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老北大》编辑组
Date: 2016-03-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民国; 中国历史
Publisher: 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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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

版权信息

老北大

作者：《老北大》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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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第一章 校史杂说
冯友兰：京师大学堂

朱偰：北大三阶段
沈尹默：6万两的存折
冯友兰：蔡元培任校长
沈尹默：蔡元培之长北大
冯友兰：教授治校
冯友兰：为学术而学术
翟俊千：改革课程编制
沈尹默：向政府提要求
千家驹：六年更名三次
沈尹默：迁校风波
朱偰：北大的三派文风
沈尹默：蔡先生离职
王道元：蔡校长飘然下野
朱偰：辞职启事
梁漱溟：文理为基础
陈仲瑜：各科都来了新教授
刘元功：首开女禁
范体仁：招收女生
刘元功：率先有了女教师
刘元功：授予名誉学位
高兴亚：讲义费风波
高兴亚：限制经费
高兴亚：自请开除
郑天挺：要不要考试
千家驹：教授星散
千家驹：合并国立大学
李九魁：澡堂坍塌
千家驹：北大是中国的缩影

第二章 校长，老北大之魂
冯友兰：海外留学生的起立

冯友兰：管学大臣张百熙
陈仲瑜：说中文还是英文
沈尹默：把《新青年》搬到北京
郑天挺：真实的“兼容并包”
沈尹默：连襟的监视
冯友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冯友兰：先生气象
高平叔：蔡先生遭嫉忌
周作人：古怪的翰林
周作人：没有艳闻的知识人
周作人：寿先生的赞语
周作人：阿世
郑天挺：“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千家驹：匿名送支票
王廷林：胡适的高收入
王廷林：胡适的逃跑不抵抗主义
王廷林：“打倒胡适！”
李祖荫：胡适被赶下台
周作人：打油诗
高平叔：学术自由
沈尹默：到底是书生
沈尹默：师爷汤尔和

附：历任校长及校长演说辞
北大历任校长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蒋梦麟：北大之精神
胡适：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演说

第二辑 老北大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一章 投考万方仰慕的学府
俞同奎：46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

陈嘉蔼：投考北大
张申府：北大预科
冯友兰：请改文科
朱偰：万方仰慕的学府
梁漱溟：为解决问题而北来
冯友兰：北大有三种学生
冯友兰：眼界大开
翟俊千：学生才俊不少
刘元功：女生惹关注
高兴亚：相当困难和不切现实的入学考题
高兴亚：只学必修科的帅麻子
千家驹：有如“长征”的投考之路
千家驹：不虞之誉
李九魁：冒名上学

第二章 回想北大当年的校舍与生活
张申府：北大藏书楼

吴范寰：沙滩红楼
张申府：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
李祖荫：静幽的北大图书馆
刘元功：浓郁的读书空气
张申府：图书馆，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许德珩：“五四”时期写大字报
陈仲瑜：关于吃
翟俊千：素食蔚然成风
陈仲瑜：吃好东西的地方
陈仲瑜：游玩之所
陈仲瑜：听戏是一种重要的消遣
陈仲瑜：少数钻八大胡同的学生
陈仲瑜：大多数同学省吃俭用
陈仲瑜：日常生活费用相当低廉
陈仲瑜：蓝布大褂是主打
陈仲瑜：宿舍不够用
李九魁：斋务科没有办法
程厚之：男生宿舍的分类
千家驹：跳了两年窗户的范文澜
千家驹：宿舍乱象

第三章 漫谈北大的校风与制度
翟俊千：学生“老爷”

冯友兰：自由无边的学生
刘元功：法科之盛
陈嘉蔼：风气为之一新
刘元功：教授学外语
陈仲瑜：选科制
陈仲瑜：乱选一气的弊病
李祖荫：点名与代到
程厚之：搞关系的法科生
千家驹：偷听生
千家驹：抄讲义便是了
千家驹：鬼混都可毕业
李九魁：教授爱请假，学生不念书
李九魁：卖弄学识
李九魁：五个月的假期

附：开学典礼演说辞
蔡元培：1919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蔡元培：1920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蔡元培：1921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胡适：1920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胡适：1946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蒋梦麟：立志定向，切实读书，“自”“治”并重
蒋梦麟：1923年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

第三辑 老北大的教授与课堂趣事

第一章 教授，老北大的魅力
刘元功：山额夫人与盲诗人

周作人：“亦不通”
周作人：请客送礼的甘君
翟俊千：各学会导师
陈嘉蔼：言必称墨子
陈嘉蔼：谈话请以五分钟为限
陈嘉蔼：胡适之广州演讲受阻
沈尹默：胡适的鬼聪明
陈嘉蔼：胡、张协作
王道元：林纾攻击白话文
刘元功：三个哲学家
刘元功：傅铜受排挤
刘元功：杜威授课
刘元功：罗素，中国应走俄国的政治路线
李祖荫：法律系教员互掐
李祖荫：法律系教员忙兼职
王廷林：爱骂日本人的燕树棠
王廷林：马裕藻的龙门阵
李九魁：没人听懂过的课
李九魁：不听课不考试也能赚学分
千家驹：手放在插兜里行礼
李九魁：孟森点名
李九魁：又一趣闻
李九魁：魏先生教书真热心
李九魁：罗常培先生的独特作风
冯友兰：腿伸得太远
沈尹默：我来北大
沈尹默：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
沈尹默：诗好字俗
梁漱溟：讲印度哲学
朱偰：“三沈二马”
许德珩：三只兔子
刘元功：古怪离奇的辜鸿铭
刘元功：辜鸿铭和胡适的争论
周作人：公认的怪人
周作人：只说不做的保皇派
周作人：借机发泄正统思想
周作人：校长是学校的皇帝
刘元功：东西南北人
刘元功：外国人很敬佩他
冯友兰：凡是封建的都是好的
冯友兰：茶壶理论
冯友兰：玩世不恭的名教授
冯友兰：上课只写板书的教授
冯友兰：陈独秀评书法
冯友兰：反派教授水平高
周作人：字写得实在可怕
周作人：湖北有没有学者
周作人：“八部书外皆狗屁”
周作人：林公铎爱喝酒
周作人：唐诗课讲陶渊明
周作人：林公铎抗议聘期
周作人：过分客气的许守白
周作人：愤世嫉俗的黄晦闻
周作人：最喜欢读《心史丛刊》
周作人：时髦的冯汉叔
周作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周作人：冯某人要的酒
周作人：刘叔雅即狸豆乌
周作人：“二云居士”
周作人：刘叔雅最不喜中医
周作人：国会议员着实可怜
周作人：朱胡子
周作人：消极的博士
周作人：闲谈与大吃
周作人：八字
周作人：涉足于花柳场的新派
周作人：有眼识小说
高兴亚：艰难的俄语学习
高兴亚：伊文与柏烈伟
高兴亚：苏联来了三位教授
高兴亚：和蔼可亲的盲诗人
高兴亚：开除邓文溥
千家驹：李大钊的感召力
千家驹：是学生滚还是先生滚
千家驹：法西斯起源“棒喝团”
高一涵：护送陈独秀出京
周作人：给女学生讲课
程厚之：教授的丑闻
朱偰：刘哲遭冷眼
陈嘉蔼：诸子佛书当缓读
陈嘉蔼：凶暴无礼的卡特理
陈嘉蔼：徐崇钦偕同学生看电影
千家驹：挂羊头卖狗肉的教授
千家驹：对着一个学生上课
沈尹默：老学生的翰林梦

第二章 老北大那些课堂趣事
翟俊千：群星璀璨

陈嘉蔼：臭气触鼻的陶兀忒
陈嘉蔼：不说国语的英文教师
陈嘉蔼：要读晋书
陈嘉蔼：成绩人皆在90分以上
陈嘉蔼：傲慢无礼的威廉逊授课
陈嘉蔼：兵式体操
陈嘉蔼：马叙伦讲宋学
陈嘉蔼：可快可慢的哲学课
陈嘉蔼：上课抽水烟喝茶的老教授
陈嘉蔼：以妓院为家的公羊学家
陈嘉蔼：胡适之讲西洋哲学平平无奇
翟俊千：地球是饼状的
翟俊千：杜威教学
陈仲瑜：轰动全城的大课
李祖荫：安静无哗的课堂
高兴亚：不重体育
高兴亚：划考试范围
高兴亚：难倒先生
王廷林：混乱的军训课
李九魁：必修的党义课
冯友兰：讲不完的哲学课
冯友兰：胡适果然不通
梁漱溟：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
梁漱溟：大家都在为学术
朱偰：戏曲小说和印度哲学遭批评
冯友兰：先生被赶跑
冯友兰：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
冯友兰：先生照本宣科
千家驹：谁都可以教“马克思主义批判”
千家驹：先生请学生讲课
高兴亚：讲军事学和军制学
高兴亚：学生军
程厚之：两个公开的哲学讲座
翟俊千：“家庭杏坛”
翟俊千：罗素讲学
刘元功：梁启超批胡适
刘元功：梁启超的一次公开讲演
刘元功：节制生育的讲演
刘元功：杜威、罗素先后来中国
王廷林：闻一多讲《诗经》

附
鲁迅：我观北大

胡适：记辜鸿铭

第四辑 老北大的学生社团与刊物
第一章 百家争鸣的学生社团
张申府：新闻研究会

王道元：会社种种
郑天挺：静坐会
郑天挺：音乐传习所
郑天挺：组织画法研究会
许德珩：学生救国会
许德珩：百家争鸣
高兴亚：工读互助团
许德珩：平民教育讲演团
翟俊千：励志小团体
陈仲瑜：“约而精”的少年中国学会
张申府：少年中国学会成分很复杂
许德珩：全国学生联合会诞生
罗章龙：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亢慕义斋”
陈仲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高兴亚：马克思学术研究会被封
刘元功：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进德会
陈仲瑜：改良与革命的分歧
张申府：进步团体座谈会
陈仲瑜：年会无果而散
陈仲瑜：不断发展的“马会”
高兴亚：荣获足球冠军
陈仲瑜：受邀参加远东会议
梁漱溟：关注个人品德行谊的行知会
范体仁：少中学会会员调査表
程厚之：学生会里的政治
李祖荫：教职员俱乐部

第二章 老北大的刊物与书籍
翟俊千：《新青年》

沈尹默：“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
陈嘉蔼：《新潮》与《新青年》此唱彼和
陈嘉蔼：《新潮》的新文章
李小峰：《新潮》经费由学校负担
李小峰：《新潮》的主要推销员是学生
李小峰：学校应负《新潮》印刷费全责
陈嘉蔼：《国故》崇古，《新潮》求新
许德珩：集资办《国民杂志》
许德珩：《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
许德珩：《国民杂志》社紧急会议
李小峰：“顺利”冲昏了头脑
李小峰：多渠道销售
李小峰：亲自卖书收钱
李小峰：鲁迅的大力支持

第三章 丰碑永驻的运动与革命
罗章龙：秘密行动小组

陈仲瑜：群情愤激
翟俊千：游行示威出发前
许德珩：五四前的准备
许德珩：五月四日的早晨
刘元功：打倒卖国贼曹汝霖
刘元功：攻进曹宅
俞劲：队伍被引向赵家楼
罗章龙：打赵家楼
许德珩：说服军警
俞劲：警察被感化
俞劲：日本人身护章宗祥
俞劲：买火柴的意图
刘元功：火烧曹宅
许德珩：学生会拒绝捐款
许德珩：“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王道元：“你们那学生还要不要哇？”
刘元功：爱国无罪
高兴亚：骂人还要合乎逻辑
刘元功：罢课又来
刘元功：“杀君马者道旁儿”
许德珩：郭钦光之死
刘元功：一鸣惊人的段锡朋
周作人：让人无法忍受的讲话
刘元功：保证段锡朋的安全
高一涵：印刷《北京市民宣言》
高一涵：陈独秀被捕
黄艮庸：散发传单被捕
黄艮庸：在狱中共住了18天
刘元功：“无耻胆小鬼”
程厚之：学生军保卫孙中山
程厚之：学生军为孙中山护灵
程厚之：反对“关税会议”示威运动
程厚之：“首都革命”
程厚之：惨杀学生的事件发生了
千家驹：清党委员
千家驹：反对国立八校合并
千家驹：像笼子里的“鸡鸭”
千家驹：复校运动取得胜利
朱偰：清校

附：毕业典礼演说辞
胡适：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第一辑　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第一章　校史杂说

冯友兰：京师大学堂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法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我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经科”。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设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

京师大学堂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朱偰：北大三阶段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已有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中，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898年到1916年蔡元培长校为第一阶段，名称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

（二）从1916年蔡元培长校到1927年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为第二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又改为京师大学。这10年中，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三）从1927年复校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院又改为北京大学。这一阶段中经过抗日战争，学校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沈尹默：6万两的存折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章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6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蔡元培、章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复拒绝，教育部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6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6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燏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北大》

冯友兰：蔡元培任校长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沈尹默：蔡元培之长北大

蔡元培之长北大，皆出于沈步洲之策划。天下事说来也怪，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的时候，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欲谋去胡而后快，他就抬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先生为海内外知名之士，沈给出蔡来长北大，当然振振有词。北洋政府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也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

那时，我曾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的校长是汤尔和。有一天，我到医科学校上课，汤尔和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沈步洲这个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校长。你看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我回答说：“你以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呀！你的话和夏浮筠一样，他也认为蔡先生可以来办北大，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国同学，夏回校较早。严复长北大时即来北大，浮筠和尔和是同乡，很得尔和的信任。果然，汤尔和去见蔡元培，极言北大之可办。蔡先生之同意出长北大是否即由汤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总之，蔡先生在1917年1月就到北大来当校长了。

《我和北大》

冯友兰：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为学术而学术

在清末民初，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翟俊千：改革课程编制

胡仁源

北大在1916年以前，胡仁源校长时期，课程编制大致因袭京师大学堂旧制，各科功课均系硬性规定，不能随意选择。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经过重大改革，课程编制焕然一新，所有科目分为必修基础课与选修课两类。实行学分选修制，学生自由选课，实质上可起“自由择师”的作用，这就可以促进教学。因此，凡是学有专长、精益求精的教授，无不受到学生的欢迎；反之，学问停滞不前或思想落伍的，就不免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同是名师，只因治学方法不同，或学术专业有异，学生从师亦有选择余地。当时学生中曾有过这样一个印象：黄季刚（黄侃）、钱玄同两位教授同出国学大师章太炎之门，亦同富有精深造诣，但黄是恪守师说，研精阐微；钱则在师承中深入浅出，时有新义。学生对此亦可结合个人情况选修功课。又如逻辑一课，任教者多人，教法各有不同，学派亦有差异。章士钊讲逻辑，引用周秦诸子名家学说，论证近代逻辑，援古证今，引人入胜，从学者众。总的来说，学分选修制推行后，自由讲学盛况空前，各科系名师硕学济济一堂，顺应潮流者精进不已，违反潮流者销声匿迹。一贯跟随康有为宣传孔教的陈焕章亦只好在课堂中偃旗息鼓，在讲中国史时，就史讲史，不能借题发挥。清王朝覆亡后，仍然拖着辫子的辜鸿铭也只能就自己专长讲解英国古典文学。讲得好的，对学生仍然有利。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沈尹默：向政府提要求

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我和北大》

大学堂挂钟

京师大学堂1907年首次举行毕业典礼。图为京师大学堂学生杜福堃毕业文凭

千家驹：六年更名三次

我1926年秋进入北京大学，1932年夏在北大经济系毕业，前后共六年。这6年是中国政局大动荡时期，也是北京大学的大动荡时期。1926年北京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先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后来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司令部。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国民党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大也经历了它艰难的历程，从北京大学改为京师大学文科与理科，再改名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最后恢复为北京大学。六年中，校名变更了三次，这也说明了它所走过的坎坷的道路。我进入北大时，它早已成为强弩之末，所谓中国的“最高学府”也者，其实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罢了（这句话是蒋梦麟校长一再引用的）。我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我在北大》

沈尹默：迁校风波

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7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

《我和北大》

朱偰：北大的三派文风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

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季刚、刘师培为代表。黄季刚名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衡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字申叔，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

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的古文。

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先父朱希祖当时为北大文科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

选自《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沈尹默：蔡先生离职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鱼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

《我和北大》

王道元：蔡校长飘然下野

蔡校长领导之下的北大，可视为大学的再造，或者中兴，殆非过誉，实至名归，理固不爽，然古语有云“道高毁来，德修谤兴”，亦事所难免。那时徐世昌任大总统，他看到了政府官僚们对蔡校长时常加以非难，反假惺惺地不断周旋，且约请蔡到总统府会面，共筹国是，并曲表慰劳之意。阳为联络，阴实嫉之，去之唯恐不速，但不敢明目张胆公然免职而已。他们也了解到蔡元培是知机勇退的人，用不着过事排挤，自然而然地就可能达到目的。殊不知薪尽火传，燎原的火苗，早已播种下了。蔡校长果然不动声色，毫不犹豫而飘然下野，落一个洁身而去。当时伴送同行的，即北大庶务段宗林。蔡在赴上海途中，寄北京政府辞职书，并致函蒋梦麟，暂行维持校务。消息大白，一时各大学学生奋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迫使徐世昌用明令恳切挽留，教育部傅增湘亦自动辞职而去。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朱偰：辞职启事

5月8日晚上11点钟，忽然传来急报，大概是不利于蔡的消息，又说徐世昌已下惩办学生的命令。蔡遂于第二天一早只身出京，在报上留一启事道：

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不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个启事短短几句话，传遍了全国，蔡的声名益大，学生的挽留益坚。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梁漱溟：文理为基础

蔡先生一向主张办大学要以文、理两科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都是在这两科学术基础上的发挥应用。故而，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任务全在把文理两科办好。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前排左四至左七为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1916年北京大学第一次理科毕业师生合影

陈仲瑜：各科都来了新教授

文科在当时原来就是质量较好的，如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朱宗莱、马叙伦、马裕藻、陈大齐、陈汉章、杨敏曾、周作人等等，本来已是旧学既好，思想又新，自从新聘陈独秀为学长以后，胡适、刘半农、梁漱溟、陶孟和及李大钊等都陆续来校。1920年，周树人亦来任教中国小说史。理科也新聘了许多新的专家，并大力增添实验设备。理科的地质系与北洋政府的地质调查所合作研究，1920年又在校自设了地质研究所，很有成绩。当时三位重要教授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都在地质学方面有相当的国际地位。法科方面原是校中比较陈腐的一科，教员多是正牌老爷，很多是司法界的现任官僚。如司法部大理院一些高级官吏，有的就很爱在大学里教几点钟课，来装点其学者门面。教的讲义，年复一年都用的是老稿子，到了堂上，像小和尚念经或留声机放唱片，照本宣读，一字不改。有时竟写上整个钟头的黑板，叫学生照抄。但也有还算不错的，如余荣昌的民法、左德敏的刑法和何基鸿的法学通论。法科经过整顿以后，也增加了生力军，添聘一些新教授，如周鲠生、燕树棠，便都是当时法科的新台柱。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刘元功：首开女禁

1920年春，北大首先开放女禁，招收女生。率先应招来北大学习的是王兰（当时北大在校学生王昆仑的胞妹）和邓春兰两位女士。她俩在哲学系作旁听生。后来又来了赵懋云、赵懋华两姊妹以及奚贞和另外一个女士（忘其姓名），分别在哲学系、英文系和中国文学系旁听。依照当时校方的规定，先让她们作旁听生，一俟学期测验及格，即转为正式生。暑期测验的结果，奚贞和我忘记姓名的那位女士考试及格，分别转为英文系和中文系的正式学生，王、邓和二赵仍在哲学系作旁听生。后来旁听的女生续有增加，正式女生亦续有增加。

1920年2月王兰、奚贞、查晓园三女生首批入北大文科旁听

《漫谈北大》

范体仁：招收女生

五四运动后，一般中等学校毕业女生要求投考一般大学的很多。当时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编辑李大钊、王光祈等，先后主张北京各大专院校开放，招收女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女生要求，于1920年准女生王兰、奚贞等四人在预科及本科旁听。于1921年正式招收女生。那时北京顽固派先后在《公言报》《顺天时报》著编反对，认为：“男女青年正当性欲初开之时，没有很高的修养，容易冲动，有伤风化。而且由于男女中学校数额相差悬殊，中等学校女生不及男生半数，即大学招收女生，势必远不如男生之多，则男女生交际对象极不平衡，势将因追求女友，竞争激烈，荒废学业。”

《北京国立七校招收女生的创举》

刘元功：率先有了女教师

北大有了女生后，接着又率先有了女教师。聘请留美学历史学的陈衡哲（任鸿隽夫人）为西洋史教授，聘请曾留学美国的刘廷芳夫人为女生指导员，聘英人克拉克夫人（克拉克是当时英文《北京导报》的主编人，同时也是北大教西方戏剧的教授）为西方小说教授。杜威来中国讲演时，又聘请和他同来中国的第二个女儿为西洋文明史的教授。

任鸿隽与陈衡哲

《漫谈北大》

刘元功：授予名誉学位

五四运动以后，北大曾有一次授给外国学者名誉学位的举动，这一举动不但是北大仅有的一次，也是旧中国仅有的一次。约在1921年春，北大举行了授给杜威、班罗卫、芮恩斯三个人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当时杜威正在北京讲演；班罗卫曾做过法国国务总理，是法国有名的数学家，当时正留居北京；芮恩斯曾长期做过美国驻中国的公使，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也有几本著作。举行仪式的那天，北大简陋的大礼堂，布置得整整齐齐，台上还有鲜花台布等，这在当时校舍零乱的北大来说，已经是够美观的了。开会铃声一响，北大女教授陈衡哲和女生指导员刘夫人走在行列前头，引导着杜威、芮恩斯、蔡元培校长、蒋梦麟教授等鱼贯而入并登上了讲台。那天陈衡哲身着颜色清淡的女西装，举止安娴，风度典雅，颇露出女学者的气魄；刘夫人身穿绣花缎旗袍，腕戴金镯，耳垂玉环，带有贵夫人的气度；蔡校长平时穿长袍马褂，一向不穿西服，那天却穿着新西装，神采奕奕，气象从容。由蔡先生先致开会词，由蒋梦麟译成英语，旋由蒋梦麟介绍了杜威在哲学上的著作和成就、芮恩斯在政治上的著作和成就，以及他们同中国的亲密关系，遂即当场分别发给名誉学位证书，最后由杜威、芮恩斯致答词，芮恩斯的答词系用中国语讲的。北大男生和女同学同班学习的时候，已感觉很新鲜，此次又见到男女教师混合出现在授给外国人学位的仪式中，顿觉恍惚迷离，仿佛置身剧场，看演话剧。

《漫谈北大》

高兴亚：讲义费风波

当时的北大，对军阀统治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坚持反对态度的，所以每次爱国运动，北大学生没有不参加的。因此，一般人以为北大团结对外，内部是不会发生风潮的。可是1922年春季开学时，爆发了一次讲义费风潮，轰动全校，僵持三天没有上课。发生的原因是，北大印发给学生的任何讲义，向不收费，蔡元培自欧洲回校后，主持了几次教授评议会，忽然宣布本校经费支绌，自本学期起，讲义开始收费；每一页讲义，一律收费一分。既没有说明经费支细的情况，也没有将讲义分别征费。各种讲义的印刷和价值，本来是极不相同的。理科书籍价贵而难买，外文系书籍稍次，这些系的同学对于征费和价格问题，一般争执不大；反对最激烈的是法学院。理科及外文系的讲义，印刷较精（都是铅印），纸张较好，甚至有用道林纸印的；法科的讲义则不然，大都是用土纸、油印，油印的字较大，容纳的字数少，每一种讲义达数百页之多，即需纳费数元，比一般书价贵得多，也是很多学生感到不平和难于负担的。所谓不平，即道林纸精印的一页与土纸油印的一页，成本不同而取费同为一分。法科书籍本来较便宜而易买，理科和外文书籍较贵而难买，现在反而比法科的讲义便宜得多。法科的讲义，多数都用油印，本来早为法科同学不满，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征费办法一公布，更引起愤愤不平。法科同学的人数较多，因此反对征收讲义费的风潮，在法科首先发动，顷刻波及全校，其他各系的穷苦同学也相继响应。讲义不纳费，总是一件减轻学生负担的事，其余的同学也就附和或中立，全校都无形罢课，形成一致反对讲义收费的局面，没有一个持相反主张的人。

学生提出反对的理由：1.收费太贵，学生不能负担；2.待遇不平等，各种讲义不分，取费一律，领取纸质差的讲义者需多负担；3.学校的预算中列有讲义费，现在征费，是否有人企图中饱私囊；4.收讲义费是与贫苦同学为难。蔡元培在两天的罢课中，了解了现实的情况，承认征收讲义费的决定太冒失、太粗率，以至于办法不合理。于是在罢课的第三天，宣布接受学生的要求，仍然免收讲义费。

《北大拾零》

高兴亚：限制经费

为什么讲义忽然要收费呢？后来才听说，北大的经费，每年额定为72万元，北洋政府为了对大、专学校施加压力，以不发或少发经费来限制国立八校，欲使各校驯服或垮台。当然，北大首当其冲，政府每年对北大经费都有积欠。因此，北大想摆脱这种压力，对内的预算与对外不同，将每年支出的最高限度，压为不得超过50万元；而且想从中积累达到可以自行支持（政府不发或欠发经费时）8个月至1年的经费。于是，便打算从学生身上想一些办法，预计只有讲义征费的收入额较大，便贸然一下决定了，并未详细考虑学生的负担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同时，也没有把校方要征费的原因明白宣布，即使不愿让政府知道内幕，也该分别在各科、院、系内作小组的传达。校方并未如此办，而征费又不合理，既不平等又价格太昂，以致酿成全校罢课的大风潮。

《北大拾零》

高兴亚：自请开除

讲义费取消，风潮马上平息了。可是还遗留下一个问题：风潮中出头闹事的学生怎样处理？教授评议会中一部分人认为这次风潮，大大有损北大的校誉，非严办不可。即必须开除学生，并决定了开除10名。蔡元培认为收讲义费，校方考虑不周，也有应负的责任，不能完全归罪于学生；如开除这么多学生，势必再引起风潮，并不足维持校誉。维持校誉的方法，不在乎开除学生。评议会再三争执，最后让步了，但仍力主必须开除一名学生，作为象征性的处罚。在评议会与蔡争执时，学生中不免有人暗暗揣测，情绪波动。那些自揣在风潮中曾有过激言行的同学，有的痛哭流涕，甚至去向校长声明忏悔，恐怕被开除。到评议会力主必须开除一名而未决的时候，有一位法文系的同学冯省三挺身而出，自愿作为牺牲的羔羊。他说，我是一个穷学生，我反对讲义费最力，是首先发动风潮者之一，我自请开除，以解决学校的纠纷和同学的不安。当时蔡元培还主张一个学生不开除，冯已自行卷起铺盖离开学校了。本来我并不认识他，当他在红楼贴出告别书时，我不禁感到凄然了。讲义费风潮至此，才完全结束了。

《北大拾零》

北京大学大门

京师大学堂旧址，原马神庙和嘉公主府，位于今北京景山东街

郑天挺：要不要考试

1922年前后，许多同学在《北大日刊》展开考试问题的讨论，主张废止考试，并向学校提出要求。随后蔡先生也在日刊上作了答复。蔡先生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有责任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没有考试就无从考核，也就难以发给证书，所以原则上不参加考试只好不发证书。于是这一讨论终止了。记得只有朱谦之声明毕业不要证书，也不参加考试。他确实这样做了。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千家驹：教授星散

1926年4月，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入北京，从此北京便处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的铁蹄之下。张宗昌一占领北京，即以“赤化通敌”的罪名枪毙了《京报》社长、进步报人邵飘萍；8月间又枪杀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北大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教授，有的早已南下，参加广东革命（如陈独秀、徐谦、顾孟余等）；有的隐蔽起来（如李大钊避居在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有的准备离京（如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是年冬离京南下）。有些学有专长、不问政治的教授则为教会学校（燕东大学、辅仁大学）所罗致。因为北洋军阀政府长年积欠教育经费，教职员每月只能领到二三成薪金。在这种情况下，哪还谈得上办教育！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在北大》

千家驹：合并国立大学

1927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在这短短的两个月内，北京大学已经面目全非了。北京自张作霖组织大元帅府以后，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这个奉系军阀走狗，所谓东北“元老”的刘哲把北京原来八个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并自兼校长。北京大学第一院改称京师大学文科，第二院改称理科。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聘请前清遗老江瀚担任。江瀚是前清的四品官，忠于清室，不过人很正派。据报载他是刘哲的老师，刘哲对他“颇为恭顺”，江瀚亲自对我们说过：“恭则有之，顺则未也。”

《我在北大》

李九魁：澡堂坍塌

1934年秋天，有几个学生在学校浴室里洗澡，正洗得高兴，忽然房顶整个塌下来，把几个学生都砸死了；同学们表示哀痛，开追悼会，领导人一个也不到场，表示满不在乎。这是北京大学领导人“自由散漫”的又一个具体事例。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千家驹：北大是中国的缩影

北大是中国的缩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多少党派，北大学生中便有多少党派。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都可在北大师生中找到它的信徒，都有它们的公开或秘密的组织，这怕是任何大学都不会有的。

《我在北大》

第二章　校长，老北大之魂

冯友兰：海外留学生的起立

一直到1913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旧学生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我们每人都拿出来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做事的留学生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的恭敬，说明大家真是佩服蔡先生。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管学大臣张百熙

