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刘小萌
Date: 2010-05-14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民国; 中国历史; 清
Description: 北京旧时有句俗话，叫做“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旗人在行政隶属、政治地位、权利义务、经济来源、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习俗诸方面均有别于民人，而成为清代社会中极具特性的一个群体。本书选择有关旗人文化、政治生活等方面的若干侧面，进行较详细的叙述，旨在向读者展示清代旗人兴衰荣辱的大体轮廓。
Publisher: 社科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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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史话

目录

- 目录
- 作者小传
- 引言

- 一 “首崇满洲”

- 1 维护满洲贵族特权

- 2 旗民差别待遇

- 二 “自是旗人自不同”

- 1 上三旗与下五旗
- 2 内务府包衣三旗
- 3 八旗管理制度的完善

- 三 “赳赳武夫干城器”

- 1 禁旅与驻防
- 2 “生则入档，壮则当兵”
- 3 “铁杆庄稼老米树”

- 四 “隔阂渐融”

- 1 旗民的交往与杂居
- 2 外族人的入旗
- 3 汉军出旗

- 五 “文风蔚起”

- 1 “习于学问，讲明义理”

- 2 “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

- 六 “非旗非汉是哪家”

- 1 北京的旗俗
- 2 旧俗的革除
- 3 满语的式微
- 4 姓名的汉化

- 七 “子弟消闲特好玩”

- 1 京味十足子弟书

- 2 竞相效梨园

- 八 “生于忧患死于嬉”

- 1 生计日窘
- 2 骑射荒疏
- 3 膏粱自古无英雄
- 4 疾风识劲草

- 九 “破除旗汉界”

- 1 “化除满汉畛域”

- 2 鼎革之际的旗人

- 参考书目

作者小传

刘小萌

刘小萌，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清史、满族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著有《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清通鉴·前编》、《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八旗子弟》、《胥吏》、《爱新觉罗家族全史》、《满族的社会与生活》（论文集）、《正说清朝十二王》、《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合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事典》（合著），主编《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

引言

北京旧时有句俗话，叫作“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在清代，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民人就是隶属省府州县之人，旗人则是被编入八旗组织之人。旗人又称“旗下人”、“在旗的”，他们在行政隶属、政治地位、权利义务、经济来源、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习俗诸方面均有别于民人，而成为清代社会中极具特性的一个群体。

有清一代，旗人是被统治者视作“国家根本所系”而恩养有加的。清朝曾一再标榜“本朝以弧矢戡定天下”，这是因为，没有八旗的武功，也就谈不上清朝的肇建与奠基。嘉庆《御制八旗箴》在追述八旗的兴起时说：

皇清受命，抚有万方。白山毓秀，闼门衍祥。躬率子弟，基开沈阳。八旗布列，有正有镶。干城御侮，勋纪旗常。

白山即今天东北的长白山脉，长白山山势雄阔，林深似海，主峰耸峙，环拱着一潭碧水，古称“闼门”，也就是今天名闻遐迩的名胜之地——天池。天池是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的源头，碧澄的泉水从这里喷涌而出，沿途汇聚溪水河流，奔腾而下，一泻千里，充分显示出它取之不竭的生命力和无坚不摧的磅礴气势。清朝满族皇室尊奉这里为祖宗衍祥龙兴的圣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脉南段的苏子河畔（今辽宁省新宾县境）起兵，开始了兼并诸部的战争。在这个过程里，努尔哈赤以满洲人传统的牛录制为基础，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的基层组织叫作“牛录”。牛录的原意是“箭”，转义为氏族部落时代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狩猎之际，人们各依所属族或寨行进，每十人中立一首领，称“牛录额真”（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把征服来的各部落统一编组起来，规定每三百人编一牛录，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甲喇的原意为“关节”的“节”，这意味着它是联结牛录与固山的中间环节），五个甲喇再构成一个固山（固山的原意为“部落”），其首领分称“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首先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以黄、红、蓝、白四色旗作为标帜，并改用旗色指称各固山，分称黄、红、蓝、白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称八旗。

八旗的创建，将以往涣散的村寨部落联合为一体，它不仅是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同时也是卓有成效的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所有八旗人丁实行兵农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两事，未尝偏废，为满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根基。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称汗，成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以后十年，努尔哈赤指挥着所向披靡的八旗兵丁，横扫明军如卷席，将明朝辽河以东大片土地攫为己有。这就是《八旗箴》中津津乐道的“躬率子弟，基开沈阳”那段辉煌的业绩。

明天启六年（1626），清太宗皇太极继承了汗位，他在位期间全面仿行明朝制度，并在崇祯九年（1636）宣布改汗称帝，更定国号为大清。八旗组织原以满洲人为主要成分，但是伴随清朝疆域的急遽扩大，汉族与蒙古族的降众也迅速增多，于是陆续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共同构成八旗制度的整体。

清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病殁。第二年，第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清世祖）即位，年号顺治。顺治元年（1644）八旗劲旅闯入山海关，攻占明都北京。接着，清廷从沈阳（盛京）迁都北京。与此同时，旗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迁徙热潮，除很少一部分留居辽沈“发祥重地”外，绝大多数旗人举家携眷，长途跋涉，“从龙入关”。从此，满洲旗人进一步远离了祖辈生息繁衍的“白山黑水”，深入到汉人众多的农业区域。这一历史性迁徙成为满族社会经济全面飞跃的契机，同时也使它的传统文化遇到汉族文化的有力冲击。在以后的年代里，政治上享有特权的满洲人逐渐为被统治的汉族人的文化所涵濡（即所谓“汉化”过程），始终是令统治者痛心疾首而又无力遏止的大势所趋。

在清代社会里，旗人群体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上起皇族贵胄，下至普通旗人，以及奴仆家丁，无不包括其间。由此形成旗民分治的二元体制。对清王朝来讲，与它荣损与俱并保持最密切关系的社会集团非旗人莫属。旗人被视作“国家的根本”而享受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他们不仅以当兵为主要职守，并且被广泛汲引到军政机构中。事实是，从清初至清末，国家的中枢权力始终未从旗人，首先是满洲旗人的手中旁落。因此，旗人在政治舞台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大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

凡此种种，决定了旗人历史的丰富内涵，而与之相关的人文景观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由于篇幅所限，这本小册子不可能就旗人历史全面详尽地娓娓道来，而只是选择其中的若干侧面，删繁就简，连缀成篇，旨在展示清代旗人兴衰荣辱的大体轮廓。

一 “首崇满洲”

——旗人的特权

清朝定鼎北京，满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发生显著变化。满族统治者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族的上层人物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八旗内部满洲、蒙古、汉军的并列，便是这种联合的缩影。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满族统治者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作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1 维护满洲贵族特权

顺治帝福临曾标榜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以“首崇满洲”为圭臬，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洲亲贵大臣。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洲贵族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拥有很大权力，参与议政的成员除宗室贵族亲王、贝勒、贝子外，还有满洲勋臣贵戚。康熙年间，满洲、蒙古八旗都统和各部尚书俱为议政大臣，唯汉军与汉人无权参与。会议设有“议政处”，每届朝期，议政王大臣们聚集皇宫中左门外会议，国家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体现出满洲贵族在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逐渐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而成为决策的中枢，但满洲贵族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没有丝毫改变。乾隆一朝，军机大臣备蒙恩眷，权重一时者，多为满臣，前有傅恒，后有阿桂，两人领军机数十年，已逾乾隆朝一半以上。晚期和珅主其事，更无人及之。咸丰十一年（1861）起，亲王入直军机成为惯例。亲王身份特殊，居领班之位顺理成章。军机处之权也因亲王天潢贵胄的身份而日益隆重。所以后人说：“同、光以后，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次者仅乃得参机务。”

同、光年间，外患频仍，对外交涉，重于对内施政。咸丰十年（1860），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综理洋务，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揽其事。是时仅文祥为军机大臣兼领，翌年，桂良入军机，同治元年（1862），奕以议政亲王总领军机大臣，于是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均为政令之所出，而后者又有渐夺军机处实权的趋势。

清入关初，以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为六部之首，犹如明朝内阁之制。大学士品级，满洲一品，汉人五品，满尊汉卑，显而易见。顺治帝亲政以后，撤销了内三院，以原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兼管诸部，正式改行内阁制。内阁大学士表面上满汉人平分秋色，实际上汉大学士班列满大学士之次，只是陪衬而已。顺治五年（1648）始，清廷实行满汉尚书复职制，但满官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同样执掌实权。时人谈迁《北游录》说：“京堂俱一满一汉，印归满官。”当是实情。清中叶以降，内阁汉大学士可与满大学士分庭抗礼，只是决策中枢始终不在内阁，故上述格局于满洲亲贵独揽大权的祖制丝毫无损。

满洲旗人在人数上远远少于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文化上又比较落后，尤其入关初期，许多满洲人不谙汉语汉文，对内地情况隔膜无知，因此在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中，清廷始终处在一种两难选择：既要汲引大批汉人参与政权建设，又要时时提防满洲特权被前者所侵蚀，于是苦心孤诣地创立了所谓“分缺制”，以确保满洲旗人对中央和地方高级职务的专擅。为此，将中央机构的职务即缺分（满人叫“乌布”），全部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在这六种官缺中，除汉缺外，均属旗人缺。康熙《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六部等130个中央机构中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2082个，其中属于汉军和汉人的额缺325个，仅占其中的15.6%，其余额缺大部为满洲旗人和内务府包衣旗人占有。迄至清末，这种状况没有大的改观。有人据光绪《大清大典》，对内阁、军机处、六部等15个中央机构所有的2303个额缺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满洲额缺占总数的55.2%，蒙古占8.5%，汉人占18.5%，汉军占4.7%。另外，身份不明的占13.1%。

对于地方官员，清廷重视的是督、抚一级人选。顺治四年（1647）至雍正十三年（1735）近90年间，旗人任督抚的共计770人，其中汉军旗人十居其七，满洲旗人十居其三，蒙古旗人仅2人。督抚一级多用汉军旗人，主要是因为他们语言、习俗与汉人同，体现着“以汉治汉”的用意。但到了乾、嘉年间，地方大吏也开始偏用满洲子弟。当时陕、甘、四川、云贵诸省督抚中，总督是满人的约占缺八，汉人占二三；抚缺十五六，汉人仅占六七。清晚期局势稍变，由于湘、淮军突兴，扑灭太平天国运动有功，维护了清朝统治，汉人在督抚中又占据了优势。咸丰十年（1860），督抚23缺中，满人占9缺，汉人占14缺。

至于边疆地区大吏如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均由满洲旗人独揽。

总之，就全国官员总数而言，汉人多于满人，但京内外文武要缺，则满洲人多于汉人。由于有满人只任六品以上官的成文，就保证了人数很少的满人集中控制中央和地方的要职。

但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自乾隆年间始，还多方拓宽满洲子弟的仕途，如规定满洲郎中可保道员，满洲进士准许选任知县，奉天州县选用旗员。从而开创了满洲子弟染指州、县“亲民之官”的先例。

对这种一味偏顾满人的做法，给事中杨二酉曾表示过忧虑，但上疏谏止无效。接着，又发生杭世骏事件。杭在考选御史的时务对策中指出：

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杭的对策犯了清廷大忌，也触动了乾隆帝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因此受到“怀挟私心，敢于轻视（满洲）若此”的严斥，交部严议，结果被革职。据说乾隆帝南巡时，居家江南的杭世骏迎驾。帝召见时问：“汝何以为活？”答称：“开旧货铺。”帝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字赐给他。待再度南巡，杭又迎驾。乾隆帝竟环顾左右官僚说：“杭世骏尚未死么？”足见他对杭的建言仍耿耿于怀。当晚，杭就惶惧而卒。有清一代，“首崇满洲”是不可移易的国策，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杭世骏昧于此道而仓促上疏，以致蒙垢受辱，是很自然的。

满洲人仕途远比他人宽广，还表现在不必像汉人那样专靠科甲博取名利。除军功进身外，满洲世家子弟往往由侍卫出身，升至显达。侍卫为皇帝扈从值宿。清制，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选侍卫。侍卫无疑是八旗子弟中前程无量的一群“天之骄子”，尤其少年侍卫，颐指气使，耀武扬威，一个个踌躇满志，外观也是衣冠华美。晚清宗室文人奕赓在《少侍卫叹》中这样描绘他们的形象：“自是旗人自不同，天生仪表有威风。……本就是赳赳武夫干城器，更兼他手头散漫衣帽鲜明。”八旗官宦人家子弟，一经入选侍卫，往往不数年擢至显职。

笔帖式（汉译文书），是满洲子弟入仕的又一捷径。中央各部、院、寺、监都设笔帖式一职，为数最多，几乎清一色满人。笔帖式品级虽低，但升迁快，只要善于奔走攀援，虽目不识丁，不一二十年，也可至富贵，甚至外任督抚，内转尚书、侍郎。设员既多，得之亦易，故八旗子弟趋之若鹜。不过到了清晚期，官场上粥少僧多，候补者盈千累万，笔帖式升途日狭，得之者不以为荣，他人亦羞与为伍。

满族贵族不但通过某些制度，将自己的政治特权固定下来，还采取措施，试图把这种特权地位永久保持下去，对皇帝一族的宗室、觉罗（清制：清显祖塔克世以下支派称宗室，其疏者称觉罗）赐予封爵，就是主要措施之一。宗室作为皇族近支，俗称“黄带子”，因颈上系黄色带子以为特殊标帜；觉罗是皇族远支，俗谓“红带子”，以颈系红色带子而得名。

宗室是满洲人的上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如其祖辈那样，为清朝的肇建与隆兴驰骋疆场，或者运筹帷幄，而是以“天潢贵胄”的身份深居府第，优游享乐，并依父辈的世职承袭爵位。清初宗室封爵为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为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乾隆年间，增定封爵为十二等，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其中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又分一二三等。亲王的世子（候袭亲王）和郡王的长子（候袭郡王）也受封食禄。

清初宗室王公中的礼（代善）、郑（济尔哈朗）、睿（多尔衮）、豫（多铎）、肃（豪格）、庄（硕塞，初封承泽郡王，其子博果铎袭封时，改号庄亲王）六亲王和克勤（岳托）、顺承（勒克德浑）二郡王世袭罔替，号称“铁帽子王”。雍正年间又封怡亲王允祥世袭罔替。

宗室王公，在朝中多位居显要，其余贵族子弟依据地位高低世受高官峻爵。他们不仅广占庄田，收敛租银租米，而且领有为数可观的俸银。地位最高的和硕亲王，岁俸银一万两，米一万斛（五千石），以下依次递减，至最低一级奉恩将军，岁支银一百六十两，米八十石。

王公子弟往往在幼小时即袭封，为王为公。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年仅3岁，10岁时病死。肃亲王豪格子富绶袭封亲王时年仅9岁。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六世孙恒昌袭爵时年仅4岁，26岁病死。八旗王公自幼高官厚禄，养尊处优。这种现象到晚清依然如故。

除宗室封爵外，清廷对八旗异姓功臣、贵族则封以世爵，即所谓“民世爵”，分为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喇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借以确保满洲贵族取得的特权，可以传于子孙后代。

清廷通过上述措施，为满人进身提供便利之阶。有清一代，尽管汉官的人数有所增加，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首崇满洲”原则却从未动摇，用意是很深远的。

2 旗民差别待遇

清廷在维护自己的特权时，总是处心积虑地把自己粉饰成整个旗人利益的代表，刻意制造旗民畛域。八旗是清王朝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因此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

经济上，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丁的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的开支，入关之初，圈占京畿汉民土地分给八旗壮丁，并且禁止旗民交产。对满族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旧制，但对当地汉民来说，却是赤裸裸的暴力掠夺。

法律上，实行旗民差别待遇。旗人与民人发生纠纷，州县官无权判决，须依旗民分治的原则，由各旗和地方特设的理事同知审理。民人犯法，有笞、杖、徒、流、死五等刑罚，旗人则享有换刑特权，“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就是说，旗人犯徒刑一年的，换刑枷号二十日；流刑两千里，换刑枷号五十日；犯极边充军的，换刑枷号九十日。旗人犯盗窃罪免刺字，即使是重犯，也不过刺臂，而不像犯同等罪的汉人那样刺面；犯死罪也可减等，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清史稿·刑法志》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当兵，巩卫本根，未便远离。”事实上，清廷视八旗为巩固统治的股肱，所以才在经济、政治、法律上予旗人以种种特殊待遇。又因为旗民地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满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差异，于是成为制造民族歧视与矛盾的渊薮之一。

二 “自是旗人自不同”

——旗人的组织

清朝入主中原，在广大地区继续沿用明朝制度，设置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任命督、抚、知府、知州、知县等管理民政。与此同时，千方百计保留并改造本族旧有社会组织和制度，以维护统治集团的特权。所有的满洲人和早先收编的一部分汉人、蒙古人均被编入八旗，在此基础上形成“旗民分治”的管理体系。但在以后两百多年里，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因为内部与外部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八旗组织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1 上三旗与下五旗

清太祖努尔哈赤晚年，曾沿用旧制，将八固山（八旗）作为家族的私产，在亲子侄中分配。领旗的旗主（和硕贝勒）享有在经济、政治上均等的特权。顺治元年（1644），世祖福临冲龄即位，叔父多尔衮以旗主身份摄政，实际秉执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多尔衮与同母弟阿济格、多铎领有两白一蓝共三旗，威权自专，构成对皇权的巨大压力。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病死，世祖亲政，时年14岁，倚恃堂叔济尔哈朗，对多尔衮一系展开反击，迫令阿济格自缢（此前，多铎已病死），追论多尔衮悖逆之罪，下诏追削封爵，借以打击宗室强藩，重振皇权。世祖在原先领有两黄旗的基础上，把原先隶属多尔衮的正白旗划归己有，成为新上三旗。从此，正式形成上三旗与下五旗的体制。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归皇帝亲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构成八旗的核心；下五旗成为诸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的分封之地。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是八旗组织的一次重大变化，也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

康熙元年（1662），圣祖玄烨即位以后，陆续分封诸兄弟子侄为下五旗王公，与原有本旗王公共同管辖每一旗人丁，于是一旗有王公数人，不再存在一个旗主专擅一旗的局面。康熙年间还确定了王公府属官员名额，并规定王公府属佐领下人都在各王公门上行走，至于各王公名义上领有的旗分佐领（下五旗佐领）则归各旗都统管理。都统直接承受皇帝令旨，各旗王公从此无权干预旗务。

上三旗下五旗制度，造成了正身旗人（享有自由民身份的旗人）社会地位事实上的差别。上三旗守卫皇城，挑取侍卫，皇帝外出时担任扈从，是皇帝倚重的亲军。下五旗除守卫京城外，被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戍卫。圣祖冲龄即位时，以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鼇拜（镶黄旗）为四辅政大臣，均出身上三旗，又说明上三旗人在参与政治方面也享有优势。

为奖掖下五旗人为皇帝建功立业，清廷特别创立了“抬旗”制度。“抬”意即由下往上升。由满洲下五旗升入上三旗，叫作“抬旗”，除本支子孙准一同抬旗，同胞兄弟仍隶原旗。皇太后、太后母家在下五旗的也准许抬旗。以后，抬旗方式臻于多样化，上三旗的汉军旗人可以抬入同一旗分的满洲旗。圣祖生母孝康皇后一家佟佳氏，原隶镶黄旗汉军，以后抬入镶黄旗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另外，包衣旗人可以拔出内务府抬入满洲旗。不同形式的抬旗，成为满、蒙、汉军旗人间，上三旗与下五旗人间，正身旗人与非正身旗人间成分流通的一种特殊途径。

2 内务府包衣三旗

上三旗下五旗分治后，各旗所有的包衣（满语“booi”，意即“家的”，指某人的私属）随之析为两个系统：上三旗包衣称“内务府属”或内府旗人，为皇家私属，编为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内三旗）。下五旗包衣称“王公府属”，是各王公的私属，编为府属佐领、管领。

内三旗的构成与八旗（相对于内三旗，又叫“外八旗”）也有所不同，内参领下设有内府佐领、旗鼓佐领、内管领。内府佐领，即皇家所有的满洲佐领，成分为满洲平民；旗鼓佐领即皇帝所有的汉人佐领。宗室奕赓《寄楮备谈》中说得明白：“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旗鼓佐领均由关外入旗的辽沈一带汉人编成。内管领（满语“珲托和”，意即“半个佐领”），又称 “辛者库佐领”（意思是“内管领下食口粮人”）。编入内管领的最初是满、蒙、汉族奴仆，以后内部成分渐有分化。《寄楮备谈》说：“辛者库，乃半个佐领下食口粮人也，起初原系家奴，向例不许为官，内府俱贱视之。”在内三旗人中地位最为卑下。

内三旗包衣人，除担任内廷供奉亲近差使，专供驱使外，有按丁披甲的义务。兵种为前锋、护军、骁骑，均分别编营。乾隆年间，内三旗护军营额兵1065人，前锋营额兵1114人，骁骑营额兵5250人。各营布列皇城内外，各按旗分，星罗棋布，拱卫皇宫，是直接役属皇室的亲兵近卫。

清初，内府旗人的身份地位一般较低，但允许入学、考试、为官。旗鼓佐领下人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由于他们是皇帝的奴仆或私属，所以一旦为其宠信也可外任肥差，执掌重权，成为诗礼簪缨的世家望族。《红楼梦》一书作者曹霑，字雪芹，出身内府正白旗旗鼓佐领，曾祖曹玺，外任江宁织造，内升兵部尚书，曾祖母是圣祖玄烨的乳母，二女皆为王妃。祖父曹寅也出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雅好文学，工诗，校刊古书甚精，是内府旗人世家的一个代表。乾嘉以降，内府旗人仕至显宦的代不乏人。京卿有累官至内务府大臣、六部尚书或大学士的，外任则有擢任将军、督抚的。旗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列举内务府世家数代任总管大臣的，就有明索、钟杨、文董、崇蒋、立杨等十余家三十余人。

内府旗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抬旗或改旗。顺治年间议准：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官员，有军功劳绩，奉特旨令其开出内府佐领、内管领者，各归上三旗旗下佐领。卓灵阿因父罪编入包衣籍，世祖福临认为定罪过重，又将他开出包衣；王辅臣初为八王阿济格儿子的侍卫，八王获罪死，王被没入“辛者库”为奴，福临闻知他勇冠三军，特旨拔出辛者库，授御前侍卫。清晚期官至荆州将军，连任湖广总督十余年的官文，本姓王，内府正白旗人，后以二等伯大学士，免其本支仍隶内府旗籍。在人数众多的内府旗人中，能膺此殊荣的，只是凤毛麟角，但在经济、政治地位上，与外八旗人已大体持平，应是事实。当时北京旗人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谚语：“树小房新当不古，住家必是内务府；话大礼多动钱急，此人必是外八旗。”内府旗人先世身份多卑微，经济上拮据是自然的。天长日久，一些人逐渐富裕起来，难免被人看成是“暴发户”，所以说他们“树小房新”。外八旗人世受皇恩，养成出手大方的习性，即所谓“动钱急”。

内府三旗的形成，是满族皇帝独掌三旗，并在八旗中确立起经济、军事、政治绝对优势的产物，同时又保留着满族早期蓄奴制度的残风余响。内三旗与外八旗并行不悖的存在，构成八旗组织的一大特色。

3 八旗管理制度的完善

清太祖、太宗两朝，国家肇建，制度粗疏，入关以后，八旗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八旗“牛录”组织改称“佐领”，“甲喇”改称“参领”。同时改定八旗官员汉译名称：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额真称佐领。各佐领在行政上均隶属本旗都统。都统“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是旗的最高长官。八旗各设都统衙门（俗称档房）。举凡军政、户籍、铨选、司法、婚娶丧葬、稽查不轨等事务，各有所司，从而完善了对旗人的管理体制。

佐领是八旗的基层组织。每佐领一般辖管数十户，每户约计数口以至数十口人丁。佐领的长官也称“佐领”，职掌人口、田宅、兵籍。佐领对本佐领人户权力很大，虽然官阶仅四品，但本佐领旗人即使位居公侯，对他仍得客客气气。两者的关系，“犹县令之辖乡绅”。清初满洲八旗是带有强烈血缘遗迹的组织，氏族长、部落长率部入旗以后，出任各种官职，对旧属仍握有很大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因同族世居同一佐领而得以长期延续。清朝统治者曾利用这种传统关系作为强化旗人凝聚力的纽带。久而久之，在佐领中便形成了几种类型：开国初期各部酋长率部归附，授之佐领，以统其众者，叫“勋旧佐领”；率众归附，因卓有劳绩，赐以人户或一佐领的，为“优异世管佐领”；仅同弟兄族里归附，授之佐领者，为“世管佐领”；因户小人稀，合编为一佐领，由两姓三姓轮流任佐领者，为“互管佐领”；各拨出余丁，攒为一佐领者，为“公中佐领”。在各类佐领中，唯公中佐领一职不在子弟中世袭。但在清前期，这种佐领所占比例很小。由于多数佐领控制在贵族世家子弟手中，加之同一佐领下人世代聚居一地，就为盘根错节的血缘亲属关系的绵延提供了理想的温床。

清朝统治者借助这种传统关系的网络，参酌汉族人封建宗法制度，在佐领内建立起完备的族长制度。族长最初由族众推举产生，选出后经佐领验放，入选族长的多为休致的官员或德高望重的长老。族长的多寡，视佐领内宗族的数目而定。由于佐领组织是多族姓的聚居，族长有二三人之多是习见的事。遇到涉及本族公私事务，族长与佐领一同筹划，并有教诲族人的责任，所以虽无爵秩，其权威也颇令后生晚辈们敬畏。雍正年间对族长制加以改革，严格了对族长资格的限制，规定族长一缺只能由都统、副都统从各族中拥有男爵、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等世职的贵族，或者举人、生员、领催等士绅官吏中选取；每三年由都统对族长考核一次，凡教导族人有方的予以奖励。随着族长人选与考核制度的制度化，这一职务也从旧贵族控制族人的工具蜕变为封建阶级操纵驾驭旗人的一种手段。

在旗人中，宗族组织最为完备的非皇室莫属。清皇室又称宗室，即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的直系子孙。清肇兴时，宗室子弟不过数十人。以后瓜瓞绵绵，子孙繁衍，到清中叶已经按血缘亲疏进一步析分为近支宗室和远派宗室。乾隆四十年（1775）将八旗左翼宗室子弟分为二族，右翼宗室子弟分为四族，每族设族长一人，由王公兼任。远派宗室原有左翼二十族、右翼二十族，各有族长。在众族长之上还有总族长。光绪年间，八旗宗室子弟多达八千人以上。

旨在加强对旗人的控制，还建立了保甲制度。清初沿袭明制，在地方州县以下恢复保甲组织，十户为甲立一甲长，十甲为保立一保长，为封建王朝承担直接管理和监视人民的职责。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首先在畿辅屯居旗人中试行保甲法，将各庄屯旗丁，与当地民户共编保甲，令旗人屯拨什库（屯领催）与保、甲、乡长共同稽查不轨。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谕令近畿旗庄依仿汉民保甲之制，设立屯目、乡长。屯目、乡长的设立，意味着旗籍保甲长的产生，是八旗保甲组织臻于完备的重要一步。关于屯目职掌，《户部则例》规定：对屯居旗人及附近散居旗人，由屯目管辖；旗人往来各处，必须报明屯目给予期限；如果无故逗留或潜往他处，报官严拿惩治。从屯目的职掌可以一目了然：清廷编设旗人保甲的用意就是对屯居旗人实施更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清中叶，保甲组织由畿辅扩大到东北、口外以及内地部分驻防八旗居地。

嘉庆十八年（1813），在北京内城发生了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者直捣皇宫。一些旗人卷入了这次令清廷震惊的“肘腋之变”，说明旗人内部因贫富分化的加剧而导致矛盾激化。此事促使清统治者将编查旗人保甲的范围扩大到北京内城。除少数王公大员外，上起天潢贵胄，下至旗人家丁，包括满、蒙、汉军八旗的各个阶层，几乎都被编入当地的保甲组织。

与此同时，加强了对旗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入关初规定：八旗人丁不得擅离本佐领居住，违者以逃旗论，人口财产入官，本人治罪。不久，繁文缛节愈增愈多，规定在京旗人不准擅离城20里，各省驻防旗人不准擅自离城10里，违者交刑部治罪；旗人因事出境，须到本衙门告假领票，票内注明本人年貌，呈报所去地方旗衙知晓，回旗时，再由该地旗衙告知本旗；并出具印文交本人带回销假，如果中途他往，或久住外地不归，也要以逃旗论。旗人经商贸易，学习手工技艺、与民人交产、通婚或抱养民人之子，均在反复申禁之列。这些限制，成为广大旗人日常生活的桎梏。

三 “赳赳武夫干城器”

——旗人的军事制度

清廷刻意加强对旗人的控制，是因为将八旗视作巩固江山的可靠力量，所以，要把强化八旗军事职能当作一项常抓不懈的任务。尽管就其内部来说，八旗仍是一个兼经济、军事、行政管理职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但在外部职能上，军事色彩却更加鲜明了。

1 禁旅与驻防

清朝旨在以人数较少的八旗兵丁有效控制全国，采取了“居重驭轻”，重点配置政策。北京是统治的腹心，也是旗人聚居的重点。同时，基于镇戍地方的需要，又将一部分旗兵陆续派往全国各地驻防，从而形成“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的区别。

