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西南联大》编辑组
Date: 2016-02-29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民国; 中国历史
Publisher: 中国文史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西南联大

版权信息

西南联大

作者：《西南联大》编辑组

责任编辑：张春霞　高贝　牛梦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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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西南联合大学的缘起
第一章 校史杂说
谭文耀：暂驻衡湘 又成离别

左右：史无前例的“长征”
黄钰生：增设师范学院
刘兆武：五个学院
左右：蒋梦麟去蒙自考察
何宇：叙永分校
陈长平：两首校歌
申泮文：三校公物迁移北运

第二章 校长，西南联大之魂
刘兆武：“你是我的代表”

左右：“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谢本书：多听少说的梅校长
谢本书：值得回味的定胜糕
谢本书：联大人的“梅迷”情结

第二辑 名师趣事与校风校制

第一章 西南联大名师堂
符开甲：陈岱孙讲《经济学概论》

李广田：风趣的朱自清
李建恩：朱自清披毡入城
李建恩：循循善诱的朱自清
李建恩：朱自清的昆明足迹
王景山：林语堂的演讲
姚渠芳：从不点名的钱穆
王敦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
李赋宁：“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
冯友兰：《知识论》和《逻辑》
杨起、王荣禧：杨振声讲现代中国文学
杨起、王荣禧：杨振声力倡白话文
杨起、王荣禧：启发式教学
吴晓铃：刘叔雅讲《庄子》
刘兆武：旁听陈寅恪的历史课
刘兆武：张奚若扯闲话
刘兆武：皮名举画地图
庞瑞、杨玉玮：蔡方荫爱说“Now, then”
庞瑞、杨玉玮：不讲半点情面的蔡方荫
刘兆武：推崇《金瓶梅》的沈从文
汪曾祺：创作能不能教？
汪曾祺：沈从文教创作
汪曾祺：不赞成命题作文
汪曾祺：“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亦师亦友的沈从文
汪曾祺：沈从文痛恨打扑克
汪曾祺：善于谈天的沈从文
顾迈南：华罗庚在西南联大
顾迈南：与闻一多隔帘而居
冯至：翻译《歌德年谱》
冯至：背包里的《歌德全集》
冯至：偶然的十四行诗
冯至：教授很年轻
戴世光：我与西南联大的渊源
刘兆武：“二云居士”刘文典
刘兆武：郑天挺讲明史
孙观华：社会学系的名教授
陈康定：文学史家萧涤非
肖昆云：动员学生复课的傅斯年
田曰灵：严苛的化学系教授
李建武：59.5分也是不及格
董树屏：德高望重的“刘老夫子”
宗孔德：电机系主任章名涛
赵震炎：航空系主任王德荣
赵震炎：畅销昆明的“西曼”墨水
刘兆吉：杨石先、黄钰生深夜整考题
刘兆吉：闻一多畅谈新诗
王佐良：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威廉·燕卜荪
朱德熙：怀念唐立庵先生
傅举晋：“平生爱海伦”的吴宓
林元：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
袁方、全慰天：有所为有所不为
赵捷民：体育行家马约翰教授
朱俊、李红英：英籍教授白英
朱俊、李红英：俄籍教师噶邦福
周崇德：博学多才的罗伯特·温德教授
沈琨、沈靖：生物化学家沈同教授
符开甲：大师荟萃的中文系
杨蓍荀：必须爱惜公物
熊德基：百家争鸣，各展所长
熊德基：新课程层出不穷
张凤祥：偏爱选修课

第二章 漫谈校风与制度
熊德基：四种学号

戴世光：集三校校风之精华
李凌：高效能的行政部门
熊德基：“精兵简政”的典范
朱鸿运：勤奋好学的校风
朱鸿运：“民主堡垒”之美誉
赵乃抟：团结互让，不讲门户
谢本书：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木子：解读西南联大校训
刘兆武：学术自由之风
熊朝隽：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马识途：绝不照本宣科
马识途：推崇真民主和真科学
杨光社：严谨认真的校风
杨光社：三校团结合作的缘由
李凌：没有不上课的教授
王先冲：不到70分不准入系
梅祖彦：西南联大的办学体制
马识途：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
杨光社：“通识为本，兼识为末”的培养目标
贺连奎：“中西合璧”的授课方法

第三辑 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一章 招生与课程设置
李凌：招生标准高

朱光亚：高质量的学生
周明道：报考西南联大
常荣福：迟到的录取通知
钱惠濂：如愿进校门
吴方：考取西南联大的经过
夏雨：二入联大
李凌：文理兼修的课程设置
熊德基：必修与选修相结合
王补宣：最怕体育课
田曰灵：化学系的选修课
沈元：航空系的教学安排
沈元：航空系的高淘汰率
贺连奎：最难学的课程——工程力学
陈南平、张远东：联大机械系

第二章 回想当年的校园生活
杨振宁：最好的大学

易颜：李政道在西南联大
章成艳：“二妙”之一李赋宁
吴大猷：漫长的往返路程
陈省身：室友华罗庚
王世堂：“抢书”的朋友
王世堂：不耻下问的“小孩”
王世堂：爱说“Pure”的邓稼先
姚秀彦：漫画版冯友兰
龙美光：联大图书馆
高小文：暑期的军事训练
张定华：“翻车事件”
孙观华：活跃的辩论会
杜汝楫：考高分不容易
冯至：林场茅屋
冯至：习以为常的跑警报
钱德基：学生自治会的改选
杨天堂：大西门外的新校舍
王景山：别具特色的“八宝饭”
王景山：灰布长衫是主流
任之恭：迁校初期的艰难生活
郭沂曾：“跑警报”
张闻博：教室设在古庙里
张闻博：贫穷学生的“贷金”待遇
张闻博：茶余饭后打桥牌
贺连奎：活泼调皮的学生
胡邦定：编报人的辛苦
黎勤：婚姻恋爱问题座谈会
张凤祥：别开生面的讲演活动
贺连奎：工学院的实习区——江西会馆
贺连奎：工学院的教学区——迤西会馆
郭沂曾：联大物理系
赵乃抟：从不计较穷和苦
熊德基：“难民大学”
田曰灵：恶劣的学习条件
田曰灵：贴补生活
田曰灵：自由选择学生宿舍
王宪钊：靠目力和“手感”观测气象
陈炎创：实习与勤工俭学相结合
陈炎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光德正：工学院学生的课余生活
黄钰生：公费师范生
卢华焕：在注册组工作的日子
何期明：座无虚席的图书馆
何期明：联大学生的衣着
张凤祥：联大的“民主墙”
吴铭绩：简陋的设备
吴铭绩：一书难求
吴铭绩：在茶馆里自习
张之良：滇西翻译官
高小文：军训风波
汤衍瑞：长沙临时大学生活点滴
李桂华：游泳趣事
姚秀彦：南院女生
姚秀彦：课堂内外
姚秀彦：苦中作乐
刘兆武：提高英文的途径
刘兆武：从土木系到历史系
徐达仁：名目繁多的奖学金
申泮文：10元补助费
王浩：谁也不怕谁
胡邦定：没有分数

第四辑 学生社团与革命
第一章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与刊物
章成艳：“湖畔绅士”英语俱乐部

邢福津：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邢福津：学生自治会的竞争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
张定华：联大剧团的产生
张定华：联大剧团的贡献
钱德基：群社
张维亚：群社的兵役宣传活动
冯至：和冬青社的接触
孙观华：社会科学研究会
方复：铁马体育会
翟国瑾：国民剧社的成立
翟国瑾：拮据的演出经费
钱德基：《春秋》壁报的风波
魏铭让：神曲社的成立
冯至：林元和文聚社
黄宏煦：“流火”壁报社
杨显公：筹办《春雷》壁报社
王明：联大新诗社
胡邦定：僧音合唱团
吴宝璋：创办“民众夜校”
傅乐炘：“炔社”
朱鸿运：剧艺社
胡邦定：感人至深的话剧演出
张映庚：《国文月刊》
林元：《文聚》创刊的经过
贺连奎：《学生报》
黎勤：女同学创办的壁报——《南苑》

第二章 丰碑永驻的运动与革命
钱德基：各派政治力量在联大

钱德基：联大的地下党总支
邹文靖：“倒孔运动”
邹文靖：“倒孔”示威游行
黎勤：读书会的秘密活动
马豫：参加空军的联大学生
彭国涛：三次从军抗日高潮
李光荣：“五四”纪念活动
朱鸿运：“一二·一”运动
闻一多：亲历“一二·一惨案”
张友仁：四烈士公葬典礼

第一辑　西南联合大学的缘起

第一章　校史杂说

谭文耀：暂驻衡湘　又成离别

1937年秋，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接着整个华北亦为日军侵占，大批高等院校纷纷南迁。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大后方的湖南长沙和陕西城固，设立两所临时大学，以便北平、天津两地的大学生仍然能够在一大批学有专长、蜚声中外的教授和专家的指导下，继续进修，为胜利后建设国家作贡献。为此目的，广大师生不辞艰辛，千里步行，结集到了预先选定的地方。

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北京大学学生学号之前冠以P字，清华大学学生学号之前冠以T字，南开大学学生学号之前冠以N字，以示区别。但在上课时，老师共教，学生互学，亲密无间。临大分设两处：理工学院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在南岳白龙潭圣经学校。

1937年11月，日本飞机空袭长沙火车站。原在北方认为长沙南岳比较安全，如今却像前线一样了，为此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迁往云南的蒙自县和昆明两个地方。南岳的文学院，迁到蒙自县。长沙临时大学迁来长沙、南岳办学，为时不过半年之久，便分两路离别了湖南。

《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

左右：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内迁筹委会常务委员。蒋先生不知此一去何日再能见老父，抽空回去看了父亲一转，便赶至长沙参加筹建联合大学。

蒋先生至长沙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经先到了。9月13日，长沙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长沙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务由原三校校长共同主持，蒋梦麟兼校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而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还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胃病在急和累中复发了。虽然“外忧内患”，他仍然打起精神与梅贻琦校长共同担负起责任，但毕竟是靠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同舟共济，他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日军溯江占领南昌，长沙随之成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蒋先生飞到武汉，想探探政府对联合大学继续迁往内地的意见，教育部要他去找蒋介石，他只得去了。蒋介石赞成对联合大学再往西迁，蒋梦麟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相衔接，从而有利于维护联合大学将来与海外的联系。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并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察寻找校址。1938年1月，联合大学就在准备搬迁中度过了。

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于1938年2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其时交通困难，除女同学及部分体弱之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外，男同学组织了湘黔徒步旅行团，在闻一多教授的带领下，由长沙步行3000里至昆明。

蒋梦麟

梅贻琦

张伯苓

蒋先生于迁校工作大体完成后，由长沙飞香港，搭法国邮轮到海防，然后乘火车至河内，再乘滇越铁路往昆明。4月2日，湘黔滇徒步旅行团抵达昆明，已先期到达的蒋先生、梅先生及临时大学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到昆明东城门去迎接他们，几位教授夫人还献了花篮，小孩们还唱：“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It’s a long way to go！”向3000里风尘仆仆的师生表示祝贺。未参加步行者，全程耗时约半月，长短时间各有不同。约350名学生留在长沙，参加各种战时机构。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

黄钰生：增设师范学院

联大师院是当年教育部在全国同时新设的八个师范学院之一。在抗战伊始，战区许多学校仍处辗转流亡之中的时候，一下新设八个师院，除为大量培养师资之外，实有配合国民党所谓“训政”之需要，加强对青年思想控制的目的。这从规定院长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当时其他高校均无训导处，而师院则必须设主任导师负责学生之思想行为训导工作；增设公民训育系以培养各级学校的训育人员等，都可见一斑。而要求联大增设师院，则是因为联大教师力量雄厚，可资利用之故。师院建院时，将原北大教育系、南开哲学心理教育系的教育组及云南大学教育系师生划归联大师院，三系组原有教师人数不过四五人，而1938年师院新招生的五年制本科共设有教育、公民训育、国文、英语、数学、史地、理化等七个学系，此外还先后设置了两年制的文史地、数理化专修科、云南省在职教师晋修班等。因此，多数系主任和教师是由联大其他院系教师兼任，或与联大文、理、法学院系开设的相应课程一同上课的。以后联大每年都新聘一些教师，其中有些是针对师院的需要聘请的专任教师。有些虽由师院名义聘请，实际并未在师院授课。据《联大大事记》所载，曾在联大师院任职的教师先后有91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9人，讲师12人，教员14人，助教36人。教师实力之强，在其他师院中是很少见的。

师院的课程除了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院系必修选修课程表》之外，师院学生还要按西南联大自己规定的大一共同必修课程肄业。师院各系，也有共同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必修课。除了上述三层必修课之外，师院各系，有由系主任所拟订的必修选修课程表，学生遵循肄业。所以师院五年制本科生（第五年为教学实习）应修的学分总数略多于其他院系。

《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

刘兆武：五个学院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左右：蒋梦麟去蒙自考察

早在3月初，由于在昆明学校校舍不足，蒋梦麟便到云南第二大城市蒙自去了解情况。3月14日，这位主要负责外事的校务会常委回到昆明，次日下午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到会者有蒋梦麟、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人，会议决定将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备。19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在昆明召开首次会议，鉴于联大在昆明实在不能立即找到合适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会议决定接受蒋先生等人建议，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古城蒙自，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蒙自原是中国边疆军事重镇，元代时已设县。近代，更是中国与越南通商的一个重要城市，那里设有海关。滇越铁路通车后，蒙自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海关自然迁走。人去楼空，联大文学院就设在海关衙门里，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分校只办了一个学期，同年9月，文学院与法商学院即迁回昆明。因为当地各中小学已迁往乡间，原校舍可以出租，房舍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

何宇：叙永分校

1940年日军进占越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要求联大迁川，校务会议多次讨论，并派专人入川寻找能容纳联大的校址。但大家都知道搬迁一座大学校“谈何容易”，最后采取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实现的迁校形式，就是让一年级到叙永报到，在六座不大的破旧庙宇（会馆）中建立起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这时大半个学期已经过去了，八个月后又迁回昆明。

在向北流入长江的永宁河的峡谷中，叙永算是较平坦的地方，但还需把两岸都利用起来，才能建成各只有一条大街的东城和西城，再用上桥和下桥把这两城连结起来，就成为川黔孔道上的重镇。六百多学子每天的学习和生活就是穿越两座桥，通过三条路，进出两座城，往来于永宁河东西两岸的六座古庙之间，上课，吃饭，睡觉，泡茶馆。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陈长平：两首校歌

校训

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和两首校歌，时至今日，仍像当年一样给人以激励和启迪。

一首是7月7日抗日战争二周年旧《云南日报》第四版“抗战二周年纪念特刊”登载的冯友兰教授所作“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如下：

“碧鸡苍苍，滇池茫茫。这不是渤海太行；这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底家乡；莫辜负伟大底时代；莫耽误宝贵底景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底景光，要创造伟大底时代；要恢复失掉底家乡。”

冯先生的这首新诗体歌词，道出了联大所在的春城美景，同时也结合抗战两年祖国大半壁河山沦入日寇手中；教育学生不要忘记失掉的家乡，要赶紧学习，赶紧准备；告诫学生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宝贵的景光；要珍惜和利用千百万前线军民浴血奋战换来的宝贵的景光；要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要创建伟大的时代，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冯先生这首校歌虽然没有被正式采用，但与采用的罗先生作词的那首校歌比较，两首都具有教育意义、都具有历史价值、都充满爱国主义精神。

另外由罗庸先生作词，由张清常先生根据《满江红》作曲的那首《西南联大校歌》，其歌词如下：“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洒遍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歌二

这是罗先生采用《满江红》词式作的歌词，有些古朴深奥，不能为一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能理解。但加以解释后，还是容易知晓的。

总的来说，罗先生的歌词与冯先生的歌词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为教育和鼓舞学生驱逐倭寇，好好学习，为中国人民雪耻报仇、为抗战建国激越壮志和坚定决心。这两首歌词都可以作为向大、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的好教材。

《关于西南联大的两首校歌》

申泮文：三校公物迁移北运

为了办理三校复员迁返平津，联大曾两次组织“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第一次在1945年8月23日，聘请郑天挺、黄钰生、查良钊、施嘉炀、陈岱孙等为委员，郑天挺为该会主席，后黄钰生因公赴渝，郑天挺奉北大之命，赴平接收，均请假三月。10月17日加聘郑华炽等4人为委员，1946年初又加聘李继侗等3人，4月24日再次加聘马大猷等12人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下，6月26日委派以徐璋为主任的5人押运小组负责将首批急运图书仪器物品（共625箱，重69吨）运往平津，于8月底顺利抵达北方。

联大结束后，1946年7月25日，又由三校分别推定代表第二次成立“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委员有贺麟、孙云铸（北大），霍秉权、沈履（清华），黄钰生、冯文潜（南开），霍秉权为主任委员。又根据三校推荐和协商决定，委派申泮文（南开）为主任押运员、王大纯（北大）和黄胜涛（清华）为副主任押运员，组成七人押运小组负责剩下的300吨公物的北运任务。这些公物分属三校，北大和南开的主要是图书，清华的以工科仪器设备为主，装在一定大小的木箱里。另外有三校教职员托带的少量行李、书籍、物品，形式不一，行李包、书箱等都有。

同首批启运的公物一样，这些东西也在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的主持下，包给裕和企业公司承运。裕和公司实际是皮包公司性质的私商。经理姓吴，40岁左右，昆明人，原是帮会头子，自己没有什么资本和运输工具。他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后，由银行或殷实商家作保，从学校预支一大部分运费，然后找一些小包商分包出去。从昆明到长沙是公路运输，小包商各拥有卡车数不等，有的三辆，有的五辆，甚至一辆卡车的主人也来分包。这样零零星星，拖延了运输的时间，增加了工作的困难。

联合迁移委员会主任委员霍秉权教授召开过一次押运人员会议，布置任务。首先是给公物编号，书写箱外标志挂标签，承包卡车来到后，登记装车单，监督装车，招呼装好货的卡车驶离昆明，沿途督促检查，以防失误。裕和企业公司也派三人押运，负责管理、转运等工作。运到长沙后用民船由水路运武汉，转江轮到上海，再转海轮到天津。属于北大、清华的公物再由铁路运去北平，分别向两校交割。

《三校公物复员北运回忆》

第二章　校长，西南联大之魂

刘兆武：“你是我的代表”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左右：“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联大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蒋先生为了三校的团结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坚定主张沿用长沙临时大学时的体制，不设校长，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日常行政事务。原定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上常驻昆明掌理校务的仅梅贻琦，并一直任常委会主席，负责学校日常事务。蒋先生主要负责对外。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是西南联大能在艰难困苦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据郑天挺在《梅贻琦先生与西南联大》中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思想。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这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

谢本书：多听少说的梅校长

梅贻琦是个沉着冷静，说话不多，甚至沉默寡言的人。然而，在关键时刻却能一言解纷。这在那个纷繁复杂、矛盾丛生的时期，处理问题是很有效的，至少不会激化矛盾。许多人回忆及记载，都异口同声地感觉，梅贻琦是一个“多听少说”的人。然而一到他说的时候，矛盾、工作就差不多到解决的时候了。抗战时曾任经济部次长的张静愚回忆：“凡是曾与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于发言，甚至与好友或知己相处，亦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清华同人注意到：“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熟悉他的人则认为，梅“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也说：“月涵（梅贻琦字）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西南联大校园内曾经流行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见不见得”两句，形容梅贻琦公开演讲时喜用不确定语气。而有人则将梅贻琦使用不确定语气的习惯，归结为处事严谨的特性。叶公超回忆道：“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赵太侔两个。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多听少说，不仅是考虑问题严谨周到，而且也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遇到什么问题，梅总是先问人：“你看怎么样？”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都愿意心平气和地和他讨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感到受到了尊重，而不会激化矛盾。

《西南联大掌门人——梅贻琦》

谢本书：值得回味的定胜糕

著名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先生，对西南联大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评论，这就是“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确，在相当一个时期，联大在物质上确乎是“不得了”的，教授们的生活相当的困难，即使是常委的梅贻琦也不例外。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就曾说：梅贻琦1939年每月的薪水，可维持三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连青菜也没有，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1940年3月，全校工友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而联大亦曾为教职员生活问题开过一次教授会议。1941年底，教授们生活日益难熬，王竹溪、华罗庚、陈省身、吴晗等54位教授联名写信给西南联大常委会，呼吁改善待遇。呼吁书说，教职员生活“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要求增加津贴。为此联大一方面函请教育部解决，一方面召开教授会共商办法。在这次教授会上，“经济学教授供给物价的指数，数学教授计算每月的开销，生物学教授说明营养的不足。”王力感慨地说，“可惜文学教授不曾发言，否则必有一段极为精彩动人的描写。”

在这种“不得了”的特殊困难条件下，教授们及其夫人亦各显神通，多方设法，以维持生计。梅贻琦夫人韩咏华自制蛋糕售卖，以赚钱维持生计就是一例。韩咏华回忆，教授们的月薪，多不能维持全月的生活。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好，只能帮助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售。月涵（梅贻琦）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还有一次，韩咏华还到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织的东西以及他们自己的衣服等，摆出来卖，一个早晨卖了十元钱。

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

联大生活的艰苦以及梅贻琦一家生活的艰苦，于此可见一斑。即使如此，梅贻琦也绝不利用职权，不多占一分好处，而且还利用职权，不准家属、孩子们去占任何一点好处。

梅夫人的“定胜糕”，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品牌。这个品牌名字曾经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张曼菱女士在其著述中呼吁，“我以为冠生园其实应该保存这个名牌，永远让人们看到。现在满昆明都是西式糕点，何不留我‘定胜糕’之品位？”

《西南联大掌门人——梅贻琦》

谢本书：联大人的“梅迷”情结

清华人以至联大人的“梅迷”情结，是与梅贻琦人品风格不可分割的。梅贻琦1938年春到达昆明，1946年9月辞别春城，在昆明生活工作近9年之久。他曾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这一时期抗战形势十分艰难，而联大内部事务繁多，又有诸多矛盾，敌机频繁轰炸，正在上课的师生也要不断跑警报，教学秩序维持与安排颇费周章，物价飞涨、经费奇缺带来生死困窘，“党化教育”、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左右分化及伴之而来的学潮汹涌等等。梅贻琦面对着这些复杂纷繁的局面，呕心沥血，上上下下做了诸多艰苦的工作和调解，对左右纷争，学术异见，皆本着“兼容并包”之精神予以对待，使联大得以顺利维系，确实不易。当联大数次被敌机轰炸，“人心惶惶，形势极为危急”的形势下，“在梅先生的锁定领导下，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未尝或辍”。1941年后，“在抗日前线仍能照常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和梅先生艰苦而镇静的领导分不开的。”

“梅迷”“无我的梅校长”之声，是与梅贻琦的人品、作为联系在一起的。

《西南联大掌门人——梅贻琦》

第二辑　名师趣事与校风校制

第一章　西南联大名师堂

符开甲：陈岱孙讲《经济学概论》

陈岱孙

在共同必修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岱孙先生，他教我们的《经济学概论》。1929年从美国回来后就到清华任教，他为清华大学做了很多事情，当时他只四十岁左右，很有点学者风度。我们的课堂在昆北食堂，这个教室很大，可容纳二百多人，教室内只有几十条长凳，我们常常从新校舍下课后跑一公里多赶去上课。每次去时他都在教台上走来走去。我们去时，门口的座位坐满了，再晚到的学生，只好站在门外听讲。联大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个硬壳马利夹，所以站在窗外听课，照样能做笔记。陈先生讲课时，从不翻阅他手提包中的讲稿，但讲得很清楚，很有层次。经济学讲的当然是生产、消费、货币、银行……这些都不大记得清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关于价格规律、供求关系、边际效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重大问题，当时我们很不认识它的重要性，经过这多年的生活实践才有所了解。经济学的参考书是英文原著，精装两厚册。学校图书馆也有中译本，但要求我们每人要做一份英文读书笔记交去，这确实苦了我这英文基础差的学生。

《一份成绩通知单引起对西南联大的回忆》

李广田：风趣的朱自清

1941年我到昆明后，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自清先生。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我当时想笑却不好意思，他却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个大消息：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的抗战已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前途十分乐观。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人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有一次在西南联大的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都随便地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讲题是《“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的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己不笑，会场上却哄然大笑起来，朱先生每次演讲都引起这样的笑声。在他的文字中，更是到处充满了风趣。

《最完整的人格——悼朱佩弦先生》

李建恩：朱自清披毡入城

昆明的天气“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1942年冬，昆明气候较常年寒冷，朱自清为家庭多子女所累，加上物价甚高，添置冬衣困难，只好在龙头街买了一条披毡。披毡是云南马帮赶马人常用物。它以羊毛擀成，一端穿以绳，可披、可盖、可垫，有防潮保暖隔湿之效，披时将绳抽紧，系于胸前，以防落下。云南马帮往返各地返运货物，有时露宿于树下或洞穴中，披毡就成为不可缺少之物。大多农家亦有此物，作入山采药、伐木，或守护成熟庄稼时用。朱自清先生购披毡御寒，已深识此物之妙用。朱先生从司家营出发，披着披毡入城上课，进教室后，解下披毡置于教室角落，镇静自若上课。当他身着西装，披着披毡走在街上时，开始曾引得路人注目，甚至以为朱先生故作风流名士气派，但朱自清先生并不在意。后来大家逐渐习惯了，反而成为流传甚广的佳话。

《朱自清先生的昆明情缘》

李建恩：循循善诱的朱自清

联大的教授，都配有助教，负责对学生辅导和批改作业。但朱自清先生对学生、对助教一片深情，常常自己批改作业，辅导学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使学生和助教都能较快地进步。笔者就读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时的班主任彭允中老师，是朱自清执教西南联大的弟子，彭允中的毕业论文选题是《阮籍与咏怀诗》。朱自清是指导教师，彭允中回忆说：“阮籍的咏怀诗尚无注释本，朱先生有一本黄节注的手抄本。我一到他宿舍，他就取出来借给我……在写论文过程中，我找他谈过三四次，每次都是朱先生让我谈心得和写法，然后再说他的意见，或肯定鼓励我，或指导我考虑某方面的问题。态度、语调都极亲切。”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开的“文辞研究”，是选修课，只有两个学生选修。但朱先生仍一丝不苟地教学。没有教材，朱先生认真收集选择资料，记录在卡片上，上课时再抄在黑板上，一堂课抄了讲，讲了又抄。

朱先生上课坚持点名，他的记忆力又极佳，时间不长就能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许多学生，同时是闻一多和朱自清的弟子，他们感到，闻先生是一团火，以热烈的感情激奋人们；朱先生如春雨，随风潜入，润物无声。

《朱自清先生的昆明情缘》

李建恩：朱自清的昆明足迹

1938年9月，朱自清一家随联大蒙自分院迁回昆明，先居于离联大学校不远的青云街79号，后又移居北门街北仓坡。此时联大中文系因刚迁移回昆，一切均需安顿，故未上课。但朱自清先生被校方聘为编制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救济战区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委员，他对这些义务性工作，十分尽职尽心，坚持每天到校，积极参与编制校歌、校训和救济战区学生和寒苦学生工作。经朱自清与闻一多、冯友兰、罗庸等广泛征求联大教师及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反复研究讨论后确定的、激昂慷慨、充满抗战必胜信心的联大校歌，体现联大精神的“刚毅坚卓”的校训，深深地倾注了朱自清先生的心血。

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小西门外潘家湾一带平民死伤惨重，联大租借的昆华师范学校亦在劫难中。朱自清在空袭警报解除后，即赶往该处看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下午去昆师，见死者静卧，一厨子血肉模糊，状至惨。”表达了他对日本侵略者屠戮平民的愤怒。

同年12月，西南联大中文系经过两个多月安顿，开始上课。

朱自清先生担任大一国文基础课，又开设“文学批评”课。除上课外，他还参加校外社会活动，担任云南文协理事。参加了文协组织的抗日救亡、声讨汉奸汪精卫等活动。茅盾赴新疆途经昆明，朱自清先生等人以文协名义举办晚宴为其洗尘，茅盾先生亦亲自到朱自清家中拜访，并在朱家会见闻一多、吴晗、冰心等人，讨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问题。1939年春节前后，朱自清利用学校放春假一周（当年因开学较晚，未放寒假）之机，与陈岱孙、浦清江等10余位联大教师，畅游路南石林、大叠水。朱自清等联大教授到路南游览的消息不胫而走，因避日机轰炸而疏散至路南县的云南大学附中特邀请朱自清、浦清江一行在附中演讲，其场面极其热烈，教授们的演讲，深受附中同学的欢迎。春假结束，朱自清先生又投入了紧张的教学工作。教学工作之余，他还关注抗战形势，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写下了不少时事评论或文艺评论，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

1939年秋，日本加紧了对昆明的空袭，敌机频频轰炸昆明及城郊机场等军事要地，有时甚至一天数次轰炸，给昆明市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原居住在城内的联大教师，纷纷迁居郊区农村，向农民租房暂住。

抗战时期，昆明市城区狭小，完全不是如今的状况。当时的城区，南至金碧路（其中段少量向南扩展），东至太和街（今北京路中段，其南段向东突出拓东路一带），西至小西门今西昌路一带，北至如今的“一二·一”大街。如今的云大医院、云南师大（即西南联大所在地）、塘子巷以南、交三桥以东，均已属城外农田，当为近郊区。联大教师避炸之处，已属当时较远的郊外。

朱自清先生携妻挈子，移居城西北黑林铺附近的梨院村（梨院村亦称龙院村）。每日乘马车奔波于学校与寓所之间，从未因住处远离学校而耽误上课。

《朱自清先生的昆明情缘》

王景山：林语堂的演讲

林语堂

1943年冬，林语堂应邀来联大在新校舍演讲。那天天气晴和，就在图书馆前的一大片空地上，他站在升旗台旗杆旁边讲，学生们站在周围听，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内容记不得了，但有两句话流传下来，成为名言，大意为：联大在物质上真是“不得了！”在精神上可是“了不得！”

联大精神“了不得”，容易理解，“万里长征，地处边远，刚毅坚卓”（联大校训），弦歌不辍（见联大校歌），大师云集，高徒辈出，不但是学术重镇，而且成为人才摇篮。这种种，岂不是“了不得！”

第一排站立者左四为叶企孙，左五为梅贻琦，下蹲者中为吴有训

右起：鲁迅、林语堂、蔡元培（前立者）、宋庆龄、萧伯纳

但联大在物质方面怎么就“不得了”呢？林语堂先生从海外归来，在联大新校舍匆匆一转，触目满眼是铁皮顶的平房教室，下雨天叮当噼啪响的雨声，会干扰大师们的精彩演讲；茅草顶、泥土墙的学生宿舍，也只能聊遮风雨：什么大楼、大礼堂之类，全没有。回想抗战前平、津高校的校园景观，他大概难免感慨万分：“北大、清华、南开三座顶尖学府合成的西南联大，竟然如此简陋，不得了呀！”

《西南联大生活杂忆》

姚渠芳：从不点名的钱穆

钱穆

回忆1938年1月至1939年6月，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一年级时，钱穆师在昆华中学大课堂里讲中国通史的情景，虽时隔近50年而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一般是晚上上课，吾师精神饱满，疾步按时来到课堂，从未点过名，但同学们都自动踊跃参加，还有一些人旁听。讲课前，课堂里早已挤满了200多人，座无虚席，迟到的人只得挤在室外窗台旁或大门口听讲。钱师当年正在40多岁壮年时期，讲课声音洪亮，结构性、逻辑性严谨，趣味性浓，哲理性强，节节有独到之处，引人思考入胜。课堂内除老师的声音外（间或有记笔记的微音），大家都全神贯注，鸦雀无声。联系到伟大的抗日战争，钱师要求我们艰苦奋斗，克服生活上学习上的一切困难，积累知识和才能，以便听从祖国的召唤，为抗战建国贡献力量。那时我们大家一般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同钱穆先生和联大其他老师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怀念在台湾的钱穆老师》

王敦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

雷海宗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之一，担任历史系主任职务，曾代理文学院院长。雷先生讲课声音洪亮，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授历史事件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将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感到余兴未尽。他每节课的讲授计时很精确，每节课结束时，恰巧讲完一个题目，告一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是一篇有头有尾的文章。

雷师记忆力极强，他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不带片纸只字，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不仅能说出中国历史纪年，而且同时指出公元纪年，每次讲课都顺口说出一二十个年代，从无差错。

《忆雷海宗师》

李赋宁：“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

陈寅恪

汤用彤

首先是陈寅恪教授。吴宓教授常说在他同辈人当中，他最敬佩陈寅恪和汤用彤两位先生的学问。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当研究生期间，曾有幸旁听过陈、汤两位先生的课。我们知道陈先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文学家（评论家兼诗人），又对哲学很有研究，可以说他对中国历来所说的三方面的学问，即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都很精通，造诣极深。他在20年代曾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4位名教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之一。当时国学研究所所长是吴宓教授。吴宓教授延聘到这样的名师，培养了像王力先生这样的第一流学者，他的功绩应大书特书。陈寅恪先生后来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两系合聘的教授。我在联大旁听陈先生所授的课是“白居易”，这是中文系高年级选修课。陈先生考证《长恨歌》和《琵琶行》里一些细节。他每堂课都提了一大布袋的古书到课堂上来。他旁征博引《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典籍，几乎都能背诵。陈先生往往从考证小问题而说明大问题。我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太少，历史知识也很贫乏，但从陈先生的讲课和从他写的文章里深切体会到他治学方法的严谨。他的思路敏捷、细密，分析精辟，多有创见。陈先生写的旧体诗更是脍炙人口。他为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写的跋已成为近代中国学术评论文章中的名篇。陈先生又通晓多种外语：希腊、拉丁、梵文、欧洲各主要语言、中央亚细亚语言、蒙古语、土耳其语，等等。真正是学贯中西。陈先生为学生树立了学术上的高标准，他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吴宓教授所推崇的另一位学者是汤用彤教授，他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我在联大时旁听过汤先生所授“大陆理性哲学”课程。汤先生用拖长的湖北口音讲课，但条理清楚，逻辑性极强。尤其令人赞赏的是他讲西方哲学思想，总要引证相关的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内容。汤先生像陈先生那样，也做到了学贯中西。吴宓教授讲授“文学与人生”课，也把西方思想与中国和印度思想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以上三位教授当年同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有“哈佛三杰”之称。

《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

冯友兰：《知识论》和《逻辑》

后来我们到了昆明。金岳霖先生担任了认识论这门课程，写了一本讲稿。以后，他逐年修改补充，终于成为一部巨著，即《知识论》。他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看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像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哲学研究所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也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

金先生在清华、西南联大也担任逻辑这门课程，写有讲稿，后来发表为《逻辑》这本书。金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有人可以说严复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严复仅只是翻译过穆勒《名学》，没写过系统的哲学著作。金先生又是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进现代逻辑学的人。说到这里，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中所说的那一句话倒是对了。他说：“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金先生可以说是打破这种情况的第一个人。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怀念金岳霖先生》