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并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因为教务长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是管学术方面的事，约略等于现在大学里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张百熙

1902年由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大学堂章程》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陈仲瑜：说中文还是英文

严复

预科学长徐崇钦是基督教徒、留英学生，继承了前校长严复的遗风，满口英语，不论上课或召集同学报告谈话，总不说中国话。我当时很是气愤，常常纠合本班及法文班同学表示不满。但徐崇钦始终不肯改变作风，而更遗憾的是很多英文班的同学自以习得英语为荣，反而拥护徐崇钦，说这是练习英语的好办法。1917年校长胡仁源去职，蔡元培继任，锐意整顿，学风不变。他第一次到预科召集学生训话时，学长徐崇钦主席，照例仍是一串流利的英语报告开会宗旨，把蔡校长如何德高望重、学识冠时等等吹捧一番以后，蔡校长讲话首先就说，要研究世界的学问，外语的确应当重视，但我们自己人相互之间讲话，还是讲中国话恰当一些。此时我们德法文班同学都拼命鼓掌欢迎，而且有喊好的，弄得徐崇钦很难为情，以后慢慢他也常说中国话了。

沈尹默：把《新青年》搬到北京

陈独秀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来募款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和北大》

郑天挺：真实的“兼容并包”

蔡先生1917年到北大做校长，提出“兼容并包”。大家常举辜汤生（辜鸿铭，文科英文门教授，复辟派）、刘师培（刘申叔，文科国文门教授，帝制派）为例，这当然是事实，但容易被人们误解兼容并包只是包容反动落后的人物。其实，这只是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小角，而且是极小的小角。

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他的《论语足征记》《史记探原》均在北大出版），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的较多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蔡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相等于文学院院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新兴起，蔡先生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李四光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胡适到北大，也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很少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程，北大开了，并附设了世界语讲习班。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这是蔡先生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我想，北京大学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新思想新科学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轫于此。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沈尹默：连襟的监视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11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账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我和北大》

冯友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那时我的兄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屋里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先生气象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高平叔：蔡先生遭嫉忌

事实上，蔡先生自长北大，容纳新潮，大倡改革，久为北洋军阀政府所嫉忌，早欲去之而后快。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动政府即主严办学生，解散大学。据说政府会议时，傅增湘曾为蔡先生辩解，钱能训怒曰：“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如蔡死则何如？”言外之意，显然是阴谋暗害蔡校长，摧毁北大，瓦解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先生》

周作人：古怪的翰林

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孑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弄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没有艳闻的知识人

蔡元培他的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做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寿先生的赞语

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90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话说是纯纯常常，这是很的确的。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阿世

蔡元培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适之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恼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迫压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郑天挺：“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同学请蔡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坚定的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可以看出蔡先生在大问题上的不妥协。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千家驹：匿名送支票

1933年春，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靳瀛等九位同学。这时我早已毕业，吴廷璆也东渡日本，非常学生会群龙无首，陷于瘫痪状态。九位被开除的同学，每人都接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300元，信中说：他对被开除的同学非常同情，谨送大洋300元作为用资云云。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2700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念有此急公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继续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我在北大》

王廷林：胡适的高收入

胡适

胡适的正式职务是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另外还兼着几个重要职位，如“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太平洋学会”等都有他的位子。有人估计他的收入每月两千至三千元。他在地安门内米粮仓库胡同有宽敞雅静的私人住宅，有最时髦的私人汽车，生病要住协和医院的高级病房，理发要到北平高级理发馆——时代理发馆。

《北大见闻录》

王廷林：胡适的逃跑不抵抗主义

胡适是《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之一，他公开鼓吹日本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国人民的心。在一次讲课时，有同学问：“胡先生，北大的图书仪器南迁不？”胡适说：“你看过《打渔杀家》吗？”萧桂英说：“爹爹，这门还要锁吗？”萧恩说：“傻孩子，家都不要了，还锁这门干什么？”这段回答可看出胡适的逃跑不抵抗主义。

《北大见闻录》

王廷林：“打倒胡适！”

胡适排挤老教师，黄佩（《文心雕龙》专家）、吴梅（讲曲专家）、林损（专于古文）等先后都被挤出去了。胡还想把黄节（研究汉魏六朝诗专家）挤走，听说黄是汪精卫的老师，未敢动手。另一方面胡却安置私人，把“新月派”的几个成员都弄来北大讲课。在文、法学院中，大多数学生认为胡适浅薄不专，正在成为政客。法学院的学生喊“打倒胡适！”胡适上课时，听众并不踊跃。五四时期煊赫一时的胡适，到了30年代，每况愈下。

《北大见闻录》

李祖荫：胡适被赶下台

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到会的教职员有蒋梦麟、胡适、樊际昌、周炳琳、郑天挺、曾昭抡、戴修瓒、李祖荫等人。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之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周作人：打油诗

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1934年年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受韵》，诗云：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而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码。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谈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北京大学感旧录》

高平叔：学术自由

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他在复林琴南的信中，阐明了他在北大推行的两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先生》

沈尹默：到底是书生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的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教授们包围，如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一点成绩，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成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我和北大》

沈尹默：师爷汤尔和

蒋梦麟原来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了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此事了。

汤尔和

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先生离京，不知何往。北大评议会议决，派我和马裕藻（幼渔）、徐森玉（时任职北大图书馆）、狄膺（学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汤尔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来。汤尔和因北京各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罢课，即回杭州。我们不知蔡先生的行踪，但肯定汤尔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指杭州。

到杭州后，先由我一个人去找汤尔和，我一到门口，尔和就迎上来，说：“我咋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搭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翌日，尔和偕我到西湖上某庄子（大约是刘庄），见到蔡先生，正在谈话时，尔和走开了（打电话之类的事），蔡先生对我说：“很奇怪，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尔和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要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对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梦麟来，任之大吵，你现在要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任之才行。尔和说：任之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总之，蔡先生就答应了。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任其摆弄，我始终不解其故。和蔡先生见面后，尔和要我们回北京说：“蔡先生可以回来，但暂时不能来，由蒋梦麟代理。”北大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

《我和北大》

附：历任校长及校长演说辞

北大历任校长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其历任校长列表如下：

清朝京师大学堂时期（1898—1912）

孙家鼐（1898年7月—1900年春）

许景澄（1899年7月—1900年7月）

张百熙（1902年1月—1904年2月）

张亨嘉（1904年2月—1906年2月）

李家驹（1906年2月—1907年7月）

朱益藩（1907年7月—1907年12月）

刘廷琛（1907年12月—1910年9月）

柯劭愍（1910年9月—1911年11月）

劳乃宣（1911年11月—1912年2月）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1912—1916）

严复（1912年2月—1912年10月）

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1927）

蔡元培（1916年12月—1927年8月）

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1927—1937）

刘哲（1927年8月—1928年6月）

李煜瀛（1928年6月—1929年1月）

陈大齐（1929年1月—1929年8月）

蔡元培（1929年9月—1930年12月）

蒋梦麟（1930年12月—1937年7月）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37—1946）

汤尔和（1939年1月—1940年3月）

钱稻孙（1940年3月—1945年10月）

傅斯年（1945年10月—1946年8月）

复原后的北京大学（1946—1949）

胡适（1946年9月—1948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汤用彤（1949年5月—1951年9月）

马寅初（1951年6月—1960年3月）

陆平（1960年3月—1966年6月）

周培源（1978年7月—1981年3月）

张龙翔（1981年5月—1984年3月）

丁石孙（1984年3月—1989年8月）

吴树青（1989年8月—1996年8月）

陈佳洱（1996年8月—1999年11月）

许智宏（1999年11月—2008年11月）

周其凤（2008年11月—2013年3月）

王恩哥（2013年3月—2015年2月）

林建华（2015年2月—）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1917年1月9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任）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营营）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蒋梦麟：北大之精神

（北大25周年校庆演说）

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

蒋梦麟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小胆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小胆鬼，被本校渐渐儿的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

胡适：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演说

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欧洲最古的大学，如意大利的萨劳诺（Salerno）大学是一千年前创立的；如意大利的波罗那（Bologna）大学是九百年前创立的。如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八百多年前一两位大师创立的。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也有八百年的历史了，康桥大学也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今年四月中，捷克都城的加罗林大学庆祝六百年纪念。再过十六年，波兰的克拉可（Cracow）大学，奥国的维也纳大学都要庆祝六百年纪念了。全欧洲大概至少有50个大学是五百年前创立的。

在12年前，我曾参加美国哈佛大学的三百年纪念；八年前，我曾参加美国彭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二百年纪念。去年到今年，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学补祝二百年纪念，清华、北大都有代表参加。再过三年，耶尔大学要庆祝二百五十年纪念了。美国独立建国不过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这个新国家里满二百年的大学已有好几个。

所以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赶来道喜呢！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它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两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1923）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

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在这区区五十年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的大灾难，吃过了不少的苦头。他是“戊戌新政”的产儿，但他还没生下地，那百日的新政早已短命死了，他就成了“新政”遗腹子。他还不满两周岁，就遇着义和拳的大乱，牺牲了两年的生命。辛亥革命起来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民国成立的初期，他也受了政治波浪的影响，换了许多次校长。直到蔡元培、蒋梦麟两位先生相继主持北大的三十年之中，北大才开始养成一点持续性，才开始造成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可是在这三十年之中，北大也经过不少的灾难。北大的三十周年（1928）纪念时，他也变成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了。他的四十周年（1938）纪念是在昆明流离时期举行的。

我今天要特别叙说北大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并且要叙述北大应付那危机的态度。

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蒋校长和他的同事们费了整整八个月的工夫筹备北大的革新。我们准备九月十七日开学，全国教育界也颇注意北大的中兴，都预料九月十七日北大的新阵容确可以“旌旗变色”，建立一个“新北大”的底子。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七日，新北大开学了。蒋校长和全校师生都很高兴。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军人在沈阳闹出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我们北大同人只享受了两天的高兴。九月十九早晨我们知道了沈阳的大祸，我们都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的敌人决不容许我们从容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那八个月辛苦筹备的“新北大”，不久也就要被摧毁了！

但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感觉一种新的兴奋，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

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我觉得这个“国难六年中继续苦干”的故事在今日是值得我们北大全体师生记忆回念的——也许比“五四”“六三”等等故事还更有意味。

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地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第二辑　老北大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一章　投考万方仰慕的学府

俞同奎：46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

我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头班生。

庚子第二年年底，光绪帝及慈禧太后由西安回来，因被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吓怕了，所以赶紧恢复戊戌旧京师大学堂，替维新面目擦点脂粉。十一月回銮，十二月就任命张百熙做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筹备开学。我那时在苏州，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年春天海河开冻后，马上由海道赶来北平。哪里知道内部虽在筹备，外面却没有招考消息。只好在东城某旗人家，暂作猢狲王，苦守好几个月，直到十月底，方有机会打进天宫，搬住那时所叫的公主府。

当年风气闭塞，学校程度幼稚，固无可讳言。不过张百熙先生思想甚新，他又能延揽许多头脑较新的人物，参合中外成规，编定学制，虽号称大学，是希望将来成为最高学府，当时倒不是勉强凑成班底，马上就唱似是而非的大学戏。他的宗旨，先造就一班师范人才，以储师资。青年有志的官吏，亦容许他们接受新教育，预备青黄不接时代的任使。当时国学教师，都是海内知名之士，教科学的教员，亦慎重选聘，借用客卿，倒不是流氓商人混饭吃的一流人物，招选学生，以国学和东西文有根底者为取录标准，以便容易研究科学。校中所授学科，虽不太深，但却是择要急速深进。我虽在校短短一年，但后来到英国考进大学，亦受母校预备的益处不少。

马神庙的公主府，现在变动很多。当年形状，不妨一述，现在化学实验室，从前是两层过厅，为职员办事处。大礼堂和后面一层大殿的东西屋，都做教室。后面大殿，旧称公主寝宫。寝宫的中厅，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因为我们这班学生，在那时代的眼光，都是外来的邪魔恶道，必须请孔老夫子出来镇压镇压，所以只好请他老人家暂时屈尊，替公主把守寝宫。朔望并在这一间厅里面，宣传“圣谕广训”。寝宫的后边有两层平房，做仕学馆学生的宿舍。再后面的楼房，相传为公主梳妆楼，大约因为是公主，必须有这样的设备，一半出于想象的。当时图书馆就设在梳妆楼里面。现在东院大楼房，那时候是南北两座宿舍，称为南楼北楼。师范馆学生都住在这两座楼里面。两排楼房中间空地为运动场，亦略有盘捍、天桥、秋千种种设备。南楼的南面就是大饭厅。这一类的房子都不是公主府本来面目，是后来添盖的。

五四运动系抗日运动，京师大学的时代，亦有一幕轰轰烈烈抗俄的运动。事实是这样：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变起，俄人以兵占据东三省及山海关、营口、新民各铁路。二十八年和议成，奕劻、王文韶与俄使雷萨尔签订中俄东三省铁路交还条款，有很多损失权利的地方。在我们学生眼光中，自然大不满意。于是我们联合两馆同学，开会提出抗议，激昂慷慨，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学校里面自然有许多钦派的特务工作人员，赶紧去报告慈禧皇太后，说，“一班学生都要造反”。那拉氏大怒，以张百熙先生压制不力，加派一满人荣庆为会同管学大臣，风潮仍没有平息。刚好两湖总督张之洞来京，又派他来学校视察，希冀他整顿一番，能压服我们这班革命分子。那时候一部分激烈的同学，主张一致退学，不愿做奴隶学生。又有一班人，以为我们退出，更没有主持正义之人，不如利用此为根据地，更利用他们聚敛所得的民脂民膏，资送我们一部分学生出国留学。一则可以呼吸自由空气，二则亦可培养革命基础。校章中本有毕业后选派出国造就师资条文，同学遂据此要求，以为毕业后选派，“远水救不得近火”，不如目前即送出国，则真正大学开锣时，这班人回国已可担任教师。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静，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当年我们的政治常识，都是偷偷摸摸，由片纸只字禁书中得来，自然不甚充足。但是对于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会上一班风俗习惯的好坏，都喜欢研究讨论。有几位特别能演说的同学尤喜作讲演式的谈话。每天功课完毕，南北楼常开辩论会，热闹非常。高谈阔论，博引旁征，有时候甚至于争辩到面红耳赤，大有诸葛亮在隆中，抵掌谈天下事的风度。果然，“蛟龙终非池中物”，后来所谓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以及云南起义、广东护宪，都有我们同学参加，且都是重要角色。极右倾和极左倾人物，无所不有。至于在司法界、教育界、财政界以及某界某界有所建树者，亦有多人。这班人是非功罪，可以不谈，不过他们各有主义，各有政见，不是庸庸碌碌的一辈人，却也值得称道。蔡孑民先生长北大时，人才称盛。学者之外，有提倡小脚的辜鸿铭，有专谈性学的张竞生，就是讲社会革命的人物，亦无不兼收并容。京师大学堂人才，却亦五花八门，无所不具。北大称为伟大，大约就在这里。

满清政府虽然腐败，但对于初期的大学生，却也十分优待。我们不但不缴学费，并且由校供应伙食。每餐八人一桌，六菜一汤，冬天则改为四菜一火锅，鸡鸭鱼肉都有。有所谓学堂提调者，就是现在舍监或庶务科长这类职员，跟我们一起吃饭。如果饭菜不好，堂提调马上发起威风，惩罚厨子，倒用不着我们学生操心。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某样菜偷工减料，堂提调大怒，叫来厨子，罚他长跪在饭厅阶前，后来反是学生替他求情，方才饶恕。我们每月有月考，名列前若干名者，都有奖金。数目虽只数元或十数元，但我们大半都是外省来的穷学生，有这笔进款，月间零用，始有着落，有时还可以约二三同学到前门外听听平剧，吃吃小馆。衣服自然是自备，但每人冬夏各给一套操衣。着操衣时脱去长袍马褂，作军队装束，自然感觉新奇。所以那时候对于兵式体操，很感兴趣。虽然每人仍拖一条猪尾巴，不过短衣窄袖，自顾亦以为有“赳赳武夫”气概，大可自豪。每天破晓，操场上就听见“向左转”“向右看齐”各种口号。虽朔风凛冽，大部分学生倒也并不偷懒。记得有一次体操后，接着就要祭拜孔老夫子，职员们都衣冠整齐，翎顶辉煌，领导我们行礼。我们本该换衣服，但大家懒于这样做，就短衣一拥进去，参与典礼。孔老夫子那天如果在家，一定要气破肚皮，叫他的徒弟“鸣鼓而攻”我们了。又有一次集体到东城照相，约定排成队伍前往。那时候学生游行，尚不多见，这一列学生军经过东华门大街时，两旁铺户，都觉称奇，男妇老幼，一齐拥出来，观看热闹，一班顽固的满汉朝臣，亦即因此“谈虎色变”。

那时候的学生对于科学，自不敢说有精深研究。不过国学有桐城派大师吴挚甫先生主持，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吴先生不久病故，由其弟子张鹤龄先生代替。其他杨仁山、屠敬山、王舟瑶诸先生，都是当时颇为有名的人物。职员中如于式枚，如蒋惺甫，如李家驹，如王仪遁，如袁励准亦都是积学之士。编译局人才更多，严几道、林琴南、罗棪东、魏聪叔都是近人所知道的名士，统在网罗之列。同学中学有根底者本来很多，再在各名教授熏陶底下，后来成名者亦有不少。在当时更有一样好现象，无论中外教师，无论大小职员，都看待学生像子弟一样，研讨学说，质析疑难，没有一样不亲切诚恳指导。所以学生非常敬爱教职员，教职员亦非常亲爱学生。回想当年在校读书乐趣，真使我至今神往。

京师大学堂壬寅年开学时，只有仕学、师范两馆，第二年方有译学馆，设在北河沿现今北大第三院。医学馆并未招生，大约成立在我出国之后。校址设在后孙公园。北大医学院是不是就是医学馆传下来的，我因离平过久，内中变迁太多，不十分清楚。师范馆后来改设分科，正式大学由是产生。仕学馆迁至李阁老胡同，即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前身。该译局亦系在我们开学的第二年成立。局址在虎坊桥。后来改为学部，就是拿这个做班底。学部长官，亦就是我们的两位管学大臣。所以现在的教育部，亦就是这一系统演变出来的。现在北大像一朵鲜花，正在灿烂开放，而这一朵花发芽时期，谁都不能否认是在四十六年前。这块园地，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开垦的，播佳良种子，却是张百熙先生。我写到这里，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当时计划远大，排除百般困难，培养这个娇嫩的幼苗，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京师大学堂对于中国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页。我们这位张百熙先生，在这一页教育史上，亦实在占有重要的位置。

《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陈嘉蔼：投考北大

北京大学的新生入学试验，在国内分设几个地区举行，以便利应考者。和广东最接近的，就算是设在上海的试场。这时国内交通，极为不便。从广州到上海，不但没有火车，连定期开往上海的轮船也没有。为了不耽搁时间，就得先搭轮船到香港，然后转乘外国的海轮到上海。我此次到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预科，也是走这条道路，到了上海后，寄寓于泰安客栈，按址跑到北大的招生办事处报名，缴验广府中学毕业的文凭，交了报名费、相片，填明了年龄、籍贯和父亲、祖父的名字，办完了手续。试验的场所设在跑马厅帕克路。试验的科目是：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这都是当时中学校的必修科。试验完毕后，大约得经过一个多月，才能将各地试场的试卷调到北大评阅完毕发榜。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张申府：北大预科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回想北大当年》

冯友兰：请改文科

我1915年在上海报考北大，报的是文科哲学门。我是有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毕业文凭的。当时北大在上海主持招生的人很替我惋惜。他认为，有文凭而不报考法科，真是愚不可及。他劝我还是先报法科，在录取了以后，如果我还是坚持要上文科，可以请改。如果我报了文科，以后后悔了，再请改科，那就非常困难。我感谢他的好意，报上法科，取中第四名。暑假后入学后，我还是请改文科，果然呈文一上，校长马上批了，正式用牌子挂出来，“照准”。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朱偰：万方仰慕的学府

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学校，而以蒋梦麟代理校长，但是一切制度秉承蔡氏的成规，教授治校，评议会决定一切。全国有名学者教授，齐集北大；而万方学子，也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有的远道前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外国留学生到北大来求学的也颇不少。当时景山东街、沙滩、骑河楼一带小公寓里，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生活虽然艰苦，然而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多都能安贫乐道，为追寻真理摸索前进。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梁漱溟：为解决问题而北来

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张难先老人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冯友兰：北大有三种学生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眼界大开

进入北大以前，关于中国旧学的知识，重要的是从家庭教育打来的，基本上是“举业”一类的东西。到了北大，觉得眼界大开。经过初步的学习，这才知于《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唐诗合解》之外，还有《文选》《文心雕龙》；于《纲鉴易知录》之外，还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于《四书备旨》之外，还有《十三经注疏》；以及所谓汉学、宋学之争，桐城派和文选派之辩。当时，觉得五花八门，三家村里学究的知识，真是陋极。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翟俊千：学生才俊不少

学生中书读得好，在学术上有一定表现的，为数不少。其中比较特出者如顾颉刚的史学研究，顾兼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左图右史，近在咫尺，坐拥书城，废寝忘食，大胆疑古，时有新义，研精发微，成一家言，可称五四时代早期青年历史学家之优异者。其名著如《汉代学术概论》以及陆续刊行的《古史辨》数册，多半是他学生时代的成稿。

又如高承元，从小就究心周秦诸子名家学说，尤酷爱钻研《墨辩》，当学生时，尝择取《墨经》和公孙龙《坚白异同》之说、荀子《正名》之论编次成《辩学古遗》一文登于大中华杂志。同时著有《高元国音学》刊行。章士钊讲逻辑课时，高承元笔录最称完整，为章师所赞赏，后此章师《逻辑指要》刊行时，特嘱其撰写序言。

又如容庚，从小随其母舅考古名士邓尔雅揣摩秦砖汉瓦，在北大当研究生时，更酷嗜研究金文，后来更精心考古，著作等身，成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有数的考古学家之一。

此外，学生时代学有表现者大有人在，例如：张申府（崧年）、容肇祖的哲学，朱光潜的美学，朱自清、孙伏园、成舍我、徐章游（志摩）的文学，康白情的白话诗，朱谦之的易经研究，陈绵的法语研究，傅斯年的历史研究等等，都是在学生时代已有一定的表现。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刘元功：女生惹关注

我记得在哲学系旁听的王兰、邓春兰和赵氏姊妹四位女学生，总是在上课铃一响即急速先到课堂坐定，四人静静地并排坐着，一言不发。男同学来到课堂，总不知不觉向她们望一下，虽胡适教授，亦所不免。有一次，胡适正在聚精会神地讲中国中世哲学史，由于课堂窗子开着一扇，正对着赵懋华，清风徐来，吹得她连咳数声，胡适马上急步走下讲台，轻轻将窗关上，男同学都不知不觉报之一笑，惹得女同学个个面红耳赤，赵本人尤甚。

《漫谈北大》

高兴亚：相当困难和不切现实的入学考题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考卷

北大的入学考题，虽然不如以后东南大学有个时候专出隐蔽难知的题目来为难考生（如东南大学有一年的国文常识测验试题：填写“李陵答苏武书，苏东坡谓之为××××”），可是所出的题目也相当困难和不切现实。我入学考试时遇着的国文试题两道：1.论文官考试的利弊；2.译孟子“鱼我所欲也”全章为白话文。当时的旧制中学毕业生，懂得什么叫文官考试呢？文官考试又与升学有什么关系？再说，白话文当时尚不普及，各地学生，尤其是华北以外的学生，并不完全都懂得什么“普通官话”。后来听说国文题是马裕藻与胡适共同出的。

至于数学题呢，更是难得奇怪，其中占评分半数的第一题是：（a+b+c）5-a5-b5-c5的因数。这道题，至今我也做不起。在中学时期，我对数学是有兴趣的，自以为考试中对数学一门最有把握，然而为了先做这道题，把当时中学代数教科书中的公式几乎用遍，依然算不出来，差点儿交白卷。后来听说学校方面因为2万名考生，数学及格的只有3人，乃放低标准，由60分改为25分及格，我才侥幸被录取，好不难哉！这个题目是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出的。有人问到他，为什么出题超出了中学生所学的小代数以外，他回答道：“我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学过呢？”

《北大拾零》

高兴亚：只学必修科的帅麻子

成绩优良而不毕业的帅麻子。帅是四川人，数学系学生。他对数学系的各必修科，都十分钻研，经常站在景山东街第一宿舍的夹道中，面对墙壁，口中喃喃自语，不断地背诵数学公式或求答案。虽在烈日暴风雪中，也仿佛不知道一般，纵然汗流浃背或积雪满身，他也置诸不理。他在宿舍中自行炊饭，弄得室内狼藉不堪，甚为同学及校工所厌恶。大家从不叫他的名字，都称为帅麻子，渐渐地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及四年肄业期满，据说所学各科的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但是不能毕业。北大当时实行学分制，必须四年学满80个学分方能毕业。因为他只学必修科，选修科一门不选，因而差20个学分。学校通知他，叫他再留一年，补20个选修科学分，才予毕业。他生气了，不毕业也不再学，走了。传说跑到河南教书去了。以他那猥琐的相貌，辞不达意的语言，奇怪孤僻的脾气，当然不受学生欢迎，后来听说被轰走了，从此不知下落。

《北大拾零》

千家驹：有如“长征”的投考之路

我凑了一百数十元旅费，约了两个同伴，于1926年7月间来北京投考大学了。

从浙江武义到北京，现在只要一天，当时要走半个多月。从武义到金华一天，金华到兰溪又要一天。由兰溪坐“公司船”到杭州要走三天。杭州到上海一天。到上海后等候船期，开往天津。津浦路虽早已建成，但因军阀混战，津浦路处在不同军阀防区之内，常年不通火车。在上海购买船票，等轮船也得二三天或三四天，上海到天津航程一般是四天或五天。抵达天津在塘沽上岸，在天津还得住上一晚，再坐京津车到北京。所以全程最快也要走半个月。对一个从未出过远门，旅费也不宽裕的十六七岁的青年来说，真可说是一次“长征”了。

当时的上海码头真是一个鬼蜮世界。流氓充斥，瘪三横行，稍一不慎，旅客便有被骗、被窃以及被敲竹杠的危险。我第一次来北京，幸亏在金华遇到一位蒋姓的长者。他是金华电灯公司的总经理，正要去上海聘请一位电机工程师。我跟他到上海后，蒋老先生托人给我们买好船票，去轮船码头时，那位老上海的工程师，给我们雇了几辆黄包车，并把车牌号码记了下来，当面关照黄包车夫说：“我记下了你们的车牌号码，如果你们刁难这几位客人，我同你们算账。”这才把我们安全送到轮船码头。

选自《我在北大》

千家驹：不虞之誉

快到毕业考试了，我因为参加了学生运动，整个学期几乎没有上过课。许多门功课旷课时间都超过三分之一以上，按学校规定，不得参加毕业考试。我去找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交涉，我说：“有几门功课我旷课时间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不过三四小时（实际上不止，不过注册课职员笔下留情，只算我超旷三四小时），不给考试，似不合理。”周院长说：“超旷三四小时，可以通融。”我说：“如果超旷三四小时可以通融，超旷五六小时呢，五六小时与三四小时相差不过一二小时，所以这条界限实在难划，依我意见，不如全让参加考试算了。”周炳琳考虑之后，居然答应了。周炳琳知道，所有旷课多的学生，都是“捣乱分子”，留在校中，麻烦得很，不如让他们考试毕业，好丢掉包袱，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不料我要求给旷课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一律参加考试的消息，在教授中传播开了，有些教授不明真相，居然赞不绝口，说北大学生真了不起，不但不主张罢考，还要求参加考试，真是一种好学风。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这真是不虞之誉。

《我在北大》

李九魁：冒名上学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名字叫牛满川，和我一同投考北京大学，我考中了他没有考中，住在北京大学一个公寓里，温习功课，预备明年再考。有一个学生叫陈联义，考中北京大学了但因故不能入学。经过知情人的介绍，牛满川就顶替了陈联义的名字，一直在北京大学念了四年书，无人过问这件事情。牛满川北京大学毕业了，但从此姓陈不姓牛了。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第二章　回想北大当年的校舍与生活

张申府：北大藏书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

京师大学堂教职工合影，背景为藏书楼

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待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回想北大当年》

吴范寰：沙滩红楼

沙滩红楼最初的工程设计是在该地北面一块空地（即现在红楼后面的广场，后曾称为民主广场的地方）动工。开始挖筑地基，有很多工人挖土打夯。

红楼外景和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的办公室

在地基挖成以后，忽然从地下冒出水来，使工程无法进行，说明原来的工程设计是有问题的。经过更改工程设计计划，决定放弃原地，另在空地南面动工，只能靠沙滩大路旁挖成凵形的一片地基，于是就按这个容积，建筑了一座五层楼。因为全部是用红砖砌成，所以从建成之日起，就叫做红楼。

《兴建沙滩红楼的一点史料》

张申府：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

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回想北大当年》

李祖荫：静幽的北大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在第一院后园新修的一座灰色洋楼，地处静幽，四面浓荫，花木幽茂。阅览室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西文，西部是中文，凡是主要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字典，《大英百科全书》等等，都分类列在书架上，取阅非常方便。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北大红楼

