士多德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学说支配欧洲思想界达一千七八百年之久。但在中古时期，欧洲的封建教会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一些活的东西，而只是保存了一些死的东西。

图9-11　亚里士多德

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势力正在急遽衰落，可是在哲学上却又出现了3个重要的派别。

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Epicurus）（图9-12）于公元前341年出生在萨摩斯岛（Samos）上一个雅典殖民者的家庭，早年即醉心于哲学并进行学术活动。公元前306年左右，他定居于雅典，购置了一座花园（The Garden），作为讲学和接待宾客之所，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以后他就在这里以课徒、著述终老，卒于公元前270年。伊壁鸠鲁继承并且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宇宙是由原子和虚空组成的。他指出：原子不但各有各的大小，各有各的形态，并且还各有各的重量。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原子量”理论的首倡者。伊壁鸠鲁反对神鬼迷信和宗教信仰，他说一切现象都只是原子之规律性的聚合和运动的结果。人既然无须祈求鬼神，那么，惟一的道路就是要循着自然的法则去生活，摒除一切非分的欲望和企图，乐天知命，清心寡欲，以求得到精神上的宁静和快慰。伊壁鸠鲁认为，善良为快乐之本，只有善良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他自己生活简朴，经常只以面包和水充饥，然而却恬淡自适，不改其乐。后来有人说伊壁鸠鲁倡导享乐主义，主张纵欲自恣，那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伊壁鸠鲁也是个多产作家，据说他的作品多至300余种，但可惜流传下来的却很少。马克思很重视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大学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再者，伊壁鸠鲁（图9-13）还可以说是古希腊的一位启蒙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地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么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页）后来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期，伊壁鸠鲁学派的卢克莱修更把唯物主义思想予以丰富和发展。

图9-12　伊壁鸠鲁

图9-13　伊壁鸠鲁

犬儒学派（Cynics）。这一派的祖师，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半奴隶出身的安提西尼（Antisthenes，约公元前444—前365年）（图9-14）。他们反对一切的社会权力，主张摒弃世俗的富贵荣华，安贫乐道，以期返回到朴质的本真。他们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然而却傲视权贵，自得其乐。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那位穷得一无所有、仅以一只木桶或大瓮为家的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12—前323年）。据说第欧根尼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天，第欧根尼正站在街头享受日光浴，亚历山大大帝瞥见了，走过去说道：“哲学家，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可以满足你一切的欲望。”第欧根尼对这位威仪煊赫的王者看了一眼，静静地说道：“我所要求你的，就是你离远一步，不要遮住我的日光。”这种遗世绝俗的态度，在本质上是隐遁思想的表现，显示出对现实生活的极端不满（图9-15）。

图9-14　安提西尼

图9-15　第欧根尼

斯多亚学派（Stoicism，即画廊学派）。与伊壁鸠鲁同时，出生于塞浦路斯岛的腓尼基人芝诺（Zeno，约公元前335—前263年）也在雅典讲学。他讲学的地点是在卫城北面公共会场的一排画廊（stoa porkile）下，所以人们把他和他的弟子称为画廊学派（音译为斯多亚）。芝诺与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一样，也是着重道德实践。然而他并不遗世绝俗，却主张对人生采取一种严肃的积极态度。他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统治着，一切都受制于理性。因此，人生的要义，就在按照理性的原则去生活，恬淡寡欲，乐善好施，各尽本分，毋相逾越，以造成整个社会的和谐。不用说，这种学说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所以到了后来，斯多亚学派的学说就成为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但在另一方面，斯多亚学派主张无偏无私的天道和人类之间的平等博爱，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思想，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曾起过重大影响。而在1世纪时，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斐洛（Philo）就说：“人人生而平等。”这比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说的那句同样的话，在时间上要早1700年。

二、希腊的文学和历史学

与其他各民族的文学起源一样，希腊最早的文学是民歌。人民大众在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表露出纯真的感情，产生了歌谣。这种歌谣经过整理和加工，便是最早的文学。

古希腊产生了伟大的史诗。关于相传是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所编订的那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们第五章第二节中已经大略说过了。

在荷马史诗之后，希腊又产生了几个诗人。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希腊人的氏族公社已经开始解体，土地兼并已在进行，社会上出现了不平等。波俄提亚（Boeotia）地区农民出身的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写出了当时农民生活的痛苦。他在其诗篇《工作与时日》中认为，过去那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公社时期是黄金时代，接着而来的是白银时代和紫铜时代，而他自己却生逢一个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黑铁时代。当然，这种认为今不如古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当时那些贫苦无告的农民看不到出路，只有追忆过去那个“美好”的时代了。此外，赫西俄德还著有《神谱》，把希腊神话作了一番整理。

女诗人萨福（Sappho），是古代史上最有名的女作家和女教师。她约于公元前612年出生于莱斯博斯岛（Lesbos）上的米蒂利尼城（Mytilene），曾经兴办过一所女学，教贵族妇女们学习音乐、诗歌和舞蹈。萨福擅长抒情诗，但遗留下来的作品甚少。她那婉约的才思和穆若清风的韵格，一直被认为是抒情诗中最好的典范。萨福（图9-16）本人就是诗歌和音乐的化身，希腊人竟称她为“第十位主司文艺的女神”。

图9-16　萨福

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工商业和文化正在蓬勃发展，出现了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的极盛时期。这时，出生于底比斯城的诗人品达（Pindar）来到雅典，成了这个时代的歌手。品达是贵族文学的代表，他用华美的词章，歌颂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歌颂奴隶主贵族的豪华，歌颂竞技会上运动员们矫健的身手和光荣的胜利。在他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想见到当年雅典的繁荣景象（图9-17）。

图9-17　品达

雅典人为了纪念酒神狄俄倪索斯，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群众性的化装歌舞会。届时人们披上山羊皮，戴上各色各样的面具，载歌载舞，表演神话中的或社会上的故事。这种迎神赛会的歌舞，渐渐发展为戏剧。在当时，戏剧不仅是为了娱乐，而且具有教育和政治的意义。那些戏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主文谲谏，在讽刺中寓有针砭。成千上万的人民，是从戏剧表演中吸取精神营养的。

雅典当局非常重视戏剧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它不惜巨赀建造了宏大的梯形露天剧场，能容纳上万名观众，并以各种方式奖励优秀剧本。而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更开始认为公民看戏是执行公务，规定要对入场看戏的公民发放津贴。因此，每当戏剧演出的季节，雅典城往往举市若狂，万人空巷，奔走相告。而在这样的气氛下，优秀作品也不断涌现。

在公元前5世纪这100年内，雅典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戏剧家。悲剧作者中最著名的有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前406年）、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4—前407年）等3人，喜剧作者中最著名的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5—前380年）。他们的作品，直到现在仍具有典范的意义。

埃斯库罗斯被誉为希腊悲剧之父。他是一位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和民主战士，在抗击波斯入侵时曾亲身参加过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战役和普拉蒂亚战役。埃斯库罗斯写过90多部剧本，但留传到现在的只有7部，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斯人》（The Persians）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在《波斯人》一剧中，他热情歌颂了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他把希腊神话中那位敢于冒犯天条将火盗至人间，因而被天神宙斯用铁链锁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描绘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普罗米修斯那不畏强暴、为了造福于人类而甘愿自己受苦的伟大形象，激励过无数的仁人志士。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曾赞美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引用他的话说道：“我宁肯被缚住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索福克勒斯（图9-18）更把希腊悲剧的写作提高了一大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改进。同时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与雅典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交谊甚笃，并曾于公元前440年当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索福克勒斯在其勤奋的一生中写过123部剧本，现在完整地留存下来的只有7部，其代表作为《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他笔下的人生，是苍凉悲壮的。

图9-18　索福克勒斯

在这3位最著名的希腊悲剧作家中，欧里庇得斯最注重写实，因而他的作品也就最具有社会意义。欧里庇得斯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受过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哲学家的熏陶，思想比较深邃。他在政治上属于民主派，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同情奴隶和妇女受压迫的痛苦，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后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他终于因为公开反对这场战争而不容于雅典，被迫逃亡到马其顿宫廷中去避难，旋即病逝。欧里庇得斯所写的悲剧，虽然也取材于神话故事，但更多的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具体生动，真切感人，所以有人说他是写实主义的先驱。欧里庇得斯（图9-19）写过90多部剧本，留存到现在的有18部，其代表作为《美狄亚》（Medea）和《特洛伊妇女》（The Trojan Women）。

图9-19　欧里庇得斯

阿里斯托芬被誉为希腊喜剧之父。他生平写过40多部喜剧，流传下来的有11部。喜剧原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文艺形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他却是用喜剧来表现严峻的主题，诙谐隽永，发人深省。阿里斯托芬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而他对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在《和平》（The Peace）一剧中，表露了雅典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而在《骑士》（The Knights）一剧中，他把雅典主战派的首领克里昂描绘为一个不负责任、玩弄权术的政治骗子。阿里斯托芬对当时雅典的学风和文风也颇多讥评，他在《云》（The Clouds）和《蛙》（The Frogs）这两部喜剧中，对智者学派以及其他著名人物作了辛辣的讽嘲。阿里斯托芬自己有一套创作理论，他首先注意到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只有那些宣扬正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而那些坏人心术、伤风败俗的作品，理应坚决取缔。

这里，我们再来谈谈古希腊的历史学。

人类为了要从过去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于是产生了历史记载。不过最早的历史，往往只是神话和故事的堆砌。

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史诗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但还不能说是历史著作。

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南部的爱奥尼亚地区，原是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的摇篮。古希腊的历史学，最初也是在这里开端的。

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爱奥尼亚地区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家（logographers）。在当时，纪事（logoi）已经成了一个专门术语，那是指一种有事实根据的报道，不同于神话或史诗。纪事家所写的题材范围很广，他们或者是把口舌相传的故事记载下来，或者是用古人的事迹来进行道德教育，或者是把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写成游记，或者是根据口碑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他们是有闻必录，还说不上有什么严格的史学方法。然而，他们似乎也有一种确定的倾向，那就是竭力要使自己的记载与事实相符。后来，这种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希波战争的事迹，是由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下来的。希罗多德（图9-20）约于公元前484年生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哈利卡那索斯城（Halicarnasus），其家族在本城颇有声望。希波战争结束时，希罗多德年仅5岁，不可能对那次战争有什么直接的印象。然而后来，他却从口碑传说中以及那些爱奥尼亚纪事家的著作中，得知那次战争的经过。希罗多德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于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他每到一地，总是访寻历史遗迹，搜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以外籍客民的身份来到雅典，在这里居留了一个时期，与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等名人交游，对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赞扬不遗余力。公元前444年左右，希罗多德随着雅典的移民队移往意大利南端的殖民据点图里邑（Thurii），后来就在那里以著述终老，约于公元前424年逝世。

图9-20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所著的书，题为《历史》。但因此书系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内容，所以也叫作《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著书的目的如何呢？他一开头就说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希罗多德：《历史》，乔治·劳林逊（George Rawlinson）之英译本，1942年纽约版，第3页）

实际上，希罗多德所著《历史》可分为两大部分。从第一卷至第五卷第二十七节为前半部，是泛论波斯帝国的扩张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斯基泰等地的情况；第五卷第二十八节是个转折点，这以下为后半部，才专门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在前半部中，希罗多德还保留着某些爱奥尼亚纪事家的特色，往往失于轻信，所写的多为道听途说，不一定可靠，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而在后半部中，希罗多德则表现了力求真实的精神，其所记载的大都是事实。希罗多德本身是有发展的，他从一个轻信传说的纪事家发展成一个高度负责的历史学家（图9-21）。

图9-21　希罗多德向人们讲述历史故事

希罗多德所著《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430年问世，那比我国孔子所著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却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了下来。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事迹，绝大部分是赖有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

修昔底德约于公元前460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正是雅典文化上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的政治演说，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戏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智者学派的哲学，对他都有很大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已是30岁左右的人，所以能充分认识到那次战争的重要性。他可能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列身戎伍。确实可知的是，他于公元前424年由雅典人推选为十将军之一，统率一支由7艘战船组成的舰队，驻泊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适因安菲波利斯城失陷，他被诬贻误军机，有通敌嫌疑。据说是出于克里昂的动议，他被革职并遭到放逐。在这以后的20年中，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息影在色雷斯，一直注视着战争的进程，随时随地将之记载下来。直到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他才遇到特赦，重返雅典。我们不能确知他究竟卒于何年，但不会迟于公元前395年。

修昔底德（图9-22）只比希罗多德晚生约25年，然而在史学观点、治学态度、史学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他们却宛如隔了好几个世纪。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诚然是一部杰作，但体例不纯，其中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而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修昔底德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理查德·克劳莱（Richard Crawley）之英译本，1934年纽约版，第14—15页）这是何等科学的态度！这是何等远大的抱负！凭着这种精神，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朽的（图9-23）。

图9-22　修昔底德

图9-23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首次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希腊文翻译为英文，图为该英文版扉页

修昔底德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然而他又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峰，对展现在他面前的历史事实有一种哲学的理解。修昔底德说他写历史的目的，是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历史有垂训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述古可以喻今，鉴往可以知来。我们只要细读修昔底德的这部书，便可以知道他是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说明雅典国家的成败兴毁之迹，用以垂训后世的。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未完成之作，所述史事止于公元前411年。后来，色诺芬（Xenophon）继其史业，续写了一部《希腊史》。

色诺芬（图9-24）出身于雅典的豪富之家，约生于公元前430年，卒于公元前350年。他早年受到贵族式的教育，曾涉猎过多种学问，与柏拉图同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在政治上是个反动人物，他赞美斯巴达那种军国主义的政体，反对雅典的民主制。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出现了三十僭主政治，色诺芬曾站在僭主方面，与民主派为敌。及至雅典民主派在政治上重新取得优势，僭主政治垮台，色诺芬便悍然出走，参加希腊雇佣军的队伍，前往波斯帝国境内，帮助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争夺王位。那支希腊雇佣军约有1万人之众，起初也还打了几个胜仗。但在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被杀，那支希腊雇佣军便失去了领导和作战目的，军心涣散，而且到处遭到波斯军的反击，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于是色诺芬被推举为将军，率领那支士气低落、衣衫褴褛的雇佣军，从两河流域北部取道亚美尼亚，越过高加索地区积雪的崇山峻岭，沿着黑海南岸，撤退到希腊（图9-25）。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宿怨，色诺芬没有回雅典，而是投效到斯巴达方面去了。因此，雅典的公民大会予以缺席裁判，判处他终身放逐。在以后的岁月里，色诺芬就浪迹在斯巴达、科林斯等地，没有再涉足于父母之邦的雅典。最后他客死于科林斯。

图9-24　色诺芬

图9-25　色诺芬率1万雇佣军回到希腊

色诺芬所著《希腊史》共分七卷，所叙史事始于公元前411年，止于公元前363年的曼丁尼亚战役（Battle of Mantinea）。在治学态度和文章风格等方面，色诺芬均远逊于修昔底德。不过，色诺芬本人是个政治活动家，他熟悉当时希腊各城邦的政事。从他这部《希腊史》里，可以看到底比斯与斯巴达争霸的经过，以及希腊各城邦那种由于长期争战而互相削弱的情形。

色诺芬是个多产作家，除了上述的《希腊史》以外，他还著有《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那部描述他和1万名希腊雇佣军到亚洲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而最后被迫撤退这一事迹的《远征记》。

有人把色诺芬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称他们为希腊三大史学家。但实际上，色诺芬不仅不能与修昔底德等量齐观，而且也远不及希罗多德。然而，色诺芬除了写军事史以外，还撰述了一些可称为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著作。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在西方史学史上还是有重大贡献的（图9-26）。

图9-26　色诺芬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他们的史学思想流传了下来，深深地影响到后世史学的发展。综观古希腊的史学传统，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求真的精神；二是垂训的目的。而这两点，在修昔底德的史著中表现得最清楚。

多数西方文字中的历史或历史学一词，均系来自希腊文中的istoria。这个词的词义是研究、探索，兼指那种以事实为根据的记载，指那种有系统的科学知识。后来拉丁文中的scientia（科学）一词，实与此同义。直到现在，西方国家仍按照希腊文istoria一词的原义，把自然科学博物馆题名为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们列举古希腊人在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决不能忽略掉希腊文学中的那颗明珠——《伊索寓言》。寓言出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不可能是哪一个人单独创作出来的。在古希腊，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富有哲理意味的寓言，但人们习惯上认为这些寓言都是一个名叫伊索（Aesop）的聪明人写的，故名《伊索寓言》。相传伊索（图9-27）是公元前6世纪初期萨摩斯岛上的一名奴隶，约与梭伦同时。他相貌奇丑但智慧过人，后来终于脱离奴籍，获得了自由。事实上，伊索不可能把那些寓言用文字写下来。现今流传下来的《伊索寓言》，是经过费德鲁斯（Phaedrus，公元前1世纪希腊寓言家）和巴布里乌斯（Babrius，公元2世纪希腊诗人）等人编纂整理的，无疑会搜罗进一些比较晚出的东西。《伊索寓言》包括300多篇简短的故事，大都是借动物来影射人世，引喻取譬，寓意深远，启人心窦，所以一直传诵不衰。《伊索寓言》成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译本，我国也先后有了几种译本。其中有些故事，如《狼与小羊》、《狐狸与葡萄》、《农夫与蛇》等，在我国也是家喻户晓的。

图9-27　伊索

希腊的文学和历史学是丰富的。直到现在，荷马、赫西俄德、萨福的诗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历史著作，以及《伊索寓言》，都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最重要的典籍。

后来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又产生了波利比奥斯（Polybius）、普鲁塔克（Plutarch）那样的大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著作，我们留待到讲罗马文化时再叙述。

三、希腊的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是一个多科性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它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认识了自然，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要求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从自然中获得自由。这些经验知识积累起来，便是自然科学。

希腊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极其光辉的贡献，他们替近代的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

（1）天文学和地理学。

希腊天文学的奠基者，便是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提到过的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被尊为希腊七贤之首的泰勒斯。泰勒斯曾经旅行各地，他精研了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原先，巴比伦的天文学者已经知道日食和月食是按着一定的规律发生的，绘制了天象图。泰勒斯根据巴比伦人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竟能推算出下一次的日食和月食应在何时发生。公元前585年，泰勒斯告诉米利都人，说该年某月某日会发生日全食，届时果然征信，于是他名声大震。据近人推算，那次日全食发生于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在小亚细亚一带都能看到。这就证明：泰勒斯预告日食这件事是完全确实的。当时希腊人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已经达到可以预告日食的程度了。

出生于米利都的爱奥尼亚纪事家赫卡泰厄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50—前478年），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他除了著有《谱系志》以外，还写过一部《大地巡游记》，描述其亲身游历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见闻，那是西方第一部堪称为地理的著作。据说他还曾以爱琴海地区为中心，绘制过一幅世界地图。因此，有人称赫卡泰厄斯为地理学之父。

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天文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毕达哥拉斯（图9-28）和他的弟子们认为平面形中最完美的是圆，立体形中最完美的是圆球形，因此推论到整个宇宙是圆的，和谐而有秩序。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有规律可循。他们也认识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大地，以及所有的天体，都是圆球形，都在循着一定的轨道运行。据说他们当时也已经晓得：人们傍晚时见到的长庚星和黎明时见到的启明星，是同一颗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些发现，当时在知识界中并不陌生。

图9-28　毕达哥拉斯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扩大了希腊人的眼界。因此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和天文知识就大为提高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中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6—前193年）就写了一部比较完备的《地理学》，其中根据多方面的观察和推理，说大地是圆球形的。他比哥伦布早1700多年，就坚持地圆之说，相信一直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埃拉托斯特尼（图9-29）更应用夏至日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尼罗河中游塞恩城（Syene，今阿斯旺，在北回归线上）两地日影的差异，用三角测量法计算出地球赤道的长度为252000斯塔达（stadia，也译希腊里），即合39690公里，那与现今测得的赤道周长40075公里这个数字相差无几。当年希腊学者竟有这样高的科学水平，实在是很可惊异的！

图9-29　埃拉托斯特尼

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出生于萨摩斯岛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310—前230年）首创太阳中心说。他相当正确地测定了太阳、地球和月球的体积大小及其互相之间的距离。他说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每日自转一周。然而，阿里斯塔克斯超过他自己的时代太远了，当时竟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这种科学的创见。直到1800多年以后，即16世纪中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才重新发现了这一真理，确立了太阳中心说。

在阿里斯塔克斯以后，希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是喜帕恰斯（Hipparchus，约公元前190—前120年）。他出生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城（Nicaea），但曾长期在罗得岛的天文台工作，后来又移居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喜帕恰斯在天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改进了天文仪器，比阿里斯塔克斯更精确地测定了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他制定了恒星表，所列恒星在1000颗以上。他首先发现了岁差，测定一回归年为365.2476日（这比现今测得的正确数值仅略多6分钟），一朔望月为29.5306日（这比现今测得的正确数值仅略多一秒钟）。此外，他还制定了用经线和纬线来标明地理位置的方法。不过，喜帕恰斯却误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图9-30）。他这种地心说的天文学体系后来经过托勒密等人的整理，支配欧洲达一千数百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大科学家颠倒了过来。

图9-30　喜帕恰斯

（2）数学和物理学。

泰勒斯也是一位数学家，他曾经把埃及人用来丈量土地的几何学演为抽象的、普遍的公式。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毕达哥拉斯，主要是一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于公元前580年出生在爱琴海地区的萨摩斯岛，早年曾游历过埃及、两河流域等地，以博学闻名当时，有萨摩斯哲人之称。但他因为反对本邦僭主的统治，于公元前531年左右出亡到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端的殖民据点克罗顿城（Croton），在那里设馆授徒，建立了一个把学术、宗教、政治糅合在一起的社团，并且在社团内部实行财产公有。后来他又被迫出亡到梅达彭提翁城（Metapontum），卒于公元前500年。毕达哥拉斯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然而相传他和他的弟子们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说有许多数学公式都是由他们制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勾、股、弦定律，即直角三角形的勾平方加股平方等于弦平方的定律。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以前，两河流域乃至其他地区的数学家就已经知道勾、股、弦定律，但直到目前，此项定律仍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律。可能毕达哥拉斯只是验证、普及了此项定律，以后就讹传是他发现的了。据说毕达哥拉斯在成功地验证了此项定律时，曾宰牛置酒，大宴宾客，来庆祝这一科学上的创获。

数学是科学中的冠冕。它除了实用价值以外，还能训练人的思维能力，使之臻于准确、严密。希腊学者把数学当作各门学科的基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不以数学家名世，但他们也都非常重视数学。相传柏拉图在其学院门口悬有禁例：“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此门！”

公元前3世纪初期，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30—前275年）（图9-31）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编成一部几何学教科书——《几何原本》。此书共13卷：头五卷讲平面几何，第六卷讲比例，第七至第九卷为数论，第十卷讲无理数，最后三卷讲立体几何。欧几里得主要是博采前人的研究成果，然而他善于综合编撰，取材精当，析理深透，叙述清楚，逻辑性很强，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贡献。《几何原本》一向被认为是最好的数学课本，在西方各国传习甚久，直到19世纪才被新出的教材所取代（图9-32）。我国明朝末年，徐光启等人曾将《几何原本》的头六卷译成汉文出版，那是第一部介绍到我国来的西方科学名著。

图9-31　欧几里得

图9-32　一位女教师教学生学习几何。中世纪《几何原本》卷头插画

希腊最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机械制造家，无疑要数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前212年）。阿基米德（图9-33）出身于西西里岛上叙拉古城邦一个有文化教养的贵族之家，其父费狄亚（Pheidias）是一位天象官。他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留学多年，并且以后仍与那里的科学家保持着联系。阿基米德是一位旷世奇才，一位科学史上的巨人。他不但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非常重视实用，能把科学知识应用到生产和国防事业中去。他发现了浮力定律、杠杆原理，发明了滑轮、螺旋等器械，并根据当时几何学和代数学的知识，制定了一些数学公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圆周率。阿基米德所算出的圆周率，是在与之间，即，那在欧洲古代史上算是最精确的了，但还不及5世纪时中国大数学家祖冲之所算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来得精密。关于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的经过，有个流传甚广然而未必真实的故事：说是叙拉古城邦的僭主希伦二世（Hiero II of Syracuse）定制了一顶金王冠，但被匠人掺进了一些铜。希伦二世便把阿基米德请来，问他能否断定那顶金冠里面有多少铜的成分？阿基米德当场不能回答，但过后他在就浴时发觉自己的身体在水中浮沉，便从浴缸中一跃而起，喊道：“Eureka，Eureka！”（意为“我发现了！”或“我懂得了！”）Eureka（尤里卡）一语，后来成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同义语。在当代，西欧共同体各国力图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尖端技术，它们那个雄心勃勃的科学规划就叫作“Eureka计划”。物体入水失重，其所失去的重量等于其同体积水的重量。金重于铜，同样重量的金和铜，铜的体积大于金。他根据比重原理，很容易地就算出了那顶王冠里面有多少金子多少铜。不管这个故事真假如何，有一点是确实的，即阿基米德发现了比重原理。再者，他还精确地论证了杠杆原理。应用杠杆原理，人们可以用小力举大重。阿基米德曾经这样说：“给我一个立脚点，我可以移动这地球！”这是一个大科学家的豪言壮语。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叙拉古城邦曾经离叛罗马而与迦太基联合。其后罗马大军围攻叙拉古，阿基米德便为叙拉古人制造了一些攻守的器械，其中有一种投火机，能把燃烧着的东西弹出去焚毁罗马人的战船（图9-34）。此外，阿基米德又发明了抽水机，能从破船上把积水排出去。公元前212年，叙拉古城破，在兵荒马乱之际，阿基米德惨死在罗马兵丁的刀锋下。据说当那些罗马人闯进他的研究室时，阿基米德正在绘制科学图案。他在遇害之前，还对那班罗马人怒喝道：“不要毁坏我的图案！”

图9-33　阿基米德

图9-34　阿基米德设计的反射装置，通过太阳光的反射来焚毁罗马人的战船。

（3）医药学和生物学。

在远古时期，医药学和巫术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也曾把巫和医并称，后来文明进步，医药学才发展为科学。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把医药学从神道迷信中解放出来的人，便是那被称为医药学之父的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年）。他出生于爱琴海东部的科斯（Cos）岛，但因走方行医，足迹遍于希腊本土各地。希波克拉底认识到一切疾病都是起于自然的原因，所以医生必须对症下药，用科学方法来进行治疗。他注意病人的生活习惯、饮食和药物，有时也施行手术。当时的医药学还是很幼稚的，然而他的这种研究方向，已经把医药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此外，希波克拉底非常强调医药工作者的医德和社会责任感。他谆谆告诫，说医药工作者一定要有济世之心，要千方百计地救死扶伤，解除病人的痛苦，决不能单纯用自己的医术去牟利。希波克拉底留下一篇《誓言》，那真是语重心长，字字珠玑，直到现在仍被医药工作者奉为职业上的信条（图9-35）。

图9-35　希波克拉底

亚里士多德曾经致力于生物学的研究，写过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的专著。到了希腊化时代，生物学更有所发展。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了动物和植物园，搜罗了各地的珍禽异兽，花卉果木，供学者们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公元前3世纪初期，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做研究工作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勒斯（Herophilus），根据人体解剖，证明脑是思维器官，而人的一切感觉都是由神经来传递的。他并且初步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认识到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表示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希罗菲勒斯的这些创见，实为近代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先河。直到17世纪上半期，英国医师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才科学地论证出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

四、希腊的艺术

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是凭可以感触的形象或音节来表现人们的思想意识。与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归根到底，艺术也是由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

古希腊的奴隶制发展得比较充分，它扩大了社会上的分工，这就使一部分人得以有充分的闲暇去钻研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是在高度发展的奴隶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希腊人在建筑、雕刻和绘画等方面，原先是模仿埃及和克里特。然而，他们却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希腊人糅合了前人的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加以美化和提高，使之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希腊人创造了方顶拱柱的营造法式，尤其善用柱廊，烘托出顶天立地的气概。他们很注意拱柱的格式，不断在翻新。起初是比较朴质、浑厚的多利亚式，后来又出现了比较华丽、纤巧的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这种方顶拱柱的建筑巍峨壮丽，庄严肃穆，气象恢宏，是建筑史上的一大创造，为后世所取法。古罗马的建筑，多为这种格式。现今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那座林肯纪念堂，也是采用古希腊的这种营造法式建造起来的。

希腊的艺术，也是围绕着宗教信仰发展起来的。它具有群众性和宗教性。希腊最完美的建筑，便是雅典卫城的那座帕提农神庙（Parthenon），即雅典娜神庙（图9-36）。

图9-36　雅典卫城及其帕提农神庙（从西南面看的景致）

原先，在希波战争期间，波斯侵略军曾经两度闯进雅典城，把雅典卫城的建筑物破坏殆尽。及至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赢得辉煌的胜利，雅典人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他们的保护神雅典娜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堂，以示庆祝。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雅典已经发展为一个帝国，它要求参加提洛同盟的各城邦交纳巨款，而用这笔钱来美化自己的城市，广兴建筑，其中最大的一项工程就是建造帕提农神庙。这座帕提农神庙位于卫城之巅，是由3位艺术大师设计建造的：总其事的是伯里克利的密友、大雕刻家菲狄亚斯（Phidias），负责设计的是大建筑家伊克提诺斯（Ictinus）和卡利特瑞特（Callicrates）。庙身全用洁白的大理石砌成，呈长方形，长约70米，宽约40米，四周竖立着46根高10.4米的多利亚式拱柱，顶着人字形的厚重的檐廊。在庙堂的东厢，面向着朝阳，巍立着那由菲狄亚斯亲手用黄金和象牙雕塑成的雅典娜神像。这雅典娜神像连基座在内高达12.8米，她神态肃穆，头戴盔冠，左手拿着大盾，右手托着一尊胜利之神，象征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而在四壁和门廊上，都镌刻着巧夺天工的浮雕，表现神话中的故事和当年雅典人的社会生活情况。整个建筑如此匀称，如此和谐，如此辉煌壮丽，真不愧为古希腊人智慧的结晶！

帕提农神庙无疑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建筑，然而它在历史上是饱经沧桑的：这座神庙在建成之后，仅约有900年是奉祭雅典娜女神的。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它约有1000年之久是被用作基督教教堂。15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希腊半岛，它又被改作伊斯兰教的教堂。及至1687年，在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期间，这座神庙竟被用来储藏军火，因军火爆炸，屋顶和内部装饰全被炸毁，只剩下那些高大的拱柱和檐廊。而在19世纪初年，帕提农神庙中的那些浮雕（据信其中有许多是菲狄亚斯的作品）被英帝国主义分子盗走，目前仍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中。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帕提农神庙，只是它在历经浩劫以后所留下来的断垣残阙。

希腊人重视人的价值，追求美好的人生，他们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尽管希腊人也迷信神，他们是按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希腊人竭力要表现人的完美，因此他们的造型艺术特别发达。希腊人的雕刻，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历史上形成一个独特的范例。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菲狄亚斯以外，还有公元前4世纪时的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和斯科帕斯（Scopas）。普拉克西特列斯所雕刻的《赫耳墨斯神像》（图9-37）和《阿佛洛狄忒神像》，各为人世间男性美和女性美的典型。斯科帕斯着重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他所雕刻的人和神都是栩栩如生的。

图9-37　普拉克西特列斯《赫耳墨斯神像》。约公元前340年。大理石。全像雕工十分精美，光润柔和，尤其是对面部的刻画，细腻之手法，出神入化，像刻画深凹暗影之中似笑非笑、或隐或现、情态万端的双眼，像表现眉目嘴鼻之间透现出犹如血肉肌肤般的柔润，无不令评论家叹为观止

希腊人留下许多著名的雕刻。那一尊直到1820年才在米洛斯（Melos）岛上发掘出来的亚历山德罗斯所作的阿佛洛狄忒像（即维纳斯像，现藏法国巴黎罗浮宫），精美绝伦，被认为是艺苑中的瑰宝。它在被发现时双臂已经脱落，后来有不少雕刻家想为之修补，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补得与之相称，只好仍照原样保存了下来。目前它虽然有点残缺，却永远放射着艺术的光芒。其他如掷铁饼者像、持矛者像、垂死的高卢人像（图9-38）、拉奥孔群像，等等，也都是不朽的杰作。直到现在，历史上还不曾有哪一个时代的雕刻能够达到希腊人那样的艺术水平。

图9-38　帕加马战争纪念碑雕刻《垂死的高卢人》。原作为青铜像，罗马仿制品。大理石。约公元前230—前220年。它以裸体表现一位已受伤正在极力支撑的高卢战士，他的头发又粗又密，短短的胡须和颈脖的项圈表明其野蛮人的身份，但他的奋力挣扎却不失勇士的刚毅和坚强

在绘画方面，希腊人也有不少杰出的成就。在希波战争之后，画家波留克列特斯（Polygnotus）曾经把马拉松战役的实况画在雅典城的画廊上，以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忱。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画家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 of Damascus）首创远视法，注意到画中人物远近应有的比例。可惜由于绘画不易保存，现在除了一些陶瓶画和后来罗马人所临摹的作品以外，希腊人的绘画作品都已经湮没无存了（图9-39）。

图9-39　欧弗洛尼奥斯红像式陶瓶。公元前515年。陶瓶画描绘了特洛伊战争中临死前的萨耳珀冬，殷红的鲜血从他身上的3个伤口汩汩流出。在亡灵的接引神赫尔墨斯的引导下，睡神修普诺斯和死神塔纳托斯这对双胞胎兄弟正合力将他抬起。画面中，无论是萨耳珀冬的缕缕褐发，还是睡神和死神的翩翩翅翎，抑或是赫尔墨斯的样貌神态，画家的描画，线条精细，色彩艳丽，形象优雅

关于古希腊的艺术品，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伦理学家兼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曾说道：“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件都是那样完美，所以历来都使人觉得它们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就其艺术的生动性来说，这些作品直到今日都好像是新颖的、刚刚产生出来的东西。它们焕发着那样清新的生命力，好像时间老人的手完全没有触及它们。”

希腊人在艺术上的成就，在某些方面真是独步古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希腊的艺术和史诗，直到现在，“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然而，希腊的艺术也只有在那种充分发展的奴隶社会中才可能出现。它是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也只能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产生，而永远不能重演。

第十章　罗马初期的历史

一、意大利半岛上的古文明

在叙述罗马史之前，让我们先看看意大利半岛的自然环境。当然，地理是历史之母，地理环境的影响是经常的、巨大的，它无疑可以加速或延缓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我们应当理解，地理环境只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外在条件，它只有通过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才能影响到社会发展。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控制力愈来愈大，而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束缚力则相对地减小了。

在地理上，意大利是一个靴形的半岛。它北接阿尔卑斯山，向南伸展到地中海中部。在邈远的古代，这个半岛原是与西西里岛、非洲连接在一起的。纵贯全境的亚平宁山脉，构成半岛的屋脊。在北部有波河所冲积的平原，在中部有台伯河。广阔的平原和丘陵地带，替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意大利半岛在面积上约比希腊半岛大4倍，它不像希腊半岛那样被山峦和海湾分裂成许多狭小的地区，而是一个比较适于政治统一的地理单位。亚平宁山脉是由东向西倾斜，半岛的东岸多为悬崖险滩，不适于舟楫停泊；半岛的南端和西岸，则有比较良好的港湾。所以虽然半岛的东岸邻近希腊，而半岛上接受希腊文化的传播，却是始于南端和西岸。

近代的考古学者，在意大利半岛上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可以证明：远在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上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是在希腊人南下到爱琴海区域的时候，印欧语系诸部族中的另一支，也循着阿尔卑斯山的几个隘口，南下定居于意大利半岛各地。这些新来的侵入者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族，并且与之同化了。当时他们都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分为许多部落和部族，但被概括地称为意大利人。其中定居于台伯河流域拉丁姆（Latium，又译拉齐奥）平原上的一些部落，被称为拉丁人。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所有这些意大利人都已经逐渐由青铜器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从事于畜牧和农耕，并且已经有了纺织、制陶和武器制造等工艺。然而，当时他们都还处在史前时期，没有文字。与地中海东部的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希腊等地比较起来，意大利半岛在当时还是一片榛莽未辟的区域。

从公元前900年左右起，有一支叫作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的东方部族，陆续从海路移殖到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关于伊特鲁里亚人（图10-1）的由来，历史学家还没有充分可靠的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伊特鲁里亚人原先居住在爱琴海区域，可能是在小亚细亚。当希腊人以及其他的一些部族南下时，伊特鲁里亚人就与克里特人一样，被迫不得不向他处逃亡，于是他们分批陆续来到意大利半岛中北部，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族而据有其地。正因为伊特鲁里亚人是来自小亚细亚一带，他们把地中海东部较为先进的文明带到了意大利。经过伊特鲁里亚人的媒介作用，意大利人逐渐开化了。

图10-1　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壁画《两个舞者》。约公元前480年

伊特鲁里亚人定居于意大利半岛中北部，因此这一带地方就叫作伊特鲁里亚（Etruria，今托斯卡纳一带）。伊特鲁里亚人奴役着当地被征服的土著部族，拥有众多的奴隶，而他们自己内部也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国家组织。他们建立了许多城邦，筑有坚固的城垣，并且互相之间结成一种松懈的同盟。伊特鲁里亚人主要是以农业为生，但也经营畜牧业。

公元前6世纪时，伊特鲁里亚人统治着一片广袤的土地：北起波河流域，南至坎帕尼亚（Campania），中包拉丁姆。伊特鲁里亚人已经有相当高的文化。他们的冶金业很发达，能冶铁铸造农具和武器，并制造精美的金银器皿。他们的工商业相当繁盛，并且拥有海军和商船队，经常与地中海东部各地有贸易往来。他们在建筑和雕刻等方面的成就也颇有可观，留下了不少艺术珍品（图10-2）。伊特鲁里亚人已经根据希腊字母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字母，有他们自己的文字记载。但可惜直到现在，这种伊特鲁里亚人的古文字仍没有人能够释读，因此有许多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史事还是暧昧不明的。伊特鲁里亚人无疑曾统治过罗马。罗马王政时期最后的那几个国王，都是由伊特鲁里亚人的军事贵族充任的。

