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老胡同》编辑组
Date: 2016-03-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民国; 中国历史
Publisher: 中国文史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老胡同

版权信息

老胡同

作者：《老胡同》编辑组

责任编辑：张春霞　牛梦岳　高贝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交道口：闹剧不断的『总统府』

张钫：与袁世凯的一面
唐在礼：军火回扣
王楚卿：段祺瑞家的杂役生计
王楚卿：段祺瑞的规矩
周玳：阎锡山金蝉脱壳
陶树德：冯国璋卖鱼
章士钊：段祺瑞的豪爽
何柱国：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信使
王坦：我想做笔买卖
韩玉辰：默不作声
谭光：傅汝霖侵吞国家资财
周玳：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陶树德：段祺瑞出任执政的裁员
程厚之：北大学生军迎接孙中山
鹿钟麟：孙中山去世
鹿钟麟：中山治丧地的纠纷
楚溪春：悼中山诗
谭光：孔祥熙的发迹
王楚卿：段祺瑞与汪精卫的争吵
华林：首都革命
李世军：段老总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
刘生浚：三一八·开场
杜文若：三一八·逃跑
杨春洲：一个请愿学生的见闻
刘尊棋：回顾“三一八”
范体仁：议决八条
曹祥华：马房避险
许世玮：三一八·刘和珍
程厚之：邓文辉中弹
李纶波：张学良、顾维钧跳舞
千家驹：走形式的狱审
武和轩：斗法
田壁臣：出入伪满国
张樾亭：宋哲元玩牌
宋景昭：战前的宋哲元
黄富强：励志社

第二章 前门外·大栅栏·牛街：谈政治也谈风月
王克昌：何孟雄战斗在宣南

李金龙：名妓辈出的陕西巷
汪建刚：收买议员交易所
汪建刚：不谈政治谈风月
华觉明：废止读经
尚绶珊：银号胡同
王楚卿：不打茶围的段祺瑞
冯友兰：两院一堂
许德珩：照相馆的另类作用
刘味根：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学校
王克昌：罗荣桓在湖南会馆
华觉明：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
王克昌：马骏的崇高气节
濮清泉：陈独秀的“寡人之疾”
张文钧：骆驼阿四
张文钧：大烟馆
李金龙：妓院的等级
讷葊：戏班子
霍实子：对日交涉
张文钧：“燕子窠”
周作人：冯汉叔打茶围
沈醉、郭旭：蹲点抓嫖
全信和尚：法源寺

第三章 东华门：胡同中的政治运动
张寿崇：谭鑫培的绝唱

蔡璐：北京学界第一次运动会
张寿崇：清皇室宴请孙中山
袁静雪：袁世凯的家规
袁静雪：袁世凯设女馆
袁静雪：袁世凯多处房产
陈映芳：黎元洪坚拒称王
张国淦：黎元洪坚拒册封
张钫：“光景光景”
高兴亚：曲线入党
吕宝德：中法实业银行经理宅邸
胡传揆：民国时期的协和医院
韩玉辰：黎元洪复位
韩玉辰：黎宅前的丐帮
邓汉祥：掐水掐电
刘味根：廿六剧学社
张绍程：“黄陂不懂这一步棋”
楚溪春：曹锟恐吓黎元洪
汪建刚：弄巧成拙的贿选
罗方中：“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
周一志：西山派
罗方中：西山派关门大吉
程厚之：李大钊被捕
刘尊棋：突然被捕
黄绍竑：交际花家的军国大事
霍实子：逃离殷公馆
周作人：刘半农的鱼皮鞋
刘光人：何其巩入狱
暴春霆：胡适题字
王世襄：“郭瓷”的交接
陈明绍：供水与胡同名儿
何思源：免职何思源
黄翔：说客李介人
全信和尚：僧阀
陶树德：赠房

第四章 朝阳门·建国门：『旧宅院』里名人故居多
靳麟：京师同文馆

章元善：出国前的特训
恽宝惠：彭家珍的刺杀
袁静雪：袁世凯遇刺
陶树德：壬子兵变
唐在礼：袁世凯接待孙中山
唐在礼：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李静庭：曹汝霖的公馆
李静庭：曹汝霖破相
叶景莘：提前的五四运动
蔡端：游行队伍逼近赵家楼
寿墨卿：马叙伦电话救陈独秀
张申府：罗素中国讲学
吴范寰：夭折的“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李文杰：邓君翔改名隐居
陶菊隐：福开森拒绝出山
张锐：福开森的古董生意
黄绍竑：跋扈的酒井隆
陶尚铭：《塘沽协定》的产生
靳天林：家庭聚会里的抗日讨论
颜仪民：赛金花与“克林德的石头牌坊”
雷风行：斯诺采访
刘清扬：一二·九与北大
张超济：日本的奴化教育
刘锡珍：皮包的保险公司
陶葊：吴佩孚死于牙病
刘锡珍：日本接管英属保险公司
张锐：被遣送返美
王世襄：未果的文物索取
黄富强：财政局直接收房
王世襄：接收文物
杨格非：傅作义的和谈
邵宝元：北京饭店

第五章 福绥境·丰盛·二龙路：官宦宅第多
刘嵩崑：梅兰芳迁居鞭子巷

成善卿：小胡同里的大作家
王铭珍：旧式接生礼俗
朱庭祜：地质研究所
刘冰天：骗去40万
张岱年：张岱年、张申府居所
徐秀珊：李大钊北京居所
韩玉辰：卖选票
楚溪春：政学会再次成立
王坦：“有钱买个总统当”
华林：撤换女师大校长杨荫榆
许世玮：胡同里的女师大
黄慧珠：忧心切关国家事
张恨水：世界晚报
吴范寰：营救成舍我
吴范寰：北京世界日报
杨铭珍：老舍与小羊圈胡同
李世军：鲁迅的告诫
阎子奉：挖银子
刘清扬：张申府居所
卢景贵：九一八后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
魏广洲：书店送书郎
马毅：闭门谢客的齐白石
邹士方、秦宝春：娄师白入齐白石门下
张岱年：张岱年结婚
郄武：教化部
张岱年：张岱年居所
张岱年：张岱年《哲学思维论》
李泰棻：摇身一变的王英
周北峰：北平起义前的撤退
杜任之：傅作义投诚

第六章 景山·东四：民国大师的成就与操守
寿墨卿：章太炎绝食

郑晟礼：外交协会成立背景
梁漱溟：李济深先生
吴范寰：成舍我发迹
范体仁：吉祥胡同的《现代评论》
曾毓隽：绑架段祺瑞阴谋
王楚卿：段祺瑞的“空府”
曾毓隽：段祺瑞不参加孙中山吊唁内幕
楚溪春：军警与三一八惨案
尚绶珊：醋意索命
陈芳：顾颉刚在蒋家胡同
牟龙光：会晤汪精卫
姚雪垠：立志文学
姚雪垠：四赴北平
陶葊：新民会的由来
昝道徒：一贯道的酒考
杜聿明：撤退前的敷衍
李东东：“几分钟”报社交接

第七章 安定门·北新桥·东直门：站在城楼上遥望当年
李寿朋、闵孝慈：经正书院

溥雪斋：大太监小德张
赵德本：义和团火烧东正教堂
讷葊：梨园的掴掌
李静庭：曹汝霖的居所
李纶波：王怀庆公馆
曾毓隽：邓君翔躲债
白恩育：拐卖案其一
圣泉：拈花寺的房租生意
祺克泰、孟允升：蒙古亲王那彦图家道败落
密然、又然、正义：针线胡同的通教寺
袁静雪：袁克定掌家
郑廷玺：王占元的房产

第八章 西长安街：『神州第一街』

汪荣堃：“贵胄班”
袁静雪：袁世凯入住中南海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
曾毓隽：安福系名称由来
曾毓隽：安福俱乐部
陈文运：张勋复辟
王家桢：张勋复辟当天的酸梅汤
陶树德：复辟后的逃亡
祺克泰、孟允升：养小
叶景莘：国民外交协会
叶景莘：豪杰梁秋水
郑晟礼：五四事后
李鹏图、刘序东、李邺亭：贿考
王坦：“总统，是当得当不得”
冯亦吾：汤四爷
文强：戴老板的安排
唐真如：王鸿韶的公馆
王化一：东北流亡青年在北平
周北峰：白旗与北平解放
王克俊：傅作义的家宴
陈明绍：垃圾城
千家驹：胡同公寓

附录：胡同

胡同，犹如北京城里的一条条经脉。

当我们沿着这些经脉走入历史深处，隐藏在胡同犄角旮旯里的历史片段和人物影像是那样鲜活，过往的北京是那样清晰。

第一章　交道口：闹剧不断的『总统府』

张钫：与袁世凯的一面

我于1912年5月25日由潼关动身，经洛阳乘陇海火车转京汉车于6月6日到达北京。沿着当时的习惯，各省官吏到京住会馆，我住在骡马市大街河南会馆的嵩阳别墅。次日即到袁世凯的总统府（那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旧陆军部大楼）报到。袁接见我时，表现得很和气，并不先问公事。他让我坐下后先问：“你和张都督谁是铁门人？”我答：“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他说：“我20岁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形势和风景都很好。”我当时惊讶这个老家伙记忆力真不错，说得全对。他接着又谈他幼时经过豫陕时所见到的崤函之固、潼关之险、关中倚山带河的形势以及周、秦、汉、唐的遗址残迹，甚至比我知道得都详细。他接着又问：“令尊是哪一科？是不是与张五先生、王肖庭先生同年？”我答：“是的。”他又问：“你是保定几期？与世锜（袁的族弟）、奠宇（袁的族侄）同期吗？”我答：“同期。”同时我心中暗想，他日理万机，怎么对我家的琐细事都知道得这样清楚！接着他又渐渐谈到河南家乡风俗的淳厚，生活的俭朴，食物的可口以及河南人好友尚义等等。我当时意识到他在动我以同乡关系。最后他才问道：“陕西收成怎样？张都督好么？军事结束情形怎样？有什么困难？”我除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外，我看已到谈正题的时机，才把来意说明，并把带来的陕西整编军队方案手折当面呈交。他大概看了一下说：“把编余的队伍拨一部分编给河南可以考虑。”他又问我洛阳兵变的情形，我报告了他。末了，他说：“你可以在京多住几天，我还有话给你说。”谈话间，他词色温和、洒脱，很有魔力。当时虽然已经共和统一，但我是革命党人，深知道他老奸巨猾，玩弄权术，很难对付，所以除了向他报告整编军队事比较详细外，其他只听他讲，很少发言。他身长腿短，坐着很显高大，站起来个子并不高。他很显硕壮，仪容丰满，满口河南腔调，虽表面上很温和，但眉宇间隐隐露出威严而奸猾的神气。

《我在反袁护国期间的经历》

唐在礼：军火回扣

段祺瑞、徐树铮等在经济方面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购买军火的回扣，逐渐由暗取到明收。固然他们对袁也有孝敬，只是陆军部分得到，总统府倒得不到分润。但我是特殊的，由袁指派的人物，所以每次总有一些好处，为数有限。段、徐经济既有自己的来路，袁也就不客气了。但对段手下的人，约有五六个段的亲近人，袁是给钱的。这钱既不经我手，又不经段芝贵、赵秉钧的手，是通过袁克定给的。袁手段凶狠，收买了段手下的主要军事人物以后，就把段幽禁在东四铁狮子胡同老陆军部后府学胡同前宅，内外隔绝起来，不许段问事了。不过，那时冯国璋、王士珍都可以去看他，我在病后也去看过他。为时不久，就恢复段的自由。段也不管这些，他有话还是要说，他是公开反对帝制的。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王楚卿：段祺瑞家的杂役生计

当时段公馆还在西堂子胡同，转过年来，就搬到了府学胡同，我仍是在马号打杂。段祺瑞有三辆马车，养了六匹马，用了十几名马夫，有赶车的，有跟车的，还有个号头。我当时只是吃三顿饭，不拿工钱。宅子里的罐头盒、破鞋、烂纸，这些破的烂的都归我，每月拿到街上卖个块儿八毛的，便是我的零花。再有就是马夫们夜间短不了打牌，每天打个三十五十铜子儿的头钱，也归我们三个打杂的平分，贴补着零花。

段祺瑞旧宅

《段祺瑞公馆见闻》

王楚卿：段祺瑞的规矩

在我们眼里，段祺瑞不能不说是个规矩人儿。打头一样，公馆里头，内外界限分明。府学胡同公馆走进头一个院落，就是一座大楼，这是这所房子的主要建筑。前边的门，直通楼里边，可以走进段的外客厅、内客厅、书房。后楼是他内眷的住宅，在他书房有个后门，可以通到后楼。但后边的内眷老妈子要从后院出来，或者前院的当差、佣人要进后院回事，却不能打从前楼出入。在大楼东边另有个旁门，在门旁边有间小房，老段派了两个老头儿（孟昭勋、李梅斋）住在小房里，等于是后院的传达。我们要有事到后院接头请示，都得请这两个老头儿代为通禀。这个后院，上面准我们进去才能进去，谁要无故闯入内宅，让老段碰见，轻则申斥一顿，重则开除。后院的门禁是十分森严的。

《段祺瑞公馆见闻》

周玳：阎锡山金蝉脱壳

1916年7月间，阎锡山接到黎元洪的电报，邀他进京，商量国家大计。他带着赵戴文、张树帜、陈效愚和我一共四个人，来到北京，照例住在大同寓。这一天，他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第二天晚上，段祺瑞突然派了一个亲信，把阎锡山请到了府学胡同段祺瑞公馆里，去了很久，他才回来。我们看他神色很不平常，心想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却又不好问他。待了一会儿，他才哼了一声说：“黎元洪这小子要端咱们的锅呀！”随后，他才把段祺瑞泄露给他的一段内幕，向我们述说了一遍。

原来黄国梁被撤职以后，孔庚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但仍不肯死心，就再三鼓动黎元洪，用“调虎离山”之计，把阎锡山调到了北京，然后准备秘密派遣孔庚、黄国梁二人回到太原。只要他们一到太原，黎元洪就明令发表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这时阎锡山正在北京，要想反对也措手不及了。

徐树铮在国务院听到了这项消息，私下报告了段祺瑞，段念师生之谊，忙把阎锡山找去，先把这段消息透露给他，并替他指出一条明路，叫阎锡山即日化装悄悄离开北京，间道回转太原。只要阎锡山一回到太原，黎元洪就不敢贸然动手了。段祺瑞替阎锡山计划得十分周到，叫他次日一早乘坐京汉路车离开北京，到新乡，换坐道清铁路的车到清化，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到太原。

阎锡山说到这里，就把他的计划向我们宣布说：“我想还是坐京汉车到石家庄回转太原，比较迅速可靠。我决定明天早晨坐京汉路的慢车动身。不过我从车站上车，难免引起他们的注意。”阎锡山一边说，一边取出了400块大洋交给我和陈效愚说：“你们两人明天一大早就赶到车站，把扬旗手和火车司机等人疏通好，叫火车开到扬旗地方，尽量开慢车，让我能够设法上了车。只要我离开北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走了以后，你们4个人都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我，就推说我病了。如果总统府派人来看我的病，你们就可以撒个谎，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总之，要想尽方法，把他们支吾过去。等到接着我从太原来的电报以后，你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总统府，说‘阎督军已经回到山西了’。在电话里，要把话说硬一点，不要露出咱们山西人的软弱劲儿。”

最后，阎锡山还说：“孔庚、黄国梁真不是东西，差点端了咱们的锅。黎元洪更不应该，为什么想出这种阴谋诡计来暗算我！”

说罢，我们就纷纷去睡了。第二天一早，我们照计而行。我和陈效愚两人先到车站，头一关去找扬旗工人，我先给了200元大洋，他慨然答应了。再去找这次列车的司机，他也连连答应，把200块现洋随手接过，放在车头里边，连添煤的助手，都不知道我们搞的是什么把戏。事情办妥，我和陈效愚还替阎锡山准备了一张三等车票，便到车站外面来迎阎锡山。不久，就看见阎锡山坐着洋车来到车站，浑身商人打扮，穿了一件夏布长衫，草帽的帽檐压到眉头，还戴了一副大墨晶眼镜。我们二人把他领到车站水关以外扬旗地方，就悄悄站在那里。等火车开到这里，果然扬旗手连举红旗，挥个不停，司机员把头伸到车外，向我们频频示意。直到我们把阎锡山推上车去，向司机和扬旗手分别打了招呼，车才加紧马力，一直向前开出。

两天以后，我们接着阎锡山从太原打来的电报，便依照他所嘱咐的话，给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匆匆离开北京回转太原。在动身以前，赵戴文还到府学胡同段公馆跑了一趟，面告段祺瑞：阎督军已经遵照他的指示回到太原了。

《阎锡山与段祺瑞的勾结》

陶树德：冯国璋卖鱼

冯任内财政困难，曾将三海中鱼标售以资挹注，事为庶务司长（河间人，一生为冯掌财政，同袁时之王凤岗）经手，但为冯同意自无问题，报纸舆论有所指责，并传鱼商网得一条大鱼，腮部带有金牌镌刻年月，为慈禧放生之鱼。即辗转售与英国使馆得价甚丰，而英使派人送回我外交部希望继续蓄养，此事见辱国际，冯此时耍把戏装作不知。在春季的一天早晨他身穿蓝色袍、青马褂，马褂纽扣不扣，手托两个铁球不止地旋转，出紫光门照例到大礼堂办公，是日故意踱到海边，见一群渔人正在打鱼。他表示很诧异地问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从人告以“张司长把鱼包卖给他们每日打捞”，冯说“这海里鱼哪能卖，告诉渔人停止打捞”。以后闻将北海鱼准鱼商打捞三年与中南海相抵。在冯退职后死在帽儿胡同私寓时，其治丧处接得邮寄来挽联一副，文曰“南海鱼何在，北洋狗也亡”，因过去人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又将三人比作龙、虎、狗，是以冯死曰狗亡。

《我在北京总统府12年的见闻》

章士钊：段祺瑞的豪爽

1919年，上海曾有一次南北和会，南北两方，各派代表10人。从2月20日开幕起，至5月14日辞职止，为会不过8次，为时亦仅3个月弱，我适忝厕南方代表之一。会之名义，纷争未定，北方号曰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号曰上海会议。名从主人，吾不得不作如是观。

明日，吾往访段芝泉（祺瑞），告以西林（岑春煊）见招，向之辞行。时段当国，以武力统一自豪，吾知其人未必能动之以情，而要能析之以理。且曩在对德宣战时，彼以总理兼外交委员会会长，吾在会场论事，意颇相得，因断定段对我无恶感。又吾寓东城十条胡同，去段府学胡同寓邸不远。有人告我，徐树铮派人在十条胡同左近巡逻。吾惧为徐谍暗算，计不如直向段自陈其事为便，因有此行。

吾见段寒暄，且简明言事之后，段直截相告曰：“粤事固不难了，吾派童保暄劲旅攻潮汕，潮汕指日可下。潮汕下，全省动摇矣，君何必急急凑拍，充作炮灰乎？”炮灰二字，吾从来未尝闻知，言初入耳，亦殊服段之爽朗。因恳切言之曰：“西林与吾相关之谊，公所知也。人生在世，所需于友，即在患难相共。今西林有难，吾倘坐视不理，纵人不见责，吾之神明亦且自疚。承公见爱，劝吾勿充炮灰，意殊可感。然兵凶战危，人之旦夕存亡，难由自己掌握，此层吾固不甚担忧。然国家至上，南北统一事大，公今当国，所定国策，应不分南北而励行之。吾知西林比较能听鄙言，吾晤西林，必首以公之忧国至计，恺切语之。万一见听，岂不为公省却征调不少？……”吾言未毕，段即掺言：“现当暑假期间，君南行看看形势，亦佳。君速去速归，不须沾滞在南。且西林，吾之知己也。彼督两广之日，曾致电项城（袁世凯），借调北洋军官四人赴粤，相助教练，而鄙人居首。夫吾名未彰，而先见赏于西林，可见西林能度外用人，气量甚大。事虽未成，吾至今耿耿难忘。君见西林，幸为我致意。至国家之事，公事公办，西林有何见教，力所能及，定不相违。君行矣！幸一切保重。”此次会谈，所得如此圆满，殊出意料之外。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何柱国：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信使

1920年曹、吴倒段之役，奉张虽与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奉张只是在段派濒临倒台的时刻才进军关内，唾手而得京、津，表面上参加了倒段，实际只不过是从曹、吴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奉张这一行动，段派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奉张不来，不但段派的家底将全部落入曹、吴手中，而且北京政府的政权也将为曹、吴所独占，这对段派是不利的。事后段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即可想见段、张的关系并未中断。因此到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段、张之间即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当时段派失意政客给段四面八方跑腿的人是很多的。以我所知，联奉的主将是他的亲戚吴光新，联冯的主将则是我的亲戚贾德耀。我所知道有关段派的一鳞半爪，很多就是由贾口中得来的。此外，孙、段之间也早有联系，不过我只知道主要的引线人是许世英。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

王坦：我想做笔买卖

由于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日深，而曹锟的一些亲信有时对冯也加以排斥（如冯因请领军饷常受到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清的刁难）。这种种矛盾都给奉张以可乘之机，奉张就通过各种关系，派人与冯拉拢，使冯加入奉方，共同推倒曹、吴。我所认识的郭瀛洲、张树声就是其中最起作用的两个人。郭瀛洲是张的亲信旅长，数次来京，都是来去匆匆，还曾在我家（后门沙井胡同）住过三次，我始终不疑有他。有一次我曾问他：“你来北京有什么公干？”他说：“我想做一笔买卖。”我追问他：“做什么买卖？”他就含糊其辞，不愿明说。当时我猜他一定是在贩卖烟土，也就没往下再问。

《曹锟贿选总统始末》

韩玉辰：默不作声

张阁辞职前数日，驻南苑和其他京畿军队，以张之江为首，率领军官二三十人入居仁堂，称为全军代表，向大总统索饷。黄陂站在他们中间，指示军饷由财政部、陆军部掌管，大总统不直接负责，你们可向国务院申请。张等无词而退。名为索饷，实际是逼宫的前奏。

张绍曾辞职不回，提出继任总理，是大总统的职权。曹党属意高凌霨。黄陂与高本旧识（清末高为湖北提学使），以其党曹不愿提。另外如颜惠庆、王宠惠、顾维钧（并无周树模、孙宝琦、褚辅成之拟议），黄陂曾分别征求，都以要看曹吴颜色，不敢尝试。曹党认为黄陂提不出组阁人选，只要再一逼即可下台，于是做出军警罢岗罢卫的蠢事，陷首都于无政府状态。6月9日天未明，饶汉祥来电话，请余速到北海（饶住处）商要事。正漱洗，车来，司机告余，全市警察罢岗，公府卫队撤走，不知何事，余沿途所见果然。饶告以罢岗罢卫，是与胡子（黎）为难，如何对付？余曰：“民六张勋复辟，公府有一旅之众，而胡子不能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一走使馆了事，真对不住国民。此次事变，义应坚持到底，使真是非大白天下，非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职责。”饶以为然。余访吴大头（景濂），问曹党目的何在？吴佯为不知，称牙痛。其夫人素爽朗，识大体，掺言曰：“他昨夜深才由吴总长家回。他们欺负黎总统，看将来有好结果呢。”吴俯首无一言。余访章士钊告以故，章愤极，谓：“我少到东交民巷，可商王儒堂（正廷）向使团便告事变真相。”余趋铁狮子胡同以告王，王手持一碗牛奶，相对一刻许，不吭一声。余出，王送之门外，握手点头，始终如哑巴，盖恐得罪曹大帅，有妨前途也。到东厂胡同，见公府诸同事意气甚盛。旋衔黄陂命偕众院同事杨生吾赴奉天，与李景林看张作霖，在老虎厅交黄陂函，说明来意。张即召孙烈臣、吴俊升及文武官吏开紧急会议，请余报告逼宫经过，群情愤激。作霖大声曰：“咱们要通电反对。”由于安福系曲同丰从中挑拨，致电未发出，然以是见东北民气之劲。翌日返京复命，黄陂曰：“叫天下人知道真是真非就行了。”

《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地安门

谭光：傅汝霖侵吞国家资财

傅汝霖通过徐堪的关系投进了公馆系，后来居然成了巴西富翁。傅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走卒，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所以和居正、覃振、谢持、邹鲁等接近，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曾充东北的代表。中山先生卧病北平时，他常到铁狮子胡同，后来又参加了治丧处工作，和孔就是当时认识的。宁汉合作他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汪、冯、阎在北平开扩大会议，又接近了汪的改组派，可见他钻营手段的高超。孔当了行政院长，傅在元老方面都走得通，大显身手，确起了作用。在法币政策施行后，财部吞并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因傅筱庵有流氓势力，所以给了杜月笙；四明银行因宁波帮关系给了吴启鼎；中国实业刘诲之与徐堪勾结密切，由徐介绍让傅汝霖任董事长。这三家银行都是因为过去当局经营投资地产股票，投机倒把，弄得周转不灵。中国实业呆账拥有大批地产押品，原主到期未赎，丧失了主权，应当是银行所有。傅却提出来挑精拣肥，送归孔夫妇化名赎取，侵蚀国家资财（当时中实已由部办）来充私人财富，傅和徐混水摸鱼，也装满了各自的私囊。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周玳：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曹锟已被冯玉祥逮捕，吴佩孚又已南逃，张作霖乘胜入关，在天津和段祺瑞、冯玉祥等先后见面，酝酿新的局面。阎锡山在出兵后，即电段、张等表示态度，这时自然贯彻他的初衷，拥段出山。恰好田应璜从奉天回到太原见阎，阎就命他到天津，参加天津会议。临行，阎还再三叮咛，要强调拥护段祺瑞。不久，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就出现了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的招牌。

段祺瑞执政府

《二次直奉战时阎锡山与直奉皖军阀的钩心斗角》

陶树德：段祺瑞出任执政的裁员

不久段祺瑞出任执政，执政府设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总统府旧有人员留用少数，大部分人发三个月薪水遣散。大家携家带口失业后颇为恐慌。一起到西单堂子胡同去见王士珍，请他向段关说继续留用，王当以亲笔信向段说项，段将信交给执政府总指挥卫兴武酌予设法，大家又到东四十一条卫的私宅见卫，卫向大家表示限于经费安插困难，再给大家补三个月薪水各自回家。

《我在北京总统府12年的见闻》

程厚之：北大学生军迎接孙中山

北大学生军第一次在社会上出头露面，很惹人注目。军阀政府所派的少数保安警察，也为我们的气势所震慑，感到气馁。在站台上我们把警戒线布置在靠近火车的第一线，把他们隔在外面，岗哨的距离很密，五步就是一个岗。我们把枪上了刺刀，平端在手里，时刻注视着警戒线外的每个欢迎的人。当孙中山所乘火车到站的时候，我们齐声高呼“欢迎孙总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孙中山下车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位一代伟人，心里异常兴奋。他看见了我们这样年轻英武的军容，也含笑点首，非常高兴。他虽面带病容，而精神十分健旺，出站以后，就乘坐蔡元培的破旧汽车到铁狮子胡同寓所去了。我们胜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回校时，路经东交民巷西口，在那里又大呼一阵“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向帝国主义表示：“我们胜利了！”

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寓所的警卫任务，最初仍然由北大学生军担任。我们每天有一班人去服勤务，虽然耽误部分上课的时间，但每个人在接任务时都欣然前往。孙中山到京后，虽然病情日益加重，但他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始终坚持不懈，特别是对段祺瑞所搞的“善后会议”，斗争更为激烈。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鹿钟麟：孙中山去世

孙先生不幸逝世后，当日由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发出侵电，向全国报丧。

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发出的侵电，略谓：“大元帅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客冬由粤北上，提倡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民族之独立，与民权之确立。乃自抵津京，肝疾日剧，医治无效，于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哀此奉闻。”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的侵电，略谓：“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自抵津京，肝病日剧，医药无效，于本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曷胜痛悼，哀此奉闻。”

孙中山去世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

鹿钟麟：中山治丧地的纠纷

在孙先生易匮之时，我即用急电向冯玉祥报告，冯当日便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一星期，以志哀悼；并规定以下三项：（一）由即日起所属各机关部队均下半旗三天；（二）停止宴会及一切娱乐；（三）14日各机关部队停止办公和操课一日。

同时，冯玉祥并指定我负责襄助李烈钧等为孙先生办理丧事，尽力照料一切；因李是孙先生治丧处的主持人，我经常到治丧处去和李等联系各项事务。关于孙先生停灵公祭地点，治丧处主张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即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当把这个意见通知了段祺瑞，没想到段和他周围的人们却大不以为然，仅仅表示可以在天坛举行。当时段派了内务部次长王耒代表到铁狮子胡同孙先生行辕，先和汪精卫接洽，说执政对在社稷坛停灵公祭不能同意。这时汪精卫便找到李烈钧说：“总理是创造民国的元勋，今应芝泉约来京，不幸病逝，在社稷坛治丧，本属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以，没想到执政府竟反对，殊令人不解。现在段的代表还在这里，你可以再和他讲讲道理。”李听到汪的这番话，怒不可遏，当时就把段的代表找来，由汪作介绍，汪指着李向王耒说：“这是李协和先生。”于是李就开门见山地对王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不是段执政所得而私的。总理手创共和，段执政乃得今日安居宫苑。今总理为践约北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还能够表示不同意吗？”王听到李的这样强硬抗议，张嘴结舌，大为气馁，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仅仅答应：“回去报告执政再说。”转身就走了。于右任听到这件事以后，大为震怒，甚至竟跑到执政府找到段，拍桌大闹，可见当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僵持的一斑。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

楚溪春：悼中山诗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恸哉恸哉！我被推为丧事筹备员。时豫西战争正急，我未能去北京，催笠僧筹汇万元助丧费。我作挽诗一首，并有“过铁狮子胡同怀孙中山先生”诗一首。

挽总理孙公

乙巳同盟江户开，不才我也追随来。

未成大业宾天去，谁哺呱呱四亿孩。

（敬赋此二十八字寄北京并开封追悼会）

过铁狮子胡同怀孙中山先生

卧病铁狮子，几度问床前。

速我河南去，为胡（笠僧）分一肩。

又询天太山（冯焕章），寄意殊拳拳。

一身关天下，惟祝病早痊。

今来人何去，感念泪潸然。

《我与政学会》

谭光：孔祥熙的发迹

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铁狮子胡同，孔正由国外回来，以亲戚关系在那里照料，因此后来算上了一名顾命大员。从前中山先生曾命他以基督教徒关系拿《建国大纲》手迹印本，去访问过冯玉祥、张学良等。这时冯在北京西郊天台山不愿来北京，中山先生卧病，就派孔代表访冯，做联络工作，希望冯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久中山先生逝世，一切也就谈不到了。但是孔、冯之间倒促进了私人情感，使孔以后依附蒋介石建立了初出茅庐第一功。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王楚卿：段祺瑞与汪精卫的争吵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与张作霖、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可是等孙中山来到北京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了临时执政了。孙中山来京以后，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公馆里，来到以后就犯了病。因为去看望孙中山，段祺瑞曾到顾维钧公馆去过多次。当时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同来北京，也常来段公馆和段见面。段去看孙中山时，当然也不断和汪精卫碰头。我曾听说，有一次和汪见面时，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两人话不投机，愈说愈拧，段祺瑞挺不痛快，两个人很生了一回气。

《段祺瑞公馆见闻》

华林：首都革命

1925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学界因女师大问题，对段政府益加愤恨，发生了“首都革命”运动。学生、工人及市民3000余人齐集神武门，排队先至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旋又至吉兆胡同段宅，高呼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因段宅自用卫队戒备森严，不得入，乃分赴李思浩宅、朱深宅，捣毁其器具。段祺瑞睹此情形，为分责减谤计，乃改执政府制度，添设国务院。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用王正廷、马君武、易培基等人为阁员，并以易培基兼教育总长。易培基视事后，自兼女师大校长，欢迎宗帽胡同护校学生复校。这时候，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舍虽为女子大学学生占驻，但大多数学生同情于女师大学生复校，没有抵抗。于是宗帽胡同女师大学生在热烈欢迎声中复校。两校女学生，齐赴教育部请求拨给校舍，并在教育部东院上课，易培基亦不反对。于是各得其所，暂时相安。

《女师大的沿革》

李世军：段老总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

1926年3月16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驸马大街、清华园、南沟沿、顺城街、府右街、二龙坑、朝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棒的步骑警察包围。上午9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40余人，仅师范大学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10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

当晚，学生联合会在翠花胡同八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及各校代表基层组织负责人共30余人。会议决定3月18日上午9时仍继续举行第二次请愿示威游行。

……

3月17日这一天，空气异常紧张，段祺瑞的狗腿子四处制造恐怖气氛，恫吓学生，说如果再游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记得当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谈。他见到我，带着惊慌的口气对我说：“刚才有个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烟的侦缉队上的人，是外右二区的侦探长，对我露了几句话，我很替你着急。他说这几天很麻烦，上面有密令，要他们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学生游行时，要干掉一些捣乱分子，给那些整天胡闹的学生看看颜色。”他还特别提醒我说：“这话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个朋友也对我说，段老总这几天火气很大，表示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我马上到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部里的人，大家决定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18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记得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农业大学、政法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志成中学、师大附中等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2000余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出发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

“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刘清扬带头高呼口号，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沿途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12时许，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排列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从他那副冷酷阴森的神情看来，好像他在等待着什么举动似的。

当代表们继续要求会见贾德耀时，我跑到军队后边的石狮子上去拍照，发现军队所持的步枪里已经装上了子弹。我意识到情况很严重，要同学告诉代表们注意。

当我刚刚拍了一张游行队伍的照片后，突然听到“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声），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准群众平射，枪声密如连珠。不到200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

我和邓飞黄先冲向东辕门，可是辕门口的军队正在密集开枪，死伤的人堆起很高，冲不出去，只得转到广场南面的影壁背后躲避。这时影壁背后的马厩里，已经堆满了倒下去的人，有的还在挣扎，其中有我认识的几个北大、女师大同学倒在马槽下，只见一个军官还用驳壳枪继续对准他们射击。持长枪的士兵继续开枪，有的士兵大概因为人太挤了，回不过手来开枪，便用木棒对着受伤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冲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伤者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拖了我一把，说：“赶快从西辕门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着向西挤去，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乱飞。挤到西辕门口，看见死伤的人比东辕门口更多。正在犹豫间，看见离我大约50米的海军部门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备继续射击。我连忙跳出西辕门，沿铁狮子胡同向西跑，子弹仍然不断掠空而过。