刘元功：浓郁的读书空气

1920年的阅览室

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有人满之患，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了适应学生们的阅读需要，同时也为了避免阅览室的拥挤，遂开辟了各系的阅览室，将各系急需参考的图书，分门别类地分发到各系的阅览室中备阅，这样不但免去拥挤，而且阅读捷便。以后北大仍保留各系的阅览室。这种浓郁的读书空气，把那少数吃喝玩乐的歪风压倒了。那少数好嫖的学生与埋头读书的同学相比，已有自惭形秽之感。如是嫖风遂大大减杀，剩有那极少数的人，虽然仍续逛其八大胡同，但已偷偷为之，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模大样，风流自赏矣！

选自《漫谈北大》

张申府：图书馆，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李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回想北大当年》

许德珩：“五四”时期写大字报

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像今天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北大的一般情况。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墙

陈仲瑜：关于吃

北大吃的方面，校内饭厅可以自由搭伙，但不够供应，住宿舍的有优先权。学校附近有许多小饭铺，吃得较好而价钱较贵。现在还记得的有沙滩的如意春，马神庙二院附近有中兴隆和文兴居，西斋（第一宿舍）对门有第一春。因为饭厅伙食有时不好，也有住宿舍的同学吃小饭铺的。那时的价格，炒木须肉一小碟铜元四枚，大米饭两碗铜元四枚，高汤一碗铜元二枚，这样饱餐一顿只要铜元十枚，是最普通的经济吃法。有的经济困难，还可再省，只吃素菜。如要吃得好，鸡鸭鱼肉也都有，烹调技术也还有相当水平。我住西斋时，第一春的清蒸鸽子算是名菜，也只要铜元12枚。那时一块大洋可换铜元300多枚。常吃的人搞熟了，就可立摺子，每餐吃完记账，月底总付，所以掌柜的总要准备一副垫本。每年暑期将到，同学们经常走动的东安市场大门口，响起了清脆的铜碟互敲声（酸梅汤的叫卖标志），说明有些同学要出京回家了，那几位小饭铺掌柜就得对少数信用不好的主顾进行侦伺，追索欠账，必要时联系宿舍号房或公寓掌柜帮同注意，有时甚至特派外勤在东西火车站拦讨，所以做这种小饭铺生意也颇不简单。

1941年，女子学院餐厅，学生在吃晚餐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翟俊千：素食蔚然成风

五四前后，北大师生曾有素食会的自由结合，提倡吃素，蔚然成风。最特出的是生物学教授李石曾，他平生吃素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长期吃素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卫生，经常吃豆浆代替牛奶。因为好吃素，他早年在巴黎创办一家“豆腐公司”，销售各种豆制品，因法国人不惯制豆腐，购买者众，尤受素食者欢迎。那时北大师生好吃素，是以李石曾为榜样的，蔡先生最初亦因为向慕李石曾的吃素而吃素的。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陈仲瑜：吃好东西的地方

当时北京社会上也有一些吃好东西的地方，高贵的自然只好望望，普通的有时也合伙劈兰尝试一下。只记得如正阳楼的烤羊肉，便宜坊的烤鸭子，西四的白肉馆，前门大街相传乾隆帝吃过的一条龙，都去吃过。东安市场东来顺的涮羊肉算是吃得比较多的。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游玩之所

学生到外面蹓跶蹓跶，平时总是东华门大街、王府井、东安市场和灯市口一带。星期假日天气好，有时也作郊游，那就是西面的西山八大处，东面的二闸以及北面的德胜门外大钟寺一带。往南就不外天桥、先农坛和陶然亭。那时的天桥完全是平民化的小市场和游乐场，“高贵”同学是不屑涉足的。繁华热闹的商市和游乐中心，则是前门外大栅栏廊房头条一带，一般除了偶尔购物或听戏是不常去的。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听戏是一种重要的消遣

听戏在当时也算是学生中一种重要的消遣。那时也不知道什么文娱活动或形象教育，只是觉得比较适合兴趣。最初曾在后门外一种最旧式的戏园子听过戏，池子里（即南方所谓正厅）直排着许多狭长的白木条桌和条凳，其方向同台面横线成丁字式，听戏的是耳朵向台而不是眼睛向台，要向台上看就得把脖子拧过去，这说明当时对戏剧的欣赏重听不重看。正方形的戏台同庙台完全一样，台前两角都有粗大的红柱子。座位如果正对着柱子，妨碍视线，叫做吃柱子，总是由迟到的人去享受。戏台后身左右两旁靠着“出将”“入相”上下场口外边，各有小池子，横排着长凳二三条，这里看得近，听得清，只有常来听的老主顾才坐得到。最惹我注意的是卖水烟的，一支黄铜水烟袋的长嘴，弯而长约有好几尺，可以隔着桌子塞到你嘴里，他在老远装烟点火，你在这边现成张嘴抽烟，还仍对一面听戏看戏，抽完给钱后，他就收回长嘴，塞向新吸客口中去了。看去很滑稽，又不卫生，可是生意相当忙。这种落后的戏园自然不久就被淘汰。城里戏园在设备布置方面就逐渐改良，进步得多了。那时看到的名角，老辈有小叫天、孙菊仙、龚云甫、刘鸿声、杨小楼、汪笑侬、朱累云、陈德霖、德琚如、萧长华、郝寿臣等，青年的有王凤卿、姜妙香、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侯益隆、郝振基、白云生、韩世昌及坤角刘喜奎、鲜灵芝等等。记得东安市场吉祥园第一次上演《霸王别姬》，杨小楼的霸王，梅兰芳的虞姬，每张戏票只卖铜元三十六枚。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少数钻八大胡同的学生

至于城南八大胡同一带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那本是官僚名士和大商贾的世界，学生群中除了少数官宦人家，诗书门第的子弟是很少问津的。陈公博是广东有钱人，徐志摩有点顾影自怜风流自赏，自以为有文学味儿，王德林读了中国文学系以为名士离不了美人，都是常往那里钻的。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大多数同学省吃俭用

北大同学中自然也有豪门达官的纨绔子弟，有穿绸吃油，表现阔绰的，也有嗜赌爱嫖，耽情玩乐的，但毕竟是少数。一般都还能勤奋自觉地用功及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大多数同学来自外地，孤旅求学，生活来源靠家里父兄节省下来源源接济，像朱自清同学《背影》中所描写的那样是很多的。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博雅塔

陈仲瑜：日常生活费用相当低廉

一般的日常生活费用，在当时北大学生是相当低廉的。像我不是富裕但也不算穷苦的生活，一塌刮子每月不过10元左右，至多到15元。本科二年级时，我得到浙江省官费补助每月5元，又有校中工读津贴16元，就根本不需要家中接济而且有了相当储蓄。当时李大钊因图书馆订购的德国书志陆续大批寄到，叫我每天课余帮忙专搞分类编目工作1小时，月给工读津贴8元。陈公博、谭平山摘英文编目也是这样，毛泽东虽非学生但也是工读性质，所以也是同样待遇。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叫我空时到教务长室帮忙秘书工作并兼夜里北大日刊校稿工作，又增加8元。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蓝布大褂是主打

学生外衣一般穿毛蓝布大褂（即长衫），脚蹬黑布鞋，这几乎成为不成文规定的统一服装。其实那时四季通用的蓝布大褂，不只是学生穿，社会上一般也都常穿。鲁迅先生也就老披着一件旧蓝大褂。西装固然很少，就是短的制服也没人上身。冬令的皮袍和毛线衣，在当时也被认为是特殊用品。有的广东同学，冬天棉袍里面穿着白布单裤，很觉刺目。夏天白布小褂裤，上课上街还得披上较薄的月白竹布大褂，没有的就还是蓝大褂。讲究的也穿绸衣或夏布。像后来的中山装、西式衬衫和汗衫等等，好像那时还没有上市。布鞋总是买内联升鞋铺的，价稍贵，可结实，内联升的“毛窝儿”毡鞋更是冬令护脚的恩物。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宿舍不够用

1941年，女子学院女生宿舍，四人一室

北大住宿有四五个宿舍，但人多不够用，许多人住在校外。我最初住过北河沿第三院（前译学馆，预科同法本科在一起）楼上宿舍；后因扩充教室，迁居骑河楼八旗先贤祠。以后也住过东斋（第二宿舍）和西斋（第一宿舍），也有时在校外住公寓。那种公寓同上海滩上华贵洋派的公寓完全不同，它是分间出租的普通民房。掌柜向房东整所租来，再一间一间分租给学生。每间备有最简单的必要家具，板床、小桌、小凳、箱架各一件是一般都有的，来了客就得在床沿上挤坐。每个公寓，小则五六间，多则一二十间。雇有伙计管打脸水、冲开水壶、扫地、生炉子等事。有的也包伙食。有些唯利是图的公寓，还可以聚赌邀娼。一般租费每间每月一两块钱。那些腐败荒淫的就贵得多，房屋和设备也讲究得多。冬用的炉子、煤炭、水壶都得自备。有的房间，顶棚和墙壁太脏，要请裱糊匠用银粉花纸重糊过，也得自己花钱。此外也有在老百姓家里租屋寄住的。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李九魁：斋务科没有办法

北京一般的大学都没有宿舍，学生们在校外租房居住，很不方便。北京大学有宿舍，学生们都住在宿舍里，这是北大优越的地方。宿舍由斋务科管理。有宿舍，有专管宿舍的机构，设备上不能说不完善。

论理说，宿舍是给北京大学的学生预备的，只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才有居住的权利。斋务科是管理宿舍的机构，学生住宿必须得到斋务科的许可，也惟有斋务科有分配学生居住宿舍的权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的学生已经毕业了，没有住宿权利了，但是赖在宿舍里不搬出来，住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永远住着，都不一定，斋务科没有办法。住宿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位置，但有的学生一个人住两个或三个位置，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在北京大学宿舍里并不稀罕，斋务科明明知道却是没有办法。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到北京，应该住在客店里，但是为了省钱，通过北京大学学生的引进就可以住在宿舍里，住仨月俩月，一年半载，都不成问题，斋务科明明知道，但是没有办法。考进北京大学的新生，如果没有旧生的引进，休想住到宿舍里去；斋务科知道某宿舍有一个空位置，派某一位新生去住，同屋旧生不让他搬进去，不但这位新生没有办法，斋务科也同样没有办法。斋务科衮衮诸公，一天里究竟干什么？他们忙碌的是“作揖道歉”。旧生有宿舍位，想搬到更好、更合适的宿舍去住，找斋务科，斋务科没有办法；新生搬不进宿舍去住，找斋务科，斋务科没有办法。怎么办？“作揖道歉”。学生们凡是关于斋务的事情，一律找斋务科，让斋务科想办法，斋务科一律没有办法，一律“作揖道歉”，“作揖道歉”是维持饭碗的一种好方法，不“作揖道歉”，饭碗就维持不住了。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程厚之：男生宿舍的分类

当时北大的男生宿舍，有马神庙的两斋，住的多半是理科学生；沙滩的东斋，住的多半是文科学生；北河沿的三斋，住的多半是法科学生。第四宿舍为女生宿舍。每一房间住两个同学，备有木板床、桌子、书架、木椅各一套。按照学风看，也有个自然分类，就是：“西斋的书呆子多，东斋的公子哥儿多，三斋的社会活动家多。”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千家驹：跳了两年窗户的范文澜

范文澜

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范文澜同志告诉我说，他上学时住在东斋，一人独占一房。有一次他把房门钥匙丢了，懒得去配钥匙，就跳窗子进去。他把一张书桌摆在另一张床板之上，点一煤油灯（尚无电灯）在上面用功看书，如是跳进跳出若达两年之久，也无人过问。

《我在北大》

千家驹：宿舍乱象

我进北大后，有些同学经常在宿舍里打麻将牌，通宵达旦；有的甚至留宿女生，还曾发生过女生在男生宿舍自杀事件。宿舍如此，至于住公寓的，更无人过问了。

《我在北大》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燕京大学图书馆

第三章　漫谈北大的校风与制度

翟俊千：学生“老爷”

1914年的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组后已有三载，情况还与以前无大差异，因循守旧，缺乏朝气。校工仍被称为“听差”，而校工亦照旧习，呼学生为“老爷”。这也不足为异，因为那时学生中还有些遗老遗少，长袍大褂，俨然“老爷”。但多数学生毕竟年少翩翩，朝气勃勃，如以“老爷”相称，那就怪异了。课程设置亦欠系统，本无医科，却有“卫生学”。既讲究卫生，似应重视体育，而体育一课有名无实。晨操时间已到，长袍大褂的学生有的还高枕而卧，直到校工高声连呼“老爷出操”，然后起床，校风萎靡，可见一斑。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冯友兰：自由无边的学生

至于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刘元功：法科之盛

北大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新政之一。在1917年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之前，就文科（在“五四”以前“院”称“科”）来说，无论观点、方法以及教材，基本上还都是封建的一套；就法科来说，虽然教材都是袭取西方资本主义的，而在学生思想上，也还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的一套。那时投考北大的学生，多数愿意投考法科，绝大多数学生以毕业证书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因而法科的学生比文科的多得多。

《漫谈北大》

陈嘉蔼：风气为之一新

一般学生大多数都在肄业时期，就准备了将来活动的基础，于是四处找门路，结识同乡，巴结官吏。借逛窑子、搓麻雀牌为结识、巴结之最好办法。当时北京的社会上认为最喜欢逛窑子的是国会议员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两院一堂”的称号。两院是指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是指北京大学（辛亥革命后，学堂改称学校，但社会上仍沿习惯，呼之为大学堂）。

自蔡元培先生到校，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办学宗旨后，气氛为之一变。在学生方面，大部分都注意读书、研究学术，以大学毕业为“敲门砖”之思想，几为之一扫而空。间有甘于固执，自暴自弃者，亦为同学所鄙视。研究学问之风气一时大盛。在教师方面，则各党各派无所不有。洪宪帝制之刘师培，效忠清室之辜鸿铭，共产主义之陈独秀，醉心西化之胡适之，国民党员之李石曾，皆能聚首一堂，极人才济济之盛。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刘元功：教授学外语

随着读书空气的浓郁，老教授读外国文的风气，亦兴于北大。例如：教中国通史的朱希祖教授，年已五十多岁，开始学德文；教中国音韵学的钱玄同教授年已四十多岁，开始学法文。另外，教心理学的陈大齐教授，进一步深造德文；教政治学的高一涵教授，进一步深造英文；教预科国文的刘半农教授，进一步深造法文。这些教授学习或深造外文的消息，一时传闻于校内外，博得许多人的称赞。

朱希祖

《漫谈北大》

陈仲瑜：选科制

本预科实行选科制，也是当时改革的一个重大事件。原来课程方面的制度，是每系规定的课程都是必修科目，非全学不可。实行选科制，就规定：本科须学满80单位（每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位），其中一半为必修科，其他一半为选修科；预科须学满40单位，其中四分之三为必修科，余为选修科。选修科可完全照自己志愿选修，也可以选修他系科目。有时在可能条件下，甚至可以选修他科的科目。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乱选一气的弊病

同学们选起课来，真如鱼和熊掌般取舍难决，也大有“海阔随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乐趣，对于好学之士的学习兴趣发生很大的刺激作用。但也有伴随而来的流弊，有的过于偏重兴趣，忽略选修科与必修科之间的关系，贪多务博，乱选一气，以致轻重失调，影响成绩。有的选时欠缺考虑，后来学起来感觉困难，以致有始无终，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我当时因为必修印度哲学，就选修了白俄教授钢和泰伯爵（Baron Holstein）的梵文，虽与必修科有关系，但梵文很难，而我当时久病精力很差，结果浅尝而止，未能深造，终于放弃了。在外文方面也一改过去偏重英文的弊病，增设了德法俄等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修科之一。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李祖荫：点名与代到

北大上课，从前采取绝对自由主义，爱上就上，不爱上就不上，因此上课与不上课的人数，也就无法统计。北大到了后期，也分送点名册给教员，希望花点时光，随堂点名。有愿点者，有不愿者，有又点又不点者，情况是不平衡的。点名也点出了一些笑话，某教授是某史专家，但不善讲学艺术，照本宣读，兴趣索然。同学为了节约时间，协议派代表出席应付点名和改正讲义错字。教授是守法户，堂堂点名，而代表者答“到”如流，仿佛全体出席。教授患深度近视，几乎对面不能辨影。某次点名完毕后，抬头一望，人影寥寥，慨然叹曰：到都到了，就是见不到多少人！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程厚之：搞关系的法科生

法科的学术空气并不如文、理科浓厚，他们另有一种风气。他们所注意的并非书本上的东西，而是实际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如果在当学生时不在官场中或社会上搞好人的关系，到毕业出校后就前途茫茫，无依无靠。所以他们不抓书本，而去抓社会关系。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千家驹：偷听生

在北大听课，不限于本班的学生，甚至不限于本校的学生。别系的，别校的学生甚至不是学生都可以来听课。非本校或非本系学生去听课，谓之“偷听”生。但所谓“偷”者，非偷偷摸摸之谓，亦不含有歧视或侮辱的意义，许多“偷听生”堂堂正正地自称我是“偷听生”，其与正式生不同只是他不得参加学期或毕业考试，亦无“学分”可得而已。北大附近的公寓里，住有许多这样的“偷听生”，学校当局是从不加以干涉的。所以你如果不是为了一张文凭，大可不必应入学考试，满可以住在学校附近，爱听谁的课就听谁的课，决不会有人来干涉。

《我在北大》

千家驹：抄讲义便是了

再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北大的学期或学年考试，以文法科来说，那真太马虎了。按学校规定，任何学科旷课如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即不得参与这门学科的考试。但注册课点名时，一向是不敢得罪学生的。除非这门课你超旷三分之一；况且注册课点名是认座位不认人的，只要座位上有人，不问张三李四，都算你到了。我有一学期去河北大名第七师范教书，整整半年都不在北京，托一同班同学代我在课堂里坐上几次，寒假回来后照样参加考试。如果问，根本不上课，怎么能答试卷呢？简单得很，考试时带讲义去抄便是了。教员出的试题，讲义上一定有，只要照抄，起码也可以及格。讲义上没有的，那你抄同学的也可以。北大从不分名次高低，无“优才生”“非优才生”之别，抄同学的试卷，对他毫无损失，只要感情过得去，他不会不让你抄的。总之，只要不交白卷，教员总会给你一个六十分。有一次我考“中国财政史”，我写了骂题的文章，批评老师出的题目不对，他也给我六十分。另一同学也是不上课的，就拿讲义去问老师，问他题目出在讲义哪一页？老师笑着说：“考试时你带讲义已经不应该了，更何况拿讲义来问我呢？”话虽如此说，但他还是把讲义页次指给同学看了。这位同学照抄一通，成绩是八十分。所以有人说，北大只要入学考试过了关，哪怕牵了头牛进去，也可以毕业，这话是一点不算夸大的。

《我在北大》

千家驹：鬼混都可毕业

北大是一个以“自由主义”著称的学府。“自由主义”表现在学生生活作风上，就是自由散漫，甚而近于无政府主义。上课随随便便，考试纪律松弛。一般地说，北大的入学考试是比较严格的，杜绝进后门、讲人情之风。但只要一考了进去，怎么鬼混，也可以混到一张毕业文凭。

《我在北大》

李九魁：教授爱请假，学生不念书

正式上课了，教授们经常请假，喉咙发痒请假，伤风感冒请假，和爱人吵几句嘴请假，什么原因也没有，身上懒怠请假；学生老爷们则无所谓请假不请假，即使想请假也无处去请，爱上课就上课，不爱上课就不上课，完全随便，一年不上课，决不会有人来问你。有的人名义上是北京大学里的学生，实际上并不在北京大学念书，跑到外市、外埠做事挣钱去了；学期结束时回来参加考试，四年完毕了同样毕业，同样称北京大学文学士、理学士、法学士。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李九魁：卖弄学识

北大的教授都是中外一流的学者专家，这是北大在学术上能够有所贡献的主要原因之一。北大向来以全国第一学府自居，凡以教书为职业者，莫不以在北大教书为荣。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教学上有一共同之点：只顾卖弄自己的学识，喜作高谈阔论，让学生们听起来觉得高不可及，完全不顾到学生能不能听懂，能不能接受。三两个高材异等学生，接受了教授的伟论，也就变为专家学者；中等以下学生，在北京大学读四年书，茫然无所得。教授们上课时以极潇洒的态度走进教室，看着天花板讲书，绝不睬学生一眼；铃声一响或者铃声不响，又以极潇洒的态度走出教室；上一年课，自己教过的学生十个之中认识不了一二个。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李九魁：五个月的假期

一年12个月，北大放三个月的假：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假期完了，开学了，不上课，办理入学手续，注册、交费、领学生证、选课，耽误两个礼拜。入学手续办完了，开课了，头一个礼拜，教授学生都不到讲室里去，这是多少年来的惯例；第二个礼拜，教授到讲室里去，学生也到讲室里去，但出席人数不全，究竟出席多少，那可不敢断定，也许多，也许少，全凭学生老爷们一时的高兴了；因为是头一次上课，不讲书，教授、学生见一见面，随便说几句话，下课，这也是多少年来的惯例。这样一来，一个月过去了。暑假如此，寒假也是如此。假期三个月，两次开学各耽误一个月，合在一起总共是五个月，十二个月去掉五个月，还剩七个月。且无论是暑假、寒假，北大从来没有举行过休业式或开学典礼，这也是北京大学“自由散漫”的一个特征。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附：开学典礼演说辞

蔡元培：1919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今日为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的开学日。新到诸生差不多占四分之一。本来旧生所知道的，也当为新生申说大概。况此次学潮以后，外边颇有谓北京大学学生专为政治运动，能动不能静的。不知道本校学生这次的加入学潮，是激于一时的爱国热诚，为特别活动，一到研究学问的机会，仍是非常镇静的。外边流言，实是误会。但是，我们也不可不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打算。所以，我现在把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说说，不但给新生指示趋向，也是为旧生提醒一番的意思。

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又如图书、杂志、仪器、标本，研究学理上所必不可少的，我们限于经费，虽不能一时购置完善，但也是逐年增加的。且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我们因文理科尚有许多门类，为经费与地位所限，不能一时并设，所以，乘北洋大学同是国立，同有土木工科、采矿冶金科的关系，把工科归并北洋。即用工科的经费与教室、实验室，来扩充理科的一部分。研究学理，不可不屏除分心的嗜好，所以，本校提倡进德会，对于嫖赌的恶习，官吏议员的运动，是悬为戒律的。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乐音会、书画研究会等，来涵养心灵。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傥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望诸君特别注意。

抑本校很愿多延各国硕学来校讲授，惜机会很不易得。今年适值杜威博士来华游历，本校得博士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允许，得请博士留华一年，在本校讲授哲学，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今日特请博士演说，并先为绍介。

蔡元培：1920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今日为北京大学第二十三年开学日。回溯去年开学时候，这一年中很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在去年开学时说过：“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大受影响。”但那时已经组织的惟有评议会、教授会与教务会议。一年以来，行政会议与各种委员会均已次第成立。就中如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都已经办得很有成效，与从前学长制时代大不相同。其次若仪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也想积极进行。我们敢信这种新组织试办得很有效果，可以继续办下去。日内就要呈教育部，请他承认。

一年以来，觉得学生方面近来很有觉悟：把从前硬记讲义、骗文凭的陋见渐渐儿打破了，知道专研学术是学生的天职。本校也就循这种方针定了几种方法：

（一）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留出多少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把课程表重新整理一番，把几种不要紧的功课、可以让学生自修的，减去了。又预备特筹经费，扩张图书馆。

（二）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毕业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究起见；但各系分设，觉得散漫一点，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现在改组为四大部，集中人才，加添设备，当能有点进步。

（三）从前中国研究纯粹科学的人本来不多，不能不假借一点。譬如，请矿物学者讲地质学，请农学者讲生物学或博物学，都是不得已。现在，专门的学者渐渐多了，我们此后聘任教员，总要请专门的，并要请愿意委身教育、不肯兼营他事的。这一学期，已经请到几位，我将为诸君介绍。

（四）除了各种学科必须专门学者而又热心教育的担任外，如有名人讲演的机会，我们也不肯放过。杜威先生已经是请来讲过多少次。从今年起，还要请他留华一年，在本校讲授。法国的社会学者来维勃吕尔先生、数学者班乐卫先生，均不能久留，只能请他讲一二次。英国的罗素先生、德国的爱因斯坦先生，不久都要来华，我们一定也要请他讲演。这种世界著名学者的著作，我们固然可以阅览，但亲听了他讲演以后，更可引起研究的兴味。

以上各种设施，都是为便于学生研究学问起见；但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具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还有一层，望大家励行自治。诸君多有尽力于平民夜校与平民讲演的，就要能够以身作则。去年以来，尊重人格的观念，固然较从前为发达，然试各自检点，果能毫无愧怍么？以后望注意“自治”二字，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不要如从前样子，定要学监、舍监等来管才好。

今日所报告的与希望的，不过如此。不日我就要到法国去，我本来预备七月就去，后来因为有事，改在十月。本校的新组织既然完全成立，我暂时离校，没有什么不放心。关于校务，拟暂请蒋梦麟先生代理。今天就乘此机会，与诸君作别。

蔡元培：1921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今年本校经过一番大风潮，或有不能开学之势。今日尚可以开学，我们不能不认为幸事。但后来意外之事，难免不再三遇着。我们既有了经验，就不要为所摇动了，我此次游历欧美，知各国虽经大战，其大学学生的精神，并未退步。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这些精神，并非全恃天然，可以养成。如法、美民族本偏于活泼，然而未尝不坚忍。英、德民族偏于坚忍，然而未尝不活泼。体育与美育，皆养成此等精神的作用，是诸位应该注意的。

至于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但能图得生活上便利，即为已足。本校现正谋仪器、图书的扩充，正为供诸位研究用的。校内进行，可略报告：物理学有颜任光先生担任，预备由本校自办一仪器制造工厂，由颜任光先生监制，以图仪器之独立。心理学实验，请唐擘黄先生担任，凡关于实验上的设置，从今年好好的着手预备。生物学搜罗标本，再预备到明年，是可开设起来的。精神科学如哲学与英、法、德等文学，此项研究参考书，不能不多。本校现正积极购备图书，以供诸位研究的参考。经济学请顾先生孟余担任，亦正预备提款设备。现在西洋各国，对于中国从来的文明，极想知道，正从事搜集中国的典籍，供他们学者研究。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固有文明输出。幸今日中外文明，既有沟通交换的机会，我们是格外要留心的。本校国学研究所，现由马幼渔先生、沈兼士先生担任整理贡献，望诸位性近于此者，多尽些责任研究。我年年说这大学是要诸位认作研究学问机关，不要当作职业机关的。望诸位自爱。

胡适：1920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我带病来参与开学典礼，很愿意听听诸位新教授的言论及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一年得一年的教训，今天又是来亲受教训的日子了。

我本来不预备说话，但蒋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谈话的一部分，偏偏把“且听下回分解”的话留给我说，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哪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你看最近的一期《学艺杂志》里有一篇《对于学术界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大学很有些忠实的规谏。他引的陈惺农先生对于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的启事，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到陈先生编辑的时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几篇，方才敷衍过去。《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来我们想，著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所以我对于那一句话的答语，就是：“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再讲第二个问题，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现象，是不能不承认。但这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既然动了，按物理学的定理，决不能再使不动。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这种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

（一）普及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二）提高。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既有这种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一点实在的东西，去满足这种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地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去解决他们的智识饥荒，这岂不是耶稣说的“人问我讨面包，我却给他石块”吗？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基本科学，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着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逖先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

我把以上的话总括起来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胡适：1946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开学，举行最简单的开学仪式，这是北大向来的传统习惯——开学简单。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隆重仪式，我个人来与同学说几句家常的话。北大的历史，先生们都已知道，然而新来的教授和同学或许不很清楚北大今年是四十八岁，还不够五十，这四十八年是中华民国的多难之秋，常常开不成学。回忆四十八年的历史，不无可纪念的地方，我现在将北大的历史分作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北大的开创时期，从戊戌到民国五年，从1898年至1916年，是称为京师大学堂，甚至被认为官僚养成所，那时参加学术的人都是文化人，北大已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时，北大学生有响应的思想，也有响应的传单。民国三年，二次革命也有响应的传单与思想，所谓官僚养成所者已引起了满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的注意。几有解散的危险，假使没有老辈帮忙的话，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时期是革新时期，自蔡先生民国五年来北大，到国民革命时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蔡先生的言论诗文，你们都已读过。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学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带情感的，不善于说话和呐喊，写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长章。我们和他同事过，知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致力为学术的目标。

那时候来的新人组织的委员会，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组织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员的事。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会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我举这例子表示蔡先生确能做领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关于剥削校长权力的提议，他说：胡先生提不好，还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从全国物色人才，民国五年到十六年，包括五四时代、文学运动、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誉。但是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在蔡先生领导之下，人才并不够多。那时的北大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经数次辞职到欧美去休息。

我们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学生，以教育家的资格来长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军人的猜忌，常以蒋先生的帮助，渡过很大的难关。北大从此被确认为全国学术思想的中心，然而，当事者亦感觉人才不够，到国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职员学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线，牺牲在军阀之下的颇有人在。