图10-2　伊特鲁里亚陶棺。约公元前520年

紧随着伊特鲁里亚人之后，希腊人也移殖到意大利半岛的南端和西西里岛。从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起，希腊各城邦的殖民者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叙拉古、塔兰托、那不勒斯和库迈。当时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实际上，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都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希腊文化由这些地方逐渐传播到意大利全境，对罗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字母，便是把库迈城邦所用的希腊字母加以改造而成的。

在公元前814年左右，腓尼基泰尔城的殖民者在北非的突尼斯海角上建立了迦太基城。其后迦太基发展起来，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商业中心。及至腓尼基本土丧失了政治独立，迦太基反而日益繁荣昌盛。公元前550年左右，迦太基兴兵与希腊人争夺西西里岛，接着又趁势占领了科西嘉岛、撒丁尼亚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公元前5世纪时，迦太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霸权主义的商业帝国。

这就是罗马城邦兴起时意大利半岛上的概况：伊特鲁里亚人居住在半岛的中北部；希腊人居住在半岛的南端和西西里岛；意大利人的各部族，则犬牙交错地散居在半岛的中部和南部。而在半岛之外，则是迦太基人的势力范围。拉丁族的罗马人勃兴起来，便逐一来征服这些竞争者。

二、罗马城邦的兴起及其最初的政治组织

在台伯河以南的拉丁姆平原上，居住着意大利人中的拉丁诸部落。根据罗马建国的传说：最初定居在罗马地区的只有一个拉丁部落，其后又有两个部落参加进来。每个部落之下分10个胞族（也称大氏族），叫作库里亚（curia）；每个库里亚之下又分10个氏族。合计起来，罗马在氏族公社时期共有3个部落，其下分为30个库里亚，300个氏族。原先这些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过着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原始公社生活。氏族的行政权掌握在享有特殊地位的长老（senex）手里。

一向有个传统的说法，说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不过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这个年代并不可靠，实际上罗马建城的年代比这要晚得多。罗马城所在的这块地方，原为台伯河南岸拉丁姆地区的一片丘陵地带。这里有许多小山丘，拉丁人就按照血缘关系，分别聚居在这些小山丘上，形成了许多村落。在这些村落中，最重要的是那个位于帕拉蒂尼山丘（Palatine Mount，也译帕拉丁山）上的村落。后来，为了抵御外侮的必要，有7个村落联合在一起，称为七丘同盟，这便是罗马建国之始。罗马起初并没有城墙，大概直到王政时代的后期，即公元前6世纪时，才在这7个小山丘的周围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以资防守，所以罗马城曾被称为七丘之城。至于罗马（Rome）这个名称，则系来自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罗慕路斯（Romulus）（图10-3）。在罗马建城以后，这个地方的拉丁人就叫作罗马人。城市的建立，就标志着氏族制度的崩解和国家形态的产生。无怪乎在城市周围都是深沟高垒，峻堞高墙：它们那深广的壕沟便是氏族制度的坟墓；而它们的城楼则已经在指向文明了。

图10-3　母狼雕像。青铜。约公元前500—前480年。这尊母狼雕像是罗马艺术最初的一件杰作。它表现的是罗慕路斯神话并且置于罗马最重要的神庙之中

罗马城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是台伯河流域的枢纽，控制着拉丁姆地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交通孔道。它借台伯河与海外往来，帆樯可以直达城下。然而它离海岸却约有25公里之遥，可以免受海盗的剽掠。城堡依山傍水，便于防守。罗马城处于意大利半岛中部，周围有广大的农业区提供给养。其后这城邦发展起来，经过数百年的武力扩张，首先是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继而统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直到今天，罗马城仍旧是意大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它城内的那座梵蒂冈宫，则是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精神上的首府。罗马城在历史上被称为永恒之城，它历时数千年而不坠，这都是由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在政治发展上，罗马与希腊城邦中的雅典有许多相似之处。与雅典一样，罗马最初在政治组织上也有国王（rex，音译为勒克斯，相当于希腊古史上的巴赛勒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罗马最初的公民大会叫作库里亚大会（Curiate Assembly，又译罗马人民大会），凡是属于罗马那3个部落的男性成年公民都可以参加。他们按照自己所属的胞族（库里亚）聚集在一起开会，在决定问题时，30个胞族各有一票表决权。公民大会可以宣战；决定采用或拒绝元老院提出来的法案；选举国王以及其他高级官吏；并作为司法上的最高裁判机关。元老院（Senate，这个字是由senex一词变来的，意为长老议事机关）是由300个氏族各举一名元老所组成，有300名议员。它掌握着立法大权，可以制定各种法案并宣布媾和。元老院的成员，经常是由某些有权有势家庭出身的人充任，这就形成了罗马氏族中的贵族（patricians）。其后元老院的权力逐渐加大，凌驾于公民大会之上，成为罗马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当时的国王实际上只是军事首长，他在战时担任军队的统帅，平时则充当祭司长和裁判官，但没有行政权。国王不是世袭的，他经常是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由群众罢免。当时罗马还保持着军事民主制的遗风。

罗马古史上的王政时代延续了约250年（自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509年）。相传它先后经历了7个王：开国主罗慕路斯和第三王是拉丁人，第二王和第四王是萨宾人（Sabines），后来的3个王都是伊特鲁里亚人。罗马王政时代早期的历史多属神话传说，其言不雅驯，不足置信。直到公元前6世纪，即王政时代的后期，罗马才开始有文字记载，进入了有史时期。

罗马原先那3个部落的成员合在一起，构成罗马居民的核心。后来，由于交换经济的发展和武力扩张的结果，罗马居民里面参加进了许多新成员，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拉丁各部落的人。这些新来的居民不属于罗马原有的任何一个部落、胞族或氏族，因此他们就不能在那种氏族组织中享有政治权。然而，他们却不同于奴隶，他们享有人身自由，可以领有土地或从事于工商业，并且有为罗马服兵役的义务。这一批人构成罗马为数众多的平民（plebeians，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lebs，意为庶民、大众）。

与此同时，罗马人的氏族组织也在分化：一方面，贵族利用其手中的特权肆行兼并，成为拥有大量土地财产的豪门；另一方面，有许多氏族成员丧失了其原有的份地，不得不依附于某个贵族，沦为被保护民。被保护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其地位与平民无异。所以，罗马平民的来源是很复杂的，其中一部分系由原先那3个部落的成员转化而来。

社会上阶级的分化，破坏了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与梭伦在雅典所进行的改革一样，相传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约公元前578—前534年）（图10-4）根据当时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和军事需要，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他打破旧有的氏族界限，只按照财产的多寡，把全部服兵役的男子分为6个等级：其中第一级是财产最多的贵族，以下依次递减，第六级则为无产者，叫作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ns）。原有的库里亚大会被搁置了起来，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公民百人队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音译为森图里亚大会）。每100名服兵役的人组成一个队，每一队在大会中有一票表决权。当时第一级的贵族独拥步兵80队，另有骑兵18队；第二级的公民拥步兵22队；第三级的公民拥步兵20队；第四级的公民拥步兵22队；第五级的公民拥步兵30队；第六级的普罗列塔利亚，为了点缀点缀，也组成一队步兵。合计这193队，在大会上有193票的表决权。这里面只要有97票就占多数，而第一级的贵族，却独占98票。所以，贵族阶级可以不必征询其他阶级的意见，擅自按照其本身的利益作出任何性质的决定。氏族制度下的普遍民主制终于让位给阶级社会中的贵族专政。

图10-4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由于原先那3个部落的氏族组织已经破坏，罗马居民就不能再按照血缘关系来划分了，于是就按照地区行政的原则，把罗马城划分为4个区。这种区仍袭用部落的旧称，叫作地区部落。后来再加上附近的农业地区，罗马在地方行政上一共有35个地区部落。

恩格斯说得好：“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我们在前面说过，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3个王都是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人对异族的统治一向不满，而第七王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 the Superbus）暴虐无道，倒行逆施，更激起罗马各阶层人的切齿痛恨。公元前509年，罗马人联合其他一些拉丁城邦掀起如火如荼的斗争，赶走了塔克文，并趁势废除了王政。

罗马人在推翻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以后，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共和制政体。在这种新的政体下，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时主要是公民百人队大会）的权力和作用并无多大改变，只是取消了国王，而把最高行政权交由两个权力完全相等的执政官（consul）去掌握，以收互相钳制之效。执政官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只有大贵族才可以充任。他们秉承元老院的意旨，平时掌有行政、立法和司法之权，战时则为军队的统帅。遇到紧急时期，则举一人为独裁者（dictator），总揽一切军政大权。不过，独裁者完全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而设，其任期是短暂的，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执政官为了显示煊赫的威仪，乃仿照伊特鲁里亚王者的办法，在出行时后面跟着12名扈从（也称刀斧手），各人肩荷着一束棍棒，中间插着一柄斧头（图10-5）。这种象征暴力的东西，叫作法西斯（fasces）。现代最反动的政治组织法西斯党，就是用这个词的意思来命名的。

图10-5　罗马刀斧手

执政官是行政首脑，主持日常政务，并负责召开元老院会议和公民大会。因此，罗马共和时代的历法，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的。哪一年是哪两个执政官在位，即以那两个执政官的名字作为该年的年号。执政官的人选，多数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来的；而执政官在任满之后，不论其以前有没有当过元老院议员，均自动进入元老院。所以，在元老院里，集中着许多有实际经验的卸任执政官。

随后，由于政府事务日渐繁重，罗马又添设了几种新的官职：（1）执法官（praetor），这是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行政官，原为2名，后来增为4名，辅助执政官掌管政府机要，并帮助执政官处理司法上的事务。（2）监察官（censor），掌管户籍和税收，划分公民的等级。（3）市政官（aediles），管理粮食、水渠和公共建筑。（4）财务官（quaestor），掌管政府财库、军队粮饷以及战利品的处理。市政官和财务官可以由平民担任，但执法官和监察官也必须是贵族才可以当选。

本来，早在王政时代，罗马居民中就已经开始分化出两个对立的阶级——贵族与平民。贵族显然就是那些氏族长老的后裔，他们盘踞要津，占有大批土地财产，世世代代垄断着元老院中的席位和高级行政职位，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阀阅世家。平民的范围甚广，其中包括小自耕农、佃农、牧民、工匠和小商人。他们人数众多，是社会上的主要生产者，并且是罗马兵丁的主要来源。然而，平民除了能参加公民大会以外，却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权利。他们负担着繁重的赋税，不时要从军打仗，流血牺牲，但在行政和司法上都受到歧视，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平民与贵族地位悬殊，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有些平民甚至因为债务关系，被迫以子女或自己的身体作抵押，沦为债务奴隶。于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就必然要发生了。

罗马早期的政治史，便是平民与贵族之间不断斗争的历史。贵族的专横，引起平民的不满和怨愤。公元前494年，正当罗马对外用兵、军情紧急之际，平民为了反抗贵族的压迫，乃掀起撤离运动。他们携带着武器，相率离开罗马城，集合到附近的阿文提诺山（Aventine Hill，也称圣山）上去（图10-6），宣称要另建一个新邦。平民原是罗马国家的基石，罗马大部分的税收和兵源均系仰赖于平民。这时贵族看到平民出走，也惊恐万状，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让步，以示羁縻。于是，贵族允许由平民举出保民官（tribune），以监督政府的行政。保民官起初是2人，后增为4人，最后增加到10人，他们对元老院和执政官的法案或措施具有否决权（veto power，veto一词的原意是“我禁止这样做！”）。任何性质的法案，只要保民官提出否决，便必须撤回再议。而且，保民官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伤害，违者立即论死！这样，贵族专政总算受到了一些限制。

图10-6　阿文提诺山

罗马起初实行的是习惯法，裁判和量刑的标准颇不一律。执政官或其他高级官员可以任意解释法律，因此徇私枉法之事是经常发生的。平民备受司法不公正之苦，很希望能有一部成文法，来防止法律的滥用。据说在公元前454年，罗马派遣了一个考察团到雅典去研究梭伦所制定的新法，并先后成立了两个“十人委员会”（其中5人为贵族，5人为平民），把罗马的习惯法加以删改和增订，使之成为定型的律令。公元前450年左右，罗马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其中对于刑律、财产继承、债务关系和司法程序，都有具体的规定。这部法典完全是保护私有财产和奴隶制的，那里面有一条规定：债权人可以没收债务人的财产，用15磅以上的重镣把债务人拘押起来，其酷烈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不过，即使是最严峻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或任意解释法律要好一些。因此，成文法的制定，仍标志着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这部法典有12个法表并镌刻在12块青铜板上，安放在罗马元老院前面的广场上，使全国上下一体周知，所以被称为《十二铜表法》。事实上，《十二铜表法》是罗马共和时期唯一的一部成文法典，它支配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图10-7）。

图10-7　《十二铜表法》

保民官是要由平民选举产生的。因此，除了原有的库里亚大会和百人队大会以外，从公元前493年起，罗马又出现了一个纯粹由平民参加的平民大会。这平民大会是按照罗马的地方行政系统——地区部落组织起来的，所以也叫作部落大会（Comitia Tributa，音译为特里布大会）。平民大会的职能，起初只限于选举保民官以及其他可以由平民担任的行政官员，负责审理伤害保民官的案件，并经过执政官向百人队大会提出请愿书。平民大会系由保民官负责召开，它的决议案就叫作平民决议。原先，这种平民决议只是作为一种舆情的反映，并无法律效力。但到后来，由于平民的力量日益增强，平民大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平民决议的分量也就越来越重了。公元前448年，也就是在制定《十二铜表法》以后的第三年，当执政官瓦勒里奥（Valerius）和贺拉提乌斯（Horatius）当政时，罗马制定了《瓦勒里奥—贺拉提乌斯法案》，规定此后平民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对全体罗马人（包括贵族）一概适用。于是，贵族也不得不来参加这个以前只有平民才参加的部落大会，而部落大会就开始具有公民大会的性质了。在这以后，尽管库里亚大会、百人队大会与部落大会同时并存，但部落大会权力日重，它成了罗马最重要的立法机关。

公元前445年，罗马制定了法案，允许平民可以与贵族通婚，破除了婚姻方面的阶级界限。次年，罗马又设立了一种军事保民官的职位，规定军事保民官享有执政官的权力，并可由平民担任，首次打破了过去那种关于平民不得当选为高级行政官的禁例。

当年罗马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是围绕着3个大问题在进行的：一是债务问题；二是公有土地的分配问题；三是平民能否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的问题。公元前376年，代表平民利益的李锡尼（G．Licinius）和塞克斯提乌斯（L．Sextius）当选为保民官，他们针对着上述的三大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但遭到贵族的蛮横阻挠，年复一年地不得通过。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双方僵持不下，以致有5年（公元前376—前371年）都无法进行高级行政官的选举。然而，平民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连续10年都选举李锡尼和塞克斯提乌斯做保民官，终于在公元前366年通过了以他们两人的名字命名的法案，内容如下：（1）调整债务关系。债务人已付之利息，即作为偿还本金计算，其余差额，分3年偿清。（2）公民占有公地，其最高限额为500犹亩（iugum，古罗马土地面积单位，1犹亩约合5/8英亩，或我国4市亩），任何人均不得超过此数。（3）废除军事保民官的职位，但规定此后在执政官的选举中，两名执政官中应有一名为平民。这《李锡尼—塞克斯提乌斯法案》为平民争得了一些政治权利，因此颇得民心。接着不久，平民除了可当选为执政官外，也可以当选为执法官和监察官。

然而，当时罗马的官员没有俸禄，任职期间的一切费用都要自己开销。因此，只有那些富于赀财的贵族和平民中的富裕上层才能担任政府公职，而一般平民是无法问津的。

平民中是有分化的。由于平民可以与贵族通婚，平民可以当选为执政官，而执政官在卸任后即自动进入元老院，于是平民中的富裕上层与贵族合流，成为有权有势的新贵族（也称豪门贵族）。不过能够挤进统治集团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平民的境遇仍无多大改变。

公元前326年，罗马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禁止把负债的罗马公民籍没为奴隶。于是，与梭伦改革后的雅典平民一样，罗马平民终于摆脱了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厄运。在这以后，罗马的奴隶主贵族就只能把战俘和外籍人作为奴隶的来源了。

但尽管如此，罗马贵族仍享有种种特权。他们把元老院（图10-8）作为堡垒，不断向平民反攻倒算。因此，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仍继续了下来。公元前287年，平民因愤于贵族的专横，再一次掀起了撤离运动，携带武器撤出罗马城，集合到台伯河北岸的贾尼科洛山（Janiculum）上去。为了应付这一危机，平民出身的霍腾西阿（Quintus Hortensius）当选为独裁者。他顺应舆情，制定了一项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法案，规定：此后凡是平民大会所通过的平民决议，不管其是否能得到元老院的认可，一概具有法律效力，对全体罗马公民一律适用。平民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这时在法律面前，平民与贵族算是平等了。

图10-8　罗马元老院把持权力

罗马的公民大会有三个层次：库里亚大会、百人队大会（即森图里亚大会）、平民大会（即部落大会，也称特里布大会）。这时，古老的库里亚大会和百人队大会仍旧存在，但库里亚大会早已是徒具形式，失去了政治意义；而百人队大会主要是个选举机关，仅负责选举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行政官员。公元前287年的《霍腾西阿法案》确立了平民大会的最高立法地位。此外，平民大会还负责选举保民官、市政官、财务官以及其他较低级的官员，而它里面又已经有贵族参加，于是平民大会就成为罗马最重要的公民大会。不过，元老院的权力仍然很大，它始终是罗马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

罗马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延续达200余年，最后平民总算是争得了政治权利。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罗马共和国的体制也逐渐趋于完备。罗马的政治制度对后世影响甚巨，有许多政治名词常为后世所袭用。例如：美国的参议院，就叫作Senate。18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体制，曾经取法于罗马的共和制。法国的执政府（Consulate）这个名称，便是来自执政官（Consul）。拿破仑在称帝以前，他的官衔是终身执政（图10-9）。而目前西方有些为民喉舌的报刊，刊名仍标用Tribune这个词。

图10-9　第一执政拿破仑

恩格斯在总结罗马国家的产生时曾说道：“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

平民的胜利，政治权利在罗马公民中的普及，这件事对罗马共和国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尽管罗马共和国在本质上是个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元老院始终起着控制、调节的作用，但因为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都参与政治活动，个人与国家息息相关，这个国家的基础是坚固的。罗马公民都有一种公民意识，有一种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心和自豪感，忠勇爱国，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就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虽屡经挫折，终能克敌制胜。罗马之所以能够由一个小小的城邦统一意大利半岛，进而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并将之聚合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三、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

罗马在建国之初，只不过是台伯河畔一个国小民寡的城邦。在它北面有强大的伊特鲁里亚人；在它南面有许多其他的拉丁部落；在亚平宁山区居住着剽悍的萨莫奈人（Samnites）；而意大利半岛的南端，则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被称为大希腊。罗马人在武力扩张的过程中，第一步便是要收拾这些敌对的势力（图10-10）。

图10-10　萨莫奈士兵

伊特鲁里亚人在其极盛时代，国境南至台伯河岸，北至波河流域，约据有整个意大利半岛的1/3。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由于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伊特鲁里亚人逐渐走下坡路，国势日替。其后又有两个因素，更加速了伊特鲁里亚人的衰落：公元前474年，伊特鲁里亚人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叙拉古发生战争，他们的海军完全被叙拉古人所歼灭，于是他们的海上商路就被切断了。公元前5世纪末期，有一部分原先居住在欧洲西部的高卢人（Gauls）南下，越过阿尔卑斯山移殖到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步步进逼，不断侵占伊特鲁里亚人的土地。受着这海陆两方面的打击，伊特鲁里亚人的国力便削弱了下去。

伊特鲁里亚人国势的衰落，便给罗马人以崛起的机会。公元前405年，正当伊特鲁里亚人忙于对付南下的高卢人时，罗马人乘机出兵夺取伊特鲁里亚人在台伯河北岸的重镇维爱城（Veii），经过10年的围攻，终于在公元前396年拿下了这座要城，把那里的居民全部卖为奴隶，而以罗马人移殖到那里去。维爱城的占领，使当时罗马的领土增加了一倍。

然而这时，南下的高卢人却构成了对罗马的威胁。高卢人是凯尔特人（Gelts，也译克尔特人）的一支。凯尔特人为印欧语系诸部族之一，他们分为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散居在欧洲大陆中部、西部以及不列颠岛。其中居住在现今法国、比利时等地的凯尔特人，被称为高卢人。但也有人大而化之，把所有的凯尔特人都叫作高卢人。从公元前5世纪末年起，高卢人分批、分头向南扩张，有的侵入希腊半岛，乃至小亚细亚；有的侵入西班牙半岛；有的侵入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波河流域。后来，罗马人把那些定居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叫作山南高卢，而把那些仍旧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高卢人叫作山北高卢。山南高卢在侵占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土地以后，便直接威胁到罗马（图10-11）。

图10-11　高卢战士

公元前390年，南下的高卢人一直进到台伯河流域。他们打败了罗马的军队，并且曾经占领了罗马的外城，大肆烧杀抢劫，一时罗马几乎遭到灭亡。然而，罗马人毫不气馁，他们同心协力，众志成城，聚集在罗马内城的堡垒里，据险坚守。高卢人猛力攻打这座内城，废时7月不克，结果便勒索了大宗财物，又退回到波河流域去了。此后高卢人虽然又卷土重来，屡为罗马边患，但他们的势力只限于在意大利半岛北部一带。

原先，拉丁姆平原上那些其他的拉丁城邦只与罗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同盟关系，时有龃龉。在同盟的名义下，那些其他的拉丁城邦须向罗马提供兵源和粮饷，但对罗马的军政大计却无权过问，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据说它们曾想与罗马分庭抗礼，提出这样的要求：罗马元老院中的元老，半数应由它们的代表充任；罗马的两名执政官，其中一名应由它们选出。罗马坚决不允，于是只有诉诸武力，发生了拉丁同盟之战。公元前338年，就是在马其顿征服希腊各城邦以造成统一的同一年，罗马人以武力镇慑了其他拉丁城邦，宣布解散拉丁同盟，统一了拉丁姆地区。从此以后，拉丁人与罗马人这两个名词就成了同义词。

从公元前343年起，罗马人断断续续与萨莫奈人进行了近50年的恶战。萨莫奈人散住在亚平宁山区，他们分为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以农牧为生，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渗入到坎帕尼亚一带。罗马要向东南方面扩张，就必然要与萨莫奈人发生冲突。萨莫奈人骁勇善战，飘忽无定，他们凭借山区有利的形势，诱敌深入，曾经使罗马人受到几次歼灭性的惨败。萨莫奈人并且与伊特鲁里亚人、高卢人结盟，约定要合力对付罗马。然而，萨莫奈人毕竟太分散，不能形成坚强的团结。而罗马人锲而不舍，他们屡败屡战，终于在公元前295年在亚平宁山区东北部的森提努姆（Sentinum）地方最后击溃了萨莫奈人与伊特鲁里亚人、高卢人的联军。森提努姆之役的胜利，决定了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优势。

接着，罗马人就进而窥伺意大利南端的那些希腊城邦。当时那些希腊城邦由于商业上的竞争，互相倾轧，各有彼此，有的已经与罗马缔结了同盟，有的则主张保持原来的独立地位。其中势力最大的塔兰托城邦，则向希腊本土伊庇鲁斯（Epirus）的国王皮洛士（Pyrrhus）求救。皮洛士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想仿效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故事，乃于公元前280年率领了25000名希腊部队（其中步兵22000人，骑兵3000人）和26头战象，渡海来到意大利半岛与罗马作战（图10-12）。从数量上说来，这次皮洛士的兵力与50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东侵时所带的部队相差不远，而且他还拥有象队。但客主之势已大有不同。起初，罗马人是第一次在战阵上看到象队，惊骇万状，无法抵御。在两次猛烈的血战中，罗马人都被皮洛士打得大败，结果只得退入城中，依靠城垣来坚守。不过，皮洛士虽然初战得胜，他自己的部队也损失惨重。他曾经哀叹道：“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那我自己也就完蛋了！”皮洛士围攻罗马城不下，便转往西西里岛。他想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一个希腊王国，而这一项企图，却引起了迦太基人的不安。于是迦太基提议与罗马结为同盟，派了一支舰队来支援罗马。罗马人得到迦太基人的援助，气势转盛。皮洛士因为缺乏巩固的后方，兵力无法补充，其后他的海军被迦太基人所消灭，加之塔兰托等城邦又各怀贰心，其势不足以久留。皮洛士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转战5年，丧师糜饷，一无所获，不得已乃于公元前275年带着残余部队狼狈逃窜，退回本土伊庇鲁斯。而皮洛士一走，意大利南部的那些希腊城邦便一一归顺了罗马。皮洛士起初打了几个胜仗，结果却是一败涂地。至今人们还把那种表面上的、劳而无功的胜利，叫作皮洛士式的胜利。

图10-12　皮洛士于公元前280年率领一支25000人的希腊军队和26头战象，渡海来到意大利半岛与罗马作战

这样，罗马在公元前338年统一了拉丁姆地区；在公元前295年击败萨莫奈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公元前275年又征服了意大利南端的那些希腊城邦。经过这60多年的武力扩张，除了北部的波河流域仍为高卢人所盘踞以外，整个意大利半岛都被罗马所统一了。

罗马武力扩张的过程，也就是罗马日益开化的过程。意大利南端那个被称为大希腊的地区，原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文明程度远高于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罗马人征服了意大利南端的那些希腊城邦，便直接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了。

四、罗马的军事组织及其统一政策

罗马之所以要经常不断地从事于武力扩张，那是与它的社会性质分不开的。在奴隶制社会中，一方面是奴隶主贵族要掠夺更多的土地和奴隶；另一方面是那些在本国被剥夺了土地的平民想另辟生活之源。这两种势力汇合起来，便构成罗马要求向外扩张的动因。就罗马的奴隶主贵族看来，武力扩张是获得新土地的手段，而新土地的获得，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落到罗马平民手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罗马的贵族就容易驱使平民从军，利用他们充当武力扩张的工具。

罗马在其发展的初期，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往往是起初失利，而最后则转败为胜，征服了它的敌人（图10-13）。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由于200多年来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罗马成年的男性公民得以普遍享有政治权利，因此罗马立国的基础比较坚固，政治体制比较完备，而罗马人又富于爱国心，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是罗马之所以能够历经严重考验而屹立不坠的根本原因。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那便是罗马有比较稳固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良的军事组织。罗马的经济生活系以农业为主，尽管战争在进行，一般的经济生活并不立即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能够持久作战。再者，罗马寓兵于农，它的军队绝大部分系由农民所组成。这种征自民间的军队，具有高度自发的纪律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那与驱使雇佣军作战是完全不同的。有了这些优点，所以罗马在对外战争中常能克服千难万险，取得最后的胜利。

图10-13　罗马军队凯旋

罗马法律规定：罗马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男子年满17岁即当从军，45岁始免。而遇有紧急情况，未达兵役年龄的少年和超过兵役年龄的老者也都要应征入伍。罗马国家恍如一座庞大的战争机器，它做到了全民皆兵。

罗马的军事组织是以军（legion）为单位。每一个军下面辖30个连队，每一个连队辖两个百人队。一个军的兵力，约为4500—6000人不等，其中有骑兵、重铠兵、轻铠兵，适当搭配。起初，罗马有由本邦公民所组成的4个军，另外辅以由盟邦所提供的4个军，合计约得4万人。及至统一意大利半岛时，它的军队人数便增加到8万左右。罗马的每一个军都能单独作战，可以按照战事的需要，随时征集调动。所以罗马虽然有时遇到惨败，国内却保持着充分的后备兵力，能继续作战到底。罗马的士兵，大都是身披重铠，手执盾牌和长矛，腰挂短剑。罗马人在战术上也有革新：军队在作战时大抵是列为三线，最初是由年轻力壮的兵丁向敌阵投掷标枪，打乱敌人的行列，继以新兵冲锋，而把久经战阵的士兵列在第三线，以备与敌人作最后的决战。

罗马的军事纪律非常严峻，军令如山，决无宽贷。在战场上以及在行军途中，统帅的命令高于一切，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军人即使犯了很小的过失，也会受到鞭笞，甚至被处死。如有哪个部队临阵脱逃，或作战无勇，则执行十一抽杀之刑。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使那个部队的官兵全体出列，依次点名，抽出其中1/10的人来杀以示众。当年罗马军队中就是用这种残酷的刑法，使官兵们互相监督，以维持高昂的士气。罗马的奴隶主贵族崇尚武功，他们为得胜归来的将领举行盛大的凯旋式，论功行赏（图10-14）。而败军之将则无颜苟活，往往羞愧自裁。

图10-14　罗马军团

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是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来羁縻同化。在通常情况下，罗马人让被征服的各部族保留其原有土地的大部分，继续维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但却强迫他们必须在军事、政治和对外关系上受罗马领导。那些被征服的地区，有的被收为罗马的直辖殖民地，有的被列为附庸，有的则仅仅与罗马保持着同盟的关系。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各地居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也就不一样。因此他们互相之间各有彼此，互相猜忌，而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反抗罗马。罗马人就是用这种狡狯狠毒的手段，来控制整个意大利半岛。

罗马每征服一个地区，经常大约是把那里1/5的土地没收过来，作为罗马公民的胜利品。但在某些地区，被没收的土地则高达原土地面积的1/2，甚至2/3。这些被没收的土地，或者是由罗马的大贵族据为己有，用奴隶去耕种；或者分配给罗马的贫民，由他们在那里屯垦。于是随着罗马武力的扩张，罗马公民便散布到意大利全境。这种移民屯垦的办法，一方面固然是增强了罗马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加速了部族之间的同化。罗马人与其他的意大利诸部族、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半岛南端的希腊人熔于一炉，后来久而久之，便逐渐同化为一个民族了。

不过直到此时，罗马在经济和文化上还是比较落后的。罗马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工商业不很发达。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前，罗马就不曾有过统一的币制。尽管罗马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但罗马人崇尚实务，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不甚显著。当时罗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识字的人是很少的。

第十一章　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

一、罗马与迦太基的争衡，第一次布匿战争

当罗马在统一意大利半岛时，北非突尼斯海角上的迦太基已经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迦太基原为公元前9世纪末腓尼基泰尔城的殖民者所建的一个商站，它因为地处水陆要冲，工商业和航运业发展甚速。在腓尼基本土丧失了政治独立以后，迦太基却羽毛渐丰，崭露头角，成为一个很强盛的城邦。接着它便向外扩张，掠得了许多海外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时，迦太基控有非洲西北角、西西里岛的西部、撒丁尼亚岛、科西嘉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半岛的东南角。整个的西部地中海，无异就是迦太基的内湖。迦太基的航海者甚至越过现今的直布罗陀海峡，北航到不列颠群岛，南下到非洲西部沿海一带。

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迦太基呈现出高度的繁荣。迦太基城比罗马城大出3倍，居民约有60万人。它倚山面海，有坚固的城垣，巍峨的神庙，广阔的船坞，金迷纸醉的市场，以及制造各种工艺品的作坊。西班牙出产的铜和银、不列颠岛的锡、非洲的象牙、埃及和希腊的奢侈品，以及奴隶贩卖，都以迦太基为集散地。迦太基的货币，通行于地中海西部各地（图11-1）。然而，在这繁荣的背面，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弱点：迦太基的财富都集中在极少数的富商大贾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却困苦颠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图11-1　迦太基

迦太基统治集团对奴隶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极为苛重。他们予取予求，竭泽而渔，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因此，迦太基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很尖锐的。

迦太基的政治，真可以说是富豪政治。表面看来，迦太基的政治机构与罗马颇为相似，它也有公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然而，迦太基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说不上有任何权力。迦太基元老院中有300名元老，但在元老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30家豪门贵族的代表。这30名暴戾恣睢的财阀，把持着元老院，制定法律并决定大政方针。迦太基的行政长官叫作苏菲特（suffete，相当于罗马的执政官），更非大富豪不能充任。迦太基的工商业贵族为了忙于追求利润，他们自己很少从军，却用金钱雇佣外族人和奴隶来替他们打仗。这种用金钱招募得来的雇佣军，当然与罗马的民兵有本质上的区别。

迦太基人垄断着地中海西部的贸易。他们规定：其他国家或地区可以与迦太基通商，但不能与迦太基的殖民地直接进行贸易。迦太基拥有使用50支桨的战船数百艘，它的舰队统治着海洋，遇有他国的船舶违犯此项规定，则立即予以拘捕或击沉。迦太基的海员们曾经这样傲慢地说：“如果不得到我们的允许，罗马人要想在大海里洗洗手都是不可能的。”

罗马在未统一意大利半岛以前，它与迦太基的关系还算是和睦的。当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率兵侵入意大利时，迦太基甚至曾经与罗马结为同盟，合力打败了皮洛士。然而，等到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南端的那些希腊城邦进而插足到西西里岛时，由于商业和殖民利益的尖锐冲突，两国之间的关系便急遽恶化了。从公元前264年起，直到公元前146年止，罗马先后与迦太基进行过3次猛烈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延续的时间达118年之久。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Poeni），而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布匿战争（The Punic Wars）。

布匿战争的原因，是罗马的奴隶主贵族与迦太基的奴隶主贵族争夺地中海西部的土地、奴隶和商业霸权。因此双方都是为了扩张，进行的都是侵略性的战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2页）

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线，是罗马与迦太基争夺西西里岛。原先，西西里岛东部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西部则为迦太基人所控制。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为了商业上的竞争，经常发生摩擦。公元前264年，即罗马人统一意大利半岛以后的第九年，西西里岛上发生了地方性的战争，迦太基和罗马各自派遣军队援助交战中的一方，于是这长期的、酷烈的战争就轰然爆发了。

战争一开始，久经战阵的罗马陆军，在希腊城邦叙拉古的策应下，很快就占领了西西里岛的东部。然而，当时罗马还没有海军，它不但不能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本国沿海一带反而经常受到迦太基舰队的袭击。

罗马人认识到，要把对迦太基的战争引向胜利，必须兴建强大的海军。公元前260年，罗马利用希腊的造船技工建造了一批舰队，有120艘艨艟巨舰，每艘可容水手300名、战士120名。本来，罗马人长于陆战而不习海战，他们为了要把陆战中的优势发挥到海战中去，乃发明了一种利器，即在自己的战船上装上乌鸦吊桥（又称为接舷吊桥）。这种吊桥下面装有像鸟喙一样的重型铁钩，能牢固地钩住敌船不放。当与敌船靠近时，罗马战船就放下这种吊桥，让士兵们跃上敌船，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因此，新建的罗马海军虽然还缺乏在海上作战的经验，但在米拉（Mylae，即今米拉佐，Milazzo）海战和埃克诺穆斯（Ecnomus）海战中，都奋力打败了迦太基舰队。埃克诺穆斯之役发生于公元前256年，那也许是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双方参加作战的战船达700多艘（图11-2）。

图11-2　埃克诺穆斯海战

在埃克诺穆斯海战之后，罗马就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渡海去直接攻打迦太基城。这一支远征军，起初也还是胜利的，但后来却被迦太基从希腊招募得来的雇佣军所击败，结果全军覆没。同时罗马那新近获得的海军优势也丧失了。然而，罗马人却锲而不舍，他们接连建造了第二批、第三批的舰队。但这些舰队不久就又被迦太基人或风暴葬送到海底里去了。

公元前247年，迦太基的名将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来到西西里岛指挥作战，迦太基的军威为之一振。哈米尔卡·巴卡一方面在西西里岛上阻截了罗马的陆军；另一方面用舰队骚扰意大利沿海各地。这时罗马的国库已经虚耗殆尽，政府无力再兴建海军。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罗马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毅无比的决心。他们孤注一掷，用私人的捐献建造了第四批舰队。拥有装备精良的战船200艘。这最后一次的努力，却决定了战局：公元前241年，罗马舰队最后彻底地消灭了迦太基舰队，完全切断了西西里岛上迦太基军队的供应线。于是迦太基被迫乞和。

根据公元前240年的和约，迦太基人退出西西里岛，并对罗马缴纳大宗赔款，分10年偿清。从此罗马把西西里岛收为属地，设省治理，只让东岸的叙拉古城邦保持半独立的地位，与它结为同盟。接着，在公元前238年，罗马又以胜利者的余威从迦太基人手中夺取了撒丁尼亚岛和科西嘉岛，将之改为罗马的行省。

第一次布匿战争历时24年，结果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取得了在地中海西部的霸权。然而，为了这些胜利，罗马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古史记载，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总共损失战船500艘，士兵20万人。这数字也许略有夸大，但罗马牺牲的惨重却可想而知了。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占领了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和科西嘉岛。于是罗马便越出意大利半岛的范围，成为一个领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

二、第二次布匿战争

经过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是削弱了。然而它却仍旧保有相当强大的实力，时时刻刻志切恢复，要与罗马争夺霸权。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国内发生了雇佣军起义。原来，迦太基的部队绝大部分都是从地中海沿岸各地招募得来的雇佣军，他们是为了粮饷而受雇作战的。迦太基政府拖欠了雇佣军的粮饷，拒不支付，于是有一批雇佣军便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一时迦太基境内那些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和奴隶纷纷响应，聚众达10余万人。起义者控制了郊区，声势甚盛。迦太基政府又起用哈米尔卡·巴卡，经过两三年（公元前240—前238年）的苦战，才用极残暴的方式把这场起义镇压了下去。

哈米尔卡·巴卡是迦太基最大的军事贵族。他在镇压了雇佣军起义以后，便于公元前238年率兵前往西班牙半岛。哈米尔卡·巴卡要把西班牙夺过来，将之营建成一个新的基地。他在这里开疆辟土，练兵筹饷，准备对罗马进行复仇的战争。但在公元前229年，哈米尔卡·巴卡在与当地土著部族作战时毙命，他的事业便由其婿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和其子汉尼拔（Hannibal）继承了下来。

