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人物志
Author: 关瑞至; 梁满仓
Date: 2014-06-14 16:00:00+00:00
Keywords: 国学; 历史; 文化; 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
Description: 《人物志》虽成于一千八百年前，但为我们提供的，正是有关用人、观人的大学问，其剖析之深与范围之广，恐怕在古今中外都属罕见，发人深省处与警句策语，几乎篇篇有之，甚或段段有之。更难能可贵者，是此书论证之严谨、周详与其环环相扣所显示的系统性，在中国学术史中，殆无出其右。 此书虽成于一千八百年前，但为我们提供的，正是有关用人、观人的大学问，其剖析之深与范围之广，恐怕在古今中外都属罕见，发人深省处与警句策语，几乎篇篇有之，甚或段段有之。更难能可贵者，是此书论证之严谨、周详与其环环相扣所显示的系统性，在中国学术史中，殆无出其右。——关瑞至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中信国学大典·人物志

关瑞至 著

中信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目录

《人物志》导读

原序

上卷

九征第一

体别第二

流业第三

材理第四

中卷

材能第五

利害第六

接识第七

英雄第八

八观第九

下卷

七缪第十

效难第十一

释争第十二

名句索引

《人物志》导读

关瑞至

要判断一本书的高下，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看该书有多少角度或有多少层次容许我们阅读，角度、层次越多，其水平越高。以《人物志》一书为例，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或者层次来加以欣赏：一个是管理学，另一个是哲学。[1]

一、从管理学观点看

（一）总论

二十世纪管理学人才辈出，但当中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一九〇九至二〇〇五）无疑是大师中的大师，影响之巨，很少人能与他相比。他在不同场合里多次反复强调，所有企业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人。所谓管理，一言以蔽，就是一系列如何开发、如何选拔、如何配置、如何调动人力资源，以至获取最大产出的行为。可惜的是，世上大多数管理人员，所做的人才决策并不理想。有研究显示，成功率低至三成，换言之，企业用人，每十次就有七次出错。[2]

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

首先，人很复杂。被用的是人，用人的也是人。所以，用人的问题可说一开为二。被观者表里不一，其实力、心态、性格难以窥探；即使表里一致，但人如其面，各不相同。所以怎样观人而能准确无误，本身就足以令人头痛。观者又如何？观人的人，受本身的性格、教养、学识、能力、目光、才情、经验、心态，以至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政法制度等等极度复杂纠结的因素所限制，结果，由观人到知人，由知人再到用人，往往偏差很大，鲜有客观。碌碌庸才，竟可窃居高位；有能之士，偏偏怀才不遇。最可怜的，莫过于后者要听命于前者，明知在高位者的号令、政策等等，对大家有害而无利，仍须忍气吞声，即使悖逆己意却还须唯命是从，个体被矮化成一件没有个人意志的工具，最终导致双输局面。职场上此等现象，屡见不鲜。

其次，管理人即使立志于用人为才，极力规避主观意志的干扰，但说到底，用人问题始终不是没有主观影响即能成功之事。相反，它需要一套全面、深入并且到位的理论，系统地对人才的本质作出切实的剖析、归类，借以指导如何将人力资源，不偏不倚地配置到最适当的岗位中，把该岗位应有的产出发挥到极致。这一道理，乍看简单，但当中牵涉的知识水平、洞察深度、用人胆识等等，都是极专业之事，非专家不能为之。

正是这些浅显不过的道理，让我们不得不欣赏《人物志》。《人物志》的创作，当然是以国家政府的用人方针为服务对象。但国家也者，不就是一庞然巨大的企业？所以，全书每句每字，对国家、对企业，甚至对在职场工作的“你我他”，或对只对观人有兴趣的人都切肤相关，其作用广矣大矣。[3]此书虽成于一千八百年前，但为我们提供的，正是有关用人、观人的大学问，其剖析之深与范围之广，恐怕在中外过去两千年都属罕见，发人深省处与警句策语，几乎篇篇有之，甚或段段有之，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书论证之严谨、细致、周详与其环环相扣所显示的系统性，在中国学术史中，殆无出其右。所以此书对任何领域的管理人员，都极具重要参考价值，实在不容不看，看了相信亦难以轻言放下。

在未对《人物志》展开全面讨论前，我想先处理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读者可能会以为，有关人才的研究，必定能够帮助我们从所有人中辨识出具有才能的人。于是，读者或会问，对于作者刘劭（生卒年月大约在汉灵帝建宁年间，即公元一六八年至一七二年，至魏齐王正始年间，亦即二四〇年至二四九年，生平见下文）而言，什么人会具有才能，什么人不会；亦即是问，如何把具有才能之人与不具才能之人区别开来？答案或者会令你诧异，且容许我吊诡一点：就是人人皆具有才能，亦可说人人皆不具才能，所以没有所谓具才者与无才者之别。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所谓才能，是相对于具某类才能者所身处的岗位而言。清代诗人顾嗣协有诗名《杂兴》：“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套用于此，就是说没有绝对标准决定谁有才能，谁缺才能，就像能履险如夷的骏马，若给配置到田间耕作，则连速度慢如黄牛者也比不上。明了作者这种观点，对掌握全书的核心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这有两个含义：其一，不论贤或不肖，所有人皆具才能，分别只在于才能的种类与强弱程度；其二，一个人的才能与他的岗位有一对应关系，亦即必待他被安置到能让他发挥其才能的岗位上，他才可以把内在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能发挥到的在他人眼中便被认为有才能，反之，即使有天纵之资，恐将被误为庸碌之辈。以此观点来看，管理人——不，是所有人——应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人具有才能，而是什么人具有什么才能；以英文表述，该是“Who has talents?”与“Which talents has one got?”之别。当然，在刘劭看来，后者才是应考虑的问题。不过，顺带一说，将人才译做“talents”其实亦不尽符刘劭原意，因为“talents”在多人心中有特殊资质含义，常用以指优于泛泛众生之辈，亦因此意味着只有一小撮人具“talents”，而剩下的大多数却付之阙如。然而，上文刚刚指出，此并非刘劭本意，所以在刘氏心中，人才当近英文中的“natural ability”，而远于“talents”。[4]

当我们明白了上述的道理，亦即人是以“才类”而分，而不应以“是否具才”而别，并且才能必待与岗位配合才会表现出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至少应有两个：

人才是以什么原则来分类的？

各类人才如何跟不同岗位配对？

这两个问题正是《人物志》所要解决的。[5]

为方便读者对全书有一系统的或称作鸟瞰式的掌握，上述两个问题我权且称为“母问题”，所衍生出的当然就是“子问题”。“子问题”有一大堆。以第一个问题为例，分类原则的基础、人才有哪些类型、如何认识人才以方便分类、认识人才的常见错误、观人者本身的情操等等。以第二个问题为例，哪类型的人才应与哪类岗位相配合？配合的原则应如何制定？

事实上，各项子问题复可再细分。以“如何认识人才以方便分类”（即第一项母问题的子问题）为例，由于人的天赋才能是不可以被直接观测的，所以人的外显行为，在什么意义下可以反映出内在的才能？又哪类外显行为反映了哪类型的才能？人才的心理质素、道德修养等等又应如何去衡断？再举一例，当思考“认识人才的常见错误”（也是第一项母问题的子问题）时，自然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些通病？到底是与观人者有关，抑或与被观者有关？这些通病又如何分类？当然，最后要问如何避免？始终，断症之后，还得开药嘛。

这一系列问题，《人物志》不但提问，而且解答得非常周全，问题与问题之间，答案与答案之间，往往互为印证，相提并论，互相发明。此所以我上文说过，《人物志》一书，处处显示了环环相扣、极具系统的特征。

（二）分论

以下我想就上述提及的两个“母问题”展开较详细的讨论。让我们再重述一次这两个问题：

人才是以什么原则来分类的？

各类人才如何跟不同岗位配对？

1. 人才是以什么原则来分类的

谈到人才分类，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选拔适当的人以配置到适当的岗位。现今企业，人才的需求甚巨，但选拔方法往往不出三种：面试、背景审查及心理性向测试。面试旨在筛选，背景审查则重在将不合资格的候选人剔除，而心理性向测试的目的，在于以客观之姿，将候选人的能力、性格、性向、行为倾向、心理特征等，加以量化。这一系列的方法无疑十分客观，但以深入、周全而论，则仍未能望《人物志》之项背。其间分别，在于《人物志》要挖掘到由形象到心理行为等外显特征下面，来探寻人才的本质，这点读者只须稍读此书即可体会。

《人物志》全书共十二章，对人才的考察，散见各篇。有以外观（相貌、表情、声音、情绪）而审之的“九征篇”，有从个性特征（不同人才有不同的强项与弱点）而观之的“体别篇”，有以议论时的心态而察之的“材理篇”，有于具体情境中的行事风格而评之的“八观篇”，亦有从与人相争时所表现的气度而鉴之的“释争篇”。总之，观察品评人才的方法层出不穷，极尽周全深入之能事。

为方便阅读，现列简表如下：

虽以多维度观察人物，《人物志》并没有将人才的种类过度割裂，支离难解。反之，作者刘劭发挥以简御繁的优点，把人才分为两类，即圣人与非圣人。但圣人具天纵之资，万中无一，且圣人以无方为方、以无势为势（下文“从哲学观点看”有较详细分析），天下间任一岗位都可让他点铁成金，因此反而不须研究他与岗位之间的匹配问题，亦因此圣人一类人物，不是《人物志》一书内容关注所在。[6]于是，全书要讨论的，亦即我们要了解的，当然是非圣人一类，此为一大类，当中复可分为兼材及偏至之才（简称偏才）；后者再依职业类别，分为十二型：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及雄杰。不过，若按才能分，刘劭又把人才归为八类，即清节之材、治家之材、术家之材、智意之材、遣让之材、伎俩之材、臧否之材及豪杰之材。现依次表列如下：

如此分类，不可谓不细致。但读者随之而来的问题或会是，如此区分有什么根据？答案可以在“偏才”的“偏”字里找。所谓“偏”，早在全书首章“九征”中，已被定义为“胜体为质”（“九征”：“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意思是偏才以其发挥极致的突出能力为其界定性特征，但一个人若有一种能力发挥极尽，而他又只有一种能力（这已隐含在“偏才”的定义中，亦即若多于一种则已为兼才而非偏才），则意味着他在其他领域中，能力薄弱。即是说，在突显他强项的同时，其弱项、缺失等等，自然暴露于人前。刘劭就是抓住此一强一弱、或一强多弱，来做人才的分类。[7]书中“八观”及“体别”两篇，就提到偏才之人的得失。

“八观”篇指出了偏才的人，其失往往与其得呈现一种类似“共生”的关系：

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懦，介之失也拘。

又说：

讦也者，直之征也；厉也者，刚之征也；懦也者，和之征也；拘也者，介之征也。

刚直的人，一旦看见缺失，便即起而攻之，仿佛条件反射，但却易招人厌烦。又或像性情温和的人，对人一味和顺，遇到小人时却反成懦弱的态度。一直一和，虽似相反，但共通地方，就是有其得“必然”有其失，所以他才说“偏才之性，不可移转”（“体别”）。于是，我们就可从其强弱得失，将之在人才矩阵中归类。“体别”篇的分析更加详细，但原理与“八观”相同，且因篇幅关系，我就留到该章才详讲。

2. 各类人才如何跟不同岗位配对

由于“偏才之人，皆有所短”（“八观”），所以把人才配置到不同岗位时，不得忘记“人才不同，政有得失”（“材能”）的后果，亦因此用人时不得不考虑其优势与弱点。除此之外，刘劭亦提出了岗位与性格的关系。下面将分别讨论两者。

第一，人物的能力与任免的关系。

“材能”篇中，刘劭分析了八种才能的人的优劣后，指出了各人相对于不同岗位的宜与不宜。与此相同，“流业”篇则区分了十二种行业者所对应的特质。未深入交代前，我必须要指出，所谓八种、十二种，不应耽溺于具体数字，事实上，古代的官职岗位与今天社会的工作体系在质、量上都不能相比拟，所以我们要吸收的是其原则，而不是其具体分类。

“材能”篇甫始即依能力形态，区分了两种基本人才，一种能力较大的适合郡国的治理，另一种能力较小的，适合当地方官。从刘劭把两者之异的焦点放在“总成其事”及“事办于己”而言，我认为以今天的语言来解读，可将两者理解为“政务人才”及“行政人才”之别，亦即类似英式文官制度中的“政务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与“行政主任”（executive officer）的区分。“总成其事”有让部属办具体之事，自己则制定总的方向或政策的意思；而“事办于己”则从具体之事由自己办理一点来看，实为行政实务人才无疑。政务人才不能与行政人才相混淆，因前者着眼于长远大局的策略性部署，而后者则微丝细眼，心细如尘，事务纵然繁琐，仍给他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若要他制定策略性计划，恐将导致现代管理学的所谓“彼得定律”（The Peter Principle），即把有特殊表现的人不断擢升，直至不能胜任的地步，结果适得其反，资产变成负资产。[8]当然，政务人才可调任至行政岗位，但却有大材小用之嫌。

以此作基础，刘劭便从不同角度分析人才的能力与其适合的岗位。首先，依据“材能”篇，能力有八种：

那么，具有这些能力的人适宜派遣到什么岗位呢？在“流业”篇中，刘劭把职业分为十二类型，部分与上面八种能力的区分有重叠，由此可以看出不同能力的人能胜任哪些职位：

第二，人物的性格与任免的关系。

至于人物的性格与其职位之间的关系，刘劭在“体别”篇亦特别提出加以讨论。文中举出十二类人的典型性格所衍生的问题，用人时必须加以留意，免生事端。

第一类叫“强毅之人”，此种人气势凌人，仿佛身上能发出坚劲的气场，坏处是难以合群、拙于和众。但是，以他来压场则胜任有余，若任用他来制定规矩，则可噤人之声。

第二类是“柔顺之人”，性格刚好与“强毅之人”相反，处处让人，虽然在危急时处事不够利落，但是委以适当岗位，可成团队的黏合剂。

第三类为“雄悍之人”，顾名思义，此类人具强悍之风，处事一味一往直前，甚而鲁莽冲撞。不过，若需冒险犯难，确又是一名上佳搭档。

第四类称“惧慎之人”，以畏首畏尾、墨守成规为其特点。但小至一个团队，大至一个国家，实在是需要一些做事谨慎、不会违规的人，以完成饾饤琐事。所以委派此等人办理常规性的小事就最合适了。

第五类叫“凌楷之人”，有孤芳自赏、自以为是的性格。但若对此缺点善加利用，亦即当他认同组织的政策时，则可以多一个支持的声音。

第六类是“辩博之人”，要留意“博”不同“驳”，此类人不是好辩之徒，而是一发其言，便滔滔不绝，霸占谈话空间而不自知，所以常有言不及义的毛病，但与之聊天，必有助谈话题，对团体能起活跃气氛之功。

第七类为“弘普之人”，这类人慈善济众，为“博爱主义者”，不论是非好坏都一并照顾，爱心已近泛滥程度。但是，若以他统领救济一类工作，则恰到好处，用之得宜。

第八类叫“狷介之人”，以守正不阿见称，但常流于抢夺道德高地，不讲情面。但是任用此类人却不虞其使诈，对稳定团体有正面作用。

第九类是“休动之人”，貌似很有理想，实则眼高手低。但因其有顾前不顾后的性格，在创业期时加以授职，可以加强前冲的蛮劲。

第十类称“沉静之人”，与“休动之人”刚成对照，此种人做事患在过于深思熟虑，易令团队工作停滞不前。但若善加利用，在政策推出之前，让他找出疏漏则十分恰当。

第十一类是“朴露之人”，此类人优点是直，是正直之“直”，但缺点也在直，是直露之“直”，亦即不能守秘。但若委以“轻”任，则将会戮力以赴。

第十二类亦是刘劭所提的最后一类，称为“韬谲之人”，是为心术不正、伺机上位但又不愿吃亏的人。此类人职场上比比皆是，由于太多，若不加利用，则兵卒不足，所以关键是怎样利用，而不是弃之则吉。刘劭的建议是若有美善之事，可使此类人负责表扬，但始终不能委以重任。

（三）小结

刘劭对职场上不同人才种类的分析，具体而微，周全完备，难怪千古以下，为人推崇备至。不过，《人物志》一书，其义之丰，其理之周，容许多维度的解读。此书的价值，不但可从人物品鉴、人才选拔的管理角度加以欣赏，事实上，其论人的高度与深度，骎骎然已超越管理学，而进军哲学的境界，所以，在下一节，我将会提出几个与哲学相关的问题，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人物志》深刻的智慧。

二、从哲学观点看：《人物志》的“天赋决定论”

《人物志》在哲学上有两项贡献：一是哲学意义的，一是哲学史意义的。就前者而言，论者一般都谈此书有关阴阳五行理论的内容，亦有从所谓知识论角度论之，都各有精彩处。在此导读部分，我想略谈作者刘劭在书中的“天赋决定论”观点，另外，我亦想就此书的学术渊源，略说我的看法。[9]

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跟以老庄为首的道家，在许多问题上，纵或有天渊之别，但对万事万物本质的理解，却颇有可相比拟之处。对孔孟而言，尽心知性知天后，了悟宇宙是个有情世界，天道在万事万物背后，默然运作，“润泽苍生”。[10]于老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11]其中“之”一字指的就是总括有形与无形的万事万物，意指天道不但生成、规范万物，并且润泽草木而不居功，默察一山一石于无心无念之间。总之，儒道对宇宙万物的理解，都不是一种全然命定的机械观点。

与孔孟老庄相较，《人物志》对宇宙的形成与万物的本质，其形上预设，有明显的“气化论”倾向。所谓“气”，是一股在天地间无处不在的物质力量，而所谓“气化论”，简单讲是指天地间的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升一降、一荣一枯，以至四时变化，温凉寒暑，万物的生长收藏，莫不由此股充盈宇宙的力量所支配。庄子“知北游”的“通天下一气耳”便常给援引以作“气化论”的佐证。固然正如我上文所言，庄子并非气化论者（或至少不是典型的标准的气化论者），但庄子此语的确是气化论的最佳注脚。气化论既以万物的运作早受气的支配，所以其“机械论”的特色便不言而喻。

此以机械论为其主要特征的气化论，在西汉时董仲舒手上，被极大化地发扬光大。刘劭生于两汉之末，学术界思变之心虽昭然若揭，但刘劭本人在宇宙论方面，受董仲舒影响甚深。《人物志》甫始即一锤定音，认为每一个人（以及万物）的才能来自五行的比重分布，而五行又衍生自元一及阴阳的先天格局，那么，循此以推，其逻辑结论必然是每一个人的禀赋，都是被先天决定了的，亦即是每一个人，由机体的构造到心理、心灵，再到精神层面，莫不由先天因素模塑，因此，是此则不能为彼，是彼则不能为此。其论证结构，其实是一标准的“三段论”式：

凡阴阳五行赋予的本质都不可改变（前提一）

人的本质由阴阳五行所赋予（前提二）

所以，人的本质不可改变（结论）

认为人的本质不可改变，并且此本质之所以不可改变，是因为他的禀赋全部由先天所决定，如此一来，便具极强的先天决定论色彩。所谓“先天决定论”，是指我们一切的行为、心理活动、或性格特征，其表现形式、方式、形态等等，一早已有先天倾向性，仿佛其表现范围一早已给圈定，不得逾越，一切皆由先天因素（即阴阳五行分配的不同比例）所构成，个体本身不能改变。在这里，自由意志可说不起作用。这样说，当然并不表示个体每一项具体行为、活动等等，在个体未有意识前已被决定，而是指我们行动的可能性是被设定到只能在某一系列的形态范围内表现出来，但具体的表现要视乎当下具体情况而有所变化。打个简单比喻，一只手表在制造时只有十二格，于是指针无论如何也不会指向第十三格。但在具体的时刻中，指针指向哪一格，就由当下哪一刻决定。上文那句“表现范围一早已给圈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换另一比喻，可以把先天禀赋看成计算机的硬件设定，而具体行为、心思、意念等等则有如安装在硬件上的软件。软件的安装首先必须要与硬件兼容，否则软件的潜在功能无法得以实现。一种软件可以有很多功能，但无论如何运作，它的所有可能的表现一早已由硬件的环境所圈定，亦即被限制。在刘劭的论述中，硬件被称作“情性之理”，[12]属先天的设定，原则上不可知，亦因此不能被观测得出。可幸的是，一个人的内在才质，都体现在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一颦一笑中，否则全书断言人的本质可被观察则顿成空言，所谓“听其言[13]而（便可）知其人”是也。

这就引来一个有趣的问题：每一个人的才能、性情、心态、心理、倾向等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受后天因素所改变？

对先天决定论不论是否赞同的人，都有的一点共识，就是从体质、体型等等层面而言，我们拥有的特质几乎全数都是由先天因素所决定的。一个百病缠身并且身材矮小的人，无论有如何密集的系统训练，恐怕终身与NBA无缘。但是记忆力、一般性的认知能力，则经后天培训后，往往可以有颇大的跃进。即使在刚提及的体育领域里，一个骨骼精奇的人，纵有天纵之资，若无恰当的训练，相信仍无缘于任何成就。这些不单是今人的常识，古人一早就多有论述。后天的训练，在古人的语言里，往往就是“学”。论语首章“学而”，即标举一“学”字；荀子在赫赫有名的“劝学”篇中，亦说“学不可以已”。

古人口中的“学”，今人称为“教育”。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说，改变人属后天的力量，最主要的就是教育。换言之，前段的问题可重新表述为，每一个人的才能、性情等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受教育所改变？就此，刘劭的看法有两点值得留意：第一，教育使人的先天禀赋日臻完善；第二，教育巩固了人的先天弱点。

乍看之下，此两点似互相矛盾。一者激发潜能，使之尽善尽美；而另一者却扼杀生机，使视野更形狭隘。不过，如果细看，矛盾只属表面，稍加分析，即知刘劭有此怪论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体别”篇有言：

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意思是依一般看法，教育使人的才能得到发展，道德水平亦可提升，能做到推己及人。但在刘劭看来，一个具偏才的人，教育无疑可有助于其所偏之才的发展。但偏才的定义，意味着他有所缺憾，所以就其所欠之才而言，其偏才越盛，其憾越显，其缺点缺憾更形暴露于世人面前。就以推己及人为例，本来是抽离自身以体察别人感受的无上法则，但一个偏才，只囿于自己的世界，所谓推己及人，注定沦为以己心度人。如果他偏于信人，他就认为别人也很容易相信他，或值得相信，而对人疏于防范；如果他偏于使诈，他就认为别人也会欺诈自己，而对人有所防。于是，无论怎样学，无论怎样恕，都与客观真理缘悭一面。

所以，如果连最有资格改变人本质的教育，其实也不能改变人的本质，还有哪种方法、力量等等可资利用来改变人呢？职是之故，牟宗三根据对气化论的分析，断言以之作理论根本的任何学说，都具有“性成命定”的观点，亦因此“为彻底的命定主义”。[14]牟氏的分析，若将“命定”二字弱化为“决定”，则诚不虚言。两者的分别，简单而言，是“命定”意味只能如此，但不能如彼，其间并无变化余地；但“决定”则表示被决定者可有变化，只是其变化的方向、方式、轨迹、范围等，已一早被圈定，仿佛被程序化了一样。但即使如此，仍有变化发展的可能。承上文的譬喻，前者就像一幅时钟的硬照，拍摄时的一刻是一时就是一时，是五时就是五时；但后者则如一个能正常运作的时钟，指针不停随时间的流动而转动，但其变化始终都在设计时的十二个小时之内，可以是一时，可以是五时，但断不会是十三时（此处当然是就十二小时制，并且排除了艺术创意的“非常”之钟而言）。又好比一个只懂汉语的人，因只具单一的语言知识，因此他虽于具体情况，会说出不同的汉语句子，但所说的只能是汉语句子，而无法说出任何其他语种的句子。换言之，他一出生所能“生产”的语言总体，一早已被决定了。

当然，研究者中亦不乏坚持刘劭并非“先天决定论者”，台湾的吕光华[15]是其中之一。他虽然同意，以刘劭主张“学不及材”及“守业勤学，未必及材”来看，“刘劭认为先天的禀赋资质，比后天的修养力学来得重要”，但他仍认为，由于禀赋只是潜质，所以“还需后天力学，才能成材”，而既然刘劭也推举“学”的重要，因此，这就可证明刘劭是不反对“后天修养工夫”。又既然他不反对后天修养工夫，所以刘劭不是“先天决定论者”。

不过，吕光华的论证是建立在把“决定论”与“命定论”的混淆上，依他的理解，“决定论”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过程，本身具有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16]但这个理解较符合“命定论”（fatalism）而非“决定论”（determinism），后者的断言在以下的意义下比前者弱得多，即容许事物可以有变化发展，但仍声称变化发展的范围、轨迹等一早已被给定，这就是我以上时钟的硬照与正常运作的时钟的比喻下的分别。

再进一步说，刘劭“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的断言，明显地说明了不论怎样学习、修养，偏者不单“不（能）入道”，最关键的是他只会越走越远，甚至永不回头。刘劭说“益失”，此一“益”字，用意在此。因此，我仍坚持，刘劭是一“天赋决定论者”，但当然不是“天赋命定论者”。

三、《人物志》的学术渊源

《人物志》在不少传统文献中，分别被定性为儒家（清代名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卷三中，把《人物志》列入儒家学说。）、杂家（清代集体巨构《四库全书提要》总评此书时说：“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因而归之于杂家。）、道家[17]或名家（《四库全书提要》亦提到“《隋志》以下皆著录于名家”。隋唐《经籍志》亦将之列于名家之下。），晚近及当代学者亦多有类似看法。[18]这固然反映了归类者本身的时代背景与学术倾向，但同时或多或少显示出刘劭本人强大的综合能力，这点，不少学者早已指出。[19]事实上，我在上节分析刘劭的“天赋决定论”时，已指出其“气化论”预设，是深受董仲舒的影响，而董仲舒本人则吸收了阴阳家的宇宙观以提炼成自己的“天人合一”哲学。所以，说刘劭是阴阳家或博采诸说的杂家，并非毫无根据。

不过，我认为在某一意义上，任何人都是杂家。对任一个身处特定空间维度的人来说，若在时间维度上曾出现过百家争鸣、互相渗透的思想，我不相信他可以依然抱持纯粹的一家之言。好比一个带艺学师的武术高手，真能做到类似“散功”的行为，才去重新投入新的门派？请不要忘记，三国是中国经历自春秋战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解体时代，各种思想在对两汉正统儒家学说蠢蠢然发动颠覆运动，民间与学术界不同思想互相比并，互相影响。更何况所谓的两汉正统儒家学说，是由受阴阳家影响甚深的董仲舒一手炮制；而两汉之前，又经历过长时期的春秋战国诸子争鸣的局面。正是在此意义下，刘劭与所有其他人，都是杂家。因此，指任何人，包括刘劭，属于杂家，除非能准确厘清“杂家”之“杂”所蕴含的界定性特征，否则没有太大的实质学术意义。

所以我认为，单是指出刘劭糅合上古各家各派学说，而独欠指出他最终归于何家，是稍嫌平面，必要待点出他的立足点，及以百川汇海之势，统摄诸家而形成一自圆一致的系统学说，才可对刘劭的学术贡献有一立体的纵深体会。下面我想简略说说我的看法。

我认为《人物志》理论根底是儒家的，具体而言，是儒家的“仁者”学说。仁者至高的境界就是圣人，圣人者何？其实就是最高理想人格的原型（prototype），在《人物志》中被描述为具有“兼德”、“中和之德”，是“中庸精神”的彻底体现者。“中庸精神”在书中的界定性特征为“冲和”，能统摄诸德与众美，亦即汇集天下之至善至美以及最高能力于一身。但吊诡的是，正由于包罗万象，所以没有峥嵘的棱角（“平淡无味”“九征”），处处圆融，冲虚自守，变化无方（“变化应节”“九征”），因而远看近观，反予人“平凡”之感。[20]

常人以为，所谓圣人必定是光芒四射、大放异彩、漪欤盛哉。但刘劭独排众议，认为圣人是不易辨识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圣人为人才之极品，在众人之中没有比之更能极尽人性的精华，惟其如此，其行事为人，独辟蹊径，远离众生。在讨论考察人才所容易犯七种通病的“七缪”篇（归入全书的第十篇，属下卷部分）中，刘劭如此说：

隽杰者，众人之尤也；圣人者，众尤之尤也，其尤弥出者，其道弥远。

所谓隽杰，文中刘氏举韩信、张良为例，此二人在未得提拔至其岗位以发挥其内在潜能之前，其能力并非人人皆知。他们已是人中之龙凤，但比之圣人犹有不及，若韩、张二人之才干尚且不易察知，何况圣人？所以说，“其尤弥出者，其道弥远”，即是说，其才越高，其行越深，因此其才越发难知。紧接上段引文，刘氏所说的“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的“奥”字，指的就是圣人之才秘而难知。

不过，虽然圣人独辟蹊径，远离众生，但此并不表示他标奇立异，遗世独立，特立独行，若如此，则一旦他功名得立，一定会如上文所说的“光芒四射、大放异彩、漪欤盛哉”。非也！相反，依刘劭的分析，圣人冲和平淡，实而不华。在全书原序中，刘劭说孔子：“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序），“中庸”者，中间着墨之谓也，言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谓也。刘劭以孔子为例，他赞叹中庸，以之为圣人最高境界，以垂教学生，本人当然亦已早登中庸之境。是故我们每读《论语》，只见一德行高洁的长者，将他一生经验所熔铸的智慧，向人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日和煦之风，无适无待，淡然畅然。相反，读《孟子》，以至《老子》、《庄子》，每至其精彩处，如临夏日的风暴或秋冬之肃杀，尤其至他们辩论诘难处，或屏息观之，或拍案叫绝，甚或不知手之足之舞之蹈之。但这比之于孔子之中庸平淡，恐怕又有未逮矣。

圣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与天地阴阳达至完美的同构关系，谓之“与天地同流”可也。《人物志》甫始即已为人的本质，提出一套形上学的解释：

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九征”）

天下间凡有生命的，皆是以宇宙间最基始最本原的基质（即元一）为其生命“模板”，物种的千差万别，是取决于阴阳禀赋的不同比例，再因五行具体的变化，而形成生命形态的实际个别差异。这意味着有些物种比起另一些物种更为优越，“更为优越”的意思是指该物种在面对外在生存环境与内在系统环境时，是一更有效的生命形态。这是从种际差异角度来说，同一道理也可应用于同一物种中的个别差异。所以人虽钟天地之灵秀而优于众生，但在人此一物种中，仍存在人际间的巨大差距。所谓圣人者，无他，就是得到阴阳五行最完美的比例配搭的人，刘劭形容圣人为兼德者并非无因，兼德之“兼”就是齐备阴阳五行因而达至最高均衡状态之意。能达至最高均衡状态的，可以理解为与元一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即是上文所谓之“同构”。人在天地间生活，一呼一吸莫不自然，因而如鱼在水中，对之习焉不察，反无感觉；同理，圣人无棱角，无常势，是故不易为人所知。我在上面曾引“七缪”篇，指出知人难，知圣人更难，正可与此处分析互相印证。圣人以外的人，有兼才，有偏才。他们都是由阴阳五行只取一端或数端者，因而比重不均，五行中某一方面较强的，就在相关领域显得突出，因而棱角峥嵘，易为人察觉。

在《人物志》中，圣人的特质与儒家相关的，其实还不在其阴阳五行的禀赋，若单是如此，则我说《人物志》的理论根底是儒家的便是空言。事实上，找出刘劭最后的归宗，在于刘劭为五行赋予了儒家式的伦理性质。阴阳五行学说，一般人总误会为阴阳术数之士所独有，非也，此学说其实是上古先民共同的知识背景，因此，阴阳之家固然有之，但同时道家老庄论之，法家名家审之，易经学说议之，儒家当亦不会例外。刘劭以五行对应儒家之五德，并不必然表示就是阴阳家路数。即使如是，经刘劭以儒家仁德观念创造性地诠释过后，阴阳术数之味，已去之七八。

《人物志》以五德配五行，可表列如下：

以文字申之，即木配仁德、金配义德、火配礼德、土配智德、水配信德。由五行忽然跃至五德，不免突兀，所以刘劭提供了一个与人身构造有关的接口，使德行二者的关系具有物质基础：木在骨相上、金在筋脉上、火在气息上、土在肌肉上、水在血液上。此亦可以表列之：

（表五：《人物志》五行五德五体相配表）

这种论述方式，今天我们读来相信多会格格不入，但我们不应束缚于文字的表面意思而以为木骨仁等真具有客观关联，或以为刘劭自以为有实质客观证据因而斥为无稽。我们在诠释文献时，应考虑其时空背景，尤以时空皆与我们颇有距离者为然。五行等一系列的术语，是当时学术界共通的语言，以之作为论述媒介，合情合理。因此，在理解及诠释刘劭这段文字时，最重要的，是明白他旨在指出，人的品格是由先天的禀赋所决定，不同的禀赋是与人的德性秉持息息相关的，换言之，是与生俱来的。当某甲拥有仁德倾向时，他在行为表现的可能性上，由先天赋与，亦因此必定如此，而不能如彼（但这并不表示他一言一行早已被命定）。由于各人的禀赋可归入五行的各种类型，而各种类型是由先天所决定，再进而先天所决定的类型与五德相表里，所以，归根到底，刘劭是在儒家的概念框架底下来理解人的本性以至人才的本质。由此看来，他在原序中推许孔子，并谦称“敢依圣训，志序人物”，意在表示自己的论述基础出自儒家，实非作伪之词。

虽然《人物志》立足于儒家，但如不少学者所倡，刘劭的确有博采众说，以取兼收并蓄之效。比如从外观及具体的行事风格来判断人才的“九征”、“八观”等篇，与庄子的“九征”法（“列御寇”）、姜太公的“八征”法十分雷同，皆是以有诸外则形诸内的原则来考察人物，《人物志》有明显吸收的痕迹，就连篇名都直接挪用。《人物志》以圣人冲虚平淡，极高明而道中庸，反不易为人所知，则有老子“大智若愚”的影子。甚至有论者指出，刘劭分偏才为十二，其中的“法家”、“术家”等职业名目，亦明显袭自法家。凡此种种，俱为刘劭博采诸家，冶为一炉的明证。不过，我仍得强调，《人物志》的基调，尤其德与才合的主张，圣人集诸德于一身的观点，及抽象的五行落实为具体的五德的坚持，刘劭以儒家为本的理念，实彰彰甚明。

四、作者刘劭及成书背景

《人物志》作者刘劭，[21]生活于三国时代。所谓三国，不仅是魏、蜀、吴的总称而已，而是一个大时代。这段期间，风云际会，人物起起跌跌，历史以几近光速，刹那一个小变，分秒一个大变。刘劭之所以写《人物志》，而《人物志》又受当时（以及后世）的高度重视，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但与刘劭本人的能力与功力，却有莫大关系。

刘劭博览群书，学贯百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文、史、哲、政、经乃至人事管理学。他在《人物志》里，一口气展示了他是个艺术鉴赏家、系统思想家、个性心理学家和身体语言专家。若以今日语言来表达，则是学贯中西，彻头彻尾通识专家一名。

根据陈寿《三国志》卷廿一的《刘劭传》，刘劭为三国时魏朝的广平邯郸人，亦即今河北省邯郸市人。传中无记载其生卒年份，一般学者则经考证后，认为当生于汉灵帝建宁年间，即一六八年至一七二年，并于魏齐王正始年间，亦即二四〇年至二四九年下世。大约在汉献帝年间初次为官，历任计吏（相当于文书处理一类的低级官吏）、太子舍人（即太子的属官）、秘书郎（相当于会议秘书）、尚书郎（掌理呈交司法部门的文件）、散骑侍郎（掌管骑兵卫士）、陈留（即今开封）太守（相当于州长）等，后曾受封“关内侯”，死后则追赠光禄勋（掌管宿卫侍从）。生平著作非常丰富，编有类书《皇览》，为魏明帝制定《新律》，还著有《乐论》、《律略论》、《法论》、《新官考课》、《许都赋》、《洛都赋》等，著作多已散佚。目前仅见《人物志》、《赵都赋》、《上都官考课疏》等。从其著述种类来看，刘劭在经学、法学、文学、音乐，[22]以至人事管理学都深有认识，且在相关领域具有扎实的资历。人文学成就如此之高，其于天文学亦同样精彩。建安年间，他以一人之力，驳斥一众悠悠之口，断言当时日蚀预言之谬。凡此种种，以现代标准来看，刘劭无疑是个通才，加以他著作如此丰茂，若身处大学环境，早已被聘为终身教授。

关于《人物志》的成书背景，我们要注意的应是汉帝国崩溃前后两个划时代的转变：第一，选拔人才的方式；第二，经学式微与个体解放之间的关系。

汉朝以察举制选拔人才，所谓察举制即从两方面来判断人才的高下：其一是由上而下式的“考察”，亦即官吏被派到国内不同地方直接罗致人才。但由于人生路不熟，考察人才的官吏其实颇仗赖地方势力的推荐，于是除“考察”外，便有“推举”的产生，亦即由下而上的推荐，由地方社会贤达推荐后，再由地方官推荐入中央。进入中央后是要经类似考试的考核检定，才会量才授官。但当中为时人所特别重视的一科却与考试关系最浅，此即为推举“孝廉”。汉代名义上罢黜百家，特标儒术，而儒家是以重孝为名，因此，顺理成章，对孝子贤孙礼遇有加。当时有不少人是循“孝廉”一途进入政府当官的。

察举制初行时的确是有利于人才选拔，有能之士从全国四方八面如进庞大的运河系统般，一批一批被运往中央政府，不单大大加强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在周秦以来的封建世袭制中破开缺口，更加重要的，是加强了社会精英分子对国家的向心力，从而巩固政权，而政权得以巩固反过来亦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两汉辉煌的成就与察举制的关系是很难被夸大的。

然而，像人世间所有事物一样，制度难免有生老病死。一项制度如不能与时并进，并且因其曾伟大过而以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任其老化、僵化、形式化，最终是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察举制由于倚重个人的名声，仗赖主事者的主观判断，最终沦落为一陈陈相因，人脉关系环环相扣，继而重蹈世袭形态的落伍制度，并最终令吏治败坏，当中举“孝廉”就常有作伪事件的出现。这实在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直至曹操掌权，深明在大时代里人才的重要，于是三次下令求贤。[23]不过，所求的“贤”，其内在语意已偏离汉代儒家系统，而出现一种“去道德化”的现象。“贤”变为只讲求能力而与道德无涉，他那句常被援引的话“唯才是举”，[24]人们耳熟能详，若不深究其背景，几乎沦为陈腐语。

求才而不求德，正是针对因察举制而生的世袭阶级的一服贴身药。不过，既要求才，那么与汉初时一样，都面临相同的难题，就是如何寻找判断有才能者的客观标准。汉朝用了察举制，成也在斯，败也在斯，所以至曹魏时不可再用。于是，月旦人物、品评人才的论述便应运而生。依现存史料来看，当日相关的讨论与争辩，热烘烘多得不可胜数，独刘劭的《人物志》能历经千余年，不但没被淘汰，并且骎骎然有演成显学之趋势，海峡两岸学者多有论述，外国学人则由美国的J. K. Shryock于一九三七年的专论专译肇始，[25]一九七五年则有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Lancashire教授的期刊论文，[26]到管理学者对《人物志》的重视，在在都说明此书的价值。

五、《人物志》各章主旨

全书不计原序，共十二章，依原书分为上卷、中卷、下卷三组。但卷下首篇的“八观”，亦即全书第九篇，论内容似应归入中卷，现依原书分卷法及根据内容重分后的分组，列表于下：

至于各篇主旨，可于下表见之：

[1] 这不是说只有此二角度，否则我用“至少”二字便无解。事实上，不同学者所采角度不一，反映了《人物志》的丰富。如牟宗三先生那篇广受征引的鸿文，就认为《人物志》是中国学术史上，从美学角度探索人性的奠基者。见牟宗三（二〇〇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全集——才性与玄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页三十七至五十六。

[2] 《让对的人，做对的事》，《经理人月刊》，台湾：巨思出版社。

[3] 原版本“左冯翊王三省”的后序有言：“修己者得之以自观，用人者持之以照物”，说得十分恰当。

[4] 关于“人才”一词的英译问题，可参《人才学核心术语英译探研》，《武汉工程大学学报》，二〇〇九年〇八期，页十四至十八

[5] 事实上，《人物志》书名中的“物”字，就有“分类”的意思。成语中“物以类聚”、“言之有物”、“辨物区方”、“物以群分”、“物伤其类”，甚至词语如“物色”等，都带有或可以引申出“类别”的意思。因此，以“人物志”三字为书名，本身就有将“人”分类，以方便考察各类人才的实质之意。此亦所以钱穆先生谓：“物是品类的意思”。见钱穆（一九八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6] 牟宗三先生认为《人物志》中的所谓圣人，是在讨论框架内，设定一个最高的标准，以方便探讨非圣人的特质而已。见牟宗三（二〇〇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全集——才性与玄理》，页六十一。

[7] 当然可以再追问，以“偏”来作分类判准的根据，其本身根据又是什么。对此，刘劭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作先天根据，我在下面“从哲学观点看”一节有简略讨论。

[8] Laurence J. Peter; Raymond Hull（1969）. The Peter Principle: why things always go wrong.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9] 《人物志》在哲学的贡献，多至不胜枚举，当中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五），最具启发。牟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中指出，由孔孟到宋明儒所开出的人性论理路，以道德为人性内核，亦即界定性特征，是人与其他一切有生命血气者的分别所在，此固然为中国哲学中的精粹。但对人落实在具体人世间时所绽放的美学生命，却并未能如《人物志》所了解得透彻。所以，牟先生认为，《人物志》正好补充了传统哲学的不足，两者凑合一起，便使人性的全部意蕴得以彻底展露。详见牟宗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

[10] 此为典型的当代新儒家学派的观点，读者可随意翻阅新儒家宗师级哲人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或他们海内外无数弟子的著述即知。

[11]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一章。

[12] 见“九征”首句。

[13] “言”也包括行为等外显的表征。

[14] 牟宗三（二〇〇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全集——才性与玄理》，页三十三。

[15] 吕光华（二〇〇九），《论刘卲〈人物志〉的性质目的及其修养论》，《兴大人文学报》，第四十三期，二〇〇九，页七十九至一〇四。此外，江建俊（一九八三）《汉末人伦鉴识之总理则——刘卲（按：即劭）人物志研究》亦大谈“修养论”，并于该章结尾处谓：“故人之欲求其大用，务先自平淡处修养焉”。见氏著，页八十。但文中并无正面讨论，在阴阳五行为人才质的先天来源的框架下，如何有修养的可能。

[16] 吕光华，同前，页九十四。

[17] 台湾易学专家刘君祖在为《人物志》作的导论中，引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舜徽的《周秦道论发微》作旁证，认为《人物志》既大谈“君王南面之术”（即古代君王驾驭臣民之术），因而可与道家相比拟。见刘君祖（一九八三），《人物志》，台北：金枫出版社。

[18] 持“糅合”观的比比皆是，兹仅举汤用彤为例：“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按：即《人物志》）颇可见其大概”。见汤用彤（一九六二），《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中华书局，页二十五。

[19] 如江建俊（一九八三），《汉末人伦鉴识之总理则——刘卲人物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四十三。

[20] 钱穆对刘劭提出“平淡”二字以界定圣人十分激赏，谓“反复玩诵，每不忍释（，）至今还时时玩味此语，弥感其意味无穷”，见钱穆（一九八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21] 刘劭之名，《三国志》有《刘劭传》，其名作“劭”，今天流行版本亦多作“劭”。但不少文献，如隋唐《经籍志》、宋阮逸《人物志序》、清《四库全书》等却又记之为“邵”。对此，今人杨新平及张锴生在《智慧之门·人物志》中有初步考证，认为刘之名应作“劭”，只不过“在北魏时期为避彭城王元劭之名讳”，才一度被易为“邵”。见杨新平、张锴生（二〇〇四），《智慧之门·人物志》，页二至三。

[22] 《乐论》之“乐”，指礼乐之“乐”，原非指音乐，此书倡议“制礼作乐，以移风俗”，但当中其实就牵涉了将音乐普及化，以使社会免于因政治、经济、民生、战祸、天灾等“无常”因素所带来的紧张，从而教化或陶冶人民的心灵。

[23] 三次求贤令分别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及二十二年发出。

[24]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5] Shryock, J. K. （1937）. 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6] Lancashire, D （1975）.“Man Determined or Free-A Study of Liu Shao’s Treatise on Man”. Journal of the ANZSTS. 17-32.