我在路北一家大门口躲了片刻，只见人们像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枪声渐渐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伤的人，鲜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挣扎。我看见师大的一个同学足部受伤，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辆洋车让他乘上。他说：“我的伤不要紧，还有爬不动的，你进去看看。”我又折回向东走，在海军部门前被挡住了，只得绕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时已有许多同志到了，一个个愤慨万分。看看表，已经4点钟了，大家商量如何抢救受伤同学。我们拉下一块白布窗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几个人直奔铁狮子胡同。跑到东辕门口，仍被持枪的军队拦阻不许入内。此时，来抢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吗！”于是接着就有人喊“冲进去啊！”军队立刻拉开枪栓，对着我们。

正在相持不下时，有人提议找红十字会，我们便跑到北京红十字总会，请他们出面交涉。我们这才随着他们进去，救出奄奄待毙的7个人，分别送协和医院、同仁医院抢救。其余的死者堆在东墙根下，军队禁止我们去看。

已经8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当时，只有范士荣还没有消息。范士荣是和我同住一寝室的同学，等到深夜12时仍不见回来。我约同杨春洲冒着风雪到宣武门外云南会馆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3月19日），学校停课了。清晨，我和杨春洲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铁狮子胡同。一进东辕门，触目惊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摆在东墙根下，棺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摊一摊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弹痕，密如蜂窝。

《“三一八”惨案纪实》

刘生浚：三一八·开场

出发请愿了。在示威大会旗帜引导下，北京大学学生走在最前列。其次是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等。后面有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商会的旗帜。北京各私立大学，如朝阳、民国、中国、平民等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紧跟在后面。浩浩荡荡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沿东长安街东进，到东单牌楼折向北行。沿途有人散发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传单。“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高响入云，前后呼应。除了唱《国际歌》外，还唱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除汉奸！除汉奸！”歌声雄壮，与口号声互相配合，此起彼落。铁臂高举，旌旗蔽空。当队伍经过扶桑馆（当时的日本侨民宿舍）门口时，大家走得特别慢，几乎是停了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经济绝交！”口号声像巨雷一样隆隆不断。

大队到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远远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都已紧闭，全副武装的卫士分作十余层排列在大门外。李家珍红着脸说：“奇怪！难道不让我们进去，还把我们当敌人吗？”这时大队继续前进，从执政府东面铁门进去，走到执政府大门外操场上停下来，和卫士们面对面站着。后面的队伍操场容不下，就停在铁门外大街上。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杜文若：三一八·逃跑

我在射击开始的一刹那，还以为是放空枪，但是当我看到围墙顶上的瓦片纷纷地被打下来，不少学生的衣服上染上鲜血的时候，才猛然醒悟到这是实弹杀人了。这时我看到围墙内的群众已开始跑开，我发现围墙的西面有一门（通向铁狮子胡同的西头），便由该门向外跑。但当我跑到门口时，被夺门而走的群众挤倒，不但我身下有人，而且身上也压了许多人。经过极力挣扎，终于爬起来逃出门来。在逃出门后，我曾回头向围墙内瞅了一下，但见尘土飞扬，卫队正手持木棒或刀剑向尚未脱险的群众追逐砍杀。

我逃出围墙西门，进入东西向的铁狮子胡同时，本以为这就脱险了，孰料在该胡同内的海军衙门和要人公馆门口，已经预先筑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士兵凭借工事向通过的群众射击。群众听到枪声，便都伏在地上不动，等到射击停止，不约而同地立起向前快跑。枪声均来自胡同北面，时断时续。

我随着群众在胡同内跑时，不知此胡同它有多长，是死胡同还是活胡同，最后跑到胡同的西端，再往前走，便进入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了。回校后才知道清华学生魏杰三被当场打死，同班同学丁绪淮重伤被送往协和医院。经医院检查，子弹头打入肺内，因他身体虚弱不便开刀取出。我们到协和医院为他输血的时候，又看到因重伤而死在医院中的共六人。魏杰三烈士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北面荷花池畔假山松林的西北隅，并由清华大学为之立大理石纪念碑一座，上书“魏杰三烈士之墓”，以资纪念。

《一场预谋的屠杀》

杨春洲：一个请愿学生的见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我曾参加游行请愿队伍，是亲眼看到这场大屠杀的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

游行队伍秩序非常好，口号声此落彼起，情绪激昂。午后1点来钟，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由东辕门鱼贯而入，按学校单位由北到南地排列在执政府门前广场上。执政府门前有一对石狮子，石狮子前面就是四五排全副武装的卫队，和学生的队伍面对面地对峙着。学生队伍中不断发出一阵阵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但并未发生学生与卫队争吵或谩骂卫队的情事。学生派出代表向卫队交涉，要见段祺瑞。这些代表被引进执政府之后，久久不见出来。同学们站在队里有些不耐烦了。东边石狮子上有一位同学用喇叭筒向群众传话，说段祺瑞不肯见学生代表。群众就应声高喊“一定要见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我拿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镜头，看见西边石狮子上没有人，就爬上去从卫队背后照了一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对着日光照的，我以为没有照好，就跳下石狮子，从队伍中向南边挤去，另寻镜头。快到南边照壁前，碰上北京艺专的同乡黄云谷，彼此好久未见，就握手寒暄几句。不料正说话间，前面的队伍突然向后涌了过来，同时还听到前面的同学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了。站在最前面的同学马上被射倒几个，站在东边石狮子上传话的同学也立时中弹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大家纷纷向东西辕门奔出。

《一个请愿学生的见闻》

刘尊棋：回顾“三一八”

1926年“三一八”惨案，我记得比较清楚。这天上午我已被通知到东城翠花胡同学生联合会去开会。我们学校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老陈”，是学联领导人之一。他给了我一大把传单，并要我和几个同来的同学一齐准备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的“执政府”前示威。这次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我从传单上看到日本兵舰和军队怎样攻击塘沽一带，迫令中国撤除天津防务，还给中国政府一份“哀的美敦书”，也熟记了传单上的各种口号。下午我们全校都在礼堂开会。“老陈”作了煽动性很强的演说。有些同学小声说，老陈是个“共产党”，我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觉得他这么能干，勇敢，打心里佩服他。

铁狮子胡同·三一八惨案纪念碑

我们这批学生从礼堂（灯市口南的米市大街）出发到铁狮子胡同（现改称“张自忠路”）。实在不很远，但不知为什么，到达铁狮子胡同却比别的学校都晚，到胡同口外一看，里面已挤满了人，段祺瑞的执政府（原来的旧陆军部）大铁门外站满一排荷枪实弹的军队，门外广场一直到大门对面的“影壁”前，都站满手举大小旗帜的学生。我们进不去，就都站在胡同口外边，我自己登到墙外一个土坡上，扶着墙顶，可以看见广场的景象。

我们跟着汹涌的示威群众喊了一阵口号后，突然听到连珠炮似的枪声，同时广场上挤得满满的群众忽地都向胡同口外的我们这边街上跑开了；枪弹好像射中了电车线，有一根电车线掉到马路上，人们更吓得跑开。我在枪响后，也不再探头看广场，而走到土坡下，靠大墙站立了一会儿。只听见枪声停了，呼喊声、叫骂声和哭声不停地从广场涌过来。我看看一块儿来的三四百个同学都四散了，但也有人，像是别的学校的同学在喊叫：“把受伤的抬到医院去！”

两天以后，我从报纸上看到当天在段执政府广场上被残杀的学生多至47人，而在最前头的女师大学生中就有刘和珍、张静淑等人。尽管我参加了铁狮子胡同的示威游行，和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现场，几天里也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资格到协和医院和女师大慰问死难和受伤的同学，但是自己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政治意义却非常模糊。只不过看见那些活生生的英雄人物随着枪声倒下去，对于他们那种视死如归的形象，久久不能忘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高大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鲜明。直到5年以后，我通过在“三一八”那天外衣袖被枪弹穿透，但幸免于难的郑文波（蜀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左联”工作之后，才在政治上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往事的回顾》

范体仁：议决八条

1926年3月18日上午9时许，各团体各学校群众即由四面向天安门集合，到会者共有3000余人，分为40队，内有女学生4队，工人3队，华侨代表1队，各团体大部分有大旗1面，群众有半数以上执有写上标语口号的小旗。11时宣布开会，徐秀龙主持，有数人上台演讲，当经议决八条：1.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最后通牒；2.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支援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3.督促北京政府反对并驳复八国通牒；4.驱逐提出八国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境；5.撤除津沽外国驻军；6.撤退外国在津沽的军舰；7.惩办大沽战事祸首；8.勖勉国民军严守国土。12时，整队从长安街出发，下午1时许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在执政府内）门口。执政府铁栅紧闭，门内外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大约三四百人。这些兵士分三队排列，列于西边的有德国式手枪及大刀，将刀壳负在背上，大刀持在手中。东边的持有步枪，上了子弹、刺刀。中队步兵，亦握着上刺刀的步枪。场东西均有卫兵、警察，在西口外陆军部旧址当街站立。东口外近十条胡同处有卫兵一排，场西南小坪中有军人持“关刀”（关刀是关羽刀的形式，与普通大刀不同。）习武。东南为马圈，亦有兵士。附近街道中有便衣侦探（因我在前两年在北京被捕时，是这种便衣侦探下手的，故认识这类侦探的装束）。内外军警，均由穿便服的军官分立各处暗中指挥。群众处在执政府铁栅外与照壁之前的马路上。我负责照料大会游行巡查的任务，所以能向四周观察。楚溪春《亲历记》说他布置执政府防卫，曾吩咐“前排不许带武器，后几排才许带武器”这不是事实。当日参加游行的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李世军和北大学生会干事徐闿瑞都说“这是楚君企图脱卸责任的谎言”。

1926年3月18日请愿群众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与武装军警对峙

群众到达执政府门前，要求派代表40人入内递请愿书，并向段执政、贾总理陈述意见。卫队以未奉命令不许传达。当代表与卫队争持时，忽闻手枪一响，群众纷纷后退。卫队即对准群众连开排枪，以致当场倒地数十人。其司令官鸣放口笛，用指挥刀指挥兵士围击，以致年幼体弱者被挤倒地，高大强壮者不自觉地在人身上践踏而过。伏尸满地，血肉狼藉。一部分人向十条胡同狂奔，又遇上原在十条胡同的士兵开枪轰击。约十余分钟后，伏地群众爬起再跑，又遭开枪轰击。一部分人避至马圈，亦遭手持大刀铁棍的卫队惨杀。我因持北大校旗，站在后面，身长脚快，幸免于难。

《北京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曹祥华：马房避险

我当时是亲历惨案的北京平民大学的学生，中共党员，而且是领导那次游行请愿的北京学生总会的代表之一。那次我们到执政府是去请愿，要求执政府对日本炮轰大沽口事件提出抗议，既不是要去打骂执政府守卫士兵，也不是要去冲进执政府或捣毁段祺瑞住宅；既没有带什么铁头木棒，也没有带任何东西，除拿旗帜者外，都是赤手空拳，谁都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天会惹出杀身之祸。那天我们领袖李大钊同志等都亲身参加了游行请愿，大会主席徐谦中途退出，是由于走路痔疮痛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料想到这天要出事的。当我们进了执政府东辕门内空场后，就推了几个代表去求见请愿，大家都站在空场上候听代表请愿的结果，而且有很多同学，因从天安门游行到铁狮子胡同都很累了，都坐在地上休息，我们坐立在空场上不过上十分钟光景，忽然从西南角上冲出许多手执木棒的士兵，不问理由，见人就打。同学们便忙乱地后退逃跑，一面回头看。大队指挥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故，却连声高喊“大家不要动”。这个喊声还没有落音，谁知正面大门内的枪声就响了，有许多人中弹倒地，于是大家都向来路东辕门方面逃命。但是东辕门太窄，上万的群众一时逃不出去，同时士兵还在继续开枪，打得东辕门的墙头灰烟直冒。我就随着群众弯着腰缩着头，向空场的东北角方面躲，躲到一个马房内。由于这个马房不大，许多人拥在马房门口，挤不进来，无形中做了我们的挡弹牌。但我们仍听得马房的门窗和屋瓦着弹声音，噼噼拍拍，犹如雨下，所以门口死伤的人又有好多。等到枪声停止，我们从马房门口死人堆上爬过来逃命时，鞋和裤子上都染了许多鲜血。据说李大钊也是躲在这个马房内的。我现在所能记得的，只是当时女师大的北京学生总会代表刘亚雄（现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和我们同时逃出，另一女师大代表刘和珍则被当场打死。我们平大同学被打的，则有中共党员宋昭炳，其余我所认识的中共同志被打死了的也还有好多个。

北平各阶层人民爱国示威游行队伍向铁狮子胡同前进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的订正》

许世玮：三一八·刘和珍

1926年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总会和革命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2000多群众列队奔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驳斥八国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执政府竟下令军警开枪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当日许寿裳到学校去，忽听到这惊人的噩耗，立即拉着新任教务长林语堂赶赴出事地点。两天前许寿裳刚辞去教务长的兼职，他不因自己已辞职而置学生于不顾。他看到刘和珍已被放入一具薄棺中，额际尚有微温，赶忙去找医生来诊治，知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杨德群的尸骸放在一张板桌上，下半身拖落在旁。许寿裳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惨景，受到极大震动，十余天都夜不能眠。在他主持下，女师大成立了“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惨杀案后援会”，办理一切善后事宜。3月25日，女师大师生隆重召开“刘和珍、杨德群烈士追悼大会”，由许寿裳主祭。

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杨德群

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

《许寿裳》

程厚之：邓文辉中弹

1926年春，因日本兵舰炮击大沽口，和国民军守大沽口的炮兵发生了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撤销大沽口的炮台，撤退国民军，因而激怒了北方的人民群众。北京20多万群众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的次日，召开了反日大会，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抗议。3月17日，在北大三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于次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向军阀政府请愿。这次运动是在李大钊所领导的翠花胡同市党部、北大学生会、北京学生总会联合策动下进行的。3月18日，天安门大会由李大钊主席，会后即游行示威，往铁狮子胡同请愿，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等口号，并唱国民革命歌。北大学生军仍担任沿途警戒及维持秩序的任务，每隔20步配一学生军，走在队伍旁边。我那次的位置，配在队伍的后半截，当我随队游行至东四牌楼北面三条胡同口上的时候，忽听北面枪声大作，随之前面的游行队伍秩序大乱，执政府门前惨杀学生的事件发生了。我们不能再往前进，就地解散，由隆福寺胡同折回北大。回校后才知道死伤的学生很多，马上展开了救护工作。北大学生会主席邓文辉当时在场，亲见李大钊始终没有离开队伍，当军阀的卫队开枪时他才在拥挤的群众中走出现场。邓文辉当时伏在地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但因那颗子弹已经穿过了好几个人的身体，成了强弩之末，打在他腿上只震动了一下，没有穿进肉里。他把掉在地下的弹头顺手捡了起来，弹头上还满是鲜血。

东四牌楼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李纶波：张学良、顾维钧跳舞

当时张学良经常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家跳舞，每晚8时，即禁止男人在这条胡同出入。李达三常于夜间派汽车送来伴舞的妇女，王怀庆对此不能过问。

《王怀庆二三事》

千家驹：走形式的狱审

我被北洋政府逮捕，移送陆军监狱后，只过了一回堂便转送军法处。军法处在东四铁狮子胡同（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旧址），离海运仓不算很远。我们在宪兵押送下步行而往。途人聚观，议论纷纷，但我们处之泰然，在反动统治时代，做一个政治犯是光荣的。军法官只略加讯问姓名、案情，完全是一种形式，审毕又押回监里。

《我在北大》

武和轩：斗法

一天夜晚，忽然收到阎锡山从太原发给蒋介石要他“礼让为国”的电报。内容主要是历述北伐以来北洋军阀打倒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导致战争屡起，弄得国无宁日，生灵涂炭，推源祸始，智者不卜自明，唯有你我相偕下野，以促党国统一；并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政治口号。这封电报的实质是对蒋的“哀的美敦书”。讨蒋的动员令继这封电报之后也下达了。至此，双方公开摊牌，暗斗成了明争。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阎、冯叛国。阎、冯亦联名通电全国，声讨蒋介石独夫民贼，祸国殃民，背叛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罪行。电报互相攻讦，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序幕揭开了，陇海一线，打得最激烈。

就在此时，改组派总部派出陈公博、王法勤二人为代表，西山会议派的谢持、邹鲁、覃振等也先后到达太原，和阎锡山研究未来的国民党和中央政府最高领导机构的名称和组织形式等问题。几经激烈争论，特别是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之间关于所谓“法统论”的争执最为激烈。最后，以阎锡山主张的“整个的党”为号召，化除成见，共同对敌；并一致拥戴汪精卫为领袖。

协议达成后，阎锡山请李锡九为代表，冯派黄少谷为代表，专赴香港迎汪北来。同时，阎、冯又派贾景德、薛笃弼二人去沈阳联络张学良，争取张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讨伐蒋介石。这时，蒋介石也派李石曾、张群、吴铁城等去到沈阳拉拢张学良。于是，双方在张处斗法。阎锡山给贾、薛二人各5万元作为去沈旅费和交际费。而李、张、吴等则由中、交两银行沈阳分行无限拨付款项，挥金如土。贾、薛回到北京和我们谈到在沈阳遭到的冷遇，说，他们很难见到少帅，偶尔承其约见，也只是三言两语，寒暄而已；而蒋方代表则金钱美女兼施，和张及其左右打得火热；看情况发展，张是不会帮助我们的了。

汪精卫偕陈璧君、顾孟馀、曾仲鸣等由海路在天津登陆，到达北平后，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内。这个地方，1925年孙中山先生曾经住过。我们这伙改组派的追随者，在大革命时代是汪的拥护者。因为这个关系，汪和我们作过一次谈话。我们表示不赞成他和阎、冯联合。他鼓起如簧之舌，滔滔不绝地谈他此次来到北京，是师当年中山先生北上故智，要和阎、冯共商讨蒋和救党救国大计。不久，汪即偕陈公博等去石家庄和阎会谈，又去郑州访冯。各派系的代表也随同前往。他们几经磋商，为了体现阎主张的“整个的党”的精神，应将一切反蒋力量熔于一炉，团结一致，一致讨蒋。国民党的最高组织形式经汪提议也不叫中央委员会，而名为“扩大会议”，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汪的提议，得到各派人物的一致同意，并决定于同年8月间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宣布正式成立，组成常务委员会，以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薛笃弼、许崇智、谢持、柏文蔚、王法勤、茅祖权等为常务委员。设立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我们许多朋友都分派在其中工作。扩大会议的架子搭起后，即筹备组织国民政府。9月初，一致推选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还拟议了不少人为国府委员和各部、会的负责人选。

《阎锡山与中原混战及“扩大会议”》

田壁臣：出入伪满国

1936年4月承伪康德皇帝的恩宠，润麒同三御妹结婚了。因限于交通不便，荣三奶奶没参加着他们的婚礼。在交通已经恢复正常的当年7月，荣三奶奶为了要到伪满洲国去看望自己的亲女儿婉容皇后，也为伪满皇帝嫁妹事，要亲去贺喜。便带着太监李佩珍，来约王恒惠领着我从塘沽乘日本“长平丸”火轮，直达大连码头。康德皇帝的三个妹妹接我们换车进宫。从此，每隔两月，王恒惠必派我去伪满皇宫一次，主要是送北京食品和应用的东西。我去前都先到宽街山老胡同，求“贝勒”载涛向驻北京的日本机关代请可以去伪满的入国证明。每行至山海关，日本人都严肃、紧张地从头到脚，将我仔细搜查一遍，只是送伪满皇帝的东西，免于查看而已。我在火车上也是谨防意外，日夜都不敢合眼。进宫后将所送的东西交与司房。伪皇帝有接见我的时候，也有不接见我的时候。我每次进宫，都是住在宫外荣二少爷润麒的家里。有时也住在索樾生开设的旅馆里，索樾生就是北京秦老胡同曾家的后代，王恒惠的五妹妹就是曾家的四少奶奶，所以我去吃住都不花钱。

《我当太监的见闻纪实》

张樾亭：宋哲元玩牌

宋哲元每晚经常找岳乾斋（北平盐业银行经理）等在铁狮子胡同张宗昌旧寓和齐六（忘其名）家中打牌，闻每次输赢很大。冯治安常在北平前门外瑞蚨祥西栈和齐六家中玩乐，先后结识女演员沈丽莺和陆素娟，所费好多。有的部队中将领娶小老婆、吸白面，赵尤甚，闻常白日不起。刘汝明在察哈尔运卖大烟土，闻在平购置房产很多。

《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见闻》

宋景昭：战前的宋哲元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响了。各报纸均以头条新闻登载，看来情势严重。日本人运兵布防，双方驻军时有冲突，时局日趋紧张。

月中父亲就到北平了，他忙着开会巡视，我们只通过几次电话，26日晚上才见到面。我到了武衣库，穿过圆门，走过假山，觉得静悄悄的，没一点生气，冷清得可怕。父亲在客厅沙发上坐着，气色不好。我在对面坐下，父亲说：“奶奶他们都很好的，你娘过几天就会来。”我问北平的情况怎么样。父亲说：“日本人胡闹，故意找麻烦，要看进展的情形了。”说着站起来又接着说：“我要去铁狮子胡同（办公处），一块走吧！”父女坐在车里，竟找不出话来说，可想当时的心情了。街上也很冷静，几个路口都堆着沙袋。父亲说：“明天沙袋就搬走了。”我想当时父亲尚未收到必战的命令，所以还尽量做到拖延作战时日的指示，不愿惹起大的冲突，才有此决定。走过金鳌玉栋桥，我忽然想到，如果北平有巷战，古迹就难保存了。在夜色苍茫中，北海的白塔，也无精打采的，像是在发愁。

《追忆先父宋哲元将军》

励志社出版的杂志《励志》1936年的南京励志社总社建筑群

黄富强：励志社

日本投降后，招待所结束，我奉调到重庆励志社待命。1946年2月初南京总社分配工作，被分配到北平。自日本投降后，励志社总社迁回南京，各大城市多成立励志分社。北平分社成立最早，接收了一批敌伪产业和物资。分社地址在朝内大街“九爷府”，面积很大，院内有一大仓库，库内都是接收物资，分社拥有后圆恩寺胡同一所西式楼房和一所电影院。该楼房作为蒋介石在北平的行馆。蒋每来北平就住在这里。还接收了南河沿的翠明庄，该庄原为日本高级军政官员住所。里面也有一批接收的敌伪物资。分社在北平郊区还有一所农场。后来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九爷府”一部分房屋作招待美方代表之用。翠明庄作为第八招待所招待中共代表。

《我在战地服务团和励志社的经历》

第二章　前门外·大栅栏·牛街：谈政治也谈风月

王克昌：何孟雄战斗在宣南

北京早期优秀的共产党人、北京地委第一书记何孟雄在宣南留下许多足迹。如果问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宣传游行在什么时候？那是1920年，在李大钊领导下，五一那天，何孟雄率领七名北大学生分别乘两辆汽车，在大街上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当他路经菜市口时被反动军阀非法扣押。在监狱里，他与反动政府斗争半个多月。这一年，他与毛泽东、杨开慧、缪伯英在菜市口西南侧千年古刹法源寺里，参加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悼念活动。寺里悬挂挽联，摆放花圈。毛泽东为先生守灵，何孟雄极为悲痛地参与先生的丧事。法源寺附近有湖南会馆，何孟雄经常到这里会见湖南籍朋友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共商国是。当反动军阀张敬尧鱼肉三千万湖南人民时，他多次在会馆里与朋友研究驱张事宜。经过大家共同奋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1923年元宵节，何孟雄参与领导了学界反政府提灯大游行。队伍途经大栅栏、珠市口、香厂路以及南新华街时，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许多人受重伤，这是有名的元宵节流血惨案。何孟雄还多次在南新华街北高师（今师大附中）一带参加关于学生、工人运动的重要会议。二七大罢工遭到镇压失败后，北方一片白色恐怖。曾经领导二七大罢工的何孟雄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纪念二七烈士大会。并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演：“烈士们最大的本领是能领导数万工人与军阀宣战，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与军阀宣战。”大会推动了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

《宣南革命活动追述》

李金龙：名妓辈出的陕西巷

陕西胡同

今陕西巷旧时为一等妓院的聚集区。清末民初时有南北小班十四家。其中以晚清名妓赛金花开办的怡香院为首，其房屋建筑及布局如今保存尚好。中西合璧式的二层洋楼和楼前两进的大四合院相得益彰，现虽分为前后两处民居，但结构布局变化不大。在赛金花之后，民初时这里又出了一位小凤仙。她是陕西巷云吉班内才艺双全胆略过人的名妓。小凤仙支持蔡锷将军反袁护国的斗争，一时传为佳话。

《八大胡同旧事概况》

汪建刚：收买议员交易所

我到京时，闻袁党拉拢议员的招待员和交际员已由200人增加到500人左右，就中各色各样的人都有，任你好清谈、好漫游、好嫖赌或好古董字画，他们均有人投其所好，引你“入胜”。妓女荟萃之区的八大胡同，成了袁党收买议员的交易所。汪菊友系参议员，他是任何交际场所都不愿去的，只有琉璃厂三五个古董商常拿些东西来请他鉴定，有时亦邀他逛厂甸，哪知他们当中就有一个交际员。菊友酷爱明末石涛的手笔，有一天，该交际员以引看石涛的字画为名，把菊友骗至一权要人物梁某之家。梁拿出石涛山水数幅，一面大谈其政治，弄得菊友啼笑皆非。嗣后菊友对古董商来往，亦具戒心。

《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

汪建刚：不谈政治谈风月

当时国民党总部设有议员会，会内设有联络组，联络组之活动特别着重在党外。至团结各省议员之任务，是由省党部就本省议员中指定一二人或三四人担任，其任务则着重在联络本省本党的议员，尤其是对于摇摆分子，须监视他们，团结他们。安徽省党部把这种任务交给我和常恒芳、吴汝澄三人。我抵京之次日，常、吴二人即告诉我，袁党如何挥金如土收买议员，国民党议员的阵容如何混乱，安徽新入党的议员态度如何鬼鬼祟祟等。

……

为了想在团结工作上尽一分力量，我们三人曾跑了许多筹备国会事务局的招待所，也学会了逛八大胡同。我们还费了许多事向安徽同乡会交涉，借用后孙公园安徽会馆作本籍议员公寓，目的是想把皖籍议员弄来住在一起，便于团结。尽管我们跑得很勤，但他们只和你谈风月，不和你谈政治；即便偶尔谈政治，也是笑我们太愚蠢，不识时务。迁至安徽会馆的也只有十余位老同盟会员。

《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

华觉明：废止读经

1914年5月，任汤化龙为政事堂国务卿徐世昌下的教育总长，以次要分子梁善济为教育次长，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任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凡该党稍有资望者，或任为参政院参政，或予以其他相当的位置。而汤化龙以众议院议长换一教育总长头衔，牺牲国会，颜猎官，当时舆论多非难之。袁世凯任他为教育总长的意思，原为敷衍进步党，他出而接受此职，也含有代表该党的意味，并非个人行动。汤于就职前夕，曾在丞相胡同刘崇佑宅召集该党主干人员商讨就职后的安排，分别有所决定。因此汤于视事之初，主张在中小学中废止读经，只在修身教科书里节取经训，以孔子为旨归。汤明知袁世凯头脑顽固，此案必遭反对，其所以仍然提出者，意在以此试探袁对该党是否尚能信任。自此案提出后，山东巡按使蔡儒楷首先通电抨击，斥汤为离经叛道，请予罢免。参政院参政陈树德亦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汤谴责甚力。汤上呈自行辩驳，结果仍准予照行。

《进步党和研究系》

尚绶珊：银号胡同

民国初年，江苏督军李纯在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开设义兴银号。因该号关系，后如华茂银号、华懋银号、华兴银号、信富银号、裕昌银号、同德银号、永源银号、正阳银号、积生银号、启明银号、同益银号、余大昌银号、余大亨银号、东三省官银号、四川浚川源银号、殖边银行、东陆银行、泉通银行等，均设于前门外施家胡同；尤以天津籍的银行或银号，多选该胡同为号址，因此施家胡同竟被称为“银号胡同”。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

王楚卿：不打茶围的段祺瑞

至于老段本人，在一般军阀政客里，还得说是生活朴素的。当时的阔人们，差不多都有鸦片嗜好，而他不但不抽大烟，还最厌恶别人抽大烟。民国初年，正是北京八大胡同盛极一时的时候，差不离的阔人都在胡同里面花天酒地，把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造孽钱，尽量在那里挥霍，有的还从胡同里把姑娘接出来从良，如王揖唐、王克敏都是胡同里面挺有名气的人物，但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老段去打过茶围。

《段祺瑞公馆见闻》

冯友兰：两院一堂

当时的“八大胡同”（妓女所聚的地方）有“两院一堂”之说。“两院”指当时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当时称为“大学堂”）。“两院一堂”就是说，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大学生为最多。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清朝时期的前门大栅栏

许德珩：照相馆的另类作用

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成员曾集中在高师讨论这个问题。议论一番后，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当场就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一致认为，一般的搞搞游行，想达到政府罢免曹、章、陆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采取暴力的行动，制裁卖国贼，才能达到收回胶济铁路的目的。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我们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推定了负责人互孙、海潮、纵宇等具体部署工作。这个小组成员以国立八校为主。小组行动方案决定后，个个奋勇当先，斗志昂扬。

经小组研究，确定天放、雨溟等人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赓甫、澄宇等人则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了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刘味根：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学校

北京人艺成立于1922年秋天，她的全称是“私立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她不但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学校，也是中国话剧由文明戏转向真正话剧的前驱。校址是在北京宣外丞相胡同南口南横街的一所古老的宅院里。校内除了教室有桌椅黑板，化装有几张台子、几面镜子之外，就再没有别的设备了。原订计划是分话剧和新歌剧两系，因为歌剧没人报考，只好单开办话剧系。“人艺”是人的艺术的意思，也就是说，戏剧是再现人的现实生活的艺术。学校的成员如下：校长蒲伯英，教务长陈大悲，总务长蒋人龙，社会学教授余天休，国语教授黎锦熙、王普，表演技术助理朱孤雁，制景张尔美，还有个音乐教师大约是姓柯，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男学生有：张兰朴（后来改名张寒晖）、邵惟、万籁天、刘味根、田自昭、叹今生、李朴园、谢兴、胡遁、向培良、王光汉、张捷三、张逊之、宋应麟、芳纹、徐公美、徐由、林籁清、王籁平、张韶仙、胡笑天、张鼎铭、刘铭勋、向兴夏、李治朴、李一飞、姚应征、龙逸生、孙师毅、李醒忱、董友竹、程有梅、陈根等。其余想不起姓名来了。女学生有：吴瑞燕、陈奕涛、刘静君、蒋镜茵、刘卓儒、杨子烈等。教职员和学生总计不过五六十人。

《北京人艺北京人艺——我国早期的私立话剧学校》

王克昌：罗荣桓在湖南会馆

1923年夏天，湖南省衡山县走出一个21岁的英俊少年，怀着对学识的追求、报国的壮志，他告别家乡，来到北京，住进了位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他名叫罗荣桓。

当时，烂缦胡同湖南会馆内设有补习学校，罗荣桓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准备报考大学。靠着父亲寄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罗荣桓过着清贫节俭的日子，经常是靠从街上买来的烤白薯充饥度日。每天他天明即起，背诵英语单词、阅读外文读物、复习各门功课。课余时间，他徜徉琉璃厂饱览百家书，用仅有的一点零钱购买书籍，他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同时，他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思潮有着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有一次，衡山县反动政客易家樾在会馆内散发小册子，吹捧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罗荣桓带着同学们高喊：“易家樾滚出去！”易家樾灰溜溜地被赶走了。

年轻的罗荣桓在走出家乡、走向社会的一年中，不仅增长了知识，于1924年夏，考取青岛大学预科；而且接受了先进思想，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宣南革命活动追述》

华觉明：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

进步党停止活动之后，所余之款由研究系接收，用以办理机关报和刊物。袁死黎继，法统恢复，汤化龙、梁启超先后回京，复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指定刘道铿为经理，李大钊为总编辑。不久，值张勋复辟，该报迁往天津出版，却为段祺瑞做宣传。及乱事平定，仍迁回北京丞相胡同，改称《北京晨报》，以陈博生为总编辑，五四运动时著有相当声誉。

《进步党和研究系》

《晨钟报》

王克昌：马骏的崇高气节

马骏，于1895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他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跟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是周、邓的亲密战友。1927年他为重建北平市委做了许多秘密工作，被捕后于1928年光荣就义，终年33岁。

1927年12月3日凌晨4点钟，敌人包围了马骏的住所。他和韩幽桐、赵连芳、崔宗信被押到前门外鹞儿胡同侦缉总队。在那里，开始他只表示“不满意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所以参加共产党，但求一死，别的不知道。”后来，叛徒许锡仁当面指认，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公开承认：“我叫马天安，是新来的共产党市委书记，什么事我都清楚，什么事都是我安排干的，有什么话就问我吧！”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又派莫德惠劝降，均没有动摇一位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1928年他被反动军阀处死。

《宣南革命活动追述》

濮清泉：陈独秀的“寡人之疾”

陈独秀谈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他的私人生活，本来不愿写，但为了忠实于历史资料，还是如实地写出来。陈的原配夫人高氏是个旧式家庭妇女，在乡中有贤惠之名，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延年，次子名乔年。陈从日本回国探亲，把高氏夫人的妹子高君曼，带去日本留学，日子一久，他俩就结成伴侣。这事曾引起了乡里的非议，说是太不像话。但陈处之泰然，一笑置之。后来原配死去，陈与高君曼正式双宿双飞，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怎奈陈有寡人之疾（好色），在北京常跑八大胡同（妓院），高君曼愤然与之争吵，继之以打闹，最后以分居宣告破裂。高君曼斥陈为无耻之徒，陈则骂高为资本主义。清官难断家务事，亲朋不敢置一辞。高生了一男一女，没有参加革命，比他们的两位兄长延年、乔年二烈士相差远矣。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文钧：骆驼阿四

当时八大胡同里最有名气的叫骆驼阿四。他买烟的时间最久，所用的烟土比较讲究，因此驰名。他就是在煮烟时羼对白兰地酒。他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靠山硬。他是青帮，曾拜吴金宝为师，吴金宝是妓院里面称霸的人物。有了帮会给骆驼阿四撑腰，所以他在这些烟馆中间势力最大。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