哈斯德鲁巴继续执行哈米尔卡·巴卡的扩张政策。他进行过许多战争，征服了当地的一些土著部族，把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一直扩展到埃布罗河（Ebro），并且在西班牙东南濒海之地营建了一座新城，名之为新迦太基。公元前226年，哈斯德鲁巴与罗马订立条约，约定两国在西班牙的势力以埃布罗河为界。但在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被其部下的一名奴隶所刺杀，于是汉尼拔被推举为迦太基驻西班牙部队的统帅。

汉尼拔（图11-3）是古代史上一位罕见的军事人物。他9岁时即随其父哈米尔卡·巴卡来到西班牙，自幼即以军营为家，发誓要与罗马周旋到底。哈米尔卡·巴卡死后，他又在其姐丈哈斯德鲁巴的统率下领兵打仗，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他在接任统帅时才26岁，但在各方面却显得很成熟。汉尼拔精娴韬略，骁勇善战，胆识过人，他把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部队训练成一支可怖的战斗力量。

图11-3　汉尼拔

当迦太基人在经营西班牙时，罗马人则在经营意大利北部。公元前222年，罗马征服了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即山南高卢，将之改为行省。接着，罗马人更越过阿尔卑斯山，把国势伸展到现今法国南部一带。迦太基人的势力是自南向北发展，罗马人的势力却是骎骎南下。这两股势力在西班牙北部相遇，双方都是剑拔弩张，战机一触即发。

公元前219年，汉尼拔率兵围攻埃布罗河南岸的罗马盟邦萨贡托（Sagunto），罗马即借此向迦太基宣战，于是酷烈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便开始了。当时罗马在海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似乎可以任意选择开战的地点。罗马原拟派一支大军到西班牙去对付汉尼拔，另派一支大军去直接攻打迦太基城。然而，汉尼拔盱衡形势，他知道如果在西班牙与罗马人相持，必然是旷时废日而得不到什么结局；要把战争引导到决定性的胜利，只有直捣罗马的心脏地区。公元前218年的春天，汉尼拔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胆的一次远征。除了留下一部分军队交由其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与其姐夫同名）戍守西班牙以外，他亲自带领了5万名久经战阵的步兵、9000名精锐的骑兵和37头战象，北上越过比利牛斯山，横掠现今法国南部一带，抢渡罗纳河（Rhone），绕过罗马派去阻截他的兵力，从高峰插天的阿尔卑斯山缒兵而下，直达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图11-4）。这时罗马派了两支部队来抵御，但都被汉尼拔所击败。

图11-4　汉尼拔带领5万名久经战阵的步兵、9000名精锐的骑兵和37头战象，横掠现今法国南部一带，抢渡罗纳河，绕过罗马派去阻截他的兵力，从高峰插天的阿尔卑斯山缒兵而下，直达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

不过，这一路山高水险，道路崎岖，遇有悬崖绝壁，战象和马匹都无法通过。而且千里行军，军需给养非常困难，途中饿死病死者无算。经过这样艰难的长途跋涉，汉尼拔的部队只剩下26000人，骑兵多已失去了坐骑，战象仅剩一头。而汉尼拔本人也因患热疾，一目失明。于是，他不得不停下来稍事休整，并补充兵源。那些原来居住在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因为痛恨罗马的统治，视汉尼拔为救星，约有两三万人投效到他的麾下。

汉尼拔的军队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这使罗马人惊惶万状，不知所措。虽然当时罗马和它的盟邦已经可以征调到70多万人的兵力，但一时竟无法应付。公元前217年的初春，汉尼拔从波河流域向意大利中部移动。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Gaius Flaminius Nepos）匆匆忙忙率领了4万军队前来拦击，但在特拉西美诺湖（Lago Trasimeno）附近被汉尼拔包围聚歼，结果几乎是全军覆没，弗拉米尼乌斯本人也阵亡了。这时汉尼拔原可以直趋罗马城，然而他因为缺乏攻城的器械，而且他的兵力也不足以摧毁罗马那样坚固的城池，于是就转往意大利南部，在那里搜括物资，以战养战，准备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特拉西美诺湖之战以后，罗马举出一位老成持重、名叫费边（Fabius Maximus）的大贵族做独裁者，来应付这紧急危机。费边（图11-5）知道罗马军队不能在战场上打败汉尼拔，于是他就尽量避免作战，只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但是，费边的这种拖延政策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罗马人不能让汉尼拔长期盘踞在意大利烧杀抢劫，蹂躏他们的农庄和城市，他们要求速战速决。

图11-5　费边向迦太基宣战

公元前216年，罗马推选出颇孚众望的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和盖乌斯·特雷恩蒂乌斯·瓦罗（Gaius Terentius Varro）为执政官，率领精兵86000人与汉尼拔进行决战。在意大利东南角的坎尼（Cannae）原野上，罗马的部队与汉尼拔的部队相遇。在数量上，罗马人是占绝对优势。但汉尼拔却发挥了突出的战略思想，用运动战来围歼罗马人。他把自己的步兵列为新月形，这后面掩藏着两支伏兵，而在步兵的两侧，则为强大的骑兵部队。战争一开始，汉尼拔的正面部队略向后移，而骑兵则迅即从两翼驰出，冲散了罗马的骑兵，转到罗马阵营后面去攻打，同时那掩藏着的两支伏兵也从左右两面赶上来合围。这样，汉尼拔就从前后左右把罗马部队团团围住。那些被围困在内层的罗马士兵，失去了战斗的效能，以后就是束手受戮。可怜罗马那8万多名子弟兵，其中有不少是曾经担任过执政官或元老院议员的大贵族，结果有54000人横尸沙场，18000人被俘，生还者仅1万多人。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阵亡，盖乌斯·特雷恩蒂乌斯·瓦罗仅以身免。而汉尼拔这个屠伯只付出约6000人的代价，就赢得了坎尼会战的全胜。当坎尼会战的噩耗传到罗马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哭声。

坎尼会战（图11-6）是古代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所用的战术，后来成为军事学家们反复研究的课题。而Cannae一词，就成了运动战的代称。

图11-6　坎尼会战。李维《罗马史》插图

在坎尼会战以后，那些原先受罗马统治的部族或与罗马结为同盟的城邦都纷纷离叛。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和意大利中部的萨莫奈人，早已站在汉尼拔方面与罗马为敌。而意大利境内第二个最大的城邦卡普阿（Capua），以及意大利南端的一些希腊城邦和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都背叛了罗马而与汉尼拔结盟。汉尼拔并且派了一个使团与马其顿通好，约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派兵合力进攻罗马。一时罗马四面楚歌，似乎就要灭亡了。

可是，罗马人虽然在坎尼会战中遭遇到歼灭性的失败，但却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气概。他们誓不言和，决定在极困难的环境下聚集自己的力量，以与敌人血战到底。元老院不久就重新征集了一支大军，连奴隶和未达兵役年龄的少年都奉命入伍。罗马一方面用海军游弋亚得里亚海，并煽起希腊本土的内讧，以阻止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援助汉尼拔；另一方面则征骑四出，用重兵去膺惩那些叛变了的城邦。公元前212年，罗马的部队攻陷叙拉古，把那座繁华的城市焚掠一空。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就是在叙拉古城沦陷时被罗马士兵杀死的。

汉尼拔虽然是每战皆捷，在军事上得到许多惊人的胜利，不过他的这些胜利都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而他自己的兵力却在一天天削弱下去。在他的盟邦卡普阿被罗马大军围攻之际，汉尼拔曾经率领部队进搏罗马城，以为牵制，但却无力攻打，第三天就撤走了，坐视卡普阿城被罗马大军所洗劫。汉尼拔带着有限的部队，在意大利原野上追奔逐北，兵源和粮饷都不能及时得到补充。那些曾经一度背弃罗马、与他结盟的城邦，不久又转过去重新与罗马结盟了。汉尼拔无法从迦太基本土取得什么接济，他惟一所能指望的，就是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能从西班牙率兵来援。公元前207年，哈斯德鲁巴带领了1万名援兵，循着汉尼拔进军的路线到了意大利北部，但被罗马部队中途截击，兵败身死。战争是残酷的，罗马人割下了哈斯德鲁巴的头颅，以之掷入汉尼拔的营帐中。这样，汉尼拔想得到援兵的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罗马坚持了10多年，最后在失败的阴云中却渐渐显露出胜利的曙光。罗马立国的基础并未动摇，而它的舰队则始终控制着地中海。当汉尼拔盘踞在意大利时，罗马却转而攻取西班牙。公元前210年，罗马的将门虎子、青年将领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率兵楔入西班牙东南部，在当地土著部族的配合下，拿下了新迦太基城，于是形势为之一变（图11-7）。此外，罗马还用外交手段，争取了与迦太基为邻的努米底亚（Numidia）王国统治者马西尼萨（Masinissa）的支持。公元前206年，西庇阿最后肃清了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归来，当选为执政官。在西庇阿身上，罗马人集中了胜利的希望。

图11-7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

罗马当局认为，与其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与汉尼拔作战，不如直接去袭击迦太基。迦太基本邦受困，必然要召汉尼拔回兵相救，那么罗马所受的威胁就可以解除了。公元前204年，西庇阿统率海陆军共约3万人从西西里岛浮海去进攻迦太基。他在马西尼萨所统率的努米底亚部队的策应下，很快就打败了迦太基的那些雇佣兵。果然，汉尼拔被迫撤离意大利，回师去救援他那危在旦夕的父母之邦。

公元前202年，西庇阿所带领的罗马部队与汉尼拔所仓促组成的迦太基雇佣兵最后决战于北非的扎马（Zama，位于迦太基城西南约100公里）地方。结果，汉尼拔遭遇到他生平第一次的失败，逃亡到地中海东部去图谋再起，迦太基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根据公元前201年的和约：迦太基交出全部的海外领地和海军，只准留下10艘战船作巡逻之用；迦太基对罗马赔款1万塔兰特，分50年偿清。更重要的是，此后如果不得到罗马的允许，迦太基不得与任何国家开战。这样，迦太基无异于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此外，罗马更迫令迦太基割让一部分土地给它的邻邦努米底亚。后来终于因为这一个伏线，又掀起第三次布匿战争。

在时间上，扎马战役（图11-8）与中国历史上刘邦、项羽的垓下之战同发生于公元前202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巧合。

图11-8　扎马战役

第二次布匿战争历时16年，罗马因为立国的基础比较巩固，有比较稳固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越的军事组织，所以最后终于战胜了迦太基。然而，经过了汉尼拔的侵扰，意大利半岛上已是满目疮痍，广大的农田变为荒烟蔓草之区，许多繁华的城市都成了瓦砾场。战争吞灭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而罗马统治集团却从这些血腥的战争中扩张了自己的权力。

公元前201年，西庇阿班师回到罗马，罗马人为之举行隆重热烈的凯旋式，庆祝这得来不易的胜利，并且给他加上“阿非利加征服者”（Africanus）的荣衔。罗马惩罚那些曾经一度背叛过它的盟邦，迫令其交出更多的土地，或取消其自治权，而把大批罗马公民移殖到各地去。经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对意大利本土及其海外领地的控制愈来愈严了。

三、罗马统一地中海东部地区

罗马战胜了迦太基，囊括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它为了进一步的扩张，必然要把矛头指向地中海东部地区，去并吞那些希腊化国家。

本来，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帝国为其部将所分割，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形成了3个较大的希腊化国家：一是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和希腊；二是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三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此外，在小亚细亚北部和西北部还并立着几个小王国，那便是帕加马、比提尼亚、本都和加拉太。这些希腊化国家都在谋求扩张，争城掠地，互相之间征战不已，而它们各国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

当罗马与迦太基在地中海西部进行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时，地中海东部的这些国家也是纵横捭阖，各自暗暗地帮助战争的这一方或那一方。

在这些希腊化国家中，国势较强的是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不过，马其顿与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一向很紧张。希腊各城邦为了反抗马其顿的统治，曾经分别结成两个地区性的同盟——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以求自保。只要马其顿有事于外，多数希腊城邦总是与马其顿的敌人结盟，以为内应。因此马其顿的后方是不巩固的。

从公元前215年至前146年这70年间，罗马先后4次用兵于马其顿，史称马其顿战争（Macedonian Wars）。其经过大致如下：

本来，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势力就已经扩展到亚得里亚海东北岸的伊利里亚（Illyria），在巴尔干半岛西北角有了立脚点。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中遭到歼灭性的失败，马其顿王腓力五世（图11-9）以为有机可乘，便与汉尼拔结为同盟，出兵与罗马争夺伊利里亚。当时罗马正集中力量对付汉尼拔，无暇东顾，只派了很少的部队去抵御。然而，罗马却鼓动埃托利亚同盟、斯巴达等邦起来反抗马其顿，以扰其后方。腓力五世腹背受敌，不得不罢兵言和。这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历时10年（公元前215—前205年），不过还只是前哨战，没有什么重大胜负。

图11-9　腓力五世

及至罗马在公元前202年的扎马战役中打败了迦太基，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它便立即腾出手来攻打马其顿。公元前200年，罗马借口要援助那些被马其顿奴役的希腊小邦，移师东指，发动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几乎所有那些反对马其顿统治的希腊城邦都站在罗马这一边。公元前197年，罗马军队与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部队激战于色萨利境内的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意为狗头岩）。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大致相等，约各为26000人，但罗马军队得到希腊各城邦的支持，结果大获全胜，腓力五世被迫求和。和约的条款是：马其顿放弃其对希腊各城邦的统治权，并赔款1000塔兰特，分10年偿清；削减马其顿的军备，限定它此后只能保留陆军5000人，战船5艘；此后非经罗马允许，马其顿不得与他国开战。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历时3年（公元前200—前197年），它奠定了罗马在马其顿和希腊半岛的统治。

就在庆祝库诺斯克法莱战役的胜利时，罗马统帅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庄严宣布：为了表示对希腊文化的尊重，罗马让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希腊城邦恢复独立，而仅仅要求它们与罗马结为同盟（图11-10）。然而，这只是表面文章，故示宽大。实际上，罗马统治集团对希腊各城邦的干涉和奴役，其横暴的程度不下于马其顿贵族，甚至更加苛刻。就希腊各城邦来说，这不过是虎去狼来，换了个主人而已。那些希腊城邦大失所望，它们又转过来反对罗马了。

图11-10　弗拉米尼努斯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上宣布让希腊各城邦恢复独立

罗马经营马其顿和希腊半岛，下一步必然要与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发生冲突。本来，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 the Great）（图11-11）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穷兵黩武，兼并了邻邦许多土地，梦想追踪亚历山大大帝，重建一个庞大的帝国。而汉尼拔在扎马战役失败后逃亡在叙利亚，想借叙利亚的兵力对罗马掀起复仇战争，经常为安条克三世出谋划策。公元前192年，安条克三世利用希腊人的反罗马情绪，率军侵入希腊半岛与罗马交兵，但旋被罗马所击败，仓皇退走。接着，罗马就采取大规模的攻势，派大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南下直趋叙利亚。安条克三世措手不及，匆忙纠集了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前来抵御。公元前190年，两军决战于小亚细亚西部马格尼西亚城（Magnesia）附近的原野上。在这次战役中，罗马以3万人的兵力击溃了叙利亚的杂牌部队7万人，虏获无算。安条克三世无力再战，被迫乞和。议和的条款是：叙利亚让出其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所侵占的一切土地，并赔款15000塔兰特，分12年偿清。至此，叙利亚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沦为罗马的附庸。罗马以胜利者的威势，迫令叙利亚交出它最大的仇人汉尼拔。汉尼拔无容身之地，又出奔到比提尼亚。最后，当他知道比提尼亚的那个小国之君也将出卖他的时候，终于日暮途穷，服毒自杀（图11-12）。

图11-11　安条克三世

图11-12　汉尼拔服毒自杀

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之后，腓力五世仍保有马其顿的王位。公元前179年，腓力五世忧忿而死，其子珀尔修斯（Perseus）继立。珀尔修斯想恢复马其顿原有的声威，他利用希腊各城邦对罗马的不满，组成一个广泛的反罗马同盟，准备再与罗马较量一番。罗马方面怕马其顿东山再起，乃先发制人，于公元前171年发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在公元前168年的彼得那战役（Battle of Pydna）中，罗马军队彻底击败了马其顿部队。接着，罗马便把马其顿之地分裂为4个彼此隔绝的自治区，而使之统属于罗马。珀尔修斯被作为俘虏押往罗马，后来他受尽侮辱，瘐死狱中。此外，罗马还责令亚该亚同盟各城邦挑选1000名有声望的公民，送往罗马做人质。罗马对那些曾经在这次战争中帮助过马其顿的希腊各城邦进行残酷报复，有许多城市被洗劫一空，居民被发卖为奴。这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历时3年（公元前171—前168年），它给马其顿和希腊半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罗马的暴虐统治激起了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反抗。公元前149年，马其顿人趁罗马有事于迦太基，乃聚众起义，其领导人是个名叫安德里斯库斯（Andriscus）的平民。安德里斯库斯自己冒称是珀尔修斯（图11-13）之子腓力，借以号召，一时风起云涌，声势甚盛。起义军打败了罗马驻屯军，并且与迦太基结盟，遥相呼应。罗马派重兵前来镇压，于是发生了第四次马其顿战争。次年，起义失败，安德里斯库斯被俘，旋即遇害。公元前146年，也就是罗马最后灭亡迦太基的那一年，罗马取消马其顿的自治权，将之改为行省。

图11-13　珀尔修斯

在第四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公元前149—前146年），亚该亚同盟中的希腊诸城邦曾起兵反抗罗马，不幸也失败了。公元前146年，罗马元老院下令焚掠亚该亚同盟中抵抗最烈的城邦科林斯，把它的艺术品和财宝悉数劫往罗马，居民被卖为奴隶，建筑物则付之一炬。花团锦簇的科林斯城，成了一片焦土。在这以后，罗马便把希腊诸城邦置于其驻马其顿总督的管辖之下，只让雅典、斯巴达等城邦保持一点有名无实的自治权。及至公元前127年，罗马又在希腊半岛南部设置亚该亚省以治其地。

就是这样，罗马逐一征服了马其顿、希腊半岛和叙利亚。这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大国，就只剩下一个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当汉尼拔的铁蹄正蹂躏着意大利时，托勒密王朝曾雪中送炭，用埃及的谷物接济过罗马，帮助罗马渡过难关。对于那些及时的援助，罗马还有点感恩不忘，所以没有立即加兵于埃及。然而，这也不过是暂时的优容罢了。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埃及事实上也已经成为罗马的附庸。

四、第三次布匿战争

在扎马战役以后，迦太基虽然被解除了武装并且负担着巨额赔款，但它的工商业并未受到彻底破坏，不久又渐渐复兴了。这种形势，使罗马当局感到寝食难安。

罗马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彻底摧毁迦太基，早就主张再对它进行一次战争，以期犁庭扫穴，杜绝后患。当时罗马有个保守成性的贵族元老，名叫加图（Cato，也称老加图），曾亲自到迦太基考察过，得到的结论是：迦太基一日不灭，罗马一日不得安宁。因此，他在每一次演讲或谈话时都用这样一句警语来结束：“一定要灭亡迦太基！”加图的战争宣传，更燃起了罗马统治集团黩武主义的火焰。

罗马与迦太基的邻邦努米底亚结盟，利用它来牵制迦太基；努米底亚则倚仗罗马的势力，不断侵占迦太基的土地。迦太基与努米底亚时有龃龉，而这就成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线。

公元前149年，迦太基与努米底亚发生战事。罗马认为迦太基没有得到它的允许就擅自用兵，是违犯了以前的和约，于是借此向迦太基大兴问罪之师，派海陆军八九万人在突尼斯湾登陆，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图11-14）。迦太基人在惊怖之余，表示愿意交出自己的武装，并且派300名贵族到罗马做人质。但罗马蓄意要消灭迦太基，坚决不允，一定要迦太基人毁掉他们那座固若金汤的都城，而到离海岸15公里以上的内陆去另建他们的栖身之所。由于这样一个苛刻的条件，迦太基人就被迫拿起武器来作困兽之斗。关于这第三次布匿战争，恩格斯曾说道：它“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最强的一方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最弱的另一方的征服”。（恩格斯：《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页）

图11-14　罗马军队攻陷迦太基城

当强敌兵临城下之际，迦太基人同仇敌忾，表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们进行了全民动员，男子踊跃从军，连奴隶也不例外；妇女们担任后勤工作，她们甚至铰下自己的长发，搓成绳子供制造战具之用。罗马军队围攻迦太基城，头两年毫无进展。后来，罗马统帅小西庇阿（老西庇阿之子的螟蛉子）切断迦太基城与乡区的交通线，绝其粮道，迦太基人才因为饥饿困乏，无法久持。公元前146年，小西庇阿终于攻陷了迦太基城。迦太基人在城破之后，还挨家挨户与罗马部队进行巷战，力战至死者8万余人。那原来拥有60万人口的迦太基城，最后只剩下5万老弱妇孺，被罗马人卖为奴隶。罗马人将迦太基城付之一炬，火光烛天，十余日不熄。罗马人更用耕犁在这片废墟上犁过，以示铲除了大患。原先迦太基的领土，被改为罗马的阿非利加省。于是迦太基不仅在历史上消灭了，而且也在地理上消失了。

这延续达118年之久的布匿战争，在本质上是罗马的奴隶主贵族与迦太基的奴隶主贵族争夺商业霸权和殖民地的战争。为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千百万人被驱使着去流血牺牲，无数工商业繁盛、人烟稠密的城市被夷为废墟。迦太基灭亡了，它只在荒烟蔓草中遗留下一些惨淡的回忆（图11-15）。

图11-15　1860年考古发掘时迦太基圮毁的高架水渠

罗马向外扩张所进行的那些战争，具有极野蛮的掠夺性。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公元前149年至公元前146年这3年间，罗马一方面在非洲西北角进行第三次布匿战争；另一方面又在马其顿和希腊半岛进行第四次马其顿战争。这两场战争的破坏性都很大，罗马就在最后毁灭迦太基的那一年，用同样残暴的手段毁灭了科林斯城。

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不久，罗马又用兵于西班牙半岛。本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后期，罗马已经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西班牙。公元前197年，罗马在西班牙设立了两个行省，即内西班牙和外西班牙，以治理其地。不过当时罗马在西班牙的统治地区不广，只限于该半岛东部和东南部沿海一带。广大的西班牙内陆和西部沿海之地，还居住着许多强悍的部落和部族，他们不断反抗罗马的侵略。公元前154年，居住在西班牙半岛西部（今葡萄牙一带）的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s）掀起反罗马的斗争，声势甚盛，其领导者是牧人维里亚图斯（Viriathus）。维里亚图斯是一位杰出的群众领袖，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曾联合其他各部族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多次打败罗马军队，掩有西班牙的半壁江山（图11-16）。但他在公元前140年被罗马的奸细所刺杀，卢西塔尼亚人的起义遂遭失败。

图11-16　维里亚图斯

在卢西塔尼亚人的起义被罗马镇压以后，西班牙中部山区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s）继续进行斗争。他们曾利用山区有利的地形，诱敌深入，迫使罗马部队2万多人投降，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罗马元老院在惊怖之余，特派扫灭迦太基的名将小西庇阿前往西班牙，率兵6万人进扑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围其首城努曼西亚（Numantia）。公元前133年，经过15个月的围攻，小西庇阿终于攻陷了努曼西亚城，扼杀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抵抗运动。在这以后，除了西北山区的一隅之地以外，整个西班牙半岛都成了罗马帝国的领土。罗马加强了对西班牙的控制，一方面在那里驻兵屯垦；另一方面也鼓励拉丁人向那里移殖。西班牙半岛被纳入了拉丁文化的范围。

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又在地中海东部得到了两块大面积的土地：一是帕加马；二是昔兰尼加（Cyrenaica）。

在小亚细亚的那些希腊化国家中，帕加马在经济和文化上较为发达。当罗马向地中海东部扩张时，帕加马经常与罗马结盟，借罗马的势力以求自固，并兼并邻邦的土地。公元前133年，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死而无嗣，献其地于罗马。公元前129年，罗马将之改为亚细亚省，是为罗马在亚洲土地上设省之始。

昔兰尼加是由希腊人在非洲北岸的殖民地昔兰尼（Cyrene）发展起来的，位于埃及与迦太基之间。在希腊化时期，它属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公元前96年，其王托勒密·阿皮翁（Ptolemy Apion）献其地于罗马，罗马将之改为昔兰尼加省（图11-17）。

图11-17　托勒密·阿皮翁

这样，经过200多年的武力扩张，罗马就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大致上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区域。罗马把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科西嘉岛、西班牙半岛、马其顿、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埃及和非洲北岸聚合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而整个地中海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当时罗马的统治，已经建立在高度发展的奴隶制的基础上。

罗马将其所征服的地区改为行省，设官治理。从公元前241年至公元前96年这140多年间，罗马先后建立了11个行省，那便是：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内西班牙、外西班牙、山南高卢、伊利里亚、阿非利加、马其顿、亚该亚（南希腊）、亚细亚、昔兰尼加。每个省都设有总督，总揽当地的军政大权，其人选多为执法官或已经卸任的执政官，但任期只有一年。总督是封疆大吏，在任期以内，他几乎可以凭自己的权力为所欲为，尽量搜刮民脂民膏而不受制裁。因此，各行省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意大利本土人民尤为苛重。

第十二章　从贵族共和到帝政

一、罗马社会的激变——奴隶制的发展

在武力扩张的进程中，罗马社会内部起了急遽变化。一方面，地主贵族在战争期间兼并了广大的农田，商人和高利贷者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武人和政客从被征服地区掠夺了巨额的财富，这些人都成为家财累万、奴隶成群的豪门贵族。而在另一方面，平民则在从军出征时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业。纵然他们能胜利归来，也成了一贫如洗的无产者。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样，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就尖锐化了。

这时罗马新兴了一批富于赀财的商人贵族，由于他们在军队中是担任骑兵，所以被称为骑士（equestrians）。当年罗马在被征服地区征收赋税，是用招标的方式由商人去承包。于是有些不法之徒便多方钻营，先把一定数额的包银交给政府，然后到被征服地区去尽量搜刮。那一批无恶不作的收税人吸饱了人民的膏血，满载而归，又把搜刮得来的钱广置田产，放高利贷。他们竞尚豪华，营建宏大的花园别墅，其中有各色各样舒适的生活设备。那些脑满肠肥的暴发户，穿的是紫衣罗裳，吃的是山珍海味，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有个当过执政官的罗马贵族，曾经因为家中所藏的银器超过了10磅重而受到处罚。而这时候，一个比较显贵的罗马富室，家中所藏的金银器皿竟重达1万磅。

原先，罗马经济主要是自耕自作的小农经济，劳动者多为自由民，奴隶制是不发达的。然而，就是在向外扩张的进程中，罗马的奴隶制便加速发展起来。恩格斯指出：“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当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时，意大利境内的奴隶还是为数不多的。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罗马先后占领了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和科西嘉岛，才从那些地区掳掠了数以万计的和平居民，将之籍没为奴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意大利本土被汉尼拔的铁蹄蹂躏达10余年之久，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人口锐减了1/3，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而罗马的贵族们则乘机肆行兼并，在他们手中集中了大面积的土地。贵族们为了经营其大地产，乃大量使用奴隶。大概从公元前2世纪初年起，奴隶就成为罗马社会中主要的劳动力。

当时罗马奴隶的来源大致有三：首先是战俘和被征服地区的和平居民。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和迦太基双方都曾把大批战俘卖为奴隶，而罗马在膺惩那些背盟的城邦、攻陷叙拉古和卡普阿时，也曾把当地的和平居民发卖为奴。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罗马一次就把15万希腊人卖为奴隶。罗马毁灭迦太基，幸存下来的5万迦太基人全被卖为奴隶。罗马洗劫科林斯，科林斯全城的人都被发卖为奴。之后罗马用兵于西班牙、高卢等地，也都掳掠了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高卢人为奴。每经过一次战争，必有大批战俘被卖为奴隶。

其次是欠税或负债的人，被恶毒的债权人卖为奴隶。尽管罗马早在公元前326年就已经在其公民中废除了债务奴隶制，但在意大利境内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们中，在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的居民中，债务奴隶制仍广泛存在。加之赋税苛重，民不堪命，不得不举债纳税，而包税人和高利贷者则乘人之危，用债务关系把自由人发卖为奴。

最后是海盗在地中海沿岸掠夺人口，把他们拿到奴隶市场上来贩卖。这种掠夺人口的海盗有时很猖獗，英名盖世的罗马贵族政治家恺撒，他自己就曾经一度被海盗劫去过。

当时罗马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各大城市都有奴隶市场（图12-1）。希腊人的圣地提洛岛变成奴隶贩卖的中心，在那里经常有上万名奴隶被买进卖出。奴隶被视为商品，他们颈项上挂着自己的履历表，被关在栅栏里任人选购。在这些被贩卖的人口中，有的是天真无辜的儿童，有的是优良的工匠，有的是擅长音乐和舞蹈的女郎，有的则竟是博学多才的名师硕儒。然而，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他们却一概丧失了人身自由。

图12-1　罗马奴隶市场

罗马的奴隶，大概可分为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这两大类。国有奴隶是被用之于公共性的力役，建筑城堡、驰道、水渠、神庙、政府大厦、竞技场或其他公共设施。私人奴隶有些是被用之于家务劳役，但绝大部分是被用之于生产劳动。罗马的豪门贵族，家中都使用着大批奴隶，担任各项杂役。而在贵族们所经营的农庄、矿山和作坊里，则有千百成群、额上被打着烙印、脚上戴着镣铐的奴隶，在皮鞭的威胁下从事于繁重的劳动。像庞培那样的大奴隶主贵族，就曾经这样夸口道：只要他跺跺脚，立即就可以从他自己的奴隶中组成数千人的军队。在西班牙有一座银矿，那里面从事于采矿的奴工多至4万人。当时罗马奴隶人数之众，便可以想见了。

残酷不仁的罗马贵族，除了尽量剥削奴隶的劳动以外，还把奴隶本身当作一种娱乐的工具，从奴隶们的互相残杀中取得一种蛮性的快乐。大约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贵族就袭用以前伊特鲁里亚人所遗留下来的一种娱乐方式，使奴隶们披坚执锐，在人们的围观下进行角斗，直至得胜的一方击倒或杀死了失败的一方，观众才尽欢而散（图12-2）。那些被抓来参加这种角斗的奴隶，叫作角斗士（gladiator）。起初还只是两人进行角斗，后来则规模愈来愈大，奴隶们被排列成队伍来进行残杀，与真正的战争没有两样。每经过一次大角斗，剧场上都是尸体纵横，血流成渠，隐隐地还有痛苦哀号的声音，而那些丧失了人性的观众则反而以此为乐！贵族们的暴虐，还有更甚于此的吗？

图12-2　角斗士

奴隶劳动完全是一种无报偿的劳动，奴隶的劳动果实完全被奴隶主剥夺了去。奴隶们真的是“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他们之中的死亡率很高，一个健壮的奴隶往往不到几年就被折磨致死了。关于当年那些在矿山中工作的奴隶，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在其所著《史事汇编》第五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所有这些人都戴着镣铐，他们不停地在工作，日日夜夜都不准有任何休息……只要监工者略略示意，无情的皮鞭就会重重地打在他们身上。这些可怜的人们没有受到丝毫的关顾，他们所穿的破衣，连他们那光赤的身体都遮掩不住。无论什么人看到了他们那凄凉的、惨不忍睹的境遇，都一定要恻然兴悲。虽然他们是病了，受伤了，甚至是残废了，都不许有片刻的停顿或休息。老年人的衰迈无力和妇女们的孱弱，也不能得到丝毫的宽宥。他们都是在皮鞭下被强迫着去工作，直到他们死了才算完。”

其后，2世纪中期的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Apuleius）（图12-3）在其所著《金驴记》一书中，记述他在磨坊中所见到的奴隶们的惨状，说道：“天呀！我目中所见的竟是一群怎样佝偻的、瘦小的人啊！他们的皮肤上布满了青黑色的创伤，背上则全是一大块烂疮。那些破碎不堪的衣服，与其说可以御寒，不如说只是聊以蔽体罢了……他们的额上打着烙印，囚首垢面，膝上钳有锁链……他们的眼睑都溃烂了。”

图12-3　阿普列尤斯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阿普列尤斯所记载的，就是当年罗马奴隶的生活实况啊！从这两段充满了血泪的文字里，我们不难想象：奴隶的生活是一种多么惨绝人寰的生活，奴隶制度是一种多么残酷、多么悖天背理的剥削制度！奴隶们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他们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而他们的生活与牛马并没有两样。

奴隶们受不了那种残酷的剥削，终于聚众起义了。公元前135年，罗马的谷仓西西里岛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

西西里岛土地肥沃，气候温煦，宜于发展农业。自从它被罗马收为行省以来，罗马的一些奴隶主贵族便纷纷来到这里，霸占了大量土地，驱使从外地掠来的、千百成群的奴隶去耕作，而他们对奴隶的剥削也特别苛重，完全不顾奴隶的死活。公元前135年，西西里岛中部恩纳城（Enna）郊区的一个大庄园里发生奴隶暴动，其领导人为尤诺斯（Eunous）。尤诺斯原是一名来自叙利亚的奴隶，平日为人排难解纷，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为了便于号召，乃倡言神的意思是要他做国王，以拯救受苦的人。一时风起云涌，从者云集，很快就组成一支庞大的起义队伍，拿下了恩纳城。影响所及，西西里岛西南角的阿格里真托城（Agrigento）也爆发了起义，其领导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牧马人凯利昂（Kleon）。这两支起义队伍汇合在一起，聚众达20万人。他们惩治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奴隶主贵族，并且屡次打败罗马军队，西西里岛全境易色。起义军推举尤诺斯为王，而尤诺斯把他自己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联系了起来，自称是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建立了国家体制，设有人民会议和人民法庭。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个由起义奴隶所建立的政权，只给参加起义者以自由，还不能提出普遍废除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加之起义者内部不协，纪律松弛，这便予敌人以可乘之机。罗马方面用重兵围攻恩纳城，起义者奋勇抵抗，然而因为粮少食尽，困于饥饿，无法久持。公元前132年，恩纳城破，凯利昂力战而死，尤诺斯被俘，死于狱中，这次起义遂告失败。事后，罗马统治集团对参加起义者肆行屠杀，有2万多人被磔死在十字架上。

就在西西里岛上发生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时，小亚细亚西部的帕加马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我们在前面说过：公元前133年，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死而无嗣，遗命献其地于罗马。然而，阿塔罗斯三世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名叫阿里斯东尼克（Aristonicus，称为欧迈尼斯三世Eumenes III），因其本人觊觎王位，反对把国土献出去，乃聚众起义。阿里斯东尼克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宣布解放奴隶，从奴隶和贫农中组织了一支军队，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号称“太阳国”，以与罗马抗衡。而他的反罗马斗争，曾赢得邻近诸国的同情和支持。公元前131年，阿里斯东尼克曾打败罗马派来镇压的部队，声势甚盛。但接着不久，罗马援军大至，阿里斯东尼克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后来在罗马遇害。公元前129年，帕加马的故地被罗马改为亚细亚省。

公元前103年至公元前99年，西西里岛上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其领导者为特里丰（Tryphon）和雅典尼昂（Athenion）。起义者发展到两三万人，他们与上一次的起义者一样，也建立了国家体制，立特里丰为王。罗马统治集团竭全国之力，才勉强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

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运动

当奴隶制日益盛行时，罗马社会内部连带地发生了另一种巨大变化，即为数众多的平民丧失了土地，成为游民无产者。罗马平民的破产，主要是由于奴隶劳动排斥了自由民的劳动。而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西西里岛、埃及、北非等地廉价谷物的输入，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远在公元前4世纪初期，罗马的地主贵族就已经大肆兼并农田，致使许多平民丧失了土地。公元前366年，罗马通过了由保民官李锡尼和塞克斯提乌斯所制定的一项法案，规定无论何人，其所占有的公地不得超过500犹亩。不过这个法案只是一纸具文，并没有严格执行。

罗马武力扩张的过程，也就是罗马土地集中的过程。地主贵族一方面趁平民从军出征时兼并了平民的农田；另一方面又在被征服地区霸占了大面积的土地。这种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到了公元前2世纪时，真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这时在意大利半岛以及帝国境内的其他地区，自耕农的人数越来越少，而地主贵族所经营的大庄园（latifundium，意为大地产）则在不断扩展。地主贵族利用其手中的特权，驱使千百成群的奴隶来耕作，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种植谷物以及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并发展畜牧业，这显然不是小自耕农所能与之竞争的。结果，奴隶劳动便代替了自由民的劳动，无数平民被驱逐出社会生产事业之外，成为到处流浪的无业游民。

这种土地集中的形势，不仅剥夺了千百万人的生活之源，而且从根本上削弱了罗马的国力。奴隶制的日益发展和游民无产者人数的日益增多，使罗马昔日那种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遭到破坏。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也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于是，格拉古兄弟两人便挺身而出，来倡导限田运动。这两位社会改革者是出身于显赫的贵族世家，他们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执政官；他们的母亲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Cornelia Africana）以贤德著称（图12-4），而他们的外祖父就是那威名赫赫、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大将老西庇阿。公元前133年，长兄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当选为保民官。他曾经用这样激动的言词对罗马的平民大声疾呼：“散处在意大利原野上的野兽，也还有洞窟和栖息之所来安顿它们的身体。你们这些为意大利而战斗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空气和阳光，便是你们惟一的财产啊！你们无家可归，你们没有容身之地，只是带着你们的妻子儿女到处流浪。你们从军打仗，你们流血牺牲，结果只是使他人安富尊荣。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在这世界上，你们却没有一尺一寸的土地！”然而，提比略·格拉古的根本立场则是：罗马的军事力量是依靠自由农民来组成的，如果听任贵族大肆兼并，罗马就没有足够的自由农民来充实军伍；但如果把贵族过多的土地拿出来分配给平民，自耕农的数目增多了，军队的力量必然会加强，那么罗马就可以主宰全世界。再者，当时西西里岛上正发生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他想用自上而下的改革来缓和阶级斗争。