杨起、王荣禧：杨振声讲现代中国文学

杨振声先生面目慈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讲的课很受同学们欢迎。关于他的讲课，有这样的记载：杨先生身材颀长，经常穿一件灰色中式毛哔叽长袍，叼个烟斗，举止持重、潇洒脱俗，一派学者风度。来上课时，总是抱着一摞夹了很多纸条的书，用他那纯朴而亲切的胶东口音、幽默机智的神态，滔滔讲来，真切生动，循循善诱、娓娓动听。他以个人对所讲作品的印象和感受，来启发学生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趣。在讲古典文学时也是如此。据说，有一次，在讲到《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时，不禁比画了起来。他主讲的《现代中国文学》，不仅对中文系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还受到不少外系学生的欢迎。身为新文学运动先锋的他，讲起当年的情景自然有些激动，而学生听起来则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课程中评介重要作家、作品占很大部分。如：鲁迅、茅盾、郁达夫、蒋光慈等作家的一些代表作。杨先生以作家和心理分析学专家的独到见解深入浅出地讨论作家生平、思想倾向，学生们既感到新鲜又深化了对作家作品的领悟。一位校友在回忆听杨先生讲课时这样写道：“1941年先生自叙永回到昆明，在中文系开了两门课，《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和《文学概论》，我选修了《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例如：学习鲁迅的《狂人日记》，他便提出为什么鲁迅说他写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不如尼采的《超人》渺茫？学习《阿Q正传》时，他便提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哪些表现，是怎样形成的等等，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先生再针对同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议论开去。他分析作品提到理论高度，我们好像在上文学理论课。当他进行艺术分析时，又像听他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很有启发。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有时为了示范，先生还替我们加上几行。碰到有人写出较好的习作，先生便把它推荐到期刊杂志上发表。这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时感到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与习作’的课程，受益匪浅。”

《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

杨起、王荣禧：杨振声力倡白话文

1940年日本侵略者攻占越南，昆明常遭日机轰炸，联大决定在叙永成立分校。叙永是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县，条件较昆明更为艰苦，由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和分校校务委员会主席，担子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因那里过于艰苦，不少同学生了病，杨振声也病倒了，还有一位同学因治疗不当病故。1941年8月他辞去分校主任职务，返回昆明时瘦得非常厉害，可见他已竭尽全力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白话文引进了大学的课堂，可谓开风气之先。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在杨振声的主持下，开始了编选具有西南联大特色的《大一国文课本》的工作。这册课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散文、小说、戏剧文学、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为编好这本课本，他顶着当时教育当局的压力，发动全体任课教师推荐篇目。几经斟酌、讨论，并在使用中不断总结、增删，至1942年定稿。学校对大一国文非常重视，将大一国文规定为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大一国文委员会除参与课本的编选外，还负责课务的安排，决定任课教师。大体是：教授专讲语体文（白话文），教员、助教讲授文言文，这样既表示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视，也解决语体文不易教的难题（那时语体文难教）。

1944年，教育部重申大一国文课必须采用部订教材。联大没有低头，而是在使用部订教材的同时，大一国文委员会编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作为补充教材，里面不仅有1942年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本》中的文章，还增选了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节录）、鲁迅《狂人日记》、徐志摩《死城》（节录）、冰心《往事》（节录）、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朱光潜《文艺与道德》和《无言之美》、梁宗岱《歌德与李白》和《诗·诗人之批评家》等。这册文选后来改称《语体文示范》，杨振声为此书写的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可见他为发扬五四新文化、推广白话文堪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实在是功不可没。

《语体文示范》

初到昆明，杨振声住在才盛巷。后为因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联大在昆明北郊约十华里处的岗头村，建了一些土墙草房供原来的北大教授临时居住。同住的有吴大猷、陈序经、饶毓泰等。

陈序经

饶毓泰

杨振声

杨振声在西南联大担任过的课程有：1.大一国文；2.现代中国文学；3.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4.文学概论；5.汉魏六朝诗；6.陶谢诗；7.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8.传记文学（评介古今中外名人传记中的名著）。

《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

杨起、王荣禧：启发式教学

杨振声先生在发扬学术民主方面堪称典范，他在指导毕业生做论文时，只启发，不灌输，即使是学生的观点与自己不同，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在指导一位学生做题为《石头记中人物描写举例》的论文时，引导学生选择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典型女性，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的心理分析方法，对小说里这两位人物的社会、家庭背景、性格形成、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以及作者曹雪芹的人物描写方法试做分析。整个过程中，从引导反复阅读原著，参考心理分析学派著作，到列提纲、写论文，他始终采用启发提示的方法，一一细致指导，严格要求，反复修改，使那位同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还有一位学生，他的论文题目为《曹禺〈雷雨〉〈日出〉试论》，因以前他从未写过长篇论文，心里有点“虚”，提纲改了又改才送上去。杨先生看出了这一点，约这位学生到他的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钟头，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的评论，都详细讲过，并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时代，不然就无法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他说：“《雷雨》的序和《日出》的跋，都是‘奇文’，写得特长，把想向读者交代的话大概都讲了，值得认真细读……”他还告诉这位学生，曹禺在清华攻读西洋文学，大量接触了三大希腊戏剧家和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奥尼尔和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契诃夫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戏剧风格独树一帜，曹禺很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在《日出》跋中公开说：“愿意拜这位艺术大师为师，老老实实做一名学徒。”杨先生让这位学生找几本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可惜联大图书馆里连一本也没有。杨先生知道后托人到云南大学图书馆借来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并说云大图书馆只有这两本，不妨揣摩一下。论文导师替学生借参考书使许多同学羡慕不已，一时传为佳话。这篇论文写了半年多时间，每次讨教都得到杨先生热情而耐心的指导。不过，这位学生的观点跟导师的意见并不一致，学生感到有些为难，提出可否考虑另改一个题目？杨先生听后马上说，这可不必，导师是指导你做论文，并不要求你的观点跟导师的观点完全一致，只要能言之成理就行，文贵创新，就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是人云亦云。你的论文题目不必改，有些观点一时考虑不成熟，你也可以保留，如果现在班上还有人喜欢做同样的题目，我也愿意指导，各抒己见，这样学术才能有所发展。他把“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和追求个性的学术传统带到西南联大。

《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

吴晓铃：刘叔雅讲《庄子》

在西南联合大学，我听过叔雅先生讲《庄子》，不是在“破瓦寒窑”式的所谓“新校舍”，而是在大西门里文林街的基督教文林堂。那儿的牧师们常常邀请昆明各大学的教授去作学术报告，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反对宗教迷信都没关系，倒也开明豁达。叔雅先生报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里“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的“天均”。他使用了一个西方哲学的用语，说：“‘均’就是Natural balance嘛！”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不能不使人钦服。现在回味起来，觉得其味无穷。Natural balance岂不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生态平衡”吗？老师宿儒的横通功力，后学者诚难望其项背。

《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刘兆武：旁听陈寅恪的历史课

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刘兆武：张奚若扯闲话

张奚若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奚若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刘兆武：皮名举画地图

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庞瑞、杨玉玮：蔡方荫爱说“Now, then”

蔡方荫老师是海内外著名学者，在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执教多年，专讲授结构学。在昆明西南联大工作时，任工学院土木系主任。他讲课认真，专攻重点与疑难问题。听人说：蔡老师的课，前十几分钟可以不必太注意，常是就这一讲的疑难问题，说自己曾与海外某某学者通信讨论过，该学者在某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时还拿来与自己有交往的外国学者们的照片，让同学们传阅，谈得津津有味。最终，常是慨叹自己的好东西被别人写进书里，而自己则不为人所知，并每每表示要自己写书。十几分钟后，蔡老师只要一说出“Now, then”二字，便开始在黑板上边两边讲，讲的全是要点。只要同学们注意听，抓紧记笔记，下课后，全章的疑难处都可迎刃而解。

《结构性权威蔡方荫老师二三事》

庞瑞、杨玉玮：不讲半点情面的蔡方荫

西南联大工学院一年级最难过的关，是微积分和普通物理。任何一门不及格或是成绩欠佳者，到二年级就有被拒诸院外的危险。二年级入系时，十分紧张，各系均由系主任亲自把关。土木系的把关人自然是方荫老师。蔡老师铁面无私，系门把得紧。凡在可准与不准之间者，一律不准。因而一年级同学落马者大有人在。

蔡老师的结构学，确是不容易念。每周有小考，每月有月考，期终有大考。小考由助教掌管，月考与期考全由蔡老师亲自出题，并亲自批阅试卷。他上课从不点名，不记学生姓名，及格与否，全凭试卷而不讲半点情面。因而同学们若不全力攻读，就难以过关。每学期终了，公布成绩时，挂红者（不及格者用红笔写）常在三分之一左右，可谓严矣！

《结构性权威蔡方荫老师二三事》

刘兆武：推崇《金瓶梅》的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沈从文

汪曾祺：创作能不能教？

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沈从文教创作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不赞成命题作文

沈从文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要贴到人物来写”

沈从文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亦师亦友的沈从文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沈从文痛恨打扑克

沈从文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善于谈天的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1923年，张伯苓校长（左三）与杨石先（右二）等合影

1938年，杨石先（左三）与陈序经（左一），李卓敏（右一），方显庭（左二）等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顾迈南：华罗庚在西南联大

华罗庚

冯友兰

到了昆明，华罗庚和家人团聚了。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难。当然西南联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如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等生活都是一样的清苦。“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这是华罗庚一家人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华罗庚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是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最好时光。为了不使他过多地为生活分心，妻子吴筱元一个人默默地担负起了全部家务劳动。每天，她要跑好几里路去买菜、弄米，并自己背回来。因为经济紧张，吴筱元不得不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就连吃的水，她也舍不得花钱买，总是自己从很远的地方挑回来。穿的更是省俭，几年里，她几乎没有为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破了补、补了穿，大孩子穿过的衣服改了给小的孩子穿。一家老小穿的鞋，全是她亲手做的。稍有空闲的时候，她就给商店里绣一些小手巾，以资助家用。几年中，她每顿饭都是粗米淡饭，把稀少的肉、蛋省给丈夫和孩子们吃。艰苦而动乱的生活逼得一些教授不得不自寻活路。有的人改行了，有的人到国外去了。但华罗庚没向生活低头。四年的时间，就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他先后写出了20多篇论文。1941年，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华罗庚在这部论著中讨论了华林问题、哥德巴赫问题和一些相联系的问题，统一并改进了以前他写的论文里的结论。在这期间，在敌人封锁、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华罗庚还开展了矩阵几何和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华罗庚教授在西南联大》

顾迈南：与闻一多隔帘而居

早在华罗庚刚进清华园时，他就认识了闻一多先生。他是那样敬仰闻一多，读过他的诗《死水》和《心跳》。这些，都在年轻的华罗庚的心中引起过共鸣。

闻一多夫人重访闻家昆明旧居

闻一多朱自清昆明旧居

1938年冬，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闻一多先生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一家走投无路，闻一多先生便热情地让华罗庚一家与他们住在一起，中间用帘子将闻家八口和华家六口隔开，开始了对两家人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闻一多埋头搞“檠瓠”，华罗庚埋头搞素数。两位教授清贫自甘、一丝不苟的作风，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些日子里，无论是春寒料峭，还是夏日炎炎，晚上在一个屋顶两盏小油灯下，两位教授时常工作到深更半夜。后来，华罗庚曾经写这么四句诗，记述这段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闻一多先生当时虽然身兼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员，可是收入低微，一家八口人也难以糊口。从1944年夏天起，为了八口人的温饱，闻先生刻起图章来了。闻一多对华罗庚说：“我的父亲是个秀才，家学渊源，加上我早年学过艺术，因此学会了篆刻。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我竟然会为了吃饭而被迫挂出了公开治印的招牌。”这件事传开以后，许多人都送象牙请他治印。

闻一多不为金钱所动，他将有些达官贵人的一一退回，却悉心精刻了一枚赠给了华罗庚。许多年后，华罗庚仍珍藏着这枚图章，边款刻着这样几行小字：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伦，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华罗庚教授在西南联大》

冯至：翻译《歌德年谱》

1941年春，我在茅屋里起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按期发表。我从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室收藏的40卷本的《歌德全集》中借出我所需要的部分，以年谱为纲，读歌德的作品，对于歌德一生的转变和他的重要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为我后来写论述歌德的文章打下基础。可是年谱注释到1807年歌德59岁时就中断了，没有继续下去。中断的原因主要是《图书月刊》的编者徐梵澄离开了重庆，其次则是由于生病。

1941年下半年我不断生病。最难忘却的是一次我在茅屋里发着高烧，外边下着大雨，家人束手无策时，友人翟立林从大东门外租来了两匹马，从城里请来一位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留在昆明行医的同学为我诊治。我神志不清，恍恍惚惚地听着妻子和翟立林与医生谈话，谈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外边的雨还是不住地下。日后我们闲谈昆明往事，总忘不了谈到那天的情景。

《昆明往事》

冯至：背包里的《歌德全集》

我从1941年春起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从外文系图书室借用四十卷本的《歌德全集》。这部《歌德全集》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了纪念出版歌德著作100周年于本世纪初期约请研究歌德的专家们编纂的，虽然有些过时，但还有学术上的权威性。那时我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常装着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实际上也不能全读，有时只查一查与年谱有关的地方，参照我随身带来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歌德谈话选》等，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加深了我对于歌德的理解。而且外文系的图书室不只有这部《歌德全集》，还有几部研究歌德的专著，若是没有这些书，我自从1943年以后发表的几篇关于歌德的论文是写不出来的。

《昆明往事》

冯至：偶然的十四行诗

那时，我跟党没有接触，也不懂党的政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只认为抗日战争必须坚持到底，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都不能动摇，全民抗战必须加强团结，谁若制造分裂，就是与人民为敌，是民族的罪人。在学校里由于亲身的经验，进步学生大多是头脑清晰，态度光明磊落；什么三青团、CC派的反动学生们干的事，总是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我在同济大学时是这样看法，在西南联大也是这样看法。“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我一天清早醒来，脱口说出《招魂》一首诗，立即写在一张从赣县带来的福建制造竹纸上，送到四烈士的灵前。我写这首诗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首诗共有多少行。一天，夏康农对我说，“这首十四行写得好”，才提醒我数一数诗的行数，果然是十四行。我回答他说，“诗的行数十四，这是偶然的事，跟我过去写的十四行体完全是两回事”。

《昆明往事》

冯至：教授很年轻

谈到岁数，我不禁想起联大的另一个特点，这是人们一向不大注意的。北大、清华、南开，在中国都算是老学校，由这三个学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的教师，现在看来却都比较年轻。理、工、法三学院的情况我不清楚，就以文学院而论，老一代的教授中，吴宓在1944年写出了《50生日诗》，文学院长汤用彤大约比他长两岁，朱自清在1939年是42岁，1946年闻一多被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仅48岁，大部分教师多在30岁与40岁之间，若用今天的话来说，不都是一批“中青年教师”吗？可是他们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和教学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给新中国的建设做了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昆明往事》

戴世光：我与西南联大的渊源

1927年我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在清华。1934年考取了清华留美公费，攻读国情普查统计，为我日后研究统计学，搞应用统计打下了基础。在美国学习统计学三年，并用一年的时间在欧洲、印度考察各国的国情普查统计。1938年回到清华。当时西南联大成立，从那时起，我与西南联大有了联系。这是我从做学生到西南联大教书的概况。

1938年到1946年，即从西南联大成立到结束，我都在联大任教。前五年我在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同时在联大兼课，后三年我离开研究所，受聘于西南联大任经济系教授。在西南联大，我先后教授四门课：初级统计学、高级统计学、人口统计、经济统计。有时开一门，有时开两门。在国情普查研究所时，我的研究课题是设计统计、调查研究，研究所有关农业和人口调查报告由我编写，所长陈达审定。科研方面有人口普查选样研究等论文，主要论证用不同的统计方法，研究人口选样普查的可靠性。另外在钱端升主办的《当代评论》上发表过不少评论时事的文章，如物价问题等。

《怀念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刘兆武：“二云居士”刘文典

右一：刘文典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刘兆武：郑天挺讲明史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孙观华：社会学系的名教授

社会学系虽然是个小系，却拥有国际国内享有盛誉、在学术上有卓越成就的不少名教授。他们开设的课程，许多都是与人们所关注的政治、社会问题密切关联的，因此选课与听课的人往往大大超出了本系的范围。系主任陈达教授所讲的人口问题、劳工问题的教材是当时大学丛书所选定的大学课本，陈序经教授讲社会学概论，潘光旦教授讲社会思想史、优生学、家庭问题等，吴泽霖教授讲人类学、民俗学，李树青教授讲社会变迁、社会制度、乡村社会学，在联大后期，吴景超教授、费孝通教授等都在社会学系任课。尽管他们的论著受到时代的影响，某些学术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以致在几十年后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在国内国际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的课吸引了校内广大的同学，为以后几十年的社会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特别是在40年代他们的教学就着重于社会实践。李景汉教授抗战前即在河北省定县深入实际做过农村调查，在联大教学时，也带领我们下去搞调查，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分析，指导我们写出调查报告。这些实习，使我们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分析研究问题时得益匪浅。

《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二三事》

陈康定：文学史家萧涤非

萧涤非在四川大学待了五年，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突然解聘。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生活无着，全家困在峨眉山下，幸亏老同学余冠英来信，说闻一多先生要他去昆明西南联大，另一老友黄玉佳先生从香港电汇路费500元，这才得了活路，举家来到昆明。

萧涤非

此时的昆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三万里”。昆明的物价在大西南主要城市中是仅次于贵阳的。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大量外来人口的压力，米价始终是很高的。昆明市所谓公米是有价无米。到现在，昆明物价自抗战以来涨了300倍。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只增加了5倍。联大教职员多次向重庆当局呈请按市价发给米贴，按当地物价上涨指数调整薪金，均遭拒绝。

当时，萧涤非为联大师范学院的副教授。这师范学院是西南联大遵教育部命令增设的。当时在全国共增设师范学院六所，除西南联大以外，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同时增设，另在湖南蓝田单独建立一所，称为国立师范学院。师范学院以培养健全的合格的中学教员为任务，系科设置既考虑到从中学课程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又考虑到了西南联大的师资条件。

在昆明的五年，生活也极艰难。此时萧涤非虽身为副教授，但为了维持生活，萧涤非不得不忍痛割爱，卖掉了珍藏多年的五色评本《杜工部集》《古诗归》等书，并在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东方语文专科、建国中学、昆体中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乃至恩光小学等校兼课。即便这样，也无法摆脱困境。他的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孩，还未出世，就说定送人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白天授课，夜晚著书，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在书的《后记》中，他题诗写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虽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永念先师故，未欲一字苟。文事蹙妻儿，生命悬奔走。对此余长吁，欲覆恐无瓶。”在该书的《后记》中还说：“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灯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确是悬诸奔走的。”有一次，萧涤非为联大毕业同学赠言：“端知前路绕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其实，这正是他自己心境的写照。

《记文学史家萧涤非》

肖昆云：动员学生复课的傅斯年

傅斯年

1945年10月中旬，傅斯年回到昆明，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职务并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国民党一心想打内战，傅斯年面临将北大回迁的迫切任务。联大师生人心思归，反对内战，与云南地方当局的矛盾开始激化。如何处理师生们的不满情绪和学校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对北大师生存留取舍，是傅斯年面临的棘手难题。在他飞赴北平筹备安置期间，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傅斯年只得放弃一切，奔赴昆明，处理因惨案而引起的学生运动。傅斯年12月4日到达昆明，24日返回重庆，傅斯年站在学校领导人立场上，对地方当局的举措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致夫人俞大彩函》中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第五军长）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在昆明20多天，他和稍晚去的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经过了多方活动，平息了学生的反抗怒火，满足了师生的部分要求，初步稳住了国民党政府的后方统治。傅斯年在处理“一二·一”事件引起的学生总罢课一事中，做了许多工作，动员学生复课，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流血事件的再次发生。在处理“一二·一”运动的过程中，傅斯年的老友冯友兰与他开玩笑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意思是说，当年五四运动，傅斯年是学生运动的领袖，而现在作为学校行政领导人，变成学生运动的对象。傅斯年对此解释说：“我们不当禁止青年作政治运动，但学校应该是学校，应该有书可读。”亦反映了傅斯年当时的倾向和教育主张。1946年5月，昆明的北大师生陆续北上，西南联大纷纷回迁。傅斯年，让昆明留下了一段令人回忆的文化轶事。

《昆明有缘结巨子——谈傅斯年与昆明》

田曰灵：严苛的化学系教授

化学系教师的水平与联大其他系一样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化学系的教授大都是20世纪30年代从欧美公费留学归来的。他们带着先进的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决心归国。助教们也多是三校留校的尖子学生，很多人如唐敖庆、蒋明谦、高振衡等现在已是知名学者。

钱思亮

每个教授各有其特点，而给学生留下不同的印象。我上一年级时，钱思亮教授教普通化学和定性分析。他讲课条理非常清晰，令新同学耳目一新。他给考生打分，不差半分，使每个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错在何处。二年级时化学系的重点课是有机化学和定量分析。教有机化学的是女教授朱汝华，她在课堂上不苟言笑，要求严格，几乎每周都有测验，而且事先不通知。因此学生每次进教室，都得准备应试。一学年下来，班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淘汰。然而在课下，朱老师却是那样平易近人。教定量分析的是高崇熙教授，他讲课比较注重实验。但那时由于空袭，实验时间减少了，在课堂上讲实验，学生缺乏实践，常不能领会。尽管课后捧着大厚本的参考书苦念，还是难以理解。许多人在课堂上被他叫起来问，答不出而挨骂。对于成绩，他卡得更紧，成绩布告栏上只公布及格者的成绩，不及格者当面谈话，逼令转出化学系，才给60分。但同学还是欣赏他的认真、才华和能力。学生中传说高崇熙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念书时，导师给他的研究题曾难倒过许多人。他接到题目后，下决心要争口气，结果很快就做出了成果。该大学实验室中为此长期悬挂了他的照片，学生也为他的这种气魄感到骄傲。三年级的重点课是物理化学，由黄子卿教授讲授。他的讲课不那么动人，但对学生的要求却很严格。考试时他带两个助教监考20多位学生。考题也不很容易，如果能考到80分以上，就是班上的尖子了。

《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

李建武：59.5分也是不及格

在那难忘的抗战年代里，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校园里，在长沙到昆明的征途上，昆明到叙永的路程中，人们都能见到一位刚过40岁的身着长衫、中等身材、不修边幅的教授的身影，他的言谈举止给每个认识他的联大人都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就是学识渊博、热爱祖国、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李继侗老师。当年在西南联大南区某教室里，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堂大笑。那是继侗老师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讲授普通生物学、普通植物学等课程。同学们的学习紧跟着继侗老师的语言、感情节奏进行着。尽管继侗老师考试给分很严，即使考得59.5分也不给及格成绩，对待他儿子也不例外，同学们都有些畏惧心理，但大家还是兴致勃勃、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因为每一堂课都有许多收获。

《李继侗教授在西南联大》

董树屏：德高望重的“刘老夫子”

在教学工作作风上，刘仙洲先生素以严格认真著称。他在授课期间，从不迟到早退，更不缺课。课前总是作了充分准备，对于讲课用的比较复杂的图形就提前到教室用不同颜色粉笔画好，以求层次分明。或者事先制成教学挂图，当场灵活使用。他的讲课，语句简练，条理清晰，论述透彻，板书极其工整，一丝不苟，同学们都感到比较容易接受，很易记笔记。刘先生严于律己，对学生也严格要求。他把严格的科学作风作为工程师的基本素质，在教学过程中精心塑造。有不少同学毕业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做出成绩，是和刘先生当年的潜移默化分不开的。

蒋南翔（左三）、刘仙洲（左四）、刘冰（左一）

刘先生生活朴素，待人诚恳。他住在迤西会馆内望苍楼上一间单人宿舍。室内布置简单，除床铺、衣箱、书桌和书架以外，别无其他陈设。他身着粗布长袍，穿一双黑布鞋，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他加入教师伙食团，每日三餐都是和大家一样的粗茶淡饭，晚饭后总是到望苍楼后边的田野散散步，从不参加庸俗的社交活动。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教书和写作。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公私分明。人们称他为“刘老夫子”。当过刘先生助教的年轻教师都感到他待人诚恳，非常耐心细致地指导如何做好教学工作，而且创造条件使其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遇到带家眷的教师在艰苦生活中有了困难时，他总是解囊相助。

《忆德高望重的刘仙洲教授》

宗孔德：电机系主任章名涛

早在1942年我在西南联大工学院读书的时候，章先生任电机系主任并给我们讲授交流电机课程。章先生住在拓东路迤西会馆望苍楼前的一间西厢房里，居住和生活条件很差。听说章先生是单身一人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转道香港，在香港教过一学期的书后，才辗转到昆明的。他的这种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甘愿远离家乡过艰苦生活的精神，深为学生们所称道。章先生喜爱读书，每晚都读书到深夜。我们很少看见章先生有其他活动，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刻苦用功的学者，是一个人格高尚、有事业心的人。章先生以他的形象告诉我们：一个人应当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献身于科学，献身于教育事业。虽然章先生口头上很少讲这样的话，但他确实这样做了，我们也感觉到了，并使我觉得终生受益。

章先生的讲课很有特色。概念很清楚，每堂课开始时常用一段话总结上堂课的内容并作为本堂课内容的引入。可惜我当时对这一点领会得不够，直到后来在清华担任章先生的助教时，才更深地领略到这一点。章先生对教学工作很认真，每次讲课都经过精心准备。他对讲授内容的选择，讲话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以及板书、考试都安排得周到妥帖，井井有条。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是严格的。

《章名涛老师的言传身教》

赵震炎：航空系主任王德荣

我最初认识王先生是在1942年从物理系转入航空系的时候。当时王先生担任西南联大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我在一间不足12平方米较昏暗的系办公室里找到了他。抗战期间的大学真是寒酸得可怜。工学院每个系都只有这么一小间办公室。泥土地、木格窗，窗上还没有大块玻璃，大部分窗棂是用白纸一糊，房间里当然光线不足了。系主任的办公桌就靠窗放着，系里虽曾有一个办事员，但日常事务是由几位助教轮流照料，大事就得王先生亲自批办了。转系要算是学生学籍管理中的一件大事，不找到王先生是定不下来的。当时联大转系比较容易，只要转入系的系主任同意，转出的系是不会反对的，和我同时办转系手续的还有何东昌。他要从电机系转入航空系。

当时王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朴素。他穿一身旧西服，拎着一个蓝布口袋，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不像是一位留英回国不久的名教授。在以后同他相处的几十年里，王先生也一直是这样俭朴。当时王先生住在昆明小西门外。到东城外拓东路的工学院授课办公，就得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穿过一个昆明城。听说王先生原住在城里，后为躲避日机轰炸，才不得不搬到远离工学院的小西门外。

我曾去过一次王先生在昆明小西门外的住所。他家里都是些简单的家具，没有什么漂亮的陈设和装饰品。但是明窗净几，纤尘不染。王先生的为人也就像他生活那样朴实无华。

王先生对教学工作是很负责的，历来备课都十分认真，即便是在抗战时那种要为生活奔波的岁月里也不例外。王先生长期讲授飞机结构和高等飞机结构两门课，有时也讲授材料力学。同学们无不称道他认真教学的态度。我听过他的飞机结构课。这是当时在航空系中与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内燃机并列的三门主干课程之一，同学们都十分重视。王先生是无锡人，讲课中难免带有南方口音。但是讲解得很清楚，从不说废话。他尤其善于精选例题。如果一段理论听下来，大家还觉得有点迷糊的话，他就接着举出几道例题，听了后使人豁然开朗，课后自己看书或作题的困难就不大了。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差不多每月一次小考，考后很快看完考卷，评出分数。我们这一班同学不大争气，几乎每次考完后，王先生都不大满意，挨他的批评是家常便饭。

《我所知道的王德荣先生》

赵震炎：畅销昆明的“西曼”墨水

抗战期间教授们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教授们一点微薄的薪水实在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所以当时在校本部的校长夫人和教务长夫人还做糕点亲自提着篮子到冠生园去寄卖。工学院这边，土木系和机械系的教师们开办清华服务社，办锯木厂，还承包设计加工。王德荣先生当时已是四口之家，当然也需要找一点谋生的手段。他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生产了“西曼”墨水。“西曼”墨水可和名牌“派克”墨水媲美，同样可用于“派克”钢笔。但价格低廉，因此是当时昆明的畅销国货。然而靠墨水增加的收入毕竟十分有限，王先生一家依然摆脱不了那种窘迫艰难的生活。

《我所知道的王德荣先生》

刘兆吉：杨石先、黄钰生深夜整考题

1944年在暑假，西南联大在重庆招考新生，考试的一切准备，由南开中学负责。我联大毕业后在南开中学教书，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其中最繁重的要算印刷和分发考题了。因为西南联大是名牌大学，考生多，竞争激烈，试题的保密工作十分重要。当时学校印刷条件很简陋，但又不能委托印刷商承印，怕走漏考题，只好与一家小石印厂订了合同：三个印刷工人，自带石印机，以南开小学的一排教室作为临时印刷厂。这是周围没有邻居、没有树木的孤零零的四间平房。印刷工人自印题之日起，就关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连大小便都不能出门，不能会客，也不能同家属见面，直到考试完毕才得以“解放”。能出入这座房子的只有五人。我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秘书、另一位缮写考题的人员之外，便是联大派来主持重庆区招生工作的两位领导人员：一位是前南开大学名誉校长杨石先老师（已故），当时他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和化学系教授，另一位是原天津人民图书馆馆长黄钰生老师，他当时是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教育学心理学教授。

他俩都曾是南开学校的学生，美国留学归来后，又长期在南开和联大任教。他们到重庆的时候，已接近考试日期。他们带来的只是各科考题的底稿，没有估计到印刷如此困难、任务如此艰巨。缮写、校对、印刷、分科、清点、按试场分配，都是非常细致的工作，稍有不慎就有漏题或引起试场混乱的可能，但这样繁重的工作，却不能发动群众，几个人在有限期间准备好是很困难的。正当我们万分焦虑的时候，杨教务长和黄院长主动地参加了这场战斗。

在重庆度过七八月天气的人，都会承认重庆是长江的三大火炉之最，“溽暑如蒸”的成语也会无师自通。两位老教授，冒着酷暑参加了这项工作。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这所孤立的南开小学校舍，周围没有遮荫的树木，屋顶上盖的是薄薄的瓦片，没有天花板。白天，被盛夏的太阳烤得像火炉一样，晚上不但余热未退，而且蚊虫成群袭人，痛痒难忍。没有电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俯首弓背地在小学生的课桌上，进行校对、裁纸、分题等繁琐的工作，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我记得杨石先老师的眼镜一会儿滑到鼻子尖，摇摇欲坠，推上去又滑下来。他那被汗水浸湿的头发垂在额前，从头发上不时滴下汗水；蚊子也趁机袭来，但没有时间扇扇子、打蚊子。从自己的感受，可以体会到两位老师的艰苦。由于考期逼近，有急不容缓的任务，也不能劝阻他们。孔子说：“有酒食，先生馔，在事弟子服其劳。”但我却连冷开水都没有准备好，这样繁重的工作也不能代劳，内心难忍。有一夜，几乎是通宵达旦，可是这两位老师不仅没有埋怨我们，还对我们和印刷工人表示关怀，更使我惭愧。

《深夜整考题》

刘兆吉：闻一多畅谈新诗

记得是在沅陵的住宿处，我俩在晚饭之后，拜访了闻一多先生。向长清提出到达昆明后请他指导我们组织诗社。闻先生很谦虚，首先说这些年他“改行”了，教古书（指《诗经》《楚辞》），不作新诗了。又说明他对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还读读青年人写的诗，觉得比他的旧作《红烛》《死水》还好。我想闻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后来我们到达安顺。安顺中学的学生听说闻一多先生也徒步赴滇，便成群结队地来拜访这位文学家。我随便介绍：“你们这样敬仰闻先生，读过他的著作么？闻先生是有名诗人，读过他的《红烛》《死水》么？没有读过的可以找来读读。”

学生们走后，闻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几年没有再写诗。现在，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由这段话说明，他在沅陵说的话不完全是谦虚。我想闻一多先生从一位书斋学者走向革命战士的道路，思想的巨变已在这时萌芽了。

当晚，大概是1938年2月10日，沅陵落了雪，天气很冷。屋内没有取暖设备，我们坐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闻先生用被子盖着膝盖，畅谈有关诗的问题。闻先生坦率地发表了他的意见。我和向长清都详细记在日记本上。

《南湖诗社始末》

王佐良：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威廉·燕卜荪

一位英国青年教师也到了昆明。我们已在南岳听过他的课，在蒙自和昆明，我们又听了他足足两年的课，才对他有点了解。这位老师就是威廉·燕卜荪。

威廉·燕卜荪

燕卜荪是位奇才：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英国大学的最好产物，然而没有学院气。讲课不是他的长处：他不是演说家，也不是演员，羞涩得不敢正眼看学生，只是一个劲儿往黑板上写——据说他教过的日本学生就是要他把什么话都写出来。但是他的那门《当代英诗》课，内容充实，选材新颖，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前者是以“跳跃节奏”出名的宗教诗人，后者刚刚写了充满斗争激情的《西班牙，1937》。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荪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情、实况，加上他对于语言的精细分析。

我们对他所讲的不甚了然，他绝口不谈的自己的诗更是我们看不懂的。但是无形之中我们在吸收一种新的诗，这对于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倒是一服对症的良药。

《穆旦：由来与归宿》

朱德熙：怀念唐立庵先生

先生在联大时期开过很多课，记得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此外还开过一学期宋词。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讲稿。上说文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小学汇函》石印小字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讲的内容与《诂林》没有多少牵涉，大都是先生自己的见解。讲尔雅也是如此，不过手里拿的不是《说文诂林》，而是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一类的书。因为没有讲稿，完全是即兴的讲，就像平常聊天，所以听课的人倍觉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方法、态度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当年在联大听先生课的，除了中文系同学之外，还有两位教授，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另一位是哲学系的沈有鼎先生。我记得王先生听的是说文，沈先生听的什么课我不记得了。不过沈先生是联大有名的不修边幅的人，他那满脸胡子茬儿，光脚穿一双又旧又破的布鞋走进教室的样子至今犹历历在目。当时昆明物价飞涨，教授生活十分清苦；加上日本飞机轰炸，三天两头跑警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王、沈两位先生居然有闲情逸致跑到中文系来听立庵先生讲古文字学，这事很能说明当时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纪念唐立庵先生》

傅举晋：“平生爱海伦”的吴宓

在西南联大时苦中作乐，一起郊游去。左起：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王蒂澂、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继侗扶周如枚

