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社会生活史（上）
Author: 宋镇豪
Date: 2005-08-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夏; 商; 周; 中国历史
Description: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198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夏商社会生活史》系其第一卷。 本书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中的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之一种，立足于文献、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最新进展，深入系统考察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细括环境、居宅、邑聚、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史料翔实，视野开阔，题材丰富，方法审慎，见解新颖，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 本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的开卷。除极少的文献外，作者主要利用田野考古“新材料”和对甲骨文字的诠释，兼溯史前社会，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体系，对诸如居宅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农业礼俗、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宗教信仰、文字与文体都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揭示。以求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还史前及“三代”的本来面目。全书图文并茂。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社会生活史/宋镇豪著.—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重印）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

ISBN 7-5004-1448-X

Ⅰ.夏⋯ Ⅱ.宋⋯ Ⅲ.①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中国—夏代②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中国—商代 Ⅳ.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4274号

扉页题词 顾廷龙

责任编辑 张小颐

特约编辑 张瑶均

责任校对 王应来

技术编辑 张汉林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数字编辑 周晏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1994年9月第1版 2005年员10月第2次印刷

开本 710×980毫米 1/16

印张 60

插页 36

字数 1123千字

纸书定价 98.00元（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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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一 回顾和现状

二 要旨和体例

第一章 环境、居宅、邑聚
第一节 夏商居民对环境的选择和治理

第二节 居宅和邑聚
第三节 建筑营造仪式
第四节 居室设施与作息起居习俗

第二章 人口
第一节 早期人口清查统计

第二节 夏商人口总数估测

第三节 夏商王邑人口分析

第三章 婚姻
第一节 婚姻形态的演进

第二节 夏代婚姻
第三节 商代婚制
第四节 生育、子息与亲属观念

第四章 交通
第一节 交通的缘起

第二节 夏商交通地理观念
第三节 道路交通
第四节 交通方式和工具

第五章 饮食
第一节 原始时期的饮食

第二节 夏商人的食粮
第三节 烹饪俗尚
第四节 器以藏礼
第五节 食以体政
第六节 以乐侑食
第七节 饮食业

绪论

一 回顾和现状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约定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透过其千姿百态的经穿纬插网络，可给人们以察古鉴今的启迪，其烛精剖微的方法论和多棱凸显的视角，又每每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构成一门具有多学科结合性质的专门史，一门缤纷流华的专门史。

这门富态的学术专史，在中国兴起，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但是中国古人意识中，早已有关注社会生活的传统心态。如传为春秋时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广泛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容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素材，凡邑聚分布迁移、族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均有披露。至如形成于西周的筮占书《周易》经文[1]，还录有原始婚俗遗风及上古人们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行为观念、宗教信仰、盗劫内讧、水旱灾害等社会生活资料。《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祭法、丧葬制、婚规婚礼、亲属关系、生儿育女、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等次等等，作了繁缛规范，直可形容为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演进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传统历史学中的有机部分，也未尝不可。惟开宗明义以社会构成系统和社会生活状况为主体，对古代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表里多视角、多层面的宏、中、微观的研究，则在20世纪内才掀起。

较普遍的看法是专门性质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文等地下新资料的出土和现代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领域的建设，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活图景，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想变迁潮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人文环境因素。换言之，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

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确定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意改变的机械框架。这已关涉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人们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对古代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广泛了解也十分有限，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2]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具体从事于历代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921年6月9日顾颉刚先生在写给王伯祥先生的信中，曾这样说过：“我从前只想作学术史，现在则想作社会史，因为学术史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知当时的社会状况亦无从作学术史，况且单作学术史也太干燥无味。”[3]1937年顾颉刚先生又为瞿兑之辑集《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作序，复强调指出：“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干全民族之生活矣。”当时商务印书馆还先后推出了张采亮的《中国风俗史》（1915年）、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年）、陈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年）、袁业裕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1936年）、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年）等一系列著作。不过在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为社会史，又有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均直接与历史学视野的拓宽有关，至少可以说中国历代社会生活史乃是历史学科的新兴分支之一，其研究的内涵外延大致是清楚的。

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出，略举之，如有张世禄的《文字学上之古代社会观》（《国学丛刊》第1卷2期，1923年）和《〈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史地学报》第4卷1期，1926年）、陈钟凡的《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国学丛刊》第1卷2期，1923年）、陆渊的《〈诗经〉妇女观》（《学灯》第6卷2期，1924年）、汪震的《〈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晨报六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汪章才的《周代丧制概略》（《史地学报》第3卷5期，1925年）、迈五的《从殷虚遗文窥测上古风俗的一斑》（《南开周刊周年纪念号》，1925年）、程憬的《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新月月刊》第2卷6期，1929年）、马元材的《卜辞时代的经济生活》（《飞跃》双周刊第2卷1期，1930年）、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牛夕的《自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清华周刊》第35卷2、4期，1931年）、李建芳的《〈诗经〉时代的女性生活研究观》（《新创造半月刊》第1卷2期，1932年）、温丹铭的《殷卜辞婚嫁考》（《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1卷5期，1933年）、黎征赋的《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香港南星杂志》第2卷7期，1933年）、龙非了的《穴居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1期，1934年）、丁霄汉的《〈诗经〉中的周代男女关系》（《文化建设》第2卷1期，1935年）、丁道谦的《〈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食货》第4卷7期，1936年）、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和《祖庙与神主之起源》（《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3期，1937年）、陈应槐的《先秦时代的宗教与婚丧》（《民俗》第1卷1期，1936年）、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灵石崇拜》（《民族》第5卷1期，1937年）、吴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的亲族制》（《文化建设》第3卷5期，1937年）、唐兰的《未有谥法以前的易名制度》（《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0月8日）、胡朴安的《从文字学上考见之中国古代妇女》（《学林》第1辑，1940年）和《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辨色本能与染色技术》（《学林》第3辑，1941年）、蒋大沂的《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学术》第3辑，1940年）、胡厚宣的《殷人疾病考》（《学思》第3卷3、4期，1943年）和《商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1册，1944年）、徐中舒的《结绳遗俗考》（《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49年）、斯维至的《殷代风之神话》（《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纸杂志，少数为某类专书中的一部分，分别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令人耳目一新。有的遥相呼应于“社会史论战”，又别开研究生面；有的弃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臼，借鉴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讨更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上古社会生活图景；有的则在文献史料的梳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可以说，这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陶冶，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当然，滥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史料的不足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诸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津等等，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于相对的冷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著寥寥。诚如有学者所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4]

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却日益重视，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的《殷卜辞与古代中国人之生活》（《加藤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集说》，1941年）等。另外，加藤常贤的《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诸桥辙次的《支那之家族制》（东京大修馆，1941年）、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三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庙祭祀制度等，具有一定的影响。50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如高桥盛孝的《殷墟甲骨文所见的方位和风名》（《史泉》第5期，1957年）、内藤戊申的《殷人的日日》（古代殷帝国之一章，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57年）、伊藤道治的《殷都的生活》（《图说世界文化史大系第15卷·中国i》，东京角川书店，1958年）、池田末利的《中国古代土地神的祭祀》（《东方宗教》第21号，1963年）、泽田大多郎的《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形态》（《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第10号，1966年）、谷田孝之的《中国古代亲族等级的考察》（《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1966年）、江头的《金文中家族制度的若干问题》（《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9集，1967年）、加藤常贤的《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东洋学术研究》第8卷4号，1970年）、池田雄一的《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第61辑，1971年）、藤野岩友的《中国古代的坐法》（《神道宗教》第65、66号，1972年）、林巳奈夫的《西周时代玉人像的衣服与头饰》（《史林》第55卷2号，1972年）、伊藤道治的《商代的宗教与社会》（《史林》第58卷2号，1975年）、深津胤房的《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关于“梦”》（《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东洋学论丛》，1974年）、宇都宫清吉的《〈诗经〉时代的社会》（《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5号，1978年）、松本雅明的《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东方宗教》第54辑，1979年）、笠川直树的《商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东方宗教》第58号，1981年）等。1992年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一部林巳奈夫撰《中国古代的生活史》，该书列服饰、住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乐、武器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都以勤于资料搜汇、辨析细腻、微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宥而各显风采。

这一时期内，台湾也有一批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董作宾的《商代的奴隶生活》（《大陆杂志》第1卷2期，1950年）、李济的《跪坐蹲居与箕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高去寻的《殷礼的含贝握贝》（《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石璋如的《商代头饰举例》、杨希枚的《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同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1957年）、凌纯声的《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期，1959年）和《匕鬯与醴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61年）、曹德宣的《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1965年）、赵林的《商周亲属制度之研究》（台北益智书局，1970年）、许倬云的《周代的衣食住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3分，1976年）、庄万寿的《上古的食物》（《大陆杂志》第53卷2期，1976年）、贾士衡的《殷周妇女生活的几个面》（《大陆杂志》第61卷5期，1980年），等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撰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9期，1960年）、《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餐具》（《纽约科学协会会刊》第35卷6期，1973年）等；周鸿翔撰有《商朝的帚某》（《华裔学志》第29卷，1970年）；周策纵撰有《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美国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撰有《中国古代的宫廷手工业者——商代的“工”与“多任务”》（美国华盛顿大学现代中国历史工程讨论会论文，1970年）。原苏联学者刘克甫（M.B.Kpюkob）撰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年）。韩国赵振靖撰有《商代的宗教信仰与祭祀》（《法商学院辅仁学志》第4期，1971年）、孙彻撰有《甲骨文祭祀卜辞中的牺牲考》（《中国学报》第21辑，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等。

毋庸讳言，比较海外学界的学术进展，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因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由此造成的学术成见所扰，在历史研究重经济、政治、文化三板块框构的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氛围中，几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有大大落伍之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动，终于带来了学术振兴的新气象。史学界一再提出倡议，应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变革过去三板块鼎足的历史著述格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通过生动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社会生活史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复兴升华时期。

为了整齐起点，国内有关方面有计划翻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古代社会生活史学术专著。不少学者还对过去的业绩进行综述介绍。学科的理论性探讨也显得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研究的启动，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史列为所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规划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报请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在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课程。许多家报纸杂志还不时开辟专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

不过，尚应看到，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中，当前存在着一种强调本学科建设是对“正统”史学叛逆的矫枉过正倾向。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薄厚，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分野，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感受或接近历史的原貌，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生动、更深刻、更科学。复兴社会生活史研究，应该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际国情，应该正视和正确对待过去走过的历程，进行继往开来的反思，应该是对被扭曲的史学的拨正，这里，历史学家尤负有不容推卸的时代责任。当然，历史学家也面临着史识素质的自我完善、观念的调整充实和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多样化、社会化，且学养上也有新陈代谢和哲智启迪问题。

一门学术专史的生成，其定义、概念、性质、对象、范畴的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处理，有关理论的探讨自然十分必要。当前相当一批学者把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内约部分，按各自的理解，加以种种论证，出现了众说纷起、意见歧出的生动局面，这是可喜的。然而争论久峙，一时难以休止，也带来了“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何从谈起，其社会价值取向与学科功能发挥必然受限。学科建设和理论升华，需经得起具体实践检验，需在务实过程中提炼凝结。当今之要，在静心契志多做基础研究工作，目标既定，成果的点滴累积总比满纸空论更能为学科建设提供依据。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模糊概念中研究领域透然，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受，不妨由此着手。

总之，古代社会生活史的作为历史学科的重要分支，发展前景是看好的，但学术耕耘的辛苦也是可以想见的。

二 要旨和体例

我们完成的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题的开卷，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当初合夏商两代进行著述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原因之一，夏商两代，是指约公元前21世纪早期至前11世纪中叶中原及周边关系较密切地区范围内两个前后承接的古史时代，背景即史书或传说中说的，夏人在禹领率下，于相当今之豫西晋南初步建立夏王朝，又经13世16王的统治，至公元前17世纪晚叶，汤革夏命，商人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先后历17世31王，直至周人灭商。夏商政治史的总积年约有一千余年，但在历史学的认识史上，夏商两代均曾长期处于“疑似难定”之列。如果说商代历史因近现代甲骨文发现和地下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而证明为信史，那么现在也有类似的理由表明夏代历史也是信史。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5]在这一意义上说，夏商两代的社会生活史著述同属于“新学问”。

原因之二，历史学上所称“三代”，即以复商周为一系，归为上古史系统。然夏商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取代的关系，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因素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周代则属于征服王朝，国家体制建立在分封殖民基础上，社会构成因政治剧变和外来因素的强力介入而大大加速了分化再组合进程，民族心性也因封闭地域的打破而大大有异于夏商两代，国家、种族、个人、文化积淀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凸显的社会生活节奏，夏商两代与周代之间，并非同在一个层面、一个境界。大致说来，夏商是承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意义上的萌育生成时代，周代则是量化质变时代。夏商两代在许多方面的共性，和与周代之间的异性，也是单以前者为卷的考虑出发点。

原因之三，当今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因考古学的重大进展而条件渐具，虽晚起商代大半个世纪以上，然犹同如当初商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力于地下考古新发现，遂大开端倪，可谓同造异趣，偶然中有必然。但两者在研究上有待开发的空白均较多，特别在社会生活史范畴，每常同处于一个层面，分析处理中有其共同性。不过，若再细言之，夏代部分草创伊始，资料仍乏，商代部分无疑显得丰满成熟些，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表率。今合夏商两代共述之，易收到化难互补、开拓领域和利于启发、利于比较的后效。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绝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睿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

我们赞成有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良识，即历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过誉历史，浓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以驻足于得到廉价的骄傲和肤浅的颂歌，沉迷于对昔日的留情，有意无意担上精神的积垢和历史的包袱，而要在以现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蕴，调整情绪的点染，提高历史的纵深感，以造成新一代的人格。[6]毫无疑问，回头了解早已消失的夏商社会，是在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当代认识尺度，冷静审察中国社会已翻过的旧章，以放眼中国的将来，不致误入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这对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中国，提高国民素质，阐扬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形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因年代久远和资料先天匮乏，令人生畏，即使是有限的记载，也是多半经过古人的筛选过滤，无不渗透着晚起时代色彩、文化背景、社会观念、角色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更增加了难度。但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毕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何况，夏商时空框架，田野考古发掘或出土古文字资料已给予了坚实支撑，并还正在不断充实填补，大大拉近了与今日的距离，这是我们优于古人的条件。

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自多，商代部分，过去学人每多论述，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影做笔戏，或仅偏于某方，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弱环节应有弥补，不免仍有在茫无涯中游弋之感。为切合本学术专史的特点，我们在设计一套足以实事求是揭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可行性体例组架时，指导思想是知难而上，首求新意，试开先导，张大领域，拓宽视野，留意反馈，重在精构细理，但又应避免为范畴概念自我作茧。现在来看，这一研究机制的设想还是行之有效的。

如前所述，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新学问”这一突出特点，除了有限的可资参考的文献材料外，主要是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故在内容组织结构上，必须切实适应“新学问”的特点，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得相机调整和发挥历史学研究的固有机制，注意体例组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当前夏代之前的史前社会考古学研究相当生动，商代考古学材料也极为丰富，殷墟甲骨文、古器铭学的研究，以及有关文献材料的整理，均已臻入成熟境界，惟中介的夏代尚是个薄弱环节。由于中国古代人文历史发展有其嬗变上的整体性和内在贯通性，在研究中可凭借解析史前和商代两端，尽可能向中间挤靠的方法，进行跳跃式类比分析，一则能慎终追远，考其源流，再则可缩小夏代的残节缺环，补充资料的不足，这是大跨度的历史纵向联系法，也是本书结构体例上适当兼溯史前社会生活内容的动因之一。另外，夏商两代因地域、时代、族别不同，社会生活有共性也有差异，研究中须注意其质与量的变化所在，留心其两者不同生活要素，则点、线、面的分合辨析不可或缺，这是小跨度的历史纵向比较法，也是本书写作体例上或分而述之、或合而比之两者并举的安排用意。

除大小跨度的历史纵向研究外，历史的横向比较也十分必要。夏代和商代社会均非截然划一的平面相，在同一历史阶段的场景中，同域或异域间不同层面的社会生活个性或不平衡性都是俨然存在的，举凡集约人口差异、邑聚差异、等级差异、经济类型差异、消费心理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生活规约差异、精神取向差异、社会心态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习俗尚好差异等等，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应重视其历史横向比较的力度。当进行同域间的或异域间的双重异同比较时，实事求是的定量定性分析和动态静态研究要予以足够考虑，以求得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对夏商社会生活史有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共设十章，即：第一章，环境、居宅、邑聚；第二章，人口；第三章，婚姻；第四章，交通；第五章，饮食；第六章，服饰；第七章，农业礼俗；第八章，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第九章，宗教信仰；第十章，文字与文体。章次的要略，首章在于明夏商社会生活的自然人文环境和生存活动场所。次章考人口，盖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必得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构成，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无此根本要素，社会生活无从谈起。第三章论婚姻，是社会构成运作系统的最基本载体，婚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相应于一定时代经济特征，也是社会组成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第四章述交通，是铺叙社会构成大网络，勾勒当时社会生活的地域空间联系，以及人们张大这种社会关系和自然联系的手段、方式与作为。第五、六两章，分观饮食与服饰，两者乃人类生存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也是人们尚好追求的重要内容，直观上也展示着当时人们生产与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是社会生活的物化主体部分。第七章叙农业礼俗，从夏商社会经济的总体视角着眼，考察农业生产与农业信仰两大分野的“纪农协功”礼俗。第八章谈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记夏商时期人们面对人生所持的精神面貌及时尚崇好、伦理公德与学校教育，乃至有关疾病医疗、卫生保健诸社会成俗的生成，包括人们对自身生活行为的规范，统治者利用刑法和礼对社会风气的矫纠和缘饰整合。第九章讲宗教信仰，述夏商社会宗教信仰的分野，鬼神崇拜的情绪状态、宗教礼仪，祭祖与丧葬礼俗、梦兆迷信与占梦行事、甲骨占卜与筮占等。第十章观文字与文体，介绍夏商社会文字的使用，文体种类、甲骨卜辞与记事刻辞风格等。概言之，本书总体组架的脉络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十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面面观，内聚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

这四系十章虽形成相互照应、有序有机、步步引入的联系整体，各章却又相对独立，每章起首均以总说题解示其专题意，且各专题下又分若干层次或若干类目。如首章，分别论述到夏商生活环境的选择因素、王邑迁徙、度地制邑构成要素、建筑仪式、居室设施与作息起居习俗，以及当时对年岁的认识等。人口一章，包括有早期人口清查统计、人口流动定性分析、居邑与夏商社会分层组织的人口规模、夏商人口总数估测，在人口自然构成方面又细分人口性别年龄构成、人口素质、抚养比、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人口增长特点等项。婚姻一章，内列婚姻形态演进、夏商家族本位下的婚制婚俗、王室政治婚姻、婚娶礼仪、冥婚观念、求生生育、名子之俗、命氏之制、亲属称谓等内容。再如物质生活方面的饮食一章，有食物类别、食品储藏、饮食礼器、烹饪礼俗、进食方式、崇饮风习、食政意识、饮食心态、筵席宴飨、合族聚食、以乐侑食诸项。服饰一章，有原始时期衣着与人体装饰品、夏商服饰品类、衣料质地与色调纹样、服饰款样、冠制冠式、头饰发型、服饰的多元形态等等。又如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一章，有礼俗与刑法、社会崇尚、学校教育、卫生保健、病患知识、巫医与医疗俗信等等。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一章，有宗教分野、上帝崇拜、诸神神格的社会性、祭祀仪礼、崇祖意识、丧葬礼俗、梦与占梦、甲骨占卜等专项。诸如此类，不赘述。

大致说来，本书四大系十章内的各分节，以其事象和视角，自可单立成篇，各节要核，也就各个叙之于篇中，于大章后不再作归纳。社会生活史属于一门富态万千的专门史，内容范畴包罗芸芸，错综复杂，丰满流华，随篇作结，意在保持其生动化、形象化的固有特色，体现其宽泛内约的面面观，避免将一部立体影视勒成平面式线条，故兴之所至，兴尽而止，笔趣如是。

这里，为了能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有个总体了解，我们特列出下面八点提示，以便读者在本书体味其投影和轨迹。

其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

其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

其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

其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其五，等级礼制对人际伦际关系的规范；

其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

其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整合；

其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

[1] 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编，朴社，1931年，第43页。又李学勤：《〈周易〉卦爻辞年代补证》，《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2] 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0页。

[3] 见《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第36页。

[4] 《历史研究》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6年。

[6] 参见彭卫：《向何处寻觅》，《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第一章 环境、居宅、邑聚

第一节 夏商居民对环境的选择和治理

大约一万一千年前，全新世之始，地球史上最末一次冰期——武木冰期已告结束，世界气候转暖，海水回升，间有较小幅度的海面起落或停顿。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以西高东低的地势，山脉水系交叉相隔的网格状组合地貌类型特征，一方面与世界性古气候变化密切相通，另一方面也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态环境。[1]据对冰川、沙漠、湖沼、黄土进行的古气候环境信息研究，距今约八千五百至七千年，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进入波动升温期，气温较今高2-3℃，降水量超过800mm；七千至五千年间，高温期进入最盛阶段，夏季升温1℃，冬季升温可达4-5℃，年温差较小，雨量充沛，植被茂盛；此后气候适宜期走向后期，约距今五千至四千二百年，为波动降温期；约距今四千二百至三千二百年，为较稳定的温暖期，但出现过二次气候异常，即相当于早夏时期，冰川前进，降水明显减少，沙漠与黄土发育和湖泊干涸或湖面下降，气候环境恶化，为短暂低温干冷期，接着又升温，降水量较高，地下水上升，发生持续的洪水，对生态环境破坏极大，华北中原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群发；夏代后期至商代前期，又略转向温暖湿润。距今三千二百至三千年的商代后期，为气温波动下降期，气温仍高于现在；西周以后高温期结束，进入干凉时期。[2]史前先民自进入温暖湿润的冰后期，社会生活全面臻入定居聚落阶段，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每每有其继往开来的特色，夏商时代人地关系中人们的积极求取精神，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绘勒下生动的历史生活图卷。

中国10000年以来的气温变化图（王铮，1996）

一 夏代择居的人地因素

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因距海远近的关系，自然生态环境自西而东呈现出一些差异性，华北西部、陕甘高原一带，更新世晚期堆积形成的黄土层，后受夏季内陆暴雨的冲刷，以及史前人们从事各种土地活动的影响，土壤侵蚀，坡积发育加速，基本表现为以灌木和草木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观。黄河上游西北地区则为干旱区，大致呈现为草原荒漠景观。而华北平原中部，邻近山区的构造运动，造成河谷下切，河谷里的冲积层形成了堆积阶地。沿海地区的海侵，又使河流下游坡度减少，洪水泛滥，发育了许多湖泊沼泽。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暖，地下水位较高，有着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

华北地区温暖的气候、卑湿的沼泽或森林草原景观，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河谷阶地或涌泉地，大致是夏商居民择居面向的自然生态环境。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人们对于环境的依赖和适应能力还很有限。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先民，选择居址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两岸阶地或阳坡，取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不致低潮伤身，又可防范敌侵及避免水患。[3]据有关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宏观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里约6.5处，河南伊洛-郑州地区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里约仅2.8处，其余地区密度不过一处。[4]显然各聚居点有相应的生物圈，其间回旋余地颇大，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取舍，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压力的限制，人地关系中顺乎自然的惰性，远胜于主观改造自然的紧迫性。

到了夏始初，情况有所变化。新出西周恭王时《豳公铭》云：“天令（命）禹尃（敷）土、坠山、浚川。”[5]《孟子·滕文公下》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这类史影当源出居于河谷地带或沼泽边缘的先民对于洪水灾难的可怕追忆，有关人物应放在治水的特定场景下观察。[6]尧时的消极避水，禹时的浚水导流，实反映了两个时代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所能采取的态度和有所作为的能量。前者大体揭示了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难，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民无所定”，常常不得不放弃原先经营的生物圈，另谋生路。后者禹时已介于夏王朝建立之际，生物圈的周旋余地已大大缩小，相反，人们面对气候异常，抵御灾变的能力却大有提高，势必促使人们在顺乎自然的同时，变消极为积极，“敷土、坠山、浚川”，“平土而居之”，反映了当时人们努力治理和保护生存环境的积极姿态。

夏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前后，总积年约有471年左右。[7]《战国策·魏策一》云：

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蹊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记下了夏王朝晚叶政治疆域四至范围。《史记·吴起列传》亦云：

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河济、泰华、伊阙，分别与天门、天蹊、伊洛对应，大致地望可定，东至河济，西到华山，南达伊、洛二水。北界庐睾与羊肠对应。《史记·魏世家》《正义》云：“羊肠阪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怀州，北口潞州。”羊肠阪道即所谓“太行八陉”之“第二太行陉”，为穿越太行山脉的陉道之一，南口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北口在今山西长治一带，则夏王朝政治疆域的北界已抵达山西中南部。

夏王朝的政治疆域，包括了两个实实在在的地域概念，即中心辖区及周围四土，中心辖区类似后世所谓“王畿区”范围。《逸周书·度邑》云：

自雒延于伊，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

“自雒延于伊”，指夏王朝的中心辖区，相当今黄河流域中游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经的豫西地区，西至华山脚下，也即洛阳周围地区。今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王都之一。

《左传》定公四年记西周初成王封唐叔于晋，有“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之语。晋南一带是夏的重要统治区域，以夏政治理夏墟，即所谓因势利导，因俗施政，事半功倍。所谓“夏虚”的晋南一带，与豫西地区隔黄河相望，是夏王朝的北土和西土所在。《竹书纪年》屡记夏代“九夷来御”、“方夷来宾”，夏代东夷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南部的豫东、鲁西及皖西北部，是夏王朝的东土所在，也是夏王朝扩展或势力控制范围。

夏代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参考《考古学集刊》10，张立东）

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在豫西有新砦文化[8]与二里头文化，在晋南有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在黄河下游东部地区有岳石文化。[9]新砦文化分布范围，主要在豫中、西部的伊、洛、汝、颍流域，可能属于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类型的考古遗址已发现8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南面的伊、洛二水间洛阳平原，以及汝、颍上游的河谷地带，大体属于中晚期夏文化。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考古遗址约近50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10]另外，夏代二里头文化还从伊河平原南渐，从武当山和大洪山之间的汉水谷地达南阳盆地，更经汉水和江汉平原，影响波及长江之滨及鄂东北地区，并上溯至三峡一带，是夏王朝南土影响所及范围。

夏代居址的环境选择大都位于靠近水源的河边台地或缓坡上，自然地理条件甚优，这与此前的原始聚落择取环境并无根本性区别，但人们已发明挖凿水井而扩大生存空间，不必完全局限在靠近自然河流的地方，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间也大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于同一河流的两岸，彼此间距离很近，互为比邻，有的文化堆积层一般很厚，延续年代较长。显然，随着夏代到来之际人口的繁衍增殖，生存空间趋小，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提高，统治者有可能动员社会集体力量，在治理自然方面做出较积极的努力，但毕竟尚欠备向大片远离水源或不宜农作的地区开辟新地的生存手段，当自然条件暂时变坏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觅熟地，轻率做出弃离原居地的举动，治理和保护原生存环境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两分现象，是当时人地关系矛盾的基本方面。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平面图（据《考古》2004-7，何驽）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中晚期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北垣三道，南垣二道，东垣一道。东垣长约1660米、南垣长约1550米，遗址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先建小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后又扩为大城，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左右。二道南垣之间还形成一个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11]经对遗址内地质地貌调查表明，陶寺文化中期偏晚和晚期偏早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山洪暴发，把部分城墙冲毁。[12]

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一说是“禹都阳城”所在。这里为两水交汇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傍五渡河，南与箕山隔颍河相望，背倚嵩岳，城建在一个地势略高于周围的土岗上。文化堆积显示，自史前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城建于龙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13]，城垣曾遭五渡河和西来的洪水冲毁，北垣外还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但人们紧傍原城再筑西城。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14]，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做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15]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是夏代早期的一处城址，年代早到龙山晚期，下限约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历时约三百年上下。面积达70万平方米左右，中部有一条新砦晚期的大冲沟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冲沟内的冲土层堆积多达20多层。

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平面图

据遗址孢粉分析，那时正处于异常洪水时期，温暖急剧变湿的气候，使河水经常泛滥，冲沟所在地现为高20余米的断崖，下为双洎河故道，可以想象多大洪水才能漫上断崖[16]，但人们面对肆虐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弃离故土。

河南新密新砦城址平面示意图（据《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2004）

河南辉县孟庄龙山、二里头、商文化三迭城，在龙山时期城址的西墙中段北部，有一大段被洪水冲毁的缺口，由西向东伸去，至二里头时期，人们又清除了冲沟的淤泥，板筑夯起新的西城墙。[17]

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历时约三百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毁去。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5-6米、深3米的“回”字形封闭式壕沟，还凿井饮水。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18]

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经取样^14C测年数据为3660±150年，约当夏代早期。据该遗址考古发现提供的古环境信息表明，约公元前4000年以降，即龙山文化后期至二里头文化初期以后，年平均降水曲线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谷，出现过短暂的气候恶化事件，年降水量仅600毫米左右，年气温比今低约1℃，自然灾害频发，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灾难是相当严重的，进入二里头文化后期，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气候又由温凉较干转向温凉湿润，年平均气温16℃左右，比今高约1-2℃；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比今多出200毫米以上，植被丰茂，生长着浓郁的灌木和草丛，有相当范围的水域[19]，当地先民依托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经受各种自然灾害的磨炼，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平面示意图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后期都邑所在。这里介于伊、洛河之间，遗址中部地势高亢，与西部高地相连，其余三面地势低洼，平面略似半岛形状。遗址东西长约2400米、南北宽约1900米，面积前期约146万平方米，后期扩大到约30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普遍厚达3-4米，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前后历时约400年。[20]可知，克服和治理生存环境面临的种种暂时性的不利因素，立足于故居地的经营，是夏代人规度居址时的首选立场。

不过，文献记夏代都邑时有迁徙发生，与有关考古发现现象似不相吻合，其中应有原委。夏都的迁徙，现疏理如下：[21]

禹都阳城（河南登封）；又都平阳（山西临汾；一说晋阳）；又都安邑（山西夏县）——禹子启居夏邑（河南禹县）——启子太康居斟（河南偃师二里头；一说河南巩县西南50余里处，地近偃师）——弟仲康——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又居斟灌（山东观城）——少康邑于纶（山东济宁）；又迁原（河南济源县原村）；后归夏邑（偃师太康故都）——杼迁老丘（河南开封；一说陈留县北40里之老丘故城）——槐——芒——泄——不降——不降弟扃——胤甲（）居西河（豫西陕东间；一说河南内黄；一说山西夏县东下冯）——不降子孔甲田于东阳山（河南偃师首阳山一带）——皋——发——桀居斟（河南偃师二里头）。

《竹书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代都邑的迁徙，早期十分频繁，几乎每代发生，后期相对稳定，数代未必一徙。所徙范围，大抵在华山以东，至豫东平原的横长地带内。早期的频繁徙都，主要在太康、相、仲康至少康时期，是所谓“夷羿代夏”事态频生的“无王”时期。《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帝王世纪》云：“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通鉴外纪》亦云：“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22]《古本竹书纪年》又云：“相居斟灌”，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左传》襄公四年引《夏训》对这段“有王与无王”的夏史事态记载甚详：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预注：禹孙大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羿本国名）。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圉（四子皆羿之贤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氏（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处浇于过，处豷于戈（过、戈皆国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烬，遗民），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穷由是遂亡。

从夏王室统治集团一方言，夏王太康继位，因奢侈淫乐，发生内乱，夏人立其弟仲康，后被有穷氏羿部族取代夏政，仲康出逃死去，其子相投奔斟氏，为有过氏浇所杀，留下了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依附于有虞氏，立邑于纶，“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终于还归“有夏之居”，“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3]，重构社会的组织系统，使上下安堵，再度复国中兴。这段曲折的夏史表明，夏都一徙再徙，曾一度远入山东境内开辟新地，另谋生物圈，起自太康失国。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交织情况下，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打回豫西故地。

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豫西周围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有夏之居”，为夏人发祥地。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历时约四百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游移有关。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传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震动万民”[24]的举都皆迁，性质有所不同。“太康失国”，失在“黎民咸贰”；东夷有穷氏羿是“因夏民以代夏政”，其亡亦在“用不恢于夏家”，“失人故也”[25]；“少康中兴”，得在“收夏众”；个中被迫远徙他走的只是夏王朝王室集团。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权贵集团据点的游移，平民阶层未必紧踵着弃离故土，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因上层统治集团的游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延续现象，当有这方面的背景。

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迫于政治内外交困或国力消长的军事原因外，恐怕尤与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社会组织系统及政体结构考虑息息相关。《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讲有夏盛时，远方图绘山川物产来献，九州之牧贡纳金属资源。可知重要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控制与道路交通的畅通，是夏统治者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探出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遗迹。[26]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27]近些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夏代都城对自然资源和重要物品的控制与垄断程度。[28]

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邦的一项政治措施。《墨子·明鬼下》称有夏末有祸之时，“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夏训》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姓仇予，予将畴依”[29]。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30]能否取得夏土民众的拥护，直接关及夏政权的盛衰。若从生态环境的择取言，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交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随意轻弃故居地去另辟“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地理结构性原因的。

二 商代的国土经略

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左右，总积年约553年上下。[31]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地带建立聚居点。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域有限地理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进动因之一。

《文选·西京赋》云：“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前八”即《尚书·书序》说的商建国前“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这八次迁徙是：[32]

一 契居蕃（山东滕县）。

二 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

三 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

四 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

五 相土复居商丘。

六 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

七 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

八 汤居亳（山东曹县）。

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500里以上，《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

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33]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岳石、周三迭城，下层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址，在龙山城址内侧修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34]山东五莲县丹土大汶口晚期、龙山早、中期三迭城，大汶口晚期城址面积约5万、龙山早期城址面积11万、龙山中期城址面积又增大到18万平方米。[35]山东阳谷景阳岗龙山、岳石二迭城，龙山城址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岳石城墙又在龙山城墙外侧加宽约3.5米。[36]“建城称地，以城称人”[37]，人口之众可以想见。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稍逊一筹。河南新密古城寨村龙山晚期城址，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38]河南辉县孟庄龙山、二里头、商文化三迭城，城内约10万平方米。[39]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才3.4万平方米[40]，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1.9万平方米[41]，登封王城岗小城面积仅仅为1万多平方米。[42]中原城址人口规模显然不及东部城址。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来得严峻，商人在拓地中，与土著族群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竹书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为当地部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殷灭皮氏”而占据其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发了族群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仍不息。

《周礼·地官》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成汤时，商人从豫东故地自东徂西，逐鹿中原，伐灭夏朝，立都西亳（今偃师商城），在今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先后历17世31王，建立起“邦畿千里”[43]的商王朝，拓展着当时的“体国经野”国土经营视野。《尚书·多士》称：“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殷武》盛赞：“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墨子·非攻下》谓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可见，商王朝的立国之本，是以商族贵族统治集团为主体，致力于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归附。

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层次，用商人自己的语言说，即恒以“商”或“商邑”、“大邑”，与“四土”或“四方”相对言，国家政治疆域的意识也已确立。如《诗·商颂·殷武》云：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把“商邑”与“四方”对文。甲骨文云：

商与四土受年（《合集》36975）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合集》20650）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商。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屯南》1126）

辛酉卜，贞今岁受禾。

东方受禾。

［］北［方受］禾。（《屯南》423）

癸卯贞，东受禾。

北方受禾。

西方受禾。

［南］方［受］禾。（《合集》33244）

东。南。西。。（《花东》18）

“商”与“四土”或“四方”对文，商居天下之中而又称“中商”。“四土”、“四方”并非虚指，不是一个模糊概念，而是基于以“商”为中心的国土观念的平面展示，有王权政治统治和经济制衡的内涵。《商颂·烈祖》说的“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与上述甲骨文所记“四土”受年，求商国四方国土农田丰稔的占卜动机，可以互为印证。《尚书·立政》云：

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显而易见，这种以“四土”或“四方”观为特征的国土概念，无不与商王的文韬武略紧相系联，是有行政区域地理上的泛属性的，展示了商人的世界观。

换言之，商王朝的国土经略，扩展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辐射推进状，具有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十字交叉扇张的要征，中心区称作“商”，轴心地是为“商邑”，“四土”或“四方”，乃是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围占地范围相当广袤的政治疆域地理，也即《商颂·长发》说的“外大国是疆，幅陨（员）既长”。《玄鸟》称商王朝“邦畿千里”。所谓“畿”，是古代王者直接管辖或可控制的地区，所谓“邦”，据《尚书·多士》有云：“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知为畿外大小邦伯诸侯领属之地。如此，则以商邑为轴心的中心区“商”地，乃“畿”之所在，类似《周官》中反复申述的“王畿”[44]，或《尚书·酒诰》所称商国政治疆域内的内服，而“四土”或“四方”，是王畿以外商国政治版图中的“邦”土所在，即所谓外服，分布着大小诸侯封域、臣服“多方”，也包括一些敌对方国，然从甲骨文记商王占卜四土受年看，其间还穿插有王的直属领地。

（一）商邑的择立要素及“经济生物圈”

甲骨文“商”不是一个具体的小地点，而是一个中心区域概念。这个中心区域的向心地应是商王都所在，称作“商邑”，也称“王邑”（《英藏》344），晚期又称“大邑商”（《甲》2416）或“天邑商”（《英藏》2529）。下面来看“商邑”的择立要素。

据《尚书·盘庚上》说，自成汤建国后至盘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前引《西京赋》“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的后五次迁都。新出竹书《容成氏》简42云：“汤王天下三十有一世而受（纣）作。”[45]商王朝大致共历31王，统治中心“商邑”的迁徙，有过五次，立过六都。六都地望，说法不一，现统理如下：

一 汤居西亳（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大丁——外丙——中壬——大甲——沃丁——大庚——小甲——雍己——大戊。

二 中丁迁（一作嚣）（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外壬。

三 河甲居相（河南安阳洹北商城；一说河南内黄）。

四 祖乙迁邢（一作耿或庇）（河北邢台）——祖辛——羌甲——祖丁。

五 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阳甲。

六 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一说洹北商城）——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

今考古发现的商邑，已找到四座，两座分别为同位于北纬34°7′的商代前期王都河南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另两座是位于北纬36°的商代中晚期王都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商邑。此外，位于北纬37°的河北邢台地区，也发现数十处早于殷墟的大面积商代遗址，其考古学文化内涵有可能为“祖乙迁邢”提供依据。[46]商代政治中心“王邑”的移位，基本是在今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一带范围之内，约介于北纬34°-38°之间。

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在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单纯争夺别族生物圈而常伤及自身的教训，努力争取四方异姓国族的归服，以壮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纪》称：“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墨子·非攻下》说：“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吕氏春秋·用民》直称：“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汤能奉夏众，又能用异姓国族的“非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国的成功关键所在。商代都邑的五次迁徙，通常也都是商族的整体行动，虽在不算太大的地域范围内移位，然经营视野十分浩大。商代贵族统治集团以商族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国之策，是大不同于夏代贵族统治集团“不失旧物”收夏众、固邦土的内向型择都的。

商都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源的聚敛，亦超过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论商代产业，曾从中国方志和近代地质调查资料中辑出中原地区古代铜矿产地：河南6处，山东2处，山西11处，河北4处；产锡地：河南6处，山东2处，山西6处，河北1处，参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猎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需求外，另有相当量来之支配圈外300公里范围内的各方贡献或交易。[47]后石璋如先生对此四省古代产铜地又有补充，但认为商代铜矿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由河南济源而山西垣曲，而绛县而闻喜，在这中条山脉中，铜矿的蕴藏相当丰富。至于产锡地，若以安阳为中心的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则有河南淇县、武安，河北成安、磁县等四处；若在距安阳300-400公里的环形圈内，有河南永宁、灵宝、裕州，山西平陆箕山、安邑稷山，山东峄县夹儿山等六处；若缩小至距安阳200-300公里环形圈内，有河南汝州、蒿县，山西交城，山东莱州等四处；若在距安阳100-200公里环形圈内，有山西阳城、沁源、沁水三处。锡矿有一部分当来之中原。[48]

不过，《商颂》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矿产资源的获得，未必仅限于华北四省。值得注意者，陕西蓝田怀珍坊曾发现了商代前期专门冶炼铜料而非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49]辽宁林西大井发现一处大型古铜矿遗址，14C年代测定距今2970±115年，约当商代晚期。[50]长江以南江西瑞昌铜岭发现早到二里冈上层期的矿冶遗址，既有露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还有冶炼区。[51]邻近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井遗址，14C年代测定数据有四组早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相当商代晚期。[52]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53]，及安徽铜岭、贵池一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几十处古代采铜矿遗址，年代上限及于商周之际。[54]江西清江吴城商代后期遗址，其东约20公里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上层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纹饰具有明显的地方土著文化与中原商文化风格相融的因素，表明了与中原地区有着畅通的交往关系。[55]近些年对商代青铜器所含高放射成因铅进行的化学分析发现，有关铅同位素的比值质谱显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青铜器矿产原料，竟与西南地区滇东川南及其周边一带的矿山所产接近，殷墟前期亦然，至殷墟后期华北当地产乃有急剧增加。[56]种种迹象，均提供了商王朝前后期都邑矿产资源的产地和流通有远出华北四省的多元性信息。

商都生态环境的选择，还兼顾到土质地力、地貌、气候、水文、物产等多重生态环境因素的利用，重视总体安排，基本上贯彻了便于生活、便于生产、便于交通、保障安全防范的原则。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几个商代王邑，所处地理纬度和气候条件均十分适宜人们生息休养。

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的东北附近，北依邙山，南临洛河，虎牢在其东，函谷在其西，辕在其南，北面有黄河要津，自古以来就是重要交通孔道，地势平坦，植被在当时尚未受人类活动多大破坏，土壤肥沃，即使在今日，仍是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偃师商城有积极的防御设施，筑有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城垣，形制长方形，城内面积达190万平方米，经总体规度，不仅提高了安全保障系数，而且方便了生活。郑州商城北临黄河，西南傍依嵩山余脉，东边毗连豫东平原，土质肥沃，为四方交通辐辏之枢。郑州商城分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内城形制近长方形，面积约317万平方米，郭城依地势地貌而建，外挖护城河，与城东湖沼沟通，墓地和产业作坊区置于郭城内，当时似已注意到内城环境的净化。[57]商代都邑规模的扩大化和生活设施的完善，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保护，总体布局的合理安排，安全防范设施的加强，使数万乃至十万多人长期聚居一地成为现实，一方面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时也为解决日趋上升的人地依存关系矛盾开辟一新途。

商代中丁以后，平均每20年都邑一徙，中丁迁、河甲居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约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盘庚又把王邑迁至殷。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约当河甲或盘庚时，城垣平面呈方形，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已知其城墙基宽仅7-11米[58]，与商王朝前期王邑偃师商城城墙基宽16-25米、郑州商城城墙基宽20米以上，高约10米，顶宽约5米，不能相比，国力似乎尚处在振兴伊始。结合文献记载，商代中丁以后“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59]，“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60]。王朝政迹不修，规度失控，环境遭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恶化，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力纷争不已，国力削弱，异姓国族不附，中丁到南庚不得不进行了四次迁都，曾一度退缩回东方故地“奄”（山东曲阜一带）。[61]盘庚时，旧王邑的生态环境破坏曾经导致“万民乃不生生”，人地关系矛盾对早先商城的人文自然体系作出不断的否定，“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王邑政治生物圈的再建已是刻不容缓。盘庚“视民利用迁”，果断作出“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的明智决策，再度西进，“底绥四方”，恢复“先王之大业”[62]，迁至今安阳一带洹水之滨，再建新商邑。

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商邑一带，平均海拔78米左右，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的要冲，据卫星遥感摄影，这里位于太行山东侧华北平原南部一冲击扇平原上，卫、漳、洹、滏四水穿流而过，土壤湿润，富含腐殖质，土地肥沃，冲击扇西侧有丰富的煤炭、铜矿资源和良好的森林植被，地理环境得天独厚。[63]据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殷墟商邑系沿洹水而建，经盘庚之后几代商王的经营，范围达30平方公里左右。[64]中心区在洹水弯道南侧，通过防御性深壕与洹水相结合环绕成宫室宗庙区，外围是平民居地，最外围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显然，殷墟商邑是经过充分的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权衡考虑后选定的，本之“用永地于新邑”的理念，在建设中贯彻了“奠厥居，乃正厥位”的总体规度原则[65]，后王继之，有一系列治理、保护、开发商邑环境的措施，由此使商代后期王邑的人地关系矛盾一直维持在最低点，《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可见晚商王邑政治地位是相当稳定的，“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66]，凭藉商邑交通地理的优势，“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67]，邦畿千里的国土得以经略。

从人地依存关系及古代统治者“体国经野”的政治意识言，商王都当然不是悬浮式的“孤岛”，周围自应控制着一定的直属地域。《墨子·非命上》云：“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荀子·议兵》云：“古者汤以薄（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言汤的亳都周围有方圆百里范围的直属领地。《孟子·公孙丑上》云：“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管子·轻重甲》云：“汤以七十里之薄（亳）兼桀天下”；《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亳七十里”；则言商汤握有以亳都为中心的方七十里直属地，与上说略异，但均指出了商代王邑以外自有其相应的直接控制范围。这种与王邑联为一气的政治领地，当时称之为“郊”、“鄙”、“奠”。《尚书·牧誓》有云周师伐商至于“商郊”。甲骨文云：

□酉卜，王曰贞，其蒿田。（《合集》29375）

戊戌，王蒿田……文武丁，……王来正……（《甲》3940）

蒿读如郊。《周礼·载师》郑氏注：“故书郊或为蒿”，并引杜子春云：“蒿读为郊，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墨子·明鬼下》记商汤“犯遂下众，人之尃遂”。孙诒让读为“犯逐夏众，入之郊遂”。尃、蒿、郊音义相通。“蒿田”读为“郊田”，即在郊田猎。郊应指王朝都邑外之地。甲骨文中又有“商鄙”（《英藏》2525），大体亦指王邑“畿”外近郊野地。

在商代，不特王邑有“畿”，诸侯或方国族落也均有其势力范围圈或“经济生物圈”。甲骨文有记沚国使者向商王朝自报敌方侵犯“我东鄙”、“我西鄙田”（《合集》6057）。甲骨文又有言“攸侯喜鄙”（《殷缀》190），鄙又指诸侯与方国的政治控制领地。如位于长江以南江西清江吴城商代方国遗址，于其东约20多公里处，发现同一时期的该国君主陵墓。[68]在吴城遗址北约180多公里处，又发现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始采年代早到商代中期之后，出土陶器带有吴城文化特征。[69]这反映了该国的势力范围所及。

可见，以商王朝都邑为中心的邑、蒿（郊）、鄙的王畿区体系，或以诸侯方国邑为中心的鄙地之势力范围圈，都是确然存在的。

（二）商畿的地域范围

商王畿区范围有多大呢？商王朝的国土经略，扩展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扇张状，从甲骨文得知，晚商王朝以殷墟王邑为中枢的道路交通网络，已适应于王权统治而规模大备，统治者有在通往四方的交通干道上设置官方旅舍，称之为“羁”，如辞云：“贞羁……五羁……牢，王受又。”（《合集》28156）羁顺道路按数目依次编次，共设五站，各羁舍间应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周礼·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羁与羁间如以50里左右距离计，则第五羁已距王都250里之遥了。商代道路交通呈中心王都向四外辐射状，如果王都通往四方的各条干道都设有此等羁舍，可以想见殷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即王畿区范围，方圆半径约可至300里左右。[70]

甲骨文提供的这组王畿区范围数据，如分别就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四座商代王邑作圆心圈出，则其东界大体在河南柘城、商丘以西和濮阳迄东一线，南界在淮阳、鲁山一线，西界及于孟津和太行山以东，北界在河北邢台、内丘附近。这与文献中的一些说法颇相契合。如《战国策·魏策》记吴起之说云：

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

《史记·吴起传》云：

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诗·邢庸卫谱》郑氏笺云：

邶庸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

孔颖达疏云：

太行属河内，河内即纣都，而西不逾太行者，盖其都近西也。衡漳者，漳水横流，南距纣都百余里耳，故知逾之。濮阳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

这里讲的是商王畿区界定。“左孟门，右太行”，乃指商畿西界的南（左）北（右）两侧之有险可凭地，南侧的孟门，疑即《周书》说的武王伐商“观兵放孟津”[71]所在，北侧是指太行山脉。“右漳滏”、“北逾衡漳”，“后被山”或“常山在其北”，是表述商畿的北界，今河北邢台地区位于漳、滏诸水之北，再北面的井陉地区，是太行山中段向华北平原过渡山地，其间多横谷，为东西交通孔道，素有“太行八陉”之险，早在商代以前这一带已有循河谷间的小道开通，井陉地区发现有石圪迭、沈山寨、西元村等一批晚商遗址，还发现了逾越太行山而沟通晋冀之间东西交通的商代通道[72]，“后被山”疑指这一地带。《史记》讲的“常山”，应指汉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辖有内丘以北地，正与井陉为邻，其南紧靠邢台地区。“前带河”、“大河经其南”，犹同如言“东及兖州桑土之野”，均是在讲商畿的东界。河指黄河，古黄河由今河南郑州以西折向东北，流经濮阳以西。[73]濮阳古属卫国，《汉书·地理志》云：“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濮阳桑土是在商畿东界范围内。商畿的南界，盖因同于战国魏国南界在淮阳、鲁山一线，故《魏策》述吴起对魏武侯说时就略过了。

可见，文献中说的商王畿区范围，与甲骨文提供的证据是基本一致的，大体包括了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地区。

（三）商国的政治疆域“四土”

商国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层次。“四土”是王畿区外与商王朝政治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大区域，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或方国族落，一般都与商王朝持有政治过从或统属关系。如《逸周书·商誓》记周武王言：“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周国自己认同为商的西土。甲骨文有云：

……令登东土人。（《合集》7308）

己未卜，贞雀亡（忧）[74]南土，呙告事。

己未卜，贞多亡（忧）在南土。

己未卜，惟方其克贝（败），弜在南。（《合集》20576）

癸酉贞，方大出，立史于北土。（《合集》33049）

以上诸辞，或因兵戎事而登众简选武士于东土；或言敌国方侵扰商国的南土，商王问及在彼土戍卫的重臣雀及众武官多的安危，问是否能在其南击败方；或记敌方大举进犯，立吏选武将向北土反击。这说明商王朝视“四土”乃是其政治疆域。

从商代考古学文化看，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范围：一是最内圈，以黄河中游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四点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是商文化中心区，也即王畿区；二是中心区外围，分布着许多与商文化有渊源关系的文化遗存，同时又是商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相交流、传播的中间环节，可称为商文化亚区，也即商国的“四土”，是其政治疆域；三是最外圈，文化特征既明显有别于商文化，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似因素，可称为商文化影响区，也即商周边民族地区。[75]

若就商代前后期考古学文化论其政治地理结构，又存在着一些进退变化现象。大体说来，前期王畿区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则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关中岐下一带，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抵长江中游两湖及江西部分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至中后期，王畿区变化不大，但政治中心北移至安阳洹北商城及殷墟，政治疆域的北土则已抵达燕山以南、河北中北部的所谓“朔方”地区，西土北侧已越太行山脉，进入晋中汾河两岸，可能还跨越黄河进入陕北东部地区。但西土南段，虽一度抵及关中及川陕交界地区，唯随着周人在西土的崛起，商国势力范围渐往东退缩到西安以东地区。晚商的南土，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然对江南江西地区的政治影响范围却扩大不少，后来可能还绕入湖南长沙地区。在东土的势力更有长足发展，进抵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安徽、苏北地区，并逼近浙江部分地区。

文献中也有关于晚商王朝政治疆域“四土”所抵地理范围的记述。《汉书·贾损之传》云：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

此记商周之际的政治疆域，以东西南北四疆为序，恐非虚拟，有一定史影依据，四疆所至当有实际人文地理地界范围。如有二片甲骨文云：

辛卯，王……小臣醜其乍圉于东对。王占曰：大［吉］。（《合集》36419）

醜其至于攸，若。王占曰：大吉。

其迟于之，若。（《合集》36824）

商文化分布区与商文化影响区示意图

“东对”序方位，别辞又有云：“于夫西对”（《合集》30600）、“于北对”（《屯南》4529），“对”以东南西北四方为合成词，皆系之实际地望，“对”字像手植丛树于土上作表记之形，疑读如垂，同陲，意指边垂疆界标识。《说文》：“垂，远边也。”“东对”指东方边地的疆界标识。“乍圉于东对”，犹如《古今注·都邑》所云：“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是说在政治疆域范围的东部封疆画界。“圉”字在此亦有经界疆垂意，《尔雅·释诂》：“疆、界、边、卫、圉，垂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亦聊以固吾圉也”，杜预注：“圉，边垂也。”小臣醜是商王所封东疆的臣属诸侯，在今黄河下游山东益都河流域一带。益都苏埠屯曾发现晚商时醜国四墓道大墓。[76]“醜其至于攸。其迟于之”，攸在今江淮流域河南永城和安徽宿县、蒙城之间。[77]言醜国使命能否路途平安速传到攸地，还是迟缓抵达。这说明商王朝与东方地区至密的政治关系，印证了史传商周之际的政治疆域“东不过江、黄”的说法。

总之，文献中关于晚商王朝政治疆域“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的说法，与甲骨文中“四土”范围的考订及考古发现的商文化中心区，大体是吻合的。

然而必须指出，商代国家的政治疆域，尚不可能如后世有明确的国界线，也不可能如后世那样维持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严格的行政统属关系，但在王权可控范围，其“设官分职”却已有一定规制。即或域内大小土著国族，因其力量强弱受制于大国，亦不得不尽其贡纳臣服诸义务，而大国亦对其有政治上的承认和军事上的保护之权利。