张文钧：大烟馆

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里面，真是烟馆林立。韩家潭、百顺胡同……哪一条胡同都有几家。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一间屋子。烟馆的主人多数是自己吸食了鸦片，不能另谋生计，就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了大烟。设备是非常简陋的，漆黑的一间小屋子，床铺上放着一份充满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前来吸烟的人，都是些社会的渣滓，小偷、人口贩子等。这些大烟鬼，都是弯腰曲背，双肩紧耸。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

大烟馆

韩家胡同

李金龙：妓院的等级

八大胡同是旧北京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妓院聚居处的代称。八大胡同东西在前门大街至和平门外琉璃厂文化街之间，南北在珠市口西大街至前门西河沿街之间。即现在的大栅栏地区内。如果只按其八条胡同的位置算，应限于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煤市街以西，五道街以东。这一小块地区妓女的数量，几乎占到当时全大栅栏地区的90%，相当全北京城妓女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一地区从清末开始，开办的妓院多为一等和二等，既有“北班子”，也有南方来京的“南班子”。一、二、三、四等妓院并存。曾有记载：“在这个不大的区域里容纳2500名妓女。”日伪时期，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有117家，有妓女750多人，这个数字直到解放前夕，变化不大。

八大胡同的妓院，分为不同的等级，由西边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到陕西巷为一等聚居区，石头胡同为二等。东边的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为三等居多。

赛金花当年所在的怡红院

过去的妓院里规矩很多。我在采访中听老人们说：“一、二等有相当的排场。走进妓院，候在门口的‘茶壶’高喊一声‘见客啦！’客人进到客厅里，妓女们便一个个的出来见面。客人看中了哪一个，就把被看中的妓女带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屋里喝茶，嗑瓜子，吃花生，谈戏剧，聊闲篇儿等。经多次交际，成为熟客之后，才可留宿过夜。”老人们提起三、四等妓院来，说：“那些个是往里头生拉硬拽，脸上脂粉虽厚，但绝对是没一丁点斯文的地方。”

《八大胡同旧事概况》

讷葊：戏班子

从前演戏，皆在外城，因正阳门一届天暮，即关城门，夜间一时半，开半扇，许进不许出，天明乃正式开门。内城为八旗汛地，原则上本无汉族人居住，当然不准建团演戏。外城各茶园、茶楼，兹略举如下：广和楼（又名查家茶楼，相传即月明楼，清康熙帝曾往观剧，有宝座）在肉市；中和园在粮食店；庆乐园、庆和园、广德楼园在大栅栏；同乐园在门框胡同；天乐园在鲜鱼口内小桥。其必名为茶园或茶楼者，因顾客以饮茶为主。当年每人收当10铜钱1300文（合制钱130文）亦名曰茶钱。各戏班轮流在园演唱，不负今天必唱某戏的义务，顾客亦不能以某角必演某剧为要求。所以既无后来之海报亦无预印之戏单。仅于门前见有某种砌末摆列，始知大轴子为某戏而已。各戏班在各园楼演唱，有一定的日期，其名曰“转儿”。每唱必连四天，如一至四，五至八，九至十二之类。观众到某一园，其照壁上即已预挂四块牌子如“本月初一至初四，三庆班；初五至初八，四喜班”之类，一望而知今天是某班在此演唱。

门框胡同

《北京梨园谈往》

霍实子：对日交涉

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撤换后，由商震继任。川岸旅团将自古北口撤回承德，他们在回承德的前一天晚上，川岸邀请我到他的旅团部吃晚饭，算是“告别宴”，席上只有川岸、酒井和我三个人。

……

川岸接着说：“霍主任的风度像是‘满洲国’的外务大臣张燕卿（张燕卿是清朝大官僚张之洞的后裔，也曾在日本读书、生活多年），张是名门之子呀！”川岸说这番话的原意，是为了要捧我，而我对川岸的这番恭维话却非常恼火，真是岂有此理，竟把我比作大汉奸，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当时我已经是满肚子的不高兴了。哪晓得川岸接着又说：“日本要扶植一个华北国，要以关内的四省三市脱离中央，以黄河为界成立华北国。所谓四省就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三市就是北平、天津、青岛。在内蒙古已有李守信正在待命；关内有宋哲元、石友三、刘桂堂。还有山东省的韩复榘都已和日本有了默契。将来华北国成立时，要请霍主任担任华北国的外交部长。”我当即体会到川岸说出这个大阴谋来，是想拉我下水、当汉奸。那时我正是3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年少气盛，是胆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的。听了川岸这番话，就压不住心头怒火，马上回答川岸说：“旅团长阁下，我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派到长城南边古北口来和贵方办理交涉事宜的。将来如果华北国成立时，以黄河为界，那么我的办事处也可以迁到黄河南岸，仍然和贵方折冲樽俎，我自问不敏，不能接受贵方一手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外交部长。”

川岸愕然。酒井见我冲撞了川岸，急忙插嘴说：“旅团长醉了，酒后失言，请霍主任不要介意，旅团长刚才说的这番话，不过是闲谈罢了，请不要向外间讲出去呀！”酒井接着说：“啊！霍主任是广东人，十九路军也是广东人，广东人是抗日的。”我说：“不管是不是广东人，我们中国人是有气节的，是爱国的；压力愈大，抵抗力也愈大，这是物理学的定律。”于是这顿饭就吃得不欢而散。

我以川岸暴露了日本的一个大阴谋，是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俟明天川岸离开古北口后，打算立即返回北平向殷汝耕报告。那晚回到办事处时已是深夜，我立即下了一张条子给古北口的大昌长途汽车公司，上面写道：“明天早上开往北平的班车，要等我上了车，才好开出。”因为古北口开往北平的班车，每天只有一次。同时我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北平给殷汝耕，告知川岸旅团定于明早撤回承德，等他们走后，我即返平述职。

第二天一早，我仍然按照我一向在古北口办理对日交涉的方针“无事以礼相待，有事据理力争”来办理。所以，当川岸和酒井乘飞机离开古北口时，我仍是到古北口潮河的沙滩上送行，部队是乘卡车撤退的。

川岸离开古北口后，我即乘了长途汽车径去北平，抵北平时已是万家灯火了。当我到了殷公馆（殷公馆就是租了东城大阮府胡同严复“严几道”的旧宅，房屋十分宽大，除殷夫妇的卧室、书房外，还有内外客厅和客房）时，殷已派了他的汽车在等我，并把我接到八大胡同美雯家（妓院）。我是用日语向殷汇报的，因为怕被美雯听见。我先把昨晚川岸在宴席上托我带给他的口信转告给殷后，我随即又把我和川岸、酒井的对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番。我满以为会得到殷嘉奖我一两句，如“应对有方”之类的话。岂料殷听了我的报告后，竟以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川岸所说的，我还要比他知道得多些，你年纪轻，不会应对，以后要学乖些。”接着又说：“古北口是个重要地方，你快回去坐镇吧！”而殷对于马永德事件一字不提。

《逃出殷汝耕樊篱的经过》

正阳门

张文钧：“燕子窠”

这种烟馆，设备都很简陋，南方话称之为“燕子窠”，那是很低级的。一般穿长衫的大人先生们，自然不便前去了。到了1935—1936（民国24—25年）年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来吸烟的人，可以在那里叫酒、叫饭、叫条子（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

周作人：冯汉叔打茶围

冯汉叔留学于日本东京前帝国大学理科，专攻数学，成绩甚好，毕业后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其时尚在前清光绪、宣统之交，校长是沈衡山（钧儒），许多有名的人都在那里教书，如鲁迅、许寿裳、张邦华等都是。随后他转到北大，恐怕还在蔡孑民校长之前，所以他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国初年的冯汉叔，大概是很时髦的，据说他坐的乃是自用车，除了装饰崭新之外，车灯也是特别。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黢黢的很有点凄惨相；有的是左右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觉得阔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便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明灿烂，对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来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琤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驻足而视。据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如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知道这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取了一个别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做“哭字车”，一盏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的还算比较便宜，因为中间虽然是个“犬”字，但比较吠、哭二字究竟字面要好得多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沈醉、郭旭：蹲点抓嫖

1946年5月间，沈醉和廖华平有一天在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中共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给中共丢脸。七八月间，沈再度赴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下流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

全信和尚：法源寺

法源寺庙产之广，在北京寺庙中首屈一指。寺内房屋有数百间，南横街周围的房产，几乎都是法源寺的，而烂熳胡同、教子胡同也都有房产，菜市口还有很多铺面房，并拥有土地30余顷，分布在京郊黄村、彰仪门外新庄和长辛店等处。

《旧北京几个大寺庙的内幕》

法源寺

第三章　东华门：胡同中的政治运动

张寿崇：谭鑫培的绝唱

1917年段祺瑞利用张勋将黎元洪赶走。3月27日广东督军陆荣廷来京。段祺瑞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演堂会戏，欢迎陆荣廷。谭鑫培迫于北洋军阀的威胁，带病演出了《洪羊洞》，归家后一周就病故了。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也有以下记载：

民国六年的秋天……北洋军阀欢迎陆荣廷，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举行堂会。我唱的是《黛玉葬花》，大轴是谭鑫培的《洪羊洞》，虽然是带病上场，据说唱得凄惨苍凉，很合杨延昭垂危的情景，可惜我要赶另外一处堂会，没有能够听他最后的绝唱。

《金鱼胡同那家花园》

蔡璐：北京学界第一次运动会

北京各学堂从前未举行过运动会。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四月大学堂有开运动会消息，于是本馆自四月十九日起在门外北河沿望恩桥北侧辟作临时练习场所，以120步为竞走标准（当时无田径赛名称）。十人一排，每天分两次练习，次日又增为230步，我的练习成绩曾达到第二名。二十四日午间本馆全班赴在北河沿北银闸胡同附近的大学堂运动会场，参观大学堂学生预赛。会场广阔，中树国旗，四周缀万国旗帜，有天津警察乐队，四面为各学堂特设座位。运动项目有竞走、跳高、掷棰、拔河等。下午回馆。次日二十五日为正式会期。此实为北京学界第一次运动会纪念日。本馆以距会场较近，12时始起队前往，到时各学堂队伍已齐集，由大学堂监督李家驹领导举行开幕仪式，奏乐升旗唱国歌（是日初次听到国歌）。场北面为本馆座位，稍东为实业学堂、进士馆，西为顺天及五城中学堂、八旗高等小学、蜀学堂、湘学堂等；正东为大学堂本堂（师范馆）及崇实学堂、求实学堂。是日上午为大学竞赛，下午为各学堂竞赛。本馆竞走以四百米为率，第一齐绍曾，第二黄麟图，第三续廉。当时尚无冠军亚军之称号，此项系各学自为比较，并不与大学互相评定。开幕时李监督发表告学界文，散会前颁奖品。次日京内各新闻报纸均有记载，谓各学堂队伍整齐，精神焕发，练习项目纯熟，颇多好评。

《京师译学馆始末》

张寿崇：清皇室宴请孙中山

1912年9月11日晚间，清皇室在金鱼胡同那琴轩宅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席间贝子溥伦致词：“孙黄二君皆今日中国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得与诸君欢聚一堂，共谋幸福，何快如之？

1890年，金鱼胡同守大宅门的洋车和祥子们

更望以后，实现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賜矣。”黄兴答词：“此次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全国赞成，然非隆裕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无多……”

《金鱼胡同那家花园》

袁静雪：袁世凯的家规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女儿，在进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曾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听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蕙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车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父亲袁世凯》

袁静雪：袁世凯设女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为了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男女两个专馆。

《我的父亲袁世凯》

袁静雪：袁世凯多处房产

我父亲生前所置的房产，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据袁乃宽说，只有北京、天津房产各几处。北京城内，计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在天津，计有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一个大楼，这是我父亲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个地方；还有河北地纬路房产一所，便是二哥后来在津所住过的那一处。这些房产，是他们弟兄们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样个分法，我们姐妹们就谁也没有过问了。袁乃宽所说的房产情况，大家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但是，管房产的人既这么说，我父亲又没有留下什么遗嘱，最后只得罢休。我父亲生前还在彰德置有地产，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这些地产是怎么分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

《我的父亲袁世凯》

陈映芳：黎元洪坚拒称王

黎元洪迁居东厂胡同不久，得知一意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将封他为王，于是他便连忙召来亲信商量对策。院内“东花厅”、“八角亭”都曾是他们密议的地方。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下令，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令在京简任以上的官员，前往黎元洪宅致贺，意在迫黎受封。“是日晨七时许，百官涌赴东厂胡同，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拥挤不堪，路为之塞。及八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请见。”黎副总统身着便服出见，并向众人表示“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说完竟独自入室。文武百官面面相觑，尴尬离去。当皇帝心切的袁世凯并不以此作罢，又派裁缝到黎家量做亲王制服，还派人送去“武义亲王开拆”的信件。黎元洪一概回掉。据说袁世凯还亲书“武义亲王邸”匾额，让人强悬于黎家大门内，黎元洪待使者去后，便将匾摘下，丢到了马厩里去。

黎元洪

《东厂胡同黎元洪宅邸》

张国淦：黎元洪坚拒册封

据黎之秘书刘钟秀纪事云：自筹安会产生后，一般趋炎附势者，虽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而项城（袁世凯）及其党羽，均深知非利用黄陂（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在项城自以其帝制确有把握后，屡次派员示意黄陂赞成，而黄陂则坚持反对，终不为动。民国四年底，项城登基在即，遂于颁布洪宪年号之前，明令黄陂为武义亲王，并令在京文武简任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黎邸致贺。是日晨7时许，百官涌赴东厂胡同，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拥挤不堪，路为之塞。及8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请见。黄陂便装出，陆征祥致贺辞，略谓：“大总统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清廷，功在国家，故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首领，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黄陂当答云：“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辞毕遂入。各员亦默然离去。下午，项城又派永增军衣庄成衣匠至黎邸，为黄陂量做亲王制服。黄陂坚拒不允，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辞呈内容与向陆征祥等所述略同。

《洪宪遗闻》

张钫：“光景光景”

我到北京的第三天，毅军老将姜桂题亲到会馆看我，我适外出未能见面。次日，我到萃花胡同去回拜他。刚一见面，这位82岁的老将军就拉着我的手很直爽地说：“光景光景（他的口头语）。赵倜给我来电报，说你来到北京，我才去看你。赵倜、丁香玲他们都说你好。他们在陕西把队伍弄变啦，要不是你这孩子好，恐怕他们都出不了潼关。”他一面说着，一面对我上下打量，像似大人看待小孩一般，使我很不好意思。接着他让我坐下，又让茶，态度非常客气而诚恳。他又说：“听说你的行李路费在洛阳也被周符麟的兵抢啦。我告诉老四（姜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是把兄弟，故平常把袁世凯叫老四）赔你的损失，我先送你3000元。”我说：“没丢什么，不能受老将军的赐。”他着急地说：“光景光景。你这孩子嫌少吧？是我的心意，多少都得收下。”他又问我到京的任务及赵倜部在河南驻防情形。临辞出时，他又约我改日请吃饭。我的身体在常人中算是高个子了，与姜一比，他高我约一尺。他手掌宽大，似有八寸长，虽然80多岁，而精神矍铄，声如洪钟。

《我在反袁护国期间的经历》

高兴亚：曲线入党

当时有的同学曾向伊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伊文说：“入党不是参加学术团体，可以仅凭一时的兴趣，必须能严格遵守铁的纪律，要有做职业革命家的决心，百折不回，死生以之！不然，害了党也害了自己。”他劝学生们可先加入翠花胡同的国民党左翼，先受点儿党实际活动方面的训练，不要贸然加入共产党。因此，在北大时，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没有一个加入共产党。后来听说赵诚之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广西牺牲了。那已是毕业以后的事了。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文系》

天安门

东安门

吕宝德：中法实业银行经理宅邸

北京分行经理的住宅，在八面槽韶九胡同八号，有房80多间，分东西两院，室内一切装备，豪华程度和总经理住宅相近似。另外在西山狮子窝，有专为行长夏季居住的别墅，设备讲究，生活舒适。每至夏季，行长则晨来夕去，乘汽车驰驱于城内和翠微山之间。为此，每年银行要向市政公所交纳一笔养路费。在银行后院，还有一栋供法籍人员居住的楼房宿舍，也是富丽舒适，应有尽有。此外，在银行楼上行长办公室旁，有宽敞的图书阅览室，藏书万余册，供法籍人员阅览，华人不能问津。

《有关中法实业银行的见闻》

胡传揆：民国时期的协和医院

在经济开支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主要是美金与中国银币价格的比率大大降低，另外是海运价格的上涨）而大有增加，但新校、医院及附属房舍的建筑，一直是在按原设计和计划进行，到1921年才告完成，同年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同时期内，也决定了原拟在上海办的新校（地皮虽已购妥）不再进行建筑。

新协和医院的地址是在东单三条胡同，即豫王府旧址，占地面积约十公顷，与旧校舍毗邻；新旧校址和附属单位（都集中在学校附近）的建筑共占地22.6公顷。新协和医院的建筑质量要求最高标准，例如砖、琉璃瓦、木料都是特制和高标准的；结构是独特的。外表采取中式以与故宫比美，内部则采取西式，使工作方便。当我1919年来校时亲耳听到檐下廊上的油画每平方尺的费用为五元，有许多高级技术工人（包括为清宫做过工的老工人）参加了此项工程。

《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概况》

韩玉辰：黎元洪复位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宣布下野。当日由曹吴通电请黎元洪复位，王承斌、吴毓麟面黄陂劝驾，黄陂不允。王、吴再三恳求，黄陂乃发出鱼电，先由各省自动废除巡阅使、督军等职，然后入京，明明是压迫曹吴，更新视听。鱼电为饶汉祥与公府秘书刘远驹连夜草成，中多刺激武人之词。曹吴不满，然又别无善策，仍由王吴一日三次，纠缠黎宅，并谓鱼电所示，到京再议。陈宧素通安福系，力阻黄陂不要上当，以窘曹吴。而黄陂犹豫不决，吴毓麟连夜与饶汉祥订金兰交，请其匡助。黄陂最后徇其所请。政学会人之在津者，与其他派系同人，共同议决通电由国会自行集会。黄陂11日入京，从者百余，其卫队由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黄陂的老师萨镇冰到丰台迎接，黄陂连呼老师，不敢当。第二次复位的总统到京，假东厂胡同办公。

《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韩玉辰：黎宅前的丐帮

政学会人多往来黎宅，日夕谈论。李根源、刘治州、刘楚湘等并招待络绎不断的来客。院内有大井，可代自来水；有洋烛，可代电灯。曹党截断水电，亦不妨事。电话早已不通，也用不着了。东厂胡同一带，挤满了被雇来的乞丐数百人，诈称公民，手执各色纸旗，上写“黎元洪回天津”“黎元洪退位”“无能的总统应该下台”“改造政局”等等，真是咄咄怪事。

大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入见总统，低声叹息曰：“不成事体，不成事体。”来慰问黄陂的，以原国民党人为最多，都是义愤填膺，指逼宫为下流。程艳秋入见，表情激切异常。黄陂以是坚住东厂胡同，不稍挠屈。曹党扬言要揍李根源、饶汉祥。12日王怀庆辞京畿卫戍司令职，表示对治安不负责任。

……

13日上午，金永炎以陆军部名义，要专车赴天津，曹党知黎将离京，东厂胡同“乞丐公民团”闹得更凶，竟干涉来客进出。天津某报记者熊少豪（并非公府秘书）立门外不得入，余嘱在外客室稍待，有好新闻。午饭后，黄陂与随行人员从容赴前门登车，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俱来送行。黄陂云：“请你们组阁，你们都不干，是你们要我走的。”颜等闻之色赧。还有汤芗铭、李钦赶来，车已开动。一辆花车坐七人，计大总统黎元洪，署陆军总长金永炎，参议院议员兼总统府秘书韩玉辰，总统府美籍顾问辛博森，新闻记者熊少豪，卫侍武官唐仲寅及另一卫侍武官某（鄂籍，与唐仲寅同学，记不清姓名），另一辆车为卫士们所坐。黄陂感疲乏，少谈话。余与金永炎回忆胡子去年6月11日入京，从者百余，隔了一年零两天，随同胡子回津者六人，除外籍顾问，实只五人尔。

《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邓汉祥：掐水掐电

1922年约五六月，乃以恢复法统为名，欢迎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并主张恢复旧国会，为曹锟窃国铺平道路。当时黎元洪曾提出以废除巡阅使、督军等为复职条件，意在迎合全国人民厌恶军阀的心理。曹、吴及直系军阀亦假意敷衍，复电赞成。黎复职后，曹、吴等对于此项主张置之不理，黎亦不敢再提。约经过一年的时间，经曹锟的心腹爪牙曹锐、高凌霨、王承斌、边守靖等，在旧国会方面勾结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运动逐渐成熟，遂多方驱逐黎元洪。用军警索饷、警察罢岗、市民散发传单等卑劣手段，逼黎下台，并将总统府及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的电灯自来水截断。为黎守卫的士兵，亦自动散去。这些布置和执行一切，都是冯玉祥一手包办。冯意在效忠曹锟以讨好保定系；而黎元洪在这一年的总统任内，出谋定计，都是政学系的李根源、韩玉宸等。在曹党恶作剧的情况下，政学系诸人亦束手无策。黎迫不得已，避往天津；到津站时，直督王承斌又来一个截车索印。黎虽愤怒万分，莫可如何，终于叫他的副官长唐仲寅打电话到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叫他的姨太太黎本危将大总统的印，送交代理国务总理高凌霨。高由电话告知王承斌，才将黎放行。黎走后，曹锟进行贿选更日益加紧。

黎元洪旧宅

《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

刘味根：廿六剧学社

由于陈西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连载的长文，根据原文把陈大悲翻译的剧本逐字逐句地驳了个体无完肤。这样一来，陈大悲在话剧界的威信，学生对他的信仰，以至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都大大地削弱了……

陈大悲妄想维持残局的想法破灭了，学校终以关门了事。

有26位同学集合起来，住进北京东城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继续搞话剧活动。其中男生有：邵惟、张韶仙、龙逸生、王籁平、王光汉、宋应麟、张兰朴、万籁天、刘味根等，女生有：吴瑞燕、蒋镜茵、杨子烈等。他们打算为这个团体起个名字，以便对外联系。有人提议叫“廿六剧学社”，赞同的人解释说，廿六两个字写在一起是个“共”字，这是很有意义的。于是一致通过了这个名称。“廿六剧学社”就这样诞生了。

《北京人艺——我国早期的私立话剧学校》

张绍程：“黄陂不懂这一步棋”

1923年四五月间，参议院提出对张绍曾内阁的弹劾案，众议院提出不信任案，这明明是出于曹党高凌霨、吴毓麟等人的授意唆使，给绍曾难堪，逼他辞职下台。把绍曾逼走之后，黎元洪势成孤立，再下手驱黎就好办了。绍曾明知道他们侜张为幻，阴谋诡计以后还要层出不穷，依然置之不理。高、吴等威胁绍曾说：“议院对内阁提出弹劾案和不信任案，这是我们全体阁员的责任问题，我们不能再干下去，只有辞职，请总统重新另组织内阁吧。”说罢就拿出辞职书来请绍曾转呈黎总统。绍曾看出这是圈套，但也不能不入，答复说：“岂有阁员们辞职，总理不辞职的道理，当然是共同进退的。那么全体向总统辞职，请他另行派人组阁就是。”当即决定全体辞职，拟好辞职书，呈总统府。高凌霨更为毒辣，恐怕绍曾辞职后留住北京不走，于他们此后不利，又加紧进逼一步说：“我们既然决心辞职，呈文递上去了，应该离开北京退避贤路。”吴毓麟就命人到车站准备好一列专车。原定是阁员全体联袂赴津，绍曾既已决计引退，当然无意在京流连，约定好翌晨8点早车走，大家在车上会面。绍曾次日如时上车，候到了8点，只有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一人来到，其他阁员一个不见，绍曾知道又是中计，但是自己既然不干，一走了事，落个清静也好。张廷谔是绍曾引用的人，此时竟和高、吴一起捧曹，希冀攀龙附凤。绍曾问张廷谔说：“是他们叫你来押送我上天津么？太费事了。”问得张廷谔低头不语。绍曾赴津后，黎元洪颇惊异绍曾之不辞而别，派遣亲信人刘治周持自己亲笔信挽留，信上说：“风雨飘摇，正赖同舟共济，务望打消辞意，共同努力完成宪法，再行高蹈……”绍曾看罢叹息，向绍程说：“黄陂到现在还没看明白人家走的这步棋。”刘治周又传达黎命，询问绍曾突然辞职赴津的原因。绍曾说：“原因总统难道会不知道么？内容复杂，他们主要是挤走总统，意有所为，不达到他们目的不止。我用尽心力，无济于事，只好退避贤路了。”刘治周回京复命，告以绍曾辞志坚决，非可挽留。黎没办法，选择在京负有政界老成典型声誉的人物尚有周树模、孙宝琦等人，便约请出来组阁，他们都以老病辞。黎又想到少壮派的人物顾维钧，把他约到府里来，当面商请出任新阁，顾竭力推说：“自己能力不济，办外交已经捉襟见肘，哪里能担负全面，掌握钧衡。”黎不能再强勉他，又想起李根源来，和李商量，征求得同意，由李出任新阁，批准了绍曾内阁总理辞职书，下了准免本职的命令。曹党这时已经布置周密，把东厂胡同黎的住宅警卫队全部撤去，水电都予断绝，并令军警数百人包围索欠饷，又雇用了几百乞丐充作市民，包围黎宅，手持“请总统退位，改造政局”等标语的旗帜，在门外喧闹，名为请愿团。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出之不穷。黎元洪被逼避往天津，曹党王承斌在车站拦劫，索取黎所携带的总统印信。

《张绍曾事迹回忆》

楚溪春：曹锟恐吓黎元洪

1923年6月8日，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借口索饷，经再三劝导，始各散去。9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岗，天安门前复有千百人，散发传单，虚构罪状。新华门外及东厂胡同总统住宅，守卫尽撤。午后，总统住宅电话、自来水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取用。曹党以断绝水电恐吓黎黄陂，但黎黄陂坚强不为所动。曹党见黎黄陂既恐吓不动，打算暂时改用和缓手段，推颜惠庆组阁，遂由军警当局正式向黎提出。黎于10日晨约颜商量，颜初有允意。是日午后，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闯入黎宅，包围索饷。3日，复有自称市民请愿团将近二三千人，手执“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包围总统住宅喧嚷，并推举代表、军官30余人守索不退。颜惠庆睹此情状，遂答复黄陂新阁无成立之望。黎黄陂召集名流会议，邀请的人仅来了一半，约30人，面面相觑，欷歔太息，会议无结果。

《我与政学会》

汪建刚：弄巧成拙的贿选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迎黎元洪返京复总统职。这次直系捧黎上台，目的本是利用他作为过渡，俾腾出时间作贿选准备。黎登台后，声言尽全力以完成宪法，议员多赞同此意，趋附黎者渐多。直系害怕黎养成势力，转为贿选障碍，急欲去之，乃嗾使冯玉祥部将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向总统闹饷，意在逼宫。继又嗾令市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的卫队，并雇用乞丐数百人到黎之东厂胡同住宅高叫“黎元洪退位，无能的总统应下台”。黎一气之下即出京赴天津。舆论一致攻击直系皖系，奉系乘机收买议员南下，拟在上海另谋组织，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已在上海准备了招待所和办公地点。直系这才知道弄巧反拙，乃容纳了议员先议宪法后选总统的主张，未再逼迫议员马上进行大选。国会又宣布在大总统缺席时，由国务总理高凌霨摄行大总统职权。逼宫一幕就这样告一段落。

《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

罗方中：“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

1924年3月，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翠花胡同八号成立。组成人员有：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于右任、王法勤、丁惟汾（国民党员）；候补执行委员韩麟符（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路友于、傅汝霖（国民党员）。设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商民五部：组织部由李大钊、丁惟汾负责；宣传部由于右任负责；青年部、妇女部由于树德负责；商民部由王法勤负责；秘书为路友于。

由于在北京执行部成立以前，北京的学生已经组织了少年建国团和民治主义同志会两个团体准备加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一成立，即由李大钊、丁惟汾邀约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傅汝霖（代表民治主义同志会）、郭春涛（代表少年建国团）及共产党代表韩麟符协商决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名单。这个名单是：韩麟符、谭祖尧、于国桢（以上共产党员）、傅汝霖、姜绍谟、陈兆彬（以上民治主义同志会成员）、郭春涛、刘鸣剑、陈资一（以上少年建国团成员）等九人。他们很快也就在翠花胡同八号成立北京特别市党部，办理党员入党手续。除少年建国团和民治主义同志会成员都分别加入国民党外，北京大部分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北京特别市党部一成立，即有党员几百人，党务活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为以后几年同北洋军阀政府作斗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

周一志：西山派

到了1925年11月间，“反共”会议酝酿成熟。一届中委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覃振、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茅祖权、石瑛、傅汝霖、沈定一、张知本、石青阳等人到了北京，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开除党内的共产党籍中委，指责苏联顾问鲍罗廷专权。于是西山会议派这个名词便从此叫开了。我记得开会那一天，是由林森做主席，邹鲁、覃振、沈定一等，一个一个地演说，都是“激昂慷慨”，反动的气焰很高。西山派把共产党中委开除以后，就说到会的过了半数已足法定人数，开会是合法的。广州方面，却说他们违反党纪，不在革命政府所在地开中央全会，完全非法；把参加西山会议的人有的开除党籍，有的书面警告。在当时，这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西山会议背叛中山先生手定的三大政策，是反动的。西山会议的宣言及决议案大半出自沈定一之手。此人能说能写，当时对于我们一批右派青年颇具吸引力。西山派在北京南花园一号成立党部，同拥护广州中央的翠花胡同八号的党部，一“左”一右，对立起来。邹鲁、林森等人在开会后一心想推翻广州的革命政府，密令广州公安局长兼师长吴铁城相机行动，驱逐汪精卫、蒋介石等“左派”，企图由他们回去主持党政。他们密议的地方是竹竿巷林森等人的住所。当时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人们，也有意通过原为国民党员的执政府司法总长杨庶堪的关系，拉拢西山派这批人，阴谋捧段及进一步拆国民党的台。可是邹鲁等一心想着广东地盘，无意走杨庶堪投段的路子。

《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

罗方中：西山派关门大吉

1925年秋天，国民党一届右派中委林森、邹鲁、谢持、张继、居正、覃振、叶楚伧、沈定一等10余人先后到了北京，他们在西山碧云寺中山先生灵前召集党内右派分子开会，即所谓西山会议，北京民治主义同志会和上海、南京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都参加了，进行“反共”大合唱。他们通电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恢复国民党原来的组织，和共产党分裂。他们开过会以后，在北京南花园一号成立了伪党部，与翠花胡同八号的正式党部对抗。当时的北京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实践社、琼崖协进会（实践社一部分地方性的组织）、新军社（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组织）、新中革命同志会（新中学会的革命成员）、三民主义大同盟等，在北京市党部领导下形成了“左联”（国民党左派联席会议），继续坚持三大政策，执行两大任务，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西山会议派的南花园一号伪党部混了几个月，不能有任何作为，最后只有关门大吉。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

程厚之：李大钊被捕

1927年春，由于北伐军在南方胜利进展，北方军阀越发害怕，对于北方的革命势力防范更严。张宗昌是个极端残酷的杀人魔王，他做了警备司令以后，侦骑四出，大肆搜捕革命分子。“实践社”的领导人物邓文辉、萧忠贞等潜伏在北大西斋元字号，CP（共产党的简称）也有几位同志潜居在天字号。我住在地字七号，有时遇到他们在秘密开会，立即避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伙侦缉队要到西斋宿舍里检查，说是有个逃犯躲在西斋。传达曹子平一面应付他们，一面告诉我急速告知邓文辉、萧忠贞等立即由西斋后面逃避。他亲自去通知天字号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同学，他们都从二院后面物理实验室的后窗跳入实验室，从二院陆续走出，因而使那些侦缉队扑了个空。次日又有几个便衣警察借查户口为名，到西老胡同一个公寓里搜查，也无所获。在这种紧张情况下，由李大钊和苏俄大使馆联系，把翠花胡同市党部的重要人员和文件迁入苏俄大使馆暂避。哪知帝国主义和军阀秘密沟通，特别准许张宗昌的兵进入使馆界东交民巷，于1927年4月6日拂晓突将苏俄大使馆包围，跳墙而入，把北京市党部的全体人员都逮捕了，大厨师（不知其姓名）正帮助烧毁文件，也被逮捕。

俄使馆事件发生后，北京的革命力量顿时失去了领导，革命活动陷入停顿状态。事隔20多天，约在4月底某日，从司法部传来消息，说那一天要审俄使馆事件的案犯，实践社李寿雍（邓文辉被捕后由李负责领导）命我骑车到司法部附近去窥探。那天风沙蔽日，显得特别紧张，行至南长街南口即被军警拦阻，不能过街，又绕道至西交民巷，也被拦阻，知道情况不好，乃奔回宿舍。到了午后由学校传来确实消息，李大钊等20人都被军阀处了绞刑，邓文辉、张挹兰（女）等同学也同时被绞死。这对北方革命力量的摧残实在惨重。我们在西斋的同志，抱头痛哭一场之后，共商善后。当天午后，即由学校当局出面向司法部交涉领尸的问题，得悉行刑后，每人用一具薄板匣子装起来送到宣武门外长椿寺内停放，命家属去领。我们实践社的同志分了下工，由我去到宣武门外各寺庙去租赁寄放邓文辉的灵榇的地方。我跑了半天，在崇教寺租了半间厢房；另由一位同志的年纪较大的妻子充作邓文辉的表姐去领尸，同学徐季吾伴同前往。她们到了长椿寺附近，见有一中年妇女带了个小孩坐在地上痛哭。徐问她哭什么人，原来她是俄使馆厨师的妻子（厨师也是被绞死的20人之一），因家贫没钱买棺材，所以痛哭。徐当时从身上掏了十元钱给她，竟为长椿寺的侦缉队看见，立即将徐逮捕，带至长椿寺内审讯，认为徐是共产党。徐说他是国立八校所组织的善后委员会派来调查遗族情况的，直到天晚，才把他放出来。

