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
Author: 杨宽
Date: 2016-07-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先秦; 中国历史; 周
Description: 《古史新探》收录了14篇论文，主要探索了西周、春秋时代的社会历史，特别看重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方面，其撰述着眼于西周和春秋社会性质的研究，推动古史分期问题的解决，上半部为各种制度研究，下半部为各种“礼”的研究，特别是通过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文献的方法，精研“礼”，包括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飨礼、射礼、贽见礼等，得出很多精彩结论。
Publish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史新探/杨宽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杨宽著作集）

ISBN 978-7-208-13868-1

Ⅰ．①古… Ⅱ．①杨…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研究 Ⅳ．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3643号

责任编辑　顾雷

封面设计　夏芳

古史新探

杨宽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25×880　1/16　印张 24.5　插页 5　字数 267,000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68-1/K·2519

定价　58.00元

目录
出版说明
序言

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
一 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

二 西周农田的垦耕
三 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四 结语

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
一 关于西周的主要耕具——耒和耜

二 关于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兼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
一 关于西周封建领主制论

二 关于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
三 关于西周典型奴隶制论
四 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

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一 西周的奴隶有三类，数量相当大，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

二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

三 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井田”单位——邑”和“里”，实质上已成为被奴役、榨取的单位，居民已成为一种集体奴隶

四 结语
附录一 释“臣”和“鬲”
附录二 “人鬲”、“讯”、“臣”是否即是奴隶？

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
一 论井田制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

二 论井田制的实行地区
三 论井田制中的定期平均分配份地制度
四 论井田制基础上的古代村社组织
五 论古代村社的公共生活
六 结语

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
一 《周礼》中的乡遂制度

二 春秋时代各国的乡遂制度
三 西周时代的“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四 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

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
一 宗庙制度

二 族墓制度
三 姓氏、名字制度
四 族外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
五 嫡长子继承制
六 族长主管制
七 家臣制度
八 宗法制度下贵族的各种相互关系

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
一 我国最早的小学和大学

二 西周时代大学（辟雍）的特点
三 大学（辟雍）的起源
四 教师称“师”的来历

“籍礼”新探
一 “籍礼”的具体礼节及其性质

二 “籍田”和“籍礼”的来历
三 “籍”、“租”、“助”的变化
四 结语

“冠礼”新探
一 “冠礼”的起源及其作用

二 “字”的来源及其意义
三 三次加冠弁的意义
四 结语

“大蒐礼”新探
一 “大蒐礼”原为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

二 “大蒐礼”具有“国人”（公民）大会的性质，是当时推行政策、加强统治、准备战争的重要手段

“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
一 “乡饮酒礼”的特点

二 “乡饮酒礼”的起源及其作用

三 “飨礼”为高级的“乡饮酒礼”

四 由“乡饮酒礼”和“飨礼”推论“礼”的起源和“礼”这个名称的来历

“射礼”新探
一 “乡射礼”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

二 “大射仪”为高级的“乡射礼”
三 “射礼”起源于借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
四 “射礼”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
附录 关于射“不来侯”或“不宁侯”问题

“贽见礼”新探
一 “贽见礼”的特点

二 “贽见礼”的源流
三 “贽”的作用与“命圭”制度
四 “贽”的授受仪式的作用与“委质为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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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杨宽（1914—2005），字宽正，上海青浦人。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等。1936年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

杨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诸多领域。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学，高中时代已发表多篇有分量的论文，专注于墨学研究及先秦史料考辨。在“古史辨”运动后期，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神话分化说，补充发展了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被顾颉刚、童书业誉为“古史辨派”的生力军和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之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贝冢茂树评价“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推动现代古史研究前进途径，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稍后其学术兴趣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潜居故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为日后铸就《战国史》这一断代史经典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西周的社会结构和礼制，著有《西周史》、《古史新探》；80年代应日本学界邀请讲学，完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姊妹篇。杨宽先生生平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360余篇，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

杨宽先生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上海市博物馆，并长期担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为上海博物馆的筹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杨宽先生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

杨宽先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结缘始于1955年版《战国史》，自此以后，主要著作几乎皆由我社出版。先生生前已有计划，集中各种著述在我社出版《杨宽著作集》。如今，《杨宽著作集》由我社分批出版，不仅完成了先生遗愿，也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地认识杨宽先生的学术成就。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序言

本集主要探索的，是西周、春秋时代的社会历史，特别着重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方面。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之一。

关于西周、春秋时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做出很多成绩。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对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离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我们认为，目前要把这方面的研究再向前推进，必须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好分析的研究，然后再作综合的研究。只有把各个重要方面作好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再综合起来研究，才能提高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的认识。本集所收的十多篇论文，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写的，但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的限制，所下的功夫不深，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集前半部所收各篇，讨论到了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还讨论到了西周、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以及学校制度等等。这样要对西周、春秋时代的各种制度作比较深入的探索，就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古“礼”的研究范围之内，涉及古“礼”如何探索的问题和礼书上的史料如何利用的问题。古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用的许多制度，常与古“礼”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在礼书中这方面的记载较多。因此，不研究古代各种制度则已，要研究，就不能不进入礼书的范围中去探索，不能不与某些较重要的“礼”结合起来研究。

我国古代三部礼书的内容很不相同。《周礼》是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分述各级官员职掌以及相关的典章制度，大概出于春秋战国间学者所编定，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经过整齐划一，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而成。《仪礼》是一部古代贵族所用各种礼仪的汇编，大概出于春秋、战国间儒家的收集，又经过整齐划一的功夫，所以全书有严密的条例，各种礼节也有统一的规定。《礼记》是儒家有关“礼”的一部选集，内容较为复杂，有的原是《仪礼》的《传》，如《冠义》、《昏义》等，有的采自古代记载，如《月令》等，有的采自古代礼书，如《奔丧》、《投壶》等，有的采自儒家诸子，如《学记》、《乐记》等。这三部礼书中，所保存古代的各种制度的史料，很是丰富。如果因为其内容复杂，史料的时代难以区别，不加利用，将妨碍我们对古代各种制度的探索；如果不加选择，随便引用来解释西周的社会历史，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认为，最妥当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礼书中的史料和其他可靠史料结合起来研究，从探索各种制度的起源和流变中，分析出那些是比较古老的制度，哪些是已有变化的制度，哪些是加入的系统化和理想化成分。这样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就可得到帮助。

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十分讲究“礼”。这许多“礼”都是贵族根据古老的风俗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作为巩固贵族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的。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的。有关这些“礼”的记载，虽然多数出于春秋、战国时人的编定，没有把西周时代的“礼”的原样保存下来，但是，由于“礼”的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探索出部分西周的情况来，甚至还可以摸索出一些氏族制末期的情况。如果能够对当时各种重要的“礼”，结合可靠的史料，从其起源、流变和性质、作用等各个方面作一番新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本集下半部中所收各篇有关“礼”的论文，就是为了配合上半部有关各种制度的研究，企图作一番新的探索的。

在目前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同志对我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看法上有分歧，往往由于这种分歧，对古史分期也产生了不同主张。作者的基本看法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具有同样的发展规律。因为古代中国和东方各国如埃及、巴比仑等，同样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有比较多的共同特点。同时，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也还有相同的特点。但是，古代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只有在阐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规律性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阐明其本身的特点，才能科学地说明其历史发展的过程。

我们认为，要明辨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本集所收的有些论文，就是试图从具体探讨我国古代各种制度的发展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

在探讨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很需要采用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来作比较研究。例如摩尔根著《古代社会》一书，通过调查研究，在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族的社会组织中，找到了一把钥匙，用来解开了古代希腊、罗马、德意志社会历史的重要之“谜”。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批判地利用了摩尔根研究的成果，对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作了科学的阐释和分析。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光辉范例。

在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有不少少数民族，在民主改革之前，还停留于奴隶制阶段或氏族制阶段，近几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对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累积了大量的资料，进行许多研究工作，作出了可贵的成绩。这些兄弟民族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比起易洛魁人和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来，在许多方面，应该更接近于我国中原地区古代的社会情况，可以作为我们比较研究的资料。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兄弟民族的社会生活，不全是纯粹的自发的发展形态，他们长期与汉族为邻，不能不受汉族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封建中央政权利用土司制对他们进行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不可能不起较大的影响，这是在比较研究中必须注意到的。但是我们在分辨清楚这种外来影响之后，仍然可以用来作比较研究，从中看出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当摩尔根对易洛魁人进行调查研究时，离开哥伦布发现美洲已有三、四个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已很发展，对他们的影响之深，该不下于明清以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但是摩尔根在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仍然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因此我们认为，以民主改革前的兄弟民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古代社会历史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有些兄弟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复杂，但是一定有一个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有些兄弟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各个等级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等级的内部已有阶级的分化，但是基本上还可以看出那个等级原来属于那个阶级。从中还是清楚地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用来和古代社会历史作比较研究的。

本集所收的有些论文，就曾利用易洛魁人和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和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些方面作比较研究。同时还利用了近来有关兄弟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作了些比较研究。在这里要感谢许多研究民族史的同志，他们的研究成果使我得到不少的启发。由于这些启发，我在古代社会研究中，作了一些新的解释。但是，是否能算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读者的评价。

本集所以名为“新探”，只是说明作者的主观意图，企图能够在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方面，在吸取前人和健在的前辈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番新的探索，并在若干问题的探讨中有所“标新立异”，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有助于这方面研究的推进。当然，此中所有“标新立异”的看法，不一定都正确，只是就自己目前的学术水平进行探索的新结果。究竟这些看法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有待于读者的评价。

本集主要是对西周、春秋时代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方面，作了些探索，还很不全面。至于当时的各种政治制度，如官制、兵制等，也还没有细加探讨。总之，有待分析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我很希望，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够逐步对古代各种制度加以探索，在写出许多论文之后，再能写成比较有系统的著作。但是，目前离这个奋斗目标还远得很，还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本集所收论文，大部分在报刊上发表过，收入本集时，有的略作修改，有的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同时有些论文还是在这里第一次和读者见面。希望读者多予批评和指教。

作者
1964年5月

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

目前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各家对西周社会性质的看法，还很悬殊，各家所估计的西周生产力水平，距离也很远。有的认为西周时代“农业上的主要生产工具，还是石器、蚌器和一米达长的木棒”[1]，好像西周的农具基本上还和原始公社制时期差不多；有的认为“西周生产力就是以爰田制的三田制和年年耕种的井田制，作为最高的指标”[2]，简直已经和欧洲封建社会中期的生产力水平相同。看呀！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远！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对西周的农业生产，尽可能实事求是地作一番检点，是非常必要的。

这篇论文因为篇幅所限，只试图对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方面探索一下。

一　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

西周主要的耕具是耒和耜，其中以耜比较流行，在《诗经》的西周诗篇里曾再三提到。西周主要的耨的工具是耨和镈，在近人论述西周史的著作里，《诗经·周颂·臣工》“庤乃钱镈”这句话是被引用得烂熟的。但是，耒、耜、耨、钱、镈等，究竟是怎样的农具，却至今还分辨得不够清楚的。

现在，我们先来谈耒和耜。

我们现在分辨不清楚耒和耜这两种耕具，是不足怪的，因为汉代以来，许多经学家和注释家们把我们的头脑弄糊涂了。自从汉代学者京房认为耒是耜上的“句木”，耜是耒下的“耓”[3]，许多注释家都误认为耒和耜从来就是一件耕具上的两部分。其实，耒和耜是两种结构不同的耕具，到春秋战国间还是如此，我们只要细读一下《考工记》就可以分明的。在清代学者中，已有些人能辨明耒和耜，最著的有徐灏、邹汉勋两人。徐灏在其所著《说文解字注笺》中，曾根据《考工记》和《说文解字》，断定“耒之初制，盖其末为歧头”，而“耜”是和“臿”相同的“伐地起土之器”。邹汉勋在其所著《读书偶识》卷十中，曾对历来耕具名称加以分析，断定“古之耒制”是“曲柄枝刃耕器”，而耜是直柄的“单刃耕器”[4]。徐邹两氏的论断，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使得汉代以来对耒和耜的误解得到了纠正。

徐中舒同志的《耒耜考》，从甲骨文、金文“耒”“”（耜的初字，即“以”字）等字形来考察，认为“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5]，结论和徐邹两氏相同。徐同志认为耒是木制的曲柄的农具，下端有歧出而锐利的木叉，用以刺地，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是耕田时足踏处。这是正确的。耒下的尖锐锋利部分，《考工记》称它为“庛”，郑玄注说：“庛读为棘刺之刺”，庛就是用来刺的。所以《考工记》说：“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徐同志又认为耜是在耒的下端，安装半圆形锐利金属“犁輨”或石蚌类刀铲[6]。那就并不正确。

木耒的遗迹，在考古发掘中已有发现。在庙底沟早期龙山文化的窑穴和殷墟的窖穴壁上，都发现了耒所遗留下来的劳动痕迹，耒确是歧头的木叉，两“庛”（刺）间宽四到八厘米，“庛”径有四到七厘米，这和古文献的记载很符合[7]。

从甲骨文、金文中耜字的初字“”的字形来看，耜确是圆头半叶式的农具，但是象形字毕竟不是图画，不可能画得十分逼真。据我们的考察，耜该是和现在的铲差不多的工具，它原来是曲柄带有长方形平版和方刃或弧形的刃的。

《考工记》说：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8]。

这里所谓“伐”，就是把土块发掘起来，所谓，就是田中垄亩间的小沟。这是说：耜的锋刃广五寸，一伐能掘去方五寸的土块，二个耜相并着同时去伐，就能掘去“广尺深尺”的土，掘成“广尺深尺”的沟。耜这工具，能够按照它锋刃的宽度，把土一方块一方块掘起来，很分明的，是如同铲一样的“伐地起土之器”。《吕氏春秋·任地》篇说：

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

高诱注说：“耜六尺，其刃广八寸。”《吕氏春秋》所说耜的锋刃，已比《考工记》加宽。《考工记》所说的耜，锋刃“广五寸”，要两耜同伐，才能掘成“广尺深尺”的“”；而《吕氏春秋》所说的耜，锋刃“博八寸”，只要一耜之伐，就能掘成八寸广深的“”了。这可能是由于《吕氏春秋》的著作年代较晚，那时耜的锋刃已较宽，但它还和《考工记》一样，认为耜是掘成“”的工具。

在《说文解字》中，“耜”写作“”，说：“，臿也。”臿和耜是异名同实的，同样是铲一样的“伐地起土之器”。《说文解字》说：“坺，坺土也，一臿土谓之坺。”这里所说“一臿土”的“坺”，也就是《考工记》所说的“伐”。孙诒让《周礼正义》说：“伐即坺之借字，其字又通作发，俗作。”耜是“为沟洫”的主要工具，同样的，臿也是开掘沟渠的主要工具。《汉书·沟洫志》记载白渠完成后，人民有歌称颂说：“举臿为云，决渠为雨。”颜师古注说：“臿，锹也，所以开渠者也。”[9]臿，也或作“插”，也或作“锸”，《释名·释用器》说：“锸，插也，插地起土也。”臿原来是耜的别名，曾经长久流传，在元代王祯《农书》上，还是把它作为“起土具”的，从王祯《农书》上所画臿的图形来看，它是和铲相同的。

根据上面的论证，耜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古农具，它是铲一样的“伐地起土之器”，可以无疑的。

《诗经》里曾再三提到耜，或者说“有略其耜”（《周颂·载芟》），或者说“畟畟良耜”（《周颂·良耜》）。过去注释家们有认为“略”“畟畟”是形容耜的锐利的，有认为“略”是解释为“刀剑刃”的“”的假借字的，但是我们仅凭这些形容字，还是不能断定西周的耜是否有金属锋刃的。清代学者倪倬在其所著《农雅》第四篇《释器》中说：

案《易·系辞传》，惟言“斲木为耜”，不言用金，……然《周颂·臣工》“庤乃钱镈”，传：“钱，铫也”，已用金，……铫，耜属，则耜用金，其昉于周欤？

这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见解。

过去的注释家们，因为古书上常见耒耜连文，误认为耒耜是一器。又因为《诗经·臣工》篇钱镈连称，又误认为钱和镈是同类，同样是耨的工具。后世的农书也以误传误，例如王祯《农书》说：“钱与镈同类，薅器也，非锹属也。”其实恰恰相反，钱不是耨器而是锹属，也就是一种带有金属锋刃的耜。《周颂·臣工》篇说：“庤乃钱镈，奄观铚艾”，是把所有重要的农具都列举了，钱是有金属锋刃的耕具，镈是有金属锋刃的耨具，铚是有金属锋刃的收获工具。

我们认为钱确是带有金属锋刃的耜，有下列三点理由：

第一，前面我们说过，耜和臿是异名同实的，而在古代的字书上，钱和铫、锸又是异名同实的。《说文解字》说：“钱，铫也，古田器。”“铫”古或作“”，《尔雅·释器》篇说：“谓之疀”，郭璞注说：“皆古鍫锸字。”臿和鍫，原是一声之转[10]。《说文解字》说“”的或体作“梩”，而《方言》说“臿”有、铧、鍏、畚、喿、梩等不同名称[11]。我们从耜、臿、钱、铫等名称的关系来看，可知钱和耜是同类的。

第二，钱的所以称钱，该是由于它能刬削的缘故。《释名·释用器》曾说：“锸……或曰销，销，削也，能有所穿削也。”实际上，钱就是后世所谓刬，也就是铲。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九说：“铲今作刬，刬削之也。”[12]王祯《农书》虽然分钱、臿、铲为三种农具，但是从他所画的三种农具的图形来看，形制是基本相同的，并不是三种不同的农具。

第三，《国语·周语下》篇说：周景王二十三年“铸大钱”。至少到春秋后期，称为“钱”的货币已经铸造和流通。这种称为“钱”的货币，显然是从农具中的“钱”演变来的。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式货币中，只有流行于周和三晋等中原地区的“布”币，是铲的形式的，该就是从农具中的“钱”演变来的[13]。一九五三年秋在安阳大司空村曾发掘到一把殷代的青铜铲，从其形制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它是农具的。可知钱这类农具已有很长的源流了。耜既是铲一样的农具，钱也是铲一样的农具，而钱字又从金，那么，无可置疑的，钱是一种带有金属锋刃的耜。也惟有因为钱是耜一类的有金属锋刃的耕具，所以人们才会重视它，作为交易的媒介物，逐渐成为一种货币形式。

由此可见，西周农业的耕作工具，除了遗址出土的石铲、蚌铲、骨铲之外，还有木制的耜，更有带有金属锋刃的耜叫“钱”。

上面我们谈了钱，接着就谈镈。

镈是一种耨具，《诗经》交代得很清楚，《周颂·良耜》说：“其镈斯赵（削），以薅荼蓼。”中国原始的耨具是蚌器[14]，到西周时代还在应用，但是这时出现了有金属锋刃的镈，该是农具上的一大进步。镈是一种短柄宽刃的小锄头，《吕氏春秋·任地》篇说：“耨柄尺，此其度也；博六寸，所以间稼也。”这种短柄宽刃的小锄头，是农夫伛偻着身体拿来除去田间的杂草的[15]。它是用句曲的树枝制成的，所以也或称为“句欘”[16]。

镈用于耨耘，运用的时间较长，因而镈在金属农具中数量是较多的。《考工记》把金属农具称为“镈器”，在“攻金之工”中有“段氏（锻氏）为镈器”，又说：“粤（越）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金属农具所以会总称“镈器”，该是由于镈最流行的缘故[17]。

西周时代已有钱、镈、铚等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是很显然的。究竟这些农具所带的金属锋刃，是铁制的呢？还是青铜制的呢？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农具，因为无论在考古发掘中，在古文献中，都还没有铁农具存在的真凭实据。如果这时农具的锋刃是青铜制的，青铜比较贵重，当然不可能像冶铁技术发展后铁农具那样普遍。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农具的金属锋刃和后世农具很不相同，仅仅在锋刃的边缘上有一条金属包着，这种情况直到战国秦汉间铁农具相当普遍流行时，还大都如此。古人使用的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除了锋刃边缘上镶有一条金属锋刃外，农具整个是用坚韧的木材制成的。它们不但讲究挑选木材，还讲究斩伐的季节。《周礼·地官·山虞》说：“凡服（车箱）、耜，斩季材，以时入之。”据郑玄注，“季材”就是“穉（稚）材”，就是生长年龄较轻的木材，要在仲冬、仲夏等季节斩伐，为的是“尚坚刃（韧）”。钱这样和铲相同的耕具，下部长方形的平版连同柄都是木制的，只有平版下边的锋刃边缘是有金属镶包着的。像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殷代青铜铲那样，整个平版连同锋刃全是青铜制的，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很少发现。镈这样和锄相同的耨具，是用句曲的树枝制成的，也只有锋刃边缘是有金属镶包的。由于古代农具只是在锋刃边缘上有一条金属镶包着，所需的青铜是很少量的，那么，我们说西周时代的农具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有青铜锋刃的农具，如钱、镈、铚之类存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钱、镈之类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在西周春秋间还是希罕之品，如何可能成为交易的媒介物，到春秋战国间出现大量由农具的“钱”转变来的各式铜币呢？

二　西周农田的垦耕

上面我们谈得很清楚，西周时代的耕具是歧头有刺的“耒”和铲一样的“耜”，而耜的应用比较广。他们究竟用怎样的方法来垦耕田地的呢？这种垦耕方法，后世也还有流传应用的。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说：

询之行中州者，谓亲见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跐耜入土，乃按其柄，向外挑拨，每一发则人却行而后也。

这个流传在中州的“耕地之法”，就是古人的垦耕方法。《考工记》说：耒的庛，有直庛和句庛两种，“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则利推，句庛则利发”。耒和耜的垦耕方法，不外乎推和发。推就是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前推，发就是把锋刃刺入土中后，把着柄，向外挑拨，把土发掘起来。“钱”的所以又称为“铫”，或者由于这个缘故。《国语·周语上》记述虢文公的话，谈到“籍礼”，说：“王耕一发”（今本“发”作“”，此从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校正），而《礼记·月令》篇和《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述“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籍田”，说：“天子三推。”高诱注说：“天子三推谓一发也。”大概为了深耕起见，一般要三“推”而后一“发”。因为仅靠手来“推”和“发”（特别是推），不够有力，经常需要脚来帮助，靠脚踏在耒和耜上“推”和“发”，《豳风·七月》说“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毛传：“于耜，修耒耜也”；又解释“举趾”说“民无不举足而耕也”。所以这种垦耕方法，有人称为“跖耒而耕”（《淮南子·主术》篇《盐铁论·未通》篇），也或称为“蹠（跖）耒躬耕”（《盐铁论·取下》篇）。这样的“跖耒而耕”，是一块块土依次掘的，耕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和犁耕向前推动的方法不同，所以《淮南子·缪称》篇说：“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高诱注说：“却谓耕者却行。”当然，这样的垦耕方法是很费力的，《淮南子·主术》篇说：“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所以古人采用了两人合作的方法，叫做“耦耕”。《诗经·周颂·噫嘻》说：“亦服尔耕，十千维耦。”[18]“耦耕”究竟有些什么作用呢？程瑶田在《沟洫疆理小记》中有一篇“耦耕义述”，他解释说：“必二人并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奋，刺土得势，土乃迸发，以终长亩不难也。”的确，这种采用“合力同奋”的“耦耕”方法，能够使得“刺土得势”，达到“土乃迸发”的效果，大大提高了垦耕的工作效率[19]。这种“耦耕”方法后世也还有流传应用的。宋代有一种“踏犁”，据说用人力踏着“踏犁”来耕，“凡四五人，力可比牛一具”（《宋史·食货志》）。当时在今广西一带，也还有用“踏犁”来“耦耕”的，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说：“广人荆棘费锄之地，三人二踏犁，夹掘一穴，方可五尺，宿根巨梗无不翻举，甚易为功。”由此可知，用脚踏的耕具，采用“耦耕”的方法，“夹掘一穴”，确乎能够发挥较大的垦耕效率。

西周时代虽然没有发明牛耕和犁耕，但是由于西周所统治的主要地区是黄土地带，土壤比较松，容易垦耕，在使用脚踏的有金属锋刃的耕具和采用“耦耕”方法之后，农田的垦耕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的。在西周初期，周人曾对黄土地带特别有浓厚的偏爱。关于这一点，李亚农同志在《西周与东周》一书已提出了极其宝贵的见解。周人所以特别偏爱黄土地带，是和他们的垦耕技术分不开的。

西周时代的农田，有所谓“菑田”、“新田”、“畬田”。《诗经·周颂·臣工》说：

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又（有）何求？如何新畬？

《小雅·采芑》篇说：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田。……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

《尔雅·释地》篇说：“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20]近人有把这三种田，解释为欧洲中世纪所流行的“二田制”、“三田制”的。首先提出这个解释的是刘师培。刘氏在《古政原始论》卷五“田制原始论”中[21]，曾作这样的解释：

（1）“菑田”就是《周礼·大司徒》的“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也就是《周礼·遂人》的“上地……田百亩，莱（休耕地）二百亩”。“菑为反草，盖此弃新畴复垦旧畴之义也。旧畴既芜，故只能三岁一耕，地力始苏”。“一岁曰菑，即言三岁之中仅有一岁可耕也”。

（2）“新田”就是《周礼·大司徒》的“一易之地家二百亩”，也就是《周礼·遂人》的“中地……田百亩，莱百亩”。新田“即取新旧相错之义，亦取每岁更新之义”。“二岁曰新田，即言三岁之中仅有二岁可耕也”。

（3）“畬田”就是《周礼·大司徒》的“不易之地家百亩”，也就是《周礼·遂人》的“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盖畬训为舒，即地方渐舒之义，地力既舒，即能每岁耕种”。“三岁曰畬，即言三岁之中每岁皆可耕也”。

刘师培这个解释，是极其牵强的，只是把《尔雅》的解释，牵强地和《周礼》上的说法附会了起来。徐中舒同志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中，也同样地把“菑田”“新田”“畬田”和《周礼·遂人》的“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相牵合。他比刘氏更进一步，认为这三种田就是村公社的三田制。徐同志说：

根据欧洲村公社的三田制，我们假定西周村公社全部可耕之地也是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其中菑为休耕的田，新为休耕后新耕的田，畬为休耕后连续耕种的田。……这是村公社可耕的三个部分相等的田，第一年如此。第二年仍耕这三部分田，不过其中菑、新、畬已转为新、畬、菑。同例，第三年又转为畬、菑、新。如图：

这就是《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的正解。……这种三田制，在中国古代，是与一年耕百亩休百亩、耕百亩休二百亩的二田制、复田制，同称为爰田。……爰、辕、、换四字，古代音同、义同，故相通用。

徐同志在这段解释之后，曾引何休《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和《周礼·遂人》来作证。我们认为《周礼·遂人》所说的“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每年休耕三分之一，确是三田制；所说的“中地”——“田百亩、莱百亩”，每年休耕二分之一，确是二田制；但是《周礼》是春秋、战国间的著作，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确切的证据，就不能根据《周礼》来论定西周已有三田制。把西周的菑田、新田、畬田解释为三田制，只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是缺乏确切的根据的。

我们认为，菑田、新田、畬田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三种垦耕不同年数的农田。菑字从艸从田，（古灾字）声，《说文解字》说：“菑，不耕田也。”（孙星衍、陈鳣、王念孙校改“不”为“才”，段玉裁校改“不”为“反”）菑字的原义，无非是开垦时“杀草”和“反草”的意思[22]。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说：“菑者初垦辟之谓也，田久污莱，必先除其草木，然后可耕。田之灾杀草木谓之菑。”这个说法，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周易·无妄》说：“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礼记·坊记》引作“不耕获，不菑畬，凶”。）王弼注解释“不耕获，不菑畬”是：“不耕而获，不菑而畬”，可知田地必须经过“菑”的阶段才能达到“畬”的阶段，如果要“不菑而畬”，就如同想“不耕而获”一样。《尚书·大诰》说：“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这是说，他的父亲用了“菑”的功夫，而他的儿子不肯去好好播种，怎么能够有收获？可知“菑”是指播种前的除草垦耕等作业。《尚书·梓材》说：“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这是说，治理国家犹如种田，既经勤劳地展开“菑”的功夫，就当开展田亩的修治工作，筑好田四周的疆界，掘好田亩间的“”（小沟）。从这里，也可知“菑”是指修治田地的“疆”“”前的初步开垦工作。《淮南子·本经》篇说：“菑榛秽，聚埒亩，芟野菼（王引之校改“菼”作“莽”），长苗莠。”这里的“埒亩”，就是《尚书·梓材》所谓“疆畎”，埒是指疆界，亩是指亩。这是说，垦耕除去荒野的草木，筑聚成疆界和田亩，在播种后除去田亩间的野草，使苗得生长。根据上面这些史料，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菑”是指垦荒工作，“菑田”就是初开垦的荒田。古时开垦荒田，因为技术水平低，不是当年就能播种的，所以《尚书·大诰》会说：“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因为在第一年垦荒工作完成后，还得要有修治“疆畎”的功夫，才能播种[23]。所以《尔雅》说：“田一岁曰菑。”

“菑”是第一年刚开垦的田，“新”该是经过一年开垦后，到第二年已经能够种植的新田。新田是对旧田而言的，《诗经·采芑》正义引孙炎说：“新田，新成柔田也。”当春秋时代晋楚两国在城濮大战前，晋文公想从“舆人”的歌诵中探听士气，听到“舆人”歌诵道：“原田每每（草茂盛貌），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因为这时流行着抛荒或休耕制度，旧田耕了一定的时期，肥力衰退，就要“舍其旧而新是谋”的。因为菑田是第一年开垦的荒田，新田是第二年已能种植的新田，上面都不免有野菜丛生，所以《诗经·采芑》说菑田、新田都有芑菜可采。至于畬田，那是经过三年治理的田，《说文解字》说：“畬，三岁治田也。”《诗经》正义引孙炎说：“畬，和也，田舒缓也。”《周易》释文引董遇说：“悉耨曰畬。”都是这个意思。因为新田是第二年已能种植的新田，畬田是第三年耕种的旧田，所以《诗经·臣工》要唤使“保介”（管田的官）在暮春时节，对新田、畬田如何注意了。

菑田、新田、畬田是三种垦耕不同年数的田，这是从古文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的。从这里，可知西周对荒地的开垦，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的。所谓菑田、新田，可能也包括重新垦耕的休耕地在内，这时定期的休耕制度可能已有了[24]。

三　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在中国古代史上，周是个以擅长农业生产著称的部族。在周族的祖先传说中，他们的始祖后稷就是个天才的农业生产者。据说，后稷生下来不久，就能种植菽（豆）、禾、麻、麦、瓜等各种农作物，他在成人以后，就能教导人民农业生产，使得农作物生长得很美好。《诗经·大雅·生民》，就是歌颂这位有农业天才的始祖后稷的。直到战国时代，讲究农业技术的农家，还是把神农和后稷作为他们这个学派的始祖的。《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根据农家的书编写成的，《任地》篇一开始，就用“后稷曰”提出了十个问题，《任地》、《辩土》、《审时》三篇谈的，无非在解答这些问题。到汉代，杰出的农书《氾胜之书》中，也还有所谓“后稷法”。虽然这些农家所说的“后稷法”，不真是后稷所创造的，但其中必有不少是从周人的农业生产的经验上发展起来的。

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确比殷商时代有了进步，主要表现在下列三点：

第一，对农田中“亩”“”结构的治理和对水利灌溉的讲究。

《尚书·梓材》曾说：“为厥疆畎（）”，《尚书·大诰》又说：“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可知在西周的农田中已有“亩”和“”的结构。“亩”原是农田间一条条的高畦，“”原是“亩”和“亩”间的小沟，“亩”是用来种植农作物的行列的，“”是用来洗土排水的。如果土中含有多量的盐碱质，雨水下来就可从“亩”里溶解一些盐碱质，渗流入“”中，通过沟洫流入河中，达到洗土排水的作用[25]。《诗经》里曾提到“南东其亩”，还曾多次谈到“南亩”。《小雅·信南山》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26]。”《小雅·甫田》说“今适南亩”，“馌彼南亩”，《小雅·大田》、《周颂·载芟》和《良耜》都说“俶载南亩”。《周颂》是西周时代的著作，看来“南亩”是西周对“亩”的最普通的称谓，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为什么周人要把“亩”称为“南亩”呢？我们读了《左传·成公二年》所载宾媚人（即国佐）的话，就可以揭开这个谜。公元前五八九年，鞌之战，齐国大败，齐派宾媚人向晋国贿赂求和，晋国以“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作为讲和的条件之一。宾媚人为此质问道：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27]

从这一席话，可知“亩”有“南亩”和“东亩”之分，直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南亩”当指行列南向的亩，“东亩”当指行列东向的亩，是“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设置的。周人在农田的垦耕治理中，即所谓“疆”“理”中，能够随着地理形势，修筑适宜的南向或东向的“亩”“”行列，使得农田尽量利用地利，发展农业生产，即所谓“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一大进步[28]。直到战国时代的农家，他们在农业技术上首先注意的，还是“亩”和“”的安排。《吕氏春秋·辩土》篇说：“故畮（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

西周时代在农田中创造了整齐的“亩”“”行列，不但起了洗土排水作用，而且还可利用水流来灌溉农田。《小雅·白华》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是滮水之源，在西周京都丰镐附近，已被利用来灌溉稻田。西周在北方地区确已开始种稻，稻田是一定要有适当的水利灌溉的。

第二，对垦耕和耨耘技术已相当讲究，而且达到了相当水平。

西周后期对于垦耕，已很重视适当垦耕的时节。《国语·周语上》记述虢文公的话说：

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偾）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

这是虢文公所说的天子举行籍田典礼前的例行公事。首先要管天文历法的官“太史”去“顺时覛土”（顺着时节观察土壤），到立春前九天，就得去报告管农事的官“稷”，报告“稷”说：从今到初吉，“阳气俱蒸（地里的阳气都上升了），土膏其动（土壤中的脂膏要流动了）”，如果“弗震弗渝”（不去翻动它疏通它，就是说不去垦耕翻土），那就要“脉其满眚（土壤的脉络就要塞住患病），谷乃不殖（种下的谷子就不能繁殖）”。接着，“稷”去报告天子，要请天子“监农不易”（毫不怠慢地去监督农事）。他们这样的重视春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立春时节，土壤中的水分和温度开始上升，即所谓“土气震发”和“阳气俱蒸”，土壤的结构也开始松动，即所谓“土乃脉发”，同时土壤中的肥力也开始发生作用，即所谓“土膏其动”。如果不赶上时令去垦耕，便不能使土壤的结构和解，也就没有可供农作物生长的水分和肥力，结果就会“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特别是在周人统治的西北地区，降雨量少，分布又不调匀，因此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和肥力，就成为旱地农作业中头等的重要任务。这种重视春耕的道理，该是周人在实践中得来的。后世农家对这一点还是很看重的，例如《氾胜之书》说：“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此时耕，一而当五，名曰膏泽。”（见《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篇引）

《周颂·载芟》说：“载芟载柞，其耕泽泽。”郑玄解释说：“土气蒸达而和，耕之则泽泽然解散。”“泽泽”是形容土壤和解的，也或作“释释”，《尔雅·释训》说：“释释，耕也。”（“释释”今本改作“郝郝”，此从《诗经正义》引。）《诗经正义》引舍人注说：“释释犹藿藿，解散之意。”这里，诗人用“泽泽”来形容所耕的土壤结构和解，该是由于当时人们重视垦耕土壤和解的缘故。

前面我们已谈过，西周已有金属锋刃的耨具叫镈。他们在作物播种前，先要做好整地工作和除草。《大雅·生民》说：“茀厥丰草，种之黄茂。”郑笺：“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种黍稷，黍稷生则茂好。”他们在苗生长后，对除草更为重视。

《周颂·载芟》说：“厌厌其苗，绵绵其麃。”“麃”或作“穮”，《尔雅·释训》说：“绵绵，穮也。”穮也就是耨，《说文解字》说：“穮，槈鉏（锄）田也。”“绵绵其麃”是说连续不断的耨耘，《诗经正义》引郭璞《尔雅注》说：“芸不息也。”这是正确的。《国语·周语上》记述虢文公的话，也说：“日服其镈，不解（懈）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所谓“日服其镈”，也是说逐日不断的耨耘。当苗生长的时候，遮蔽地面的力量不强，蒸发量大，就需要连续不断的去耨耘，一方面是为了除去苗间杂草，免得杂草吸去土壤中的水分和肥力，影响到苗的生长，一方面也可切断毛管上升水的运动。这一点在北方雨量较少的地区特别显得重要。《左传》载赵文子说：“譬如农夫，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左传·昭公元年》）。《左传》又载周任说：“为国家者去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根本，勿使能殖”（《左传·隐公六年》）。春秋时代农民如此讲究耨耘，该是继承西周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有所发展的。

《周颂·良耜》说：“其镈斯赵（‘削’的假借字，锋利之意），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里不仅说明镈的功用在于耨除田亩间荼蓼等野草，而且把“荼蓼朽止”和“黍稷茂止”联系了起来，所以宋代以来，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时已懂得用“绿肥”了[29]。

第三，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和防治虫害的措施。

西周时代由于较多的应用带有青铜锋刃的耕具和耨具，由于垦耕和耨耘技术的讲求，由于对“亩”“”结构的治理和对水利灌溉的讲究，还由于讲求选择优良品种，农作物品种有了显著的增加，从而农业生产也有了提高。

西周的粮食作物，品种已不少，有“百谷”的称谓，《周颂·噫嘻》就有“播厥百谷”的话。根据《诗经》来看，这时主要粮食作物的品种，已有黍、稷或禾、来或麦、牟（大麦）、麻、荏菽（大豆）、稻、稌（黏稻）、粱、穈（赤粱粟）、芑（白粱粟）、秠（黑黍的变种）、秬（黑黍）等种[30]。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荏菽和稻、粱。

据《大雅·生民》，周人的始祖后稷已开始种荏菽，说：“艺之荏菽，荏菽旆旆。”荏菽虽未必是后稷所栽培出来的种，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周人开始作为粮食作物而栽培的。自从西周以后，菽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粮食的一种，成为“五谷”或“六谷”之一，这就应该肯定为周人在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稻的生长，需要适当的水利灌溉，所以自古以来长江流域是产稻的中心。但是在北方如果有适当的水利灌溉，也同样可以种稻。据战国时代著作的《周礼·职方》，除了扬州、荆州“宜稻”以外，豫州、青州、兖州、幽州、并州也都兼“宜稻”。据《鲁颂·閟宫》，后稷已开始教人民种稻，说后稷“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北方稻的种植，虽不必是后稷所推广的，但是西周时代在北方地区已种稻，确是事实。《周颂·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稌”，稌就是稻中黏性的稬稻。在西周的金文中，如《史免簠》铭文已经以“稻粱”连称。西周时代北方能够推广稻的种植，这该是周人讲求水利灌溉的结果。

粱是稷的一种优良品种，大穗，长芒，粒扁长。《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三仓》说：“粱，好粟也。”《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也说：“粱，好粟也，即今粱米。”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粱者，良也，谷之良者也。”因为粱是较为珍贵的精良的食粮，古人常常把它和稻、肉、膏相提并论，以“稻粱”或“粱肉”、“膏粱”连称。胡道静同志在《我国古代农艺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有“粱为周氏族所植粟之优良品种说”[31]，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西周后期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人们已很注意到虫灾的为害严重。《大雅·桑柔》说：“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大雅·瞻卬》又说：“蟊贼蟊疾，靡有夷届。”他们已能分别各种为害不同的害虫，根据其食作物植株的不同部分而定名，《小雅·大田》毛传说：“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尔雅·释虫》也说：“食苗心，螟；食叶，蟘；食节，贼；食根，蟊”（姚际恒《诗经通论》疑贼不是虫名）。当时对于除去害虫已有较明确的措施。《小雅·大田》说：“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唐代开元时宰相姚崇认为“秉畀炎火”即是用火诱杀蝗虫，并曾采用这办法扑灭蝗灾。朱熹集传：“姚崇遣使捕蝗，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盖古之遗法如此。”

四　结语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归结为下列四点：

一、西周的“耜”是铲一样的耕具，“钱”是木制的带有金属锋刃的“耜”，“镈”是用句曲的树枝制的带有金属锋刃的“耨”（短柄宽刃小锄头）。这时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已较殷商时代流行。

二、由于使用带有金属锋刃的耕具，由于黄土地带土壤较松，由于“耦耕”方法的采用，荒地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垦。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叫“菑田”，第二年已能种植的田叫“新田”，第三年耕种的田叫“畬田”。

三、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已有一定程度发展。在农田中已普遍按地理修筑有整齐的“亩”“”行列，起着洗土排水和灌溉作用。在播种前，已很注意垦耕的时节。在苗生长后，已常使用镈进行耨耘。在垦耕和耨耘的技术方面，已有相当的水平。

四、由于工具和技术的进步，由于生产经验的累积，使得农业生产有了提高，粮食作物的品种有了增加。大豆是西周开始作为粮食作物而栽培的，粱是西周时代栽培出来的稷的优良品种，稻在北方地区也已开始推广种植。

西周农业生产的探索，对于当前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应该是有帮助的。作者不是专攻农业史的，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学术月刊》1957年2月号，今略加修订）

[1]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7月号。

[2]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收入《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

[3]《周易·系辞传》释文引京房说。

[4]《读书偶识》一书，收入《邹叔子遗书》和《皇清经解续编》。

[5]见1930年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6]见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和《耒耜考》。

[7]见《庙底沟与三里桥》发掘报告第23页。和《考古》1961年第2期67页。

[8]《说文解字》也说：“耦，耕广五寸为伐，二伐为耦。”

[9]《淮南子·精神》篇说：“今夫繇（徭）者，揭钁臿，负笼土”，高诱注说：“臿，铧也。”这里以臿笼并称，犹如《孟子·滕文公》篇以蔂梩连称。这类例子很多，不列举。

[10]《说文解字》也说：“疀，也，古田器也。”又说：“……一曰利也，《尔雅》曰谓之疀，古田器也。”

[11]《方言》卷五说：“臿，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宋魏之间谓之铧，或谓之鍏，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臿，沅湘之间谓之畚，赵魏之间谓之喿，东齐谓之梩。”

[12]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又说：“刬古文铲，初简反，《说文》：‘铲，平铁也’，今方刃施柄者也。”

[13]徐中舒：《耒耜考》，因为“耒下歧头”，布币中“方足布”下边开跨，就误认为布币是从耒演变来的。实际上，“方足布”下边开跨，根本不同于耒的树枝式的歧头。虽然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地区所流行的布币，有着各种不同形式，有所谓方足布、圆足布、尖足布等，但基本形式还是铲。其形式之所以会有些不同，该是从各个地区各种式样的“钱”演变来的。其下边锋刃所以会有方足、圆足、尖足等凸出部分，无非为了便于刺入土中。

[14]《淮南子·氾论》篇说：“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辱”是“耨”的初字，像手执蜃。甲骨文“农”字从林从辰，金文“农”字从田从辰，也或从从田，都像用蜃进行农作情况。

[15]《诗经》毛传说：“镈，鎒也。”《国语·周语上》韦昭注说：“镈，锄属。”《释名·释用器》说：“耨，似锄，妪薅禾也。”

[16]《尔雅·释器》篇说：“斪劚谓之定。”《考工记》郑玄注引作“句欘”。《广雅·释器》篇又说：“定谓之耨。”而《说文解字》说：“欘，……一曰斤柄，性自曲者。”孙诒让《周礼正义》说：“说文斤部云：斪劚，斫也，与木部欘字义同字异，案斫木之斤，斫地之鉏（锄），其柄形同句曲，故并有句欘之称。”

[17]春秋战国时代由“钱”演变成的“布”币，它的所以称为“布”，也该是“镈”转变来的。布与镈，古音是相同的。

[18]“耦耕”还见于《论语·微子》篇、《礼记·月令》篇、《吕氏春秋·季冬纪》、《考工记》等。《论语·微子》篇说：“长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问津焉，……问于桀溺，……耰而不辍。”似乎有的耦耕时还包括耰的操作。程瑶田《耦耕释义》说：“桀溺之耰，摩田覆种也，不必耦，亦与长沮并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农夫相助治田，并可曰耦，并可曰耦耕也。”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春秋战国时代的农业及其社会构造》（《松山商大论集》七卷三号），又认为“耦耕”就是二人同时进行的耕作业和耰作业的密切配合。

[19]近人有不同意程瑶田解释的，认为两耜同时推，比两耜分别先后推，并不能提高刺土能力。而且耜广五寸，两耜并耕，在一尺之地容不下两人的脚，不便操作。我们认为，在两人“合力同奋”之下，在同时“推”之后，又同时“发”，毕竟容易把土块翻起。

[20]《礼记·坊记》篇郑玄注说：“一岁曰菑，二岁曰畬，三岁曰新田。”《周易》释文引虞翻说同。

[21]《刘申叔遗书》第十九册。

[22]《诗经·采芑》正义引孙炎说：“菑，始灾杀其草木也。”《诗经·皇矣》释文引韩诗说：“反草曰菑。”《周易·无妄》释文引董遇说：“菑，反草也。”《尔雅·释地》郭璞注说：“今江东呼初耕地反草曰菑。”

[23]这种情况到后世还是如此。《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篇说：“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耕荒毕，以铁齿楱再遍杷之，漫掷黍穄，劳（即耰——笔者）亦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

[24]在欧洲，三田制是在第九世纪文献中才出现的，到十至十一世纪才逐渐流行，到十二至十三世纪还不能完全排斥二田制和休耕制。三田制是欧洲中世纪中期逐渐流行的，不是西周时代的耕作技术和施肥技术所可能产生的。

[25]参看夏纬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后记》第四节“亩甽作用”。

[26]《诗经·齐风·南山》说：“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所谓“衡从其亩”就是“南东其亩”。因为亩的行列南向或东向，就是衡（横）或从（纵）。

[27]《左传》杜预注，解释“作齐之封内尽东其亩”说：“使垄亩东西行。”齐国在晋国的东面，晋出兵攻齐，兵车需要向东行，在东向的亩的行列奔驰比较方便，所以齐向晋求和时，晋为了此后兵车的便利，要迫使齐国“尽东其亩”。

[28]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的《畎浍异同考》说：“画其经界之谓疆，分其地理之谓理，……理之以成亩，所以为也。亩有东、南，故有纵、横，顺其地理以分之而已矣，故《左传》宾媚人曰：……，所谓土宜者，东南之宜，所谓物而布之者，相其地理之顺以分画之云尔，此古人为之道也。”

[29]宋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西周时代已懂得用“绿肥”。宋代陈旉在所著《农书》卷上的《薅耘之宜》篇说：“诗云：‘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记礼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今农夫不知有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抛弃他处，而不知和泥渥浊，深埋稻苗根下，沤罨既久，即草腐烂，而泥土肥美，嘉谷蕃茂矣。”

[30]见齐思和：《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第36期。

[31]见《新建设》1954年12月号。

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

最近杨向奎同志写了一篇短论，认为“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要先研究具体问题”[32]，我是有同感的。因为，如果不解决某一时期历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试问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作出正确的结论呢？近几年来，我们史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彼此间意见很分歧，但还是有收获的，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为了使这个讨论更深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已经提出来的某些重要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没有弄清楚，彼此所估计的中国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距离就很有高下。其间距离相差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从生产力方面来判断古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彼此间所估计的水平，距离如此之远，又怎能对当时的社会性质辨认清楚呢？

为了弄清楚西周的生产力水平，我曾试图对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方面探索一下，写成了《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文[33]，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徐中舒同志《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34]中有关“周代生产力”部分有所商榷。现在读到徐中舒同志《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一文[35]，其中有“西周的生产力、农具、农业技术和施肥问题”一节，对拙作又有所商榷。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西周的生产力水平，我愿意再提出我的看法，来和徐同志讨论，并希望史学家们多多指教和批评。

一　关于西周的主要耕具——耒和耜

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耕具是怎么式样的？它们的作用究竟如何？

自从汉代以来，学者们对于耒和耜的结构，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耒和耜是一件耕具上的两部分，耒是耜上的弓形的曲柄，耜是耒下的木制或金属制的锋刃部分，即所谓“钉”或“金”。《周易·系辞传》释文引京房说、《礼记·月令》篇郑玄注、《说文解字》“耒”和“枱”（即耜字的或体）的解说，都是如此。另一种说法，认为耜是和臿相同的工具，在《说文解字》中，“耜”又写作“”[36]，说：“，臿也。”《说文解字》说“”或作“梩”，而《方言》卷五又说“臿”和“梩”是异名同实的，“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臿”，“东齐谓之梩”。有许多注释家也往往用“臿”来解释“耜”或“梩”的。例如《孟子·滕文公》篇说：“盖归反蔂梩而掩之。”赵岐注就说：“蔂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

在《说文解字》中，“枱”和“”，都是“耜”的异体字，而许慎一面把“枱”解释为“耒耑”（《齐民要术》引作“耒耑木”），一面又把“”解释为“臿”。那么，是不是许慎把“”解释为“臿”，解释错了呢？不是的。《庄子·天下》篇说：“禹亲自操橐耜。”《释文》引崔譔注说：“耜，臿也。”而《韩非子·五蠹》篇正作禹“身执耒臿”，《淮南子·要略》篇也正作“禹身执蔂臿”。古书中每多以耒连称，也往往以耒臿连称，例如《盐铁论·国病》篇说：“秉耒抱插，躬耕身织者寡。”“插”就是“臿”，也是指“耜”。那么，“臿”是不是就是“耒耑”呢？我们认为也不是的。臿是另外一种工具，它是和铲差不多的。《方言》卷五曾说臿有、铧、鍏、畚、喿、梩等不同名称，《释名》卷七曾说锸有销、铧等不同名称。《释名》卷七《释用器》篇说：

锸，插也，插地起土也。或曰销，销，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铧，铧，刳也，刳地为坎也，其板曰叶，象木叶也。

原来锸有销、铧等名称，是由于“插地起土”、“有所穿削”、“刳地为坎”而得名的。很清楚的，它是和铲差不多的工具，王祯《农书》上把它画成铲的式样（见图一），是不错的。

图一　王祯《农书》上的臿

“臿”古或作“疀”，《尔雅·释器》篇说：“谓之疀。”郭璞注：“皆古锹锸字。”《说文解字》也说：“疀，也，古田器也。”“臿”和“疀”，是一声之转，“”就是“铫”，古同音通用。“臿”这名称是取义于“插”的，“铫”和“”的名称是取义于“挑”的，而“插”和“挑”在意义上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一点，钱绎在《方言笺疏》中解释得很好，他说：

之言挑也，《少牢馈食》下篇“二手执挑匕枋以挹湆”，郑注：“挑谓之歃，读如或舂或抭之抭，或作挑者，秦人语也。”案《尔雅》之，本是田器，而郑引以释挑匕者，盖所以插取土，挑匕所以插取食，二者不同，而同为插取之义，故读从之。凡物异类而同名者，其命名之意多相近，犹《释器》“絇谓之救”，郭注：“罥名。”而郑注《周官·屦人》云：“絇谓之救，着于舄屦之头以为行戒。”盖絇所以拘持鸟兽，絇所以拘持屦头，二者不同，而同为拘持之义，故其训亦同也。

钱绎这个解说是合情合理的。臿的得名确是由于“插地起土”。用臿来“插地起土”，在把臿插入土中以后必须向外挑拨，和铫的得名，该就是由于“挑”吧！

臿之所以又称为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礼记·曲礼》篇：“为国君〔削瓜〕者华之。”郑注：“华，中裂之。”钱绎《方言笺疏》说：“中裂谓之华，故以臿入地使土中裂，即谓之铧矣。”

我们从臿、销、铫、铧等名称的“命名之意”来看，臿确是和铲差不多的“插地起土”的工具。我们从古书上谈到臿的地方，也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所有古书，都是把臿作为开沟洫的工具的。例如《管子·度地》篇谈到治水，主张巡视民间的“备水之器”，曾说：“笼臿板筑各什六。”《淮南子·精神训》说：“今夫繇（徭）者，揭钁臿，负笼土。”高诱注说：“臿，铧也，青州谓之铧，有刃也，三辅谓之。”《汉书·沟洫志》记述白渠开凿完成后，人民歌颂道：“举臿为云，决渠为雨。”颜师古注说：“臿，鍫也，所以开渠者也。”在古书上，往往把臿和盛土之器笼、蔂等连举，就是因为臿是“插地起土”之器。

臿是一种铲样的“插地起土”之器，它的刃部或称鐅。《说文解字》说：“鐅，河内谓臿头金也。”《方言》卷五郭璞注又说：“江东又呼鍫刃为鐅。”如今徐中舒同志为了否认耜是臿一类的农具，认为臿是犁刃，臿是犁輨形农具的通称。他说我不知道臿的“命名之故”，他对臿的“命名之故”另作了新的解说。他说：

至于锸（臿）和犁刃，也只是异名同实的东西。以金属锋刃戴于木制农具上，则称为犁冠。以木制柄插入金属锋刃中，则称为锸（臿）。锸就是具有犁輨形农具的通称，所以耜也可以称为锸，鍫（或铫）也可以称为锸，（铧）也可以称为锸。

徐同志认为臿不是由“插地起土”得名，而是“以木制柄插入金属锋刃”得名。据我们了解，古代“以木制柄插入金属锋刃”的工具还不止耜、铫、铧等几种，还有锄、斧、凿等，是否一概都可称为臿呢？如果说臿是犁刃，是犁輨形农具的通称，为什么古书上只把它当作治沟洫的工具呢？为什么古书上只是在谈到治沟洫的时候提到它呢？很显然，徐同志的新解说是讲不通的。

耒和耜是两种不同结构的耕具，清代学者邹汉勋和徐灏已经指出这一点。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认为许慎把“”解释为“臿”是对的，把“”的异体字“枱”解释为“耒耑”是不对的，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耒和耜的基本区别，在于耒是尖刃的，耜是平刃的。耒下的尖刃，《考工记》称为“庛”，郑玄注说：“庛读为棘刺之刺。”庛就是尖刃，用来刺地的。《考工记》又说：“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则利推，句庛则利发。”因为地坚，直庛比较容易刺入，比较容易向前推，而句庛则便于把柔土句起，比较容易把土发掘起来。耒的尖刃是为了便于刺土，所以《庄子·胠箧》篇曾说：“耒耨之所刺。”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一件“子日手辛锄”，柄弯曲作弓形，长153.5厘米，刃部作尖头平叶状，在刃部上面的柄上，贯有一小横木，是耕作时脚踏处。柄上有“东大寺”题字。这是公元七五八年正月三日丙子日本天皇使用它“亲耕”以后，献给东大寺的[37]。我们认为这就是耒的遗制。它的结构，基本上和戴震《考工记图》和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根据《考工记》所画出的耒是相同的。徐中舒同志把“子日手辛锄”认为是耜的遗制，是有问题的（参看图二、图三、图四）。至于耜，它是有宽广的平刃的，所以《考工记》说：“耜广五寸。”《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其博八寸。”耜的宽广的平刃，是为了便于插地翻土。《考工记》说：“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因为耜有五寸宽广的平刃，一伐能翻起方五寸的土，两耜并伐就能翻起“广尺深尺”的土。如果用尖刃的工具去刺的话，即使刃的上部宽五寸，两耜并伐，怎能掘成“广尺深尺”的呢？要开掘“广尺深尺”的，所用的工具就必须是平刃的，至少是弧形的刃。

图二　戴震《考工记图》的耒图 | 图三　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的耒图 | 图四　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子日手辛锄

我在《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文中说：“钱就是后世所谓刬，也就是铲。”又说：“镈是一种短柄宽刃的小锄头，……它是用句曲的树枝制成的，所以也或称为句欘。”如今徐中舒同志也说：“镈是指肩下博大之意。它是以曲木为柄，将肩部缚于曲柄的一端，如今之锄，……镈与刬的分别，前者是曲柄，后者是直柄。”我们看，《吕氏春秋·任地》篇说：“耨柄尺，此其度也，其博六寸（‘博’字旧误作‘耨’，此从谭戒甫先生《吕子遗谊》校正），所以间稼也。”这里所说的“耨”，就是“镈”，《吕氏春秋》说：“其博六寸。”高诱注也说：“刃广六寸。”镈这耨具，确是由于锋刃广博而得名的。《吕氏春秋》谈到耜，又说：“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高诱注也说：“其刃广八寸。”我们又怎能否认耜有宽博的锋刃呢？

徐中舒同志说：“耒耜是牛耕以前的主要农具，因为它要刺土深入，所以它的下端必须是尖锐而具有锋刃的。杨宽先生对于这样耕作实际上的需要完全没有理解，他就贸然的肯定耜是直柄方刃如同铲一样的伐地起土之器，……他这样的论断，实在太轻率。”实际上，我的论断是符合于耕作实际上的需要的，不是太轻率的。世界上的耕具，向来就有尖刃和平刃两种。就是在犁发明以后，平刃的犁和尖刃的犁也还是长期并存的。尖刃的犁，便于刺土深入，能够在坚硬的泥土上进行耕作，这不是平刃的犁所能胜任的。平刃的犁，便于把泥土翻动过来，而尖刃的犁是不可能把掀起的泥土从底里向上翻的。我们要知道，在耕作上把泥土翻动过来是很重要的，这样对于后来的收成关系很大的，所以这二种犁彼此间竞争了几千年之久，不分胜负。我国古代所以会出现两种耕具，一种尖刃的耒和一种平刃的耜，就是由于耕作实际上的需要。那么，西周时代为什么耜会比耒流行呢？因为西周所统治的主要地区，都是黄土地带，泥土比较松而肥，是容易用平刃的耕具把土翻起来的，采用平刃的耜来垦耕是比较有利的。

《周礼·秋官·薙氏》条说：

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郑玄注说：“耜之，以耜测冻土刬之。”这里谈的是四季“杀草”方法，所谓“萌之”就是除去其萌芽，所谓“夷之”就是把草削除，所谓“芟之”就是把草薙除，所谓“耜之”就是用耜来刬土除草。因为耜是平刃的，所以能够起“刬”的作用。

耜能起刬的作用，和刬（钱）是相同的。实际上，刬或钱就是一种带有金属锋刃的耜，这一点，在清代学者中已有人认识到的。倪倬《农雅》第四篇《释器》，曾因为《诗经毛传》把“钱”解释为“铫”，而铫是耜属，认为“耜用金，其昉于周欤”？胡承珙《毛诗后笺》也说：

钱，《说文》用毛传训铫，云：古者田器。斗部下引《尔雅》“谓之疀”，古田器也。是铫同物，即今之铧鍫，所用以耕者[38]。

我们断定钱是一种带有金属锋刃的耜，我在《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中，已举出三点理由来证明这一点，这里不再列举了。钱这种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起源是很早的，它远在殷代已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殷代遗址中曾出土一把铜铲，全长22.45厘米，上部有长而大的方銎，刃部作长方形，因为使用关系，刃有卷起的痕迹。方銎的长度约当长方形刃部的一半[39]。一九五二年在洛阳下瑶村第一五九号殷人墓葬中也发现一把铜铲，形式和大司空村出土的铜铲全同，只是比较小，全长11.8厘米，铜质不精，不是实用物[40]。从两个不同地点发掘出来的两件殷代青铜铲，它们的形式结构完全相同，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铲一定在殷代曾经较长时间在宽阔的地区内应用，所以它已有较固定的形式了。从此可知钱这种农具，到西周时代会流行，是有渊源的。我们再从春秋战国时代所流行的作为货币的“钱”来看，其中流行于周和三晋等中原地区的布币，不论是所谓空首布、方足布、圆足布、尖足布，基本上都是铲的形式，该就是从农具中的钱演变来的。很清楚的，因为钱在西周春秋是主要的耕具，所以人们才会重视它，作为交易的媒介物，逐渐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如果说，钱只是一种辅助的农具，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人们不用主要农具作交易媒介物，而要用辅助的农具来作为交易媒介物呢？

这种称为钱或刬的耕具，源流是很长的。直到犁广泛应用以后，也还有一种称为刬的耕具。王祯《农书》卷十三说：

刬，俗又名镑，《周礼》：“薙氏掌杀草，冬日至而耜之。”郑玄谓：“以耜测冻土而刬之。”其刃如锄而阔，上有深袴，插于犁底所置镵处。其犁轻小，用一牛，或人挽行，北方幽冀等处，遇有下地，经冬水涸，至春首浮冻稍苏，乃用此器，刬土而耕，草根既断，土脉亦通，宜春种麰麦。凡草莽污泽之地，皆可用之。盖地既淤壤肥沃，不待深耕，仍火其积草而种，乃倍收。斯因地制器，刬土除草，故名刬，兼体用而言也。诗云，制器相地宜，刬名良有义；起土与耜同，除荒过鉏利。既能耕垦兼，仍取播殖易；面看功施何，春麦已交翠。

这种“起土与耜同”的称为刬的耕具，很明显，是由古代的“耜”和“钱”这种耕具演变来的。它的功用，也是和古代的“耜”和“钱”相同的。在西周所统治的黄土地带，土地肥松，耜和钱这种耕具是能够“刬土而耕”和“刬土除草”的，是“能耕垦兼”的。在当时，这种耜和钱的制作，也是相地制宜的。《诗经·周颂·良耜》篇说：“畟畟良耜，俶载南亩。”《载芟》篇说：“有略其耜，俶载南亩。”《小雅·大田》篇说：“以我覃耜，俶载南亩。”郑笺把“俶载”读做“炽菑”，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谓耜之炽而入地以菑杀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炽，反草曰菑。’”如此说来，所谓“俶载”或“炽菑”，也正是“刬土而耕”和“刬土除草”之意。

在后世的耕具中，其实不但刬能够“刬土而耕”和“刬土除草”，所有平刃的犁都能“刬土而耕”和“刬土除草”的。后世称为刬的耕具，用牛拖着前进，或由人拉着前进，往往不能深耕。古代的耜和钱是脚踏的耕具，除了靠手把着柄向泥土中推以外，还可以靠脚踏在刃部的肩上或柄上所贯的小横木上用力向下推。如果用力向下多推一下，它还是比较能够深耕的。在后世，虽然已不用耜和钱作为耕具，但是人们在挖掘泥土时，还是用铲作为主要工具的。在耘耨时，也还用铲作为除草工具的[41]。

我们认为，古代耜的发展，有下列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耜的下部长方形的平版连同柄都是用木斫削成的，《周易·系辞传》所谓：“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42]。”

第二阶段，耜的下部长方形的平版连同柄仍都用木斫削而成，只是在长方形的平版下边边缘有金属锋刃镶包着的。

第三阶段，耜的下部长方形的平版连同锋刃全是金属制的，它的上边中间有銎，以便装上木柄，像安阳大司空村和洛阳下瑶村所出土的青铜铲便是这样，后世所流行的铲，也都如此。上述两种有金属锋刃的耜，也或称为钱。

上述三个阶段的耜的式样，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是逐渐淘汰的，大概在冶铸青铜的技术发展以后，第二第三阶段的式样已逐渐出现，越到后来，第三阶段的式样就越占优势。在王祯《农书》卷十三，有一种铲样的农具叫做“杴”的，有木杴、铁刃木杴、铁杴三种。他说：“杴，臿属，但其首方阔，柄无短拐，此与锹臿异也。”木杴是“剡木为首”的，柄和长方形平版全是木制的；铁刃木杴是在木杴的长方形平版下边加有一条铁刃的；铁杴是“煅铁为首”的，长方形平版连同锋刃全用铁制，上边有圆銎装柄（见图五）。这三种杴，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发展阶段[43]。这三种杴在今天农村中也还有应用的，例如蒋若是在《洛阳古墓中的铁制生产工具》一文[44]中，说汉墓中有一种铁的铲刃，“与今日农村常见之夹刃铁铣同型”，有注说：“洛阳农村木铣前端，常加铁刃，俗称夹刃铣。”

图五　王祯《农书》上的三种杴：（1）木杴（2）铁刃木杴（3）铁杴

我在《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中说：“古代农具的金属锋刃和后世农具很不相同，仅仅在锋刃的边缘上有一条金属包着，这种情况直到战国秦汉间铁农具相当普遍流行时，还大都如此。”我所指的，就是上述第二阶段的形式，不但耜和钱曾有这种形式，许多工具都曾有这种形式。徐中舒同志批评我说：“他不知这样的农具，就叫做犁輨。犁輨之义就是像犁之有冠（輨也可写作冠）；不但秦汉铁农具如此，即解放前农人所用犁铧头，也还是犁輨的遗制。”这个批评显然是不对的。我们以《辉县考古发掘报告》所载辉县出土的战国铁器为例，除了铁口犁（固围村二号墓）是犁輨以外，还有凹形铁口锄（固围村一号墓二号墓）、长方形铁口锄（固围村一号墓三号墓）、凹形斧刃（固围村一号墓）等，都是用长方形或凹形的铁刃包在工具的锋刃边缘上的。难道所有出土的战国秦汉时代工具上的长方形和凹形铁刃都一概可以称为犁輨么？[45]

耜和钱的形式，除了有上述三个阶段的演变以外，在各个地区长期的应用中，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有各种不同的式样出现。我们看，春秋战国时代从钱这种农具演变来的布币，它下边的锋刃，在各个地区就有“方足”、“圆足”、“尖足”等不同形式。它们的基本形式是铲，而其下边锋刃所以会有“方足”、“圆足”、“尖足”等凸出部分，无非为了便于插入土中。汉代还有一种称为“”的两刃臿，它和方足布不同，方足布只是在刃边开了方形的袴，而两刃臿已在一个柄上装有两个臿一样的刃部了。它虽有两个臿样的刃部，但每个刃部是长方形的，它的功用还是和臿相同的。

汉代武梁祠石刻上有神农和夏禹的画像，都手执农具的。神农画像的题字是，“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所画的神农，身躯略为伛偻，眼向前看，双手斜把着农具的柄，正作“辟（闢）土”之状。这农具的柄略作弯形，下部有长方形的歧头双刃，锋刃是平头的，整个刃部的头略为向上翘起（见图六）。夏禹画像的题字：“夏禹长于地理，脉（“覛”的假借字，观察之意）泉知阴，随时设防，退（减退之意）为肉刑。”所画的夏禹，头戴三角形的笠，右手向上斜举着农具。这农具和神农手执的农具相似，只是形状比较短小，柄和刃部都是直的，并不弯曲（见图七）。

图六　武梁祠石刻神农所执的农具 | 图七　武梁祠石刻夏禹所执的农具

武梁祠石刻上夏禹手执的农具，清代学者如王念孙瞿中溶叶德炯等，都认为是两刃臿。王念孙《读书杂志》第十种《汉隶拾遗武梁石室画像三石》条说：

所图禹象，其冠上锐下广如笠形，手执两刃臿。（原注：《说文》：“，两刃臿也。”《玉篇》胡瓜切，云：“今为铧。”俗语所谓铧锹是。）案《庄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决江河，亲自操橐耜，（原注：司马彪云：‘橐，盛土器也。’崔譔云：‘耜，插也。’插与臿同。）沐甚雨，栉疾风。”《淮南子·修务训》云：“禹沐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身执蔂臿，以为民先。”（原注：今本臿讹作垂，辨见《淮南》。）此图头戴笠，手执臿，正所谓栉风沐雨，身执蔂臿者也。

王念孙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因为惟有把禹手执的农具解释为臿，才和文献相合。瞿中溶所著《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因为相信耒耜是一器，就认为石刻上神农和夏禹手执的农具，就是耒耜，也就是臿，而其刃部歧头已是汉代的形式。他说：

神农手中所用之形，……正作辟土之状，惟据《考工记》文，下当广而不当分歧，则画者亦同二郑，（案二郑指郑众、郑玄，贾公彦《考工记疏》说：“先郑（指郑众）云，耒下歧，后郑（指郑玄）上注亦云：今之耜歧头。”）据汉时所用之形图之，未能尽合于古也。（卷一）

案此图禹手执之器，较神农所持者，短而直，然下出两歧，形制略同。《庄子》言“亲操橐耜”，《韩非子》言“手执耒臿”，《淮南子》又作“畚臿”，盖亦耒耜之类，而汉时所谓臿之器正如此。（卷二）

瞿中溶认为石刻上神农和夏禹所执之器同样是或臿，而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叶德炯说，又认为神农手持的是耜，而夏禹手持的是臿。他说：

其图神农手持之器，柄曲而下翘，头歧而二，则此耜也。

图绘禹持之器，似神农手持之耜，柄直而头平，头亦两歧，即此锸也。耜为耒田之用，故头翘起，锸为锸地之用，故头宜平。《说文》下从木，乃会意，上从，是像歧头之形。

我们认为瞿中溶和叶德炯的说法都对的。耜在古代农业耕作中，主要有两种功用：一种是《考工记》所谓“为沟洫”，石刻中禹手执的农具便是“为沟洫”的，一种是《诗经》所谓“俶载南亩”，就是在垄亩上进行“刬土”的垦耕作业，石刻中的神农像正是手执耜作辟土之状。“为沟洫”的耜，主要的作用是挖土，需要直柄平刃。进行垦耕作业的耜，有的柄和刃部略作弯形，为了便于“刬土而耕”和“刬土除草”，但是它们基本的形式还是相同的。石刻上所刻神农和夏禹所执的农具，虽然已经是汉代的形式，是“歧头两金”的耜，是所谓两刃臿，但是它们都是长方形的平刃，基本形式还是相同的，它们既是耜，也是臿。孙诒让《周礼正义》说：“《说文》木部云：‘，臿也’，‘，两刃臿也’，即耜正字。臿与耜形制略同，但臿柄直，耜辕曲，故许通训为臿也，汉时耜两金，盖与同。”这个解释是很正确的。

元代王祯《农书》记述有三种脚踏耕具，一种叫锋，“其金比犁镵小而加锐，其柄如耒，首如刃锋”（见图八）。一种叫耩，和锋相似而是歧头的。一种叫长镵，也叫踏犁，“比之犁镵颇狭，……柄长三尺余，后偃而曲，上有横木如拐，以两手按之，用足踏其镵柄后跟，其锋入土，乃捩柄以起也”（见图九）。徐中舒同志认为：“耩歧头，即耒之遗制，锋首如刃锋，即耜之遗制。”我们认为歧头与否，并不是耒和耜的根本区别。早期的耒大都歧头，后期的耒就不一定是歧头的，例如《考工记》所记述的耒的结构，就不是歧头的。早期的耜固然大都是单刃的，但到汉代就很多是歧头的，即所谓两刃臿。实际上，这些流传在后世的尖刃的脚踏耕具，都应该是耒的遗制。阮福在《耒耜考》一文中[46]，记述他父亲阮元的话说：

图八　王祯《农书》上的锋 | 图九　王祯《农书》上的长镵（踏犁）

曾在山东道中，见农间尚有耒耜之器，与古制小异。古之金前锐而后方，今之金盖长方形，复于接耜之处又横一小木。盖以手持耒首，而复以足踏小横木，合力前推，臿入土中，复仰耒首，则臿上仰而土起矣。此乃人耕，用力多而见功少，不若后世之牛耕，则用力少而见功多也。

在这文后面，还附有两张图，一张图是从戴震《考工记图》上摹绘来的，锋刃是尖的。一张图是阮元“就道中所见约略画之”，木柄略为弯曲，刃部完全是铲的形状，在刃部上端的木柄上贯有小横木（见图十）。阮元认为这两种刃部不同的耕具，是古今异制。实际上，这不是古今异制，尖刃的是有庛（刺）的耒，具有铲形刃部的便是称为臿的耜。流传在山东地区的这种具有铲形刃部的脚踏耕具，我们认为就是古代耜的遗制，它的耕作方法，也就是古代耜的耕作方法。

图十　阮元在山东所见的耜

二　关于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根据上面的论述，西周时代的主要耕具——耜是铲一样的耕具，而钱是带有金属锋刃的耜的别称，是无疑的。《诗经》曾再三提到耜，或者说“有略（）其耜”（《载芟》篇），或者说“覃耜”（《大田》篇），或者说“畟畟良耜”（《良耜》篇），都在形容耜的锋利，西周的耜该大都已有金属锋刃了。如今徐中舒同志一方面不全肯定西周的主要耕具有金属锋刃，说是“木制的耒和在耒的下端安装半圆形锐利金属犁輨或石蚌类刀铲形的耜”；一方面又说使用这样的耕具“在二人并力的耦耕下它是可以深耕的”。我们要知道，木耕具和带有石蚌类锋刃的耕具是最原始的耕具，使用这种原始耕具是无法深耕的。王祯《农书》曾说：脚踏的耕具称为“锋”的，“其金比犁镵小而加锐”，“地若坚垎，锋而后耕，牛乃省力，又不乏刃”。徐同志根据这一点来证明“耒耜就是可以深耕的农具”。其实从这一点，只能证明有金属的锐利锋刃的耒耜，才比较可以深耕。徐同志又认为战国时代的铁农具“也只能作薅草壅本的辅助农具用，因为它是生铁铸成的，铁质松脆，容易折断，它还是不能代替耒耜，用以深耕的”。好像木石制的耕具反而要比铁耕具强得多，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冶铁技术的发展来看，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远在冶炼熟铁技术发明之后，在欧洲，是迟到十四世纪才发明冶铸生铁技术的。如果说，在冶铸生铁技术发明后，铁耕具还不能代替木石制的耕具，那么，要到什么时候铁耕具才能普遍呢？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农具，因为无论在考古发掘中，在古文献中，都还没有铁农具存在的真凭实据。但是，我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情况来看，西周时代是有铁农具存在的可能的[47]。郭沫若同志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一文中[48]，曾根据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齐侯钟》铭文有“造（铁字的初文或省文）徒四千”的话，《国语·齐语》篇管仲所说“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的话，《管子·轻重》诸篇说到齐有“铁官”，辉县出土战国铁器和兴隆出土战国铁范的工艺比较进步，来推断“铁的最初出现，必然还在春秋以前”。在目前的日本考古学界，一般都认为西周时代已有铁器，他们的根据主要有下列两点：

（一）有青铜兵器十二件，传为一九三一年六月河南汲县出土，原为褚德彝所藏，转为美国弗利亚美术馆所掠买去，著录于该馆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古铜器图录》一书中。从这十二件青铜器的形制和一件青铜器上有铸铭“大保”两字来看，应是西周初期之器。其中二件青铜兵器有铁刃，一戈作虺龙纹，其援部仅存半段，残存的半段援部是用铁制的；一钺作饕餮纹，其刃部是铁制的。有人曾根据上述情况，认为中国铁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千年的初期[49]。

