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老清华》编辑组
Date: 2016-02-29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民国
Publisher: 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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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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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清华

作者：《老清华》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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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学堂的建立
第一章 校史杂说
张寿崇：那桐题匾清华园

章元善：封建式出洋
唐绍明：革命中风雨清华
潘光旦：清华的崇美思想
潘光旦：重拾国文课
王造时：国学的回归
潘光旦：“和尚”赶“方丈”
江文汉：外敌的思想入侵
陈康定：清华“四大导师”
费孝通：阴谋下的人才工厂
费孝通：留学费——获得途径
崔国良：最早的研究生院
冯友兰：和而不同
陈岱孙：清华新体制
安洪溪、孙敦恒：清华的“驱吴”斗争
徐辅治：来之不易的清华中学
付士禄：清华园沦为日军魔窟
张友仁：陈岱孙接收清华园

第二章 校长，百年清华的重要奠基者
唐绍明：留美教育奠基人

潘光旦：早期的清华校长
章元善、尚传道：“洋翰林”周诒春
徐辅治：了不起的周诒春
孙锡三：功济后世——周诒春
章元善、尚传道：创办北京图书馆
孙锡三：任劳任怨的周校长
章元善、尚传道：和蔼的校长
章元善、尚传道：视金钱如粪土能有几人
潘光旦：我对周校长的印象
章元善、尚传道：被逼离校
徐辅治：有知识有远见的周诒春
章元善、尚传道：不图名而名自至的周诒春
王思立、宋士英、唐宝心：爱护青年人
徐辅治：小房子里住着大学问
陈中凡：罗家伦的强者哲学
陈中凡：我是校长我说了算
陈中凡：罗家伦眼中的日耳曼精神
陈中凡：最强大的哲学
陈中凡：奢侈的闹剧
陈中凡：我们不要你了
梅祖彦：大楼与大师
冯友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韩咏华：没人愿意倒梅（霉）
韩咏华：梅贻琦公私分明
韩咏华：巡夜的校长

第三章 漫谈清华的校风与制度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汉文课程

潘光旦：清华学制
潘光旦：清华的通才教育
潘光旦：清华的成绩计分制
潘光旦：清华的“自由教育”
潘光旦：清华的值钱处
霍启芳：创造力的消逝
冯友兰：教授治校
冯友兰：纪律严明的军式清华

附 清华历任校长及就职演说词
百年清华历任校长

梅贻琦：就职演说

第二辑 老清华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一章 投考清华大学
王道立：虚无的年龄限制

王道立：复试与假辫
潘光旦：清华最早的关系学员
潘光旦：校园内的特殊阶层
潘光旦：革命年代别样生源
冯友兰：清华的转变
胡鉴：数学零分入清华的吴晗
王佐良：良铮的诗风
李埏：“当仁不让于师”的张荫麟

第二章 清华课程与校园生活
王道立：强权下的黑幕

王道立：“负责”的校医
王道立：呼吸体操和半夜运动
潘光旦：一条腿能否出洋
潘光旦：出洋的审判
潘光旦：出洋前夕的演习
潘光旦：清华课程与课堂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音乐
潘光旦：令人心怡的学习环境
马约翰：踢球不许打架
章元善、尚传道：奢华体育馆
潘光旦：制度下的生活和“斋务主任”
潘光旦：我们吃的不是饭是道德
潘光旦：传道的校医
潘光旦：清华“识字班”
唐绍明：浓浓的清华情
王造时：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张岱年：我愿意接受教育，但要看是谁教育我
胡鉴：特殊照顾的对象
吴季松：清华时代的吴恩裕
常风：李健吾印象
周如苹：骑马上课的“周大将军”
李埏：教师的竞争

第三章 校园活动与刊物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园学生自治

潘光旦：我们是这样练习口才的
潘光旦：舞蹈中的两性关系
潘光旦：清华刊物
潘光旦：交钱的刊物
马约翰：强迫锻炼
马约翰：清华足球队
潘光旦：清华学生“评议会”
潘光旦：⊥社
潘光旦：基督教在清华
郭道晖、孙敦恒：“孔教会”（一）
潘光旦：三分钟信仰
王造时：清华学生的智力发展
张仲碧：静斋的壁报
潘光旦：娱乐——话剧
潘光旦：娱乐——电影
潘光旦：“孔教会”（二）

第四章 留学生活剪影
章元善：热情的绮色佳人

唐绍明：甄别入校
潘光旦：出洋热
张邦永：战争杂忆——一个女子的爱国情
梅贻宝：要留美，先学游泳
潘光旦：闲适的留学生活
潘光旦：留美学生中的兄弟会
潘光旦：不想再去美国
梅贻宝：热情的犹太书商
梅贻宝：带礼服的会议
费孝通：留学与科举
费孝通：留学制度的完善
费孝通：严格的英国太太
费孝通：我的生命都用来学习了
费孝通：独特的教学方式
费孝通：颇具喜感的考试

附 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词
曹云祥：1924年秋季开学式上的讲话

曹云祥：1925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梅贻琦：1932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第三辑 老清华的名人与课堂趣事

第一章 清华名人堂
王道立：胡敦复——分级受学制

马约翰：不能做“东亚病夫”
吴泽霖：梅先生三件事
陈康定：情定杨步伟
孙敦恒：吴宓的罗曼史
史说：美国两大军校
孙敦恒：吴宓延请四大导师
孙敦恒：吴宓知人善任
李任夫：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
周传儒：卖字维持松坡图书馆
杨鸿激：梁启超的爱好
李任夫：乐观主义者——梁启超
李任夫：梁启超谈——个人政治思想转变
孙敦恒：王国维请旨任教
孙敦恒：王国维进城
孙敦恒：王国维的辫子
陈孝全：耕耘清华园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论科教的意义
千家驹：反动的观点，严肃的讲学
周士观：勤思是成功的第一步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抵制日货
汤杰：朱自清与清华图书馆
董善元、陈伯康、马祥宇：学者与书商
闻黎明：朱自清与闻一多
孙玉蓉：俞平伯与陈寅恪
孙敦恒：爱国的张申府
赵俪生：风趣的张申府先生
陈康定：“没有一句褒语”的赵元任
王力：“干不了，谢谢！”
费孝通：爱面子的导师
孙敦恒：张申府教授在清华
卜保怡：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吴宓
翁文灏：蒋廷黻对蒋介石说反共必须联苏
卜保怡：吴宓的三个“28年”
卜保怡：漫谈式教学
彭国涛：引人入胜的课堂
彭国涛：德艺双馨
易菲淑：沈从文夜市寻宝
李德仁：哲学界第一人
卜保怡：外文系培养目标
李德仁：逻辑很好玩
唐纪明：刘仙洲的教学作风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的教学
罗哲文：严格的梁思成
邓稼先：邓以蛰两离清华
闻黎明：呕心沥血编成《闻一多全集》
陆言：叶企孙与清华物理系
陆言：尊师爱生的叶企孙
暴春霆：《送米图》题诗
张友仁：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
张书者：化学系主任高崇熙

第二章 老清华的课堂趣事
王道立：“吐字不清”的程先生

王道立：不修边幅的老先生马季立
王道立：“奖罚分明”的马先生
潘光旦：不着调的老师和学生
李任夫：梁启超演讲——《知命与努力》
孙敦恒：王国维的课程
孙敦恒：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孙敦恒：张申府上课
赵俪生：“风云突变”的课

第四辑 清华的运动与毕业
第一章 清华运动与革命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园里的“革命党人”

罗章龙：“五四”
梅贻宝：欢迎“入狱”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社团的平民教育
潘光旦：清华学生运动
潘光旦：“救灾”不救灾
潘光旦：清华爱国运动开展的困难性
刘清扬：革命生活
冯友兰：清华保护爱国学生
冯友兰：宋哲元兵围清华园
张仲碧：静斋的反逮捕斗争

第二章 毕业季——耐人寻味的最后一课
马彦祥：“话剧”来源

费孝通：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
胡鉴：顺利留校
邱行湘：“人才”的力量
潘光旦：旧清华的人才们都到哪儿去了

附 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曹云祥：1924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

曹云祥：1926年对清华学子的毕业赠言
曹云祥：1931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
梅贻琦：1927年在清华赠别诸君
梅贻琦：在1932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清华校训

第一辑　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学堂的建立

第一章　校史杂说

张寿崇：那桐题匾清华园

先祖父那桐由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1900年6月10日）从礼部侍郎到总署大臣上行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外务部成立，设员司开去行走差使（见单士元著《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奕劻任外务部大臣；先祖父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任外务部会办大臣（见钱实甫著《清代的外交机关》）。当时的外务部根据奕劻等奏定的章程共设四司（和会司、考工司、核算司、庶务司）、一厅（司务厅）和五处（俄、德、法、英、日五处）其中考工司专司铁路、矿务、电线机器制造、军火、船政聘用洋将洋员、招工、出洋学生。美国于1908年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为此成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领导。

那桐的手迹“清华园”，此处为清华二校门

宣统元年己酉八月辛卯（十五日），即1909年9月28日，“外务部奏：拟建游美肄业馆，恳请给西直门外清华园地亩，以便兴筑而隆作育。允之。”（见宣统政纪卷十四）

宣统三年辛亥三月己酉（十一日），即1911年4月9日，“外务部奏：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订立章程先行开学。从之。”（见宣统政纪卷三十四）

《旧都文物略》有关清华园有以下记载：“园为明戚畹李伟别墅旧址。清季清华大学就清华园建立，仍其名。宣统二年开始建筑校舍，三年告成，就原有之陂池丘陵点缀布置，蔚然大观。”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清华学堂的前身是游美肄业馆。游美肄业馆和游美学务处都沾“洋”字，所以都归外务部分管。因此，由身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先祖题写“清华学堂”和“清华园”，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桐与“清华园”匾额》

章元善：封建式出洋

清宣统三年（1911）七月某日，我们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临届出国的学生60余人，在斋务长（相当于宿舍管理员）率领下，到北京东堂子胡同外务部（相当于外交部）大堂，参加尚书及左右侍郎（即部长、副部长）的接见。行列排好，行礼如仪，恭聆“堂官”训话。尚书们训了我们一顿，主要叮嘱三点：1.不许革命，出国要带上黄龙旗；2.不许信洋教；3.不许娶洋婆。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

唐绍明：革命中风雨清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学堂经费被袁世凯挪去发军饷，学生多数离校，学堂只好于11月宣布关闭。次年初，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受命组阁，学堂领导人周自齐、范源濂、颜惠庆等纷纷离校入阁，出任总长、次长各职，只剩下唐国安一人留校。学堂还要不要办下去？一时成了问题。在唐国安独力支撑下，经过积极努力和精心筹备，终于在1912年5月1日正式复校开学。唐国安旋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聘周诒春为教务长。

唐国安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潘光旦：清华的崇美思想

关于清华学校的崇美思想，这是当时国内的潮流，学校无须特别做工作。对洋人，起初是望而生畏，后来则是羡慕。那时候很自然地有这种想法，即能出洋就出洋。况且它退了款，在中国盖了那么多房子，办了学校，很自然地会觉得它不错。清华北院，美国教师住在那里，所以人们叫它美国地，给学生做了榜样，无形中散布影响。查经班也是有影响。体育馆原为纪念一个美国人叫John Jay的，叫John Jay hall，他是主张退款办清华有功的人，以后才改为罗斯福纪念馆。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重拾国文课

清华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外国，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堵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王造时：国学的回归

五四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出现了：或对旧的东西重新评价，或对新的东西进一步提倡，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总的目标是在为中国找出路。在这种时代的大浪潮中，清华的师生自然受到震动，清华重洋崇洋风气不能不有很大的转变，转变到注意本国的东西和本国的问题。何况那时候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后问世，大大地引起了研究国学的人的注意，清华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视国学为无足轻重了。学校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特邀请了梁启超一类有名人物来开些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清华学生办的《清华周刊》还请胡适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了一张“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于是跑图书馆钻线装书的风气盛起来。我除经常看报纸杂志外，还用一段时间钻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期望找到一些东西，结果并无收获。

《清华学风和我》

潘光旦：“和尚”赶“方丈”

在平常的日子里，校长先生的无能、保守、反动，是不容易觉察到的；学校远在郊区之外，自己有道又高又厚的围墙，生活也有着一般的规矩，静静的一个大园子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打钟上课，摇铃下课……生活真有点像和尚庙里的一般。校长先生也仿佛是庙里的方丈，不妨整天打坐。他也深知所有的小和尚们都是一心一意来取“经”的，取了“经”才得诞登“彼岸”，因此，他们与其他庙宇的僧众不同，平时更不得不守些清规，讲些戒律，不会兴风作浪，无事生非，由他稳坐蒲团，不怕当头棒喝。但，1919年，这当头棒终于来到，而当家和尚的无能与反动也终于掩盖不住起来。学生运动的掀起，第一个要求必然是成立全校性的学生组织，而这必须取得校长先生的批准。记得当时的校长是张煜全，一个一望而知是颟顸的官僚，他硬是反对，终于引起了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同学们成功了。接着外交部又派了个罗忠诒，同学们在探明他对学生会的态度后，就把他挡走了。紧接着是金邦正，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和同学们委蛇了好几个月，不作肯定的答复，也终于被轰跑了。在“三赶校长”之后，全校的学生组织终于胜利地搞出来了。在被赶走的校长中间，我只和金邦正打过一次个人的交道，我那几年对娼妓问题看了些书，想就北京市区作些调查，要求学校出封介绍信给有关市政当局，他坚决不答应，认为这不是学生分内的事。这一类人物的封建意识的顽固不化，事实上和冬烘先生们没有分别；即此一例，也就说明了不少。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江文汉：外敌的思想入侵

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学盟在穆德的策划下，规定于1922年4月在我国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大会，由顾子仁担任筹备与执行的工作。开会的前一年，穆德就安排顾子仁到欧美各国陈述必须在北京开会的理由。从下面的一段话里，就可以看出那次开会的意图是什么。顾子仁说：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粹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击，将是困难的。一个占有世界可居住面积的五分之一的国家，朝着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可怕的……在我们学生当中相信唯物主义的是占多数。1920年英美著名的教育家（指罗素与杜威）在中国游行演讲，有的是公开攻击基督教，其他较好的是避而不谈宗教，他们给学生在思想上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把这次国际性会议放在中国举行，我们将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上产生一个深刻印象。……这对未来的无数年月中将给天国带来果实。（译自Ruth Rouse“Th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1946，第280页。）开会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国内便爆发了一个反基督教的汹涌浪潮。在那年3月间成立的反基督教组织，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还有许多地方分别举行的反基督教大会。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人民反帝的觉悟是相当高涨的。穆德确实有意向我国人民示威，因为他不但安排了世界学盟在我国首都的一个国立大学开会，而且紧接着那个会议之后，于同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产生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机构，企图巩固与扩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陈康定：清华“四大导师”

1924年春天，清华学校拟改为大学，同时设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世人称为“四大导师”。四人中梁启超、王国维早已在学术界为执牛耳人物，在政治上也是风云人物，著作等身。梁启超年龄比赵元任长19岁，王国维比赵元任长15岁。而陈寅恪与赵元任长期在国外留学或教学，国内知之者并不算多，又无几本著作，也无几篇论文，足见时人对他们的器重。由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到1925年才开始招生开学，赵元任携妻女离开美国赴欧洲游学。在巴黎期间，赵元任在巴黎大学注册听课，听了许多语言学课程。旅欧期间，赵元任结识了众多学术界名人，并参加了刘半农的博士论文答辩，拍了一些纪念照。1925年5月，赵元任一家与刘半农一家结伴回国。6月，正式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为三位助教，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记语言学家赵元任》

费孝通：阴谋下的人才工厂

帝国主义者拿钱出来收买中国的青年，为了要培养为它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必须找一些好名好义来掩盖这个阴谋，所以这条路子的花样多，走得也比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帝利用“退回庚子赔款”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最初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称清华学堂，又改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叙述，不必在这里多说。

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它和官费与自费有所不同。它是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来招生的，因而使得许多原来在钱和势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学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学的机会，使他们也可以大做其留学美梦。在这种通过考试取得别人的钱去留学的有称之为公费生，以别于官费和自费。我是靠清华的公费出去留学的，但是又不同于经过“留美考试”的公费生。为此，得把清华公费留学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或是后来的清华学堂，都是专门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补习的学校，是一个“加工厂”。招收的是十四五岁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要经过七八年才送去美国留学。凡是考得上这个学堂的就取得了留学资格，加工期满，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这种小学毕业生之外，也有少数年龄较大的，在清华园住上几个月就出洋的，此外还有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清华补助等。1925年这个办法改变了，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1928年学校的名称也改作了清华大学。意思是不再作加工厂，而是个出成品的工厂了。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并不是个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清华还是每年要为美帝遣送一批留学生。于是另外定出了一个留美考试的办法，报考的资格也由小学毕业提高到了大学毕业，而且不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也同样可以报考。每年在报上公布当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额。这叫做“留美考试”。

另外，清华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助教。我是以研究院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公费的。清华的研究院规定至少学习两年，提出论文，经过考试及格可以毕业。每年在毕业生中按学习成绩和考试的分数，经学系的推荐，挑选若干，给予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这种性质的公费留学，除了清华的留美考试之外，还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试，听说中法大学也有类似的公费遣派留学生的办法。在30年代下半期，这类公费留学生的数目在留学生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留英记》

1916年，周诒春就改办大学向外交部提交报告

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学堂

费孝通：留学费——获得途径

留学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这里有“官费”“自费”“公费”等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养洋务人才，派留学生出洋，但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还很多不愿离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国，更少愿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的。因此，留学生的费用全部得由官家负责，此之为官费生。但是留学回来的人，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学而优则仕，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守则，留学回来有官可当，群焉趋之。官费留学的机会逐步就被达官贵人所把持，用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和这些有权选派留学生的权贵没有关系的就沾不着官费之光。沾不着光而又有钱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钱，此之为自费生。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费生和自己家里出钱留学的自费生之外，还有一条既没有钱又靠不上势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学机会的路子，这是一条帝国主义安排下的路子。

《留英记》

崔国良：最早的研究生院

张彭春主张应发挥学生独立思考、研究学问的教学方式。他发现“当时学校里机械式课本的教育，是使教授者学问、人格缩小的制度。”针对这种状况，他在1924年4月提出了办大学研究院的意见，专聘中外某门学术有特高造就的名师来充教授，每位名师只限收纳20余生徒，日常跟学生一同研究著述，而教师也因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由是，清华设立了（国学科）研究院，这可能是中国早期的研究生制。

《“张九先生”与南开、清华大学之创办》

冯友兰：和而不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共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说，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我在当时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当然这些搜集、考订、分析和评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清华大学大礼堂（1921年建成）

清华学堂旧照

陈岱孙：清华新体制

1929年，清华遵照当时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改前此实行的校、系教学行政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于是就出现了院长如何产生的问题。根据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任命。但教授会认为教务长、秘书长主要是学校行政人员，可以由校长直接任命；而院长，作为各学院教学学术工作的领导人，应由教授会公开选举，但为了符合组织法的规定，可于选举后再由校长任命。可能罗家伦在当时已经觉得教授会过问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侵及于明文规定的校长的权限，故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异议。但教授会也固执己见。经过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教授会对每一院长公推出两个候选人，校长在两位候选人中择一任命，但在择任时，充分考虑会上票数的差别。从1929年以后，这种决定各学院院长人选的程序便成为清华体制的一个传统，这事情本身并不太大，但它反映出校内学术民主自由和官方政治控制的矛盾，意味着正在形成中的新体制和校长之间的可能的对立。

在行政方面，当各院成立和院长任命后，就正式成立了以校长为首和由教务长、秘书长及文、理、法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在这时，原有的评议会也经过改组由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三院长为当然成员与教授会互选的成员若干人组成。这两个机构和教授会构成了清华体制的组织基础。

……

在1930年至1931年间，这个体制迅速形成。它的组织基础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在成文的规程上，教授会的权限很简单，只包括：审议教学及研究事业改进和学风改进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建议于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互选评议员。教授会并不经常开会，但对校内发生的大事，教授会是主动过问的。教授会由校长（无校长时，由执行校长职务的校务会议）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互选之评议员人数比当然成员的人数规定要多一人。同时，各院院长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教务长习惯上也由教授中聘任。评议会实际上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它的职权包括：议决大学的重要章制；审议预决算；议决基建及其他重要设备；议决学院、学系设立或废止；议决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主要的法案、章制都由评议会动议、制订。在法定地位上，评议会还是校长的咨询机构，但由于校长是评议会主席，其他校务会议成员都是评议会当然成员，评议会的决议对于校各级行政领导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如果说清华这个领导体制是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则“教授治校”的作用就是通过评议会职能而表现的。

由校长（在无校长时由会议另一成员代理）主持，并由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

《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

安洪溪、孙敦恒：清华的“驱吴”斗争

1931年4月，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任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吴到校后，撤换了原有的一些重要工作人员，任用私人充任教务长、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并极力反对各学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的惯例，强行修改《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下令解散由教授们组成的聘任委员会。吴南轩的擅权专断，破坏了清华的民主传统，打乱了常规教学秩序，引起师生们的公愤。一向正直的张子高对此更是不满。5月28日，清华教授会举行临时会议，教授们一致认为：“新改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于学校前途诸多危险”，决定上书教育部要求立即撤换吴南轩。会上公推张奚若、金岳霖、张子高、萨本栋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了呈教育部电文。该电文历数吴南轩来清华一月的罪状，坚决要求教育部“另简贤能”。在发表给教育部电文的同时，朱自清、吴有训、李继侗、周培源、张子高等四十八位清华教授发表声明，表示：“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下学期即与清华脱离关系。”在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下，吴南轩被迫于5月29日离校。不久，清华大学校务由翁文灏代理，张子高接任了清华大学教务长。

吴南轩

《张子高教授生平事略》

徐辅治：来之不易的清华中学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先生沿公路乘部内小汽车退往长沙。不久政府改组，取消实业部，另设经济部，昊鼎昌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先生初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约一年余，又任贵州省财政厅长，嗣又兼任贵州省田赋管理处处长。是时，原在南京所兼之各项职务有部分仍兼任外，在贵州省尚兼贵州企业公司常务董事、贵州银行董事长等职务。此外先生并全力办理贵阳清华中学，自任该校董事长。校址设在贵阳花溪大将山山麓，教员大都为退往内地之清华同学，经费几全部由先生个人向友人劝募而来，曾造学舍三幢，颇著成绩。当时有识之士，都将子女送往该校肄业，如梅兰芳自己虽不在贵阳，其子女亦送该校住读。先生每逢星期日必驱车前往花溪指示一切，从未间断。先生自抵贵阳之日起，迄离开之日止，即以全力办理清华中学，足有七余年之久，诸如经费之筹募，房屋之建筑，无不煞费苦心。

《周诒春生平简史》

付士禄：清华园沦为日军魔窟

清华园战俘集中营在颐和园东南，有一幢幢灰色的楼房，外面是一层层铁丝网，敌人看守得非常严密。被送到这里的战俘有八路军的，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都编入各个中队和小队干苦役。我们被挑出来分到杂役班，专门干缝纫、搓绳、修鞋的活计。集中营里干活重，吃不饱，还经常挨打，卫生条件又非常差，一旦得了病，就只有等死。这里面也有所谓“医院”，可进了“医院”的人，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只是死得更快些。我们的大哥刚进集中营不久就病死了。老二景永祥没有进杂役班，被分到另一个小队干粗活，因为过度劳累和水土不服，他也病倒了，口鼻血流不止，动弹不得，敌人还逼着他每天打50个苍蝇，否则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还要挨打。我们在杂役班的四个弟兄听说了他的处境，都为他担心。我们虽说都吃不饱，但还是每人每天省下一些干粮偷偷地送给他吃，还帮他打苍蝇。一天，我端着大伙儿省下来的高粱米粥正要给他送去，不料被敌人发现。敌人二话不说，上来几个人就把我放倒，打了我一顿板子，粥也全洒光了。景永祥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就爬到日本军队的汽车道上去寻死，我们知道后冒死将他抢了回来。

《我记忆中的“秋田暴动”》

张友仁：陈岱孙接收清华园

日军虽于1945年8月投降，但由于交通一时难以恢复，西南联大不得不仍在昆明上课，并准备在1946年夏秋间复校。三校各自先行派出先遣人员接管和修葺平津的校舍。清华大学派陈岱孙教授任校舍保管委员会主席，他率土木工程系王明之教授于11月飞返北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由于清华大学校舍在北平沦陷期间被日军占用，破坏严重，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先是主持接管清华校舍的工作，然后积极组织校舍的修缮工作，工作十分紧张。校舍保管委员会进驻清华时，占用校舍的日军伤兵医院只能让出贯穿清华园中部小河的南岸的校舍，北岸仍然住满了等待遣返的口军伤兵，双方以河为界。夜间清华的工作人员和日军士兵隔河相望地巡逻各自的防区。1946年初全面开工修缮，到了8月，才勉强做到可以接待从昆明回来的师生和初步满足秋季始业的各项教研工作。从而为1946年10月清华大学第一批从昆明回来的师生，从北京大学第四院暂住地进入清华园准备好条件。在这以前，只有零星的师生回到清华园。

《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代精英。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1931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

第二章　校长，百年清华的重要奠基者

唐绍明：留美教育奠基人

唐国安从1908年起致力于留美教育工作，到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凡五年，使容闳开创而后被迫停顿将近30年的中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台湾学者林子勋评赞他：“无疑从事容闳教育计划之复活和延续。”他经手选派和培养的留美学生，一批批学成归国，多数从事教育工作和科技工作；

唐国安（左八）和首批庚款留美学生

他们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和留美教育工作的发展，培养了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唐国安可谓是我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承前启后的奠基人。正当唐国安胸怀鸿志，冀图一展之时，不幸心脏病加剧，竟至卧床不起。诚如他所说：“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他以对学校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举荐时任副校长的周诒春接任校长职务。1913年8月21日将辞职报告送上，次日即猝然撒手人寰，终年54岁。《清华学校纪略》（1917）有载：“时政府停解赔款，校费无所从出，校长唐君，奔走筹措，勉力支持，劳苦过甚，又逾年（1913）以心疾死，全校惜之，为立纪念碑于校内。”次年校庆日前夕，周诒春校长为他举行纪念碑揭幕典礼，参加者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由总统府外交顾问蔡耀堂演述唐国安生平。该纪念碑为一铜质纪念牌，悬挂在校务中心“工字厅”正门处，以志其功，永寄思念。唯今已不存。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潘光旦：早期的清华校长

1913年到1922年前后，清华就出现过八个校长或代理校长，平均一年一个——周诒春、赵国材、张煜全、罗忠诒、金邦正、王文显、严鹤龄和曹云祥。八人之中，周诒春无疑地是最有见识、能力与锐气的人，尽管外交部与董事会的压力沉重，还很想有所作为；但刚刚做了三年，就走了。记得他在向全体师生告别的会上，还掉过眼泪，说明他是迫不得已，怀着沉重的隐痛去职的。实际的内情同学们是无法知道的。张、罗、金、严、曹全都是官僚：罗根本没有到校，名字一发表，就给学生挡回去了；曹又肯定他是官僚兼买办，听说他从清华卸任之后，就立刻当上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顾问；赵原是副校长，后来又做过多年的驻华盛顿的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王则以教师兼代理校长；这两人与清华的关系维持得最为长久，从表面说，既非官僚，又非买办，但在思想、作风与生活习惯上，其为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比起其余几个来，至少是不相上下；赵还比较老实，而王则十分狡猾，他不是别人，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具有双重国籍而终于不屑于做中国人的那个家伙（攻打赵家楼时，清华学生召开临时大会，有一个教师建议发动全北京的粪夫罢工，来逼使卖国政府屈从舆论；但这个人的后来的行径，他的中英双重国籍，抗日战争一起，更不知羞耻地成为英国人——充分说明他在那次会上的建议只是旨在为自己打掩护罢了。）周诒春而外，七人者又大都碌碌，一般除能说比较冠冕的英语而外，似乎别无长处，至少没有能在有限的清华年月里施展出来；汉文一般都拿不出手，有的离开一窍不通，也不算太远。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章元善、尚传道：“洋翰林”周诒春

清华大学是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它的前身是1911年4月29日开学的清华学堂。这是一个预备学生赴美读大学的中学，注重英语学习，当时隶属清朝的外务部。倡议把它向大学规模发展，并着手建设，奠其始基的是周诒春先生。先生字寄梅，1883年12月出生于汉口，是徽帮茶商周聿修之子。周聿修，安徽休宁人，以贩运安徽茶叶为业，设泰昌源茶叶庄于天津。他自己南北奔走，生意做得颇具规模。从他的教子及交游各方面来看，他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鉴于当时国家面临瓜分之祸的形势，他决心把他的独子培育成一个洋务人才，聘师授以英文，使之能于庚子前后考入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的圣约翰书院攻读中学。周诒春在校很早就受到教师颜惠庆的注意并得到书院主持人卜舫济（Dn.E.L.Hawkspott）的器重。1904年，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约翰，自费赴美到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选读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约于1908年毕业，得学士学位。他旋即转入耶鲁（Yale）大学进修，结识同学孔祥熙等人。时中国同学中有一个名为“仁友会”的兄弟会（Fraternity），会员中有颜惠庆、孙章甫、朱继圣、何廉、蒋廷黻、黄子坚等人，周氏亦是该会的会员。1909年得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在其母校圣约翰及吴淞公学教英文，应清廷留学生考试（相当于科举制的会试）中式进士，被点为翰林，当时社会上称这科翰林为“洋翰林”。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徐辅治：了不起的周诒春

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卜舫济（Dn.E.L.Hawkspott）及颜惠庆（号骏人），均为其老师。颜惠庆编中国第一本《英华大字典》时，先生亦为编辑人之一。据其同学李广诚（号仲华）言，先生在圣约翰大学就学时，攻读甚勤，终日伏案咿唔英国名著，故对英文造诣甚深，即写普通一信，亦用字精当，文笔典雅。当时北京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每年要编印一本英文年报，分送国内外。有人翻阅历年之报告，见有一年，谓其英文写得特别好。询之，因是年适该会总干事章元善因事出国，系周先生执笔所写。但先生从不夸自己英文如何好，亦不说别人写得不好，反之，如见有别人写得好的信或文章，往往称道不绝。

《周诒春生平简史》

孙锡三：功济后世——周诒春

周诒春先生于1911年担任清华学堂副校长；前任校长唐××卸任后，周即接任校长。在用人方面，周为清华延聘了一批当时的各类专业人员，例如聘任马约翰为体育教员，张凯臣为学生宿舍管理员，前者是美国春田体育专科学院毕业生，后者是美国潘塞尔凡尼亚大学旅馆管理系学士，可以说都是用其所长。在筹划学校建设方面，周亦是竭尽其力。清华大学原为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学堂，政府将原清室的清华园拨给该校改造为校址。在周氏的大力筹划安排下，这座圮废多年的皇室花园才被逐步建设成为一所高等学校。周氏首先筹划建筑了大礼堂、图书馆及体育馆三大建筑，同时又将清华园原来遗留下来的两座旧式建筑，修理拼接而成为师生的游乐场所——工字厅。至于校外的教员家属宿舍，周对其地点、样式亦早有详细规划；当周氏脱离清华后，学校依然按照周氏的原规划进行扩建，直至现在的规模。周经营的清华三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及体育馆，其建筑格式均各有所本。据说，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为此，当周卸任时，一些反对他的人曾指责他是“迷洋浪费”。如今，这三大建筑仍巍然立于清华园内，其工程质量之佳可观也，周诒春先生之功劳亦在久远矣。