图12-4　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

提比略·格拉古提出了一项法案：限定一家之主所占有的公地不得超过500犹亩，若有子嗣，其长子和次子得各另占250犹亩，然仅以两子为限，其余的人不得受田。合计起来，每个贵族之家所领公地的最高限额为1000犹亩，凡超出此数者应当拿出来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平民。实际上，这个法案只是以前李锡尼和塞克斯提乌斯所制定的限田法案的翻版，不过限制更宽罢了。但贵族阶级不肯放弃其自私的利益，他们气势汹汹地表示反对，并嗾使另一位保民官马可·屋大维（M．Octavius）出面来否决提比略·格拉古所提出的法案。斗争是激烈的，提比略·格拉古乃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图12-5）。他不顾关于保民官在任职期间不容侵犯的规定，提请公民大会罢了马可·屋大维的官，而把他自己所提出来的法案制定为法律。接着，提比略·格拉古便成立了由他自己与其弟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及其岳父克劳狄（Appius Claudius）所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进行限田和分配土地的工作。他把贵族之家多于1000犹亩的土地予以没收，将之分为30犹亩一块的农田，交给无地或少地的平民去耕种。这种改革运动在全国各地激起狂澜怒潮，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渴望分得土地的农民从各处奔赴罗马，“真如万流趋海一般”。然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是一件极复杂的事，而保民官的任期又只有一年。提比略·格拉古为了使自己有充裕的时间来贯彻这种改革，便再竞选做下一年度的保民官。但当时罗马的法律是不允许保民官连任的。于是一些暴戾恣睢的贵族就在法律与秩序的名义下聚集起来，拿着武器冲进选举场，当众打死了提比略·格拉古，并且杀死了他的同党300多人，投尸于台伯河。这样，罗马的限田运动就演为流血斗争。

图12-5　提比略·格拉古与贵族阶级进行激烈斗争

罗马平民那种热火朝天的要求分得土地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贵族的镇压而减退下去。提比略·格拉古死后的第十年，即公元前123年，其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图12-6），便重新提出了上述的限田法案。这时的改革运动，更加上了复仇的意味。盖约·格拉古愤慨地说道：其兄提比略之死，“是最高尚的人被最卑劣的人谋杀了”，理应为之复仇，伸张正义。盖约·格拉古比其兄更为激进，更为坚决果断，遇事敢作敢为。他不但把贵族之家过多的土地拿出来分配，并且限定罗马政府要发放平价粮食，以救济贫民。在政治上，盖约·格拉古是代表新兴的商人贵族来打击元老院中的地主贵族。他把罗马在小亚细亚的征税权让给商人去承包，并且把罗马的司法权也交给那批暴发户商人。由于平民与商人贵族的支持，盖约·格拉古得以破例连任了2年的保民官。然而，其后他提议要把罗马的公民权授予意大利境内一切的自由民，这件事却使他在罗马平民中丧失了一部分人的拥护，因为即使是破了产的平民，也反对其他的意大利自由民享有罗马公民权。此外，盖约·格拉古还策划在迦太基的故土上建立一块殖民地，把一部分罗马人移殖到那里去屯垦；而罗马人安土重迁，对此项计划并无兴趣。罗马的地主贵族对盖约·格拉古恨之入骨，便趁势用武力来进行反扑。在罗马的街衢上，贵族的武装力量和改革派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大搏斗，双方均有死伤（图12-7）。盖约·格拉古和他的同党3000多人被迫退守在阿文提诺山上，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全被杀害了。残酷不仁的贵族，用铁叉高举着盖约·格拉古的头颅，蜂拥地回到元老院，以庆祝这一场血腥的胜利。

图12-6　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

图12-7　盖约·格拉古遭到追杀

格拉古兄弟所领导的限田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在改革期间，先后约有七八万无地或少地的平民分得了土地。但最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终于失败了。盖约·格拉古殉难以后，不久限田法案就被废止，而地主贵族则进行反攻倒算，兼并之风比以前更加炽烈。这样，罗马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就越发深刻化了。

格拉古兄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拥护这一运动的广大人民没有做到充分的团结。起初支持格拉古兄弟的那些商人贵族，在获得了许多特权之后，迅即暴露出他们那反动的本质，转过去与地主贵族携手了。那些习惯于寄生生活的城市中的游民无产者，不愿再回到农村中去劳动生产，他们对土地改革漠不关心。而格拉古兄弟所依靠的那些农村中的小私有者，其本身又是涣散的、脆弱的。他们在经济上不能与地主贵族使用奴隶劳动来耕作的大庄园相竞争，不久就又破产了。

格拉古兄弟（图12-8）在罗马进行限田运动的时间，约相当于中国汉武帝时董仲舒奏请“限民名田”的时间。罗马与中国万里睽隔，而当时所发生的社会问题，在性质上是有点相似的。

图12-8　格拉古兄弟

关于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运动，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评论。然而，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格拉古兄弟能以天下为己任，关心人民疾苦，不惜冒险犯难，厉行改革，而最后竟以身殉，这就足以彪炳千秋了。直到近代，那位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表达过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还在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格拉古来表明自己的信念。

三、阶级矛盾的激化——马略与苏拉

罗马社会中存在着3个主要阶级：贵族、平民和奴隶。其中贵族和平民是自由人，奴隶则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当时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但在平民与贵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在贵族内部，新兴的工商业贵族与古老的地主贵族也在互相倾轧。奴隶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工商业贵族与地主贵族的斗争，这些错综复杂的阶级冲突，造成了自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来罗马历史上那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

在罗马统一地中海区域以后，罗马平民中就只剩下少数人仍为自耕农。大多数平民都丧失了土地，成为流浪在街头的无产者。这种无产者的人数，最高时曾达到80万之众。当时罗马的无产者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是根本不同的：近代的无产阶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者，是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的先进阶级；而在当时，罗马的无产者则为脱离了社会生产事业的游民，专靠贵族从对奴隶和农民的剥削中拿出一点余唾来供养。然而，罗马的无产者尽管是孑然一身，但却享有公民权，能在公民大会上投票选举。因为有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成为罗马贵族在政争中所利用的工具。罗马平民的口号是面包和竞技，只要谁能多出钱贿赂，多演几场大规模的角斗士残杀，他们就投票选举谁。

关于罗马平民之转化为无产者，马克思在1877年写给俄国《祖国杂志》的信上曾经这样说：“在《资本论》的许多章节里，我曾经指出古代罗马平民的命运。最初，罗马的平民是自耕自作的自由农民。但在罗马历史赓续演进的过程中，他们却逐渐遭受到剥削。兼并土地的运动，一方面使罗马平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同时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大地主和大货币资本家。于是，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日子里，罗马迅即一方面出现了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一方面出现了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大财主。以后的情形如何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成为雇佣劳动者，而转变成怠惰的暴民，变成比美国南部诸州‘贫穷白人’的道德水准尤为低下的‘乌合之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序言中更引用瑞士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西斯蒙第（Sismondi）的一句话说道：“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0页）

这时，罗马的政治斗争渐渐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每逢公民大会讨论重要议案时，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拥兵自卫。谁的兵力强，谁的意见就可以在大会上得到通过。从事于政治斗争的各党派，都拉拢与自己政见相接近的军人做奥援。而军人也就利用这种形势，以造成武力独裁。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罗马原先那种贵族共和制的政体再也不能维持了，代之而起的是代表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军阀政治。

这时发生了朱古达战争。原来，在迦太基被灭亡以后，非洲北部的努米底亚仍保持着半独立状态，依附于罗马。公元前118年，努米底亚国王米奇普撒（Micipsa）去世，诸子争立，王室内讧不已。后来，争得了王位的朱古达（Jugurtha）拒不服从罗马元老院的安排，而且在争城掠地时杀害了一些罗马侨商。于是罗马乘机扩大事端，于公元前111年兴兵征讨朱古达，史称朱古达战争（图12-9）。就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军队的腐化已经暴露无遗。统帅们接受了朱古达的贿赂，旷时废日，并不坚决作战，连遭败北。罗马的商人贵族对于这种情况颇为不满，乃于公元前107年选举了行伍出身但与骑士阶级接近的将领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做执政官，负责非洲方面的军务。不过，元老院中的地主贵族却反对马略，拒绝把军队交给他。双方争持不下，于是马略就一反过去的惯例，打破罗马公民从军的财产限制，自己在平民中募集了一支雇佣军，并且用这支军队征服了努米底亚，俘朱古达以归。

图12-9　朱古达被俘

马略招募雇佣军，这在罗马军事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在这以前，罗马所行的是义务兵役制：军队属于国家，遇到战事，则临时任命一位将领带兵出征，战后又解除他的兵权。在那种制度下，将不专兵，兵不专将。然而，由于小农经济的破坏，自由农民的人数锐减，罗马那种征兵制的基础便根本动摇了。从马略（图12-10）的时代起，罗马就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一些破产的平民把从军当作职业，他们不属于国家而仅仅效忠于将领个人及其所代表的阶级。这样，拥有军队的武夫，就成为罗马政治生活中的主宰。

图12-10　盖乌斯·马略

这时，原先居住在莱茵河以北地区的日耳曼诸部族开始向南移殖，侵入罗马帝国的边陲之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是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罗马屡次派军队去抵御，屡次都遭到败北。公元前105年，罗马部队与辛布里人在高卢之地的奥朗日镇（Orange，在今法国南部）附近展开激战，结果罗马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丧师六七万人，那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以来所蒙受到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因此罗马举国震恐，人心惶惶，眼看着日耳曼人就要踏进意大利了。在这紧急关头，罗马的商人贵族和平民乃打破关于执政官任满后非隔10年不能重新当选的惯例，再度推选马略为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马略果然不负众望，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稳住了局势。以后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他又连续数年一直当选为执政官。公元前102年的夏天，马略歼败条顿人于现今法国南部的艾克斯（Aix）地方。次年，马略又在意大利北部击溃了辛布里人（图12-11）。于是，罗马的外患得以暂时纾缓，而马略就成了罗马贵族中功勋彪炳的英雄。

图12-11　马略在意大利北部韦尔切利（Vercellae）战役中全歼辛布里人军队

意大利境内那些受罗马控制的盟邦，当罗马在对外作战时都曾出兵输饷，帮助罗马开疆辟土，承受了很大的牺牲。然而，直到此时为止，那些盟邦中的自由民并不享有罗马的公民权。他们完全是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在政治上没有一点权利，更不能在罗马政府中担任公职。盖约·格拉古在倡导改革时，就曾经主张把罗马的公民权授予意大利境内的一切自由民。其后，这个议案屡经提出，但都没有获得通过。每当这个议案遭到一次否决，那些盟邦便对罗马加深了一层痛恨。公元前91年，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arcus Livius Drusus）当选为保民官，他又重新提出了这个议案。可是这位为意大利人民请命的政治家，竟因此在自己家门口被暴徒所砍杀，横尸街衢。德鲁苏斯的惨死，激起了意大利境内罗马盟邦的起义。公元前90年，意大利中南部那些原先臣服于罗马的部族和城邦组成了强大的同盟，称为意大利亚（Italia），宣布脱离罗马的羁绊而独立。这个同盟纠集了一支相当大的战斗部队，最多时达10余万人。它建都于意大利中部的科菲尼乌姆城（Corfinium），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设有元老院、执政官、执法官等统治机构，大致与罗马相仿。此外，它还铸造发行了一种钱币（图12-12），上面镌有“牛触杀母狼”的图案，以表示意大利亚将战胜罗马。这时，罗马一方面派兵去镇压；另一方面又用狡猾的分而治之的手段去分化那个同盟。罗马把公民权授予那些没有参加起义的部族或城邦中的自由民；并且规定，那些参加过叛变但能在60天内放下武器来归顺的，也可以得到公民权。结果，罗马竭全国之力，费了2年的时间，最后又征服了那些部族和城邦。

图12-12　同盟铸造发行的钱币

罗马与其意大利境内那些盟邦之间的战争，在历史上叫作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经过这一场血的洗礼，意大利境内各部族、各城邦的自由民都先后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得以参与罗马的政事。这批新公民为数约40万，大致与罗马原有的公民人数相等。尽管罗马统治集团对这批新公民还有许多限制，使之不能在政治上起多大的作用，但他们毕竟都已经被承认为罗马公民，在法律上的地位算是平等了。这一巨大的改变，有利于意大利境内各部族之间的融合。在这以后，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希腊人，以及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就都逐渐与拉丁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意大利民族。而在罗马的政治机构中，除了原有的罗马公民以外，也参加进了一些来自意大利其他各地的新公民。罗马不再是一个城邦，它包括意大利全境了。

在同盟者战争期间，罗马镇压那些参加起义的部族和城邦，主要是依靠两个军人：一是马略；二是原为马略的副将、出身于破落贵族的武夫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这时，由于军情紧急，而征兵制的基础早已破坏，罗马当局迫不得已，乃大规模地采用募兵制。马略和苏拉（图12-13）这两个军事头目，各自募集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这些雇佣军的来源，多数为游民无产者，但也有被释放的奴隶，以及那些居住在罗马边境地区的蛮族（努米底亚人、高卢人、日耳曼人等）。雇佣军是为了军饷和卤获品而战，并指望在退伍后能有个安身立命之地。因此，只要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军饷，谁能放纵他们去掠夺，谁能答应他们在复员时能分得一份土地，他们便为谁去卖命。军队不听命于国家而听命于个人，它就会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这时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因素：一些重兵在握的军事人物成了政治上的主宰，他们可以不顾罗马的法律和传统，大权独揽，横行无忌，作威作福，建立起军事独裁。马略和苏拉各自拥兵自为，他们后面各有一帮支持者为之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商人贵族和平民拥护马略，而地主贵族则在苏拉身上找到了他们的代理人。于是罗马贵族内部的斗争，就表现为这两个军人之间的倾轧与火并。

图12-13　苏拉

当意大利本土正在进行同盟者战争时，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地上也是烽火连天，爆发了所谓米特里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原来，罗马的军人、总督、包税商、高利贷者、奴隶贩子这帮人在地中海东部各地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激起当地居民的无比痛恨。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都酝酿着反罗马的起义。而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就利用这种形势，兴兵抗击罗马。本都原是小亚细亚东北部濒临黑海的一个希腊化小王国，但当米特里达梯六世在位时，它的国势相当强盛。米特里达梯六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孔武有力，诡谲多能，经常带着他的军队攻城掠地，肆行武力扩张。那些苦于罗马暴政的各地人民把他当作救星，几乎未加抵抗就倒到他这边来了。米特里达梯六世先后兼并了黑海沿岸诸地（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一带），小亚细亚中部的加拉太，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比提尼亚，以及罗马的亚细亚省。此外，他还派遣军队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抵马其顿和希腊半岛，与罗马交锋。米特里达梯六世军势浩大，据说他拥有部队30万人，战船400艘，一声令下对罗马进行报复，在一天之内就屠杀了8万名罗马人。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形势的严重也可想而知了。消息传来，罗马举国上下为之震恐。

罗马决定用重兵去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图12-14），以维持并加强其在地中海东部的统治。公元前88年，罗马元老院任命苏拉为统帅，率兵东征。然而，罗马的商人贵族也想乘机到东方去大掠一番，他们利用公民大会否决了元老院的任命，而另举马略做司令官。这时，苏拉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卡普阿附近的诺拉城（Nola）举行兵变，带着那支只忠于他自己的部队进军罗马，赶走了马略及其党羽，用武力胁迫罗马政府听命于己。苏拉开罗马历史上军人专权的恶例，他代表地主贵族进行反攻倒算，恢复了元老院的一些特权，然后出师到东方去经营希腊和小亚细亚。

图12-14　米特里达梯六世

在苏拉离开意大利之后，马略就从非洲回到罗马城。他得到平民派首领路奇乌斯·柯尔涅里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的支持，迅即鸠集了一支大军，掌握了罗马的国家机器，把苏拉的那一套做法又改变了过来。这时罗马的政治斗争，已经演成一种蛮暴的毒怨报复。马略宣布苏拉为人民公敌，不受法律保护，并对支持苏拉的元老院贵族大肆杀戮，把他们的财产没收过来分配给自己的同党。公元前86年，马略和秦纳被商人贵族和平民推举为执政官，这在秦纳是第三次当选，而在马略则是第七次当选。不过，当时马略已届暮年，在当选后十几天就病故了。马略死后，他的党羽和秦纳继续统治着罗马，屈指以待地等候苏拉回师时再进行厮杀。

苏拉在地中海东部用兵4年，他打败了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便匆匆与之缔结和约，条款是：米特里达梯六世退出其所侵占的一切土地，交出他的海军战船80艘，并赔款3000塔兰特。这样，罗马总算又恢复了它在马其顿、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西部等地的统治。但在这次战争中，苏拉曾纵兵大掠，雅典、底比斯等历史名城都被洗劫一空。而苏拉在回兵之际，还向小亚细亚濒海地区的那些希腊城邦勒索了2万塔兰特的赔款。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几乎是本都国王赔款数的7倍。经过这一番浩劫，希腊地区更被弄得民穷财尽，十室九空了。

公元前83年，苏拉带着部队4万人和无数的劫掠品回到意大利南部。这时秦纳已被其部下所杀，代表商人贵族和平民这一派的人虽然还能拼凑起10万人的军队前来堵截，但都被苏拉击败了。一些原先属于马略那个系统的将领，如庞培（Gnaeus Pompey）（图12-15）和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等，也都倒戈归降。这样，苏拉就于公元前82年凯旋到罗马，自己宣布为无限期的独裁者，实际上就是终身独裁者。

图12-15　庞培

凶残嗜血的苏拉一掌握到政权，立即变本加厉地对异己分子进行残酷报复。他把马略的党羽编成黑名单，悬出赏格来通缉杀戮。凡是被列入黑名单的异己分子，人人得而杀之，其财产则予以没收，将之分配给他自己的亲信和老兵。于是，仇杀、掠夺和毒怨报复的气氛，便笼罩着整个罗马。

这次苏拉清除异己，罹难者达五六千人，其中有100多人是元老院贵族。有不少富豪仅仅是因为有人觊觎他们的财产而遭到灭门之祸的。

为了巩固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苏拉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制改革。他限制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使元老院重新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他取消了保民官的否决权，而规定元老院有权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案。这样，共和初期罗马平民经过艰苦斗争所争取得来的一点政治权利，一下子便被剥夺了。这时元老院里面的议员名额从300人增为600人，那些新增加的议员全都是苏拉的死党。

罗马那种旧有的共和制已经不足以维护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这时大奴隶主贵族所要求的，是像苏拉那样的军阀独裁者。虽然苏拉的军事独裁只延续了3年，但这却是军人独揽政权的开端。公元前79年，苏拉宣布辞职隐居，但实际上仍大权在握，暗中操纵着一切。次年苏拉病死，罗马的大奴隶主贵族又找到了两个代理人：一是庞培；二是克拉苏。

不过，代表商人贵族和平民的那一派人还是进行反抗的。公元前83年，即在苏拉回兵意大利之际，马略那个系统的将领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出任驻西班牙的总督。塞多留是个智勇兼备、胆识过人的军事领袖，他具有民主倾向，反对苏拉的军事独裁，于是就聚集了一批民主派人士，利用西班牙境内各部族的反罗马情绪，据地自为，以维护罗马共和制的传统。而意大利境内那些受到苏拉迫害或痛恨苏拉的人，也纷纷流亡到西班牙来。公元前77年，塞多留等人在西班牙另行建立了一个国家，设有元老院等政府机构，征募当地的青壮年组成一支强大部队，并与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通好，准备从东、西两方面用钳形攻势来夹击罗马。罗马三番五次地派军队来征讨，都连遭失败。之后罗马派庞培率大军前来，起初也无济于事，连庞培本人都险些被俘。直到公元前71年，塞多留为其部将所刺杀，西班牙的抵抗运动才被庞培镇压下去。然而，塞多留等人能在西班牙坚持斗争10余年，足证罗马民主派的力量仍是不可侮的。

四、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

关于当年罗马奴隶的生活状况，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约略说过了。奴隶被当作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受尽了非人的剥削和虐待。

奴隶制是一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剥削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奴隶体力的极限和生命的极限，才是奴隶主贵族从事于剥削的最后限度。无数的奴隶，都被繁重的劳务折磨死了。

当年罗马奴隶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在古代，很难有精确的人口统计。古典作家的记载以及后人的推断，言人人殊，而且往往相差甚远，莫衷一是。因此，关于古代国家的人口结构，我们只能有个近似的估计。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图12-16）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曾经推断：罗马帝国在其极盛时期，它境内的奴隶在人数上至少是与自由民相等。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不过，帝国境内各地的情况不一，差别很大，其中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是奴隶制盛行的地区。根据近人的研究，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意大利半岛上的自由民约有450万人，那么依此推算，当时这个地区的奴隶人口绝不会少于此数。

图12-16　爱德华·吉本

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然而，奴隶的反抗斗争也是坚决的。他们觉得与其屈辱以生，不如战斗以死。他们以必死的决心，起来反抗万恶的奴隶主贵族。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起，罗马帝国境内就爆发了一连串的奴隶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则为公元前73—前71年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所领导的奴隶和贫农的起义。

斯巴达克斯出生于希腊半岛北部的色雷斯，他原为一名强悍的牧民，早年曾在军队中服役，参加过反罗马的斗争，后来不幸被俘，辗转被卖到意大利做奴隶，在卡普阿的奴隶营中学习剑术，训练做角斗士。当时角斗士唯一的前途，便是在竞技场上杀死对方或被对方杀死，以供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的消遣。或早或迟，他们一定是要死于非命的。这一个可怖的远景，迫使他们要用决死的斗争来解脱自己的命运。斯巴达克斯与同营的200多个角斗士密谋起义，但因事机泄漏，于是就先期发难。公元前73年夏季的某一天，斯巴达克斯率领了70多名同志，冲出了奴隶营，劫夺了一批武器，聚集到附近的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当时这座火山尚处于休眠状态）上去据险设寨，建立了根据地（图12-17）。

图12-17　维苏威火山

这一伙起义奴隶公推斯巴达克斯做他们的领袖，另外又推举出阿诺谟斯（Oenomaus）和克利克苏（Crixus）两人做他的副手。起义者订立了革命纪律：不侵犯良民，不私藏金银，平均分配战利品。当时罗马元老院正忙于对付在西班牙据地称雄的塞多留和东边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起初并没有特别注意这几十名角斗士的起义。及至起义者的队伍发展到有万人之众，罗马元老院才慌了手脚，连忙派军队前往镇压。罗马官兵在山下围住了起义者，堵其通道。然而，起义者却出奇制胜，他们用野葡萄藤编扎成长长的软梯，从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上缒兵而下，绕道到敌人后面去攻打，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狼狈而逃。

斯巴达克斯对罗马统治集团举起了叛旗，意大利境内的革命斗争就以燎原之势迅即蔓延开来。奴隶们挣脱了自己的锁链，贫农们逃出了地主的庄园，牧民们放弃了畜群，士兵们离开了自己原先所属的部队，都纷纷投奔在斯巴达克斯的义旗之下。起义者的阵容日益壮大，不久就发展到八九万人。他们到处焚烧贵族的邸宅，把奴隶们从枷锁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决不侵犯小农，并保护正当商人的利益。他们所向披靡，实际上控制了意大利南部的一大片地区。

然而，斯巴达克斯也知道，要凭他这支起义队伍马上就摧毁罗马帝国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公元前72年，斯巴达克斯率领起义军沿着亚平宁山脉东麓北上，打算穿过波河流域，翻越阿尔卑斯山，到罗马势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去，免得再受奴役。这时罗马元老院如临大敌，派两名执政官亲自统率两个军团的兵力前来堵截，但并不能阻挡起义军向北挺进。

不过，斯巴达克斯的队伍里面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缺乏坚强的组织和确定不移的目标。其中希腊籍和高卢籍的奴隶，是想打回故乡去做自由人；而意大利的贫农却是要求得到土地，安土重迁而不愿意离开意大利。他们之间各有彼此，所以就很难协同一致。就在行军途中，克利克苏带领3万人离开了主力部队，单独行动。这支分离出去的队伍很快就遭到罗马官兵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克利克苏本人阵亡。阿诺谟斯大概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牺牲的。

斯巴达克斯起义军虽然遭到挫折，但士气仍极旺盛。当起义军进抵北意大利时，他们腹背受敌：罗马执政官之一率兵赶到他们前头，在波河流域严阵以待；而另一个执政官则率兵紧蹑其后，企图从南北两面进行夹击。然而，斯巴达克斯发挥了杰出的战略思想，他集中优势兵力，先以泰山压顶之势打垮了部署在波河流域的罗马军，然后迅即掉过头来收拾罗马追兵。结果起义军大获全胜，罗马官兵溃不成军。这次斯巴达克斯杀戮了300名俘虏，来祭奠他的战友克利克苏。

也许就是由于这次战役的胜利，斯巴达克斯放弃了原先打算北上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计划，转而挥师南下，准备进军罗马。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12万人，意大利全境为之震动。

斯巴达克斯回师南下，这使罗马统治集团惊恐万状。自汉尼拔入侵之时以来，罗马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这样危急过。罗马的奴隶主贵族，一听到斯巴达克斯的名字就吓得魂飞魄散，以致在选举公元前71年度的执政官时，竟没有一个人敢出面竞选。于是，罗马元老院宣布意大利处于紧急状态，并推举以阴险狠毒著称的大奴隶主贵族克拉苏为独裁者，竭全国之力来镇压这次起义。

克拉苏（图12-18）征集了8个军团的兵力来堵截斯巴达克斯。他专杀以立威，对作战不力的部队执行十一抽杀之刑，用这种废弃已久的古老刑罚来迫使军队听命于己。

图12-18　克拉苏

斯巴达克斯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罗马城，于是，他便绕过克拉苏的重重设防，又回到意大利南部。但克拉苏随即跟踪而至，以优势兵力把起义军压缩到意大利半岛最南端的雷焦半岛（Reggio Peninsula）。斯巴达克斯打算率众渡过墨西拿海峡，到西西里岛上去重新燃起那里的起义火焰，但因答应提供船舶的海盗临时变卦，无法得渡。

克拉苏命令士兵在雷焦半岛的蜂腰地带挖了一道从海到海的堑壕，纵深各约四五米，并且垒土为墙，企图以此来封锁起义军，把他们困死在那个海角上。然而，斯巴达克斯再一次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率众填平了一段堑壕，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

斯巴达克斯原拟攻取意大利半岛东南角的要港布林迪西（Brindisi），从那里浮海到希腊。不过这时，有一支罗马部队从小亚细亚回师，抢先占据了布林迪西港。而庞培也已经结束了在西班牙的战争，带兵回到意大利。克拉苏怕庞培前来与他争功，急于要在庞培到达之前就结束战事，乃倾巢出动，向起义军发动猛攻。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起义军虽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搏斗，但终因众寡悬殊太远，死伤无算。斯巴达克斯股部受了重伤，摔下马来，然而他却手持盾牌，屈着一条腿继续挥剑砍杀，直至最后力竭覆地，壮烈成仁（图12-19）。他那6000多名被俘虏的同志，全都被罗马统治集团钉死在十字架上。

图12-19　斯巴达克斯之死

其后，斯巴达克斯的余部继续在意大利南部一带坚持斗争，直到公元前63年才最后被罗马贵族的军队所扑灭。

斯巴达克斯智勇兼备，精娴韬略。他不仅是一位备受群众热爱的领袖，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他的斗争事迹，见于普鲁塔克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克拉苏传》和阿庇安所著《罗马史》。即使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那样的历史学家，也都把斯巴达克斯描写为一个勇敢、机智、疾恶如仇而又宽厚的人。“与其说他像一个野蛮人，毋宁说他像一个真正的希腊英雄”。

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起义是启发性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提出鲜明的消灭奴隶制的斗争纲领。然而，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起义却是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整个历史洪流中的一部分。马克思曾经称斯巴达克斯为“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9页）列宁更称斯巴达克斯为“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起义者还自称为斯巴达克斯派（Spartacist），意思就是要效法斯巴达克斯那种英勇战斗的精神。

五、第一次三头同盟——恺撒的独裁

在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以后，罗马的大奴隶主贵族更要用军事独裁的办法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克拉苏和庞培成了罗马大奴隶主贵族的宠儿，公元前70年，他们两人当选为执政官。

不过，迫于当时的舆情，克拉苏和庞培也不得不表示要尊重罗马的政治传统。他们改变了苏拉当政时期的那一套做法，恢复了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职能，并且把苏拉的一些死党清除出元老院。于是，罗马的政权结构又恢复到苏拉当政以前的状态。而这时有一位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崭露头角，那便是承续马略和秦纳的那个政治系统、与商人贵族以及平民较为接近的盖约·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图12-20）。

图12-20　盖约·尤利乌斯·恺撒

克拉苏是个心狠手辣的军人、政客、大财阀。起初，他依附苏拉，助纣为虐。当苏拉大肆籍没其政敌的财产时，他趁火打劫，霸占了大量土地房产。此外，他又从事于奴隶贩卖，放高利贷，聚敛了无数血腥的钱，并且用这种钱来买通关节，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他财力倾天下，食客盈门。恺撒在初起时，曾经仰仗克拉苏的财力来进行政治活动。

庞培是个能征善战的武夫，曾从苏拉那里得到伟大者（Magnus）的称号。自从苏拉死后，他一直是罗马最大的军阀。当时地中海上的海盗很猖獗，经常寇掠意大利的沿海地区，把居民掳去当奴隶，并且截劫罗马的粮船，致使罗马受到饥饿的威胁。公元前67年，罗马公民大会任命庞培做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都督，给他3年的期限去肃清海盗。庞培乃征集了步、骑兵10余万人，战船数百艘，在海上和各地港湾布下天罗地网，分头对海盗进行包围、截击，在3个月之内就把整个地中海的交通恢复了。

公元前74年，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趁罗马有事于西班牙，发兵占领了亲罗马的邻邦比提尼亚，再一次掀起反罗马的斗争，于是罗马元老院派执政官卢库卢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率兵东征。卢库卢斯驱使着罗马大军追奔逐北，他起初节节胜利，打败了米特里达梯六世，将之赶出了比提尼亚和本都，并且一直进兵到亚美尼亚的山岳地区。然而，及至公元前68年，因为他的部队哗变，鼓噪不进，卢库卢斯不得不撤兵，退守小亚细亚西部一带。而卢库卢斯一撤退，米特里达梯六世又回到本都，地中海东部的形势仍然很紧张。

庞培既已平定了地中海上的海盗，声誉大震。公元前66年，罗马公民大会特通过决议，让庞培接替卢库卢斯领兵去征讨米特里达梯六世，并授予他广泛的权力，得以在亚洲西部便宜行事。庞培在卢库卢斯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很快就占领了本都，米特里达梯六世再一次出逃。庞培率兵追赶，一直打到外高加索（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一带），并且把罗马的军旗插到幼发拉底河的上游之地。米特里达梯六世逃亡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在那里图谋再举，但最后终于因为众叛亲离，势穷力竭，于公元前63年服毒自尽。

公元前64年，庞培从小亚细亚移师南下，灭掉了那个这时早已四分五裂的塞琉古王国（即我国史书中所称的条支），占领了叙利亚。同年，庞培又进兵巴勒斯坦，占领了犹太区的首府耶路撒冷。

接着，庞培就着手来改变亚洲西部的政治地图。他除了调整原先已经设立的亚细亚省和奇里乞亚（Cilicia）省以外，对新征服的地区作如下安排：第一，把本都西部和比提尼亚合并起来，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把本都东部的土地分给亚美尼亚王国。第二，让加拉太、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等小王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成为罗马的附庸。第三，把塞琉古王国的故土叙利亚，改为罗马的叙利亚省。第四，在巴勒斯坦扶植起亲罗马的政权，归罗马驻叙利亚总督管辖。于是，从这时起，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包括耶路撒冷）便都被囊括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而罗马帝国的东方边界，便与帕提亚（安息）接壤了。

当庞培率兵在亚洲西部攻城掠地时，罗马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这时，有个贵族出身的政治冒险家，名叫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想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来夺取政权。他提出一些激进的政治纲领，主张取消债务，反对元老院的专横，因此也得到一些破落贵族和城乡贫民的支持。喀提林曾于公元前66年、64年、63年3次竞选执政官，然而3次都失败了。尤其是公元前63年的那次选举，他的主要对手就是那贵族共和派的政治家、以哲学家和大演说家著称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西塞罗那些抨击喀提林的演说词，后来一直传诵了下来（图12-21）。喀提林竞选不成，乃于公元前63年秋聚众1万多人在意大利中北部发动叛乱，但很快就被西塞罗用兵力镇压了下去，喀提林本人战死。喀提林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罗马共和制的危机，军事独裁的阴影愈来愈逼近了。

图12-21　《漫画罗马史》漫画，西塞罗抨击喀提林

庞培在东方掠夺了大批财富，于公元前62年凯旋罗马。他自以为是百战功高，回到首都后便可以主宰一切。谁知元老院却到处与他为难，不批准他在亚洲西部的一些措施，并且拒绝把土地分配给他的老兵。在这种情况下，野心勃勃而又工于权变的恺撒就出面活动，他拉拢庞培、克拉苏与其合作，设法使庞培在亚洲西部的措施得到元老院的承认，并且使庞培的老兵得到了土地。而恺撒则由于庞培和克拉苏的掖助，当选为公元前59年度的执政官。

恺撒、庞培和克拉苏3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合谋主宰罗马的政事，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三头同盟（The First Triumvirate，也称前三雄）。为了巩固这种同盟关系，恺撒以其年仅14岁而且已与他人订过婚的独生女尤丽娅（Julia）嫁与年近半百的庞培做继室。

在恺撒看来，他与庞培、克拉苏的合作只是一个暂时的垫脚石。他私自的目的是要总揽万机，用军事力量造成政治独裁。恺撒的步骤是：如果他要实现自己的野心，那么他就必须有优势的兵力，而要掌握军权，则必须到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去开疆辟土。公元前58年，恺撒出任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两省的总督，同时又总领山北高卢的军务，为期5年。他统率了4个军团的兵力，去经营阿尔卑斯山以西和莱茵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即高卢之地。

我们在叙述恺撒在高卢所进行的那些血腥战争之前，必须先对高卢人的由来及其分布状况有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在前面说过，高卢人是凯尔特人中的一支，散居在莱茵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内，因此在古代，这一带就叫作高卢之地（包括现今的法国、比利时等地）。从公元前5世纪末年起，高卢人或先或后分头向外移殖，其中有的楔入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有的越过比利牛斯山定居于西班牙，有的则翻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曾经攻陷了罗马的外城，大掠而去。以后仍不时南犯寇掠。罗马人把那些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叫作山这边的高卢，即山南高卢；而把那些仍旧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西北广大地区内的高卢人叫作山那里的高卢，即山北高卢。在公元前222年左右，罗马征服了波河流域的高卢人，设立山南高卢行省以治其地。公元前121年，罗马又占领了现今法国南部濒海的一隅之地。然而，高卢之地的大部分，则为罗马人的势力之所不能及。在恺撒的时代，阿尔卑斯山以西的高卢人还处于氏族公社的社会发展阶段，分为许多不同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他们已经在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但还没有发明文字，没有较高的政治组织。他们与莱茵河以北的日耳曼诸部族一样，当时是过着朴野无文的生活。

恺撒在其经营高卢的过程中，表现出他具有奇谲的军事才能。首先，他沿着阿尔卑斯山的西麓和莱茵河南岸进兵，阻遏了居住在现今瑞士山区的赫尔维蒂人（Helvetii）向高卢之地的移动；并且打败了日耳曼部族的酋长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以切断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联系；然后再回兵南下，对高卢各部族作迂回性的袭击。当时高卢各部族并不统一，互相间时有龃龉，而且各部族内部也有摩擦。恺撒用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办法，分别用武力慑服或缔结同盟的方式来分化高卢各部族。公元前57年，恺撒征服了高卢北部的比利基人（Belgii）。次年，他又征服了高卢西部的威尼蒂人（Veneti）。

恺撒统兵在外，但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罗马政局的动态。他在京城里布下了自己的心腹和耳目，经常为他歌功颂德，传递消息。他好行小惠，从在高卢掠夺得来的巨额财富中拿出一点余沥，发给罗马的平民，用以收买人心。

公元前56年，恺撒与庞培、克拉苏在意大利北部的卢卡城（Luca）举行分赃会议，结果商定：把恺撒在高卢担任总督的任期再延长5年，并且让他将其指挥下的兵力扩充到10个军团；由庞培和克拉苏担任公元前55年度的执政官，而在任满之后，庞培将出任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将出任驻叙利亚总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高行政职位的分配，都是由三巨头用幕后交易的方式预先决定的，公民大会的选举只是徒具形式罢了。

卢卡会议以后，恺撒的势力更大了。公元前55年，他驱兵架浮桥渡过莱茵河，侵入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恺撒在其与高卢人、日耳曼人作战的过程中，屠戮极惨，据说他一次就屠杀战俘达50万人。消息传至罗马，连罗马人都为之惊骇不已。元老院中有人对恺撒提出弹劾，认为他实在是太残暴了。

在经营高卢期间，恺撒曾经两次渡过现今的英吉利海峡，侵入不列颠岛（图12-22）。公元前55年的第一次侵入，只不过是侦察性的登陆，但在公元前54年的第二次侵入，则为全面性的军事进攻。当时不列颠岛上的土著居民凯尔特人，在社会发展的程度上与高卢人颇为相似。他们分为许多零散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不相连属，因此就很难团结起来抵御外侮。恺撒打败了凯尔特人的酋长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征服了泰晤士河以南的地区。恺撒是罗马将领中踏入不列颠岛的第一人，虽然他没有在那里作长久的逗留，但此后不列颠岛与罗马在商业和文化上的接触就逐渐频繁了。因此后来人们讲英国史，都要从恺撒时代讲起。

图12-22　恺撒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侵入不列颠岛

当恺撒渡海侵入不列颠岛时，高卢各部族就已经酝酿着起义，要求挣脱罗马人的统治。公元前52年，高卢人中有个英勇善战的酋长，名叫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集结高卢各部族的力量对罗马侵略军进行反击，屡次予敌重创。恺撒集中了优势兵力来镇压，只是经过许多次的恶战，最后才于公元前51年打败了高卢人的联军。维钦托利实为高卢人的民族英雄，后来他不幸被俘，械送到罗马，惨遭杀害。这样，恺撒就完成了对高卢的征服，把高卢之地收为罗马的行省。从此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就一直扩展到莱茵河，而现今的法国、比利时等地，便被纳入拉丁文化的范围。