（二）有一件《芮公纽钟》，铭文是“芮公作旅钟，子子孙永宝用”。芮国到春秋时代已很弱小，后为秦穆公所灭亡，这钟的制作年代当在西周末年以前。这钟上部环纽的下脚的顶面（舞），在接合部分有铁锈涌出，当环纽的下脚部分的内部里面，有二个铁制角形管（径0.5厘米）的切断露出，将细铁管内泥土除去，深1.3厘米。有人认为这是悬挂垂下的振舌的铁环的痕迹，并据此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的使用[50]。

上述两批附有铁的部分的青铜器，虽然不是科学发掘的出土物，但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姑且不断定西周农具的锋刃是青铜制的或铁制的，但必然已有用金属制的了，因为西周农具有钱、镈、铚等名称，已足证明这一点。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能够到达相当水平，这一点是很有关系的。

耜在西周春秋时代的农耕上有两种功用，即“为沟洫”和“俶载南亩”，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为沟洫”和“俶载南亩”这两种工作，在当时农田的垦耕作业上是同样重要的，在播种之前，必须要随着地理形势，治理好沟洫，修筑好适宜的南向或东向的“亩”“”行列，使得农田尽量利用地利，起洗土排水等作用。当时经过这样治理的农田，田亩行列南向的叫“南亩”，田亩行列东向的叫“东亩”。由于地理形势的关系，一般以“南亩”为多，因为“南亩”的行列对于农作有利。这种情况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公元前五八九年，鞌之战，齐国大败，派宾媚人向晋国贿赂求和，晋国为了此后兵车行动的便利，以“使齐之封尽东其亩”作为讲和的条件之一[51]。当春秋时代，战胜的强国为了此后控制战败的弱国，为了此后出动兵车的便利，往往迫使弱国“尽东其亩”。晋文公在伐卫之后，就曾要求卫国把“南亩”一律改为“东亩”，《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说：“〔晋〕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东其亩。”《商君书·赏刑》篇和《吕氏春秋·简选》篇也都说：“晋文公……反郑之埤，东卫之亩。”高诱注说：“使卫耕者皆东亩，以遂晋兵也。”我们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可知古人对于农田中“亩”“”结构的治理，对于“东亩”和“南亩”行列的筑修，原是很讲究的，除非为强国所征服，在强力的压迫下才被迫有所改变。因为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是很重大的。在中国古代的耕具中，耒尖刃，只适宜于耕松泥土，不适宜于刬地翻土和开掘沟洫，只有耜既能“俶载南亩”，也便于“为沟洫”。耜的所以在西周时代较为流行，这该也是个缘故吧！《国语·周语》中篇记单襄公的话，说：“周制有之，曰：‘……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所谓“民无悬耜”，是说农民尽力垦耕，没有把耜悬挂起来不用的，所谓“野无奥草”，是说农民尽力垦耕，使得田野里没有荒草。耜在西周时代所以能成为主要的垦耕工具，这是由于它便于在黄土地带开垦的缘故。

西周春秋时代对于农田的垦耕，普遍采用两人合作的方法，即所谓“耦耕”。《考工记》说：“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从来学者大都根据这一点，认为二人并二耜而耕，叫做“耦耕”。也有认为二人拿二耜相对而耕，叫做“耦耕”的，例如《诗经·小雅·大田》篇孔颖达《正义》说：“计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对，共发一尺之地，故计而耦之也。”也有认为二人一前一后同时垦耕，叫做“耦耕”的，例如《考工记》贾公彦疏说：“二人虽共发一尺之地，未必并发，知者，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长沮不对，又问桀溺。若并头共发，不应别问桀溺，明前后不并可知。虽有前后，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要并也。”也有认为二人合作垦耕，一人耕，一人耰（椎碎土块），叫做“耦耕”的，有人根据《论语·微子》篇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又说：“桀溺耰而不辍。”就认为“耦耕”是二人同时进行耕作业和耰作业的密切配合[52]。如今徐中舒同志又认为二人共踏一耒或耜，叫做“耦耕”。徐同志说：“古代耦耕，二人共踏一耒或耜，故耒或耜的柄之下端接近刺地的歧头处，或安装犁輨处，安装一小横木，左右并出，适为两人足踏之处。若后代不行耦耕，则此一小横木只向一方突出，供一人足踏即可。如王祯《农书》所绘长镵使用图，即系如此。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门》记踏犁的形制云：‘……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犁只供一人使用，所以也只有左脚所踏处的左边施短柄。”各家对于“耦耕”的解释，说法如此纷纭，究竟以那一种为对呢？古时又称“耦耕”为“合耦”或“比耦”[53]，是二人运用二耜合作垦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两人是相并而垦耕，还是相对而垦耕，是看需要而进行的，目的无非在通过合作以提高垦耕的工作效率。二人运用二耜相并或相对而耕，的确能够达到程瑶田所说的“刺土得势，土乃迸发”的效果的[54]。至于徐中舒同志所说“耦耕”是“二人共踏一耒或耜”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二人挤在一把耒或耜上踏，提高垦耕工作效率是不大的，若是二人步伐不一致，还要互相牵制，影响垦耕的工作效率呢！从来所有脚踏的耕具，只能由一人来使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甲骨文中的“耤”字，就像一人执耒而耕的情况。徐同志认为后代不行耦耕，因而脚踏耕具上脚踏的小横木只向一方突出。其实，后代的脚踏耕具上所贯的小横木也有左右并出的，例如日本所藏的子日手辛锄、王祯《农书》上的锋、阮元在山东所见到的耜，都是如此。脚踏耕具上小横木的左右并出或只向一方突出，只是制作上有些不同，并不是行“耦耕”或不行“耦耕”的关系。至于阮福《耒耜考》说：“今黔中爷头苗在古州耕田，全用人力，不用牛。其法一人在后推耒首，一人以绳系磐折之上肩，负其绳向前曳之，共为力。此即耦耕之遗欤？”这又误把人挽犁误解为“耦耕”了。其实人挽犁不但苗族有，直到近代在中原地区还有应用的[55]。

关于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我在《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文中，已曾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西周时代由于使用带有金属锋刃的耕具，由于黄土地带土壤较松，由于“耦耕”方法的采用，荒地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垦。当时在农田中已普遍按地理修筑有整齐的“亩”“”行列，起着洗土排水和灌溉作用。在播种前，已很注意垦耕的时节，在苗生长后，已使用带有金属锋刃的镈进行耨耘，以保持土壤中的水力和肥力，同时也已懂得在耨耘中积“绿肥”来作肥料。由于工具和技术的进步，由于生产经验的累积，使得农业生产有了提高，粮食作物的品种有了增加。总之，西周的农业生产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徐中舒同志等认为西周已有三田制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是缺乏确切的根据的。

西周的农田，有“菑”、“新”、“畬”等三种不同名称。徐同志把这三种田的名称和《周礼·遂人》所说的“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牵合了起来，认为西周存在着每年休耕三分之一的三田制，“菑”、“新”、“畬”就是实行三田制下的三种田的名称。我曾经批评说：“《周礼》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确切证据，就不能根据《周礼》来论定西周已有三田制。”如今，徐同志反批评说：

杨宽先生一面说不能根据《周礼》来论定西周已有三田制，但是他一面又引东汉孙炎和东汉以后的郭璞、董遇等对菑、新、畬的解释而加以总结说：“第一年开垦的荒田叫菑田，第二年开垦熟的田叫新田，三年后垦好的熟田叫畬田。”依杨先生的意思，菑、新、畬三种耕种不同的田，既不能利用年代相去最近的《周礼》加以论证，难道反可以利用东汉或东汉以后的年代相去更远的人的注释，给以确切的证明吗？

我们认为徐同志的反批评是不确当的。我的引用东汉和东汉以后的注释来对这三种田加以解释，是与《尚书·梓材、大诰》篇和《诗经·臣工、采芑》篇上谈到“菑”和这三种田的西周文献结合起来的，我们要知道，东汉和东汉以后人的注释，有好些是有它的来历的，并不是凭空杜撰的，所以能够和《尚书》《诗经》上的原意相合[56]。我们是应该运用这些注释，来理解《尚书》《诗经》的原意的。如果《周礼》上有足以阐释这三种田的文献，当然比运用东汉以后人的注释更确当些。但是《周礼·遂人》所谈的，并没有涉及这三种田，现在徐同志凭空地把它比附上去，就显得牵强了。徐同志又反批评说：

我们再看他对于菑、新、畬的新解是：新比菑好，畬比新更好，所以第一年叫荒田，第二年叫熟田，第三年叫垦好的熟田，那末，第四年应当是更好了。这完全是最进步的农业，就是现在最进步的耕作技术也不过如此。这比三田制耕种二年后就要休耕一年还不进步吗？这对于他说三田制不是西周时代所可能产生的，是怎样的矛盾。

徐同志这个反批评，是把我的原意误会了。我根据了《尚书》《诗经》上的西周文献结合了前人的注释，认为菑田是初开垦的荒田，因为技术水平低，不是当年就能播种的，到第二年经过修治，才成为能够种植的“新田”，到第三年才成为“畬田”。怎能根据这一点说“这完全是最进步的农业”？

“菑”本有开垦之义，“菑”或作“”，《广雅·释地》篇曾把“”和“垦”“耕”作为同义字。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说：

《考工记·轮人》“察其菑蚤不齵”。注云：“菑谓辐入毂中者也。”辐入毂中谓之菑，犹耜入地中谓之菑。菑之言倳也，李奇注《汉书·蒯通传》云：“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倳。”是其义也。

耜就是臿，它的垦耕方法是“插地起土”。“插地”的垦耕方法叫“菑”，也叫“剚”或“倳”。《诗经·小雅·大田》篇“俶载南亩”，郑玄笺读“载”为“菑”，而《正义》引王肃注又说：“俶，始也，载，事也，言用我利耜始发事于南亩也。”王肃把“载”解释为“事”，陈诗庭《读书证疑》卷四说：“事当读为倳，与菑同。”因为“菑”和“倳”是指“插地”的垦耕方法，所以“菑”“倳”又都有插立之义。陈诗庭《读书证疑》卷二又说：

《考工记·轮人》注：“泰山平原所树立物为菑，声如胾。”《汉书·郊祀志·瓠子歌》：“隤竹林兮楗石菑。”师古注：“石菑为臿石立之。”《杨赐传》注引《续汉书》：“轻车菑矛戟幢麾”，谓插也。《史记·张耳陈馀传》“倳刃”，徐广音倳为胾。……声在则义从之也。……郑《士虞礼》注：“胾，切肉也。”菑、倳声如胾。之入土，如刀之切肉。倳为插地，王肃训载为事，事当为剚。

我们“以声求义”，菑字是开垦之义是无疑的。菑字从艸从田，（古灾字）声，从它的结构来看，也是开垦之义。所以菑字原为初垦辟的意思，所谓菑田就是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而一般也还把菑作垦耕的意思来用。

《尚书·梓材》篇把“既勤敷菑”作为“为厥疆畎”前的一种工作，很明显是指修治农田的“亩”“”行列前的初步开垦工作。《尚书·大诰》篇说：“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可知菑是指垦荒，由于技术水平低，初开垦的田不是当年能播种的。《诗经·周颂·臣工》篇要唤使保介（管田的官）在暮春季节对新田畬田如何注意，而《小雅·采芑》篇又说在新田菑田采取芑菜。陈奂《诗毛氏传疏》说，

《说文》：“菑，不耕田也”，不耕为菑，犹休不耕者为莱，菑与莱声相近也。郑笺读俶载为炽菑，初耕未能柔熟，必以利耜发田，与田一岁菑合。新谓耕二岁者，畬谓耕三岁者，《易》董遇注“悉耨曰畬”，盖至三岁，悉可耕耨矣。此诗新畬，就耕田说；若《采芑》新菑，就休耕之田说；故有可采之芑。立文自有不同。

陈奂把“新田”一面解释为休耕田，一面又解释为耕田，显然难通。我们认为菑田是初垦的荒田，新田是刚垦熟而能种植的新田，所以上面都不免有野菜丛生。而新田和畬田又都是垦熟的田，所以要唤使保介在暮春如何注意了。

黄以周《儆季杂著》的《群经说》卷四有“释菑”篇，他把菑、新、畬三种田解释为三年轮种一次的“再易之田”。他说：

凡治田之法，先杀草而后耕，既耕而后耘。《诗》云：“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郑笺：“民治田业，将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气蒸达而和耕之，则泽泽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此治田一定之叙，郑笺言之凿凿可据者也。然《诗》据不易之田而言，芟柞耕耘同在春月。若以再易之田而言，所谓芟柞艸木者，其一岁之菑田也，土和耕泽然解散者，其二岁之新田也。孙炎注《尔雅》云：“新田，新成柔田。”谓一岁土强不可耕，至二岁田始柔和新成矣。菑字从艸田会意，者灾也，以烧薙杀草为本义。孙炎注《尔雅》云：“菑，始灾杀其草木”是也。以耕田反艸为后义，郑笺《良耜》，读俶载为炽葘，云：“农以利善之耜炽菑南亩”是也。……《说文》：“菑，不耕田也。”……《书·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畎以耕言，其事在敷菑后，则敷菑者布杀其艸，尚未及耕也。……《易·无妄》曰：“不耕获，不菑畬。”……耕获以一岁中之先后言，菑畬以数岁间之先后言。

黄以周把《诗经·载芟》篇所说的，认为是“不易之田”，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不易之田”，年年耕种，田上的小树木必已除去，就不必要“载芟（除草）载柞（除木）”。黄以周把菑、新、畬三种田解释为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制度，也是随便解释的，和徐中舒同志解释为三田制同样缺乏根据。如果我们脱离了西周文献，想凭菑新畬三个字的字义，来解释西周的耕作制度，它就可以解释为这样的耕作制度，也可以解释为那样的耕作制度。结果是辨来辨去，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

徐中舒同志在旧作《井田制度探原》第七节[57]，曾说：“盖菑为初耕，始灾杀草木而反其土。新田则新成之田较灾杀为进。畬则悉可耕耨，此为垦田之次第。据此，知周人耕地，随地力转徙，盖无三年不迁之田。此俗沿至春秋之世，犹无大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文公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每每与膴膴同，谓肥美也。”徐同志原先把菑、新、畬解释为“垦田之次第”是对的，但是把它解释为“随地力转徙”的原始农业，是估计太低了。原始农业使用斧、刀、锄等工具，在荒地上斫去草木，就地曝干，纵火焚烧，利用“火耕水耨”的方法来得到天然的肥料，在经过若干年后地力用尽时就抛荒，重新去开垦新田。这种农业耕作方法，称为锄耕农业，也称为砍烧农业。根据我们对西周农业生产技术的分析，显然已超过这个阶段。西周人的耕耘技术已到达相当的水平，已懂得怎样保持和利用土壤中的肥力，并已懂得使用绿肥。如今徐同志又把这菑、新、畬解释为三田制，是未免估计得太高了。三田制在欧洲是九世纪的文献里才出现的，到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才逐渐推广，成为当时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到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还不能完全排斥二田制，有些地方甚至还是休耕制。我曾说：“三田制是欧洲中世纪中期逐渐流行的，不是西周时代的耕作技术和施肥技术所可能产生的。”徐同志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成见，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事实上，这是有根据的。欧洲在十到十一世纪已普遍使用犁耕，大都用六匹至八匹牛拖着附有车轮的重犁进行深耕，也有视土壤的性质，用一对牛拖着轻犁进行较浅的耕作的。总之，这时农业技术已有相当进步，已在农田里进行深耕细作，已更多地关心于土地的施肥。尽管西周所统治的地区是黄土地带，土质较为松肥，但是西周人只使用着铲一样的耜，完全靠人力来进行耕作，在施肥技术上也只是靠耘耨中积一些“绿肥”，无论如何是赶不上欧洲十世纪和十一世纪的技术水平的。固然，战国时代的农田已多数是长期耕种而不休闲的，但也还有三田制、二田制和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制度存在。战国时代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耕作制度，完全是由于当时生产关系的转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较为提高和农业技术的进步。战国时代虽然还有使用耒耜作耕具的，但是牛耕和犁耕已较普遍，铁口犁已普遍应用，已采用“深耕易耨”的耕作技术，施肥技术也较前进步，水利灌溉事业也有大发展。我们决不能因为战国时代已有较进步的耕作制度，就推断西周时代也是如此。在西周，定期的休耕制度可能已有，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定期休耕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历史研究》1957年10月号）

[32]见《文史哲》，1957年第5期。

[33]见《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今收入本集。

[34]见《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收入《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

[35]见《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36]徐铉校《说文解字》“”字说：“今俗作耜。”《玉篇》在“”下也说：“与耜同。”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五也说：“〔耜〕又作、鈻三体。”“”和“枱”本是一字，许慎误分为两字，古“”（以）“台”两字同声通用，金文常用“台”代“以”，古姓的“姒”，金文也或用“始”来代替。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误认“”“枱”为两字，以为“枱”才是“耜”字，王筠《说文句读》已加反驳。

[37]见日本出版的《正仓院御物图录》十四。

[38]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也说：“《尔雅》‘谓之疀。’郭云：‘皆古锹锸字。’……徐曰：‘锹、鍫、铫、、鐰，皆同一字。’……《方言》又有、铧、鍏、臿、畚、喿、梩诸名，……实与钱一器矣。”

[39]见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期。

[40]见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洛阳东郭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期。

[41]钱（刬）原来起着“刬土而耕，草根既断，土脉亦通”的作用。自从耕具普遍用犁，刬（铲）还用于“刬地除草”，作为耘耨的工具。《齐民要术·耕田》篇引《纂文》说：“养苗之道，鉏（锄）不如耨，耨不如刬；刬柄长三尺，刃广二寸，以刬地除草。”

[42]耜的平版连同柄，都需用木斫削而成，所以说：“斲木为耜。”耒只需用曲木削尖，所以说：“揉木为耒。”

[43]后世铁农具应用普遍，因而铁刃木杴只用于“裁割田间塍埂”，木杴只用于“谷物”。

[44]见《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45]犁輨也或作犁冠，是指套在犁版上的锋刃部分，因为后世通行三角形尖刃的犁，所以《说文解字》说：“〔瑁〕似犁冠。”《尔雅·释乐》篇郭注说：“〔大磬〕形似犁輨。”尖刃的犁，我认为是由耒演变来的。林西县细石器文化遗址曾出土“石犁头”，近人据此，有认为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用犁耕的，但这种尖刃的“石犁头”，也可能不是犁的刃部而是一种大型的耒的刃部。

[46]该文收入严杰编：《经义丛钞》，见《皇清经解》卷一三八四。

[47]详拙作《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48]收入郭沫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49]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廿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中《中国出土的一群铜利器研究》一文。

[50]见日本出版《中国古代史的诸问题》一书中《芮公纽钟考》一文。

[51]详拙作《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刊《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今收入本集。

[52]见《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中《耦耕考》一文和日本出版的《松山商大论集》七卷三号中《春秋战国时代的农业及其社会构造》一文。

[53]《周礼·地官·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左传·昭公十六年》：“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耦”而称为“合”或“比”，其为合作垦耕很明显。古时举行射礼，都选择两人配合成耦而射，亦称“比耦”。

[54]见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耦耕义述》。

[55]近来还有人误把挽犁作为耦耕的。其实耜与犁为两种不同的耕具，形制和操作方法完全不同，绝不能混为一谈的。近来更有人认为在耜的柄上系绳，一人把耜插入土中，另一人相向而立，用力拉绳发土，即是耦耕。这大概是由挽犁推想出来的。这样两人面对面共发一耜，根本违反力学原理，在实际耕垦中无法实行。

[56]徐中舒《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中，也说：“有关周代田制的资料，从前的学者已经作了许多注释。这些注释，大都出于汉代以后，现在也还有它的价值。……他们与周代在时代上的距离，仍比我们为近，当时保存的古制仍比现代为多。因此，我们解释这些田制，仍然要通过他们的注释，以期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57]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上册，1944年9月成都出版。

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
——兼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

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近上海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从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关键在于西周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不同主张：（1）西周封建领主制论，（2）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3）西周典型奴隶制论。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兄弟民族的社会历史，作了很多有益的调查研究。若干兄弟民族在解放前和改革前所保存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农奴制，给予我们研究社会发展史很多具体的启示，将大有助于我们历史科学研究的发展，也将大有助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最近读了些有关兄弟民族社会历史的论文，得到不少启发。这里就想根据这些启发，结合作者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对三种古史分期的主张发表一些意见，请大家讨论和指教。

一　关于西周封建领主制论

目前主张这一说的同志，主要着眼于西周的土地制度和“村社”组织。认为西周贵族把土地连同人民层层分赏，就出现了采邑制和领地制，构成了等级土地所有制和等级从属的武装家臣制。“村社”原有的“公田”收入被转化为劳役地租，于是“村社”农民向农奴转化，“村社”向封建庄园转化。同时也还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有所谓“公田”和“私田”，就是由“村社”转化成的庄园的土地制度。所谓“民”、“庶民”、“庶人”就是由“村社”农民转化成的农奴，他们耕种着“份地”（即“私田”），还要在领主土地（即“公田”、“籍田”）上耕作，并服徭役和贡纳。《诗经》农事诗所描写的，就是他们在“籍田”上集体耕作的情况。

上述这样的封建领主制形成的说法，理论是正确的，而且在中国古代是可能出现的。在改革前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还保存有这样制度，保存有变质的“村社”残余形态[58]。“村社”农民在共同的封建负担下，保留了名义上的“村社共有土地制度”，每户农民从结婚后到五十岁，可分到大体相等的“份地”，出一户负担，十五岁到结婚前的青年男女只分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份地”，也要出一定负担。封建负担有农业劳役（耕种领主土地）和徭役，由领主按照地区层层摊派到“村社”，由“村社”平均分摊给各户，也已有改用实物地租的。“村社”农民除了有自己的农具外，主要的私有财产是家畜。这种情况，和“井田”有“公田”和“私田”、有“受田”和“归田”等制度很类似，“井田”制度原来也是用来平分力役的负担的，所谓“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汉书·食货志》）。古代“庶人”的主要财富也同样是家畜，所谓“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礼记·曲礼下》）。

是不是这个西周封建领主制论就可以成立呢？不，也还可以商榷的。因为奴隶主也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赏给臣下，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也可以有被奴役的变质的“村社”残余形态存在。

要分析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变革，必须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与其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来考察。在云南哀牢山沙村彝族社会中，有个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实例。他们在明代初期还是奴隶制，使用奴隶生产，产量是种子的八、九倍，这时因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奴隶最初用怠工方式斗争，因为奴隶主残暴的鞭策压迫，发展为武装斗争。到明代中期，奴隶主就被迫放弃奴隶制，改用农奴制的剥削方式，由于新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具体的生产水平就达到近于种子的二十倍[59]。这具体说明了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在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有的同志为了证明西周是封建领主制的形成时期，把“武王革命”解释为奴隶革命，但同时很难证明这时生产力水平有较大发展。

作者过去曾根据春秋后期已发明铸铁冶铸技术这一点，推论西周已发明锻铁冶炼技术[60]，但还不能证明西周初期已比较普遍使用铁农具。相反的，根据近年发掘西周都城附近遗址结果，西周初期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生活和殷代后期并没有多大区别[61]。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起着决定作用，在我国青铜时代使用青铜和石工具时，由于劳动人民在黄土地带创造和发展了水利灌溉等生产技术，累积了不少生产经验，提高了生产水平，就较早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推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水平。

同时分析一个社会的性质，主要应当从生产关系以及政权性质来加以考察。从西周劳动人民被大量集中，成千成万在农田上集体劳动，所谓“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情况看来，就不像是封建主剥削劳役地租的方式。从西周对夷戎部落的战争性质来看，西周政权是属于奴隶主性质的。西周的主要武装部队是三支驻屯军，即“西六”、“殷八”、“成周八”，分驻宗周、殷（即卫国）、成周三地，由担任“师氏”官职的贵族统带指挥，用来统治压迫国内人民和征伐四方夷戎部落，这在西周金文中有记述。他们征伐夷戎部落，目的不仅在于捕捉俘虏充当奴隶，即西周金文所谓“执讯”和《诗经》所谓“执讯获丑”，还要掠夺家畜和其他财物，迫使夷戎部落服从西周的奴役和剥削。不仅要征服的夷戎部落贡纳财物，即所谓“贮”和“积”，还要他们进贡奴役劳动者，即所谓“进人”，如果稍有怠慢，就要受到残暴的征伐。这在西周金文《兮甲盘》和《师寰簋》中有明确的记载。如果把西周认为是封建制，就很难说得通。

二　关于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

目前主张这一说的同志，认为“古代东方型”奴隶制的特点是：由于灌溉事业的需要，由于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商业不发达，原始的“村社”被保存而没有瓦解。土地是高居于一切“村社”之上的国家所有。当时只有家内奴隶，主要来源是债务奴隶，奴隶数量不多，不从事主要生产。主要生产担当者依然是“村社”农民，但要提供各种繁重的劳役，受到奴隶一样的鞭策和压迫，同时还要贡纳生产物。他们和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者一样，把“井田”制度解释为村社的土地制度，把“邑”、“里”、“书社”等解释为“村社”组织单位，把“民”、“庶民”、“庶人”解释为“村社”农民，但否认西周分封土地制度是封建领地制，把农民在“籍田”上集体耕作解释为被奴隶主国家奴役。

这个说法在理论上是可以商榷的。郭沫若同志曾批评说：“严格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来说，只有家内奴隶的社会是不成其为奴隶制社会的。……如果太强调了村社，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者都是村社成员，那中国就会没有奴隶社会。……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原理，也就成问题了[62]。”同时这个说法也还有很多疑问，如果不肯定当时有生产奴隶，有奴隶制生产关系存在，那么，“村社”农民的被奴役，和奴隶同样受到鞭策和压迫，就何从说起？如果说当时商业不发达，“村社”被牢固保存而没有瓦解，试问债务奴隶从何而来？何以债务奴隶会成为家内奴隶的主要来源？

我们从我国兄弟民族所经历的奴隶制来看，他们都有生产奴隶。古文献上记述的兄弟民族奴隶制情况且不谈，以近年调查所得的情况来看是很清楚的。前面谈到的云南哀牢山沙村彝族在明初实行奴隶制，是完全使用奴隶生产的。在改革前的四川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单身的奴隶叫“呷西”，都是掳掠来的，占总人口7%，被迫从事家内杂务和田间生产；婚配成家的奴隶叫“瓦加”，占总人口30%，主要劳役是田间生产，他们都是从事主要生产的奴隶[63]。如果说在中国境内历史上所出现的奴隶制社会必须如同上述的“古代东方型”，只有家内奴隶，为什么我国兄弟民族所经历的奴隶制社会有这么许多从事主要生产的奴隶？

事实上西周也有如同凉山彝族的“呷西”那样的单身奴隶，当时叫做“人鬲”或“鬲”。同时，当时战争中的俘虏又叫做“磿”（《逸周书·世俘》篇），“磿”和“鬲”，古时声同通用的，可知这种称为“鬲”的单身奴隶也是从战争中俘虏来的，不是债务奴隶。《盂鼎》记载周王赏给盂的“人鬲”有二批，一批“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一批“千又五十夫”，如此大量的奴隶怎能尽是家内奴隶而不从事主要生产？《师询簋》记载周王赏赐师询“尸（夷）允（读为“讯”）三百人”，当时“讯”也是俘虏的名称，即所谓“执讯”。所谓“夷讯”，也当是从夷族中俘虏得来的。西周也有如同彝族“瓦加”那样婚配成家的奴隶，当时叫做“臣”而以“家”计的，西周金文曾记载周王赏给臣下有“臣五家”、“臣十家”、“臣卅家”、“臣二百家”的，其中有称为“尸（夷）臣十家”的，可知他们也都是被征服的夷族人。《大克鼎》说：“易（赐）女（汝）井（邢）家田于，以（与）厥臣妾”，这种连带在“田”上一起赏赐的“臣妾”，显然是农业奴隶。这种婚配成家的奴隶，有因为专门制造“贮”（财物）以供贵族宫中之用，而专门称为“贮”的，《颂鼎》曾记载周王命令颂掌管成周的“贮廿家”。这称为“贮”的奴隶，显然是手工业奴隶。从上述情况看来，可知把西周说成上述的所谓“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说那时只有家内奴隶，说奴隶主要来源是债务奴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另外有一种见解，认为“古代东方型”奴隶制就是宗族奴隶制，奴隶主贵族把氏族公社外壳保留下来，改变成宗法制度，大小宗族长拥有本族的财权、神权、法权和兵权，对本族成员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各个宗族成员实际上成为宗族长的奴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这个说法也大有可商之处。

在古代东方各国，奴隶主贵族确常把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外壳沿袭下来，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应奴隶主专政的需要，构成一套宗法制度。奴隶主专政是以贵族的宗族管理机构，改造和扩大成为国家机器的。大小宗族长确实掌握本族的大权，代表贵族进行着统治，掌握着国家大权。大小宗族长对本族成员固然有管理和指挥之权，但也有保护和帮助之责。大小宗族长固然是奴隶主贵族的领袖人物，各个宗族成员同样是奴隶主贵族身份，怎会变成宗族长的奴隶呢？所有贵族成员都在宗族长的统率下，共同占有土地和劳动人民，享有贵族特权，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礼仪，充当军队骨干，敲骨吸髓地对所属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

我们以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的奴隶贵族为例，也可看出宗法制度的特点。他们的宗法制度叫家支制度，每个家支之下，分为支、小支（房）、户等，都用父子联名的系谱作为线索来贯串的。每个家支有数目不等的头人，按习惯法处理家支内外纠纷，重大事件处决于家支会议。这种家支组织，目的在维护本家支的利益，对本家支成员，要保护其自命血统“高贵”的等级地位，帮助其进行统治。他们说：“少不得是牛羊，缺不了是粮食，离不开是家支。”凉山彝族奴隶主在没有统一政权下，就是依靠家支制度来巩固贵族组织，对奴隶进行统治的。它帮助奴隶主进行各种剥削，根据习惯法对奴隶进行监督和处罚，并且以武装来镇压奴隶的反抗，并和别族“打冤家”。很明显，家支制度就是实行奴隶主专政的工具。其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维护本家支成员的利益。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性质和家支制度相同，只是发展得更为高级而已。由此可见，在古代奴隶主贵族的宗法制度下“宗族成员实际上成为宗族长的奴隶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三　关于西周典型奴隶制论

目前主张这一说的同志，不仅认为“人鬲”是单身奴隶，“臣”是婚配成家的奴隶，还认为“民”是被征服的种族奴隶，并引《盂鼎》记载赏赐的“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为证，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庶人”，是低于称为“御”的家内奴隶的下等奴隶。所谓“井田”，有一定的面积，是作为榨取奴隶劳动和酬报臣下的计算单位的。因为“井田”由公家所授，就称为“公田”；“井田”以外私家所开垦的荒地，就称为“私田”。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成千成万集体一起耕作的就是奴隶。所谓“邑”、“里”、“书社”，是当时奴隶主控制下的奴隶集中地和行政单位。“井田”既不是“村社”的土地制度，“邑”、“里”、“书社”也不是“村社”组织的单位。

这个说法，根据土地制度和奴隶制度，着重说明当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否认“井田”是“村社”土地制度的说法，把“民”和“庶人”解释为最低级的下等奴隶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

从古文献《尚书》、《诗经》看来，没有一处足以证明“民”、“庶民”、“庶人”是低于家内奴隶的下等奴隶的。他们在叙述周族兴起的历史的时候，说：“厥初生民”（《大雅·生民》），说：“民之初生”（《大雅·绵》），把本族人也称为“民”；又把古代的圣贤称为“先民”，例如说：“先民有言”（《大雅·板》），说：“匪（非）先民是程”（小雅·小旻》）；还说有些“民”有“其臣仆”，所谓“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小雅·正月》）。《尚书·康诰》主张对待“民”要“若保赤子”，《尚书·酒诰》又引古人之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左传·昭公元年》，《国语·周语中》、《国语·郑语》），这样的说法，“民”也不像是下等奴隶。《国语·周语上》记述周穆王时祭公谋父的话，主张对待“民”要“懋正其德而厚其性（当从王念孙读作“生”），阜其财求（当从汪远孙读作“赇”）而利其器用”，足以说明“民”是有工具（器用）和财产（财赇）的。《国语·郑语》记述周幽王时史伯的话，主张“兆（百万）民”耕种“九畡（万万）之田”，“收经（千万）入”，俞樾、孙诒让都认为即是“一夫百亩”、“什而取一”的制度（见《群经平议》、《籀庼述林》）。从西周金文来看，“庶民”也不是下等奴隶，《牧簋》载：“王若曰：……不用先王作型，亦多虐庶民。”如果庶民是下等奴隶，统治者不可能以虐待庶民为戒。《毛公鼎》记述周宣王告诫毛公说：“勿壅律庶民，（贮），母（毋）敢壟（穹），壟迺（乃）敄（侮）鳏寡。”这是说：不要过分累害“庶民”，在征收称为“贮”的财物税时不要饱入私囊，不要欺侮鳏夫寡妇。如果“庶民”是一种下等奴隶的话，就谈不上什么赋税的征收和鳏寡的被欺侮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盂鼎》所说“人鬲自御至于庶人”的“御”和“庶人”，也不是奴隶名称而指他们被俘以前的身份。《宜侯夨簋》使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点，它既说：“易（赐）才（在）宜王人△有七△”，又说：“易（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考释者既然都公认“王人”是指他们被俘前的身份，不是奴隶名称，那么“庶人”就不该如此吗？

从孟子所谈的“井田”制度看来，显然是变了质的“村社”的土地制度。不但孟子所说各家都有“私田”百亩和“同养公田”的情况，非“村社”就不能解释；所说“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情况，也该是原始“村社”遗留下来的互助协作习惯；作为养老、习射、教学用的“庠”或“序”或“校”，也该是“村社”遗留下来的群众经常聚集的场所。应劭《风俗通义》引《春秋井田记》说：“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井田之义”是“无泄地气”、“无费一家”、“同风俗”、“合巧拙”、“通财货”（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三十七）。《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也有相同的叙述，并说要“三年一换土易居”，“中里有校室”，由父老里正监督生产。《汉书·食货志》又说：“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此谓平土（平均分配土地）可以为法者也”，“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所有这些有关“井田”的记述，虽不免夹杂些理想成分，但都该有来源的。《夏小正》说：正月“农率均田”，和前引何休注“三年一换土易居”合起来看，分明是“村社”中一年到三年的分配更换份地制度。《汉书·食货志》说：“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指的该是“村社”中已固定分配份地，由各户把土地自己轮流休耕的情况。所有这些记述，都说明了“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有关，而不是古人所能凭空杜撰得出来的。这种“井田”制度，到春秋时代各国还都保存，管仲曾主张“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国语·齐语》）；楚国在公元前548年“量入修赋”统计土田时，还曾“井衍沃”，对“衍沃”之地采用“井”的统计方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谈到西周征收军赋，也以“田一井”为单位（《国语·鲁语下》）；秦国直到商鞅变法时才“除井田”。因此我们认为，否定西周有“村社”残余形态存在的说法，是不确当的。凡是存在“井田”制的地区，“民”、“庶民”、“庶人”耕种“井田”的，当即当时被奴役的“村社”农民[64]。《礼记·曲礼下》说：“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这是符合于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占有财富的实际情况的。自从周厉王实行“专利”以后，国君都圈占山泽，迫使人民开发，实行“专利”，成为国君的主要私有财富。大夫在分赏得的各邑设立“宰”来剥削人民的劳力，剥削劳力所得就是大夫的主要财富。“庶人”是被奴役的“村社”农民，所以如同过去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村社”农民一样，主要的私有财产是家畜。

四　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

上面只是对三种不同主张作了简要的比较分析，看来西周时代的社会性质该肯定为奴隶制的。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剥削方式以及政权性质来看，是属于奴隶制性质的。主张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的，在阐明当时奴隶制下存在“村社”方面，作过很大的努力，在这方面研究上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过分强调了奴役“村社”农民方面，把当时生产奴隶的重要性完全忽略了，因而就不能正确说明当时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西周确是存在相当数量的生产奴隶的，从事于主要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而且奴隶的来源主要是对夷戎部落的掠夺战争。主张西周典型奴隶制论的，在阐释当时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存在生产奴隶的情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又过分把当时社会结构单纯化了，认为生产者只有各种的生产奴隶，甚至把“民”和“庶人”都解释成为低于家内奴隶的下等奴隶，完全否认“村社”农民的存在，否认“井田”制度是“村社”的土地制度。其实，如果根据古文献上所谈到的“井田”制度的内容来看，是无法否认其为“村社”的土地制度的。在封建社会中，封建主还利用原有的“村社”形式来束缚和剥削农民，使“村社”变质，成为进行封建剥削的一种便利工具。在封建制以前的奴隶社会中，因为紧接着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原始的“村社”更容易被保留下来，被奴隶主利用来作为奴隶制剥削的一种便利工具。同时中国领土广大，各地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到春秋初期中原地区还多分布夷戎部落。在西周奴隶主国家对各地征服的过程中，必然遇到很多具有一定生产力水平的部落和保存村社的地区，一下子不可能把原有公社和村社完全破坏，把他们俘虏或集中起来改变为奴隶，因此很自然的会保存“村社”残余形式，使它变质，利用它作为奴役、剥削的工具。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确认西周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主奴役着生产奴隶，同时也认为在当时有不少地区保存着“村社”残余形式，被利用为奴役、剥削的工具。如果说，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中，保存有“村社”残余形式作为奴役、剥削的单位，是“古代东方型”奴隶制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主张西周的奴隶制应该属于这样的一种“古代东方型”，而决不是只有家内奴隶的所谓“古代东方型”，也不是“宗族成员成为宗族长的奴隶”的“古代东方型”。

有的同志认为“古代东方型”奴隶制的特点是“村社”组织形式的长期被保存，其所以会被长期保存，主要由于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的需要。的确，古代东方各国长期保存“村社”，和水利灌溉的需要有一定的关系，但其所以长期保留的根本原因，应该从东方奴隶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去找寻。毛主席说：

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290页）。

可知把地理环境作为“古代东方型”奴隶制产生主因是不确当的。

古代东方各国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经历过奴隶制产生和形成的基本过程。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的分工，生产力的提高，剩余生产品的出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家庭中就可能和需要吸收新的劳动力，俘虏开始被活着保留下来，其劳动开始被利用和剥削，奴役关系就产生了。这种在父权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中产生的奴隶制，就是“家庭奴隶制”。首先把俘虏变为奴隶，继而由于贫富越来越不均，本部落中人也有被变为债务奴隶的。但是，这时使用的家内奴隶数目不多，只作为简单的助手，在经济中只起辅助和从属的作用。等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进一步分工，私有制和交换进一步成长，奴隶制就跟着成长，由原来的附庸地位发展为支配地位，使原始社会全面崩溃，形成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

古代东方各国比较显著的特点之一，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除了占有和奴役着大批生产奴隶之外，还占有和奴役着许多集体的奴隶。个体奴隶首先是从战争中的俘虏变成的，这种集体奴隶首先也是由于征服具有一定生产水平的部落而变成的。在这种部落被转化为集体奴隶之后，就无可避免地要改变它们原来的部落制度，但是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为了便于统治和剥削起见，往往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利用原来的村社形式来加以劳动编组，使转化成为被奴役的“小集体”，因而原来的村社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

由此可见，在古代东方各国所以会有许多村社连同村社土地所有制形式被保留下来，是由于村社土地被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占有，村社组织被改变为被奴役的单位，村社成员本身也被占有而作为一种财物。这种形式上保存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既然是在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占有的情况下保留下来，于是奴隶主贵族的国家及其君主，就成为高居于许多村社之上的土地所有者，所以说，“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反杜林论》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181页）。这种土地所有制，实质上是奴隶主贵族所有制。

有的同志把古代东方奴隶制看作家庭奴隶制，看来是出于误解经典著作。有的同志为了证明古代东方各国的奴隶制即是“家庭奴隶制”，引用了恩格斯在论述奴隶制度的原稿中已经划过删号的那一段文章：

像东洋那样的家庭中的奴隶制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是当做家庭的一分子而间接成为生产基础的。那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庭中去的（奴隶式的婢妾）（《自然辩证法》，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375页）。

这种“奴隶式的婢妾”的“家庭奴隶制”，也就是后来长期流行于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恩格斯为了区别于作为主要生产形态的奴隶制，所以特别加以指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误解这段话，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家庭中的奴隶制度”，是指一种大家族，有许多奴隶包括在家族之内，透过家族组织而间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础，这是区别于古典奴隶制的另一种奴隶制。其实，恩格斯所说的就是产生于父权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的奴隶制，也就是家内奴隶，家内奴隶只是生产上简单的助手，是“当作家庭一分子”看待的，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庭中去的”。如果一个大家族中有许多从事生产的奴隶，还会把他们当作家庭一分子看待么？要迫使许多奴隶从事生产，就得加强监督和鞭策，其阶级对立十分尖锐，怎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庭中去”呢？很明显，恩格斯指的是家内奴隶，所以特别注明是“奴隶式的婢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父权制的部落所有制的时候，把这种奴隶制称为“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页）；有时因为后来长期流行于东方，称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到征服西罗马的日耳曼人的“野蛮性”时说：

那末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曾处在野蛮时代，因而他们既没有使自己的这种隶属形式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又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05页）

这里是按照奴隶制三种不同情况来说的。所谓“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就是前面引文所说“东洋那样的家庭中的奴隶制度”。有的同志认为这里所说“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是对奴隶制的全称，后两句是特称，正是指西方和东方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当然指奴隶的充分发展形态，怎能把“家庭奴隶制”也包括在内呢？马克思在论到“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对生产方式所起的作用时，说得很明白：

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结果为奴隶经济；或者视其始点如何，结果不过把奴隶制度，由家长式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0页）。

这是说，在奴隶社会中由于商业的发展，使生产发生了不同的特点，原来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家长式的奴隶制，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奴隶制。家长式的奴隶制分明是奴隶制发展前的一个阶段，怎能把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奴隶制呢？有的同志又认为这正是指西方和东方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东方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西方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

作者的基本看法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发展具有同样的基本发展规律。古代中国和东方各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同样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确有比较多的共同特点。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古代希腊和罗马国家，也还有些相同的特点。同时中国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又有自身的特点。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现在根据我的初步认识，对西周春秋时代奴隶制社会结构的特点，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当时的社会结构，主要是由奴隶主贵族、“国人”和“庶人”、奴隶等组成：

（一）贵族　贵族利用家长制家庭公社遗留的制度，加以改造和发展，构成宗法制度，作为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工具。建立有嫡长子继承制，来统率、团结和管理本族成员，巩固其统治地位。还建立有大宗、小宗等制度，把亲疏远近的同一血统的贵族连结起来，由天子以下，分成诸侯、卿大夫等级，分封统治地区，给与世袭官职，以分享剥削的权利，并以巩固其统治。各支宗族保留有“同财共居”的习惯，共同占有土地和人民，并共享剥削所得，作为团结本族成员的经济基础。他们以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宗子”——即宗族长，全权掌握本族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上的一切权力，成为本族集中权力的首领，有管理、指挥和处罚本族成员之权，也有庇护和帮助本族成员之责；同时代表贵族统治和剥削人民，掌握国家的军权和政权。当时国家的各级统治机构，是和各级贵族组织密切结合的。天子为天下同姓贵族之大宗，又为政治上的共主。诸侯为天子所分封，在本国为大宗，对同姓的天子为小宗，他们以国名为氏。卿大夫为诸侯所分封，在本家为大宗，对同姓的诸侯为小宗，他们以官职、辈分等为氏。氏就是各支宗族的名称。同时，贵族还利用旧习惯改造和发展成为各种“礼”，以巩固其宗法制度，加强君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的统治。每个贵族男子，幼年时由父亲取“名”，成年时要“结发”和举行“冠礼”，由贵宾取“字”，表示正式成为贵族成员，开始有参加政治活动和统治人民的特权，从此便可男婚女嫁，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取得规定的继承权，还有参与本族祭祀的权利，并开始有服兵役的义务，负有保护贵族特权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军队，就是以贵族成员作为骨干的。

（二）国人　“国人”是天子的王城和各国国都附近“乡”中的居民，是当时国家的自由公民性质，也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长期保留有村社平分耕地的制度，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国家遇到有危难和改立国君等大事，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同时有服兵役和纳军赋的义务，当时国家的军队主要是由成年的“国人”编制而成的，当时的军队编制经常是和“国人”的乡里编制密切结合的，执政贵族很注意他们的教育和军事训练，除了同样有“冠礼”、“昏礼”、“祭礼”、“丧礼”等，以加强其团结以外，还特别在“乡”中举行的“乡饮酒礼”和“乡射礼”，来加强团结和加强军事训练。此外，更有带有“国人”大会性质的“大蒐礼”，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同时，执政者常把军制的建置和变更、将帅和执政的选定、法律的制定等国家大事，在大会上公布，以表示对“国人”政治权利的尊重。“国人”也还有被选拔为低级官吏的权利。

（三）庶人　“庶人”也称“庶民”、“野人”、“氓”、“鄙人”，是居于王城和国都的郊外“野”或“鄙”、“遂”的居民，也包括卿大夫采邑的居民，是当时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他们长期保留有村社的组织形式，被奴隶主贵族和国家官吏利用来劳动编组，作为奴役的便利工具。有所谓井田制度，即是村社的土地制度。他们在名义上也平均分到“份地”，但是实际上，所有土地，连同自己本身，都是贵族及其国家所有的财产。他们要在籍田或耡田（即被贵族和官吏占有的原来村社的公有田）上进行集体的无偿劳动，称为“籍”或“助”，“籍礼”就是监督他们从事集体劳动的仪式和制度。所耕“份地”还有赋税的负担，更要提供极其繁重的劳役，提供家畜和一切贵族所需的野外生产的物品。

（四）奴隶　西周时代奴隶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有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等，有婚配成家的奴隶叫“臣”，更有整个氏族或部族被作为奴隶的。主要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他们都被留住于奴隶主贵族集中和力量强大的地区，直接被奴隶主贵族所奴役和剥削。

从上述的社会结构看来，可知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东方各国比较起来，确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同时与古代希腊、罗马比较起来，也有一些类似的特点。

最后要声明一下，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提出不同主张的学者多数是我们史学界先进的前辈，作者理论水平很低，所提出的不同意见，所提出的自己看法，可能并不确当。为了使这个讨论进一步深入，愿意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请大家讨论和指教。

（1960年8月9日《文汇报》，今大加补充和修订。）

[58]《民族研究》1959年4月号，云澜：《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封建领主经济》。

[59]《历史研究》1958年3月号，刘尧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

[60]见拙作《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和《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61]《考古》1959年10月号，《1955—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和夏鼐：《十年来中国考古新成就》。

[62]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收入《文史论集》。

[63]《教学与研究》1956年8、9月号，胡庆钧：《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教学与研究》1957年1、2月号，胡庆钧：《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民族研究1958年1月号，夏康农等：《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面貌》。

[64]参看拙作《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刊《学术月刊》1959年6月号，今收入本集。

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上海史学界最近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主张，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西周典型奴隶制论。作者最近写了《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一文[65]，对这三种主张作了简要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三说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贡献，但都存在着问题。我们认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说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谢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证明当时剥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质，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认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过分强调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们主张当时只有家内奴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内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认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认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论者过分把社会结构看得单纯化了，他们把“庶民”和“庶人”解释为下等奴隶，否认“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认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记述“井田”制的内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释；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释为下等奴隶。

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们就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残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剥削的单位，使“村社”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张，请大家讨论和指教。

一　西周的奴隶有三类，数量相当大，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

目前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对西周存在奴隶的看法很不一致。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者认为当时奴隶制正逐渐削弱中，已成为残余形态。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认为当时只有家内奴隶，不从事主要生产，主要来源是债务奴隶。西周典型奴隶制论者认为“人鬲”、“臣妾”、“庶民”、“庶人”全是下等的生产奴隶，数量很大，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究竟当时奴隶是否大多是生产奴隶呢？当时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否占支配地位呢？当时奴隶来源主要是债务奴隶还是战争俘虏呢？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我们先来探讨当时奴隶的种类、数量及其来源。

西周的奴隶，主要有三大类：

（一）第一类是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以“夫”或“人”计数，是战争中的俘虏，如同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呷西”差不多。《盂鼎》记载有赏赐“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和“人鬲千又五十夫”，两共1709夫，《令簋》记载有赏赐“鬲百人”，他们以“夫”或“人”来计数，分明是单身奴隶。郭沫若同志说：“人鬲是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奴隶，是无可争议的”[66]，事实确是如此。当时战争的俘虏也或称为“磿”，古时“磿”和“鬲”声同通用，可知“人鬲”和“鬲”确是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奴隶。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鬲”或“磿”呢？因为他们是战争的俘虏，除了被强迫劳动外，不劳动时就要戴上手铐，用绳索牵着，和家畜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鬲”和“磿”，就是后来所谓“枥”。古时木制的手铐叫做“枥”，把俘虏、囚犯戴上手铐也叫做“歷”或“磿”；古时建有木栏栅的屋子叫做“磿”，关住家畜、俘虏、奴隶的监牢也叫做“枥”，也即后来所谓“栏”，当时俘虏和奴隶的称为“磿”或“鬲”，该就是由于他们经常戴着手铐被关在牢中的缘故[67]。同时战争的俘虏也叫做“讯”，《诗经》和西周金文叙述战果时，常提到“执讯”[68]，就是捉到俘虏的意思。“讯”字金文作“”，像人被活捉后反手被缚的样子，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解释说：“古讯字从系从口，执敌而讯之也。”因为“”读“允”声，“允”和“”声近，后人又写作“讯”字。《师询簋》说赏赐有“尸（夷）允（当从郭沫若读作“讯”）三百人”，因为“讯”也是俘虏的单身汉，所以也以“人”计数。所谓“夷讯”，当是在征伐夷族战争中俘来的。

（二）第二类是婚配成家的奴隶，叫做“臣”，以“家”计数，如同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瓦加”差不多。该是俘虏时把他们全家俘来的，或者是为了减省养活奴隶费用和生长下一代奴隶，才把他们婚配成家的。当时周王和大贵族把“臣”赏给臣下，有“臣五家”、“臣十家”、“臣卅家”等，更有多到“臣二百家”的。有称“尸（夷）臣十家”的，因为他们原是被俘的夷族人或其后代。有称“者臣二百家”的，“者”当是一种夷戎部落名称[69]。

（三）第三类是把整个氏族或部族作为奴隶。《井（邢）侯簋》说：“易（赐）臣三品：州人、人、墉人。”所谓“臣三品”，当是西周所灭亡的三个氏族或部落，全部被当作了奴隶，“州人”等当是他们原来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大克鼎》记载赏赐有“井（邢）、、人”和“井（邢）人奔于”，也该是这类奴隶。

从上述情况看来，三类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依靠掠夺和征服的战争，是无疑的。西周在战争中很重视捕捉俘虏，所有西周文献叙述到战功时，没有不谈到“执讯”和“俘人”的，因为西周重视战俘，还有献俘典礼。《小盂鼎》记载盂奉命征伐鬼方，第一次捉到“嘼”（酋）2人、获得“馘”（战争中杀伤的俘虏）4812人、俘得“人”（战胜后俘得敌国人民）13081人、马若干匹、车30辆、牛355头、羊38头，第二次又捉到“嘼”1人、获得“馘”237人、俘得“人”若干人、马104匹、车100多辆，接着盂就献俘给周王，有一套献俘的典礼。《敔簋》也说敔奉命出击淮夷，结果“（裁）首百，执讯卌，夺孚（俘）人四百”，接着就向周王“告禽（擒）：馘百、讯卌”。这种制度到春秋时代也还沿用，例如公元前594年和593年晋国灭了赤翟的潞氏、甲氏、留吁，曾两度“献翟俘于周”。他们所以会如此重视战争中捕捉俘虏，并有隆重的献俘典礼，因为这是他们的奴隶的主要来源。上述三类奴隶，到春秋时代也都还存在。例如晋国在灭赤翟的潞氏后，曾赏给荀林父“翟臣千室”；齐国在灭莱夷后，也曾赏给叔夷“厘（即莱）仆三百又五家”。整个宗族被灭亡为奴隶的，在春秋时也不少，有不少卿大夫的宗族在火并中被灭亡后就降为奴隶，《国语·周语下》记述周太子晋的话，曾指出这种情况说：“人夷其宗庙，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就晋国来看，到晋平公时，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个宗族都已“降在皂隶”。

西周上述三类奴隶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例如盂在征伐鬼方的一次战争中就俘得13081人，这些人被俘后当然被作为奴隶了。又如周王赏给盂的“人鬲”，一次就有两批，两共1709人。又如《宜侯夨簋》说：“易（赐）才（在）宜王人△有七△，易（赐）奠七白（伯），厥△△又五十夫，易（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些以“夫”计的人，也该是“人鬲”一类的。这儿所谓“庶人”，即是《盂鼎》“人鬲自御至于庶人”的“庶人”，“庶人”和“王人”都是指他们被俘前的身份，因为这时已被俘来作为“人鬲”，所以用“夫”来计数。当时大贵族赏给臣下的“臣”的家数，以“十家”较多，有多到“二百家”的，可知这类成家的奴隶也不在少数。《井（邢）侯簋》和《大克鼎》都记述一次赏给的氏族或部族的奴隶有“三品”，可知这类奴隶也不少。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西周有关奴隶的资料，只是零星出土的铜器的铭文，是一鳞片爪的，已无法看到全貌，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奴隶主贵族占有奴隶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就数字来看，西周奴隶制的发展程度已远远超过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在改革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贵族平均每家只占有单身奴隶二、三人和成家奴隶四、五户。

当时奴隶主要是战争中掠夺来的，有相当大的数量，因而在交换中价格是很低廉的。据《鼎》记载，当时七块“田”和五个奴隶，只能抵偿“禾十秭”，就是收割下来的“禾”二千“秉”（“秉”就是收割时连同禾梗在内的一把）。当时五个奴隶的身价，只值“金”一百“寽”，或者相当于一匹马和一束丝。那么，每个奴隶只值二十“寽”，古时一“寽”重半两，二十“寽”即相当于战国时魏的“当寽”布币二十枚[70]。同时以奴隶和马来比较，每个奴隶的身价只不过好马的四、五分之一。这种人比马贱的情况，在解放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也能看到，那里一个成年“呷西”的身价不超过好马的十分之一。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西周的奴隶有三大类，有相当大的数量，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在交换中价格很低廉。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认为当时奴隶数量不多，主要来源是债务奴隶，价格不很低廉，是不合实际的。这种情况，和我国四川、云南等省在解放前彝族中所保存的奴隶制很类似。据调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掠夺外族人民。从近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国、西汉间彝族奴隶社会的文物来看，也是如此。所出土的奴隶主监督奴隶织布的模型，奴隶主都是本族人，发往后梳，在颈后结成银锭髻，而奴隶全是异族人，梳螺髻，披羊皮[71]。

二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

接着就想进一步探讨西周这样大量的奴隶，是否从事主要生产？因为这关系到是否能构成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问题。

《盂鼎》曾记载周王一次赏给盂两批“人鬲”，共1709人，看来不可能全是家内奴隶而不从事主要生产。李亚农同志说：“我们要请问这位盂先生把将近两千的奴隶搁在家里做什么？家内那有许多工作来给这些奴隶做？让他们游手好闲地吃白饭么？这不大合理。何况铭文上写得很清楚，这将近两千奴隶是跟疆土同时赏赐的，难道不十分明白吗？这些奴隶是耕田种地的，他们是农业生产的直接担当者”[72]。这话很对。前面我们已经证明，这1709位“人鬲”原来全是战场上的俘虏，处于敌对的地位，劳动时就需要很大的监督力量，不劳动时要戴上手铐关在牢里，如何能全数用来充当家内奴隶呢？

我们说西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还有确切的证据。当时国王赏给臣下的土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土”、“采”、“邑”、“里”，“土”和“采”的范围大，可以包括若干“邑”和“里”，这类土地赏赐时是连同居民在内的，国王有时可以收回来改赏他人。这在西周金文中有明证。另一类土地叫做“田”，一般都以“田”为单位，称为“一田”、“十田”、“五十田”等。不但周王用来分赏臣下，大贵族也有用来分赏臣下的。分赏时“田”上都不附带有居民，偶或有连带“臣妾”的。这类“田”的性质不同于“邑”和“里”，贵族间可以转让、交换和作赔偿之用，其中比较大块的“田”，也有不以“田”作单位计数，而以封疆为界的。在这类可以转让、交换和作赔偿用的“田”上，同样不附带有居民。《格伯簋》记述格伯以良马四匹交换得“卅田”后，曾亲自踏查田的疆界，而不见点查耕作者。《散氏盘》铭文是夨国把“田”转交给散国的一件契约，契约上详细记载了这块“田”的封疆，记载了双方派员勘定疆界和点交经过，点交方面的田官还立了誓，除了点交“湿田、壮田”以外，还点交了“田器”（田上附属器物），又转交了“图”（“田”的地图），独没有谈到耕作的人。《鼎》记述匡季先用“五田”和四个奴隶来赔偿“禾十秭”，不答应，再次控告到东宫，接着匡季加赔了“二田”和奴隶“二夫”，共赔给“田七田、人五夫”了事。由此可见，这类“田”上不附着居民，转让时不附带有耕作者，用来抵偿时“田”和奴隶是要分别计数的。这类不附带有耕作者的“田”，原来由谁耕作的呢？贵族在转让或交换中得到后使用谁耕作呢？无疑的，是使用奴隶耕作的，如同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娃子耕作地”一样。因为这类“田”和奴隶同样是奴隶主贵族完全占有的，同样被看做一种物件可任意处理的，奴隶并不附着于土地上，因此奴隶主在“田”的转让和交换时只作一种物件来处理，不附带有任何耕作者。《鼎》记述匡季赔偿“禾十秭”时，用“田”和奴隶一起赔偿，《不簋》记述伯氏赏给他“臣五家，田十田”，以“臣”和“田”一起赏赐，该就是因为这类“田”是使用奴隶耕作的。《大克鼎》说：

易（赐）女（汝）田于埜，易（赐）女（汝）田于渒，易（赐）女（汝）井（邢）家田于，以（与）厥臣妾，易（赐）女（汝）田于，易（赐）女（汝）田于匽，易（赐）女（汝）田于原，易（赐）女（汝）田于寒山。……易（赐）女（汝）井（邢）、、人，易（赐）女（汝）井（邢）人奔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王赏赐给克许多地方的“田”中，只有在的“邢家田”上是“与厥臣妾”的。可知一般赏“田”上不附带有人，只有这块“田”上连带有“臣妾”，因而特为说明。为什么独有这块赏“田”上会连带有“臣妾”呢？看来是有特殊原因的，这块在的“田”原来属于“邢家”贵族的，这时不知为了怎样一件事，“邢家”贵族被灭亡了。这块田，原来“邢家”是使用“臣妾”耕作的，这时周王一起没收来了，因而赏给克的时候，独有这块田是“与厥臣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在赏给克这么许多“田”的同时，赏给了克“井（邢）、、人”，这三批氏族或部族奴隶，该就是给克在许多“田”上充当农业奴隶的。其实，西周有大量农业奴隶是不足怪的，在西周之前的殷代，已使用俘虏来的羌人耕作，在甲骨文上有明文记载，在西周之后的春秋时代也还有农业奴隶，叫做“隶农”，《国语·晋语一》记述郭偃说：“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手工业生产是很显著的。《伊簋》记述周王叫“命尹”（官名）命令伊掌管“康宫”的“王臣妾百工”，该即王所有的“臣妾百工”居住在“康宫”的，其中“百工”当为各种手工业奴隶。《师簋》记载伯龢父命令他掌管伯龢父家“西、东”的“仆御、百工、牧、臣妾”，该即伯龢父所有的“仆御、百工、牧、臣妾”居住在“西”和“东”的，其中“仆御”该是管理车马与驾驭的家内奴隶，“牧”即从事畜牧的奴隶，“百工”即各种手工业奴隶。由此可见，在西周大贵族所有的奴隶中是有分工的，除了“臣妾”大多作为农业奴隶以外，还有称为“仆御”的家内奴隶，称为“牧”的畜牧奴隶，称为“百工”的手工业奴隶，是被集中在某些地方，派有专职官员来管理的。西周的各种主要手工业如冶铜、制造骨器和玉器、纺织等，都是使用奴隶劳动的，这在西周以前的殷代和以后的春秋时代都是如此。我们只要看西周制作的大铜器如《盂鼎》、《大克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制作得那么雄伟和精致，就可想见当时冶铜手工业的奴隶作坊规模的巨大，其中使用的奴隶一定很多。所有考古出土和博物馆所陈列的西周的各种手工业品和工艺品，全是出于当时奴隶之手，奴隶是我国古代物质财富和物质文化的主要创造者。

当时手工业奴隶中，也有婚配成家的，有个特殊名称叫做“贮”。“贮”原是积贮财富的意思[73]，也用来指实用的财物。《颂鼎》说：“王曰：颂，令（命）女（汝）官司成周贮廾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这是说：周王命令颂掌管居住在成周的“贮廾家”，监督管理新造出来的“贮”，以供王宫中应用。该是由于这种手工业奴隶是专门替贵族制造“贮”（实用财物）的，同时这种奴隶本身就是奴隶主贵族的财产，因而“贮”就成为他们的专门名称。

西周的奴隶也被大量使用于山林川泽的开发。从西周后期起，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人民生产技能的提高，开发山林川泽的能力比前增加，国王和大贵族都设置有场、林、虞、牧等官，圈占原来公共的山林川泽之地，迫使奴隶加以开发。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所谓“专利”，就是这种措施的进一步扩大，古人所谓“专利”向来是指山川之利的[74]。《同簋》说：周王命令一个叫同的贵族，帮助吴大父管理场、林、虞、牧等官，“自淲东至于河，厥逆（朔）至于玄水”，所记的就是圈占山林川泽的事。这种圈占的山林川泽之地是迫使奴隶来开发的，到春秋时代各国还是如此，所谓“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75]。当时不仅周王设置有场、林、虞、牧等官，迫使奴隶从事山林川泽的开发，许多大贵族也是如此。例如《散氏盘》记述夨氏派出勘定“田”的疆界的十五个官吏中，就有“豆人”的“虞”和“录”（麓）以及“原人”的“虞”，他们都是掌管开发山林川泽的官。

我们列举了上述许多事实，清楚地可以看到西周有相当大量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林川泽等主要生产。因此就得肯定当时的生产关系还是奴隶制。

三　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井田”单位——“邑”和“里”，实质上已成为被奴役、榨取的单位，居民已成为一种集体奴隶

前节已经证明，西周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奴隶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生产奴隶，奴隶的来源是依靠战争。他们不仅把俘虏作为奴隶，也还把征服的氏族或部族充当奴隶。是不是西周把征服的各地居民全部改变为前节所说各种生产奴隶呢？看来不是的。春秋时代处理灭亡的国家或氏族的办法有三种，公元前597年楚军攻入郑国，郑襄公袒着衣，牵着羊，出来投降，请求说：“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76]这里共提出了处理灭亡国家的三个方案，该是在这以前经常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全部俘虏去分赏给诸侯当奴隶，即所谓“使臣妾之”；一个办法是把征服的居民迁到需要充实的地方，加以奴役和剥削，即所谓“以实海滨”；另一个最轻的处理办法是原封不动，保存原来的居住和生产组织情况，就地加以奴役和剥削，即所谓“使改事君”。当然，“夷于九县”的办法在西周时还没有，但是，看来这三种办法在春秋以前都已经常应用。“使臣妾之”的办法，即前节所谓第三类奴隶。把灭亡国家的居民迁移到需要充实地方去奴役和剥削的办法，西周也常应用。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初分封鲁国时，曾分给“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按‘丑’为奴隶）”，迁到鲁国，“是使之职事于鲁”，就是这种办法。至于使征服的居民保留原来生产组织“使改事君”的办法，也是西周比较普遍应用的，我们想比较详细的加以说明。

《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初分封鲁国，在分给“殷民六族”的同时，还曾“分之土田陪敦”，使“因商奄之民”。所谓“土田倍敦”，就是“土田附庸”[77]，“倍”和“附”古声同通用，“敦”因古字和“庸”相近，是读了别字。什么叫“土田附庸”呢？从新出土的《询簋》铭文“啇（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的话看来，“庸”是一种低于“虎臣”的人。“土田附庸”就是说在这些“土田”上“附”有作为“庸”的人，以区别没有“附庸”而使用奴隶耕作的“土田”。《左传》说鲁国“因商奄之民”，“商民”是指迁去的“殷民六族”，“奄民”就是指“土田附庸”，因鲁的封地原是奄的土地，这时奄被征服，土著居民就成为鲁所有“土田”上的“附庸”了。《大雅·崧高》篇记述周宣王分封申伯的情况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所谓“因是谢人”，如同《左传》所谓“因商奄之民”；所谓“作庸”，就是说原来土著的“谢人”，这时作为申伯的“土田附庸”了。为什么要叫做“庸”呢？“庸”就是一种“附”着于“土田”的被奴役、剥削者。《大雅·韩奕》篇记述周宣王把北方的追族貊族赐给韩侯的情况说：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是）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有北国，因以为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所谓“因时（是）百蛮”，如同“因商奄之民”和“因是谢人”。所谓“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就是作为“土田”上附着的“庸”的主要负担，也就是要从事工程劳役和农业劳役，并要贡纳生产物。《五年召伯虎簋》记述君氏之命说：

余老（考）止公仆墉（庸）土田，多（债），弋（必）白（伯）氏从（纵）许。

这里的“仆庸土田”，也即“土田附庸”，古“仆”和“附”声同通用。该是这时止公“土田”上作为“附庸”的居民，有抗交贡纳的事情发生，所以君氏要说这些“附庸土田多债”了。前面我们讲到，西周国王分赐给臣下的土地，有一类是“土”、“采”、“邑”、“里”，“土”“采”的范围较大，可以包括若干“邑”和“里”，是土地连同居民一起分赏的，该即属于“土田附庸”一类的。例如《中方鼎》说：因为“人”臣服于周武王，周王把“土”赏给了中，作为中的“采”地。很明显，这种所谓“采”是把土地连同人民一起赏赐的。《从盨》曾详细记述周王赏给十三个邑的经过。郭沫若同志说：“言邑，则邑人当自在其中”[78]，这话很对。《召卣》（圆筒形器）说：“赏毕土方五十里。”这样以“方里”来计算的“土”的赏赐，该是连同居民在内的。《鼎》说：“易（锡）采曰”。这里，周天子以“采”赏给，也该和《中方鼎》所载周天子以“土”赏给中差不多，连同居民在内的。《大保簋》载：“易（锡）休土。”这个“土”的赏赐，也该和“土”的赏赐差不多，连同居民在内的。《大簋》记载：周天子把原来赏给的“里”，改赏给大。周天子先命令善夫（官名）豖通知，表示同意，于是由豖和加以执行。这儿所赏的“里”，该如同赏“邑”一样，是包括居民在内的。《宜侯夨簋》载：

易（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百又卌。易（锡）才（在）宜王人△（十）有七△，易（锡）奠七白（伯），厥△△又五十夫。易（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这样把“锡土”和“锡人”分开，是不是所赐的邑就不包括居民呢？看来不是的。在这样一大块土地的赏赐中，劳动生产者决不会只有这样一些以“夫”来计数的单身汉。

中国古代实际上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土地广大，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极端不平衡，到春秋时代中原地区还多分布夷戎部落。在奴隶主国家（包括殷代和西周）征服各地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具有一定生产水平而保存有“村社”组织的地区，在当时把土地连同居民一起分封时，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奴隶主贵族监督生产能力不够强大，不可能一下子建立很多大农场和手工业作坊，把他们集中起来改变为奴隶，原来的“村社”也不可能完全破坏，因而自然地会保存原有“村社”的残余形式，使它变质，成为一种便于奴役和剥削的单位。

很显然，中国奴隶制社会同样有“古代东方型”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特点。从古文献上记载的“井田”制度来看，春秋以前确实有不少地区保存有“村社”的一些旧制度和旧习惯，如平均分配耕作的“份地”制度，所谓每家“私田”百亩；又如按年龄受田和归田制度，《汉书·食货志》所谓“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又如定期平均分配更换“份地”制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谓“三年一换土易居”；又如“村社”由长老管理的制度，到春秋以后还有所谓“三老”；有的已固定分配份地由自己轮流休耕，《汉书·食货志》所谓“三年更耕之，自爰其处”；当时称为“庶民”、“庶人”的“村社”农民的主要财富是家畜，《礼记·曲礼下》所谓“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们确认中国古代有“村社”的残余形态存在[79]。但是必须指出，这已不是原始的“村社”性质，它在奴隶主贵族的奴役剥削和压迫下，早已变了质，成为奴隶主及其国家进行奴役剥削的一种单位。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早已把“村社”原来的“公田”改变成贵族的“籍田”，并大加扩充，甚至圈占山林川泽之地，“村社”农民仅保留虚有其名的土地定期平均分配制度。奴隶主贵族利用“村社”的组织形式，加以劳动编组，迫使农民共同担负如同奴隶一样的繁重劳役，并贡纳生产物。奴隶主国家以高居于“村社”之上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出现，实质上代表奴隶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着专制的统治。原来“村社”的“三老”，表面上还是“村社”的代表者，实质上已成为奴隶主贵族的下级官吏。原来的“村社”农民名义上保存有“村社”的残余形态，保存有“井田”制度，实质上已被集体奴隶化，和奴隶受到同样的鞭策和奴役。

这时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即“井田”制度）的单位，无论称为“邑”或“里”，实质上已转化为被奴役、榨取的单位。郭沫若同志认为“井田”是榨取奴隶劳力的工作单位，又是赏赐奴隶管理者的报酬单位，应该是对的，但不能否认这些单位中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因为奴隶主国家在征服保存有“村社”组织的部族后，就是利用这些原始“村社”的组织形式加以劳动编组，使他们成为被奴役、榨取单位的，因而在他们内部还保存有“村社”残余形态。过去主张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认为“邑”和“里”是“村社”组织的单位而不是奴隶集中地，而反对者又认为这是奴隶集中地而不是“村社”组织单位，我们认为这二种说法都还看得不够全面，“邑”和“里”实质上是保留有“村社”残余组织形式的被奴役的单位。郭沫若和李亚农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存在着种族奴隶制或集体奴隶制，我们也认为是对的。当时耕种“井田”的“庶民”或“庶人”，实质就是一种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种族奴隶或集体奴隶。他们和改革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人数最多的“曲诺”有相类之处，据研究，彝族奴隶社会中这种黑彝奴隶主贵族对“曲诺”的奴役关系，是在唐代由于黑彝的祖先“卢鹿”征服“白蛮”农业部落后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是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曲诺”和古代的“庶民”不同的，只是“曲诺”没有保留“村社”残余形态，而保留有“家支”（氏族组织的残余）组织[80]。当时保存有“村社”残余形态的“庶民”或“庶人”，虽然身份等级要比奴隶高，奴隶主不能加以买卖和任意屠杀，他们不但有家，还有一些工具和家畜等财产，但是他们人身受到严重的束缚，不能自由迁居，贵族可以随同土田作为一个单位来分赏给臣下，实质上他们的人身权利已被剥夺，已成为奴隶主所有的一种集体奴隶，和土地同样成为奴隶主占有和争夺的一种财物。所以《大雅·瞻卬》说：“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汝）复夺之。”

过去原始“村社”的“公田”，是农民的公共土地，这时已被贵族占有，作为“籍田”。周王的“籍田”是任命“司土”掌管的，《簋》说：“，令（命）女（汝）作司土，官司籍田。”过去“村社”的“公田”上共同耕作所得，是作为祭祀、救荒等公共开支的，这时贵族迫使农民集体耕作“籍田”，名义上还说是为了祭祀等公共开支，周王把自己的“籍田”称为“帝籍田”，把自己的粮仓称为“神仓”，说是为了祭祀上帝，为了“求福”才“用民”的。同时还保存着“村社”集体耕种“公田”时由长老带头亲耕的习惯，有所谓“籍礼”，由天子在农耕前举行亲耕仪式，外表上表示他是“村社”的最高共同体的代表者，实质上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监督“庶人”进行集体的无偿劳动。不仅当时国王迫使农民在“籍田”上无偿劳动，剥削农民的劳力，所有贵族都是如此。参看拙作《籍礼新探》。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样对“村社”农民的奴役和剥削，看作封建剥削呢？是不是可以认为“村社”农民处于这样的奴役和剥削之下是农奴呢？不可以，这和封建剥削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不能认为当时农民本质上已农奴化。当时各家奴隶主贵族的“籍田”虽然不止一处，周天子的“籍田”也不止一处，《令鼎》说：“王大耤农于諆田”，“諆田”当即周王的“籍田”之一。但规模比较巨大，同时奴隶主已把奴役农业奴隶的一套手段运用到“籍田”上，对待“村社”农民如同奴隶一样的残暴。当时奴隶劳动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于大批奴隶集中在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手中，往往大规模的利用简单劳动协作，集中很多奴隶一起劳动；一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性很大，奴隶主采用最残暴的手段监督强迫奴隶劳动，不时加以鞭策，稍不如意就施以酷刑。这时由于贵族把这种奴役奴隶的办法强加到“村社”农民身上，“籍田”的规模已扩充得很大，要调集远近各地的农民前来集体耕作，孔子曾说：“先王制田，籍田以力，而砥（平）其远迩（近）”[81]。同时规定在一定地区内所有各地农民都必须参加，所以国家统计人口，只要在“籍田”上统计，所谓“王治农于籍”，“耨获亦于籍”，“皆所以习民数也”[82]。因此在“籍田”上集体耕作的农民，数量众多，和农业奴隶集体耕作的情况差不多。《周颂》的《载芟》篇，据《诗序》说是“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那里就有“千耦其耘”（成千对人集体耘田）的大场面。农民在“籍田”上的集体耕作，是在许多奴隶主贵族的严厉监督下进行的。国王的“籍田”上就有国王亲自带了大官在那里监督巡查，还有叫做“稷”的农官发布命令说：“土不备垦，辟在司寇。”[83]“司寇”是当时掌管侦察、刑罚和监狱的官，主要职责在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镇压人民对奴隶主阶级的反抗，他是奴隶主阶级的刽子手，这时就成为农业劳动的主要督责者，如果农民稍有怠慢和疏忽，所谓“土不备垦”，就要被他施以残暴的刑罚，所谓“辟在司寇”。很显然，这样比较大规模的强迫农业劳役的办法，是奴隶制的剥削方式，与封建主剥削劳役地租的办法是有区别的。