东交民巷东口

当他们把邓文辉、张挹兰的尸首领出来运到宣外湖南义地另行装殓时，我骑车从崇教寺回来，看到有许多便衣侦缉队在湖南义地的胡同口来回逡巡。我猜想可能他们想趁此机会再来个大逮捕，乃急驰往湖南义地告诉那些比较重要的同志同学快些躲开，以免发生意外，他们就从后院越短墙出走。那时邓、张二同志的尸体尚未入殓，张挹兰的妹妹（在女师大读书，忘其名）伏在尸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抱着她姐姐不让入殓。张挹兰的弟弟张鹏（北大同学）也躺在地上痛哭，凄惨景况，令人不忍卒睹。直把邓、张二烈士的遗体装殓好了，伴送到崇教寺安置妥帖，我才回学校。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刘尊棋：突然被捕

1930年5月20日上午，我刚刚从海淀的母亲家里骑自行车回到公寓（我住在楼上一个单间），公寓的一个“伙计”（即茶房）跟在后头低声说了一句：“刘先生，昨天有宪兵来查房。您这几天要小心点儿呀！”我紧张地开门进屋后，立刻登椅子把放在房门上头风窗背后的文件拿到床上，准备包好放到自行车上转移到塔斯社去，那是在东交民巷，比较安全。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包，两个便衣宪兵就突地闯进屋里。一个高个子、穿长衫的站在门口，另一个走到我的身后说：“刘先生，放下东西，跟我们到队部去谈谈吧！”我这时完全清楚自己是被捕了。除了跟他们一块儿出去，再无别话可说。

我在两个特务看押下，登上有轨电车到西单下车，步行一段路走进北平宪兵西城分队。这个旧式平房靠墙边有一间小屋，他们把我推进这屋里，锁上门就走了。从这时起，我即开始了连续22个月的监狱生活，我一下子被残酷的铁爪从沸腾的人间抓进铁笼里，失去自由和一切亲人及同志的温暖，面对着没有止境的茫茫黑夜。

地安门外帽儿胡同

第二天中午过后，宪兵打开我的牢门，推进一个穿夏布长衫的中年人进来。我一看，是潘问友！他蹲下来，放低声音说：“真想不到你在这里。我怕你不在公寓，叫我弟弟借电话打给你，原来人家在你公寓里‘蹲坑’，我弟弟没见过你，人家装作是你接了电话，我弟弟说你在公寓里等，我一走进公寓门，就给抓进来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他长叹一口气说：“看来，北平也已抓了一大批人，多半又出现了叛徒。中国党内分子这么不纯，革命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啊……”

我同潘问友在这间小屋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们用车把我们移解到地安门外帽儿胡同北平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在一个跨院里，我们一走进院子，看见北面一排三间平房里隔着很粗的木头栏杆，挤满了光背、睁大眼睛看我们的人们。我们在院子站了一会儿，两个便衣宪兵指给我们南边的一大间屋子东边的一条窄窄的过道，要我们进到过道里去。我注意到那南边大间屋子是看守兵们的休息室，过道土地上铺了两条长木板，因为北边大牢房已装满了人，所以要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住在这过道上。院子里有两个挎短枪的便衣宪兵，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在院中监视着两边的犯人。

《往事的回顾》

黄绍竑：交际花家的军国大事

大约是1933年3月23、24号，前方比较平静，蒋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当时虽说是秘密，后来报纸也知道了。蒋来北平是听取各方的报告并作指示，在居仁堂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高级将领都出席作了报告。古北口方面总指挥杨杰在席上大谈其后退配备的战略，他要把南天门阵地（古北口以南的阵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引敌人深入，而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一举就可以歼灭敌人的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转移为攻势，不致坐着挨打。他并且报告前方敌人不断增加，战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何应钦素与杨杰不睦，素来都把杨杰叫做杨大炮，听了很不高兴，就说：“前方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吧！”杨杰说：“我刚才由前方回来，难道还不清楚？”何应钦就叫：“王厅长（伦）你立刻打电话去问问徐军长（庭瑶），前方的情形怎样？”王伦打电话问徐庭瑶，回话说前方很平静。弄得杨杰当场下不了台，满面通红，一言不发。不久杨杰的总指挥也撤销了，由徐庭瑶代理。杨杰从此就反对蒋介石。不过日军增加确是事实，正在部署尚未攻击，原来是第八师团，后又增加了第六师团一个旅和一个骑兵旅团，是由多伦方面转移过来的。

蒋介石作了最后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在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会后随往西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并同何应钦、杨永泰和我在香山饭店吃了一顿不饱的晚饭，他就回南昌去了。交下一些问题，留杨永泰在北平与各方商量处理。当晚我即邀杨永泰到北平著名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玩，顺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问题。到有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宋哲元驻平代表萧振瀛。杨惜惜是以前平汉铁路局会计科王科长的小老婆，王某贪污了十几万元，死后这些钱都归了杨惜惜。她有自己的漂亮汽车，华丽的公馆（缎库胡同五号）。那里有酒，有色，有财，经常有些“要人”出入。我们这些人在那里真是乌烟瘴气，蒋介石交下来的所谓军国要事，就是在那里商量处理的。

《长城抗战概述》

霍实子：逃离殷公馆

散会后，殷将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内，要我在他的对面坐下，郑重地嘱咐我说：“你马上去北平，通知驻北平的各国大使馆。”殷随即拿起笔来，边说边写在纸上：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即日成立，将原蓟密、滦榆两区共22县合并，宣布脱离中央政府。二、本委员会对于外侨的生命财产，绝对保护。三、本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进驻北平，届时当与各使馆进一步联络。

殷又说：“凡是新政权成立，都要对外国人声明，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这一套的。你不懂英、法语言，可以在北平就地聘请外交秘书。”殷最后说：“我已派定汽车给你专用。”说着，随手在桌上取了一张硬纸卡，上面写有汽车号码及外交处长专用车的字样，并交给我。接着又说：“你到了北平，如去日本大使馆，要和五婶一齐去。”

当我接过了殷给我的那张声明和硬纸卡时，正巧门房的传达持了一张名片进来说：“有位宋哲元将军的代表到访，据说是来向长官通喜的。”当时我已走到房门口，我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名片上印有“宋抱一”三字，什么官衔我尚未看清楚时，殷已把名片接了过去，忙于去接待客人了。

“阿弥陀佛。”我有逃出虎穴的机会了。我即去取了随身行李，登上汽车直指北平。我在车上一检查身边只有七块钱，但我已打定了主意，到北平找老朋友潘仲鲁帮我逃走。

汽车直抵西城潘家，经传达通报后，潘奔来接我，我们边走边谈，我说：“殷汝耕造反了，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要我当委员兼外交处长，这是当汉奸卖国贼呀！我不能跟他干，我要逃走。”潘说：“殷扛大旗，你跟尾，有什么要紧呢？”我知道潘说出这句话来是试探我的，但我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呜咽地说：“老友，你不相信我吗？我的随身行李已带来了，放在门口的汽车里。”潘即叫听差出去提取行李，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前院进入客堂，我继续说：“我不能跟殷汝耕去做汉奸，我一定要逃走，但是我身边只有七块钱，没有旅费，怎能走得？”潘妻查荷生在内室闻声奔出来说：“要旅费，我有，要多少？”我说：“够买张车票到南京便得。”说到这里，传达进来报告：“张剑秋先生到访。”我即住口，潘说：“不要紧，张是自己人。”迨张走进客堂时，潘为介绍说：“这位就是霍实，殷汝耕要他当汉奸，他不肯做，反正了，要逃走。”张说：“好极了，今天下午两点钟有班南下的火车到南京，可乘这班车走，我去代买车票。”张又说：“不要坐头、二等，恐怕遇到熟人不好办，要坐三等。”张又打量了我的穿着说：“要扮成像三等客的样子。”说到这里，潘忽有所思，对我问道：“阿实，你是坐什么汽车来的？”我说：“是殷派给我专用的。”潘说：“糟糕！你走了，殷会找到我这里来的。”我说：“不要紧，我尚要出去打长途电话到古北口，叫古北口的公安局长阮文英也马上离开古北口。阮是我的妹婿，我走后，殷会迫害他的，当我打完电话再来时，换坐人力车来就是。”潘说：“就这样办罢。”我遂乘了专用汽车到前门打长途电话到古北口给妹婿阮文英，告诉他：“五叔造反了，我马上要逃走，你也要马上离开古北口，即日南下，我存放在古北口的行李不要了。”这番话我当然是用广东话讲的，避免别人听见。阮文英接到电话后，也立即弃职逃走南下了。

大阮府胡同

当我打了电话后，即乘原汽车到大阮府胡同殷公馆，见了殷妻，我对她说：“五婶，当我由通县临行时，五叔交代我要去日本大使馆时，要同五婶一齐去。”殷妻说：“我刚才也接到你五叔由通县打来的电话，要我和你一同去日本大使馆，可是这是国家大事，我是个女流之辈，怎能同你去得，你自己去吧！”她这一番话，正中我的下怀。我说：“好吧！既然五婶不便去，就由我自己去吧！”我遂乘了汽车径往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的地方，由于我经常办理对日交涉，是来惯了的，门房认识我，不用通报，就昂首直入。那时正值11月天时，气候寒冷，使馆里网球场上阒无一人，我就在球场上绕了几个圈子，我的用意，是使汽车司机知道我是到了日本大使馆的。

当我乘汽车到了西单商场时，我对司机说：“我要吃顿饭、洗个澡，你也去吃饭，然后把车开到殷公馆去等着，我要用车时，会打电话叫你来接我的。”我付给司机一些零钱，命他也去吃饭。

汽车开走后，我即改乘人力车再到潘家。那时，潘已为我备好午饭，火车票也已由张剑秋买来了。饭后，潘对我说：“一个人来去要光明，殷是你的世交。现在他干出这种事来，只有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你要写一份启事登报声明一下为好。”

《逃出殷汝耕樊篱的经过》

周作人：刘半农的鱼皮鞋

两日前阅《人间世》第十六期，看见半农遗稿《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之五十四》，读了很有所感。其题目曰《记砚兄之称》，文云：“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文章写得颇好，文章里边存着作者的性格，读了如见半农其人。民国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上初见到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现在读这篇遗文，恍然记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气仍在，虽然更加上一点苍老与着实了。但是时光过得真快，鱼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着的人里只有我和玄同还知道吧；而菜厂胡同一节，说起来也有车过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农同我谈到蒙难纪念，问这是哪一天，我查旧日记，恰巧民国十六年中间有几个月不曾写，于是查对《语丝》末期出版月日，等等，查出这是在10月24日，半农就说下回要大举请客来作纪念，我当然赞成他的提议。去年10月不知道怎么一混，大家都忘记了，今年夏天半农在电话里还说起：去年可惜忘记了，今年一定要举行。然而半农在7月14日就死了，计算到10月24日恰是一百天。

昔时笔祸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这是我所作的打油诗，9月中只写了两首，所以在追悼会上不曾用，今见半农此文，便拿来题在后面。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后任某少佐也。秋天在东京本想去访问一下，告诉他半农的消息，后来听说他在长崎，没有能见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30日，于北平苦茶庵记。

《北京大学感旧录》

刘光人：何其巩入狱

北方救国会联系了中大、燕京、辅仁三个大学，拒绝日伪政权的控制，掩护保存了抗日力量。1938年开始，国民党教育部对这三个大学秘密拨发教育经费。在华北伪政权的上层人物中与何其巩有故交的人相当多，有的为了留一条后路，也乐于与何交往，因而何其巩能广泛了解华北敌伪动向，并将情况向王定南、张德懋通告，成为共产党了解华北敌伪情况的一条渠道。

在日伪统治时期，何其巩两次被拘传。一次是1937年9月6日，日本武官逮捕何至后营，恫吓一番，当日释放。一次是1944年4月5日，日本宪兵将何押至煤渣胡同监狱。这天是清明节，照例何其巩带子女到法源寺给妻子祭奠。妻子龙霝畹，1939年患胃癌去世，在法源寺停放灵柩。这天晚上，何其巩和子女正在东屋饭厅准备吃晚饭。突然灯灭了，日本宪兵进来，带何到书房，对书房进行了搜查，并将何带走。第二天，子女们将何其巩北屋书房的书信，塞入烟筒，藏入东后院的花房，躲过了日本宪兵队的第二次搜查。

在煤渣胡同监狱，何其巩拒绝写供词，拒绝一切讯问，绝食五日，12日下午被释放。次日，何其巩出席中大校庆大会，受到了数千人的热烈欢迎。日本特务机关还在何的住宅对面设“森冈洋行”，建四层小楼，对何进行监视。

《政治风云中的何其巩》

暴春霆：胡适题字

林屋山民送米图

我在幼年时就看过这卷《送米图》上有俞平伯先人俞曲园、俞阶青的数次题诗，并了解暴俞两家有数代通家之好，于是就想请俞平伯介绍胡适为此图题词。我到北大询问俞平伯的住处，同时听说胡适住东厂胡同1号。我就先见了胡适，首先说明这卷《送米图》上有某人题的诗、某人绘的画。他听了十分高兴，把这幅图卷展开，详细看了一遍。当他看到吴大澂题的一首诗时说：“吴大澂是我的太老师。”又连声称赞：“写的好，画的好，事迹更好。”他答应写一篇序文，让我隔一天来取。我去取时，他说：“我这两天有病，还没写成。我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介绍信，先请他写。”这封介绍信的原文是：

平伯兄：

暴春霆先生送来一轴《林屋山民送米图》，画的是他先祖暴方子先生故事。其中有曲园先生题的一跋，一长诗及篆额，又有尊公先后两次题诗。我想这个故事的本身很值得表彰，又有府上两代墨宝，故我很盼你也题点东西在上面。我已答应作一短序，但尚未写成。今先介绍暴君奉访，倘承接见，至感！匆匆敬祝

新年大吉

弟胡适

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原本想请俞平伯介绍胡适题《送米图》，不料胡适竟介绍俞平伯先题，这真是一件很奇巧的事。

过了两天，我到胡适家中去取他已写成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序》，他向我说：“你如果想用珂影印，价钱很高，恐怕你印不起。我想约几个朋友给你帮助些印费，好吧？”我说：“你写了这一长篇序文，我就感谢不尽，不需要再帮助印费了。”

《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图〉》

王世襄：“郭瓷”的交接

“郭瓷”的交接是先由郭昭俊和张重威到故宫博物院面告张庭济，声称全部藏瓷已由政府收购，请指定日期去锡拉胡同郭家清点接收。点收共进行了四天。点交的一方为郭昭俊，点收的一方为故宫工作人员、我和周士庄，行政院办公处也派人参加。点收的办法是逐箱逐件与《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核对，点完装回原箱，加贴故宫封条，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唯有一具清代乌木罗汉床和紫檀天然灵芝形几，是过了些天从郭葆昌之婿何敦仁家运往故宫的。床上原镶瓷片，另有囊匣，已和其他瓷器同时点交，床、几都只算是瓷器的附件。

宋子文收购“郭瓷”据闻付给了一笔钱（一说10万美元，待考），并给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插了一个工作，但名义上仍叫作“捐献”。

《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

陈明绍：供水与胡同名儿

解放前，北京城市供水十分落后。皇宫生活用水需要每日用水车专运玉泉山泉水。居民只能饮用土井的浅层水或河塘水，不仅水质很差，水量亦少。曾偶尔在东城打得深井，水质甘甜，目前仍能从胡同名称上看到，如王府井、甜水井胡同等。由于水量少得不能满足消防需要，清乾隆时（1780年6月），正阳门一带发生一场特大火灾，虽用人海战术奋力抢救，却因缺水，坐视4107间官民住宅，化为一片灰烬瓦砾。

《解放初期北京旧城改建的回顾》

何思源：免职何思源

1948年，大约是6月下旬，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北平市长何思源撤职”。蒋介石想给我当头一棒，而他却不知这正是我欢迎的。

在我被撤职前，东北战事吃紧，大批学生逃到北平。起初，我把他们安置在中南海怀仁堂；以后，来的多了，就把他们移到西四几所学校里。每人发给上、下内衣一套，每天面粉十两。他们不够吃，就结队来请愿。我欢迎他们，就抬了一张桌子，到市政府大门口等候。他们整队来到，代表说不够吃，要求加粮，还有其他问题。我上了桌子讲话：“同学们！先解决吃饭问题，每人每天增加到一斤（16两）面粉，蒸馒头吃，够不够？”下边大喊：“够！够！”我接着说：“同学们来到，我招待不够，甚歉。但是有谁给我一块钱，有谁给我一袋面粉来招待同学们？甚至有谁给我一纸命令叫我招待诸位？我是在穷北平，东挪西借，设法不让大家受饿的！但要弄清楚，各校的人源源而来，到底来多少？在北平能住多久？都是谁领导？好有计划安排。”几个学生商量了一阵，只交一个名单，要求替他们找这些人。我到学生队伍里走了一趟，回来说：“同学们！我虽然招待不周，但无论如何困难，也不能看着大家生病，无处治疗。同学们中间有些人面带病容，北平有八个市立医院，必要时可以去治疗，一律不收费。”于是，东北学生整队而去，我也高兴回家。

何思源与他的法国籍妻子何宜文

我被撤职后于7月1日将市长职务交卸，移居锡拉胡同十二号。7月5日下午，在家听见枪声甚急，有人告诉我说新市政府及市参议会认为东北学生内部有问题，恐怕有共产党人混入，决定把他们送入集中营清查。东北学生听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怒，于是结队出来质问，并表示反对。但从早到晚，无人接见，新市政府及参议会也无人出头露面。学生们游行到了崇文门内西侧、东交民巷东口处，警备司令陈继承越过傅作义，擅自调集了二〇八师装甲车队到崇文门内，开动机枪自东向西射击，打倒了56人（死8人，伤48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惨案。这事发生后，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几十万学生游行抗议。

《我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

黄翔：说客李介人

1948年12月12日以后，丰台、通县等外围据点相继失守，平津铁路也从此中断，北平完全处于被包围之中。我们九十二军原来打算再回到天津，保住塘沽海口，这时希望已经破灭，成了笼中鸟、瓮中鳖。我感到非常焦急，也悔恨当时不该到北平来自投罗网。凑巧，这时原在九十二军的一位地下党员李介人（以前我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陪同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到王府井梯子胡同我的家中来见我。李介人问我：“现在北平已被包围，形势这样危急，军长有什么打算没有？”我说：“除了准备当俘虏或者战死以外，还有什么打算呢？还有什么出路呢？”我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打算？”这时李介人就说明了他的来意，并说是否可以走起义的道路。当时我猜测可能是侯镜如的意见，因为侯镜如早已对我有过暗示，所以当时我就很兴奋地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表示：能走起义的道路，这是一条生路，我完全同意。

《九十二军在北平和平起义经过》

全信和尚：僧阀

北京西直门外有笑祖塔院（明代笑岩和尚坟），是北京临济宗的祖坟，每逢农历清明、十月初一，这一派在京的僧伽，都到该处扫墓，其仪式均由全朗主持。全朗通过这些关系，掌管了北京临济宗各寺庙。各寺更换住持，必须由他确定。因此各寺庙每当僧人争做住持时，多有向他行贿的（全朗唯利是图，一向是从行贿多者中选）。贤良寺（王府井、冰碴胡同）是临济宗的寺庙，寺中僧人为了争做住持，互相倾轧。全朗因接受了双方的贿赂，无法确定人选，遂唆使两方起诉，他假手法院和解了事。当时所称的“僧阀”，全朗是其中之一。

《旧北京几个大寺庙的内幕》

陶树德：赠房

袁（世凯）入阁以后住北京东安门大街路北（现铁路医院），房子不多，感觉狭窄，时直隶候补道锡钰（满人，字宝臣）住锡拉胡同8号，门对袁之后门，为了逢迎愿将其宅赠袁。后锡竟借袁氏之力得任天津北段警察总办。袁死后，锡钰式微，乃向袁之长子克定借洋万元，克定照办。至沦陷中，此房已由袁家出售。

《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

第四章　朝阳门·建国门：『旧宅院』里名人故居多

靳麟：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清朝的恭亲王奕于同治元年（1862年）奏请设立的。馆址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外国语学校，是专为培养翻译人员而成立的。首先是开办英语科，招收的学生，是10名八旗子弟（13岁与14岁的）。1863年，增添法语科及俄语科，学生仍是八旗子弟。1867年，又添了天文、数学、医学各科。30岁以下的满族及考上科举的汉族，可以入学。1901年增加日语科。

京师同文馆旧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京师同文馆即被编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民国二年（1913年）译学馆停办。

《东城历史上的高等学府》

章元善：出国前的特训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某日，我们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临届出国的学生60余人，在斋务长（相当于宿舍管理员）率领下，到北京东堂子胡同外务部（相当于外交部）大堂，参加尚书，及左右侍郎（即部长、副部长）的接见。行列排好，行礼如仪，恭聆“堂官”训话。尚书们训了我们一顿，主要叮嘱三点：1.不许革命，出国要带上黄龙旗；2.不许信洋教；3.不许娶洋婆。

这年秋，我同大家一样完成了赴美入校手续，当上了康奈尔（Cornell）大学的文理科一年级学生。9月初，开学不久，我们从报刊上看到国内政局变动的消息。1月1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于南京，从而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一个民主主义时代。这个消息，传到学校所在的绮色佳（Ithaca）全城欢腾。山上山下的居民，见到中国学生，识与不识，都与之握手致贺，热忱地说：这可好了，中国革命成功，中国同我们一样是一个民主国了。祝你们前程光明。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

恽宝惠：彭家珍的刺杀

据陈之骥说（以下皆陈口述）：“南方革命事起，袁世凯已来京就总理职。其在北京方面从事革命工作者，为李石曾。李是河北高阳人，其同县同志有齐如山兄弟（笔者按，如山曾赴法留学，在巴黎与石曾经营大豆食品公司）。如山之弟于庚子（1900年）冬为德国侵华军采办给养等，名曰德国粮台，设在东单苏州胡同内船板胡同。德军撤退，齐就其地另开商店。外间仍沿前称，呼其处为德国粮台。李石曾等借为隐蔽，从事秘密工作，本人（陈自称）亦参加，每日必到，知李手内有钱，莫测其所由来。其时凡同谋革命（推倒清朝）者，有个中人介绍担保，皆可秘密加入，每日出进人甚多，并无系统和健全的组织，亦莫能尽详其姓名来历。彭家珍即其中之一，只知为四川人，不悉其底细。彭屡向会计要钱，数虽不多，众已觉其可厌，曾派人密尾之，始知其常往城外嫖姑娘，遂靳而不与。有一日又来要钱，并说只此一次，以后决不再来。主要事者乃畀以现银圆七元而去。不三日而炸良（良弼）之事发生，众乃辨其为彭。事后始知彭于是日晚持‘崇恭’名片（崇恭，奉天旗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第六期，民国后改名张允孚）前往西四北大街红罗厂良宅（宅门面对黄城墙），冒称即崇某，访良有要事面谈。时良处出未归，阍者辞焉。彭退出，已向南走，适闻马车踏铃声响，则良已自北来。彭又折回，与良遇于马车门旁，即手掷炸弹（弹系用三炮台烟盒装），立将良腿炸断，彭亦当场殒命，时为下午八九时也。彭之炸良，当然是有计划，其受何人指使，抑出自个人行动，今已无可究诘。惟当时未闻有人述及系由船板胡同主谋策动，使彭执行，此事终为疑案而已。”

《关于〈袁世凯轶事数则〉的订正》

袁静雪：袁世凯遇刺

辛亥革命爆发，我父亲终于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最后，我父亲决意出山。全家上下听说以后都非常高兴。在他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他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话虽如此说，他却毕竟是东山再起了。

在他出发以后，有一天，我们家里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要派人杀害我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小姐妹们更被吓得手足无措。二姐曾天真地对我说：“要是真来杀我们，我们就顶着花盆藏到花园的池子里去，他们自然就找不着我们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身死。在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今后我家如果还住在彰德，未必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就让我们全家分批搬到天津。当时我们在天津是分别住在几个地方的：我娘和大哥住在德租界，大姨太太和二哥住在意租界，其余的二、三、五、六、八、九六个姨太太和我们小兄弟姐妹们都住在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住下不久，全家又按我父亲的指示，分批搬到北京，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民国时期改名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内。记得当时第一批来京和他同住的是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二姐同我姐妹二人。

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介于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间居中折冲的时候。有一天，他乘坐双套马车由宫里回家，在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三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爆炸，除了我父亲的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匹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也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紧紧地勒缰绳，也勒它们不住，只得任着这两匹伤马飞快地跑，一直到它们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这两匹马因为受伤过重，终于死去了。我父亲侥幸，当场既没有受伤，又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官邸。因此，他在见到了我们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来。据跟随我父亲出去的男佣人事后谈起，当时那两匹马都被炸伤了肚子，伤势很重，如果立时都死在“东兴楼”门前，宫保的性命是会发生危险的。

《我的父亲袁世凯》

陶树德：壬子兵变

关于壬子兵变一事，几十年来无人不说是袁世凯唆使曹锟所为，因袁才任总统，南京派代表蔡元培等来京，要求迁都南京，恰于此时兵变，是以一致认为袁借此造成北方不安现象，可以借口政府不往南迁。其实政府不迁亦不必借口于此。至于正值代表来京，则确为适逢其会。

前门大街

据我所知，当兵变时，袁正在石大人胡同（后改外交部街）外交大楼临时总统府楼上看公事。突然闻变，即传梁保森给曹锟打电话，梁原系袁任直隶总督时的中军（相当副官长），在总统府编制中他是护士提调。正赶上那天他去前门外吃春酒，遍找无着，袁十分急躁。此时楼窗玻璃已被枪弹打破数处，袁仍不肯下楼。内卫傅国宝见势危急，即强掖袁下地窖休息。功夫不大，见曹锟来伏地请罪，根据此种经过非袁授意已明。

《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

唐在礼：袁世凯接待孙中山

1912年8月，袁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面，意在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同时企图通过会见，进行拉拢，把孙中山置于自己掌握之中。孙中山及其夫人到达北京之日，政府迎接的人很多。袁在事先命令对孙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原来的总统府，这里建筑既宽敞轩朗，铺陈亦富丽堂皇，而且便于警卫。袁为接孙来京，筹划甚久，用心很深。他故意把原总统府腾让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住，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

孙到京后，按“行客拜坐客”的老规矩，先拜访了袁。袁也恭敬如仪地做了回拜。一时石大人胡同车水马龙，前往谒孙的人很多，有新旧政客，有广东同乡，有日本人，还有不少新闻记者。

袁为了表示竭诚招待，指派我和大礼官黄开文常川在石大人胡同孙的行邸照料。我们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等支派使唤。孙如公出，即为安排车马，预洽休憩餐膳之所，否则即在行邸备膳陪座。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唐在礼：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仪式是与开国纪念同日举行的。当时由总统府（礼官处）发出请柬和通知券。参加典礼的，有参众两院的议长、议员和简任以上、上校以上的文武官员，有各国公使等，此外还有清皇室代表贝子溥伦、蒙藏代表、在野官僚、名流士绅以及金融界、报界人物等等。请柬和通知券上指明当日上午8时在太和殿入席，10时举行庆祝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及大总统就职典礼，参加者凭请柬或通知券由西华门通行。同时由外交部总长孙宝琦具名另发请柬、通知，订于当晚9时半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举行茶舞会。参加庆祝典礼时，文官一律着燕尾服，武官将军一律着军礼服，参加舞会时一律着晚礼服。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李静庭：曹汝霖的公馆

当时他的公馆在东城赵家楼。赵家楼的房子分为东西两院，他的大太太带着大小姐、二小姐、四小姐、五小姐和一个小儿子住在东院。大小姐已经结婚了，嫁给刘公使（名士熙）的大儿子，名唤刘家骥。其余几个女儿都正在东单三条一个教会办的女学堂里念书。他的大儿子行三，叫作曹权（字宇平），正在上海上学，轻易不回家来。他还有两个姨太太，大姨太太住在锡拉胡同，二姨太太就是有名的苏佩秋，住在西观音寺。

《我所知道的曹汝霖》

李静庭：曹汝霖破相

曹汝霖相貌相当清秀，但是在1919年的正月底，突然发生的意外，使得他脸上出现了无数瘢痕。这一天，他坐汽车经过赵堂子胡同由东往西走，遇见李士伟总长的汽车迎面开来，两个汽车开得飞快，闪躲不及，撞在一起，车窗上面玻璃都撞碎了，人也受了伤。连忙送到法国医院医治，住了几天，出院回来，脸上便留下了伤痕。

《我所知道的曹汝霖》

叶景莘：提前的五四运动

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赛和约》156、157、158三条，将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让与日本。5月1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2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3日清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9点在他家开会商议。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即1915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3日，因而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蔡端：游行队伍逼近赵家楼

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合，有两三千人。示威游行经过总统府及外交部以后，情形仍很紧张。有人大声呼喊，主张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那时群众已没有考虑这主张的头脑和时间，于是一路上高叫着口号直冲到赵家楼。赵家楼是一条不甚宽的胡同，曹氏住宅的门口也只站有一位警察。当游行队伍逼近住宅的时候，曹家佣人将大门紧闭。群众虽然在擂门，或将旗杆丢入围墙，但始终无法冲进去，而只能在墙外高声叫骂。大门旁边本有矮屋，大概是供佣人住的地方。屋有小窗，镶以玻璃，但也紧闭着。当时，互生兄首先用拳头将玻璃打碎，从窗口爬进，将大门打开，于是群众才一哄而进。

《匡互生和立达学园》

寿墨卿：马叙伦电话救陈独秀

马老在所著《石屋余渖》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往在北平，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从上海来，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至福建司胡同，可十余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辞，仓促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披露陈独秀姓名也。时余与士远皆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独秀曾任文科学长。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守常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

《马叙伦先生事略》

张申府：罗素中国讲学

结束了在上海的讲演，罗素先生由傅铜、赵元任等人陪同转往长沙讲演，我便回到了北京。傅铜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在英国留学七年，但他曾讲从来没听说过罗素这个人。这次罗素讲学，他倒表现得十分积极。从长沙，罗素一行又到了北京，这大概是1920年11月了。罗素先住在大陆饭店，后又搬到东单北路东的一条胡同（胡同名称记不清了）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赵元任也陪同住在那里，我曾多次前往罗素住处去看望他。

清末民初从南向北拍摄的东单牌楼

1911年北平东单大街

《我所了解的罗素》

吴范寰：夭折的“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1918年正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从事革新的时期，由于蔡所倡导的新旧兼容并包的方针，校内各种革新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各树一帜。成舍我也想有所表现，因为他不愿依附别人，决定从翻译外文作品入手。在1920年初，他邀集一批同学，如文科的易家钺，法科的罗敦伟、郭梦良、陈顾远，理科的杨钟健、姚文林、吴范寰等在校内组织“新知编译社”，专以翻译外文名著为宗旨，由校长蔡元培批准成立。先后译出的一些书稿，自己无力出版，上海的出版商人又百般刁难。于是成舍我决定另找出路，在1921年初，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新知书社”，采取有限股份公司办法，以北大教职员和同学作对象，进行公开招股，定五元为一股，分托同学进行招募。结果，从校长蔡元培起，到稍有资力的同学，都被拉入股，总共募到5000余元。

1921年4月，租赁干面胡同三号作社址，经过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选出成舍我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社内组织规模很不小，分设总务、编译、印刷、营业等部门，并在南池子三号设立门市部。印刷设备有两部对开平版印刷机和铸字、排字车间等。由于资金少，生产力弱，营业无计划，不几月就无法支持；虽曾向上海的一些资本家进行增资活动，结果一无所成，在是年冬间便宣告停业。

选自《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

李文杰：邓君翔改名隐居

邓君翔本人因在英商汇丰银行当买办多年，利用与北洋政府要人，如历任财政总长梁士贻、周自齐、张弧、潘复、李思浩等的密切关系，在筹借外债等方面，为汇丰银行赚了不少钱。出事后，汇丰银行为了顾全颜面，忍痛未予深究。邓君翔改名“李君梦”，隐居在赵堂子胡同，依旧控制着中法储蓄会。

《中法储蓄会内幕点滴》

陶菊隐：福开森拒绝出山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上海沦为“孤岛”，上海报纸不可能销往内地。但是由于上海人口高度集中，上海商业畸形发展，而《新闻报》的销路主要是在本市市区以内的，因此更能符合它控制销数和减少张数的目的，利润反而增加。当时的问题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都派有特务人员在上海制造流血事件，今天放一枪，明天杀一人，随后报馆工作人员都成为双方的暗杀目标。为了向上级报功，他们经常把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人物列为亲日派或抗日派而加以杀害。《新闻报》协理汪仲韦从不过问政治，也被汪精卫集团列入83人的黑名单而有遭殃的可能。另一更严重的问题是，日军在未进占租界以前，已在南京路哈同大楼接收了华文报纸的检查所、由日本驻沪领事主持其事。在这一情况下，上海各报纷纷挂洋旗改称英商、美商，以避免日方的检查。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用纸老虎吓纸老虎”的把戏，所谓洋商报，不过是雇用一个高鼻子、绿眼睛的外国人出面来担任报纸的发行人，每月由报馆给以高薪，馆内事务则一概不许过问。《新闻报》本来有一个旧主人，此时住在北平，因此，汪氏弟兄想把他迎接到上海来充当报馆的“高级保镖”。

福开森住在北平顺治门内喜鹊胡同三号（自建房屋），似乎无意再作“出岫之云”。他对劝驾者说：“你们报馆要安全，难道我不要安全？”当劝驾者扫兴而归的时候，汪氏弟兄到麦特赫司脱路公寓里找到了福开森的儿子作进一步的恳谈。他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副经理，倒很有意思捞这笔外快，答应写信向“老福”疏通。

《〈新闻报〉发家史》

张锐：福开森的古董生意

1931年福开森所编写的《二十五年的慎昌洋行》，就是一套慎昌洋行各部门的广告汇编。在蒋介石政权中，他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每逢鉴定古物时，福开森从来不率先表示什么意见，总要等待别人提出各种看法，经过反复争辩以后，他再看风使舵，提出一些不疼不痒、左右逢源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古董贩子，却有他特殊的本领。他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利用别人正确的判断，来达到他盗窃珍贵文物的目的。他在中年以后，定居北京喜鹊胡同。他的北京寓所成了古董掮客出出进进的场所，真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我国的珍贵文物，经他的手被盗劫出去的为数不少，最著名的一件就是西周初年的一套柉禁和酒器，现存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院。殷末周初贵族所用的酒器，大多是青铜铸造的，塑造十分精美。柉禁（形如一个长方形的炕几）和成套的酒器，都装饰着精致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是西周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反映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上的高度成就。这一套极其珍贵的古铜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秋天，在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出土，后为端方所得，视为传家之宝。端方死后多年，福开森串通古董商人以廉价购得，待机偷运出国。宋哲元在北京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得到关于此事的密报，一度想加以截留，未果，终于被福开森偷运出境，以30万美金的价格售与纽约市艺术博物院。