恺撒之所以带兵经营高卢，原是要以赫赫战功来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他在高卢训练了一支精良的只忠于他自己的私人军队，并且搜刮了大批钱财。而在当时的罗马，军队和钱财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本。此外，恺撒在戎马倥偬之际，还用优美的文笔写成一部《高卢战记》（图12-23），夸大其词地向罗马人显示自己的战功。就罗马的大奴隶主贵族看来，恺撒这些新获得的胜利，当然使庞培的那些军功显得有点暗淡了。

图12-23　18世纪出版的《高卢战记》扉页

在恺撒用兵于高卢之际，克拉苏也梦想到东方去开疆辟土，建立军功，俾可与庞培、恺撒争个高下。当时帕提亚（安息）已成为东方的强国，领土掩有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一带，与罗马帝国接壤。因此，克拉苏就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帕提亚。公元前54年，克拉苏出任驻叙利亚总督，迅即率领10个军团的兵力对帕提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起初，他倒也打了几个胜仗，跨过了幼发拉底河，但不久就遇到帕提亚人的坚强抵抗，无法越雷池一步。公元前53年4月，帕提亚的健儿们在两河流域西北部的卡雷城（Carrhae）附近与罗马侵略军展开决战。两军对阵，帕提亚人先故意退却，引诱罗马部队陷入其所预设的埋伏阵地，然后突然反攻，结果打得克拉苏丧师3万余人，几乎是全军覆没。克拉苏本人死于乱军之中，被戮为数段。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具有重大意义，它阻止了罗马帝国向东方的扩张，而使帕提亚仍保持其东方强国的地位。

从恺撒、庞培和克拉苏三方面来说，三头同盟都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三巨头各怀鬼胎，钩心斗角，争权夺利，说不上有任何合作的诚意。公元前54年，尤丽娅夭亡，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姻亲关系就不存在了。而公元前53年克拉苏兵败身死，三头只剩下两头，第一次三头同盟就结束了。接着而来的便是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大搏斗。

恺撒在高卢拥有重兵，而他的党羽则千方百计地替他在罗马活动，这使庞培觉得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按照卢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庞培在担任公元前55年度的执政官以后要出任驻西班牙总督。然而，庞培却不愿离开中枢，他不惜违反制度，自己留在罗马，只派几个亲信到西班牙去摄行总督职务。庞培愈来愈倚靠元老院。在庞培与恺撒的斗争中，西塞罗等贵族共和派是站在庞培方面反对恺撒的。

在防范恺撒这一点上，元老院和庞培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公元前52年，罗马因为政争激烈，无法进行高级行政官员的选举，元老院就不顾法定程序，非法地推举庞培为该年度的单独执政官（Sole Consul）。历来罗马的执政官都是两人，以收互相钳制之效。这次这个惟一的单独执政官，实际上就是独裁者。接着，元老院又授权庞培招募军队，用以保卫罗马的贵族共和制。

庞培和恺撒这两个大军阀，因为政治上的倾轧和私人间的猜忌，最后终于要诉诸武力。先是，庞培要恺撒解除兵权，恺撒答称可以照办，但以庞培也同时解除兵权为条件，庞培不允，谈判就决裂了。公元前49年1月7日，庞培授意元老院通过《最后指令》，要恺撒立即卸除其高卢总督的职位，交出他的部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到罗马，否则即以国家公敌论处。其时有两名保民官是恺撒的死党，出面否决此项《最后指令》。而庞培那一派的人就不顾罗马宪政的传统，对这两名保民官进行人身侮辱，将之逐出城外。这两名保民官乃化装成奴隶，连夜越境跑到恺撒军营中去报信，并告以罗马城的虚实。恺撒原欲起兵夺取政权，为了师出有名，他便借口说是要“维护罗马共和国宪法的尊严，捍卫保民官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过，当时罗马也有一条律令，外省总督不得带兵踏进意大利，违者以叛国犯论罪。万一事有不成，不但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而且会遭到不测之祸。公元前49年1月10—11日的那个夜晚，恺撒率领着他自己的部队，在山南高卢和意大利交界的卢比孔河（Rubicon）北岸徘徊。他反复思量，最后觉得：“事已如此，成败在此一举！”于是挥兵渡河，进军罗马以夺取政权（图12-24）。

图12-24　恺撒挥兵渡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以夺取政权

恺撒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使庞培和元老院在仓促间无法应付。当时庞培的军队分散在西班牙和地中海东部各地，所以庞培和大部分的元老院议员就出亡到希腊，准备在那里纠合自己的武力再来与恺撒进行决战。然而，恺撒却不让他的敌人有喘息机会。他在占领了罗马并宣布自己为独裁者以后，迅即用兵戡定西班牙，以绝西顾之忧，然后急速地回兵东向，来追击庞培的主力部队。其时庞培拥有11个军团的步兵，7000骑兵，以及由600艘战船所组成的舰队，在数量上实占优势。不过，庞培的部队多为杂牌军，而恺撒的部队则为在高卢久经战阵的貔貅之士。公元前48年8月，恺撒最后击溃庞培于希腊半岛北部的法萨卢斯（Pharsalus）地方，收其降卒2万余人。庞培败走埃及，结果在那里被托勒密王朝的廷臣刺杀了。

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起，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就已经是一个依附于罗马帝国的半独立国。这时，恺撒因为追赶庞培的残余部队，率兵3000人来到了埃及的京都亚历山大里亚。他颐指气使，粗暴干涉埃及的政事，曾激起埃及军民的武装反抗，被围困了3个月，几陷于危；后来还是由于援军从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赶到，才得以解围。恺撒在埃及所挑起的这场战争，史称亚历山大里亚之战。可惜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那座宏大的、为古代学术之渊海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被毁于火，有许多孤本的手稿和手抄本都化为灰烬，荡然无存了。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当恺撒在埃及时，托勒密王朝正发生内哄。本来，公元前51年，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一世病故，传位于其年方18岁的长女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 Philopator）和其年仅10岁的长子托勒密十二世。按照埃及王室实行族内婚的传统，这姐弟两人是要成为配偶的。但克利奥帕特拉因与权臣不睦，于公元前49年遭到放逐。及至恺撒来到埃及，托勒密十二世在亚历山大里亚之战中死于非命，克利奥帕特拉就想借恺撒的力量来重登王位。她凭着自己的美丽和机智，博得了恺撒的青睐，并且和他生有一子，取名小恺撒。不过恺撒留在埃及的时间很短，他在帮助克利奥帕特拉恢复了王位，并留下3个军团的兵力帮她戍守以后，便匆匆离去。此后有一段时期，克利奥帕特拉又与其幼弟托勒密十三世共为国王，统治着埃及。

这时小亚细亚一带又烽火频传。原因是：当恺撒与庞培进行决战时，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之子、盘踞在克里米亚一带的法尔纳克二世（Pharnaces II of Pontus）认为有机可乘，乃率兵回到小亚细亚，企图光复故土，声势甚盛。公元前47年的夏天，恺撒由埃及北上，经过叙利亚，进军到小亚细亚，在济莱城（Zela）附近彻底打败了法尔纳克二世的部队，巩固了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的统治。当时恺撒写给元老院的报告只有3个拉丁字：“veni，vidi，vici！”意思是：“我来到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这里面充满了陶醉于胜利的极其傲慢的情绪（图12-25）。

图12-25　我来到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接着，恺撒又先后击败了聚集在非洲北部和西班牙的庞培余党。公元前45年9月，他带着血腥的胜利回到罗马，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凯旋式。不过，庞培有个儿子，名叫赛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y，也称小庞培），后来逃至海上，纠集了一批流亡者和海盗，占领了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科西嘉岛等地，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把持着地中海上的航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割据力量。

这时罗马帝国已经归于一统，恺撒成了军事和政治上的最高领袖。恺撒比以往的马略和苏拉来得豁达大度，他对他过去的那些政敌表示宽容，不作“公敌宣告”，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而经常安抚道：“不要再提什么恺撒派或庞培派了，应当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乃设法拉拢各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许以高官厚禄，使之成为拥护他自己的扈从。恺撒代表整个大奴隶主贵族集团实行专制，他被元老院尊为国父（Pater Patriae），先是当选为任期10年的独裁者，接着又改为终身的独裁者，兼任祭司长，并享有保民官和监察官的权力，而在军队中则称为大元帅（Imperator）。罗马在贵族共和时代的那些政治机构虽然仍旧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恺撒万机决于一身，实际上他已经是专制帝王了。而他周围有一批利欲熏心之徒，不断地在谄媚，劝进，要把皇冠加在他头上。

然而，在罗马贵族中，仍有人留恋过去的贵族共和制，对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认为恺撒是独夫民贼，是暴君，务欲去之而后快。一个策划要刺杀恺撒的密谋在进行中，参加者约60余人，其中有的是他的宿敌，有的则竟是他自己的亲信，他们的口号是：“要自由！”协力维护共和国的体制。公元前44年3月15日，正当恺撒出席元老院会议时，一群身藏利刃的共和派贵族便在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和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的率领下蜂拥而来，围住恺撒，拔剑砍杀（图12-26）。布鲁图原是恺撒所倚重的密友，已被擢拔为驻山南高卢的总督，但这时为了政治上的原因，竟变为死仇了。恺撒惊讶地喊了一声：“布鲁图，竟然你也来杀我吗？！”便以衣蒙面，身中23创，恰巧死在庞培雕像的脚下。

图12-26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和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准备刺杀恺撒

恺撒从进军罗马直到最后被刺身死，总计当政的时间只有5年。然而在这短短的5年内，他却奠定了罗马帝政的基础，使罗马历史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他顺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把罗马公民权授予高卢、西班牙等地自由民中的上层分子，并且把8万多名罗马平民和退伍军人移殖到边远的行省去，这就进一步巩固了罗马帝国的统一，并且加速了各行省罗马化的进程。他把元老院的成员增加到900人，其中有一部分元老系来自各行省，这就扩大了元老院的代表性，使之至少在名义上是代表整个帝国了。他改革地方行政，整顿税务制度。此外，他还广兴建筑，以工代赈，把罗马城中领取免费食品的游民无产者的人数从32万人减少到15万人。

恺撒最具有永久性的一项改革，则为废除罗马旧日所用的阴历，而采用埃及的阳历，一年为365 1/4日，并且规定了4年一闰的办法。恺撒出生于7月份，他为了突出自己，特地把自己的姓氏Julius作为这个月的名称，以后就一直沿用下来，在英文中为July。这种由恺撒所采用的历法称为儒略历（Julian Galendar），它在西欧一直沿用到1582年，才逐渐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所主持改订的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即通常所说的公历）所代替（图12-27）。而在信仰东正教的东欧国家，儒略厉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年。通常所说的俄历，就是儒略历。俄国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还在用这种历法，直到1918年才开始改用公历。

图12-27　克里斯托佛·克拉乌协助修订格列高利历，为格列高利十三世的专家团提供精确数据和参考资料

在历史上，恺撒留下了许多生动的事迹：他在高卢的征战，他的进军罗马，他与庞培及其余党之间的大搏斗，他与克利奥帕特拉的邂逅，他的专制自为，以及他的被刺，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向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反复叙述的材料。恺撒一词，在后世成为专制帝王的通称。后来俄皇称为沙皇（Czar），德皇称为凯撒（Kaiser），都是从恺撒（Caesar）这个字转化来的。

不过，恺撒并不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说，是什么“功德巍巍的伟人”。他纵横捭阖，惯于玩弄权术，而且贪财好色，声名狼藉。恺撒毕生所追求的，是要实现他个人的权势欲，即君临天下，主宰一切。然而，正当他爬上政权的高峰、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就遭到刺杀，死于乱刃之下。恺撒是政治野心家，后来人们所说的恺撒主义，就是指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制独裁主义。

在恺撒执政时期，罗马的国家形式已经由贵族共和制转变为帝制。然而，罗马那种奴隶占有制国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列宁在《论国家》那篇精粹的演讲中说道：“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这些区别都是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列宁接着又说：“罗马法典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是把奴隶除外的，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唯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罗马的帝制就这样形成了。当年罗马从贵族共和制变为帝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形势所造成的。这时罗马早已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城邦发展成为一个囊括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那在城邦时代所发展起来的贵族共和制，主要是维护罗马一小撮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很难适应帝国时代统治的需要。帝国境内各地的情况不一，差别很大，而各地的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都要求参与政治，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于是，代表帝国境内各地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实施军事独裁的帝制便代替了原先的贵族共和制。

第十三章　1世纪和2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一、第二次三头同盟——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帝国

恺撒被刺杀之后，罗马的政局又一时陷于混乱。元老院中的共和派人士原以为，只要恺撒一死，贵族共和制便立即可以恢复。他们大喜过望，把布鲁图、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等人视为诛除暴君的仁人义士，誉之为解放者。然而，元老院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很难有所作为；而恺撒的党羽则握有重兵，盘踞要津，罗马平民和退伍军人实际上是跟着他们走的。

贵族共和派的刀剑只劫杀了恺撒个人，却不能阻遏恺撒所代表的那种政治趋势。这时，恺撒的心腹部将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图13-1）正担任着公元前44年度的执政官，是实力最强的军事领袖。他接管了恺撒的文书档案和财库，利用恺撒生前的威望及其在罗马平民中的影响，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俨然自命为恺撒的继承人，要为恺撒复仇，惩治元老院中的共和派人士。在安东尼的震慑下，共和派的领袖布鲁图和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等人都被迫逃亡出意大利，分别到马其顿、叙利亚等东部行省去组织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准备进行一场决死的斗争。

图13-1　安东尼向恺撒敬献王冠

恺撒在遗嘱里面，曾指定他的外甥孙屋大维（Gaius Octavian，为恺撒外甥女阿提娅〔Atia〕之子）做继承人。当恺撒遇刺时，屋大维还只是个18岁的青年，正在伊利里亚省的阿波罗尼亚城（Apollonia）求学，闻讯后迅即来到罗马。起初，他既无兵权，又无政治上的靠山，而且受到安东尼的冷落和压抑，几无容身之地。然而，元老院与安东尼之间的冲突，却使这位恺撒的螟蛉子成为罗马政治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屋大维诡谲多能，他利用元老院的支持，私自在恺撒的旧部中募集了一支军队。

这时，元老院中的共和派人士认为安东尼是共和制的最险恶的敌人。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乃仿效公元前4世纪希腊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斥责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口吻，一连发表了14篇痛斥安东尼的演说。他的这些演说词后来汇为一编，也标题为《斥腓力》（Philippics），实为罗马贵族共和制的绝响。

恺撒派与共和派双方都是剑拔弩张，内战的危机一触即发。公元前43年年初，安东尼担任执政官的任期已满，但他为了能控制罗马的局势，急于想得到驻山南高卢总督这个位置，不惜挑起战争。于是，元老院借重屋大维，调集一支兵力打败了安东尼。安东尼不得不暂时退往山北高卢，与恺撒的另一大将、曾任骑兵长官的雷必达（Marcus Lepidus）（图13-2）联合在一起。同年7月，屋大维回兵到罗马，迫使元老院补选他为该年度的执政官，并正式承认他是恺撒的合法继承人。

图13-2　雷必达

屋大维原是把他与元老院的合作当作权宜之计，一旦羽毛丰满，便会自行其是。他是要继承恺撒的事业，实现恺撒的未竟之志，于是他就抛开元老院，转过去与安东尼等人握手言欢。公元前43年11月，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城（Bologna）举行会议，成立了第二次三头同盟（The Second Triumvirate，也称后三雄）。这第二次三头同盟与第一次三头同盟一样，同为三个军事巨头勉强凑合在一起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互相利用而又互相水火。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三头同盟还是个私人之间的组合，用以对付当时的元老院；而第二次三头同盟则强迫公民大会予以承认，成为合法的权力机构，得以全权处理罗马的政事。

为了政治上的宿怨和经济上的掠夺，第二次三头同盟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进行“公敌宣告”，把一大批共和派人士以及被三巨头所猜忌的人列入公敌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被安东尼目为死敌的西塞罗。凡被列入公敌名单的人，即被剥夺了生命权，杀之者有赏，而其财产则予以没收。三巨头授意人们互相揭发，并鼓励奴隶们出面揭发其主人，杀主报官者可获得奖赏并脱离奴籍。于是，苏拉时代那种毒怨报复的凶焰，又狂烈地蔓延开来。这次公敌宣告是精心罗织的，计有300名元老，2000名被称为骑士的富人，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或者仅仅因为有人觊觎他们的财产而遭到杀害。这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掠夺和财产再分配。三巨头把那些没收得来的土地财产分赐给他们自己的亲信和部属，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当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第二次三头同盟时，共和派的布鲁图和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已经在帝国东部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计有19个军团，加上骑兵和弓箭手，共约8万人。不过，他们的部队是仓促组成的，多为从东部各省招募得来的雇佣兵，这就带来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公元前42年年初，安东尼和屋大维率兵10余万人来到希腊半岛，他们步步进逼，准备扫灭共和派的部队。同年10—11月，两军在马其顿东部的腓力比城（Philippi）附近展开了两次激战：在第一次腓力比战役中，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败于安东尼之手，饮刃而死，但布鲁图却击退了屋大维，拉平了战局。在接着而来的第二次腓力比战役中，因为安东尼和屋大维合兵在一起，形成包围之势，布鲁图独力难支，终于溃败。他看到大势已去，也愤而自杀（图13-3）。布鲁图是共和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他死之后，共和派便一蹶不振了。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腓力比战场实为罗马贵族共和制的坟墓。

图13-3　布鲁图看到大势已去，愤而自杀

公元前40年，三巨头会于意大利东南角的布林迪西港，重申前盟，三分天下，大致上划定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安东尼得到帝国东部广大的土地，负责对帕提亚用兵；屋大维得到帝国西部，负责征讨盘踞在西西里岛等地的赛克斯图斯·庞培；而雷必达则得到非洲省。为了加强这种同盟关系，屋大维以其姐屋大薇（Octavia）嫁与安东尼做继室。屋大薇美而贤，但并不能缓和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的矛盾。在这以后的数年中，三巨头仍旧是你争我夺，交哄不已。

在安东尼的势力范围内，包括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这时，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已经鸩杀了她的幼弟托勒密十三世，扶立她与恺撒所生之子小恺撒为王，是为托勒密十四世。在腓力比战役结束后，公元前41年的夏天，安东尼以胜利者的威仪，在小亚细亚南边濒海的塔尔索城（Tarsus）召见克利奥帕特拉，原欲向她勒索一大笔贡赋，作为军费开支，但反而被她征服了。这位埃及女王，为了政治上的依附，又不得不结欢于她那新的主人。安东尼迷于声色，随克利奥帕特拉来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里亚。虽然一年以后，安东尼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娶了屋大维之姐屋大薇，但不久他又回到克利奥帕特拉身边，并且正式同她结婚，先后生了3个孩子（图13-4）。

图13-4　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

公元前36年，安东尼用兵于帕提亚，遭到帕提亚人的反击，失利而退，只是趁势灭掉了那个领土狭小的亚美尼亚王国。他一反罗马历史上的惯例，不回罗马，而是在亚历山大里亚举行凯旋式。安东尼住在埃及王宫里，俨然就是个东方式的君主。在政治和感情上，他与罗马都日益疏远了。

当安东尼缱绻在埃及时，屋大维却在地中海西部不断扩大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公元前36年，屋大维最后打败了赛克斯图斯·庞培，夺取了西西里岛等地，并乘机兼并了雷必达所领有的非洲省，只让他保留一个祭司长的空衔回到意大利。这时，第二次三头同盟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罗马帝国境内各地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的利益，是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那因为恺撒之死所造成的暂时的分裂，必须由另一个武人重新统一起来。屋大维与安东尼是不能并存的，这两个势力最大的军事巨头，势必要以兵戎相见，以决定由谁来统一这地中海世界。在过去，苏拉与马略的斗争，恺撒与庞培的斗争，都说明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罗马帝国要由分裂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积不相能，终于导致战争。安东尼把罗马在地中海东部的领地分别赠送给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孩子们，他准备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与克利奥帕特拉一道统治这个帝国。安东尼扬言，说恺撒与克利奥帕特拉所生之子才是恺撒的嫡嗣，屋大维无权继承恺撒的事业。此外，他还宣布与屋大薇离婚，以表示与屋大维公开决裂。所有这一切，都在罗马人中激起极大的反感。形势有利于屋大维。公元前32年，屋大维就利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名义，撤销了安东尼的职务，宣布他为国家公敌，并对克利奥帕特拉宣战。

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一起拼凑了500艘战船，步骑兵共约9万人，向希腊半岛集中。屋大维也调集了战船400艘，步骑兵约10万人，渡过亚得里亚海前来接战。在数量上，两军的实力大致相当。然而，安东尼部下的那些罗马士兵，大都不愿为克利奥帕特拉作战，军心涣散，士气不振。公元前31年9月2日，两军在希腊半岛西南的亚克兴角（Actium）上展开了战斗（图13-5）。但这根本不是一场大战：战斗一开始，屋大维的舰队先声夺人，占了上风。克利奥帕特拉为了保存实力，迅即带领她那一部分埃及舰队弃阵而逃。安东尼也无心恋战，随着她逃回到埃及。那些原先属于安东尼部下的罗马士兵，纷纷倒戈，投降了屋大维，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图13-5　亚克兴角战役

次年，屋大维率领大军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登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被围于孤城中。这时，克利奥帕特拉还企图用某种方式来保持埃及那半独立的地位，曾背着安东尼，向屋大维通款乞和，但被屋大维拒绝了。最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为了免于被俘受辱，相继自杀。屋大维并有了安东尼的领地，并将恺撒与克利奥帕特拉所生之子（即托勒密十四世）处死。那统治埃及几达300年之久的托勒密王朝，也就此灭亡了。埃及被改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历来传记家、文学家、戏剧家写克利奥帕特拉的事迹，多浮艳之词。而近代法国大数学家兼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思想录》中竟然说：“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世界局势就会完全不同了。”这真是故作惊人之笔，反为盛德之累！实际上，克利奥帕特拉只是个弱国的末代女王，她在历史上并没有起过多大的作用。克利奥帕特拉先后媚事恺撒和安东尼，原是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维持她在埃及的统治，而在这一点上她最后也失败了。克利奥帕特拉其人其事，只是罗马史上的一段插曲，不曾有过多大的影响，而其最后的结局也是可悲的。

随着托勒密埃及的灭亡，那历时约300年的希腊化时代就结束了。希腊和地中海东部的那些希腊化地区，都被并入罗马帝国；而希腊文化就与罗马文化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希腊—罗马文化。

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角战役，最后造成了罗马帝国的统一。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地区：埃及、昔兰尼加、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马其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非洲北部，都聚合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而屋大维就成了罗马帝国最高的统治者。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正是帝国境内各地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所指望的。那自从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运动以来、延续达100多年之久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也暂时潜伏了下去。从此罗马的帝制就真正确立了。

公元前29年，屋大维凯旋到罗马。300年来，罗马的奴隶主贵族都是穷兵黩武，不断从事于掠夺性的武力扩张或血腥的内战。这时，地中海世界已经统一，兵戈暂息，罗马才第一次关闭了战神之庙的大门，以表示和平时期的来临。屋大维是个比较聪明机智的人，他知道恺撒之所以遭到贵族共和派的嫉恨而终于被刺，是因为恺撒过分忽视了罗马的政治传统。于是，屋大维对罗马历史上所延续下来的那些政治机构就不遽加改变，而是在旧有的共和制的外衣下，实行其代表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专政。屋大维拒绝了独裁者的称号，仅仅自称为第一公民或元首（Princeps），而他所建立的这种政体，就叫作元首政体（Principate）。屋大维与恺撒一样，被尊为国父和大元帅，担任执政官、保民官，并担任宗教上的最高职务——祭司长。这些头衔和职位集于一身，便使他具有绝对无限的权力。此外，从公元前27年起，屋大维又被元老院尊为奥古斯都（Augustus）（图13-6），意为“庄严、伟大、神圣”。这世俗的统治者，竟被神圣化了。屋大维出生于8月，因此他援恺撒的前例，将8月命名为Augustus，并认为他与恺撒同尊，8月份的日数不能少于7月，应同为31天。这一项历法上的规定，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图13-6　奥古斯都

由于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殖，罗马帝国的户籍大大增加了。在屋大维当政时期，罗马帝国境内的人口总数约为5000万人。

屋大维改组罗马帝国的地方行政，他把意大利、西西里、马其顿等比较安定的地区交由元老院治理，而他自己直接用兵力统治高卢、西班牙、叙利亚等行省。那富庶的埃及，则成了他私人的领地。这时，罗马派驻在各行省的行政首长，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些不受中央节制的军人、政客或包税商，而是常任的总督。这些统辖一方的封疆大吏，都是直接由屋大维任命、调遣或撤换。

为了防止其他的武人再以兵力夺取政权，屋大维就总揽军机，使一切的武装力量都直属于他自己。他把罗马原有的部队加以裁减，整编为25个军团，每个军团的兵力约为12000人，合计共约30万人，分别戍守在帝国的边陲之地。另有精锐的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s）约9000人，驻扎在意大利境内，以拱卫罗马。

在屋大维当政时，罗马帝国的疆土有很大的扩张，增设了一些新的行省。这时罗马帝国大致上已经完成了它的自然疆界：它东起幼发拉底河，南至撒哈拉大沙漠，西濒大西洋，北以莱茵河、多瑙河与日耳曼人为界，四境都有天然屏障。屋大维想征服日耳曼人，把帝国的国境扩展到易北河。但在公元9年，罗马统帅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所带领的3个军团以及一些辅助部队，因为孤军深入，被日耳曼部族的酋长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围困在条顿堡森林（Teutoberg Forest）中聚而歼之，结果全军覆没，无一生还（图13-7）。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在这次惨败之后，就再也不能兴兵大举进攻日耳曼人。从此罗马的国力就被限制在莱茵河以南，而日耳曼人的势力却骎骎日盛，经常来侵扰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了。

图13-7　日耳曼部族酋长阿尔米尼乌斯率军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关于条顿堡森林战役的历史意义，恩格斯曾经写道：日耳曼人“同瓦鲁斯的会战，是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会战使日耳曼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05页）由于条顿堡森林战役的结果，日耳曼人得以免受罗马奴役，而日耳曼尼亚（即后来的德意志之地）也就独立于拉丁文化之外了。

罗马帝国为了防御日耳曼人入寇，曾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沿岸设立了50多座屯兵的城堡。现今欧洲许多重要的城市，如莱茵河上的斯特拉斯堡（Strasburg）、美因兹（Mainz）、波恩（Bonn）、科隆（Cologne）、莱顿（Leyden）等，多瑙河上的维也纳（Vienna）、雷根斯堡（Regensburg），都是由当年罗马屯兵的营寨发展起来的。

在奥古斯都时代（自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罗马帝国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时地中海上帆樯往来如织，各地的谷物、酒、橄榄油、布匹、陶器、金属品、木材以及奴隶，都以纳贡或贩卖的方式集中到罗马。屋大维利用人民的徭役，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宏大的庙堂、宫殿、议事厅、竞技场和公共浴室。那台伯河畔的帝都，这时已经面貌一新，到处都是用花岗石和大理石建造的雄伟壮丽的建筑，广厦连云。屋大维曾经自豪地说道：“我继承了一座砖瓦之城，然而我却留下了一座大理石之城。”这话并不夸张。而且，从屋大维的时代起，罗马历代的帝王均以京都为中心，建筑驰道以通达各省，借此来加强帝国的统一。那些驰道都是用大块的石材砌成，宽广而又坚固，好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帝国全境。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以后的千百年中，在近代的铁路和公路未铺设以前，古罗马的驰道还一直是南欧陆上交通的主要干线（图13-8）。

图13-8　罗马阿庇乌斯路，即罗马驰道

财富的增加，越发滋长了罗马社会上奢侈的风气。那些愚昧而又暴戾的奴隶主贵族，只知道追求生活上的享受，耽于逸乐。他们的生活信条是：“打猎，上洗澡堂，看竞技，寻欢作乐，这就是人生！”他们自命为世界的主人，然而他们对于世界上的事却是一无所知，连文化教育工作都一概要倚赖奴隶们去做。这时，贵族妇女们带着来自印度的金刚钻、珍珠和宝石，穿着用中国丝绸缝制的服装，竞尚豪华。原来出产在东方的一些谷物和水果，例如稻米、甘蔗、蜜桃、杏子等，也于这时先后传入了罗马，大大丰富了罗马人的物质生活。

然而，这些繁荣都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泪所凝结起来的。奴隶的生活固然是痛苦万状，就是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平民，也是颠沛流离，朝不保夕，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屋大维当政的时代，罗马城内也还有20多万游民无产者，只靠政府的一点公粮和救济金聊以糊口。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正如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达到了空前的隆盛，在文学上也是个黄金时代，以致后来奥古斯都时代一词就成了黄金时代的同义语。屋大维的宠臣梅塞纳斯（Maecenas）喜欢附庸风雅，他把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延致在门下，形成一个文学上的小团体（图13-9）。这时最著名的诗人有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而历史学家李维则正在写他那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史》。关于这些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生平事迹，我们在本章第五节《罗马的文化》中还要略加叙述。

图13-9　梅塞纳斯

屋大维开创了一种局面，使地中海世界得以在200年内维持着相对的和平。这种和平被称为罗马和平时期（Pax Romana），那就是靠罗马的武力来维持的和平。在这以后的200年中，罗马帝国在边境地区还进行过许多战争，但地中海上确实是宁静不波，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海战。

二、1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屋大维所建立的元首政体，是一种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军事独裁政体。以后有280多年，罗马的最高统治者都只是自称元首，但这种元首实际上就是专制帝王。元首制是用共和制的词汇修饰起来的君主制。

公元14年，屋大维病逝。从公元前31年亚克兴角战役的胜利算起，他单独当政44年。屋大维平生三娶而无子，晚年立其妻莉薇娅（Livia）与其前夫所生之子提比略（Tiberius Claudius Nero）为嗣。屋大维一死，罗马元老院就把屋大维的那些尊号和职位一律加在提比略头上，于是君主便由世袭产生了。

这个自恺撒以来，由屋大维和提比略所建立的王朝，史称朱里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

在提比略（图13-10）当政时期（14—37年），罗马的帝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提比略代表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褫夺了公民大会的立法权和选举权，使元老院成为唯一的立法机关和选举机关。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此罗马的公民大会就有名无实，不再是政权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提比略又用兵于高卢、日耳曼尼亚和地中海东岸一带，加强了中央对各行省的控制。

图13-10　提比略

提比略是以养子继承大位，他对那些可能与之争位的人是非常猜忌的。提比略依靠禁卫军，建立起一套阴森恐怖的统治。而从这时起，禁卫军就成了罗马政治生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禁卫军的头目可以左右朝政，擅行废立。提比略本人就是被禁卫军谋杀掉的。

君主世袭的制度一经建立，皇帝确实可能就是“戴着皇冠的匪徒”。在提比略之后，继位的几个罗马皇帝都是愚妄的或昏暴的，其中卡里古拉（Caligula）是疯子，克劳狄（Claudius）是迂儒，而尼禄（Nero）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恶魔。

卡里古拉原名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以示他是恺撒、屋大维的后裔。Caligula是他的诨名，意为“穿皮靴的小子”。卡里古拉自幼是在军营中长大的，他粗鲁无知，挥霍无度，近乎狂悖。这个一贯胡闹的儿皇帝，为了羞辱元老院，竟把他所爱乘的一匹马封为“元老”。卡里古拉（图13-11）在位4年（37—41年），就被他自己的侍卫刺杀了。

图13-11　卡里古拉

卡里古拉死后，罗马元老院中曾有人企图乘机恢复共和制，但未能成功。禁卫军掌握着局势，它拥立卡里古拉之叔、年逾50的克劳狄为帝。克劳狄早年曾受业于大历史学家李维，他雅好书史，并且写过一些历史著作，但其人迂腐迟钝，懦弱无能，因此大权旁落，国事多由近臣处理。他惑于内宠，废掉自己亲生的儿子，而立其继室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the Younger）与其前夫所生之子尼禄为嗣，那就是后来历史上恶名彰著的尼禄皇帝。然而，当克劳狄（图13-12）在位时，罗马的国力却仍在扩张。43年，罗马派大军侵入不列颠岛南部，把现今的英格兰地区收入版图，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此外，克劳狄比较重视行省的地位，他曾仿效恺撒的办法，把罗马公民权授予高卢等地自由民中的上层分子，并吸收了一些边省的贵族来参加元老院。克劳狄在位13年（41—54年），最后是在宫廷阴谋中被其皇后小阿格里皮娜毒死的。

图13-12　克劳狄

在暴君尼禄执政期间（54—68年），罗马宫廷确实就成了一座阴森的屠场（图13-13）。这荒淫无道的独夫，曾经鸩杀兄弟、弑母、杀妻，最后又逼死了他的师傅、著名的哲学家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尼禄自诩为“天才艺术家”，他生平最大的乐趣就是登台演戏，尤喜串演坤角。帝王行同优伶，国事就不堪闻问了。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延烧六昼夜，全城14个区中有10个区均被殃及，大部分的民房都被烧毁了。在那些受难的人们正在救死扶伤之际，昏暴的尼禄还对着焚烧中的罗马城抚琴高歌。罗马人民窃窃私议，说这次大火是尼禄自己放的，为的是要扫清贫民窟好让他建造花园。然而，尼禄却把纵火的责任诿之于罗马那些新近皈依的基督教徒，乘机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尼禄的残酷不仁，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和军队的叛变，最后他恶贯满盈，在流亡中被迫自杀。

图13-13　尼禄

尼禄一死，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帝统就中绝了。从恺撒算起，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共传6帝。其中只有屋大维一人得以终其天年，其他5人都是死于非命的。

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告终，于是各地的军人拥兵自为，争夺帝位。在公元69年那一年中，罗马有4个皇帝并立，相争不下。经过两年多的混战，结果兵力最强的韦斯巴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简作Vespasian）削平群雄，取得独尊的地位。韦斯巴芗是第一个非贵族出身的罗马皇帝，同时也是第一个由地方军队拥立的罗马皇帝。他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弗拉维王朝（The Flavian Dynasty）。

本来，66年，即在尼禄在位的末期，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因为受不了罗马帝国苛政的压迫，聚众起义。他们的斗争情绪非常激昂，被称为奋锐党（Zealots）。罗马驻叙利亚的总督带了2万人马到耶路撒冷去镇压，结果反被犹太人打得大败，伤亡过半。于是尼禄就派军功卓著的将领韦斯巴芗统率精锐部队5万人，进驻巴勒斯坦，进行反扑。接着由于罗马发生政变，尼禄自杀，韦斯巴芗忙于争夺帝位，就没有能够立即对耶路撒冷城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及至公元70年的春天，韦斯巴芗已经南面称尊，乃命其长子提图斯（Titus）代为统帅，对耶路撒冷城进行猛攻（图13-14）。据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记载：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多避居在耶路撒冷城内，先后死于战争和饥饿者多至110余万人。而城破之日，罗马士兵又大肆杀戮，把17岁以上的男子都押解到埃及去开矿，或者强迫他们与野兽角斗以死。全城的庙宇和房屋都被毁了，只剩下3座碉楼和西边的一堵城墙。罗马统治集团实行高压政策，他们是要把耶路撒冷城完全夷为平地。

图13-14　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凯旋

当罗马统治集团正忙于镇压犹太人的起义时，帝国西北部也是烽火连天。自从恺撒用兵于高卢以来，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并没有服服帖帖地受罗马统治。69年，居住在莱茵河下游之地的一支日耳曼部族，叫作巴达维亚人（Batavians），首先对罗马举起了叛旗。起义者的队伍迅即扩大，一时其他的日耳曼诸部族、高卢人以及一部分罗马驻屯军，都群起响应。但是，因为巴达维亚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而那些起义的罗马驻屯军也是各有彼此，不能精诚合作，结果苦撑了2年，就被韦斯巴芗的部队逐一击败了。

韦斯巴芗在位10年（69—79年）。他为了进一步控制那些被征服地区，于是在军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除了禁卫军仍旧由意大利人充任以外，地方上的驻屯军则完全在各省招募，轮流易地戍守。例如，高卢籍的士兵不得驻屯在高卢，西班牙籍的士兵不得驻屯在西班牙，马其顿籍的士兵不得驻屯在马其顿，而必须轮流在本乡以外的地区戍守。这种办法，加强了罗马对各行省的统治。韦斯巴芗袭用了恺撒和克劳狄重视行省的政策，并且对之有所发展。他比较广泛地把罗马公民权授予西班牙、高卢等行省的自由民，并允许西班牙的一些城市享有自治权。韦斯巴芗对元老院进行改组，注意吸收各行省的上层人物参加元老院。同时，他还把西班牙、高卢等地的大奴隶主贵族约1000户移居到罗马城，以充实元老贵族和骑士的行列。这些措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从此以后，帝国政府便成为代表帝国境内各地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政府了。

韦斯巴芗也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物。他征用民力，广兴建筑。罗马历史上最宏伟的建筑物之一，那座可容纳观众八九万人的罗马竞技场，就是由韦斯巴芗首先鸠工兴建的（图13-15）。

图13-15　韦斯巴芗筹划建造罗马竞技场

韦斯巴芗久欲传位于其长子提图斯。当其在世时，提图斯就已经担任执政官、监察官，并且执掌机要，统辖着禁卫军。因此韦斯巴芗一死，提图斯很顺利地就当上了皇帝。

就在提图斯刚即位时，罗马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一次自然灾害。79年8月24日，意大利半岛西南角上的维苏威火山突然大爆发。地球内部喷涌出来的炽烈的熔岩，连同铺天盖地而来的火山灰和泥石，把濒海胜地庞贝（Pompeii）、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斯塔比亚（Stabiae）这3座小城完全掩埋了。这3座1世纪时的罗马古城，被火山熔岩和坚硬的泥石层封存在地下，历时1600多年，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直到18世纪中期，考古学家才发现了庞贝古城的遗址，开始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经过200多年来陆续的发掘和整理，这座罗马古城大部分已经重见天日。在庞贝的故墟上，有宏伟的广场、神庙、政府公廨、剧场以及公共浴室；有广阔的街道，沿街有各种商店和作坊；有大贵族们所营建的豪华别墅，其中有各色各样的生活用品，以及琳琅满目的壁画和浮雕。更怵目惊心的是，还有许多当时来不及逃脱而被火山喷发物所吞没、“石化了”的人。所有这一切，都还依稀完整地保存着。从这些遗迹里面，我们可以想见到距今1900多年前罗马人的生活概况（图13-16）。