《周诒春先生事迹点滴》

章元善、尚传道：创办北京图书馆

为了管理和使用美国退回径交清华以外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在颜惠庆主持下，政府设置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周氏被聘为董事并兼总干事。他到会任事即聘孙洪芬、顾季高、张兹闿等人襄理其事。周氏征得董事会同意，创办北京图书馆。在兴建期间，周氏每天亲临工地监督工程，风雨无阻。他聘袁同礼（字守和）为馆长，袁大力支持他的建馆规划，为今日这个馆的规模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北京图书馆

孙锡三：任劳任怨的周校长

周诒春先生在任清华学堂正、副校长期间，可谓任劳任怨。1914年前后，他曾多次不辞辛劳地伴送清华毕业生去美国留学，为留学者安排在美的学习地点和程序。1916年在他送留学生去美国路过上海时，在先叔孙章甫（周在美的同学）家里，我第一次见着了周先生。周诒春先生在任清华校长期间，还试验性地用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选送了一批16岁左右的青少年去美国学习，由中学学起直至大学毕业。共10人，其中有薛学海、胡光镰、李达等人。这批留学生后虽均在大学毕业，但成绩并不十分显著，且花费亦过大，故仅选送了一批即中止了。周诒春先生不但在任清华校长时工作尽心尽力，即在卸任后仍对清华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并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还对清华同学会给予极大的帮助，为清华同学会基金募集了不少捐款，并在北京市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包括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此后清华同学会陆续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均设立了同学会所，虽然周对这些会所未曾出过很大力量，但终是他首创设置会所的影响所致。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形成团结友爱的清华精神，与周诒春先生的呵护与培养不无关系。是以，所有清华的学生，不论早期亲受过周的教诲的，还是后来20年代、30年代或40年代甚至解放后的毕业生，均以能做清华同学而列入周诒春门墙为荣，众口一致地呼周氏为“老校长”，以示亲切。

《周诒春先生事迹点滴》

章元善、尚传道：和蔼的校长

周氏一点没有校长架子，不拘形迹，深入群众。张锡钧（当时在校的学生，后成为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写道：“周校长经常到各处巡视，调查第一线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令人敬畏，致使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时常警惕，怕校长突然来临，不好交代。”“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有一次我饭毕回宿舍，在长廊途中，迎面有人问我：‘你怀中为何鼓鼓囊囊的？’我以为是一位同学，刚要开口‘你管呢！’仔细一看，是校长，立刻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是饭碗。’校长笑着说：‘手拿着不好吗？装在怀内突出一块，不雅观嘛。’我答：‘是，是。’赶快离开。起初我还以为校长多管闲事，后来一想，校长做得对，因为及时帮我纠正了错误。”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章元善、尚传道：视金钱如粪土能有几人

周氏对于金钱看得很旷达，曾风趣地说：“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他自备汽车（司机工资及汽油都由他自己开支），为各项公益事业奔走，早出晚归，习以为常。每日午餐亦自己料理，即使在友人家吃午饭，亦必伺机致送礼物作为代价。清华同学中有人记得这么一件事：某日周氏忽然对他说，“明天有个约会，我的鞋似乎太不雅观，不知你的鞋合我脚否？”原来他的鞋底已将断裂。周氏自奉俭约，于此可见一斑。周氏自清华离职后，朱启钤等少数人曾一度资助过其生活费用。周氏自己入不敷出，但于公益事业又常筹借款项，尽力捐助，以玉成其事。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潘光旦：我对周校长的印象

周诒春为人正直、直爽、有本领，不像会贪污。他很严肃，同学去找他，他不许你站在对面和他讲话，得站一旁讲。他英文讲得很漂亮。他辞职是因为有人挤他。清华校长是肥缺——省事，钱又多。在外交界干事不胜繁巨者，都想来清华当校长。我和周只有过一次接触。那一次是萨镇冰（做过国务总理、海军部长，我念书时，他正做河南巩县兵工厂厂长）亲自给我送来30块钱（是我哥哥托他的，我哥哥在他手下做事，薪水也是由他发）。萨镇冰找到周诒春，于是周诒春叫我去，开始吓了我一跳，心想校长叫我去还有什么好事，见面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谈留美生活》

章元善、尚传道：被逼离校

1917年，亲日派上台，高尔谦等以周氏“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等莫须有罪名提出控告，逼使周氏辞职。1919级校友黄子坚回忆说：“周氏离校，学生不知底细，只是不愿他离开清华。他在全校集会上讲话流露即将离校的消息，声音有些发颤。我们学生也黯然神伤。他是我一生最敬佩的老师之一。”周氏于1918年1月把校务依令移交给副校长赵国材，含冤抱恨，离开清华，结束了他一生中能抒其抱负、用其所长的五年，时年35岁，开始了他与世浮沉，行其心之所安，聊以托其身心，历时达40年的漫长岁月。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徐辅治：有知识有远见的周诒春

周诒春

到了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组，组织所谓学者内阁，当时参加政府工作的有翁文灏、蒋廷黻等人，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长，吴请先生担任常务次长一职。先生于1月抵南京，在职两年。先生平日对吴甚为钦佩，谓其干练，并精于经济。吴在职期间，曾创办中国植物油料厂、丝绸公司、茶叶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农本局等机构。实业部中之渔牧司司长虞振镛、镰业司司长程义法皆为先生所推荐。先生抵南京后不久，其家属即由京迁沪，住绍兴路静村4号。先生在南京系独身，仅由余作伴，此外有一老仆人。

初住旅馆，嗣租一小洋房在四卫头8号。是时先生终日忙于接见宾客、部附属机关主管人员，以及开会；无暇批阅公文，所有公文均于每日下班时包裹后，带回寓所批阅。有一事足述者：当时有刁作谦之女婿凌某（已忘其名）自建一住宅于南京住宅区，远较先生所租者为佳，家具设备均极考究。是时凌某因就广州外交部特派员，亟须离宁赴粤，愿将房子家具悉让给先生应用，先生则婉言谢绝。彼对我云，如答应下来，将来打起仗来，很难交代。我现在租人的房屋，可以一走了事，爽快得多。可见先生于那时已预见到战争要爆发，使我钦佩不已。

《周诒春生平简史》

章元善、尚传道：不图名而名自至的周诒春

在这27年中，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里有机会接触到周氏。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对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不图名而名自至，不图利且舍己济人。他为人严肃正直，但平易近人。有的人觉得他有时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也就是说，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术不正，他认为不可救药的人，则敬而远之，羞与为伍。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王思立、宋士英、唐宝心：爱护青年人

周诒春对共产党可说是毫无了解，向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但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曾几次营救过被捕的学生。例如1942年秋某日，忽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特务闯进学校，当着校长的面，要传第四级学生吴守铭去“问话”。吴是因为思想进步被贵阳中学开除学籍，转学到清华中学的。小特务是他过去的同学，了解吴的一些情况，又来找他的麻烦。校长唐宝心严正指出，不许任意捕人。小特务掏出手枪威逼说他是“白云会馆”（一个特务组织）派来的，“问话”不是“逮捕”，硬是把吴强行带走了。学校立即用电话向周诒春董事长汇报了情况。周先生听了很生气，转请副董事长何辑五托人，很快地把吴营救出来。

《周诒春和贵阳清华中学》

徐辅治：小房子里住着大学问

1945年春，吴鼎昌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聘先生为咨议，因之周诒春先生离贵阳赴重庆。是年8月抗战胜利，9月，先生任农林部长。时因接收敌伪机构，行政院长宋子文曾邀他赴北京。是时农林部又派徐廷瑚为接收特派员。徐曾对先生云，有一接收下来的日本人住宅，房屋及设备颇好，请先生迁入。先生立即拒之，宁愿住于演乐胡同8号其友人孙锡三之家中，住房为客厅旁之一小屋，余为秘书，在旁搭一帆布床。先生出入所用之小汽车，亦借自孙君，其廉洁有如此者。不久政府“还都”南京，先生又回到南京。第一件困难事情，仍为住房问题。以堂堂一个部长，竟无栖身之所，不得已，借居江苏路一所原为日本人占用、属于其友人程志颐（号觉民）之房屋。唯好景不长，程君以其长期占用，既不付房租，想赶其搬家；又碍于情面，私下以5万美元将房子售一美国人，由美国大使馆出面，要先生于一星期内搬家，真弄得狼狈不堪。时原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任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住在附近之一所洋房内，因之向郑商借房屋两间，暂时迁入。唯如此，会客吃饭，仍有种种不便。最后，中国植物油料厂南京办事处主任刘瑚（号仿夏）睹此情形，为之设法租得莫干路17号小洋房一所，为先生应用，先生家属仍住上海。

《周诒春生平简史》

陈中凡：罗家伦的强者哲学

罗家伦

罗家伦以“创造民族精神”为办学的宗旨，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他本此精神办了一个周刊，叫做《新民族》，由他自任主编，写了百余篇短评在该刊发表。1938年底，汉奸汪精卫由重庆出走，到河内发出对日寇谋和的艳电。汪的奸谋其实早已败露，可是在汪出走之前不久，罗家伦还在他的周刊上做过歌颂汪氏功德的文章，以为他日后利用的地步，无怪有人斥他为“投机政客”了。罗家伦又把这“恢复民族生力的人生观”，推到哲学方面，写成他的《新人生哲学》大著。首先声明，他的新人生观是“一种强者的哲学”，但和尼采所谓“超人哲学”有所不同。他说：“强者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最野蛮的身体；其次要有最文明的头脑；再次，还要有不可征服的精神。”什么人才配讲这种哲学呢？罗家伦举实例证明，最好是历代开国的帝王，如“汉高祖及武帝，东汉光武及明帝”“唐高祖及太宗”“宋朝太祖、太宗”“元太祖、太宗”“明太祖、成祖”“清康熙帝”这类人物，才够得上“建立新人生”，讲“强者哲学”。当前有什么人能继此大志呢？罗家伦毫无忌惮地说：“蒋先生（蒋介石）这种坚强的意志，不但完成了他自己的人格，而且完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格……这不是真凭实据，天下共见共闻的事实！”（见罗著《新人生观》“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这就一针见血，说明他的“强者哲学”，就是以蒋介石为标准的“领袖哲学”！罗家伦又说到“弱者的罪恶”，不独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人家，日本人今天如此凶横残暴，毋宁说是我们把他惯出来的。造成这种罪恶，只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责任“应由弱者自己来负，不应当推到强者头上去”。这就为他所崇拜的领袖向日本投降找到了哲学根据。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我是校长我说了算

清华校长罗家伦因为接近中央，而且据说接近蒋介石，才能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安定基金，增加设备，扩充建筑，自以为可以作终生事业了。但是，正因为他自认后台强硬，他对教职员的态度异常傲慢，除外国教员和少数学生代表外，其他教授、讲师、助教和职员，一概不放在眼里。平日出言不逊，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对低级职员更是信口谩骂，如叱狗彘。因此引起老教员中“十字会”组织的憎厌，暗示学生和他为难。每逢孙中山纪念周，罗家伦出席主持，都是大吹大擂地自我介绍，词气十分夸张。如说到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他是代表蒋总司令同日军交涉的，对死难的交涉员蔡公时和当时外交代表黄郛一字不提。学校布告原用公文纸交书记抄录，贴入布告栏，他偏用五尺夹宣，以他自认得意的行书缮写张贴，末尾更以径尺榜书，署“校长罗家伦”字样，借以自炫。清华原有校歌，沿用多年，大家都唱惯了，他偏要另撰新词，用七尺夹宣，榜书悬诸礼堂。他有时高兴做首打油诗，也大书特书，昭示全校，咸使闻知。学生也就以打油诗替他题了个像赞：“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字吹拍欺，四维礼义廉。”第一句说他的形状：头像猪，走路像狗，两手大如熊掌；第二句说他两眼只看到官僚、权势和金钱；第三句说他惯于吹牛、拍马和欺人；第四句是无耻的歇后语。特登入《清华周刊》的副刊。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1928年罗家伦（前排中间者）就任清华大学校长

陈中凡：罗家伦眼中的日耳曼精神

罗家伦到过德国，书《新人生哲学》中又讲点德国故事给读者听：“我从前在德国大学的时候，常和德国学生在一道生活。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在大学的地理室里，把啤酒瓶子在桌上一顿，就击剑比武起来，其中一人，猝不及防，把鼻尖削了下来，但他一点不慌，立刻把这鼻尖含在口里，去找医生缝起来，第二天他的鼻子用白纱布蒙了，仍然照常到校听课，毫无痛苦的表情。这真所谓古日耳曼的精神！是尼不龙根古英雄中的气概！”（见《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平日击剑比武，把鼻尖削下来也不算什么一回事，何况两军在战场上用起现代武器或细菌毒气，大量屠杀人民，也就不足为异了。哪有像“我国人不争气”，经不起日本武士道小试其锋，就大惊小怪地叫起冤屈来了！在罗家伦看来，这不是“罪恶”吗？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家炀。

陈中凡：最强大的哲学

罗家伦自许要做一个前无古人自成一派的哲学家，自不能不推倒一切，于是把霍布士、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都批评了一通。其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经济史观，也就是经济命定论。以经济条件为人类生活重要条件之一，是不可否认的，若是以此来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现象，那就陷入重大的错误。宇宙的生命不是片面的，人类的生命也不是片面的。人类的动机复杂极了，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固然要吃面包的，有面包吃了，也还要做诗、谈恋爱。”（同上书）这里仅就小市民和小知识者们说，“有面包吃了，还要做诗、谈恋爱”。罗家伦又说“大政治家”还要“以智慧来扩大他意志的自由，以意志来熔铸他人格的统一”，所举的例证就是蒋介石的坚强意志，不必琐及了。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奢侈的闹剧

罗家伦原属寒士出身，至此得意忘形，其生活穷奢极侈，比之北洋军阀时代的头号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校长公馆当然是最壮丽的洋式楼房，室中家具陈设，每月掉换；每个房间的地毯花式不同，也按时更换。古玩、书画，由琉璃厂古董商送来，任意选购，令会计处付款。宣纸、贡笺，成刀供应，除写布告、通知单外，并用作厕所的便纸。宅中备有中西厨房，蔬菜家禽等逐日由学校供给。还要吃北平缺少的鱼虾海鲜，派人到天津采购。厨师任其挑选。其时北平市商业萧条，各大菜馆中的名厨师多就业外地，特到各地访聘名厨。宅中汽车用到两辆，眷属、仆从出门，均由汽车接送。凡此各种费用，都由校长办公费项下正式开支，每月支出在万元以上，多到三四万元不等。这还是有形的消耗，尚属有数可稽，其余无形的透漏，那就无法指数了。全校师生为之侧目，至忍无可忍，最后酿成公愤，演出一场驱罗的滑稽趣剧。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我们不要你了

1930年春季，全校学生经由全体大会决议，排队到校长室，推派代表将罗家伦请出，以决议相示，限其即刻离校。他要求说几句话，希望学生稍留情面，代表拒绝不听。他又要到宅中取行李什物，只允许派人送去。大家随即唱起原有的校歌，用他自备的汽车，把他送出校门。罗家伦在清华两年，不能说没有贡献，徒以骄奢排场，狂妄无耻，加以阴谋借清党排斥异己，至于激动公愤，才落得这样的下场。以后继职的人，如吴南轩，不久即去，翁文灏代理和梅贻琦真除，只有守成而已，都没有罗家伦的胆量，也就没有他的气魄了。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梅祖彦：大楼与大师

1931年父亲在北平就清华大学校长职演说中谈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早期清华的十位校长：周自齐、唐国安、周诒春、张煜全、金邦正、曹云祥、温应星、罗家伦、吴南轩、梅贻琦

他为此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就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大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主张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使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

《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

冯友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韩咏华：没人愿意倒梅（霉）

1931年冬，月涵在留美学生监督处任监督三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李书华（原中法大学校长）请他回国主持清华大学的工作，继翁文灏代校长之后任校长，时年42岁。留美学生监督一职由赵元任先生接替。这一消息传来后，许多美国朋友都不以为然，也舍不得他离开。美国人认为做校长就是做官了，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这里。”

梅贻琦

由于孩子们的学校尚未放假，因此我须稍晚回国，月涵只身先回国赴任。1932年春，我才带着孩子们回来。

从此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年间月涵一直任清华大学校长。那时的清华并不设副校长，所以他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也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以前清华的学生和教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所以有人说：“梅校长不爱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很幽默。”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梅贻琦公私分明

任校长期间，月涵廉洁奉公的作风仍像在监督处一样。过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月涵继任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从未要过他的小车。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巡夜的校长

月涵对学校的安全和学生的学习环境很为关切，千方百计地创造并维持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他极力设法避免外界对学生学习的任何干扰，只要是他能够做到的，他都亲自去管。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前，月涵为防备军阀骚扰教育事业，就有护校的措施。有时他亲自和陈福田、毕正宣等先生巡逻校园，直到深夜。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第三章　漫谈清华的校风与制度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汉文课程

汉文课程的光景却惨淡了。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1时至4时，4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画。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像太多了些。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45分钟之内，他插上了46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学制

这里有必要先说到当时的学制和清华高、中两科的程度。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五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四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共八年之中，前五年或六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两年或三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两年毕业后，再留三年读研究院。我在清华八九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1925年才开始的，1929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多年了。中学拖长到六年，大学只有最初两年，而在这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二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通才教育

所谓德智体三育，德者是富兰克林的德，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德。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在美国大学有这么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我就用上了这一条，自己去转图书馆，逛书库。后来转来转去，莫名其妙地就转到社会学。现在则搞民族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还搞些翻译。反正这种通才教育出来的人，特别是过去旧大学社会系出来的人，什么都能搞一点。清华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我当时就是如此。各种文化知识都掌握一点，到图书馆乱翻书，广泛涉猎。念点Pipecourse（烟斗课），上课时师生叼着烟斗闲谈。我原学动物，后来却搞优生、社会学。解放后又搞民族学，现在，搞翻译，什么都可干一点。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成绩计分制

清华当时“创用”的一种课业成绩计分制，称为“Weighted Credit System”，可译为“权衡计分制”。说“创用”，因为，据我所知道，在国内只是清华用这方法；但我又加上引号，因为这方法一定来自美国的某些大学。这计分法主要的内容是把学生成绩分成五等，超、上、中、下、劣（英文符号是E、S、N、I、F）。劣就是不及格，不得补考。在此法实行以前是容许大、小考不及格的学生补考的。更主要的是这五等的评给有着一定的比例，一班100个学生罢，“中”的当然最多，“上”、“下”次之，“超”、“劣”最少，各占5%；即一次考试，或年终考绩，一班之中，总得有几个幸运的“超”，几个倒霉的“劣”，初不问成绩好的学生真好到什么程度，和坏的学生真坏到什么程度。换言之，这种评分法认定成绩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并无绝对的标准；因此，无论它对一般学生有多大激励的作用，对根底差而学习能力一时还难以赶上的学生是个打击，无论他如何用功，总归是个“劣”，终于要被淘汰！当年清华的课业与教师的评分，一般是紧的，中等科的汉文课尽管拖沓，学生也总得在大考时努一把力，免得陷于“劣”等。五等的计算背后当然还得写个分数，在别的学校，一般以60分为及格，即够得上一个“下”，而清华却要求一个70分的总平均，才算及格，才够得上升级与毕业出洋。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自由教育”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五门或六门，每周上课15—18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六七门，二十几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三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修，总是鼓励学生尽量地多读，每一类选上几门。（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数就行了。这种选修课在某些美国大学里有的已流为“烟斗课”，师生都可以叼着烟斗上课，清华的选修课当时还差一点，没有到此境界。（四）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不太少，当时推为国内最现代化的馆屋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了，环境更引人了，借阅更方便了，于是这种美其名曰涉猎的读书风气更趋于泛滥。（五）无目的地与缺乏指导地提倡所谓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一到高年级，很多课上就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以我个人为例，在出国前的一两年，我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我“成就其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汛滥无归”，即只要汛滥而有归宿，一个人就是“专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我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我灌上大量的米汤。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我自己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就自己当年的感受多说了几句，我想是可以容许的。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值钱处

清华在用人上，后来也是公开的。如果两人中同样好，则用外校的，不用清华的。我做教务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我拒绝了。我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在昆明也有人想把自己的子弟，塞进联大来，我都拒绝了。

《谈留美生活》

霍启芳：创造力的消逝

学校里的管教极严。在五四运动以前，学生们对于政治是不闻不问的，更谈不上参加政治斗争。教的方面，教员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口头答问未讲的一课，每次记录成绩。因此，学生每天都要花很多的备课时间。平时成绩作为总成绩70%；而且每一学科都要取得70分才及格。如学期成绩有一科在70分以下的就要补修，两科不及格的就要留班，成绩太差的就要开除学籍。这就使学生埋头于应付学科成绩，而不可能有自觉创造的能力。管理方面更为严格。

《庚子赔款与清华学校》

冯友兰：教授治校

1928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1928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所举的评议员组成。有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会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二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校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个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所谓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冯友兰：纪律严明的军式清华

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发表演说，提出“四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前二“化”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别名。后二“化”是冒充“革命”精神，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上面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1928年以后，不分中外教育，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等。）是前二“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后二“化”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1928年暑假后，实行所谓军事训练，校长、教务长都穿上军装。学生每晨早操，无故缺一次，记一个小过。三个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有一个同学记到八个小过，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附　清华历任校长及就职演说词

百年清华历任校长

清华大学创建于1911年，其历任校长列表如下：

清华学堂（1911年4月—1912年10月）

周自齐（1911年2月—1912年4月）

唐国安（1912年4月—1912年10月）

清华学校（1912年10月—1928年8月）

唐国安（1912年10月—1913年8月）

周诒春（1913年10月—1918年1月）

张煜全（1918年7月—1920年1月）

金邦正（1920年9月—1921年10月）

曹云祥（1922年4月—1927年12月）

温应星（1928年4月—1928年6月）

国立清华大学（1928年8月—1937年8月）

罗家伦（1928年8月—1930年5月）

吴南轩（1931年4月—1931年6月）

梅贻琦（1931年12月—1937年8月）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1938年2月）

（北大、清华、南开组合）未设校长，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3月—1946年5月）

（北大、清华、南开组合）

梅贻琦（1938年5月—1946年5月）

国立清华大学（1946年10月—1948年12月）

梅贻琦（1946年10月—1948年12月）

清华大学（1949年1月至今）

冯友兰（1948年12月—1949年5月）

叶企孙（1949年5月—1952年6月）

刘仙洲（1952年6月—1952年9月）

蒋南翔（1952年11月—1966年6月）

刘达（1978年6月—1983年5月）

高景德（1983年5月—1988年10月）

张孝文（1988年10月—1994年1月）

王大中（1994年1月—2003年4月）

顾秉林（2003年4月—2012年1月）

陈吉宁（2012年1月—2015年3月）

邱勇（2015年3月至今）

梅贻琦：就职演说

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是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的研究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地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来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确实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第二辑　老清华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一章　投考清华大学

王道立：虚无的年龄限制

余系安徽青阳县人。1910年（宣统二年）在池州中学读书，一日见墙上贴一安徽提学使招生布告，略云：招考公费留美第二级学生十名，考取后，先送北京预备学堂肄业，毕业后，再送美国留学，一切费用皆由公家负责，全省各中学学生，年龄15岁者，皆可报名投考等语。其时余已22岁，不打算去考，亦不能去考。第二天，忽本校监督方作舟召集学生训话。他说，省方招考留美第二级学生，我校诸生应踊跃参加，年龄稍大无妨，只要中英文较好的学生，皆可报名应试；唯报名时，无论年龄多大，应一律写15岁。（那时全国学风未甚发达，一般在中学的学生，年龄总在20岁左右。当时池州中学学生，并无一人年15岁者。）并指定学生中共有十一人可往应考，我亦在内。于是同学等相商，决定响应号召，我等十一人遂于一定日期，起程往省城报名应试。共考两天，考毕多日，再由安徽巡抚衙门发榜。当时对于此举，似特别慎重，池州同学十一人中，我同何幼强二人考取。事后得知，全省录取的十名学生中，并无一人系15岁。

《清华学校点滴》

民国元年2月5日，不满13岁的叶企孙投考清华学堂，在豫园留影。

王道立：复试与假辫

余与叶国士、唐仰虞（同考十人中，仅唐一人在美国毕业，1956年尚任北京矿业学院教授）、何幼强等四人，即往东城裱措胡同池州试馆同住。次日遵照吴提学使在安徽的指示往西城学部衙门报到，听候复试。十余日后，试期已到。第一日试国文、历史、地理，第二日试算学、英语。试毕回寓。一星期后放榜，我等十人，幸无一落第者。（其实全部应试学生，并无一人落第，所谓复试，不过一面表示慎重，一面为将来分班做准备而已。）又数日，接到留美学务处通知，指定日期，着各生往西郊清华园入学上课。并告知于入学前，须将辫发一律剪去，除行李外，其他什物，皆由学校供应，不需多带。（查清宣统三年春季，不但民间无一剪发之人，即出洋多年留学回国者，每出门或会客时，尚要安上假辫，方为合体。我曾亲见留美学务处处长周自齐先生如此。至本年9月间，方有上谕，准许民间自由剪发。）至入学之期，我们四人共雇骡车二辆，通往清华园。当时虽有少数人力车，然座高轮大，且系铁皮，不但颠动力大，亦常有翻车之虞，远道尤不相宜。京张铁路当时尚未设清华车站，故来往普遍皆坐轿车。至园门，有巡警数人，前来讯问名姓，并指示往中等科途径。车行至中等科门口始停。又有工友数人（当时称为斋夫）将各人行李按排定号码搬入寝室。

《清华学校点滴》

潘光旦：清华最早的关系学员

1913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委托江苏省教育行政当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名额只11个，而到南京应考的多到200多人，无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就我个人来说，问题本来不大。父亲从进士馆转京师大学堂，学了不少“东洋”知识，接着又到日本“考察”了几个月，回来后，上面说过，又在县里开办了好几个男女洋学堂，设有英文课；他的朋友中很有几个是方言馆出身的人，有的当着公使，他经常和他们通信，信封上写着“罗马府……”等字样，通行无碍；他每次从北京归来，行李上总贴着中英文字对译的纸条，如“潘大人”对“His Excellency Pan”之类，我从小看得很熟。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内因方面。至于外缘：一是1912年冬我在“两等小学”毕业后，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信，要我下一年应清华的入学试；尽管他于1913年春天在北京去世，这个遗命还是行了。二是那时候我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着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还直接领导着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报名固然方便，录取也就不大成为问题：11个额子中，我和舅父的大儿子，即我的表弟，就占了两额，此中不可能没有“关节”；有人好意地推测说，大概我当时的英文程度不坏，其实当时我连动词中现在式和过去式的意义何居，即什么是“时”，都还搞不清楚。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校园内的特殊阶层

当年的清华也曾吸收过一批擅长运动的高等科插班生，但由于插班考试与平时功课比较严格，专靠运动在学校里混混的“武学生”，职业运动员学生，或向别的学校挖取已显过身手的此种学生——这一类的例子或现象似乎不存在。不过这种学生构成校园内一个特殊阶层的情况还是有的。凡属在体育运动上已表显有成绩而足够某种标准的学生就有资格在特设的小食堂吃饭，这种食堂称为“训练桌”，这又是我在这里临时使用的译名了，当时都用英语呼为Training Table，在没有希望参加而又不免艳羡的其他同学则称之为“雅座”。当时清华学生的一般伙食，八人一桌，八菜一汤，半荤半素，用旧时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本是够特殊的了；但“雅座”则有牛奶，有更多的鸡蛋和肉类，据说非此就“训练”不出来，不能为学校在疆场上争光夺彩。这在许多同学看来是极不舒服的，其中有的固然是出于“酸葡萄的哲学”，但一般认为这里面确有问题：一则一般伙食的营养已经够好，没有这种必要，不必要而为之，是浪费，是制造特权；再则提倡体育固然必要，但提倡体育与豢养打手毕竟是两回事。大家当时也看到，美国大学生活方式的又一部分搬到中国来了，美国大学各有其大学运动队（Varsity Team），受到学校的特权待遇，甚至有特殊的衣服，平时一样地穿，在特制的毛线衫的胸前还缝上大学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至于这种衣服一定要用规定的所谓“校色”，是不消说的了。清华当时还没有效颦到这样一个程度，但特制的服装已经有，是白地紫字，因为“校色”是“紫与白”，这种服装，比赛时固然要穿，平时也一样地有人穿，甚至有把旧的多余的送给非运动员的同学作为内衣穿的。在20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美国大学的体育活动便已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步，连美国自己的电影都不得不加以讽刺。例如有一张片子描绘一个规模很小的大学的种种怪状，第一个镜头就揭示“一座庞大的体育场旁边附带着一个小小的学院”。这种歪风不可能不很快地吹过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当时的清华以及其他大中学校，尤其是教会学堂，在不同程度上，无疑地已受到这股歪风的袭击。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革命年代别样生源

曹汝霖

这里就不妨谈一谈当时清华学生的来源。当时清华分高等、中等两科，各四年，高等科的学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学校直接考选的插班生，大都来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错，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约翰等大学的转学生，来此加上一两年工，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这部分姑且不多说。主要的是中等科学生，他们从进校到“出洋”，多者八九年，少亦六七年，养成清华“学风”的是他们，沾染上清华习气最深的也是他们。他们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对美国庚子赔款所负担的比额不同，所能遣送的学额也就不一样，而就一省而论，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苏、浙、川等省最多，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边远省份少些，少到几年中才轮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经过一些考选手续，表面上公开，实际上至少部分名额受到有权位的人的把持，把自己或亲友的子弟取上。在北洋政府年代，清华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职权来玩些花样，也不一而足；最掩饰不来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儿子，作为新疆省的名额，送了进来；掩饰不来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经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试。当年清华学生的阶级成分，未经调查研究，是不可能作具体的说明的；但各方面的迹象看来，也不难认识到一个大概。上面所说的选考过程就解答了这问题的一大半。官僚、地主、买办、士绅与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占压倒的多数是无疑的。工农出身的子弟，如今回忆起来，竟想不出几个明确的例子来。这可能是由于我自己受了阶级出身的限制，交游的范围狭小，但也不尽然，记得在小学里，我是有过几个过从很密的来自工农家庭的同学的。但反过来，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家庭出身的似乎也不太多。有人也曾觉察到这一点，并且加以推测说：这种家庭有的还十分保守，不送子弟进洋学堂，更不屑于出洋留学了；有送子弟进更阔绰的教会学校，出洋有的是机会，犯不着“预备”上这么多年头。这种推测我认为大致是合乎事实的。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冯友兰：清华的转变

我于1928年到清华。这时候的清华，跟以前的清华，已经有所改变。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国留学。后来计划，先使幼童在国内学习一个时期，再派遣出国。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我在中学的时候，清华招生，我有意报考，但自顾年龄已非幼童（当时我16岁），没有报考。可是我的同班也有几位，隐瞒岁数，也考上了。当时清华的教学，是高中程度。原来计划，毕业后到美国入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很多清华毕业生到美国插入大学二年级，也有插入三年级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独立的思想占了优势，清华也计划转变为正式的大学。我到清华的时候，正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当时的学生，只有几百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制，还是预备留美性质，毕业后出国。一部分是新制，即大学本科，毕业后不出国与其他大学毕业一样，自找工作。旧制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学生，自有新制以后，不再招旧制学生。