小臣在东陲封疆画界（《合集》36419）

甲骨文记有：

周入。（《合集》6649甲反）

雀入龟五百。（《合集》9774反）

唐来十。（《丙编》56反）

羌入五。（《合集》13648反）

竹入十。（《合集》902反）

上揭刻辞内容，是记卜用龟甲的数量以及从何方入贡来的。“周入”，记周方贡龟，周地处黄河上游陕西一带，属于商王朝的西土。“雀入龟五百”，日本岛邦男以为雀的领地在殷的西方。[78]钟柏生先生以为雀之地望在今山西西南部或河南省西北角[79]，即黄河湾道附近。“唐来十”、“羌入五”，两地或在山西中部一带。“竹入十”，竹为商王朝北方的侯国，别辞有称“竹侯”（《合集》3324）、“至自竹”（《合集》4752）。严一萍先生以为竹国即《史记·秦本纪》“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正义》引《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十二里，殷时诸侯国也。”址在今河北卢龙、抚宁县一带。[80]李学勤、彭邦炯先生说同。[81]甲骨文又云：“妇示五屯”（《合集》6177）、“来牛”（《合集》9178），说明国与中原商王朝有通婚、进贡牛牲之往来，国即后来西周召公所封北京琉璃河之都一带。由此可窥见各大小方国族落与商王朝之间保持的臣服贡纳关系。

《尚书·酒诰》称商国政治疆域内的统治制度分内服和外服：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

内服和外服，相当《大盂鼎铭》说的“殷正百辟”与“殷边侯、田”两类。商王在内、外服的统治策略上是有区别的。内服制当指王畿区的“设官分职”，外服制指畿外“四土”、“四方”政治疆域内的王权驾驭力度。《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把四方诸侯方国到商邑献享朝见，视为王朝国家体制有效运作的常态。

甲骨文有言“京奠”（《合集》6）、“步于奠”（《合集》7876）等等。裘锡圭先生指出，甲骨文用为动词的奠字，本指商王朝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把战败或臣服的国族之一部或全部，让其仍保持原来的社会组织系统，安置在商王朝可控制区内。[82]今据甲骨文，商或以自我为中心按方位称“我奠”（《合集》9767）、“南奠”（《合集》7884）、“北奠”（《合集》32277）等等，故知当时存在着围绕在商王朝四周可控制地理范围内安置被奠者的惯例，长此以往而人为形成一特殊的政治地理圈，此已名词化意义的“奠”，性质与《周礼·天官·甸师》说的“郊外曰甸”有渊源关系，或可读如甸。《说文》：“甸，天子五百里地。”《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邦内谓畿内。奠应指王朝外服可控制区范围，相当商国的畿甸外围所至。

甲骨文恒见商王派使者出使各地，如：

（1）丁巳卜，，贞令赐食，乃令西使。三月。（《合集》9560）

（2）乙酉，贞王令途亚侯，佑。（《合集》32911）

（3）己未卜，，贞我三史使人。

贞我三史不其使人。

贞使人。

贞不其使人。（《合集》822正）

（1）命令出使西方，并命为赐食饯行。（2）商王命令取途亚侯，问是否有佑。（3）四辞正反同卜，问王朝三史是否派使者。或为三史之一。同样，商王邑也不时有四方的来宾及来使。《诗·商颂·玄鸟》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盛赞王邑内四面八方的来宾人流济济。

商王朝还通过与异族方国间的政治联姻，维系各地之间对商王朝的臣服关系，这在甲骨文中屡见不鲜。各地族氏方国，亦每主动嫁送女子与商王朝，用结姻亲的方式，稳固双方的政治关系。《易·泰卦》有云：“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诗·大雅·大明》云：“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大邦即《尚书·召诰》之“大邦殷”。讲商王帝乙将王族少女远嫁周国文王之事。这类政治婚姻是利用通婚方式维系商周之间的臣服关系。

显然外服制是建立在维持原本固有地缘性政治组织基础上的，是王权对四方诸侯方国的册封、礼遇优渥或承认，四方国宾的来商邑朝见及使者往还，是外服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商王朝必要时有以婚媾关系相系，或施以武力制裁。商王在内、外服制的统治策略上是明显不同的。

（四）商国的周边“四至”

在中国上古时代，有将中原王国“四土”之外其势力及其文化波及影响的周边地区称为“至”的。西周厉王时《宗周钟铭》云：“王敦伐其至，伐厥都”，言先进伐其周边地区，然后直捣其都城。这里的“至”即指政治疆域外“四至”周边地区。

商代的“四至”范围，文献中也有其说，《淮南子·泰族训》云：

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

东海是东部滨海地区，流沙泛指甘肃、内蒙等地的西北沙漠地带，交趾指南方五岭地区，幽都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及辽宁部分地区。[83]甲骨文中的“一邦”（《库》468）、“二邦方”（《合集》36243）、“三邦方”（《合集》36530）、“四邦方”（《合集》36528）、“南邦方”（《甲》2902）、“多方”（《英藏》528）等等邦方敌国，以及上博楚简《容成氏》记述的商王朝末叶统治者“尃夜以为槿（淫），不听其邦之政，于是乎九邦畔之：丰、镐、郍、、于、鹿、耆、崇、密须是（氏）”（简45、46）[84]，基本分布在“四至”范围。这些邦方犬牙参差分布在商国的周边地区，有的还跨入商国“四土”之内，一般均与商王朝有着间接或直接的交往交流关系，由此构成商国周边地区相对独立的大小邻国。

商国也把“外服制”的某些策略推及于周边地区。据甲骨文有云：

甲子卜，王比东戈乎侯。

乙丑卜，王比南戈乎侯。

丙申卜，王比西戈乎侯。

丁卯卜，王比北戈乎侯。（《合集》33208）

戈指边境之地[85]，“四戈”当为“四土”外周边“四至”的与商王朝若接若离弹性伸缩边地。比有亲比联合之义，《周礼·形方氏》：“大国比小国”，郑注：“比，犹亲也。”商王联合“四戈”之侯进行领土扩张，此“侯”犹《大盂鼎铭》说的“殷边侯田”。可见商王朝对边地的扩张或捍守，盟结或加封远控弱小土著国族以与强大敌对邦方抗衡，是其重要策略之一。

商王朝除了有封边地土著国族君长为“侯田”外，还有“牧”的别置，如甲骨文有“戈田牧”（《屯南》4033），“牧”殆亦指与商有结盟关系的边地族落，惟牧与商王朝之间的依附性似更胜于“边侯田”，然两者亦有若干共性，即其称号的名义意义，皆并非中原王国对他们有土地民人诸实质上的封赐。两者同以“田”相称，“田”可能与后世的“甸”有联系，但与前述郊外之“奠”读如“甸”是有区别的，此处的名义意义大概后与《左传》襄公十五年所云“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有内在演衍关系。

甲骨文中有“南牧”、“北牧”（《合集》28351）、“中牧”（《合集》32982）、“左牧”、“右牧”（《合集》28769）。地近西安老牛坡遗址的袁家崖晚商墓葬出土铜爵有铭“右牧”[86]，兼叙方位，大体表明其乃介于大国与邦方林立的隙地之间。别辞有云：“在牧获羌”（《遗》758）、“戍伐，右牧禽启人方”（《屯南》2320）、“中牧于义，攸侯叶鄙。右牧于爿，攸侯叶鄙”（《合集》32982），牧与边地羌人、人方、攸侯时有利害交割关系，是知此等牧是在边地。

《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以视商代，尚应结合特定历史氛围作出具体分析。盖牧本是邑与邑、国与国之间草莱未辟的隙地，凡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势力强大者，常得而据为田猎地，或辟而成为牧场，即《周礼·载师》所谓“以牧田任远郊之地”。甲骨文说的“二牧”（《甲》1131）、“三牧”（《屯南》1024）、“九牧”（《天理》510）等，就是商王朝利用周围隙地辟为牧场、据点或田猎地，用数目加以编次。别辞云：

牧（求）人，令遘以。（《合集》493）

兹三牧……于唐。（《合集》1309）

意思讲唐地开辟的牧场向王朝求人力补充，商王乃命令遘送致人。随着商王朝国土经营的扩张、生地变熟地或人口增加造成聚落稠密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牧地逐渐向周边远地外移，力量不抵，乃盟结土著族落组织作借力，故牧亦用指边地族落。河北北部燕山山脉南缘的丰宁县出有晚商“亚牧”鬲（《集成》456）[87]，陕西西部与甘肃相邻的陇县韦家出有“牧正”商尊[88]，四川彭县竹瓦街亦出有商代“牧正”觯。[89]“亚牧”、“牧正”，可能均是与商王朝曾有过结盟交好关系的边地族落之长。《周书·度邑解》云：

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征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

此“九牧”原本当是与商王朝盟好的边地大小土著族落，其倒向周国，率所部之师助周伐商，进入商郊见周武王。说明当时的国际关系中，舍名义而看重现实，实力的此消彼长，外交上的拉拢争夺和利害交易，以至兵戎反戈，时在摇摆变动中，介于大国和邦方之间的大小地方族落，在各种政治纠葛背景下，自不得不审时度势频频作出关乎自己存亡的决策调整和抉择。

归纳之，商王朝已有其“体国经野”的政治疆域经营意识，王畿区以商王邑为中心，王邑之外的近郊称东、南、西、北四“鄙”，再远外的区域称东、南、西、北四“奠”，“奠”即后来称作“甸服”或“畿甸”的“甸”之由来，本起自在商邑四周远外可控制范围安置服属国族的地带而得名。此三者构成了“王畿区”；自“奠”以远就泛称“四土”、“四方”，为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四土”外的边地四至又称“四戈”。如此而形成商代国家的政治疆域。

下面，试对上论商国疆域经纬作一图示勾勒：

第二节 居宅和邑聚

人类在适应、控制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进程中，最富有创造性意义的一项成就，是居宅房屋建筑的发明。人们通过建造居宅房屋，把自身很大一部分社会生活与大自然隔离开来，有效地提高了对付自然界风雨炎寒气候变化和野兽蛇虫侵害的能力。居宅房屋的蔽荫功能，既保障了人身的生存安全，也为消费生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说文》云：“宅，人所托凥（居）也”；《玉篇》云：“人之居舍曰宅。”人们的饮食宿息，婚姻家庭、生儿育女、交往言谈、崇尚追求，以至有些生产活动等等，很多是在居宅房屋的生活场所中展开的，居宅房屋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

一 史前的居宅

人类初始，不懂得建造居宅住屋，或利用岩荫和天然洞穴作为栖身之所，如史前人住过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江西万年仙人洞穴、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等等，地理分布南北皆见，是比较普遍的事象。也有过在树木之上栖息的，文献每有描述，如《庄子·盗跖》云：“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曰有巢氏。”大概最初只是直接缘树叉栖迟，后来才发展为“构木为巢”，利用树枝搭出了简单的树屋。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创造居住条件的工具之不断改进，地穴式、半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式、土台式、干兰式等建筑形式不一的居宅相继出现了，其造型变化也导入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迂回曲折的渐进过程。

居住条件演进轨迹的有关事象，古人早已有所揭示，如：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易·系辞下》）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礼记·礼运》、《孔子家语·问礼》）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墨子·节用中》）

民无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淮南子·主术训》）

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墨子·辞过》）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淮南子·论训》）

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淮南子·修务训》）

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吕氏春秋·召类》）

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岭外代答》）

古人不仅对史前居宅从地下上升到地上、从巢居到发明架空于地面的干兰式建筑诸发展进程，作有总体勾勒，而且也揭示了史前居宅多样性的事实，从中又可知，筑土构木、上栋下宇等特色，始终是我国建筑造型的主流。

史前居宅形式多样性的形态，是与自然环境的差异紧密相关的。黄河中上游的黄土地貌，具有土层单一、胶结紧密、粒度较细和垂直节理极为发育的结构，经流水侵蚀及其他地貌营力作用，造成了以塬、梁、峁为代表的沟深坡陡、沟壑纵横的景观。[90]这里的原始居民通常在沟壁横向打洞，筑成窑洞式穴居住宅。如甘肃宁县阳遗址[91]和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92]，均发现了四千年前的窑洞式居宅。甘肃镇原常山遗址还发现一种由门道、门洞、住室、顶盖四部分构成的地穴式住宅，门道和门洞是在黄土中挖成，住室呈袋状，打破地表，口小底大，再立柱敷设草泥顶，外观似一扁圆形土丘。[93]乃属于窑洞式穴居住宅的变异。

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雨量充沛，地下水位较高，比较流行干兰式居宅。[94]人们通常先在湿地上栽桩安柱，再在其上架大小地梁，铺上木板，再在上面立柱架梁，盖屋顶，以苇席之类为墙，筑成与地面架空的木构房屋。浙江河姆渡遗址即发现了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这种干兰式木构长屋建筑遗存三座，还采用了榫卯工艺。[95]

甘肃镇原常山史前窑洞式居址复原示意图（据《考古》83-5，张孝）

在华北沿海区和中原地区，居宅的演进基本表现为穴居住宅、地面筑室、土台建屋三个发展阶段。穴居住宅以挖入地下的竖穴土坑作为居住空间，以坑壁作为墙体的一部或全部，顶盖有木架结构，据穴坑的深浅又可分为地穴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从考古发现资料看，半地穴式住宅远比地穴式住宅多得多，更具有普遍性，出现的时代可早到八千年以前。大体说来，半地穴式住宅由圆形向方形转化，似乎更能反映出当时建筑技术经验的提高和深化。圆形半地穴式住宅面积一般都在十几平方米以内，方形半地穴式住宅面积往往有几十平方米，像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遗址等甚至发现有达百平方米上下的方形半地穴式住宅，可称之为五千年前这类住宅的杰作。居住空间容积的增大，木架空间结构的营造工艺水平的提高，墙体有了更大的荷重力，因此人们创造出了穹形顶、攒尖顶、一面坡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锥体顶等等，屋顶外观颇为多形多姿。

不过，原始居民选择何种形式的半地穴式住宅，固然与当时建筑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恐怕与某一地域的生活习俗和崇尚心理也是分不开的。陕西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发现50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地穴式住宅，绝大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只有一座为圆形[96]，仅占2％。时代晚得多的河南汤阴白营聚落遗址，在发现的63座龙山文化时期房址中，地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均有，但只有一座呈长方形，而圆形或椭圆形者占到98.41％。[97]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习尚不同，住宅的形式往往因之而异。社会生活中对住宅形式的择取，与住宅建筑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的宏观演进，并非一定是齐头并进的，一种代表新技术新工艺的形式的出现，不一定即是否定或断然扬弃前此的形式。

地面筑室的出现，比半地穴式住宅晚不了多久，两者在建筑工艺上虽有发展上的前后相承关系，但却始终是上古社会两种主要的住宅形式，并一直互相影响，互相补苴。具有代表性者，如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发现的一座半地穴式正方形大型房址，四周有回廊，总面积达516平方米，挖土方量约有1000立方米，主室面积有372平方米，可能是一座重檐四坡式方锥体顶的房屋，建筑程序大致为挖基坑、垫土夯打、置础、植木柱、夯筑墙体、搭建屋顶、地坪打磨处理等。[98]同一时期地面筑室的建筑程序基本一致。地面筑室，居住面已上升到地表，内部使用空间不再有赖挖入地下的竖穴，而是运用屋架的造型，扩大居住的空间实体。特别是承重的木骨泥墙，倾斜的屋盖，从此奠定了中国后世建筑木框架结构体系的基础。[99]如半坡遗址发现一栋面积达160平方米的大房子，平地起筑，具有“前堂后室”的内部空间布局。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发现240座房址，其中F901一座，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由主室、东西侧室、后室和房前附属建筑五大部分组成，仅主室的居住面积就有131平方米。房屋平地起建，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坐北朝南。沉重的大屋顶是靠室内大柱和周围附壁柱、室外柱以及架设于其上的梁架来支承，墙体只起荫闭作用。[100]另一栋大型木结构建筑F405，占地面积约270平方米，基槽坑深2米，再填12层夯土，平铺圆木作础，平地起筑，似为四坡顶两侧重檐式建筑，室外还建有散水檐廊。室内地坪坚硬平整，色泽光亮，呈青黑色。[101]这些大型地面式木构建筑，结构合理，建筑考究，具有“前堂后室”或“明暗套间”的格局，是史前房屋建筑上的杰作。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推拉式门，成为原始苇草树枝编门遮形制的一大进步。如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现南北两组三排仰韶文化晚期偏早至庙底沟时期平地起筑的分套间长屋，南边一组，间距皆20米左右，其中21号房址残长26米、进深7米，面阔8间，其北的34号长屋，面阔11间，建筑面积约有137平方米；北边一组，间距5米。房门均为侧向推拉式，有木质门框、门槛、门轨设施。[102]湖北枣阳鹿头镇雕龙碑遗址，发现20多座仰韶晚期房址，有的建筑相当考究，基槽用红烧土铺垫，主墙木骨用藤条或绳索捆扎，两面以红烧土块和草拌泥砌筑，表层再用草拌泥涂抹二三层，居室内墙表面则用稻谷拌泥涂抹，十字形隔墙支撑大跨度石灰质屋顶，既舒适又保温。地坪使用石灰质羼和料涂磨多层，十分平滑坚硬。特别是15号和19号大型多间式地面房屋基址，建筑面积分别达101.2平方米、110平方米，几乎每一单间各有独立的门和灶，相邻间的隔墙上还另开门道，形成里外套间，共发现14个推拉式房门，木质门框设置在出入口两侧的内壁，呈沟槽状，下框沟槽内侧筑有凸棱，高出居住面5-10厘米，与左右门框连成一体，起有门槛的作用，从屋门残留的炭化朽木看，是采用木质材料加工制成。大门有过道，两侧墙壁内竖立半圆木或方木柱以支撑屋檐或门楼，既美观又防雨水。[103]

大概在五千年前后，先民们又发明了土台式建筑。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发现12座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早期的房址，都是土台式建筑，台高0.3米左右，用黑灰土和黄黏土分层夯筑而成，然后在台基上挖槽立柱垛墙，室外四周培土敷石，以利散水和保护墙基。房屋基本呈方形，两面坡顶，面积10平方米上下。[104]河南洛阳吉利东杨村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时期土台式建筑，平面则呈椭圆形，直径2.9米，台高0.25米，用两层黄胶土夯填而成，上面又铺以料礓石，周边用草泥培根。[105]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晚期的大型夯土台基，南北宽约4.5米，东西至少长19米以上，土质纯净，是用紫、褐、黄、灰白色土层层铺垫而成，每层厚3-10厘米不等。[106]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的一座长宽各185米的龙山晚期方形古城址，城内亦有一座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台高0.72米，宽5.7米，残长15米多，面积与煤山夯土台基略约相等，足有85平方米以上，高台上是一栋面阔四间的排屋，还发明了土坯砖砌墙的建筑新工艺。[107]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前的日晒砖建材。[108]

史前居民在各自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结合本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变化，因地制宜，不断改善居住生活条件。《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晏子春秋·谏下》第十四篇追述中原地区居宅形态变迁时指出：“其不为巢者，以避风也，其不为窟穴者，以避湿也。”当居宅逐渐由地下升到地面，又向土台式演进中，原始先民在自然力量面前表现出了前赴后继的积极进取姿态。《墨子·辞过》云：“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正是对史前居宅演进促因的一种概括。

尽管史前居宅的形式多种多样，各地的建筑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未必同步，且有其不平衡性和反复性，但基本上不存在孤岛式的独立演进模式，特别是在木架结构的建筑体系形成方面，反映出了尤为明显的协调和共性。史前居宅的多元多姿，为夏商居住形态的变迁确立了牢固的基础。

二 度地制邑

夏商王朝度地立邑以治其民。《尚书》有《明居》一篇，已佚，据说为汤司空咎单制定，在于“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明居民之法”[109]，是讲按地域立邑治理国民，邑的规度构成中国上古国家统治具体实施的基本载体。

邑作为居民聚居体，在夏商具有普遍意义，邑脱胎于原始社会氏族共同体聚落或野蛮社会高级阶段城堡，但本质不能等同。从形式上看，人类社会生活基本表现为集群聚居，《吕氏春秋·恃君》云：“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利之出于君也，君道立也。”恐怕“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是邑与原始聚落的主要区别所在。《礼记·王制》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

《尉缭子·兵谈》云：

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

可见邑非自然形成，一般经过人为有意识规度。《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垧。”这类对邑的整体规模架构作的规范化表述，触及了“地邑民居”的人为性要素。《周礼·地官》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说明邦国都鄙与制邑的层级整合，是阶级社会产生和国家出现以后的产物。显然邑是一种具有行政建制单位性质的社会组织，计量或标示着一定的人与地相结合的社会结构，以其一定的框架构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一种单元实体。

夏代邑中居民有以“众”或“家众”[110]名之，商代邑中居民，甲骨文称为“邑人”（《合集》799），也有称“众”或“众人”等。夏商邑中居民通常以族氏组织相集群生活，大体由所谓“姓族”和“氏”两方面人组成。前者指同出一祖的包括若干宗族及各宗若干家族的父系外婚亲族集团，后者指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各阶层居民所组成的大小政治区域性集团。[111]族氏的核心组织是宗族或家族，其标志得名于世功官邑，有以世官世邑为族氏名号，有以居地为族氏名号，有以社会身份、等级、经济职能为族氏名号等等，然族氏的组织形式却往往是为非单纯血缘组织的政治地域性团群。可以说，族氏组织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后由氏族公社组织推演而来，新的社会形态又使族氏内部及族氏互相之间在发生的剧烈分化过程中保留了宗族或家族的外观，但呈现形式却是宗族或家族间的统治和奴役。因此族氏组织也可视为一种阶级组织，本宗族或家族的成员之间，也存在着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族氏组织构成的社会学意义，决定了族氏具有封闭和开放的两重性，决定了族氏内向的重祖意识和不同性质的祭所的安排，也决定了其分层集群的经济生活居住原则及有关墓地葬俗的多元因素。夏商时代邑的类别及区划规度，正渗透着这类内涵。

（一）邑的类别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以宗庙先君神主之有无来区分邑或都，乃西周晚期以降出现的礼制“正名”现象，此前的夏商时代，邑是居民聚居点的通称，并无都与邑之类文字命名的性质划分。

如《帝王世纪》云：“禹自安邑都晋阳，至桀徙都安邑。”《今本竹书纪年》云：“（启）即位于夏邑。”《尚书·书序》云：“见于西邑夏。”《尚书·胤征》谓夏王仲康“酒荒于厥邑”。《左传》哀公元年记夏代少康失国，逃奔有虞，“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博物志》云：“古之纶，少康邑。”夏代王都称之“邑”，而一些只有数十来家的小聚落也同样以“邑”名之。《荀子·大略》云：“（禹）过十室之邑。”邑虽有规模大小、地缘政治等要素的层级之别，但无所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在殷墟甲骨文中，迄今没有发现“都”字，都邑乃至大小族邑通名之“邑”，“都”字最早见于西周晚期金文（如《尃钟》）。

王都或诸国之都，两周以来亦每每以“邑”称之。西周成王时《卿鼎》称成周洛都为“新邑”。厉王时《散氏盘》有“散邑”、“井邑”。春秋时《曾侯乙编钟》有“楚邑”、“申邑”、“晋邑”之称。《左传》桓公十一年称郧国伐楚所联合的随、绞、州、寥四国为“四邑”。《说文》谓“邑，国也”，是切合夏商周三代实际的。

凡“度地制邑”，甲骨文称之“乍”、“尃”、“立”，如：

贞乍大邑。（《合集》13513反）

乍邑于麓。（《合集》13505正）

王乍邑于牛鼎。（《合集》20275）

贞我邑。（《合集》13499）

甲申卜，我墉于西，多以人。

甲申卜，我墉于西。七月。（《缀合编》136）

……立众人……

……立邑墉商。（《殷缀》30+《合集》20324；林胜祥缀合）

乍犹言筑，“乍邑”可能指在已辟熟地上筑邑。“尃邑”，或谓是在草莱丛生的荒地筑邑[112]，但也可能是以玉奠基的筑邑仪式。“立邑”指攻位，测定邑的方位坐标。盘庚迁殷即曾“奠厥攸居，乃正厥位”[113]。周人营城雒邑，也曾“以庶殷攻位于雒”[114]。利用殷遗民攻筑成周洛邑。墉为城字的初形，《说文》：“墉，城垣也。”《诗·大雅·韩奕》：“实墉实壑”，毛传：“高其城，深其壑也。”甲骨文“我墉于西”、“立邑墉商”，墉用为动词，意谓测定邑的地理标位而攻筑城垣，这说明当初曾有过众人就位筑商邑城垣的工程动意的。

众人就位墉筑商邑（《殷缀》30）

商代不少邑当有城垣环濠之类的防御性设施。如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两座商代前期王邑，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垣曲的商代方国城邑，基本都是循“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内城外郭营筑模式。河南焦作府城村商代早期城址、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山西夏县东下冯商代城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则为“一城制”，仅筑大城而没有内城，规度上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安阳洹北商城，有迹象表明其城垣未全部筑起，但至少东垣部分墙体已筑高出当时地面0.3米，可证上引甲骨文“立邑墉商”确有其动作的。安阳洹南殷墟王邑，至今虽然也没有发现城垣，却知当时作为邑中主体框架的宫室区和宗庙，仍背托洹河弯道，配以人工挖掘深濠，构成封闭式防御屏障，别为一种变宜的“宫城”工程经营。

商代有的邑还有城垣门塾建制。甲骨文云：

于右邑塾，有雨。（《合集》30174）

塾为门塾，是门道两旁的建筑[115]，在此当指城门的门卫房。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南城门处即有这类“塾”的出入守备建设设施[116]，对了解商代城邑的门塾建制是个启示。不过在商代许多邑是没有城垣的，如河北藁城台西发现的商代诸侯邑，不见城垣之筑。特别是众多的小邑，恐怕大都没有城垣环濠，设防性能甚差，否则甲骨文中也就不至于屡有如：“……大方伐……鄙廿邑……”（《合集》6798）记几十个邑一下被敌方侵占抢掠的事件发生。

如同夏代一样，商代邑也有规模大小、地缘政治等要素的层级之别。甲骨文云：

方其敦大邑。（《合集》6783）

戊寅小邑示二屯，岳。（《合集》17574）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城址平面图

方指某方国，敦为敦伐，大邑受敌对方国的侵扰，可知是商王朝政治疆域内的边地重镇。小邑是分布于各地的小规模邑聚。在商代，大小邑簇集各地，甲骨文有二邑、三邑、四邑、十邑、廿邑、卅邑等等。[117]邑以群称，一小地域范围竟多达30个邑，反映了人口的增衍程度和邑聚的密度，然其邑应该属之中小规模者。

甲骨文有云：

……其多兹……十邑……而入执……鬲千……（《合集》28098）

鬲为人鬲，即人数，十邑鬲千，平均一邑为一百鬲（家），则至多算作中下之邑。文献有谓“十室之邑”（《荀子·大略》）、“三十家为邑”（《国语·齐语》）、“邑人三百户”（《易·讼九二》）、“千室之邑”（《论语·公冶长》），邑的规模大体以人口的众寡为准。凡群称的邑，大概都自有其命名的，甲骨文有云“魌、夜、方、相四邑”（《合集》6063），即十分难得地记下了群邑之名。

商代的邑，据其规模及性质可分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与其他中小族邑等四大类：

1.王邑

商代王都每每以邑名之，有称“大邑商”（《甲》2416）、“天邑商”（《英藏》2529），或直称“王邑”（《英藏》344）和“商邑”（《簋》）。

商代王邑今已发现四座，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前面曾就四都地理位置、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诸“人工生态”措施等，作过粗线勾勒。由于建都时间不同，都城建制、内部框架结构和平面区划形态，存在着若干差异，多少反映出都邑主要生活内涵和政治功能的演进系列。

商代前期王邑的偃师商城遗址，是成汤灭夏立都西亳所在，分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城垣，具有内城外郭的平面规划配置。外郭之建晚于内城，略呈不规整纵长方形，南北长1710余米，东西宽1240余米，周长约5330米，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墙基槽宽16-25米。[118]已发现至少有五座城门可供居民出入，北垣一座，东、西垣各二座，南垣不详，城门之间均有大道相通，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城区交通网络。内城先建，位于大城南半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城墙墙体宽约6-7米，经一段时间使用后，又进一步扩建，形成外郭城，内城的南墙、西墙与外郭城的南、西墙重合，东墙南段亦与外郭城的东墙南段重合，内外两侧的墙体均进行了加宽，又向北修长西墙和东墙北段，再增修北城墙，郭城外挖有城濠。城濠宽约20米，深达6米。[119]“宫城”呈正方形，置于内城中央，东西最长边为216米，南北为230米，宫墙底宽2米。两座“府库”性质的小城坐落在“宫城”左右两侧，均呈正方形，边长近200米。[120]偃师商城南部“宫城”是统治集团王族居住地，城北广地发现普通平民居址、作坊、墓地和水井群，有为数众多的窖穴灰坑、较密集的窑址，还出土冶铸的坩埚碎块。[121]若以城南多政治色彩和城北多经济功能言，此城规划实已开后世“前朝后市”的先河。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图

河南郑州商城内城外郭平面图（参考2004安阳，袁广阔）

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另一座王邑，始建于二里冈下层一期晚段，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122]，繁荣于二里冈上层一期，至二里冈上层二期仍继续延用。城址平面形制也是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郭城由南垣、西垣、北垣、城濠及东部大湖包围内城一周，东西长约4000米，南北宽约3000米，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内城与外郭间距600-1100米[123]，内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317万平方米，为偃师商城的1.67倍。北垣长1690米，西垣长1870米，东、南垣均为1700米，墙基宽约20-30米不等，20世纪70年代末尚存最高处达9米多，四垣共发现11处缺口，可能与城门有关。[124]目前发现的“外郭”夯土墙总长度已达6000米，郭城外的护城河宽达25米左右。[125]宫室区坐落在内城北部中央迤至东北部一带，有夯土宫墙与内城区隔开；内城南部为广地。内城外周围分布有许多聚居点，作坊区的分布颇具特色，如官方铸铜、制陶和制骨等主要经济坊址置于郭城南北方，而不影响城区环境净化的制骨作坊则置于宫室区附近。这样的经济布局与偃师商城稍为不同，表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强固，已没有必要把这些经济要素直置于城内安全保障地带。

安阳洹北商城是近些年新发现的商代中期王邑遗址，使用年代早于殷墟而晚于郑州商城，绝对年代距今约3300年以上。城垣平面呈方形，方向北偏东13度，现深埋于地表以下约2.6米，已探明东垣长2230米、西垣2200米、南垣2170米、北垣2150米，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在城内西北部花园庄及其相邻的三家庄、董王渡村一带，已先后发现大片夯土遗迹、铜器窖藏及墓葬。城区的南北中轴线南段为宫室区，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126]

商代后期殷墟王邑，早先阶段的范围，东西宽约3000米，南北长约4000米，面积约1200万平方米，武丁至祖甲时期，又向西向南扩大，面积增至约2400万平方米，到晚期帝乙帝辛时期，聚居点增多，范围进而扩大到3000万平方米。[127]殷墟王邑经营规模浩大，宫室宗庙区在今小屯村一带，在其周围2-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聚居点、工业作坊区、王室田庄、农田、大小族墓地和道路等。王陵区在宫室区西北方，隔洹水相望。宫室区东南方洹南后冈一带，又辟有高级权贵墓葬区。

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的显著不同，是殷墟王邑并未遵循“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内城外郭式或“一城制”建设模式，邑人居住形态呈现大小不一的聚居点与田野生态参差相系的“城乡结合型”框架特色，这恐怕与商代中后期王畿区的稳固和国力的鼎盛有直接关系，也可能因附近几里之外洹北已有一座商邑城垣，就没有必要再造一城。

商代王邑始终以宫室区、寝庙、王陵区或上层贵族墓地构成邑内主体框架，唯邑制的确立每以时势、世态、实用着眼，从而决定城郭的营建与否。随着王邑政治功能的强化，经济功能的上升，以及人口的日益增多，由内城外郭式、一城制至后期又出现了邑中有邑的“卫星城”式“众星拱月”格局。

2.方国邑

商代方国之都一般也以邑名之，如甲骨文金文有云：

（1）王族其敦夷方邑旧，左右其。（《屯南》2064）

（2）雀克入邑。（《合集》7076）

（3）其既入邑龙。（《合集》9733正）

（4）……卜，丙邑……呼……（《合集》4475）

（5）令邑并执。（《英藏》608正）

（6）邑。（鼎，《三代》2·2·4）

（7）利邑。（周原甲骨文H11：42）

（8）辛邑。（矛，《文物资料丛刊》3-第203页，图3）

（9）余征三邦方……令邑。（《合集》36530）

夷方邑旧、邑、邑龙、丙邑、邑并、邑、利邑、辛邑、令邑等，大抵为方国都邑。如邑龙当为龙方之都，他辞“贞勿呼妇伐龙方”（《合集》6585正）。丙邑为丙国之都邑，有学者统计，存世有铭的丙国铜器约有170余件，时代约自商代武丁至西周早期康昭之世，其立国至少前后有300余年。[128]邑并为并方之都，甲骨文有“并方”（《合集》6647正）。他辞有“贞并、伐方”（《合集》33042），亦称“方”（《合集》33061），故知并亦同为方国。山西石楼城关公社肖家塌曾出土并国铜戈[129]，并国可能就在这一带。[130]利邑即《商书》“西伯勘”或《路史·国名记》“黎氏故国”所在，《说文》“，殷诸侯国”，址在今山西长治西南。[131]辛邑矛出土于陕西渭南南堡村西周初墓葬，但辛国铜器晚商已见，山西灵石施介一座商墓，所出一件铜觯的器内底铸有“辛”字“徽识”[132]。

河南安阳洹北商城与殷墟保护区遗址分布示意图

甲骨文记商代方国约68多个，方伯名29个，有的一度服属商王朝，有的则世为敌国，然均与商王朝发生着各种名状的关系。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邑，基本分布在商王朝四土及外层周边地区，有的有城郭之筑，有的没有，但无不以宫室区和等次化居宅以及有关生活设施配置，构成邑内主要框架，唯建筑的规模格局大多抵不上商代王邑。

山西垣曲商代前期方国城址[133]，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东南西北四垣分别长390米、350米、395米、335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米。西垣偏北有缺口一个，可能是城门遗存。西垣和南垣外6-9米发现有平行的“外郭墙”，西垣外15-20米处又有一道长440米、宽6-10米、深7.5米的城濠。南垣内侧掘有一道平行的排水沟，已知长度74米。

山西垣曲商城平面示意图（参照《文物》97-12）

山西夏县东下冯商代方国城址，北部不明，目前仅知南垣总长440米，西垣南段残存140米，东垣南段残存52米，外侧有城濠。[134]

山西潞城县近又发现一座商周时期古城，周长3000余米，有两道城垣，亦与垣曲古城有相似点。据其“外郭城”有五个烽火台看[135]，军事防御性能甚突出，联系商代后期甲骨文中大量与西北方面方国交战的材料，该城可能为某一方国邑所在。

与垣曲商城二道城制相接近的，还有内蒙敖汉旗城子山古城，时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约当夏商之际。[136]该城建于当地最高山上，形制近方形，东西长85米、南北宽80米，东、西两垣南端各有一门，南垣内侧有形似“马面”的石砌建筑，东、南垣外亦有同于垣曲古城的“外郭墙”。不过区划布局自具特色，方城中央部位聚集着12座直径7-9米的石砌圆形房址；而在“郭城”之间则分布着30座石砌“方院”，面积160-450平方米不等，每座“方院”内又均有一至二座石砌圆形房址，直径5-9米。“方院”一般为三五座连在一起，各有门串通。“方院”周围是些小型圆形房址，直径均为5米，共37座。在附近几个山头、山坡上，还分布着八九处同一时期的小型遗址，形成众星拱月格局。

值得注意者，这类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筑山城，在内蒙发现颇多，仅分布于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者就达43座，一般建于靠近河道的险峻山岗阳坡上，城墙随山势建造，城区平面不规整，有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等，有的筑有二道城，有的在临陡壁深壑一面不再另筑城墙。面积小者数千平方米，大者达10万平方米，城内石筑房屋基址有达600座以上者，但多数城址的面积为1万至2万平方米。这些城址通以成组出现，同组城址相距甚近，其中必有一至二座较大者，而组与组间则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间隔。[137]可以想见，成组的城址已形成方国林立的表象，大城当为方国邑所在，附近小城是为下属所辖小邑。据邑的规模大小和邑内居宅优劣差异，显然乃基于“立君利群”的政治安排，其以血缘或血亲关系为纽带的族氏组织，大致保持了等级分层集群的聚居形式。

陕西境内的方国邑，城墙有土石结构者，既不同于北方的石城，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夯土城，如清涧李家崖发现的晚商城址，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面积约8.3万平方米，依地势起伏而筑其城，平面呈不规整长方形，南北临河，利用其百米崖壁为天然屏障，仅在东西两面筑城墙，城墙用一层石块，一层夯土，层层起筑，某些段面还筑成石块坡面。该城或以为是鬼方所在邑。[138]

湖北黄陂盘龙城[139]，商代前期某方国邑，总体区划形态有异于上述诸城，为内城外郭之制。内城为“宫城”，形制近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占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四垣中部各有一门，外环壕沟。宫城内东北部是人工堆筑高地，上建三座平行排列、面朝正南的土台式宫室建筑。宫前西侧地势低洼，原先可能是池沼景观。该宫城主要为保卫方国上层权贵宫室群体而筑，一般民室在此禁地内并无一席之地。但宫城周围104万平方米范围内，结合人地依存关系，有其全面规度。近年在“宫城”东北、北面及西面250-500米处断续发现了宽约有25米左右外郭夯土城垣，依盘龙湖汊弯曲多变的地形筑起。郭城南北、东西约各长800余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郭城东面湖岛被辟为上层贵族墓地，城南岗地为主要官方手工业作坊区，城西城北地带，分布着许多居民聚居点。

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参照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目前所知最大的方国邑，应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为蜀国早期都邑所在，平面呈长方形，东南西三面均有人工夯筑城墙，东垣残长1000米，南垣1800米，西垣残长600米，面积约220万平方米。城墙基槽宽40余米，采用分层平筑，局部在墙中心用土坯垒砌为芯以加大城墙力度，北界以宽逾千米的天然河道鸭子河作屏障，另有牧马河穿城而过，城内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饮四处台地，以及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祭坑和1986年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140]

商代方国中心所在邑，有的并无城垣。如北距广汉三星堆古城约40公里的成都十二桥遗址，是成都平原上某一方国贵族统治集团宫室建筑群体所在，面积约1.5万平方米。出土陶纺轮上文字，与所谓“巴蜀”文字不同，与殷墟甲骨文字系统相接近，还有甲骨占卜之俗，这里与中原地区应早有交往。宫室群是由形制不一的大中小型房屋组合而成，主体建筑为一座面积达1248平方米的大型“干兰式”房屋，带有廊庑，基础以设地梁打槽栽桩，榫卯起架，木板铺地，编竹夹墙，茅茨敷顶[141]，工程复杂宏大，堪称当地建筑史上的精华。

江西吴城商代城址地形平面示意图（参照《南方文物》03-3）

长江以南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方国都邑遗址，曾“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中心有一土城，面积61.3万平方米，城墙残高5-15米，基宽21米，顶宽8米左右，城外有宽达6米多的护城濠，南门、西门、北门、东北门、东门等五个城门的两侧，设有高出城垣的方形瞭望台。以城内分布的居住区房址、水井、道路、大面积制陶窑区、铸铜坊址和祭祀区，土城南关外正塘山墓葬区等构成邑内主体框架。从出土陶文看，与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出土铜器、石范等，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地方土著独特风格。中部一带祭祀区，发现一段长39米、宽1.2米左右的路面，由卵石、陶片羼杂筑成，上复一层三合土硬面，路面两侧残存对称有序的立柱洞，属一长廊式通道，与西北建筑基址和红土台座、红土台地相连，很可能属于宗庙祭祀建筑群及祭社地。[142]遗址西北坡地，是当时龙窑和其他类型制陶窑址所在。[143]遗址南部平民居住区，与城外墓地相属。[144]

商代方国之邑，区划规度多形多姿，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但有两大共同表征，一是方国上层统治集团日常生活和发号施令的宫室，多以形制不一的建筑群体相组合，与贵族墓地及其祀神祭祖之所一起，各个占据了邑中显要位置；二是邑内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为许多个族氏共同体，以聚居形式分层集群布列于邑内相应去处，各族氏组织的经济生活虽未必一致，却均有自己的公共墓地，由于其内部的阶级分化，居室的两分现象均十分明显。至于有城与无城，并不构成确定方国邑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3.诸侯臣属邑

甲骨文金文中有商代诸侯或臣属贵显一级的邑名，如：

（1）贞妣于唐邑。（《合集》20231）

（2）贞行以师眔邑。（《合集》8987）

（3）卤小臣其右邑。（《合集》5596）

（4）小臣邑。（，《三代》13·53·6）

（5）丁亥卜，在卫，邑典，有奏方豚，今秋王其……（《合集》28009）

（6）戌邑。（《怀》550）

（7）望乘邑。（《合集》7071）

（8）乙酉……好邑。（《合集》32761）

（9）卩尚以邑（《合集》77）

（10）右曰：卩……在邑南……（《合集》20962）

（11）壬戌卜，子梦见邑执父戊。（《合集》22065）

（12）方来入衣邑，今夕弗震王师。（《合集》36443）

（13）邑（《合集》13529）

（14）邑（《合集》7867）

（15）邑析（《合集》21864）

（16）遣邑（《屯南》130）

以上唐邑、邑、右邑、小臣邑、邑、戌邑、望乘邑、好邑、尚邑、邑南、见邑、衣邑、邑、邑、邑析、遣邑等，大抵为商王朝诸侯或臣属之邑。如唐邑，甲骨文有“侯唐”（《库》201）、“唐入十”（《乙》7206），知为诸侯“侯唐”的领邑。邑即右邑，甲骨文有“王令伯”（《合集》20078）、“令郭以族尹友”（《合集》5622），知乃伯及其宗族所在邑。邑，乃卫的属邑，卫属外服官，《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戌邑，他辞云：“方其至于戌师”（《屯南》728），戌亦指武官，知王朝武官也有领邑领地。望乘邑，望乘是商王武丁时著名军事将领。好邑、尚邑、见邑、衣邑，商王朝贵妇中有妇好、妇尚、妇见、妇衣。[145]殷代铜器有“亚衣父癸”觯（《三代》14·48·4），故此等邑或系贵妇之封邑，也可能是其出生族邑。

一般说来，诸侯或贵显臣属之邑，与商王朝关系远较方国邑密切得多。甲骨文云：

贞帝唐邑。（《合集》14208）

甲戌卜，在央贞，右邑今夕弗震。（《合集》36429）

甲寅卜，王曰贞，王其步自尚，又去自雨。在四月。（《合集》24398）

或记商王卜问上帝会否降灾唐邑，或卜问右邑会否发生内部事态，或卜问商王巡视尚邑时能否雨过天晴。凡此可见这类邑与王朝间的密切关系。

从考古遗址上直接确定商王朝的诸侯臣属邑，有时相当困难。异姓方国，也可能接受商王册封，以大邦商的“方国”名义，成为一方藩屏。地处西北方的姬姓周国，其王昌即曾接受商王纣所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146]。商国四土范围或更远的周边地区发现的贵族墓葬，每伴出青铜钺礼器，墓主生前不是方国君主，就是当地地位极高的贵族和军事首领，礼钺常有得自商王的直接授予，成为大邦商国承认其握有某方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147]但从地缘政治意义言，毕竟不能划归商国版图，至多属于商的与国。

所谓诸侯臣属邑，一般布列在王畿区及周近地区，其邑贵显人物也可能接受商王赐予的礼钺，或出任为王朝重臣，与王朝之间有着实质性的政治经济从属关系和社会人际交往关系。如殷墟妇好墓出有青铜礼钺四件，甲骨文中有“好邑”，邑的性质当为这位王妇的出生族邑或其领邑，无疑可定为诸侯臣属邑一类。目前能考察诸侯臣属邑区划形态的实例，有河南焦作府城村商代早期城址和河北藁城台西、河南柘城孟庄商代中期遗址等。

河南焦作府城村商代早期城址，北距太行山约15公里，南临沁河约20公里，地处夏商文化的交界地带，是商人控制范围的前冲，其西部及南部即进入晋南豫西夏人控制区。城址平面建制为方形，东垣长约280米，西垣长280米，宽4-8米，残高约2米；北垣长约284米，残高2-3米；基槽宽约15米，深0.9米。城内面积约7.8万平方米。城址西北拐角保存较好，呈圆角，底宽16米，顶宽9米，高2米。城内东北部发现大面积夯土基址四座，其中一号宫室基址平面为长方形，坐北朝南，南北长70米、东西宽约50米，面积3500平方米，分为前后两个院落，由前殿、正殿、北殿和东西配殿组成。前殿位于南院的南部，南北进深7.5米，与西配殿连为一体。西配殿长20米、宽7.75米。正殿位于南北两院之间，南北进深14.8米。北殿西北部有一个宽1米多的偏门，可以出入北院。[148]

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平面图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地近商国中心统治区范围，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以居宅、祭所、作坊、仓窖、土田、墓地、族众、隶仆包括卫士等，构成邑内主要社会生活内涵。据历年发掘，在2000多平方米区域内，已发现房址16座，灶21个，水井6口，灰坑234个，墓葬166座。[149]该遗址早先为一般居址，约在中商时期沦为墓地，后遭水淹，至殷墟早期又辟为商的诸侯邑。墓葬出有铜钺五件，内有一件铁刃铜钺，还发现两秉分别为39厘米和48厘米长的大玉戈。遗址北约18公里磁河南岸的藁城前西关，是一处殷墟中期重要遗址，两者有其连续性，后者出带有“守”字徽识的铜鼎、壶、爵，“守”字徽识，亦见于殷墟第1001号王陵和武官大墓所出铜器上，此外小屯YH266墓陶文字有“妇守”[150]。可见，该诸侯邑与商王朝有长期至密的政治过从关系，其上层贵族成员有为商王重臣或贵妇。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大型宅落基址布局复原图（据《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从台西遗址经济状况看，出土遗物反映的玉石、蚌、牙、竹木、漆器、纺织、制陶、冶铸、黄金、酿酒等工业生产相当发达，成为与农业生产相分立的经济单元。邑内的居民成分，大体为族氏共同体，但据公共墓地发现情况分析，有12座殉人，约占总墓数7.2％，有54座殉狗，占32.5％；凡同殉人狗墓，大多伴出铜、漆、玉器等大量随葬品，棺椁有朱漆黑彩者；但多数墓只有一至二件陶器，甚或一无所有。是知邑内有权势极重的少数高层权贵，有一批中层贵族，更多的是中下层平民，包括手工业者以及地位卑下的奴隶。

占据台西遗址中心位置者，是一组大型宅落，占地面积达1400平方米以上，由七座大小形制不一的房屋（即编号为F1-6、F12）组合而成，均为地面式硬山顶或平顶建筑，房屋之间有狭道相通。东西向和南北向房屋有机搭配，形成三片庭院，中心主体建筑为曲尺形，其南部构成东、西两片三合院，东院约200平方米，西院约100平方米；其北部构成一片四合院，北院面积约100平方米。七座房屋中的四座是双连室，有的还带明暗套间，面积25-49平方米不等；二座为单室，面积分别为6.8平方米和11平方米，室内有土台、壁龛、风窗之类，坐落在这组宅落的东北和西南两侧，门道均东向，成为西、东两院的两个配房；中央的一座曲尺形主体建筑，面分六间，面积近150平方米，墙体高3.38米，有风窗，曾用一青年女性人头奠基。整个宅落组合有序，主次分明，有大小庭院、水井、储藏窖，包括垃圾坑的卫生配套设施，房屋的性质用途也有细分。主体建筑居中一间，门向南开，门道前有凸出的门楼式建筑，室内有土台，其屋梁、门道、檐下悬挂人头四个，这里很可能是邑内权贵处理要务之处，旁边的五间侧室偏室，似为居住、宴燕之所。北院西侧有宗教色彩浓厚的先祖祭所。分布在三片庭院的其他一些双室建筑，可能是贵族家支成员所居。至于两座单室配房，据位置所在，可能为近侍或卫士之所。在大型宅落的最北部，还有酿酒作坊。

由此可见，本处诸侯臣属邑，区划规度与商代分层集群的居住常式相一致，贵族宅落房屋成群，配以小型化祀神祭鬼之所，聚集于邑内中心位置，明显近于商代王邑宫室群体格局模式的一种缩小型。周围紧紧依附的民居，以及公共墓地中贵族墓和平民墓并存，说明邑中基本社会组织，仍维持了族氏生活共同体，唯因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对立，原族尹家室早已上升为邑内主宰，并相应成为商王朝地方一级行政单位。

河南商丘地区柘城孟庄商代前期遗址[151]，也是商国中心统治区内一处重要诸侯臣属邑所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280米、东西长110米，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邑内包括大型夯土台基、平民生活区、制陶工场、冶铸作坊、墓地等，出土大量制陶、制骨和冶铸生产工具，许多农业生产工具，还有渔猎工具和大量渔猎食物残余，表明本邑以内向型经济为主体，邑组织结构和邑的区划规度安排，大致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展开的。

柘城孟庄遗址的东南部发现两处夯土台基址和异常密集的灰坑；北部也有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址，台基已残，估计面积达336平方米，用一青年女性奠基。推知邑内贵族统治集团组织内部，似分为若干个级次，分居邑中不同位置。紧邻北部夯土台基之南，是邑内的制陶工场和墓地，在1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陶窑一座，窑前圆形半地穴式房址一座，堆放燃料的土坑或其他窖穴16个，墓葬七座。房址面积约8平方米，有灶坑，可能是制陶工头或技工家室所居。周围墓葬，大多无随葬品，但有一墓，埋着一位约35岁的女性，身上洒红朱砂，填土中有许多有意打碎后放入的陶器，她生前身份可能是这处制陶工场的工头或技工。另外在一些废窖穴内弃置有身首分离的成人骨骸，以及一些被捆缚活埋者，当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或奴隶。不过这批人虽有高低之分，却都同埋一地，可见与这片窑场一样，均隶属邑内贵族统治集团。

应指出，孟庄遗址平民居住区位于遗址南部，族组织聚居点内分布的窖穴，有的同出农、渔、制骨生产工具，有的农、铸铜生产工具、卜骨同出，有的单出农业生产工具，说明族内经济生活主体是农业，辅以渔猎生产，个别务农家庭，间也从事一些如制骨之类的小手工业生产。紧挨上述第一类居室之北，发现冶铸铜器作坊一座。这种投资大、技术环节多、知识密集型的青铜工业，当通由族内上层平民大家庭主持。从冶铸作坊附近出土的、爵内模看，都属贵族用品，而第一类居室根本不出这类用器，故其产品当直接归邑内贵显阶层所有。

从上述台西和孟庄两处商代遗址可见，商国的诸侯臣属邑，居民主体是族氏组织，实行分层集群的聚族居住制，但经济形态有所不同。台西遗址反映的是贵族家支直接统领本族平民和奴隶，从事邑内农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孟庄遗址恐不止一个族氏组织，贵族统治阶层又分若干级次，直接或间接治理邑内各族群，族体内部的贫富两分现象也十分明显，邑内经济生活支柱主要有赖于各族组织体。邑的结构规模不同，区划规度也是有其差异的。

4.其他中小族邑

商代各地还有众多的中小族邑，通常也是以邑名之，有王朝下辖的邑，亦有诸侯臣属邑下领的中小邑，以及方国下属的邑。

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商王朝直接下辖的族邑，如：

（1）王其乍于旅□邑□其受……（《合集》30267）

（2）贞曰：以厥邑。（《合集》8986反）

（3）贞燎于西邑。（《合集》6156）

（4）癸酉卜，贞文邑［受］禾。（《合集》33243）

（5）于立，王弗悔，又。

于立，王弗悔，又。

于立，王弗悔，又。

于家邑立，王弗悔，又。（《美国》490、《瑞典》附10）

（6）乍邑于麓。

己亥卜，内，贞王侑石在麓北东，乍邑于之。（《合集》13505）

（7）左其敦柳邑。（《合集》36526）

（8）贞呼比奠，取、鄙三邑。（《合集》7074）

（9）云奠河邑。（《英藏》2525）

（10）邑云（殷西出土鼎铭，《殷墟青铜器》图七七之15）

以上旅□邑、厥邑、西邑、文邑、家邑、麓邑、柳邑、鄙三邑、邑、邑、云奠河邑、邑云等，应是“王畿区”内的王朝所辖邑。其中（5）同卜卜辞四条，“于立”、“于立”、“于立”的“于”字下均省略了“家邑”二字，为“于家邑某立”的省辞，中间一字皆族氏人名，“立”读如位，有禄位任官之义，大意是商王反复从家邑几位人选中挑选出入征伐的武官。另外“邑云”则见于殷墟西区族墓地出土铜器，甲骨文有“贞刍于云”（《合集》11407），故推测殷墟王邑范围内宫室宗庙区附近部分地点，当时分布着以族氏组织为主体的众多小族邑。

商王朝的诸侯臣属所领有的下属族邑，大抵分布在“四土”范围内。甲骨文云：

呼比臣沚有卅邑。（《合集》707）

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合集》6057）

……告曰：方征于我……三邑。（《合集》6066）

臿告曰：……魌、夜、方、相四邑。（《合集》6063）

……大方伐……鄙廿邑……（《合集》6798）

甲寅卜，方弗邑。（《合集》20495）

其邑有戎。

邑亡戎。（《甲释》补1，图版212；《合集》22425）

癸酉卜，，贞令多奠依尔（迩）墉。（《合集》6943）

“我东鄙”，似可理解为诸侯臣属邑外的农野。“臣沚有卅邑”、“鄙廿邑”等等，“邑”以群称，规模不会太大，最易受到敌对方国的侵扰，故常常会发生“有戎”的非常情况，其际诸侯臣属往往急急向商王朝报告。这类群邑也成了诸侯臣属邑的军事前冲，多少发挥着捍卫王朝“四土”的作用。但因安全防御设施差，有时商王会令其就依于迩近的城垣以得到保护。群邑的人地结合关系明显，“邑人”一般都保持着牢固的族氏结构纽带，其所呈现的聚族而居的自然形态，不少是从原始聚落直接发展而来的，经商代大小统治阶级的政治规度，从而构成了当时社会最基层实体或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单元。