禁旅八旗 在清朝定鼎北京以前，北京作为辽陪都和金、元、明三朝都城，已有悠久历史。除明朝外，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以及清满洲的统治者，都是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北京城之所以为历代王朝尤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所青睐，主要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华北大平原北端，北面以燕山山地与蒙古高原毗邻，西以太行山脉与黄土高原接壤，东南面是一马平川，遥瞰渤海。燕山、太行山犹如两幅巨大的屏障，从东北和西北两面拱卫着北京这块小平原。两山交汇处，历来是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重要交通孔道。其中以居庸关为中心，成为北方的重要门户。因此，北京具有虎踞龙盘、形势雄伟的险要地位，并成为古代北方的交通要冲和农牧民族觊觎争夺和营建的形胜之地。

清朝定都北京，并不是一般性的迁都，而是伴随着八旗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目睹了这次声势浩大的长途跋涉，并在《鞑靼战纪》中记录说：

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鱼皮鞑靼在更加东面，与日本处于同一海拔高度。那里的人被称为鱼皮，因为他们穿用坚固的鱼皮制造的盔甲或胸甲。不仅这样，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

可见，随满洲人入关的，还有东北、西北的其他游牧、渔猎民族的成员。卫匡国笔下的“鞑靼人”，并不是指狭义上的蒙古人，且包括满洲人和东北沿边地区的其他渔猎民族如赫哲人等。从清初以迄近代，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人始终以“鱼皮鞑子”称名于世。用鱼皮加工成服装、甲胄，正是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基本要素。当时，满族的全部，以及同样被编入八旗的部分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赫哲人等，都随同清朝入关。他们统一穿着满式服装，依照满族传统实行剃发，在外人眼里浑然无别，难怪卫匡国要将他们统称作“鞑靼人”了。

从历史上看，辽代契丹族和元代蒙古族在建都北京后，大批居民仍留居本族故地。金代女真族，在海陵王、金世宗以后，大举南迁汉地与汉族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清朝入关时，满洲旗人举族迁入内地，对其自身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朝定都北京，沿用关外旧制，颁布了几条重要政策：

其一，强迫所有汉民剃发易服。明朝汉人男子蓄长发梳髻，满族传统是男子将顶发四周剃去寸余，中间长发分三绺编成一条长辫，垂于脑后。除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外，四外边缘的头发必须时时剃除，不许养长，叫“薙（剃）发”。清朝把汉人剃发而改从满族发式，作为降顺的重要标志。满族装束也保持着渔猎时代的传统。由于采猎生产的需要，在装束上，男子多穿“马蹄袖”的袍褂，袖口窄狭，上长下短，马蹄袖口盖在手背上。袍两侧开襟，腰束布带，上系小刀、匙、箸等日用品。妇女穿长衫，天足。清朝在强迫汉族男子剃发留辫的同时，规定他们必须改变旧时巾帽，服用满式衣冠。

当时只有三种例外，俗称“三不降”。三种人是：妇女、出家人（和尚、道士、尼姑）和乞丐。也就是说，他们的头发服饰不改旧制。清代汉族男子全依满式，妇女仍按明制凤冠缠足，上衫下裙，所以有“男降女不降”之说。道士修炼，以不剪不剃为玄规，和尚以六根清净，拔除烦恼为三宝律例，头发早已剃去；况且道士、僧人的服装也不便更换，至于他们的发式，又有“长不剃、短不编”的俗谚。乞丐的衣食全是乞讨得来，无钱剃头换衣，所以也在“不降”之列。但乞丐的“特权”未能保持长久，随着清朝确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满族的服装发式完全取代了汉俗。

其二，在畿辅地区圈占汉民田地分给八旗人丁。清廷为了安置迁入关内的大批八旗王公官兵，在近京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南至河间，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圈地，总共圈占16.6万余顷。所圈土地，一部分为皇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占有，建立起官庄和王庄；大部分分给数十万八旗官兵作为旗地。八旗组织最初是在氏族部落基础上组建的，兵农合一，与明朝军队不同的是，八旗兵丁的一切装备都需自备，这包括战马、兵器、甲胄，是沉重的负担。为此，清朝在入关以前就实行了“计丁授田”，即每壮丁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负担兵役和维持生计的基本保证，也就是清人所说的“本朝计丁授田，兵马器械皆从此出”。顺治年间，八旗壮丁一共有34万余人，旗地达到14万余项，占有圈地总额的绝大部分。

与圈地活动并行不悖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在畿辅地区实行满汉分居（实即旗民分居）政策。这项政策最初是由顺天巡按柳寅东在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提出的，他建议：为避免旗民与汉民杂处而生事端，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查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虽然实行满汉分居的理由被堂皇地说成是为了避免事端，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量滋扰民人事件。凡世居旗圈内的民人，通常被强令迁出，土地、屋舍落入新迁入的旗人之手。这样，清朝首先在京城方圆五百里内，用暴力手段强行划定了旗民畛域。

其三，在北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顺治三年（1646）二月，清廷借口京城内“盗贼窃发”，谕兵部严满汉分城之制。但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并不顺利，于是又在顺治五年（1648）八月重申前令，要求内城的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即外城）居住，限期在年底以前搬完；寺庙僧道可以不动，但不准留人住宿。当时的北京，保持着明朝多次重建后的面貌，城墙呈“凸”字形。内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东西各宽于内城一里有余，更呈长方形了。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在内城居住的汉人无论官民，一律迁居外城（又叫南城），而内城则成了清朝皇帝、八旗王公贵族、官员兵丁聚居的地区。

居住内城的八旗称“禁旅八旗”，又称京旗，从四面拱卫着内城中央的皇城。八旗的分布，是依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确定的。东方属木，金克木，金为白色，故正白、镶白二旗驻东城；西方属金，火克金，火为红色，故正红、镶红二旗驻西城。其他各旗也是按五行生克说确定防地：正黄、镶黄二旗驻北城，正蓝、镶蓝二旗驻南城。又以皇城（紫禁城）中轴线分左、右翼，东部四旗为左翼，西部四旗为右翼。在各旗防地内又分汛地（即驻防巡逻地区），如左翼镶黄旗有十个汛地。正蓝旗有十一个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即岗哨），汛地与堆拨间设立栅栏，设兵值勤。在清初，是把北京城作为军事大本营来配置旗兵的，以后城市的军事性质逐渐减弱，但驻防区划仍相踵不改，直至清末。

清廷在畿辅和北京城内强制推行旗民分居制度，主旨是确保八旗组织在人数众多的汉人社会中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实现“旗民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设想。为保证兵源和军队的战斗力，而将兵丁列入不同于民籍的“军籍”的做法，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屡见不鲜；为了实现对异民族的统治和奴役，而让自己的整个民族日愈脱离生产而以当兵为主要职业，在北方一些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如北魏、辽、金亦不乏其例。清朝统治者在祖述这些做法的同时又多所发明，使“旗民分治”成为一项基本制度。

禁旅八旗各佐领在行政上隶属本旗都统衙门，在军事体制上，八旗兵丁则按照兵种，分为前锋、护军、马甲、步甲，均独立编营。其中骁骑（马甲）营、护军营、步军（步甲）营按旗分设，前锋营按八旗左右翼分设。护军营与前锋营是近卫亲军，平日警卫宫禁，皇帝外出时扈从行营，是八旗兵的精锐。以后，又陆续增设了虎枪营（康熙二十三年，1684）、火器营（康熙三十年，1691）、健锐营（乾隆十四年，1749），以及善扑营、神机营，都是禁旅八旗的特殊兵种。

清初统治者圈占北京内城之后，这里便成为八旗人口盘踞的大本营，也是一座规模巨大的“满城”。乾隆以后，主要是清末光绪变法之后，汉人移居京师的才逐渐增多。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称内城为“Tartar City”，外城为“Chinese City”，也说明满汉旗民的内外之分。

那么，在这座庞大的“满城”中究竟居住了多少人口呢？由于清朝对禁旅八旗的兵额长期保密，增加了澄清这个问题的难度。按照乾隆年间官僚沈起元的说法，顺治年间约有八万人。乾隆年间为十万余人，见《皇朝文献通考》的《兵志考》。《清史稿》兵志一则为我们提供了清晚期京旗官兵的准确数字：职官6680人，兵丁120309人。如果以每一旗兵眷属平均五口计算，京旗总人口当是634000余人。这与民国初年袁世凯为了称帝在北京分民族进行人口统计时，满族人口60万之数相吻合。

与内城旗人比邻而居的是外城的众多汉人，彼此因一道高高城墙的阻隔而泾渭分明。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由于汉官、汉民、汉商集中聚居在外城即南城，所以内城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又称“前三门”）便成为旗民往来的主要甬道。

清朝统治者将数十万八旗官兵安置在北京内城，强化了城市的消费性质，使近畿一带形成生产的区域性分工，近郊区是以生产蔬菜为主的园艺农业区，距城较远的则是旱地农作区。烧酒多产在东郊、南郊，故有“南路烧酒”之称，运酒车多进崇文门。东面的朝阳门是京师通往运河北端重镇通州的必经之地。在通州卸下的大宗漕米要经东路入朝阳门，因此这个城门又有粮门之称。运进朝阳门的米，就存进附近的米仓，以供八旗官兵食用。内城需用木材也多半通过运河输送，为减少朝阳门的压力，运木车辆多从东直门进，于是在与东直门成一线的交道口一带，发展起许多木材厂。西直门是通往玉泉山的必经之地，宫廷饮水取自玉泉山，所以西直门又被叫作“水门”。阜成门的门洞内过去曾有石刻梅花一枝，梅为煤的谐音。因该城门经常是西山运煤车往来之地。另外，八旗兵丁出征必经德胜门，取其谐音得胜二字。打仗归来则进安定门，以求战事平息而安定了。

驻防八旗 清廷将精锐集于京城，平日镇守中央，有事调集出征。同时，并没有忽略对全国形胜地的控制。

清代绿营兵（又称绿旗兵）60万余人，按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驻扎在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冲要，形成了严密的控制网络。对这支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加以监视，并对当地居民起着巨大威慑作用的，则是驻防八旗兵丁。

八旗驻防制开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雍两朝，迄乾隆朝大体完备。顺治年间，驻防各地八旗兵丁仅1.5万余人，康、雍年间渐增至7.9万余人；乾、嘉年间达到10万余人。从此，驻防八旗兵额与京旗大体持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在东北的驻防地由15处增至44处，在各省驻防地由9处增至20处。乾隆年间，在新疆新设驻防8处。其中配备在京畿和东北的兵力，约占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而东北的驻防八旗又占畿辅地区以外驻防八旗的半数以上。东北未配备绿旗汉兵，这说明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自己的“发祥地”。相比之下，内地各省八旗驻防，一省不过一处至三处，又以长江以北较多。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处未设八旗驻防。内地军事戍守的任务，主要由绿旗汉兵担任，八旗驻防主要起监视作用。八旗兵丁屯驻在全国70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冲要，根据兵力多少各设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成为清廷控制全国的骨干力量。

雍正帝说过：“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驻防各地的兵丁，最初是从京旗各佐领派拨的，并由这些来自不同旗、佐的兵丁，在驻防地组成新的佐领。但他们的户籍，仍归原旗原佐领。所以在清初一段时间里，驻防旗人仍把北京作为他们的故里。后来，驻防制度走向固定化，驻防旗人的户籍虽然仍隶属原旗都统衙门，与本佐领的纽带却逐步松弛，数代以后在驻防当地形成新的旗人群体。

这样，驻防制度的实施，促使旗人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他们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东到江宁（南京），最集中的地方当然是京师和畿辅。

驻防旗人分散在全国，除东北外，大部分驻防地处在汉人社会的包围中，一个个旗营，犹如大海汪洋中的座座孤岛。清统治者担心的是：驻防旗人沾染汉俗，以致骑射荒疏，丧失震慑地方的威力，所以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除前面提到的编设保甲外，主要有：

禁止在外地世居置产。清前期，清廷始终坚持把八旗的驻防看成临时性质，规定驻防官兵不准在当地置产。为了断绝其非分之想，还规定驻防兵丁有生老病死，家口俱令还京，即使子弟家人中有年富力强正在披甲的，也必须革退一同还京。同时，对空出的甲缺，从京师八旗子弟中抽调前往。这无疑是个劳民伤财的规定。每年都有大批退役的兵丁与眷属，尤其是孤寡妇女，由官方备办车船，动用公帑，在规定期限内进京。朝廷为此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赀，而老弱兵丁及妇孺在漫长途旅中又不免备尝艰辛。到京以后，或无产业，或鲜亲属，生计没有着落。以致有的旗人到京不久就托故告假返回驻防原地。到雍正朝不得不有所变通，对寡妇和年老退役兵丁，只要其亲子有在当地披甲的，允许留驻防地就养；已故兵丁的寡妇，有弟男子侄可尽养赡之力，或本人情愿改嫁旗兵的，均准留居当地。从此才不再一概强令回京。

禁止在外地设立坟茔。这项规定始自康熙朝。从此，驻防旗人亡故后，一律用棺木收殓或火化后送京归旗。清廷担心旗人在当地置产后形同土著，养成安土重迁的心态，且驻防兵丁的宗族俱在京师，若准在驻防处造坟立业，年久必至旗民混淆，难于辨识，所以才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规定，乾隆初年，仍恪守着这样的清规戒律：

驻防官兵亡故，除盛京等处外，其内地各省，不许在彼置立坟茔。情愿装盛棺木送京者，听其自送；如贫乏不能自送，仍火化官送。其妇女、闲散人等骨殖，亦于每年官送之便，附带至京。

这样一项耗费大量银两，给驻防旗人和地方上都带来诸多不便，且不断受到朝野非议的措施，清廷竟能恪守上百年之久，足见他们在“巩固根本”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冥顽。

修筑满城。清廷把避免“沾染汉俗”，保持八旗传统风俗作为“巩固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入关初，首先在京师和畿辅一带强制实行“满汉（旗民）分居”。而后，在八旗各驻防地大范围推广这一模式，于是有“满城”的兴建。

所谓“满城”，特指各省驻防旗人所居城池，其中不但居有满洲旗人，时常还包括蒙古、汉军旗人，确切讲应称“旗城”。满城是清廷实施旗民隔离政策的突出表现，由旗兵携眷聚居，与城外汉民隔离分治。满城与一般兵营、堡塞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军事要塞，而且是当地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城内建有军事设施、衙署、居住区、学堂、庙宇；布局无异于京师内城，旗兵各按八旗方位分左右翼依序排列。

各地八旗驻防的行政级别高低不同，满城的规制大小、人口多寡也大相径庭。杭州满城周长约9里，面积1400余亩，城内房屋2万余间，包括将军衙署和八旗官员的居所。驻防兵丁2050名。西安满城为控扼大西北的重镇，驻防兵丁最多时达6400余名。满城占全西安城的1/2强，面积14平方里，与汉城有土墙相隔。雍正年间，满城人口将及4万，中经战乱，到清晚期仍达3万余人。此外，如荆州、绥远、江宁、广州等处，驻防官兵自将军以下多达四五千人，加上眷属人口可逾二三万人，满城（或旗营）的规模都是很可观的。而最小的驻防点如直隶的宝坻、东安、固安，仅设官兵一二百人。不过，只要条件许可，清廷都会念念不忘旗民的分居。即使如古北口这样仅设防守尉的最低一级驻防单位，也要在县城外另建一座小小的满城，“虎皮石垣，周四里，营形正方，置二门，无楼堞雉”，使八旗兵丁在其中自成一小天地。

满城的兴建，除了军事需要外，它的便利之处：一是防止旗民间发生直接冲突；二是为了加强对旗人的控制和管理。尤其当旗民矛盾趋于和缓时，后一宗旨更突显起来。清廷借着这种形式，将驻防旗人牢牢禁锢在满城狭小的天地里。他们的子弟生于斯长于斯，男子成丁后考试合格就在满城内披甲当差。满城内的旗人平日不准离城20里，远出要注册，回城要销假，违限不归按逃旗论处。旗兵的日常生活很单调，以军事训练、出差当值为主要内容；遇有战争，奉命出征。满城内初期没有任何商业，日用所需或靠到毗邻汉城购买，或靠民人货郎白日进城时购买。民人不准留宿城中，旗人则不准外出从事农、工、商。不妨说，满城既是驻防旗人生活的天地，又是困锁他们人身的樊笼。

2 “生则入档，壮则当兵”

有清一代，旗人被禁止从事农、工、商业，当兵成为唯一正当职业。清廷在取得全国最高统治权后，陆续建立起兵丁拣选、演练、粮饷等一系列完备的制度。

满族先世长期居住山林地区，渔猎为生，传统的狩猎活动陶冶了他们娴于骑射的特长。儿童初生时，以小弓箭悬于门前，象征着他将来成为一名优秀射手。六七岁时，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入关以后，八旗均设演练弓箭的场所，叫作“弓房”。弓房设在各庙宇或营中隙地，逐日会演，以备拣选兵丁（时称“挑缺”）之需。弓房聘有教师，传艺子弟，叫“弓儿达”（达，满语“为首之人”义）。旗人子弟年齿稍长，须赴本旗弓房锻炼。习射之法，或立木牌于壁间，上绘红色圆心，射击时以红心为标的，击中红心为上选。弓弦松紧也大有讲究，这主要取决于习射者力量的强弱。弓弦加紧一绕，叫作“一个劲”，自几个劲拉起，直至九个劲止，射击的力度已令人叹为观止。弓弦强度愈大，步数距离目标愈远，射中目标的难度愈大。

要达到高水平，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练习。初入弓房的子弟，年龄虽极幼稚（15岁左右），已开始享受成人待遇，呼为某爷。射箭技艺有步、骑之分。学习步射，有踮腰胯、搘弓、撒放等三个步骤。学习骑射只练蹲马箭式，难度更大。演练各功时，众人必须共念满语数目字，至少也要数到“一百”方罢。只有基础练扎实以后，才能进一步习练马步射，为下一步挑补兵缺作准备。

入关后八旗军队走上正规化，选兵制度亦然。选兵的前提是编审壮丁。有清一代，八旗子弟的成丁标准是有变动的，或以身满5尺为合格，或以一定年龄为尺度（如15岁、16岁、18岁等）。但每三年编审一次壮丁的制度始终被严格遵守，届时裁汰老弱病残，合格者编入丁册。

八旗中由壮丁编成的基层组织是佐领（入关以前称“牛录”）。佐领的丁额前后也有变化。清初每佐领约200～300人不等。康熙年间，八旗满洲佐领总数增加，但每佐领的标准丁额却缩减为100人；乾、嘉年间以降，又改为150人。其实，这些只是官方字面上的规定，具体到各佐领，丁额相差有时是很悬殊的。

八旗军队的甲兵即从佐领壮丁中拣选，拣选兵丁俗称“挑缺”，被选中者俗称“披甲”，落选者叫“余丁”。应选子弟除年龄或身高合乎要求外，必须通过骑步射和满语考试，在京八旗每逢挑缺，向例都统亲自到场监试。靶场上设靶五枚，挑缺者人手一弓，各携箭五支，依次射靶，共射五次，中三箭者谓之“连中三元”，即为中选，可望得缺。但一缺或有二人射中三支箭的，须从新考较，俗语谓之“品”，即二人重新射放，以多中者得缺。

除射术比赛外，复由都统考试满语，如作各种应对，或用满语背述自己的身份和履历，应对如流，长官悦之，取兵缺如囊中探物，否则仍有落选的危险。清中叶以后，考较满语不过虚应故事。

清前期，八旗官员比较清廉，加之当时人丁无多，战事频仍，挑补兵缺并不困难。清晚期，丁口日增，兵额有定，无缘当兵者不能领取粮饷，挑缺的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八旗官员流于腐化，挑缺一事弊窦渐多。驻京八旗，一缺额出，百家乐观，皆欲攫之而后已。于是有“临时抱佛脚”，连夜秉烛赶读满文者，又有重新演练弓箭者，此谓之“临阵磨枪”。但富有之家，每以财势抵当能力，十之八九达到目的。

3 “铁杆庄稼老米树”

旗人兵饷，俗谓“钱粮”，其中又包括月饷（每月一次）和季米（每年四季发放）。

康熙朝定制：京旗前锋、护军、领催，月饷四两，马兵月饷三两。每年饷米均四十六斛（合二十三石）；步兵领催月饷三两，步兵月饷一两五钱，每年饷米均二十二斛（合十一石），出兵时另有行粮。这种待遇到清中叶基本保持了稳定。

统治者给兵丁规定的饷额，显然是不低的。如饷米一项，高的每人每年二十三石，低的也还有二十一石，这不是一个人所能消费的。清朝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额数是每年银四十五两、米二十二石五斗；八品官是银四十两，米二十石。一个甲兵所得饷米已超过此数，难怪雍正帝曾对满洲子弟说：“今兵丁等钱粮较前增加一两，又有马银，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即此有能谋生之人，尽足具用矣。”清统治者有意把饷额定得高一些，以便兵丁可以养家并把余粮变卖，作为家庭一项辅助收入。

在八旗诸兵种中，前锋、护军、亲军为数稀少而收入较高，从一开始即为满、蒙八旗所专擅，汉军旗人只能充任地位较低、收入较少的马兵、步兵。另外，同样兵种，驻防八旗的待遇也较京旗要低。以马兵为例，京旗每名月饷三两，饷米每年二十三石；驻防八旗每名月饷二两，月支米二斗五升（合岁支米十二斗半），与汉族人绿旗马兵的饷米相差无几。由此可见，统治者优养驻京旗人，尤其是满洲、蒙古旗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兵额与兵饷大体确定后，额兵成为食饷当差的职业军人，未当兵的闲散余丁，则是无差无饷的旗下平民。当兵食饷成为八旗人丁的主要职业，经济上形成对统治者严重的依赖。

向例，旗兵饷银，由各旗领催于每月初二日统计分配后，于翌日散放，俗谓：“阴历初三日，下小刀子顶铁锅，伸手也来钱粮！”指领取钱粮之日“雷打而不动”。旗兵所领钱粮又称“铁杆庄稼老米树”，是其赖以维生的稳定收入。所以无论旗民，一旦听说旗兵告贷，无不欣然允诺，以规厚利。而八旗兵丁，用度不知节制，纵有子辈，亦属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之辈，娇生惯养，不知艰辛为何物。每月仅靠有数之钱粮，一些人终至入不敷出，甚至债台高筑。

八旗全部饷银，为数巨大，京城市面，均赖以流通。每月初兵丁发放饷银之际，纹银就会大落行市，奸商操纵其间，任其渔利。如肉铺平时肉价每斤一吊钱，届时增至一吊五百文之多。汉商皆视旗人饷银为可口之菜，视其所需便趁火打劫，即俗话所谓：“旗人一关钱粮，凉水都贵三分！”内城隆福寺、护国寺两处庙会，每于旗人关饷日大量添货，以备旗家妇女采购；杂货铺也重新陈列，备旗家子女玩具之需。他们都希望旗兵饷银，左手领来，右手花去，以此为利薮所在。

除按月领饷外，旗兵每季有领米之制。清朝盛时，府库充盈，旗兵给养丰厚。京城朝阳门内建有禄米仓，地带宽阔，容量很大。四方漕米运抵京师后入仓收贮。普通米为白色，入仓后日久稍黄，俗谓“老米”，或“仓米”。做饭时米粒膨胀，且发奇香，据说味道优于白色米。

旗兵领米，也由各旗档房和领催掌其事。每年四季，每季领米一次，所以又叫“季米”。分旗定期，约有二种。第一种为“二五八冬”领米期，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为领米期；第二种为“三六九腊”领米期，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领米期。至放米之月，规定日期，传知应领粮米之各旗掌事领催，再由领催通知旗兵。是时，仓前骡驼大敞车，排列成行。

仓中存贮老米，米粒均带有一层硬皮，叫作“粗米”，不能食用，须蜕去硬皮方可食用。从事这项工作的叫碓房。碓房掌柜多是山东人，盘踞北城一带。各碓房皆无门市，平日并不交易，专门负责八旗放米事宜。当时一旗有一旗的碓房，不相混淆。

每到放米之期，各旗领催合同碓房掌柜同至仓上领米。领米后转运本旗碓房加工叫“串米”。米经串成后已无硬皮，叫作“细米”。

旗兵领米，如自家食用，一季可保无虞。但大家庭领米很多，或有孤独旗兵，自食有余，多数变卖。京城米行店铺、汉人家庭，以老米味佳物廉，无不趋之若鹜。常于旗兵放米前，预备资金，等待时机，届时争先恐后买入，成为一种投机生意。买米者除部分自食外，余皆转手倒卖，获取厚利。旗兵领米后，食至中途，也有零星变卖的，卖价愈贱。每一旗兵所得粮米，折价超过饷银，所以每逢放米，旗人家庭无不欢跃。

旗兵领米，自掌事领催以下，如护军、马甲、养育兵各缺，每兵每季领米一袋，每袋老米约一百六十斤，实际所得也不过一百四十斤。碓房每与领催合作，盘剥旗兵，相传有用黄沙塞入破袋以充重量的事发生。每季放米，碓房所得钱米丰裕，领催亦从中渔利，故双方有“伙计掌柜”之讥。

晚清以前，大多数旗人的生活水平是高出于普通民人的，以兵丁中中等收入的马甲为例，每年饷银三十六两，另外饷米二十三石，如果按乾隆年间粮价每石一般不过一两五钱计算，约折银三十四两余，通计银米值七十两左右，赡养数口之家应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旗人人口不断加增，兵缺却增加有限，加之封建盘剥的不断加剧，旗人自己又不懂得撙节俭省，以致到后来，许多下层旗人在生计上落到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地步。清晚期国力亏虚，旗兵钱粮减成发放，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旧时形容旗人钱粮少及不善主理，有道是：“上半月来凤凰单展翅，下半月来童子抱观音”，或 “上半月来上二下八，下半月来内一外九”。即是说上半月领到钱粮，吃点心，二指相掐（凤凰单展翅），吃包饺子（上二下八），下半月亏空，则双手捧吃窝窝头（童子抱观音），蒸窝窝头（内一外九）。可发一噱。

八旗自骁骑校以上，都统以下，属官员阶层，其薪给不称“钱粮”或“饷银”、“饷米”而叫“俸银”、“俸米”，即俗话所谓“不吃钱粮吃俸米”。

清朝官俸从表面看并不高，八旗官员也不例外。凡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俸银，俱按品级支给。俸米，初定每俸银二两，支米三斛；后定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据此，旗员正从一品，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正从二品，岁给俸银一百五十五两，俸米七十七石二斗；正从三品，岁给俸银一百三十两，俸米六十五石；正从四品，岁给俸银一百五两，俸米五十二石五斗；正从五品，岁给俸银八十两，俸米四十石；正从六品，岁给俸银六十两，俸米三十石。八旗官员中品秩最高的，在京都统、在外将军，岁俸银为一百八十两，米九十石；佐领是正四品，岁俸银一百五两，俸米五十二石五斗，而最低的骁骑校岁俸银六十两，米三十石。

显而易见，八旗官员欲维持一种比较阔绰的生活水平，仅靠这些薪俸是远远不够的。低俸禄制度与封建官僚制度的性质相结合，必然产生官员的贪赃营私。为了堵塞漏洞，整饬官箴，雍正朝开始，建立养廉银制度：对地方官员，自总督、巡抚以下，知县巡检以上发给所谓“养廉银”，其数从三万两到数百两，相差悬殊。各官养廉银同他们的俸禄比，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养廉银比起俸禄要优厚许多。地方官待遇问题解决后，京城文武各官俸禄低的矛盾就更突出了。雍正帝顾虑及此，决定对京城各官改发双份俸银俸米，同时对八旗都统等官增给亲丁钱粮和养廉银，仅都统每年养廉银高达七百两。这样一来，八旗官员所得银两，通常要超过兵丁的数十倍。

八旗官员俸银，照例于春秋二季即二月、八月发放。发俸银之日，各旗领催，因擅长会计，亦随同都统办理发放手续。时有戏言云：“清客串”，或曰“玩票的”（原指尽义务的扮戏），意谓领催参与长官发俸，不能从中渔利，与其发放兵丁银米时，百般克扣，“肥上加肥”，不可同日而语。

八旗官员俸米发放也是每年四季，与兵丁发放兵饷日期同。但官员所领俸米，多超过兵丁数倍，其贩卖俸米之事，更胜兵丁。俸米卖价常比兵米为多。究其原因，兵丁领米经长官、碓房多方克扣，每袋在一百四五十斤间，而领催不能以长官为鱼肉对象，所以旗员领米每袋足斤足两，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旗官俸米既多卖现银，以备时需，而市民投机买米，亦都看中俸米，以其每袋米的分量较兵米的分量充实。

宗室贵胄，例无披甲挑缺制度，清廷虽不让宗室子弟当兵负苦，繁华则尽其享用。宗室成员所领银米称“鸾价”。宗室生男儿后到宗人府呈报，月享鸾价银一两五钱，每季发米一袋；待成年后，鸾价银增至三两，米四袋。每袋米重量与八旗官员相同。过去民间传言，旗人子弟出生后即得一份钱粮，实为误解，如果用来专指宗室子弟，则与事实若合符节。就普通旗人来说，生男须先赴档房呈报挂名，长成后，习满文，练弓射，遇机会挑缺，文武考试中选，始获钱粮，短期内谈何容易？反观宗室子弟，成丁即予三两，待遇高低有霄壤之别。