这是清华历史中的一个大转变。可是在1928年，清华还仍称为清华学校，在组织上、学风上，还有很多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残余。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达到北平的时候，派罗家伦为校长，接收清华。清华也乘此机会把这些残余，一举扫除，成为一个正式的国立大学。在这一年，清华作了不少的改革。

清华原名为清华学校。这个名字不表示学校的性质。1928年起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确定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的大学。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所以原来归外交部管，不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内。以前的历任校长，大部分是外交界的官僚。1928年后，改归教育部管，与其他大学居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南京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之间也有一番争权夺利的斗争。最后教育部得到胜利。当然，按当时政权的性质说，无论归什么部，都还是在国民党手里。不过归教育部管，可使清华归入正规教育系统之内。这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胡鉴：数学零分入清华的吴晗

吴晗从清华大学毕业时

1931年，吴晗先后以文史、英文100分、数学零分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大、清华都有任何一门功课得零分就不录取的规定。北大据此规定没有录取他，吴晗接着报考清华，清华大学以他文史特别优秀为理由，破格录取了。清华大学这个决定轰动北大，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法学院长周炳琳为失去一个好学生而惋惜。

《昆明——吴晗人生旅途的驿站》

王佐良：良铮的诗风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陷于外敌入侵的困境，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特别争气。在那当口，几所大学办得十分出色，大学师生也是才气逼人。清华是那样一所大学。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就在那样的时候，良铮进了清华的外文系。

我们是同班。从南方去的我，注意到这位瘦痩的北方青年——其实他的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我当时也喜欢诗，但着重韵律、意象、警句。那时候，我们交往不多。

后来到了昆明，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穆旦：由来与归宿》

查良铮

李埏：“当仁不让于师”的张荫麟

1923年秋，荫麟先生年十七，负笈北上，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那时梁任公正在清华主讲“中国文化史”课，所以他一入学便得亲受业为弟子。他素不喜交游，在校中唯与贺麟、陈铨相友善。贺麟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贺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天晚上，梁任公讲课，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问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立即起立致敬。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讲演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贺先生又说：“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学衡》的编者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员。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就我所知，荫麟先生确乎是“最向往追踪”梁任公的，但在学术研究上他真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做到了“当仁不让于师”。而梁任公呢，不因此有慊于心，反而对他更加器重、奖掖。他们之间的师徒高谊，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篇佳话。

《张荫麟先生传略》

第二章　清华课程与校园生活

王道立：强权下的黑幕

上课不到两月，有算学教员美国人在中等科某班教代数时，屡次发生错误。学生等告诉教务长。教务长细查属实，遂与该教员相商，劝他与别的教员换一课目教授。该教员当时不语，旋即奔往美国公使馆，诬诉清华胡教务长排外。公使不问详情，径往庆王府告知庆王奕劻（时庆王为管理外务部大臣），庆王即刻传谕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急速开除清华胡敦复教务长，外务部马上电知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处长。翌日中午，胡教务长即离开清华。三日后，世界语无教员上课，大家始知胡已他去，群相惊讶。越数日始由外务部尚书邹嘉来的儿子邹应欢（时亦在清华中等科读书，与我博物课同班），秘密传出此项消息，并坚嘱勿露。故至今此项黑幕，知之者尚少。自此学校大权，即操于美国人之手。教务长继任人选，非得美国公使同意，不能聘请。

《清华学校点滴》

王道立：“负责”的校医

外国职员，仅有一美国医生，名波尔，独自主持本校设立的小型医院。其医术并不见佳，学友等每患疾病前往医治，多不能见效，或反加剧因而伤亡。于是大家相诫，有病不能在本校治疗。余不幸，于1912年8月间，偶染感冒，身体发热，然不甚紧要，上课饮食如常。不知彼何以得知，一日下课后，校长周诒春忽来寝室，责我既有疾病，为何不住医院去治。我对以偶尔感冒，无关饮食，一二日自愈，坚不肯去。校长说，据医生告诉我，你患的是传染病，假如不治，全校人都有危险，学校制度，医生的话，最为重要，你不能稍停，须立刻去治。说得如此严重，只好晚饭后去到医院。医生即嘱我脱去内外衣，仅留小褂裤，仰卧于床。旋以许多冰袋，置于遍体，坚嘱勿动。他径回住宅。初尚相安，继而凉入骨髓，满身发抖。然院中并无看护，无人可告。约三小时，医生来，拿去冰袋，并说：你的病已好，静养两天，即可出院。说罢遂去。约半时许，我遍身陡然大热，人极烦躁，又流鼻血，迨起身找纸塞鼻，讵血流如注，床前痰桶已满，工友为换一痰桶，又流半桶。血尽而人即昏倒，不省人事，仅存微息。次日晨，众同学来院看我，我已一概不知。同学等不忍，为打电报给天津我的本家伯父（时伯父王仙甫在天津冯国璋处充副官）。彼登时赶来，见病状如此，呼唤不应，遂雇一抬子，将我抬至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青阳会馆，请中医医治。逾二月，病方治好。我再返校，各学友见面，皆为我喜庆再生。至夜间，周校长又来寝室对我说：你今日回校，医生业已知道。医生说你的病，比前更重，非住医院不可。我一时情急，遂对校长说，美国医生与我有什么仇，何以非要我命不可？校长俯首半晌，说我与医生商量商量罢，说完径去。第二天早晨，校长又来，说医生的意思，觉得你气色大不如前。我亦觉得你病虽痊愈，身体似未复原，现在我已与医生约定，住医院系调养，不打针、不服药、不动手术，我每天看你一次。当校长说这些话时，我已窥出他有为难的意思。盖硬迫我住院，于心不忍；而美国医生的话，又不敢违背。我遂对他说：既然如此，当遵命住院。嗣后病虽养好，而身体壮健自此不能恢复。

《清华学校点滴》

王道立：呼吸体操和半夜运动

体操场位于中等科教室的西边，为长方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上面划有足球场、网球场界线（当时尚无篮球、乒乓球等等）。体操教员为美国人舒美科，并不教学生体操。学生入校十数日后，庶务长即招来成衣工与鞋工，将学生身长及脚的大小尺寸量去，不久，即发给每人操衣一套（衣系黄色）、皮鞋一双（黑色），但并未穿过一次。功课表上，并无体操一门课。唯每日上午8点50分下第一堂课时，体操教员手中拿一点名簿，立于课室门外，俟学生开门欲出，彼即招手率领学生等往操场。站齐点名，不换衣鞋，着学生等将手中所拿书本，放于地上，身体直立，彼亦立于对面，教学生作种种深呼吸。10分钟后，上课钟响仍各上课。每日仅此10分钟呼吸，即算完毕体操一课。而另一面在课余时间，该教员则极力鼓动学生等作种种运动练习，如跑跳、踢球、打球各项。每逢星期日，彼必招来清河陆军学校或外国兵营各球队，相与比赛。当时本校高等科有潘文炳、黄明道等亦此中能手，比赛往往得胜。于是愈加奋厉，中等科学生，常有半夜起床至操场练习者，该教员亦热心帮助。学生练习时，彼每亦到场指点。因之当时清华运动一项，颇为先进。1912年秋季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菲律宾开会，中国遂参与焉。第二年春季，华北七省运动会在北京召开，清华连获冠军，名扬全国学界。

清华学校时期的柔软操

《清华学校点滴》

潘光旦：一条腿能否出洋

在清华上学时，我曾有一次问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这话真把我气死了。但当时有一个教图画的美国女教员名叫Star，出来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因为我当时总是考第一名。

潘光旦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出洋的审判

学生的体育活动，几乎从开办之日起就用强迫的方式进行的。学校规定下午4时至5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全部课堂、自修室、寝室都给锁上，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敞开着，平时最不爱活动的小老头子似的学生到此起码要在马路上或荷池边遛上一个钟头；只要在这时间内照章活动活动，其余倒也不作硬性规定。更硬性的规定是在后头。不是人人想出洋么？出洋是末日，末日要有一番审判，审判取测验的方式，称为“矫捷测验”（这是我在这里拟的一个译名，当时我们都用惯英文，称为Agility Test），包括五项，每项要够个标准，即跑得够快、跳得够高、游得够远……你才能取得出洋的资格。每年毕业生中，被搭救一两把而过关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一般说来，这一条章程是执行得十分严格的。因此，它的强迫性实际上是大于每天下午的那个钟头，就是中等科生在七八年之内，高等科插班生在两三年之内，平时总得强勉自己，锻炼锻炼，免得临时上轿发生问题，有碍出洋大事。这种例子还不太少，如现在还在重庆任大学教授的西洋文学专家吴宓先生。也因此，平时，就个别学生说是最后的一年半年，急来抱佛脚而锻炼得极为艰苦的“老先生”们也还不少，往往为平静的校园生活点缀上一些喜剧性的场面；到时总有跑场的人奔走相告：某人某人又在苦练什么啦，赶快去瞧呀！后来，不知在我走后的哪一年，体育终于成为必修课目的一种，和其他课程同样地排进了课程表。成为必修之后，平时要评分，周期有考试，其为带有强制性，是不消说的了。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出洋前夕的演习

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西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我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两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两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谈话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两次取家庭便饭的方式，好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会交际的规矩。入国问禁，未入国门之先，就有机会在“美国地”演习一番。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课程与课堂生活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两小时。每晚还有两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五六个小时专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个学生能坚持爱国而不做洋奴的立场，有着“西为中用”的决心和要求，这四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老小姐。最近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我打下了些底子。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音乐

对中等科的学生，音乐起初采用过上课的方式，由一个美国女教师主持，专教唱洋歌，从《三只瞎老鼠》、《苏格兰大火》一类的儿歌、基督教的《颂圣诗歌》，到见于《一〇一个名歌选集》中的许多歌曲，由浅入深，教了不少。同时又挑选部分同学，组织了初级与高级的两个唱歌队，当时一般用英文呼为Glee Club。尽管那位女教师很严格，其中南郭先生还是不少，我自己就是一个。但一般说来，从中等科读起的清华毕业生都会哼上几声洋歌，大都是在这几年里学来的，后来机会就少了。其中部分对音乐特别爱好并且爱玩乐器的同学，在学校的倡导、组织与财力支持之下，发展为管弦乐队，并且逐年有所扩大；学校当局当然也乐于为此，因为像体育一样，乐队也曾“光大过清华的门楣”。但个别的同学也曾因此而踏上音乐的专业道路，例如不幸早逝的黄自先生和最近在教学之余，还时或出场一显歌喉的应尚能先生。也有个别的同学仅以音乐为表现自己的一种业余手段，一到美国，就不惜花上可观的一注美金，专门吊他的洋嗓子。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右）与费孝通

顾毓琇与清华同窗闻一多（左一）和潘光旦（右一）

顾毓琇（后右三）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右二）、教授冯友兰（左一）、潘光旦（右一）郊游

潘光旦：令人心怡的学习环境

一所千把亩的王爷园子里住上起初只二百几十个学生。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五六百人，居住与游息的条件是足够宽敞的。铁床，钢皮绷，厚草垫，四个人一大间；另有自修室，各有固定的书桌，后来学生多了，自修桌才并到卧室里；图书馆里的座位一直有富余；池边、林下、土山坡上的石磴，到处是读书游息的好去处。满园是花木，九秋的菊花，除园艺工人广泛地培植外，又有一位姓杨的搞斋务工作的职员出色当行地加以指导，尤为量多质美，据说极盛的一年曾培育到200个品种。记得每年暑假回家，一到开学期近，就一心指望着返校，说明校园的吸引力实在很大。每年也有不少边远省区的同学留京度假，则学校把他们安排在西山的卧佛寺、大觉寺等处，也是十分幽胜的地方。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马约翰：踢球不许打架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像话；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迷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马约翰谈他的体育生涯》

章元善、尚传道：奢华体育馆

清华体育馆初建时共用建筑费14万元。体育馆的建筑，最结实，也最科学，就在美国也很难找到一个相当程度的学校的体育馆能够和它相比。除暖气设备外还有热气装置，运动或洗澡时可以把衣服洗后在这里烘干。运动器械如木马、双杠、跳箱都是四副，活棍、哑铃、拉重器械、摇船器械都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室内游泳池，水经过紫外线照射消毒，异常清洁；池内装有压力气管，调节水温，一年四季都可游泳。安全设备也很完善，两边有200个钢衣柜，供同学运动时换衣服用。其他如科学馆与大礼堂也是技术先进，设备齐全，气势雄伟，后来改大学以后，仍为国内高等学校所罕见。

清华大学体育馆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清华大学图书馆

清华学校时期的科学馆外景

潘光旦：制度下的生活和“斋务主任”

学校行政对学生食、宿、游息和课外团体活动的主要管理部门是所谓“斋务处”。中等科的斋务管理特别严。斋务管理人员吃饭和同学一堂吃，夜间熄灯后要到宿舍巡视一周；学生每两周必须缴阅零用账和写家信一次，信即由处中代为付邮；学生所收信件也先经斋务处，然后由处分别纳入特制的多格信箱，一人一格，格有小玻璃门，有锁，信件由后纳入，同学由前开锁取信。犯规记过，三小过合一大过，满三大过开除学籍，这笔账也归斋务处。学年终了，成绩报告书后必附有一些奖惩的纪录，奖用评语，有时也用实物，如墨盒之类；无论惩或奖，实际的教育意义都不大，奖尤其是官样文章。我在中等科前后五年，被记过一次小过，也曾得到过奖语，奖语是“言动安详，殊堪嘉尚”八个大字，一条腿的人也自不得不“安详”些了；但这除了算是把以前所记的小过抵消过去，让家长看了感觉到舒服一些之外，别无作用。总起来说，当时的“斋务处”已经颇有后来的“训导”的臭味；而当时的一个“斋务主任”，外号叫做“陈胖子”的，十多年后，听说终于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所谓“励志社”的一员头目，通过办一系列的所谓连锁食堂搞些勾当。据许多同学反映，迟到解放以前不久，他一碰到凡在中等科耽过的同学，不但都叫得上姓名，并且还指得出学号，也正好说明他没有投错人。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我们吃的不是饭是道德

伙食是够好的，无论膳费是全免、半免或每月付足六元钱的全膳费，基本上都是吃公家的，吃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平时的八菜一汤或四盘五碗，一到11月1日，即全校开始生炉子的那一天，五碗就合成一只大火锅；大米饭、上白面馒头，小米稀饭、拌上香油的各种酱咸菜，除早餐无大米饭外，一概听吃。浪费是很可观的；饭量大的同学彼此比赛、赌东道，最高的纪录是两把重的馒头25个；至于粮食的糟蹋狼藉，是不消说了。很有些人嫌饭菜不好，经常添菜，如香肠、木须肉、白菜炒肉丝之类；饭菜中发现了苍蝇、头发，起初是照章可以更换的，于是老实些的一发现就换，其次发现了不则声，等待将近吃完时再换，等于多吃一盘；最不成话的是，索性自备苍蝇、头发，于必要时掏出衣兜，放进盘碟；厨房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损失当然取偿于其他学生的添菜中了。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传道的校医

记得有一个当校医而兼教生理学课的美国人，一有机会，就要传“道”，就要为个别找他的学生祈祷，而医道与生理卫生知识则很肤浅，平时对病人也不很负责；大家都说他来到清华，是不救肉体，专救灵魂，让更多的灵魂早升天界的。不用说，他们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不像来自欧洲的某些教士，根本不感兴趣。九年之中，我所接触到的几十个清华美国教师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把汉语学得像个样的，只学上一些词汇，不让侍候他们的“仆役”（“boy”）有所误会，从而引起自己的损失，也就“适可而止”；汉文更不必说了。唯一可算例外的是一个西洋史教员，他搜集了不少有关圆明园的资料，琢磨了许多年。而他是有企图的，他准备回国参加博士考试，提出论文。也不用说，他们完全用英语教学，但以前当过中学教师的，方法上往往失诸主观、呆板，刚从大学出来的，又失诸浮浅，口语尽管流畅，教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在文法、修辞、历史典据上，就时常出些岔子，同学在课堂上有的忍不住要当场提出不同的意见。当时我颇以为怪，后来自己到了美国，对美国大学生的程度，特别是对他们的语文修养，有所领教以后，对这一点也就觉得势有必至的了。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识字班”

社会服务活动：一部分同学，老成些的，有些相信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有些是认真的基督教的信徒，这两种人就是这方面的课余活动家了。他们主要是在校内或校园附近做些普及识字的工作。当时的学生，除了为观瞻关系，用学校所配买的床单，早起把自己的床铺盖上而外，是完全不劳动的。因此，各式各样的“听差”，或后来改称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厨丁、厨役、木匠、铜匠、水电工、园丁、火夫、清道夫、理发匠，“美国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数目更加庞大。清华全部师生职员，起初不过四五百人，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劳动人口，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是这个数目的好几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文化，很少几个认得字。于是，校内，就搞起了夜校，校外，如成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桥等村落，办起了些露天的识字班，每当夕阳西下，就有同学轮班出动。为了夜校，学校也出些钱，供给些现成的设备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则物力人力几乎全都是同学自愿提供的了。回忆在校八九年，部分同学有机缘和穷苦的劳动群众直接打些交道，似乎只有这一个方面；而劳动群众，在当时的觉悟程度之下，也还欢迎这种零星的努力。记得在高等科的理发室里，好几年挂着今天全国政协委员陈鹤琴先生的一张照相，而陈先生便是在这方面最出力的同学之一，因此，尽管离校已经多年，还有人惦记着他。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图书馆阅览室

1911年建成清华学堂三院中等科讲堂

唐绍明：浓浓的清华情

唐孟伦有一个胞侄，因生于农历二月十二日传统花节，取名冠芳，后改名贯方，字尉谋，1901年出生于唐家湾鸡山村。自幼失怙，去上海找二伯父，就读于上海商业专科学校。1921年经大伯父孟伦介绍，到清华学校当职员，进图书馆工作。是时，清华图书馆在留美图书馆学专家、馆长戴志骞，代理馆长袁同礼的主持下，无论馆舍、藏书、设备、管理等均极先进，被台湾学者苏云峰誉为“中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的先驱”。唐贯方长期从事参考和期刊采购工作，态度认真，业务专精，熟悉外文，擅长咨询，和许多教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及至80年代中，已近90岁高龄的汤佩松还不忘请他帮助查找资料，他很快找到并复印好，送到汤佩松家里。当年他为学校所订购的书刊，多能反映世界最新学术水平，符合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几十年后陈岱孙回忆他：“历年提出的书刊选购计划，送到院、系审批时，几乎无须改动，即可通过”，“他一个人抵得几人的工作，像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唐贯方爱国爱校，忠于职守，工作勤奋，待人诚恳。自1921年来清华工作，70年间，没有一天离开过清华，没有一天离开过清华图书馆，即使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也在清华的图书馆上班。抗战胜利复员时，龚自知挽留他继续负责昆明图书馆工作，他婉言谢绝；复员途经香港时，亲友们劝他留在香港发展，也被他婉拒。他毅然携家八口，来到战云密布的北方，回到满目疮痍的清华园。他爱清华，心底深处隐含着对祖辈创业所付心血的怀念，蕴藉着对他们那执着的、务实的创业精神的敬仰，甘愿一辈子守望清华园，默默地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并以教育子女传承先辈精神为己任。他眼见今日清华，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心中感到欣慰和自豪。1996年12月3日，以95岁高龄安然辞世。正是：一生服务教育，三代终老清华。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王造时：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西（英）文课是严肃的。学生在课堂上的兴趣完全看教员的教授法而定，有些教员常和学生讨论，或者叫学生与学生讨论；有些教员叫几个学生在课外做参考题，到课堂来报告；有些教员叫学生当堂做完，当堂朗读；有些教员把留声机不时地带到课堂，演唱课本上读过的诗歌；有些教员带几张图画到课堂，给学生传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兴趣大些，这样的课比只是由教员一味讲课的要受欢迎些。

《清华学风和我》

张岱年：我愿意接受教育，但要看是谁教育我

1928年暑假，我报考清华大学，被录取了。开学之后，添设了军事训练，由两个国民党军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退学了。适逢北京师范大学招生，遂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也录取了。当时本拟报考北京大学，那年北大招生较晚，因已被师大录取，就到师大入学了。原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阮庆荪、庄镇基、陈伯欧、陶雄、谷万川等也都考入师大，老同学又聚在一起了。由谷万川介绍，认识了王重民；由王重民介绍认识了孙楷第、刘汝霖。当时王重民、孙楷第等组织了一个努力学社，出版了一期《努力学报》，邀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题为《古书疑义举例再补》，是一篇考证文章。

《耄年回忆》

胡鉴：特殊照顾的对象

1931年8月，吴晗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清华园。因其时他的家境进一步恶化，无力供他读书，胡适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字咏霓）、教务长张子高写了一封信，请清华校方对吴晗给以特殊关照。信文如下：

咏霓、子高二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

弟　胡适

翁文灏收信后，即与张子高、文学院长冯友兰、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等商议，为吴晗在史学系安排了工作，整理前清大内档案，每月可得大洋25元。按当时北平一般平民生活，每月需大洋4元左右，足可供吴晗维持生活及交学费之用。

《昆明——吴晗人生旅途的驿站》

吴季松：清华时代的吴恩裕

父亲在清华度过了三年紧张的学习生活，当时系主任是冯友兰先生，体育教员是马约翰先生。马先生上课只讲英文，不讲中文，这对于英语阅读功底已很深厚，但听说能力较差的父亲可说是十分受益。除马先生外，许多教员也用英语授课。父亲当时的同学有裴丽生和乔冠华等人。乔冠华当时也十分清贫，一件洗褪了色的大褂从不离身。学习期间父亲受老师冯友兰先生影响较大，对国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1933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唐代儒家与佛教的关系》一文。1932年父亲曾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为同乡和同学、共同研究马列主义的挚友、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林里夫保存过党的秘密文件。

《忆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

吴恩裕先生（左）在考察曹氏遗留的书箱

常风：李健吾印象

我是在六十年前认识李健吾的。1929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进山中学高我两班的徐士瑚在当时的清华学校于1925年创办大学部时就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每年暑假士瑚回太原常给我们介绍清华的环境、师资阵营、教学设备、学校建设等。特别是学校在西郊，风景优美，学习秩序特别好，士瑚鼓励我们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他还告诉我们和他同时考取又在同系同班的李健吾原来是山西省人人皆知的老同盟会员李岐山的儿子，其父坚持革命反对阎锡山与袁世凯而被逮捕到北京，后又遭陕晋军阀勾结，在陕西被害。李健吾是有不寻常的难言之痛的身世的。

我考入清华大学（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在西洋文学系和山西同学会的迎新会上，经徐士瑚介绍，我认识了李健吾，不论在哪一个会上李健吾都是个中心人物。他是高年级学生，又是已经出版过小说的成名作家。他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声音响亮又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再配合上他很巧妙地适当运用的手势和生动的面部表情，非常吸引人，我当时不知道李健吾还是一位“客串”话剧演员，在小学读书时就以装扮女孩子在新兴的话剧界闻名。我和李健吾认识之后，每逢在校园里遇见互相招呼一声问几句，没有直接来往过。有时在到西院的路上比较偏僻的荷花池一带看见他踽踽走着，冷眼望去，他的神情十分抑郁，和在人多的场合不一样。在我离开学校后和他的交往中，他的谈锋总是很健，他总是兴致很好。可是忽然之间脸上会隐隐约约掠过这样的表情。他的父亲惨遭军阀杀害给予他的痛苦，是永远铭刻在他心上的。

《追怀李健吾学长》

周如苹：骑马上课的“周大将军”

父亲周培源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后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插班学习，1924年毕业即赴美国深造，1929年9月应清华大学校长之邀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父亲携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姐姐，辗转进入云南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

1920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周培源（左二）与同学讨论问题

父亲在联大当教授，每周要有3天到学校上课。山邑村离联大有20公里左右的路程，父亲就买了匹马，取名“华龙”，如果再有一匹马取名“华云”。也许是因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住在附近而引发的灵感吧。这样每天早晨5点起床喂马、刷马，然后送两个姐姐到车家壁小学读书，有课的时候再去学校上课，没课的时候就回家做科学研究。父亲骑马的样子一定很神气，威风凛凜，因此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先生戏称父亲是“周大将军”。父亲上课就把华龙拴在教室门外，因此联大的学生没有不认识华龙的。骑马是有危险的，一次马惊了，父亲从马上摔下来，脚却套在马蹬上，被拖着跑了一大段路，幸亏被一位农民发现了才幸免于难。还有一次马失前蹄，连人带马一起翻到沟里。不过老马识途，后来每走到摔跤的地方它就绕着走，然而母亲天天为父亲担心。大约两年后，修好一条进城的路，父亲就把马卖了，买了一辆自行车。

《昆明情结——忆父亲周培源与任之恭诸先生》

李埏：教师的竞争

西南联大的课程开设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常见几位教师同时分别开一门课。不仅公共必修课，因学生多，总是分为几个班，由几位教师分别讲授，就是选修课也有一门课程由几位教师同时分别开出的。学生们常常这个老师的听一听，另一个老师的也听一听，总觉得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记得，有一年《楚辞》这门选修课，同时开出三个班，闻一多、游国恩、罗庸三位教授分别讲授，此外彭仲铎、唐兰教授也先后开过这门课。这样开设课程，结合学生的自由选修，便无形中在教师之间展开竞争。不过，这种竞争是“其争也君子”，只会促使每位教师努力增进学业，提高教学质量，而不致引起互相倾轧排挤的弊病，因为竞争优劣的鉴定既不是靠手腕，也不是靠谁的庇护，而是靠学生的选课单和校园舆论。而选课单和校园舆论，是只有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能得到学生敬重的教师方能赢得的。

《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第三章　校园活动与刊物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园学生自治

五四运动以前，清华学生无自治可言，学生的事都是由学校的斋务处管理。五四以后，运动中产生的学生代表团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学生会模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制度，设立干事部、评议部和学生法庭。同时，在评议部内设立了一个校务改良委员会，收集问学意见，拟出一篇改良清华校务的计划书，要求校方采纳。这以后，有些事情学校当局须征得学生会的同意和支持，才能行得通。譬如，开除一个学生，就得先和评议会商量，才能正式公布。学校对学生的封建家长式的管束削弱了。学生会成为代表全体同学，积极干预学校校务，推动学校改革的重要工具。

另一个实行学生自治和改良学校的工具是《清华周刊》。《清华周刊》本是学校最老的一个刊物，创办于1914年春。名义上它是学生的刊物，但五四以前，周刊编辑人员都由校长派定，所登言论，都不得越出学校当局允许的范围，因此并不能真正代表学生。五四前夕，周刊开始刊登些批评学校当局的言论，引起同学们的重视，也触发了校方的不满。校方突然宣布将周刊经费由一千元减为五百元，并不准随意刊登批评学校与教师的言论，其“理由”是学校不能出钱让学生办刊物来骂自己。这当然引起同学们的反对。经过五四运动，学生要求言论自由和改良学校的呼声日高，但周刊在校方高压政策下，批评校长张煜全的言论，仍只能隐约其辞，因而引起同学的不满，强烈要求改革周刊。于是，学生会决定把周刊划归学生会所属的出版科管理，由学生自己推选编辑人员负责，要求学校继续提供经费，否则由学生会自行集资另办学生周刊。学校当局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只好答应了。自此，《清华周刊》开始摆脱学校当局的控制，成为学生自己的刊物，编辑由学生选举产生，文章也不再受学校当局审查了。这样，周刊就成为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和推动学校改良的重要舆论工具。

《五四运动在清华》

潘光旦：我们是这样练习口才的

演说、辩论的练习会与比赛会也经常有，有学校主持的全校性的、有班级性的，也有专搞这种活动的学生社团所举办的，进行时分汉语英语两类。为了提倡英语的演说辩论，学校的英语课中还特设了一门，和这方面的课外活动相配合。教这门课的教员当时也成为同学笑谈的对象，因为他在班上现身说法，指手画脚，往往十分机械，有如看木偶戏或皮影剧，使人起鸡皮疙瘩。例如，他做示范演说，讲“在历史上有那么一个转折点……时”，一到“转折”两字，右手臂就配合着举起来，着重的那么“转折”一下！演说、演说，大抵“说”的内容本来不关宏旨，主要的是“演”，说的道理未必能折服人，而演的姿态动作一定要富有煽惑力。美国政治界和宗教界里所谓成功的人物大都具备这一套本领。我们，作为留美的一部分预备工夫，依样葫芦，又安得放过不画呢？因此，演说比赛场合上也就充满着这一类的表现，能选择恰当的题目，乃至借用一些课题，从而用精辟的语句，说出些较大的道理来的，是极难得的例外。如今还记得的一例是很多人都熟识的洪深同志曾于1916年以《敬惜字纸》的题目获得了汉文演说比赛的亚军。1至于辩论，目的性就更差了，总是为辩论而辩论，或找些模棱两可的与实际全不相干的题目，或虽相干而是非曲直已很明显的题目，反复辩驳一番。只须三寸不烂，掉得灵活，不怕理屈，但要词强，评判员就可以宣告你方胜利。我一直没有过机会去旁听西方议会里的所谓辩论，方式容有不同，精神实质必然是一样的。当时，演说与辩论还曾发展成为一门校际比赛的活动。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舞蹈中的两性关系

舞蹈是唯一没有地位的文娱活动。交际舞只兴于“美国地”和部分留洋归来的中国教师中间；逢年过节，或某些周末，间或举行一次。当晚一定有同学在场外偷着瞧，第二天一定成为同学们笑谈的资料，大家把它称为“合作大会”，说某两人合作得好，某两人合作得差。这种反应是容易理解的。表面上只是好奇，是少见多怪，实际上是当时还属十分普遍的封建意识的反映。当时清华根本不收女学生，几个美籍女教师，中国教师的部分眷属，成为校园内最稀罕而引人注目的人物。女教师每月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请几天假，期前必有人加以推测，替她算日子，渴盼着这日子的来临，除了可以少上一两堂课之外，这其间还包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和悬而不决的引逗心情，是显然的。某教师的宅眷新生孩子；某家专生女孩，教师夫人成了“瓦窑”，也是课余饭后的一个谈柄。封建社会由于日常生活中把两性隔离开来而发生的所谓同性恋爱的现象，在清华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过很恶浊的气氛。既谈到当时对交际舞的态度，也就走笔提一提这一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点滴。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刊物