《我所知道的福开森》

黄绍竑：跋扈的酒井隆

长城战事日形紧迫，北平也不能不有些军事布置。我们调了一些部队布置城防，主要是东城和北城。驻军在驻守地区，入夜是戒严的。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素来是外侨尤其日侨活动的地方，他们不守驻军的戒严令东窜西窜。驻军哨兵要他们站住加以盘问，也是很平常的事。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次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见何应钦当面抗议。新华门守门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也只好让他带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见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应钦抗议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带同武装进行自卫。何应钦问他缘故，酒井就说昨天晚上被哨兵盘问，并诳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他；因此他要带武装保护前来抗议。还说他与何应钦是旧相识，是同学，才来当面抗议，否则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何应钦除一面向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

《长城抗战概述》

陶尚铭：《塘沽协定》的产生

1933年5月22日上午北平军分会参事陶尚铭接到驻北平日本大使馆原田参赞电话说：“中山代办拟今日拜访何应钦军政部长谈要事，请联系，确定会见时间。”陶尚铭先找何应钦由南京带来的陈楚雄科长，不料陈拒绝传达。陶又找何的随从王副官，才约定当日午后3时会见。中山代办见何时，陶也在场。中山首先发言说：“我早就接到我政府训令，如华方来人言和可以接受。前此贵国有几位来我方谈和的，都是以个人身份，并非代表中国任何方面的。现在事态紧急，日军东至通州，北到密云。若是我们谈和，请问阁下，我应找贵国哪一位去谈？”何应钦说：“请你就找黄郛委员长去谈，我请他随即与你联系。”中山走后，何立刻与黄郛打电话，说明中山代办来访之意，请黄抓紧时间办理。黄即命李择一联系，约定当晚在丁香胡同日本海军武官官舍与中山代办会晤，在场的人还有日本大使馆海陆军辅佐官，直谈到深夜方散。商谈的结果，就产生了5月30日关东军代表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中国军代表熊斌在塘沽仓库楼上的会谈，次日便谈判具体停战的条件——所谓《塘沽协定》。

1933年5月31日上午，华北停战会议签订《塘沽协定》

《黄郛与塘沽协定》

靳天林：家庭聚会里的抗日讨论

1933年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北抗日后，退到通州，被当时驻在通州一带的军队包围缴械，方振武跑了，吉被捕。冯欣农获讯后，即找商震（冯是商的参议）设法营救。

某日，我到北平探望冯欣农（冯住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冯夫人说：“你三舅到通州接吉世五（吉字世五）去了。”当天傍晚，守门人来报：“有个大个子找三爷，不说姓名。”冯夫人赶到门前，门外人呼：“三嫂，我是世五。”吉鸿昌化装商人模样，安详地走进客厅。冯夫人问：“你三哥呢？”吉答：“在后头啦。”我们招待吉吃完了饭，一直等到晚9时，冯才回来。冯进门就问：“世五来了吗？”吉同我们迎冯入室后，冯才安静下来说：“好险！好险！”随即对吉说：“你的车开走后，我的车刚开到双桥（通州到北京之间的一个镇）被一群便衣和士兵包围了。他们愣说我是方振武，还找我要吉鸿昌……”吉大笑。冯继续说：“你还笑呢！这是截上我，要是截上你，就危险了！”冯夫人问：“以后呢？”冯说：“我怎样解释，他们全不听。幸而启予（商震字启予）的人赶到了。问他们为什么逮我们的冯参议。经过证实后，他们才放了我。”吉又笑。冯夫人暗地对我说：“吉大胆（吉鸿昌的绰号）多没心！”冯陪吉对坐在沙发上，冯夫人和我坐在距离较远的写字台前。冯一边吃饭，一边对吉说：“以后听人劝吧，多危险呀！”又说：“蒋先生（蒋介石）待你这么好，可你就是跟他扭着。你不想做事，就在家里待着好了，孤军无援地抗什么日？”吉说：“不抗日，当亡国奴？！”冯说：“哪会呢，蒋先生自有办法。”吉说：“他的办法就是不抵抗！”冯说：“别乱说，咱们哪知道内情，不布置好了能打仗吗？”吉说：“你不知道，我可知道，他的布置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冯说：“又来了，你就是这种脾气！在河南的时候，你在指挥部里摆着共产党的书，我劝你，你不听，蒋先生能不怀疑你吗？现在还说这样话！你是中了那些俄国书的毒了！”吉说：“那是真理呀！”冯说：“什么真理？隔年的皇历看不得，外国皇历，我们能看吗？共产主义是俄国的，我们有三民主义。”吉气愤地站起来说：“三民主义？龟孙蒋介石是三民主义吗？”冯和蔼地说：“又来了！你这个脾气越来越坏！你想，你从回国后得罪了多少人？”吉问：“我得罪谁啦？”冯说：“就拿你到济南说吧，韩主席（韩复榘）是你的老上司，他好心地招待你，你不尊称他主席，也应称他老团长，你一口一个向方（韩字向方），多不礼貌！”吉笑了笑坐下。冯问：“你明白了吧？”吉仍在笑。冯继续说：“你跑到张北去抗日是被冯先生（冯玉祥）利用了，有便宜能轮到你身上？”吉仍在笑。冯继续说：“人家方振武有人家的目的，你想，你傻不傻？”吉说：“你是没到张北去，你要看到老百姓热心拥护我们的情形，你就明白了。”冯说：“老百姓拥护你们顶什么用？老百姓能给你们军火吗？蒋先生不同意，你们是瞎胡闹。一个人不为利也要为名，无名无利干什么？”冯说完了大笑。吉先是气愤，后来笑着说：“对，对，三哥说得对。”冯说：“明白就好了。我送你回天津。到家后，冷静些日子，再别活动了。”当时冯吃完了饭，站起来活动，随后谈起吉在家乡捐资办学校的一些往事。冯夫人出来对我说：“你看，世五像个笑面虎，一会儿一个脸！”我一语双关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冯夫人说：“你三舅说人家傻，其实他才傻呢！”

《吉鸿昌烈士点滴》

朝阳门

崇文门

颜仪民：赛金花与“克林德的石头牌坊”

问：您在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赛：那就是“克林德的石头牌坊”。听说清兵和义和团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我在德国时就认识克林德夫人。自打克林德被打死，庆王爷也托宫女向我求情，因为瓦德西不答应，德皇威廉二世也不答应，清朝廷着了慌，要给克林德设坛祭奠，然后把灵柩运回德国，派大臣再设坛追悼。瓦德西是不依不饶。我给出了个主意，叫朝廷给立一个像东四牌楼一样的大牌楼来做纪念，可以永垂不朽。后来怎么改石头牌坊，详细情形我就不知道了。今天移在中山公园那座牌坊，可跟从前崇文门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的原石头牌坊不完全一样。记得是平行三个白石座。牌坊建立。朝廷与联军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八国联军便撤走了。

《赛金花与紫禁城》

1908年，矗立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牌坊

雷风行：斯诺采访

大学时期的陆平，生气勃勃，多才多艺，喜欢踢足球，打排球，爱好音乐和文艺，想当作家，演过话剧，兴趣广泛，在同学中颇有威信。一二·九运动中，陆平被选为北大学生会执委，主持学生会的宣传工作。

12月16日，各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向学生游行的会合地点天桥进发。当北大队伍来到南长街，再次与反动军警遭遇。陆平兄弟俩和学生们顶着寒冷的消防水龙头喷出的水，赤手空拳与拿着棍棒大刀的军警搏斗。担任纠察队长的刘居英头部受了伤，朱穆之的手也被打出了血，可学生们冲破封锁，齐聚天桥，举行了万人大会。

当天游行归来已近傍晚，北大尚仲衣教授突然找到陆平，说外国记者斯诺要找两个游行的进步学生，了解游行情况。当晚陆平和史学系学生曹盼之一起，跟着尚教授来到东城盔甲厂胡同斯诺先生的宅第。在书房，斯诺亲切地用英语询问起示威游行的情况：究竟有多少人参加？游行队伍的行走路线？军警是怎样镇压的？游行者有多少人受伤？陆平和曹盼之根据游行中目睹的情况，一一做了回答。

《陆平与刘居英兄弟的传奇人生》

刘清扬：一二·九与北大

一二·九运动后，不断有住校外公寓宿舍的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被捕，各学校的学生都加强了警戒，轮班值守学校大门，以防军警冲入抓人。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和各方救国运动的群众有密切关系的人，更加预感到可能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在身上就多带了些钱，以备应用。

1936年2月27日晚，为了探听城内的情况，并和城内朋友联系今后的工作问题，我和张申府一同入城。因我们城内有家，而且晚上不好找人，为了表示我们安闲无事，便到旧刑部街（现西长安街口）小剧场去看戏，散戏后，回到西城的家中住宿。次日早，张申府即外出。近午，我也外出，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德珩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的救国如何进行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

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

《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

张超济：日本的奴化教育

从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本侵略者由蚕食华北进而吞并中国的野心已经跃然纸上。果然于1935年冬季由日本驻华北陆军一手导演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丑剧公开演出。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扫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思想与民族意识，施行了奴化教育的毒辣政策。首先对伪冀东政权统治下22县辖区各级中、小学教科书实行严格统制，一律废除旧课本，采用新编教材。当时离春季开学已经迫在眉睫，新课本的编印刻不容缓，于是华北日军通过伪满关东军的斡旋，就把这一套新课本的编印任务交给饭河道雄，并给以日军嘱托的名义便宜行事。饭河道雄看到自己被军方直接赏识，正是求之不得的机缘，当然奉命唯谨全力以赴。于是他就在伪满招兵买马，从事编写。对旧课本中凡有关抗日思想的一律删除，换入提倡“中日共存共荣互相提携”的思想内容。在很短的一个月之间，就替日本军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通过这一事件，饭河道雄就一跃而为华北驻屯军的文化嘱托。随着日军的武装入关，也来了一个文化入关，在北平东城苏州胡同155号建立了“奉天东方印书馆北平分馆”。

《敌伪时期的新民印书馆》

刘锡珍：皮包的保险公司

四海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是在1936年设立的。一开始，李颖柔就把我从“友邦”拉到“四海”，参加了筹备工作。起初，在东城甘雨胡同31号，后又迁到史家胡同24号。房子很讲究，灯水卫生设备俱全，每月房租60元。又从拍卖行里买来三张办公桌，一套旧沙发，并一些破旧家具，门口挂上“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北平代表住宅”的牌子，既无资金，也无门市。对于当地中国政府，一概不加理睬。招来经理员，传授“骗法”，便即开业。

《记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

陶葊：吴佩孚死于牙病

吴佩孚患牙疾，病势日益危急，因此就由川本介绍了个日本牙科医生伊东（当时在崇内苏州胡同挂牌行医），由符定一、陈廷杰、陈仲孚等人陪同来给吴治疗。经伊东详细检查后，告诉川本说这病他不能治，并说这病非开刀不可，但是开刀有危险。川本要求伊东开刀，伊东说如果开刀恐有生命危险，拒不动手。川本站起来说：“我是奉天皇陛下之命，请吴大帅出山负中国政府的责任的。你应当尊重天皇，尽你最大的智能！”伊东说：“要动手术，我一个人也办不了，还得找一个外科大夫帮忙。”于是又找来同仁医院一个外科医生和两位护士，帮助伊东施行手术。施行手术时，张佩兰抱着吴的头，吴的儿子吴道时抱着吴的两脚，不料刚一开刀，吴就啊了一声死去了。时为1939年（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午后3时45分）。

《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

刘锡珍：日本接管英属保险公司

1941年12月，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在1942年初，对英美金融冻结。一天，日寇宪兵队突派人来到史家胡同“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北平代表住宅”，由一个头目率领宪兵数人及翻译一名，进门后，将我们驱于一室，立将金库与账簿查封，声称：从现在起，勒令停止营业。并将经理宝广林，带去宪兵队回话。宝广林回来，告诉大家，四海保险公司，因系英商财产，已为日方冻结，北京公司由日本宪兵队接收代管。大家只好就此散伙。这些一向不把中国政府放在心上的英国流氓，却奈何不得日本强盗，偃旗息鼓地溜回本国。但像北京公司那样，日寇接收到手的，不过是一套旧沙发，三张办公桌，一堆烂账，几百元现金，汽车房子，都是租赁而来。真正吃亏的还是中国人投保户，向宝广林等查问，推说已被日本宪兵队接收，当时谁敢上这阎王殿上讨账？守着一纸印刷精美的保单，徒呼负负。

《记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

张锐：被遣送返美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新闻报》被日寇查封。福开森还想利用他的老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搭。日寇对于福开森加以照顾，并没有把他送到山东潍县的欧美侨民集中营，仅仅将他拘留在北京喜鹊胡同他自己的家中。1942年12月，他被遣送返美。1945年8月，他在纽约克里夫顿斯普林斯（Clifton Springs）去世。

《我所知道的福开森》

王世襄：未果的文物索取

经古玩商陈跃先、陈鉴堂、张彬青等人提供情况，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杨是禅臣洋行经理，洋行及杨的住宅在东城干面胡同，天津也有他的洋行和住宅。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到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去查看，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打的就是一份青铜器目录。我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此而来。女秘书说目录是罗越先生（Max Loehr，德国人，住东城芳嘉园一号）交给她打的，如果需用，请找罗越索取。我找到罗越，他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杨此时在天津，为了追到这批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对质。我和罗越于11月14日去津。在津期间，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找到杨宁史，经罗越对质，杨承认有这批铜器。但他说现在全部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而住宅已被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占用，如要接收这批文物，请与九十四军洽办，他本人无能为力云云。20日我返回北平。26日我拿着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致九十四军的公函再去天津。函中说明杨宅的铜器是重要文物，请同意进入该宅查看，将铜器清点封存，将来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收，拨交有关单位保管。同时又致函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请他们也派人同去九十四军办事处洽办此事。谁知我将公函送到九十四军办事处后，管收发的人迟迟不将公函往上送，再催促也无用。我只好回到北平向沈兼士报告去津经过，告诉他九十四军根本不买账。沈听了也无可奈何。

《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

黄富强：财政局直接收房

1946年夏间，战地服务团这个组织撤销，平津区区部也随之而撤销，成立励志社华北区区部，仍办理招待军调部工作。以原驻军调部联络办事处地点（协和医院内）为办公地点。主任仍为陈福田，副主任高光国、胡正详、冯仕龙，北平分社主任袁耆龄也兼任副主任。秘书蓝志勤（广东人，美国留学生，原天津办事处主任）、张玉书（原总社秘书长），美方联络员、兼职专员及兼职医生照旧。区部设总务、招待、会计三组。总务组由我负责，副组长杜定湘兼第四招待所主任、伍岳兼十四招待所主任（十四招待所在颐和园听鹂馆，专为军调部人员游览休息而设，只供茶点）。招待组因陶浩然专任军调部国民党方面的代理总务处长，改由周占微（译音，他的英文名字是Jimmy，人们都叫他英文名字）担任，会计组组长仍为陈庆贵。总务仍设九股，由我和副组长分工领导。

东总布胡同

我在区部期间也做一些与本身任务无关的工作。如代美方向市政府洽商借用天桥屠宰场（当时闲着）做仓库，由我与财政局协商签字的。有一次南京励志总社寄来一封宋美龄的信，内容是收回以前政府送给端纳的一幢楼房。该房在东总布胡同，已为私人占用。找到市府接洽，由财政局派员同我去找占用者交涉，占用者住在红庙，是一位旧官僚的寡妇，她承认其夫遗嘱财产中并无此房屋，但要求政府登报鸣谢，始肯交出此房。财政局认为她既无房契，又无其他产权证件，就不经她同意，把该房直接收回。

《我在战地服务团和励志社的经历》

王世襄：接收文物

1946年9月10日，接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事处通知，德商德孚洋行有18箱物品，经海关扣留，现存东城本司胡同某处，盼故宫博物院接收。13日我和周士庄及故宫工作人员会同海关到本司胡同将箱只运往故宫御花园。这批物品原为德国一个研究民俗学的机构（或博物馆）所搜集，其中不尽是文物，有的是近代工艺品，如晚清的服装、年画、皮影戏人、剪纸、日用铜器锡器等。有的木佛，因件头较大，故未送进绛雪轩，而在轩北的一个亭子中清点登记。清点完毕，不作为珍贵文物送入库房，而存在御花园堆秀山东的小楼下。

《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

杨格非：傅作义的和谈

傅作义第一次派到解放军进行和谈的代表是《平明》社长崔载之，与之同行的是中共联络人员、原《平明》采访部主任李炳泉。

1948年12月中旬一天的午夜，我正在编辑部看稿件，忽接社长崔载之从他的寓所打来的电话，要我立刻到他那里有要事相商。我即赶到崔处，见他独自一人在等候我。没等坐下，崔就对我说：“傅先生已决定同解放军进行和谈，我刚从那里回来。傅先生亲自嘱托我和炳泉去执行这项重大使命。”我听了十分振奋，但不感觉意外，因为近些时以来的种种迹象及在傅部内部的所见所闻，傅走这条路只是时间问题。崔又说：“我此去在全部任务完成之前再不能公开露面，傅命我转知你，社里的事由你负责好好照料。”我问：“如有重大问题向谁接头？”崔说：“你可先去找腾九（即李腾九）。为了保密，腾九住东城礼士胡同眼科医院里做掩护，作傅先生和我们派出人员之间秘密联系。”崔接着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即便是社里的同事问到我时，你可说因社务到南方去了。”（即暗示《平明》仍准备南迁，以作掩护）崔又急切地说：“我们天明前必须出城，要化装成商人需着便装，我俩就换换衣服吧！”（时我穿棉袍长衫，崔着中山服式棉装）于是我俩互换了服装。

《北平〈平明日报〉概述》

邵宝元：北京饭店

我从1900年开始，至1948年7月，有48年在北京饭店“服务”。在旧社会里，说不上服务，不过是混饭吃。那年正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到北京，在东城纷纷驻扎了兵营，于是酒店饭馆妓院也就应“运”而生。这年冬天，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有三间门面的铺房，由两个法国人开起酒馆来，一个名叫傍扎（Banza），另一个名叫白来地（Peiladi），那时京汉铁路在长辛店，已有了总站存车处，不久，白来地就退股到长辛店开酒饭铺去了。于是这边又加入一个意大利人贝朗特（Beurande），与傍扎合作。1901年，小店生意兴隆，便迁到东单菜市西隔壁，才正式挂上了北京饭店的招牌。

北京饭店

我原籍天津，读过私塾，在鞋店和钱庄学过徒，在补习学校读过点法文。经我在北京做事的哥哥介绍，就在苏州胡同以南踏进了没有挂牌的“北京饭店”。那时我才14岁，为了生计，学着伺候洋兵，卖的是一毛两毛一杯的红白葡萄酒，下酒菜不过是煎猪排或煎鸡蛋，并不难做。到了东单，我管酒柜。

因为利润优厚，这两个洋店东就争吵不休，结果法国人傍扎也撤股到长辛店酒馆去了，这边意大利人贝朗特又找了他一个本国人卢苏（Rosso）来合伙。卢苏是个独眼龙，原在奥国人开的公义行管账，经理擦手枪走火，伤了他一只眼睛，赔了他一笔钱，他就拿这笔钱入了“北京饭店”的股。后来贝朗特患疯症死了，饭店主人就成为卢苏一人了。

《记北京饭店》

第五章　福绥境·丰盛·二龙路：官宦宅第多

刘嵩崑：梅兰芳迁居鞭子巷

1912年，梅兰芳18岁时，全家又移居鞭子巷三条（今锦绣三条26号，现为天坛派出所）。这是一所普通的小四合院，寓所原坐北朝南（现从南房西侧开门通往前院办公室），该院北房为上，共五间，左首两间为其祖母卧室，右首两间为其伯父、伯母居住。因其祖母喜欢看经念佛，故当中一间辟为佛堂。院落内东、西厢房各为三间，梅氏夫妇住西房，东屋为厨房。南屋三间为倒座房，两间为客厅，一间是书房。其伯父梅雨田是著名的琴师，长期辅佐谭鑫培，曾被选入升平署进宫承差，凡场面乐器无一不精，常于客厅接待前来讨教京昆音乐问题之人，并于此课徒传艺。迁居此宅不久，其伯父便将银钱来往、日常度用的账本交付与他，自此梅兰芳便开始掌管此家。梅雨田于秋季病故此院，享年43岁。该年，梅兰芳得谭鑫培提携，于天乐园（华乐园前身）首次与谭合演《桑园寄子》，自此身价倍增。年内女儿五十在此院出生。

京剧大师梅兰芳

《梅兰芳在崇文区的生活》

成善卿：小胡同里的大作家

这条古老的街道，不仅燃烧过义和团的革命烈火，而且留下过鲁迅、刘少奇的足迹。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后，于1923年8月2日下午迁居砖塔胡同61号（今改为84号），他在租赁的三间小北房里，居住不足十个月，便创作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以及《中国小说史略》等多部作品。

《万松老人塔与砖塔胡同》

王铭珍：旧式接生礼俗

北京西四北大街路西，南起第五条胡同，今称西四北五条。明人张爵所著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称此地为石老娘胡同，属鸣玉坊。清人朱一新所著的《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也称此地为石老娘胡同，属正红旗地界。北京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称“石老娘胡同位于西城区中部”，“东西走向，东起西四北大街，西至赵登禹路，全长478米，均宽5米。明代称石老娘胡同。产婆旧称老娘，当有石姓产婆居此而得名。”

民间产婆也称收生婆。收生婆通常都是未受过专门教育的，有的是受过世代家传的。她的服务范围有限，一般只是她寓所附近的几条胡同，她的寓所不挂牌，也不必经过卫生监管机关的考核注册和获准。她不负责做妇科检查，有的婚后数年而不育的妇女，找上门来，问长问短，她就说去去白云观吧，在送子观音前，磕个头，敬股香，许个愿，拴个娃娃来，兴许来年就生个胖小子。

民间收生婆通常不做孕妇的产前检査。有应邀前往者，也只是摸一摸肚子，说几句吉利话，告慰主人而已，不做深入检查，不预测生男生女，即使是双胞胎，她也无法诊断出来。

民间收生婆到人家接生时，一般就带一把剪刀。遇上顺产，幸运儿生下来，结扎脐带，用温水冼净产妇和婴儿，就大功告成了。旧式接生有一道程序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令主人家烧一锅开水，未曾动手，先把剪刀放进锅里煮，多煮一会儿，意味着彻底消毒。因为收生婆身上带的这把剪刀，是一贯制的，不管到谁家收生，都使用这把剪刀剪脐带，难免有污浊之物，自知得讲卫生。也有使用一次性剪刀的。用过之后，收生婆要告知主人把接生的剪刀，埋在树下，寓意让孩子像大树一样健康成长，经风雨见世面，长大之后成为龙凤之才。收生婆最怕遇上产妇“横生”难产的情形。凡遇到这种情形时，收生婆必退出“产房”询问家中的长辈，“事情不妙，您说，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因此在旧时都把生孩子当作一道关口，令人胆战心惊。

旧京民俗，还有收生婆为新生儿“洗三”的风俗。何谓“洗三”？就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由收生婆给孩子洗身。这有其一套特定的礼俗。通常由主人在浴盆中放进预先洗净的百文铜钱和艾叶、姜片等，经煮沸后晾温，再给孩子洗浴。洗毕擦干，再轻轻地按摩孩子的关节和脊骨，能祛百病。然后以染红的鸡蛋在小孩的脸上滚一滚，边滚边念道：“鸡蛋滚脸溜溜光，不长虱子不长疮。”随后，还要拿一根洗净的包好的大葱，象征性地打三下小孩的头部。边打边念：“打打小儿头，长大做王侯”，寓意孩子聪明。取四条红布条，系于孩子手足，说是可以使小孩一生老实，安分做人，长大以后不去胡作非为。再取一条红布条，拴在门外钹上，寓意此家有新生婴儿，谢绝客人进入，预防四六惊风。最后一道程序是由主人把洗三盆里的铜钱取出来，递给收生婆，以示酬谢。如果还有姑姨在场，还要在此时添加若干铜钱，酬谢收生婆，谓之“洗儿百岁钱”，寓意祝孩子长命百岁。接下来，由主人家设宴，请收生婆坐于上座，主人和前来祝贺的亲友一起吃顿洗三面，并展示来客送来的喜鸡子（蛋）、喜糖、喜面、芝麻等，谓之四喜之物，以为产妇补养身体。

《从石老娘胡同谈旧式接生礼俗》

西直门

西直门城楼东侧

朱庭祜：地质研究所

地质研究所修业期限为3年，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及格，即可录取。1913年秋季开学时，丁文江赴云南继续做地质调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籍教师梭尔格集中青岛，为日军所俘，亦不能授课。学校功课多请北京大学理工科教师兼任，章鸿钊自任矿学教师，学生以地质为冷门，陆续退学。到三年毕业时，仅有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刘季辰、朱庭祜、徐渊摩、徐韦曼、赵志新、谭锡畴、李学清、李捷、庐祖荫、周赞衡、赵汝钧、仝步瀛、陈树屏、马秉铎、杨佩伦等18人。

地质教师，除丁文江任地文及古生物学外，翁文灏自比国归来，担任光性矿物、岩石及矿床学教授，王烈任构造地质学，章鸿钊又担任地史学。

1915年有了所址，迁到北京西四丰盛胡同及兵马司北京师范学校校址内。1916年，就在此地成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瑞典人安特生（T.G.Andenson）为顾问，修建古生物研究所。在第三学年，增设冶金及采矿二专业，学生分赴矿山实习（庐山、磁县等地），编写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北京西山地质图及地质志亦在这一年先后完成，是为中国人首次发表的地质工作成果。

《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创始时期》

刘冰天：骗去40万

1918年（民国7年）2月17日修正国会组织法、修正参众两院选举法，命令公布后，聚集广州的一部分旧国会议员，于3月初旬发出通电，诋代理总统冯国璋破坏国法，从2月17日起，不承认他是合法的大总统。

当是时，段祺瑞辞职居津，徐树铮滞留奉天，冯国璋认为这是他操纵选举、谋夺下届总统的良好机会。冯密嘱他的“驸马”将军府参军陈之骥、总统府庶务处长张调辰，提出这个问题，向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商议，因冯素知一麟与宪法研究会有渊源也。

张一麟是一个谨慎人，坐在公案上办理文牍，他优为之，若奔走联络，非其所长。他当即向陈、张二人说道：“此事须找叔鲁（王克敏字）。”于是由陈之骥假传圣旨，把财政总长王克敏叫到总统府，他们四个人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

王克敏平素看见他的“岳父”王揖唐以办党起家，心中十分艳羡，今日居然碰着这一宗好买卖，极为高兴。

王克敏是一个精明人，回宅以后，仔细思量，此事须要慎重。他认为：“冯国璋不能比袁世凯，冯若肯大破悭囊，自己掏腰，就乐得效力帮忙，从中取利；若耍滑头，叫我王某在财政部或银行先行借垫，那就敬谢不敏。”王克敏主意拿定，第二天即邀张一麟同见冯国璋，王克敏开口即说此事需款200万元。这一句话，把冯吓了一大跳；少顷，神色略定，勉强说道：“现有南京汇来的利息40万元，先拿去用吧。”冯亲手将支票交给王克敏，并很郑重地说道：“此事须要办得有把握。”王接款后，立赴小绒线胡同，将款交给宪法研究会政务部长王家襄，并声明“只此一次，下次不管”。

宪法研究会党务部长梁善济，是一个山西商人，凡事都要精打细算。他收到此40万元后，即分派各省党员，回籍办理选举，每人发给交际费及路费2000元，以能当选为限，若不能当选，原款退回。一般旧国会议员，自1917年6月，经黎元洪解散，潦倒京寓，已将近一年，闻此办法，有许多人不愿回籍竞选，因恐倘不能当选，还不起这一笔债务。选举结果，宪法研究会当然大失败，而冯国璋的40万元遂掷诸虚牝。所以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临死的时候，尚对其长子冯家遂说道：“我们的财产，除去在南京烧了570万元、张调辰这个小子侵吞了300万元、王克敏这个小子骗去了40万元，此外都与账上相符，并不短少，你要好好保管。”

《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

张岱年：张岱年、张申府居所

1920年（民国九年）夏初，办完母亲丧事，父亲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到北京居住。当时父亲任众议院议员，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父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始终未买房子，仅租房居住。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属于中下等类，每月租钱银圆30元。到这年秋天，由大兄申府安排，叫二兄和我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学习。二兄上高小三年级，我上高小一年级。初入学时赶不上，家里又为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很快就赶上了。三年之后，小学毕业，毕业考试名列第四。当时北师附小的主任是张铎民（安国）先生，毕业后还有联系，但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北师附小在解放后改称宏庙小学）。

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久他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几年后才回国。

《耄年回忆》

徐秀珊：李大钊北京居所

1917年7月，李大钊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偕眷返回故乡。1920年暑假，他又举家迁到北京，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文华胡同24号）。石驸马后宅是从石驸马大街衍生出来的地名。石驸马大街因明代一位石姓驸马的宅邸在此而得名。据考证，这位驸马是石璟，他在正统二年（1437年）娶了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女顺德公主，用当时的表述是“公主下嫁”。二十四年后，也就是天顺五年（1461年），阉党曹吉祥造反，石璟“率众杀贼，擒其党脱脱”，受到英宗的嘉奖。石驸马后宅位于石驸马大街的背后，故称后宅，是一条曲折、幽静的胡同。在这里，李大钊住了将近四年，是他在北京居留最久的地方。

李大钊故居

《李大钊同志在西城》

韩玉辰：卖选票

曹党第一步倒张阁，第二步赶黎下台，其计图总算成功；第三步就是收买议员，准备大选。北京有前内长高凌霨、交长吴毓麟、财长张英华、京兆尹刘梦庚，天津有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直隶省长王承斌，保定有参谋长熊炳琦、秘书长王毓芝、曹锟胞弟曹锐，南京有齐燮元，这些都是有大权势，气焰熏天的贿选主持人。他们分别拉拢若干议员，组织团体，兜售招揽，月送议员津贴二三百元不等，还有炭敬、冰敬、夫马等名目，既向曹锟卖力，又可从中渔利。国会中除中华新报之政学系，头发胡同6号之中山派，麻线胡同1号之益友系，延旺庙街实话报社与未央胡同1号之研究系，太平街7号之讨论系这几个旧有政团外，从1922年9、10月起，到1923年9月止，新生的团体发展到50多个，无政纲、无组织、无领导人、无纪律，仅有招牌地点，供交易选票之用。其中最热心选举的，如后孙公园11号之新民社，以张伯烈、郑江灏、胡祖舜、骆继汉、郑人康为中心，受刘梦庚指挥，这所大房子是查封张敬尧的逆产，由刘转交张等使用的。如甘石桥路西之全民社，以曹锟把兄弟温世霖为首，张士材、谷芝瑞、钱崇恺、史泽咸、张益芳、景耀月为中心，受保定直接指挥。如顺治门大街200号之壬戌俱乐部，以张汉、廖希贤为中心，受王承斌、边守靖指挥。如松树胡同34号之民治社，以王湘、王乃昌、吴宗慈、牟琳、张书元、吕泮林为中心，其中多小孙系分子，与“新民”、“全民”称为三民团体，受王承斌、刘梦庚指挥。如西四石碑胡同之漠南寄庐，以诺门达赖、石凤岐、金永昌、恩和布林为中心。如丰盛胡同4号之西北议员俱乐部，以甘肃督军陆洪涛同胞异姓之董士恩为中心，其中多甘、新议员。如北长街之宪法学会，以邓毓怡为中心。如报子街西头路北之二班改选参议员俱乐部，人数不少。如福佑寺之蒙藏议员俱乐部，以熙钰、纳谟图为中心，蒙藏议员较多。此外以门牌号码为号召的，如报子街18号常堉璋、张鼎彝、王锡泉、马英俊、仇玉珽等主之。如石驸马大街3号，吴莲炬、赵时钦、宋汝梅等主之。如化石桥56号，斐廷藩、岳秀夫、孟昭汉等主之。如宏庙23号，李春荣、王吉言、马文焕等主之。如西河沿182号，林绳武、张益芳、景耀月等主之。如南沟沿64号，梅宝玑、凌毅、徐清和等主之。如香炉营头条16号，胡鄂公主之。灰厂豁子观音寺，许峭嵩、易仁善、董庆余等主之。头发胡同群治社，刘哲、雷殷、郭步瀛、李安陆、叶兰彬、车林端都布主之。还有以会馆为号召的，如江西会馆之江西议员俱乐部，顺直会馆之顺直议员俱乐部，江苏会馆之江苏议员俱乐部。还有仅知其名称而不知其地点与主持人者，如颐园俱乐部、宪友俱乐部、民权俱乐部等。真如夜市地摊，竞相叫卖。其中跨两个以上团体的分子也不少，可以多分贿款。

《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阜成门

德胜门

楚溪春：政学会再次成立

政学会曾于1920年8月被暴力解散，经今3年，乃得再开成立会。高仲和、李肇甫等提议将政学会改名为“宪政社”，因政学会之名，已备受安福系的恶意诋毁，未得同意。张耀曾提议两名并用，遂通过，并通过各项组织委员名单。政学会于1923年3月25日在中铁匠胡同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张耀曾、谷钟秀、孙光庭、李肇甫、刘治洲、王有兰、王侃、周家坦、欧阳骏明、钟才宏、文群、赵伸、刘盥训、李文治、李克明、蒋举清、刘楚湘、金兆棪、李述膺、丁文莹、张鲁泉、饶芙裳、周之翰、郑际平、秦锡圭、韩玉辰、李根源等。我在会上提出了守法、卫国、持正、不畏强御等政治主张；当时直系军阀专横，故提出以上主张，供会友共同勉励。其时，政学会人士参加张绍曾内阁的，有彭允彝、李根源。国会议员出席当天大会的约有70人，并有国民党益友社人居正、田桐、覃振、彭养光、李永声、焦易堂、谢持、邹鲁、吕占东等以来宾身份参加，看我们应付选举之主张如何，会毕颇满意。