法国季梅博物馆藏有殷墟出土一残龟腹甲，辞云：

甲寅卜，贞令左子眔邑子眔师般受禽［佑］。十一月。（《法》CFS16）

“邑子”应是这类群邑内的某族尹，同时又是商王朝政权系统中基层行政单位的低级下吏，相当《周礼》“掌比其邑（人口）之众寡”的“里宰”。“左子”疑指某宗族组织的宗子，可能为朝中显臣或高级武官（如师般、沚、一类人物）设于其领地掌管群邑事宜的中级官员，朝中显臣或高级武官是邑子、左子的直属上级，然邑子、左子、师般三者皆得受统于商王，商王可对他们直接发布命令，他们应率其群邑为王朝尽一定的军事、经济等义务。可见这类群邑的所有权乃在商王国，这揭示了当时王权政治的驾驭力度和族氏组织间错综复杂多层次的统治或隶役关系。

族邑之长“左子”与“邑子”（《法》CFS16）

商代的方国，也有其“经济生物圈”或政治势力范围圈，其鄙地也各自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族邑，甲骨文中有所揭示：

（1）贞勿令师般取［卅邑］于彭龙。（《摭续》147）

（2）……［令师般］取卅邑［于］彭龙。（《合集》7073）

（3）……［令师］般［取卅邑于］彭龙。（《合集》14775）

这是一事三卜之例，残辞互补，记商王武丁命令师般夺取彭龙的30个邑。彭龙可能即《国语·郑语》说的“大彭、豕韦为商伯”的大彭国，后“商灭之矣”，位于殷东南，约当今江苏徐州铜山县一带。30个邑应是彭国下辖邑聚，说明当时的彭国至少形成了二级行政网络。商代方国邑的周围鄙地，分布着众多的小邑聚，在领属关系方面，与商王朝诸侯臣属邑外鄙地所分布的群邑，有共通点。如：

□巳卜，其刖四邦卢□，邑子示。（《屯南》2510）

示者，视也，受儆示、戒视之义。此“邑子”疑指受统于敌邦卢国的小族邑之族尹，商王对卢伯施刖刑时，以儆效尤，邑子同样受连累。这间接揭示了方国所持有的大邑与鄙地群体中小族邑的二级行政统治网络。

考古发现的商代为数众多的中小族邑遗址，大都揭示出居民组织属同一族体或家族，贫富不均现象不甚明显。

北京昌平张营商代遗址，在2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葫芦形带灶坑的6平方米上下的半地穴式居宅，出有石制、铜制农、渔、猎生产工具。[152]湖南岳阳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面积256平方米，居址附近发现陶窑七座，料坑四个，附近200米处又有一片墓地，有多人合葬墓。[153]可见，商代为数众多的小族邑，有其自给自足的群体经济生产手段，保持着各自固有的居住方式和生活习俗，包括葬俗，显然邑中居民组织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族体或家族，当然也不排除外来的收养者。

河北邢台曹演庄、河南孟县西后津两处商代族邑遗址，各发现三座房址，也仅为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棚屋。[154]在这些邑聚中，族体或家族组织的血缘纽带仍起着内聚作用，人们长期共居一地，平等相处，靠群体间的协作从事生产活动，无上下悬殊差别，生活贫困落后，个体家庭虽是一个生活单元，有时也能单独进行某些生产活动，唯经济能力毕竟不能从族体家族组织中独立分离出去。

商代族邑规模一般均甚小，以小型居宅、周围土田生物圈、公共墓地或有一些小型手工作坊、邑人等构成邑聚生活内涵，区划简单，大致保持了由来已久的格局，邑聚人口数量有多有少，决定了邑聚相应的小中有别之异，但安全防御性能均极差，最易遭受外敌侵害，故恐怕每每不得不依附周近强大军事政治势力。

（二）邑的“度居”形态

夏商存在着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以及各自领属的小族邑等四类不同性质的邑，诸邑人口规模不一，性质类别不同，筑邑形制有差异，特别是前三类邑，除了生态环境的选择，土质地力、地势地貌、气候水文、矿产物产资源等多重经济因素的利用，及交通与安全防范的考虑外，其规划建制方面，往往有一些共同性要素。

1.组合有序的宫室建筑和宅落群

夏商邑的规划建置中，作为上层统治集团日常生活和发号施令之所，每称宫室，多以主次相间、大小有序的建筑群体的有机组合，占据邑中显要位置。

《世本·作篇》云：“禹作宫室。”《论语·泰伯》云：“（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越绝书》云：“禹穴之时，……治为宫室。”《穆天子传》云：“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于启室。”《史记·龟策列传》云：“桀为瓦室。”《晏子春秋·谏下》云：“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琼室玉门。”《竹书纪年》云：“夏桀作倾宫瑶台。”均用“宫室”命名夏代贵族统治阶级日常生活或治事朝堂。

商代也是如此。《六韬》云：“殷君善宫室。”《庄子·知北游》云：“汤武之室。”《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竹书纪年》云：“纣作琼室，立玉门。”《文选·东京赋》云：“殷辛之琼室。”《晏子春秋·谏下》云：“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顷宫灵台。”

宫室或又称大室、世室。《竹书纪年》云：“夏后有事于太室。”《梁传》文公十三年云：“大室犹世室也。”《考工记·匠人》云：“夏后氏世室”，郑氏注：“世室者，宗庙也。”“大（太）室”、“世室”又称“重屋”或“明堂”。戴震《明堂考》云：“王者而后有明堂，其制盖起于古远，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应，异名同实。”《考工记·匠人》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尺，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郑玄注：“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大寝也。”又云：“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复笮也。”所谓重屋在建筑学上是指四面坡屋顶带两重防雨房檐形制的建筑物。《礼记·月令》云：“天子居明堂。”《礼记·明堂位》云：“朝诸侯于明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指出，“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三辅黄图》卷五《明堂》云：“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戴震亦谓“明堂在国之阳，祀五帝、听朔、会同诸侯，大政在焉”。阮元《经室初集》卷三《明堂论》云：“粤惟上古水土荒沉，穴犹在，政教朴略，宫室未兴，神农氏作始为帝宫，上圆下方，重盖以茅，外环以水，足以御寒暑，待风雨，实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祭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飨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宫室”、“世室”、“大（太）室”、“重屋”、“明堂”、“瓦室”、“琼室玉门”之类的称名，在指属夏商贵族统治阶级日常生活、治事或祀典朝堂的同时，又揭示出有关建筑群的形体组合、规模性质及建材档次。

建筑的形体概念，在中国上古时代还有称为“个”的，如《礼记·月令》云：“天子居玄堂左个”，郑氏注：“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吕氏春秋·孟春纪》云：“天子居青阳右个”，高诱注：“青阳，明堂也，中方外圆，通达四出，各有左右旁，谓之个。”阮元《经室续集》卷一《明堂图说》云：“个之义奈何？案个与介同，古经子中每通用。《初学记》引《月令》，个即作介。个介相同，即是一堂两旁夹室之义也。《考工记》梓人为侯，侯有上两个，下两个，亦皆具旁夹之形，即庙寝之东西厢、东西夹也。”黄盛璋先生认为，史前遗址恒见“个”的契刻形符，“个”是原始房屋的象形，“∧”似屋顶，“〡”表立柱。[155]然“个”虽是居室的组合单元，但在夏商时期，贵族统治阶级房屋建筑的形体概念，主要还是用宫室相称。《尔雅》、《说文》均以宫、室互训。宫与室，包含了建筑学上形体与空间两大概念。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中晚期城址，小城内南部是贵族居址，分为两区，东区为上层贵族集团日常生活和发号施令的宫室群所在，占地面积达6.7万平方米，已钻探出多座夯土建筑基址群，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面积大者达300平方米。西区则为下层贵族居址，占地面积达1.6万平方米，建筑较为密集。靠近贵族居住区的大城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仓储区，面积近1万平方米，有密集的窖穴及守护的哨棚设施。[156]其营国筑邑建置已显示出整体规划的特色。

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邑遗址，前期面积约146万平方米，后期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中部发现二纵二横主干大道四条，道路之间是宫城所在，东垣残长330多米，发现城门两处；北垣残长约250米，南垣残长120余米，西垣残长150余米。复原长度东、西垣分别为378米、359米，南、北垣分别为295米、292米，占地面积近10.8万平方米，宫城建于三期，四期又有扩大，如宫城外南部又新筑了一道夯土墙，已探明长度超过200米。[157]宫城内外先后发现有30余座大小不同的夯土建筑基址，形制分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大的长、宽各约100米，小的长、宽约20米至50米不等。[158]保存较好者七座，其中属于三期的一号宫室基址是一座大型夯上台基，整体略呈方形，仅东北部凹进一块，东西宽约110米、南北长107米，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面积9585平方米[159]，由正殿、中庭、门塾、门道、廊庑组成一个完整宫室单位。正殿坐北朝南，与南部大门和东、西两塾遥相对应，中部是一块约5000平方米的庭院，四周环以封闭式的廊庑建筑。正殿建在一座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高3米的长方高台上，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数开间形式，可能已采用大叉手（人字木）支承檩、椽的建筑法，屋顶似为四坡重檐式；南面门塾有三条门道，正对南面约30米处的七号夯土基址。距一号宫室基址东北方150米处的二号基址，是一组由陵墓、墓前大殿、中庭、门塾、东北西三面廊庑、南面复廊组成的封闭式建筑群体。[160]叠压在二号基址之下还有属于二期的若干座大型基址群，其中三号和五号基址，东西并列，平地起建，结构复杂，如三号建筑的主体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组成，基址长150米、宽50米，规模庞大，超过一、二号基址面积，中院主殿坐北朝南，有前廊而无后廊，院内有石砌渗水井。两座宫室之间有宽约3米的通道相连，路土下还发现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161]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平面图（采自《考古》2004-11，许宏等）

二里头遗址一号宫室基址，类似上举文献说的“夏后氏世室”，以空间实体论，可称大室；以南面而尊论，或可称明堂。比如说，一号宫室坐北朝南，面南为尊，正殿面开八间，进深三间，宜于王者居住、治事、宴飨或举行祀典；正殿前大面积庭院，可聚集万人以上，适合颁政布令；南大门三条门道的门塾设施，可供武装卫士守卫之用，反映了当时的门塾守卫之制。这类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工程浩大而规模壮观的宫室建筑群体，无疑属于夏代最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日常生活的禁内和施政的中心所在。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室基址平面图

据《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又云：“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关于王宫三朝五门还是三朝三门之辨，历来众说纷纭。《朱熹文集》卷第六十九《天子之礼》云：“何谓三朝五门？曰：王宫之外门，一曰皐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其朝在雉门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门之外者曰治朝，路寝之廷曰内朝。”但《戴东原集》卷二《三朝三门考》则云：“天子诸侯皆三朝，则天子诸侯皆三门欤？礼说曰：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诸侯三门：皋、应、路。失其传也。天子之宫有皋门、有应门、有路门。路门一曰虎门，一曰毕门，不闻天子库门、雉门也。诸侯之宫有库门、有雉门、有路门，不闻诸侯皋门、应门也。皋门，天子之外门；库门，诸侯之外门。应门，天子之中门；雉门，诸侯之中门。异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诸侯三朝，天子三门，诸侯三门，其数同，君国之事侔体合也，朝与门无虚设也。”饶有兴味的是，二里头遗址一号宫室正殿八间、中庭及南大门三条门道的建制，与戴震说的“天子之宫三朝三门”颇映合。

商代前期王邑的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建制为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正方形的宫城居于内城偏中，占地约4.5万平方米，约占去城区总面积190万平方米的2.37％。“宫城”内设施分布，由南而北依次为宫室区、祭祀区和王家池苑区。宫室区经过多次扩建，十余座大型夯土基址群，坐北朝南，呈东西两区布局，分置在“宫城”中轴线左右两侧[162]，皆以正殿、中庭、庑室、门塾、门道等构成每座宫室建筑的基本格局特色，并已开后世宫、庙东西分置及前朝后寝制度的滥觞。其中一号宫室基址属于西区二号宫室的“东厨”，横跨东西两区宫室基址的中轴线要位。二号基址主殿东西长90多米，南北宽11米，其西厢是一楼阁式的高床建筑，设楼梯上下出入，其东厢分别有通道通向前面的三号宫室院落及东面宫室区。应注意者，东区东北部的四号基址，位于祭祀东偏，独立成一体，使用时间较长，历经第一期到第三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1米，南北宽32米，总面积达1632平方米左右，包括有北部正殿、东庑、南门、西侧门等建筑，构成有机组合整体，中间形成一封闭式庭院，面积有575平方米[163]，类似《考工记》说的“匠人营国……左祖右社”之“左祖”。东区南部五号宫室建筑形制大体与四号巷址更相似，但其内方形庭院面积更宽大，达650平方米。[164]宫室形制除台基式外，还有宫室的建材与建筑技术也别具匠意，如宫室的外墙一般采用夯土墙体，以加强建筑物的承重力和坚固性；内墙体则采用木骨泥墙，工序通常是挖坑立柱，扎成篱笆墙，附上苇束，外敷草泥，再反复多次刷成白灰墙皮。而宫室建筑的横梁与立柱交接处还有用绳索束扎的。其立柱除原木柱外，还有细加工的方柱。立柱与墙体的结合有不暴露的暗柱及半暴露在外的半明柱。越过宫室区北部祭祀区，再北就是当时人工挖掘的王家池苑，水面达2000多平方米，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1.5米，周围用大小不等的自然石块砌成缓坡状，池中还发现当时王室成员游戏渔乐而遗落的汉白玉网坠捕鱼具。池苑西端有石筑引水渠，东端有石筑排水渠蜿蜒穿城而出，与城外护城河、自然湖河等相通，形成一颇具特色的城区循环水系。[165]

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平面图（据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

商代另一座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建制的王邑郑州商城，宫室区坐落在内城东北部一带，附近发现一道北偏东走向的夯土墙，宽6.8米左右，残高2米，已探明长度110米[166]，把宫室区与城区隔开形成“宫城”，范围约50万余平方米，为内城总面积317万平方米的约15.78％。宫室区由60多处夯土基址建筑组成，土台一般高1-2米，面积小者百余平方米，大者达2000多平方米。夯土基址都以成组分布，已知至少有四组：

其一，东里路东段南侧一组，约有十座基址组成，是郑州商城宫室区建筑最集中的地点。[167]

其二，东里路东段北侧一组，约有七座基址，其中一座（C8G10）南北长约34米、东西宽约10余米，以35×37厘米的方形石头为柱础，地坪采用料礓石粉铺垫，质地坚硬，还出土了铜簪、玉簪等贵族头饰品。

其三，东里路西段南侧一组，至少有三座基址群，最大的一座（C8G15）东西长65米以上，南北宽13.6米，面积884平方米，为一座面阔九间的重檐带回廊式宫室，可能采用大叉手（人字木）支承檩、椽的建筑法，屋顶似属四坡重檐式。房基面上尚存在两排柱础槽。北面一排有27个柱础槽，皆为长方形，一般南北长1.5米，东西宽0.8米，现存深度约0.4-0.7米；南面一排的东段柱础槽（中段和西段被现代建筑所压）也为长方形，一般南北长1.2米，东西宽0.85米；槽内有深灰色的圆形木柱痕迹，柱径约为0.3-0.4米。木柱下面有石柱础，有的是红色砂岩，有的是青灰色河卵石，平面向上，但形状不甚规整，长、宽约0.3-0.5米、厚0.24米。柱与柱之间相距约2.1米，两排柱子之间相距9米。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一排柱础槽的外侧，还发现四个排列有序的较细的木柱痕迹，直径约0.15-0.2米，其下没有石柱础，应是擎檐柱的遗存。这座大型宫室修建的大致程序：先挖一个东西横长的大型房基槽，在房基槽内填土分层夯实，筑成一座夯土台基，然后在其上挖两排柱础槽，槽内放进柱础石，然后立木柱，把柱础槽填土夯实，使木柱固定。这两排木柱是起檐柱的作用。接着在两排檐柱的内侧修筑房子的木骨泥墙或夯土墙，最后再上梁架，修茅草屋顶，即文献所谓的“茅茨土阶”。根据C8G15号房基南北两排柱础槽外侧留有较宽的夯土台面以及北面一排柱础槽外侧尚有四个擎格遗存来看，可复原成“四阿重屋”式的建筑。这座宫殿可能与《考工记》中描写的“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的大型寝殿建筑形式相似。

河南偃师商城二号宫室基址西厢楼阁式高床建筑（据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复原透视图）

其四，城北路中段南侧一组，也是由若干基址组成，内一座（C8G16）南北长38.4米，东西宽31.2米，面积达1198平方米，夯土台基现存最厚处约为1.5米，夯层明显，每层厚约10-16厘米。房基面上发现三排距离很近且又相平行的圆形柱础槽，直径为0.95-1.35米，槽内中部灰色的圆木柱痕，直径为0.3-0.4米，柱础都是青白色的河卵石，平面向上，径长为0.34-0.45米。排与排柱础槽之间相距1.2-1.6米，同一排的柱础槽之间相距0.5-1.5米左右。柱础槽口大底小，槽壁斜直，石柱础平置于底部中间，其上木柱灰痕明显，为一座面阔多间的带宽回廊重檐高台式大型宫室。[168]建筑方法和C8G15宫室相似。

洹北商城宫室区，坐落在城内南北中轴线的南段，范围南北不少于500米，东西宽远在200米以上，占地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为城内总面积470万平方米的2.13％左右。经钻探表明，仅偏东一部就有3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群，形制都为东西向（东西长、南北宽），南北成排，方向皆13°左右，严整有序。其中至少有二座基址的南北纵向宽度超过19米，一座约14米，四座11米，三座在8-10米之间，十座为5米左右，二座的南北宽度在3米以下。基址普遍选用了土质上好的夯土，柱础直径一般都在0.35米以上，有的甚至达0.5米。已发掘的一号“回”字形大型宫室基址，位于宫室区东南部，东西长173米、南北宽85-91.5米，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座，面积达1.6万平方米，坐北朝南，由北部正中主殿与两旁的双面廊庑、东西配殿、中庭、南庑单面廊、门塾、门道构成。主殿与南部门塾遥相对应，中部是一块约1.4万平方米以上的封闭式庭院。主殿南北宽14.4米、东西长90米以上，墙体以双木柱为骨，用土坯垒砌或版筑，白灰墙壁，有的立柱采用三分之二暴露在外的半明柱形式。主殿面阔九间，每间宽7.6-8.4米、进深4.9-5.4米左右，均南开门，周围为3米宽的回廊，对应于九个通向中庭的踏阶。踏阶宽2米左右、斜面长3米，与中庭落差0.6米，结构别致，底部先竖铺原木三根，上面再用三至四根横木做成木质踏步，台阶的两侧还有木质支撑的顶棚。主殿两旁有30米长的双面廊庑与东西配殿连接（东配殿尚未发掘，情况不明）。配殿以土坯筑墙，宽13.6米，朝庭院方向的南北长度达68米，设有3个顶棚支护的土质踏阶。南庑西段总长65米，廊宽约3米。门塾建筑长38.5米、宽11米，有门道两条把门塾分成东、中、西三塾，三塾的台基边缘皆有贴边立柱。平行于一号宫室基址之北仅27米处的二号宫室基址，东西长90多米、南北宽约70米，面积近6300平方米，平面结构与一号基址相似。[169]

河南郑州商城C8G15宫室基址复原图（采自《郑州商城》）

洹北商城宫室区的平面布局，基本延续了偃师商城宫室区宫、庙东西分置及前朝后寝之制。一号宫室位于宫室区东南，性质接近戴震《考工记图》所云：“宗庙作宫于路寝之东”，相当所谓“左祖”，但其功用，当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的“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比如说，中间封闭式大庭面积达1.4万平方米以上，完全可以按《尚书·盘庚》描述的“曷震动万民以迁”，“王命众悉至于庭”进行拟想。一、二号宫室平面配置呈现“前朝后寝”意味，特别是居南的一号宫室，建筑营造仪式曾用大量人畜祭品（参见本章第三节之“夏商建筑仪式”），建筑规格极高，其主殿通向中庭为九个木构踏阶，主殿前廊与踏阶之间形成一宽3米、高0.6米的露台基面，相当甲骨文中的“庭阜”（《合集》10405正）；西配殿前与土质踏阶之间的露台基面，似相当甲骨文中所称的“阜辟”（《怀特》1391）或“阜西”（《合集》30284）。主殿至少九开间（东部情况尚不明），与《考工记》所谓“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的外朝九分制宫室建筑形制，似有渊源关系。其正殿九间、中庭及南大门三塾二门建制，与前述二里头遗址一号宫室正殿八间、中庭及南大门三条门道所反映的“王者之宫三朝三門”建制，似乎也有传承演绎轨迹。

河南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宫室基址平面图（据《考古》03-5）

主殿、西配殿及门塾两侧方坑均为祭祀坑（东部未清理）

殷墟王邑与前几座王邑建制不同，呈大小族邑拱卫“宫城”的“卫星城”式总体格局，宫室宗庙区坐落在遗址中部偏东南的今安阳小屯村一带高畅地，背托洹河弯道，副以人工挖掘深濠，濠宽7-21米，深约3-10米左右，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长约650米，北端与洹水沟通，南经今花园庄偏南，再东折通达洹水，构成“宫城”的封闭性安全防御屏障[170]，面积近70万平方米，占殷墟遗址总面积早晚期的5.83%-2.33％，约分别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宫室区面积的15.56倍、1.4倍和7倍。著名的甲、乙、丙三组53座夯土基址，组合复杂，主次有别，主体建筑居中，附属建筑左右对应，聚为宏大而作用功能各异的建筑群体。甲组15座，门向大多朝东或朝西，配置有左右对称的特点。乙组基址21座，组合有序，浑然一体，由南而北贯通6组庭院式建筑群，前后走距约200米，才直抵最北面的长方形朝堂式基址“乙五”。丙组17座，组合配置可概为“大五、小五、南五、二路”八字，“大五”指主体布局面貌，即中心为一座20×17米的土台，外围四隅各配置以一座方基；“小五”指中心土台上有五座呈形布列的小型基址；“南五”指中心土台南面有一座基址居中，东西两侧各分列两座长方形基址；“二路”指两座狭长形基址相狭峙，可能为长廊式建筑。[171]乙、丙两组基址与甲组基址自北而南簇集一地，既有区别，又形成有机联系整体。乙组基址东南约80多米处又发现一组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大型宫室建筑基址群，由3座长方形基址组成，长度为50-60米不等，进深均7.5米左右，呈凹形配列，缺口东向，面对洹水，主殿坐北朝南，面积达450平方米，中间的庭院面积达2100平方米，形成一自成一体的半封闭“三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体。[172]

殷墟王邑宫室建筑的形制和布列位置不同，性质功能当有所分。特别是甲组基址，有的铜础立柱，至为庄重华贵，似属商王室最高统治者居住、享飨和治事之所；有的当为附属官署或王室专属作坊；有的屋内有灶，似为近亲或僚属住所。乙组基址以最北的方形高台为建筑聚焦，附近密布祭祀坑，可能为宗庙朝堂建筑群。甲组基址位于乙组基址北部，具有“后寝”建筑群的配置功能。丙组基址大多有台无础，土台上残存有玉璧、人牲、兽牲、柴灰、燎牲、谷物、陶器、空坑等八种不同的祭祀遗迹，是一些不同的祭坛遗存。殷墟王邑宫室建筑形制的奢靡庄重与浩大气势，代表着商代后期首屈一指的国家级建筑层次。

河南安阳小屯甲乙丙基址分布示意图

夏商以来“治为宫室”，表明上层贵族集团的居所已将居住、祭祀、行政为一体，出现了多单元连间、多隔室空间分割、高层建筑及发挥着多重社会功能的大型宫室建筑组合群体，建筑向着华贵、奢侈、舒适和宏大壮观的规模发展。考古发现的夏商王邑的宫室宗庙建筑群体，组合复杂，主次有别，通常是主体建筑择中而立，坐北朝南，附属建筑前后左右对称照应，基本可以代表那一时期建筑的最高层次风格及建筑工艺的最高水准，已开后世宫、庙分立及前朝后寝制度的先河。

商代王邑的宫室建筑形制，就殷墟王邑来说，其宫室宗庙建筑基址大多为土台式，有长形、方形、凸形、凹形、曲尺形、圆墩形等等，在空间结构上，有单层排屋，也有双层楼屋。与此相对应，甲骨文金文中有名类繁多的建筑物称名，有宫、、、室、宗、升、旦、单、宀、宅、家、、亚、庭、寝、宣、、、学、、官（馆）、京、墉（郭）、塾、门、户、仓、、等二十多种建筑物名类，揭示了上层贵族集团宫室建筑群组合的繁复与建筑物性质用途的专门化与多样性趋势。

宫，甲骨文构形作、、、等，又有、，前者显然是建筑群的形体组合，后者乃本自四阿重屋式楼房之形。宫有“我宫”（《丙编》47）、“右宫”（《合集》30375）、“南宫”（《合集》30374）、“从宫”（《南明》749）、“天邑商公宫”（《合集》36541）、“天邑商皿宫”（《合集》36542）、“妣庚示宫”（《花东》490）等，宫均指为贵族统治者的享宴、祭祀、治事和居住之所。从妣庚神主之所可称宫，知当时宫、庙定名尚未有严格的区分。

室，是建筑的空间概念，在甲骨文金文中用为居住、治事、宴飨之所，有“大室”（《合集》30371）、“大室”（《戍嗣子鼎铭》）、“寝小室”（《青铜盂铭》[173]）、“后母大室”（《合集》30370）、“后室”（《佚存》843）、“（丽）室”（《合集》24945）、“文室”（《甲》2682）、“血室”（《合集》13562）、“中室”（《合集》27884）、“东室”（《合集》13556）、“南室”（《合集》806）、“祖丁西室”（《合集》30372）、“北室”（《花东》3）、“大甲室”（《林》2·1·3）、“祖丁室”（《合集》30396）、“妣庚室”（《花东》61）等。如“大室”，类似后世的“朝堂”；又如“大室”，有称“宗”（《戍嗣子鼎铭》）的建筑物配置，用为祭祀或藏主之所。他辞云：“今日王宅新室”（《安明》133＋237＋340）、“于新室奏”（《安明》1823＋《南明》683），新室既是统治者的房屋居宅，又是享飨之所。

宗，为祖先宗庙建筑群体或自然神祇的祭所。有“王宗”（《合集》13542）、“中宗”（《京津》1170）、“北宗”（《合集》38231）、“西宗”（《合集》36482）、“右宗”（《合集》28252）、“大宗”（《合集》34044）、“小宗”（《合集》34045）、“秦宗”（《合集》27315）、“宗”（《合集》30298）、“唐宗”（《合集》1339）、“河宗”（《合集》13532）、“宗”（《合集》30299）、“右宗”（《合集》30318）、“老宗”（《京人》763）、“旧宗”（《合集》30328）、“新宗”（《续存》1498）、“宗”（《屯南》287）、“亚宗”（《合集》30295）、“文武宗”（《合集》36149）、“祖乙宗”（《合集》33108）、“妣庚宗”（《合集》23372）、“宗”（《戍嗣子鼎铭》）等。

升，一释必，藏主之庙。有“武丁升”（《明》557）、“祖丁升”（《粹》267）、“父庚升”（《粹》323）、“父丁升”（《粹》330）等。

旦，陈梦家疑借为坛[174]，可能为人工夯筑圆墩形基址的高坛式建筑物。有“庭旦”（《屯南》60）、“南门旦”（《合集》34071）、“旦”（《合集》1074）、“毓祖丁旦”（《合集》27308）、“祖丁旦”（《合集》27309）、“父甲旦”（《合集》27446）等。

单，也，可能是利用自然高地在其上筑土修整成的祭所。单与旦的区别，单是自然而经修整的式祭所，旦是人工构筑的夯土坛。《尚书·金》：“为三坛同，为坛于南方，北面”，孙星衍疏引郑注《礼记·祭法》云：“封土曰坛，除地曰”，指出三坛同，意思说“既除地为，又加三坛其上”。除地即平整土地，封土则谓人工层层夯筑的祭坛，前者为，后者为坛。有“小单”（《合集》31683）、“东单”（《合集》36475）、“南单”（《合集》28116）、“西单”（《合集》9572）等。

宀，乃人字形顶的宅屋。有“东宀”（《京津》4345）、“兆宀”（《合集》13517）。

宅，为居室。有“我宅”（《乙》2256）、“兆宅”（《殷缀》295）、“洒宅”（《合集》14249）。

家，乃家室或宫室宗庙建筑之一部。有“王家”（《屯南》332）、“新家”（《合集》28001）、“亚家”（《合集》21224）、“上甲家”（《合集》13581）、“丁家”（《合集》3096）、“牛家”（《合集》6063）、“妣庚家”（《合集》19894）等。

，亦宗庙之属。有“西”（《合集》23340）、“庭”（《前》1·26·5）。

亚，可能为墓上享堂。有“父甲亚”（《文录》312）、“戊亚”（《明续》445）、“亚宗”（《合集》30295）等。

庭，乃宫室中有围墙封闭的露天庭院。有“盂庭”（《合集》31014）、“召庭”（《合集》37468）、“召大庭”（《四祀其卣铭》）、“大庭”（《合集》）、“小庭”（《诚》312）、“庭阜”（《合集》10405正）等。

寝，指寝室，亦有用为安置神主之寝庙。有“王寝”（《怀特》1595）、“大寝”（《骨文化》第65页）、“新寝”（《合集》13571）、“东寝”（《合集》13570）、“西寝”（《合集》34067）、“祖乙寝”（《屯南》1050）等。

（《丙编》47正），为宗庙建筑群之一部。《说文》云：“，养也，室之东北隅，食所居。”有“阜”（《京津》2825）。

宣，为室名。《说文》：“宣，天子宣室也。”有“南宣”（《掇》1·459）

，为宗庙建筑之侧室。有“王”（《邺三》40·4）、“文”（《甲》2684）、“大”（《合集》30386）、“小乙”（《宁》1·516）。

学，为学校。有“大学”（《屯南》60）、“右”（《合集》30518）、“右”（《屯南》662）。

，从宀从射，钟柏先生谓即后世榭字，台上架木起屋名之榭。[175]似为祭祀相关的行射礼之宫。《合集》39460刻绘有一幅一座重屋外两兽被矢射之图，此类建筑物殆即，相当于周代的“射宫”、“射庐”。有“”（《合集》27124）、“小”（《合集》27818）。

官，馆也，官方设立的馆舍，有的可能专门提供来宾饮食住宿和服务招待。有“公官”、“戍官”（《安明》2094）、“东官”（《花东》81）、“官”（《合集》34158）、“萑官”（《花东》351）、“官”（《花东》286）、“丁官”（《花东》384）等。

京，似指有木架支承的高床式建筑物。有“主京”、“京”（《屯南》100）、“义京”（《甲》3361）、“北京”（《佚存》374）、“京”（《合集》1138）、“凡京”（《安明》2475）、“企京”（《邺》3下45·13）、“芑京”（《屯南》108）、“京”（《合集》10921）等。

墉，一释郭，写作、，或用指城郭。从建筑学看，墉或郭是多个建筑物组合的形体概念，为望亭，或城垣堞楼组合之象形，或像城垣两亭相对，或像城墙上四垣之四亭，两两为对。有“我墉”（《南上》4·7）、“尃墉”（《合集》6943）、“雀墉”（《合集》13515）、“妇墉”（《合集》13516）等等。

，或释塞之初字，是人工构筑于高畅地的防守据点或军事要塞。有“王”（《宁沪》2·113）、“”（《合集》30275）、“下”（《合集》28231）、“盂”（《合集》30270）、“麓”（《合集》30268）等，指不同地望、不同性质的据塞和堡垒，一般与宫室建筑群无直接关系。

塾，为门卫房。《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176]有“庭门塾”（《合集》30284）、“右邑塾”（《合集》30174）、“塾圉”（《合集》5976）等。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商代门轴石

门，作双开门形。有“乙门”（《合集》12814）、“丁门”（《合集》13602）、“丁宗门”（《屯南》736）、“宗门”（《合集》32035）、“父甲宗门”、“父甲升门”（《屯南》2334）、“南门”（《合集》13607）、“尹门”（《乙》2530）、“三门”（《粹》73）、“入出门”（《安明》2098）、“尃门”（《合集》30286）、“正辟门”（《合集》21085）、“尃门”（《前》6·40·2）、“夜门”（《合集》13606）、“设门”（《续》5·8·5）、“宾门”（《合集》30282）、“庸门”（《南明》684）、“祖丁门”（《甲》2769）等细分。

户，为单开门之形。如上述门名中，有别称“丁宗户”（《怀特》1267）、“宗户”（《屯南》3185）、“南户”（《屯南》2044）、“尹户”（《乙》4810）、“三户”（《后下》36·3）、“庭西户”（《合集》27555）之类，殆特指单门。

仓，可能指地下粮窖，窖口有“∧”形攒尖顶式窝盖。有“西仓”（《屯南》3731）、“寻仓”（簋，《集成》3990）。

，像露天的谷堆之形，可能类似今北方农家有在麦场上作一圆形低土台，上堆麦秆麦壳，顶作一亭盖形，涂以泥土。有“南”（《合集》9641）、“”（《合集》5708正）、“”（《合集》20485）、“公”（《合集》27999）、“三”（《合集》583反）等。

甲骨金文中如此名类繁多的建筑物称名，揭示了上层贵族集团宫室建筑群有序的繁复组合与建筑物性质用途专门性与多样性的强化。当时建筑风貌和建筑工艺技术已相当高明。李济先生曾推测过殷商时期建筑状况，归纳为14个方面：（1）有高台；（2）有广大的地基之平台；（3）有以木板或版筑建墙壁，壁内加以装饰；（4）有大小木柱支持之屋架；（5）有人字形之屋顶，或木杠横排之平顶；（6）可能有双层楼阁之建筑；（7）有系统的沟渠制度；（8）有土堆或木搭之台阶；（9）有穴居；（10）有窖藏用的窦或方坑；（11）有带墓道之墓葬；（12）有正位、定向之准绳；（13）有沼泽、园囿之可能；（14）有城邑之设计。[177]这一阐述现在已得到了甲骨金文及地下考古发现的充分证实。

诸侯臣属或方国一级的邑，其贵族宅落或宫室，亦无不以错落有致的房屋相组合。如前文“诸侯臣属邑”节所述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贵族宅落由七座大小形制不一的房屋组成，有治事宴燕之所，有大小庭院、水井、储藏窖，有近侍卫之房的建筑群体，占地达1400平方米。山西垣曲商城城内中部偏东部有宫城，由一长方形宫墙相围，南北长约88米、东西宽约50米，宫城内宫室由两座大型夯上台基组成，坐北朝南，间距11.5米，自南向北构成两进院落，第一进宫室基址呈长方形，东西33.3米、南北11.7米，带回廊，面积约390平方米，第二进宫室基址大于第一进宫室基址。前后庭院的地面均用白料礓石经过铺垫处理，平坦坚硬又防水。[178]湖北黄陂盘龙城，宫城内东北部高地，上建前后三排坐北朝南的大型土台式宫室，构成前堂后寝格局，两侧还有配殿[179]，宫前西侧似为池沼景观。陕西清涧李家崖商代城邑内的主体建筑群，院内房子布局呈品形，面积达1000平方米。[180]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宫室区位于城中部，其中甲、乙两组宫室，由十余座房基组成，包括穿斗式或抬梁式榫卯结构厅堂、带屏墙的地面木构建筑，以及一些木骨泥墙房屋。[181]

湖北黄陂盘龙城宫室鸟瞰图（据2001，《盘龙城》）

不难看出，商代臣属诸侯或方国邑内的贵族统治者宅落或宫室，也无不以建筑的高规格和群体组合，占据邑内要位，其规模虽不及商王邑，但明显近于王邑宫室群体格局模式，而呈现为一种略逊于王邑国家级最高建筑层次的亚型。

2.“人神合一”的祭政设施

上古时代注重邑的“人神合一”，设置具有一定社会功能或政治功能的各类宗教性或礼仪性祭所，成为常制。凡邑的性质档次越高，有关“人神合一”的祭政设置也愈多，工程规模则愈浩繁。

《诗·大雅·崧高》云：

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毛传：“作城郭及寝庙，定其人神所居。”）

《墨子·明鬼下》云：

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社）。……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固）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

由“置宗庙、立位（社）”来看，可知上古时代王邑设置的祭所，最主要的有两类，一类是祖先宗庙，属于所谓内祭，即“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182]；另一类是立社。《淮南子·齐俗训》云：“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旧注：封土为社）。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树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殷人之礼，其社用石（以石为社主也）。周人之礼，其社用粟。”虞夏商周之社的设置，或为土台，或以树为标识，或以石主，或以粟，各不相同。后世邑亦立社，如《战国策·秦策》：“赌之二社之地”，高诱注：“邑皆有社，……二社即二邑。”社是土地崇拜的产物，属于所谓外祭，后世演为“郊社”礼。《礼记·仲尼燕居》有云：“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

《周礼·春官》云：“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考工记》也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左东右西，祖谓祖先宗庙，社谓社稷，即戴震《考工记图》说的“宗庙作宫于路寝之东，社稷设坛于路寝之西”。“左祖右社”指的就是“右社稷，左宗庙”，与《祭法》所谓“设庙祧坛尃而祭之”，庙尃是言宗庙，坛尃是言社稷，意义是相通的，均强调统治者在营建国邑时应使庙祧坛尃等各类国家级的祭祀场所制度化，在强化“作城郭及寝庙，定其人神所居”的同时，又充分利用社会俗信的积极因素，进行精神羁縻，提高王权政治的力度。

那么，夏商时代是否具有注重邑的“人神合一”一类要素呢？据《礼记·表记》云：“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讲夏统治者顺乎自然，事鬼敬神以配合国家的治理，殷商统治者强化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善于利用宗教信仰的内聚力，率民先事鬼神，而后人事。两者出发点略有不同，但均把事鬼神放在要位，重视鬼神崇拜系统及设置有关祭所，臻至“人神合一”的境界。

今据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知夏商时确有立宗庙以祭祖先，设专门祭地以祀社会崇信诸神。如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在宫城一号宫室基址东北约150米处的建于二期的三号夯土基址，长逾150米、宽约50米，由多重院落组成，地下敷设有考究的木构排水暗渠，又埋葬有成组的中型墓葬，其中一座编号为02VM3的长方形竖穴墓，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瓷器、海贝串饰等，墓主约30-35岁，身上放置一件绿松石粘嵌的大型龙形权杖器。三号基址后又改建为南北纵向排列的二号与四号夯土基址。[183]二号基址是一组由陵墓、墓前大殿、中庭、门塾、东北西三面廊庑、南面复廊组成的封闭式建筑群体，形制长方形，东西长约58米、南北宽约73米，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大墓被盗，从残留痕迹看，墓中所殉一狗放在一个红漆木匣中，可推知墓主生前地位极高。墓前大殿面阔三间，内部有门通三室，建在一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2米、高出当时庭院地面约0.2米的长方形夯土台上。[184]二号基址正前方10余米处，是四号大型单体夯土台基，由主殿、东西庑及庭院组成，主殿东西长36.4米、南北宽约12.6-13.1米，面积达460多平方米。南北边缘有成排的大柱础，正对二号南面复廊和南大门的北缘一排为双柱，外侧南缘一排为单柱，柱洞下均有础石，与二号基址相对应组合成一体。[185]正殿后居中的陵墓是这组建筑群的聚焦所在，与正殿、中庭、门塾自北而南呈中轴线摆开，具有后世陵寝制的雏形。墓前的正殿三室并联，类于《尔雅·释宫》所云：“室有东西厢曰庙。”《周礼·夏官·隶仆》郑玄注：“诗云：‘寝庙绎绎’，相连貌也。”蔡邕《独断》云：“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这组建筑正殿的中室，似为庙，可能用于供奉墓主及先王神主，举行祭祖之所；东西两室似为寝，大概是放置祖先衣冠、生活用具和供物之所。这样的一庙二寝制，与后世所谓“前曰庙，后曰寝”的建制，是有渊源关系的。宫城北还有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的祭祀区，建有圆形地面式建筑和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看来，夏代都邑的规度，有宫室，又有寝庙，也已注重事鬼敬神，“定其人神所居”，与后世建国之神位，“左宗庙”，当有内在的传承要素。

湖北黄陂盘龙城F1宫室复原剖面图（据2001，《盘龙城》）

湖北黄陂盘龙城F2宫室复原剖面图（据2001，《盘龙城》）

“夏造殷因”[186]，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地下考古发现也有揭示。

比如说，偃师商城宫城布局由南往北，按功用可分宫殿（朝堂、寝宫、宗庙）区、祭祀场和池苑区三大部分。祭祀场横亘宫城北部，东西达200米，主体部分由东往西大致分A、B和C区。[187]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号室建筑基址图

A区，面积近800平方米，由若干平面形制不一的祭祀场和祭祀坑组成，用作牺牲的有人、牛、羊、猪、犬、鱼及农作物等等。祭祀场的规模比较大，延续使用时间比较长。面积大的，如一处以稻谷、小麦等农作物为主的祭祀场，平面大体为圆形，面积达130多平方米，主体部分深约1.4米；面积略小的，如H282，该祭祀场的形制呈斗状，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近30平方米，自深3米。祭祀坑则面积比较小，使用时间相对比较短，形状有圆筒状、方形竖穴状和不规则形等。

B区和C区实际是两个相对独立且自成一体、规模庞大的祭祀场。二者布局、形制和结构等基本一致，位置东西并列，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四周有夯土围墙，进出门道位于南夯土围墙中部。B区总面积近1200平方米，C区总面积约l100平方米。祭祀场主体部分为一沟状遗存，由南往北，大体分三个区域，即“观礼区”、焚烧（燎祭）区和献牲区。焚烧区和献牲区基本局限于一东西走向的大沟中，焚烧区位于沟的南坡，献牲区位于沟的北坡（阳面）；“观礼区”位于南围墙和大沟之间，地面经过铺垫并夯打处理。B区和C区皆是以猪为主要牺牲的大型祭祀场，猪牲总数不少于400头，完整的猪牲皆挖小坑单独埋葬，个体一般较小，多属幼小的猪，也有同一坑内埋二至三头者。而被肢解的猪牲则个体略大，往往与陶器共出。又有多种动物牺牲共埋的，出现猪、牛、羊三牲的组合。针对不同祭祀对象的祭祀坑，坑中的堆积物不同，有的坑里堆积的基本全是松软的黑灰，伴出被打掉底部的陶器数件；有的利用废弃水井，每间隔一定深度埋入狗一条及一定数量的石块；有的单独使用牛头为祭牲，又埋入大量的鱼骨；有的埋入陶龟或陶盆、陶罐、陶盖形器之类；还有的祭坑带有数组壁龛，坑中不同层位埋入不同的祭品，或为被腰斩的人牲，或为人头，或为被肢解后散放的牛骨，或为成堆的石块以及较多的陶器。

通过对祭祀规模和用性情况的分析判断，祭祀活动第一期相对集中于B区、C区，从第二期开始，又扩大到A区。这片大型露天祭祀场，对应于东区历经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四号宗庙基址，东西并列，与文献所谓“左祖右社”似有演绎关系。

郑州商城出土牛肋骨刻辞云：

侑土（社）羊。

记用羊牲侑祭社，说明郑州商城有社祭场所。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北部的北城垣东段内侧，有一片平坦高地，即是一处以立石堆为主体的社祭遗迹，其西南约150米处就是宫室区，立石堆共有六块大石，中心一块最高，四周放五块，围绕中心石，有序排列着犬坑八个，犬牲100余条，以及人祭坑14座、烧土坑二个、房址一座。其中一个犬坑内，埋犬14条，夔纹金饰片一团。还有两个犬坑内，各埋犬16条，一坑底有零星人骨，另一坑底有人骨二具。据郑州商城历年来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各种不同性质的祭祀遗迹。如内外城垣之间东南偏的二里冈附近一处台地上，有一片祭祀场地，分布着一些祭祀坑，坑内掷埋着人和兽骨架，有的人双手捆绑，手指与足趾被剁掉。其中一个祭祀坑内，竟分层填埋了被捆绑的成人二具，儿童六具，猪五具，幼猪三具，犬一具，犬头一个，还有一些人的零星盆骨、股骨等等。有的坑内填埋了完整的陶罐、瓮、鬲、鼎，瓮内有牛肩胛卜骨，瓮下也压着牛卜骨和一堆狗骨。在东距宫室区约200多米处，也发现一个祭祀方坑，四角各埋一犬，犬头两两相对。[188]在西垣外约200米处，发现祭祀坑两个，一个瘗埋着一具完整猪骨架；另一个上下分层瘗埋着一完整犬骨架和一具完整猪骨架。[189]西垣外约500米处高漫坡上，在25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四个殉牛坑，三个呈三角形排列。南垣外也发现殉猪坑祭祀遗迹。内城外西南角还发现人祭坑遗迹。此外，内城外周又发现几处大型祭礼后瘗埋的青铜礼器坑，先后出有大方鼎、大小圆鼎、羊首、牛首尊、卣、觚、盂、盘等一批重器。[190]

河南郑州商城牛肋骨社祭卜辞

在郑州商城西北约20公里处石佛乡小双桥村一带，有一处面积约140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时代属郑州二里冈上层第二期（即白家庄期），发现夯土墙、夯土建筑基址二座，奠基狗坑、人祭坑和三个丛葬坑等。夯土墙位于遗址中心区偏北，长达55米，宽约2.6米，呈西南-东北向，方向8°。夯土建筑基址在夯土墙南部，基址的周围，发现大批牛头器物祭坑、牛角祭坑、狗祭坑和其他类祭坑，牛头牛角祭坑位于主体夯土基址南北两侧，其中一个大坑，分三层叠埋带角牛头70多只，属于黄牛。一般的坑用牛数量在10-30头之间，有三坑各埋一只牛头。一些综合类祭坑分布在主体夯土基址南侧，出有象牙、猪、鹿、狗、鸟等动物祭品，以及特磬、玉器、石圭、青铜簪、原始瓷尊、薄胎陶缸、海贝、朱书陶文等。又发现大批人祭遗存，有的埋在夯土基址的垫土中，有的散埋，肢体大多残缺不全，有明显外伤，有的身首异处。其中一个人祭坑中埋了四人，两人仅存部分头盖骨，另两人缺小臂或左腿，其中有两人系16岁左右的女性。丛葬坑在夯土墙南部有二个，北部有一个，丛葬坑内的人骨近百具，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均呈肢解分离状，分层叠置，一般上层多头颅，下层多肢骨，有被锐器或钝器暴力砍击、戳击、砸击痕，每个坑内的头骨和肢骨均非对应，有一坑的头骨数目远远多于肢骨，另一坑则相反。北部一个丛葬坑内埋人骨个体近60个。[191]这里可能是郑州商城“体国经野”的有机组成部分，盖属之“畿”内的商王室寝庙或专门性祭地所在。

由上述可知，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均有文献中讲述的“作城郭及寝庙，定其人神所居”，以及“汤践天子位……尚白，其社用石，葬树松，牲用白”[192]之类的祭政内涵，重视“人神合一”的鬼神崇拜系统及相关祭所的设置。

文献所传“祖乙迁邢”的河北邢台市一带，近年也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位于市区西南隅的葛家庄遗址，有大面积的商代中期遗存，在一处南北约长50米、东西宽约22米、厚约0.4米的夯土基址东面约8米处，发现一批与祭祀有关的人祭坑、兽祭坑和燎祭坑。其中一个H118椭圆形祭坑中，瘗埋了一具完整的母牛骨架，近髋骨处发现有清晰可辨的胎牛骨。与该坑相距不远的另一H72圆形祭坑内，分层瘗埋鹿、羊、牛头、狗骨、粟以及大小石头三块。[193]

殷墟王邑也重视“定其人神所居”，有社与宗庙。殷墟甲骨文有云：

己亥卜，内，贞王侑石在麓北东，乍邑于之。（《合集》13505正）

“侑石”相当《淮南子·齐俗训》说的“殷人之礼，其社用石”，以石为社主，是商王在筑邑时侑祭社主。商代立邑祭社，正是重视邑与周围土地相依相存关系的认识使然。

殷墟小屯乙组基址21座，以最北的方形高台为建筑核心，周围分布着祭祀坑，似为宗庙朝堂建筑群。其西南偏的丙组基址17座，大多有台无础，属于祭坛一类建筑遗迹，是祀天地神祇人鬼场所。宗庙朝堂建筑群体，组合复杂，配置严密，呈现出左右对称，南北贯通呼应的平面布局规划特色，与甲骨文所见名类繁多的有关建筑名称是相合的。殷墟宗庙群内，自上甲以下先公先王诸宗有单独宗庙与大、小宗的合祭宗庙两种，均自置其门，各成体系，依位次顺序排列，内含寝与若干室，又有升、祼、旦等附属于先王先妣诸宗的祭所。商王朝设置这类宗庙的原则主要有四：一是直系先王可有独自受祭的宗庙；二是直系先王单独宗庙可世代保存，未有毁庙之制；三是为近世直系先王增设祭所；四是为部分直系先王法定配偶设宗。[194]

总之，夏商王邑的规度，融政、祭、生活为一体，充分围绕“定其人神所居”而展开，借重神权以强化王权的政治思想，在王邑的建制和布局中得到相应贯彻和体现。

“定其人神所居”，不特夏商王邑有各类不同的祭政设施，在一些族邑或各地方国也不例外。如安阳白家坟东地一处殷墟文化四期的普通族邑，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发现35座地面式房址，烧土遗迹十处，灰坑77个，水井三眼，墓葬466座（有两座为一墓道“甲”字型墓，瓮棺葬50座），祭祀坑三座，还出土习刻甲骨二片。其中一座长方形大型宗庙性质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约187平方米，南北长约17米，东西宽约11米，门朝东，前堂面积约55平方米，为祭祀活动场所，沿墙基一带的夯土中瘗埋了18座儿童瓮棺葬。堂的左、右、后均为窄长间，互相连通。[195]《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云：“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可知夏商时期一般性族邑也是有其宗庙性质的祭祀设施的。

再如内蒙城子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十个祭祀点。其中一号祭祀点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外侧有石筑围墙，周长1418米，有祭坛232个，南侧主墙中部外发现巨型石雕猪首形象，面朝正南方一山。[196]

湖北黄陂盘龙城，在城南王家咀遗址，发现两个祭祀坑，南北并列，间距1.5米。其中一个祭祀坑，长10.25米，宽3.5-5米，坑内口沿处，放置了两组石头，东北角一组两块，坑南一组一块；坑内为黑灰土，铜爵、觚、各一，绕成一周放置，铜戈、锛、刀及玉戈、玉柄形器、石斧、卜骨等等，置于铜器间。另一祭祀坑，口长5.6米、宽3米、深1.5-1.7米，坑内是烧燎的黑灰烬土，出土铜戈、锛、刀、铍、镞等15件，以及陶鬲、、盆、壶、罐、大口尊、瓮等。[197]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商代大型贵族宅落，其北院西侧一座南北向建筑，屋内柱上及檐下挂人头四个[198]，显示出神圣可怖的宗教色彩，似为邑内宗族或家族特设的祀先祖祭所。

江苏铜山丘湾发现一处商代某方国的邑聚遗址，除发现居址、窖穴和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外，又在遗址偏南处发现一片面积约75平方米的祭祀场所，中心立有四石，周围埋有人牲20具，人头二个，犬牲12具。[199]这里属于当地族人祀地神的遗迹。

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立石祭祀遗迹（据《考古》73-2）

长江以南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遗址，在中部一带发现一段长39米、宽1.2米左右的路面，路面两侧残存对称有序的立柱洞，属一长廊式通道，自东而西走向，与西北建筑基址和红土台座、红土台地相连。[200]这组建筑基址是宗庙祭祀建筑群，红土台座则属于当时的祭社地，红土台地似为“观礼区”。所出陶文“入土（社）耑田”，可相印证。

长江以北安徽滁州市何郢晚商聚落遗址，坐落在一处三面环水的圆形台地上，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房址八座、墓葬11座、祭祀遗迹21处，聚落布局大体分为居住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祭祀区中已发现不少祭祀坑和出土20余具猪、犬、羊等动物骨骼，被砍去头的动物，常以石块代替头颅埋葬，有的动物骨骼经烧燎过。还发现两具有明显砍削痕的人头骨，其周围散布了许多破碎的陶器与鹿角。[201]种种迹象表明，该聚落在祭祀区的祭祀活动是十分频繁的。

夏商邑的有关祭所之设，实是一套发于宗族或家族，上达国家的“人神合一”的礼仪系统。如祭祖的寝庙之设，在宗族或家族中起有敬奉先人及凝聚邑人的伦理规范作用。社祭亦因由各级贵族统治者专擅，得以使上层社会权力的运作经由神权的肯定而强化，同时又借助于社会固有的精神信仰观念，发挥着稳定社会人心和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功能。但其中无不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压迫之事象。

显而易见，夏商王邑和方国邑的祭所设置最具规模，功能也相应大备，这里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由于夏商社会结构的主体是族氏组织，而其精神的主导形态则在于其宗教信仰，整个社会活动和社会伦理皆不能与之相分离。从这一意义而言，族氏组织也即宗教组织，所谓“事鬼敬神”的夏道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殷礼，本质上是指随着夏商族氏组织的阶级分化，凡握有宗教祭祀权，也就握有了对族氏组织间的统治和羁縻权。“有天下者祭百神”[202]，夏商王朝和强大方国统治者要想确立其对领土的控制及其统治体系，就必须适应社会结构形态而在其宗教领域表现出相应的兼容性，将原所在地人们崇拜的神，本之重功利的取择淘汰原则，有条件有目的地纳入其祭祀系统，以保证其统治权力的运作和下层社会凝聚不散。因此，“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203]，“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204]，这也是夏商王邑和方国邑在“定其人神所居”时重视各类壮观祭所设置的用意所在。

3.分层集群的聚族而居形式

夏商邑中保留着族氏组织结构的邑人，通常以一定的经济生活方式和聚族而居形式分层集群分布在邑内相应去处，聚居点内居室的两分现象十分明显。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中晚期城址，大致属于内城外郭之制，内小城的南部是贵族居址，分为两区，东区为上层贵族集团宫室群所在；西区则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外郭大城的西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中间是大片空白隔离区，西北及东南部是两群落的普通族居地。东南部的群落已揭出房址十座，房屋平面均呈圆角方形，门向一致朝西南（仅一座朝西北），居住面积在7.7-16.7平方米之间，其中九座为半地穴式建筑，屋内有火塘，一座为平地起筑，规格颇高，墙外侧有台阶等附属建筑，屋内无火塘，门道外有大面积活动面。[205]居地显示出以普通族氏大家族组织结构为内聚的集群聚居形态，族氏组织内部有若干个体家庭单元，平地起筑建筑似属族氏酋首活动设施。