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军阀势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时有志整顿北大，但是政客们不容许这样做，他们想将北大掌握过去，将北大作为政治的工具。结果北大从十七年起等于没有了，变为潮平大学区中的一个学院。旧同学奔走呼号恢复北大，那时我们在上海。我说学校不能够永远不死，一个学校的名字虽然没有了，然而既有一段历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历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样。一定要恢复的话，就要把北大做得更好，所以那时候的复校运动并不对学校负责人感到兴趣。这是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差不多没有了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北大的中兴时期，蒋先生辞去了教育部长来任北大校长。我那时正因办编译委员会的事情北上，在浦口听到蒋先生被迫辞去部长的职务而回家的消息。傅先生和中外学者朋友都觉得应该请先生回来，大家协力助整北京大学。那时候，北京的教育界真是乌烟瘴气。北平的校长不愿到北平之外，到全国去请教员，只是在机关里请人兼课，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而有系统的缺课法被发明，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蒋先生来了，找了百万基金来维持北大，利用中华教育基金，设廿二研究讲座，整个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这不能不说是蒋先生的伟大领导。不知者不能了解，当事者知道北大的中兴时期是蒋先生和现任文法各院长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蒋先生以大公无私之精神，从全国聘请人才。蒋先生请刘树杞先生主持理学院，请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学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顿之权。当时文学科因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学院的彻底。蒋先生说：“适之你做请新人的好事吧！去旧的恶事让我去做，你做院长新人由你去聘。”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学提起。不要忘记前校长在中兴时期的伟大贡献和伟大领导。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开学了，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大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至少理科法科更为充实。开学时大家真高兴，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候起到七七事变的民国二十六年，这七年是北大的中兴期，也是北大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在座诸位旧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热河、长城，离北平朝阳门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机关纷纷将东西南迁。蒋校长坚决地主张北大不应该搬，绝对不搬一件东西，一本图书。不然北大就不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因为不搬而得偷来时间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时候省下钱来，盖房子，造了三大建筑：地质馆、新宿舍、新图书馆，但并没有向政府增一钱的预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们以为蒋先生一定是有内线的，非但不迁而且添盖房子，大概局势是不要紧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蒋先生给的时间，因此北大进步得很快。

第五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局面变化得太大，北大放弃了北平，在南京筹备第一个临时大学，这可说是流亡时期，清华北大南开成立联合临时大学。起初迁长沙，一年以后要迁云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对于这一时期，在座许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学从昆明来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我并没有参加这一时期，我从外面看去觉得至少有两点伟大值得提的。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在极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国外听到教授洗马桶、抱孩子、煮饭，甚至于教授太太摆小摊卖东西以补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现实，不配来谈这段北大重要的历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沦陷后纷纷迁往内地，组织了不少临大和联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联大能够支持到胜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联合报考和迁校的合作。这点合作精神，不能不说是北大领导之功。蒋先生说合作是不容易的，要办只有北大老大哥让清华南开去出风头。所以选张伯苓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对外就是联大校长。八年抗战和二年的复员，凡是可以出风头的地方，都是让他们去的，这种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凭着这，我相信能够建立新的基础。

我们现在不敢说，“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为抗战时期北大已经消纳于联大中，除了在精神上还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北大人。

胜利复员之后，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现在报告北大的人数：从联大复员来的759人，从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的1562人，一年级新生和试读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学院北平区新生92人，全国七区招生先修班新生686人，医学院试读生7人，总计是3514人。工学院南京区新生、涛旸区新生还未发榜，此外加上青年军试读生，以及抗战有功将士的子女和其他政府分发来校的，总计大概要超过4000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记者纷纷上前摄影）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说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为梦想，今天我们觉得困难还很多，可是我们的财产，精神的财产，物质的财产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蒋二位先生的传统，三十年来蔡先生的仪风，自由讲争独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战八年之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更不要忘记教员在沦陷期间的奋斗，如军事教官白雄给敌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挠，敌人亦无可如何，的确是北大精神的表现，我现在代表北大来谢谢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声中坐下）。还有孟心史先生、马幼渔先生、钱玄同先生皆在沦陷期间替中国保全了清白和忠贞而逝世了。还有许多职员冒种种困难替学校保留财产。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画像回来说，他在多年困难中收藏了这张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泪。还有一位秘书冒极大的危险将研究所有的古物带到上海、香港转运美国。又如沈兼士在辅仁大学做地下工作，后来隐藏不住冒险到内地。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坚忍的精神遗产。至于物质遗产，北大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之中是最有点基础的。这里第四院的十一万册图书，一本都没有损失，北大图书馆五十万卷图书亦未毁坏。仪器方面，虽毁去一些，但大体上还很有基础。农学院是新设的，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努力作最大努力，贡献吾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理想不能算夸大，不能算梦想。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

一、提倡学术研究：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O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

二、对于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地研究、独立地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方面是做人。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这“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来的传统是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个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评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这是武断，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昨天安徽同乡问我安徽主席是谁、教育厅长是谁，我皆的确不知道，的确我还未曾学到。人家说我作一年半载小学生是逃避发表意见吗？是客气吗？在我的确希望对政治问题和其他一切问题上永远保持学生的态度。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作《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

蒋梦麟：立志定向，切实读书，“自”“治”并重

今日趁开学的机会，我可以同我们全校的同学晤聚一堂，实在非常的高兴。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平时虽也常同学生接触，但总只是一小部分。近来学校中都有一种通病，就是教员和学生除了课堂见面之外，毫无个人的接触，所以弄得好像不关痛痒的样子。这不但中国如此。就在外国也免不了。现在同诸君虽然不是个人的接触，却也是一个大聚会的好机会。我前天曾同校长谈过。打算下半年办一个校长与学生间的星期茶话会，每星期在第一院对面新租房子的本校教职员公会内，预备一些茶点，约定二三十位同学，同校长随便谈谈，可以彼此互通情愫。

还有关于社会方面的。我们现在不是天天讲新文化运动吗？那天在胡适之先生那儿谈天，他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这话实在说得非常的沉痛。所以我们此后，总要立志定向，切实读书。还有一层，就是物理化学等等物质上的文化也应该同文字方面的文化并重。比方现在饥民这样的多，因为交通等等关系，赈济就这样的困难；有时传染病发生，也往往弄得手忙脚乱，死丧无算。这都是物质文化太不发达的弊病，我们不可不注意。

最后对于同学自治问题，也有点意见。我近来学生认识得不少，据各方面的闻见，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学生会总没有好好的组织，开会时秩序亦不甚整齐。我们时常说国会省会如何捣乱，其实像这样子，叫学生去办国会省会，又何尝不会捣乱呢！所以开会时必须注重议会法才好。学生会章程，上半年已经订好，采取委员制，现在已经付印。希望新旧同学平心静气地讨论，确定以后就大家遵守。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常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孔子虽然也讲个人，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讲起个人总是联说到家族和社会上去。所以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个人与社会同时并重。譬如双马车，定要两匹马步骤和谐，这车才能走得快些。我觉得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了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北京大学日刊》第694号

蒋梦麟：1923年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

今天同大家聚会一堂，行开学礼，本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不好过的就是我们最敬爱的蔡先生不在此地。学校在这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之下，竟能如期开学，是同人精神奋斗的结果。至于物质方面，可说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恐怕诸君不甚详知，特地略为报告。政府里积欠了我们八个月的经费，计有五十余万，此外学校里还垫出了十七万余。两项共计七十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上次京师各法团保安会，京师治安维持会，和教育基金委员会，议决每月筹八十万元，五十万为军警费，三十万为教育费。请汇丰、汇理、正金、道胜四银行垫借。议定以后，即向使团接洽，英法日三使现尚在磋商中，此事能成与否，实难预料，不过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罢了。

现在蔡先生不在这里，同人等也略有一点计划，如经费有着，拟将经费划出一部分用在充实学术上的内容。购买图书要注重专门，请各系计划应购的书报杂志。这层做到，学术自能渐渐提高。并且教育方面，因为有了这样研究专门学术的便利机会，学问自然也就日新月异的提高起来。其余应当进行的事还很多，现在先就力所能及的先做起来。

此次还有几件小事可以报告。学校的行政部分向在第一院，从前有过谣传，说是外面对于我们有所误会的，将来放火焚毁。这虽是谣传，却十分重要，不可不注意。学校的会计机关，注册部，以及历来的重要文件，都在第一院，万一不慎，真不得了。现在外面的局势，弄到如此，难保以后外界对于我们的误会不再发生；所以为慎重起见，决定将行政各机关移到第二院去，庶几关防可以比较严密。今年新生投考的几及三千，学校里只取了一百六十余人。外面因为我们取得太少，有许多误会和责难。其实我们录取新生，标准为重，不甚拘守定额。不想近年各地中学毕业生，能合我们标准的，竟一年少似一年，这是现在教育界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拟以表册报告各地中学，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学生有几分之几不及格，所欠缺的是哪些功课，请他们注意改良。又此次检察体格加了检验粪便一项，结果知道扬子江以南的人，粪中有虫，广东最多，江浙次之，扬子江以北则有虫的很少。这是医学和卫生学上极有科学价值的一种报告。

总之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全靠我们大家共同奋斗，方可维持京师的教育，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第三辑　老北大的教授与课堂趣事

第一章　教授，老北大的魅力

刘元功：山额夫人与盲诗人

胡适与山额夫人并肩步出大礼堂，在甬路上偶遇到了在北大教世界语和童话的苏俄盲诗人爱罗先珂。胡适便把他介绍给山额夫人，说：“这是爱罗先珂先生，是诗人，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山额夫人轻轻地和盲诗人一握手，彼此用英语寒暄了几句。山额夫人上下打量着爱罗先珂，她的表情，不是轻视，而颇流露出怜悯之意，似乎怜惜其双目失明。最后，山额夫人轻轻地说声“再会”。那天山额夫人穿着袒胸露背的时髦服装，颈戴闪闪发光的项串，十足的贵夫人派头；而盲诗人则穿着旧麻布上衣，内穿未结领带的黑色衬衫，十足的无产阶级的气魄。两人相映成趣，而吸引着一些人不知不觉地围观了一阵。

《漫谈北大》

周作人：“亦不通”

有一年我到学校去上第一时的课，这是八点至九点，普通总是空着，不大有人愿意这么早去上课的，所以功课顶容易安排。在这时候，常与林公铎碰在一起。我们有些人不去像候车似的挤坐在教员休息室里，却到国文系主任的办公室去坐，我遇见他就在那里。这天因为到得略早，距上课还有些时间，便坐了等着。这时一位名叫甘大文的毕业生，是来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有到来，甘君等久了觉得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值摆着一本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册，就拿起来说道：“林先生看过这册子吗？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不通，不通。”这本来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道：“林先生看我这篇怎么样？”林先生从容地笑道：“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是说“亦”字，不是说“也”的，这事还清楚地记得。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请客送礼的甘君

说起甘君的交际工夫，似乎这里也值得一说。他的做法第一是请客，第二是送礼。请客倒还容易对付，只消辞谢不去好了，但是送礼却更麻烦了。他是要送到家里来的，主人一定不收，自然也可以拒绝；可是客人丢下就跑，不等主人的回话，那就不好办了。那时雇用汽车很是便宜，他在过节的前几天便雇一辆汽车，专供送礼之用，走到一家人家，急忙将货物放在门房，随即上车飞奔而去。有一回，竟因此而大为人家的包车夫所窘，据说这是在沈兼士的家里。值甘君去送节礼，兼做听差的包车夫接收了，不料大大地触怒主人，怪他接受了不被欢迎的人的东西，因此几乎打破了他拉车的饭碗。所以他的交际工夫越好，越被许多人所厌恶，自教授以至工友，没有人敢于请教他，教不到一点钟的功课。

也有人同情他的，如北大的单不庵，忠告他千万不要再请客送礼了，只要他安静过一个时期，说是半年吧，那时人家就会自动地来请他；不但空口说，并且实际地帮助他，从自己的薪水中提出一部分钱来津贴他的生活，邀他在图书馆里给他做事。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一个人的脾气是不容易改变的。论甘君的学力，在大学里教教国文，总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态度也颇不客气，所以终于失败。钱玄同在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曾经叫他到那里教“大一国文”（即大学一年级的必修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第末篇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学期末了，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翟俊千：各学会导师

哲学会导师傅铜，早年师事英国数理学派哲学大师罗素，主要指导学生系统地分析西方哲学流派，言简意赅。

逻辑学会导师章士钊，早年留学英、德等国，接受正规教育，奠定深厚基础。擅长逻辑，精于政论。居留日本期间，创办《甲寅杂志》，赫赫有名，所撰《政本论》、《联邦论》等政论文章，运用逻辑，阐明政理，文词严谨，文格亦高，读者神往，轰动一时。

章士钊

生物学会导师李石曾，自幼从父辈久居法国，在巴黎进巴斯德学院研究生物学，博学多识，主要指导生物学说的发展，并喜欢介绍法国邵可侣边缘科学名著《人地学》（L’Homme et la Terre）的学说，学生很感新颖。

社会学会导师陶孟和，曾在英国专攻社会学，造诣精深。

新闻学会导师邵飘萍，年轻志大，革命坚定，指摘当时弊政，口锋犀利，击中要害，卒为北洋军阀所惨杀，时年41岁。

音乐学会导师赵元任，是一个语言学者，精通乐理，亦擅制曲。

图画研究会导师徐悲鸿，少年时代专攻国画，成名较早，后再从师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研究西方油画，融贯中西，擅长画马，享有国际盛誉。

学会参加人数之多，以哲学会与新闻学会为最，超过百人。毛泽东当年曾参加这两个学会，尤其对新闻学会导师邵飘萍表示赞赏。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陈嘉蔼：言必称墨子

胡适之在平常谈话中，常常说“且然”“Probability”，墨子和英语一连串的说出，以作为未肯定的语气。又常常喜引用墨子：“言足以举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和“言足以加行者，常之。不足以加行者，勿常。不足以加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谈话请以五分钟为限

胡适之的学术思想，在同学中之最为折服者，为中国文学门之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英国文学门之罗家伦、汪敬熙，哲学门之陈嘉蔼。六人不特十分敬佩胡适之，亦为拥胡派之中坚人物。六人访胡于他的住宅，满以为可以畅谈一下，殊料客厅桌子上摆着一个玻璃的小牌，写着“谈话请以五分钟为限”几个字。见此情形，讲几句话即要辞退。其后胡适之发觉学生为研究学术而来，乃曰：“吾等系属师友，所谈皆为研究学术，此牌非为君等而设。”留着畅谈，不许辞退，宠爱有加。

胡适与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胡适之广州演讲受阻

1935年胡适之经上海、香港来到广州。在粤的北大同学都到省港轮船码头迎接。继而陈达材引他往见广东的大军阀陈济棠。陈对他既不推重，亦不能以诚恳之礼貌相接待。大概陈济棠在这时正在提倡读经，适之是醉心西化的人物，违背圣人之经罢。其时在广州地区的各大学，闻胡适之来，都准备请胡到校演讲，并排定演讲日期。事为陈济棠所闻，遂立即通饬各校，以制止。胡遂悄悄地离开广州。起行前，只有北大同学设宴于太平馆，为胡饯行。这时陈嘉蔼正在著一本《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请示关于吕留良的学说。胡适之答：“吕留良的学说，世上少有留存的，只有我有一本《吕留良四书注》，可说是孤本了。待我回北平后，把这本书寄给你罢。”其后，他果然把这世上孤本的《吕留良四书注》寄给了陈嘉蔼。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沈尹默：胡适的鬼聪明

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书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遍。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类此。

《我和北大》

陈嘉蔼：胡、张协作

胡适、张慰慈留学美国是同窗，回到北京是同住，他们专业不同，讲课亦不同，而在不同之中亦有共同之处。胡适擅长中文，张慰慈擅长英语。张讲政治学，采用美国大学原文教本，讲课时亦用英语解释，事后才编成政治学一书，系先由自己草创稿本，再经胡适加以润色，行文畅达，琅琅上口。胡适一些对海外发表的英语写作，同样也由自己草创，再经张慰慈润色，文中章段结构，显出一手地道英文。两师友谊深厚，协作密切，流风余韵，传诵一时。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王道元：林纾攻击白话文

李大钊（守常）则大声疾呼地著论，号召青年们努力前进，启发他们的爱国心，一切用白话写论著。胡适不反对用白话写作，但号召学生应埋头读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什么主义”。这便触怒了林纾，他给蔡校长写信攻击白话文，有言如白话可视为文，则引车卖浆之流，都可能成为文学家了。曾记蔡校长的复信里有云，先生以翻译西方小说自豪，例如《茶花女》其原本是语体，而先生以古典式的文言译出，推行于世，试问你能够自诩译文比原著还好吗？但从此也不再饶舌，老林就默尔而息了。

林纾

选自《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刘元功：三个哲学家

罗素刚到北京，尚未开始讲演时，杜威又及时地作了《三个哲学家》的讲演。这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死去不久的实验主义者詹姆斯（杜威是号称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讲詹姆斯哲学无异于讲他自己的），一个是法国的当时还健在的哲学家博格森，一个就是当时刚到北京预备讲演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杜威《三个哲学家》的讲演，当时是有用意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表面上欢迎罗素，而先送给他一份见面礼，以冀礼尚往来。

《漫谈北大》

刘元功：傅铜受排挤

正在罗素来中国讲演的那年，北大聘请了傅铜（号佩青）教授来教西洋近世哲学史、近世哲学及伦理学。傅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哲学多年，和罗素很熟。他在北大任教很短，大约不过两个月，即被解聘；解聘的原因，据傅铜自己说是由于胡适等排挤他。傅被解聘后，他教的那几门课程也就由于一时无人担任而停顿了。选修傅铜课的同学中，有人请求傅铜允许学生到他家里去听《西洋近世哲学史》，傅答应后，有几个北大同学即于每周的某一个晚上，到傅家去听讲。有一次傅铜说，他曾建议罗素作一次专门批评杜威哲学的讲演，可是，罗素回答他说：“不好意思，因为杜威教授对我很客气。”罗素讲演《哲学问题》时，曾对博格森提出尖锐的批判，但是对杜威及实验主义哲学，从未批评过。由此可以推论，傅铜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而杜威所献的见面礼及其不同罗素“唱对台戏”，确实发生了一定的效用。

《漫谈北大》

刘元功：杜威授课

自罗素开始讲演后，杜威就不再公开讲演了。他退到北大的教室内，给愿意听他讲授的学生（大多数是哲学系和英文学系的学生）讲《哲学派别》和《伦理学说》两门课程。但是讲授不久，由于北洋政府积欠北京各大学教职员薪水太久而爆发了罢教的风潮。由于一时罢教，北大的全部教室都封锁着，杜威也就无法进行其讲授了。这时杜威又要求选听这两门功课的同学提出有关哲学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到他家里去座谈，那时他的寓所是在东交民巷西口瑞金大楼楼上。那天刘元功和另外一个同学准时先到达了他的寓所，并各自提出所要谈的问题，经杜威详细解答了一番。由于学生哲学知识太少，加以英语不够流利，已感到找不出来谈话的资料，室内几乎变成哑场，而另外的同学仍迟迟未到。杜威颇露出不安的神情，问道：“那些同学为什么还不来呢？是否另有约会而不来了？”刘元功体会他这话的意思是说，是否罗素要他们去了？便肯定地答复他说：“不是，不是，绝不是，他们一定会来的。”话刚说完，楼梯传来多人的脚步声，杜威急速到楼梯口去迎接。这十几个后来的同学，也都提出些问题来和杜威进行了讨论。这天杜威精神很愉快，并要求我们有机会再来。

《漫谈北大》

刘元功：罗素，中国应走俄国的政治路线

罗素是在杜威回国后，才回英国的。他在回国前，曾患了一次很危险的急性肺炎，经德国医院狄博尔大夫的抢救，始获恢复健康。罗素在他最后一次《临别赠言》的讲演中，曾公开提出：“中国应走俄国的政治路线，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不管罗素最初的思想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他确说过这番话，倒是事实。

《漫谈北大》

李祖荫：法律系教员互掐

当时法律系教员阵容是比较整齐的，但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西洋留学的鄙视东洋留学的只知道解释法律而盲于理论，是注释法学派，是低能派；东洋留学的鄙视西洋留学的仅知空论而不知实践。老教授批评新教授毫无经验，讲的不能应用；新教授则说老教授手抱“万年讲义”，至死不变。律师派以诉讼为主业，讲学为副业，真是“黄金万两”，腰缠累累，非律师派哪得不眼红，不羡慕，不嫉妒？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李祖荫：法律系教员忙兼职

法律系专任教员，名专而实不专。名教授无论矣，就是初出茅庐的也想东奔西跑。有兼两教授的，如陈瑾昆、李祖荫是。有兼干律师而且以律师为主业的，如戴修瓒、陈瑾昆、李怀亮等是，刘志扬虽兼律师，但是接收案件比较少一些，还是以教书为主业。当时北平有些大学教师，每周教课42小时，包括星期日在内，每天6小时，轮流请假，轮流缺课，个别的人由北平跑到天津，由天津奔到保定，仆仆长途要钱不要命。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王廷林：爱骂日本人的燕树棠

燕树棠，河北省定县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他为人正直，爱骂人，尤其爱骂日本人。那时北大政治系有两名日本留学生，常来听燕树棠讲课，燕每次上课，首先把听课人看一遍，看有无日本人，如果没有，他就照常讲授；如果有，他就指桑骂槐地骂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媚敌求荣，镇压爱国力量，人们不敢谈国事，而燕树棠却敢抒发其爱国抗日的义愤。七七事变后不久，那两个日本留学生曾两次来北大找燕教授，说是来“请教”的，这大概是学“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吧，可是燕教授却早一步离平南下了。

燕树棠

《北大见闻录》

王廷林：马裕藻的龙门阵

马裕藻字幼渔，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多年，后受胡适排挤辞去系主任，担任声韵学教学。有一天晚饭后，我和两位同学去看望马老师，在会客室里他同我们摆起龙门阵，摆鲁迅摆得特别多。他说鲁迅为人宽厚，但疾恶如仇。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相处多年，感情很好。但周作人的太太（日本人）有点神经质，为人厉害，也像日本帝国主义一样，蛮不讲理，她想独霸家产，便在周作人面前中伤鲁迅，鲁迅知道了很生气，从家中搬了出来，独自生活。鲁迅常对人说：岂明糊涂（岂明是周作人的字）。周作人性情怯懦惧内，有人说，后来周作人当了汉奸，这是他日本老婆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马裕藻说，那年鲁迅由上海来北平探亲，到马家看望旧友，这时胡适也来了。胡适一看鲁迅坐在那里，便打趣地说：“你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立即回答胡适说：“你不要害怕，我还要卷土重去，决不抢你的饭碗。”胡适弄得很尴尬，便搭讪着说：“你看还是那个脾气。”鲁迅毫不留情面地回答胡适说：“这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胡适悻悻而去。

《北大见闻录》

李九魁：没人听懂过的课

马裕藻（幼渔）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弟子，精训诂、声韵之学。知人论事，宽厚宏通，旧社会中之高人也。人品高尚，教书却稀松平常。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是国文系系主任，讲一年级声韵学概要。我听了一年课，不知道声韵学是什么。我问别的同学，他们告诉我说：“从来就没有人听懂过，您对付着听吧！”“此刻”是这位老先生的口头语，听他的课时除去“此刻”两个字之外，再也听不见别的。说也奇怪，谁也听不懂，但到考试的时候谁也能考个好分数。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李九魁：不听课不考试也能赚学分

钱玄同先生名震中外，亦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弟子。我在北大念书时，听过他讲《说文》。这位老先生口齿明白，说话利落，颇能引人兴趣。学期终了时，他也举行季终考试，但从不批阅试卷，选听他的课的人，一年不上课，也不参加考试，就可以赚得3个学分。这是北京大学的特有趣闻。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千家驹：手放在插兜里行礼

某日，刘哲在教育部召见学生代表，我们进去后向刘哲行一鞠躬礼。是时北京学生多穿蓝布大褂。大褂两侧有插兜，手可以放在插兜里取暖。时值冬季，我在鞠躬时没有把手从插兜里拿出来。刘哲见状，先问我姓名，我答复后，他大拍桌子骂了起来。他说：“你不要说见我教育总长，就是见我京师大学校长也不应该把手放在插兜里行礼啊！见我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尚且如此傲慢无礼，对其他师长更可想而知了。你进来时把手放在兜里，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拿个炸弹来炸我呢！”又说：“你们这些当代表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平素不用功，醉心‘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最怕考试。你们迷信胡适、蒋梦麟之流，他们都是‘赤化分子’（在刘大总长看来，胡适、蒋梦麟都是共产党！）我叫你们用功读书，你们就骂我‘老牛’（北大东斋贴有学生漫画，画一老牛写上‘刘哲’大名），真是岂有此理！”

《我在北大》

李九魁：孟森点名

孟森（心史）先生是中国坐第一把交椅的明清史专家，不善言谈，上课就是念讲义。他的讲义编得很好，很详细，选课的学生，不是为了听他讲书，是为领他那一份讲义。北大的教授们上课很少点名的，而孟先生上课必点名。无论点多少人名也是一个人答到；名点完了，全到了，抬起头来一看，班上只有一二个学生。他也不表示什么，开始念讲义，铃声响了下课。下次上课照样点名。这也是北京大学的特有趣闻。

孟森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李九魁：又一趣闻

沈兼士先生也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弟子，中国坐第一把交椅的训诂学专家，对《尔雅》、《说文》、《广韵》诸书都有精深研究。我念书时，他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文系名誉教授。我听过他讲《中国文字学概论》《段注说文及其训诂》，这位老先生无论讲什么课都是那一套：1.六书分类之说文学；2.实用之小学；3.理论之语言文字学。在北京大学讲这一套，到辅仁大学还是讲这一套；今年给甲班讲这一套，明年给乙班还是讲这一套。到了考试的时候，随便出两个题目，也许讲过，也许没有讲过；也许在辅仁大学讲过的东西，到北京大学出题考试；也许甲班讲过的东西，到乙班出题考试；这都说不一定。说也奇怪，出了题目，学生就答，绝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意见。这也是北京大学的特有趣闻。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李九魁：魏先生教书真热心

第二学期开学时魏建功先生任选课导师，我问他应该选哪些课目，他指出《中国声韵学史》《韵书系统》等几种课目让我选，这几种课目都是他自己担任讲授的，我服从指导都选了。魏先生天资绝顶聪明，是中国第一流的声韵学专家。天禀聪明在教书上不一定是优点，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容易，自己懂得了就认为学生们也都懂得了。魏先生教书有许多略而不言的地方，认为学生们都懂得了，实际上满不是那么一回事。魏先生教书可真够热心的，恨不能把一肚子学问一下子全盘交给学生。他讲起书来，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忽然山南忽然海北。学生们的思路跟不上他，听得目瞪口呆，自然接受不了。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李九魁：罗常培先生的独特作风

第三学年听罗常培先生讲《语音学》，收获很大，心里觉得亮堂了一些。罗先生讲书有一原则：“卑之无甚高论。”学生懂到哪里，他就讲到哪里，学生听不懂的话，他一句也不说。这在北大教授里面，确是一种独特作风。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冯友兰：腿伸得太远

陈独秀没有开过课，也没给学生作过讲演。哲学系我们这一班，一直到我们毕业请他来照相，才算正式见了面。照相时，他和梁漱溟先生坐一起，把腿伸在梁先生的面前。相片印出后，我们送他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腿伸得太远一点。”我们说：“这是你的腿。”他连呼“呵！呵！”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沈尹默：我来北大

大约在1912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二人都是许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真起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就没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炳堃忽然来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何燏时和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1913年2月。

《我和北大》

沈尹默：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

预科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扶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之而去，桂蔚丞大为诧异，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这个风气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才稍稍改变。

《我和北大》

沈尹默：诗好字俗

有一次，刘三招待我和士远，从上午11时直喝到晚间9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堂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我和北大》

梁漱溟：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朱偰：“三沈二马”

当时在第一院是“三沈二马”的天下。三沈是沈士远（1880—1950）、沈尹默（1882年生）、沈兼士（1894年生），都是浙江吴兴人，而且是三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字叔平，1880—1951），都是浙江鄞县人，也是两兄弟。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便是马裕藻（字幼渔），他教小学音韵，著有《戴东原之音韵》一文，和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一唱一和，共同宣扬戴东原的学说；但是“戴学”在北大，终不若“红学”之走红运。马裕藻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最久，在北大评议会（马神庙公主府银安殿上）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是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也不是好当的，因为学校里派别分歧，新旧两派的斗争常很激烈，每逢一学年开始，马氏常坐着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还须适应学生的要求，折衷于新旧之间。在“三沈二马”之中，沈尹默虽然是领袖，但是他好居幕后，不大出来讲话；代表这一集团出面讲话的，总是马氏。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许德珩：三只兔子

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沈仕远、钱玄同、俞平伯、马裕藻等15人合影

刘元功：古怪离奇的辜鸿铭

辜鸿铭

辜鸿铭是蔡先生长北大以前就在北大任教的，在英文系教英国诗。他背拖发辫，头戴青缎帽头，并结有一个大红疙瘩，身穿古铜色长袍，深红色背心，腰带鹿皮旱烟荷包，足蹬青缎长筒靴子。这种打扮，在当时大家已深感古怪离奇，若就今天北大学生来说，他们也只有在历史剧中才能偶尔看到。他讲拜伦诗，不但念出平仄，而且注明何字是平，何字是仄。偶尔提到清廷，则口称“我们大清国”，说到溥仪，则称“我们的皇上”，讲到太监则认为这是中国宫廷的文明，说到小脚，则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特有之美。辜的言行、装束，当时人常引以为笑谈，但北大学生对他所教的英国诗是很满意的，选修这一科的，除英文系外，也有别的系的学生。