《我与政学会》

王坦：“有钱买个总统当”

某一天，我在顺治门里油房胡同一号王毓芝屋里坐着闲话，忽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直隶议员谷芝瑞（霭堂），一个是山东议员史刚峰，他二人说话完全是要打倒吴景濂的意思。我心中暗想：“这吴景濂倒不得，若他真倒了，我们办大选就不好办了。”谷、史二人刚走，我就向王毓芝说：“咱们这个事情一年多了，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急不如快，我看还是快些好。”王毓芝说：“谁说不是呢！孝伯（王承斌）、子玉（吴佩孚）全和大头（指吴景濂）商量不好。怎么办呢？”我说：“他二人商量不好，我去未必商量不好。大头这小子怕老婆，他的老婆怕我。我去十分可行。”王毓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得打电话问他在家没有。”我打通电话一问，吴恰巧在家，就约定在家等我。我就坐着王毓芝的车子去了。

当时吴景濂住在小麻线胡同一号，到他家中，说了几句闲话，我就拉住大头往他老婆屋里走。我见了吴景濂的老婆就说：“大嫂，今天我来有正事，不说笑话。”接着我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大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乘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他哪一个官。你看好不好？”接着我又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一个总统当，买个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做有钱会花呢！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生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事情我们都已预备好了，明天我把参谋长和秘书长领来，和大哥一见面，就等于曹锟本人和大哥见面一样。这事就算定妥，随便您哪一天开会，这事就算完成了。将来给钱的时候，我们这三个人都不管，归孝伯一人经手。好在孝伯从小时候就出入你家，已非一年，你们是如同一家人一样。”吴夫妇俩听完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儿就说：“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待了一会儿，我告辞出来，并说：“明天我就把熊、王两位领来和大哥见面。”我由吴家回到油房胡同，就要王毓芝叫保定电话。熊炳琦（润承）接到电话，非常高兴，他说：“兰亭别挂，等我报告大帅（指曹锟）一声。”不大一会儿，熊说他报告过了，并说大帅要我当天晚上上天津和四爷（指曹锐）见面。这话我明白，就是让我再向曹锐报告一遍的意思。

当天晚车我上天津见了曹锐，并即赶回北京。第二天12点以前，我到油房胡同，等着熊炳琦来同王毓芝三人一齐吃午饭。午饭后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小麻线胡同一号吴宅。熊、王、吴三人见了面，谈得很圆满，晚上熊就赶回保定。于是我经手的人我送钱，并通知大家谁经手的谁送钱。（拿钱的地方是前门外二条胡同大有银行，这银行的负责人是汪小舫。）只是送钱的事情就办了六七天，但谈到选举这正经的事情，都是三言两语就完了。吴景濂一个人就给了40万，其他每人送给5000元。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5000元之后，他曾把这件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

《曹锟贿选总统始末》

华林：撤换女师大校长杨荫榆

1924年8月，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视事后，初次召集学生讲话，仍用向日在女子师范做学监时一套旧的严厉口气，且口口声声都说美国怎样，哥伦比亚大学怎样，崇美思想严重，学生对此极端愤怒。同时杨所派的教务长薛培元，总务长吴沆，都以杨的主张为主张，并取消教员兼任制，一律改为专任制，暗中似有组织派系，把持校务之意，绝无革新之望。学生更愤怒，遂掀起反杨浪潮，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撤换杨荫榆。杨仍顽强不顾，于是新的学生一派与旧的杨荫榆一派，矛盾尖锐，势如水火，斗争一天比一天剧烈。教育部代次长马叙伦多方调处，亦无法弭平。关于这些消息，北京各报天天披露，《世界日报》尤翔尽无遗。所谓段祺瑞执政，对此情形，异常冲动，就调司法总长章士钊为教育总长，叫他认真整顿学风。章到任后，当然尽力支持杨荫榆，以维持政府威信。他首先派专门司长刘百昭亲自到校察看。刘不明潮流方向，仍一味用压制手段，致使风潮愈演愈烈。有一天，学生们竟同赴教务处及校长室质问，群情激愤，几至用武，杨荫榆乃逃回私宅躲避。1925年8月7日，教育部竟下令，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迭起风潮为借口，予以解散，并封闭其学舍。临时又雇三河县老妈多人，每两人挟一学生出校，装入汽车，运到西四牌楼迤北地段，迫令分途下车，并监视各回其家，使其不能再结聚。他们认为女师大这次风潮，是鲁迅鼓动的，又下令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兼科长本兼各职。另令设立北京女子大学，以胡敦复为校长，即在女师大原校舍，招收新生。这样一来，刘百昭等以为干脆彻底，再不能闹风潮了。

杨荫榆（前排中）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讵料女师大护校学生被迫出校后，辗转联系，就在宗帽胡同租定房屋，高悬女师大旗帜，宣布独立，而鲁迅等又为这些护校学生义务上课。原任女师大校长许寿裳亦经常到那里为她们照料一切。原来只有学生程毅志、方音等十多人，随后同情护校的愈来愈多，竟达百余人。

《女师大的沿革》

许世玮：胡同里的女师大

女师大被解散后，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教师同情学生，决定不顾军阀政府的解散令，使这所学校继续办下去。许寿裳既被免了职，等于失了业，用不着再去办公，便全力投入女师大的工作，担任了教务长之职，不辞劳苦，统理校务。他们先在报子街的女师大补习学校设立临时办事处，筹备招生和开学。后来又在西城宗帽胡同14号自赁校舍，因陋就简，经过一个月的筹备，终于在9月2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到会师生、家长和各校代表竟达200多人。教师们义务授课。许寿裳在校务诸事外，也参加讲课，讲授儿童心理学。

女师大校门

《许寿裳》

黄慧珠：忧心切关国家事

王昆仑夫人曹孟君，是我国妇女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本文作者曾长期与她在一起工作，文章回顾了曹孟君一生的战斗经历，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妇女的成长道路。

……

1924年，孟君转到北京的新京学院补习。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她受到同学们的信任与拥护，当选为该校学生代表，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正在这时，孟君与她周南女校的老同学丁玲重逢，她们同住在辟才胡同这个补习学校里，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妇女的命运、个人的前途等问题。现实使孟君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劳苦大众受帝国主义枪杀，比比皆是；中国不单是“女人的命不好”，一切劳苦大众的命都不好。她逐渐明确了：个人的命运，一切劳苦大众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只有彻底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的统治，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新社会，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的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1925年暑假以后，孟君考进了北京大学。

《曹孟君传略》

张恨水：世界晚报

《世界晚报》办了一年多，《世界日报》才问世。成舍我觉得晚报总不如日报神气，就找到了些搞政治的人出钱支持他，除了买两架平版机、小机器、石印机以外，还得有每月的经常费。手帕胡同的房屋不够了，我找了石驸马大街的房子，也就是解放后《光明日报》社的一部分，再往后还买过西长安街的一座旅馆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

《我的创作和生活》

吴范寰：营救成舍我

1926年4月，（张宗昌）以“赤化通敌”的罪名捕杀京报社社长邵飘萍。8月6日深夜派宪兵逮捕《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当夜即以“通赤有证”的罪名执行枪毙。连续两次逮杀报人，在当时已造成恐怖气氛。接着在8月7日夜间成舍我又被宪兵捕去，当时报社同人多认为成此去必将遭到邵、林同样的命运。但到第二天却没有绑出枪毙。于是成的亲友四出活动营救，其中有孙宝琦的大儿子孙用时（当时任日本住友洋行买办）因和成是盟兄弟，央求他父亲以国务总理的身份亲到石老娘胡同张宗昌私宅求情。孙老头儿为了儿子关系亲自出马，张宗昌答复说：像成某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为给孙的面子，可以暂时不杀。孙辞出后又亲函恳求，张的复信是“……成舍我罪情重大，本应枪毙，既承尊嘱，可改处徒刑……”。第二天孙又亲去要求保释，张答复要审查最近十天的报纸内容才可决定。于是报纸同人只好仔细检点，原已印好的《世界画报》第50期，因内容稍有不妥，也临时停止出版。8月10日，张宗昌答应开释，开释令原文略谓：“世界日报成舍我既属情有可原，着即开释，并派人送往孙总理宅可也，此令。”成在死里逃生后，对前往慰问的人说被捕时感想，他说当他在被推上大卡车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颗子弹从后脑打进去的可怕的设想。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成在报上不发一言，记载也特别审慎。

《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

张宗昌上将别墅旧址

吴范寰：北京世界日报

《北京世界日报》实际是三个报的总称。首先创刊的是《世界晚报》，1924年4月1日出版，每日下午出版四开一张。其次是《世界日报》，1925年2月1日创刊，初期每日出版对开一大张，以后扩增为两大张，有一个时期曾出过三张到四张，抗战后复刊改出一大张。第三是《世界画报》，1925年10月1日发刊，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张，用胶版纸铅印，主要是用铜、锌版制图（在此以前有一个短时期，曾仿照从前上海点石斋画报，用石印在日报内附出画报一版）。由于先有晚报后有日报，所以初期对外名称是《北京世界日晚报》，后因有人建议说这样名称不大方，从1935年起，就以日报做中心，定名为“北平世界日报”。

《世界日报》1926年8月1日版

晚报创刊时，社址设在西单手帕胡同35号成舍我的私寓内，设备简陋，印刷由外面私营印刷所代办。1925年春添办日报时，改租石驸马大街甲90号作社址。这所房屋是袁世凯族人袁乃宽的产业，庭院相当宽敞。这时成舍我和安福系财阀贺得霖发生了关系，以在政治上为贺支援作条件，由贺从东陆银行拨出几千元，购置了两部对开平版印刷机和铸字、排字等设备。到1928年成舍我从南方回来，由李石曾拨付一些资金，陆续添置了两部全张印刷机和新字模等。

《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

杨铭珍：老舍与小羊圈胡同

14岁之前，舒庆春一直住在小羊圈胡同。他早年丧父，母亲没有奶水，靠往浆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母亲和小姐姐一天到晚忙着替人家做活洗衣服。孤独、寂寞和清苦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小羊圈和小羊圈东南角上那个小院子便是他的活动场所。院外的大槐树、院内的石榴树和歪歪拧拧的枣树是他不会说话的好伙伴。他没有玩具，南屋里翻出来的染红颜色的羊拐和几个磕泥饽饽的模子成了他仅有的宝贝，小羊圈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深深地融进他的血液里，以至多少年后，无论在哪里，只要一闭眼，小羊圈和那个小院子就真切地回到眼前。他永远忘不了贫苦的童年和可敬可爱而又可怜的亲人。

小杨家胡同（小羊圈）八号北房——老舍诞生地

小羊圈胡同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至少有三次把小羊圈和诞生地的小院子写了进去。最早的一次是1937年，《小人物自述》，第二次是1944年，《四世同堂》，第三次是1962年，《正红旗下》。老舍让作品中的人物把小羊圈当作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演出一幕又一幕20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悲壮史剧。

《老舍的出生地小杨家胡同》

李世军：鲁迅的告诫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先后在段祺瑞、张作霖的血腥统治下。各大学学生纷纷离京南下参加北伐军事活动。我们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奉北京执行部领导人李大钊（守常）同志的命令，迁往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旧兵营，继续转入地下活动。……在离京前，我唯一的希望是去看望鲁迅老师，并把打算向他提出的请求和建议也大略告诉了大钊同志。他同意了，并一再叮咛注意安全。天已大明，正好下大雨，我借了一把雨伞，遮住头部，从靠近营房的乌利洋行后门，避开侦缉人的监视，飞快地钻进停在门前一辆带篷的人力车，直奔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十二号先生住所。我早已考虑好如何应付门前的侦缉队。下车时雨已停了，我仍然张着伞，只见门房里坐着穿灰色大褂的两个彪形大汉。看大门的工友站在门口，我故意使个眼色大声问：“刘××在家吗？”（其实并无此人）因我经常去看望鲁迅老师，他明白我的意思，便应声说：“在家，可能还在房里，你自己到各房间找找看。”我在正院各房门口东绕西绕，来到西侧小院门口，一个箭步跨进鲁迅先生的住院。雨后的早晨，小院显得格外幽静。我看见鲁迅老师（是我在北师大的老师）立在窗前石阶上，以慈祥宁静的神态正凝望着什么。他经常在写文章休息时，喜欢站在檐前一株石榴树下，观察枝头的蜘蛛网。我还未来得及落下雨伞，他闪电般的眼睛，已经看到我了。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还没有走？”我跟他边往房里走，他边问几个师大和北大同志的情况。我告以多数都离京南下了，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同迁往俄国大使馆。他显然流露出不放心的心情。进屋后，他坐在平时写文章的那只旧藤椅上，手指着他旁边的木椅，要我坐下。先生接见我们时多不先说话，只是凝思默坐。我首先将李大钊同志安排我们迁往俄国大使馆旧兵营及派一部分同志去外地工作的情况约略汇报了几句，他注意地问：“守常住在哪里？”我告以住在俄国大使馆的楼内，经常和我们谈话，听同志们的汇报。日夜工作，身体稍稍瘦了些。先生面部出现了不大放心的表情说：“俄国大使馆并不安全啊！要他注意。”

《鲁迅一段未见诸文字的谈话》

阎子奉：挖银子

1929年间，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梁巨川在北平的时候，有一清室的太监名赵德山者密告梁说：西四牌楼羊肉胡同七号是清朝某王府的宅第，那里地下埋藏着很多的银子。梁即据情告知阎锡山，阎就决定设法用大价将这所住宅买到手，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三万元，经梁派卫兵一排住于宅内看守。当年8月开始动工，在该宅内四处挖掘地洞，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并逐月将情况密电向阎报告。当时挖地洞的工人约20余名，许进不许出，夜以继日地进行挖掘。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七号住宅的地下全部挖遍了，也没有挖到银子，而地里渗出的水却越来越多，用抽水机排泄出去，以致附近的街道上，满街都是泥水。王子寿把这些情形向阎锡山报告后，阎复电要将六号或八号的房子再设法买下，继续施工。王子寿于是又将羊肉胡同八号住宅用32000元的大价买来，继续动工挖掘了半年之久，始终没有挖到银子。那时王子寿给阎锡山的电报，是由北平函电处代为译发的，都由我一人经手，所以这件事的经过，我知道得很清楚。王子寿还对我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不但银子没有挖到，反而花了十来万元！”

《阎锡山家族经营的企业》

刘清扬：张申府居所

张申府自1931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按该校的聘约，每任教授五年便应休假一年，并可给予经费去游历美国。但张因爱国被捕，该校不但毁约不予休息，并且撤回他在该校的教授职务。为此，在7、8月间我们便由清华住宅迁居城内锦什坊街南学院胡同2号居住。此后，对抗日救国活动，更得集中精力和行动上的便利。

选自《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

卢景贵：九一八后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木村派人来找我说：如不出走，他可荐我任伪职。我决定离开东北，乃率东三省交委会全体员工及家属亲往皇姑屯车房，找到了一个铁路老同事，给我们挂了一辆三等的客车，附于逃难车上，由皇姑屯车站冒险逃出。开车前，我看见了鲁穆庭，乃招手让之上车，一同奔向北平。1931年9月24日，东三省交委会全体人员平安抵平。在西单牌楼北粉子胡同找到了一所房屋，即作为东三省交委会迁平后的办公地点。

《东北铁路十年回忆》

魏广洲：书店送书郎

1931年，我20岁的时候，在琉璃厂松筠阁书店跟刘师傅学徒。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奔跑于各大学，为教授们送书。由于工作关系，我结识了一些名教授。我认识了清华大学德文系主任杨丙辰先生、图书馆馆长钱稻孙先生、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先生、社会系主任潘光旦先生、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法律系主任浦薛凤先生。有一天我在哲学系遇到了张申府先生，张先生身材魁伟，身着西服。他告诉我，他住在清华校南门外过桥路东大门里，从这之后，我就经常为张先生送书。

张先生是著名学者，也是版本学家。他最喜爱许琏刻书、《列女传》《人物志》以及《韩诗外传》等书，只要自己没有或版本不同的书，见了就买，绝不说价昂。各代名人著作，官刻本、家刻本、五局刻本、笔记、年谱、法律、数学、地理、方志、考据、目录及经史子集等书，凡是没有的，一见就爱不释手，可说是嗜书成癖，他还为我介绍了章伯钧、章乃器、梁漱溟、梁秋水、梁实秋等人。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攻进北平，许多著名人士被迫离平，张先生临走前给我留了一个条子，委我到西城学院胡同甲二号他的城里住家，帮助整理书籍，将所藏中外文书籍全部装入新做的木箱，一共干了六天，装好后交人收藏看管起来。抗战胜利后，张先生重返北平，寓景山后街黄化门五号。我去看望他，提起叫我装箱一事，张先生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书被看管人的亲属盗卖了一些。他嘱我为他留意不同版本的许琏刻书、《列女传》《人物志》等。

《张申府先生二三事》

马毅：闭门谢客的齐白石

身负盛名的齐白石一如既往地坚持每天勤奋作画。1926年冬，他定居在跨车胡同15号，辛勤地营造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享受着毕生追求的那份清逸自然。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齐白石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九九重阳，他登临宣武门城楼环望北平城。昔日恢宏壮丽的城墙、城门，已是蒿草丛生，寒烟萦绕。齐白石心中顿生悲怆之情，深憾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征战疆场。他将一腔忧愤浓倾笔端，画就一幅《石岩双影图》，并题诗云：

百尺城门卖断砖，西河垂柳绕荒烟。

莫愁天倒无撑者，犹峙西山在眼前。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铁蹄下的古都北平，阴云笼罩。齐白石闭门拒客，谢绝往来。尽管如此，仍有敌伪各色人等上门索画，纠缠不休。对此，齐白石深恶痛绝，愤然提笔写出告白：“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对此，仍有人视而不见。一次，一名日本翻译官厚颜无耻地登门求画，齐白石鄙视这张令人作呕的走狗嘴脸，信手拿出一幅旧作草草将其打发走。待此人走后，老人余怒未息，吩咐家人研墨备纸，奋笔疾书：“切莫代人介绍，心疾发作，断难报答也。”“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写完后，他怒不可遏地命家人张贴到门外最醒目的地方，以示那些无耻之徒。

日本侵略军驻华头目坂垣和土肥原仰慕齐白石的盛名，多次诱逼他加入日本国籍，遭到断然拒绝。齐白石面对强暴的敌人凛然作答：“齐璜，中国人，不去日本。你硬要齐璜，可把齐璜的头拿去。”一次日伪机关强迫齐白石公开宣传所谓的“中日共荣”的强盗理论，他宁死不从，被敌人扣留，后经友人多方相救才得保释回家。回到家中，他愤然提笔写下了“子子孙孙不得做日本官”的遗言。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表明宁愿饿死也不事敌酋的决心。年近八旬的白石老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高风亮节，他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敌人进行着不屈的斗争。最后，他把自己精心准备的用于百年之后的棺木放置在画室前，再次向敌人表明了自己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

《跨车胡同的齐白石故居》

邹士方、秦宝春：娄师白入齐白石门下

1932年暑假，师白的父亲从家返回香山上班时，在长途汽车上等着开车。他的座位前面，坐着一位长须老人和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一些卖香烟糖果的小贩老是围着他们转，惹得孩子叫嚷着要买糖。这位老人突然对小贩大声喊道：“你们不走开，吃了东西我是不给钱的。”他的一口湖南腔，引得全车人都对他注目而望。父亲听他是同乡口音，就问老人到何处去。老人说是送两个孩子到香山慈幼院去读书。二人互通姓名后，师白父亲知道了老人就是著名的大画家齐白石。

恰好白石大师的家住在跨车胡同，娄家住在太平桥，两家只隔三四百步远。由于师白父亲和齐先生不仅是同乡，又在慈幼院工作，而且两家是邻居，因此，齐先生委托师白父亲照顾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齐良迟、齐良已。

跨车胡同之齐白石故居

这以后，齐先生常到娄家来，有时托师白父亲给他的两个孩子带些东西。师白也常到齐先生家去，送个口信，或者取送东西。就这样，他进入了齐家大门。

《齐派艺术的传人——娄师白》

张岱年：张岱年结婚

当父亲在世时，由冯友兰先生及吾兄申府介绍，认识了冯让兰同志，让兰于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两年后回京，1935年与让兰在北京结婚，租房住在辟才胡同二条2号。此房有三间宽大的北屋，《中国哲学大纲》即在北屋书房中写成的。1936年，由冯友兰先生联系，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仍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问题”两门课程。“中国哲学问题”课即以《中国哲学大纲》为讲授内容。在清华与张荫麟先生常相过从。

《耄年回忆》

郄武：教化部

日本军国主义者深深地知道，中国人民是具有爱祖国、爱和平的热情的。对于抗拒外侮打击侵略的勇气，更是极端强烈的，必须在每一个伪政权成立的同时，建立起一个介于该政权与人民之间，相当于政党或团体的群众组织，作为他们破坏中国固有文化道德，瓦解人民的斗志，麻痹人民爱祖国、爱和平的崇高思想的御用机构，以便顺利推行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兽行为。因此他们在扶持伪满洲国成立后，同时建成协和会，在占领了南京扶持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后，同时成立大民会，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也于伪临时政府大汉奸们粉墨登场之后，紧接着引导预先装扮好了的丑末角色，汉奸张燕卿、缪斌等成立了一个新民会中央总会，于12月24日在北平开锣：与伪临时政府同时表演了一出出卖华北人民利益的对台戏。

中央指导部是新民会的执行机构，会内的总务部、教化部、厚生部及后来增设的宣传局、调查局等作为新民总会细胞的组织机构，都归他领导。而这些组织细胞中因为总务部长小泽、总务科长矢部、调查科长清尾都是日本人，他们又都是新民总会的创造者，并且掌握着经费的出纳，情报的搜集，职员的训练和任免的关系，不但大权独揽，还是整个新民总会的神经中枢，各部门职员都以他们几个人马首是瞻。

当时的教化部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抑制人民爱国思想方面，首先组织若干个以略懂中文的日本人为首的书报检查小组，深入图书馆及各中级学校检查书报，凡是七七事变以前出刊的有关历史、经济、政治书刊及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律没收。他们把这些东西汇集在一起，存放设在丰盛胡同一个中学的大楼上，后来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资料室。

《记抗日时期汉奸机构新民总会》

张岱年：张岱年居所

我在北平多次迁居，有两年住在地安门附近东煤厂，之后迁至南长街二条，1941年迁居西城小沙果胡同8号。当时闭户读书，不与敌伪合作，经常往来的朋友有王森、李戏鱼、张恒寿、常风、关其桐、王锦第、韩镜清、翁独健、成庆华、李相显等。当时在北平居住的前辈学者有陈垣、王桐龄、尚秉和、邓以蛰、张子高、张东荪等，亦皆闭户深居，不与敌伪来往。

《耄年回忆》

张岱年：张岱年《哲学思维论》

1941年冬天，我迁居西城小沙果胡同8号，住房是一座小楼，在楼上便于沉思，于是于次年春季开始写《哲学思维论》。当时太平洋战争开始，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有望，以满怀希望的心情撰写论著。原来的计划是将历年致思所得整理成为一书，题为“天人新论”，计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方法论，第二部分是知论，第三部分是天论，第四部分是人论。后来未能完成原来的计划。方法论也写得较简，改题为《哲学思维论》。知论原拟写两篇，一为“知觉与外界”，二为“经验与理性”，仅写出“知觉与外界”，改题为《知实论》。天论亦拟分两篇，一为“事理论”，二为“心物论”，仅写出《事理论》。人论部分只写出简单的提纲，改题为《品德论》。这些论稿，《哲学思维论》《知实论》写于1942年；《事理论》写于1943年；《品德论》写于1944年。其后生活日趋艰窘，就无力写作了。

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思想综合于一”的构想。《哲学思维论》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与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的关系的见解；《知实论》进一步论证外在世界的实在；《事理论》研讨事物与共相的关系问题，较详地论证了理在事中的唯物观点；《品德论》提出了一个以刚健而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这些论稿写作于抗战时期，不可能随时发表，胜利后又因故拖延下来，直至1988年，连同历年的思想札记，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已在写成之后40多年了。但与王船山著作100多年以后才能刊布比还算幸运的。

《耄年回忆》

李泰棻：摇身一变的王英

在日寇投降后，蒋政府很快就把所有日伪势力范围以内的军队、警察加以宠命。上自伪总司令，下至地方警佐、警尉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委座”（当时他们对蒋的称呼）的部属。当然，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原为同人民解放军作对，这是很显然的。王英也不例外，他也成了“委座”的部队，把他拨归傅作义指挥了。傅所负责的第十二战区，军队比之其他战区，数目较少，也乐得顺水推舟，替王说话，把他编在自己的战区之内。这样王英就成为第十二战区的骑兵总司令（这一头衔是我在北京头发胡同王英寓所门首看见的）了。

《王英罪恶史》

周北峰：北平起义前的撤退

傅将军与解放军接谈事已由蒋介石在北平的特务风闻了一点。南京准备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军队。所以在我还没有第二次出城时，有一天我与崔月犁同志约会在锦什坊街里一个小胡同（油篓胡同）傅的前军医处处长杜勤书家里见面时，我将我知道的南京要派飞机到北平接运蒋的嫡系青年军和石觉的部队事告知了崔月犁同志。这时北平南郊、西郊的飞机场都不能使用了，傅在天坛修了个临时机场，南京的飞机就在这个机场降落，已经运走了一次。当时南苑的解放军便向天坛这个飞机场打炮，所以第二次又来飞机降落后便不敢起飞了。傅命我打电报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请不要打炮，随之接到复电大意是部队不能运走，一些蒋介石的高级将官和特务，不愿参加起义的可以走。所以蒋介石嫡系军官暨驻北平蒋的宪兵第三团和一部分特务便乘这批飞机逃走了。

《北平和平解放》

宣武门

杜任之：傅作义投诚

人民解放军由于侦知蒋介石有从平津撤军南逃的企图，所以在胜利结束辽沈战役后，稍事休整即分几路入关，与华北人民解放军联合对平津形成了大包围。傅作义将军的“剿总”在新北平受到威胁，随即移到城内中南海。这时我与崔月犁同志先后去找刘厚同，让他督促傅作义将军抓紧与中共和谈。我对刘厚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再迁延下去，不开始和谈，数十万解放大军一进攻，北平指日可下，宜生不投降也得当俘虏。”刘老先生笑着说：“宜生性情刚直，宁可自杀，也不做俘虏。”我说：“他可以不做俘虏，也可以不投降，更不需要自杀；只要当机立断，开始和谈，就有光明前途。”

我与刘厚同正谈得紧张的时候，傅作义将军突然来了。他首先与我握手说：“早该听从你的意见。”我说：“现在尚不算晚。”他说：“民主同盟是最大的民主党派，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威信，有民盟代表张东荪参加谈判很好。听说你已和他接洽好了，那我不日就同他会面。但不知共产党是否能守信用？谈判后能否认真履行和平协定？！”我说：“共产党光明磊落，有路线，有政策，一向遵守协定，说话是算数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共产党绝不像蒋介石，破坏国共‘双十协定’，破坏‘重庆政协会议决议’。现在机不可失，要当机立断，开始进行和谈。”傅作义将军说：“与张东荪和中共代表会面后，我即派代表出城到解放军联合司令部去谈判。”

我由联谊社与傅作义、刘厚同分手后，随又找到张东荪。张说：他早已见过刘厚同了，刘请他做中间人参加谈判。我当即告诉他：“积极准备谈判的事，等候傅作义派车接你。”

之后，我回到华北学院，正好崔月犁同志来找我。我把进行情况告诉了他。他让我打电话告知刘厚同：他去找刘厚同直接谈。我打了电话后，他就去刘厚同处；临走时他找来了驻华北学院的晋察冀解放区来北平搞学运工作的魏焉同志，让我随时与魏取得联系，相互交换情况。他在刘厚同处与傅作义将军派去的谈判代表周北峰见了面，并与周北峰约定，次日在油篓胡同六号杜敬之家商谈具体出城谈判问题。崔还告诉周北峰：出门时戴上大口罩，把帽子往下戴盖住眉毛，以防特务。这一情况是崔月犁同志事后告诉我的。

《回忆和平解放北平的经过》

第六章　景山·东四：民国大师的成就与操守

寿墨卿：章太炎绝食

公开反对帝制的章太炎，也是被袁氏监禁的一个。监禁的地点，最初是在龙泉寺。章氏以绝食相对抗。马老知道后，即邀同黄晦闻分别写信给李经羲，请李向袁氏进行疏通，恢复章氏自由，马老信里称“太炎学通古今，名达中外，不特赤县为冠冕，亦宇内之昆仑也”。大约是袁氏怕章太炎绝食饿死，又把他移禁到城里钱粮胡同，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监视。马老通过人事关系经常去看他。没有多久，章太炎又开始第二次绝食了。马老用种种譬解，劝他复食。他总是摇摇头说：“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

《马叙伦先生事略》

钱粮胡同

郑晟礼：外交协会成立背景

1917年夏历正月我离湘至鄂，闻任公师（梁启超）已至北京。我遂赴京谒师，与师同移居东城钱粮胡同招待公邸。时国际外使每日奔走于钱粮胡同，邀请我国参战。我即以为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时机到来，只须将与各国之不平等条约改为对等，要日本交还其攘取德据山东之各项权利，以此为参战条件。我曾具一说帖上之任师恳切言之。然任师以为我国应持大国风度，不为市侩讲价之谋。其时国内又有反对参战者，政府于是几费周折，先约未定，贸然参战。又因当时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时，主持外交部与驻日使节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于复文中有欣然承诺之意，政府遂急待谋一挽救方案以为外交后盾，将希望寄托在和会上，力图争持一番。此即外交协会成立之背景。

《1898至1919年间见闻杂忆》

梁漱溟：李济深先生

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聚合一些朋友谈学，任潮先生（李济深）为其中最勤恳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听，就在那里开始与任公相识。彼时任公似是任职于陆军部军学司，家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而我任北京大学讲席，位居崇文门外子胡同，他曾到我家来过，穿长衫便衣，而非军服。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

吴范寰：成舍我发迹

成舍我在书社失败后，迁居弓弦胡同，先利用残余的资产创办了一个四开小报，取名《真报》。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不久就无法支持下去。1922年春，成经北大教授沈溯明（兼任北京市立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原系新知书社股东）介绍入北京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不久又回到北京《益世报》恢复编辑工作。1923年秋间又加入李次山所办的北京联合通讯社任编辑。那时正值旧国会在北京复会，记者采访新闻的目标集中于议员俱乐部。成舍我因联合通讯社采访新闻的关系结识了不少议员，如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议员陈策等。1924年即由吴的关系入众议院任一等秘书，又因和彭允彝的关系，当过教育部的秘书，其后又结识了外交界的宋发祥等，由宋介绍给当时财政总长王正廷，当上了华威银行监理官。

《真报》

《世界晚报》

成舍我做官以后，升官发财的欲望更高，决心从创办事业入手，于是在1924年初独力办报。当时他自己拿得出的资本只有200元，在那年4月创办了日出四开一张的《世界晚报》。以后借报纸的关系找到几处挂名兼差，居然能够维持下去。接着在1925年2月，又添办了《北京世界日报》。在同年10月又添办了每周出版一次的《世界画报》。销路日广，业务逐渐扩充。最后在经济方面积资达几十万元，政治方面由于投靠了反动统治阶级，爬上了“社会贤达”的地位。

《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

朝阳门

范体仁：吉祥胡同的《现代评论》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于1922年3月创刊《努力周报》，为官僚王宠惠捧场，发表其臭名昭著的“好政府主义”，在遭受李大钊先生等的抨击后，于1923年10月停刊。王世杰等人原有政治野心，乘《努力》即将停刊之时，筹谋发刊一杂志。适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共和苏联的援助，筹备改组国民党，发布新政纲，国民党右派中委石瑛（蘅青）回到北京，亦主联合北大教授发行一刊物。王世杰为此函约周鲠生、石瑛、燕树棠、谭熙鸿、杨端六、袁昌英、王星拱、张慰慈、陈衡哲、高一涵、丁西林、陈源（西滢）、皮宗石（皓白）、顾颉刚、杨廉、陶希圣、陈顾远、刘范祥（叔模）、纪人庆、罗敦伟、李寿雍、陈大齐、彭学沛、宁协万、陈翰笙、汪敬熙、张奚若、朱经农、唐擘黄、尚钺、唐有壬、李景汉、刘大钧等在北大第二院开会商讨，时为1923年8月。这些算是现代评论社的基本社员，王世杰自是中心人物。1924年1月，创刊《现代评论》第一期。他们还特约周建人、林语堂、吴稚晖、李石曾、胡适、郁达夫、张资平、沈从文、江绍原、范寿康、甘蛰仙、范体仁、段锡朋、康白情、雷殷等写稿。这个刊物名为《现代评论》，即表示采取旁观的评论时政态度。它是周刊，16开本，每期约16页左右，为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技、哲学综合刊物，发行地点在北京吉祥胡同。

《现代评论》

胡适早年摄像

《现代评论派与王世杰》

曾毓隽：绑架段祺瑞阴谋

当国民军在天津战败退却时，鹿钟麟回京，4月9日晚打算包围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的住宅。当天下午三四点钟，赵众绳的同事崔某来桂乐第和赵谈，鹿钟麟的卫队营营长普振华（和崔是同乡关系）曾告诉他说：“你今晚不要回家，恐怕今晚执政府有变动，打算掳走段执政。”赵众绳对崔说：“你何不将这个消息报告姚六爷呢？”崔听了赵的话，立时跑到姚家报告，姚不置可否。崔又回到桂乐第，告诉赵说：“六爷对我的报告有点不大相信。”赵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起初也不大相信，以为鹿钟麟对段祺瑞还不至这样。赵说：“何妨派人先到东四一带察看有没有军事行动。”这时已经下午六七点钟，派的人走到东四，就戒严不能通行了，段住宅电话也截断了。我立刻派执政府顾问日本人大谷猛坐着使馆汽车，带着我的信去到吉兆胡同，将信交给段祺瑞。当晚由卫兴武送段到吉兆胡同内另一个崔某家（这个崔某是段的老同学），在他家住了一夜。当夜我们利用号外，说段执政已经进入东交民巷桂乐第。鹿钟麟看到号外后，信以为真。夜里大约九十点前后，鹿自己跑到桂乐第见到李思浩。李对鹿说：“执政已经休息，有事明天再来好吗？”鹿说：“我来无他意，不过是表示我对执政关心和拥护。”说罢，他很失望地走了。