偃师商城南部“宫城”是统治集团王族居住地，城北广地发现普通居址和水井群。[206]说明城南多政治色彩，城北多经济功能，已开《考工记》所谓“面朝后市”的营国制度的先河。邑中居民各成体系，保持着以族为纽带的较严密分层集群的聚居形式，邑人在各自的族氏组织中或有其家室，但在族氏共同体从事官方手工业作坊时，个体家室显然隶属于族氏组织和官方两方，受到双重役使。

郑州商城的内城南部为广地，居民聚居点分布在内城根和郭城中的工业作坊区，各与小面积墓地相属，大致均维持了分层集群的族居形态。邑人据其所在族氏的大小、社会技能、经济实力，以及与商王朝关系的疏近等等，在邑内的居住位置、居住条件和安全保障系数方面，有其相应的安排，存在着某些差异。

洹北商城的城址布局与偃师商城有相似处，宫室区的整个北部、西北部以及东部，是普通族居生活区，在近200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居民点，有大量的房基、灰坑、水井等，墓地也往往在附近。各居民点的房基，相对聚集在一起，有的房基面积达到近300平方米，显示出聚族而居的特征。居民点之间有道路相通，一些居民点之间的空地，还建有单独存在而不属于任何单个居民点的较大型基址，修筑颇为考究[207]，似为一种行政级别的建筑设施，城内统治者有效地实施着分层分区管理的体制。

这种分层集群的族居经济生活体系及其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后为晚商王邑殷墟所继承。殷墟王邑经营未遵循城郭建设模式，由于当初的规度着意于“用永地于新邑”（《尚书·盘庚》），生物圈的确定也就十分广大，“视民利用迁”和“永建乃家”的营都安排，凡王邑内的聚居点，一般都持有各自的居宅群、宗庙、土田圃苑、作坊、仓窖、水井、墓地、族众、隶仆等等，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并以与商王朝之间的关系及自具的经济实力，占据王邑各个去处，邑人居住形态呈现为大小聚居点与田野生态参差相系的“城乡结合型”特色。殷墟一些成片群系的墓地，分别出有带族氏徽识的铜器，其中有铭记“邑云”的觯、鼎[208]，知王邑内这类族氏居地，本身就构成了众多“族邑”实体。晚商王朝国力的鼎盛和“畜民”人口的增长，已使王邑形成了邑中有邑的“卫星城”式总体格局。

殷墟北徐家桥村北四合院式建筑基址分布图（据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近些年来在殷墟大司空村、王裕口村西、八里庄村北、刘家庄村北、苗圃北地、薛家庄村南、孝民屯南、小庄村南等处先后发现了一批商王邑下属族邑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如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殷墟小屯村西南约2公里处北徐家桥村北发掘的一处夯土建筑基址群，范围南北长170余米，东西宽约160米，占地面积约27000平方米。这处族邑的建筑群体规模宏大、建筑密集，分布有规律。中心建筑群体排列有序，布局规划严谨，分为六排，南北纵向排列，每排四至五组，约近20组，多为四合院式建筑单元，其间有大小人行便道通行。四合院式建筑单元可分两类：一种是由四座不相连接的夯土基址围合形成的四合院式。如位于第二排最北部的3号建筑单元，南北长30米、东西宽25米，由东、南、西、北四座基本不相连接的夯土建筑基址围合形成。另一种是由四面夯土基址相连为一体的“围屋”式四合院。如位于3号建筑单元南侧约5.5米处的4号建筑单元，南北长20米、东西宽25米，由院门、角门、庭院、北堂屋、厢房、西屋、南屋等部分组成，整体平面呈“回”字形；四房进深均为3.5米，中间的庭院呈东西长方形，长11米、宽6.7米，面积达70多平方米。又如13号基址南北长15米，东西宽19.5米。由院门、庭院、台阶、堂屋、东西厢房及门塾组成，坐北朝南，堂屋位于院落北侧，东西长18米，进深3.5米，堂屋有前檐廊，三进门台阶，中间及东侧台阶为三步台，西侧台阶为二步台；庭院长方形，东西长9.2米、南北宽3.7米，面积约34平方米；南房中部有院门三道，门宽均2.4米、进深3.5米，门塾两侧均与东西厢房相连。这群四合院式建筑物的构筑普遍采用了挖槽夯打的磉礅暗础技术，在房基夯筑完成之后，先在基面上挖柱坑，柱坑内用鹅卵石作基石。当时是将支撑屋柱的水平点放在柱头上，使上端等高，故柱坑挖得深浅不一，这主要因生产工具简陋，砍锯一段木材要比基面上挖槽困难得多的缘故。[209]这群四合院式建筑群，很可能是商王邑下属的一处族邑贵族阶层宅邸及治事要所。

湖北黄陂盘龙城平面示意图（参考2002，刘森淼）

商代的方国邑、臣属诸侯邑或其他类型邑，邑人大致也均保持了分层集群的族居体系。如山西垣曲商城，宫室区位于城内中部偏东，两片族居地位于城内东南隅和西南隅，各有较密集的灰坑、居址、墓地或制陶作坊址。[210]湖北盘龙城，在“宫城”外围的郭城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聚居点，各以其居宅、作坊、农田、墓地，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生活实体，同时又紧紧隶属于方国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族氏间又有实力强弱和等级高低的差异，如“宫城”外东北一支，居宅最密集，作坊内涵甚丰，墓葬中小型兼具，成为该方国邑中强有力的一支族氏生活共同体，而其内部的阶级分化也是严重的。

商代还有一些穷困的小邑，大体皆以族居为内聚，保持着个体家庭的“单干”和族共同体协作生产的社会生活两重性，呈现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邑人平等相处，无贫富悬殊差别，私有制发展缓慢。这又表明在商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既有地区间的种种差异，又有演进系统的局部滞后性，社会构成是有嬗变上的不平衡性的。

4.墓地设置

与邑人社会分层集群构成的“度地居民”原则相应，夏商邑的墓地也带有分域群系的区划配属特征，墓地性质主要分为贵族集团的宗族或家族墓地和一般的族氏墓地两大类，葬俗显示出多元因素。

夏商时代的贵族墓地和一般族氏墓地，大多均世代沿用。如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遗址，中期的大贵族墓地集中置于大城南垣外二道城墙围起的一个封闭区域内的西北隅，面积达1万平方米。河南罗山蟒张天湖发现的息国贵族宗族或家族墓地，25座商代墓葬自北而南集中茔在长不过百米，宽近30米的一狭长山坡地，其中十座中型井椁墓布列在墓地中轴线上，维持着“父蹬子肩”的葬俗，北端墓较早，南端墓较晚，其他一些小型土坑墓大致穿插在左右周围。有九座墓共出带“息”字徽识铜器26件，二座中型井椁墓还分别出青铜礼钺一件。[211]这既保持了鬼魂信仰上的传统性，又突出了社会的崇祖意识和子孙观念，不过其族氏或家族组织内部存在的尊卑等级之分，在墓葬的位置、规模和随葬品多寡方面是有相应的贯彻的。

在贵族墓地方面，像王邑和方国邑的高级权贵墓地，通常都置于邑外围某个地势优越处。如殷墟王陵区位于距洹南小屯宫室区约5里之遥的去处，隔洹水相望。江西吴城方国邑的王陵，在其东约20公里的新干大洋洲，隔赣江遥望。看来高级权贵的宗族或家族墓地，置于邑外数里或数十里范围内，这似为当时的常制。

贵族墓地的等级序列和阶层划分，一般都是甚为鲜明的。如山东滕州前掌大某一方国贵显宗族墓地，中心位置为三座中字型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列，墓内腰坑及二层台上有不少人牲，用大量礼器随葬，墓上建享堂或寝庙；次一等的两座甲字型一墓道大墓，序次于中字型大墓左右两侧；还有一些中小型墓错落在大墓之间。山东益都苏埠屯“亚醜”国墓地，先后发掘大型墓两座，内一座四墓道大墓殉人达48具之多，另一座的墓室四角各置武士人头骨一个；还有甲字型或长方形中型墓四座，也有殉人；又有一批小型墓错落其间。[212]大小墓葬的序次，是现实社会组织结构的再现，表明了即使在上层统治集团的宗族或家族内部，也是有其严格的尊卑等级之分和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分化，但在群系组合上，血缘关系的内聚犹仍发挥着作用。

另一类一般族氏墓地，通常与邑聚内居址群连属。商代族氏组织的社会构成相当复杂，并非纯为血缘组织，是一种外观保留着族组织形式的地域性团群，成员来源不一，但其内核则为同出某个姓族的宗族或家族，故这类族氏墓地，通常有小组群的分合和婚姻关系或夫妻同穴、异穴并葬等现象，葬俗呈现多元性，贫葬和富葬二极分化明显，具有封闭和开放的双重特色。

《周礼·春官·墓大夫》有云：

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郑玄注：古者万民墓地同处分其地，使各有区域，得以族葬后兼容）。

商代族氏墓地，其内核组群的“族葬”“私地域”和葬俗一致性的封闭意识，及其外延“同处分其地”，“葬后兼容”和葬俗多元的开放性，颇与上说相合，显然已在向后世“公共墓地”性质的演变。

殷墟王邑发现的大小墓地，就其性质言，有王陵区、贵族家族墓地、一般族氏组织墓地、普通平民或奴隶葬地等，由于殷墟王邑属于开放人口类型，社会结构基本维持了以族氏、家族或血亲关系为内聚的大小社会生活单元的组织形式，故在王邑总体葬俗的多元形态中，各墓地内又有单元性的“族葬”“私地域”墓群，而贫葬和富葬的二分现象也是严重的。但有一大可注意事象，凡集群之墓，尽管规格规模或葬品有何高低悬殊，葬式葬礼却大体一致。[213]

夏商墓地分域组群的埋葬形态，是与当时社会的总体性质相应的，揭示了社会组织的基本框架和深层结构形式，由于作为社会基本主体的族氏组织，内部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故墓地也就相应呈现出封闭和开放的双重特色，及葬俗方面的多元因素。

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墓葬组群分布示意图（据刘一曼、徐广德《论安阳后冈殷墓》）

要之，夏商具有普遍意义的居民聚居体“邑”，其“度地居民”的社会构成框架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是两大功能性要素。邑中居民即“家众”或“邑人”，通由族氏组织相集约，其内核为宗族或家族，其外观则是保留了族居形式的非单纯血缘组织的政治地域性居民群，邑实是一种具有行政建制的社会组织单元，在夏商国家形态下，邑内的族氏组织之间又演为一种阶级组织，由此构成夏商社会组织结构的分层单位。《史记·五帝本纪》所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路史·后纪十一》所谓“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纯以人口发展因素作为区别不同性质邑的标志，对夏商并不完全适合。

夏商“邑”的形制并不取决于城郭之有无，也并非如后来所谓“无宗庙先君之主曰邑”。邑一般总以居室群、农田圃苑、作坊、仓窖、水井、墓地、祭所、族众、隶仆等成为当时国家统治具体实施的基本载体，邑类别不同而有四大共性：一是统治集团的宫室或宅落皆以建筑群体有序组合占据邑中要位；二是“定其人神所居”，设置具有相应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人神合一”的祭政设施；三是分层集群的邑人聚族而居经济生活原则和相关行政管理体制；四是贵族宗族或家族墓地和一般族氏墓地分域组群的区划配属，后者因族氏组织成员社会构成复杂，故墓地显现出封闭和开放的双重特色，葬俗具有多元性。

第三节 建筑营造仪式

建筑营造仪式，指人们在营建城郭、居室或墓葬等建筑施工的前后过程中，进行的一些仪式，是人们固有信仰观念与生活行为规则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已可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前，其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积习相延，有的演成以野蛮残忍戕害杀戮人身为特征的风习。

一 史前建筑仪式

建筑仪式多种多样，最古老最流行的应数奠基仪式，始见于仰韶文化时期，是在建房之前，在居住面的地下或基址中，或者在房柱的基洞下，埋置器物人畜，先行祭奠一番。

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城内房基底部的垫层中，发现不少埋设用作奠基的一件或数件罐、鼎等陶器，部分陶器内有残缺不全的婴儿骨骼。奠基仪式又行之于城垣营筑场合，在北门西侧城墙基底部发现埋有陶鼎，底夯层中埋陶罐，墙体夯土中则分层埋设彩陶、鼎、罐等十余件陶器，彩陶内也有婴儿骨骼；西门门道下还发现分上下两层埋设20余件陶罐、鼎等。[214]

甘肃东乡林家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一座东西向吕字形前后双室的半地穴式住宅，在朝东的主室门道内南侧，发现埋着一个用作奠基的大口陶罐。[215]

陕西西安半坡仰韶聚落遗址，一座具有“前堂后室”内部空间格局的大房子，面积有160平方米，房址西部居住面下，埋着一个带盖粗陶罐，又在南壁下埋着一个人头和一个碎陶罐，[216]也属于房屋奠基时举行祭祀的遗迹。这座房子坐落在聚落中心，是众多房子中最大的一座，既是氏族酋首的住所，又是议事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值得注意者，房子门道东向，东西轴线与正东西方向一致，营造中当采用了太阳测向的方法。“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217]人类最先的方向观，是本之于太阳周日视运动而认识的东与西。《考工记·匠人》云：“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以正朝夕。”所谓“正朝夕”，指测定东西方向，测定方法很简单，只需在平地立一标杆，连接日出与日没的影端或上下午同长影端，就为正东西。两处房子以太阳定向，用陶器或人头奠基，很可能源出原始日神信仰或地祇信仰的祭仪。

龙山文化时期，建筑营造仪式趋繁，愈显酷烈，也行之于当时的城垣营筑场合。如山东寿光县边线王城，在城墙东北角西侧的基槽填土中，发现奠基人骨架和猪、狗等多种兽类的完整骨架。[218]但房屋建筑的营造仪式尤为流行。山东邹平丁公城址，城内房基分半地穴式和地上建筑两类，前者面积较小，一般不超过10平方米，后者较大，有的近50平方米；后者有用小孩或成人奠基现象。[219]江苏昆山绰墩良渚文化聚落遗址，在一座开阔10米、进深6.5米的长方形地面式建筑的门道处，发现一个埋着可能是狗的完整动物骨架[220]，或许与安门仪式有关。江苏吴江龙南良渚文化聚落遗址，在两所半地穴式长方形住宅前，发现有瘗埋整头家猪的祭祀坑，其中两坑呈东西一线，猪头相对[221]，似属建房落成仪式的遗存。

河南安阳后冈和汤阴白营两处龙山时期聚落遗址，许多房址的居住面下、墙基下、泥墙中或柱洞下，都发现了当时人们用幼童、兽类、大蚌壳及其他物品进行过建筑营筑仪式的遗迹。后冈发现39座房址，有15座有这类遗迹，占38.5％，共埋置幼童26人，少者一人，多者四人，也有一些房址纯用河蚌奠基，但较多的是几种祭品兼备。比较典型的，如第二十五号房址，中部房基下埋有五层叠压的河蚌，东墙基内瘗埋幼童一个。第二十八号房址，居住面填土中埋入一把蚌镰，东墙内侧斜立一件穿孔蚌，东墙外房基填土中瘗埋幼童一个。第八号房址，三个大河蚌环散水面埋置，西墙外有一个祭坑，畜、蚌并用，北墙外有四块大红烧土块与一块石块，整齐埋放在一起。凡建房仪式中用的人牲，在房外或散水面下者，一般头向均朝房屋；而置于墙基或泥墙中者，骨架则与墙平行。[222]白营发现龙山晚期房址46座，内十座的营筑过程中曾进行过各类建房仪式，占21.7％，共埋置幼童12人，少者一人，多者二人。但所用祭品与后冈略有不同，一是用人牲则不再用其他物品，反之亦然，只有极个别例外。如第二十六号房址西侧和西南侧瘗埋幼童二人。第四十一号房址有羊坑一个。例外的如第三十六号房址，房基填土中埋幼童一人，室内柱洞下埋有蚌壳。第十八号房址，居住面填土中埋蚌矛头一个，石箭头一个，还有陶鬲、鼎、罐、盆等。数种祭品兼用，仅此两例而已。二是用蚌量很多，有的房址门道、墙基、居住面填土中，所埋蚌壳通由五六个摞成，个别的有达20-40个的。[223]

这两处聚落遗址中进行过建房仪式的房址，都呈圆形，面积均只有10平方米上下，并无特殊之处，与丁公城址仅较大房子用人奠基不同，可见已属于地区性风俗。另外，两处聚落内进行过建房仪式的房址，门道均朝南开，所埋幼童，后冈遗址以见诸房屋东墙处为多，白营遗址则大多置于房基墙外西侧，个别的在东侧和南侧，或埋在居住面下，序方位比较明显。

河南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聚落遗址也有类似现象。在一座房址的东西向墙体内埋入儿童三具，头朝东，方向与墙体一致；另一座方形房址，门朝南开，居住面东北部填土中瘗埋三具成年男性骨架，额部皆被砍去，头北脚南而列，南墙近西南角外侧还埋置儿童一人，头对东方。[224]这表明，史前建筑仪式中，核心内容是正其位、奠其居、安其宅，一方面是受信仰观念的支配，另一方面在于顺应合乎实际生活的自然规则条件。住房的主要功能是荫闭性，将人的本身生活与自然界相对隔离开来，室内的采光取暖避风雨功效如何，与住房的坐向直接相关，故房屋的正位十分重要。

当时的正位一般均采取太阳定向。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一组龙山时期外室包围内室的建筑物，墙体宽0.2米，西面和南面各设门道，基址高出周围地面约1米，外室呈方形，边长约6.5米，其内为一直径4.7米的圆室，圆室有两条垂直相交、与太阳经纬方向一致的十字形纯硬黄土带，带宽0.6米。位于其东北33米处还有一组祭坛，中间是一个直径1.48米的大圆土墩，十个直径0.65米上下的小圆土墩均匀环列周围。[225]似与原始“十日”崇拜和揆度日影以定建筑坐向的祭祀有关。东西方向确定，垂直平分其夹角，太阳纬度的南北方向亦得。鹿台岗遗址考古发现正揭示了这方面的意义，也表明了先民长期生活实践所及的认识高度。一系列现象，足以看出，龙山时期建筑仪式中的正位和奠基，其实是寓太阳定向、祭测并举的实质性内容于其中的。

不过，若细察龙山建筑仪式中的考古遗迹，除正位，奠基外，立房柱亦有仪式，白营遗址房基柱子洞下埋放蚌壳，即是其例。另外还有安宅仪式。在多神信仰的原始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诸神权能不尽相同。如《左传》昭公元年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尃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尃之。”住房的正位在于顺应自然规则，以创造较好的居住条件，奠基中的序方位也有同样意义，故所祭神格很可能是天神，尤其是日神，但像居住面填土中埋置蚌镰、蚌矛头、石箭头或人、畜、陶器等，无非是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或血牲之类，则似为祭地神以驱疠安宅，类于《尔雅·释天》所云：“祭地曰瘗埋。”又如白营遗址第十一号房址，在门西侧墙上发现一件刃朝外放的石凿，显然与正位、奠基均无直接关系，倒是带有驱鬼除邪以求安宅的“镇物”性质。除此之外，建房还有落成仪式，所祭对象当还包括房屋建筑物之神，用以冀望房屋住宅日后的平安无灾。后冈房址的室外发现有放着畜、蚌的祭坑，或有意埋祭的土块石块堆，当属此类遗迹。再如河南济源苗店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时期房址，南距门道0.72米处有一长方形祭坑，坑内埋一猪头骨，南向，正对门道，周围有零星肢骨、陶罐、圈足盘、瓮等残片[226]，看来也属于建房落成仪式的遗迹。

近代西南地区民间的建房之俗，石璋如曾作过描述[227]，对认识史前建筑仪式甚有启示，转录于下：

现在昆明的乡间，对于建筑房子，从起首到完成，举行着搁盘定向、破土、发马、竖柱上梁、安龙奠土等一套隆重的典礼。搁盘定向是建筑房子的初步；破土是开始动工；发马是请鲁班师父；竖柱上梁时较为隆重，亲戚朋友皆送礼物；而最重要的是最后的安龙奠土一幕。安龙是把房顶上所留的一片瓦补起来，而奠土则甚重要，请和尚或道士念经三日，杀一只白鸭与一头黑羊，把鸭头与羊角钉在大门的头上，把四只羊蹄钉在墙的四角，然后大宴宾客。

史前建筑仪式有个由简趋繁的演变过程，大体说来，主要有正位、奠基、立房柱、安宅、落成等几种，见于营造房屋的前前后后，在近代西南民俗中有若干类似点。但史前建筑仪式尽管包罗内容甚多，却并未形成仪式的前后系列化，通常是取其中一二项行之而已，尤其是正位、奠基最为流行。仪式不同，所祭神格当有区分，虽无不以残酷害及人畜的行为方式为突出特征，主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再造一个良好的居住条件和祈求日后生活的平安。

二 夏商建筑仪式

夏商时代的建筑仪式，上承史前而另具特色，因阶级的严重对立和王权政治的强化，用人畜现象远较史前酷烈，仪式开始贯穿于营建房屋或城郭建设的前后过程中，繁复而系统，并呈建筑仪礼等级化的趋势。

夏王朝建立前夕，建筑仪式舍生活生产用具而大量用人牲亦已出现。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城内中部和西南部的贵族所居建筑物的夯土台基下，发现不少圆形奠基坑，坑中瘗埋人骨架，少者两具，多者达七具。如一号奠基坑，残存20层夯土，从坑底上数第三层置一孩童，第四层埋一成年男性，第五层埋一成年男性和一青年女性，第六层埋一青年女性和两个孩童，共七人；大多头东脚西，个别的头南脚北。[228]似奠基人牲的埋置，准之于一定的方向为序，且已不限于孩童，更多的是用成年男女。河南禹州瓦店龙山中晚期遗址，发现三座房址的基槽和地基内有奠基动物骨骸或人头骨。[229]

但中原地区或边远地区的一般居室，建筑仪式仍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了用孩童奠基的恶俗，惟个体数往往超过史前。如辽宁朝阳热电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11座面积均在10余平方米上下的半地穴式或地面式房址，其中一座的房基下，有用于奠基的幼童尸骨一堆，头盖骨、下腭骨不在一处。[230]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都邑遗址，1987年曾发掘清理方形或长方形房基八座，均为小型地面式或半地穴式建筑，有的室内地坪下有成片的墓葬，墙根下有幼儿墓。[231]据其与房屋建筑的有机联系看，很可能是有关营建仪式中用的人牲群。

二里头夏都遗址发现的贵族统治集团的大型宫室建筑群体，组合有序，左右对称，主体建筑居北部中央，南北中轴线与当地太阳纬度方向一致，是经过全面规度经营的，在建筑过程中曾大量用成人来奠基，兼用少量畜类，鲜用孩童，与一般居室的建筑仪式有所不同，显示了礼俗的等级制。如一号宫室的台基上有许多灰坑和墓坑，有的里面有人骨架和兽类，填土纯净，经过夯打。其中一坑，死者两手贴紧胯骨，左右上肢骨脱位，显然是被强行捆绑作祭牲的。[232]夏代宫室建筑仪式，以正位、奠基为核心，还贯彻了南面为尊和王权驭下的政治思想。

商代建筑仪式用人畜作祭品相当普遍，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一般邑聚均有所发现。商代除上层贵族统治集团的宫室外，就连一般中上层平民的居室，甚至一些官方手工业坊址，营建过程中也往往用人畜致祭，成为有商一代的流行恶俗。

《尚书·盘庚》云：“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记盘庚迁都，在建设新王邑时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奠居正位。奠是用人畜奠基，正位是测定建筑物方位，以太阳定座向。《诗·鄘风·定》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测度日影的方法由来已久，殷人已能运用自如。（详本章第四节之“四时与年岁”）周人灭殷后，还曾一度利用过殷人的这门传统技术。《尚书·召诰》记周人营城洛邑，“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讲的即是让殷遗民揆日度影正厥位，依位攻筑。成王时《新邑鼎铭》记“王来奠新邑”，系同时事。城邑或宫室的正位、奠基等建筑仪式，已被古代统治者利用其内在的信仰观念，用作强化自己权威的借力。

建筑仪式用犬牲，始见于东方。前述山东寿光边线王龙山时期古城城墙填土中，即发现用犬牲奠基。至商代用犬牲奠基与用人牲同为盛行。甲骨文云：

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南明》487）

己亥卜，贞方帝一豕四犬二羊。（《甲》3432）

犬牲大抵用于祭四方自然神祇的场合。宁四方用五犬，似祭四方神而外，又包括中的方位神，合为五方，每方各用一犬。“方帝”用四犬，似东南西北各用一犬，另寓序四方以正方位的意义，辞中的“方”当寓意于正位。他辞云：

方，惟牛。（《安明》1786）

许进雄先生谓“像手持才，才疑为坐标之形”[233]。此辞“方”指测定建筑物的具体方向标位，当与“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的建筑仪式有关，用牛牲作祭。总之，商代建筑仪式的正位，必借标杆测度日影为之准则，主要祭牲是犬，又兼用牛羊豕等。考古发现还可补充许多这方面的事象。

建筑攻位用牛祭（《安明》1786）

河南偃师商代前期王邑，城内五号宫室基址至少埋置了11条犬牲[234]，可分三种场合：一种是台基中部发现的一个大坑（G11），可能是奠基仪式的遗存。第二种是正殿南侧柱基槽附近呈东西一线排开的三个犬坑（G8-10），可能是正位仪式的遗存。第三种是顺沿正殿基址南部边缘布列的七个犬坑（G1-7），坑与坑间有踏阶残存，每坑一犬，有的蜷屈，有的侧卧，头皆南向，示意守卫，可能是安宅仪式的遗存。是知商初宫室建筑过程中用犬牲，不限于用于正位仪式场合，举行奠基或安宅仪式时亦用之。

郑州商城营筑过程中，也曾大量用犬牲致祭。北城墙内发现八个犬坑，共瘗埋犬92条，多者23条，少者六条，排列方向大体呈北偏东，接近太阳的南北纬度方向。西城墙内发现一个方形犬坑，坑内四角共埋四犬，也显出序四方的意义。[235]至于殷墟王邑建筑仪式用犬牲，更为盛行，见后述。

大凡说来，商代建筑营造礼俗的等级差异，随着王权政治的强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调整，已逐渐制度化，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所谓“礼以体政”的重要方面。

河南偃师商城五号宫室基址犬牲奠基坑（1-11）示意图

洹北商城近年发现的宫室基址群，呈成排分布，方向均北偏东13°，与当地太阳南北纬度方向一致。在南北中轴线南段发掘的一号“回”字形大型宫室基址，在基址夯土中及庭院内外发现40余处祭祀遗存，普遍发现羊、猪、犬等祭牲。如主殿正室有一殉狗坑，夯打在台基中，似属奠基遗存。门塾内外发现的20余处祭祀坑，均是压在路土之下，打破基址的基槽，也属于建筑过程中的祭祀遗存，有人祭坑和属于酒祭或血祭之类特殊祭祀仪式的方形“空坑”，人祭坑中的人牲年龄仅14-15岁，伴出玉器等细小饰品。在靠近庭院的2号门道处有一个长方形人祭坑，里面埋着一具被砍去半个头颅的人架，似属于安门仪式的遗存。主殿台阶前十多个祭祀坑，有的埋人，一坑一人，有四个坑内同出玉柄形饰；西配殿台阶前的祭祀坑，靠北的埋猪，中部的埋羊，靠南的出个体较大的哺乳动物遗骨，还有一些“空无一物”的祭坑，殆酒祭或血祭之类的遗迹，此等似均属于落成仪式的遗存。另外在五号基址也发现一个柱础石下有用孩童进行置础仪式的遗存。[236]

商代的一般贵族和中上层平民居室的营造仪式，以用孩童为多，兼用成人或畜兽。

1955年郑州商城发现两座房址，一座居住面下用两个孩童和一条犬奠基，另一座正位奠居时埋入三个孩童和三个成人，骨架与房基方向一致。[237]

20世纪70年代中在郑州商城内城根发掘一座小型居室，面积仅5平方米左右，居住面下埋了一俯身屈肢人架和一个人头，北壁下埋一头猪。[238]

殷墟苗圃北地发现一座房址的奠基坑内，有两个孩童的头骨，东西并列，头顶朝南，还有一根肋骨和一枚牙齿。[239]

1976年小屯北地发现一座房址，室内柱洞下有一幼童，站置于柱洞中[240]，似立柱仪式的遗迹。

另外1975年小屯村北发现一座殷王室手工作坊，室内有一祭坑，埋一肢解人骨，头骨放在一铜器盖上，面朝东方，是房子建成后所祭人牲[241]，可能用于安宅。

商代各地的中上层贵显的宅落，营造过程中仪式也较复杂，大多用成人致祭，兼用孩童、牲畜和其他器物。如河南柘城孟庄商代诸侯臣属邑遗址，贵显阶级的宅落曾用青年女性奠基。[242]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商代诸侯臣属大型宅落，北院一座南北向房址，西墙基槽内埋一陶罐，内有幼童尸骨一具；西墙南北两端对称埋置水牛角各一，两点间直线方向约北偏东14°，接近太阳南北纬度方向，从埋置位置看，有“正其位”意义，从物类形态看，又寓“镇物安宅”的性质。在墙基沟槽两侧还发现用云母粉画的笔直线条，转折处棱角规整，显然经过认真测度定位。房前还有四个祭坑，三坑分埋牛、羊、猪三牲，一坑埋捆缚成年男性三具，似属落成仪式遗存。[243]该房建筑过程中，至少有过正位、奠基、安宅、落成等四套仪式，前后一系，其礼规整有序。

殷墟王邑高级权贵的建筑群体营造仪式，最为繁复，或因建筑物的性质不同，礼仪规格也有所不同。如1976年小屯妇好墓侧发现的一座南北向长方形房址，可能属寝庙享堂一类建筑，至少用了三个孩童正位奠基，特别是西墙边的两具，一南一北，间距约4.5米，在南者头向北，在北者头向南，相互呼应[244]，十分类似上述藁城台西一房在西墙南北对称埋置水牛角的礼俗类型。1989年小屯村东发掘一座凹字形大型宫室基址，主殿坐北朝南，面积约450平方米，殿前中部有三个向南的门道，门道约宽2米，门道两侧各有一排柱础石。在中、西门道之间埋有东西排列两个大陶罐，东边一个紧邻柱础石，西边一个陶罐内放着一件带“武父乙”铭文的封口盉的铜礼器。这很可能与正位奠基或置础、安门仪式相关。在西门道的西侧，又发现两个东西排列的祭坑，每坑各埋砍头人骨三具，人头置于坑内，头朝东方，还埋有砸碎的陶盆、、尊等生活用器及骨镞十余枚[245]，似与安宅魇胜仪式有关。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殷墟王邑内最系统、最具典型性的建筑仪礼，集中见诸祀神祭鬼的宗庙建筑群体的前后营造过程中。前述著名的乙组21座基址组合群体，是殷王室一处规模大极的宗庙建筑群所在，东边的一部已被洹水毁去。建筑步骤可分挖基坑、置础、安门、布内四个程序。[246]按其程序，大致举行过奠基、置础、安门、落成等四种仪礼。[247]

第一种奠基，先挖基坑，再于坑底挖小坑，瘗埋孩童或犬，填土夯筑。乙组基址中有七座举行过这种仪式，共用孩童四人，犬15条。应指出，乙组基址重心在最北部中央的黄土台基“乙一”，是用土质纯净的泥土筑起，石璋如先生曾形容为“司令台”，它的形制近方形，南北线顺太阳子午线而定，以它为中轴的整个宗庙群体也保持了与当地地界的太阳纬度相一致的方向，就是说黄土台起了极重要的建筑标位作用。甲骨文有“于”（《安明》962），后一字像以土堆垒标位之形，可能即指这类具有正方位性状的测影土台。正方位乃本之揆日测度日影，与太阳崇拜的祭礼也有关系。因此奠基仪式中，基坑的挖成，当还包括了《尚书·盘庚》说的“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的实质内容。

第二种置础，当基址填土夯打到一定高度，又要挖破基址，埋入人畜，再进行置础竖柱。有三座举行过这种仪式，共挖坑19个，用人牲二具，犬98条，牛40头，羊107头。值得注意者，这一仪式中用犬数，约占全部仪式中的用犬总数的77％，用牛牲也仅见于这种仪式。以“乙七”基址为例，置础时祭埋了二十只犬十头牛，牛坑与犬坑的组合呈东西一线排列，特别是牛坑序方位与前引甲骨文“方惟牛”意义相合，可见置础是严格按事先的设计和已确定的方位进行的。

第三种安门，一般在大门的内外左右，瘗埋成人和犬。有5座举行过安门仪式，共挖坑30个，埋人牲50具、犬四条。人牲或持戈，或执刀，有佩贝或戴头饰者，身份都是武士。通常是门外埋四人，其中居前者一人，左手执盾，右手持戈，面朝门而北向跪，身边带犬，似为领队人；居后者三人，呈左中右，皆手持武器，面南而跪。门内所埋武士，列左右两侧，执刀，相向而跪，带犬。[248]长短兵器交加，人犬护守，门卫森严，当是门卫制度的再现，故安门仪式，恐出人鬼相扰观念，有魇胜安宅意义。

第四种落成，房屋建成后，在屋前场地举行庆典，仪礼最为隆重盛大。共发现128坑，分为北、中、南三组。北组47坑，埋车5辆，马14匹，犬一条，羊十头，人牲198具。中组80坑，埋马一匹，犬五条，羊三头，人牲378具，以及铜礼器、兵器等一批。南组一坑，出九人四犬和铜石陶漆玉器等。[249]

总计乙组宗庙建筑仪礼，前后挖坑189个，用车5辆，马15匹，牛40头，羊120头，犬127条，人牲641具，以及众多器物。从这些数字与现象，足见商代最高级别的建筑仪礼是何等森严可怖。

商代最高级别的建筑仪礼，除上述考古发现的重要几种外，由甲骨文尚另有一些补充。出于当时信仰观念和前兆迷信的支配，统治者在营造过程中常卜以问疑，如：

乍邑于麓。（《合集》13505正）

甲子卜，争，贞乍王宗。（《合集》13542）

甲申卜，弜，乍宗。（《合集》34043）

在兹乍宗。（《合集》34139）

其乍亚宗。（《合集》30295）

……乍亚……（《屯南》1347）

癸巳，贞乍多亚。（《合集》21705）

我乍多亚。（《合集》21707）

丁卯卜，乍宀于兆。

勿乍宀于兆。三月。（《合集》13517）

辛未卜，乍宀。（《合集》22246）

王其乍于旅□邑□其受……（《合集》30267）

其乍王于兹道。（《宁沪》2·113）

……于兹丘□……（《合集》30272）

乍学于入（内），若。（《合集》16406）

贞其有乍既兹家。（《合集》13587）

乙巳卜，，贞王去乍寝。（《合集》13568）

乙亥卜，出，贞乍王寝，告……（《合集》24953）

□□□，尹，贞乍王寝于……（《合集》24952）

上揭辞中的乍，是与建筑营造有关的一个动词，义为筑造、建造。上辞大体均是建筑开工前相地之宜的占卜，分别问在某处、某地、某邑、某道、某丘、某家适宜建造某种需要的建筑物。邑、宗、亚宗、亚、多亚、宀、、学、家、寝，均为建筑物名。又如：

癸酉子卜，高乍不若。（《合集》21826）

高可能是高台或居宅，若谓顺利。卜宅以求营造顺利。开工前又有令监工官员之卜，如：

壬申卜，贞令司工。（《合集》5628）

己酉贞，王其令火司我工。（《合集》32967）

甲午贞，其令多尹乍王寝。（《合集》32980）

丁亥卜，，贞令右尹工于垂。（《合集》5623）

丁卯卜，贞令追右尹工。（《合集》5625）

“司工”、“司我工”是主管商王朝营造建筑之工官，同如后世的“司空”。《史记·周本纪》：“营筑城郭室屋，而别邑居之，作五官有司”，《集解》引《礼记》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诗·大雅·绵》：“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司空掌营筑，司徒掌徒役，司空下属还有百工。《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郑氏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甲骨文中也有“百工”（《屯南》2525）的群称，或称“多工”（《合集》32981）。“多尹”为尹官的群称，亦掌管工业建设诸事，“右尹工”是多尹之一。甲骨文中还有“左工”（《合集》21772）、“右工”（《合集》19436、28971、29685、29686）、“众右工”（《屯南》599＋682），亦皆为工官之属。是知商王朝设有大小工官。以上各辞谓命令司工、我工、多尹、右尹工等担任监工官员督察有关建筑物的建造。

有忧百工（《屯南》2525）

安门或安宅亦有占卜，如：

丁未卜，其工丁宗门。（《屯南》737）

工意为营造，指安门。建筑落成后又有迁宅之卜，如：

丁未卜，贞今日王宅新室。

贞勿宅。三月。（《安明》133＋237＋340）

宅，居住之意，在此指迁新居，正反对贞是否当天迁入新室。惟有关相地之宜、卜宅、令监工官、迁宅等王朝建筑仪礼的具体内容，已难周悉。要而述之，夏商建筑仪式以规范化、系统化为要征，贯穿于营造的全过程，成为一种带有社会普遍意义的等级制礼俗。最具代表性的，是晚商王朝的建筑仪礼，包括有相地之宜、卜宅、择令工官、正位、奠基、置础、安宅（安门）、落成、迁宅等前后一系列的高规格繁礼，用活人、活畜量之多空前绝后，社会财富聚敛规模和王权政治的强化，可谓最鲜明不过。

第四节 居室设施与作息起居习俗

一 民居建筑

上古时期人们泛称居宅房屋建筑为室，贵贱无别。如《管子·轻重戊》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礼记·月令》云：“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诗·大雅·绵》咏周族的先人在周原“筑室于兹”。据《释名》云：“室，实也。人、物实满其中也。”从建筑学而言，室是居住空间实体。

夏商时代的民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从建筑平面言，大体有方形、圆形、葫芦形、不规则形等式，方形中又有长方形或曲尺形等。从建筑结构言，有单间、前后套间、左右并联间、三合院和四合院式等等。从居住空间言，可分地面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地穴式建筑三类，尤以前两类为流行。从居住面积言，有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等等，面积大小不一，显示出很大的社会性贫富悬殊分化现象。从墙体建筑材料及建筑技术言，有植物枝干编织的“篱笆”墙，有植物茎秆作里而外抹泥土的所谓木骨草泥墙，有没有木骨而用草泥堆砌成的泥垛墙，有用夹板版筑法层层加高筑成的夯土墙，还有土坯墙。从屋盖形态言，有半地穴式或地穴式建筑常见的圆尖顶窝棚式，有人字形屋顶，有所谓“硬山式”建筑，即两侧山墙略高出的人字形屋顶，以及屋面超出两侧山墙的所谓“悬山式”建筑，还有平顶式、斜坡式和四面坡式屋顶等等。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邑遗址发现的民居，房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与当时地面齐平的地面式者，也有深入地下1米左右的半地穴式者，大小不一，室内有烧灶，地坪有的铺草拌泥，有的铺垫料礓粉末。房屋柱基有的用石础，有的为夯土墩。地面式建筑一般面积较大，以方形为多，建造时，先在选好的地方清理出一块地基，挖掉浮土，使成一与欲建房屋面积大小相仿的浅基坑，深度在0.5米上下，再在坑里填入净土，层层夯实，直至与当时地面约略相齐平，上敷细泥，平整表面，用火烧烤，令其坚硬，然后即可建房。地面式建筑每每分隔间，如Ⅲ区F2是一座由东西两室相连的中型地面式建筑，西室长方形，面积约39平方米，墙体用草泥土筑成，表面抹草拌泥，居住面也是经草拌泥抹成，平整坚实。[250]

夏代的民居存在着一些地域性差异。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的民居除了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建筑两种之外，还有窑洞式建筑。窑洞式房子的营造特点，先在选择好的生土断崖上，向里掘一门道，再由门道继续向里掏挖一个不大的居室。门道为长方形，略呈拱形顶，一般高0.8米、宽0.7米、进深约0.5米。居室皆穹庐顶，空间高度一般不超过2米，面积大者9-13平方米；中者最多，面积在4-7平方米；小者3平方米左右。平面状态可分圆形、半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四，以椭圆形占多数。居室地坪大都经火烧过，一般有灶坑、壁龛，有的还有储藏室或在室壁上有烟囱通室外。[251]东下冯遗址另有一类地穴式建筑，深距地面1.8米，口底相若，坑壁笔直，壁底平整，面积4-5平方米，有壁龛，又有台阶可供出入。[252]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发现的房址，主要以地面式木骨泥墙建筑为特色，平面形制有方形，墙体经火烘烤。[253]而在晚后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房屋建筑一般也都是地面式木骨泥墙建筑，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几类，面积在14-35平方米之间，建材采用竹木土结合，建筑方法主要有榫卯与分段搭接的穿斗式骨架及抬梁构架两种技术，墙基先挖沟槽，槽宽17-37厘米、深20-60厘米，再立柱，柱间插竹木小棍，编缀竹木条，两面涂草拌泥。[254]

偃师商城城北广地发现的普通居址，有平地起筑的中型双室，也有小型长方形单室，附近有为数众多的窖穴灰坑、水井群、较密集的窑址或墓葬群。[255]

郑州商城的民居分布在内城根和城外工业作坊区，各与小面积墓地相属，大致维持了分层集群的族居形态。内城根的民室，居住面积不如城外民居大，通为一些半地穴式小住所，但有人畜奠基现象，如有一座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住所，地坪下奠一俯身屈肢人架和一人头，北壁下埋一猪[256]，住所主人的社会地位未必很低。而城外民居，有不少虽优于城内民室，却未见人畜奠基现象，如城北铸铜作坊区发现六座工官及其家族住的双连室地面式建筑，分东西两排聚之一地，每排三座，门均南向，每座面积达25平方米左右，室内有土床，居住条件显然要略好于城内民居。不过城外民居群的两分现象也俨然存在，如城西北制陶窑址周围14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17座简陋的半地穴式住宅，均为单间，面积仅5平方米左右，门向不一，室内有炊事或取暖火池，个别的有床台。[257]

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的居址，大多呈长方形，有一类是半地穴式简陋居室，面积4平方米上下，通为单室带灶坑，有的室内还挖有供储藏用的小窖穴，出有陶鬲、残石器之类，似为下层平民或隶仆所居。还有一类是地面式双室房屋，有用土坯筑墙体者，面积通常在8平方米以上，居住空间有增大，屋顶常采用墙体支承梁架，木檩束苇涂抹草泥的构筑法，有“硬山式”、“悬山式”、平顶式和斜坡式屋盖等。双室内的生活设施，一般是一室中有灶坑和炊事小灶，并列的另一室内有储物窖穴，可能属于中层以上平民家庭所居。这两类房址都分布在邑内次要位置，属于普通民居。[258]

河南内乡黄龙庙岗商代遗址，在6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房基七座，灰坑18个，房基普遍呈圆形，分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两种，室内均有灶，有的灰坑尚存有谷物遗痕。[259]

河南柘城孟庄遗址平民居住区位于遗址南部，在25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房址7座及一些房基柱洞残迹，窖穴和灰坑若干个。[260]房址分二类，一类是有夯土台基的泥墙架梁式两面坡人字形顶房屋，为数不多，其中一座台基面积近70平方米，三室并联，各开门户，均朝南，中室最大，有18平方米多，室内有供炊事的长方形灶坑，东、西室分别为6.5平方米和7.5平方米，均无灶，西室放有石钺、陶瓮、等，三室共一灶，组成一有机结合的生活实体，可能属之由几个子辈小家庭合成的一个父系大家庭。另一类是为数较多的无夯土台基房屋，似为中下层平民个体家庭的居室，大致保持了聚族而居的形式。

河南柘城孟庄夯土台基泥墙架梁式房屋复原图（据《考古学报》82-1，杨鸿勋绘制）

山东平阴朱家桥晚商遗址，在230平方米范围内，密集分布着21座半地穴窝棚式小型居址，建筑平面可分方形、圆形和曲尺形三种，大者面积不足12平方米，小者7平方米，构筑均甚简单，地基未经夯打，室内有灶坑，若干陶制生活器皿，以及蚌镰、网坠、骨镞、铜镞、纺轮、石杵等一些农渔猎生产工具，又有共同的储藏窖穴和墓地，墓葬为一式小型土坑墓，均几无随葬品。[261]这里的居民以族体或家族组织为内聚，生活质量是相当低下的。

黄河以北的河北北部及内蒙一带，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又有土石结构的建筑，与中原地区夯筑建筑略为有异。如陕西清涧李家崖晚商城址，城墙用一层石块，一层夯土，层层起筑，外壁细缝平整，十分坚固。[262]此建筑技术也可用于房屋建筑。如内蒙敖汉旗城子山古城，时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约当夏商之际。城内发现12座直径7-9米的石砌圆形房址及30座石砌“方院”，每座“方院”内又均有1-2座石砌圆形房址，直径5-9米。“方院”一般为三五座连在一起，各有门串通，“方院”周围是些小型圆形房址，直径均为5米，共37座，都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石块垒筑成的。[263]

上述北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建筑，适应其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充分利用黏性黄土的特性，注重夯筑，或者是利用自然石块，具有以土或石为要素的“土木工程”的特色。但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气候湿润，土质亦不同于北方地区，其建筑技术往往又体现在木构方面。

如成都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商代早期“干兰式”木构建筑遗存，以圆木、方木、木板、竹子、竹筚、茅草为基本建筑材料，建筑构件采用竹筚绑扎、榫卯结合、榫卯与绑扎并用三种建造技术。在建筑工艺架构方面，凡大型建筑通常是以地梁作基础，再在地梁上立柱，柱上用榫卯穿梁，再架屋结顶；小型建筑则大都以桩柱作基础，先将原木桩下端削尖打入土中，组成桩网，再在木桩上端纵横绑扎条木，构成主龙骨架，上面铺木板以作居住面，再用竹子、竹筚、圆木纵横交错扎成墙体，然后茅茨敷顶。如此形成一套主要见诸南方长江流域地区的设地梁打槽栽桩、榫卯起架、木板铺地、编竹夹墙、茅茨敷顶的木构建筑工艺技术。[264]

二 居室设施

夏商时代的宫室建筑群体，乃至普通民居，从建材到屋内陈设与日常起居用具，在考古发掘中有一系列发现。

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干兰式房屋建筑复原图（据《文物》87-12）

早在仰韶文化晚期，住宅已出现了明暗套间，甘肃东乡林家聚落遗址发现一座半地穴或吕字形住宅（F16），双室相连，各设一灶，主室又隔出小套间，用来贮藏物品。[265]龙山文化时期，连间和套间的组合式建筑普遍出现，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四室并连的地面式建筑（F6-9），其中一间又隔成内外套间，四室最小的一间面积仅1.04平方米，是个储藏室。[266]婚姻家庭和家族人口的增添，使人们不断为改善居住条件而作出努力，仓房、壁龛、窖穴、畜阑等辅助性生活设施，构成了居室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类居室生活设施，在夏商时代也是很常见的。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发现的多室排屋和大型廊庑式宫室建筑群，商代组合复杂的宫室和一般贵族的宅落，以及甲骨文名目繁多的建筑物名，反映着一时代不同阶级和等级的“度居”情况。

原始时期无所谓床笫家具设备，只在住屋中央设一灶炕，人们夜间则围炉而卧。为避免潮湿或寒气，人们很早就相当注意地坪的铺筑，此即考古发现建筑基址中的所谓白灰面、烧土面等等。安徽肥西古埂遗址一座5000多年前的地面式房址，屋内有长4米，宽1.5米，高0.42米的红烧土台睡坑。[267]陕西临潼姜寨一期房屋遗迹，每每有高出居住面的土台，具有土床的实效。河南安阳后冈龙山时期房屋，有的地坪用排列紧密的木条铺成。[268]河南郾城郝家台龙山时期古城还发现用木板铺地的房址。[269]辽宁旅顺于家村遗址发现的4000年前后的房址，地坪铺有排列整齐的木棍。[270]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遗址房屋，有用当地产页岩石板铺设地坪和屋顶。[271]屋内地坪装修材料的利用及生活设施的发明，不仅起了一定的防潮作用，也提高了居住空间实体的卫生整洁和生活舒适程度。

与此同时，美的追求已使先民对居室的装饰发生了兴趣。姜寨仰韶遗址的地面或房址，每每有用手指或其他尖细工具按压及剔刺的各种几何装饰图案，如以圆窝、方窝、线条等为母题组成三角、平行线或长方形图案。[272]华县泉护村龙山时期房址，白灰面地坪，又配以涂朱红色的墙壁，十分显目。[273]绥德小官道以及山西石楼岔沟龙山时期房址，有的白灰面墙体壁根绘有一圈红色线条。[274]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建筑遗迹，发现了彩绘壁饰，有绘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纹几何图案，有绘赭红色勾连纹图案。[275]襄汾陶寺城址中小城内宫室建筑基址群出土的白灰墙皮，有的装饰了绹边箆点戳印纹，有的施以蓝彩花纹，有的绘以几何形图案。[276]

到了夏商时代，贵族阶层的居室，建筑材料趋于讲究，建筑装饰趋于华美。《史记·龟策列传》云：“桀为瓦室。”《物志》曰：“桀作瓦。”[277]《古史考》也说：“夏后氏时，昆吾作瓦，以代茅茨之始。”《吕氏春秋·君守》：“昆吾作陶。”把瓦的出现追溯到夏代。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龙山时期的陶瓦，距今约4300年，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陶瓦建材。[278]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过陶制板瓦与筒瓦[279]，相当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近年在郑州商城宫室区范围，出土了二里冈上层二期绳纹陶板瓦。[280]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夯土台建筑遗存及纹饰精美的大型青铜建筑构件数件，有一件重达6公斤，为门枕木前端的饰件。[281]殷墟甲十一基址用铜础立柱架梁。西北冈王陵区1001号大墓出有白色大理石立体雕像的柱旁装饰建筑构件。[282]《说苑·反质》称商代“宫墙文画，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甲骨文有“文室”、“丽室”之称。《竹书纪年》谓“纣作琼室，立玉门”。可以设想当时宫室内部的装潢艺术也一定很富丽堂皇。甚至连殷墟的王室手工业作坊，白灰面墙壁也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组成的图案。[283]盘龙城商代方国贵族墓葬，棺椁雕花，阴线涂朱，阳面涂黑，色彩斑斓。[284]洛阳东郊商代地方贵族的墓内，曾发现红、黄、黑、白四色布质画幔。[285]可能即是居室装饰艺术的再现。居室的美观与舒适，已成为商代贵族阶级消费生活奢侈的象征。

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陶瓦

夏商时代人们继承了史前先民的传统经验，十分注意室内的排烟，以使空气洁净不混浊，如把灶设在近门道处，以利于空气对流。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时期的先民，有在灶坑边用草泥加石垒成烟道，直通室外，故房屋内见不到烟熏痕迹。[286]灶在古代生活中意义重大，也就受到人们的敬重，如汤阴白营、安阳后冈等地龙山时期的先民，每于灶台的外围绘蓝色圈。[287]陕西武功浒西庄庙底沟二期的先民，有在灶址周围涂红彩圈，外侧涂黑彩圈。[288]绥德小官道遗址一座哑铃形半地穴式住宅（AF4），后室中央绘了一个椭圆形图饰，底涂枣红色，再涂黑色，黑中泛红，边沿有手抹凸棱一周，做成一个象征性而非实用的地灶，显然出于人们对灶神的崇拜。

床笫茵席的坐卧之具，大概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有。《天问》叙夏代商族王亥事迹云：“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何所从？”闻一多云：“盖谓方亥与有易女行淫，有易之人入而击其床，亥被杀，女则先自逸出也。”[289]《初学记》卷二十五云：“夏禹为茵蒋席。”《荀子·礼论》云：“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说文》云：“笫，床箦也。”笫即所谓床板。《说文》又谓：“筵，竹席也。”《史记·礼书》“越席”，《集解》云：“越席，结括草以为席也。”《释名》训席“可卷可释”。从文献记载看，似夏代已发明了床榻之类的木制家具，以及可以卷起放开的草席竹席之类的坐卧用品。

甲骨文有字（《合集》19599），为床榻之初形。另有一字，可释为寤，本意指室内一人在床上呵呼嘘吸的睡眠状，可知商代床榻的睡卧家具也已逐渐推广开来。有宿字作（《粹》1199），为编席之形，意为一人卧于室内席上。又有字（《乙》3472），像一人跪坐席上之形，大概为宿字异体。可见商代已确实以席为坐卧用品。居室的防潮、室内装饰到床席的发明，人们的居息条件之改善由此可见一斑。

居室的采光方面，早自史前就引起人们的关注。陕西武功游凤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屋，屋盖开有天窗。[290]西安半坡遗址亦出有窗缘残块。[291]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房址，发现有长方形及三角形风窗，有的房屋还有木棂窗牖之设，窗槛宽达1.9米，高1米。[292]均十分利于通风和白天的采光。

至于居室夜间的照明，最初时期可能受启于火的使用，史前房址中的地灶、壁灶和灶台，既为熟食或取暖之用，又起有照明的作用，故备受重视，为保存火种，人们或于大灶之旁另设小灶，置以陶罐，专存火种。人们很早就想出了专门的火光照明设备，宁夏海原菜园遗址发现的4000年前窑洞式房址，有的窑壁密布许多壁灯遗迹，据测试是当时先民用含树脂高且耐燃的木条插入壁孔，以火照明的残存。[293]这与《庄子·逍遥游》所云：“尧让天下于许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不亦难乎”，可相对照。爝火即小火烛光。

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先后想出了各种适用于不同场所的照明法，有固定式的，有可移式的，有光度亮而大的，也有照明度偏小的。如《周礼·天官·宫人》云：“凡寝中之事，埽除、执烛。”《仪礼·燕礼》云：“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东阶上。”《礼记·檀弓》云：“童子隅坐而执烛。”凡此大抵是指居室内外照明的人执可移式小烛。又如《燕礼》云：“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大烛于门外。”《周礼·秋官·司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尃烛庭燎。”郑注：“尃，大也。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这是指公共场所或庭院照明的大烛，火大光亮，不比小烛可人执移动，故往往固定一处。甲骨文，本意像人跪坐持燃木照明，当系小烛爝火。