图13-16　19世纪末的庞贝古城遗址和维苏威火山

提图斯仅在位2年（79—81年）就去世了，传位于其弟图密善（Domitian）。图密善专制自为，其昏暴不下于尼禄。他广建富室，备极奢侈，这就势必要增加赋税，加重人民的负担。图密善连年用兵于不列颠、日耳曼尼亚等地，但往往是得不偿失。当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一带的达西亚人（Dacians）势力甚强，经常南下寇掠。图密善无法取胜，只能对之采取羁縻政策，厚币重赂，以求得暂时的苟安。图密善的专横，激起了元老院的反对。而图密善用来对付反对派的办法，就是滥施刑戮，有许多元老遭到杀害。他布置了很多密探监视人们的行动，悬赏告密，弄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图密善（图13-17）在位15年（81—96年），最后是被其近臣和元老院中的反对派合谋刺杀的。

图13-17　图密善

图密善一死，弗拉维王朝的帝统就绝灭了。元老院推举出一位年长的元老涅尔瓦（Nerva）为帝，开始了罗马历史上一个新的时期。

三、2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涅尔瓦是由元老院拥立的，他老成持重，在即位时就发誓不杀害元老，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从而结束了图密善那样的恐怖统治。

涅尔瓦即位时年事已高，没有子嗣。他知道做皇帝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于是就收驻扎在莱茵河岸、拥有重兵的将领图拉真（Trajan）为养子。涅尔瓦仅在位16个月就去世了，图拉真顺利地继承了帝位。

这个由涅尔瓦（图13-18）和图拉真所创立的王朝共传6帝：涅尔瓦（96—98年）、图拉真（98—117年）、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安敦宁·毕尤（Antoninus Pius，138—161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康茂德（Commodus，180—192年）。这个王朝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宁·毕尤、马可·奥勒留均系以才略出众或功勋卓著而相继被收为养子，继承帝位，他们与涅尔瓦一道被誉为5位贤君；只有最后的康茂德系以嫡子得位，而且昏庸无能。这个王朝没有共同的姓氏，只因安敦宁·毕尤在位的时间最久而且具有代表性，故称安敦尼王朝。

图13-18　涅尔瓦

在罗马历史上，2世纪这100年间，即安敦尼王朝统治时期，被称为太平盛世。这时罗马帝国的国力如日中天，政治也比较清明。然而，日中则昃，当时罗马帝国也已经显露出衰落的征兆。

图拉真（图13-19）出生于西班牙，他是以外省贵族爬上皇帝宝座的第一人，而接着他继位的3个皇帝也都是出身于外省贵族，足证这时行省的地位已经提高了。

图13-19　图拉真

图拉真主要是一位军人，但也颇有行政才能。他鉴于前朝之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缓和各方面的矛盾：他尊重元老院的政治地位，注意吸收东方各行省乃至非洲省的大奴隶主贵族参加元老院，扩大了元老院的代表性。他改革地方行政，任命一些忠于职守的亲信到行省去做总督，改善了中央和行省的关系。他懂得培养民力的重要，乃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并用政府贷款的方式，帮助小农维持生计。此外，他还沿袭涅尔瓦所创行的一种办法，即由政府拿出一部分税款来在各地设立基金，用以养育贫苦无告的孤儿。图拉真被元老院尊为“元首中之最佳者”（Optimus Princeps），他比前朝的那些君主来得开明。

不过，图拉真曾肆行武力扩张。当其在位的末年，罗马帝国的疆域最广，达到了它历史上最远的疆界。

图拉真认为达西亚人是主要威胁，曾先后两次用兵于达西亚（Dacia）。第一次是在101—102年，他亲自率领大军20万人渡过多瑙河，攻陷了达西亚人的都城萨尔米泽杰图萨（Sarmizegethusa），降其王德凯巴鲁斯（Decebalus）。但达西亚人是个很强悍的民族，隔了3年，德凯巴鲁斯东山再起，又兴兵反抗罗马。106—107年，图拉真第二次大举进攻达西亚。这一次他搜山剔谷，虏获无算。德凯巴鲁斯经过浴血奋战，最后兵败自杀。

于是，罗马把达西亚收为行省，并将大批罗马士兵和贫民移殖到那里去屯垦。那些罗马人在多瑙河下游之地所建立的殖民地，后来就发展为现今的罗马尼亚。

图拉真把征服达西亚视为不世之功。他回师到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天下大庆，接连庆祝了123天。元老院特通过决议，为之营建宏大的图拉真广场，竖立起高大的图拉真纪功柱，来纪念这次胜利（图13-20）。

图13-20　图拉真广场和图拉真纪功柱

随后，图拉真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亚洲西南部，与帕提亚（安息）构兵。自公元前1世纪中期以来，帕提亚一直是罗马帝国的劲敌，两国之间战争时起，疆界时有变动。而帕提亚是欧、亚交通的孔道，它垄断着印度、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贸易往来。罗马帝国要与印度、中国直接交通，必须打开通向红海或波斯湾的门户。106年，图拉真攻占了阿拉伯半岛西北角的要城佩特拉（Petra），设立了阿拉伯行省，出红海就较为方便了。接着在114年，图拉真以亚美尼亚王国的宗主权问题为借口，对帕提亚大张挞伐。他亲率大军占领了亚美尼亚，随即挥师南下，占领了两河流域，攻陷了帕提亚的首都、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直抵波斯湾口。图拉真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3个行省，那就是：改亚美尼亚王国为亚美尼亚省，在亚述的故址上设立亚述省，在两河流域设立美索不达米亚省。

经过图拉真这一系列的扩张，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大到最大范围。这时它东起两河流域，南包埃及、北非，西包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北抵莱茵河和位于多瑙河以北的达西亚。这是罗马历史上最大的疆域。

然而，图拉真在亚洲西南部所取得的这些胜利都是暂时的、不巩固的。罗马帝国原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上的。在罗马帝国境内的那些被压迫民族中，反抗最烈的是犹太人。就在图拉真与帕提亚人作战之际，巴勒斯坦等地的犹太人乘机再一次聚众起义，在后方燃起了烽火，声势甚盛。117年，图拉真迫于形势，不得不从两河流域回师，但在途中染疾，病逝于小亚细亚南部的奇里乞亚。而图拉真一死，他在两河流域的那些措施就化为乌有了。

图拉真在弥留之际，传位于其养子哈德良。哈德良（图13-21）也是西班牙人，原系图拉真的表侄。从早年起，他即跟随图拉真转战各地，深得这位皇帝及其皇后普洛蒂娜（Plotina）的赏识，被倚为左右手。当图拉真病死时，哈德良正担任驻叙利亚的总督，忙于镇压犹太人的起义，而他对地中海东部的形势是很了解的。哈德良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帕提亚罢兵言和。他放弃了图拉真所设立的亚述省和美索不达米亚省，并且让亚美尼亚重新成为仅仅依附于罗马的小王国，把罗马帝国在东方的边界缩回到幼发拉底河。

图13-21　哈德良

哈德良深知：罗马因为连年劳师远征，当年在财政上已经感到极大的困难，而内部危机重重，所以必须在边疆上改取守势。哈德良在边境上建造了一些庞大的防御工事：为了抵御日耳曼人的南侵，他在现今德意志的南部筑了一道长城，把莱茵河上游与多瑙河上游连成一气。此外，他又在不列颠岛的蜂腰地带筑了一道长城，以防御那些居住在现今苏格兰高地的蛮族。哈德良所建造的那些长城，在规模上固然比较小，不能与我国的长城相提并论，但也不失为当时罗马国防上的一个屏障。

哈德良勤于政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乃在军制、行政制度、税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他还罗致了一批法学家，把过去历届行政首长所颁布的法令汇编成册，题为《永久法令》，作为执法的依据。当哈德良在位时，皇权有所加强，而元老院的地位和作用则大为削弱了。

哈德良雅好文学艺术，他非常崇尚希腊文化，提倡不遗余力。在他的奖励下，罗马在2世纪又出现了希腊热。哈德良经常巡视各地，足迹几乎遍于帝国全境，但除了首都以外，他住留得最久的城市是雅典。哈德良征用民力，在罗马和雅典等名城广兴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马那座宏伟壮丽的万神庙（Pantheon）（图13-22）。此外，他还鼓励各行省大兴土木，美化其城市。罗马帝国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大建筑物，有不少都是在哈德良当政时期修建的。

图13-22　罗马万神庙

哈德良在位时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就是用兵于巴勒斯坦，镇压犹太人的第三次起义。132年，哈德良出巡巴勒斯坦。他要在耶路撒冷的原址上另建一座新城，使之成为罗马人的居留地，而把犹太人从他们的这块圣地上一律赶出去。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犹太人就揭竿斩木，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牧师伊列萨尔（Eleazar）和自称救世主的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khba，意为星辰之子），斗争情绪较前更为激昂。哈德良派大军前去镇压，屠戮极惨，犹太人死难者达58万人。135年，罗马当局最后扼杀了这次起义。它为了要把犹太人完全从这片土地上消灭掉，竟连犹地亚（Judea）这个名称也被取消了，按旧名改称其地为叙利亚—巴勒斯坦。罗马当局禁止犹太人再涉足于耶路撒冷，违者论死。

经过这样一次浩劫，犹太人就失去了他们的乡邦，作为一个仅仅依靠犹太教和种族特征来维系的民族，流寓在世界各地。后来，经历了1800多年的苍黄反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才在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又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共和国。

138年，哈德良病逝，其养子安敦宁·毕尤即位。安敦宁·毕尤（图13-23）继续执行哈德良的政策，对外改取守势，对内注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并奖励学术，文治称盛。安敦宁·毕尤在位23年，是安敦尼王朝在位最久的君主。然而，他无为而治，这时罗马帝国四境安宁，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这是罗马历史上最平静的时代。

图13-23　安敦宁·毕尤

161年，安敦宁·毕尤去世，传位于其养子马可·奥勒留。起初，马可·奥勒留与其义弟维鲁斯（Aelius Verus）同为元首，共理国政。这是罗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独特的现象，同时有两个皇帝在位。维鲁斯曾领兵对帕提亚作战，但于169年染疾而死，马可·奥勒留乃成为惟一的君主。马可·奥勒留潜心学问，勤于政事，被称为罗马历史上少有的一位贤君。他本人就是一位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其所著的《沉思录》（Meditation），阐述了大奴隶主贵族的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马可·奥勒留共当政19年，他用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政治实践，认为皇帝的职责，就在以公正无私的原则来洽治万民。当然，这种开明君主的政治思想，实质上是代表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

就在马可·奥勒留（图13-24）当政时期，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已经盛极而衰。而在166年左右，在罗马—帕提亚战争期间发生了鼠疫。这可怕的黑死病迅即猖獗起来，蔓延于罗马帝国各地，吞噬了无数的人丁。同时连年饥荒，各地都是嗷嗷待哺的哀鸿。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更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图13-24　马可·奥勒留

这时，北方的日耳曼诸部族着着南下，侵寇罗马帝国的边陲之地。原先居住在多瑙河以北的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汪达尔人（Vandals）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都以野蛮部族所特有的那种凶猛之势，越界进犯。马可·奥勒留亲自带兵去抵御，然而也只能用羁縻的方法，让那些蛮族定居在罗马帝国北部，并且借他们的力量来防御其他蛮族，这与我国汉代羁縻北方部族的政策如出一辙。从此以后，日耳曼诸部族就杂居在罗马帝国境内，并且成为罗马雇佣军最主要的兵源。

180年，马可·奥勒留卒于多瑙河前线军中，传位于其年仅15岁的儿子康茂德（图13-25）。这样，历时80余年的所谓罗马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结束了。康茂德不肖其父，他昏庸残暴，耽于逸乐，经常在竞技场上扮演角斗士，并自谓天下无敌，于是纲纪荡然，政事日非。他在位12年，被其皇妃和禁卫军合谋杀害。而康茂德一死，各地的军政头目又拥兵自为，争夺帝位，混战不已。此后罗马帝国便进入混乱时期。

图13-25　康茂德

四、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从公元前3世纪末年至公元3世纪初年，这四五百年间，汉代的中国与西方的罗马交相辉映，都是大一统的帝国。这两大帝国之间虽然横亘着辽阔的沙漠地带和崇山峻岭，但已经开始有了商业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

亚洲和欧洲在地理上原为一个单位，土地毗连，其间并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从邈远的古代起，亚、欧之间即已有人迹往来。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所著《历史》中，曾隐约提到过当时从希腊通往东方的路线。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兵东侵，最远的地方直到帕米尔高原的西麓。但当时希腊人不知道有中国，中国人也不知道有个希腊。

第一个开辟中西交通的英雄人物是中国使臣张骞。公元前138年，即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首次奉命通西域。他冲破匈奴人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沿天山山脉的北路西行，辗转到了中央亚细亚南边的大月氏。大月氏所迁之地，就是希腊化国家大夏的故址。张骞于公元前126年返国，讲述了他在西域各地的见闻，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他当时在中国所激起的影响，实不亚于后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件事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公元前119—前115年，张骞再度通西域，与乌孙、康居、大宛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分遣副使至印度、安息等国。张骞每次出使，都带去大量的缯帛和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从西域带回名马、葡萄、苜蓿等。从此以后，虽然有匈奴人的阻梗，中国人到西方去的就逐渐增多了。

中国与罗马的关系，起始于丝缯贸易。张骞通西域后，即大致从公元前2世纪末年起，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各族人民就开辟了一条横贯亚洲大陆、连接地中海世界的丝绸之路。它东起西汉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出河西走廊，经过天山北路或南路，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经过中央亚细亚折向西南，横越伊朗全境、两河流域，直达地中海东岸，全程约14400公里。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各国的商贾、使臣、传教士往来不绝。中国的丝绸转运万里，其间难免会有损耗，因此贩运到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丝绸售价特昂，至与黄金等价。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中国丝绸已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珍贵的衣料。罗马诗人卢坎（Lucan）在其所著的史诗中，说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曾经披着轻软的丝服参加盛筵，望之如霞裳，光彩照人（图13-26）。罗马的大奴隶主贵族，都以穿丝绸为荣。罗马帝国因为中国丝绸的输入，金银外流，甚至造成了金融恐慌。因此，罗马皇帝提比略曾经下令禁止臣民穿着丝服，但这项禁令并没有能够生效。

图13-26　罗马诗人卢坎所著史诗1657年法文版扉页

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人就屡次提到中国。诗人维吉尔描写过中国的丝绸，贺拉斯记载过中国的弓箭。当时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erica），意为产丝之地；而中国人称罗马为大秦，也称犁鞬，或海西国。

1世纪后期，即我国东汉和帝时，班超经营西域，把天山南北路和帕米尔高原以西、里海以东的土地都收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时，中国的西方边境与罗马帝国的东方边境已经相距不远，其间只横隔着一个帕提亚（安息）。波斯人要居间操纵中国与罗马的丝缯贸易，并且怕一旦中国与罗马直接交通后，对他们会有不利，所以从中作梗。班超在西域时，曾遣副将甘英往通罗马帝国。甘英走到美索不达米亚，因受波斯人的阻挠，竟中途折返。《后汉书》中记载道：“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罗马），抵条文（原指叙利亚一带，但此处大概是指美索不达米亚），临大海（大概是波斯湾）欲渡，而安息西界舩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百纳本二十四史》，《后汉书》第七十八卷，《西域传》）

2世纪初期，经过图拉真的武力扩张，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疆界已经包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于是罗马的商贾，有从波斯湾泛海、经印度洋来到东方者。166年，有一个乔称是罗马使臣的叙利亚商人，从现今的越南来中国通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罗马与中国之间的直接交通。关于这件事，《后汉书》上记载道：“……其王（罗马皇帝）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此系指安敦尼王朝的马可·奥勒留，因为他的全名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遣使自日南（越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同上）象牙、犀角和瑇瑁都是越南的土产，可见那位罗马商人是临时在越南就地采购，用为觐见之礼，而不是从西方带来的。但从此以后，罗马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就开辟了。

在三国时代，又有罗马商人来访问中国的吴。《梁书》里面追记道：“孙权黄武五年（227年），有大秦贾人秦纶来到交趾（越南），交趾太守孙邈遣送孙权。”

除了这些断断续续的交通往来以外，我们必须注意另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实：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内陆平原上，居住着许多游牧部族。那些游牧部族形成了中间环节，使中国与罗马帝国连成一气。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即89年，窦宪率大军征北匈奴，出塞三千里，北匈奴西遁；两年之后，耿夔又领兵穷追，出塞五千里。从此北匈奴远逸，散住在伊犁河与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附近。200多年之后，匈奴人又辗转侵入欧洲，形成一股由东徂西的大压力，引起欧洲日耳曼诸部族的大迁徙，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样，汉朝用兵于匈奴，罗马帝国却蒙受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东方与西方的政治形势，也是桴鼓相应的。

五、罗马的文化

（1）罗马的宗教和哲学。

罗马的文化，曾经受到希腊文化之深厚的影响。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咏唱道：“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文学艺术被搬进了荒僻的拉丁地区……”

与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原始的宗教也是多神教。他们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生的吉凶祸福都是由神灵主使的，所以给每一项自然界的事物和人的社会行为都安上一个神。在与希腊文化接触之后，罗马人吸取了希腊的神话，把希腊人所信奉的神祇附会为他们自己的神祇。例如，希腊的天神宙斯被附会为朱庇特（Jupiter），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宙斯之妻赫拉被附会成朱诺（Juno），是妇女、婚姻和生育的保护者；地母得墨忒耳被附会为谷神刻瑞斯（Ceres），保护谷物的丰稔；罗马人所信奉的美神维纳斯（Venus），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掌管着人世间的爱情；商业之神墨丘利（Mercury）就是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保护着国际间的贸易往来。然而，罗马人通常最信奉的，则为战神雅努斯（Janus）和灶神维斯塔（Vesta），认为前者主司战争的胜负，后者主司家庭的祸福。

在哲学思想方面，罗马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富于创造性，而仅仅是摭拾希腊人的成说，加以阐发和改造，使之适合于当时的要求。然而在罗马文化史上，倒也产生了几位著名的哲学家。

那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以来的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在罗马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罗马唯物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是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他大约生于公元前99年，卒于公元前55年，与恺撒、西塞罗同时而早死10余年。卢克莱修既是伟大的哲学家，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用铿锵有力的韵体诗，写成《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六卷（图13-27）。卢克莱修继承并且发展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所构成并且按照物质本身所特有的规律在发展着。他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论点：万物皆起源于物质，万物皆借物质而存在。卢克莱修认识到自然灾害和人的生老病死均系由自然原因所造成，因此他反对宗教迷信，认为人应当按照理性的原则去生活。卢克莱修着重阐明伊壁鸠鲁的伦理思想，认为人生的要义就在求得“躯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身体健康和心境安宁，乃人生最大的幸福。个人的物质享受，应以满足生存的需要为限度。财富和权位，无益于身心；锦衣玉食，不能疗人之疾。所以，人生在世，应当淡泊自甘，知足常乐，勿为物役。《物性论》一书意在训世，它对当时罗马统治集团中那种争权夺利、鱼肉人民的罪行严加斥责，而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以国事为重，勤政爱民，忠于职守。卢克莱修是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教育人的，他的著作既是哲学上的鸿篇巨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读之朗朗上口，有些警句就是格言。马克思对卢克莱修的著作，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

图13-27　卢克莱修所著《物性论》译本扉页

然而，卢克莱修却是西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最后的一个代言人。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以后，罗马虽然在政治上进入了大一统时期，它那奴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却日益尖锐化。罗马的大奴隶主贵族，要用宗教观念和伦理信条来维系当时的社会秩序，于是就转向唯心主义。他们从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中找到了他们的理论根据。卢克莱修的著作在当时流传不广，直到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才被人们发掘出来，奉为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在1—2世纪时，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在罗马思想界占着支配地位。起初，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也还是接近于唯物主义的。但在这时候，它却失去了它那原先的积极的一面，而与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完全合流了。它认为人生的要义，在于确立行为的准则，用个人的道德实践以求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它主张恬淡寡欲，克己为群。很显然，这种哲学思想是要帮助维持既成的社会体制，是适合于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

罗马历史上产生了3个著名的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一是做过暴君尼禄的师傅和重臣的塞内卡；二是原先当过奴隶而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希腊人爱比克泰德；三是皇帝马可·奥勒留。

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也译塞涅卡）约于公元前4年出生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城（Cordova）一个有文化教养的骑士家庭，其父是一位有名的修辞学家；而他后来有个侄儿，名叫卢坎（Lucan），则为罗马著名诗人。塞内卡在青少年时代就来到罗马，从名师学习修辞学和哲学，接着便参与政治活动，声誉日隆。41年，克劳狄皇帝即位，塞内卡（图13-28）因事获咎，被流放到科西嘉岛，与世隔绝了一个时期。直到49年，由于皇后小阿格里皮娜为之说情，他才得到赦免，奉召回来担任这位皇后与其前夫所生之子尼禄的师傅。及至54年，克劳狄去世，尼禄继位，塞内卡顿时飞黄腾达，成了尼禄身边最重要的谋臣。看来塞内卡是个巧伪人，他口头上说要循着理性的原则去生活，崇尚道德实践，主张安贫乐道，不做身外之物的奴隶。然而实际上，他却是贪财好货，唯利是图。塞内卡可能曾助纣为虐，纵容了尼禄的某些恶行。他不仅从尼禄手中得到大量金钱、田庄和邸宅的赏赐，而且滥用权力，聚敛了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成为罗马最大的富翁之一。恩格斯曾忿怒地指出：“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3页）塞内卡心口不一，在他身上，理论与实践是完全脱节的。但到后来，他也是自食其果。也许正是因为他所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引起了尼禄的贪欲，结果使他遭到灭门之祸。65年，塞内卡被指控参与皮索（Piso）的谋反事件，与其妻一道被迫自杀，其侄卢坎也同时罹难。作为一个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塞内卡留下不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话录》和那部包括124封信札的《书信集》。据说他还写过9部剧本，那大概是出于伪托。

图13-28　塞内卡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为希腊人，约于55年出生在小亚细亚弗里吉亚地区的希拉波利斯城（Hierapolis）。他早年曾沦为奴隶，随其主人、尼禄皇帝的宠臣埃帕弗洛迪图斯（Epaphroditus）来到罗马，后来从名师学习哲学，并且脱离奴籍，成为自由人。他起初是在罗马讲学，从者甚众。但在图密善皇帝在位时（81—96年），哲学家受到迫害，他被赶出罗马，乃转往希腊半岛西北部伊庇鲁斯的尼科波利斯城（Nicopolis），在那里开门授徒，以后即终老于此，约卒于135年。与苏格拉底一样，爱比克泰德（图13-29）本人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是赖有其弟子、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的笔录而流传下来的。阿利安师事爱比克泰德甚谨，他留下两部关于其师的著作：一是阐明其教诲的《论道集》；二是语录体的《师门述闻》。从这两部著作里，我们可以略知爱比克泰德哲学思想的梗概。爱比克泰德宣扬宿命论，他认为宇宙间有位至高无上的神，一切都是由神预先安排好了的。人要解脱尘世的烦恼，就应当按照神的意志去行事，乐天知命，清心寡欲，遇事容忍，以求达到心灵的安谧和社会的和谐。他教人要“泛爱众”，甚至要爱自己的仇敌。爱比克泰德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罗马帝国一部分劳苦大众的心理状态。

图13-29　爱比克泰德

关于皇帝马可·奥勒留的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我们在前面已经约略说过了。塞内卡、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这3人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时代的斯多亚学派已有所不同，因此他们被称为新斯多亚学派。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情绪，即认为世事无常，冥冥中有个神在主宰一切，人唯有服从神的意志，忍辱负重，努力行善，以求得到身后的永生。他们这种唯心主义的说教，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2）罗马的文学和历史学。

在文学方面，罗马人最初是模仿希腊人。荷马的史诗，萨福、品达等人的诗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戏剧，都被罗马人当作宝贵的文学遗产而接受了过来。当时罗马的贵族子弟，多跑到雅典城去留学。在罗马的知识界中，希腊文与拉丁文是并用的。

然而，罗马人不久就逐渐脱离了希腊人的窠臼，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文学。共和时代末期和帝政时代初期，罗马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蔚然兴起。他们写下了许多不朽的杰作，使简洁有力的拉丁文臻于完美。

与其他国家文学发展的道路一样，罗马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民歌民谣，但流传下来的甚少。罗马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诗人，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的哲学巨著《物性论》，是用有韵格的诗写成的，在文学史上也是一部不朽之作。而与卢克莱修同时的卡图卢斯（Catullus，约公元前87—前54年），则为罗马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抒情诗人。

在共和政体下，能作生动有力的演说是从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有志于政治活动的人都很讲究修辞学，即雄辩术。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西塞罗。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是罗马共和末期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和散文家（图13-30）。他出身于富裕的骑士阶层，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曾留学雅典，知识渊博，在哲学和法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其最大的特点是长于演说，他舌辩滔滔，妙语连珠，能抓住听众的情绪任意发挥。西塞罗在政治上是属于贵族共和派，曾当选为公元前63年度的执政官。因为他在其任期内用兵平定了喀提林叛乱，曾被元老院尊为“国父”。然而实际上，西塞罗诡谲多变，惯于见风使舵，纵横捭阖，投机取巧，远不是一个有政治操守的人。作为贵族共和制的一名卫道者，他与安东尼结怨甚深，最后是在第二次三头同盟执政时惨死在安东尼的屠刀之下的。西塞罗生平著作甚多：他留下56篇演说辞，其中最有名的是反喀提林的4篇演说和反安东尼的14篇演说（即《斥腓力》）。这些演说辞都是用铿锵有力的文字写成的，结构谨严，文采斐然，逻辑性很强，富有说服力。他这种文体对后世影响甚巨，被称为西塞罗式的文体。西塞罗著有《论国家》、《论法律》等书。此外，他还留下800多封信札，其中有许多也都是文学精品。

图13-30　西塞罗

屋大维当政的奥古斯都时代，堪称罗马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罗马已经结束了100多年来的战乱，完成了大一统，得以偃武修文，安享太平。而一些诗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争相用生花妙笔来歌颂这伟大的时代。屋大维通过他的宠臣梅塞纳斯，赡养了一批饱学之士做文学侍从，其中最著名的诗人有维吉尔（图13-31）、贺拉斯和奥维德。

图13-31　维吉尔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曼图亚城（Mantua）附近一个富裕的农家，其先世可能是高卢人。不过他很早就来到意大利腹地，在罗马等地学习希腊文、哲学和文学。公元前37年左右，维吉尔完成其第一部诗作《牧歌集》（也译《田园诗》），声誉鹊起，并因此结识了梅塞纳斯。由于梅塞纳斯的引荐，他受知于屋大维，得到许多赏赐，乃卜居于风景优美的那不勒斯城，专心写作。公元前30年，维吉尔发表其力作《农事诗》，赞美意大利山川壮丽、人民勤劳、物产丰富，并介绍各项农业知识，对耕作、园圃、家畜饲养、养蜂等农事都有专门论述。看来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劝民归农。维吉尔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则为其晚年仿照荷马史诗的风格而写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在这部史诗中，他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说是当年在特洛伊战争中，当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时，有个特洛伊的王子，名叫埃涅阿斯（Aeneas），逃了出来（图13-32）。埃涅阿斯在海上漂流了7年，历尽千辛万苦，后来从迦太基辗转来到意大利台伯河畔，创建了罗马。而尤利乌斯家族的恺撒和屋大维，就是埃涅阿斯的子孙。这样，他便把罗马史和希腊史联系了起来，并且给恺撒和屋大维涂上一层神圣的光彩。当然，《埃涅阿斯纪》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其中描述罗马建国之艰难，歌颂罗马历史上的光荣事迹，也还是充满爱国激情，富有教育意义的。

图13-32　维吉尔朗读史诗《埃涅阿斯纪》

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韦诺萨（Venosa），其父是一名释放奴，可能曾当过税吏。尽管家境并不富裕，其父却罄其所有，把他送往罗马和雅典求学，俾可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贺拉斯（图13-33）卓有才华，热心于政治，早年曾站在贵族共和派方面反对帝制派。在恺撒被刺后，当布鲁图等人在希腊半岛兴兵抵御屋大维、安东尼时，贺拉斯曾投效在布鲁图麾下，负责指挥一支部队对帝制派作战。公元前42年，共和军在腓力比战役中遭到惨败，贺拉斯也备受折磨，一时几无容身之地。然而后来，他便转过去攀附新贵，结识了维吉尔和梅塞纳斯，并得到屋大维的赏识，成了受赡养的宫廷诗人。贺拉斯早期的著作以讽刺诗为主，格调清新，其中闪耀着共和主义的理想。不过他后来所写的那些《颂歌》，一味地赞美罗马国家的光荣伟大，歌颂屋大维的丰功伟业，描绘罗马上层社会的精神风貌，就多为应时之作，显得有点苍白了。此外，贺拉斯还写过一部关于文艺理论的专著——《诗艺》，他认为文学应当注意社会效果，有益于世道人心。

图13-33　贺拉斯

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年）出身于意大利中部苏尔莫纳镇（Sulmona）一个富裕的骑士家庭。他早年曾在罗马学习修辞学和法学，并曾留学雅典，漫游西西里岛以及地中海东岸各地，积累了不少创作素材。他曾以诗才敏捷受知于屋大维，一度深得眷宠。当时罗马的一些奴隶主贵族竞尚豪华，骄奢淫逸，酒色征逐，世风浮薄，而奥维德（图13-34）就是迎合这部分人的低级趣味，写了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其中最著名的是《恋歌》和《爱的艺术》。奥维德放荡不羁，因事忤屋大维。后来，屋大维就以奥维德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有伤风化为名，把他流放到黑海西岸的托弥城（Tomis，今罗马尼亚的港口城市康斯坦察）。奥维德在流放地度过了其一生中最后的9年，其间他写了《哀歌》和《黑海书简》（也译《本都书简》），备言流放异乡之苦，乞求屋大维的宽恕，但终未获宥，最后客死在黑海之滨。奥维德另有《变形记》一书传世，其中保存了许多神话故事和古代传说。

图13-34　奥维德

下面，我们转过来谈谈古罗马的历史学。

罗马的历史学兴起得比较晚。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500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18—前201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了古罗马的史学，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这场与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他们想到祖辈创业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广大地区内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马人的眼界扩大了。只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古希腊的史学，成了罗马人学习的榜样。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昆图斯·费边·皮克托尔（Quintus Fabius Pictor，约生于公元前254年）。他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其祖先中有多人曾当选为执政官，世有清名。皮克托尔曾在罗马军队中供职，亲身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以后，当罗马的处境极为危殆时，他曾作为罗马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衔命前往希腊进行外交活动。皮克托尔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此书原是用希腊文写的，后来才译为拉丁文。波利比奥斯和李维都曾读过皮克托尔的著作，李维曾以崇敬的心情，称皮克托尔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学家。

罗马史学真正的奠基者是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年）。他出身于古老的地主贵族，早年列身戎伍，后来成了政治上的显要人物，曾做过执政官和监察官。老加图（图13-35）著有《罗马历史源流》七卷，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以垂训为目的，那就是要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可惜这部书早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中略知其梗概。此外，老加图还著有《论农业》，那是罗马第一部关于农业的专著。

图13-35　老加图

在共和时代末期，罗马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这样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图13-36）也是一位政治上的显要人物，他追随恺撒，曾于公元前52年担任执政官，接着又出任驻努米底亚的总督。后来恺撒被刺，他失去了政治靠山，乃息影林园，专心著述。撒路斯提乌斯著有《喀提林阴谋》（Conspiracy of Cataline）和《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前者是记述公元前62年罗马贵族喀提林利用当时社会上的不满掀起叛乱、英勇战死的经过；后者是记述公元前2世纪末叶罗马用兵于努米底亚、与其王朱古达作战的经过。这两部书对理解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的政事均甚重要。据说他还写过一部《罗马史》，但没有流传下来。撒路斯提乌斯有良史之才，他善序事理，立论精辟，文辞典丽，所以有人把他和后来的李维和塔西佗并举，称之为罗马三大史学家之一（图13-37）。

图13-36　撒路斯提乌斯

图13-37　撒路斯提乌斯与李维

在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恺撒。恺撒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恺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两部重要历史著作：一是《高卢战记》；二是《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那一系列的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年、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岛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是恺撒用来为自己表功并树碑立传的，其中自有党同伐异、夸张失实之处。但据近人研究，《高卢战记》中的记述大致上还是可信的，其史料价值高于《内战记》。恺撒的历史著作有个特点，那就是文笔简练，晓畅可诵，它们一向是被当作拉丁文中的范文来读的。

及至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产生了大历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李维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城（Padua，在今威尼斯附近），不过他在青年时代就来到罗马，从事于学术活动。他受到屋大维以及其他权贵人士的赏识和供养，与维吉尔、贺拉斯等同为宫廷中的宠臣，并受聘为屋大维之继孙克劳狄的师傅。李维躬逢盛世，他亲眼看到罗马由分裂走向统一，看到共和制的倾覆和帝制的建立，而他对奥古斯都时代的政事也了如指掌，因此他有条件把当时罗马的历史作一个总结。

李维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全称为《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始自远古，止于奥古斯都时代末期（公元9年德罗苏斯〔Drusus〕之死）。在中国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的是司马迁；而在西方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的就是李维。李维师承了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奥斯的观点，认为史学的特殊功用，就在于能从史学研究中得出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他写道：“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要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李维：《罗马史》第1卷，罗伯茨［Canon Roberts］之英译本，1926年伦敦版，第2页）李维（图13-38）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是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的。其书原有142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35卷以及少数残篇。

图13-38　李维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家，无疑当推塔西佗（Tacitus，约55—120年）。他出身于边省的贵族门第，其父辈曾在高卢的比尔基地区（今比利时）做过地方官。塔西佗在青年时代就头角峥嵘，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后来他历仕三朝皇帝，曾先后担任过财务官、执法官、执政官、外省总督等要职。89—93年，他可能曾驻节在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疆上，因此得以熟悉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尚。

塔西佗的主要著作，按照其写作时间排列起来，有以下5种：

1）《关于雄辩术的对话》。此书系讨论罗马文风的演变，他赞美共和时期的文风，鄙薄帝制时期的作品。

2）《阿古利可拉传》。这是塔西佗为其岳父阿古利可拉（Agricola，37—93年）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曾任执政官和驻不列颠总督，塔西佗对之感恩戴德，多褒谀之词。

3）《日耳曼尼亚志》。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关于日耳曼诸部族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后来，恩格斯曾引用它所提供的材料，来说明古代日耳曼人的社会概况。

4）《历史》（也称《罗马史》）。本书的年代范围，始自68年尼禄之死，止于96年图密善的去世，所记均为当朝之事，其中有许多是塔西佗亲身经历过的，堪称实录。

5）《编年史》（也称《罗马编年史》）。本书所叙述的史事，始自14年奥古斯都的去世和提比略的继位，止于68年尼禄之死，恰好与上述的《罗马史》衔接起来。在年代顺序上，《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史事在先。然而，此书的写作年代却后于《罗马史》，直到116年左右才完成。它是塔西佗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最能反映他的历史观点和文章风格。

1世纪罗马帝国的史事，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因此他的著作被认为是世界历史文库中不可缺少的要籍。

塔西佗（图13-39）在政治上承袭古罗马元老贵族的传统，他留恋过去的贵族共和制，而对当时的帝制深为不满。他认为，在共和时期，罗马公民是忠勇爱国，崇尚道义，并享有自由的；但到了帝制时期，由于专制压迫，自由遭到压抑，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已经亡丧，世风日下，人们便习惯于唯唯诺诺、因循苟且了。他追慕罗马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而痛恨那些专制帝王，以及宫廷中那一群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佞臣。

图13-39　塔西佗

塔西佗是用道德家的尺度来写历史的。他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是立意有所褒贬的。他无情地揭露当时政治上的黑暗，绘声绘色地描述宫廷阴谋，谴责专制帝王的昏暴。所以，后来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曾说，塔西佗的著作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比塔西佗稍晚的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75—160年），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原先当过律师，后来做了皇帝哈德良的侍从秘书。由于职务上的方便，他得以披阅皇室以及国家档案库中的文献资料，娴悉历史掌故。苏埃托尼乌斯（图13-40）主要是个编纂家，他著述宏富，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罗马十二帝王传》。这部书可说是传记汇编，从恺撒直到图密善，每一个帝王都有一篇传记。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与普鲁塔克的著作一样，开西方史学中传记体的先河。

图13-40　苏埃托尼乌斯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罗马统治时期，古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年）。波利比奥斯晚于昆图斯·费边·皮克托尔约50年，而比李维早生140多年。

波利比奥斯出身于希腊中部梅格洛玻利斯城（Megalopolis）的一个贵族世家，早年即以博学多才闻名遐迩。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同，他曾被推举为希腊联军方面的骑兵指挥官，率众抵御罗马的侵略。因为抵抗失败，他于公元前166年被送往罗马做人质。然而，当时罗马正盛行着希腊热，波利比奥斯迅即以其学术上的素养受到罗马统治集团的宠信。他受聘为后来成为罗马大将的小西庇阿的师傅，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得以出入罗马的国家档案库，看到许多第一手的资料。