当时奴隶主贵族，不但把强迫农业奴隶耕作的一套办法，运用到了“籍田”上来奴役农民，还把强迫奴隶各种劳役的办法推行到农民中去，被奴役的农民同样以“夫”来计数，孔子所谓“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而且还把奴役手工业奴隶的一套办法用来奴役农民，因为原来“村社”农民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前面我们谈过，西周有一种婚配成家的手工业奴隶叫做“贮”，是专门制造“贮”（实用财物）来供贵族享用的。这时奴隶主也同样要向农民征收一种财物税，叫做“贮”。周宣王曾告诫毛公说：“勿壅律（累）庶民，贮，母（毋）敢龏，龏迺（乃）敄（侮）鳏寡”[84]，周宣王如此告诫臣下，教他们不要过分累害庶民，在征收“贮”的时候不要饱入私囊，不要欺侮鳏夫寡妇，反映了当时贵族在征收“贮”时敲诈勒索的严重。究竟所谓“贮”是征收些什么呢？主要是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即孔子所谓“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这种征收办法曾一直沿用到春秋时代，《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述子产执政时，“舆人”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褚”就是“贮”的假借字，《吕氏春秋·乐成》篇就引作“我有田畴，子产赋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可知衣冠之类都要作为“贮”，在征收之列。这时奴隶主贵族对农民奴役和剥削，主要是工程和农业上的无偿劳动和农业、手工业生产品，就是“力”和“贮”。到有军事行动时还要摊派到军事费用，孔子所谓“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

奴隶主贵族还曾把这种奴役、剥削办法，推行到被他们征服的夷戎部落中去，通过夷戎部落的酋长对夷戎部落人民加以奴役和剥削。西周国王不但时常征伐夷戎部落，捕捉俘虏充当奴隶，在战胜夷戎部落后，还要迫使他们整个部落成为“畮臣”，不但要贡纳“其、其责（积）”，还要“进人”（进贡奴役劳动者）和贡献“贮”，“进人”要送到一定的服役地点，“贮”要送到一定的积贮地点，如果稍有怠慢，就要受到残暴的征伐。周宣王时制作的《兮甲盘》说：

王令（命）甲（按即兮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畮（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其责（积）。其进人、其贮，母（毋）敢不即（次）、即（寺）。敢不用令（命），则即井（刑）（扑）伐。

这使我们了解到：（一）南淮夷早被西周征服，成为西周的“畮（贿）人”，即《师寰簋》所说“畮（贿）臣”。凡经西周征服而成为“畮臣”的部族，都需要向西周贡献人力和物力。（二）贡献的人力和物力，有奴役劳动者，即所谓“进人”；有生产的各种财物，所谓“责”（积）和“贮”，“进人”要送到服役地点，即“次”；纳“贮”要送到积贮处所，即“寺”。（三）如不遵守这种规定，不履行这种强加的责任，立刻要受到征伐。所谓“征司四方责”，就是迫使四方部族履行其责任。“责”、“积”、“债”古本一字，在当时剥削者看来，被剥削者提供积贮是应尽的责任，也就是被剥削者所欠的债。（四）成周是西周“征司四方责”的中心地点之一，它一直要征到南淮夷。周宣王时制作的《师寰盘》又说：

王若曰：师寰（父），淮尸（夷）（旧）我畮（贿）臣，今敢博（迫）厥众叚（暇），反厥工吏，弗迹（积）我东（国）。今余肇令（命）女（汝）……正（征）淮尸（夷），即厥邦嘼（酋），……

这里说：这时淮夷的“邦酋”迫使他所派来的“众”暇着不作工（即怠工），反叛西周监督劳动的“工吏”，又不把“积”送到“东国”（即东部地区），违反了做“畮臣”应尽之责，因此周宣王命令师寰统率将士征伐淮夷，讨伐其“邦酋”。西周奴隶主国家就是这样运用暴力来迫使周围部族提供人力和物资的。《兮甲盘》又说：

其隹（唯）我者（诸）（侯）百生（姓），厥贮母（毋）不即（寺），母（毋）敢或入（蛮）（宄）贮，则亦井（刑）。

这里所说的“蛮”，即指四周的夷戎部族，《虢季子白盘》把征伐严允称为“用征蛮方”，可证。所谓“入蛮宄贮”，就是说进入夷戎部族敲诈勒索“贮”。这时周宣王发布命令说：诸侯百姓（即贵族）经手收到的“贮”必须送到国家的“寺”（积贮的官署），不能进入夷戎部族敲诈勒索“贮”，否则要处刑。可知这时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征服的夷戎部族敲诈勒索非常厉害。很清楚的，西周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不但把一套奴役农业奴隶和手工业奴隶的办法，推行到原来保存有“村社”残余形式的农民中去，使原来的“村社”转化为被奴役、剥削的单位，使农民集体奴隶化，同时还把这套办法推行到征服的夷戎部落中去，对夷戎部落人民加以奴役。

西周的主要军队是三支驻屯军，分驻在宗周、成周、殷（即卫）三地，即“西六”，“成周八”和“殷八”，就是用来统治、奴役国内人民和征伐、奴役四周夷戎部落，执行奴隶主阶级这种奴役人民的政策的。《竞卣》说：“隹（唯）白（伯）屖（辟）父以成（按即‘成周八’的简称）即东，命伐南夷。”《录卣》说：“淮夷敢伐内国，女（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可知“成周八”常被用来征伐南方夷族。《簋》说：“东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夷。”可知“殷八”还被用来征伐东方夷族。《兮甲盘》说：“王令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夷。”可知成周不仅驻屯“成周八”用来征伐南方夷族，同时又是征治“四方责至于南淮夷”的重镇。他们军事上的出“征”，目的就在于达到“四方责”的“征司”，迫使四方夷戎部族“进人”和“出其、其责（积）”。由此可知，西周的主导的生产关系确是奴隶制，西周的国家政权确是奴隶主性质。

从上述情况看来，当时奴隶主国家在征服各地部族的过程中，利用遗留的原始“村社”组织形式，把“邑”和“里”改变成了奴役、榨取的单位。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把一套奴役奴隶的办法强加到了被征服的部族人民身上，使他们实质上成为一种集体奴隶，他们和各种奴隶受到了相同的奴役和压迫。

四　结语

我们认为，西周的社会性质应该属于奴隶制，当时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根据上文论述，西周的奴隶有三类，数量相当大，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他们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受着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的奴役和榨取。与此同时，奴隶主国家在征服各地的过程中，又继续利用各地遗留的原始“村社”组织形式，对农民加以劳动编组，使原来的“村社”转化为被奴役、榨取的单位，使农民转化成为一种集体奴隶，和奴隶受到同样的奴役和榨取。但是在这些单位内部还依然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这该是“古代东方型”奴隶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中同样存在着。在当时奴隶主贵族集中和力量强大的地区，可能占有的各种生产奴隶比较多，在其周围地区以及边缘地区，可能保留“村社”残余形态的集体奴隶比较普遍。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各类奴隶、集体奴隶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如同所有奴隶主国家一样，是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85]。

奴隶制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奴隶主阶级。从上面论述的情况来看，西周时代奴隶主阶级显然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用大体相同的榨取办法奴役着各种类型的奴隶，因此断定当时的社会是奴隶制性质，是无可置疑的。

在古代东方各国，确有由村社成员被集体转化为奴隶的。马克思指出：古代东方国家，既是“高居在所有这一切小集体（指村社——引者）之上的结合的统一体”的资格而出现的，又是“以作为这许多集体（指村社——引者）之父的专制君主实现出来的统一体”的形式表现的，更是“以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的资格而出现”的。“实际的公社因此不过作为承袭的占有者而出现”，村社中“每一个单独的人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财产”。在这样的财产支配形态下，“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这个最终作为一个人（指专制君主——引者）而存在的最高集体（指国家——引者），而这种剩余劳动在贡赋等等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在集体劳动中表现出来”[86]。就村社成员来说，“在这种财产的形态下，单独个人从来不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占有者，所以事实上他本身即是财产，即是公社的统一体人格化的那个人（指专制君主——引者）的奴隶”[87]。这里精辟地分析了古代东方各国在奴隶制下原始村社成员被转化为集体奴隶的根本原因。

村社土地的被剥削阶级占夺，村社形式被转化为被奴役的小集体，这是村社形式在阶级社会中被长期保留的根本原因。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在其封建领主制社会结构中，还保留有许多村社组织形式，名义上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也还保留，有分配调整份地的习惯，还有一套足以独立自存的组织，也还有“村社议事会”和“村社民众会”的原始民主残余。但是，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已属于最高领主，村社组织已变为分配负担、进行封建剥削的便利工具。在那里，分给村社农民耕作的份地叫“寨公田”，因为原来是村社公有的田地；而农民又把它称为“负担田”，因为土地实际上早已被剥削阶级占夺，并由此带来了负担。那里的村社农民叫“傣勐”，意即“本地人”或“建寨最早的人”；他们自称为“波海咩纳”，直译为“地之父、田之母”；因为他们原是自由的村社农民，确是土地所有者。而剥削阶级称他们为“卡澜卡领”，意即“水的奴隶、土的奴隶”，因为他们在剥削阶级奴役下，确实早已转化为奴隶了。这些在封建社会结构中的被奴役的村社农民，并不是直接由原始的村社农民变来的，曾经历过奴隶制阶段而被转化为集体奴隶。

奴隶制社会的特点，就是奴隶主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且占有“人”作为奴隶，奴隶就是奴隶主所完全占有的一种财物。马克思指出，这种由村社农民转化成的集体奴隶，不但“从来不成为财产所有者”，“事实上他本身即是财产”，很清楚的，他们基本上已成为奴隶主的一种财物，确实成为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下的奴隶了。这是东方型奴隶制的关键所在。所有这些村社农民，如何会失去财产而本身成为奴隶主贵族的财产的呢？我们认为，古代东方各国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经历着奴隶制产生和形成的基本过程，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同样占有许多生产奴隶，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他们还占有和奴役着许多集体的奴隶。个体奴隶首先是从战争中的俘虏变成的，这种集体奴隶首先也是从征服部落变成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奴隶制的成长，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的产生，作为奴隶主贵族的暴力机构的国家，就运用暴力来为奴隶主利益服务，不但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还通过掠夺战争捕捉俘虏来作为奴隶，同时对征服的具有一定生产力水平的部落（即其生产率已能达到创造剩余产品的程度）也开始加以奴役，使转变成为集体奴隶了。奴隶占有制本来是历史上最粗暴的一种掠夺和剥削方式。

马克思说：

假如与土地一起，也征服了作为土地有机从属物的人本身，那末，他们就也征服了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的人，这样便产生了奴隶制和农奴制，奴隶制和农奴制迅速改造和改变一切集体的原始形态，本身就变成它们的基础。[88]

可知在奴隶制下，奴隶主阶级征服了具有“集体的原始形态”的单位，包括土地以及“作为土地有机从属物的人”，就可以“迅速改造和改变一切集体的原始形态”，使他们丧失土地和人身自由，成为被奴役的单位，“变成它们的基础”。当然，这种征服的“集体的原始形态”的单位，必须生产率已经能够达到创造剩余产品的程度，才能加以迅速改造成为被奴役的单位。否则，仅仅依靠这个征服的因素，决不可能如此的。马克思还指出：

建立在部落制度（集体的结构最初归结为部落制度）上的财产的基本条件，——是作为部落的一个成员，——使得被一部落所征服和服从的那个别的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这个部落本身沦落于集体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来对待的那些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列。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建立在部落制度上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所有部落制度的形态。在亚细亚的形态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小[89]。

这是说在部落制度形态下，一个部落因为被征服而丧失财产，就使得这个部落的成员集体沦落到被奴役的地位，集体的奴隶制就是在这种财产支配情况下继续发展而形成的。在这种部落被转化为集体奴隶之后，就无可避免地要改变它们原来的部落制度形态，因为在古代东方各国，被征服和奴役的基本单位很多是原始的村社，奴隶主贵族往往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利用原来村社组织来加以劳动编组，使转化成为被奴役的从事农业劳役的“小集体”，而原来的村社组织形式还被保留下来，所以马克思说：“在亚细亚的形态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小。”当然，这种村社也可能不经过征服，由于它的内部的阶级分化，逐渐改变它的性质的。但是，古代东方较大规模的奴隶主国家，领土的扩大，往往是通过对四周部落的征服的，因此许多地区被奴役的“小集体”，往往是在一定经济情况下通过征服形成的。这种通过征服而形成的集体奴隶，和把俘虏变成奴隶一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奴隶主贵族利用暴力来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服务。

我们认为，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古代东方各国具有同样的特点，同样存在着不少由村社农民转化成的集体奴隶。

（《学术月刊》1960年9月号，今大加修改补充。）

追记：

《鼎》第二段，记载与限交易五个奴隶的事：先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向限购买“五夫”，限失约；后来再用金百寽向限购买“五夫”，经过诉讼，才成交。据记载，在交易完成之后，“乃每于△（曰）：我其舍矢五秉，曰：弋尚卑处厥邑，田△（厥）田”。谭戒甫先生在《西周器铭文综合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读“每”为“谋”，解释说：“此曰下二句应是向谋议转求相助的语。弋尚，此读‘必当’，因‘必’本从弋声，‘当’本从尚声，故皆通用。卑，同俾，谓使五夫。处，居住。……上田是动字，谓耕种；下田是名词，谓土田。据此二语，可知买五夫是用来耕种田地的。”这也是西周时奴隶用于农业生产之一证。

1964年6月

附录一　释“臣”和“鬲”

西周金文中，常有赏赐“臣”和“鬲”的记载。解释清楚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将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本文试图对这方面作些解释，请大家指教。

“臣”在殷周时代，本来是奴隶的称谓。《尚书·费誓》记述伯禽在费的誓辞，命令所属部队不准追逐逃亡的马牛和臣妾，也不准引诱偷窃人家的马牛和臣妾，很严厉地说：“马牛其风，臣妾逃逋，勿敢越逐，只复之，我商（赏）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这样把“臣妾”和“牛马”相提并论，其为奴隶的性质，无可置疑。西周金文中的“臣妾”，同样是指奴隶，如《克鼎》载：“易（赐）女（汝）井（邢）家田于，以（与）厥臣妾。”这个连同田地一起赏赐的“臣妾”，当然是奴隶。西周金文中被用作赏赐物品的“臣”，属于奴隶性质，很是明显。

现在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西周金文中常见赏赐“臣若干家”，这个“臣”的“家”应作如何解释。在西周、春秋文献中，“家”常被用来指贵族的宗族组织，也常被用来称呼贵族的政治组织，因为在宗法制度之下，贵族的政治组织是和宗族组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臣若干家”的“家”，是否也能解释为宗族呢？不能。在西周时代，天子只有在分封大块土地时，才会臣民整族的分赏。《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曾分赏给“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作为“职事”的人。至于西周金文中有关“臣若干家”的赏赐，都是由于某种恩典或某种功劳而临时分赏的，其赏赐的规模比较小，是不能和分封土地时的赏赐相提并论的。例如夨令因为“尊俎于王姜”，王姜赏给他“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又如令因为“王归自諆田”，与奋“先马走”，受到王的赏赐“臣十家”。又如不因为对狁作战有功，受到伯氏赏给“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如果把“臣若干家”解释为“臣若干族”的话，那么，夨令等人仅仅因为“尊俎”、“先马走”等，所受到的赏赐就相当于鲁卫受封时的赏赐，甚至还要超过，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当时各种物品的赏赐，应该是相互配称的。《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受封时，除了赏得“殷民六族”之外，还赏得“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宗司彝器”等，这是相互配称的。夨令除了赏得“臣十家”之外，只有“贝十朋”和“鬲百人”；不除了赏得“臣五家”之外，只有普通的弓一把、矢一束和“田十田”。如果把“臣十家”和“臣五家”解释为“臣十族”和“臣五族”，就和其他的赏赐物品太不相称了。“田”在西周金文中是一个较小的面积单位，如《鼎》记载匡季用“田七田、人五夫”来赔偿“禾十秭”。如果“臣五家”是“臣五族”的话，这和“田十田”显得太不相称了。如果不仅因一次战功，就分赏得“臣五族”，何以分赏得的“臣”如此其多？而同时分赏得用来生产的田只有“十田”，何以又如此其少？还有《麦尊》说：“侯易（锡）者臣二百家”，不管是把“臣二百家”赏给也好，交给管理也好，如果把“臣二百家”解释为“臣二百族”，这个数字就未免太大了。从种种方面来考察，这个“臣若干家”是不能解释为“臣若干族”的。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组织是以宗族为主要单位的，因而贵族的所谓“家”是指宗族而言的。至于国都中的“国人”和在鄙野的劳动人民，则以小家庭为其基本单位的，则其所谓“家”应该是指小家庭而言的。例如《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定国都和鄙野的户口编制，在“国”中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在“鄙”中以三十家为邑。这些“家”都该是指小家庭的。西周金文“臣若干家”的“臣”，既然是奴隶的性质，他们的“家”当然也只是小家庭。所谓“臣若干家”，正确的解释，应该就是成家的奴隶若干“户”。在西周金文中，“田”是田地中较小的单位面积，分赏时，有时很零碎，东“一田”，西“一田”，有时用整数来分赏，赏给“十田”或“五十田”，其中以“十田”较多。同样的，“臣”的“家”是指小家庭，是较小的单位，分赏时，也常用整数，有赏给“五家”、“十家”以至“二百家”的，其中以“十家”较多。

西周金文中，确也有把“臣”整个族来赏赐的。例如《井（邢）侯簋》说：“井（邢）侯服，易（锡）臣三品：州人、人、墉人”。所谓“臣三品”，就是指三个品种的“臣”，也就是指州人、人、墉人等三个部族的人。因为《井侯簋》所载，正是周天子赐封邢侯时的大赏赐。《中方鼎》说：“中，兹人入史（事），易（锡）于珷（武）王作臣，今兄（贶）畀女（汝）土，作乃采。”这里说：因为“人”的臣服于周武王，作为“臣”，周王把“土”赏给了中，作为中的采地。很明显，周天子把“土”赏给中作采地时，是连同作为“臣”的“人”在内的。这个“人”如同“州人、人、墉人”一样，是指整族的人。因为《中方鼎》所载，是赏给采地，也是个大赏赐。这样以整族的“臣”来赏赐的例子，在西周金文中不多见。

从西周金文看来，当时作为奴隶性质的“臣”，被用作赏赐或赔偿的物品时，多数是以“家”（小家庭）为单位的，也有以整个部族为单位的，同时也还有以“夫”为单位的。《鼎》载：“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禾十秭。”又说：“匡稽首于：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疐、曰，曰奠，曰用兹四夫。”这里把“臣”和“众”同样以“夫”来计数，而且同样用作赔偿物资，同样属于奴隶性质，但是，“臣”的身份要较“众”低一等。前引《夨令簋》说王姜赏赐“臣十家，鬲百人”，又把“臣”和“鬲”同样作为赏赐的物品，但是有“家”的“臣”，其身份要较“鬲”高一等。“臣”在西周金文中，除用作一般奴隶的称谓以外，也用来专指某一种奴隶，其身份要比“众”低一等，比“鬲”高一等。

上面解释西周金文中有关“臣”的记载完毕，接着解释有关“鬲”的记载。

“鬲”又称“人鬲”，《大盂鼎》载：“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许多学者都认为“鬲”就是《逸周书·世俘》篇的“磿”，《世俘》篇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按古时“鬲”确与从“厤”之字音同通用，如《周书·大诰》：“嗣无疆大歷服”，魏三体石经“歷”作“鬲”。

从来解释“磿”和“鬲”的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人鬲”即《尚书·大诰》的“民献”，如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卷二说：“鬲疑献之省，《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与此语合。”另一种，认为“磿”和“鬲”是俘馘的名册。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周礼正义》、《古籀余论》，就是如此主张。他引《周礼·地官·遂师》：“抱磿”（郑注：“磿者，适歷执綍者名也”），来证明“磿”是名册；又认为“磿”和“歷”同声假借，取其历历可数之意，并引《礼记·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礼记·郊特牲》：“简其车赋而歷其卒伍”作为佐证。因此认为《世俘》篇的“馘磿”是“谓所执俘馘之名籍”，而《大盂鼎》的“鬲”也即《世俘》篇的“磿”。

上述两种解释，我们认为都是不确切的。《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应作‘文’）武图功。”又说：“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尚书大传》“民献”作“民仪”，《汉书·翟方进传》载王莽仿造的《大诰》作“民献仪”，注引孟康说：“民之表仪为贤者。”所谓“民献有十夫”，很明显，是指周公最重要的十个助手，即十位大臣，犹如古本《泰誓》所说：“予有乱（司）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杜注：“武王言我治臣十人，虽少，同心也”）。可知“民献”和西周金文中用作赏赐物品的“鬲”，性质根本不同，两者不容混为一谈的。至于《周礼·地官·遂师》“抱磿”的“磿”，性质上也和《逸周书·世俘》篇“馘磿”的“磿”不同，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如果把“馘磿”作为“所执俘馘之名籍”解释，那么，武王攻伐九十九国，所得的将不是俘馘，而仅仅是俘馘的名册，这就很不近情理了。我们认为，《世俘》篇所载武王攻伐所得“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就是指战争中所得俘虏，至于“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那是战胜之后俘得的一般敌国人民，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犹如《师寰簋》记载师寰征伐淮夷，除了在战场上“折首执讯”之外，还曾“殴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

关于“鬲”和“磿”的旧有解释既然都不确切，现在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

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们认为即是《尚书·梓材》的“歷人”。《尚书·梓材》说：“肆往奸宄杀人歷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孙诒让《尚书骈枝》解释说：“歷人谓搏执平民而歷其手（《说文》木部云：枥，押指也。歷即枥之省）。《庄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吕氏春秋·顺民》篇云：其手，亦歷之借字也（当从磿，传写误从磨）。”这个解释是比较可取的。《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也说：“考囚具谓之枥”。“人鬲”、“鬲”、“歷人”、“磿”的名义，该就是由“枥”得名的。殷墟曾出土三件陶俑，双手都是用手铐铐起来的，同时甲骨文“执”字正像俘虏被执后双手用手铐铐住的样子，甲骨文“圉”字又像双手铐住后被关住的样子。

枥原是指并列着的木条，在古时不仅用来作手铐，也还用来作为关闭俘虏和奴隶的栏栅，这种栏栅就被称为“枥”或“枥”。《墨子·备城门》篇说：“城四面四隅，皆为高磿（原误作“磨”，从王引之校正）。”洪颐煊认为“磿即栏槛”（《读书丛录》卷十三），这是正确的。这是指当时城上四角所建的高栏栅，是为了防御用的；但是在古时，这种栅栏的建置，多数是用来养家畜和关闭俘虏、奴隶的。《方言》卷五说：“枥，梁宋齐楚北燕之间或谓之樎，或谓之皂”。《方言》卷三又说：“苙，圂也。”“苙”“枥”声同，猪圈叫做苙，犹如马栈叫做“枥”。《方言》郭注说：“皂隶之名于此乎出”，这个解说是正确的。皂隶之所以称为“皂”，就是因为被关在称为“皂”的栏栅里。由此可见，西周的俘虏和奴隶的所以称为“鬲”或“磿”，该是由于这种俘虏和奴隶，被称为“枥”的手铐铐起来，和被关在称为“枥”的栅栏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种这样被监禁着的俘虏和奴隶，他们都是单身汉，所以用“人”和“夫”来计数。

（《考古》1963年12月号）

附录二　“人鬲”、“讯”、“臣”是否即是奴隶？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9月号上发表《论西周时代奴隶制生产关系》之后，金兆梓先生就在《学术月刊》1960年12月号上发表《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第一节“人鬲、讯、臣是否即是奴隶”，就是和我商讨的。他分四点来否认人鬲、讯、臣是奴隶，现在我也分四点来加以讨论。

一、金先生从容庚、郭沫若两先生之说，以为“人鬲”即是《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的“民献”，“民献”是用人祭献之称，其中包括残伤人体的“馘”和活口的“俘”。又据《尚书·多方》，认为西周处理俘虏的方法，除了献俘、赎俘之外，还可以有（1）“大罪殛之”，（2）“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3）让他们“宅尔宅、畋尔田”。《大盂鼎》所说“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其中“庶人”就是“宅尔宅、畋尔田”的人，自“庶人”以上、“驭”（御）以下就是“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的人。因此，他断言“人鬲”只能是俘虏，不应是奴隶。

我认为“人鬲”并非“民献”。“民献”是贵族的意思而不是俘虏。有下列三点足以证明：

第一，《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文）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民献”《尚书大传》作“民仪”，“献”是“古文”，“仪”是“今文”。过去注释家把“民仪”解释为“民之表仪”，把“民献”解释为贤者。《大诰》是周公兴师东征时发表的讲话。这时周武王刚去世，被征服的殷贵族又在武庚率领下反叛，同时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和东方部族也跟着叛乱，形势很是紧急。《大诰》所说“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指的就是管叔、蔡叔等人的叛乱；《大诰》所说“殷小腆，诞敢纪其叙”，指的就是武庚率领殷贵族叛乱。在这样紧急的形势下，周公经过占卜，下了东征的动员令，可是所属国君和官员都强调困难大，不敢出征，要求取消动员令。《大诰》说：“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国君和官员们公然以“艰大，民不静”为理由，表示“不可征”，主张违反占卜的结果，也就是取消动员令。由此可见，这次周公东征，去镇压殷贵族的叛乱，遇到阻力是很大的。《大诰》这篇周公的讲话，目的就在于说服这些国君和官员一同东征的。周公在这里说：“民献”中有十个人辅助我，一同前往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功业。无非表示在东征中已得到得力的助手，已有胜利的把握，以振奋人心，鼓励士气。如果“民献”是俘虏或归顺的敌人，那么，周公作为得力助手，依靠来完成文王和武王功业的，竟是归顺的敌人了！在对敌斗争的形势十分紧急，所属国君和官员强调困难而害怕出征的情况下，周公如此说法，岂不是要张敌人的声势，灭自己的威风吗？因此，我们断言“民献有十夫”的“民献”，决不是指俘虏或归顺的敌人。

第二，就《大诰》的内容来看，前后主张是一贯的。周公在这里首先分析了所以遭难的原因，他说遭难的主要原因是：“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能格知天命！”就是说：遭难是由于没有得到明哲的助手，使人民安乐，又不能够知道天命。所以，此后周公在全篇讲话中特别强调天命，同时，当他在占卜祷告时，就说明：“民献有十夫，予翼”，无非表示已经得到了明哲的助手。《大诰》在末段说：“呜呼！肆我告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就是和上文相呼应的。这里告诉所属国君和官员说：振兴国家要依靠明哲之人，那十人就是知道天命的。“爽邦由哲”这句话，是和上文“弗造哲”相呼应的，表示过去由于“弗造哲”而遭到国难，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爽邦”了。“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是承接“爽邦由哲”而言的，这“十人”就是“爽邦由哲”的“哲”，所以他们“迪知上帝命”。“迪知上帝命”也是和上文“矧曰其能格知天命”相呼应的，表示过去没有“哲”而不能知天命，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知天命了。从上下文来看，周公要依靠来“爽邦”的“哲”十人，也就是周公要依靠来“敉文武图功”的“民献有十夫”。很明显，这十人是周公得力的助手，是西周贵族中所谓明哲之人，决不是什么俘虏或归顺的敌人。这和《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说：“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差不多的意思。当然，《泰誓》所载是武王伐殷时的话，《大诰》所载是周公东征时的话，所指“十人”不会完全相同的。

第三，“民献”或作“献民”，《逸周书·作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注：“献民，士大夫也。”《逸周书·商誓》一则说：“告尔……及百官、里居（君）、献民”，再则曰：“百姓、里居（君）、君子，其周即命”，三则曰：“百姓、献民，其有缀艿。”刘师培《周书补正》以上下文比较，认为“百姓即百官，君子即献民”，并解释说：“献民者，世禄秉礼之家也。”这是对的。古时“百姓”“君子”都是指贵族而言的，“献民”亦当指贵族而言。《尚书·洛诰》说：“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所谓“殷献民”，亦是指殷贵族而言的。至于《大诰》“民献有十夫，”单称“民献”而不称“殷献民”，当指周本族的贵族而言。

根据上述三点，可知“民献”是指贵族而言，并非指献于宗庙的俘虏，这和《大盂鼎》赏赐用的“人鬲”根本没有关系的。

据《大盂鼎》记载，在赏赐器用服饰的同时，赏赐“邦四白（伯），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又赏赐“尸（夷）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所有赏赐的“人鬲”都以“夫”计数，都是单身汉，其来源确应是俘虏。也许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夫”不是指单身汉，而是以“夫”代表“家”的。如古文献上记载井田制度中土地的分配，“一夫百亩”（《孟子·万章下》），也就是“家百亩”（《周礼·大司徒》）。我们知道，井田制度中“份地”的分配，是以农夫作为分配对象的，而当时农夫都只有小家庭，因而“一夫百亩”也就成为“家百亩”了。这种情况是不能和《大盂鼎》所载“人鬲”的赏赐相提并论的。《大盂鼎》所载“人鬲”的赏赐，如同赏赐物品一样，所记的数目和单位，都是十分明确的，多少“夫”就是多少个单身汉。《令簋》载：“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就可以明证。“鬲”就是“人鬲”，“百人”的“人”与“夫”是同样的意思。《大盂鼎》所说“人鬲”多少“夫”，也就是“人鬲”多少“人”，如果他们有“家”的话，那就应该如同“臣十家”一样，称多少“家”而不称为多少“夫”了。

据《尚书·多方》，周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对其贵族的处理，确有让他们继续“宅尔宅，畋尔田”的，也确有“迪简在王廷，尚尔事，有服在大僚”的。但是，像《大盂鼎》上所载的“人鬲”，是由周天子把他们当作物品来赏给臣下的，而且是以“夫”计数的，都是单身汉，连家庭都没有，当然不可能继续“宅尔宅，畋尔田”的了，更不用说“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了。如果已经被选拔到王廷，担任大官职，怎会被用作赏赐物品，再赏给臣下呢？

在古代社会，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俘虏。金先生既承认“人鬲”是俘虏，而这些俘虏又是被用作赏赐品来赏赐给臣下的，这些得赏的贵族，都是依靠剥削为生的，不会不把他们当作奴隶而从事生产的，否则，将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不仅要养活他们，而且要有大批人来监督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二、《诗·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诗·大雅·皇矣》“执讯连连”。金先生认为两处“讯”字皆当释为“言问”，是动词而非名词。《不簋》：“女（汝）多禽（擒），折首（执）（讯）”，《敔簋》：“武公入右敔告禽（擒），彧（馘）百（讯）卌。”金先生又认为“禽”下再言“折首”和“馘”，是说擒了敌人来杀头，“禽”下再言“执讯”和“讯”，“执”疑是“鞫”的误读，即讯究俘虏。因此“讯”不但说不上奴隶，并也未必就可说是俘虏，只是对俘虏或罪囚的鞫讯而已。金文有“讯讼罚”等语可证。

金先生把《诗经》和金文的“执讯”的“讯”，解释为“言问”或“讯究”，认为是动词而不是名词。这是很牵强难通的。《虢季子白盘》说：“伐（严）（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五十。”“折首五百”是说斩首五百人，“执讯五十”就是说捉到俘虏五十人，决不是说在战场上除了将敌人斩首五百人以外，还设了法庭，在那里讯究五十人。《敔簋》说：“王令敔追御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长（裁）首百，执（讯）卌。”也是说在战场上斩首百人，捉得俘虏四十人。下文说：“王各（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彧（馘）百（讯）卌。”“告禽”也就是《礼记·王制》所说“以讯馘告”。这是说敔在举行献俘典礼，把斩得的首级一百和捉得的俘虏四十在宗庙中献给周天子，决不是说擒了敌人来杀头和讯究。上文言“裁首百，执讯卌”，下文言“馘百讯卌”，足见“裁首”所得的是“馘”，“执讯”所得就是“讯”，也就是俘虏，不可能作其他解释的。《不簋》先说：“女（汝）多折首（执）（讯）”，再说：“女（汝）多禽（擒），折首（执）（讯）。”意思是相同的。“多禽”言有很多擒获，“折首执讯”是说在擒获中，有的斩了首，有的捉到了活口。

《诗·大雅·文王》记述文王伐崇的战果说：“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攸馘安安”是指杀伤敌人的情况，“执讯连连”是指俘虏敌人的情况。《诗·小雅·出车》记载南仲征伐严允的战果，《诗·小雅·采芑》记载方叔征伐严允的战果，都说“执讯获丑”。《诗·大雅·常武》记载征伐淮夷的战果是：“仍执丑虏。”“讯”和“丑虏”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指俘虏而言。郑笺解释“执讯”为“执所生得者而言问之”，解释“执讯获丑”为“执其可言问所获之众”。“讯”金文作“”，就像捉到了活口，反绑着，用绳索牵起来的样子。“讯”是指捉到的可以讯究的活口，以区别于已经杀伤的“馘”。古人常把俘虏当作罪犯的，《礼记·王制》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出征的目的是为了“执有罪”，其结果，得到了“讯馘”，“讯”既是俘虏，也是“有罪”的人，当然应该审讯判罪的，所以“讯”又可以作动词用，有讯问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讯”的本义，是俘虏到的活口。

三、金先生认为，从“臣”的字形和经传中“臣”字的用法综合看起来，“臣”只是一种供人使令或给役于人的人，身份可上可下。“臣”的对称是“君”或“主”，连文并称的是“民”。“君”与“臣”，“主”与“民”，似乎只是领导和被领导之分。

我们认为，金先生这个解释，不能用来解释金文中用来赏赐的“臣几家”的“臣”。如果“臣几家”的“臣”，只是一种供人使令或给役于人的自由人，主人可以随便把他们赏赐给他人吗？“臣”的本义是“囚俘”，后来也被用作“君臣”之“臣”。杨树达《不簋三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二）说：

按臣即今俘虏，《礼记·少仪》云：“臣则左之”，郑注云：“臣谓囚俘”，此臣字之本义也。臧字甲文作，金文《白父鼎》字亦然，字皆从臣从戈，今作臧者，后加声旁爿耳。此字当以臧获为本义，《汉书·司马迁传》晋灼云：“臧获，败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是其义也。字从臣从戈，义显白无疑，此可旁证臣字之义也。

这个解说是对的。

四、《鼎》载：“我既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又说：“用（徙）丝（兹）五夫用百寽。”金先生认为，“”应从清人钱玷、吴大澂读为“赎”，“寽”即“锾”，是赎罪之款，因为西周时赎罪照例是罚锾的。《鼎》上文明说：“使小子△以限讼于井（邢）叔”，是与限明是在涉讼所，以限宁愿罚锾赎罪而将马和丝还了。《鼎》说：“凡用即田七田、人五夫，免匡卅秭。”“即”作“趋就”义用，应解作：匡季派五人到田里去耕作以代偿禾，因之也免他偿禾三十秭。这七块田和五名奴隶也就说不上是十秭禾的代价了。

按“”字，近人识为“”，《说文》说，“，也”，“读若育”。是“鬻”的古字。段注：“《周礼》多作儥，儥训买，亦训卖，……盖即《说文》之卖字。”杨树达也认为：这是“赎”的初文，《说文》：“赎，贸也”，贸训易财（《积微居金文说》卷二《鼎再跋》）。总之，无论这个字应识为“卖”或“赎”，其意义总是指买卖而言，决不是像金先生所说那样是指赎罪的。《鼎》所说：“我既赎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很明显是说：我曾买定你的“五夫”（奴隶）在效父手中，用了一匹马和一束丝。《鼎》又说：“用（徙）赎兹五夫用百寽”，很明显是说：用“”来改买这“五夫”，用了“百寽”。分明是先用一匹马和一束丝来交换“五夫”奴隶，后来改用“百寽”来交换“五夫”奴隶。据《鼎》这段记载，因限在这两次交换中失约，诉讼到邢叔那里，经过邢叔判决，在诉讼中得胜，终于成交，得到了这“五夫”奴隶。如果按照金先生的说法，把“赎”字解释为赎罪，那显然是讲不通的。

《鼎》末段记载，因匡季的奴隶“廿夫”盗取了他的“禾十秭”，把匡季告到了东宫，东宫判断说：“求乃人，乃（如）不得，女（汝）匡罚大。”匡季于是向赔礼，“用五田，用众一夫曰嗌，用臣曰疐，曰，曰，曰用（兹）四夫”。这样的“用五田”，“用兹四夫”，分明是赔偿性质。后来不肯罢休，再度告到东宫，东宫判断要加倍偿还，为“廿秭”，如来年不偿还，要再加倍为“卌秭”。后来匡季加赔“田”二块，“臣”一夫，共计赔给“田七田，人五夫”了事。《鼎》说：“乃或（又）即用田二，臣△（一）。凡用即田七田、人五夫，免匡卅秭”。杨树达认为“即者，今言付与”，和《散氏盘》“乃即散用田”文句一律（《积微居金文说》卷一《散氏盘跋》）。即使“即”字不作“付与”解释，也不能像金先生那样把全句解释为：匡季派五人到田里去耕作以代偿禾。从《鼎》这段记载的上下文看来，分明是匡季用田和奴隶来赔偿禾，先用“田”五块和“人”四夫，后来加赔“田”二块和“人”二夫，共“田”七块和“人”五夫。那里有匡季派五人到田里去耕作这个意思呢？当匡季提出用“田”五块和“人”四夫来赔偿之后，不允许，说：“弋（必）唯朕△（禾）赏（偿）”，坚决要求把禾偿还，再度告到东宫。等到东宫判断说：来年不偿还，要再加倍为“四十秭”，匡季就加赔了“田”二块和“人”一夫，共计“田七田，人五夫”，作为赔偿禾十秭之用，至于所要加罚的“禾卅秭”，应允匡季免除了。由此可见，当时“田”五块和“人”四夫，尚不足以赔偿“禾十秭”，而“田”七块和“人”五夫已相当于“禾十秭”的代价了。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不能接受金先生所提出的意见。我们仍然坚持原有的论断，“人鬲”和“讯”既是俘虏，也是奴隶。所有作赏赐品和赔偿用的“臣”，也应是奴隶。这些奴隶在当时的价值是比较低廉的。

[65]刊1960年8月9日《文汇报》。今收入本集。

[66]郭沫若：《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收入《文史论集》。

[67]详附录《释“臣”和“鬲”》。

[68]见《敔簋》、《师寰簋》、《虢季子白盘》、《不簋》、《兮甲盘》及《大雅·文王》篇等。《小雅·出车》篇和《小雅·采芑》篇都说：“执讯获丑”，《大雅·常武》篇说：“仍执丑虏”，“丑”也是俘虏和奴隶的名称。

[69]见《不簋》、《令簋》、《耳尊》、《令尊》、《簋》等。“者臣二百家”见《麦尊》，以《叔夷钟》所说“厘（莱）仆三百又五十家”比较，可知“者”是夷族名称。

[70]关于寽的重量有两说，一说“百寽重三斤”，每寽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古尚书说。一说“二十两为三寽”，每寽重六两大半两，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夏侯阳说。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认为：十一铢有奇为一寽，“其数奇零，非立名之法，疑当为十二铢”。“两之为两锊，即半两十二铢也。盖百锊凡三斤二两，一锊重十二铢，或举其成数三斤，故百分之而成十一铢有奇耳”。这个推断很有见解。作为货币重量单位的“寽”，确应重半两。战国时魏的布币即以寽为重量单位，而秦的圆钱作半两，半两即是一寽。《淮南子·天文》篇说：“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可知古代的衡（天平）确以十二铢为单位，亦即以寽为单位，“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两寽为一两。由于秦以两、铢为单位，废除了两、铢之间的寽，改称寽为半两，后人就再不清楚寽的重量了。战国时魏国有四种布币，都以寽为重量单位，其中“梁正尚金尚（当）寽”一种，比较重，可能铸造较早，最重的在16、17克左右。参见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第四章《布钱下》。

[71]《文物》1959年第5期，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

[72]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662—663页。

[73]例如《它簋》（或称《沈子簋》），说他用“贮积”来制作这铜器。

[74]《晏子春秋》卷三说：“山林陂泽，不专其利。”

[75]《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语。

[76]《左传·宣公十二年》。

[77]《鲁颂·閟宫》篇记述分封鲁国情况也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7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25页。

[79]参看拙作《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今收入本集。

[80]详《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胡庆钧：《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在我国兄弟民族的奴隶社会中，劳动、生产者所保留原始的社会残余形态是不一致的。据樊绰《蛮书》记载，唐代云南由乌蛮“蒙舍诏”部落征服“白蛮”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南诏”，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也都有家。当时“南诏”统治者派“蛮官”普遍监督生产，“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国、西汉间彝族奴隶社会的文物中，有一件贮贝器上阴刻有“领口粮图”，图上刻着每人领一小包口粮，正离开仓库成队出去。可能他们还保留着家长制大家庭公社的残余形式，生产全是共同进行的，还没有份地的分配制度，被分配的只有口粮。

[81]见《国语·鲁语下》。

[82]《国语·周语上》。

[83]《国语·周语上》。

[84]见《毛公鼎》。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35，138页。

[8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310页。

[86]《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87]前引书30页。

[88]《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页。

[89]《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0页。

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

原始的农村公社，是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变质的形态，曾长期留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直到商品交换关系有力的发展，使它瓦解为止。农村公社牢固地留存，是古代东方各国社会制度中最突出的特征。至于古代西方各国，本身的这种制度虽早已瓦解，但因为在奴隶制晚期有“蛮族”的入侵，又广泛地传布了这种村社制度。到中世纪前期，在整个封建化的过程中，除了封建占有土地制的发展，奴隶的逐步转化，是其主要内容以外；村社的隶属于领主或大地主，村社的分化与村社农民的农奴化，也成为封建化的主要内容的一部分。而且在村社分化瓦解以后，它的残余形态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还有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我们研究古代村社的发生、变化、解体的过程，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就曾对德国的“马尔克”作专题研究，写成了这方面的经典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中有没有村社组织呢？如果有，它的发生、变化、解体的过程怎样呢？它和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关系怎样呢？这个问题在目前我国史学界还在讨论之中，在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同志在研究我国古代史时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有的同志根本否认中国古代有村社组织的存在，有的同志大谈其村社但没有提出多少具体而确切的资料，缺乏具体的内容，因而也不能令人满意，有的认为井田制就是村社的制度，有的认为井田制不是村社制度，而是榨取奴隶劳力的工作单位和赏赐奴隶管理者的报酬单位。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中国奴隶社会属于何种类型及其特点的问题，也还牵涉到中国奴隶制社会如何转变为封建制社会问题。为此，作者试图就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我认为井田制确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本文将先论证井田制是古代村社的制度，继而具体地论述井田制的产生和实行地区、井田制中的定期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在井田制基础上的村社组织以及村社中的公共生活，以便具体地说明我国古代村社发生、变化的过程，以求解决这个古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

一　论井田制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

作者认为我国古代的井田制，确是村社的制度。因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种整齐划分田地而有一定亩积的制度，也确实存在过按家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

《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论古时征军赋说：“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过是也。”很明显的，古时曾以“井”作为田的计算单位，并作为征收军赋的计算单位。《国语·郑语》记述周幽王时史伯说：“故王者九畡之田，以食兆民，收经入，以食万官。”《国语·楚语下》记述观射父也说：“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经入焉，以食万官。”他们所说的畡、兆、经、万，都是数字，《太平御览》卷七五〇引《风俗通》说：“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经，十经谓之畡。”俞樾在《群经平议》中解释说：“民之数曰兆，而田之数曰畡，正一夫百亩之制。田之数曰畡，而王所取之数曰经，正什而取一之制。”孙诒让在《籀庼述林》卷三有一篇“国语九畡义”，对此更有详细的解说。当然，上述史伯和观射父的话，是泛泛之论，并不是真的在“王畿千里”之内，有畡田、兆民、经入、万官，但是，一定确实存在过“一夫百亩之制”，史伯和观射父才会这样说的。

我们再看战国的史料。尽管战国时代井田制度早已破坏，但是战国早期的李悝、战国中期的孟子和战国后期的荀子，他们谈到农户耕田，总说是百亩。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孟子又常说：“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孟子·梁惠王》篇等），荀子又曾说：“家五亩宅，百亩田”（《荀子·大略》篇），几乎是众口一辞。《吕氏春秋·乐成》篇记述魏襄王时的邺令史起说：“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知当时魏国一般农民的耕作亩积都是百亩，只因邺的田坏，实行着二田制，才一夫二百亩。《周礼·大司徒》曾说：“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遂人》也说：“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这也是由于田有上下，有的实行着年年耕作制，有的实行着三田制、二田制，有的实行着三年轮耕制，所以配合了不同数目的休耕田（即莱田），而基本也是“家百亩”。直到西汉初期，晁错还是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见《汉书·食货志》）。这种战国时代农田“家百亩”的情况，应该是过去井田制度平均分配份地的遗存。因为战国时代这种遗存还多存在，所以大家还是在这样说。到西汉初期，情况就不同，这种遗存已大多破坏，所以晁错就说：“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没有像李悝、孟子、荀子那样说得肯定了。如果说古代没有井田制度，这种现象就不好解释。

《孟子》谈井田制度，一则说：“周人百亩而彻”，再则说：田一井中“八家皆私百亩”。“百亩”该是西周以来井田制中份地的标准面积，也就是当时村社中分配份地的标准面积。古时所谓“亩”，是指高畦，所谓“垄上曰亩，垄中曰甽”。古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是指一条六尺宽、六百尺长的高畦；“百亩之田”，就是把一百条高畦并列着，正好是整整四方的一块田。根据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铜尺和商鞅量来推算，当时一尺合今0.23公尺，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百亩合今31.2亩，大概这样大的面积，正适合当时生产力情况下一家农户耕作。

井田制度是古代村社制的土地制度，是很明显的，不可能作其他的解释。在古代村社中，主要耕地属于集体“占有”，有集体耕作的耕地，也有平均分配于各户使用的份地，集体耕作的收入原先是用来支付公共费用的，这时已被剥削阶级掠夺去，成为他们的剥削收入。井田制度正是如此。《孟子·滕文公上》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井田制度确是由于田亩划分成方方整整的井字形而得名的[90]，但是不必如孟子所说那样中间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如此整齐划一。至于井田制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当是事实。“公田”也称“籍田”或“耡”，就是集体耕作的耕地，“私田”就是平均分配于各户的份地，这正是村社的土地制度。

在古代村社中，分配给各户的份地，是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的，有按一定年龄的还受制度。井田制度正是如此。《汉书·食货志》记述井田的还受制度说：

民至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农民户一人已受田（“一”字从王念孙校补），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又说：

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

这样在井田制度之下，以结婚的一夫一妇为分配份地的对象，二十岁受田[91]，六十岁还田，以二十到六十岁作为分得份地和出一户负担的时期，这正是村社中还受份地的制度[92]，不可能作其他的解释。

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点，说明我国春秋时代以前确实存在整齐划分田地而有一定亩积的井田制度，并且确实存在平均分配“百亩”份地的制度。在井田制度中，既有集体耕作的“公田”，又有平均分配给各户的“私田”（份地），“私田”又有按一定年龄的还受制度，这无疑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

二　论井田制的实行地区

接着要讨论到：这种古代村社性质的井田制为什么要划成方方整整？实行在哪些地方？我们的答案是：是和统一治理和管理水利灌溉的需要有一定的关系，实行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地区。

在古代盛行河流灌溉农业的国家，统一治理和管理水利，是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头等重要任务。在最初原始氏族公社制度下，这种水利灌溉是由各个公社自行治理和管理的。随着生产力的增长，阶级的形成，国家权力的产生，这种水利灌溉工程就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在我国古代也是如此，无论王畿和诸侯的封国，最初都设在有河流灌溉的肥沃地区，例如周的王畿在渭水流域，晋的封国在汾水流域，齐的封国在济水流域，鲁的封国在泗水洙水流域，汉阳诸姬在汉水流域。在这样河流灌溉的肥沃地区，必须要经常治理和管理水利，如果放松或停止治理和管理，肥沃之地就会淹没或者变成沼地。在当时生产力较低的水平下，由各户单独治理和管理水利灌溉是不可能的。井田制所以要划得方整，首先是由于统一治理和管理水利灌溉的需要。春秋战国之际齐国的著作《考工记》，就曾详细谈到井田制度中水利灌溉的结构，大小沟渠有浍、洫、沟、遂、等。虽然各地的井田不一定都有这样的规模，但是这样统一的排水系统是必须的[93]。

自从西周时代起，田亩就有“东亩”“南亩”之分，《诗经·周颂》的《载芟》篇、《良耜》篇，《小雅》的《大田》篇、《甫田》篇，都曾说到“南亩”，《信南山》篇还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所谓“南亩”是行列南向的亩，“东亩”是行列东向的亩[94]。这时所以要把田亩分别开垦成“南亩”和“东亩”，是为了适应地势和河流。《考工记》在讲到井田的沟渠时说：“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又说：“凡沟逆地阞，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这是说：开沟渠如果不顺地的脉理，水就不能流畅，水的灌注如果不顺地理，水也不能流畅。为了使得水利灌溉适合地势和水势，就必须对一个地区沟渠的开凿和田亩的开垦，作统一的安排，分别开垦成“南亩”和“东亩”。这种情况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吕氏春秋·简选》篇、《商君书·赏刑》篇都曾说：晋文公在战胜卫国后，曾“东卫其亩”。《左传》载公元589年（鲁成公二年）鞌之战，齐国大败，齐派宾媚人（即国佐）向晋求和，晋国以“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作为讲和条件。宾媚人为此质问说：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由此可见，古时为了“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把田亩开垦成“东亩”和“南亩”的，而这种“东亩”“南亩”的安排，即所谓“疆理天下”的事，是由国家统一办理的。到春秋时代，郑国子产还曾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因为山川和田邑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古时分封大块土地时，往往连山川一起分封。《鲁颂·閟宫》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夨簋》铭又说：“易（锡）土：厥川二百△，厥△（邑）百又△，厥宅邑卅又五。”都把“川”放在首要的地位。

这种方整的井田制既是由于统一水利灌溉需要而设立的，所以一般只实行在有水利灌溉的平原地区。同时，山林沼泽地带是不可能划分得这样整齐的。

《汉书·食货志》说：“此谓平地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国语·齐语》记述管仲说：“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惑”，这里把“井田”和“陆阜陵瑾”区别开来讲，就足以证明井田不设在“陆阜陵瑾”之地。《左传》记述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楚国司马蒍掩为了“量入修赋”，“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堰）猪（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其中只有“衍沃”之地采用“井”的统计方法，其余山林薮泽之地，则分别采用了度、鸠、辨、表、数、规、町、牧等统计方法。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只有水利灌溉的平原地区，即所谓“衍沃”之地，才实行井田制。《周礼·小司徒》说：“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也以“井”“牧”连言，除了“井”的划分方法之外，也还有“牧”的计算方法。

这种情况不是我国古代独有的现象，在日耳曼也有同样的情况。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说：

还有另一种村，在这种村里，不单是宅地，就是耕地，也从公有财产中，从马尔克中划分了出来，作为世袭财产分配给各个农民。不过这只是发生在由于地形的限制可以说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例如在贝尔格区的峡谷里，或者在威斯特伐里亚那样的窄狭、平坦、两边都是沼泽地的山背上。以后，也发生在奥登林山和几乎全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里。……后来，当可以处理家宅和园地、把它们转让给第三者的权利获得重要意义的时候，这类园地的所有者便占了便宜。想同样得到这种便宜的愿望，可能使许多实行耕地公社占有制的村停止了通常的定期分配办法，因而使社员的各块份地同样成为可以继承和转让的产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6—357页）

大概中国古代也因为地形的限制，在山林沼泽地带不可能划分成井田，在那些地方的村社就采用了不规则的划分方法，也就不可能实行定期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因而村社成员的份地首先成为世袭财产。

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说明中国古代和其他古代盛行河流灌溉农业的国家一样，在便于水利灌溉的平原地区，长期保存着村社组织，实行着井田制。同时由于地形的限制，在山林沼泽地区便没有实行井田制。

三　论井田制中的定期平均分配份地制度

上面我们既然说井田制度是古代村社的制度，那么，它是怎样平均分配份地的呢？这种定期分配份地的情况，我们从古代的月令一类的书中还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因为古代月令一类的书，是陆续增订而成的，在这些“老皇历”上会留下很古老的陈迹。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孟子这段话，虽然由于他把井田制作为“仁政”，想推行这种“仁政”而说的，但是，不是毫无根据的。当古代实行井田制时，为了定期平均分配份地，的确需要很整齐地划分份地的经界。《礼记·月令》篇和《吕氏春秋·孟春纪》说：

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月令》篇是春秋战国间增订成的[95]，它说在正月修正田地的封疆经术，目的为了使农民“不惑”，这该是一种传统的老规矩。王念孙认为这就是管仲所说的“井田畴均则民不惑”（见《经义述闻》卷二十），应该是对的。比《月令》篇说得简单的《大戴礼·夏小正》，至少是春秋时代的月令，他说：正月“农率均田”，郑玄曾把这句话来作《月令》篇这节的注解，也应该是对的。所谓“农率均田”，这是说农民相率进行均田。过去注释《夏小正》的人，因为不了解这点，有的把“均田”解作“除田”，是讲不通的，“均”从来没有“除”的意义，有的读“均”为“荺”，认为“均田”就是“耘田”，但是“荺”是草根之义，而且正月也不是耘田之时。从《夏小正》正月要“农率均田”看来，我国早期的村社如同各国早期的村社一样，每年要把份地重新分配一次的。

我国古代的井田，因为要定期平均分配，所以有一定的疆界划分，这种疆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经界”。大概一大块井田的四周都是有“封疆”的，也或简称为“疆”。在井田之内是有“阡陌”来划分的，这种“阡陌”也或称为“畔”，又或称为“径术”。细分起来，又有径、畛、涂、道等名称。《周礼·遂人》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有“阡陌考”，认为“阡陌之名，从遂人百亩千亩百夫千夫生义”，他引《风俗通》“南北曰阡，东西曰陌”解释说：

遂上有径，当百亩之间，故谓之陌，其径东西行，故曰东西曰陌也；遂上之径东西行，则沟上之畛必南北行，畛当千亩之间，故谓之阡，故曰南北曰阡也。

这个解释很是正确，“阡陌”是用来划分千亩和百亩的。这样用阡陌来划分，就是为了便于平均分配份地。

古时为了便于平均分配份地，所以田亩划分得很整齐划一。所谓井田，就是外有封疆内有阡陌的田。古人为了维持这种井田制，从来就很注意封疆阡陌的修理和整顿。《周书·梓材》篇说：“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田）修，为厥疆畎（）”。这里把“若稽田”和“若作室家”相提并论，“稽田”当是计划开垦田地的意思。这是说：在计划开垦田地时，既要勤于开垦，更要注意修治疆界沟洫。《国语·周语上》记虢文公的话，也说：“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懈）于时。”也把“修其疆畔”作为耕耘前重要的事。《月令》说孟春之月、春耕之前，要“修封疆，审端径术”，在当时是有此必要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述子产说：“政如农功，……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这里也把“农之有畔”看成“农功”中最重要的事。封疆阡陌是划分井田的主要结构，所以在商鞅变法时，为了废除井田，就“为田开阡陌封疆”了。

《荀子·王霸》篇说：

《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分土而守。

这里荀子所引的《传》，该是一种古书，所说的“农分田而耕”，该就是指井田制平均分配田地而言的。《荀子·王霸》篇又说：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也。

这里所说的“百亩一守”，就是说农夫“分田而耕”，一夫只有百亩之守。在井田制度“分田而耕”的情况下，每人平均分配份地百亩，即所谓“百亩一守”。

我们前面说过，我国古代村社的井田制度，有着定期平均分配份地的办法。这种办法，古时叫做“换土易居”，或者叫做“田易居”。《说文解字》解释“”字说：“田易居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

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司空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硗埆不得独居，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

何休这个说法，该是有依据的，不是凭空能虚构的[96]。这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办法，正是古代村社中定期分配份地的制度。马克思说：

村社的成员们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的科学课程，可是他们了解，在自然丰度不同、位置不同的各种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劳动，会得到不等的结果。为了平均他们的劳动机会，他们以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为标准，而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再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较宽阔的地段裁成零块份地，然后，每一成员分得每一地段中的一块份地（《答维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史学译丛》1955年第3期，第24—25页）。

何休注所说“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就是“以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为标准，而把土地分为一定数量的地段”；所谓“肥饶不能独乐，硗埆不能独居”，就是“为了平均他们的劳动机会”。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说：

……至少，塔西佗（在恺撒之后150年）就只知道由各个家庭耕种土地。但是，分配给这些家庭的耕地，期限也只有一年；每隔一年，又要重新进行分配和更换。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摩塞尔河畔和霍赫瓦尔特山脉的所谓农户公社中看得出来。在那里，虽然不再一年分配一次，但是每隔3年、6年、9年或12年，总要把全部开垦的土地（耕地和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干大块。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而定；这些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有权分地的人。……没有开垦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共同占有，共同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5页）

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最初是一年重新分配一次，接着改为三年、六年、九年或十二年分配一次。中国古代的村社也正是如此，起初是每年要“均田”，接着就“三年一换土易居”了。

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三点，说明中国古代村社性质的井田制度，和古代各国的村社一样有定期平均分配更换份地的制度，起初是一年分配更换一次，接着是三年分配更换一次。为了要平均分配份地，井田有着平均划分田地的封疆阡陌的结构。原始村社中实行定期平均分配更换份地的制度，是为了劳逸平均，使所得生产品均匀。后来隶属于国君和贵族的村社，也还实行定期平均分配更换份地的制度，主要的是为了确保对贵族提供负担，均分对贵族的负担。井田制度正是如此，所以《汉书·食货志》论述井田制度的作用说：“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四　论井田制基础上的古代村社组织

接下来，我们想讨论一下我国古代井田制基础上的村社组织。究竟在井田制下多少家合成一井呢？孟子说：八家共一井，《考工记》又说：“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而《周礼·遂人》又说：“十夫有沟。”我们认为十家一井之说，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古代村社是由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变化来的，原来氏族组织是十进制的。春秋战国间各国编制户籍，以伍什为单位，例如郑国子产曾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秦国在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也该是按照村社的老习惯的。春秋时代有所谓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也是以十进计算的。金鹗《求古录礼说》卷九《邑考》说：

孟子云：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此可见一井亦可为邑矣。论语谓十室之邑，即一井之邑。

这个说法很有见识，所谓“十室之邑”，该是当时最普遍的小村社。“邑”是古人居住地的通名，大的都市可以称为邑，小的村社也可称为邑。古时最小的居住单位叫里，贵族所居的都邑古时也有称为“里”的，有所谓“里君”。《令彝》、《史颂簋》、《尚书·酒诰》和《逸周书·商誓》篇都曾提到“里君”（《酒诰》和《商誓》篇今本已误作“里居”），这种“里君”和“诸尹”“百官”“百姓”（贵族）连称，当是贵族所居“里”的官长。但是，“里”原来应该是农民居住单位的名称，所以从田从土。西周金文中，除了有赏赐“田”和“邑”的记载之外，也还有赏赐“里”的。《大簋》铭说：

王乎（呼）吴师召大易（锡）里，王命善（膳）夫豖曰（谓）曰：“余既易（锡）大乃里”，……令豖曰（谓）天子：“余弗敢（婪）”，豖以（与）（履）大易（锡）里。

这是记述周王把原来属于的“里”，改赏给大的经过。古书上也常以“田里”连称，例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述郑国大夫“丰卷奔晋”，后来又“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说：“赋里以入”，《墨子·尚同》篇也以“里”为“乡”以下的居民的单位。《尔雅·释言》说：“里，邑也”，“里”该就是小邑，也就是“十室之邑”。“里”的作为长度和面积的单位，该也是由此而起的。孟子说：“乡里同井”，又说：“方里而井”，因为一“里”是“十室之邑”，“十室之邑”有一井之田，因而把一井之田的长度面积也称为“里”了。

古书上还有把这种“邑”和“里”称为“社”和“书社”的，这是由于“里”或“邑”中设有“社”或“书社”的关系。《战国策·齐策五》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可为明证。大概我国古代村社的大小是不一致的，最普遍的是十家，也还有百家的，千家是极少数的，单位名称在各个地区也是不同的，有称邑和里的，有称社或书社的，也有称乡的，又有称聚的，商鞅变法时就曾把乡、邑、聚合并成县。自从春秋战国间有县制的设立，就逐渐把这些乡里的组织统一起来。

最初村社中管理公务的领导，该是选举出来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记述井田制度时说：“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秦汉时代的乡官，有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缴巡禁贼盗”。所有这些乡官，究其原始，该是由村社中选举出来的，后来才成为国君和贵族选派的。《汉书·高帝纪》记二年二月诏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东观汉记》说秦彭做山阳太守，“择民能率众者，以为乡三老”，《汉书·文帝记》记十二年诏说：“三老，众民之师”，当然这时封建统治阶级所说的这些话是骗人的，但是，原来村社中三老，确是“众民之师”，“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的。到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时，樊崇起兵于莒，还“自号三老”。这“三老”和“啬夫”等乡官，有着很古的渊源，例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述晏婴说：由于当时齐国剥削的严重，“民参（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又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说：“辰不集于房（日食），瞽（乐师）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原来在原始的农村公社中，这些三老和啬夫等，是村社的领袖，等到村社隶属于国君和贵族以后，这些官吏就由国君和贵族任命，成为国君和贵族的属吏，也就代表国君和贵族来统治和剥削村社的成员了。

原始村社中的长老，负有领导、组织和监督社内成员劳动的责任的。后来隶属于国君和贵族的村社，“三老”就代表国君和贵族来进行监督和压迫了。我们在有关井田制的论述中，也还可以见到一些这种情况。《仪礼经传通解》卷九引《尚书大传》说：

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

《白虎通》卷六《论庠序之学》部分也有相类的叙述。这些虽出于后人的传述，应该不是凭空虚构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在论述井田制时也说：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

《汉书·食货志》也有相同的说法，惟“男女同巷”作“妇人同巷”。这时村落的周围是有泥墙保卫着的，称为“保”或“都”，所以《月令》篇说：孟夏之月“命农勉作，毋休于都”，又常说：“四鄙入保”。在“保”或“都”的两头有门，叫做“闾”，在“闾”旁有个门房，叫做“塾”。在农忙季节，父老和里正就坐在“塾”里，监督人们早出晚归。何休注和《食货志》都说在里正的监督下，在夜长的冬天，妇女“相从夜绩，至于夜中”，一天要做十八小时工作，可见当时在男女不平等情况下，对妇女的压迫更厉害。

这时“籍田”或“公田”上集体劳动所得，已被贵族侵占，因而贵族对这种集体劳动监督特别严厉。“籍礼”就是贵族在“籍田”上进行监督劳动的仪式和制度，详拙作《“籍礼”新探》。孟子在论述井田制中说：八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谓“公事”即指被监督的集体劳动。《周礼》记述里宰的职司：

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这个里宰已是国家的属吏，也还要“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负责协作耕耨的组织工作和监督工作。所谓“耡”，郑玄认为是“里宰治处也，若今街弹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以为名”。其实“耡”就是孟子所说“同养公田”的“公田”，也是孟子所说“惟助为有公田”的“公田”。因为在“公田”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叫“助”，这种“公田”就叫做“助”或“耡”；犹如在“公田”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叫“籍”，“公田”又叫做“籍田”或“籍”。“合耦于耡”，就是说：集体耕作于“公田”。这种乡官监督和组织农业劳动的习惯到汉代还流行，叫做“弹劝”。《水经注》卷二十九载：平氏县故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水经注》卷三十一又载：鲁阳故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碑，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认为《水经注》的“衞”字都是“街”字之误。《金石录》卷十八又载昆阳城中有中平二年正月都乡正街弹碑。惠士奇《礼说》卷五解释“南阳都乡正街弹劝碑”说：

弹劝者，既弹之又劝之也。洪氏《隶释》载其文亦云：“县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颂有“劝导有功”及“耕于耦，梵梵黍稷”之语，则知弹劝不独平繇，且合耦矣。

还有酸枣令刘熊碑说：“愍念烝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设门更”（《隶释》卷五、《全后汉文》卷一百六）。所谓弹劝，是对农民的工作加以组织和监督，以免“劳苦不均”，也就是《逸周书》所谓“兴弹”。《逸周书·大聚》篇说：

发令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助）丧比（合）服（事），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

这里所说的，大概也是根据古代村社的协作情况。所谓“兴弹相庸，耦耕俱耘”，也就是《周礼》所说“合耦于耡”。

这是我们所要谈的第四点，说明中国原始的村社和各国的村社组织一样，有长老作为他们的领导，负责组织和监督劳动生产以及其他公务，在成员之间有着相互协作的习惯。等到阶级社会出现，村社隶属于国君和贵族，长老就成为国君和贵族的属吏，虽然外表上仍具有村社代表的身份，负有督促成员生产和互助之责，实质上已代表贵族来统治和剥削成员，成为贵族派在乡里中的直接监督者和统治者。

五　论古代村社的公共生活

接着我们要讨论的是：在古代村社组织中有怎样的公共生活。孟子在论井田制时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实际上，这里所谓庠、序、校是古代村社中的公共建筑，是村社成员公共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会议室、学校、礼堂、俱乐部的性质。因为村社的父老经常在这里主持一切，受人尊敬和供养，所以有的称为庠。又因为这里是村社群众习射之所，也或称为序。孟子说：“序者射也。”《周礼·州长》又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序”古时也或作“豫”作“榭”，《乡射礼》郑玄注说：“今言豫者，谓州学也，读如‘成周宣谢灾’之谢，周礼作序。”同时又是村社中父老教育子弟的场所，《公羊传》何休注说：“中里为校室，……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

这种称为庠、序、校的公共建筑，因为是群众活动场所，是建筑成厅堂式样的，是“歇前无壁”的，是建筑在土堆成的平台上的。《尔雅·释宫》说：“阇谓之台，有木者谓之榭。”又说：“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左传·宣公十六年》杜预注也说：“宣榭，讲武屋，谓屋歇前。”《乡射礼》郑玄注说：“序，无室，可以深也。”当时国君和贵族建筑的榭或序，要讲究些，至于村社中的序，该是十分简陋的，只是建筑在土台上的一个四周无壁的大茅草棚而已。《史记·封禅书》记述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所献的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实际上就是村社中“序”的建筑式样，可能所谓明堂也是由此发展而成的。

吕思勉先生在《燕石续札》中有“乡校”一条，引述过去“滇西之俗”说：

村必有庙，庙皆有公仓，众出谷以实之。庙门左右，必有小门，时曰茶铺，众所集会之所也。议公事，选举乡保长，摊筹经费，办理小学皆于此。婚丧祝寿等事亦于此行之。故是庙也，……村之议会也，公所也，学校也，礼堂也，殡仪馆也，而亦即其俱乐部也。

吕先生认为“此正古之学校”。我们认为这确是古代村社中序、庠、校的遗存。《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述郑国“乡校”情况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吕先生解释说：“惟仅冬日教学，余时皆如议会公所，亦如俱乐部，故人得朝夕游其间也。”可见这种序、庠、校的制度，到春秋时在中原地区还是很流行的。当时除了村社中有这种序、庠、校的制度以外，国都中贵族和近郊“国人”所居的乡里，也设有序、庠、校，更有小学和大学（称为辟雍、泮宫），是贵族成员公共集会和活动的场所，也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学校，另详拙作《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这时郑国的“乡校”，该属于“国人”的学校性质。

这时村社中最热闹的群众集会是祭社。社就是土地之神，后世的城隍庙、土地庙就是由此演变出来的。这时村社的土地所有制是间接的，“是因为有国家的存在，因之也因为有被看作神授的等等的前提”（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译本9页）。因为他们认为土地原是社神所有的，《说文解字》所谓“社，地主也”，所以每年仲春季节要祭社，《月令》说：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在当时，因为土地层层的占有，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国人，也都有“社”。祭社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甘雨和丰年。《小雅·甫田》篇说：“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社”也或称为“田祖”和“祖”，在宋又称为“桑林”。《墨子·明鬼下》篇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此男女所属而观也。”

这时“社”设置在树林中，是一个土坛，土坛上陈列着石块或木块作为“社主”。祭社时男女齐集，杀牛杀羊祭祀，奏乐歌舞。既有群众性的文娱活动，也是男女交际的场所。民间有许多动听的音乐，美妙的舞蹈，生动的诗歌，都在这里表演。这种情况到汉代也还流行，《淮南子·精神》篇说：“今夫穷鄙之社，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在祭社的礼节完毕以后，群众也就聚餐一顿，《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里中社，（陈）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当聚餐时，是由主管宰杀牺牲的社宰来平均分配给大家吃的。

其次的群众集会是腊祭。腊祭是在收获以后，对各种鬼神的酬谢和庆祝丰收。腊祭原在十月，后来改在十二月，也或称为“蜡祭”。《月令》说：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礼记·郊特牲》篇说：“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农神）而祭司啬也，祭百神以报啬也，……息田夫也。”蜡祭时也非常热闹，“一国之人皆若狂”，这样的“百日之蜡，一日之泽”，即终年辛勤，一日得到休息娱乐，孔子认为符合于“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腊祭时也杀牛杀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记述秦昭王时因王病愈而“杀牛赛祷”，公孙衍说：“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可知祭社祭腊是同样要杀牛祭祀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为嘉平，赐黔首里米六石二羊”。所谓“赐黔首里米六石二羊”，也是为村社祭腊之用。在祭腊完毕后，也同样要在村社的公共建筑——“序”里聚餐，聚餐要按年龄大小来排席次。《周礼·党正》说：“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除了祭社祭腊以外，其他的祭祀还有“尝新”等。这种酒会热闹得很，男女老少的农民都一起在欢乐，还有“六博”“投壶”等娱乐，《史记·滑稽列传》记淳于髡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三）。”

最初村社的“土地一部分属于个别的农民，由他们独立去耕作。别一部分是共同耕作的，……那是部分地被用来应付公共的支出，部分地当作歉收等等情况下的准备”（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48—1049页）。在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压迫下，共同耕作的公共地全部被掠夺，这种祭祀等公共的支出，就由个别农民分担，成为农民的一种格外负担。战国初期李悝计算农民生活，一家五口，百亩岁收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一之税十五石和吃粮九十石，余下四十五石，每石三十钱，共一千三百五十钱，其中“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可知这时村社的祭祀，已成为农民很沉重的负担。

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五点，说明中国原始的村社中有着公共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会议室、学校、礼堂、俱乐部的性质。祭社和祭腊是当时最热闹的群众性活动。后来，村社隶属于国家和贵族，原来共同耕作的收入已被全部掠夺去，祭社、祭腊等群众活动的习惯虽还保存着，但其费用已成为村社成员的沉重负担。

六　结语

上面我们论证了我国古代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情况。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古代东方国家中，这种孤立而细小的村社实质上已成为被奴役的“小集体”。因为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在对各部落征服和掠夺的过程中，已使原来村社成员“不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占有者，所以事实上他本身即是财产”（《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译本三〇页）。当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除了占有和奴役各种生产奴隶之外，还实际上成为许多村社的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他们利用原来村社组织加以劳动编组，把村社转化成了被奴役的“小集体”，使再生产在极悲惨条件下进行，于是这种变质的村社组织便被长期保留下来。在商和西周奴隶制国家的统治下，这些村社成为奴隶制国家的基层组织，村社的长老已成为国王和贵族的属吏，村社成员和奴隶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到春秋战国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村社的份地开始卖买，井田制度瓦解，村社组织就进一步分化。这个问题牵涉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需要另外详细讨论。

自从春秋战国间井田制度瓦解，村社的份地开始卖买，村社组织进一步分化，村社内部成员间的不平等就更显著。从中出现了称为“豪民”的地主，出现了少地的贫苦农民[97]，也出现了“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佃农，也出现了“庸耕”的雇农，也还有出卖妻子儿女做奴隶的，也还有奴隶性质的“赘婿”。《史记·货殖列传》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也就是说：由于贫富的不均，必然会产生隶属和奴役的关系。在村社中这样阶级分化的情况下，闾里中居住的不平等情况也就跟着产生。因为古人是重右而轻左的，于是在闾里之中所有无地的贫苦农民，都被迫住到“闾左”[98]。秦始皇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首先谪发罪人、赘婿、商人，接着谪发曾做过商人的、父母和祖父母做过商人的。等到秦二世元年七月，因为罪人、赘婿、商人早谪发完了，就“入闾取其左”。在“发闾左”这一役中，因为陈胜原是“佣耕”的雇农，也住在闾左，因而也在谪发之列。自从井田制废弃，村社内部分化，村社组织就只成逐渐解体了。

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探讨。这篇文章只是一个试探，希望大家批评和指教。

（《学术月刊》1959年6月号，又收入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今大加修订）

[90]《释名·释州国》说：“周制九夫为井，其制似井字也。”《周礼·小司徒》郑注也说：“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91]应劭《风俗通义》引《春秋井田记》说：“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全后汉文》卷三十七）。《礼记·内则》说：“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郑注：“男事，受田给政役也。”《国语·鲁语》韦注又说：“三十者受田百亩，二十者受田五十亩，六十还田。”陈奂、孙诒让都据此认为年二十受余夫之田，年三十受正夫之田。事实上，古代民间结婚年龄较早，并不如《礼记》《周礼》等书所说，一般到二十岁都已经结婚。《墨子·节用上》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92]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保留村社制度，每个农民从十五岁到结婚前为学习负担时期，应分得1/2到1/4份地；结婚后到五十岁为正式负担时期，分得一份份地，出一户负担；五十以后为卸却负担时期，退还份地。井田的还受制度正与此相类。

[93]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的《井田沟洫名义记》说：“郑氏注《小司徒》云，沟洫为除水害，余亦以为备潦非备旱也。……若以备旱，则宜潴之，不宜沟之；宜蓄之，不宜泄之。”