上古时期人们的日常进食，每每是围炉而食，西安半坡仰韶遗址一号房址的灶炕周围发现八块圆形扁平体卵石，表面有光滑的使用痕迹，背面却无，当系座石。[294]陕西西川李家村遗址一座住宅，灶炕边也有三块鹅卵石座。[295]绥德小官道龙山遗址一座住宅，灶炕边发现座石一块。[296]甘肃永靖马家湾遗址发现的五座住宅，都是灶在居室中央，旁边有长方形座石，长宽在20-30厘米左右。[297]这表明当时可能有围炉坐于石块就食或聊天取暖，这类石块久用不弃，具有小凳的性质，置之居宅，成为初始形态的一种家具。

当然人们也会同时采用其他坐式，顺乎姿势自然而不致吃力体累而已。辽宁东山嘴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陶塑人像，皆做盘膝正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脚心方向均顺其自然，有的下身底部满饰席纹。[298]可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采用这种流行的坐式。《初学记》卷二十五云：“夏禹为茵蒋席”，似夏人坐姿以踞、盘、蹲为常。殷人就餐时大都是跪坐，甲骨文飨字作，像两人围食器跪坐对食。陕西绥德头村出土商代铜钺，有铭飨字作[299]，取意两人跪坐对食，其中一人正伸手抓取皿中食物，形象最为生动。

殷墟出土玉石人物雕像甚多，李济先生曾归为跪坐、蹲居和箕踞三类。关于跪坐，他引朱子语为释：“跪有危义，故两膝着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着地，以尻着尃而稍安者为坐。”《释名》亦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跪而不坐，即《史记索隐·范雎传》所谓“长跪”。蹲居是虚坐，股不着地，屈膝下蹲。箕踞是屈膝坐。《礼记·曲礼》云：“坐毋箕”，孔颖达疏云：“箕谓舒展两足，状如箕舌也。”《汉书·陆贾传》“尉佗结箕踞见贾”，颜师古注：“箕踞谓伸其两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李济先生认为，蹲居和箕踞出于东方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则是殷人固有的起居法，并演成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祇，以及待人接客的礼节。[300]

殷墟大墓墓底人牲和建筑仪式瘗埋武士，每呈跪姿，最常见的是竖跪姿，上身直挺，双腿跪曲，股部下坐，双脚置股两侧或一侧，足面着地，手臂下垂足旁，或一手搭在另一臂上，或按膝部。石璋如先生称此为跪坐，是日常生活中坐姿的再现。[301]殷墟出土玉石人物雕像，作跪坐式的不少，双手或抚膝、抱膝和按地，或曲臂手支颔下。[302]这些人像，有的衣饰华丽，穿戴讲究，神态倨傲，为权贵形象；有的虽衣着梳妆不俗，但缺乏生气，犹似在全神贯注等候主人差遣状，可能为亲信近侍；有的赤条条无所衣饰，貌态呆滞，可能是身份低卑的家奴或贱人的形象。

商代的跪葬和玉石人坐像雕刻表明，跪坐确是当时最常见的起居仪节，但应注意的是，当时下人侍候主子时，通常是不能跪坐的，甲骨文住字写作（《合集》27522），像一人跪坐息止，另一人侧立而伺之，说明这种跪坐式在主人与下人共处时，并非是对等的，一般总是尊者跪坐而贱者侍立。商代许多立式人像雕塑，贱者和罪隶占了绝大多数，就是很好的说明。

三 四时与年岁

夏商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人们在农作劳动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季候农稼生长方面的知识，渐渐加深了对四时和年岁的认识。

《尚书·尧典》云：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据古天文学史专家赵庄愚先生推定，《尧典》所述“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其观测地纬有东南西北地域大范围之别，星象出现的真年代当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之初，《尧典》的制作年代，上下限应在距今4100-3600年之间，不能晚到夏末。[303]近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距今约4100年前观象授时的大型祭坛，台基高三层，圆形，最外圈半径为25米，中圈半径22米，内圈上层台基半径12米，上层台基有环形挡土墙及夯土柱列各一道，夯土柱间有宽10-20厘米的观察缝隙，各缝隙中心延长线向内交汇于台基圆心，向外看则与附近山峰相连，能观察四时太阳出没之变化。[304]似可与《尧典》观象授时祭礼对照研究。《尧典》对四时和年岁的认识，通过以下五端可与甲骨文相印证。

一是《尧典》序四方，以太阳为准。如云“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寅饯纳日，平秩西成”，纳日即入日。祭出日、入日，甲骨文有之，如：

乙酉卜，又出日入日。（《怀特》1569）

……［出］日入日……（《屯南》1578）

丁巳卜，又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合集》34163＋34274）

癸未贞，甲申出入日，岁三牛。兹用。

癸未贞，其卯出入日，岁三牛。兹用。（《屯南》890）

祭祀太阳，形式是祭出日与入日，称“出入日”，已抽象术语化，可见这种祭礼的特殊性，乃寓意于太阳的周日视运动，基点在日出和日落，具有揆度日影以定东西方向的意义。又有一片甲骨文云：

癸酉贞，侑出［日］。

［癸］酉贞，辛□四方。（《合集》41640）

癸酉贞卜要否侑祭出日，又卜问辛日酒祭四方。说明这套祭礼正关及到以太阳为准序四方的内容。这和《尧典》全相一致。

二是《尧典》“寅宾出日”的“宅嵎夷曰旸谷”的祭地，也与甲骨文相合：

……（观），亡……（《屯南》2212）

王其（观）日出，其于日，

弜祀。

弜。

其，王其焚。

其（可能是“沉玉”之合文）。

，其五牢。

其十牢。吉。（《屯南》2232）

即观。这是商王观日出的祭祀行事卜辞（详说另见本书第九章“日神的祭礼”节），太阳祭的祭地，亦见于《鼎铭》：“王易（锡）小臣（积）五年（稔），用乍享太子乙家祀。冀。父乙。”（《三代》3·53·2）日本赤忠先生释“五年”读如“责（积）五稔”，年借为稔，稔为责（积）的计量单位。[305]在此指贮积。甲骨文中有云：“癸巳卜，令共（供），杞”（《合集》22214），记商王朝命杞贡纳委积实物。此铭谓商王赐给小臣地五季的贮积。甲骨文又云：

□子卜，在，贞……［步］于，往来［亡灾］。……王来征三邦方眔［暨］夷……（《合集》36531）

卜辞记商王帝乙时征东部敌对邦国及夷方，途经地，可知的大体方位在东方是清楚的，与夷方相距不会太遥远。当即《尧典》的“嵎夷”，位于东方，很可能在山东境内，《尚书·禹贡》有云：“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嵎又写作，《说文》云：“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嵎、尃，是同地异写。地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观日出祭祀场所，是“顺时尃土”[306]的特定地望标位之处。世界民族中祀日之地的选定，也可见到这类现象。如秘鲁古印加帝国的萨克萨瓦曼祀日祭地，利于观日，当时逢6月24日（南半球冬至日）在此祭太阳，祭时四方点圣火。[307]日本祭太阳重视东西轴，或以二至的日影来定祭地，如高安山既是夏至日出山顶的场所，又是冬至太阳沉于海的观察地。[308]说明世界民族在各自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有其共性。中国古代通以春秋季某特定日子和某一特定地点观测太阳与祭日，显示了固自的特色。应指出的是，古代的观日出之祭礼，同时又具有测度日影的早期天文学观察性质。《左传》桓公十七年云：“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僖公五年有云：“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均是祭日之礼与天文观测并举，而这是可以追溯到商代以前的。商王观察日出时所进行的截祭活动，本身也突出了对于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观察。

三是《尧典》言“出日”、“日永”、“纳日”、“日短”，是四个有天象根据的中气，同于中国农历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即春秋二分太阳从正东方出，正西方入，且日夜平分，夏至日长夜短故称“日永”，冬至日短夜长故称“日短”。四中气构成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四个基本要素，其认识是与古代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实践紧相联系的。

甲骨文的“出入日”也有春秋二分的意义，而这方面又都是与凭藉立杆测影的原始天文仪器为之准则有关的。[309]甲骨文有一纪时词“”，写作（《合集》30365），用为日中时分，本意像手持臬而日影投诸地上之形，与立杆测影定方位、时辰、四时有关。又有字（《合集》22942），即昼字，本义是立木为表测度日影以定时辰。《诗·鄘风·定》云：“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朱熹《诗集传》注：“树八尺之臬，而度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考工记》云：“置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以正朝夕。”《周礼·地官·大司徒》贾公彦疏云：“日景有长短朝夕之异，故必测度而后乃得其正。”讲的都关于如何利用立杆测影对四方和四时进行测度。商代人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北纬34°-40°之间，所谓长景是这一地区内冬至日太阳在南而日影投北的日中影长，短景是夏至日太阳在北而日影投南的日中影长，朝景是太阳出东方的日影，夕景是太阳落西方的日影，但严格地说，只有春分、秋分两天，太阳才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自春分后至秋分前，太阳逐渐转到从东北升起，西北落下，自秋分后至春分前，又转到从东南升起，西南落下。所谓“正南北”、“正朝夕”或“长短朝夕”之景，与上述《尧典》“出日”、“日永”、“纳日”、“日短”及甲骨文“出入日”，实际意义是一样的，是对二至二分四个有天象根据的中气的测度。换言之，由于地球自转的关系，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四时日影有变化之异，长景或日短指冬至日太阳在南而日影投北的日中影长，短景或日永指夏至日太阳在北而日影投南的日中影长，故一称“正南北”；春秋二分因太阳从正东出、正西入，故又称“正东西”或“正朝夕”。商代出入日的祭礼，正有观测日景以正朝夕、定时辰、序四方的性质，当时已掌握了四时的有关知识。

左：置揆日测方位之字 右：立木为表定时辰之字（分别见《合集》30365、《合集》22942）

从甲骨文中有关季候的知识看，当时人们是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如辞云：

今秋。

于春。（《粹》1151）

陈梦家先生曾据此片指出：“卜辞近称的纪时之前加虚字‘’，远称者加虚字‘于’。‘’、‘于’是相对的，秋春是相对的。由此可证卜辞只有春秋两季而无冬夏。”[310]常玉芝统计了甲骨文中兼记月份名的“春”、“今春受年”及“秋”、“今秋受年”等卜辞，认为殷人的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当时的岁首交接是在种黍和收麦之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311]商代一年分为春、秋两季，与人们重视“纪农协功”[312]有直接关系，并非当时不认识四时。这一方面可与甲骨文“出入日”内寓春秋二分的意义互为印证，再者与《尧典》“出日”、“日永”、“纳日”、“日短”的实际意义也是相通的。

四是《尧典》言仲春“厥民析”、仲夏“厥民因”、仲秋“厥民夷”、仲冬“厥民析”，与甲骨文中四方风名相合：

东方曰析，风曰。

南方曰因，风曰。

西方曰，风曰彝。

北方曰［夗］，风曰。（《合集》14294）

关于此方面内容，详说见本书第八章。这里只指出，四方风名，本身就包括测风伺候，四时不同，风向有异，内寓春夏秋冬季候循环的感性认识，追踪的是四时风向不定的自然属性与两度空间四方观区划形式上之一致性。

五是《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也与甲骨文中所见殷人对年岁的认识相契合。

商代实行一套适合农业定居生活的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闰月的安排采用年终或年中置闰，年终置闰称之“十三月”（《合集》33082），置闰目的为调节太阳年与朔望月的关系，以使朔望月与四时的节候相合，确保不误农时。甲骨文金文中还有两例称“十四月”（二期祖庚祖甲时，《合集》22847）或“十月四”（帝乙时，《殷周金文集成》4138《小子簋铭》）的，虽极鲜见，然仍说明殷历置闰尚有失闰加补现象。

殷历当月称“兹月”、“今月”、“今一月”、“今十月”、“今十三月”之类，下月称“生月”、“生一月”、“生四月”、“生十一月”、“今生十月”等等。月长已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为30日，也有31日的（如《补编》4939即《蔡缀》38，此版二月有癸亥、癸酉、癸未、癸巳四个癸日，知是31天的大月[313]），小月通常为29日，月份一般为大小月相间（《合集》6）。当时的历月是以观察月象为准的太阴月，也即以朔望月调整四时成岁，以新月初见之日即尃为月首。商代历年长度有云在360日至370日之间。[314]晚商历年中，还有连大月或连小月现象。据五期甲骨文云：

（1）癸巳卜，贞在黄林……天邑商公宫卒，［兹月亡宁］。

（2）壬戌卜，贞在天邑商公宫卒，兹月亡宁。

（3）辛卯卜，贞在天邑商公宫卒，兹月亡宁。

（4）辛酉卜，贞在天邑商公宫卒，兹月亡宁。

（5）辛卯卜，贞在天邑商公宫卒，兹月亡宁。（《合集》36544＋36541＋《英藏》2529＋《合集》36547）

裘锡圭先生解释此版（1）所卜之月应起自癸巳，终于（2）卜日壬戌的前一天辛酉，是29天的小月；（2）所卜之月起自壬戌终于庚申，也是29天的小月；（3）所卜之月起自辛卯终于庚申，是30天的大月；（4）所卜之月起自辛酉终于庚申，也是30天的大月。他由此推测，“殷历既有连大月，也有连小月，而且其连大月与连小月可以紧接着出现”[315]。

殷历大月有称“大今三月”（《合集》12528；12529正）；小月有称“小三月”（《合集》20803；《东北》[316]13）、“小五月”（《合集》21637）、“小生七月”（《合集》7790），疑殷历大小月之分可能是逢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所谓“大今三月”殆为二月的连大月，与当代历法单月大、双月小的大小月配置正相反。如五期甲骨文有云：

（1）甲午卜，贞在天邑商皿宫卒，兹［月］亡宁。

（2）乙丑卜，贞在天邑商公宫卒，兹月亡宁。在九月。

（3）甲午卜，贞在天邑商公宫卒，兹月亡宁。（《蔡缀》256）

裘锡圭先生指出，（1）辞的卜日甲午至（2）辞九月乙丑有32天，则甲午应是八月的首日，终于甲子共31天，为大月；若九月起自乙丑终于癸巳，则九月是29天的小月。[317]这为殷历单月通常是小月又增一例证。

《尔雅·释天》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但从甲骨文得知，商代纪年不只称祀，也称岁或年，而称祀多见于晚期。如：

受来年黍。十一月。（《合集》7457）

年十月用。（《合集》14770）

□戌卜，出，贞自今十年又五，王……（《合集》24610）

辛丑卜，大，贞今岁受年。二月。（《合集》24429）

来岁不其受年。（《合集》8659）

贞今来岁我不其受年。九月。（《合集》9654）

癸丑卜，贞二岁其有（忧）。（《合集》20795）

辛未卜，贞自今三岁毋执。（《合集》20796）

贞其于十岁，乃有正。（《英藏》1300）

其隹今九祀正（征），。王占曰：引吉。（《合集》37854）

在二月，隹王十祀彡日，王来正（征）盂方白。（《合集》37398）

廿祀用，王受□。

用十祀。（《合集》29714）

小三月（左上）、小五月（左下）、小生七月（右）

（《东北》13、《合集》21637、《合集》7790）

胡厚宣师指出：“年与岁者，几乎为各期卜辞中所常见的普遍称谓，又安能谓殷无年岁之称而《尔雅》之说为不误乎。”[318]以上“今十年又五”、“二岁”、“今三岁”、“十岁”、“隹今九祀”、“隹王十祀”、“廿祀”等，皆指商代时王在位之年。[319]当年称“今岁”，下一年称“来年”、“来岁”；“今来岁”似为今年与来年之合称。年、岁、祀皆已含有太阳年之义。

年字甲骨文写作，是人禾作之形。《梁传》桓公三年云：“五谷皆熟为有年”，可见本之农业生产。严一萍先生云：“《尧典》分命羲和至四方，一为观测天象，正四仲中星，一为劝民农作。此与甲骨文帝四方风为求年，一脉相承。农事之暇，教民田狩，此又邦国政职之所系。”[320]惟《尧典》纪年称岁，岁为钺形，又用为岁星名，与辨星象、察季候一致，在观象授时方面显得比较原始，然置闰月调节节气，却是与甲骨文相通的。严一萍先生认为：“与其谓《尧典》袭甲文，无宁谓甲文承《尧典》也。”这很有见地。抑或《尧典》这套观象授时祭礼能上追夏代也未可知。

以上五端，表明《尧典》与甲骨文分别留有两个前后相次时代的史影，即自史前至殷商时期，黄河流域中原大地很早就形成为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人们认识了年岁与四时，已逐渐建立起一套“纪农协功”的传统礼俗。

四 纪时制

中原地区筑室而居的农业定居生活的确立，作息习俗即大致同时形成。史传尧时有壤父50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321]。舜时有善卷，“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322]。农耕生产方式与定居息息相关的关系，使人们在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进行生存活动的同时，自觉将“日作、夜息”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准则。人们“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息”[323]，作息时间的社会化，和人们最初对日常生活事象的先后次序所作的分段纪时，无不反映着当时作息起居习俗的基本内涵。

人们最初的纪时，大概本之“日照昼，月照夜”[324]，看到白天和黑夜循环交替，慢慢有了把白天和黑夜作为计量时间的一个基本概念，于是产生了“日”、“夕”的时间单位，后来出于对日夜交替现象的观察，又有更小时间单位的测定，《管子·庙合》云：“日有旦暮，夜有昏晨。”旦暮、昏晨恰恰代表了日夜交替界限的小时间段。这种时间概念的产生是相当早的。殷商时期纪时已十分系统化和制度化，当时的纪时，是一以一批代表一日之内不同时间单位段的名称词即“时称”来表示的。甲骨文中的时称，材料十分丰富，揭示了当时的纪时制度。

（一）甲骨文中的时称

甲骨文中的时称，以三四期廪辛康丁武乙文武丁时代和一期武丁时代所见最详备，其次是二期祖庚祖甲时代，而五期帝乙帝辛时代所见最少。

三四期甲骨文中常见一种语辞与祭名动词相组合的“……”辞例，介于中间的几个字往往用于纪日纪时。如纪日：

乍伐，今日甲。（《北美》37）

父甲岁，翌日辛。（《合集》27440）

辛丑，又正。（《合集》30815）

癸。（《怀特》B1393）

上列刻辞中，介于“……”之间的文字都是纪祭祀的日子。也有小其时间单位段而用为纪时，如：

祝，今旦，正。（《珠》625）

朝。（《合集》30837）

食日，王受又。（《屯南》2666）

今壬……中日。（《苏联》2）

。（《合集》30894）

昃。（《合集》30835）

莫。（《合集》30886）

今昏。（《合集》30838）

。（《合集》27052）

。（《合集》27522）

夕。（《合集》27401）

今夙。（《安明》1685）

通过上举辞例，可以确定旦、朝、食日、中日、、昃、莫、昏、、、夕、夙等12个时称。其中食日又称食（《粹》700）或大食（《库》209），时间介于朝与中日（也称日中，见《粹》682）之间，与昃、昏之间的小食（《乙》478）是对应的。这样可得13个时称，下面只对、、、夕、夙5个略加说明。

字写作、、、、等形，从手持而日影投地，本意是揆日定方位，因恒行于日中，后又成为日中时分的专字。[325]

字写作、等形，有释苣、、烛等说，莫衷一是。[326]唐兰先生云：“其本义则人持屮木为火炬也，……为之初字，而其义则当于后世之热若爇。……或以纪时，……殆如上灯时候矣。”[327]此说最为得之。然则甲骨文从木从，像人执火炬之形，实是后世、热若爇的初字。《诗·大雅·桑柔》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执热物而濯以解热，犹残遗着字的执火炬的初义。为时称，他辞云：

王其田，入，不雨。

夕入，不雨。（《合集》28572）

夕通常是指整个夜间，但有时也指夜晚某个专门时段，上举两辞同卜，、夕对文，是天黑后掌灯之时，夕当指更晚些的时间段。

字从人从人跽形，从亦声。传世商器有“庚”爵（《三代》15.27.8），即字所从。《说文》云：“，有所绝止，而识之也。”王献唐先生以为，此“乃从汉代点读书句为释，……彼时无此制，不能以此说也”[328]。段注《说文》谓“、主，古今字，……凡主人，主意字本当做”。《吕氏春秋·审分》云：“人主必审分。”《韩非子·扬权》云：“审名以定位。”字人形一跪一立，像一人跪坐息止，另一人侧立而伺之，中间一点意在定上下等级之分，主人与侍者的身份俨然可见。以声求之，殆即后世的住字初形，惟甲骨文住乃象意兼声字，而后世住乃形声字。后世住从一人，此从二人形，乃繁简衍变现象。[329]住的本义是伺主息止，用为时称是取“日入而息”（《庄子·让王》）或“昏定”（《礼记·曲礼》）之义，指夜间人定息止之时。

甲骨文云：

其又妣庚，入自己夕。

。

入自。（《合集》27522）

“”与“住”时间相次（《合集》27522）

三辞同卜，知夕、、为彼此相近的三个时间段。在天黑后掌灯时，当在稍晚人定安息之时，夕则比要更晚些，或指夜半时了。也可能夕统指己日的整个夜间，是总起卜问提前一天己日夜间祭妣庚，、则具体落实到己日夜间举行祭祀妣庚的两个特指单位时间段。疑类似后世的“人定时”。汉简云：“人定时使坞上苣火一（通）。”[330]《后汉书·耿弇传》云：“自旦至昏……人定时步果引兵去。”汉代的人定时约当今之21至23时。准此，姑定晚商的时约当今之19时前后，即住字，住时当21时前后，夕自在住时之后或统指整个当晚。[331]

夙字写作，为祈月之形。《说文》云：“夙，早敬也。从，持事虽夕不休，早敬者也。”《诗·鄘风·定之方中》云：“星言夙驾。”《诗·召南·行露》云：“厌行露，岂不夙夜。”《笺》云：“夙，早也。”《尔雅·释诂》云：“朝、旦、夙、晨、，早也。”露水之降约在清晨3时前后，天未启明而星月犹见，故夙时是下半夜至天明前之间的时段，为殷人早起祈月时。又《周礼·鸡人》云：“夜呼旦以叫百官”，郑注：“呼旦以警百官使夙兴”，是用夙字早敬之义，但由此也反映出夙应在旦前，却仍属夜间。

除了以上13个时称外，在三四期甲骨文中还可找到8个时称。

1.昼

甲午卜，鬯……

二卣。大吉。

牛。

牢。

今日。

。（《屯南》2392）

字从聿从日，应释爇字，简体作昼。以上六辞同事异卜，今日与昼对卜，昼必指该日的某个时间单位段。《玉篇》云：“昼，知又切，日正中。”知昼为中日时分。

2.日西

日。

于入自日西。（《合集》29713）

“入自日西”与甲骨文“入自日”、“入自夕”、“入自”例同，日西也是时称。日西约同于汉简“日西中时”（《居》1705），在祭当日的午后，可能与日昃前后相当（今按，一释西借为乃，义亦通，则“日西”非时称，姑记存疑）。

3.郭兮

郭兮也称郭（《宁沪》1.8），或称兮（《通别二》东大3），是介于于昃和昏之间的时称。

4.会

其。（《合集》30956）

丁亥。（《合集》31824）

战国玺印文字会字作[332]，与此形同。《尔雅·释诂》云：“会，合也。”据他辞“其至日戊”（《合集》27454）、“其”（《安明》1768），辞例与“其会”同，知会也是纪时之字。但会字从合，意义不显，疑与后世字义近，《说文》云：“，望远合也，从日匕，匕，合”，段注：“与杳字义略近”。《说文》云：“杳，冥也。”甲骨文会字，从日从合，用作时称，与后世字义近，殆指暮色苍茫之时。

5.、、、

丁巳卜，今夕宜。

丁巳卜，于宜。（《合集》32216）

辛亥卜，乙卯又升岁于祖乙。

辛亥卜，于又。（《合集》32349）

癸未贞，乙酉方。

癸未贞，于方。（《屯南》171）

于至。（《合集》32806）

己丑卜，雨。（《合集》33915）

己丑贞，于。（《合集》34544）

于告。（《合集》33015）

上述、、，均一字之异构。以为常见。从木从月，与莫、杳为同类字。又今夕与同卜，知亦时称，或与莫时邻接，今夕是当天夜间，则进一步落实到当天夜间的一个时辰。有学者释此字为木月、林月的析书，读为“生月”，指下一个月。然上举《合集》32349辛亥同卜第四天乙卯及时又升岁祭祖乙，《屯南》171癸未同卜二天后乙酉及时的事情，则释为生月显然十分勉强。2002年小屯考古所工作站附近出土甲骨文有云：“己亥卜，庚子燎于门，羊白豕。”为的异构，应指庚子日傍晚某一小时间单位，即“庚子时”，如果释为“庚子生月”，绝难讲得通。

6.

……今……昏……

丙寅卜，，贞孟田，其散，又雨。（《美国》S424）

，从日从月从二木，从木与从同，像日没入莽原而月始生之意，应释萌的本字。《汉书·历律志上》云：“孽萌万物”，颜师古注：“萌，始生也。”萌或指日落而月出之时。此版萌、昏同卜，萌与昏的时区应相邻近。

7.采（大采、小采）

甲子卜，弜至采用。（《屯南》4432）

采为一期大采或小采（见后）的省称，惟不知确指。

8.湄

湄至昏不雨。（《合集》29803）

湄、昏皆纪时词。湄读如昧，谓昧旦、昧爽之时，参照“旦至于昏不雨”（《合集》29781），湄为天未明的日出之际。《左传》昭公三年云：“昧旦不显。”《礼记·内则》云：“昧爽而朝，日出而退。”知昧旦、昧爽在日始出前的当刻，视觉上为太阳尚未露出地平线的东方欲启明之际，然在晚商大致属于旦的时间段范围，在今4时前后。

综上，三四期甲骨文中所见的时称略约为22个，分别代表了一天之中不同的时间段。这些时段若按时辰区隔顺序排列，大致上是互相衔接的，但也有一个时区跨另外两个时段的。如日西并跨了昃和郭兮两个时段。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段是相交重叠的，如旦与湄、朝与大采、萌与小采、日中时分的中日、昼、爇三称。现把整理结果排列如下：

从22个时称所代表的时段中，去其重叠交叉的部分，可知当时是把一天分为十五时段。

关于日夜的分段情况，据《管子·庙会》云：“日有旦莫，夜有昏晨”，《国语·鲁语下》韦注：“日照昼，月照夜”，那么上述一天十五时段，代表白天的，自旦至莫（暮）共有九段，占15个时称，代表夜间的，自会至夙共有六段，占7个时称。这是三四期甲骨文所揭示的纪时情况。

再看一期武丁时的时称，同于三四期的有旦（《乙》64）、食日（《库》511）、大食（《合集》13450）、中日（《乙》478）、昃（《菁》4）、小食（《乙》478）、会（《京津》2560）、（《安明》S157）、夕（《乙》6665）、夙（《北美》29反）等10个，另有异于三四期的时称13个：

1.眉：

丙辰卜，争，贞□见眉不雨，受年。（《合集》10144）

“见眉不雨”，犹言天见明时不雨。眉旧释蔑，谓细雨，恐不确，该字示意人目之眉形，当释为眉，读如昧旦、昧爽之昧，即三四期所见时称湄，谓日尚未出的天明前后。

2.丧：

甲子卜，争，翌乙［亥］不其雨。王占曰：其雨。乙丑夕雨小。丙寅雨。（《合集》6037正反）

翌乙亥，乎子。（《合集》880正）

为丧字，读为昧丧之丧。《小盂鼎铭》云：“隹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丧，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格周庙。……大采，三□入服酉。”昧丧即昧爽（《牧誓》）。“昧丧-明-大采”，可与三四期甲骨文“旦-朝-大采”的时间位序相对照。相当于日出前，在今4时前后，与眉时亦相当，大致均交迭于旦的时间段范围。

3.辳

贞得令二人，辳。（《合集》21493）

辳，本意是以蜃器披除杂草，即《淮南子·论训》所谓“摩蜃而耨”。这个字即《说文》辳字引古文农，旧释晨字，不确。农为农作，用为时称，盖取意“日出而作”（《庄子·让王》），大体指日出清晨之际。

4.日出

癸巳卜，翌甲岁祖甲牡一，鬯一，于日出用。（《花东》426）

卜日是癸巳，日出属新一天甲午日太阳升起之时。

5.明、日明

6.

与明、日明同见下辞：

甲寅卜，，贞翌乙卯易日。王占曰：之勿雨。乙卯允明雾，迄，食日大星（晴）。（《合集》11506正反）

丙申卜，翌丁酉伐启。日明雾，大食日启。一月。（《库》209）

两辞均为卜晴启之事。明可称日明，食日也称大食日。明或与三四期的朝时相当。又严一萍先生认为，、也是纪时词，前者大抵指明日，后者介于明和食日之间。[333]按占辞“之勿雨”，而验辞记到了次日乙卯明时果然无雨只起雾一段时间，食日时就大晴了，可见，“之”所纪时间约略相当明时或明时之后，疑为上文说到的眉的别构，读如昧旦、昧爽之昧，谓天明之际。

7.大采

癸亥卜，贞旬。一月昃雨自东，九日辛未大采，各二云自北，雷，大风自西，二云率雨，允，日……（《合集》21021）

［癸］亥于大采克。（《合集》21493）

大采与朝、明时相当。《国语·鲁语下》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可证。

8.

己巳卜，王……雨。之……（《合集》13044）

字疑三四期即字之一形，为立测影之构形，系日中时分的时称。

9.黄昃

……黄昃。（《合集》20260）

……日大启。昃亦雨自北，黄昃启。（《合集》20957）

乙丑黄昃雨自北。（《合集》20962）

癸酉，万入，畋。余女曰：宜。黄昃雨自东。休敝大寝。（《骨》[334]第65页-A）

从第二例看，黄昃晚于昃，当在太阳落下前后天色昏黄的暮时。

10.

癸卯卜，，于翌燎。（《合集》15738）

贞翌丁，不其易日。（《合集》3521正）

或谓乃丧字，同于西周出现的时称昧丧，但与上揭丧字形迥异，余疑为三四期时称的异构，殆在傍晚杳冥时。

11.

丙午，卜，侑岁于父丁羊。（《合集》22093）

疑为夕字之异构。

12.小采

癸巳卜，王，旬。四日丙申昃，雨自东，小采既，丁酉小至东□□□。二月。（《合集》20966）

“小采”一称“少采”（《合集》20800）。昃为太阳西偏之时，小采是在昃之后。

13.、

癸丑卜，王，贞旬。八（原脱日字）庚申，允[335]雨自西，少，夕既。五月。（《合集》20966）

癸丑卜，贞旬。五月庚申，允雨自西，夕既。（《合集》20964＋21310）

上举12、13引《合集》20966两辞乃同版异日卜旬刻辞，与《合集》20964＋21310是同日同事同卜。验辞“八日庚申”与“四日丙申昃”对文，故知必为时称无疑。像一人睡在室内床上呵呼嘘吸之意，从可声，盖寤的初文。乃的省形。《汉书·董仲舒传》云：“朕夙寤晨兴”，颜师古注：“夙，早也；寤，寐之觉也；兴，起也。”上两辞的夕，均指整夜而言。前面已经提到，甲骨文夙是早起之时，属于夜间的纪时。而这两条卜辞又记寤是“夕既”亦即夜间结束之前的纪时，那么寤是睡而未觉，似醒非醒之时，自当在夙之前。[336]两条卜辞的验辞谓庚申日的夜间寤时，果然从西面下起小雨，直到夜间终了才停止。根据这两条卜辞，知寤也是下半夜至天明之间的时段。

一期武丁时代的纪时整理排列如下：

武丁时代的时称有23个，将一天分为十五时段，其中白天自旦至黄昃分为十段，占16个时称，夜间自会至夙分为五段，占7个时称。

二期祖庚祖甲时代甲骨文中的时称所见不很多，只有9个，其中同于一期或三四期的有辳（农）（《合集》23226）、昼、日西、萌、（《掇》2.137）、夕等6个，另有妹、、3个为该期始见。下面举例略述。

1.妹

辛未卜，□，贞夕卜不同，其□。王占曰：□隹其妹……于……（《合集》24118）

通谓妹借为昧丧之昧。《小盂鼎铭》云：“辰在甲申昧丧，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各周庙。”则妹在明前。

2.

贞妣庚岁，，先日。（《合集》23326）

“……”，类似三四期的“……”，这种辞例早在一期就出现了，如：“庚申卜，贞，今乙。”（《前》4.3.1）介于“……”中间的字大抵也是纪日纪时，但尚未形成惯例。“”的，疑三四期即朝的异构，从禾与从屮无别。

3.昼

……卜，大，贞□□于父丁……今……（《合集》22942）

昼见于前揭三四期卜辞，为中日时分。

4.日西

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其燎丁于大室，勿日西既。（《合集》23340）

日西亦见于三四期，可能与日昃前后相当。

5.萌

6.

萌与同见以下一版刻辞：

癸丑卜，行，贞翌甲寅毓祖乙岁，萌。兹用。

贞。（《合集》23148）

即莫的异构，即今之暮字。此版癸丑贞问次日甲寅提前一天的傍晚预先酒祭祖乙，萌、莫同卜，与前揭昏、萌同卜，足证萌为傍晚日落月始生时。

二期所见9个时称的时间顺序如下：

……妹-农-……昼-日西……萌--……夕

这是不完全的。

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甲骨文中的时称更为鲜见，不成系统。今所见者有夕（《前》3.25.4）、妹2个。如：

乙丑卜，贞今日。

妹。（《合集》41865）

今按，台湾李宗爇先生谓妹为否定词。亦备一说。

要之，甲骨文中的时称，一期有23个，将一天分为十五时段，其中白天十段，夜间五段。三四期有22个，一天分为十五段，其中白天九段，夜间六段。至于二、五期，缺载甚多，难窥全貌。

（二）分段纪时制反映的生活内涵

综合甲骨文中的时称，大致可得34个，就其性质，可分自然与人文两大类。

属自然者，是与日月运行相关，有19个：

旦、朝、、日出、中日（日中）、昼、、昃、黄昃、日西、莫（）、会、昏

明、萌

、、夕、

这一大类中，与日相关的有13个时称，与月相关的有4个时称，介于两者之间的有2个时称。

属人文者，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俗相关，有15个：

辳（农）、（丧）

大食（食日）、小食、住、寤、郭兮（郭）、（爇）

、妹、眉、湄、大采、小采、夙

这一大类中，与生产相关的有2个时称，与生活相关的有6个时称，与风俗相关的有7个时称。

第一类与日相关的12个时称，显然出于对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观察，即根据太阳在一天中移动的不同位置及其在地面上不同的投影变化而来。

殷人十分注意对于太阳的观察，由于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不是等速的，又由于地球自转的运动规律，导致了太阳在地球上每天的投影变化的不固定性。这种不固定性在日出、日落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夏天日出早、日落迟，冬天日出晚、日落早，日夜的时间也不平均，这些变化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337]

在甲骨文中，日出日落时的纪时远未定型，时间区段划分的变化波动也很大。表示日出前后的时称，一期有旦、眉、、辳、明、大采，而旦、眉、三者，及明与大采的时间段是重合的；至三四期时称有旦、湄、朝、大采，而旦与湄，朝与大采的时段又各相重合。表示日落前后的时称，一期有小采、黄昃、、会，而会与的时段是相重合的；二期改称萌、（暮）；至三四期时称有萌、小采、莫（暮）、会、、昏等6个，其中萌与小采，会与的时段是各相重合的。甲骨文中，围绕日出日落前后所见的时称变化，前后期有如此的不同，尤其是日出点，从一期的旦、眉、、辳4个时称，演变为三四期的旦、湄2个时称；日落点，从一期的会、2个时称，又增加为三四期的会、、昏3个时称，这正是殷人已经感受到太阳周年视运动有其不固定性的明证，显然当时亦已觉察到太阳周日视运动的每天时间（主要指白天）并不是固定不移的。

调整时间分段以适应太阳视运动的不固定性，是晚商纪时制度中的一大特征。日出日落点前后的纪时日趋细密，而一天中其他时段的纪时却显得疏阔。从整体上看，白天的分段比夜间密；一期白天十段，夜间五段；三四期白天九段，夜间六段，夜间的分段从来没有超过白天。从个别时间区段范围看，一期上午有旦、辳、明、、食日（大食）五段，三四期调整为旦、朝、食日三段，这就说明，晚商的时间分段不是等间距的，时段之间的时间区划是不均匀的，晚商采用的只是一种不均匀的分段纪时制度。

但是，尽管晚商的纪时制度受太阳视运动不固定性的影响，表现为不均匀的分段纪时，然而，日中的时间却是比较恒定的。殷人对于日中的认识，其意义十分重大。

甲骨文中代表日中的时称，一期有中日、2个，至三四期增至中日（也称日中）、昼、三个。昼字写作，从手持一竿而日在下，是“立木为表以视日影”[338]的意思，指立木测度日影以定时辰。甲骨文爇字，是置揆日以测方位。古代测度日影，恒在日中进行。《周髀算经》卷上云：“日中，立杆测影。”《周礼正义·匠人》疏据《玉烛宝典》引《孝经》佚文云：“立八尺竿于中庭，日中度其日晷。”立杆测影定时辰和置揆日正方位，内容不同而形式相同，以其恒行于日中，故昼和又成为日中时分的专字。[339]

日中三时称，中日的时间区段要稍长些，甲骨文云：

辛亥卜，翌日壬旦至食日不雨。

食日至中日不雨。

中日至郭兮不雨。（《屯南》824）

上述卜辞，旦-食日-中日-郭兮，占了几乎一个白天，它们之间的时间区段很大，中日恰代表了整个中午的一大段时区。昼、的时间范围不会太大，昼是根据日影变化来测定时间，是“考日景以正四方”[340]，都需以特定时间内的日影变化为其依据，因此昼、虽然都是日中的时称，但它们所代表的时段要比中日的时区小些。从昼、的时间测定是以原始天文仪器圭表测度日影为之准则，故其纪时似乎已达到分一级。这表明，当时虽然实行的是一种不均匀的分段纪时制度，但某些时段已渐趋恒定。这是殷人天文知识的积累在纪时制度中的反映，也是我国古代在认识自然规律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在晚商的纪时制度中还反映着殷人对于月的观察。时称明、萌、、、夕、等均与月有关，其中明、萌也与日有关。《诗·齐风·鸡鸣》云：“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这是古代对于日月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描绘。在甲骨文中，明指日出月落，萌指日落月出，二字对应，足见殷人观察之细微。还有一个时称夙，源自古代祈月的习俗，而这种祈拜也带有观察的性质，即《国语·鲁语上》所谓“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非是不在祀典”。

可注意者，与月有关的时称均以半亏的月形为构字要素，相比与日有关的时称均以太阳周日视运动的位置或投影变化为构字要素全然不同。这大概因为太阳的显著特征在其东起西落，月亮的显著特征不在其位置而在其盈亏，又以亏月为常见，故因特征相异而时称约定俗成基点亦异。甲骨文与月有关的时称均从半月形，正是基于视觉上月亮的显著特征。

应该指出的是，时称夕是介于住、寤之间的时段，但在殷人纪时制度中，有时也指整个夜间，甲骨文云：

丁卯卜，贞今夕雨。之夕允雨。（《合集》24770）

验辞的之夕是指命辞的今夕，即这个晚上。之夕，今夕，乃以小寓大，以局部概整体，以小段时间统全夜。这大概由于一夜之间月的变化很不显著，而半亏的月是为常形，故用夕字（半月形）以寓意于整个夜间了。

除此之外，在晚商的纪时制度中还有着丰富的人文社会学内容。前面提到的属人文的第二大类时称，大多出于当时生产和生活习俗的用语，它们之所以被用来纪时，在于它们实际包涵的内容，不外具有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既与当时的生活习俗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

第二，同时也是约定俗成，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因此，这部分时称也是研究晚商社会风貌的好材料，具体而言，它们涉及到殷人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

大食（食日）和小食两个时称，一在上午，一在下午，本之于殷人一日两餐的生活方式，上午一餐称大食，似人们较注重上午的进食量，可能是为适应食后的力作，而下午一餐后时近日暮，“日入而息”，小食即可，在生产所获物质生活资料不太丰富的古代，殷人已能相应合理调节饮食生活。这原本也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用语，以至被殷人纳为相应时间的纪时专字。云梦秦简《日书》和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纪时有“蚤（早）食”、“莫食”、“下爇”之称，流行至今的三餐制当是秦汉以来事。

住、寤、郭兮几个时称，间接反映了殷人的生活习俗，用为时称，有其约定俗成的意义。住指夜间人定息止之时。寤字是表示下半夜至黎明前的时间专词，本意指室内一人在床上呵呼嘘吸的睡眠状，而从字的构形可知，当时床榻的睡卧家具也已逐渐推广开来。郭兮也称郭，《说文》云：“郭，度也，民所度居也，”它本是反映筑室而居生活状况的用语。

这个时称，指黄昏后的上灯时分，直接来自当时燃木照明的生活细节。《周礼·宫人》云：“凡寝中之事执烛。”《礼记·少仪》云：“主人执烛抱。”烛火照明是古代燃木照明的发展，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时称农，反映了“摩蜃而耨”农耕生产状况，揭示出晚商农业生产力的水平，用来纪清晨时间，一方面说明“民之大事在农”[341]，同时勾绘着“日出而作”的生产习作成俗。《国语·鲁语下》云：“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息”，因此从时称农渗透着殷人生产实践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时间规律。时称（丧），从树形，当也源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可能与采桑养蚕有关。

时称眉、湄均本之眉形，盖借视觉上的朦胧或明亮感觉，属意于自然界曙光初露时刻的模糊景色，用指日出启明的旦时前后，人文色彩自寓其间。

、大采、小采、夙四个时称，与晚商社会的宗教、风俗和生活文化相关。为坎骨之祭，殷人事鬼以祀。《国语·鲁语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大概的宗教祭祀，是殷人的重要社会活动之一，是殷人社会交往的一种沟通方式，因而这个祭祀用语也一度被人们认同为纪时专字。

当然在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的宗教风习不可能是终始因循，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也会有所损益，有所改变，俗易风移，甚至还会从历史上消失。这在晚商纪时制度方面也有所反映。如一期的黄昃，到了三四期已经通称昏。时称，行于武丁时代，像埋骨于坎，殷人事鬼，可能属于一种“二次葬”的宗教葬仪，表明这种坎骨之祭的宗教礼俗曾一度流行，但到祖庚祖甲以后，这个时称就消失了。它们正是古代文化发展史中损益的事例。

大采、小采的时称，源自晚商敬祈日月的礼俗。《国语·鲁语下》云：“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监九御……而后即安。”从大采、日中、少采（即小采）、日入等时间安排上看，与晚商的纪时顺序大体一致，故这种“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的礼俗可以上溯到晚商。

时称夙本之于早起祈月的风俗，字则像一人跪而祈月之形，《说文》：“夙，早敬也。”不过敬祈日月未必天天进行，可能恒行于一岁或某月某个比较固定的日子，有人们所认识的天象标准为之依据，久之而成为常礼俗信。

要而述之，晚商的纪时制度是一种尚未定型的不均匀分段纪时制度，时段之间并非均匀等间距的，尤其在日出日落点上，前后期的时称变化波动比较大，重合的时间区段较多，这是由于受太阳周日视运动的不固定性造成的。

晚商的时称，白天以太阳的周日视运动位置和地面上的投影变化为其要素，夜间则以半亏的月形为其基点，同时也兼采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用语。

日中三时称是凭藉原始天文仪器测度日影为之准则，故日中时分是比较恒定的时间标志。

晚商的纪时制度中有着丰富的人文社会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宗教信仰和作息起居生活习俗事象。

（三）纪日法与日界

晚商纪时制度中的起迄点问题，也就是晚商的日界问题。讨论这一问题，先应了解当时的纪日法及其一日的涵义。

“日”在甲骨文中有时单指白天，但在一般情况下通括一天的白天和黑夜两大时间段。当天称“今日”、“终日”、“即日”，夜晚通称“夕”，也有称“今夕”、“终夕”，未来日称“翌日”、“来日”“翌夕”、“来夕”、“生夕”，前日称“先日”，过去日称“昔日”。纪日法主要有四式，常见的一式是干支纪日法，即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所谓“十天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所谓“十二地支”依次搭配，组成六十个干支单位，用来纪日。甲骨文中有干支表：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合集》37986）

甲骨文干支表是中国最古老的“时宪书”，起有历日备查作用。一天用一个干支，自甲至癸，每十天称为一旬，六十个干支也即六旬。还有称“今旬”、“来旬”或“旬又几日干支”、“几旬又几日干支”，丝毫不乱。干支纪日法是中国上古先民的重大发明，60天一循环，周而复始，沿用至今，故也可称为“量天尺”，成为推算上古历日及有关天文年历的重要依据。干支纪日也可省为单用十干纪日，如：

今日己。

来日己。（《屯南》4240）

翌日戊，湄日不雨。（《合集》38135）

戊辰卜，雨，自今三日庚雨，小。（《合集》19772）

戊子卜，于来戊用羌。（《合集》22045）

自今辛至来辛有大雨。（《合集》30048）

第二式是少量省为地支纪日的。有认为十二支是用来纪时辰，昔陈梦家先生首发其创，他举有下列两例：

甲申卜，今日亥不雨。（《粹》784）

王其田，以亥不雨。（《库》713）

他认为辞中的亥，“不是天干，不代表一天，恐怕指时刻”[342]。温少峰、袁庭栋两人也以这两例为证，说：“亥是表示一日之内的某个时间段落。”并进一步断定，“在卜辞中，决无用‘今日支’以称今日例，也无用地支以称任何一日之例”[343]。但是，从甲骨文看，并非如此，下面不妨略举六例：

贞丙午□来。

至于午先来。（《合集》419反）

今辛未王夕步。

今未勿夕步。（《合集》7772）

贞己巳勿宜。

贞翌巳勿宜。（《合集》40521）

乙丑卜，内，翌寅启。丙允启。（《合集》13140）

贞寅亡……三夕乙巳……（《京人》608）

甲戌，贞乙亡（忧）。

乙亥，贞子亡（忧）。（《合集》34728）

地支纪日（《合集》40521）

“丙午”与“午”、“辛未”与“未”、“己巳”与“巳”同版分别对文，故午为丙午、未为辛未、巳为己巳之省。乙丑次日为丙寅，单称翌寅。乙巳前三天是壬寅，单称寅。甲戌及乙亥分别卜问次日乙亥及丙子无忧，用天干“乙”称“乙亥”，用地支“子”称“丙子”。以上均是十二支纪日的例证。所谓“无用地支以称任何一日之例”的断语，是不确切的。

更应指出，陈氏所举两辞的“亥”写作，与亥作（《前》7.40.1）、（《粹》17）、（《京津》648）等形有别，据裘锡圭先生研究，当释万舞之万。[344]两辞应读作“甲申卜，今日万，不雨”，“王其田，以万，不雨”。可见，甲骨文中十二地支亦用来纪日，是没有用于纪时辰的例证的。

第三式是数称纪日法，如：

丁酉卜，出，贞五日雨。

辛丑卜，出，贞自五日雨。（《合集》24718）

旬有八日。（《合集》10976正）

三旬八日。（《库》227）

第四式是数称干支混合纪日法，如：

辛酉卜，今二夕雨，七日戊辰雨。（《合集》12509）

旬一日戊申至。（《库》1778）

百日有七旬有五日［庚］寅。（《合集》13753）

晚商一日的涵义，据甲骨文云：

乙卯卜，日己。

日戊。

［日］丁。（《合集》29748）

丙申卜，贞自今丙申夕报于丁。十二月。（《合集》1594）

己、戊、丁三日以干纪日而均名之“日”，皆指整日而言。晚商一个全日包括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丙申日占卜，称当天夜里为“今丙申夕”，也可知殷人生活中是视一天一夜为一个全日。

下面讨论晚商的日界。既然晚商已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统称之为一日，那么是先计白天还是先计夜晚，不可不辨清。此点甚为要紧，秩序一变，就将造成一天的误差。如：

癸未卜，争，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有食，甲雾不雨。（《丙编》59正）

之夕月有食。（《丙编》60反）

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月食记录材料之一，可以精确到某日的夜间，若先计夜间，那么月食发生在甲申的夜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晚商是把夜间作为一日的后一段，白天作为一日的前一段，下辞可证：

癸酉卜，祐母己，。

小。吉。

今夕。大吉。兹用。

于翌日甲。（《合集》27454）

这是一事多卜之例。癸酉日卜祭母己，接着问今夕祭，还是第二天甲日祭。“今夕”用“”，“翌日甲”用“于”，合于甲骨文中虚词语法的近称用“”而远称用“于”的常例。[345]故知今夕自指癸酉日占卜的当夜，夜以继日，就是次日甲了。换言之，就一个全日来说，是先计白天，后计夜晚。以此看癸未卜的那次月食，验辞“之夕月有食，甲雾不雨”，之夕是指上一日癸未日的夜间，不是甲申日的夜晚，明于此，也就消除了一天的误差。再如：

丁卯卜，雨不至于夕。

丁卯卜，雨其至于夕。子占曰：其至，亡翌戊。用。

己巳卜，在，庚不雨。子占曰：其雨，亡司，夕雨。用。

己巳卜，在，其雨。子占曰：今夕其雨，若。己雨，其于翌庚亡司。用。

己巳卜，雨不。

己巳卜，雨其巳。子占曰：其终日。用。（《花东》103）

“亡司”，司在此盖读如时。《庄子·齐物论》：“时夜”，《释文》引崔注：“时夜，司夜。”《广雅疏证·释言》：“时，伺也”，疏云：“时或作伺，通作司。”此版“亡司”与有具体确指的时间“夕”、“今夕”、“终日”为对，则“亡司”当读为“亡时”，指失时或不时。《白虎通·四时》：“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汉书·五行志中上》“时雨若”，汉应劭注：“雨顺之”；唐颜师古注：“凡言时者，皆谓行得其道，则寒暑风雨以时应而顺之。”《论语·阳货》：“（孔子）好从事而亟失时。”《左传》昭公元年：“雪霜风雨之不时”，孔疏：“雨不下而霖不止，是雨不时也。”可见其意。此版第三、四条占辞的“亡司”，均是雨失时之谓。第四条占辞中的“若”字，虚词，词性为连词，有假设、假定、假如、如果的意义。读如延，延续之意。巳指己巳，地支纪日。

通观整版卜辞共六条，两两为对，都是正反对贞。丁卯一对卜问雨是否下到夕？子占龟视兆后说：要下到夜里，次日戊日没有雨。这一占语得到采用。己巳卜有二对，是接在丁卯后的第三天占卜的，第一对在地正反卜问次日庚日是否下雨？子占龟两条，可互补，一条说：庚日雨失时，却在己巳日占卜的当晚“夕”有雨。占语得到采用。另一条特指明前一条的“夕雨”为“今夕雨”，即己巳日当天夜间有雨。又继续说，假如己日当天下雨，第二天庚日就是雨失时。占语得到采用。第二对己巳日正反卜问雨会不会延续下己巳一整天？子占龟说：要延续终日。显然，“终日”指己巳日的整日，白天在先，“今夕”即当天夜里在后，统为一个全日。

晚商的一日是先计白天后计夜晚，那么纪时制度中白天的始点，也就是日界所在。当时白天是以时称旦为始。甲骨文云：

今夙。

［于翌日］旦［］。（《安明》1685）

所补残辞可参考“于翌日旦大雨”（《英藏》2336）。若从时间顺序上看，“今夙”近称“”，“翌日旦”远称“于”，正构成了晚商日界的周期起迄承接，旦为新一日开始，夙为上一日终结。又如：

癸戍夙伐，，不雉□。

癸于旦乃伐，，不雉人。（《合集》26897）

两辞同事同卜逆问，贞卜癸日于夙时还是于旦时出伐，挑选未来癸日进攻的具体时间。夙在夜间，为天明前早起祈月时，旦在日出天明之际，按旦为一日之始，夙为一日之终，理应旦在前而夙在后，但上例先言夙，后言旦，属于逆时问，盖癸日日子已定，只是选择具体进攻时辰而已。又如：

贞翌癸卯其雨。王占曰：癸其雨。三日癸丑允雨。

王其伐若，乙丑允伐，右卯眔左卯，隹夷牛。

王占曰：其夕雨。明。（《合集》16131正反）

上揭两条商王的占辞，一条是“癸其雨”，验辞为第三日癸丑果然有雨。另一条是“其夕雨”，验辞为“明”，意即其夕的“明”果然有雨。可知（黄昏掌灯时）至下半夜到明时之前都是算在上一天的夜间的。再如：

癸巳卜，翌日甲岁祖甲牡一，鬯一，于日出。用。

甲午岁祖甲牡一，鬯一。

甲午卜，岁祖乙牝一，于日出。用。

乙未岁祖乙牝一，鬯一。（《花东》426）

“日出”亦为时称。癸巳日卜问第二天甲午日用一头雄牛和一卣鬯酒岁祭祖甲，定在日出时，祭日的十干名与祖名相一致；甲午日卜问用一头雌牛和一卣鬯酒岁祭祖乙也在日出时。以十干名与特祭的祖名一致例之，日出自属新一天乙未日开始。