我对吴先生向往已久。1938年我在昆华南院临时图书馆前，见一脑袋呈炸弹形，身着紧身细腿旧式西服的中年教授，经人指点才知他即是吴宓教授。吴先生作过两次关于《红楼梦》的讲话，并发表过有关“红学”的文章，他用大圈套小圈的方式比喻宇宙、社会，人生，其最内一圈即《红楼梦》的微观形态，认为此书宗旨涉及天人之际，可从一颗沙粒看世界。又认为在艺术手法上，书中一些回目名称妙手天成，得未曾有；又谓凡世界名作，其最高峰都在全书三分之二处，《红楼梦》亦复如此。他对文言文的维护及对白话文的疾恶态度依然如故。由于他孤芳自赏，认识偏颇，穷蹙之余，渐入颓唐，常年蓝布大褂一袭，出入新校舍。

吴在联大教授西洋上古文学，条理极为清楚，又开设选修课中西诗的比较（近年不少人提倡比较文学，以我之见，吴先生实开其先河），因他精通中西文学，所以讲来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他在五十初度时，曾撰写《五十自寿》五古长篇，在课堂中分发学生，现身说法，妙趣横生，记得头两句是“平生爱海伦，至老弥眷恋”。显然，他还在眷恋毛彦文，因此将毛比之于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美人海伦。

《吴宓教授剪影》

林元：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

记得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准时8点半走进陈先生那座静悄悄的四合院，他已在书房里等我了。这次我们谈的是“全盘西化论”问题。没有什么寒暄，我一坐下，陈先生就顺手从书架上拿下几册《全盘西化论文集》递给我，然后给我沏茶去了。我翻了翻目录，其中有一篇胡适先生的《我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跟梁漱溟、冯友兰先生等的“本位文化论”论战的，也有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先生就从这些文章谈起，他说现在有一股“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复古思潮，他提出“全盘西化论”，主要是针对这种思潮的。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效法西洋工业化。工业发达了，物质文化发展了，精神文明必然随之而变化，道德、伦理、生活习惯等必然会起变化。他说，所谓“全盘”，是指“基本上”或“大多数”。说到这里，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幅照片说：“这幅照片上面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合影’，所谓‘全体’，难道真的是百分之百全体教职员工都合影了吗？”他说，“而更重要的，是要看问题的实质，但显然，这个提法是不准确或不科学的。因为不管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带来精神文明怎样的变化，而民族的东西是不可能全被‘化’掉的。再说这个口号还会给一些文化虚无主义者或崇洋媚外的人找到理论的借口呢。”当时我觉得陈先生的说法有道理，现在细想，陈先生在解释“全盘”的意义时，已感到这个提法不够周全，但其本质上，则是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希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这是很显然的。

《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

袁方、全慰天：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达先生特别主张要“专”，他曾说：“我觉得一个人不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此外，陈先生常规劝学生：“要有所为，就得有所不为”；“与其学两三种外国语，不如把一种学得更好。”他自己一生确也是走一条路到底。在美国留学时，学的就是社会学，主要是人口和劳工问题。回国后一直在大学工作，不曾想到政府做官。而且，在大学里主要是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只附带兼任一些与自己教学研究直接有关的行政工作，例如社会系主任、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等。实际上，当时这类行政工作并不需要耗费多少时间。而且，他长时间讲授的都是人口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也是人口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抗战前曾从事华侨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有专著出版，但华侨问题不过是人口和劳工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教与研又是完全统一的，他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研究上，教课其实只是把研究成果拿到课堂上讲讲而已。在昆明的8年中，一般每周有5天在呈贡研究所工作，只有一天去昆明联大教课。这样，教与研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促进，教课内容因此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他一直是这样工作着，也可以说一直是这样生活着，乐在其中。

《“以浅持博，以一持万”——忆社会学家陈达教授》

赵捷民：体育行家马约翰教授

马约翰教授，原在清华体育系，在联大仍教体育。马先生身体很好，十分精神，平时总穿一身西装，从来没见他穿过棉衣。他平时不大说国语，总说英语，上体育课时喊口令，也是“One（一）！Two（二）！……”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若学生没有掌握技巧，或是缺课，考试就给不及格。据说在清华时，哲学系的学生李长之（后成为作家），只因体育缺课，马老两年给他不及格，李因此留级两年。马老毕业于美国春田体育学校，确是体育行家。民国元年《东方杂志》曾载，在远东运动会上，马约翰获100码第一名。在旧中国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上，他总是被聘为总裁判。解放后，党和人民尊他为体育界老前辈，在体育界担任要职。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

朱俊、李红英：英籍教授白英

罗伯特·白英，1911年生于英国，先后在利物浦、慕尼黑、巴黎大学文学院求学。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以外国记者的身份辗转疆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由新加坡被派往重庆，在英国驻华使馆供职。后来曾任教于复旦大学，1943年8月到西南联大任教，常写诗。在西南联大期间，担任《四年级作文》《现代小说》和《伊莉莎白时代文学》及工学院《造船学》等课程。白英先生原来是学海军的，很仰慕中国唐宋的诗词，颇赞许陆放翁，曾与袁家骅先生等共同英译《红楼梦》。他与马歇尔将军颇有交情，同情“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1945年底在纽约出版过一本Forever China（永恒的中国）。1946年起一直定居美国，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编辑出版了英译唐诗集，名为“The White Pony”（可译为《小白驹》），他从事传记文学写作，著有《周恩来传》及西方名人传记等。

白英先生在西南联大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所做的日记最初分两卷出版，分别题为《永恒的中国》及《中国的觉醒》。其中一部分节选为《中国日记（1945-1946）——一位英国作家笔下的“一二·一”运动及其他》（刘守兰翻译，刘钦审校），书内所收集的约为原来日记的一半，记述他对中国的感受和对当时时局的看法。

《联大外语系英籍教授白英》

朱俊、李红英：俄籍教师噶邦福

噶邦福先生，生于1891年，系帝俄时代的皇室贵族，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噶邦福被征当过兵，十月革命后在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1931年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据《清华大学校史稿》记载，1932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主要课程的教授有蒋廷黼、雷海宗、陈寅恪（与中文系合聘）、张荫麟和教员吴晗等人，噶邦福就位列其中，担任《俄国近代史》等课程。卢沟桥事变后，全家随校搬迁，先后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任教。在联大期间，开设的课程有《希腊罗马史》《西洋上古史》《俄国近代史》《战争史》《欧洲海外发展史》和《俄国史》等。噶邦福先生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在外文系兼教俄语。据何兆武先生回忆，噶邦福先生讲希腊、罗马的历史，很偏僻，只有七八个人上课，“我想学点英文，所以就选了他的课”。在所有的外籍教师中，噶邦福先生在华服务的时间较长，他先后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工作十余年，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联大期间，有同学常向别的教授问政治意见，这位老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以为我是外国人，我一样懂中国的事情。”

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民国33年（1944年12月）度教员名册中的记录，噶邦福的家眷中，除妻子外，尚有三子二女，薪给有590元，在当时属中上水平（三级教授的工资为710元，一般教授在430-600元不等，教员在140-240元左右，助教在120-200元不等）。

噶邦福先生喜欢聊天，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噶邦福先生很少谈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何兆武先生曾问他苏联的情形可能会怎样，他说：“和中国人一样，俄国人是极其爱国的。所以俄国一定会胜利，中国也一定会胜利。”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西南联大的外籍教师噶邦福》

周崇德：博学多才的罗伯特·温德教授

1938年8月，西南联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念过书的人，都知道温德先生博学多才，精通好几种语言。他不但长期讲授英诗和戏剧，还教过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同时在西南联大与英专两校任课，而主要精力是放在英专，教过的课程就更多了。对一年级学生，他讲授科学概念（General Science）；对二年级学生，他讲授军语会话（Military Conversation）（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门课是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开设，教材采用柳无忌编的Military Conversation）；对三年级学生，他讲授英语和戏剧。罗伯特·温德用左手板书，字体工整而大方，堪作示范。他是个大嗓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整个课堂。他的语言简明准确，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对学生有很大的魅力。成绩优秀的学生，觉得听他的课受益良多，很感兴趣；成绩差一点的学生也同样可以学到东西，同样喜欢听他的课，并不觉得高不可攀。因为他懂得各种类型学生的特点，讲授方法使各类学生都能接受。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温德先生是经过艰苦的探索之后才成功的。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桩有趣而又富于哲理的事：有一年冬天到了，人们都已换上寒衣，温德先生以为他驯养的猴子也一定很冷，也应该穿上御寒的冬衣。于是，他到南屏街缝纫店请高级技师为他心爱的猴子做了套毛料寒衣。不料猴子不领他的情，在勉强给猴子穿衣服时，猴子咬伤了他的手；已经穿好的衣服，过了一夜全被撕烂，真所谓好心不得好报。他从这件事受到了启迪，这就是说，教学应该因材施教。就是要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不能光凭“好心肠”去办事。

在课堂上进行讲授，温德先生富有经验，教学有方，这是不必赘言的。他还重视课外活动，重视实践，重视能力的培养。他担任的戏剧选读，就不止是在课堂上讲一讲，作为文学欣赏就算完事，他还在课外指导学生排演，进行语言实践和艺术实践。在指导学生排演英语话剧Arms and Men中，显示了温德先生的多才多艺，他可以示范剧中各个角色的语言和表情，让学生模仿。英语话剧的排练和演出，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口语能力得到锻炼提高，另一方面还能收到艺术再创造的效果。

《怀念罗伯特·温德教授》

沈琨、沈靖：生物化学家沈同教授

1939年，舅舅（沈同）在美国获得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当时的祖国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水深火热的灾难中，舅舅毅然决定回国为抗战效力。8月，舅舅经日本到达上海，和我们的母亲（沈圆）一起到海防，从滇越铁路到了昆明。经西南联大的汤佩松教授介绍，舅舅到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担任营养指导员，被派赴前线调查士兵的营养状况。舅舅偕同两位联大毕业同学，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进入湘赣山区，了解士兵们的艰苦生活，对士兵膳食营养认真分析，提出大量改进士兵营养状况的科学建议。舅舅回贵州时用英文写了一份关于前方士兵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得到救护总队负责人、著名的生理学家林可胜教授的赞赏与鼓励。这一阶段直接为抗战服务的工作锻炼了舅舅的胆识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沈同

1940年舅舅回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副教授、教授，直到1946年联大结束。他教过动物生理学、动物营养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同时在维生素的生理、生化领域中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培养了张友端、陈培生、梅镇安三位研究生。

舅舅初到联大时，担任动物生理学的教学任务，上课非常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他教会学生使用显微镜，用微观世界的奥妙激发学生对生物科学的浓厚兴趣。外系学生（尤其是化学系的）也来选修听课。李建武当时就是化学系学生，选修舅舅讲授的生理学、生物化学后，自愿做舅舅的助手，现在他还在北大生物系执教。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学部委员邹承鲁一直把舅舅当作自己的启蒙老师。当时云南大学生物系主任崔芝兰教授很赏识舅舅的才学，邀他去云大讲学。舅舅在联大不到一年，就提升为教授，那时他才29岁。

《舅舅给我们讲西南联大和联大人》

符开甲：大师荟萃的中文系

中文系更是集聚了三个大学的精华，北大的如王力是专攻语言学的，唐兰是专攻文字学的，游国恩是《楚辞》专家，他教中国文学史，杨振声是搞现代文学的。清华的有闻一多、朱自清、余冠英、罗常培、沈从文等名家，真是“南清北合，联大开花”。当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朱自清、罗庸、闻一多等几位先生，可惜他们都早离人间，不能乐享天年，再展才华。但是他们的声誉和影响，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心坎中。朱自清先生是浙江绍兴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后来去过欧洲考察文学、诗歌、戏剧。在北大或清华都有一个制度，凡是连续工作五年的，可以有一年的进修时间，在这一年内，可以出国考察或是到外地讲学。但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搞研究。我在联大，选读朱自清先生的历代诗选。他的讲义经过整理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名为《十四家诗钞》（《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之三》）。全书共选了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杜牧等十四家的代表作各十几篇。听他讲诗也和看他文章一样，有一种美的感受。如他讲谢、陶的诗中的一些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分析时，都把他自己的感受传达给我们。把学生、教师、作者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我对陶、谢诗有些偏爱，也可能是由于朱先生的教育，多少能理解一点像“澄江静如练”那样的诗情画意。朱先生不仅尽心竭力教育好大学生，也关心中学的语文教学，他和叶圣陶曾合编过中学生语文课外读物，也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学语文的文章，1942年出版过他写的《经典常谈》一书，全书共十三章分别讲了我国有关经、史、学及词赋、诗、散文等著作，可算是一部国学概论。他在序言中说：“在中等以上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的这段话饱含着深刻的内容，他认为中国古文化光辉灿烂，为了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强大，中国古文化不能消失。他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总应该为下一代人着想，也就是要使下一代有机会多接受中国古代文化。日本人接受了中国许多古文化，明治维新他们又接受了西方文化而富强起来，到现在他们还照样保存许多中国文化。我认为朱先生的这个思想，直到今天还有很深的现实意义。1947年我毕业时，请朱先生写帖直幅作纪念，他写了“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两句唐诗送给我。这两句诗是很有意境的，它很美，反映出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就其时代感来说，那时北京城外可以听到枪炮声，城内各大学的民主运动正在高涨。大家唱啊！唱啊！真是要“唱出一个春天来”。可惜第二年八月，他没盼到他所憧憬的春天就与世长辞了。

《一份成绩通知单引起对西南联大的回忆》

杨蓍荀：必须爱惜公物

杨石先

杨石先还经常教育学生必须爱惜公物，在当时物资条件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即使一根火柴，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也是来之不易的。当时，每做一次实验，两个学生为一组，只发给3根火柴，并且要求他们在做完实验以后，一定要将火柴盒交还给保管员，以便下次实验的同学再使用。一次，一个学生做完了实验，一看火柴盒已空了，就随手将火柴盒扔进了垃圾堆。当保管员向他索要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什么？杨石先知道以后，第二天就找到了该生，批评他在耍大少爷脾气，并耐心地教育他要注意勤俭节约，过穷日子、苦日子。事情虽小，但对该生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他以后工作的几十年里，都牢牢地记住了这段教育和启迪，并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杨石先在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教授合影

熊德基：百家争鸣，各展所长

雷海宗

联大的教授多，很多是学贯中西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因此开设的课程多，同一门课，不同的教授讲授的内容、重点、观点也不一样。以中国通史为例，先后有雷海宗、钱穆、吴晗三位先生开设。雷海宗是斯潘格勒的历史循环论者，他讲通史是按编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他的博闻强记令人佩服，上起课来口若悬河，历史年代滚瓜烂熟，根本不用查书或讲稿。钱穆是士大夫治国论者，他的讲稿后来写成《国史大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但我到昆明不久，他就去了浙江大学，没听过他的讲课。吴晗的中国通史则是按照经济、政治组织、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讲授。只要你时间安排得过来，是可以两位教授的课都去听，以便比较的。再以中文系开的课程为例，《庄子》一课，闻一多开，刘文典也开，讲法自然各有千秋。先后开《楚辞》课的就有闻一多、游国恩、彭仲铎等先生，当然也是各具特色。《史记》《左传》，历史系既作为史学名著选读开课，由毛子水担任，中文系也作为文学名著开课，由许维遹等担任。同是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两位讲的各自有其系统。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若是选修课，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至于预先分好班的共同必修课，若有心钻研，可以通过旁听，兼采不同教授的长处。因为在联大旁听是不受什么限制的，不但同学可以听，教授也常去旁听自己认为有兴趣的课。

《联大的回忆与思考》

熊德基：新课程层出不穷

联大的教授在教课之余，从不放弃对学术的钻研，每有新的研究成果，就开出新的课程。例如闻一多先生的“古代神话”，就是一例。即使是过去常讲的课程，也因有了新的研究收获而改变原来的论点，例如闻先生对屈原的研究，就是每次重开都有所发展的。抗战开始之后，有好多位原在国外游学的教授，突破重重困难回到联大任教，他们带回了国外科学技术新成就的信息，回来开出了许多新的课程。抗战时期，昆明是大后方与国际交往的重要通道，联大的教授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国外新的科学、学术刊物，从中了解国际科研的新情况、新动态，提出自己新的研究课题，并开出新的课程。这在理学院方面尤为突出，像数学系的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系的周培源、王竹溪、吴大猷、赵忠尧、张文裕等许多教授，都有新学科的课程。工学院方面则根据抗战的需要也开出了战前大学没有的兵器学、堡垒工程、军用桥梁等课程。其他学系，也充分利用云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开拓了新的教学研究领域，例如张印堂先生开的中国边疆地理，就率领同学到云南西部边疆片马、江心坡等地实地调查研究，中国文学系的语言组也在罗常培等先生的倡导下开出了藏缅语系研究的课程，这些都比战前有新的突破，取得了新的成就。

《联大的回忆与思考》

张凤祥：偏爱选修课

在教育系学习时，教育系的必修课，我只对院长黄子坚的《教育哲学》及系主任陈雪屏的《教育心理学》感兴趣，对其他学科则兴趣不大，而外系的选修科对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潘光旦的《优生学》及《儒家社会思想史》和郑昕的《康德哲学》，我都选修了。

冯友兰先生是联大唯一穿长袍马褂的教授，他讲课时，从不看讲稿，虽略有些口吃，但能够自《周易》讲到孙中山，把中国哲学家著作中有关主要观点，随口说出，顺手板书，头绪清楚，脉络分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很高造诣，是做不到的。他讲课，使听者津津有味，不致陷入哲学史的迷雾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潘光旦先生曾任过联大教务长。他右腿膝盖以下被切肢，使用拐杖，行动是很不方便的。那时昆明不时有敌机空袭，潘先生住在郊区，他是雇人抬到学校来上课的（那时的联大，不仅没有汽车，连马车也没有，就像清华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也是步行来上班）。潘先生衣着简单，从不穿长衫，夏天穿衬衣，冬天加一件茄克，烟斗随时不离左手，上课时亦如此。潘先生讲课语言生动流畅，深入浅出，富于感染力，很受同学欢迎。有好几千人选听他的课，小教室容纳不下，都是在大教室讲课。

《我在联大学习和工作的回忆片断》

第二章　漫谈校风与制度

熊德基：四种学号

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原来三校的校长都是联大的常委，常委会是联大的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南开的张伯苓校长和北大的蒋梦麟校长长期在重庆做官，联大的行政工作实际是由清华梅贻琦校长主持的。在联大时期，三校仍各自保存着自己原来的行政系统，各有一个办事处。原属三校的教师都同时由原校和联大分别发给聘书。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由三校教授分担，但三校仍各保留原有的系主任。三校也各自有其研究所，研究生由三校的研究所分别招收。联大早期，还有一批原在平、津三校的老同学和1937年在长沙由三校分别录取的同学，因此联大同学的学号分别冠以P（北大）、T（清华）、N（南开）、A（联大），但不论是什么学号，在联大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联大的回忆与思考》

戴世光：集三校校风之精华

我认为西南联大的校风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校风是直接继承了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传统。清华的传统表现在教授治校方面，学校的许多事由教授会议和教授组织的各种会来决定。如聘人，校长梅贻琦不管，由教授决定。这个作风由清华带到联大。北大的传统是“兼容并蓄”，各种学派的学者都要，李大钊可以在学校讲课，反对李大钊的也可以讲课，体现了学术民主。联大保留了学术民主的传统。如中国通史课，雷海宗和吴晗观点和讲法很不相同。统计学，杨西孟着重数学理论，我偏重于应用，两个人都开课，学生可以自由选听。只有社会系例外，陈达认为社会学主要搞应用，指定我的统计课为必修。又陈序经反复宣传“全盘西化”（他没有开这方面的课程），于是潘光旦开“伦理学”课，主要讲孔孟之道，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中国还有不少好的东西。陈、潘虽不是针锋相对，但是思想体系不同。至于学术争论，多半是在社会经济学领域。南开传统是应用实干，如南开办商学系，培养了大批会计人才、经济人才、管理人才。三个学校的传统汇集起来，形成了联大的校风。

《怀念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李凌：高效能的行政部门

联大各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也是很高的，三所大学联合起来，师生员工数千人，名义上有三个常委，但实际上主持常务的只有梅贻琦一人。其他方面如教务处、注册组等，各处也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各系除系主任外，办公室里甚至只有一两个人，而且多是由助教、教员兼任的。虽然人少，但办起事情来却都很有条理。伙食是交给学生自己办的，学校只是从旁协助。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各个学生伙食团，有的办得好些，有的差些，总的生活是清苦的。

《余冠英老师回忆联大》

熊德基：“精兵简政”的典范

联大的“精兵简政”，工作效率之高，也是极有特色的。各学院、系、处，都不设副职，而且除梅贻琦常委总管全局，不担任课程外，院长、系主任以及教务长、总务长都是教授兼任，并不比其他教授少开课，各院、系大都是只有一二位助教或助理员协助处理日常工作，没有冗员。各处的职能科室，工作人员也都很少，但工作效率却极高。例如三校师生从平津辗转汇集到长沙已是1937年10月，但11月1日就正式开学上课；西迁云南是在1938年1月以后分批离湘，4月下旬才陆续到达，但5月4日就开始第二学期上课。而主持这些工作的，也只是几位教授和少数职员，就把觅借校舍、准备上课和师生们的食宿等都安排妥了。联大也常因某一项工作的需要成立一些委员会，也都是由教授兼任，工作结束，委员会也就相应撤销。以统管全校同学学籍、排课程表、登记同学选课、印刷考卷、计算、公布同学考试成绩等业务非常繁琐细致的注册组为例，总共也只有十来个工作人员，但只要考试结束，教师把评定的分数送到，最多一两天，成绩就公布出来了。同学有事，只要找到主管的人，大都能当场解决，既不需层层请示，更不会有踢皮球的现象。

《联大的回忆与思考》

朱鸿运：勤奋好学的校风

联大学生多数来自战区，经济来源断绝。生活非常清苦。但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却令人钦佩。那时联大上课既不点名，自学也不督促，但无人缺席，课堂上专心听讲，认真记笔记，课后抓紧时间复习。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刻，挤不进图书馆或阅览室的学生便到大西门一带的茶馆里做功课，一坐即到深夜。

在课间休息时，有的学生仍然手不释卷，他们对时间的观念真是“一刻千金”。

当然，学生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与联大的治学谨严、注重质量是分不开的。那时，学校经常进行考试。考分非常严格，1/3学分不及格者即应留级，1/2学分不及格者则被勒令退学，因此，不努力学习必将遭到淘汰。

《我对西南联大的回忆》

朱鸿运：“民主堡垒”之美誉

联大学术自由，政治民主，当时被誉为“民主堡垒”。当你跨进新校舍北区时，便会看到两旁的“民主墙”上琳琅满目的壁报。如百花争妍。有《耕耘》《文艺》《新诗社》《阳光社》《冬青》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它们形式新颖，如《新诗社》全为诗歌，《阳光社》全为美术漫画组成；观点各异，如《耕耘》壁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文艺》壁报则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等。各抒己见，展开争论。

抗战期间，国民党强化了国统区的统治，一些学校没有言论自由，政治不得民主，抒发公正言论者，随时有被抓捕的可能。而在联大则不然，从学校领导到学生，政治是民主的，言论是自由的，爱国主义思想武装着年青一代的头脑，民主自由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学校。教授们可以在讲台上公开斥责反动统治者贪污腐化，祸国殃民的行径；学生们可以对反动统治者的种种丑恶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我记得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闻一多教授从昆华中学到新校舍南区上课途中，看到路旁贫民因饥寒致死的惨状，又碰上乘吉普车飞驰而过的寻欢作乐的美国醉鬼（当时来华助战的美空军）时，心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恨，便在课堂上狠狠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1944年的一天，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到云大致公堂给大学生讲话，当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苦”的时候，联大学生即齐声高呼“你不苦！”接着起哄声经久不息，有的甚至喊出“肥猪！肥猪！”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小姐代表他向联大参军同学（当时滇西吃紧，应届毕业生都要从军当翻译）赠送慰问品时，被同学们扔在地上，高呼“我们不要你的慰问！”爱国、自尊的精神充分地体现在联大师生身上。

那时联大学生自发组织的集会甚多，有各系或各社团出面召集的座谈会、演讲会，学术讨论会、时事报告会、诗歌朗诵会、节日纪念会、文艺晚会等等。每次集会均有进步的教授公开讲演。前来参加各种集会的外校学生络绎不绝，有时甚至上数干人。

《我对西南联大的回忆》

赵乃抟：团结互让，不讲门户

西南联大设常务委员三人，由三个学校的校长担任，负责西南联大一切重大事务。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长期在重庆，西南联大的校务就落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肩上。三个学校在领导权的问题上都是互让，从来不争，就是在院系人事安排上，也从没发生过争执。梅贻琦先生善于用人，三个学校团结得很好。不争权，团结互让，也是西南联大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三个学校不仅在行政领导权方面不争，在教学方面也是发扬团结互让的精神。在大学里，课程的安排本来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三个学校合并到一起，问题就更复杂了。有些课程原来三个学校都开，联合以后只开一个班，由谁教呢？问题就来了。又如大学里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必修课听讲的学生人数有保证，选修课不然，有时可能只有几个学生选，让谁教选修课呢？很难安排。但是，三个学校老师们在教学方面，也是从来不争的，听从安排。大家知道，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一向在学术上是不让人的，而西南联大的老师们，顾全大局，在教学上能做到互让，确是难能可贵。另外，西南联大没有派性，不讲“门户”，不分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八年在一起，能做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

由于团结互让在联大已经形成风气，师生相处亲密如一家。学生到老师家里，如同自己家里，自己动手做饭。老师讲课，有的学生自动为老师准备开水；女同学常替老师做些针线活；那时我的家眷不在昆明，她们看到我衣服不多，主动给我做了一件大褂。我曾为20多对学生结婚做过主婚人。我50岁生日时，很多学生来为我祝寿，他们自己做菜。有一次我病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轮流照顾我。这些虽然是生活小事，但体现了国难当头，同舟共济和师生间的深厚感情。

《团结抗战的西南联大》

谢本书：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西南联大办学过程，从抗日的大局和自身的实际出发，体现这个大局和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就是校训。本来，北方三校原来都各有自己的校训，北大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是“公能”，都体现了各校的要求和精神。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后，经校歌校训制作委员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设计，并经联大常委会讨论，将校训定为“刚毅坚卓”四字。所谓“刚”，就是要坚强、刚强；所谓“毅”，就是要果断，有毅力；所谓“坚”，就是要坚持、坚定；所谓“卓”，就是要卓越、超群。这不但融通了原三校校训的精神，而且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特点，突出了西南联大的培养目标，办学精神，也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和作风。刚强、果断、坚定、卓越，旗帜是鲜明的。

正是在以“刚毅坚卓”校训的指导下，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贯彻始终。联大师生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科学精神，是很值得歌颂的。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于昆明，办学条件很差，教室简陋，生活艰苦。教授穿的是蓝布长衫，吃的是粗茶淡饭，有的还食不糊口，另寻兼职或业余从事别的工作，以增加收入。如闻一多在教书之外，还代人刻图章以补贴生活。郑天挺回忆说：艰苦环境“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的精神，即使是主持联大的常委梅贻琦也与师生们“始终艰苦与共”。为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而遇害的李公朴、闻一多，更成为西南联大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光辉榜样。

《民主与科学——西南联大的旗帜》

木子：解读西南联大校训

“刚毅坚卓”的校训，含义极其深刻，并不是三校校训的简单相加，它既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又体现了教师治学和学生学习的应有态度，还体现了全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特征和人格风骨。

“刚毅坚卓”的特别校训集中体现了联大“钢筋铁骨”般的人格特征和独特的精神风貌，每个字都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含义，正是在这种人格力量和精神风骨的支撑下，联大三校师生不惜辞去“五朝宫阙”（联大校歌中的一句），背井离乡，流亡颠沛万里，不畏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不畏流血牺牲，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内战，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信念，创造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

《解读西南联大校训》

刘兆武：学术自由之风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熊朝隽：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吴晗

联大尊重学术自由，也充分体现于教学之中。同是一门课程，有几个教师同时开设，在讲授的内容、观点、方法上各不相同，但总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贯穿于教学之中，而使学生受到不同学风的熏陶。如《中国通史》一课，雷海宗、吴晗都讲授，在讲法上各不相同。雷是按编年史的方法，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他上课不带讲稿，只带几条粉笔，走上讲台，就口若悬河，前后衔接，条理分明。他的博闻强记，令人敬服，对人名、地名、史实、年代讲得准确无误，不仅说出中国的历史纪年，同时指出公元纪年，每次讲课，总要顺口说出一二十个年代，但从无差错。吴晗是按政治、经济组织及文化制度等方面，作综合性的研究讲授，他把从秦始皇到清末二千多年贯穿起来，作为一个封建大帝国看待，又从横的方面列出许多专题，如田制、兵制、刑法、科举等等，讲其二千年中怎样形成、发展，有哪些利弊得失，还讲改朝换代的故事。中文系的《庄子》课，刘文典讲，闻一多也开设，讲法各有千秋；《楚辞》一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等都开过，研究有所侧重，讲法亦各不相同。闻在校补、考证上给人很多启发，对屈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发表的《端午考》《屈原问题》等文，在课堂上都曾讲过。他的《楚辞校补》，原是课堂上的讲稿。罗庸讲《离骚》是背诵着讲的，他先放声朗诵一段，然后开讲，每当发挥他的论点时，末了总要带一句，“高之不甚卑论”的谦词。他后来发表的《楚辞纂义叙》中的有些说法，在课堂上也讲过。以《哲学概论》来说，金岳霖和贺麟都在讲授，两位学者各有各的系统；经济系的《统计学》，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法上也不一样，杨着重数学理论，戴偏重于应用。这些都是体现了联大在学术研究上的自由、教学上的民主。当然，得益的还是学生及随堂听课者。

《忆西南联大》

马识途：绝不照本宣科

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老师的启发式教育，那更是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的教学相长的老传统。联大的教师从来没有照法定教材上教室去按本宣讲的习惯，那是会被学生瞧不起的。学生不选他的课，就教不成书了。联大很多教授都是把自己研究的成果，编成讲义，向学生宣讲，而且和学生共同讨论，然后定稿。中文系曾经发生过师生在课堂上争论吵了起来的事。许多课程都容许旁听，别系别院来旁听的学生往往比选修的学生还多，比如闻一多上课，经常是窗外都挤满学生，有时外校师生或失学生也来听课。有的学生就这么听到毕业。联大教授们除开课堂授课外，每学期都安排许多次由若干教授连讲的专题学术系统讲演，这是学习的最好机会。听讲的人校内校外都有，真是人山人海。每个参讲教授都把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研究新成果拿出来，真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有时候就唱起对台戏来。联大是最提倡创造性的独立思考的，学生们也是一样，从校门内民主墙上琳琅满目的壁报和学生们编印出版的各种观点的小报小刊上就可以看出来。只有在这样的兼容并包、提倡独立思考的学习环境里，才可能培养出这么多富于创造性的国家栋梁之材来。

《且说“联大精神”》

二排就座者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许维遹、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马识途：推崇真民主和真科学

西南联大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大学，甚至可以说是一流大学中的佼佼者。但是我总在想，西南联大之所以为西南联大，在上述这些表象的后面，应该还有一个从三大学继承下来的为联大师生所共同尊崇、一致认同的思想和精神。那么联大精神是什么？

我读过许多回忆和介绍西南联大的文章，首先想到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是的，西南联大是特别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我们进学校第一天开学典礼上唱的校歌就说：“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到绝徼边地来“笳吹弦诵在春城”，“移栽桢干质”，到底为什么？不就是“九州遍洒黎元血”，祖国濒临危亡，要雪“千秋耻”，兴中华业，“须人杰”？不是抱定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壮怀，一定要“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联大终于胜利了，为国家培养出几千名堪称栋梁的人才，其中不乏国之精英。我们常常只说到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几十位院士。其实要细查一下，各大学、研究院所还有多少位从联大出来的教授学者和专家呢！在海外还有多少从联大出来的学者专家呢！还有不应该忽略的是联大培养出多少个革命者！就我所知，那时的中共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相当于青年团的“民青”组织成员，加上“民盟”等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就不下二三百。这些人中有为民主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如闻一多、学生自治会领袖和昆明学联主席中共党员齐亮、中共党员刘国铉、潘琰、旲国珩等。

毫无疑问，爱国主义精神是联大精神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作为西南联大标志性的为联大人所共同崇奉的思想和精神是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恐怕就是三大学所继承下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了。这种科学和民主精神可以说融入西南联大师生的灵魂中去，无论老师的教学和科研，学生的学习生活，以至为人处事、校务社会活动，无不本着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办事。联大虽然由三大学校长组成的常委会主持校务，但关于教学的大政方针却很尊重教授会议的意见。有训导长在，关于学生的事却多由学生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的学生自治会来负责。而且民主和科学是不可分的，学术和科研只有在民主精神下才能做到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而民主不放在公开公正、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很可能是形式民主。联大是讲真民主真科学的，所以形成一个教学相长、自由民主、思想活跃的教学环境。这种联大精神，自然能培育出优秀人才来。

《且说“联大精神”》

杨光社：严谨认真的校风

联大校风，既是民主自由的，又是严谨认真的。在教学管理上，非常严格。如师资的聘任、提升，由系里讨论推荐，报常委会讨论决定。每个层次，各负其责；严肃认真，不徇私情。有个别教授，工作不负责，被学校解聘。在教学上，绝大部分教师治学严谨，讲课认真，精心自编教材，不断增补修订，内容常讲常新，深受学生欢迎。如华罗庚教“近世代数”，“堪称一绝”；蒋硕民教“高等代数”，“非常叫座”；杨石先开设高等有机化学选课，“引人入胜”；等等。教师对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答卷如果有一道题出现不可原谅的错误，则其他题虽答得好，有的教师也给整个答卷不及格，至于58分、59分的现象，那更是司空见惯了。江泽涵教授讲“微积分”课，大多数学生不及格，他就说“一定是没有讲清楚”，就给学生再作讲解。教师对学生作业，认真批改，一丝不苟。如朱自清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时发作文，虽然身患痢疾，仍然坚持连夜批改，整整改了一夜，第二天眼窝凹陷，仍去上课。沈从文批改作文，批语总是很长，有的长达300多字，很有启发性。好的作文，推荐给报刊杂志，并为之出邮费。在学生入学上，因考生较多，选择余地较大，录取比较严格。各系录取人数以报考志愿合格人数来决定；转学生也不拘名额，必须合格才能录取。在学籍管理上，升降级和休退学制度尤为严格，决不通融，也从来不准补考。学校设有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对学生入学、毕业均有严格规定，并坚决贯彻执行。