《漫谈北大》

刘元功：辜鸿铭和胡适的争论

有一次辜鸿铭和胡适（当时是教务长）在第一院的甬道旁用英语大谈有关英文系的教学问题，同学们因好奇而蜂拥围观，一方面欣赏了两个年辈不同，仪表不同，思想意识不同，用同一外国语言谈不同的意见的对比；同时也赞叹了辜鸿铭对课程的严肃和认真。

《漫谈北大》

周作人：公认的怪人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他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

辜鸿铭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只说不做的保皇派

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地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借机发泄正统思想

辜鸿铭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边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校长是学校的皇帝

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1919年的6月5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

《北京大学感旧录》

刘元功：东西南北人

辜鸿铭和日本有较深的关系，他的夫人就是日本人，他并一度赴日本去讲演。他生长于福建，居住于北京，留学于英国，娶妻于日本，因此他自称为东西南北人。

《漫谈北大》

辜鸿铭（右）和他的小妾吉田贞子（中）

刘元功：外国人很敬佩他

辜鸿铭对英国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所写的英文，流畅而典雅，有些外国人很敬佩他这一点。例如，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对辜有一定的钦佩之情。

我记得芥川龙之介有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曾特别和辜鸿铭畅谈过，回国后，曾发表文章，谈及游历中国的感想，其中有谈到辜鸿铭的话。大意是：他决定访问中国后，他的友人某向他提议，到北京后，不可不访问辜鸿铭先生，芥川龙之介到北京后果然去拜晤了辜，与辜用英语畅谈了良久。他在文章中对辜有这样的描绘：辜的英语，流畅典雅，愈说愈快速，愈说愈兴奋，同时辜的面部表情也就愈来愈像蝙蝠。他把辜的言语、面貌描写得很真切。

《漫谈北大》

冯友兰：凡是封建的都是好的

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他在讲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竟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又曾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茶壶理论

我还听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赞成一夫多妻制，曾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用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玩世不恭的名教授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不得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逸闻逸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黄侃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上课只写板书的教授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说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了君父之仇，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止了。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话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陈独秀评书法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反派教授水平高

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那时候，在东京这样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之一，比较年轻的人都以章太炎为师，而刘师培却是独立讲学的。这样的人也都受孙中山的影响，大多数赞成同盟会。刘师培也是如此。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没有上几课，就得病死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周作人：字写得实在可怕

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的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的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勾、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

申叔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湖北有没有学者

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1908）年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陈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时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八部书外皆狗屁”

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作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陈独秀和黄侃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上去才对。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林公铎爱喝酒

林公铎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以为然，曾当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对于友人的地道的忠告。后来听说林公铎在南京车站上晕倒，这实在是与他的喝酒有关的。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唐诗课讲陶渊明

林公铎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不免有爱使气的地方。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吗？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地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些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的讲的。这个原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林公铎抗议聘期

林公铎

林公铎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标榜革新，他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辞退了。北大旧例，教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简单地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生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方法。其实这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地走了，激烈的人虽然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适之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过分客气的许守白

许守白与林公铎正是相反，对人是异常的客气，或者可以说是本来不必那样的有礼。普通到了公众场所，对于在场的许多人只要一总的点一点头就行了，等到发现特别接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却是不然。进得门来，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那边不看见，还要重新鞠过。看他模样是个老学究，可是打扮却有点特别，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余桃公”，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愤世嫉俗的黄晦闻

关于黄晦闻的事，说起来都是很严肃的，因为他是严肃规矩的人，所以绝少滑稽性的传闻。他平常愤世嫉俗，觉得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季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1935年1月24日病卒，所注亭林诗终未完成，所作诗集曰《蒹葭楼诗》，曾见有仿宋铅印本，不知今市上尚存之否？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最喜欢读《心史丛刊》

孟心史名森，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为记得最喜欢读的书，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三集，搜集零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对于史事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历次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借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其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时髦的冯汉叔

冯汉叔留学于日本东京前帝国大学理科，专攻数学，成绩甚好，毕业后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其时尚在前清光绪、宣统之交，校长是沈衡山（钧儒），许多有名的人都在那里教书，如鲁迅、许寿裳、张邦华等都是。随后他转到北大，恐怕还在蔡孑民长校之前，所以他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国初年的冯汉叔，大概是很时髦的，据说他坐的乃是自用车，除了装饰崭新之外，车灯也是特别。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黢黢的很有点凄惨相；有的是左右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觉得阔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便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明灿烂，对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来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琤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驻足而视。据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如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知道这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取了一个别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做“哭字车”，一盏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的还算比较占便宜，因为中间虽然是个“犬”字，但比较吠、哭二字究竟字面要好得多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汉叔喜欢喝酒，与林公铎有点相像，但不听见他曾有与人相闹的事情。他又是搞精密的科学的，酒醉了有时候有点糊涂了，可是一遇到上课讲学问，却是依然头脑清楚，不会发生什么错误。古人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可见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鲁迅曾经讲过汉叔在民初的一件故事：有一天在路上与汉叔相遇，彼此举帽一点首后将要走过去的时候，汉叔忽叫停车，似乎有话要说。及至下车之后，他并不开口，却从皮夹里掏出二十元钞票来，交给鲁迅，说：“这是还那一天输给你的欠账的。”鲁迅因为并无其事，便说：“那一天我并没有同你打牌，也并未输钱给我呀！”他这才说道：“哦，哦，这不是你吗？”乃作别而去。此外有一次，是我亲自看见的。在“六三”的前几天，北大同人于第二院开会商议挽留蔡校长的事，说话的人当然没有一个反对者，其中有一人说的比较不直截一点，他没有听得清楚，立即愤然起立道：“谁呀！说不赞成的？”旁人连忙解劝道：“没有人说不赞成的。这是你听差了。”他于是也说：“哦，哦。”随又坐下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冯某人要的酒

一次请客吃饭，饭馆是前门外的煤市街的有名的地方，就是酒不大好。这时汉叔也在座，便提议到近地的什么店去要，是和他有交易的一家酒店；只说冯某人所要某种黄酒，这就行了。及至要了来之后，主人就要立刻分斟，汉叔阻住他，叫先拿试尝，尝过之后觉得口味不对，便叫送酒的伙计来对他说，一面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我自己在这里，叫老板给我送那个来。”这样换来之后，那酒一定是不错的了。不过我们外行人也不能辨别，只是那么胡乱的喝一通就是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刘叔雅即狸豆乌

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尗”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二云居士”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室以前始弃之。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刘叔雅最不喜中医

刘叔雅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谿刻之能事，其词云：“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这是我亲自听到，所以写在一篇说“卖药”的文章里，收在《谈虎集》卷上，写的时日是“十年八月”，可见他讲这话的时候是很早的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国会议员着实可怜

刘叔雅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去罢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朱胡子

朱逖先名希祖，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氏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个时候友人们便叫他作“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江的方音，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过北大同人包括旧时同学在内，普通多称他为“而翁”，这其实即是朱胡子的文言译，因为《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当面不好叫他作朱胡子，但是称“而翁”，便无妨碍，这可以说是文言的好处了，因为他向来就留了一大部胡子。

这样的过了将近20年，大家都已看惯了。但大约在民国二十三四年的时候，在北京却不见了朱胡子，大概是因了他女婿的关系，移转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去了。以后的一年暑假里，似乎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了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剃得光光的，所以是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消极的博士

刘半农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为胡博士他们所看不起，虽然同是“文学革命”队伍里的人。半农受了这个刺激，所以发愤去挣他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所以后来人们叫他们为博士，其含义是有区别的，盖一是积极的博士，一是消极的也。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闲谈与大吃

马隅卿是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在北大上课，以脑出血卒于讲堂里的。

我与隅卿相识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但直到十四年，我担任了孔德学校中学部的两班功课，我们才时常见面。当时系与玄同、尹默包办国文功课，我任作文读书，曾经给学生讲过一部《孟子》《颜氏家训》和几卷《东坡尺牍》。隅卿则是总务长的地位，整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又正在替孔德图书馆买书，周围堆满了旧书头本，常在和书贾交涉谈判。我们下课后便跑去问谈，虽然知道很妨害他的办公，可是总也不能改。除我与玄同以外，还有王品青君，其时他也在教书；随后又添上了建功、耀辰，聚在一起常常谈上大半天。闲谈不够，还要大吃，有时也叫厨房开饭，平常大抵往外边去要，最普通的是森隆、一亚一，后来又有玉华台。民国十七年以后移在宗人府办公，有一个夏秋之交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高台上喝啤酒、汽水，谈天，一直到深夜，说起来大家都还不能忘记，但是光阴荏苒，一年一年地过去，不但如此盛会于今不可复得，就是那时候大家的勇气与希望也已消灭殆尽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八字

1939年1月1日，上午我被刺客所袭击，左腹中一枪，而奇迹般地并未受伤。这案虽未破获，却知道是日本军部的主使确无疑问，这事到讲到的时候再说。玄同本来是血压高，且有点神经过敏，因此受刺激以致发病。还有凑巧的一件事：他向来并不相信命运，恰下一年前偶然在旧书里发现有一张批好的“八字”。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大约总还是好多年前叫人批了好玩的吧，他自己也已忘记了。在这上边批到52岁便止，而他那时候正是52岁，因为他是清光绪丁亥（1887）年生的，虽然他并不迷信，可是这可能在他心理上造成一个黑影。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涉足于花柳场的新派

陈独秀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私处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孑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有眼识小说

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1920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1922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高兴亚：艰难的俄语学习

当时俄语系授课人员实在难找，除柏烈伟外，只有两位陈先生（一位陈瀚，另一位的名字记不清了），学生是在预科从字句学起。因我们系初学俄语，故对两位陈先生的俄文程度颇感莫测高深，然而他们的中文却是不大通畅的。例如把“吃饱了”译为“过吃”等。我们当时学俄文的艰苦的确是难以尽言：第一，无工具书，只有一本《露和大辞典》所收的生字较多（英、法文的俄文字典都过于简略），可是我们并不懂日文，如它所译的“马鹿”，我们根本不懂得它的意思是“蠢东西”。几乎所有每个字，我们都要用心地多次揣测和比较，才敢确定它的真正涵义，然后再确定它的中文译词。第二，未曾经过系统的文法学习。两位陈先生只教了我们每个词类的机械的语尾变化，如行动词、副动词的各种运用；动词中一次式、多次式与完成式；未完成式的差别和相互关系等，都要凭自己在若干词句中去相比较、猜想，自己定下一个不知对与否的定义，以后再去印证、修改。几位俄国教授根本不教文法。当然，他们自少至长习惯了，用语用字自然合乎文法，所以不重视文法，也许他们根本就教不了文法，因为他们虽然都是某科的专家教授，但却并非文法专家。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

高兴亚：伊文与柏烈伟

伊文不仅是俄文系的实际主任，而且是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中代表俄方的委员（该会共三个委员，中国的两名委员是蔡元培和顾孟余）。因此，蔡、顾都很尊重他。他精通英、法、德、日、中文。当然中、日文只能阅读，不能讲话和写作（中国话讲得不多）。伊文处事极严肃，柏烈伟的被降低待遇和被排出俄文系，都是他主张的，柏因此对他很不满，间或发牢骚，大讲他（柏）对成立俄文系的功绩。

我有一次就这桩事问到伊文，伊很生气地说：“我不否定他的过去，但他不接受命令，不服从纪律，调他到加拿大工作，他不愿意离开中国。虽经呈请，但并未获批准，他竟自由行动，抗不奉命，在北大待下了。之所以我还让他做讲师，就是为照顾他的过去。他现在党籍、国籍都已经被开除了，所以你们不要误以为他还代表苏联和党方！”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

高兴亚：苏联来了三位教授

一方面柏烈伟几乎离开了俄文系，另一方面由苏联来了三位教授。一位是铁捷克（应译为提列乞雅可夫），他曾大量搜集万县惨案的材料，写成一部相当有名的戏剧《怒吼罢，中国！》在苏联上演，另一位是什卡提肯，再一位是尤什克维慈。我们在国内时，并不了解这三位教授的底细。到苏联后才知他们都是当时一流的教授。铁捷克是未来派（列夫派，可译为左翼阵线派，后来被批判清算了，但当时是名震一时的）三大诗人之一；什卡提肯是讲唯物史观的专家；尤什克维慈是有名的青年诗人（在佛里茨所编苏联文学史中的尤什克维慈就是他，但他讲课时并未提到此事）。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

高兴亚：和蔼可亲的盲诗人

鲁迅先生曾一度推荐爱罗先珂到俄文系任教授。伊文原打算让他试教俄国音乐史和歌，这位盲诗人和蔼可亲，像大姑娘似的，笑容可掬；尤其当你说错话的时候，他笑得更加可爱了。因此，学生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北大25周年纪念会以前，爱罗先珂来教了两首歌，由他自己伴奏，准备演出。两首歌的大意可用曹孟德的《短歌行》头四句作解释，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伊文知道后大发雷霆，责备他以颓废派的作品毒化青年，因而爱罗先珂始终只能做一个世界语的讲师。后来我得知其中一首歌是格林卡的，普希金曾誉格林卡为俄国第一个民族音乐家；后来在苏联电影《格林卡传》中所演奏的，有一首就是爱罗先珂教我们的歌。然而爱罗先珂却受到伊文的严厉处罚，没有当上俄文系的教授。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

1922年5月23日，周作人（前排左三）与鲁迅（前排右三）、爱罗先珂（前排右四）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高兴亚：开除邓文溥

伊文对同学们虽不大有课外接触，但处理同学的问题却是很严厉的。我们在北大25周年纪念会上曾演出柴霍夫的独幕喜剧《纪念日》，柏烈伟请来一位名叫伊娜的俄国青年女子为担任该剧主角的邓文溥化装，并教他女角的台步（邓文溥系俄文系同学。因本系无女生，故女主角由邓化装扮演），谁知邓文溥后来竟与这位女郎发生了性关系，伊文知道后立刻把邓文溥开除。我因曾与邓同台演出，且邓是我乌克兰舞、匈牙利舞的化装女舞伴，因此便到伊文处为邓求情。说我系将届毕业，俄文系无级可降（以后没有俄文系了），无处可转学。一旦被开除，就没有可继续念俄文的学校了。况且邓文溥的俄文程度并不坏，开除了相当可惜。然而伊文却严厉地答复我说：“俄文系培养出了与白俄将军的女儿谈恋爱的学生，这是俄文系的耻辱。您还冒冒失失地来求情？”就这样，邓文溥终于被开除了。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

千家驹：李大钊的感召力

社会上对李大钊的从容就义，面不改色，无论识与不识，均表示无比敬仰。报载：有一棺材店老板自愿捐赠李大钊价值三百元的上等棺木一具（一般处决罪犯均以一二十元的薄棺装殓），并发表谈话说，本人虽反对“赤化”，但对李大钊的人格十分敬佩。（此事当时曾见报载，但以后未见有人谈起。）在旧社会，有这样侠肠的人，真是不容易，这也足以证明李大钊的伟大人格感人之深。

《我在北大》

千家驹：是学生滚还是先生滚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北大同学热烈响应，支持十九路军。我们举行罢课，要求南京政府全面抗战，有一天，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北大一院门口与同学辩论，周炳琳是反对罢课的。恰好胡适走过来了，胡适说：“周院长，同他们辩论等于对牛弹琴。”同学们质问他说：“胡先生，你这是什么话！你说我们是牛，那么你就是狗，国民党的走狗。”胡适面红耳赤地说：“同学们，别误会，别误会，我是随便套用一句成语。”还有丁文江是地质系的教授，他坚持要继续上课，纠察队进去要求同学罢课，丁文江拿着教鞭，神气活现地说：“我是教授，这课堂是我的，你们给我滚。”上课的同学经纠察队的说服，自动退出课堂，丁文江见学生已走，也只有灰溜溜地走了。同学们问丁文江：“丁先生，是你滚呢，还是我们滚？”

丁文江

《我在北大》

千家驹：法西斯起源“棒喝团”

我在《北大新闻》上写了一篇短评（未署名），其中说到“法西斯”就是“独裁”，这本是常识。万不料这竟引起了有考据癖的胡适教授的批评。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考据了法西斯起源于意大利的“棒喝团”，之后竟得出结论说，“法西斯”与“独裁”毫不相干，他大骂北大学生“无知”，这位胡适教授知识的“渊博”真令人吃惊！

《我在北大》

高一涵：护送陈独秀出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得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露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周作人：给女学生讲课

北伐成功以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书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

1922，年女校大门外侧

《北京大学感旧录》

程厚之：教授的丑闻

在这种“只要读书，不要运动”的思想影响下，表面上学术空气很高涨，另一面也滋生了痗癣。这一期间，在北大师生中间出现了一些轰动社会的怪事丑闻。首先是教授阶层中发生了三件骇人听闻的丑事。一是哲学系的教授张兢生讲授“美的哲学”，大肆传播他的“性学”，毒害了很多青年。二是已有妻室儿女的经济系教授杨栋林，追求被称为“校花”的某女同学，某女同学不胜其扰，把杨的丑行在报上揭露，因而北大同学掀起了一场驱逐杨栋林的轩然大波，一、二、三院校墙上贴满了驱杨的红绿标语，这个流氓教授不得不溜之大吉。三是生物系主任谭某某乘他妻子在协和医院生产的机会，把寄居他家的姨妹陈××（我班的旁听生）强奸了，其妻出院后愤懑病殁，他便和小姨结了婚。陈在广州的未婚夫闻讯北来，在《晨报》上公布了他的控诉书，闹得满城风雨，谭某某也是一走了事。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朱偰：刘哲遭冷眼

1927年10月初，刘哲派人来接收北大，和学生小有冲突；刘哲亲自前来，也遭学生冷眼，结果是坐上包车嘴里骂着“妈拉巴子”，悻悻然而去。当时《京报》有一幅漫画，就是绘的这个景象。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陈嘉蔼：诸子佛书当缓读

中国历史教师陈汉章，别字伯弢，浙江人，学问甚博，经、史、子、集、道藏、佛藏无不通晓，一般人皆呼之为活字典，凡有请教，无不详细答复。陈汉章以陈嘉蔼为学生中之优秀者，特别爱重。韩非、荀卿、老子、佛经，是陈嘉蔼最爱读的书。陈汉章先生却不以为然，很诚恳地用箴规的态度说：“陈君如此精进，先要注意圣人之经（指四书、五经），诸子佛书当缓读也。”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凶暴无礼的卡特理

教授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者为英国人卡特理（Cartwrighl），颇能用心教授，然凶暴无礼，轻视中国人。有一次校役正在抹黑板，卡特里一走上讲坛，即飞起一足，将校役踢倒，幸未伤及要害。又有一次卡特里正在授课，一校役持信进入课堂送交某同学。卡特里从讲坛跑下来，用力一推，校役站不住，跌于课室门外，头部负伤。及至蔡元培接任校长，将其解聘。卡特里不服，以聘期未满为词，控蔡于英国领事馆。蔡元培请王宠惠作辩护（时王宠惠为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究竟是否将全部修金清发，则不得而知矣。然从此已不见卡特里来校上课。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徐崇钦偕同学生看电影

预科二年级，徐崇钦学长常常偕学生至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游玩听讲。又喜欢偕同学生看电影。有一次所看的为《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其剧情即出自所读之课本，所见者皆为英国古代之人物、古代之服装、古代之配景，颇能引起读书之兴趣。可惜当时有声电影尚未发明，只能见其形，而不能闻其声矣。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千家驹：挂羊头卖狗肉的教授

陈启修（一名陈豹隐）是北大的名教授，据说他是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常叫座。我去听过一次课，他竟以人口增加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我想这真是挂羊头卖狗肉，我再不去听他的了。

《我在北大》

千家驹：对着一个学生上课

我在经济系三年级时，学校开了一门新课，名“高级经济学”，教师为周炳琳，他兼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是国民党新贵，兼北平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但同学们不买他的账，大概正因为他是国民党当权派的关系，同学们一致抵制他。全班59个同学中，上他课的只有一个人，名艾永熏，四川人，也是国民党员。这位周院长真有涵养，整个学期他就为这个唯一的宝贝学生上课，师生两人，形影相对。到了学期考试，自然也只有这一个学生去应考。考试结果，周炳琳记这个唯一的学生“不及格”。最初我们很不理解，后来仔细一想，才知道这是个极明智的办法。因为这么一来，这一门课等于没有开设，其余的同学也用不着去补考。否则的话，没有参加听讲的同学还要补考，补考大家一定不去，周院长更下不了台。这个艾永熏真是周院长的知己，他一毕业就当了周院长的助教了。

《我在北大》

沈尹默：老学生的翰林梦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

《我和北大》

第二章　老北大那些课堂趣事

翟俊千：群星璀璨

1919年1月，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主持校政后，名师硕学竭诚延聘来校，济济一堂，自由讲学。当时，陈独秀主讲西方文明史，兼任文学院院长；李大钊讲社会科学概论，兼主管图书馆；周树人讲汉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李石曾讲生物学、生物学史；吴稚晖为北大学监；章士钊（行严）讲逻辑；张君劢讲国际问题；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蒋梦麟讲教育学；傅铜（佩青）讲西欧哲学史；陶孟和（履恭）讲社会学；张慰慈讲政治学；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唯识述义；马叙伦（彝初）讲周秦诸子；钱玄同、黄侃（季刚）讲中国文字学；刘半农、沈尹默讲中国文学；马寅初、陈启修（豹隐）、顾孟余讲经济学；黄节（晦闻）讲诗；吴梅讲曲；杨昌济（怀中）讲伦理学；陈黻宸、陈焕章讲中国史；姚永朴讲古文；王星拱讲科学方法论；夏元瑮讲自然科学史；辜鸿铭讲英国文学。此外还有许多中外学者或讲授各种外国语文，或讲其他科学。学派不同者各树一帜，同一师承者相得益彰。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陈嘉蔼：臭气触鼻的陶兀忒

陶兀忒则选用英国名著《鲁宾孙飘流记》（Roubinsoin Crousoe）为教材，每周授课3小时。《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和《鲁宾孙飘流记》这两本书，由福建人林琴南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极风行一时。陶兀忒极不注意卫生，稍与接近，即臭气触鼻，人皆不欲与之迫近。亦为英国人之居留我国者所少有的。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不说国语的英文教师

担任英国近代文学的教师为郭某，原籍福建，亦为英国留学生。他选用了英国人马哥利（Macauley）著的《克来武传》（Lord Cliffe）和《威士斯丁传》（Warren Hastings）作教材，每周授课5小时。郭教师不论在上课时，或是在平时，与学生谈话都绝对不用国语。学生有用国语来问他时，他亦不答。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要读晋书

中文教师朱希祖先生，浙江人，章太炎之及门弟子。他先后选用了刘知几所著《史通》、顾亭林所著《日知录》的关于论文部分，到刘勰所著《文心雕龙》、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为教材。他最重朴学功夫，最不喜欢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等的策略文，及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刘大魁、方苞、姚鼐等的所谓桐城派文体。有一次陈嘉蔼向他请问：“读文学之书，以何种为最善？”他说：“我曾听过章太炎先生说是要读晋书。”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成绩人皆在90分以上

中国地理的教师是姓桂的，已是六十多七十岁的衰翁，而且眼患近视，耳又重听，步履龙钟，语声细弱，每授课则低头俯看讲义，喃喃解说。人皆不辨其所云何事也，于是看小说者有之，温习英文者有之。但考试成绩则人皆在90分以上，盖于既得试题，即纷纷取出讲义，有如按图索骥，故所答无不尽中肯綮也。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傲慢无礼的威廉逊授课

预科二年级下学期，英国古典文学由美国人威廉逊（Welson）担任，他把这科功课分为两个部分。一为莎士比亚戏剧（Drama），一为修词学（Rhetoric）。莎士比亚戏剧为英国古代之有韵文，不特词意难明，且古字烂字极多，每有为《韦氏大词典》所无者。加以威廉逊授课进度极速，为最难应付之学科，虽费去温习时间十之七八，亦无济于事，即使能领会明白，亦无补于实用。修词学则选用美国人所著的书本。以前的教师，不是英国人就是英国留学生，听惯了英国语音。威廉逊为美国人，操美国音，与英国语音有些不同，因此在听讲上，也有困难。威廉逊极傲慢无礼，常常坐在桌上授课，或坐于椅上以两足架于讲桌，以靴底向着学生。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兵式体操

兵式体操由一下级老军官任教师。所教的课程，皆按照步兵操典。最奇者，出操时所有同学皆着长衫马褂，在操场上随意站立，观看教师之动作，听听教师之讲解。教师则称呼学生为“老爷”，诚滑稽极矣。

1931年，博伊德体育馆内，女生在教师指导下作体操练习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马叙伦讲宋学

宋学为马叙伦先生讲授。他的教材是采用《宋元学案》，周敦颐《太极图说》《周子通书》等。此外，又兼及汉易，所讲汉易中之“爻辰纳甲”，反反复复，剌剌不休，竟不能说明其道理。不特学生不能明白，马先生亦不能自圆其说。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可快可慢的哲学课

马叙伦

中国哲学由陈汉章先生任教。他所讲的所谓中国哲学，从中国太古的三皇五帝说起，更采及《古文尚书》之《尧典》《舜谟》《竹书纪年》等为教材。陈汉章先生足足讲了一个学期，才讲至周代。大家都听得不耐烦，有一位同学忍耐不住了，便问他中国哲学何时才能够讲完？他说：“可快，可慢。要讲完，立刻可以讲完。要不完，甚久亦不能讲完。”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上课抽水烟喝茶的老教授

英国文学门的学科英国文学，教师是辜鸿铭。他的生活习惯特异，穿老式的长衫马褂，戴瓜皮小帽。每于上课时，侍役预先用盖盅泡了好茶，放在讲桌上，他然后捧着水烟袋徐徐而来，上课就不时抽水烟、喝茶。侍役携着贮备开水的保暖茶箩，不时进来替他添泡。他的言论亦甚怪，曾言：“今之动辄必曰，改良，不通之甚。妓女从良，即可谓之改良，吾等既已从良，又改什么？”辜先生授课，既不用讲义，也不用书本，只用口讲，命学生笔记。他在英国文学门任教已久，为北京大学之老教授。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以妓院为家的公羊学家

预科二年级时的公羊学为崔适先生讲授。崔先生别字怀琴，除了康有为外，为当时全国唯一之公羊学家，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而来讲学。所讲之内容可分为两部，一为《春秋复始》，一为《史记探源》。在讲《春秋复始》时，则极力攻击《左传》，极力申张《公羊》。在讲《史记探源》时，指出《史记》中错误之点为后人所增加或修改。虽言之有理，究竟是粗枝大叶，不能透辟精微。崔适已年近七十，伛偻驼背，讲书时之声音极细，有类于蚊子哼哼，竟无人能知其所云何事。然他所编之讲义尚佳，预科学生虽不爱戴，亦不排拒。崔只身入京，不携眷属，亦不知其有无眷属也。抵京后，多住宿“胡同”，以妓院为家，亦一怪人也。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胡适之讲西洋哲学平平无奇

预科三年级后，陈汉章先生不再担任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由胡适之先生担任，此外更担任教授西洋哲学史，一共授课每周6小时，为哲学门之主要教师。他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至为精到，既精通汉学，复常常引用西洋哲学以为佐证。他所编之讲义，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推崇备至。但所讲授西洋哲学史，则平平无奇，以德国人文德尔班（Windelband）所著《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为蓝本，很少出了这本书的范围。大概因他全力注重于中国哲学史，所以无暇顾及西洋哲学史罢。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翟俊千：地球是饼状的

北大校园讲学自由之风亦扩大到校外，当时有一位从东北来的年逾半百的地理学者，要求来校公开讲演，携有大箱模型教具，以资应用。他提出地球是饼状，不是球形的假定。这本是一个地理奇谈，但这位学者态度端正，准备充分，且在途中已作过一些演讲，经校中地理学会同意，在校进行一次公开讲演，入座听讲者数百人，经过一些提问亦能似是而非的对答如流。然而真理不辩不明，愈辩愈明，时在今日仍有人反对地球是球形的，可以想见一切复古派的顽固性。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翟俊千：杜威教学

杜威是美国一位声望很高的教育学家，我国亦有不少留学美国者是他的门生，胡适便是其中之一。杜威本是应邀来北大担任特约教授，主讲教育学的同时亦作公开讲演，其讲题为“实验主义”，在译学馆大讲堂开讲，胡适担任翻译，听讲者亦达千人，济济一堂。其讲题比较浅近，容易理解，翻译得亦很生动，富有吸引力，讲稿中文本事后亦曾刊行。

通过听杜威的讲课，我们曾有这样的印象：杜威的教学计划一年完成，富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其中月度季度计划界限分明并严格执行，一丝不苟，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讲课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按照计划进度，就书中要点发挥新义，提出问题，逐步深入，书中章节内容均由学生课后自习。在教材分配问题上绝无前松后紧或头重脚轻的偏差。对比之下，我们就觉得当时北大校园中，不免有些教授对教学计划执行得不够好。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计划，本来是包括上古、中古以及近代的，但实际上只讲到汉代便戛然而止，东汉以后略而不谈，没有完成全部哲学史的编写计划和教学计划。有人问其为什么不编写完毕，胡适便很坦白地答道，我国东汉以后哲学思想深受印度哲学影响，我对印度哲学没有足够研究，不敢编下去。这当然不失为学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正确态度，但如果采用集体研究、分工编写的方法，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1930年，体育老师（Robert Chao）教导学生练习鞍马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陈仲瑜：轰动全城的大课