原序

本篇导读

从管理学角度看，大至国家，中至企业，小至一个小社群，无不牵涉人事管理的学问。管理的学问大矣哉！但不管如何复杂，关键就在四个字：“知人善任”。这四个字复可分为“知人”一组和“善任”一组。“知人”当然在“善任”之先，而成其先决条件。原因无他，要把管理办得好，就要问一个大问题：就是指派什么人负责什么岗位；这个就是“善任”的问题。但未问这个问题前，必先要清楚掌握什么人才是最能把什么岗位发挥得最好，换言之，“善任”的基础必在“知人”。本章的目的，就是要为全书讨论的开展，一锤定音。

夫圣贤之所美[1]，莫美乎聪明[2]；聪明之所贵[3]，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4]，则众材得其序[5]，而庶绩之业兴矣[6]。

[1] 美：认为……好。

[2] 聪明：明察事理。唐张守节在解释《史记》中记载黄帝“成而聪明”时说：“聪明，闻见明辩也。”

[3] 贵：重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 诚：如果。

[5] 材：同“才”，指人才。序：顺序，次序。

[6] 庶绩：各种事功。庶，众多。绩，事功。《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安国传：“绩，功也；言众功皆广。”

译文

圣人贤者认为人的资质中，没有比聪明更好的；在聪明资质中，没有比能够辨识人才更重要的。如果能够用聪明智慧来辨识人才，那么众多的人才就能够排列出上下高低的次序，各种事业就会兴旺了。

赏析与点评

本节开宗明义，指出在所有品德、能力当中，以聪明为至上。而所谓聪明，最终极的体现地方就在于鉴别人才。当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作者刘劭把各种事业的兴旺，以层层推论的方式归结到圣人论述的权威上；二、又百业之所以兴旺，与人才的优劣得以被秩序化，两者息息相关。

另外，刘劭行文，其结构意识之高，在古代中国当名列前茅。每章首段，往往为全文引论，以铺垫下文的申论，最后缀以结语（不一定是结论），以作首尾呼应。此特色在本原序中，可见一斑。

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1]，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2]，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3]，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4]，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5]。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6]。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7]，舜以登庸二八为功[8]，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9]，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10]。

[1] 爻象：《周易》中的爻辞和象辞。《周易》中以“-”表示阳爻，以“——”表示阴爻，爻有爻辞，如：乾卦中初九爻之辞是“潜龙，勿用”，九五爻之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等。每六爻组成卦象，象辞用来解释卦象，如乾卦的象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语。后爻象用来泛指《易传》。君子小人之辞：指爻辞和象辞中有关“君子”和“小人”的论述。如坤卦中有“君子以厚德载物”，师卦中有“小人勿用”等。

[2] 《诗》：即《诗经》，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志：诗中所抒发的意志和感情。《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风俗雅正：指《诗经》中所含的风、雅、颂三种不同风格的诗。风即当时各国的民歌，雅即周王朝的乐曲《大雅》、《小雅》，颂即商周时代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为孔子所删定，风、雅、颂之分也反映了孔子心目中的次序。

[3] 六艺：一指古代儒家教育的六个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二指儒家的六种典籍，即《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祗庸：恭敬恒常。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的“祗”“庸”说：“祗，敬；庸，有常也。”

[4] 南面：指帝王之位。古代帝王理政皆坐北朝南，故言。援：拔举，提拔。俊逸：超群拔俗。晋葛洪《抱朴子·穷达》：“俊逸絷滞，其有憾乎？”

[5] 达：推举，推荐。《礼记·儒行》：“推贤而进达之。”天功：帝王的功业。

[6] 并：合，一起。

[7] 尧：相传为上古帝王，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在位期间设官分职，制定历法，并派人治理洪水。晚年禅位于舜。克：能够。明：认识，辨识。俊德：才能超群、品德高尚的人。

[8] 舜：相传为上古帝王，尧的接班人。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又称虞舜。在位期间巡行四方，诛除“四凶”，任禹、后稷、契、皋陶等人分掌政事。年老后举荐治水有功的禹为接班人。登庸：举进，任用。二八：指八恺、八元。《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阳氏时有八个才德兼备的人，即苍舒、 、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八人即为八恺。高辛氏时有八个才德兼备的人，即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舜曾举用“八恺”管理土地、执掌农业、处理各种事务，任用“八元”负责掌管礼义教化。

[9] 汤：商朝第一位王，又称成汤、武汤、武王、太乙、天乙。名履，主癸之子。定居于亳，用伊尹、仲虺为辅佐，接连攻灭韦、顾、昆吾等夏朝属国，又在鸣条打败夏桀，推翻夏朝，建立商朝。有莘之贤：即伊尹。有莘为古国名，在今山东曹县西北。成汤娶有莘氏之女，伊尹当时在有莘国为奴，作为陪嫁之臣进入商国，后被成汤发现重用，为灭夏建商出谋划策，建立大功。

[10] 文王：即周文王，姬姓，名昌，王季之子，武王之父，又称周侯、西伯、姬伯。原为商朝诸侯，被封西伯。在位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归周后得到诸侯拥护，伐犬戎、密须，灭崇国、黎国，使周强大起来，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局面。渭滨之叟：即吕望，又称太公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阳，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帮助武王伐纣，是西周的开国大臣。灭商后被封于营丘，为齐国的开国之君。

译文

所以圣贤为《周易》作注解的时候，文字中就有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在修订《诗经》的时候，就已经对《风》、《雅》、《颂》不同风格的诗篇作了分别；在制定礼乐制度的时候，就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来考察人的恭敬守常的品德；身居帝王之位的时候，就选拔超群脱俗有辅佐才能的人；这些都是拔举众多优秀人才，完成帝业的事例啊。帝业建成后，明君和贤臣就一起享受盛名和美誉了。所以唐尧因能够辨识才能出群品德高尚的人而著称，虞舜因任用八恺八元而取得成效，商汤因为提拔任用伊尹而出名，周文王因为举用吕望而被尊崇。

赏析与点评

这一节列举历史上受人注目的例子，说明昔日的明君圣人之所以能垂范当代、影响后世，甚至成就帝王功业（天功），实有赖于他们精于用人的能力。刘劭的推论是，“天功之成”的充分而必要条件在于“众善”，而“众善”的充分而必要条件则在于选拔用人，因此，用人恰当是“天功之成”的充分而必要条件。紧接于此，刘劭再以实例充实自己的论证：当中不论帝尧、帝舜，以至商汤、周文王等，莫不以提拔人才为其成功的钥匙。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1]，孰不劳聪明于求人[2]，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3]，无所援升[4]，犹序门人以为四科[5]，泛论众材以辨三等[6]。又叹中庸[7]，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8]，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9]，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10]，疾悾悾而无信[11]，以明为似之难保[12]。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13]，以知居止之行。

[1] 兴德：成就化育万物的德政。兴，成就。德，古代特指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周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姚配中注：“化育万物谓之德，照临四方谓之明。”

[2] 求人：寻求人才。

[3] 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不试：不被任用。孔子曾周游列国，希望被国君任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没能如愿。

[4] 援升：提拔任用。

[5] 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孔子曾把他的得意弟子归为四类：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德行类；宰我、子贡为言语类；冉有、季路为政事类；子游、子夏为文学类。见《论语·先进》。

[6] 三等：孔子曾把众人分为三个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见《论语·季氏》。

[7] 中庸：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即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守常不变。《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8] 庶几：差不多，近似。《周易·系辞下》：“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意为颜渊这个子弟，差不多是个贤人了吧！

[9] 六蔽：因不好学而造成的人的品德上的六种偏弊。《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意为，爱仁德不爱学习容易被人愚弄，爱耍聪明不爱学习容易放荡浮躁，爱诚信不爱学习容易被人利用于己有害，直率而不爱学习容易说话尖刻伤人，逞勇敢而不爱学习容易闯祸，刚强而不爱学习容易胆大妄为。

[10] 狂狷：指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的人与洁身自守拘谨无为的人。《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拘抗之材：拘谨和奋发的人才，与前狂狷同义。

[11] 疾：痛恨，厌恶。悾悾而无信：貌似诚恳而不讲信用。《论语·泰伯》：“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邢昺疏：“悾悾，悫也。谨悫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悾悾，诚恳的样子。

[12] 为：通“伪”。

[13] 察其所安，观其所由：《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意思是考察他所交结的朋友，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

译文

根据这些史实可以说，圣人成就化育万物的德政，有哪个不是运用自己的聪明去寻求发现人才，并且任用他们从而使自己获得安逸呢！所以孔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被各诸侯国提拔任用，但他仍旧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给自己的学生分类，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三等来广泛地评论天下众人。又赞叹不偏不倚守常不变的中庸原则，来突出圣人的品德，用对颜渊的褒赞来鼓励人们崇尚道德，用六蔽的训诫来使人们避免才能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弊病，希望得到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的人和洁身自守拘谨不做坏事的人以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痛恨那些貌似诚恳却不守信用的人和行为，以此向世人说明伪装是难以持久的。孔子又说认识一个人要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就知道他真实的举止行动了。

赏析与点评

古人议论，不管什么主题，往往会援引圣人之言以显示自己的论述有根有据。刘劭既以儒门自居，自然要引述至圣孔子之言，以证明全书往后的观点乃信而有征。事实上，引用孔子本身亦很有道理。孔子本人对各色人等作过很多评断，他大刀一挥把人才作不同分类。在其众多学生当中，他对颜渊的评价，跟他对子路的评价就大异其趣。

本段值得注意的是，刘劭认为孔子以圣人之智，已对人才的考察提出诸种标准与角度，可点列如下：

一、根据学生的天分所在，依科目分四类；二、将人才分为三等；三、提出中庸的境界作为理想追求目标；四、指出六种不学无术之人的通病，以揭示偏才之失；五、通过对某种人（如拘谨保守、自大激进、外表忠实而内里无信等）的批判告诫，来显示人物可以分类；六、最后，提出观人之法，即观察其人的交往、行事态度等外在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性格。

此节目的是要合理化《人物志》的写作动机，因为既然有孔子品评人物在先，刘劭本人仿效于后，实亦其宜也。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1]。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2]，庶以补缀遗忘[3]，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4]。

[1] 详：审慎。

[2] 志：记录。

[3] 庶：希望。

[4] 惟：愿，希望。

译文

对人才的考察，应当这样的审慎。所以我斗胆依照圣人的准则，记述辨识人才使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希望以此来补缀前贤在这方面的疏漏和遗缺，愿博学高识的君子裁决浏览其中的意思。

赏析与点评

此节为结语，重点在指出，古人品鉴人物并不粗疏，相反已示范了“详尽审慎”的准则、特色，所以他才敢狗尾续貂，审视人才，并以等级判其高下。

九征第一

本篇导读

不计原序，本章为全书首章，由内容到行文风格，是全书的缩影。

以内容而言，本章为全书开辟讨论的天地，断言人才本质可被探讨，并且为此一可能性提供哲学上的说明。就行文风格来说，我在前面全书导读中提到，刘劭行文讲求谋篇布局，篇章结构之严谨，大有当代学术界期刊论文的格局，读毕本章必有同感。

首段引言，即点出全章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实时扼要提出解决方案，是为总论，余下各段除尾段外，则为分论，尾段则为结论，以呼应总论中所提出的方案。具体而言，要解决的问题是观人之难；解决方案就是由外而内，以外表可观察的征状，来窥探内里难测的人才本质。

九征中的“征”字，作名词用，有表征、特征的意思；作动词用，可解作征知。因此，所谓“九征”，就是九种人才特质的表征， 或表示通过九种归类方式，便可征知各类人才。所谓“表”，是与“里”相对或相对应的。“相对”有对立的意思，但“对应”则不但不对立，更有互为辅助，互相兼容的意味。无论如何，表征就是指内在的特质在外在的表现、反映等等。此处的“内在的特质”，从本书的写作动机来看，当然是指人的内在特质，再准确点，就是人的内在“才质”。

刘劭之所以要谈“九征”，用意明显不过。《人物志》的主旨，是要通过辨别人才来决定哪种人适合哪种工作岗位。这里我想实时补加一笔。依全书弥漫着关于人才的“天赋决定论”来看 ，所谓“哪种人适合哪种工作岗位”，其实意味着哪种人“只”适合哪种工作岗位，亦即“只”适合工作岗位A的某甲，是不适合工作岗位B的。这是因为哪种人适合哪种工作岗位，是由其内在的先天禀赋决定的。先天禀赋决定并且限制了他的能力、倾向、性格、情绪等等特质。

既然不同的人“只”适合被委派至不同的特定岗位，于是，绝对有需要制定出判断人内在特质的一套检测方法或者标准。由于内在特质虽不可直接观测（除非你有圣人之能），但却可根据阴阳五行的先天规律，由外显的行为举止等等表征出来，所以本章的要旨，就是要指出九种外在的特征，怎样与九种内在特质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当然，读者手执《人物志》一书，总期望于文首即看到刘劭怎样论述外在与内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但身处汉魏以阴阳五行为显学的时代中，他免不了要用阴阳五行的框架，来对“表”与“里”之间的关系，作一番哲学论证的发挥。就像现代人，简单如购物，往往会用到“消费”啦、“通胀”啦等等经济学术语来讨论。原因无他，不同时空的人们总有自己群体的共同语言；刘劭身处中古，阴阳五行可谓当时一众士人的共同知识背景，把自己的理论建基在共同知识背景之上，实不足为奇。

要全面掌握本章，当中几组关键词必须认识：

第一组，才质的先天根据：元一、阴阳、五行；

第二组，由五行到五德的身体器官“介面”：骨、气、肌、筋、血；

第三组，中庸、平淡；

第四组，九种外在表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

第五组，三类值得关注讨论的人：兼德、兼材、偏材，即中庸、大雅、小雅；另加两类不加讨论的人：依似、间杂（无恒）。

运用这几组关键词，本文的论述思路大致可重构如下：

人才的实质来自于道（或称天道，刘劭称之为元一），所谓道者，就是阴阳五行的来源，亦是其统一体，由于人与天道同构，因此，人才的实质来自于此统一体，阴阳构成人的生成原理，五行构成人的物质形式。若从人的才能源自性与情来讲，则阴阳构成性，五行构成情。阴阳五行的不同成素比例，解释了人才的高低、厚薄、清浊，由于人的才能构成由上述先天因素决定，亦因此后天没法作彻底的改变，人的可塑性仅可体现在自己由五行中获取的成分组合所界定的范围内。

五行的木、火、土、金、水 各元素，在人身上，表现为骨、气、肌、筋、血等“五体”，又通过五体所象征的“五质”，即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来进一步象征“五常”，即仁、礼、信、义、智。称之为“五常”，是因为此五种品德，具恒常之性，专一不移。 由层层象征，人的性格质量结构便给展示出来，选拔人才或一般观人时，便可有所凭借。五行的比例若在均衡状态，则其人自然不会峥嵘突角，反倒表现得似乎平平淡淡，刘劭称之为“中庸”状态，此乃圣人境界，非一般有偏颇倾斜的“偏才”所可比拟。

再申而言之，既然有之于内必形之于外，所以我们可以以逆向的方式，由外在的各种姿容形态，判断其人的内在才分。这可从九方面说，是为“九征”：从神气可知其平正斜歪，从精神可明其内心好坏，从筋劲可审其是勇是怯，从骨质可看其性格强弱，从血气可察其急躁平和，从脸色可明其情绪起伏，从仪表可验其气运盛衰，从举止之动可验其内心之动，最后，从说话速度可征其缓和抑或急功。

不同仪表征状，其实就是五行比例不均的结果，若各项标准都达极致，这就是圣人境界，刘劭称为“兼德”，以“中庸”誉之；如果在某些方面优胜而有德，刘劭称之为“兼材”，以“大雅”赞之；如果只有一二胜处，则为“偏才”，只有“小雅”之号。正如我在全书导读所说，偏才是《人物志》关注的重心，以后各篇章都围绕此类人物作多角度反复研究。相反，有两类人全书不加讨论，一类叫“依似”，即那种行为举止似强实弱、外强中干，几近招摇撞骗之徒；另一类叫“间杂”，指那种纵然有一项优点，其缺点之多、之盛，又抵消了他的优点的人。这种人亦没有坚定意志恒常持久地发展他的优点，故又名“无恒”。

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外表仪度果然是可以反映其人才质素的高下，至于哪类人才将适合哪个职位，或观人时的种种问题，则不在本章探讨之列，而留待后文分解。

盖人物之本[1]，出乎情性[2]。情性之理[3]，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4]！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5]，禀阴阳以立性[6]，体五行而著形[7]。苟有形质[8]，犹可即而求之。

[1] 本：人的内在的最根本的资质。刘昺在注释“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时说 “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所说的“自然”即人天生的最根本的资质。

[2] 情性：思想和性情。

[3] 理：道理。

[4] 究：弄清楚，弄明白。

[5] 元一：事物最本源最初始的状态。此处专指人的本质。刘昺在注释“莫不含元一以为质”这句话时说：“质不至则不能涉寒暑，历四时。”意思说，人的最初始的生理状态没有发展到最完善的时候，就不能度过严寒酷暑，经历春夏秋冬。

[6] 禀：承受。阴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即万物中皆存在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物质。此处专指人所具有的阴阳二气。刘昺在注释“禀阴阳以立性”时说：“性资于阴阳，故刚柔之意别矣。”意思说，人的性格有刚强和柔弱的不同，是由于阴阳二气的强弱不同。

[7] 体：依据，效法。五行：水、火、木、金、土。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各种物质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并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孔子家语·五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形：指人的形体。

[8] 苟：只要。

译文

人内在的最根本的资质，是通过他的思想和性情表现出来的。关于思想和性情的道理，是非常微妙和玄远的，如果不是古代圣贤的考察和研究，谁又能够把它们弄明白呢！凡是有生命的物体，没有不包含最根本最初始状态的性质的，他们秉承阴阳形成个性，依据五行而成就形体。只要是有形体的生命物体，就可以根据形体去探求他们的本质。

赏析与点评

本节为全文总论，要点只有一个，就是何以可能探求人物的本质。刘劭认为绝对可能，原因无他，人的内在性情虽然幽微难知（除圣人例外），但可通过外在有形有象的形体去探究他的本质。这是为证立全书的写作计划必须要作出的断言，否则全书顿成空言。所谓“通过外在有形有象的形体去探究人的本质”，其中原因，在于人的本质由元一、阴阳、五行等构成；元一构成我们的基质，阴阳赋与我们本性，五行使我们取得具体的物质形式。由此，所有的生命都有外显形象，这使探求万物的本质得以可能。全节先提出难题，仿佛学术论文常见的“问题之提出”部分，再实时提供解难的方法，一气呵成，并为全文论述作出策略性的铺垫。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1]。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2]，变化应节[3]。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4]，圣人淳耀[5]，能兼二美。知微知章[6]，自非圣人莫能两遂[7]。故明白之士[8]，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9]，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若量其材质[10]，稽诸五物[11]，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

[1] 中和：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儒家认为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2] 五材：人的忠、义、仁、信、勇五种品德。

[3] 应节：迎合节拍。此处指适应社会的需要。

[4] 中睿外明：内心聪慧外表敏锐。睿，聪明。明，敏锐。

[5] 淳耀：光明。

[6] 章：明显，显著。

[7] 两遂：两种都能实现。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耳目兼察，通幽达微，官材授方，举无遗失。”可见“两遂”指的是耳聪目明，知微知著。

[8] 明白：机敏。

[9] 玄虑：深思熟虑。

[10] 量：衡量，评价。

[11] 稽：考察。五物：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

译文

人的资质和能力中，各种情绪的表现与外界环境和谐一致可谓中和，而中和是最珍贵的。中和这种素质，必然是平淡无味的，因其平淡无味所以能够调谐出仁、智、忠、信、勇五种品德，并不断变化以适应社会需要。所以观察一个人考察他的素质，必然先要考察他是否有平淡的素质，然后才寻求他的聪明。聪明是人的阴阳二气结合的精华，阴阳清纯和谐就会使人内心聪慧外表敏锐，圣人之所以光彩耀人，是因为他同时具有聪慧敏锐两种美德。既能明察细微又能洞悉宏观，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所以反应机敏的人，能够抓住行动的机会却不能做到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的人能够静思事物的源头却不善于快速敏捷地行动，就好像火焰和太阳的光芒能照耀外物但不能映出自身的形象，金属和水面能映出外物的形象但不能对外放出光芒。两种东西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有阴阳的区别。如果衡量人的才能和资质，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对照进行考察，那么五种物质的特征也就显著地存在于他的身上了。

赏析与点评

此节提出了一个观人的程序，即首先要看是否平淡无味，还是峥嵘棱角，第二步才看是否具聪明才智。刘劭以一个对比，来解释这种观点。

他以中和之质与非中和之质互为比较，以突出具有中和之质的人的精纯。

中和之质的人就是平淡无味的典型，惟其平淡无味，才能够调谐出仁、智、忠、信、勇五种品德，而不会有所偏重，因而既是外圆内方，又是外方内圆，随机应变，变化万方。

质素未达中和水平的人则相反，往往顾此失彼，过犹不及。刘劭举了两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例子来说明当中分别。反应机敏与深思熟虑都属令人钦羡的能力，但机敏的人往往过于冒进，未暇深思；能深思的人往往又过于保守，易流于畏首畏尾。

两者之所以有上述分别，据刘劭看法，在于阴阳的比例分布。若分布达致均衡，则为中和，由于无一性质或能力过于突出，反觉平淡，有时不及阴阳比例不均的人那么“吸引眼球”。

所以，聪明是必须的，但若聪明而阴阳分布不均，则必有所偏。由上述的分析和对比来看，圣人可用兼具两种质素来界定：一是平淡，二是阴阳分布均衡。由于圣人难得，其他人顶多为偏才，于是，要观其人，则要看他因阴阳的失衡而导致性格向哪一方面倾斜发展。

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1]。五物之实，各有所济[2]，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3]，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4]，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5]，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6]，勇敢也者，义之决也[7]。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8]，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9]。

[1] 象：现象，表象。

[2] 济：成就。

[3] 植：直。弘毅：宽宏坚毅，抱负远大，意志坚强。《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朱熹集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

[4] 文理：礼仪。《荀子·礼论》：“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

[5] 贞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周易·乾》：“文言曰：‘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孔颖达疏：“言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此法天之贞也。”高亨注：“贞固，正而坚，即坚持正道。干是动词，主持，主办。”

[6]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筋腱强劲而精干叫作勇敢。《庄子·徐无鬼》：“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说明筋力之士和勇敢之士的关系。

[7] 勇敢也者，义之决也：勇敢就像是金属截断物品一样果断。刘昺对这句话的注释说：“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因为刘劭认为筋腱属金，筋腱强劲就能勇敢决断。

[8] 通微：通晓、洞察细微的事物。

[9] 五常：五种恒常不变的东西。刘昺在注释“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时说：“五物，天地之常气，五德，人物之常行。”可见此五常是构成万物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也是构成人的仁、义、礼、智、信的五种品德。

译文

对人体来说，骨骼是与外界木相对应的物象，筋腱是与金相对应的物象，气息是与火相对应的物象，肌肉是与土相对应的物象，血脉是与水相对应的物象。五种物质所对应的实际物象，各自有其成就人的质量的作用，所以骨骼挺拔又柔韧的可以称为有远大抱负意志坚强的人，抱负远大意志坚强，这是“仁”的资质。气息清纯而又明朗的可以称为礼仪之人，礼仪，这是“礼”的根本。形体端正而又坚实的可以称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的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这是“信”的根基。筋腱强劲而精干的可以称为勇敢之人，勇敢，这是果断地行“义”的前提。血色平和而又通畅的可以称为通晓事物洞察细微之人，通晓事物洞察细微，这是“智”的本源。外界的和人体的五种物质都具有恒常不变的特性，所以称它们为五常。

赏析与点评

此节再进一步，由阴阳的分布均衡往下一层，谈到五行的气禀如何成就了各种特定形态的人物类型，而不同的人物类型就呈现为人的各种品格。

五行的气禀反映在人的身体上，木在骨相上，金在筋脉上，火在气息上，土在肌肉上，水在血液上。由于上文已提到“五质”与“五常”的关系，在此节刘劭进一步推演，“五常”发展得好的人会有什么对应表现，为方便掌握，可以表加以列示：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1]。是故温直而扰毅[2]，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3]，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4]，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5]，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6]，火之德也。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

皋陶谟》：“乱而敬。”孔安国传：“乱，治也。有治而能谨敬。”

[1] 五德：此指下文所述的五种品德。

[2] 温直：温和而正直。《尚书·皋陶谟》：“直而温。”孔安国传：“行正直而气温和。”扰毅：和顺坚毅。《尚书·皋陶谟》：“扰而毅。”孔安国传：“扰，顺也。致果为毅。”

[3] 刚塞：刚健笃实。《尚书·皋陶谟》：“刚而塞。”孔安国传：“刚断而实塞。”实塞，笃实。

[4] 愿恭：忠厚诚实恭敬庄重。《尚书·皋陶谟》：“愿而恭。”孔安国传：“悫愿而恭恪。”理敬：有治理才能而又谨慎恭敬。《尚书·

[5] 宽栗：宽宏大量而又小心谨慎。《尚书·皋陶谟》：“宽而栗。”孔安国传：“性宽宏而能庄栗。”柔立：温柔而有办事能力。《尚书·皋陶谟》：“柔而立。”孔安国传：“和柔而能立事。”

[6] 简畅：爽快刚直，简约流畅。《尚书·皋陶谟》：“简而畅。”孔安国传：“性简大而有廉隅。”廉隅，棱角。明砭：明于事理又善于劝谏。

译文

根据五常的区别，可以分列出五种品德。所以温和而正直，是“木”的品德。刚健笃实而宽宏坚毅，是“金”的品德。忠厚诚实恭敬庄重而有治理才能且谨慎恭敬，是“水”的品德。宽宏大量小心谨慎而又温柔有办事能力，是“土”的品德。爽快刚直简约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善于劝谏，是“火”的品德。虽然人的品德和性情变化无穷，但其变化仍以五物的质量为依据。

赏析与点评

此节又从“五质”论“五德”，以诠释五类型人才的品德属性，为方便理解，同样以表列之：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1]，见乎声色[2]，发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质亮直[3]，其仪劲固；心质休决[4]，其仪劲猛；心质平理[5]，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6]，各有态度：直容之动[7]，矫矫行行[8]；休容之动[9]，业业跄跄[10]；德容之动[11]，颙颙卬卬[12]。

[1] 形容：形体容貌，外部表现。

[2] 见：同“现”，表现。

[3] 亮直：诚信正直。亮，通“谅”，作“诚信”解。

[4] 休决：美善而刚毅。休，美好。

[5] 平理：平和有条理。

[6] 容：外部表现。

[7] 直容：正直之人的外部表现。

[8] 矫矫行行：勇武刚强的样子。矫矫，勇武貌。《诗经·鲁颂·泮水》：“矫矫虎臣，在泮献馘。”郑玄笺：“矫矫，武貌。”行行，刚强负气貌。《论语·先进》：“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何晏《集解》：“郑曰：‘乐各尽其性，行行，刚强之貌。’”

[9] 休容：温和之人的外部表现。

[10] 业业跄跄：心怀危惧小心谨慎。业业，危惧貌。《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孔安国传：“业业，危惧。”跄跄，形容走路有节奏的样子。《诗经·小雅·楚茨》：“济济跄跄，絜尔牛羊。”高亨注：“跄跄，步趋有节貌。”

[11] 德容：品德高尚之人的外部表现。

[12] 颙（yónɡ）颙卬卬：肃穆轩昂的样子。

译文

所以刚柔明畅贞固的内质都有其外部显著的反映，从声音神色显示出来，从性情趣味发散出来，各自与其外在的表现一致。所以内在质量诚信正直，他的风度仪容就坚毅刚强；内在品质美善刚毅，他的仪容风度就奋进勇猛；内在品质平和有条理，他的仪容风度就安逸悠闲。仪容风度的外部表现，各自有不同的姿态风度：正直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武勇刚强的；温和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心怀危惧小心谨慎的；品德高尚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肃穆轩昂的。

赏析与点评

此节关乎如何观人，其理据当然仍与五质五常五德的递进特性有关，重点在指出声音神色、性情趣味等如何反映内心质量，极有判断人才的参考价值：

观人者可以从一人的举止行为，准确判断出此人的内在性格，有如按图索骥。就像一个举止庄重、气度轩昂的人，他内心一定是平和而有节有理。

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1]，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2]。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3]。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4]。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5]，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6]，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7]，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8]，悫然以端[9]；勇胆之精，晔然以强[10]。然皆偏至之材[11]，以胜体为质者也[12]，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则木[13]，劲而不精则力[14]，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15]，畅而不平则荡[16]。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17]，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18]。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19]。

[1] 动作：动起来。《论语·先进》：“舍瑟而作。”刘宝楠《正义》：“作，起也。”

[2] 声变：随着心气而变化的声音。刘昺在解释“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时说 “心不系一，声和乃变”，即指声音随着心气变化。

[3] 律吕：古代校正乐律的律管，十二支，因有不同的长度而产生不同的音高。从低音管算起，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律；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律。六阳律称为六律，六阴律称为六吕。

[4] 回衍：回旋伸展。

[5] 貌色：容貌。

[6] 矜奋：武勇果敢。

[7] 征神：反映人的内心世界的神态、表情等。刘昺注释这句话时说：“貌色徐疾为神之征验。”即容貌是心神的反映。

[8] 精：通“睛”。此指眼神。

[9] 悫（què）然：诚实谨慎的样子。

[10] 晔（yè）然：光亮的样子。

[11] 偏至之材：即偏才。

[12] 胜体为质：让形体承担反映内质的任务。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未能不怒而威，不厉而严。”

[13] 木：质朴，木讷。

[14] 力：倔强。

[15] 越：散失，飘散。

[16] 荡：飘荡消失。刘昺在注释“畅而不平则荡”时说：“好智无涯，荡然失绝。”意思说没有边际地任用智力，就会荡然无存。

[17] 五精：指仁、义、礼、智、信五种精神表现。外章：外露。

[18] 五晖：五彩的光辉。此指多种表达的目光神情。

[19] 穷理尽性：把道理和性情研究到家了。穷和尽都是终端、到头的意思。

译文

人的外在表现的产生是由内部的心气而发的，是心气变化的表征，又是声音的变化。心气与声音相合，声音和乐音一样也可分为六律和六吕。有温和平缓的声音，有清纯流畅的声音，有回旋深长的声音。声音在气息中流畅而其内在的本质体现在容貌之中，所以真正的仁爱必然显现出温柔的神色，真正的勇敢必然显现出武勇果敢的神色，真正的智慧必然显现出明澈通达的神色。容貌出现了这些神色就是人们所说的征神，征神出现在容貌上而其神情则从眼睛中表现出来，所以闪耀仁慈目光的眼睛，是诚实谨慎端正无邪的；反映勇气胆量的眼睛，是光亮强劲的。然而这些都是偏才，是让形体承担反映内质的任务，所以完美的内质不能精确反映，因此事情也不能如愿。所以耿直而不兼具柔和则表现为质朴木讷，刚劲而不兼具精干则表现为倔强，固执而不兼具端正则表现为愚憨，心气而不清纯则会飘扬四散，声音流畅而不平和则会飘荡消失。所以处事不偏不倚守常不变的资质，是和上述所说不同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的资质已经具备，外部用平淡来包装。五常的资质充实于内，五种精神表现在外，所以目光神情发出五彩的光辉。所以说万物生来有它的形体，形体也有它的精神。能够深刻地了解精神，就把其中的道理和性情研究到家了。

赏析与点评

此节虽为一体，但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首句“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到“勇胆之精，晔然以强”，教人从声音与眼睛的神色来判断人的类型。其余第二部分，即由“然皆偏至之材”至末句“则穷理尽性”，是顺着第一部分对人物的分析与分类，指出他们之所以有可资掌握的特点，正是因他们是偏才；而正因他们是偏才，所以他们各有所属的毛病，真是“斯人也而后有斯疾也”。

声音与眼神之所以能反映内心，是因为发声的基础在于“心气”，声音发出来后就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神色，而神色复反映在眼神之中。换言之，心气、声音、神色、眼神是同一连续体的不同环节，贯串其间的仍是外在特征反映内在性格的信念。

至于偏才之弊，刘劭亦于此重申他的观点，除非是兼具仁义礼智信五常资质的平淡之人，否则有所强必有所弱，强与弱在一个偏才身上具有共生的关系。是故耿直虽佳，但欠缺精纯便流于呆板，不懂权变；刚劲虽好，但未及精纯，则表现为倔强粗鲁；固执坚定虽美，但不够精纯便流于愚憨。总之，心气不清纯则使声音飘荡消失，继而神色不畅，再令眼神呆滞，这些都是有所偏的弊端。刘劭坚持由末溯始，可知其人的本质。

全文至此，已由五质五常五德的层层分析，支起一个外在表征与内在本质的理论框架，所以下一节刘劭将步入文章的核心讨论，亦即九征。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1]。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2]，明暗之实在于精[3]，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4]，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5]，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6]，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

[1] 九质：即下文所说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

[2] 陂（bì）：倾斜，不平。《周易·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孔颖达疏：“路有倾危，是平路之将陂也。”

[3] 精：指目光，一说通“情”，指感情。

[4] 植：木柱。《墨子·备城门》：“城上百步一楼，楼四植，植皆为通舄。”孙诒让《间诂》：“苏云：‘四植即四柱。’”引申为支柱。

[5] 惨：悲伤。怿：喜悦。

[6] 态度：举止神情。《荀子·修身》：“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译文

要穷尽了解全部人的性情，必待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种表现的了解。这就是平正与邪歪的本质存在于神态，明慧与愚蠢的实质存在于目光，勇敢与怯懦的态势存在于筋腱，刚强与软弱存在于骨相，暴躁与平静的关键存在于气息，悲伤与喜悦的情绪存在于脸色，衰怠与端正的形态存在于仪表，举止神情的活动存在于表情，和缓与急切的状态存在于语气。一个人，内质纯洁平和淡泊，内心聪慧外表清朗，筋腱挺拔强固，声音清纯神色喜悦，仪表端正容貌庄重，这样九征全都具备了，道德就精纯完美了。

赏析与点评

有了上文的讨论做铺垫，此节甫始，即径直断言若要穷极人才的本质，则必待对九种特征有所掌握，才可叫功行完满。九种特征分别表现在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之上。这些名目，其意义跟今天的理解虽不尽相同，例如“精”不指精神，而是“目光”，但大致与今日用法相通，为便于吸收，列表于下：

本节有一小结，就是再次强调九征俱备的人，其德性纯粹，在每一方面都是典范。

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1]，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2]；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3]。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4]，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5]，偏材，小雅之质也[6]。一征谓之依似[7]，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8]，间杂，无恒之人也[9]。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10]。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11]。

[1] 三度：指偏才、兼才、兼德三种人才德才比例的不同程度。刘昺在解释“三度不同”时说：“偏才荷一至之名，兼才居德仪之目，兼德体中庸之度。”意思是说偏才只在一种才能上比较完善，兼才有道德表率的作用，兼德体现了中庸的深度。

[2] 以材自名：以某一方面的才能命名。刘昺在解释“以材自名”时说：“犹百工众伎，各有其名也。”意思是说，就好像有纺织技艺的人叫织匠，善于冶炼的人叫金匠等等。

[3] 更为美号：以抽象的“美”来称之。刘昺在解释“更为美号”时说：“道不可以一体说，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为仁，齐众形而不为德，凝然平淡，与物无际，谁知其名也？”意思是说，大道不可以一种物体来说明，大德不可以一个方面来期待，养育万物而不是为了“仁”的名号，规范众人的行为不是为了“德”的名称，宁静平淡，与他物没有界限，这种境界谁又能知道他的具体名称呢？

[4] 具体而微：总体上各种品德都已具备而发展程度还不高。《孟子·公孙丑上》：“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赵岐注：“体者，四肢股肱也……具体者，四肢皆具。微，小也。”

[5] 一至：在一方面的才能比较完善。

[6] 小雅之质：相当于小雅。质，相当，对等。《礼记·聘义》：“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郑玄注：“质，谓正自相当。”

[7] 一征：“九征”之中的一征。依似：似是而非。刘昺在解释“依似”时说：“纯讦似直而非直，纯宕似通而非通。”意思是一味地攻击别人的短处，好像是正直但并非正直，一味地放荡不羁，好像是通达但并非通达。

[8] 间杂：某些方面有才，某些方面无德。

[9] 无恒：无恒常品德。

[10] 风人：古代采集民歌民风以观民情的人，也指诗人。

[11] 概：关切。《孔丛子·抗志》：“虽以天下易其胫毛，无所概于志矣。”

译文

对九征中有所违背的叫作偏杂之才。偏才、兼才、兼德三种人才的德才比例程度不同，对他们品德的称呼也不一样。偏至之才以某一方面的才能命名；兼才之人以其所具有的品德作为称呼；兼德之人更应用一种抽象的“美”来称之。所以兼具各种品德而达到极高的程度，就叫作中庸。中庸，是对圣人的称呼。总体上各种品德都已具备而发展程度还不高，称之为德行。德行，是对大雅之人的称呼。在一方面的才能比较完善叫作偏才，偏才，相当于小雅。九征之中只具备一征叫作依似，依似属德行紊乱一类。只在某些方面有才在另一些方面无德叫作间杂，间杂指无恒常品德的人。德行紊乱和无恒常品德，风人中的末流之士。末流之人的质量，不能够把它说完，所以将其省略不予关注。

赏析与点评

此节为末段，以赋与不同等级的人才以相应标签作总结。从九征的完备程度来划分，可有三级：具一征而将之极大化的人以该种才类得名，顺理成章的叫“偏才”，刘劭又称之为“小雅”；具数征而又将之融化成美德的人，称为“兼材”，又名“大雅”；囊括九征而成就最高美善德行者，则为“兼德”，因而获得最高称誉“中庸”，中庸为圣人的属性，非其他两种人才可比。

不过，世上人的品类虽多，但现实中有不少人连一征皆未至，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必为庸才，为社会的蠹虫，但是考虑到讨论名目过多，绝非一部书可以处理、应该处理、值得处理，所以刘劭只将他们粗分为两类，并明言非本书所赘。此两类为：“依似”及“间杂”。“依似”者即似是而非的人，或具一征但不加发展；“间杂”者虽具一征但又有一陋习与之相抵消，此种人即使有一二种优点，但往往此一时彼一时，无固定的表现，所以又名“无恒”，对此两类人的标签，刘劭下得真是顾其名而思其义。

总括而言，全章为人才的分类与观察提供了哲学上的说明，由此而支起分析的框架，框架既成，便可在往后数章，从不同具体项目或侧面，对人才的本质与观人的方法、步骤、宜忌等等，作进一步的分析。

体别第二

本篇导读

上章“九征”结尾时已明示《人物志》全书将以讨论“偏才”为任，故自本章起，刘劭将会多角度对偏才之“偏”作全面的审视。“体别”的“体”字，可解为身体、气质 、性格，观乎全文似后两者兼而有之 ；而“别”字则有区别、差异 之义，可解为依差异而作的区分。“体别”二字合用，意思是依偏才气质性格上的差异，而为各型人物不同的“偏”法作出区分。