《西南联大的校风和校训》

杨光社：三校团结合作的缘由

首先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师生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支援抗战，必须精诚团结，共度时艰。越是在物质条件困难，政治局面动荡的情况下，越要坚持团结，维持稳定局面，建立正常秩序，保证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在团结合作中，激发了爱护联大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什么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都放到次要的地位去了。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许多地下中共党员、进步学生，根据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在不同观点的师生中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三校的“通家之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曾留学美国，都学习美国的教育制度。他们都有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对学校前景的共识。梅贻琦就说过：“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这是三校合作的基础。三校校长和各主要负责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真诚相待，是合作的关键。三校领导人，身体力行，带头做起，作出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榜样。三校的“通家之好”，养之有素。北大校长蒋梦麟是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多年参与商讨南开大学的主要工作，所以张伯苓不在昆明时，对蒋说：“我的表你戴着。”（你代表我）张伯苓曾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清华大学筹备顾问。梅贻琦曾随张伯苓在严氏（严修）家馆读书一直到南开中学毕业。三校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北大教授胡适、陶孟和、丁文江都是南开大学校董。不少教授常到南开演讲、讲学。原南开教师汤用彤、饶毓泰、余文灿、罗常培，后来去北大任教。北大教师吴大猷、郑华炽、江泽涵、钱思亮等又是南开校友。南开教授黄钰生、杨石先、张逢春等曾是清华毕业生。清华教授李继侗、刘崇铱、蒋廷黻和清华研究院毕业生陈省身，是来自南开的。总之，三校关系密切，风格相似，谦恭相待，和睦相处，“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三校学生，早年就曾开展演说比赛、京津旅游、体育运动等活动，后来又在“五四”“五卅”“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西南联大时期又聚会在一起，无怪能继续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了。

《西南联大的校风和校训》

李凌：没有不上课的教授

联大的老师，虽然来自三所大学，各有不同的传统和习惯，但在一起教学和工作，却没有什么宗派门户之见，都想把学校办好。有意思的是，有的教授在北平时有点所谓名士派头，如懒得看卷子，凭印象打分数等，到昆明后，艰苦环境却把这点“名士派头”磨掉了。学校对教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教师，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教授的教学都很认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气都亲自给本科生讲课。可以说，没有一个不上课的教授，许多名教授还亲自给大一的新生上基础课。有的课程由于比较冷僻，或因其他原因，选修的学生很少，但即使只有一个学生，教师也非常认真地教课。

联大的教师有的一个人开几门课（如余老师除教大一国文外，还教过文言文写作、中国文学史、历代散文、乐府诗选等）。

《余冠英老师回忆联大》

王先冲：不到70分不准入系

联大电机系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例如学生在一年级学习中，数学和物理的成绩尽管已达到及格标准，但是如果成绩不超过70分则仍不准入系。在二年级，每星期日都要进行小考。电工原理、工程力学都是两周考一次，交叉进行。考题不会与习题雷同，着重基本概念的灵活运用。因为一学期要考六七次，既要认真对待，但也不必担心偶然的失误。每个同学到毕业时已经是“身经百考”了。每次考前，往往有些同学互相约好：谁先交卷就先去电影院排队买早场电影的票，10点钟大家一起看电影。实验课学生课前要交预习报告，实验后的报告必须在一周内交上。迟交了不仅扣分，还不给这次的实验成绩。还有金工、钳工、铸工、木工等实习过不了关就别想升级。体育课若一学期缺八次课就不给成绩，即使毕业分配后也扣发文凭。必须就近找个学校补上体育，经过证明才算正式毕业。所以大部分同学都养成了刻苦钻研、严肃认真的学习习惯，形成良好的学风。当然也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中途辍学。例如1941年电机系一年级有学生七八十人，到毕业时电讯组只剩6人，电力组只有11人了，各年级也大体如此。

《回忆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

梅祖彦：西南联大的办学体制

从左至右：饶毓泰、邱宗岳、杨石先

在抗战以前，清华有一个比较民主的领导体制，它包括三个机构：一是承担学校日常行政责任的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二是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行讨论；三是评议会，由校务会议的成员加上教授会选举的7位（后来发展成9位）代表组成，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评议会决定才能施行。教授会和其他会议的作用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指导思想。这种“自订制度”，和当时政府的法令和规定是有某些不一致的。

在抗战时期，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战前不同，所以西南联大的办学体制和抗战前清华的体制不完全一致。西南联大也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但主要为一咨询机构。另由常委、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校务会议，是决策机构。西南联大沿袭了三校用人精简的制度，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学校很多的专门性任务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去研究和办理，委员会根据需要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后即结束，有新任务时再另组织），这是一种能够很好地发挥教授主导作用的办法。

西南联大由三个已有相当传统的大学联合在一起，是一种新生事物，在过去是没有的。实际上三校的教学力量和设备条件有一定差别，为使三校在联大体现较好的平衡，各校按条件另外建立独立的研究所，而没有把所有南迁的人员都列入联大编制，这些研究所在整个抗战时期在科学研究上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昆明时期，联大教职工的工资虽随生活指数有一定调整，但远远赶不上飞涨的物价，教职人员的生活均极困难，曾有教授家人以自制物品到外面贩卖，来弥补生活的不足。学校则利用了清华某些教师的技术专长，设立了技术咨询机构，为国家及地方建设部门服务，将所获利润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

《梅贻琦校长与西南联大》

马识途：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

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那更是西南联大的特色。我们一进校，老师们就对我们说，在大学里，我们只教你们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只能教你们一些各科综合性基本知识，引你们进门，以后要靠自己深入研究。为了打好基础，西南联大的一二年级基础课，都由第一流的教授上课。基础课学好了，再读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就好学了。说到没有第一流的文科就没有第一流的理科，没有第一流的理科就没有第一流的工科，这正是我们当时就听到的。所以西南联大有个规定，文科一年级除必修语文和英语以及逻辑和通史外，还必修一门法科和一门理科课程。我学文科，除开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和逻辑学外，就还修了一门经济学和一门地质学。学校要求十分严格，五门必修课都必须认真学好，学年考试只要有占1/3学分的课程不及格就要留级，占1/2学分的课程不及格的就要退学。这就是要求学生除了学好自己的专业外，也要学好其他课程，使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从而融会贯通。这大概就是钱学森说的科学家也要懂得艺术的意思。联大还允许二年级以至三年级同学转系以至转学，也可以读满学分提前毕业。这就是因材施教，人尽其才。联大不轻易设新系，必须有充足的教学资源，有资深的领头教授才行。一个系招的学生也不多，像我所在的中文系只有六七十个学生，我那一年级不过二十人，语言专业却只有四五个学生，而中文系却拥有全国知名的罗常培、闻一多、朱自清、罗庸、沈从文、唐兰、游国恩、陈梦家、李广田等十几位顶级教授。名师出高徒，是当然的了。联大设立了许多研究所，那些成绩优异的毕业学生，很多被吸收进研究所，由名师指导研究，成绩斐然。有的派出国去深造，有的成为著名的教授和学者。

《且说“联大精神”》

杨光社：“通识为本，兼识为末”的培养目标

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志向才之教育。”强调重视“实用科学”。从而贬低了文理科。公费待遇优先照顾工科学生，招生及选送留学生，工科录取比例往往比文理科高。这种轻通才重专才，轻文理重工科的教育方针，引起了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的反对。联大常委梅贻琦一向主张大学应以“通识为本，兼识为末”。此时，又在《大学一解》中指出：“通专并重”，不易实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在《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中指出：“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大学生更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眼光短浅，只看在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不健全的现象。……大学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潘光旦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中提出主张：“即使是工科学生也应该着重培养成工业领导与组织、理论人才，而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学校领导还以校务委员会名义上书，对教育部只重专才、不重通才，只重实用科学、不重文理科的方针提出不同意见，并要求在公费待遇上“泯除学院之别”，取得一定效果。

《西南联大的校风和校训》

贺连奎：“中西合璧”的授课方法

从一年级开始，便要适应课堂英语。先生讲课用汉语，但中间常夹着英语单词、短句。物理、微积分不用说了，经济学简要也是如此。我记得萧魁嘉先生直接说、直接写demand curve，而不说“需求曲线”。黑板上呢，也大多是英文。我的物理学受教于郑华炽教授，微积分则是钟开莱先生和许宝先生教的。他们的板书全是英文。

中学毕业进入联大突然换了一种听课习惯，自然难免紧张。课本呢，物理尚有萨本栋先生所著《普通物理学》，其他课程则谈不上中文本了。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即使英文本也缺少，因此要靠课堂笔记。先生讲课是“中西合璧”，学生记笔记也是“中英并举”。后来，到高年级时，英文水平有了提高，笔记也就“全盘西化”了。

堂上须能听懂、记下，课后要能阅读原文课本。可以想象，这须在英语上下多少功夫。大一英文这门课也帮不了多少忙。因为那时还没有所谓“专业英语”，大一英文又自成体系，全校统一教材。一个大学有那么多系，实在也无法针对各系的特殊需要来什么专业英文的。

刚开头的确有点慌，但反复听听也逐渐听懂了，再一看书，书上的字好像有声音——先生讲课时的声音。碰上生词，不觉提高了水平。到了高年级，不但听讲记笔记不算什么，自己也能说几句简单英语了。

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些中青年问我：“你们的英语是怎样学出来的？”“是逼出来的”，我只能苦笑着这样回答。我们就这样“在游泳中学游泳”地过了英语关。收获不仅是英语，还有自学的习惯。各门课程都要求你必须能听会写相应的英语，环境逼得你非动脑筋、下功夫不可。青年时代练出的这种英语学习法，到后来有了用处。50年代，一切向苏联学习，科技人员不会俄语实在尴尬。幸运者可以进俄语班，甚至留苏。就我而言，两者都无份。不过在那个年代我却翻译了不止一本用俄文写的高校教科书，并且同苏联人也能说上几句。这不能不归功于母校“逼出来的”自学习惯。

《在联大工学院的天地里》

第三辑　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一章　招生与课程设置

李凌：招生标准高

在抗战期间，联大招收新生也没有降低标准，考进联大不容易。在当时，联大入学考试和出国留学，都没有后门，只能硬碰硬，靠真才实学，差一点的学生就进不去。有的学生考联大，一年考不取，就进先修班，或下年再考。也有的学生去其他大学念了一年，还再来考联大当新生。所以，联大新生一般说基础都比较好。

《余冠英老师回忆联大》

朱光亚：高质量的学生

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学生。当时全国实施统一招生，凡有志者均能报考西南联大；还有转学、借读等制度，不少其他大学的学生也慕名而来，通过转学考试或借读进入西南联大。这几千名学生，少数为当地人，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当时许多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经济来源困难或断绝，只能靠很有限的救济金、贷金度日。不少学生到校外兼差：做家庭教师、当售货员、当译员、搞校对等，只要能补贴度日，他们有事就做。这些学生是在国破家亡时，抱着爱国救国的志向来学习的，这是个基础。特别是西南联大兼容并包、治学严谨，又有“五四”和“一二·九”的传统。有了这样的基础，西南联大学生中人才辈出也就可以理解了。

《对西南联大的五点认识》

周明道：报考西南联大

1940年的大学统一招考是在后方各大城市举行的。我当时正好在昆明，于是自然而然地报考了西南联大。记得当时的考试是在7月中旬，昆华中学南院、北院都是考场。一连几天考下来，大家莫不筋疲力尽。考完以后，大家纷纷找路子打听分数，等候发榜。此刻，日本侵略军已进兵越南。海防、河内相继失守，河口、老街一些桥被破坏，我国失去一个通往外洋的港口。以前，昆明虽常有警报，但都有惊无险。现在却不同了，重磅炸弹震撼了这座后方的古城。大东门一带，血肉横飞，地上、墙上溅满了鲜血，惨不忍睹。联大、云大也没有逃过这一劫难。

遭日机轰炸后的西南联大校舍

时局如此紧张，把人的神经拉得紧紧的。大概到了10月才发榜。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才算放下心。学校为了应付时局，决定把招来的新生迁到四川去，通知明年元月中旬到叙永报到上课。于是新同学们纷纷各自设法找门路，拉交情，搭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前往。有的取道重庆转泸州到叙永，有的直接到叙永。我在昆明整整耽搁了两个月，只好成天泡在车站。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阳历年一过，便碰上一辆由仰光运钢筋到泸州去的商车。经司机垂怜，我付钱后搭上了这辆车。经过几天艰难险阻且心惊肉跳的奔波，终于平安地抵达叙永。

《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

常荣福：迟到的录取通知

我是河南省南阳市人，1940年高中毕业后报考西南联大航空系。为什么要学航空？在高中读书时，我亲眼看到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在我国上空畅行无阻，我们没有丝毫抵抗能力，感到要驱逐日寇，挽救民族危亡，非建立自己的空军不可。可是考后在家等了几个月竟未得录取通知，这时日寇步步进逼，我们不得已离开南阳来到陕西宝鸡。十二月初，在报上看到我已被西南联大录取，并要我们这一届录取的新生到四川省叙永县报到。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我高兴得手舞脚蹈。

《回忆在叙永的一段学习生活》

钱惠濂：如愿进校门

茅草屋顶的学生宿舍

西南联大“民主草坪”

1943年春，昌照叔（钱昌照）从重庆到桂林视察工作，我已先从上海到达江西，便专程去桂林，在中央无线电厂宾馆见到了昌照叔。他见了我十分高兴，开玩笑说：“黄毛丫头十八变，几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他询问了我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分析了当时后方几所大学的情况，认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最理想的学校。他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平津迁到长沙，联合成为长沙临时大学，后又从长沙迁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汇集了三校名师，师资力量雄厚；三校领导组成常委会，互相尊重，团结办学，具有原三校的爱国、民主、自由、科学的优良传统，是青年学子读书救国的理想环境。”他又提醒我说：“西南联大有浓厚的勤奋学风，但物质条件十分艰苦，选择西南联合大学，要有艰苦勤奋的思想准备。”

昌照叔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这是父辈对我的嘱咐和期望，我当即表示不怕艰苦，决心去昆明考西南联大。从桂林到昆明的公路十分崎岖，我搭乘了一辆运输钨砂的货车，便离开了桂林。在贵阳境内盘山公路上遭到翻车之祸，幸而只受了点小伤，终于到达了昆明，赶上1943年大学考期，录取为正式生，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

《忆昌照叔》

吴方：考取西南联大的经过

我在1945年5月，从西昌到了昆明。到昆明的目的只有一个，考西南联大。对这所大学我是仰慕已久的。加上这时我小学、初中的同窗好友廖仲安已于一年前考入了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他不断写信向我介绍联大的授课和课外活动的情况，更增加了我投考联大的决心，于是我毅然到了昆明。

我在昆明的旅馆里只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我和廖仲安也没有向学校的任何部门打招呼，就把我的行李搬进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这里有一个管理人员，穿一身大褂，成天晃来晃去，但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似乎视而不见，从不过问，我也就安心地住了下来。为了准备考试，我每天早午晚三次到自修室，在那条窄窄的长木凳上，一坐下去就是3个多小时。

联大的作文考试出两个题目，一个文言题，一个白话题，学生自己任选一题。我选的是文言题，用的是毛笔。那位监考的先生就站在我旁边不走，认真地看着我一笔一画，之乎者也地做文章。我也不慌不忙，并没有受他的影响。

考数学时可糟了，一个不小心，出了一处不该出的错误，出了考场以后才发现，气得要命。这天中午，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了拉拢群众，还免费招待所有考生一顿午餐，我因为生气，饭也不想吃，就没有去领受他们的这份盛情。

考试完毕，等了不太长的时间就发榜了。榜是登在云南日报上的，学生没有报纸，得走到大西门城门洞边去看那里张贴的报纸。我因为紧张，也有点自知之明，看榜不敢从头看，而是从倒数第一名起，倒着往前看，越看越没有，都看到快完了还没有，我心里都有些发慌了，心里说：“这次算完了！”谁知到了最后差一名就结束时，才发现我的名字。如果正过来看，就是第二名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烈士倒在我身边》

夏雨：二入联大

联大规定，休学只能休一年，超过一年未办理复学手续的，即取消学籍。当我从姚安中学回到昆明时，联大的学籍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在1945年暑假又第二次投考联大，幸而再次被录取了。这次我选读了外文系。

我第二次来到西南联大时，联大的政治气氛大变了。学生的各种社团很活跃，已和1943年大不一样。学校里经常举行各种演讲会、时事报告会之类。在一次晚间的报告会上，张奚若先生直指蒋介石，称之为“一朝权在手，便把人来杀”的独裁者，痛斥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痛快淋漓，给我留下极深印象。闻一多先生的诗人激情，吴晗先生的慷慨陈词，每一次这类活动，我几乎都不放过参加的机会。

《忆西南联大》

李凌：文理兼修的课程设置

联大的课程设置也很有特点，如大一新生，无论文科或理工科，都必修国文、英文、通史等。文科学生最少要选一门自然科学课程，理工科学生最少要选一门社会科学课程。自然科学课程中有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地质等，社会科学课程中有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社会学概论等。这是综合大学比专业学院强的地方。这样，学生基础好，知识面宽，眼界开阔。每一门课程（包括大一基础课和三四年级的专业课）往往同时有好几位老师讲，由学生选择。如《楚辞》课，就由闻一多、罗庸、唐兰同时开讲，三位都是名家，都有造诣，学生可以任选一位，也可以同时三家都听，这样自然受益匪浅了。对于教师，也有一点竞争的意思。

学校允许学生有许多自由，但是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老师也是认真的，许多老师指定课外必读的书籍，其中不少是古汉语或外文原版书籍。老师要求读后写读书笔记，写心得体会，然后交给老师一一仔细修改，作出评语。

《余冠英老师回忆联大》

熊德基：必修与选修相结合

虽然教育部曾经发过训令要想统一各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但是联大继承三校优良的传统学风，并未完全照办。联大聚三校的著名教授于一堂，并有一些留学海外的爱国学者，在抗战开始后陆续排除万难回国到联大任教，真可谓大师云集，全国无二。开设的课程极其丰富，同一课程由不同的教授讲授时的内容也各有特色。按照三校的传统，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各系各专业都有规定的必修课程。大学一年级新生，不论是哪个学院、哪个学系，都要先学共同的基础课程。

同学选课，主要由系主任批准，只有极个别的情况才需要由教务长批准。每学期开学，注册组公布出各系、各教授开设的课程、学分和上课时间、地点，同学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选择安排。但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如国文、英文等则是事先由注册组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和院系分好班的；中国通史等课程由几位教授同时开课，大体也要按不同院系来选修。学校设有由各院系教授组成的大一学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来分别指导同学选课。各系规定的必修课大约只占应修学分的三分之二左右，给同学留下选修本系或外系课程的余地。

《联大的回忆与思考》

王补宣：最怕体育课

西南联大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是清华来的，我体质差，一跑一跳就身子发沉。我在西南联大学习开始时，最怕体育课，而大一和大二必修体育课，不及格、不补考及格就不能毕业。大一跑步，马约翰先生跟着我跑，不断鼓励我坚持跑到底，让我很感动。大二时，我的体育课还是很少起色，要考速度，同学们都已跑出所要求的速度，体育场不大，我跑得气喘吁吁，还在继续跑，夏翔先生和同学为我呐喊“加油”，我总算坚持跑到了终点，也瘫倒在地，爬不起来了。

按规定我已不合格，夏老师却给了我80高分，并且解释说“他确已尽力，达到了体育锻炼的原则要求，贵在坚持拼搏的精神可嘉！”这个经历让我毕生受益，感悟到“有教无类”，课程教学也像体育课一样，可以不拘一格地“育人为本”。

《淡泊明志自强不息——王补宣口述》

田曰灵：化学系的选修课

曾昭抡

除必修课外，学生还须学许多选修课。化学系的选修课有：高等有机化学（包括有机分析、药物分析、生物碱、立体化学和糖化学）、高等物理化学（分为量子化学和热力学）、高等无机化学、高等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工业化学、无机工业化学、国防化学和化学工程等。学生必须从中选学几门。当年选高等有机化学的最多，因而后来留学国外攻读有机化学的人也多。此外，还可选读外系的有关课程，有人选修数学或物理方面的课，也有根据个人兴趣选修文学课的。

教选修课的教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石先和曾昭抡老师。杨老师教药物化学，讲课非常仔细，非常认真，几乎把我们看作孩子，不时地问我们听懂没有。杨老师是联大化学系主任，每个学生都得和他打交道。凡和他接触较多的学生都感到他的诚恳待人及乐于助人。学生毕业后找工作，他总是尽力帮助。学生中传说，他作为系主任，能具有大将风度，公正地协调原来三校的教师，使之同舟共济，实在难能可贵。曾昭抡教授知识渊博，能教很多课。我听过他教的所有选修课：有机工业化学、无机工业化学、国防化学、立体化学和糖化学。后来在他的指导下做论文，最后任他的助教。曾老师的特点是讲课内容丰富，可是板书很乱，几乎把黑板的角角缝缝都写满了。他只管教，不大督促学生，考试时监考也常自顾看书。他常与工厂联系，带着学生到厂矿接触实际。我曾跟随他去过几个化工厂、兵工厂和个旧锡矿。他不仅治学严谨，且更多地在政治思想方面影响学生，不少学生受他的影响而参加民主活动。

《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

沈元：航空系的教学安排

航空系的学制和其他各系一样，都是四年制。航空系的教学是这样安排的，一年级是公共基础课：有国文、英文、微积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经济学概论等。这些课都在校本部（即新校舍）上，和理学院各系的学生共班，学生也都住在那里。二年级以后，进入工学院，学生也住到拓东路的盐行宿舍（租的是原用来经营盐业的房子）。航空系二年级的课程大部分和机械系二年级的相同，有静动力学（即现在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微分方程、机械原理、木工、金工（即金属切削工艺）和测量学。航空系二年级学生还有一门名热机学的课程，是和土木系同学一起上的，课程是机械系专为这两个系的学生开设的。航空系自己开的一门专业课是飞机概论。到了三年级，仍有一些主课是机械系开设，而为航空系和机械系所必修的，如内燃机和机械设计。后来几年，内燃机课由航空系自己开设。电机系又为航空系和土木系的学生开了一门学时不多的电机工程，课本是Cook氏著的。在早先的几班，这门课是航空系和机械系三年级一起上，用的课本是Dawes著的。土木系也为机械系、航空系的学生开了一门工程材料学。三年级，航空系自己开的专业课有流体力学（后来叫空气动力学）和飞机结构。这一年暑假中有一个月的下厂实习。实习地点，有时是西郊的第一飞机制造厂，有时是东郊巫家坝飞机场附近的第十飞机修理厂。第一飞机制造厂原是广东陈济棠创办的，陈蒋反目陈失败后，该厂由广东迁到昆明。在抗战中，该厂制造了一些钢管机身、木质翼肋和蒙布的单座军用机。原材料和发动机都购自美国。学生在那里实习，主要是轮流在各工段观察工艺流程，不许直接参加操作。第十飞机修理厂就在飞机场旁，主要任务是翻修飞机发动机和修补破损的蒙皮等。学生在那里实习，当然也只能看，不许动手，但所能看到的飞机型号和发动机型号比在一厂的多，还经常能观看修好的发动机的试车。四年级的课程几乎都是航空专业课，有内燃机（又称航空发动机）、高等飞机结构、应用空气动力学、飞机设计和发动机设计。还有一些选修课（三四年级都可以选），如航空气象学、航空仪表、机械振动学、金相学、金属切削刀具及机床等。

西南联大航空研究所试验风洞

那时实行学分制。最轻的课，每周上一节（50分钟）的，给一个学分。重点课都是三个学分，如英文、静动力学等。实验实习都安排在下午，一次少则一个多小时做完，多则两三个小时做完，一律只给一个学分。原来有基础的实验课程，如材料实验、电机实验、金工实习、木工实习等，都有相当齐全的设备和计测仪器，这些大都是南迁时从清华带出来的。实验课上得很正规，做完实验要写实验报告。报告中要有原始记录数据，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画出实验曲线来，并对实验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那时课本参考书大多是英文的，实验报告大多要求用英文写。报告要经辅导教师批改，批阅得非常认真。

《回忆联大航空工程系》

沈元：航空系的高淘汰率

学生的淘汰率很高，还有一些因发现自己的志趣不合而转系的。一年级下来，淘汰率不大。二年级是刷人的关口，尤其是静动力学和材料力学，这两门课在工学院被认为是学工程的基础，若学不好，下面的功课很难读下去，所以这两门课小考频繁，一般的课只有一次大考，最多期中有一次小考，这两门课则是两周考一次，后来竟每周考一次（每周学时增为四至五个）。有些学生过不了这一关而被淘汰。汪一彪教授讲材料力学时，考分奇紧。即使方法对，答数不对，也是零分。不过最后总分他是给加分的，开方根乘10就是他常用的加分公式。三四年级则很少有人被淘汰。修满142个学分毕业，但必修课的学分是不能用其他选修课的学分代替的。体育就是一门不能替代的课。一、二、三年级都有体育课，这个关是马约翰教授把住的。

《回忆联大航空工程系》

贺连奎：最难学的课程——工程力学

二年级的工程力学对各系学生都是关隘性的课程。因为联大实行学分制，不及格就拿不到这门课的学分；联大又规定不及格不能补考，只有重读。这种严厉的“连锁关系”使一部分人4年不能毕业，而工程力学正是这个锁链上紧要的一环。

在工程力学里，“Take free body”（隔离体法）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使用它，容易看出作用力和作用效果间的关系，容易建立计算的方程。“Take free body”时，必须画出物体的受力图，而这类通过简单图形表达工程参量关系的方法，也是工程师必需的基本功。

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些并不难，但在课堂上不注意示范性的解题，课后自己不做大量的练习，便掌握不好，运用不快。准确、迅速是联大工学院的要求之一，因而工程力学也是训练学生这种能力的一门基础课。

约在1943年秋季以前，这门课由机械系的孟广喆教授来开。孟先生讲课既高明，要求又严格，因此由他来把守工学院的这第一关。1984年10月，我到天津大学拜访孟先生时提到工学院当时的考试。孟先生说，他和刘仙洲先生的机件学同一学期开课。这个星期天工程力学小考，下个星期日机件小考，每两周轮流考一次。学生们星期六晚上不用想松心。不过考试从早上8点开始，考完了还是可以去玩的。刘教授是我国机械工程学的老前辈，孟教授也是名师，他们这样要求是出于督促子弟早日成才之心，学生们自然不好说什么了。

《在联大工学院的天地里》

陈南平、张远东：联大机械系

西南联大机械系的学制是四年制。前三年，工学院中的机械、航空等系的基础课程差别不大。到了四年级时，开设的不同专业选修课很多，那时每位教授都要开两门以上的课。

初到昆明时，联大无正式校舍，在省政府主席龙云和云南各界支持帮助下，分别在昆明、蒙自两地租借临时校舍上课。图为西南联大临时租借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校校舍作为理学院校舍。闻一多、朱自清等曾在三层教室讲授大一国文，钱钟书曾在一层教室讲授英文，听讲者中有杨振宁等。

联大机械系有治学严谨的学风。教师精心备课讲课，认真批改作业。刘仙洲、李辑祥、孟广喆等先生的板书从来都是整整齐齐，像在黑板上打了格子似的。他们认为这不仅使学生易于辨认弄懂，而且也是使未来工程师具有清晰的表达能力的重要熏陶过程。要求用计算尺计算的数值的有效数字是三位，若最后一位错了，这道题要扣分，若是说小数点定位错了，那是要被当作典型事例在课堂上当众挨“尅”的。董树屏先生的热工实验，要求同学们先写预习报告，通过后才准参加实验。实验报告写得潦草或不按规定的格式是交不上去的。李辑祥先生的水泵设计，图纸都要上墨才收。钳工实习课要在一块铁板上做一个六角孔后，再用圆钢做个六角棱柱，把它们装配后六个面都不透光才算合格。有一届孟广喆先生教的热工学最后打分是用开平方乘10才使多数学生及格的。这种严格的要求或许会被一些人认为过于刻板，但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却使学生们在作为工程师的素质培养方面得益匪浅。

《西南联大机械系回顾》

第二章　回想当年的校园生活

杨振宁：最好的大学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物理学士学位后，做了该校的研究生。为了准备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到英国师事福勒。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便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超晶格》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收到；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学到了许多许多知识。冬天，我们的教室又冷又透风，上实验课时，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设备；但是，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物质条件。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年）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密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西南联大回忆》

易颜：李政道在西南联大

在这抗战的大后方，李政道对前方战士能在疆场上浴血奋战，感到无限地仰慕，国家受日寇铁蹄蹂躏的耻辱时时刻刻在他心中激起波澜。当时联大的校训为“刚毅坚卓”，同学们以此为铭，鞭策自己。每当傍晚时分，他便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漫步在田埂上，纵谈天下大事，吟诵联大的校歌。

李政道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初次结识了后来和他一起捧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来到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已经毕业，正在联大附中教书，但由于他们都与吴大猷先生过往甚密，因此彼此比较熟悉，李政道把杨振宁看成是自己的兄长，对他的学识十分敬重。1945年夏天，杨振宁考上美国的留学生，他们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接触时间，但却为日后这两位当代杰出物理学家的携手合作埋下了契机。

西南联大是在中国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办起来的，而一大批日后驰名中外的著名科学家，都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学生时代。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是他一生中十分难忘的岁月。在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对他成长起着最重要作用的，要数吴大猷先生了。当时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吴大猷先生，虽然只有40多岁，但已是颇有名望的物理学家了。他为人热情，是联大的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他一生淡泊名利，只是对人才特别地爱护，深受师生们的爱戴。吴大猷先生独具慧眼，感到李政道具备了一个成功者的迫切求学的心理素质，不是那种见困难就望而生畏、不思进取的人。

李政道

李政道在他的成长道路上幸运地遇上了这样一位好师长。诚然，人在一生中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要面临许多次新的选择。而在选择的关头能遇上给予赤诚帮助的人，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它将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李政道当时虽然只是二年级的插班生，但校方根据他的能力，让他上三四年级的课程，二年级的课程只要参加考试就行了。他这一辈子永远难于忘记他在春城度过的大学生活，正是这段难忘的岁月，使其躬逢其盛，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西南联大学子李政道》

章成艳：“二妙”之一李赋宁

李赋宁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深得老师们的喜欢。吴宓先生喜欢李赋宁先生美才好学，上课精神贯注，悟性好，笔记、作业清晰有条理。钱钟书先生1938年所授Contemporary Novel（当代小说）和Renaissance Literature（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两课，吴宓先生就是读李赋宁先生所记讲义而赞为“甚佳”“甚佩”的。钱钟书先生在昆明随吴宓先生等人游宴，屡称周珏良和李赋宁为“二妙”，离开昆明后来信犹作此称；所以吴宓先生在1941年秋周珏良偕方湘离开昆明时以《北归赋》诗赠别，其中有“云路双飞俊，文津二妙骖”之句。

《联大外语系“四大才子”之一李赋宁》

吴大猷：漫长的往返路程

1940年秋天，日本空袭开始频繁了。西南联大校址在昆明大西门外，因为躲警报，所以将上课时间安排在上午7时到10时，下午4时到7时。从岗头村走到学校要一小时，我住在岗头村，早上5点多钟就要起程，6点3刻左右到达，上完课又要赶回岗头村。累是不必讲了，穿皮鞋走石子路，一天两个来回共约20多里，用不了几天，皮鞋就要打掌。更费的是袜子，不知穿破了多少双。那时，我有一条黄咔叽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上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虽然学校里有人穿得好一点，但不论谁穿什么，倒也没有人感到稀奇。

《我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陈省身：室友华罗庚

联大数学系主任先后由江泽涵、杨武之先生担任。三校联合，教员不缺，所以我有机会开高深的课，如：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方程等。我也曾同华罗庚先生、王竹溪先生合开李群讨论班。李群的理论后来在数学和物理领域都有重大的发展和应用。

数学系有很多好学生，教授中最突出者为华罗庚与许宝。我每年都写论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我把法国大数学家卡当的工作搞得很熟，后来这些都成为近代数学的主流之一。

有一个时期（约一年半）我与华罗庚、王信忠两位同住一房间。每人一床，一小书桌，一椅，一架书，摆满一个房间。早晨醒来便开玩笑，但是工作的情绪很高。

《我在联大的六年》

王世堂：“抢书”的朋友

西南联大1941年的新生，被安置在昆明大西门外借用的原昆华中学校舍内。七八百个年轻人，朝气蓬勃，上课、吃饭和男生宿舍都在这里。但是晚上，教室里没电灯，宿舍里电灯太暗，自习就成了大问题。学校本部——新校舍的图书馆离此有两里路，较远；上龙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图书馆（借昆华高工原校舍）不错，晚饭之后我们便三五成群纷纷前往。当时一年级普通物理课本是Duff著的物理学，写得简练，我们不满足。老师介绍德国的Grimsehl著的物理学做参考书，师范学院图书馆就有，于是上图书馆又抢位子又抢书，成为我们晚上的“双抢任务”。

有一天，我“抢”到了书，便满心欢喜地坐下来看。一会儿，感到有个人总在我身边转，抬头一看，那人个子倒不小，却生一张孩子脸。他和我商量：“你看完先别还，让我看一会儿好吗？”那还能不答应？于是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知道了他叫邓稼先。当时大一普通物理课由赵忠尧教授、霍秉权教授、郑华炽教授和许浈阳教授各教一个班，他是郑华炽先生班上的。我发现邓稼先看书做笔记非常仔细，有些段落简直是全抄，当然这样速度就慢了。以后，他不再和我们抢书了，原来他怕占用书的时间过多而影响别人，便从别处借了一本。

《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

王世堂：不耻下问的“小孩”

邓稼先

有一次，教普通微积分的赵淞副教授在星期天早上搞课堂讨论，让学生们提问题。学生们怕老师反问，答不出当众出丑，因而提问的人不很踊跃。但稼先却勇敢地提问了。赵教授反问他：“什么叫微积分？”这个问题，初学微积分的人很难回答得确切。稼先当时答：“是曲线下的面积。”赵老师接着又问：“三个苹果加五个苹果等于多少？”大家莫名其妙，稼先只好答：“等于八个苹果。”赵教授又说：“问小孩三加五等于几，他可能说不清，但说个有名数，问三个苹果加五个苹果，小孩一定会回答得清楚。积分以曲线下的面积作例说明，也只是有名数的例子的一种，积分一般说来是一些数之和。”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次讨论会使我们这批学生知道注重对微积分的数学概念做更概括深入的理解，而不单是限于理解有名数的计算方法，这对我们终身受益匪浅。而稼先却从此落下个“小孩”的外号。由于他有这种不懂就问，不怕出丑的学习精神，再加上他有郑教授这样的姐夫指导，又有杨振宁这样的朋友帮助，他的长进就不是考试成绩所能衡量和一般同学所可比拟的了。