1976年陕西省临潼零口出土武王时《利簋铭》云：

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易右史利金。

记甲子日自朝至夙攻克商，先朝后夙，一早一夜两个不同时辰，同属甲子日而不分指两天，说明当时周人也是把日出的朝旦作为一天的开始，夙自然不会是新一天之始。

《玉海》卷十二“周书月令”条引《尚书大传·甘誓》云：

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夜半为朔。

这里讲到“殷以鸡鸣为朔”，但甲骨文中并无“鸡鸣”的时称，这一时称实出自周人。《尚书·牧誓》有云：“牝鸡无晨。”《逸周书·周祝》有云：“鸡鸣而人为时。”那么，“鸡鸣”应在何时呢？其实，“牝鸡无晨”的晨时，并非指鸡初叫时，而是属意于鸡近晨时之鸣，即《史记·历书》说的“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大戴礼记·诰志》也说：“于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史记正义》谓：“抚，犹循也，自平明寅至鸡鸣丑，凡十二辰，辰尽丑，又至明朝寅，使一日一夜。”所谓“卒于丑”、“辰尽丑”是言日界，日始点都是明确定在平旦寅时，鸡鸣丑时是为一日之终。《史记·历书》强调的“鸡三号”，其实是接近晨时的讯号，《索隐》即说：“三号，三鸣也，言夜至鸡三鸣则天晓”，这可为《牧誓》“牝鸡无晨”作注，犹如同《汉书·五行志中上》唐颜师古解释的“晨谓晨时鸣也”。今日民间俗定鸡初号约当3时左右，仍属上一天，鸡叫三遍约在4-5时之间，东方已露鱼肚白，视觉上相当平旦之际，为新一日开始。《诗·齐风·鸡鸣》云：“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鸡既鸣”显然是在讲鸡叫第三遍而东方启明之时。《诗·郑风·女曰鸡鸣》云：“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可见，这里“鸡鸣”的时间段，相当于“昧旦”，是指“于时鸡三号，卒明”，类似于一期甲骨文中的旦时或日出时，以及三四期甲骨文中的旦时。要之，所谓“殷以鸡鸣为朔”，若释为鸡初鸣时，是怎么也不符合晚商日界的实际情况的，当理解为“鸡三号”的“昧旦”时，而所谓“夏以平旦为朔”，今从甲骨文材料来看，却倒是适合于晚商的。

应指出的是，太阳将要升出地平线的东方启明之际，在视觉上有一个“晨光始”现象，天文学上将那段时间称为“晨昏蒙影”（twilight）。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定义，“晨昏蒙影”现象，是由大气散射引起，与季节、地纬和海拔高度以及气象条件等有关，日出前的“晨昏蒙影”，指曙光初露而天空所呈现出微弱光亮的时刻。日出前的“晨昏蒙影”前后可分为三种状态，一是太阳中心在地平下6°时称为“民用晨光始”，再至日出的一段时间，称为“民用晨昏蒙影”，天空明亮，可以进行户外作业。其次是太阳中心在地平下12°时称为“航海晨光始”，再至“民用晨光始”的一段时间，称为“航海晨昏蒙影”，此时周围景色模糊，星相陆续消失。三是太阳中心在地平下18°时称为“天文晨光始”，这时天空背景上开始显示日光影响，即将呈现白天景象。[346]我们考明甲骨文中的殷商日界，当时是把一天的开始定在旦时（相当今4-5时左右），以太阳将要升出地平线的东方启明之际，作为新一天开始的标志，正内涵了视觉上的“晨光始”现象，即天文学上所说明的三种日出前出现“晨昏蒙影”状态的那段时间。

最后要提出的，是英国爱尔兰顿辛克天文台江涛博士撰有《论我国史籍中记录下半夜观测时所用的日期》[347]一文，目的为了真正弄清楚中国古代一个干支日，到底是从黎明开始到下个黎明为止，还是从子夜到子夜，他特地从正史《汉书》至《明史》《天文志》中选取了发生在阴历十九日至三十日月亮掩食五星列宿的139条记录，经精确计算分析得出，下半夜月亮掩星的天文观测，有85%记的日期仍属于上一天，只有15%用的是新一天，并且凡记为新一天的，绝大多数场合出现在地方时间3点以后，或太阳地平纬度高于负35°的天明之际（平旦）。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传统礼俗方面，通常是不以半夜或天未明前作为一日之始的。

总之，晚商日界是以纪时制度中的时称旦为其起始点（相当今4-5时左右），以太阳将要升出地平线的东方启明之际，作为新一天开始的标志，夙为上一日之终（相当今1-3时左右）。

今制晚商分段纪时制一览表如下：

[1]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

[2] 周叔昆：《中原古文化与环境》，《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又周叔昆：《古环境与古文化》，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138页。又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202页。

[3] 参见尹申平：《陕西新石器时代居民对环境的选择》，《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

[4] 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24-225页。

[5] 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6] 参见王宇信：《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7] 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74、86页。

[8] 参见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又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又赵青春：《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9]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3-137页。又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又宋豫秦、李亚东：《“夷夏东西说”的考古学观察》，《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10]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9、200、246-247页。

[11] 《陶寺遗址发现尧舜时期古城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7月6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12]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2002年工作汇报会纪要》，《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33期，2003年3月10日。

[13] 《史记·夏本纪》。

[14] 《论语·泰伯》。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5页。又董琦：《王城岗堡毁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16] 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4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0年。又赵青春、张松林、张家强、谢肃：《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

[17] 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19] 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130-138页。又叶万松、方孝廉：《洛阳市皂角树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又宋豫秦、郑光、韩玉玲、吴玉新：《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6页。又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197页。

[21]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郑杰祥《夏史初探》；又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第61卷5期，1980年。

[22] 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7-259页。

[23] 《左传》哀公元年。

[24] 《尚书·盘庚下》。

[25] 《左传》襄公四年。

[26] 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

[2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1页。

[28]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29]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30] 《国语·周语上》引。

[3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72、87-88页。

[32] 参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又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第14-27页。又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第27卷6期，1963年。

[33] 《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

[34] 《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35] 《五莲丹土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17日。

[36] 《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50-151页。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

[37] 《尉缭子·兵谈》。

[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3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

[4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41]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78页。

[4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43] 《诗·商颂·玄鸟》。

[44] 参见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19页。

[45]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

[46] 参见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又唐云明：《试论邢台夏商文化遗址及其相关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47] 天野元之助：《殷代产业に関する若干の问题》，《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48]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49]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50]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度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7），1983年。

[5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又《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9日。

[52] 黄石市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84-188页。又《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92-96页。

[53] 港下大铜矿遗址发掘小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54] 杨立新：《皖南古代铜矿初步考察与研究》，《文物研究》第3期，1986年。

[5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56] 参见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锡料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4期。又金正耀、杨锡璋、齐思（W.T.Chase）、平尾良光、马渊久夫、三轮嘉六：《中国两河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联系——以出土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结果为考察中心》，《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又金正耀：《论商代青铜器中的特殊铅》，《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印，1998年。又金正耀：《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2日。又金正耀：《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原料的产地问题》，《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17日。

[57] 参见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又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04年第3期。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59] 《史记·殷本纪》。

[60] 《尚书正义·盘庚》，孔颖达疏引汉王肃说。

[61] 参见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62] 《尚书·盘庚》。

[63] 申斌：《宏观物理测量技术在殷商考古工作中应用初探》，《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

[64]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第10期。

[65] 《尚书·盘庚》。

[66] 《史记·殷本纪》。

[67] 《尚书·立政》。

[68]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69] 参见彭适凡：《江西先秦考古》，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第198-211页。

[70] 参见宋镇豪：《商代的道路交通制度》，《历史研究（未定稿）》1989年第11期。

[71] 《文选·幽通赋》注引。

[72] 参见孟繁峰：《曼葭及井陉的开通》，《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73] 参见刘起：《卜辞的河与〈禹贡〉大》，《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74] ，旧释祸，此从裘锡圭先生《说“”》一文释忧，载见《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05页。

[75] 参见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0页。又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年。

[76] 参见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77]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06页。岛邦男著，温天河、李寿林译：《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版，第364页。

[78] 岛邦男著，温天河、李寿林译：《殷墟卜辞研究》，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第459页。

[79] 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187页。

[80] 严一萍：《甲骨学》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第132-136页。

[81] 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又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82] 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3分册，1993年。

[83] 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第六章“商王国的疆域四至”，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

[84]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286页。

[85]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21页。

[86] 巩启明：《西安袁家崖发现商代晚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87] 《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88] 吴镇烽：《陕西金文汇编》（上），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390页。又《集成》5575。

[89] 徐中舒：《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文物》1962年第6期。又《集成》6406。

[90] 参见曹家欣：《第四纪地质》，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9-123页。

[91] 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省宁县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10期。

[92] 庄电一：《海原县发现新石器时代窟洞式房屋》，《光明日报》1988年6月24日。

[93] 张孝光：《陇东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的复原》，《考古》1983年第5期。

[94] 安志敏：《“干兰”式建筑的考古研究》，《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95] 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97]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9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

[99] 杨鸿勋：《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00]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101]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

[102] 谷菽：《’94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八里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文物天地》1995年第2期。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市八里岗遗址1992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7年第12期。又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河南省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1期。

[103] 王杰：《史前建筑的新发现——推拉式屋门》，《文物天地》1996年第1期。

[104] 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市文化馆东海峪发掘小组：《1975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6期。

[10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吉利东杨村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10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0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109] 《尚书·书序上》，孙星衍疏。

[110] 《国语·周语上》引《夏书》、《左传》襄公四年。

[111] 参见杨希枚：《论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又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29页。

[112] 参见彭邦炯：《卜辞“作邑”蠡测》，《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77页。

[113] 《尚书·盘庚下》。

[114] 《尚书·召诰》。

[115] 参见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17] 分别见《合集》6057、6066、7866、28098、6798、7073。

[1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119] 《偃师商城考古再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1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工作二队：《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发掘简报》；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试论偃师商城小城的几个问题》，同载《考古》1999年第2期。

[120] 参见赵芝荃、徐殿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又同：《偃师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又刘忠伏：《偃师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第221-222页。

[121] 参见刘忠伏：《偃师县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4-245页。

[122] 参见张雪莲、仇士华：《关于夏商周碳十四年代框架》，《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12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04年第3期。

[124]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城城址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1），1979年。

[125] 陈嘉祥：《郑州商城外发现商代夯土墙》，《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82-183页。又《郑州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87-188页。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又宋国定、曾晓敏：《郑州商城宫殿遗址发现夏商界标》，《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18日。又袁广阔、曾晓敏：《论郑州商城内城和外郭城的关系》，《考古》2004年第3期。

[126] 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4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背景资料》，2000年1月6日。又《安阳殷墟洹河北岸发现大型商代城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0年7月6日。又刘忠伏：《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历史月刊》（台北）第148期，2000年5月1日。

[127]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第10期。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128] 参见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第7期。

[129] 杨绍舜：《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130] 彭邦炯：《并器、并氏与并州》，《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

[131] 王字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

[132] 戴尊德：《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

[133] 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第94-95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13-114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第125-126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171-172页。又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1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8-153页。

[135] 《潞城发现商周古城遗址》，《中国文物报》1991年11月17日。

[136] 《敖汉旗发现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88年2月26日。

[137] 参见徐光翼：《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38]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又戴应新、吕智荣：《清涧县李家崖青铜时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259页。

[139] 见《196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又《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同见《文物》1976年第2期。又《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第184-185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第164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201-202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72-273页。又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一），1987年，第70-77页。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又刘森淼：《盘龙城外缘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190-198页。

[140] 陈德安、罗亚平：《蜀国早期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又《广汉县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又《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又孙智彬：《三星堆遗址性质补证》，同载《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14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142] 李家和、李玉林：《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68-169页。又袭学峰：《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年7月23日。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考》，《文物》2000年第12期。又周广明、赵碧云：《吴城商代宗教、祭祀场所探究》，《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

[143] 李玉林：《吴城商代龙窑》，《文物》1989年第1期。

[144] 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又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2），1978年。又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吴城考古站、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八四级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清江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樟树市博物馆：《樟树吴城遗址第七次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7期。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第八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西城墙解剖的主要收获》，《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145] 分见《合集》10136、7103反，《甲》2815，《京津》2013。

[146] 《史记·殷本纪》。

[147] 参见杨锡璋、杨宝成：《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48] 杨贵金、张立东：《焦作市府城古城遗址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焦作府城发现商代早期城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9日。袁广阔、秦小丽、杨贵金：《河南焦作市府城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4-36页。

[14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又《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第78-79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第109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第87-89页。

[150]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1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152] 王武任、郁金城：《昌平县张营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151-152页。

[153] 何钦法：《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第210-211页。

[154]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乡地区文管会、孟县文化馆：《河南孟县西后津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155] 黄盛璋：《“个”形释意》，《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26日。

[156] 《陶寺遗址发现尧舜时期古城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7月6日。梁星彭：《山西考古的新突破——陶寺遗址发现早期城址遗迹》，《文物世界》2000年第5期。《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157] 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城墙等重要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同载《考古》2004年第11期。

[158] 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又参见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

[15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38-146页。

[1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又许宏：《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17日。

[1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162] 参见王学荣：《偃师商城“宫城”之新认识》，《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又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2、86-88、121-124页。

[1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又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43-52页。

[1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

[1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又《偃师商城考古再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1日。又杜金鹏、张良仁：《偃师商城发现商早期帝王池苑》，《中国文物报》1999年6月9日。

[166] 陈嘉祥：《郑州黄委会食堂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84页。

[16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2年度郑州商城宫殿区发掘收获》，《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68]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第4期。又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

[1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洹北商城发现大型宫殿基址》，《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23日。《洹北商城的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又《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探与试掘》、《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基址发掘简报》，同载《考古》2003年第5期。

[1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171]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田野考古报告》第2册，1947年。又石璋如：《小屯第一本·殷虚建筑遗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又石璋如：《河南安阳小屯殷代的三组基址》，《大陆杂志》第21卷1、2期，1960年。又石璋如：《小屯殷代丙组基址及其有关现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下册，1961年。又石璋如：《殷代的夯土、版筑与一般建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1分，1969年。又石璋如：《殷代的坛祀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3分，1980年。又陈志达：《安阳小屯殷代宫殿宗庙遗址探讨》，《文物资料丛刊》（10），1987年。

[172] 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第3期。

[173] 胡厚宣师：《殷虚发掘》，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图44。

[174]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472页。

[175] 参见钟柏生：《释“”》，《甲骨文论文集》第2辑，台中，1998年。

[176] 参见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77] 参见李济：《殷虚出土的工业成绩》，《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二本《殷商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

[178] 佟伟华：《垣曲商城宫殿区再次发掘明确整体形状和布局》，《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27日。

[179] 参见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一），1987年。

[180]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18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82] 《礼记·中庸》。

[183]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又《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1日。又《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1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1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同：《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四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1期。

[186] 《礼记·礼器》。

[187] 参见王学荣：《2000年偃师商城遗址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又王学荣、杜金鹏、李志鹏、曹慧奇：《偃师商城发掘商代早期祭祀遗址》，《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又王学荣：《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考古》2002年第7期。

[18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83-506页。

[189] 《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册，第885-886页。

[190] 《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507-519页。

[191] 陈焕玉：《郑州市石佛乡发现商代青铜器》，《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又《郑州发现商代前期宫殿遗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22日；又见《光明日报》1990年11月26日。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又宋定国、曾晓敏：《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第169-170页。又宋定国、李素婷：《郑州小双桥考古发掘又有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日。又李素婷：《郑州市小双桥商代遗址和战国至汉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199-200页。又宋定国：《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192]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

[193] 参见李恩玮：《商王祖乙居邢建都新考》，《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47页。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

[194] 参见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9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考古又有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31日。又唐际根：《安阳白家坟东地殷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第154-156页。

[196] 刘国祥、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性祭祀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

[19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26-128页。

[19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199] 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期。又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

[200] 李家和、李玉林：《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68-169页。又袭学峰：《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年7月23日。又周广明、赵碧云：《吴城商代宗教祭祀场所探究》，《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

[201] 张爱冰、宫希成：《滁州发掘商代大规模聚落祭祀遗址》，《中国文物报》2002年11月29日。

[202] 《礼记·祭法》。

[203] 《国语·鲁语上》。

[204] 《国语·楚语下》。

[2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Ⅱ区居住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3期。

[206] 参见刘忠伏：《偃师县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4-245页。

[207]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洹北商城的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又《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2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六七之11、15。

[209] 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北徐家桥村四合院式建筑基址考察》，见王宇信、宋镇豪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10]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编著：《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又《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第94-95页。

[211]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又《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又《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又《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212]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又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又《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71-172页。

[2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14]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215]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2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8页。

[217] 《庄子外篇·田子方》。

[218] 吴汝柞：《初探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文物研究》1989年第5辑。又张学海：《寿光县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第157页。

[219] 《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12日。

[220] 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221] 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

[2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223]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3年第3集。

[2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集。

[225] 《杞县鹿台岗新石器时代至东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第218页。又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开封市文物工作队、杞县文物管理所：《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226]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河南济源苗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227] 石璋如：《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上册，1945年。

[22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8-42页。

[229] 方燕明：《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第149页。

[230] 《朝阳热电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38页。

[231]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85页。

[23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233]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第133页。

[234] 参见《考古》1988年第2期，第129页图一“偃师商城五号宫室发掘平面图”。其中第三种大坑似应有八坑，G1与G2间距过大，中间似少一坑，八坑左右相对称。

[235]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2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洹北商城发现大型宫殿基址》，《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23日。又《洹北商城的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又《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

[237]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八个月来的郑州文物工作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238] 《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2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2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24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2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24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2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6年安阳小屯西北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

[245] 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第3期。又王立早：《殷墟发掘一处大型宫殿基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22日。

[246] 石璋如：《殷代的夯土、版筑与一般建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1分，1969年。

[247] 参见胡厚宣师：《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年第7期。

[248]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跪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册，1965年。

[249] 石璋如、高去寻：《小屯·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同之二：中组墓葬》、《同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1972年、1973年。今案，此三组葬坑未必尽为落成仪礼之遗存，其中当有别类祭祀遗存。

[2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3-78、159-161页。

[251] 《夏县东下冯》，第52-58、100-103页。

[252] 《夏县东下冯》，第60页。

[253] 参见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25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又江道元：《四川广汉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香港建筑》1988年第6期。

[255] 参见刘忠伏：《偃师县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4-245页。

[256] 《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2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25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259] 杨宝成：《内乡县黄龙庙岗商代遗址及战国秦汉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第179-180页。

[2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26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262]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又戴应新、吕智荣：《清涧县李家崖青铜时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259页。

[263] 《敖汉旗发现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88年2月26日。

[26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265]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266]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26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26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269] 《河南新发掘一处龙山文化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8日。

[270] 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于家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27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27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编：《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27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2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27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2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地区文物局：《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又《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6页。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277] 《太平御览》卷一八八引。

[278] 据2004年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论坛·2003”何驽先生报告。

[279] 据曹玮先生提供。

[280] 杨育彬、孙广清：《殷商王都考古研究四题》，《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81] 《郑州发现商代前期宫殿遗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22日。

[282] 邹衡：《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70、121页。

[2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284]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285]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28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287] 《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3年第3集；《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28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武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289] 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86页。

[290] 西安半坡博物馆、武功县文化馆：《陕西武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2期。

[291] 杨鸿勋：《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92]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21、24、26页。

[293] 陈斌：《灯具的鼻祖——四千年前窑洞的壁灯》，《文物天地》1989年第2期。

[29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47页。

[295] 《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一九六一年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第6期。

[29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29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

[298]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299] 《文物》1975年第2期，第85页图九。

[300] 李济：《跪坐、蹲居和箕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

[301]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跪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册，1965年。

[302] 参见陈志达：《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年第12期。又杨涨：《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文物》1987年第1期。

[303] 赵庄愚：《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科技史文集》第10辑《天文学史专辑》（3），1983年。

[304] 何驽、严志斌、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迹》，《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0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305] 参见赤忠：《中国古代の宗教と文化——殷王朝の祭祀》，日本东京角川书店，1977年，第694页。

[306] 《国语·周语上》。

[307] 孙国维：《秘鲁的太阳神与太阳祭》，《外国奇风异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

[308] 《日本古代の太阳祭祀と方位观》，《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第24号，1980年，第82-83页。

[309] 别详拙作《甲骨文“出日”、“入日”考》，《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310]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27页。

[311] 参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66-369页。

[312] 《国语·周语上》。

[313] 参见魏慈德：《十三月对甲骨文排谱的重要性》，《第十三届全国暨海峡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557页。

[314] 参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25页。

[315] 裘锡圭：《从一组卜辞看殷历月的长度和大小月的配置》，《揖芬集——张政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16] 宫长为：《东北师大所藏甲骨选释》，《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17] 见上揭裘锡圭文。

[318] 胡厚宣师：《殷代年岁称谓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1944年。

[319] 参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344、351页。

[320] 严一萍：《卜辞四方风新义》，《大陆杂志》第15卷第1期，1957年。

[321] 《逸士传》。

[322] 《庄子·让王》。

[323] 《国语·鲁语下》。

[324] 《国语·鲁语下》韦注。

[325] 别详拙作《释昼》，见《甲骨文和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49页。

[326] 参见《甲骨文字集释》第三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1966年，第869-876页。又王献唐《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齐鲁书社，1979年，第17-52页。

[327] 见《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辅仁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第48页。

[328] 见《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第49页。

[329] 《说文》住字缺录，但立部有“立，住也”，知古文有住字。

[330] 见《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781号。（以下简称《居》）

[331] 参见拙作《释住》，《殷都学刊》1987年第2期。

[332] 见《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9页。

[333] 见严一萍：《食日解》，刊《中国文字》新6期，1982年。

[334] 见［加拿大］William Charles White （怀履光）：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one Material from Northern Honan（《中国古代的骨文化》），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Canada，1945.

[335] 有学者把允字释为人，谓“人”作时称连读。不确。原版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字首有一小圈，《京人·本文篇》有摹本，可参照。《合集》20965“丁酉卜，今二日雨。余曰：戊雨。昃，允雨自西”，句式与此同。

[336] 别详拙作《释寤》，《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

[337] 参见《中国天文学简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76年，第140-141页。

[338] 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索隐》。

[339] 别详拙作：《释爇昼》，《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40] 见《诗·大雅·公刘》，《诗集传》注。

[341] 《国语·周语上》。

[342] 见《殷虚卜辞综述》，第98页。

[343] 见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344] 见《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附录《释万》，刊《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345]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27页。

[346]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第35-36页。

[347] 《天文学报》第21卷第4期，1980年。

第二章 人口

夏商时期的人口问题，不外乎可纳为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两大彼此影响的不同范畴。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夏商人口数字记载，此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难于展开深入讨论。但是随着当代考古学的进展和出土文字资料的充实，在方法论上借重于多种学科的理论实践手段和研究成果，廓清夏商人口问题的迷雾已渐具条件。本章试对存在于上古社会的人口清查统计之特色，以及夏商人口分布移动、王都、基层地缘组织、方国的人口规模、人口总数、不同性别年龄组社会成员构成状况、经济抚养比、人口平均寿命、人口死亡率和增长率等关涉人口总体量方面诸问题，作一探索。

第一节 早期人口清查统计

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上古时代人口数量的增减，尤为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具有战斗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口规模，对当时的国家、方国和基层地缘组织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就使得在很早以前，统治阶级就重视社会人口的清查统计。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一则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夏代史影，谓夏的后相失国，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长“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姚姓二女），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复众”，“复禹之绩”。杜预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收众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了夏代国家盛衰存亡的大事。此“有众一旅”，指少康自己掌握的族落组织可出兵员数，如连老弱妇孺在内，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计，则少康在纶邑的人口总数，大概应有1500-2500人。这则史传似乎表明，早在夏代，统治者已经有过人口统计之举。

殷墟甲骨文中记商王关心“丧众”或“不丧众”的事屡见不鲜。众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大体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有广狭两指，广义的众是指众多的人，大概可用来指除奴隶等贱民以外的各个阶层的人，狭义的众是指广义的众里面数量最多的那部分人，即为商王服生产劳役的下层平民。[1]例如：

贞我其丧众人。（《佚》487）

贞禽其丧众。（《合集》58）

贞其丧［众］。（《京》2332）

贞不丧众。（《合集》62）

贞弜不丧众。（《南南》2·103）

贞并亡灾，不丧众。（《后》下35·1）

贞戊其丧人。（《林》2·18·20）

……于……丧人。（《合集》1082）

其丧工。（《合集》97）

辞中的禽、、、弜、并、戊、等，大抵是族名兼地名。丧众人、丧众、丧人，是指人口的流动迁徙散失；丧工是指具有劳动技能者的丧失流散。言我其丧众人，可能是关涉商王都人口得失大事。言并地无灾不丧众，已直接视不丧众为没有灾难的幸事。这种贞问王都或下属各地是否会丧众的卜辞，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意识到，具有战斗力或劳动生产能力的人口得失，是决定国力强盛和社会财富规模的一个重要标识。

众人丧失流散（《佚》487）

这一早期的人口思想在上古社会有其较普遍的意义。《论语·子路》记叶公问政，孔子的答辞是“近者悦，远者来”，把境外人民的归附投奔，作为国家大治的一项重要标准。《管子·霸言》：谓：“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管子·牧民》又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形势解》则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指出人口流动得失的根本原因所在，即要把他国的民众招徕过来，必须有其政绩。《孟子·尽心下》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离娄上》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荀子·致士》以为，“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人则土不守”。《富国》进而指出招徕流民、增加人口的最好办法，在于“使民夏不宛爇，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人口的得失，甚至到春秋战国时代尚且时时为统治阶级积虑操心，这就不难理解甲骨文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事关“丧众”或“不丧众”的贞问。单纯人力数量的增多与减少，在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理所当然成为统治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有一片甲骨文云：

以人八千，在驭。

［其］丧驭众。（《合集》31997）

两辞同卜一事，贞问在驭地8000众人的丧失流散与否。8000的人口数，当不是虚言，而是实指。这则有关晚商人口流动的史料，有可能对当时的人口流动变化作一定性分析，8000人是驭地实际人口数，所谓丧驭众，并不是由于出生和死亡而引起驭地人口数的自然增减变动，而是涉及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是人口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与文献所谓“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的意义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人口迁徙流动，主要出于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也可能出于居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自然原因，人口的流量有时很大，不见得仅仅属之少数人的流亡和去留，整族人的流动他走也时会发生，虽不至于造成社会人口总数的变动，但多少会改变局部地区的自然人口分布，其后果通常直接影响到商王朝的国力和社会财富规模。8000人的数字当本之实际人口清查统计作依据。

商代言人口数，一般都十分详核，有时数目虽大，却皆能落实到十位数或个位数，如甲骨文云：

八日辛亥允，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合集》7771，一期）

……其多兹……十邑……而入执……鬲千……（《合集》28098，三期）

……小臣墙从伐，擒危美……廿人四，而千五百七十……（《合集》36481，五期）

以上是发生在晚商不同时期的三次战争记录，对所俘所伐敌方人员具体数目做有详细清理统计，其中三期廪辛康丁时的一次战争，夺得十邑鬲千，鬲为人鬲，即具有劳动生产力或战斗力的丁壮人数单位，一鬲意指一家，十邑鬲千，则平均一邑百家，大抵属于中下等之邑，邑内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人口总数当在300-500人。试想如果没有统一的现场督察和较严核的清理登记，怎能做出上述各类细致的统计数。

大凡甲骨文所记人数，在许多场合不管其数目如何，少者数人数十人，多者成百上千以至数万人，都能提供较明确的数字。例如：

……不其以三十人。（《东京》1007）

……五十人，王受……（《怀特》1406）

……受，众百，王弗悔。（《合集》26906）

丙辰卜，延立人三百。（《京津》2346）

贞乎……人九百……（《库》156）

不其降千牛千人。（《合集》1027）

辛巳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方。（《英藏》150）

……一万人……般……（《合集》8715）

……乎……二万……（《续存》下485）

招徕兵员13000人伐敌方（《英藏》150）

上举九事，或记仆役人众，数目几十至百人；或聚族简选武士，人员300和900不等；或对牲畜和饲养者登记造册，多达千人；或按地区召集兵员征伐。甲骨文有妇好之“好邑”（《合集》32761），“登妇好三千”，是从妇好领邑照登记人员征集3000人，另又从旅地招徕兵员10000人。数目即使大至数万，犹言之凿凿。从妇好领邑和旅地人口，以及前举驭地8000人和十邑鬲千等甲骨文人口资料，可知商代统治阶级对于基层地缘组织的人口清查统计当确已进行过。

这种人口的清查统计，在古代文献中称之为“登”，又称作“徵”。《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商后对周公讲了一段话：

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

又见《逸周书·度邑》，其文云：

维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

登字作徵，义同，谓按人口登记册徵核之。据甲骨文知“登”确为殷人用语。名民三百六十夫，当指原殷商时有名的三百六十个族氏及其族尹。[2]如此众多的殷商遗族，不显不灭而存在于周初，且为周统治者时刻提防而悬系在心，数目极为详核，看来当征之于原殷商王朝族氏组织人口登记旧册。另据甲骨文：

（1）贞登人乎涿……田。（《英藏》837）

（2）辛未卜，，贞我人，迄在黍不，受有年。（《合集》795）

（3）丁卯卜，贞王裒田于□。

丁卯卜，贞王其令禽众于北。（《屯南》2260＋2804）

（4）……卜，，贞牧称册……登人敦……（《合集》7343）

（5）……道王登众，受……（《屯南》149）

（1）可能是核登丁壮人数以便进行涿地的农田劳动。（2），共也，有招集义。，意谓按人口清查统计进行登记造册，可能指商王朝在耕种前招集族众进行人口登记，也可能指在收获季节到来之前按人口造册再行核登人数，以免遗漏，为农事力役做准备；此或指前者。（3）王裒垦荒田与招集族众同卜，正出于农事力役。（4）称册有举册、持册之义，谓照人口登记旧册简选武士，以出征敦伐外敌。（5）道为导的本字，有导引之义[3]，“导王登众”，说明清查统计族众人口为最高统治者商王所重视，列为例行的政治视察要务。以上资料表明，殷商时期的人口清查统计，已渐趋定期化和制度化，当时可能是以自然政区或地缘族氏组织体为单位进行人口清查统计的，统计对象主要为具有劳动生产能力或战斗力的人口，突出了纯人力的可任因素，故所统计对象也可能代表一家庭单元。人口的清查、登记或核实，除了有在战争进行前的非常时际，一般是在耕种前或农作收获季节前进行。

关于上古时代的人口清查统计，文献中有比较系统的记载。《周礼·秋官》有专门负责民数的官员“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郑注：“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齿；版，今户籍也；下，犹去也；每岁更著生去死。”《地官》之“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这与甲骨文“降千牛千人”，登人征战，登人农事力役，有很多类似之处。

由此可见，《周礼》所反映的这种就自然政区或地缘组织进行的社会人口清查登记，是以人口数量、人口性别、人口年龄以及人口生死存亡变量作为统计核登内容，重视单纯人力的可任因素，并不在乎人口的演变发展规律，也不像后世直接把户籍数作为统计造册量单位，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统计的特色，与殷商的人口统计制有其共通点，因此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

第二节 夏商人口总数估测

一 文献所见夏商人口数

夏代和商代人口数，一直是历史上之谜，文献中有二三说法，也是无一得实。这里且录两种主要说法，以备一览。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虞传》，其云：

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氏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

如按一家五口计，则上说虞夏全国人口总数有216万。但是像邻、朋、里、邑、都、师、州这类如此整齐规范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并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也还没有出现邻、里字样；朋字只用来称贝；都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商代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个体家庭数作为人口统计单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清查的特点。显然这一种说法是出于后人的附会，根本靠不住。

另一种说法见《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其云：

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

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叙殷因于夏之间损益时，特别申明“书策不存，无以考之”，似乎在其他方面有若干史影依据。其二，谓夏商时代方国林立，在先秦文献中亦有类似之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吕氏春秋·用民》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逸周书·世俘解》云，武王伐商，“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除夏代未必会有万国外，众多族落小国纷立各地，确为夏商社会实际状态。其三，尽管民口落实到百、十、个位数，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两个人口统计数的末三位数都为923，不免荒唐之甚，但从其注重不同时期的民数得失，又按单纯人口而不是以户计数，却是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的。故此说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能贸然否弃。

按照此说，从总体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诸侯方国规模均甚小，平均人口仅1300多人；但随着众国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诸侯方国的平均人口数增加到了近8000人左右。商初成汤时有3000余国，则总人口数约为400万左右。唯夏代人口不可能达到1355万以上，须知直到西汉初全国总人口也才不过1500万至1800万。[4]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过商初的400万，夏王朝统治区和活动范围远比商代小得多。夏中心统治区的地望，大致只在今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的豫西地区。晋西南和陕东地区，是夏王朝的重要统治区，豫东和鲁西的黄河以南地区，是其活动所及范围。商代不同，其领土辽阔，是“奄有九有”、“邦畿千里”[5]的大国，其疆域四至，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部分地区。全国已发现的商代遗址或遗迹，遍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四川、内蒙、辽宁等省，与文献所言可相映证。夏王朝在大大小于商代领土范围内，竟是“诸侯万国”，超出商代两倍以上，总人口也多出两倍多，怎么可信呢？《淮南子·修务训》另有一说：“（禹）治平水土，定千八百国”，可能比较切实些，以平均一国人口1300余人计之，则夏初总人口数约略在240万左右。这比商初400万的人口总数，少160万左右。夏代大致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前后，总积年约有471年左右，在不到500年时间内，人口净增约66.67％，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商初领土扩大而带来的人口增加值。

以上仅仅是就文献线索所作的粗估。由于近代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夏商考古学上的重大进展，目前已有可能对夏商人口状况作出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二 夏商人口总数的考察

距今约7000-5000年左右，华北中原地区人口增长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数百人聚居一起的大型氏族共同体村落，逐渐改变了原先地广人稀的自然生态环境。

如西安半坡聚落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从已发掘的3000平方米居住区看，有大中小型房屋45座，分为两大群，周围挖有大壕沟，沟外北侧是两片公共墓地。[6]

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居住区内房屋分三大群，环绕一块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而建，西部和东南部的两群，各有一座80余平方米的大房子和近20座中小型房屋，北部今为断崖所毁，尚存22座中小型房屋。居住区外有三片公共墓地。[7]

临潼姜寨聚落遗址，两条环形大壕沟圈起的居住区，面积约18000多平方米，约112座房屋，分作五大群，分布在一块约4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四周，每群各有一座53-128平方米不等的大房子，以及20余座中小型房屋，中型房屋面积20-40平方米，每群一至两座，其余是小型房屋，一般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壕沟外今存三片公共墓地（估计原当有五片）。[8]

这些聚落的房屋布局组合有序，呈平面向心结构，公共墓地的分布与房屋群数相对应，体现出当时居民关系中的血缘纽带作用，暗示着氏族共同体内部的组织规模和人口结构状况。有的学者指出，姜寨聚落是由五个氏族组成的一个胞族的居地，每个氏族之下又有若干母系家族和多个对偶家庭。[9]大房子似为氏族酋长及其家族成员所居，可住15人左右，中型房屋为母系家族成员所居，可住6-10人，小型房屋属之对偶家庭，可住2-4人，如此，则每个氏族大致有80-90人，整个姜寨聚落的人口总数应有400-450人。半坡聚落内有两个氏族，北首岭聚落内有三个氏族，氏族规模基本同于姜寨，故前者人口总数当有160-180人，后者当有240-270人。这表明，各聚落共同体的经常性人口和基本社会组织规模，有发展上的不一致性。

距今5000-4000年前后，人口在百人以上的聚落屡见不鲜。河南淅川下王岗聚落遗址，面积约6000平方米，一排长屋东西29间，横贯遗址中部，东端又向南拐出三间，平面呈曲尺形，其中以双室或三室为一单元的房屋有17套，每套面积14-39平方米不等，单室房屋有三套，面积19平方米上下。约三分之一的单元房内有灶，有一房一灶、一房二灶，最多的为一房六灶。17套单元房的门向均朝南开，长屋西侧又有圆形房址一座。[10]其西北十余公里处另一淅川黄楝树聚落遗址，发现25座房屋，内七座为双连间，18座为单间，面积大的20-35平方米，小的10平方米。[11]这些聚落的居民共同体，都是由数十个父系家庭或家族，组成一个较大的父系氏族，人口都超过100人。汤阴白营聚落遗址，面积更高达33000多平方米，仅在不到2000平方米的很小范围内，就发现房址63座，其中前期有17座，后期有46座。[12]可以看出后期个体家庭数比前期增加了1.7倍多，估计整个聚落的经常性人口当在千人以上。

与此同时，足以容纳百家乃至千家的城邑开始耸立于中原大地。城邑占地面积大小，一般与人口数量规模是相对应的。

《尉缭子·兵谈》有云：

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13]

《礼记·王制》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

《管子·八观》云：

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

城邑出现的直接动因是当时人口密度指数的规模俗成和氏族部落间频繁的战争掠夺行为，因此可以看做是解决人地关系矛盾和新的社会变革事态的产物。从史前至夏商时代，城邑的规模大小，与人口数量的多寡是相适应的，城邑占地面积大小与人口数量规模一般成正比，面积大，人口也多，反之，则少，但所谓人口多也不能无节制，自会受到其内在及外在因素的制约，“养民守地”、“地邑民居，必参相得”，构成了上古社会集约人口规模的自然概率。关于城邑人口密度指数，《战国策·赵策》提供了一组数据，文云：

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若依古代1尺合0.23米计算，城垣300丈的边长折合今690米，则城邑面积有476100平方米，城邑人口3000家，其密度指数大体保持在每户占地160平方米左右。[14]案之前述姜寨遗址设防区面积约18000平方米，有大小房屋112座，平均密度指数正为每座占地160余平方米。内蒙赤峰新店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石城，相当夏商之际，面积约10000平方米，城内有石砌建筑基址60座，平均每座占地166平方米。同地另一座迟家营子石城，面积100000平方米，据说原有600座以上石砌建筑基址，现尚存216座，[15]密度指数也保持在每座160平方米左右。可见，每户160平方米左右的城邑人口平均密度指数，符合中国上古时代实际情况，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得以保持。基于此，下面来看一批距今5000年前后至夏商时期古城遗址的居民人口数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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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列出了86座分属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时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根据“以城称人”的合理密度指数160平方米/家，对以上诸城城内面积“度地以居民”的人口数量加以推算，但凡属于遗址范围而非城内面积者，推算方法则需另论。《春秋繁露·爵国》指出，城池郭邑屋室闾巷街路市官府园圃田台沼之计应“法三分而除其一”，即要考虑扣除官府、苑池、道路、土田、作坊、墓地等占地因素，如此应取遗址总面积的三之一，再按“度地以居民”的合理密度指数160平方米/家进行推算。按上述两种方法，我们推定了500人以下的城邑有27座，500-1000人以下的城邑有八座，1000人以上、2000人以下的有25座，200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有九座，3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有四座，5000人以上的有五座，共计78座，余下八座不详。

显然，当时城邑有大中小之分，似有集群向心性层级网络结构内涵，构成地缘分层社会组织体。一批小邑，其居民占地的平均密度指数，可能比大中城邑要低。如表中73号西山根石城，测算为60户，而城内实际有房址72个单元，相应的人口密度指数为139平方米／家。又如76号机房营子石城，测算为25户，实质有房址40座，应为100平方米／家。再如3号王城岗古城，尽管城区居民不会很多，但城外同期遗迹丰富，至少城邑下统居民不会太少，这在上表是反映不出的。另外，北方地区500人以下的石城较多，长江中上游的城邑规模比较超前，人口也较多，反映了人口分布的地域性差异。总观之，当时1000人以下的小城与1000-2000人以下的中等城邑比较多，计60座，占到78座已测人口数的城邑的76.92%，2000人以上、3000人以上或5000人以上的大型或特大型城邑分别是九、四、五座，各占11.54％、5.12%和6.41%，在史前城垣的地域分布上显出鹤立鸡群之姿。

大略说来，中等城邑的性质大致与文献中所述林立各地的族落或方国相当，大型或特大型城邑视为雄踞某方的中心强国也未尝不可。若均衡以上已推定人口数的78座史前城邑，则平均每城人口数率大致在1500人上下，这与前述《帝王世纪》所记夏商之际族落方国平均人口1300余人的数率比较接近。前云夏初“千八百国”，总人口约240万，如按新考1500人的数率计之，则为270万，夏初总人口大体在此两数之间。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总数也应在400万-450万人之间，比夏初约净增了48.15%-87.5％。

商代早期晚后以降，周边方国势力炽盛，人口亦逾前代，考古学资料有所揭示，比较明确的方国邑可举出九座，除山西夏县东下冯商代城址总体规模不详外，其余八座大致可就其邑内居民人数作一估测。

1.河南焦作府城村商代早期城址，城内面积约7.8万平方米。以160平方米／户的密度指数推算，可“度地居民”约480户，以平均一家五口计，总人口在2400人左右。

2.山西垣曲商代前期一座平面呈平行四边形的城址，为商代西北方某一方国邑所在，城垣周长1470米，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可有820家，总人口在4100人左右。

3.山西潞城发现一座商周时期古城，有两层城垣，周长3000余米，面积大概有56万平方米，可有3500家，总人口17500人。

4.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方国邑，早在二里头时期即相当中原夏代晚期，这里已形成一个人口稠密区，当时的范围，东西宽约310米，南北长约65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至商代，构筑“宫城”，东西宽约260米，南北长约290米，面积7.5万平方米，“宫城”外围东北、北面及西面250-500米处又筑了外郭城垣，面积约60万平方米，密集的居民住地主要分布在郭城，可有3750家，人口18750人。

5.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一说是蜀国早期都邑所在，平面呈长方形，城区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可有14000家，总人口数则有70000人左右。

6.江苏江阴佘城商代早中期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东垣中部有一水城门，北垣中段内侧发现大型干兰式基址遗迹，城外有护城壕，城址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可有1120家，总人口在5600人左右。[16]

7.陕西清涧李家崖晚商城址，或说是鬼方之邑，平面为不规整长方形，面积约8.3万平方米，可有520家，总人口2600人左右。

8.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城址，平面近四方形，面积约61.3万平方米，[17]可有3800家，人口19000人。

以上八城，凡位近中原商王朝统治区者，规模一般都不大，城邑人口仅数千人而已，但远距商王朝的方国邑，人口皆在万人乃至数万人以上，雄踞一方而自成中心。《尚书·无逸》记周公赞文王“不逞暇食，用咸和万民”，知晚商时远在陕西的小邦周，人口也在万人以上。这些方国，当还控制着周围一定区域的城邑、土地和人口。合八城人口平均计之，各方国持有的人口数约为18000人上下，明显高于前代族落方国的人口平均值，恐怕除了人口的增长因素外，诸国的相兼并吞，当更是造成方国人口大增的重要原因所在。

甲骨文中有方国68个，方伯名29个[18]，若按上述一方国18000余人的平均值推算，则晚商方国总人口数约略有180万左右。

考察晚商人口总数，最主要一项是当时分布于各地的族落组织或殷商王朝基层地缘组织的总体人口数量，甲、金文和考古学资料提供的许多极重要线索，可藉以对此难题作出比较切合当时实际的分析及宏观性估测。

甲、金文中有族落地名或地缘组织名约550个，称“侯”的诸侯名约32个。又有与其名相系的妇妣名193个（详见下章第三节之二），其中至少半数以上的系取族落名或自有领地名，可加于上二类。统合之，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总数有700个上下。

殷商王朝每每向各地进行可任人力的人口清查统计，如“登人于庞”（《英藏》151）、“登人于皿”（《契》90）、“在北工登人”（《粹》1217）等。或照登记人口征集兵员，登人之数，据有关甲骨文资料统计，登人3000者有44例，登人5000者有13例，登人万以上者有三例。此外又有登某地射、肇某地射、令射、告射等，大抵为简选武士，言人数300的有27例。可知各地的可任人力数以300和3000为常见，当然这些兵员武士未必尽出单个居民共同体，很可能是地方基层组织的群体小邑聚可出人员数之合。前举甲骨文“十邑鬲千”，丁壮千人即分别来自十邑之汇集。另据殷墟墓葬发掘资料，1971-1972年后冈发现的49座平民墓，内11座随葬兵器[19]，比率为4.45∶1。殷墟西区墓地，在943座墓中有174座出兵器[20]，比率为5.42∶1。两数之约为4.94∶1，意味着约略每5人中出兵员1人。甲骨文中登人300和3000为最多，则各地方族落组织或基层地缘组织内包括老弱妇孺的总人口数当分别为1500人和15000人左右，均之衡之，晚商地方组织的平均人口数约为8200人上下，与前举甲骨文“以人八千在驭”的人口资料相合，可见这一推测不谓无据。

值得注意者，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组织的人口规模犹仍维持在8000人左右的水准。《大盂鼎铭》记周王赏赐盂土地人民，谓“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毕迁自厥土”。《宜侯簋铭》记周王封宜侯，“锡在宜王人□□又七里，锡奠（甸）七伯，厥卢（旅）［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十］夫”。顾颉刚先生指出，两器称“夫”者都在1700左右，一夫代表全家，即一家以主要劳动力之一夫计算，并证以《周官·载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郑注：“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21]李学勤先生亦指出，“人鬲”即人数[22]，“夫”以成年男丁为单位，自然包括了他们的家眷老小。[23]若按一夫家5口计，1700夫当有8500人左右，这与上述殷商晚期8200余人的地方族落或地缘组织平均人口规模数，正前后相系。

甲、金文中地方族落组织或基层地缘组织总数超过700个以上，按8200余人的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这部分的总人口数约略有580万人左右。再合上述方国人口180万和下节所估商王邑人口数万至十余万人，则晚商人口总数约略近780万人。[24]较之商初400-450万人的人口总数，大概净增率为73.33%-95％。

《逸周书·世俘》云：“武王克商，遂征四方，憝国九十有九国，馘亿有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则史料的几个数字值得注意，一是或灭或降国族数为751个，与甲、金文中方国、方伯、诸侯包括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名共约872个，比较接近，二是被杀被俘者为四亿八万七千余人，按《尚书·洛诰》：“公其以予亿万年”，传云：“十万为亿”，是人数为48.7万多人，约为上估780万的晚商全国总人口数的1／16，国家倾覆，战争残酷和民人遭殃可以想见。这则史料应该说是可信的。

总之，粗估夏商时期人口总数，夏初约略为240万-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竹书纪年》称夏代“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称商代汤至文武丁“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若再计入晚商帝乙、帝辛二王在位约56年，则有552年。我们暂且按1023年的夏商总积年数，依据人口学复利公式：

[25]

计算得夏商时代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1.20‰，可见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即就中国鸦片战争前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才约为每年递增1‰[26]，与夏商人口增长情况几乎相同，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三节 夏商王邑人口分析

一 王邑人口规模

夏商王朝都邑屡迁，夏代自禹都阳城，至桀居斟，其间前后立过十余邑；商代自汤都西亳，至盘庚迁殷，前后有过六都。夏商王邑城址所在，今已发现五处，王邑人口规模，约略可据以考之。

传说夏王桀淫虐暴戾，在王邑内“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27]，宫中有“女乐三万人，晨噪闻于衢”[28]，还“以虎入市，而观其（民）惊”[29]。揭示了夏邑的人口鼎盛状况。《吕氏春秋·顺民》记商初汤王祷桑林，祝辞有云：“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如按一夫代表一家五口计，则商初王邑人口总数恐怕超过5万以上了。商末纣王的别邑朝歌，据说有“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灸”[30]。可以想见，夏商两代的王邑，已极一时之繁华，不仅规模可观，经济发达程度远逾各地大小众邑之上，而且人口众多。

《左传》哀公元年述夏王少康居纶邑（今山东济宁县境），“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按古尺0.23米计，方十里为3450米，当指包括纶邑郊野直接统治地周长。按照前述城邑圃田之计应“法三分而除其一”，则纶邑本体的周长大概可取三之一，即1150米，城区面积大约有8万平方米以上，500人相当500家丁壮数，人口密度指数也大致为160平方米／家。以一家五口计，人口数应有2500人。但这仅是少康承前王失国，处在颠沛流离而暂时依附岳丈有虞氏时所持有的人口数，不足以构成夏代王邑人口规模的典型。原文又谓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竹书纪年》称“少康自纶归于夏邑”，此时夏邑人口显然已大非昔比，决不会是仅仅有500家的丁壮人口数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后期王邑所在。该遗址总面积前期约146万平方米，后期扩大到近300万平方米，中部是宫城，周围是一般居住区、作坊、土田和墓地，其间有道路沟通。若据上述古代城邑人口合理密度指数，取遗址总面积三之一计之，可有6200户以上，总人口数当有3.1万人以上。

商代王邑遗址，已发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四座。偃师商城是商代前期汤都西亳所在，分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郭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估计城区可有1.1万户左右，人口5.5万上下。

郑州商城亦为商代前期王邑，或主张是汤时亳都，也有说是中丁所立都。平面形制也是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内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317万平方米。若纯以城区面积推算，可有1.6万户左右，总人口数或有8万之多了。

安阳洹北商城，或主张是河甲的相都，也有说是盘庚迁殷所在。城垣面积约470万平方米，考虑到各居民点之间都有大片空地相隔开，估计有2万家左右，总人口数或有10余万人。

安阳殷墟为晚商王邑。早期范围东西宽约3000米，南北长约4000米，面积大致有1200万平方米，但其间空白地段较多。到乙辛时期，范围扩大到3000万平方米，人口增加，空白地段有减少。《尚书·盘庚》记迁殷时，百姓众人曾有“曷震动万民以迁”的发问，可知最初时迁此的人口至少有万人以上。

殷墟历年发现或发掘的殷墓，据有关墓葬分期，可大体看出人口增长情况。1958-1961年在殷墟近20处墓地共发掘墓、葬427座。能分期者，一期有10座，二期70座，三期103座，四期50座。[31]这批墓葬的墓地所在虽比较分散，但从总体上可看出，殷王都的人口增加速度最快时期是在二期，即武丁前后，人口数竟超出前期6倍左右。以盘庚初迁时万人计，经小辛、小乙、武丁三王短短几十年间，“卫星城”类型的都邑人口就增至7万人左右，已超过商初偃师王邑的人口数了。大概随着新都邑的建立，“生物圈”重新确立，又使长期遭受“九世之乱”而“荡析离居”的民人，迅速被吸引聚拢过来。若单单出于人口的自然繁衍增殖，短期内是绝不可能出现7倍的增长速度的。

殷墟王邑武丁以后的人口增长情况，可结合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资料作一综合分析。该墓地未见一期墓葬，当为武丁以来所辟用，可分八个墓区，其中靠近小屯宫室区附近的东边一、二、三墓区，延续年代前后一系，承袭性最为规范，运作脉络相因，在启用史上历久不衰方面明显具有“邦墓之地域”特质，即《周礼·春官·墓大夫》郑注所谓“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这三个墓区，有二期墓62座，三期墓125座，四期墓225座。[32]再合上举20处墓地资料，共得二期墓132座，三期墓228座、四期墓275座，三期墓数比二期增出0.73倍，四期又比三期增出0.21倍，这大致反映了殷墟王邑周近人口总体增长的变化率。以二期7万人口计，则三期相当文丁以前王邑总人口约略增至12万人以上，四期乙辛时大概达到14.6万人以上。

以上分析估测了夏商王邑人口规模的几个基本数据，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邑人口为3.1万，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邑为5.5万人，郑州商代前期王邑为8万人，安阳洹北商代中期王邑为10余万人，商代后期殷墟王邑为14.6万人，五城平均人口约数为8.2万人，大大高于晚商方国2.1万的平均人口数，无疑构成当时人口最集中的去处。四地大致时代相次，各以超出前一王邑2万人以上为常数。夏商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是决定夏商王邑人口规模的根本性因素，王邑人口的增加主要来之人口迁移的机械变动。《管子·牧民》说：“国多财则远者来。”《霸言》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夏商王邑的人口总体量其实是接受了来之各地区的人口流入，与国力强盛有直接关系，表明了王邑人口类型属于开放人口类型，王邑内居民已不再以原始时期的血缘亲属关系为内聚力，人口规模基本是植立在人口从某一族落集团转入更强地域政治集团的人口社会变动范畴的大场景下的，当然人口流入的单位量，外观仍保持了族氏组织的形式，这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形态还是密切相关的。

二 王邑人口的自然构成

在人口学研究工作中，通常将人口按其自然标识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人口构成，专名为人口自然构成，主要包括人口年龄构成和人口性别构成。人口年龄构成指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比重，可任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等，都取决于人口年龄构成。人口性别构成指男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对婚姻和人口的再生产有直接影响，因此也是人口最基本的构成。[33]

夏商王邑的人口自然构成研究，主要有赖于考古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墓地墓葬出土人骨的鉴定分析。迄今为止，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邑遗址，前后共发现发掘墓葬达400余座[34]，但有关出土人骨未见鉴定报告公布，也就无从进行讨论。

殷墟商代后期王邑，自1929年秋首批科学发掘小屯北地24座墓葬以来，迄今累计发现发掘墓葬总数约8400座左右，特别是涵盖墓地中小平民墓的几批人骨年龄、性别鉴定报告[35]，有助于深入分析这座王邑的人口自然构成。现汇录于下（殉葬者除外）。

表中82个人骨个体鉴定，根据死者年龄构成可推算出当时未计入婴幼孩童死亡在内的平均死亡年龄。人骨年岁鉴定均为单个数值，如20-25岁，则取其中间值，即22.5岁。年岁累加而除以总个体数，计算得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4.3岁。另据河北磁县下七垣商代墓葬出土人骨鉴定资料，能确定年龄者有14具，计算得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9.9岁。[36]比较两者似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对人口寿命长短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发达的殷墟王邑，居民平均寿命明显比其他地区要高。不过，两者尚未计入孩童死亡比率。

1958-1961年殷墟近20处墓地的发掘，提供了有一组孩童死亡比率数据，在总共427座墓葬中，有孩童陶棺葬125座[37]，比率约为29.27％。如以这一比率相应纳入上表，孩童个体数份额应有24个，总个体数则上升为106。以孩童年龄级为0-14岁，取中间值为7岁，则计算得总体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8.2岁，知殷墟王邑的居民平均寿命毕竟还是相当低的。平均寿命低，死亡率自然高，两者成反比，其关系式如下：

死亡率是说明人口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如陕西华阴横阵仰韶墓地测算出当时的死亡率高达45.9‰-49.3‰。[38]可见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来源困难，以及卫生条件差等诸方面因素，人口死亡率也就极高。再如新中国成立前，1928-1933年河北等16省101个地区调查，平均死亡率达28‰。建国后社会经济及卫生状况有很大改变，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1981年的死亡率降到6.36‰。[39]殷墟王邑的人口平均死亡率表明，当时居民的健康状况显然已较原始时期进了一大步，这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紧紧相应的。但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孩童的死亡比率很高；二是女性死亡高峰是在15-25岁孕育旺盛期的青年阶段，在26-44岁的壮、中年阶段有所下降，能活到老年的女性甚少，相反，男性死亡高峰是在壮、中年阶段，正处于承担社会和家庭重任的年岁。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特征，同时又说明生理调节和社会负担，分别构成了女性和男性的主要死因。