检讨偏才之“偏”之首务，当在指出两点。两点中第一点是引子，或可视为衬托，第二点才是焦点所在：

其一，解释偏才为什么会“偏”。

其二，分析偏才之“偏”是怎样偏法。（亦即分析不同类型的偏才，其得者在哪，其失者又在哪。）

第一点其实答案已在“原序”及“九征”中反复提到，即所谓“偏”，其语意已内在地预设了一有所偏离的对象，否则就好比“无的放矢”（即没有箭靶而随意发箭），本无所谓中与不中，但竟被斥为“不中鹄的”般无稽。在全书中，此被偏离的对象就是“中庸”。由于本章焦点落在怎样偏法，所以刘劭认为必须再进一步先描述“中庸”的特性，才可更有效反衬出偏才之偏的特性来。

吊诡点来讲，“中庸”的特性就是无特性，换言之，它以无固定可被描述的特性为其特性。所以本章首句即说“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意思是“中庸之德”的性质超越语言的界限而变得无以名状，亦即是说，我们无法通过语言把握“中庸之德”的性质。原因无他，“中庸之德”变化不定，变动不居，周而不殆而以配合当下情状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好比水，老子说“上善若水”， 其所以为善，原因之一在于其无常形亦无常势，载之以杯则成杯形，储之于井则成井形，动时如江海，静时若小溪，可为波涛，可化水滴。“中庸之德”亦当如是，因此，以味形容之，不咸不淡，又亦咸亦淡，咸中有淡，淡中有咸；以外饰形容之，不华丽又非无装饰，虽有纹彩但又毫不鲜明；与人接物，能胁之以威，但又关怀以无比深情；说话一时滔滔雄辩，一时又木讷无言。虽“变化无方”但又非毫无方寸，总之，其根本运作原则，在于使万事万物运行畅顺，为此才变化万端。

因此，人才若有偏颇偏差，则其表现必与中庸之德有别。怎样别法？天下之人多矣，于此，刘劭又发挥他擅长的以简驭繁大法，把所有的偏差归为两类：“抗”与“拘”。以刘劭的话，“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意思明显不过，前者过了头，比之中庸犹觉过强；后者不足，总是未达中庸标准。以刘劭的阴阳框架来表述，“抗”属阳而“拘”属阴。

若以现代心理学的人格理论（personality theory）试加比拟，荣格（一八七五至一九六一）早在一九二一年提出意识的四种功能（知觉、直观、思考与感受）时，指出每一种功能都受外向型人格（extrovert）与内向型人格（introvert）的制约，因而得出八种人格类型。 荣格的外向型人格，以能言善辩、精力充沛、主动交往为重要标志，而内向型人格却与之相反，以木讷寡言、萎靡不振、疏于交往见称。刘劭的阳型人（亦即“抗”型）就正是荣格的外向型人格，而不用多言，其阴型人则是荣格的内向型人格的古代版本。两套理论可资比较处甚多，只是刘劭比荣格早了将近二千年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实，孔子对此早有所言，在答复别人在子张与子夏之间谁更贤良时，孔子答谓“师（即子张）也过，商（即子夏）也不及”，问的人似稍为迟疑，以虚拟假定法（embedded question）追问， 认为孔子以子张为更贤，孔子则实时澄清，说“过犹不及”，意谓两者无别，俱为偏差。

此处，刘劭明显有所取于孔子，但置之于《人物志》的脉络中，刘劭比孔子更加具体，指出两种偏差形态，一者为流于过度亢奋冒进（即上述的“抗”），另一则病在拘谨迟疑（即上述的“拘”），与中庸相比，两者的确是过犹不及。刘劭考虑到一抗一拘的一激一缓的特性，于是将二者配以阴阳，因此得出阴型人与阳型人二类。阴阳二型各再细分为六，于是归纳出总共十二款人物的性格类型。十二类型人物又依阴阳而有一一对应关系，即有此一阴，则有此一阳。由于每一类型人放在现实世界时，都会暴露出他们的长处及短处（请不要忘记上一章提到过的长处、短处两者的共生现象），因此对他们信任与否，都随之而有所不同。将上述变化综合起来，结果，得出一个窥探人才性格的庞大矩阵来，我以下列两表分述之。

阅读此二表有两点要注意，表一是刘劭的原文，表二是用现代语言略加解释，换言之，两表是同一个表的不同版本。其次，阴阳二型的一一对应现象，在原文是一阳紧接一阴，但在此为方便整体掌握，换成先六阳后六阴，所以对应关系当是第一型人（阳型）对第七型人（阴型），如此类推。

从以上两表看，刘劭观人之深与微，放之古今中外，都必成人格理论的重要参考。但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刘劭殚精竭思，其目的始终在发掘人才，以服务社稷为任，因此，其关心点不在人格理论的建立，而在使用不同人才时之宜与忌。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1]，淡而不[2]，质而不缦[3]，文而不缋[4]。能威能怀[5]，能辩能讷[6]，变化无方，以达为节[7]。

[1] 碱：碱土，含有盐分的土壤，古人从中取盐。《后汉书·西南夷传·冉》：“地有碱土，煮以为盐。”

[2] ：没有味道。

[3] 质而不缦（màn）：看起来质朴无华却并非没有纹饰。质，质朴，没有纹饰。缦，没有花纹的丝织品。

[4] 文而不缋：看起来有纹彩却并非像五彩花纹的图案。文，纹理，花纹。缋，指彩色的花纹图案。《汉书·食货志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颜师古注：“缋，绣也；绘五彩而为之。”

[5] 威：使人畏惧慑服。怀：安抚。

[6] 讷：忍住少说话。

[7] 节：节度，限度。

译文

中庸这种道德，它的实质内容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因此说它咸却没有碱土的苦涩，平淡却不是没有味道，看起来质朴无华却并非没有纹饰，看起来有纹彩却并非像五彩花纹的图案。能够威慑人也能安抚人，能言善辩又能忍住少说话，变化多端没有常规，以通达事物为限度。

赏析与点评

本节乃全文首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界定偏才不同类型的个别特质之前，先将偏才所偏离的核心——即中庸——界定清楚。当中庸的特性被进一步厘清后，偏才之所以为“偏”，便不言而喻。

如我在上文所言，中庸的特性就是无特性，此处刘劭从味道、外观、语言三个维度，指出中庸的境界并无夺人眼球之处，因为凡是具有特色的东西，都只能在自己的强项领域内，发挥一己之所长，于是，在自己的弱项领域中，对别人将会毫无建树。但中庸则不同，于需要雄辩时，可滔滔如长江大水，于需要无语时，可木讷如一尊大理石；可威猛无俦，以协助弱小，又可温柔如水，好贴服人心。中庸之所以如此，不为名利，只为润泽苍生，有益于人。

是以抗者过之[1]，而拘者不逮[2]。夫拘抗违中[3]，故善有所章[4]，而理有所失[5]。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6]。柔顺安恕，每在宽容[7]，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8]，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9]，用在桢干[10]，失在专固[11]。论辩理绎[12]，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13]，失在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14]。休动磊落[15]，业在攀跻[16]，失在疏越[17]。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18]，质在中诚[19]，失在不微[20]。多智韬情[21]，权在谲略[22]，失在依违。及其进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23]，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24]。

[1] 抗：竞争进取。

[2] 拘：拘谨不争。不逮：追不上。

[3] 违中：违背中庸之道。

[4] 善有所章：有明显的好处。

[5] 理有所失：有其过失之理。全句的意思是，拘抗者违背中庸之道，只求其得而忽略了其所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引用了《庄子·达生》所讲的两个寓言：“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悬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6] 激讦（jié）：激烈地攻击别人的短处。

[7] 每：贪。《文选·鵩鸟赋》：“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李善注引孟康曰：“每，贪也。”

[8] 任：能力，才能。《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陈奇猷集释：“太田方曰：‘任，能也。’有能以胜任其事则任其事，故引申之为能也。”

[9] 楷（jiē）：树木名，亦称黄连木。其枝干挺直，这里用以形容刚直。

[10] 桢干：古代夯土筑墙的器具，筑墙时所用的木柱叫桢，竖在两旁障土的木柱或板叫干。这里比喻骨干、支柱。《尚书·费誓》：“峙乃桢干。”孔安国传：“题曰桢，旁曰干。”孔颖达疏：“题曰桢，谓当墙两端者也。旁曰干，谓在墙两边者也。”

[11] 专固：专擅，固执。

[12] 理绎：梳理，分析。

[13] 覆裕：普遍接触宽宏容纳。覆，覆盖，遮蔽，引申为普遍。裕，宽大，宽容。《周易·系辞下》：“益，德之裕也。”韩康伯注：“能益物者，其德宽大也。”

[14] 拘扃（jiōnɡ）：拘谨自闭。扃，门闩。

[15] 休动磊落：行为善美光明磊落。

[16] 业在攀跻：建立功业在于向上攀登。攀跻，攀登。

[17] 疏越：疏忽，疏漏。

[18] 朴露径尽：质朴率直全部显示。

[19] 质在中诚：秉性忠诚。中，同“忠”。

[20] 不微：不善于隐蔽自己。微，隐匿，隐藏。《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杜预注：“微，匿也。”

[21] 韬情：隐匿真情。

[22] 权在谲略：灵活性在于狡黠有谋略。权，变通，灵活。

[23] 揆（kuí）：揣测，估量。

[24] 晋楚带剑递相诡反：晋人和楚人互相指责把剑佩带反了。诡，违背，相反。《管子·四时》：“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译文

所以竞争进取的人是过头了，而拘谨不争的人则是达不到。拘谨和进取的人都违背了中庸之道，所以他们都有明显的长处，也有情理之中的过失。所以说，严厉耿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干在于纠正偏错，失误在于激烈地攻击别人的短处。柔顺安稳宽以待人的人，只贪求宽宏大量容忍谦让，失误在于缺少决断。雄健有力强悍杰出的人，他的才能在于勇敢刚烈，失误在于多所猜忌。精明强干小心谨慎的人，长处在于谦恭有礼，失误在于多所疑虑。刚直坚强的人，他的作用在于骨干支撑，失误在于专擅固执。能言善辩长于分析的人，他的能力善于释疑解难，失误在于飘荡散漫。交际广博能与各种人相处的人，他的宽宏在于广泛容纳众人，失误在于好坏不分。清正耿直廉洁自持的人，他的节操在于节俭不奢，失误在于拘谨自闭。行为善美光明磊落的人，他的功业在于向上攀登，失误在于疏忽遗漏。深沉不语内有心计的人，他的精明在于微妙玄远，失误在于迟疑缓慢。质朴率直全部显露的人，他的秉性在于忠诚不渝，失误在于不善于隐蔽自己。足智多谋隐匿真情的人，他的灵活在于狡黠有谋略，失误在于左右依违犹豫不决。等到他们自认为德才大大增进，揣测中庸之道来避免自己才干的偏向极端，指责别人的短处来增加他的失误，就好像晋人和楚人由于佩带宝剑的习惯不同，而互相指责对方把剑佩带反了一样。

赏析与点评

与中庸的平淡相对照，偏才处处露其头角而为人所识。不过，刘劭立即指出偏才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们偏离最高的中庸境界。刘劭所采取的分析策略，分为两个步骤，在本节中，刘劭描述了两大类共十二型人物的特质（详参本篇导读表二），并对之作初步刻画，再指出他们的强弱。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1]，而以顺为挠[2]，厉其抗[3]。是故可以立法[4]，难以入微[5]。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6]，而以抗为刿[7]，安其舒[8]。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9]。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10]，竭其势[11]。是故可与涉难[12]，难与居约[13]。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14]，而以勇为狎[15]，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凌楷之人[16]，秉意劲特[17]。不戒其情之固护[18]，而以辨为伪[19]，强其专。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辩博之人，论理赡给[20]。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21]，遂其流[22]。是故可与泛序[23]，难与立约。弘普之人，意爱周洽[24]。不戒其交之溷杂，而以介为狷[25]，广其浊。是故可以抚众，难与厉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浊[26]。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27]，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28]，而以静为滞[29]，果其锐[30]。是故可以进趋，难与持后。沉静之人，道思回复[31]。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32]，美其懦[33]。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朴露之人，中疑实[34]。不戒其实之野直，而以谲为诞[35]，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36]。韬谲之人，原度取容[37]。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38]，贵其虚。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违。

[1] 搪突：即唐突，冒犯。

[2] 挠：屈，屈服。《战国策·魏策四》：“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3] 厉其抗：使其竞争进取之心更加强烈。厉，猛烈，激烈。《左传·定公十二年》：“与其素厉，宁为无勇。”杜预注：“厉，猛也。”

[4] 以立法：用他们执行法律建立法律的权威。以，任用，使用。《尚书·立政》：“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孔颖达疏：“王当继续从今以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利之人。”

[5] 微：细微。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狠强刚戾，何机微之能入？”机微即细微。

[6] 摄：巩固，持久。《国语·楚语上》：“悛而不摄，则身勤之……摄而不彻，则明施舍以导之忠。”韦昭注：“摄，固也。”

[7] 刿：通“昧”，暗昧，愚昧。《韩非子·难言》：“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于省吾新证：“刿应读作昧……昧谓暗昧。”

[8] 安其舒：安心于宽舒安稳的处事方法。

[9] 权疑：决断疑难问题。

[10] 恇：畏惧，恐惧。

[11] 竭其势：把可能带来挫折失败的逞强奋勇的气势发挥到极致。竭，尽。此指到极致。刘昺解释“竭其势”说：“而竭其毁跌之势。”

[12] 与涉难：给予经历艰难（的工作）。与，给予。

[13] 居约：服从约束，接受限制。

[14] 为：动词，做。

[15] 狎：轻视怠慢。

[16] 凌楷：严峻正直。

[17] 秉意劲特：坚持自己意志的个性非常突出强烈。

[18] 情之固护：情志专一不移。

[19] 辨：通“变”。《荀子·臣道》：“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五》：“辨读为变，变其故，谓去故而就新也。”

[20] 赡给：富足，丰富。

[21] 以楷为系：把规矩视为束缚。楷，法式，典范。

[22] 遂其流：顺从放任散漫飘荡的心。刘昺在解释“遂其流”时说：“而遂其流宕之心。”

[23] 泛序：泛泛地议论。

[24] 意爱周洽：普遍地施与仁爱之意。周洽，普遍。

[25] 以介为狷：刘昺注释这句话说：“以拘介为狷戾。”拘介，守正耿介。狷戾，偏急暴戾。

[26] 砭清激浊：针砭抨击世事的清浊。

[27] 以普为秽：刘昺注释这句话说：“以弘普为秽杂。”意为把普遍存在的事物看成是污秽庞杂。

[28] 大猥：太强烈。大，“太”的古字。猥，猛烈，强烈。

[29] 以静为滞：以沉静为滞屈。

[30] 果其锐：刘昺注释此话时说：“而增果锐之心”。果锐，锐意进取，急于求成。

[31] 道思回复：反反复复思考其中的道理。

[32] 以动为疏：以活动为粗疏。

[33] 美：以……为美。

[34] 中疑实：把心中的疑惑表现出来。

[35] 以谲为诞：把狡猾视为荒诞。

[36] 消息：变化。

[37] 原度取容：推测揣度别人的心思讨好对方。原，推测，研究。《荀子·儒效》：“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知矣哉！”

[38] 尽：诚恳尽力。刘昺在解释“以尽为愚”时说：“以款尽为愚直”，可见“尽”为“款尽”之意。

译文

所以耿直刚正不阿的人，刚狠严厉。他不是力求戒除刚强中冒犯唐突的缺点，而是把柔顺当作软弱屈服，从而使其竞争进取之心更加强烈。所以这种人可以用他执法而建立法律的权威，很难用他从事细致入微的工作。柔顺安慰宽以待人的人，心性平缓，处事宽松。他不是力求戒除缺乏稳固持久的缺点，而是把亢奋进取看作是昏暗愚昧，安心于宽舒安稳的处事方法。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遵循常规办事，很难让他决断疑难问题。雄健有力强悍杰出的人，意气风发、勇猛果敢。他不是力求戒除奋勇会带来挫折和失败的缺点，而是把顺应时势看成是胆小怯懦，从而把可能带来挫折失败的逞强奋勇的气势发挥到极致。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经历艰难，很难让他服从约束接受限制。胆小谨慎的人，恐惧忧虑多所忌讳，他不是力求戒除害怕行义的缺点，而是把勇敢看作是对人的轻视怠慢，从而进一步增加疑虑恐惧心理。所以这种人可以全身自保，很难要求他建立名节。严峻刚直的人，坚持自己意志的个性非常突出强烈。他不是力求戒除情志专固不会改变的缺点，而是把变化视为虚伪，从而强化固执不变的性格。所以他可以执意坚持自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很难得到众人的依附。能言善辩知识广博的人，理论充足。他不是力求戒除言论无所顾忌的缺点，而是把规矩视为束缚，顺从放任散漫飘荡的心志。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泛泛地议论，很难让他对自己有所约束。交际广博能与各种人相处的人，普遍地对人施与仁爱之意。他不是力求戒除结交混杂的缺点，而是把守正耿介视为偏急暴戾，从而扩大自己清浊不辨的毛病。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安抚众人，很难让他激励世俗。清正耿直廉洁自持的人，针砭抨击世事的清浊。他不是力求戒除处世方法狭隘的缺点，而是把普遍视为污秽，从而更加拘泥和保守。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坚守节操，很难让他进行变通。行为善美光明磊落的人，钦慕高超远大的志向。他不是力求戒除自我意志太强烈的缺点，而是把安稳沉静视为呆板迟滞，从而更加锐意进取急于求成。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前行，很难让他处理善后。深沉平静的人，做事反反复复考虑其中的道理。他不是力求戒除由于平静带来的迟缓滞后的缺点，而是把积极的活动视为粗疏，以怯懦为美德。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深思熟虑，很难让他做到快速敏捷。质朴率直全部显露的人，把心中的疑惑都表现出来。他不是力求戒除由于实在带来的坦直无拘束的缺点，而是把狡黠视为荒诞，更加袒露自己的真诚。所以这种人可以和他讲信义，但很难让他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足智多谋隐匿真情的人，推测揣度别人的心思讨好对方。他不是力求戒除处事脱离正道的毛病，而是把诚恳尽力视为愚昧不化，更加看重虚伪不实。这种人可以让他赞美颂扬善美，很难让他纠正违规杜绝邪恶。

赏析与点评

十二型人六阳六阴，各有强弱，但只分析优缺而不指出如何有效利用各偏才的优点，与提醒大家务以其缺点为戒，则不是《人物志》一书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最终目的。所以本节所论比上节为多的地方，在指出偏才的性格，如何令他们越走越远，迷途而不知自返。偏才之弊，其一就是只知欣赏自己的优点，无视自己的弱点，且视他人的优点为无物，此正是他们的盲点所在，尤有甚者，再由此盲点发展至互相攻讦，因讦人与被攻讦而偏上加偏，造成恶性循环。

夫学，所以成材也。恕[1]，所以推情也[2]。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3]。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4]。信者逆信[5]，诈者逆诈[6]，故学不入道[7]，恕不周物[8]，此偏材之益失也[9]。

[1] 恕：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推情：以自己的心理情感推想别人的心理情感。

[3] 偏材之性不可移转：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固守性分，闻义不徙。”意思说，偏材片面僵化地固守“恕”的训导，即使听到符合道义的道理也不改变。

[4] 推情各从其心：以固定的心态来推想不同的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意之所非，不肯是之于人。”意思说，自己意识里认为该否定的，就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别人。

[5] 信者逆信：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推己之信，谓人皆信，而诈者得容其伪也。”逆，接受，肯定。

[6] 诈者逆诈：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推己之诈，谓人皆诈，则信者或受其疑也。”

[7] 道：规律，方法，途径。

[8] 周物：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此指符合所推想之人的心理。

[9] 益：增加，增大。

译文

学习，是使人能够成材的途径。恕，是用自己的心推想别人心理的方法。而偏材的心性片面僵化地固守“恕”的训导不能灵活转变。即使教导他学习，他也会因学有所成而在实践中有所失误。即使训导他对人以恕，他也会用固定的心态来推想不同的人。如果他自己讲信，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诚信的，如果他自己讲诈，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诈伪的，所以学习没有掌握真正的规律，讲恕不能符合所推想的人的真正心理，这就更加增大了偏才之人的失误。

赏析与点评

本节有破有立，“破”者，在常识认为有两样东西，可以改变性格，使人成材。其一为学习，其二为同理心。一般看法，学习使我们增益，不断进步，开阔视野，获取概念工具，加强对人对事的分析能力。同理心令我们抽离个体的小我，而进入别人内心，感受其感受，所谓乐其所乐，哀其所哀。由此人与人的关系越趋密切，以致达致天下太平云云。

但刘劭独辟蹊径，以显其“立”，认为学习只会巩固偏才之偏，以致其盲点日益严重，最终令一众偏才，党同伐异，反而对别人误解多于理解。同理心本美，但偏才却误用为以己心测度人心，结果悉得其反，就如诚实的人误以为凡人皆诚实，狡狯者又会以为所有人都奸诈无比，因而各走极端。

本章以一破一立作结，旨在反复强调偏才之异于中庸，在于其性格的极端，极端者，偏激是也，偏激者，偏才之所以为偏者是也。

流业第三

本篇导读

前一章“体别”根据人才的性格，把偏才分为十二型，本章亦把人才分为十二类，不过焦点不在性格，而在能力与干练程度。从不同角度把人才分类是十分合理，且符合常识的。所谓人才选拔，首重其能力与专长，恰如其分的掌握了，就可将他们调任至适当岗位。但刘劭认为，所谓能力或多或少是由其性格所决定的，或者至少可说，一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够发挥出来，总受到他的性格所左右。因此，在本章之前，刘劭必先提出他的人格理论学说（详见前章“体别”），然后才在本章讨论人才、能力、岗位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其思路的进程及相关问题实有其内在逻辑，同时亦向观人者或管理人告诫，在考察人才时，此次第不宜逆转。

“流业”的“流”字，诚如北魏时的刘昺，亦即《人物志》成书早期最重要的注释家所言， 本章所分十二类型人才，首三类（清节、法、术）为核心型，紧接的五型为由此三类所衍生出的类型（其余四型为杂类，亦为非政务系统岗位），依此，前三型与后五型便有“一源一流”的关系，于是，“流”就有由源头而衍生出来的意思。至于“业”，郭模认为是特指“政教之业”， 即政府机构的官职，其他学者多认为是泛指事业，如Shryock之“vocation”， 不过，两者意思可以兼容。“流业”二字合起来，就有以“清节、法、术”三型为核心所衍生的诸型到底适合哪个职位的意思。

如上所言，十二类型人才有核心三型、衍生五型及杂类四型，其中衍生五型实质还可细分两类，一类是三才具备，另一类是只具一才，三才具备当然仍可再分，无论如何，刘劭把一组织内的不同岗位，作秩序化的分类，实是一场非线性思考的示范。十二类型以下依次以表列之，读者即能体会其层次之分明：

除为偏才分类外，本章在后半部分展示另一要旨，指出上述十二型俱为人臣之能而非国君之才，后者取胜不在专才，而在于两点：一者为平淡，另一者为任贤。平淡是全书一以贯之的宗旨，一言以蔽，就是貌似无才而能役使众才，此乃圣人亦是人君的重要标志。而任贤可以说即是观人、选拔、任免、协调等工作的缩写。观人者，不必被观，故无需专才之相；选拔者，不被选拔，故不需特殊之能；任免者与协调者亦复如是。但无专才之相或特殊之能，不等于无才无能，而是所有才与能俱全然大备。事实上，若人君在某方面的才能过分突出，只会将国家导向相关方面发展，其他需要势必被忽略。例如，若国君为军事天才，势必穷兵黩武，国家版图或会因而扩阔，但民生与经济发展，恐将大大滞后而致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拿破仑的故事大家当耳熟能详。

刘劭所论，虽然在于安邦定国之务，但对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一样极具参考价值。其实，所谓“偏才”之间的分别，说到底就是个体间的差异现象，但单说“差异”是只见平面不见立体的下乘之见。用人而能真正恰如其分，必须先抓住最根本、最核心的才能特质，然后再谈其他，四书中《大学》的名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与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刘劭看来，人格品德（德）、制度建设（法）与大局视野（术）三者，是人才之大者。这对管理人有什么启示呢？一所企业能否成功，当然有赖众多因素的配合，如资本投资、营运成本、经营策略、市场气氛等等先天后天、外因内因、长期或者突发的因素，不胜枚举，但其中占轴心的就是人才无疑。上述诸种因素要能物尽其用，常识告诉我们，其先决条件就是人尽其才。但我认为“人尽其才”四字，仍未道尽其要，原因无他，各人之才即使得尽，但未能互相配合，就好比一队集齐全世界足坛上的射手国脚，往往因太多的“个人表演”而败给二三流但能有效各司其职的队伍，类此赛果国际上常见焉。我的意思，不在要有团队精神，而在要建立团队精神，首要条件是要认识队员的“个体差异”。本章“流业”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刘劭以三材为核心能力，再衍生紧接五材，最后辅以四种非政务职位，由此所支架起的分析框架，是向所有政府领导人及企业管理者，示范怎样把一整块管理领域，有序地切割成不同层次的立体板块，令每一板块都被照顾得“体有完肤”，最终给整合成各司其职但又有如交响乐团般和谐的队伍，其间诀窍当在对个体差异的掌握。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1]：有清节家[2]，有法家[3]，有术家[4]，有国体[5]，有器能[6]，有臧否[7]，有伎俩[8]，有智意[9]，有文章[10]，有儒学[11]，有口辩[12]，有雄杰[13]。

[1] 业：志业，由志向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刘昺在注释这句话时说：“性既不同，染习又异，枝流条别，各有志业。”

[2] 清节家：品德节操行为堪为世人楷模之人。

[3] 法家：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君主专制，运用术势，严刑峻法；思想上主张禁断百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

[4] 术家：善于运用奇谋妙策之人。刘昺在解释“术家”时说：“智虑无方。”即不按一定常规灵活地运用智谋。

[5] 国体：兼备清节家、法家、术家三者素质才能的国家栋梁之才。

[6] 器能：在德、法、术三方面略次于国体的人才。

[7] 臧否：褒贬，评论。此指具备清节家的品德，但心胸不宽，喜欢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

[8] 伎俩：指虽然不能为国家制定长远的政策和策略，但有执行政策和策略技巧的人。

[9] 智意：指善于权变、深谙谋略、机智灵活的人。

[10] 文章：指文笔灿烂，能写文章的人。

[11] 儒学：传授儒家学说的人。

[12] 口辩：能言善辩之人。

[13] 雄杰：有胆有勇，谋略过人之人。

译文

人们由能力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有十二种：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赏析与点评

首节划定全章讨论范围，表面是提出共有十二种事业以供研究，但究其实，是示范小至机构、中至企业或大至国家，都必须把工作分成不同部分。这区分当然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

试看首三项，是关系到长远大局的谋划，中五项是为之协助、巩固以及落实的辅翼，末四项亦以不同方式与之攸关，三组岗位互相配合，由策划、协助到执行，共同辐辏出一个庞大的运作机器，或将国家、或将企业、或将小型组织，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正是管理人在人事安排上应遵循的原则。

若夫德行高妙[1]，容止可法[2]，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3]。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4]。思通道化[5]，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6]。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7]，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8]，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9]。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10]，其法足以正乡邑[11]，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12]。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13]，好尚讥诃[14]，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15]。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16]，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17]。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18]，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19]。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20]。能属文著述[21]，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22]。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23]，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24]。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25]，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26]。胆力绝众[27]，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28]。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29]。

[1] 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

[2] 容止：仪容举止。法：效法。

[3] 延陵：即春秋时吴国人季札，吴王寿梦少子，亦称公子札，因被封于延陵，又称延陵季子。因其有贤德，其兄诸樊、余祭、夷昧都曾让君位给他，但季札均不接受。曾出使鲁国，在观赏周朝诗歌和乐舞时，借分析诗歌乐舞评论诸侯盛衰，很有影响。晏婴：春秋时夷潍（今山东高密）人，字平仲，齐国大夫，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厉行节俭，善于劝谏，谈锋机智，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多次出使楚、晋、鲁等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颇有影响。在《左传》、《史记·管晏列传》、《晏子春秋》中对其事迹多有记载。

[4] 管仲：春秋初颍上（今安徽颍水畔）人，名夷吾，一称敬仲。初与鲍叔牙经商，齐襄公时与公子纠投奔鲁国，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相，在齐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按土地肥瘠征赋，开发鱼盐之利，铸货币平物价，重视选拔人才。在他的辅佐下，齐国国力大增，成为春秋时的霸主。商鞅：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公孙鞅、商君鞅、商君。喜好刑名之学，初为魏相公孙痤家臣，公孙痤死后入秦，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深被信任，任左庶长，先后实行两次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后迁任大良造，率军攻魏，俘获魏公子卬。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州东南），号商君。孝公死后，遭到反对派的诬害，举兵反抗，兵败被俘，被车裂而死。

[5] 思通道化：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道化，指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发展变化。

[6] 范蠡：春秋末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与宛令文种为友，后一起进入越国，为越王勾践谋臣。越国被吴国打败后，随越王勾践入吴为质，三年后随勾践返越，帮助越王奋发图强，待机复仇。越国强大后，灭掉吴国，范蠡却离开越国到了齐国，称鸱夷子皮。后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称陶朱公，通过经商成为巨富。其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在《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史籍中有记载。张良：秦朝末年人，字子房，出身韩国贵族，祖父与父亲相继为韩国卿相。秦灭韩后，图谋复国，倾家财寻求刺客，对秦始皇进行刺杀未遂，因而逃亡，在下邳隐名避祸，随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秦末参加陈胜、吴广起义，后归附刘邦，成为其手下重要谋士。刘邦进入关中后，曾劝其不要贪恋宫室，又在项羽的鸿门宴中为刘邦解危。楚汉战争中，主张争取英布、彭越、韩信，连兵破楚，反对郦食其分封六国之后的主张。刘邦建国后，被封为留侯，在劝刘邦定都关中、册立太子等问题上均起重要作用。

[7] 厉风俗：勉励好的社会风气习俗。

[8] 谋庙胜：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尉缭子·战威》：“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

[9] 伊尹：商初重要谋臣，名尹，一说名挚，尹是官名。初在有莘国为奴，成汤娶有莘氏女，伊尹作为陪嫁入商。成汤发现其才，提拔重用，后委之以国政。先后帮助成汤灭掉葛、昆吾等小国，后打败夏桀，建立商朝。吕望：又称太公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西周开国大臣，姜姓，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阳，以之为师。文王死后，继续辅佐武王，在灭商建周中功绩卓著，故西周建立后被封于营丘，为齐国的开国之君。

[10] 率一国：为一国的表率。

[11] 正乡邑：纠正基层社会中的不良风气习俗。乡邑，上古时指乡里，秦汉以后多指县以下的小镇。此泛指基层社会。

[12] 子产：春秋时郑国人，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因此又称公孙侨，也称国侨。因其居于东里，也称东里子产。任郑国卿、少正等职，执掌国政期间，锐意改革，作丘赋，铸刑书，举贤用能，保护乡校，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死后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爱”。西门豹：战国时魏国大臣，姓西门，名豹。魏文侯时任邺县县令，到任后废除当地为河伯娶媳妇的陋习，移风易俗。主张藏粮于民，寓兵于农，示民以信。在任期间，开凿十二渠，引漳河灌溉农田。他为官清廉，不取个人秋毫之私利。据说他为人性急，常佩韦以自缓。

[13] 弘恕：宽容，宽大。

[14] 讥诃：讥笑责备非难。

[15] 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列于孔门文学之科。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要求国君研读《春秋》，以史为训。提出尊贤轻色，事亲竭力，事君尽忠，交友守信。因主张大德不可越轨，小德可有出入，被孔子批评为守礼不严。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魏文侯师事之。李悝、吴起、商鞅都是他的学生。

[16] 错意施巧：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错意，在意，着意。错，通“措”。巧，指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

[17] 张敞：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子高。汉昭帝时任太仆丞，因切谏昌邑王而出名。历任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山阳太守、胶东相、守京兆尹、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等职。整顿京师治安颇有成效。赵广汉：西汉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字子都。历任州从事、平准令、阳翟令、京辅都尉、守京兆尹、颍川太守等职。在颍川太守任上，惩治郡中豪强，郡中震栗。在京兆尹任上精于吏治，为汉兴以来治理京兆最有成绩者。霍光死后，摧辱霍氏及贵戚大臣，无所回避。后因上书告发丞相魏相，被司直萧望之弹劾，死于腰斩之刑。

[18] 垂则：垂示法则。《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垂则列妾，使有法焉。”颜师古注：“言垂法于后宫，使皆遵行也。”

[19] 陈平：秦末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出身贫寒，喜黄老之术。秦末天下大乱，先后事魏王咎、项羽，随项羽入关破秦。后归顺刘邦，为刘邦重要谋士。屡向刘邦进献奇策，如离间项羽君臣、解平城之围、计擒韩信等等。历任都尉、亚将、护军中尉等，先后被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惠帝时又历任郎中令、左、右丞相。诸吕专权时，以不理政事纵情酒色伪装自己。吕后死，与太尉周勃合谋诛灭诸吕，迎立文帝。韩安国：西汉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字长孺。初在梁王手下任中大夫，平定吴楚七国乱有功，任梁内史。汉武帝时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护军将军等职。性贪财嗜利，但不嫉贤妒能，举荐人才，因此被士人所称。丞相田蚡死后，一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后因病免职。后历任中尉将军、卫尉将军、材官将军等职，因将屯失亡多，被武帝所责，忧郁而死。

[20] 轻事：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

[21] 属文：撰写文章。《文选·文赋》：“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李善注：“属，缀也。”缀即组织文字以成篇章之意。

[22] 司马迁：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少年随父读书，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春秋》、《尚书》。十二岁出游，足迹遍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后任郎中，随汉武帝巡游到过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又奉命出使四川、云南等地，积累了丰厚的阅历。父亲死后，继承父亲遗志，继续著史。汉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任太史令，阅读皇室藏书，搜集史料。天汉三年（前九七），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下狱中，遭受腐刑。出狱后忍辱发奋，继续撰述，写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史记》。班固：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坚，班彪之子。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归乡里，潜心撰述史书。后被人诬告私改国史，入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乃被释出狱，任兰台令史，撰述东汉开国以来的史事。先与陈宗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迁为典校秘书后，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树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受明帝之命，撰成起自高祖刘邦终于王莽的《汉书》。章帝时官迁玄武司马，撰成《白虎通义》。和帝时随窦宪出击匈奴，窦宪失事自杀，班固受牵连入狱而死。

[23] 干事：参与军政国事。

[24] 毛公：相传为西汉鲁（治今山东曲阜）人，一说为赵（今河北邯郸西南）人，名亨，河间献王博士，时人称为大毛公，以别于传承其学的小毛公毛苌。作《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开创一派《诗经》古文学。贯公：即贯长卿。西汉学者，赵人，古文学派毛诗派的传人，《汉书·儒林传》中有载。

[25] 资给：天资聪敏，伶俐善辩。

[26] 乐毅：战国时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的后代。燕昭王时入燕，任亚卿。以上将军之任率燕、赵、魏、韩、秦五国军队伐齐，大败齐军。又率燕军独进，攻破齐国城邑七十多座，一直打到齐国首都临淄，因功被封为昌国君。燕昭王死后，继位的燕惠王中田单的反间计，罢黜乐毅，乐毅遂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号望诸君。后燕惠王有悔意，派人召之，乐毅不肯应召，在赵国终老。曹丘生：秦末辩士，楚人，依附贵人，利用贵人权势向人请托金钱。与贵人赵同、窦长君关系好。曹丘生想结识将军季布，请窦长君给季布写信介绍自己。窦长君说：“季将军不喜欢你，你不要去见他。”曹丘生坚持要见，窦长君只好写信先给季布送去。季布见信果然大怒，等待曹丘生的到来。曹丘生到后，对季布说：“我是楚人，您也是楚人。楚地有一句谚语‘得黄金百，不如季布一个许诺’。您为什么在楚地会有这样的名声呢？是因我的游走宣扬的结果，难道您不念及这些吗？怎么对我这样深加拒绝呢？”季布听后，非常高兴，便把他留下，奉为上宾。

[27] 绝：超过。南朝宋鲍照《代朗月行》：“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光。”

[28] 白起：战国时眉（今陕西眉县东）人，一称公孙起，著名军事家。秦昭王时任左庶长、左更、大良造。率军打破韩魏联军于伊阙，进攻魏国攻陷六十一城，进攻楚国东进至竟陵，南进至洞庭湖一带，以功封武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前二六〇），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后与相国范雎有矛盾，被免为士伍，在阴密被迫自杀。韩信：秦汉著名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南）人，早年家贫，秦末参加项梁、项羽的反秦武装，因不被重用，后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开始不被刘邦重用，由于萧何保举，拜大将军。楚汉战争中先后定魏，击代、赵，降燕，破齐，垓下决战，打败项羽，战功卓著。先被封为齐王，后被徙为楚王，又因为被人诬告谋反，贬为淮阴侯。陈豨反叛后，韩信与之暗通消息，其舍人又告发他准备发兵袭击吕后及太子，被吕后与萧何设计杀害。

[29] 主德：指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

译文

至于德行高尚美好，仪容举止可以被众人效法的，这种人可称之为清节家，吴国延陵季子、齐国晏婴就是这样的人物。建立法律和制度，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这种人可称之为法家，齐国管仲、秦国商鞅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所谋划计策奇诡绝妙，这种人可称之为术家，越国范蠡、汉朝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三种才能又比较完备的，其品德足以勉励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的建立，其法律足以匡正天下歪风邪气，其谋术足以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这种人可称之为国体，殷商的伊尹、西周的吕望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而三种才干却都稍差前者，其品德足以为一国的表率，其法律足以匡正基层社会，其谋术足以应变各种事物，这种人可称之为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三种才干的某两项，并且各自有自己的流派，在清节家流派中，不能宽宏大量，喜欢对人讥笑责备非难，分辨谁是谁非，这种人可称之为臧否，子夏之流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法家流派中，不能创新思虑建立长远规划，但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这种人可称之为伎俩，汉朝张敞、赵广汉就是这样的人物。术家的流派中，不能创建制度垂示法则，但能在情况变化的时候想出具体的应变策略，权变智谋有余，公平端正不足，这种人可称之为智意，汉朝陈平、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物。凡此八类人才，都是以德、法、术三种才能作为根本。所以虽然这些人的流派不同，但都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的人才。能撰写文章著书立说，这种人可称之为文章，汉朝司马迁、班固就是这样的人物。能传承圣人的事业，而不能参与国事实施政事，这种人可称之为儒学，汉朝毛公、贯公就是这样的人物。辩论的方法和语言不合正道但却语言丰富应对自如，这种人可称之为口辩，燕国乐毅、汉代曹丘生就是这样的人物。胆量勇力超过众人，才能谋略高于众人，这种人可称之为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物。上述十二种人才，都是在臣子的位置上，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不包括其内。

赏析与点评

此节在全章中篇幅最长，亦是全书分析人才中最精彩的一段。刘劭将人才放在一个极有层次的分析框架中，第一层把十二型分为两大类：“政务系统”与“非政务系统”，前者其数为八，后者为四；第二层则将政务系统分为“核心型”与“衍生型”，其数分别为三与五；在第三层中，进一步细分为“三才俱备型”与“单具一才型”，其数分别为二与三。

三种“核心型”人才分别为“清节家”（又称“德家”）、“法家”与“术”家。“清节家”人物高风亮节，是德行上的楷模，乃众人所效法的对象，其存在令整个组织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至关紧要，所以刘劭将它放在首位，顺道一提，这亦反映了他立根在儒家的意识形态。

“法家”为典章制度的制定者，此类人才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技术型人物，更重要的是制度（不管是国家、企业、或组织的）乃主导甚至是支配众人行为的力量，而众人的行为最终又反过来决定了国家、企业、组织的生长枯荣。史学巨擘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唐代的“府兵制”，如何在初唐令它成为当日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又及后“府兵制”的有名无实令它出现结构性的弊病，致最终“病入膏肓”。宋代的募兵制如是，明代的军户制度亦复如是，篇幅关系，于此不赘，但相信已足以在历史上印证刘劭的洞见。

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要能长远地行之有效，势必需要前瞻力强且具策略性眼光的人才，而这就是“术家”所长。所谓“策略”，用现代语言来讲，其实是一种动态博弈（dynamic game），其中所牵涉的是在长期、中期、短期，对资源的掌握、部署，对成本、成果的预期等等。亦关系到如何精确调动、调适资源，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能为此道的人，关键在一“通”字，难怪刘劭盛赞此类人为“思通道化，策谋奇妙”。

上述三种核心型人才，固然能独当一面，将他们以不同方式加以组合，则又有另一番风景。

如上所述，刘劭的分析中，兼有三材的可分两种，一者为周密完备型，有大国领导者气象，称为“国体”。另一者则气势薄弱很多，因此只宜担当小邦小国，或地方政府小领导的角色，称为“器能”。不过，无论哪一类型，兼有三材是万中无一难能可贵的，因其德可移风易俗，其法足以规范人心，而其术则可使安邦定国。

此外，三种核心型人才亦有三类只具一型但略输一筹的，明显是前者的衍生。清节家之流称为“臧否”，此类人自身德行高尚，能正己，但亦好正人，常站在道德高地责难别人，此为欠缺同理心之病。

法家之流之所以称为“伎俩”，原因在于他们是技术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的通病往往是未能高瞻远瞩，只在自成一角的小天地中把工作做好。

术家之流，虽有原本术家的智慧，所以得称为“智意”，亦即具“通达”之才，表现出来，有精于权变的能力，但可惜的是其智慧不足，未能从大局着眼，有谋略而非远虑，是故非为真身，实属影子之流。