[94]胡承珙《毛诗后笺》说：“古人制田始于一亩，行水始于一。姑以一亩之言之，顺水势，亩顺势。纵则亩纵，横则亩横，此自然之理也。南北曰纵，东西曰横。自北而注南为纵，则亩之长亦随而南，曰南亩。自西而注东，亩之长亦随而东，曰东亩。”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阡陌考》说：“天下之川皆东流，故川横则浍纵，洫又横，沟又纵，遂又横，遂横者，其必纵，而亩陈于东，是故东亩者天下之大势也。”又说：“天下之川，大势虽皆东流而河东之川独南流，河为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则其亩必南陈而为南亩矣。”

[95]详拙作《月令考》，1941年7月出版《齐鲁学报》第2期。

[96]《汉书·地理志》颜注引张晏说：“周制三年一易田，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又引孟康说：“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都认为商鞅实行“爰自在其田”的“爰田”制之前，有“三年爰土易居”的制度。

[97]例如秦汉间陈平“家贫”，“有田三十亩”，见《史记·陈相国世家》。

[98]《史记·陈涉世家》索隐对“发闾左”有两种不同解释，一说秦时免役者居闾左，发闾左就是把住在闾右的该服役的人征发完了，这时把不当服役的闾左居民也征发了。另一说秦时富强的人居闾右，贫弱的人居闾左，这时富强的人征发完了，征发到了居闾左的贫弱居民。《汉书·食货志》注引应劭说：“秦时以适发之名适（谪）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亡。”在上述三种解释中应以应劭之说为是。应劭之说是根据晁错的。《汉书·晁错列传》载错说：“臣闻秦时，……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古人居处重右而轻左，详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一《尚左尚右》条、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三《周制度杂考》等。

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

乡遂制度，是西周春秋间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乡”与“遂”不仅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而且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的居住地区。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组织的不同，居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处的地位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

这种乡遂制度，《周礼》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周礼》虽是春秋、战国间的著作，其所述的制度已非西周时代的本来面目，夹杂有许多拼凑和理想的部分，但是其中乡遂制度，基本上还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因此，要从这方面作深入探索，还必须从《周礼》谈起。

一　《周礼》中的乡遂制度

《周礼》把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划分为“国”和“野”两大区域，对整个王畿的经营布置，称为“体国经野”。在这“国”和“野”两大区域中，“郊”是个分界线，“郊”以内是“国中及四郊”，“郊”以外即是“野”。“郊”的得名，就是由于它是“国”和“野”的交接之处。

“国”的本义，是指王城和国都。在王城的城郭以内，叫做“国中”；在城郭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做“郊”或“四郊”。在“国”以外和“郊”以内，分设有“六乡”，这就是乡遂制度的“乡”。从“郊”的广义而言，所有“六乡”地区，都可以称为“郊”或“四郊”[99]。对“野”而言，以王城为中心，连同四郊六乡在内，可以总称为“国”[100]。

在“郊”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野”。在“郊”以外和“野”以内，分设有“六遂”，这就是乡遂制度的“遂”。此外，卿大夫的采邑称为“都鄙”，细分起来，有甸、稍、县、都、鄙等名目。就“野”的广义而言，指“郊”外所有的地区，包括“六遂”和“都鄙”等。

大体说来，王城连同四郊六乡，可以合称为“国”；六遂及都鄙等地，可以合称为“野”。六乡和六遂是分布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周礼·比长》载：“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郑注：“圜土者，狱城也”）。这因为“国”和“郊”属于同一地区，六乡的居民，要在“国中及郊”的范围内迁居，手续比较简便；如果要迁出这个地区，就要郑重其事，“为旌节以行之”，没有节是要被拘捕的。

“乡”和“遂”，不仅所居地区有“国”和“野”的区别，而且居民的身份亦有不同。在《周礼》中，“乡”和“遂”的居民虽然都可以统称为“民”，但是“六遂”的居民有个特殊的称呼，叫“甿”、“氓”或“野民”、“野人”；“六乡”的居民则可称为“国人”。

《周礼·遂人》载：

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婚）扰甿（注：“扰，顺也”），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注：“铸作耒耜钱镈之属”），以强予任甿（注：“强予，谓民有余力，复予之田，若余夫然”），以土均平政。

郑注：“变民言甿，异内外也。”这里谈“治野”的方法，一连串谈到七次“甿”，其中大多数是关涉农业生产的。“甿”，古本或作“氓”，或作“萌”[101]，本是指“田民”、“野民”或“野人”[102]。《墨子·尚贤上》说：“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国中之众”即是“国人”，“四鄙”即是“野”，“萌人”即是“甿”或“萌”。《周礼》也称“六遂”的居民为“野民”，如《周礼·县正》说：

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野民”也即“甿”或“氓”的别称，古书上或称为“野人”、“鄙人”。如《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六遂”因为处于“野”的地区，其居民被称为“甿”、“氓”或“野民”、“野人”。那么，六乡处于“国”的地区，其居民就可以称为“国人”了。《周礼·泉府》载：“国人、郊人从其有司”，贾疏：“国人者，……即六乡之民也。”[103]

“六乡”和“六遂”居民的社会组织也有不同。《周礼·大司徒》载六乡的乡党组织是：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周礼·遂人》载六遂的邻里组织是：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从“六乡”的乡党组织，分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来看，可知“六乡”居民还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保持有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统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从“六遂”的邻里组织，分为邻、里、酂、鄙、县、遂六级来看，可知“六遂”居民已完全以地域关系、邻居关系代替了血统关系[104]。

为什么“六乡”组织还多保持血统关系，而“六遂”组织已多是地域关系呢？因为“六乡”居民都是“国人”，具有国家公民的性质，属于当时统治阶级，依旧沿用传统习惯，用血统关系作为团结的手段。而“六遂”居民是“甿”或“野人”，是劳动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他们的社会组织，只是劳动编组的性质，为了便于贵族和官吏的监督和鞭策而已。据《周礼》所载，所有统治“六遂”的各级官吏，都有监督耕作之责，如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遂师“巡其稼穑，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事”；遂大夫“正岁，简稼器，修稼政”；县正“趋其稼事而赏罚之”；酂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六遂”居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有一套分配耕地的制度。《周礼·遂人》载：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亩），莱五十畮；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

对“六遂”居民所以要如此平均分配耕地，无非是为了确保对贵族提供负担，和均分对贵族的负担。“六乡”虽然也有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是为了保持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维持他们提供兵役和劳役的能力。《周礼·小司徒》载：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周礼·大司马》也有类似的记载：

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郑注引郑司农云：“上地谓肥美田也。食者参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顷，岁种二顷，休其一顷。下地食者参之一，田薄恶者所休多。”）

“上地食者参之二”，即是《遂人》所说“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十亩”。这里所说“中地”“下地”也和《遂人》所说相同。可知“六乡”居民和“六遂”同样有平均分配“份地”制度，但是“六乡”居民主要的负担是兵役和力役。

因为“乡”和“遂”的居民，阶级地位不同，负担也大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这该是根据旧有的制度来说的。六乡居民主要提供的是军赋，而“六遂”居民主要负担的是农业生产上的无偿劳动，即所谓“助”，亦作“耡”，又称为“耤”或“籍”。《周礼·里宰》载：“以岁时合耦于耡。”“合耦”是指相互合作，实行“耦耕”；“耡”当即指井田制中的“公田”，即一里二十五家共同耕作的田。这种“合耦”于公田的办法被称为“助”，即孟子所谓“唯助为有公田”；因为这种“公田”是实行“助”法的田，就称为“耡”，犹如实行“籍”法的田，称为“籍田”或“籍”[105]。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就是按农业时令的需要，督促里中居民在“公田”上集体耕作。在“公田”上集体耕作所有的收获，实际上已是贵族和官吏的剥削收入，名义上还是用于救济的。所以《周礼·旅师》说：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

“耡粟”即是“合耦于耡”而收获的粟，在春荒时借出，秋收时收回，名义上“施其惠，散其利”，也就是《周礼·遂人》所说：“以兴耡利甿”[106]。实际上，“六遂”居民在“公田”上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是一种无偿劳动，是一种严重的剥削，“公田”上的收获已完全为贵族和官吏所占有。

《周礼·遂人》说：“以下剂致甿”，郑注：“民虽受上田、中田、下田，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可任者家二人。”好像在征发力役方面，“六遂”要减于“六乡”，凡是家七人受上田的，家六人受中田的，一律按照家五人受下田的役法征调，即每家抽二人。其实，对贫苦人民来说，每家要抽二人去服役，已是很苛刻了。

“六遂”居民不仅要在“公田”上从事无偿劳动，即所谓“助”；所耕“份地”（即上田、中田、下田），也还要出贡赋。《周礼·司稼》说：“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司稼根据在“野”所巡视的结果，按照年成上下所定的“出敛法”，其征敛的对象显然是在“野”的居民。“六遂”居民除了提供力役（即“野役”）之外，还要提供贵族祭祀所需的牺牲，提供在野的一切物产，包括鸟兽、草木、玉石之类，有所谓“野牲”、“野职”、“野赋”。可知“六遂”居民所受的剥削，是极其繁重的。

“六乡”居民对国家最主要的负担是军赋、兵役和力役。《周礼》上军队的组织编制，完全是和“六乡”居民的乡党组织结合起来的。《周礼·小司徒》说：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据规定，在“六乡”居民中，“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五家为比”，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为“五人为伍”。依此类推，“五比为闾”，就成“五伍为两”；“四闾为族”，就成“四两为卒”；“五族为党”，就成“五卒为旅”；“五党为州”，就成“五旅为师”；“五州为乡”，就成“五师为军”。这样，“六乡”居民就可编制成“六军”，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不仅用于战争，还用于田猎和力役，用于追捕“寇贼”；同时对“六乡”军赋的征收，也在这个组织中进行。

“六乡”居民是编制成“六军”的基础，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六遂”居民则不同，他们没有经常的军队编制，没有被编入正式的军队[107]，他们被征发去参加“师田行役”，只是随从服劳役而已。

由于“六乡”居民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柱，国家有重大事故，就要被召集去从事保卫工作。《周礼·大司徒》说：“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令者不行于天下。”“万民”，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专指六乡之正卒”，对的；把他们召集到宫门来，就是担任保卫的。《周礼·小司徒》说：“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国之大事是指军事和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致民”也是指召集六乡的正卒。“大故”，郑注：“谓灾寇也”，“致余子”是指召集六乡的余子羡卒。

国家有重大事故时，不仅要召集六乡正卒去保卫，还常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周礼·乡大夫》载：“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郑注：“大询，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郑玄这个注解是根据《周礼·小司寇》的。《小司寇》说：“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询国危”是说国家遇到重大危难时征询意见，“询国迁”是说国家需要迁都时征询意见，“询立君”是说国君继立发生问题时征询意见。这三个方面，确是古代政权机构中最重要的大事。从这点，也可见“六乡”居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至于“六遂”居民，就不能享受这种权利。

“六乡”居民还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周礼·大司徒》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艺”是“六乡”居民主要的教育课程，在“六艺”之中尤以“礼”和“射”为重要。《周礼·乡师》说：“正岁，稽其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周礼·党正》说：“凡其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可知“六乡”居民对于昏、冠、丧、祭、乡饮酒等礼，都很重视。在这些礼之中，尤以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为重要。《周礼·党正》载：“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所谓“饮酒于序”即指乡饮酒礼。《周礼·州长》又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射于州序”即指乡射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都是以“乡”为名，“乡饮酒礼”或者单称为“乡”，很明显是“六乡”居民所行的礼。乡饮酒礼不仅是尊敬长老和加强团结的酒会，而且具有商定大事的议会性质，是一乡的咨询机关。乡射礼不仅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而且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详见拙作《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和《射礼新探》。所有这些礼的举行，都是和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兵役义务密切有关的。

“六乡”居民更有被选拔的权利。《周礼·乡大夫》载：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在“六乡”中三年有一次“大比”，由乡中官吏挑选出贤者、能者，写在书上献给国王，又要“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通过乡射礼来请群众评议，可知选拔的“贤能”还是武艺高强的人。因为“六乡”本是战士集居之区，选拔出来担任乡中的各级官吏，同时也是军中的各级将领[108]。至于“六遂”居民，虽然同样也“三岁大比”，《周礼·遂大夫》载：“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但是不能像“六乡”那样郑重其事，推荐到国王那里去，担任“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官职。

根据上面的探讨，不难看出，“六乡”和“六遂”的居民，显然是不同的两个阶级。“六乡”居民是自由公民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和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六遂”居民则没有这些权利，而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需要在农业生产上提供无偿劳动，并提供种种生产物品和服劳役，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

二　春秋时代各国的乡遂制度

春秋时代有许多国家保留有这种乡遂制度，其中以齐国最为显著。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在桓公时，管仲施行“参（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政策，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他把“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管子·小匡》篇作“士农之乡”）十五个。十五士乡即相当于《周礼》的“六乡”。他又把“鄙”分为“五属”，“鄙”相当于《周礼》的“野”，“五属”即相当于《周礼》的“六遂”。

十五士乡和《周礼》的“六乡”一样，以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的。以五家为轨，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十轨为里，就成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统率；四里为连，就成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统率；十连为乡，就成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统率；五乡一帅，就成一万人为军，由五乡之帅统率。如此，十五士乡编制成三军，中军由齐桓公亲自统率，上下两军分别由上卿国子、高子统率。当时齐国主要军队就是这三军，全部由十五士乡居民编制而成。与《周礼》的六军全部由六乡居民编制而成，性质相同[109]。

当时齐国在鄙野地区，以三十家为邑，邑设有司；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设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大夫。五属分设五大夫。这与《周礼》“六遂”的组织，性质相同。“五属”居民和“六遂”居民一样，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管仲对于“五属”的政策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这样主张按土地等级征赋，平均分配耕地，减轻徭役而不夺民时，不略取家畜等等，对“五属”居民作让步措施，无非为了维持农业生产。

管仲在“国”的“乡”中有选拔人才的办法，基本精神也和《周礼》“六乡”中“三年大比”相同。其选拔的标准有二，一叫“明”，即“为义好学、聪慧质仁”；二叫“贤”，即“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由乡长推举，桓公亲自接见，使担任官职。一年之后，由官长书面报告其工作成绩，并挑选其中贤者向上推荐，由桓公召见，当面识别。再退而问其乡，察看其平日的才能行为，如果和做官时的作为不相违背，便可升为“上卿之赞”。这叫做“三选”。“五属”虽然也有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没有这样上选为“上卿之赞”的“三选”办法，显然是因为“五属”居民身份低下的缘故。

十分明显，齐国这种“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是巩固其原有的“国”“鄙”分治的制度的。这种“国”“鄙”分治的制度，基本上是和《周礼》的乡遂制度相同的。

春秋时代其他各国，虽然缺乏这方面有系统的记载，但是从其全国总动员的事件中，也还可以看出它们保留有乡遂制度。

例如宋国，《左传·襄公九年》载：

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华臣具正徒（注：“华臣，华元子，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县为隧，纳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随火所起往救之”），……二师令四乡正敬享（注：“二师，左右师也。乡正，乡大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这时宋国因火灾，实行全国总动员。由执政乐喜派担任“司徒”的华臣准备好“正徒”，司徒所直接调遣的“正徒”，当即“国”中“四乡”的正卒；又命令“遂”的长官“隧正”调遣役夫纳入郊内从事保卫[110]，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同时左师、右师又命令四乡正去祭祀，四乡正即是“国”中“四乡”的长官。于此可见宋国在这时还保留有乡遂制度。

再如鲁国，从西周初期起，就有乡遂制度。《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即是三乡三遂。《史记·鲁世家》引“遂”作“隧”。这种制度到春秋时依然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

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

这时臧孙担任司寇之官，所调遣的“正夫”，当即“国”中“乡”的正卒，即宋国所谓“正徒”[111]。《左传·襄公七年》载：

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这时叔仲昭伯担任“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

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具体措施是：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注：“使军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无公征，不入季氏者则公家倍征之，设利病欲驱使入己，故昭五年传曰：季氏尽征之。民辟倍征，故尽属季氏”），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叔孙氏使尽为臣（注：“尽取子弟，以其父兄归公”）（《左传·襄公十一年》）。

后来“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由此可知鲁国的军队组织是和乡邑组织密切结合，军队即抽调乡邑的父兄子弟组成，军赋也在这个组织中征取。“三分公室”的时候，季孙氏用加倍征赋的办法，迫“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就是迫使军队成员带同其提供兵役的乡邑组织（即役邑）一起臣属于季孙氏，做到了“尽征之”。“四分公室”的时候，孟孙氏和叔孙氏就仿效季孙氏的做法，做到了“皆尽征之而贡于公”[112]。

又如郑国，《左传·昭公十八年》载：

火作，……（子产使）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

这时郑执政子产在大火中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宋执政乐喜所采取措施相同。所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如同乐喜“使华臣具正徒”一样，“伍列登城”的“城下之人”，当即城外“乡”中的正卒。所谓“使野司寇各保其征”，如同乐喜“令隧正纳郊保”一样，野司寇从“野”所征发来的役徒，当即“遂”的居民。所谓“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等等，也如同“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郊人”即是郊内“乡”的长官[113]，犹如宋国的“乡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乡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所以能够在乡校中议论执政之善否。这都是郑国存在乡遂制度的明证。

春秋时代各国保留乡遂制度，还有显著的一点，就是像《周礼》所说“六乡”居民性质的“国人”在各国普遍存在。

春秋时代各国军队的编制，除了由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作为骨干以外，主要是由“国人”编制而成的。“国人”有纳军赋的义务，壮丁必须充当甲士，一旦遇到战争，要召集入伍时，只须“授甲”或“授兵”。《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狄人伐卫，因卫懿公爱鹤，鹤有乘轩的，“国人受甲者”都说“使鹤”，结果卫军大败。又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伐许，曾“授兵于大宫”。这和《周礼》所说“六乡”居民编制成的军队，武器平时由国家保藏，到战时“授兵”，完全相同[114]。由于“国人”是当时国家的战士，各国很注意对他们的训练。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国栾武子说：楚国自从灭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治）国人而训之”，“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

春秋时各国军队主要由“国人”编制而成，“国人”是各国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支柱。因此各国国君和大臣遇到危难，就召“国人”来征询意见。《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邢和狄伐卫，卫文公要把君位让给父兄子弟，朝“众”来征询意见，“众不可，而从师于訾娄，狄师还”。这些反对卫文公让位而“从师于訾娄”的“众”，即是“国人”。《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卫灵公苦于晋国逼迫，企图反抗，朝见“国人”而使公孙贾征询说：“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都回答说：“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国决定反抗晋国。《左传·哀公元年》又载：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派人来召陈怀公，要求陈国服从吴国，怀公朝见“国人”而问道：“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结果“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国危”[115]。从“陈人从田，无田从党”的情况看来，当时陈的“国人”，既有田地，又有乡党组织，只是当时他们占有田地已不均，有的已“无田”了。

春秋时各国贵族在君位继承上发生问题时，也常征询“国人”的意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俘虏后，派郤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并且说：“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指太子圉）也！”“众”因此都哀哭，晋国于是“作爰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君位，晋景公派士景伯到周，“立于乾祭（王城北门）而问于介（当从王引之校作其）众”，从此晋国便和王子朝断绝关系。《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又载：越国接受卫侯辄的请求，派兵护送他回国。卫大夫公孙弥牟召集“众”而问道：“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都说：“勿纳。”公孙弥牟又说：“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都说：“勿出。”结果卫侯辄不敢进入卫国。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立君”[116]。

当时不仅国君的废立要征询“国人”意见，卿大夫的废立也常征询“国人”意见。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国由大尹（阉官之长）专权，常假托君命以遂其私欲，“国人恶之”。这年十月宋景公去世，大尹立宋景公养子启为君，然后再发丧。大司马皇非我、司城乐茷等“皆归授甲”，图谋驱逐大尹，并且“使徇于国”说：“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都说：“与之。”大尹又“徇于国”说：“戴氏（即乐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都说：“无别”（杜注：“恶其号令与君无别”）。结果由乐得“使国人施（加罪）于大尹”，迫使大尹带同启出奔楚。

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国君的废或立，“国人”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莒国为例，如莒纪公的被杀（《左传·文公十八年》），展舆的杀莒犁比公而自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莒郊公的被逐而庚与的被迎立（《左传·昭公十四年》），庚与的被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都是由于“国人”的向背。

春秋时期有些国家的贪暴的卿大夫，也常被“国人”逐出或杀死。例如陈国司徒辕颇的被逐（《左传·哀公十一年》），郑国执政子孔的被杀（《左传·襄公十九年》），都是如此。在各国贵族的内讧中，胜负都常由“国人”的向背来决定的，其例不胜枚举。

不仅在春秋时期，“国人”在政治上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在西周时期早已如此。据《国语·周语》记载，由于周厉王的“专利”，弄得“民不堪命”，于是“国人谤王”，周厉王招徕了一个卫巫，命他检举，大加杀害，使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117]。

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代“国人”的性质，基本上和《周礼》的“六乡”居民是相同的，是当时各国的自由公民。

春秋时代各国农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叫“庶人”。所谓“其庶人力于农穑”（《左传·襄公九年》），“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自庶人而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国语·鲁语下》）。从西周时代起，庶民已被迫在“籍田”上从事无偿劳动，统治者在“籍田”上举行“籍礼”之后，要“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前，“籍”仍是对庶人的主要剥削办法（《春秋》三传）。这又和《周礼》的“六遂”居民受到“合耦于耡”的剥削，基本上相同。

根据本节所分析，春秋时各国还多保留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其社会组织的主要结构。把它和《周礼》作比较，可知《周礼》的乡遂制度不是没有来历的，还基本上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三　西周时代的“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西周时代存在有乡遂制度是无疑的。《尚书·费誓》说：“鲁人之郊三遂”，说明鲁国在西周初年已有三乡三遂的制度。鲁国是以奉行“周礼”著称的诸侯国家，可以推想，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一定早就实行着这种制度。

《周礼》所说王畿的乡遂制度，其中基本特点该西周时已有，但是许多具体制度已被改变、扩大和增饰，并加以理想化和系统化。其中显然被改变和扩大的就是军队的编制。《周礼·夏官·序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实，“军”的编制在西周时还没有。据西周文献看来，当时只有六师而没有六军。如《尚书·顾命》：“张皇六师”；《诗·小雅·瞻彼洛矣》：“靺韐有奭，以作六师”；《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到春秋时，诸侯才有“军”的编制，大国都编三军，于是有“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说，《周礼》就是根据这种说法的。

西周文献中的“六师”，在西周金文中称为“六”。如：

唯巢来，王令东宫追以六之年（《贮簋》）。

王乎（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牧阳、大△，羲、夷、阳佃史（《南宫柳鼎》）。

“六”之外，还有“八”，如：

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之年（《小克鼎》）。

有称“殷八”的，如：

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小臣簋》）。

有称“成周八”的，如：

王乎尹氏册命曰：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壶》）。

有简称“成周八”为“成”的，如：

唯白屖（辟）父以成即东，命伐南尸（夷）（《竞卣》）。

有以“六”和“八”并举的，如：

王册令尹易（锡）盠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司）六、王行，参（三）有（司）：土、马、工。王令盠曰：六八（《盠尊》）。

还有以“西六”和“殷八”并举的，如：

王乃命西六、殷八曰：“△伐噩（鄂）矦驭（御）方，勿遗寿幼。”……弗克伐噩。武公乃遣禹率公戎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叀（惠）西六、殷八，伐噩矦驭方，勿遗寿幼（《禹鼎》）。”

“西六”当即“六”，因“六”屯驻于西土的都城丰镐，也称“西六”。据此推类，那么，“殷八”该因屯驻于殷（即卫）而得名，“成周八”该因屯驻于成周而得名[118]。

西周在西土和东土都建立有统治中心，屯驻大军，不仅是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力量，而且是为了征服附近的夷戎部落。如“成周八”曾被用于征伐南夷，见前引《竞卣》；“殷八”曾被用于征伐东夷，见前引《小臣簋》。不仅如此，西周在统治中心屯驻大军，是作为奴役和剥削当地人民及附近夷戎部落的主要工具的。如《兮甲盘》载：

王令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畮（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其责（积）。其进人、其贮，母（毋）敢不即（次）、即（寺）。敢不用令（命），则即丼（刑）（扑）伐。

成周既是西周在东土的统治中心，屯驻有“成周八”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又是“征司四方责”的中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出征，目的就在于达到“四方责”的“征司”。凡是夷戎部落一经征服，即成为西周国家的“畮人”或“畮臣”（即是贡纳之“臣”）。既要贡纳币帛、积贮，更要“进人”（即进贡供奴役的劳动者）。“进人”一定要送到指定的军队驻防地（即“次”），贡纳积贮一定要送到指定的积贮官署（即“寺”）。如果不服从这样的规定，就要受到讨伐。《师寰簋》就是记载淮夷因不服从这种规定而命令师寰讨伐的事。

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称王室的师旅为“”。其经常的驻防地称为“某”，“”上一字即是原有地名，“”则因经常驻“”而得名。古书上称国都为“京师”，西周金文作“京”（见《克钟》、《晋姜鼎》、《晋公》），亦当由于“”的拱卫而得名。

西周金文对统率“”的军官称为“师氏”，简称为“师”；又常连同人名，称为“师某”。其职务除统率师旅出征或防守以外，还参与重要的射礼，担任贵族子弟的军事教练[119]。更重要的，他们还亲自掌管乡邑和降服的夷戎部落。《师酉簋》载：

王乎（呼）史册命师酉：（司）乃且（祖）啇（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夷）、尸（夷）、舂尸（夷）、京尸（夷）、畀△尸（夷）、新。

《询簋》又载：

今余令女（汝）啇（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尸（夷）、舂尸（夷）、京尸（夷）、尸（夷）、师笭侧新、△华尸（夷）、由△尸（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

询是师酉之子，世袭师氏的官职，所以两人所司大体相同。这里“邑人”与“虎臣”同为师氏所职掌，“虎臣”是武官名，“邑人”亦当为官名，乃乡邑的长官。乡邑的长官称“邑人”，犹如齐称乡的长官为“乡良人”，《礼记·乡饮酒义》称乡大夫为“乡人”。《师簋》载：“王乎（呼）内史吴册命师曰：……今余唯先王命，女（汝）官（司）邑人、师氏”（《文物》1964年第7期第24页）。这里“邑人”与“师氏”同为师所职掌。“师氏”是师旅的长官，同时又是乡邑的长官，因为当时师旅即抽调京师近郊乡邑公民编制而成。同样的，“邑人”这个乡邑的长官，同时又是师旅的长官。所以“邑人”可以成为“师氏”所属的主要官员，地位在“虎臣”之上。同时，“邑人”与“师氏”可以同为某些高级军事长官所属的主要官员。

特别值得重视的，《师鼎》载：

王乎（呼）乍（作）册尹令（命）师匹师俗（司）邑人隹（与）小臣、善夫、守△、官犬，奠人、善夫、官守友。

这里周王命令师帮助师俗掌管“邑人”和“奠人”之官，可知“师氏”所属，除了“邑人”之外，还有“奠人”。“邑人”之官下有小臣、善夫等，而“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等，可知“奠人”是和“邑人”相类的官。“奠人”当读为“甸人”，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经典释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素问·六节藏义论》王冰注引作“甸”，“田”“甸”古通用。《周礼·春官·序官》郑注和《通典·凶礼》引《礼记》卢植注，都说：“郊外曰甸。”以此与《周礼》郊外称“遂”相比较，可知“甸”即是“遂”。“甸”就是因“治田”而得名[120]，这和《周礼》把“遂”作为治田之区，把“遂”的居民称“甿”，也正相合。

《师鼎》的“邑人”和“奠人”，职掌有“邑”与“甸”之别，亦即“国”与“野”之别。“邑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乡大夫，“奠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由此可见，西周确实存在着乡遂制度。但是西周的“邑人”和“奠人”都属“师氏”掌管，这是和《周礼》不同的。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之外，又要掌管“奠人”呢？因为郊外的“甸”是征发力役和物产的对象，可以从中征发军队所需的力役和物资。据《尚书·费誓》所载，伯禽率师征伐淮夷徐戎，对“鲁人三郊三遂”，也是都征发到的。

《询簋》“先虎臣后庸”的“庸”，当是奴仆，即是指西门夷以下许多夷族部落[121]。这时这些夷族部落已都降而为“庸”，亦归“师氏”所掌管。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奠人”之外，还要掌管这些集体奴隶性质的夷族部落呢？因为，除了可以奴役之外，还可以用来充当警卫队。警卫队原来也是属“师氏”指挥的。《周礼·师氏》载：

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注：“跸，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

《周礼·司隶》也说：“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这种“四夷之隶”或“四翟之隶”，就是《询簋》所说包括各种夷族部落降服人的“庸”，他们“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监督行人，就是警卫队的性质。

在古代雅典，统治用的军队也是由自由公民编制而成的。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也是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当时雅典公民居住的自治区叫“得莫”，十个“得莫”构成一个部落，这种“地域部落”不只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我国西周春秋时代王城和诸侯国都中“乡”的组织，性质上是和雅典的“地域部落”相同的。雅典除了由“地域部落”公民编制成的军队以外，也有由奴隶编制的警察部队。恩格斯分析雅典国家的主要特征说：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底主要特征，便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仅握有由人民直接补充的人民军与舰队，此种军队和舰队用以外抗敌人，内制奴隶，奴隶在当时已占人口底大多数了。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不过当作警察而已，警察，像国家一样，也是很古的了，……，所以，雅典人跟他们的国家同时，并创办了警察，由步行与骑马的携带弓矢之人……组成的真正宪兵队。不过，这种宪兵队是由奴隶奴隶编成的。这种警察的服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卑贱的。所以，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不愿干此种贱事。这仍是旧的氏族生活底思想方式。国家如无警察就不能存在，不过它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德的权威，足以使人对于旧氏族社会成员必然要视为卑贱的职务，加以尊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114页）。

西周时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

西周时代的“六”和“八”，既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又是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统率这些军队的长官“师氏”，既是高级的军事长官，又具有地方行政长官的性质，其直属的主要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周礼》上的“六乡”和“六军”制度，也是地域组织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但是，乡邑的长官已和“师氏”不发生关系，“师氏”已不是“六军”的长官，“师氏”的职务仅是警卫队长，仅能指挥警卫部队，随时担任天子的侍从和贵族子弟的教师了。

西周时代“六”和“八”，是一种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我们从他们设有“冢司土”等官职也可看出。前引《壶》记述：国王命令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职司，“作冢土于成周八”。“司土”原来主要是掌管土地的官，因兼管征发徒役的事，后来也称“司徒”[122]。“成周八”既然设有“冢司土”之官，必然“八”驻屯地有关涉土地和徒役的事需要管理。《周礼》有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大司徒主要掌管整个邦的土地和居民，小司徒则主要掌管“六乡”的土地和居民，主要工作在于分配耕地和调发民力，所谓“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郑玄注说：“司徒掌六乡”，如同“遂人掌六遂”一样，基本上是对的。我们认为，“成周八”的设有“冢司土”，其职掌也当如此，因为“成周八”同样是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盠尊》说：“六八”。于省吾同志认为：“”是“蓺”的初文，像双手植草木于土中，本义为种植草木而加以扶持，典籍中“艺”训种植者习见，这是说王令盠掌管六及八的谷类种艺之事，“司蓺”当为“冢司土”的属官。

《南宫柳鼎》称：“王乎册尹册命柳，六牧阳、大△，羲、夷、阳佃史。”于省吾同志认为：史与事古字通用，佃史即佃事。这是说，命柳掌管“六”放牧于阳、大△等地，和羲、夷、阳等地农佃之事。

于省吾同志根据“六”和“八”设有“冢司土”、“司蓺”、“司牧”、“司佃事”等官职，以掌管土地和有关生产事务，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而且以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典籍所称，以为我国屯田制开始于汉代昭、宣之世的一贯说法，而现在应该把它提早到西周时代了”[123]。我们认为，于同志对“六”和“八”没有掌管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官，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这对西周史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就此断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是可以商讨的。西周“六”和“八”设有“冢司土”等掌管土地和生产的官，只是因为“六”和“八”是军事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尚书·牧誓》载：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鸣盛认为此处周武王所列举的，全是各级军事长官，司徒、司马、司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124]，这与《壶》所说成周八设有冢司土之官，正相符合。此处以“师氏”为师旅的长官，亦与西周金文符合。此处以“师氏”以下的军官为“千夫长”、“百夫长”，可能相当于金文所说的“邑人”。因为当时乡邑组织和军队编制相结合，乡邑组织的长官“邑人”，列入军队编制即为“千夫长”、“百夫长”了。当时乡邑组织是由十进制的氏族组织转变而成，所以其军队编制也都采用十进制。

四　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从西周初期起，直到春秋时代，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都存在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结构。

这种乡遂制度，有些清代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兵农分治的制度。江永《群经补义》的《春秋》部分有一段说：

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管仲参国伍鄙之法，……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故桓公问伍鄙之法，管仲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岂非兵农已分乎？十五乡三万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于伍鄙，则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似后世之军田、屯田，此外更无养兵之费也（按：江永此说是根据《文献通考》所引林氏之说，而加以阐释的）。

这里，江永认为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兵农分治的制度，而“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犹如后世的军事屯田制。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更进一步把《周礼》的乡遂制度和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结合起来考察，他说：

天子六军，取之六乡。……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他国军制大约相似。虽云寓兵于农，其实兵自兵而农自农；虽云无养兵之费，而六乡之田即是养六军之田，犹后世之屯田也。六乡之民，六军取于斯，兴贤能亦取于斯，齐之士乡亦如此，则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

江永确认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是乡遂制度，目光很是锐利。他一方面认为“乡”“军”合一的制度犹如后世的屯田制，一方面又认为与屯田制大不相同。

朱大韶有“司马法非周制说”（《实事求是斋经义》卷二），曾竭力称赞江永之说“发前人所未发”，认为《周礼》的乡遂制度即是兵农分治，他说：“六军之众出于六乡，……其六遂及都鄙尽为农，故乡中但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兵自为兵，农自为农。”其实，这样把乡遂制度归结为兵农分治，只是从表面现象在分析，并未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这种“乡”和“遂”对立的制度（也即“国”和“鄙”或“野”对立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当时社会结构中阶级对立的制度。国都附近“乡”中居民是当时国家的自由公民性质，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因而他们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的义务。郊外鄙野之中“遂”的居民，是当时被奴役的阶级。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资格成为正式战士。

西周春秋间被称为“国人”的“乡”中居民，是具有完全公民权的统治阶层。他们的社会组织，长期保留有“村社”的因素，“村社”的一切成员都被视为有平等的权利，其主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土地。他们还保留有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每个成员可以有一块质量和数量大体相等的份地。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统治被奴役的广大群众，很注意这群公民的团结一致，防止他们中间发生显著的财产分化，特别是占有耕地不平均。所以《周礼》记载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要按每家人口多少授以上中下三等之地。这和古代斯巴达公民的“平等人公社”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斯巴达“平等人公社”的成员用抽签法分得一定“份地”的同时，还要分得耕种这块“份地”的人；而当时的“国人”所分得的只有“份地”。

这种“国人”有时被称为“士”，即是甲士、战士。管仲实行“参国伍鄙”之法，就把这种“国人”所居之乡称为“士乡”（《国语·齐语》），又称为“士农之乡”（《管子·小匡》）。因为这种“士”还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礼记·曲礼》说：“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吕思勉先生解释说：“士则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也”（《先秦史》，第293页）。这是对的。《礼记·少仪》说：“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可知“士”这个阶层从幼就要学习农业生产。因为士大多参与农业生产，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必须于农隙举行。《左传·隐公五年》载：“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西周春秋间称为“国人”这种自由公民，虽然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有参加“民众大会”表决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是，遇到国家有危难、国君要改立等大事，国君或执政者常召集“国人”来征询意见，有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还有“大蒐礼”，带有“国人”大会的性质，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同时，常把建置或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国家大事，在大会上公布，这都是对“国人”政治权利的尊重。参见拙作《大蒐礼新探》。同时，他们还享有被选担任低级官职的权利。

当时“国人”所以要建立经常的军事组织，这是由于加强对奴役居民的统治上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对外战争上的需要。因为在这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中，只有这种自由公民是当时政权的有力支柱。他们的军事组织，所以要和乡里组织密切结合，一方面，是沿袭氏族制末期的老习惯，一方面是为了便于训练指挥和加强团结[125]。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加强其战斗力，很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许多“礼”的举行就是为了加强团结和加强战斗力的。在“乡”中所以特别要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目的也是如此。

居于“遂”或“野”、“鄙”的被奴役居民，也长期保留有“村社”的组织形式，有平均分配耕地的习惯，前面所引《周礼·遂人》“以颁田里”的制度，平均分配上中下三等之地，充分表明了这点；管仲的“伍鄙”之法，主张“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也足以说明这点。所谓井田制度，就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当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实际上已成为许多村社的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他们利用原来的村社组织加以劳动编组，把村社转化成为被奴役的小集体，使再生产在极悲惨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村社农民不仅要在“籍田”或耡田上提供集体的无偿劳动，所耕的“份地”也还有赋税的负担，还要提供极其繁重的劳役，提供家畜和在野的一切物产。

[99]段玉裁《四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收入《经韵楼集》）说：“郊之为言交也，谓乡与遂相交接之处也，故《说文》曰：‘距国百里为郊’，此郊之本义也，谓必至百里而后为郊也。而《尔雅》曰：‘邑外谓之郊’，《说文》门下本之，亦曰：‘邑外谓之郊。’邑者，国也，是则自国中而外，至于百里，统谓之郊矣，此引申之义也。何以引申也？国外郊内六乡之地，故《周礼》立文，多言‘国中及四郊’，以包六乡。其有单言六乡者，其事不涉国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乡，……《粊誓》三郊三遂，即三乡三遂。”

[100]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上说：“隐公五年传云：‘郑人伐宋，入其郛，公闻……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按公闻其入郛而使者对以未及国，公以其绐己而怒，则当时谓郛内为国也。”又说：“《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昭注云：‘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请野九一而助，国中十一使自赋。’《周礼·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准此，则近郊远郊为国中也。”又说：“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

[101]宋本《经典释文》作“氓”，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三“给授田第十六”引作“氓”，《说文·耒部》“耡”字下引《周礼》：“以兴耡利萌。”郑注亦作“萌”。清代学者都认为古本应作“萌”。

[102]《说文·田部》把“甿”训为“田民”，《战国策·秦策》高注：“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赵注：“氓，野人之称。”《管子·山国轨》篇尹注也说：“萌，田民也。”“甿”或“氓”、“萌”的身份和地位远较“国中”的“乡人”为低。《周礼·旅师》载：“凡新甿之治皆听之”，这对新迁来的农业生产者叫“新甿”，因为其身份地位亦低。《吕氏春秋·高义》篇载墨子说：“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宾萌”即是“新甿”。至于“民”是通称，“六乡”居民可称“民”，“六遂”的“甿”亦可通称为“民”。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八《释民》认为“甿”“氓”“萌”与“民”相同，说：“萌与民义同，而郑谓异外内，则未必然。遂人、遂大夫、旅师虽言萌，而上下文又皆言民，是知萌即民，民即萌，无他义也。”这是不正确的。

[103]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案国即国中，谓城郭中；郊，六乡外之余地。经言国人，以晐国外之六乡；言郊人，以晐郊外之六遂公邑。秋官，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亦其比例也。”

[104]“六乡”的乡党组织中，族、党等名称显然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所谓“五闾为族，使之相葬”，更是同族合葬的传统习惯。《国礼·大司徒》所载“以本俗六安万民”中，其二曰：“族坟墓”，也是指同族合葬。“六遂”的邻里组织，邻、里、酂、鄙、县、遂等名称，都是表现邻居关系和地域关系的称谓。

[105]参看拙作《籍礼新探》第三节。今收入本集。

[106]《周礼·遂人》载治野之法，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周礼·小司徒》又载“井牧其田野”之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据此，认为《遂人》所载是乡遂之制，用沟洫法；《小司徒》所载是采地都鄙之制，用井田法。后人对此，聚讼纷纭，大体不外三说：（一）从郑玄之说，认为乡遂用沟洫制，即用贡法，都鄙用井田制，即用助法。（二）反对郑玄之说，认为全用井田之制，并据《周礼·遂人》“以兴耡利甿”，以为遂亦用助，与都鄙相同，而与乡用贡法不同。（三）以为《小司徒》所说“九夫为井”，其中无公田，《周礼·司稼》又说“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都鄙所用的应为彻法。这些说法中，从第二说为是。古时所谓井田之制，并非限于八家同井、其中有公田的制度，这原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除了集体耕作的公田之外，每家都分到大体相同的“份地”，“份地”分布的方法可以有种种方式。关于“遂”用助法，宋人叶时《礼经会元》卷二“井田”说：“案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中言乡，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乡用贡法，遂用助法矣。盖六乡于王畿为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赋其粟而藏之仓人。六遂于王畿为远，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则聚于旅师。……故遂人曰：以兴耡利甿，谓兴起众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岁时合耦于耡，谓合众力耦耕公田也；旅师曰：掌野之耡粟，谓公田所收之粟也。……助之一字，惟见于六遂之官，是六遂为助法明矣。”

[107]《周礼》中没有“六遂”的军制，郑玄注：“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这是毫无根据的。

[108]俞正燮《乡兴贤能论》（《癸巳类稿》卷三）说：“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其用之止此。……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周则王族辅王，公族治国，余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与诸侯，所谓兴之为伍长乡吏者，于其中兴之，而无美仕大权，此则周之制也。”

[109]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已说：“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崔述《三代经界通考》说：“《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崔氏以“参其国而伍其鄙”为乡遂制度，是对的；把乡遂混而为一，认三军出于乡遂，是错的。

[110]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保谓小城也。……谓纳国外及县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月令》‘由鄙入保’，《晋语》‘抑为保障乎’，郑韦注并曰：小城曰保。”

[111]杜注：“正夫，隧夫。”是错误的。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正》卷七认为“正夫”是“乡遂之正卒”。按此当指乡之正卒。

[112]江永《群经补义》说：“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虽专，亦惟食其采邑，岂能使通国之农民皆属之已哉。鲁君无民，非无民也，无为民之兵耳。以此观之，兵农岂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

[113]孔颖达正义：“《周礼》乡在郊内，……郊人当谓郊内乡之人也。”今案：郊人当为官名，是乡的长官。以宋国“命四乡正敬享”例之，郊人即相当于乡正。

[114]据《周礼》记载，车由车仆掌管和供给，兵器由司兵、司弓矢、司戈盾等掌管和供给。出兵时有“授兵甲之仪”。

[115]这点，江永、孙诒让等已见到。详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116]这点，惠士奇、孙诒让等已见到。详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117]《逸周书·芮良夫》篇虽然出于战国时人的拟作，也该有根据的。它记述芮良夫劝谏周厉王和执政者说：“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又说：“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

[118]一说“殷八”即“成周八”，因“八”是用殷的投降军队编成，故称“殷八”，又因屯驻于成周，故称“成周八”。但尚无确据。

[119]参见拙作《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第四节，今收入本集。

[120]古代有所谓“甸服”，即是从“甸”引申出来的。《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甸服者祭”。《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又说：“昔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内曰甸”（注：“服治田出谷税”），又说：“千里之内以为御”（注：“御谓衣食”）。“甸”的得名，由于“治田”。《尚书·禹贡》说：“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因为“甸”是“治田”之区，“赋纳”都要粮食。这样把王畿之内整个地区（除了国都和近郊）称“甸”，“甸服”是指畿内封国，《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子产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

[121]参看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收入《文史论集》。

[122]司土原为掌管土地之官。有的专门掌管籍田，《簋》称：“王曰：，令（命）女（汝）作（司）土，官耤田”。也有掌管林、虞、牧等官的，如《免簠》称：“令（命）免作土，奠还（林）、吴（虞）、牧”。因为当时贵族政权已圈占山林川泽之区，设置林、虞、牧等官，掠取山川之利。如《同簋》载：“王命同：差（左）右吴（虞虢之虞）大父，易（场）、林、吴（虞）、牧，自淲东至于（河），厥逆（朔）至于玄水。”既然林、虞、牧等官要圈占大块土地，所以他们也归司土隶属。“司土”在西周后期金文中又作“司徒”，见《扬簋》和《无惠鼎》。因为司土又兼征发徒役之职。《诗·大雅·绵》记述公亶父迁到岐周营建的情况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郑笺：“司空掌营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

[123]见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六”和“八”及其屯田制》，刊于《考古》1964年第3期。

[124]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此时出师征伐，六卿且不必尽从，又何用三公遍摄六卿以行，则知此经三卿，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所以举之。”

[125]《国语·齐语》说：“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制度。它由原始的父系家长制血缘组织，经过变质和扩大而成。这是为了适应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需要，用来作为巩固贵族组织，统一统治阶级力量，加强奴役人民的一种手段。

宗法制度不仅是当时贵族的组织制度，而且和政权机构密切结合着的。它不仅制定了贵族的组织关系，还由此确立了政治的组织关系，确定了各级族长的统治权力和相互关系。

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继承，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为大宗，世袭官职，并掌有统治封邑的权力。卿大夫也还分出有“侧室”或“贰宗”。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

这种以各级族长为领导核心的宗法制度，是由父系家长制的氏族组织变质和扩大而成，很是明显。因为它把父系家长制氏族许多特征的躯壳都沿袭了下来，只要加以比较，便很清楚。

恩格斯分析古代希腊氏族的特征，有下列十点：（一）公共的宗教节日及举行神圣仪式来纪念一定的神的祭祀独占权。这神假定为氏族的祖先并取独特的别名以表明其地位。（二）公共墓地。（三）相互继承权。（四）当受侵害时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五）在某种场合下（特别是有关孤女或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结婚之相互权利与义务。（六）至少在若干场合下，共同财产之掌有，及自设氏族长和管账。（七）父权的血统。（八）除与女继承人结婚以外，禁止族内结婚。（九）氏族收容养子的权利。（十）选举并罢免首长的权利。再据恩格斯分析古代罗马氏族的特征来看，大体也相同，只是多了一点，就是氏族成员有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些不仅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氏族的特征，而且是父系氏族普遍存在的特征。

现在我们以这些父系氏族的特征，和宗法制度作比较研究。企图从这些特征的质变和发展过程中，阐明宗法制度的性质和特点，说明当时贵族组织的基本情况。

一　宗庙制度

祖先崇拜，产生于发展较高的氏族制阶段，相信祖先是他们的庇护者。这种宗教迷信，曾长期流行于阶级社会中，并有所发展。西周、春秋时贵族的大小宗族，都建有宗庙祭祀祖先，并作为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

周族建造宗庙，和他们建造宫室的历史一样悠久。《诗·大雅·绵》记述太王（古公亶父）迁居到岐山时开始营建的情况说：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太王在迁居到岐山后，改变住窑洞的习惯，开始建筑“室家”，同时就“作庙翼翼”。周族的习惯，庙和寝造在一起，庙造在寝的前面，这到春秋时还是如此，例如“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左传·昭公十八年》），庙都是南向的，寝既在其北，也就是寝在庙后了。古人所以要把庙和活人住的寝造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庙是历代宗主的住宅，寝是现任宗主的住宅，两者必须密切联系的。他们把死人看得和活人一样，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庙就是按照活人住的寝的式样造的，区别不大。《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庙只是比寝多出了东西厢。因为宗庙造得和寝一样，同样可以用来住宿，甚至留宿贵宾。往往在宗庙举行重要典礼之前，地位高的主人或贵宾就留宿在宗庙里[126]。

“宗法”的“宗”，从“宀”从“示”，本义即为宗庙，“宀”是宫室的形象，“示”是其中所住神主的象征，所以《说文》说：“宗，尊，宗庙也。”《沈子簋》载：“作于周公宗”，周公宗即是周公庙。因为古人认为庙是祖先住的宫室，常常把庙称为宫，例如鲁国的“桓宫”即桓公庙，“炀宫”即炀公庙，这类称呼很是普遍。庙也称为室，如鲁的伯禽庙称为“太室”或“世室”（《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和《穀梁传·文公十三年》）。庙又称为寝，如《周礼·夏官·隶仆》所谈到的五寝、小寝、大寝，都是指庙。又因为庙堂是举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场所，如同朝廷一样，亦称为朝，庙就是由此得名的。如《鼎》说：“王各（格）于大朝”，大朝即是太庙。

古代贵族以为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饮食，所谓“鬼犹求食”（《左传·宣公四年》），祭祀就是供给鬼神饮食。他们又以为鬼神和活人一样离不开宗族的关系，所谓“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因此奉祀祖先就成为子孙应尽之责，举行“祭礼”就成为团结本族成员的重要手段。在宗法制度下，宗子都继承其祖先的地位、权力和职司，需要向祖先报恩，也需要向祖先学习，所谓“不敢弗帅井（型）皇祖考”（见《番生簋》等），还常需要向祖先请示和报告，有所谓“告庙”，更希望得到祖先的帮助和保佑。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祖先必须要子孙祭祀，子孙要祖先降福，活人离不了死人，死人亦离不了活人。宗子不仅是一族之长，又是宗庙之主，所以称为“宗庙主”或“宗主”。如果宗子因放出奔，就叫“失守宗庙”（《左传·宣公十年》）；如果宗族灭亡，宗庙也就绝祀，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孝，所谓“灭宗废祀，非孝也”（《左传·定公四年》）。

宗庙内安置有代表祖先的木主，叫做主。木主都保藏在石函中，叫“宗祏”（《左传·庄公十四年》）、“主祏”（《左传·昭公十八年》）或“祏”（《左传·哀公十六年》）[127]。

宗庙内，分建多少个“庙”，要看宗主的等级地位而定。《礼记·王制》说：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此处说“天子七庙”，也还有说“天子五庙”的。《礼记·丧服小记》说：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注：“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

究竟天子七庙还是五庙，七庙的内容怎样，历来经学家有很多的争论。看来五庙之说比较正确，七庙乃是后来扩大的说法[128]。

值得注意的，当时宗庙中，除太祖外，祖先是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的。就是从太祖之后，父叫昭，子叫穆，孙又叫昭，叫昭的排在左列，叫穆的排在右列，祖和孙同在一列，而父与子分开在两列。这不仅宗庙中如此排列，“公墓”上也照这样的行列埋葬。不仅死人如此，所有贵族成员群众性的活动，也按照这样的行列作次序的。《礼记·祭统》说：“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又说：“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这是说，宗族成员参加宗庙中的典礼的时候，或者赐爵的时候，都要按左昭右穆来排列次序。《礼记·大传》还说：“合族以食，序以昭缪（穆）。”这又说，宗族成员聚餐或举行酒会时，也要按照左昭右穆为次序。看来这是周族很早就有一种生活习惯[129]，李亚农同志认为这是周族的亚血族群婚制的遗迹，该是可信的。因为当时周族流行这种生活习惯，就在宗庙中采取同样的排列方式了。

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之处，重要典礼都要在这里举行，重大决定也要在这里宣布。

成年男子的“冠礼”必须在宗庙举行，据说是为了“尊先祖”（《礼记·冠义》）。“士昏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都要在女方宗庙中举行，据说因为“将以先祖之遗体许人，故受其礼于祢庙也”（《仪礼·士昏礼》郑注）。“士昏礼”的亲迎，婿又必须到女方宗庙中拜见女父，由女父亲自把女儿授给婿。卿大夫的婚礼也相同，亲迎之前要“告庙”，亲迎时，婿也必须到女方宗庙中。例如楚的公子围（即楚灵王）聘问郑国，娶妻于公孙段氏，事先“告于庄共之庙而来”，亲迎时，从丰氏之祧（即公孙段的宗庙）“入逆而出”（《左传·昭公元年》）。如果先迎娶而后再“告庙”，叫做“先配而后祖”，要被认为“非礼”的（《左传·隐公八年》）。

政治上的大典，也必须在宗庙行之。《尚书·顾命》就是记载太子钊（康王）在先王庙中接受成王遗命而即位的事。据《左传》记载，晋文公、晋成公、晋悼公即位，都曾“朝于武宫”，“武宫”就是建立在晋都绛的始祖武公之庙。不仅国君即位要朝于庙，卿大夫就任新的官职也要“告庙”，例如周公之子明保接受王命“尹三事四方”，就“令夨告于周公宫”（《令彝》），周公宫即是周公庙。诸侯朝见天子的“觐礼”，卿大夫会见邻国国君的“聘礼”，都必须在祖庙举行，详见凌廷堪《礼经释例·宾客之例》。天子对臣下任命官职或赏赐的“策命”礼，多数都在天子的祖庙举行，少数在臣下的宗庙举行，西周金文中这类记载很多。到春秋时也还如此。《礼记·祭统》说：“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太庙，示不敢专也。”

祖庙还成为国中结盟的地方。当单穆公拥立王子猛（悼王）的时候，曾“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注：‘平宫，平王庙’）”（《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当崔杼杀死齐庄公，联合庆封拥立景公的时候，“盟国人于大宫（齐太公庙）曰：所不与崔庆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类例子很多。

宗主有大事，需要到宗庙请示和报告。如果要出行，有一系列的礼节要在宗庙举行。所谓“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桓公二年》）。不论为了朝聘、会盟、出征或出奔，出行前，都要向祖先报告[130]；回来后，要举行酒会向祖先报到，叫做“饮至”，酒会完毕，就要把功劳写在简策上，叫做“策勋”。鲁桓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左传》），就是在宗庙举行“饮至”礼。鲁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左传》），就是举行了“策勋”礼。如果有重大事故和灾难，也要向祖先报告，例如郑国火灾，执政子产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左传·昭公十八年》）。如果国家有危急，还有哭庙之举。《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围郑十七天，郑国占卜的结果，“临于大宫”得到“吉”兆（注：“临，哭也。大宫，郑祖庙”），于是“国人大临”。

当时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是军事，所有军事行动，照礼都要向祖先请示和报告。出师前，要先请示和“受命”，所谓“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赈于社”（《左传·闵公二年》）。作战策略决定后，要在太庙发布命令，例如晋国伐宋，“乃发令于大庙，召军吏而戒乐正”（《国语·晋语五》）。所以古时把作战的策略，称为“庙算”（《孙子·计篇》）。出师时，要举行把兵器授予战士的“授兵”礼，也在太庙行之，例如郑国伐许，“授兵于大宫”（《左传·隐公十一年》）。行军时，要载庙主和社主从军而行，例如武王伐纣，“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史记·周本纪》）。战胜之后，有的还替从军的庙主建造临时的宗庙来告捷，如邲之战，楚得胜，楚文王就在前线“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凯旋后，献俘礼也常在宗庙举行。如《小盂鼎》就是盂在周庙向王献俘的长篇记载，《虢季子白盘》也载有在周庙“献馘于王”的事，《敔簋》又载有在周太庙“告禽（擒）”的事[131]。

宗庙在宗族中具有礼堂的性质。为什么族中的重要礼节和政治上的重大典礼都要在宗庙举行？所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都到宗庙请示和报告呢？因为宗主不仅是宗族之长，而且是政治上的君主和军事上的统帅。这样在宗庙举行典礼和请示报告，无非表示听命于祖先，尊敬祖先，并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借此巩固宗族的团结，巩固君臣的关系，统一贵族的行动，从而加强贵族的战斗力量和统治力量。

二　族墓制度

西周、春秋时贵族都有公共墓地，这也是氏族制阶段沿袭下来的习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宗族在另一世界的住宅，死人应该和活人一样聚族而居。

据《周礼·春官》记载，族葬的墓有两种：一种叫“公墓”，归冢人掌管，葬的是贵族，“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一种叫“邦墓”，归墓大夫掌管，“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国民”即是国家公民，亦即“国人”，也是古代的一个统治阶层。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西周、春秋间贵族确实有族墓制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掘的虢国墓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墓地规模宏大，墓葬密集，有数百座（共掘了二百三十四座），当是虢国贵族族葬之地，即是虢国的“公墓”。棺椁有重椁单棺、一椁一棺、无椁一棺、无椁无棺四等，棺椁的多少有无与墓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少大致相适应，该与各等贵族的身份地位有关。随葬品的放置有一定的规律，大概与当时他们的葬礼的规定有关。详见《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报告。

春秋时晋国的“公墓”在九原。《国语·晋语八》载：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韦注：“晋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注：‘作，起也’），吾谁与归？”接着就评论到阳处父、舅犯、随武子等卿大夫的为人（《礼记·檀弓下》同）。春秋时曹国也有族葬的墓地。当晋文公率军包围曹的国都的时候，进攻城门的士卒多战死，曹人把这些尸体陈列在城上，使晋文公很难堪。晋文公听了舆人之谋，把晋军迁到曹人墓上去宿营，准备发掘，结果“曹人凶惧”（注：“凶凶，恐惧声”），晋军“因其凶而攻之”，攻破了曹的国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个曹人的“墓”当是“邦墓”[132]，所以晋军正拟发掘，曹人便凶惧起来。

春秋时代有些国家没有国君和卿大夫都葬在一起的“公墓”，但是，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都各自有其族墓。《左传·定公元年》载：鲁昭公去世，因季孙氏怨恨昭公，“季孙使役如阚公氏（注：“阚，鲁群公墓所在也”），欲沟焉”（注：“欲沟绝其兆域，不使与先君同”），经荣驾鹅劝止，“葬昭公于墓道南”。所谓“阚公氏”，当是在“阚”这个地方的鲁“公”整个“氏”的墓地。《左传·昭公二年》记载：这年齐豹作乱失败，齐氏被灭，后来卫灵公“赐析朱鉏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注：“皆未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而言之”）。这个“齐氏之墓”，当是卫国齐氏整个氏的墓地，这时因齐氏灭亡，墓地被改赏给别族。

按礼，所有族人都应葬在族墓，只有凶死的人不得入葬，这被看作一种严重的处罚。《周礼·春官·冢人》说：“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这是从氏族制阶段长期流行下来的习惯[133]。春秋时有不少被杀死的国君，都不得葬入“公墓”的兆域，另葬到他处，文献上都特别加以记载。例如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侧”于北郭（沈钦韩谓“侧”是“有棺无椁”），葬于士孙之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安（晏）孺子被杀，葬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六》）。楚王麇（或作卷、员）被杀，葬于郏，称为郏敖（《左传·昭公元年》）。楚王比被杀，葬于訾，称为訾敖（《左传·昭公十三年》）。“敖”是比王低一等的称呼。《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立誓说：“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所说“无入于兆”，就是不能葬入族墓的兆域。

这种族墓是宗族的第二个圣地。宗主除了有事要向宗庙请示和报告以外，有紧急事故，常要到墓地向祖先报告。例如郑军攻破了陈国，“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陈大夫贾获“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接着陈侯抱着社主出来投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时陈侯和陈大夫等“奔墓”，是去向祖先报告快要亡国的情况。又如吴国借口纳聘，攻入蔡国，蔡侯“哭而迁墓”（注：“将迁，与先君辞，故哭”），接着蔡被迁往州来（《左传·哀公二年》）。这是蔡侯在被迫迁国之前，去向祖先哭而辞行。又如鲁昭公伐季孙氏失败，“与臧孙如墓谋（注：“辞先君，且谋所奔”），遂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这是鲁昭公在出奔之前，去向祖先辞行，并谋奔向何处。所以《礼记·檀弓下》记述颜渊说：“吾闻之，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注：“展，省视之”）。

这种族墓制度，是和宗庙制度相辅而行的，目的也在借此巩固贵族的团结，以增强其统治力量。

三　姓氏、名字制度

在氏族制阶段，每个氏族都有特定的名字或一连串的名字，作为氏族的标识。他们往往通过对成员的命名，来授予氏族的权利和义务。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即是从氏族的命名办法转变而来，以“氏”作为贵族的宗族的标识，用命“字”的方式来表示贵族特权的授予。

原来姓和氏有区别。姓是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姓”字原是由“生”字变化出来的，“百姓”在西周金文中就作“百生”。《说文》说：“姓，人之所生也，因生以为姓。”氏是姓的分支。天子、诸侯分封给臣下土地，就必须新立一个“宗”，即所谓“致邑立宗”（《左传·哀公四年》），新立的“宗”需要有一个名称，就是氏。《左传·隐公八年》载：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氏”旧误作“谥”，今从顾炎武据《驳五经异义》校正），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这是说，天子、诸侯分封土地给臣下，就要“命之氏”。诸侯对卿大夫命“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以字为氏”，就是以祖父的“字”作为“氏”；二是以官为氏，就是以祖先的官名作为“氏”；三是以邑为氏，就是以分封的邑名为氏。这样由上级贵族命“氏”的办法，只见这年鲁隐公命无骇为展氏一例，可能使用得很不普遍。但是，这样“以字”、“以官”、“以邑”为氏，确是当时贵族命氏的主要方法。以字为氏，大多用于公族。大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即以其祖的“字”为“氏”。但也有以祖的名为氏的，更有以父的名或字为氏的。以官和以邑为氏，多数用于异姓卿大夫。但是同姓卿大夫也有采用的。此外，还有以国名、爵名、行辈等为氏的。

氏是西周、春秋时贵族所特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氏”代表着宗族，能够“保姓受氏”，世代相承不断，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不绝祀，成为“禄之大者”。如果宗族灭亡，“氏”也跟着灭绝。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说：

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按此见《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载盟书——引者），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

郑樵以当时少数民族情况来作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还可以少数民族作比较。例如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贵族黑彝还保存有严格的家支制度。每个黑彝男子的全名，都有“家”、“支”、“父名”、“本名”四个组织部分，例如阿侯·布吉·吉哈·鲁木子，意思即是阿侯“家”的布吉“支”的足洛吉哈的儿子鲁木子。通过这样一连串的名字，便可确定他在贵族血缘的连索中处于那个环节，藉以表示他属于何等“高贵”的血缘系统和等级地位。每个黑彝男子几乎自幼都受背诵谱系的训练，因此他们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就能知道他的身份和地位。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氏”，性质上是和黑彝的“支”相同的。贵族们所以要把祖父的字、官名、邑名等为“氏”，无非为了明确表示其身份和地位。当时贵族所以重视称为“世”或“世系”的族谱，原因也和黑彝重视谱系相同。

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即幼年取的“名”和成年取的“字”。幼年的“名”由父题取，成年的“字”是在举行“冠礼”或“笄礼”时由来宾题取的。“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字”，由“字”而推想到“名”。在成年男子举行“冠礼”时，题取“字”，无非表示授予贵族应得的特权和应尽的义务。成年妇女因为要服从夫权，并作为夫家的成员，故其“字”应在许嫁而举行“笄礼”时题取。这种习惯，曾在后世地主阶级中长期流传。

当时贵族男子的“字”，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的“字”，末一字是“父”字。如果连同官名或氏来称呼，就有四个字，例如“兮（氏）甲（名）”或称为“兮（氏）伯吉父（字）”，也称为“尹（官名）吉甫”（“甫”是“父”的假借字）。女子取“字”的方式和男子相类，只是末一字作“母”或“女”，伯、仲、叔、季之下要标出“姓”。如果连同氏来称呼，可以多到五个字，如“虢孟姬良母”。这样的称呼，包涵有姓氏、长幼行辈、本人的“字”、男女性别等组成部分，无非为了明确表示其身份和地位。其所以要标明长幼行辈，因为当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很重视长幼行辈的区别。其所以要标明男女性别，因为当时男尊女卑，地位不同。男子所以都用“氏”来称呼，因为男子是贵族的主要成员，而“氏”是贵族的标识。女子所以要标明“姓”，因为当时同姓不婚，对女子的姓看得特别重要。

这样“字”连同“氏”或“姓”，多到四、五个字，很麻烦，因此有多种简称办法。春秋时代贵族，习惯上多用简称，又因“父”和“母”已多作父亲、母亲解释，多数省去了末尾的“父”或“母”这个字。男子又多用“子某”的命“字”方式，“子”也是男子的美称。而女子都只以姓和伯仲相配，作为“字”的简称，如称孟姬、孟姜等。

当时贵族男子成年时，举行“冠礼”而命“字”，无非表示授以统治人民的特权，参与祭祀和典礼的权利等，同时也授以服兵役的义务，传宗接代的责任等。目的就在于团结贵族成员，维护贵族利益，加强统治力量。详见拙作《冠礼新探》。

四　族外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

氏族制阶段禁止族内通婚，周代贵族还是保留有这种族外婚的传统。《礼记·大传》说：“系之以姓而弗别，……虽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这确是一种“周道”，为周代贵族所特别注意的。

春秋时有些贵族对这种族外婚制有所解释。有的认为是为了防止“不殖”和“生疾”，例如叔詹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产说：“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左传·昭公元年》）。这是自古相传的一种说法。有的认为是为了防止族内发生淫乱，例如司空季子说：“同姓……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育）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国语·晋语四》）。这又认为，允许同姓男女相及，会造成本族内乱甚至灭亡。这该是当时贵族所以要保留族外婚制的原因之一。有的认为异姓相婚可以结好外姓，例如《礼记·坊记》说：“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也就是所谓“合二姓之好”（《穀梁传·桓公三年》引孔子语）。这确是当时贵族结外援的一种手段。

当时贵族一方面实行同姓不婚之制，所谓“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语）；另一方面为了保持贵族的等级地位，实行着贵族的等级内婚制。诸侯、卿大夫都要在相同的等级之内，迎娶异姓之女。因为天子找不到相同的等级，只能求婚于诸侯，王姬也多下嫁于诸侯。国君的正妻叫“夫人”，或称“元妃”，大致是从异姓之国娶来。因为当时贵族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嫁女有一种叫“媵”（陪嫁）的制度，“媵”大致是正妻的姊妹和侄女等；有时是正妻的同姓的友好国家送来的陪嫁。他们遵守同姓不婚的制度，只要不同姓，世代层是可以轻忽的，所以侄女可以从姑母同嫁一夫。卿大夫的正妻叫“内子”，多数迎娶于异姓卿大夫和别国的卿大夫，有时也上娶于国君。卿大夫也实行多妻制，正妻之下还有次一等的妻，更有妾。

五　嫡长子继承制

在宗法制度下，继承宗嗣的，必须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立適（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是说，立嫡夫人之子应选取其长者，如果嫡夫人无子而要立其他的子，应选取其贵者。“贵”是贵族选取继承人的主要标准。

这种嫡长子继承制，有些国家在初期没有严格执行。例如鲁国在庄公以前，常有弟接兄位的。《史记·鲁世家》载叔牙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集解》引何休说：“父死子继，兄死弟及”）。秦国在初年，有些国君也是“兄死弟及”的。他们到春秋中期以后才遵守嫡长子继承制。

一般说来，这种制度曾为贵族所重视和遵守。例如晋襄公去世时，太子（即晋灵公）年少，赵盾因为晋国多难，要立年长的国君，理由是“置善则固，事长则顺”，决定把公子雍从秦迎接回来，但因襄公夫人抱着太子啼哭于朝，卿大夫“皆患穆嬴（即襄公夫人），且畏逼（注：“畏国人以大义来逼己”）”，仍然立了晋灵公（《左传·文公六年》、《左传·文公七年》）。又如楚平王去世时，令尹子常要立子西，理由是“立长则顺，建善则治”，但是子西认为“乱嗣不祥”，仍然立了楚昭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这种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很明显，是为了把“宗子”继承的制度固定下来，防止发生争夺和内乱从而巩固宗族组织及其统治力量。如果没有嫡长子，他们还定出了一种补充办法。例如说：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语）。

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穆叔语）。

这两段话，内容大体相同，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补充的继承办法。

当时由于贵族间争权夺利，改立太子、宗子和争立国君、卿大夫的事不断发生，贵族内部不断因此发生内乱。春秋时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很多，在内乱中“杀嫡立庶”的事也屡见不鲜。例如楚国常因内乱，君位改由少子继承。所谓“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载子上语），“芈姓有乱，必季实立”（《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叔向语）。鲁国东门遂杀死公子恶而拥立宣公，更是件著名的“杀嫡立庶”的事，当时人就一再提到（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左传·宣公十八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六　族长主管制

西周、春秋间贵族中的大小宗族，都设有宗子或宗主作为族长，掌有主管全族的一切权力。当是由父系氏族的氏族长的制度变质和发展而成。

宗子主管有本族的共同财产，主要是土地和人民。《礼记·礼运》说：

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当时实行着土地分封制，随着土地的层层分封，大小宗族的分立，土地和人民是按着贵族的等级而层层占有的，这就叫做“制度”。天子为“天下”的大宗，是“天下”的共主，就成为“天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诸侯为本国的大宗，是一国之君，就成为国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载申无宇语）？卿大夫是采邑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按礼，他们占有采邑多少是有制度的，如公孙免余说：“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他们有俸禄田多少也是有规定的，如叔向说：“大国之卿，一旅之田（注：“五百人为旅，为田五百顷”），上大夫一卒之田（注：“百人为卒，为田百顷”）”（《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也就是“百人之饩”（《左传·昭公元年》，注：“百人，一卒也，其禄足百人”）。但是实际上，卿大夫都竭力侵占田邑，并没有什么制度。

当时各国卿大夫的宗族组织，就是统治机构，掌管全族财产和各种政务、事务，叫做“宗”、“家”或“室”。其中规模大的，“宗”之下分为“家”或“族”，“家”或“族”之下又分为“室”。这种“室”，因为掌有全族财产，又成为一种财产单位，宗子有权可以使用和处理。如果宗族灭亡，“室”就跟着被人兼并或分取。春秋时贵族间因争夺和侵占“室”而发生内乱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个宗室就包括着宗族所有的一切财富。既包括着宗族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又包括奴隶和器用财物，更包括所有私属人员和武装力量以及军赋的收入。

《国语·晋语六》记述鄢陵之战时，范文子在栾武子面前批评晋厉公说：

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

下文又记述：

栾武子不听，遂与荆人战于鄢陵，大胜之。于是乎君……大其私昵，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

“纳其室以分妇人”，就是范文子所说“益妇人田”而夺诸大夫田，可知“室”的主要财产是“田”。《左传》在叙述某些卿大夫灭亡后，“室”都被兼并或分取，没有述及其“田”的下落，因为“田”即包括在“室”之中。田邑是每个宗族建立其“室”的财富基础。一个宗子或一个宗族的消灭或建立，关键就在于田邑的占有或丧失。例如晋国讨灭赵氏的时候，赵武（庄姬之子）跟着庄姬（晋成公之女，赵朔之妻）畜养在公宫，“以其田与祁奚”，后来由于韩厥请求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又如郑大夫丰卷（子张）被逐，出奔在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谓“田”或“田邑”，是指土地及其附着的人民。

《左传·襄公十年》载：

子西闻盗，不儆而出，……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

从此可知卿大夫的“室”，包括有“群司”（各种职司的家臣）、臣妾（奴隶）和私属军队，财物都有府库保藏。诸侯的“公室”，更包括有以“国人”为主力的军队以及军赋的收入，所以鲁国三桓“三分公室”，主要就是分取了鲁国“三军”的成员和军赋。

当时各级贵族，都有其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例如《明公簋》说：“隹（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班簋》说：“以乃族从父征。”春秋时，楚王有其私属的左右两“广”，每“广”兵车十五乘（《左传·宣公十五年》）；楚太子的东宫另有“宫甲”；楚的卿大夫也各自有其族兵或私卒，如若敖氏之族有“若敖氏之六卒”（《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大夫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孟也各有其“私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的卿大夫也有私属部队，如晋卿郤克曾“请以其私属”伐齐（《左传·宣公十七年》）。邲之战，晋的知被俘，其父亲“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注：“反，还战”）。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种贵族军队，各国在对外作战中，往往配合在“国人”编制成的国家军队中，作为骨干。例如鄢陵之战，楚的中军以王族为骨干，左右二军以二穆之族（即子重、子辛之族）为骨干；晋的中军以公族和栾氏、范氏之族为骨干，上下两军和新军以中行氏、郤氏之族为骨干。所以当时苗贲皇替晋国计谋说：

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当时各级贵族的宗子，不仅是本族军队的主帅，而且是国家军队的统帅。春秋时晋国的卿，就是各“军”的将佐，所以他们又有“将军”之称。当对外作战时，就由国君率领卿大夫带同族兵，配合在“国人”编制的各“军”中，由国君鸣鼓指挥作战。后来因为国君的大权下落，国家军队为卿大夫所控制，指挥权也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

宗子不仅掌有财权和兵权，还掌有神权，成为宗庙的主祭者。这点在前面论述宗庙制度时，已详加说明。当卫灵公被逐在外时，曾派子鲜向掌实权的大臣宁喜请求：“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灵公就是想只留祭权，把政权交给宁喜，以这样的让步来求得回国。

宗子对本族成员，有统率、管理和处分之权。例如赵婴因和庄姬（婴侄赵朔之妻）通奸，被宗子赵同、赵括“放于齐”（《左传·成公四年》）。又如楚将释放俘虏的知时，知对楚共王说：

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指荀首——知之父），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左传·成公三年》）。

可见一个被俘的贵族成员，被释放回国，不但有被国君判罪处死的可能，还有被宗主“戮于宗”的可能。宗主有处分本族人员之权，但在手续上须经国君的批准，以表示对君权的尊重。如果国家要处分卿大夫宗族中人，在手续上也须咨询于宗主，以表示对族权的尊重。例如郑国将放逐游楚，“子产咨于大叔，大叔曰：吉（大叔名）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左传·昭公元年》）

宗子亦有庇护宗族成员之责。卿大夫在国家担任官职的目的之一，就是庇护宗族。所谓“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左传·襄公三十年》）。例如宋的公子寿因国君无道，深怕累及，辞去司城之官，但是还使其儿子如意去做，他说：“弃官则族无所庇”（《左传·文公十七年》）。如果宗子有所作为，也就“族可以庇”。例如刘康公聘问鲁国，见季文子、孟献子都很节俭，回来称赞说：“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国语·周语中》）。

当时一个宗子的得失，关系着整个宗族的兴亡。宗子得势，整个宗族得到庇护；宗子得罪，常常整个宗族被驱逐或灭亡。例如晋人因邲之战失败，赤狄又伐晋到清，于是“归罪于先縠”，杀死了先縠，还“尽灭其族”（《左传·宣公十三年》）。又如宋昭公被杀后，武氏之族利用昭公之子作乱，宋文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又因穆族支持武族，“尽逐武、穆之族”（《左传·文公十八年》、《左传·宣公三年》）。这类例子很多。春秋后期由于贵族间争权夺利，不断互相兼并，被陆续驱逐和灭亡的宗族很多。

这种族长主管制，使大小宗族长拥有本族的财权、兵权、法权和神权，对本族成员有统率、管理和处分之权，当然对于所属劳动人民，更有生杀之权。当时政治组织体系，是和宗法组织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小宗族长的专制权力，在政治组织上就表现为君主和卿大夫的专制权力。