叫邓稼先“小孩”，并不冤枉他，在同学里他的表现的确像个“小孩”，他默认了这个外号。首先他年龄就比同班同学一般都小。另外他和你熟了以后，就经常要你讲故事听，没完没了地要你讲，直讲得你口干唇焦才告暂停，不定哪天又要你讲。但他也讲故事给你听，他讲的尽是科学家的故事。记得有数学家阿贝尔和科学家居里夫人等的故事。除此之外，稼先还以更大的热情讲当代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当时因为科学不普及，大家不了解中国有哪些科学家，都在干什么，已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些成就有什么意义。他讲的事，由于当时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因而感觉新鲜，和今天的感觉不一样。

《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

王世堂：爱说“Pure”的邓稼先

稼先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但他开阔而不随便，他有他的欣赏标准。他要别人给他讲的故事，都是那些世界文学名著中的故事。当时由于正在抗战，物质条件还不如抗战前，很难借到这些书，尤其是中译本。我们都被他拉着讲以前读过的书，如《双城记》《冰岛渔夫》《简爱》和《基度山恩仇记》《复活》等等，当然我们是讲得残缺不全。但即使这样，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总要问：“那后来呢？”很快，我们肚子里的故事都被他掏光了。那时我们买不起新书，也没功夫看新书，但在当时买张电影票比买本书便宜多了，看电影就代替了看小说，成为课余调剂生活的最大享受。这条新路子也是邓稼先最早发现的。首先从音乐片子开始，记得有《翠堤春晓》《寒夜琴挑》《春江花月》等，都是他先看过又推荐大家去看，他又看第二、第三遍。

我们发现，他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字典上的解释是纯洁、纯粹。谁的思想感情行为好，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含义就是说这人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的这个标准，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吴鸣锵干脆就叫邓稼先“Pure”。这个新外号是对稼先的特点与本质再恰当不过的写照，他就是纯，真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人。他从美国回来后，我们还是这么叫他。

《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

姚秀彦：漫画版冯友兰

联大又承袭了北大的自由精神，本来文化的领域是何等宽广，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教授们如此，学生亦是如此。教授们每人都有不朽的学术成就，别人无法取代，因此，不必相轻，不必击倒别人来证明自己站立得住。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所谓出版就是指不花钱的壁报。一进新校舍大门，墙壁上花花绿绿的都是壁报。不雷同、不抄袭、不附和、不谩骂、不临深以为高，各人发抒独立的见解，严正一点的也不会给人一种“说教”的枯燥感，轻松的也“谑而不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就是人生。人生本是要有多样的意见，缤纷的色彩。记得冯友兰先生新出了贞元三书：《新世训》《新理学》《新事论》，深入浅出，风行一时。曾蒙蒋委员长召见，壁报上就有人画了一幅漫画，将三书画成台阶状，阶上有一长须老人向上走。冯先生下课经过此处，背着手看壁报，丝毫没有不快表示，反而频频点头，说：“样子很像，样子很像。”

《永远怀念西南联大》

龙美光：联大图书馆

1937年9月1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图书设计委员会，由各系教授参加，负责图书购置。清华和北大南迁时均不忘把图书设法带进昆明。清华大学在战前已预见到局势不妙，提前运出500箱重要图书到汉口；1938年春，中文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朱自清从北京带来3万册图书，可惜，约7000册在重庆被日机炸毁。同年，又指定一些教授在迁昆途中经过广州、香港时向外订购图书。加上外国一些大学教授的捐赠及同其他学校的合作，由此，西南联大图书馆成为云南第一座独立专用的图书馆，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共有中文书33910册、外文书13478册，但因缺乏购书经费，每年只能新增约500册。

西南联大图书馆与图书馆内用废汽油桶、木箱叠架起来的书架

每年暑假，联大的同学们就贴出小广告，将已用过的书出售给低班同学，再用此款去购买高年级同学出售的教材，或借图书馆的书到外面去印。据说只要凑足30本，商人就答应帮学生们印图书。

联大图书馆每天开放14个小时，却还是不能满足众多同学的需求。不论寒暑，每天清早，门外就黑压压地聚集着一大片同学。门一打开，学生就蜂拥而入。有幸入馆的同学都抢着去借指定的参考书，或是去阅览室占领座位，形成一股奇特的抢借与抢座风浪，馆门因此多次被挤破。

《西南联大藏书印探幽》

高小文：暑期的军事训练

1938年夏，根据当时政府的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须在暑假期内接受一次集中军事训练。当时在昆明仅有两所大学，一所是原在昆明的云南大学，另一所是于一个月前刚抵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两校一年级生共近300人。联大人数较多，编为两个连，云大的学生编为一个连，集训地点在昆明北门外的北校场，这是当地原有的一所旧军营，占地不小，四周环以树木，环境幽静，空气清新。

营舍区在校场的远端，四面围以高墙，墙外大片平地便是每日出操训练之所，进入营内是一个小操场，右侧是一幢三层楼房，供队部办公和教官们住宿之用，此外便是一排排狭长的营房。营房内，半边沿墙是砖砌的土炕。土炕上每隔一米宽用砖砌成半人高的隔墙，每一间隔内规定睡两个人，另半边几乎是一无所有的空地，作为学生在室内的活动空间。每排营房之间都有一些余地供各连整队之用。由于这是一所旧军营，加以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破旧灰暗。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兴高采烈扛着行李进入营舍之后，却不由得人人都抽了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发现土炕上的臭虫真是多得惊人。有的同学惊呼：“真是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有的高喊：“可以一把一把地抓得起。”总之，一片片、一堆堆的臭虫真使我们手足无措，但是大家还是各显神通，各尽所能，把土炕整理干净，安顿下来，接下来，伙食又在折磨人了。我们都是些20多岁的大小伙子，正是狼吞虎咽的年龄，一天操练下来，吃的却是含沙的饭，嚼的是缺盐少油的菜，菜里还不时出现些苍蝇和小虫，有一两次竟然从菜里夹出了整只蝇子。怎么办？向队部反映！但队部的回答是：“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站岗放哨、煮饭烧菜的弟兄们不是同你们一样！他们哪一个有过怨言！日子长了你们会习惯的！”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不过世上有些事是无法“习惯”的。几天来我们所身受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作风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所无法“习惯”的，非但无法“习惯”，怨气还大大超过了吃不好、睡不好这两个方面。

《军训风波》

张定华：“翻车事件”

1939年3月的一天，学校放春假时，剧团同学带着行李坐着学校的卡车去昆明附近的杨林。大家对于下乡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情绪饱满，态度认真。卡车行进中，有人练唱歌；有人用云南话对台词；有人默诵讲稿，还在为搞好这次下乡宣传积极准备。不幸在将近杨林的中途，卡车忽然翻了，整个车身从公路上翻到路旁的田野里。有人被抛出车外，有人被扣在车下，多数的同学受了伤，有的人伤势严重。这次下乡宣传的主要倡导者与组织者地下党员张遵骧，摔得脑震荡昏迷不醒；“民先”队员黄宣当时正在背台词，咬断了舌头；“民先”队员孙观华等摔得昏厥过去。下午，学校闻讯派车把大家接回昆明。重伤的同学送进医院，黄宣的舌头经过手术，不久痊愈。张遵骧受伤过重，两三年后，脑力才恢复正常。

当时，在抗战的后方，潜藏的汉奸和国民党特务，对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向是破坏与阻挠的，同学们对这次突然翻车的意外事件，极为愤怒，要求学校当局调查。学校调查后说是因司机检查不慎，螺丝松扣，造成车轮脱落，因而翻车。“翻车事件”就不了了之了。但广大群众对同学们下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翻车事件”都非常重视。当受伤的同学住在医院时，剧团内外的同学纷纷前来探望、陪护。剧团的导师们多次来医院慰问。曾昭抡老师不是剧团的导师，但他对剧团的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一直是关心和支持的。听到同学们因翻车受伤，他一天两次从西郊的学校步行进城到医院探望同学，询问治疗情况。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也曾到医院来慰问受伤同学。许多素不交往从不相识的人来医院询问病情，写信慰问，赞扬同学们下乡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对受伤的同学表示由衷的关怀。

《昆明的联大剧团》

孙观华：活跃的辩论会

在1939年西南联大选举成立学生会时，社会学系学生会的选举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关联，竞争颇为激烈。我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当选为第一任系学生会主席，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与系里的袁方、黎宗猷、沈瑶华等同学一起开展了工作。我们围绕着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以系学生会为核心，在校内举办演讲会、研讨会及辩论会等，每次选题都是同学们所广泛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很吸引人。确定题目后贴出海报。演讲会或辩论会都是在晚间举行，参加的人很踊跃，有时是老师的专题演讲，有时在老师演讲后就展开讨论或辩论，各摆各的观点，各论各的主张，有事实，有论点，空气活跃，教室内外经常充满爽朗的笑声。这种情景充分表现出师生在学术上的民主空气。记得有一次，潘光旦老师讲优生学及家庭问题。他主张妇女在40岁以前最好在家带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长后，母亲再参加社会工作。这个论点一谈完就遭到一些女同学的异议，辩论起来。尽管女同学在论争时情绪激昂，潘光旦老师仍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微笑着阐述自己的观点，师生谈笑声在校园中回荡。这样的讨论会曾举行过多次，每次都吸引很多同学参加，是其他系会少有的。

《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二三事》

杜汝楫：考高分不容易

1939年，我从沦陷区辗转到达昆明，在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攻读政治学。在我上一、二年级时，虽然见过我们的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但没有听过他的课，对他了解甚少。张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政治系讲授两门课程，其一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另一门是近代西洋政治思想，都是全年的（两个学期）课程，分别由三、四年级学生修读。张先生讲课非常认真，内容丰富而生动，条理清楚而深入浅出。他讲授的两门课，范围甚广，涉及许多思想家和著作，确实很难讲好。张先生能够抓住重点和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听过他的讲授，再阅读他指定的参考书，都会大有收获。老实说，我对政治学感兴趣还是在听了张先生的课之后。张先生出的考题很有特色，不但有深度，引人思考，而且四道题中总有一道题是他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所以，学生如光靠复习课堂笔记和阅读课本就无法得到高分，甚至不容易及格。每当公布考试分数时，往往使人大吃一惊：只有少数几个人得八九十分，而成绩最低者可能仅有三四十分，一下子把学生成绩拉开。这表明他既注重学生的知识，也注重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他并不要求学生的答案符合他自己的见解，哪怕同他的见解相反，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就不影响分数。本来，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所涉及的思想家和著作，学术界向来有争议，可能是永远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张先生采取既严格又宽容的态度，鼓励学生自由探讨，是难能可贵的。这对我一生的学习和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

《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

冯至：林场茅屋

我初到昆明，一位家住昆明的同济大学同学吴祥光给我许多热情的帮助，他很快地为我们在大东门内报国寺街找到住所。如前所述，1939年暑假后，渐渐有空袭警报，人们预感总会有那么一天，敌机来轰炸昆明。8月20日，吴祥光带我们去参观他父亲经营的林场，那里有两间空闲的茅屋，他问我，一旦昆明有空袭愿不愿意到这里来住。我欣然答应了。那林场周围20里，已经营20多年，种植着松树、枞树，还有巍然耸立的加利树，位置在金殿的山后。走出大东门，沿着去金殿的公路，约七八里到了小坝，再往前走过路左边的菠萝村，向右拐不远是一个名叫云山村的小村落，此后便顺着倾斜的山坡上弯弯曲曲的小径。走入山谷，两旁是茂密的松林。林场所在的山叫作杨家山。

林场主人在一口清泉的附近盖了七八间简陋的瓦房，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林场的“管理处”。周围有宽广的空地，土墙围绕，茅屋在围墙内的东北角，跟那几间瓦房有一定的距离。那里空气新鲜，特别幽静，不仅可以躲避空袭，也是“疗养”的好地方。我看中了这茅屋，安排下简单的床板桌凳，预备了一些米和木炭、一个红泥小火炉，靠墙摆了几只肥皂木箱，此后一有空闲，就到那里去住两三天。这种“周末”的清福，我过去不曾、后来再也没有享受过。1940年9月30日昆明遭受轰炸，10月1日以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住在那里，不只是度“周末”，而是以茅屋为家了。进城上课就住在学校教员宿舍里。我在那茅屋里越住越亲切，这种亲切之感在城里是难以想象的。

《昆明往事》

冯至：习以为常的跑警报

我在1939年暑假后，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接受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聘书。这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供文、理、法三院使用的新校舍已在大西门外落成，分南北两区，北区一边是课室，一边是男生宿舍，中间是图书馆，南区面积较小，完全是课室。房屋十分简陋，铁皮房顶，室内是泥土地，却呈现出一片“安定”的气象。据说1938年9月28日敌机曾一度轰炸昆明，此后平静无事，将及一年之久。从1939年下半年起，有时有警报，却不见敌机，可是人人心中都有“早晚有那么一天”的预感。果然，1940年9月30日，“那么一天”终于来到了。预行警报发出后，紧接着是紧急警报，大家觉得这次不比寻常。那时我住在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寓所后五华山坡下挖有一座防空洞。我们便跑到闻家，与闻氏兄弟一家躲入防空洞。我和闻家驷因为同在外文系，早已熟识，闻一多，我还是初次见面。大人和小孩屏息无声，只听着飞机的声音在上边盘旋，最后抛下几枚炸弹，都好像落在防空洞附近。飞机的声音去远了，又经过较长时间，才解除警报。大家走出洞口，只见一颗炸弹正落在洞门前，没有爆炸。我们回到怡园巷家里，则是一片慌乱，我住房的后院炸出一个深坑，走进屋里，窗上的玻璃破碎，到处都是灰尘，屋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块又长又扁的石头。第二天全城骚然，昆明的市民扶老携幼纷纷向乡间疏散。我们也迁到金殿山后一个林场内的茅屋里。我因为要到学校上课，往往是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上山，单程约15里，走来走去，也不觉得劳累。

这年10月是警报最频繁的时期，此后过几天总有一次警报，一直延续了两三年。在山上时，听到警报的声音，当然无须移动，若在城里，预行警报一响，就往城外跑。后来渐渐摸出规律，警报响时，多半在上午九十点钟，警报解除往往在下午二时左右。敌机轰炸目标，有时是昆明，有时是云南其他地方，有时根本没有飞来。飞机的数目并不多，几架，十几架，很少超过20架。掌握了这个规律，跑警报也就习以为常，由早期的惊慌失措转变为泰然自若。警报来时，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或走入树林，或在土丘旁小坐，或在田埂上闲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而且会遇见朋友和熟识的学生，大家不招自来，很自然地凑在一起，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的消息和政治局势的动向，也会谈到与学术、文艺有关的问题。日久天长，渐渐探索出朋友们走的路线，谁经常往哪里走，在哪里坐下休息。所以要找某人谈话或接洽事务，就用不着登门拜访，在这里相遇，谈起话来，格外自然，有什么麻烦事也比较容易解决。有时不想遇见熟人和朋友，便找个偏僻的地方散步或坐下，想些从前不大想过的事。

《昆明往事》

钱德基：学生自治会的改选

在联大，地下党同三青团之间的斗争，主要在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1940年，学生自治会开始改选，各学院各系级都推出了理事候选人的名单，揭开了序幕。国民党、三青团认为，他们在师院的人很多，而上一届自治会和膳委会都在他们把持之下，改选起来必操胜券，所以决定师院自治会的改选先走一步。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从抗战的形势来看，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八路军则捷报频传，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异常活跃，根据地不断扩大。这些消息通过重庆的《新华日报》早已传到联大。另外国民党统治区吏治腐败，物价腾涨，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是大家切身体验到的，不能不引起深思。加之群社的活动扩大了政治影响，于是在师院学生自治会改选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针对三青团分子企图继续把持自治会的领导权所作的自我吹嘘，我这个一向被看作是“书呆子”的人物也沉不住气，站起来发言了。我说：“你们这些自治会和膳委会的委员因故离职或在假期中离校，可以不通过补选而任意聘请委员。这样私相授受，永保江山，哪有什么民主，什么自治？又何必进行这种愚弄群众的改选？”由于这些话揭到了他们的痛处，许多同学也纷纷起来指责他们包而不办、把持学生自治会的行径，三青团分子虽也勉强作了一些无力的辩解，可是投票的结果，他们遭到了全军覆没的下场。事后，训导长查良钊找了些积极分子商谈，打算“重投”。大家认为那样做更不民主。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经过参加投票的代表们协商，让几个未列入候选人名单而当选为理事的人（我也在内）主动退出，补上几名三青团员，才告结束。

紧接着工学院的学生自治会也开始改选了。当时工学院只有刘棕、刘楷等两名党员，但受到师院改选的影响，三青团在那里也失败了。消息传到校本部，三青团慌了手脚，决定推迟改选。他们做了许多“工作”，改选时，所有三青团员都通知参加，群众出席的也特别踊跃。在改选大会上，舌战十分激烈。由于党通过群社社员团结了中间同学，选举的结果进步力量占了绝对优势。一位留美的教授听了同学介绍的选举情况，笑着说：“你们的选举比美国还要民主，美国人选举时还常常大打出手呢，你们只辩论，没有打架，比美国人来得文明。”

听老同学介绍，上一届学生自治会选举时，虽然事先双方推派代表进行协商，进步同学按照协商结果投了票，三青团分子却玩了花样，不按协商好的名单投票，才攫取了主要的领导权。他们把持住学生自治会，没有为同学们办什么事，改选失败，是自取其咎。此后，群社的活动更蓬勃开展，影响更加扩大，三青团逐渐滑沉下去，壁报上的论战也有气无力，反而成为“地下”党了。

《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杨天堂：大西门外的新校舍

1942年秋，我们搬到大西门外的新校舍。新校舍从前门到后门修有一条宽约三四米、长约百多米的大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两半，东半为学校领导机关、教室、文法学院各系办公室、图书馆、食堂和集会的大草坪，多为铁皮顶的平房，西半除斋务股外，全部是学生宿舍。宿舍是一个模式，泥墙草顶，长条形，像仓库。多数是南北走向，只在西南部有两三栋是东西走向。无论是南北走向也好，东西走向也好，都是两头有门，中间是通道，两边相对摆放架子床，各10张，每床上下各一人。每四人为一组，占有一个只有几个木棍的窗子，每组都各自用旧布单遮住。这四人就成了个与他人隔绝的小“城邦”。

《西南联大时期的袁可嘉》

在图书馆刻苦学习的学生

西南联大遭日寇飞机轰炸

王景山：别具特色的“八宝饭”

从1943年到1946年，我在联大求学3年，吃饭没有成为问题。我们是家乡沦陷的所谓“战区学生”，可以领取“贷金”，这事也归训导长查良钊先生管。抗战胜利了，改为“公费”，总之是吃饭不要钱。

但当时吃的“八宝饭”却别具特色，其中当然有大米，不过也掺和着一些杂粮，以及稗子、草屑、沙粒，各种小虫子，甚至老鼠屎之类。好几大木桶“八宝饭”，或“八宝”稀饭，往食堂的地上一放，大家蜂拥而上，进行“围剿”，帽子、眼镜落入桶内的事，也听说过。云南著名的“过桥米线”、气锅鸡，我做学生时可是从未问津的，吃不起。但街头巷尾小摊上卖的烧饵块，其身份地位大致相当于老年间北京的烤白薯，是大众化的食品，价廉，而且吃起来别有风味，至今难忘。

《西南联大生活杂忆》

王景山：灰布长衫是主流

联大同学当年穿什么衣？一般说，女同学多是一袭旗袍，冬天加一件毛线外套，差不多了。男同学穿阴丹斯林蓝布或灰布长衫是主流，听说是老北大的传统。不过此时已不为潇洒，而重在实用了。它可以遮丑，大褂一穿，破裤子、烂衬衫之类，就都可以隐而不彰。当年同学们办的阳光美术社的壁报上就有一幅这样的漫画，掀起长衫后襟，露出部分臀部，“幽”了我们自己一“默”。穿西装、夹克的也有，听说分别是抗战前清华和南开的流风余韵，此刻多半陈旧，已非当年的笔挺鲜亮了。

油头粉面、穿着摩登（今称“时尚”）的偶尔也有，或是个别爱显摆自己的公子哥儿，或是跑滇缅路走私暴发的“乱世英雄”，很为广大同学所不齿。

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的女生装

昆明四季如春，冬天一般不很冷。不过也下过雪，有时冷起来好像也需要一件大衣什么的，这就要感谢当年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在联大主办的学生服务处了。他们举办了多项服务措施，设有阅览室、礼堂、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还向同学们供应廉价早点，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我记得每当冬天到来，他们还出借棉大衣，对联大的一些穷学生来说，真是雪里送炭。

后来当翻译官和参加青年军的同学陆续回来了，就有了一些穿美式GI军服的。再后来，驻昆明的美军越来越多，街上就出现了专卖美军用品的小摊，从全套的军装到军毯、蚊帐、睡袋，直到自来水笔、打火机，物美而价廉，同学们趋之若鹜，至不济也买双翻皮大靴子穿穿。

《西南联大生活杂忆》

任之恭：迁校初期的艰难生活

西南联大迁昆初期，校舍困难，工学院借用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法学院和理学院借用因空袭疏散下乡的昆华中学等中等学校旧址，文学院则暂设在蒙自。后来，西南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购地建造了一些简陋的茅草房称为新校舍。文、理、法学院都在那里上课，工学院仍留在拓东路，新增设的师范学院则借用昆华工校的校舍。

我在新校舍那种筑土为墙的教室里教过一门无线电电子学的课，当时班里的学生有杨振宁、张守廉等人。杨、张确实是最优秀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常有日机轰炸的空袭警报，师生就一起跑到新校舍北面的山坡上或干沟里躲避。有时，也在警报声中和学生就在野外上课。

我在联大工学院也担任过电机系主任，开过电磁波等课程，中午就在工学院的望苍楼教工食堂吃饭，伙食是很粗砺的。记得有一次，一位教师在粗米饭里咬到一块小石头，不幸崩掉了一颗牙齿，真是冤枉。

我在昆明大部分时间是担任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所长。我们的研究所为了躲避空袭，设在距昆明十多里的大普吉。住家则在距研究所二里远的梨园村。这个村子里住有十多家联大教师，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吴有训、赵忠尧、吴达元、杨业治、赵访熊和我家都住在那里，也颇热闹。

《我在西南联合大学》

郭沂曾：“跑警报”

当时躲避日机轰炸叫“跑警报”。日机一来，昆明市立即发出警报，全校师生闻声纷纷向郊外跑，躲进郊外那些没有顶的防空壕里。郊外不是日机轰炸的目标，因而比较安全。在壕里可看到日机在天空盘旋和丢下的炸弹，并听到阵阵爆炸声。一般都是上午开始“跑警报”，下午三四点钟才回来，各人带点干粮当作午饭。有的同学还带着书，在郊外自习功课。白天“跑警报”耽搁的课，老师便在晚上给学生补。空袭多时，常一连几天都“跑警报”，师生们都很疲劳，但教学工作仍旧坚持，力争少受损失。

《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3年，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系应届毕业生合影

张闻博：教室设在古庙里

我们1944级的学生，一年级的学习生活是在四川省叙永县度过的，处在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年代，学习条件之差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的教室、宿舍都设置在条件简陋的几座庙宇里，如春秋祠、南华宫、帝主宫、天上宫、文庙等，庙宇的侧殿都改建成了宿舍，同学们睡的床都是上下铺，没有书桌，就买两个破木箱架起来。那时叙永没有发电厂，晚上大家都靠油灯或蜡烛看书、做作业，伙食当然也不会好，一般都是清水煮白菜，清水熬豆芽，没有什么油水，只有等到月底结账有节余时，才会吃上猪肉，打打“牙祭”。条件虽然简陋，生活尽管艰苦，但师生们都很勤奋、认真。老师忠于职守，严格要求学生，对学生的提问百答不厌，细心诱导。如霍秉权、郑华炽、陈嘉、赵淞、刘晋年、王佐良、黄茂光等老师都是如此。学生刻苦用功，潜心学习，奋发向上，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当然在学习之余，大家也很重视锻炼身体。尽管学校的操场面积不大，但打垒球、篮球、足球的风气都很盛行，像钱亿年、刘金钺等都是足球场的活跃分子，他们都具有南开中学的那种传统式球技，也有些同学每天早起在大街上跑步锻炼。

《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时的生活杂记》

张闻博：贫穷学生的“贷金”待遇

贫穷时学生倒是可以享受“贷金”的待遇，每学期开始，同学们可填写“贷金申请书”，请学校当局审批，有些同学害怕审批的那天不易被批准，便穿上破旧的大褂、鞋裤、长长的头发，使人一看就会产生恻隐之心；有位同学在审批的那天穿上他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因而大家为他取了个绰号“贷金大褂”。当然也有些同学，平日总是吃素，口中“发寡”，领下贷金来，凑上几位好朋友到茶馆里面买点心、椒盐花生米来解解馋。我还记得，当时叙永的本地老乡不兴吃猪肝、猪心、猪肺等，因而价格也比较便宜些，偶尔我们也会下饭馆品尝一番。早晨洗脸是没有热水的，宿舍附近有一条河，因此天色蒙蒙亮时，每个同学都端上自己的面盆、毛巾、牙具到河边去漱洗。有位广东同学林书闽，非常爱音乐，从河边走到宿舍，边走边唱，脚上穿着“呱嗒板”木鞋，用以打着节奏，街上的行人，尤其是小娃娃，有时也会停下来，欣赏他的歌声。

《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时的生活杂记》

张闻博：茶余饭后打桥牌

叙永街上有不少的茶馆，每逢星期日出外逛逛，顺便走进茶馆喝茶解乏。茶馆里面有高高的躺椅是用竹子做的，夏天坐上去休息很凉爽，你可以品尝一下四川的盖碗茶。当时同学们打“桥牌”的风气是盛极一时的，因此有时也凑上四位同学来打桥牌游戏。在茶馆里，你经常可以看到提着小篮子叫卖“南瓜米、椒盐花生米”的小贩们，夜间用电石灯挂在提把上，火焰发出丝丝的声音，光耀照人，使人能感到热乎乎的。夜间当你走到街上，能常听到卖米花糖的小孩高声叫喊：“炒米糖、开——水”，把其中“开水”的“开”字拉着长声吆喝，听起来非常悦耳。

《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时的生活杂记》

贺连奎：活泼调皮的学生

然而学生毕竟是活泼的。上课时聚精会神，课间休息时又凑到一起笑语喧哗。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南腔北调，沦陷区来的同学思念自己的家乡，更容易凑到一起说家乡的方言。这样，无形中往往形成几个语区。我们这些北方来的，自然要讲“国语”，江浙一带来的以上海话为“标准语言”，而两广的同学则讲粤语，有吋，他们也跑到上海话圈里讲些生硬的“吴侬软语”，或到普通话圈里练练广东味的北京话。这在无形中形成了全国的语言交流。

爱说爱动是青年人的特点，但有时也会惹出麻烦来。1944年春天，航空系的何东昌和机械系的傅曾佑弄来一个地雷。他们平安地取出了其中的炸药，要做做试验。二人把炸药往一个铜笔帽里填装，这时笔帽爆炸了。他们都被炸伤，急送惠滇医院。医生未及细问嵌进肉里的是什么破片，便用磁铁去吸。何东昌急忙告诉他：“铜笔帽的破片，磁铁是吸不出来的。”

《在联大工学院的天地里》

胡邦定：编报人的辛苦

且从我自己编的一份壁报说起，从中可以看到编报人的辛苦。联大规定，学生办壁报，要到训导处登记，还要有一位指导教师。1944年初，我们历史系1946级成立了级会，决定办个壁报，起名《潮汐》，由我和李凌同学负责。我们请中国近代史教授邵循正为指导，到训导处登记时非常顺利，还发给我们大约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的一块木板，作为壁报的载体。木板很粗糙，我们先用报纸把它满满糊上，使之平整，然后再用很白的连史纸盖上。为了让文章字迹清晰，整体美观，每篇文章都用同样大小的连史纸，用钢笔蘸着黑墨水誊写一遍。报头是我请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一位同学特地画了寄来的，以蓝天和奔腾的潮水为背景，并在画面右上方写上“潮汐”两个美术字。稿子都是本系同级同学写的。出报之前送请邵循正教授审阅，他看得很仔细。记得一篇题为《谈讽刺》的文章里，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两句，邵先生特地把“嬉笑”的“嬉”字改为“嘻”字，此事使我终生不忘。1944年5月3日夜晚，我和李凌忙了整整一通宵，到5月4日凌晨3点多才完成。当我们拿出去悬挂时，联大校门东侧的民主墙上，已经挂满20多份壁报，包括《文艺》《生活》《现实》《耕耘》《民主》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我之所以要讲这段往事，是我深知这些办壁报的同学都和我们一样，自己虽穷，却愿意挤点钱来买纸张文具，花时间、精力约稿、看稿、改稿、抄写、出版，个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就是凭着一股热情、一种信念，思想上或清晰或朦胧地想表达一种理念，追求一个目标。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黎勤：婚姻恋爱问题座谈会

1945年的“三八”妇女节，女同学会组织了一次“婚姻恋爱问题座谈会”，针对一些女同学中的问题（如生活作风不严肃影响学习，追求享受以至丧失民族气节等）座谈如何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原来只打算开个小型会，没有想到参加的人相当多，把昆北食堂教室都挤满了，有些男同学也来参加。因为这是个社会问题，我们特意请了社会系二年级的一位同学主持会议，这样做还起到了团结更多同学的作用。会开得很热烈，有的同学发言相当有水平，从正确的婚姻恋爱谈到妇女真正的解放，从今天的读书谈到明天的社会地位，不能做“寄生草”“花瓶”，更不能出卖自己等等。

《回忆西南联大女同学会》

张凤祥：别开生面的讲演活动

联大教授的讲演活动是频繁的，每星期少则一次，多则二至三次，学生可以自由听讲。联大教授的公开讲演，就我所知，主讲的教授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罗庸、罗常培，讲西洋文学的有闻家驷和卞之琳，历史系教授有吴晗、雷海宗、邵纯正和蔡维藩，政治系有系主任张奚若和周炳琳，生物系有潘光旦，化学系有曾昭抡，讲演的形式和内容：个人主讲的，有罗庸的《论语》十二讲（每周星期一讲），蔡维藩关于时事的讲演；集体分题主讲的，有端午节诗人晚会，闻一多主讲屈原，罗庸主讲李白，卞之琳主讲但丁；还有“五四”青年节的讲演，由张奚若、闻一多、吴晗及周炳琳等主讲。

《我在联大学习和工作的回忆片断》

贺连奎：工学院的实习区——江西会馆

从迤西会馆东小院出北门，经过图书馆的后身西行，便是江西会馆。这里主要是工学院的实习区。

先是一个小院，锻铸实习在这里，铸工的木模也在这里制作。机械系系主任李辑祥先生的女儿李娟那时还很小，用制作木模剩下的木块在这里玩积木。这就是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孩子的玩具。物质生活虽然这样贫乏，但李夫人对她女儿的教育却抓得很紧。高班同学说起，有一次听见李夫人问李娟：“‘羡慕’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李娟回答说：“就是心里觉得你好。”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同学们很喜欢这个小女孩，叫她“白雪公主”。

从小院再西行，便是江西会馆的殿宇。有一间作大教室，主要上电工学。另外，电机实验室、热工实验室也在这里。再南面则是金工实习工厂，机械加工在北，钳工在南。更南面则是清华服务社的木器车间，主要做家具。江西会馆的后进则作了土木系的材料实验室。三年级有各系共同必修课工程材料，吴柳生教授在迤西会馆上课，学生在这里做实验。

最北的院子是江西会馆原来的小花园。航空系的简单风洞、发动机实验室设在这里。印象中还有土木系的水工实验设施。院子的东北角盖了一间简易的绘图室，董树屏先生在这里教过我们机械制图。

无课时这院子很安静。星期天我有时来这里做功课，累了就把凳子拼起来，躺下休息一会。同学们曾在这里开过音乐舞会，唱片则是从美军那里借来的。

《在联大工学院的天地里》

贺连奎：工学院的教学区——迤西会馆

迤西会馆大门是工学院教学区的入口。进门是一个砖铺的大院子，北面大殿中的佛像用板壁挡起后作了教室。靠西墙是黑板，教桌前放若干张扶手椅。所谓“扶手”是在椅旁撑起一块约30cm×40cm的木板，笔记本可摊在上面，学生借此“take notes”。

东西两廊是两层，各呈“冂”形，环抱着院子。“冂”的上面一横是长条的绘画室兼教室。装有几盏瓦数不大的电灯，晚上可以在昏黄的灯光下做功课。那时昆明的发电能力不过三四千瓦，用电又常超过，电压达不到220伏。“冂”的北面那一竖，则是一间小教室，这样北面得出两间教室；“冂”的南面那一竖，通向一个大教室，它正好位于迤西会馆大门的楼上。比我班高的同学讲，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在那里给他们上过空气动力学，这是工学院学生公认的“天书”，但何东昌却屡考100分。

两廊的楼上，一面是墙，一面只有柱子和栏杆，连窗棂都没有。估计从前在大殿前唱戏，这两廊都是看台。小教室和绘图室是相通的。记得我在三年级时，任之恭教授在东廊北端的小教室里给电机系四年级讲电波概论。出于好奇，我曾坐在绘图室的北端听过一次，下午上课，学生不足10人，满黑板数字，很难听懂。任先生那时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今天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东西廊的楼下则是各系的办公室，每间的面积不过10平方米左右，小得很。大殿有多扇上有窗格的门，门楣的上方正中悬挂一个大挂钟。从东西廊的中部以南都能看到。那时的大学生没有几个有手表或怀表的，在东西廊考试时看看这个挂钟，可以有些时间观念。

云南籍的校工老魏就是看着这个钟按上下课时间摇铃的。他从这个院子边向后院边走边摇铃，一直摇到东跨院。今天，我还能想象出他那不高的身影和经常带笑的面容。工程师摇篮时代的种种，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在联大工学院的天地里》

郭沂曾：联大物理系

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联大新校舍的东北区（理学院其他各系都在新校舍南区），占用五栋平房，其中有实验室、图书资料室和办公室，房子很紧。上课另有各系共用的教室。

物理系师资力量较强，基本上由原来三个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讲师、助教组成。饶毓泰任系主任，吴有训任理学院院长，教授有原在清华的叶企孙、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原在北大的郑华炽、吴大猷、朱物华等，还有从联大工学院来物理系兼课的马大猷，从联大师范学院来兼课的许浈阳和从清华研究所来兼课的任之恭、孟昭英等。

20世纪40年代的物理实验室

物理系设有普通物理、电学、光学、无线电和近代物理五个实验室，基本上适应了教学要求。普通物理课程和电磁学、光学、无线电原理等专业课程，平均三周作两次实验，近代物理课程作六七个实验。这在抗战时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重视实验的教学传统。为了保证给学生开实验和教师们的研究工作，系里设有一个金工车间，内有车床、铣床等，由王霖泽、董石如等师傅管理。这个车间为各实验室添配了许多零配件和简单设备，如光学实验中的双缝等。总之，这些实验设备来之不易，因而大家特别爱护。当时张文裕教授还领导着张家骅、郭沂曾、黄永泰等几位助教，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测量宇宙射线的实验室，用的几个盖弥计数器是在张文裕教授指导下，由王霖泽师傅在车床上制作的，整个装置也都是自己动手装配的。虽然质量差些，测得的数据不那么准确，但在抗战期间困难环境里，能够自己想些办法，装配起来进行实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吴大猷教授在昆明东北郊的岗头村，把从北京经天津运来的大型摄谱仪的光学元件装成一台摄谱仪，没有底盘就用砖墩代替，没有架子就用木架代替，都体现出了这种顽强奋斗的精神。