刊物很多。全校性的有《清华学报》，似乎分中、英文两种，算是学术性的，代表师生的学术水平。《清华周刊》则以议论与报道为主，起过论坛的作用，例如在白话文的问题上，同学们作过比较长时期的热烈的争论。各级和不少学生社团，有时候也分别出些自己的刊物。全校性刊物的经费，由学校负担，其他则同学拼凑些印刷费，也要求学校津贴一部分。最浪费而无聊的，是每一级于毕业离校前所编印的一种留念性刊物，通称为Tsinghuapur，附加上毕业的公历年别，例如，我是1922年毕业的，即称为1922级。这刊物的名称我到今还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前2/3当然是清华的英文校名，尾巴上的三个字母就莫名其妙了。刊物主要是用英文写的，其中包括在校若干年的全级的大事记，一切属于本级的重要事件的特写，当然都是荣誉的事件了，例如得过什么冠军亚军、受过什么奖旗奖章之类；也包括个人的传记，刻画着每一个人的才具、兴趣、志愿、癖习，加上编者的“月旦”；照片与插画多得出奇，有现拍的，也有历年保留下来，专供这一朝之用的；印刷用铜版纸，12开，硬封面，烫上金字，厚厚的一大本；从搜辑到出版，历时大半年以上。后来到了美国，轮到又在那里毕业一次，才明白原来这又是美国的玩意儿，在那儿，大学毕业班的留念册更要伟大，是八开本，重十多斤。不过在清华，我所属的一级在这一点上，倒是一个例外，只匆匆地出了一本小册子，而我个人又被摈不在其列，幸免了这一分灾梨祸枣的罪过。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交钱的刊物

清华学校有周刊和学报。周刊原名周报，开头只有一张纸，后来才成本，寿命最长了。还有一种学习美国的最无聊的东西，是年刊，名叫Tsinghuaper，在美国大学，学生毕业时，每人要花大钱来出这样一本东西，上面有每人的照片和小传等，搞上一大本，比清华的那种大得多。我在美国毕业时，同班的每人要出50元美金，他们要我出，我不肯，并表示不参加，但后来年刊上仍有我。在清华毕业时，我们那一级只搞了一个很小本的级刊，级刊上还特别写上我们没有参加悔过的八个人的名字——因参加“同情罢考”罚留级一年，后来每人写一悔过书了事，我们八个人拒不肯写，被级长开除级籍，用以表示遗憾（这次悔过书是学生自己申请填写的，怕受罚出不了洋。处分是美国公使和董事会决定的，美国公使当时是太上皇）。去年，我在美国大学的同班美国同学又来信，说1964年是我的毕业40周年，又要搞一个级刊，要我寄照片、小传和10块钱（美金）去，我没有寄，可是最近他们还是把印好的纪念刊寄给我了。

《谈留美生活》

马约翰：强迫锻炼

那时，清华全校的中国教师、外国教师和校长都因为学生不肯出来运动，而主张采用强迫锻炼的方式，让学生出来活动，出来玩。所以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强迫虽不好，但对增强学生的体质还是起了作用的。我要求学生要生动活泼，自由地玩儿，自己去活动。不会活动不会玩的，我就去教他们，学生对我都很有感情。

……

马约翰上体育课

关于“强迫锻炼”，前面已经说了一些。当时每天下午4点到5点虽然锁了屋门，但仍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我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发现这些学生，但不是去威胁他们，要给他们记过等等，而是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不被人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那时学生一般都接受我的劝告，躲着看书的，也出来活动了。当然，我的工作，我的说服，只起到部分的作用；对于学生，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压力，是万一体育不及格，就不能出洋。那时有个“五项测验”，2在校学习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放在最后一年可以，提前也可以。当时确实有少数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出洋的。如吴宓，跳远跳了十一英尺多，要跳十二英尺才能及格，他就被我扣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马约翰谈他的体育生涯》

马约翰：清华足球队

清华改为大学后，足球队很负盛名，这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原来华南、华东的足球队，都看不起华北的，认为华北篮球行，足球则非敌手。那时以华东交大的足球队最强。一次他们来到北平，向清华挑战，要同清华赛。我们应战了。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结果一踢，三比一，赢了他们。当时所有北平的报社记者，都大轰一气，当作很重要的消息登了出来。经过这一战以后，清华的足球队就蜚声球坛了。

《马约翰谈他的体育生涯》

潘光旦：清华学生“评议会”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70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1919年起的学生运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1920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我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因何收场，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碰上又一度的学生运动的浪潮，大家无暇于这一类粉饰太平的把戏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如今回想，即使这一整套都学会了，学像了，又将怎样？如果一个人认为猴戏值得一看，那就要看真的，要看大的，美国的政治舞台就一直在开台上演，并且愈演愈烈，也愈空虚。当年的清华也曾极小规模地“沐猴而冠”过一番，但实际上始终受着北洋政府外交部所指派的包括美国使馆的一个参事的三人董事会和这会所任命的校长的统治，师生们何尝真正有过提供改进意见的机会？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分别，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从太平洋彼岸直接输送而来的花招而已。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社

我们在清华时，六个同学成立了一个“⊥社”。闻一多也在内。⊥即古“上”字。这个社什么都管，电影不好，我们提出批评；有人上厕所不守秩序，屎尿撒在外边，我们也管。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基督教在清华

部分同学也搞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以青年会为中心。清华师生中的基督徒不算太少；住“美国地”的教师，其中一部分还是北美青年会代为招聘来的，当然全部是，不消说了；许多通英语的中国教师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和教会学校，至少对基督教有过多年的接触；学生中也有些是虔诚的信徒。有些还是牧师的儿子，吃饭睡觉之前，例须祷告一次。全国青年会的组织看到了这是块好园地，很早就在这里成立了支会，归北京青年会学生部直接联系，学生部的“干事”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现在主持“三自革新运动”的吴耀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时常来校指导工作。当时的经常活动是通过所谓“主日礼拜”、“查经班”以及每年暑假在西山举行的“夏令会”等活动，来传播基督教教义，巩固原有的信徒，吸收新信徒。前两种活动的主领人员，亦即宣扬教义最有力的人员，当然以来自“美国地”的教师为最多，也有圣约翰等大学毕业的中国教员，如林语堂之流。参加“查经班”的同学还不少，其中有的怕人批评，说是借此多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但也确有为了练习英语，参加进去的；至于领班的人往往以英语为“饵”，来钓取学生，是不消多说的了。夏令会则由北京青年会主办，报名参加的不限于清华学生。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郭道晖、孙敦恒：“孔教会”（一）

五四运动对校内尊孔的风气也有很大冲击。过去每逢孔子诞辰，学校放假一日，全体学生都得到学校礼堂去朝拜“孔夫子”，甚至由美国教员率领到国子监孔庙去“祭孔”。辛亥革命前是行跪拜礼，辛亥革命后改为三鞠躬。五四以后，这套仪式也取消了。1916年，在康有为提倡“定孔教为国教”的反动叫嚣声中，清华园里曾成立了“孔教会”，参加者三百多人，占全校学生一半左右，成为全校最大的一个社团。（其中有些人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感情，有心和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洋教”唱对台戏而加入孔教会的。）五四以后，在“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影响下，孔教会的活动也一蹶不振了。

《五四运动在清华》

1914年的足球队。左一为潘文炳，右一为休梅克

潘光旦：三分钟信仰

每年或隔一两年，看情况，青年会又必主办一次所谓“决志大会”或“奋兴大会”，请北美青年会派来中国的有名的“布道家”主讲，连讲两三天；大会终结前，必敦劝听众填写所谓“决志书”，表示皈依的志愿。这些开讲人物的讲法各有巧妙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是“辩才无碍”，声容并茂，富有“演说家”的煽动力；第二是从整个的“中国问题”讲起，把确乎是漆黑一团与危险万状的中国局势说得更加漆黑、更加危险，然后逐步转进到绝无仅有的一线曙光与一颗救星，那就是基督教了。他们从山穷水尽一直说到柳暗花明，却真有一套本领；一次大会之后，总有不少的同学在“决志书”上签了名，接着“受洗礼”、“吃圣餐”，成为基督徒，少数还在附近海淀的教堂里当上了“执事”。但据我观察，这种靠一时的“奋兴”而“决志”皈依同学绝大部分没有坚持他们的信仰，一旦诞登太平洋彼岸，接触到美国社会生活中与教义大相刺谬的种种实际，多数无形地放弃了；个别的为了求一个心安理得，还写过文章，婉转说明所以不得不放弃的理由，更有进一步劝说毕业后准备到中国来传教的美国同学大可不必负起这样一个“使命”。当然，这班同学当初的所以进教，思想上也是很复杂的。他们的宏愿是出洋，信了教，有了个信徒的名义，对这宏愿的完成，无疑地是个便利。有这种出发点的人对信仰当然也不可能太认真，更不说坚持了。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王造时：清华学生的智力发展

在清华八年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从我自己和同学们的智力发展来看，好像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有些人自始至终，天天心向书本，不喜欢参加课外活动。他们的功课，一般说来，始终都是好的。闻一多的弟弟闻亦齐便是这么一个同学。他后来留美学医，回国后在汉口成了有名的医生，可惜死得很早。第二，就是喜欢活动的学生，起初功课很好，后来课外活动加多，越来越“不务正业”，于是成绩便“江河日下”。我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三，有些同学原来功课平凡，说好不算好，说坏不算坏，处于“中”等状态，到了某一个时期，突然开了窍，一下子好起来。同级中有一位王士倬同学，在中等科时“默默无闻”，到了高等科读书、做人忽然来了一个大跃进，受到老师和同学的重视。第四，是有天才的少数同学，他们很年轻就在某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才华。例如比我低三年级的张荫麟，年龄不过十六七岁，便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国学的高深学术论文，与梁启超、王国维的论文并驾齐驱。此君也不幸在1942年任浙江大学教授时逝世了。第五，有些人，对一般功课都无兴趣，成绩自然都不会好，一旦对某方面发生了兴趣，就有所成就。植物学家斐鉴，在清华读书时期，总的说来，是一个大大的失败。他本来比我高一级，因为功课不好留到了我这一级，成绩仍然很差，到了高等科四年级的时候，大有出不了洋的危险。当时，我还替他奔走，向校长办过交涉，要求学校对他稍微放宽一些。他对各门功课似乎都无好感，对植物学的采集标本倒很热心。他往往一人在校内校外摘取各种树叶贴在本子上面，还在西园荒野的地方做了一个窝，养了几只小鸡。后来他在美国专攻植物学，兴趣对了头，竟得了博士学位，成了专家。最后，还有一种人，一直糊里糊涂，天资也不好，无论在功课方面，在体育方面，或在课外活动方面，都显得呆头呆脑。这种人受淘汰的最多。因此，我觉得教育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在于启发、发现、培植、发扬学生的优良个性，使它得到充分的发展、成长、巩固、成熟，尽可能对社会做出最大、最多的贡献，而不应埋没、压制、摧残。

《清华学风和我》

清华大学传统游戏——打驴球

张仲碧：静斋的壁报

静斋的壁报一度冷冷清清，读者寥寥。如何办才好呢？“搞个墙报比赛吧！”王作民提出了建议。墙报仅是一种宣传形式，目的是通过“墙报比赛”把大家都发动和团结起来。

比赛，要有奖呀！

于是，她们把心爱的小摆饰、小玩意儿捐献出来，作为墙报比赛获奖者的奖品。头奖奖品：一个竹根雕刻的古装美人，亭亭玉立，典雅喜人；二奖奖品，一个弹着吉他的西洋女子，金发碧眼，红衫白裤，婀娜风流……这些逗人喜爱的“奖品”在玻璃橱陈列、公布后，立刻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比赛。经过抽签，决定一人主编一期。

参加竞赛的主编们好胜心强，力求把自己主办的一期打扮得吸引读者。那真是花团锦簇，百花竞放。评奖那天，连男同学都纷纷赶来，在票箱里投下一票又一票。比赛结果：高棣华同学获头等奖，竹雕的古装美人儿被她得去了。

《静斋风暴》

潘光旦：娱乐——话剧

演剧与观剧的机会也不算少。有完全属于娱乐性的，时间总是在除夕，各班级都凑些节目，以独幕的小喜剧或滑稽剧为多；剧本有现成的，也有临时编凑的。有属于英语实习性的，则一般用现成的古典剧本，间或用过教师自编的剧本，都有教师指导，在有一段时期里少数同学还成立过一个“戏剧俱乐部”，记得其中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听说几年前当过台湾伪政权的外交次长，后来病死了——在我面前把西洋话剧的所谓三段法吹嘘得如同金科玉律一般。最热闹的一次是1921年，为了救济河北旱灾，募集些款项，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的所谓义务戏，剧名“鸳鸯雠”，是由同学自己集体编写的；学校在“义举”两字的压力下，还掏了不少的一笔钱，其中一部分就消耗在各编写人于漫长的冬夜里吃火锅的上面。记得演出的那晚上，梅兰芳先生是包厢中的一员观众，后来事隔多年，我还听到当时参加编写的一个同学说，他从没有看过梅老板演的戏，而梅老板却看过他编的戏。当年同学们搞的几乎全都是话剧，京剧是不屑于搞的。进城看京戏的师生尽管大有人在，但作有系统的学习而登台演唱，总像有失读书人的身份，是搞不得的。只有家住北京的职工们在这方面还有些修养，间或登场清唱一番。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娱乐——电影

电影在师生娱乐活动中也没有很大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电影还一般的不发达，城里虽已有电影院，由于交通关系，进城观看的例子很少听见。学校与学生团体在这方面从未作过任何安排。但当我在校的最后两三年内，即1920年起，突然有了些“发展”。几个河南同学，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过什么方式与条件，一面从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学校的同意，借用当时的礼堂，即后来称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为演出场所，居然一周一次地开业放映起来。可怪的是，学校并没有招商承办，而平白地多了这一行私营企业。这家弟兄叔侄无疑地掌握着这企业的全部权利，接洽片子，张贴广告，卖票收票，真是经营奔走，不遗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国片子是不消说得的了。美国的哪一类片子呢？如今虽事隔40年，大家还留着极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称为《黑衣盗》（“The Hooded Terror”）的片子，一续、再续……十几续，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场，每场总是满座。这片子的内容，顾名思义，便知非奸即盗，充满着极不健康的刺激与诱惑。但学校始终不管，教师们，即在一个教数学的美国教师的儿子按照这张影片所传授的手法开始盗窃行为之后，也还不管。最后，我们一个爱管些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的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影片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小小的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在改换片子后的最初几场里，观众毕竟少了许多，学生商人的利润显著有了下降。记得我第一次恢复观看而买票入场的时候，收票的那个同学狠狠地挤了我一下。但有趣的是，事隔六七年，我已回国而在上海工作，这个收票的老板同学从美国回来，在赶回河南老家之前，却选择了我的家作为寄放行李的场所，件数很少，书籍衣服而外，似乎没有其他东西。我当然表示同意，相信在他的观感里，我毕竟还是够朋友的。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孔教会”（二）

通过青年会的关系，1922年，清华园还一度被提供作为“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会场。平时一般同学对青年会的活动不大置可否。这次，在1919年爱国运动之后，却有了鲜明的分化。基督教徒与一般青年会会员对这事当然是支持的；一般同学则在一边看热闹，其中有些要把宿舍让出来的，大概也不会太满意；另有少数同学是反对的，他们得风气之先，已经认识到这一类的活动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方面，他们似乎还张贴过一些标语，把这种认识率直地表达出来，而在支持的一面则曾在口头上为之辩护，我自己当时便是辩护人之一。实际上，青年会本身的存在也一直有同学反对，不过从没有具体化；只是在有一段时期里，少数同学成立过“孔教会”，像是对青年会唱对台戏。“孔教会”所由组织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当时“孔教会”的会员中，尚有不少能背诵孟子的这两句话的人，是可以无疑的。

我对“孔教会”的印象不深，觉得它在当年清华学生中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只略略的提到。脱稿后，1925年毕业同学，今清华大学教授李辑祥先生指出，当时“孔教会”的规模与参加人数也很可观，和“青年会”几乎有旗鼓相当之势。果尔，那就正好说明，当年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清华一校里所取得的反映，倒也并不过于偏枯，即过于偏向半殖民地的一面。我的所以见不及此，大概是由我当时自己是属于“青年会”一边的缘故。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第四章　留学生活剪影

章元善：热情的绮色佳人

1911年秋，我同大家一样完成了赴美入校手续，当上了康奈尔（Cornell）大学的文理科一年级学生。9月初，开学不久，我们从报刊上看到国内政局变动的消息。1月1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于南京，从而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一个民主主义时代。这个消息，传到学校所在的绮色佳（Ithaca）全城欢腾。山上山下的居民，见到中国学生，识与不识，都与之握手致贺，热忱地说：这可好了，中国革命成功，中国同我们一样是一个民主国了。祝你们前程光明。绮城虽小，但这里的基督教堂却不少。每逢礼拜日，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都先后被邀去各教堂，参加他们的晚祷歌会（Vepe Sevice）。会众唱完圣诗后，中国学生就登坛报告中国革命消息。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但要完成任务确是不太容易，当年国内消息全靠海底电线传来美国。家信及附来剪报又都是一个月前付邮的。资料来源不畅，报告远远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报告完后，会众纷纷提出问题要求解答，所提问题，五花八门，涉及我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康奈尔如此，其他各校也如此。这种做法沟通了两国人民间的感情，改善了中国人在美国群众中的印象。当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人的国际地位一向高于中国人，虽然都是黄种人，但待遇悬殊。辛亥革命的胜利，爆发了一阵“中国热”。这阵热风，曾为我带来了一段永远不能忘怀的经历。我的一位美国同学的母亲，因为我来自革命的中国，又是她儿子的同学，因此一定要收我为义子。每逢佳节，这位美国老太太必令其子特别款待我一番；圣诞节前，她必亲制蛋糕，邮寄给我。我则向家里要来一些顾绣、景泰蓝等，作为回敬。这种家人般关系一直持续到我毕业回国为止。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

唐绍明：甄别入校

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连续三年考选了四批径派赴美的“直接留美生”，其中包括唐悦良、梅贻琦、张子高、赵元任、竺可桢、胡适、姜立夫、梅光迪、章元善等180人以及胡光镳等12名幼童生。第一批于1909年10月放洋，唐国安亲自护送。抵美后由于各校均已开学，乃利用这一空当，会同“驻美学生监督”容揆对学生进行甄别，依据各人程度，逐一送入美国各类学校就读，直到全部安排妥当，方始回国。此次派遣成功，为以后派遣留学生开辟了蹊径。游美学务处还聘请时任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的唐元湛为“驻沪文报采办委员”（相当于驻沪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是为每年派遣出国之学生办理出国手续。1914年恢复派遣，110余人从上海出发，曾任内阁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亦专门出席欢送会，并加勖勉。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潘光旦：出洋热

关于出洋这件事的引人入胜、寝馈难忘，再用我个人为例，补充几句。家庭要我考清华，本指望着我出洋，在科举废除之后，这无疑地是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兄对子弟唯一最高的期望，在“有志气”“图上进”的子弟也必然以此自期。记得迟到20年前，我问我的五岁的小女孩长大起来干什么，她信口地说出：“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出洋、结婚！”除了我自己在家庭中的影响而外，这孩子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三四十年间我所属的阶级阶层在这方面的一般“理想”。1916年初，我割掉了一条腿，照说应该知难而退，把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收起来，或至少收得近些罢。不错，在病后回家休养期间，我也曾一度动摇过。但转念一想，一条腿上学、毕业、出洋，不更是稀奇吗？物以稀为贵，不更足以自豪么？这才复了学，从此，对出洋的热衷，当然不是减轻了，而是逐年加重。记得将届放洋前一年多，在因参加同情罢考而接受惩处以前，我特地找过当时的代理校长严鹤龄，问他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出洋。他答复得很有趣：“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但不久，校长换了个曹云祥，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而我的成绩又不坏，终于出成了。试想，一条腿的人对出洋犹且如此其不肯放松，其他长得更健全完整的人岂不是更属分有应得，不甘交臂失之。而学校所借以挟持的恰好就是那么一点。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1919年叶企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合影。第2排左起第6人为叶企孙

张邦永：战争杂忆——一个女子的爱国情

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华工在卡勒城中一家杂货店里（卖厨房中所用的各种物品，包括蔬菜、作料、面包、用具等），看见一个中国女子。她是北京西郊海淀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她才18岁，被一个法国军官掳走带回法国。1919年春，华工看见她时，她还不到40岁，天足，有二子都在当兵，有三个女儿在身边，都会说北京话。丈夫已死五年多，死前夫妇间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学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报纸，也喜欢谈世界大事。但她认识的中国字却不多，说是在绣花绣字时学的。她们母女四人见到中国人都很亲热，总是用酒和咖啡招待（口粮有限制，无法招待客人），喜欢问中国的情况，尤其是她家乡海淀的情况。听说我是清华学生，住在清华园，几次带口信请我去。初次见面时，她对海淀的情况问得非常周到，连树木、坟堡都问了。我也问了她一些。由此可知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不但北京城里吃了大亏，距北京15里的海淀，也是抢掠烧杀强奸，等等，无所不为。她一家人都死光，她的香烛店也被焚毁，她被掳走才免于死。她当天留我吃了晚餐，很晚才放我走，还恳切地要我时常去谈谈。后来我又去了五六次。有一次问她，法国人对她怎样？她说，熟悉的人都敬重她，称赞她的许多美德，也称赞她的三个女儿，说她们肉色鲜艳、皮肤细嫩，超过西班牙人（欧洲人说西班牙女子有这两种优点），而且不乱交男朋友。生人也都称赞她和她的女儿，但一提到“中国人”这个字，就显得不够尊重。她感慨地加一句说：“这是祖国太乱太弱之故。”另一次，她告诉我说，她在报纸上看见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在巴黎和会上说“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很使她伤心。1920年春回国前，许多华工都到她那里去辞行，我也去了。她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也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她说：“怎么不想！做梦也在想！不过近来一年多，向许多同胞问了国内的情形，倒使我迟疑起来了。祖国太乱了，人民太苦了，简直是一个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临别时，她满眶含泪地拉着我的双手说：“我多么盼望祖国统一、独立和富强啊！”

《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

梅贻宝：要留美，先学游泳

清华放洋留美，要加上体育及格一项。所谓体育及格，乃是五项运动都得达到指定标准，外加游泳50码。每年毕业班中都会有人暑期留校，专门补习游泳，合格方能留美进修。梁实秋先生刊有《清华八年》一文写来生动风趣。他把他自己留校补习游泳一节，尤其大书特书。有人打趣说，会游泳才准放洋，必是准备驶行太平洋轮船失灵，可以游泳，到达彼岸！总之，清华体育设施，收效甚宏。确乎在一般学生成长中，发生了可观的化育作用。当时校长是周寄梅（治春）先生，对清华校务建树，贡献良多。

《大学教育五十年》

潘光旦：闲适的留学生活

在美国，一个月有美金80元收入，在西部，生活便宜，手边很富裕。东部则勉强维持，在英伦十三州则较紧。在西部上大学的，每年还可节余一半钱寄回来，有人待了很多年，积了不少钱，也有发了财的。当时留美监督处设在华盛顿，监督是赵国材，他只管发钱。我配过一次眼镜，还检查过一次身体，是用了他批下的一点钱，此外和他无接触，他是个无能的老好人。留美监督处实际上没什么用处。在美国，也有学生暑假期间做点工，补贴一下。清华学生因每月有80元，自己好好筹划筹划，是满够用的，不必做工，可专心读书。我有余钱，有一次我的表弟还从我那里拿了一半的钱去。我在美国，有余钱就买旧书，到犹太人开的书店去买，几乎全新的，只半价。回国时，路费也发同样多，520元，但我到码头时，只剩下一毛钱了，还是打电话要家里人来接的。有些人会盘算的，拿了津贴，还可以到欧洲去走走，转一转回来。

《谈留美生活》

1918年，清华毕业生赴美留学，在上海登船时合影

1926年，清华大学赴美留学生70多人在太平洋远航中的邮轮上合影

潘光旦：留美学生中的兄弟会

在美国大学生中有许多社团，完全是社交性质，跳舞、唱歌、交女朋友等等。美国人叫兄弟会，女子大学则称姊妹会，有间小房子，作为俱乐部。中国留学生也学他们，搞社团，不过，不只是玩玩，而是加上了政治色彩。尽管还没有社团以外的人去利用这些社团，但社团以内的人却有人想利用这个东西去升官发财，准备在回国后，大家讲交情，大哥哥对小弟弟拉一把等等。有些人想在美国拉成一个班子，成个小帮会，将来回国后，好在政界形成一派势力，所以就预先准备，互相拉拢。当时有一个叫“十字架与剑（Crossand Sword）”的，是秘密团体，里面清华人甚多，政治性很强。还有一个社叫“Φ&Λ”（希腊字phyandlamda），里面清华人也很多。还有一个叫“FlipFlap”（简称F.F），里面头面人物居多，是搞外交的，如王正廷、顾维钧都在内，里面清华人不多。还有一个“醒狮社”，吴泽霖（是与我同年进清华，和我同一条船由上海去美国的）参加了。这个“醒狮社”不是青年党那个。这些兄弟会彼此常闹矛盾，互相倾轧。我是反对这种兄弟帮会的，认为旧中国这种疙瘩已经很多了，如什么同乡、亲戚、朋友等，现在再加上新疙瘩，是不健全的，像发霉的面粉一样。当时我写了一万字的文章，在留美学生月刊上骂兄弟会，他们还反对。我弟弟到美国前，我就写信叫他不要加入这种组织，可是他不听我的话，还是加入了，现在还在香港做生意。不过我相信，当时国民党势力尚未进到这些兄弟会里去。参加这些社团的人，只是为了自己将来取得名利。

大江学会的成立，是为了和青年党的“醒狮社”唱对台戏。“醒狮社”里有邱椿（1919级），他们也讲国家主义。我们看不惯，就成立一个大江学会。大江学会这些人，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主义则怕，政治立场是改良主义的，也提出国家主义，想搞一点势力。参加的有罗隆基、吴景超、闻一多、梁实秋（现在台湾）、顾毓琇和我，大多是1921、1922、1923级的。大江学会是清华人，出版《大江季刊》（梁实秋写的封面，出过三四期），大江宣言也搞了一大堆，文章是罗隆基的手笔。回国后，我们看到国民党刚兴起，还有点朝气，觉得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回国后大江宣言就压下来未发，大江的人也散了。大江学会里面的1921、1922、1923这三班的清华人，可以说是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了，它代表旧时代的一个尾巴。1924年到美国去的学生，有的搞劳工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所以从1924级开始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如施滉、冀朝鼎、徐永煐。1924年很重要，这是一个分界线。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不想再去美国

1921、1922年，清华已有大一、大二之称。我们出国后，一般是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我进美国Dartmouth大学时，最初插入三年级，念了半年之后，教务长Laycock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对不起，你应该念四年级。我就这样插入四年级了。像哈佛、耶鲁这样名气大的大学，自视很高，就把你压到二年级。在美国，一般规定是念五年（公费可达六年），最长也只能念六年，念到第六年，公费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只念了四年，念完硕士即归国，感到美国的东西左右不过是那一套，回国自己一样可念，因此觉得念多了没意思。闻一多只念了三年。我们这些人到美国，用封建的意识，看不惯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谈生意经、弄钱、搞男女关系等，都看不入眼。我回国后，也再没有去美国，虽则有机会休假去美国，也没有去，也不想去。

《谈留美生活》

梅贻宝：热情的犹太书商

夏天我由美赴欧遍游英、法、德、意诸国。在伦敦的主要任务乃是与普氏书店（Probsthain）接洽《墨子》两书出版事宜。商谈顺利，承他赞许我的英文流利典雅。两书先后于1929、1934年出版，全照原稿刊印。普氏是德国犹太书商，在伦敦落户，酷嗜图书，尤其钦仰东方学术思想，出版一套《普氏东方思想集成》，我的《墨子》两册，即是其中一部。普氏书店狭小拥挤，不可言喻。普氏谢世后，书店由他的外甥谢君（Sheringam）承继经营。1964年我同内人畅游伦敦，参观大英博物院后，顺便到这普氏书店去看看。与谢君晤面，寒暄了一番。未料竟蒙邀请当晚到他家餐叙。他们住在郊外，交通不便。晚餐给我们两位客人煎了牛扒各一只，他们夫妇和十几岁的儿子只吃些土豆之类的食品。吃这一餐饭，我们心里好过意不去，一晚晌不舒服。如此盛情，在欧美各国很少见的，不但可感，而且难忘。

《大学教育五十年》

梅贻宝：带礼服的会议

有一个欧洲的国际学生联合会（I.S.S.）在罗马举行大会，参加学生人数不少，代表若干国家，声势浩大。我亦加入，碰见清华同学罗隆基，我们就被称为中国学生代表二人。当时莫索里尼当权，尽量招摇，设宴招待全体大会代表。请帖言明“限礼服”。欧洲各国学生们出席会议，竟然人人带着一套礼服，真是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罗隆基同我素来就没有穿过这礼服，更不必说置办一套带着来开会。当时深为窘困。最后每人买了一只黑色横领巾，穿上较深色的便装。这两位中国学生代表溜进餐厅，选了个边远地带入了席，便再也一动不动。总算吃了莫氏的饭，听了莫氏的演讲。餐后起舞，我们便趁机退席了。大会结束后，意国政府协助代表们，组织旅游团，畅游意国各地名胜古迹。在米兰工业区，参观意国人造丝厂。最后一站，到该厂出口部，世界地区各占一室，其中竟有很大的一个“中国室”。触目惊心，良久不释。

《大学教育五十年》

费孝通：留学与科举

留学和科举相比还有点不同：封建时代有资格大做其金榜题名美梦的人范围似乎广一些，至少传统剧目里足够反映出状元公这个人物在群众的想象中也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熬得过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会换得成光彩夺目的紫袍。留学却没有这么容易。这是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讲投资，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

《留英记》

费孝通：留学制度的完善

1937年夏天，我从上海出发去英国。到英国去留学这一点还得说明一下：按清华的制度，研究院毕业生符合规定条件，给予公费留学机会的，可以自己提出留学计划，并不一定要到美国去。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成见，认为真是要讲学术，最好到欧洲国家去留学，对于美国的学术水平不太看得起。这个成见有什么根据很难说，可能是由于美国留学生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到欧洲去留学回来身价可以高一些。这是我要去英国的一个原因。但主要的还不在此，上面我已经说过，我的留学计划酝酿已久，是和燕京社会学系里那一批搞“社区研究”的人一起策划出来的，这些人中间带头的是吴文藻。他心里有着一个培养徒弟的全盘计划，分别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把他们分送到英美各个人类学的主要据点去学习，谁到哪个大学，跟谁去学，心里有个谱，后来也是逐步实现了的。他认为我这个人最好是去英国跟功能派的一个头子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去当徒弟，理由之一据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和这位老师有点相像。实在的原因是英国没有美国那种叫助学金制度，派人去留学的机会不多，我当时既然有机会去英国，当然不能错失。去英国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了。我这个事例也说明了在30年代后期，留学制度里确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早期的留学生出国时的水平很多是比较低的，在国内只是准备了一般的基础，专业训练比较差，到了国外才选择专业，选择老师。但是到了我出去留学的时候，不论是经过留学考试或是研究院毕业之后才出去的，都在专业上花过了一番工夫；学什么，跟谁学，这些问题在出国之前都经过一番考虑的。这样加强了目的性和计划性，对于专业培养和提高质量上，看来是有帮助的。