七　家臣制度

在西周、春秋间的贵族中，各国的卿大夫是个比较重要的阶层。他们世袭着卿大夫的等级地位，世袭着封土和采邑，世代担任各种重要官职，操纵着国家的兵权和政权。他们在封土内，立有宗庙，筑有城邑，设有军队。他们有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统治机构，称为“宗”、“家”、“室”等。

宗子被称为“主”或“宗”，是一“家”之主，手下有宗亲和家臣帮助进行统治，形成一套家臣制度。

春秋时代卿大夫的“家臣”中也有等级，地位高的称“家大夫”（《礼记·檀弓下》），如公叔文子之臣有大夫僎（《论语·宪问》）。有些权力大的“家臣”，也有宗族和封土或封邑，又有臣属。

帮助宗子掌管宗族内部事务的“家臣”，主要有“室老”和“宗老”。室老也单称老，宗老也称宗人或宗。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室老负责照顾宗子的生活，掌管宾客所送的贽币[134]。宗老掌管各种礼仪，如夫人、宗子继立的礼仪、婚礼、祭礼及祈祷等[135]。此外，还有卜、祝、史之类，掌管占卜等事。

帮助卿大夫统治人民的家臣有“宰”。宰有家宰和邑宰二种，家宰掌管全家的政务，邑宰则掌管某个邑的政务，包括财政和军政[136]。“宰”之下，分设有各种职司的家臣。《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时仲弓做季孙氏的家宰，向孔子请教如何掌管政务，孔子首先主张挑选贤才来充当所属“有司”，因为“有司”直接统治着人民。宰所属“有司”，可考的有以下几个：（一）司徒掌管土地和征发徒众之官。《礼记·檀弓上》记载：“孟献子之丧，司徒敬子使旅归四方布”（此从足利本）。注：“司徒使下士归四方之赙布。”这个司徒当为孟献子的家臣。（二）司马或马正，掌管军赋和统率徒众作战。例如，当鲁昭公讨伐季孙氏时，“叔孙氏之司马騣戾言于其众，……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驱逐公徒，使得鲁昭公失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可知司马是个小军官。这个官，不仅在卿大夫的“家”中设置，邑中也有设置，叫做马正。例如《左传·定公十年》有郈马正侯犯，即是叔孙氏所属郈邑的马正。马正也是小军官，所以侯犯有叔孙氏之甲，能够“以郈叛”。（三）工师，《左传·定公十年》有郈工师驷赤，当为郈邑掌工匠和制造之官。

还有专为卿大夫生活上服务的家臣：（一）司宫，掌宫室中杂务之官。（二）饔人，掌饮食之官[137]。（三）车或差车，主车之官。（四）御驺，掌马兼掌御之官[138]。（五）工，即乐工[139]。（六）阍人、寺人、竖等内官。

更值得注意的，卿大夫家人中有圉人之官。过去注释家以为即是《周礼·夏官》的圉师、圉人，为养马之官。圉人本来确是养马官，所以《礼记·檀弓上》说，“圉人浴马。”其所属奴隶叫圉，也专门养马，《左传·昭公七年》所谓“马有圉，牛有牧”。但是实际上，这时的圉人已成为卿大夫家的奴隶总管，圉已成为下等奴隶的通称。《左传·僖公十七年》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可知圉已成为男奴的通称，如同女奴通称为妾一样。《左传·定公八年》载：“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孟氏所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当即从圉人所属奴隶中选出壮者三百人，可知当时圉人所属的奴隶数量不少。如果专门用来养马，恐怕用不到这么多的人，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抽出来“筑室”。《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陈氏鲍氏之圉氏为优”，亦当为奴隶表演笑剧以供贵族娱乐[140]。

如上所述，可知卿大夫的家臣，有帮助掌管族内事务的，有为卿大夫生活上服务的，有掌管全“家”和各个邑的政务而统治人民的，也有监督管理奴隶的。其整个家臣组织，已是奴隶主贵族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保卫本宗族的既得利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以供贵族奢侈的享受。这种家臣组织，实际上就是奴隶主国家的基层政权，完全是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所以不仅卿大夫的“家”设有司马这个武官，各个邑也都设立有马正这个武官。

当时家臣是由宗主任免的，但是君臣关系的确立，也还有一套制度。君臣关系的确立，自上而下，必须经过“策命”礼，由主上授给命书，表示授予官职、任务和权利；同时由下而上，必须经过“委质”礼，由臣下委贽而退，表示对主上的臣服、忠心和义务的承担。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国语·晋语九》）。详见拙作《贽见礼新探》。

按礼，家臣必须效忠于主上，不得有二心。如果有二心，主上可以处罚。当时有不少家臣，确实很讲究效忠于主上的道义。例如晋国在栾盈出奔之后，下令不许栾氏的家臣跟从，跟从的要处死，而栾氏的家臣辛俞还是跑了，后来捉回来审问，他说：

臣闻之，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国语·晋语八》）。

辛俞这样的说法，确是当时贵族中流行的一种传统思想。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强烈地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当子路做卫大夫孔悝的邑宰的时候，太子蒯瞆强逼孔悝驱逐卫出公，发生内乱，子路闻讯，一定要去救难，并且说：“食焉不避其难”，“利其禄必救其患”，结果战斗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

因为家臣必须效忠于“家”，就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例如季孙氏的费邑宰南蒯，谋帮助公室驱逐季孙氏失败，出奔到齐。当南蒯将反对季孙氏时，乡人有知道的，就讽刺说：“家臣而君国，有人矣哉！”（《左传·昭公十二年》）后来在齐国侍奉齐景公饮酒，景公骂他是叛夫，南蒯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皙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左传·昭公十四年》）。当鲁昭公讨伐季孙氏时，叔孙氏之司马騣戾言于其众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在这样的家臣制度下，各个宗族的统治机构，首先保护的，是其本“家”的利益及其特权，要不断加强对所属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而各个宗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又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

八　宗法制度下贵族的各种相互关系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宗法制度确是由父系家长制变质和扩大而成。氏族制末期的祖先崇拜，此时扩展为宗庙制度；氏族的公共墓地，此时变为族墓制度；氏族成员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此时发展为姓氏、名字制度；氏族的族外婚制，此时变为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氏族的相互继承权，此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氏族长掌管本族公共事务的制度，此时变为族长（宗主）主管制；氏族所设管账等人员，此时变为家臣制度，实质上成为奴隶主贵族的基层政权组织。至于氏族“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此时变为宗族内部以及大小宗族之间相互帮助、保护及支援的义务。

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宗族成员的责任，而宗族成员有支持和听命于宗子的义务。大宗有维护小宗的责任[141]，而小宗有支持和听命于大宗的义务[142]。惟其如此，大宗和宗子对宗族组织起着支柱的作用，所以《诗·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而小宗对大宗起着辅助的作用，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以相辅佐也。”

西周、春秋间贵族，很讲究同姓、同宗、同族之间的关系。举行宗教仪式时要讲究这些，例如“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左传·襄公十二年》）。政治活动也要讲究这些，例如“周之宗盟，异族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在统治人才的选用也要区别内姓和外姓，所谓“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还必须以“亲亲”、“贵贵”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做到“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左传·昭公十一年》）。如果“弃亲用羁”，是要为宗族成员所反对的。例如周的卿士单献公因“弃亲用羁”，被公族所杀（《左传·昭公七年》）。周的卿士巩简公因为“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被群公子所杀（《左传·定公元年》、《左传·二年》）。

西周、春秋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姬姓贵族为主，联合其他异姓贵族的专政。周天子分封同姓诸侯之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也分封同姓和异姓卿大夫。由于实行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异姓贵族都成为姬姓贵族的姻亲。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也称异姓卿大夫为舅。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固然有着政治上的组织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宗法和姻亲的关系，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联合。奴隶主贵族如此实行其联合的统治，无非为了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加强对人民的掠夺。

当时贵族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和统治人民的力量，依据旧有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制定了许多“礼”，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策命礼、觐礼、聘礼、即位礼、委质礼等，都是为了维护君权，加强贵族之间政治上的组织关系的。

按礼，天子的命令叫做“王命”，诸侯必须听从。诸侯的重大事件，必须听从“王命”来办理。诸侯必须定期朝觐，纳职贡。如果不这样，就叫“不王”和“不共王职”，天子可以用王师会同诸侯来讨伐。到春秋初期，天子已无实力，但当晋国公室和别封的曲沃发生内讧时，周桓王还曾多次以“王命”出兵干预。

按礼，“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礼记·王制》）。这种制度是用来帮助天子控制诸侯的，看来曾实行过。到春秋时，周天子号令不行，但是有时在形式上，诸侯的上卿还由天子任命。这种由天子任命的卿，就叫做“命卿”和“王之守臣”[143]。

按礼，卿大夫对诸侯也有许多必须服从的义务，大体上和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义务相同。同时，诸侯有对卿大夫讨伐处分之权，所谓“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左传·定公四年》）。

礼所以要作这些规定，无非为了加强上级贵族对下级贵族的控制，团结大小宗族的力量，以便加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当时贵族中的大小宗族，有上级控制下级和相互联合的关系。为了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力量，加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便于对外从事掠夺，或者抵抗戎翟部族，诸侯很需要天子统一号令，卿大夫很需要诸侯统一指挥，卿大夫之间很需要联合起来。特别是天子、诸侯的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王命”和“君命”还能实行，大小宗族间的联合还比较巩固。

但是大小宗族间也有相互矛盾的关系。由于各个宗族的自私利益，奴隶主贵族的掠夺成性，各个宗族间不可能不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卿大夫力量逐渐强大，天子、诸侯力量逐渐衰弱的时候，上级对下级失却了控制，比较强大的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战争，就越来越剧烈。在这样的相互兼并中，正孕育着新旧势力的斗争；整个兼并过程中，正逐渐发展为新旧势力的更替。关于这方面，将另文再加阐述。

根据本文的论述，十分清楚地可以看出，宗法制度原是奴隶主贵族用来巩固贵族组织和加强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一种有力工具。

[126]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说：“《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寰盘》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且此事不独见于古金文，虽经传亦多言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罗纳诸庄宫。’案庄宫，庄王之庙，而传文曰逆、曰如、曰纳，皆示居处之意。《礼运》：‘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聘礼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观堂集林》卷三）。看来，在宗庙举行重要典礼之前，地位高的主人或贵宾往往留宿在宗庙里，以表示对典礼的重视。

[127]许慎《五经异义》说：“公羊传：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无主”（陈寿祺辑本）。这是不正确的。《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悝“及西门，使贰车反祏于西圃”。杜注：“使副车取庙主。西圃，孔氏庙所在。祏，藏主石函”。孔悝所要带走的庙主，当然是孔氏宗庙之主，足见卿大夫亦有主。郑玄《驳五经异义》认为“大夫无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显然是一种曲解。孔氏姞姓，春秋时只有南燕姞姓，孔氏仕卫已历多世，不知出于何国，怎会有“所出公之主”？这点孔颖达《正义》已反驳。但是孔氏又认为孔悝的“主”，“是僭为之”，也还是一种曲解。卿大夫既建有宗庙，庙中不能无主。

[128]七庙之说，礼书的记载不一致。《礼记·祭法》认为七庙是二祧（远祖庙）和五庙（自考至祖考），五庙中除了始祖，应是二昭二穆。而《礼记·王制》又认为七庙是太祖和三昭三穆。郑玄又调停其说，以为“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与亲庙四”。七庙之说还不见于《周礼》，恐出现较迟。《吕氏春秋·谕大》篇引《商书》说：“五世之庙可以观怪。”《周礼·夏官·隶仆》说：“掌五寝之扫除粪晒之事。”郑注：“五寝，五庙之寝也。”都是古有五庙之证。清代学者颇多调停其说，如焦循《群经宫室图》认为“盖五庙之制，自虞至周，自天子至附庸皆同。周于五庙之外，更立二祧”。“周天子七庙，惟祧无寝”。也只是一种臆断。

[129]《左传·僖公五年》载：“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如此说太王之子太伯、虞仲属昭，则太王应属穆；王季之子虢仲、虢叔属穆，则王季应属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国语·晋语四》也说：“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如此则文王应属穆，武王应属昭。这种昭穆之制，在春秋时各国贵族中，说法一致，必是很古老的一种习惯。

[130]《左传·定公八年》载：“子言（即季寤，季桓子之弟）辨（遍）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可见大夫出奔同样有告庙、舍爵之礼。

[131]《左传·襄公十年》载：晋侯“以逼阳子归，献于武宫”。武宫为始祖武公之庙。《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晋灭陆浑之戎，“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于文宫”。可知春秋时还多献俘于宗庙。

[132]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以为这曹人墓即是《周礼》的“邦墓”。“曹人”当指曹的“国人”。春秋时军队多以“国人”为主力，因晋欲发其祖先之墓，故而凶惧。

[133]郑注：“战败无勇，投诸茔外以罚之。”郑玄以“战败无勇”释“凡死于兵者”，不确切。凶死不得入葬于族墓，氏族制阶段已有此种习惯。云南永宁地区纳西族的习惯，凶死的人实行土葬，两、三年再补行火葬，不拾骨灰，不能葬入公共墓地。见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考古》1964年笫4期）。

[134]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臧昭伯如晋，……臧氏老将如晋问”（注：“问昭伯起居”）。《仪礼·聘礼》载卿大夫“授老币”。胡匡衷《仪礼释官》说：“《特牲》注云：宰，群吏之长。此注（指《士昏礼》注）云：老，群吏之尊者。老与宰当即一人。以其主家之政教，谓之宰；以其为家之贵臣，谓之老。宰著其职也。老优其名也。”此说没有确据。

[135]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载：“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注：‘室，妻也’），飨其宗老，……老请守龟卜室之族（注：‘守龟，卜人。族，姓也’），师亥闻之曰：善哉！……宗室之谋不过宗人。”《国语·楚语上》载：“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

[136]例如冉有为季氏宰，“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又曾“帅左师”，“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用矛攻入齐师（《左传·哀公十一年》）。因为家宰掌管全家政务，有时可作卿大夫的代表，如王叔陈生与伯舆争讼，“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左传·襄公十三年》）。家宰的权力是比较大的，例如卫的齐豹和北宫喜等共谋作乱，“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即北宫喜），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又如“仲由（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左传·定公十二年》）。因为这时季孙氏正掌握鲁的国政，季孙氏之宰就有权力掌管鲁国的大事。

[137]《左传·昭公五年》载：“仲（仲壬）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这个司宫参与叔孙氏之乱，当为家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及季姒与饔人檀通”，注：“季姒，公鸟妻，鲍文子女。饔人，食官。”这个饔人当为季孙氏的家臣。

[138]《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正义》引服虔注：“车，车士。”《左传·哀公六年》：“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杜注：“差车，主车之官。”《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孟氏之御驺丰点，《正义》认为御驺是掌马兼掌御之官。

[139]《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食庆封，……使工为之诵《茅诵》”。杜注：“工，乐师。”

[140]“牧圉”为当时对下等奴隶的通称。如卫成公出奔后回国，宁武子与国人结盟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献公出奔后回国，责备大叔文子，大叔文子对答说：“不能负羁绁以从扞牧圉，臣之罪一也。”这二处所谓“牧圉”，都是指国君出奔时所带走的奴隶，当然不全是养牛养马的。

[141]《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注：‘上魏子’），其大宗赂以女乐（注：‘讼者之大宗’）。”这是大宗维护小宗的例子。

[142]在春秋时贵族的观念中，多认为小宗应尊重和支持大宗，否则就是“非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注：‘右师乐大心居桐门’），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注：‘司城，乐氏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左传·哀公八年》载：“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注：‘辄，鲁公族，故谓之宗国’）。”《国语·晋语八》载阳毕说：“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栾书实覆宗，杀厉公以厚其家（注：‘覆，败也。宗，大宗也。谓杀厉立悼’），若灭栾氏，则民威矣。”

[143]例如在晋国，曲沃武公曾对栾共子说：“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国语·晋语一》）。晋景公又“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左传·宣公十六年》）。晋景公使上军大夫巩朔“献捷于周”，周定王使单襄公辞谢，理由之一就是巩朔不是“命卿”，“未有职司于王室”（《左传·成公二年》）。晋的下卿栾盈出奔，路过周的西鄙被劫掠，对王的行人说：“天子陪臣盈（注：‘诸侯之臣称为天子陪臣’），得罪于王之守臣（注：‘范宣子为王所命，故曰守臣’），将逃罪”（《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又如在齐国，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周襄王飨以上卿之礼，管仲辞谢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注：‘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陪臣敢辞”（《左传·僖公十二年》）。

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

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到西周时，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制度。本文试图将西周时代大学的特点加以探讨，并探索其起源。想来，对于我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是有帮助的。

一　我国最早的小学和大学

商代贵族已有学校教育制度。《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二十五页九片：

丙子卜，贞，多子其学，版不冓大雨？

《甲骨续存》下编四五九片：

△亥卜，△，多子△学△，版△冓△。

陈邦怀先生认为：“”是“徙”的或体，见于《说文》，“徙学”就是“往学”，“版”借为“反”，与“返”相通，这是贞问：多子其往学乎？返时不遘大雨乎？又说：“以前辞日辰‘丙子’参证，盖为‘乙亥’、‘丙子’连续两日所卜者，是知殷代贵族子弟每日往学，必预卜其返时有无遇雨之事也。”[144]这个解说如果正确，则商代贵族已有学校教育。

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这在许多讲“周礼”的书上时常谈到。如《大戴礼·保傅》篇说：“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又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注：‘谓成童’）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所谓“八岁而出就外舍”，就是入小学，所谓“束发而就大学”，束发谓成童，一般是指十五岁以上。这个八岁入小学和十五岁入大学的说法，为后来许多学者所遵信。如《公羊传》僖公十年何休注说：“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十五受之太傅，教之以大学”。《白虎通·辟雍》篇也说：“八岁入学，学书计，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礼记·内则》说得更详细：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注：“十五以上”）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这里把贵族儿童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一）六至九岁在家中学习，学习简单的数字、方名、干支等。（二）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便是入小学，学习以书计、音乐（包括舞蹈等）为主；这和前引各书所说八岁入小学略有出入。（三）十五岁为成童，以学习音乐、射御为主。这时该已入大学，音乐、射御正是大学的主要课程。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便为“成人”，开始学礼。

关于西周贵族入小学和大学的年龄，各书记述略有出入，有的说八岁入小学，有的说十岁入小学。又如《尚书大传》说：“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卿大夫、元士之适（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年二十入大学”（陈寿祺辑本）。但是各书所谈，幼年入小学，成童入大学，基本上是一致的。

礼书所说的西周小学、大学的制度，并非出于虚构，金文中有明证。《大盂鼎》记述周康王对盂说：

女（汝）妹辰又有有大服，余隹（惟）即朕小学。

郭沫若同志在新刊《两周金文辞大系》上有眉批说：

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继显职，康王曾命其入贵胄小学，有所深造。

足见西周贵族确有小学，为蒙昧的儿童学习之处，与礼书幼年入小学说正合。

《礼记·王制》篇说：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癰（雍），诸侯曰頖（泮）宫。

西周的大学叫辟雍，在金文中也有明证。《麦尊》说：

王客（格）京祀，（粤）若（翌）日，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

《静簋》又说：

惟六月初吉，王才（在）京，丁卯，王令（命）静司射学宫，小子（暨）服小臣尸（夷）仆学射。（于）八月初吉寅庚，王以（与）吴（虞）、吕（犅）（合）、邦周射于大池。静学（教）无（），王易（锡）静鞞。

杨树达以上述两段金文作比较，认为《麦尊》的辟雍，即是《静簋》的学宫，也就是大学。因为两器都说王在京，地点相同；《静簋》说王“射于大池”，《麦尊》也说“王射大龚”，“龚”即是“鸿”，是一种水鸟，所射的情况也相同；《周礼·师氏》说：“以三德教国子”，又说：“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而《静簋》说小子、小臣、服、夷仆学射，小子即是“国子”或“国之贵游子弟”，可见学宫确为当时学校[145]。这个比较，很是确切，可见西周贵族确有大学，或称学宫，或称辟雍，与礼书记述西周大学称辟雍之说正合。

由此可见，许多礼书所谈的“周礼”，其中部分确实保存了西周时代的真实情况，不能一概否定的。

二　西周时代大学（辟雍）的特点

西周时代贵族的大学，根据可靠的史料，参合礼书的记述，很清楚的，有下列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集居，水池中有鱼鸟集居。

《大雅·灵台》毛传说：“水旋丘如璧曰辟雍。”汉代学者类似这样的解释很多，是可信的。“辟”与“璧”本是一字，辟法之辟，古只作，从辛从人；辟宇从从〇，〇即玉字（如《鄂侯鼎》的“瑴”字作“”），可知辟是玉璧之璧的本字。辟雍的所以称辟，就是表明其形状如圆璧。“雍”和“邕”音同通用，《说文》说：“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就是指环于水中的高地及其建筑。“雍”字，甲骨文和金文从巛（或省作）、从（或省作、作□）、从隹。从巛，像四周环绕有水；从，像水中高地上的宫室建筑；从隹，像有鸟集居其上，因为辟雍和泮宫的附近有广大园林，为鸟兽所集居，《鲁颂·泮水》所谓“翩彼飞鴞，集于泮林”。《大雅·灵台》谈到辟雍时，听说灵台是指高地上的建筑，灵囿是指有鸟兽集居的园林，灵沼是指四周环绕的水池。

辟雍中高地上的建筑，也叫明堂。《大戴礼·盛德》说：“明堂者，……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韩诗说》也说：辟雍“圆如璧，壅之以水”，“立明堂于中”，“盖以茅”[146]。《吕氏春秋·召类》篇说：“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吕氏春秋·慎大》又说：“周明堂外户不闭。”《淮南子·主术》篇又说：“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史记·封禅书》记述汉武帝时公玊带所献明堂图，“中有一殿，四周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基本上和《大戴礼》、《韩诗说》、《吕氏春秋》、《淮南子》相合。辟雍四周环绕的水，是开凿出来的，也叫做池。“池”本来指逶迤曲折的小河，也有“穿地通水”[147]的意思，所以环城的河也叫池，如《陈风·东门之池》毛传：“池，城池也。”辟雍因为四周环绕有池，也或称为辟池。《史记·封禅书》说：“澧（酆）滈（鄗）有昭明、天子辟池”，《索隐》说：“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池。”

上述辟雍的特殊结构，在金文中也有明证。《静簋》说：“王令静司射学宫”，又说：“射于大池”，分明大池即在学宫之中。《遹簋》说：“穆王才（在）京，乎渔于大池”，这个在京的大池，也该指辟雍中的大池，《麦尊》说：“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一定辟雍中有大池，王才能乘于舟。

《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诸侯曰頖宫”。《礼记·明堂位》也说：“頖宫，周学也。”泮宫的结构也和辟雍差不多，从来有四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西南两面有水环绕，《说文》说：“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南为水，东北为墙。”一种认为东西南三面有水环绕，《鲁颂·泮水》郑笺说：“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一种认为西北两面有水环绕，刘向《五经通义》说：“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頖宫。”[148]一种认为只有南面有弧形的水，《白虎通·辟雍》篇说：“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半者象璜也，独南面礼仪之方有水耳，其余壅之。”后世称学宫为黉，即取义于象璜。在这四种说法中，闻一多采取了三面圜水之说，并认为泮宫和辟雍是异名同实的。他说：

辟、泮双声，义复相通（《广雅·释诂四》：辟，半也。《泮水》笺：泮之言半也），其为一语之转甚明。卜辞雍作，宫作，并从（金文皆变作），是雍与宫亦本一语，宫声变而为雍，犹之籀文容从公声也。

他还以《大丰簋》“王又（有）大丰，王凡三方”为证，认为“《麦尊》记王在辟雍乘舟为大丰，此亦言大丰，则凡疑读为汎，谓王在辟雍中汎舟也”。所谓“王汎三方”，因为辟雍和泮宫一样三面圜水[149]。

第二个特点，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东汉末年学者卢植、蔡邕、颍容、贾逵、服虔等，都认为太庙、大学、辟雍、明堂、灵台是“异名而同事”。蔡邕《明堂月令论》[150]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清代学者惠栋著《明堂大道录》一书，对此有更详细的考证。从西周金文看来，西周时宗庙和辟雍显已不是一物，但是，很清楚的，辟雍确是当时贵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和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

《韩诗说》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老五更。”《白虎通·辟雍》篇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说文》又说：“廱，天子飨饮辟廱也。”“泮，诸侯飨射之宫”。“侯，春飨所射侯也”。各书的所谓“飨”或“乡”，便是乡饮酒礼，《说文》：“飨，乡饮酒也。”所谓“射”，是指乡射礼。当时辟雍和泮宫，是天子、诸侯带同贵族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之处。古时乡饮酒礼和乡射礼往往是联类举行的，《礼记·射义》所谓“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这两种礼，虽然具体目的有些不同，乡饮酒在于“尚齿”和养老，乡射在于“尚功”和练武，《礼记·王制》所谓“习射上功，习乡上齿”，但是总目的还是相同的，就是在于加强贵族的团结和战斗力，所以《礼记·乐记》说：“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说：“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昏义》说：“和于射乡。”段玉裁著《说文飨字解》（收入《经韵楼集》），曾对此有较详细的阐释。他认为：《说文》所说“泮，诸侯飨射之宫”，是兼乡饮酒和乡射两礼而言的；《说文》所说“廱，天子飨饮辟廱”，是以乡饮酒礼概括乡射礼而言的；《说文》“侯，春飨所射侯”，是把两礼联类而言的。

西周、春秋时，贵族确把大学作为举行乡饮酒礼之处。《礼记·乐记》说：“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这就是大学中行乡饮酒礼时尊老的具体表现。其实，举行这种乡饮酒礼的目的，原来不仅在于尊老，更重要的，是为了商量国家大事。《礼记·王制》篇说：“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注：‘告祖也’），受成于学”（注：“定兵谋也”）。怎样“受成于学”，在学校中“定兵谋”呢？就是通过这种“乡饮酒礼”方式的酒会，与贵族的长老们会商决定的。《鲁颂·泮水》说：“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郑笺：“在泮饮酒者，征先生君子，与之行饮酒之礼，而因以谋事也。”鲁侯召集先生君子们在泮宫行饮酒之礼，所谋的就是“屈此群丑”的事，也就是征伐淮夷的事，所以下文谈的都是有关征伐淮夷的事。由此可见，这种乡饮酒礼实际上是一种商讨大事的酒会。参见拙作《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这种“乡校”只是“国人”的学校，但是，因为“校”是公共活动和学习的场所，“国人”也经常在这里议论国家大事，甚至评论到执政所推行各种政策的好坏。

古时确又把大学作为举行射礼和习射之处。《周礼·诸子》说：“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礼记·燕义》篇同，郑注都说，“学，大学也；射，射宫也。”其实，射宫就是大学中的厅堂，前后两句，前称“学”，后称“射”，只是行文的变化。《礼记·射义》篇又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所谓“泽”，即是辟雍的大池；所谓“射宫”，就是辟雍中的厅堂，因常为习射之所，故名，犹如学校之或称为序，或称为榭。

古时贵族射猎，有二个主要目的：一是练习武艺，具有军事演习、检阅军队或部署战斗的性质，所谓“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礼记·月令》篇季秋之月）；“大田之礼，简众也”（《周礼·大宗伯》）。一是供给祭祀，所谓“惟君用鲜，众给而已”（《左传·襄公三十年》，杜注：“鲜，野兽”）；“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穀梁传》桓公四年）。《尚书大传》卷三（陈寿祺辑本）对此有详细说明：

传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所以共（供）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鲜者何也？秋取尝也。……习斗也者，男子之事也，……故于搜狩以闲之也。……凡祭，取余获陈于泽（郑注：“泽，射宫也”），然后卿大夫相与射。……乡之取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于泽，揖让之取也。

这里说：在园囿中习射是“勇力之取”，有练习武艺性质；在学宫中习射是“揖让之取”，有行礼的性质。实际上，在当时贵族看来，练习武艺和行礼，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穀梁传》昭公八年也有相类的论述：

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面伤不献，不成禽（擒）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

在搜狩中“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便是礼的规定。

《射义》所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在西周金文中也有明证。《静簋》所说的“射于大池”，即是“射于泽”。《麦尊》说：“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就是说：天子为了“大丰”的祭祀，亲自到辟雍中射于泽，射中了大鸿，而且擒住了。所以必须说明在“射”之后“禽”住，因为按礼“不成禽不献”的。“大丰”，或者释为“大礼”，或者释为“大封”，都不确切，疑即祈求大丰年的祭典，犹如商代的“年”之祭。《礼记·月令》篇记季春之月说：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所说“为麦祈实”，也即祈求麦的丰收。举行祈求大丰的典礼，需要“天子始乘舟”，亲自射擒水生动物，所以《麦尊》特别说明：“王乘于舟，为大丰”；《大丰簋》又特别叙述：“王又（有）大丰，王凡（汎）三方”。这种祈求“大丰”的典礼，大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渔猎生产活动中。后来我国有些少数民族还保留有这种礼俗，例如辽代有头鹅宴和头鱼宴，就是用来表示辽主带头从事渔猎，并把辽主首次亲自擒获的鹅和鱼用来祭祀，以祈求丰收的。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牛鱼”条说：“辽主达鲁河钓牛鱼，以其得否，为岁占好恶。”

在西周的大学中，除了举行饮酒礼、射礼以外，也还举行献俘的庆功典礼。《礼记·王制》说：

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泮水》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即是《王制》所说“以讯馘告”。《泮水》又说：“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可知古代献俘的庆功典礼，除了在宗庙举行外，确有在学宫举行的。

古代学宫中也还举行尊敬先师的典礼。《吕氏春秋·尊师》说：“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古代在学宫中举行的礼，如饮酒礼、射礼等，带有敬老养老、会商大事、练习武艺、选拔人才的性质，祭祀先师具有尊师的性质，献俘礼具有庆功的性质。乡饮酒礼和乡射礼都用乐陪奏的。祭祀先师的礼叫“释菜”，也用乐舞，《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乐正习舞释菜”。献俘的凯旋礼也有恺乐和恺歌，城濮之战，晋国胜利后，曾“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恺”即是“岂”，《说文》：“岂，还师振旅乐也。”所有这些欢庆的礼节，都必须有音乐或舞蹈。因此在学宫中，在讲究“礼”的同时，很讲究“乐”。《大雅·灵台》说：“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乐官名）奏公（工）。”这里所叙述辟雍中弦歌不辍的情况，确是十分热闹。

《孟子》论述井田制时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其实不仅“序”的原意是习射之所，“校”的原意也是射猎练武的场所。孟子所谓庠、序、校，是古代村社成员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的性质。详拙作《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151]。西周贵族的学校，也是贵族成员集会活动的场所，并为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其建筑所以要造成厅堂式，就是为了便于群众活动，更是为了便于习射；其所以要建有园林和水池，也是为了习射的需要。

第三个特点，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要。

上面已经谈过，西周大学是贵族成员集会、行礼、作乐、聚餐、习射的场所，因此，贵族子弟要学习成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知识、技能，这里是最好的实习地方。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又因为在礼乐和射御中，乐和射的技术性较强，需要多加练习。

《礼记·月令》篇载：孟春之月“命乐正入学习舞”，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秋季之月“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这里把学校作为练习音乐舞蹈之处，而由乐官担任教导。《周礼·大司乐》说：“掌成均（韵）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又说用“乐德”、“乐语”、“乐舞”来教授国之子弟。也同样把乐官作为治理“学政”的教官，以音乐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礼记·王制》说：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不仅把乐官作为教官，而且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了“礼”和“诗书”。俞正燮著《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认为“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正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如此”[152]。当时贵族大学以“弦歌”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是事实，所以《左传·昭公九年》说：“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但不能说“乐之外无所谓学”，因为西周大学的教学，在礼乐之外更有射，而且射更为重要。

前面已经谈过，辟雍是西周贵族经常射猎之所，因此也是贵族子弟学习射猎之所。前引《静簋》铭文，就是说：周天子命令静在学宫中司射，由小子、服、小臣、夷仆等学射；后来周天子和小子等到大池会射，以考验静的教学效果。经考验，静的教学效果很不差，周王因把鞞赏赐给他。可知当时大学由周天子直接管理，时常要命令臣下去教学，也还要检查呢！

从上述西周大学的三个特点来看，其设施是比较原始的，以茅草盖的厅堂为主，周围有园林和水池；其规模也是比较原始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的性质，为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说明这时学校还没有专业化，是和贵族的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西周大学中的贵族公共活动，以射猎、行礼、奏乐、舞蹈为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乐与射为主，尤以射为重要。这是和贵族教育子弟的目的有关的，因为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而礼乐正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时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队的骨干，用来保护既得的特权，而射猎正是军事训练，舞蹈也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所举行的“射礼”，就是以进行军事训练和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详拙作《射礼新探》。所以到春秋时代，有的国家还把“敬教劝学”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政策之一。例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三　大学（辟雍）的起源

上述的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如果要推溯其来源，很清楚的，是由过去氏族公社的原始教育制度发展来的。

在原始氏族公社中，儿童教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幼年女孩一般由妇女教养，男孩则由男子教养，在母权制下由舅父教养，在父权制下由父亲或伯叔父教养。到六岁或八岁以后，开始离开长辈，住到另外的小屋中，学习各种生产，并参与具有狩猎和军事性质的运动和游戏。到快成年时，在连续几年中，必须经历一定程序的训练和考验，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毅力，具备充当正式成员的条件。如果训练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这种在“成丁礼”前的训练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教育制度，也是学校的起源。

我国古代贵族的学校教育制度，规定男孩在“昧辰”（童年）进入小学，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就是沿袭氏族公社训练孩童要住宿在外的方法；规定男孩到成童时进入大学的制度，也该是沿袭氏族公社中训练成童的办法而有所发展的。氏族公社训练成童的目的，在于培养公社成员，使取得应有的氏族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其训练是和“成丁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西周贵族教育成童的目的，在于培养贵族成员，因此，其教育是和“冠礼”联系在一起的，前引《礼记·内则》的话，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点[153]。

不仅西周贵族的学校教育制度，是由原始教育制度发展而来，甚至西周大学的建筑规模和式样，也是沿袭原始的学校而来。为什么西周大学要建造得厅堂式样、周围环绕有水呢？阮元解释说：

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仍留此以为韨，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宫室，圣人制为栋宇以蔽风雨，……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帐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必有沟绕水也。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大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后制度大备，王居在城内，……而别建明堂于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韨也（见《问字堂集·赠言》。《揅经室集》有《明堂论》大体相同）。

阮氏认为辟雍原来起源于上古刚有宫室之时，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四周有沟绕水，后来制度大备，还沿袭古风，在郊外建有这种式样的明堂和辟雍。犹如野蛮时代没有衣服之时，人们用一块皮束在下身遮盖，后来衣冠大备，也还沿袭古风，在衣裳之外束有这样的一块皮叫做韨。这个说法，能够比较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是对的，皮锡瑞曾大加称赞，认为这是“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经学通论》卷三《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吕思勉先生又解释说：

盖我国古者，亦尝湖居，如欧洲之瑞士然，故称人所居之处曰州，与洲殊文，实一语也（洲岛同音，后来又造岛字）。以四面环水言之则曰辟，以中央积高言之则曰雍。斯时自卫之力尚微，非日方中及初昃犹明朗时，不敢出湖外，故其门必西南向。汉时公玊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154]。

我国氏族制末期渭水流域的居民，不一定都是湖居。从西安东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来看，当时氏族聚落的周围确实掘有一道大水沟，以防外来的侵袭。西周贵族学校制度既然是由氏族制末期的原始教育制度发展而来，其建筑很自然的，会保存原始的规模和式样。大概最初的学校同氏族制末期的居住遗址差不多，四面掘有水沟环绕着的，即所谓“水旋丘如璧”，仅有一面有桥可与外界相通。后来，防御外来侵袭作用消失，只保存其古老的形式，就筑成三面环水，一面无水而与外界相通，如泮宫的“东西门以南通水”那样。再后来，水沟开得更形式化，只在一面掘有弧形的水沟，象璜的形式，象征着三面环水。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建的学校和孔庙，就是沿袭这种形式的。前述辟雍的建筑，“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土阶三等”，“外户不闭”等，很明显，都是沿袭原始的建筑式样的。

为什么辟雍除了周围建筑水沟外，附近还要有广大园林呢？主要是为了便于练习渔猎，以训练武艺。同时也该是保留了原始学校的遗风。

为什么西周大学还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而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的性质呢？这也还是沿袭原始的学校的性质而来。从我国氏族制末期的居住遗址来看，其聚落的布局已有一定的规模，在周围氏族成员居住的许多小屋中，有一个公共活动用的大型房屋。以半坡村遗址为例，中间长方形的大屋，结构十分特殊，南北长12.5米，东西残长10米，墙宽1米，残高0.5米，墙四隅呈圆弧形，墙上有三十多个柱洞，室内为光硬的灰面，中间有四个大柱子洞，现存三个，柱洞的直径有0.45米，看来是很大的。这完全是一个厅堂的式样，可以推断它是氏族聚落的公共活动场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的性质。西周贵族的学校，正因为是从这样原始的学校发展来的，所以也还保存有这种原始的特点。

对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发掘，对处于原始阶段的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都能提供我们关于原始社会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和古代有关的制度联系起来讨论，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探究，也会有助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上面有关大学的起源的探讨，就是个显著的例子。

四　教师称“师”的来历

我国古代大学的设立，起于西周时，我国古代学校的教师称“师”，也起于西周时。俞正燮说：“《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古人学有师，师名出于学”[155]。刘师培也说：“观舜使后夔典乐，复命后夔教胄子，则乐官即师。……周代乐官名太师，或即因是得名”[156]。他们都以为古代教学由乐官担任，乐官的称为乐师，即由于担任教学而来。乐官的称“师”，确起于西周时。《辅师簋》说：“白（伯）入右辅师。王乎（呼）乍（作）册尹册令（命）曰：更（赓）乃且（祖）、考（司）辅。”《师簋》又记述周王对师说的话：“师，在昔先王小学（教）女（汝），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命）女（汝）更（赓）乃且（祖）、考（司）小辅；今余唯（重）（敦）乃令（命），令（命）女（汝）（司）乃且（祖）旧官小辅鼓钟。”郭沫若同志认为：“此言司辅，并称为辅师，则辅当读镈，辅师即《周礼》《春官》之镈师也”[157]，很是正确。据《周礼》，“镈师掌金奏之鼓”，所谓“金奏”就是指打击钟镈等金属乐器的演奏，所以周宣王又叫兼任“鼓钟”的官职。世袭其祖父、父亲的官职为小辅（镈），也简称为辅，又称为辅师，当如俞正燮所说，是由于乐官兼任教师之故。

但是，西周的大学教师为什么要叫“师”？俞正燮、刘师培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解说。商代没有“师”的称呼，只有“”的称谓。卜辞中常见有某，“”即是古“屯”字，就是军队经常的驻屯地的称谓（临时的驻防地叫或次）；也常用作王室师旅的称呼，如说：“王作三”[158]；又常用作军官的称号，连其名称为某，如般、毋、贮、戈，辟等。到西周时，仍作军队经常驻屯地的称谓，也作王室师旅的单位的称呼，如“殷八”、“西六”、“成周八”等，但其高级军官的称号，大多数不称“”而称为“师氏”，也或简称为“师”。我们认为，西周时教师的所以称“师”，就是由于教师起源于军官，最初的大学教师由这类称为“师氏”的高级军官担任之故。

《尚书·牧誓》以师氏和千夫长、百夫长连称，《尚书·顾命》和《毛公鼎》以师氏和虎臣连称，《鼎》说：“以师氏眔有司……伐”，《录卣》说：“女（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这些，都足以证明师氏是高级军官。师氏在金文中常简称为师，以师和人名连称为师某，如《师寰簋》记述师寰父奉命率虎臣等征淮夷，《师旅鼎》记述师旅因“众仆不从王征于方”而被处罚，《甗》、《卣》、《臤觯》都说师雍父戌于，很清楚，这些称为师某的，都是统率军队出征或防守的军官。他们对周王来说，都是王的爪牙，《师询簋》记述周王对师询说：“乃圣且（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爪牙”；《师克盨》也说：“乃先且（祖）考又（有）劳于周邦，干（）吾（敔）王身，作爪牙。”师氏是捍卫王身的高级军官，是王的爪牙，所以他们所属就有虎臣等。据《师酉簋》和《询簋》，在师酉和师询所属部下，有着各种服从的夷人。

“大师”原来也不是乐官的称呼，而是比“师氏”更高级的武官。例如齐国的始祖吕尚，又称师尚父，《诗·大雅·大明》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他是武王伐商时的高级统帅，正式官职就是大师[159]。又如《大雅·常武》说：“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所说的“大师”，也分明是武官[160]。到春秋时代，大师和大傅除了是国君的师傅以外，仍然有推荐将帅的权力。例如晋国“搜于夷”，使狐射姑为中军之将，赵盾为中军之佐，后来太傅阳处父回来，“改搜于董”，改使赵盾为中军之将（《左传·文公六年》）。又如“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穀”（《左传·哀公十七年》）。同时大师和大傅还有执行法律和修订法律之权，例如晋国在赵盾执政后，修订了法律和典章制度，“以授太傅阳子（即阳处父）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晋悼公即位，又使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大师和大傅有时还兼任军事长官，如楚穆王立时，使潘崇“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左传·文公元年》），杜注：“环列之尹，官卫之官，列兵而环王宫。”又如“晋侯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太傅的地位尊于中军的元帅。

《周礼·师氏》说：

师氏，掌以媺（美）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路寝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厉）。

这里说：师氏除了担任国王的警卫队长，居守宫门以外，也还参与国家大事，随从国王参与祭祀、招待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等大事，更掌管教育，要以善道禀告国王，以德行教导贵族子弟。从上引金文来看，《周礼》这段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依据的。师氏原是高级军官，是王的爪牙，负有捍卫王身的责任，其所属部下确有各种夷人，即《周礼》所谓“四夷之隶”。

师氏既然是高级军官，就有负责指导军事训练的责任。当时主要的军事训练就是“射”，最隆重的会射，常由国王亲自带头，师氏也得参与。《令鼎》记载：“王大耤农于諆田，餳，王射，有司眔师氏、小子（合）射”。这是国王和大官在举行籍田典礼后会射，师氏和小子也都参与。《师汤父鼎》说：“王才（在）周新宫，才（在）射庐，王乎（呼）宰雁易（锡）△弓象弭、矢彤欮（栝）。”这位担任师氏官职的汤父，在射庐受到弓矢的赏赐，该也是参与会射后得赏的。

西周贵族的大学主要的教学内容是“射”，是属于军事训练性质，目的在于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为军队的骨干。因此，当时的大学教师就得由师氏来兼任，师氏就由军官兼任了大学的教官，“师”就成为教师的称呼了。西周大学的主要教学内容，除了射以外，还有乐，乐的教学由乐官担任，因此到西周后期乐官也开始称为师，如前引《辅师簋》和《师簋》，就称为辅师或师。再后，“师”就成为教师的通称了，担任教导手工业技术的工官也带有师的称呼，女子的教导人员也称为师氏，如《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师，女师也。”

我们从“师”的称呼起源于“师氏”看来，西周大学的教学，以军事训练为主，是很显然的；其目的在于培养贵族军队的骨干，也是很显然的。因为军队是国家最重要的统治工具，当时贵族设立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其统治力量的。

同时还要连带说明的，古时对教师尊称为“夫子”，与教师称为“师”的起源相同。“夫子”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牧誓》是周武王在商郊牧野“誓师”的报告，报告的对象是各级的军事长官。《牧誓》开头说：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很清楚，这个“誓师”报告的对象，上至友邦冢君，下至师氏、千夫长、百夫长，旁及庸、蜀等八族的长官，无非是当时在前线统率大军、指挥作战的各级军官。《牧誓》结尾说：

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七伐，乃止齐焉！

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勖战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这样的“夫子勖哉”、“勖哉夫子”，反复训诫，很明显，所谓“夫子”就是指前述的各级军官。到春秋时，“夫子”还相沿为统率军队的卿大夫的称谓，《左传》上这类例子很多。汪中《述学别录》的“释夫子”说：“称子而不成词，则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以夫配子，所谓取足以成词尔。凡为大夫，自适以下，皆称之曰夫子。”黄以周《儆季杂著》的《礼说》卷四“先生夫子”条，解释“夫子”说：“夫即千夫长、百夫长之夫，夫子者千夫、百夫以上尊者称也。”在这两个解释中，应以后一说为是。因为千夫长、百夫长以上的军官，“大夫”以上的官爵，通称为“夫子”的，原来就兼教官，也是最早的教师，后来“夫子”作为教师的尊称，当即起源于此[161]。

（《学术月刊》1962年8月号，今略加修订。）

[144]《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卷下。

[145]《积微居金文说》卷七《静簋跋》。

[146]《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

[147]《礼记·月令》篇郑注。

[148]《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和《初学记》卷十二引。

[149]闻一多：《古典新义·大丰考释》。

[150]《续汉书·祭祀志》刘昭注引。

[151]已收入本集。

[152]《癸巳存稿》卷二。

[153]参看拙作《冠礼新探》，已收入本集。

[154]《燕石续札》，《古学制》，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155]《癸巳存稿》卷二《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

[156]《左盦集》卷一“成均释”，《刘申叔遗书》第卅七册。

[157]郭沫若：《辅师簋考释》。收入《文史论集》。

[158]郭沫若：《殷契粹编》第五九七片。

[159]《左传·成公二年》载单襄公说：“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大师”即指齐的始祖吕尚。《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周王派刘定公“赐齐侯命”说：“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大师”也是指齐的始祖太公的官职。

[160]从西周金文来看，“大师”亦应为武官。《善鼎》说：“王在宗周，王格大师宫，王曰：善，昔先王既命女（汝），左疋侯，今余唯肇先王命，命女（汝）左疋侯，监师戍，易（锡）女（汝）乃且（祖）旂，用事。”西周时大臣接受册命，有时在大臣的祖庙，这个“大师宫”当为善的祖庙，因其祖任“大师”之职而得名。这时周王继续“先王命”，命善辅助侯，监理师戍，并赐给其祖的旗而“用事”。很明显，是命令善世袭其祖的官职。其祖的官职既是“大师”，而这时命他监理师戍，可见“大师”确为武官。

[161]在《左传》和《国语》所记当时贵族谈话中，对卿大夫都当面称“子”，在背后对他人谈论时称“夫子”，“子”常被用作第二位称谓，“夫子”常被用作第三位称谓。因此有人认为，“夫子”的“夫”是指事之词，就是“那个”的意思。在《论语》所记的对话中，前十篇对“子”和“夫子”的用法和《左传》相同，后十篇才有把“夫子”作为第二位称谓的；在《孟子》所记的对话中，“子”和“夫子”都用作第二位称谓，而且“夫子”尊于“子”。因此有人认为“夫子”开始被用作尊称，出于孔门后学。我们认为，“夫子”被普遍地用作对老师的尊称，确是出于孔门后学，但是把“夫子”的“夫”解释为指事之词，是不妥当的，《牧誓》可为明证。春秋以前，贵族在对话中，习惯上确是当面称“子”，背后才称“夫子”，“子”比较有亲切之感，但是誓辞与对话不同，比较庄严，不适宜当面称“子”，故在《牧誓》中，当面对军官训诫称“夫子”。有人怀疑《牧誓》的著作年代出于《论语》之后，因而当面有“夫子”之称。这个说法也不确，孔门后学把老师尊称为“夫子”，如果《牧誓》作于《论语》之后，怎会叫周武王当面对所属军官尊称为“夫子”呢？

“籍礼”新探

“籍”是西周、春秋时代贵族阶级对农业生产者的一种主要剥削办法。要探明这种剥削办法的起源和性质，非要对“籍礼”作一番探索不可。“籍礼”原来不仅是一种统治者亲耕的仪式，更重要的，它就是维护“籍”这种剥削办法的制度。“籍”这种剥削办法，就是贯串在“籍礼”的举行中的。在西周、春秋时代，各种“礼”的举行，目的不仅在于维护当时贵族的统治制度，同时更要维护当时贵族的剥削制度，这种“籍礼”就是个显著的例子。本文就试图通过对“籍礼”的探索，进一步阐明“籍”这种剥削办法的起源和性质，请大家指教。

一　“籍礼”的具体礼节及其性质

根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当周宣王即位时，忽然废止“籍礼”，即所谓“不籍千亩”，大臣虢文公为此大加劝谏，在劝谏中详细叙述了“籍礼”的仪式及其作用。据他说，“籍礼”的仪式，有下列五个礼节：

（一）行礼前的准备：在立春前九天，由太史观察天时和土壤的变化，把情况报告给稷（掌管农业的官），由稷再报告国王，说：“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随后，由国王派司徒通告公卿、百吏、庶民，作好行礼的准备。由司空在“籍田”上设坛，命令农大夫准备好农具。在立春前五天，由瞽（乐师）报告有“协风”来到，国王和百官分别到所斋之处，斋戒三天。

（二）举行“飨礼”：到举行“籍礼”的日期，由郁人（官名）把鬯（香酒）陈列出来，牺人把醴（甜酒）陈列出来，于是“王祼鬯（灌香酒），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飨礼”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目的在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整顿好行礼的秩序，以为举行“籍礼”的序幕。

（三）正式举行“籍礼”：举行时，由后稷负责监督，膳夫、农正负责布置，太史作为王的引导。主要礼节是：“王耕一坺，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王耕一坺”，就是王执耒耜耕田，掘起一坺土块；“班三之”，就是公卿百吏依次增加三倍，如公耕三坺，卿耕九坺等；“庶人终于千亩”，就是由庶人把这块“籍田”一直耕作到终了。当“庶人终于千亩”时，公卿百官要严加监督和检查，所谓“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后稷省功”就是由后稷视察耕作成绩，“司徒省民”就是由司徒监督庶民劳动。“司徒”在西周金文中多作“司土”，原是掌管土地的官。这时国王所有土地中，“籍田”是主要的一部分，因而“籍田”就成为“司土”所掌管的主要田地，如《鼎》载：“女（汝）作司土，官司耤田。”这种“籍田”的耕作，是征发庶人来担当的，因而这项征发和监督庶人耕作的任务，主要也要由“司土”担任，“司土”因而又称作“司徒”。

（四）礼毕后的宴会：由宰夫负责布置，膳宰加以监督，膳夫作为王的引导。主要礼节是：“王歆太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就是先由王闻一下太牢（三牲）的香味，再由公卿百官依次“尝”一下滋味，最后由庶人全部吃完。《令鼎》载：“王大耤农于諆田，饧，王射，有司（暨）师氏小子（合）射。”所谓“王大耤农于諆田”，就是说国王在諆田举行“籍礼”；饧，杨树达说：“当读为觞，《吕氏春秋·达郁》篇云：觞，飨也”（《积微居金文说》卷一），就是指“籍礼”完毕后的宴会。“王射”云云，又是在宴会之后举行“大射礼”。

（五）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庶人耕作：在“籍田”举行“籍礼”完毕后，“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众）曰：徇（巡行）”。这是说：要在广大地区普遍通告贵族，去监督庶人耕作，如果土地有未开垦好的，就应由司寇严加判罪处罚。司寇原是当时负责镇压人民反抗、搜捕“盗贼”和掌管刑狱的官，这时他的主要任务在于责罚那些“土不备垦”的庶人，可见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不仅如此，所有各级官员还要分批不断出动巡查，所谓“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韦注：“大徇，帅公卿大夫亲行农也”）。这样由低级到高级，一层层官吏出动巡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九，最后由天子亲率大臣出来大巡查。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于此又可见[162]。

上述这种“籍礼”，不但在开始春耕时要举行，在耨耘、收获时也要举行，只是举行的仪式略有不同。《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耨获时如之。”仲山父也说：“王治农于籍”，“耨获亦于籍”（韦注：“言王亦于籍考课之”）。当时贵族就是运用“籍礼”对庶人各种农业劳动进行监督，从监督春耕，而监督耕耘，直到监督收获，没有放松其中任何一步的监督。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于此更可见。

“籍礼”具有监督庶人从事无偿劳动的性质，很是明显。当开始作行礼的准备、稷把行礼日期报告国王时，就说：“王其祗祓，监农不易”，明确地指出行“籍礼”的目的在于“监农不易”。王引之解释说：“易当读为慢易之易，易者轻也，……监农不易者，民之大事在农，监之不敢轻慢也”（《经义述闻》卷二十）。虢文公谈“籍礼”时，确曾说过“民之大事在农”，又曾说“王事唯农是务”，好像当时“籍礼”的举行，确是为了“民之大事在农”，其实这完全是幌子，我们只要从他们对庶人的监督如此严厉，就可明白。所谓“监农不易”，就是要对庶人的农业劳动严加监督，不得丝毫放松。当“籍礼”举行时，“王耕一坺，班三之”，所谓“亲耕”完全是象征性的仪式，贵族们如此象征性的一坺或几坺，却要“庶人终于千亩”，把“籍田”上全部艰苦的农业劳动自始至终负担起来，很是明显，贵族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强制庶人进行无偿的劳动。而且在行礼完毕后，还要普遍通告贵族去监督庶人耕作，要司寇去责罚“土不备垦”的庶人；更要派出各级官吏四出巡查，天子也要亲率大臣出外大巡查。不仅在春耕时要进行如此监督，耨耘时，收获时，都要如此。不难看出，当时天子诸侯举行“籍礼”的实际目的，不仅在于强迫庶人在天子诸侯的“籍田”上作无偿劳动，更重要的，是要迫使庶人在所有贵族的田地上作无偿劳动。《吕氏春秋·上农》说：

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

这时举行“籍礼”，说是为了“教民尊地产”，当然也只是幌子，其目的就在迫使庶人全到田野去劳动，使“农不见于国（都邑）”，努力于“当时之务”。

在西周、春秋间，不仅天子、诸侯有籍田，有这种称为“籍”的剥削收入，所有贵族都是把“籍”作为其主要的一种剥削收入的。《国语·鲁语下》载孔子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认为按照周代的土地制度，是采用“籍”的办法来剥削庶人的劳动力的。孔子又认为这种“籍”法是出于周公制定，如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韦注：“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163]。《春秋》三传，也都认为在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之前，实行的是“籍”法：

初税亩，非礼也。穀出不过籍，以丰财也（《左传》）。

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公羊传》）。

古者什一，籍而不税。初税亩，非礼也（《穀梁传》）。

三传都采取顽固的反动立场，反对“初税亩”的改革，主张维持原来的“籍”法，认为“初税亩，非礼也”。“籍”确是西周、春秋间对庶人的一种主要剥削办法，“籍礼”就是维护这种称为“籍”的剥削办法的。

二　“籍田”和“籍礼”的来历

古时“籍田”上的收获，按礼是要用于祭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礼曰：诸侯耕助（籍），以供粢盛。”《礼记·祭统》也说：“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供）齐（齍）盛”；“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据说天子诸侯所以亲耕，把亲耕的田上的收获用来祭祀，以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如《礼记·祭义》说：

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祖先），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164]。

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载的“籍礼”上，特别重视对上帝的祭祀。在行礼之前，由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且把“籍田”称为“帝籍”。行礼时，由天子“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为什么要叫“帝籍”呢？高诱注说：“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当时祭祀的不仅是个上帝，又为什么独称“帝籍”呢？《周礼》贾公彦疏说：“籍田之谷，众神皆用，独言帝籍者，举尊言之。”“籍田”的收获，既然按礼是祭祀鬼神用的，因此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或称为“神仓”。如《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季秋纪》说：“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仓。”高诱注说：“于仓受谷，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谓之神仓。”

春秋时代各国都设有“甸人”掌管“籍田”。《左传·成公十年》杜注：“甸人，主为公田者。”“甸人”在《周礼》称为“甸师”。《周礼·甸师》说：“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以共齍盛。”这里虽然把“籍田”称为“王籍”而不称为“帝籍”，依然认为其收获主要是供给祭祀的。春秋时鲁国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虽然称为“御廪”而不称“神仓”，名义上还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据说当时“籍田”上收获的粟，先要由甸人送纳到“三宫”，经过“三宫”舂成米，再送入“御廪”保藏。《穀梁传·桓公十四年》载：“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甸粟而内（纳）之三宫，三宫米（舂成米）而藏之御廪。”范宁注：“甸，甸师，掌田之官也。三宫，三夫人也。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

“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供给祭祀以外，据说还要随时布施给穷困的农夫，用于救济方面。《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

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

俞樾认为这三句是错简，“于农”二字是衍文，三句应该接连在下文“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之上，“于农”二字涉下句“恪恭于农”而衍。他还提出理由说：“且王所籍田以奉齍盛，何以布之于农乎？”（《群经平议》卷二十八）其实，俞樾这个校勘完全错了。最初“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以奉齍盛”之外，确是还要“时布之于农”的。虢文公在下文中谈到“籍礼”的作用时，就曾说：“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享祀时至”就是指“以奉齍盛”，“布施优裕”就是指“时布之于农”；“媚于神”是指“享祀时至”的效果，“和于民”是指“布施优裕”的效果。由虢文公看来，“籍礼”的举行，表示“王事唯农是务”，在“籍礼”举行后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劳动，可使庶人“恪恭于农”和“不懈于时”，达到“财用不乏，民用和同”；“籍田”的收获用来享祀和布施，可以“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做到“媚于神而和于民”。

“籍田”的收获，其次的用途就是提供国君“尝新”之用。《左传·成公十年》载：“六月丙午晋侯欲麦（杜注：“周六月，今四月，麦始熟”），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周正的六月，正是夏正的四月，这时麦刚熟，晋侯要甸人从“籍田”上收取新熟的麦来吃，就是“尝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夏纪》载有这种“尝新”之礼说：“农乃登（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高诱注：“升，献。麦始熟，故言尝。”

这样把“籍田”上剥削所得，宣称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和他们宣称“籍礼”是表示“王事唯农是务”，“以教民尊地产”，同样是掩饰其剥削行为的一种欺骗手段。他们所以会采用这样的欺骗手段，是有其来历的。这个来历，和“籍礼”这种仪式的起源一样的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末期。“籍礼”如同当时贵族所实行的许多“礼”一样，是由原始公社制末期的“礼”转变而来。

在原始公社末期的氏族聚落中，当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时，所有集体耕作，都是由族长和长老带头进行的。在每种重要的农业劳动开始时，往往由族长主持一种仪式，以组织和鼓励成员的集体劳动。因为当时确是“民之大事在农”，而族长的主要任务确是“唯农是务”，有着“教民尊地产”的责任。我们以海南岛黎人在解放以前部分地区保存的“合亩”制为例。“合亩”在黎语中是“有血缘关系的集体”的意思，原先本是男系的血缘亲属组织，基本上统一经营土地，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每个“合亩”有个“亩头”，黎语叫“俄布笼”，意即“家长”，他们原是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又是富有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的人，负有传授经验和知识的责任。黎人的各种农业劳动，开始时都有一定的仪式和禁忌，“亩头”又是各种仪式的主持者，当耕田仪式举行时，“亩头”要先作几下象征性的挖土动作。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到，周天子在举行“籍礼”时要带头“耕一坺”，就是起源于这样的耕田仪式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集体生产所得，除了部分留作公共开支以外，是平均分配的。黎族“合亩”的集体产品的分配也正如此，他们除了“留谷种”、“留公家聚餐的谷子”、“稻公稻母”、“留公家粮”以外，原是按户平均分配的。所谓“稻公稻母”，名义上作为祭祀用的，实际上已成“亩头”的剥削收入[165]。“留公家粮”是补助、救济用的，如补助亩众结婚、盖屋、救济缺粮户等。“留新禾”是作为“亩头”的“尝新”用的[166]。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到，我国古代贵族宣称“籍田”收获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作为掩饰其剥削行为的欺骗手段，确是有其来历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随着经济不平衡的增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父系家庭公社崩溃，分化出了个体的家庭单位，形成了以个体生产为主的村社制度。从此不再采用集体耕作和平均分配的办法，只有公共开支的需要还是依靠集体耕作所得。在村社中，土地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于各户，由各户独自耕作和收获；别一部分则仍由村社成员集体耕作，其收获储藏起来以供各种公共开支之用，包括祭祀、聚餐、救济、尝新等。也就是把过去集体生产所得，留作公共开支的部分，现在仍然由村社成员集体生产来解决。在村社的集体耕作地上，村社的头脑仍是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各种耕作仪式的主持者，既要带头从事耕作，又要带头执行仪式，如同过去的族长差不多。等到剥削阶级形成，剥削阶级所组成的国家出现，原来村社集体耕作的土地被剥削者所侵占，原来集体生产的成果变为剥削者的收入，原来在集体耕作地上举行的鼓励大家生产的仪式，这时也转变为监督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了。我国古代的“籍田”，就是贵族所侵占的村社集体耕作的公有地，“籍”的剥削办法就是由此产生的。“籍礼”就是贵族把原来的鼓励耕作仪式，经过改造，使成为监督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但是他们为了掩饰其剥削行为，外表上仍以“村社”最高共同体的代表者身份出现，也还宣称“唯农是务”，“以教民尊地产”，甚至“籍田”的收获在名义上还作为祭祀、救济、尝新之用[167]。

我国古代的井田制度，本是一种变质的村社制度。井田制度也把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于各户耕作，即所谓“私田”；一部是集体耕作的，即所谓“公田”；只是“公田”已被贵族侵占去，其生产物已成为贵族的剥削收入。这种剥削办法叫做“助”，也叫做“籍”。孟子解释井田制度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又说：“惟助为有公田”，“助者籍也”（《孟子·滕文公上》）。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井田制度中有“公田”，不是孟子一家之言。《夏小正》记载：正月“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管子·乘马》也说：“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泽，耕始焉，芸卒焉。”所谓“初服于公田”，“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当即孟子所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既说“唯助为有公田”，又说“助者籍也”，所以“公田”也叫“籍田”。《吕氏春秋·上农》引古农书《后稷》的话，把“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和“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相提并论，可知在这时，“籍田”和“公田”性质是相同的。这时贵族所有的“籍田”，所以又称为“公田”，就是因为它原来就是村社中的“公田”，还沿用着旧名称。

三　“籍”、“租”、“助”的变化

“籍”这种剥削办法的产生，由于贵族侵占原来村社中的“公田”，并迫使原来村社成员进行无偿的劳动。这个变化，我们从“籍”这个称谓的来源及其演变中，也可看到。

“籍田”和“籍礼”的“籍”，古时或作“藉”，原来应作“耤”。从来注释家对此有三种不同解释：

（一）“籍”是“耕”的意思。《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引《五经要义》说：“藉，蹈也。言亲自蹈履于田而耕之。”《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月令》卢植注说：“藉，耕也。”《汉书·文帝纪》颜注引臣瓒说：“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藉谓蹈藉也。”

（二）“藉”是“借”的意思。《说文解字》说：“耤，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诗·周颂·载芟》郑玄注说：“籍之为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其他类似的解说很多，从略。

（三）“籍”是“典籍”的意思。《汉书·文帝纪》颜注引应劭说：“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

在上述三说中，除第三说出于牵强附会外，第一、第二两说都是有根据的。清代学者大都赞成第二说而反对第一说，其实第一说正是“耤”字的本义，甲骨文“耤”字正像一人执耒蹈着耕作的样子。“耤”字本来是躬亲耕作的意思，“耤田”原是由领导带头而集体耕作的田，“耤礼”原是由领导带头而鼓励集体耕作的仪式。等到“耤田”被贵族侵占，“耤田”成为迫使庶人提供无偿劳动的田地，“耤礼”成为征发和监督庶人耕作的仪式，于是“耤”就有了“借民力治之”的意思。

“租”的名称的起源和变化，看来也和“籍田”收获的用途及其变化有关。在最早的文献上，“租”字仅写作“且”，与“祖”同字。如《攸从鼎》载：“迺（乃）使攸卫牧誓曰：我弗其付从其且（租），射（谢）分田邑，则殊（诛）。”这是说：经过诉讼，使得攸卫牧向攸从宣誓说：如果我不付给攸从田租，来酬谢分给田邑，情愿受到严重的处罚。为什么最早的田租会称为“且”（祖）呢？看来，“且”原来是指“籍田”上集体生产出来的粮食，主要是用来祭祀祖宗的，如同黎人把共同生产出来的祭祖用的稻子，称为“稻公稻母”一样。后来为了区别于“祖”字，才应用有“禾”旁的“租”字。高翔麟《说文字通》引《长笺》说：“且古祖字，田赋以给宗庙，故从且。”高氏这个解说是正确的，“租”原是指“公田”上集体生产出来、供祭祖用的粮食，后来“公田”被贵族所侵占，“公田”上的收获成为贵族的剥削收入，贵族也还宣称这种收入是供祭祖用的，仍然称为“租”。再后来，贵族把这种剥削收入认为应得的利益，于是“租”字的本义渐渐不为人所知道，而解释为租税了。但是，剥削阶级也还时常宣称租税收入主要用于祭祀，例如《墨子·贵义》就说：“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

“助”的称谓的起源和变化，看来也和“籍田”上的集体耕作有关。“助”字和“祖”字同从“且”，“助”字的原义，该是指“籍田”上协作劳动。“籍田”上的协作劳动，主要是为了提供祭祖用的粮食，因而称为“助”。自从“籍田”被贵族侵占，贵族迫使村社成员进行无偿劳动，仍然称为“籍”或“助”，“助”就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的称谓。“助”字也或作“耡”，见于《周礼》和《说文解字》。

前面我们谈到，原来在村社制时期，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田”，其收获主要用于祭祀和救济的。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公田”多数被贵族侵占。许多贵族夺取了原来“公田”上集体生产的收获，依然把用于祭祀作为幌子。或者夺取了原来“公田”上集体生产的收获，以救济为幌子，而实际上多用于放债。《周礼》上记载：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而征敛其财赋。

遂人……以兴耡利甿。

旅师……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

这里“合耦于耡”、“兴耡”、“耡粟”的“耡”，杜子春读为“助”，解释为“相佐助”，郑玄又把“合耦于耡”的“耡”，解释为“里宰治处”。孙诒让《周礼正义》说：“谓里宰治处名耡者，亦兼取合耦相佐助之义，以里宰为亲民之官，合耦于民事尤重，故因以耡名其处。犹王侯亲耕之田，藉民力治之，即谓之籍也。”我们认为，“合耦于耡”的“耡”，当指贵族所侵占的“公田”，它之称为“耡”，犹如“籍田”的称为“籍”。这时“耡”田既被贵族侵占，里宰仍然按照老习惯，“以岁时合耦于耡”，其生产的粟，就称为“耡粟”，名义上还是用于救济的，实际上已成为借贷性质，要通过借贷手续来借给里民，所谓“以质剂（债券）致民”；而且明白规定：在春荒时借给，到秋收时收回，所谓“春颁而秋敛之”。这种借贷，虽说要“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即所谓“以兴耡利甿”，江永解释说：“此粟补民不足，贷而无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农民皆蒙惠利也”（《周礼疑义举要·地官二》），但是这不免是空话，在阶级社会中，代表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地方官吏怎可能通过借贷来惠利人民呢？这种“合耦于耡”而生产的“耡粟”，操纵在剥削阶级的地方官吏手中，只会成为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

四　结语

上面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下列四点：

（一）“籍田”或称“公田”，原是原始社会末期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有地，其收获是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公共开支的。由于剥削阶级及其国家的产生，这种公有地被剥削者和国家官吏侵占，其生产物连同被掠夺，原来在这公有地上的劳动者变成被剥削者，要从事集体的无偿劳动。

（二）“籍”“藉”原本作“耡”，本是躬亲耕作的意思，“耡田”原是指集体耕作的田；等到“耡田”被侵占，其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耡”便成为一种剥削办法，于是“耡”就有“借民力治之”的意思。“耡田”上的生产物，原来主要是供给祭祖用的，所以称为“且”（祖）或“租”；等到这种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就成为租税的“租”了。“耡”又称为“助”，原是指“耡田”上的协作劳动，主要是为了提供祭祖的生产物，等到这种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助”便和“耡”一样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的称谓。

（三）“籍礼”原是村社中每逢某种农业劳动开始前，由首脑带头举行的集体耕作仪式，具有鼓励集体耕作的作用。等到“籍田”被侵占，其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籍”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籍礼”就被加以改造，变成剥削者监督庶人从事无偿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了。通过“籍礼”的举行，对各种农业劳动进行着严厉的监督，并对贵族所有田地上所有农业劳动进行着严厉的监督，以确保“籍”这种剥削办法的执行。同时还利用这种仪式，掩饰其剥削行为，仍然虚伪地宣称其目的在于鼓励耕作，并虚伪地宣称其生产物仍然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

（四）原来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有地，有些被国家官吏侵占，其生产物名义上仍然用于救济，实际上已被用于放债了。

上述这种变化，并不是我国古代独有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地村社土地制破坏时的情况说：

土地一部分属于个别的农民，由他们独立去耕作。别一部分是共同耕作的，它会形成一种剩余生产物，那是部分地被用来应付公共的支出，部分地当作歉收等等情况下的准备。但剩余生产物这两个最后的部分，并且最后全部剩余生产物，连生长这种剩余生产物的土地，都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自由的但对这种土地仍然有共同耕作义务的自耕土地所有者，因此变为负有义务要做徭役劳动或缴纳实物地租的人；共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地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48—1049页）。

这和我国古代“籍田”和“籍礼”的产生的情况，有些类似。至于“籍礼”，不仅我国古代有，在古代埃及也是有的。在埃及极古时代权杖的一个碎片上，就画有举行“籍礼”的仪式：国王头戴王冠，手拿着最古的农具——锄头，准备锄第一道垄沟。在国王面前低身鞠躬的人手里拿着篮子，他准备把其中的种子撒到国王犁出的第一道沟里。仪式是在水渠的岸上举行的。这和周天子在举行籍礼中亲执耒耜，“耕一坺”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

根据本文的论证，“籍礼”是贵族用行“礼”的方式，在“籍田”上监督“庶人”进行无偿的农业劳动，以确保其称为“籍”的剥削制度的。当时贵族推行“礼”的目的，本来在于“安上治民”。《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说：

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后世不明此旨，……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

其实，“礼”就是剥削阶级用来束缚人民的工具，企图使人民遵循他们所制定的“规矩”，“习惯而成自然”，使反抗的斗志“潜消于不觉”，俯首听命，忍受种种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不起来“犯上作乱”。当时贵族举行“籍礼”的目的就是如此。由此可见，古代贵族所制定的“礼”的功用，并不是“不下庶人”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只是指那些在贵族内部举行、用来巩固贵族组织的“礼”，不允许庶人参加而已。

这种“籍礼”的历史很是悠久，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都曾按照故事举行“籍礼”。因为当时早已不采用这种“籍”的剥削方法，其目的只是为了虚伪地表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已。

[162]《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也载有这种“籍礼”：“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陈昌齐、王念孙谓‘三’字涉上而衍），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吕氏春秋·孟春纪》略同，惟“于参”作“参于”，“卿诸侯九推”作“卿诸侯大夫九推”。这和《国语·周语上》虢文公所谈“籍礼”不同的是：这里不是“王耕一坺，班三之”，而是“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里在礼毕后不采用当场举行宴会的办法，而是采用回到太寝“劳酒”的办法。这可能因为《月令》的著作年代较迟，它所记的已是春秋、战国间的“籍礼”，所以和虢文公所谈西周的“籍礼”不同。

[163]“籍”又或称“助”，孟子认为助法起于殷商时代，曾说：“殷人七十而助。”又认为周文王时已行助法，如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孟子·梁惠王下》）。“耕者九一”就是指助法，孟子曾劝滕文公说：“请野九一而助”（《孟子·滕文公上》），可证。

[164]《礼记·乐记》也说：“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

[165]黎族旧风俗，收获时由亩头到每块田捆取一两把稻子（多则六把），在捆扎处放一小团饭粒，表示给祖宗吃的，认为祖宗吃饱了才能帮助子孙看管稻谷，使来年稻谷丰收、牲畜兴旺和人口平安。他们把这种祭祀用的稻谷，称为“稻公稻母”；实际上，这种“稻公稻母”已被亩头收取去，成为亩头的一种剥削收入了。

[166]黎族旧风俗，每年稻谷初熟时，由亩头妻子到田中割取一、二十把稻子（每把约有净谷二斤八两），用来酿酒，煮饭，以供亩头夫妻一日的饮食，作为“尝新”，余下的由亩众在次日同吃。

[167]《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周礼》干宝注说：“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于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也。”

“冠礼”新探

“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联系的手段。进入阶级社会后，许多礼仪还被大家沿用着，其中部分礼仪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变，作为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我国西周以后贵族所推行的“周礼”，就是属于这样的性质。

西周时代贵族所推行的“周礼”，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的，许多具体的礼文、仪式都是从周族氏族制末期的礼仪变化出来的。西周贵族为了巩固其贵族组织，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把过去父系家长制的血缘纽带保存下来，转化成为宗法制度，用来维护君权、族权、夫权和神权。与此同时，他们又把父系家长制时期的各种传统习惯和礼仪，加以改变和补充，用来作为维护宗法制度和“四权”的手段，这样，就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这方面，李亚农同志在《周族的氏族制》中，已曾作深刻的分析，这里不再细谈。

有关“周礼”的史料，留存到今天的很多。这些史料虽然多数出于春秋、战国时人的编定，没有把西周时代的“礼”原样保存下来，但是，由于“礼”的本身具有很顽固的保守性，所谓“礼也者，反本循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礼器》），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探索出部分西周的情况来，甚至还可由此摸索到一些氏族制末期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其起源和流变，作系统的探索，将大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本着这个宗旨，本文试图对其中最基本的“礼”——“冠礼”（《礼记·冠义》所谓“冠者礼之始也”），作一次新的探索，请大家指教。

一　“冠礼”的起源及其作用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应用的“周礼”，其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冠礼”之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就是个显著的例证。

“成丁礼”也叫“入社式”，是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必经的仪式。按照当时习惯，男女青年随着成熟期的到来，需要在连续几年内，受到一定程序的训练和考验，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坚强的毅力，具备充当正式成员的条件。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教育制度，也是学校的起源。如果训练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得到成员应有的氏族权利，如参加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酋长等，还必须履行成员应尽的义务，如参加主要的劳动生产和保卫本部落的战斗等。