宗室生女虽无鸾价银，也须赴宗人府呈报，得赐称“宗室女”，贵族气质又在男子之上。

宗室闲散月领鸾价银至多以十数两为限，此外若有世袭缺位或执事缺位，鸾价银可多达百两以上。世袭缺位即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接，如“世袭云骑尉”，世代为自家所有，并享受相应的待遇。执事缺即在宗人府中司管某项职务，宗人府是管理皇帝宗族的专门机构，选拔宗室中能干的人担任，按品秩高低领取俸给。

宗室子弟领取粮米，自然分量充实，领鸾价银不但足数，成色亦佳。此外，宗室子弟遇丧事，呈报宗人府，经长官披阅，酌给治丧费，叫“白事银子”。数目多寡，视该宗室是否近支，或与皇室有无特殊瓜葛而定，少则数十两，多至数百两。宗室男子有婚事，事先呈报宗人府，赐给婚礼费，叫“红事银子”。宗室女子出嫁，如系近支嫡派，也有赏给出嫁费（也叫“红事银子”）之例。

觉罗是皇室远支，除做官、披甲外，享受的待遇和特权低于宗室。

四 “隔阂渐融”

——旗民的人际关系

清朝在入关初，推行圈地、投充、剃发、迁海等扰民政策，实施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在南下剪除南明小朝廷以及尔后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八旗兵丁所至之处肆扰民人，旗民之间势同水火。康熙年间，清廷开始调整对待汉民的政策，与此同时，旗民交往日益增多，语言、文化、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大为缩小，旗民间的隔阂逐渐消融。

1 旗民的交往与杂居

清朝入居北京，以旗民分居制为手段，阻挠旗人与民人的正常交往。清朝处心积虑地制造旗民畛域，意在保持八旗组织的独立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清统治的长治久安。所谓“八旗乃国家根本”一语，言简意赅地道出清统治者对八旗的严重依赖。

然而，旗人羡慕汉人街市的繁荣，经济、文化上又存在着交往的现实需要，因此，旗民间的往来很快就频繁起来。不过，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这种往来还不足以使旗民分居的格局明显改观。康熙三十一年（1692），到北京谒见清帝的沙俄使团看到：“住在北京城内的大部分是鞑靼人（这里当指旗人），汉人必须住在外城和关厢，那里有最大的市场和店铺。”尽管内城仍是旗人的天下，但外城的汉人借着佣工、贩运、商贸等机会越来越经常地进入内城，这种进入最初只是临时性的，天长日久，一些人在内城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内城中的旗人为都市化的生活所诱引，也开始有人潜往外城居住。到乾隆初年，在外城居住的旗人已不少于四百余家，结果奉旨严禁。嘉庆年间，以往的禁令形同虚设，甚至连天潢贵胄子弟也纷纷移住外城，“移者既多，例不能禁”。用今天的话表达，就是“法不治众”。城外的汉人想进城，城里的旗人却想出城，于是在不同动机的驱动下，在北京的内城与外城，同时发展起旗民杂居的局面。

在京郊畿辅，看到的是同一进程。清廷实行大规模圈地的结果，在方圆五百里内形成星罗棋布的旗人庄屯。最初，“老圈旗地界址甚为分明”，圈内民户被强迫迁往他处。但也有少数民户留恋祖茔故土，不肯舍房就地，最终在旗圈内留住下来。随着旗地广泛采用租佃制，租种旗地的民人陆续就近居住，并成为旗圈内的土著之人。到乾隆年间，当地旗民之间转让地产的现象相当普遍，民人有典买圈内旗地者，旗人有置买圈外民地者，旗民杂居的程度不用说已超过京城。

雍正年间，清廷有鉴于畿辅旗人渐染汉俗，一度强迫在庄屯居住耕读为生的八旗子弟全部移居京师。但出乎统治者意料的是，他们被集中到京城以后，完全脱离了生产领域，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除仰食父兄外百无一能，生计很快潦倒，精神委靡不振。出于无奈，清廷只好网开一面，于乾隆四年（1739）重新允许八旗闲散子弟在屯居住自行耕种。这以后，畿辅旗人与民人的联系更加密切。

在内地各省，居住在满城内的旗人与民间交往受到严格限制。但成千上万旗人聚居的满城毕竟是个带有军事性质的消费单位，而不具有丝毫生产职能，既然一切生活所需无不取给于外界，如果不与民人接触显然是不可能的。驻防兵丁携眷居住，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供应问题。除内地各省可以就地征收或截取漕粮，边远省份的驻防旗人在官运粮米外，大多招民垦荒。乾隆初年在绥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设立驻防后，在当地拨出大片“代买米地”，招内地汉民出塞耕垦。热河、山海关，以及关内外大片旗地，也多由民人耕种。这成为旗民交往的一种形式。

贸易也是推动交往的有力杠杆。驻防旗人的饷银只有在与汉人交易中才能够消费。寄生性质的满城因此成为汉人商贾攫取利润的理想对象。雍正年间筹议在山东青州设立驻防时，有人认为该处偏僻，不宜设防。雍正帝反驳说：“如云地方贫苦，商贾不至，则建立大镇，驻防多兵，贸易者自将辐辏。”哪里有旗人驻防，哪里必有商贾辐辏。果然，青州城很快繁兴起来。

这种经济上的互利关系，刺激着各地满城内的店铺、酒楼、当铺应运而生。绥远城兴筑以后，当地商家数年间殷富起来，全都靠的是与旗人贸易。城内戏楼酒肆大小数十百所，酒肆饭庄终日燔炙煎熬，列座喧呼，戏楼则管弦呕哑，轻歌曼舞，形同繁华闹市。新疆伊犁设立驻防后，惠远、惠宁、绥定、宁远四城相距均数十里，商贩贸易往返于途。在满族发祥地的吉林，清中叶，旗人驻防城内已是商贾云集，汉人占十分之八九。

驻防旗人，生活上严重依赖民人，满城的大门不能不向他们敞开。许多民人进入满城，从事商贸，开设店铺，或者为旗人佣工。江宁、青州满城附近的汉民，日日肩挑柴草，贩与城内旗人。雍正末年，德州满城内的隙地上，民人自盖店铺已有二百余间，旗人借此向民人敛取租银。

在福州满营，民人先是开设店铺，尔后便携眷居住。广州旗营内的汉人也日渐增多，官府为了加强管理，要求他们将写有姓名的标签悬挂在房门上。嘉庆年间，在贫困的驱使下，一些旗人将旗营内的地皮租与汉人。这些汉人被统一编入保甲，一旦认为形迹可疑，登时逐出。尽管有这些限制和歧视，民人已经成为满城内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入居旗营或满城的民人与旗人的关系是融洽的。金启琮《北京郊区的满族》一书对北京西郊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旗人与民人的关系做了很高评价。他回忆：外三营内的汉人多半是旗兵的随丁和夫役，以及旧日随营的工匠、商贩。他们以山东人和山西人为多。满洲人比较喜欢山东人，因为他们打仗不怕死。为此，营房中的私塾先生也聘请山东人（其实山东人教书并非所长）。营房内保持着满洲早期的习惯，跟丁或归来的人经过两年（有时是从幼到老），便成为家庭中的成员，尽管他们不是旗人。山西人则大半经商，他们的足迹随出征的旗兵远至外蒙古、新疆、金川，实际上是旗营的后勤部。所以他们与旗人的关系，非同铺户与主顾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金启琮先生是著名满族学者，他的母家即在外火器营，故而对旗营内的旗民关系，耳熟能详，且娓娓道来。

2 外族人的入旗

清太祖努尔哈赤缔造的八旗组织，从一开始就是多种民族成分的结集。据《八旗通志》记载，在当初的400个牛录中，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所谓满洲牛录、蒙古牛录，是以满洲人为主，又掺入了一些蒙古人、汉人的牛录。以后，归附日众，人口加增，于是分编蒙古、汉军八旗，但满洲八旗内的外族成分非但没有减少，反因对外掳掠战争的升级与规模扩大而不断增多。

清朝入关以前，八旗军队四次破关蹂躏长城以南的河北、山东等地，掳掠汉民不少于二三十万。入关以后，仅畿辅一带被迫投充旗下的汉民即有五万人。这些沦为奴仆的汉族人，绝大多数被编入满洲八旗。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耳濡目染于满族文化，一些人逐渐满化。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说：“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真（指满洲人）无别。”这些汉族子弟，自幼在满洲人家生活，最易被同化。何况当时满洲人统治正处在蒸蒸日上阶段，依仿满俗是一种时尚。这些汉族子弟在习满语、着旗装的同时，生活起居无不率同满俗，男子薙发，女子天足，以至放弃汉姓，改用满名。乾隆年间历任浙江总督、杭州将军、兵部尚书等显赫官职的正蓝旗满洲人性桂，先祖王国左，本是辽东义州汉人。天命七年（1622）随蒙古兀鲁特部长索诺木归附后金国。子嗣始终隶属满洲旗。性桂官居一品，任职满缺，名列《满洲名臣传》，是书全然未提及他的汉人血统，俨然满洲旗中的势要显宦。当然，满洲旗下汉人中能够如性桂一家发迹的寥若晨星，但他的家世所揭明的外族人满化的事实，不仅对满洲旗下的汉人来说，而且对于类似处境下的蒙古人、朝鲜人、藏人（番子）、维人（回子）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

乾隆初年撰成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共收录隶属八旗满洲的1266姓氏，其中除满洲741姓，附载了蒙古235姓，高丽（朝鲜）43姓，尼堪（汉人）247姓。这些附载族姓，均为清初编入满洲八旗和内务府的外族人后裔。他们与满洲人长期共处，生活习俗、精神面貌、心理状态趋于满化，所以经清廷认可，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清初统治者对旗下非满洲成员实施强制满化政策，而满洲旗人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又成为非满洲人主动接受这种同化的诱饵，两者相辅相成，促进了外族人与满洲人的融合。融合的渠道主要有：

奴仆开户。旗人在身份上主要有：“正身旗人”与“户下家人”的区别。“正身旗人”，也就是旗人中的自由民阶层，上自钟鸣鼎食的天潢贵胄，诗礼簪缨的世宦阀阅，下至普通旗人，中间虽然存在着不容僭越躐等的政治等级，但均属这个阶层。“户下家人”或称“包衣阿哈”（家奴），是服役于皇帝、王公、官僚和一部分富裕旗人的家内奴仆和庄园壮丁。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隶属在主人名下，所以被称作“户下人”。清统治者在入关前大规模掠人为奴的结果，使奴仆成为旗人中为数最庞大地位最卑贱的阶层。顺治五年（1648），八旗男丁346931人中，满、蒙旗人名下的汉人奴仆壮丁多达236967人，约占八旗人口的70%。清初满族蓄奴制度之发达据此可知。由于被掳汉人构成旗下奴仆的主体，且多数为满洲旗人所占有，又使八旗蓄奴制度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

清初八旗兵丁东征西讨，疲于奔命。清廷为减少满洲子弟的伤亡，对随从出兵的奴仆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允许立有军功的奴仆豁除奴籍，并在原佐领独立开户，称开户人。从寄人篱下到取得独立户籍，意味着取得了近乎自由民的身份。雍正年间，清廷用兵西北，曾从北京旗人家遴选两千名家奴组成“家选兵”，又将阵亡将士的家奴编为“复仇兵”，派往军前效力。战毕凯旋，所有参战家奴连同眷属均被授予旗下开户的资格。

奴仆开户以后，可以当兵食饷，担任低级军官，享有高出奴仆的社会地位。但与正身旗人比，又时时受到歧视和压抑。开户人如果想改变不尽如人意的处境，唯一途径便是混入正身旗人。雍王帝目睹这种现象，曾发出警告说：八旗现今开户人当前锋，护军的很多，这些人几乎与满洲人不相上下了。前锋、护军是满、蒙旗人专擅的头等甲缺，收入高于七、八品官的俸禄，连汉军旗人都无缘染指，却有大批开户人跻身其间，足见他们在身份上逐渐与满洲旗人混淆莫辨。雍、乾年间，清廷前后用二十余年时间，对旗人户籍加以清查整理，混入满洲人的开户人被查出后，统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严令出旗为民。不过，仍有许多开户人躲过了这次旷日持久的大清查，并在乾隆帝所谓“历年已久，无凭查核，著无论有无情节，亦悉加恩免究”的谕旨下，继续夤缘于正身旗人中间，同时实现了向满洲人身份的转移。

过继养子。旗人以当兵食饷为主要经济来源，而一旦断了子嗣，就意味着无法享受这种待遇，为了摆脱这种窘境，只有抱养义子。清前朝，一些满洲佐领因阵亡壮丁较多，户口凋零，人丁不旺，也鼓励旗人抱养义子。京旗中管这种做法叫“过继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汉族民间继子之风，原由于抱养者乏嗣，以养子继承香火为目的。旗人家庭过继义子则主要从多得钱粮的考虑出发，所以旗下“过继子”之风长盛不衰。

抱养的对象，除本族子弟和户下家生子（即陈年奴仆子弟）外，主要是民间汉人之子。清初对旗人抱养对象并无任何限制，无嗣者抱养义子只需报明本主，送部注册，即可增入本佐领壮丁册。许多汉人养子和旗下奴仆子弟，借此途径改头换面，混入满洲家庭，数辈以后即自称“满洲”。

旗人家为了能多得到一份钱粮，在抱养义子问题上经常弄虚作假。如满洲旗人家庭某氏，膝下本有亲生子，经人拉拢，推介某汉人家子弟，认为义子，入门后实行改姓，与其亲生子排列成名。如亲生子名德瑞，则过继子可起名德俊，纵使较前者年龄稍长，亦须居弟弟的地位，以便呈报虚名。因为是义子，挑取披甲自然较易。待钱粮到手，则每月饷银，每季饷米，实行与义父义母均分的办法，两家各有所图，利益均沾。日后义子若受到提拔，获得优缺，钱粮增多，也必须履行往昔约定俗成的分配办法，不能借口反悔，待义父母去世，所有钱粮才能全归义子食用，兄辈不能与他相争。

对旗人漫无节制地抱养义子尤其是民人子弟之风的限制，是从雍正年间“八旗生计”问题明朗化时开始的。雍正帝谕旨中提到：养子中当前锋、护军等优缺的人很多，各旗佐领应清查呈报，养子本人应从实自首。由于这道谕旨有损义父母与义子双方的利益，因此执行中阻力重重，收效甚微，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承认：无论在京旗，还是在各地驻防，旗人抱养民子的事为数可观。

清晚期，旗民畛域淡化，加之旗制窳败，抱养义子之风益发不可收拾。道光元年（1821），一次清查出的混入满、蒙八旗的民人子弟就多达2400余人。仅荆州一地，抱养民人子弟的满、蒙旗人就有400多名；江宁、京口两地驻防满、蒙旗人，抱养民子为嗣的竟达1795人之多。在有数千额兵的驻防地，民人养子能达到成百上千之数，确实是够惊人的。而没有被查出的又不知凡几。驻防八旗散居全国，与当地民人发展起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所以抱养义子之风尤盛。进入旗人家庭中的民人子弟，大多自幼与养父养母朝夕相处，久而久之，便成为旗人中的一部分。

联姻。清代满汉间成见很深，婚姻各有规制，民间因有“满汉不能共白头”之语。至于八旗内部，满、蒙、汉军固然族源不同，彼此通婚却不受限制。清朝诸帝选娶汉军女子的史不绝书：顺治帝诸妃中，出身汉军的四人，即陈氏、唐氏、杨氏、苏氏；康熙帝所娶汉军女子更多，有王氏、高氏、袁氏、刘氏。其生母孝康后（康熙时尊称慈和太后）是汉军旗人佟图赖之女，而佟图赖妻子又为满洲觉罗氏。嘉庆帝母孝仪后也出身汉军。清制：后族出身于汉军的准予抬入满洲旗。孝仪后为清泰女，清泰原姓魏，本汉军，借女儿的宠荣抬入满洲镶黄旗，改魏佳氏。这不过是援用孝康后一族抬旗的成例。在中下层旗人中，汉军嫁女满洲旗人的更为普及。

至于满汉间的联姻，在清初原无禁例，相反，曾一度受到满族统治者的鼓励，作为笼络汉人的一种手段。努尔哈赤时，抚顺城明军守将李永芳降附后，娶贝勒阿巴泰女，佟养性自明境投归，娶宗室女，两人遂以“额附”（女婿）自炫，为清朝的肇建竭尽披肝沥胆之能事。皇太极攻取大凌河城以后，采纳贝勒岳托建策，下令以诸贝勒女妻明朝一品降官，以诸大臣女妻二品降官，以国中汉人女和庄头女给配众降兵。同时，汉人女嫁给满洲人的亦复不少。

顺治帝定鼎北京，仍准满汉官民相互婚娶，并制定出呈报的办法：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以及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呈报礼部；无职者听其自便，无需报部。当时满汉矛盾异常尖锐，通婚并不普遍。但满洲人是统治民族，旗人又享有种种特权，一些汉人嫁女给满人的现象应是有的。而明朝阉党余孽冯铨降清后纳满洲妇，申请附入旗籍，以取媚征服者，则是这中间的一段插曲：冯铨，涿州人，明万历进士，天启年间自昵于大太监魏忠贤，得以入阁拜相。崇祯帝即位，剪除阉党，搜得冯铨为魏珰祝寿的百韵诗，论罪杖徒，后赎为民。待清朝入京，冯铨就死心塌地当了贰臣，任礼部尚书，中和殿大学士。冯铨因娶内务府总管满洲旗人鄂貌图女，遂向康熙帝疏陈，叨承宠命，理应附籍满洲编氓之末，并如愿以偿，隶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乾隆年间大学士英廉，就是他的后人。

有清一代，尽管没有禁止旗民通婚的明文，但从后来的官方文献中不难看出，对这种倾向是刻意防范的。雍正五年（1727）福州将军蔡良奏称：当地八旗汉军兵丁及闲散壮丁12000余名中，娶民女的214名，聘女给民人的有2名。蔡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奏折中保证要严行查禁，不许旗人与汉人联姻。雍正帝朱批写道：“既往者原难深究，将来者当加严禁。”由此可见，当时对旗民通婚的禁止是很严厉的。然而所谓“既往者原难深究”，实际上等于默认既成事实，结果可以推知：禁令固严，却是禁而不止。

旗民间的通婚首先是通过汉军旗人与民人的联姻来实现的。在汉民众多而汉军又单独驻防的广州、福州两城，这种交往的后果非常明显。广州是唯一未设满城的大型驻防地，旗界与民界壤地相接。许多汉军旗人是由原“三藩”部属改编而来的，在当地世代居住，形同土著。他们与民人往来密切，“联姻缔友”。

乾隆年间，东北地方旗民联姻之风因汉民的大批流入而迅速抬头。奉天锦州副都统常在曾经奏请：对所属八旗蒙古、锡伯、巴尔虎、汉军、包衣佐领下人的女儿，应照满洲旗人的定例，禁止与汉人结婚，乾隆帝却答复说：“汉军每与汉人结亲，历年已久，毋庸禁止，其另户蒙古、锡伯、巴尔虎佐领子女，俱照满洲例。”对汉军旗人与民人间的通婚采取听任态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一向认为，汉军旗人原本是汉人，尤其当“八旗生计”问题严峻起来后，他更倾向于确保满洲旗人的特权利益而不惜排斥汉军旗人，于是多方设法将汉军旗人与汉人等量齐观，从而为最终将大批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埋下伏笔。第二，则是由于汉军旗人与民人的通婚“历年已久”，非一纸禁令所能阻止，与其小题大做，不如息事宁人，听之任之。

与之相比，满洲旗人与民人通婚的事就少得多了，这除了清廷防闲设阈，不遗余力外，与日常风俗，习惯存在差异有关。但到清末，这种状况已大为改观。旗人娶亲，俗尚铺张，婚嫁论财相沿成习。但“八旗生计”的恶化，使越来越多的下层旗人无力筹措彩礼，以致婚姻失时。旗人宝琳管辖杭州驻防八旗时，营内仅婚姻已定，因出不起彩礼而不能及时迎娶的多达数百家。生计所迫，成为八旗穷家子弟将择偶目光转向民女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民人欲借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畿辅，屯居旗人早已与民人水乳交融，彼此联姻自然水到渠成。子弟书《螃蟹段儿》就描写了一个屯居旗人与民人妻子移居城市后，不谙市俗，因不知螃蟹如何吃法而起勃谿，后经邻人指点方恍然大悟的喜剧性故事。开头一段写道：

这段引文在语言上具有“满汉兼”的典型特点，每一句都是满汉语言混合使用；至于满语上面的汉语小字只是对满语的注释，一般不参加演唱，只有这样，句末满语字母“a”才能与汉语“蛮子家”“到了家”的“家”相押韵，使全句韵律一气呵成。这段子弟书叙写了汉族妇女嫁给满洲子弟，不到半年就掌握了满洲话，濡染了满洲风习，俨然成了个“半满半汉”的“跌婆妈妈”。这种描写当然不是作者无中生有的杜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它通过对一件日常琐事的艺术加工，反映了满汉民族青年间的爱情与婚姻的主题，是很值得珍视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最终宣布准许满汉通婚。辛亥革命后大批满洲旗人走出旗营，融入汉人社会，满汉通婚的人数大增。

3 汉军出旗

当大批外来成员通过各种渠道融入满洲旗人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不同程度已被“满化”的汉军旗人被清廷逐出八旗，这就是乾隆年间发生的大规模“汉军出旗”。

汉军旗人虽然出身汉族，但因久隶旗下，诸事悉仿满洲，文化习俗上也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所以曾被法国传教士白晋称作“鞑靼化的汉人”。“鞑靼化”也就是“满化”。其具体表现，不仅在服饰、发型上依从满俗，而且汉军妇女两耳必穿三孔，不缠足。子弟习满语满文，练习骑射，以当兵为业。

不过，在为数众多的汉军子弟中，因祖辈入旗时间和入旗缘由千差万别，在满化的程度上也形成差异。这中间，关外入旗并“从龙入关”的辽东汉军（俗称陈汉军）子弟满化程度最深，这不但因为他们与满洲人相处时间最长，且以攀龙附凤在先的经历，自有一种其他汉军所缺乏的对满洲人的认同感。反映在习俗上，陈汉军从满洲处十居六七，从汉人处十居三四。而入关后入旗的汉军旗人（新汉军）在祭祀仪礼上依从满洲礼处仅十居一二，从汉人礼处却十居八九。后者资历浅，来源驳杂，何况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本系汉人”，与满、蒙子弟两般对待，凡此种种都促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旧有文化传统。而且，岁月的流迁不仅没有泯改这种倾向，反而使之益发明朗了。答案一目了然，既然连满洲子弟都无法恪守本族旧俗，又怎么能指望本来就出身汉族的汉军旗人改弦易辙呢？所以，汉军子弟从清初依从满俗到后来逐渐复归汉俗，都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

乾隆年间满人舒坤批《随园诗话》曾记：汉军蒋攸铭，本籍宝坻，先人因受田文镜提拔，遂登仕途，其家妇女缠足，饮食日用，悉仿南人（指汉人）。应擢尚书，例兼都统，以不识清文（满文）辞。舒坤对他的行止大为恼火，斥为“此尤纵欲丧心者也”。足见汉军旗人例应循从满俗，否则被视作离经叛道。但正是从这种现象中，可以察知汉军子弟潜滋暗长的一种变化。

清统治者一向标榜“满汉一体”，表白其对待满、汉毫无异视，实则歧视汉人，到后来，株连到早已归旗的汉军子弟。雍正帝曾露骨地对臣下说：

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

在同等条件下，先用宗室，其次满洲，再次汉军，最后才是汉人，雍正帝的这一表白充分说明了“满汉一体”政策的虚伪性。

单就满、汉军旗人考察，待遇轩轾有别：八旗汉军的都统、副都统往往由满洲宗亲、显贵担任；在兵种的分配上，待遇高、钱粮丰厚的兵种如前锋、护军，历来由满、蒙子弟把持，汉军子弟只能充当收入较低的马甲、步甲。同一兵种，有时待遇也有高下。在候补兵性质的养育兵中，满、蒙子弟月银三两，汉军子弟二两；官学生，满、蒙子弟月银一两五钱，汉军子弟一两；对八旗孤寡老人，除每人月给养赡银一两外，如果是满、蒙人，岁给米一石六斗，是汉军人不给。在法律待遇上，清廷规定：满、蒙旗人的家口，不许卖与汉军、民人，汉军的家人不准卖与民人。换言之，满、蒙旗人可以恣意占有汉人家奴，汉军与民人则没有资格置买满、蒙旗人的家奴。这不过是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四等级在法律地位上诸多差别之一。

清初大学士、汉军旗人范文程自称是“大明骨，大清肉”。范是明朝儒生，熟悉儒家文化和明朝典章制度，降清后对满族社会有了较多了解，因此在政治、文化上具有兼通满汉的特点。“大明骨，大清肉”虽然是范文程对自己的概括，若大而化之，也可认为概括了汉军旗人的双重政治性格。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性格既满足了清统治者治理广大汉族人民的需要，汉军旗人也因此受到歧视与猜忌。乾隆帝提出编写《贰臣传》，将清初历任两朝的汉人臣僚称作“贰臣”，谕令把这些“大节有亏之人”据实直书，载入史册。这些“贰臣”，不论降清后是忠是奸，有功还是有过，处境其实都很尴尬。其中十之八九均隶籍于汉军八旗。随着清廷对满汉合流的忧虑日益强烈，也随着“八旗生计”问题不断加剧，汉军旗人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每况愈下。

乾隆帝时，借口整饬旗务，显露出将汉族血统的旗人当作汉人对待的意向。果然，到七年（1742）四月，便发出一道将汉军旗人出旗为民的谕旨。大意是说：汉军其初本是汉人，先后归旗的缘由也不一样；其中有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不用另议更张外，其他各类汉军子弟，如果有愿意改归原籍的，准许他们与当地民人一样编入保甲。乾隆帝表面上讲，汉军旗人是否出旗听凭自愿，实际上却是一次强制性行动。

截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仅广州驻防还保留了1500的汉军，其他地方的汉军已被驱逐一空。与此同时，满、蒙、汉军旗内的开户人，抱养民子、另记档案人、内务府和王公府属的汉族血统家人，也被统统扫地出门。经此一次清除，汉军旗人大幅度减少，满洲旗人成为八旗的主要成分。乾隆帝迫令汉军旗人出旗为民，主旨当然是确保统治集团的一己私利，但从客观效果看，大批旗人流入民间，对消泯旗民隔阂也有积极作用。

总之，有清一代，八旗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组织，人员的不断流入与流出，密切了旗人与民人的关系，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

五 “文风蔚起”

——旗人的文化

满族肇兴时代，娴于骑射，疏于文教。清建国以后，统治者在援引“汉法”改革旧制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对八旗子弟的文化教育，鼓励他们就学读书。这种倡导，对提高旗人的文化水准，廓除落后的观念风习，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但由于汉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文风的蔚起，又不可避免地将旗人引入“汉化”的轨道。

1 “习于学问，讲明义理”

旗人教育，始于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这一年，满族由辽东边外入居辽沈地区，旨在培养统治人才，努尔哈赤倡导开办学校，从八旗中选拔巴克什（老师）教育子弟。巴克什除满人外，还聘请汉族文士任教。

皇太极即位后，从频繁征战中悟出令子弟就学读书的重要性。天聪四年（1630）大贝勒阿敏等轻易放弃了血战得来的永平四城，皇太极认为是不懂学问，不通义理所致；翌年，大凌河城明军守将被围困4个月，粮草断绝，相食人肉，炊骨析骸，犹以死守。他认为这是“读书明道理”的结果，于是下令兴教育，使诸贝勒大臣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俱就学读书，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皇太极还下令建文馆，让达海等人翻译汉文书籍，库尔缠等人记注朝廷政事。自此，八旗文教逐渐兴盛。

清朝定鼎北京后，依仿明制兴办学校，京师设国学，即太学（国子监），直省设府、州、县学，同时为八旗子弟接受教育提供种种便利条件，规定凡满洲官员，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护军统领、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俱为荫生。其余各官之子，俱为监生。康熙初年又规定，恩荫子弟，先送国子监读书，后授官职。

同时，努力扩大八旗子弟受教育的范围。顺治元年（1644）于满洲八旗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教习子弟。接着，设立八旗官学，要求每牛录（佐领）各取官学生二名，以二十名习汉书，其他人习满书。中下层子弟开始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清廷在对待八旗子弟教育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以致在政策上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变易频繁。难题的实质不外乎他们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八旗子弟不能不急起直追，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另一方面，清廷又时刻担心，学习汉文化的结果会导致满汉合流，使八旗子弟丧失精湛的骑射技艺和关外时代的淳朴风习。结果，清廷在发展八旗教育的同时，又处心积虑地加以限制，顺治十三年（1656）谕旨内称：“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并规定：凡是额外私自读书的子弟，不准选用考试。统治者不希望看到八旗子弟重文偃武、剽悍锐气日渐消磨的局面，所以才防闲设阈。但这种做法恰恰说明，重教育喜读书在八旗子弟中开始蔚成风气。

康熙皇帝本人勤奋好学，重视培养八旗子弟。他曾慨叹“内府竟无能书射之人”，下令在近处设立书房，专门培养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子弟，分习满汉文书。一次就选拔了366名官学生，以后又迭有增额；并下令开设景山官学，成为继八旗官学之后第一个专门为内府三旗子弟兴办的专学。