以上八型人才，刘劭推许为能为国家“轻事”，亦即可替国君分忧，减轻负担，因此无疑是“治”国栋梁。不过，一个国家单有领导人，而无人从事具体的操作事务，就好比一队军队空有将领而无士兵，肯定一仗难赢。因此，刘劭亦讨论了最后四类专才。四类中首三类为文职人才，第四类是武将，就好比一家企业，在文书工作人员以外，亦需前线推广人员，以为公司“冲锋陷阵”。

若以现代语言解释，此四类人才分别是长于文字工作的“文章”型，优于整理机构故事以承传公司文化传统的“儒学”型，能言善道、传达公司指令政策的“口辩”型，以及胆识卓绝、能为公司效益“攻城略地”的“骁雄”型。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1]，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2]。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3]。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4]。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5]。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6]。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7]。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8]。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9]。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10]。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11]，而太平用成[12]。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13]，则一材处权[14]，而众材失任矣。

[1] 总达：统领提拔。

[2] 师氏：官名。西周时设置，官位尊显，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中大夫。”郑玄注：“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孔颖达疏：“以其教国子有道艺，故使中大夫尊官为之也。”

[3] 司寇：官名。夏朝始置，商、周、春秋战国沿置。国君重要辅佐大臣之一。春秋鲁、宋等国设大司寇、少司寇，郑国有野司寇，战国时有的称邦司寇。主管刑狱缉盗，督造兵器。

[4] 三孤：官名。即三少。《尚书·周官》记载：“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辅助太师、太傅、太保辅弼君王，地位比公低比卿高。

[5] 三公：官名。周朝为最高辅政大臣的合称，或指太师、太傅、太保，或指司徒、司马、司空。西汉成帝元和年间，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同为宰相，合称“三公”。东汉改名为太尉、司徒、司空，亦称“三司”。位高禄厚，权力极大。

[6] 冢宰：相传为殷、周辅政大臣，位居百官之首。《尚书·伊训》说：“百官总己以听冢宰。”《礼记·檀弓下》说：“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春秋战国时泛指执掌国政的大臣。

[7] 佐：指次一等，处于陪同地位者。《史记·孝武本纪》：“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

[8] 司空：官名。相传为殷商辅政大臣之一。西周时为“三公”之一。西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光武帝初改为司空，均为“三公”之一。以后各朝多有变化。

[9] 国史：负责撰写国史的官员。

[10] 行人：官名。《周礼·秋官》属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迎送接待宾客。春秋战国各国多设行人，掌朝觐聘问。秦、西汉初有行人令，为大行令属官，负责接待少数民族宾客。两汉以后常设，担任出使聘问之事。

[11] 官不易方：官不改变为官之道。方，道理，常规。《周易·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12] 太平用成：太平盛世因此建成。用，因此。

[13] 与一材同用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譬大匠善规，惟规之用。”意思是偏好某种才能。

[14] 处权：当权。

译文

主德，就是聪明平淡，统领提拔众多人才，而不是亲自担当起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所以主德之道确立，那么上述十二种人才就能各自按照才能得到任用。具备清节家品德的人，被放到官位尊显的师氏位置上。具备法家才能的人，被放到主管刑狱的司寇的位置上。具备谋划才能的人，被放到三孤的位置上。德、法、术三才具备的人，被放到三公的位置上。三才具备但比前者稍差的，被放到冢宰的位置上。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其地位比师氏要低一等。善权变智谋的人，其地位比冢宰要低一等。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的人，被放在司空的位置上。具有传播圣人之业才能的人，被放到安抚百姓的位置上。具有撰写文章才能的人，被放到国史的位置上。具有论辩才能的人，被放到行人的位置上。骁勇雄悍的人，被放到将帅的位置上。这就叫作主德之道确立为臣之道井然有序，当官的不改变为官之道，太平盛世因此就建立了。如果主德之道不是平静中庸而是偏好某种才能，那么就会使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得势，而其他众多的人才就不会被任用了。

赏析与点评

最后一节为全章主旨所在，就是为不同“偏才”量体裁衣，决定哪种专才最适合提拔至哪个岗位，使大家各就其位，共同成就大业。要能如此，则有两点须加注意：

一、最高领导，没有具体司事，因为他的角色是当统领，“统”者，统整也，亦即将不同专才整合到一个互相配合互相补足的统一体中；“领”者，领导所有人才将之导向至适合并且只适合他们的岗位中。要能如此，最高领导必定是个“平淡”的人，这是刘劭不厌其烦反复重申的观点。

二、刘劭对人才与岗位的配对中，是用了专才对专位的原则，此原则虽是常识，但在职场上才位错配的现象真是屡见不鲜，原因不外三个：（1）最高领导欠缺观人能力与胸襟。（2） 最高领导本身并非“平淡”之人，于是由观人到用人，往往有极强的倾向性，由倾向而将职位资源朝某一方面倾斜，结果常常出现“彼得定律”，亦即把有特殊表现的人，不断擢升，直至到不能胜任的地步，结果适得其反，资产变成负资产。（3） 就是既有（1）又有（2）。令人扼腕兴叹的是，这是最普遍的现象！

材理第四

本篇导读

本章探讨的是人在讨论、议论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才情水平。由于水平之别能反映个体差异，所以，亦可说是借一个人在讨论、议论时的表现、心态、偏失等等，来衡断他（或她）的能力素质。本章中心，在“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一句，正面点出对“理”之通与对“人”之通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本章前后各段皆服役于斯。因此，本章究其实，还是在点出如何知人的道理。

知人在通天下之理的这个“理”有四个领域，文中称为“四理”，对应于四种能将此四理昭示于人的才情，称为“四明”。对“四理”能兼而通之者，要同时拥有八种才能，称为“八能”。未能通之者，则属全书所关注的偏才，他们于探究事理时，即使能顺内在之性，仍有九种偏颇的形态，称为“九偏”；若不顺性，则有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亦即虚有其表，无能充作有能，刘劭称之为“七似”。再进而言之，争拗时，无才之人，容易犯两类毛病：一者为三种论辩的过失，称为“三失”；另一者则为易于构成无谓冲突的六种风格，称为“六构”。文章中，刘劭先分析“四理”、“四明”，继而由“九偏”、“七似”，说到“三失”、“六构”，最终归结至拥有“八能”的理想状态，行文如行云流水，畅快至极，责人如大雨淋漓，又痛快万分，总之洋洋洒洒磅礴气势明快节奏感性理性兼而有之，一口气读毕，神清目爽至极。

本章首段是全文序言，为全文规划全章的写作策略，再一次展现其现代学术论文格局的特色。刘劭于此指出客观事实有四个不同表现的领域，称作“四理”，分别是：形上哲学层面之理（道之理）、社会典章制度之理（事之理）、人伦道德规范之理（义之理）和人情心理之理（情之理）。此四者，分开来说，在现实世界具体表现为四理，但总合而言，亦可理解为统一真理的四个面相。真正具智慧的人才必是一个通才，在此四领域中都每每能恰如其分，把握其要，发而中节。这是因为，通才同时具备八种才能，即“聪能听序”、“思能造端”、“明能见机”、“辞能辩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及“夺能易予” 。

但正如我前面多次指出，《人物志》真正关心、因而要集中讨论的，其实不是通才，而是偏才，本章也不例外。偏才又分两种：性情纯正畅达的，与性情不能纯正畅达的。前者再细分为九种人，各有专属的偏失，可列表如下：

此外，性情不能纯正畅达的人，又有七种似强实弱、似是而非的毛病：

总之，在刘劭笔下，职场上各式人等，毛病纷陈，蔚为奇观，平时或难以察觉到，但在讨论问题时，其偏颇的毛病立即暴露人前。归根到底，四理不通之故矣！

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1]。及其论难，鲜能定之[2]。夫何故哉？盖理多品而人才异也[3]。夫理多品，则难通。人材异，则情诡[4]。情诡难通，则理失而事违也。

[1] 理：道理，事理。《周易·坤》：“君子黄中通理。”孔颖达疏：“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是通晓物理也。”

[2] 鲜：少。

[3] 品：种类。

[4] 诡：差异，不同。《淮南子·说林训》：“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寸虽齐，必有诡。”高诱注：“诡，不同也。”

译文

办成一件事情确立一种观点，全都需要道理的支持才能确定。然而在讨论辩明道理的时候，却很少能有定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道理的种类很多而且人才也各有不同的缘故。道理的种类很多，就很难讲通。人才各有不同，则性情就有差别。性情有差别道理难讲通，就会发生道理有失，事与愿违的现象。

赏析与点评

本章首句“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中的“理”字，可有不同解读层次。最基本的，可以解读为“论据”或“理由”，亦即英文中指讨论问题或作逻辑推论时的 “argument”或“rationale”。但刘劭于文章甫始，即强调这个在古代文献中相对少见的观点，就容许我们对他的话作更高层次的解读。少见是因为古人的学术思想背景具有浓厚的“价值理性”倾向，而刘劭此语其背后却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思考模式。所谓“价值理性”是指行为或行动的背后往往有一价值理想或意识形态在支撑、鼓动着，而效率及成本等问题并不在其首要考虑之列。相反，“工具理性”的特征，是以最具效率与效果的手段，及最低的成本，达致具功利实效的目的，并将成效最大化的一种理性运作模式。刘劭在这里，清楚指明一事之成效，与周详的计划、全盘的考虑之间的紧密关系，是近“工具理性”而远“价值理性”。刘劭这种处事态度即使不是罕见，至少也是少见的，其思维超于其时代，在这里可见一斑。（我说“思维超于其时代”，并不意味着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寓有褒贬，事实上，前者屡遭批评，欧陆大哲海德格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狙击之而不遗余力，此已是学术界常识。但工具理性之于一事之成，确又是不可或缺，现代世界之建立，工具理性功不可没。刘劭隐然有此观点，在古代强调价值理性的环境中，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要把事务办妥，周全的计划固然不能没有，但提出周全计划的始终是人，这就提供了一个角度，让观人者得以对那些提出论证、计划、理据，甚至互相诘难的人，作出高下的评鉴。

夫理有四部[1]，明有四家[2]，情有九偏[3]，流有七似[4]，说有三失[5]，难有六构[6]，通有八能。

[1] 理有四部：即下面所说道理、义理、事理、情理。

[2] 明有四家：即四种道理的外在表现。明，公开，明显。此指外在表现。

[3] 偏：片面，偏失。

[4] 流有七似：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似是而非，其流有七。”似，即似是而非。

[5] 说有三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词胜理滞，所失者三。”说，即指能言善辩但于理不通。

[6] 构：构成。

译文

道理有四种，因而产生外在的表现有四种，人的性情偏颇有九种，似是而非的现象有七种，在论说中造成的失误有三种，在非难中所构成的情绪有六种，兼通天下之理需要有八种能力。

赏析与点评

此节上承首句所提的“理”，提出“理”有四种，对四理掌握的厚薄坚实与否，可借以判断人才的高下。除四理外，刘劭亦提出了从多个角度审视人才，这里所提的四家之理、九偏之情、七似之流、三失之说与六构之难，把一个人才的各种面相，有效呈现在读者眼前，分析精到固不待言，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另外，最后提出的“八能”，与由四家之理到六构之难，在本质上有别，前者一组指的是观人角度，后者则关于能使偏才上升至通人的理想阶梯的八种能力。

若夫天地气化[1]，盈虚损益，道之理也[2]。法制正事[3]，事之理也。礼教宜适[4]，义之理也[5]。人情枢机[6]，情之理也。

[1] 气化：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指阴阳之气化生万物。宋张载《正蒙·太和》：“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意谓“道”是物质变化的过程。

[2] 道：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3] 正事：政事。正，通“政”。

[4] 礼教宜适：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理教之，进止得宜。”意思是用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教育人们，使他们的行动适合时宜。

[5] 义：符合社会道德的思想和行为。

[6] 枢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后因以“枢机”喻言语。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观物之情，在于言语。”

译文

至于天地阴阳之气所化成的万物，有消长盈亏的变化，这是世间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道理。以法律制度治理政事，这是关于人事的道理。用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教育人们使他们的行动适合时宜，这是关于义的道理。通过观察人的语言了解性情，这是关于性情的道理。

赏析与点评

由本节始，刘劭逐一解释与发挥他在首段所提的观人角度，这里谈的是“四理”。请注意，《人物志》全书都从不同角度剖析人才，但本章独特之处，在只把焦点放在议论场合中各色人才的表现。

我在上面全章导读已提到，所谓“四理”，指的是形上哲学层面之理（道之理）、社会典章制度之理（事之理）、人伦道德规范之理（义之理）和人情心理之理（情之理），以简表表列如下：

四理的排序，明显不是任意的，除“道之理”属天地之理外，余三者皆是人间之理。先天后人，理所当然，亦印证了古代学术界认为人界发轫于天地的信念。其余三理，先社会，中经社群，再到个人，由大群体到小群体再到个体，其序列有节有理，其主导理念清楚不过，暗合《易经·文言》所说的“天地之德”。所谓“天地之德”，本说“大人”（即有德之人）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但稍加引申，“天地之德”可指那股使宇宙万物安然有序地存在的力量。刘劭排此第一，用意在于认定最高真理，亦即使万物之所以可能、并处以能持续存在的至理，是任一切道理的终极泉源，与及托庇保守者。既如此，能懂此理，则通其他三理；不懂此理，何能知余理？

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1]，明待质而行[2]。是故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3]，理足成家。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4]，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5]，权略机捷[6]，能理烦速[7]，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辩其得失，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8]，推情原意[9]，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1] 须明而章：依靠外部表现而彰显。章，彰显。

[2] 质：指人的先天资质。

[3] 见：同“现”。

[4] 玄微：玄远，微妙。

[5] 警彻：敏锐透彻。

[6] 机捷：机智敏捷。

[7] 烦速：繁杂急迫的事务。

[8] 机解：机敏聪颖有悟性。

[9] 推情原意：推想性情追溯本意。原，同“源”。

译文

四种道理各不相同，对于人才来说，四理必须依靠其外部表现才能彰显，而外部表现是依赖于内部资质的。所以人才的资质与道理相吻合，吻合了就会有其外部表现，外部表现充分了道理也就体现出来了，道理充分了就形成了一家之理。所以资质平和恬淡，思考玄远微妙的事物，与自然相通，就是道理之家的表现。资质敏锐观察透彻，灵活有谋机智敏捷，能处理繁杂急迫的事务，就是事理之家的表现。资质性情温和平缓，能论说道理教化，论说其中的得失，就是义理之家的表现。资质性情机敏聪颖有悟性，推想性情追溯本意，适应情意的变化，就是情理之家的表现。

赏析与点评

此节进一步解释“四理”，重点在指出能懂某一理的人应有什么外在表现，即文中所说的那个“明”字。其理论预设，与前面“九征”以外在表现为内在才质的表征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具体而言，掌握“道之理”的人，思虑已达超越经验的玄微境界。拥有“事之理”的人，举凡法律政治社会制度之种种事务，都一一在其驾驭之下。

四家之明既异，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1]，各有得失。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2]，则宕往而疏越[3]。抗厉之人，不能回挠[4]，论法直[5]，则括处而公正[6]；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7]。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指机理[8]，则颖灼而彻尽[9]；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10]。辩给之人，辞烦而意锐，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11]；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12]。浮沉之人[13]，不能沉思，序疏数[14]，则豁达而傲博[15]；立事要，则炎而不定[16]。浅解之人[17]，不能深难，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18]；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19]。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20]；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温柔之人，力不休强[21]，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拟疑难[22]，则濡懦而不尽。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23]，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24]；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25]。此所谓性有九偏，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26]。

[1] 犯：进攻，伤害。刘昺在解释“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时说：“明出于真，情动于性，情胜则明蔽，故虽得而必丧也。”

[2] 历：审视，察看。班彪《王命论》：“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

[3] 宕往：豪纵不羁。疏越：疏忽遗漏。

[4] 回挠：屈服。

[5] 论法直：论说法律所适用的地方。直，同“置”，放置，安置。此处的意思是“把法律放置在……地方”，意即“法律所适用的地方”。

[6] 括处：即执法审察刑狱。括，法。扬雄《法言·修身》：“其为中也弘深，其为外也肃括，则可以禔身矣。”李轨注：“括，法也。”处，审察。

[7] 否戾：即乖戾、悖谬，不合情理。

[8] 机理：事物变化的道理。

[9] 颖：尖锐。灼：鲜明。

[10] 径露：直截了当。单持：所持义理单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言切则义少。”

[11] 穷：尽。

[12] 恢愕：恢廓直率。不周：不齐全，不周到。

[13] 浮沉之人：性情浮躁不沉稳的人。浮沉，偏指浮躁不沉稳。

[14] 疏数：疏密，远近，亲疏。

[15] 傲博：此指范围广大。傲，同“敖”，游走。

[16] 炎：火焰飘动的样子。

[17] 浅解之人：理解问题肤浅的人。

[18] 拟锷：类似锋利的剑刃。锷，刀剑的刃。《庄子·说剑》：“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把别人的辩说看作像剑刃一样犀利。

[19] 掉转而无根：颠三倒四没有根据。

[20] 弘详：宽宏和顺。详，通“祥”，和顺。《左传·成公十六年》：“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杨伯峻注：“祥、详两字本可通假。祥即事鬼神之应有态度，顺也，善也。”

[21] 休强：盛美强壮。

[22] 拟疑难：决断处理疑难问题。拟，指向。

[23] 横逸：纵横奔放。

[24] 倜傥：卓异，不同寻常。瑰壮：瑰丽雄壮。

[25] 恢迂：迂阔，不切实际。

[26] 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心之所可以为理”，即把自己心中认为是对的东西作为普遍适用的道理。

译文

四家的外部表现已经不相同，由此又产生了九种性情的偏颇。因性情侵扰而使外部表现受到损害，就使四家各有失有得。性情刚烈粗犷的人，不能处理细微的事，所以他在论说事物概貌时，会显得博大而高远；而在审察细微的道理时，则会豪纵不羁疏忽遗漏。性情高尚严正的人，不能屈服折节，论说法律所适用的地方时，会执法审察刑狱公正不偏；而在谈论灵活变通方面，则会出现悖谬不合情理。性情坚定强劲的人，喜好钻研具体事务的真实情况，在谈论具体事物变化的道理时，敏锐鲜明而明白透彻；而在谈论宏观道理时，则直截了当所持义理单薄。能言善辩之人，语词丰富而情意急切，推断人事时，会见识精深道理深透；而在碰到大的道理时，则恢廓直率而不周到。性情浮躁不沉稳的人，不能深入思考，排列疏密远近亲疏顺序时，会豁达范围广大；而确立事物的关键时，则会像火焰一样飘忽不定。理解问题肤浅的人，不能深刻地问难，听到别人的辩说时，会认为得到像剑刃一样犀利语言而心怀喜悦；而在审察精深的道理时，就会颠三倒四没有根据。性情宽厚能体察别人心理的人，不能迅速敏捷地反应，谈论仁义时，会宽宏和顺高尚文雅；追赶时务潮流时，则会迟缓而落后。性情温柔的人，力量不强壮，体味道理时，会顺应适合平和顺畅；决断处理疑难问题时，则会软弱迟疑犹豫不决。好标新立异的人，纵横奔放追求新奇，制造权谋实行诡诈时，会不同寻常瑰丽雄壮；按照清静无为之道做事时，则会违反常规不切实际。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性情的九种偏颇，他们分别把自己心中认为是对的东西作为普遍适用的道理。

赏析与点评

此节分析人才在讨论问题时所表现的九种偏失，彼等之所以会有偏失，刘劭的解释分见此节的一头一尾：即“以性犯明”及“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前者中的“明”，扣紧上文，指的是“四理”的外在表现。偏才的人，以其偏才之“性”犯之，亦即指他们常以己心量度别人，因而引致判断别人的失误，也就是“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的意思。此观点甚有洞见，高人至人之所以会达至“通”的境界，正在于他能从小小的自我中抽离出来（psychologically detached），以客观的姿态，实事求是地照亮出别人的长短优劣。与此相反，偏才之所以为“偏”，就是因为他们常以一己的角度，投射到外在世界中，以己意为人意，以己心为他心，所作的判断往往因而出错。当然，刘劭是不会甘于只是笼统指出此点，所以他在此节展现出他由细微的观察所得出的细致分类，详细的得失，可参上面本篇导读的列表。

若乃性不精畅[1]，则流有七似。有漫谈陈说[2]，似若流行者[3]。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4]。有回说合意[5]，似若赞解者[6]。有处后持长[7]，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知者。有慕通口解[8]，似悦而不怿者[9]。有因胜情失[10]，穷而称妙，跌则掎跖[11]，实求两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

[1] 精畅：纯正畅达。

[2] 陈说：旧理论。

[3] 流行：指正在盛行的学说。

[4] 博意：含义宏大广博。

[5] 回说合意：附和别人的意思进行答复。

[6] 似若赞解：表面上称赞别人说得好，心里对别人所说并不理解。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外佯称善，内实不知。”

[7] 处后持长：在别人谈论后发表意见，持赞许态度。长，正确，引申为赞许。

[8] 慕通口解：仿效那些精通道理的人马上说出。慕，仿效。

[9] 似悦而不怿者：好像因明白而高兴实际上并没明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有似于解者，心中慢慢不能悟。”

[10] 因：往，趋赴。《国语·郑语》：“公曰：‘谢西之九州岛，何如？’对曰：‘其民沓贪而忍，不可因也。’”韦昭注：“因，就也。”

[11] 跌则掎跖：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理已跌矣，而强牵据。”掎跖，勉强坚持以为依据。

译文

至于那些性情不纯正畅达的人，则有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有的人大谈陈旧的学说，好像他的学说时下正在盛行。有的人道理并不充分却涉及广泛，好像其学说含义宏大广博。有的人符合别人的意思进行答复，表面上称赞别人说得好，心里对别人所说并不理解。有的人在别人谈论后发表意见，持赞许态度，顺从众人认为可靠的观点，好像能判断谁是谁非。有的人实际上并不明白别人所说，但假装加以轻视不予响应，好像已经知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的人仿效那些精通事理的人马上加以响应，好像因有所悟而显出高兴的样子，实际上并不高兴。有的人因追求在论辩中取胜而失去常情，已经词穷还自以为妙而难以尽意，理已屈还勉强坚持以为依据，理屈词穷心里想和对方停止辩论，而嘴上却滔滔不绝地说，让旁听的人认为他并没有被说服。以上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往往让众人迷惑，分辨不清。

赏析与点评

九种偏颇的表现，虽非上品，但至少其强项在所属的领域里，有一得之见。但世上就是有些人，其行止似模似样，有故作高深的，有似议论精妙的，有近于判断力强的，也有类乎巧辩滔滔的，不一而足。但共同地方皆是似是而实非。这种人，职场上屡见不鲜，社交场合中亦多如毛发，各式各样，蔚为奇观，实在不能不辨。刘劭分成七类，称作“七似”，详细分类，可参上面本篇导读的列表。

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1]，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2]。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3]。历之不动，则不说也。傍无听达，则不难也。不善接论者，说之以杂反[4]。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则不听也。是说之三失也。

[1] 正：辨别，区分。

[2] 恢：宏大宽广。此引申为相容。

[3] 度：推测。

[4] 杂反：论点混杂相反。

译文

辩论有以道理取胜，有以言辞取胜。以道理取胜的，辨别黑白是非以使自己的理论得到推广，解释微妙的道理使别人通晓明白。以言辞取胜的，打破正理求得异说，追求异说则就失去了正理。九种性情偏颇的人才，其性情有同、反、杂三种。性情同的则会与别人的观点融为一体，性情反的就会与别人的观点互相非难，性情杂的则能容纳别人的观点。所以善于和别人交谈的，会忖度对方的长处而与之谈论。自己的意见不能说动对方，就暂时不说。旁边没有通达的人听，就不提出非难了。不善于和别人交谈的，用混杂相反的论点和别人论说，用混杂相反的论点与别人论说，就会与对方的想法格格不入。善于开导别人的，能用很少的语言说明很多的事情。不善于开导别人的，说很多话也说不明白一个意思。说很多话也说不明白一个意思，别人就不会听了。这是论说方面的三个失误。

赏析与点评

此节中，刘劭对讨论中的态度，其分析有破有立。

不论九偏与七似，都是误失，当中都反映了问题之所以发生的一些共性。所以接下来，刘劭分析了三种源于性情的失误，分别是“同”、“反”及“杂”。亦即一见性情相同的人，就总以为其观点正确；一见性情相异的，就互相诘难。前者是“党同”，后者是“伐异”，两者都同为偏失。最后一种是既有同亦有异的混合型，既为混合，于是流于随便地接纳别人意见，缺乏应有的批判态度。

以上是破，但破是为立而出，因此，此节其余部分，刘劭提出了讨论时，对不同立场的人应有的态度。概括而言，一个良好的沟通者，要至少具备几种能力或态度：一，辩论时要以道理而不是纯以语言技巧服人；二，解说问题或说服别人时，要真切了解别人的长处、能力、性格倾向等等；三，要言简意赅。

善难者，务释事本[1]。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2]。善攻强者，下其盛锐[3]，扶其本指[4]，以渐攻之[5]。不善攻强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挫其锐意，则气构矣[6]。善蹑失者[7]，指其所跌。不善蹑失者，因屈而抵其性[8]。因屈而抵其性，则怨构矣[9]。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仓卒谕人，人不速知，则以为难谕。以为难谕，则忿构矣[10]。夫盛难之时[11]，其误难迫[12]。故善难者，征之使还。不善难者，凌而激之[13]，虽欲顾藉，其势无由。其势无由，则妄构矣[14]。凡人心有所思，则耳且不能听。是故并思俱说，竞相制止，欲人之听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则以为不解。人情莫不讳不解，讳不解，则怒构矣[15]。凡此六构，变之所由兴也[16]。

[1] 务释事本：致力于抓住根本而舍去末节。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每得理而止住。”事，治理。《淮南子·原道训》：“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高诱注：“事，治也。”

[2] 辞构：构成了言词繁冗，废话连篇。

[3] 下其盛锐：使其盛锐之气减低。

[4] 扶其本指：顺着他本来的意旨。指，通“旨”。

[5] 渐：逐步。

[6] 气：生气。此指通过说话和脸色表现出来的生气情绪。

[7] 蹑：同“摄”，提起，拿住。

[8] 因屈而抵其性：趁他理屈的时候进一步挤压使他受挫。

[9] 怨：怨恨，比生气更强烈的情绪。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非徒声色而已，怨恨逆结于心。”

[10] 忿：愤怒，比怨恨更激烈的情绪。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非徒怨恨，遂生忿争。”

[11] 盛难之时：气盛而出现语言错误的时候。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气盛词误。”

[12] 其误难迫：其错误应该回避，不要进一步逼迫。迫，逼近，逼迫。

[13] 凌而激之：侵犯欺侮他使他的反应更激烈。

[14] 妄：胡乱，随便。此指随意乱说，恣意诋毁。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妄言非訾，纵横恣口。”

[15] 怒：比忿更强烈的情绪。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不顾道理是非，于其凶怒忿肆。”

[16] 兴：发生。

译文

善于辩驳的人，致力于抓住根本而舍去末节。不善于辩驳的人，则舍去根本而去注意末节。舍去根本而去注意末节，就构成了言词繁冗，废话连篇的情形。善于战胜强大对手的人，先使对手的盛锐之气减低，然后顺着他本来的意旨，逐步地批驳他。不善于进攻强大对手的人，往往找出对手语言上的失误，以此来挫败他的锐气。用这样的方法挫败对手的锐气，就会使他说话和表情都显出生气的情绪。善于利用对手过失的人，当对手出现失误时，对着他的失误不去进逼。不善于利用对手过失的人，趁他理屈的时候进一步挤压使他受挫。趁他理屈的时候挤压他，则会使他在心里结成怨恨的情绪。有的人自己常常思考寻求道理，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有所发现。然而他却让别人马上接受这个道理，别人不能马上接受，就以为别人难以理喻。把别人看作是难以理喻的人，别人就会因愤怒而与之争辩。当别人气盛而出现语言错误的时候，对其错误应该回避，不要进一步逼迫。所以善于对待别人语言错误的人，指出他的错误却让他有挽回的余地。不善于对待别人语言错误的人，会借此侵犯欺侮他，使他做出更激烈的反应，对手即使顾念爱惜自己的面子，但却无法挽回。无法挽回，就会使他随意乱说，恣意诋毁。大凡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不能同时听到别人在说什么。所以在别人思考的同时去和他谈话，制止别人的谈话，只想让人家听自己的，别人因为正在思考的缘故，没有听进去，就以为人家不了解自己的意图。忌讳别人说不了解是人之常情，因为忌讳别人说自己不了解，便造成了无比愤怒的情绪。由于上边所说的六种情况，谈话中的纠纷便由此产生了。

赏析与点评

此节讨论语言纷争之所以产生与讨论者的心态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在本节中，刘劭用了“构”字来解释这些“产生”，其成因总共有六种，故刘劭称为“六构”。“构”有“构成”的意思，文中使用起来时，略有引申变化，但大抵都是引致、导致、产生、构成的意思，故此Shryock也将之译为“causes”。 刘劭在分析六构时，先用对比法，再用直描法，亦即先将正确的心态或能力对比于偏失的心态或能力，然后再直接描述该种偏失的特点。

第一构称为“辞构”，顾名思义，此构与语言能力有关。世人很多，以语言能力之高下而论，的确有高手庸手之别。高手言必及义，语皆中的，一针见血，井井有条，能用一句话说理，则不用两句，能用一个字解析，则不用两个字，处处从核心出发，一击即中。但是总有些人，言不及义，舍本逐末，专务钻牛角尖之能事，庸手是也。“辞构”说的就是这种人。

第二构称为“气构”，特指那种只会最终挑起对方怒气的失误。善于说服对手的人，会先避其锋缨，然后慢慢细心解析，再于恰当处攻对方之失，这样做，可使对方心平气和，继而接受己方的观点。相反，世间亦总有些人，立意挑剔，由挑剔而挑衅，目的在使对方因情绪波动而出现破绽，以方便肆意攻击。这样做，只会造成“斗气”而不是斗智。

第三构与“气构”相似，最终所能成就的，只是结怨，而不是共识，因而称为“怨构”。辩论界的真正高手，不单能以理胜人，更会乐于匡正别人的错误。但有些人，则心怀恶意，一味找出并抓紧别人的错处，刻意诋毁，结果说理不成，仇人就多了一个。

第四构称为“忿构”，注释家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指出忿比怨在情绪上更深一层（“非徒怨恨”），因为依刘劭的解说，“忿构”已由抨击错处，上升为人身攻击，观此，何来不“忿”？

第五构称为“妄构”，“妄”者“虚”也，“虚”者“空”也，在本节中的意思，是指对方空有投降的意图，但因己方过分咄咄逼人而想投降也不成，以致只有构成不快的结果。所谓咄咄逼人，是指论辩庸手，只懂找错处攻击，而不能如高手般以和为贵，即使对方在辩论中越走越远以致有失，仍会为对方设想，把对方重新引入正题。

第六构称为“怒构”，是一种辩论时十分常见的毛病，指的就是在争辩得面红耳赤时，多数人总会对对方所言充耳不闻，仿佛失聪一般，不单如此，失聪之外又强令对方聆听自己，甚至勒令对方住口，尤有甚者，指责别人理解能力低下（“讳不解”）。结果不难想象，双方最终发展成敌对关系，这就是比“忿”更严重的“怒”。

然虽有变构，犹有所得。若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所用矣[1]。由此论之，谈而定理者，眇矣[2]。必也聪能听序[3]，思能造端[4]，明能见机[5]，辞能辩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6]，夺能易予[7]。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适有一能[8]，则所达者偏，而所有异目矣[9]。

[1] 莫知所用：不知道哪种道理是有用的。

[2] 眇（miǎo）：盲目。

[3] 序：次序。此指听出声音大小的差别，排出此次序。

[4] 造端：开始，开端。《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孔颖达疏：“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绪，起于匹夫匹妇之所知所行者。”

[5] 见机：从事物细微的变化中预见其先兆。《周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机，通“几”，指事物的迹象、先兆。《周易·系辞下》：“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6] 夺：压倒，胜过。

[7] 易予：（在辩论中）改变对方认可（的观点）。予，认为，认可。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则物主词穷。”

[8] 适有一能：只有一种才能。适，通“啻”，仅仅。《战国策·秦策二》：“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之为臣投杼也。”高诱注：“适音翅。”鲍彪注：“适啻同。”

[9] 异目：各自以偏才建立自己的名声。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各以所通，而立其名。”

译文

然而在辩说中虽有各种情绪的变化构成，最终还是要以确定的真理来取得成功。如果只有述说而没有辩论质疑，只是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就不知道哪种道理是可用的了。因此可以说，泛泛而谈没有辩论而确定的道理，是盲目的。必须做到听力敏锐得能分辨声音大小细微的差别，思虑深远得能够追溯到事物的开端，眼光敏锐得能够察觉到事物变化的先兆，言辞巧妙得能够表达心中的想法，处事敏捷得能够弥补一时的失误，防守坚强得能够挡住强敌的进攻，进攻凌厉得能够战胜严密的防守，争夺巧妙得能够用对方的弱点制服对方。同时具备这八种能力，然后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通晓天下的道理，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人了。不能够同时具备八种才能，而只有一种才能，所获得的成就是偏颇的，而且是各自以偏才建立自己名声的。

赏析与点评

九偏、三失、六构等等的分析，是从“破”立论，亦即消极地痛陈讨论者的诸种毛病。但刘劭全书，不单有消极的“破”，更有积极的“立”，故在此节中，刘劭提出“八能”的观点，正面描述出通才在辩论或议论时所展示的气度与能力，学者若能按图索骥，孜孜以求，必有所成。

“八能”者，第一为“聪能听序”，此一“序”字，本人尤其喜欢，原因无他，世事人情虽然纷杂，但背后其实总有一个结构，或许是个体意识的结构，或许是集体意识的结构，总之，若无此隐而不现的结构，则无一事无一物可以出现，所谓乱中有序是也。我此观点，乍看似与刘说无关，但细审之，似又未必。以辩论而言，虽然常见各走极端，钻牛角尖，但始终是环绕一事一议，才有辩论发生，至少辩论之初如是。所以，一个通才，或一个高手，他总能于混沌中见秩序，于杂然中得井然，把结构套在辩驳质疑诘难责备的叨叨嚷嚷中，最终获致美好的结局。

第二为“思能造端”，“端”者“端绪”也，亦即有个开端。境界高的辩士，一甫始即能界定讨论范围，使论述不致差以毫厘而谬以千里。

第三为“明能见机”，“机”本意为织布机的机括，亦即枢纽，引申为关键点，Shryock译为“pivot”很有分寸。拥有此能力的人，能于纷乱的议题中，一眼看穿关键所在，抓紧核心，营构论证，亦不使对方滑进思辨的歪路里。

第四为“辞能辩意”，此“能”不难解，指的是辞能达意。可惜的是，辩论场合所见，多是词不达意之辈。

第五为“捷能摄失”，即自我更正能力，此能力极为可贵，因为凡人辩论，辞穷理屈固然有之，但情绪波动，越拉越远，因而错误连生，更为常见。能做到“摄失”，意味着此人拥有上段我提到过的“抽离”能力（detachment），能抽离，则仿佛由别人之眼看自己，因而更易察觉自己的失误，而有助自我更正。

第六为“守能待攻”。要攻必先能守，就像拳理，不论西方的拳击，泰国的泰拳，日本的空手国技，中国的功夫等等，无不先自守稳，才伺机攻击。其道理原本甚是简单，因为在每次的攻击中，必须舍守才能腾出攻击之手，因而令自己变得势危。真正的高手，不论是技击界还是在辩论场合，一是皆以此为戒，所以在诘难人时，一个辩士必会首先审视、反省自己有否相同的毛病，致令中门大开，授人以机，令自己立于必败之地。此道理不难明，但此能力不简单，否则世上庸手就不会那么多。

第七为“攻能夺守”。要守亦要能攻，在辩论场合中，断断不能只守不攻，有谓久守必失，不无道理。所以要成为“通人”，要能守，亦要能攻。

第八亦即最后一种能力称为“夺能易予”，若说前七者属于“能力”的描述，刻下此种却近于辩论伦理。其意是在以理由、以识力等折服对方之后，不单不应肆加侮辱，反而应向对方给予恰当的褒扬，一方面保存对方面子，另一方面亦显示自己的气度风范，以致不是以力服人之“霸道”，而是以德服人之“王道”。

刘劭没有直接说明八种能力有否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况味，但从进军“通才”境界的角度看，八种能力应是缺一不可，所以概念上，“通才”应蕴涵同时拥有此八种能力的状态。

是故聪能听序，谓之名物之材[1]。思能造端，谓之构架之材[2]。明能见机，谓之达识之材。辞能辩意，谓之赡给之材。捷能摄失，谓之权捷之材[3]。守能待攻，谓之持论之材[4]。攻能夺守，谓之推彻之材[5]。夺能易予，谓之贸说之材[6]。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与通人言，则同解而心喻。与众人言[7]，则察色而顺性。虽明包众理，不以尚人[8]。聪睿资给，不以先人[9]。善言出己，理足则止。鄙误在人，过而不迫。写人之所怀[10]，扶人之所能。不以事类犯人之所婟[11]，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长[12]。说直说变[13]，无所畏恶。采虫声之善音，赞愚人之偶得。夺与有宜，去就不留[14]。方其盛气[15]，折谢不吝[16]。方其胜难，胜而不矜。心平志谕，无适无莫[17]，期于得道而已矣[18]。是可与论经世而理物也[19]。

[1] 名物：辨明物理。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

[2] 构架：结架材木，指建筑。引申为运筹决策，构思设计。

[3] 权捷：应变能力强。

[4] 持论：立论，提出并坚持自己的主张。

[5] 推彻：推倒，拆毁。此指在理论上摧垮对方。

[6] 贸说：擅长论辩。

[7] 众人：一般的人。《孟子·告子下》：“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8] 尚人：居于人之上。尚，同“上”。

[9] 先人：居于人之前。

[10] 写：倾泻。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写于海也。”

[11] 不以事类犯人之所婟：不用类似的事冒犯别人，引起别人的嫉恨。婟，嫉恨。

[12] 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长：不用比喻的词语涉及自己的长处。

[13] 说直：劝说正直刚毅的人。说变：劝说权变诡诈的人。

[14] 去就不留：离开和留下都不迟疑。留，拖延，迟滞。

[15] 方：正当，正在。

[16] 折谢不吝：不惜弯腰致歉。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不避锐跌，不惜屈挠。”

[17] 无适无莫：没规定该如何，也没规定不该如何。指在坚持一定目标下，善用灵活权宜手段。《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朱熹集注：“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

[18] 期：期望。

[19] 经世：治理国事。理物：治理事物。

译文

听力敏锐得能分辨声音大小细微差别的人，称为名物之才。思虑深远得能够追溯到事物开端的人，称为构架之才。眼光敏锐得能够察觉到事物变化先兆的人，称为达识之才。言辞巧妙得能够表达心中想法的人，称为赡给之才。处事敏捷得能够弥补一时失误的人，称为权捷之才。防守坚强得能够挡住论敌进攻的人，称为持论之才。进攻凌厉得能够战胜严密防守的人，称为推彻之才。争夺巧妙得能够用对方弱点制服对方，称为贸说之才。通才就是兼备上述八种才能的人，他们能够遵循事物的规律发挥这些才能。他们和通才交谈，则理解相同心里明白。和一般人交谈，则察言观色并顺从他们的性情。他们虽然明白并掌握众多的道理，但不因此而居人之上。他们虽聪明而富有天资，却不因此而居人之先。美言出于己口，道理讲充分就适可而止。别人出现低下的错误，看到这些错误也不去逼迫追究。替别人抒发情怀，帮助别人发挥才干。不用类似的事冒犯别人，引起别人的嫉恨，不用比喻的词语涉及自己的长处。无论劝说正直刚毅的人还是劝说权变诡诈的人，都无所畏惧无所厌恶。从鸣虫的叫声中获得美的声音，对愚笨之人的偶然发现给予赞许。获得和给予都恰到好处，离开或留下都毫不迟疑。当他气势旺盛之际，也能不惜弯腰致歉。当他战胜论敌的时候，也能做到胜而不骄。心气平和志向明确，在坚持一定目标下，善用灵活权宜手段，只期望能够掌握事理而已。这种人就可以与他谈论治理国事管理民众的道理了。

赏析与点评

什么是“通才”？换个方式问，拥有八种能力的通才，在与人相交时会有什么表现，其气度仪容又有什么精彩之处？刘劭在本章的末节中，将通才的各方表现，描述得淋漓尽致，简直是道德、知性、情感的最高模范，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有些论者如李崇智等，仅以“学识渊博”来训释“通人”，似未能曲尽刘劭周全的描述。见李崇智（二〇〇一），《人物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页一〇八。话虽如此，李氏此书的笺注，十分详尽，笔者得益不少。）本节译文，晓畅易解，于此不作冗赘的重述了。

材能第五

本篇导读

《人物志》全书，上卷侧重理论研究，旨在为人才的辨析及任免建立理论基础，所以，基于它的学术背景，先从形而上角度，大谈元一、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继而落实在经验领域，分析偏才各种偏颇的方式，由此而初步为不同人才（实质是只涉及偏才）定其分位，配置岗位，最后，再把人才设定在辩论环境中，通过观察其互动时所展现的能力、心态、才情等，以判断其高低。

中卷以此为基，由理论研究过渡到应用研究，即用更多的篇幅，来探讨及分析职场上人才的表现，因此会有考察他们在一任一免时心理质素变化的“利害”篇，人才之间互相观察与评鉴的“接识”篇，就人才各有特色的行事风格来品第人物的“八观”篇，以及彻头彻尾的个案研究的“英雄”篇。 这份名单就已把中卷里五篇的后四篇囊括在内，那么，中卷的首篇，亦即刻下此篇呢？