“冠礼”是和“成丁礼”具有同样的特征的。根据《仪礼·士冠礼》和《礼记·冠义》，贵族男子到二十岁时，要在宗庙中由父亲主持举行冠礼，即孟子所谓“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孟子·滕文公下》），在行礼前，要选定日期和选定加冠的来宾，叫做“筮日”“筮宾”，所谓“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行礼时，嫡长子必须在序（阼阶上）举行，表示成人后可以代为主人，所谓“冠于阼（即阼阶上），以著代也”。举行的仪式，主要是由来宾加冠三次，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叫做三加。“三加”后，经过来宾敬酒，再去见母亲。随后，再由来宾替他取“字”，接着就去见兄弟姑姊；在更换玄冠、玄端后，再手执礼品（挚），去见国君、乡大夫和乡先生。最后由主人向来宾敬酒，赠送礼品，送出宾客，才算礼成。男孩在未行“冠礼”前，作孩儿的打扮，行“冠礼”时由来宾加冠，穿上贵族的成年服装，无非表示开始成为“成人”了。男孩原来只有父亲所取的“名”，行“冠礼”时由来宾替他取“字”，“字”是贵族中“成人”尊敬的称号，也无非表示开始成为“成人”了。《冠义》所谓“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礼》所谓“三加弥尊，谕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加冠后，要往见母亲、亲属和国君、乡大夫、乡先生，无非让大家公认他是“成人”。《冠义》解释说：“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十分明显，“冠礼”实质上就是古代贵族的“成丁礼”，所以《穀梁传》文公十二年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冠礼”和“成丁礼”相同之处，不仅同样是青年进入成年阶段的仪式，而且同样需要经过一定程序的教育和训练。《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礼记·内则》又说：“十年出外就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同时，举行仪式后，也一样可以得到成员应得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所不同的，“冠礼”是古代贵族中实行的“成丁礼”，其目的在于巩固贵族组织，维护宗法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因此他们在“冠礼”后得到的主要权利，就是统治人民的特权。所以《冠义》说：行冠礼后“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他们在“冠礼”后所应尽的义务，就是服兵役，为保护本贵族特权而战斗。《盐铁论·未通》篇记御史说：“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又记文学说：“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戎事”就是服兵役。西周、春秋时代的军队，主要是由贵族和“国人”组成的，其中的“甲士”该就是贵族和“国人”中举行过“士冠礼”的壮丁。《周礼·乡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皆征之”，从来注释家认为七尺即二十岁，该是自古相传的旧说。

“冠礼”是当时贵族青年成为“成人”必经的仪式。按礼，成为“成人”才“可以为人”，“可以为人”才“可以治人”，取得“治人”的贵族特权。因此所有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内，都必须举行这个仪式，《士冠礼》所谓“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按礼，任何贵族中人都不是“生而贵者”，必须经过“冠礼”，才能取得“治人”的特权，就是天子、诸侯也不例外。所以《荀子·大略》说：“古者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168]但是实际上，天子、诸侯、卿大夫都出世袭，都是“生而贵者”，举行“冠礼”与否，与他们关系不大，因此多数未能认真举行。在春秋史料中，诸侯中只见鲁襄公在十二岁时，由于晋侯的建议，举行过“冠礼”，晋侯建议的理由只是“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左传·襄公九年》）。卿大夫中只有晋国的赵文子举行过“冠礼”，赵文子在“冠礼”后，曾遍见卿大夫，即《冠义》所谓“以成人见也”。赵文子见同朝的卿大夫时，栾武子教他“务实”，中行宣子教他“戒骄”，韩献子说：“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智武子教他要“有宣子（赵盾）之忠而纳之以成子（赵衰）之文”（《国语·晋语六》）。所有这些，无非因为赵文子已“成人”，将继任卿大夫的职位，教以如何治国和“为人”。

在战国以前，只有秦国国君认真举行过“冠礼”。按照秦国的“礼”，“冠礼”在二十二岁时举行，秦惠文王、昭襄王都是“生十九年而立”（《史记·秦始皇本纪》末节），又都是“三年王冠”（《史记·秦本纪》）的。秦始皇年十三岁而立，到“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秦始皇本纪》），也是二十二岁举行“冠礼”。秦始皇要“宿雍”后举行“冠礼”，因为这礼必须在祖庙举行，而秦的祖庙在雍。他在举行“冠礼”的同时要“带剑”，因为行“冠礼”后，就成为贵族中的“成人”，就可以武装起来，成为统治者了。他就是在举行“冠礼”后，开始听政，即所谓“冠而听治”的，在听治后，就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集团，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的。

按礼，贵族男子在结发加冠后，才可娶妻；贵族女子在许嫁后，才可结发加笄，所谓“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太平御览》七百十八引《白虎通》）。所以礼书上常以“昏冠”连称，如说：“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周礼·大宗伯》），“凡其党之昏冠，教其礼事”（《周礼·党正》）。这个“结发”后结婚的风俗，曾流传很久。《文选》卷二十九苏子卿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李善注：“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时，取冠笄为义也。”我国古代贵族为成年男女举行冠笄仪式，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表示已经“成人”，即将男婚女嫁，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所谓“冠而生子，礼也”。其目的就在于延续和巩固贵族的血统组织，维护其宗法制度。

二　“字”的来源及其意义

根据古礼，婴儿生下三月后，要择日剪发，“妻以子见于父”，由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礼记·内则》）。男子到二十岁举行“冠礼”，才由宾客取“字”，所谓“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女子则在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取“字”，所谓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礼记·内则》），“女子许嫁笄而字”（《礼记·曲礼上》），所以旧时习俗上，当女子将许嫁时，叫做“待字”。“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不管是正是反。后世“冠礼”虽然不行了，但是这个成年取“字”的习惯曾长期流传着。

《士冠礼》记述古代男子取字的方式说：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

这是说：男子“字”的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系的某一个“字”，末一字都用“甫”的称呼。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从古文献来看，西周时确实流行着这种取“字”的方式（在金文中尤为常见），春秋时也还有沿用这种习惯的。见于西周文献的，如白（伯）丁父（《令簋》）、白懋父（《小臣簋》等）、白家父（《伯家父簋》）、程伯林父（《大雅·常武》）、伯阳父（《国语·周语上》）、中（仲）旄父（《逸周书·作雒》）、仲山甫（《大雅·烝民》等）、王中皇父（《王中皇父簋》）、中父（《仲父盘》）、弔（叔）向父（《叔向父簋》）、弔邦父（《盨》）、弔家父（《叔家父簠》）等，其例不胜枚举。列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晋有白父（《伯父鼎》）、桓伯林父（《左传·成公十八年》正义引《世本》），鲁有白愈父（《鲁伯愈父鬲》）、弔猒父（《鲁土商簋》），齐有成伯高父（《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郑有召弔山父（《召叔山父簠》）、弔宾父（《叔宾父盨》等），陈有叔原父（《陈公甗》），戴有弔庆父（《戴叔庆父鬲》）等，例子也很多。

按照当时的习惯，男子的“字”可以不用全称。有省去伯、仲等行辈称呼的，如白懋父或称懋父（《懋父簋》、《师旅鼎》），兮白吉父（《兮甲盘》）或称吉甫（《小雅·六月》），白龢父或称龢父（《邢人钟》），白俗父或称俗父（《南季鼎》）。有省去“父”的称呼的，如吴大父（《同簋》）或称吴大（《师酉簋》），又如周公长子，或称禽父（《左传·昭公十二年》），一般多省称父而称为伯禽，其全称应为伯禽父；孔子的“字”，或称尼父（《礼记·檀弓上》、《左传·哀公十六年》），或单称尼（《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般多称为仲尼，其全称应为仲尼父。也有省去伯、仲等行辈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太公望或称师尚父（《大雅·大明》），白雍父或称师雍父（《鼎》、《甗》等），白龢父或称师龢父（《师兑簋》、《师簋》）等，“师”即是“师氏”官名的简称；又如兮白吉父或称尹吉父（《汉书·古今人表》），“尹”即“尹氏”官名的简称。也有省去“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又有省去伯、仲等行辈和“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内史叔兴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或称内史叔兴（《左传·僖公十六年》），又称内史兴（《国语·周语上》）。更有省去“某父”，单以伯仲等行辈连同官名、氏或称号来称呼的，如仲山甫或称樊仲（《国语·晋语四》），或称樊穆仲（《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或称太史伯阳（《史记·周本纪》），或称太史伯（《史记·郑世家》），又或称史伯（《国语·郑语》）；又如庆父的“字”全称为仲庆父（《左传·庄公八年》），又或称为共仲（《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左传·闵公二年》）。由此可见，西周、春秋史料中，有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氏或称号而称伯、仲等行辈的，都是“字”的简称。《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是说：习惯上到五十岁以后，可以单称伯、仲等行辈而省去“某父”的称呼[169]。

西周贵族男子取“字”，个别也有不用“伯某父”方式而称“子某”的，如唐叔虞，字子于（《史记·晋世家》）。到春秋时，多数用“子某”的方式取“字”，采用“伯某父”方式的逐渐减少，详见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十二、二十三）。

古代女子取“字”的方式，《仪礼》中没有谈到。我们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发现了下列许多贵族女子的称呼：囱孟妫婤母（《陈伯元匜》）、孟妫母（《陈子匜》）、△妫囧母（《陈侯鼎》）、孟妊车母（《铸公簠》）、叔△（此字从女，亦女姓）奜母（《伯侯父盘》）、中（仲）姬客母（《干氏叔子盘》）、虢孟姬良母（《齐侯匜》）、辛中姬皇母（《辛仲姬鼎》）、中姞义母（《仲姞匜》）、鄦（许）弔姬可母（《蔡大师鼎》）。这些称呼，除了有的冠有国名或氏以外，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第二字是姓，第三字和第四字都作“某母”。王国维认为：“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犹男子之字曰某父”（《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郭沫若同志曾经认为王国维在这方面“揭破三千年来之秘密”（《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170]。此外也有不作“某母”而作“某女”的，如成姬多女（《白多父簋》）、京姜庚女（《京姜鬲》），杨树达又认为：“古文母女二字本通用”，“古人于女子不但以母为其字，亦以女为其字”（《积微居金文余说》卷二《京姜鬲跋》）。这个看法也很正确。

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当时女子的“字”也可以不用全称。有省去伯、仲等行辈称呼的，如虢妃鱼母（《苏妊鼎》）、姬△母（《王作鬲》）、姬大母（《戏伯鬲》）、姬原母（《应侯簋》）、姬母（《姬母鬲》）、姬母（《姬母鬲》）、姜林母（《姜林母簋》）、郳△母（《郳鬲》）、貍母（《南旁簋》）等。也有省去“母”的称呼的，如孟妃（《番匊生壶》）、邛（江）仲嬭（芈）南（《楚王钟》）、中姬艅（《仲姬俞簋》）、弔（叔）姬霝（《叔姬簠》）、弔妊襄（《薛侯盘》）、季姬牙（《鲁大宰原父盘》）等。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保侃母（《保侃母簋》《保侃母壶》《南宫簋》）、保母（《保母簋》），“保”是官名，即是“保母”。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单称“某母”或“某女”的，如寿母（《鲁生鼎》）、兹女（《兹女盘》）、帛女（《帛女鬲》）、之女（《女姬罍》）等。又有连省去“某母”或“某女”，而单以伯仲和姓连称的，如孟姬（《不簋》）、中姬（《叔家父簠》）等，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省称方法，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当时女子的“字”的省称方法，基本上和男子一样。

上面我们把周代贵族女子的“字”和男子的“字”比较了一下，就可见女子取“字”的方式基本上和男子相同，仿效《仪礼》的话，就是：

曰：伯（或作孟）某母（或作女），仲、叔、季，唯其所当。

只是因为当时实行外婚制，同姓不婚，对女子的姓看得很重，就必须在伯、仲下把姓标出。《白虎通·姓名》篇说：“妇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又因当时以父系为中心，成年的女子应该作为夫家的一个成员，女子“以许嫁为成人”（《礼记·曲礼》郑注）[171]，所以女子的“字”必须在许嫁时题取，女子的姓字上就往往标上了夫家的国名或氏。因此妇女的简称，也有以夫家的国名或氏连同姓来称呼的，又有以丈夫的称号连同姓来称呼的。甚至有以丈夫的“字”为其“字”的，如成姬多母就以其丈夫白多父的“多”为“字”（《白多父簠》）。这都是夫权的具体体现。只有少数以母家的国名或氏连同姓，作为女子的简称的。《礼记·丧大记》说：“凡复（招魂辞），男子称名，妇人称字”（郑注：“妇人不以名行”）。所以“妇人称字”，不以名行，因为“名”是母家所取，“字”才表示隶属于夫家的一个成员。《礼记·丧服小记》又说：“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一般学者都根据这点，认为“姓与伯仲即妇人之字”（夏炘《学礼管释》卷一《释妇人称字》），其实姓与伯仲相配，其中只有伯仲是妇人“字”的简称，如同当时男子简称伯仲，与氏相配一样。

为什么当时男女的“字”都要冠上伯仲等行辈的称呼呢？因为取“字”以后就表示“成人”，正式加入了贵族组织的序列，在宗法制度下，有大宗、小宗的区分，长幼行辈的排列，关系重大。为什么男子的“字”要加上“父”或“子”的称呼，女子的“字”要加上“母”或“女”的称呼呢？无非表示已具有男性成员或女性成员的贵族权利和义务。其间，也还有区别男女的性质，《礼记·乐记》所谓“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冠礼”既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转变而来，“冠礼”取“字”的方式也该是沿袭周族“成丁礼”的习惯的。西周贵族男子取“字”所以称“父”，女子取“字”所以称“母”，王国维解释说：“盖男子之美称莫过父，女子之美称莫过母，男女既冠笄，有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王国维因缺乏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这个解释并不恰当。郭沫若同志解释说：

知古有亚血族结婚制而行之甚久，则知男字何以均可称父，女字何以均可称母之所由来。盖当时之为儿女子者均多父多母，故称其父均曰父某，而称其母均曰母某。周人习之，故男女之自为名，亦自称曰某父某母也。周人用此名而不嫌，……后世制改则名涉于嫌，故某母之称绝迹于世，而某父之字亦改用某甫。（《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

我们认为西周贵族取“字”的习惯，起于父系家长制时期的“成丁礼”，不必与亚血族婚姻有关。“父”与“母”，本来是成年男女的称呼。西周、春秋时贵族男子举行“冠礼”后，所戴的冠或称为“章甫”，《士冠礼》郑注：“甫或为父，今文为斧。”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父”原为“斧”的初字，就像手执斧形。石斧原是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利器，到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的劳动生产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石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物品，故借为成年男子的称谓。“母”字的结构，是“女”字中有二点“象乳子”（《说文》），用以表示女子的成年，故作为成年女子的称谓。周族在举行“成丁礼”取“字”时，男子称“父”，女子称“母”，无非表示已具有成年男女的权利和义务。西周贵族的“冠礼”起源于“成丁礼”，所以还沿用这种取“字”的方式。后来“父”“母”已习惯为父母亲的称谓，逐渐“名涉于嫌”，所以春秋时“某母”之称逐渐稀少，“某父”之称也渐少见，而“子某”的取“字”方式大为流行。“子”字像人形，也是男子的美称。

周族在氏族制时期举行“成丁礼”的习俗，因史料缺乏，无从详知，但是，我们以易洛魁族举行“成丁礼”的习俗比较一下，也可推知其大概。

处于氏族制阶段的易洛魁族，每人都有两个名字。初生时由母亲取名，经近亲同意后，由部落会议公布，这是幼年的名字。到十六岁或十八岁时，通常由酋长来举行仪式，宣布废除幼年名字，授予成年名字。青年男子必须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行为后，才具有取得成年名字的资格。在成年名字授予后，一经部落会议公布，就取得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酋长的授予成年名字，就意味着氏族授予名字，也标志着授予氏族权利（莫尔根《古代社会》1957年三联书店版82—83页）。因为“氏族有一定的名字或一连串名字，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本身才能使用这种名字，因之，氏族个别成员底名字也就指出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权利自然是跟氏族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83页）。

周族人的“名”，相当于易洛魁族的幼年名字；周族人的“字”，相当于易洛魁族的成年名字。上述“伯某父”或“孟某母”的取“字”方式，就是周族所特有的“字”，原来只有这族人才能使用这种“字”的。周族在举行“成丁礼”时，这种“字”的授予，不仅指出了他属于周族，同时也表示着氏族权利的授予。到西周时，建立国家组织以后，周族成为统治的贵族，其父系家长制转变为宗法制度，其“成丁礼”随着变为“冠礼”，这时这种“字”的授予，就表现为贵族特权的授予。易洛魁族成员在取得成年名字时，要废除幼年名字；而周族男性成员在取得“字”时，依然保留幼年的“名”，并使“字”和“名”在字义上有所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到“字”，由“字”而推想到“名”，《白虎通·姓名》篇所谓：“或旁其名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至于周族的女性成员则因服从夫权的关系，要在许嫁后举行“笄礼”取“字”，出嫁后便经常用“字”，不以“名”行了。

西周在灭殷和东征后，推行宗法制度，不断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用礼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冠礼”就由姬姓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其举行“冠礼”取“字”的方式也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前面已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当时列国许多异姓贵族已多采用周族的取“字”方式。我们再以宋国为例，许多贵族都已改变了殷人的习惯，改从周的取“字”方式，如戴公一系，有乐甫（字）术（名）、石甫愿绎、夷父倾、硕甫泽、季甫、夷甫须、好父说、华父督等；孔子的祖先，有弗父（字）何（名）、宋父周、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祁父、防叔、伯夏、叔梁（字）纥（名）等（以上据雷学淇辑校《世本》）。连孔子本人，字仲尼父，也不例外，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时异姓贵族改从周的取“字”方式，无非表示服从周天子的统辖，接受了“周礼”，参加到以周天子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中，与姬姓贵族一样取得了贵族特权。

三　三次加冠弁的意义

周族的男子在成年时要加冠，是和他们成年“结发”的习俗有关的。当时男孩的头发，或者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鄘风·柏舟》）；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状如两角，叫做“总角”。到成年时，才把头发盘结到头顶上，安上笄，戴上冠，《齐风·甫田》所谓“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郑笺：“突而加冠为成人也。”）周族人有露发的习惯，所戴的冠并没有把头发全部套住，只起着套住发髻的作用，并带有发饰的性质，所以《说文》说：“冠，絭也，所以絭发。”但是，“冠礼”的加冠，不仅在于套住发髻，是有其更重大的意义的。

根据《士冠礼》，要先后三次加冠弁服：

（一）初次加缁（黑色）布冠，身穿玄（黑色）端、缁带、爵（赤黑色）韠。

（二）再次加皮弁，身穿素（白色）积、缁带、素韠。

（三）三次加爵（赤黑色）弁，身穿纁（浅绛色）裳、纯（读为“黗”，黑色）衣、缁带、靺（赤黄色）鞈。

后来，往见亲戚和国君、卿大夫时，又要废弃缁布冠，改戴玄冠。上述三种服装的主要区别，就是冠弁形式和服色的不同。这些服装，都是由很原始的服饰逐渐转变来的，例如其中的韠，也叫韨（一作“市”）或鞈，是一幅腰围，在西周时，是贵族服饰中很重要的部分，盖在裳的前面的，周天子常把它连同车马服饰赏赐给大臣，而它的起源，仅是野蛮时代围住下身的一块皮。《易纬乾凿度》郑玄注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

各种冠弁的起源也很古老。行“冠礼”时初次戴上的缁布冠，原是周族人太古时戴的一种帽子。太古时丝帛还没有，只有麻布，一般都用白麻布制成冠，只有斋戒时才戴黑麻布制的冠，叫做缁布冠。这时为了保存古礼，初次加的冠就是缁布冠，而且从诸侯到士一律如此。《礼记·玉藻》说：“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士冠礼》说：“太古冠布，齐（斋）则缁之。”因为这仅是保存古礼，所以缁布冠只在仪式上应用一下，用过后就废弃，所谓“冠而敝之可也”。到实际应用时，就改戴玄冠。玄冠就是由缁布冠发展而来，它只是改用黑帛制成，结构略有改变而已（关于这方面清代学者已有详细考证）。

玄冠是当时贵族通常应用的礼帽，又叫委貌、章甫、毋追。《士冠礼》说：“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之道也。”委貌该是周族传统的称呼，据郑玄注，“委犹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也或简称委，它常和玄端（通常礼服）连称为“端委”或“委端”。章甫，据郑玄注，“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作父”。前面谈到，行“冠礼”时，男子取“字”的方式是“伯某父”或“仲某父”等，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加冠后，其所戴玄冠又称为“章甫（父）”，很明显，同样是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的。《士冠礼》说：“章甫，殷道也”，是否章甫之名起于殷代，“冠礼”在殷代已有呢？清代学者多数不信章甫出于殷道之说，如江永《乡党图考》说：

公西华言端章甫（按见《论语·先进》），犹云端委，未必有取于殷冠。孔子言：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按见《礼记·儒行》），似章甫与委貌亦有微异。鲁人歌，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当时章甫与委貌亦通行，可通称，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

我们前面谈到，西周以后许多宋的贵族已服从周礼，改用周族“伯某父”的取“字”方式，其所冠“章甫（父）”，为了表明为“父”，也该是服从周礼的。孔子少居鲁，还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长居宋，已过成年，因戴章甫之冠。后来儒家讲治周礼，沿用古服，章甫又成为儒服。《墨子·公孟》载：“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而后仁”，墨子反驳说：“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可知章甫还是“法周”的“古服”。但是也可能，西周、春秋时宋人所戴礼帽，通用章甫的名称，其式样也还保存着殷人的遗风。

委貌和玄端合称“端委”或“委端”，到春秋时贵族还经常用作礼服，用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如晋文公接受周襄王的册命，曾“端委以入”（《国语·周语上》）；“阳谷之会，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诸侯”（《穀梁传》僖公三年）；刘定公对赵文子说：“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左传·昭公十年》），董安于说：“及臣之长也，端委韠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国语·晋语九》）；子贡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左传·哀公七年》）。由此可见，“冠礼”的所以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表示从此可“以治民”和“以治周礼”了。所以《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

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的皮弁，也是周族人上古时的一种帽子。《士冠礼》：“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韠。”郑玄注说：“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孔颖达正义说：“上古也者，谓三皇时，冒覆头，句（钩）颔绕项。”《白虎通·绋冕》篇又说：“皮弁者，……上古之时质，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积素以为裳也，言腰中辟（襞）积，至质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这种服装，主要有两部分：皮弁用白鹿皮制成，取其有花纹，其形式“冒覆头，钩颔绕项”，很明显，是上古野蛮时代的一种皮帽，所谓“古之王者有务（鍪）而拘领者矣”[172]；素积是素色的布积叠制成的裳，腰部依靠用折叠的襞积构成，也是上古一种原始的服装。

看来，周族在氏族制末期，就是穿着这种服装从事打猎和战斗的。《白虎通·绋冕》篇又说：皮弁素积“征伐田猎，此皆服之”。《公羊传》何休注也认为“皮弁，武弁”（宣公元年）；“礼，皮弁以征不义，取禽兽行射”（昭公二十五年），徐彦疏又说：“韩诗传亦有此文。”（成公二年）在比较原始的部落中，战斗和狩猎确是用着相同的服装的。到西周建立国家以后，礼节上所用的服装，还多保存着旧有的形式。但逐渐有些变化和分化，后来这种皮帽就分化成了韦弁、皮弁、冠弁等三种。《周礼·司服》说：“凡兵事，韦弁服；胝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他们把“韦弁”用于有关军事的仪式，“皮弁”则已用到朝廷上去，只有“冠弁”仍然用于田猎上。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田猎用的“冠弁”，就是“玄冠而加弁”，这种皮弁即所谓皮冠，该是正确的。春秋时各国贵族田猎时所戴皮冠，也还和行“冠礼”时所戴的皮弁一样，保持着原始的式样[173]，同时还保存着原始的风习，有下列三个故事足以证明：

（一）有一次卫献公请孙文子、宁惠子来共进食，二人都穿着朝服侍候在朝，谁知天色很晚，卫献公再不召请，却独自在园囿中射鸿，二人跟从到园囿去见他，他“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左传·襄公十四年》）。

（二）有一次楚灵王在州来狩猎，后来赶到乾谿。“王皮冠、秦复陶（杜注：“秦所遗羽衣”）、翠被（杜注：“以翠羽饰被”）、豹舃（杜注：“以豹皮为履”），执鞭以出，仆折父（杜注：楚大夫）从，右尹子革夕（杜注：“子革，郑丹；夕，暮见”），王见之，去冠被，舍鞭（杜注：“敬大臣”），与之语”（《左传·昭公十二年》）。

（三）有一次齐景公在沛泽田猎，用弓来招呼虞人（掌山泽之官），虞人不进，景公派人把他捉来，他说：“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左传·昭公二十年》）。

楚灵王见右尹子革，“去冠被”，所以表示敬大臣；孙文子和宁惠子到园囿中去见卫献公，献公“不释皮冠”，二人就发怒。可知皮冠不仅是田猎的帽子，原来该是武装的帽子，所以在礼节上，即使与臣下相见也要脱帽。古时只有戴武装的帽子，见客要脱帽，如“郤至见客免胄”（《左传·成公十六年》）[174]。

这样看来，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皮弁，原来的意义就是把他武装起来，以便从事田猎和战斗，因为“二十冠而成人”，需要“与戎事”了。

行“冠礼”时，第三次所加的爵弁，是一种祭服。《白虎通·绋冕》篇说：“爵弁者，周人宗庙之冠也。”它是一种平顶的帽子，与冕略同，所不同的，冕顶前低后高，爵弁则前后平，冕前有旒，弁没有旒。《礼记·杂记上》说：“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可知弁在礼节中，与冕的用处有相同之处，只是低一等而已。

《士冠礼》解释三次加冠弁说：“三加弥尊，谕其志也。”谕些什么志呢？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要参与兵役，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因为当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冠礼”的举行，就是表示已具有参与“大事”的大志了。当时贵族的“冠”，既代表着他们身份和特权，又代表着他们参与“大事”的大志，因此十分重视，直到死，还是要戴着，不能“免冠”。《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卫国发生内乱，“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在西周金文中，我们常见周天子把服饰车马等赏赐给大臣，其用途不外乎“用事”、“用兽（狩）”、“用政（征）”、“用岁”，例如：

易（锡）女（汝）玄衣黹（纯）、赤市（韨）、朱黄（珩）、旂、攸勒，用事（《颂鼎》）。

易（锡）女（汝）鬯一卣、冖（冕）衣市（韨）舃、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旂，用（狩）（《大盂鼎》）。

易（锡）女（汝）鬯一卣、祼圭（瓒）宝、朱市（韨）、悤黄（珩）、玉环……，易（锡）女（汝）（兹）关（赠），用岁用政（征）（《毛公鼎》）。

周天子在对臣属下令的时候，赐给许多服饰车马，不仅是表示恩宠，更重要的是表示具体地授予了特权和任务。所谓“用事”是指所担任的职官的任务，所谓“用岁”是指周年祭典，所谓“用政（征）”是指出征，所谓“用兽（狩）”是指狩猎，古人是用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所谓“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穀梁传》昭公八年）。当时周天子赏赐服饰的用途，不外乎“用事”、“用岁”、“用征”、“用狩”，同样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当“冠礼”举行时，由宾客三次加冠弁，当然不同于周天子赐予服饰，但是，其实际意义，也是代表贵族具体地表示授予特权和任务。

四　结语

按照易洛魁族的氏族制度，通过“成丁礼”的仪式，给予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共有下列十点：（一）选举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二）罢免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三）遵守在氏族内禁止婚姻的义务。（四）氏族成员死亡者遗产继承之相互的权利。（五）援助、防卫及复仇之相互的义务。（六）对于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七）收养外人为氏族成员的权利。（八）有权参加宗教上的共同仪典。（九）有权葬于氏族公共墓地。（十）有权参与氏族会议。由于有了“这些功能与职权，对于氏族组织予以活力和个性，并且保障了氏族人员的个人权利”（莫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第七十三——七十四页）。我们根据前面三段的论述，可知周族在氏族制时期举行“成丁礼”时，给予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和易洛魁族差不多的。易洛魁族是通过对成员命名的方式，来授予氏族的权利和义务的；而周族除了通过对成员命名方式以外，更通过加冠的方式，来授予氏族的权利和义务的。

西周贵族所应用的“冠礼”，虽然其仪式和习惯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但是由于贵族、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冠礼”已成为巩固贵族组织和保障贵族成员特权的手段。所以当时“庶人”一般是不举行“冠礼”的[175]。贵族通过“冠礼”给予成员的特权和义务，根据上面的论述，主要的有下列六点：

（一）开始享有贵族成员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礼仪的权利。按礼，国君与卿大夫行“冠礼”后，才可亲理政务。

（二）开始享有贵族成员统治人民的特权。

（三）经过“结发”和加冠笄后，可以男婚女嫁，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但须遵守“同姓不婚”的古礼。成年妇女应服从夫权，并作夫家的成员，故其“字”应在许嫁时题取。

（四）取得宗法制度所规定的继承权。嫡长子与庶子所取得的继承权利不同，嫡长子在东序举行加冠仪式，即表示具备了继承“宗子”的资格。

（五）开始有服兵役的义务，负有保护本贵族特权的责任。

（六）取得了参加本族共同祭祀的权利。

这些权利和义务的给予，具体表现在成年名字和三种冠弁服饰的授予上。西周、春秋时贵族举行“冠礼”，这样的给予贵族成员特权和义务，很明显，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贵族组织，维护宗法制度，保护贵族利益。所以，这种礼必须在宗庙中隆重举行，《礼记·冠义》说：“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176]

（《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今略加修订。）

[168]《说苑·建本》篇说：“周召公年十九，见王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这和《荀子·大略》篇所说相同。

[169]贾公彦疏说：“周文，二十为字之时，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时，则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据金文看来，许多人都以伯仲连同某父称呼，贾公彦之说不可信。孔颖达疏又说：“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曰艾，转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士冠礼》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时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时直呼伯仲耳。”这个说法比较可信，西周、春秋文献中仅称伯仲而略去某父的例子，很常见。习惯上到五十岁后可以单称伯仲，带有敬老的意思。

[170]郭沫若同志在《两周金文辞大系》的《蔡大师鼎》下，考释又说：“古人女子无论已嫁未嫁，均称某母。……某母当是女名，或省去‘母’字。古者女子无字，出嫁则以其夫之字为字，就见乎彝铭者言：如《颂鼎》‘皇考龏叔，皇母龏姒’，《召伯虎簋》‘幽伯幽姜’，《镈》‘皇祖圣叔，皇妣圣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仲，〔皇母子仲姜〕’，均其例证。”郭老在此又不同意王国维之说，认为“某母”乃女子之名，非字，无论已嫁未嫁都可称某母。我们以当时贵族女子“孟某母”的取“字”方式以及简称方法，和当时贵族男子“伯某父”的取“字”方式及简称方法作一比较，可知“某母”确为女子之字，非名。西周、春秋时女子在许嫁举行“笄礼”时取“字”，以丈夫的称号或字作为字的，只是女子称字的一种方式，郭老所举的几个例证，就是以丈夫的称号为字的，但不能说当时女子“无字”，全是“以其夫之字为字”。实际上，妇女出嫁后都用字，不以名行，因此在文献上妇女的名很少见。

[171]《礼记·丧服小记》说：“许嫁笄而字之，死则以成人之礼。”《公羊传》文公十二年也说：“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这是女子“以许嫁为成人”的具体表现。

[172]孔颖达认为皮弁起于上古三皇时，“冒覆头，句颔绕项”，是有根据的。《荀子·哀公》载：“鲁哀公问冠于孔子，……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其政好生而恶杀焉”。这是说在冠没有创制前，已有“务（鍪）而拘领者”。《淮南子·泛论》篇根据这点也说：“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高诱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鍪，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绻领，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韦袭反褶以为领也。”《尚书大传·略说》又说：“周公对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领”，郑玄注：“古人谓三皇时，以冒覆头，句领绕颈，至黄帝则有冕也”（《礼记·冠义》正义引，《荀子·哀公》杨注引略同）。可知上古最早的帽子是兜鍪形式的，是把头顶完全冒覆起来的，其形式如同锅子，故称“鍪”或“务”，原是用来保护头部的。古时作为武装的胄，当即由此发展而来。胄也是兜鍪形式。安阳西北冈出土有殷代铜胄，正是“以冒覆头”的兜鍪形式，见《考古学报》第七册，陈梦家：《殷代铜器》，图五五。

[173]孙诒让《周礼正义》说：“《孟子·万章》篇：万章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赵注云：皮冠，弁也。孔广森云：《左传》责卫侯不释皮冠；楚灵王雨雪皮冠，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皮冠可释可去，则必别有一物，加于冠上矣。案：皮冠盖犹方相氏之蒙熊皮，孔谓别有一物加于冠上，其说近是。赵氏以弁释皮冠，盖即据此经。……以弁加于冠上，谓之冠弁服。”今案：这种田猎用的皮冠，曾长期保持原始的形式，孙氏谓“盖犹方相氏之蒙熊皮”，甚是。狩猎戴皮冠，不仅为了预防伤害，兼有扰乱野兽耳目，或诱兽入网的意思。辉县琉璃阁战国墓第一号墓所出舞乐狩猎纹奁，奁壁上刻有戴兽头帽而射猎的人，见《山彪镇与琉璃阁》六五页。这种兽头帽该是一种诱使兽近身的皮冠。

[174]许地山《礼俗与民生》：“欧洲的脱帽礼原是武士入到人家，把头盔脱下，表示解除武装，不伤害人的意思”（《国粹与国学》九七页）。这和我国古代将士“见客免胄”的原由相同。

[175]《礼记·文王世子》说：“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这里所说的“庶人”，是指由贵族下降而为“庶人”的，还保持有传统的“冠礼”，并不是说当时“庶人”亦有冠礼。

[176]春秋时诸侯行冠礼，不但必须于祖庙举行，还要举行隆重的飨礼，用钟磬之乐。《左传·襄公九年》记季武子说：“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

“大蒐礼”新探

当西周、春秋时代，许多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措施和制度，往往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因此要深入探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就非要对各种“礼”作一番探索不可。当时的“大蒐礼”，具有军事检阅、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的性质，李亚农同志著有《大蒐解》一文（《学术月刊》1957年1月号），已作详细解说。这种“礼”既然具有这样的军事性质，当然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礼”，可惜《仪礼》中没有这种礼仪的详细记载足供研究。但是，我们把古文献中有关资料搜集起来，也还能对其起源、演变和性质、作用等各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这种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深入了解。

一　“大蒐礼”原为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

先从“大蒐礼”的具体礼节谈起。我们从《周礼·大司马》、《穀梁传·昭公八年》记载和《诗·小雅·车攻》的《毛传》中，可以看到这种“礼”的具体礼节。

《周礼·大司马》所载“大蒐礼”，是按四季分述的，每季又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教练和检阅之礼，后半部是借用田猎演习之礼。据说，仲春的教练之礼叫“振旅”，由“司马以旗致民”，着重于“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仲春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蒐田”，要“表貉”（立表而祭祀）、“誓民”，然后鸣鼓用火围攻。仲夏的教练之礼叫“教茇舍”（军舍），着重于夜间训练，由群吏选数车徒，着重于“辨名号之用”，“以辨军之夜事”；仲夏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苗田”，用车围攻。仲秋的教练之礼叫“教治兵”，着重于“辨旗物之用”；仲秋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狝田”，用罗网猎取。仲冬的教练之礼叫“教大阅”，车徒有比较完备的训练；仲冬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狩田”，有比较完备的围猎方式。《周礼》这部分记载，虽然不免有勉强凑合、整齐划一的地方，也还能具体反映“大蒐礼”的真实情况。

根据《周礼·大司马》仲冬“教大阅”一节，可见“大蒐礼”前半部教练之礼（即“阅兵式”）大体如下：

（1）建筑教场，树立标木：在场一边树立标木四根，叫做“表”，以便校正军队行列和指挥其行动。

（2）建旗集合，排列阵势：由司马建旗于后“表”，作为集合信号，由群吏率领所属集合。到“质明”（鸡鸣后、食时前）时，把旗收下，检点人员，排列阵势，全体坐下。

（3）阵前誓师：由群吏在阵前听誓。宣誓前要斩牲。宣誓大意是：“不用命者斩之。”

（4）教练进退和作战：由中军元帅击鼙（小鼓）指挥。元帅击鼙，鼓人就击鼓三次，司马就振铎，群吏就举旗，于是“车徒皆作（起）”。等到鼙鼓打着“行”的音节，就鸣镯，于是“车徒皆行”，从末一根“表”前行到第二“表”为止。再经鼓人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下旗，于是“车徒皆坐”。接着又由鼓人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举旗，“车徒皆作”。等到鼙鼓打着“进”的音节，就鸣镯，于是“车骤徒趋”，这比“车徒皆行”要快些，从第二“表”前进到第三“表”为止。随后又如前一样“车徒皆坐”，接着又如前一样“车徒皆作”。等到鼙鼓打着“驰”的音节，于是“车驰徒走”，“走”是“奔”的意思，《释名·释姿容》说：“疾趋曰走”，也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车驰卒奔”，这比“车骤徒趋”又要快些，从第三“表”向前驰奔到最前“表”为止。这样，就象征地到了最前线，于是鼓发出“戒”的信号三通，车上甲士就拉弓发矢三次，步卒用戈矛刺击三次，所谓“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这样操练才算完毕。随后，鼓打着“退”的音节，鸣铙，车徒逐步退却，退到末一根“表”为止。从这里，使我们不但具体地看到当时车徒的操练情形，也还具体地可以看到车战时指挥进退和作战的情况。这都可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

至于“大蒐礼”后半部借用田猎演习的情况，根据《周礼》、《穀梁传》和《毛传》，大体如下：

（1）建筑围猎场所：在猎场周围建造有栅栏，作为围墙，叫做“防”。《穀梁传》说：“艾兰以为防。”“艾”当读为“刈”，“兰”当读为“阑”或“栏”，即斩割木条编成栅栏作为围墙的意思。《毛传》所说“大芟草以为防”，《穀梁传》旧注把“兰”解释为“香草”，都是错误的。鄂温克人在一百多年前还采用造栅栏来围猎的方法。汉代天子“校猎”，也还“以木相贯穿，总为阑校，遮止禽兽而猎取之”（《汉书·司马相如传》颜注）。

（2）建置军舍和军门：军舍系临时拔除野草后建置，《周礼》称为“茇舍”，也即《左传·僖公十五年》的“拔舍”（杜注：“拔草舍止”）。这种军舍当是帐篷，即《周礼·幕人》所谓“凡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绶”，《周礼·掌次》所谓“师田则张幕”，亦即《左传·昭公十三年》所说“幄幕”（杜注：“幄幕，军旅之帐”）。在军舍周围建有壁垒，叫做“和”。在“和”的东西两面用旗竿作为门柱，设有左右二个军门，《周礼》所谓“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穀梁传》所谓“置旃以为辕门”，《毛传》所谓“褐缠旃以为门”。

（3）依次出军门，分列左右，排列成阵：阵势排列时，由有司端正其出入行列，由群吏执旗率领所属，划分区域而屯驻，每支以车徒分别为前后二屯。在较险的荒野以步兵为主，徒居前，车居后；在平易的荒野以车为主，车居前，徒居后。

（4）猎场周围设置驱逆之车：目的在驱逐禽兽，使便于围猎，不逃出“防”外[177]。

（5）阵前立“表”祭祀，并誓师：立“表”祭祀叫“表貉”。“誓”中具体发布禁令，具有法律的性质。《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说：“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师时司徒要在腰中插扑，扑就是处罚的刑具[178]。

（6）进军狩猎：由中军元帅击鼙，鼓人三鼓，司马振铎，于是“车徒皆作”。等到鼓打着“行”的音节，“车徒皆行”。随后，车徒前进，射击禽兽。按规定，追逐野兽不能出“防”，《穀梁传》所谓“过防弗逐，不从奔”，《毛传》所谓“田不出防，不逐奔[179]”。发射时应按等级为次序，《毛传》所谓“天子发然后诸侯发，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否则将被认为失礼。按礼，射杀禽兽还应射中一定部位，要不伤面部，不碰坏毛，完整地擒住。《穀梁传》所谓“面伤不献，践（翦）毛不献，不成禽（擒）不献”。《毛传》还把射杀的方法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左膘（小腹左边肉）射到右腢（右肩前的骨），中心对穿，死得快而鲜洁，这是“上杀”；如果从右膘射到右耳下根，没有射中心，这是“中杀”；如果从右髀射到右，中了肠胃，有污泡流出，这是“下杀”。

（7）凯旋：凯旋时，击鼓奏“駴”乐，车徒都欢呼。所谓“鼓皆駴，车徒皆噪”。“駴”本亦作“骇”（《经典释文》），当即“陔”，“陔”亦称“陔夏”、“祴夏”（《仪礼》郑注），“陔夏”原为用鼓或钟鼓节奏的乐调，《仪礼·乡射礼》郑注说：“陔夏者，天子诸侯以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这种乐调的特点是声响而短促，又连续不断，以表示欢乐。所以《周礼》郑注说：“疾雷击鼓曰駴。”

（8）献禽：如同战胜后献俘一样。《周礼》说：“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取左耳”也和战争时取“馘”相同。“馘”字从“首”，或从“耳”，《说文》说：“军战断耳也。”《大雅·皇矣》《毛传》又说：“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周礼》说仲春“献禽以祭社（社神）”，仲夏“献禽以享礿（宗庙的夏祭）”，仲秋“献禽以祀祊（四方之神）”，仲冬“献禽以享烝（宗庙的冬祭）”，这和战胜后献俘于社和宗庙是相同的。

（9）庆赏和处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军在城濮之战后，有献俘、授馘之礼，还有“饮至、大赏、征会、讨贰”。“大蒐礼”除了有献禽和献左耳之礼外，同样有酒会、赏赐、处罚等节目。《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杜注：“饮于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足见“大蒐礼”同样有“饮至”之礼。“大蒐礼”也必须用军法处罚违法者[180]。

这种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大蒐礼”，至少到春秋时代，还有如此举行的。因为这样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方式，到战国时代已经没有了。从这里，使我们不但具体地看到当时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情形，也还可以推想到当时战争前排列阵势、誓师等情况，以及凯旋后献禽、庆赏等情况。

《周礼》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大蒐礼”，分别称为“蒐田”、“苗田”、“狝田”、“狩田”，是有根据的。《尔雅·释天》也说：“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所谓“讲事”，“讲”的是军事。《国语·齐语》也说：“春以蒐（一作獀）振旅，秋以狝治兵。”《国语·周语上》载仲山父又说：“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也。”“狝于既烝”，是说“狝”在秋季新谷登场之后举行；“狩于毕时”，是说“狩”在冬季农务完毕之后举行；同样把“狝”作为秋季田猎的名称，“狩”作为冬季田猎的名称。只是《公羊传》和《穀梁传》上存有异说。《公羊传·桓公四年》说：“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而《穀梁传·桓公四年》又说：“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看来，当《公羊传》和《穀梁传》在汉初写定时，对四季田猎的名称已不很清楚了。

蒐、苗、狝、狩等四季田猎名称的得名，据说是由于田猎方式的不同。据《周礼·大司马》的叙述，仲春“蒐田”用火，仲夏“苗田”用车，仲秋“狝田”用网，仲冬“狩田”用车徒列阵围猎。《说苑·修文》篇曾解释说：

苗者毛也取之，春蒐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

苗者毛也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关于“苗”，除了这里用“毛也取之”解说外，还有用“为苗除害”解说的（《左传》杜注、《尔雅》郭注、《穀梁传》范注）。关于“狝”，多数注释家都按《尔雅·释诂》用“杀”来解说，如《周礼·大司马》郑注说：“狝，杀也。……秋田主用罔（网），中杀者多也。”至于“蒐”，或作“搜”，如《淮南子·泰族》篇说：“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汉书·刑法志》也说：“春振旅以搜。”“蒐”与“搜”，并声近义同。《白虎通》解释说：“秋谓之蒐何？搜索肥者也”（《左传·隐公五年》《正义》引）。至于“狩”，古与“兽”通用，《尔雅·释天》说：“火田为狩”，许多注释家都用围猎来解说，很对。如《国语·周语上》韦注说：“冬田曰狩，围守而取之。”《左传·隐公五年》杜注也说：“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而取之，无所择也。”

这样的把蒐、苗、狝、狩作为四季不同的狩猎名称，同时又作为不同方式的狩猎名称，是有根据的。原始部落以狩猎作为其生产手段的时候，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是按季节来进行。他们按照长期累积的经验，适应当时各个季节野兽生长和活动的规律，分别安排不同的狩猎地区、狩猎对象，和采取不同的狩猎方式。例如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把二月、三月的春季称为“打鹿胎期”，五月至七月的夏季称为“打鹿茸期”，九月到落雪的秋季称为“鹿围期”，落雪以后的冬季称为“打皮子期”或“打灰鼠期”[181]。从他们把春天作为“打鹿胎期”看来，“春蒐”原来也该是搜索兽胎的，所谓“春蒐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当是后来改进的办法。

“蒐”和“狩”一样，原来都是一种田猎的名称，后来所以会成为军事训练和演习的名称，因为我国古代早期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就是借用田猎来进行的。《穀梁传·昭公八年》说：“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礼记·仲尼燕居》也说：“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182]

为什么军事训练和演习可以借用田猎来举行呢？战争最初出现于原始公社制瓦解时期，所用武器就是狩猎工具，战争方式也和集体团猎相同。等到国家产生，军队成为国家统治工具，进攻成为掠夺手段，军队组织有进一步加强，战争方式有进一步发展，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战争武器还和田猎工具相同，战争方式还和田猎方式相同。古时“田”字和“陈”字同音通用，如齐国的陈氏或作田氏，《小雅·信南山》：“维禹甸之”，《韩诗》“甸”作“陈”，《说文》说：“田，陈也。”“田”的原义是田猎，其所以会和“陈”音同通用，因为出于同一语源，原先集体田猎是和战争一样要排列阵势的。这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左传·文公十年》载宋、郑两国君追随楚王“田孟诸”的情况，“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杜注：“盂，田猎陈名。”沈钦韩说：“盂取迂曲之义，盖圆陈也[183]。”不仅田猎和战争用着同样的装备，同样要排列阵势，进攻时同样要驾车追逐射击，对目的物又同样要采用搜捕方式，《郑风·大叔于田》所描写的，就是田猎中驾车追逐射击和搜捕的情况。狩猎时如同战争一样，必须服从指挥，违命者要依军法处罚。这到春秋时也还如此，《左传·文公十年》载：宋、郑两国君随从楚王“田孟诸”，“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子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这时由楚国大臣当左右司马来指挥田猎，因为宋君违命，杀了宋君的仆人，为了“当官而行”，虽是国君也不能免罚。田猎时，把所要搜捕的目的物叫“丑”，如《小雅·吉日》说：“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作战时也把所要搜捕的敌人叫“丑”，如《小雅·出车》和《小雅·采芑》在叙述战争胜利和取得俘虏时，都说“执讯获丑”。田猎时把擒获鸟兽称为“禽”或“获”，战争时也把擒获敌人称为“禽”或“获”。古时田猎和战争方式基本相同，因此很自然的，会借用田猎来作为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的手段，形成了“大蒐礼”。

在我国古代，“大蒐礼”最初举行时，应该如古文献所载，是按季节进行的。其中以冬季农隙时间举行的规模较大，比较重要。类似的情况，我们从后世少数民族中还能看到。清朝在没有入关之前，每年要举行三、四次大规模的狩猎，这种狩猎同样具有军事训练和演习的性质。最常见的集体行猎时节是在冬季农隙的时间，春秋两季也有，夏季较少，夏季中五月已少，六月则绝无。每次行猎时间，最常见的是十天左右，少则三、四天，多则二十至三十天。他们行猎队伍的组织也采用军队的编制，太祖时把部众每三百个人立一牛录厄真管理，就是后来的佐领，为八旗制度的基本单位。他们行猎的纪律也和行军纪律一样，违反纪律的也要按轻重处罚。入关以后这种礼俗逐渐衰替。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上谕》说：“围猎以讲武，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也还保存着原始礼俗的残余[184]。清朝这种借用行猎来进行军事训练的礼俗，和我国古代早期的“大蒐礼”是差不多的。

看来，季节性的“大蒐礼”，西周时代还在举行。前引《国语·周语上》仲山父的话：“蒐于农隙”，“狝于既烝，狩于毕时”，可为明证。《盂鼎》记述周王说：

易（锡）女（汝）鬯一卣、冖（冕）衣、市（黻）、舃、輚（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旂，用。

“”当读为“兽”，也即“狩”。周王如此郑重地把服装、车马，连同盂的祖父南公的旗，赏给盂，用于“狩”。这个“狩”一定不是一般的狩猎，而是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大蒐礼”[185]。商器《宰簋》说：

王来兽，自豆录（麓），才（在）（次），王乡酉（酒），王（即“光”，读为“贶”）宰贝五朋。

这个“兽”也当读为“狩”。这里既说：“王来狩”，又说：“自豆麓，在（次）”，“（次）”是指军队驻防地，很明显，这次商王“来狩”，并非一般狩猎性质，是为了校阅驻防在一带的军队，也是举行“大蒐礼”。“王乡酉（酒）”，是说在“大蒐礼”完毕后，举行酒会，也就是举行“乡饮酒礼”。可知“大蒐礼”在商代已在举行。

《左传·定公四年》述及成王分封康叔于卫的情况说：

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

“王之东蒐”，杜注：“王东巡守（狩）以助祭泰山。”孔疏：“王巡守者，诸侯为王守土，天子以时出巡行之。今言蒐，则王之巡守，亦因田猎以教习兵士。”我们认为“东蒐”，即指王到东土举行“大蒐礼”，也就是“巡狩”。西周在卫国驻有八师军队，即《禹鼎》所说“王乃命西六、殷八”的“殷八”，“殷八”驻防在东土，是用来统治东土和征伐东夷的，如《簋》说：“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夷。”西周在卫既然驻有八师重兵，那末“王之东蒐”，显然就是举行具有军事检阅和演习性质的“大蒐礼”了。

每年按季节举行的“大蒐礼”不知在何时取消的。到春秋时，已只有临时举行的“大蒐礼”了。春秋时临时举行的“大蒐礼”，有的仍然借用田猎来进行的，《穀梁传·昭公八年》用“因蒐狩以习用武事”来解释“秋蒐于红”，并且详细叙述了“大蒐礼”中狩猎的礼节，应该是有根据的。《毛传》所说“大蒐礼”中“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的礼节，在春秋时一般狩猎中也还有实行的。《左传·成公十七年》载：

（晋）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然后使大夫杀（杜注：“传言厉公无道，先妇人而卿佐”）。

这就是因为晋厉公没有按照这种礼节，在“与妇人先杀”之后“使大夫杀”，便被认为“无道”了。同时，不借用田猎、纯粹是军事检阅和演习的“大蒐礼”也已出现。春秋时又把“大蒐”称为“大阅”、“治兵”，如《春秋·鲁桓公六年》载：八月壬午“大阅”，《左传》也说这年“秋大阅”；《春秋·鲁庄公八年》又载：正月甲午“治兵”。也有把凯旋回来时的检阅称为“振旅”的，如《左传·隐公五年》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羊传·庄公八年》也说：“出曰祠（治）兵，入曰振旅。”《国语·晋语六》又说：“邲之战，三军不振旅。”韦注：“师败军散，故不能振旅而入。”这种称为“大阅”、“治兵”、“振旅”的检阅礼，就不必有借用田猎来演习的部分。《公羊传·桓公六年》说：“大阅者何？简车徒也。”同时有些称为“大蒐”的，也不必有借用田猎来演习的部分。《公羊传·昭公八年》也说：“蒐者何？简车徒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为了火灾所主持的一次“大蒐简兵”，在郑的国都举行，因检阅的“庭”（大蒐之场）小，拆除了子太叔所有宗庙北边的墙，当“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这个在郑的国都一个“庭”上举行的“大蒐礼”，显然已与田猎无关，而是一种纯粹的军事检阅了[186]。“大蒐礼”由借用田猎来进行，变为纯粹的军事检阅与演习，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上述《周礼》所载“大蒐礼”有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属于教练和检阅性质，称为“振旅”、“治兵”、“大阅”等，大概春秋时代称为“大阅”、“治兵”和“大蒐简兵”的，就是着重地举行了前半部，而略去了后半的田猎部分。

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大蒐礼”的演变，可以归结成下列三点：

（一）原来“大蒐礼”的具体礼节，除了检阅军队以外，还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因为当时田猎方式与战争方式基本相同，很方便的可以借来训练战士。

（二）最初“大蒐礼”沿袭过去集体狩猎的习惯，按季节举行，以冬季农隙时间举行的较为重要，春秋两季也有，夏季较少。各个季节狩猎方式略有不同，有“蒐”、“苗”、“狝”、“狩”等称谓。

（三）春秋时按季节举行的“大蒐礼”已衰落，只有临时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而举行的。其中仍有借用田猎来举行的，但已多不用田猎，成为纯粹的军事检阅和演习的性质。

二　“大蒐礼”具有“国人”（公民）大会的性质，是当时推行政策、加强统治、准备战争的重要手段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实行的“礼”，是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点我在《冠礼新探》中已有所阐释。“大蒐礼”的起源也当如此，它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变化而来的。

军事民主制时期，是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形成之前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这时“军事首长、议事会及人民大会构成了由氏族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主义底各机关。所以称为军事民主主义者，因为战争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成了人民生活底正常的职能了[187]。”在欧洲历史上，荷马时代的希腊、王政时代的罗马以及古日耳曼人等，都属于这个阶段。“议事会”是当时常设的权力机关，最初由氏族的长老组成，后由氏族显贵中选出的代表组成，能对一切公共事务和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人民大会”是当时最高和最后的权力机关，由全体部落男的成员即全体战士组成，因为这时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已都是战士。“人民大会”一般由“议事会”召开，有权用举手或喊声通过或否决“议事会”所作的决定：有权表决选举军事首长和高级公职人员，有权表决“议事会”制订的法律并授予执法权，还有权对重要的刑事诉讼进行最后审判；更有权决定一切大事，包括讨论本部落有关生产和生活以及保卫本部落的安全等问题，如对其他部落进行谈判、宣布战争、任命使者和出征将帅等。这种武装的“人民大会”，就是当时作为“人民生活底正常的职能”的“进行战争的组织”，其组织是按照军队组织编制的，会议往往在广场上举行，在议决重大问题的同时，还具有军事检阅的性质。

等到国家成立，贵族掌握政权，过去的“军事首长”就成为国家元首，过去的“议事会”变成了贵族的元老院，过去的“人民大会”也变成了公民的“民众大会”，都成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统治机构。以古代罗马为例，库里亚大会（大氏族会）和森都里亚大会（百人团大会）都是这种“民众大会”性质，他们原来都有权表决国家大事。森都里亚大会完全按照军队组织“百人团”编制的，百人团就是军事、政治与纳税的单位，也是大会表决时投票的单位。森都里亚大会同时具有军事检阅性质，“在塞维阿·塔力阿之下第一次的检阅，八万公民兵都一律武装起来集合于马齐乌斯广场，各个人均在自己的百人团”。[188]后来有些国家的军事检阅和演习的制度，都是由过去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变化出来的。例如法兰克王国有所谓“三月校场”，每年一次对民众武装进行检阅，就是过去的武装“人民大会”的残余形态。因为当时组成法兰克社会的基本公民仍是自由农民，他们仍然全是战士，照老例，每年要到“三月校场”集合检阅一次。

我国古代的“大蒐礼”，具有军事检阅、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性质，同样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演变来的。我们从春秋时代的“大蒐礼”，特别是晋国的“大蒐礼”中，还清楚地可以看到它起源于武装“人民大会”的痕迹。

根据《左传》记载，晋国在春秋时代共举行“大蒐礼”四次，即鲁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三年）“蒐于被庐”、鲁僖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七年）“蒐于清原”、鲁文公六年（晋襄公七年）“蒐于夷”和鲁襄公十三年（晋悼公十三年）“蒐于绵上”。从晋国这四次“大蒐礼”，结合其他国家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到“大蒐礼”具有下列五点功能：

（一）建置和变更军制　鲁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蒐于被庐，作三军”，为晋国创建了上、中、下“三军”的编制。鲁僖公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在“三军”之外又增加了“新上军”和“新下军”。鲁文公六年晋襄公“蒐于夷，舍二军”，又取消了上下“新军”，恢复了“三军”的编制。鲁成公三年晋厉公为了赏赐鞌之战的功劳，“作六军”，在“三军”之外，又增加了上、中、下“新军”。鲁襄公十三年晋悼公“蒐于绵上”，因为“新军无帅”，“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把“新军”实际上并到了“下军”中。次年就正式“舍新军”，又恢复“三军”的编制。此后直到春秋末年晋国军制没有改变。在晋国军制的重大变革中，只有鲁成公三年为了赏赐战功，临时“作六军”，没有经过“大蒐礼”。一般说来，晋国军队的重大建置和变更都是通过“大蒐礼”的。这是“大蒐礼”的主要功能之一。

（二）选定和任命将帅与执政　鲁僖公二十七年被庐之蒐，在“作三军”的同时，曾“谋元帅”。据《左传》记载“谋元帅”时的情况：“赵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将中军，郤凑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到鲁僖公三十一年清原之蒐，又使“赵衰为卿”。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大蒐礼”上，将帅选定的过程中，大夫们有彼此推让的风气，这是他处很难看到的。《国语·晋语四》对被庐之蒐和清原之蒐两次选定将帅的情况，叙述得更详细：

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郤縠可。……”公从之。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取五鹿，先轸之谋也，郤縠卒，使先轸代之，胥臣佐下军。公使原季（赵衰）为卿，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赵衰代之，辞曰：“城濮之战，先且居之佐军也善。……”乃使先且居将上军。……以赵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婴将新下军，先都佐之。子犯卒，……乃使赵衰佐新上军。

这里详细叙述了晋国大夫在“大蒐礼”的选定将帅过程中相互推让的情况，其中以赵衰最为突出，曾多次的推让。晋文公因为赵衰多次推让，特为举行清原之蒐来加以提拔。为什么晋文公不下令提拔赵衰，必须要在“大蒐礼”上提拔呢？因为按礼，选定和任命将帅是必须经过“大蒐礼”的。《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三年晋悼公“蒐于绵上以治兵”，大夫们也多推让：

使士匄将中军，辞曰：“伯游长，……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黶，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黶将下军，魏绛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

绵上之蒐，晋国大夫在任命将帅时，都如此相互推让，最后《左传》称赞说：“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看来，在“大蒐礼”中任命将帅时，大夫间相互推让，是“礼”所当然的，而且推让的结果可以使民众“大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绵上之蒐所选定的将帅次序，曾长期为晋国贵族所尊重。在荀偃去世后，由士匄、赵武、韩起以次出任中军元帅，因为栾黶、魏绛先死，栾黶之子栾盈又被范氏驱逐，后由魏绛之子魏舒代韩起为中军之将。

再从《左传》记载鲁文公六年夷之蒐的情况来看，在“大蒐礼”中选定将帅时，太傅和太师是有较大的推荐权力的。《左传·鲁文公六年》载：

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阳处父），成季（赵衰）之属（属大夫）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

阳处父当时任太傅之职，太傅原为国君的师傅，具有元老的性质，其政治地位较高，故能在推选将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大蒐礼”中具有选定和任命将帅的功能，所选定的将帅名次还长期为贵族所尊重，应是自古保留下来的遗风。在“大蒐礼”的选定将帅过程中，卿大夫间彼此推让，属于元老性质的太傅有较大的推荐权力，也该是自古保留下来的遗风，决不是偶然的。春秋时代贵族的军权和政权是合一的，军队中的将帅就是政府中的执政，这时“大蒐礼”中对将帅的选定，也就是对执政的选定；卿大夫间对将、帅的推让，也就是对执政的推让。

（三）制定和颁布法律　春秋时晋国时常通过“大蒐礼”制定和颁布法律。鲁僖公二十七年“蒐于被庐”，就制定和颁布了“被庐之法”；鲁文公六年“蒐于夷”，又制定和颁布了“夷之法”；后来执政范宣子就根据“夷之法”来著作《刑书》，更后来赵鞅、荀寅等又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晋国在“夷之蒐”颁布的法律，可以用作《刑书》，铸在铁鼎上作为成文法公布，可知“大蒐礼”中所制定和颁布的法，不限于战争时所用的军法，也包括经常统治用的法律。《左传·昭公六年》载：郑人铸刑书，叔向给子产的信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杜注：“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古时采用“临事制刑”的办法，所谓“事”，主要是指军事，因此每当“大蒐礼”举行时，常有临事制定的刑法颁布。后来由于统治上的需要，要求进一步制定“常法”，“大蒐礼”就成为制定和颁布“常法”的所在。《左传·文公六年》载：“改蒐于董，……宣子（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阳处父）与大师贾陀，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在春秋时代，贵族的军权与政权是合一的，晋国的中军元帅就是执政，他临时制定的军法就是统治用的“常法”[189]。

（四）对违法者处刑　《左传·文公六年》载：“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贾季即狐射姑，在“夷之蒐”时任中军元帅，掌握赏罚之权，大概臾骈有违反军令行为，其部下有被狐射姑处刑的。《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

这里所说的“鞭”和“贯耳”，都是“治兵”礼中因违反军令而受到的军刑。可知楚国“治兵”礼的情况，大体上和晋国“大蒐礼”差不多的。

（五）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及处理重大问题　“大蒐礼”也称为“简兵”。《左传·昭公十四年》载楚国“简兵”的情况说：

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单身民），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楚平王在这年派出然丹、屈罢，分别到上国和东国举行“简兵”礼，在“简兵”礼上进行了许多“抚其民”的工作，包括救济贫穷，抚养孤幼老病，收养单身民，救济灾难，宽宥孤寡的赋税，赦免罪犯，诘究奸细，选拔埋没的人才，尊敬外人新来者，进叙旧人未用者，施禄于有功勋者，使亲族和合，按照才能任予官职。几乎把所有关于“国人”间重大的问题，都放在这个“简兵礼”上处理了。《周礼·大宗伯》说：

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这里把“军礼”分为“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和“大封之礼”五种，其实，这五种礼并不是分别举行的。“大田之礼”就是“大蒐礼”，“大蒐礼”的举行，有时为了出师“用众”，就是“大师之礼”；有时就是为了“恤众”，就是“大均之礼”，也就是《左传》所说：“抚其民，分贫振穷，……”云云。

“大蒐礼”既然是军事检阅和演习的“礼”，为什么会具有这样多的功能呢？为什么建置和变更军制，选定和任命将帅，制定和颁布法律，对违法者处刑，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以及处理重大问题，都要在这种“礼”上办呢？因为“大蒐礼”就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变化而来，就带有“民众大会”性质。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是个军事民主机关，群众有表决选举军事首长和高级公职人员之权，有通过法律之权，有最后审判之权，有决定一切生产和生活上大事之权。等到国家成立，军权和政权掌握于贵族之手，武装“人民大会”转变而为“大蒐礼”，所有战士虽然已经没有上述这些大事的表决权，但是也还按照老习惯，在“大蒐礼”上公布这些大事。而且贵族内部还多少保存有一些残余的“军事民主”风气，当选定将帅和执政时，贵族间有彼此推让之风。

参与这种“大蒐礼”的战士，除了贵族以外，主要是“国人”（国家公民），“国人”是当时军队的主力，例如齐国在齐桓公时，其三军即由“国”中十五个“士乡”的壮丁编制而成[190]。因为“国人”是当时军队的主力，是贵族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在历史事变中常起重要作用。春秋时各国国君和卿大夫的立和废，“国人”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各国卿大夫的内讧中，谁胜谁负也往往由“国人”的向背而决定。我国古代的“国人”，虽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比较经常的“民众大会”，有权投票表决国家大事，但是遇到国家有危难，国君要改立等大事，常有召集“国人”来征询意见而作出决定的，即《周礼·小司寇》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191]。所谓“大蒐礼”，实质上就是带有“国人”大会的性质的。贵族所以要把建置和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大事在这里公布，无非表示对“国人”的重视，并有要求大家公认的目的。《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

晋侯（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国语·晋语四》也说：子犯“对曰：‘民未知礼，盍大蒐备师尚礼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庐，作三军”。据此，晋文公所以要在被庐行“大蒐礼”，是因为“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目的就在于使民“知礼”而“生其共”，也就是说，要通过这种礼的举行，使大家懂得这种礼节而产生共同的认识。“大蒐礼”上所以要公布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大事，就是为了使大家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和有关法制取得一致认识，以便统一指挥和行动。《左传·襄公十三年》杜注说：“为将命军帅也，必蒐而命之，所以与众共。”也是说：在这礼上选定和任命将帅，是为了向群众公布，让群众公认。在这礼上有时要做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等工作，又无非是为了团结“国人”，防止“国人”没落下去，以加强这个贵族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

古代罗马把“民众大会”的决议称为“法律”，我国古代虽然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但是最初的法律，也是在具有“国人”大会性质的“大蒐礼”上公布的，而且就以举行“大蒐礼”的所在地命名，如称为“被庐之法”、“夷之法”等。我国最早公布的一种成文法——晋国范宣子所为《刑书》，就是根据“夷之蒐”所公布的“夷之法”的。

“大蒐礼”既然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会”性质，所以西周时天子举行“大蒐礼”，又常召集诸侯会盟。《左传·昭公四年》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周成王这个“岐阳之蒐”，就曾召集诸侯会盟，《国语·晋语八》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该就指“岐阳之蒐”这会盟事。到春秋时，霸主也有借“大蒐礼”来召集诸侯会盟的。如《左传·文公十七年》载：“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前节我们谈到，早期的“大蒐礼”是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的。为什么由军事民主时期武装“人民大会”变来的“大蒐礼”，会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检阅和演习呢？看来，我国远古的军事民主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如同其他民族一样，既具有“人民大会”的性质，具有表决通过一切重大问题的政治权力，同时也有集合进行军事训练的性质，而这种军事训练就是借用当时尚流行的狩猎来进行的。因而到国家产生以后，武装“人民大会”转变成为“大蒐礼”，既具有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性质，也还保存有武装“人民大会”的残余形态。

“大蒐礼”就其本身礼节来看，即所谓阅兵式和军事演习，其具有练习战争的作用，是很显然的。“大蒐”也或称为“治兵”、“振旅”、“大阅”等，《公羊传》和《穀梁传》在庄公八年，解释“治兵”和“振旅”，都说是“习战也”。其具有检阅军事实力的作用，也是很显然的。《左传》和《公羊传》在桓公六年，解释“大阅”，都说是“简车徒也”。其具有耀武扬威的作用，又是很显然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

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楚子使薳启强如齐聘，且请期，齐社蒐军实，使客观之。

所谓“社蒐军实”，就是在社神面前举行“大蒐礼”，以检阅军事实力。所谓“使客观之”，就是使楚国使者参与阅兵式，以夸耀其军事力量。

在战争前后，举行“大蒐礼”，就具有军事部署和整顿部队的性质，因此战争中常有所谓“蒐乘补卒”或“简兵蒐乘”，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鄢陵之战，苗贲皇曾说：“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再战。”襄公二十六年晋楚之战，也有“简兵蒐乘，秣马蓐食”的记载。哀公十一年又有鲁国武叔“退而蒐乘”，决心对齐抗战之事。“大蒐礼”既常是战争之前的军事部署性质，因此在某种场合举行这个礼，就具有武力威胁性质。如《左传·宣公十四年》载：“晋侯伐郑，为邲故也（杜注：晋败于邲，郑遂属楚），告于诸侯，蒐焉而还。”这在伐郑之后，再举行“大蒐礼”而还，分明具有武力威胁的作用。《左传·文公十七年》载：“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这里所说的“蒐”，也具有军事部署和武力威胁的意义。

“大蒐礼”是按照一定制度，征调士卒前来集合参加的，它除了直接为练习战争和准备战争以外，也还可以借此来统计壮丁人数。前引《国语·周语上》所载仲山父的话，曾说：“蒐”、“狝”、“狩”，“是皆习民数者也”。同时，更具有训练“礼”的作用。

因为春秋时代各国的军队，是以贵族成员作为骨干的，三军的甲士就是按贵族和“国人”的组织情况编制而成的，在“大蒐礼”中，各级指挥都有一定的车服、旌旗和鼓铎镯铙，其阵势和行列也必须按照贵贱、少长来排列。《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说：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杜注：“车服旌旗”），明贵贱，辨等列（杜注：“等列，行伍”），顺少长，习威仪也（注：“出则少者在前，还则在后，所谓顺也”）。

《尔雅·释天》也说：“振旅阗阗，出为治兵，尚威武也（郭注：‘幼贱在前，贵勇力’）。入为振旅，反尊卑也。”（郭注：“尊老在前，复常仪也。”）由此可见，“大蒐礼”和当时其他的“礼”一样，可以“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对维持宗法制度和巩固贵族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这种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武装“人民大会”变化而来的“大蒐礼”，已完全成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和推行其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当时国家职能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就内政来看，通过这种武装的“民众大会”，可以重新整顿和编制军队，选定和任命将帅，制定和颁布法律，对违法者处刑，并可借此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公布国家大事，统计壮丁人数，还能使大家学习分辨贵贱少长的礼仪。这是当时国家用来巩固贵族组织、团结“国人”和加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同时，这种阅兵式和军事演习，具有练习战争、检阅兵力、耀武扬威、部署军事、整顿军队、武力威胁等作用。这是当时国家用来加强统治和准备战争的一种手段。

（《学术月刊》1963年3月号，今加修订。）

[177]《周礼·田仆》也说：“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令获者植旌。”

[178]《周礼·乡师》也说：“凡四时之田，……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后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断其争禽之狱。”

[179]《说苑·修文》篇也说：“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蒐、狩之义也。”

[180]《隋书·礼仪志》载：“梁陈时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场，……猎讫宴会享劳，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惩乱法。”是沿袭古制的。

[181]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补编之一《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第二章第一节。

[182]《韩诗内传》说：“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狝，冬曰狩。……夫田猎因以讲道，习武简兵也”（《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尚书大传》也说：“战斗不可不习，教于蒐狩以闲之也”（《仪礼·乡射礼》郑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更说：“寄戎事之教于田猎，武事不空设，必有以诫，故寄教于田猎”（据辑本）。

[183]《春秋左氏传补注》卷四。

[184]详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收入《清史探微》。

[185]《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周文王曾把攻灭密须时夺得的鼓和车，在“大蒐礼”中应用。当周成王分封唐叔时，把文王在大蒐礼上应用的鼓和车，武王在克商时应用的甲，授给唐叔，也是给唐叔用于大蒐和战争，用来对付戎狄的。

[186]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校阅》说：“讲武之义，即寓于游田之内，故校阅即田猎，田猎即校阅，二者不可分也。然观《月令》讲武饬事之文，则其事亦有不为田猎者。……至《春秋》一经所书，大阅、治兵之事尤多，盖列国多故，临战而习武，以是为权礼也。”秦氏认为古时校阅“寓于田猎”，是对的；又认为古时校阅也有“不为田猎”的，也是对的。但必须认识到：由“寓于田猎”到“不为田猎”，应是“大蒐礼”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黄以周《礼书通故》卷四十一《田礼通故》说：“后世尚武，简阅既繁，不能不于田猎之外另行之。……古未有不田猎而徒讲武者矣。春秋之时列国兵争，乃有不因田猎而治兵”。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古时贵族常有把田猎作为娱乐而不为“校阅”的，这类例子很多，详《左传·桓公六年》《孔疏》。

[18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158页。

[188]莫尔根：《古代社会》1957年三联书店版375页。

[189]吕祖谦曾看到这点。《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在“兵制”部分说：“晋常以春蒐礼改政令。”

[190]见《国语·齐语》。

[191]参见拙作《试论西周春秋间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第二节，已收入本集。

“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

一　“乡饮酒礼”的特点

“乡饮酒礼”是我国周代乡学中举行酒会的礼节，秦汉以后曾长期为士大夫所沿用，只是在礼节上略为增减而已，如宋代曾特为撰乐章，明代曾加入读律节目。直到清代道光二十三年，清政府为了要把行礼经费拨充粮饷，才命令废止。这个礼沿用至三千年之久，其起源若何？其性质和作用若何？颇值得加以探讨。为了探讨方便起见，我们根据《仪礼·乡饮酒礼》，先把礼节简述如下：

（一）谋宾、戒宾、速宾、迎宾之礼

（1）谋宾：由主人（乡大夫）就乡先生（庠中教师）商谋宾客名次，分为宾、介（陪客）、众宾三等。宾、介都只一人，众宾有多人，并选定其中三人为众宾之长。

（2）戒宾：戒是告知的意思。由主人亲自告知宾客。

（3）陈设：布置酒席的席次，陈列酒尊和洗（水盆）等。

（4）速宾：由主人亲自催邀宾客，宾客都跟着前来。

（5）迎宾：主人带同一“相”（摈相）在庠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宾迎入庠中堂上。

（二）献宾之礼

（1）主、宾之间的“献”、“酢”、“酬”：在宾客迎入后，先由主人取酒爵到宾席前进献，叫做“献”；次由宾取酒爵到主人席前还敬，叫做“酢”；再由主人把酒注觯，先自饮，劝宾随着饮，叫做“酬”。这样的“献”、“酢”、“酬”，合称为“一献”之礼。献酒时，必须有食物陈设，陈设有脯醢（干肉片和肉酱）与折俎（盛有折断的牲体的俎）。

（2）主、介之间的“献”、“酢”：先由主人向介献酒，次由介对主人还敬。

（3）主人“献”众宾：主人向众宾献酒，由众宾之长三人代表拜受饮酒，众宾也随着饮酒。

（三）作乐

（1）升歌：在主人之吏一人举觯向宾敬酒后，由乐工四人（鼓瑟者二人、歌者二人）升堂，在堂上歌唱《小雅》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用瑟陪奏，叫做“升歌”。歌罢，主人向乐工献酒。

（2）笙奏：由吹笙者入堂下，吹奏《小雅》的《南陔》、《白华》、《华黍》，叫做“笙奏”。奏罢，主人向吹笙者献酒。

（3）间歌：堂上升歌和堂下笙奏，相间而作，叫做“间歌”。先歌唱《小雅》的《鱼丽》，次笙奏《由庚》；再歌唱《南有嘉鱼》，再笙奏《崇丘》；又歌唱《南山有台》，又笙奏《由仪》。