《我被国民军逮捕和脱走的经过》

王楚卿：段祺瑞的“空府”

北京东直门内南门仓，有块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经是什么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当段祺瑞在京时便计划在那里修建一所公馆。那处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砖瓦很多，老段便自己开窑烧砖。有个叫魏延平的，懂得建筑工程，便委托他画图临工，在那里建了一所规模相当宏伟的大公馆。这所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子，还有若干跨院，在东部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一进门堆有假山。通后花园有道小河，可以栽种荷花。这所宅子盖成后，段祺瑞还没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失败后，段即下野，到天津租界里做寓公去了。这次重回北京，虽然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今中国人民大学校舍），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门仓这所建成而没有住过的新公馆。他的住处在公馆的北部，东半边是马号，还驻有卫队。那座小楼便成为他个人诵经的静室。他虽然又重新出山做了执政，却仍旧吃斋念佛，把静坐念经作为他的一项日课，每天一定坚持决不放松。住宅南部还有一处房子，便送给张夫人过继的兄弟张绪堂了。

《段祺瑞公馆见闻》

曾毓隽：段祺瑞不参加孙中山吊唁内幕

中山先生逝后，开吊之日，段穿好衣服正欲上车前往致祭，朱深来吉兆胡同报告，说顷由中央公园来，闻国民党人将于段临吊时出以非常手段。我适在侧，谓此说离奇，不足为信。朱深力言其有，且谓由侦探报告，被本人证实。我谓万无此理，此谣无意识。朱声泪俱下，附和朱说者多，段遂临时以脚痛旧疾发，不能行动为辞，改为派员致祭。

《忆语随笔》

楚溪春：军警与三一八惨案

当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半个月，已经有几次学生游行，反对外人欺压我国，均未出事故。那几次学生游行，都有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的大刀队在两旁随行。三一八惨案前一天，卫队旅接到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请愿，要我们旅告知守卫官兵到吉兆胡同和执政府（即原海军部，今张自忠路人民大学东边那座楼）分别严加戒备，并一再叮嘱在与学生接触的时候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当时又听说，这次游行北京警卫司令部没有派大刀队随行，因为鹿钟麟带着队伍到天津与奉军作战去了。旅部当天晚上就召集卫队旅负责警卫的军官们训话，按照上级命令执行任务。

第二天，即3月18日下午，为了怕学生开会后到吉兆胡同请愿，闹出事故，我便亲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备事宜；执政府那边，派当时卫队旅少校参谋王子江去布置警备事宜。布置时要求警备部队前几排的士兵不许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无理的殴打；中几排的士兵可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守卫执政府的是卫队旅第一团第三营。

我在吉兆胡同段宅等候很久，计算时间，游行的学生队伍早该到来了，可是还一直毫无消息。我就想用电话去问执政府，但是我把耳机子刚拿下来，就听见西方传来几声枪声。我想那方面一定出事故了，没有来得及摇电话，就坐上汽车奔执政府而去。当时段执政的侄子段宏纲还劝我不要去，我说：“恐怕已经发生误会了，我不能不赶紧前去处理。”我坐车走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间的时候，看到很多学生手拿小旗，满街满巷，迎面跑来，有没戴帽子的，有满脸泥土的，有不穿鞋的，有的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因为人太拥挤，汽车不能再往前开，我就下车向西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执政府大门前，进了东辕门，看见约有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满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我当即吹哨命令士兵赶快集合到营房里去，大声命令他们：“赶紧回去！”

官兵正在集合回营房时，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和当时在警卫司令部担任对文化教育界的联系工作的李泰棻也坐汽车同时赶到。李鸣钟见到我时，神态很惊慌，说：“晴波（我的号），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我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我随李鸣钟马上坐汽车赶回吉兆胡同段宅看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我们两个人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祺瑞接着对我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我和李鸣钟赶紧退出。我们离开段宅，就分手走了。

《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尚绶珊：醋意索命

1926年，有东北青年李志刚，在鸿昌银号买卖九六公债，开始赚了些钱，就在大栅栏三庆茶园大捧孟小冬。后闻孟被梅兰芳纳为小星，又值做九六赔钱，急醋交加，蓄意抢劫梅兰芳，遂暗中追随多时。某日，知梅在东四牌楼十条胡同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家中宴客，遂即投刺访问。梅为人向极谦虚，有人访问必竭诚招待。适在座有北京社会晚报社长张汉举（又名野狐，外号“夜壶张三”。又说张长得矮胖，遂有上述的外号），毛遂自荐，愿代接见，即到前院客厅与李志刚晤谈，李即掏出手枪威迫，索洋十万元，否则同归于尽。梅兰芳与居停主人因在夜间银行均不办公，不得已凑了八万余元交与李志刚。李一手拿枪，一手牵着张汉举拖出大门，一看军警密布，遂将张汉举打死，希冀脱逃，跑了不远，被军警截获。翌日即被北京卫戍司令于珍押往前门大街铡死。此乃倒把者之下场。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

陈芳：顾颉刚在蒋家胡同

在今天北京大学东校门外成府街南侧有一条蒋家胡同。胡同东西向，长仅100多米。其路北并排有3座相连的宅院，当地人称“安家花园”。新中国成立前，3所宅院的门牌号从东向西分别为蒋家胡同2号、3号、4号（20世纪50年代以单、双号排序则分别改为3号、5号、7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在位于中间的3号院（即今5号）居住。郭绍虞先生在西院，即当时的4号居住。

安家宅院属我国传统多进式四合院，有中轴线，东西对称，前宅后园。建筑材料比较好，坚固耐用，历经百年风雨仍尚见风采。当年安家花园闻名，不仅由于园林景致，亦在于主人每年正月十五都在后花园举办灯会，因此在西郊小有名气。民国时安家衰落，宅院转与他人，后由燕京大学租下，用作教工宿舍。

1920年，顾颉刚与夫人殷履安合影

1929年6月，顾颉刚先生受聘为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从1930年至1936年秋，顾先生一直在蒋家胡同3号院居住。五四时期，顾先生在北京大学曾发起民俗、歌谣学运动，编辑《国学季刊》，和胡适、钱玄同等探讨中国上古史问题，并于1926年编写出版《古史辨》第一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

为了繁荣学术研究，1934年2月，他与在辅仁大学教授“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燕大研究生院毕业生谭其骧先生共同出资筹备“禹贡学会”，并同时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至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被迫停刊，共出版82期，发表了大量文章，影响很大，在国际上也很有知名度。

顾颉刚先生在蒋家胡同3号创办的另一个组织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禹贡》一起，也在内院西厢房办公。至1937年七七事变，该社共出版各种唱词等通俗读物近两百种。顾颉刚先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唤起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蒋家胡同3号还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场所，一些国外学者在此与顾颉刚先生会面，其中一位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侯仁之先生曾应顾颉刚先生的要求在《禹贡》上翻译其著作。

《顾颉刚先生在成府》

牟龙光：会晤汪精卫

在一个清晨，谷正纲打电话要我下午3时到东四三条胡同汪的住宅去，他在门口等我一道去见汪。我按时到汪的住宅，谷正在汪的会客室坐着，见我去立即来招呼到会客室坐下，并招待了烟茶。汪的秘书曾仲鸣出来问：“牟同志来了吗？”谷说：“来了。”曾说：“请坐一下，汪先生就来。”我四面瞥了一眼，汪的住房从外面看去不大，内里却很宽敞。室内墙壁为淡黄色，光耀夺目。会客室里的沙发是红绒的。对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对联，文曰：“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还挂着中国和世界地图。不一会儿汪精卫出来了，穿一套白哔叽西装，皮鞋也是白的，头梳得光光的，看去仪表堂堂，和蔼可亲。谷正纲给我介绍后，我向汪行了个鞠躬礼，汪与我握了手。谷说：“牟同志为革命坐过牢，出狱后不畏艰难到黔东、川东做军事联络工作，联络了张挺生、罗启疆、谢彬三个部队参加反蒋，护党救国，对革命是忠诚无私的。”汪说：“正纲同志前几天就将龙光同志的情况对我说过了，牟同志很英俊，对革命多吃苦，功在党国嘛！坐牢就是功勋，打倒蒋介石就靠你们青年革命者。你们就是党国的希望。”几句话说得我不知所措。接着我向汪汇报了张挺生、罗启疆、谢彬三部的情况，并说，谢彬已由上海委为护党救国军××师师长。请委张挺生为一个军长，罗启疆一个师长。汪当即要曾仲鸣秘书记下来，交王东臣（即王懋功）办理。并要曾介绍我与王懋功见面。我问以后部队行动，谁来统一指挥。汪说：“南方的军事行动都交张向华（即张发奎），张的参谋长过几天就要来，待他来了，你与他面商。”又对我说：“正纲同志先在扩大会议给牟同志安个工作，使他有个食住的地方。”谷说：“明天就签个干事。”汪说：“你是总干事，他暂做你的助手。”最后我对汪表示：“我一定遵照党代表的指示去做，报答党代表对我的勉励，只要党代表有所吩咐，我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谷又说：“张向华同志的参谋长来后，请党代表通知我，我通知牟同志与他见面。”汪要曾秘书记下来，到时通知谷。我和谷站起来告辞，汪送到门口。

《蒋汪矛盾的一个侧面——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

姚雪垠：立志文学

1929年秋我在发表了《两个孤坟》后，又写了一篇纯粹心理描写的短篇小说，但没有寄出去发表。以后三四年，我梦想日后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将写小说的兴趣放下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第二次到北平，才决心走文学创作道路，发表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多了，渐渐地有了点“知名度”，就成了青年作家。到了1937年春天，我觉得依靠稿费可以维持在北平的简单生活，所以在七七事变前不到一个月，我带着妻子第四次来到北平，住在中老胡同，打算动笔写长篇小说。卢沟桥事变爆发，突然终止了我的一切计划，开始了生活和创作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和我个人，都忽然转入抗日战争的历史狂潮之中了。

前排左起：梁雷、姚雪垠、赵伊坪（1936年）

《我的前半生》

姚雪垠：四赴北平

从1931年我第一次来到北平，到1937年北平沦陷，我一共四次来北平居住。两次住在东城沙滩的蓬莱公寓，生活极其困难。因为在北平的贫病交迫的生活对我一生的文学事业有相当重要的关系，我愿意在这里简略一谈，也许对于有志于自学成才的青年读者不无帮助。

我被河南大学开除学籍后，借到十几块现洋，立即逃到北平，住在沙滩的蓬莱公寓。这一次在北平住的不久，一则因九一八事变后，我估计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二则经济上没有接济，生活不能维持，所以大约不到三个月就回河南了。过了大约两年，重来北平，仍住在蓬莱公寓。大约不到一年，因患肺结核病严重，而且大口吐血，只好离开北平，回到河南。过了大约一年，第三次来到北平，住在沙滩附近的东老胡同。后来又因为大口吐血，只好回到河南养病。第四次来北平，同妻子住在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但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我从天津乘海船由龙口登岸，回到开封，而我的妻子事前由门头沟骑毛驴绕过卢沟桥，从长辛店乘火车回到河南。

《我的前半生》

陶葊：新民会的由来

1938年秋，大迫（通贞）被调走，换来专门做吴工作的是川本芳太郎大佐。川本在日本军阀中是属于坂垣征四郎少壮派的，一向以侵华为专业。他自认手段高明，以为大迫完成不了的使命，在他手里一定能够完成，于是他千方百计地要把吴拖出来当汉奸。他为了对吴易于接近起见，便拜吴做老师，时相过从。日期一久，吴就同他海阔天空，上下古今，什么都谈。吴的话扯多了，就曾透露过这样的口风：“要是民意让我出来，那我倒是可以考虑的。”于是陈廷杰、符定一诸人就和川本密谋，布置吴出山的办法。

他们首先派人到华北各地联络与吴有关的人，要他们函电交驰，促吴出山。后来他们认为这样做，声势太小，不能唤起吴的兴趣，就组织了一个“正大社”，派人到华北、西北各重要地区筹设分社，联络地方人士，打电报拥吴出山“挽救大局”。各地来信来电的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有人是对吴过去抱有盲目的崇拜的，他们迷信吴的威望，认为吴如“露布朝驰”，必能“壶浆夕至”。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日暮途穷，丧失民族气节，热衷投敌的社会渣滓。他们由各地拍发拥吴的电报，每每署列一大批人名，如陆锦、蒋雁行、汤芗铭、齐燮元、邵章、寇英杰等均在内。这些电报措辞虽不尽同，要皆出自陈廷杰、符定一所拟的蓝本，大抵是“天祸中国，兄弟阋墙，拯大局于危亡，救小民于水火，舍吴公子玉，其谁能之”等一类的话。

新民会成立大会

汉奸组织新民会

第二个办法是由张燕卿出名，在北京东四六条胡同他家里大请其客。张在酒席前突然宣布要成立一个会，拥吴出山，所有到会签名的人都列为发起人。为这件事，张在日寇手中骗到了一大笔钱，而且愈益取得日寇的赏识。这个会，竟逐渐发展成为“新民会”，一个庞大的汉奸组织。

《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

昝道徒：一贯道的酒考

一贯道于1939年2月19日到3月25日在北京鼓楼大街蒋家胡同50号开办了一次“顺天大会”，被迫受训的男女道徒有200多人。由大道首张天然亲自主持，张五福、宫彭玲、刘新泉、齐慧贞等道首负责具体工作，并勾结旧军阀唐天喜、潘仲瀛给办理外交联络等事。当时参加顺天大会的道徒，在这一个月“开班训练”期间不准出院子；每天烧香、磕头，由道首宣讲“一贯道义”和什么中庸、大学、道德经、金刚经等封建迷信的东西，同时并进行了酒、色、财的考验。考酒时，由天才机手刘新泉“借窍”装充“八爷茂田”又名“大师兄”，女天才机手齐大姑娘“借窍”装关公。他们把一盆水掺上酒说这是“仙丹妙药，吃了长生不老”，叫每个道徒都得喝。有一个姓冯的道徒闻到有酒味不喝，当时被刘新泉用藤鞭毒打，众道徒给跪下求饶也不答应。最后刘新泉尿了碗尿说这是“琼浆玉液”，逼冯喝了才算完。

《一贯道的罪恶内幕》

安定门

安定门

杜聿明：撤退前的敷衍

在蒋军撤退的这几天，葫芦岛的蒋军恐慌不安，怕人民解放军一来，无法逃命。锦西、葫芦岛的后勤机关部以及行政人员尤为恐慌，这个来说有重要机器奉到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先撤退，那个来说他有档案文件必须让他先走。整天一群一群地拥挤到边区司令部门口争吵不休。所幸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发动攻击，给予蒋军一条逃命的生路。可是我仍然怕泄露机密，被人民解放军牵住逃不掉，下令时声东击西，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人民解放军搜索攻击，给后方部队的命令说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葫芦岛码头上，再给上船的命令。到11月8日上午最后一批船到齐，我才由锦西机场同空军地勤人员一道逃到北平。

我到北平后住到东城弓弦胡同二号。当时我的北平办事处长李诚毅、部队眷属及东北中正大学学生代表，即将我包围，纷纷要求随我逃走。东北中正大学的代表还要求我同学生讲话，我对他们说：“今天无时间，明天午后你们再来。”其实这时我怕他们闹事，故意骗这些代表。其余的人员眷属让他们到天津乘船转上海，并留补给区司令蒋瑞清在天津、塘沽办理一切。仅许可李诚毅的小老婆及几个孩子随我乘机南逃。

《辽沈战役概述》

李东东：“几分钟”报社交接

1949年1月31日晚约9时，黄卓明、赵孝章陪同范长江、李庄和组建新华社北平分社的其他同志到达西单以东石碑胡同的中央社北平总分社。中央社北平总分社是一幢二层小楼，原有人员已齐集楼上等候。范长江会见了等在那里的所有的人，并在讲话中扼要指明中央社这个机关的反动性质，说明原工作人员情况不尽相同，但现在都应持正确态度，希望大家认清形势，转变立场，恪尽职守，照常工作。我父亲也作了简要讲话，表示坚决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做好接管工作。2月2日，北平各报登出新闻《接管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

接管后，父亲即主持工作，十多天后，新华总社的李慎之同志接替父亲的工作，他们两人在几分钟时间内就办好了交接手续。这在原中央社北平总分社人员眼中又是一件奇事——几分钟，“大白话”，交接毕。父亲则离开石碑胡同新华社北平分社，前往东四钱粮胡同，又去接管没有国民党党报之名而有国民党党报之实的《北平日报》。

《我为父亲李庄的开国报道而自豪》

第七章　安定门·北新桥·东直门：站在城楼上遥望当年

李寿朋、闵孝慈：经正书院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校址原在东城区宝钞胡同内的郎家胡同，现在校舍已全面翻建，校门也改在宝钞胡同北头了。讲一中的历史，得从经正书院说起。清初规定，各旗都要设立官学一处，以旗名为校名，镶黄旗官学设在交道口的圆恩寺。清光绪年间，又在郎家园胡同设立了经正书院。

现在一中校园内尚有保存基本完好的经正书院创建碑两座。将碑文记载的年代换算为公历后可知：购地、建院是1887年，招生、开课是1894年，建成、立碑是1898年。

据《创建经正书院碑记》载：“……又十三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置买左翼所属房屋一所，坐落在安定门内郎家胡同，地处城北，尚为东西各四旗道里适均之地。拟将此房作为书院。”这里所说的“左翼所属房屋一所”，只是清代“三世翰林之家”延煦住宅的一部分。

经正书院的修建过程，前后历十年之久，详细情况已无从可考。创建碑记中只有几句笼统的话，即“迩来协力齐擎，共襄盛举，栋栌增建，丹雘重新，义路礼门，规模大启。并颜其额曰经正书院”，总之是很有气派。经正书院在教学内容上重视经史等实学，与八旗官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主导思想仍然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经者，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

庚子之后，清朝国势衰微，改革之风势不可挡。1909年，八旗高等学堂及所属八旗中学堂都划归八旗学务处管理。在这几年里，郎家胡同存在着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实体，既有学校又有教育行政部门。而这里的学校，就是京师一中的前身。

《北京一中》

溥雪斋：大太监小德张

尽人皆知小德张是隆裕太后最宠信的一个太监，但很少人知道他在宫中足以挟制隆裕的声势。例如他说“太后应忌生冷”，隆裕便不敢吃凉东西，甚至因烦渴难忍偷饮漱口用的凉水。又如他说“太后得多溜一溜”，太后便一步轿也不敢坐，致累得满头大汗。至于劝太后少食，太后便不敢吃饱；让太后多吃，太后即不饿也得勉强加餐之类，更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了。

张在晚清宫中，既有这样左右太后的力量，就予取予求，为所欲为。宫中的书画古董，他明目张胆地运回家中，宫中虽人人侧目，但皆敢怒而不敢言。从宣统元年到隆裕太后死的几年中，清宫中的祖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不知被他盗去多少。他家中之阔，除庆亲王府，就算他家。例如在北京永康胡同盖的新宅，不但极尽轮奂之美，且有一座大花厅，即是仿照清宫“御花园”中凝晖阁修建的。在天津也盖有豪华富丽楼房，一直在外国租界内做了多年的富家翁。至于日用之奢，举盖貂皮被子一事为例，就可概其余。

在政治方面，小德张和袁世凯勾结，恫吓太后不遗余力。中华民国的出现，特别是使窃国大盗袁世凯能抢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都直接间接与张有关。一般人对张的定评是：他较慈禧太后时的大总管李莲英、二总管崔玉贵，皆有过之无不及。因慈禧太后只是宠信李、崔，绝无受其包围、操纵之事。隆裕太后则是太阿倒持，即生活细节亦甘受其摆布。因此都认为小德张是清代200余年中，特别是晚清最恶的一个太监。

《晚清见闻琐记》

赵德本：义和团火烧东正教堂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北京广大居民由于痛恨洋人的横行无忌，都起来响应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号召，北京城内到处都有团练组织，东、南、西、北各区都设有总坛，下设若干分坛。东城总坛设在东直门内十二条胡同老君堂。在“北馆”附近羊管胡同七珍丹沈家自立家坛一处，征集青年练团，烧香拜佛，祈符护身，为和洋人打仗作准备。这两坛因靠“北馆”很近，成为对东正教堂采取行动时的一支主力。

旧历五月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北京义和团开始行动，烧教堂，杀教民，计划先烧西什库法国教堂，次烧八面槽教堂，然后烧俄国东正教堂。“北馆”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人前往“南馆”俄国公使处告急，使馆派人将“北馆”所有俄国人连同一切财物送往东交民巷安置。英诺肯提乙大神甫和二神甫阿乌拉阿木率同管理人员和华人齐某分乘轿车，至俄使馆内避难，“北馆”和教堂内一切事务交与吉神甫和王某、懋某三人管理。

在“北馆”俄国人走后，北京城内各处传闻义和团要杀“二毛子”的消息，风声愈来愈紧，阿拉巴金族人感到束手无策，群聚教堂内向吉神甫商讨对付义和团的办法，决定组织“白团”（因此时北京城内只有红团和黄团组织），以帮助清廷抵抗外国势力为名，对抗义和团。由阿拉巴金族俄罗斯牛录佐领罗某，向镶黄满旗籍衙门申请拨发枪刀。此时有些居民见到“北馆”的“二毛子”拉了一车刀枪，行经东直门北小街，立即向七珍丹沈家报告：“北馆”的“二毛子”自练“白团”，将要发生暴动。沈家随即报告了十二条胡同老君堂总坛，由总坛派了大师兄数人率同当地义和团，在6月23日夜晚将俄国东正教堂放火烧毁，随即将该教堂的教民逐户烧杀，首先烧杀吉神甫和他的住宅，次及住在教堂四周的教民家共50余户一概烧焚无遗，被杀的老少教民有223人，逃出去的仅有七八十人。

东正教堂

《俄罗斯帝国驻华宗教代表团在华史迹》

讷葊：梨园的掴掌

汪桂芬向为程长庚操琴，深得长庚三昧。程晚年消极不常露演，身故后更乏继之者。汪偶一登台演唱，听众以为韵味与大老板相似，遂因此成名。其《让成都》《文昭关》等剧，王凤卿尚仿佛似之，至《华容道》挡曹，在高桌上所唱，则无能及之者。现在常演之《华容道》，是王洪寿（三麻子）一派，则路子完全两样矣。谭鑫培与汪合唱《战长沙》，必让汪饰关羽。谭并非不能饰此角，因其脸部瘦削，扮相不如汪也。桂芬中年作头陀妆，披发而扎铜箍，如“蜈蚣岭”之武松。住东城椿树胡同成寿寺时，晚间往往自拉自唱，以为消遣。左右邻闻声踵至，但须在窗外窃听。一为所觉，便戛然中止矣。有一次堂会，汪已到后台，自称世外人，为俞菊星所闻，俞对他说：“你是世外人，到后台来干什么？”意云你既唱戏拿份，何必自鸣高尚？掴以一掌，汪缩头而遁。及寻其扮戏，已不知去向。后来每逢堂会，汪到后，必暗中监视，防其再逃，当来手者负不起责任也。

《北京梨园谈往》

李静庭：曹汝霖的居所

民国八年的冬天，曹汝霖搬到天津德国租界海沿上居住，直到赵家楼的房子修理好了以后，全家才搬回北京，仍住在赵家楼。但曹本人则往返于京津之间，而以住在天津的时间为较多。直到民国十一年春天，他在灯市口同福夹道5号又盖了一所新住宅，全家才又搬了进去。这是一幢楼房，东院还有个戏楼，规模相当宏伟。后门在箭厂胡同7号，可以出入。

曹宅的黑漆大门

……

曹汝霖在北洋集团中，属于交通系，和皖系的段祺瑞比较接近。直系上台以后，他便搬到天津，住在日租界鼎新里对过。同福夹道的房子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自己住，另从后门箭厂胡同出入。他的大女儿出嫁以后，一直住在他家，还有一个四女儿，因有肺病，也从天津回到北京来疗养。他自己仍是常来常往。

《我所知道的曹汝霖》

李纶波：王怀庆公馆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东四牌楼十一条胡同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宅第，门前有四名武士，手执长矛，鹄立守卫。第中亭台池沼，山石花木，多自圆明园迁移而来。这就是王怀庆的“公馆”。

《王怀庆二三事》

曾毓隽：邓君翔躲债

邓君翔，江苏人，是吴调卿先生的外甥孙。调卿先生有两位侄子，大侄名仁甫，次侄名幼舲，君翔即幼舲的亲外甥。幼舲早年由调卿推荐在北京汇丰银行充任华账房，君翔和幼舲既是甥舅关系，君翔也在汇丰华账房部门任普通职员。后幼舲病故，按当时情况，幼舲的儿子可以继任汇丰银行华账房，而幼舲之子不愿做，就由君翔接任，渐渐地生财之道就来了。民国十五至十六年之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财政上关系，他利用汇丰银行和北洋政府财政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邓君翔一时成为北洋政府金融界中所倚重的人物。他和李思浩（赞侯）、梁士诒为了财政上的关系，往来较密。到民国十七年张作霖大元帅时期，邓君翔先利用长期7厘公债和短期7厘公债做买空卖空投机生意甚得手，继而利用九六公债和春节公债，大量投机。甚至有部分人以邓君翔为对象，看他买，人家就卖，看他卖，人家就买。不幸邓君翔骤然失败，在汇丰银行亏空达300多万元。

有一天，李赞侯同邓君翔匆匆地来找我，赞侯告诉我说：“邓君翔亏空汇丰银行300万元左右，眼前无法偿还，现在只有逃避一途，打算让他今天暂时避藏你家，一方面托你赶快和张作霖说，请求他保护。”我和赞侯说：“这件事不见得好办，人家有事向东交民巷跑，而他的事恰恰相反，而且外国鬼子的款子让你亏空了这么一大笔，他就肯罢休吗？但朋友到了今天，不帮忙也不好。”我和邓君翔说：“现在这样办，今天你暂住我家，等明天我到元帅府和张作霖谈谈看。”次日正好张作霖约我陪他打牌，在没有成局以前，我就和他谈了邓君翔的事情和请求，张作霖听完我的话后，大笑，对我说：“历来外国人骗中国人的钱，你的朋友今天能骗外国人的钱，而且数目还不少。”伸着大拇指说：“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我一定保护他，叫他不必害怕。现在这样办，你叫他暂时就在你家住着，我马上派两个弟兄在你家站岗保护，看看外国鬼子敢怎么样。”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对我朋友的支持，可是有一样，我现在家住在南池子裱章库，房子比较小，来往客人多，家里隐藏一个人，不大方便，而且在我家的门口，忽然来了两个卫兵站岗，反而招人注目。这样办成否，我还有一所空房子，在北城郎家胡同，房子院落较大，地点也比较偏僻，将邓某躲藏这里，门口来两个岗，这样岂不妥当。”张作霖说：“那也好。”当时吩咐副官明天起派两个弟兄去郎家胡同曾宅负责保卫。说完我和他就入局开始打牌。

到次日，我用汽车将邓君翔送到郎家胡同我的空房里，车到门口，见两个卫士已经开始站岗。我告诉邓君翔：“你现在可以安心在此暂避，慢慢地再和汇丰银行设法疏通。”不久邓君翔就回到苏州去了。临走还是由这两个卫兵利用大元帅府南下的专车护送的。我的老佣人王禄也送他南下，归时邓君翔给了这两个护送的卫兵和王禄3000元，作为酬劳费。邓君翔虽然脱离北京到了苏州，但是不算安全，英国方面时常向外交部要求引渡。因此，邓君翔不敢久居苏州，躲躲藏藏来往于苏州、上海之间。

《忆语随笔》

白恩育：拐卖案其一

民国23年（1934年）的时候，新街口北大街徐俊士家，前妻故去之后，留下一个小姑娘。续娶的妻子李氏，又生了两个女孩子。徐在外做事，家中只有母女四人过日子。这位继母对待前妻的女孩子（这时已有十三四岁，长得也很好）很不好，经常不给饱吃，还要她照看两个妹妹，一不顺心，不是打就是骂。这个大女孩每天饿着肚子，带两个妹妹在附近玩。有个外号叫张小脚的中年妇女，常常和这三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并且还不时送给她们东西吃。日子一长，大女孩有时就带着两个妹妹到张小脚家去玩。有一天三个孩子忽然都失踪了，她妈急得要死，就向警察局报了案。

案子分到我的手里，因为这案子要得非常紧急，我十分着急，一连侦查了四五天，一点头绪也没有。后来从一个摆小摊的口里知道了这三个孩子常到半截胡同张小脚家去玩，我去一找，张于三天之前搬走了。究竟她搬到哪里去了？我在附近盘桓了两天，好容易从一位拉洋车的人的口中，才打听出张小脚搬到鼓楼大街的铃铛胡同了，因为搬家时他给拉过东西，可是门牌不大清楚。我去查问，果然铃铛胡同五号新搬来一家。查明之后，我见面就说：“你办的好事，以为搬家就没有事了吗？”她一听我这样说，又见我的打扮像个做官事的人，她的脸马上就红了，支吾了半天。我见她这样，便进一步拿话来诈她，她只好承认三个孩子已被带到天津去了，现下大女孩已经出手了，大概是卖往了关外，两个小孩子尚未出手。我把她交案之后，过了几天听说两个小女孩子已弄了回来，卖往关外的女孩子还没有下落。

《旧社会拐卖人口的见闻》

圣泉：拈花寺的房租生意

拈花寺在鼓楼东宝钞胡同内有铺底房数十间，其中多是小理发馆、豆腐坊、小卖店、小杂货铺、绱鞋铺等小本经营者。“铺底房”就是只许取租不准收房，任凭经营者倒卖铺底，更换经营人，寺主并无丝毫干涉权利；只能每月收取房租，房租是寥寥无几的，而且也不能增租，但只有两个增租机会，就是房屋坍塌倒坏修理时，必须由房主盖章才能由政府批准修房，而房主也就利用此机会，勒索威胁增涨房租，否则不给盖章。另外在倒铺底时，可以增租。这时租户只得接受增租的要求，才能得到修房机会，继续使用。这种房屋产权，只有租折，并无任何文契。据闻这些房屋都是由满清贵族施舍给寺内的，作为寺内香火之用。这是寺庙在过去旧社会里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方法。

拈花寺

《拈花寺的生活见闻（1933—1941年）》

祺克泰、孟允升：蒙古亲王那彦图家道败落

那王在民国后期即拿不到薪俸，外蒙经济来源早已断绝。人口增多，府内的架子还要支撑着，富足的生活还要维持着。经济情况遇到困窘，就卖东西和借债以资弥补。先是由祺诚武的男仆曹宽用府契作抵押，借了两万元，由那王及其长子祺诚武分别使用。期满后无钱还债，再由曹宽介绍向西什库教堂神甫包士杰借了7万元，月息一分五厘，还了前欠剩下4万多元，仍由那王及其长子祺诚武使用。当有钱时，侧福晋们花钱可能方便些，至于祺克慎、祺璞森及祺克坦的遗孀则分文未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笔钱将来是会有麻烦的。后来借款到期，那王无法还债，包士杰就起诉了。那王这里也请律师控告利息太大不能照付，以便拖延时日。借债还钱，自古如此，还起什么诉呢？这都是曹宽等人出的主意，目的是浑水摸鱼，越乱他们就越得便宜。最后仍是败诉。甚至于说房产价值已不能抵还本利，必须另添别的产业，这些无理要求又是曹宽等人弄的鬼，那王不辨是非，又都答应了。结果把两座坟地的松林又搭了进去。主人破产，仆人成了富翁，在那时候并不稀奇。后又经人介绍与古玩商张秀峰合办拍卖场。府里拿出些珍玩宝物，他们也拿出文物古玩。府里虽卖出些东西，却便宜了这些古玩商，他们以不高的价格买到自己手里。马圈的汽车、马车也陆续卖出，人员遣散，最后由宝钞胡同北头的王府搬到豆腐池胡同，每月房租100元。

《蒙古亲王那彦图的政治活动及生活纪略》

密然、又然、正义：针线胡同的通教寺

通教寺，在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针线胡同2号，是中外比较知名的一座尼僧寺庙。据说寺碑载：寺建于明，重兴于清。在明代，是太监家庙，清代改建为尼寺。更名为“通教禅林”。沿至1941年，该寺住持尼僧为印和。原庙山门坐北向南，面积只有1亩余地，殿宇倾圮，佛像残毁。1942年，由福建来京的尼僧，开慧、胜雨，依靠旧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对该寺进行了扩建，将山门改为坐西向东，迁移寺周围的居民，扩大庙地4亩余地，又更名为“通教寺”。共修建大雄宝殿20间，南北楼上下40间，北楼后建清泰寮三间，北厢房七间，西头两间一为伽蓝殿，一为客堂，其余五间为斋堂。斋堂后建有厕所一间，厨房两间和浴室三间，南厢房七间。西头一间为祖师殿，中三间为念佛堂，东三间为寮房，山门内建有门房一间。1952年，为了组织该寺尼僧劳动生产，又于山门内两侧扩建了南北厢房10间。1964年，又于斋堂后边增建小仓库两间，全寺殿堂房屋，共计88间。大殿前果树林立，花卉丛生，每值夏季，群芳吐蕊，碧绿丛荫，是一个雅静幽美的寺院。

通教寺

《通教寺》

袁静雪：袁克定掌家

我父亲死了以后，大哥袁克定原来是以家长自居的，同时各个姨太太在有些问题上不能解决的时候，也经常说“请示大爷去”，或是对着我们说“请示大爷去”，或是对着我们说“问一问大哥去”。因此，他在那一个时期里，很施展了一些家长作风。后来，我们分了家，除了我娘和九姨太太还留在彰德以外，其他各房都陆续搬到了天津。在那样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他还是分派了三姨太太的丧葬大事。在这以后，他看到他的“命令”已经由于家庭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有行不通的趋势，因此也就不大过问各房的事情了。他在我娘病死以后，就把全家由天津搬到北京，住在宝钞胡同。他自己却经常带着一些“男宠”住在颐和园、西山、汤山，尽情地玩乐，尽情地挥霍，终于把他的全部家私完全花光。解放以后，他始终依靠着政府的救济来维持生活。他于1958年死去，终年80岁。

《我的父亲袁世凯》

东直门

郑廷玺：王占元的房产

王在北京后门锣鼓巷附近王佐胡同置有很大的住宅。西城舍饭寺花园大饭店，也为王的产业（租与杨凤鸣经营）。东城东安公寓的房产，也为王所有，租与吕叔旃、杨某等经营。在东城，前临内务部街、后临本司胡同的大片房地也系王家的产业，后在其内翻盖一幢大楼和群房，现由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租用。