本章既紧贴上卷又下开中卷，因此肩负了由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过渡的重任，所以上承上卷对人才与岗位的讨论，但又必须为此进一步寻找理论支持，于是本章前部分便着手处理人才与其能力之间的关系，所谓“能出于才”、“才不同量，能各有异”，表达的就是才为源为本、能为流为末的观点，本章名为“材能”篇，其义在此。否则，若无此篇的过渡，关系确立不清，便很难在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要以某类某类的原则，来把人才与岗位配合起来。

刘劭基于其“先天人才决定论”，断言人的能力是建基于其才分，而才分则由天赋决定，后天的努力如教育等，不会增之一分或减之一分。准此，当一个人的才分被准确鉴定之后，就可委以适当的岗位，以使能方者方，能圆者圆，人尽其才，各任其能。上卷四章对人才既已有初步的分析，本章便承其余绪，指出哪个岗位需要哪种能力，而哪种能力需要哪种才分，文中所谓“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本章提出八种能力，以对应八个岗位，又描述每个岗位的特定功能，同样可以以表列之：

此处所列岗位有分中央官员及地方首长，是与首句提出的疑问有关。当时似乎有一流行观点，此观点可分析成两部分：

（1） 才能有分大小；

（2）“能大而不能小”。

即是说，人物是依才能的大小而分，并且具大才的人，既能任职于高位（或中央），又能任职于低位（或地方）。相反，只具小才者，恐怕只永远属低级干部之流。请注意，此处的“人物”，依全章上下文判断，应仅指“偏才”，而非“通才”，两者确是有高下之分的。

正如我在全书导读已指出，对于刘劭而言，人是不应以有才无才而分，要分，就要看其才能的特质，而不是有与无之别。一个人若“才位”相配，则如鱼得水，表现卓然有成，否则不提也罢。同一道理，本章的立场认为人才无大小之差，各有优势，只有岗位与他的性格才能特质等等相匹配与否的问题，文中“才能既殊，任政亦异”说的就是此意。就有如文中所用之喻，牛鼎虽能既烹牛又烹鸡，但却有是否物尽其用的问题。于物，说的是“物尽其用”；于人，就是“人尽其才”了。所谓“尽”，其实与我在前面第四章“材理”篇首段的“赏析”里所提到的“工具理性”，是一脉相承的。

本章后段，由人臣之能跳跃至人君之能，虽略觉突兀，台湾学者杜保瑞甚至认为“思想有点乱跳，不是所论不合理，而是主题跳跃”，不无道理。然则，所论“不是……不合理”之处何在？本章大部分篇幅，花在讨论才能与职位的匹配上，背后的理念其实仍是强调偏才之“偏”，亦即是全书的焦点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提及“通才” （事实上，全书多次提及兼才、通才），此处所谓“跳”，目的似乎有三：一则借以突显偏才之偏，以为警诫。其次亦可借以高悬理想，使人努力以赴，虽说刘劭本身的天赋决定论限制了偏才可转化为通才，但理想之高悬，正可鞭策偏才，使其既不会自傲，复可使偏才在其领域内尽善尽美。若从全书结构看，还有第三目的，就是下开“英雄”篇，亦即对人君者的个案研究。

或曰[1]：﹃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2]。﹄愚以为此非名也[3]。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4]，使下得施其功[5]，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6]，宜理百里[7]，使事办于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8]。以实理宽急论辩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

[1] 或：有的人。

[2] 函：包含，容纳。

[3] 名：形容。《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朱熹《集注》：“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

[4] 为：治理。郡国：郡与国，二者是同级地方行政单位。秦行郡县制度，汉承秦制，同时又分封同姓诸国。国分封诸王、侯，封王之国称王国，封侯之国称侯国。南北朝仍沿郡、国并置之制，至隋始废国存郡。此处郡国指郡级行政单位。

[5] 使下得施其功：使用下属让他们发挥才干。

[6] 急小之人：性情急躁气度狭小的人。

[7] 百里：指一县。

[8] 异体之大小：物体大小的差异。

译文

有人说：“人才能任高级职务不能任低级职务，就像煮牛的鼎不能用来烹鸡一样。”我认为这个形容是不对的。才能成为一个词，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怎么能有可以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才不能担任低级职务呢？凡是人们所说的能担任高级职务不能担任低级职务，是从性情有宽缓有急狭的意义上说的。性情有宽缓有急狭，所以其任职应该有高有低。宽缓的人，适合于治理郡国，这样的人能够使用下属让他们发挥才干，而自己总揽全局完成郡国长官的职责。性情急躁气度狭小的人，适合于治理一个县，使各种事物都由自己亲自完成。然而一个郡和一个县，只是区域的大小不同而已。从实际治理与性情宽急关系的角度去论说，则应当说适宜治理地方大小的差别，不应当说能治理大地方不能治理小地方。至于鸡和牛的关系，也是物体大小的区别，所以鼎也应该有大有小。如果鼎能够用来煮牛，那么难道不能用来煮鸡吗？所以能够治理大郡的人，也能够治理小郡。因此也可以推而论之，人才各有其适宜担当的职位，不能只用大小高低去概括。

赏析与点评

在本章首节中，刘劭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才等次的论证，就此论证而言，我们可以问三个问题：

（1）此论证关于什么？

（2）为什么要提出此论证？

（3）此论证是否有效？

第一个问题，即“此论证关于什么”，从上下文来看，刘劭明显是要驳斥“能干大事则不能干小事”的观点，“不能”的意思不算清楚，刘劭亦没有明确界定。从上下文推断，“不能”似乎是指管理事务的匮乏，亦即缺少了管理事务的能力的意思。此类“事务”与“大事”“小事”相关，从下文谈郡与县的对比来看，“大事”“小事”应指管理一郡之事与管理一县之事。郡与县俱是地方政府，分别只是层级的不同。但细观下文，将能力与职位匹配时，所匹配的有中央官职，有地方官职，因此，所谓的郡与县，毋宁应指中央与地方的差别。所以“能干大事”应指能够管理中央事务，引申为能够管理中央事务的能力；同理，“能干小事”应指能够管理地方事务，引申为能够管理地方事务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提出此论证”，答案不难看出，因为“能干大事则不能干小事”的观点与本书一贯的主张相冲突。与刘劭同时的人中，有人认为能够管理中央事务的能力，不能用在管理地方事务。此观点背后预设了人才“在本质上”以高低而分，而忽略了人才的潜质要待有恰当的职位与之相配才得以实现的观点，亦即“在本质上”，人才的鉴别不以高低为准则，而是以“才-位”相配为绳墨，文中“人材各有所宜”就是指此。因此，刘劭为要突显他本身对“人才”与“人才的任免”不同于俗的洞见，所以必须对该观点提出批判。

至于论证是否有效，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刘劭的推论的确出现“概念混淆”的谬误，今人不必为古人讳，但亦不应轻易诬之。古人的论述，甚少具严格的论证意识，这并不是当时学术界的共同要求。所以今人看古人，重点不在验证其推论是否有效，而当在于聆听其陈述，仔细衡断其启发性，吸取其理论的养分，以滋育眼下要解决的问题。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1]；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辨护之能[2]；有德教师人之能[3]；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4]；有司察纠摘之能[5]；有权奇之能[6]；有威猛之能。

[1] 自任：自我修养洁身自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修己洁身，总御百官。”

[2] 消息：变化。此指在变化中周旋自如。辨护：治理修护。此指用智谋权术治理修护政事及制度。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智意辨护，周旋得节。”

[3] 师人：让人效法。

[4] 行事：出使之事。使人：使节。谴让：谴责，责备。

[5] 司察：督察。刘昺注：“督察是非，无不区别。”纠摘：检举揭发。

[6] 权奇：用奇谋妙计建立功业。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务以奇计，成事立功。”

译文

人才各有不同，才能也各有其异。有的人才有自我修养洁身自好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建立法律制度使人服从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在变化中周旋自如，用智谋权术治理修护政事的才能；有的人才有以德教人让人效法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充任使节对别国进行谴责的才能；有的人才有督察是非检举揭发的才能；有的人才有用奇谋妙计建功立业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勇猛刚毅震慑敌国的才能。

赏析与点评

此节内容直接，重点在指出人物的才质不同，其能力就会有相应的差别。又反映了作者关于天赋的“先天决定论”，亦即人物的能力形态先天地由他的天赋才质所决定。

“自任之能”的人，由于属先知先觉，不待指派而后工作的人，所以得以名列首位。

“立法之人”次之，可见刘劭心中制度规范对大至一国，小至一机构都十分重要。

“有消息辨护之能”的人，负责信息的发布，在工作环境中亦至关紧要。

“有德教师人之能”的人，在道德信用的领域里，为一众同工起示范作用，使一国或一个机构能取信于人。

“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的人，做的是调解冲突之事，可以说是工作环境里的润滑剂。

不过，即使有前两者在，树大有枯枝，一个组织始终有人会犯错，此时“有司察纠摘之能”的人就可大派用场。

国家的建立，或一个机构之所以组成，其实是要为相关的群众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有权奇之能”的人就正是可贵的人才，不可或缺。

最后，“有威猛之能”的人之于一个国家，其重要性不必待言，若放之于非国家形态的组织里，例如公司、机构等，其角色类似于走在市场前线的推销员，在其他芸芸的竞争对手中，使所属公司脱颖而出，其功在此。

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1]。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2]。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3]。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佐，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4]。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5]。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1] 矫直：矫正弯曲使之变直。此指矫正邪僻，使归正直。

[2] 治家：本书“流业第三”中有“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的句子。这里的“治家”，也有“司寇之任”。可见这里的“治家”应为“法家”。

[3] 谐合：和谐，和睦。

[4] 艺事：技艺。《尚书·胤征》：“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孔安国传：“百工各执其所治技艺以谏。”

[5] 刻削：苛刻严酷。

译文

人的能力出自于才智，才智又有大小的不同。人的才能既然有大小的不同，其所承担的国家的政事也有所差异。所以具备修身自好能力的人，是清节家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冢宰，治理国家则实行矫正邪僻提倡正直的政治。具有建立法律制度使人遵守法律能力的人，是法家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司寇，治理国家则会实行公正无私的政治。具有谋划奇计妙策能力的人，是术家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三孤，治理国家则会实行灵活顺势的政治。具有通晓人情事理才能的人，是智意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冢宰的副手，治理国家则会实行和谐融洽的政治。具有使节才能的人，是谴让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司寇的副手，治理国家则会实行督察问责的政治。具有奇思妙想能力的人，是伎俩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司空，治理国家则会实行推崇技艺的政治。具有监察检举能力的人，是臧否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师氏副手，治理国家则会实行苛刻严酷的政治。具备威武勇猛能力的人，是豪杰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将帅，治理国家则会实行严肃厉害的政治。

赏析与点评

承上节，本节进一步以“才-位”的配对来发挥他的“先天决定论”，所以他说“能力”虽然出自“才分”，但两者相同处，都是由先天决定。既然不同人物先天地被赋予了不同才分，而才分又主宰了他们的能力，因此基于量才授官的原则，各人该有不同的职位岗位，不得逾越。

值得注意的是，刘劭根据他的观察，认为相同的人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表现呈现一系统性的差别，原因下一节分析。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1]。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2]。又国有俗化[3]，民有剧易[4]，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5]。辨护之政宜于治烦[6]，以之治易[7]，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8]，宜于治侈，以之治弊[9]，则残[10]。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11]。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12]。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13]。故量能授官[14]，不可不审也[15]。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1] 以一味协五味：官员各司其职，合力获得治国成就。刘昺解释这句话时说：“盐人调盐，醋人调醋，则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墙，则厦屋成。”

[2] 以无味和五味：国君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调动百官的能动性。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水以无味，故五味得其和。犹君体平淡，则百官施其用。”

[3] 俗化：习俗教化。

[4] 剧易：激烈平和。

[5] 迂：不合时宜，不切实际。

[6] 烦：烦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事皆辨护，烦乱乃理。”

[7] 易：安定，平安。

[8] 矫抗：与众违异，以示高尚。三国魏嵇康《卜疑集》：“尊严其容，高自矫抗。”

[9] 弊：弊病。此指民俗之弊。

[10] 残：此指百姓受到残害。

[11] 虚：虚假不实。

[12] 暴：此指暴政残害百姓。

[13] 劳而下困：徒劳无功使百姓困苦不堪。

[14] 量能授官：根据才能授予官位。

[15] 审：慎重。

译文

大凡偏才的人，全都是只有一种特长。所以偏才在一个具体职位上能够发挥其长处，而放在治理国家的重任上则会显出其短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偏才在一个具体职位上，会和其他的人合力获得治国的成就。而治理国家的重任，则要求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调动百官的能动性。再有，一个国家中有习俗影响和教育感化的不同，有百姓激烈和平和的不同，而人才有各种能力的不同，所以用他们执政就会有得有失。所以实行用王道教化政治的人适合统理国家大政，用他们治理小事，就是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实行用智谋权术治理修护政治的人适合治理纷乱，让他们治理安定局面，则会失去安定。实行权术谋略政治的人适合治理危难局面，让他们治理常态局面，则不会出现奇迹。实行与众不同政治的人适合治理奢侈，让他们治理民俗的弊端，则会使百姓受到摧残。实行谐和政治的人适合治理新创立的局面，让他们治理旧局面，则会造成虚假不实。实行公正苛刻政治的人适合纠察奸佞狡诈，让他们治理边境地区，就会造成百姓逃亡。实行威慑刚猛政治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让他们治理善良的百姓，就会对百姓残暴不仁。实行推崇技艺政治的人适合治理富足的地区，让他们治理贫瘠的地区，则会徒劳无功使百姓困苦不堪。所以应当根据才能授官，对此不可不谨慎行事。具有以上种种才能的人，都是偏才。有的人能说不能做，有的人能做不能说。至于兼备多种才能的国家栋梁之才，能言能行，所以是众多人才中的杰出人物。

赏析与点评

上节提到，人才在中央任职与在地方担当行政首长，在能力表现上呈现系统性的差别。究其原因，或者说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本章所论以致全书所谈的人物都是偏才之故。但笼统地归之于“偏”，未免有失精准，所以刘劭在此节作了较仔细的分析。概言之，他提出了偏才往往要面对两个先天的困局，这使得他们在不同层次的工作岗位中总会有所偏失，并且其偏失总会以一特定形态出现，这也就是我以“系统性”三字来概括其分析的用意。

偏才的第一个先天困局在于他必须与人协调合作，才能完成事务。偏才之所以为“偏”，就是因为他欠缺周全的能力，这其实就是偏才非通才的最佳注脚。既然不“通”，而人类世界又变动不居，他以一偏之能，何以能解决全局之难？因此，在中央政府只任一职，不管或高或低，他只须谨守岗位并与人协调便成，其他事务自有他人去办。但一旦成为地方长官，情况就大大不同。难题与地方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其规模可能有别，但难题之所以为难题，在于其结构，而不在规模。所以若要一个偏才总览全局，那就好比要一个望远镜一口气地呈现全幅景观出来，三个字：“不可能”。

第二个先天困局与任何人类社会都出现的一个特质有关，所说的就是“多元性”。依定义，人类社会必定由超过一个成员组成。不错，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论述中，常见有鲁宾孙式的社会，亦即只由一名成员构成的社会。但这种说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操作（methodological operation），用定义方式规约了（stipulate）“社会”此一概念，从而使得某种讨论得以进行。但现实中，社会永远由一大群人组成，而人的利益与兴趣，各如其面，无一相同，这就使社会注定成为多元。要一个只会在自己专业里取得满分的偏才，处理由无限多的专门所组成的社会并由之而生的多元问题，也是三个字：“不可能”。

本节用了不少例子说明上述道理，如实行威慑刚猛政治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若在中央政府只肩负此职，他必绰绰有余。但若任命他到地方政府里总理善良的百姓，就会对百姓残暴不仁。刘劭所举例子很多，不过其核心主张，来来去去就是我所指出的两个先天困局。

人君之能[1]，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2]，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3]，君以能听为能[4]。臣以能行为能[5]，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6]。

[1] 人君之能：指任用群才的君主，怀有不偏不倚的中庸平淡之心，发挥各种人才的能力。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平淡无为，以任众能。”

[2] 自任：用自己的能力去建功立业，取得官爵。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竭力致功，以取爵位。”

[3] 臣以能言为能：臣子以能介绍自己的才能为长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各言其能，而受其官。”

[4] 君以能听为能：君主以能听臣下之言观臣下之行为长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听言观行，而授其官。”

[5] 臣以能行为能：臣子以能实践自己所说为长处。

[6] 君：统辖，主宰。

译文

君主的能力，与上述所说不同。所以臣子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建功立业为长处，君主以任用贤才发挥他们的能力为长处。臣子以能介绍自己的才能为长处，君主以能听臣下之言观臣下之行为长处。臣子以能实践自己所说为长处，君主以能对人才功过进行赏罚为长处。臣子与君主的长处不同，所以君主能统辖驾驭众多的人才。

赏析与点评

我在本篇导读里，提到有学者认为本节与全文稍有脱节，亦即由对偏才的“才-位”匹配问题，跳到君臣之别，略见突兀。我大抵同意，但其实也不尽然。刘劭既然在以上四节，分析了偏才以其偏而能成就其功业，但成也其偏、败也其偏，偏才先天地注定了有其系统性的失误，而此失误正因为其有所偏颇，那么，刘劭在全章结尾时，以君之周全对比以至突显偏才之偏，也算顺理成章。简单而言，君臣之别在于前者具大局意识，后者则只在经营方寸间的天地。

利害第六

本篇导读

上篇讨论了“才-位”的匹配问题，亦即拥有某类才能的偏才人物适宜配置到哪个职位的问题。本章承其余绪，深入分析前几章所提过的六种人才（清节家、法家、术家、臧否家、伎俩家及智意家），在被任用前与任用后的“利”和“害”。所谓“利”，是指其所赖以成功的优势，而所谓“害”，其实是指该类人才，在被授予相应的职位时所面对的潜在风险，此潜在风险之所以出现，与这类人才的特质及其才能息息相关。既然如此，在为每类人才指出其“利”和“害”的同时，刘劭认为有必要列述以下几种相关的观察：

（1）其工作所本；

（2）其工作的效果在什么情况下才被认可；

（3）其行事原则；

（4）未在位时其他人对他的看法；

（5）在位时其他人对他的看法；

（6）其行事风格的毛病等等。

本章与其说是分析所谓“利”和“害”，倒不如说是“流业”与“材能”两章的延续，之所以独立成篇，除了是因为该两章有自己的主题外，相信与曹魏政府特重官职任免的风气有关。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夫节清之业著于仪容[1]，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2]；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3]，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1] 节清：《墨海金壶·人物志》、《龙溪精舍丛书·人物志》均为“清节”。

[2] 为：被。

[3] 激浊扬清：本指冲去污水，浮起清水。后用以喻斥恶奖善。

译文

各种人才功业的流变过程中，都表现出长处和短处。清节家的功业表现在行为举止上，而这些举止都是来自于自身的道德品行，这些道德品行在他们未被任用之前就十分明显，他们的道德顺应人心而具有教化功能。所以当他们没有显达的时候，就被众人所举荐；显达之后，被上下所敬仰。他们的作用足以扬善抑恶，成为同僚友人的典范。他们所进行的事业没有什么弊病反而功德显赫，所以被世人所敬重。

赏析与点评

此节关于清节家人才，刘劭对此类人才有赞无弹，其推崇程度，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在第三章“流业”篇中，刘劭许之为德行高尚，足为人法。本章中，进一步描述其为即使在野，已光芒四射，以今天语言来说，即是受到普遍认同。何解？无他，此类人物，一身正气，德昭日月，单是以己身所作之则，已能服众。所以未在位时已是人间领袖，在位后更广受尊重，抑浊扬清而能感化一代人。简单讲，是高风亮节的魅力型人物。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1]。其道前苦而后治[2]，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3]，为上下之所惮[4]。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5]。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6]，故功大而不终[7]。

[1] 待乎成功而效：等到成功以后才能见到功效。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法以禁奸，奸止乃效。”

[2] 前苦而后治：开始建立威严的时候有个艰苦的过程，威严建立后才收到治理的效果。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初布威严，是以劳苦。终以道化，是以民治。”

[3] 试：任用。《诗经·小雅·大东》：“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毛亨传：“是试，用于百官也。”

[4] 惮：畏惧。

[5] 枉：弯曲，不正。引申为不合正道邪僻之人。

[6] 敝：丢弃，弃置。《礼记·郊特牲》：“冠而敝之可也。”陆德明《释文》：“敝，弃也。”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明君乃能用之强，明不继世，故法不常用。”意思是法家只被明君所用，但明君不常有，所以法家也不被常用。

[7] 终：善终，好的结果。

译文

法家的功业，以建立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其根本，等到成功以后才能见到他的功效。法家开始建立威严的时候有个艰苦的过程，威严建立后才可收到治理的效果，法家建立威严是为了对付大众。所以他未显达的时候，被众人所忌恨。被任用以后，上下之人都会对他产生畏惧。法家的作用足以建立法律的威严，成就国家的治理，他的短处是被众多的邪僻之人所憎恨。他们所进行的事业，有时被搁置而不常用，所以往往功大却不能善终。

赏析与点评

本节关于法家人才。读毕本节，读者或许会喟然而叹，同情此类悲剧人物。何解？法家人才，以法治的态度与立法的专长，为社会建设典章制度，规范众人的行为，本属可敬。所谓“社会”，实由一班拥有不同利益、兴趣殊异及价值多元化的人群组成，因此，混乱纷争注定要此起彼落。要理顺社会，一定要所有人——亦即今人口中的所谓“持分者”，做大幅度的让步，节制一己的私欲。能成此业者，法家人才肯定是社会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可惜的是，正因为他以法律及诸种制度勒令众人要牺牲小我，所以不论显达与否，都成忌恨对象，邪僻之人更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刘劭曾为法治之吏，出于自身经验而说“功大而不终”，亦即功劳虽大，但往往不得善终，翻读至此，其忿忿然之心几乎呼之欲出。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1]。其道先微而后著[2]，精而且玄。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运筹通变[3]。其退也[4]，藏于隐微[5]。其为业也，奇而希用[6]，故或沉微而不章[7]。

[1] 谋得而章：谋略成功以后作用才得以彰显。得，成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苏代为秦使燕，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于是见燕王及誉齐王。”

[2] 道：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

[3] 运筹通变：筹划谋略通达变化。

[4] 退：退位，离开职位。

[5] 藏于隐微：指计谋和谋略的深藏不露。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计出微密，是以不露。”

[6] 希：同“稀”，稀少。

[7] 沉微：深藏。

译文

术家的功业，以聪明敏锐思虑深远为其根本，等待谋略成功以后作用才得以彰显。他的思想体系有一个从隐微到显著的过程，精妙而且玄远。他没显达的时候，不被众人所认识。他发挥作用的时候，又被英明的君主所珍爱。他的作用足以筹划谋略通达变化。他离开职位的时候，计谋和谋略便深藏不露。他所从事的事业，因神奇而很少被人所用，所以有的人便深藏而不显露。

赏析与点评

本节关于术家，“流业”篇称许此类人才能看通大局，有长远计谋，这里，刘劭再次誉之为智能型人物。具智慧之才，每每能深思熟虑，不会动辄莽撞，正因如此，事未成前，往往不为人所识，刘劭以一“玄”字赞他，其意在此。事成之后，其价值才呈露人前，连君主也必赏识，因此刘劭又用一“精”字称之。但这里有一个吊诡，世人多为愚昧之辈，所谓“伯乐”，比千里马更罕见，所以其隐而不现的智慧，就如一匹寄寓于平凡马厩的千里马，难被人发现，于是机会就总会旁落他人之手。既无机会，便无以发挥，所谓一展抱负，一日千里，几近笑话，此所以刘劭说“沉微不章”，亦即是说此类人物大多终身寂寂无闻。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1]，其道顺而不忤[2]。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容矣。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3]。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其敝也，知进而不退，或离正以自全。其为业也，谞而难持[4]，故或先利而后害。

[1] 原度：追溯源头揣度变化。

[2] 忤：违逆，抵触。

[3] 嘉：喜欢，嘉许。

[4] 谞而难持：传授运用才智而难以自保。谞，才智。

译文

智意家的功业，以追溯源头揣度变化为其根本，他的这套方法顺合时宜而不与之抵触。所以他还没显达的时候，就已经被众人所接受。当他显达以后，又被宠爱他的人所喜欢。他的作用足以帮助贤明的君主制定策略，他的毛病在于只知进身而不知道引退，有的时候还离开正道以保全自己。他所从事的事业，是运用才智但难以自保，所以有的人开始获利而后来却招致祸害。

赏析与点评

承上节，本节谈与术家一脉相承但却欠缺通盘视野的智意家，亦即处事变通一类人物。既是术家的嫡系，所以亦颇具智慧，做事能按图索骥，探其规律而顺势为之，因此，即使在野时已为人称许，至在朝时又极受宠信。此类人才思虑周详，处事圆滑，又懂审时度势，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所以有时反会走入邪道，贪胜不知输，不去坚持正道致令有身陷困境之虞。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1]。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2]。其功足以变察是非[3]，其敝也，为诋诃之所怨[4]。其为业也，峭而不裕[5]，故或先得而后离众。

[1] 砭：用石针刺穴治病。引申为批评。

[2] 称：称誉。

[3] 变：通“辨”。《商君书·禁使》：“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蒋礼鸿《锥指》：“变、辨字通。”

[4] 诋诃：诋毁，指责。此指诋毁法家的人。刘昺在注释这句话时说：“诋诃之徒，不乐闻过。”怨：恨。

[5] 峭而不裕：严厉苛刻不能宽容。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峭察于物，何能宽裕？”

译文

臧否家的功业，以评判是非为其根本，他主张自身的廉洁而去批评别人的错误。所以他没有显达的时候，就被众人所认识。当他显达的时候，就被众人所称誉。他的作用足以明辨是非曲直，他的不利之处，就是被那些诋毁者所痛恨。他所从事的事业，严厉苛刻而不能宽容，所以开始的时候能够取得众人的支持而最后却离众人越来越远。

赏析与点评

本节分析臧否家，这里并没有提及他本自何家，翻查“流业”篇，即知刘劭心中，以之为清节家的嫡裔，亦即是非分明之人。这类人才的品性使得他们往往处在道德高地，斥恶扬善，因此在朝在野，均受注目，一旦事业有成，当然为人称道。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批评者往往目之为仇，又加之以过多高扬道德旗帜，对人不够宽厚，所以其他人最终对他敬而远之。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1]，其道辨而且速[2]。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3]。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4]。其功足以理烦纠邪，其敝也，民劳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5]，故为治之末也。

[1] 能：技能。

[2] 辨：同“办”。

[3] 为众人之所异：被众人视为技能突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技能出众，故虽微而显。”

[4] 官司：官府。多指政府的主管部门。晋葛洪《抱朴子·酒诫》：“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

[5] 泰：大。《尚书·泰誓上》孔安国解释“泰誓”说：“大会以誓众。”孔颖达疏：“经云‘大会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会以示众也。”

译文

伎俩家的功业，以从事技能性的工作为其根本，他主张通过技巧不但要把事办成而且还要迅速。当他没有显达的时候，就被众人看作技能突出的人。显达之后，就被政府的主管部门所任用。他的作用足以处理纷繁的事务匡正邪僻，他的弊端，在于使民众疲弊下属困顿。他所从事的事业，细小而不宏大，所以是治国之术的细枝末节。

赏析与点评

伎俩家属于实务型人物，处事既有效果亦有效率，使旁人啧啧称奇，为人赏识后又必会受到重用。不过，一个做事爽快的人，长期来看，有时不一定是受欢迎人物，因为他快时亦要求别人也快，别人要跟便很吃力，因此处理纷繁的事务虽是优点，但始终是治国末节，刘劭置之于末，实不足为奇。

接识第七

本篇导读

《人物志》全书之精彩处，在以精密的分析，提出精辟的见解，向我们授以精纯的品鉴人才知识。经上两章由此主线稍微转折到“量才授官”及人才在朝在野的得失后，本章又再重新上路，带领我们进军深一层次的识人之境。

所谓观人，不是袖手旁观的“观”，必须要有互动才能真正深入体会别人的特质，以评定人才的高低。本章题为“接识”，与成语“待人接物”一样，“接”就是接触，就是互动，就是交往，不以旁观就是客观。有接触，有交往，于是就可对人建立更精准的认识，故名“接识”。

与人接触，时间一久，总能或多或少增益了解，这近乎常识。但若要短时间内对对方深入认识又是否可能？现代社会，人物众多，角色复杂，社交场合千差万别，要第一时间准确掌握陌生人的性格，比古人来得更加困难。本章所讲的“接”，正是针对初次认识的人而作的分析。从何得知？文首提到“人初甚难知”，甫始即点出一个“初”字。及后谈到常人观察别人的通病时又说：“取同体也，则接论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诚如王晓毅先生所说，“接论”与“历久”对举，明显指的是初次相识。刘劭在本章里，谈的就是怎样在初相识阶段，已经能有效观察人心。

观察之所以有效，不单在掌握正确的观人之道，也在如何避免犯错，否则错误与成效互相抵消，则所谓观人就无从谈起。刘劭在本章中，讨论到常人在鉴定人才时，多犯一种我权称为“党同伐异”的通病。且让我简单解释一下。

一般人常从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信念等等出发，毫无批判地肆意投射到别人身上，于是有两个情况出现：第一我称之为“酒逢知己型”，就是“发现”对方的诸种观念与自己相同；另一就是与自己相异，可名之曰“话不投机型”。由于人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有一种“通胀效应”，而对人却反有“通缩效应”，于是，与自己相同，则倾向放大对方的长处，而将对方的短处忽略，有意与无意间掉进认知的盲区中。如刚才所说，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对那些有异于自己的他者呢？这就是第二种，与第一种刚好相反。

针对这种通病，刘劭要求观人者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标准，走出知人知己的盲区，才可突破樊篱，“发现”别人。其次，要从多角度反复观察一个人，知其长短，并且要不断检讨、修改，甚至否定自己初始时的判断才可。犹有进者，要提升自己的层次，才可说得上真正的观人。此话怎说？前文提到的通病，其实是偏才型人物常犯的。他们既为偏才，虽能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内独当一面，但偏才之所以为偏，就因为他们的视野永远受到局限。正因如此，我们若要有所提升，则必须要超越偏才的层次，以进军兼才的境界，亦即能从多角度观人，以建立一立体的认识。

一个聪明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其实，上述自我提升的道理，可以反过来借以判断谁人是偏才、谁是兼才，这亦是刘劭在本章最后一节所讨论的课题。某甲若只对自己的信念侃侃而谈，对自己的成就夸夸其辞，此人多属偏才无疑。相反，某乙却具跨学科之才，言谈间常可充分发挥其科技整合的能力。比方说，他能由中文计算机“仓颉输入法”之雄霸市场，或英文键盘各字母按键的非理性安排，谈到心理学的所谓“习惯”的力量，再由此说到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及“交易费用”学说，又再以此为据，进一步讨论“博弈论”中所谓短期博弈与长期博弈之别，最后还以法国思想大师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式权力理论，来总结市场对人习惯性思维的主宰力量，那么，此人必是兼才无疑。（此例子是我与友人英冠球博士闲聊时想到，特此鸣谢。）

不过，世上能为偏才者已经不多，兼才则更凤毛麟角，其余呢？多为本书“九征”篇所说的“无恒”与“依似”是也！

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1]，而或失异量之美[2]。何以论其然[3]？夫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4]，能识性行之常[5]，而或疑法术之诡。法制之人以分数为度[6]，故能识较方直之量[7]，而不贵变化之术。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8]，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辨护为度，故能识方略之规，而不知制度之原[9]。智意之人以原意为度[10]，故能识韬谞之权，而不贵法教之常。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11]，故能识进趣之功[12]，而不通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为度[13]，故能识诃砭之明，而不畅倜傥之异[14]。言语之人以辨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惠[15]，而不知含章之美[16]。

[1] 能识同体之善：能够认识同类人才的长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性长思谋，则善策略之士。”

[2] 或失异量之美：有时认识不到不同类人才的长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遵法者虽美，乃思谋之所不取。”或，有时。

[3] 然：这样，如此。

[4] 历：经历，阅历。此引申为观察、审视之意。

[5] 性行之常：性情行为恒常不变。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度在正直，故悦有恒之人。”

[6] 分数：法度，规范。《三国志·魏书·刘劭传》：“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度在法分。”意思说，各种尺度是由法律划分的。

[7] 识较方直之量：认识比较出方直之人的才能。量，才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

[8] 谟（mó）：谋略，计谋。

[9] 原：本源，根本。

[10] 原意：探究别人的本意。原，推究，考究，研究。《荀子·儒效》：“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知矣哉！”

[11] 邀功：求取功劳。

[12] 进趣：追求，求取。《后汉书·韦彪传》：“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13] 伺察：侦查，观察。

[14] 畅：长。《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驾我骐馵。”毛传：“畅毂，长毂也。”孔颖达疏：“畅训为长，言长于大车之毂也。”此指“以……为长”。

[15] 捷给之惠：言辞敏捷反应迅速的聪慧表现。惠，通“慧”，聪慧。《晏子春秋·外篇上十五》：“夫智与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

[16] 含章：包含美质。《周易·坤》：“六三，含章可贞。”孔颖达疏：“章，美也。”

译文

人的性情的深处是很难知晓的，而读书人不论自己知识多少都认为自己有知人之明。所以看自己对人才的观察，则认为自己能够识别人才。看别人对人才的观察，则认为他不能够识别人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能够认识同类人才的长处，有时却认识不到不同类人才的长处。为什么这样说呢？清节之人用清正方直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所以当他审视众多的人才时，能够认识性情行为恒常不变的长处，而有时却对方略计谋的欺诈产生疑惑。法制之人以法律规范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所以他能够认识比较出方正耿直之人的才能，而不看重变化多端的谋略之术。术谋之人以深思熟虑谋划计略为衡量他人的标准，所以他能够评定计策方略的奇妙，而不能认识遵守法度的好处。器能之人以用智谋权术治理政事为标准，所以能够认识方略的规定，而不知道制度的根本作用。智意之人以探究符合别人的本意为衡量他人的标准，所以能认识隐藏计谋的权术，而不看重常规的法制教化。伎俩之人以求取功劳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所以能认识追求进取的作用，却不通晓道德的教化作用。臧否之人以观察别人的短处为衡量他人的标准，所以能够认识指责批评的好处，却不以卓异突出不同寻常为长处。言语之人以辨别分析为衡量他人的标准，所以能认识言辞敏捷反应迅速的聪慧表现，而不知道美质在内的好处。

赏析与点评

观察以致判断别人的高下，是每个人每天都做的事，但说说容易，实行时多数人都是力有不逮。力有不逮而自知，不是问题，但问题就出在多数人对自己力有不逮此一事实妄昧无知。常人多以己意测度别人，合己意者虽假必取，不合己意者虽真必废，所以与其说观人，其实还是在观己。刘劭说的“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就是此意。

是以互相非驳[1]，莫肯相是[2]。取同体也，则接论而相得[3]。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凡此之类，皆谓一流之材也[4]。若二至已上[5]，亦随其所兼，以及异数[6]。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

[1] 是以：所以。非驳：非难反驳。

[2] 是：肯定。

[3] 相得：彼此投合。

[4] 一流之材：同一类的人才。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故同体则亲，异体则疏。”

[5] 二至已上：两个标准以上。至，准则，标准。已，同“以”。

[6] 异数：等次不同，程度不一。《左传·庄公十八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译文

所以互相非难反驳，没有人肯定对方。遇到与自己同类的人才，则讨论的时候观点彼此投合。遇到和自己不同类的人才，则尽管在很长的时间内也互不相知。凡是以上所说，都可以称作只与同一类人才相通。如果通两种人才以上，也就随着他所兼备的才能，达到不同的等级。所以只与同一类人才相通的人，只能认识一类人才的长处。与两类人才相通的人，就能认识两类人才的长处。与所有类别人才相通的人，就能够同时通晓众多人才的长处。所以兼才之人与国体之才是一样的。

赏析与点评

偏才以一己之腹度人，结果是同类型的，就与他絮絮叨叨，几近情投意合，恨不相逢于前生；对异类，轻则味同嚼蜡，严重的则嗤之以鼻，见其影而厌其人，见其人而恶其心，几乎要诛之而后快。初识如是，多年以后也如是，仿佛自己与对方的性格气质永不改变一样。

兼才则不同，总能于别人身上看到异于自己的优点。当然，兼才亦可分兼一二之才，或身兼多才，以致通兼各才。后者备受刘劭称许，认为及得上他推崇备至的“国体”级人物，即“流业”篇描述的一身兼具清节、法、术之才的人，是治国之大才。

欲观其一隅[1]，则终朝足以识之[2]。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3]。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

[1] 隅：墙角。此指方面。

[2] 终朝：早晨。《诗经·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匊。”毛传：“自旦及食时为终朝。”

[3] 尽：全部。

译文

要观察他一个方面，那么一个早晨就足以知道了。如果要深究其详，那么要三天以后才可以完成。为什么说三天以后才能完成？国体之人同时具备三种人才的特点，所以不与他谈论三天就不足以完全了解他。三天时间里用一天与之谈论道德，第二天与之谈论法制，第三天与之谈论谋略之术，然后才能彻底地了解他的长处，从而在提拔任用他的时候没有任何疑虑。

赏析与点评

本节谈及初相识及假以时日观人的分别，但须注意，从上文下理看，这里是谈兼才之观人，而非偏才的狭隘方式，因为后者先天的性格缺憾，令他即使终身观人都仍囿于一偏。

刘劭认为，一天的观察足以让兼才可以掌握对方性格、才能、气质的某一方面，但要了解更多，便须假以时日。文中说到用三天便可有效考察国体级人才的长处。为什么要三天？无他，如上面所提，国体级人物汇聚了清节、法、术三家之长，以一天观一长，于是需要三天。但为什么一定就是三天？我认为三天之数是一个虚数，难道真的是七十二个小时，多一分少一分则不可？古人心中，“三”往往代表“众数”，甚至囊括一切的含意，就像“天、地、人”几乎概括万物一样。所以，解读刘劭的所谓三天，我认为最好宽一点，将之理解为长时间，并非一朝一夕较为合宜。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1]，而与之言乎？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杼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2]，如是兼也。如陈以美欲人称之[3]，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欲知人，则言无不疑。是故以深说浅，益深益异[4]。异则相返[5]，反则相非。是故多陈处直[6]，则以为见美[7]。静听不言，则以为虚空。抗为高谈[8]，则以为不逊。逊让不尽[9]，则以为浅陋。言称一善，则以为不博。历发众奇[10]，则以为多端。先意而言，则以为分美[11]。因失难之，则以为不喻[12]。说以对反，则以为较己[13]。博以异杂，则以为无要[14]。论以同体，然后乃悦。于是乎有亲爱之情，称举之誉，此偏材之常失。

[1] 兼偏：兼才和偏才。

[2] 流数：各类人才所怀有的才能。数，技艺，技巧。《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赵岐注：“数，技也。”此指才能。杼：通“抒”，抒发，申述。名目：称道，标榜。《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论》：“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

[3] 陈以美欲人称之：陈说自己的长处让别人称赞自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己之有善，因事自说，又欲令人言常称己。”

[4] 益深益异：道理谈得越深分歧越大。益，越，更加。

[5] 相返：相反。

[6] 多陈处直：过多地陈说自己处事公正有理。直，公正，有理。

[7] 见美：表现自己的长处。见，同“现”。

[8] 抗：声音高亢。

[9] 逊让不尽：谦虚礼让不全部使出本领。尽，全部使出。《战国策·秦策一》：“然而甲兵顿，士民病……伯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10] 历发众奇：普遍地揭示众家的奇特之处。历，遍。汉王褒《四子讲德论》：“于是相与结侣，携手俱游，求贤索友，历于西州。”

[11] 分美：掠美。此指掠己之美。

[12] 不喻：不高兴，不愉快。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欲补其失，反不喻也。”喻，同“愉”，欢愉，愉快。《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陆德明《释文》引李颐云：“喻，快也。”

[13] 较：较量，比高低。

[14] 无要：没有要领。

译文

然而怎样才知道他是兼才还是偏才，而去和他交谈呢？如果他的为人，致力于根据各类人才所怀技能去申述他的长处，进行称赞标榜，这就是兼才。如果他陈说自己的长处让别人称赞自己，不想知道别人有什么长处，像这样的人就是偏才。不想知道别人的长处，就会对别人说的话处处怀疑。所以用深的道理说服肤浅的人，道理越深分歧越大。有分歧就会观点相反，观点相反就会互相非难。如果过多地陈说自己处事公正有理，就会被认为在表现自己的长处。如果静静倾听不说话，就会被认为内中空虚没有知识。如果声音高亢高谈阔论，就会被认为不懂得谦逊。如果谦虚礼让不拿出全部本领，就会被认为肤浅鄙陋。如果只称赞某一家的长处，就会被认为知识不广博。如果普遍地揭示众家的奇特之处，就会被认为头绪繁多。如果提前把自己所想的说出来，就会被认为要掠自己之美。如果要弥补别人观点的不足，就会被认为这样是要让自己不高兴。如果提出相反的观点，就会被认为他是在和自己比高低。如果论说博采各家不同的观点，就会被认为论说不得要领。只有在与自己同类的人谈话，才可以高兴愉悦。于是就产生了亲近关爱之情，称赞提拔之举。这些都是偏才常有的过失。