鉴于殷墟王邑居民平均死亡年龄仅28.2岁，寿命偏低，故我们把老年年龄界限下定到51岁，这部分人仅占到总个体数的7.55％。下面就王邑中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作一估计，也即当时的经济抚养系数。非劳动人口当包括14岁以下孩童人数和51岁以上老年人数两部分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都有经济负担，14岁以下孩童和已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都不参加经济活动，仅仅是对王邑内抚养与被抚养比例关系进行粗测。其计算公式[40]为：

不难看出王邑内总负担系数较高，差不多每百人需抚养孩童和老人43人，近于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负担一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其中孩童抚养系数达0.32，为老年抚养系数0.11的3倍弱。按人口年龄构成类型标准，孩童系数在0.3-0.4，或老年系数在0.05-0.1，则均属于成年型人口[41]，殷墟王邑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在此指标范围，说明王邑居民经济活动的参与率是比较高的。

殷墟王邑的人口性别构成，是以青、壮、中年男性成员占多数，女性成员中以青年为多，壮、中、老三个级别的妇女人数呈急剧减少趋势，男女性别比为183，男性人数大大高于女性。男多女少似在商代较为普遍，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出土人骨，可确定性别的成年人中，男性有22人，女性9人[42]，性别比为244，显得更高。

男多女少，早在史前社会就已十分突出，现据有关人骨资料作一统计表如下：

续表

按生物学现象，人类出生的男女两性之比，在常态情况下，应该是平衡的。但从上举23例看，除青浦崧泽和华阴横阵两处遗址的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即女性人数高于男性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反映出性别过高现象，况且即就崧泽遗址人骨言，在总共103个个体中，能确定男女性别者仅39个，尚有64个不明，性别比未必是在100以下。合23例而平均计之，男女两性的性别比约为184∶100，男子几乎多出女子一倍。这虽未必能完全真实反映史前先民两性比例的情况，但人口性别比失调，当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据生物学家新近的研究，从受精开始，男女性别比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通常男性胚胎比女性多20％。[43]而中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历来偏高，是为世界各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最高值。[44]如1946年的人口性别比构成资料，性别比在北京为142，上海为124，天津为142，南京131，重庆为144，青岛为131。[45]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为107.56。1964年为106.83。1982年为106.27。[46]新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大致也在106以上。可见全国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而渐趋平衡，只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事，大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改善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纯乎属于生物学现象。史前人口性别比过高，既合乎中国自古以来性别比偏高的血统因素，还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此外，史前孩童的存活率极低，上23例的性别比并未计入孩童死亡率，事实是当时的孩童死亡率高达30%-40％，孩童的大量死亡，意味着使原已女性偏少的出生性别比又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再者，史前女性普遍早婚早育，婚育年龄的不合理，极易紊乱女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加上居住条件、劳动强度、卫生条件和医疗保健水平的低下等种种因素，常导致女性过早夭亡。如姜寨一期遗址的人骨鉴定，死于青年期的女性占总数女性的47.6％，下王岗遗址成年女性中有32.9％死于青年期。[47]女性寿命偏低于男性一二个年龄级，以及孩童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成为直接导致史前聚落共同体内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的原因。

商代成年男女比例失调，同样也有类似的社会学、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原因。一个明显证据，就是殷墟王邑内墓葬鉴定死亡成年居民的男女性别比，在不同年龄级，差别极为显著。前表所示，15-25岁青年组，男女性别比为77，即100个青年人中，男青年占43.5％，女青年占56.5％。从生物学角度言，意味着可能胎儿出生时，男婴稍多于女婴，但因男婴的存活率通常十分脆弱[48]，随着死亡年龄组的变化，至青年组逐渐变为女性人数略多一些，青年女性几占全部女性数的44.8％。当时成年男女死亡率的差异方面，女性死亡高峰在青年期，大多数女性过早死于偏低的婚育年龄，故至26-35岁壮年组，男女性别比急剧拉开到200，即100个壮年人中，男人占到66.7％，女人仅占33.3％。36-44岁中年组，性比例大致同如壮年组，变化不大。但至45岁以上组，因女性平均寿命远低于男性，遂使性别比剧变为600，即男人约占到85.7％，女人仅仅占14.3％。可见殷墟王邑内影响人口性别构成的主要因素，一是婴幼孩童的性比例，二是各年龄级的男女死亡率差异，后者既有生理学的、物质经济生活和生产谋生方面的，又有社会习俗方面的原因。甲骨文中记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陋俗，反映了商代一般妇女的社会地位，远比男子低下，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受折磨和摧残尤甚，妇女寿命的普遍短促，无疑大大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

商代王邑在人口自然构成的总体量规定性方面，与史前居民共同体可进行类比分析，呈现出若干人文发展的承继性，在目前尚缺乏夏代人口具体资料的情况下，这一中间缺环似可在两者间权衡之。史前和商代共见的孩童高死亡比率，人口年龄构成以青、壮、中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为主要成分，老年人不多，女性寿命偏低，以及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等等，大概也是夏代存在的人口现象。

总的说来，夏商时期人口的再生产乃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两高一低”类型。人口变化曲线呈台阶式递升特点，人口增长虽比较缓慢，但夏末商初和晚商的人口增长相对迅速些，是曲线的两个波峰，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内涵再次说明，人类自身的增殖既是自然现象，而社会发展因素的制约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1]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

[2] 参见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3] 严一萍：《释道》，《中国文字》第7册，1962年。

[4] 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5] 《诗·商颂·玄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又参见茹士安：《略谈半坡遗址同时期存在房屋的数字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8]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

[9]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65-183页。

[11] 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12]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3年第3集。

[13]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之《尉缭子》作：“……硗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文物出版社，1985年，释文注释第77页）。

[14] 参见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15] 徐光翼：《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6] 刁文伟、邬红梅：《江苏江阴佘城、花山遗址第二次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7日。

[1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考》，《文物》2000年第12期。

[18] 参见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第381-418、431页。又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167-254页。又孙亚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方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1年。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20]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1] 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9年。

[22] 李学勤：《大盂鼎新论》，《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3] 李学勤：《宜侯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24] 张秉权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见的数》一文中推测过，假定殷代有500个可出兵地方，每地平均出兵3000，则全国壮丁人数有150万，再加上老弱妇孺，当时全国总人口数可能有750万人左右（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3分，1975年。此说又收入《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学术著作编审委员会，1988年，第514-515页）。这与我们的推定接近。

[25] 见《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7页。

[26] 宁可：《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7] 《文选·东京赋》注引《汲冢古文》。

[28]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管子》。

[29]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

[30] 《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3-358页，附表四八、四九。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城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3] 参见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5-172页。

[34] 据缪雅娟、刘忠伏：《二里头遗址墓葬分析》（见《文物研究》总3期，1988年）一文统计，截至1984年，共发掘墓葬230座。此后的发掘数，据1986-2003年《中国考古学年鉴》及《考古》2004年第11期许宏报告，累计又有约180座。

[35]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第44页表二“人骨性别年龄鉴定表”。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之“殷墟中小墓头骨测量表（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56-375页。

[3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37]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333-358页，附表四八、四九。

[38]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39] 《人口学辞典》，第198页。

[40] 参见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编：《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41] 《人口学辞典》，第172页。

[4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43] ［美］威廉·彼得逊：《人口学基础》（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44] 邬沧萍：《中国人口性别比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45] 《人口学统计》，第27页。

[46]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47] 宋镇豪：《从社会性意义探讨仰韶时期居民的疾病和生死》，《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48] 刘铮：《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又参见《人口统计学》，第28页。

第三章 婚姻

婚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以人类自身生产为前提的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理所当然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男女两性的差别和性本能，是婚姻关系借以建立的生理基础。从本质上说，婚姻人际关系所表现出的社会组织系统，属于社会构成的特定形式范畴，故婚姻形式总是与相关的经济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内约外规相适应，在诸如生理本能等自然属性作用于婚姻生活的同时，各种社会属性的因素对婚姻运作机制的支配和调节，意义绝难低估，而其时代特色也是极为鲜明的。

第一节 婚姻形态的演进

男女两性结合，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人口的世代更替，总是在性结合形式中实现，性行为对种的繁衍和体质优劣的直接影响，人类在长期社会交往实践中，逐渐有所觉察和认识，因此在自然淘汰的选择原则下，婚姻行为规范得以慢慢形成和日益完善，由此产生的各种婚姻制度，为人口再生产提供了社会的保证。

人类初始，生产力低下，只能赖原始群的集体力量，在极其艰难的自然条件下求得生存。“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1]，无所谓婚姻和家庭，只有杂乱的性交关系，“长幼侪居”，“男女杂游”[2]，两性关系不受任何约束，既无年龄和行辈的婚配限制，也无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界分，异性之间均可任意选择作为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杂乱性交历经了相当漫长的阶段，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按年龄、性别或体质强弱不同而分工的劳动组合，行辈男女间也会因生理条件的悬殊，产生微妙的性心理变化，原先祖先与子孙、双亲与子女间的两性关系逐渐遭到排斥，慢慢形成了只在同一群体的兄弟姊妹或从兄弟姊妹间两性结合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排除直系血亲间的性关系，只按世代划分的血缘群婚，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每每可见。

如传说三皇时代女娲与伏羲的行辈婚，他们原是一对兄妹，《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独异志》卷下描述了这对兄妹为婚的经过：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悉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这对兄妹交媾之前和之中的矫揉造作当然属于文明人的构想，在那个时代行辈婚却是天经地义的。据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3]，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画像石和帛画里，两人通常被绘成人面蛇身交尾的男女形象。[4]有意思的是，山东嘉祥县武氏石室有这样一幅画像石，伏羲和女娲蛇尾交缠，面各相背；两人之间，又有男女小人一对，蛇躯交合，面部相向[5]，两辈间的婚媾互不妨碍，恰是一幅血缘家族的行辈婚画面。

又如《搜神记》卷十四记了两则故事，一则是“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是说兄妹双胞胎后来结为夫妇；另一则记高辛氏的少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着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也是说的兄妹之间血缘通婚。

台湾高山族有这样一则传说：很久以前，大陆上一对兄妹，为了追寻太阳，漂泊到台湾岛上。岛上毫无人迹，为了繁衍后代，天神暗示他们结为夫妇，可是哥哥不同意，妹妹只好想了个法子，哄骗哥哥，说给哥哥找到一个对象，请他晚上去相会。晚上，妹妹在脸上画满黑色花纹，到相会地点等候哥哥。哥哥来后竟认不出自己的妹妹。于是两人行交合之欢，繁衍了后代。从此，高山族少女婚前都要纹面。[6]

这则故事与伏羲女娲兄妹为婚颇相类似[7]，表明在人类婚姻史上，行辈间的血缘婚确曾作为最早产生的一种婚姻制度，普遍流行过。文献有谓伏羲“制嫁娶之礼”[8]，女娲“因置昏姻”[9]，正是视这种血缘家族的行辈婚为人类社会最先确立的婚姻制度。

这种基于同一血缘群体内部按行辈婚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子息的生身父亲是难以确定的，血统只能从母亲方面确认，因而属于内婚制的母系血缘家族。行辈婚仍是一种近亲婚配，从优生学而言，近亲生育的后代往往会出现智力痴呆、先天畸形、过早夭折等症状，故这一时期人口素质低下，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

随着人类交往视野的扩大，不同血缘家族间男女的性行为渐有发生。神话传说有“郊野受孕”的故事，如：

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是为神农。（《春秋元命苞》）

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今本竹书纪年》）

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今本竹书纪年》）

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帝王世纪》）

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今本竹书纪年》）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今本竹书纪年》）

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带钩铃……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今本竹书纪年》）

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

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丰上锐下，皙而有髯，句身而扬声，长九尺，臂有四肘，是为成汤。（《今本竹书纪年》）

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史记·周本纪》）

不同血缘家族的男女在野外的媾合交欢，曾为一时的社会行为规范所不容，因秘事而神化之。但远缘交合的后代，如黄帝“弱而能言，龙颜”，舜“龙颜大口，身长六尺一寸”，禹“长九尺九寸”，成汤“丰上锐下，皙而有髯，句身而扬声，长九尺”，弃强壮如“巨人”，他们先天的体质和智力，等于用优生的事实对血缘家族的行辈婚作了否定，在自然选择法则面前，人们最终还是向限制和排斥近亲血缘婚配迈出了最可贵的一步。

血缘婚向非血缘婚的转化，使母系血缘集团具有了氏族的性质，婚姻行为和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了氏族制度的严厉制约。氏族外婚制是氏族时期主要的婚姻形态。

氏族外婚制以氏族为婚媾单位，一氏族的男女必须与他氏族的男女才能通婚，本氏族内部是严格禁止通婚的。在婚媾方式上，除了所谓“野合”外，最流行的是走访婚，即一氏族的男子到另一氏族的女方过夜，一般是晚去早归。如云南永宁纳西族仍保留着这种婚制，婚姻形式一是野合而婚，习以为常，永宁盆地有一露天温泉，在光天化日之下，纳西族男女同池而浴，青年人互相嬉戏，结成阿肖，浴后互邀就地进餐。入夜，男女各择所好异性，双双对对野合于温泉周围，各对情侣虽近在咫尺，皆互不妨碍，各行其素。另一主要婚姻形式则是阿肖走访婚，女子不嫁，男子不娶，只要双方愿意，男子就可以到女方单独房间中过夜，次日天明，男子辞归。故每日清晨，各村落之间的道路上，来往者尽是青壮年男子。这种婚姻，男女暮合晨分，来去自由，关系很不稳定，每位女子可以与对方许多男子保持性关系，反之，男子亦然，走访婚男女间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甚至连早餐，男方都得回本氏族就食。子女随母方抚养，往往难以确定其生父。[10]这种氏族外婚制，说到底乃是一种氏族对氏族的群婚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

走访婚形式也会因一些具体原因改变初衷，如男女双方的情投意合和如胶似漆感情生活的融洽，女方氏族缺乏劳动力，男方精明强干而又和睦待人，男方氏族缺乏女继承人等等，婚姻关系变化无常的走访婚可以向一男一女比较固定的对偶同居形式转化，从而萌发新的经济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婚姻禁例的不断扩大，这种对偶婚日益普遍，终于成为社会一种新兴的婚姻形态。

对偶婚是一对男女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生活，不仅维持着性生活关系，而且男子还参加女方氏族的生产活动和抚养子女，子女知其母亦知其生身父亲。这类基于婚姻关系和子女养育关系而出现的对偶家庭，使原先母系氏族内只有母亲与子女、兄弟姊妹、舅甥、祖母与孙子孙女、舅祖父与甥孙甥孙女等的单一血缘亲属关系方面，又新添了父子、祖孙、岳婿、姨父与姨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伯叔、姑侄等复杂的以男方为主体的宗亲关系，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生并进而向父权制阶级社会迈进准备了条件。不过，对偶婚家庭仍是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晚期的产物，没有独立的经济，须依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而存在，婚姻关系不牢固，夫从妇居，死后得归葬本出身氏族。

父系氏族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的较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增多，私有制现象加剧。男子所具备的生理素质，使其在新条件下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占据了生产主人的地位。早先的对偶婚姻家庭，至此因男子所得财富大大超过女子劳动所得，不仅使丈夫的家庭地位能与妻子平起平坐，而且又日益超过妻子，促使丈夫全力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洁，以便把这些财富真正传给自己的嫡亲子女。这一父系制趋于全面强化的社会变革，更进而带来了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态一系列巨变，造成对偶婚家庭的全面瓦解，父系制婚姻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又出现了以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为核心内容的，包括较多世代和多对配偶的父权制大家庭。

父系个体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最初即是一个独立的人口再生产单位，然担负社会多方面职能的作用有限，直到父权制大家庭出现的高级阶段，始真正成为社会肌体的基本组织单元，社会历史才全面向文明时代靠近。但无论是父系个体小家庭，抑或父权制大家庭，世系无不据男性确定，子息是父亲财富的当然继承者，妻从夫居，加入夫方氏族，死后则与丈夫同葬男方氏族墓地。由于丈夫对妻子具有特殊的支配权力，妻子须对丈夫忠诚专一，过去的崇高地位已不复存在，而丈夫却无所谓一妻，虽同时多妻，也不会遭受社会舆论谴责。

父系制向父权制高级阶段过渡期间，尚存在着一种兄弟共一妻或一夫共姊妹的所谓“普那路亚”（Punlua）婚制，过去将之纳入氏族产生以前或母系氏族时期婚姻形态序列。但这种婚姻家庭形态较为复杂，得具体分析。在民族调查材料中，兄弟共妻的家庭，妻子必须随夫姓，子女从男方，兄弟间比较平等，而长兄格外受到尊敬，兄弟亦不必固守一妻，可以自寻交偶对象。[11]显然属于父系氏族时期婚制的变态。另外，尽管近现代少数民族中存在着若干姊妹共夫的家庭，一般以女方为主，诸妻地位平等，子女随女方姓，但只不过是母系婚制的一种补充，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一夫妻女方姊妹不能等同，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易·归妹》云：“归妹以娣。”娣谓女弟，归妹谓嫁女，是姊妹嫁离本族，同嫁一丈夫，自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生已久事。又《史记·五帝本纪》谓“尧乃以二女妻舜。”二女即《列女传》说的“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孟子·万章上》记舜弟象强令“二嫂使治朕栖”。可谓是典型的“普那路亚”兄弟共妻和姊妹共夫，但女性的崇高地位是丝毫不见的。《礼记·檀弓》有云：“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舜所享一夫多妻的特权，还并非仅限于二女。可见“普那路亚”婚制实属父系氏族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时期出现的现象。

父系氏族社会向父权制阶级社会转移，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深化，反映于婚姻形态，则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个体家庭或父权家长制下的大家庭。与此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变态婚，如兄弟共妻、姊妹同夫，以及性质特殊的一夫多妻等等。

父系制的深化，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其变革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完成，在很长时期内，原母系制的遗风犹存，并每以顽强的、非流血的各种形式进行维持和争抗。据调查，在许多民族的婚俗方面，不同程度地遗留有这两者之间争斗的痕迹，我国境内的壮、瑶、侗、傣、苗、彝、黎、布依等少数民族，以及个别地区的汉族居民，有“不落夫家”的婚俗，女子初嫁后，又立即返回娘家长住，直至怀孕临产前才到夫家落户。在一些少数族中，“不落夫家”的妇女，在家乡赶集、歌圩、串亲戚中，可与其他男子较为自由地社交往来，甚至效田野云雨之欢，称为“赶表”或“放寮”。这是女性为维护其在婚姻制度中的主权，同以男子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体婚进行顽强反抗的方式之一。[12]而男子为实行“从夫制”，也采取了各种与之对抗的婚姻形式，如“戴假壳”的习俗。贵州省镇宁一带的布依族，姑娘婚后不落夫家，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甚至十来年，这期间，新娘的装束同未婚少女一样，有权参加“赶表”的社交活动，仅在农忙季节或节日由男家接到婆家住三、五天。但男家在女子不落夫家期间，可以秘密做一顶状如簸箕的帽架，选择吉日，让丈夫的母亲、嫂嫂或亲戚中两个中年妇女悄悄携上，溜到女家，强行解开新娘发辫，硬把此假壳戴其头上。新娘有权反抗挣逃。戴假壳成功，则新娘就必须到男家长住了。[13]

此外，又如“抢婚”习俗，《易》屯卦六二有云：“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记一伙人乘马盘桓道上，不是干抢劫的勾当，而是举行抢亲婚配的仪式。今云南佤族个别地区犹见抢婚遗风。一对情侣私下约定抢婚的时间和地点，届时男方约几位强壮青年前往埋伏，姑娘借故前往，被抢时姑娘佯装呼救，故作反抗，女家和邻里闻讯，亦假装追赶，却只赶不追。[14]这类热热闹闹的抢婚喜剧，其实是出于对母系对偶婚制和父系个体婚制进行的调和，从前者的夫从妇居转向后者的妇从夫居，抢婚仪式约定俗成，正包含着社会承受应变的心理。佤族男子在婚前要到女家劳动一段时间，婚后夫妻双方又得到女家再劳动几天，以后却要求妻子必须严守贞节，否则被打被逐。这不就是父系制深化的同时，又对母系制失落所作的象征性补偿么？

人类自原始群时期杂乱性交伊始，婚姻形态的演变，大致历经血缘家族时期的行辈婚，母系氏族时期的氏族外婚制及对偶婚，直到原始社会行将崩溃之前，才完成父系个体婚制向父权家长制下婚制的演化。父系个体家庭以经济条件为重要基础，是私有制发展下的产物，有着与以往一切两性结合或血缘关系的社会婚姻形式根本不同的质变，它出现本身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口再生产单位，成为瓦解父系氏族组织的一种潜在力量，至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了父权统治下的家长制大家庭，出现了与原氏族制度格格不入的宗亲组织和伦理观念，其经济职能也无不加速了氏族组织的解体。随着阶级社会的全面出现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父权制大家庭和父系个体婚家庭，也因之而不断得到充实完善。

第二节 夏代婚姻

一 鲧禹时多态多姿的婚制婚俗

夏代去原始社会未远，承氏族时期遗风，婚姻犹存过渡阶段多态多姿色彩，却又呈现出阶级社会的鲜明印记。

早在夏代国家产生前夕，氏族组织的固有机制，已经因氏族内部出现的等级差异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日益松懈瓦解。在婚制方面，也备受社会形态变化带来的频频冲击。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坐落在文献所称“夏墟”地域范围内，这里先后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墓葬700余座，全是一色的土坑竖穴墓，绝大部分墓，头向东南，明显具有氏族公共墓地的性质，根据墓葬的分布排列，又可细分出若干不同大家族的茔域。但透过墓葬表象，却可以发现，氏族内部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消费经济原则已不复存在，尽管氏族成员同葬之一地，却约有87％的狭小墓穴几乎没有什么随葬品，而墓地内另又有约13％大中型土坑竖穴墓，有的随葬品竟达上百件之多。可见当时社会分配的不公，大量财富已被聚敛到少数大家族贵族之手。这批人在生前不仅社会地位居高不下，而且享有多妻的特权。如大型墓M3002、M3016、M2001的左右两侧都各有两座中型墓，死者是女性，佩戴精工镶嵌的头饰、臂饰，随葬彩绘陶瓶等物，她们应是大墓墓主的妻、妾，一夫多妻而异穴并葬。[15]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M527墓，还发现一夫二女同穴合葬现象。[16]从这类墓葬看，贵族妻妾虽共从一夫，死后却都有较丰厚的随葬品，家庭地位当比较平等。尽管她们从属于丈夫，但社会地位是明显高于氏族内其他一般成员的。当时流行于贵族阶层的一夫多妻现象，不纯粹出于男性的特权，倒是表示了氏族贵显身份地位的约定俗成，或者是出于团结部落共同体内其他氏族，娶其族中权贵女子以维系之。

但是在夏建国前后，母系制残余势力仍与父权制频频纠缠，东下冯遗址既有母子合葬墓（M510），又有父子合葬墓（M528），即是明显反映。两者的争斗关系有时表现得十分尖锐。传说夏禹的父亲“鲧复（腹）生禹”（《山海经·海内经》），鲧是男子，何能生子，《天问》即疑而问之：“伯鲧腹禹，夫何以变化？”[17]还有人怀疑鲧是禹母，不是男性。然《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有云：“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世本》云：“鲧娶有辛氏女，谓之女志”；《今本竹书纪年》云：“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苡而生禹。”鲧是有妻之夫，传说中讲得明明白白，若是女子生子，《天问》也就不会发问了。事实上，《天问》所问，乃是文明社会无法理解的太古历史事象。“伯鲧腹禹”的腹，当如《诗·谷风·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郑笺：“腹，怀抱也”，孔疏：“置之于腹，故为怀抱。”“何以变化”的化，亦指乳养之事，《尧典》“鸟兽孳尾”，注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腹、化皆指婴儿生下以后的事。是讲鲧这么个大男子，怎么装成个怀抱乳子的产翁。

这种产翁遗风，在一些原始少数民族中并不少见。《太平广记》卷四八三载：“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又载：“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云南志略》载，傣族“女子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四十日”。一些学者指出，产翁之俗是父权制出现之后的产物，丈夫在妻子生育之后，采用模仿妇女生育和哺乳婴儿的姿态，以达到确认和维护父子血亲关系，加强父权的目的。[18]“鲧腹生禹”不就是指鲧装模作样当产翁吗？这种奴役女性，削弱和取代女性传统家庭地位的做法，实质上是父权制与旧有母系制争斗的反映，理所当然会遭到当时维护氏族制度的尧、舜的反对，史书有载尧斥“鲧为人负命毁族”，指斥鲧毁坏母系氏族的行为规范，舜又借故鲧“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干脆处死了鲧。[19]

如果说鲧是试图削弱传统母系婚姻制度遗风的惨败者，那么禹在这方面则应该说是成功的。禹为开辟夏代国家新纪元的奠基人，他的婚姻，充满了由父系制向父权制高级阶段过渡期间犹存的母系制余韵。禹一度因循旧俗，结识别的氏族女子，过氏族外婚制的走访婚生活。《战国策·赵策二》有谓“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养欲而乐志”。《吕氏春秋·贵因》亦云：“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所谓“裸国”，当指走访婚制的女方所在母系氏族。禹因循社会传统婚俗，袒入裸国，到女方氏族房中过夜，解衣裸体，其情状自不待言。这种“裸入衣出”的走访婚，纯属氏族外婚制的两性结合，既无共同的经济生活基础可言，男女双方也不必拘泥于“春从春游夜专夜”的。禹的配偶就不止一个，传说中的涂山女即其中一位。

禹与涂山女的情爱婚姻起自私相悦好的“野合”，即氏族对氏族的外婚制。据《天问》云：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台桑，地名，大概位于涂山附近，性质类于《诗·鄘风·桑中》所云：“期我乎桑中”，不同氏族男女“奔者不禁”[20]，是男女幽会行淫的野外场所。禹与涂山女在台桑一见钟情，共效“野合”之欢。传说禹与涂山女两人一往情深，当再度相会不遇时，涂山女竟柔肠百转，歌以咏怀。《吕氏春秋·音初》叙述说：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

由这段文字来看，禹与涂山女的关系已由偶然的“野合”而发展为氏族间的走访婚，禹在涂山氏族除了结识涂山女外，还有别的“妾”，即其他配偶，“涂山女令妾待禹”，可见一夫有几个配偶，配偶间关系和睦，尚没有萌发争风吃醋之心，也没有因之而影响到涂山女对禹的眷恋，“候人兮猗”，唱出了涂山女的柔情悱恻。看来，禹与涂山女的婚姻关系，已从非经常往来的走访婚形式，转化为比较稳定的对偶婚。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曰：‘吾娶也，必有应矣……’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注引《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辛壬癸甲是十干纪日。禹与涂山女私下约定，每隔六日禹即往女方氏族与涂山女共同生活辛壬癸甲四连日，这大概一方面出于当时对偶婚的性生活节制习尚，另一方面也与男方的社会公务有关；但男方委身到女方氏族日子的固定化，说明走访婚转为对偶婚，感情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内在促因之一。

禹所处时代，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多和私有制的加剧，男性的社会作用日益加强，许多氏族的婚姻家庭制度相继向父权制转化，此可征之前述陶寺遗址。大概因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涂山氏族仍处在母系制阶段，但涂山女与禹的婚姻照样免不了经受整个社会变革的冲击。《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云：

禹治鸿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熊是禹氏族的图腾。禹与涂山女原本过的是夫从妇居的母系对偶婚生活，这则故事却记涂山女反而前往熊图腾的禹氏族从夫居，实在非同寻常。看来温情笃笃的涂山女，望夫族而不敢入，没有勇气越过母系婚制的俗障，最后作了一位殉情女。不过，涂山女生下的启最后归了禹，毕竟使禹取得父子血亲关系的确认，在与母系婚制争夺儿子出生优先权的归属方面，禹不仅喊出了“归我子”，而且无疑是成功了。

禹的婚姻，一度缠绵于涂山女，表现出母系制向父权制转变阶段多态多姿的色彩。但禹本人，似乎也因氏族内部的等级分化和个人权力的扩大，终以贵族阶级的头面人物身份，而享有父权制下一夫多妻的特权。《礼含文嘉》云：

禹卑宫室，垂意于沟恤，百谷用成，神龙至，灵龟服，玉女敬养，天赐妾。[21]

禹凭借其在部落联盟体内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不仅握有大量经济生产剩余积累，而且通过婚姻联姻的方式，招至“神龙至，灵龟服”的四方氏族部族的归附。“玉女敬养，天赐妾”，大概可用来说明这种多妻政治婚姻生活的成功。这与陶寺遗址所见氏族内男性权贵同时拥有多位佩饰华美的贵妇为妻，可相对照，正揭示了那一时期部族权贵多妻制的社会意义所在及其权贵婚姻家庭构成的通例。

总之，夏代国家建立过程中，鲧、禹的婚姻，代表着父权制替代母系制过渡阶段末叶婚制婚俗的前后不同时期变化色彩，有其社会大范围内的普遍意义，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轨迹紧相呼应的，透过种种历史传闻，有可能寻绎出其中内在的奥秘。

二 夏代王室婚姻

在夏一代，父权制的宗亲组织形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始传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业”[22]的禹子启，是创建夏代国家过程中的又一关键人物，他在排斥母系制，确立父权社会制度方面，表现远比禹坚决。

《墨子·非乐上》言启“淫溢康乐”。从史传看来，至少有两件事，可看出这位夏王的所为，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内涵。一件是《天问》中提到的“启棘宾商（帝），九辩九歌”[23]。棘读为亟，有屡次、数番之意。[24]此事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夏后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郭璞注：“嫔，妇也，言献美人于天帝。”在提高父权制统治权威的同时，妇女屡屡成为启大施淫威的对象，甚至被任意用来做祭牲。这在母系制盛行时代是不能容忍的，标志着父权制的确立，从其起始即建立在奴役女性的基点上。另一件也是《天问》中提到的启“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具体史实已不得其详，但大体说来，“勤子”表明启确立了父权制的传子制度，“屠母”则象征两性对抗中母系制的惨败状态。

不过，夏代由母系全面转入父权社会，原来的氏族内部结构毕竟还相当强，宗亲集团对外以父系为代表，而联结其内部关系的纽带却每每仍是母系血亲集团。[25]夏王太康失国，失在失去王室妻族一方的支持，即是明显事例。《楚辞·离骚》记下了这则史事：

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扬雄《宗正卿箴》述同事云：

昔在夏时，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

《路史·后纪十三上》也记述说，太康“叶比于淫声”，“般游亡度”，“厥弟（子）五人御其母以从于洛”。上古母、妻同义。根据氏族结构形态，“五人御其母”，当指太康王室妻族与五个子氏族或兄弟氏族所组成的血亲集团。整个事情起因是“夏康娱以自纵”、“太康不恭”，造成“五子用失乎家巷”、“五子家降”的后果。讲太康不顾王室后忧，冷落妻室，另与有仍氏二女姿情游乐，终于失去了妻族血亲集团的支持，在外看来是失国，在内而言是断送了维系王室内聚的血亲纽带。

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从父系氏族社会直到奴隶制社会，妇女都是氏族和宗族里的一笔财产，在生产不发达的社会里，氏族和宗族要守住一笔财产是不容易的，所以从别的族里嫁来的女子不可任她流失，其夫既死，弟兄可以娶她，子、侄辈可以娶她，甚至孙辈也可以娶她，这是团结同族的一个方法。[26]前述陶寺遗址的氏族贵显成员实行一夫多妻，也具有通过婚姻关系维系和团结血亲集团的用意。对于夏代权贵婚姻大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夏王太康不谋后图，造成妻室离去，意味着失去血亲集团的支持，导致王室内部结构体系的破坏，失国也就在所难免。

这样的事在夏代史上屡屡发生，如后羿代夏政，寒氏弄权，国家迭相颠覆诸事态，考其重要缘由，均是因血亲集团的得失所致。

后羿一名羿，也称夷羿，是东方有穷氏族落首酋。据《左传》襄公四年引《夏训》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注：“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后羿乘夏衰落之际，一度取代了夏政权，但他“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还重用寒族出身的寒浞。后羿本有妻室纯狐，自取代夏政后，另恋上了洛滨女子，《天问》述其事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惯用心计的寒浞，瞅准纯狐遭后羿冷落之机，“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与纯狐搭上关系，“因羿室”取得其血亲集团家众的支持。《天问》说：“浞娶纯狐，眩妻爰谋。”《路史·后纪十三上》说：“浞乃蒸取羿室纯狐，爰谋杀羿。”寒浞之所以能谋杀后羿，成功夺取国家权柄，就是通过烝取羿室纯狐的婚媾手段，对王室内部原有结构体系悄悄渗透，暗中进行再组合，实现其野心，最后与羿的家众一起，将羿“杀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27]，把羿煮成肉羹，又逼羿子吞食，羿子悲伤不忍，被残害于国门。

但是，对于羿子的妻室，寒浞却采取了特殊的处置方式，只是夫死而归妇于母家[28]，大概也是出于团结其族的目的。史传寒浞取得夏王室统治地位后，“因羿室”而与纯狐结为夫妻，生有二子，长子名寒浇，寒浇长大后又与原羿子之妻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天问》说：“惟浇在户，何求于嫂”，“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路史·后纪十三上》谓寒浇“通于丘嫂歧，日康娱以自忘，馆同所止”。所谓丘嫂，据《汉书·楚元王传》注引孟康说：“亡女婿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又引张晏说：“丘，大也，长嫂称也。”寒浇为寒浞长子，并无其兄，焉得有嫂，盖丘嫂女歧乃羿子之妻，寒浇与羿子实为同母异父，羿子被杀，女歧寡居，寒浇有此异父兄长，兄长之妻女歧当然也就是寒浇长嫂。寒浇与女歧的结合，是叔通嫂，然从年龄言，则属于少男眷恋大女。看来两人感情关系不错，女歧替寒浇缝补衣裳，寒浇则与女歧同居共宿而康娱自忘。这种婚媾是承氏族时期兄弟共妻遗风的变态，却又适应了“恢于夏家”的政治需要，有利于维系和加强当时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王室血亲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纽带。《路史·后纪十三上》有云：“少康灭浇及女歧”，可见后来夏太康侄孙少康复国，也是从打破这种政治联姻网络着手的。

利用婚姻方式团结诸族，是夏代立国之本，国家的兴衰存灭每每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紧相交织。少康中兴，与血亲集团有虞氏的支持做后盾分不开。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有虞氏以二姚妻少康，“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终于“复禹之绩”。同样，夏的覆灭，王室妻族的作梗是相当关键的因素。

夏末王桀的妻子名叫妹喜，一称末喜、末嬉，乃出自有施族落集团。《国语·晋语》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与妹喜的结合而得与有施氏联姻。两人一度爱得发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形容桀“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于爇（膝）上；妹喜好闻裂缯之声，桀为发裂缯，以顺适其意。”但好景不常，据《竹书纪年》云：

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荒淫好色的桀又沉湎于与琬、琰的佼佼情爱之中，完全冷落了末喜。末喜的仇恨因之而生，引出一段与伊尹暗中结交，共同间夏的事末来。

伊尹出身有莘氏族落集团，曾“耕于有莘之野”[29]。商汤东巡时，他作为有莘氏媵臣入商而得到商的重用。[30]在此之前，伊尹与汤的关系已非同一般。《吕氏春秋·慎大》对伊尹与末喜串通，助商间夏有如下一段叙述：

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夏在西而商居东方，末喜与伊尹串通间夏，告以“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是暗暗把夏王桀的举动和军事防御底细泄露给了商汤，致使商师绕道夏的后方，从西面攻夏所不备，一举成功。因此，如果说夏灭亡的外因是出于商的兴起，那么桀弃婚姻的政治意义于不顾，失去王室妻族血亲集团的支持，则是其下台的重要内因。

第三节 商代婚制

一 一夫一妻婚制

商立国前后，社会已进入一夫一妻制时代。据《殷本纪》、《世本》以及甲骨文，商立国之前的先公世系，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上甲-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甲骨文中有追记先公的配偶：

辛丑卜，于河妾。（《合集》658）

侑于王亥妾。（《合集》660）

庚子卜，王，上甲妣甲，保妣癸。（《合集》1249）

□巳贞，其侑三匚母，豕……牢。（《合集》32393）

辛丑卜，王，侑示壬母妣庚豕，不用。三月（《合集》19806）

贞来庚戌侑于示壬妾妣，牝白。（《合集》2385）

癸丑卜，王，示癸妾妣甲。（《合集》2386）

匚乙、匚丙、匚丁三匚之配（《合集》32393）

河，杨升南先生认为即《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的商人先祖冥，河妾是河的配偶。[31]王亥妾，于省吾先生认为指王亥的配偶。[32]“上甲妣甲”，陈梦家先生认为同如“小乙妣庚”（《甲》905），“妣庚为小乙之配，则妣甲为上甲之配。先王以上甲开始，用天干之首，而上甲之配名甲，也是很可能的”[33]。三匚系匚乙、匚丙、匚丁三位先公的合称，三匚母，郭沫若先生云：“母殆谓三匚之配。”[34]凡河妾、王亥妾、上甲妣甲、三匚母、示王妾妣庚、示癸妾妣甲，记冥以下八代先公的配偶，有的虽不无疑问，但特别自示壬、示癸，明记一夫一妻，一个女子完全从属于一个丈夫，夫妻关系明确，这正是一夫一妻制确立的时代表象。示癸之子大乙成汤建立商国，以下数代，大乙妻为妣丙、大丁妻妣戊、大甲妻妣辛、外丙妻妣甲、大庚妻妣壬、大戊妻妣壬，等等，也是一夫一妻。可见，商至少自示壬开始或更早一段历史时期，至立国以降，社会已实行一夫一妻制。

这一婚制在各地商代考古遗迹中均有反映。1997年郑州商城宫室区范围发现的ZSC8ⅡT166M6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内三人俯身合葬，中间一位墓主是年龄约20-29岁的男性，颈部挂一串饰，左旁是一位约20岁的女性，右边殉一个约10岁的双手上搏孩童，随葬器物铜鬲、盉、戈、骨镞、玉柄形饰等。[35]似为夫死而强行以妻儿相殉。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曾发现一些一男一女合葬墓，如第35号墓，同一棺内人架两具，男性仰身直肢，年龄约50多岁，女性侧身紧挨男性，两脚捆绑，面向男性，约25岁。两人身上均有朱红色，随葬青铜器都置于女性一边。似亦与郑州商墓性质同。第102号墓也有相似的情况，同一棺内人架两具，在一位仰身直肢，年约30-35岁的男性，一旁是一位侧身屈肢面向男子的30岁上下人架，下肢亦被捆绑，随葬器物亦主要置于后者一边，其性别似亦为女性。[36]

山西灵石旌介发现晚商墓三座，其中二号墓一椁两棺，左棺男主人仰身直肢，右棺女主人侧身直肢，面向男主人，两人周围均有大量铜器、玉器、骨器、陶器随葬[37]，显然是一座夫妻双人合葬墓。

河南安阳殷墟族墓地，常见一种男女“异穴并葬”现象。[38]有人作过粗略统计，这种墓葬数量约占殷墟总墓数的三分之一。“异穴并葬”的两个墓穴常紧紧相靠，两位墓主的头向一致，双方必是一男一女，其墓室规模相同，葬具也相同，随葬品质量与年代也基本相同，惟双方墓穴的位置，一般为男性靠前，女性错后，男左女右，男性葬式俯、仰皆有，女性则一律为仰身。男性墓葬深度较浅，女性则较深。有的“并葬”墓随葬品甚少，有的则甚丰，葬具或为朱漆木棺。据推测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在葬俗中的反映，各夫妻家庭存在着贫富差别，在每一家庭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居从属地位；但夫妻在经济上基本还是平等的。[39]

然而，必须指出，商代由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家庭组织，虽已较广泛地存在于贵族和平民等各个社会阶层，但其普遍的意义却在于它主要作为一种人口再生产的单位而出现，并未从各自所在族组织中完全独立解脱出来。所谓“夫妻合葬”墓和夫妻“异穴并葬”墓，虽各地葬俗方面有所不同，却无不置于各自的片系墓区中。《周礼·春官·墓大夫》谓“邦墓之地域”，“令国民族葬”，“使皆有私地域”，郑注：“古者万民墓地同处，分其地，使各有区域，得以族葬后兼容。”《逸周书·大聚解》云：“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商代墓地制度已有这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当时按族系聚居形态的再现，同时又反映了血缘的或婚姻的亲属关系是其内聚所在，作为夫妻的“生育之家”，因明确表现出“生相近，死相迫”的状态，故其在经济上尽管尚未能从所处多层次的亲族集团中完全分离出来，至少在生活上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

商代的一夫一妻制，是在父权制下的族外婚姻形态中而逐渐形成的。甲骨文所言“王亥妾”，可能即出自“有易氏”的女子。这里抽绎有关文献资料如下：

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今本竹书纪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牧夫牛羊。（《天问》）

王亥“宾于有易”，具有母系制从妇居的对偶婚色彩，但凭藉“仆牛”的私有财富，打算秉承其父季（即冥）的婚姻家庭形式，确立自己做丈夫的社会地位，最后为女方有易氏族所害。那么“该秉季德”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婚制呢？从甲骨文“河妾”提供的信息看，王亥之父季（即冥）的妻族当是河伯，“该秉季德”想要秉承的是父权制下族外婚的一夫一妻制，商族显然已进入这种婚制的时代，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易氏族仍处在传统母系对偶婚阶段，王亥想秉承“季德”而为女方有易氏族所杀死，是新旧两种婚制争斗的结果。当时父系血缘亲族关系的强大内聚力，使商族理所当然能借助于王亥之父季的妻族河伯的力量，对有易氏族发动一场血族复仇战，并赢得了胜利。《天问》谓“昏微遵迹，有狄（即有易）不宁”，看来王亥之子上甲微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在与顽固维护母系制的以有易氏族为代表的社会旧势力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终于确立了父权制下的族外婚。

据《天问》记述，王亥之妻有易女，在王亥被杀时“击床先出”，先自逃逸而出，后来做了王亥弟王恒的妻子。“眩弟并淫”[40]，弟妻其嫂，也仍旧是父权制下变态的族外婚制。

可见，商代社会流行的一夫一妻婚制，是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逐步得以确立，其滥觞期已可上推到上甲或更早一段历史时期，它的形成伴随着父权制与母系制的激烈争斗。由这种婚制而产生的家庭，尚必须紧紧依附于其多层次的父权血缘亲族组织而存在，它主要作为一种人口再生产单位，经济上的独立程度还是十分有限的。

二 多妣多妇的命名和变态婚制

商代婚制的主流是一夫一妻制，然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又呈现出形态多变的复杂的时代内涵，所谓一夫一妻，只不过是一妻惟许一夫，而对男子而言，却每每娶多妻，尤以贵族阶层的男子为常见。

一夫多妻现象在商代葬俗中亦有再现。山西灵石县旌介商代墓地，是以“”族为主体的方国贵族墓地所在。1985年1月发掘的一号墓，墓室中葬具一椁三棺整齐而列，尺寸略同。中间一棺为男性墓主，仰身直肢。两侧两棺各为女性，都侧身面向男性墓主。三人头部或腰部放有玉器。墓内随葬器物50余件，仅青铜器就达40件以上，有酒器、炊器、食器、兵器等，还有鳄鱼皮蒙面鼍鼓，墓室中又有一人殉葬。[41]这显然是一夫双妻的贵族合葬墓。从其反映的夫妻家庭形态看，丈夫占主导地位，随葬品亦最丰，双妻居从属地位，由于她们的随葬品数量相差不大，故看不出生前身份有多大主次之别，但同为贵妇则是无疑的。此外甲骨文云：

令须多女。（《合集》675正）

爇，读如侵，《说文》云：“侵，渐进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进；又，手也。”爇在此借为进或寑，有进献、进纳、进御之义。这是商王命令须进多女为妇事，也可视为贵族多妻制之变例。

商王多妻更然。晚商诸王，如武乙有妻妣戊（簋，《三代》6·52·2）、妣癸。[42]帝乙有妻曰爇（《合集》38244）、曰（《合集》38245）。《帝王世纪》谓：“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长曰微子启，中曰微仲行，小曰受；庶妃生箕子，年次启。”又谓帝辛“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

商王多妻制在殷商时期的王室祭祖系统中有其反映。这是一种依已定祀谱和固定日子，按一整套祀仪，逐一不断地祭先祖先妣，先祖自上甲以下，不论直系旁系均受祭祀，先妣则自示壬妻妣庚以下，凡有条件者可入祀。为与祭日相对应，这套祀谱中的先妣均以天干名之，其中一王数配者，中丁有妣己、妣癸；祖乙有妣己、妣庚；祖辛有妣甲、妣庚；祖丁有妣己、妣庚；武丁有妣戊、妣辛、妣癸。[43]一王或两配，或三配。能有条件入祀者，容有各种因素，如这些妇人生前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才能，得宠与否，子息继王位，出身族氏势力是否炽盛等等。在祭祖系统中受祭的先妣，虽数量受限，然仍揭示了一王多妻制的事实。而在商代实际生活中，每王未入祀谱的王妃当更多，如祖辛还有配偶妣壬（《综图》24·1），祖丁另有妣甲（《合集》2392）、妣辛（《合集》35270）、妣癸（《合集》36274）三配，而武丁，也有配偶近十位。

王卜爇后分娩（《合集》38244）

甲骨文中有一批“多妣”，兼记其私名或日名，如下表：（表中单记数字者均为《合集》号）

除上表29位兼记其私名或日名的“多妣”外，甲骨文、殷金文中还有许多称作“妇”或不冠“妇”字的所谓生妇，群称“多妇”。其中称“妇某”或“某妇”的，共达164位，如下表：[44]

续表

续表

这些“生妇”，广泛活动于晚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等各种场合，她们或参与并主持过商王朝的一系列祭祀典礼，以及从事甲骨占卜的整治，服务于王家政治，或直接进入政权机构，担任商王朝大小职务，甚至统率军队，出入征战，御敌守土或讨伐敌国。她们一般还拥有自己的领地领邑和田产，对土地持有经营权，积有属于自己的财富。她们与商王朝关系甚密，商王时加关顾，连其生育和疾患都有过问。由于她们大多来之各地的族氏组织，或由之裂变扩大而形成的强宗大族，有的还来之周边方国，她们中持有领地领邑者又通常属于商王朝基层地域性组织，故其行事或出入往来的频繁程度，往往成为衡量商国一时政治统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这就不难理解甲骨文中何以会有那么多“妇某来”、“妇某不来”、“妇某往”、“妇某不往”的卜问。

这些“生妇”，有的是王妃，有的是王室世家诸兄弟辈即“多父”之妻，有的为各宗族大小宗子即“多子”之妻，至于明言“亚侯妇”、“师般妇”、“望乘妇”、“妇亚弜”、“妇沚戈”、“妇伯”、“妻”、“亚束午妇”、“冀妇”者，大抵是臣正、诸侯或方伯之贵妇。

这些“生妇”，与妇相缀的字，不少都加上了女性偏旁，如妇好、妇、妇妊、妇、妇、妇、妇、妇、妇、妇、妇爇、妇、妇、妇、姜妇、妇、妇妟、妇娕、妇、妇、妇、妇、妇、妇等等，这些从女旁的字，去其偏旁，有的在甲骨文中用作族名或地名。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磬刻有“妊冉入石”的铭文[45]，《国语·晋语四》云：“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巳、滕、、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妊”即任姓，“冉”为其名。[46]妇妊似为任姓，妇爇似为依姓，妇喜似为僖姓，姜妇为姜姓，妇爇为陶姓。由此不免使人联想到郑樵《通志·氏姓略》所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有学者认为，这类从女旁的字已具有“女子称姓”的意义，属于族名的女化形式，意思表示“某族之女”，用来别其所出族，古姓产生的重要途径即是由“某族之女”的含义演变而来，起标明出生族和女性性别的作用，不妨可视为“女子称姓”制度的萌芽。[47]

但商代“女子称姓”的确例毕竟不多。《礼记·丧报小记》云：“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郑氏注：“此谓殷礼也，殷质不重名。”孔颖达疏云：“殷无世系，六世而昏，故妇人有不知姓者。”王国维先生指出：“虽不敢谓殷以前无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称，固事实也。”[48]李学勤先生也认为，说与妇相缀的字是姓，有三点不易解释：第一是卜辞妇名近百，应有不少互相重复，实则很难举出；第二是与妇相缀的字与文献所见女姓很少能相合比附；第三是相同妇名在各期卜辞中反复出现者罕见其例。[49]故与妇相缀的字是否是姓，尚应具体厘析。

这些“生妇”，绝大多数活跃于武丁王朝，今能判明为武丁之配者，约近十位，通过武丁“多妇”的分析，既可对商代妇的命名规律有所认识，也有助具体考察当时贵族多妻制的实质内涵。

试从见于祀谱的武丁三妃说起。三妃以其在宗法上的重要地位而受到特祭，在武丁时即曾均以“后”相称，妣戊、妣辛、妣癸被分别称为“后戊”、“后辛”、“后癸”。[50]甲骨文有云：

贞后亡忧。（《合集》19213正）

贞问后是否无忧。此“后”同如《礼记·曲礼下》说的“天子之妃曰后”，乃商王之妃的专指。后还有另一义，见《商颂·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郑氏笺：“后，君也。”凡厥后、先后则指厥王、先王，与王妃称后有别。或谓“后辛”诸“后”字可读为妃，训为匹配、嘉偶。[51]意亦得之。三妃之一的妣戊或后戊，在四期甲骨文又称做妣戊，是知即武丁时“生妇”之妇其人，一称妇井、妇。武丁时甲桥署辞有“井示”（《合集》2666）。殷商方国中有“井方”，位于西北。又有地名“井”，大概位于王畿区北部附近的今河北邢台一带。[52]前者是敌国，后者为殷诸侯国，善斋藏骨有“勿呼从井伯”，井伯盖指后者之君主。妇当出身于后者，以其国族为名，再加上女性符号，她嫁给武丁，实系之家族本位为背景的殷商王室政治婚姻。甲骨文有“受黍年”、“妇呼黍于丘商”，[53]可见她又从商王那儿得到过田产和民人，其领地的居民成分恐非血族的聚居，而是不同血缘家庭的复合体。武丁甲骨文有“”（《合集》4416），殷金文有“”（尊，《录遗》189），均为复合氏名，似可推知妇井领地的性质，乃是一种殷商王朝控制下的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社会组织体。

武丁王妃中另一位妣辛或后辛，据殷墟五号墓的发掘，出有刻“后辛”的石牛一件，带“后母辛”铭的铜器5件，带“后母”铭的铜器26件，带“妇好”和“好”字铭的铜器109件及2件大铜钺，带“子束泉”或“束泉”铭的铜器22件，带“亚其”铭的铜器21件，带“亚弜”铭的铜器6件，带“亚启”铭的铜器3件等。[54]这为认识商代妇名命名的社会学意义及有关丧葬制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李学勤先生认为，妇好、后辛、后母辛、后母实指一人，即后来祀谱中称为妣辛的武丁之妃。妇是亲属称谓，本义是子妇，乃对夫之母而言，又引申为妻子。后指王后。妇好的好是名，母是妇好的字，读为巧，巧、好韵同义近，《释名》：“好，巧也。”名与字合拍。他又认为，后母辛组铜器是武丁子辈专为已故妇好铸作的，后母组铜器可能出自妇好母族，其母族的标志则为“亚形中画兕形”，见传世品“后母”铜甗（《钟鼎款识》20下）。[55]

我们认为，说为妇好在母族时的私名，难以成立。“后母”铜器组26件，中有一对均重达30余公斤的大方鼎，铭作“后母癸”，“癸”与妇好日名“辛”异，可见“后母”与妇好不是同一人，当是武丁另一配偶“后癸”在母族时的私名，因做了王妇，故在母族被尊称为“后母”。这批铜器组应来之此位已故王妃“后癸”的母族，是妇好的助葬礼器，性质类似妇好墓中的“亚其”、“亚弜”、“亚启”组铜器，也是出自三个族国的助葬礼器，此乃周代诸侯方国赠送物品给周室以助葬的爇赙制度之先河。《礼仪·既夕礼》“公爇”，“书爇于方”，郑注：“爇，所以助主人送葬也。……书爇奠赙之人名与其物于板。”《荀子·大略》云：“货财曰赙，舆马曰爇，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爇所以佐生也，赠禭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爇赠及事，礼之大也。”“亚形中画兕形”或为“后癸”母族的标志。而妇好自有“后妇好”（《合集》2672）尊称，通常则名为“妇好”或“好”。后辛、后母辛、妣辛的日名“辛”出自死后致祭选定而来。妇好的得名或因受之商的封赏土地民人而命之。武丁时甲骨文云：

贞方于好。（《合集》6153）

后妇好（《合集》2672）

方为殷西北敌国，辞中的“好”，地名，当为妇好的受封领地，应属西北边境的军事要地，因非农田区，故少见“受年”的卜辞，但有“登妇好三千”之辞，在妇好领地征集如此众多的兵员，则好地总人口恐有万人以上。“好”地四期又称之为“好邑”（《合集》32761）。好盖受名时顾及了妇好在母族时的私名，其中原委，恐与先秦“赐姓命氏”制度有相近之处。据《左传》隐公八年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的本义是别女子所出氏族，后演指女子所生子嗣，广其义，由其所生子嗣组成的亲属也可称为姓，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称为姓族。在母系社会，夫从妻居，子女属母族，世系以母方计，是为母系姓族；进入父系社会，则转为父系姓族，然子女虽属父族，原姓族名号却往往仍被延用。氏是姓族的分支，因组织上相对独立而有其自己的名号，氏往往不以单纯血缘组织形式出现，实质上是包括若干异姓甚或不同族系的民族而形成的政治区域性族群集团组织。[56]“赐姓命氏”制度，义指分民、裂土、封国之制，“赐姓”是统治者对受赐者族氏的社会存在与其名号的使用，给予政治上的承认，“命氏”则是“胙之土”，承认其握有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民人及财富。