《忆西南联大物理系》

赵乃抟：从不计较穷和苦

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学生住的是草顶子宿舍，每个宿舍住几十人，上下铺。教室只有窗户，没有玻璃。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没有课桌，只有带扶手的椅子。有时听课的人多了，椅子不够，听讲站在窗外。学生们是真用功，学习非常刻苦。那时敌机经常空袭昆明，一遇警报，大家逃到郊外，警报一解除，立即回来上课。有时白天逃警报，晚上没电，点蜡烛上课。图书馆比较小，书籍资料也不多，没看书的地方，学生们在联大附近的茶馆里温习功课。老师们的情况就更艰苦了，因为比学生多个家庭负担。为了不受空袭警报的干扰，集中精力备课，老师们多住在乡下。我住在距昆明20多华里外的岗头村。去学校上课，天不亮就得动身，要走两个多小时。住在农村，晚上看书只有一盏油灯。除去备课还要料理生活，烧饭用泥炉，烧木炭。物价飞涨，工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相当贫困。尽管这样，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有着一副硬骨头，从不计较穷和苦，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坚持抗战。西南联大校内充满着抗战必胜的乐观景象和浓厚的学习气氛。西南联大的这种精神，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坚强意志。

《团结抗战的西南联大》

熊德基：“难民大学”

初到昆明，我的一位从长沙参加步行团跋山涉水来到昆明的老同学就笑着对我说：“你怎么也跑到这个‘难民大学’来了！”原来他们步行团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地走到昆明近郊农村时，有的农民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批大学生，便说：“又是一批外省的难民来了。”于是大家便把联大戏称为“难民大学”。这个名称虽然不雅，但联大师生绝大部分确是从沦陷区辗转流亡万里，才到祖国西南边疆昆明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身无长物，加上物价飞涨，衣食难周。联大迁到昆明，除借用当时因躲避空袭已疏散下乡的一些中等学校简陋的校舍和拓东路三个会馆之外，自行营建的新校舍，也因经费支绌，只好夯土为墙，捶泥作地，茅草盖顶（教室原是用铁皮作顶，后来也因经费困难，拆下铁皮卖给美军，改成茅草顶了）。绝大多数师生生活困窘，实在和“难民”无异。

《联大的回忆与思考》

田曰灵：恶劣的学习条件

西南联大于抗战的第二个年头在昆明开学时，校舍大部分在昆明大西门一带，一部分校舍是昆华工校等学校的房子，另一部分是新建的简易校舍，称为新校舍。新校舍分南北两区，中间夹着一条环城公路。北区的西半部是男生宿舍，全是泥墙茅草顶平房。东半部是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南区是理学院的教室和实验室等。教室和实验室全是铁皮顶的平房，一下雨，雨打铁皮房顶，叮咚作响，地上也尽是泥泞。校内有电力供应，但没有自来水，更谈不上煤气了。

化学系在新校舍南区占有四座平房。当年化学实验室的条件之差，现在恐无法想象。做有机实验，用做饭的炭炉子加热。没有自来水做冷凝水，就用两个小铁皮槽，一个放在实验桌的架子上，一个放在桌上，打上一槽水，不断地将水往上槽舀，保持冷凝水长流畅通。分析化学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蒸馏水，学生只好把井水煮沸过滤代替蒸馏水。

西南联大临时校舍

西南联大铁皮屋顶的教室

昆明还常遭日机的空袭，特别是在1940年到1941年，一放空袭警报，师生就得疏散到野外，半天上不了课。

《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

田曰灵：贴补生活

联大的学生多来自沦陷区，他们经济上不能得到家庭及时供应，甚至长期没有音讯，生活上靠领取贷金（类似于现在的助学金）。初期还能勉强支付膳费。后来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贷金难以支付膳费，学生们便不得不在课余找工作；最多的是当家庭教师。那时云南文化水平低，云南学生考取联大的绝少。一些家长就广为子女聘请家庭教师，这为联大学生开辟了财源。为了谋生，学生们什么工作都干，有的人甚至干空袭警报时挂红灯笼的事。尽管学生的生活如此困难，但学习却努力不懈。有的学生次日的膳费无着落，却照常进教室或实验室认真学习。尽管经济拮据，学生买教科书的钱还是肯花的。不仅努力弄懂教材，还抢着借参考书。新校舍图书馆每天开门前，门前总是挤满了学生，为的是占个座位，抢先借到参考书，以供自己钻研。

在抗战后期，教师们生活也愈渐艰苦。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有的教授家中在遇到特殊困难时，甚至由夫人摆摊卖旧衣物。有的则去中学兼课，以谋升斗。但人人还是认真教课，科研不中断。助教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期待考取公费出国留学，以求深造。

《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

田曰灵：自由选择学生宿舍

联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其气氛是比较自由融洽的。学校的一些制度如宿舍安排、课程设置等，有助于各系各年级学生接触交往。学校允许学生进行各种组织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从不举行“总理纪念周”那样的活动。训导长查良钊很少公开过问学生的思想，更多的是关心学校的纪律和生活困难的学生。

学生宿舍的安排，由学生自由结合，斋务管理人员在自由结合的基础上分配。我们女同学在一年级时住的是40人大房间，就有经济系、外语系、土木系、历史系、电机系和法律系的同学掺杂住宿。二年级时是8个人一间，室友来自五个系。三年级时4个人一间，则分属四个系两个年级。不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一起，自然地交往，经常谈论各自的经历、学习、见闻等等，无形中互相交流和影响。

《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

王宪钊：靠目力和“手感”观测气象

说到联大的气象设备，可说是零。没有水银气压表和风速风向仪，连最简单的温度表和雨量筒也没有。气象观测实习全靠目力和“手感”。云和天气现象、能见度用目力观察。风速，则看树枝的摇动。风小时，李宪之先生教我们用手指蘸水来感应风向，感到凉的位置所指的方向便是风向。风稍大时，将土屑抛向空中，从其移动的方向来确定风向。在毕业前我到昆明五华山气象台实习的时候，才真正摸到了气象仪器，体验了气象台的生活。毕业前还要写一篇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北平高空与北平天气》，是在李先生指导下进行的，资料是抗战前清华气象台高空风和地面观测资料，是李先生1937年离开北平时带出来的。

联大教师学术水平高，教学认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严格而不强制。同学们为追求知识而刻意上进，不只是为了一张文凭。短短八年中，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批气象科学人才。

《我在西南联大学气象》

陈炎创：实习与勤工俭学相结合

西南联大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沦陷区，贷金或公费只能糊口，穿衣书本用品等均无法解决，只好边读书边兼差（即勤工俭学）。于是担任昆明的家庭教师、中学兼课教师的联大学生很多。甚至打铁、挑水、拉警报、放午炮等杂活也有联大学生参加。唯有土木系学生的勤工俭学多能结合专业进行，方法是由系里组织，参加学校与外界合作的勘测、设计、加工和科研项目，如螳螂川水电厂公路、川滇公路、可保村兵工厂、巫家坝飞机场及历次的水电勘测队测量，和参加清华大学创办的“清华服务社”为社会各界进行设计、测量等服务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同学的温饱，又得到了实习锻炼，形成了土木系毕业生以测量见长的特点。而且勘测、设计、施工和科研都已经过一定的锻炼，毕业后很快就能单独工作，并起骨干作用。

《回忆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

陈炎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联大时期昆明市运动会留影。右1为马约翰（总裁判），右3为龙云（云南省主席）

工学院同学们课业很繁重，生活极清苦，但仍较普遍地喜爱运动，锻炼身体。校方很重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在迤西会馆后面的空地上，设有篮球场、排球场，以及单、双杠等体育设备。每天下午课后，运动场上常有玩球的、练单双杠的，十分活跃。土木系学生多为篮球爱好者，三、四年级同学经常进行友谊比赛，有时也与其他系的球队比赛。有的同学参加了“铁马体育会”。爱好游泳的抽空跑到滇池游泳。从这些小事可看出土木系同学的精神面貌，虽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仍然加强身心的锻炼，积极向上。

《回忆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

光德正：工学院学生的课余生活

工学院同学天天考试，算尺、绘图仪器不离身，那是出了名的。在大西门校本部那边其他学院的同学，常说工学院同学像机器一样，生活刻板紧张。工学院同学由于整天埋首于实习、计算、设计、绘图的课业中，所以也就难怪没有在茶馆看书的那份情趣。其实，工学院同学也有他们调剂生活的方式，那就是对体育和音乐方面格外爱好。什么铁马体育会啦、喷火体育会啦，参加各种球类比赛或其他团体活动，都是丰富多彩，从不后人。爱好音乐的也不少：唱片欣赏，和声合唱者有之，小提琴手、作曲者亦有之，每日晚饭前后于宿舍中休息时间，歌声不绝，笑语横生，和谐之至。当时有个西南合唱团，团员大部分是联大同学或校友，唱的是中外名曲，练习多在晚间，每周一或二次，经常在大西门内文林堂举行。工学院同学虽然课业繁重，但每逢练习之日，不论晴雨，晚饭后，爱好者也必三五成群，从拓东路穿过金碧路、近日楼等繁华市区，及五华山、翠湖等清幽地段，步行四五十分钟至大西门，参加练习，途中更不时轻声和曲而行。加以清风明月，身心至为轻松愉快，把功课及考试重担，暂时抛诸九霄云外。

《联大工学院生活追忆》

黄钰生：公费师范生

1945年马约翰先生（后排右五）组织联大师生篮球联队与昆明联队义赛，以资助无钱返乡而滞留在昆明的同胞

师院学生们的生活与联大其他学院的差不多，但在经济上有更为困难的一面。特别是从外省流亡而来的，也有受到优待的一面。因为他们全面公费，偶尔还有点补贴。如1942年入学的女生，四年当中每人还发过够做一身衣服的布，还有点钱，叫做“服装费”。男生是否有同样的优待，我记不得了。在昆中被炸后，男女生都发过一床被褥，这是学校统一的救济。为了生活，师院学生也到校外找点工作。但“泡茶馆”的学生较少。女生衣服较为俭朴，社交活动更少，学生宿舍则整洁一些。

《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

卢华焕：在注册组工作的日子

记得当年联大注册组办公的地方坐落在大西门新校舍内，那是一间约30平方米的简陋平房，别小看这样一间小平房，它总是门庭若市，教师、同学出出进进，颇为热闹。每个同学在校4年总要花费些时间到注册组和我们打交道。尤其是到了期考，打听分数的学生可谓络绎不绝。也正是这种热闹，使教师、同学和我们互相之间建立了亲切的友情。而今虽隔40多年，老朋友相聚，仍一见如故。

注册组内部分设注册股、课程股、成绩股、文件股。每股工作人员一至二人，最多三人，全组工作人数包括主任在内最多10人。各股分工是：注册股专负责学生注册事项，凡学生入学、复学、休学、退学、转学都到注册股办理；课程股负责编排全校课程时间表及学期考试时间表，学生改选功课，教师请假等事项。

成绩股负责登记和计算全校学生成绩；文件股负责保管有关各项文件，随时应付查对、咨询。上述各股既有具体分工，又必须有密切的合作。如果某个股的工作有拖延或出现差错，势必影响其他股的工作顺利进行。

当年联大在校学生人数多达3000余人，同学们来自各方，情况较为复杂。我们采用学号来区分，给每个同学编一个学号，在学号数字前头冠以英文字母T、P、N、A，以及特、借、转、研，代表清华、北大、南开、联大和其他来校就读的学生——看学号便可辨别。

作为注册组，它掌握全校学生的选习课程、所修学分、成绩及其他有关记录档案。如果缺乏一套完善的管理工作方法，势必难以把工作做好，更谈不上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我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卡片管理办法。即印制一种一式二联卡片，学生进校时领到这份卡片，办理注册，进行选课。注册组收集学生交来的卡片后按姓氏注音（汉语拼音），分系别、年级、顺学号竖立排列在卡片箱内，便于随时查阅，发现问题立即解决。成绩股工作最繁重，全股只有三人工作，每天从早到晚查学分，计算成绩，手不离算盘。此外还要抽出时间接待教师、同学查询。尤其是到了考试期间，就要加班加点及时公布分数。注册组办公房子后墙辟有专用布告栏，每当公布考试成绩时，我们经常听到有的同学在那里看到自己得到高分，便跳跃欢呼，当然也会听到一些同学的唉声叹气。课程股负责编排课程时间和考试时间表，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成为专业。当时联大有文、理、法（商）、师范各学院（工学院除外）共有21个系，各系共开课程不下三四百门，其中有必修，有选修，有实验，有分组。在进行排课时，既要合理安排学生每天上课的节数，也要适当照顾和满足一些老教师的要求，因为都住校外，亦有住居近郊的乡村，要老先生们天天跑回学校授课是不可能的。当时教室和课桌椅都十分紧缺，如何调动，交叉使用，在排课前都需要作充分的考虑，尽可能做到避免课与课在时间上的冲突。注册组除学期，学年注册紧张些，平时应付日常工作也够忙的。

《回忆联大注册组》

何期明：座无虚席的图书馆

在天津城北的官银号和北平的前门，挤进电车是一件难事。而要挤进联大的图书馆，也并不比那事容易。每次在开馆前15分钟，3层台阶上上下下便拥满了人，等候着打开那两扇门。尤其在晚上，如果你迟到了两分钟，屋里便座无虚席。若你舍不得这一晚上时间，便只好拿着书贴墙站在灯光下了。

《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

何期明：联大学生的衣着

褪了色的黄制服，黄制帽，天气冷了，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至少是80%的学生们一年四季唯一的服装。其次是蓝布大褂，西装就少了。这都是自平、津、上海或香港带过来的。皮鞋占半数以上，多是本地制造价值3元的货品，胶皮底鞋和4角一双的粗布鞋也不少。真丝袜或许有一两双，露着脚跟的破线袜自然占优势，甚至缀着一层层的各色补丁、沾有3400里的征尘的粗布湘袜也有人穿。虽也有人穿着价值几百元滇币的Jacket（茄克），但也有不少制服里衬杂色布的“百衲衣”。女同学们则着蓝色布褂者属多。平日在校内高跟鞋不多见，听说也有少数人不穿花袍便不出门，那又当归诸“特例”了！

女的浓装艳抹形色轻佻的，大家就呼为“妖”；男的服装奇特逾越常规的，大家便称作“怪”。妖妖怪怪者，不过三两人耳！

《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

张凤祥：联大的“民主墙”

被人称为联大的“民主墙”是联大学生民主运动的具体反映。一走进联大新校舍大门，就会看到两边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墙报。这些墙报中，政论、漫画、诗歌、小说均有。政治内容既有国民党、三青团的观点，也有些中间路线的文章，而大量的则是要求民主进步的呼声。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记得有两幅漫画，对国民党的统治作了尖锐的讽刺，一幅画了一个大蜘蛛在网上爬，蜘蛛背上写了“检查”两个字；另一幅画是，并排的几把椅子被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在木板上写了“不准动”三个字。这虽然是反映联大教室里一排排用木板钉起来的椅子这一事实，但“不准动”三字，就具有明显的讽刺性。

“民主墙”不断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引起学校当局的重视。1944年，训导处要求写文章的人用真名，学生的意见是可用真名也可用笔名。斗争的结果是：墙报上的名字不受限制，但要填表登记真名，还须请一位教师作指导。训导长查良钊叫我经管发表、收表（当时我任师院公民训育系助教兼训导）。开始还有学生来领表，填好交来，但表上填的是真名还是笔名，无从知道，也未追问，查良钊也未查对。大约填了二三次表，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填表了，墙报却继续出下去。学校训导处受到抵制，还是学生胜利了。

《我在联大学习和工作的回忆片断》

吴铭绩：简陋的设备

抗日战争以前，提起大学，总是令人神往的。校舍宏敞，环境幽美，大学生既儒雅又高贵，使人羡慕。但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并非如此。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工学院在昆明的东南角，占用了拓东路上的迤西会馆，其余部分在大西门内外，城内是借用别校的校舍，城外则是在一片荒坟堆上新建的，故称新校舍。新校舍一律泥地平房。教室用铁皮屋顶，阳光猛烈时室内犹如蒸笼。宿舍则是草顶，室内温度变化稍为小些，两端有门，中间放了两排二十张双层木床。虽然简陋，但在抗战时期，一切还可以将就，就是夜间下雨就令人遭罪了。昆明天气是人所共知的，四季如春，一雨成冬。夏季气温一高，就要下雨。雨总是下得很猛，时间却短。所以我在昆明四年就不备雨伞，外出逢雨，只要在路边商店里站一会儿，不过几分钟就雨过天晴。可是有时碰到夜间下雨，室外不过一阵子，室内漏水却滴滴答答几个小时不停。我睡在上铺，若只一处漏水，还可以在被上放一只脸盆接水，若有两处漏，则需向下铺的同学借用脸盆。但我的铺上却有三四处漏水，这就没办法了，只得卷起铺盖坐着听昆明夜雨的“交响乐”，一直到天明。

《联大生活追忆》

吴铭绩：一书难求

读书，当然要有书，不要说大学，当前中学生的书包也是塞得胀鼓鼓的。可我们当年在联大读书，自己的书却不多。郑华炽教授上第一节物理课，先写了一黑板的参考书，我们赶快抄下来，抄了以后不是去买，而是借。买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没处买。这种销售量极少的洋书，有谁肯印呢？抗日战争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实际上连像样的纸张也买不到。我们都是买那种粗劣的黄纸来记笔记的。可是借又谈何容易，正所谓僧多粥少，一本书辗转几个人看。

新校舍的图书馆晚上开放。我们至少得三个人合作，两个人在晚饭前就到图书馆门口去等开门，一个人去食堂买饭。图书馆的大门一打开，就赶快冲进去，一个人拿了三个书包，占好三个位子，另一个人拿了三张学生证（借书凭学生证）和一张预先写好的书单，递到柜台上去借书。虽然开始时图书馆里闹哄了一阵，但不多几分钟便鸦雀无声了，这样便能获得三小时安静的读书机会。

西南联大生物学系实验室

参考书不用说，只能借来看。事实上我们不是每一门课程都有课本的，那就靠一支笔、一叠纸，上课作笔记。然而偶尔也能买到一二本书，可不是在书店里买的，而是高年级的同学割爱让出来的。无论是新校舍还是工学院，在学校的布告栏附近总贴着许多小纸条，其中不少就是出让书籍的。

联大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不少同学的家乡已经沦陷，经济接济很困难，多数人的生活是依靠领取贷金来维持的。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贷金不够吃饭，大家只得另想办法。有的人就利用课余时间寻些工作做。我们工学院就有些同学去给厂里擦洗旧机器。然而大多数人还是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只得卖旧东西。宿舍里常有一位老妈妈来收购旧衣服，然而旧衣服不到补不胜补了，我们是舍不得卖的。因为我们极少做新衣服，再补的破烂衣服，自然不值几个钱。比较值钱的还是几本读过的旧书。用处已经不大，低年级学生正愁没处买，所以买卖旧书是双方有利的好事。我在毕业的时候，书也是卖完的，只剩下几本笔记，一直保存了二十多年，直到“史无前例”的时代，才被“红卫兵革命小将”一扫（烧）而光。

《联大生活追忆》

吴铭绩：在茶馆里自习

在联大读书，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修往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图书馆当然好，但常常没有空座位。宿舍里光线太暗，而且也嘈杂。西仓坡下有个翠湖公园，离新校舍不远，不收门票，游人不多，坐在凉亭里读书确实不坏。园里有一茶馆，饮茶的桌凳就放在湖堤旁边，桌子上常放着两碟花生瓜子，数量极少而价钱很贵。不过坐在桌旁不泡茶，不吃花生瓜子，看看书做做作业，倒也不要紧。

白天好办，困难的是晚上。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晚上用电高峰时间，电压常降到160伏以下，白炽灯泡只微微发红，怎么能看书呢？后来实行分区轮流停电，轮到拓东路停电，工学院的同学们吃过晚饭，赶紧挟起书包往外跑，去寻找有电地区的茶馆。四个人占一张茶桌，一人一杯清茶，打开书包做起作业来。平时觉得昆明茶店不少，但这时却又感到太少。有时跑了大半个昆明城也难找到一席之地。茶店老板看到学生来占茶座很是头疼，因为学生一坐下来，不到关门是不会走的。一宵生意就只有这几个学生主顾了。当年的茶馆老板总算还能体谅我们这些穷学生，他们无可奈何，只是不再提壶来给你冲开水罢了。不冲开水倒也不在乎，反正茶客之意不在水，而在借电灯之一缕微光也。

《联大生活追忆》

张之良：滇西翻译官

1943年，盟军处于反攻阶段，前线需要大批翻译人员。梅贻琦校长在大图书馆前广场动员报告。第一期参加的约四十余人，这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在联大教授会上通过一个决议，征调应届毕业生中的全体男生入伍充当翻译。于是叙永的哥儿们转过年后，在1944年春都被征调入伍了。原本决定在昆明两站新开设的译员训练班训练三个月的英语会话（由联大教授任教员）再派工作，但因当时前线需人甚急，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第二期学员均被纷纷派出去了。有的在滇西怒江前线，有的去印度、缅甸。在反攻高潮时又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抽调部分人去美国训练登陆作战和跳伞，准备反攻日本本土。没想到日本很快投降了，这些人就留在美国学习了，如化工系吴昌生、水利系梅祖彦就是这一批人。他们学习完成之后，有的人回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如梅祖彦同学就是，他现在任教清华，而有的人可能留美或去台了，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在昆明北教场办理了退役手续，参加了祖国各行各业的建设工作。在翻译官退役后，解放前，还有一次选送留学美国的考试，当时有少数人被录取了，也去美国学习去了。他们有的已回国，有的仍留美工作或去台湾。在这些翻译官中，当时并未退役，而是参加了国共谈判的军调处，有的后来去台湾了。

《我的大学生活》

高小文：军训风波

我们的连长、排长都是地方政府主管军训部门的军训处派来的。只记得那位主任教育姓罗，是我们三个连的最高“统帅”。全部教育的军阶没有一位是高于尉级的，而且全连都是由小兵通过“多年媳妇熬成婆”的阶梯提升上来的。他们忠实地继承了历代“婆婆”的衣钵，把我国军阀时期那种以愚昧、粗暴甚至野蛮的方式和作风来练兵和带兵的传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施之予我们这些大学生。受申斥责骂在我们是家常便饭，而且还不许申辩，否则还得罚站、罚蹲“两腿半分弯”。这就大大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联大同学基本上都来自当时的北平和天津两地，无一不是怀着爱国之忱、报国之心，不愿在敌人的铁蹄下过屈辱生活才离家流亡，负笈万里的。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我们完全有思想准备，可是这种对于人格的侮辱却是无法忍受的。怨气在人们的心中逐步积累，是火山迟早就一定要爆发！

大约在入营10天左右的一个黄昏，吃过晚饭，队部下令全体集合，要对大家训话。训话的题目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训话的教官声色俱厉地讲了一大串“必须”和“不准”之后，还怕学生们没有听懂，又“深入浅出”地举起例子来了。他大声吼道：“……所以，军人必须以服从为天职，对长官的命令不准有丝毫的违抗！现在举个例子：我身后这面墙吧，它是什么颜色的？白的。可是，如果我说它是黑的，再问你们这面墙是什么颜色的？你们就必须一齐回答是黑的，绝对不准说是白的！这就是军人必须以服从为天职！”昂首挺胸的听众们真是欲笑不敢，欲哭无泪，但言者意犹未尽，接着就发挥起来：“这不是我说的，咱们古来就有！你们知道吗？唐朝有个带兵的大官叫赵高的，是总司令吧！有一天，当着皇帝在满朝文武面前指着一匹鹿说它是马，文武百官也得跟着说它是马……”

正在讲得眉飞色舞的时候，云大队里有一位同学实在忍不住了，“嗤”的一声笑了出来，恰被一直在我们周围巡逻监视的教官中的一位听到了。他一下子跳到那位同学的身后，飞起一脚把那位同学踢翻在地。随着一声“哎呀”，300双眼睛一下子集中于一处。肃静！可怕的肃静！接着“火山”终于爆发了！

“凭什么打人？”这是反击的第一枪，接着便万炮轰鸣。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不做奴才！”

“愿意当亡国奴的不会到这儿来啦！”

“对！我们不是顺民！”

“这是什么军训？不干啦！不干啦！”

“同学们散伙不干啦！”

“同学们！回学校去！回学校去！”

“对！回学校去评理！”

“找学校跟他们算账！”

“好！回学校去！现在就走！同学们！走呀！”

接着就只剩下了一连串的“走啊”的喊声。

刚才还是整齐的讲话队形，此时已是混乱不堪的一群人，随着四面八方的“走啊”“走啊”的喊声，人们后推前挤地拥向营门。

《军训风波》

汤衍瑞：长沙临时大学生活点滴

长沙临时大学的校本部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书院，这是全长沙、全湖南最讲究的建筑。其主要建筑是一座钢筋水泥雄伟的四层大厦，楼下是学校的办公室，底层作为防空避难所，二、三、四层是理学院和法商学院的教室。大厦是坐南向北，在大厦的两侧东西相对各为三层建筑的楼房，供北平图书馆办公及做教职员宿舍。在这三座楼的前面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四方形院子，铺着整齐碧绿的草皮，草坪四周种植很繁茂的树木，每逢晴天，男女同学们课余都喜欢在草坪上或坐或卧享受阳光。

在学生宿舍方面，男同学是由湖南省政府拨借的一座营房——四十九标。这所营房占地虽然很大，但房屋非常破旧，光线暗淡。学校当局于接收后即积极加以整修，并增添同学盥洗的设备，无非是面盆架及盛水木桶以及烧水的大锅炉等。由于人数较多，所以同学们洗脸甚至洗澡大多在屋檐下或露天院子里，但天气转凉，大家只好到外面的公共澡堂去洗澡了。

湖南秋冬季阴雨的时候较多。我们的宿舍几乎都是二层。楼下光线欠佳，且比较潮湿，非有床不可。楼上光线较好而且干燥些，所以同学们就睡在地板上。但楼上的缺点是外面下雨屋内很多地方也下小雨。好在长沙出产的菲菲伞（油纸竹骨做的，面上画有各种不同花朵或图案的非常美丽的小雨伞）和油布非常有名。遇到雨天，同学们为防雨起见，在睡觉以前先在被窝上盖好油布，再在枕头上张开一把菲菲伞，倒也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大天亮。

最初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凳子，大家都是站着吃饭。湖南人的习惯三餐都是干饭，同学们最初不习惯。因为实施军事管理，吃饭也要听口令“开动”才能吃，吃完了要听到“解散”的口令才能离去。这种生活方式大多数同学尚能勉强适应，但是少数同学不免有点吃不消，于是由医生开证明有病，经学校核准后，到外面租房子住，可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时长沙物价远较平津、上海便宜，找医生开证明要交法币一元，租房子月租也不过二三元。后来因为称“病”的同学不断增加，训导长潘光旦要严格核实，必须由公立医院证明，所以不时与同学发生争执。至于女同学宿舍是借用圣经书院隔壁涵德女校的宿舍，上下课既不需要走许多路，而且环境设备也比男生宿舍好。

《长沙临时大学点滴》

李桂华：游泳趣事

在叙永读书，虽然仅八个月，四十多年过去了，却仍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清澈的永宁河横穿过叙永，北流至泸州注入长江。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河边去洗脸，天冷洗完脸时，如有钱买两个蒸红薯，既是美餐又可取暖。课室有的在河东，有的在河西。一天总要几次通过连接东西两城的河桥。晚上每人一盏小油灯在小竹桌上读书。口渴了就会听到一声声“炒米糖开水”的叫声。口袋里有钱，就会到庙门外（我们住在大庙内）光顾一碗，不为吃炒米糖，只为喝开水。

在叙永城南不远处，河身比较宽阔，形成小潮，湖西岸是沙滩，东岸则是小山的绝壁，水很深，是跳水的好地方。同学们大都到这小湖来游泳。西岸的沙滩就是我学游泳的启蒙地。热心的杨玄武是我的游泳导师，只是可惜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学游泳不久，我就发现人体比重的规律，人体比重在1左右。当你把肺中气体全部呼出时，比重就大于1，就会沉于水下。当你肺中吸有一二升空气时，人体比重就小于1，就会浮于水。肺中多吸些空气，就可使整个脸部浮出水面。当时游泳老手朱湛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人在不动时总是浮于水面的。要靠手足的划水力才能潜于水下，于是打赌，先由不靠手脚划力沉于水底，他潜泳下去观察我的情况。当他潜泳下去看见我两手抱胸安然坐在深水湖底时，忍不住大笑，吃了两口水，马上游了上来。上来后大家一阵说笑，总算同意了我的观点。朱湛为了抗日牺牲于缅甸了，往事历历在目，至今难忘。

《游泳趣事》

姚秀彦：南院女生

有谁想到这个世界，如果除去了女人，会成什么景象？同样地，南院如果不是寄居了那些灵秀的女性，也不过是一个破落的院子而已。

南院在文林街，入口处是一个中型操场，平时女生在此上体育课。体育老师一直是马约翰先生，面孔红润，对学生亲切而又严格。操场的对面才是宿舍大门，一个小平房是舍监所居，再进去才是仿佛四合院般的房子，对面两排二层楼房，每个房间约有三四坪大小，一二年级则分配每房6人，高年级每房2-3人。她们对这小小的居室，都刻意地布置使它美化，墙糊上白纸，看来别有洞天，挂上自己的照片或所喜爱的明星照片。有的擅长书法，便自撰自写，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副对联，悬挂在空落的白墙上，立刻便觉有无限的书卷气。笔者的室友是中文系的，颇有名士气，自书一联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有的同学用茶杯作花瓶，插上一支不知名的花，或松竹之类的折枝，也觉一室生意盎然。破书桌铺上白纸，顿时显得窗明几净。脸盆里盛着毛巾、肥皂、漱口杯、牙刷，用完后放在床下，白床单一遮，秩序井然。暖水壶是每人必需的，既可取饮，又可用来盥洗，早晚有阿嫂来冲水。饭厅在南院一角，女生伙食办得比男生好，原因是节省下来的米钱可用来买菜。

衣着都很朴素，因天气四季如春，多是一二件旗袍，外罩一毛线衫，穿大衣者绝少，但都雅而不俗，真是衣着不在美，有气质则灵。

女生宿舍照例是不开放的，门口悬挂一“男宾止步”的牌子，男女人士们来访，只能在门口停止，等阿嫂传呼。有的立得太久，称之为“站岗”，也有自城东拓东路工学院来的，称为跑“马拉松”。

《永远怀念西南联大》

姚秀彦：课堂内外

简陋的物质生活，蓬勃、昂扬而有创意的精神生活，可作为当时联大学生生活的概括。

联大承袭了清华的学术风气，要求严格，不像今日所说的“由你玩四年”。考试虽因教授的不同而要求各异，但一般说来，很难过关。尤其可贵的是自觉研究的风气很盛，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中，更觉求学的可贵。珍贵的书籍无处可买，只好求助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因此，一清早便大排长龙，开门后座无虚席，后来者向隅。这种情况每天如此，不是偶然现象。

图书馆外，茶馆也是读书的好地方。叫一杯茶，可坐一下午，外带着花生米或葵花子，有桌有椅有茶，三五好友，带着讲义、笔记和灵感，一边读书，一边讨论，依然获益匪浅，而且学习和生活真正打成一片。

听讲演，是学习也是娱乐，往往吸引大批同学。白天有时在露天讲演，当然没有座位，最大的好处是场地无限制，可容纳很多人，也具有“三自”的特征，随时有听者挤进来，也有悄然离开的，合则留，不合则去。晚上则一定在教室内，座位满了，后面的人只好站着，没空隙可站，站在窗外，反正能听到就是获得，何必计较座位这不重要的问题呢？

联大大师如云，这种讲演是经常举行的，谈学术、谈人生。而当时战局的紧弛和每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也有不少政府要员到学校讲演，如陈诚将军、白崇禧将军等，听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凝神谛听。抗战消除了地区、年龄、职业的界沟，学生们对抗战的将士，都带着几分敬意。

《永远怀念西南联大》

姚秀彦：苦中作乐

衣食住行方面，极其简陋。没有轿车，也很少脚踏车，都是徒步。房屋茅草为顶，常常漏雨。衣服则一袭青衫，或一套卡其布服，少数同学拥有一件破旧的西装，成为惹人注目的华服。吃的是糙米和无油无肉的菜，但大家不以为苦，反而幽默地称所吃的为“八宝饭”。鞋底通了，称为“脚踏实地”，前后有破洞，称为“空前绝后”。好在天气温暖，大家都不穿袜子，省了一笔开支。

娱乐方面，打桥牌和看电影是最普遍的。抗战中期，全国港口遭日军占领或封锁，国外物资、军火无法进入，中英双方乃协力打通了滇缅路，昆明是此路总站，所以也跟着繁荣起来，像一个乡下姑娘，忽然插了满头珠翠。南屏街小商店林立，陈列着耀眼的舶来品。南屏戏院就在这条街上，建筑相当现代化，所演的大半都是西片。记得前后两次去看《小鹿斑比》及《约克大佐》，挤得大汗淋漓仍买不到票。幸亏遇到赵家骧将军，他和南屏戏院的经理李文初相识，临时加了两个座位，才得饱眼福。

青年人的头脑是填不满的，可无限地吸收新知；他们的胃也是一样，好像填不满似的随时想吃东西，何况本来吃的是糙米饭。所以哪里有好吃的东西，消息极为灵通，翠湖岸上的粥店，有七八种咸甜不同的粥，价廉物美。正义路是贯穿昆明市的一条大街，街面由石板铺成，高低不平，使人感叹正义之路难走。路中耸立着一个“天开云瑞”的牌楼，楼旁的过桥米线最有名。另外随处可见的是饵块，就是米粉做的饼，可以卷叉烧肉、撒花椒盐来吃，美味可口。水果方面，宝珠梨和石榴，也是同学间用来请客的珍品。至于什么东月楼的乳鸽或火腿乌鱼，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品。

不少同学参加话剧社、平剧社，不断有精彩的演出。暑假也有不少同学到风景区去露营、游泳，探幽寻胜。云南除昆明盆地外，周围都是高山，那些地区居住些少数民族，如瑶族、白族、彝族等，有人便去研究他们的历史、民俗、文字、音乐、舞蹈等，不可思议的是有些民族还采用干支记日，而且推算上去，并无差错，可见中华民族的分支多是同源。有人远到西北部丽江一带，那里山水清绝，山间积雪不融，可写生作画，其北泸沽湖一带，还是母系社会，大家称之为“女儿国”。