赏析与点评

本节开首，问了一个问题：怎样判断一个人是偏是兼，以与之相交？论者多把焦点放在前半，即“如何判断”的问题。这可理解，因为本节主要篇幅花在这里。但我认为更值得欣赏的是问题的后半部分，亦即判断对方是偏是兼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要以恰当的方式与之沟通。我们若将焦点还原于此，则可看出刘劭早在千多年以前，已具今天学术界社会语言学的洞见。社会语言学当然是个复杂的学科，但它所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指出不同阶层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中，对相识时间或长或短的人，所采用的语言（即表达方式）具有系统性差异，及此差异背后的规律是有迹可寻的。简单讲，某甲在公司酒会上与初相识的人寒暄，跟他在更衣室内与自己的足球队队友倾谈的方式，可以有天壤之别。即使是面对后者，对着木讷的某乙与对着粗犷的某丙时，虽同为队友，但所采用的语言仍可大相径庭。此为常识，但解释常识与知道其为常识，是两回事。无论如何，其中的道理，亦是刘劭凭其敏锐的直觉早已知悉的，就是要决定用哪种方式与人相交，首先就要对对方的性情、心理、倾向等等，作出粗糙的、轮廓式的判断。古人“合于体统”或“不合体统”的判断，其实是社会语言学所研究出来的所谓“社会交往语言规律”的高度浓缩版，而刘劭所隐然意识到的正是此理。

那么，兼才与偏才有哪些“系统性差异”？依刘劭的观察，兼才的人，常能以不同话题激发周围的人，使之发挥其潜在优点，并且加以称赞。至于偏才，只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自说自话，甚至自我吹嘘，又或故作高深，以显示对方愚昧为乐。换言之，兼才与人交往时，所念兹在兹的是对方的感受，务要成就对方，为之建立更坚实的自我形象。而偏才呢？似乎以自恋居多，由于不以别人之心为心，甚至不顾别人感受，结果便易生争端了。

英雄第八

本篇导读

本章是以分析英雄为主题，有几点值得谈谈。

首先本章是以历史人物为例，示范了一次漂亮的个案研究。《人物志》全书一序十二章，除本章外，没有一章是以这么大的篇幅，围绕着几个人物加以发挥，以论证兼才与通才之别。事实上，在序言与“九征”篇中，刘劭已清楚表明，全书的焦点落在对偏才的分析上，原因无他，一则世上的确以偏才居多，二则《人物志》的成书目的，主要是为国家寻找品鉴人才的依据，所以除本章外，其余各章，基本上是在对偏才作出深浅不同的讨论。集中分析偏才固然是全书宗旨，但加一章讨论通才，以收比较之效，逼显出偏才的特点，则何乐而不为？

那么，作为兼才的一个原型，英雄有什么特质？一般论者，大概会立刻直接分析英雄，例如说英雄就是那类替人出头，胆色过人，自发完成艰巨任务的杰出之士，诸如此类。但刘劭不急于分析英雄，而先把英雄破开为“英”与“雄”，复把“英”与“雄”进一步破开为“聪”、“明”、“智”、“勇”、“力”、“胆”。一个真正的人才，要兼有英与雄两种属性，互相补足，而所谓完美的英雄，就是指那些不单兼有英与雄，而且其成分与比例达至完美的协调与和谐的人。不过，现实中，有些英才只具“聪”但欠缺“明”，有些同具“聪”、“明”，但又欠“勇”或“力”，于是不同人物的属性的不同比例，以不同方式合并，便辐辏成一个井然有序、条理分明的“矩阵”，以之审视人才，便可获致一立体的认识。为让读者有一更具体的了解，刘劭以几个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像把信件放进信格内一样，匹配至此一矩阵中。

另一点值得注意者，在于文中运用“矩阵”，对刘邦、项羽两位史上杰出人物，作了精要的评价。此二人皆是以一人之身而兼有英、雄两种才分。但何以最终只有刘邦才能成就大业，而项羽则落拓江边，自刎而终呢？关键就在两种才分的比例问题。刘、项二人虽兼有英、雄，但前者英多于雄，而后者则雄过于英，刘劭认为这是刘胜项败的分际所在。项羽虽胆力过人，但英分偏少，英分偏少则对只在萌发阶段的事（即“明能见机”的“机”，或作“几”），洞悉不足，用现代语言说，即欠缺敏感度。所以鸿门宴上，范增等因早已察觉刘邦的异心（亦即“反骨”）而主张诛之，表面是因项羽心软，实际是他对“几微”之事洞察力弱，最终放虎归山。理论上，英才能赏识另一英才，但项羽却连谋士范增也留不住。相反，刘邦四处网罗人才，张良、陈平等具英才的谋士，为他出谋献策，效其耿耿之忠，最佳解释，实出于他们自觉得到赏识和认同的心理。张、陈为英才，能识英才者，英才也，由此可知，刘邦“英”分甚高，而这就是刘邦过人之处。所以，文中虽以刘、项俱为英雄，但在最严格意义下，只有刘邦是英雄。

最后，十分值得注意的，就是刘劭并没有将道德的向度，纳入对“英”、“雄”以及“英雄”的整个分析中，或许这反映了在他心中，英雄虽高，亦为兼才，但其层次尚未能与圣人看齐之故。“九征”篇提过，“偏才”之上为“兼才”，“兼才”之上则还有“兼德”，以此为据，或许我们得出一条类似数学方程式的结论，把“英雄”重新定义为：

“英雄” = “兼德”- 道德

不过，这点溢出了本文范围，就不在此详细讨论了。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1]，兽之特群者为雄[2]。故人之文武茂异[3]，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4]，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5]，则互相须，各以二分[6]，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1] 精秀：完美优异。

[2] 特：杰出，异常。

[3] 茂异：出众。

[4] 秀出：美好特出。《国语·齐语》：“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

[5] 校其分数：考查它们的比例。校，考查，算计。分数，比例。

[6] 二分：分成两部分。

译文

花草中完美优异的称为英，野兽中出群的称为雄。所以文武才干出群的人，从此中取名为英雄。所以特别聪明秀出的人称为英，胆力过人的人称为雄，这是名称大体上的区别。如果考查它们的比例，则二者互相需要，各自分为两部分，互相取一部分，然后才成为英雄。

赏析与点评

本节开宗明义，认为要了解“英雄”的真义，要先对其做初步的概念分析。刘劭首先运用“词源分析法”（etymology），指出“英雄”之名，是从草木禽兽之精英，通过模拟法而获得。继而将“英雄”一词一析为二，每部分复可再细分，总共得出四个概念。将这四个概念以不同因素加以组合，就可得出“英”与“雄”的概念，将后两者合并，便可了解何谓“英雄”。

“英雄”之名，来自草木，“英”原指草木中最精粹者，而“雄”则指兽类中具有超拔的领导地位者，有“鹤立鸡群”之意。将“精粹”与“超拔”两个概念，转而用在人身，则人中之“英雄”，便顺理成章具有了“精粹”、“超拔”的概念内涵。

经第一步词源分析法后，接下来就是要走进概念内部作概念分析。所谓“英”有两个相关含意，即“聪”与“明”，而“雄”也一样，二分后为“胆”与“力”（此四概念，下节有进一步的厘清）。但刘劭强调，上述的是一般的分析法，我权称之为“静态分析法”，“静态”是因为刘劭指出“英”分与“雄”分相加并不就等于“英雄”。“静态”是与“动态”相对，我权称之为“动态分析法”的，是强调要待“英”中有“雄”分，“雄”中有“英”分，才可称之为“英雄”，依此，“英”与“雄”两者，具有互动关系，亦即两者互相补足，互相交流之意。

那么，“英”与“雄”各可二分，向对方取多少分才可成就“英雄”呢？刘劭连这点也有谈到，就是“取彼一分”，意即向对方只取一分，例如，“英”从“雄”的“胆”与“力”二分，只取一分（如“胆”），则可成“英雄”。若然如此，我们可进一步追问，选取不同的成分会否导致不同的“英雄”形态？答案是当然如此，这亦是下节要探讨的问题。

何以论其然[1]？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2]。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3]，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4]。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5]，而不可以处事。若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6]，而不可以虑变[7]。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8]，未可以为先登[9]。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10]，以多为目[11]，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12]。

[1] 然：这样。

[2] 说：主张，学说。

[3] 见机：识机微，从事物细微的变化中预见其先兆。

[4] 济：发挥。

[5] 坐论：坐而论道。

[6] 循常：遵循常规。

[7] 虑变：思虑变化。

[8] 力人：力气大的人。《左传·宣公十五年》：“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

[9] 先登：先锋。《后汉书·段颎传》：“追讨南度河，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

[10] 体分：禀赋和素质。

[11] 以多为目：以所含较多的禀赋和素质为名称。目，名称。《后汉书·酷吏·王吉传》：“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李贤注：“目，罪名也。”

[12] 高祖：即刘邦，庙号高祖，又称高皇帝。字季，泗水沛县（今江苏境内）人，曾任亭长。秦末率众起义，称沛公。乘项羽与秦军主力决战之机，率先进入关中，攻占秦都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入关后，被封为汉王，进驻汉中。后率兵东进，与项羽进行长达四年多的楚汉战争，最后消灭项羽，建立汉朝。在位期间减轻徭役，发展经济。政治上剪除异姓诸侯王，分封同姓王。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项羽：即项籍，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战国末年楚国名将项燕后裔。从叔父项梁居吴，心怀反秦大志。秦末与叔父率兵起义，在巨鹿破釜沉舟，与秦军主力展开大战，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后率军入关，兵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焚毁秦宫殿。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侯。不久诸侯纷纷起兵，与刘邦一起反楚。最后在垓下被刘邦军打败，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

译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聪明是英才所具有的素质成分，但得不到雄才的胆力，则他的理论和主张就不能付诸实践。胆力是雄才所具有的素质成分，但得不到英才的智慧，则事情就办不成。所以英才以其聪明谋划开始，以其明智识机微预世事，还需要有雄才的胆力去实践。雄才用他的力量征服众人，用他的勇气排除困难，还要有英才的智谋才能成功。这样才能够各自发挥他们的长处。如果一个人以聪明能谋划开始，而其明智不足以从事物细微的变化中预见其先兆，这样的人可以用他来坐而论道，却不可以用他去办事。如果一个人以聪明能谋划开始，明智也能识机微预世事，但没有勇气去实践，这样的人可以用他做常规的事，而不能用他思虑变化。如果一个人力量超人，而没有行动的勇气，这样的人可以把他作为大力士，却不可以用他做先锋。如果一个人有超人的力气，也有行动的勇气，但没有处理事务的智能，这样的人可以用他做先锋，却不可以任他为将帅。一定要以聪明能谋划开始，明智能识机微预世事，胆力能决断事务，这样的人可以称为英才，张良就是这样的人。气力过人，有实践的勇气，有足以决断事务的智谋，才可以称为雄才，韩信就是这样的人。人们所具有的禀赋和素质不同，以所含较多的禀赋和素质为名称，所以有英才和雄才名称的不同。然而他们都是偏至之才，只能担当人臣之任。所以英才可以任宰相，雄才可以任将军，如果一个人同时兼有英才和雄才的素质，就能够称雄于世，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赏析与点评

承接上节，本节谈的是“英”与“雄”两种人杰的因素，以不同方式互动会产生形态的人才出来。在未正式就此点作出讨论前，刘劭解释了为什么“英”与“雄”需要互相补足。

一个“英”才，即使聪明有加，提出高深精彩的理论，以解决当前的困境，但若缺乏“胆色”，何以能付诸实践？读者生长在今天的社会，对此道理相信不会陌生，打个比方，一个汽车推销员，即使其所属公司拥有的车队，由款式到安全再到实用性及车价，都具绝对竞争优势，但他却天生胆怯，对着陌生的顾客，连一句推销的话也不敢说，恐怕一年下来，一宗生意也做不成。同理，一个具有“胆色”的“雄”才，做事只会唯胆是问，没有“英”才的智慧加以导引，恐怕就如没有导航的飞机，最终只得机毁人亡的下场。

有了上述的认识，刘劭接着讨论了不同因素的组合，会得出四加二再加二共八种人才。此话怎说？头四种人才，在“聪”、“明”、“胆”、“力”及四者所衍生的“勇”、“智”共六个维度上，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因而成为偏才中的最低层级。继后两种人才，得者较多而失者较少，因而成为偏才中的较高层级。头四者刘劭没有提供历史人物的例子，后二者则分别为张良与韩信。最后二种人才堪称为人才中的人才，因为他们在六个维度上，得者最多，失者最少，因此为人中之龙，可以为君，代表人物就是能成大业的汉高祖刘邦，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杰人物项羽。前六种人物，即使有强如张良韩信，但碍于成分不足，始终属偏才一类，既属偏才，就不足以独当一面，只适合作为人臣。后二者，亦即刘邦与项羽，以其兼才之姿，皆一时无两的俊杰，就适合当人上之人了。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1]，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2]，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3]。然则英、雄多少[4]，能自胜之数也[5]。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1] 合变：与变化合拍，即随机应变。

[2] 范增：秦末居巢（今安徽桐城南）人，参加项梁反秦武装，主张立楚国后裔以为号召，随宋义、项羽救赵，被项羽尊为“亚父”，封历阳侯，为项羽重要谋士。破秦后，力主杀掉刘邦，不被采纳。后与项羽谋议封刘邦为汉王，以削弱其势。楚汉相争中，劝项羽不受刘邦请和，急攻荥阳以灭之。后因刘邦施反间计为项羽所疑，被削职夺权，死于归乡途中。

[3] 宅有天下：把天下作为自己的家，即拥有天下。

[4] 英、雄多少：英才的素质与成分和雄才的素质与成分的多少。

[5] 自胜之数：决定取胜的数量。自，由来，缘由。《中庸》：“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郑玄注：“自，谓所从来也。”

译文

然而英才的素质与成分可以多于雄才的素质与成分，但英才的素质与成分是不可以缺少的。缺少英才成分，则智者会离开他。所以项羽气力盖世，有随机应变的明智，但不能听取采纳奇计妙策，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陈平等人全都脱离他而归顺刘邦。高祖刘邦英才的成分多，所以群雄都服膺他，英才也归顺他，两种人都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刘邦能够灭秦破楚，具有天下。这就说明英才的素质与成分和雄才的素质与成分的多少是决定能否取胜的数量。只有英才素质而没有雄才成分，则雄才不会服膺他。只有雄才素质而没有英才成分，则智者也不会归顺他。所以雄才之人可以得到雄才，不能得到英才。英才之人可以得到英才，不能得到雄才。所以一个人的身上，兼有英才和雄才的素质与成分，才能够役使英才与雄才。能够役使英才与雄才，所以能成就大业。

赏析与点评

刘、项二人代表着其身处时代最杰出的英雄，虽说一山不能藏二虎，但为什么曲终人散时，只有刘邦留下来，而项羽却英雄气短呢？本节就是针对此点作出解释，指出“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是其关键所在，亦即制胜之“数”，与“英”分与“雄”分的多少比例有莫大关系。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英”分与“雄”分皆是“英雄”的充分而必要条件，亦即“有之必可，无之则必不可”。但同为“英雄”仍可分“英多雄少”，还是“雄多英少”两种。刘邦就是前者的代表，其“英”才意味他具策略性思考的“聪”，让他制订长远的制胜计划；其“明”为他点亮隐而未现的契机；其“智”又令他迅速作出令敌人致命的决定；其“雄”才之“勇”与“胆”，则助他化纸上之兵为阵中之将，把深谋大略落实为败敌的痛击。相比项羽，“力足以拔山河”，“雄”则至矣尽矣，但“英”分却远为不足，最后，一代霸主，“时不利兮骓不逝”，饮恨乌江，可怜复可悲！

八观第九

本篇导读

不少人认为《人物志》最有实用价值的地方，在它提出的各种观人之法，其分析不独鞭辟入里，所建立的分析体系环环相扣，各项观点互相印证，互为参考，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结构。能将此实用价值体现最深刻最透彻的，莫过于本章，文中提出八种观人之法，虽有本于先贤， 而又先凝结成“九征”篇的由征神（外表、言行、举止）以观人格的理论于前，补充于“七缪”、“释争”等篇于后，但相比之下，本章较上述诸论更具体之处，在于本章的分析往往落实到真实的场景，以逼现人物在深层中的人格、才能、情感、意志、气质、个性、动机等等，其分析真是繁富多姿、漪欤盛哉。

总括而言，观察一个人，得看这个人的善恶、情感、声誉、质量、行事动机、爱敬对象、欲望、缺点和聪慧来判断其高下，以致决定他能否担当大任。本章是全书最长的一篇，但刘劭没有浪费笔墨，甫始即呈列八观的清单，其后逐一详细讨论。

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1]，以明间杂[2]。二曰观其感变[3]，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4]，以知其名[5]。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6]。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7]。六曰观其情机[8]，以辨恕惑[9]。七曰观其所短，以知其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10]。

[1] 夺救：在救恤别人时所表现的一面。夺，压倒，胜过。即压倒救助别人想法的另一面。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或慈欲济恤而吝夺某人，或救济广厚而乞醯为惠。”意思说，有的人有慈善的欲望但吝啬压倒了他的慈善；有的人想广泛救济而向人讨要水醋去进行布施。

[2] 间杂：复杂。

[3] 感变：对外界变化的感应。

[4] 志质：素质及外在表现。

[5] 名：此指社会名声。

[6] 依似：近似。

[7] 通塞：畅通和阻塞。此指人情的通塞。

[8] 情机：情感变化的缘起。机，事物变化之所由。《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郑玄注：“机，发动所由也。”

[9] 恕惑：宽宥和疑惑。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得其所欲则恕，违其所欲则惑。”

[10] 达：此指所成就的事业。

译文

八观，第一为观察他在救恤别人时所表现的另一面，以此来了解其质量的复杂。第二为观察他对外界变化的感应，以此来明白他平常处世的态度。第三为观察他的素质及外在表现，以此来知道他将获得的社会名声。第四为观察他行为表现的缘起，以此来辨别两种近似行为的区别。第五为观察他对爱和敬的态度，以此知道他与别人情感交流方面是通畅还是阻塞。第六为观察他的情感变化的缘起，以此知道他为什么对别人宽宥和疑惑。第七为观察他的短处，以此知道他的长处。第八为观察他的聪明程度，以此知道他将能成就的事业。

何谓观其夺救，以明间杂？夫质有至、有违[1]，若至胜违，则恶情夺正，若然而不然[2]。故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必有刚[3]，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4]，是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者，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者，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者，则欲夺之也。故曰：慈不能胜吝，无必其能仁也[5]。仁不能胜惧，无必其能恤也。厉不能胜欲，无必其能刚也。是故不仁之质胜，则伎力为害器[6]。贪悖之性胜[7]，则强猛为祸梯。亦有善情救恶，不至为害，爱惠分笃[8]，虽傲狎不离[9]，助善著明[10]，虽疾恶无害也。救济过厚，虽取人，不贪也[11]。是故观其夺救，而明间杂之情，可得知也。

[1] 至：无欲。违：有欲。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刚质无欲，所以为至。贪情或胜，所以为违。”

[2] 若然而不然：即似是而非。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欲胜刚，以此似刚而不刚。”

[3] 厉：厉害。

[4] 内荏：内心怯懦。

[5] 无必：不一定。

[6] 伎力：技艺和能力。

[7] 贪悖：贪婪悖谬。

[8] 爱惠分笃：仁爱慈惠情分深厚。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平生结交情厚分深。”

[9] 傲狎：态度傲慢言语不敬。

[10] 著明：显著，明显。

[11] 虽取人，不贪也：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取人之物以有救济，虽讥在乞醯，非大贪也。”

译文

什么叫作“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人的本质有无欲和有欲两部分，如果无欲多于有欲，就会出现有欲要取代无欲的邪恶情况，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现象。所以仁爱出于慈善，但有慈善而不仁爱的现象。仁爱必定包含着救助别人的因素，但有仁爱而不去救助别人的现象。厉害中必定包含着刚强的成分，但有厉害却不刚强的人。例如见到别人可怜就为之流泪，想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他却又吝啬，这就是慈善而不仁爱。见到别人危急则生恻隐之心，想要去救援却又害怕自己遭难，这就是有仁爱之心却无施救之行。处在虚而不实的道义中则面带严厉，看到关系到个人的私利时则心里懦弱，这就是厉害而不刚强。这就是说慈善而不仁爱，是由于吝啬的本质压倒了慈善。仁爱而不救助别人，是由于恐惧的本质压倒了仁爱。厉害而不刚强，是由于欲望战胜了刚强。所以说：慈善不能战胜吝啬，不一定能够行仁爱。仁爱不能战胜惧怕遭祸患，不一定能够救助别人。厉害不能战胜私欲，不一定表现出刚强。所以人的不仁的本质如果占上风，那么技巧和能力就是有害的东西了。贪婪悖谬之性如果占了上风，那么刚强勇猛就成为致祸的阶梯。也有用慈善的性情救助邪恶的，这种情况也不造成危害。因为仁爱慈惠情分深厚，即使对方态度傲慢言语不敬也不与之分离，救助别人善意明显，即使有过分憎恨邪恶的行为也没有害处。救济别人过于丰厚，即使从别人那里索取东西，也不算贪婪。所以说观察一个人在救助别人时表现的一面，其间复杂的情形可以辨明，“观其夺救，以明间杂”的内涵就可以知道了。

赏析与点评

本节所讨论的话题，其实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范围。道德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很广，其中一项，是人在作出道德抉择时，其心理质素或当下的心理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该项抉择；从相反角度看，心理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道德判断所左右，亦是其所关心的，亦即是说道德与心理两者的互动程度及方式，都是道德心理学所欲探问的。

刘劭观察到有些与上述相关而又很有趣的现象，这些现象似乎违反了一般人的观点。一般人常以为仁爱产生于慈悲，亦即是说有慈悲就有仁爱；又认为有严厉之心则会有刚直的品性。所谓有慈悲就有仁爱，或有严厉之心则会有刚直的品性，在逻辑上都是一个条件句 （conditional statement），其形式是：“若A，则B。”条件句的证立完全依赖A作为B的先决条件，亦即是说有A就有B。但如果有反例出现，则可立即将此条件句否定，亦即是说此条件句不能成立。所谓反例，是指A的确出现了，但B却没有出现。在此情况下，该条件句便可判为不真，或者简单说，错了。

刘劭所观察到的，就是如此，他举例，有些人一见人有危难便生同情之心，连眼泪也流了出来，很明显这是他具慈悲心的明证。然而，当要把心中的慈悲化为实际行动时，例如要解囊相助，或要救苦救难时，却顾左右而言他，充分暴露他吝啬或怕事的性格。这就是“有慈悲则有仁爱”的反例，适足以否定了一般人的看法。其他相类似的情境，刘劭也举了一些例子。依他的分析，此中重点是，这个所谓有慈悲之心但却欠缺仁爱的人，反映了一个可被普遍化的现象。慈悲属道德层次，而仁爱则属于心理行为领域，一者内在于心灵的隐蔽处，另一外显为可观测的行为。上述的那个人，受到心理欲望的裹挟，放弃了道德对自己的要求，正是一个典型的心理打垮了道德的例子。刘劭警告这可不是光闹着玩，而是可以构成潜在的危险现象。当不仁爱的心理占了上风，他能力再强也都一事无成，同理，当贪婪占了上风，勇猛的性格反而会令此人走上害人害己之路。刘劭由个别例子抽绎出一个普遍化的道理，借以考察人心中的善恶消长的现象，实足以令读者深思。

何谓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1]，察其应赞[2]。夫观其辞旨，犹听音之善丑。察其应赞，犹视知之能否也。故观辞察应，足以互相别识。然则论显扬正[3]，白也[4]；不善言应，玄也[5]；经纬玄白[6]，通也；移易无正[7]，杂也[8]；先识未然，圣也；追思玄事，睿也；见事过人[9]，明也；以明为晦，智也；微忽必识[10]，妙也；美妙不昧，疏也[11]；测之益深，实也；假合炫耀[12]，虚也；自见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13]，有余也。故曰：凡事不度[14]，必有其故。忧患之色，乏而且荒[15]。疾疢之色[16]，乱而垢杂。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及其动作，盖并言辞。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17]，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18]。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将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征见于外，不可奄违[19]。虽欲违之，精色不从。感愕以明[20]，虽变可知。是故观其感变而常度之情可知。

[1] 辞旨：说话的意图。

[2] 察其应赞：观察他的回答是否得当。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视发言之旨趣，观应和之当否。”

[3] 论显扬正：论说清楚所提倡的正确。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词显唱正。”

[4] 白：明白。

[5] 玄：心里明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默而识之，是曰玄也。”

[6] 经纬玄白：言辞上、心里头都明白。经纬，意为规划治理。此指掌握运用。

[7] 移易无正：随意变动改变观点，没有正确的理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理不一据。”

[8] 杂：混杂、不清楚。此指语言和意图。

[9] 见事过人：认识事物超过别人。

[10] 微忽必识：极细小的事物也能看到。微忽，极言细小，隐约细微。《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微忽之言，久而可复，幽间之行，独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顺信者也。”

[11] 疏：疏朗。

[12] 假合炫耀：假借别人的观点来炫耀自己。

[13] 不伐其能：不自夸自己的能力。伐，夸耀。

[14] 不度：不合常规。此指失常。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色貌失实，必有忧喜之故。”

[15] 荒：通“慌”。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忧患在心，故行色慌。”

[16] 疾疢：泛指疾病。

[17] 精色：即神色。

[18] 敏：敏捷，迅速。

[19] 奄违：掩盖违背。

[20] 感愕：感觉和惊讶。此指人们由于内心的感受而表现出的神情。

译文

什么叫作“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人们往往外表表现得很丰富和充分而把真实感情隐藏得很深，如果要了解他们，必须要观察他们说话的意图，观察他们的回答是否得当。观察人们说话的意图，就好像听声音的美丑。观察他们的回答是否得当，就像审视他们智力上是否有能力。所以人们观察说话和反应，完全可以对彼此的能力进行识别。这就是说论说清楚所提倡的正确，是显著的明白；而不善于言辞和回应的，是心里明白；言辞上心里头都明白，是通达事理；随意变动观点没有正确的理论，是言语和意图都不清楚；事物还没形成就先认识到，是圣贤；追求思索深奥玄妙的道理，是智者；认识事物的能力超过别人，是英明；心里明白但常表现出不足，是机智；极细小的事物也能看到，是精妙；对美好奇妙的事物昭然明了，是疏朗；越检测越觉得对方知识渊博，是蕴含富实；假借别人的观点来炫耀自己，是虚伪；自己展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是不足；不自夸自己的能力，是有余。所以说：凡是失常的表现和举动，都是有其内在缘故的。忧患的表情，疲乏而且慌张。疾病的神色，面色杂乱且带有污垢。喜悦的神色欢愉而快乐，怨恨的表情严厉而怒显。嫉妒疑惑的表情，唐突冒昧变化无常。这些情绪都表现在行动和言语当中。所以当一个人嘴上说快乐而神色与其所说不一致时，其中必有相违背的地方。当他的言论违背真实情感而神色可信时，言辞表达往往不够敏捷。当他还没说话却怒色已经表现出来时，说明他的愤怒之情已经难以抑制。当他将要说话而怒气伴随而出时，说明他被迫去做不以为然的事。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况，都是表征明显外露，不能掩盖。虽然想掩盖真相，但神色并不相顺从。通过人们由于内心的感受而表现出来的神情，即使有所变化也可以知晓其真实的内心。所以说观察他情感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他的常度之情。

赏析与点评

观人甚难，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人往往把内在真实的情感、心态等，有意无意间隐藏起来，有意则迹近伪装，无意则多由于现代心理学所谓的自我保护机制使然。本节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依刘劭之见，要探知他人心意，要看三点：

一、观其言辞表达；

二、察看他对别人意见或事情变化的情绪反应；

三、比较、对照上述两者，看看是否具一致性。

前两点刘劭没有作清晰的区分，因为所谓反应，很多时候是以语言的表达显示出来，第三点则有独立的段落。在这里我将先综合讨论前两点，刘劭于此分析了十四种人格。

一、观其言辞表达：

（1）率真坦白型：发言主旨清晰，内容多弘扬正道；

（2）思考内向型：不善言辞，内心玄奥；

（3）融会贯通型：明辨是非，说理深入浅出；

（4）杂乱无章型：论辩立场摇摆不定，论点东拉西扯；

（5）超凡入圣型：事情只露端倪而竟能测知后事发展的方向；

（6）聪慧睿智型：与前一型相反（但不对立），从眼下之事，揣摩清前因；

（7）洞明世事型：明了世事，深入过人；

（8）大智若愚型：深晓世事但又不会轻率表露；

（9）观察高妙型：别人微小的举动或事情微小的变化都逃不出他的法眼；

（10）处事疏通型：事事不昧，掌握通透；

（11）真正实力型：事情发展越深，掌握能力越高，经验丰富，实力极强；

（12）虚有其表型：表面附和，曲意奉承；

（13）自我吹嘘型：到处自夸自赞，但实力不足；

（14）才智有余型：与前者相反（且亦对立），有实力而重谦厚，不会自夸才能，所以实力多于表面所见，仿佛有余一样。

由以上分析可知，一般而言，外表言行应当反映内心，但其实不然，下面第三点将有讨论，但在此之前，让我们看看刘劭从另一角度，对内外互为表里的分析。

二、察看他对别人意见或事情变化的情绪反应。不少人语调神色非比寻常，刘劭认为必有原委，例如：

（1）满心忧虑的：惟恍惟惚，神色有异；

（2）患有隐疾的：神色杂乱，蓬头垢面；

（3）喜事连连的：心情和悦欢畅，举止轻松；

（4）心有愤恨的：怒气冲冲，疾言厉色；

（5）内心妒忌的：举止冒失，忽然这样，忽然那样。

三、比较、对照上述两者，看看是否具一致性。

内心所想，口中所说，原则上在外表都有反映，将两者比较，更有效掌握人心，刘劭又将不相一致的分成四种：

（1）言谈表现喜悦，但神情不尽如此的：喜悦必是假装；

（2）说话自相矛盾，但神态诚恳认真的：表达能力弱而已；

（3）还未说话已怒气冲冲，杀气腾腾：已动真怒；

（4）未说话前神态还温和，但一旦发言即盛怒激昂：强压怒气。

无论哪种情况，都显示了人在情绪波动时必会泄露于神色间，若能观人于微，又掌握了上述各种分析、归类等，则能有效观人，有如按图索骥。

何谓观其至质[1]，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2]，则至质相发，而令名生矣[3]。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4]。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劲智精理[5]，则能名生焉。智直强悫[6]，则任名生焉[7]。集于端质[8]，则令德济焉[9]。加之学，则文理灼焉。是故观其所至之多少，而异名之所生可知也。

[1] 至质：即前文所说的志质。

[2] 二至：指本质和气质。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二至，质气之谓也。”

[3] 令名：美好的声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

[4] 休名：美好的名声。

[5] 劲智精理：智力强劲精通事理。

[6] 智直强悫：才智美而真诚。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真而又美。”

[7] 任名：可信任的名声。

[8] 端质：突出的品质。

[9] 令德济焉：美好的品德就形成了。

译文

什么叫作“观其至质，以知其名”？大凡偏才的禀性，本质和气质在两种以上，则会互相影响使其凸显，美好的声誉就产生了。所以质量正直气质清正，就会产生美好的名声。气质清正能力强劲，就会产生功业的名声。智力强劲精通事理，就会产生贤能的名声。才智美而真诚，就会产生可以承担责任的名声。这些突出的质量集中在一起，美好的品德就形成了。再加上学习，那么他的文化素养就会熠熠生辉。所以说观察一个人突出的本质和气质的多少，各种各样的名声怎样产生就可以知道了。

赏析与点评

本节的任务在考察一个人的声誉，在哪个程度上是受他的志向、气质等所影响。一个人先天所具的才质与气质等，若能配上恰当的教育栽培，理论上应有所成就继而取得名声。

我在全书多处提到，刘劭的“天赋先天决定论”使得他特别重视人的骨体面相，本节中，刘劭沿着他在“九征”篇里所建立的“生理观人法”，把几种生理特征与名声对应起来，其内容大致如下：

（1）骨骼挺直而气质清朗的人：较易获得善良正直的美名；

（2）气质清朗而又体力充沛的人：较易获得健康进取的美名；

（3）聪明过人而又思路清晰的人：较易获得能力胜人的美名；

（4）智力过人、性格率直而又为人诚恳的人：较易获得能当大任的美名。

能拥有此四种特质之一二的，已是难能可贵，但如能兼具四种质素的，可称为品德高尚了。先天质素已经如此，当然是凤毛麟角，这还不止，若再加以高质素的后天教育，使他知书识礼，学有所成，那么，他就真是人中之龙了！

何谓观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纯讦性违[1]，不能公正。依讦似直[2]，以讦讦善。纯宕似流[3]，不能通道。依宕似通[4]，行傲过节[5]。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然则何以别之？直而能温者[6]，德也。直而好讦者，偏也。讦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节者[7]，通也。通而时过者[8]，偏也。宕而不节者，依也。偏之与依，志同质违，所谓似是而非也。是故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9]，似精而去速。诃者[10]，似察而事烦[11]。讦施[12]，似惠而无成[13]。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14]，似奸而有功[15]。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夫察似明非[16]，御情之反[17]，有似理讼[18]，其实难别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实？故听言信貌，或失其真。诡情御反[19]，或失其贤。贤否之察，实在所依。是故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也。

[1] 纯讦（jié）：专门指责他人的过错。讦，斥责别人或揭发别人的隐私。

[2] 依讦似直：出于直率禀性而去指责他人过错。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直之讦。”

[3] 纯宕：本质气质都放荡不羁。

[4] 依宕：仿佛是放荡。

[5] 行傲过节：傲慢不受节制。

[6] 直而能温：刚直而能温和。

[7] 道而能节：用道义节制自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道自节。”

[8] 通而时过：虽然通晓了事理但已时过境迁。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性通时过。”

[9] 进锐：进取急切。锐，急切，迫切。《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于是王锐欲发，乃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

[10] 诃者：大声斥责别人。

[11] 似察而事烦：好像明辨事理实际上使事物更加烦乱。

[12] 讦施：假意施与。讦，《说文》解释说：“诡伪也。”

[13] 似惠而无成：好像是在施惠于人实际上并无结果。

[14] 大权：掌握朝政的权臣。

[15] 似奸而有功：表面看好像奸诈而实际上是有功之臣。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引用殷商时伊尹的历史故事说：“伊去太甲，以成其功。”

[16] 察似明非：审查类似的事而明辨是非。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欲察似类审，则是非御。”

[17] 御情之反：用人情反复说明。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取人情反复明之。”

[18] 理讼：审理案件。

[19] 诡情御反：对什么是虚诈不实的人情把握错了。

译文

什么叫“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专门指责他人过错的人性情邪恶，不能公正。出于直率禀性去指责他人的过错，也用这种方法对待良善。本质气质都放荡不羁的人好似流水，不能通晓道理。放荡不羁的人好像通晓道理，但其行为傲慢不受节制。所以说：直率的人也指责别人的过错，专好指责别人的人也指责别人的过错，二者同是指责，但他们指责的行为却不同。通达的人也放荡不羁，放荡的人也放荡不羁，都是放荡不羁，但他们的原因是不同的。然而怎样辨别他们呢？刚直而能温和，是有道德的人。率直而好指责别人，这种行为为偏。好指责别人本性却不直率的，这种行为为依。用道义节制自己，这种行为为通晓事理。虽然通晓了事理但已时过境迁，这种行为为偏。放荡而不节制，这种行为为依。偏和依，表现相同而实质相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似是而非。所以轻易承诺，好像刚直勇决而实质上缺少诚信。常常轻视别人，好像很有能力但却一事无成。进取急切，好像是很精明能干但放弃得也很快。大声斥责别人，好像要明辨事理实际上使事物更加烦乱。假意施与，好像是在施惠于人实际上并无结果。表面顺从，好像很忠诚但在下面却相反。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现象。也有似非而是的现象。掌握朝政的权臣，表面看好像奸诈而实际上是有功之臣。有大智慧的人，表面看上去愚钝而内心清楚。广施仁爱的人，表面看起来虚浮而实际上厚重。直言相劝的人，表面上看好像是指责实际上是忠诚。审查类似的事而明辨是非，用人情反复说明之，就好像审理案件，其实是很难辨别的。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够取得其实质性的东西呢？所以说仅仅听信一个人言论相信事物的表面现象，可能会失去真实的东西。对什么是虚诈不实的人情把握错了，可能会失去贤能的人。对贤能与否的考察，最根本的在于看与之近似的情况。所以说“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

赏析与点评

世上正直的人不少，但弄虚作假的人亦多，两个人同样骂人甚凶，谁是性情真率，谁是本性歹毒，该如何去辨别呢？又另两个人，行事作风同样潇洒，但会不会其一是真的不羁，但另一则其实是放荡无耻呢？两者分际，薄如纸张，若不懂区别，与人交往将会十分不利，更遑论要去作有效的职位任免了。

本节开首所提到的“依似”，指的就是弄虚作假的人，刘劭指出，原来孰真孰假，判断的关键在于人行事之“由”。所谓“由”，王晓毅译为“准则”，杜保瑞译为“缘由”，Shryock译为“行事所发之处”（where a man begins），都不及侯书森与朱杰军译之为“动机”清楚。“动机”在内，在内的何以能为我们辨别真伪提供线索呢？刘劭深信，有诸内必形于外，当然那些“依似”必将深层“动机”收藏得很好，但收藏得很好不等于完全不露痕迹，而痕迹就是所谓蛛丝马迹，对于一个拥有概念工具、兼又时刻提高警觉的人来说，别人眼中的蛛丝仿佛钢索，马迹则是车轨，好比一个武林高手，再快的剑在他眼中都只如电影中的慢镜头，一切无所遁形。

有些人外表正直，但攻击人则毫不留情，由此可知，所谓正直，假象而已。又有些人貌似潇洒，但行事放纵，任性妄为，所谓潇洒，假象而已。

那么，有没有真正正直但仍攻击别人的人，或者行为有所放肆但仍不失真正潇洒的呢？刘劭认为有，关键是他们在所谓攻击、放肆之外，有否实质的工作能力，若有，这只显示他们并非“兼德”之人，偏才而已矣。但偏才也是才，比起那个“依似”仍高了不止一级。

再推而论之，凡轻率地承诺做事的人，多半是“有头威、无尾阵”；凡轻言事事于他都简单不过的，最终多一事无成；凡表现进取而不久即放弃的，也难成大事；凡专事批评而又不分大小的，很多时只为大家制造麻烦；凡广施恩惠地承诺但又最终不加兑现的，只是使诈而已；凡当面顺从但却阳奉阴违的，虚伪的佼佼者是也。

以上是似是而非之辈，特征是永远一事无成，因此不应宠信，不能重用。不过也有相反，亦即似非而是的，与前者很相近，但务须区别开来。

有些人似弄权弄国，但其实是为民为国；有些人表面愚鲁，但其实是大智若愚；有些人兼爱众人而似流于空泛，但其实是在谦让之间成就别人；有些人处处批评，但其实发于真心，忠言逆耳而已。

总括而言，凡事不应只看表面，否则以忠为奸，以奸为忠，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意识，知道表象不可靠，识人要看动机，以刘劭所举例子举一而反三，久而久之，必可准确鉴别真伪。

何谓观其爱敬，以知通塞？盖人道之极[1]，莫过爱敬[2]。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3]，以敬为要道[4]。《易》以感为德[5]，以谦为道。《老子》以无为德[6]，以虚为道。《礼》以敬为本[7]。《乐》以爱为主[8]。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9]，而道无不通也。然爱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则廉节者归之，而众人不与[10]。爱多于敬，则虽廉节者不悦，而爱接者死之[11]。何则？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12]，其势难久。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观其爱敬之诚，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

[1] 极：顶点。

[2] 莫过爱敬：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爱生于父子，敬立于君臣。”

[3] 《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多以为孔门后学所撰，宣传孝道，从汉代起就被推崇，《汉书·艺文志》列为“七经”之一，东汉郑玄称《春秋》为大经，《孝经》为大本。今文本十八章，唐玄宗注，宋邢昺疏，收入《十三经注疏》。

[4] 要道：重要的理论。

[5] 《易》：即《易经》，又称《周易》，儒家经典之一，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包括卦、爻、卦辞、爻辞等符号和文字。《传》又称《十翼》，是儒家学者对《经》的各种解释。《易经》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万物，推测自然与社会的变化。今通行本有《周易注疏》，为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

[6] 《老子》：道家著作，又称《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作，或谓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西汉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及《韩非子·解老》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现存注本有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三国魏王弼《老子注》等。

[7] 《礼》：儒家经典著作，包括《周礼》、《仪礼》、《礼记》。《礼记》是战国至汉初儒家学者关于各种仪礼论文选集。《仪礼》记载上古的各种礼节仪式，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丧礼等。《周礼》记述了先秦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对其成书年代及内容是否真实学界有不同看法。

[8] 《乐》：既《乐经》，儒家“六经”之一，论述了音乐的起源发展及社会作用。原为三十二篇，秦时亡佚，一部分被编入《礼记》中。

[9] 动：往往，常常。《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

[10] 与：参与。《礼记·王制》：“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

[11] 爱接者死之：接受爱的人甘心为施爱者去死。

[12] 严而相离：严肃拘谨互相敬而远之。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动必肃容，过之不久。”

译文

什么叫作“观其爱敬，以知通塞”？为人之道的顶点，不能超过于爱和敬。所以《孝经》把爱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把敬作为为人之道的重要理论。《易经》以气感为为人之德，以谦虚为为人之道。《老子》把实施教化没有固定的方法作为德的准则，把寂寞无为作为众道之理。《礼经》以敬为为人之本。《乐经》以爱为主导。这说明人情的本质，如果有爱敬的诚意，就会与道德混为一体，经常获得人心，就没有走不通的道路。然而爱不可以少于敬。如果爱少于敬，那么廉洁有气节的人会归附他，而大众则不会与他在一起。如果爱多于敬，那么虽然廉洁有气节的人可能不喜欢，但接受爱的人会甘心为施爱者去死。这是为什么？如果把敬作为为人之道的标准，人们之间就会严肃拘谨互相敬而远之，相处势必难以持久。如果把爱作为为人之道的标准，人们之间情亲意厚，在人们中间产生深深的感染。所以说观察一个人的爱敬的诚意，他为人处事通达与闭塞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