《留英记》

费孝通：严格的英国太太

马凌诺斯基（作者在英留学时的业师）要我搬家就是要我改变我在伦敦生活的社会环境。他介绍我去住的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家，这位朋友是一位40多岁的太太。她父亲是位人类学家，而且是个贵族，写过很有名的著作，名叫John Lubbock Averbury。她嫁给一位陆军的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师长，在前线阵亡，所以她有很丰富的抚恤金。她的儿子在银行里做事，银行老板和她有亲戚关系。女儿是一个有名的新闻记者，写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风行过一时。家在伦敦的下栖道，下栖道是个文化艺术家聚集之区。一座房屋有四层楼，雇有厨师、女仆和管家。在英国社会里，不算阔绰，属于中上，或是上下的那一阶层。她在经济上并没有出租房屋的需要。但是这位中年寡妇却极喜欢和文化人往来，由于她父亲曾是个人类学家，所以她认识不少印度的学者。她和尼赫鲁也相识。印度朋友们的儿女来英国留学就拜托她招呼照顾，她也以此为乐。在她家里可以有些青年人，生活更丰富些。马凌诺斯基把我介绍去，算是对我的体贴，而其实是要我和这个阶级接触渲染一些英国统治阶级的气息。这位太太受了朋友之托，对我管教颇严。她心目中英国文化是最高的，有意识地要我“英国化”。她请客时我得和她的自家人一样参与其间；她有朋友来喝茶，我也要侍坐在旁。而我这个人生性就不喜欢这一套，在这种场合里总是别扭得发慌。记得有一次，她约我去她娘家的乡间一个别墅去，我听说在那里晚上吃饭要换礼服，而我哪里有这一种东西呢，拒绝她又不成，只能临时托故不去。她竟怒形于色；自从这一次之后，大概她觉得“孺子不可教”了，对我也放松了一些。

《留英记》

费孝通：我的生命都用来学习了

直接受他指导的学生除了参加席明纳（一个交流学习的场合）之外，还有机会“登堂入室”，那就是到他家里去，参加他自己的著作生活。师傅是在他自己作坊里带徒弟的。这位老先生是个鳏夫，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好几年，他一个人住着一所普通的住宅，生活很孤独，而且没有规律。想到要吃东西时，自己开个罐头，烤些面包也算一顿。大多时间是在外边吃的。工作时有一个女秘书帮助他。我们这些学生到他家里去，有时也替他搞搞卫生工作，清理一下厨房，把瓶瓶罐罐扔出去一些。他的书房卧室更是乱得叫人难于插足，不但桌子上，连地板上都是一叠叠的稿纸。不准人乱动，只有他知道要什么到哪里去摸。我已说过他是个高度近视眼。事实上他的眼睛已经不能用来工作。他的秘书和学生有义务给他念稿子。他闭了眼睛听，听了就说，说的时候，有秘书替他速记下来。他同时在写好几本稿纸，有时拿这一本念念，改一段，添一节；有时又拿另一本出来念念。这些稿本很多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定稿。有些后来经过他学生的编辑出版了，有些可能还没有。在旁听他怎样修改他自己的著作，对一个学生是很有好处的。普通，我们读的书，都是成品，从成品看不到制造的过程，而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就在制造过程里。成品可以欣赏，却难于学习，但是谁有机会看到一个学者创造思想成品时的过程呢？上面所说的席明纳是创造思想成品的一个步骤，单靠这个步骤还是完不成成品。“登堂入室”又看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工序。他有时也要征求学生的意见，这样说成不成，那样说好不好，一字一句全不放松。资产阶级的学者尽管立场、观点很多是极端反动的，但是在做学问时，严谨刻实的态度倒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留英记》

费孝通：独特的教学方式

还有一种场合他也要打电话把学生叫去，凡是有朋友来和他讨论问题，他觉得哪个学生旁听一下有益处时，他就要把他传呼去。有一次，他和一个波兰学者谈得高兴了，忘记旁边还有异乡人，大讲其波兰话。他曾和我说，学术这个东西不是只用脑筋来记的，主要是浸在这个空气里；话不懂，闻闻这种气味也有好处。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他所用力的地方确是在这里。他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生活、气味、思想意识。在我身上，他可能是失败了的，但是有不少学生是受到了他这种影响。他从来没有指定什么书要我念，念书在他看来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他也从不来考问你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他似乎假定学生都已经知道了似的。但是当他追问一个人在调查时所观察的“事实”时，却一点也不饶人，甚至有时拍着他的手提皮箱（英国大学生和教授们手里提的是一种小型的皮箱），大发雷霆。他对我可能是有点照顾，但是被他呵责也不止一两次。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忽然他在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其实我已尽我所能了，但总是不能使他满意。他实在拿我没有办法，又似乎一定要保我过关，只好叮嘱一位讲师，替我把论文在文字上加了一次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另有着眼的大处，肯这样“培养”一个学生实在是太难为了他。

《留英记》

费孝通：颇具喜感的考试

到了1939年的春天，他催促我，要我赶快把论文写完。他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表面上有说有笑，而骨子里却抑郁深沉。据说他有一种恐惧死亡的精神病症，所以当欧洲的战云密布的气氛袭来的时候，他紧张得受不住，准备去美国了。行前打算让我考过了，好告一结束，所以为我举行的考试完全是一种形式。伦敦大学只派来了一个“考官”，记得是叫旦尼生·罗斯爵士，是一个“东方学者”。考试是在马凌诺斯基的家里举行。他为这次仪式预备了几种酒。这位“考官”一到，就喝起酒来，他举杯为这位老师道喜，说他的这位门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接下去使我吃惊的是，他说他的老婆已细细读过这篇论文，一口气把它读完，足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也可能表示，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他说完了这段话，就谈起别的事来了。在他要告辞时，还是马凌诺斯基记起还有考试这回事，就问他是不是在他离开之前完成一点手续，在一张印得很考究的学位考试审定书上签个字。他欣然同意，又喝了一杯酒，结束了这幕喜剧。

《留英记》

附　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词

曹云祥：1924年秋季开学式上的讲话

今日为本校暑假告终学年开始之期，复与诸君相聚一堂行开学礼。鄙人借此良机，将各方面所有改组办法略述大概。

（一）今年在学校方面，为筹备明年添设大学部问题最为复杂。幸而本校教职员之襄助者甚多，更有顾问五人及同学会等，可以充分讨论陆续进行。

（二）第二次退还赔款，与筹备大学自有关系。鄙人曾有中西文意见书，现在图书馆可以取阅。

按孟禄博士意见组织中美委员会，中国九人，美国五人，将各方面意见书审查讨论，决定如何用款。本校请将该款在清华设立研究院为全国学界硏究之所，若不归清华办理，可另设机关。此款究竟作何用度，须在半年或十月以后始能确定，是以本校大学之发展，尚不能切实定夺。

（三）本学年，本校改良之大概注重体、智、德三育。

（甲）去夏，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时，所遇见之教育家大半面黄肌瘦，足见不注重体育。本校体育部内，现略加改组：曹霖生先生主持军操，马约翰先生、徐国祥先生主持户外运动，乔治中尉与李剑秋先生主持户内体操，虞振庸先生主持童子军。（中四中有自愿入童子军者，可与虞先生接洽；但在兵操队者，须向曹霖生先生处声明。）

（乙）智育方面，全凭新课程之实施及新旧教员之努力。至详细办法，已由教务主任处随时宣布，务希诸君遵守。

（丙）德育方面，去年试办成绩尚可观，今年理当积极进行。现聘全绍文先生为主任，并有戴梦松先生、张子衡先生襄理，当可收较美之成绩。德育问题为修养事业，决不能一旦告成，亦非几位先生所能成就。务须各教职员随时帮助，暨学生中之优秀分子通力合作，其余学生亦须各自奋勉，以图增进立身处世之道，始能收完满之效果。

（四）琐事。

（甲）学生银行，本由学校办理，但不甚经济。今年大陆银行在本校开设分行，本校学生储蓄银行即由该分行办理，以谋便利教职员及学生汇款存款等事。

（乙）去夏，学生返里省亲者甚多，路次危险异常，既有兵燹土匪之虞，酷日霪雨之苦，又有江浙之战。南京、苏州各学校不能开课，本校师生返校亦有为所阻者。诸君今已平安返校，理当在学年内谋三育之并进，宜和衷共济，互相提携，如同一家，造成大团体之精神。使清华之校风发展，而为感化后来新生之基础。

（丙）每年暑假时，不免有大考落第者，常有父兄极力请求成全之举。鄙人以为，若各早自努力，不致辜负父兄之期望，更不致令父兄费此筹划之苦心也。本年务望各教职员随时严切训戒，帮助学生以全孝道。学生当感激师长，力图进益。至于一年之成绩，全在勤读、卫生、修养道德及课外作业之公益事。今年已将各级学业成绩前列五名及试读之学生通告，一则勉励优秀者，一则望师生体恤试读者，促其上进，免使落第。兹于开学之始，为诸君赠言曰“天助自助”（有自助然后有天助），愿与诸君共勉之。

曹云祥：1925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今日为本校开学日。忆去年暑假后开学之日，因有水灾及战事，交通阻隔，教员学生不能如期到校者，颇不乏人；而本年则交通便利，师生戻止，即可继续课业。今日欢聚一堂，非常欣幸。本校于暑假前因沪案问题发生，全国学界有爱国运动之举，本校学生亦热心参加，故在六月十七日仅行最简单之毕业礼，以告上学年之结束。又于暑假期内一切工作，依旧进行，如派送毕业生，考送专科生女生，招考大学部新生、研究院学员等均次第办竣。兹鄙人有发表之意见六项，特分析言之：

（一）本学年为新计划开办之纪元，本应筹备典礼，敦请名人来校演讲。但于事实上略有窒碍，当另择日期，开正式新大学成立大会。

（二）十四年前中美所议定办法，设立清华学校，仅预备学生留美。唯因时局变迁，中国教育界眼光，亦随之而转。是以前年议定改设大学部以冀清华为中国大学之一，去年筹备一年，今日始告成立。自今而后，派送留美学生，逐渐减少，新大学学生，陆续增加。故今年招收新大学学生一百三十二名，研究院学员三十名。曩时每年仅能招收三十名至五十名而已。四年之后，公开留美考试。并非专派清华学生。凡国立大学毕业之学生，成绩优良，并本所习学科，在社会服务二年者，均可应试，每次考送以三十名为限。曾经当代学界名流讨论决定，故此种计划，为中国智识界所赞许。

（三）新计划之大目的能使新教育在中国有自动的能力，而后有生活气象。譬如栽培树木，使其日见繁荣。故研究各科学，不必专恃外国书籍，即研究中国书籍，亦可发展，如地质学、生物学、农学之成绩，协和医院治病之宗旨，研究中国之物质病源，足见有自动之能力，其收效亦颇宏大。希望清华学校将来亦使其能有自动之能力。否则，如民国现时状况，但有名目而无精神。

（四）预备课程大旨，第一步先有完满之普通知识以为基础，第二步有二三年之专门知识能有彻底之研究，第三步注重独立而有系统之思想，不致仅习皮毛毫无实益，俾养成处世之态度，成曰人生观。其课程详细情形，由教务主任说明之。

（五）巩同新大学之根本。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国魂，犹如日本武士道之魂、新意大利之魂，及各国之国魂，其研究院之详细情形，由研究院主任说明之。

（六）所谓教育，并非专事诵读记忆而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为立足社会之准备。否则，教育失其本旨。因现时社会批评留学生或某学校之学生，谓其善于捣乱，从未悉心研究学问，举止傲慢，不受约束，为众所厌弃，此关于人格问题。欲养成人格，于功课之好坏无甚关系，是人与人之接触。故欲求人之道，大都在课外作业中养成之，如运动、军操、组织团体之会社，唯对于功课有余力之学生，方能为课外之作业，倘学生精力仅能对付功课，将来立身社会，仅能为一守分之国民，其他一切公益事务，均无暇顾及。所以本校极注重学生课外作业，特设一部以提倡指导之，庶几谋学业及课外作业之并进。其详细情形，由课外作业部主任及学监说明之。

以上六项，希诸生注意。尚有人格上一极小问题，鄙人每年提及，因章程上并未规定：即师生间之感情及普通之礼貌。如途遇师长或同学，行脱帽、鞠躬、握手等礼，亦希诸生留意焉。

梅贻琦：1932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是本校本学年开始上课的一天，新旧教授及新旧同学到校不久。今天藉行开学礼的机会，使师生们大家聚会见面，同时各同学可以领略各位教授的教言，这是我们最可欢欣的事。本校在过去一年间，正值国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亟，本校校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照常进行，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此诚值得我们庆幸自慰的。至于本学年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的读书，此时自不可知，此后惟有大家在校一天，各人本其职务上应当做的事，努力尽其责任而已。现在藉此聚会，要与诸君略谈几点。因为清华就表面上看去，见其学者来校教书之日众，建筑设备之渐增，似乎大有蒸蒸日上之概。但考诸实际，亦自有其困难，及其危机之存在：一、本校经费，向来稳固，大家从未虑到有何意外之发生。不意今春政府因财政竭蹶，停付英美庚款一年，本校经费来源，即为美国退还庚款之一部。今停付一年，见诸实行，本校立即蒙受影响。当此事发生后，经本人向政府商榷的结果，在此一年间，借给本校维持费国币一百万元。惟因所入不敷所出，即有种种困难发生，只得将可节减者设法节减；可延缓者暂行延缓。其他仍须按照计划渐次进行，总期必要举办、不可或缓者，不使感受影响。现有唯一之希望，只求满一年后，庚款照常支付，本校始可赖以维持进展。如果不然，则大家殊难抱乐观。因本校经费，维持美退庚款拨充，不另受政府资助，已如上言。每月庚款收入项下，除支付学校经费及留美经费外，其尤关紧要者，即此后本校基金之积存，端赖以后数年中之美国退款之余款拨充。倘一年以后庚款再有问题，则基金成立困难，而学校根本动摇，所谓危机即在此。二、即本校今年收录新生之多，为历年所未有。各地学校或受时局影响，或缘特殊原因，使一般青年求学问题发生困难。故今年投考本校者，亦较前激增。本校尽力之所及，特别增加名额，俾多于外间同学一求学机会。现在新同学，竟占全体学生三分之一，其中因素因习惯之不同，以及所受训习之各异，在团体中难免有参差不齐之处，希望新旧两方面融合起来，共同保持清华以往的良好的学风。我们也相信清华也有很多应行改良之处，我们亦要设法纠正，其固有之优点，大家亦要爱护保持，一方面要靠旧同学随时检点，来作榜样，同时还希望新同学大家多多注意自勉。三、本校一年以来，有些新的发展。例如法学院法律学系之增设，工程学科之扩充。此外若已进行之各项建筑，不久皆可完成，在外观上看来，总算不错。再加上园内生活之安适，读书研究之便利，大可闭起园门，埋首用功，不必再问外事。但大家不要因自己环境之舒适，而忘怀园外的情形。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吾们如果要像欧洲中世纪僧院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我们要纾难救国，不必专以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宣传效果之如何，是大家所共知的。我们应该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这样才可以把学问做活了。我们的学生将来才成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以后谈话机会甚多，余不多说。现在即介绍去年休假出国、新近回校的各位教授讲演游历各国之感想，以增加我们进取的精神，并请各位新聘教授赐以教言……

第三辑　老清华的名人与课堂趣事

第一章　清华名人堂

王道立：胡敦复——分级受学制

中国教职员中，学生最敬爱的是教务长胡敦复先生。胡系江苏人，他在清华时，与学生感情极为融洽，因为当时各省新来的学生400余人，程度甚为不齐，（清华制度：中等科五年毕业，共分五个年级，毕业后转高等科，三年毕业出洋。）且那时中国学校开办不久，学校功课多以国文经史为主要的课程，英文、算术尚不十分注意。只有教会学校（即圣约翰、汇文等外国人所办学校），英文、算术偏重，程度较高，但对国文又不大注意。故此次清华分配年级有相当困难。如以国文为主，则英、算程度相距太远，仰攀不易；如以英文为主，则国文好的学生，俯就太低，又不感兴趣，等于耗费光阴。在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势之下，而胡先生竟为此四百余学生所分之年级，俱两无遗误极相吻合。其办法是某人某课程度高，则分入高年级，某课程度低，则分入低年级。高年级功课卒业后，再以此时间补习低年级功课。此不但不费光阴，并可能学业速成。故有一人分至三四个年级者。如我的英文分二年级，历史、地理、博物分三年级，算术分四年级，国文分五年级。亦有一班仅有一人者，如世界语班仅学生某一人，而本校又无此教员，乃由胡先生自己兼教。盖不顾学校与自己的费事，而不肯耽搁学生一人一课的学业。故师生感情融洽，自不待言。

胡敦复先生

《清华学校点滴》

马约翰：不能做“东亚病夫”

我初来清华时（1914年），教化学。有一次，跟校长周诒春谈体育问题，他起初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有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清华每年要送出一百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吧！因此学校才考虑到搞点体育，活动活动，除了盖图书馆、大礼堂外，也盖个体育馆。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清华的学生，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尤其长于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

马约翰（左）指导学生跑步

总之，那时我们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

《马约翰谈他的体育生涯》

吴泽霖：梅先生三件事

清华初期，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它组织了许多课外的“查经班”，读英文圣经，学生是自愿参加，一些中、外教师被聘担任指导，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聚读一二次。梅先生是基督教徒，也被邀指导一个班，我和潘光旦都参加过他的班。圣经是用古英文译的，梅先生不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在辅导阅读时不无困难。我们在阅读时所以尚能顺利理解，显然是梅先生事前费时推敲的结果。

在梅先生执教初期，中学部学生每晚七至九时，照例在自修室内集中自习功课。校方派教师巡视督察，解答学生们提出的疑难问题。这是一般教师最不愿意承担的额外负担，而梅先生年复一年地在轮值的夜晚里，踏遍这些自修室的外廊，耐心地辅导学生，为其他教师节省了大量的备课时间。

自马约翰先生来到清华后，清华一向贯彻周诒春校长首先提倡的学生普及体育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只要晴天，一到下午4时，所有教室、宿舍、图书馆，甚至小卖部尽行关闭，学生必须到体育场上活动一小时，为了支持这一有利学生健康的措施，不少教师也自动响应号召，组织了各种体育活动。梅先生在这方面也是表率。他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常常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们一起练习和比赛。

《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

陈康定：情定杨步伟

赵元任和杨步伟

1920年春天，赵元任接到清华学校的邀请，请他到清华教数学。他向康奈尔大学要求休假一年，于1920年7月25日搭乘中国邮船公司的“尼罗号”回国。回老家常州住了几天，便去北京清华学校上课了。校方安排他教授物理学和心理学。在一个偶然参加的聚会上，赵元任结识了当时森仁医院的院长杨步伟女士。两人可谓是前世姻缘，一见钟情，感情飞快地发展起来。

杨步伟，安徽石埭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生于南京的一个皖南望族后裔的家庭。她的曾祖父与曾国藩同年中进士。祖父杨文会，曾任驻英法参赞，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落成，曾代表中国出席典礼。后来无心为官，一心钻研佛学，成为我国现代佛学的开辟者。杨步伟曾官费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开办了森仁医院。

1946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银婚纪念照

回到北京不久，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了。他们的婚礼很有自己的特色，简单但富有意义。他们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给亲人寄上结婚照片和通知书。唯一的客人是证婚人胡适，唯一收下的贺礼是胡适评注的《红楼梦》。在结婚照片上刻有如下格言：“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自此之后，这一对新式人物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生活了近60年。

《记语言学家赵元任》

孙敦恒：吴宓的罗曼史

毛彦文于1920年自湖群女校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外文科，两年后转学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适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之女熊芷同学。毛彦文在校中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广交朋友，1922年出任女权运动同盟浙江支会临时主席，成为一位女权运动的活跃分子。1923年朱君毅自美留学归来，不满于毛彦文的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双方感情破裂而解除婚约。吴宓是朱君毅在清华学校的同级同学，对毛彦文两次婚姻上的遭遇甚为同情，两人相识后经过接触，同情很快发展为恋情。吴宓后来曾多次申言：“予平生所遇之女子……实际上，予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吴宓诗集》卷末，第198页）海伦是吴宓对毛彦文的爱称，在《吴宓诗集》中，凡是提到海伦，或题下未提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作。

吴宓与毛彦文相识后，在《南游杂诗》中有一首言其“话别”的心情：

话别依依未忍离，

双星今夕渡何时。

余生可许常相慰，

寂寞人天再见期。

（《吴宓诗集》卷10，第8页）

《吴宓恋爱的浪漫曲》

史说：美国两大军校

孙立人，字仲能，安徽合肥人。早年入清华学校。那时清华学校只是庚子赔款留美求学的预备学校。孙立人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美国在南北战争时，北军的军校在西点（West Point），南军的军校在弗吉尼亚。南北战争后，西点成为唯一的正式陆军军官学校。弗吉尼亚军校以南军失败而被关闭，后来又以私立性质复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点毕业的大都任美国陆军军官，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大都任海军陆战队军官。艾森豪威尔是西点毕业的，而马歇尔却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

《我所了解的孙立人》

孙敦恒：吴宓延请四大导师

一个学校办得好坏，教师是至关重要的，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吴宓教授接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筹委会主任后，即协助校长积极物色延聘国内著名学者、精博宏通之教授来校执教。到1925年6月中旬，所聘教师先后到校的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陈寅恪虽尚未到校，但已接受清华之聘约，并已函告“明春到校”。至此，清华国学研究院之主要教师已聘齐，当时王、梁、赵、陈被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四大导师。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孙敦恒：吴宓知人善任

吴宓教授来清华前曾任西洋文学教授多年，他又博通经籍，酷爱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次被委以国学研究院主任，时人多谓“清华得人”。

他待人诚恳，尊贤爱才。王、梁、赵、陈四位大师，当时就学术声望来说皆在其上。就年龄来说王、梁则长他一二十岁，但他们彼此尊重，倾盖论学。

四位大师对国学的造诣博大精深，各有专长，且对西学亦极精通。就说王国维吧！他通晓日、英、德等国语文，“遍读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诸西书”。吴宓称赞他说：“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余独喜先生早年文学、哲学论著；以其受西洋思想影响，故能发人之所未发”。再说陈寅恪先生，其国学造诣驰誉海内外，世界各国语文通晓三十余种，英、法、德、俄、西、日等文自不必说，蒙古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逻文、匈牙利文无不精通，甚至一些中亚已不再使用的“死亡”文字也能通晓。吴宓对他的学问之渊博甚为倾倒。他们两人的交往，始于哈佛大学留学时期。那时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吴宓后来曾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他积极主张聘请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李任夫：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每次来校，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他真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他的话确是我们研究学问的指针。梁先生是文满天下的人，凡是读过梁先生文章的，无不为其带感情的笔锋所吸引。他的文章议论纵横，笔锋犀利，而又深入浅出，是人所共知、自成一格的。可是出乎意外，他的口才却赶不上他的文才。在行文上他是思如泉涌，下笔万言，得心应手。然而在讲演上，他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我们发觉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我平生听过不少名人讲演，很少看到这种表情。即以孙中山先生的讲演而论，在他讲演的时候，时间长了，也偶尔将两手往后交叉，但是他的态度却是从容不迫的，他的这种动作，反而引起人们的兴趣，能提高听讲者的注意力，决不像梁先生那样使人发生急迫感。这确是一个鲜明有趣的对照。也许是梁先生在讲演上的训练不及孙中山先生的驾轻就熟吧。

梁启超先生

《回忆梁启超先生》

周传儒：卖字维持松坡图书馆

梁启超每天饭后休息10分钟，抽支烟，在7点多钟开始写字，每晚都写，一个大字卖8块钱。北京的松坡图书馆是梁任公发起创办的。因为是私立，经费无着落。图书馆房子原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传说闹鬼，没有人敢住，所以只花了很少钱买下，每月开支由梁卖字收入来维持。我每天侍候梁写字。他书房中有一个大瓷筒，装有很多宣纸，都是人家托他写的。他一般都站着写大字，我为他持纸。也有人托我请梁写字，我就叫他买了纸来，到时候我把纸送上给梁写，写好后梁问我上款题什么我就报给他，他即写了上去，也记不清谁曾叫他写。我就这样为朋友熟人找梁写了不少字。梁这样卖字，每月可得二三千元。

《回忆梁启超先生》

杨鸿激：梁启超的爱好

梁氏因少年得志，几十年来成为达官显宦，社会名流，所以一举一动，均令人注意，平时深居简出，养尊处优，一切娱乐消遣均以避开群众的室内活动为主。我亲见梁氏每晨起床盥洗后，即从事案头工作，所有来往信函电报，都由他的亲信随从一件一件地整理好，并代他剪开封口，递给梁氏阅看。我很奇怪梁氏为什么连这点轻微的动作，也要他人代劳。至于体育活动则没有一样为其所喜爱。梁氏自备一辆新型“巧克力”颜色的轿式汽车为外出代步之用，但是为了有机会锻炼身体，有时也“安步当车”。梁氏居家的时候，常携带着最小的儿子思礼花园散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则也不过在西园住宅附近喷水塔一带玩玩，有时对思礼叫“一”“二”“三”的口令，使小儿子学点兵式体操而已。

梁氏一向自称为“居住北京，经常人事冗沓，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著述，也不可得”，所以才避地西郊的清华学校。但静极思动，到了星期六所谓“周末”和礼拜天，便回北海快雪堂接见宾客，并与当时所谓财政金融“巨头”如王克敏等大官僚搓小麻将，以寻乐消遣。

梁氏第二种屋内的消遣，当为临帖写字，他不论在天津、北京和西郊清华园的书房里，随处都悬挂着一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羊兔狼毛所制的毛笔，而且都有一张既长且大的签押桌横放在中间。上面经常有一个放置大雪琉烟的盘子，这是梁氏作文构思时的刺激物。此外便是一些砚台文具。因为梁氏有暇即喜欢临帖练字，他的书法，由北魏碑体脱胎出来，很有新意，均为时流所称誉。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质也一概拒绝使用，所以他不像欧阳询那样的“不择纸笔”，而倒像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管、毫、墨、纸，处处考究。所以梁氏的笔迹书法，墨光焕发，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梁氏对于三代钟鼎彝器一类的古董似乎没有特别搜集的嗜好，惟某次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一个既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一个明末清初大汉学家顾亭林的墨宝手卷，这是他在1924年撰述《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所最心爱宝贵的珍物，而我当时也幸获有展阅拜读的难得机会。此外梁氏又曾把他从非洲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意大利邦俾古城所得的砖石，放在外客厅里特制的玻璃匣内，亲笔加以说明解释，这便说明他足迹所至，对人类过去历史陈迹，很感兴趣。

梁氏听戏的嗜好，虽没有上瘾，但他和其弟启勋，都曾作过传奇剧本，对戏剧的重要性，兄弟俩都有共同的认识，对老艺人更为敬重，甚且还有交往。梁氏居家在饭后午睡之前，总允许家人开一下用手摇动的落地大型留声桃，听几出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所唱的京戏，在当时尚无无线电收音机，已经算得是最高的享受了。

《回忆梁启超先生》

李任夫：乐观主义者——梁启超

在一个星期天，楚中元同学为了要请梁先生为他的诗稿题封面，约我一道去看望梁先生。因为我也想请梁先生写字，便欣然同往。当我们到梁先生那里时，他即很热情地招待我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可见他是很平易可亲的师长。在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马上欣然命笔，首先为楚中元写了封面题字，还盖上印章。次即为我写了副对联，原文是：“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写完之后，他一再对我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上一句是老子‘祸兮福所倚’的话，下一句是墨子《非命篇》的意思。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他这番话，可真是语重心长，我和楚中元都很感动。虽然时间已逝去了将近60年，每一回想，不仅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而且他的话，也给我一种前进的力量。很可惜这副对联，不幸在抗战中遗失了，真是遗憾。

《回忆梁启超先生》

李任夫：梁启超谈——个人政治思想转变

有次，楚中元问梁启超先生：“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他听了楚中元的话以后，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以带笑的口吻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候，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例如在清末，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已是危若累卵，随时有瓜分亡国之忧。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只能希望清朝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革。康先生的主张是对的，我以为是有前途的，不幸成了历史悲剧。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清朝即倒，民国建立，已经成了定局，而康先生主观武断，抱着老皇历不放，明知此路不通，他还要一意孤行到底，这是不识时务。为了救国，我不能不和他分开。至于孙中山，他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我是稳健派，我是主张脚踏实地走的。我认为中国与法国、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良，走日本维新的路，较为万全。我并不是没有革命思想，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对于袁世凯之为人，因为他当时有相当力量基础，我拥护他是想利用他的地位来实行我的主张。孰知他后来倒行逆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国贼。为了国家的前途，我当然与他势不两立，与他决一死战。回想我和蔡松坡发动讨袁时，我们约定，事如不济，以死殉国；事如成功，决不做官。我开始拥袁，是为了国家，以后反袁，也是为了国家。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他说到这里，似乎很为激动。我们怕为难了老师，也不愿再继续谈下去了。

当然，他的言论与他的活动，是否言行一致足以取信于人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从他一再自我强调爱国与救国这一点，他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我想决不是哗众取宠的自我标榜吧。

《回忆梁启超先生》

孙敦恒：王国维请旨任教

清华决定筹建国学研究院后，即积极物色延聘学贯中西的著名大师来校任教。

这时适逢王国维在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停滞于北京。此前王国维于1923年曾应召就任溥仪之五品“南书房行走”。吴宓一向敬佩王国维之学识，认为他的国学造诣博大精深，对西学也极精通，曾说：“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余独喜先生早年文学、哲学论著；以其受西洋思想影响，故能发人之所未发。”极欲聘之。梁启超也有意介绍他来清华。在梁启超劝他应清华之聘时，他没有马上应允，而是于次年即1925年1月间，前去天津日本使馆征求溥仪的意见。“面奉谕旨命就清华研究院之聘”后，于2月中旬方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书。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孙敦恒：王国维进城

那时北京的交通十分不便，进城或外出，要靠人力车或骑毛驴。王国维到清华后，一因忙于教学和著述，二因交通不便，便很少进城。1925年6月间在《致蒋汝藻》信中说：“弟自郊居后进城极少，每月不过一二次。近作《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大略可以脱稿，唯尚有书须査，定稿尚待数月也。”11月初在给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的信中又说：“弟自郊居后进城极希，进城时亦即以当曰往返，故从未有往城之事，下次进城当专奉访长谈，但必先期奉闻也。”

此前，他们家住在城内时，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1923年，他刚从上海来到北京，写给陈乃乾的信中说：“初至应酬稍忙，尚未能览琉璃厂，前日闻徐悟生师傅家有书出售，有友人往视之，则皆普通之书，亦非徐氏物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14页，第424页，第350页）他常去琉璃厂，是为那里的古玩字画和书籍所吸引，每次前往，为了观览书画古玩，他可以在那里消磨大半天。因此古玩店及书店的人都认识他，也很尊敬他，并常向他请教鉴定古籍之版本。迁居清华园后，起初为筹备国学研究院开课必须参考书籍，还曾去过几次琉璃厂；后来研究院增购图书，由各教授提出，经他审定批准购买后，交办事人员进城购买。这是在一次研究院的教务会议上决下来的，他也就很少有机会进城逛琉璃厂了。不过有时还是要挤出点时间去光顾的。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里边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潘夫人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内的一页旧书页。”其实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因为他从这书里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他一生爱书成癖，著书等身。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右）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孙敦恒：王国维的辫子

当时在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他们的背影，就知道是谁，这两位先生都在国学研究院，一位即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虽是国内乃至国际的著名学者，但对衣着却从不讲究，天冷时穿一件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一条黑色汗巾式的腰带，上套一黑色马褂。夏天，穿一件浙江特产的丝织熟罗，或夏布长衫，也叫大褂。脚上总是穿一双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帽下拖着的那条辫子，更是他的特有标志。使人一见辫子，便知他就是王国维先生。另一位便是梁任公了。他的两个肩膀一高一低，走起路来也是一边高一边低，也很引人注意。