《我所知道的王占元》

第八章　西长安街：『神州第一街』

汪荣堃：“贵胄班”

载振的长子溥钟、次子溥锐都喜好京剧，是“贵胄班”的角色。民国初年后，住在北京的一般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子弟，为了解除孤寂，从看京剧感到兴趣，进而学习演唱京剧，最后发展到组成了一班不定期的自我表演、自我欣赏的京剧小集团，有人美其名曰“贵胄班”。当时在王公中喜欢表演京剧的有载洵、载涛等。载洵（溥仪的叔父，排行第六）喜欢演唱老生戏，自己制办了一大批戏衣和戏具，并且与当时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经常在自己演唱中配戏，演唱地址是在他府里一个院落（在西单伞子胡同，即今西单商场原址）；有一座小戏台，规模不大，座位不多，但结构很精美，其形式是仿照万寿山内的戏台具体而微的。由于有此优好条件，所以他时常在家召集其他王公子弟集演一次堂会戏，除临时约请几名内行演员和底包外，主演一般是一些王公大臣子弟等。听者则大部分是亲友家属，并设筵招待，但不招待外界人士。载涛（溥仪的七叔）对京戏兴趣更大，研究的也精细。他最喜欢学杨小楼的猴子戏，如“安天会”等；每一动作，全是惟妙惟肖，与杨小楼的艺术大同小异。他还能串演旦角戏如“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等，也是很出色。当他一次演醉酒时，配角几个宫女全是王公子弟扮演，尽管是逢场作戏，但也博得了各亲友的赞许。

《清庆亲王载振的家庭生活》

袁静雪：袁世凯入住中南海

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当权后把海晏堂作为自己办公会客的场所，更名居仁堂。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就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到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侍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的父亲袁世凯》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

安福系这一名称始传于1917年冬季临时参议院开会时间。那时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布置了一所较宽大的房舍，作为接近他们的议员聚会之所，名之曰梁宅。其初参加者仅十数人，如光云锦、臧荫松、刘恩格等，我亦滥竽其中。这个梁宅，既无组织，也无领导，不过参加的这些人在晚间无事的时候，随便到那里坐坐，或三五人，或十数人，彼此闲谈；有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没有任何会议形式，仅仅是同人交换政见，联络情感而已。其后参加者日渐增多，娱乐之具亦随之添设，如棋类、麻雀牌等，应有尽有。于是在一般聚会之外，兼有俱乐部之性质了。及至临时参议院要结束时，这个梁宅可就热闹起来了。因为新的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既经公布，定期召开所谓安福国会，凡是关于这次大选的事情，遂成为安福胡同梁宅商讨计议的中心课题。那时段派要人王揖唐也时常参加，策划一切。我记得有一次聚会，大家认为将来到各地方经营选举，必须有一个正式政治组织，方好号召，梁宅的名义是不行的。当时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安福胡同梁宅摇身一变，就成为安福俱乐部了。操纵中央政权两年、轰动一时的安福系，就是这样形成的。

安福国会成员合影

《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

曾毓隽：安福系名称由来

安福俱乐部者，由王揖唐秉承徐树铮之意办理选举而来。初王在安福胡同赁一巨宅，作为招待议员，以及竞选中各方面有关人物接洽之处，有时利用为皖系人员以及议员娱乐之地与宴客联欢之所。初名之曰梁公馆，当时含有秘密之意。据云，当日因光云锦一言，谓取名某某党不妥，因政党二字甚为世人所厌恶，现吾辈所聚合之地为安福胡同，何不以安福俱乐部名之，既脱俗又别致，且安福二字含有吉祥之意。众皆称善，遂以命名。当时我未在场，乃闻所闻也。至于谣传取义安邦福国，甚至谓取“安徽”“福建”之首字合并而成，则去事实更远矣。

《忆语随笔》

曾毓隽：安福俱乐部

竞选事则较繁。我每晚饭后，微睡片刻，驱车到安福胡同，约10时左右，俱乐部已车马盈门，高朋满座矣。人事间纠纷，政局上问题，政治上钩心斗角，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俱乐部另一角落，有则议论风生，有则交头接耳，或则灯迷酒醉，或则挟妓高歌。至于开会讨论问题，间或有之。此则俱乐部活动情况，每午夜始散，习以为常。盖议员津贴，每人每月300元。全部议员共800多人，故称为八百罗汉。

《忆语随笔》

陈文运：张勋复辟

1917年7月1日一早，我刚刚起床，就有个东城的朋友王永泉打电话找我说话，劈头一句就是：“外头都挂上龙旗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忙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对方也只是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听打听再说吧。”

我怀着满腹疑团，匆匆洗漱完毕，吃了些早点，这时筹备处里的教育长、教官都纷纷上班来了。大家一见我，头一句话都是：“堂长，外头复辟的情形听说了么？”我说：“我也是刚听说。”他们又问：“那怎么办呢？”当时我心里虽则忐忑不安，表面上故作镇静，淡淡地说了一句：“打听打听再说吧。知道了，听着就是了。”那天上午，大家都没有心思办公了，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也不便多管。待了一忽，我便坐着马车出门，到外面去找重要人物打听情况。

西单牌楼

我先到西城锦什坊街武定侯胡同去看陆军部次长张仕钰。他是武卫右军炮兵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在督操营务处当过监战委员，很受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以后，曾在总统府统率办事处供职。他和我多年同学共事，又有亲戚关系，所以我先去看他。到他家里一看，客厅里已经坐着一两位客人，过了一会，陆陆续续去的人更多了。大家都说不出什么来，我也不便久坐，就告辞出来。张仕钰特意把我送到大门口，他悄悄向我说：“二哥，这件事目下还看不出个眉目来，顶好你别跟在里面掺和吧。”

我离开西城锦什坊街，就坐车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去看陆军总长王士珍。恰好在座没有旁人，我就问他复辟的来历，以后应当怎么办。王士珍含含糊糊地说：“我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老弟你看怎么样？”他对于复辟没有表示反对，可是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不过等于无形中默认了。我敷衍了两句，又坐车到旃坛寺后边五龙厅去看参谋次长陆锦。我问他怎么看法，他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只是说：“这些事咱们也管不了。”我听他的口气，也是赞成帝制的。陆锦说起来也是我的老友，他既不表示什么态度，我也不便深问。这一天我在北京城里拜访了若干要人，一般都是模棱两可。除了张仕钰劝我“明哲保身”之外，王、陆等人似乎都是赞成复辟的。事后我才知道，宣统复辟以后，王士珍和张勋一样，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还兼任参谋部大臣。陆军部尚书是雷震春，陆锦还做了他的次长——不过不称做次长，又恢复了前清时代“侍郎”的头衔了。难怪他俩当时不向我表示反对复辟了。

《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

王家桢：张勋复辟当天的酸梅汤

1917年春节过后，我又到吉林省城找原箐华中学校长，告诉他我想上大学，但家里穷供不起。他告诉我，只要你能去北京考大学，每年可领240元公费（还是那笔旗款）。于是，我于1917年3月到了北京，先报名交费上了中国大学，准备暑假时再报考北京大学。入夏后的一天，街上忽然人群慌乱，号外满天飞。我从人群中抢到一张号外，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张勋把溥仪扶上台搞复辟了。一天凌晨，忽然炮声大作，日出后炮声更烈，炮弹的爆炸声离我们的公寓越来越近，我和同屋的两个同学都坐在土炕底下不敢乱跑动，直到午后三四点钟炮声才停息。我们三个便到街上想看个究竟。街上已经没有戒严的气氛了，我们就到天安门前去看热闹。在中华门两侧红墙底下全是段祺瑞的兵马，足有万把人。那些兵一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的样子。大约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响了一枪，段祺瑞的队伍一哄而起，马蹄声、子弹上膛声震耳欲聋，一个骑马的大兵用枪托指着我们说：还不快跑！于是，我们沿着中华门前的石板路拼命向南奔跑，出中华门西便门一直跑到绒线胡同一家卖酸梅汤的小铺子，我们三人一气喝下了一桶酸梅汤。第二天，我们三人全病了，但没想到一个同学经中西医医治无效竟然去世了。我们给他父亲打去电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同学的老父亲，千里迢迢从东北赶来后的悲伤情景。这年暑假，我已考中北京大学法科，但要等9月中旬才开学，我觉得有点不满意。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我可以去日本留学，在未正式考入规定的日本大学前还可以拿原八旗学堂公费，等考上所规定的日本大学就可以领省公费。于是，我于1917年11月初东渡日本留学。

西便门全景

1921-1924年喜仁龙摄影西便门外街道

《我的求学和外交生涯》

陶树德：复辟后的逃亡

1917年复辟变作，当日早晨全市悬挂龙旗（头天晚间按户发给），各报纷载复辟消息及各项上谕。黎元洪在总统府彷徨竟日，至晚5点正下濛濛细雨，黎同蒋作宾（当时参谋次长）从居仁堂走出（时黎住居仁堂）拟乘红牌一号汽车（总统专用）外出，蒋说可将车牌摘下，并嘱司机不走新华门，即从福华门开出奔赴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日文秘书刘钟秀已先往联络，并在日本兵营候黎。

是日李经羲从南池子内南湾子江朝宗（同乡）宅里给国务院打电话，叫陶树德把他的行李送往安福胡同伊子李国筠家中，李即悄然离京赴津。

《我在北京总统府12年的见闻》

祺克泰、孟允升：养小

蒙古亲王长子祺诚武曾在贵胄学堂毕业，任御前侍卫，总统府、执政府翊卫使，蒙藏院副总裁等职。他是一个放荡不羁，贪图享受，有今天没有明天的纨绔子弟。1917年从妓院接进府里一个妓女名叫如华。他的原配夫人是定王府的六格格，身体很弱，后即去世。他又认识了妓女蒋小鸾，他很想要她，无奈家中有如华妨碍。这时曹宽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莫如立一个外家。就在前门前府胡同租了一所房子。蒋小鸾连父母、姐姐都搬进去了。后生一女，有时钱不够花，曹宽就给他卖些什么或借点钱。

《蒙古亲王那彦图的政治活动及生活纪略》

叶景莘：国民外交协会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代表。

熊希龄故居

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并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炅、庶务郑舜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三人，干事经常办事的只寿、郑、王三人。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中南海千圣殿

中南海万字廊

中南海海晏堂

叶景莘：豪杰梁秋水

5月4日当天，学生被捕32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请警厅释放，未允。协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馆（今人民日报宿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见园门关闭，门外有武装警察十余人，并架起机关枪。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军警30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满。梁问何事，答谓由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问：“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答谓：“是中国机关。”梁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国的钱？”答谓：“是中国的钱。”梁三问：“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公园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签和约，又说：“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公园开会。”众皆无言，梁请他们进厅休息，饷以茶烟。有一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梁答谓：“俗语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那时会员陆续到了100多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许久，那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请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说：“如要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电话，最后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但问谁负责。”梁说：“我姓梁的负完全责任。”于是军警散后，会员们整队向天安门进行，在新华门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一齐转向前门，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散发传单，熊、林二人亦赶到了。会员们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坛去开会，下午四五点钟回石虎胡同而散。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郑晟礼：五四事后

5月4日，学生行动起来，火烧赵家楼。章宗祥适在曹汝霖家，曹逸去，章被惩受伤。学生被捕者亦不少。徐世昌政府认为将另有暴动发生，乃大肆戒备。5月7日国民外交协会原定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召开的大会，由于军警阻拦，不得不临时改在先农坛召开。一部分人已购票入园，又为军警发现，后来者无法再入，相持至下午。熊希龄等七理事乃在商会公决，改在石虎胡同七号开会。由各理事率领，整队至会厅，其时前后院均站满了人。

会议决定向徐政府要求三条：一、欧洲和会失败，政府拒绝在和会上签字；二、被捕爱国学生须全部释放；三、国民大会必仍在原地点召开，否则或济南或南京，不拘日期，随时举行。协会并以此通电欧会与全国各法团。是日接连开三次大会，直至深夜。政府均皆照允。至此，北京学界始由蔡元培领头，各大学校长皆签名盖章，一致加入国民外交协会。

《1898至1919年间见闻杂忆》

李鹏图、刘序东、李邺亭：贿考

李鹏图（本文执笔人之一）于1921年暑假期间曾在北京投考盐务稽核所（稽核所录用中国职员采取考试制度，招考中学以上的毕业生）。那时中国人在稽核所权势最大的是缪剑霜，因为他和李鹏图的族兄李廷元在北京税务学校同班毕业，两人感情很好，这时李廷元在津海关税务司北京办事处做事，因此李鹏图在报名之后，托他族兄写信关照。他族兄说：“缪秋杰最爱字画，外国人更喜欢古玩。贵的你买不起，给他买几张拓片吧。”李鹏图凑了十几块钱在东安市场买了两张魏碑拓片，拿着李廷元的介绍信亲自送到西城绒线胡同缪的公馆。缪把李鹏图让到他的客厅里，看了看来信和拓片，笑着说“我倒无所谓，他们（指外国人）很喜欢这些东西，留着我送他们吧。明天考试，你要特别注意算术”等语。考毕发榜，一百多名应考的只取了李鹏图和另外一个姓黄的；紧跟着就派李为花定榷运局稽核，黄某派往云南。花定属甘肃省，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盗匪横行。李在他母亲的坚决反对下，没有去成。当然李的录取，主要还是介绍信的力量。从这一点小事，可以说明当时稽核所的黑幕，华洋人员是同样贪污。

《长芦盐务五十年回顾》

王坦：“总统，是当得当不得”

有一天我在秘书长王毓芝（兰亭）的屋内闲谈，王承斌（孝伯）忽然对我说：“养怡（我的号）是很有主意的，能不能把这一个疑窦给我们打开？”我说：“什么呀？”王承斌说：“大帅愿意当总统，是当得当不得，当好当不好呢？”我说：“那就得看是为着什么。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钱无用处，老了不愿意干了，买一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此决心，可以当。无此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三二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焉得有好的呢？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我说这话，好像是我不愿意曹锟当总统似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曹锟要当总统，并且联络了一些议员如王泽南、战涤尘等200多人了，安排了几个地点作联络处所，组织了一些人领头活动。这几个活动地点，一处是猪尾巴大院，领头人张岱青；一处是汉南寄庐，领头人吴恩和、金永昌（蒙族）；一处是绒线胡同南庐，领头人王钦宇等。

《曹锟贿选总统始末》

冯亦吾：汤四爷

汤芗铭号铸新，又号住心，湖北人，清代末年科举时中过举人。他曾留学法国，北洋政府时期历任海军次长、湖南督军、湖北省长等军政官职。下野后，寓居北京，住在西城石板房头条胡同，以学佛诵经为事，人称汤四爷。汤通藏文，对佛教经典著作多有研究。

《汤芗铭与民社党》

文强：戴老板的安排

1945年12月中旬，我在西安任军统局的北方区区长，对外掩护名义是“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由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正陪同胡宗南到郑州举行受降典礼，就顺便到开封去视察，并处理肃奸事宜（当时我兼第一战区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预定要停留月余。忽接西安电话，谓重庆来电，要我星夜返回西安，乘班机赴渝等语。我赶回西安之后，才知道有调东北之意，而且业已派徐远举前来接替我的职务。我匆匆交代后，即飞渝报到，见到了主任秘书毛人凤。他告诉我说：“戴老板（指戴笠）在北平相候，有意请兄到东北主持工作。本局先后派了几批人到东北都不得力，非兄全盘筹划不可……”我与毛人凤交换了一些意见，大都关于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两大机构之中如何取得公开名义为掩护的问题。毛认为东北情况的中枢措施他也不明白，嘱我到北平后，当面向戴笠请示。我于12月底飞到北平，下榻于安福胡同22号白莲丞的家里，当日晚到什锦花园原吴佩孚公馆见戴笠。他告诉我说：“这次调你来的打算是有关你去东北工作的问题。我本日晚即须到天津、青岛一行，一月内仍返北平过春节。你去东北的问题，容后再作具体的决定。”戴笠到了天津之后，又亲笔写给我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情况复杂，前途未可乐观。东北行营尚留北平，可多多与行营留平负责人交往，做一些布置东北工作的准备。同时还说到必要时将文强留北平办事处兼负东北之责。

《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

唐真如：王鸿韶的公馆

北平行辕内部之间，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派系，不似战区在老河口那样摩擦得厉害，其实为了争权夺利，人事上仍不免迭起纠纷。最突出的约在1947年底或1948年初参谋长王鸿韶改调为行辕总参议，后又支持他竞选立法委员，而另调桂系老人曾任军长的徐启明接替参谋长。这是一个大的变动，李宗仁决定这样办，当然经过深思熟虑，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李宗仁为什么要更换王鸿韶呢？由于笔者到北平行辕较晚，内幕实情虽不知详细，但从侧面传闻，主要是王鸿韶揽权问题。王到北平最早，各方面由他先行部署，在接收方面，他当然发了不少洋财，单是房产一项，他就接收了三几幢，仅松树胡同他住的公馆，规模就大得很，经常使用大小汽车三部，出入前呼后拥，随从人员也很多。在人事方面，据说他也安插了不少私人，除了张寿令、李宇清、吴纪新原来的人以外，还安插一个人当少将参议，为他奔走效力。此人还兼办报纸，多方为王鸿韶吹嘘。另一方面听说王鸿韶的作风也太坏，曾经在街上强拉一年轻貌美的女子收为姨太，名誉很不好。总之，还是因为王鸿韶权力太大，恐怕尾大不掉，可能还夹有些分赃不均的问题，所以李宗仁才决心更换他。

《李宗仁在“北平行辕”》

当年火烧赵家楼与五四运动

王化一：东北流亡青年在北平

单就北平而论，由1948年2月开始，街头上的东北流亡青年逐日增多，到5月底便进入高潮，除了极少数人投靠亲友而外，长途颠沛，可以说没有能住得起小旅馆的。集体迁校的仗着人多势众，稍有办法，如锦州临大先修班400多人先占据怀仁堂廊下，后移广化寺；东大先修班先强住在中南海长廊，后迁铁狮子胡同；其他分别住在奉天会馆、国子监、法源寺、净土寺、长春寺、广济寺、吕祖阁、崇效寺等地。长白师院、沈阳医学院住在锡拉胡同和椅子胡同，则是预先来人安排的。至于零星来到北平的，则在车站、城门楼、防空洞等地席地而卧，狼狈不堪。这时市面已发现一些不良现象，在电车上、小饭铺里、热闹场所，争执吵闹，几乎每天都有，引起市民注意。有的报纸发表社论，主张集体送回东北。

《北平“七五”事件真相》

周北峰：白旗与北平解放

1948年“腊八”那天清晨，傅作义的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坐车到我家说：“咱们一起到张东荪家，他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到张家后，王克俊对张东荪说：“你那天所谈代表民盟的意见，我们考虑了好久，前天傅先生请你吃饭时对你所表示的意见，周北峰先生也赞成。今天你们就可以去了。你昨天派的人我也见了，并请他传话给你说今天就可以出城，你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就走吧！路线及联络的记号已约好。出西直门，通过前线的办法，我都安排好了，就坐我坐来的车走吧！”说完话他就走了。这时有一个年轻人进来，自我介绍他是崔月犁（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并对我说：“周先生，我们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欢迎。”我说：“我们是否在这里先谈谈？”他说：“不用了。您二位这就走吧！我们也为你们的行动安排好了，出西直门直奔海淀，在那里有我们的人接，联络口号是‘找王东’（往东的意思）。”他又说：“我已接到党的指示，叫我和你在这里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路上要小心，多多保重。”这时，崔就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到一根棍子上面，告诉我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晃这个旗子走吧！”

《北平和平解放》

王克俊：傅作义的家宴

1949年3月，党中央迁到北京，毛主席在香山又一次接见了傅先生，教诲、关切殊多。3月25日下午，毛主席在西苑检阅人民解放军，邀傅先生参加了仪式。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先生深感安慰。这天，傅先生又收到毛主席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电的复电，在电中毛主席又一次对傅先生给予很大的鼓舞。电文是毛主席亲笔写的。1977年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已将此电报交李金德同志复印了。据我当时看过今天能回忆起的，毛主席在复电中有“贵将军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不无劳绩”，在复电末尾有“贵将军并愿为人民服务，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等语。

傅先生一直以自己未能组织隆重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仪式以及军民联欢活动引为憾事。为了表示自己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心情以及对就要诞生的新中国的热烈情感，傅先生在西城（小酱坊胡同）住处宴请在京的党政领导同志，当时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欣然出席。傅先生又宴请了在京的民主人士。这些活动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傅先生当时的兴奋愉快的心境。

《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

陈明绍：垃圾城

谁又能想到解放前夕的北平城曾经是垃圾堆成山的脏乱城呢！那时，就在今天的西长安街石碑胡同北侧，垃圾堆得和围墙一样高。解放前北平的垃圾构成主要是燃烧后的煤球渣和极小部分厨房废弃物。当时的燃料结构是用黄黏土为黏接剂的煤球。日常炊事及冬季取暖几乎全靠这黄土煤球。由于热值很低，消耗量就很大，每个煤球在燃烧过程中结焦膨爆，体积变大，因而造成炉渣体积非常惊人。当时胡同都是土路，没有铺路面，老百姓习惯把燃烧后的煤球炉渣铺垫在胡同路上。日积月累，胡同路面高出居民住宅院内天井，有的高达一米。“晴天土没脚丫子，大雨就成墨盒子”，这就是对当时胡同的描述。垃圾除垫胡同外，就堆放在墙根及护城河岸。从日本占领时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清洁队归警察局管辖，经费短缺，官吏吃缺额，运输能力相差很大，不能满足清运工作的要求，故解放之初的北平，实际上是一座垃圾城。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后第一件城市建设工作就是清除垃圾。专门组织领导班子，配备运输力量，突击把多年积存在城内的垃圾运往城外，填平窑坑低洼地。

清除垃圾工作分两个阶段，即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为清户、清胡同垃圾阶段；4月26日至6月30日为清除积存垃圾阶段。这两次都是以动员方式进行的，共动员7.3万多人，汽车807辆，人力车3204辆，兽力车32113辆。之后，又经过11月和1951年3月两次清洁大扫除，将明清以来沉积的60多万吨垃圾全部清除，使古都面貌焕然一新。

《解放初期北京旧城改建的回顾》

千家驹：胡同公寓

北京的公寓是类似旅馆性质的寄宿舍，但收费较旅馆远为低廉，而且都是长期住客，租金按月计算，依设备好坏及房间大小，每月收费三四元或五六元不等。包伙或不包伙听便。包伙每月亦不过八九元左右。北京的穷学生或低级职员多住公寓。在每所大学附近，往往一条胡同之内，就有两三家。公寓供应茶水，雇有“伙计”侍候客人。我先住在李阁老胡同的一家公寓，后以离我所要投考的北京大学校址（沙滩红楼）太远，过一礼拜便搬到沙滩新开路一家公寓去了。

《我在北大》

天安门

西安门

附录：胡同

朱湘

我曾经向子惠说过，词不仅本身有高度的美，就是它的牌名，都精巧之至。即如《渡江云》《荷叶杯》《摸鱼儿》《真珠帘》《眼儿媚》《好事近》这些词牌名，一个就是一首好词。我常时翻开词集，并不读它，只是拿着这些词牌名慢慢地咀嚼。那时我所得的乐趣，真不下似读绝句或是嚼橄榄。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好像龙头井、骑河楼等名字，它们的美是毫不差似《夜行船》《恋绣衾》等词牌名的。

胡同是“猢侗”的省写。据文字学者说，是与上海的弄一同源自巷字。元人李好古作的《张生煮海》一曲之内，曾经提到羊市角头砖塔儿猢侗，这两个字入文，恐怕要算此曲最早了。各胡同中，最为国人所知的，要算八大胡同；这与唐代长安的北里、清末上海的四马路的出名，是一个道理。

京中的胡同有一点最引人注意，这便是名称的重复：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弓弦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乐家老铺之多一样，令初来京中的人，极其感到不便，然而等我们知道了口袋胡同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与“闷葫芦瓜儿”“蒙福禄馆”是一件东西。苏州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Fifth Avenue, Fourteenth Street，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那时候就是被全国中最稳最快的京中人力车夫说一句：“先儿，你多给俩子儿。”也是得偿所失的。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方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苏州的土白，是南边话中最特彩的，女子是全国中最柔媚的）。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有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是如梯子似的。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进中欧的鞑靼，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京中的胡同有许多以井得名。如上文提及的龙头井以及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井儿胡同、南井胡同、北井胡同、高井胡同、王府井等等，这是因为北方水分稀少，煮饭、烹茶、洗衣、沐面，水的用途又极大，所以当时的人，用了很笨缓的方法，凿出了一口井之后，他们的快乐是不可言状的，于是以井名街，纪念成功。

胡同的名称，不特暗示出京人的生活与想象，还有取灯胡同、妞妞房等类的胡同。不懂京话的人，是不知何所取意的。并且指点出京城的沿革与区分：羊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礼士胡同、菜市、缸瓦市，这些街名之内，除去猪市尚存旧意之外，其余的都已改头换面，只能让后来者凭了一些虚名来悬拟当初这几处地方的情形了。户部街、太仆寺街、兵马司、缎司、銮舆卫、织机卫、细砖厂、箭厂，谁看到了这些名字，能不联想起那辉煌的过去，而感觉一种超现实的兴趣？

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将来的人，只好凭了皇城根这一类的街名，来揣想那内城之内、禁城之外的一圈皇城的位置吧？那丹青照耀的两座单牌楼呢？那形影深嵌在我童年想象中的壮伟的牌楼呢？它们哪里去了？看看那驼背龟皮的四牌楼，它们手拄着拐杖，身躯不支的，不久也要追随早夭的兄弟于地下了！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缦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鬼门关改作贵人关，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这些说不定都是巷内居者要改的，然而他们也未免太不达教了。阮大铖在南京的裤裆巷，伦敦的Rotten Row为贵族所居之街，都不曾听说他们要改街名，难道能达观的只有古人与西人吗？内丰的人外啬一点，并无轻重。司马相如是一代的文人，他的小名却叫犬子。《子不语》书中说，当时有狗氏兄弟中举。庄子自己愿意为龟。颐和园中慈禧太后居住的乐寿堂前立有龟石。古人的达观，真是值得深思的。

Table of Contents

老胡同
版权信息
何柱国：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信使
刘尊棋：回顾“三一八”
刘生浚：三一八·开场
千家驹：走形式的狱审
华林：首都革命
周玳：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周玳：阎锡山金蝉脱壳
唐在礼：军火回扣
宋景昭：战前的宋哲元
张樾亭：宋哲元玩牌
张钫：与袁世凯的一面
曹祥华：马房避险
李世军：段老总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
李纶波：张学良、顾维钧跳舞
杜文若：三一八·逃跑
杨春洲：一个请愿学生的见闻
楚溪春：悼中山诗
武和轩：斗法
王坦：我想做笔买卖
王楚卿：段祺瑞与汪精卫的争吵
王楚卿：段祺瑞家的杂役生计
王楚卿：段祺瑞的规矩
田壁臣：出入伪满国
程厚之：北大学生军迎接孙中山
程厚之：邓文辉中弹
章士钊：段祺瑞的豪爽
第一章 交道口：闹剧不断的『总统府』
范体仁：议决八条
许世玮：三一八·刘和珍
谭光：傅汝霖侵吞国家资财
谭光：孔祥熙的发迹
陶树德：冯国璋卖鱼
陶树德：段祺瑞出任执政的裁员
韩玉辰：默不作声
鹿钟麟：中山治丧地的纠纷
鹿钟麟：孙中山去世
黄富强：励志社
全信和尚：法源寺
冯友兰：两院一堂
刘味根：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学校
华觉明：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
华觉明：废止读经
周作人：冯汉叔打茶围
尚绶珊：银号胡同
张文钧：“燕子窠”
张文钧：大烟馆
张文钧：骆驼阿四
李金龙：名妓辈出的陕西巷
李金龙：妓院的等级
汪建刚：不谈政治谈风月
汪建刚：收买议员交易所
沈醉、郭旭：蹲点抓嫖
濮清泉：陈独秀的“寡人之疾”
王克昌：何孟雄战斗在宣南
王克昌：罗荣桓在湖南会馆
王克昌：马骏的崇高气节
王楚卿：不打茶围的段祺瑞
第二章 前门外·大栅栏·牛街：谈政治也谈风月
讷葊：戏班子
许德珩：照相馆的另类作用
霍实子：对日交涉
何思源：免职何思源
全信和尚：僧阀
刘光人：何其巩入狱
刘味根：廿六剧学社
刘尊棋：突然被捕
吕宝德：中法实业银行经理宅邸
周一志：西山派
周作人：刘半农的鱼皮鞋
张国淦：黎元洪坚拒册封
张寿崇：清皇室宴请孙中山
张寿崇：谭鑫培的绝唱
张绍程：“黄陂不懂这一步棋”
张钫：“光景光景”
暴春霆：胡适题字
楚溪春：曹锟恐吓黎元洪
汪建刚：弄巧成拙的贿选
王世襄：“郭瓷”的交接
程厚之：李大钊被捕
第三章 东华门：胡同中的政治运动
罗方中：“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
罗方中：西山派关门大吉
胡传揆：民国时期的协和医院
蔡璐：北京学界第一次运动会
袁静雪：袁世凯多处房产
袁静雪：袁世凯的家规
袁静雪：袁世凯设女馆
邓汉祥：掐水掐电
陈明绍：供水与胡同名儿
陈映芳：黎元洪坚拒称王
陶树德：赠房
霍实子：逃离殷公馆
韩玉辰：黎元洪复位
韩玉辰：黎宅前的丐帮
高兴亚：曲线入党
黄绍竑：交际花家的军国大事
黄翔：说客李介人
刘清扬：一二·九与北大
刘锡珍：日本接管英属保险公司
刘锡珍：皮包的保险公司
叶景莘：提前的五四运动
吴范寰：夭折的“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唐在礼：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唐在礼：袁世凯接待孙中山
寿墨卿：马叙伦电话救陈独秀
张申府：罗素中国讲学
张超济：日本的奴化教育
张锐：福开森的古董生意
张锐：被遣送返美
恽宝惠：彭家珍的刺杀
李文杰：邓君翔改名隐居
李静庭：曹汝霖的公馆
李静庭：曹汝霖破相
杨格非：傅作义的和谈
王世襄：接收文物
王世襄：未果的文物索取
章元善：出国前的特训
第四章 朝阳门·建国门：『旧宅院』里名人故居多
蔡端：游行队伍逼近赵家楼
袁静雪：袁世凯遇刺
邵宝元：北京饭店
陶尚铭：《塘沽协定》的产生
陶树德：壬子兵变
陶菊隐：福开森拒绝出山
陶葊：吴佩孚死于牙病
雷风行：斯诺采访
靳天林：家庭聚会里的抗日讨论
靳麟：京师同文馆
颜仪民：赛金花与“克林德的石头牌坊”
黄富强：财政局直接收房
黄绍竑：跋扈的酒井隆
刘冰天：骗去40万
刘嵩崑：梅兰芳迁居鞭子巷
刘清扬：张申府居所
华林：撤换女师大校长杨荫榆
卢景贵：九一八后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
吴范寰：北京世界日报
吴范寰：营救成舍我
周北峰：北平起义前的撤退
张岱年：张岱年、张申府居所
张岱年：张岱年《哲学思维论》
张岱年：张岱年居所
张岱年：张岱年结婚
张恨水：世界晚报
徐秀珊：李大钊北京居所
成善卿：小胡同里的大作家
朱庭祜：地质研究所
李世军：鲁迅的告诫
李泰棻：摇身一变的王英
杜任之：傅作义投诚
杨铭珍：老舍与小羊圈胡同
楚溪春：政学会再次成立
王坦：“有钱买个总统当”
王铭珍：旧式接生礼俗
第五章 福绥境·丰盛·二龙路：官宦宅第多
许世玮：胡同里的女师大
邹士方、秦宝春：娄师白入齐白石门下
郄武：教化部
阎子奉：挖银子
韩玉辰：卖选票
马毅：闭门谢客的齐白石
魏广洲：书店送书郎
黄慧珠：忧心切关国家事
吴范寰：成舍我发迹
姚雪垠：四赴北平
姚雪垠：立志文学
寿墨卿：章太炎绝食
尚绶珊：醋意索命
昝道徒：一贯道的酒考
曾毓隽：段祺瑞不参加孙中山吊唁内幕
曾毓隽：绑架段祺瑞阴谋
李东东：“几分钟”报社交接
杜聿明：撤退前的敷衍
梁漱溟：李济深先生
楚溪春：军警与三一八惨案
牟龙光：会晤汪精卫
王楚卿：段祺瑞的“空府”
第六章 景山·东四：民国大师的成就与操守
范体仁：吉祥胡同的《现代评论》
郑晟礼：外交协会成立背景
陈芳：顾颉刚在蒋家胡同
陶葊：新民会的由来
圣泉：拈花寺的房租生意
密然、又然、正义：针线胡同的通教寺
曾毓隽：邓君翔躲债
李寿朋、闵孝慈：经正书院
李纶波：王怀庆公馆
李静庭：曹汝霖的居所
溥雪斋：大太监小德张
白恩育：拐卖案其一
祺克泰、孟允升：蒙古亲王那彦图家道败落

第七章 安定门·北新桥·东直门：站在城楼上遥望当年

袁静雪：袁克定掌家
讷葊：梨园的掴掌
赵德本：义和团火烧东正教堂
郑廷玺：王占元的房产
冯亦吾：汤四爷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
千家驹：胡同公寓
叶景莘：国民外交协会
叶景莘：豪杰梁秋水
周北峰：白旗与北平解放
唐真如：王鸿韶的公馆
文强：戴老板的安排
曾毓隽：安福俱乐部
曾毓隽：安福系名称由来
李鹏图、刘序东、李邺亭：贿考
汪荣堃：“贵胄班”
王克俊：傅作义的家宴
王化一：东北流亡青年在北平
王坦：“总统，是当得当不得”
王家桢：张勋复辟当天的酸梅汤
祺克泰、孟允升：养小
第八章 西长安街：『神州第一街』
袁静雪：袁世凯入住中南海
郑晟礼：五四事后
陈文运：张勋复辟
陈明绍：垃圾城
陶树德：复辟后的逃亡
附录：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