雍正年间，旗人教育获得新发展。景山官学外又设咸安宫官学，于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及官学生中挑选俊秀者，委派翰林、满洲人等为教习，分授满、汉功课和弓马武艺。

宗学，则是专为宗室子弟所设官学。始建于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因下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一度被撤销，雍正二年复行设立。宗学按八旗左右翼分设，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和闲散宗室的子弟，18岁以下的均准入学读书，有愿在家读书的听之。与宗学关系密切的还有雍正七年（1729）设立的觉罗官学，专门招收觉罗子弟，每旗各设一所。

清朝统治者兴办各种类型官学，除造就人才外，还有更深一层目的，就是“教化”并控制子弟，使他们安分守己。顺治年间宗学最首要的一条规矩是：“有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康熙末年，诸皇子为了争夺继承权，各自延揽名士奇才，结为势力集团，彼此争斗极其残酷。雍正帝是当事者之一，最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所以他在“初登大宝”后，一方面诛除异己，一方面注意培植后起之秀。在向宗学教长、教习训谕中说：“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若非立学设教，安能使之改过迁善？”把教化子弟，使之循规蹈矩摆在了首位。

除中央一级官学，各地八旗驻防也陆续兴建了地方性官学，从而完备了旗人教育制度。使不同旗属、不同阶层的旗人子弟，拥有了学习机会。驻防地的官学，视旗人多寡，有的按八旗分设，有的按佐领分设。近代西安驻防八旗共40个佐领，每佐领设官学房（堂）一所，学生20～30人。所学内容文武兼顾：骑射技艺、满汉文书、儒家经典。

随着文风的蔚起，旗人的私家教育也渐有起色。子弟长至六七岁，有力之家往往专馆延师课读，贫寒人家子弟多外出就傅。乾隆年间前因居士《日下新讴》诗云：

学帖标门教满洲，旗童秋爽竞来投，

跏趺满炕喧功课，“阿厄呜窝”念字头。

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北京城内私塾先生教授满洲子弟的情景。私塾先生训蒙，往往标贴于门，大书一“学”字，以招学童。如果是满洲师傅，则贴一满文“学”字。学习满文，须按部就班从十二字头念起，阿、厄、呜、窝，便是字头起首之音。清末，旗营中的私学遍及京师内外和各驻防城。私学与官学相结合，使八旗子弟享有比一般民人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和更多的机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稳步提高。

不过，八旗子弟因享有政治特权，仕进途径多，非如民人子弟，以科举考试为唯一进身之阶，加之统治者不赞同旗人子弟一味钻研学问，旷废骑射武功，因此多数旗人子弟略通文字后，待年事稍长，便转入弓房专习骑射，希望能早日挑差领到钱粮。由于旗人一向以当兵为正当职业，对学问不暇深求，所以直到清末，旗人中学问深渊者并不多见。

“可怜旗人命运艰，求取功名分外难。每赞随龙真有趣，自惭伴驾又无缘”。对八旗子弟来说，“从龙入关”，于金戈铁马中博取官爵功名，已成往事，但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又比从旗内当差起步更为艰难。旗人考试制度，与民人大同小异。文科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试题，撰写八股文。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个级别。武科，考试内容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

八旗子弟考试，等级森严，亲疏有别。宗室子弟不参加乡、会试，直接参加殿试，一般八旗子弟一律由乡、会试逐级递进，最后才有资格参加殿试。发榜时也有异视，满、蒙旗人为一榜，汉军旗人与汉人为一榜。

八旗教育的兴起，和儒家文化的涵濡陶冶，使八旗子弟中热衷功名之辈不断增加。国家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造就的多是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却无治国真才实学的庸碌之属，引起有识者的诟病。早在康熙二年（1663），玄烨就谕言：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唯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可是到康熙八年（1669）又改归旧辙，因为八股可以钳制士人的思想，有利专制统治。

不过，清廷从维护“国语骑射”旧俗的考虑出发，对八旗子弟热衷科举功名的倾向也不能熟视无睹。康熙皇帝说过，八旗子弟应该成为“入则含毫挟册，出则跃马弯弓”的人才。这里所说的“含毫挟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有文化，应是特指研读儒家经典，他所针对的，也不是所有的八旗子弟，而主要是以贵族官宦人家子弟为对象的。至于“出则跃马弯弓”，则是对所有八旗子弟提出的基本要求。所以，康熙帝规定，八旗子弟赴考应先试马步射，合格后方准参加乡、会试。从此，在教育上十分重视“文武兼资，以谙实用”。

雍正帝在位，多次强调武艺是旗人的主要进身之阶。他曾担心地表示，文武兼通的人是很少的；我们满洲人因为入居汉地，已不得已距离本习越来越远了，如今若再一门心思崇尚文艺，使子弟中聪明颖悟的人都专意去读书了，只剩下蠢笨无能的人去披甲当兵，八旗的武力还能保持吗？再说，八旗子弟即使百般努力，又能学得过江南汉人吗？何必丢弃自己优于别人的特技，专要去干些超不过别人的事呢？

清统治者既希望八旗子弟永远为自己执戟持戈，当然要将骑射摆在考试的首位。乾隆帝看到宗室子弟“多以骄逸自安，罔有学勚弓马者”，曾经亲自为之考试满语、弓马。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旗子弟参加乡、会试必须附加骑射考试的制度才被放弃。

总之，清统治者在发展八旗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提防着科举考试对骑射传统的冲击，强调“我朝录用旗员，首重骑射”，“弓马如果娴熟，不患无登进之路”，积极引导旗人于武事，至于像纳兰性德、法式善、盛昱等起家科第、驰声文坛的旗人，政治上大多不很显达。

清初满洲子弟多不通晓汉语汉文，统治者意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培养从政能力，除了兴办教育外，还积极组织人力翻译汉文书籍。满族入关前，已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作为施政用兵的参考。又译成《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实即《三国演义》）、《大乘经》、《武经》，节译辽、金、宋、元四史。内容包括经、史、军事、宗教，足见满洲人涉猎的汉文书籍已相当广泛。虽然《三国演义》尚未译完，其中典故已为满族人喜闻乐见。

清朝入关，设翻书房于太和殿西廊下，首先译成《洪武宝训》，以明开国君主朱元璋的训谕作为清朝治国施政的依据。顺治帝将满文《三国演义》颁赐诸王以下，八旗甲喇章京（参领）以上，作为兵书阅读。康熙时，汉族儒家学说的精粹《四书》、《五经》的满译本均已出齐。清廷组织翻译汉籍的出发点首先是“教化”八旗子弟，因此，对官方译本以经书为主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类书籍大多词义深奥，难以诵读，真正在八旗子弟中大量流行的译本仍是《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在汉人中早已脍炙人口的小说。康熙年间，“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向有“天下第一奇书”之誉的《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年间，明、清历朝统治者忌之如水火，屡次严加禁止，竟然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堂而皇之地译成满文刊行。入关后，旗人无论“拱卫京师”还是驻防各省，主要聚居在大中城市。由于生活方式转变，加以汉文化的浸润，不少贵族官宦子弟耽于享乐，不思进取，甚至骄奢极欲，由质朴趋向庸俗。普通八旗子弟也开始厌倦戎马倥偬的生涯，羡慕闲适、安逸的市民生活，感情变得细腻娴雅起来，审美观为之蜕嬗。言情小说的泛起，正是旗人旨趣变化的一个征兆。乾、嘉以降，旗人间已通行汉语、汉文，无需借助译本，大规模译书活动接近尾声。

2 “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

清代旗人对于汉族文化以及汉人，怀有一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情结。一方面，对于被征服被统治的汉民族，油然生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政治优越感，另一方面因意识到自己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又形成一种自卑的心理，由此派生出来对汉文化的仰慕，重文轻武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

乾嘉年间宗室才女文篁有《枕云夫子欲集习射之场诗以代谏》四首，集中传达了旗人重文轻武的心态。其中一首这样写着：

闻道相识宅，重开射雉场。

虽然一艺熟，终虑百篇荒。

分寸阴堪惜，清闲日正长。

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

文篁见丈夫欲赴相识人家参加校射比赛，大不以为然，写诗谏止。在诗中她担心丈夫因重操弧矢，荒疏了文章正途，理由是生当太平盛世，何必再羡慕精湛的射术？在另一首诗中，她还谆谆告诫夫君：“休将折桂手，博取射雕名。”希望他弃武习文，猎取功名，不辜负双亲的期待、自己的夙愿。骑射，本是清廷对八旗子弟教育的要务，文篁却不同意继承这一民族传统，这固然反映了她独立不羁的性格，也说明骑射技艺流于形式，不为旗人文士所重的情形。

这种风气的阐扬，对旗人文化素养的提高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从清统治者的利益来说，八旗子弟纷纷弃武习文，再无心为其冲锋陷阵，驱驰疆场，则成为一桩关乎其统治基础的大事。于是，采取诸多措施力图矫此“颓风”，包括对“满城”的修筑，限制驻防旗人子弟在当地参加科考，大力提倡“国语骑射”等。其实，八旗子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其途径不仅来自汉族，而且得自统治阶层的表率。

清廷虽一再颁布谕旨，或者限制旗人学习汉文，或者限制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但对自家子弟研读汉籍，却一刻未曾放松。清历朝皇子皆从五岁入学读书，由皇帝亲自遴选翰林院中的博学鸿儒为师傅。如给康熙帝讲论经史的是大学士，以理学大师著称的李光地、高士奇，为他教授书法的是汉人沈荃诸名士硕儒。雍正朝建立专供皇子读书的上书房，书房师傅“皆极词臣之选”，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室子弟，无不为汉文化所深深涵濡。入关初第一位皇帝福临，已能用汉文写诗，书法也算精通，且喜好绘画，颇得个中真味。康熙帝玄烨汉学功底深厚，诗、书、画、文，无不精通。巡游四方，每至一处便即兴赋诗，平生写诗千余首。尤好与汉族宿儒研讨理学，对宋儒朱熹备极推崇，认为他的学说“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他经常以理学的卫道士面目出现，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纂辑《朱子全书》，阐扬儒家学说不遗余力。他下令颁行《圣谕十六条》于八旗，主要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讲法律以儆愚顽”，其实质，是用汉族儒家思想作为旗人的统治思想，以巩固王朝的根基。雍正帝在位，进一步规定：每月初一和教场射箭之期，由佐领传集所属兵丁，讲解《圣谕广训》，以后又将这一职守转给佐领下的族长，作为宗族活动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清朝统治者大力灌输和汉族的影响下，儒家的一套伦理观才会很快地为旗人所接受。观念的变迁有益于剔除传统意识中那部分陈腐落后的糟粕，推动满族封建化的过程，作用是积极的，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学说毕竟是一种僵化、保守、泯灭人性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三纲五常”一套精神枷锁，对旗人的消极影响也很深远。

乾隆皇帝弘历提倡“国语骑射”最为有力，但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从民间传说看，他都不愧为清帝中最热衷于附庸风雅，吟风弄月的一位。尽管他一再表示最厌恶八旗中的“词林学问”，但恰恰是他最喜四处题诗赋词。在历代帝王中，他的诗作最多，洋洋数万首，蔚为大观。他曾痛斥有的旗人总喜在人前卖弄，甚至与汉族文士较论同年、同辈，相互唱和往来，但他自己却经常在满汉大臣前炫耀文才。他拔擢诗才敏捷的铁保、玉保兄弟，赞赏盛京出现了“弦诵彬彬”的读书声，在他内心深处，对汉文化是极为仰慕的。皇帝如此，也就莫怪一般旗人了。

八旗王公贵族，不但不以习汉书为耻，甚或拜汉族文士为师。最早如皇太极时代饶余贝勒阿巴泰，征伐明朝时曾延请一些汉族文士入府邸教授子弟。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曾拜文坛名士徐乾学为师。嘉庆年间宗室昭梿，曾师从汉族儒士程蓉江。能够以汉族一流学者为师的，当然不是一般的旗人，何况贵族大臣还往往凭借自己的政治特权与优厚的家资，广为结交汉族名士，往还酬唱，形同莫逆。“物本相感生，相感乃相亲”，这句诗是纳兰性德赠给落拓文人马元翎的，它道出了性德交友的真谛，是以感情上的共鸣和艺术上的同调为基础的，这种沟通甚至冲破了民族乃至社会地位的畛域，是难能可贵的。他所结交，如无锡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宜兴陈维崧，慈溪姜宸英，均江南俊彦。

乾隆年间发生的胡中藻、鄂昌一案，也颇能说明满族子弟与汉族文士结交过从的密切程度。胡中藻，广西人，已故大学士满洲旗人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很得赏识，曾被赞为“昌黎（韩愈）再世”。历任内阁学士、陕西学政等官。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被乾隆帝细加搜求，认定他“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又把心肠论浊清”是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中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同时斥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等高官，见胡中藻“悖逆之作”不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被杀，鄂昌勒令自尽。受到株连的还有宗室塞尔赫。已故鄂尔泰，也因生前对胡中藻“独加赞赏”以致“酿成恶逆”，被乾隆帝下令将其祭牌自贤良祠中撤出。

乾隆帝小题大做，任意穿凿附会，亲自铸成此案，目的不仅在于压制汉族文士的不满，制止满、汉人士的结纳，而且是为了防范八旗满洲“熏染汉习”。此案既结，乾隆帝又下一道谕旨，就突出了这一层考虑：

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可恶！……此等恶习，不可不痛加惩治。

乾隆帝谕旨内威胁：今后一旦发现有满洲子弟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的，一经发觉，决不宽贷！满洲旗人因仰慕汉族文化，与汉族文士唱和交结，是清统治者不愿看而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然，也不是严刑峻法或几道谕旨所能扭转的。

旗人上上下下倾慕汉文化的结果，出现了“争趋文事”的气象。外省驻防旗人生活在汉人包围中，浸染汉俗的现象较早露出苗头。即以本来应是赳赳武夫的八旗将领而论，按照雍正帝的标准，即便目不识丁或相貌粗鲁，只要有胆略，有义勇，就算称职。可是久驻汉地的八旗将领，在与汉族文士的交往中，每以“钦定”的形象为耻，他们羡慕读书向学之士，喜好以文章翰墨相矜尚，天长日久，从赳赳武夫中竟脱颖出一些儒雅之人。杭州驻防八旗，满、蒙、汉军兼而有之。几代过后，许多子弟脱胎换骨，变得“敦诗悦礼”，不仅将领中人才辈出，就是兵丁中间，也是一派郁郁乎文哉的气象。湖北荆州驻防旗人中，也不乏饱学儒雅之士。副都统富谦，在参加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六年戎马生涯中，身无他物，随身携带的只有书籍、碑帖，尤好吟咏，著有诗集《归田草》，他的书法也为时人称颂。甚至在偏远的黑龙江，八旗官兵在汉族流民、商贾、文士的影响下养成“人以名望为重，喜读书”的风气。著名汉族文人袁枚曾因此感慨说：近日来满洲风雅，要远远胜过汉人，即便是军旅之人，也无不能诗。

由于从清朝皇帝起就尊崇儒学，使“崇儒重道”蔚成风气。满洲贵族官员和子弟中一些人热心钻研儒家经典，有的还取得一定成功。清初满洲理学家，首推阿什坦，顺治九年（1652）进士，通经学，笃于实践。康熙初年，将儒学经典《大学》、《中庸》、《孝经》、《论语》译为满文，刊刻行世，以教旗人。当时，社会上稗官野史盛行，满人中流行各种译本。阿什坦颇不以为然，建言皇帝敕旗下自经史外，杂书不许翻译，又请求严旗人男女之别，实际上是主张将旗人的行为言语纳入封建的伦理纲常。阿什坦在理论上并没什么建树，贵在能身体力行儒家倡导的行为规范。他一生为官，清廉自持，临终前尚反复叮嘱后人：“你们处世，不要占便宜。占便宜就是不义，千万要谨慎！”当时满洲文士大多未脱淳朴笃诚的旧习，这不是有的汉族名士以理学大家自矜，实则作为沽名钓誉之资的行径所能相提并论的。

康熙朝满洲理学名家还有德格勒。德以翰林身份入值内廷。据说“清风亮节闻天下”。平时所交，如徐元梦、汤斌、李光地皆满汉名臣。徐是满洲旗人，汤，李二人以理学大师名满天下。李光地《榕村语录》说：自己的学问遇到德格勒、徐元梦两先生后曾有所长进。说明满洲儒士的学问已达到相当渊博的程度。德为人刚正不阿，其时大学士明珠擅权，手可遮天，为结纳私党，不惜重金高爵。德格勒扈从康熙帝巡行，明珠馈万金为置装，意在笼络，德坚辞不受。天下久旱不雨，受命占卜释疑。奏言“小人在上之当去”，显指明珠，受到忌恨。适逢德删定《起居注》稿，明珠唆使人弹劾他“私抹《起居注》”，罪当论死。寻从宽，全家随公主下嫁蒙古科尔沁王公，客死塞外。

乾隆年间袭封和硕简亲王的德沛，公余之暇，孜孜于儒家经典，对《易经》造诣较深，著有《周易补注》和《易图解》。他钻研理学，闭户穷经三十年，讲求言行如一，践履笃实，人称“济斋夫子”，学问受到时人推崇。

一些满洲旗人逐渐掌握了汉族传统的治史方法又能有所发明。康熙朝纂修《明史》就有满洲文士与闻其事。清历朝实录的编纂，都有不少旗人参加。雍、乾年间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洲实录》，多由满洲旗人主其事，诸书保留了有关满族源流、发展历程、人物事迹，八旗典章制度的丰富史料，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满洲实录》兼满、蒙、汉三种文体于一书，图文并茂，为前所未有的体例。私家撰述也颇多硕果。雍、乾年间满洲镶红旗人常安著《明史评》二卷，在评明史过程中讥讽时事，在巡抚任上被人弹劾，下狱论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他太爱发议论，才被人中伤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嘉庆以后，满洲旗人稽古右文，热衷于私家著述。宗室奕赓撰《佳梦轩丛著》，与另一宗室贵族昭梿撰《啸亭杂录》，是记录清朝史事、旗人礼俗的两部著名笔记。晚清旗人福格《听雨丛谈》、震钧《天咫偶闻》，以及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多有可采。

有清一代，旗人在学术领域中虽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毕竟缺乏汉族乾嘉学派诸大师的学识与功力，未创建独立的学派，也未在史学、经学等领域涌现一代大学者。相形之下，旗人的成就，更多地表现于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文和小说上。曹雪芹是独步文坛的旗人作家。乾隆年间完成小说《红楼梦》八十回，以满洲贵族家庭生活的素材为基础，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真实反映了清中叶的社会面貌，而贵族家庭盛极而衰，“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结局，尤其动人心魄。曹雪芹在世时，《红楼梦》已引起世人，首先是旗人的瞩目，各种抄本相继出现，在旗人中广为流传，并引起郁郁不得志的八旗子弟的强烈共鸣。宗室永忠评价《红楼梦》说：“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泪不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乾隆末年，是书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部抄本值银数十两。据说，权臣和珅对这部书也很感兴趣，曾询问乾隆帝此书写的是谁家事，乾隆帝臆测为康熙时大学士明珠家所作。嘉庆朝以后，《红楼梦》的续貂之作竞相问世，传奇、鼓词、子弟书也都以《红楼梦》内容改编。《红楼梦》的影响所向披靡，以至北京有“闲谈小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谚。

到17世纪末期，从旗人中涌现出的才子俊彦用汉文写出的文章诗词，有的已达到与汉人不分伯仲的水平。正黄旗满洲人纳兰性德，大学士明珠子，字容若。多才多艺，尤擅写词。著有《饮水集》、《侧帽集》，内容以抒情写景见长，描写北方风光的作品，真切动人；词风清新婉丽，名冠清代词坛。清代旗人诗作之多，令后人叹为观止。旗人铁保编《熙朝雅颂集》136卷，嘉庆九年（1804）刊行，收清初至中叶旗人诗作7700余首，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结集。

许多旗人不仅能诗，而且善画。清前期的几位皇帝均雅好书画，在他们的表率下，贵族王公子弟多游艺于笔墨。昭梿曾感慨道：“余素不善书，人争嗤之，深以为耻。”足见能书擅画在贵族中已蔚成风气。成亲王永瑆与铁保的书法素享盛名，与汉人翁方纲、刘镛并称四大家。画家唐岱参习西法，绘画山林，风格沉稳深厚，被康熙帝赞为“画状元”。大学士索额图精通金石学，凡汉唐以来的鼎、、盘、盂，过手均能辨其真伪；而大学士明珠精于鉴赏；曹寅、昌龄富于藏书。均名重一时。

有些贵族子弟，对难度很大的音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人撰有专著，如宗室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宗室永恩的《律吕元音》等。旗人中还有不少人醉心于汉人传统医学，以此知名的有文通著《百一三方解》，奇克唐阿著《厚德堂集验方萃编》等。这些都表明，旗人所涉及的文化领域，已经十分广阔和深入了。

六 “非旗非汉是哪家”

——旗俗的流变

清朝入关初，满族传统文化大抵保存完好，在八旗内部，满洲子弟地位最高，特权最大，蒙古、汉军子弟一味攀附满洲，对其文化风俗趋之若鹜，所以清初的旗俗基本也就是满俗。以后，满族文化在汉文化的浸淫下走向衰落，旗俗中陶熔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成分，由此带动了旗俗的嬗变。

1 北京的旗俗

北京是旗人的主要聚居地，作为清朝的都城，繁华的城市，又成为满汉文化交流融汇的一块沃土，绚丽多彩的旗人风俗便是这块沃土上生成的一棵奇葩。

前文提到，清代北京城有内、外城之别，以前三门为界，内城居旗人，外城居汉人，形成北京城独特的格局。

内城是旗人的世界，生活习俗具有浓厚的旗俗色彩。内外城的房屋式样明显不同。震钧《天咫偶闻》卷十说：外城房式近于南方，庭宇湫隘，内城则院落宽阔，屋宇高宏。这是因为，内城诸宅，多是明代勋戚旧址，清廷入京后，八旗王公贵族互相攀比仿效，以至屋宇日华。兵丁住宅也有异于民居。八旗营房，分旗建筑，地极宽阔，如左安门内原建有蓝旗大营房，矮屋排列井井有序，北房居多，皆用黄松木料，三五间成一院落，供旗人小家庭使用。

八旗子弟，清初以骑射为尚，当他们长驱数千里，刚刚从辽阔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依旧勤肄骑射，毫无懈怠。顺治元年（1644）曾在北京逗留一年之久的一伙日本人惊异地看到：北京城里到处可见演练骑射的“鞑靼人”（这里指旗人），他们策马飞奔，如履平地，扬手飞矢，莫不中的，技艺之精湛，令人叹服。

为保持骑射武功，清廷在京郊不时举行大型围猎。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王公大臣八旗兵丁出京行猎，仅猎鹰就不下千只。康熙年间，八旗子弟仍保持着骑射民族的风采和英姿。宗室诗人文昭写过两首著名的小诗吟咏其事：

见城中少年

鹭翎缯笠半垂肩，小袖轻衫马上便。

偏坐锦鞍调紫鹞，腰间斜插桦皮鞭。

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

辫发高盘绿染油，春风扇物手初柔。

挺身独立花阴下，臂挂雕弓捻骲头。

前首诗刻画了在北京街头骑马而过的八旗子弟，头戴鹭翎缯笠，身穿小袖轻衫，一边稳坐锦鞍，一边调校着鹞鹰的形象。后首诗点染出八旗子弟步射时的英姿；为了射箭的方便，将油黑的辫发盘在头顶上，只见他臂挂雕弓，手持骲头箭（一种骨制箭），跃跃欲试地站立在树荫下，准备一展身手。

骑射校猎是旗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北京街头时常出现声势浩大的出猎队伍，引起人们的围观。塞尔赫《焦园舅氏出猎潞河之滨，屡诣不值，因柬二绝句》描写了这种盛景：

兰堂秋晚菊花开，潞水河滨猎未回。

会见儿童齐拍手，拦街争看辟鹰来。

深秋正是狩猎行围的理想季节。诗中后两句描绘了儿童们欢聚街头，争睹架鹰出猎队伍浩浩荡荡、满载而归的喧闹气氛。

非唯普通旗人，即使身为天潢贵胄，自幼也要学习骑射。玄烨晚年曾缅怀往事说：朕自幼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熊20、豹25、猞猁狲10、麋鹿14、狼96、野猪132、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在围场内随便射获的野兽不可胜计。数量如此惊人的猎物当然不会是玄烨一人取得的，但他娴于骑射应是没有疑问的。据说他曾经在一天内就射兔318只，确是一般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做到的。

清朝肇兴，以弧矢威行天下，因此始终以骑射作为旗人的本务。八旗兵丁照例于每年春（二月下旬）秋（七月下旬）两次举行校射，也就是大比武。届时衣冠竞会，旌麾并举，骏马骄风，雕弓替月，盛况空前。

八旗官员平日家居，也要演习射箭。家中设有靶场，良朋三五，约期为会。但清中叶以后，逐渐脱离习武的宗旨，蜕变为娱乐性很强的活动。其射法也有种种讲究，曰“射鹄子”，鹄即天鹅，引申为箭靶；靶心俗谓“羊眼”，或取其黑而又圆之义。曰“射月子”，满语叫“艾杭”，即“画布为正”，也就是射布靶，上绘靶心；曰“射绸”，悬挂方寸绸布于空中而射，难度较大；又有于暮夜中悬香火于空而射的，则更难。这些射法，主要凭的是技巧而不是气力，与清初旗人的射技比已大有逊色。据说清初旗人马步射，弓用八力，箭长三尺，镞长五寸，名叫“透甲锥”，所中必透穿，或连贯两人尚有余力。

有清一代禁止赌博，唯独对旗人射箭下赌无明文限制。有好事者，每于门前大书“步靶候教”四字，即知是以射箭为赌博游戏。到清晚期，这种传统游戏也随着旗人骑射技艺的荒疏而式微了。

旗人的骑射技艺，在乾隆朝以后渐成虚文。但清朝统治者仍旧身体力行地加以表率和提倡。据说道光皇帝的骑术至精。咸丰皇帝尽管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骨医治疗后，终生行路不便，致使市井上传有“跛龙病凤掌朝堂”之谣。龙，指咸丰帝，病凤，指慈安后体弱多病。但不管朝廷如何殚思竭虑，都无法重振颓风，讲武的旧典旷废，旗兵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武安营，全忘旧制。同治年间，清帝欲重振八旗雄风，曾畋猎于京郊南苑。八旗官兵技无可施，以致有的预先购得野鸡野兔，临时插矢献上，获取花翎之赏，成为世人笑柄。

旗人发辫之式原与汉民有别。明晚期汉人发辫，皆系留全部，谓之“拢发包巾”，如道士之发式。至清朝，则改头换面，将发辫放落，四周剃去，留存辫顶之一部，叫作“剃四外，留中原”。这是中国头发史中一大变动，盖以剃发为降附的标志。旗人对发辫，尤其有讲究。小儿初留辫发，头发很短，戏称“马子盖”（马子即马桶）；发长寸许，分扎六簇如笔头，前三后三，戏称“王八辫儿”；长逾三寸，则扎前二后一，或前后各一，曳于脑后，戏称“狗拉车”。幼女发式相同。头发长至一尺内外，无论男女，则分三股编花，拖于脑后。男子成人后，辫根必须松紧合度，否则被视为不合规矩。头发短的，或续编三股假发，名辫连子。

旗人女儿到了及笄年岁，扎发作双角形。单则顺梳头上，双则横梳两旁，叫作“丫髻”，又叫“髽髻”。至结婚之日方改。女子发式顶上梳髻，也称旗髻，以区别梳在脑后的汉髻，脑后缝“燕尾”（音“燕也儿”），即将颈后发曳下适宜寸度，形取方式，下成两歧，略如燕尾，并用线缝，不使松散。遇事出门则梳“两把头”。但因缝“燕尾”太麻烦，后来旗妇只顶上梳髻。

两把头在清初原用真发梳成，吴梅村诗中有：“可怜鸦色双盘髻，抹做巫山两道云。”深以汉装改旗为可惜。嘉、道以后渐用假发。假发多用青缎子做成，内有铁架，而且越来越大，几乎与戏台上的旗装相差无几了。得硕亭《草珠一串》对旗人妇女头饰的变异大发感慨说：

头名架子太荒唐，脑后双垂一尺长。

袍袖直如弓荷袋，可能恭敬放挖杭？

作者在“架子”一词后注道：“近时妇女，以双架插发际挽发，如双角形，曰架子头。”架子头，也就是“两把头”。在第三句后注云：“近因袍袖太宽无褂，不甚雅相，故皆将袍袖头移于褂上，直无袍矣。”诗末句“挖杭”一词后附注：“清语袍袖也。旗礼，妇女见尊长，必放袍袖，今则亡矣。”在关外时，旗人妇女因为要与男子一样骑马射猎，服装上都带有箭袖，向长者施礼时，必先将袍袖敏捷地放下，然后再行全礼。这种表示恭敬的动作，旗人叫作“放挖杭”。这本来是满族人的古老礼仪，但入关既久，旗妇濡染汉俗，衣袖变得又长又肥，袍袖也就没有了，“放挖杭”的礼节自然无从谈起。

对于旗人服制发生的“汉化”倾向，嘉庆帝曾专门颁发过谕旨，说本朝服饰都是立国以来列祖列宗所定的，怎么能任意更改？男子出门在外，还比较容易约束，女子深居闺阁，自然更难查察，尤其是许多满洲妇女，衣袖已经大大超过规定，官员对此应严加检查。这样的谕旨，颁布过不止一次，虽然有小题大做之嫌，但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行的《草珠一串》仍讽其事说：