波利比奥斯（图13-41）所生活的时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时代。在那些兵戈扰攘的岁月里，罗马逐一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面对着这样惊心动魄的事实，波利比奥斯乃立志著一部《通史》。他在此书中一开头就说道：“罗马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征服了整个的文明地区，将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这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53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够如此？它是用一种什么方法致胜的？这些功业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政体之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事迹，一个人焉能无动于衷，嘿然无述！”（波利比奥斯：《通史》［也称《罗马史》］第1卷第1节，巴顿［W．R．Paton］之英译本）波利比奥斯盛赞罗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认为那是使罗马得以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图13-41　波利比奥斯

波利比奥斯所著《通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城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利比奥斯可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历史学家中，他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化地区产生了古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3—公元24年）。他出生于小亚细亚北部本都境内的阿马西亚（Amasia），但在青年时代就到过罗马，并曾广泛游历过地中海沿岸各地，见闻洽博。斯特拉波（图13-42）所著的《地理志》，把当时地中海地区人们的地理知识作了一个总结，在古代的地理书籍中最为详备。此书共分17卷：其中头两卷是引言；第三卷至第七卷讲欧洲地理；第十一卷讲亚洲的概貌；第十二卷至第十四卷讲小亚细亚；第十五卷讲波斯和印度；第十六卷讲两河流域、叙利亚、阿拉伯；第十七卷讲埃及和非洲。所以，它包括了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堪称为世界地理志。在古代，学术的分科尚未严密，历史和地理往往是夹在一起讲的。斯特拉波记述各地的山川形势、民族分布、物产种类、商业往来、风俗民情，等等，就不能不谈到历史沿革。他这部《地理志》实为沿革地理，对于学历史的人也很重要。

图13-42　斯特拉波

1世纪末至2世纪初，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产生了古代欧洲最著名的传记家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年）。他出身于希腊中部喀罗尼亚城（Chaeronea）一个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早年曾就读于雅典，并广泛游历过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他博闻强记，通晓当时的多种学问，并能关心世道人心，有济世之志，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哲人。

普鲁塔克既熟悉希腊历史，又熟悉罗马历史。在他身上，体现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普鲁塔克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其间结识了许多名人。他与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是同时代的人，可能他们之间曾有过交往。据说，普鲁塔克曾先后为罗马皇帝图拉真、哈德良讲过课，受到他们的激赏，被擢居高位。后来他回到希腊，一面潜心著述，一面担任本乡喀罗尼亚城的行政官。他还兴办过一所学校，开门授徒，课程以哲学、伦理学为主。

普鲁塔克生平著作宏富，是古代罕见的多产作家之一。他流传下来的著作，经后人辑为二集：一是包括50篇传记的《传记集》（Parallel Lives）；二是包括六七十篇论文和语录的《道德论集》（Ethica，也作Moralia）。这两部书中，传诵较广的是《传记集》。

普鲁塔克所写的传记被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其中46篇是以类相从，即按照其为军事家、立法者或演说家，用一个希腊名人搭配一个罗马名人，共23组，每组后面都殿以论赞；其余的4篇则为一人一传。普鲁塔克主要是个道德家，他师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而特别注重道德实践。实际上，他所写的传记，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他自己的伦理思想，以求达到教育的目的。普鲁塔克善于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其文瑰丽多姿，妙笔传神，启人遐想。例如，他所写的《梭伦传》、《伯里克利传》和《提比略·格拉古传》等名篇，读之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希腊罗马名人传》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古代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都是靠它流传下来的。莎士比亚所写的历史剧，如《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等，均系取材于此。

普鲁塔克（图13-43）所宣扬的伦理观念，后来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也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的《论说文集》和法国蒙田的《论文集》，无疑都是在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的影响下写成的。

图13-43　普鲁塔克

2世纪时，在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化地区还产生了下列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阿庇安（Appian，约95—165年）。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后来在罗马担任公职，跻身高位。阿庇安在晚年用希腊文著有《罗马史》24卷（今仅存11卷），始自王政时代，止于皇帝图拉真在位时期，叙述罗马900年来的史事，堪称通史之作。此书对罗马向外扩张所进行的那些战争以及罗马内战时期所进行的那些战争，均有精详的记载。阿庇安大部分系辑录前人的著作，不过他在编写体例上有个特点，即按照国别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命篇，叙述其前因后果，本末始终。从这一点看来，他可以说是西方史学中纪事本末体的创始者。此外，他还能注意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把罗马共和国的内部斗争归结为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斗争，这在古代历史学家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阿利安（Arrian，约96—175年）。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地区，但在青年时代就来到罗马研习哲学，是斯多亚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弟子和挚友。之后，他又随同爱比克泰德迁往希腊半岛上的尼科波利斯城，在那里从事于学术活动。阿利安兼娴韬略，能征善战。135年，他受到皇帝哈德良的知遇，被任命为驻卡帕多细亚（位于小亚细亚中部）的总督，后来又被授予执政官的荣衔。不过此后他就退出政治舞台，回到故乡，息影林园，潜心著述。在选题和文章风格上，阿利安有点像色诺芬。他著有《师门述闻》、《亚历山大远征记》、《印度记》、《黑海航行记》等书，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世界历史名著之一，它把那位马其顿王的侵略活动作了翔实而又生动的描述。

由于罗马帝国政治势力的影响，拉丁文通行于欧洲的南部和西部。而拉丁文的寿命，却远比罗马帝国的寿命长得多。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整个中古时期，拉丁文继续是天主教会和欧洲知识界所通用的语言。其后拉丁文又与各地的方言相结合，成为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罗马尼亚文以及英文等民族语言发展的基础。一直到17世纪末期，西南欧各国的政府文牍，学者们著书立说，都还仍旧多用拉丁文。

（3）罗马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方面，罗马人远不如希腊人那样富于创造性。罗马人崇尚实用而不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因此他们在科学上很少有新的创获。罗马时代的几个科学家，大都只是发挥前人的成说，做了一些整理编纂的工作。

在罗马科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普林尼（Pliny，也称老普林尼，约23—79年）。普林尼（图13-44）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新科蒙城（Novum Comum，今科莫城〔Como〕）的一个骑士家庭，青少年时代在罗马读书，就养成虚心向学的志趣。接着他便列身戎伍，先后在高卢、日耳曼尼亚、西班牙、北非等地服役，当过骑兵司令官，并与韦斯巴芗的长子提图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及至韦斯巴芗当政时期，他晋升甚速，历任军政要职，并于74年左右被任命为海军提督，驻扎在意大利半岛西南的米塞诺港（Miseno）。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当时他适在附近，乃驾船去救死扶伤并尽可能逼近一点去观测这一奇灾异祸的实况，不意竟被火山喷发出来的浓烟毒雾窒息而死。普林尼生平勤奋好学，经常手不释卷，虽在行军途中也不稍懈，因此得以博览群书，成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他编纂的著作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也译《博物志》）。此书共分37卷，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学、动物学、植物学、农业知识、工艺、矿产，以及绘画、雕刻等。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把当时所知道的各方面的知识都包罗无遗。普林尼在编纂此书时曾参考了2000多种手稿和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希腊文的。他主要是辑录前人的著作，将之排比分类，说不上有什么创见。然而经过他这一番整理，有许多古代的科学知识得以保存了下来，这就是一大贡献。

图13-44　普林尼

普林尼所编纂的《自然史》，是在其身后由其养子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约61—113年）删定成书的。小普林尼也是个著名的散文家和政治家，曾担任执政官和驻比提尼亚的总督，有《书简集》传世。

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化地区在文化上仍为先进地区，产生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托勒密和盖伦。

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也译托勒玫，约100—170年）（图13-45）是出生在埃及的希腊人，其早年的事迹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在成年以后曾长期在亚历山大里亚致力于学术工作，在天文学和地理学这两方面都很有成就。托勒密的主要著作是《天文学大全》（Almagest），其中把以前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在天文学方面的创获都熔于一炉。托勒密继承和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拉托斯特尼的学说，认定地球是圆的。然而，他却远远落后于主张日心说的阿里斯塔克斯。托勒密是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的继承者，他把喜帕恰斯的那一套地心说天文学体系加以补充整理，使之说起来显得比较圆满。按照他的说法，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动的，而日、月、星辰都是循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在旋转。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日心说尚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而这个颠倒了天体运行关系的地心说，倒也符合人们在地球上仅以感性认识所获得的假象。《圣经》中关于创世记的说法，原是以地心说为基础捏造出来的，因此教会人士都把托勒密的地心说奉为金科玉律，对之维护不遗余力。谁若是对它稍有怀疑，谁便会被目为离经叛道的异端，要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后来，托勒密的那一套地心说天文学体系支配欧洲达1400年之久，直到16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渐被哥白尼的日心说所代替。

图13-45　托勒密

托勒密在地理学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他著有《地理学》八卷，把当时西方人所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作了一个总结，影响甚巨。此外，他还绘制过一幅世界地图（图13-46），把欧洲、非洲和亚洲都包括在内。中国的位置，也粗略地呈现在那幅地图上。足见在2世纪中期，西方人对中国已经不是太陌生了。

图13-46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

盖伦（Galen，也译伽伦，约130—200年）是古代西方医药学的集大成者。他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化城市帕加马，其父尼康（Nicon）是个数学家和建筑师。他幼承庭训，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先后留学于爱奥尼亚地区的斯米尔纳城、希腊本土的科林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从名师学习哲学和医药学。盖伦非常崇敬被尊为希腊医药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认定医药学乃济世之学，它是要救死扶伤，解除病人的痛苦；医师必须要有高尚的医德，以苍生为念。在学成之后，他曾经一度在本乡行医，因不能展其怀抱，乃离乡远游。161年左右，盖伦来到罗马。他以其精湛的医术为人治病，不久就誉满京华。然而，当时罗马医学界还有许多落后现象，誉之所至，谤亦随之。盖伦遭到许多同行的嫉妒，一时谣言蜂起，竟使他不得不离开罗马。但就在他东归帕加马的途中，他被召聘为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御医，于是又折回罗马，时在169年。在这以后，他就长期在罗马宫廷中供职，并殚心竭力从事于学术研究，最后可能是在西西里岛逝世的。盖伦把古代西方的医药学作了一个总结，他认识到：医药学必须以生理学和解剖学为基础。因此，他特别注意研究人的生理机能，并亲手解剖猕猴作为参考，初步提出关于消化和血液循环的理论。盖伦（图13-47）勤于著述，据说他的著作有160余种之多，不过其中有不少是别人伪托的。盖伦的医药理论在西方支配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16世纪，仍有人把他的著作奉为医药学的经典。

图13-47　盖伦

（4）罗马的建筑和雕刻。

罗马社会是高度发展的奴隶社会。在帝政时期的四五百年中，罗马统治集团征用民力，兴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其中有金碧辉煌的庙堂，巍峨的宫殿，广阔的议事厅，庄严的凯旋门，高入云表的纪功柱，可容纳数万观众的竞技场和可容上千人同时入浴的公共浴室，宏大的水渠，以及四通八达的驰道。

在建筑方面，罗马人一般是绍承希腊人的宗风。然而，他们也有新的创造。罗马的建筑家采用希腊的营造法式，但给它加上了比较宽的拱门和圆形的屋顶，这样就使建造较大的建筑物成为可能，而且在风格上更显得庄严肃穆。

在恺撒和屋大维的时代，罗马建造了许多云岗石和大理石的庙堂、广场和议事厅。屋大维在罗马城内的帕拉蒂尼山（Palatine）上建造了一座华丽的皇宫，以后帕拉蒂尼山就成为皇宫的通称。英文中的Palace一词，即源出于此。

罗马所遗留下来的最庞大的一座建筑物，是在韦斯巴芗时代所开始兴建的罗马竞技场（Colosseum）。这罗马竞技场原是为贵族和自由民看角斗士砍杀用的，建筑得非常坚固，宏伟壮丽。它全部是用优质石材砌筑起来的，像个略呈椭圆形的大盆桶：长径约188米，短径约156米，外壁高约48.5米。在场内，由基层到高层，共有60圈座位，并为皇帝和大贵族设有专座，可容纳观众5万—8万人。从外面看，它分为4层：下3层都是拱式券廊，每一层都有80根拱柱和80个券洞；而顶上一层则为厚重的冠冕式的墙，把整个建筑物紧紧箍住。这罗马竞技场被视为罗马帝国的象征，当时罗马人有句谚语：“罗马竞技场如有倾圮之日，罗马帝国亦必灭亡。”不过，倒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竞技场却作为历史文物遗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它的残垣断壁仍矗立在罗马城（图13-48）。

图13-48　罗马竞技场。蚀刻画，作于1750年

在这座罗马竞技场里，当年不知道有多少角斗士曾被迫互相砍杀而死，或被猛兽争噬而死，而那些暴戾恣睢的奴隶主贵族反以此为乐。罗马竞技场是古罗马罪恶的象征，然而，它的营造法式却流传了下来。目前世界各地较大的体育场，也都还是这种盆子形的大建筑。

罗马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纪念他们那些血腥的征伐事业，多建造凯旋门和纪功柱来表彰自己的武功。罗马最壮观的一座凯旋门，是弗拉维王朝的君主提图斯在镇压了犹太人起义之后所建造的。这凯旋门是用云岗石所砌成，在弧形的拱门上，铭刻着歌功颂德的文字和美丽的浮雕。

图拉真好大喜功，他在征服了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以后，在罗马城建造了一个宏大的广场，中间矗立着巍峨的纪功柱。这广场是由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Damascus）设计的，纪功柱总体高约43米，柱面上雕刻着连环式的浮雕，盘曲而上，共绕柱23匝，表现出图拉真所进行的历次战役的情形。原先，纪功柱顶端立有图拉真的雕像；但后来它却被拉了下来，代之以圣·彼得的雕像。

罗马的贵族和自由民把公共浴室当作享乐、交际和政治活动的场所。因此罗马公共浴室的建筑也非常讲究，那里面附设着体育馆、图书室和交谊厅，经常有乐队在演奏乐曲，间或还有诗人和戏剧家在朗诵自己的作品。单单罗马城就有16座大型的公共浴室，其中最大的可容上千人同时入浴（图13-49）。

图13-49　罗马卡拉卡拉浴场，它是世上最大的浴场之一，长375米，宽363米，可容纳1600人。在巨大的圆屋顶下，设有游泳池、桑拿池和冷水池，周围布满珍奇的植物、精致的雕刻和巧夺天工的镶嵌图案

罗马最庄严美丽的建筑物，是祭奉天神朱庇特以及其他诸神的万神庙（Pantheon）。这座万神庙系于公元前27年由屋大维开始兴建，但直到公元124年才由哈德良最后予以完成。万神庙的正面，是人字形的顶额和16根拱柱所构成的希腊式门廊。庙身是一座巨大的鼓形建筑，直径长约43.5米，高也是43.5米，上面盖着金光闪烁的圆顶，里面装饰着琳琅满目的浮雕。不过到了663年，它那金质的圆顶就被盗去了。

在造型艺术方面，罗马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致力于创造人体美的典型，而只是雕塑真实的人物。他们没有能雕塑出像赫耳墨斯神像和阿佛洛狄忒神像（即维纳斯像）那样精美绝伦的作品，然而他们却为罗马历史上的许多显要人物留下了雕像，使后人得以想见其风采。例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恺撒像、奥古斯都像以及皇帝马可·奥勒留的骑马像，就都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罗马雕刻家的作品，是逼真的、自然的。他们所制作的一些浮雕，也都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情景。

罗马的建筑艺术，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所常用的那种圆顶拱柱的营造法式，就是罗马人所遗留下来的。

罗马人很重视公共设施，设有专职官员掌管其事。在公共设施中，特别值得称述的是水渠和驰道。

解决城市居民的饮水、用水问题，历来是市政管理中的一个大问题。在鼎盛时期，罗马城的居民有百万之众，每天都要消耗上百万斛的清水。为了向居民供应清水，罗马当局先后征用民力，修建了11条宏伟的水渠。这些水渠都是砖石结构，长达数里或数十里不等，架在空中，穿山越谷，从水源把水引到城里的千家万户，景象非常壮观。除了罗马城以外，帝国境内其他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也都有这种水渠设施（图13-50）。近代的自来水工程，实源于此。

图13-50　罗马时代的高架水渠

罗马驰道的建筑也是一项重大成就。在2世纪时，罗马帝国境内有驰道372条，总长度约为8万公里，其中纵贯意大利半岛的就达2万公里。“条条大路通罗马”一语，说明了当年罗马的驰道四通八达，遍及全国。这些驰道大都是用石板、石块铺砌起来的，坚固耐用。后来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驰道仍然是陆上交通的要道，直到近代才被铁路和公路所代替。

（5）罗马法。

罗马人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也许还要数到他们的法律和法学思想。

罗马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在前面说过，早在公元前450年左右，罗马人就颁布了《十二铜表法》，把法律条文镌刻在12块铜牌上，竖立在元老院大厦前面，使全国上下一体周知。尽管这个法律是维护私有制和奴隶制的，而且很严峻，但也体现了罗马以法治国的精神。

在共和制时期，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所制定的法案，执政官的行政命令，执法官对司法案件的判决，都具有法律效力。尤其是执法官的判例，经常被援引为处理同样性质案件的法律根据。及至帝制时期，皇帝的诏令也就是法律。

罗马很早就出现了律师和法学家。从奥古斯都起，罗马历代皇帝总要授权给一些声誉卓著的法学家，令其对在审判中的案件作出分析，就法律的实施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在当时叫作法理解答（responsa）。法学家的权威性意见，可以用作判案的法律根据。罗马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法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盖尤斯（Gaius）、帕比尼安（Aemilius Papinianus）、保卢斯（Julius Paulus Prudentissimus）、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等。他们所作的《法理解答》以及一些法学专著，是罗马法的直接来源之一。

罗马法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民法或公民法（jus civile），基本上只适用于罗马公民；二是万民法（jus gentium）那是在罗马发展为帝国以后才制定的，适用于帝国境内各民族的人，以及外籍人。公民法与万民法并无宽猛之分，它们的应用，视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而定。到后来，随着罗马公民权的普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愈来愈小了。

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主张大公无私、一视同仁的天道和包括奴隶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种哲学思想对罗马法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罗马人崇尚法治，认为法律是治国之本，欲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严申法纪。在拉丁文中，法（jus）这个词的词义就是公平合理。法无偏私，法不阿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向是人们所企望的。西塞罗在一次演说中说道：“公民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呢？它是权势所不能左右、暴力所不能屈服、金钱所不能收买的东西。”从这些话里，我们也可以略见当年罗马人那种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精神。不过在罗马那样的奴隶社会里，奴隶被视为其主人的财产，没有法人的地位，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法律上的平等了。

2世纪中期，皇帝哈德良曾召集了一批法学家，把当时罗马存在下来的法律编为一集，定名为《永久法令》。但是，直到6世纪中期，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下令编纂《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又称《查士丁尼法典》），才巨细无遗地把罗马法作了一个总结（图13-51）。《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上距《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已有1000年之久。

图13-51　《民法大全》扉页

恩格斯指出：罗马法“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它对近代世界各国法律的制定都有很大影响。18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由拿破仑下令编纂的《法国民法典》，主要就是以罗马法为蓝本的。

第十四章　罗马帝国的衰亡

一、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罗马自公元前8世纪中期建立城邦以来，经过700多年的武力扩张，统一了地中海世界，聚合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拥有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然而，就在它肆行扩张的过程中，它那奴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爆发了一连串的奴隶起义。1世纪和2世纪时，罗马帝国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繁荣，但深刻的阶级矛盾已经使生产事业日益萎缩，开始走下坡路。这种阶级矛盾激化起来，终于要摧毁旧的生产关系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早在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农业生产就已经开始衰落。本来，从共和时代晚期起，地主贵族大肆兼并，许多农民都丧失了土地，成为脱离生产事业而专靠社会来供养的游民无产者。地主贵族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利用奴隶来耕作，但对耕作方法的改进却是漠不关心。由于奴隶只是受着极残酷的剥削，没有任何自发的生产积极性，而奴隶劳动又排斥了自由民的劳动，于是生产事业便陷入绝境。在1世纪中期，罗马农学家科鲁迈拉（Lucius Columella）（图14-1）在其《论农业》中写道：“奴隶给田地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他们被驱迫着当牛马使用，而他们也确实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把土地耕种得极坏，在播种时故意乱播，而浪费了大量的种子；他们不管田里的谷物是否已经成熟，便收割了运到打谷场上去。他们甚至在打谷时把谷物的一部分隐藏起来，或以故意的疏忽造成损失……”科鲁迈拉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把土地交给不安分的奴隶去耕种，等于是叫刽子手去行刑。”

图14-1　科鲁迈拉

地主贵族所经营的大庄园（latifundium），一般是种植3种作物：谷物（大麦、小麦）、葡萄（用以酿酒）和橄榄（用以制成橄榄油），即地中海世界的三宝。大庄园上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一部分是供地主贵族享用并作为奴隶的口粮，一部分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特别是贩卖到西班牙、高卢等地区去。起初，大庄园倒还是有经济效益的。然而到后来，它的经济效益却愈来愈低，终于变得无利可图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奴隶的最大来源是战俘。而在承平时期，奴隶的来源锐减，奴隶的身价日益昂贵，于是大庄园中感到人手不足，缺少劳动力。第二，埃及、北非等地廉价谷物的输入，西班牙、高卢等新地区的开辟，使意大利本土农副产品的销路日益狭小，不能再为市场而生产。结果，地主贵族就把他们的大庄园改为牧场、鱼塘，或者干脆任其荒芜，作为放马、围猎的场所，以致使意大利的许多地区都成了人烟稀少的荒地。也是在1世纪，罗马最博学的学者老普林尼在说到意大利和北非的情况时，就慨叹道：“大庄园制度毁灭了意大利，并且也毁灭了各行省。”由于土地的荒芜和农产品的锐减，罗马就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图14-2）。

图14-2　大庄园

罗马原是以农立国的。随着农业生产的萎缩，工商业迅即萧条下去。许多城市皆由商旅辐辏的通都大邑变为小小的市镇，繁华的城市生活已成为昔日春梦了。罗马的古银币迪纳厄斯（denarius），由于所含银质成分的递减，到2世纪末期便跌到仅值其原有价值的1/40了。这种货币危机，更增加了贸易上的困难。政府收税改征实物；人们从事于交换，也改为以物易物；于是罗马帝国便由货币经济倒退到自然经济的状态去。加之连年饥馑，瘟疫流行，帝国境内的人口也急遽地减少了。恩格斯说道：“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

由于奴隶制所产生的危机和自然经济的盛行，隶农（coloni）制便出现了。在2世纪和3世纪时，罗马的大地主就多把自己的土地分为若干小块，以之分佃给奴隶、半自由人或自由的流亡者去耕种，供给他们种子和农具，而从他们身上榨取定额的地租。那些隶农有别于奴隶，但也不是自由人。他们是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由地主随着那一小块土地而出卖。这种隶农制，便是以后中世纪农奴制的原始形态。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奴隶制社会中萌芽了。

这时，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一种庇护制。因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赋税苛重，小农经济也是风雨飘摇，难以自存。于是，一些贫苦无告的农民便往往被迫将自己的那一块土地“献给”地主豪绅，以求得到保护，并且转从地主豪绅那里租种一份土地，变成其主人的佃户。庇护制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它与隶农制同为封建农奴制的前奏。

隶农制虽已产生，但它一时还不能代替奴隶制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方式。奴隶制所遗留下来的恶果，使自由人鄙视生产劳动。这种情况，顽强地阻塞着生产事业的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解释如下：“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同前书，第146—147页）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许多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但归根到底，则是因为它那奴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使整个生产事业趋于瓦解。凡是在奴隶制成为生产之基本方式的地方，劳动便专门成为奴隶的工作，也就是自由人所不屑为的事。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就被堵塞了。但在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则因奴隶制的束缚而要求取消它。一切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生产组织和国家，都要由于这个矛盾而灭亡……这便是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二、帝国晚期的政治，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3世纪时，罗马奴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凋敝，政局混乱，兵戈扰攘无虚日，民不聊生，而蛮族入侵日益加剧，帝国形势危如累卵，史称3世纪危机。

罗马历史上始终未能建立比较固定的皇位继承制度，这又成为不安定的因素。192年，皇帝康茂德被杀，安敦尼王朝告终。禁卫军擅行废立，在半年内就换了两个皇帝；而各地的军政头目纷纷据地称雄，自立为帝，互相攻伐不已。经过三四年的混战，结果兵力最强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Lucius Septimius Severus），争得了帝位，建立了塞维鲁王朝。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图14-3）出生于北非的大莱普提斯城（Leptis Magna），他虽为罗马移民的后裔，但在气质上倒像个迦太基人，而他那位对他有重大影响的妻子茹莉娅·多姆娜（Julia Domna），是叙利亚一个高级祭司的女儿。塞维鲁纯粹是个武夫，他出身行伍，早年因为军功卓著，先后受到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的赏识，被任命为潘诺尼亚和伊利里亚两省驻军的司令官，为其南面称尊提供了条件。塞维鲁知道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够爬上皇帝的宝座，完全是因为军队的拥护，因此他就特别倚靠军队。塞维鲁所奉行的原则是：“要让将士们升官发财，其余的可以一概不管。”他大幅度地提高部队的待遇，并任命军人充当行政长官和各省总督。他所建立的王朝，实际上是个军事专政的王朝。

图14-3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塞维鲁是来自北非的外省人，他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他解散了那个纯粹由意大利人所组成、盘踞要津、易于滋事的禁卫军，而从由外省人所组成的各个军团中遴选骨干，另行建立了一支新的禁卫军，用以拱卫中枢。其次，他改组元老院，使来自外省的元老在元老院中占有多数，以提高外省人在中枢的地位。不过这时，元老院的政治重要性已经远不如前，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塞维鲁设立了一个由其亲信所组成的元首咨询院，它代替了元老院成为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

塞维鲁在位18年（193—211年），几乎年年都有战事。他东征西讨，并与帕提亚构兵，经常暴师于外。因为军费开支浩大，他乃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并且籍没那些反对过他的元老贵族的财产，以充军实。208年，塞维鲁率大军渡过现今的英吉利海峡，远征不列颠。他在那里转战3年，终于死在不列颠的艾波罗肯城（Eboracum，今约克城）。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死后，其子卡拉卡拉（Caracalla）继位。卡拉卡拉暴虐无道，而且好大喜功，挥霍无度。他到处搜刮钱财，竭泽而渔，弄得民不堪命。然而，卡拉卡拉（图14-4）却做过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即在212年发布诏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所有一切的自由民。他这样做的目的，原是要扩大赋税来源，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但此项措施却带来一个结果：既然帝国境内各省的自由民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行省的政治地位便提高了。此后罗马城虽仍是帝国的首都，但已不像从前那样居于支配地位。帝国的最高行政权，转移到皇帝所在地的行营。卡拉卡拉在位6年即为禁卫军的头目所杀。而在他之后继位的两个皇帝，也都是在宫廷阴谋中被杀的。塞维鲁王朝共传4帝，历时42年（193—235年）而亡。

图14-4　卡拉卡拉

塞维鲁王朝灭亡后，罗马帝国的政事更加混乱不堪。军队擅行废立，谁能得到军队的拥护谁便可以做皇帝，一切唯实力是视。从235年到284年这50年间，仅仅经元老院正式承认过的罗马皇帝就多达20人。这20个皇帝，其中只有一人是善终的，其余19人都是在即位后不久就被刺杀了。而在这些皇帝之外，还有许多由地方军队拥立但未经元老院承认的“皇帝”，即所谓“三十僭主”。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旋兴旋灭：昨日为将，今日为帝，明日即横死刀下。军阀混战不已，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

这时，政治上的离心倾向有所显现：250—268年，驻防在高卢的罗马将军波斯图穆斯（Postumus）据地自为，自称皇帝。他有他自己的军队、元老院和执政官，统治着高卢全境，俨然就是个国中之国（图14-5）。267年，叙利亚等地也曾一度叛离罗马，宣布成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图14-5　波斯图穆斯的奥里斯（古罗马的标准金质货币单位）

政局动荡不安，军阀横行无忌，赋税苛重，百业凋零，这就必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在3世纪中期，意大利、西西里、北非、埃及等地都先后爆发过人民起义，而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则是发生在高卢的巴高达运动。

巴高达（Bagaudae）是凯尔特语，意为战士。从3世纪70年代起，高卢之地的贫民、奴隶和隶农就纷纷聚众起义。他们到处清算地主贵族，把大庄园主的土地、牲畜和浮财没收过来，将之分配给贫苦的人。起义者的队伍日益壮大，有一部分罗马驻军和日耳曼人也参加了进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发行货币。巴高达运动席卷了大半个高卢，一时罗马在高卢的统治濒于瓦解。不过，起义者内部存在着一些困难，他们的力量过于分散，不能协同一致地对敌作战。及至284年，遂被皇帝戴克里先的副手马克西米安用优势兵力暂时镇压了下去。但作为高卢地区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巴高达运动仍持续了许多年，而且影响到西班牙等地，直到蛮族入侵时都还没有停息。

这时，罗马帝国的边防日益吃紧。224年，帕提亚属下的波斯军事贵族阿尔达希尔（Ardashir I，即阿尔达希尔一世）发动兵变，打败并且杀掉了帕提亚的末代国王阿尔达班四世（Artabanus IV）。226年，阿尔达希尔一世自立为王，仍定都于泰西封，建立了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重新统一伊朗各地，复称波斯帝国。于是，帕提亚为萨珊波斯所取代。阿尔达希尔一世自称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后裔，他是要继承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的帝业，重振昔日波斯帝国的雄风，所以历史学家把他所建的这个帝国称为新波斯帝国。阿尔达希尔一世（图14-6）及其继位者都是些好大喜功的人物，他们整军经武，积极向西扩张，企图恢复波斯帝国在历史上所达到过的最远的边界，这就必然要与罗马帝国发生激烈冲突。这新兴的萨珊波斯成为罗马帝国的劲敌。为了争夺两河流域、叙利亚、亚美尼亚、小亚细亚一带的土地，两国屡次发生战争。由于军事上的必要，罗马帝国的政治重心渐渐移至东方。

图14-6　阿尔达希尔一世，浮雕

这里要带一笔，3世纪中期，即当萨珊王朝在波斯兴起时，出身于波斯贵族的摩尼（Mani，约216—276年）顺应广大人民的要求，对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也称拜火教）的高级祭司举起了叛旗，建立了他自己的新教，称摩尼教（Manichaeism）。其教义承袭了琐罗亚斯德教关于善与恶不断斗争的二元论观点，但也吸收了原始佛教和原始基督教关于众生平等的主张，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号召其信徒弃富就贫，独身禁欲，济危扶困，帮助善神战胜恶神。不久，摩尼及其门徒在波斯被目为异端，受到残酷迫害。摩尼遇难后，他的一部分门徒逃到罗马帝国境内，分别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北非、西班牙、高卢等地宣传其教义，对后来的一些异端运动颇有影响（图14-7）。7世纪末，摩尼教传入中国，被称为明教。后来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农民起义，还曾借摩尼教来进行号召。

图14-7　摩尼

284年，行伍出身的罗马禁卫军长官戴克里先（Diocletian）以武力取得帝位，暂时结束了50年来极其混乱的局面。他的登极，在罗马帝国政治史上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改变：本来，从屋大维建立元首政体起，罗马历代皇帝都还只是自称元首或第一公民，都还保留着共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套政治体制。这种披着共和制外衣而实为军事独裁的元首政体，倒也沿用了近300年。然而这时，戴克里先除了被尊为奥古斯都以外，还采用多米诺（Dominus，意为君主或天子）这个尊号，建立了君主制。戴克里先自称是众神之父朱庇特的儿子，他说他的权力不是得自元老院或公民大会，而是得自天。戴克里先头戴皇冠，身着镶有金边的紫袍（图14-8）。他规定臣下在觐见时要行跪拜礼，吻他的衣角。于是，昔日共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诸如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等，即使名义上还存在，也没有任何政治作用了。从此罗马帝国成为一个东方式的君主国，皇帝被神圣化了。

图14-8　戴克里先

为了与新波斯帝国争衡，戴克里先大部分时间都是驻跸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他因为无暇顾及帝国的西部，便任命他的心腹大将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为副皇帝，与他自己一样拥有奥古斯都的尊号，驻节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为了防范日后会因为帝位继承问题而发生战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都预先找好了自己的嗣位者，收之为养子，立之为储君，称为凯撒。这样，罗马帝国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同时有两个奥古斯都，两个凯撒，4帝共理国事。戴克里先仍以君主的地位总揽万机，握有最高权力。但他预先约定，当政20年后即自动引退，让位给他自己所选定的储君，以免他人觊觎帝位。戴克里先还改革地方行政，他采取强本弱枝的办法，缩小行省的范围，把原有的47个行省重新划分为100个行省，12个行政区（dioceses），上属4个大行政区（prefectures），分别由他自己和副皇帝以及两位储君来治理。这种行政上的划分，实为以后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的肇端（图14-9）。

图14-9　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以及两个凯撒共理国事

为了防止封疆大吏据地自为，戴克里先把军政和民政分开，规定各省总督须由文职人员担任，不得兼领军务。同时，他又在军事方面作了一番改革，把军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常驻扎在边防要地的边防军；另一种是驻守在内地、可供随时调遣的巡防军。这两种部队合计有72个军团，共约60万人，这比屋大维时代罗马军队的人数多出2倍。鉴于当时边防形势日益紧张，而国内的兵源严重不足，戴克里先乃大批招募边疆上的蛮族来充实军伍。先是边防军中掺进了数以万计的蛮族，后来巡防军中也夹杂着许多蛮族，罗马军队进一步蛮族化了。

罗马帝国经常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套臃肿的官僚机构，国用浩繁，赋税一向是苛重的。罗马的税制原先就不统一，有的地区是征收货币，有的地区是征收实物（特别是粮食），有的地区是既征收货币也征收实物，情况极其复杂。自3世纪中期以来，罗马的税制非常紊乱，而且由于货币贬值，工商业凋敝，罗马又倒退到自然经济的状态中去，这就更增加了征税的困难。这时，戴克里先乃采取应急措施，在税制方面作一些改革：他规定了统一的税法，在农村中征收以实物为主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在城市居民中则征收以货币为主的人头税，但限定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须以其制成品供应官府。为了保证税源，戴克里先制定了苛酷的法令，把农民和隶农固定在其所耕作的土地上，不准迁徙；并规定商人和手工业者须各执其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即织工之子永为织工，锻工之子永为锻工……如此等等。各行各业都有同业公会，政府责成同业公会用连环保的方式，保证其成员如数缴纳实物和税款。总之一句话，农民和隶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则世袭其业。封建制生产方式的一些特点，这时已见端倪。

当时在罗马帝国，劣质货币充斥市场，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戴克里先为了安定人心，曾铸造并发行一种含金量略高的金币，并于301年颁布《限价法令》，规定了各种商品的最高限价，同时规定了各工种工资的最高限额，违者论死。但货币市场上的规律是劣币驱逐良币，戴克里先所铸造的金币未能广泛流通，却相反地助长了货币投机。而且，因为生产萎缩，物资缺乏，《限价法令》只能是一纸空文。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已经陷入绝境，戴克里先的这些措施只是代表一种绝望中的挣扎罢了。

305年，戴克里先在当政20年后自动引退（一说是被迫引退），隐居到他预先在其家乡伊利里亚的萨洛纳城（Salona，今斯普利特［Split］，为克罗地亚濒海胜地）附近所营建的一座极其豪华的别墅里去（图14-10）。马克西米安也不得不同时引退。于是，原先所选定的那两位凯撒晋升为奥古斯都，而他们又分别选定了他们自己的嗣位者——凯撒，仍保持着4帝共治的局面。戴克里先卒于313年，或谓他是因为忧愤国事而自杀的。

图14-10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宫殿（复原图），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市正是依此而发展起来

4帝共治的局面不能持久。帝国境内同时并立着两个奥古斯都，两个凯撒，他们之间职权不清，意见不一，经常发生龃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以后，他们的继位者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最高统治权，迅即诉诸武力，展开血战，其酷烈的程度不下于3世纪中期的军阀混战。战争继续了数年之久，直到323年，马克西米安的继位者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之子、西部奥古斯都君士坦丁（Constantine）最后打败了他的几个竞争者，成为全国惟一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废除了4帝共治制，他乾纲独断，确立了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君士坦丁在位31年（306—337年）。他加强中央集权，并且继戴克里先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君士坦丁曾发布《米兰敕令》，正式宽容基督教，并且在临终时受洗为基督教徒。关于这些事，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再略加叙述。君士坦丁在位时期是罗马帝国后期较为稳定的时期。在罗马皇帝中，君士坦丁是第一个被称为大帝（图14-11）。

图14-11　君士坦丁大帝

在罗马帝国后期，兵源和粮饷多出于巴尔干半岛。324年，君士坦丁大帝便在黑海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接的海角、希腊古城拜占庭的原址上，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座新都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握欧亚两洲交通的咽喉，而又便于防守。不久，君士坦丁堡就代替了罗马城而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

君士坦丁大帝只是暂时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他的那些措施，当然不能挽回罗马帝国的衰亡之势。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去世，他的3个儿子各据一方，争夺帝位，互相攻伐不已，罗马帝国又陷于分裂。

在这以后，罗马帝国虽然时分时合，无奈痼疾已深，始终没有能建立起巩固的中央政权。394年，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曾一度重新造成罗马帝国的统一，但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到一年便结束了。

395年，狄奥多西大帝去世，传位给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阿卡狄奥斯（Arcadius）得帝国的东部，都于君士坦丁堡，称东罗马帝国；次子弗拉维乌斯·奥古斯都·霍诺留（Honorius）得帝国的西部，先是都于罗马城，后来又迁都到意大利东北部的拉韦纳（Ravenna），称西罗马帝国（图14-12）。从此罗马帝国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它们的历史命运是大不相同的。

图14-12　弗拉维乌斯·奥古斯都·霍诺留

三、基督教的产生及其传播

正当罗马的奴隶制已经盛极而衰、政治日益腐败、局势动荡不安、社会道德普遍堕落的时候，基督教产生了。

宗教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是一种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宗教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阶级基础。