当时文科方面，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周树人的中国小说史等课，都是轰动全城的大课，用最大的讲堂还是挤得不但沿墙排满而且窗外户外都是听众。外来听众由多方面汇集而至，自动来听，丝毫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这些“不速之客”，有的是其他高校师生或中学教师，有的是机关职员及社会好学之士。所以这种提倡学术自由研究的风气是对当时整个北京社会都有影响的。同时在这种公开的大课和各种讲演会上，也自然附带发生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这对于新文化运动也有很大关系。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李祖荫：安静无哗的课堂

北大的课堂有建筑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记得我讲《民法总论》的课堂在红楼二楼，狭而且长，上课人数多至一百三四十，加之旁听的，将近二百。挤在那样的课堂里，一定会不太舒服。哪知大家无形中遵守一条“安静无哗”的公约，倒是讲书的声音虽低却也听得相当清楚。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高兴亚：不重体育

北大当时确是老大，向不注意体育。预科两年内，名义上还有体操一课，由白雄远任教，但算是随意课，不在学分之列，不加考试计分的。因此，到场的人数，最多时也不及应到数的十分之一，每点名则多人随意代应，往往点一名而有数人齐应者，积久成习，教员不敢查问。冬天上操，不特不脱大衣，连围脖也不去掉。白雄远说：“先生们，请把围脖取下！”得到的答复是：“药钱算谁的？”于此可见一斑。

《北大拾零》

高兴亚：划考试范围

北大教授单不广的“国故概要”，教得相当好。他是讲汉学考据的，对于诸子百家，颇能有条理地讲出要点和各家相比较的异同，又能分析材料、著述的真伪，学生对这门功课有兴趣的很多。可是乙部预科在毕业考试时，这一门功课就差不多有40个人不及格。在考试前，他主动向学生说：“这门功课包括太广，为了便于准备考试，我给你们勾一个范围吧！并且准你们带书籍进试场。”学生们自然高兴异常。但是他指定的考试范围为孔、老、韩、墨四家，这是多么辽阔的范围啊！考试出的题目，大意是：1.《易经》十翼中的文言、说卦、杂卦、序卦，已经证明为伪造；但叶水心、欧阳修对上象、下象也提出怀疑，上象、下象究竟是真是伪，试举证以说明之。2.黄老主无为，法家主法治，法治应是有为，何以申、韩之学出于黄老？这两道题，使四十来人不及格。

《北大拾零》

高兴亚：难倒先生

考试中也曾发生过难倒了教师的奇文。这事是讲师李泰棻所遇着的。他当了较长时期的讲师，不能升为教授，平时很爱发牢骚，说没有镀金（指留学欧美）是不能当教授的。他出版了一本《西洋大历史》，常以此自夸。他自吹参考丰富，举出《西洋大历史》后面所附的各国文字的参考书目，似乎他通晓多种外国文字。有一年他在将届预科毕业的那个年级里宣称，预科毕业考试，等于是一个专门学校的毕业考试，你们的试卷，也应当像毕业论文一样，要旁征博引，蔚成一家言。因此，在试期前三四个月便出了题目，大意是：巴尔干半岛何以成为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中心。要学生们在暑假中交卷。北大的同学，学的外文各有不同，大家相约与他开一开玩笑。他教的几班，大概有一百多人，各用不同的外文参考书籍，而对于引用的原文不加注译。据李自己说，每卷平均在两万字以上，有多达七八万字的。中间夹杂一些英、法、德、日的引文，李先生毫无办法处理。他自己解嘲地说，他们（指学生们）都是用了心的，各给80分。

《北大拾零》

王廷林：混乱的军训课

在北大开始军训时，教官主任是白雄远，下边有三四个助手。白在旧军队中当过营长，后来当教官不过是借以谋生，找个职业，学生对他也没什么恶感。国民党教育部要这个科的成绩，为此，白也搞了些活动，如到英美等国使馆的兵营去参观，实弹打靶等等，学生抱着好奇心和看热闹的思想去参加，学校还每人补助咔叽和呢子衣服各一套，但大部分学生不领补助，也不参加军训的任何活动。白雄远常用分数当武器说：同学们不缺课，我没有别的，只有多打分数。有的人军训成绩竟得120分。后来教育部又规定，没有军训成绩的学生不准毕业，那些从不上军训课的同学连正步都走不会，便找人代上军训课，我前后代两个同学上军训课，都得了高分。教官和学生，都各自“知己知彼”互相谅解，军训便在这种局势下混过去。

到了1933年下期，突然来了四五名军训教官，据说都是中央军校的，要加强军事训练。一场斗争开始了，在一次步法操练中，他们骂学生：“走正步要昂首挺胸，有些人却低着头，愁眉苦脸，好像家中死了父母。”操练一下停止了，一个学生说：“李教官，你睁眼看看，这是北平，不是南京。”另一个学生就接着说：“这是国立北京大学，不是中央军校。”一场操练便不欢而散。在学生们强烈反对下，几个家伙灰溜溜地走了。白教官又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北大见闻录》

李九魁：必修的党义课

北京大学有党义一门功课，讲三民主义，必修课，王宣讲授。学生们没有上课的，王宣上不上讲台，我不知道。这门课程我总平均95分。季终考试，党义总是最末尾考，我托一位同学代答试卷，我自己就回老家去了。这样做的不止我一个人。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北京大学“自由散漫”到什么程度了。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冯友兰：讲不完的哲学课

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先是陈介石先生（黻宸）讲，没有讲完，他就死了。由陈伯弢先生（汉章）接讲。陈介石先生给我们讲，从前三皇、后五帝讲起，每星期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像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冯友兰：胡适果然不通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给比我们低的班讲的。他的中国哲学史和陈伯弢给我们这一班讲的中国哲学史同时开课。有一次，陈伯弢一上课就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仰。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可以看出来，当时学者对于“哲学史”这门学问性质，是完全不了解。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梁漱溟：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

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200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90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梁漱溟：大家都在为学术

北大课堂听者众，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祖、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者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我还清楚得记得张贴出来的答复上面，竟然称他“谦之先生”，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朱偰：戏曲小说和印度哲学遭批评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曾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1883—1939），著有《顾曲麈谈》《霜崖曲录》《元剧研究》《曲学通论》等书，本是有名的戏曲家；后来吴梅回到南方去了，便推荐许之衡（广东番禺人）继任。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字季上）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地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蔡元培也感到校内外责难纷至沓来，不好应付，所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加以解释道：

吾国承数千年来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藉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冯友兰：先生被赶跑

马寅初

马寅初（叙伦）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学长夏锡祺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寅初。那吋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对他就有点怀疑。去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我们一看，都说这不像一个现代人所说的话。那时候我当班长，同学们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我回到班里一说，同学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这位先生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骂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它批得体无完肤。我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同他辩论。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一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

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展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先生照本宣科

有一位讲公羊春秋的老先生崔适，他写了一部书，叫《春秋复始》，已经刻成木板，印成书了。蔡元培把他请来，给我们这一班开课。他不能有系统地讲今文经学，也不能有系统地讲公羊春秋，只能照着他的书讲他的研究成果。好，你就讲你的《春秋复始》吧。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以我们当时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千家驹：谁都可以教“马克思主义批判”

经济系增加了两门课：一为“《资本论》研究”，一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讲师为同一个人。我当时喜出望外，就去听他的“《资本论》研究”。哪知这位讲师对马克思《资本论》竟一窍不通，他手里拿着一本英译《资本论》第一卷，书还是崭新的，大概买回来不久，照本宣读。《资本论》第一章商品，小标题是：“使用价值与价值（价值实体与价值量）”。我问他括号里的“价值实体与价值量”是指“价值”中有价值实体与价值量；还是“价值实体”指“使用价值”，而“价值量”指“价值”呢？他一解释就搞错了，被我问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

下课之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内容是：“你讲‘马克思主义批判’我丝毫没有意见，因为今天的中国，批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用什么理论，只须‘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便够了。（这句话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发明的，鲁迅曾写一杂感文说：“中国只用一句话‘什么马克思牛克思’，就把马克思学说推翻，全世界大惊服，犹太人大惭。”）但对于你讲‘《资本论》研究’却不能同意，因为我发现你对《资本论》一无所知。所以希望你把这门课停讲，专去讲你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好了。”果然到了第二星期，贴出布告来，“《资本论》研究”，请假了，以后一直也没有再上过。一个对马克思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居然可以教“马克思主义批判”。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学术界！

《我在北大》

千家驹：先生请学生讲课

还有一个讲货币学的C.教授，他用的课本是美国人雷夫林著的《货币学》，其中提到马克思的货币论，说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我站起来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说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联系，还可以说得过去。C.教授说，他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也无研究，美国学者对马克思学说有偏见，可能是不对的。Mr.千（即千君）既对马克思货币论有研究，可否请你对同学介绍一下。第二次上课时C.教授又提出要求，我就站起来将《资本论》中关于货币这一节的内容摘要介绍了一个小时，一直讲到下课为止。以后有一同学对我开玩笑说：“C.教授应该把这一小时的薪金给你才对。”以后C.教授还把自己所珍藏的德文版《资本论》借给我看。

《我在北大》

高兴亚：讲军事学和军制学

北大学生的体育，已如上述那么可怜，蔡元培还异想天开，组织学生军，以白雄远和另外两位军官教操场上的动作和沙盘兵棋，聘蒋百里、黄郛讲军事学和军制学。蒋担任的军事学包括战略、战术、大兵团指挥、军事理论（以孙子与欧洲战术作比较）、战史等。蒋虽然口才不佳，但讲理很透彻，尤以讲比较“孙子”，最能引人入胜。黄郛善于说话，虽不算妙绪泉涌，却也有滔滔不绝的一套。一时听讲的同学不少。

《北大拾零》

高兴亚：学生军

当初成立学生军时，蔡元培也知道北大学生过去的积习，恐怕没人参加，特由校方无偿地发给特制的军服（不同于普通军装的形式。每年发呢制服一套，黄咔叽布制服二套），并规定二年毕业，毕业后另发一种学生军毕业证书。除上操外，大概每月野外演习一次。我参加了第一期的学生军，在沙盘兵棋上排兵布阵，倒也头头是道。但一到野外，对大自然的地形，完全莫知所措。甚至对于枪支的构造和装卸，一点也摸不着门。但是蔡认为，蒋、黄也同样认为，这无伤大雅，北大学生军学习的目的在于，培养高级参谋人员、国防计划人员，不需要你们做基层部队的指挥员。天呀，不会基层指挥，怎么能做高级参谋？这真成了纸上谈兵！一般参加学生军的同学，大概与我有同感：学一点军事知识，增加吹牛的内容，并没有真正从事军事指挥和参谋决策的信心。然而蒋百里的希望很大，他在一届毕业时，出了一个论文题目，大意是成濮之战与淝水之战在战略、战术上的异同，并绘图以阐明之。结果，很久很久没有一个同学缴卷，蒋百里大发脾气，不干了。黄郛也自己去搞他的政治活动了。学生军的招牌不能再维持了，只办了两期便卷旗收伞，烟消云散了。

《北大拾零》

程厚之：两个公开的哲学讲座

当时北大同时开了两个公开的哲学讲座，一是胡适主讲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另一个是梁漱溟主讲的孔家哲学。资本主义的哲学和封建主义的哲学唱对台戏，时间都同时排在星期六下午，胡在北大三院大礼堂讲，梁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讲。两方面的听众都相当多，但三院礼堂较大，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哲学比封建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大些，听众多些。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翟俊千：“家庭杏坛”

罗素大师除了在大讲堂辛勤地公开讲学外，还在北池子自己家里设立一个小型讲座，漫谈心理学问题。事先出了几道关于心理学基础知识的题目，由傅铜交给十余个学生征求答案，应征者全部被录取。罗素要学生自备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James Principle of Psychology）一书作为参考读物携来听讲，讲课时拣出有关章节以示学生，要求朗读。那时罗素虽年逾半百，而风采不减当年，谈吐之间，语多幽默。教室就是他的客堂，铺设地毡，不备课桌，席地而坐，别饶风趣，其夫人勃勤克女士亦参加座谈，令人有“一家亲”之感。罗素讲课时，又谈又笑，十分亲切，聆教之下，如坐春风。在这样别开生面的讲座中师生关系更形亲切，这在北大校园中还是一件新鲜事物，我们曾把讲座称为“家庭杏坛”，作为佳话。当时胡适对这种小型讲座亦深表赞许，并曾仿效在他家里设立同样的小讲座，邀约一些学生，如汪静之、罗汝荣等参加漫谈《诗经·国风篇》，听说参加者也很感兴趣，可惜当时对这种生动活泼的讲学方式未及推广。

伯特兰·罗素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翟俊千：罗素讲学

罗素是一位人所共知的英国数理学派的哲学家，我国历来留学英国者有不少人是他的及门弟子。罗素不仅学问精湛，早享国际盛誉，同时他又一贯主张世界和平，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终身坚持不懈，向为人们所爱戴。1917年至1918年，五四前夕，北大邀请他前来讲学，设讲坛于本校译学馆大讲堂。一年期间讲了两个问题：一为“物之分析”，另一为“心之分析”，对物质与精神两个范畴的内涵作了深刻的科学分析。罗素对这些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报名听讲者将近千人。因为是公开讲学，校外人士参加者亦颇多，担任翻译的是他早年在英国的学生傅铜教授。其讲稿《物之分析》与《心之分析》两种中文译本，事后均已刊行。由于讲题比较专门，而听讲人数却这样多，罗素初入讲堂时不免有些惊异，并曾带着微笑低声向傅铜说：“像这样的场合在英国如有百十人参加便是正常的了。”言外之意，仿佛有点担心听讲者能否坚持，不料到了最后一讲时依然座无虚席，他就很高兴地向听众表示欣慰和谢意。

罗素

刘元功：梁启超批胡适

梁启超的《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一公开讲演，胡适事前并不知道，到讲演的前一小时，胡适知道了此事，他急忙跑到北大大礼堂，自动登台，作了一番介绍，大意是：梁任公先生是中国学林的耆宿，他这部微不足道的著作，一经梁先生的品评，获益当非浅鲜，尚希同学们注意听讲，以答谢梁先生的盛情。话说完后，胡即匆匆离去。

胡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写有这样的一段：“在老子以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尚没有真正的哲学——这三百多年的期间，是中国哲学的怀胎时期。”梁启超抓住胡适的这点，问道：“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胎儿，一直怀了三百多年，才呱呱坠地？”当时北大来听讲的同学，都报之以同情的笑声。梁尚有其他方面的批评。总之，他的批评有很多地方很尖锐、深刻，击中要害。梁的这篇讲演的笔录第二天发表于《北京晨报》。

胡适在我班讲中国哲学史时，带着不愉快的神情说，梁对他的批评太不客气，有的地方，近似开玩笑，颇嫌轻狂；外国人对人著作的批评，并不如此。但胡适并未作任何反驳。胡适的好友朱经农在给我们讲授教育哲学时也说，梁先生对适之的批评，并没有什么大道理，但也没说出为什么没有道理。胡适当时正值声望日隆、炙手可热的时会，梁启超的这次批评，有如给胡适当头一棒。后来胡适在我班讲中国中世哲学史时，曾嘱咐同学们，不要把他所写的讲义拿出去给别人看；他有时又说，如果可能的话，他真愿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用钱一一收买回来。胡适只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问世，下卷终于流产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之流产，固然不能说由于梁的批判，但梁的批判，使胡有“悔其少年之作”之感，则是没有疑义的，迨到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问世后，胡适更感到他的下卷没有仓促出版的必要了。

《漫谈北大》

刘元功：梁启超的一次公开讲演

梁启超的《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这一公开讲演，也是应中国哲学社的邀请而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述的。他把《论语》上一句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裁剪下来，又把《老子》一句话“为而不有”裁剪下来，而构成他的《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讲演题目。他说：“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要人类把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应该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计较小利近功。”他又说：“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是和近世欧美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前，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地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他有没有效果。”总之，梁在讲演中，极力赞扬了创造性的远瞻，而驳斥了占有性的小利近功。在梁的这个讲演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驳斥杜威所主张的“有效的就是真实的”学说，同时也赞同了罗素的“提倡创造冲动”和“抑止占有冲动”的主张。

《漫谈北大》

刘元功：节制生育的讲演

山额夫人是英国研究节制生育的一个比较有声誉的人物，有节制生育的专著。五四运动后，她来东方旅行，宣传节制生育的主张。她本来预备先到日本讲演后，再来北京，可是日本政府当时反对节制生育的宣传，因而拒绝她登陆，她遂转到北京，即在北大大礼堂进行了她的节制生育的讲演，由胡适任翻译。胡适即席作了一番介绍，附带嘱咐听众说，山额夫人在这一讲演中，将谈到一些节制生育的具体办法，大家不要以笑话看待，更不要笑。山额夫人果然详谈了一些节制生育的方法，例如，用少许猪油来阻止精虫进入子宫的方法；忍精的方法，也就是将精液泄于阴户外面的方法；男用套的方法；精算女子经期的方法。在四十五年前，大家确觉得她的讲演很新鲜，所提的一些具体办法也简而易行，大概会有些人试用过。

《漫谈北大》

刘元功：杜威、罗素先后来中国

杜威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来中国的。他从美国来中国，原拟途经莫斯科转来北京，可是苏俄政府拒绝他过境；因而他从海道先到日本东京，在东京讲演了《哲学改造》，再来北京进行讲演。他的几个重要讲演，例如《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思想派别》，以及《三个哲学家》等都是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的，由胡适任翻译。听讲的人不算少，当然以北大学生为最多，也有别校的学生及社会人士。

罗素是在五四运动后，也就是在杜威以后来中国的。罗素之来中国北京，却得到了苏俄政府的允许而取道莫斯科，并在莫斯科稍停，然后来到北京的。罗素是应中国哲学社、尚志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邀请而来的。当时胡适等颇不满意这个邀请，深恐罗素一来，则人们将不注意于杜威了。可是，他既不便公开阻挠，又明知阻挠不了，所以只是心中不高兴而已。罗素来到北京以前，杜威即时结束了他的几个重要讲演，暂时离开北京，而作其旅行的讲演。他先到武汉作了一次讲演后，再到沈阳作一次讲演，然后回到北京，仍继续其讲学生活。

《漫谈北大》

王廷林：闻一多讲《诗经》

闻一多

1933年下学期闻一多先生到北大讲课，讲《诗经》，消息一传出，中文系同学都想来听。讲课时间是下午，地点在红楼二楼西头一个南北向的长形教室。往常听课，这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教室，只有二三十人，在闻先生第一次上课时不仅室内坐得满满的，连门外也坐满了人，真是盛况空前。闻先生光头未蓄发，满面红光，二目有神，身着银灰色夹袍，足穿布鞋，裤脚用带子扎着，给人以朴素之感。闻先生讲课也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开场白，什么客套之类的话，更不吹嘘自己。他第一课的篇名我记不得了，但写在黑板上的那两句诗，“鱼网之设，鸿则罹之”八个字，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至今不忘。闻先生说，理解这句诗的最大障碍是“鸿”字，历来都把鸿字讲成“雁”，那么设网为了捕鱼，网怎能会把高飞的大雁网住呢？讲不通。他说他反复研究这个问题，认为“鸿”就是“蛤蟆”。这是闻先生的一大创见，为许多研究《诗经》的学者所重视或采纳。至今北方还有许多地方捕鱼捕到蛤蟆，自己认为晦气。

《北大见闻录》

附

鲁迅：我观北大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重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拣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着。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胡适：记辜鸿铭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on.Demie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Ⅹ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它，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大家都笑了。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u”和“Crazy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

“×××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天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belle France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

“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Ⅹ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苏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

一九三五年

第四辑　老北大的学生社团与刊物

第一章　百家争鸣的学生社团

张申府：新闻研究会

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

《回想北大当年》

王道元：会社种种

在正课以外的各项活动，即有校长、教授、学生所发起的种种会社，列举如下：（一）北京大学进德会，蔡校长发起。（二）哲学会，冯友兰、陈钟凡等。（三）理学科化学讲演会，李永、张国尧等。（四）雄辩会，以修缮词令发展思想为宗旨。（五）书法研究会，罗常培、杨堤生等。（六）音乐会，夏宗淮、廖书仓等。（七）画法研究会，其导师为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八）体育会，夏宗淮、俞九恒等。（九）静坐会，为教育部参事蒋竹庄所指导。（十）技击会，教师为佟瑞辅、刘风山，会长徐械等。（十一）阅书报社，干事为毛以亨、吴澄等。（十二）学生储蓄银行，以校长为监督，监理员王建祖、胡钧、徐宝璜等。（十三）消费公社，董事七人，李宏增、廖书会、杨琦等。（十四）成美学会，此为胡适教授所发起，其宗旨在捐集基金，以津贴可以成才而无力求学的学生。所有以上这些会社，分门别类，都是由校长、学长、教授们分别参加领导，各拟具详章，选出负责职员，以共同迈进。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郑天挺：静坐会

静坐会由于蔡先生的朋友蒋维乔来校讲演，谈到静坐是休息头脑的好办法，因而成立的。参加的人不是全天静坐，只以每日下午四至五时为实习时间，并规定早晚可以自习，不得妨及功课，这是和宗教的禅定绝对不同的。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郑天挺：音乐传习所

一次蔡先生请古琴家王心葵（山东人）在二院大礼堂演奏古琴，同学们除了欣赏乐曲以外，还兴起了发掘古乐器和古乐谱的强烈要求。后由音乐会发展为音乐传习所，请来不少民间音乐家如刘天华等来所担任讲习和演奏。还培养出一些音乐人才，有志研究中国古代乐律的杨没累就是音乐传习所的学生（早死）。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

1922年，在萧友梅（前排右一）提议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郑天挺：组织画法研究会

1917年11月，蔡先生请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在北大讲《清朝的画法》（后用《中国之文人画》发表），并携带石涛、吴、恽和四王画幅十多件展览，由蔡先生自己主持，全校轰动。过了三天，有许多同学发起组织画法研究会，由学校聘请著名画家陈衡恪、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为导师。蔡先生还亲自写了一篇《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指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要纲”，要求参加的同学“不可不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许德珩：学生救国会

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了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同志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大姐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同志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成为反动头子），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在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毛泽东同志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魏壁、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这时，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某一天，在龙华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人，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会开得甚为热烈。还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学生运动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了二十多天。这样总算联系好了。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岳州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9月初返回北京。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百家争鸣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过那个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衡恪）、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送他往法国学画。还有些活动，今天的青年听来是要好笑的，如静坐会，每个人带一个蒲垫，去听蒋维乔（竹庄）的讲演。一时学校的空气甚为活跃。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高兴亚：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成立最早，团员们都是比较穷苦的学生，以半工半读来求学。曾经营过一个学生食堂，设在北河沿红楼的后边、路西（门牌号记不清了），借此来补助团员们的学习费用，办理得相当的好。终因补助团员的伙食太多，结果亏损了，大概是1920年下期便告结束。

1919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

《北大拾零》

许德珩：平民教育讲演团

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于1919年3月成立。事先酝酿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之设立，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讲演团并扩大到校外，成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

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翟俊千：励志小团体

五四前夕，学生中有过不少激扬志气、磨励身心的小型团体，如闻鸡起舞社、渡江击楫社、横槊赋诗社，及明社、平社之类，不胜枚举。拿闻鸡起舞社来说，大家公约“清晨五时起床，做早操，冷水洗脸，先读书一小时，然后上课”。又如明社提出“言行相顾，学用合一，自勉互励，奔向光明”的目标。其他小团体也有奋斗公约。校园中有不少学生，人在书斋读书，恍如处子，投身爱国运动，就像狡兔一般。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陈仲瑜：“约而精”的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前后，学生团体，风起云涌，学术政治，各有所重。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团体，其成员南北各大学都有，但也有中学教师和其他各方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留日学生。由于发展方计一贯是“约而精”，所以人数不多，好像总共不过百余人。初期纯为学术团体性质，会员各就所学，定期撰文或通信讨论，岀有两种月刊，《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

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周年合影。左起第二人为邓中夏，第八人为李大钊，第九人为黄日葵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张申府：少年中国学会成分很复杂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很多，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青年，从事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学会组织成分很复杂，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回想北大当年》

许德珩：全国学生联合会诞生

6月16日，先拟在环球学生会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因环球学生会负责人朱少屏面有难色，我们遂改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各地学联代表三十余单位，及来宾黄炎培等共数百人参加，选出执行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及日刊编辑委员会。这样，全国学生联合会就诞生了。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罗章龙：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很顽固、保守。我们找蔡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的师爷们知道。等到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这些师爷们对蔡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

成立以后，我们要活动，没有地方，于是又去找蔡要房子，他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馆。办这些事并不是很顺利的，因为蔡元培左右的人反对我们，公开同我们作对，不肯拨房子给我们，认为这样做，学校会不太平。而蔡元培先生则对他们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所以，从这件事情上讲，蔡元培先生当时确实很有勇气。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亢慕义斋”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我们的图书上都盖有“亢慕义斋”戳记（现在北大还保存有亢慕义斋戳记的图书）。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陈仲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邓中夏（邓康字仲澥）和范鸿劼、黄日葵、朱务善等，在李大钊的实际领导之下，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避免反动政府的干扰，不用“主义”二字而用“学说”二字。蔡元培还特拨了第二院西南角最僻静的一个教室作为会所。李大钊太忙，实际的具体会务都由邓中夏负责。邓原系文科国文门（中国文学系的前身）毕业，在保定高等师范任教授，为了革命工作，辞职返校，仍以同学的身份，专在母校帮助李大钊进行活动，后来成为杰出的职业革命家。他那时租住马神庙前西老胡同一号房子，并即作为马会经常活动的场所（校内会所供正式开会之用）。他备有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及社会主义的书籍杂志和各种报纸，定期举行读书会，由指定的会员宣读指定的重要文件或论文，并提出意见，大家静听后也各自由发表意见。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　921年会员合影。前排左二范鸿劼，左五何孟雄，左六黄日葵，后排左七邓中夏

高兴亚：马克思学术研究会被封

马克思学术研究会是由李大钊先生主持，设在景山东街的北大第二院内。就记忆所及，参加的人有范鸿劼、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杨子烈、刘俊、汤炳荣、朱务善等，后来被査封了。曾记得被封时，一位警官带着几个人，他所持的命令上写的是：查封马尔格斯研究会。当时回答他：也许是您弄错了吧！您瞧，这是个学术团体，名称也不相同；你要封的是“马尔格斯”，这是“马克思学术”。请您回去问清楚了再来，好在设在北大内，是搬不走的。于是，他自己就犹豫起来，究竟是否搞错，只有回去问了再来。在这个间歇时间内，得以把有关文件处理了。以后，当然是被封了，可是并未损失文件和牵连任何人。

《北大拾零》

刘元功：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进德会

大约1920年，蔡先生发起了“进德会”。依照该进德会的规定，凡愿遵照下列条款之一者，均得申请入会。1.不嫖，不赌，不娶妾（一类）；2.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当议员（二类）；3.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当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三类）。加入进德会者，学生、教师都有，尤其加入第一类者较多，因第一类比较容易做到。第二类的“不做官吏”“不当议员”就有许多人对之怀疑，有人说，蔡先生自己当的国立大学校长，就是政府任命的简任官吏；况且，如果不当官吏，学生毕业后，去做什么工作呢？后虽经蔡先生书面解释“文化教育以及工农界都不属于官吏范畴”，但究竟入第二类为会员者不多，至于入第三类的，就更少了。我记得蔡先生本人也只入第二类，因蔡先生当时既吸烟亦喝酒。进德会的发起，对当时的学生思想，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漫谈北大》

陈仲瑜：改良与革命的分歧

1920年前后，由于形势的要求，少年中国学会的趋向由偏重学术研究转向政治讨论。因改良与革命的主张分歧，会员间在政治上渐渐形成两种方向。大体上，南方会员以当时的东南大学为重心。他们大致认为，我国政治虽然腐败，但有久远的历史和我国特有的国情，应当采取历代的良法遗规，以适合国情的方式进行改良，不应把外国的主义和理论生搬硬套过来。有的还崇拜曾国藩、左宗棠等，认为是救国的榜样。这方面现在还记得起的为陈启天、邰爽秋、杨效春、左舜生、曾琦、李璜、李劼人、恽震、恽代英、沈怡、沈泽民、倪文宙、舒新城、金海观、杨贤江、侯绍裘等等。北方会员则以北大为重心，多数同时是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他们认为国内的封建军阀和腐败社会及国外的国际帝国主义，都有社会制度的根源，必须从根挖起，坚决予以反抗和消灭。此中自然仍以李大钊为中心，而由邓中夏实际负责，余为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苏甲荣及我等等。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张申府：进步团体座谈会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8月1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我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三人，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的讨论，得到正式通过。《改造联合宣言》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以后《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

《回想北大当年》

陈仲瑜：年会无果而散

少年中国学会南北双方经过长期通信讨论争辩，分歧越来越大，无法调和，结果1921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庵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全国性年会。时间记得是在暑假期间，为的是适应会员的假期和旅程。在这三天日以继夜的激烈辩论中，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等几位为主义的宣扬占了论坛中的绝对优势。这在当时关心政治的知识青年群中，是一场有名的两条道路的公开斗争。南方会友中最能雄辩的是武汉的恽代英，他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而激烈的辩论以后，最后光明坦白地表示服从真理，同他的主要对手邓中夏成了不打不相识的生死之交和革命战友，两人后来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以致为革命献身。还有非东大的侯绍裘和杨贤江，好像都是江浙一带的中学教师，也在这次年会的舌战中被北方争取过来，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可是以东大为中心的多数南方会员，有的保持灰色，有的输而不服，有的甚至还更走向相反的绝端，后来著名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以至中国青年党，就是这样来的。这次年会，就是这样无果而散，政治主张的主要分歧无法解决，就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北方会员中重要分子渐渐都走上正规的革命道路。不久这个学会也就由涣散解体而与世永别了。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不断发展的“马会”