王国维先生的辫子，令人疑惑不解，更给家人增添了不少麻烦，每天早晨起床后，漱洗完毕，夫人就得帮他梳头。有时潘夫人因事过忙，或遇有什么烦心事，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王国维却慢声慢语地回答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陈孝全：耕耘清华园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同人合影。左起第七人为朱自清

1928年8月，南京政府决议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也就在这一月，朱自清第一本散文集《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了。《背影》犹如一鸣惊人的云雀，在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良好的评价。它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朱自清讲课时特别严肃，甚至有点拘谨，他总爱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手帕，一面讲，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极其尊重别人的观点，力避个人的好恶和门户之见。虽然他也是当时知名的作家，但绝口不谈自己的创作。有一天，学生提出这个问题，朱自清脸红耳赤，非常慌张，半晌才镇静下来，不好意思地说：“这很不重要，我们没时间谈。”同学们不答应，他看推辞不了，才想了一想风趣地说：“我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感，早年的作品多是无愁之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他十分重视新人新作，一有发现，立即补充在讲议里，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臧克家的《烙印》一出版，他就在课堂上讲开了，他又很顶真，若发现有讲错之处，下一堂课必须要慎重地提出更正。

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朱自清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记忆力又好，只要点过两三次名，名字就记住了。有一次，一个学生没来上课，第二天走廊上看到他的背影，便叫他的名字，问为什么要缺席，吓得那同学连忙道歉，从此再不敢逃课了。他改作业和在中学时一样十分认真，他和俞平伯曾有过一次关于作业应否改得详细的问题的有趣讨论。俞平伯不赞成多改，理由是学生只注重分数，从不看教师的修改和评语。朱自清则相反，以为学生是珍视老师评改的。俞平伯立即掏钱请人到街头买一包花生米，结果发现那包花生米的纸张正是一篇作文。俞平伯抓住这个证据，乐得哈哈大笑，朱自清却不认账，以为这仅是特殊现象，仍坚持自己的主张。

《朱自清的足迹》

1936年哲学学会，左起第四人为金岳霖，第七人为冯友兰

1929年至1930年间在清华大学留影（前排左起：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后排左二浦薛风，左三陈岱孙，左四顾毓琇）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论科教的意义

1929年年底，张子高在清华大学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切身体验，向全体学生作了题为《科学之教育的意义》的讲座，系统地阐述了科学与教育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科学的发现与发明，均足以影响人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就非有科学的常识不可。所以要求一个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人民有相当的科学知识方可。科学知识之来源，由于教育，故欲行新政，必先从教育入手。”他在讲述“科学教育的价值”时，批判了当时甚为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指出：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只“注意应用科学，而忽略科学的本身，对于科学的精神，实在不曾摸得着”，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毛病”（见《清华大学校刊》第131期，1930年1月6日）。在这次讲演中，张子高还呼吁学生要重视实验能力的培养和科学方法的训练。

工程化学系主任张子高教授在编定中国古代化学史

《张子高教授生平事略》

千家驹：反动的观点，严肃的讲学

我虽没有上经济系的课，却偷听了一年政治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教授是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大兼任讲师。蒋廷黻后来投靠蒋介石，做过蒋政府的驻苏联大使与驻美大使，思想非常反动。但他讲课认真，材料丰富。对近代中国外交的中外史料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当然他的观点是很反动的，代表了典型的洋奴哲学。例如他讲鸦片战争时称赞琦善，对林则徐则时有微词。讲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时，大事歌颂李鸿章；讲二十一条时说袁世凯已尽办外交之能事。总之，凡是卖国贼他认为都是识时务的“俊杰”。这样反动的教授，我为什么要去听他的课呢？主要是听他所讲的史料，由于立场不同，他的结论往往可以当为反面教材看。我受了他的启发，曾经去北京图书馆借阅道光朝与咸丰朝的《筹办夷务始末》，这是我国外交史的原始档案材料，共几百卷，为治中国近代外交史者所必读。又如我为了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史，阅读了北京图书馆所珍藏的东印度公司的编年史（英文），以后还写了一篇论文，论述鸦片战争的经济背景，发表在当时的《清华学报》和《中山文化教育季刊》上。

《我在北大》

周士观：勤思是成功的第一步

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

张申府和梁漱溟在中学时期都有奇特的表现。两个人都喜欢离群索居，作深湛之思。张申府喜欢数学，后来成了我国有名的罗素派的哲学家。梁漱溟幼年受继母虐待，曾一度想遁入空门做和尚，因为不成功，就转而研究佛学，在很年轻时就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见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当然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但是他们两个人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学术界，都曾产生过一些影响，也是事实。这说明一个人，只要肯于用思，肯于研究问题，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

《板荡催时变，珊向光明——九十生平自述》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抵制日货

清华师生的“驱吴”斗争结束不久，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此事激起了清华师生的极大愤慨。9月21日，清华教职员公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并推举张子高、马约翰、张奚若等17人为常务委员，负责组织教职员的抗日爱国活动。后来，张子高在一次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讲到抵制日货时说：“英国之商店，无不将国货与外国货厘然分别，标明清楚。倘有混淆，是要受罚的。英国系以商业立国的国家，自然要特别提倡国货，以免利权外溢。何况我国为工商业落后的国家，更应积极提倡国货，以谋实业之发达，至于抵制日货，则尤为救国切要之图。”他最后强调说：“抵制日货为救国之最要法门，不能事过境迁，就淡然若忘。”（见《清华大学校刊》第三百五二十七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

《张子高教授生平事略》

汤杰：朱自清与清华图书馆

朱先生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所作的贡献很大。他当中文系主任期间，为图书馆购置的书籍很多。他常常开了一篇很长的书单让人去购办，更多的是经常自己去琉璃厂的书肆选购，每次都满载而归。有一次，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去世了，他的家属想把其藏书卖给清华，转托一位陈老师向朱先生说项。朱先生看完开列的书单，仅购了其中的部分书籍，但这位陈姓老师再三强调要全部买下，朱先生板着脸说道：“究竟我当中文系主任，还是你当中文系主任？”原来朱先生的购书是有其一定原则的。他要买的是具有研究价值的书、馆藏中欠缺的书，或者是借阅流量大的书，决不愿意乱花购书专款中的一分钱。

朱先生的教学很认真，对学生的作业总是精批细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肯放过。他教的课，常要学生默写和背诵，错了就要扣分，以致有些学生不敢选修他的课。求他审阅文稿，向他征求意见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同事，他都认真地阅读并详尽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撰写的《古代文学杂论》，其中解放前所写的部分原稿，就曾请先生看过；在昆明时，我以汉朝大将灌婴为笔名，发表的一些旧体诗，多曾经他过目。

《余冠英先生谈朱自清》

左为朱自清

董善元、陈伯康、马祥宇：学者与书商

新中国成立之前，雷梦水每周要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送几次书。有一次，他在清华大学国文系碰到一位身材不高、目光炯炯的中年人，那中年人翻看了一下书，随手挑出一册问他：“你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这书作者是哪朝代人？这本书有几个版本？哪个本子比较好？”这位中年人听了雷梦水的回答很高兴，并对说得不完善之处略作补充。原来他就是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从此雷梦水和朱自清就交上了朋友，经常不断给他送书。

还有不少学者，如胡适、林语堂、顾颉刚、冯友兰、陈垣、沈兼士、傅斯年、刘半农、郑振铎、叶圣陶、钱玄同等人，他们结识的书商不仅代为其找书配书，还常常把一些偶然搜罗到的善本或珍帙秘籍，主动登门送上。几十年来，雷梦水满足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渴求，解决了许多觅书者的难题。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亲笔书写一首诗赠给雷梦水，诗中有：“感君别具骊黄手，选入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方。”

《话说东安市场》

闻黎明：朱自清与闻一多

朱自清与闻一多相识于1932年秋天，那时，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应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而中文系系主任就是朱自清。从此，他们在长达14年的岁月里，一直朝夕相处，结下深厚的友谊。朱自清是位诗人，早年与周作人、俞平伯等合出过诗集《雪朝》，后来又独自出版了诗集《踪迹》。1935年7月，他起手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特别研究了闻一多的《红烛》、《死水》诗集，从中选出30首编入《大系》。朱自清可谓是闻一多的知音，这30首诗不仅代表了闻一多的诗风，而且代表了一位爱国诗人的心声。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

南京沦陷后，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改为西南联合大学。搬迁时，闻一多放弃乘车，与二百多学生徒步经湘、黔入滇。近70天里，步行团的刘兆吉同学收集3000余首民歌民谣，编成《西南采风录》，闻一多是采风小组的导师，义不容辞为该书写下序。朱自清也很钦佩朋友和学生跋涉三千里的勇气，更为民谣中的“民众的敌忾”所感动，他也执笔写了序。这两篇序文交相辉映，展示了两位挚友抗战必胜的决心。

朱自清常年患有胃病，身体很不好，闻一多时刻为朋友健康担心。1940年暑假，朱自清去成都休假，闻一多代理他任清华中文系主任。次年朱自清回到昆明，身体仍不太好，闻一多不忍心让朋友劳累，终于答应正式担任系主任。

《光芒耀人的双子星座——记朱自清与闻一多》

孙玉蓉：俞平伯与陈寅恪

1928年秋，俞平伯应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任教，这才与陈寅恪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两年后，俞平伯携眷搬入清华园南院七号居住，恰逢陈寅恪居清华园南院二号，他们成了近邻。假日里，他们曾一同去观看昆剧的表演；一同游览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他们还曾以同韵作诗，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

那是1932年10月7日，俞平伯陪父母亲游陶然亭归来，夜不能寐，即作《陶然亭追和雪珊女史题壁韵》一首，云：“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马过江亭。残阳不起凤城睡，冷苇萧骚风里听。”而二百年前的女子题壁原作为：“柳色随山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字，只怕流莺不解听。”不久，陈寅恪作了《和平伯韵》：“故国遥山入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不须更写丁香句，转怕流莺隔世听。”又用同韵别赋一首：“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真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他们二人的感时唱和诗同时发表在1932年10月17日天津《大公报》上。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抗战期间，陈寅恪到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俞平伯则索居古都北平；待1946年冬陈寅恪从英国返回北平清华园时，俞平伯已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了。他们虽然仍有见面的机会，但是，已经不像抗战前住在清华园时那样方便了。1948年12月15日，随着陈寅恪乘机南去，他们便永远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陈寅恪

《俞平伯与陈寅恪》

孙敦恒：爱国的张申府

张申府教授在清华大学受到同学们的尊敬与爱戴，除了教学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点也是极重要的，那就是他那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

1931年，张先生到清华大学不几天，便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民族危难日甚一日。在那“爱国有罪，卖国有赏”的年代，张申府教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经常利用合法讲坛，或在《清华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爱国主义。

《清华周刊》

1934年元旦之前，同学们请他谈谈对新年的希望，于是他在《清华副刊》新年特大号上发表了一篇《新年的梦想》，文中写道：

（一）我梦想我可以自由地作梦，同时我更梦想我能对得起我所作的梦。

（二）我梦想1934年的中国，就是比较可以使我自由作梦的中国。

（三）1934年的清华，我梦想它有“五四”时代北大的意义的“1934的清华”，或者说它是一个树立了“清华”的基础的清华，也是我极愿作的一个梦。

【说明】时代是变迁的，历史是不照原样重演的，所以1934的清华如能有“五四”时代的北大的意义，一定必是“1934的清华”。

清华，清华，我更愿意它名副其实，而不只是“水木也清华”而已也。

这段文字，真可谓寥寥数字而意味悠悠不尽。要求爱国自由，并希望清华同学能继承发扬“五四”青年的战斗精神，奋起救我中华。这“梦想”，不仅代表了广大清华师生，也是全国各界民众的热切愿望。

《张申府教授在清华》

赵俪生：风趣的张申府先生

我18岁那年认识张申府先生。那是1934年秋，在清华大学三院的平房教室里。当时，清华文科开三班逻辑课。第一班（甲组）由金岳霖（龙荪）先生教，规规矩矩的逻辑学内容，选课者大约五六十人；第三班（丙组）由沈有鼎先生教，着重讲数理逻辑，一般人是听不懂的，似乎只有1个人上课。我对沈先生开玩笑说：“您的课对影成四人。”他听了就大智若愚地格格地傻笑起来。第二班（乙组）由张崧年（申府）先生教，选课的人格外多，真是人山人海，窗口上都是听众。张先生身躯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平整的西装，带着一点并不浓重的河北献县一带的口音，但主要是比较标准的国语。他的课，名为逻辑，实是政治评论，是借讲坛作为他宣扬进步观点的场所。更具体说，就是骂蒋介石，指斥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到距离下课十几分钟时，才猛地想起来讲一点A、E、I、O四大命题。

记得前一年，冯友兰先生被逮捕到保定，就是张先生在班上控诉，学生才发动了学潮的。

《记张申府先生》

陈康定：“没有一句褒语”的赵元任

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方式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赵元任开出的演讲课有“普通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范围有“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和“中国现代方言”等。附带还在大学部教音乐欣赏课。赵元任所开设的“中国音韵学”，虽然是一门传统学问，但是运用了历史比较法讲解中国音韵学的历史，比清代音韵学家前进了一大步。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等就出自赵元任门下。王力1926年夏天考入国学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学只有他跟随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王力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是在梁启超和赵元任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写成的。梁启超给这篇论文很高的评价。他在封面上写了一个总批：“精思妙语，为斯学辟一新途径。”论文中还写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的做法正好与梁启超相反，专找王力论文中的毛病，没有一句褒语。若干年后，王力为纪念赵元任去世，影印出版这篇论文。他在《序》中说：“我们要像梁启超先生那样鼓励我们的研究生，使他们有信心攀登科学的高峰；我们更应该像赵元任先生那样，严格要求我们的研究生，指出他们的缺点，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者。”

《记语言学家赵元任》

王力：“干不了，谢谢！”

赵元任先生在道德方面也是应该称颂的。他那学者的风度，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生致力于学术，不贪高官厚禄。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国民党政府打电报请他当中央大学校长，他的复电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我知道的赵元任先生》

费孝通：爱面子的导师

我在清华研究院里是跟史禄国学习的。他对于欧洲的学术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原来的计划是想一手把我培养成他的学生，所以制定过个长期计划，但是后来他也明白客观条件并不容许他贯彻这个计划了，主要是他在清华待不下去了。他同意我在清华的学习告一个段落之后到英国去。但是他坚持一点，我在出国之前必须先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带了材料出国。这些有欧洲传统的学者都有一种怕他自己的学生在他同行之前丢脸的顾虑。我出去一定会说是跟史禄国读过书，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我大出洋相，他的面子也就不很好看。所以最后他得补救一下，要我“临时上轿穿耳朵”，为出国多做一些准备。我听他的话，1935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请假一年到广西瑶山里去调查了一次。这次调查是失败了的，和我一起去的我的爱人死在山里，我也负了伤，转回家乡，看看手边调查所得的材料很不充实，心里很难过。

《留英记》

孙敦恒：张申府教授在清华

张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非常气愤。每堂课开讲之前，或临下课时，都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讲给学生听，让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但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天早晨，他从家中去教室上课，步行至大礼堂西侧，见小桥上和道旁树上贴满了“打倒张申府”一类的标语。这显然是那些自己不爱国也不许别人爱国的家伙干的。张先生看后，心中很坦然，继续走向教室授课。爱国学生见到这些标语忍无可忍，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把它们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在北平爱国学生酝酿准备掀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日子里，张申府教授一直关心和热情支持着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一二·九”当天，他参与了游行队伍的指挥活动；并在“一二一六”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大规模的示威中，亲自参加游行，同武装军警展开斗争。

“一二·九”游行后不久，孙夫人宋庆龄从上海送来一百多元钱，请张申府教授转交北平学联。他如数把钱交给了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这时，北平一些进步爱国教授也捐了一些钱，也是由张先生转给北平学联的。这些钱，为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经费，他们印刷传单、出版《学联日报》等就是用的这笔钱。

《张申府教授在清华》

抗战时期，金岳霖（后右一）和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及西南联大的同事在昆明合影

《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1935年），前排中为蒋南翔，后排左二为姚依林

左起第二人为朱自清，第三人为冯友兰，第六人为陈竹隐

卜保怡：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吴宓

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吴宓一生对《红楼梦》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早在美国留学之时，就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邀，做过《红楼梦新谈》的讲演。吴宓研究红楼梦的最大贡献，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联系人生去寻找人生的哲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也深深影响着自己的一生。正所谓“一代文章矜四海，半生骚愿寄红楼”。吴宓讲《红楼梦》时，常常以坦率的性格结合自身经历与感受的现身说法，自然极易打动吸引年轻大学生的心。有时他讲着讲着，就控制不住似的，激动地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和感慨，像喝醉了酒似的，将长久压抑在心中的恋爱之苦、婚姻之痛，全盘端给了听众，没有一点顾虑。演讲完后，他觉得异常爽快。

《吴宓的昆明岁月》

翁文灏：蒋廷黻对蒋介石说反共必须联苏

蒋廷黻原是清华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外交史。他和我同时往南京加入行政院，我做秘书长，他做政务处长。我所注意的是对付和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蒋廷黻却着重对苏对共的关系。他对蒋介石说：“你同时反苏反共是不对的。苏联是一个很大的新兴力量，你必须取得苏联的友谊谅解，使苏联对你放心，然后你才真能反共。”所以他的结论是：“反共必须联苏。”蒋介石接受这个主张，就叫他做驻苏大使。

蒋廷黻

《1937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

卜保怡：吴宓的三个“28年”

吴宓曾预言自己将度过三个“28年”的岁月。他确实享有了三个“28年”的84岁的高龄，但他似乎没有估量到自己这漫长的一生，竟如此曲折坎坷。第一个28年是童年和求学时期，看上去发展得相当顺利，“清华”、“哈佛”，靠自己优异的成绩而受到最顶级的教育。然而，作为深受新人文主义影响和中外浪漫主义文学熏陶的他，在婚姻问题上，却令人意外地做出了极为保守的选择，虽非“父母之命”，却也系“媒妁之言”，从而伤了别人，也为自己一生种下了婚恋的苦果；第二个28年，回国后不久，即因诗文享誉文坛，年纪轻轻即主持清华外国文学系及清华国学研究所。作为一位敬业守职的教授，一方面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教学作风深受同事的尊重和学生的爱戴，另一方面由于对国学的过于执着并因主编《学衡》，反对“打倒孔家店”，“提倡文言文”，而受到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冲击，似乎成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同时，因他对理想爱情的狂热追求被称为“情痴诗僧”而饱受同情与非议，在爱情上饱受痛苦与折磨；第三个28年，他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虽勤奋工作，努力学习新思想，研究新问题，以赶上时代的步伐，但也渐渐成为极左思潮斗争的对象，并被无情地踏上一只脚，并因反对“四人帮”、“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使他的晚年，抹上了相当浓厚的悲剧色彩。因此，吴宓生前，由于他的矛盾与奇特，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然而，吴宓生前没有料到的是，在他去世之后不久，他在我国现代文化领域的历史地位，他的学术价值，甚至他的人格魅力逐渐得到公允的评价和认可。

吴宓与家人

《吴宓的昆明岁月》

卜保怡：漫谈式教学

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读，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记得开课不久，先生在课堂上讲某诗人传记及其坎坷境遇时，忽然说到他昨夜失眠，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一首五言古诗，题为《五十自述》。他说着便用他那浓重的陕西口音吟诵起来，并且着重地讲述其中的一句，即“破家难成爱”。他吟罢竟对着我们这批年轻学生毫不隐讳地谈到他的家庭故事。原来他为了一位女士离了婚（破了家），却仍然没有得到她实现许嫁的诺言（难成爱）。这段人情味十足的“课”，是联系着外国诗人的身世讲解的，听着听着，不觉使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吴宓的昆明岁月》

彭国涛：引人入胜的课堂

在我的印象中，吴先生也和当时联大多数教授一样，身着褪了色的蓝布大褂。和别的教授不一样之处，就是手里多根手杖。他走路时，直挺挺地，用手杖笃笃地点着地面的形象常在我脑海中出现。他看似严肃、古板，而实际待人谦和、热情。他外表是古典主义，内心却是浪漫主义。他反对用白话文写诗，却极为推崇用白话文写成的《红楼梦》。他身上有不少矛盾。他上课极为认真负责。1938年文学院在蒙自，清华大学许多教授如闻一多、朱自清等都和他住在一幢楼上，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大清早，他就下楼到花园中去研究他的讲课提纲。他上课，不带书和讲义、卡片，在讲解作者生平，名著情节，涉及的时间、地点以及引用一些著作中的原文，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并写在黑板上。他写字端正，从不潦草。他认为字是给人看的，如果潦草，就会给读的人添麻烦。他讲述荷马史诗《伊里奥》和《奥德赛》、但丁《神曲》、卢梭《忏悔录》、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等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如数家珍，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讲课极为生动，特别是讲述那些名著中的故事，更引人入胜，让你不知不觉犹如亲历其境。他对书中人物，不仅介绍，而且作出评价，指导人生，让你也跟着他赞扬那些英雄，歌颂真理，批评邪恶小人，疾恶如仇，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潜移默化。我们听他讲课，不仅学到许多知识而且提高了思想，升华了感情。

《我们的导师吴宓先生》

彭国涛：德艺双馨

吴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学者。早在1920年2月，他在留美时便在日记中写道：“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同年吴先生节省“官费”，汇助华北水灾赈捐。1921年他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后，按当时清华规定，可留学5年，继续在美深造。可是“他决定提前回国。他实在太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多次资助被国民党怀疑为共产党欲加逮捕的进步学生，为他们提供出走路费。

《我们的导师吴宓先生》

易菲淑：沈从文夜市寻宝

沈先生居住北京的时候，只要身边有钱，总到琉璃厂购藏“古董”。在省外，古董指的是古玩、文物。昆明人心目中的“古董”，指的却是居家的废弃物资。每天午前午后，各条街巷都有前来收购旧货的被称为“古董”的汉子，肩上挎一个长把的篾背箩，边走边唤“破铜烂铁找来卖”，借以召唤卖主。这些人买到的并非全都是破烂，有时也有些值钱的东西，诸如古书、古字画、古玩品等等。这些东西不能立刻转卖出去，总得有个等待买主的过程。“古董”们白天收购到的东西，晚间便到文明街来摆摊，等待买主。

沈先生长期居住北平，养成了偏爱收藏古瓷特别是瓷盆、瓷碟的爱好，所藏明、清两代的瓷盆已有数十个。他第一次逛文明街夜市，就在一个摊子上发现了一只瓷碟。碟子中央有着一匹奔马的图像。摊主索价10元！对公教人员来说，1938年的10元是笔不小的数目，沈先生二话不说，照付了。原来，摊主索要的是旧滇币10元，沈先生的薪水领的是国币，和旧滇币的兑换是1：10。

沈从文

归途中，沈先生告诉施先生，想不到昆明夜市上也有等待人们去发掘的宝藏。他说，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康熙年间出窑的青花瓷，碟子成套，有八只，总名《八骏图》。

在夜市上，硃漆描花的分格缅盆也引起沈先生的兴趣，只要碰到，就买下来。他们小摊“掘宝”，乐此不疲。一次，在古董摊上发现两方做工精致的缎绣，沈先生本人不喜欢这类东西，却极有眼光地劝施先生买下来。说是外国妇女欣赏中国缎绣，常常悬挂出来，装饰墙壁。恰值施先生准备假期中借道香港返沪探亲，因而以“国币”4元的高价买下（后来转送给林同济的美国夫人，用来作为茶几垫子）。

沈先生的“掘宝”工作续有收获，大大小小的缅盆和瓷器陆续买到不少，《八骏图》瓷碟又收到两只。不久因物价腾涨、货币统一，才停止了逛“夜市”。

《联大闻一多、费孝通、沈从文、王了一四教授轶事》

李德仁：哲学界第一人

1925年回国后，金岳霖即投身母校，教授政治学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当时，在国学研究所讲逻辑学的赵元任调往中央研究院，金岳霖就受命登台。课余，他即埋头笔耕。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末，30年代之初，他就在《哲学评论》和《清华学报》上发表过哲学论文多篇，如《自相矛盾》、《外在关系》等，当时吾兄中府曾著文赞扬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第一人。金先生以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讨论哲学问题，分析之精，论证之细，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

金岳霖

《心理学另一人金岳霖》

卜保怡：外文系培养目标

早在清华外文系建系伊始，制定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就是吴宓。他参考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提出如下五个培养目标：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潮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互为介绍传布。”

这个培养目标的核心可以用“博雅”这两个字来概括，培养博雅的文化人就是清华的办学宗旨，也是吴宓一生的追求。“博”是一种学术境界，“雅”是一种思想境界，知识唯其广博，学问才能精深；抱负唯其远大，志趣才能高雅。“博”与“雅”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吴宓一直注重“教书育人”，要求学生“德才兼备”。

《吴宓的昆明岁月》

李德仁：逻辑很好玩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肖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分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心理学另一人金岳霖》

唐纪明：刘仙洲的教学作风

刘仙洲教授在指导青年教师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发明

刘仙洲先生素以教学作风严谨著称。他要求学生严格，同时也严于律己。新中国成立前他每周教课12小时。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在讲课和作业方面，他更是从内容到形式，要求学生和他自己都是一丝不苟。他的讲课，不仅推理严谨，深入浅出，板书工整，而且遣词用字也非常严格。他从不用那些含混不清的工程术语。当他在给学生讲授热工学课程时，认真地讲述了他是如何摒弃了那些“热含”“热含量”等含义不明确的名词，创造了“焓”“熵”等新词，避免了望词生义而对物理概念的误解。他授课时尤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观摩和接触实物或模型，在条件允许下，拆装有关机械，学会使用它们，从而加深理解原理及应用。在向学生布置作业时，刘先生总是明确规定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位置，各种线条的粗细等，倘违要求，一律退回，限期重做。在这样严格的老师面前，同学们在学习上谁也不敢来半点马虎。考试时，他更是铁面无私，奖罚分明。他总是站在考场门口，一边一份一份地收回答卷，一边对每份答卷都注上交卷时间，对提早交卷的，奖，加分；对延迟交卷的，罚，扣分；对过时太久的卷子，就不收了，无异作废。个个学生，莫敢渎犯。

《爱国教育家、科学家刘仙洲》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的教学

张子高为了讲课能使学生接受、听懂，不仅备课时认真考虑如何突出重点，而且在课堂上也很注意讲课声音的髙低和板书的工整。有时，他让辅导教师坐在教室的最后听他讲课，如果声音小了，后面听不清，就举起一张白纸提醒他；如果讲快了，就举起一张黑纸。有一年，一位台湾籍学生因不熟悉普通话，听课有困难，考试前很紧张。张子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亲自指导他复习，使他较快掌握了学习内容，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考场上张子高对每一个学生都要求很严。对成绩不及格的考卷，无论是哪位教师所教学生的卷子，他都要再看一遍，以便了解学生学习的难点，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

张子高一贯重视实验课的教学，关心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注意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20年代末期，他在清华化学系担任系主任时，就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那时，清华大学化学系开设的十几门课程中，仅有《化学史》一门没有实验。他对学生的实验报吿，不但要求当堂交卷，而且要字体整洁，否则便退回重做。如此严格的要求，在学生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了良好传统。在50年代，有一次张子高到北京车站送友人，遇到一位“陌生人”向他热情问候，在交谈中方知此人是他过去的学生。这位同志向张老说：“我有一次化学实验报告写得比较马虎，您老帮我仔细修改，还指出了文字上的毛病，后来又专门找我谈话，对我说搞科学的人首先要有严肃认真的科学作风。这次使我受益匪浅，至今不忘。”

《张子高教授生平事略》

罗哲文：严格的梁思成

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把手教给，并着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他说：“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和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表示斗拱、屋檐的层次，表示断面和轮廓等等。就是线条的交结也有艺术，要恰到好处。”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江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有一次我得了病，发高烧。其时学社因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搬到了乡间。那里没有医生和医疗条件，他就特地跑到镇上请了同济大学医院的有名的唐大夫前来为我看病，亲自给我端水吃药。在旧社会师傅对待徒弟有这样的盛情，是极为珍贵的。

《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邓稼先：邓以蛰两离清华

回国后，邓以蛰主要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教授美学和美术史课，直到1952年他61岁时退休。其中，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分别自1929至1937年和1945至1952年，前后共十五年之久，而两次都是由于客观原因离开了清华大学。第一次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与北大、南开迁至云南昆明，三校合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邓以蛰因肺结核病咯血不止而滞留在北京。第二次是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邓以蛰自1952年秋季也由清华转到北大。此外，他还于1923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四年，同时在北平艺专讲课；1928年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1943至1945年在中国大学教授美学和美术史；1945年秋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主任。

邓以蛰

《现代美学家邓以蛰小传》

闻黎明：呕心沥血编成《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的牺牲，对朱自清的震动很大。在成都，他连着参加了几次追悼闻一多的大会，报告闻一多的学术成就，不但博得全场掌声多次，而且使听众都纷纷掉泪。

回到北平后，清华大学成立了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朱自清被指定为召集人。他把清华中文系同人全都调动起来，很快拟出了目录，并把它刊登在报上，以便广征佚文。1948年7月15日，是闻一多牺牲两周年忌日。这天，朱自清抱病主持了闻一多遗著整理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300多万字的文稿，在一年零几个月里便编辑完成，速度是惊人的。闻一多全集全部交稿后，朱自清的胃病也已严重到极点。18天后他终于躺倒。开明书店加班加点，为的是能让朱自清看一下他呕心沥血编成的闻一多全集。但是，时间不驻足，8月12日，朱自清病逝。

《光芒耀人的双子星座——记朱自清与闻一多》

1936年清华物理系师生（二排左三为叶企孙）

叶企孙（右三）与挚友在住宅北院7号前合影，时间约在1929—1930年间。左起依次为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萨本栋、肖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陆言：叶企孙与清华物理系

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叶企孙接受清华之聘就任物理学副教授，次年，升教授，并创建清华物理系，出任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出任院长。此外，叶企孙一直是清华大学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并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

他到清华负责创建物理系后，深谋远虑，精心擘划，为建设物理系、理学院以至全校做出卓越贡献。他延聘良师，建设研究实验室，使清华迅速成为国内师资最强、科研最活跃的物理学教学科研基地。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短短二十多年里，清华理学院就培育出“院士”级的科学家一百多名，其中，物理系占了一半多。以致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清华及西南联大。这一人才培养的奇迹，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尽管出现这一奇迹有其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机遇以及这批科学家的个人因素，但作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叶企孙功不可没。以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相比，叶企孙亦当之无愧。