基督教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当基督教初兴时，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改革的意义。原始基督教与原始佛教有共同的地方，就是都主张人类的平等。这对于奴隶社会中那种阶级判然的制度，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正如佛教是对那严格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的革命一样，基督教则是对犹太教的一种革命。因为，犹太教是一种狭隘的、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它宣称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认为只有犹太人才配得到上帝的福佑。而基督教则是世界性的宗教，它打破民族界限，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能受到上帝的福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基督教并不完全否定犹太教，它把犹太教的圣书《旧约》当作它自己的《圣经》的一部分。摩西的《十诫》，同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条。

基督教的产生，绝不是什么偶然的事。在它的教义里面，实在潜藏着当时那些奴隶、半自由人、贫民、手工业者和在罗马统治下一般被压迫人民要求解放的情绪。当时的被压迫者找不到解放的道路，他们只是以宗教的幻想来麻醉自己。远在基督教产生以前，“世界和平、人类博爱”的思想早就在被压迫人民中流传了。而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后都归结到伦理道德的实践和一神教的信仰，斯多亚学派则主张无偏无私的天道和包括奴隶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有这些思潮，都替基督教的产生和传播做好了准备。

恩格斯曾经指出：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学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出来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基督教是在犹太人中产生出来的。犹太人是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古代，他们的国土曾经先后被埃及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所征服。这种“朝为东家奴，夕作西家仆”的奴隶生活，使犹太人耽溺于宗教的幻想。从摩西的时代起，犹太人便具有一神教的信仰。他们的圣书《旧约》，便是宗教和历史的记载。犹太人是把要求解放的情绪寓于宗教之中，他们早先曾经预言将有一个救世主（Messiah），会把他们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来。

公元前64年，罗马大将庞培用兵于地中海东部地区，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地方，将之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从此犹太人就成为罗马帝国境内一个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然而，犹太人的反抗是激烈的。在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曾不断进行反抗，其中大规模的起义就有3次：第一次发生在66—70年；第二次发生在113—116年；第三次发生在132—135年。这3次大起义都遭到血腥镇压，死伤无算，而大部分犹太人被驱逐出耶路撒冷（图14-13）。经过这3次浩劫，犹太人便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流寓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等地。

图14-13　耶路撒冷

犹太人国破家亡，反抗失败，复国无望，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求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有些流寓在叙利亚、小亚细亚一带的犹太人，因为是生活在异乡，与当地人杂居在一起，不久就萌发了一种新的宗教思想：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慈父，人人皆兄弟，要求打破民族界限，把狭隘的犹太教改为一种能包容各族人的新宗教。于是，在犹太人中便出现了一些秘密教派，参加者多为手工业者、贫民、奴隶或半自由人。他们反对罗马帝国的暴政，痛恨社会上的不平等，经常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活动。他们团结互助，共同享有财物，并且相信救世主必将来临，来扫清人世间的罪恶，建立起和平幸福的上帝之国。就是从这些秘密教派中，孕育出原始的基督教。

基督教最初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或异端而出现的。它继承了犹太教的部分教义，如严格的一神教，信仰唯一的上帝耶和华，关于创世的神话传说，等等，但它与犹太教又有很大的不同。基督教奉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为救世主，说他是上帝之子，是由上帝派来为人类赎罪的。基督教要求面向世界，它的信徒不限于犹太人。

在研究基督教的起源这个问题时，我们感到文献不足的困难。1—2世纪时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对基督教都只有一些零星的记载，语焉不详。而所谓记述耶稣基督生平事迹的四福音书，即《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是直到2世纪时才笔录成书的，系出于后人的神话渲染，不足置信。因此，关于基督教起源这个问题，历来争论甚多，有人甚至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人。

我们无法证明历史上究竟有无耶稣基督其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绝不同于神话传说中的耶稣基督。在古希腊语中，基督（christ）是个普通名词，意为救世主、上帝的皈依者或德行完美的人。基督教在最初兴起时是一种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而不是哪一个人。当时只要偶尔有一项传说，马上就会以讹传讹，被蒙上神话的色彩。可能耶稣基督原先只是犹太人中某个秘密教派的领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后来他的某些事迹传开来，便愈说愈奇，被牵强附会地说成神了。耶稣基督是个箭垛式的人物，各种各样的传说都集中到他头上来。与其说是耶稣基督创立了基督教，不如说是原始基督教运动塑造了耶稣基督这个形象。

关于耶稣基督其人，《圣经·新约》中大致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出生在犹太国耶路撒冷附近伯利恒（Bethlehem）地方一个小村庄的马棚里，其父约瑟夫是个木匠，其母名马利亚。然而，耶稣却不是约瑟夫的儿子，他是其母马利亚在与约瑟成婚之前以童贞之身感圣灵而生，是上帝的独生子，派来拯救人类的。在耶稣诞生之日，就有几个来自东方的智者来向这婴儿顶礼膜拜，说他将为犹太人之王，因此遭到犹太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的猜忌，立即对之进行搜索，下令杀掉国境内该日所生的一切男婴。约瑟带着马利亚和耶稣逃往埃及，才幸免于难。后来，在大希律王死后，这一家人重返故土，辗转迁往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Galille）地方，定居于拿撒勒城（Nazareth），所以耶稣被认为是拿撒勒人。及长，他也以做木匠为生。耶稣大约在30岁左右才开始传教，他栖栖遑遑地往来于巴勒斯坦各地，到处宣传上帝的父德和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仁爱，说天国即将来临，并且创造了许多奇迹，能使盲者复明，跛者行走，病者康复，死者复苏。如斯者3年，他声名远播，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最亲近的是十二使徒。不过，耶稣的传教活动却触犯了犹太教的高级神甫，他们硬说耶稣是要在耶路撒冷另建一个奇异的王国而由他自己为王，便勾结驻节在当地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对之进行迫害。由于十二使徒中一个名叫犹大的叛徒的出卖，耶稣被捕了（图14-14）。他被嘲谑地戴上用荆棘编成的王冠，按照当时处死贱民的刑罚，与两个小偷一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年约33岁。但耶稣在死后3日又复活了，升天而去，并谓将复临人间。

图14-14　耶稣被带到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面前

《圣经·新约》中的这些神话传说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而且显得很幼稚，有许多事都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基督教却把这些神话传说作为其基本教义，并且把耶稣受刑的刑具十字架作为其信仰的标志。

目前我们所通用的公历——基督纪年，就是假定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公元元年。耶稣诞生之前为公元前，标以B.C.（为Before Christ之简写）；耶稣诞生以来为公元，标以A.D.（Anno Domini，意为我主纪年）。这一套纪年方法，最初是由6世纪初年罗马的僧侣学者狄奥尼西（Dionysius Exiguus，生年不详，约卒于544年）制定的。狄奥尼西根据《圣经·新约》中的说法，推断耶稣诞生之年为罗马建城后之754年，即以此年为基督纪元元年，其余类推。他这种纪年方法传播开来，之后陆续为许多国家所采用，便成了公历。不过后来又有人推算，说耶稣诞生之年实为罗马建城后之748年，即公元前6年。

关于基督教的一些重大节日，如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等，也都是后来人们根据北半球的时令和社会生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

不过，拨开那些无稽神话的迷雾，我们仍可看出原始基督教运动是当时罗马帝国境内被压迫人民要求解放的运动。起初，基督教徒都是些被压迫、被损害、贫苦无告的人。耶稣认为穷人们在精神上是有福的，并且认为卑微者终将成为这大地的主人。

《马可福音》中有一段故事，很足以说明耶稣传教时的情景：“耶稣正走在路上，这时有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道：‘善良的夫子，我应当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对那人说：‘你为何要称我为善良的？除了惟一的上帝，谁也不能说是善良的。你是知道诫律的，毋犯奸淫，毋杀戮，毋犯偷盗，毋作假证，毋欺诈，要孝敬你的父母。’那人回禀耶稣道：‘夫子，所有这一切，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直遵行不渝的。’于是，耶稣打量着他，爱抚他，并且对他说：‘不过你还缺少一件事，去把你名下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掉，以之周济穷人，那么你在天国里就有财富了。然后背起十字架，跟我走。’那人听了这番话，显得很忧伤，便愁眉苦脸地走开了。因为他正是有大批大批的财产呢。耶稣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对他的弟子们说道：‘富人们要进天国，那是多么难呵！’弟子们听了他的话还没有领悟过来，耶稣又对他们重复了一遍：‘孩子们，那些爱财的人要进天国，是多么难呵！富人们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呢’。”（《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17—25节）

然而同时，基督教又宣传一种逆来顺受、不抗恶的思想。耶稣对其门徒们说道：“你们已经听到别人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要对你们说，勿抗恶：如果有人要打你的右颊，连左颊也转过去让他打。”“你们已经听到别人说过，你应当爱你的邻人，恨你的仇敌。但我要对你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38—44节）

基督教还宣传君权神授说，认为世俗的统治者是上帝安排的，其权力是来自上帝。反抗世俗的统治者，便是悖逆上帝。《圣经·新约·罗马书》中说道：“人人都要服从上级的权力，因为没有一种权力不是来自上帝。上级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因此谁如果反抗权力，便是反抗上帝之命，反抗者本人就会受到惩罚。”（《圣经·新约·罗马书》第13章，第1—2节）《圣经·新约·彼得前书》中又说道：“要敬畏上帝，尊敬国王。尔等臣仆，要完全以敬畏之心服从你们的主人，不但要服从那些善良温和的主人，而且对那些暴戾的主人也要服从。”（《圣经·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17—18节）基督教是叫人做驯服的顺民，不触动现成的社会秩序。唯其如此，所以基督教无助于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只是给统治阶级提供了可以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

相传耶稣基督本人传教的时间很短，可是，他的惨死却使他成为殉道者，名震遐迩。耶稣死后，他的弟子圣·保罗（St. Paul）和圣·彼得（St. Peter）等迅即把他的教义传播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去。不久，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希腊半岛，乃至意大利半岛等地，都出现了原始基督教的组织。

早期的基督教徒多为贫民、手工业者、奴隶或半自由人，他们在各地组成一些小型的秘密公社，以十字架为徽记，过着财产共有、互助共济的生活。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讲道，做祷告，举行宗教仪式。入教者必须先受洗礼，以表示洗清一切罪恶，成为基督教徒。集会时要领圣餐，分食一点象征耶稣之肉的面饼，分尝一点象征耶稣之血的红葡萄酒，以表示要把耶稣的精神注入自己的躯体中。这些宗教仪式是由长老和执事主持的，所以长老和执事就成了公社的领导人。后来，各地的基督教公社逐渐联合起来，规定了一套教规，设立了财库以及牧师、主教等神职人员，成为基督教会。

罗马人原先是信仰多神教。在帝国境内，并没有任何宗教是处于独尊的地位。所以在最初，罗马统治集团对基督教也还是宽容的。然而，基督教徒主张众生平等，不礼拜皇帝，拒绝服兵役，反对当时社会上的罪恶，并且预言罗马帝国必将灭亡，这就激怒了统治集团。罗马的大奴隶主贵族，把基督教徒当作社会上骚乱的因素。塔西佗在其《罗马编年史》中曾经记载道：64年罗马发生大火，全城14个区中有10个区均被烧成瓦砾场。残暴的昏君尼禄乘机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他把罗马大火的责任诿罪于基督教徒，对他们大肆杀戮。在夤夜中的火光下，基督教徒被蒙上野兽的皮，由恶犬争噬而死，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被投到火焰中活活烧死。尼禄就在自己的花园中处死基督教徒，并以此为戏。（塔西佗：《罗马编年史》第15卷第44节，Alfred John Church与William Jackson Brodribb之英译本）

基督教徒受到残酷的迫害，便转入地下活动。有些教徒，竟躲在秘密的地窟中或坟场里做礼拜。奴隶制的残暴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便是基督教得以传播的原因。虽然时时受着死亡的威胁，那些不满于当时的社会情况但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们，竟把信仰基督教当作精神上惟一的寄托。

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基督教徒的成分也日益复杂。原先，参加基督教会的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但因基督教本身是个世界性的宗教，它在吸收教徒时不分种族，不分国别，不分阶级，而且它的教义中有许多东西都是有产者所乐于接受的，所以到后来，有不少富裕农民、工商业主、达官贵人，甚至连皇帝的亲属也都受洗为基督教徒。富人们往往凭借其财富和在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担任牧师、主教等神职，窃取了基督教会的领导权。于是，基督教会便慢慢起了质的变化，失去其原先的意义。

经过250多年的传播，基督教的势力便遍及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到了3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境内就有了1800多个教堂。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迄西班牙，南自埃及，北至不列颠岛，都有基督教徒的组织和活动（图14-15）。当时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的全部人口中虽然还仅占少数，然而他们却是一个坚强的、有组织的少数。依据一般的估计，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东部约占全部人口的1/12，在罗马帝国西部约占全部人口的1/15。但是有两个因素，却使这些少数的基督教徒占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在那些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中，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宗教曾如基督教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第二，基督教的教会，是一个坚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而基督教徒又多集中在都市里。有了这些优势，基督教的势力便不可侮了。

图14-15　早期基督教艺术，罗马哥摩迪拉地下墓窟壁画

4世纪初年，当皇帝戴克里先在位时，基督教徒受到一次规模最大的迫害。戴克里先下令焚毁教堂和《圣经》，用苦刑和死亡来胁迫基督教徒放弃他们的信仰，结果有数千名基督教徒都因此被杀。然而，基督教却仍然在传播，教徒的人数日渐增加。在戴克里先以后，罗马的帝王便改用怀柔政策以宽容基督教，并且利用它来巩固其专制统治。

基督教在初兴时，无疑是反映了奴隶社会中被压迫者一种精神上的反抗。但到后来，基督教却变成统治阶级所御用的工具。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宗教不是指导人们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去进行斗争，却是叫人们逆来顺受，用出世思想来解脱人生的痛苦。结果，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固然得不到解放，而那种叫人放弃斗争，主张“有人打你的右颊，连左颊也转过去让他打”的说教，却比暴力更适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可供统治阶级用来愚弄人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精神上的鸦片烟。”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转而觉得基督教可供利用了。311年，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下令停止迫害基督教徒，使基督教得以与其他宗教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基督教在历史上便第一次受到宽容，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争夺帝位之际，为了军事上的胜利，特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最后地、肯定地确立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不过，基督教会内部远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经常有斗争的。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许多问题很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正统教派认为耶稣基督具有神、人二性。或者按照所谓三位一体（The Trinity）的说法，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些说法，后来都受到有力的挑战。4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担任神职的基督教神学家阿里乌（Arius，约250—336年）公开反对三位一体说。他认为耶稣基督只具有人性而不具有神性。此外，他还主张基督教徒应当安于清贫，反对教会聚敛钱财。阿里乌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因为他自己的名字而被称为阿里乌教派（Arianism）。阿里乌教派遭到正统教派的排斥，被目为异端，但在劳动人民和日耳曼诸部族中却传播甚广。

君士坦丁大帝要利用基督教来巩固他的统治，乃于325年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Nicaea）召集各地基督教会的主教们举行会议。到会的主教有318名，代表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教会组织。尼西亚大会（图14-16）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的宗教大集结。在那次大会上，主教们斥责阿里乌教派为异端，确定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并且规定了教会的组织条例。

图14-16　尼西亚大会

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临死之前受洗为基督教徒，他是罗马皇帝中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人。不过这时，罗马统治集团中仍有一部分人反对基督教，他们要求帝国各地仍保持其多神教的信仰。361年，君士坦丁大帝之侄尤利安（Flavius Julianus）取得帝位，他就代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传统，下令禁止独尊基督教，以恢复帝国境内各民族固有的宗教。因为尤利安以前曾一度信仰过基督教，而这时却转过来反对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徒称之为背教者（apostate）。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相当强固，而要恢复过去多神教的信仰亦非易事。尤利安在位不到2年，后来他一死，禁令失效，基督教的传播更广。及至392年，狄奥多西大帝最后终于尊基督教为国教。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用说，基督教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它的教徒是大大增多了。基督教使西方人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建筑、艺术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自从基督教成了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它那最初的一点革命精神也就消失了。教会变成了国家统治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些主教们则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势人物。以后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本身便是欧洲封建制度之最有力的支柱。

在4—5世纪时，基督教的文献传播日广。当时基督教学者哲罗姆（Jerome，约340—420年）对《圣经》进行了校订，并且用拉丁文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新约圣经》从希腊文翻译了出来（图14-17）。那由哲罗姆所校译的《圣经》，一直被天主教会奉为法定本。

图14-17　哲罗姆

起初，基督教并没有什么完整的神学体系。直到后来，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基督教神学家融合了希腊哲学中一些唯心主义学派的观点，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才产生了教父学，提出一整套的说法。教父学的代表人物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年）。

奥古斯丁出生于非洲北部距迦太基不远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他原为摩尼教徒，早年生活放荡不羁，后来经历了一番精神上的磨炼，才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并长期担任北非希波城（Hippo）的主教。奥古斯丁留下两部著作：一是《忏悔录》（Confessions），叙述他怎样由一个纨绔子弟转变为基督教徒的历程，有现身说法的意思。二是《上帝之城》（City of God，也译《上帝之国》或《神之都》），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奥古斯丁毕竟曾受到过摩尼教的影响，他认为世界上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这两种势力在进行斗争，但到最后，善一定会战胜恶，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上帝之城代表善和光明，是极乐世界；世俗之国（指罗马帝国）代表恶和黑暗，是罪恶的渊薮。让世俗的罗马帝国灭亡吧，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还认为，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它管辖包括皇帝在内的一切基督教徒，因此教权高于皇权。他这一套关于教权至上的说教，后来在欧洲的政、教之争中常被教会人士所引用（图14-18）。

图14-18　奥古斯丁在罗马阐述教义

基督教会的教区，是按照罗马帝国的地方行政区域来划分的。各省和通都大邑，都设有主教或大教长，其中以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这四大都市的主教为最重要。因为罗马城是京都，并且是圣·彼得殉道的地方，所以罗马城的主教显得特别重要，被称为教皇。后来，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会成为古罗马在欧洲西部所遗留下来的惟一有组织的力量，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由于基督教的胜利，在罗马帝国末期，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便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了。在这以后，基督教神学的迷雾笼罩着欧洲，为时达1000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权威才开始有所动摇。

四、日耳曼人在氏族公社末期的社会概况

在罗马帝国后期，多瑙河与莱茵河以北的地区散居着许多原始部族。大致上区别起来，他们可以分为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伦巴底人（Lombards）、汪达尔人（Vandals）、苏维汇人（Suebi）、勃艮第人（Burgundian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法兰克人（Franks）。然而，罗马人却笼统地称他们为日耳曼蛮族。

远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就有了接触往来。恺撒在经营高卢时，曾经侵入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与日耳曼人打过许多恶仗。他在其所著《高卢战记》中，曾对当时日耳曼人的分布状况有所记载。其后，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了一部《日耳曼尼亚志》，更详细地描述了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里面，对日耳曼人的社会生活及其由氏族转变到国家的过程，作了科学的、生动的说明。总括起来，日耳曼人在氏族公社末期的社会概况大致如下：

在恺撒的时代，日耳曼人中有一部分已经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一部分则仍旧以氏族为单位，到处漂泊无定，在寻找适当的地区来居住。在这以后的100多年中，日耳曼人都陆续定居了下来。在此期间，他们在生活资料生产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日耳曼人（图14-19）从事于畜牧和农耕，他们住的是小木屋，吃的是牛乳、肉、果类和荞麦粥，穿的是兽皮和粗劣的毛织品，只有妇女和贵族才穿得上用麻布制成的内衣。日耳曼人的财产是以牲畜来计算的，他们有一些从罗马人那里得来的钱币，不过使用钱币的场合却非常少。他们没有金制或银制的装饰品，也不认为金银有什么特殊价值。当时日耳曼人还不大使用铁器。至少，那些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部族所使用的铁器，几乎全部是由罗马输入，而不是由他们自己铸造的。不过，那些居住在靠近波罗的海地区距罗马帝国边境较远的日耳曼部族，却能自己铸造铁器。日耳曼人仿照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字母，创造了一种简单的书写符号，但那只是作为宗教上的符箓而使用，还没有发展为比较定型的文字。

图14-19　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的氏族组织，与希腊人、罗马人的氏族组织并无二致。根据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里面通常有一个族长（principes）会议，它有权决定次要性的事务。遇有重大问题，则提交氏族全民大会决定。这时在氏族中已经开始有了阶级分化。氏族的领袖，已经部分地依靠氏族成员所赠献的牲畜、谷物或其他什物来供养。由于父权制的建立，氏族中的行政首领便不再经过选举产生，而变为世袭的官职，这就造成了氏族中的贵族世家。然而军事领袖则仍旧由选举产生，那完全是取决于他们的智勇和战功，而不管他们的出身怎样。真正的权力机关是氏族全民大会。这大会是由国王或酋长主持，全体男性的氏族成员都携带着武器来参加。他们如果拒绝哪一项提案，则发出鄙夷的喧噪，以表示反对；他们如果拥护哪一项提案，则铮铮地敲响武器，以表示赞成。氏族全民大会也就是法庭，它受理氏族成员的诉讼并按照公意判决案件，只有通敌、临阵无勇和罪大恶极的人，才处以死刑（图14-20）。

图14-20　日耳曼氏族全民大会

当时日耳曼人中还保留着许多原始时代的习俗，盛行血亲复仇。如果哪个部落的人伤害了另一个部落的人，则被害者的近亲或族人有为其复仇的义务。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争端是经常发生的。

在日耳曼人中，妇女的地位相当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母权制氏族社会的遗风犹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妇女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日耳曼人的农事，大都是由妇女操持的。

远自公元前1世纪中期起，日耳曼人的部落之间就开始组成部落联盟。在某些部族里面，则已经出现了国王。但是，正如希腊、罗马在氏族公社末期的情形一样，当时日耳曼人中的那些国王绝不是什么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而只是军事领袖或酋长。

在大迁徙之前，日耳曼诸部族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正处于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的过渡阶段，即军事民主制时期，约相当于荷马史诗时代的希腊或王政时期的罗马。这时日耳曼人中虽然已经开始有了阶级分化，出现了氏族贵族和国王，但氏族全民大会仍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军政大事和司法案件都必须按照公意（即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民族，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大都经历过这个军事民主制阶段，当时都是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事务的。然而在19世纪，某些种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却妄说只有日耳曼人才有这种民主传统。例如，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其《新英格兰诸城镇的日耳曼起源》一书中，硬说美国的民主制起源于德意志丛林中的氏族会议，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殊品质”造成的，这就是把世界各民族在军事民主制时期所普遍实行的民主制，说成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独有的东西，来为其种族主义的偏见张目。其实，盎格鲁—撒克逊人并没有什么特殊品质，他们只是与其他民族一样，沿着社会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罢了。

日耳曼人里面有一种组织，特别有利于王权的发展，那便是军事领袖们所组织的武士团（comitatus）。一些以勇力著称的军事领袖，往往私人募集了一群嗜好战利品的青年武士，按照等级制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效忠于个人的亲兵，经常到外面去进行剽劫。剽劫的所得，则按照等级予以分配。武士团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战利品，只要什么地方有东西可以掠夺，他们便向什么地方寇扰。这种直接效忠于个人、专门以掠夺为职志的武装组织，一方面帮助了王权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日耳曼人的侵略性。因为正如塔西佗所说，这种武士团是只有在不断的战争和剽劫中才可以维持的。

原先，日耳曼诸部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在大迁徙以前，日耳曼人中就已经有一部分人接受了基督教。不过，他们所接受的却不是正统派的基督教，而是被正统派斥为异端的阿里乌教派。当时阿里乌教派的传教士很活跃，他们在日耳曼人中找到了一部分信徒。

这就是日耳曼诸部族在大迁徙之前的社会概况。当时日耳曼人的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阶级，他们在政治组织上有氏族全民大会、族长会议、军事领袖，而军事领袖已经逐渐要求享有国王的权力了。氏族组织里面不能包容阶级制度，于是日耳曼人的氏族组织趋于崩解，代之而起的便是国家。

五、日耳曼诸部族的大迁徙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关于罗马帝国末期的政治情况，恩格斯曾经写道：“……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4—145页）

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帝国，并不是直到4—5世纪时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远在公元前105年，日耳曼诸部族中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就已经越过了莱茵河向南移殖，与罗马进行过许多恶战。在2世纪后半期，当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位时，日耳曼诸部族中的马科曼尼人、汪达尔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就渡过了多瑙河，斩关夺塞，侵入到罗马帝国的边陲之地。

然而，日耳曼人的大规模迁徙，却是始于4世纪后半期。这是受了匈奴人西迁的影响。

原先居住在中国北部的北匈奴人，在1世纪末期受到东汉大将窦宪、耿夔的征伐，向西遁去，避居于中央亚细亚的巴尔喀什湖一带。之后匈奴人在那里生聚繁息，不久便又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374年，匈奴人以其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凶悍之势大举西迁，越过了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征服了居住在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一带大草原上的奄蔡人（Alans）和东哥特人，势力更为浩大（图14-21）。由于匈奴人这种由东徂西的大压力，欧洲就掀起了日耳曼诸部族大迁徙的浪潮。日耳曼诸部族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兵锋，于是在灭亡的恐怖下纷纷向西逃窜。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就像狂澜怒潮一样，后浪推着前浪，各自离开了他们原先所居住的地方，迁徙到罗马帝国境内来。

图14-21　匈奴人大举西迁，征服了黑海北岸一带大草原上的奄蔡人

匈奴人再向西突进，首当其冲的就是西哥特人。376年，西哥特人大批迁徙。他们得到了罗马帝国的允许，有五六十万人渡过了多瑙河，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北部。378年，西哥特人因为不满意罗马的措施，掀起了暴动。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亲自带兵6万人前往镇压，结果在距君士坦丁堡不远的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附近被西哥特人打得大败，丧师4万人，溃不成军，瓦伦斯本人也阵亡了。

378年的哈德良堡战役，是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的一个信号。在这之后，日耳曼诸部族就像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向罗马帝国境内进犯。这时罗马帝国荏弱已极，它社会内部那种尖锐的阶级矛盾，削弱了它的国防力量。罗马的奴隶主贵族不能对日耳曼人作任何有效的抵御，而罗马帝国境内的被压迫人民则欢迎日耳曼人的来临，他们想借日耳曼人的胜利来求得解放。

5世纪初年，西哥特人里面涌现出一个凶悍善战的军事领袖，名叫亚拉里克（Alaric）。亚拉里克（图14-22）率领着西哥特人的部队到处劫掠，他先是侵入希腊半岛，攻陷并且洗劫了雅典、科林斯、斯巴达等历史名城，然后折向西北，寇扰意大利半岛。在其进军途中，罗马境内有不少奴隶和贫苦农民参加了他的队伍。408年，亚拉里克进围罗马城，勒索了5000磅黄金，3万磅白银，4000匹丝绸，3000匹花布，3000磅被视为珍品的胡椒，才暂时退兵。但在410年8月，亚拉里克又卷土重来，把罗马城围得水泄不通。这时罗马城内的奴隶乘机起义，他们在半夜打开了城门，让亚拉里克的部队长驱直入。于是那座奴隶主贵族的巢穴，专靠吮吸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膏血而繁荣起来的、被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城，便第一次失陷于日耳曼人之手。

图14-22　亚拉里克

亚拉里克在攻陷罗马城以后，纵兵大掠3日，罗马城残破殊甚。

罗马城自公元前8世纪中期建立以来，到这时已有1160多年。在过去，它那巍峨的城阙，坚固的工事，一向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高卢人的屡次进攻，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大军，迦太基大将汉尼拔的铁骑，都先后从罗马城下败走了。而罗马的军队，则先后不断地从这个城堡驰往战地，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掠夺了无数的财富和奴隶。在罗马城中，前前后后曾经举行过将近300次大小不等的凯旋仪式。然而这时候，罗马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了起来，什么固若金汤的城池，也不能保卫大奴隶主贵族那种垂死的统治了。

西哥特人在劫掠了罗马城和意大利半岛之后（图14-23），又向北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他们定居在高卢之地的南部，并由此再迁徙到西班牙。

图14-23　西哥特人大肆劫掠罗马城

408年，当西哥特人在围攻罗马城时，日耳曼诸部族中的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来自东欧的一部分奄蔡人就已经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迁徙到西班牙居住了。这时，西哥特人侵入到西班牙，又迫使着汪达尔人再向外迁徙。429年，汪达尔人在其酋长盖萨里克（Gaiseric）的率领下渡过了现今的直布罗陀海峡，占据了非洲西北部，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立了一个王国。这非洲西北部的汪达尔王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恍如迦太基帝国的复活。盖萨里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取得了在地中海西部的海上霸权，控有撒丁尼亚岛、科西嘉岛、巴利阿里群岛。455年，汪达尔人凭借其海军优势，浮海北犯意大利，攻陷了罗马城，把它洗劫一空。汪达尔人恣意破坏，所过之地，庐舍为墟，文物被毁。后世所用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一词，就是指那种极野蛮的文化毁灭主义（图14-24）。

图14-24　汪达尔人围攻罗马城

经过了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这两次的洗劫，罗马城残破不堪。这座在鼎盛时期曾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帝都，这时只剩下约7000人了。

420年左右，法兰克人侵入高卢，成为高卢之地的主人。法兰克人在其迁徙过程中有个特点：他们是从其原先居住的地方不断向邻近地区渗透，扩大地盘，不像其他日耳曼部族那样因为长途跋涉而丧失了大量人口。因此到后来，在那些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故土上所建立起来的蛮族王国中，法兰克王国的基础比较稳固，影响也比较大。近代西欧大陆上的3个主要国家——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均系胎原于法兰克王国。

与法兰克人同时迁徙的是勃艮第人，他们定居在高卢东南的罗纳河流域一带和现今瑞士的西部。

5世纪初年，罗马因为大陆上军情紧急，撤回了它在不列颠岛上的驻屯军，于是不列颠岛上便说不上有什么防务了。从5世纪40年代起，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就陆续渡过了现今的英吉利海峡，迁徙到不列颠岛。后世的英格兰（England），便是以盎格鲁人而得名。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侵入到不列颠岛以后，那里的土著凯尔特人有一部分被征服了，一部分则被迫退避到苏格兰（Scotland）、威尔士（Wales）和爱尔兰岛（Ireland）去。而另一部分凯尔特人，则从相反的方向渡过英吉利海峡，向欧洲大陆上迁徙，定居于高卢西北角的半岛上，所以后来这个半岛就被称为布列塔尼（Bretagne），意为小不列颠。

在400年左右，匈奴人已经进抵多瑙河流域。他们征服了这个地区内的一些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或与之结为同盟，建立起一个松散的匈奴帝国。及至5世纪40年代，阿提拉（Attila）成为匈奴帝国惟一的统治者，更锐意向外侵略。当时匈奴帝国版图辽阔：它东起里海北岸，西至莱茵河，北抵波罗的海，南接阿尔卑斯山，有控弦之士数十万人。匈奴人曾屡次南下寇掠，阿提拉并且以与罗马公主霍诺丽亚（Honoria）有婚约为名，要求西罗马割让其领土的一半。此项要求遭到拒绝，阿提拉遂率军大举入侵。

5世纪中期，匈奴人在阿提拉的率领下横扫欧洲，像一阵狂烈的飓风，沿途烧杀抢劫，破坏极惨。罗马人称他们为“上帝之鞭”，意思是上帝派来惩罚人间的罪恶的。

450年，阿提拉带领匈奴部队并裹胁着一部分同盟者，共约50万人，越过莱茵河侵入高卢，直抵奥尔良城（Orleans）。这时大敌当前，罗马人乃与西哥特人、法兰克人联合起来，合兵前来抵御。451年，匈奴人与罗马、西哥特和法兰克的联军激战于高卢北部沙隆城（Châlons）附近的原野上。沙隆战役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战斗的兵力共计有100万人之众，死者无算。结果匈奴人因为损失惨重，不支而退，但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后备力量。在沙隆战役失败后，阿提拉回兵东向，原想寇掠意大利。罗马在万分惊惶之际，派教皇利奥一世（Pope Leo I）跑到匈奴营中去苦苦哀求，厚币重赂，才使阿提拉放弃了攻取罗马的计划（图14-25）。不过，匈奴帝国是旋兴旋灭的。453年，阿提拉死去，匈奴帝国也随之瓦解。

图14-25　阿提拉（右）

后来，匈奴人退回到欧洲东部，散居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及至9世纪末，有一部分匈奴人又辗转迁徙，定居在多瑙河的中游之地。现今匈牙利的马札尔人（Magyars），便是匈奴人在欧洲的苗裔。

在日耳曼诸部族大迁徙之后，西罗马帝国早已土崩瓦解了。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统治着西班牙；汪达尔人统治着非洲北岸、撒丁尼亚岛和科西嘉岛；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统治着高卢；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统治着不列颠岛。日耳曼诸部族在西罗马帝国的故土上分别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权，即蛮族王国。而西罗马的皇帝，则已经不具有任何权力，完全成了日耳曼雇佣军手中的傀儡。

日耳曼诸部族大迁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现今欧洲各民族的地理分布概况，这时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

西罗马帝国终于在人民起义和日耳曼人入侵的浪潮中覆没了。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Odoacer）废黜了西罗马最后的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并将西罗马皇帝的仪仗送往君士坦丁堡，而由他自己以东罗马皇帝的名义统治意大利。这件事在当时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政变，但它在历史上却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图14-26）。

图14-26　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并将西罗马皇帝的仪仗送往君士坦丁堡，而由他自己以东罗马皇帝的名义统治意大利，西罗马帝国由此灭亡

在匈奴人离去以后，那些曾受匈奴入羁縻的东哥特人又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盘踞在多瑙河中游和潘诺尼亚一带。489年，东哥特人在其名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率领下侵入意大利。这时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意大利的统治权操控在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手里。狄奥多里克打败并且亲手劈死了奥多亚塞，在意大利建立起东哥特王国，都于拉韦纳。这东哥特王国延续了约五六十年，554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所灭。

日耳曼人中最后迁徙的是伦巴底人。伦巴底人原先居住在易北河下游一带，曾一度受匈奴人羁縻。匈奴帝国瓦解后，伦巴底人迁徙到潘诺尼亚一带。及至6世纪60年代，由于在东哥特王国灭亡后，意大利防务空虚，伦巴底人乃趁势南下占领了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在那里建立了伦巴底王国，都于帕维亚（Pavia）。直到今天，意大利北部仍叫作伦巴底（Lombardy），意为伦巴底人居住的地方。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还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直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帝国所灭。在世界中世纪史上，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Byzantian Empire），它也已开始封建化，不再是原先那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庞大帝国了。而且从7世纪中期起，由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东罗马帝国的领土日益缩小，后来它就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保有巴尔干半岛上的一隅之地。

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崩溃了。在古罗马的狼烟烽火中，人类历史结束了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又展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以后，欧洲便进入到封建社会时期。

然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它流传了下来，成为近代西方文明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文仍在西欧通行了1000多年，并且是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等民族语言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古罗马的法律，一直影响着世界各国法律的制定。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以“回到古希腊”的口号开始的。而18、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运动，也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为模式的。

罗马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东罗马帝国固然是古罗马的继续（它被称为第二罗马），即使在西欧，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这个词在政治上仍具有极大的魅力。800年，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上承恺撒、屋大维的帝统，是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始（图14-27）。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个空壳子，它却代表着欧洲历史上的罗马传统。神圣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1806年才告终。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曾从共和时期的罗马获得灵感。古罗马的一些政治术语，直到今天还在沿用。我们是生活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些过去的影响还是在经常发生作用的。

图14-27　查理曼

附录　世界古代史大事综合年表

Table of Contents

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
封面
版权页
序言
目录
一、人类的起源
绪论　原始社会
二、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
三、原始群

四、氏族公社的两个阶段——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和父权制的氏族公社

五、氏族公社的解体与国家的出现
一、埃及的地理环境和居民
第一章　埃及
二、埃及人的宗教
三、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金字塔的建造
四、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喜克索斯人的入侵
五、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埃及的武力扩张及其灭亡
六、埃及的文化
一、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水利建设
第二章　两河流域与地中海东岸的古文明
二、苏美尔人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
三、闪米特人的崛起和萨尔贡一世的武力扩张
四、古巴比伦王国与汉谟拉比的法典
五、腓尼基人的航海活动和字母
六、希伯来人的建国和犹太教的产生
一、赫梯人和铁器时代的开始
第三章　古代东方的帝国
二、亚述帝国（附乌拉尔图王国）
三、迦勒底帝国（新巴比伦帝国）
四、印欧语系诸部族的移殖与波斯帝国
一、印度的地理环境和最早的文明
第四章　古代的印度
二、雅利安人的入侵与种姓制度——印度的农村公社
三、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兴起
四、阿育王与佛教的传播
五、古代印度的文化
一、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
第五章　希腊文化的黎明
二、“英雄诗时代”的希腊人
三、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和殖民
一、希腊的城邦政治
第六章　斯巴达与雅典
二、斯巴达

三、雅典国家的形成——由氏族转变到国家的典型形态

一、希波战争的原因和经过
第七章　希波战争与雅典的盛衰
二、雅典的繁荣——希腊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
三、伯罗奔尼撒战争与雅典的衰落
一、马其顿统一希腊半岛
第八章　马其顿的崛起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
二、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和希腊化时代
一、希腊的哲学
第九章　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
二、希腊的文学和历史学
三、希腊的自然科学
四、希腊的艺术
一、意大利半岛上的古文明
第十章　罗马初期的历史
二、罗马城邦的兴起及其最初的政治组织
三、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
四、罗马的军事组织及其统一政策
一、罗马与迦太基的争衡，第一次布匿战争
第十一章　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
二、第二次布匿战争
三、罗马统一地中海东部地区
四、第三次布匿战争
一、罗马社会的激变——奴隶制的发展
第十二章　从贵族共和到帝政
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运动
三、阶级矛盾的激化——马略与苏拉
四、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
五、第一次三头同盟——恺撒的独裁
一、第二次三头同盟——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帝国
第十三章　1世纪和2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二、1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三、2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四、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五、罗马的文化
一、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第十四章　罗马帝国的衰亡
二、帝国晚期的政治，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三、基督教的产生及其传播
四、日耳曼人在氏族公社末期的社会概况
五、日耳曼诸部族的大迁徙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附录　世界古代史大事综合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