1922年5月5日举行马克思诞生104年周年纪念会，在校内会所挂起马翁遗像，行纪念礼，由李大钊讲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并在《京报》附刊马克思纪念特刊。当时《京报》主编邵飘萍兼任北大学生组织新闻研究会的导师，与李大钊很有联系，对北大的对外宣传颇有帮助。后来马会组织发展，由校内到校外，由京内到京外，越来越多了。等到发展成为北京小组，少数重要人物走上了正式革命工作的道路，这块老招牌就无形中渐渐与世相忘。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高兴亚：荣获足球冠军

华北运动会中，北大居然荣获过一次足球冠军，这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原来，北大每一比赛，总是败北，同学中有一面读书、一面兼任记者的，他们发的通讯稿中，对北大体育挖苦形容尽致。例如有条关于北大参加足球赛的报道，标题是：“北大大北，每战皆北”，历述拥有号称三千同学的北大而体育落后和每次惨败的情况。更有同学把各报登载的这类通讯剪下来，用红笔圈点，悄悄地张贴在体育部的门上，真是琳琅满目。体育部的人员受不了了，才征集、访问、搜寻那帮曾有运动名将之誉的同学们，找出了林公顿、闵文蔚、王学彬等足球运动员，凑合成队，来参加竞赛。真是黑松林跳出李逵来，出其不意，连败了其他各队，最后取了清华在历史上的华北足球王冠。

《北大拾零》

陈仲瑜：受邀参加远东会议

1922年，美国总统哈定召开华盛顿会议，苏联就在海参崴召开远东被压迫民族会议，以示对抗。苏联代表越飞适因来与孙中山联系到了北京，密约我国进步团体前往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亦在被邀之列。当时学会的执行部在北京，邓中夏是主任，陈仲瑜是副主任，他们请示了李大钊，决定派高尚德代表学会前往出席，漏夜由陈仲瑜亲书红绫证书给他。此事因有保密关系，没有公开通知，后来南方会员有人知道，还说北方会员垄断会务，行动过激。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梁漱溟：关注个人品德行谊的行知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1922年或1923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实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范体仁：少中学会会员调査表

1925年，“少中”执行部于大会前一个月，发出“少中学会会员调査表”，提出“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的问题，要求会员答复。从下面两个答复中，可看出分歧所在。

左翼恽代英的答复是：“主张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如苏联）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国内各弱小民族，工人、农民、革命党徒，促进工农活动，与国内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合作，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但右翼左舜生、李璜等对此答复，则主张只求联合工商学各界人士，争取民主，以达到修明政治，对抗强权，建立国家主义的新中国。

《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

程厚之：学生会里的政治

北大学生会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缩影，为了争取学生会代表的席位和执行委员，各党各派在竞选中展开了争夺战。CP（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竞选斗争中紧密联合，和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斗争，在北大西斋成立了竞选的秘密联合组织，统一领导这一斗争，不分昼夜地进行活动。为了争取一个中间分子的票，往往投入很大的力量，三番五次地去做宣传说服工作，有时搞得通宵不眠。由于统一战线有李大钊的领导，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25年下半年以后，北大学生会的领导权便掌握在革命统一战线手中。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李祖荫：教职员俱乐部

旧北大教职员彼此联系往来，一般比较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于是有教职员俱乐部的组织，开展些陶情养性的娱乐，有时在这里开时事座谈会，有时在这里公宴。

我参加过几次时事座谈会，对于抗日问题，有主张抗战到底“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如尚仲衣、马叙伦、许德珩等，我支持这种主张。有主张抗战亡国论的，有傅斯年、毛子水等。胡适是“亡国论”的创始人，但是很少到会，到了会也很少讲话。有傅斯年那座大炮也就无法心平气和地深入研究问题、讨论问题，他与尚仲衣常常争论，一语不对，即摩拳擦掌，就要演全武行。有好些人一听这位“专家”驾临，就逃之夭夭了。

座谈会的情况，自然会有人匿报学校当局。当局根据这一面之词，评定甲乙，以为黜骘升降的标准，于是主张正义的教员，一到暑年假时，很有可能收到解聘的通知，或者不发聘书。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就都被北大解了聘。因此，人人自危。明哲保身者，只好退藏于秘，敢怒而不敢言了。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第二章　老北大的刊物与书籍

翟俊千：《新青年》

自从《新青年》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以来，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但没有发现有力的对立面。忽然霹雳一声，《新青年》登出一篇署名王先生的来信，持论反对白话文和文学改革，文词豪放，说理透彻，一

新潮社同人1920年夏季游园会纪念。左起：顾颉刚、康白情、戴岳、李荣弟、陈荣弟、陈达材、王星汉、谭鸣谦、高尚德、毛子水、潘元耿、陈兆畴、郭绍虞、汪敬熙、叶麟、罗家伦、宗锡多、徐彦之、孙福熙、孟寿椿、朱自清、孙伏园

时人皆惊问反对营垒中竟有如此劲敌。其后，《新青年》登出刘半农一篇答辩文章，旗鼓相当，两相辉映。后来大家才知道所谓“王先生”的来稿，就是《新青年》的主编之一，力主文学革命的国学名师钱玄同的手笔，是当时为了使文学革命在社会上进一步掀起更高的浪潮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妙用。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沈尹默：“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

胡适是在美国留学时投稿《新青年》，得到陈独秀赏识的。回国以后，在北大教书。《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后，曾发生一件事，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复古谬论，玄同、半农的文笔犀利，讽刺挖苦（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提出来），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我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乃罢手。

《我和北大》

陈嘉蔼：《新潮》与《新青年》此唱彼和

胡适既任北大教授，仍任《新青年》主干。拥胡派之傅斯年等及陈嘉蔼，更发起组织《新潮》杂志，互推傅斯年、罗家伦为主干，顾颉刚和陈嘉蔼为助手，极力发表文章以响应《新青年》。此唱彼和，极一时之盛。继而又将《新潮》杂志之组织，极力扩充，由傅斯年吸引杨振声（山东人）、康白情（四川人）、谭鸣谦（即谭平山）、陈达材（广东人）等北大同学加入。当时《新潮》杂志的支持者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几位老师。这一派的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的新派，势力极为雄厚。

《新青年》杂志

《新潮》杂志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蔼：《新潮》的新文章

《新潮》杂志第一期第一篇是傅斯年的文章，其中有几句话说：“我感觉中国语言、文字，不能表达意思，笨拙之甚。”又于这篇文章里掺杂英文：“For common welfare freely develop our individuality.”据他文章里所说：“这句英文的意思，中文是不能表达出来的，所以要用英文来表达。”中西合璧，确是奇文。第三篇是陈嘉蔼的文章，内中有几句话说：“什么叫做新？新，就是适应。”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广东人写白话文，一定写得不好。胡适见了陈的文章，就很觉得奇怪，他便追问何以能够写白话文。陈告诉他，因为平日爱看白话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等，看惯了，所以也能够学写白话文。他认为这很正确，跟着说道：“我平日主张读精彩的白话小说，陈君能够写白话文，就是从爱看白话小说得来，可为明证。”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李小峰：《新潮》经费由学校负担

1918年的秋天，在一次闲谈中，徐彦之提出：“空谈无补于事，何妨尝试一回，办不成功也没有关系。”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新潮》来，当时最难解决的是经济的来源。老实说，这时原发起的几个人差不多都是苦读书的穷学生，家庭负担学膳等费已很吃力，再要为办杂志向家庭伸手，是有困难的；即使束紧裤带，节省出一些钱来，拼拼凑凑，也凑不出许多；稿件依靠大家勤功动笔，倒还不成啥问题。继而急中生智，就想到学校头上，有人说：“大家都是北大的学生，办杂志主要也是为学校着想，不妨同学校当局商量商量，或者可以帮助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向谁商量呢？又有人想到：“大家都是文科的学生，所要办的刊物，又是偏重文艺的，先同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比较相宜，何况陈独秀正在提倡新文化，不至于碰钉子。”于是推了徐彦之去见陈独秀，提出要求，反应很快，不久就得到答复：“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这个满意的答复，给了大家极大的兴奋和鼓舞。

据说，陈独秀的同意协助，是经过一些曲折的。原来傅斯年本是国文系黄季刚派的得意学生（黄季刚是北大国文系教授，反对新文学最力）这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独秀便很有些怀疑：是不是那方面派来的间谍呢？后经过胡适从中作保，才接受傅斯年等的要求，由学校负担经济。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新潮》的主要推销员是学生

当时《新潮》的主要推销员倒是青年学生，他们自己看过杂志之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姊妹看，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由近及远，从北到南，做义务的宣传员、推销员，《新潮》的读者就这样越来越多，遍及到全国。许钦文在《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中有几句话描写当时青年传播新读物的情况：“《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副刊》和后来上海出版的《学灯》《觉悟》，都为好学的青年所注意。报刊、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凡有新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友看，好像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学校应负《新潮》印刷费全责

北大又成立了好几个出版杂志的团体，在酝酿中的就更多，都照例向学校要求补贴。学校当然没有一一加以补助的力量，又不能厚此薄彼，有所轻重，于是评议会通过了一个议案，一律改为垫款前三期。其时《新潮》已出版了两期，第三期在印刷中，卖出去的书款一时收不回来，照这议案执行起来，第四期印刷费就要落空。后来经本社给评议会写信，说明学校答应负《新潮》印刷费全责，不受期数限制在前，通过只补助前三期的议案在后，应该维持原定办法，不受定期补助的议案的约束。评议会了解了情况之后，同意维持原案，经济问题总算解决了。

《新潮社的始末》

陈嘉蔼：《国故》崇古，《新潮》求新

《国故》杂志唯一的议论，就是推崇古人，后人应该取法古人。《新潮》杂志唯一的议论，就是求新，新才是适应。黄侃做首嘲笑钱玄同的打油诗：“好个钱玄同，恭维陈独秀，独秀放个屁，玄同说不臭。”《新潮》杂志又发表文章诋毁《国故》杂志的议论是替古人敷粉戴花。互相笔战，极为激烈。于是北京大学文科里形成了新旧派之争。五四运动两派一致参加，自此笔战不如从前激烈，但新旧派仍然存在，不能泯灭。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许德珩：集资办《国民杂志》

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共凑了一千五百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见大家热情之高。因为办这个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参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当局不让我们在北大校内挂牌子（虽然北大的同学参加的很多），于是我们只好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原定于1918年10月杂志正式出版，但在筹备就绪之际发生了问题，学生救国会管理会费的学生鲁学祺，竟挪用了会费五六百元，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响，只得推迟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三大科学季刊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

《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国民杂志》社紧急会议

1919年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李小峰：“顺利”冲昏了头脑

1919年终，准备把新潮社改为学会的时候，打算把杂志方面的盈余，以及丛书出版以来所得的利润，提存银行生息，作为学会的基金。丛书的头两种——《科学方法论》和《迷信与心理》，出版不久，就售完再版，虽然一直没有向学校会计课结算过，但多多少少有些利润是肯定的。因此在经济方面，可说是一帆风顺，有盈无亏，当然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到了印行第三四种丛书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前两种的印数，初版是两千册，在当时，这一类书印两千册，销路是有把握的；印三四千册，问题还不大。却想不到，“顺利”冲昏了头脑，当时社的负责人罗家伦素以浮夸著称，他凭了主观的愿望，作了过高的估计，以为蔡校长负国内的众望，为社会所景仰，他的言论一定会受到文化界热烈的欢迎；周作人是新文学的台柱，他的翻译小说，一定会风行全国，便盲目地把《蔡孑民言行录》印一万部，《点滴》印七千部。这两种书都分订上下两册，篇幅既多，成本自高，定价也超过了一般的购买力，因此，一笔印刷费，数目是不小的，不但历年的一些积余，全部滚进，学校也垫付了一笔巨款，还欠了印局的印刷费，而销出的书，远远不如搁存的多，垫款的收回，印刷费的付清，显然是遥遥无期的了。这在学校经费宽裕的时候，已是难以为继了，何况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所谓“中央政府”，已搜刮不到多少钱，在学校工作的人：教授、讲师及职工，或每天按时上课，或整天工作，薪工还一再拖欠，我们这个小小出版物的印刷费，不消说得，自然轮不着了。因印刷费的拖欠而影响了出版物的愆期，因出版物的愆期而本社失信于读者，影响到书刊的销路；因销数的减少而经济的来源更形呆滞，印刷费遂付清无期，终至印局不肯再接受本社的印件。在此经济状况下，纵然组织好了稿件，也无法进行工作了。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多渠道销售

北大出版部曾是新潮社出版书刊的总发行所，它有不少往来的“主顾”，我们出版的书，就委托它经销一部分，每月结账一次，八折付款；各大学的“门房”，主要是北大、男女高师、中国大学等，采用寄售的办法，每星期结算一次，九折付款，书由我们亲自送去，账也自己去结，各个市场的书报摊，挑选可靠的，采取半赊半现的办法，陆续取书，陆续付款，逢节结算一次，八五折付款。这样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办法，虽麻烦一点，但却是稳妥可靠的。我们利用《晨报副镌》作为宣传阵地，在中缝登载广告，在版面作介绍；当时《晨报》的行销不限于本市，因此，外地读者来信函购的颇不少，间或也有书店来现批的。等到书出版稍多，传布渐广，尤其在《呐喊》出版以后，外地来批书的就渐渐多起来，因此而建立了往来关系。这时的行销状况同《新潮》初刊时，有了显著的不同，代销的已不再都是个人、学校、报刊、教育机关，而主要是正式的书店，因为新文学已风行全国，为社会所公认，代销已不用负担什么风险了。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亲自卖书收钱

这年（1922）12月17日，以蔡校长为首，全校兴高采烈地欢庆学校成立25周年，大会之后还有游艺，游艺之外还有展览会，会期延长两天。我们看到，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次纪念会上搞到我们重振新潮社的基金！

在卖书处，我们是分工的，我同甄甫管售书、包书和算账，伏园管银钱的收付。不知是书籍吸引人，还是被我们以报馆记者、大学生设摊卖书的创举引起了好奇心，进会场的来宾都很注目我们，桌前也围满了人，除大会致辞及游艺节目开始的时间外，看书的、买书的总是络绎不绝。卖书两天的结果，几角几分的收入，累积起来，总共也有280余元。虽然同预期还有若干距离，以我们的预测，凭蔡校长的声望，在这次纪念大会上，他的言行录，销数不会低于500部，总收入在500元以上，但平心而论，仅仅四种出版已逾两年的旧书，没有一种新出版的书，在短短的两天内能卖得280余元，也不该是很令人失望的事了。这一次的亲自卖书收钱，可说是新潮社社员自己经手银钱的第一次。此后，我们打算，如再有重要集会，还要卷起衣袖，脱下长衫，亲自动手卖书。我们认为，能多卖几百块钱，对于事业的发展上，就可以多增加几百块钱的力量，多印几百块钱的书。我们决定，将出版部卖出来的钱，除偿还印局的欠款外，用来继续印行《新潮》月刊及《新潮丛书》；我们自己动手卖出来的钱，用于我们最近计划的新出版物，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以谋出版事业的顺利进行。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鲁迅的大力支持

鲁迅给新潮社后期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前期，供给稿件最多且最好的是他，代丛书装帧和精心设计的又是他，为丛书细心校阅，一丝不苟的也是他，而他并非丛书的主编，作经济上垫款的是他，而他当时的手头并不宽裕。在《纺轮的故事》和《山野掇拾》发售预约的时候，他还首先预约，而且预约的不是一部而是五部，以为读者倡，这给了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和帮助！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对编校工作那么认真，校样也总是反复校对四五次，经他校阅的书，几乎找不出一点错误。他所著的书籍，从里封到版权页以至于广告，都是他亲手拟定，正文之前都有自序，有的书后还有后记。

《新潮社的始末》

第三章　丰碑永驻的运动与革命

罗章龙：秘密行动小组

为了有效地推动五四运动，我们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推定了负责人互孙、海潮、纵宇等具体部署工作。这个小组成员以国立八校为主。小组行动方案决定后，个个奋勇当先，斗志昂扬。

愤怒的学生冲向曹汝霖居住的赵家楼，放火烧之

经小组研究，确定天放、雨溟等人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査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赓甫、澄宇等人则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了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陈仲瑜：群情愤激

5月3日失败消息传到北京，当晚国立各高校学生代表齐集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紧急会议，北大同学全体出席。首由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详情，群情愤激，表示决心为国奋斗，北大同学谢绍敏咬指血书“还我青岛”布幅，张挂台前，当场决议次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并示威大游行，通电全国各界一致抗争，并电和会代表否认和约，拒绝签字。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翟俊千：游行示威出发前

五四游行示威出发前，北大学生数千人集合在马神庙大饭堂，先开了一个短会，人人义愤填膺，摩拳擦掌，有许多人奔上讲坛，说几句话，尤见激情。许德珩、张国焘情绪最为强烈，拳击木桌，可闻裂木之声，富有鼓动性。游行以后，学生在大街进行宣传演讲，表现出凌厉无前的气概。军阀巡警上了刺刀施加威吓，学生毫不动容。最令人难忘的，有不少地区居民把家里椅桌搬出来给学生站上去演讲，以便扩大声响，使更多的人听得清楚些。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许德珩：五四前的准备

五四前的集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五月四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

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子。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五月四日的早晨

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有三千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刘元功：打倒卖国贼曹汝霖

5月3日大会的决议本来是：由天安门出发，通过东交民巷（当时是各帝国主义使领馆所在的租借地），向帝国主义使馆示威，尤其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使馆示威后，即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各人手持的竹竿白布旗子，也就是写有“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字样的旗子统统抛到曹宅的院内或屋顶上，以示“羞辱”之意。如此而已。当时，并没有“打”的决议，更没有“烧”的决议。可是，当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由天安门行进至东交民巷西口时，铁栅栏早已关闭落锁，因此，学生游行的大队不得不暂时停止下来。当即派出代表去向所谓各国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进行交涉，要求放行。交涉时间大约费了两三小时，终遭拒绝。最后只将备妥的“巴黎和会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的抗议书留下而已。学生们鹄立多时，又饥又渴又累，个个气愤填膺，无不痛恨帝国主义使领的蛮横无理，但亦无可如何。只得整顿队伍，出前门进鲜鱼口再进崇文门进抵石大人胡同，到达了曹汝霖住宅门前。当进入石大人胡同离曹宅不远时，学生们精神抖擞，喊声震天，饥渴、劳累因愤怒而顿时消失了。这时曹宅早有人报知情况，大门深锁，冷寂无声。学生们越喊越激愤，越激愤越喊。先是喊“打倒卖国贼”，后来就光是喊“打”“打”“打”“打啊”！有的同学因向曹宅门房上抛掷“打倒卖国贼”字样的旗子而偶然将门房上的瓦捅下来几片，遂即拾此瓦片，往曹的院内扔，如是大家群起效法，各用自己手中所持之竹子旗杆捅瓦下来，扔向院内。大家正在扔得起劲，北大学生张国焘突然用砖头将曹的大门两旁耳房的玻璃窗砸碎，遂即攀登而上，由窗口钻进院内，迅速地将大门的铁栓和顶门杠一并抽开，先头部队一部分学生遂一拥而入，后到的学生亦争先恐后地钻进院内。

《漫谈北大》

刘元功：攻进曹宅

学生们攻进曹宅当时，曹汝霖还在后院，因见情势不妙，遂迅速由后院角门逃到日本公使馆。而章宗祥那天正刚和曹汝霖一道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筵会后，随曹到曹家商谈事情，当时正在前院客厅中。章十分愚枉可笑，他认为学生不是要打他，遂挺身而出，立于檐下，欲向闯入之学生解释一番。他刚开口说：“大家不要误会……”即有学生大声喊道：“这小子就是章宗祥。”登时众学生七手八脚，砖瓦竹竿齐下，将章宗祥打倒在地，满脸流血，顿时气息奄奄，形同死狗。大家遂离开章宗祥，而搜索曹汝霖。及至后院，曹之老父和女儿由屋内狼狈奔出，正欲转向角门脱逃，有的学生们齐声喊“打”，可是有的同学却喊着说：“不要伤及人家眷属。”这些同学，手拉着手排成“一”字形，以劝阻喊打的同学。因而曹父和曹女得乘机由后角门逃走。

《漫谈北大》

俞劲：队伍被引向赵家楼

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口，被外国兵阻挡不准通过，据说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成群结队通过公使馆所在地。我们派代表向各国公使交涉达二三小时之久，终无结果。这时群情愤怒万分，又一再要求，最后只准通过大约二百公尺左右之远，由一个小胡同出来。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罗章龙：打赵家楼

我们在大会进行了宣传鼓动以后，群情激奋，接着就宣布出发游行。游行开始时没有公布详细路线，按过去的习惯，游行是在东西长安街、东单、西单、前门一带。这次游行群众跟随校旗浩浩荡荡呼口号前进，出发时有人提议到使馆界去。除了小组外，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主要去打赵家楼。队伍最终带到东城猪市北边的一个较大的胡同（赵家楼就在这里），我们领队的人见胡同里外已有了军警的队伍，铁门紧闭，没法打开，我们临时决定走后门进去，但经研究又觉不行，怕调动中让队伍走散了，最后决定派几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我们陆续爬进去一二十人，其中有互孙、纵宇、海潮、无坚等，进去时见院子里有一排军警，都上了刺刀。此时门外一片喊口号声，有的用砖头砸门，其势甚为汹涌。警察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不敢擅自开枪。我们进去的人有的就去给警察作解释，宣传爱国反日，尽量地把我们的行动说得温和些，乘其不备，其余的人将大铁门打开了，人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火烧赵家楼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许德珩：说服军警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地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爱国学生和军警冲突时之情景

俞劲：警察被感化

公馆大门的左右边，各有一人多高的小窗户，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地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另有一部分人就痛哭流涕地向他们演说：卖国贼如何卖国，中国如何危险等，警察们终于被感动而放松了手。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部还有数十名武装警察，正枪口对着他。接着某君向这些警察演说，警察大概也由于良心发现，不敢开枪，改变了瞄准的姿态。某君便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机警地把大门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拥而入。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俞劲：日本人身护章宗祥

忽而搜得一个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呵！”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你打章的头，他用身体遮盖章的头；你打章的脚，他用身体遮盖章的脚，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呵！”大家恐怕闹出国际交涉来，把章宗祥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人把他护送去了。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俞劲：买火柴的意图

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吗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刘元功：火烧曹宅

学生们既打倒了章宗祥（当时目睹的同学都意其必死），放走了曹父曹女，又搜索不到曹汝霖，如是遂转向捣毁曹宅以泄愤。举凡曹之古玩书画及一切精致器皿家具，可以说无一完整，他那游廊上精细的雕刻亦砸毁了一部分，那砸不动的汽车，亦被试砸了一番。当时那些参加捣毁行动的积极分子，均满面尘土，牙齿漆黑，彼此相顾，都不自觉地露出会心微笑。经过急剧而又长时间的捣毁行动，大家都不免显出疲劳之相，会吸烟的取出香烟来吸着。北大政治系学生娄学熙（后来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曾充东北大学秘书长）正在曹的耳房中取出火柴，预备吸烟，有人建议他，将该耳房堆积的“明子”（北京一种带油脂的劈柴）点着，娄果于点燃香烟后，又用火柴将明子点燃，顿时火焰飞腾，耳房起火。这时军警消防齐来抢救。学生齐声向消防人员喊着说：“不要救卖国贼的火，你们应预防邻家失火。”说是奇怪，实际也并不奇怪，消防队员们那样地听从学生，那样地同情学生，并不将水龙头指向曹宅起火的耳房，只向曹之近邻房上哗哗地喷水。

《漫谈北大》

许德珩：学生会拒绝捐款

五四时，学生中有提议组织学生政府者，经考虑，学生内部的思想不一致，恐因此引起同情者的不同情，反而不好。民族资本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十万两银子，给我们作活动费，被我们退回了；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给我们十多万元的巨款，我们也立即退回。从此规定，学生会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以示纯洁。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前门内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王道元：“你们那学生还要不要哇？”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游行示威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借口奉命维持治安，调集全副武装警察，用反包围，把大部学生拘集在南河沿旧译学馆内。但学生们并不屈服，就在被拘禁的情况下，照旧开会，推举代表组，向高级警官交涉：“我们当治什么罪，静候处分，我们决不分散或逃亡，尽管放心。但是我们必须吃饭，即使对囚徒，也不允许用饥饿来挫折。”他们的说法：“这个在上头自有安排，不要着急。”结果每到饭时必有吃的，一直相持了两昼夜。吴炳湘沉不住气了，正要自找下场。适蔡校长通知各大校及学务局，派代表到宣武门外大街江西会馆，商讨对策。这一消息为吴炳湘所侦知。王道元代表学务局，各校长亦到齐，正在坐定，吴总监电话来了。他请求学校当局说话，蔡校长当推王道元去搭话，接过耳机，他冲口而出：“你们那学生还要不要哇？”王说：“学生我们并没扔，是你要把他们圈禁起来了。”“那么我要求各校当局即分派代表，到现地把学生领回去吧。”王说：“学生们不是我们送去的，何用领为？总监只要下令解严，撤去武装守卫，他们自然会各回本校，何用领为？”他愤愤地回答一声：“好吧，再见。”结果他要释放学生，而学生不散，且要求把内外武装兵警及帐篷全部照个相片，留作一场纪念。经再三交涉，瞽官们且说了些软话，学生们才表示让步，而各自回校。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刘元功：爱国无罪

学生被捕后，蔡元培先生即率领各大专校长赴步军统领衙门交涉释放学生。蔡等会见了王怀庆、吴炳湘后，要求即刻将被捕的学生全体释放。王、吴等均认为学生们伤人放火，罪有应得，而蔡等即义正词严地反驳了他们。蔡先生说，学生们为了外抗强权，内恨辱国，种种行动纯出于爱国热忱，爱国应该是无罪的。一直交涉到深夜，尚无结果，蔡先生即坚决表示：不释放学生，他们就在此坐等，绝不返校。后来王、吴等又坚持“先复课，后释放”，蔡等则坚持“先释放，后复课”，彼此相持不下，已过深夜，尚未解决。最后王、吴等始允许先释放学生，但以蔡等须保证复课为条件，蔡等答应了；双方又发誓实现诺言，不允背誓。后来果然把全部被捕的学生释放了，蔡等亦分别劝令学生复课。

《漫谈北大》

高兴亚：骂人还要合乎逻辑

在五四运动大罢课时，胡是坚决反对的。全校都已罢课了，他仍然上课，讲他《中国哲学史大纲》，听讲的人只有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几个学生。一时动了全体同学的公愤，在教室外围着痛骂，势将用武。胡适很狡猾地趁有一位（大概是四川同学）高声大骂：“胡适，你这个狗肏的……”他（胡）便收了书本，左手提着书的一角，右手把教室门打开一半，摇着头回答道：“什么狗肏的？骂得不合逻辑！”骂人还要合乎逻辑，这种说法，当然会令人发笑的。在群众哄然大笑之际，胡便乘机闯过人丛，溜出了重围，北大才办到了全体罢课。

《北大拾零》

刘元功：罢课又来

各校学生于被捕同学释出后，均纷纷复课。但是，学生们在思想深处，均有国贼未除、难于安心上课的隐痛。北大第三院（旧称法科）只上两小时课后，学生们于休息15分钟的时间内，三三两两在教室外互相谈论着，而所谈的内容，都不期然而然的要用罢课、讲演等唤起民众的办法来和卖国贼继续进行斗争。迨至上课钟响，绝大多数的同学仍互相观望，都没进入课堂。恰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有法预科学生邢世芳登上台阶，大呼：“我们要继续罢课，进行奋斗。”这人登高一呼，博得同学们一致响应而齐呼“罢课，罢课”“不打倒卖国贼，绝不复课”。如是第三院罢课于前，一院（文科）、二院（理科）亦随之罢课，其余各校亦紧接着一致罢课。五四运动的第二幕，遂蓦地揭开了！

《漫谈北大》

刘元功：“杀君马者道旁儿”

蔡先生预见到风潮一发不可收拾，乃悄然离京，只身乘三等客车赴沪。临行前，在他的办公桌上留一纸条写着：“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吾倦矣，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道旁儿。”蔡先生的出走和他所写纸条的内容传出后，学生们顿感不安，妄加猜测，议论纷纷，谣传种种。种种谣传中最占上风的是关于“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是指“徐树铮要害蔡元培”（徐是当时军权在握的段系军阀）。后来五四运动进入高潮时，又传说徐树铮要焚烧北大学生宿舍，拟把北大学生一网打尽。这时确有极少数的同学离开宿舍，而到前门外去开旅馆，以防万一。为此，北大国文教授刘三特将“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了一番书面解释，并指出典故的出处，发表于《北大校刊》上。刘的解说大意是：昔日有一等骑马者，一日在大路上习马，马跑得飞快，骑姿亦非常英武，博得路旁的一群小儿鼓噪喝彩，骑者受到鼓动后，精神振奋，更番地跑马不止，后来竟把马跑死。经过刘的解释后，同学们才明了蔡先生此语的本意，谣传才渐渐止息。