赏析与点评

本节谈两种极重要的道德感情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败际遇。说到际遇，我们往往认为属于不可掌握的范围，尽人事后便要听天命。但刘劭认为，此不尽然，因为一个人对别人“爱”与“敬”的多寡，会直接影响他被人接受的程度。被人接受越深，成功的机会自然越大。

为什么这样说？作为最重要的道德情感，“爱”将自己倒空，把关注力由己身投向他者，因而易于获取人心。同理，“敬”是以人为尊，情操高尚的人尤其喜欢。不过，由于“敬”必然会突显人的尊卑分际，所以，一个只敬不爱的人，固然不及只爱不敬的人，就是敬多于爱的人，也不及爱多于敬的人那样易于一帆风顺。因此，有爱有敬而又爱多于敬的人，在世成功的机会最大。

刘劭如此分析，是从客观效果方面着眼，而不是要求我们“策略性”地去爱去敬，这点不能不察。

何谓观其情机，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机：杼其所欲则喜[1]；不杼其所能则怨；以自伐历之则恶[2]；以谦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婟[3]；以恶犯婟则妒；此人性之六机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4]，故烈士乐奋力之功[5]，善士乐督政之训[6]，能士乐治乱之事，术士乐计策之谋，辩士乐陵讯之辞[7]，贪者乐货财之积，幸者乐权势之尤[8]。苟赞其志[9]，则莫不欣然。是所谓杼其所欲则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则不获其志。不获其志，则戚[10]。是故功力不建，则烈士奋。德行不训[11]，则正人哀[12]。政乱不治，则能者叹。敌能未弭[13]，则术人思[14]。货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幸者悲。是所谓不杼其能则怨也[15]。人情莫不欲处前，故恶人之自伐。自伐，皆欲胜之类也。是故自伐其善，则莫不恶也？是所谓自伐历之则恶也。人情皆欲求胜，故悦人之谦。谦所以下之，下有推与之意，是故人无贤愚，接之以谦，则无不色怿。是所谓以谦下之则悦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见其所长。是故人驳其所短，似若物冒之[16]。是所谓驳其所乏则婟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恶，虽见憎，未害也。若以长驳短，是所谓以恶犯婟，则妒恶生矣。凡此六机，其归皆欲处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17]。不校，则无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则不然。既不见机，而欲人之顺己，以佯爱敬为见异[18]，以偶邀会为轻[19]，苟犯其机，则深以为怨。是故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也。

[1] 杼：通“抒”，抒发，申述。《楚辞·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王逸注：“杼，渫也。”洪兴祖补注：“杜预云‘申杼旧意’，然《文选》云‘抒情愫’，又曰‘抒下情而通讽喻’，其字并从‘手’。”

[2] 历：越过。《孟子·离娄下》：“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

[3] 婟：忌恨。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人皆悦己所长，恶己所短，故称其所短，则婟戾忿肆。”

[4] 遂：如愿，完成。

[5] 烈士乐奋力之功：勇猛之士喜欢以勇力立功的环境。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遭难而力士奋。”

[6] 善士：有德之士。《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督政之训：政治修明。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政修而善士用。”

[7] 辩士乐陵讯之辞：辩士，能言善辩之士。《管子·禁藏》：“阴内辩士，使图其计。”陵讯，皇帝垂讯。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宾赞而求辩给。”宾赞，指幕僚。唐韩愈《郓州溪堂诗》：“公暨宾赞，稽经诹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

[8] 幸者乐权势之尤：受宠幸的臣子喜欢当权者有过失。幸者，宠臣。尤，过失，罪愆。《周易·贲》：“匪寇婚媾，终无尤也。”《诗经·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郑笺：“尤，过也。”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权势之尤，则幸者窃其柄。”

[9] 苟赞其志：如果推举他实现志向。赞，推举，推荐。《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郑玄注：“赞，犹出也。”

[10] 戚：忧愁。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忧己才之不展。”

[11] 德行不训：不遵从道德行为规范。训，通“顺”，顺从，遵循。《尚书·洪范》：“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孔安国传：“凡顺是行之，则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汉扬雄《法言·问神》：“或问文，曰‘训’；问武，曰‘克’。”李轨注：“训，顺。”

[12] 正人哀：正人君子哀愁。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哀不得行其化。”

[13] 敌能未弭：敌人的能量没有消除。弭，消除，止息。

[14] 思：悲伤，哀愁。《礼记·乐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15] 怨：怨恨，不高兴。

[16] 似若物冒之：感到愤闷好像被东西覆盖一样。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情之愤闷，有若覆冒。”

[17] 犯而不校：虽受到冒犯而不去拒绝他。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虽或以小犯己，不校拒也。”校，栅栏，引申为拒绝。《墨子·备穴》：“为铁校，卫穴四。”孙诒让《墨子间诂》：“铁校，盖铸铁为阑校，以御敌。”

[18] 以佯爱敬为见异：把别人假装的爱敬当作对自己特殊的看待。

[19] 以偶邀会为轻：把别人因遇到自己而相邀看作是对自己的轻视。偶，碰上，遇到。

译文

什么叫作“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人的情感或情绪有六种主要的表现：抒发了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欣喜；没有发挥能力和特长就怨恨；用自我夸耀的方法超越别人就会被厌恶；用谦虚自损的方法处人之下别人就会喜悦；触犯别人的短处人家就会忌恨；自夸己能犯人所短就会受到妒害；这就是人性中的六种情感或情绪的表现。人之常情没有不想让自己的志向如愿实现的，所以勇猛之士喜欢以勇力立功的环境，有德之士喜欢政治修明的环境，才能之士喜欢政治混乱的环境，谋略之士喜欢谋划计策，能言善辩之士喜欢被皇帝垂询，贪婪的人喜欢积聚钱财，受宠幸的臣子喜欢当权者有过失。如果使他们实现志向，则没有人不欣然而乐的。这就是所说的抒发了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欣喜。如果不发挥他们的能力，那么他们就不能得志。不能得志，就会忧愁不已。所以没有建立功名事业，有雄心壮志的人就会对不能尽其才感到愤怒。不遵从道德行为规范，正人君子就会对没有实行教化感到哀愁。政局混乱不能治理，有能力的人就会叹息自己的才能没有被重用。敌人的能量没有消弭，则谋略之人就会对奇计没被运用感到哀伤。钱财没有积累，则贪婪之人就会感到担忧。权势之人不犯错误，受宠的幸臣就会因不能弄权感到悲哀。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发挥能力和特长就怨恨。人之常情没有不想处在别人前面的，所以对别人的自我夸耀，会感到厌恶。自我夸耀都是想超过别人。所以一个人夸耀自己的长处，没有人不对他产生厌恶。这就是所说的用自我夸耀的方法超越别人，别人就会厌恶。人之常情都想胜过别人，所以都喜欢别人的谦逊。谦逊所持的态度就是居人之下，居人之下有推让他人之意，所以人无论贤良还是愚钝，如果用谦逊的态度对待他，则没有人不表现出高兴的。这就是所说的用谦虚自损的方法处人之下，别人就会喜悦。人之常情全都想把短处掩盖起来，把长处表现出来。所以反驳别人的短处，就会使他感到愤闷好像被东西覆盖一样。这就是所说的触犯别人的短处，人家就会忌恨。人之常情全都想超过比自己强的人，在超越的时候自我夸耀虽被别人厌恶，但还没有被别人忌害。如果用自己的长处去反驳别人的短处，这就是所说的自夸己能犯人所短就会受到妒害。凡此六种感情，归根结底全都是想处在别人之上。所以君子待人接物，虽受到冒犯而不去拒绝他的态度。不拒绝，就不会不敬而下之，所以会避免别人的妒害。小人则不是这样。他们不明白人性之六机，却想让人们顺从，他们把别人假装的爱敬当作对自己特殊的看待，把别人因偶然遇到而相邀看作是对自己的轻视。如果触犯了他的痛处，他们就会产生深切的怨恨。这就是考察人感情变化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志是善美还是卑劣了。

赏析与点评

本节是古代心理学论述的佼佼者，其中论及有所谓“六机”，指的其实就是六种现代心理学的“心理机制”，是人所面对种种事情时，在心理所产生的相应变化，其本来的作用是要来做心理调整，以应付、适应种种变化，但因往往调整的幅度拿捏不当而引致心理异常。刘劭单凭超乎常人的观察，便能提出全面而深入的见解，其中部分内容更明显超越了其身处时代：

（1）欲望得到满足：欢天喜地；

（2）怀才不遇：怨天尤人；

（3）比输于人：迁怒于人；

（4）别人谦让于己：满心欢欣；

（5）遭人指出弱点：感到被辱；

（6）别人以其强项突显自己的弱项：怀恨在心。

依刘劭的分析，此六种机制背后的总原则，反映了自己想骑在别人头上的欲望，本来是人之常情，但若此欲望失落了便会产生怨怼，便是典型的小人无疑。不过，亦有人不甚计较，处处谦让，则是君子一名。借助此六种机制，我们就可判断一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何谓观其所短，以知其长？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懦。介之失也[1]，拘[2]。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讦也者，直之征也。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厉也者，刚之征也。和者不懦，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懦也者，和之征也。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征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有长者，必以短为征。是故观其征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长可知也。

[1] 介：指独特的节操或行为。《孟子·尽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2] 拘：拘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拘愚不达事。”

译文

什么叫作“观其所短，以知其长”？偏才之人的性情，都有他的短处。所以正直引起的过失，在于揭露别人的短处。刚强引出的过失，在于对人严厉。温和引出的过失，在于软弱。独特节操引出的过失，在于拘泥。然而刚直而不揭露别人的短处，就不能够成就其刚直，既然喜欢他的刚直，就不能否定他对别人短处的揭露，揭露别人的短处，是刚直的特征。刚强而不严厉，不能成就其刚强，既然喜欢他的刚强，就不能否定他的严厉，严厉，是刚强的特征。温和而不软弱，就不能保持他的温和，既然喜欢他的温和，就不能否定他的软弱，软弱，是温和的特征。有独特节操的人不拘泥，就不能守住他的节操，既然喜欢他的节操，就不能否定他的拘泥，拘泥，是独特节操的特征。这就是说有短处的，未必能变成长处。有长处的，必定有短处作为特征。所以观察其特征的短处，就能够知道他才能的长处了。

赏析与点评

本节表现了刘劭的观察颇有异于常人。一般看法，长处就是长处，短处就是短处。但他认为，一个人的短处，往往很吊诡地反映了他的长处，用社会科学的术语重申，则可说其短处与其长处具“正相关”关系。更有趣的，虽然短处能反映长处，但长处不一定就反映其短处，换言之，短处与长处所具有的“正相关”关系，是单向的，亦即是“短→长”而不是“长→短”。还更有趣的，就是长处虽然不“反映”短处，但在偏才而言，其长处却又每每“引发”他相关的短处。

文中举了几个例子，例如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其优点在于正直，正因其正直，所以常会站在道德高地责备别人，甚至使人难堪。此本为缺点，但他之所以有此缺点，正因为他有相关的优点，否则他就不成一个刚强之人。不论如何，刘劭点出了一个常人多忽略了的观人之法，就是以其短处观其长处。

何谓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1]。礼者，德之文也[2]。信者，德之固也[3]。智者，德之帅也[4]。夫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其明益盛者[5]，所见及远。及远之明难[6]，是故守业勤学，未必及材。材艺精巧，未必及理[7]。理义辩给，未必及智。智能经事，未必及道[8]。道思玄远，然后乃周[9]。是谓学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回复变通。是故别而论之，各自独行，则仁为胜。合而俱用，则明为将。故以明将仁，则无不怀[10]。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故好声而实[11]，不克则恢[12]。好辩而理，不至则烦[13]。好法而思[14]，不深则刻[15]。好术而计，不足则伪[16]。是故钧材而好学[17]，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等德而齐，达者称圣。圣之为称，明智之极名也。是以观其聪明，而所达之材可知也。

[1] 德之节也：调节道德的东西。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制德之所宜也。”意思是把道德调节到合适的程度。

[2] 德之文也：使道德更美丽的纹饰。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礼，德之文理也。”文理即纹理。

[3] 德之固也：道德所持守、坚持的东西。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固，德之所执也。”

[4] 德之帅也：道德中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帅，起主导作用的人或事物。《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

[5] 其明益盛者：光明越加盛大。

[6] 及远之明难：照到远处的光明是很难做到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圣人犹有不及。”

[7] 理：深层的道理。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因习成巧，浅于至理。”

[8] 道：事物的根本规律。

[9] 周：完备，充足。《左传·文公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主壹也。”杜预注：“周，备也。”

[10] 怀：归向。《尚书·皋陶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孔安国传：“爱则民归之。”

[11] 好声而实：喜好名声而又符合实际。

[12] 不克则恢：不能够达到就是不合实际。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恢迂远于实。”恢迂即迂阔，不合实际。

[13] 不至则烦：达不到则是烦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词烦而无正理。”

[14] 好法而思：喜好遵循法律而进行思考。

[15] 不深则刻：达不到深度就属于刻。刻，形容程度极深。

[16] 不足则伪：达不到就是诡诬欺诈。

[17] 钧材：素质才能相等。

译文

什么叫作“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仁，是道德的根基。义，是道德的调节器。礼，是使道德更美丽的纹饰。信，是道德所持守和坚持的东西。智，是道德中起主导作用的部分。智从明中产生。明对于人来说，就好像白天依靠太阳而成，黑夜依靠烛火而亮。光明越盛大，所照越远。然而照到远处的光明是很难达到的，所以恪守学业勤奋学习，未必能够成材。才艺精巧，未必能达到深层次的道理。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说理义，未必能达到智的程度。有能够成就事业的智慧，未必能掌握事物的根本规律。掌握了事物的根本规律才能够思考深远，然后才能够办得完备周全。这就是说学习不如成才深远，成才不如知理深远，知理不如有智慧深远，有智慧不如掌握根本规律深远。掌握根本规律，才能够贯通反复变化的事物。所以如果分别论之，从它们单独运行的角度，那么仁是重要的。如果把它们合在一起考虑，明就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了。所以用明来统率仁，就会没有人不归附它。用明来统率义，就会战无不胜。用明来统率理，就会无所不通。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聪明，就失去了通向成功的道路。所以说喜好名声而又符合实际，如果达不到就是不合实际。喜好言辩而通晓道理，如果达不到就是语言繁冗却不能切中正理。喜好遵循法律而进行思考，如果达不到深度就是苛刻。喜欢谋略又能谋划奇计，如果达不到就是诡诬欺诈。所以素质才能相等而又好学，聪明的人为老师。力量相等而互相角斗，智慧的人为胜者。道德水平相等，通达的人为圣人。圣人的称呼，是对极端明智的人而言的。所以说观察其聪明程度，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人才的标准就可以知道了。

赏析与点评

最后一节，刘劭提出了一个似有异于传统儒家的观点，儒家的主张是彻底的道德主义，认为一切事物皆应以道德作最高的裁决，所有行事亦必以道德为最终极目的。本节前部分，以类似修辞学中的层递法，逐级比较，由后天的教育层层上升至“体道”境界。不过，笔锋一转，以聪明智慧统率仁、义、理，以之为行事为人、立身处世要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么，刘劭有没有自相矛盾呢？总合本节前后，他最终归结到对“圣人”的定义中，“圣人”就是：具全部智慧而又道德完美之人。

七缪第十

本篇导读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言：“人之难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是的，人心叵测，处处假象，其真实性情深于江海，要一睹其真貌，谈何容易。《人物志》全书把这个问题和盘托出，从没有低估它的难度，所以上卷四章从事理论探讨，为其后各章建立坚实的基础，中卷五章从经验层面落到现实世界，以提出种种观人的方法。上卷和中卷多由“人之难知”出发，由本章始，从反方向回溯，焦点落在“知人者之难”（请留意不是“知人之难”，坊间有论者有此说，恐谬也），亦即探讨观人的人（例如职场面试时的雇主、人事部经理）常犯的几种通病。

七缪[1]：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2]；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3]；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4]；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5]；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6]；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7]；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8]。

[1] 七缪：鉴别人才时所犯的七种谬误。缪，纰缪，谬误。

[2] 察誉：考察名声。

[3] 爱恶之惑：被个人的爱恶所迷惑。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或情同忘其恶，或意异忘其善也。”意思是有的因与对方情意相同而忽视了他的恶，有的因与对方情意不同而忽视了他的善。

[4] 小大：指人的素质中明与智的大小。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或小知而无大成，或小暗而无大明。”

[5] 早晚：指人的智慧发展的早晚。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

[6] 变类有同体之嫌：分辨人才类别，要在同才异势之间进行猜测。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才同势均则相竞，才同势倾则相敬。”

[7] 申压之诡：名声长消的相反运动。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藉富贵则惠施而名申，处贫贱则乞求而名压。”诡，违背，相反。《管子·四时》：“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8] 二尤：指尤妙和尤虚。后面文中有论述。

译文

七缪：第一是考察人的声誉时会出现偏颇的谬误；第二是待人接物时会受个人好恶的迷惑；第三是审查心志时会有对其素质中明与智大小判断的失误；第四是考察人的素质时会有不知道他的智慧发展早晚的疑惑；第五是分辨人才类别时要在同才异势之间进行猜测；第六是在评论人才时会有名声长消的相反运动；第七是观察奇才时有认识人才尤妙和尤虚的失误。

赏析与点评

本节结构仿如前章“八观”，甫始即罗列七缪的大纲，余下部分，逐点推演发挥。

夫采访之要[1]，不在多少。然征质不明者[2]，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3]。虽无所嫌，意若不疑[4]。且人察物，亦自有误。爱憎兼之，其情万原[5]。不畅其本，胡可必信[6]？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7]。故州闾之士[8]，皆誉皆毁，未可为正也。交游之人誉不三周[9]，未必信是也。夫实厚之士[10]，交游之间，必每所在肩称[11]。上等援之[12]，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毁[13]。故偏上失下，则其终有毁。偏下失上，则其进不杰[14]。故诚能三周，则为国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15]，亦有违比[16]。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异之材，则非众所见。而耳所听采，以多为信[17]。是缪于察誉者也。

[1] 采访：搜求寻访。

[2] 征质：外部特征与内在质量。

[3] 意转而化之：改变自己的看法而发生转化。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信人毁誉，故向之所是，化而为非。”

[4] 意若不疑：心里哪能不怀疑。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信毁誉者心虽无嫌，意固疑矣。”若，哪。唐李贺《南园》诗之五：“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5] 万原：即万源。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明既不察，加之爱恶是非，是疑岂可胜计？”

[6] 胡：怎么。

[7] 败目：扰乱观察。败，扰乱。《荀子·解蔽》：“其为人也善射而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

[8] 州闾：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礼记·曲礼上》：“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故州闾乡党称其孝也。”郑玄注：“《周礼》二十五家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此处泛指乡里。

[9] 三周：多次做成事情。三，泛指多。周，成就事情。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三：“鲁人弦歌祭祀，穴中无水，每当祭时，洒扫以告，辄有清泉自石间出，足以周事。”

[10] 实厚：笃实敦厚。

[11] 每所在肩称：常常受到所在地方的称赞。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意思说即使在少数民族地方也受到称赞。

[12] 援：举荐，提拔。《礼记·儒行》：“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13] 咎毁：即咎悔。毁，同“悔”。

[14] 杰：突出。

[15] 皆合而是：全都迎合进行肯定。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或违正阿党，故合而是之。”

[16] 违比：违背正直，逢迎结党。

[17] 以多为信：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不能审查其材，但信众人言也。”

译文

搜求寻访人才的关键，不在于所听到的情况多少。然而看不清人的外部特征与内在质量的人，常常相信耳朵而不相信眼睛。所以当别人以为应该肯定时，他就随着相信并认为自己观察得很准。当别人认为应当否定时，他就改变自己的看法而转向反面。相信别人毁誉的人虽然从内心与之没有嫌隙，但他听到别人的毁誉后哪能没有怀疑。况且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本身也是有不准确的地方。再加上外界爱憎的干扰，所发生的疑惑就更多了。这种观察从根本上就发生了问题，怎么能够必信不疑呢？所以能够知人的，能用他所看到的去纠正所听到的。不能知人的，常被所听到的情况所干扰。所以在乡里生活的人，一般全都受到赞誉或诋毁，这些未必都是正确的。所交际的人如果不是多次让他做成事情，就不一定要信任他。笃实敦厚的人，他们与人交际的时候，必定常常受到所在地方的称誉。上边的人拔举他，下边的人举荐他，如果他不能够办成事情，上下之人必定有所后悔。所以偏重上层而失去了下层的称誉，那么其结果必定遭到诋毁。偏重下层而失去了上层的看重，那么他的进身就不会有突出的地位。所以如果能多次让他办成事情，就会对国家有利。这是正直的交往。所以对一个人全都迎合进行肯定，就有违背正直、逢迎结党的嫌疑。全都合起来否定他，他反而倒有可能是个特立不群的人。如果有奇异的人才，则不是一般人所能发现的。而相信耳朵听到的情况，是只听信众人所言的做法。这是考察人的声誉时所发生的谬误。

赏析与点评

刘劭在此以有鉴识力者对比于泛泛之辈，分析他们在面对传闻舆论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在参考之余，会亲身考察一番，以检定传闻舆论的真伪，刘劭赞他为“用眼的人”；后者则爱听传闻，是“用耳的人”，严重的更会用耳否定眼睛，亦即乐于放弃自己的观察，而采用有误的传言。骤听之下，读者或会觉得奇怪，但身边例子其实俯拾皆是。传闻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英文所谓“第三者推荐”（third party recommendation） 可为我们作判断时省下很多的时间与精力。所以刘劭其实并没有轻率否定它的功能，但他提醒我们，除非社会不同等级的人（他说的是“上等、下等”），都异口同声对某人赞誉有加，否则传闻舆论仍不可用。

夫爱善疾恶，人情所常。苟不明质，或疏善、善非[1]。何以论之？夫善非者，虽非犹有所是。以其所是，顺己所长，则不自觉情通意亲[2]，忽忘其恶。善人虽善，犹有所乏。以其所乏[3]，不明己长[4]。以其所长，轻己所短，则不自知志乖气违[5]，忽忘其善。是惑于爱恶者也。

[1] 疏善：善者被疏远。善非：不对的被认为是对的。

[2] 情通意亲：感情相通心意亲近。

[3] 以其所乏：因为他（指善美之人）有短处。

[4] 不明己长：看不清自己的长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善人一短，与己所长异也。”即分不清善人的短处与自己的长处的区别。

[5] 志乖气违：志趣相悖，精神相异。

译文

热爱美善疾恨丑恶，这是人的常情。但如果认不清人的本质，可能会疏远美善、把不对的认为是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些被认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不对的人，即使有很多的不对也有对的地方。因为他有对的地方，又与自己所长相合，就会不自觉与之感情相通心意亲近，而忽视了他的丑恶之处。善美的人虽有很多长处，但是也有他的短处。因为他有短处，这些短处又与自己的长处不同，便认不清自己的长处。因为善美之人的长处，轻视自己的短处，就会不自觉地与之志趣相悖精神相异，忽略并忘掉了他的美善。这是在审查人才时被自己的喜爱和厌恶所迷惑的情况。

赏析与点评

人的主观好恶常常会盖过理性判断，所谓主观好恶，大抵指的是所有人都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道德观，以至信念、信仰等。诸种观念有一共同特色，就是具有主观相对性，亦即某甲以之为美者，某乙或以之为丑。这本是常理，而人会依主观信念作判断，亦是人之常情。但这并不等于所谓常理常情，就是真理，就是终极判断的标准。可惜的是，世人每每只用主观好恶，凡与己相同的，党之好之；凡与己相异的，伐之恶之。刘劭指出这是相当危险的判断原则，因为坏人也有优点，一旦其优点是我们所重视的，那么，我们便易与之相交，甚至引为知己，最终由知己变为误己。相反，好人也会有缺点，若其缺点恰巧是我们主观上的大忌，那么，我们很容易便会弃如敝履，错失良朋。

夫精欲深微[1]，质欲懿重[2]，志欲弘大，心欲嗛小[3]。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4]。志大，所以戡物任也[5]。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6]，﹃小心翼翼﹄[7]，﹃不大声以色﹄[8]，小心也。﹃王赫斯怒﹄[9]，﹃以对于天下﹄[10]，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11]。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12]。众人之察，或陋其心小[13]，或壮其志大[14]，是误于小大者也[15]。

[1] 精：精神。

[2] 质：素质。懿重：美好厚重。

[3] 嗛小：谦虚谨慎。嗛，同“谦”。

[4] 崇德宇：增加气度。德宇，气度，器量。《世说新语·赏誉上》：“山涛以下，魏舒以上。”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济（即王济）有人伦鉴识，其雅俗是非，少有优润，见湛（即王湛）叹服其德宇。”

[5] 戡物任：能够担当重任。戡，同“堪”。

[6] 文王：即周文王。见前注。

[7] 小心翼翼：语出《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郑玄笺：“小心翼翼，恭慎貌。”

[8] 不大声以色：语出《诗经·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

[9] 王赫斯怒：语出《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10] 以对于天下：出处同前注。

[11] 傲荡：傲慢放荡。

[12] 拘懦：拘谨懦弱。

[13] 陋：鄙视。

[14] 壮：推崇，赞许。

[15] 小大：指心志的大小。

译文

精神要深邃微妙，素质要美好厚重，志向要恢弘远大，胸襟要谦虚谨慎。精细入微，是达到神奇美妙境界的途径。美好厚重，是实现增大气度的手段。志向远大，是承担重任的条件。小心谨慎，是防止过失悔恨的方法。所以《诗经》歌颂周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这是说他的小心谨慎。“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这是歌颂他志向远大。由此而论，心小志大的人，属于圣贤之类。心大志大的人，是豪杰中的俊秀。心大志小的人，属于傲慢放荡之类。心小志小的人，是拘谨懦弱之人。而一般人对人才的观察，或者鄙视被观察者的心小，或者赞许被观察者的心大，这都是由对心志大小的错误判断造成的。

赏析与点评

本节所讨论的毛病，称为“误于小大”，关键词当然是“小”与“大”。所谓“小”，指的是心细如尘、思考入微及谨小慎微。所谓“大”，意指胸怀大志、志向高远。两者都是高尚的情操与美德，文中以周文王为例，展示什么是兼具“小”、“大”。

由于“志”和“心”有大小之别，因而可组成一个具有四个组合的矩阵来：

一、“志”大“心”大：豪杰之士；

二、“志”小“心”小：拘谨懦弱；

三、“志”大“心”小：圣人级数；

四、“志”小“心”大：傲荡之类。

可惜的是，常人考察别人就每每以“心”小为拘谨懦弱，又误认傲荡之类的“心”大为胸怀大志，结果误判错判之事甚多。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为隽器者[1]。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达，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绪[2]。故文本辞繁[3]，辩始给口[4]，仁出慈恤[5]，施发过与[6]，慎生畏惧[7]，廉起不取[8]。早智者浅惠而见速[9]，晚成者奇识而舒迟[10]，终暗者并困于不足[11]，遂务者周达而有余[12]。而众人之察，不虑其变，是疑于早晚者也[13]。

[1] 令材：良才。隽器：杰出的人才。

[2] 童髦：儿童时期。髦，古代儿童头发下垂至眉的一种发式。《仪礼·既夕礼》：“既殡，主人说髦。”郑玄注：“儿生三月，剪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长大犹为饰存之，谓之髦，所以顺父母幼少之心。至此，丧无饰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闻。”

[3] 文本辞繁：年幼时知道的词汇多，长大后必有文采。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初辞繁者，长必文丽。”

[4] 辩始给口：年幼时口才好，长大后必善于辩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幼给口者，长必辩论也。”给口，口才好。

[5] 仁出慈恤：年幼时慈善助人，长大后必同情有困难的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幼慈恤者，长必矜人。”

[6] 施发过与：年幼时常把东西给人，长大后必好施舍给予。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幼过与者，长必好施。”

[7] 慎生畏惧：年幼时胆小，长大后必谨慎。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幼多畏者，长必谨慎。”

[8] 廉起不取：年幼时不随便要别人东西，长大后必清廉。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幼不妄取，长必清廉。”

[9] 浅惠而见速：看见一点小事就能够从神态中表现出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见小事则达其形容。”

[10] 奇识而舒迟：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智虽舒缓，能识其妙。”

[11] 终暗：终生愚昧糊涂。

[12] 遂务：事业顺利。

[13] 早晚：指智力发展的早晚。

译文

人才各不相同，成才有早有晚。有的人因智力发展成熟很早而很快成才，有的人因智力发展成熟很晚而大器晚成，有的人从小没有智慧而终身没有成就，有的人从小具备良才而成为佼佼者。这四方面的道理，不可以不审察。从小有智慧的人，才智精明通达，他在儿童时期就会表现出端倪。所以年幼时掌握词汇多长大后必有文采，年幼时口才好长大后必善于辩论，年幼时慈善助人长大后必同情有困难的人，年幼时常把东西给人长大后必好施舍给予，年幼时胆小长大后必谨慎，年幼时不随便要别人东西长大后必清廉。智力成熟早的人看见一点小事就能够从神态中表现出来，大器晚成的人智力虽然舒缓却能认识精妙，终生愚昧糊涂的人在许多事务上都因才智不足而困窘，事业顺利的人诸事通顺而游刃有余。而一般人对人才的考察，往往不考虑这些变化，这就是在人才智力成熟早晚方面的疑惑。

赏析与点评

与上节把人才分类的方法相似，本节也将人才的早熟迟熟区分成四类：

一、智慧早熟即少年得志；

二、智慧迟熟才大器晚成；

三、少无智慧而终身无成；

四、少有智慧但大器晚成。

四类人各有特点，但常人观人，只看当时当刻的成就，不明白早熟的天才只占绝对少数，更多的人是要经时间的洗练与琢磨，才能成长。而所谓成长，字面义已指向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明此义的常人，即使不至于误以第三类（少无智慧而终身无成）为人才，但至少不懂得欣赏第二及第四类，因而不予发展机会，徒令他们终身遗憾。试想想，倘若西方哲学巨人康德（I. Kant, 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四），以五十七岁高龄出版其旷世巨著《纯粹理性批判》时，因年龄而受阻，则西方学术史将会彻底改写。可惜的是，像康德一类的例子不多，年龄歧视的个案却不少。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1]，避损害。名利之路，在于是得[2]。损害之源，在于非失[3]。故人无贤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过同体[4]。是以偏材之人，交游进趋之类[5]，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6]，序异杂而不尚也[7]。推而论之，无他故焉。夫誉同体，毁对反，所以证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异杂之人，于彼无益，于己无害，则序而不尚。是故同体之人，常患于过誉，及其名敌[8]，则尠能相下[9]。是故直者性奋，好人行直于人[10]，而不能受人之讦。尽者情露[11]，好人行尽于人[12]，而不能纳人之径[13]。务名者乐人之进趋过人[14]，而不能出陵己之后[15]。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也。故或助直而毁直，或与明而毁明，而众人之察不辨其律理[16]，是嫌于体同也[17]。

[1] 趣：趋赶。

[2] 是得：做得对并有所得。

[3] 非失：做错事并有所失。

[4] 同体：同类人。

[5] 进趋：追求，求取。

[6] 对反：对立相反。

[7] 序异杂而不尚：把异杂之人放在既不憎恨也不推崇的位置上。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不与己同，不与己异，则虽不憎，亦不尚之。”

[8] 名敌：名望相当。

[9] 尠：同“鲜”。

[10] 好人行直于人：喜欢行为刚直的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见人正直，则心好之。”

[11] 尽者：坦诚直率有什么说什么。

[12] 好人行尽于人：喜欢对别人直率尽其所言的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见人颖露，则心好之。”

[13] 不能纳人之径：不能接受对自己直率尽其所言。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说己径尽，则违之不纳。”

[14] 乐人之进趋过人：喜欢进趋超过别人的人。

[15] 不能出陵己之后：不能处在高于自己的人的后面。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人陵于己，则忿而不服。”

[16] 律理：规则和道理。

[17] 嫌：疑惑。

译文

人之常情没有人不趋赶名利，躲避损害的。获得名利的途径，在于做得对并有所得。受到损害的原因，在于做错事而有所失。所以人无论贤能还是愚昧，全都想使自己做得对并有所得。最能了解自己长处的，莫过于与自己同类的人。所以偏才之人，所交际寻求的人，全都是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同类并称誉他们，憎恶与自己对立相反的人并诋毁他们，把异杂之人放在既不憎恨也不推崇的位置上。推而论之，没有其他的原因。称誉同类的人，诋毁对立相反的人，都是用来证明别人不对而自己是对的。至于与自己既不同类又不对立的异杂之人，对别人没有益处，对自己没有害处，则既不憎恨也不崇尚。所以同类之人，常常有过分称誉的毛病，至于名望相当的人，则很少能够谦让。所以刚直的人性情奋发，喜欢行为刚直的人，却不喜欢让他指责自己的过失。坦诚直率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喜欢对别人直率尽其所言的人，却不能接受对自己直率尽其所言。致力于追求名声的人，喜欢进取超过别人，却不能处在高于自己的人的后面。所以性情相同而能力差距大，则会互相提举互相依赖。性情相同而能力均衡，则会互相竞争互相残害。这又是同类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所以有的人扶助正直又诋毁正直，有的人赞誉明智又诋毁明智，而一般人审察人才是不去分辨其中的规则和道理的，这是分辨同类人才方面的疑惑。

赏析与点评

表面上本节与第三节似有重叠处，都是指出党同伐异的毛病，但其实同中有异，且本节更有所进，道尽为何有时以对方同则党之，为何有时又会伐之，亦即既党同伐异，但有时又党异伐同，究其原因，“私心”二字而已矣。

每个人都想得到别人认同、欣赏，此为人之常情，但细想一下，谁最能了解自己，谁最能赏识自己？难道不是与自己才情气质价值观等等都接近的人吗？所以，遇上这种人，首先必会生出靠近之心，继而向对方表达仰慕敬佩之意，刘劭认为此中的一个深层动机，是要引起对方给予同等价值的欣赏，同时亦可通过赞扬对方的优点来印证自己也有相同的优点。不过，此中有一条底线，就是自己所赞扬的他者，要与自己有一段距离，若势均力敌，要做的不是赞扬，而是诋毁讥讽，甚至恶意中伤，原因无他，是怀着现代博弈论所谓的“零和心态”，要在竞争中，务使对方一无所有（即“零”），以使自己独占名声。

这种心态与水平只有一个结果，不能准确评价别人。可惜的是，世人普遍如是，令人扼腕。

夫人所处异势，势有申压。富贵遂达，势之申也。贫贱穷匮，势之压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达有劳谦之称[1]，穷有著明之节。中材之人，则随世损益[2]。是故藉富贵则货财充于内，施惠周于外。见赡者[3]，求可称而誉之。见援者，阐小美而大之。虽无异材，犹行成而名立[4]。处贫贱，则欲施而无财，欲援而无势。亲戚不能恤，朋友不见济。分义不复立[5]，恩爱浸以离[6]。怨望者并至[7]，归罪者日多。虽无罪尤，犹无故而废也[8]。故世有侈俭，名由进退[9]。天下皆富，则清贫者虽苦，必无委顿之忧[10]。且有辞施之高[11]，以获荣名之利。皆贫，则求假无所告[12]，而有穷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讼[13]。是故钧材而进有与之者[14]，则体益而茂遂[15]。私理卑抑有累之者[16]，则微降而稍退[17]。而众人之观，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于申压者也。

译文

人所处的情势是不同的，情势有伸张有压抑。富有显贵成功发达，这是情势的伸张。贫下低贱穷困匮乏，这是情势的压抑。上等人才，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所以他们显达时有勤劳谦虚的美称，穷困时有光明磊落的气节。中等人才，则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增减。所以他们凭借富贵地位在家内充满钱财，在外面遍加施惠。受到他救济的人，寻求他可称道的地方而赞美他。受到他提拔的人，把他的小优点加以阐述放大。所以他们虽然没有特殊的才能，却仍然能够做事成功取得名声。处在贫贱地位的人，则想布施却没有钱财，想提拔人却没有权势。亲戚不能受到帮助，朋友不能得到救济。情分不再有，恩爱渐渐远离。怨恨不满者一起到来，问罪者日渐增多。他虽然没有罪行和过错，但还是无缘无故地被废黜。所以时世有张大有减缩，而名声也因此或高或低。天下人都富有，那么清贫者虽然贫苦，也一定没有衰弱病困之忧，而且还有推辞施与的高名，因此获得荣名之利。如果天下人都贫穷，那么就会无处请求借贷，因而有穷困贫乏之患，并且会生出过分爱惜钱财的控诉。所以财富和别人一样多进而还有人给予，则会名美行成万事如意。自己的管理经营衰弱卑下而又有拖累的人，则会地位慢慢下降渐渐低下。而一般人在观察这个问题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本，各自只看到问题的现状，这是在情势伸张和压抑问题上的迷惑。

赏析与点评

人生无常，际遇有别，对各人的成就于是就会产生直接而且巨大的影响。不过对不同的人，影响程度不一，要深入了解，则要看人的不同材质层次。常人观人，只懂看表象，无法看本质，因此评价人才时便错误频生。

所谓不同层次，指人才其实可分三等：上、中、下。上等人才质优厚，具天纵之资，时利时歪，没有影响，故不用多谈；下等人先天不足，愚昧成性，时利时歪，也没有影响，所以刘劭连谈也不谈。本节主要篇幅因此都花在中等人的分析上。

中等人以其才质不差，若时来运到，多会回馈社会，博施济众，于是赚得名声。若时歪运蹇，时不我与，自救也未来得及，何能助人？久而久之，亲戚朋友便纷纷起而骂之，继而摒而弃之，冷之落之。社会经济较好时，处境犹可，若遇经济不景、百业萧条时，必甚坎坷，几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名句所言：“落井下石不一引手救”。

由于常人水平偏低，最大受害者，正就是中等之人。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质，察之寡失。失缪之由[18]，恒在二尤。二尤之生，与物异列[19]。故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20]，内实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测其玄机，明其异希[21]。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直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是以早拔多误[22]，不如顺次[23]。夫顺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实，亦焉往而不失？故遗贤而贤有济[24]，则恨在不早拔[25]。拔奇而奇有败，则患在不素别[26]。任意而独缪，则悔在不广问。广问而误己，则怨己不自信。是以骥子发足[27]，众士乃误。韩信立功，淮阴乃震[28]。夫岂恶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见[29]，而奇逸美异也。是以张良体弱，而精强为众智之隽也。荆叔色平[30]，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然则隽杰者，众人之尤也。圣人者，众尤之尤也。其尤弥出者[31]，其道弥远。故一国之隽，于州为辈[32]，未得为第也[33]。一州之第，于天下为椳[34]。天下之椳，世有优劣[35]。是故众人之所贵，各贵其出己之尤，而不贵尤之所尤。是故众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36]，而不能知第目之度[37]。辈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入室之奥也[38]。由是论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

[1] 劳谦：勤劳谦恭。《周易·谦》：“劳谦，君子有终，吉。”

[2] 随世损益：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增减。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势来则益，势去则损。”

[3] 见赡者：受到救济的人。

[4] 行成而名立：做事成功取得名声。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夫富与贵可不欣哉，乃至无善而行成，无智而名立。”

[5] 分义不复立：情分不再有。

[6] 浸：渐渐。

[7] 怨望：怨恨不满。

[8] 无故而废：无罪而被废黜。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夫贫与贱可不慑哉！乃至无由而生谤，无罪而见废。”

[9] 名由进退：世势决定名声的高低。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行虽在我，而名称在世，是以良农能稼，未必能穑。”

[10] 委顿：衰弱，病困。

[11] 辞施：推辞施与。

[12] 求假：请求借贷。

[13] 鄙吝：过分爱惜钱财。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贵义轻财。”

[14] 钧材而进有与之者：财富和别人一样多进而还有人给予。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己既自足，复须给赐。”钧，通“均”。

[15] 体益而茂遂：名美行成万事如意。

[16] 私理卑抑有累之者：自己的管理经营衰弱卑下而又有拖累的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己既不足，亲戚并困。”

[17] 稍：渐渐。

[18] 缪：错误，失误。

[19] 与物异列：与一般人不同。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是故非常人之所见。”

[20] 硕言瑰姿：言语夸大姿态瑰伟。

[21] 明其异希：明白他的奇异稀少。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其尤奇异，非精不察。”

[22] 早拔多误：因提拔成熟较早的人而多生失误。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或以甘罗为早成而用之，于早岁或误。”

[23] 顺次：按照顺序。

[24] 遗贤而贤有济：遗漏了贤才而贤才却有成功的表现。

[25] 恨：遗憾。

[26] 素别：预先识别。素，预先。《国语·吴语》：“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

[27] 骥子发足：良马奋蹄。此指良才显示了自己的能力。

[28] 淮阴：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江苏淮阴市西南。

[29] 世见：每代都出现。

[30] 荆叔：即荆轲。又称荆卿、庆卿，战国时卫国人。好读书击剑，游说至燕国，与高渐离、田光友善，后为燕国太子丹门客，受太子丹之托，以献图为名，与秦舞阳一起行刺秦王。进入秦王宫后，秦舞阳因胆怯而神色异常，而荆轲却不动声色，面带平静。

[31] 弥：越。

[32] 于州为辈：放到州里比较。辈，比并，比类。《后汉书·循吏传序》：“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李贤注：“辈，类也。赵谓赵广汉，张谓张敞。”

[33] 第：品第。

[34] 椳：门枢。

[35] 世有优劣：每一代英才都不一样。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英人不世继，是以伊、召、管、齐，应运乃出。”

[36] 辈士之数：郡国一级人才的数量。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众人明者，粗知郡国出辈之士而已。”

[37] 第目：品第。

[38] 入室：学问技艺达到精神的程度。《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邢昺疏：“入室为深，颜渊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