名门少妇貌如花，独坐香车爱亮纱，

双袖阔来过一尺，非旗非汉是谁家？

旗人入关百余年后，生活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服装也难以恪守成规，当作者看到坐在香车上的旗家贵妇时髦的服装衣袖阔过一尺时，不禁忧心忡忡地问道：“非旗非汉是谁家？”人们只知道至今仍然流行的旗袍是由旗人女子服装演变来的，却不一定了解它已经吸收了汉族服装的若干特点，而与旗袍的原型貌合而神离了。

北京旗人的饮食，仍较多地保留着满族传统。入关以前，旗人饮食烹调都很简单，无非是吃肉食米饮奶而已。入关以后，旗人喜食烧烤，时人有“满菜多烧烤，汉菜多羹汤”之说。又喜食奶食和各种面食糕点，如切糕、凉糕、艾窝窝、豌豆黄；萨其马、硬面饽饽、芙蓉糕之类，迄今仍为北京风味小吃。诱人的食品还有一种酥酪，叫奶乌他，据说是“真北方之奇味也”，令人流连难忘：

内城果局物真赊，兼卖黄油哈密瓜。

我到他乡犹忆食，山楂糕与奶乌他。

山楂糕，满语叫“温扑”，也是老少皆宜的满味小吃。

在菜肴上，除烧烤外，还盛行白煮的做法。北京西四牌楼的砂锅居，过去是专卖白煮肉和下水（内脏）的馆子，故有“白肉居”的俗名。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九载：

城内缸瓦市有沙锅居者，专市豚肉，肆中桌椅皆白木，洗涤甚洁，旗下人喜食于此。

旗人入关，把东北的物产和食俗带进了北京城，东北盛产鹿狍、野鸡，因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在饭锅里”之谣。鹿肉、鲟鳇鱼、野鸡都是旗人的美味佳肴。《草珠一串》有首竹枝词道：

关东货始到京城，各处全开狍鹿棚，

鹿尾鳇鱼风味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发祥水土”指东北，是满族的肇兴地，“陪京”指盛京（今沈阳）。当旗人品尝这些由关外远道运来的野味，不由得会遥想起已变得陌生的故地，并缅怀祖辈创业的事迹。当时，北京城的鳇鱼市价，每斤值二三两，相当一石米的价值，足够昂贵，已不是下层旗人所能享受的。

旗人在京久住，在饮食方面与汉族交往日密，随着全国各地风味佳肴传入京城，逐渐影响到旗人的饮食习惯，一些传统食品陆续消失了：

满洲糕点样原繁，踵事增华不可言。

惟有棹张遗旧制，几同告朔饩羊存。

《草珠一串》的作者不无惋惜地注释道：棹张就是饽饽包子，旧时旗礼，一切婚丧大事，都有棹张，如今已渐渐不见了。

当然，仍有不少满族食品，因得到满汉人民的共同喜爱，而流传至今，只是人们未必知道其中的一些佳肴初源于满族。至于著名的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则是由北方的烧烤风味和苏州的风味小吃相融合而成的，它集满、汉烹调之大成，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古典宴席。

泡茶馆的风气也长期流行于内城旗人中。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小帽长衫著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注云：“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旗人泡茶馆，因其有钱粮可食，清闲无事，故形成这种风习。当时，京城内外茶馆遍布，从早到晚，茶馆成了旗人遛早弯儿或遛鸟后品茗休憩的场所。他们有所谓“早茶、晚酒、饭后烟”的习惯。清晚期不少八旗子弟终日无所事事，习于怠惰，提笼架鸟，虚度光阴。

旗人既被禁锢在京城的狭小天地里，除当兵的以外，大多无事可做，只有耽于玩乐，自遣烦恼。《草珠一串》有诗云：

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

官差署了原无事，早饭餐完便出城。

诗中“虎叭喇儿”为满语，即汉人所谓伯劳鸟，这首诗描写了八旗子弟不务正业，东游西逛，到官署不过点个卯，虚应故事，大清早就敞着大衫，头戴草帽，兴冲冲往京郊遛鸟的情景。旗人养鸟颇有讲究，有看文采的，养红绿鹦鹉、虎皮鹦哥、芙蓉、倒挂、碧玉、珍珠等鸟；有听善鸣的，养画眉、百灵、字字红、字字黑、小黄鸟之属。这些鸟能模仿各种禽音，各种市声，闻之悦耳。但这类鸟非花工夫照料不可，每晨必提笼远游，否则虽精心饲养仍不鸣叫。难怪养者调护珍惜，至获“鸟奴”之讥。再一类鸟是用于游戏各种技艺的，如梧桐、交嘴之类。逢秋高气爽之际，群集广场，各出弹丸，抛向空中，令鸟衔回，再饲以粟。玩法很多，非唯衔丸。

还有些子弟热衷于玩鸽、养鹰。鸽子品种很多，上品价昂，一对名品鸽子能卖几十两银子。清末北京有十个知名的鸽贩子，十之七八都是八旗子弟。以玩鹰为戏，历代都有，而以清代旗人为甚。不用说，它多少还带有北方渔猎民族射猎、尚武的遗风。鹰是捕牲射猎的好帮手。满族原籍东北，尤其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素以盛产猎鹰称名，成为向清廷贡献鹰、鹞的基地。当地有专以捕鹰为业的鹰户，每年向清廷内务府交纳赋税丁银，如果交鹰，可以折银抵消赋税。捕捉到一只“海东青”（名贵鹰种），献给宫廷可以折银三十两，另外赏银十两，毛青布二十匹。捕捉到鹰、鹞，也按等级分别折银。清廷内务府设养鹰鹞处，专门负责收缴、驯养鹰鹞，并在西直门外法华寺设鹰厂。每年秋季，清帝携王公贵族往京郊南苑、西苑或北苑行围射猎，上万人的队伍随侍，养鹰鹞处的统领带着鹰手架鹰以行，盛况空前。清晚期普通八旗子弟，也以养鹰为戏。不但玩鹰，且有“校猎”、“比赛”种种花样。贵胄子弟，非佳种不玩，从鸟市买到的好鹰，不愿意架出去玩，必须亲自在郊区张罗布网，捕到雏鹰，雇佣“把式”（鹰手）驯养调教，方觉玩得过瘾。

清晚期政治腐败，下层旗人穷困潦倒，又敢怒不敢言，走投无路，自譬为“熬大鹰”。鹰生性桀骜，人们捉到它后，为了制服其野性，采取限制睡觉和进食的手段，直到服服帖帖任人摆布为止，这叫“熬大鹰”。旗人生计日蹙，又不能任意谋生，人人如笼中鸟，怎能无熬鹰之感？朝廷熬旗人，旗人熬大鹰，最终陷入不能解脱的困境中。

斗蟋蟀（俗名蛐蛐）也是旗人之戏。每年夏秋季节，从宫廷到里巷均有斗蛐蛐之举。清廷内蛐蛐的角斗是一种赌博游戏，赌金之巨令人瞠目。一局终了，输赢能达万两白银。上有所好，下必效仿。从王公府第中的纨绔子以至普通旗人子弟，往往以斗蛐蛐为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称：内城以后马场杨姓旗人为首，赌戏历数十年不衰。杨氏为内务府汉军旗人，又是河道总督钟祥的后裔，故又称“钟杨家”。睿亲王魁斌，侍郎继禄等亦乐此不疲。至于小斗家颇不乏人，记不胜记。

北京内城的丧葬、婚姻习俗也带有鲜明的旗人色彩。《草珠一串》诗云：

丧事时兴作细棚，灵前无物不求精。

与其易也宁哀戚，说尽千年以后情。

前两句讲的是王公显宦和旗人富室办丧事摆谱儿讲排场，铺张浪费，“搭细棚”，祭品精益求精，不过是这种习尚的表现之一。后两句讲的是旗人吊丧最重哀戚的举止，借以充分表达骨肉亲朋间的挚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满族吊仪，必奠必哭必慰”。然而一旦完全流于形式，也难免做出荒诞的举止。《旧京琐记》称：“尝见酬应多者，往往号毕而不知没者为何人。”读来可发一噱。

旗人向有“办事儿”搭棚之俗，非但办丧事，遇喜事、祭祖都要搭棚。北京内城还有并无儿女婚事，却办所谓“出阁完姻筵席”的陋俗。《草珠一串》云：

出阁完姻筵席开，梅红帖子印将来。

并无儿女缘何故，撒网虚名又一回。

何谓“撒网”？即无论婚丧等事，先备许多请帖，因亲及友，辗转相邀，虽素无一面之交的，接到请帖后亦必准备一份礼金送上，主要还是为了彼此拉拢关系，联络感情。“撒网”之风以王公贵族和旗人最突出。

过去北京有句俗话，叫“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旗人尤以“耗财买脸，傲里夺尊，誉满九城”而自荣。倘遇婚丧大事，连“胯骨上的亲戚”也要邀来吊丧或贺喜，借此场合，主客双方比仪式的隆重、宴席的丰盛、礼金的丰厚、衣裳的华美、车轿的品第。结果，主家往往因此破家，客家中舍命陪君子的也不乏其人。繁文缛节的风行，使主客双方觉得礼数不周，就没脸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

有的旗人，世与王公结亲，因王公族大人多，仪文繁琐，往往不堪酬应，最后只有断绝交往。清晚期刑部旗员善某，祖父为大学士，与贵族世世缔结姻缘，后家道中落。某日到署迟，声称“今日又了却一酬应”。原来是赴某王府与主人对骂。自称：“旧姻多，酬应不了，俗必骂而始断，不必有隙也。”可笑如此。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伯王、恭王、洵贝勒，耗资巨大，因此倾家荡产。

旗人生了婴儿刚满三月，进行所谓“洗三”，也要兴师动众。邀集亲邻，边洗边念念有词说：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亲友则忙不迭地往盆里抛铜板。

清晚期在内城各王公府第门口，中午和晚上常有旗兵等“折罗”（施舍）。尽管他们家业凋零，穷困潦倒，到了吃“折罗”的地步，却仍很讲究。所提的椭圆形饭盒里，盘碗齐备，要“折罗”时，还要求施主将汤菜和炒菜分开，以防串味。正应了“穷讲究”那句话。这是旗人入关后过惯寄食生活所养成的风气，他们不仅忘记了自谴，也忘了自励，完全沉溺在“讲究”的一潭死水里。

2 旧俗的革除

满族人早先的婚俗带有氏族社会婚姻的若干特点，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指后母），婚姻不讲辈分，弟妻寡嫂的现象很普遍。受汉族封建伦理的熏陶，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曾力矫此俗，下令永行禁止娶继母、伯母、婶母、弟妇、侄妇；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但有令不行。直到入关以后，满人汉化日笃，旧俗为之泯改。晚清时，同治帝的孝哲皇后与珣妃为侄姑，是婚姻不择辈分的仅有一例。

满族入关前，无所谓妇女的“贞节”观。而汉人社会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非但夫死寡妇改嫁会受到舆论谴责，即使未婚少女，只要已许聘予人，而未婚夫亡的，也要为他守节，这就是所谓的“从一而终”。许多寡妇唯恐因受人逼迫“失节”，或因贫困难耐丧失生活下去的勇气，于是在丈夫死时自尽，这就是“殉节”。这种行为一向受到汉族封建统治者的表彰和褒奖。殉节与缠足，同属汉人社会封建礼教中最凶残无人性的部分。

满人入关后，在承受汉族封建文化的过程中，逐步摒弃了本族的一些陋俗，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汉族陋俗的污染。接受封建的“贞节”观即为一例。顺治十年（1653）清廷首次旌表了38名八旗烈女和节妇。以后此风延及宗室，一批宗室烈女受到表彰，她们在夫亡后从殉。但这些所谓“烈妇”，与其说是在汉族封建礼教濡化下自愿殉节，倒不如说是蹈袭满族奴仆殉主旧俗更确切些。满族在入关前，流行人殉。妻妾殉夫，奴仆殉主，作为满族奴隶制度的残风余响，到顺治末年仍不绝如缕。康熙皇帝下谕禁止了满族奴仆殉主的陋俗，同时大力提倡理学，阐扬封建的伦理观念。但他对汉族封建礼教中的妇女“殉节”表示反对。他认为人命是至关重大的，轻生从死属于反常之事，如果再加以宣扬、旌表，死亡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旨在杜绝这种行为，他下令对殉节妇女旌表一事，永行禁止。

雍正帝不仅对妇女殉节持否定态度，就是对妇女“从一而终”的守节行为，也只主张在汉族范围内提倡，而不要扩大到满族。他还对不加区别地一律给予八旗寡妇补助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会使那些年轻又想嫁人的寡妇陷入两难处境，甚至使她们贻误终身。于是规定，以后只有那些生有子女，且年过四十的寡妇，才能予以生活补助。这样一来将促使那些年轻寡妇选择改嫁。雍正帝也反对寡妇殉夫。理由是：夫死之后，妇人对于老人子女，本该承担更重的责任，如此轻生，就是放弃责任，就是不孝，因此对这些人不应表彰。

不难看出，康、雍两帝的看法比那些汉族理学大师和道学先生们的识见确实高出一筹。但历史的进程却证明，汉族的影响，包括贞节观在内的封建礼教，最终是满族无力抵御的。所以，对乾隆朝以后，满族对妇女贞节的重视，与汉族相比，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也就无须困惑不解。仅从《八旗通志》所载八旗“烈女”人数查考，已经超过顺、康、雍三朝的总和，这中间包括夫死殉节的“烈妇”，守寡多年的“节妇”，未婚守节的“贞女”，以及未及成婚便为夫殉死或因守贞而死的“烈女”。人数之多是很惊人的。明朝是封建礼教统治最严酷的朝代，但近三百年中，全国旌表的节妇烈女，不过三千五百余人。而清朝八旗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百分之一，仅乾隆一朝，表彰的烈女就有七千五百名之多。封建礼教对旗人妇女的戕害，从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满洲旗人的葬俗在入关后也发生了演变。满族先世一向行用火葬，不似汉族的“入土为安”。死于家者，于第二天“举之于野而焚之”，如果死在外出作战时，由同伴烧尸成灰携归族寨。死在关外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先经火葬，然后营建陵寝，再将骨灰埋葬在内。这种习俗，被满人带入了关内。顺治年间曾颁布丧葬条例，公开允许官民火葬，这自然是指满人而言。顺治帝和孝康、端敬两皇后死，都是行用火葬。

当时的满洲旗人，即使想取法汉俗实行土葬也有所不能。由于战事相踵，大批兵丁战死疆场。尔后天下底定，清廷在各省设立八旗驻防，又禁止旗人死后在当地安葬并营建坟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死者寡妇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扶着灵柩返回京师，显然是难上加难的，权宜之计仍是实行火葬，将骨灰带回。这样一来就在一段时间里强化了火葬旧俗。

汉族人基于传统观念，长期以来忌讳火葬，认为这是对先人的大不敬，不但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且担心神鬼的报应。而焚尸扬灰，则被统治者作为惩处大逆者的一种极端严厉的手段。满族人的火葬，自然被视作一种野蛮落后的习俗。因此，对濡染汉族文化日笃的满族统治者来说，逐渐以火葬为不雅之俗，也就顺理成章了。乾隆帝即位后发布谕令禁止八旗人再行火葬。谕令说，本朝原来实行火葬，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迁徙无常，遇到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只好火化，随身携持。如今八旗满洲与蒙古，既已安居，以后除远乡穷人不能扶柩回乡，不得已而携骨归葬不禁外，其余人一律不准再行火化。有违纪的，按律治罪。

同时，清廷开始在八旗各驻防地为旗人购置坟地。随着驻防从临时向固定的转变，旗人具备了实行土葬的条件。从此，旗人的葬式与汉族风俗大体归为一流，而汉族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也得以在满、蒙旗人中弥漫。

清初满人文化虽落后于汉人，风俗习惯也有不少优于后者之处。旗下女子不缠足就是其中之一。不缠足又叫“天足”，意即保持着天然禀赋的形态；或叫“旗家打扮”，指旗妇大脚。与“旗家打扮”相对的为“蛮子打扮”，也就是汉人妇女的缠小脚。中原汉妇缠足始于何时，尚无定说。《南村辍耕录》认为始自五代。元代南方妇女尚不缠足，北方似已通行。尔后却风靡南北，成为摧残女性肉体，戕害其精神的一种陋俗。

旗人女子不缠足，与其早期渔猎生活的方式是相适应的。辗转迁徙，纵马驰骋，当然不可能缠足。这种习俗，被旗人带进了关内。康熙年间满洲名士纳兰性德《浣溪沙》中这样写道：

一半残阳下小楼，朱帘斜控软金钩，

倚栏无绪不能愁。

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

见人羞涩却回头。

这首词的下半阕刻画了一个满洲少女骑马而过的飒爽英姿，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尤其“见人羞涩却回头”的举止，将她朴质无华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这与人们所习知的汉族闺秀弱不禁风，“人比黄花瘦”的病态迥然不同。

清朝入关前，就曾颁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顺、康年间，又多次重申禁令，规定如果哪个女子违法裹足，其父若是职官，交吏、兵两部议处，若是兵民，交刑部四十板流徙十年。失察官员也要处以责罚。处罚不可谓不严，但汉人秉性不改，于是就有汉官上疏陈请“宽民间女子裹足之禁”。结果民间女子缠足如初，唯旗人女子不在此例。

汉人习俗，将脚（俗谓“金莲”）的大小作为判断女子相貌美丑的一个要素，只有貌美而脚小的女子，才被认为“白璧无瑕”，反映了汉族人审美情趣中的病态成分，清初满洲女子很少会有人愿意习此陋习。然而世事流迁，一旦满洲人汉化程度弥深，竟也有旗女不顾缠足的苦痛，甘冒受罚的风险，取仿起汉人的裹小脚来。嘉庆年间，清廷在从汉军旗人中挑选秀女时发现，仅镶黄旗汉军女子中，就有十九人缠足。照嘉庆帝的推想，一旗就有如许之多，其余七旗想也不免。既然未见奏报，想必是该管大臣疏于稽查所致，于是将各旗上至都统，下至佐领，统统交部议处。结果却是，道光以后，连一些满洲女子也忍耐不住地要效法汉人缠足了。

光绪年间，一些满汉人士开始猛烈抨击妇女缠足恶习。慈禧太后提倡汉女放足尤为热忱，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颁发懿旨说：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乖造物之和。此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谕，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云。一部分汉族妇女遂迎合时势实行放足。

3 满语的式微

满语在清代又称“国语”或者“清语”，与骑射并为满族文化的两个基本要素。关外时代，满洲旗人多不谙汉语。入关初，不得不在政府机构中设翻译，翻译多用通晓满语的汉员，称“启心郎”，官职三品，地位较高，可见对翻译工作的倚重。后来因启心郎常利用满汉官员言语不通从中营私舞弊，于是废去不用，但各部衙门仍设满语通事任事。

满族人既把持权力枢要，又生活在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因不通汉语而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清初统治者就积极提倡满员学习汉语、汉文，汉员学习满语、满文。顺治帝曾亲教汉臣满语。当时满朝臣属多使用自己的母语，皇帝召见时只好见机行事，见满臣说满语，见汉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

清初满洲旗人在积极学习汉语的同时，很多人仍通晓本族语言，满汉兼通是旗人尤其是八旗贵族、官员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实施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仰慕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康熙年间，清政府因满官多已熟习汉语，裁撤了各部衙满语通事。一些旗人上朝时讲论儒家经史，回家后阅读汉文小说，开始蔚成风气。生活在北京城内的满洲旗人，多能使用汉语。他们的子弟自幼生活于斯，汉语固然不错，但对自己的母语反而日渐荒疏了。

清初统治者曾在汉军八旗内大力推广满语满文，也曾颇见成效。到了雍正年间，很多汉军旗人，尤其是驻防各地的旗人，因不再有讲满语的语言环境，很快就将满语放弃了。广州将军曾为此奏报说：八旗兵丁自从康熙二十二年进驻广州以来，子弟多在广州生长，不但自己不会讲满语，也很少听到人说，所以耳音生疏，口吻也不便捷，即使有聪明伶俐善于学习的，也得不到合适的人为之教习，如今兵丁，除了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只言片语还能应付，如问以相连的话，就不能对答了。福州驻防八旗于雍正九年（1731）准备选拔一批汉军旗兵为领催，结果其中有十余人除用满语简单叙述履历外，全不能用满语对答。这种情况在其他各处也相当普遍。

满、蒙旗人不晓满语的现象，总体来说比汉军旗人要晚。在京师，问题暴露出来是在乾隆初年。许多满洲子弟已不愿学习满语，汉语成为主要的官方语言。饶有兴味的是，久居汉地的结果是，许多京师旗人即使讲满语，发音也不再纯正，而不知不觉地带上了汉语口音。京师健锐营的旗兵讲满语时，发生了“音韵错谬”问题。许多人发音失却满语正韵，近乎汉人语气，乾隆帝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满汉语言风尚的“渐渍”，也就是两者间的互相吸引和渗透。与此同时，京师汉人的语言中，也吸收了不少满语的语汇和腔调。

乾隆中叶，满语在驻防旗人中迅速衰微。一些驻防八旗官员，转以汉文缮写奏折。乾隆帝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再三申斥。清廷曾从北京、西安、宁夏、凉州等地派遣三万余八旗兵丁到新疆驻防，这些满洲兵丁到新疆后，已不再使用母语，而是操原居住地的汉语，只是语句中夹杂着不少满语语汇。乾隆帝闻知后痛心疾首，他针对驻防新疆的满洲大臣不通满语的问题说，如此不通自己民族的语言，让当地回回、哈萨克诸部耻笑，实在太失满洲脸面了。

嘉庆帝亲政后，也反复强调八旗子弟不通满语的问题。他说，过去满洲都通晓满语，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篇，如今不但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嘉庆十八年（1813），地坛举行祭礼时，竟有宗室因没有看懂满文的“视牲”二字，未能遵旨前往，被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当时曾有官员不识时务地奏言，应该让天下士子皆读“清书”，嘉庆帝斥责说：如今满洲人尚且对“满文”不能通晓，又何必让汉人学习，强人所难呢？这时，清朝统治已盛极而衰，统治者无力像往昔那样对使用“国语”严加督促，满语的衰落，犹如江河日下，不可遏止。

在满洲人逐渐使用汉语的同时，汉族人也从满语中汲取了不少富于表现力的语汇。在北京和东北旗人民人的日常谈话中，往往兼用满汉语汇，称“满汉兼”。宗室奕赓说：“常谈之语，有以满汉兼用者，谈者不觉，听者不知，亦时习也。”如称性格古怪者为“噶钮”，称响声曰“咕嗵”，称戏谑为“岳伯”，称马蹄袖为“瓦杭”，称奶子糕为“乌他”，称山楂为“温普”，称下处为“塔坦”，称侍卫为“辖”，长者赐食曰“克食”，不一而足，都是融入汉语的满语语汇。这类语汇多得不可枚举，足证当年“满汉兼”的语式相当普遍，所以才会形成人人习而不察的有趣现象。其实，“满汉兼”现象不仅存在于日常会话中，而且浸淫于子弟书、八角鼓、岔曲、牌子曲、民歌等艺术形式中。

满语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地区，衰落的时间和程度也有差异。但从总体而言，嘉、道年间，满语的影响力在急遽萎缩。从官方文献所使用的文字来考察，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涉及军机、边疆、八旗事务的文书主要使用满文；雍正年间渐杂用汉文；嘉庆以降，在军机处、内务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逐渐占据优势。清廷曾设翻译乡会试等科目为旗人进身之阶，但旗人学习情况却不甚理想。乾隆年间，翻译乡试，满洲约五六百人，道光八年，竟降至一百三十余人。道光帝曾经痛骂专习汉语汉文的八旗子弟，说这些人既不晓“清语”又不识“清字”，岂有自命为旗人之理，真是“实堪可恨”。但骂归骂，毕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他曾想了解满洲官员掌握满文的程度，于是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内廷考试，结果大失所望，翻译通顺和稍有错误的只占十之三四，不能落笔的却有一半之多。当时福州驻防的满洲官员，懂满文的已寥若晨星，广州驻防的情况也不例外。以至道光帝质问：“广州驻防官兵，不下五千余人，岂无一写清字之人？”汉语有积累了几千年的丰富语汇和复杂的表现方式，确令“满语”相形见绌，满洲旗人摈弃满语满文，力求熟练地运用汉语汉文，是适应社会生活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满洲旗人中珍视本族语文的，在道光年间宗室奕绘可能是唯一的一位。他在《清语》诗中写道：

大清爰建国，天命始为书。

地据三韩旧，言犹渤海余。

诹咨通训诂，问学辨虫鱼。

继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

但作者除了强调“毋忘本”外，难以阐明保持满语的实际意义。

光绪朝以降，即使在宫廷内，满语也基本被束之高阁。据说慈禧太后对满语的认识就很肤浅，甚至达到了“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识”的地步。她批阅文件只批汉文，不阅满文，“垂帘听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尚且如此，无怪乎满语完全丧失国语的地位。1900年清廷与八国联军签订的庚子条约，备有法、英、德、汉四种文本，已没有满语的位置。

关外旗人使用满语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主要从乾隆朝开始，随着汉族流民大量出关，八旗官兵的满语水平不断下降。在清朝发祥的重地盛京，许多满洲旗人已不能熟练运用满语满文。辽沈一带，不仅前去垦荒的民人不讲满语，就是旗人也不愿讲了。盛京有个满语地名叫玛尔屯，当地人讹称为“马二屯”，认为是个汉语地名。远至黑龙江地区，嘉、道以降，懂满语的人已屈指可数。该省开发最早、素有江省粮仓之誉的呼兰地区的旗营档案，自乾隆初年至咸丰末年都用满文，同治朝以后开始满汉文兼用，光绪中叶，语言文字已俱从汉俗，能讲满语的旗人不过百分之一。这样，从关内到关外，从城市到乡村，满语作为一种享有特殊地位的语言确实是近乎消失了。

4 姓名的汉化

与满语的衰落同样令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的，是旗人在姓氏、名字上也效法汉俗而忘记了“根本”。

满族崛兴之初，曾大量吸收各民族成员于自己的共同体中，为数众多的是汉人。汉人入旗并逐渐满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放弃固有姓氏，改随满俗取满名，入关以后，此风绵延不衰，直到清代中叶。与此同时，满洲人改汉姓、取汉名的现象也悄然而起。这种现象，涉及满族文化的荣枯，不能不引起清廷的莫大关注，苦心孤诣地采取了种种对策，但结局亦如面对满语颓势一样，唯有徒唤奈何而已。

满洲人的姓，叫“哈拉”，多源于地名和部名。当同一血族的成员逐渐生息并繁衍到各地，血缘纽带由紧到松，地域关系由近及远，形成一系列新的血缘分支后，就在旧有姓氏上冠以所居地方的名称，如住在叶赫地方的那拉氏，叫叶赫那拉氏，清末“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是这个氏族的后裔。而居住在辉发河一带的则姓辉发那拉氏；满洲著名的瓜尔佳姓就析分为苏完瓜尔佳、叶赫瓜尔佳等十二大氏。另一著名姓氏觉罗姓包括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等氏。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便是这一古老族姓的一个分支。

人称满族习俗是“称名不举姓”，人们相逢，一般只以名字相称。如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名，他的姓是爱新觉罗；又如康熙年间一个满洲将领叫穆成额，他的姓不是穆，而是那木都鲁；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满洲人也叫穆成额，则姓萨尔察。总之，满族人是有姓的，至于见面相称不举姓的缘由，有人认为是自氏族社会传下的旧俗，当时人们聚族而居，彼此相熟自然无称姓的必要。姓氏，作为一个基本血缘组织的标记，只有在与外部交往中才发挥它的功能。“称名不举姓”，或是那个同族聚居时代风俗的遗绪。无论如何，相沿日久，已成为旗人的共同习尚。

在八旗姓氏中，从女真姓承袭下来的为数较多。其中著名的有富察（女真姓为蒲察），伊喇（女真姓为移喇）、纳喇（女真姓为纳喇）、费莫（女真姓为斐满）、完颜（女真姓为完颜）、钮祜禄（女真姓为女奚烈）等。16世纪后，加进了不少蒙古姓，如博尔济吉特氏，原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的姓。清朝入关前后，满族这一新的人们共同体大量接纳外来民族成分，又加入了索伦（鄂温克）、锡伯、赫哲、达斡尔、汉、朝鲜姓。

满族姓氏中的大量汉姓，有的来源久远。归附满洲的汉军旗人，一般都在本姓上加“佳”或“尔佳”，成为佟佳氏、王佳氏、张尔佳氏等。据说“佳”就是“家”，佟佳、王佳，犹如民间俗称的“老佟家的”、“老王家的”之意。

按照汉族根深蒂固的观念，姓氏因与祖宗和血脉相关，是很神圣的。改姓意味着忘记祖宗，深为人所不齿。加入八旗的汉人率多改姓，可见其攀附满洲意愿的强烈。也有入旗汉人虽然保留着汉姓，却依仿满俗去姓称名，如称阿玉锡、性桂、德清等。从表面看，与满洲人名已混淆迷离。总之，随着外族人的不断加入，满族的姓氏大为丰富了。