《物理学宗师叶企孙的昆明岁月》

陆言：尊师爱生的叶企孙

叶企孙深受学生崇敬和爱戴，不止于他渊博的学识和严格的敬业精神，还由于他对学生的关心和尊重。叶企孙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宽厚待人，有口皆碑。他经常邀请学生和青年教师到家茶叙或吃饭，了解情况，亲切交谈，给以熏陶。他常慨然给同事或学生以资助。叶企孙不仅尊重教师，而且热爱学生，“尊师爱生”构成了他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给我钱让我回家。”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极端艰难。有一次，他省出钱买了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听他的热力学课的全体同学，使大家在欢乐中听他讲话：“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当年的一位学生半个世纪后还深深铭记此事，他回忆说：“茶话会结束了，他送我们，我们走了，他也走了。我回头看到他的背影，就想起我大学一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写的《背影》一文，那是他父亲的背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我们这位慈父般老师的背影，啊！叶老师，您把我们这些离家远出求学的学生当成您的儿女了。”

《物理学宗师叶企孙的昆明岁月》

暴春霆：《送米图》题诗

1948年秋，我由北平到清华大学请朱自清先生为《送米图》题咏时，他正准备上课，书案上展开了十几本参考书。他是主张“有一番证据说一番话”的学者。当时朱先生已50岁，因患胃病，身体瘦弱。那天他穿了一件深蓝色夹袍。朱先生的书案旁边贴着他写的“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我当时把这一卷《送米图》给朱先生看。他十分高兴，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赞叹不已。我还不知朱先生在几天前已把《申报》上面胡适写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序》剪裁下来了。朱先生很谦虚地对我说：“已有五四运动先驱者胡先生写的这么长的一篇序文，我不必再写了吧？”我说：“朱先生也是当代名流，还需要请你一挥大笔。”朱先生写了如下的一首白话诗：暴方子先生，这位芝麻大的官，却傻心眼儿，偏好事，好出主意。丢了官没钱搬家更没米做饭，老百姓上万家人给担柴送米。上司训斥，说老百姓受他讹诈，他却说，傻心眼儿的人有傻报。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朱先生写罢这首白话诗后的几个月，就病故在北大医学院附设的医院里了。回忆往事，不胜感慨。

《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图〉》

张友仁：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

1927年9月初，陈岱孙受聘于清华学校任经济系教授，他在报到的翌日就登堂讲课，从此开始了长达70年的教学生涯。清华学校虽然早在1925年秋就成立大学部，但直到1927年才成立经济系。这一年里，他担任了“经济学概论”和“财政学”两门全学年课，以及“经济学说史”和“农业经济”两门学期课，每周授课15学时。这在我国高等学校里是相当繁重的教学工作，那时清华的教授一般每周只有八九个学时的课。后来，在清华大学他还讲授过“统计学”等课程。在清华教了5年书以后，1932年，清华大学给他一年的休假机会，并提供旅费和生活津贴，供他赴欧洲一年作学术研究。1933年回国，仍在清华任教，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南迁。

1938年，陈岱孙在从长沙赴昆明的途中

《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

张书者：化学系主任高崇熙

高崇熙

1926年，高崇熙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毅然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清华刚由单纯的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高崇熙被聘为新成立的化学系教授，担任无机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等课程。1928年，又担任系主任的职务。为办好清华化学系，他邀请当时国内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主讲普通化学和定性分析化学）、萨本铁（主讲有机化学）、黄子卿（主讲物理化学）等3人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他们和后来应聘的李运华等人一起为清华大学化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崇熙常说：“我自己虽是一个化学家，但绝不是全才，所以各门主要课程都要请专家来教，这样才能博采众家之长，不存门户之见。”当时国际上地球化学和生物化学已经在发展，他以未能聘到这方面的有关专家来校授课为憾。

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筹建化学馆，高崇熙为之倾全部心血，经常废寝忘食。从设计、施工到安装电气、自来水、煤气及管道、通风系统等，他都亲自参加，对工程质量认真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楼体力求坚固、结构合理，以保证适合各种实验之用；而楼外的装饰，则力求节约。工程不到两年建成，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高崇熙》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

第二章　老清华的课堂趣事

王道立：“吐字不清”的程先生

1911年清华中等科有博物教员程尧生先生，亦有令人经久不忘的事迹。先生是安徽人，当时系万国博物会会员。前在上海南洋公学任图画教员，后来清华。他的画非常好，后来不做事时，即在上海以卖画为生，虽价目奇昂，人皆争购。他的教课方法与人不同，常带点诙谐性。据他说，他上课钟点在午后1时，正是大家饱饭后想睡的时候，不有点趣话提醒大家，则瞌睡虫不易驱去。故每灌输一项新的知识或动植物的特征，必大声疾呼此项名词，庄严郑重，呼之不已。候学生皆大笑不止，他方住声。而此项名词产生了深入不忘的效果，实较个人默念强记，更为有效。记得有一次讲哺乳类脊椎动物。他于进课室门时，即高呼“洪隔莫”，大家不懂，群相惊愕，迨呼之不已，方在黑板上写出“横隔膜”三字，大家始狂笑不已。因他的口音有点上海方言，读横为洪、读膜为莫。他见大家皆笑，再在口袋中拿出许多五彩粉笔，将此动物腹腔中的一层横薄膜，完全画出，形象逼真。画完后，才开始讲此类动物的特征。本诸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说，将此特征的作用与何时生长，一一详细分析，然后再发讲义，教大家细看一遍，耳目并用，无不彻底了解。下课时方问一问有缺席的没有，遂翻开点名簿用笔记下。

《清华学校点滴》

王道立：不修边幅的老先生马季立

清华中等科还有一位国文教员马季立先生，亦有他许多特别之处可记。先生系广东人，文名颇大，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授，清华乃其兼职，时年已70余岁，身体衰老，加以名士派不修边幅，常不衫不履，其形象动作，使人望而发笑。其授课方式，系仿英国牛津大学的制度。学生自由用功，教员仅居于指导地位，故无一定课本，亦无讲义。他的住所，离课室约四五百步。每次来往，无论天晴下雨，必带一小雨伞，伞并不全撑开，仅撑一小半，套于头上，将伞柄插于衣领内，两手向前端拱，如见客状。行步极慢。至课室，学生将伞取出，然后入座，徐将两衣袖内所携的书籍、报纸、小笔砚、小酒瓶等，一一取出。于是学生始知其不带皮包书夹，而将应用的各物，全由衣袖中带来。故其手不能放下亦不能高举，而小伞亦不能张开。（手如高低则物必堕出，伞如张开则风必吹去。）

《清华学校点滴》

王道立：“奖罚分明”的马先生

马季立先生无点名簿，学生等任看何书或不看书而睡觉者，他亦不管。每星期作文一次，下星期交卷。有一次出一题“养木鸡论”，学生交卷后，于第二星期上课时，他在衣袖中，将学生的文稿全数拿出，一篇篇细阅，遇有佳句，即高声朗诵，并于袖中拿出红朱小砚、小笔，细圈细批，最后有学生李棻所作的一篇，文不到200字，他大加赞赏，朗诵全文。诵毕，复于袖中取出一小卷印刷品，交学生分散给大家。原来就是李棻的文章，他已着京师大学堂印工印就，传观京师大学堂全校，此是其余的部分。又一次题为“朱子大学章句序书后”，同学白登庸，精心撰写，洋洋千余言。唯一时不慎，中有句云“后人谓朱子之学，徒尚空言，不切实用”等一小段，深触他的忌讳。他亦将此文付印，并于文的后边，加一自己所作长达数千言的批语，痛骂白文为离经叛道，当时送与康有为所主编的《庸言》杂志出版。二次上课时，他将衣袖中什物取出之后，即手持一捆紧的书本，趋至白君座位，在白君头上用力狂击。击之不见，白君乃起而逃避，他复追打，经全堂学生起而劝阻始罢。口中犹喃喃不休，似尚未泄忿也。

《清华学校点滴》

潘光旦：不着调的老师和学生

听所谓演讲的机会，虽不经常，是不少的，大都是临时性的。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来校访问，学校或学生团体在取得学校的同意下，拉来讲一次或几次。现在印象较深而可供追忆的例子不多了。记得美国有名的人类学家埃德里希卡（Alee Hrdlicka）很早就来清华讲过一次，听众不多，因此我有机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白种人一般身体上的毛多于黄种人，这是不是说明他们比黄种人进化得慢？”相去六七年后，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一个姓苏的，据说是个天文与地理学家，“老店新开”，来讲日绕地球的“学说”，想推翻久经肯定了的哥白尼的理论，真是匪夷所思，不知是怎样会被约来的。名画家陈衡恪，陈寅恪先生的哥哥，讲中国画学，酒后开讲，在黑板上写个“黄”字，下面光脱脱的，掉了两点，弄得大家忍俊不禁。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李任夫：梁启超演讲——《知命与努力》

记得在梁启超先生50岁生日那天，他特地在北京某女校举行一次讲演。我想听听他的议论，约同楚中元（楚中元是毛泽东同志的同学，解放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同学一道去了。梁讲的题目是《知命与努力》。他是联系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话提出来的。在讲演中，一次他突然举起右手指向前面一扇墙大发其议论。记得他说：“人生五十，是一生的里程碑，所以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孔子从几十年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所谓天命是什么呢？决不是八字先生所谓的命，而是通过自己躬行力践认识到的一个道理。譬如我前面的那扇墙，我今天就想努力把它推倒，是不可能的，努力是要的，但在看清楚客观环境之后，明白了自己主观上纵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今天不可能把这扇墙推倒了，这即所谓天命。换句话说，天下事物都有个分际，有个限度，我们所谓努力，只能在这个分际和限度之内去活动。如果要想超过这个限度，一定要勉强而行之，那是达不到目的的。中国过去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说，那是寓言，那是神话，决不是事实。我们决不能把神话和寓言与事实等同起来。”最后才联系自己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能富，也不能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但是中国还是要继续改造的，还要继续努力的，不过这个责任就落在各位青年身上了。我希望各位要立大志，下决心，为我们的事业继续奋斗，在这个基础上，再努力前进，一定要把中国改造过来。我虽然尽了几十年的努力，不过为各位作个开路先锋而已。”他说完之后，不禁感叹唏嘘。由此可见梁先生此时的精神风貌，已不是戊戌政变前后那样朝气蓬勃了。正由于他的这种天命观，所以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以求安身立命之所了。

《回忆梁启超先生》

孙敦恒：王国维的课程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主任吴宓教授主持下，举行了第一次教务会议，会上根据本院的教学宗旨和各位教授的专长，确定了各教授本年度“普通演讲”的讲题（即所开课程）与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

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尚书》，每周2小时；《说文练习》每周1小时。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范围是：

一、《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包含：句法之比较、成语之比较、助词之比较；

二、《诗》中状语之研究，包含：单字、连绵字、双字、双声字、叠韵字等；

三、古礼器之研究；

四、《说文》部首之研究；

五、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

六、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

七、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划一研究；

八、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孙敦恒：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清华国学研究院于9月14日正式上课，王国维开讲的第一堂是《古史新证》，听者甚众，不但研究院学员都来了，留美预备部的一些学生和刚进校不久的大学部第一级的一些学生也都慕名而来。

《古史新证》一课，是以其前几年发表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等论著为纲要，讲述中注入自己的治学方法。此课从9月讲授到寒假，讲授了整整一个学期。后来整理成《古史新证》一书行世。王国维在《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此‘二重证据法’，推在今始得为之。”这种以实（即地下出土文物）证史，又以史证实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为王国维所首创，不仅使其受业弟子深受教益，培育出一批史学大家，且得到史学界的广泛采纳，一时间成果斐然，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工作。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孙敦恒：张申府上课

张申府讲课时，广征博引，深入浅出，极受学生的欢迎。他讲授的逻辑学为一年级的选修课，讲得生动有趣，因此大部分同学都认识他。一位学生在《教授印象记》一文中写道：每当遇到张先生，“便记起一年级的逻辑课来”，张教授坐在讲台正中，戴着眼镜，“一面讲，一面望着下边，右手拿着粉笔，在桌上随便画圈儿，有时也转过身去黑板上画加减号，和AEIOPQ集合起来的公式”3。

一般说来，逻辑学所讲内容，比较抽象、深奥、难懂。但张申府教授博学多闻，知多识广，再加上对课程内容的融会贯通，却把它讲得生动、通俗、易懂。下面是张先生讲课记录的片段，颇能反映出他讲课的特点：

“逻辑是命题之学，是讲形式或是法模之学，是所有科学的科学……

如天雨，则地湿，那么天雨就含蕴地湿。天雨了，必定地湿，地湿了，不一定天雨，也许是清道夫浇过了水……”

《张申府教授在清华》

赵俪生：“风云突变”的课

张申府先生素来不点名，所以选了课不来也没有记录。可是有一次“风云突变”，张先生点起名来了。当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选课卡片，上边写有学生的学号。张先生手里拿着一大把黄色选课卡片，一张一张拿出念了上面的学号，被叫到的人站起来，张先生问姓名、系别、年级。张先生念到“二二九三”，我站起来。“姓名？”“赵甡。”“噢，就是在《清华周刊》上写了两年西洋杂志论文编目的学生吗？我记得这个名字。”“是的。”“请坐下，Mr赵。”之后，一个个过关。好不容易把卡片对完，自然还有大量学生没有选课卡，也就是旁听的。“你们都是旁听的吧？”张先生问。大家轰然作答。接着，张先生嗖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随口说：“我收到一封信。”然后把信对着听众展开。信纸上原来是一幅画：中间一个人，身上写着“张申府”三字，两旁有两把手枪对人射击，还画出弹火飞迸的火花。旁有一条标语云：“第三党万岁！”“谁写的？请站出来！”张先生声色俱厉地说。课堂里顿时鸦雀无声了。好半天，张先生把语调缓和了一下：“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是的。可是我要说明，我在认识邓先生之前就认识了蒋介石先生，我还认识朱德先生。这怎么定我的党派呢？”张先生又停顿了一会儿：“当然我知道，听课的人很复杂，南京励志社的也有，云南省党部的也有。我不是傻子。其实写这封信的是谁，我是知道的，他就在教室里，不过没有勇气站出来罢了。至于我本人，我声明，我从来不怕死。”下课铃响了。“看起来是怯懦的，”张先生说，“现在下课。”大家怀着各不相同的想法走出教室，但有一个想法是共同的：社会上、政治上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已经冲击到高等学府逻辑课的教室中来了。

《记张申府先生》

第四辑　清华的运动与毕业

第一章　清华运动与革命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园里的“革命党人”

踏进清华，这所原属清朝王府的花园的秀丽景色，虽颇引起少年闻一多的兴味，但那“一切美国化”的生活和浓厚的封建气息，交织一起，向他迎面扑来，却使他格格不入。这里，教学分国文部与西文部两部分。西文部除少数早年留美的中国教师外，大多数教师是美国大学刚毕业不久，为谋生而来中国的美国大学生与中学教师，学问不多，架子不小，他们是美国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推销员。而国文部里则多是些拖着辫子、满口“子曰”、“诗云”的封建遗老。其中国文部第一任总教习马季立，是清末的贡生。在讲堂上他还大讲“忠君尊孔”的“圣道”，公然说什么“吾辈祖宗受清室三百年之恩泽，不能报德，而反诋之，不亦谬乎？”在学生中，在某些大贵族官僚子弟中，也有这种反对共和的清朝遗少。他们在作文时，居然也大论“爱国莫大于尊君，尊君即所以爱国”，“孔子之尊君实万世不易之理”。而国文教员的评语也竟是：“持论透辟，彼邪说无所借口矣。”

当然，这只是清华早期个别极端的例子，却也是当时社会上复辟思潮在校内的一点反响。这时正是卖国贼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总统，正在酝酿“皇帝梦”的时候。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当年闻一多在武昌读书的时候，曾是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也是革命的热诚拥护者。他曾广为口头宣扬，并以他自幼对绘画的喜爱，用连环画的方式，描绘过武昌起义军的革命活动。来到清华，看到校内外这股诋毁革命，反对共和的逆流，他十分愤慨，和几位同班好友自编自演了一出独幕新剧《革命军》，在全校演出。这个戏，是以他耳闻目睹的武昌起义真实情景为题材，描述武昌都督瑞澂在事变前夕镇压革命党人，后来革命军起义事起，他狼狈逃窜的故事。闻一多在这出戏里饰演“革命党人”，塑造了一个在反动势力的镇压面前，横眉冷对、威武不屈的义士的形象，表现了闻一多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热烈拥护。这个戏在全校演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获得第二名。这是1913年秋天的事。

《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

罗章龙：“五四”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各校学生六七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会签字。大会后，队伍向各国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出发。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口，被外国兵阻挡不准通过，据说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成群结队通过公使馆所在地。我们派代表向各国公使交涉达二三小时之久，终无结果。这时群情愤怒万分，又一再要求，最后只准通过大约200公尺左右之远，由一个小胡同出来。

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只见公馆大门紧闭，有数十名武装警察守卫着大门。学生队伍只好在大门外怒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但是如何能打进去？公馆大门的左右边，各有一人多高的小窗户，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地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另有一部分人就痛哭流涕地向他们演说卖国贼如何卖国，中国如何危险等，警察们终于被感动而放松了手。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部还有数十名武装警察，正枪口对着他。接着某君向这些警察演说，警察大概也由于良心发现，不敢开枪，改变了瞄准的姿态。某君便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机警地把大门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拥而入。几千学生涌进了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像“大观园”的公馆各个角落。于是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各处搜寻曹贼，不见踪影。忽而搜得一个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呵！”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你打章的头，他用身体遮盖章的头；你打章的脚，他用身体遮盖章的脚，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呵！”大家恐怕闹出国际交涉来，把章宗祥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本人把他护送去了。等一会儿又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地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子；对那位姨太太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也把它捣毁了。

1919年5月9日，清华大学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会后，学生在操场焚烧日货

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才知道后面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20余人。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什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梅贻宝：欢迎“入狱”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游行示威，要求罢免曹、陆、章。清华因为接到通知太迟，未获赶往参加。不料政府态度蛮横，说是要严办闹事学生，并且有人主张枪毙几名，以儆效尤。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罢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出走，甚且上海、天津、广州各地罢市。6月3日凡尔赛条约签约期近，北京各校学生，不顾明令，发动大规模沿街演讲宣传。讲题约略为抵制日货、拒签国耻和约、严惩贪官污吏。清华若干学生，徒步进城参加。市民踊跃听讲，商店献茶慰劳，而警察则奉命抓人。余亦被捕，监狱早已人满，北京大学法学院权充临时监狱。余被送往入“狱”，只见诸多清华及其他各校同学，先我而至，一阵欢迎呼声，拘留营竟呈夏令营气氛。最后，“五四”、“六三”学生爱国运动，在全国民众支持之下，竟然得到完全胜利，凡尔赛和约中华民国拒绝签字，曹、陆、章撤职查办，抵制日货风靡全国。北大法学院拘留的学生们拒绝释放，要求政府说明拘留理由并道歉，方肯各自回校。逼出短期代理教育部部长的袁希涛，到法学院慰劳了几句，方才算结了案。

《大学教育五十年》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社团的平民教育

1919年到1920年间，新成立的学生社团就有50多个。这些社团虽然大都是学术性的，但政治性日渐增强，有的还公开提出了以“改良社会”为宗旨。政治思想、信仰五花八门，各树一帜，有的信无政府主义，有的讲国家主义，有的开始推崇孙中山（五四以前，孙中山的名字并没有进过清华园），也有的追随杜威和胡适。有些学生还特别热衷于当时流行的“平民教育”，希望借此能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他们在清华附近蓝旗营、三旗营、西柳树、大石桥、前八家等乡村办起了“夜校”、“平民学校”和“成人识字班”等等，教村里农民及其子弟认字、学文化。一个名叫“村人友”的社团，结交了不少农民，做了不少使农民增进知识的事情。“他们有通俗讲演，平民图书室等等，还有几位收了野小孩做徒弟……”，并办了个“乡村教育改良所”。4一些学生在“劳工神圣”口号的推动下，不但主动地去接近工农大众，而且组织起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些人在校内“西园”等处开荒种地，养鸡、养鸭、养兔，有人还养了马和驴。

《五四运动在清华》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清华即成立教职工会对日委员会，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图为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刊上的有关会议记录。

清华教师家属为抗日战士缝制棉衣

潘光旦：清华学生运动

清华的学生运动，像许多别的北京学校一样，开始于1919年。运动有内因，有外因。外因是当时北洋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行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无须多说。只说北京学生，在北京大学同学的倡导下，围打赵家楼的消息传到城外以后，清华学生就立即响应，一面参加进去，从此对北京一地以及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我最后留校的两三年间的情况来说，是无役不与，至少也会进行过同情性的罢课罢考；一面对内，终于争取到了全校学生会的成立，而在此以前，学校所准许的一般性的学生组织只限于各级的级会而已。1920年全国学生会的筹组与成立，清华也自有它的一份。还记得攻打赵家楼的那天晚上，清华学生召开临时大会，部分中国教师也到了场，在一般愤慨的气氛中，连平时大家公认为最不关心国事的师生，天良激发，也发了言，提了建议。有一个教师建议发动全北京的粪夫罢工，来逼使卖国政府屈从舆论；但这个人的后来的行径，他的中英双重国籍、抗日战争一起，更不识羞耻地承为英国人——充分说明他在那次会上的建议只是旨在为自己打掩护罢了。

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在北平西直门外进行抗日宣传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救灾”不救灾

部分师生也曾参加过一些“救灾”的工作，多数捐些钱，少数到了灾区前线。1921年我随同两个美国教师，其中一个就是上面所说搞“圆明园研究”的人，两次到过河北省的唐县，前后跨40天。第一次用同学捐款办了个粥厂，计口发小米粥，一天两回；第二次帮农民挖洋井，没有搞出成绩来。现在回头看，这一类“贴膏药”的试图是可耻的。一方面，我们每天要和受旱灾的农民们，在小米粥的分量上，论斤较两，大费唇舌，而第一天到县里，县老太爷欢迎我们，却来了一桌海参席。另一方面，我每天忙着，而作为我的领导的美国教员，除了难得向我发些“指示”而外，我简直不知道他们是在忙些什么。当时只知道他们有老师的身份，只联系上层，管些大事。小事服劳，当然是我的份。如今回想，他们一定是借了救济之名，搞着些别的勾当。当地有的是美国教会和为它奔走的中国教徒，美国教师就专和他们来往；至于“救灾”之外，又搞些什么别的勾当，那只能恨我自己当时还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因而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政治嗅觉，就说不上了。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爱国运动开展的困难性

学生会成立了，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校园内外，逐渐开展起来，但一次运动起来之后，要进行得比较彻底，对清华学生来说，却有着一个困难，而这困难可以说是先天的。第一，当时同学们对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本体，根本没有认识。只知道哪一国欺侮我们，我们就起而反对，例如当时的日本，而所谓欺侮也只限于一些比较明显的侵略行动，例如“二十一条要求”之类。如果敌人玩些手法，打些掩护，一般就不一定看得出来。第二，当时似乎谁都承认美国是中国的朋友。不错，它也不止一次地欺侮过我们，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它也有一份，但它终于退还了庚子赔款，清华学堂本身不就是它的“悔祸”，并转而“帮助”我们的真诚的表示么？第三，更具体的一点是每一个清华学生是这种“帮助”的活生生的“受惠”之人。第四，学生会与学生运动的领导层必然是由高年级学生构成的，而高年级学生，有的当年、有的一两年后，又要更直接的、更大量地成为“受惠”的对象，就是出洋；因此，很自然的，也是很必然的，学校与外交部主管人，在对付学生运动时，总是拿这一层来挟制积极参加运动的人，停止或延缓他们出洋的“权利”。这对学生运动无疑地起了有力的分化作用。例如1921年初，清华学生为了响应城内各大学的某一次运动，曾决定不出场应学期考试，称为“同情罢考”，为此，1921与1922两级学生都受到了缓一年出国的惩罚，即前者展缓到1922年秋，而后者到1923年秋，才许放洋。但实际上，1921级的约2/3的同学到1922年春就出国了，原因是这一部分学生原是准备参加期考的，事实上也进了考场，因为迫于形势，受到纠察队的拦阻，才没有考成，因此，学校对他们把原定的处分折减了一半；其余的约1/3，26人，则照原处分办事，到同年8月才出去。在这种形势之下，也当然出现过两面派的学生，例如抗战期间当过重庆市长、大陆解放后逃到台湾而当过台湾省长的吴国桢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的两面派：通过同情罢考时，他是举手赞成举得最快的一个人，而第二天早晨他又是进入考场的第一个人。1922级，就是我所属的一级，则根本没有履行缓期出洋的处分，原来一到当年春天，出洋期近，全级60多人，除了8个人以外，集体签具了“悔过书”，不肯“悔过”的8个人，包括我在内，被革除了“级籍”，但这8个人事实上也没有履行处分，学校为了避免为他们寻找工作或留校进修的麻烦，也就把他们一起送走了事，他们也没有坚持非履行处分不可，乖乖地跟着上船了。这也进一步地说明出洋是多么一件登龙门、抬身价的大事。清华学生爱国运动的所以先天不足，根源也就在这里了。

12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刘清扬：革命生活

清华大学学生在街头演讲

“一二·九”运动后，不断有住校外公寓宿舍的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被捕，各学校的学生都加强了警戒，轮班值守学校大门，以防军警冲入抓人。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和各方救国运动的群众有密切关系的人，更加预感到可能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在身上就多带了些钱，以备应用。1936年2月27日晚，为了探听城内的情况，并和城内朋友联系今后的工作问题，我和张申府一同入城。因我们城内有家，而且晚上不好找人，为了表示我们安闲无事，便到旧刑部街（现西长安街口）小剧场去看戏，散戏后，回到西城的家中住宿。次日早，张申府即外出。近午，我也外出，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德珩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的救国如何进行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我也立即离开许家，想寻找张申府探听情况，又不知他在哪里，只好想法在城内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家打电话问情况。梅的太太是我的老同学，她告诉我，军警正在捕人，千万不要回去，我的孩子已由隔壁袁复礼太太接过去了，不必惦念。5时，我到东城男青年会门外等清华大学的校车，车开动时，张申府未来，我随车到西单亚北点心铺门前停车时，张仍未来。我估计他已知消息，可能不回学校了。时已天黑，我便仍回城内家中。不料一进大门，见是两个侦探开的门。我警惕地说：“我是来找人的。”他们便说：“我们已等了你半天，我们认识你，进去吧。”进到屋中，屋里还有两个侦探，在监视全家人。当时屋中还有一个女一中的学生魏宜咸，也被困在这里，不许她出去，怕通消息。随即一个侦探对我说：“我们一早已把张先生带进西城侦缉队了，现在只需要你去和他对证几句话，完事就回来。”我回头和家中人说：“不要听他们说得好听，我是不会回来的，你们不要害怕，好好吃饭吧！放心！我们是为爱国救国被捕，并不是犯罪，早晚也得释放我们。”然后四个侦探用电话叫了辆汽车，便把我押送到西单侦缉小队。当晚大中小的侦探队头子，接连审问了我三次，我始终向他们申明，将近半生之中，我做的完全是爱国反帝工作，人民爱国当然无罪。此后，他们要我把自己的口供写下来，交给了他们。在小队只住了一夜，住的是西厢房，后由东厢房给我送过两个梨来，说是张先生送来的，这样我知道张申府也在这里，但并未见面。次日上午，分先后两次用吉普车把张申府和我送到南城侦缉总队去。总队长是个70多岁的老头子，自称是我大哥的朋友，为此看面子，把我放在一间干净的屋子里，而把张申府放在和土匪同房的木笼子里。不久，我从窗外看到叫张去后院审问，并戴着脚镣，哗啦哗啦响着走过来。张回来后，我向监守我的人说：“我要见你们马汝麟队长。”他随即通报了，我见到马，对于给张戴上脚镣表示愤怒并提出抗议。这个猾老头子对我说：“不要生气么！对你的优待，原是看你哥哥的面子。我当了40多年的侦探长了，将来你们要有成功的一天，我同样给你们干。”我说：“用不着看什么面子，我们都是爱国无罪而被捕的。为什么给一个大学教授竟戴上脚镣？”此后他才给张下了脚镣，并换了房子，不再和土匪在一起了。

《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

冯友兰：清华保护爱国学生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伟大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抗日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一次次组织起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北平学生运动中居领导地位的是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

当时我在清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对清华的情况了解一些。对于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国民党政府十分害怕。起初，他们想拉清华学校当局共同镇压学生，但清华当局（当时清华的校长是梅贻琦）对于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支持的。比如，有时清华接到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的公文，公文上开列了学生名单，叫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为了保护学生，学校就把名单让学生看了，并且通知上了名单的同学想法子找个地方躲一躲。然后，学校再回复北平当局说，这些学生现在都不在校，不知下落。

《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记事》

1935年12月16日晨，清华学生扛着“反对冀察委员会”条幅冲破重重阻碍，进城参加示威游行

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第三团在蓝靛厂集合准备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

冯友兰：宋哲元兵围清华园

“一二·九”示威游行的第二年，即1936年，北平当局为了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终于正式派遣军队到学校来抓人了。2月29日，宋哲元的大批军队包围了清华，要把清华的进步学生一网打尽。

那时，我住在梅贻琦的隔壁。梅贻琦住的是清华校长住宅甲所，我住的是乙所，还有一个丙所。这三所房子单独在一起，总称三所。我到梅家后，梅贻琦对我说，宋哲元的军队来了，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开会，大家暂时都不要走，在这儿看看情况，有什么事发生，我们可以马上做出决定。当时，学校各方面有事都直接打电话到梅贻琦家里。

宋哲元的军队来了以后，把清华校园整个包围了。学生们都集中到清华体育馆里。这个体育馆建筑得比较坚固，大门都是铜的。宋哲元的军队进校以后，又把体育馆包围起来。学生们说：“你们军队如果进体育馆，我们就拼了！”学生在里边，宋哲元的军队在外边，双方僵持着。

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都觉得事情严重。因为一旦军队冲进体育馆，就会酿成一场大祸。可是大家束手无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有人说，可以派几个教授当代表，进去和学生说说，让他们出来。大家说这不行，谁能保证学生出来后不被逮捕？军队要是把学生逮捕了，你怎么办？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往城里打电话，向各方面求援。打来打去，找到了秦德纯。当时他是北平市市长，也是宋哲元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在电话里对秦说，现在的事态非常严重，如果军队进了体育馆，就要闯下大祸了。秦德纯听后说他马上去见宋哲元。过了一段时间，秦德纯打来电话说：“我和宋哲元说了，现在宋已经下命令叫军队撤回城里。”我们听后，心里都放松了些。后来，校卫队又打来电话，说包围的军队已开始撤出清华。我们仍留在梅贻琦家里等消息，一直等到校卫队打来电话说军队全走了，清华已经没有军队了，大家才放心。梅贻琦宣布散会，这时已是半夜两三点钟了。

《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记事》

张仲碧：静斋的反逮捕斗争

1936年的2月，是恐怖的一月。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都有大批学生相继被捕。

“黑名单”事件不久——1936年2月29日清晨天还未亮，张厚英已经起床温课，因为要补行长期罢课后的大考。她听到窗前一阵阵“嚓嚓”的急促脚步声，赶快关上灯向窗外一看，黑压压一大群穿着黑衣服的警察，正在包围静斋，原来他们来捕人了。必须以尽快的速度把人们唤醒，离开住室。张厚英机智地唤醒了女生舍监，警察已到门口。这位同情学生的舍监——蒋恩钿，立即迎上前去。她平静而尊严地宣布：“清华校规，楼上住女生，任何男性不准上楼，警察也不能例外。”