译文

清廉高雅的美德，在人的外貌和气质上有显著的表现，所以考察起来很少有失误。考察人才失误的原因，往往在对尤妙和尤虚的考察上。尤妙和尤虚的产生，与一般人不同。所以说尤妙之人，蕴含精明于内部，外面不修饰自己。尤虚之人，外表言语夸大姿态瑰伟，而内里实际上正相反。而一般人在寻求奇才时，不能够精深细微地观测到其中深奥玄妙的道理，明白奇才的奇异和稀少。有的看其外貌欠佳就认为是不足，有的看其姿容魅力就认为是巨伟，有的把直率坦白看作是华而不实，有的把乔装粉饰看作是真诚实在。所以与其因提拔成熟较早的人而多生失误，不如按正常次序选用。按正常次序是选拔人才的常规。如果不考察一个人的实际能力，还能到哪里找到不失误的方法呢？所以遗漏了贤才而贤才却有成功的表现，则会有没早点提拔他的遗憾。如果选拔了奇才而奇才又不成功，则会有不能事先辨别的忧患。凭主观意志随心所欲而产生独断专行的错误，则会有没有广泛征求意见的后悔。如果广泛征求意见了却又贻误了自己，就会恨自己没有自信。所以良材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众人才感觉到自己不是人才的失误。韩信立功以后，淮阴地区的百姓才产生震动。这怎能归咎为人们厌恶奇才喜欢怀疑呢！这是由于突出的人物不是每代都有的，他们奇特超凡与众不同。所以张良身体柔弱，但他的精明强干在众多智者中是出类拔萃的。荆轲神色平和，但他的精神勇气在众多的勇士中是杰出的。这就是说俊杰是众人中突出的人。圣人是这些突出的人中又突出的。他们的优异才能越突出，他们的前途就越远大。所以一个郡国中的俊杰，放到州里比较，不见得能进入品第。一州中进入品第的人才，是国家的中枢。国家的中枢人才，每一代也都不一样。所以一般人所看重的，是看重他比自己突出的才能，而不是看重突出人才中的佼佼者。所以一般人的明智，能够知道郡国一级人才的数量，但不能知道他们进入品第的程度。郡国人才的明智，能知道进入品第的程度，而不能认识最为突出的良才。最为突出的良才，能够明白圣人的教诲，但不能明白他的学问技艺为什么能达到这样高的程度。由此论之，关于人才的道理，它的奇妙是不可能认识穷尽的。

赏析与点评

本章要谈对两种罕见“异类”的鉴识，刘劭称之为“二尤”。“尤”有“尤其如此”的意思，亦即一般人不是如此，唯独这种稀有人物特别如此。既说“二尤”，即是“异类”也分两种，一种叫“尤妙”，属正面人物，另一种“尤虚”，属负面人物。

“尤妙”之人，天赋奇高，聪慧灵黠，但却深藏内敛，甚至其貌不扬。常人观人，只看表象，于是对尤妙之人，容易走眼，有时反而瞧不起他们，以为他们胸无点墨，加以疏远。孔子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早有告诫，但常人无知，常常犯错。

“尤虚”之人刚好相反，仪表堂堂，举止不凡，吸引眼球，但虚有其表，内里空空如也，不是包装，就是乔装，所以获得万千宠爱。

文末刘劭罕有地浩然而叹，所叹者在人才品鉴之道，真是玄奥莫测，穷一生而仍难掌握一二，诚然信然！

效难第十一

本篇导读

如果说前篇“七缪”剖析的是“知人之难”的主观限制，那么本章则应是“知人之难”的客观困难。所谓“难”有二类：

一、难知之“难”：此为全书不断反复申明的，即人心实在难测，外表或外显的行为与内在的心理、性情等等，往往有极大的落差，没有伯乐，何来千里马？

二、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即使能准确掌握人心，客观地评鉴人物，却并不等于说可以有效提拔人才，事实上，客观环境的诸种限制实在形形色色，以致伯乐再世，能识千里之马，亦不一定有机会给此神马一展所。结果，每每有怀才不遇，终身默默无闻。

由于人心难知，于是在刘劭的“先天决定论”框架下所理解的一般人，由于本身禀赋不足，唯有从外表来胡乱观人，怎样胡乱法？未讲之前，读者或有疑惑，刘劭全书处处教人观人，当中不少难道不是从外表来观人？要解答此疑窦不难，刘劭所观之外表，是扣紧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分析架构来说，由外表所获得的信息，要经理论的筛选、过滤、调整、拆解、重组，才可安放进整套分析架构中恰当的位置上。还有，他架构中的每一环节，经互相印证，互为参考（cross-referencing）后，单一外表的信息，其义便可变得立体，朗现人前。由此可知，其与一般人的观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刘劭的分析，详尽而微，鞭辟入里之外，又感叹不少人才时不我与，一生无人闻问。读者诸君，若证之于人生、考之于历史，当会同意，类似情况，不算罕见！

盖知人之效有二难[1]。有难知之难，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2]。何谓难知之难？人物精微，能神而明[3]，其道甚难，固难知之难也。是以众人之察不能尽备。故各自立度[4]，以相观采[5]。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动作[6]，或揆其终始[7]，或揆其儗象[8]，或推其细微，或恐其过误，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9]。八者游杂，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创信形之误[10]，又有居止变化之谬[11]。故其接遇观人也，随行信名[12]，失其中情[13]。故浅美扬露[14]，则以为有异。深明沉漠[15]，则以为空虚。分别妙理，则以为离娄[16]。口传甲乙[17]，则以为义理[18]。好说是非，则以为臧否。讲目成名[19]，则以为人物。平道政事[20]，则以为国体。犹听有声之类，名随其音。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犹口进[21]，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22]，名不副实[23]，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24]。此草创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25]，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26]。所以知质，未足以知其略[27]。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与游处。或志趣变易，随物而化。或未至而悬欲[28]，或已至而易顾[29]，或穷约而力行[30]，或得志而从欲[31]。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论之，能两得其要，是难知之难。

[1] 知人之效：认识人才并取得效果。

[2] 无由得效：没有取得成效的途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己虽知之，无由得荐。”

[3] 能神而明：深入他的精神世界进而了解他的才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欲入其神，而明其智。”

[4] 各自立度：各自确立自己的标准、角度。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己所能，历观众才。”

[5] 以相观采：以此来对人才进行观察和使用。相，表示一方对另一方采取的动作。《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

[6] 候：观察。

[7] 揆：揣度。

[8] 揆其儗象：揣度拟想的形象。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旨意取人。”

[9] 稽其行事：考查他做事的效果。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功效取人。”

[10] 草创信形：草率地相信外表的东西。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或色貌取人而行违。”草创，草率。《东观汉记·光武帝纪》：“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帝悔前徙之，草创苟合，未有还人。”

[11] 居止变化：地位或职位的变化与内心不一致。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阙。”

[12] 随行信名：轻易地相信他的行为和名声。

[13] 中情：内心的实际情况。

[14] 浅美扬露：心智肤浅显扬表露。

[15] 深明沉漠：心智深邃内心明白而不外露。

[16] 离娄：古代传说中的人物，视力极好。

[17] 口传甲乙：勉强地分别等级次第。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强指物类。”

[18] 义理：道理。

[19] 讲目成名：勉强地分辨人的贤能和愚昧。

[20] 平道政事：胡乱谈论政事。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妄论时事。”

[21] 名犹口进：名声通过众人之嘴而宣扬提升。

[22] 中情之人：真正的智慧在内心的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真智在中，众不能见，故无外名，而有内实。”

[23] 名不副实：指中情之人的名气和实际不相符的情况。

[24] 实从事章：做事效果显著而名声彰显。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效立而名章。”章，彰显。

[25] 居视其所安：没当官的时候看他安心于什么。居，指赋闲未仕。《文选·补亡诗》：“彼居之子，罔或游盘。”李善注：“居，谓未仕者，言在家之子。”

[26] 始相：仅仅凭眼睛看。

[27] 未足以知其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略在变通，不可常准。”

[28] 未至而悬欲：志向还没达到就因欲望的诱惑而改变。悬，诱惑。《文子·守平》：“知养生之和者，即不可悬以利；通内外之符者，不可诱以势。”

[29] 已至而易顾：已经达到了志向却又发生了改变。

[30] 穷约而力行：穷困贫贱却努力行动。穷约，穷困，贫贱。《晏子春秋·谏上五》：“使民饥饿穷约而无告。”

[31] 从欲：纵欲。从，同“纵”。

译文

认识人才并取得效果有两个难点。一个是认识人才本身的难处，一个是认识人才而没有取得成效的途径的难处。什么是认识人才本身的难处呢？人的才智是无形无状奇异精妙的，能够深入他的精神世界进而了解他的才智，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说认识人才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一般人审察人才的方法不可能是彻底完备的。所以各自确立了自己的标准，以此来对人才进行观察和使用。有的看人的外貌，有的观察人的举动，有的揣度他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有的揣度对他拟想的形象，有的审察他的细微之处，有的忽略他的过失和错误，有的听取他的言论话语，有的考察他做事的效果。上述八种做法是杂乱没有系统的，所以在审察任用人才上所得者少，所失者多。所以必然会有草率地相信外表的失误，也会有所用人才地位或职位的变化与内心不一致的谬误。因为他交结观察人才的时候，轻易地相信他的行为和名声，不掌握他内心的实际情况。所以一个人心智肤浅显扬表露，却被认为是异于常人。一个人心智深邃内心明白而不外露，却被认为是空洞无物。一个人把道理分析得头头是道，却被认为是离娄式的人物。一个人勉强地分别事物的等级次第，却被认为是精通义理。一个人随意评论是非，却被认为是明白善恶。一个人勉强地分辨人的贤能和愚昧，却被认为是善于知晓人物。一个人胡乱谈论政事，却被认为是国家栋梁。这就好像听见一类事物的声音，就根据声音为之命名一样。名实不副，就没有人们预期的效用。所以说：名声通过众人之嘴而宣扬提升，而实际却因为事实而下降。真正的智慧在内心的人，名气和实际也不相符，但任用他们却可以取得成效。所以说明因为众人不认识而减退，但实际却因做事效果显著而名声彰显。这些都是审察人才草率而常有的失误。所以说一定要观察行动，才能认识他的才能。在他没当官的时候看他安心于什么，在他当官以后看他所举荐的人，在他富裕的时候看他所施与别人的东西多少，在他窘困的时候看他所作所为，在他贫穷的时候看他索取是否正当，通过这一系列观察然后才能知道他贤能与否。这样做是通过考验知人，不是仅仅凭眼睛看。所以了解一个人的本质，还不足以清楚他所采用的方略。况且天下之人，不能够全部与他们交往相处。有的人志趣改变，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有的人志向还没达到就因欲望的诱惑而改变，有的人已经达到了志向却又发生了改变，有的人处于穷困贫贱却努力行动，有的人得志后却纵欲而为。这又是考察人才顾及情况的变化而发生的失误。由此论之，考察人物既要了解他的性情，又要考察他的变化，两方面都做到，这就是难以知人的困难。

赏析与点评

一般人的胡乱观人法，前面已有提到，这里可就此类观人法所导致的恶果，再作一点补充。依刘劭的看法，草率观人会有以下几种常见情况出现：

一、只要对方张扬外露，不管他思想肤浅，便以他为奇异人才；

二、只要对方沉默寡言，忽视他思想深刻，便以他为胸无点墨；

三、一见对方有点分析力，不管能否验证，便以他为智力过人；

四、一见对方滔滔雄辩，不理他只是鹦鹉学舌，便以他为深明义理；

五、只要对方判是断非，便以他为判断力强；

六、只见对方表达具条理，便以他为人才；

七、只见对方褒贬时政，便以他为治国良才。

正因胡乱观人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刘劭才提出他的“五视法”，务求从多种实际情况中，观察此人的方式与心态，对他作全面剖析。

何谓无由得效之难？上材已莫知[1]，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2]，未达而丧[3]。或所识者未拔而先没[4]。或曲高和寡，唱不见赞[5]。或身卑力微，言不见亮[6]。或器非时好[7]，不见信贵。或不在其位，无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8]。是以良材识真[9]，万不一遇也。须识真在位[10]，识百不一有也。以位势值可荐致之[11]，宜十不一合也[12]。或明足识真，有所妨夺[13]，不欲贡荐[14]。或好贡荐，而不能识真。是故知与不知，相与纷乱于总猥之中[15]。实知者，患于不得达效。不知者，亦自以为未识。所谓无由得效之难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难。

[1] 上材已莫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已难识知。”

[2] 幼贱之中：指还没进身显达的时候。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未及进达。”

[3] 达：进达。

[4] 没：通“殁”，死亡。

[5] 唱不见赞：所唱不被别人赞赏。

[6] 亮：相信，信任。《尚书·周官》：“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孔安国传：“敬信天地之教，以辅我一人之治。”

[7] 器非时好：才干不是当权者所喜欢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引用汉代的例子说：“窦后方好黄老，儒者何由见进？”

[8] 屈迫：受压抑迫害。

[9] 良材识真：良才遇到真正的赏识者。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才能虽良，当遇知己。”

[10] 须识真在位：等到赏识良才的人在位具有权力。

[11] 以位势值可荐致之：因为举荐者在位有权又正在寻找人才。

[12] 宜十不一合：大概十个人里碰不到一个。

[13] 妨夺：因遇到妨碍而被迫改变。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虽识辨贤愚，而屈于方多，故又不欲。”

[14] 贡荐：荐举。汉代地方向朝廷推荐人才曰贡。

[15] 总猥：聚合在一起。

译文

什么叫“无由得效之难”？上等人才已经很难辨识，有的已经识别出来的人才在幼贱时，还没进身显达就丧失了性命。有的已经识别出来的人才还没等到提拔任用就先辞世了。有的曲高和寡，所唱不被别人赞赏。有的位卑力小，所言不被信任。有的所具才干不被当权者所喜欢，不能够被信任重视。有的识才者不在其位，没有提拔人才的权力。有的识才者在其位，但受到压抑迫害。所以良才遇到真正的赏识者，一万个人里也遇不到一个。等到赏识良才的人在位具有权力，一百个人里也不见得有一个。识才者在位有权又正在寻找人才，大概十个人里碰不到一个。有的英明足以辨识真才，但因遇到妨碍而被迫改变，不想举荐人才。有的喜欢举荐人才，但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所以能够识别人才和不能够识别人才，相互交错纷杂地混在一起。真正能够认识人才的人，有不在其位不能够取得识别任用人才效果的忧患。不能够真正识别人才的人，虽然身在其位但却不能识别任用人才。这就是所说的“无由得效之难”。所以说认识人才并取得效果，有两个难点。

赏析与点评

本节所谈举荐人才之七种困难（见“本篇导读”），究其实为两大类，一类是“适时性”问题，亦即该名人才被推荐时，本人或推荐人是否还健在，若已殁，则根本无法推荐。第二类则牵涉推荐人的心理质素，此人若生忌才之心，或“阶级性”太强，瞧不起对方地位低微，即使知悉其具大才，恐怕都不加推举，徒令人才淹没于人海当中。

释争第十二

本篇导读

全书终于来到最后一章，但当读者预期刘劭会为全书的体系重新勾勒轮廓时，他忽地转了话题，由观人之道谈处世之理，仿佛本章可以独立成篇，成为上、中、下三卷后的压卷之作，几乎可作单行本付印。其原因何在？论者少有提及。愚见以为，此中大有道理，可堪细味。

西方世界每论选拔用人的原理，焦点多落在心理分析、情绪管理、智商高下、办事效率、行事效果、学历高低，甚至外表仪容等，这些诚然亦为《人物志》所关注，但西方论著往往仅此而已。此中玄机，在于西方人所重视的，为任务之达成，其潜台词是一个组织，不管大至国家，中至跨国机构，小至一所中学的学生会，只要相人准确，量才授用，然后各司其职，则一切必上轨道。若生问题，则开会讨论，或对组织中的制度、或对组织中的人事，作适度的微调。我这番话当然是一种高度概括，或遭简化之讥，不过，西方的人才学模型， 其底子与我所描述不会相差太远。

但人才学始终是关于“人”的学问，有人就会有争端，就会有冲突。西方的论著当然亦有讨论，所以坊间有不少如《如何与苛刻的上司相处》、《办公室求生术》、《如何不知不觉地左右客人的思维》等等的书籍。当中所缺少而恰为《人物志》所深切关注的，就是人才的道德维度。本章题目“释争”之“争”，固然是争端之意，但刘劭的目的，不是在如何避免冲突那么简单，其背后有一人生哲学在支撑，古人所谓有所寄托是也。

这套人生哲学，主要本于老子，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能不争者，君子也；孜孜于争者，小人也。为什么君子可以不争？难道他不需要物质性的荣华富贵？难道他没有是非道德观，以致明明自己对而别人错时，仍委曲求全？

小人之所以争，归根到底，在于小人心中只有“自我”。与人相交，考虑的是对自己有利抑或有害，有利的话，又是大利还是小利。大利者，与之相好；小利者，可有可无；有害者，避之则吉，不能避之，伐之可也。所以小人的计算心特别重，计算的目的，就是“排序”，即把世上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依其有利程度，排其高下。其心思意念，一行一止，一举一动，莫不以“我”为先，其他人为工具而已。把其他人工具化，就是剥夺其内在价值，否定其人性尊严，层层剥落，终至只剩下可被利用的瞬间价值，瞬间过后急急弃之而不足惜。职场上、人生路上，类似小人，多如恒河沙数。

由于众人的利益，往往有一我权称为“重叠现象”的情况，亦即某甲与某乙对同一样事物发生兴趣，争夺遂生。所谓“初则口角，继而动武”，生动地表达了争夺升级的必然规律。刘劭在本章中段所说：“怒而害人，亦必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在这种举世纷争的情况下，君子才显得特别可贵。他委曲己身，目的就是要成“全”对方，成就别人；他谦让恭和，就是要化敌为友。在他心中，不论自我，还是他者，均拥有无可替代的终极价值。犹有甚者，没有“自我”，只有“他者”，他以“他者”为“自我”，“他者”就是“自我”，“自我”就是“他者”，他者之祸福荣辱，就是自我的祸福荣辱，同理心由是而生，于是我你樊篱被破，“人我合一”。

以晚近新兴学科“演化心理学”来分析，小人是演化迟缓的人种，他们直接继承了上古世代祖先们的基因。前文化世界，古人生活在一充满敌意的蛮荒环境，资源匮乏，生死旦夕之间。在此情况下，偶然一次成功的狩猎得来的食物，在族群中分享时，你分多一点，就意味我分少一点，相反亦然。久而久之，大家就养成一种“零和心态”，亦即要自己得以果腹，条件就是其他人要饥饿，犹有甚者，即使自己不饿，也要你不饱。小人正是如此，在功利计算的过程中，我们每每发现，即使他们没有得益，但始终都要别人损失，亦即由损人利己“升格”为损人而不利己，这是常见但甚难明白的现象，但经过“演化心理学”的努力后，此现象才得以破解。那么，君子者何？在“演化心理学”的框架下，君子其实就是经过累世人类文明的洗礼后，那些已突破“零和心态基因”限制的人，他们不以损人利己作为行事原则，因为他们心中根本无零和心态，他们相信每一场博弈，都可以达到双赢局面，所以何必去“争”？

回到本章，文中把人分成三等，此三等人，其性格泾渭分明：

世上以第一等人居多，第二等次之，第三等则仅如凤毛麟角，亦因此，纷争冲突，无日无之，同时亦突显出君子美善之德。君子的谦让，原本是儒家所提倡的美德，刘劭从老子的“不争”切入，将道家智慧融汇进儒家理论中，其功在下开魏晋玄学以至宋明理学有关课题，而其标举德性在人生名利场的首要性，使其论述与西方大异其趣，开辟了人才学崭新的一页。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1]，而显义登闻[2]。汤降不迟[3]，而圣敬日跻[4]。郄至上人[5]，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6]，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7]，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8]，外谦让以敬惧[9]。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10]。是故并辔争先[11]，而不能相夺[12]。两顿俱折[13]，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1] 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又称虞舜。因品德高尚，被推为尧帝的继承人。但舜自认为德才不够，让位于尧的儿子丹朱。然而诸侯朝觐者不到丹朱而到舜处，狱讼者不往丹朱而往舜处，讴歌者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舜认为这是天意，才继尧位为帝。

[2] 显义登闻：所发扬的正义上达于天。

[3] 汤降不迟：商汤王受天命应期而降。

[4] 圣敬日跻：他的圣明使他得到的尊敬与日俱增。

[5] 郄（xì）至：也做郤至，春秋时晋国大夫。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有功。后居功自傲，生活奢侈，招致怨恨，最后被杀。事见《史记·晋世家》。

[6] 王叔：春秋时周王室卿士王叔陈生。因自己的地位在伯舆之下，非常气愤，弃官出走，最后到了晋国。事见《春秋左传》。

[7] 仪准：礼法规矩。

[8] 内勤己以自济：独处时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内，指独处时。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独处不敢为非。”

[9] 外谦让以敬惧：在外用敬惧的态度谦让别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出门如见大宾。”

[10] 幸：幸灾乐祸。

[11] 并辔：并驾齐驱。

[12] 相夺：压倒胜过对方。夺，压倒，胜过。汉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13] 两顿俱折：双方都受到了困顿挫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中道而毙，后者乘之，譬兔殛犬疲，而田父收其功。”

译文

具有美好善良品性的人以不自我夸耀为最崇高，怀有贤良美德的人认为骄傲自满招致损害。所以虞舜谦让于有德才的人，他所发扬的正义闻达于上天。商汤受天命应期而降，他的圣明使他得到的尊敬与日俱增。郄至地位高高在上，而他对下边人的压抑却更加厉害。王叔喜欢竞争，而终于出奔他国。这说明降低自己谦让别人，是事业昌盛不断进取的成功道路。骄傲矜夸恃强凌物，是毁坏声誉堵塞前途的危险之路。所以君子的行为不敢超越礼法规矩，立志不敢超越正常的轨道，独处时追求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在外时用敬惧的态度谦让别人。因此怨恨责难就不会招惹到身上，荣耀和幸福就会长久存在。那些小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因功而骄傲以能而自夸，喜欢以此凌驾别人之上，所以当处在前面的时候就有人陷害他，立功的时候就有人诋毁他，遭到毁败时就有人幸灾乐祸。所以当小人们并驾齐驱争先恐后时，彼此都不能压倒或战胜对方。当双方都受到了挫败时，后面的人就会乘虚赶上来。由此论之，争夺和谦让这两条道路，差别是很明显的。

赏析与点评

本节论君子小人在是否争胜一点上的分别，亦即是在刘劭看来，君子小人纵然有很多相异，但归根到底，君子以谦让为其最高德性，而小人则处处争先，锱铢必较。刘劭以历史上一正一负的著名人物对举，说明君子与小人行事作风与人生结局的分别：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1]，以蹑等为异杰[2]，以让敌为回辱[3]，以陵上为高厉[4]。是故抗奋遂往[5]，不能自反也[6]。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7]。以抗遇暴，必构敌难[8]。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亹也[9]。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10]。其余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11]，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12]。并辞竞说者[13]，为贷手以自殴[14]。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15]。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16]。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17]。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18]，则用力者为惫矣[19]。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20]，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21]。物势之反[22]，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23]。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雠而为友[24]。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25]！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26]。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27]，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余以张耳之变[28]，卒受离身之害[29]；彭宠以朱浮之郄[30]，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1] 下众：处在众人之下。

[2] 蹑等：胜过同等人。蹑，超越，胜过。《晋书·陆机陆云传论》：“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3] 回辱：避让屈辱。

[4] 高厉：崇高，高超。

[5] 抗奋遂往：不顾一切地重复以往的错误。抗奋，即亢奋，极度兴奋不顾一切。遂往，谓以往的错误。晋葛洪《抱朴子·交际》：“风成俗习，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

[6] 自反：自觉返回。

[7] 必见逊下：必然得到谦让。

[8] 必构敌难：必然造成敌对非难。

[9] 变生亹（wěi）：变故的征兆发生出现。

[10] 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必然会用一件事作为借口，把毁谤的实质掩饰起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凡相毁谤，比因事类而饰成之。”

[11] 校报：回报，报复。

[12] 易口而自毁：改换用对方的嘴来自我毁谤。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己说人之瑕，人亦说己之秽，虽詈人，自取其詈也。”

[13] 并辞竞说：同时用语言互相争竞。

[14] 贷手以自殴：借别人的手来打自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词忿则力争，己既殴人，人亦殴己，此其为藉手以自殴。”

[15] 外望不已：对外埋怨他人不停。

[16] 我曲而彼直：这里的意思是我理亏而对方理直，应当受到对方的轻视。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曲而见轻，固其宜也。”

[17] 近次：接近略低。

[18] 别：差别。

[19] 惫：劣，坏。

[20] 蔺相如：战国时赵国人，初为赵国宦者令缪贤舍人，后由缪贤推荐给赵惠文王。秦王得知赵国有和氏璧，假称愿以十五城换之。蔺相如奉命带着玉璧入秦，与秦王斗智斗勇，戳穿秦国阴谋，乃完璧归赵，因功被拜为上大夫。惠文王二十年，秦王、赵王渑池相会，秦王让赵惠文王为之鼓瑟，以侮辱之。蔺相如强令秦王为赵王击缶，对秦王进行回击，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因功高被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欲侮辱蔺相如，但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多次退让，终于感动了廉颇，乃亲自到蔺相如处负荆请罪。廉颇：战国时赵将，以勇猛善战闻名。赵惠文王十六年，率军伐齐，大破齐军，因功被拜位上将。赵孝成王十五年，与乐乘率军大破燕军，迫使燕割五城请和。以功封信平君，为假相国。后因与乐乘不和，奔魏居于大梁。赵国因屡遭秦国逼迫，欲任用廉颇，但因仇者郭开的诋毁，赵王相信廉颇老矣，不再任用。后廉颇入楚，卒于寿春。

[21] 寇恂：东汉初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东南）人，字子翼。初任郡功曹，新莽败亡后，劝太守耿况归顺刘秀，被拜为偏将军。后任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保障后勤甚是得力，击破更始军立有战功，后转任颍川太守，封雍奴侯。历任汝南太守、执金吾。为东汉初二十八功臣之一。贾复：东汉初南阳冠军（今河南邓州西北）人，字君文。新莽末聚众起兵，自号将军，后归附更始政权，又随从刘秀，战功卓著。刘秀称帝后，拜执金吾，封冠军侯。后迁左将军，定封胶东侯。知光武帝不欲功臣拥众于京师，便削除甲兵，敦崇儒学，以此深受赏识。为东汉初二十八功臣之一。当初贾复在汝南的时候，他的部将杀人，被汝南太守寇恂依法处置。贾复深以为耻，说过颍川的时候一定要报复寇恂。寇恂知道后，以天下未定，应以大局为重，巧施妙计，避免了与贾复的直接冲突。事见《后汉书·寇恂传》。

[22] 物势之反：指表面上与实质上效果相反的行动。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虫微物耳，尚知蟠屈，况于人乎！”

[23] 下之：处于他的下面，甘拜下风。

[24] 屈雠：使仇敌屈服。

[25] 裕：宽大，宽容。《周易·系辞下》：“益，德之裕也。”韩康伯注：“能益物者，其德宽大也。”

[26] 赫赫：显赫盛大。

[27] 变在萌而争之：福祸变化还在萌芽时进行争竞。

[28] 陈余：战国末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人，与张耳为刎颈之交。秦末参加反秦起义，与武臣、张耳等人北略赵地，并拥立武臣为王。后与张耳关系破裂。项羽分封时，因觉得分封不公，愤而依附田荣，赶走常山王张耳，迎赵歇为王。汉高帝三年，张耳韩信破赵，陈余被杀。张耳：战国末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人，少时为信陵君门客，与陈余俱为当时名士。秦灭魏以后，因受到朝廷的悬赏缉拿，与陈余改名换姓逃至陈。秦末参加反秦起义，劝陈胜立六国之后，未被采纳。后又请兵略赵地，立武臣为赵王。巨鹿之战后，与陈余关系恶化。项羽分封诸侯，张耳被封为常山王。后受到陈余袭击，投奔刘邦，随韩信破赵，后被刘邦立为赵王。

[29] 卒受离身之害：终于遭受自身败亡后代灭绝的灾祸。卒，终于。离身，自身败亡后代灭绝。

[30] 彭宠：西汉末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字伯通。少为郡吏，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后归附刘秀，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为刘秀势力的扩张立有大功，因功高赏薄，心怀不满，又与幽州牧朱浮不和，于建武二年发兵反，自立为燕王，后被杀。朱浮：东汉初沛国萧（今安徽萧县西北）人，字叔元。新莽末年，随刘秀起兵，破王郎，拜为大将军、幽州牧，封武阳侯。与渔阳太守彭宠关系恶化，被彭宠打败。光武帝爱其才，任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以后历任太仆、大司空等职。后因卖弄国恩被免官。因好陵折同僚，明帝永平中被赐死。郄：同“隙”，嫌隙。

译文

然而争强好胜之人，却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处在众人之前是迅捷锐利，认为处在众人之后是停留滞后，认为处在众人之下是卑微屈服，认为超过同等人是异才英杰，认为谦让对手是避让屈辱，认为凌驾人上是崇高超绝。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重复以往的错误，不能从错误中自觉返回。用对抗的态度对待贤者，必然得到谦让。抱对抗的态度对待急暴之人，必然造成敌对非难。敌对非难已经造成，则是非的道理必然混沌难以辨明。是非的道理混沌难以辨明，则与自己诋毁自己有什么不同！别人诋毁自己，全都因怨恨之气爆发而变故征兆发生出现。诋毁之人必然会用一件事作为借口，把毁谤的实质掩饰起来。其余的旁听之人虽然不全部相信他们所说的借口，还是有一半认为是对的。自己对诋毁者的回击报复，也像诋毁者那样。归根到底，都有一半可信，远近之人所看所听都信以为然。这就是说气愤相交激烈争斗，是改换用对方的嘴来自我毁谤。同时用语言互相争斗，是借别人的手来打自己。这种行为不是太荒谬使人不解了吗！然而追究其所发生的原因，难道深切责备自身的错误，能够引起这种变故争讼吗？全都是由于在内宽恕之心不足，对外埋怨他人不停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怨恨对方轻视自己，或者是痛恨对方胜过自己。自己浅薄而对方轻视自己，这是我理亏而对方理直。如果我贤能而对方不知道，则被轻视就不是自己的过错了。如果对方贤能而位置处在自己前面，则是因为自己的德行还没达到。如果德行相当而对方在我前面，则是因为自己的德行与他接近略低。这样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而且两个人的贤能没有差别，那么能谦让的就是杰出的人才。两个人争抢杰出而不分上下，那么争抢用力大的为劣等。所以蔺相如因为回车躲避廉颇的羞辱而胜出一筹，寇恂因为避免与贾复争斗而获得贤名。行动的结果在表面上与实质上截然相反，这就是君子所说的道理。君子知道弯曲可以达到伸展的目的，所以忍含屈辱而不推辞。他们知道卑辞谦让可以胜过对手，所以毫不迟疑地选择处在下边的位置。然而等到最终的结果，乃是转祸为福，使仇人屈服化为朋友。使怨恨仇视不延及后代，而谦让的美名却永远地流传下去。君子所说的道理，难道不是宽容吗！而且君子能忍受小小的嫌隙，所以没有变成大斗的讼争。小人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最终招致大大的失败屈辱。对方怨恨很小的时候甘拜下风，还可以实践谦逊的美德。福祸变化还在萌芽时就进行争竞，就会酿成无法挽救的大祸。所以陈余因为与张耳关系的变糟，最终遭受自身败亡后代灭绝的灾祸；彭宠因为与朱浮的矛盾，最终落得被杀的下场。认识福祸转化发生的缘由，能够对此不谨慎吗！

赏析与点评

英国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 一八八九至一九七五）曾有名言，大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上吸取任何教训。真是一针见血，诚为确论！所以史上正负人物的下场，对世人仿佛没起警诫作用，结果，仍有不少人前仆后继的，争相甘作小人。他们目空一切，恃强凌弱，因此，判断别人高下便颠倒是非。例如，以装腔作势者为进取，却反以礼贤下士者为卑躬屈膝等等。又由于爱好纷争，滋事寻衅，结果，落在旁人的眼中，自己与那相争者，一同被瞧不起，如刘劭所说，形同自谤。

小人之所以一蠢至此，深入分析，其实就是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人为何会不作反省呢？真正原因，在于人不肯、不愿，因而不能面对自我，人一旦面对真正的自我，见其千疮百孔、衰败不堪，实不忍卒睹，既然不能卒睹，所以索性不睹。这正好反过来显示出小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不堪，所以，凡没有自省力的人，其实都是自我形象残破不全的可怜之徒。

君子则相反，深明甘于下风，不急求成，反能获取最完满结果的道理。所以战国时蔺相如与廉颇，同为赵国大将，但两者有争，蔺为免于道上遇廉而生争执，故掉转车头避之，最终感动了廉，两人复归和好，历史就大赞蔺之谦让，使其流芳百世。相反，秦末天下大乱，陈余、张耳本为知交，但终因争权而反目成仇，最后张耳把当年好友诛杀，两人遗臭万年。本节中，刘劭两度回溯历史，印证了君子心胸广阔，能成己成人之论。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1]，静则闭嘿泯之玄门[2]，动则由恭顺之通路[3]。是以战胜而争不形[4]，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5]，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6]。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7]，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8]。《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1] 棚：棚阁，即敌楼。《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年》：“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棚阁。”胡三省注：“棚阁者，于城上架木为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许，上有屋宇以蔽风雨，战士居之，以临御外敌。今人谓之敌楼。”橹：很大的盾牌。棚橹即防御武器。

[2] 嘿泯之玄门：寂静沉默清静无为的大门。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时可以静，则重闭而玄嘿；时可以动，则履正而后进。”

[3] 由：遵从。

[4] 争不形：不形成争竞。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动静得节，故胜无与争；争不以力，故胜功建耳。”

[5] 悔吝：悔恨。《后汉书·马援传》：“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

[6] 险诐：阴险邪僻。《诗经·周南·卷耳序》：“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孔颖达疏：“险诐者，情实不正、誉恶为善之辞也。”

[7] 柙兕（sì）：把犀牛关进笼子。撄虎：迫近老虎。撄，迫近。《孟子·尽心下》：“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

[8] 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言险而行违，必起众而成讼矣。”《周易·谦》：“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这句话与《周易》原话有异。

译文

所以君子求胜的方法，是把推辞谦让作为利刃锐器，把自我修养作为防御的武器，静时则关闭寂静沉默清静无为的大门，动时则遵从恭敬顺从的通衢大路。所以他会取胜而不形成争竞，对手屈服而构不成怨恨。如果是这样就会脸上连悔恨之色都没有，怎么会发生公开的争竞呢！那些公开与人争竞的人，必然是自以为贤能，而别人却认为是阴险邪僻的人。如果他确实没有阴险邪僻的品德，则没有可诋毁的地方。如果确实有阴险邪僻的品德，又何必与他争论呢！明明是阴险邪僻的人却与他争论，就好像把犀牛关进笼中和迫近被逼到绝路上的老虎一样，这怎么可以呢？如果这样，他们就会怒而害人，这是必然的。《周易》说：“言论险恶行动违背常规，必然引起众人起来和他争论。”《老子》说：“正是因为不和别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之争。”所以君子认为争竞之路不可行啊。

赏析与点评

本节进一步论证贤人君子必行谦让之道，小人奸佞必走上穷途末路，既应验了《易经》提出的警告，劝人不要争端，又印证了老子所言，不与人相争，才能赢尽天下人之心。

是以越俗乘高[1]，独行于三等之上[2]。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3]，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凡此数者[4]，皆道之奇[5]，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及也。夫惟知道通变者[6]，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7]，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8]，受嘉重之赐[9]。夫岂诡遇以求之哉[10]？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11]。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12]，则光晖焕而日新[13]，德声伦于古人矣[14]。

[1] 越俗乘高：超越世俗登至高处。

[2] 独行：不随世俗沉浮。

[3] 缓己急人：对己宽松对人严格。

[4] 凡此数者：所有这几等。

[5] 道之奇：争和让道理的特殊表现。

[6] 知道通变：知道道理通晓变化。

[7] 孟之反：春秋时鲁国大夫，名侧，字反。鲁哀公十一年，鲁军与齐军战，大败，孟侧在败退时走在最后。走到城门时，受到人们赞扬。他却用鞭子打着马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事见《论语·雍也》何晏《集解》。

[8] 管叔：西周初人，又称叔鲜，周初三监之一，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灭商后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监视武庚及殷遗民。周成王时因不满周公摄政，与武庚起兵作乱，兵败被杀。管叔并无辞赏受嘉奖之事，此处管叔疑为三国时的管宁。见《三国志·魏书·管宁传》及裴松之注。

[9] 嘉重：重重嘉奖。

[10] 诡遇以求：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取。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岂故不伐辞赏，诡情求名耶？”

[11] 功一而美二：一件事而收到两种好结果。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自损而行成名立。”功，事情，事业。《诗经·豳风·七月》：“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朱熹《集传》：“功，葺治之事。”

[12] 玄路：脱离世俗玄远高妙的境界。

[13] 焕：放射光芒。

[14] 伦：类，同。

译文

所以要超越世俗登至高处，不随世俗沉浮处在三等之上。什么是三等？没有大功却自高自大，一等。有功却自我夸耀，二等。立有大功却不自夸，三等。愚钝却争强好胜，一等。贤能又能推崇别人，二等。贤能又能谦让别人，三等。对己宽松对人严格，一等。对自己和别人都严格，二等。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松，三等。所有这几等，都是争和让道理的具体表现，从而使事物结果变化。经过三等变化之后而掌握了这个道理，所以没有人能够赶得上。只有知道道理通晓变化，才能够处在上等的位置。所以孟之反因为不自夸，受到孔子的称赞。管叔因为推辞赏赐，受到重重的嘉奖。怎么能说这些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取的呢？这是纯正的道德在内部自然而发又与争让变化的道理吻合啊。君子知道自我贬损是有益的，所以能做一件事而收到两种好结果。小人不知道自满会招致损失，所以一个自我夸耀而失去双倍的东西。由此而论，不自夸，却受到夸赞。不争名夺利，却收到争的效果。谦让对手，却能够战胜他。处在众人之下，最终却在众人之上。君子如果真能看到争竞的道路凶险，独自登高在脱离世俗玄远高妙的坦途行进，就会光芒四射日新月异，品德和名声等同于古代的贤人。

赏析与点评

本章中，刘劭区分了三等次的人，其律人律己的行事特色，可参本篇导读，要特别补充的是，刘劭强调要成为第三等人，亦即最上等的人，必须久经历练，由第一等上升到第三等，从而将先天已潜存的禀性发挥出来。最上等之人，思通玄微，明白越争则越失，相反，越让则越得，这与常识完全相反，正是老子“反者道之动”的上佳佐证。

名句索引

一画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

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二画

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

人材不同，能各有异。

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

则以为不识也。

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见其所长。

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

有少有令材遂为隽器者。

三画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

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

四画

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

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厉而不刚者。

夫人厚貌深情，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察其应赞。

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

五画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

六画

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

七画

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

八画

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

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

性有九偏，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

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杼其所欲则喜；不杼其所能则怨；以自伐历之则恶；以谦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婟；以恶犯婟则妒；此人性之六机也。

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

知人之效有二难。有难知之难，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

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

九画

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

十画

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

能出于材，材不同量。

爱善疾恶，人情所常。

十一画

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

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

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

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懦。介之失也，拘。

偏材之人，交游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序异杂而不尚也。

十二画

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

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其势难久。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感物。

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

善人虽善，犹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长。以其所长，轻己所短。

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

十三画

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

十五画

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

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

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

中信国学大典

名誉主编

饶宗颐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焯芬 陈万雄 陈鼓应 陈耀南 单周尧 郑培凯

楚辞

导读

关瑞至

伦敦大学学士（主修哲学），香港科技大学哲学硕士及博士（分析哲学）。曾于香港公开大学任教中国哲学。现任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讲师，并在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伦理学。

译注

梁满仓 关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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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志/关瑞至导读，梁满仓、关瑞至译注.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

（中信国学大典）

ISBN 978-7-5086-4475-2

Ⅰ.①人… Ⅱ.①关… ②梁… Ⅲ.①人才学－中国－三国时代 ②《人物志》－注释 ③《人物志》－译文Ⅳ.①C9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7858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中信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和发行

人物志

导读：关瑞至

译注：梁满仓 关瑞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145千字

版次：2014年6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475-2/F·3154

定价：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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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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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治通鉴》导读

战国至秦

两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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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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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导读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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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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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导读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任贤第三

求谏第四

纳谏第五

君臣鉴戒第六

择官第七

封建第八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尊敬师傅第十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规谏太子第十二

仁义第十三

忠义第十四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诚信第十七

俭约第十八

谦让第十九

仁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语第二十二

杜谗邪第二十三

悔过第二十四

奢纵第二十五

贪鄙第二十六

崇儒学第二十七

文史第二十八

礼乐第二十九

务农第三十

刑法第三十一

赦令第三十二

贡赋第三十三

辩兴亡第三十四

征伐第三十五

安边第三十六

行幸第三十七

畋猎第三十八

灾祥第三十九

慎终第四十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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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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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山海经》导读

卷一 南山经

卷二 西山经

卷三 北山经

卷四 东山经

卷五 中山经

卷六 海外南经

卷七 海外西经

卷八 海外北经

卷九 海外东经

卷十 海内南经

卷十一 海内西经

卷十二 海内北经

卷十三 海内东经

卷十四 大荒东经

卷十五 大荒南经

卷十六 大荒西经

卷十七 大荒北经

卷十八 海内经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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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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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水经注》导读

郦道元《水经注》原序

河水（卷一至卷五）

济水（卷七至卷八）

洛水（卷十五）

谷水（卷十六）

渠水（卷二十二）

阴沟水（卷二十三）

江水（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

泿水等（卷三十七）

《水经注》总目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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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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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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