不过，满人改汉姓汉名仍是基本的趋向。这种情况在清初已露端倪。顺治皇帝就取了个汉族名字叫福临，他的姓名全称是爱新觉罗·福临，满姓汉名。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旗人子弟也就开始改用汉姓汉名了。但这种现象的普及，还是在他们逐渐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之后，大抵发生在乾、嘉年间。乾隆时，由于在汉地生活数代，许多满族人或者对“称名不举姓”的旧俗早已淡忘，或者故意取仿汉人，往往径直将自己名字的头一字就当作姓。乾隆帝为此特下谕旨，向旗人讲解什么是满洲的姓，什么是满洲的名。此等琐事竟要由皇帝出面干预，未免荒唐。

更加荒唐的是，到嘉庆年间，不少宗室子弟对自己本应引以为自豪的老姓——爱新觉罗氏也无所谓了。爱新觉罗的汉姓曰金，其他觉罗汉姓曰赵，本来泾渭分明。有些宗室子弟却偏要以赵姓自居。有个宗室子弟名图克坦，人称赵大，问他何以如此称呼，回答说赵姓是百家姓之首，宗室既然至高无上，必然是姓赵无疑。清朝规定宗室都带黄带子以与其他人相区别，于是又有宗室在自己名字之前冠以黄姓，什么六黄、七黄，不一而足。嘉庆帝为此龙颜大怒，下令此后再有宗室以赵、黄为姓的，一定要“痛加禁止”。宗室子弟中更有无聊之辈，彼此乱起绰号，诸如“巴达棍赵二”、“母猪赵二”、“忘八赵二”、“鸡屎赵二”之类，每每呼者习以为常，听者泰然自若，一时传为笑柄。

实际上满洲旗人的家族观念应是比较强的，又重视家谱的纂修，真正将老姓忘却的为数寥寥。但顺遂习尚，将原有满洲姓氏改易汉姓的，却比比皆是。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意译。如萨察氏，满语意为“盔”，于是略加修饰，取“隗”为姓；宁古塔氏，满语意为“六”，改姓为刘；乌雅氏，满语为猪，改姓为朱。再如纽祜禄氏，改姓为郎，曾被乾隆帝拿来作例子教训满洲子弟，说汉人因知“纽赫”原意为“狼”，就喊他们为狼，本来含有鄙薄之意，岂料纽祜禄氏的不肖子孙们，竟然也自称为郎，甚至以郎字命名，真是不知好歹，自忘根本。可是后来的纽祜禄氏子弟们还是都改为郎姓了。

另一种是取本姓的第一字为单字姓。如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改为舒氏；富察氏改为富氏；董鄂氏改为董氏等。满族俗以双字或多字为姓，改为单字姓后，便与汉姓混淆莫辨了。还有许多满洲人以汉字谐音取代本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裕瑚鲁氏改姓于，布尼氏改姓卜等。最后，连皇室爱新觉罗氏也都改姓金了。

除姓氏外，满洲子弟的命名也渐染了汉俗。满人旧俗，取名颇为随意。如就新生儿的排行或身体的某一部位与特征命名，费扬古，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富勒塔，意为“烂眼”；苏克萨哈，“大腿”；祥图，“眼微斜”。

满族先世渔猎为生，对禽兽猎具无不耳熟能详，因用以命名。如阿穆瑚兰，意为“哨鹿用口哨”；伊斯哈，“松鸭”；萨克达，“母野猪”；尼鲁，“披箭”；鄂费，“打野鸡的脚套子”等。当时生活简朴，刳木为器，孩子命名，于是又有察哈喇，“柳瓢”；萨吗拉，“大木碗”；阿卜萨，“桦皮桶”之属。

满族命名又常用数字，如某人出生时祖父70岁，就取名“那丹珠”，满语七十之意。后来径直用汉语数字命名的逐渐多起来。如祖父时年62，就取名六十二。这种习惯，也是汉族所没有的。

满族早先命名，又有阿勒巴图（村粗）、阿礼（通天鬼）、阿彦托克托（灯笼）、阿勒哈（闪缎）、鄂勒和达（人参）、僧库勒（韭菜）之类，以意为之，与汉族人家命名的慎之又慎，必赋予某种祥瑞富贵之义的做法实在大相径庭。

满人命名，最初颇受蒙古文化的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就是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蒙哥帖木儿”（意即银铁）。清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语“气息”义）、济尔哈朗（“幸福”义）、皇太极（“王子”义）都是取用蒙古名字。

入关以后，旗人很快觉察到本族命名习惯的粗陋，竞相将汉人习用的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之类字眼运用到名字中，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惠吉、贵福、德昌、瑞明、寿山、福海等。

用什么姓，取什么名，本来是纯属个人的私事，但满族统治者却偏要横加干涉，将它看成是保持“国语骑射”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乾隆五年（1740），有宗室名叫“望瑞”，乾隆帝认为他的名字不能用满文连写，下令更改。又有镶黄旗满洲人叫“何督”的，乾隆帝认为他的名字与汉人无异，命改为“和都”或“赫督”。乾隆二十五年（1760）谕言：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云云；又谕言：满洲名氏从来都是取满语与汉语对音来书写汉字的，不准依附汉姓，有意牵混。乾隆帝要求旗人名字的第一个字不准用汉族的姓，以免被误解。当时有旗人取名“陶光”，陶是常见的汉姓；又有旗人名叫“郭布亨”，郭也容易令人联想到汉族的郭姓，都受到他的申斥。他还规定旗人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以便与汉人名字相区别。贵州按察使喜崇福进京谒见时，乾隆帝一见其名就指责说：“喜崇福三字，竟似汉人名”，即刻命改了一个满洲味十足的名字“尼堪富什浑”。

旗人取名还有一种风气，就是常将名字的头一个字几代传用。大学士阿桂，父名阿克敦，子名阿迪斯、阿弥达，三代人名字的首字都是阿。乾隆帝认为阿字虽不见于汉人的《百家姓》，但这样通用下去，时间一久，也可能成为一个新姓，于是谕告阿桂，日后不准孙子的名字首字再用“阿”字。后来人们常说“旗人父子不同姓”“满族一辈一姓”，这类误解，就是由几代人的名字不用同一个首字的习俗而来的。

乾、嘉及以后历朝皇帝上谕中，有关旗人“效法汉人习气”更改汉姓汉名的内容不胜枚举。统治者虽然将这种现象提到“数典忘祖”的高度，痛骂这些人为“无耻之尤”，或者不惮其烦地亲自干预更改姓名，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旗人改从汉姓汉名，非只仰慕汉俗，尤为重要的是，生活在人数众多的汉族当中，又不能摆脱与汉人的频繁接触，且汉人称呼满人姓名颇感拗口，难于记忆，为交往的便利起见，旗人取用汉姓汉名是顺乎自然的选择。

清中叶以后，满洲旗人汉化程度已深，不但取汉名，而且又加表字，使名字的表达更加复杂。芙萍《旗族旧俗志》说：至于台甫（旧指人的表字，即人在本名外所取的与本名有意义关系的另一名字），旗人本为缺如，后以排场之风尚所关，一般穷酸文人按其单名之字义，赠送旗族台甫，于是旗人亦渐有字。该旗人先祖有叫玉山的，于是有人赠字曰“宝石”，谓有玉山必有宝石，两者相得，一生受用无穷，吃穿不尽。赐字人竟为此索银十两，玉山闻字则欣喜不禁，按数付酬。一班旗友听说后都来道贺讨赏，于是又耗费了不少银两。可见，一般旗人对讨来的表字是很看重的。“宝石”之类的表字纵使浅陋之至，也并不计较。至于上层旗人，除表字外又有别号，尤其仕宦文学之士，辞意高雅之至。

说到这，不能不涉及避讳。封建社会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叫作避讳。这本是汉人旧俗，耳濡目染既久，便为旗人所接受。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中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兴国府某知州的账房是由他太太瞿氏主持。某日闻知知府太太新添了一个孙少爷，按礼应送贺敬。瞿太太翻检旧簿，有关贺敬银数向无专条。她为人吝啬，就比照另条打个折扣，决定送银元64块。谁知知府是位旗人，官名喜元，他祖太爷养他老太爷时刚好64岁，于是给他老太爷起名“六十四”。旗人有个通病，顶忌的是犯他的讳，这知府尤其如此，老太爷的名字是万万不准人家冒犯的。这位喜太尊虽不大识字，有些公事总得亲自处理。每逢写到“六十四”三个字，一定要缺一笔。连“十”字写法也有讲究，写过一横后，一竖只写一半，不要出头，以示避讳。偏偏这回孙少爷做满月，兴国知州的贺礼签条上写了“喜敬六十四元”，不仅出手寒碜，而且统共六个字，倒把他家父子两代的讳一齐都触犯了。结局可想而知。这个故事或者出于作者杜撰，但的确反映了清晚期旗员讲究避讳的一种习尚。但不管怎么说，像喜知府这样的避讳并没有出格，这倒是得自汉人旧俗的正宗。

然而也有旗人不解此道，却偏要附庸风雅，大讲避讳的。李伯元《南亭笔记》载称：有旗人名五福，前往广东番禺任知县。粤俗：凡新年来临必贴“五福临门”四字于门。五福一见大动肝火，认为是有意怠慢自己，下令将有关人等笞杖数百。从此阖县引以为戒，不敢复贴“五福临门”。这自然是一次罕见的误会。从中也不难看出五福的无知与专横。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个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

诸如此类的笑话，在旗人中也是有的。清末翰林院满洲翰林傅良任江苏学政，对考生诗中有犯“翠珠”等字的，虽佳文不录。人们大惑不解。后由他的仆人道破原委，才恍然大悟：原来“翠珠”是他的爱妾芳名，所以禁止使用。更有甚者，还有一位满洲翰林裕德每见“崇论”二字，必怒目横眉，任某科会试总裁时，房官荐卷，批语偶用“崇论宏议”，裕德拍案而起大骂“混账”，将卷子摈弃不阅。这事只是房官无心之过，与应试者邈不相涉，应试者却因此名落孙山。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像五福、傅良、裕德这类的避讳，将一种繁缛的虚文发扬到极点，除了自寻烦恼外，又无端迁怒于他人，实在是很可笑的。

清朝末年国势陵夷，统治者自顾不暇，对旗人姓名“汉化”问题只有听之任之了。辛亥革命以后，旗人走出营房融入汉人社会，面对强烈的排满情绪，只有隐瞒自己的旗人身份才能找到职业，他们不得不大量改以汉姓汉名。

七 “子弟消闲特好玩”

——旗人的戏曲爱好

旗人在入关初汉化程度浅，对辞义深奥的儒家经典和各种高雅的文学形式自然很少问津。以后世代居住都城闹市，除当兵外多无所事事，生活来源又比较稳定，出于娱乐舒情的需要，对大庭广众中流行的曲艺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旗人不但发扬光大了普通市民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形式，而且多所创新，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

1 京味十足子弟书

满洲旗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一书中，对晚清北京一带曲艺的盛况作过这样的说明：“戏剧之外，又有托偶、影戏、八角鼓、什不闲、子弟书、杂耍把式、像（相）声、大鼓、评书。”其中，八角鼓、子弟书都是旗人独领风骚的曲种。

满族人中原流行反映传统祭祀活动、狩猎场景的满语歌谣。入关后，积极汲取汉民族歌谣曲艺的素养，如汉人中广为传唱的“边关调”，就曾译为满语流传。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七《沂水秀才》篇，提到当时流传的“满洲调”，就是一种满语俗曲，而汉民中流行的“绣荷包”，则是一支源于“满洲调”的俗曲。乾隆末年刊行的民歌集《霓裳续谱》中搜集了一些传颂京师一带的旗人民歌，其中反映了满族祭祖、跳神的传统习俗。这些民歌尽管用汉语演唱，却带有满族文化的底蕴。

在满族传统文化与汉族文化陶冶熏染下成长起的八旗子弟，曾推陈出新，独创出一些新颖的曲艺形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子弟书。

子弟书又叫清音子弟书，因其为八旗子弟所创，故名子弟书。关于子弟书的来源，以往曾有人认为是八旗子弟“渐浸润于汉文化”的结果，仅仅看到它与汉文化的联系，而疏虞于它与满文化的渊源。实际上，汉文化对子弟书的产生确有影响。特别是传统说唱文学，对子弟书的形式、内容、表现手法的影响更为直接。另一方面，满族本身的传统民歌、小曲、萨满神歌，以及旗人独特的生活，也为子弟书的兴起输送了宝贵的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弟书乃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个硕果。

清代北京内城禁止开设戏园，八旗子弟只能以杂耍、八角鼓、曲词自娱。于是有好事者将军营中传唱的俗曲改为雅驯的词曲，名曰子弟书。子弟书约形成于乾隆初年，兴盛于乾、嘉之际，一直流行到清末。在旗人聚居的北京城和沈阳等地，子弟书尤为普及。

子弟书是一种说唱艺术，有唱词无说白；虽以七言为主，讲求格式、韵律，但又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增加衬字，使形式更加活泼；在韵律上通常取民间传统的十三辙进行押韵，一般每两句一押；伴奏乐器以三弦、鼓板为主。另外，子弟书的篇幅多短小，通常只有一两回，十回以上的作品不多见，每回几十句，长不过百句左右，具有文辞简洁、韵律优美的特点。子弟书初传唱京师东城，不久又传至西城，在曲调上吸取了昆曲特点，自成一体，于是形成西城调与东城调两种流派。东城调高亢，适于铺叙慷慨激昂的英雄业绩；西城调缠绵，适于表现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

子弟书作品很多，传世的尚有四百余种，一千数百部。但如此浩瀚的作品当年得以刊刻的实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以手抄本形式传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它的作者绝大多数属无名氏，即使有个别能够查考出姓名的，生平事迹也大多湮没无闻。

在已知子弟书作者中，韩小窗、罗松窗、鹤侣最负盛名。韩小窗是东调子弟书的代表作家，生平事迹不详，作品存世的约有三四十部，尤以写《红楼梦》题材的作品称名。他撰文不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便是沉郁凄凉苦不胜情，如所写《忆真妃》前八句：

马嵬坡前草青青，今日犹存妃子陵。

题壁有诗皆抱憾，入祠无客不伤情。

三郎甘弃鸾凤侣，七夕空谈牛女星。

万里西巡君请去，何劳雨夜叹闻铃。

这是一首出色的旧体诗，又不拘泥于格律，文字清新流畅，正是汲取旧体诗丰富营养，又杂糅民间演唱特点的结果，反映了八旗子弟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特点。

在艺术上与韩小窗相颉颃的有罗松窗，是西调子弟书作家的代表，一说为乾隆年间人，作品大多取材于才子佳人的儿女情场事。

鹤侣的作品仅次于“二窗”，他着眼于现实中旗人的生活，代表作有《老侍卫叹》、《少侍卫叹》等。鹤侣名奕赓，清朝宗室，庄襄亲王五世子，为咸丰皇帝同辈人。道光八年（1828）其父亡，因生前获罪被削去头品顶戴。奕赓从道光十一年至十六年（1831～1836）曾任三等侍卫，晚年穷困潦倒。笔名除鹤侣外，还自号爱莲居士、墨香书屋主人，又曾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自号“天下第一废物东西”。

鹤侣虽为宗室，但家境亦如清王朝一样每况愈下，他一方面同情下层旗人的潦倒命运，另一方面又对旗人中种种恶习丑态，极尽鞭挞、嘲讽之能事。所作《鹤侣自叹》中，尖刻地讽刺了纨绔子弟在祖辈功勋的荫庇下享受世间荣华，出尽风头，实际上却是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他们徒有显赫的名位，华丽的外表，骨子里唯知趋炎附势，所谓“媚时谄富甘吮痔，欺贱凌贫意态奢”，将其嫌贫爱富、媚上欺下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鹤侣感慨世道之不公，赏罚的不明，无奈之余只能发出“莫非是世上应有这馕糠物”的疑问。他以一个“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特有视角，揭示了八旗子弟的庸俗与沉沦，而这种景象又是清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颓运的一个侧影。

子弟书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曲种，在旗人中风行百有余年，但其歌调，有如“昆曲”、“高腔”一样繁难，故而光绪年间趋于衰落，已成绝响。

在旗人中，与子弟书一样普遍受到欢迎的，还有八角鼓。八角鼓，既是乐器名，又是曲种名，该曲种因演唱者手持八角形的小鼓弹出节奏，进行演唱而得名。

八角鼓的由来，众说纷纭，但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八角鼓的形状脱胎于八旗军鼓，最初只在八旗军中流行，后来普及到北京内城，尔后又传到外城戏园。八角鼓鼓身为八角形，以木为框，单面蒙蟒皮，除手拿的那一面外，每面各有一对小铜镲，共七对，十四面。所以有人说八旗得胜入关时，曾以十四面铜锣开道。八角鼓下端饰有红、黄、蓝、白诸色丝穗，据说是按旗属而定。

八角鼓演奏时是用手指击打鼓面而发出鼓声，摇震鼓身或用手指击打鼓面而发生小铜镲的打击声。八角鼓的演出，一般是二至三人。说唱人左手持鼓，右手拍弹，并配有一位弹三弦的人伴奏。若是三人，则增加一个扮丑角的人。表演时，击鼓、弹弦者取坐姿，丑角站立，演唱时丑角逗哏（即招惹人笑），演者即用折扇轻打丑角脖子，以博一笑。据《燕台小乐府》中所说：

十棒花奴罢歌舞，新声乃有八角鼓，

一木一扇一氍毹，演说亡是兼子虚。

虚中生实无中有，别是人间一谈薮，

操成北地土风音，生就东方滑稽口。

有时按曲苏昆生，有时说书柳敬亭，

有时郝隆作蛮语，有时公冶通鸟声。

由此可见，八角鼓是一门有说有唱，擅长打趣和逗哏的曲种。

为了能连缀起来唱一段故事，又创造了许多曲牌，如数唱、太平年、金钱莲花落、怯快书、流水板、叠断桥、四板腔、云苏调等不下数十个。但以四句脆岔曲为曲头、曲尾，中间才按故事情节的需要，选用不同的杂牌子，故此又叫“单弦牌子曲”。

关于岔曲一称的由来，一说出自清宫御制，为与民间区别，故称岔曲；一说为宝小岔所创，故名岔曲。旗人崇彝则另有说法，他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文小槎，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名“小槎曲”。以后，又讹称“槎曲”、“岔曲”、“脆唱”，成为八角鼓艺术的创始。

八角鼓的各种曲目长短不一，曲牌多少各异，唱词一般七至八字一句。曲目多以传统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也有的反映下层旗人的悲欢离合，如《酒鬼》、《鸟枪诉功》、《八旗叹》等。《八旗叹》作者不愧是位调侃戏谑的行家里手，仅用了七十五句，便将晚清八旗军队的衰朽现象作了全面概括，从八旗满蒙汉军各兵种，到宗室、内府旗人，以至绿营弁兵，都未能逃过作者辛辣的笔锋，逐一加以无情曝光：领催收入不高，却利用给旗兵发放钱粮的机会，多方设计侵蚀克扣，发了“黑心”财；前锋、护军本是八旗的精锐兵种，到头来，“扭腰飞腿似醋桶”、“马步箭都是三等”，技艺荒疏不说，还要为蝇头小利到长官面前“胡进供”。马甲是八旗军队的主力兵种，除了吃喝百无一能；京城的步甲本来就地位不高，素以扫街垫道、看守堆拨（哨卡）、绥靖地方为职守，到这时则沦为官府的杂役，“扫街垫道抬大桶，下稻地剜稻梗”；看守堆拨的，“偷狗吃是一能”，完全失却军人的本色。除满、蒙旗人终日混迹茶馆酒铺外，汉军人在生计的压力下不得不“差使买卖两头挣”，摇货郎鼓、卖糖葫芦、烟儿枪、耗子药、拉洋片，聊以糊口。这些细节描写，进一步充实了人们对晚清八旗衰朽现象的认识，可补官私史书的阙失。

八角鼓、岔曲与子弟书是旗人中几乎同时繁兴起来的曲艺形式，彼此融濡，相得益彰。晚清有所谓“全堂八角鼓”，实际是各种曲艺节目的集萃。《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在介绍八角鼓艺术时说：

八角鼓之全堂，分鼓、溜、彩三种为完备。鼓，唱也；溜，相声之类；彩，戏法。

可见“全堂八角鼓”已突破原先八角鼓表演击鼓弹弦的局限，为姊妹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场地。其内容包括：岔曲、群唱（类似今天的合唱）、联珠快书、变戏法、逗哏（即相声前身）、拆唱八角鼓（主要由丑角彩排，插科打诨）。全堂八角鼓一般由八旗子弟票友演出，自娱自乐。票友大多技艺精熟，一专多能，即说、演、弹、唱、变、逗，样样精通，时人叫作“六场通透”。

八角鼓不仅为普通旗人喜闻乐见，且引起王公大臣的浓厚兴趣。他们欣赏别人演出，有的还不顾舆论压力亲自登台演出。道光十九年（1839），贝勒奕绮赴京城内各茶园登场度曲，九城哄传，各巷口报单高挂，书写今日某园准演绮贝勒八角鼓，且登场时任优伶骂辱，以博众茶客一笑，结果被皇帝下令革去贝勒，并重责四十板，令闭门思过，逾年而卒。奕绮以贵族之尊公开登台，甘心与为时人不齿的优伶为伍，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的举动，所以才会闹得“九城哄传”，以致引起天庭震怒，除受到重惩外，还获得“素行卑鄙”的恶名。其实何罪之有？不过是因为扰乱了尊卑有秩的等级制度，所以难得宽宥。同、光年间，恭亲王之子贝勒载澂，在府邸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他本人也厕身其间。这些王公贵族，甘心放下架子，以票友身份参与演出，反映出八角鼓艺术所蕴含的特殊魅力。

清朝鼎革之际，八角鼓亦如子弟书走向衰落。所幸者，从八角鼓衍生出的单弦、评书、相声等曲艺形式，却在历尽沧桑后得以发扬光大。这些曲艺形式人才辈出，代有传人。近代以来，单弦演员德寿山、常澍田、荣剑尘、谭凤元，评书演员连阔如，北京琴书演员关学曾，相声演员常宝堃、侯宝林等，即是八旗子弟民间艺术表演家中的佼佼者。

2 竞相效梨园

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

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具新鲜。

虽分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

这是子弟书《票把上台》的几句词，可见旗人对梨园戏剧的痴迷。旗人对戏剧的偏好由来已久，不但系于观戏，且热衷于“串戏”，约朋邀友，买行头，请人教，尽管费用不赀，仍有人乐此不疲。

旗人中这种风气的扬起在康熙年间，显然与步入“太平盛世”有关。康熙皇帝很喜欢观戏，清廷中因有南府之设，专司唱曲演戏。乾隆年间，各种戏剧竞相争艳，梨园兴盛。乾隆帝数次南巡，对当地所备戏剧颇为欣赏，随即扩充南府机构，所演剧种主要是昆山腔（昆曲）和弋阳腔（高腔）。在内廷剧事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各地戏班竞相入京献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弘历八十寿辰，以演唱二黄调为主，兼擅昆曲、梆子、啰啰等腔的三庆徽班由扬州奉调入京，以精湛技艺享誉京师。嘉庆中叶，京师剧坛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争芳斗艳的局面。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乾隆等帝和满洲亲贵雅好戏剧，加以推举倡导，又为京剧的脱颖而出提供了重要条件。四大徽班入京后，不断融合其他一些剧种的艺术，到咸丰年间便初步形成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剧种——皮黄戏，也就是京剧。

乾、嘉年间，宫内演戏一时称盛。但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天理教徒攻打皇城事件后，清廷戏剧趋于衰落。道光年间，外患相踵，宫廷戏剧益发不振。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嗜剧成癖，常召外间名演员入宫献艺，称“内廷供奉”。宫廷观剧文风又呈复萌气象。

清统治者自己从观赏戏剧中得到很大艺术享受，但对于旗人的同一嗜好却百般限制。按清政府规定，八旗王公、官员、兵丁人等均不准往茶园戏楼观戏听曲，更不准粉墨登场参加演出。自康熙朝起，历经雍、乾、嘉、道、咸、同、光七朝，有关禁令连篇累牍。清廷担心八旗子弟沉溺于园馆戏曲，而懈怠于国语骑射，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禁内城开设戏馆。外城汉民社会的演戏活动因此益发繁盛。外城戏馆历史最悠久的为太平园、四宜园，其次是查家楼、月明楼。这些戏园早在康熙年间便出现了，地点多坐落在前门外。

直到光绪七年（1881），清廷仍颁有禁止内城演戏的谕令。然而，对于受到八旗制度禁锢的旗人而言，戏剧的艺术魅力尤其难以抵御。上起八旗王公，下至普通子弟，从京城到各驻防地，观戏听曲竟成一种无法遏止的时尚，而因此嗜好而触犯法网的事件也相踵出现。

北京旗人除王公贵族家自设戏班外，绝大多数戏迷为了看戏只能潜赴外城，这种现象到乾隆年间已很普遍。嘉庆十一年（1806），满洲御史和顺查奏说，京师旗人中竟有演唱戏文，值戏园演剧之日，与戏班同台演出的。事后遵旨查究，却发现连和顺本人也常到外城戏园听戏，为掩人耳目，才杜撰出“密为访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可想而知，“贼喊捉贼”的和顺被革职议处。无独有偶，又有图桑阿等五名京旗子弟，因登台演戏，被皇帝斥作“甘与优伶为伍，实属有玷旗人颜面”，受到销去户籍，发往伊犁充当苦役的重惩。嘉庆十三年（1808），四品旗员椿龄不戴帽顶，潜赴外城听戏，查出后也被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尽管有“以儆效尤”的前鉴，戏迷们却不知收敛，每届傍晚，连接内外城的前三门城门关闭前，便会出现旗人为赶回城而拥挤于道的情景。

道光年间，因违例听戏受到处罚的事例已难以毕举，被罚者的品秩也越来越高。贝勒奕绮、盛京将军奕颢、副都统常明、理藩院郎中保举副都统松杰、镇国公绵顺、惇亲王绵恺，相继以私匿优伶、游庙听曲、于府中演戏而获罪受罚。

随着八旗官员在京旗与各驻防地间的频繁调动，使观剧演戏之风由京城向各处蔓延。雍正三年（1725），清廷下令禁止盛京演戏，说明此风已波及关外。乾隆年间，杭州将军富椿上任后自求逸乐，每日听戏，有人称其戏班为“将军班”。所部旗兵中也有很多听曲观戏之人。

满洲旗人国泰任山东巡抚时，年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剧。日与布政使于某在衙署中演练《长生殿》。国泰扮杨玉环，于某扮唐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段，于某慑于国泰是其上司，不敢过分媟渎，草草敷衍而已。国泰大为不满，正色责备说：“你为什么如此迂阔？这里不是巡抚官厅，为什么要拘泥官属仪节而耽误正事呢？”国泰将演戏当作“正事”，公事只能被搁置一旁，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据说他被参罢免时，朝臣到日，署中戏剧正酣。他闻报后仓皇易装往见，面上脂粉隐约可见。

嘉庆年间，伊犁等处旗员因蓄养优伶，接纳内地戏班，被将军松筠遵旨驱逐。道光年间，江西袁州协副将旗人达崇阿性好演戏，并纵容子弟演戏，被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役。乍浦副都统觉罗善英率儿子与兵丁在衙署学习弹唱，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当时旗人为此失去前程的非止一二，但是却屡禁不止，诚如“飞蛾扑火”般执著。

究其原因，当时仅北京内城就居有数十万旗人，除少数当兵应差外，多数不兵、不农、不工、不商，终日无所事事，又不得擅离城市自谋生计，精神上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再禁止他们娱乐消遣又谈何容易？再说，从乾隆帝以降，到同、光两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安、慈禧两太后，还是载淳、载湉两皇帝，都是戏曲爱好者，特别是慈禧太后，人称“古今第一大戏迷”。“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既有皇帝太后表率于前，又有王公贵族紧步其后，却偏要对广大旗人防闲设阈，横加干涉，这当然有悖情理，也难以奏效。

清末许多旗人生计艰辛，开始从事小商小贩小本营生，清廷对此只有睁只眼闭只眼，等于默许。与此同时，对旗人与优伶同台演戏却依旧不依不饶。道光四年（1824）定例：旗人因贫糊口，登台卖艺，有玷旗籍的，连子孙一并销去旗档。唱戏在当时被看作是最下贱的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贫寒的农户、工匠名义上也算“清白之家”，社会地位高于上述四种人。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从事了这四种职业，子弟就不能参加国家初级考试，更无资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当时曾有人用《戏题梨园脚色》以讽其事：

生、旦、净、末、丑，跟头老虎狗，

轰轰烈烈美名标，喧喧嚷嚷高台吼；

这样雄威岂可当，团场散了分钱走，

堪怜堪叹亦谋生，何不长街去卖酒。

卖酒也是微末生涯。既然旗人演戏触犯法网，何如到街头与酒贩为伍呢？作者用一种戏谑的口吻流露出对禁止旗人演戏做法的不满。

因为戏园设在外城，内城旗人往返听戏路途较远，且为法令所不容，作为变通之计的“票房”和“票友”便应运而生了。

“票房”即旗人聚集演唱戏曲的场所。关于它的缘起，有多种说法：一说道光年间为防止旗人入民间戏园看戏，专门在内城开设演唱太平鼓一类曲艺的娱乐场所，对旗人免费发放入场票券，演出处称票房；又一说，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为鼓舞士气编写太平鼓词命旗人在军中传唱，并奖以“龙票”，演唱者称票友。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乾、嘉年间，一些闲来无事，喜欢弹唱的旗人便相聚一处，编词练唱，借以消遣自娱。按清朝规定，旗人聚集演唱，必须呈报内务府，由内务府颁给执照。执照上印有两条金龙图案，叫作“龙票”。票面上书“发给某某票房”。票房一称由此而来，凡参与票房活动的就称“票友”。