警长没提防这一着，愣了一下，只好打电话到城里叫派女警察前来。这样赢得了短短的时间，楼上的学运骨干、积极分子，赶快准备，把有关材料烧的烧，藏的藏；有的准备被捕坐牢。2月的黎明，门外奇寒，包围静斋的军警很快支持不住了，都挤在一楼楼道里，有的坐在楼梯口的台阶上。这时天已大亮了，楼上的女同学们在楼梯口上喊：

“让我们下楼吃饭，我们要考试。”“你们这些学生，有福不享，住这样好的楼，还闹事。”警察在楼下喊。

“谁闹事？我们要抗日！你们也是中国人，你们就甘心当亡国奴吗？有良心的抓汉奸去，不抓爱国学生！”女同学们理直气壮地讲道理。

突然人们从窗口发现，大队男同学浩浩荡荡朝静斋奔来。女同学们一声“冲啊！”随着喊声，冲下楼梯，冲出大门，正好和男同学大队会合，接着就向西校门奔去。蒋南翔被军警抓住带到西校门传达室，姚克广（姚依林）由城里回来也被扣在这里，清华学生纠察队队长方左英也被捕了；之前，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也被抓住。

军警逮捕学生

军警抓人的暴行，激怒了广大师生，连那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学生、教师也被激怒了！他们说：“堂堂高等学府，怎能容忍军警如此无理。”

在民先队员的带动下，几乎全校同学都来营救被捕的同学。同学们用木棍、石头、军训枪同军警搏斗。大家看到军警想把蒋南翔、姚克广、方左英三人往汽车上推，准备带走，便一拥而上，奋力把他们夺了回来。另外一些同学，早把军警的汽车砸毁，卸去关键部件，汽车变成乌龟壳似的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了。

《静斋风暴》

第二章　毕业季——耐人寻味的最后一课

马彦祥：“话剧”来源

1916年，洪深先生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想以实业救国来振兴中华。但是对戏剧的强烈爱好使他学了一些文学和戏剧的课程。当时美国正在上演译成了英文的《王宝钏》，但译本有损原著，且原著故事本身就不高，舆论反映并不好。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洪深，看后很苦闷。是年底，他组织了话剧《花木兰》的演出，受到华侨和美国人民的欢迎。这一事实使洪深领悟到戏剧能唤起民族觉醒，他决心改学戏剧。1919年秋，洪深先生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同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洪深先生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正是文明戏日趋没落的时期，洪深先生以他自己富有光彩的艺术实践迅速地结束了文明戏的历史阶段，掀开了中国话剧运动史的新的一页。“话剧”这个名词就是由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过去称为“新剧”，是针对旧剧而言，而二者的区别则一是歌唱，一是说话。“新剧”是说话的戏剧，应该称之为“话剧”才适当。他的倡议得到了戏剧界的一致公认，此后“话剧”这一名称才逐渐通行起来。

《话剧运动的先行官——洪深》

费孝通：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

20世纪3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中，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的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甚至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女学生找对象的公式是“中学找大学，大学找留学”。留学已多少成了变相的科举。有些大学生着了迷，搞得颠颠倒倒，这些形象对于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留英记》

胡鉴：顺利留校

1934年秋，吴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由于他的才华，也由于胡适与他的特殊关系，他留在清华大学当教员，讲“明史”课。他的课和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张荫麟的“清史”一样，被称为清华史学系“有较高水平的课”。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些受到当时史学界重视的论文。

《昆明——吴晗人生旅途的驿站》

邱行湘：“人才”的力量

蒋经国掌握了青年军政工的全部人事。青年军各师的新闻处长（即政工处长）必须通过蒋经国，才能由国防部新闻处委派。在我接任二〇六师的同时，蒋经国派了一个原任万县青年中学校长的赖钟声接任二〇六师新闻处长。赖钟声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参加青年军以后，又进过青年军干部学校，是蒋经国的得意的嫡系门生。赖到二〇六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和我创办了一个《革命青年》周刊，着重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毒素，来加深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基础。赖钟声也经常到部队讲话，鼓动官兵为蒋介石卖命。政工系统另有电码密本，并指定专用电台与蒋经国直接联系。

《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

潘光旦：旧清华的人才们都到哪儿去了

清华旧制毕业生约有5000人。有多少人在美国，有多少人在台湾，有多少人在中国，应该有个估计。我们班的情况是：在美国的，如任之恭、陈省身、陈克恢（在美国搞麻黄素，听说发大财了）、郭殿邦（1921级，学航空，出洋后一直未回国）。此外，郑之藩的女婿、陈达的儿子都在美国。在台湾的，如陈钦仁（在台办外文报）、朱世明（是个将军，日本投降后，是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现在日本做寓公）、时昭瀛（台湾“外交部”副部长，做过南非总领事）、沈镇南（学化工的，又学制糖，原在台湾，后被国民党杀害）、沈昌焕（是我表哥的儿子，我的表侄，曾在台湾做外交部长）、顾一樵即顾毓琇（做过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在国内的，如彭开熙（原名开煦），曾为人大代表，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学电机的。总的说，旧清华几十年毕业的人，在中国是有影响的。

《谈留美生活》

附　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曹云祥：1924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

本校甲子级诸君在校已经八载，今将远渡重洋，留学深造，周刊社嘱鄙人为一言之赠，以作末次谈话之纪念。余民国二年以来，默察中国之人情，教育界之趋势及学生之态度，愿将一“谦”字为诸君赠。此区区一字，若出自天良，深藏怀抱，用之得当，即为卫生之良药，保身之宝剑，深造之媒介，开山之大炮，诚立业之基础也。试分析言之。

谦让之人，则少意气作用，解愤恨，鲜抱怨，免嫉妒，避贪欲，于是，饮食易消，就寝易酣，交际易和，为所应为，得所应得，和平快乐，无不如意。斯之谓卫生之良药也。

人能谦让，则少争斗，恶人则不敢欺悔，善人则益加亲密，为群众所钦佩，即一旦遇险，咸愿扶助之，慰恤之。斯之谓保身之宝剑也。

知谦让者不愿以出风头显小本领为能，知学问之无穷，阅历经验之宝贵，故不敢以一得自矜，目空一切。斯之谓深造之媒介也。

谦让为人生所必需，天下所共认，不论何事何地使之为先锋，山石可裂；人心中有此坚硬之山石也，既开之，则道途平坦，进敌营如入无人之境。斯之谓开山之大炮也。

总以上而论，修养有素，则体健气平，品高学博，所有贡献焉有不为社会所欢迎者。斯之谓立业之基础也。

细察近时潮流，学生专模仿小政客捣乱。手段之卑鄙，盲从之奴性；偶有一得，妄自骄矜，辄思露头角，以压群众。殊不知天赋以才，亦必驾驭而指导之使成大器，倘恣意自夸，天将夺其才而挫其志。方今世风不古，人情浇薄，隐贼险狠，所不为，道德衰颓，有不可收拾之虑矣。

诸君在校八年，未免受外界之感触，迨至大一级，而级风有“客气”之誉，足见各自反省。务希诸君将所得级风之誉，毋使堕落。窃效古人临别赠言之义，谨再以“谦”字为赠。前途珍重，以慰故人。

曹云祥：1926年对清华学子的毕业赠言

本校丙寅级同学七十余人，来自各省，肄业已经八载，今届毕业之期，将留学新大陆，以求深造。周刊社嘱鄙人为一言之赠。窃效古人临别赠言之义，略述愚见。鄙人与诸同学相处，有四五年之久，知之较深，不必以老生之常谈，颂而无诲。历年赠别，不免作通套之语居多，如一帆风顺、珍重身躯、学成归国、改良社会等之名词，以勉励之。今则鉴于国家多故，校风不良，窃因之而有感焉。

忆昔七年前清华学生约百人将赴美留学，曾邀鄙人演说，其时希望百人中有四五人大告成功，已属满意。因中国学生之留学东瀛者以万计，留学欧美者以千计。苟有百分之五，为国效用，已不在少数。该级中百人，今有若干成就者，尚不得而知，而一般社会之批评回国留学生，往往仅习皮毛，以之治国，而国政愈紊乱，以之与学，而学界愈纷争，推而至于农工商，亦何莫不然。试问国是日非，是否为留学生所造成，不敢定论；然而批评家固有如此见解，而其理想，尚希望留学生中养成杰出人才以救国也。

甲子级毕业时，曾将一“谦”字为赠：因该级级风有“客气”之誉。余以为“客气”仅在表面，而尚欠克己功夫。倘非进一步而养成谦让之道，则立身盛世，安足为人才之表率，所以赠之以“谦”，冀勉其成。

今试问丙寅级级风若何，同学之感情若何，团体之坚固若何，合作之精神若何，谅诸君各有自知之明，均能道之，毋俟赘言。鄙人质问，似含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义，然而亦有相当之了解。

近年来国家多难，兵连祸结，孙中山先生逝世，民党失其领袖。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北京学界，常在风雨飘摇之中。即本校亦不幸而发生风潮，此种现象，殊足令人心寒。况战事犹未平息，本校处此四面楚歌之境，炮声震耳，兵队触目，焉能安心向学，致本年足球队失败，三校运动，殿以末座，军操不克练习。虽本校各级同学力图振作精神，努力奋斗，反演成阋墙之争，不免有损伤感情之患。虽然，吾校同学，无非逞一时之愤，幸而彼此尚易谅解，并无若何之横风巨浪耳。

诸君在校八年，与外界接触之机会甚少，血气方刚，忽受此种激刺，当然精神上感受痛苦，然受此一番大激刺，当有一种相当之大反省、大觉悟。今则学年告终，诸君将远渡重洋，吸收太平洋新大陆之文明空气，受五年之深造。当此远别，谨以“恕”字为赠，俾养成“合作”之习惯，及爱同学、爱同胞之精神；庶免侵犯人之自由。丙寅级诸君共勉旃！

曹云祥：1931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

主席卜校长，诸位教职员，诸位本年毕业生，诸位男女来宾：

鄙人是1900年之毕业生，与张君锡良同时毕业，今日来参加毕业典礼。重游旧地，与相差卅年之同学会聚一堂，非常荣幸愉快。鄙人毕业时，母校只有两所房屋，即备馆与格致室，现在已添圣马利亚女校校址、兆丰花园以及江东新建筑。其扩充之大，进步之速，全是卜校长之功。有人说卜校长每次回美国，口袋里终要带一所新房屋回来，近来并不回美国，亦能就地变戏法，当场出彩，如纪念前卜夫人之新建筑又落成了。

中国近代教育发达史中，曾受许多波折，母校实首当其冲。而四十年来，卜校长曾经解决无数难题，有益于后来开办之学校，亦为不少。但是廿五年前，母校曾一度走入迷途，甚至退步，而引起反对。就是本来新学生之初步英文，须有A、B、C之程度。谁知廿五年前，母校忽宣布，本校毕业生只能有A、B之程度。如此比算，学问岂非减少三分之一？又照字典解说A、B是身体康强之水手、彬彬文人变作赳赳武夫，岂不更骇人听闻？如此说来，不独毕业生受冤屈，而我们所尊敬之校长，亦要降级了。譬如美国纽约大学，授人以“小弟弟”（D、D）之学位。大众都以为此种意义，就是谦让，就是正智慧之基础，断没有真正认为无知无识之小弟弟的。

今日之毕业礼，西语谓之“开始”礼，是毕业后开始为人之意，犹如从前读书人中秀才谓之“进学”，是一样意思。故今日是诸位毕业同学开始为人之期，应当再一度审察大学生所得之特别利益，与应负之责任。

常听得人批评大学生：但能唱校歌、呼口号、踢皮球，或称之谓囫囵吞枣之理想家，能知而不能行。此种无谓之批评，自无须辩驳。只要大学生将训练所得之三大利益：一、见界之宽大。二、思想之深切。三、知己知彼之体谅心。一一表显于大众，就无人批评了。

（一）大学生既研究天下各国之历史、政治及经济，其见界必不止于一国。华谚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既有天下世界之眼见，就可减少坐井观天之弊。中国现在天天讨论统一，而国中之领袖，尚有省界之主张。常听得说“山东人之山东”，而其结果大受山东人张宗昌之害，哪里能得统一？将来诸位在社会上服务，就无此见界狭小之弊了。

现今世界交通便利，思想易于传达。文化之进步，当如交通之进步，由小车而黄色车，而马车，而汽车。空中且有飞艇，海中又有快轮，每小时速度已达四十五海里。如此环境之中，大学生不能不具世界之眼光。即在爱国之热忱中，再进一步而有顾及世界大同之观念，是为大学生见界宽大的利益。

（二）大学生第二利益，是思想之深切。思想须受训练，否则肤浅而无层次，且不彻底。譬如群众之心理，易于煽动，受人利用。若大学生则已受过训练，胸有成竹，是非分明，自不致迷惑不决。

又如开辩论会时，往往听一面之词，思想即随而转移。及至最后，尚不能断定其是非。但大学生若已研究过哲学，则曾一度追随世界上历代最深奥之思想家，能启发个人之人生观，如船已有舵，不致在汪洋大海中飘摇无定。思想之深切及独立，实为大学生之第二利益。

（三）第三利益为体谅心。书中之学识是不变的，一天功课念不通，明后天可以再会，终可以通。但人与人之关系是活的，变化无穷的。大学生在校四五六年，日与同学相处，可多得知彼知己之经验及体谅心，是为大学生第三利益。

譬如拍网球，有抽球压球，有硬球切球，有高低快慢等等不一。铁尔顿万国名将说“要练成健将，须辨明球之来势，而后应付”，人类亦是如此。虽则人之心理千变万化，但如球之来势，一样可分其类别，如好坏、精粗、缓急、虚实、新旧，等等是也。此种类别，有因祖传而然的，有因环境而然的，殊难转移。在学校受训练之时，或能更正。久而久之，便可变成正当个性，甚至印入面相。故将来遇人，亦可辨别人之性地，是为第三大利益。但一人之终身事业，颇赖合作之力量，往往极有学问、极能干之人，因不能合作，终归失败者。故将毕业之同学，先须自问。

第一，曾否练到有宽大世界之眼光，以备建伟大事业。

第二，曾否养成人生观，姑终抱定愿为宗旨而牺牲。

第三，曾否养成体谅心，对人一视同仁，而能与合作。若已经达到此三点，则大学生之利益已尽得到，可以处世了。若尚未完全得到，则须虚心下怀继续努力。

中国教育尚未完全发达，大学生为数甚少，大约不出五十万人。统扯每千人中一人，是可认为社会之领袖，故其所负之责任极重大。

现代世界之进步极快，中国远在列强之后，须要努力，急起直追，方有出类拔萃之望。譬如此远东运动会，日本得锦标最多。中国几乎落在菲人之后。大家说日本评判之不公，我亦云然。但是徒抱怒恨，无济于事。必须加工练习，具有实在力量，方可操必胜之权，因为得失全在事前之练习。大学生之生活，就是这种训练也。

中国的现状，颇为复杂。

（甲）就政治言之，南北之战尚在进行中，交通梗阻，百业凋零。政界失业之人，指不胜屈。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时，谋事人有十六万之多，甚至黄埔毕业生在南京，亦闲居无事。

（乙）就经济言之，旧实业如丝、茶等，日形衰败，新实业不能振兴，税则增加，生活程度提高数倍，失业者有增无减，自此酿成劳工问题。而土匪遂得乘机骚扰，如果乱世，各学校毕业生殊少立足之地。

（丙）就教育言之，现尚不能普及，失学者居八九。其大原因在交通不便，总干路尚未造成。所有铁路车辆，常为军人扣留。各处旅行，殊为艰难。大学生因此反少一条学界出路。

诸位同学，就要跨进世界，施展抱负。而中国之状态如此，倘能侥幸插足。尚有所许多无可容身之地，年轻人若不抱定宗旨，容易走入迷途。

鄙人趁此机会，提出大学生之三重大责任或使命，供献于诸位同学，即对于本人、国家及人类之三大责任是也。

（一）对于本人之责任，最为切近。大凡年轻人一入社会，往往羡慕某人为重要人物，其位置如何高，其权威如何大，或其财产如何富。此种羡慕，可以养成虚荣心，可以养成唯权利是图之观念。或者有父兄亲戚朋友激励大学生说：某人亦是大学毕业生，今已任何大事，希望你得到与他同等之地位。此种希望，就可引起损人利己之观念。务望诸位同学，对于此种逼迫，应有相当之抵抗力。从前金山有个和尚答乾隆皇帝之问，说：“长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有两只。一只为名，一只为利。”这是清朝时代帝国主义思想，现在不适用了。我约翰的老同学，素来做事勤恳，成绩卓著，颇不乏人。深望已告成功者，尚未牺牲其向来之宗旨。总之，名利如由正道来者，即是增加负担。得之，当为社会多尽义务。不得，亦不必以为失败。因为一人之工作不当以名利为目标。约翰同学，更不应该如此。若因求名利，而将处世大道完全抛却，则虽成功亦失败也。这是对于本人极重大之责任，切勿轻易放弃。

（二）对于国家之责任，中国向来少人注重。顾亭林先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两句要紧的话，我们的国民，是应该牢牢记得的。自从光复至今，十九年来，民众吃苦甚多，受益甚少。按照中山先生的计划，现在是训政时期，正是大学生负此责任的时候，应当准备为国家服务，不必论地位之尊卑。若说高地位则就，低的不就，则差了。因为有真本领的，早晚必有露头角之一日，不必过虑。最可虑者，是一旦责任到身，不能担负耳。民国为民众之国，其失败成功，全视乎有多少公德心之国民，及其所愿牺牲的，有多少总成绩。务望约翰同学，为国家效力，造成良好之民国。勿以酬报之多少、位置之高低定去就。

（三）对于人类之责任，更加深远。若无相当之训练，往往不愿负此重任。而唯利是图之人，且以负此责任为上当之事。我中国家庭制度极好，且习惯甚深。兄弟姊妹务须彼此稗助，互相合作。若照此制度习惯，对待人类，则世界大同，似非甚难之事。但为社会服务之团体甚少，而互相欺诈残杀，如盗匪绑票等事则极多。四万万同胞之歌，已唱得长久了，到处可以听见了。但能照此歌意工作的，确不易得见，真是可叹。

鄙人在欧北丹麦国，住过近二年。见公园中有一戏台，其匾额上大书特书中国字四个：“与民同乐”。此种社会政治思想，是从我中国传去的，而现在已经实现了。其人民虽不富裕，尚能各得其所。人民身体康健，六畜肥美，教育普及，乞丐毫无，免费医院林立，乡村合作社名驰天下。如有失业者，政府救济之。此种状况，与传去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国比较，实有天壤之别。中国之社会问题极多，尚无人能解决。约翰同学愿担任解决否，此是一大责任也。

诸位将毕业之同学，既受有训练，当有世界之眼光，个人处世之人生观，及忠恕待人之态度。在此国家社会多事之秋，过渡艰难之际，务望对于本人，对于国家，对于人类，努力担负完全责任。

梅贻琦：1927年在清华赠别诸君

诸君不久将在清华毕业，放洋游美，这是诸君在校数年以来所存的一个大希望。这希望不久就要实现了，诸君的快乐可想而知，所以凡校中诸师友当然要为诸君祝贺！

吾们祝贺诸君的意思，一小部分是因为诸君在校的工作完定了，一大部分都是因为诸君要得到一个大成功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不过使诸君有求得高深学问的可能，至于实在成功的多少，还要看诸君努力的程度如何，能不能利用这极宝贵极难得的机会到十足的地步。所以吾在祝贺之外，觉着应向诸君说几句劝勉的话。

诸君此去，在身心的各方面，一时都要受非常的刺激；就是衣食住，亦要改变常态。在这种急剧变化之中，最要紧的，是要守住了个人意志的平衡。因为诸君在美国，倘若穿洋服、吃洋饭不大合乎洋式，是不必太介意的。反而言之，倘若把学业荒废了，终日竟颠倒于新大陆中繁华奢靡的社会里，那便是万分的可惜！诸君以前的同学，曾有过这样的，诸君或不至这样做。然即不至如此之甚，倘不能将轻重缓急，看得十分亲切，照定远大地方努力去做，亦便是平庸一流。不但辜负了国人的资财、师友的期望，恐怕亦不是诸君想去的初衷。

至于诸君到美国求学的方法，当然与在国内是一样的，无须多说。吾只愿诸君在那里，无论研究哪种学问，考察哪种事业，都要保持着科学家的态度，然后才能得到真实的学问，才能对于美国的事物得到允当的了解。这科学的态度，吾以为应有以下几种成分：第一要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守信。

诸君所去的美国，与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美国的社会里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坏的；有吾们要极力取法的，亦有我们应极力避免的。在从事于研究选择的时候，就要抛弃主观的思想，务从实际上考察，才能得到一种确当的结论，然后带回国来施用，才能不发生危险。再说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改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吾们生在这个时候，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亦不能不将他们看清楚了，好做取舍的决定。这样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的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诸君当临别的时候，预备正忙。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着疑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

梅贻琦：在1932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是本校举行大学部第四次的毕业典礼。本校成立于民国元年，可是那时办理的方针，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所以一切都是向着准备留学这个目标进行。这种办法，在当时的确是适合时代需要的办法。那时国内学校的程度，都还很差，毕业的学生，能够留学的很少，清华为适应这样需求，办理成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这是很对的。但是后来国内的学校，逐渐的将程度提高，造就出来的学生，都可以直接出洋留学了。于是清华当初的那种办学方针，也逐渐失去了时代的重要性。终究于民国十四年夏季改办大学部了。改办大学部的目的，是想把清华改成一个自己能够造就专门的人材，研究高深的学术的独立机关。十四年夏季招收的第一班大学部学生，于十八年夏毕业。今天毕业的，是大学部第四班的学生。

现在国内的教育，因为受政治经济的影响，近年来所遭遇的困难艰阻都很大。本校幸而能够顺利进行，这是很难得的。去年东北问题发生之后，本校在课业方面，也曾略受影响，暂时停顿。幸赖师生协力维护，将寒假缩短，终于使学生的课业，得以照旧进行，今天还能够在这里举行毕业典礼。

今天毕业的学生共有一百一十余人。我们对于这班毕业的诸位，虽然怀着很大的希望，但也不敢就怎样的欣喜，而且还很为担心。因为诸位将来投身社会之后，是否能如我们的期望和诸位自己的抱负，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材，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我们大家现在都要认清了这个目标——成为社会上有用人材——就本着这个目标，分别努力，以求其实现。

我们知道学校里的师长，原不过是学生的领导而已。各人将来的成就，是不能全靠在师长身上的。诸位的前程远大，不过这远大的前程，是要靠诸位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的。诸位在校时，师长们已经给诸位引上了这条远大的前程的大道。我们相信，假如诸位能够照着这条大道，继续地向前迈进，将来无论如何，总可有相当的成就。现在就望诸位好好的努力前程。

[1]那一次比赛的第一名是现在全国政协委员陈达先生。

[2]五项测验：1.百码赛跑十四秒；2.半英里赛跑三分钟；3.掷铁球二十英尺；4.跳高四十五英寸；5.两项择一：足、篮球要求懂得有关知识和规则；射箭，十分以上。

[3]见《清华署期周刊》第10卷第7—8期（1935年8月24日）。

[4]《清华生活》，载于《清华周刊》十二周年纪念专号，1923年4月，第62页。

Table of Contents

老清华
版权信息
付士禄：清华园沦为日军魔窟
冯友兰：和而不同
冯友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冯友兰：教授治校
冯友兰：纪律严明的军式清华
唐绍明：留美教育奠基人
唐绍明：革命中风雨清华
孙锡三：任劳任怨的周校长
孙锡三：功济后世——周诒春
安洪溪、孙敦恒：清华的“驱吴”斗争
崔国良：最早的研究生院
张友仁：陈岱孙接收清华园
张寿崇：那桐题匾清华园
徐辅治：了不起的周诒春
徐辅治：小房子里住着大学问
徐辅治：有知识有远见的周诒春
徐辅治：来之不易的清华中学
梅祖彦：大楼与大师
梅贻琦：就职演说
江文汉：外敌的思想入侵
潘光旦：“和尚”赶“方丈”
潘光旦：我对周校长的印象
潘光旦：早期的清华校长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汉文课程
潘光旦：清华学制
潘光旦：清华的“自由教育”
潘光旦：清华的值钱处
潘光旦：清华的崇美思想
潘光旦：清华的成绩计分制
潘光旦：清华的通才教育
潘光旦：重拾国文课
王思立、宋士英、唐宝心：爱护青年人
王造时：国学的回归
百年清华历任校长
章元善、尚传道：“洋翰林”周诒春
章元善、尚传道：不图名而名自至的周诒春
章元善、尚传道：创办北京图书馆
章元善、尚传道：和蔼的校长
章元善、尚传道：被逼离校
章元善、尚传道：视金钱如粪土能有几人
章元善：封建式出洋
第一章 校史杂说
第一辑 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学堂的建立
第三章 漫谈清华的校风与制度
第二章 校长，百年清华的重要奠基者
费孝通：留学费——获得途径
费孝通：阴谋下的人才工厂
附 清华历任校长及就职演说词
陈中凡：奢侈的闹剧
陈中凡：我们不要你了
陈中凡：我是校长我说了算
陈中凡：最强大的哲学
陈中凡：罗家伦的强者哲学
陈中凡：罗家伦眼中的日耳曼精神
陈岱孙：清华新体制
陈康定：清华“四大导师”
霍启芳：创造力的消逝
韩咏华：巡夜的校长
韩咏华：梅贻琦公私分明
韩咏华：没人愿意倒梅（霉）
冯友兰：清华的转变
吴季松：清华时代的吴恩裕
周如苹：骑马上课的“周大将军”
唐绍明：浓浓的清华情
唐绍明：甄别入校
常风：李健吾印象
张仲碧：静斋的壁报
张岱年：我愿意接受教育，但要看是谁教育我
张邦永：战争杂忆——一个女子的爱国情
曹云祥：1924年秋季开学式上的讲话
曹云祥：1925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李埏：“当仁不让于师”的张荫麟
李埏：教师的竞争
梅贻宝：带礼服的会议
梅贻宝：热情的犹太书商
梅贻宝：要留美，先学游泳
梅贻琦：1932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潘光旦：“孔教会”（二）
潘光旦：⊥社
潘光旦：一条腿能否出洋
潘光旦：三分钟信仰
潘光旦：不想再去美国
潘光旦：交钱的刊物
潘光旦：令人心怡的学习环境
潘光旦：传道的校医
潘光旦：出洋前夕的演习
潘光旦：出洋热
潘光旦：出洋的审判
潘光旦：制度下的生活和“斋务主任”
潘光旦：基督教在清华
潘光旦：娱乐——电影
潘光旦：娱乐——话剧
潘光旦：我们吃的不是饭是道德
潘光旦：我们是这样练习口才的
潘光旦：校园内的特殊阶层
潘光旦：清华“识字班”
潘光旦：清华刊物
潘光旦：清华学生“评议会”
潘光旦：清华最早的关系学员
潘光旦：清华的音乐
潘光旦：清华课程与课堂生活
潘光旦：留美学生中的兄弟会
潘光旦：舞蹈中的两性关系
潘光旦：闲适的留学生活
潘光旦：革命年代别样生源
王佐良：良铮的诗风
王造时：清华学生的智力发展
王造时：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王道立：“负责”的校医
王道立：呼吸体操和半夜运动
王道立：复试与假辫
王道立：强权下的黑幕
王道立：虚无的年龄限制
章元善、尚传道：奢华体育馆
章元善：热情的绮色佳人
第一章 投考清华大学
第三章 校园活动与刊物
第二章 清华课程与校园生活
第二辑 老清华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四章 留学生活剪影
胡鉴：数学零分入清华的吴晗
胡鉴：特殊照顾的对象
费孝通：严格的英国太太
费孝通：我的生命都用来学习了
费孝通：独特的教学方式
费孝通：留学与科举
费孝通：留学制度的完善
费孝通：颇具喜感的考试
郭道晖、孙敦恒：“孔教会”（一）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园学生自治
附 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词
马约翰：强迫锻炼
马约翰：清华足球队
马约翰：踢球不许打架
千家驹：反动的观点，严肃的讲学
卜保怡：吴宓的三个“28年”
卜保怡：外文系培养目标
卜保怡：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吴宓
卜保怡：漫谈式教学
史说：美国两大军校
吴泽霖：梅先生三件事
周传儒：卖字维持松坡图书馆
周士观：勤思是成功的第一步
唐纪明：刘仙洲的教学作风
孙敦恒：吴宓延请四大导师
孙敦恒：吴宓的罗曼史
孙敦恒：吴宓知人善任
孙敦恒：张申府上课
孙敦恒：张申府教授在清华
孙敦恒：爱国的张申府
孙敦恒：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孙敦恒：王国维的课程
孙敦恒：王国维的辫子
孙敦恒：王国维请旨任教
孙敦恒：王国维进城
孙玉蓉：俞平伯与陈寅恪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抵制日货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的教学
安洪溪、孙敦恒：张子高论科教的意义
张书者：化学系主任高崇熙
张友仁：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
彭国涛：引人入胜的课堂
彭国涛：德艺双馨
易菲淑：沈从文夜市寻宝
暴春霆：《送米图》题诗
李任夫：乐观主义者——梁启超
李任夫：梁启超演讲——《知命与努力》
李任夫：梁启超谈——个人政治思想转变
李任夫：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
李德仁：哲学界第一人
李德仁：逻辑很好玩
杨鸿激：梁启超的爱好
汤杰：朱自清与清华图书馆
潘光旦：不着调的老师和学生
王力：“干不了，谢谢！”
王道立：“吐字不清”的程先生
王道立：“奖罚分明”的马先生
王道立：不修边幅的老先生马季立
王道立：胡敦复——分级受学制
第一章 清华名人堂
第三辑 老清华的名人与课堂趣事
第二章 老清华的课堂趣事
罗哲文：严格的梁思成
翁文灏：蒋廷黻对蒋介石说反共必须联苏
董善元、陈伯康、马祥宇：学者与书商
费孝通：爱面子的导师
赵俪生：“风云突变”的课
赵俪生：风趣的张申府先生
邓稼先：邓以蛰两离清华
闻黎明：呕心沥血编成《闻一多全集》
闻黎明：朱自清与闻一多
陆言：叶企孙与清华物理系
陆言：尊师爱生的叶企孙
陈孝全：耕耘清华园
陈康定：“没有一句褒语”的赵元任
陈康定：情定杨步伟
马约翰：不能做“东亚病夫”
冯友兰：宋哲元兵围清华园
冯友兰：清华保护爱国学生
刘清扬：革命生活
张仲碧：静斋的反逮捕斗争
曹云祥：1924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
曹云祥：1926年对清华学子的毕业赠言
曹云祥：1931年在甲子级学生毕业式上的讲话
梅贻宝：欢迎“入狱”
梅贻琦：1927年在清华赠别诸君
梅贻琦：在1932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潘光旦：“救灾”不救灾
潘光旦：旧清华的人才们都到哪儿去了
潘光旦：清华学生运动
潘光旦：清华爱国运动开展的困难性
第一章 清华运动与革命
第二章 毕业季——耐人寻味的最后一课
第四辑 清华的运动与毕业
罗章龙：“五四”
胡鉴：顺利留校
费孝通：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
邱行湘：“人才”的力量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园里的“革命党人”
郭道晖、孙敦恒：清华社团的平民教育
附 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马彦祥：“话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