（4）合乐：升歌和笙奏相合，奏唱《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蘋》。歌罢，由乐工报告乐正：“正歌备”，再由乐正报告宾。正式的礼乐，到此完备。

（四）旅酬：主人为了留住宾客，使“相”（摈相）担任“司正”，奉主人之命“安宾”。随即由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再由众宾按长幼以次相“酬”，称为“旅酬”。旅酬是由尊者酬于卑者，《中庸》所谓“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

（五）无算爵、无算乐：由主人之吏举觯向宾敬酒，司正奉主人之命请宾客升坐。随即将原来陈列的折俎撤去，称为“彻俎”，以便宾客坐下。宾主脱履坐下，即进牲肉，于是连续不断的举爵饮酒，不计其数，醉而后止，叫做“无算爵”。同时乐工不断的陪奏和歌唱，不计其数，尽欢而止，叫做“无算乐”。

（六）送宾及其他：宾出时，奏《陔夏》，主人送于门外。明日，宾有前来拜谢之礼。

在上述六项礼节中，以献宾之礼为最主要，用来表示对宾客的尊敬。《小雅·瓠叶》说：

幡幡瓠叶，采之亨（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酬）之。

这首诗，除首章谈主人自尝其酒外，后三章，依次谈到了献、酢、酬，正是“一献”之礼。《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伯要用飨礼招待赵武、叔孙豹（即叔孙穆子）、曹大夫，由子皮去“戒宾”，先“戒”赵武，赵武赋了《瓠叶》这首诗，子皮再去“戒”叔孙豹，把赵武赋《瓠叶》的事告诉他，叔孙豹说：“赵孟（即赵武）欲一献。”赵武赋了《瓠叶》这首诗，叔孙豹便知道他要行“一献”之礼，就是因为这首诗所谈的主要内容是“一献”之礼。《瓠叶》至少是西周、春秋间的诗歌，由此可见，在西周、春秋间，像乡饮酒礼中那样的献宾之礼，的确实行过[192]。

仅次于献宾之礼的节目，就是作乐唱歌，用来表示对宾客的尊敬和慰劳，并使宾客欢乐。无论“升歌”、“笙奏”、“间歌”和“合乐”等节目，乐工所奏唱的歌曲，都是有其用意的。《左传·襄公四年》载：晋悼公用飨礼招待叔孙穆子，乐工唱到《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的时候，叔孙穆子才三拜，他解释说：

《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国语·鲁语下》也有类似的记载。叔孙穆子所说的，虽是用飨礼招待使臣时候歌唱这三首诗的用意，但也可由此推想到，乡饮酒礼中招待宾客所以要歌唱这些诗的原因。因为《鹿鸣》有“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云云，可以借来作为迎宾之辞；《四牡》有“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云云，可以借来赞扬宾客的勤劳；《皇皇者华》有“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云云，无非借此表示要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春秋时人们在交接中歌唱《诗》和赋《诗》，都是这样断章取义的。至于笙奏、间歌、合乐所奏唱的诗歌，同样是有其用意的，《乡饮酒礼》郑玄注曾有所解释（虽然不一定解释得完全符合当时人的用意）。因为这些歌唱，都是乡饮酒礼中的正式节目，所以合称为“正歌”。

到“正歌”完毕，乐正报告“正歌备”，正式的礼乐已完备，此后的“旅酬”和“无算爵”、“无算乐”，是为了使宾客联欢，尽欢而止，因此，就不必由主人亲自主持，只要设立司正来负责管理了。《小雅·宾之初筵》说：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

郑玄曾把这里的“监”来注释“司正”，很是合适。春秋时贵族饮酒，确有设立司正来管理的。《国语·晋语一》记载：晋献公“饮大夫酒，令司正实爵与史苏，曰：饮而无肴。……史苏卒爵”。韦注：“司正，正宾主之礼者也。”

春秋时贵族饮酒，确实有献宾之礼和旅酬等节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季武子没有嫡子，庶子中公弥年长，悼子年幼，季武子爱悼子，想立悼子为继承人，访问臧孙纥（即臧武仲），臧孙纥说：“饮我酒，吾为子立之。”于是季武子召集大夫饮酒，以臧孙纥为客（上宾）。在举行饮酒礼中，臧孙纥采取了下列措施，使悼子成为嫡子和继承人：

既献（注：“已献酒”），臧孙（即臧孙纥）命北面重席（按即两重之席），新樽絜之（注：“酒樽既新，复絜澡之”），召悼子，降逆之（注：“臧孙下迎悼子”），大夫皆起。及旅（注：“献酬既毕，通行为旅”），而召公鉏（按即公弥），使与之齿（注：“使从庶子之礼，列在悼子之下”）。

在这个饮酒会上，季武子为主人，臧孙纥为宾，诸大夫为众宾。所谓“既献”的“献”，就是献宾之礼；所谓“及旅”的“旅”，就是“旅酬”。臧孙纥为了帮助季武子立悼子为继承人，在献宾礼后，就“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隆重地把悼子迎接来，等到“旅酬”排定席次时，又把公弥召来，使列席在悼子之下，这样就重新确定了长幼次序，把悼子提升到嫡子地位，把公弥降为次于悼子的庶子。因为按照乡饮酒礼，如果有“尊者”参加，“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仪礼·乡饮酒礼》），这时臧孙纥把悼子迎上堂来，“北面重席”，给予大夫的地位，就明确了他是季武子的继承人。又按“旅酬”的礼节，“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礼记·乡饮酒义》），臧孙纥就是借这个“少长以齿”的机会，把悼子提升为“长”，公弥下降为“少”。沈钦韩又解释说：“《乡饮酒礼》云：既旅则士不入，士入当旅酬，节也，旅而召公鉏，以士礼待之，明其不得嗣爵”（《春秋左氏传补注》卷七）。从这个故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乡饮酒礼在当时乡中举行，具有辨别尊卑、长幼的作用。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仪礼·乡饮酒礼》所记的主要礼节，曾在春秋以前应用，并且曾推广到其他的饮酒礼节中。

这种礼按规定应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举行的呢？孔颖达认为在四种情况下举行：“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腊祭饮酒”（《礼记·乡饮酒义》正义）。这都是根据《周礼》立说，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看来，这礼在习射前举行是事实，《礼记·射义》所谓“乡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礼书中常以乡饮酒礼与乡射礼联类并提。古时在社祭、腊祭后，往往举行集体的酒会，也当举行这个礼。所谓“乡人饮酒”，原来在“庠”（乡的学校）举行，由乡大夫主持的；随着国家机构的成立，国家统治上的需要，这种礼也举行于国都中，国都附近的大学——辟雍、泮宫也成为举行这礼的场所，天子、诸侯也成为行礼的主人，所以《说文》在“廱”字下说：“天子飨饮辟廱”，在“泮”字下又说：“诸侯飨射泮宫。”[193]

西周时国王确实在辟雍中举行乡饮酒礼的。周穆王时制作的《遹簋》说：

隹（惟）六月既生霸，穆穆王才（在）京，乎（呼）渔于大池，王乡酉（酒）。遹御，亡遣（谴）。穆穆王寴（亲）易（锡）遹。

这里的“大池”，近来不少学者认为即是辟雍的大池，很对。《麦尊》说：“王客（格）京祀。（粤）若（翌）日，才（在）璧（辟）（雍），王乘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静簋》又说：“隹（惟）六月初吉，王在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于）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射于大池。”《麦尊》的辟雍，当即《静簋》的学宫，杨树达已有论证，所谓“大池”，即是辟雍周围的水池。《遹簋》既说周穆王在“大池”射鱼后，举行“乡酒”礼，那末这个“乡酒”礼就在辟雍中举行，其为乡饮酒礼无疑，即《说文》所说“天子飨饮辟廱”。这种礼商代已有，商王曾在军队驻防地多次举行。商末铜器《尹光鼎》说：

王△才（在）（次），王乡酉（酒），尹光逦，隹（惟）各（愙），商（赏）贝。

这次“王乡酒”虽不在辟雍，而在一个叫做的军队驻防地，但是情况和《遹簋》所记很相似，“尹光逦”犹如“遹御”，遹因在旁侍奉得不差（所谓“无谴”），得到了赏赐；尹光也因在旁侍奉得很恭敬（所谓“惟愙”），也得到了赏。商代铜器《宰簋》说：

才（在）（次），王乡酉（酒），王（光，读如贶）宰贝五朋。

这次“王乡酒”，又在一个叫的军队驻防地，宰大概也因在旁侍奉恭敬，得到了贝的赏。看来金文所说“乡酒”，确是指乡饮酒礼。过去考释金文的学者，都读“乡”为“飨”，认为“乡酒”就是飨礼，其实不然，金文中称“乡酒”的应指乡饮酒礼，称“乡醴”的才是飨礼，《左传》、《国语》等书除单称飨礼为“飨”或“享”以外，也称飨礼为“飨醴”。

二　“乡饮酒礼”的起源及其作用

乡饮酒礼也单称“乡”，如《礼记·乡饮酒义》说：“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郑注：“乡，乡饮酒也。”也称为“飨”，《说文》说：“飨，乡人饮酒也。”《说文》还有三处有“飨”字，如说：“廱，天子飨饮辟廱也”；“泮，诸侯飨射泮宫也”；“侯，春飨所射侯也”；也都把“飨”字作为“乡人饮酒”来用的。为什么乡饮酒礼可以单称为“乡”或“飨”呢？“乡”和“飨”原本是一字，甲骨文和金文中只有“乡”字，字作“”，其中像盛食物的簋形，整个字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况，其本义应为乡人共食。因为“乡”的本义是乡人共食，所以乡人的酒会也称为“乡”了。礼书在不少地方把乡饮酒礼单称为“乡”，也还保存着它的本义。后来因为“乡”常被用作乡党、乡里的“乡”，于是另造出从食的“飨”字，以与“乡”区别。《说文》把“飨”解释为“乡人饮酒”，也同样保存着它的本义（段玉裁著有《说文飨字解》，收入《经韵楼集》，可参看）。

《说文》对“乡”字又解释说：

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从，良声。

其中“封乡”二字颇不易解，段玉裁注说：“封犹域也，乡者，今之向字”，这样解释很是勉强。孙诒让又认为“封”乃“对”字之误，曾说：“《释名·释州国》云：乡，向也，众人所向也，即用许义。封对字形相似，又涉下封圻而误”（《籀庼述林》卷十《与海昌唐端夫文学论说文书》），也不能作为定论。总之，《说文》没有把乡邑之所以称“乡”的来历说明白。段玉裁对此曾作进一步解释说：

其字从，良声。从者，言其居之相邻也。《周礼》令一乡中相保，以至于相宾，《孟子》言：死徙无出乡，相友相助，相扶持亲睦。名曰乡者，取其相亲。礼莫重于相亲，故乡饮、乡射原非专为六乡制此礼也，而必冠之以乡字。乡大夫、乡先生者，谓民所亲近者也（《经韵楼集·与黄绍武书论千里第三札》）。

段玉裁认为乡邑的名“乡”，取义于乡人“相亲”，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冠以“乡”字，也由于“礼莫重于相亲”；甚至乡大夫、乡先生的冠以“乡”字，也是“谓民所亲近者”。其实，“乡”字并不从，而像两人相对共食，看来乡邑的称“乡”，不仅由于“相亲”，实是取义于“共食”。其来源很是古老，大概周族处于氏族制时期已经用“乡”这个称呼了，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周族成了统治者，他们还把郊内“国人”（国家公民）居住的聚落称为“乡”。西周、春秋时，各国把国都称为“国”，国都的四郊地区称为“郊”，四郊以外的地区称为“野”，在郊以内的乡邑分设为“乡”，在野的聚落分设为“遂”。《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即是三乡。《国语·齐语》说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也还把“乡”作为“国”（国都）的基本组织单位。

《说文》说：“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是根据《周礼》的。《周礼·地官·序官》说：“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贾疏：“六乡则卿六人，各主一乡之事。”《汉书·食货志》也说：“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根据《周礼》记载，在王城的郊内分设六乡，六乡中每家出一人为兵，一乡即编成一军，六乡共编成六军。六军的各级将官，即由六乡的各级官吏担任。《周礼·夏官·序官》说：“军将皆命卿”，因为一军的统帅即是一乡的长官，一乡的长官“乡大夫”即是六卿之一。这样把“乡”的长官称为“卿”，不是没有来历的，在金文中“乡”和“卿”的写法无区别，本是一字。《仪礼·士冠礼》和《礼记·冠义》：“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乡大夫”也或作“卿大夫”，清代学者为此曾发生争论[194]，其实“乡”和“卿”原本就是一字。看来“卿”的得名，和“乡”一样的古老，“卿”原是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中“乡老”的称谓，因代表一“乡”而得名。进入阶级社会后，“卿”便成为“乡”的长官的名称。《国语·齐语》载齐的国都中有士乡十五个，每乡有二千家，因为“寄政教于军令”，每家出壮丁一人，合二千人为旅，设有“乡良人”统率，每五乡合为一军，除齐桓公亲自统率五乡和一军外，上卿国子和高子都分别统率五乡和一军。这该已是春秋时扩展的制度，溯其源，确应是一卿主管一乡，“卿”的称呼即起源于“乡”。

“乡”“飨”“卿”既然原本一字，乡邑的称“乡”，原是指共食的氏族聚落，那末，称为“乡”或“飨”的乡饮酒礼，一定也起源于氏族聚落会食的礼仪。其所以要由乡大夫来主持，因为乡大夫原来就是一乡之长。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的“始诸饮食”，不外乎二个方面，一是把鬼神看作活人一样，给以饮食，在给以饮食时，讲究尊敬的方式，这就产生了祭礼。《礼运》篇所谓“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一是在聚餐和宴会中讲究对长老和宾客尊敬的方式，乡饮酒礼该即由此产生。《盐铁论·散不足》说：“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乡人饮酒”之礼，确是从原始氏族制社会中人们的“相飨”发展形成的。起初的礼节该是很简的，后来贵族在不断举行中，就越来越繁，《仪礼·乡饮酒礼》记述的，该已是春秋、战国间比较繁复的一种。

段玉裁著《乡饮酒礼与养老之礼名实异同考》（收入《经韵楼集》），认为“乡饮酒礼之起，起于尚齿”。“尚齿”确是这个礼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者重豆，少者立食”，《礼记·乡饮酒义》说得很具体：“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一是旅酬时按照年龄长幼为次，《乡饮酒礼记》说：“乐正与立者皆荐以齿。”《乡饮酒义》解释旅酬又说：“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这礼的重点在于尚齿，所以《礼记·王制》篇说：“习射上功，习乡上齿”（注：“乡谓饮酒也”）；《射义》和《经解》都说：“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仲尼燕居》又说：“乡射之礼，所以仁乡党也。”《论语·乡党》篇也说：“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注：“杖者，老人也”）；《盐铁论·未通》篇也说：“乡饮酒之礼，耆老异馔，所以优耆耋而明养老也”；《白虎通·乡射》篇也说：“所以十月行乡饮酒之礼何？所（以）复尊卑长幼之义。”所有这些，都一致认为这礼着重于敬老和养老。《周礼·党正》说：“国索鬼神而祭祀（注：“谓岁十二月大蜡之时”），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所谓“饮酒于序”，即指乡饮酒礼，也以“正齿位”为主。

前面已经谈到，乡饮酒礼起源于氏族聚落的会食中，那末，这种礼很自然的，会着重于尊长和养老。因为在原始社会里，“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来维持”（《列宁全集》第二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2页）。乡饮酒礼原来就是周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习惯，在这个礼中充分表现了长老的享有威信和为人尊敬。周族自从进入中原，建立王朝，多数成为统治阶级，其父系家长制已转化成为宗法制度，原来习惯上应用的礼仪也转化为维护宗法制度和贵族特权的手段，乡饮酒礼也就被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手段。《礼记·乡饮酒义》解释其作用说：

尊让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絜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

这是说：当时“君子”举行乡饮酒礼，是为了防止内轰，加强内部的团结。《乡饮酒义》记述传为孔子的一段话，分析贵族推行这礼的作用共有五点：（一）行迎宾礼时，把宾、介、众宾分为三等，是为了分别“贵贱之义”；（二）行献宾礼时，对宾有“献”、“酢”、“酬”，对介有“献”、“酢”而无“酬”；对众宾有“献”而无“酢”、“酬”，是为了分别“隆杀之义”；（三）作乐歌唱是为了“和乐而不流”；（四）旅酬是为了使“能弟长而无遗”；（五）无算爵是为了使“能安燕而不乱”。很明显，其目的在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以求维护当时贵族的统治秩序和特权。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这种由国君主持的礼，不仅是酒会的性质，而且具有议会的性质。既要通过酒会的仪式，表示对贵者、长者的尊敬，分别贵贱、长幼；又要通过议会的方式，商定国家大事，特别是“定兵谋”。《礼记·王制》说：“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郑注：“定兵谋也。”怎样“受成于学”而“定兵谋”呢？《鲁颂·泮水》说：“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郑笺：“在泮饮酒者，征先生君子，与之行饮酒之礼，而因以谋事也。”鲁侯召集先生君子在泮宫举行饮酒之礼，为的就是“定兵谋”，商讨如何“屈此群丑”，亦即这诗后面所叙征伐淮夷的事。鲁侯这样在泮宫行乡饮酒礼，商讨出征淮夷的事，也就是《王制》所说“受成于学”。前节谈到，举行这种礼的礼节，在行“献宾之礼”后，要作乐表示欢迎和慰劳，歌唱《鹿鸣》是表示欢迎嘉宾，歌唱《四牡》是表示慰劳来宾，接着要歌唱《皇皇者华》，是为了表示要“咨诹”、“咨谋”、“咨度”、“咨询”，因为这种礼不仅是个欢迎贵宾、尊敬长老的仪式，而且具有商定国家大事的议会性质。它是和尊敬长老的酒会相结合的一种元老会议，是当时执政者的一种咨询机关。这种礼在乡中举行，不仅是个欢迎贵宾、尊敬长老的仪式，而且是乡的一种咨询机关。

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权机构中，设有贵族的元老院，能对国家大事特别是法律和军事上的大事作出初步决定，再交公民的“民众大会”表决。这种贵族的元老院，溯其源，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来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常设的贵族元老院，但是这种由国君主持、商定国家大事的乡饮酒礼，实质上就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溯其源，也当起源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的，所以他们主要的任务还是“定兵谋”。看来，周族在军事民主制时期，“议事会”就在食桌上举行的，和聚餐会和酒会是结合的，如同荷马时代的希腊差不多。荷马时代希腊的“议事会”，惯常在主要的巴西琉斯的宫廷举行，在食桌上讨论王所提出的问题。周族在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是在“庠”、“校”、“序”以及“辟雍”、“泮宫”中的食桌上举行的，原来“庠”、“校”、“序”等公共建筑，是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的（参看拙作《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等到西周的国家成立，“议事会”就成为贵族的元老会议，还是和酒会结合着举行的，称为“乡酒”。前节谈到，西周时国王所行的乡饮酒礼，在辟雍举行，商代国王更有到军队驻防地点举行的，因为原来乡饮酒礼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定兵谋”。随着天子、诸侯和执政的卿的权力逐步加强，元老的权力就逐渐缩小，元老的集会就不再商议军国大事，不再对军国大事有任何决定之权，于是只剩下一种敬老的酒会仪式。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乡饮酒礼原来不仅仅是一种酒会中尊敬长老的仪式，而且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它在我国古代政权机构中占有一定地位。它的具有贵族元老会议的性质，和大蒐礼的具有“国人”的“民众会议”性质，是同样的来源。（详拙作《大蒐礼新探》）

三　“飨礼”为高级的“乡饮酒礼”

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间流行着一种飨礼，作为招待贵宾的隆重礼节。飨礼是为了招待某一个（或几个）贵宾，特别隆重举行的，这和乡饮酒礼在某种规定场合举行的不同，和乡饮酒礼在宾、介之外还有许多所谓“来宾”的情况也不同。但是，飨礼原来也单称为“飨”或“乡”，如《仪礼·聘礼》郑注：“今文飨皆作乡”，《公食大夫礼》郑注：“古文飨或作乡”，这和乡饮酒礼单称为“乡”或“飨”完全相同。究竟两者的关系如何呢？因为礼书上缺乏有关飨礼的系统记载，经学家所谓“飨礼已亡”，从来学者没有把它分析清楚。其实，西周金文和《左传》、《国语》等书述及飨礼的很多，是可以研究清楚的。

飨礼与乡饮酒礼的关系，过去学者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飨礼与乡饮酒礼不同，飨礼的称为“飨”，是采用“飨”字的引申之义。如段玉裁说：“乡饮酒，古谓之飨，凡饮宾之飨，皆此义引申之”（《经韵楼集·乡饮酒礼与养老之礼名实异同考》）。第二种看法，认为飨礼即是乡饮酒礼，两者没有区别。如惠栋说：“乡人饮酒谓之飨，然则乡饮酒即古之飨礼，先儒谓飨礼已亡，非也”（《惠氏读说文记》）。第三种看法，认为飨礼起源于乡饮酒礼，而礼节基本相同。刘师培认为“飨与乡饮酒礼，其献数虽有多寡不同，至于献、酬、酢及奏乐，其礼仪节次，大概相符”。“飨礼舍天子飨诸侯别用房烝外，均设俎，与乡饮同”。“飨礼均以立成，其彻俎而后，则行燕礼，……乡饮礼之末亦同燕礼。”又说：“盖凡饮酒之礼，备有宾介，兼备献、酢、酬三节，献由主人躬亲，且其礼惟行于昼者，皆本于乡饮礼者也”（《礼经旧说》卷四）。在上述三说中，以后一说比较合理，但还说得不够完善。就其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飨礼确是起源于乡饮酒礼而有所发展的；就其内容来看，确实有许多基本相同之点，飨礼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现在按照行礼次序，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戒宾、迎宾之礼

飨礼多数以前来聘问的诸侯与卿大夫为贵宾，也有以本国卿大夫为宾的。所招待的贵宾多数是一人，也有数人的，如果是数人，其中就有宾、介之别。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在迎宾之前也有戒宾之礼，如《左传·昭公元年》：“赵孟（即赵武）、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即叔孙豹），且告之，……乃用一献，赵孟为客。”所谓“赵孟为客”，是以赵孟为上宾，叔孙豹为介，所以子皮“戒宾”，先赵孟，后叔孙豹。这里说：“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可知“戒宾”时还有一套礼节，还要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比乡饮酒礼的“戒宾”为隆重。国君主持飨礼，不亲自“戒宾”，而派卿大夫代为“戒宾”，该是由于国君势位较尊的缘故。

乡饮酒礼只有主人设有“相”，帮同主持礼节，而宾只有介。飨礼则宾、主双方都设有“相”。如周定王飨晋景公，由原襄公相礼（《左传·宣公十六年》、《国语·周语中》）；楚共王飨晋卿郤至，“子反相”（《左传·成公十二年》）；楚灵王飨鲁昭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左传·昭公七年》）；这都是主人设有“相”。《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国语·晋语四》载“秦伯享公子”，“子余相”；这又是宾设有“相”。此外，主持飨礼的主人还可带有许多随从，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飨礼还设有掌管席次的“执政”，《左传·昭公十六年》：“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杜注：“执政，掌位列者，御，止也。”“执政”正相当于乡饮酒礼的“司正”。

（二）献宾之礼

乡饮酒礼，宾主之间有献、酢、酬三个步骤，称为一献之礼。飨礼则视宾客的尊卑分等，最尊者有九献。春秋时，招待国君的飨礼即用九献，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子入飨于郑，九献。”又如晋公子重耳到楚，楚成王用招待国君的礼招待他，“以周礼享之，九献”（《国语·晋语四》）。较次的用五献，如前面谈过的，郑伯用飨礼招待赵孟、叔孙豹、曹大夫，行礼时“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因赵孟辞谢，改用一献（《左传·昭公元年》）。更次的用三献，如季武子说：“小国之事大国也，……得贶不过三献”（《左传·昭公六年》）。

飨礼中献宾用的是“醴”，和乡饮酒礼献宾用“酒”的不同，所以古文献上或称乡饮酒礼为“乡人饮酒”，或称飨礼为“飨醴”。西周金文也称乡饮酒礼为“乡酒”，而称飨礼为“乡醴”，有着严格的区别。《说文》说：“醴，酒一宿熟也”；《周礼·酒正》郑注说：“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吕氏春秋·重己》篇高注说：“醴以糵与黍相体，不以麹也，浊而甜耳。”可知醴是用糵（麦芽）酿造成的甜白酒，糖化的程度大而酒化的程度小，而且是连酒糟在一起的，即今所谓酒酿。醴常被用在仪式上，只是给嘴里啐一下，不是给喝的，《士冠礼》中“宾醴冠者”，《士昏礼》中“女父醴使者”和“舅姑醴妇”，《聘礼》中“主君醴聘宾”，都是“啐之而已，不卒爵也”（详凌廷堪《礼经释例·饮食之例下》“凡醴皆用觯不卒爵”条）。飨礼中献宾时用醴也是如此，可以说，这是献宾之礼的进一步形式化。《尚书·顾命》说：“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这是周康王即位时所举行的飨礼。《通典》卷九十三引《白虎通》，所引《顾命》“三咤”作“三哜”，《通典》卷七十二引魏尚书奏，引郑玄解释说：“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以醴哜成之也。以醴哜成之者，醴浊，饮至齿不入口曰哜，既居重丧，但行其礼而不取其味。”其实，不居重丧，举行飨礼用醴时也是“饮至齿不入口”的。《顾命》所说的“哜”，也就是《仪礼》所说的“啐”。飨礼的献醴，只啐不饮，就用不到坐下，所以《国语·周语下》说：“夫礼之立成者为饫”，“饫”即是飨礼。飨礼因为是立着举行的，也或称为立饫，如《国语·周语中》说：“王公立饫则有房烝。”这种隆重的献醴之礼，是以立着不饮为其特点的，所以《左传·昭公五年》说：“是以圣者务行礼，……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顾命》说：“王三宿三祭三咤”，可知周初最隆重的飨礼只有“三献”，春秋时飨礼有“五献”和“九献”的，当是出于进一步的扩展。

飨礼的献宾之礼，不仅比乡饮酒礼次数增多，而且在开始献酒之前，还有所谓“祼”，这是一种最隆重的献礼的序幕，只有在飨礼和祭礼中才有。“祼”或作“果”，也叫做“灌”，就是用郁鬯（一种配合香料煮成的香酒）来灌，让宾客嗅到香气。《礼记·礼器》说：“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因为“灌”在“献”之前，还没有把食物陈设出来[195]。《礼记·郊特牲》说：“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这种“贵气臭”的“至敬”的礼，只给宾客嗅到香气，也不是给饮的。“祼”只有在飨礼和祭礼应用，同样是用来表示隆重的敬献之意的，所以《礼记·祭统》篇说：“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飨醴乃行。”可见在飨礼开始时，在献醴之前确有“祼鬯”之礼。《左传·襄公九年》记季武子说：“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杜注：“享，祭先君也”，该是错误的，行“冠礼”时并无祭祀先君的节目，《左传》常以“享”假作“飨”。王国维说：“诸侯冠礼之祼享，正当士冠礼之醴或醮”（《观堂集林》卷一《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是正确的，“祼享”即指具有“祼”的仪式的飨礼。士冠礼中对冠者的醴或醮，是当作宾客招待的，即所谓“醮于客位”，到诸侯冠礼中，为隆重起见，就改用飨礼，飨礼要先“祼鬯”，所以也称为“祼飨之礼”[196]。

飨礼又称为饫，不仅献酒仪式隆重，同时陈设的食物也较阔绰，而且花色繁多。隆重的，陈列有“半解其体”的牲，叫做体荐，也称房烝。所谓“王享有体荐”（《左传·宣公十六年》），“王公立饫则有房烝”（《国语·周语中》）。较次的，如同乡饮酒礼一样，陈列有折断的牲，叫做折俎，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据礼书，最隆重的陈列十二牢，《周礼·掌客》：“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备。”也还有陈列腥鱼和腶脩（经过捶治而加姜桂的干肉）的，所谓“大祭祀飨食，羞牲鱼”（《周礼·大司马》）；“大飨尚腶脩”（《礼记·郊特牲》）。也还有“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陈列有昌歜（昌蒲）的，所谓“飨有昌歜（“歜”王引之校作“”）、白黑、形盐（即虎形盐）”（《左传·僖公三十年》）。大体上陈设品种的好坏和多少，和献酒次数的多少是相适应的。这些食物都陈列在青铜制的礼器中，《国语·周语中》记述周定王的话，描写得很具体：“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品其百笾，修其簠簋，奉其牺象（按指牺尊、象尊），出其樽彝，陈其鼎俎，净其巾冪，敬其祓除。”

飨礼的每次献宾之礼，如同乡饮酒礼一样，有“献”、“酢”、“酬”三个步骤，比较隆重的“酢”，又叫做“宥”或“侑”、“右”、“友”。在《左传》上都称为“宥”，在《国语》上或称为“胙侑”：

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左传·庄公十八年》）。

晋侯献楚俘于王，……王享（飨）醴，命晋侯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侯朝王，王享（飨）醴，命之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作：“王飨醴，命公胙侑”）。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七，根据《尔雅·释诂》：“酬，酢，侑，报也”，认为“侑与酬酢同义，命之侑者，其命号公晋侯与王相酬酢与？”“命之者，所以亲之也”。“胙即酢之借字，盖如宾酢主人之礼，以劝侑于王，故谓之酢侑与？”在《诗经》上“宥”又作“右”，《小雅·彤弓》说：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彤弓弨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畴（酬）之。

这诗首章说“一朝飨之”，次章说“一朝右之”，末章说“一朝酬之”，孙诒让《诗彤弓篇义》（《籀庼述林》卷二）认为“此右即《左传》之宥，亦即《国语》之胙宥”，“即报饮之酢也”。“首章飨之，即献，次章右之，即酢，合之三章云畴之，正是献、酢、酬之礼”。在西周金文中，“右”又作“友”：

噩（鄂）侯（御）方内△于王，乃之，方（友）王（《鄂侯鼎》）。

王才（在）周康（寝），乡醴，师遽蔑（友）（《师遽方彝》）。

王国维《释宥》（《观堂别集补遗》）读“”（友）为“宥”和“侑”，也解释为酢，认为“此不云酢而云侑者，以诸侯之于天子，不敢居主宾献酢之名”，“侑之名，义取诸副尸”，“若曰天子自饮酒，而诸侯副之，如侑之于尸云尔”。我们认为王引之、孙诒让、王国维的解释，都合理，只是有一点还没有解释清楚。“宥”“侑”等字既然是“酢”的意思，酢是对主人还敬酒，为什么一定要如《左传》所说那样“命之”才“宥”呢？因为按礼，宾和主地位相当的，在主人“献”宾后，才能“酢”主人，既然诸侯地位在天子之下，所以必须天子“命之”才能“酢”。犹如晋文公接受周襄王的册命，最初“端委（通常礼服）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国语·周语上》）。

飨礼中对宾客举行“酬”的礼节时，按礼要酬以礼品，称为酬币。《仪礼·聘礼》：“致飨以酬报”，郑注：“酬币，飨礼酬宾劝酒之币也。”西周金文《师遽方彝》载周王“乡醴”后，“锡师遽圭一、环章四”；《效卣》载：“公东宫内乡（飨）于王，王锡公贝十朋”；所有这些赏赐，都应属于酬币性质。春秋时也还流行这种礼节，“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马四匹”（《左传·庄公十八年》）；“晋侯献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襄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左传·襄公十九年》）。鲁襄公飨范献子，“展庄叔执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按礼，每一次“酬”都应有“币”，如果行九献之礼，要九次“酬”，就得酬给九次币。如秦“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左传·昭公元年》）。杜注：“备九献之义，始礼自赍其一，故续送其八酬酒币。”

在当时饮酒的礼节中，在彼此相互“献”、“酢”、“酬”之间，还要讲究“席”的重次，重次越多就越表示尊重。如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季武子召集大夫饮酒，臧孙纥为了帮助季武子把悼子立为继承人，“命北面重席”去迎接他。飨礼对此更为讲究，《礼记·郊特牲》说：“大飨，君三重席而酢焉（注：‘言诸侯相飨献酢，礼敌也’），三献之介，君专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三献，卿大夫来聘，主君飨燕之，以介为宾，宾为苟敬，则彻重席而受酢也，专犹单也’）。”这是说：诸侯之间举行飨礼，地位相当，献、酢都该用三重席，如果国君用飨礼招待卿大夫（即所谓“三献之介”），国君进“献”时用三重席，到受“酢”时就彻去两重席，只留单层席，因为“此降尊以就卑也”。

（三）作乐

飨礼既是高级的乡饮酒礼，行礼时陪奏的音乐和歌唱，也就更隆重和繁复。一般的乡饮酒礼行于大夫和士之间，送宾时有乐，迎宾时无乐，行礼时陪奏的乐，以“升歌”为第一节，“笙奏”为第二节，“间歌”为第三节，“合乐”为第四节。飨礼都行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迎送宾客时都有“金奏”之乐，行礼时所用的乐，同样有“升歌”，但是没有“笙奏”、“合乐”，而有“管”和“舞”。因为“金奏”、“管”、“舞”，都较“笙奏”、“合乐”为隆重。

飨礼在迎送宾客时，都用“金奏”，“金奏”就是用钟鼓演奏的乐曲，作为行步的节奏。如楚王用飨礼招待晋卿郤至，在地下室中悬着钟鼓，“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左传·成公十二年》）。按礼，天子行飨礼招待诸侯，才能用“金奏《肆夏》之三”，所谓“《肆夏》之三”是指《肆夏》的乐章三章，即《樊》《遏》《渠》，所以也称为《三夏》，《左传·襄公四年》记叔孙穆子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国语·鲁语下》作：“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到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才有奏《肆夏》的，《礼记·郊特牲》说：“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

飨礼所用的“升歌”，如果是诸侯招待使臣，便和乡饮酒礼一样，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如果诸侯相互招待，就得歌唱《文王》、《大明》、《绵》，《国语·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说：“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乡饮酒礼的“升歌”主要用瑟伴奏，而飨礼则有用箫伴奏的，如《国语·鲁语下》说：“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伶”是歌者，“箫”是指吹箫者。

《礼记·仲尼燕居》篇说：

大飨有四焉：……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注：“县兴，金作也”）。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龠》序兴。……客出以《雍》，彻以《振羽》。……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这是说：贵宾入门时即用“金奏”，升堂后，便用升歌《清庙》，接着用“管”吹奏《象》（乐曲名），然后再舞《武》（即《大武》）和《夏龠》（即《大夏》），《武》是武舞，《夏龠》是文舞，到礼完毕，客出时歌唱《雍》，“彻俎”时歌唱《振羽》。这里说两君相见，“升歌《清庙》”，和《左传》、《国语》载叔孙穆子所说“歌《文王》《大明》《绵》”不同。看来叔孙穆子所说的，是两君相见的通礼，而《仲尼燕居》所说的，是鲁国的特殊情况。升歌《清庙》、下管《象》以及舞《大武》《大夏》，原是“大尝禘”所用，“此天子之乐”（《礼记·祭统》），鲁国因“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在太庙也升歌《清庙》（《礼记·明堂位》）。《左传·襄公十年》载荀偃、士匄说：“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孔颖达《正义》曾引用《祭统》和《仲尼燕居》来证明鲁国确用禘乐，宾祭确是同用。鲁国因为是周公后代，得用天子之乐，所以飨礼有升歌《清庙》等“禘乐”的节目。同时，宋国因为商的后代，也曾用天子之乐来行飨礼，如《左传·襄公十年》载：“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

（四）正式礼乐完备后的宴会和习射

乡饮酒礼在正式的礼乐完备后，为了使宾客尽欢，还有“旅酬”和“无算爵”，这都具有宴会的性质。同样的，飨礼在正式礼乐完备后，也还要举行宴会。如《国语·晋语四》载：“秦伯享（飨）公子，如享国君之礼”，“卒事，秦伯谓其大夫曰：为礼而不终，耻也”（注：“言此，为明日将复宴”）。于是“明日宴”。所谓“卒事”，是指飨礼的正式礼乐已完毕；所谓“为礼而不终”，因为按礼，在飨礼正式礼乐完备后，还应举行宴会招待。《左传·昭公元年》载：郑伯飨赵孟、叔孙豹等，“礼终乃宴”。所以要“礼终乃宴”，因为按礼应该如此。《鄂侯鼎》说：

噩（鄂）侯（御）方内△于王，乃之，方（友）王。王休（宴），乃射。方王射。方休阑，王宴，咸酓（饮）。王寴（亲）易（锡）〔方玉〕五瑴、马四匹、矢五〔束〕。

这里，头段记的是飨礼，后面记的，就是飨礼完备后，按礼应进行的宴会和习射。《长甶盉》说：

穆王才（在）下淢，穆王乡豊（醴），即丼（邢）白（伯）大祝射，穆王蔑长甶。

“穆王乡醴”是说周穆王举行飨礼，“即邢伯大祝射”是说在飨礼之后，就和邢伯、大祝一起习射。在飨礼之后往往要举行习射之礼，这和在乡饮酒礼之后要举行乡射礼也相同。

根据上面的论证，可知飨礼有着和乡饮酒礼同样的献宾仪式，同样把“献”、“酢”、“酬”合成一献之礼，只是献宾不用酒而用醴，不喝而嘴上啐一下，而献礼的次数加多，有重复三次至九次的，在“献”之前有比“献”更隆重的“祼”，在“酢”的时候有比“酢”更隆重的“侑”，在“酬”之后又有“酬币”。在礼节增加的同时，“乐”也相应的增加，迎送宾客都有“金奏”，行献宾礼时除用“升歌”以外，还用“管”和“舞”代替了“笙奏”和“合乐”，其奏唱的曲调和诗歌也要看贵宾的身份而定，身份越高就越隆重。在正式礼乐完备后，如同乡饮酒礼一样，常要连续举行宴会和习射之礼。总之，飨礼的基本礼节是和乡饮酒礼是相同的，只是礼节加重，陈设铺张，花色添增，更加形式化而已。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飨礼是在乡饮酒礼原有礼节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就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古文献上把飨礼和乡饮酒礼同样称为“乡”或“飨”，因为飨礼就是由乡饮酒礼发展出来的，所以飨礼还沿用着和乡饮酒礼相同的名称。礼书上把飨礼或者称为“大飨”，就是因为这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犹如礼书把高级的乡射礼称为“大射”一样。古人为了把两者区别起见，把乡饮酒礼称为“乡酒”或“乡人饮酒”，而把飨礼称为“飨醴”或“享醴”。

飨礼和乡饮酒礼举行的目的也是差不多的。乡饮酒礼具有酒会和议会的性质，目的在于尊敬宾客，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以求维护贵族的统治秩序和特权，更重要的是要商定国家大事。飨礼举行的目的也是如此，《礼记·乐记》曾把两者归为一类，说：“射、乡（指乡饮酒礼）、食、飨（指飨礼），所以正交接也。”《礼记·仲尼燕居》说：“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国语·周语中》记述周定王的话，说得最详细：

夫王公诸侯之有饫（指飨礼）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韦注：“讲，讲军旅，议大事；章，章程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

所谓“大德”、“大物”，无非摆出大的场面，大加铺张，用来讲究贵贱、长幼的等次；所谓“讲事成章”，就是商定国家大事。飨礼不仅是一种尊敬贵宾的仪式，同时还具有会谈国事的性质。

四　由“乡饮酒礼”和“飨礼”推论“礼”的起源和“礼”这个名称的来历

根据上面对“乡饮酒礼”和“飨礼”的论述，很具体的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礼”起源于氏族制末期的习惯。在氏族制时期，人们有一套传统的习惯，作为全体成员在生产、生活中自觉遵守的规范。等到贵族阶级和国家产生，贵族就利用其中某些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各种“礼”，作为加强贵族阶级统治的一种制度和手段，以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加强君权、族权、夫权和神权。

“乡饮酒礼”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来的，它不仅是尊敬长老的酒会，而且具有长老会议的性质，是借用酒会来商讨和决定军政大事的，也可以说是执政者的咨询机关，这在维护贵族统治上当然有其一定的作用。后来元老的政治权力缩小，这种“礼”成为单纯的酒会仪式，用来尊敬贵宾和族长，着重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依然是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至于“飨礼”，实质上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是在“乡饮酒礼”原有的基础上加工制订而成的。看来，西周的高级贵族为了招待贵宾、举行会谈以及维持贵族统治秩序的需要，就在“乡饮酒礼”原有礼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礼节，增添花色，逐渐制定成了比“乡饮酒礼”更高级的“飨礼”。旧说周公制礼作乐，未必可信，西周的礼乐未必周公一人所制定，但是西周的高级贵族为了统治上的需要，在原有礼俗上增添花色，加以系统化，逐渐制订成各种符合于他们需要的礼乐，当是事实。“飨礼”就是其中之一。

“礼”这个名称的来历，是和这种饮酒醴的“礼”有密切关系的。原来“醴”和“礼”本是一字，同作“豐”，像两玉盛在器内之形。其所以会演变分化出“醴”和“礼”两字，王国维在《释礼》（《观堂集林》卷六）中解释说：

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其初，当皆用若豐二字，其分化为醴礼二字，盖稍后矣。

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把“醴”与“礼”的关系分辨清楚。前面谈过，“飨礼”是由“乡饮酒礼”加工制订而成，“飨礼”的献给宾客的是“醴”，不同于“乡饮酒礼”献的是“酒”，而且“飨礼”献醴之礼要比“乡饮酒礼”献酒之礼隆重得多，“醴”是当时高贵敬献礼品，如同盛在礼器中所献的玉一样，因而同样称为“豐”，或从“酉”称为“醴”。同时献“醴”之礼已更形式化，只是给宾客嘴里啐一下，不是给喝的，已纯粹成为一种敬献的仪式，如同用玉盛在礼器中敬献一样，因而这种敬献仪式也称为“豐”。当时贵族专门设有“飨礼”，用“醴”来敬献贵宾，成为一种隆重的尊敬仪式，既用之于贵宾，又推广到贵神，因而“豐”又从“示”而称为“礼”。推而广之，一切仪式的举行中，也常用“醴”来敬宾，凡是用“醴”来敬宾的，也都称为“礼”了。凌廷堪《礼经释例》的《宾客之例》中，有一例说：

凡宾主人行礼毕，主人待宾用醴，则谓之礼；不用醴，则谓之傧。

凌氏曾列举《仪礼》的《士昏礼》、《聘礼》等，详为证明，这里不重复了。礼书中这样把“待宾用醴”称为“礼”，该是沿袭古老的习惯的。《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大概古人首先在分配生活资料特别是饮食中讲究敬献的仪式，敬献用的高贵礼品是“醴”，因而这种敬献仪式称为“礼”，后来就把所有各种尊敬神和人的仪式一概称为“礼”了。后来更推而广之，把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传统习惯和需要遵守的规范，一概称为“礼”。等到贵族利用其中某些仪式和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用的制度和手段，仍然叫做“礼”。

西周时代这种敬献酒醴的仪式的产生，还可能与当时禁酒有关。《礼记·乐记》说：

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

的确，西周初年周王朝鉴于殷贵族沉迷酒中，腐化堕落，曾积极禁酒。《尚书·酒诰》曾明白指出，只有祭祀和敬献长老和君长时能喝酒，如说：“饮惟祀，德将无醉”，“羞耈惟君，尔乃饮食醉饱”；还严禁合群饮酒，告诫康叔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西周制定的献酒之礼，采用“哜”或“啐”的方式，只“饮至齿不入口”，该与当时“备酒祸”有关的。前面已谈过，周康王即位时所举行的“飨礼”，已采用“哜”的方式。《仪礼》所记述的献“醴”礼节，也是“啐之而已，不卒爵”；同时所记述的比较隆重的献“酒”礼节，如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大射仪等，主人献宾，在“卒爵”之前都要“啐酒告旨”，详凌廷堪《礼经释例》的《饮食之例上》“凡献酒礼，盛者则啐酒告旨”条。《乡饮酒义》解释说：

祭荐祭酒，敬礼也；哜肺，尝礼也；啐酒，成礼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

这里把“啐酒”看得很重要，作为“成礼”的一个步骤，而不以“卒爵”作为“成礼”的步骤，看来也与“备酒祸”有关的。

（《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今略加修订）

[192]郑玄作《笺》时，看到诗中用瓠叶和小兔作为饮酒的菜肴，不像贵族摆场，便断言“此君子谓庶人之有贤行者”。但是诗中行着一献之礼，而“礼不下庶人”的，于是郑玄又解释为“庶人依士礼”，并且说是：“其农功毕，乃为酒浆，以合朋友，习礼讲道艺也。”其实，这些解释都不通，在春秋以前，“君子”都指贵族而言，把“君子”作为“有贤行者”，乃是春秋末年以后事。瓠也叫匏，又叫壶，它的叶只有嫩时可以做羹，到八月就成为苦叶（见《邶风·匏有苦叶·传》），“农功毕”时瓠叶早已不能作饮酒菜了。《瓠叶》这诗的内容，我们认为应是叙述低级贵族举行饮酒礼的情况。

[193]《韩诗说》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老五更”（《诗·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白虎通·辟雍》篇也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这都和《说文》相合。段玉裁《说文飨字解》申论说：“饮宾祭祀皆不于大学，则辟雍泮宫之飨，非饮宾神格可知也。然则此三飨，其为乡饮酒之本义可知矣。辟雍飨饮者天子行乡饮酒之礼也。泮宫飨射者，诸侯行乡饮酒之礼也。”段氏还列举《鲁颂·泮水》等，以证天子、诸侯在辟雍、泮宫确行乡饮酒之礼，并且批评了当时有些人主张“乡饮酒断不行于小学大学”的说法。也有人把《韩诗说》“秋飨”的“飨”，《白虎通》“乡射之宫”的“乡”，都解释为“飨礼”的。如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九说：“案乡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为乡射之宫者，乡与飨通，即《诗·大雅·灵台》孔疏引《韩诗说》所谓春射秋飨也，依其说，则辟雍为天子大射之宫。”这个说法是可商的。飨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临时举行的招待贵宾之礼，既没有规定在春秋两季，也不在学校中举行。近人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根据《礼记·乡饮酒义》注，说：“然则乡饮酒礼，古惟乡大夫行之于乡，至汉则太守诸侯相与令长行之于郡国，未闻以天子飨群臣而谓之乡饮酒者。……乡饮酒礼行于辟雍，仅见于西晋武惠之世，以后历代皆不复举，岂非知其失礼之甚乎？”这个说法也不正确。

[194]见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一《冠义乡大夫当作卿大夫》条，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条。

[195]《周礼·大行人》：上公之礼“王礼再祼而酢，飨礼九献”；诸侯之礼“王礼壹祼而酢，飨礼七献”；“诸伯……如诸侯之礼”，诸子“王礼壹祼不酢，飨礼五献”；“诸男……如诸子之礼”。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五六说：“飨礼之祼，经无明文，以礼宾之节推之，上公九献，则王一献，后亚献皆祼，伯七献，子男五献，则惟王祼而已，王祼用圭瓒。”孙诒让《周礼正义》也以为“祼”即包括在“献”之中，说：“凡九献者，再祼，后有七献；七献者，一祼，后有六献；……”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据《周礼·大行人》原文，“祼”应在“献”之前，不包括“献”之内。《周礼·内宰》：“凡宾客之祼献瑶爵皆赞”，也以“祼”、“献”为二事，故说“皆赞”。金鹗《天子宗庙九献辨》（《求古录礼说》卷十三）认为在宗庙祭祀中“祼”不在“献”内，“献必有俎，而灌时尚未迎牲（《郊特牲》云既灌然后迎牲），未有俎也，献尸必饮，而灌鬯用以灌地，尸不饮也。……灌第可通称为献，实为正献之礼，安得并数之以为九献乎”？飨礼中的“祼”大体也相似，是在“献”之前，未设荐俎时举行的。《礼记·礼器》说：“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可为明证。《国语·周语上》说：“王祼鬯，飨醴乃行”，也把“祼鬯”叙述在“飨醴”之前。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二十四《燕飨通故》据《周礼·大行人》和《内宰》之文，认为“祼”与“献”有区别，很对。黄以周著《飨礼》（《儆季杂著·礼说》卷四）又认为行“祼”礼的称“饫”，也称“礼”，行“献”礼的称“飨”，把“祼”“献”区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礼，并且说：“饫有祼酢，不献，飨有献，献有殽”，这就错误了。

[196]凌廷堪《礼经释例·饮食之例中》引《左传·庄公十八年》“王飨醴”，解释说：“飨谓飨礼，醴谓醴宾，马者盖谓飨及醴宾之庭实，故《聘礼》礼宾亦云：宾执左马以出也。杜预注以为行飨礼先置醴酒，恐误。《士昏礼》妇见舅姑，赞醴妇，妇馈舅姑，舅姑飨妇，亦分醴飨为两事。”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西周金文和《左传》、《国语》等书，多数称为“飨醴”或“乡醴”，分明是指一件事，因为“飨”礼以献醴为主，所以连称为乡醴。《仪礼·觐礼》：“飨礼乃归”，《汉书·匡衡传》载衡疏作“飨醴乃归”，是匡衡所见《觐礼》“飨礼”作“飨醴”。飨醴也可简称为飨或醴，犹如乡饮酒也可简称为乡或饮酒。

“射礼”新探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举行的“射礼”，共有四种，即“乡射”、“大射”、“燕射”、“宾射”。“乡射”是由乡大夫和士在乡学中行乡饮酒礼之后举行的，“大射”是天子或诸侯会集臣下在大学举行的，“燕射”是大夫以上贵族在行燕礼（宴会之礼）之后举行的，“宾射”是特为招待贵宾而举行的。后二种，是为了招待贵宾和举行宴会而举行，着重在叙欢乐，《周礼·大宗伯》所谓“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前二种，就着重在行礼，通过行礼的方式来进行“射”的练习和比赛。因为这二种礼比较重要，《仪礼》就有《乡射礼》和《大射仪》两篇来详细叙述。本文就想通过这两种礼的探讨，来阐明射礼的性质和作用及其起源。

一　“乡射礼”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

乡射礼是古代乡学中举行的一种重要礼节，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当时学校就是把军事教练作为重点课程的。我在《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一文中已经谈过，古代贵族的学校，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而且是贵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贵族们集体行礼、集会和练武，都在这里。乡射礼实际上就是“国人”在所居的“乡”中举行的一种以“射”为内容的运动会，不仅乡中成员在此进行“射”的练习和比赛，所有子弟也在此实习。在原始社会后期发明弓箭以后，拉弓射箭长期成为战争中重要的技术。我国古代的军队，是以贵族成员作为骨干、“国人”作为主力的，每个贵族和“国人”中的成员就是武士，因此他们都要练习“射”，他们的子弟都要学习“射”，“射”是他们学习和练习的主要课程，乡射礼就是用行礼的方式来教学这种主要课程的。

乡射礼的具有军事教练性质，我们从其举行的场所可以看到。据《仪礼·乡射礼》，这种礼是在“豫”中举行的。“豫”又作“序”，《周礼·州长》和《仪礼·乡射记》都作“序”。又或作“榭”，《春秋》宣公十六年载“成周宣榭灾”。“榭”也可作“”和“射”，西周金文有“宣”和“宣射”，即是宣榭[197]。“豫”、“序”、“榭”原是土台上厅堂式的建筑。《尔雅·释宫》说：“无室曰榭”，又说：“阇谓之台，有木者谓之榭。”李巡注说：“台，积土为之，所以观望，台上有屋谓之榭”（《左传正义》引）。又说：“但有大殿无室，名曰榭”（《礼记正义》引）。其所以要建筑成厅堂式样，是为了讲武用的。《国语·楚语上》记伍举说：“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可为明证。“序”、“”、“榭”等称谓，该就是从“射”分化出来的，《孟子·滕文公》说：“序者射也”，是有根据的。不仅西周金文有把“宣榭”写作“宣射”的，古文献中也有把“序”、“榭”称为“射”的，如《周礼·诸子》和《礼记·燕义》都说：“春合诸学，秋合诸射”，郑注：“学，大学也；射，射宫也。”其实，“射”该即“榭”或“序”。当时乡学有称为“序”或“豫”的，因为乡学主要是习射的场所。

乡射礼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我们从其礼的具体举行过程中也可看到。这种礼的主要程序是三番射：

第一番射，由乡学中弟子参加，着重于射的教练，其礼节如下：

（一）请射：由主人挑选一人掌管射事，叫做“司射”。当射礼正式开始时，由司射向来宾请射。

（二）纳射器：由司射命令弟子送纳各种射器进堂，如弓、矢等，以便应用。

（三）比三耦：由司射把挑选出来的弟子六人，相配成三组，每组有上射一人、下射一人，称为“三耦”，即上耦、次耦、下耦。

（四）张侯倚旌：这时总管饮酒礼的“司正”，改任为“司马”，开始总管有关射礼的事务。命令弟子张“侯”（布制箭靶），命令“获者”（射中的报告员）取旌倚靠在“侯”的正中，使大家注意。

（五）迁乐：由乐正命令弟子帮助乐正把乐器迁到堂下，以便堂上行射礼。

（六）俟射：由司射命令“三耦”接取弓矢，“三耦”都手执弓，腰带插矢三枝，手指挟矢一枝，前进而俟射。

（七）诱射：司射作示范教学，叫做“诱射”（郑注：“诱犹教也”）。由司射带弓矢升堂，把四矢依次尽发，然后把“扑”（教鞭）插在腰带，回到原位，指挥和监督射事。

（八）命射：先由司马命令“获者”执旌背着“侯”而立；次由司射引导“上耦”升堂，合足俟射；再由司马命令“获者”执旌躲藏到“乏”（避矢用的小屏风）后，准备观察和报告射中情况；于是由司射发布发射命令说：“无射获，无猎获。”就是说：不能射中“获者”，不能射到“获者”身旁。

（九）三耦射：由“上耦”的“上射”先射，“下射”再射，各发四矢；接着“次耦”和“下耦”依次各发四矢。然后司射放去“扑”，升堂告宾说：“三耦卒射。”当“获者”见到有人射中“侯”的质的时，扬旌唱“获”，当旌旗举起时，唱声要高，当旌旗放下时，唱声随着降低，所谓“举旌以宫，偃旌以商”。因为这番射是学习性质，虽然“获者”扬旌唱获，“释获者”（射中的统计员）并不用筹算统计，所谓“获而未释获”（郑注：“但大言获，未释其算”）。

（十）取矢委楅：由司马命令弟子把“楅”（即“箙”，箭囊）设置中庭，搜求发射出来的矢，装到“楅”中。于是第一番射完毕。

上述第一番射，由乡学中弟子相配成“三耦”，先由司射“诱射”，再由“三耦”依次发射，射中的只扬旌唱获而不加统计，不算胜负，其属于教学性质，显而易见。《乡射记》说：“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郑注：“前戒，谓先射请戒之。”“戒”就有训戒的意思。

第二番射，参加者除了原来由弟子配合的“三耦”外，还有主人、宾和众宾参加，着重于射的比赛。其礼节如下：

（一）请射：如同第一番射。

（二）比耦：由司射告于宾，再告于主人，使主人与宾配合成耦。接着告于大夫，使大夫与士配合成耦，再使众宾配合成“众耦”。

（三）三耦拾取矢：由原先的“三耦”依次到中庭，从“楅”中拾（更）取矢，退回原位。就是取回第一番射所发出的矢，以便再射。

（四）众宾受弓矢：众宾接受弓矢前进，继“三耦”之南，依次而立，俟射。

（五）请释获：司射去“扑”升堂，向来宾“请释获”，即计算射中次数而分胜负。随即命令“释获者”设置“中”（盛筹算的器具），并前往视察。“释获者”把“算”（筹算）八根插入“中”中，以便计算。如果行礼时，有人射中“侯”的质的，“获者”扬旌唱获，“释获者”就把“算”抽出一根，释放在地上以待统计，故称“释算”（《周礼·太史》作“舍算”）或“释获”。

（六）命射：司射发布发射命令说：“不贯不释。”就是说：如果不贯穿“侯”的质的，不能“释算”计数。

（七）耦射：先由“三耦”射，次由宾和主人配耦而射，大夫配耦而射，众宾配耦而射。如果射中一次，则由“释获者”释放一根“算”于地，“上射”射中的放在右边，“下射”射中的放在左边。等到全体射毕，由“释获者”报告宾说：“左右卒射。”

（八）取矢委楅：如同第一番射。对于大夫的矢，则用茅束在手所握处，加以保护。

（九）数获：在司射监视下，“释获者”统计射中次数。先计算“右获”，即每耦中“上射”射中的次数；次计算“左获”，即“下射”射中的次数。再看左右两方谁所“获”的多，以“获”多的为胜。由“释获者”把胜负的结果报告宾，若右方胜，说：“右贤于左”；若左方胜，说：“左贤于右”；如左右均等，说：“左右钧。”

（十）饮不胜者：由司射命令弟子奉丰（安放爵觯的器座）升堂放置，由胜者弟子洗觯，安放在丰上，给不胜者饮酒。

（十一）献“获者”和“释获者”：由司马用爵献酒给“获者”，司射用爵献酒给“释获者”，以表示慰劳。于是第二番射完毕。

上述第二番射，要统计射中次数，分别胜负，不胜者要被罚饮酒，其属于比赛性质，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人的比赛，而是集体的比赛。他们虽然把所有参加的人相配成对而比赛，即所谓“比耦”和“耦射”，好像是两个人在比赛，但在统计时，不分各耦，只是按“上射”和“下射”，分为左右两方，总起来统计的，只计算左右两方的胜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很清楚的，这样的比赛还是为了加强集体的训练。

第三番射的参加人员与基本节目，都和第二番射相同，同样要“释获”，具有比赛性质，但比第二番射更进一步，射箭时要用音乐来节奏，射者必须按照音乐的节奏来行动和发射。当一切“射”的准备工作做好后，司射就升堂“请以乐（音乐）乐（欢乐）于宾”，并对乐正发出命令，随即到堂下发布发射命令说：“不鼓不释。”就是说：如果不按鼓的节奏发射，不能“释算”计数。接着退回原位，命令大师（乐师）说：“奏《驺虞》，间若一。”就是说：奏《驺虞》这首歌曲，节奏的间隙要均匀一律。于是乐工便奏《驺虞》，三耦、宾和主人、大夫、众宾依次听从鼓音的指挥而发射。随后也有“取矢委楅”、“数获”、“饮不胜者”等节目，如同第二番射。最后，由司射命令“拾取矢”，司马命令弟子解脱“侯”，“获者”带旌退，弟子带楅退，司射命令“释获者”带“中”和“算”退，于是第三番射完毕。

上述第三番射，既要求射中“侯”，又要求听从鼓音的节奏来发射，可以说达到了“射”的最高要求。《乡射记》说：“始射，获而不释获；复，释获；复，用乐行之。”“始射”指第一番射，虽然唱“获”，但是“不释获”，即不统计射中次数；前一个“复”指第二番射，就着重于“释获”，即要统计射中次数而分别胜负；后一个“复”指第三番射，就必须按照音乐的节奏来进行。在三番射中，为了训练“射”的技巧，要求是逐步提高的，乡射礼的具有军事教练性质，非常明显。

在三番射的过程中，司射不仅是个指挥员，也还是个教练员。在第一番射开始时，司射要“诱射”，即是示范教学。当他指导大家发射时，腰中插着“扑”，“扑”就是教鞭，《尚书·尧典》所谓“扑作教刑”，是用来责打犯错过的射者的，《乡射记》明确说：“射者有过则挞之。”方苞认为“扑”就是“平时庠序之所用也，至习射，则必大过而后挞”（《周礼析疑》）。很对。

在三番射的过程中，弟子不仅是学生，也还是服务员。弟子除了被挑选出来配合成“三耦”，参与“射”的练习和比赛之外，还分别听命于司射、司马、乐正，担任“纳射器”、“张侯”、帮助“迁乐”、“取矢委楅”、“设丰实觯”等工作，为参与射礼的人服务。郑玄把弟子解释为“宾党之年少者”，并不确当。吴廷华认为：“弟子断应在习礼之内，盖乡学中之学士”（胡培翚《仪礼正义》引），是正确的。弟子中被选出配成“三耦”的，固然直接得到习射的机会；许多担任服务工作的弟子，也能从旁得到观摩的好处。

除了这些弟子以外，所有参加“射”的成员，包括主人、宾和众宾在内，通过对“射”的观摩和比赛，特别是通过逐步提高要求的比赛，当然对提高“射”的技术是有帮助的。

据此可见，这种礼是把乡学中的弟子的军事学习和乡中成员的军事训练密切结合的，是通过行礼的方式把军事教练的课程固定下来的，既是乡学中教育弟子的一种军事教练课程，又是乡中成员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一种社会活动。

乡射礼既然是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教练的性质，为什么要在乡中举行呢？因为乡既是“国人”乡党组织的单位，同时又是国家军事组织的单位，当时军队组织是和乡党组织密切结合的。《周礼·大司徒》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周礼·小司徒》又载：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一比组成一伍，一闾组成一两，一族组成一卒，一党组成一旅，一州组成一师，一乡组成一军。同时各级乡党组织的长官，也就是各级将官。《周礼》所载，未必就是西周初期的制度，但是西周的军事组织确是和乡党组织密切结合的，这到春秋时各国还是如此。《国语·齐语》载齐的国都中有十五个士乡，每乡二千家，每家出壮丁一人，合二千人为旅，每五乡合为一军，由国君或上卿统率。这该已是春秋时扩展的制度，溯其源，应是一卿主管一乡，“卿”的称呼即起源于“乡”。详拙作《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乡”既是军事组织的主要单位，所以当时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教练也是以“乡”为单位的。

二　“大射仪”为高级的“乡射礼”

我们把《仪礼》的《大射仪》和《乡射礼》作比较，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两种礼节基本相同，同样有三番射的步骤和内容。只是由于主持和参加大射仪的贵族身份较高，在场掌礼和服务人员的官职也较高，人数也较多，礼节更表现得繁复。

乡射礼的主人是卿大夫（或作乡大夫），宾和来宾是大夫和士，参与者还有乡学中的弟子，乡学便是行礼的场所。大射仪的主人是国君，宾和众宾是诸公卿、大夫，还有士参与，国都近郊的大学便是行礼的场所。《仪礼·乡射记》说：“君国中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郑注：“国中，城中也，谓燕射也；于郊，谓大射也，大射于大学。”郑玄认为燕射在城中公宫中举行，大射则在近郊大学中举行，很对。《韩诗说》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白虎通·辟雍》篇也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在辟雍举行的射礼应即大射。《礼记·射义》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这种天子主持的“习射”，过去学者都认为是大射，其“习射”的“泽”和“射宫”，当即辟雍。“泽”即辟雍周围的水池，“射宫”即中间高地上厅堂式的建筑。可见大射仪和乡射礼同样在学校中举行，就是同样在讲武堂上举行。

乡射礼的掌礼和服务人员，主要有二个系统：司射指挥和掌管“射”的事，司马总管有关事务。有获者听命于司马，扬旌唱获，报告射中情况；有释获者听命于司射，计算射中次数，分别胜负；有乐正听命于司射，指挥大师、乐工陪奏音乐，使射者随着节奏发射；还有乡学中弟子分别听命于司射、司马、乐正，担任各项杂务。大射仪的掌礼和服务人员虽然官职较高，人数较多，但其组织系统也还和乡射礼相同。司射由大射正担任，有小射正辅助，通称为“射人”。司马由司马正担任，有司马师辅助。获者也叫负侯者，其首长称为“服不”。释获者由太史担任，有小史辅助。乐正之下，还有小乐正；大师之外，还有少师、上工等。此外，还有担任事务的小臣正、小臣师、仆人正、仆人士、量人、巾车、隶仆人等。其中有些职官，是为了行礼的需要而临时制定的。胡匡衷《仪礼释官》曾对此详加考证。

接下来，我们把两种礼节作个比较。大射仪三番射的礼节，基本上是和乡射礼相同的。第一番由“三耦”射，同样唱获而不加统计；第二番除“三耦”外，有国君和宾、公卿、大夫及众宾参加，同样统计左右两方射中次数而分胜负；第三番也用音乐节奏，使大家按节奏而发射。所不同的，乡射礼所射的只一个“侯”，大射仪则公、大夫、士各有一个“侯”，即公射“大侯”，大夫射“参侯”，士射“干（豻）侯”，用以区别尊卑。如果射者不按规定的“侯”去射，射中也不算。如果卑者和尊者合为一耦，就可以合射一侯。对国君则特别优待，只要射到“侯”的角和绳，或者飘着触到“侯”，或者射到“侯”而跌落了，都一概算中；在三个“侯”中射到任何一个，也一概算中。可知大射仪的三番射，除了对国君表示尊重和优待以外，基本内容是和乡射礼相同的。

大射仪的司射要负起教练的责任，这也是和乡射礼相同的。第一番射时司射也要“诱射”，因为共有三“侯”，第一矢射干（豻）侯，第二矢射参侯，第三、第四矢连射大侯。在指挥和监督发射时，同样要执“扑”（教鞭）。但是为了帮助国君，当国君发射时，大射正要立在国君背后，观察国君发射的矢的动向而报告，射得偏下，要叫声“留”（当从黄以周读为“溜”）；射得偏上，叫声“扬”；偏在左右，叫声“方”（当从盛世佐读为“旁”）。司射这样的报告发射的矢的动向，目的就在辅导国君“习射”。

两种礼在第三番射中奏的乐，有些不同。乡射礼用鼓来节奏，大射仪所用乐器有钟、鑮（镈）、磬、鼓、应鼙、朔鼙、簜、鼗等。乡射礼奏的乐章是《驺虞》，大射仪则奏《貍首》。其所以不同，也是由于大射仪中主人和宾的地位较高。《乡射礼》郑注：“钟鼓者，天子诸侯备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两种礼最显著的不同，是“请”和“告”的礼节。在乡射礼中，司射和“释获者”的“请”和“告”，都是面对宾的。第一番射“请射”时，由司射到西阶上告宾，再到阼阶上告主人；射毕，由司射升堂告宾。第二番射“请射”和第一番相同，“请释获”时，由司射请于宾；射毕，由“释获者”到西阶上告宾；“数获”后，由“释获者”把胜负告宾，第三番射“请乐”时，由司射“请以乐乐于宾”。大射的礼节不同，司射和“释获者”的“请”和“告”，都是对国君的。第一番射“请射”时，由司射到阼阶前，请于公；射毕，又在阼阶下，告于公。第二番射“请射”时，司射升自西阶请于公；“请释获”时，又到阼阶下，请于公；射毕，由“释获者”到阼阶下，告于公；“数获”后，又到阼阶下，告于公。第三番射“请射”时，司射也到阼阶下，请于公。其所以不同，因为乡射礼的宾和主人，地位对等，因而在礼节上以尊宾为主；大射仪的主人是国君，宾和众宾都是他的臣下，因而在礼节上以尊君为主[198]。

根据上面比较的结果，可知大射仪和乡射礼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因为大射仪的主人是国君，身份较高，礼仪的规模较大，对国君特别尊敬和优待。实际上，大射仪就是一种高级的乡射礼，用来维护国君的地位和尊严的。

《仪礼·大射仪》所述，是诸侯（公）的大射礼，没有述及天子（王）的大射礼。大概《仪礼》出于战国时代儒家编辑，那时天子早已徒有空名，天子的大射礼早已不行，编者没有搜集到这方面有系统的资料。据《周礼·射人》载：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获三容（即乏），乐以《驺虞》九节，五正。

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获二容，乐以《貍首》七节，三正。

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蘋》五节，二正。

士以三耦射豻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蘩》五节，二正。

这里说诸侯四耦射二侯，和《仪礼·大射仪》所载诸侯三耦射三侯不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范献子来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可知春秋时诸侯也用三耦，因此从来经学家就把《周礼》的“四耦”算作畿内诸侯应用的礼，但也没有什么证据。看来《周礼》所载这种整齐而有系统的制度，有些不免出于拼凑而成。

但是《周礼》所载，并不是全出虚构的。《周礼·射人》载：

若王大射，则以貍步张三侯。王射，则令去侯，立于后，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则为位。与太史数射中。佐司马，治射正。

这和《大射仪》所载司射的职掌完全相同。《周礼·服不氏》载：“射则赞张侯，以旌居乏而待获。”《周礼·太史》又载：“凡射事，饰中舍（释）算，执其礼事。”也和《大射仪》所载服不、太史的职掌相合。如果《周礼》这些记载可靠的话，那么，天子的大射礼大概和诸侯的大射礼相差不多的，只是一种更高级的乡射礼。

前节曾详细论证乡射礼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大射礼既然是一种高级的乡射礼，其具有军事教练性质是相同的。邵懿辰在《礼经通论》中有一条“论十七篇中射礼即军礼”说：

乡射、大射亦寓军礼之意。男子有事四方，桑弧蓬矢初生而有志焉。……五兵莫长于弓矢也，故射御列于六艺。而言聘射之义者，以为勇敢强有力，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泽宫选士，各射己鹄，有文事必有武备也。

根据上面的分析，足以证明邵氏认为射礼即军礼，是对的。邵氏说：“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仪，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也是对的。

三　“射礼”起源于借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

《仪礼》中射礼的记载，大概出于春秋战国间儒家的编辑，因为《大射仪》和《乡饮酒礼》中谈到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的，这在春秋末年以前是没有的[199]。但是从《诗经》中有关射礼的诗歌看来，这种礼的基本特点，在西周、春秋时早已形成。

《齐风·猗嗟》说：“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射侯”即是射礼所射的“侯”，“正”即是“侯”中部的标的。《猗嗟》又说：“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贯”即是射礼中“不贯不释”的“贯”，“四矢”即是射礼中所说“乘矢”，按礼每个射者射一次，都必须射完四矢。《大雅·行苇》说：

敦弓既坚，四鍭既钧，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句，既挟四鍭，四鍭如树，序宾以不侮。

“舍矢既钧”是说发射四矢都已射中了“侯”，“四鍭如树”是说发射四矢都已贯穿“侯”中，竖立在“侯”中。《小雅·宾之初筵》说：

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射夫既同”是说许多射者都已经“比耦”，“献尔发功”是说大家都要奏其发射中的之功，“发彼有的”是说发射到“侯”的鹄的，“以祈尔爵”是说射中的目的在于祈求辞让酒爵，因为射礼要“饮不胜者”。《礼记·射义》解释说：“《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从西周金文看来，由司射来教射的习俗也由来已久。《静簋》说：“王令（命）静司射学宫，小子服小臣（夷）仆学射”，又说：“静学（教）无（）。”可见西周学校中确已设有“司射”，教导“小子”等学射。

古人经常借用狩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大蒐礼”就是一种借狩猎来进行的军事演习，详拙作《大蒐礼新探》。这种射礼，同样起源于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我们从其礼节也还能看出来。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射礼把射中目标称为“获”，观察和报告射中情况的报告员就叫“获者”，“获者”看到有人射中“侯”的鹄的要扬旌唱“获”；同时计算射中次数和胜负的统计员就叫“释获者”，“释获者”要根据“获者”的唱“获”来计算射中次数叫做“释获”。“获”原是指狩猎中对鸟兽的擒获（不论是生擒或死擒），甲骨文中述及“隻”（获）得某种野兽的记录很多，在古文献上也多称狩猎所得为“获”，如《易·解九二》说：“田获三狐。”《易·巽六四》说：“田获三品。”[200]狩猎的目的在“获”，而射礼的射中目标也叫“获”，很明显，射礼如同大蒐礼一样，是起源于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乡射礼》说：“获者坐而获”，郑注：

射者中，则大言获。获，得也。射，讲武师田之类，是以中为获也。

郑玄这个解释，很中肯綮。

大概古人最初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后来发展为大蒐礼。同时在辟雍（大学）附近设有广大园林，以便练习射猎；也有在宫中建筑射庐来习射的，如《趞曹鼎》说：“龚（恭）王才（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卢（庐）”；《匡卣》说：“（懿）王才（在）射卢（庐）。”更有把田猎中擒获的野兽作为习射的目标的。《尚书大传》说：

习斗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战斗不可空习，故于蒐猎闲之也。闲之者，贯（惯）之也；贯之者，习之也。己祭，取余获陈于泽，然后卿大夫相与射，命中者虽不中也取，命不中者虽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贵揖让之取，而贱勇力之取也。乡（向）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于泽，揖让之取也（陈寿祺辑本）。

《穀梁传》昭公八年也说：

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穀梁传》所说“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即是《尚书大传》所说“取余获陈于泽”而“相与射”，“泽”与“射宫”应在一地，即指辟雍。这样拿擒获的野兽用来习射，就是要大家练习射得“命中”，因此特别规定：尽管在田猎中没有擒获，只要这时射得“命中”就算“获”；如果田猎中有擒获而这时射不“命中”，还是不算“获”。“射”的算不算“获”，主要不在看田猎时有何擒获，却要看习射时是否“命中”。这就是射礼把射中目标称为“获”的来历。

射礼把射中目标称为“获”，因为射礼起源于狩猎，狩猎是以射中禽兽为“获”的。射礼把观察和报告射中情况的报告员称为“获者”，究其原始，“获者”就是狩猎中掌管擒获禽兽的人，也就是“虞”。《周礼·山虞》载：“乃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郑注：“弊田，田者止也。植犹树也。田止，树旗令获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获数也。”《周礼·泽虞》又载：“及弊田，植虞旌以属禽。”射礼中“获者”要扬旌唱获，怕就是沿袭虞人“植旌以属禽”的习惯。在大射仪中，“获者”称为“服不”。《周礼·服不氏》载：

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凡祭祀，共（供）猛兽；宾客之事，则抗皮；射则赞张侯，以旌居乏而待获。

为什么这个在射礼中掌管扬旌唱获的官员，又是掌养猛兽、提供猛兽和兽皮的官员呢？怕也是由于射礼起源于狩猎的关系吧！看来服不氏原是狩猎中掌管擒获野兽的官员，有时擒获活的野兽就需要养着，以便祭祀上需用，因而同时成为掌养猛兽的官员。

古时“习射”，大别有二，即“礼射”和“主皮之射”。“礼射”张“侯”来射，着重于按照一定的礼仪；“主皮之射”张兽皮来射，着重于“获”（射中），不讲究礼仪。“礼射”采取按礼依次“比耦”而射的办法，“主皮之射”则采取淘汰制的比赛办法，胜者能够再射，败者则被淘汰。所以《仪礼·乡射记》说：“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201]。”“礼射”着重在训练，“主皮之射”着重于比赛胜负。《论语·八佾》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说：“古之道”所以要“射不主皮”，因为主皮之射讲究“力”，而人们的“力”原来就有强弱之分。