票房最初多设在富贵之家，后来也有设在寺庙及茶馆中的。票房有首领一人，称“把头”或“票首”。票友相约一定日期聚集弹唱，叫作“过排”。所有练习、演出用具服饰均由票友出资置办。票友都是“串戏”的人，“串戏”的开销很大，除买行头，请人教，还要请客捧场。北京昔日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这种人，自然可能很快把家当挥霍净尽，但一些八旗富家子仍不知悔改。所以北京人又将这种毫无酬赏却耗资买脸的活动叫作“玩票”。清末民初，不少玩票的八旗子弟迫于生计不得不加入到艺人之列，按他们的行话叫作“下海”。今人谓放弃公职经商为“下海”，喻其有风险，这与当年旗人的“下海”所指不同而寓意则一。

同、光之际，京剧在旗民中日益普及，原先演唱曲艺的票房转向以京剧表演为主，北京内城的京剧票房和票友人数迅速增加。著名票房有肃王府票房，由肃亲王善耆在府邸组织。善耆工老生，常请内行名伶到家中教戏，并在内廷演唱。票友多为贝勒、贝子等宗室亲贵。善耆嗜戏成癖，相传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扮石秀，杨扮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不禁厉声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闻声相顾失色，杨小朵却谈笑自若，扮演石秀的善耆更乐不可支。又传说宣统三年（1910）夏间，各省代表为请愿召开国会聚集京师，晋谒肃亲王善耆。谈话中善耆忽然摘帽掷桌上，大声唱道：先帝爷白帝城云云，众代表悚然大惊异。善耆却笑着说：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原先紧张的气氛随之释然。善耆嗜剧，在八旗贵族中是出了名的。

除肃亲王票房外，果子观票房、达王府票房、翠峰庵票房、风流自赏票房、悦性怡怀票房、公悦自赏票房、遥吟俯畅票房等，均名重一时。其票首或票友，基本上非宗室贵族和世家子弟莫属。

票房和票友虽不遭明令禁止，也受到舆论的歧视。道光末年大学士穆彰阿的曾孙德珺如，曾在票房唱旦角，就被人指责说是穆彰阿生前误国的报应。德珺如为人伉爽，早年唱青衣正旦，其音可裂金石，因为脸长，人称“驴头旦”，一怒之下改唱小生。崇彝说：“论唱工，一时无出其右者。”他陶醉于京剧艺术，不为世俗所左右，当时艺人地位低下，他却偏要将女儿嫁给名伶谭鑫培之子小培，并附加一个条件：非令小培学戏不可。此前，小培因父亲不想让他继承父业，已入同文馆习德语。德珺如不以唱戏为耻，谭小培只好从命，从头学戏。这成为梨园中一段趣谈。

不过，票友也有因受歧视而酿成大案的。八旗子弟平龄素娴曲词，曾走票演戏。后考中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名列前十名。京师舆论为之大哗，哄传“优伶亦得中高魁矣”。大学士柏葰为是科正主考。柏葰为人持正，性颇耿直，不善阿谀奉承。当时朝廷用事的军机大臣肃顺专擅跋扈，与之挟仇，于是借机锻成大狱。柏葰以下论死者十余人，株连系狱者数十人。这就是轰动朝野的戊午科场案。这场冤狱的锻成，主要是朝廷内部重臣间的倾轧。可怜平龄，旗下一极贫子弟（谒见房师时仅呈京钱十串），在世俗偏见与黑暗政治的双重迫害下瘐死狱中。当时科举正途出身者社会地位最高，戏子却为士人所不齿，所以京师舆论才会一边倒。

其实，成为一名出色演员是很难的，外貌、身高、嗓音、天赋，缺一不可。所以旗人中常有议论，谓“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戏子”。

票房虽只是旗人消遣自娱的场所，但每每延聘名师，加之票友中人才济济，彼此切磋技艺，教学相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从票友中脱颖出一批蜚声剧坛的名角，推动了京剧艺术的发展。老生如汪笑侬、马振卿、恩禹之、言菊朋、奚啸伯；小生和武生有德珺如、程继仙、瑞德宝、金仲仁；青衣有陈德霖、尚小云、程砚秋、言慧珠；花旦有荣蝶仙、尚富霞；老旦有文荣时、谢宝云；净角有黄润甫、金秀山、钱金福、金少山；丑角有扎拉熊布（黄三熊）、果桐等。其余佼佼者难以一一胪举。

旗人对京剧艺术的贡献并不限于梨园俊彦的涌现，对丰富京剧的表演风格、道具服饰都曾产生积极影响。在剧目的推陈出新、唱腔与演技的充实完善方面也做过有益探索。

八 “生于忧患死于嬉”

——旗人的衰落

旗人在入关初，继续保持了淳朴笃实、吃苦耐劳、勇武剽悍、奋发向上的传统，因此在文治武功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清朝前期自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末，前后历经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共计134年，将近清朝统治期的一半。当时的清朝，国力昌盛，地域辽阔，空前统一。这段时间被封建史家誉为“康乾盛世”。旗人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而且在振兴经济、巩固统一、抵御外侮、开发边疆等事业中都做出突出贡献，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

然而，旗人久居繁华的都市，无力抵制封建经济的有力侵蚀，越来越多的下层旗人在经济上走向贫困，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与此同时，旗人在长期的和平环境里，逐渐耽于享乐，艳慕奢华，先辈创业的艰辛与谆谆教诲则被置诸脑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圣祖玄烨感慨道：“见今日八旗，得见旧日风景者，已无其人，而能记忆祖父遗训者亦少。”这以后，八旗子弟不但荒疏了“骑射”的传统技艺，一些贵族王公，在政治上也日益衰朽。由于八旗制度是支撑清王朝的主要支柱之一，所以它的衰朽直接摇动了清统治的根基。

1 生计日窘

旗人除当兵外不事生产，不营工商，坐食粮饷，实际上是靠全国的老百姓养活。但有的旗人却因此沾沾自喜，认为是得自圣主的隆恩。明德《八旗之人世受国恩，男妇老幼皆得养育，忘饥寒之苦，享安乐之福，恭赋一律》称：

熙熙皋皋共登春，圣主恩过三代仁。

鳏寡哀矜皆按籍，困穷老稚少依人。

岁凭丰歉仓余粟，事遇婚丧库有银。

愿祝我皇千万寿，此生同作葛天民。

岂不知坐而待食，不仅使旗人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助长了腐化风气，而且在生活上也遇到重重困难，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这个问题，在康熙年间已显露端倪，乾、嘉以降发展为难以疗治的痼疾。

北京是繁荣的都市，也是“八旗生计”最严重的地区。数十万旗人久居京城内外，兵额有限，人口加增，又不事生产，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乾隆时人沈起元《拟时务策》中说：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尤其旗人中的鳏寡孤独，由于缺少经济来源，又无亲属帮衬，难以维持生计。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官方统计，陷入这种困境的旗人多达六千多名。由于救济不及时，诸如无人赡养的八旗子弟沦为乞丐，以及寡妇冒充民妇自卖为奴一类触目惊心的事件也接踵而至。

下层旗人的贫困化问题不单通过官员的奏章公文得到反映，在文学作品如小说、子弟书、岔曲、私家笔记中也有大量描述。满洲旗人和邦额在所著《夜谭随录》一书中，用传奇志怪的艺术形式，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翔实的披露。其中《谭九》一篇，述京城一青年男子到郊外探亲，夜遇一旗装女子，“着红布短袄，绿布裤，蓝布短袜，趿高底破红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并两踵”，一副穷困潦倒的窘迫相，正是下层旗人贫困化的缩影。而《某马甲》述八旗兵丁的凄惨情景尤为典型：

马甲某乙，居安定门外营房中，贫甚，差役多误。其佐领遣领催某甲往传语：“亟出应役，不则必斥革矣。”甲素与乙相善，即往见之。入门，马矢（马粪）满地，破壁通邻。屋三间，秸隔一间为卧室，妻避其中。时际秋寒，乙着白布单衫，白足趿决踵鞋（露着脚趾头的鞋）。甲一见，恻然曰：“弟一寒如此哉！”……有顷，闻房中哀泣声，知为乙妻苦贫。……房中泣声渐粗，倍觉惨切。潜于帘隙窥之，乙妻已作缳于梁间，将自缢。甲大惊，不复避嫌，急入救之，慰解再四。乙妻含悲致谢。

作者笔下的旗兵，居陋室，穿破衣，穷困无奈，差使多误，妻子在走投无路情况下万念俱灰，差点儿走上绝路。这篇文言小说虽短，却将“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性淋漓尽致地诉诸笔端。

各地驻防旗人不像京旗尚有做官、读书的出路，甲缺不但比京旗少，而且饷银饷米定额低，加之他们被局限在满城狭小的天地间，毫无活动的余地，所以“生计问题”丝毫不亚于京旗。

与清廷在八旗内部实行等级统治相关，汉军旗人的地位，始终低于满、蒙旗人，以致在升官、披甲方面的机会均少于后者。早在入关前就有规定：满、蒙壮丁，每二名披甲一副；汉军壮丁，每五名披甲一副。顺治年间因八旗军队急需扩充兵力，才将汉军的五丁抽一改为四丁抽一。这以后，汉军披甲的总数和在壮丁中所占比例都不能与满、蒙旗人相提并论。因为披甲是与钱粮挂钩的，没有披甲的余丁只能依赖家人或坐吃山空，这样一来，面临丁多甲少沉重压力的汉军旗人便首先感到“生计”压力。

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闽总督满保在一份奏折中就指出：驻防福建的旗兵共二千名，此外没有披甲、无钱粮收入的余丁尚有二千余名。雍、乾以后，反映这类问题的奏报日渐增多，除福州外，涉及广州、西安、杭州、江宁等地。乾隆二年（1737）的一份满文奏折提到，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人口少的户三四口至七八口，人口多的户八九口至三十余口；即便如此，每户多数只有一个甲缺钱粮的收入；甚至有一户十数口人，仅靠一名步甲每月一两银、五斗米谋生的，况无其他谋生手段。陷入这种境地的旗人不用说相当拮据。

关外是清朝的“发祥重地”，驻防当地的旗人在清初均领有旗地，以后陆续垦辟闲旷地，经济上一度比较宽裕。然而伴随内地汉民大批出关、不断北上的足迹，旗人土地多被汉民兼并或典买，生计也就每况愈下了。乾隆六年（1741）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的奏报很能说明问题：在驻防吉林乌拉的三千名满洲兵丁中，富户仅21户（272口），中户848户（8829口），贫户1185户（8935口），赤贫户678户（2894口）。这份资料显示，当地旗人中，尚可温饱的中等户不足1/3，贫户和赤贫户占了绝大多数。

八旗生计的恶化，实际上是下层旗人的贫困化问题，它的发展，不断瓦解旗兵的战斗力，涣散其集团意识，由此又危及清朝统治者的利益。因此，清廷陆续采取了赏赐银两、增加兵额、京旗移垦、汉军出旗、回赎旗产等措施，意在缓解这个问题的冲击。但扬汤止沸，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年间，对八旗兵丁除照例给婚丧赏银和不定期的“恩赏”外，又将回赎旗地的旗租发还，每年加赏旗兵一月钱粮。但赏银落入旗兵之手后，或者抵补私债，或者妄行靡费，不过数月，罄尽无余，依旧贫困如故。汉军大批出旗后，余出兵缺主要由满洲子弟充补，同时增加了一些兵额，但增加的兵额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京旗移垦本身不失为一项积极的措施，试图使长期脱离生产的闲散旗人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却同样收效甚微。18世纪中，清廷将京旗三千户闲散移往黑龙江的拉林实行屯垦，实际移往二千户，其中老幼不能耕作的占十分之一，年壮不谙耕作的又占十之六七，力能耕作的只占十之二三。北京旗人世代生活繁华都市，不辨麦菽，亦不知耒耜犁锄为何物，沾染好逸恶劳的习气，缺乏开荒种地的勇气和能力。以后数年中，拉林旗人大多逃回北京，虽严刑峻法在所不惧，所遗地亩很快为民人耕占。嘉、道年间，清廷又迁徙京旗前往黑龙江双城堡屯垦，同样以失败告终。

八旗生计的不断恶化，有着多重原因，择要言之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口增长。八旗人丁只有当兵才能食饷，余丁则耕种地亩。但入关百余年间，下层旗人的土地已典卖殆尽，家口却不断繁衍。从顺治五年（1648）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160余年间，仅八旗满洲壮丁即增长了大约3倍，即从55000丁增至222000余丁。而与此同时，八旗的总兵额只增长了大约一倍半，即从入关初的不足10万增至20余万。问题是这些兵缺是对满、蒙、汉军的统计，具体分配给八旗满洲的不足一半。生齿日繁与收入日绌的矛盾导致以“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的结果，旗人的生活负担不能不随之加重。尤其汉军旗人，因为在披甲食饷方面受到歧视，境遇更糟。乾隆年间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这是旗人穷乏潦倒的重要原因。清晚期北京城内有旗人六十余万，其中有经济收入的八旗官兵共十二万余人，这就是说，一份粮饷要赡五口人左右。当时，清朝国库空虚，旗兵粮饷减成发放，实际数目不过是规定的1/5。没有固定收入的旗人生活更为艰难。

第二，封建剥削的加剧。清初旗人倚恃粮饷和地亩为主要经济收入。旗人只有当兵才能食饷，但每个成丁的男子都分有份地。份地最初六垧，后改五垧，合三十亩。整体而言，旗地收入应构成旗人生计的主要来源。但当时旗兵频繁出征，经常远涉千里，只能依靠余丁在家耕种土地，维生度日。缺少劳力的人户，力不堪垦，田地很快荒芜。以后天下底定，北京旗人绝大多数居住内城，名下旗地分布郊外，不便耕种，陆续租给民人，形成“民人自种其地，旗人自取其租”的经济关系。康熙年间，畿辅地方汉族地主开始兼并旗地。由于有旗民不准交产的禁令，所以这种买卖多半是在“典”的形式下进行的。“典”是一种只让渡使用权，但保留所有权及回赎权的财产交易形式。因为民人典买旗地时所定回赎期限很长，显然等于变相的买卖行为。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名曰老典，其实与卖无异。”乾隆初年，畿辅地方的民典旗地已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普通旗人名下的土地相当一部分转入民人之手。与此同时，旗人地主兼并的旗地也有增无已。乾、嘉年间有名的“贪相”和珅，有地八千顷，是有名的旗人大地主。甚至权贵的家人也奴仗主势大事兼并，成为新兴地主。出身公主陪嫁人的家人那亲保，乾隆七年（1742）被查抄时，仅地产就近六百顷，其中2/3都是通过置买手段兼并的。清末庄亲王有地五千余顷，分布于畿辅、奉天和口外等处。大片地产是累世兼并的结果，也是对广大旗民的疯狂婪索。旗人大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地租积累量越大，兼并的力量就越强。在旗民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大部分下层旗人的地亩在乾、嘉年间已化为乌有。

此后，仅有的粮饷收入便成为城市高利贷者、奸商、八旗官员牟取暴利的利薮。乾隆、嘉庆年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旗民地主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一人就有当铺75座，对城市居民变本加厉地进行盘剥。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仅肆虐于北京和内省，还伴随民人出关的潮流向边远地区扩张。乾隆中，奉天境内的当铺已多达八百余家。八旗兵丁月饷季米，发放有期，一旦临时急用，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者乘机网罗获利。当时的北京城内流传着这样一段话：

扣二十余两可得一甲士（指马甲）之银米，坐食一载，谓之“典甲”；捐十余两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饱食经年以待其本，谓之“典米”；九钱作一两，八百当一千，谓之“月支”；米未领下而先贱买，谓之“短米”。

所云“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高利贷者乘旗人之危，巧取豪夺的盘剥手段。“典”作为一种实物形式的高利贷，即预先将对方的动产（如牲畜、衣物以及旗人的饷米）或者不动产（如房、地）低价典入，由于典押物作价远低于本身的实际价值，两者的差价便构成高利贷的利息。当时一马甲月饷三两，全年三十六两，年米四十六斛（二十三石），如折价约三十余两，高利贷者只需先付二十余两就可全部攫为己有，剥削率之高显而易见。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描写北京城内放高利贷的情景说：

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

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诗末附注云：“近日山西……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唯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清朝规定放债一两，不准超过三分取利，但形同虚设。北京城内麇集的高利贷商以晋人居多，为了避免与法令明文抵牾，又能牟取暴利，强迫负债人在契据上多写银数，后者在饮鸩止渴之余唯有忍气吞声，任由债权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旗人尤受其害”。至于山东人开办的老米碓房，不但经营碓米，且兼放高利贷，经常与八旗官员相勾结，盘剥旗兵，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盘剥旗人的既有民人也有八旗贵族、官员，所不同者，旗员身为旗人“父母官”，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下起手来，不啻恶鹰抓小鸡，更是毫不留情。

八旗都统除按一品官领取正俸一百八十两，米九十石外，有养廉银，岁支七百两，还有八名随甲的钱粮。随甲的钱粮与马甲相等，月支银三两。八名随甲不把饷米计算在内，饷银一年是二百八十八两。都统全年收入在千两以上，但这么多饷银仍不够挥霍。他们在陋规、旗租、房租等名目下收入的银钱，常与他们的正俸收入差不多。至于克扣兵饷的数字，就无从得知了。清后期，八旗官员贪风日炽，自都统而下，参领、佐领、领催，清廉自持的凤毛麟角，都把旗人视作盘剥对象。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句口头禅：“领催绝后”，足见旗兵对领催的痛恨心情。领催只是八旗中最低级的小军官，之所以招人痛恨，主要是因为他们借散放饷银之便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其惯用伎俩：

一曰少给银两。八旗于发放饷银日，为便利起见，预先由领催按饷银类别，即用夹剪将银块割碎，量以天秤，按包分配，如三两马甲银，即在包上注以“三两”字样，余则类推。领催借此机会克扣兵饷，如四两饷银包仅包银块不足三两，三两饷银包仅包银一两数钱，旗兵领取时明知银数不足，多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领催月饷四两，后加一两，不过五两，可一次放饷苛敛的银子竟达数百两之多。佐领悉知其情弊，所以事后要与领催分肥。旗人每用“领催吃肉，佐领喝汤”讽刺两者分赃不均。领催是放饷的经手人，营私舞弊易如反掌，但佐领是他的顶头上司，两人朋比为奸，佐领恐不至于只是“喝汤”。

二曰“吃空缺”。八旗下食钱粮兵丁，每有病亡，官员兵丁大多隐匿不报。兵丁亡故，按规定须呈报本旗档房，地位较高的由都统转呈给予少量葬费，谓之“白事银子”，地位较低的则一无所得，且应领钱粮一笔勾销。旗人家庭视钱粮为固定收入，一旦呈报销除，对生计势必产生莫大影响，所以能蒙就蒙，能混就混。吃空缺的方法，当月初放饷时，由亡者亲属出面代领。夸兰塔（营长，八旗上层官员）见旗兵本人数月不亲至衙门，往往追查，家人编派谎言，聊且搪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则托本旗领催向夸兰塔疏通。领催接触基层，耳目灵通，知某人亡故也往往不事声张，期望从中渔利。或代旗人向夸兰塔疏通，坐食运动费，夸兰塔也就不再追究。吃空缺的家庭，纵使领催从中克扣若干，也毫无怨言，实则授人以柄，不敢有所造次。此风在旗人中叫作：“上和下睦”，“你吃肉我喝汤”，“谁也不能掐谁的咽喉”，无非上下分肥之意。

三曰“独吞”。旗兵死，家无亲人，本旗领催不予呈报，发放钱粮时，无人领取，于是塞入自己腰包。据说一旗领催手中的空缺不下数十位。旗兵多有悉其根底者，但迫于领催情面攸关，虽啧有烦言，也不愿揭穿，以致流弊滋蔓。领催白食空缺，挥金如土，一旦穷蹙，就设法在旗内出让空缺，叫作“卖缺”。闲散旗人闻知，争相买受，趋之若鹜，叫作“买缺”。清末八旗养育兵（一种赡养性质的预备兵种）月领银一两五钱，买缺时约用银二十两，计一年多可以还本，以后则无异于纯利。但买缺所领的钱粮，实际是冒名顶替，上瞒旗官，下瞒旗众，相沿成习，无人究问，只领催手中有一本秘账。

四曰“典缺”。领催原占空缺，为济燃眉之急，将空缺钱粮典押予人。如原有马甲钱粮一额，每月领钱三两，领催先前曾使用过承典人若干银两，于是每月以该额马甲钱粮为利息，言定以若干月为限，到期由领催将原使用的银两付还，同时收回原缺。

五曰“借缺”，俗谓“掏钱粮”。即先由领催向放债人借用银若干两，以某项钱粮缺为抵押，本钱与利钱合在一起，分月归还，债权人每月从领催手中索取规定的钱粮，至期两清。如以养育兵钱粮一缺，借银十五两，该缺每月应领银一两五钱，分二十个月归清，连本带利共三十两，属高利贷的性质。至期仍由领催将缺收回。八旗子弟不习惯承受经济上的压迫，为解燃眉之急不惜饮鸩止渴。普通旗兵，也有实行这种“掏钱粮”方法的，唯他们的债权人有时是汉族商贾。

以上是领催盘剥旗人的斑斑劣迹，与上级官员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第三，旗人生计的恶化还与八旗制度的束缚息息相关。八旗组织从肇建之初便以对旗人的严格管理为基本原则，但由于当时旗人各有耕地，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两事，兼行并举，所以八旗的高度组织性非但不是其社会发展的障碍，反之还是崛兴的可靠保证。清朝入关后，八旗的军事职能强化的同时，生产职能却迅速萎缩。清廷为了保证官兵的收入，建立起俸饷制度，并在顺治十一年（1654）宣布，准许家有四丁以下的出征旗兵，将旗地尽数退出交旗，同时增给钱粮月米，这成为旗人退出生产领域的起始。尔后，八旗兵丁因频年出征，无力躬耕畎亩，只得将土地陆续租给民人。租出的土地虽然为数有限，却分散在京畿方圆数百里内，旗人局守京城，行动受到限制，若差人讨租，往返盘费又将所得租银随手花销，这种状况加快了旗地转入民手的过程。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指出了旗人脱离生产的影响：“这些人大部分都不会耕地种田，从来没有使用过锄和犁，只会舞刀弄剑。”旗人不事农耕，又不能经营工商，假使私自外出谋生，将被当作“逃旗”受到惩处，一条条清规戒律犹如无形的绳索，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于是除当兵食饷外，只能仰给于统治者的赏赐，终日游嬉、无所事事，又被好逸恶劳的陋习所渐染。随着八旗一步步蜕变为带有寄生性质的社会组织，也就失却了往昔朝气蓬勃的活力。

对待这个问题，清廷也逐步有所认识，乾隆年间组织京旗移垦，就是放宽对旗人限制的一种尝试。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清统治者允许少数京旗闲散下乡或者关外移垦，都是以不妨碍八旗军队拱卫京师的基本宗旨为前提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旗人法式善提出京旗闲散耕垦口外、西北一带的建议，就受到嘉庆帝的斥责：“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不久，御史罗家彦因提出“令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的建议，被下旨革退，理由是：所奏与八旗劲旅屯住京师的本计大相剌谬。清廷既不能放弃八旗兵丁屯住京师的“本计”，也就无法放松对旗人自谋生计的限制。广大旗人从不耕不战到难以生活，“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孕育着清朝统治的危机。

2 骑射荒疏

清初八旗兵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虎步龙行，威震四方，以后久居城中，疏于训练，骑射技艺日渐荒怠。康熙年间“三藩”之乱，赖汉将率绿营底定。其后准部、回疆、大小金川诸役，虽云八旗、绿营并用，终究是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年间，清廷开始将“骑射”与“国语”相提并举，作为满洲的根本、旗人的要务。从此，保持“国语骑射”，被当作一项国策，正式向旗人提出来。但是，这一政策的提出，恰恰说明了“国语骑射”的衰颓，而这种颓势是统治者一相情愿所难扭转的。

乾隆帝曾率领八旗兵丁行围演武，并给予赏赐，但兵丁希图安逸，并不乐从，甚至以“行围为劳众，不无怨望”。八旗兵坐享钱粮、赏银，在京城中四处游嬉，或三五成群，臂鹰架雀，郊外闲游，或结帮聚伙，在酒肆茶楼中消磨时光。乃至嫖娼聚赌，变卖家产挥霍。骁勇的传统日益澌灭，不少八旗兵丁变成浮荡子弟。乾隆二十年（1755），旗人参加会试的举人共125名，其中70余人自称是近视眼，希冀免考骑射。这中间，确实不会骑射的有50余人。在对八旗官员进行的一次考试中，不但发现有步箭“甚属不堪”之人，还闹出了任意放箭几乎伤人的笑话。乾隆帝因此大发雷霆，斥责旗人如此忽视骑射，不成体统。

驻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养尊处优，疏于操练。乾隆帝南巡至镇江，驻防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时人以为笑谈。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围时，上缴的狍鹿多于吉林、黑龙江兵丁，但并非亲手所猎，而是从汉民手中买来的。

八旗兵丁荒嬉怠惰，各级旗员更加腐败。他们平日克扣军饷，优游享乐。遇有战事，沿途勒索，中饱私囊。作战时则拥兵自卫，怯懦不前。即使朝廷钦命的领兵将帅，也很少知兵善战的良才。大金川之役，经略大臣纳亲躲在营帐内指挥，传为笑柄。大学士温福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军中置酒筵宴，挞辱士卒。乾隆末年的八旗将领海兰察曾感慨道：“近日大臣中知兵者，唯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以殃民耳。”

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鉴于八旗之不可用，决定增加绿营兵额，以备日后缓急之用。不过，八旗锐气虽失，兵权仍多操于旗人之手，汉员尚不足以分庭抗礼。乾、嘉以降，“八旗生计”问题日笃，这对八旗战斗力的瓦解无异于雪上加霜。嘉庆四年（1799），谕旨有云：“今满洲兵丁，不但远逊当年，且不及绿营，以致人皆不愿带领。”首次公开承认绿营居先的地位。清廷倚重八旗“劲旅”，为既定国策，八旗无能的程度，若不是落到无可掩饰的地步，断不致轻出此言。

这以后，八旗将领多不知兵，兵丁多不能战，兵力日益衰落。清统治者却依旧抱残守阙，恪守“国语骑射”的祖训。道光帝曾训谕：骑射国语是满洲的根本，人人都应该知晓；咸丰帝仍要求八旗子弟“国语勤习，骑射必强”，须知这已是在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了。当热兵器日益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并显示出对冷兵器的绝对优势时，再反复强调“骑射必强”的祖训，不仅不合时宜，而且纯属冥顽不灵的举动。

与清朝政治腐败相呼应，庸懦无能的八旗将领也就越来越多。道光年间，英军入犯东南沿海，以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征广东；以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征浙江。奕山出身市井无赖，奕经则是富贵膏粱，不通军事是二人的共同之处。奕山至粤后广收贿赂，包括许多翠玉，所以有“翡翠将军”之号；奕经终日沉溺酒色，妓女不离营，得获“琵琶将军”之讥，又称“六子将军”，讽刺他收金子、要银子、养兔子、嫖婊子、请翎子、怕鬼子。又有套《千家诗》二首，一曰：

清明时节炮纷纷，文蔚奕经吓断魂；

借问逃军何处去，渔人遥指麦香村。

又一首曰：

月落乌啼炮满天，将军参赞对愁眠；

姑苏城外王家港，夜半姑娘上战船。

两首小诗的讽刺可谓辛辣之至。

嘉庆、道光年间，绿营暮气已深，步八旗衰颓之后尘。清廷为应付战争需要，只好筹建非经制的勇营。此前绿营虽为主要军力，重要战役的领兵将帅必属旗籍。待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开始时倚用赛尚阿等旗人将兵，无不一败涂地，于是改用湘、淮军，得以危而复安，于是有所谓“中兴”之业。当时湘军将领虽多出于汉人儒臣，毕竟还有塔齐布、僧格林沁、多隆阿诸旗人厕身其间。同治以降，旗籍将领中欲再寻觅骁勇如此辈者亦付阙如。

清晚期载沣兄弟分掌军权，仅得形式而已。清廷试图改革八旗兵制，同时操演火炮火枪，但八旗兵在国家内忧外患和经济入不敷出的双重困厄下士气低落。当兵只为食饷，操练形同儿戏。以致当八旗火器营兵罢操回营时，围观的儿童们常唱起这样的歌谣：“火器营，练兵队，打前敌，往后退，踩脚屎，臭妹妹。”以讽刺他们的不堪一击。