《漫谈北大》

许德珩：郭钦光之死

北大学生郭钦光，是预科一年级学生，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患有肺病，五四游行前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京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5月9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以激励国人展开反军阀的运动。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郭钦光的追悼大会

刘元功：一鸣惊人的段锡朋

段锡朋是当时北大法本科商业系的学生，平时并不被同学所注意，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不认识他；可是当罗家伦、傅斯年于蔡先生出走的当儿，突然对运动撤梯，对继续罢课不表赞同，自然也会失去他们平素在同学中的威望。段锡朋却正在这个微妙时刻，挺身而出，一鸣惊人。段于某日北大学生开全体大会时，登上讲台，发表主张。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发言的大意：我们大家要保持积极而又积极的态度，不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绝不罢休……至于罗家伦、傅斯年等所以表示消极的态度，因为他们是研究文学的，心眼活动，我们不去管他，随他们自己吧！他说这番话时，大家精神振奋，掌声雷动，最后有人喊道：“推举段同学为大会主席”，当然一致通过了。继段锡朋发言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积极分子，例如张国焘、许德珩、狄膺等，他们都对罗、傅等的消极态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同时也表示了他们决心和同学们一道，一直干到底。我至今还记得狄膺在发言中曾骂罗家伦为“无耻胆小鬼”。

《漫谈北大》

周作人：让人无法忍受的讲话

五四运动后，蔡先生出走，北大教授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有位理科教授，姓丁，是江苏省人，本来会讲普通话，可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又非常难过的单词。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的断续的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经很是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词，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吃惊，丁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讲台，退回原位上了。这样会议就中途停顿。

等到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丁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楚了，大约也不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答应，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那时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

刘的大喝在当时解决了丁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刘元功：保证段锡朋的安全

当五四运动发展到高潮时——表现在“六三”运动。其后，北京学生派出代表，分赴津、沪，酝酿罢市。正在京、津、沪罢市的前夕，也就是罢免曹、章、陆的前夕，北大风闻反动政府要绑架段锡朋，以冀群龙无首，而造成学生阵线的混乱和恐慌。北大学生会遂决定防御的措施：1.暂行停止开全体大会。2.各校代表联席会改在深夜开。3.将开联席会的会址第二院（理科），与西斋中间之墙壁各置扶梯一个，段锡朋移住西斋，足不出大门，开会时，登梯越墙而赴会，散会时，登梯越墙而归宿。同时，每于开会时，组织一部分同学在第二院左右放哨，东至沙滩，西到景山东街，暗布哨兵，以防便衣军警的突然来临，保证段等开会的安全。段锡朋在这些日子里，是够紧张而辛苦的，所以当恢复开大会时，他常现出困顿的形色，嗓子干涩，发音有些困难，常常于他讲话时刻，有人递给他几粒清凉药或镇静药吞服。

《漫谈北大》

高一涵：印刷《北京市民宣言》

陈独秀在这时，可以算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性情一贯地急躁，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夏天的夜里，我同陈独秀一道，到嵩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这个《北京市民宣言》。

陈独秀和李大钊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英译文为胡适翻译

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所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我们印完时，已入深夜一点多钟。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高一涵：陈独秀被捕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则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陈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黄艮庸：散发传单被捕

1920年北大的学生何孟雄、何绍青、李蔚堂、黄艮庸等六人散发传单被捕。狱官带同许多狱警，在监房前的空地一一问六人姓名籍贯等，妥为登记。登记毕，随命狱警搜查我们全身。我们立即抗拒，并质询拘捕的理由，与他们争吵。彼此相持约十五分钟。最后，他们只好报告上级，得到答复，免了这番手续，就送入监狱的优待室。

优待室是三间相通的大房间，其一端是土炕，铺很厚的草蓐，尚干净。六人横卧，还宽。一狱警在房内门口，坐在一张板凳上昼夜监视不离。对我们则既不问亦不答言，但十分客气。监狱官知道我们一天没吃饭，在晚上八九点钟时，便由一间饭馆的小伙子送饭来。饭菜很好，有鱼有肉，不愧为优待室。

《1920年北京的五一劳动节》

黄艮庸：在狱中共住了18天

第四天，整天绝食，大家坚卧床上不动。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传我们问话了。我们被带到司法处。处长是福建人，姓蒲。后来闻说他好佛学，是同情学生运动的人。对我们很和蔼，记得他询问我们时，说明他认为我们的行动出自爱国热情，是可原谅的，并说“我也做过学生”等等。他又说：“资本家的企业是合法的，你们反对他，并且反对政府、发传单，就是犯法了。”他询问区声白时，区声白常常反问他，和他开玩笑，讥笑他不知劳动人民痛苦。何孟雄最激烈，指着法官骂，他却不动气，只是劝解，没有还骂。

一一问话之后，算是走了一个过场，又送我们回优待室，而且好饭菜又立刻送来。我们此时乃复食。随后，监狱官送来了一些不相干的书籍，都是劝善书，如袁了凡的《功过格》《阴骘文》，佛经如《金刚经》《心经》之类，给我们看。报纸是不许看的。因此与外间消息隔绝。这样一日复一日，首尾共住了18天。

《1920年北京的五一劳动节》

刘元功：“无耻胆小鬼”

五四运动后，北大曾挑选五个学生去欧美留学，其中就有段锡朋和罗家伦。当时同学们带讽刺性地呼他们为“五大臣出洋”。对段锡朋，大家认为“合该如此”，对罗家伦的被选送，则认为“岂有此理”，曾骂罗为“无耻胆小鬼”的狄膺，后来也曾留学法国，罗、狄先后回国后，都在蒋介石王朝同朝做官。罗曾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导主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委员等职；狄曾充任中央党部监察委员会秘书及中央委员等职。他俩始终不相容。狄在五四运动时期对罗的“无耻”印象，一直不曾消失。他们同朝做官时，狄曾作一首骂罗的五言名诗，这首诗，真可说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其传播之广泛，欣赏之人多，颇令人惊异，同时又使人觉得并非偶然。照录于下，留待采风。

一身熊猪狗（罗貌丑，绰号“猪头”），两眼势与权，三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这是一隐语，指罗“无耻”）。

《漫谈北大》

程厚之：学生军保卫孙中山

北大校长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员，他关心孙中山的安全，乃派北大学生军在孙到京时到前门车站担任欢迎和警卫的任务。我们学生军的全体同学得到这个命令之后，高兴极了。那一天的气候非常冷，北风凛冽，我们很早就在北大第一院大操场集合。司令白雄远讲了话，说这是学生军创立以来第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要同学们发挥革命军人的精神，很好地尽到保卫孙中山先生的责任。经此鼓励，士气更盛，出发后一路跑步，到了前门东车站，在站内站外布置了警戒线，派好了岗哨。北大学生军第一次在社会上出头露面，很惹人注目。岗哨的距离很密，五步就是一个岗。我们把枪上了刺刀，平端在手里，时刻注视着警戒线外的每个欢迎的人。当孙中山所乘火车到站的时候，我们齐声高呼“欢迎孙总理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孙中山下车之后，看见了我们这样年轻英武的军容，也含笑点首，非常高兴。他虽面带病容，而精神十分健旺，出站以后，就乘坐蔡元培的破旧汽车到铁狮子胡同寓所去了。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程厚之：学生军为孙中山护灵

孙中山的遗体在协和医院施用科学方法处置之后，用水晶棺材装殓，移送至中央公园社稷殿（今中山堂）停放，护灵的任务，仍由北大学生军担任。移灵西山碧云寺的那一天，我们全体学生军300人，在早3时许即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点名，一名不缺，随即开往中央公园执行任务，在社稷殿及社稷坛内外布置哨岗。原定午前9时起灵，等候段祺瑞亲来奠祭，但等到10时许，他还不来；后来传来电话说，他的皮靴小了，穿不上脚，不能来了。

移灵时，把各方面所送花圈二千余个，由北大全体师生编成花圈队，首尾长达三里，前头队伍快到西四牌楼，后尾才走到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我们学生军在灵车左右前后护卫灵榇，另有巡查队前后巡行，维持行进中的秩序。移灵经过的路线，人山人海，道旁的房顶上和树上满都是人。沿途路祭频繁，直到午后1时灵车才到达西直门外，把马车换为汽车驶往香山碧云寺。学生军完成了任务，才回校休息。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程厚之：反对“关税会议”示威运动

1925年11月初，段祺瑞执政府和帝国主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开“关税会议”的时候，北京学生总会又组织了一次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运动，仍以北大学生军作开路先锋，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游行队伍到达新华门前时，即与军阀政府布置好了的武装保安警察发生了冲突，展开了交手战。我这时正和拿军旗的同学司徒德、吴寿金在一起，和两名拿大刀的保安警察对打起来。司徒德以旗杆作武器和两把大刀对抗，警察的刀法有路数，司徒德抵挡不住，施杆被大刀削断。我和吴是徒手，捡马路旁边的砖石对警察投掷，命中警察面部，使司徒德得以脱险。我们且战且走，由府右街脱离战线，返回北大。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程厚之：“首都革命”

1925年11月底，北京学生和工人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打倒军阀”、“驱逐段祺瑞”“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自主”的国民大示威运动。这次大会是在景山前面神武门开的，参加的有四五万人。全体北大学生军全副武装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以维持秩序为名参加了大会，和北大学生军合作，对大会和游行示威担负警卫任务。当大会开完，宣布游行示威开始时，北大学生军仍在最前列开路，国民军的大刀队分列成两行，在游行队伍的两侧行进，从会场出后门，直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因段祺瑞在东四十条家里，未到执政府来办公，队伍又转到东四十条，把他的住宅包围起来。他的住宅围墙很高，四角有炮楼，大门紧闭，卫队在炮楼上支起了机关枪对着群众。北大学生军这时也把教育枪的刺刀上了把，把枪平端在手里，做准备冲锋状，在群众队伍的前面和段的卫队对峙起来。他们知道我们拿的是打不响的教育枪，故意戏弄我们，在炮楼上向我们喊话：“喂，学生军！放一枪我们听听。”这样对峙了五小时之久，直到傍晚时分，示威的队伍才撤退解散。这次运动，因有国民军大力支援，军阀未敢动手，没有发生流血惨剧。这就是有名的“首都革命”。这次运动使段祺瑞的反动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程厚之：惨杀学生的事件发生了

192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撤销大沽口的炮台，撤退国民军，因而激怒了北方的人民群众。北京二十多万群众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的次日，召开了反日大会，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抗议。

3月18日，天安门大会由李大钊主席，会后即游行示威，往铁狮子胡同请愿，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等口号，并唱国民革命歌。北大学生军仍担任沿途警戒及维持秩序的任务，每隔二十步配一学生军，走在队伍旁边。我那次的位置，配在队伍的后半截，当我随队游行至东四牌楼北面三条胡同口上的时候，忽听北面枪声大作，随之前面的游行队伍秩序大乱，执政府门前惨杀学生的事件发生了。我们不能再往前进，就地解散，由隆福寺胡同折回北大。回校后才知道死伤的学生很多，马上展开了救护工作。北大学生会主席邓文辉当时伏在地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但因那颗子弹已经穿过了好几个人的身体，成了强弩之末，打在他腿上只震动了一下，没有穿进肉里。他把掉在地下的弹头顺手捡了起来，弹头上还满是鲜血。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千家驹：清党委员

1927年夏，我回到武义家乡探亲。时值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真是风物依旧，人事全非。一年以前，我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死或逃，有的则关在监狱里面。浙江各县正进行清党，各县都派了“清党委员”。派到武义的清党委员一名李雄，一名楼宪文，都是我七师老同学。武义的土豪劣绅对我大肆攻击，说我是武义共党的后台，但事无佐证。清党委员为了应付他们的攻击，不得不采取行动。某日晚间，清党委员楼宪文率警察四名来我家搜査。楼是我七师同学，他加入国民党还是经我介绍的，同我颇有交情。为了表示他是奉命不得已而出此，他叫警察站在门外，他自己一个人进来，把我的书东翻西翻，故意拿起一本《古文观止》倒转过来左看右看，示意这是他在“演戏”给别人看。搜查完毕，他请我去县政府走一趟。县长李宗裕，原为北大讲师，因马叙伦关系（马老时任浙江省政府民政所所长，解放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来做武义县长，他是一个庸俗而贪财的官僚，对我既无好感，亦无恶感。楼宪文报告李县长说，搜査结果无任何证据，李遂嘱我回家休息。武义县警察局长亲自送我到县政府大门外，握手道别。这一幕滑稽戏就算结束。当我被传进县衙门问话时，街上聚观之人甚众，他们推测我可能已被捕。可是不到一刻钟我就从县政府出来，他们也纷纷作鸟兽散了。

《我在北大》

千家驹：反对国立八校合并

当国立八校宣布合并时，我正回到武义探亲。回京后朋友告诉我说，八校师生一致反对合并，学生曾选出代表向刘哲请愿。某日，刘哲在教育部召见，学生代表鱼贯而入，见刘哲在太师椅上，办公桌前，摆好八副纸笔。刘哲一一问代表姓名毕，又问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代表们均感到莫名其妙，哪知刘哲将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代表们面面相觑，莫知所措。此时教育次长林某在旁，他是扮白脸的，他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于是代表一言未发，一个个溜了出来，一幕反对合并的风潮，就此结束。

《我在北大》

千家驹：像笼子里的“鸡鸭”

在北大我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北大团支部书记，以后又兼任共青团东城区区委。1928年3月间的一个晚上，我刚从骑河楼孙晓村同志处开完会回到汉园公寓，有两个便衣侦探进来，问我姓名后便把我逮捕了。我记得在首都警察所时，有一个晚上，大约在深夜二三点钟，睡在我身边的两个同志被叫去“过堂”（审讯）了。看守并说外面冷，衣服都穿上，我估计很快就会来传我，便偷偷地把衣服穿好，结果却没有来叫。第二天清早醒来，看守把他们的东西都拿走了，据说是“回老家”了（即枪毙）。数了一下，共少了13人。我们当时真像笼子里的鸡鸭，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拿去宰杀。难友们的心情沉重极了，但我们是不许交谈的，中午开饭的时候，大家食难下咽。当天夜里，同监的难友，谁也睡不着，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批？忽然间，看守叫了一个难友的姓名，这位难友跳起来问：“要穿衣服吗？”看守说：“不是，新进来一个犯人，你睡过去些，腾出空位来。”

《我在北大》

千家驹：复校运动取得胜利

1928年秋，我回到了北平。这时北京大学又变成北平大学北大学院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命蒋梦麟为教育部长。国民党老官僚李石曾为垄断北方的教育事业，倡议仿照法国推行大学区制，划平、津两市和河北、热河两街为北平大学区，合并平、津、保定各国立院校为北平大学。李石曾自兼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原北大教授、留法，李石曾派）为副校长。北京大学则改称“北大学院”，以陈大齐为院长。北大学生又发起了复校运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恢复北京大学。听说北大代表见到教育部长蒋梦麟时，蒋梦麟还哭了一鼻子。因为蒋梦麟是蔡元培派（北大派），而李石曾是中法大学派。蔡、李虽同为国民党“元老”，而派系不同，各立门户。蒋身为教育部长，虽同情北大学生，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反对大学区制的不仅有北京大学，还有其他各院校，学潮此起彼伏。李石曾亦无法应付，推行未及一年，北平大学区制终于寿终正寝，北大的复校运动也取得了最后胜利。蒋梦麟辞去了教育部长，回到北京大学来当校长了。

《我在北大》

朱偰：清校

1928年6月5日，北伐军第三集团军逼近京津一带，北大学生久处于奉系军阀高压之下，好容易喘口气，不约而同要求复校。

首先，是恢复北京大学校名，大家分别跑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门口，拿下了“京师大学”校牌，掷在地下，重新挂起保藏起来的“北京大学”校牌，升起“北京大学”校旗。

其次，关于清校问题，分为了两派，人数多的一派，认为刘哲派进来的一批学生，明为听讲，实为暗探，他们既没经过入学考试，又未经过编级考试，与北大校章完全不合，所以主张无条件清洗出去，叫他们立刻离开北大。另一派则主张他们既已进来，应该加以甄别试验，再分别去留。第一派的主张正大、理直气壮；第二派获得了温情主义者的支持，也振振有词。两方面的争执极为激烈，举行表决结果，两派票数相等，各不相下，照例需由主席加入一票，以凭决定。会上秩序乱了起来，有人说：“加一票不要紧，可是这一票关系到一百多人的前途，主席敢不敢负这个责任？”也有人打圆场说道：“这叫主席太为难了，还是下次开会再作决定吧！”当时主席是朱偰，决然回答道：“只要大会授权给我，有什么敢不敢负责任！”

大会遂授权给朱偰，叫他加票表决。朱偰遂正式宣布：“这一批人进来既未经任何考试，不合北大校章，和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符，所以我代表大会，宣布叫他们退出北大。”宣布刚刚完毕，大部分掌声雷动，另一部分则骚乱不已。这时大礼堂内外，听众数以千计，空气异常紧张。

大礼堂门口，集中了一百多个被开除的军阀所派学生，他们等大会主席出去，要对其不善，而且有的剑拔弩张，甚至要短兵相接。在群众簇拥下，朱偰走出门口，立定不动，他们说：“这真所谓困兽之斗，然而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班人见形势不对，只好作鸟兽散了。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附：毕业典礼演说辞

胡适：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2年6月27日）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19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Table of Contents

老北大
版权信息
冯友兰：为学术而学术
冯友兰：京师大学堂
冯友兰：先生气象
冯友兰：教授治校
冯友兰：海外留学生的起立
冯友兰：管学大臣张百熙
冯友兰：蔡元培任校长
冯友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刘元功：授予名誉学位
刘元功：率先有了女教师
刘元功：首开女禁
北大历任校长
千家驹：六年更名三次
千家驹：北大是中国的缩影
千家驹：匿名送支票
千家驹：合并国立大学
千家驹：教授星散
周作人：古怪的翰林
周作人：寿先生的赞语
周作人：打油诗
周作人：没有艳闻的知识人
周作人：阿世
朱偰：北大三阶段
朱偰：北大的三派文风
朱偰：辞职启事
李九魁：澡堂坍塌
李祖荫：胡适被赶下台
梁漱溟：文理为基础
沈尹默：6万两的存折
沈尹默：到底是书生
沈尹默：向政府提要求
沈尹默：师爷汤尔和
沈尹默：把《新青年》搬到北京
沈尹默：蔡元培之长北大
沈尹默：蔡先生离职
沈尹默：迁校风波
沈尹默：连襟的监视
王廷林：“打倒胡适！”
王廷林：胡适的逃跑不抵抗主义
王廷林：胡适的高收入
王道元：蔡校长飘然下野
第一章 校史杂说
第一辑 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第二章 校长，老北大之魂
翟俊千：改革课程编制
胡适：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演说
范体仁：招收女生
蒋梦麟：北大之精神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郑天挺：“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郑天挺：真实的“兼容并包”
郑天挺：要不要考试
附：历任校长及校长演说辞
陈仲瑜：各科都来了新教授
陈仲瑜：说中文还是英文
高兴亚：自请开除
高兴亚：讲义费风波
高兴亚：限制经费
高平叔：学术自由
高平叔：蔡先生遭嫉忌
俞同奎：46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
冯友兰：北大有三种学生
冯友兰：眼界大开
冯友兰：自由无边的学生
冯友兰：请改文科
刘元功：女生惹关注
刘元功：教授学外语
刘元功：法科之盛
刘元功：浓郁的读书空气
千家驹：不虞之誉
千家驹：偷听生
千家驹：宿舍乱象
千家驹：抄讲义便是了
千家驹：有如“长征”的投考之路
千家驹：跳了两年窗户的范文澜
千家驹：鬼混都可毕业
吴范寰：沙滩红楼
张申府：北大藏书楼
张申府：北大预科
张申府：图书馆，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张申府：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
朱偰：万方仰慕的学府
李九魁：五个月的假期
李九魁：冒名上学
李九魁：卖弄学识
李九魁：教授爱请假，学生不念书
李九魁：斋务科没有办法
李祖荫：点名与代到
李祖荫：静幽的北大图书馆
梁漱溟：为解决问题而北来
程厚之：搞关系的法科生
程厚之：男生宿舍的分类
第一章 投考万方仰慕的学府
第三章 漫谈北大的校风与制度
第二章 回想北大当年的校舍与生活
第二辑 老北大的读书生活拾零
翟俊千：学生“老爷”
翟俊千：学生才俊不少
翟俊千：素食蔚然成风
胡适：1920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胡适：1946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蒋梦麟：1923年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
蒋梦麟：立志定向，切实读书，“自”“治”并重
蔡元培：1919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蔡元培：1920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蔡元培：1921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许德珩：“五四”时期写大字报
附：开学典礼演说辞
陈仲瑜：乱选一气的弊病
陈仲瑜：关于吃
陈仲瑜：吃好东西的地方
陈仲瑜：听戏是一种重要的消遣
陈仲瑜：大多数同学省吃俭用
陈仲瑜：宿舍不够用
陈仲瑜：少数钻八大胡同的学生
陈仲瑜：日常生活费用相当低廉
陈仲瑜：游玩之所
陈仲瑜：蓝布大褂是主打
陈仲瑜：选科制
陈嘉蔼：投考北大
陈嘉蔼：风气为之一新
高兴亚：只学必修科的帅麻子
高兴亚：相当困难和不切现实的入学考题
冯友兰：上课只写板书的教授
冯友兰：先生照本宣科
冯友兰：先生被赶跑
冯友兰：凡是封建的都是好的
冯友兰：反派教授水平高
冯友兰：玩世不恭的名教授
冯友兰：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
冯友兰：胡适果然不通
冯友兰：腿伸得太远
冯友兰：茶壶理论
冯友兰：讲不完的哲学课
冯友兰：陈独秀评书法
刘元功：三个哲学家
刘元功：东西南北人
刘元功：傅铜受排挤
刘元功：古怪离奇的辜鸿铭
刘元功：外国人很敬佩他
刘元功：山额夫人与盲诗人
刘元功：杜威、罗素先后来中国
刘元功：杜威授课
刘元功：梁启超批胡适
刘元功：梁启超的一次公开讲演
刘元功：罗素，中国应走俄国的政治路线
刘元功：节制生育的讲演
刘元功：辜鸿铭和胡适的争论
千家驹：先生请学生讲课
千家驹：对着一个学生上课
千家驹：手放在插兜里行礼
千家驹：挂羊头卖狗肉的教授
千家驹：是学生滚还是先生滚
千家驹：李大钊的感召力
千家驹：法西斯起源“棒喝团”
千家驹：谁都可以教“马克思主义批判”
周作人：“二云居士”
周作人：“亦不通”
周作人：“八部书外皆狗屁”
周作人：借机发泄正统思想
周作人：八字
周作人：公认的怪人
周作人：冯某人要的酒
周作人：刘叔雅即狸豆乌
周作人：刘叔雅最不喜中医
周作人：只说不做的保皇派
周作人：唐诗课讲陶渊明
周作人：国会议员着实可怜
周作人：字写得实在可怕
周作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周作人：愤世嫉俗的黄晦闻
周作人：时髦的冯汉叔
周作人：最喜欢读《心史丛刊》
周作人：有眼识小说
周作人：朱胡子
周作人：林公铎抗议聘期
周作人：林公铎爱喝酒
周作人：校长是学校的皇帝
周作人：消极的博士
周作人：涉足于花柳场的新派
周作人：湖北有没有学者
周作人：给女学生讲课
周作人：请客送礼的甘君
周作人：过分客气的许守白
周作人：闲谈与大吃
朱偰：“三沈二马”
朱偰：刘哲遭冷眼
朱偰：戏曲小说和印度哲学遭批评
李九魁：不听课不考试也能赚学分
李九魁：又一趣闻
李九魁：孟森点名
李九魁：必修的党义课
李九魁：没人听懂过的课
李九魁：罗常培先生的独特作风
李九魁：魏先生教书真热心
李祖荫：安静无哗的课堂
李祖荫：法律系教员互掐
李祖荫：法律系教员忙兼职
梁漱溟：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
梁漱溟：大家都在为学术
梁漱溟：讲印度哲学
沈尹默：我来北大
沈尹默：老学生的翰林梦
沈尹默：胡适的鬼聪明
沈尹默：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
沈尹默：诗好字俗
王廷林：混乱的军训课
王廷林：爱骂日本人的燕树棠
王廷林：闻一多讲《诗经》
王廷林：马裕藻的龙门阵
王道元：林纾攻击白话文
程厚之：两个公开的哲学讲座
程厚之：教授的丑闻
第一章 教授，老北大的魅力
第三辑 老北大的教授与课堂趣事
第二章 老北大那些课堂趣事
翟俊千：“家庭杏坛”
翟俊千：各学会导师
翟俊千：地球是饼状的
翟俊千：杜威教学
翟俊千：罗素讲学
翟俊千：群星璀璨
胡适：记辜鸿铭
许德珩：三只兔子
附
陈仲瑜：轰动全城的大课
陈嘉蔼：上课抽水烟喝茶的老教授
陈嘉蔼：不说国语的英文教师
陈嘉蔼：以妓院为家的公羊学家
陈嘉蔼：傲慢无礼的威廉逊授课
陈嘉蔼：兵式体操
陈嘉蔼：凶暴无礼的卡特理
陈嘉蔼：可快可慢的哲学课
陈嘉蔼：徐崇钦偕同学生看电影
陈嘉蔼：成绩人皆在90分以上
陈嘉蔼：胡、张协作
陈嘉蔼：胡适之广州演讲受阻
陈嘉蔼：胡适之讲西洋哲学平平无奇
陈嘉蔼：臭气触鼻的陶兀忒
陈嘉蔼：要读晋书
陈嘉蔼：言必称墨子
陈嘉蔼：诸子佛书当缓读
陈嘉蔼：谈话请以五分钟为限
陈嘉蔼：马叙伦讲宋学
高一涵：护送陈独秀出京
高兴亚：不重体育
高兴亚：伊文与柏烈伟
高兴亚：划考试范围
高兴亚：和蔼可亲的盲诗人
高兴亚：学生军
高兴亚：开除邓文溥
高兴亚：艰难的俄语学习
高兴亚：苏联来了三位教授
高兴亚：讲军事学和军制学
高兴亚：难倒先生
鲁迅：我观北大
俞劲：买火柴的意图
俞劲：日本人身护章宗祥
俞劲：警察被感化
俞劲：队伍被引向赵家楼
刘元功：“无耻胆小鬼”
刘元功：“杀君马者道旁儿”
刘元功：一鸣惊人的段锡朋
刘元功：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进德会
刘元功：保证段锡朋的安全
刘元功：打倒卖国贼曹汝霖
刘元功：攻进曹宅
刘元功：火烧曹宅
刘元功：爱国无罪
刘元功：罢课又来
千家驹：像笼子里的“鸡鸭”
千家驹：反对国立八校合并
千家驹：复校运动取得胜利
千家驹：清党委员
周作人：让人无法忍受的讲话
张申府：少年中国学会成分很复杂
张申府：新闻研究会
张申府：进步团体座谈会
朱偰：清校
李小峰：“顺利”冲昏了头脑
李小峰：《新潮》的主要推销员是学生
李小峰：《新潮》经费由学校负担
李小峰：亲自卖书收钱
李小峰：多渠道销售
李小峰：学校应负《新潮》印刷费全责
李小峰：鲁迅的大力支持
李祖荫：教职员俱乐部
梁漱溟：关注个人品德行谊的行知会
沈尹默：“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
王道元：“你们那学生还要不要哇？”
王道元：会社种种
程厚之：“首都革命”
程厚之：反对“关税会议”示威运动
程厚之：学生会里的政治
程厚之：学生军为孙中山护灵
程厚之：学生军保卫孙中山
程厚之：惨杀学生的事件发生了
第一章 百家争鸣的学生社团
第三章 丰碑永驻的运动与革命
第二章 老北大的刊物与书籍
第四辑 老北大的学生社团与刊物
罗章龙：“亢慕义斋”
罗章龙：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打赵家楼
罗章龙：秘密行动小组
翟俊千：《新青年》
翟俊千：励志小团体
翟俊千：游行示威出发前
胡适：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范体仁：少中学会会员调査表
许德珩：“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许德珩：《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
许德珩：《国民杂志》社紧急会议
许德珩：五四前的准备
许德珩：五月四日的早晨
许德珩：全国学生联合会诞生
许德珩：学生会拒绝捐款
许德珩：学生救国会
许德珩：平民教育讲演团
许德珩：百家争鸣
许德珩：说服军警
许德珩：郭钦光之死
许德珩：集资办《国民杂志》
郑天挺：组织画法研究会
郑天挺：静坐会
郑天挺：音乐传习所
附：毕业典礼演说辞
陈仲瑜：“约而精”的少年中国学会
陈仲瑜：不断发展的“马会”
陈仲瑜：受邀参加远东会议
陈仲瑜：年会无果而散
陈仲瑜：改良与革命的分歧
陈仲瑜：群情愤激
陈仲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陈嘉蔼：《国故》崇古，《新潮》求新
陈嘉蔼：《新潮》与《新青年》此唱彼和
陈嘉蔼：《新潮》的新文章
高一涵：印刷《北京市民宣言》
高一涵：陈独秀被捕
高兴亚：工读互助团
高兴亚：荣获足球冠军
高兴亚：马克思学术研究会被封
高兴亚：骂人还要合乎逻辑
黄艮庸：在狱中共住了18天
黄艮庸：散发传单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