《永远怀念西南联大》

刘兆武：提高英文的途径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o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图书应当很丰富，可结果其图书利用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刘兆武：从土木系到历史系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才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徐达仁：名目繁多的奖学金

西南联大的奖学金种类，可谓名目繁多，要统计起来，确有一定困难。有的奖学金仅搞一二届，以后就从史料中消失了，没了下文；有的是原先没有，突然从中间设立，以后又没有再提及。

奖学金种类，有中正奖学金、林故主席奖学金、龙太夫人奖学金、龙氏奖学金等等，这里不谈这些奖学金的名称来源及数额，只谈谈另外几种奖学金的情况。

“黄梅美德奖学金”，这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珏生之妻在昆明逝世后捐出的一笔钱设立的，数额多少，哪些学生受益，搞了几届，至今因史料的不完整而无法作结论。

“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这是已故空军飞行大队长杨季豪先生，在逝世后向西南联大捐献的，金额1500元。西南联大又从学校经费中拿出1500元，凑足3000元，设立了“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为此，学校还设立了该奖学金委员会，制定了规章条例。

除以上两种奖学金外，交通银行也向西南联大捐赠了一笔钱，设立了“育才奖学金”，重点扶持法商学院商学系和经济系的学生。

另外一种奖学金，叫“膺白奖学金”，学校也专门成立了委员会，该奖学金的缘起、数额等，至今无从查考。无从查考的还有“朱智仁先生清寒学生奖学金”“马联荣先生纪念奖学金”“文池奖学金”和“士远纪念奖学金”。因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省教育厅还专门设立了各省寒苦学生奖学金，扶持学生完成学业。

《西南联大的奖学金》

申泮文：10元补助费

在校的最后一年里，我的经济状况又处于劣境。原来学校发给沦陷区学生每月生活补助费8元，刚到联大时，昆明生活费用很低，每月伙食费只6元钱，所以生活好过。但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生活费不断上涨。我需要经常出去给昆明当地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进行家庭辅导，谋些收入补助生活用费。到了1939年下半年，每月需30多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距我实际可能收入尚有十几元的差额。我的课业又相当重，最后一年必须坚持读满学分，不能更多地到外面去谋求收入。考虑再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求助于石先师，请他给予帮助。这本是一件难于启齿的事，但当我向石先师谈及此事后，石先师便安慰我说：“你有困难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呢？南开大学办事处还有点钱，可以借给你。”于是石先师给我开了一张纸条，让我每月到南开大学驻昆明办事处支取10元补助费。在石先师如此关怀和帮助下，我得以顺利地完成大学的学习任务。

《怀念严师杨石先教授》

王浩：谁也不怕谁

我在昆明住了7年，一直和联大有关系，1939年开始上了4年大学，又入两年研究院兼中学教员，最后一年在联大附中教书，1946年考取了公费出国。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间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且精力十分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在“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学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

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常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胡邦定：没有分数

说到考试打分，还有一个故事。我三年级选修了刘崇教授的《西洋近代史》。学年终结公布考试成绩时，没有我的分数。我很奇怪，就去找刘先生。他很生气地拿出用包袱皮包着的一沓卷子，并找出我的考卷说，你抄了另一位同学的。证据是有一题答案相同，而我写错了一个字。事实经过是，那天考试时我去的较晚，别的同学都在后排坐定了，于是我坐在第一排。不料还有比我晚的。一位平时从无来往的女同学一来就坐在我的右边。当我写完一张卷子时，她忽然把它抽去，不久又还给了我。当时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人，当然不好意思举手报告：“老师，她抽去我的卷子。”老师就坐在我们前面看书，他不管，我自然也就不说什么了。不料因此不给我记分。我不想对刘先生说明当时的经过情形，只是说不能代人受过。刘先生很坚持，我也就怏怏地走了。但事后我并不很介意这件事。因为我三年已选了120个学分，少了这6个学分的成绩，还有114个学分。到四年级再修20多个学分，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毕业了。刘先生一直是我尊敬的老师，这件事虽然不愉快，但我能够理解。毕竟他是爱护学生的，也是从严格要求的原则出发的。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第四辑　学生社团与革命

第一章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与刊物

章成艳：“湖畔绅士”英语俱乐部

西南联大初成立时，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海关、银行，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李赋宁先生便在此开始了他的西南联大外语学习生涯。他在此与同班同学许国璋、王佐良、李博高合住一室，日夕相互切磋，受益良多。烽火连天，战事消息不佳，然而天南一隅弦诵之声不辍。李赋宁先生与其同学又联合10级政治系同学方钜城等人，成立了一个英语俱乐部，取名Lakeside Esquires（湖畔绅士）。他们举行不定期的英语报告会，讨论会和辩论会。大家兴致勃勃，进步很快。

《联大外语系“四大才子”之一李赋宁》

邢福津：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抗战前，北大、清华、南开，各有学生自治会。三校联合后，新旧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接触较少，而且学校的教学秩序、学习秩序、生活秩序正在建立中，一时谈不上组织学生自治会，稍后，学校初步安定，学生中的进步力量认为有必要组织学生自治会，学校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也有这个念头，这时中共西南联大支部已经成立，联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原来三个大学队员的基础上也组织起来。党支部和民先队的骨干分子商定，由原北大学生莫家鼎（中共党员）和另一个民先队员以老同学的身分，出面与国民党、三青团的代表人物协商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事宜。还召开过几次群众座谈会，发动同学讨论成立学生自治会事项，征求大家的意见，1939年春，组织学生自治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取得学校当局同意后，成立筹备小组，讨论学生自治会章程草案。经过多次讨论，初步达成协议，经学校批准并公布。学生自治会章程规定，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各系各年级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组成。每20人选举代表一名，不足20人的也可选出一名代表，超过20人，在40人以内的选两名代表，召开代表大会时，当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副主席，选举干事会主席、副主席和干事十数人，选举监察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若干委员。

按学校规定，学生自治会以促进学生自治，练习组织，协助学校当局共谋学校团体生活之健全为宗旨，在实际工作中，学生自治会可以代表学生向学校提出有关学生利益的要求，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系，在必要时，可以对时局发表意见和声明。

《记西南联合大学前期的学生自治会》

邢福津：学生自治会的竞争

当时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比如，选举学生自治会的代表，这个活动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选举。哪一派（包括接近他们的同学）在全体代表中占多数，在决定选举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干事会主席、副主席和干事，监察委员会主席、委员等人事问题上，就有较大的发言权。因此，每届学生自治会代表的选举，两派就展开竞争。那些有组织的同学，选哪些人做代表，比较容易做到目标集中，选票集中。而众多的未参加组织的中间同学，由于他们平时不大参加各种活动，认识人不多，选举时往往不知道该投谁的票。有的选自己的同乡或中学时的同学，有的则放弃投票。这样，选票容易分散。因此，进步同学便通过各种关系，引导自己熟悉的同学或同一团体的同学投某某人的票，而另一派，也同样进行这种活动，竞选的胜负，一方面取决于两派力量自身的人数多少，同时，中间同学投哪些人的票，对整个局势有很大影响。一般说来，中间同学信任那些作风正派、热心公益、学习用功、群众关系好的同学，在这方面，进步同学容易取得信任。在第一届学生自治会选举时，大家互相了解还不够，中间同学的投票，还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第三届选举时，情况就好得多了。

《记西南联合大学前期的学生自治会》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

文法学院迁到蒙自。一天我和向长清商量如何实现旅途中提出的成立诗社的计划。我们一起拜访了闻一多先生，同时想到朱自清教授也在蒙自分校，因而也请他为指导教师。两位教授欣然同意。我俩立即分头邀请同学加入诗社。因为在南岳时，曾多次出壁报，对于爱好写诗的人，已经心中有数，很快就组织了20多人的诗社，并同意命名为南湖诗社。同学们多来自沦陷区，经济困难，出诗刊没有经费，只好因陋就简，采用壁报的形式。投稿人把诗写在稿纸上，然后交给向长清或我，也没有明确谁是主编，就由我们两人，有时也请别的同学略加修改编排一下，贴在整张牛皮纸上，有时贴在旧报纸上，然后张贴在校舍的墙上。这些工作主要由向长清负责。有的稿件写得太潦草，或者字写得太大，占篇幅过多，与其他稿子不协调，退回去要作者重抄吧，又怕影响他的积极性，向长清就不厌其烦的代为抄写，有时熬到深夜。诗刊共出四期，形式虽然很简陋，但从内容分析，的确有许多好诗。有些诗篇达到了发表的水平。我们选了一部分给闻、朱两位指导教师过目，他们俩也称赞是好诗。每次诗刊贴出，都有许多同学，也有老师围观，“诗人”们也受到鼓励，暗暗自喜。

商量出刊、审稿的小型会，或三五人的碰头会是经常开的。有指导教师参加的诗社全体社员座谈会只开过两次。在我模糊的印象里，似乎谈及新诗的前途、动向问题，也谈至新旧诗对比问题，对新旧诗问题有过争论。我记得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刘绶松同学的发言，有重旧诗轻新诗的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说，在儿童时代已背熟唐诗三百首。的确，他的律诗写得很好，但是绝大部分诗社成员的意见，连闻、朱两位指导教师在内，都主张南湖诗社以研究新诗、写新诗为主要方向。刘绶松也为诗刊写过稿子，仍然写的旧体诗。从旧体诗着眼，不失为好诗，但我们没有选用，当时他是不高兴的。

《南湖诗社始末》

张定华：联大剧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1日开学之前，联大的地下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已和“云南抗先”一起进行歌咏和戏剧活动，参加李家鼎领导的民众歌咏团，学唱抗日救亡革命歌曲；参加金马剧社，演出了《黑地狱》（石凌鹤编剧）等抗日救亡的话剧。开学后，联大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就分头与从长沙“临大”来的、从平津来的爱好戏剧的同学联系，酝酿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话剧。这一倡议得到学校教师的赞许和支持，闻一多、孙毓棠等老师更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12月里，同学们积极准备排练多幕话剧《祖国》。

当时，联大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王亚文考虑，如果将《祖国》剧组发展成为一个长期性的有组织的社团，对团结广大同学，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更为有利。经组织研究后，由剧组中的地下党员张遵骧、汤一雄、徐贤议、张定华，“民先”队员黄宣、李善甫、孙观华等分头和同学们串联，建议成立一个话剧团。这个建议是符合同学们为抗日救亡尽到一份责任的愿望，很快地推选出了发起人，分头邀请老师担任剧团导师，积极进行筹备。1938年底的一天，我们在联大一间大教室里召开联大话剧团的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十分隆重，《祖国》剧组的成员早早来到，兴高采烈地布置会场，闻一多先生等诸位导师也都到得很早，另外，有些爱好戏剧的同学也纷纷前来参加。教室内课椅排成一层层圆圈，60余人围坐一起，发起人说明成立话剧团的宗旨和筹备经过后，老师和同学们踊跃发言。

闻一多先生说：“成立话剧团，开展戏剧活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想到前方在抗战，同胞们在敌人的铁蹄下受苦难，你们能来后方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剧团成员要演戏，但不能荒疏学业，一定要认真读书。”

孙毓棠先生讲话时提醒同学，参加剧团，开展爱国的戏剧活动，不仅要认真演戏，首先要认真做人。老师们语重心长的教导，给同学们深刻的教育。

会上，选举了团长和工作人员。剧团成立之后，除去排戏外，又组织了歌咏团和读书会，练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和中外戏剧名著等项活动。

《昆明的联大剧团》

张定华：联大剧团的贡献

联大剧团自从成立以来，先后演出了《祖国》《黑字二十八》《原野》《夜光杯》《夜未央》《雷雨》《雾重庆》《刑》等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大型话剧和独幕剧。当时的昆明，国民党、三团的势力十分猖獗，情况复杂，戏剧工作常常要在第一线与他们直接斗争。每一个进步的剧目的演出，都是要经过相当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些进步的抗日的剧目在昆明公开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对于广泛团结联大的老师、同学和校外爱好戏剧工作的人们，对于昆明进步戏剧运动的开展和戏剧艺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昆明与重庆不同，没有专业话剧团体，偶有外地团体来演出，时间也很短。联大剧团是一个学生团体，能够做这样大规模的演出，坚持开展进步的戏剧运动，工作中的困难是不少的，取得的成绩是值得珍视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经过全体队员和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特别是已经逝世的闻一多老师和地下党员张遵骧、汤一雄同志所作的贡献是令人难忘的。

《昆明的联大剧团》

钱德基：群社

当时联大有一个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最活跃的学生社团，这就是群社。它是公开的群众组织，但其骨干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加群社的同学很多，参加群社举办的各种活动的同学更多，其他大中学生和职业青年也常来参加。群社办了许多壁报，主要的几种如：《群声》是以政论为主，经常对时事问题、校园生活发表评论；《腊月》以杂文为主；《热风》则专门发表杂文和讽刺漫画，是图文并茂的壁报；还有文艺性的《冬青》和专门以进城的农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街头壁报《大家看》（贴在大西门城门口）等。这些壁报都是宣传抗战、宣传民主的，也经常针对国民党官方刊物和三青团办的壁报的某些论点进行批评或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文笔犀利，很有水平，不仅吸引了联大的同学和教师，别校的同学和职业青年也都爱看，有些中学生还来抄呢！

群社还有歌咏、演剧的组织，举办过月光会、郊游，也办伙食团，展开为新同学服务等活动。还经常组织多种内容的报告会、辩论会、学术讲座，吸引了许多同学，影响很大。

群社的一些骨干都是品学兼优又能够真心实意地为同学办事的，有很高的威望。联大的地下党的工作，大部分是通过群社的活动来体现的。在同学心目中，群社自然成为三青团的对立面，群社的各种活动使三青团的类似活动相形见绌。因此，在学生自治会的选举中，以群社为代表的民主进步力量越来越占优势，从而取得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张维亚：群社的兵役宣传活动

另一次兵役宣传是随群社到昆明西北富民县的龙潭街去。龙潭街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记忆中，居民为“民家”，他们几乎都会说汉语。这次利用演话剧、歌唱和谈天宣传抗战，由于宣传的内容丰富，参加演出和歌唱的同学，都像是为他们自己做一件必须要做好的事一样，那样热情，那样认真，将自己融合到宣传的节目中去，效果自然是逼真而感人的。

到龙潭街时，正巧是赶街子的日期，利用赶街子宣传抗战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农民熙熙攘攘，欢聚一堂，非常热闹。宣传队演唱了抗战歌曲《救亡三部曲》等，还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广场剧《汉奸的子孙》等。大概是因为这些戏是同学用新学会的昆明方言演出的，所以很受农民欢迎，从他们面部随着剧情发展而变化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内心必然是很受感动的。歌曲和话剧都激励着人们对敌人的同仇敌忾。

在我印象中，用谈天的方式进行宣传，效果似乎更好，人人都能够参加这种宣传工作，这是多么伟大而热情的行动！到农民家里，见到他们生活十分贫苦，吃饭时只有辣椒和盐巴，很少有什么菜。由于盐巴缺碘，得大脖子病的人很多。更因卫生条件差，很多人都患眼病。这两种病痛折磨着大部分农民。由于同学们的诚恳，使农民愿意倾诉心怀。例如有一个老大妈的独生子被拉去当兵，农民提出来要兵役宣传队给想办法解决。离开龙潭街前，同学和农民们三五成堆地坐在草地上促膝谈心，好像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一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动人心弦的场面。同学们表现出来的是热情和友爱，农民们则是淳朴和喜悦。当时我还向他们学了用农民语言来说“打倒日本”和“明天我们回去了”，他们倍感亲切，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这次兵役宣传中，农民发现同学们是他们的同情者。他们才愿意向同学们倾诉心中的痛苦——为什么强迫独生子去当兵等。这次兵役宣传使同学们了解到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疾苦，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两次兵役宣传活动》

冯至：和冬青社的接触

1939年暑假后，我初到西南联大，人地生疏，只知认真上课，改作业一丝不苟。过了一些时候，渐渐认识了少数同学，有听过我的课的，有没听过的。在1940年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10月19日冬青文艺社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约我作讲演，接洽人为袁方、杜运燮。”我记得那晚的讲演是在联大校舍南区的一个课室，我只谈了些我对鲁迅的认识，没有比较全面地阐述鲁迅的精神。会后一个地质系的同学陪我出来，他说准备开会纪念“一二·九”，不知能否开成。这是我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冬青社作为一个团体，原属于联大早期宣传进步思想最活跃的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群社停止活动，冬青社在文艺范围内仍然坚持工作。它组织讲演会和座谈会，编辑手抄本的各种文学体裁的习作选集，尤其是以杂文为主的冬青壁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显示出冬青树的风格。冬青社成员的文艺思想并不一致，它却团结了大批联大同学中的文学爱好者，其中有人后来成长为颇有成绩的作家和编辑者。我和冬青社的关系，不限于做过一次关于鲁迅的讲演，1942年的日记有这样两条：“3月10晚，冬青社刘、王二君来访，交近译里尔克诗一首。”又“9月30日，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请之琳、广田和我在福照街小红楼晚餐。”刘、王二君的来访和小红楼的晚餐，当时情景如何，我们谈了些什么，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若是没有这两条日记，就是这两件事也会化为乌有的。

《昆明往事》

孙观华：社会科学研究会

1940年，在联大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成小组活动。社会科学研究会以民先队员与群社社员为核心，社会学系的同学参加了这个组织，成员有朱瑞青、袁方、孙观华、黎宗猷、沈瑶华等。在小组内阅读一些马列主义基础读物。并以社研成员为核心，在社会学系内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结合社会问题以及学习中的问题展开讨论。此外，还以读书小组的成员为主吸收另外几位同学共同编辑系会壁报，名为《社会》。读书小组讨论的问题就成为壁报的基本内容。当时黎宗猷同学住在校外，我们就在他家中编写壁报。壁报每两周出版一次，延续时间较长，对当时的学生运动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二三事》

方复：铁马体育会

1940年10月2日，工学院的一些热爱运动的同学便正式组成了铁马体育会。这个体育会的前身是工学院的“牛马狗鸡”足球队，仅仅从这个活泼的命名，就可以想象到队员们都是一群爱闹爱玩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人，连他们自己也相互间戏称是“活宝”。在这个足球队的基础上，人员和运动项目加以扩大，就成立了正规的体育会。

关于铁马体育会的宗旨和特色，现借用40年代中后期的一篇报道的描述来说明：“铁马一贯精神是‘自由’‘活泼’‘努力’。他们是一群意气相投、性情相合的同学自然的结合。他们的背景是青山蓝天，他们的舞台是操场、郊外，他们的目的是德、智、体三育并进，用集体观摩切磋的方法，使大家身心两方面都健康。以这康乐的身心，准备替国家服务。”这段描述是很贴切的。在昆明时，每学期球赛，至少总要远征到新校舍、电工厂及云南纺织厂各一次。每年暑假必有夏令营，昆明湖畔，阳宗海边，常充满了他们的欢笑。每届寒假总要组织石林旅行，路南的老乡见到他们，就会热情招呼。

《忆工学院铁马体育会》

翟国瑾：国民剧社的成立

30年（1941）5月的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国民剧社在我的住处——竹安巷6号宣告成立。这天下午整整忙了三四个小时，将我的床、桌、器物，统统搬出，放在后院里。临时租来了六张方桌，拼成了一个长条，上面蒙了白床单，摆了几瓶玫瑰花和几盆点心，又煮了一大壶咖啡。门口及签名台子上也蒙了一块红丝绒台布，放上一盆玫瑰花，看来气派不小。当时中央党部组织部总干事周慕文先生和云南省党部赵书记长都曾亲自莅临指导，也算得相当隆重了。

成立大会由7点钟一直延续到10点钟，临时公推我担任主席，制定社章。最后进行选举，选出了社长翟国瑾，副社长贺蕴章，总干事陈誉，副总干事唐培源。以下分设8部，每部设主任1人（组织规模之大，令人惊叹），现在只记得剧务部主任是陈毓善，舞台工作部主任是高小文，舞台设计主任是刘育才（刘雷），宣传部主任是严达（中央或云南日报记者），此外还有总务部、交际部、文书部、会计部等。

组织建立之后，首先决定要在暑假期间举行一次盛大的演出。其后不久，我即由竹安巷6号迁居翠湖东路9号楼上（系钱大钧先生房产，由一位欧阳夫人负责租出，每月租金120元），卧室面对翠湖，风景极美，客厅铺花砖，备钢琴，面积甚大，适于作排戏之用。

《忆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

翟国瑾：拮据的演出经费

《野玫瑰》的演出经费，初步预算约需14000元左右。大家都是学生，无力负担。此时省党部正在响应蒋夫人的“草鞋劳军”，爰以《野玫瑰》的演出，作为募捐劳军专款的活动之一。然而党部方面，却未能垫出10000多元的演出经费，临时由书记长写了一封信，由我到富滇银行去找缪云台先生借用5000元，条件是演出结束的第二天，即全部归还。而且演出收入，除必要开支外，必须点滴归公，充作劳军专款。实际上这5000元在付了5000元布景费后，一分钱剩余也没有，其他所有开销如灯光、道具、化妆、宣传、搬运、餐费等仍须自行设法，从此我的书桌上，账单之累积，乃日益升高，成为我的心腹之患。我自己能垫出的钱，为数有限，所以在我的卧室里不断有陌生面孔出现，都是要账的。

《忆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

钱德基：《春秋》壁报的风波

1941年下半年，我同鞠孝铭在师院办了一份《春秋》壁报，虽然只出三期，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事同联大三青团有关，还得从三青团说起。

联大的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干事长原由国民党联大区分部书记姚从吾兼任。康泽来昆明时，有人向他告状说姚能力低，办不成事。于是1941年后三青团干事长改由师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担任。陈雪屏本是个“名士派”，擅长书法，精于桥牌和围棋，他接任后表面上一如既往，实际上办法颇不少。针对1941年下半年联大校园死气沉沉的现状，他发起一个大谈“青年的志虑和思想”的运动，组织了一些教授在报纸上、广播里大谈青年问题，有的说什么青年没有志气，只会闹事，有的说青年不关心国家大事，有的还以“悲天悯人”的导师面目出现，向青年宣扬“效忠党国”的思想。我考虑到我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一些教授对我的印象较好，便找了比我低一级的做过小学教师的鞠孝铭办壁报来参加讨论。鞠孝铭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国民党的腐败也很不满，所以谈得很投机。我说，我们都是无党派的，干脆都用真名实姓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赞同。于是我们便创办了《春秋》壁报。

第一期上没有发刊词，只引用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话来代替。同时还引了《中华民国约法》中“人民有言论、集会等自由”的条款，并写上“请勿撕毁”字样。出版后果然始终没有被撕。第一篇文章是我署名的《我为青年们说话》，指出抗战以来，有许多青年上前线浴血杀敌，有许多青年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埋头建设，还有许多有志之士“为国相忍”，认真读书，准备将来为国家建设贡献才智。只有那些围绕在某些教授身边力图钻营到一官半职，以求温饱的，才真是没有志气。另外，我又用“闲人”的笔名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有：“学府阳秋史不载，《国风》而后更无诗。闲人别有伤心处，听我临风唱竹枝。”“力求温饱太无聊，无怪人嗤志气消。奉劝诸君齐发奋，先从刘（邦）项（羽）学吹牛。”还有首是讽刺大谈“青年的志虑与思想”的某教授的。鞠孝铭也用真名写出了辛辣的文章。第二期上我又用《对话篇佚文》为题，假托黑格尔遇见苏格拉底，尊之为“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回答说：“我是个卑贱的士兵，尊贵的教授，您是普鲁士国王的座上贵客，怎么配和您谈话呢？”联大同学都明白，这是影射被蒋介石请去重庆“讲学”的某教授的。

师院的壁报本来就很少，校本部原先琳琅满目的壁报此时早已烟消云散了。《春秋》壁报贴在师院宿舍大门旁边的墙上，着实吸引了很多同学，校本部的同学也络绎来看。我亲见师院的院长也很仔细地读着，后来还有《云南日报》的一位记者来抄。壁报的读者虽多，但并不都认识我。等到“青年的志虑与思想”的讨论过去，训导长查良钊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再出这种壁报了。为此，在第三期上我以编者名义发表声明：“本壁报奉查训导长面谕，下期停刊。”结束了这段插曲。

但是想不到鞠孝铭在三期壁报上发表几篇不指名的讽刺文章，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次他在城外参加勤工俭学活动时，偶然同云大的一位教授发生口角。学校却借口“有辱校誉”，把他开除了。那位云大教授听到了，曾亲自到师院解释，为鞠说情，也未生效。鞠孝铭原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在海口兵工厂做护士。他被师院开除等于断绝了生路，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劲草毕竟是压不死的，他经历过许多苦难，解放后在南京师大教地理，现在已是教授了。很明显，对鞠的处分也是给我的警告。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名列师院第二，可是“檀香山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单上竟然没有我的名字。我只能忍着，老老实实地在天祥中学教书。

《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魏铭让：神曲社的成立

1941年秋，住在昆中校舍读大一的工学院几位同学，同窗一年，彼此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1942年暑假后，搬到拓东路读工学院二年级。他们刻苦读书，以期工业救国，但又不愿两耳不闻天下事，他们要对当时的腐败现象进行口诛笔伐，通过共同讨论寻求真理，于是组织起来，成立了《神曲》壁报社。《神曲》是意大利民族诗人、欧洲文艺复兴先驱但丁探索意大利民族出路的杰作。《神曲》爱憎分明地暴露了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黑暗，对当时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表现了但丁追求理智解放、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新思想，壁报取名《神曲》，意义在此。

《神曲》壁报出刊后，每期都有很多同学阅读。由于作者敢于说话，逐渐成为工学院同学很关心的刊物。随着昆明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神曲社的活动内容逐步增加，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在1944年“五四”前后，神曲社员达三十余人，各年级都有。到1945年上半年，由于创立神曲社的老成员即将毕业，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国内专制独裁势力与民主进步力量之间的斗争将更加尖锐，神曲社以什么方式在工学院继续存在并斗争下去，几位核心成员曾为此踌躇再三，后来决定采取稳的方针，壁报在暑假后暂时停刊。然面形势发展比预料的还快，1945年下半年后，由于杨立、羊衍祜、杨昌组、赵震炎等在急风骤雨条件下，仍然坚持社务，并继续出壁报，“一二·一”前后，神曲社在工学院学生中继续发挥着自己应起的作用。

《记神曲社》

冯至：林元和文聚社

和我关系更多的是林元和他几位同学共同组织的文聚社。林元，本来是群社、也是冬青社的成员，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远郊区海源河农村住了几个月，1941年底回到昆明，起始筹备文艺刊物《文聚》。冬青社各种手抄本和壁报的撰稿者绝大多数是联大同学，《文聚》则迈出联大校门，走向社会。林元是组稿的能手，除了取得联大教师和同学的积极支持外，他在《文聚》上还发表了一些社会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当时在昆明《文聚》可以说是一种范围较广、质量较高的文艺刊物。战争结束后，林元在昆明曾短期办过小型的《独立周报》附有《文聚》副刊，在上海编辑《观察》杂志，林元和我始终保持组稿与投稿的友好关系，1951年《新观察》创刊，林元参加编辑工作，由于他的敦促，我在这年1月至6月写完《杜甫传》，按期在《新观察》上发表。粉碎“四人帮”后，林主编《文艺研究》，我也是这刊物的读者和投稿者。

《昆明往事》

黄宏煦：“流火”壁报社

同学们初到时，彼此多不认识，但因为食宿在一起，又常不分院系合班上大课，正像轮船上统舱的乘客一样，日日摩肩接踵，很快也就从见面打招呼进而相识交谈了，开课不久，我就认识了许寿裳（历史系）、李循裳、张信达（数学系）、徐光炽（地质系）、茅于宽、周锦荪（物理系）等进步同学。我们的聚合是自然的，共同的理想和志趣像磁石把我们吸引在一起，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几次接触就能辨别出谁是可以信赖、可以共同工作的同志。由于当时课外文娱生活十分贫乏，消息闭塞、书报极少而又到手较迟，我们决定办一张定期的壁报，在沉寂单调的学校生活中激起几片浪花，同时也借此联系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学友。

壁报取名“流火”，这倒不是因为我们醉心于“左”的词语，把红色涂在脸面上，引人注目。我记得在大学语文课本上正好读过《诗经》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章，而我们这一批新生恰恰是在七月应考，九月入学。这里当然也有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燃起抗日烽火的意味，壁报创刊号的报头就是以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作为图案的中心。

“流火”壁报社的主要成员，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同学外，还吸收了两三个喜爱活动，笔头也较锋利的同学。“流火”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壁报，每期横宽约三米，上下四排稿纸，用彩色花边勾出栏目，内容包括时事述评、学术探讨、文艺、学校活动各个方面，既有大块文章，也有识刺小品。在课余时间办这样大的壁报，从组稿、缮抄到画报头、标题、勾划栏目，以至于张贴，确实使我们六七个发起人投入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好在大家有共同的愿望，热情很高，不怕辛苦、困难，所以，尽管后来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流火”始终得以坚持下去，几乎不间断地出了二十多期，每当新的一期张贴在大操场尽头带有瓦檐的南墙上，总有不少同学（有时也有教师）围观品评。

《回忆叙永分校学生运动二三事》

杨显公：筹办《春雷》壁报社

万事开头难，筹办壁报的第一件事就是筹措活动经费，购置笔墨纸张。大家在一起商议后，决定每人先捐出5-10元（新滇币），作为开办费。并作了分工：推杨家伟任社长、张国钧任副社长、杨兆彪任主笔、赵治国任副刊编辑、张光宇负责漫画。壁报内容：主要介绍前线的抗日战况（稿源主要摘自《新华日报》《云南日报》），还有抗日论坛、文艺副刊和漫画。

壁报社址，因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地点，就暂设在杨家伟家中。为早日刊出第一期壁报，即请了两名泥工，在杨家伟家的后山墙上用石灰刷出一块长方形的白墙，做壁报园地（面对节孝祠）。白墙上方刻有“春雷壁报社”五个蓝字。社名是清朝进士李玉振老先生题写的，汉碑字体，端庄圆润，气势雄浑。当时，按照李老先生的惯例，凡求墨宝者都要付给酬金的。但我们向他求墨却破例不收酬金，很使我们感动。

春雷壁报每逢星期六出版，每期都是一式10份，每份均用毛笔楷书。分别粘贴在大理城内五华楼、南门、卫市口、塘子口、四牌坊、北门、东门、奎阁。其余一份发贴喜洲，一份发贴下关文献街。为提高壁报质量，同仁们总是日以继夜、一丝不苟地撰稿、抄写，个个都干得十分热心。每期壁报刊出后，都围满了众多读者，赞扬《春雷壁报》内容丰富，鼓舞民心。人们特别称道论坛栏目上发表的文章，论理透彻，令人信服。连国民党大理县党部书记张嘉霖（字雨苍）也亲临壁报社关怀鼓励，并答允要向县政府建议拨一点钱给壁报社作办报经费。后来，县政府确实给《春雷壁报》每月拨过12元（新滇币）作笔墨费。腾大师管区司令杨益谦和地方知名人士还曾为壁报题了“抗日号角”“为民喉舌”的题词，使同仁们倍受鼓舞。

《抗战初期的大理〈春雷壁报〉》

王明：联大新诗社

为了“跨越围墙”，扩大视野，闻先生又介绍我和张家兴、董康等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参加联大新诗社学习。新诗社是联大萧荻、何达等同学发起组织的，当时是联大活跃的文艺团体之一。闻先生是这个诗社的导师。著名的作家冯至、楚图南、李广田、光未然先生等也经常参加活动和指导。新诗社是在民主运动中产生的，她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并深入探讨新诗的创作形式，为民主革命的新诗坛培养了一批新秀，创作了许多思想性、战斗性强烈，大众化的新诗，也创作部分群众喜闻乐见的朗诵诗、街头诗，对推动当时昆明的新诗创作和开展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参加新诗社的活动后，我们有机会聆听关于新诗的许多重要报告；参加了许多诗歌朗诵会、座谈会、新诗创作展览，既提高了认识，又扩大了视野。

《忆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兼课》

胡邦定：僧音合唱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当时联大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纷纷转到州、县隐蔽，多数是在中学里当教员。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许多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身陷孤岛，买不到机票离港。而蒋介石的连襟、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女儿（即“孔二小姐”），却占用极为稀缺宝贵的飞机，运她的老妈子、洋狗以及大量私人用品。《大公报》揭露了这件事，引起联大学生极大的愤慨，发起了“倒孔运动”，要求孔祥熙下台。这一下触动了蒋介石那根脆弱的神经，立即派大特务康泽到昆明来彻查，并要逮捕积极参与这一运动的进步学生。这样又有少数左派同学离校暂避。由于这两次事件，联大校内的政治空气就相对沉寂起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校的。当时社团活动基本停摆，歌咏活动也一样消沉。1943年下半年，外文系黎章民同学倡议，邀集12位男同学组成一个“僧音合唱团”，男女声高低音4个声部，各由3个男同学担任，我被编在女高音声部。当然，这只是按乐谱分部来唱，并不像京剧男旦那样要捏着嗓子装女声。为什么只有“僧音”，而没有“尼音”呢？因为当时学校里集体活动少，男女同学的交往也不多，所以就没有找女同学参加。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大社团活动低潮时期的一个情况。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吴宝璋：创办“民众夜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院进步同学创办联大第一所“民众夜校”的事。当时师院周围有许多劳动人民的子弟没有机会上学，潘琰和“民青”成员朱树杰（赵家康）、进步同学古兆珍等商议，借用师院旁边的龙翔小学办起了“平民夜校”，从1945年春开始，办了两期，每期20多人，对象是8至10岁的失学儿童。他们自编识字课本，将革命道理融于其中；此外还教孩子们唱歌。夜校办得有影响，深受群众欢迎。直到潘琰牺牲前夕，她还想着扩大夜校的事：找了一些同学商量，如何动员更多的同学义务任教，如何招收更多的失学儿童到夜校读书。

《“一二·一”运动前沿阵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

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著作

傅乐炘：“炔社”

在校四年同学感情甚笃，按往年惯例离校前都组织一个社团，以便毕业后联络感情沟通信息而有利于互相帮助。但当时有的同学因尚须留校补学分或补必修课而不能应届毕业，故不能简单命名为机械系1945级级友会，那将局限于应届毕业同学。为此，在毕业前成立了“炔社”，其成员包括四年中在机械系共同学习过的全部同学，既包括应届毕业的，也包括尚须留校补某些学分而暂不能毕业的。全部成员约40余人。至于为何起名为“炔社”，据回忆，大致有几个原因：一是受机械系1944级同学成立“梭社”的启发；其二是与徐芝应同学有些关系，他在班内知名度高，深孚众望，“炔”字与他的“雅号”（饵饫）有相似处；三是乙炔燃如火炬，为焊接所必需，在机械行业应用甚广。为此，一经有人提名，即获广泛赞同而得通过。