八旗是清朝的特殊制度，恃此制度，始有清朝的崛兴。八旗军力强盛时，征讨四出，所向披靡。虽不及蒙元而有迈汉、唐。待八旗兵一蹶不振，也就注定了清统治的灭亡。

3 膏粱自古无英雄

旗人在入关初期还保持着比较淳朴的风气，当时大规模战争刚刚停止，经济萧条，统治者在生活上还不敢恣意享乐，纵情声色犬马。康熙帝躬行节俭，宫中费用不及明朝的1/10，并反复告诫八旗王公和官兵保持俭朴的风尚。雍正帝本人也不事奢华，尝命从人将宫中食余之物日日捡贮，数年间积至数十石之多。这只是生活中的一桩区区小事，他却为此发出宣谕，意在表率官僚，用心可谓良苦。不过，从17世纪末年起，居住在都市的八旗官员，在生活上已是“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贪腐之风迅速滋长起来。当时，八旗王公贵族婚嫁多用锦绣金珠，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嫁一女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送一死而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计算。八旗权贵势要聚敛纳贿，以为挥霍之资。权臣索额图家资富赡，史称“通国莫及”。另一权臣明珠贪赃不法，货贿山积。八旗贵族世袭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嬉，平居积习，尤以奢侈为尚。居家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

乾隆中叶，清朝疆域辽阔，四海乂安，国力强盛。然而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腐败现象更加发展。乾隆帝炫耀盛世，生活奢靡。对女乐、珍宝、宴席，无所不好。平日修建宫苑，聚敛珍玩，劳民伤财，岁无虚日。六次南巡，到处游山玩水。所至之处，官绅竞献珍奇土产。满洲王公的骄奢淫逸生活方式也臻于极点。乾隆帝女儿固伦和硕公主下嫁和珅儿子丰绅殷德时，妆奁所费数百万两，待皇女于归，又赐帑银30万两。乾隆帝内侄福康安，官运亨通，18岁即任川督；天下总督除直隶、两江外，全部做遍。他为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以冰糖和灰堆假山，以白蜡和灰涂院墙，以白绫缎裱糊墙壁。出兵时，私带侍女，假作男妆；每日所食，用银至二百两，每站赏给轿夫银至两千两，生民涂炭。甚至家中舆夫，皆著毳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

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是历史上有名的“贪相”，到嘉庆初年抄家时，财产据估算多达八亿两，于是才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八旗贵族官僚，耽于享乐，恣意挥霍，大量花费来自下属的苞苴贿赂。乾隆时伍拉纳任闽督，唯以贪酷用事，以至倒悬县令以索贿。他和另一个贪官浦霖贪索赃款积至三四十万两之多。当时，为官者上行下效，贪风日炽，所以史家评论说：“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山东巡抚国泰亏空库帑一案事发以后，乾隆帝命大臣驰往勘实。国泰闻讯仓皇落魄，当时官署中积银无数，于是下令连夜运入所属各库，以补缺项，而剩余银两尚多。官署后有珍珠泉，深一丈余，立即命从人将余银沉入泉底。据说，后任巡抚明兴浚池，竟得银数十万两。乾隆年间，从满洲皇帝到一般官员都在千方百计地掊克聚敛，社会上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政治趋于腐败。这成为清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嘉、道以后，清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机构渐至糜烂，贪污受贿、侵吞冒领之风变本加厉。19世纪前期，满洲大学士穆彰阿当政，更扶持旗员外任，仅充当知府的旗官就占全部知府名额的1/3。当时知府大都兼管税收，号称肥缺，这就给旗员提供了更为便利的贪污条件。至于高级旗员，为满足豪奢的挥霍，更无官箴可言。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对八旗官员的鬼蜮伎俩刻画入微，不亚于清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真实程度又令后者望尘莫及。据该书载称：西安驻防将军过“三节两寿”（正月、五月、八月谓之“三节”，官员和官太太的生日谓之“两寿”），陕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八旗两副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

直隶总督桂良，胸中蕴蓄如草芥，口中谈吐如市井，因为是恭亲王奕的岳丈，椒戚贵族，气势熏灼，所以卖缺受贿，旁若无人。其孙麟趾任浙江金华知府，随桂良到永定河巡查工段，直隶各官都得为麟趾送礼。有卞姓官花费不赀，向桂良行贿，得署冀州知州，每逢节日尚馈送千金，因此得保官位无虞。甚至部选人员，营谋“极苦”的官缺，也必须馈二三百两银，方敢到任。桂良劣迹昭彰，丑声盈道，因朝中有奥援，无人敢于参奏。

贪黩行为往往令旗员得获种种绰号：琦善在直隶总督任内，有“黄金贼”名号，讽其性贪；德寿巡抚广东，疲玩成性，无所建树，因广纳苞苴，被人称作“大皮夹”；恩寿任江苏巡抚数载，所获赇赂不下三十万两，故有“银行老板”绰号，入京后设典肆、估衣铺，在上海筹办五金杂货行，堪称“多财善贾”。一次，青浦县令馈送醉蟹八瓮，他照收不拒。谁知外间传言瓮中装的是瓜子金。他听说后立即传见有关官员，置醉蟹于大堂上，命亲兵持棍将坛逐个击碎，以澄清事实，据说“清廉”的名声由此大著。

八旗贵族官僚贪贿成性，在官场上势必形成朋比徇私、容隐欺蒙的腐败风气。也就是洪亮吉所抨击的现象：官员“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贵族、官僚唯知贪恋禄位，墨守成规，不以国务民瘼为重，下属则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或者缄默以取容。大学堂满管学大臣荣庆，白面乌须，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但为人糊涂，任事唯唯诺诺，从不决断，尸位素餐，唯领俸银月米而已，被人讥为“聪明面孔笨肛肠”。大学士崇礼，内务府旗人，由圆明园苑丞起家，出为粤海关监督。时在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起义初平，百货填积海关，故税收最旺。崇礼中饱私囊，归京后大治宅第，极有富名，时有“摇头费解，点首是的”之嘲。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满族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加速了战争失败的进程。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满洲亲贵成为清朝对外丧权辱国的代表。清军在浙江战败后，道光帝连忙派盛京将军宗室耆英带同伊里布前往江浙与英军议和。耆英贪生怕死，与英人所订协议，皆非当面折冲，而是派家人张僖偕知府出面议定。当时请旨赏给张僖五品顶戴，以壮观瞻。国家大事，几近儿戏，事后被罢官。至咸丰七、八年（1857～1858）换约期间，清廷借口耆英“定约偾事”，赐令自尽。耆英历仕道、咸两朝，罢官家居后，曾大书一联悬于客厅，上联“先皇（指道光帝）奖励有为有守”，下联“今上（指咸丰帝）申斥无才无能”，故意让客人观看。此联轩轾两朝，流露不满，结果被人呈报，自取杀身之祸。耆英之死，不过充当了清廷推卸责任的“替罪羊”，而类似这样的昏昧无能之辈，在以后的七十年里多不胜数。

旗人人数少而仕途甚宽，尤其满洲子弟识字无多，照样可以位至公卿，为汉人所望尘莫及，这种情况到晚清迄未改观，因此生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来：

旗人乌尔泰巡抚浙江，亲临书院考试。生童点名时不按次序，纷纷拥挤索卷。乌大声说：“肄业生重（系“童”之误）静候点名，毋得喧哗。”众生遂起哄道：“鸟大人吩咐，敢不从命。”以“乌”为“鸟”，来讽刺乌尔泰识字无几。

其时翰林院又有所谓“四大不通”，指傅良、绍昌、裕德、萨廉，均为旗人。萨廉偶阅国子监录科卷，见卷中有“二千石”一称，“二千石”用指古代官职。萨廉不懂，加批语道“当是二十名”之误，见者哗然。萨工于唱戏，拉胡琴圆转如环，虽然是南北驰名的梅大锁，技艺也逊他一筹。萨廉为大学士穆彰阿子，另一旗人戏痴德珺如是他胞侄，足见一门鼎盛之风。

大学士刚毅，刚愎自用，不学无术。他出身翻译秀才。翻译是清朝专为八旗子弟设置的考试科目，由此出身的旗人往往不谙汉文。据说刚毅曾自书大门对联有“奉诏驰丹陛”句，“驰”字“马”旁，竟作“水”旁，却未发觉。究竟是文理不通抑或忙中笔误，不得而知，不过他读书不多，孤陋寡闻，在大庭广众中常说讹字，倒是留下了不少笑柄。为刑部尚书时，每称皋陶之陶作如字，称他为“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尤其令人喷饭的是改“瘐死”为“瘦死”，反斥司员不识字，又将“聊生”念作“耶生”之类，不一而足。某官曾编成七律一首嘲笑他：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翁同龢字叔平，光绪皇帝的师傅，历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曾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试图实现光绪帝亲政，因此遭到慈禧太后、刚毅等保守派的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戊戌政变后被下令革职，永不叙用。在晚清的满洲大员中，举凡不学无术而又刚愎自用者，政治上多具有愚顽保守，敌视改革，盲目排外，猜忌汉人的特征。刚毅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说他“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南京），见刘坤一所立储才学堂，立命关闭。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中，旧党多半满人，新党几乎全是汉人。时任军机大臣的刚毅认为，“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竭力维持现状，反对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积极参与了军机大臣荣禄等人试图废黜光绪皇帝的阴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中，刚毅先是主张对义和团只宜“抚”不宜“剿”，而后又力主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随慈禧太后西逃，中途病死。

清晚期满洲亲贵多敌视改革，是与牢不可破的满汉歧见鸣嘤相应的。刚毅生前对满汉畛域尤为深刻，曾书十二字贴于座右：“汉人强旗人亡，旗人瘦汉人肥。”这样狭隘的观念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大势显然格格不入。

清朝开国，宗室子弟如多尔衮、豪格辈，皆英武卓异之才，功勋赫赫。尔后，宗藩亲贵优游颐养百有余年，往往玩物丧志，不思进取，成为寄食天下的赘疣。嘉、道年间，因生活堕落，干犯法纪，而被削除爵位的就有多人。如豫亲王裕丰因隐匿判情削爵，礼亲王昭梿以纵淫弊命削爵，盛京将军、辅国公奕颢在任时诸事奢靡被削去公爵。又有贝勒永珠，嘉庆年间已告病散居，年80余岁，素性鄙吝，凡可以生财之道，舍身而行。家中蓄积也最厚。道光十六年（1836）因盐菜小事，与妻妾酿成口角，盛怒之下命属人将妾用铁链拴缚，逾夜而亡，永珠因此被革爵。

其时京城朝阳门外灵官庙尼僧广真畜养雏姬兼教歌唱，京城勋贵人家多与之往来。道光十六年（1836），刑部具奏：庄亲王奕、镇国公溥喜、不入八分镇国公绵顺常入庙饮酒，吸鸦片烟，于是诸王公爵一概革除。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旗人中有好事者，创作子弟书《灵官庙》、《续灵官庙》嘲讽其事，内有“不履危机临陷阱，自无烦恼到身家。请君试看灵官庙，众贵客势败冰山只自嗟”句。这些天潢贵胄金枝玉叶，抑尊就卑，甘心沦落，在腐化的环境里完全忘却了先辈创业的坎坷，他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就难以喻解守成的艰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朝虽然已趋衰落，但仅凭外力的冲击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瓦解的，只有伴随统治集团的自戕自害，才会步入绝境。

八旗王公贵族沉溺于享乐又不善理财，一些人的家境在无度的挥霍与家人的欺蒙侵蚀下逐渐败落。清初王公贵族均富有庄田，他们将土地租给民人或旗下壮丁，设庄头管理。年深日久，子孙对田土所在浑然不知，册籍也无从钩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于是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反贫。所以何刚德《春明梦录》称：

大抵天潢贵戚，凡事委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这般膏粱子弟除了热衷于营宅第、美衣服、饰厨传、蓄姬侍、宠奴仆，酒肉弃于衢、罗绮照于市以外，可说一窍不通。有的还沾染了吃喝嫖赌，吸食鸦片种种恶习，终至家业潦倒，不可收拾。乾隆年间大贵族福康安生前光宗耀祖，死后封郡王，其子德麟袭封贝勒，吸食鸦片，每日在北京南城嫖娼，白昼贪睡，屡误差使，被逐出内廷，最后淫荡而死。其子庆敏，袭封贝子，依然游荡，吃食鸦片，家境很快败落。贝勒奕绘在《两富翁》诗中，也讲述了八旗贵族挥霍败家的典型事例：

昔识两富翁，不欲其名传。一翁官最显，起宅东华门，庖厨拟六局，郊西有名园，身死无十载，奇穷不可言。诸孙长纨袴，能富不能贫，遗金如雨散，积债若云屯。日时有债师，迫见中堂间。空床铺破席，瓦灶倚沙盆。问胡不（huì，洗面）面，苦乏买水钱。何不洗于池？不惯凉水浑。但知卖老宅，广聚优伶人（下略）。

这样的贵族子弟奈不得富又受不得贫，穷到没钱买水的地步，仍不惯以凉水洗面，而且割不断腐化生活的诱惑，出卖老宅广招优伶，结局是很悲惨的，奕绘希望用这样的前车之鉴告诫宗藩子弟，要学会安身立命的真正本领，不可依恃祖辈“封荫”过活。但许多贵族子弟挥霍成性，甚至家道败落，仍积习难改。盛昱说：“穷奢二字，实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二字当作如是解也。”这二字若用以涵盖全部满人行止，难免不辨良莠，如果用指腐朽贵族子弟，是恰如其分的。

4 疾风识劲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谋求妥协，丧权辱国，以维护它摇摇欲坠的统治。国难当头，充分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也加深了旗人内部的政治分化。许多富于民族感的旗人积极参加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群众性热潮。一些有识之士起而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主张变法维新，主张废除满汉畛域。他们是疾风中的劲草，站到了时代的前列，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旗人，是绝对不应以轻蔑的口吻而一言以蔽之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等人发动了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运动。此前，就有八旗举人德懋、德善、文元、同书、文书等人参加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剀陈民族大义，反对对日和约，主张继续抗战，要求“破除旧制，更新大政”，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康有为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旗人志钧与闻其事。不久，旗人寿富和康有为在北京组织耻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相号召，旗人乃庚、文焕等人积极参加活动。在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旗人中，以寿富、盛昱、阔普通武的影响较大。

寿富，字伯茀，满洲镶蓝旗宗室，郑献亲王九世孙，光绪戊戌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为文操笔立就，兼精西算，论天下大势认为应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创知耻学会时，勉励八旗子弟力学敦行。他提出洗却国耻，必须学习西方，变法才能图强。鉴于当时旗人对变法维新主张多有疑虑，专门写了《与八旗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警告旗人“忽当前之大势，燃眉不知急，剥肤不知痛，酣然以嬉，涣然以处。危哉痛哉，其坐以待毙也！”他还提醒旗人要周知列国大势，否则形同聋瞽，必召其侮。文章刊载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时务报》，有识者多推重它，但同时也受到众多旗人的非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寿富不忍目睹山河破碎的惨景，阖室饮鸩殉国，年仅36岁。

宗室子弟中的有识之士还有盛昱。盛昱字伯熙，肃恭亲王永锡曾孙。光绪二年（1876）进士。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不断上疏言政，持论开明，受到排斥后将精力投入考据学问。他崇尚风雅，精于赏鉴。在表弟杨钟羲协助下编成《八旗文经》，是有清一代旗人文学作品的一部重要结集。《春明梦录》一书说他：“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其实他的“菲薄满人”，仍是洞悉国势陵夷，外患相踵，八旗子弟却多不知自强自励，而生成的“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理，实企盼八旗子弟能够重振先辈雄风。他将旗人的衰微归结为人口增多，旗制束缚，国库空虚，粮饷减成发放等原因，“八旗生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再加上贵族恣意挥霍，国势自然积弱日衰，这样就为列强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他目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割占土地，在诗中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自便。”主张破除八旗制度，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全中国人，不分旗民满汉，联合一致共御外侮。

盛昱身为天潢贵胄，竟对“首崇满洲”的祖制大放异词：

夫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佰之一，八旗之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笔帖式，旗官之初阶也，近者乃不由学而捐，黄口乳臭，目不知书，伺候堂官，有同奴隶，浸而升司官，浸而放道府，甚且任封疆，长台阁。呜呼，内患之所由起，外侮之所由来，孰非此辈阶之厉之哉！

在当时宗室子弟中能发表如此直言不讳的议论，确属难得。不过，盛昱在讲求西学时又曾反对兴修铁路，认为铁路商工之事，尽驱耕农使为工商，是聚百万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游荡于花天酒地之中而朘民之脂膏。当时从儒家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士人往往持此说，并非止盛昱一人。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鉴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已成为全体国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改革政治制度的浪潮日益汹涌。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响应。光绪帝在“不能为亡国之君”的思想支配下，认识到“非变法不能立国”。1898年6月，他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发表改革的政治纲领，决心次第实行。这位满族皇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开明帝王。从当年6月至9月，改革新政陆续付诸实施。旗人参与变法活动的，有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宗室寿富，珍妃的兄弟志钧、志绮，还有德懋、文元、同书等人。其中阔普通武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当光绪帝宣布变法时，他就进呈康有为拟定的《请定立宪开国会》奏折，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我国之弱，由于专制政体，故应从根本上改变，请求“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这是戊戌变法涉及国体的重要文件，也是康有为与阔普通武共同的政治主张。其后，阔普通武又上书，主张仿照泰西，设立议院。这就表现出，阔普通武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向往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态度。因而，被当时改良派誉为“满洲中之最达者”。9月21日，慈禧太后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正白旗满洲人）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宣布“垂帘训政”，废除一切新法，并下令大捕维新派人士。阔普通武也被驱逐出中央政府，出任西宁办事大臣。名为任官，实则谪戍。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了保守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也使主张变法的旗人对清朝腐朽制度有了进一步认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旗人英华听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消息时，信笔写了绝句一首：

英雄热泪痛沾裳，慷慨徒余侠义肠。弱昧凭凌一至此，长城拊髀忆康梁。

在国难当头之际，英华缅怀康梁，认为他们变法如果成功能起到御侮卫国的作用。清廷反动保守面目的暴露无遗，使八旗开明之士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政治的思想成熟起来。旗人汪笑侬《题和平救国不二策》诗中如此阐明：

廿纪政权到处伸，上天非不与黄民。

自由若背服从义，数遍中原尽主人。

汪笑侬认为中国也应实行民主政治，废除服从专制，这样人民才能获得自由，成为国家主人。作为戏剧家，他曾创作《哭祖庙》，通过蜀汉后主刘禅，不听从其子北地王刘谌坚持抗敌的劝告，投降邓艾，刘谌杀妻斩子，自刎殉国故事，讽刺清皇室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痛惜国家即将沦亡。这出京剧，在当时被认为是充满爱国激情的优秀剧目。

光绪末年，对清朝腐朽统治抨击最力，揭露最深刻的满洲旗人应是英华。他是学者、作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天津《大公报》，发表了很多关于现实的政论，反对清政府压制舆论，争取新闻自由，他把清王朝视作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祸源，指出：

中国者，世界久目为东亚病夫者也。民智之愚昧，人心之涣散，政治之腐败，弊病之繁多，官吏之贪横，小民之疾苦，讼狱之黑暗，刑罚之惨酷，诸恶皆备，寸善毫无，诚扁鹊望而却步之日也。丧师辱国而不知耻，割地赔款而不为羞，犹复上下酣嬉，冥然弗觉。……溯自甲午、庚子两次败衄而国气丧，摊赔款勒重捐而民气丧，阻新机起党祸而士气丧，种种摧折压抑，国之元气荡然无存。

英华在文章中还指责清廷腐败不堪，庚子之变后，表面上“再图变法”，实际上不过是敷衍民情，无些许实效。他还猛烈攻击封建专制制度、官僚制度，等级尊卑制度，指出：“自嬴秦以来，一统天下，专制之政兴，人主之权日渐尊崇，遂至高无纪极；而官之一途亦不得不水涨船高，与民隔绝矣。官遂得蠹国殃民擅作威福之专利商标矣！”“不知官之设所以为民，而竟谓民之生原以为官。于是天理泯灭，公道消亡，黑暗世界已成，文明之福莫享。……世之论者，但詈中国人独深奴隶性，其不知栽培涵育之者，深且远矣！”英华并不是一般地谴责中国人的奴性，而是把它看成两千年专制统治的恶果，言论中闪耀民主思想的火花，在当时的旗人中当属空谷足音。他还积极宣传“民权”思想，鼓吹改变国民屈从专制统治的旧俗。在《自励（其二）》中慷慨陈言：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是诗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观点会成为满汉保守派的众矢之的，但甘心情愿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著述开启民智，并希望十年后当见功效。恰好十年以后，封建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诞生，英华的预言大体应验。英华由最初提倡廉能政治，嬗变为君主立宪，进而倡言民主共和，说明旗人中的有识之士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前进。虽然他的看法在旗人中还是“曲高和寡”，却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大潮。

九 “破除旗汉界”

——辛亥革命前后的旗人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也宣告了统治中国近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瓦解。它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但对旗人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道理上讲，清王朝的灭亡使旗人彻底摆脱了八旗制度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束缚，使他们有了自谋生计，创造新生活的机会，但从实际进程看，旗人所经历的痛苦与屈辱，却也一言难尽。

1 “化除满汉畛域”

有清一代260余年，旗民矛盾始终受着满汉民族矛盾的制约，尽管时而尖锐，时而和缓，却始终未能消弭。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清王朝，对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味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对内仍顽固地维持“首崇满洲”的祖制，将满洲权贵继续凌驾于全国人民头上，使满汉矛盾又趋激化。当西方列强侵略势力步步深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满汉民族的不平等以及旗民的差别待遇愈来愈令人无法容忍。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在政治纲领中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可以说就是历史积怨猛烈喷发出来的产物。此后，革命党人借抨击清廷歧视汉人而号召人心。邹容指出：“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各衙门之编制，“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乎超海”。革命党的言论虽或有过激之处，确实戳到了清廷的痛处。在内外交困的窘迫处境下，清廷意在维持残局，对满汉异视、旗民差别待遇的传统政策陆续做了一些大的调整。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宣布准许旗民通婚。不久，又取消了旗、民交产禁令。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汉族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清廷又命令满、汉大臣就“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展开讨论。数月间，廷臣纷纷上奏，其内容多前所不敢言者。归纳起来，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满、汉分缺，宜行删除”。关于官缺制度，虽然在光绪三十二年议订中央官制时，就确定各部尚书、侍郎，不分满、汉，一体任用；但是，各部的其他缺分，并未彻底更动。一般说来，新设各部如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等，均不存满汉畛域，但翰林院、内阁、理藩部仍依旧制，军机处军机章京，若干部、院的部曹，犹分泾渭。而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还是“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说明用人大权仍由满洲皇帝独揽。

“旗人犯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发配。现行律例折枷各条，概行删除”。就是要求改变旗、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清政府遂制定《满汉通行刑律》，寻改名为《现行刑律》，公布施行。旗民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

“变通驻防旧制，俾占籍为民”。就是要求取消八旗驻防，停发粮饷，旗人改入民籍。光绪三十三年（1907）颁布《裁停旗饷》诏书，筹议旗人计口授田，自谋生计，并准备改变旗、民分治的成规而统一于州县管辖。

“满汉通婚，宜切实推行”；并要求满人姓名并列，满臣不宜称奴才，汉人妇女停止缠足，等等。

以上意见，清政府有的明令筹议实行，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本来，八旗制度的军事职能逐渐削弱，早在同治三年（1864）就颁有“旗民生计维艰，听往各省谋生”的命令，准予旗人自由居住谋生，放松了八旗制度的束缚。光绪三十三年（1907）颁发《裁停旗饷》诏书后，《筹议奉天旗务办法大纲》更明确指出，筹办生计的路径是：“生计之谋，务在实事。如学校（各级学校）虽广设，而尤期教育之普及；工场（八旗工场）虽创立，而更求实业之振兴。”将学校与实业并重，以取代当兵授田的传统，就其谋生途径来说，与汉人大致相同。而将八旗人口纳入各省州县的倡议，意味着八旗制度行政职能即将消失，八旗制度的瓦解指日可待。

清廷颁布的“化除满汉畛域”和“变通旗制”的明令，不能说没有意义，问题是满族统治者在标榜改革旧制的同时，并不打算放松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新设各部，虽明言不分满汉，实则多用旗人，尤其陆军部、度支部、农工商部等部尚书，都是近支宗室。宣统三年（1911）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等机构。摄政王载沣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新内阁。在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尚书13人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4人，而9名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于是舆论称为“皇族内阁”。“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谚，不胫而走，民怨沸腾。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清廷的有限改革已不能阻止革命的爆发。

2 鼎革之际的旗人

清朝末帝爱新觉罗·溥仪（即宣统皇帝）登基时，由其父怀抱升殿，静鞭响亮，吓得溥仪大声啼哭。摄政王安慰他道：“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这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谁知竟成为清朝灭亡的谶语。1911年10月10日首倡于武昌的辛亥革命，如火如荼地向全国蔓延。在山崩地坼的社会巨变中，北京、东北及内省一些驻防地的八旗官兵顺应了大势所趋，放下武器，身家性命得以保全。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八旗驻军在将军的指挥下与革命党控制的新军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引火烧身。在西安，驻防将军文瑞驱使旗兵固守城池，多有死伤，未能顶住新军攻势。新军破东门，巷战一夜，旗兵死两千余人，妇孺投井自尽者尤众。福州将军朴寿敌视革命，拒绝新军提出的和平解决条件。当新军攻占了城内制高点于山，使旗人居地成为“釜中之鱼”后，朴寿仍率旗兵负隅顽抗，组织“杀汉团”，最后旗兵失败，朴寿被新军生擒击毙。是役，新军阵亡13人，旗兵死亡多达280余人。与此同时，在江宁、杭州、荆州等地，还发生了杀害无辜旗人的事件。

自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统治开始土崩瓦解。清廷明知大势已去，不得不接受《优待皇室条件》，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宣统帝宣布退位。

辛亥革命以后，八旗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再也不能依靠爵位、官职为所欲为；绝大多数贵族的俸禄被取消了，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优待皇室条件，暂时保留了一定的官职和经济待遇。他们怀念过去烜赫一时的权势，骄奢淫逸的生活，深感“亡国之痛”，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只好寻找新的出路。有的坐食“家产”，过着苟延残喘的没落贵族生活；有的动用财产开设当铺、银行、商行、饭店，购置房产，或者投资工矿企业。有些贵族过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毫无谋生技能，或继续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一些人家产荡尽，只好靠典卖珍宝、古物维持，甚至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有一名叫桂顺的皇室成员，因家境贫穷，由北京去天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

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行至杨村镇，住在回回马家小店，病在店中。现下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奴才无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别不多禀，奴才桂顺叩求。

当时皇族有3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救不胜救，有的贫病而死。

辛亥革命一劳永逸地废除了延续达300年之久的八旗制度，使旗人在居住、营生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概蠲除，各州县都听任他们自由入籍，为他们创造了自谋生计的前提。可是，清朝的垮台也使旗人的特权化为乌有。对于世代当兵食饷，习于寄生生活而又处于优越地位的旗人来说，重新培养劳动习惯，掌握劳动技能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根据《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南方各城即停发旗饷。北京和东三省发放旗饷的时间延续较长，后来的旗饷也是有名无实。“铁杆庄稼老米树”一旦被取消，无异于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厄。成都驻防旗人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够自立的不过十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极贫之户，智穷计竭，有仰药自杀的，有投河溺死的。绥远旗兵停发旗饷后，有的沦落为乞丐，逃外谋生。北京旗人达63万余口，人口众多，谋生路狭，生计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镶黄、正黄、正白等上三旗，失业人口很多，无衣御寒、无米下炊的户口占十之七八，约十余万户。旗人讷谟图在《征求关于筹划八旗生计启事》中说：“我旗同胞，痛苦流离，饿殍载道者有之；悬梁投井，或卖儿鬻女者有之。种种惨情，言者痛心，闻者落泪。”据一份调查各旗官员因饥寒而死的档册载：镶蓝旗满洲，二等男爵立端，倒毙城外，募棺葬埋，其子仅15岁只好拉洋车糊口。正黄旗蒙古，云骑尉都尔逊，饿毙，妻子逐日领粥。正黄旗汉军，骑都尉玉福，饿毙，妻子不知下落。正白旗蒙古，佐领成喜，饥寒而死，妻子无养赡……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多数旗人还是逐步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有的进工厂做工，有的扛枪当兵，有的下乡种地，有的从事手工业，或担任中小学教员，负担提篮、经营小商小贩的也为数不少。那种游手好闲、提笼架鸟的形象开始改观。

最令旗人难堪的，还有社会上司空见惯的冷落与歧视。尽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明确规定“与汉人平待”，尽管中华民国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但事实却说明，辛亥革命不可能合理解决民族问题。而清朝奉为圭臬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又在满汉两个民族间播下了仇怨的祸种。“鞑虏”、“胡儿”、“老爷骑马你骑（旗）人”之类的歧视性称呼不绝于耳。旗人谋职到处受到歧视。许多旗人为了生存，只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尤其满洲旗人，几乎全部隐去自己的族属，自己的满族姓氏，改称汉族从汉姓用汉名。旗装、辫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沉痛写道：

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

满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当时，各地的旗营满城形同虚设，二三百年聚集而居的旗人迅速散布于民间，与汉人完全杂居起来。“旗人”成为一个历史性名词。

参考书目

1.大清历朝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清史稿》529卷，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3.《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东北师范大学，1985年点校本。

4.《八旗通志》二集354卷，乾隆朝武英殿本。

5.《八旗满洲氏族通谱》80卷，辽沈书社，1989年影印本。

6.《八旗文经》60卷，辽沈书社，1988年影印本。

7.《清史列传》80卷，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

8.《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9.《满族简史》编写组编《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

10.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辽沈书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