“礼射”和“主皮之射”虽有区别，但是究其原始，“礼射”该即起源于“主皮之射”。因为从“习射”的发展过程来看，“主皮之射”以射兽皮为目标，比用擒获来的野兽来习射要简便得多，“礼射”用“侯”来代替兽皮为目标，比“主皮之射”更为进步。《礼记·乐记》说：

武王克殷，……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

所谓“郊射”，要奏《貍首》和《驺虞》，当即“礼射”。“贯革之射”是否即是“主皮之射”，过去经学家还有不同意见，但都是纯粹的习武之射，是无疑的。这里说：周武王克殷后，因推行“礼射”，就代替了纯粹的习武之射。“礼射”不一定是武王开始推行的，但是，由于“礼射”的推行，代替了纯粹的习武之射，该是事实。《周礼·乡大夫》郑注：“庶民无射礼，因田猎分禽，则有主皮。主皮者，张皮射之，无侯也。”郑玄认为“礼射”属于贵族，庶人没有“礼射”，因而有“主皮之射”。其实，“礼射”就是起源于“主皮之射”，因为“礼不下庶人”，庶民依然行着“主皮之射”。

“礼射”的起源于“主皮之射”，从“礼射”用“侯”来代替“主皮之射”所用的兽皮，也可看到。据《周礼·司裘》，天子“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诸侯“大射”用熊侯、豹侯，卿大夫用麋侯，都设有“鹄”。据《考工记·梓人》，大射“张皮侯而栖鹄”，宾射“张五采之侯”，燕射“张兽侯”。据《仪礼·乡射记》，天子用熊侯，诸侯用麋侯，大夫用布侯画虎豹，士用布侯画鹿豕。据郑玄注解，虎侯、熊侯等，即所谓“皮侯”，是用各种兽皮加以装饰的；画有虎、豹，鹿、豕的“布侯”，即所谓“兽侯”，是在布制的“侯”上画有各种兽的图像的。《仪礼·大射仪》说诸侯“大射”所用的“侯”，有大侯、参侯、干侯。郑玄认为大侯即熊侯，“参”应读为“糁”，即“杂侯”，“豹鹄而糜饰”；“干”应读为“豻”，即《周礼·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的“豻侯”，“豻鹄豻饰”。各种礼书上所谈礼射用的“侯”，虽然有些出入，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就是比较高级的“侯”直接用兽皮为装饰和制作“鹄”，比较低级的“侯”就只画上某种野兽图像。为什么“礼射”用的“侯”一定要用某种兽皮来装饰或者画上某种兽形呢？因为它原来就是用来代替兽皮的。《周礼·司裘》郑注说：“谓之鹄者，取名于鳱鹄，鳱鹄小鸟而难中，是以中之为隽。”鳱鹄，据《淮南子·氾论》篇高注、《广雅·释鸟》是鹊，《说文》认为是山鹊，确是一种“小鸟而难中”的。《考工记》说：“张侯而栖鹄”，“栖”原是鸟息止的意思，“鹄”而称“栖”，其原始本为小鸟可知。那么，不仅“侯”的制作，起源于代替兽皮，而且“侯”中设“鹄”，其原始，就是在兽皮中心放着鳱鹄作为标的。射礼“张皮侯而栖鹄”，就是沿此风习而来。

“礼射”起源于“主皮之射”，其目的也在习射讲武，所以“礼射”除了讲究礼节以外，也还包涵有“主皮之射”的内容。《周礼·乡大夫》载：

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凌廷堪著有《周官乡射五物考》（《礼经释例·射例》附录），对此有详细的解说。他认为，“一曰和，二曰容”，是指第一番射，这时不统计射中次数，但取其容仪合于礼节，所以称为“和”与“容”；“三曰主皮”，是指第二番射，这时讲究射中贯穿，所以称为“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是指第三番射，这时既要容仪合于礼节，步伐和发射都要合乎音乐的节奏，所以既要有“和容”，又要能“兴舞”。凌氏这个解说，比较通达。但是，既然“礼射不主皮”，为什么射礼的第二番射又叫“主皮”呢？乡射礼射的是布侯而不是皮侯，为什么不叫“主布”而叫“主皮”呢？我们认为，射礼的第二番射有和“主皮之射”不同之处，前面已经谈过，“主皮之射”着重在比赛胜负，采取淘汰制的比赛办法，胜者能够再射，败者则被淘汰；而“礼射”着重在训练，采用轮流比射的办法。但是，射礼的第二番射也有和“主皮之射”相同之处，即主皮之射要射中而贯穿，射礼的第二番射也是如此，司射在第二番射时发布命令说：“不贯不释”，就是以“贯”作为主要要求的。因为射礼的第二番射有着“主皮之射”要贯穿的特点，亦称为“主皮”。

方苞认为“习射尚功”（《礼记·王制》），当以贯革为贤，因而“疑士大夫虽画布为侯，必以木为匡，蒙以布，实草于其中，而著于侯之背面以受矢”（《仪礼析疑》）。这个推想很对。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刻纹燕乐画象壶，上列的画象中，就有举行射礼的情况，描写有一对射者（所谓“比耦”）正从堂上向堂下之“侯”发射，“侯”有相当的厚度，射中的矢正贯穿于“侯”中。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刻纹燕乐画象椭杯，其中也画有举行射礼的情况，描写有一对射者刚向“侯”射毕，有一矢中“侯”之“的”，另一矢稍偏，二矢射中后都贯穿在“侯”中。

故宫博物院藏刻纹燕乐画象壶所刻画象中的射礼图

乡射礼的第三番射以用乐节奏为特点，奏的是《驺虞》。为什么要奏《驺虞》呢？《召南·驺虞》说：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

上海博物馆藏刻纹燕乐画象椭杯所刻画象中的射礼图

驺虞，有的说是掌鸟兽的官，有的说是“白虎黑文”[202]。但这是一首描写田猎的诗，是可以无疑的。这诗描写的，是在壮盛的芦苇和蓬蒿中田猎，一发而射中五头野猪的情况[203]。“一发五豝”和“一发五豵”，是形容田猎所“获”的多。乡射礼的第三番射要奏这样描写田猎获得多的诗歌作为节奏，很清楚，也是因为射礼起源于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

四　“射礼”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

古代贵族不但用比射的方法来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教学，而且用比射的方法来选拔所需要的统治人才。

《礼记·射义》中有下列四节话：

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射者各射己之鹄，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故圣王务焉。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而中多者得与于祭，……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这四节话有个共同之点，就是说天子在举行射礼时，用“射”来选拔贵族，上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射中的才得参与祭祀。在古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贵族最初选拔的是军事人才，因此就采用比“射”的办法来选拔。

这里首先牵涉到的，是所射的“侯”和诸侯的“侯”的关系问题。《说文》说：“侯”字“象张布，矢在其下”，“古文侯”。很对。甲骨文和金文正有作“”的，像张的布射中矢的样子。殷周时代确有诸侯的称呼，包括侯、田（甸）、男等[204]。这个作为箭靶用的“侯”和诸侯的“侯”的关系，近人有不同的看法。杨树达先生认为诸侯的“侯”确由射箭用的“侯”得名。他认为在原始社会中，有强力善射的人能够保卫其群的，群众便会拥戴他做领袖，因为古人朴素，见他能发矢中“侯”，便称之为“侯”[205]。而徐中舒先生则认为，侯甸的“侯”起于斥候的意思，古代各国边疆有斥候的官叫“候”，“侯”和“候”古字通用[206]。这两个说法都有见解。诸侯的“侯”该即由“候人”的“候”发展扩大形成的。“候人”原是边疆上的侦察和守卫队长，带有全副武装，《曹风·候人》说：“彼候人兮，何（荷）戈与祋（殳）”。《左传·宣公十二年》杜注：“候人谓伺候望敌者。”因为他们防守在边疆，也兼任国宾的接待人员，如《国语·周语中》说：“故国宾至，……候人为导。”又因为他们负有边疆地区防守和治安的职任，于是“各掌其方之道治与其禁令”（《周礼·候人》），实际上已成为边疆地区某方的统治者。很可能，诸侯的“侯”即由此发展扩大而形成。这种“侯”原是边疆地区的侦察和守卫队长，是一种重要的武官，最初可能是通过射“侯”的比赛而挑选出来的。《礼记·射义》所说“天子以射选诸侯”，该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我们进一步把主持射礼的官职考查一下，也可以看出射礼和“射选”确有密切关系。《周礼·射人》载：

掌国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其挚，三公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若有国事，则掌其戒令，诏相其事，掌其治达。以射法治射仪，……佐司马，治射正。祭祀则赞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仪。会同朝觐，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师，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车。有大宾客，则作卿大夫从，戒太史及大夫介。大丧，与仆人迁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庐，不敬者，苛罚之。

《周礼》所载“射人”，即是《大射礼》所说“射人”，即因“以射法治射仪”而得名。但是据《周礼》所载，他除掌管“射仪”和“赞射牲”之外，掌管着许多重要的人事工作。当公卿大夫初见王时，朝仪的席位及其所执见面礼品，都由他管；如有会同朝觐，由他使大夫作介，使有爵者作众介；如王出征，由他选取有爵者乘王的副车；如有大宾客，由他使卿大夫随从于王，告诫太史和大夫为介；如有大丧，由他和仆人一起迁尸，使卿大夫各掌其事。《礼记·檀弓上》也说：“扶君，卜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君薨以是举。”郑注：“卜当为仆，声之误也。仆人、射人皆平生时赞正君服位者。”如此说来，射人不仅是天子的亲信侍从，也还掌管重要的人事工作，国家大事中有关人事的调排，都由他调度。为什么掌管射仪的射人会兼管如此重要的人事工作呢？因为射礼不仅在于军事训练和军事教练，还要从中选拔人才。原来许多重要的武官，都是通过比射选拔出来的。因此，掌管射仪的官兼有考选人才的责任，并有调排人事工作的职务。《汉官仪》（孙星衍辑本）说：

仆射，秦官也。仆，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课之。

《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说：

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

秦汉时代这个督课臣下的主射的官，该就是沿袭古代“射人”的职务而来[207]。

《周礼·地官·乡大夫》载：

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者再拜受之（注：“献犹进也，王拜受之，重得贤者”），……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注：“郑司农云：询，谋也，问于众庶，宁复有贤能者”），……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这里，乡老和乡大夫等，既然把“贤能”推荐给王，又要“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就是要通过乡射礼和乡中“国人”一起挑选出“贤能”来。可知古代确有用“射”来选拔人才的。古时贵族所谓“贤能”，原是指有勇力和武艺的人。乡射礼在计算胜负的时候，如右方胜，称“右贤于左”，如左方胜，称“左贤于右”；《大雅·行苇》说：“舍矢既均，序宾以贤。”郑笺说：“序宾以贤，谓以射中多少为次第”，所说的“贤”还保存着这种意思。古时执政者从“国人”中选拔人才，着重于挑选有勇力和武艺者，这到春秋前期还是如此。例如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时，其所谓“选”，也只是“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不以告，谓之蔽贤”（《国语·齐语》）。“贤”的标准，还是“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古时既然把勇力和武艺的高下，作为选“贤”的标准，就无怪他们采用比“射”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了。他们要以“乡”为单位来用“射”选拔人才，因为“乡”就是军事组织的主要单位，战士集中居住的地区。

“射礼”具有选“贤”的目的，“贤”不仅是指有勇力和武艺的人，而且是指善于擒获的人。《石鼓文》丁鼓说：“△△△虎，兽（即狩）鹿如△，△△多贤，迧禽（擒）△△，△△允异。”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解释“多贤”的“贤”说：“寻其上下文，理当为获兽众多之义”，是不错的。《说文》于“臤”字下说：“古文以为贤字”，“臤”字见于《臤觯》等，当是“贤”的初文，“臤”字从“臣”从“又”，“臣”即是俘虏，从“又”象用手擒获俘虏。犹如“获”的初文作“隻”，从“隹”从“又”，象捕鸟在手之形[208]。“射礼”中把射中多的称为“贤”，看来还是沿袭古代狩猎和战争中把擒获多称为“贤”的习惯。

由此可见，古代贵族重视射礼，就是为了适应贵族统治上的需要。因为射礼具有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对于加强贵族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统治能力，有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射礼还具有选拔军事人才的目的，对于加强贵族的统治力量，也有其很大的作用。

附录　关于射“不来侯”或“不宁侯”问题

《史记·封禅书》上有个离奇的故事：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

这事也见于《汉书·郊祀志》，惟“设射貍首”作“设射不来”。这个故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据《左传·哀公三年》记载，苌弘原是周的刘文公的属大夫，周的刘氏和晋的范氏世为婚姻，因此苌弘在周执政，就和范氏相亲。晋的范氏、中行氏既和赵氏冲突，就对周责难，周人为了讨好赵氏，就杀死苌弘。鲁哀公三年当周敬王二十八年。可知苌弘并不死于周灵王时，也不是因为“设射貍首”而为“晋人执杀”。

《貍首》这首诗早已散失，前人有种种推测之辞。《仪礼·大射仪》郑注说：

《貍首》，逸诗《曾孙》也。貍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谓之《曾孙》。《曾孙》者，其章头也。《射义》所载诗曰：“曾孙侯氏”，是也。以为诸侯射节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有乐以时会君事之志也。

郑玄把《礼记·射义》所载《诗》：“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作为《貍首》的首章，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大戴礼·投壶》篇所载“曾孙侯氏”的《诗》，比《射义》多出二段，过去有些经学家认为即是《貍首》，也没有根据。至于郑玄认为《貍首》的《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一方面是根据《史记·封禅书》所说：“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另一方面则根据《考工记》所载祭“侯”之辞。《考工记·梓人》载：

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汝）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强饮强食，诒女（汝）曾孙诸侯百福。

《大戴礼·投壶》篇也载有这段辞，文句略有不同：

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强食食（？），诒尔曾孙侯氏百福。

《白虎通·乡射》篇也说：

名为侯何？明诸侯有不朝者，则当射之。故礼射，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尔。

《说文》“侯”字下所引祝辞略同。《论衡·乱龙》篇也说：“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楚辞·大招》王逸注也说：“侯谓所射布也。王者当制服诸侯，故名布为侯而射之。”《仪礼·大射仪》郑注又说：“侯谓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许多汉代学者都认为作为箭靶用的“侯”的得名，由于“射之”用来表示“射无道诸侯”，显然出于附会。

但是从古文献上所载祭“侯”的辞看来，有时确有因“不宁侯”不来朝而制作“侯”来射的。《太平御览》卷七三七引《六韬》说：

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头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各以来贡。

《艺文类聚》卷五九等引《太公金匮记》略同。这些故事出于后世编造，当然并非事实。但是不能否认，我国古代确有射击敌国国君的画像或雕像的事。《战国策·燕策二》载苏子对齐王说：

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像，使待屏匽，展其臂，弹其鼻。

又载苏代约燕王说：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

这里，既说宋王铸造诸侯的像来弹射，又说宋王雕木人写秦王名字来射其面，该是事实。《史记·殷本纪》又载：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这里所谓“天神”，实际上是指敌国的“天神”。武乙这个“射天”的故事，基本上和战国时代宋王偃“射天”的故事一样。《吕氏春秋·过理》篇说：

宋王筑蘖帝台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

我们认为，《史记·封禅书》等所说设射“诸侯之不来者”，《考工记》等所载祭“侯”之辞所说射不朝于王的“不宁侯”，和上述射击敌国国君画像、雕像及天神的事，基本上性质是相同的。为什么古时会有这种射“不宁侯”和射敌国国君人像的事呢？因为当时流行着一种巫术。彝族奴隶主在解放前还流行着这种巫术，他们要同敌人作战时，要先请巫师来祝诅敌人，往往扎草人多个上面写着敌人姓名，一面由巫师念咒，一面由大家骑马执枪，绕着草人加以打击。上面所说宋王偃为木人写上秦王姓名，射其面，很显然，就是使用着同样的巫术。古时有把“不来侯”或“不宁侯”作为“侯”来射的，也同样是祝诅的巫术而已。

这个问题与射礼有关，还涉及“侯”这个名称的来历问题，因而附论于此。

[197]《仪礼·乡射礼》说：“豫则钩楹内”，郑注：“今言豫者，谓州学也。读如成周宣榭灾之榭，《周礼》作序”，又说：“今文豫作序。”《仪礼·乡射记》正作序，如说：“序则物当栋。”“宣榭”，西周金文作“宣”或“宣射”，如《虢季子白盘》说：“王孔加子白义，王各（格）周庙宣爰乡（飨）。”《簋》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各（格）于宣射。”

[198]凌廷堪《礼经释例·射例》说：“乡射告于宾者，尊宾也；大射告于公者，尊公也。乡射初射告宾，复告主人者，宾、主人敌也。大射再射告于公，遂命宾者，尊宾以耦公也。告宾于西阶者，宾在西阶也；告公于阼阶者，公在阼阶也。大射再射升自西阶请射于公者，便于命宾也。告宾于阶上，告公于阶下者，君臣之义也。此乡射、大射之别也。”

[199]崔述《丰镐考信录》说：“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

[200]《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说：“譬如田猎，射御贯（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

[201]郑注：“礼射，谓以礼乐射也，大射、宾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贵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不待中为隽也。言不胜者降，则不复升射也。主皮者无侯，张兽皮而射之，主于获也。”

[202]今文《韩诗》《鲁诗》都以为驺虞是“天子掌鸟兽官”，《周礼·钟师》正义引《五经异义》、贾谊《新书·礼论》从之，《礼记·射义》也说：“《驺虞》者，乐官备也。”古文《毛诗》又以为“义兽，白虎黑文”，《说文》从之。

[203]“一发”的“发”，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即《周礼·大司马》叙述“大阅”礼中“车三发”的“发”，是指田猎车上射者一次发射而言。

[204]见于《夨令彝》、《盂鼎》和《尚书》的《康诰》、《酒诰》、《召诰》、《君奭》、《顾命》等。

[205]杨树达《夨令彝三跋》说：“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礼记·射义》曰：‘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郑康成注《周礼·司裘》曰：‘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然诸侯之称源于射侯，则犹存古初命名之形影也”（《积微居金文说》卷一）。

[206]徐中舒《井田制度探源》说：“四服命名之义，据《逸周书》孔晁注云：‘侯服，为王斥侯也。’……《周礼·地官·职方氏》贾疏云：‘侯者，候也。为天子伺候非常’……此两说简赅易明。……侯为斥候，侯候古字通用。古代斥候必在边疆，故《周语》单襄公见候不在疆而断陈之必亡。……在外边疆为侯服，侯田在边外，故《盂鼎》称‘殷边侯田’。又甲骨文所称周侯、崇侯、纪（）侯、杞侯亦在边疆”（《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上册）。

[207]当西周时代，射确为司马的属官，如《鼎》说：“命女（汝）乍（作）家司马，啻官仆、射、士……”。仆与射处于同等地位，即后来的仆人与射人，见前引《礼记·檀弓上》。到战国时，射人称为中射、中射之士或中谢，是国王左右的侍从官，见于《吕氏春秋·去宥》、《韩非子·说林上》、《战国策·楚策四》和《史记·张仪列传》等。到秦汉时代，又称为仆射，仍为侍从官。这种称为“射”的官，所以会成为侍从官，该就是由于过去掌管人事工作的职司演变而来。

[208]古时称“虏获为奴隶者”叫“臧获”，“臧”的初文作“”。杨树达《不三跋》说：“臧字甲文作，金文《白鼎》字亦然，字皆从臣从戈，今作臧者，后加声旁爿耳。……字从臣从戈，义显白无疑，此可旁证臣字之义也”（《积微居金文说》卷二）。按“”字从“臣”从“戈”，像用戈擒获俘虏，与“臤”字从“臣”从“又”相类。

“贽见礼”新探

西周、春秋间贵族很讲究繁琐的交际礼节，《礼记·表记》所谓“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怎样以“礼”相见呢？郑玄注说：“礼谓挚也。”当时贵族彼此初次相见，或者有要事而相见，来宾都要按照自己身份和特定任务，手执一定的见面礼物，举行规定的相见仪式。这种手执的见面礼物，叫做“挚”，一作“贽”，也叫“质”。这种执“贽”相见之礼，我们称之为“贽见礼”，当时被广泛应用于贵族各个阶层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例如士在行“冠礼”后，就要作为“成人”执“贽”去见国君、卿大夫和乡先生。“昏礼”中各个礼节，凡是需要彼此会见的，也都有一定的“贽见礼”。如果士与士初次相见，就得举行特定的“贽见礼”，叫做“士相见礼”。士初次见大夫，大夫初次相见，士和大夫初次见国君，也分别有规定的“贽见礼”。如果卿大夫奉君命去会见邻国国君，则称为“覜”或“聘”[209]；诸侯朝见天子，则称为“觐”或“朝”[210]；不论“觐礼”或“聘礼”，贵宾也都要执“贽”以相见，其实就是一种高级的“贽见礼”。

粗看起来，这种执“贽”相见之礼，好像只是为了表示礼貌；其实他们所用“贽”的品级，“贽”的授受仪式，都具体表现了宾主的身份以及他们的亲族关系和政治上的组织关系。在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亲族关系和政治上的组织关系，都是依靠“礼”作为制度来确立和维护的，这种“贽见礼”就是确立和维护贵族组织关系的一种重要礼节，也是当时维护贵族阶级统治和巩固贵族组织的重要制度。为了探明古代的政治制度，有必要对此作一番新的探索。

一　“贽见礼”的特点

“贽见礼”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所用“贽”的品级和“贽”的授受仪式上。

古时用来作为“贽”的礼物，主要有玉、帛、禽三等。《尚书·尧典》说：

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牲）、一死贽[211]。

“五玉”，《白虎通·瑞贽》篇说是珪、璧、琮、璜、璋；《史记正义》又认为是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三帛”，郑玄以为是赤缯、黑缯、白缯（《史记集解》引）。“二生”，马融和郑玄都认为是羔和雁，为卿大夫所执。“一死”，马融和郑玄又都认为是雉，为士所执，因为雉不容易驯养（《史记集解》和《史记正义》引）。所有这些解释，大体上都是根据礼书的。

《周礼·大宗伯》对贵族各阶层所用的“贽”，有具体的记述：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五等爵之说不见于西周文献，形成于春秋后期，《周礼》这个“以玉作六瑞”之说，采用五等爵，该已是春秋后期的制度；“诸臣”中“孤”的称谓，也不是西周所有，《周礼》这个六等臣分执六等“挚”之说，也该是春秋后期的制度。《周礼·射人》记载射人掌管朝仪中公卿大夫的席位和朝见礼节，也说：“其挚，三公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礼记·曲礼下》又说：

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妇人之挚椇、榛、脯、脩、枣、栗。

这里说天子执鬯，与《周礼》说“王执镇圭”不同。“鬯”是一种用香草和秬黍酿成的香酒，郑玄解释说：“天子无客礼，以鬯为挚者，所以唯用告神为至也。”其实，当时“鬯”不仅用于告神，也还用于招待贵宾，《礼记·礼器》说：“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礼记·郊特牲》说：“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都是明证。《曲礼下》所说天子以鬯为挚，该是指招待贵宾而言的。《曲礼下》所说“庶人之挚匹”，也和《周礼》“庶人执鹜”之说不同。郑玄解释说：“说者以匹为鹜”，《白虎通·瑞贽》篇也说：“匹谓鹜也”，实际上“匹”从来不能解释为“鹜”的。黄以周《礼书通故》卷四十九《名物通故》，认为“匹谓匹敌”，是在说：“其或用挚者，亦惟用之匹敌而已。”比较合理。

上述礼书所说“贽”的品级，虽然略有出入，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就是高级贵族以玉为贽，有圭、璧等，稍次用帛；次等贵族则用禽为贽，有羔、雁、雉等。羔是小羊，雁据方苞、王引之的考证，即《尔雅》所说舒雁，也就是鹅[212]，雉即野鸡。女子则以干果与干肉为贽，有椇、榛、脯、脩、枣、栗等。

《仪礼》是春秋、战国间贵族行礼仪式的汇编，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各种品级的“贽”的具体应用情况，以及“贽”在各种礼中不同的授受仪式。为了便于进一步探讨起见，现在简要叙述如下：

据《仪礼·士相见礼》记述，宾客初次会见主人时，必须执“贽”，冬天执雉，夏天执腒（干雉），要“左头奉之”。会见时，宾奉“贽”入门左，主人再拜受“贽”，宾再拜送“贽”。因为礼尚往来，主人照礼要回见，回见时，主人要执前此宾客带来的“贽”奉还。因为士与士相见，彼此地位对等，主人受“贽”之后，回见时必须还“贽”。受贽和还贽，是“士相见礼”的主要礼节。若是士往见大夫，大夫地位较士为高，就用不到回见，那末，当士初次奉“贽”来见时，就该当场辞谢而不受。如果这个士以前曾做过那个大夫的臣属，有过君臣关系，就应按臣礼往见，要“奠挚再拜”，就是把“贽”安放在地上而不亲授；主人要待宾回出时，派“摈者”还其“贽”于门外。至于大夫相见，大体上与士相见礼相同，因为彼此地位也对等，只是所用的“贽”不同，“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要是士和大夫初次见君，就得严格地按照臣礼：

始见于君，执挚，至下，容弥蹙。……士大夫则奠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王引之解释“至下”的“下”为“堂下”（《经义述闻》卷十），很对。执贽到堂下，奠贽再拜稽首，是臣见君的重要礼节，《论语·子罕》篇所谓“拜下，礼也”。

按礼，宾主初次相见，或者有要事相见，都要行贽见之礼。古时贵族男女婚配，是要靠媒人从中说合的。当男家使者到女家接洽时，都要行“贽见礼”。据《仪礼·士昏礼》记述，“纳采”时，使者要执雁到堂上两楹（柱）之间，授给主人；“问名”和“纳吉”时也都要如此。至于“纳征”，具有订婚性质，比较重要，使者所执就不用雁，而用玄纁束帛（五匹帛）、俪皮（一对鹿皮）。“请期”时仍用雁。当婿前往“亲迎”时，也要执雁前往，“奠雁再拜稽首”，因为女父是尊长，按礼只可“奠挚”而不能亲授。成婚后，新妇见舅姑（公婆），所用的“贽”是盛于笲中的枣栗和腶脩，都要“奠于席”而不亲授，因为舅姑也是尊长。如果婿在成婚前未亲迎，就得在三月后请见女父，见女父时，先要“奠挚再拜，出”。再经过女父的摈者把挚送出来，请求改行授受之礼，婿经过推辞一番，才能再受挚进入，由“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

聘礼是贵族高级的会见礼，“贽”的授受仪式，当然远比士相见礼繁复。据《仪礼·聘礼》记述，当使者受君命将出国聘问时，要由贾人（官名）开椟（藏玉之匣）取圭，授给宰，宰再授给使者。使者在受圭的同时，要接受君命，以便出国行聘礼时转致邻国国君。接着要接受“束帛加璧”，以便出国行聘礼后举行享礼时应用；还要接受璋和“束帛加琮”，以便对邻国国君的夫人行聘礼和享礼时应用。到邻国行聘礼时，使者要“执圭”往见，由摈者入告主人（国君），再出来“辞玉”，使者要升堂后，才能转致其君之命，由主人“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接着举行享礼，使者要奉“束帛加璧”往见，升堂后，致其君之命，由主人再拜受币。随后，对夫人行聘礼，要执璋往见；对夫人行享礼，又要奉“束帛加琮”往见。这样用圭、璧、璋、琮四种宝玉作为“贽”而行礼，是聘礼中的主要礼节，《聘礼记》所谓“凡四器者，惟其所宝以聘可也”。最后，由“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使者在堂上“自左南面受圭退”。并由大夫还璋以及其他的礼玉、束帛、乘皮等。这样的“执玉”、“辞玉”、“受玉”、“还玉”，是这种高级“贽见礼”中四个重要步骤。

聘礼中除了上述的主要的贽见礼以外，还有许多贽见礼节。当使者初到近郊时，要行“郊劳”之礼，由国君派卿用束帛来慰劳，叫做“劳”；使者用束锦来回谢卿，叫做“傧”；夫人派下大夫用枣栗来“劳”，使者又用束锦来“傧”；所有这些“劳”和“傧”，都具有“贽见礼”的性质。行聘礼后，使者还有“私觌”或“私面”之礼，用束锦、乘马（四匹马）为“币”，进见时要“奠币再拜稽首”，要经过摈者辞谢，请求改行授受之礼，才“振币进授，当东楹北面”。这种币也同样具有“贽”的性质。此外，还有卿大夫“劳”宾之礼，由“大夫奠雁再拜”；宾有“问卿”之礼，由宾奉束帛入，“受币堂中西”。

觐礼是贵族最高级的“贽见礼”。据《仪礼·觐礼》记述，当侯氏（诸侯）到近郊时也有“郊劳”之礼，由王（天子）派使者用璧来“劳”，使者要“执玉”升坛，侯氏要“受玉”和“还玉”，还要用束帛、乘马来“傧”使者。朝觐的主要仪式是：

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摈者谒（注：“谒犹告也，上摈告以天子前辞，欲亲受之如宾客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侯氏所以要“奠圭再拜稽首”，因为侯氏是天子的臣属，按礼应行臣礼，要经过“摈者”请改行授受之礼，才由王“受玉”。朝觐后举行享礼，侯氏奉“束帛加璧”，也要“奠币再拜稽首”，要待“摈者”传呼王命，改行授受之礼，再由“侯氏升致命，王抚玉，侯氏降自西阶，东面授宰币”。这里除“受玉”以外，又多出“抚玉”这个礼节，该是表示尊者对臣下慰勉之意，犹如《士昏礼》新妇见舅时，新妇把贽“奠于席，舅坐抚之”。

根据上述礼书所载，各种“贽见礼”的特点，包括“贽”的品级及其授受仪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五点：

（一）宾客初次会见主人，或者为了要事相见，都必须执“贽”进见。宾主间还有一定的授受“贽”的仪式。

（二）宾客执“贽”进见时，必须按照宾客的身份和特定的任务，手执不同品级的“贽”。高级贵族执玉及帛，次级贵族执禽及币，妇人则执干果及干肉。各种“贽”的手执的方式，也有特别规定。

（三）“贽”的授受仪式的举行地点，则按宾主的身份、等级和地位关系而有所不同。隆重的授受仪式举行于堂上，宾主地位对等者，举行于堂上两楹（柱）之间的中心地点；如果宾的地位较次于主人者，则举行于中堂之东、东楹之西，即不在两楹之间的中心地点，而略为偏东，以表示迁就立于东楹之东的主人[213]。礼节较次的，授受仪式则不在堂上而在庭上举行。

（四）举行“贽”的授受仪式时，一般都亲相授受。如果是小辈初次见长辈，臣下初次见君上，则将“贽”安放地上而不亲授，即所谓“奠挚”，以表示身份的低下。如果尊长有所推辞，然后再行授受之礼。

（五）“贽”的授受仪式举行后，主人按礼应把“贽”还给宾客。高级的“贽见礼”如觐礼、聘礼，在授受仪式中有“执玉”、“辞玉”、“受玉”、“还玉”等礼节。如果是小辈初次见长辈，臣下初次见君上，尊长可以受“贽”而不还，以表示接受其为小辈或臣下。

从上述五点看来，“贽”的品级及其授受仪式，不仅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宾主之间的关系，更用来确立亲族和君臣关系，成为建立和维护贵族组织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礼记·乐记》说：“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祭义》也说：“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其实，不仅朝觐之礼用来巩固君臣关系，凡是臣下贽见君上之礼，都是为了确立和巩固君臣关系的。有些“贽见礼”是为了确立和巩固亲族关系的，如昏礼中婿贽见女父之礼，是为了确立岳父与女婿的关系的；新妇贽见舅姑之礼，是为了确立公婆与媳妇的关系的。《礼记·经解》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背）畔侵陵之败起矣。”这仅就高级的贽见礼——觐礼和聘礼的作用而言，其实所有的“贽见礼”无不如此，行于君臣之间，所以明君臣之义；行于同辈之间，所以使相尊敬；目的就在于巩固贵族的组织关系，维护贵族统治的秩序，以加强贵族阶级统治的力量。

二　“贽见礼”的源流

上节根据礼书所载“贽见礼”的特点，对“贽”的品级和授受仪式，作了分析。如今，就可进一步根据可靠史料，来探索一下“贽见礼”的起源和流变了。

《左传·哀公七年》记季康子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帛来朝见天子之礼，虽不必起于夏禹时，其起源应该是很早的。《大雅·韩奕》说：

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

介圭即是韩侯入觐时所执的“贽”，可知诸侯入觐时以圭为贽之礼，西周时已经实行。《伯簋》说：

隹（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见，献。

这里记载：这年九月因为眉敖不服，周王命令益公率军征伐，得胜而归，向周王献功。次年二月，眉敖来到朝见，献。眉敖当为当时南方部族的君长，“见”当谓朝见，朝见而献，“”自应从杨树达读为“帛”（《积微居金文说》卷一《兮甲盘跋》），即玉帛之帛。由此可知西周时诸侯也已用帛为“贽”。

前节谈到，在《仪礼》的《觐礼》和《聘礼》中，有“郊劳”之礼，由国君派使者带了玉帛到近郊对来宾慰劳，叫做“劳”；来宾用币帛来回敬使者，叫做“傧”，“劳”和“傧”都有“贽见礼”的性质。从西周金文看来，这种称为“劳”和“傧”的“贽见礼”，在西周时已有。西周金文中有“安”（或称“宁”）和“宾”之礼，见于下列记载：

吊（叔）氏吏（使）安白（伯），白宾马乘（《鼎》）。

王姜令乍（作）册睘安尸（夷）白（伯），尸白宾睘贝、布。（《睘卣》，《睘尊》大体相同，惟“王姜”作“天君”）。

王令盂宁登（邓）白（伯），宾贝（《盂爵》）。

王才（在）宗周，令（命）史颂（省）。……宾章（璋）、马（四）匹、吉金（《史颂簋》）。

王吏（使）小臣守吏（使）于夷，夷宾马两、金十钧（《小臣守簋》）。

王命吊（叔）父归吴姬器，黄宾章（璋）一、马两，吴姬宾帛束（《簋》）。

王乎（呼）吴师召大易（锡）里，王令（命）善（膳）夫豖曰（谓）曰：余既易（锡）大乃里。宾豖章（璋）、帛束，……大宾豖章（璋）、马两，宾章（璋）、帛束（《大簋》）。

中（仲）几父史几吏（使）于者（诸）侯者（诸）监，用厥宾乍（作）丁宝簋（《中几父簋》）。

前三条所谓“安”和“宁”，即礼书所说“抚”，《周礼·大行人》说：“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郑注：“抚犹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于诸侯之礼，所谓间问也。”《史颂簋》所谓“省”，亦当即“五岁遍省”之“省”，与“安”、“宁”意义略同。金文的所谓“宾”，即礼书的所说“傧”，“宾”即是“傧”的初字。卜辞“宾”字作“”，原来从“止”，不从“贝”，像人到屋下；金文及小篆改从“止”为从“贝”，是后起的字。王国维说：“古者宾客至，必有物以赠之，其赠之之事谓之宾，故其字从贝，其义即礼经之傧字也。……后世以宾为宾客字，而别造傧字以代宾字”（《观堂集林》卷一《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这说很对。《仪礼》的《觐礼》和《聘礼》中所谓“劳”和“傧”，当即沿袭西周时代的“安”和“宾”而来。据西周金文，西周时用作“宾”的礼物，有璋、束帛、布、马匹、贝、金等，而《仪礼》所载用作“傧”的礼物，仅有玉和币，没有贝和金。看来，西周时用作“宾”的礼物范围较广，春秋以后就只用玉和币而不用贝和金了。

礼书有以币附加于玉的礼俗。《周礼·小行人》说：

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

这以马和皮、帛、锦、绣、黼，同样作为附加于玉的币，是有根据的。但是，这样以六种币分别附加于六种玉的规定，就未必是事实了。据前引西周金文，“宾”所用的玉和币，《簋》是璋一、马两和帛束，《大簋》是璋、帛束，又是璋、马两，《史颂簋》是璋、马四匹、吉金，可知西周时用马和帛附加于璋，这和《周礼》“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之说不合。《五年琱生簋》（或称《召伯虎簋》）说：“余（惠）君氏大章（璋），报（妇）氏帛束、璜”，这样以束帛加璜，也和《周礼》“璜以黼”之说不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鲁襄公“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这样以束锦加璧，也和《周礼》“璧以帛，琮以锦”之说不合。看来，西周、春秋间确有用币加玉的礼俗，玉所附加的币是可以随意配合的，《周礼》所说以六币配合六玉的办法，乃是出于《周礼》作者整齐划一的结果，并不符合实际应用的情况。

前节谈到，据《聘礼》记载，使者行聘礼后，还有“私觌”或“私面”之礼，用束锦、乘马，也是属于“贽”的性质。这种“私面”之礼，在春秋时也确已实行。《左传·昭公六年》载：楚公子弃疾路过郑国，郑大夫子皮、子产、子大叔随从郑伯“以劳诸柤”，弃疾辞谢，不肯相见，子皮等坚持请他出见，他用见楚王之礼来见郑伯，“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所说乘马八匹、六匹、四匹、二匹，都是“私面”之币。

前节谈到，高级的“贽见礼”如觐礼和聘礼，很重视“贽”的授受仪式，有着“执玉”、“辞玉”、“受玉”、“还玉”等一套礼节。这些礼节，在春秋时也确已实行。如《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来朝”，“邾子执玉高”，“受玉卑”；《左传·成公三年》载：“齐侯朝于晋，将授玉”，杜注：“行朝礼。”这已把“执玉”和“授玉”、“受玉”，作为朝聘礼中重要的节目。《左传·文公十二年》载：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厚贿之。

这里把“辞玉”礼节记载很详，连彼此对答之辞也有记述。所谓“主人三辞”，看来“辞玉”之礼，按礼也要三次推让。

相见用禽鸟和干果、干肉为“贽”之礼，在春秋时贵族中还是流行。《春秋·庄公二十四年》载：“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觌用币”即是行“贽见礼”。《左传》记载这时御孙说：

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

《国语·鲁语上》记这时宗人夏父展之说，大体相同。《穀梁传》也说：“男子之贽羔雁雉腒，妇人之贽枣栗腶脩。用币，非礼也。”御孙等所说，基本上和前节所引礼书所说相合。他们根据这种“礼”，来批评这时“宗妇觌用币”为“非礼”，可知在这以前，这样的“贽见礼”已很流行。

《左传·定公八年》又载：

公会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于是始尚羔。

这里说鲁国由于晋国卿大夫范献子、赵简子等前来，“执羔”和“执雁”相见，才开始在“贽见礼”中“尚羔”[214]。如果礼书所载，卿和上大夫执羔，下大夫执雁之说，确是西周以来的制度，那末，鲁国的卿早已执羔，何待范献子前来执羔，才开始“尚羔”？从《左传》看来，男贽用玉帛禽鸟，该沿用已久，但是用羔为贽，似乎是春秋后期才流行的。礼书所载“卿执羔”之说，正是记的春秋后期以后流行的制度。《白虎通·瑞贽》篇根据《仪礼·士相见礼》所说：“上大夫相见以羔，……左头，如麛执之”，认为“卿大夫贽，古以麑鹿，今以羔雁”，当是事实。原来卿大夫是用野生的小鹿为“贽”的，后来为了方便，才改用家畜家禽——羔、雁（鹅）。章炳麟《重定鲁于是尚羔说》（《春秋左氏读》卷九）就据此解释说：“言鲁始尚羔者，盖鲁卿本不以羔为挚，而用麑鹿为挚，至此始尚羔者。”这是很可能的，原来贵族用来作为贽的动物，都是野兽野禽，不仅卿大夫以麑鹿为贽，士也以雉为贽。

为什么当时贵族不用别的东西，而很特别的，要用玉、帛、禽、鸟作“贽”呢？儒家对此曾作许多解释。《礼记·聘义》说：“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篇又认为：羔取其“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雁取其“俶然有行列之治”。《白虎通·瑞贽》篇又认为，士以雉为贽，取其“必死不可生畜”；妇人以枣栗腶脩为贽，因为“职在供养馈食之间”。这些解释，完全着眼于道德方面，显然出于儒家的附会。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应用的“礼”，很多是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贽见礼”也是如此，应该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交际礼节。其所以会很特殊的手执玉、帛、野兽、野禽为“贽”，就是起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猎得禽兽的风俗。古代贵族们在礼仪上应用的玉器，是由石制生产工具演变来的。原始人随身佩带石利器，或是手执石利器，原是为了便于利用，但是到后来，手执石利器逐渐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甲骨文和金文的“父”字，原是“斧”字的初文，像手中执斧之状，在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劳动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成了成年男子和父系家长的称谓。又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尹”字，像手执长柄武器之状，原是族长权力的象征，成了族长的称谓，后来又成为官长的称谓。等到冶金术发明和发展，利器多改用青铜铸造，但是他们在举行各种礼仪时，还多沿用旧习惯，用着石利器。因为这种石利器只在仪式上应用，并不实用，往往就挑选精美石料，施以艺术加工，这样就产生了玉礼器。原来手执石利器作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的，这时就改执玉礼器来作为象征或代表了。西周、春秋时用来作为“贽”的玉礼器如圭、璧、璋、琮等，当即由此而来。近来许多研究玉器的学者，认为璧起源于环状石斧，圭起源于有孔石斧，璋起源于有孔石刀[215]，是正确的。璧由环状石斧演变而来，其名为“璧”（“璧”的初文作“辟”），因为环状石斧是劈削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劈”。圭由长方形的有孔石斧演变而来，其名为“圭”，因为这种有孔石斧是割杀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刲”，即是《易·归妹》“士刲羊”的“刲”。

前面谈到，春秋中叶以前低级贵族用来作为“贽”的禽，原是野兽野禽。《管子·揆度》篇有一段话，谈到了尧舜时代用“贽”的情况，据说当时“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虎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于是“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这个故事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最初的“贽”是猎得的野兽，该是事实。我们认为，这也是起源于氏族制末期的传统习惯，所有鹿、雉等，都是他们打猎中经常得到的野兽和野禽，常被用作见面礼物的。原始人不但习惯于把猎得的好东西分给同族中的成员，同时爱好交际，在部落之间也常长途跋涉，互相聘问。他们总是把友人来访的日期安排在食品丰富的季节，殷勤招待。宾客也不空手而来，总是带着自制的物品和亲自生产的物品，作为见面礼物，这就是“挚”或“贽”的起源。而且礼尚往来，主人在招待宾客之后，也不让宾客空手回去，必须回赠来宾一些财物，这就是“宾”或“傧”的起源。到西周、春秋间，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农产品的品种已很多，各种手工艺品也很精美，照例，贵族很方便的可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作为“贽”，他们还用禽兽执在手中作为“贽”，很明显，是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礼记·礼器》所谓：“礼也者，反本循（旧误作“修”，从王引之校正）古，不忘其初者也。”

至于妇女用干果与干肉为贽，看来也和氏族制末期男女分工有关。氏族制末期男子担任狩猎，女子则担任采集野生果实，并料理家务。后来贵族男子以禽兽为“贽”，而妇女以干果与干肉为“贽”，也该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而来。

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贽见礼”的起源和流变，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点：

（一）氏族制末期人们惯于手执石利器作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后来贵族用作“贽”的玉礼器即由此演变而来。圭即起源于有孔石斧，璧即起源于环状石斧，璋即起源于有孔石刀。

（二）氏族制末期男子从事狩猎，常以猎得的禽兽为礼物；女子从事采集，常以采得的果实为礼物。后来贵族男子以鹿、雉等为“贽”，女子以干果、干肉为“贽”，当是沿袭原始风习而来。

（三）“贽”按贵族中等级的身份而分品级，由来已久。西周时诸侯已多用玉、帛为“贽”。西周、春秋间的“贽”，还有用各种币帛附加于各种玉礼器的。在春秋中叶以前卿大夫多用麑鹿为贽，春秋后期以后才改用羔、雁（鹅）。士用雉为“贽”，亦当由来已久。

（四）“贽”的授受仪式，到春秋时已很繁复。高级的“贽见礼”如觐礼和聘礼，“贽”的授受仪式，春秋时已有“执玉”、“辞玉”、“受玉”、“还玉”等节目。

（五）西周时，天子、王后、王臣派使者到诸侯国去慰问，叫“安”或“宁”、“省”；诸侯、臣属对天子的使者回敬礼物，叫做“宾”。也是一种“贽见礼”。后来聘礼的“郊劳”礼中有所谓“劳”和“傧”，当即由此演变而来。

（六）聘礼中有“私觌”或“私面”之礼，也是一种“贽见礼”。这在春秋时也已实行。

由此可见，礼书所载的“贽见礼”，虽然出于春秋、战国间人编定，并没有把西周时代的原样保存下来，但是由于“礼”具有很顽固的保守性，这种礼的主要特点，如“贽”按身份而分品级、“贽”有一定的授受仪式等，应该很早就确立了，只是在仪式上，后来的比原始的较为繁复而已。

三　“贽”的作用与“命圭”制度

在西周、春秋间贵族举行的“贽见礼”中，“贽”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份证，而且具有徽章的作用。它不仅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用来识别贵贱，并用作贵族中等级的标志。《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所谓“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杜注：“章所执之物别贵贱。”《礼记·郊特牲》论到昏礼时也说：“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国语·周语上》所载内史过的话，说得更详细：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

这里把“贽币瑞节”和“车服旗章”、“班爵贵贱”相提并论，看得很重要。所谓“为贽币瑞节以镇之”，就是把“贽币瑞节”作为自重之物，也作为被人尊重之物；既以此表示自己的身份，也用来表示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内史过因为晋惠公“执玉卑”，曾大发议论说：

夫执玉卑，替其贽也（韦注：“替，废也”），……替贽无镇，……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

就是说：晋惠公把“贽”执得卑下而不恭敬，就是废黜了“贽”，废黜“贽”就是废弃了自重之物，自己废弃自重之物，就会使人们不尊重而废弃他了。内史过把贽看得如此重要，因为贽就是一种用来自重和被人尊重的身份证，废黜了贽就等于丧失了自己原有的贵族的等级和身份。当时贵族如此重视贽见礼，重视贽的执法和授受，因为这种贽，代表着他们自命“高贵”的等级和身份；这种礼的举行，具有表明他们的统治地位和特权、维护他们的组织关系、巩固阶级统治的作用。

“贽”是当时贵族用来代表身份的信物，在贵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很重要，因而就产生了上级贵族对下级贵族颁给“贽”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颁给“命圭”的制度。

《考工记·玉人》把诸侯所执的圭，称为“命圭”，郑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这种“命圭”制度，西周、春秋间确有实行的。《大雅·崧高》记述周宣王时把申伯分封到南土说：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这里说得很清楚，在分封土地的同时，赏赐给“介圭”，作为镇国之宝，即郑玄所说“王所命之圭”。《大雅·韩奕》说：“韩侯入觐，以其介圭。”韩侯这样用“介圭”行入觐之礼，即郑玄所说“朝觐执焉”。《尚书·尧典》说：“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尧典》作于战国时，所说“班瑞”制度虽不必是尧舜时的情况，但是，也可证明我国古时确有“命圭”制度存在。《吕氏春秋·重言》篇说：“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史记·晋世家》也有类似的说法，这虽是后世编造出来的故事，不必是事实，但也可见古时确有“命圭”制度，把圭作为受封土地的信物的。因为一个贵族在受封土地之后，身份就有提高，作为高级身份证的圭当然有颁发的必要。

到春秋时，这种“命圭”制度也还在实行。上面所引《国语·周语上》内史过的话，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也是把“贽”看作是王所颁发的。《左传·文公十二年》载：“郕太子以夫钟与郕圭来奔”（“圭”旧误作“邽”，从惠士奇、王引之校正）。服虔注：“一曰郕邦之宝圭，……太子以其国宝与地夫钟来奔也”（《太平御览》卷一四六引）。王引之说：“圭为郕国之宝，故谓之曰郕圭”（《经义述闻》卷十七）。这个郕太子带同出奔的圭，叫做“郕圭”，很显然是郕国的“命圭”。春秋时这种“命圭”制度还推行到了卿大夫这个阶层中。《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国“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杜注：“珪，守邑信符。”

圭不仅是分封土地时的信物，又是受策命的信物。《国语·吴语》记载晋大夫董褐说：“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韦注：“命圭，受锡圭之策命。”当重要的策命颁赐时，是要同时授给“命圭”作为信物的。《仪礼·聘礼》记述使者受命出使说：“使者受圭，同面，垂缫以受命”，“受圭”是和“受命”同时的，这个圭就是“受命”的信物。行聘礼时，使者“袭执圭”，“升西楹西，东面”，“宾致命（郑注：‘致其君之命也’），公左还北乡”。其所以要执着圭而致其君之命，因为这个圭就是君命的信物。《礼记·郊特牲》所谓“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前引《左传·文公十二年》所载“秦伯使西乞术来聘”，“襄仲辞玉”一节，西乞术在申说他所以要“致玉”的理由时，既说要“以为瑞节，要结好命”，又说“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也是把“致玉”看作“致其君命”的信物。

《左传·僖公十一年》载：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

《国语·周语上》又载：

襄王使邵公过（按即召武公）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

上述二段记载，记得是一件事，内容有些出入，该是传闻异辞。《左传》说“赐晋侯命，受玉惰”，又记内史过说：“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可知当时周襄王赐晋惠公策命，同时还赐给宝玉。晋惠公在接受宝玉时失敬，即所谓“受玉惰”。《国语》所说“执玉卑”，当即《左传》所谓“受玉惰”，就是说晋惠公受玉时执得很卑下。这样在赐策命时，同时赐给作为“贽”的宝玉，也同样是把这种宝玉作为“受命”的信物的。

圭不仅是“受命”的信物，据说还具有“合符信”的作用。《尚书大传》说：

古者圭必有冒，……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有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削〕，此所谓诸侯朝于天子也（据陈寿祺辑本）。

这样完备的“复圭”、“留圭”的制度，恐出于后世润饰，但是“冒圭”的制度也还有所依据。《白虎通·瑞贽》篇也说：“合符信者，谓天子执瑁以朝，诸侯执圭以觐天子，瑁之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天子执瑁以朝的说法，是根据《考工记》的，《考工记·玉人》说：“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据说瑁的形状像犁冠，因而可以用来冒在圭上。《说文》说：“瑁，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关于瑁的应用，最早见于《尚书·顾命》。《顾命》记述周康王即位时接受“册命”典礼说：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王再拜兴，……乃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这一段，王国维著有《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后考》、《书顾命同瑁说》等三篇文章（《观堂集林》卷一），加以注释。这时成王刚去世，由太保为册命之主，把成王的遗命传授给康王，由太宗为傧，太史执策宣读命书。其所以要由太保承介圭，上宗奉瑁，太史秉命书，因为圭和瑁就是成王遗命的信物，也就是传王位的信物，以便康王即位后执以朝诸侯的。在西周时代，政治上重要的策命，常授以玉器作为信物，所以这时太保把成王遗命传授给康王，同时太宗也把天子的瑞信——瑁传授给康王。《顾命》的“同”字，《今文尚书》作“铜”，《白虎通·爵》篇引作“铜”，虞翻说：“今经（指《今文尚书》）益‘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三国志·虞翻传》注引《虞翻别传》）。王国维解释说：“上经言太保承介圭，今文家盖以为天子正玺，此释铜云天子副玺，则与《考工记》之冒，正相当矣”（《书顾命同瑁说》）。今文家认为这种圭和瑁，性质上和后世的玺相同。《顾命》的“瑁”字，古文又作“玥”，《说文》说：“玥，古文从冃”，也或省作“冃”。虞翻又引郑玄说：“古冃似同，从误作同。”则又以为“同”字为“冃”字之误，今本“上宗奉同瑁”，是兼存了“冃”的误字“同”和“冃”的繁体字“瑁”。郑玄又把“冃”解释为“酒杯”，王国维又解释说：

余谓同瑁一物，即古圭瓒。盖圭瓒之制可合可分，天子之瓒与诸侯之命圭相为牝牡，诸侯朝天子，天子受其命圭（《聘礼》有受玉之事，朝觐礼亦宜然，《尧典》所谓辑瑞也），冒之以瓒，因以行祼将之礼。以其冒圭之首，故谓之瑁；以其尽冒公侯伯三等之圭，故谓之同。此说虽无根据，然味经文“以异同秉璋以酢”一语，古秉柄一字，大保自酢，以璋为同柄，其献王时自必以介圭为同柄矣。

这个说法沟通今古文二家之说，很有见解，但是认为“以其尽冒公侯伯三等之圭，故谓之同”，终不免缺乏根据，还是把“同”字认为“冃”字之误，较为合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贽”的作用与“命圭”制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

（一）不同品级的“贽”，具有身份证、徽章的作用，用来识别贵贱，表明贵族的等级和特权。

（二）“命圭”为高级贵族的身份证和徽章，具有代表一定的特权的性质。“命圭”往往由上级贵族在分封土地或策命时颁赐，作为受封土地或受命的信物，甚至具有符信的作用。

（三）诸侯的使者受命出使时，同时受圭作为受命的信物。聘问他国君主时，要执圭往见，作为致其君命的信物。

（四）天子去世后，举行传授王位的典礼，当大臣把遗命传授给继承人时，也常以圭和瑁作为遗命的信物，把瑁传授给继承人。

这种“命圭”制度，可能是西周时逐渐形成的。《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情况，记述赏赐物品很详细，并没有圭在内，可知当时“命圭”制度尚未确立。但据《尚书·顾命》看来，成王去世后，举行传授王位典礼时，已用圭和瑁作为传授遗命的信物，这时当已产生“命圭”制度。根据本节所引史料来看，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代，这种“命圭”制度确已流行。这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推行玺印制度以前，在贵族的政治组织中确立和维护人事关系的一种重要制度。战国时代楚国大臣的高级爵位有所谓“执珪”、“上执珪”（详拙作《战国史》第六章第五节），还是沿袭这种“命圭”制度而来的；他们所执的代表爵位和特权的珪，还该出于楚王所颁赐。

四　“贽”的授受仪式的作用与“委质为臣”制度

“贽”在“贽见礼”中，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和地位；而“贽”的授受仪式，就进一步用来表示宾主之间的关系。不仅授受的地点，用来表示宾主之间地位的高下；执“贽”的手法，授受的方式，受而是否归还，都用来表示宾主之间的地位关系。因而被用作确立和维护贵族组织关系的一种手段。

第一节谈到“贽”的授受的地点，是按宾主的身份而有所不同的。这在春秋时已很注意到这点。《左传·成公六年》载：

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杜注：“礼，受玉两楹之间，郑伯行疾，故东过”）。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按礼，郑伯与晋君的地位相当，授玉应该在两楹之间的中心地点，这时因为郑伯走得快了些，到了东楹之东授玉，地点偏东，这是地位较次于主人的宾客授玉之处，这样，郑伯就降低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所以士贞伯要说他“自弃”和“不安其位”，甚至“不能久”而“死”了。

“执玉”的手法，尤为春秋时贵族所注意。《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有邾隐公到鲁朝见的事：

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从子贡这一席话，可知“执玉”高低，按礼有一定分寸，即所谓“度”，太高和太低都是“不度”，太高表现为骄傲，太低表现为自卑。而且是否合“度”，关系十分重大，甚至关系到“死生存亡”。《论语·乡党》篇说：“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蹜如有循。”如此说来，执圭不但高低要有分寸，身体的姿势、神色、脚步，都要郑重其事，战战兢兢，合乎一定的规矩。《礼记·曲礼下》说得更详细：

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

根据这个记述，不仅执法有“上衡”、“平衡”、“绥”（稍下）、“提”等区别，行路时还不得举足，要起前拽后，使脚跟如同车轮一样，曳地而行。为什么“执玉”要如此讲究，而且看得关系如此重大呢？因为当时贵族举行“贽见礼”的目的，在乎巩固和加强彼此之间的组织关系和友好关系，要巩固和加强这种关系，首先需要彼此能够“敬”和“让”。《礼记·聘义》说：“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在朝聘之礼中，“执玉”所以要小心谨慎地合于规矩，就是为了表示敬让。更重要的，是为了正确表明双方的地位、等级和名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当时原有的统治秩序，巩固贵族阶级的统治。

在贽见礼中，最足以表示双方地位关系的，就是初见面时的送贽方式。按礼，宾主地位相当的，采取亲自授受的方法；如果是小辈会见长辈，臣下拜见君上，就必须采用“奠贽”和“委质”的方式。“奠贽”就是把贽陈放在地上，表示尊卑悬殊，不敢亲相授受。“委质”就是把贽付给主人，不再收还。

这种小辈对尊长的奠贽、委质之礼，春秋时贵族间确实普遍实行的。《左传·昭公元年》载：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

杜注：“禽，雁也。纳采用雁。”其实，“委禽”就是“委质”，女婿到女父家“亲迎”是要“委质”的，因为女父是婿的尊长，“强委禽”就是要强迫行迎娶之礼。《礼记·曲礼下》说：“童子委挚而退。”因为童子年幼，见先生的尊长，按礼要把贽陈放地上，付给主人而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

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而请为弟子。

因为要自“请为弟子”，就得行拜见老师的礼，老师是尊长，拜见时就必须“委质”。拜见老师所执的贽，就是“束脩”，即十脡干肉。《论语·述而》篇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个“束脩”，是拜见老师的“贽”[216]。

这种“委质”的仪式，更重要的，是被运用在君臣关系的确立上。它和“策命”礼，同样成为确立君臣关系的重要礼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命无从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数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乃杀之。

从狐突这席话，可知当时君臣关系的确立，有“策名委质”的制度[217]。“策名”就是指“策命”礼，亦称“锡命”礼，“委质”就是指“委贽”礼。西周、春秋之际，政治上君臣关系的确立，自上而下，按礼必须经过“策命”礼，由史官当场宣读任命官职的命书，并将命书授给臣下，命书有一定的程式，如同国王当面用口语下命令一样，先呼受命者之名，再任命官职或再叙明任命的理由，并加赏赐，用以表示官职、任务和权利的授予。同时君臣关系的确立，由下而上，按礼必须经过“委质”礼，由臣下拜见君上，“奠挚再拜稽首”，以表示对君上的臣服、忠心，并对君上应尽义务的承担。这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两种确立君臣关系的必要礼节，合称起来，就叫做“策名委质”。《国语·晋语九》载：

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中行伯既克，以鼓子宛支来。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军吏执之。……穆子召之，……对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叹，……

夙沙釐这席话，可和上述狐突的话互相印证。狐突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就是说经过了“策命”和“委质”，确立了君臣关系，做臣下的必须效忠，不能有二心，如有二心，即是犯罪行为。夙沙釐说：“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同样的，认为既经“委质”成为臣属，必须效忠而无二心，直到死为止，不能为了私利，对自己的“质”有所反叛。由此可见，“委质”之礼在当时确立君臣关系上的重要性。《孟子·滕文公下》载：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而舍其耒耜哉。”

孔子所以在“无君”之后，要“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因为要出仕为臣，必须对君上行“委质”之礼，“质”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孟子竟把士的“质”和农夫的“耒耜”，相提并论，无非想说明其重要性[218]。

到战国时代，君臣关系的确立和解除，已创立了一套“玺”“符”的制度，但是“委质为臣”的旧习惯也还沿用着。《吕氏春秋·执一》篇载吴起对商文说：“今日置质为臣（高注：置犹委也），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对答说：“吾不若子。”这是明证。同时，在臣属对君上朝见的礼节中，也还沿用“委质”的仪式。例如魏国在马陵之役被齐国大破之后，魏惠王听从惠施的策略，“变服折节而朝齐”（《战国策·魏策二》），所谓“梁王抱质执珪，请为陈侯臣”（《战国策·魏策四》），就是采用了“委质为臣”的方式。后来只有鲁国的儒士，讲究着古礼，曾用“委质为臣”的方式，参与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建立的张楚政权。《史记·儒林传》载：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搢绅先生之徒负孔氏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盐铁论·褒贤》篇记大夫言，也有相同的叙述。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字甲），在秦末农民起义中，也还沿用孔子“出疆必载质”的办法，带同鲁国儒士，采用“委质为臣”之礼，出任张楚政权的博士。

一般宾、主之间行“贽见礼”，主人在受贽之后，是要还贽的。只有“委贽”而成为臣下的，或者成为小辈的（如婿拜见女父），或者成为弟子的（如弟子拜见老师），尊长是受贽而不还的。夏炘《释昏礼不还贽》（《学礼管释》卷九）说：“五雁及纳征之束帛，……以求昏于主人，主人受之而不还，所以许之也。”君臣之间也是如此，臣下以贽自求隶属于君上，君上受之而不还，也是“所以许之也”。如果以禽和干肉为贽的，尊长接受后，就用以充膳。《周礼·膳夫》说：“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挚见者亦如之。”《周礼·司士》又说：“掌摈士者膳其挚。”[219]如果以币帛之类作为贽的，或者用其他财物作为贽的，既接受而不还，当然也可作为财物来应用。《士昏礼记》说：“挚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昏礼中女父家接受的贽“不用死”，也可以充膳；所接受的皮帛合于制度，就可用来制作衣服。尊长和君上这样的接受“贽”，实际上就成为接受贡献。《礼记·聘义》说：“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反过来说，这样接受贡献“贽”，就具有接受贡献财物的性质。本来“贽”就具有财物的性质，不仅币帛禽鸟是财物性质，玉礼器更具有宝贵的财物性质，所以《仪礼·聘礼》说使者所执的圭是由贾人保管的[220]。《周礼·大行人》说：“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其所贵宝为贽。”这样以贵宝为贽，更明显为贡献财物性质。

举行“委质为臣”之礼，不仅表示确立君臣关系，并由此确定了臣下贡献财物的责任。据前引《伯簋》，这年九月，周王命令公率军征伐眉敖，得胜而归，次年二月眉敖即来朝见，献。很明显，眉敖原先不服王命，由于周的征伐，迫使他不得不前来朝见，所谓“献”，也就是“委质为臣”。凡是一经“委质为臣”，就必须负起贡献人力和物力的责任，所谓“淮夷旧我畮（贿）人（臣），毋敢不出其，其责（积），其进人，其贮，毋敢不即即”（《兮甲盤》）。《鲁颂·泮水》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情况也相同。到春秋时，霸主成为诸侯之长，当霸主召集诸侯会盟时，诸侯前来朝聘的，也要按自己不同的身份执“贽”，更要按等级来贡献财物。《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黄池之会的情况说：

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

由于宾主的地位不同，朝聘所用的“贽”也不同，所谓“朝聘玉帛不同”；由于“朝聘玉帛不同”，所负担的“职贡”也就不同。春秋时霸主所采用的这种制度，该就是“委质为臣”之礼的进一步扩展。

由此可见，“委质为臣”之礼，不仅表示在政治上确立了君臣关系，臣下必须效忠于君上；同时还表示在经济上确立了贡纳关系，臣下必须按规定贡献于君上。同时，小辈对长辈行“委质”之礼，不仅表示确立了长幼的亲属关系，也还表示对尊长负有侍奉和服役的责任[221]。即使师生关系也是如此，弟子对老师行“委质”之礼，以“束脩”献给老师，不仅表示确立了师徒关系，也还表示要为老师服劳役和承担纳学费的责任[222]，所以“束脩”就成为学费的名称。

西周、春秋间，不仅确立君臣关系有“委质”或献贽之礼；如果两国相战，战败国的国君不得不屈服时，更有一种表示投降的“贽见礼”。

《左传·僖公六年》载：蔡穆侯带了许僖公到武城见楚成王，许僖公“面缚衔璧，大夫衰绖（丧服），士舆榇（棺）”，楚成王问逢伯，逢伯说：“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223]楚王就照这样办了。《左传·昭公四年》载：楚国灭赖，赖君“面缚衔璧，士舆榇从之”。楚灵王问椒举，椒举又说：“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楚王又照样做了。这二次投降的贽见礼，都是“面缚衔璧”，以“璧”为贽的。杜预解释“面缚衔璧”说：“缚手于后，唯见其面，以璧为贽，手缚故衔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军攻克郑国，“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这个投降的贽见礼，又用“肉袒牵羊”的仪式，肉袒是袒衣裸体，“牵羊”就是以羊为贽。《礼记·曲礼上》说：“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执禽者左首，饰羔雁以缋。”所谈的，就是以禽兽为贽来进献的方式。这时郑伯行投降的“贽见礼”，牵羊来迎接，因为按礼，献羊是要牵着的[224]。在上述这种投降的“贽见礼”中，多数用“面缚衔璧”的方式，胜利者都“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释其缚”和“焚其榇”，无非表示采取宽大的处理办法，“受其璧”，更是表示接受其“委质为臣”。

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贽”的授受仪式的作用与“委质为臣”制度，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点：

（一）“贽”的授受仪式，包括授受地点、执“贽”手法、授受方式以及受而是否归还，用来表示确立和维护贵族的等级、名份以及彼此关系，从而巩固贵族组织，维护贵族统治的秩序。

（二）陈放地上而不亲相授受的“奠贽”方式，把“贽”付给主人而不再收还的“委质”方式，是小辈见尊长的“贽”的授受仪式。用来确立长幼的亲族关系、弟子与老师的师徒关系、臣下与君上的君臣关系等。

（三）“委质为臣”，不仅用来表示君臣关系的确立，还用以表示对君上的臣服、忠心，并对君上应尽义务（包括人力和财物的贡献）的承担。同样的，用“束脩”作为“贽”，“委质”请为弟子，不仅表示确立师徒关系，还表示愿为老师服劳役和学费的承担。

西周、春秋时，许多政治上重要的制度，往往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根据本文的论述，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种“贽见礼”不仅是一种交际的仪式，更重要的，是一种确立和维护贵族的组织关系的人事制度，其作用在于表明贵族的各等身份和地位，确立和维护贵族内部的各种组织关系如君臣关系、亲族关系、师徒关系等，明确相互关系中彼此应尽的责任和应得的权利，从而巩固贵族的组织，加强贵族阶级的统治。这是在战国时代确立官僚制度和集权的政治组织以前[225]，贵族统治组织中的一种重要制度。

（《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209]“聘”古或称“覜”，也或误作“頫”或“眺”，如《国语·齐语》说：“以骤聘眺于诸侯。”《说文》说：“诸侯三年大相聘曰覜。”《周礼·典瑞》郑注又说：“大夫众来曰覜，寡来曰聘。”其实，古书上“聘覜”时常连言，意义是差不多的。

[210]“朝”古或称“觐”。《周礼·大宗伯》说：“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周礼·大行人》也有“春朝诸侯”和“秋觐”、“夏宗”、“冬遇”的说法。《礼记·曲礼》又说：“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这样，硬把“朝”“觐”区别开来，实在缺乏根据。其实，古书上“朝觐”时常连言，意义是差不多的。

[211]《史记·五帝本纪》引《尧典》“贽”作“挚”，《说文》又引作“”，说：“，至也，一曰《虞书》雉。”

[212]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八“膳用六牲、雁宜麦、大夫执雁”条，又卷十“纳采用雁、下大夫相见以雁”条，有详细考订。

[213]凌廷堪《礼经释例·通例》说：“凡授受之礼，敌者于楹间，不敌者不于楹间。”这是根据贾公彦之说。这个说法不确切，黄以周在《礼书通故》卷二十一《相见礼通故》中已有驳正。黄氏说：“古人授受之礼，杀者行于庭，通行之礼皆在堂上两楹间，不敌者亦在两楹，不过东西有别耳。凡宾臣主君，行礼在东楹西。《聘礼》宾觌，进授币当东楹；又礼宾，受币当东楹；皆谓东楹西也。时宾在西序，以西言之，故曰当，则不敌者之授受亦在两楹明矣。《聘礼》公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谓中堂东、东楹西也。时公位在东楹东，宾趋就之，敬君也。归饔饩及问卿，受币堂中西，趋君命，亦敬也。”

[214]《左传正义》引贾逵说：“《周礼》公之孤四命执皮帛，卿三命执羔，大夫再命执雁，鲁废其礼，三命之卿皆执皮帛，至是乃始复礼尚羔。”又引郑玄说：“天子之卿执羔，大夫执雁，诸侯之卿当天子之大夫，故传曰：唯卿为大夫，当执雁而执羔，僭天子之卿也，鲁人效之而始尚羔，记礼所从坏。”杜预注又说：“礼，卿执羔，大夫执雁，鲁则同之，今始知执羔之尊也。”这三个说法，都没有什么根据，如同猜谜一样。

[215]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如勒孚所著《玉》一书（芝加哥一九一四年出版），林泰辅《从中国上代石器玉器所见之汉民族》（日本《史学杂志》三十八卷七号、八号），滨田耕作《古玉概说》（我国有胡肇椿译本，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出版），在这方面有大体相同的见解，但是都未能明确说其演变的原由。

[216]凌廷堪《礼经释例·器物之例上》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礼经腶脩，妇人之挚，男子无用之者”，古书中谈到的束脩，“疑是馈问之物，非挚也”。但是，我们认为弟子犹如童子，其挚自应较成人为轻，可以用束脩的。

[217]《左传》杜注解释“策名委质”说：“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孔颖达《正义》据此，把“质”解释为“形体”，把“委”解释为“屈膝而委身体于地”，显然是错误的。清代学者驳斥此说的很多，不列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服虔注说：“古者始仕，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国语》韦注解释“委质”说：“质，挚也，士贽以雉，委贽而退。”又解释“委质而策死”说：“言委质于君，书名于册，示必死也。”这些解说都比较确切，但还不够完善。

[218]“委质为臣”，古时也或称为“传质为臣”，《孟子·万章下》说：“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赵岐注：“传，执也。”不确。“传”当为“布”的意思，与“委”意义相同。也或称为“错质为臣”，《荀子·大略》篇说：“错质之臣不息鸡豚。”“错”当读为“措”，与“委”意义相同。杨注：“错，置也，质读为贽。……谓执贽而置于君，……或曰：置质犹言委质，言凡委质为人臣，则不得与下争利。”

[219]《周礼·膳夫》郑注：“郑司农云：以羔雁雉为挚见者，亦受之以给王膳。”《周礼·司士》郑注又说：“郑司农云：‘膳其挚者，王食其所执羔雁之挚。’玄谓膳者入于王之膳人。”

[220]据《仪礼·聘礼》，使者所执之圭，由贾人保管，郑注：“贾人在官知物价者。”《周礼·玉府》有贾八人，掌“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执圭既由贾人保管，就是当作重要财物的。

[221]《左传·桓公二年》载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服虔注：“士卑，自其子弟为仆隶”（《仪礼·既夕礼》正义引）。有人据此，认为周代贵族的家长可以把子弟当作奴隶来使用。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士有隶子弟”，是说“士”这个阶层的“宗子”（即家长）所属有“子弟”，犹如“大夫有贰宗”、“庶人工商各有分亲”，并不是说家长可以把子弟当作奴隶。但是当时贵族的小辈，对于尊长确有侍奉和服役的责任。《论语·为政》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此处所谓先生即指长辈，所谓弟子即指幼辈。

[222]《吕氏春秋·尊师篇》说：“治唐（场）圃，疾灌寖，务种树；织葩屦，结罝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絜；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很具体说明当时弟子对老师有贡献和服役的责任。

[223]《史记·宋世家》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这个记载与《左传》逢伯所说，颇有出入，“肉袒”“牵羊”则与《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郑伯迎降的情况相同。

[224]《吕氏春秋·行论》篇载：楚庄王“兴师围宋九月”，“宋公肉袒执牺，委服告病，……乃为却四十里，而舍于卢门之阖，所以为成而归也。”所谓“肉袒执牺，委服告病”，即行投降的“委贽礼”，“执牺”就是以牺为贽。但是《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这事，说是“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之以病告，……。”

[225]关于战国时代的官僚制度和集权的政治组织，详拙作《战国史》第六章。

Table of Contents

古史新探
出版说明
序言
一 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
三 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二 西周农田的垦耕
四 结语
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
一 关于西周的主要耕具——耒和耜
二 关于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
一 关于西周封建领主制论
三 关于西周典型奴隶制论
二 关于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
四 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

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兼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

一 西周的奴隶有三类，数量相当大，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

三 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井田”单位——邑”和“里”，实质上已成为被奴役、榨取的单位，居民已成为一种集体奴隶

二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

四 结语
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附录一 释“臣”和“鬲”
附录二 “人鬲”、“讯”、“臣”是否即是奴隶？
一 论井田制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
三 论井田制中的定期平均分配份地制度
二 论井田制的实行地区
五 论古代村社的公共生活
六 结语
四 论井田制基础上的古代村社组织
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
一 《周礼》中的乡遂制度
三 西周时代的“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二 春秋时代各国的乡遂制度
四 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
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
一 宗庙制度
七 家臣制度
三 姓氏、名字制度
二 族墓制度
五 嫡长子继承制
八 宗法制度下贵族的各种相互关系
六 族长主管制
四 族外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
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
一 我国最早的小学和大学
三 大学（辟雍）的起源
二 西周时代大学（辟雍）的特点
四 教师称“师”的来历
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
“籍礼”新探
一 “籍礼”的具体礼节及其性质
三 “籍”、“租”、“助”的变化
二 “籍田”和“籍礼”的来历
四 结语
“冠礼”新探
一 “冠礼”的起源及其作用
三 三次加冠弁的意义
二 “字”的来源及其意义
四 结语
“大蒐礼”新探

一 “大蒐礼”原为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

二 “大蒐礼”具有“国人”（公民）大会的性质，是当时推行政策、加强统治、准备战争的重要手段

“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
一 “乡饮酒礼”的特点
三 “飨礼”为高级的“乡饮酒礼”
二 “乡饮酒礼”的起源及其作用

四 由“乡饮酒礼”和“飨礼”推论“礼”的起源和“礼”这个名称的来历

“射礼”新探
一 “乡射礼”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
三 “射礼”起源于借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
二 “大射仪”为高级的“乡射礼”
四 “射礼”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
附录 关于射“不来侯”或“不宁侯”问题
“贽见礼”新探
一 “贽见礼”的特点
三 “贽”的作用与“命圭”制度
二 “贽见礼”的源流
四 “贽”的授受仪式的作用与“委质为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