“炔社”成立大会约在1945年五六月间举行，成立会也是联欢会，气氛热烈而又有惜别情绪。徐芝应同学当选为社长，并为终身制，还选出负责总务、联络的人，大概有朱赋卫、马骙、施颂周等。会上还决定毕业后出版《炔社通讯》作为联络工具，由社员较集中的地方的同学轮流负责，首期即由留昆明的同学主编。之后，7月间在迤西会馆望苍楼前还全体合影留念，合影时曾请李辑祥、刘仙洲、孟广喆、曾叔岳、董树屏等教授参加。当时又有部分同学离校，故照片上留影的只有24人。当时，曾决定做一纪念戒指，戒指为银质盾形，上有S·W·A·U四字，中为M·E二字，下为1945。字为蓝色，设计朴素典雅，此事似为朱赋卫、施颂周同学主办。《炔社通讯》在1945-1948年间大概先后在昆明及上海出过四五期。内容以报导同学的生活、工作情况，沟通信息为主。

《西南联大机械系1945级“炔社”杂忆》

朱鸿运：剧艺社

当然在许多进步社团中，除用壁报形式展开争论以外，还组织了剧艺社和歌咏队来宣传民主。剧艺社创作并演出了一些进步剧目。话剧《凯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造成人民家破人亡的罪恶，从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审判前夕》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和蓄意制造“一二·一”事件的阴谋。“高声唱”歌咏队演唱的《黄河大合唱》《我所爱的中华》，歌颂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抒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在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歌咏队唱出了广大师生和人民的心声。

《我对西南联大的回忆》

胡邦定：感人至深的话剧演出

西南联大《凯旋》剧组合影

剧艺社也是联大非常活跃的社团之一。我不是社员，但我常看他们演出的许多感人的剧目。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在联大新校舍旁边有个学生服务处，里面有个极简陋的、用木头盖的小礼堂。剧艺社就利用这个场地，演出过许多独幕话剧，如《禁止小便》《未婚夫妻》，还在校外演出过《风雪夜归人》《阿Q正传》等等。“一二·一”运动期间，他们在街头演出近30场《凯旋》，这是王松声同学含泪连夜赶写出来的。其剧情是讲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得父子在战场上互相仇杀的故事，情节真实、生动，感人至深。每次演出，观众没有不流泪的。反映“一二·一”运动四烈士之一潘琰的《潘琰传》，是郭良夫同学三天三夜不合眼赶写出来的，在昆明连演六场，座无虚席。这些不单是话剧，而且是血与泪的控诉，既富于战斗性，也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王松声、程法仅、郭良夫、萧荻、张定华、汪仁霖、胡小吉、裴毓荪、徐应潮、小西、温功智……都是剧艺社多才多艺的干将。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张映庚：《国文月刊》

1940年1月10日联大师院国文学系浦江清教授邀集朱自清等教授举行茶会，会上提出并拟定了编辑《国文月刊》的计划，提交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研究不久，西南联大校务会议议决，由师范学院筹编《国文月刊》，随即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负责编辑出版《国文月刊》。

编辑委员先后有浦江清、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郑婴、彭仲铎、罗常培、王力、萧涤非、张清常、李广田等人。主编一职，先由浦江清担任，后由余冠英担任。

经过一段时间认真、紧张、艰苦地工作；《国文月刊》终于在同年6月16日创刊。它是由西南联大师院国文学系教师主编，同时邀请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教师，以及校外热心于国文教学的人士合力举办的。它既是群体的成果，也凝聚着每个热心人士的心血和智慧。

该刊物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生自修国文的材料”，其性质与专门的国学杂志及普通的文艺刊物都有区别。《国文月刊》不刊登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该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不刊登文艺创作，却可以选登学生的作文及教师的范作，同时也欢迎作家谈写作方法的文章。读者对象是中等学校国文教师、普通大学和师范院校国文学系学生，以及自修国文者。

《为了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简介联大师院国文月刊社出版的〈国文月刊〉》

林元：《文聚》创刊的经过

我是读中文系的，平日爱学习写点散文、小说，不甘寂寞，便在10月间和马尔俄（蔡汉荣）、李典（李流丹）、马蹄（马杏垣）等商量办一个文学刊物。穆旦（查良铮）、杜运燮、刘北汜、田堃（王铁臣、王凝）、汪曾祺、辛代（方龄贵）、罗寄一（江瑞熙）、陈时（陈良时）等同学不但自己积极写稿支持，还出主意和帮助组织稿件，都成为文聚社的一分子了。这些人多数是群社社员，或参加过群社的活动。有的是冬青文艺社社员。马杏垣、王铁臣是地下党员（冬青社是群社的一个文学小组扩展成的，原属群社。马杏垣、王铁臣都是地下党员在群社或冬青社里的骨干分子。文聚社与冬青社、群社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李流丹和马杏垣喜爱美术，学习版画，创刊号上就有他们的木刻创作。封面也是他们参加设计的。马尔俄是我的广东同乡，读的是经济系，但爱好文学、音乐，写些散文，英文不错，对西方文艺很感兴趣。他不问政治，但有是非感。办刊物要钱。当时有很多广东人在昆明做生意，有些我们认识。马尔俄还在昌生园当会计，他认识的生意人就更多，我们就通过这些人的关系，为《文聚》杂志拉广告。刊物是由广告养活的。

《文聚》

经费问题解决后，我们便向一些搞文学的老师请求支持。他们满口答应，都说昆明文坛太沉寂了，应该有一个刊物。《文聚》便以“昆明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名义出版，于1942年问世。初为半月刊，24开本；后改为月刊，16开本；后改为不定期丛刊，32开本；到1945年我和马尔俄办《独立周报》（4开本）时，便成为该报副刊，刊头仍沿用期刊“文聚”二字的字体。

《文聚》创刊，我们就宣称这是一个“纯文学”的刊物，意思是说不是政治性的。所以这么说，是出于当时革命正处在低潮，白色恐怖还隐藏在社会的阴湿角落，联大的三青团分子正在趾高气扬；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有些文艺，艺术性不强，特别是有些诗歌，就只有“冲呀”、“杀呀”的口号。这在抗战初期，是超过动员民众的历史作用的，到了抗战中后期，光是口号就不行了。我们认为应有艺术性较强的文学，再说人们的精神生活也需要艺术滋养，于是《文聚》便比较讲求艺术性。由于大多数作者都生活在“民主堡垒”里，西南联大校外的作者，又大多数是进步和革命的作家，就当然离不开政治，于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记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出版物》

贺连奎：《学生报》

《学生报》的出版者是昆明市学联。每周一期，星期日出版，四开。前六期用白报纸印刷，后来由于纸张困难，从第七期（1946年3月9日）开始，间或用豆绿色土纸——云丰造纸厂出的“云丰纸”，第十六期以后则完全用土纸印刷了。前六期每期六版，以后除第十四期（5月4日，有“五四”特刊）、第十五期（5月12日，有“青年运动检讨会记录”）各出八版外，其余均出四版。售价：四版或六版时为“法币”一百元，八版时二百元。

《学生报》的发行主要靠大、中学生上街卖报，通过卖报可以和买报人谈话，交流对时局的看法，这是学生当“报童”的一个优点。闻一多先生对学生上街卖报是很重视的。记得1946年的“五四”（或其前一天的白天），在云南大学当时的礼堂“至公堂”集会，有些人发言平淡，到闻先生发言时，他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如其在这里开会，还不如大家去卖报。”（大意如此）

当时，该报有四个发行点，即西南联大、联大工学院、云南大学和昆华女中，后来又在华侨书店、上海杂志社等八处代售。总发行人是联大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孙清标，工学院的发行负责人是我，联大未结业以前，每星期我到他那里领一次报，回来转发给工学院其他几位卖报的同学。现在，我还保存着孙清标当年签发的“领报证”。

《我为〈学生报〉做了些什么》

黎勤：女同学创办的壁报——《南苑》

女同学会创办了一个壁报，以谐音《南苑》为名，由刘晶雯负责，她是中文系品学兼优的高才生，在同学中有威信。这份壁报花了她不少心血。因为每刊出一期都要同那两个三青团分子作一番斗争。《南苑》的宗旨是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反映女同学的学习、思想和生活。每期一式两份，分别出在南院和新校舍（校本部）。她们两个三青团分子坚决反对刊登涉及政治形势的文章，主张多组织些课余饭后消遣以至风花雪月的东西，她们常设法在稿件的审定上刁难。我们不理她们那一套，使每期壁报都有鲜明的主题，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例如有一期是以埋头读书与关心国事为主题，还有一期是对一些追求享受、走“国际路线”、当“吉普女郎”、丧失民族尊严的学生给以抨击。类似这样有思想性、战斗性内容的文章，都受到大家的好评。

《回忆西南联大女同学会》

第二章　丰碑永驻的运动与革命

钱德基：各派政治力量在联大

联大的校领导和教授中，确有不少国民党员，但他们更主要的是学者、教育家，而且属于二陈派的很少。大多数教授是无党派的爱国民主人士，有些教授还拒绝加入国民党。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对他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析。抗日战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御敌，中共对此是赞成的，许多爱国青年参加了这一组织。可是不久以后，三青团中央为一批蓝衣社分子所把持，三青团的性质起了变化。那时候，有些中学还强制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些学生大多数政治上并不成熟，只是被迫填一张表，就算参加了。他们对三青团的活动并不那么积极，这同当时还处在秘密的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吸收党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考察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企图寻找“饭碗”，甚至借此飞黄腾达而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毕竟是极少数。

我到联大时，校内已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其中有早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就投身革命的平津三大学的老同志，也有新考入联大的其他地区的党员，和一些在昆明发展入党的新同志，当时已经由支部扩大为总支，接受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现在知道，还有一些党员是通过其他渠道的单线领导，组织关系未转到，因而未参加联大地下党总支的。

联大同学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员人数也不少。虽然在1938年秋，国民党武汉卫戍区司令部公开宣布取缔民先等抗日群众组织，但从平津来的民先队员到昆明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且和云南地方的抗日先锋队（抗先）联合起来，成立了民先云南地方队部，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直到1939年秋，民先才停止活动。

《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钱德基：联大的地下党总支

我的组织关系是1939年底才由交通员转到昆明，同云南省工委青委接上了关系。我同联大党总支书记李振穆（李晨）在青云街云南大学附近的小茶馆里见了面，当即指定我担任师院分支书记，并介绍了陈宝静（陈浩）任组织委员；以后我又接上了总务处的黄楠（后调滇越铁路工作）的关系，由他任宣传委员。在师院分支里，由陈宝静联系三个女同学，我联系四个男同学。我们分支开会时，李振穆也常来参加。他是一位十分热情的好同志。记得1940年初春，我们在城墙上开支部会。他见我穿得比较单薄（我的衣物在昆中宿舍时炸光了），冷得发颤，当即脱下一件毛线衣给我穿。这件毛线衣我一直穿了10多年，以后又改织成儿子的毛线裤。我告诉我的儿子，这是爸爸的同志送的，你要好好珍惜。

当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支部会和小组活动按时举行，大都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校内的活动。鉴于党员的理论修养差，党内文件极少（多是口头传达），马列主义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也很少。我们曾共同阅读《共产党宣言》，并轮流阅读总支仅有的一本《列宁文选》（第二卷）中的《做什么》等文章。

群社的活动很受同学们欢迎，党员同志也热心为群众服务，可是我总觉得似乎太暴露一些，特别是校本部的活动，倾向性更明显。我曾经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做过地下工作，深知国民党搞反共秘密活动十分积极，我向李振穆提出自己不参加群社的活动，专心做党的工作。总支研究后，同意了我的意见。1940年以后，省工委青委又决定在联大党总支之外，另外成立一个绝对秘密的支部，由青委书记杨天华直接领导，只有更少的几个党员参加。

《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邹文靖：“倒孔运动”

西南联大学生举行“倒孔”游行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海空军基地，随即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在香港沦入日寇之手的前夕，香港九龙很多人相继逃离，但由于运输拥挤，欲逃不得者大有人在。香港沦陷后不久，当时重庆《大公报》发表一篇报道，披露在日寇占领香港前夕，由香港转运的大量抗战物资未能抢运出来而落入日寇之手，还有正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也因飞机拥挤而未能逃出香港；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妻、女却用国民党政府的飞机把他们在香港的私人财物，甚至把她家豢养的几只狗都运到重庆。“香港沦陷前夕，由香港抢运的飞机抵达重庆飞机场时，突然由飞机舱里跳出一只又一只的狗来……”

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吏鱼肉人民的罪恶行径，孔祥熙贪污中饱、发国难财的丑恶名声，早为全国人民所痛恨。此次消息传来，舆论哗然，西南联大师生群情激愤，很快在联大校舍大门旁的墙上出现一幅火药味很浓的壁报，这幅壁报没有名称，也没有作者的署名，只是在报头处写一斗大的“喊”字。其中几篇文章都是从孔祥熙以飞机运狗之事谈起，揭露他贪污中饱、祸国殃民的事实，呼吁全校师生对孔祥熙的罪恶行径，同声诛讨，义正词严，正气凛然！它点燃了“倒孔运动”的烈火。随之而来的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很多启事和声明，它们是以集体名义写的，如“某某宿舍全体同学”，“某系某年级全体同学”。此时我们有20多名同学自动集中到一个教室开会，一致认为爱国青年都应积极投入“倒孔运动”中来，并立即决定以个人联名形式发表“倒孔宣言”，要求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领导全校“倒孔运动”，把它扩大到昆明市和中国的抗战大后方。当场大家公推我、汪受璧和钟正三人起草“倒孔宣言”，三人中由我执笔。我激于义愤，仓促之间挥笔而就，26名同学立即一致通过，由汪受璧用毛笔大字书写，全体同学签名，于当天下午张贴到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

《回忆西南联大的“倒孔运动”》

邹文靖：“倒孔”示威游行

我们的“倒孔宣言”张贴出后，同学和教师围观者甚众，颇有赞同之词。但夜里就被人偷偷撕掉，想是极右分子之所为。虽然他们可以撕掉我们的“倒孔宣言”，但阻止不了联大师生的“倒孔运动”。第二天上午，住在昆华中学的西南联大一年级全体同学组成倒孔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秩序井然地开进西南联大新校舍（校本部）广场。队伍以一面大型横幅为前导，横幅用床单制成，上面画着孔祥熙的头像，颈上套着一个巨大的铜钱，以此作枷，别开生面，十分形象地刻画了孔祥熙这个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

学生队伍刚一进入学校大门，全校师生热烈鼓掌欢迎，随即在广场举行倒孔大会。不少同学上台演讲，痛斥孔祥熙的罪恶和“倒孔运动”的必要，当场决定全校罢课，立即上街游行。数千师生踊跃参加游行队伍，沿途还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南菁中学等昆明10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参加会合。游行队伍沿途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昆明主要街道游行三四个小时。据说当队伍游行之际，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清华校长）、常委蒋梦麟（北大校长）均乘轿车尾随在队伍之后，准备万一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时，他们可以及时出面调解。学校当局没有采取压制手段，并准备了应变措施，比较明智。

“倒孔运动”游行示威以后，全市的学生纷纷停课响应，几乎全昆明市所有的大中学校学生都投入“倒孔运动”中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都发宣言、发通电，以期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对国民党政府那些贪官污吏予以惩戒。在游行后的第三天，联大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常委梅贻琦在讲话中说：“这次的‘倒孔运动’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再继续下去，对我们学校不利，对你们求学不利……”常委蒋梦麟更说：“你们再闹下去，学校就要关门了！”接着由当时的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上台讲话，无非是什么孔祥熙有问题也要通过合法手续揭发检举云云。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这一“倒孔运动”非常惊惧，想方设法阻止和扼杀这一运动的发展。各校发表的宣言和通电，都被邮电机关检查扣压，不准发出。昆明各校的“倒孔运动”也只能收场。这次“倒孔运动”，虽然未能走向波澜壮阔，但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已是给了迎头痛击。

《回忆西南联大的“倒孔运动”》

黎勤：读书会的秘密活动

1943年秋，在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女同学中出现了第一个读书会，人数只有四五人，看起来似乎是志趣相投的自由组合，实际上是一位归侨中的进步同学做工作组织起来的。读书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是阅读重庆《新华日报》，还读过伪装了书皮的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文件。材料的来源一直是由那位组织者提供的，而她从来不说这些材料来自何方。直到“一二·一”运动前，我才知道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印刷厂里翻印出来，加个不相干的封面后传播开来的。参加读书会的成员后来就成为地下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在女同学中的组织基础。

《回忆西南联大女同学会》

马豫：参加空军的联大学生

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疯狂入侵，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中国青年，投身报效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首次在全国大学生中招考空军飞行学员（以前是从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中选派）。投考空军，要通过最严格的检查，录取率约为百分之一。入学后的飞行训练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淘汰率约为百分之五十以上。

投考空军的同学们都怀着英勇报国的雄心壮志。回忆我们被录取后，在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的大门时，看到大门两旁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被录取的联大同学们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即使在国民党对腐败口非心是的环境中，他们对此也都信守不渝。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又先后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约为一年。1944年，分批回国，分配在空军的各个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队，与美国空军盟友并肩作战，给日寇的陆军和空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尽了自己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生参加空军纪实》

彭国涛：三次从军抗日高潮

抗战8年，西南联大经学校动员批准从军有几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37年末到1938年初，根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简讯》第18期李方训同志文章摘录如下：“南京陷落的噩耗传来，临大师生齐集圣经学院广场召开大会，既是动员会，也是誓师会，高唱抗战歌曲，慷慨陈词，马约翰教授在会上高呼口号，鼓励学生从军；到前线去！从军去的呼声响彻校园。”临大常委会决定：“凡服务与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愿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学生们纷纷提出申请，爱国青年一批接一批离校。有295人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至于未办手续而直接投身抗战的，已无法统计。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1945年11月，昆明西南联大师生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

第二次从军高潮是在1941年至1943年，应征翻译官。由于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来到昆明，滇西远征军入缅与日军作战，都需要大批翻译。联大常委会决定以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为主，参军服务1年。全国征调约70人，联大学生占了一半。他们在译训班受训后，绝大多数被分配到空军各机场，任飞虎队翻译。飞虎队飞行员英勇善战，把日机打得落花流水，遏止了他们对昆明的狂轰滥炸，使之不敢再来侵犯。这是飞虎队的功劳，但也有联大这批翻译的功劳。由于他们工作成绩显著，教育部于1942年2月还曾嘉奖了从军同学。

最后一批从军是1944年底参加青年军。由于这一年湘桂大败，当局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西南联大校方经研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办理此事。梅贻琦常委，冯友兰、闻一多、钱端升、吴有训等教授曾在从军演讲会上讲话，鼓励学生从军。同年12月9日，报名从军学生达340人，其中教师5人。1945年1月28日，200多名从军同学入伍，编入二〇七师炮一营补给连二等兵。后空运至印度，经汀江至兰伽，作为汽一团汽车兵受训。当时中印缅战事已基本结束，美军绝大部分都已撤退印度。他们曾将美军用物资分3次由兰伽运至加尔加达，以便由此装船运往他国。后来他们调往利多。1945年7月便开始驾驶美军卡车沿中印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从利多至昆明，全长1059英里）回到昆明。由于军中腐败严重，联大从军学生都很失望，不断有人离队回校复学。该年8月，日本投降，他们便全部回校了。

《西南联大学子的三次从军抗日高潮》

李光荣：“五四”纪念活动

西南联大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五月四日的纪念活动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南开大学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军，西南联大则是“五四”精神的储存库，因为西南联大的一些老师正是当年“五四”的将士。在西南联大存续的9年当中，联大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传统，而且还给五月四日增添了新的内涵。

1938年5月4日，是西南联大迁到云南后开课的第一天，蒙自分校的学生就在蒙自中学礼堂举行集会，纪念“五四”，请朱自清、张佛泉、罗常培、钱穆演讲，会上通过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北大同学告全国同胞书》，阐述了“五四”的意义，表达了同学继承“五四”传统，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告同胞书以《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为题，刊登在5月8日的《云南日报》上。这是联大第一次在云南宣传“五四”精神。

1939年5月4日，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南大学等昆明青年举行了“五四”纪念会，并组织救国献金活动，夜间举行火炬游行。这次纪念活动，把联大学生和云南青年亲密地融合在一起了，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力量。

1940年5月4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在新校区举办火炬游行晚会，5日，召开“五四”纪念大会。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恶化，逮捕和迫害进步学生的消息笼罩学校。二三月间，中共云南省工委安排联大大部分党员和少数进步学生离开学校，分散到全省各地隐蔽。这样，开展纪念“五四”的活动就困难了。在这种形势下，西南联大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举行运动会。在“五四”的前一天，召开全校运动会，用强身健体和比赛体能的形式纪念和弘扬“五四”精神。1942年和1943年亦如此。

1944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进步力量的聚集，联大出现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5月3日晚，联大历史学会在南区10号教室举行“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到会者数百人。会上，周炳琳教授回忆他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闻一多教授讲述他抄写岳飞的《满江红》贴到清华学校食堂门口的行动，张奚若教授阐发“五四”精神与当前青年的任务。会场气氛热烈，与会者情绪高涨。同学们纷纷发言，陈述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实的不满，有的建议通电全国学生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有的提出要求政府把“五四”定为“青年节”。

1945年，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五四”纪念周，内容包括了4月30日举办的科学晚会。会上，曾昭抡、李继侗等都发言说：民主和科学是“五四”的两面旗帜，但民主和科学并不是并立的，科学的基础是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华罗庚并大声疾呼：“政治必须改革，民主必须实行。”

回顾西南联大在5月4日的活动，使我们认识到，西南联大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它对“五四”精神作了全面的继承和创造性的发扬。

《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活动》

朱鸿运：“一二·一”运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策划内战，妄图消灭异己，独吞胜利果实，趁机发动“云南事变”，把龙云搞下台。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不顾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奋然举起“反内战、争民主”的旗帜，声讨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许多学校的中共地下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民青”等，同进步社团的学生组织集会，开展出壁报、贴标语等爱国活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

“一二·一”运动——昆明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11月25日晚，昆明市六千多名大、中学生和社会人士，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升旗台前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会上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分别作了专题讲演，一致要求制止内战。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代主席李宗黄派大批军警包围了联大。继又切断电源，开枪威胁，进行捣乱。一个自称姓王的“老百姓”挤上讲台，说什么“学生是受了共产党的蒙蔽”，“国民党戡乱建国，要削平共产党的内乱”等等。其实，这个所谓的“老百姓”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大会主持人当众揭露其真实身份后，由大会纠察队把他带走了。

次日，昆明各大、中学又一致联合宣告罢课，各校成立罢课委员会，组织宣传队走向街头，揭露反动派挑动内战，镇压学生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上午9时，联大校本部传来军官总队要冲进学校的消息。同学们立刻把桌子、凳子、黑板、石块等堆在门内以护守学校。11点左右，门外的同学喊“来了，来了！”门内同学关上大门，齐心协力用肩顶住。接着，军警特务拥至，手持棍棒殴打门外的学生，南菁中学教师于冉被打死。

反动军警特务们向门内抛掷石块，用力砸门，并狂叫：“开门！再不开，老子们就不客气了！”他们砸烂门板，冲进学校。同学们奋力顶住，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闻声奔集，那伙军警特务才狼狈逃散。另一批军警特务冲进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因同学们坚强抵抗不能得逞，就投掷手榴弹，当场炸伤同学多人。其中师院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及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伤势极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我对西南联大的回忆》

闻一多：亲历“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大批特务和身着制服、佩带符号的军人，携带武器，分批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师范学院、联大附中等五处，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同时在联大新校舍门前，暴徒们于攻打校门之际，投掷手榴弹一枚，结果南菁中学教员于冉先生中弹重伤，当晚10时20分在云大医院逝世。同时在联大师范学院，正当铁棍、石头飞舞之中，大批学生已经负伤倒地，又飞来三颗手榴弹，中弹重伤联大学生李鲁连君，仅只奄奄一息了，又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被暴徒拦住惨遭毒打，遂至登时气绝。奋勇救护受伤同学的潘琰小姐已经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胸部又被猛戳三刀，便于当日下午5时半在云大医院的病榻上，喊着“同学们团结呀！”与世长辞了。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君，闻变赶来救援联大同学，头部被弹片炸破，左耳满盛着血浆，殷红的鲜血上浮着白色的脑浆，这个仅17岁的生命，绵延到当日下午5时在甘美医院也结束了。此外联大学生缪祥烈君，左腿骨炸断，后来医治无效，只好割去，变成残废。总计各校学生重伤者11人，轻伤者14人，联大教授也有多人痛遭殴辱。各处暴徒从肇事逞凶时起，到“任务”完成后，高呼口号，扬长过市时止，始终未受到任何军警的干涉。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张友仁：四烈士公葬典礼

四烈士墓地南边入口处用柏树枝和白纸花扎起一座牌坊，上面的文字是“12·1殉难烈士公葬典礼”，昆明群众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战斗的四烈士公葬典礼。

牌坊后的墓地上停放着四烈士等待安葬的灵柩。墓地北面的大石碑虽然已经竖立起来，但还来不及雕刻，临时用写在素蓝纸上的“民主种子”四个白色大字贴着。花圈围满墓地，参加葬礼的群众挤满在墓前的草坪上和墓后的黄土坡上。举行公祭典礼时，查良钊教授为主祭人，昆明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激动地宣读了《四烈士葬仪祭文》，其中说道：“我们誓以最后一息向反民主的势力斗争！”“安眠吧，勇士！”宣读祭文后，送葬群众向四烈士灵柩行三鞠躬礼，默哀，灵柩入圹，倒入石灰，唱挽歌，放鞭炮和奏哀乐。

这时，司仪虽然已经宣布了公葬典礼告成，可是送葬群众并没有散去。公祭主席团成员闻一多教授沉默良久才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群众说：“我们一定要继承四烈士的遗志，向反民主的势力斗争到底，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要惩凶，吴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海角，我们要追他们到天涯海角！”

公祭主席团成员吴晗教授也在墓台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致词。他指出：“四烈士的基地已经成为民主的圣地，我们要牢记这个地方，增强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并把它作为我们指路的路标。”他指着四烈士墓碑上的“民主种子”四个字说：“四烈士墓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不久，将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这里，到我国民主的圣地去。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不忘记在祖国西南的角落上，也有一块‘民主圣地’！”

四烈士的葬礼不是在默哀中结束，而是在高举如林般的拳头喊出雷鸣般的口号声中结束的。“立即废止一党专政！”“立即取消特务组织！”“成立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等等口号响彻联大的上空。

《从西南联大到北大见闻》

Table of Contents

西南联大
版权信息
何宇：叙永分校
刘兆武：“你是我的代表”
刘兆武：五个学院
左右：“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左右：史无前例的“长征”
左右：蒋梦麟去蒙自考察
申泮文：三校公物迁移北运
第一章 校史杂说
第一辑 西南联合大学的缘起
第二章 校长，西南联大之魂
谢本书：值得回味的定胜糕
谢本书：多听少说的梅校长
谢本书：联大人的“梅迷”情结
谭文耀：暂驻衡湘 又成离别
陈长平：两首校歌
黄钰生：增设师范学院
傅举晋：“平生爱海伦”的吴宓
冯友兰：《知识论》和《逻辑》
冯至：偶然的十四行诗
冯至：教授很年轻
冯至：翻译《歌德年谱》
冯至：背包里的《歌德全集》
刘兆吉：杨石先、黄钰生深夜整考题
刘兆吉：闻一多畅谈新诗
刘兆武：“二云居士”刘文典
刘兆武：学术自由之风
刘兆武：张奚若扯闲话
刘兆武：推崇《金瓶梅》的沈从文
刘兆武：旁听陈寅恪的历史课
刘兆武：皮名举画地图
刘兆武：郑天挺讲明史
吴晓铃：刘叔雅讲《庄子》
周崇德：博学多才的罗伯特·温德教授
姚渠芳：从不点名的钱穆
孙观华：社会学系的名教授
宗孔德：电机系主任章名涛
庞瑞、杨玉玮：不讲半点情面的蔡方荫
庞瑞、杨玉玮：蔡方荫爱说“Now, then”
张凤祥：偏爱选修课
戴世光：我与西南联大的渊源
戴世光：集三校校风之精华
木子：解读西南联大校训
朱俊、李红英：俄籍教师噶邦福
朱俊、李红英：英籍教授白英
朱德熙：怀念唐立庵先生
朱鸿运：“民主堡垒”之美誉
朱鸿运：勤奋好学的校风
李凌：没有不上课的教授
李凌：高效能的行政部门
李广田：风趣的朱自清
李建恩：循循善诱的朱自清
李建恩：朱自清披毡入城
李建恩：朱自清的昆明足迹
李建武：59.5分也是不及格
李赋宁：“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
杨光社：“通识为本，兼识为末”的培养目标
杨光社：三校团结合作的缘由
杨光社：严谨认真的校风
杨蓍荀：必须爱惜公物
杨起、王荣禧：启发式教学
杨起、王荣禧：杨振声力倡白话文
杨起、王荣禧：杨振声讲现代中国文学
林元：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
梅祖彦：西南联大的办学体制
汪曾祺：“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不赞成命题作文
汪曾祺：亦师亦友的沈从文
汪曾祺：创作能不能教？
汪曾祺：善于谈天的沈从文
汪曾祺：沈从文教创作
汪曾祺：沈从文痛恨打扑克
沈琨、沈靖：生物化学家沈同教授
熊德基：“精兵简政”的典范
熊德基：四种学号
熊德基：新课程层出不穷
熊德基：百家争鸣，各展所长
熊朝隽：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王佐良：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威廉·燕卜荪
王先冲：不到70分不准入系
王敦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
王景山：林语堂的演讲
田曰灵：严苛的化学系教授
符开甲：大师荟萃的中文系
符开甲：陈岱孙讲《经济学概论》
第一章 西南联大名师堂
第二章 漫谈校风与制度
第二辑 名师趣事与校风校制
肖昆云：动员学生复课的傅斯年
董树屏：德高望重的“刘老夫子”
袁方、全慰天：有所为有所不为
谢本书：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贺连奎：“中西合璧”的授课方法
赵乃抟：团结互让，不讲门户
赵捷民：体育行家马约翰教授
赵震炎：畅销昆明的“西曼”墨水
赵震炎：航空系主任王德荣
陈康定：文学史家萧涤非
顾迈南：与闻一多隔帘而居
顾迈南：华罗庚在西南联大
马识途：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
马识途：推崇真民主和真科学
马识途：绝不照本宣科
任之恭：迁校初期的艰难生活
何期明：座无虚席的图书馆
何期明：联大学生的衣着
光德正：工学院学生的课余生活
冯至：习以为常的跑警报
冯至：林场茅屋
刘兆武：从土木系到历史系
刘兆武：提高英文的途径
卢华焕：在注册组工作的日子
吴大猷：漫长的往返路程
吴方：考取西南联大的经过
吴铭绩：一书难求
吴铭绩：在茶馆里自习
吴铭绩：简陋的设备
周明道：报考西南联大
夏雨：二入联大
姚秀彦：南院女生
姚秀彦：漫画版冯友兰
姚秀彦：苦中作乐
姚秀彦：课堂内外
孙观华：活跃的辩论会
常荣福：迟到的录取通知
张之良：滇西翻译官
张凤祥：别开生面的讲演活动
张凤祥：联大的“民主墙”
张定华：“翻车事件”
张闻博：教室设在古庙里
张闻博：茶余饭后打桥牌
张闻博：贫穷学生的“贷金”待遇
徐达仁：名目繁多的奖学金
易颜：李政道在西南联大
朱光亚：高质量的学生
李凌：招生标准高
李凌：文理兼修的课程设置
李桂华：游泳趣事
杜汝楫：考高分不容易
杨天堂：大西门外的新校舍
杨振宁：最好的大学
汤衍瑞：长沙临时大学生活点滴
沈元：航空系的教学安排
沈元：航空系的高淘汰率
熊德基：“难民大学”
熊德基：必修与选修相结合
王世堂：“抢书”的朋友
王世堂：不耻下问的“小孩”
王世堂：爱说“Pure”的邓稼先
王宪钊：靠目力和“手感”观测气象
王景山：别具特色的“八宝饭”
王景山：灰布长衫是主流
王浩：谁也不怕谁
王补宣：最怕体育课
田曰灵：化学系的选修课
田曰灵：恶劣的学习条件
田曰灵：自由选择学生宿舍
田曰灵：贴补生活
申泮文：10元补助费
章成艳：“二妙”之一李赋宁
第一章 招生与课程设置
第三辑 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拾零
第二章 回想当年的校园生活
胡邦定：没有分数
胡邦定：编报人的辛苦
贺连奎：工学院的实习区——江西会馆
贺连奎：工学院的教学区——迤西会馆
贺连奎：最难学的课程——工程力学
贺连奎：活泼调皮的学生
赵乃抟：从不计较穷和苦
郭沂曾：“跑警报”
郭沂曾：联大物理系
钱德基：学生自治会的改选
钱惠濂：如愿进校门
陈南平、张远东：联大机械系
陈炎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陈炎创：实习与勤工俭学相结合
陈省身：室友华罗庚
高小文：军训风波
高小文：暑期的军事训练
黄钰生：公费师范生
黎勤：婚姻恋爱问题座谈会
龙美光：联大图书馆
傅乐炘：“炔社”
冯至：和冬青社的接触
冯至：林元和文聚社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
吴宝璋：创办“民众夜校”
孙观华：社会科学研究会
张友仁：四烈士公葬典礼
张定华：联大剧团的产生
张定华：联大剧团的贡献
张映庚：《国文月刊》
张维亚：群社的兵役宣传活动
彭国涛：三次从军抗日高潮
方复：铁马体育会
朱鸿运：“一二·一”运动
朱鸿运：剧艺社
李光荣：“五四”纪念活动
杨显公：筹办《春雷》壁报社
林元：《文聚》创刊的经过
王明：联大新诗社
章成艳：“湖畔绅士”英语俱乐部
第一章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与刊物
第二章 丰碑永驻的运动与革命
第四辑 学生社团与革命
翟国瑾：国民剧社的成立
翟国瑾：拮据的演出经费
胡邦定：僧音合唱团
胡邦定：感人至深的话剧演出
贺连奎：《学生报》
邢福津：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邢福津：学生自治会的竞争
邹文靖：“倒孔”示威游行
邹文靖：“倒孔运动”
钱德基：《春秋》壁报的风波
钱德基：各派政治力量在联大
钱德基：群社
钱德基：联大的地下党总支
闻一多：亲历“一二·一惨案”
马豫：参加空军的联大学生
魏铭让：神曲社的成立
黄宏煦：“流火”壁报社
黎勤：女同学创办的壁报——《南苑》
黎勤：读书会的秘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