妇好成为武丁王妃后，可能从商王那儿得到封土民人，受名为“好”，尊称为“妇好”或“后妇好”。甲桥刻辞有“妇好入五十”（《乙》7782），记她曾向商王提供了50个卜甲。妇好墓出有大量铜、玉、石、骨器以及制作精美的象牙杯，其中铜器总重量就达1.6吨以上，墓内殉人至少有16具，可见她生前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财产。由于其领地人口众多，因此不可能属于单纯的血缘家族组织，不是血族的聚居，而是地域性组织。“好”或写作不加女性符号的“子”，实质上是一种由若干异姓或不同族系的非单一血缘群体组合成的政治区域族群集团组织的共同性族氏名号，与姓族名号是无关的，“好”或“子”是氏名而不是姓，即所谓“（妇人）不知姓则书氏”。“好”或“子”受名于商，四期甲骨文有“好邑”，意味着商王朝确认了受赐者族氏的社会地位和氏名的使用，这正带有“因生以赐姓”的意义。“好”是受赐者的族氏名号，这一政治区域族群组织中，作为贵族统治集团的核心家族，来之妇好本族的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内聚机能，但这毕竟与“礼妇人称国及姓”[57]，是有本质区别的。

根据以上考察，回过来看前二表统计出的193个妇妣名，则其命名规律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一）妇名的命名与商代家族本位的婚姻形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受之于夫族。

（二）妇名受之于商王室者，凡持有领地封邑者，其族氏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具有政治区域性族群集团组织的性质，形式上表现为以地命氏，以邑命氏，由此可能出现妇有数代共名现象。

（三）持有领地封邑的妇，命名或以母族名为本者，带有别女子所出氏族的意义，族邑内核心贵族家族组织有来自母族之分支。

（四）妇在母族或有私名，出嫁后夫族常径用其私名称妇。凡此类妇，恐其自己原持有的领地田产不会太多。

（五）凡王后或世家主妇，或以特定身份字“后”相称，其地位要高于一般的妇。

（六）用于死称的妣名，包括部分妇名，大抵袭自生称。至于用十干称“后”称“妣”称“妇”者，则均为死后致祭选定。

据以上几项，武丁时甲骨文中尚有以下诸妇可知为王妃：

1.妇庞——庞后、龚后、后龚——领地封邑：庞田（《屯南》2409）、庞（《合集》7358）、龚（《丙编》3）、邑龚（《合集》7861）

2.妇尹——后尹、尹后、伊后——出身国族可能为“尹方”（《金璋》209）

3.妇豕——豕后

4.妇辛——后辛

5.妇爵——爵后

6.娥（《合集》3006）——后娥（《合集》21068）

合入祀三妃，武丁或有九位王妃。

此外武丁时甲骨文中又有后（《合集》19212）、后（《合集》10936）、后（《合集》20098）、后（《合集》21805）、寻后（《合集》9741正）、后（《合集》6057反）等六位。赵林先生认为，商代王妇有“司（后）妇”与“妇”之别，当时实行一夫多妻制，司（后）妇是诸妇之长，在王室则相当为后代的“后”，在世家则相当为后代的“夫人”或主妇、长妇，她们是王室或世家的女主人。[58]上揭六人大概为王室世家兄弟或各宗族大小宗子之主妇。

商代权贵多妻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举其概要，即《礼记·郊特牲》所云：“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多妻主要来之别族，固然因于人类生育的优生认识，但多妻背后的各自家族，是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织细胞，贵族多妻制恰能积极起到加强各方之间有机联络的社会作用，若视一夫娶多妻纯粹出乎私欲，则未免把这一社会现象看得过于简单化了。胡厚宣师曾指出，商代一夫多妻的重要原因，并不在心理学的目的，最要者是为家族之永继，在生物学上则为生子有后，在宗教意义上是为“广嗣重祖”，“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即《白虎通义·嫁娶篇》所谓“天子诸侯一娶九女何？重国广继嗣也”[59]。

商代一般贵族的多妻制，常关系到其家族或整个族氏的存立和势力的消长，而商王的多妻，更在于“重国广嗣”。凡娶妻最多的商王，也正是国力最鼎盛时期。《尚书·盘庚上》云：“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婚友乃是与商族世代有着婚姻关系的各族氏或家族集团，是商代国家组织的基盘，婚友愈多，基盘愈固。武丁娶妻最多，当此之际，国力最盛，他本人也被商人誉为“大京武丁”（《屯南》4343），看来他在治国方略上利用这种多妻婚制是大收成效的。

三 贵族的政治婚姻

商代流行的族外婚，夫妻的“生育之家”，通常只能依附于父家长制下的家族组织群体而存立，像后世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60]的婚姻形态，还未真正确立。受血缘亲族集团系统的支配，婚姻主体的男女配偶每降到次要位置，而宗族与外姻的亲属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犹如《说文》所云：“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当时的婚姻是以家族为本位。“婿之父，妇之父，相谓曰婚姻”[61]，由此直接导致其宗亲和姻亲两大亲属集团的社会力量整合，产生十分有效的凝聚作用。所谓“古者婚姻为兄弟”[62]，揭示了这方面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商代族氏组织的权贵，常利用这种婚姻制度，追求其更高的政治目的。

商族开国之主成汤，即有过这类政治婚姻。《天问》中有一节发问：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旧注谓是“汤东巡狩，至有莘国，以为婚姻”之事。成汤与有莘国联姻，有其初衷，《吕氏春秋·本味》作了追述：

（伊尹）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高诱注：侁读曰莘）。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

原来成汤看中了伊尹的贤能之才，想得而得不到，于是采用婚姻手段，娶有莘氏之女，在促进商族与有莘氏交好关系的同时，又巧妙利用媵臣的方式，终于得到了对方的伊尹。伊尹被“汤举任以国政”[63]，后来果然为商国的壮大做出了贡献。婚姻缘出强国得人，可见家族本位的婚制是贵族政治婚姻的社会基础。这一婚制，打破封闭地缘的空间，促进了族与族间的交往联络和人口的流动，对于社会构成新秩序的调整和充实，是有深层的政治运作效应的。

殷商王朝与异族方国间的政治联姻，甲骨文中屡见不鲜，如：

……取女……（《京津》1019）

取干女……（《合集》21457）

取信女。（《合集》676反）

取女。（《甲》2287）

其取后女，……（《合集》30370）

贞允其取女。（《合集》14755正）

乙亥卜，取女。（《屯南》2767）

庚申卜，取女。（《合集》21094）

己酉卜，贞取妇。（《合集》19994）

□□□，争，贞取汰妾。（《合集》657）

丙戌卜，争，贞取效丁人嬉。（《合集》3097）

贞勿取妇奻。（《合集》880反）

弜女夷女。（《怀特》1591）

取于国女子（《合集》21457）

甲骨文中“取”字用法颇多，上述诸辞中的“取”，当读如《易·蒙卦》“勿用取女”和《咸卦》“取女吉”以及云梦秦简《日书》简812“以取妻，男子爱”、简984“取妻多子”的“取”，意同娶。《礼记·郊特牲》云：“取于异姓”，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谓：“取一作娶。”凡言“取女”，或兼记女子所出族氏方国名，其命名规律，见上节所论。且再择“取干女”为例析之。殷商青铜器有徽识“”字[64]，甲骨文有“出于”（《合集》28145），又写作、等形[65]，即干字之异写，为商代古国族名，址在今河南濮阳市东北，周灭殷后，其国被迫东迁苏北淮水流域一带，称为干若邗国，至春秋时代为吴国所灭。[66]商与干国联姻，密切了干国对商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干国君长一度出任为商王朝的武官“戍”，甲骨文有“戍干”（《安明》2132），殷金文有“亚干”（爵，《集成》8785）。可知商、干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这是基于以家族本位婚姻为中介而形成的。“弜女夷女”，弜为否定词，是对婚娶夷方女子的否定，前一女用作动词，义为婚娶。弜也可能是商雄族名，谓弜娶夷方女子。殷商王朝与各地族氏方国的通婚，已成为其羁縻和实施其国家统治的重要政治手段。

当时，臣属于商的各地族氏方国，亦每主动嫁送女子与殷商王朝，用结姻亲的方式，稳固双方的政治关系，甲骨文有云：

丁巳卜，，贞周以。

丁巳卜，，贞以。（《合集》1086正）

庚寅卜，，贞吴以角女。（《合集》671正）

执其以。（《合集》1087）

行弗其以女。（《合集》674）

贞亦不以。（《乙》2285）

妇井来女。（《合集》667）

以字有进贡性质。以女、以某女及来女，是向殷商王朝进贡本国族或本地域领属某族氏的女子。以女之周，甲骨文有“周侯”、“周方”、“令周”[67]，知为殷商臣服方国。以女之，他辞有“以众入山”（《掇》1·410）；吴，有“使人于吴”（《天》42）；是知为两族氏名。执，传世殷器有“执”字徽识铜觯[68]，石家庄地区曾出土带“执”字徽识的铜爵[69]，甲骨文有“令执以人田于”（《京人》269），可见是与商关系甚密的国族名。行，甲骨文中有“令行”[70]。亦，铜器徽识有“”[71]。凡此族氏方国，向“大邦”商国嫁送女子，有的出自政治义务或自愿，但有的则迫于王威。他辞有云：

呼取女。

呼取女于婪。（《合集》9741正）

贞呼取。（《合集》2960正）

呼取郑女子。（《合集》536）

“呼取”有强制命令意味，即所谓“君取于臣谓之取”[72]，与单言“取某女”有区别，可能因王者的贪恋女色，或女方势单力薄等等原因，才有此政治强迫婚姻。如《殷本纪》载商末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国语·晋语一》谓：“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这类嫁女，完全受制于商王横加淫威，迫于时势，女方族氏不得不然。

殷商王朝娶女，有时是王者自娶。武丁时甲骨文有云：

甲戌，余卜，取后。

甲戌，余取后。（《合集》21796＋21797）

后为王后，余当是武丁自谓。这是王自卜娶女为后之事。又有：

贞弗乍王妻。（《合集》5450）

这是卜问某女能不能做王妻。又有：

辛未卜，王妇。

辛未卜，王勿妇。（《合集》4923）

辞中的妇字均用作动词。是卜问某女是否可以娶来做王妃。但有时则是商王为子辈或某家族成员娶妻，武丁时卜辞有云：

己卯卜，扶，三子取。（《合集》20138）

庚申卜，争，令员取妇尹于龠。（《合集》4720）

贞令良取女。（《补编》2351）

三子是王室子辈。员、良，族名兼人名。

商王为朝中要臣娶异族女子，王实际上为主婚人。武丁卜辞有：

己卯卜，王，贞雀受。（《合集》4156）

商代方国有“龙方”（《乙》5340），盖龙国女子，一名“妇龙”（《合集》17544）。雀是武丁时重要臣正，他辞有“王飨雀”，“王惟雀配”[73]，可见雀的政治地位十分尊隆。由王主婚，雀娶了。所谓“受”，这里有承受王恩的意义，是知婚姻亦为商王笼络臣下的手段。

就殷商王朝来说，不只娶女于别族，也将本族女子外嫁。《易·泰卦》有云：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王弼注：“妇人谓嫁曰归”。又据《诗·大雅·大明》云：

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大邦即《书·召诰》之“大邦殷”。商王帝乙与周文王年代相当，“帝乙归妹”是商王将王族少女远嫁周族文王之事。这一政治婚姻显然是帝乙想用血亲纽带维系商周之间的臣服关系，即《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谓“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

就商代各地的国族来说，娶女于别族的政治婚姻亦屡见不鲜。如周族的古公爇父与大姜联姻，《诗·大雅·绵》述其事云：

古公爇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古公爇父娶了大姜之女为妻。其子王季又与任姓挚国联姻，事见《大雅·大明》云：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王季娶了商诸侯挚国之女大任为妻。王季子文王先娶商王朝女子为元妃，后又与有莘国联姻，亦见《大明》：

缵女维莘，长子维行。

旧注：“缵，继也；莘，国名；长子，长女，大姒也；行，嫁。”是文王又娶莘国之女大姒为次妃。四次联姻，为周族的安定、发展和壮大，无疑带来了莫大好处。其中，文王的两次联姻，不仅使周族“丕显其光”，而且“则百斯男”，子孙人丁济济，为后来武王的“燮伐大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以家族本位为特色的商代贵族政治婚姻，因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强调了大邦商国王权和各地方国、族氏或家族男性权贵亦即父权家长制的突出作用，故在有效整合依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宗亲和姻亲两大亲属系统的力量联络中，宗亲统治每每占据支配地位。这与夏代贵族政治婚姻略有不同，夏代立国之本是利用婚姻方式团结诸族，由于由来已久的氏族组织结构还相当强，依婚姻关系形成的王室血亲集团中，以妻族为一方的家室群体，在这种社会亲属关系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商代占支配地位的是宗亲系统。夏商婚姻形态的区别，固乃时代嬗变之使然。

商代贵族婚姻，娶女和嫁女，有王朝与各地族氏方国间的，有族氏方国与族氏方国间的，有各家族间的，有以王朝为中介而各族氏、家族或方国间的等等，形式有单向娶女或嫁女，也有双向互见，体现了多层次、多方位和错综复杂的特征。不同国族间的政治联姻，是当时家族本位的族外婚制高度发展的产物。《礼记·郊特牲》所谓“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这“厚别”，自是氏族社会以来人类在生理学方面对“男女同姓，其生不蕃”[74]的优生认识。这“附远”，则因之“婚姻为兄弟”，每每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而服务，《国语·鲁语上》云：“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诅楚文》云：“缪力同心，两邦若一，绊（系）以婚姻，以斋盟。”这把古代统治阶级间政治联姻的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然则商代贵族政治婚姻，也正以“附远”为主要出发点。这一婚姻制度，尤重于社会关系的利害权衡，冲击着血缘封闭地域组织的空间，在再构社会政治秩序方面，确曾发挥过相应作用。

四 婚娶礼仪

商代族氏墓道的墓葬，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当时社会上有相当一批族氏平民，生前并无专门配偶，更谈不上会有什么个体婚姻家庭。《周礼·地官·媒氏》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社会习俗约定，一年中的某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这种非固定性的男女临时交媾，可能主要在这部分人们中流行，既然称“奔者不禁”，应在异族间进行。《诗·卫风·有狐》毛序云：“杀礼而多婚，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猜想非婚生育为商周社会所习见，人口的繁殖可通过“会男女”实现，对这相当一批平民来说，也就无所谓婚娶礼仪。

但是贵族婚姻自当别论。《礼记·昏义》对上古贵族婚礼作有规范化表述：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

其在《郊特牲》、《仪礼·士昏礼》等古代文献中均有类似说法。吕思勉先生曾就上古婚姻六礼作过梳理，其云：

纳采，亦曰下达，男氏求昏之使也。

女氏既许昏矣，乃曰：“敢问女为谁氏。”谦，不必其为主人之女也。时曰问名。纳采、问名共一使。

既得许，归卜之于庙。时曰纳吉。

卜而得吉，使告女氏。时曰纳征，亦曰纳币。纳币以玄束帛，俪皮，即今之订昏也。

订昏之后，乃诹吉日。吉日男氏定之，然必三请于女氏，女氏辞而后告之，示不敢专也。时曰请期。

及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女氏之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舅姑承子以授。降出，御妇车。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时曰亲迎。[75]

如此繁缛的婚姻礼节，若简言之，大略如《荀子·富国》所述，“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即由议婚、订婚、迎亲、结婚四种程序合成。商代贵族婚礼未必会臻至如此规范系统，但其中的礼仪内容，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却多多少少已经存在，下面结合甲骨文资料试作考察。

（一）议婚

议婚为纳采、问名之礼。甲骨文有“取女”，“勿取女”的对贞，如：

辛卯卜，争，呼取郑女子。

辛卯卜，争，勿呼取郑女子。（《合集》536）

正反卜问娶女，即含有咨议婚事的性质。《礼记·昏义》云：“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商代贵族婚姻以家族本位为主体，娶于异族，意向一出，“男女无媒不交”[76]，应有媒妁牵针引线，往议于对方家族。“取妻如何，匪媒不得。”[77]传说成汤的婚事，即“使人请之有莘氏，……请取妇为婚”[78]。甲骨文恒见“使人于某”，其中容或有关涉议婚者。如：

□寅卜，，……使人…………（《合集》12500）

己□卜，使人妇白。（《合集》20463）

这大致是遣使者往女方家族，与其家族之长（如伯）议娶嫁女事。下一辞的妇有媒妁议婚之义。娶女有媒，女方家族嫁女于殷商王朝，亦有使者来说合，如；

……来妇使……（《前》7·21·5）

……归，者女来，余其比。（《合集》6474）

《说文》：“归，女嫁也。”《公羊传》隐公二年云：“妇人谓嫁曰归，何？云：妇人生以父母为家，嫁以夫为家，故谓嫁而归。”上举卜辞的归字，盖亦指嫁女之事。比，据《国语·楚语下》云：“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韦昭注：“比，亲也。”卜辞“余其比”，比当用此义。大意谓女方家族有媒来说合嫁女，商王表示愿意比亲。可知商代议婚，是由男女双方家族作主，有此意向，则遣媒使说合，而男女当事者是没有个人选择对象的自由的。

（二）订婚

订婚为纳吉、纳征之礼。商代议婚，当已含有订婚的意义。取女之卜，卜以求吉。他辞有“告于大室”、“告于南室”、“告于血室”、“告于祖某”、“告于多高妣”等等，反映了求吉告庙之礼。下辞有云：

者族与商议婚比亲（《合集》6474）

□□卜……听竹取……占隹……（《合集》20229）

贞王听隹女，告。

贞翌庚寅，王告。

贞王于甲午告。（《合集》1051正）

听有听闻、听治之义。《尚书·洪范》：“四曰听”，孔疏：“听者，受人言、察事非也。”《荀子·王霸》：“要百事之听”，杨注：“听，治也。”甲骨文有“妇竹”一名，乃竹族已出嫁女，此“听竹取”，谓受听与竹族之通婚娶女事。“王听隹女，告”，盖王听治订婚而告庙纳吉。卜选庚寅或甲午，必选得一吉日而告之。

（三）请期

请期是诹婚姻吉日之礼。商代诹吉日不必非由当事男方家族选定，通常以势力强盛一方择之，有时是由女方家族选定。如商王朝嫁女，总是先行占卜灾祥和婚期。甲骨文有云：

往，其有忧。（《合集》21306）

贞女往。在正月，在休。（《合集》24262）

往有嫁义，《尔雅·释诂》：“嫁，往也。”这是商王朝为嫁女预卜其灾祥。有迹象表明，不论嫁女，抑或娶女，诹吉日每由商王朝一方择之，且月份大都定在二月：

（1）丁未卜，争，贞将于女。二月。（《合集》10084）

（2）贞妹其至，在二月。（《合集》23673）

（3）丙午卜，今二月女至。（《合集》20801）

（4）王占曰：今夕其有至隹女，其于生一月。（《合集》10964反）

（1）辞将字，有嫁送之义。《诗·召南·鹊巢》云：“之子于归，百两将之”，毛传：“将，送也”，记诸侯嫁女，有百车送之。又《小雅·无将大车》，郑笺：“将犹扶进也。”这次殷商王朝的嫁送女子是在二月。（2）至（4）辞的“妹其至”、“女至”、“有至隹女”，是言有女子嫁至商。《尔雅·释诂》邢疏：“至为嫁。”自商言之，则为娶女。（4）辞的“生一月”当指下一月，即二月，因同版正面另有两辞对贞：“辛亥卜，内，贞今一月退化其有至。贞退化其于生一月有至。”“今一月”与“生一月”对文，前者为本一月，后者为未来一月，实指二月。凡此嫁女或娶女，均在二月。《大戴礼记·夏小正》云：“二月，……冠子取妇之时也。”两者一致，饶有兴味。如此诹吉期，似源出“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之古俗。

商代婚姻所诹吉日，又每以丁日为多，除上举（1）辞之丁未外，又如：

乙酉卜，，贞翌丁亥将妇妊。（《京人》53）

甲戌卜，内，翌丁丑雀女幸。（《合集》5828）

丁巳卜，，贞周以。

丁巳卜，，贞以。（《合集》1086正）

丁酉……执弗其以。（《合集》1088正）

《夏小正》谓：“丁亥者，吉日也。”《吕氏春秋·仲春纪》云：“上丁，命乐正，入舞舍采，……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仪礼·少牢馈食礼》云：“来日丁亥，……以某妃配某氏。”两周金文中有以丁亥为吉日之代名。[79]商代诹吉日不限于丁亥，六十干支纪日中有诹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丁卯未见）者，且均是实指。可知当时已视丁日利行吉事。然则商人婚姻请期之礼俗，也每每好择年中二月的某个丁日。

（四）亲迎

亲迎为迎亲、结婚之礼。《通志·二十略·礼略篇》有云：“夏氏亲迎于庭，殷亲迎于堂。”此说今已难考，可知者是商代婚姻，嫁有媵，娶有迎。《尔雅·释言》：“媵，送也。”《左传》成公八年云：“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或谓“媵者必娣侄从之”[80]。此乃后制。媵最初是指女子出嫁，其家族出人陪送而入之男方家族，“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81]，可视为女子的陪嫁财产。商初有莘氏嫁女成汤，就曾以私臣伊尹媵女，见上节所述。甲骨文有字，从女从二手，郑慧生先生释，像抬送一女意，即媵字，引《说文》：“，送也，从人声。吕不韦曰：有莘氏以伊尹女。”段注：“，今之媵字。”[82]其辞云：

丁巳卜，多宰于柄。

丁巳卜，勿多宰于柄。（《合集》585正）

他辞有“子”（《合集》21520），此为“多宰”，推测者的社会身份不会太卑。如伊尹，《墨子·尚贤中》称他是“有莘氏女之私臣”，《韩非子·难言》称他“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宰当为殷商王室的家内近臣，因嫁女于柄族而被选作媵臣，既称多宰，就不止一位。此次嫁女，卜日在丁巳，又为上述婚姻之请期每诹丁日增一例证。

殷商王室嫁女有媵，男方娶女则要亲迎。《礼记·坊记》云：“昏礼，婿亲迎。”甲骨文有云：

庚午卜，，贞呼肇王女来。（《丙编》66反）

甲辰卜，，贞肇我妹。

贞肇我妹。（《合集》19139甲、乙）

肇有开启、导引之义。“肇王女”、“肇我妹”，当指王室嫁女而男方前来迎接导引。他辞又有：

贞呼途子来。

贞勿呼途子来。（《合集》10579）

途乃道途，此用作动词。子应是殷商王室女子。这是贞问是否呼前来亲迎新妇。同样，殷商王室娶女，也要逆迎，如：

癸亥卜，子夕往逆以。

逆女。

何。

何。

。

。

。

娥。

使人，先曰：娥。

先曰：何。（《合集》22246）

辛卯，犬女。（《乙》4810＋《北图》5251＋5232＋5237）[83]

丁未卜，光……六月。

光。（《合集》22174）

己卜，家弜，丁。

弜。

己卜，家其又鱼，其，丁永。（《花东》236）

何于丁。

于母妇。

丁卜，弗其匕（比）何。（《花东》320）

《合集》22246刻了一组有关武丁时王室娶女逆迎婚礼的卜辞，反映内容难能可贵。逆、一字。《说文》云：“逆，迎也。”有乞求义。《仓颉篇》：“，乞行请求也。”[84]大意是癸亥日占卜，问子于晚上往迎致何、、、、娥等几位新妇，又反复卜问亲迎哪位，是否派使者先迎一位名娥的新妇，还是先迎何的新妇。“犬女”是卜亲迎犬族女子。“光”是卜男子光丁未亲迎女。“家弜，丁”，“家其又鱼，其，丁永”，大意问家族是否于丁日举行鱼祭的亲迎婚礼。永有佳美、福祐义。“何于丁”，“弗其匕（比）何”等三辞，盖丁日致于母妇，问要否亲迎达成与何族的比亲礼。匕读如比，比亲也。

一组商王室娶女逆迎婚礼的卜辞（《合集》22246）

值得注意的是，殷商王室的迎新妇，尽管是“子夕往逆致”，但实际子没有亲自前去，不是“婿亲迎”，而是“使人”，遣使者往迎。这与周代诸侯娶妇，使卿出境迎迓，然后为礼[85]，有其相似之处。如《左传》隐公二年记鲁国伯姬嫁往纪国，“纪裂来逆女，卿为君逆也”。孔疏解释为“尊卑之别也”。恐怕殷商王朝遣使者往迎异族新妇，也主要出于政治上尊卑有别的原因。

相反，各地异族方国娶殷商王朝贵妇，情形就大不一样。上述“呼肇王女来”、“呼途子来”，是直接命令男方或婿来亲迎。又如《诗·大雅·大明》述周方伯姬昌娶商王帝乙之妹云：

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在经过“文定厥祥”的纳吉、纳征的订婚之礼后，及期举行婚礼，是由文王至边境渭上亲迎，隆重至极。可见大邦与方国的通婚，大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亲迎之礼也是有其等级规格之异的。

婚姻迎迓之礼的形式，据《礼记·郊特牲》云：“男子亲迎，男先于女”，“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开始也”。商代似已如之，甲骨文云：

长妇礼见新妇（《合集》2658）

贞不其启。

贞允其启。（《合集》7076正）

启有开启、先行意，《诗·小雅·六月》：“以先启行。”“启”是率先于女而为之前导。

除此之外，商代婚姻或又有“见女”之礼。甲骨文云：

□□卜，辛丑见女。（《合集》19973）

王占曰：见，辛……女不……（《合集》17675）

贞乎妇好见多妇于。（《合集》2658）

见当读如觏。《诗·小雅·车》云：“觏尔新昏，以慰我心。”《裳裳者华》云：“我觏之子，我心写兮。”郑笺：“觏，见也。”此“辛丑见女”，似指男女新婚后夫族长辈见新妇之礼。“妇好见多妇”，盖王后礼见新妇，显示了妇好主管后宫的地位。

《礼记·郊特牲》又有“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之说，吕思勉先生以为是劫掠婚之遗迹。[86]商代如何，已难核与否。

现在不妨对以上钩沉作一归纳。

大略说来，非婚生育在商代似较普遍，主要见之于平民阶层，构成社会演进过程中滞后的一大习俗，实乃经济发展形态所使然。

商代贵族婚姻受崇神思想支配，求吉之卜贯穿终始，然婚嫁形式渐趋礼仪化，婚姻“中于人事”[87]。议婚、订婚由当事男女双方家族基于各自的功利目的而合好，有使者为之媒妁，男女本人无选择对象之自由。请期诹吉日一般以择于二月某一丁日为多，日期大都由实力雄厚一方选定，不限专出男方家族。亲迎之礼，嫁女有媵，娶女有迎。媵用私臣或家族成员，“媵必娣侄”实乃后制。迎有等级规格之异，一般为“婿亲迎”，男先于女，然殷商王室娶女，则以使者往逆。婚后又有长辈或主妇见新妇之礼。

五 冥婚观念

商代父家长制下的族外婚，受家族本位的支配，女子外嫁，即为男方族氏或家族成员，人丁兴旺有赖妇的多产多子，故决不轻易弃离，不仅干预其生育，为之求生受生，祓除无子之疾，而且死后或与夫同穴合葬、异穴并葬，或厝之族墓地，始终视为族氏或家族内一笔重要财产。所谓男子出妻的“七出”，即“无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88]，还不曾产生。甚至又有为已故妇冥婚的，如：

己卯卜，，贞帝取妇好。（《合集》2637）

贞隹唐取妇好。

贞隹大甲取妇。

贞隹祖乙取妇。

贞妇好有取上。

贞妇好有取不。（《合集》2636正）

隹大甲取妇。

贞隹祖乙取妇。

隹父乙。

贞隹妇好有取上。

贞妇好有取不。（《库》1020）

先王娶“冥妇”妇好（《合集》2636正）

武丁之妃的妇好，在其死后又可充当上帝或成唐、大甲、祖乙、小乙等先王的“冥妇”[89]。这与长辈对后辈子媳滥施淫威有别。冥婚观念实基于家族本位的婚制现实，娶于异族，广嗣优生，利于族氏家族人口的繁衍，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社会意识，照样适用于所娶之妇，“如旧昏媾，其能降（心）以相从也”[90]。这何尝不可再行于鬼神的另一世界。“妇好有取上”，又做商王族先王的“冥妇”，一则是针对族排他性的权宜安排，而就现实世界言，同时也着意于进一步加强赖政治婚姻维系的商王族与异姓家族的血亲纽带。

第四节 生育、子息与亲属观念

一 婚龄习惯

古代女子的始婚年龄一般在15岁左右，男子始婚年龄一般在20岁左右。《礼记·内则》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墨子·节用上》云：“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女子15岁始婚始育，早在仰韶时期已如此，如陕西临潼姜寨仰韶遗址的第三墓区，发现一座M158的母子一次性合葬墓，母亲的年龄为20岁左右，孩童年龄6-7岁，可推算出母亲的育龄才不过14岁上下。同墓区M181母子合葬墓，为一位30岁女性和一个13-15岁的孩童，母亲育龄也是15岁左右。[91]

女子15岁的始婚始育年龄的俗定，与女性月经初潮的性成熟生理发育现象是相应的。男子发育趋于成熟一般要迟于女性，在20岁左右，其性衰退则普遍晚于女性。《周易·大过》云：“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言老夫少妇相配为吉，老妇配壮男，虽不过失，但无利可喻。显然，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此早有觉察。男女性成熟和性衰退方面，存在着发育年龄迟早的生理差别因素，基于此，逐渐确立了符合生理和心理基础的大男配少女的婚俗。

大体说来，夏商时代的婚俗，一般也贯彻了大男配少女的原则。山西襄汾陶寺墓地一些大型墓的两侧往往分布着同时期的中型墓，如M2001的左右两侧各有两座中型墓，死者分别是25岁和35-40岁的女性，从墓位上判断，她们应是大墓墓主的妻、妾而异穴并葬。[92]以此来看陶寺M2001墓主与两位异穴并葬妻妾的关系，似乎分别有过10年、20年左右的婚后生活。当初这位氏族贵族男子娶其后一位豆蔻年华的青年女子时，前一位妻子也才25-30岁，刚刚算作壮年，两位女子共从一夫。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等地商代遗址，均发现一些贵族墓葬内，墓主为壮中年男性，边上殉有青年女子。[93]上层权贵往往占有好些个少妻小妾，甲骨文“小妾”、“小妃”、“小母”等，或与之相当。[94]

二 求生习俗

受家族本位支配的商代婚制，有两项重要内容，一项是娶于异族，“所以附远厚别”，这对家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权衡中自身的安危和生存，甚为要紧，利用婚姻手段，能有效加强家族与家族间的血亲纽带的联结，乃至稳固国与国之间的亲密关系。

另一项是优生广嗣，夫妻的“生育之家”是父家长制下家族组织的人口再生产单位，子息的众多，直接关乎家族的繁衍和壮大。甲骨文有云：

贞王梦多子（忧）。（《合集》17383）

……多子孙田。（《合集》10554）

贞赐多女有贝朋。（《合集》11438）

赐多子女。（《合集》677）

贞勿多妹女。（《合集》2605）

贞弗［于］多小子。（《合集》3267正）

从宏观意义上讲，多子、多子孙、多女、多子女、多妹女、多小子等等，是商宗族组织内部的贵族子息，他（她）们后来有可能分宗立族，而成为各大小宗族之长或宗子之妇。据他辞有称“黄多子”、“多子”、“多子”、“妇爵多子”[95]，可知这些子息各有其家族。惟其未成年之前，经济生活和社会教育主要是由家族承担，夫妻小家庭是否已成为一个独立经济单位和教育监护者，似乎还谈不上。从梦多子有忧，到飨食多子，赐以贝朋，异乎寻常的关怀，足以看出家族对子息的重视，和在育幼与消费经济生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广嗣以使家族永继，促使家族对于婚配男女的生育过程始终加以干预。商代子孙观念的流行，亦是基于家族本位而展开。这在宗教领域中对生育之神的崇拜上有其明显的反映。

商代有祈子生之俗，甲骨文云：

……卜，争，贞王生于妣庚于妣丙。二月。（《怀特》71）

贞王生于妣庚妣丙。（《珠》30）

贞王［生］……于妣庚于妣丙。（《合集》2400）

这是武丁时一事三卜之例。所谓“王生”，是王拜求得子，应出于对王妃生育的过问。祈子的月份有在二月，与《大戴礼记·夏小正》所云：“二月……绥多女士，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完全一致，当非出于偶然巧合，透露了其间嬗变的轨迹。求生对象已集中于商宗族几位先公先王之妣，除上辞中的妣庚、妣丙两位外，武丁时甲骨文中又见妣壬、妣己、妣癸三位：

乙未卜，于妣壬生。

于妣己。

于妣癸。（《合集》22050）

□辰卜……生妣己……妇……（《合集》21060）

妣庚、妣丙、妣壬、妣己、妣癸，此五位已故女性，在商人心目中已被神化，成为能为本族人口繁衍带来希望的生育女神。这五大女神又合称“五妣”：

戊申卜，生五妣于乙于叶。（《合集》22100）

武丁之后，求生对象又有改变，主要为妣庚（又称高妣庚）、妣丙（又称高妣丙）、妣己（又称高妣己）、妣庚（即武丁时的母庚，小乙之配）四位王妣，妣壬、妣癸[96]不见。据三四期甲骨文云：

乙亥贞，其生妣庚。

丁丑贞，其生于高妣丙大乙。

□□□，□□生□高妣庚示壬。

丁丑贞，其生于高妣，其庚。（《屯南》1089）

□辰贞，其生于祖丁母妣己。（《合集》34083）

可知这四位主宰生育的女神，分别为先公示壬配妣庚，先王大乙配妣丙，祖丁配妣己，小乙配妣庚（不称高妣，以与示王配妣庚相区别）。与殷商流行的四方观念相应，四妣似亦分主四方。甲骨文有云：

乙［巳卜］，［东隹妣］。

乙［巳卜］，［南］隹［妣］。

乙巳卜，西隹妣。

乙巳卜，北隹妣。（《合集》32906）

东南西北与先妣对应，已结合进了商王朝国家形态下的四方观念，意义正如《诗·商颂·殷武》所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武丁时生育之神“五妣”，以及又规范为四妣的安排，当出于对商邑及周围四方商宗族的永生和子孙后嗣永继的寄托。在商人心目中，这几位妣既能保佑商族的子孙永昌，又能时降灾祸。甲骨文有云：

祈子生于示壬配妣庚，先王大乙配妣丙，祖丁配妣己，小乙配妣庚（《屯南》1089）

癸□□，［生］……妻……

癸未贞，入旬有求（咎），不于妣（忧）。

于来庚子生。

至于多毓。（《合集》34086）

贞妣己弗求（咎）妇。（《合集》2849正）

己未卜，亘，贞隹妣己害妇。（《合集》2844正）

贞妣己害妇好子。（《东京》979）

贞妣己害母子。（《合集》2675）

勿隹高妣害子。（《合集》2372）

贞子妾不乍。（《合集》22067）

先妣所降之祸忧灾咎，主要害及宗妇、王妃不能受孕得子和母子生命的安康，针对分布于商邑及东南西北四方的商族家支，也仍以家族为其本位。

甲骨文所见生之祭近30例，主要祭仪为祭，用牲的组合有：

牡、牝（《合集》34079）

一牢（《屯南》750）

牝、、（《合集》34081）

牡、、白豭（《合集》34081）

牡、、白豭（《合集》34082）

牡三、一、白豭（《合集》34080）

或以公牛、母牛为对，或以一牢，或以雌性牛、羊、豕组合，或以公牛、公羊加白豭（公猪）组合，或以公牛、雌羊加白豭组合，或以公牛三头与公羊一头加白组合，极注重牲畜的雌雄性别，这可能与人类生育的交感巫术有关，以不相干的雌雄动物象征男女的性状态，幻想通过交感作用而使求生祈子发生作用。

求生的目的乃出于长辈对生妇是否受孕怀子以求家族人口蕃盛的关注，故甲骨文有云：

贞有子。（《合集》13517）

辛卯卜，王有子。（《合集》20046）

乙亥卜，贞。王曰：有孕，。扶曰：。（《合集》21071）

这是商王为王室是否得子的过问。另外又有大量直接关系某妇有子无子的卜问，如：

贞妇井有子。

贞妇井毋其有子。（《合集》13931）

妇好有子。四月。

妇好毋其有子。（《合集》13927）

戊子卜，贞妇有子。

戊子卜，贞妇有子。

戊子，贞妇有子。（《补编》6822）

丁巳卜，，贞有子。

贞亡子。（《合集》10315）

贞有子。

贞亡其子。（《合集》10935）

祓除女子不育之卜（《补编》6822）

就甲骨卜辞所见，卜问及的还有妇娘、妇带、妇妹、妇、妇、雷妇等等，月份一般在二、三、四月，大抵属于阳气旺盛的春季。“有子”、“毋其有子”、“亡其子”，正反对贞，盖为祓除女子不育而卜。《诗·大雅·生民》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毛传：“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焉。”郑笺：“弗之言祓也，郊以祓除其无子之疾。”甲骨文中为妇人求有子，去无子，亦在与郊相关的几个月份，大概在习俗观念上有相近之点。他辞有云：

辛酉卜，有生。（《合集》22099）

贞执生。（《合集》13924）

拜生祈子（《合集》13924）

、执均女子名。“有生”，即拜求有孕生子。字像一人跪而祈求，“生”义同求生，意义同如“克禋克祀，以弗无子”。

出于对子孙繁殖的祈求，商代家族对妇人的生育过程的干预是屡见不鲜的，有关“妇某娩”、“妇某毓”的卜辞难以尽数。如：

己酉卜，王，后娥娩，允其于壬不。十一月。（《合集》21068）

这是商王为王族的昌盛，占问王妃娥是否于壬日分娩产子。从十一月逆推，后娥的受孕日期当也在二月的祈子月份。有时，商王还为王妃的受孕进行占卜，如：

丁酉卜，，贞妇好有受生。王占曰：吉，其有受生。（《合集》13925正反）

己卯卜，，贞父乙，妇好生保。（《合集》2646）

“受生”是求生受孕之谓。祭父乙而祈妇好“生保”，当如《商颂·殷武》所云：“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是媚祖求保佑妇好生育产子顺利。前引妇好有子而祝于母庚，知王的心目中直视王妃妇好的受孕得子，乃受之商族女性祖先生育神的保佑。此则视男性祖先神可保佑子孙后嗣的降生。值得注意者，殷墟妇好墓出有一男女同体玉雕人像，做站立状，一面为男性，大耳粗眉，耸肩，双手放胯间，膝部略内屈，裸体，另一面为女性，弯眉小口，双手抚下腹，裸体，性器均甚分明，原物下有短榫，可能是嵌插在某种棒状器上的。[97]男女两性同体人像在史前考古和民族调查材料中发现甚多，据说与生育巫术有关，用两性接触的艺术形象，通过巫术的交感作用，以影响人类的繁殖。[98]妇好墓的男女同体玉人，似亦具有这类性质，可能就是祈子求生或受生有子之祀的圣物。

祭父乙保佑妇好顺产（《合集》2646）

然而生育毕竟是男女性结合的产物，商代人对此已有充分认识，只是心理意念不断对理性感受进行调和，故有求生、受生之祈。统观甲骨文生、受生的卜日，凡乙日2例，丙日1例，丁日4例，戊日2例，己日1例，庚日3例，辛日5例，癸日3例，不明10例，大致为二连日中隔一间休日，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丁、庚、辛、癸为四个热日。这样的安排可能具有生理学意义，也包含着家族对本族男女婚媾性行为方式作出的干预。事实上，甲骨文反映出商代家族长辈或男婿已能对女方预产期作出比较准确的推算，就是很好的说明。

三 名子礼俗

名子是为子息命名，乃婚姻家庭运作的展开。母系婚制，血缘从母亲方面确认，子息命名，出自母方氏族，而尤属于女子。如《史记·殷本纪》称：“殷契，母曰简狄，有爇氏之女……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旧注：“其父微，故不著名。”其实，此乃母系氏族外婚制，生父既难确定，“不著名”自在情理之中，子辈的命名，系出母方氏族。

父系家庭或家族，世系据男方确定，为保证父系血缘的纯洁，名子必得承认而后名。如《周本纪》谓：“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子又复收养而命之名，是已得到父系家庭或家族在血缘上的认可。

故名子的主方，与婚姻家庭形态紧相关联，而在父权制时代，子息的命名，几乎无不成为父权家长制下男性长辈的一大权威所在。据《礼记·内则》，名子有以下内容：

三月之末，择日……妻以子见于父，……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对曰：记有成。

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阶，西向，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

适子、庶子见于外寝，抚其首，咳而名之。

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摈者以其子见，君所有赐，君名之。众子则使有司名之。

凡父在，孙见于祖，祖亦名之，礼如子见父。

可知，名子礼仪，是以“父子之亲，夫妇之道，长幼之序”[99]为其内在要质，在父权家长制社会，每构成强化父亲宗亲观念的一种形式，而直系与旁系之分，长幼之分，嫡庶之分，在名子的礼仪规格上，也是有所区别的。简言之，《礼》书所述名子之俗，无非是：“子生三月，父亲名之；既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100]

夏代名子之俗，史传有闻。《尚书·皋陶谟》云：

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伪孔传释为是禹“不暇子名之”。《列子·杨朱篇》亦称：

（禹）惟荒度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

《夏本纪》称：

（禹）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正义》注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启，不入门，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这则史影中的禹“名子”，当内蕴着禹对父子血缘关系的确认，名子得由父亲名之，与禹所处的由父系制向父权制高级阶段过渡时期紧相一致。然应注意者，夏代的名子，似乎在子生下以后不久即为之取名，名与字相兼，无所谓子生下后先取名，到冠礼成人时再取字。名子或字子无别，无非是肯定父对子的乳养关系和宗亲意义上的亲爱之心。《康诰》云：“父不能字厥子”，疏云：“字，爱也。”又《说文》云：“字，乳也。”“生启不子”和“子产不字”，知子亦可读为字，用作动词，属于同时性为子息命名，内在意义是相同的。

由此看来，早先的名子，是婚姻家庭或家族的长辈替子息取私名，名子的时间大抵在子息生下后不久命名。

据《今本竹书纪年》，商代的先王除有十干的所谓日名外，也都有私名的命名，如大乙名履，外丙名胜，仲壬名庸，大甲名至，沃丁名绚，小庚名辨，小甲名高，雍己名，大戊名密，仲丁名庄，外壬名发，河爇甲名整，祖乙名滕，祖辛名旦，沃甲名，祖丁名新，南庚名更，阳甲名和，盘庚名旬，小辛名颂，小乙名敛，武丁名昭，祖庚名曜，祖甲名载，廪辛名先，康丁名嚣，武乙名瞿，文丁名托，帝乙名羡，帝辛名受。这些王名恐不全是后人杜撰。如《吕氏春秋·音初》即有云：“殷整甲徙西河”，整甲乃河爇甲整。《牧誓》云：“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受即帝辛受。可见有的王名是有所本的。甲骨文中有一些先妣名，如妣乙、妣庚雍、妣癸爇等等，也是身份辈名下加日名和私名，与上述先王名的结构形式相一致，说明名子之俗在有商一代是确然存在的。

《白虎通·姓名篇》云：

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

生日名子，旧说一直以为是取子降生的甲乙丙丁诸十干日名相命名，实属误解。日名乃死后为致祭选定。[101]名子，指的是取私名，《礼记·内则》有言：“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知私名的命名，既不以子息出生日期的日名命名，也不以国族名命名，这是分辨私名的一个标准。商先王先妣的私名符合这一标准，当为“名子”时所遵守。“殷以生日名子”，若修正为生子后不久而命以私名，则合乎殷商实际。这在甲骨文有揭示：

戊辰卜，王，贞妇鼠娩，余子。

贞妇鼠娩，余弗其子。四月。（《合集》14116）

乙丑贞，余子……（《合集》21063）

弗子。（《合集》21293）

乙丑卜，王，贞后娥子，余子，（《合集》21067）

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妇姪子。（《合集》21065）

“余子”、“弗子”、“余弗其子”的子，用为动词或动名词，训作“名子”，犹前引文献的“予弗子”、“予不子”、“不得名子”、“不字”之类。妇鼠、娥、妇是商王室世妇。诸辞所记，大体是商王为诸妇所生之子的命名反复行卜。其中特别是两条记妇鼠分娩生子，王卜问是否为之取私名，可决知当时确为生子而命名。

然商代“名子”，未必如《礼》书说的“世妇抱子见于父，父抚子而名之”，或“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有时是委派女使向妇递送名子消息，如：

贞妹其使，弗其子。（《合集》19137）

这可能是因产妇生子，出入不便，故遣女使前往通报名子之可否。《内则》有云：“妾将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问之。”但也可能有辈分上的尊严或妇的身份等级方面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有公不轻意见子妇的社会成规。再如：

乙巳卜，，贞王弗其子辟。（《合集》20608）

戊午卜，王，贞勿御子辟，余弗其子。（《英藏》1767）

御是御除疾患之祭。“王弗其子辟”，子用为动词，“名子”之义，卜问王是否命名子辟。“勿御子辟，余弗其子”，余是商王自谓，大意说出于替子辟御除疾患的原因，王不可为其命名。《内则》称“凡名子，不以隐疾”，似殷代已有之。这类场合的名子，也未提及子妇抱子面见王，似反映了宗法亲属制度上相应的名子礼仪。

殷以生而后名子，并非就在子息生日命名。甲骨文云：

戊辰卜，争，贞勿妇子子。（《合集》2783）

戊子□，□，贞余子妇［子］。（《合集》20000）

此异日同卜，所问一事。殆至的繁形，勿可读为勿致[102]，《说文》：“致，送也。”“勿致妇子子”，意义同如上述委派女使向妇递送“弗其子”一辞。此事发生在戊辰日，21天后的戊子日乃有“余子妇子”的“名子”。可见殷以生而后名子，有在子息降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日期内命名。又如：

乙巳卜，贞妇妥子亡若。

辛亥卜，贞妇妥子曰。若。（《合集》21793）

壬子卜，贞妇子曰。

妇妥子曰。（《合集》21727）

以上三卜相袭。乙巳卜问的内容，可能属“不以隐疾”而未对妇妥子命名。到第七天辛亥，为妇妥子卜名叫。但到第八天壬子，又卜名子，确定妇妥子私名为，另一位宗妇妇之子的私名称。这次的卜名子，前后经过了八天的时间。因此，说殷以生日名子，是不确切的，但文献说的“子生三月，父亲名之”，也非殷商的名子之俗，恐怕子生一月之内卜以名子，较切当时实际。

名子之卜（《合集》21793）

商代王卜名子礼俗，有遣使送递命名与否，而不是君抚子名之，似跟当时的嫡庶之分和直、旁系之分的血缘亲疏差异相关联。王名子，有肯定这种亲属关系，团结同姓族的意义。事实上，甲骨文中的“子”，本义无疑指“儿子”，其用于直系或旁系亲称时，也无不从这一本义衍生而出，“子”多半出自王族，有的可能为父祖兄弟辈下的后代子孙，有的尽管已分宗立族，有其自己的家族，他们本人即以一族之长而自为宗子，但仍以“多子族”群名成为王的近亲家属。[103]王名子，当容或有这批“多子”特定身份者的子息，即《礼记·内则》所谓“公庶子生，君所有赐，君名之”，王遣使致送其命名，可能属这一类子息。大概名子时不言递送或使人通报者，是为王室直系子息的命私名。

要之，商代名子礼俗，为生子后家族长辈替子息取私名，其在宗法亲属制度上有相应的名子程序。

四 命氏之滥觞

前述商代多妇的命名时指出过，女子出嫁前在母族一般有私名，出嫁后夫方亲称为妇，凡“妇某”、“某妇”兼记其名者，大抵经夫族重新命名，其受有领地田产者，其名颇有“女子称姓”的意义，用来别其所出氏族。商代多子的命名，有的具有“男子称氏”和“胙之上而命之氏”的意义，已带有“命氏”的性质内涵，似可视为命氏制的滥觞。

据我们大略统计，甲骨金文中称“子某”者有156名，称“某子”者有29名，其中人地同名者有90例，约占总数185名的49％。如果说是纯出偶合，其间无任何特殊联系，则绝难解释。现举子名与地名同名例于下以作考察（单列数字者为《合集》号）：

子戈——戈（《丙编》526）

子宀——宀（13517）

子大——大（28188）

子凡——凡（21565）

子不——不（6834）

子——（6775）

子——（《屯南》880＋1010）

子宋——宋（20240）

子尹——尹（5551）

子启——启（《英藏》1555）

子韦——韦（《英藏》1290）

子商——商（《安明》2127）

子——（9811）

子渔——鱼（27890）

子禽——禽（557）

子——（7929）

子——（10047）

子奠——奠（9769）

子——（《怀特》1460）

子比——比（《乙》3909）

子方——方（《粹》808）

子正——正（22246）

子妥——妥（《乙》5303）

子——缶（《丙编》1）

子——（《粹》626）

子丁——丁（21737）

子成——成（900）

子庚——庚（11460）

子——（8243）

子美——美（28089）

子儿——儿（20592）

子——（9223）

子黄——黄（748）

子黑——黑（249）

子雍——雍（150）

子鬳——鬳（《安明》2399）

子鼓——鼓（8291）

子——（《怀特》1444）

子爵——爵（37458）

子求——求（28315）

子——（4632）

子——（8084）

子羊——羊（《屯南》2161）

子南——南（《屯南》2426）

子臭——臭（10093）

子——（4833）

子——（19803）

子虎——虎（8204）

子执——执（1022）

子马——马（8208）

子豕——豕（21027）

子彘——彘（21659）

子萑——萑（8080）

子牧——牧（《英藏》4033）

子羌——羌（29310）

子安——安（33561）

子——（7772）

子目——目（《怀特》889）

子——（《佚》153）

子汰——汰（4258）

子眉——眉（7693）

子何——何（273）

子束——束（8084）

子龙——龙（9076）

子左——左（28901）

子刀——刀（《屯南》2341）

子行——行（《屯南》2718）

子守——守（《林》2·2·8）

子——（7239）

子——（36956）

子——（656）

子臀——臀（21771）

子邦——邦（《安明》2432）

子——（《屯南》1008）

子——（29359）

子——（《京人》2059）

子——（20743）

子——（28030）

子——（《屯南》660）

川子——川（21657）

白子——白（《明后》2256）

皿子——皿（5742）

长子——长（22246）

兴子——兴（《安明》2106）

亚子——亚（9788正）

单子——单（8303）

唐子——唐（892）

渊子白——渊（《屯南》722）

子——（945）

子——（6644）

如此大量的子名与地名相应，则决不会是偶然巧合。以上地名出现场合，或为卜受年之地，或为登人征集人役之地，或为王田于、步于、往于、在于之地，或为使人于、令于、呼于之地，或为来贡一方，等等，大致分布于王畿区内外周围一带，属于商王朝政治地理结构中的基层地区性单位。显然，基于人口繁衍的生物学规律，这些子某或某子，作为商代社会生活组成体的一部，已相继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与一定的地域相结合，受有一块土地为其生存之本，就是说，子名与地名的同一，有其内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是人地同名的本质所在。换言之，这批子已成家立业，以其各自的土田族邑相命名，由此构成分宗立族的家族标志，跟那批纯以私名相称的子名，在性质意义上应有所区分。

这批受有土田族邑的子名，性质接近《国语·周语下》说的“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盖以子相称者，乃示其身份系出自时王之子或时王父祖兄弟辈之后嗣，包括部分世代与王室通婚而联姻的异姓亲族之后嗣，但他们无不与统治集团核心体王族之间维系着世代相替的血缘联结关系，“子”已构成商代社会特殊政治形态下的亲属称谓，意味着在同一“姓族”下，已分衍出许多等次不一的世系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宗氏、分族或贵族分支家族。他们在商王朝封授土田过程中，属地的普通平民家族成员当亦归之名下，如在子、子戈、子白、子正、子汰、子儿、子亚、子渔、子名下者，甲骨文中分别有称为人、戈人、白人、正人、汰人、儿人、亚人、渔人、人的；又可称某众，如子属下的称众，子行属下的称行众，子禽属下的称禽众，子属下的称众，子属下的称众等，形成一以“子某”贵族核心家族为主干，包括若干异姓或不同族系在内的非单一血缘群体相组合的政治区域性族邑组织。因此这些子名实已具有“胙之土而名之氏”的王权政治意义方面的内容。这些子，不仅本人即为本族氏之长，而且因商王朝统治权力运作的需要，同时还可担任商王朝的官职，如唐子有称唐侯，亚子有称亚侯，子邦有称侯邦，子奠有称侯奠，子虎有称侯虎，子安有称安侯，长子有称长侯或长伯，子羊有称羊伯，子有称伯，子凡有称卫凡，子商有称子商臣，子大有称臣大，子禽有称小臣禽，子妥有称小臣妥，单子有称犬单或戍单，等等，即所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事实上，这些子名，因受土受邑、分宗立族和世功官邑，在许多场合已与族氏名号难分难解。如殷代铜器中的子左爵、子韦爵、子簋、子不爵、子行爵、子爇卣、子臭卣、子妥鼎、子刀簋、子何爵、子父丁爵、唐子祖乙爵、子羊父丁鼎、子正卣、子龙觚[104]，等等；恐怕视其子名为族氏名号更贴切些。据甲骨文揭示，“子宋”（《合集》20035）一名，又有称作“宋白歪”（《合集》20075）和“宋歪”（《英藏》1777）者，“歪”或系子宋的私名，乃子生不久而命名，则“子宋”恐怕是其成人时分宗立族的受氏之名。由此推言，这些受有土田族邑的子名，恐怕大都属于成年“胙之土而名之氏”的新氏名。这跟文献中说的“子生三月，父亲名之，既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虽在形式上是接近的，唯反映的实质内涵却完全不能等同。

应注意者，商代妇名的命名，有许多是与子名不相一致的。从总体上说，妇是对其夫之母而言，《梁传》宣公元年云：“其曰妇，缘姑言之之词也。”妇本义是子妇的亲属称谓，在父权家长制社会，恐怕妇的命名，主要受之于夫族的命私名，妇除了有的可能为子某本人之妻外，若从人口繁衍规律言，更有可能是为子某家族中众小子之妇。当众小子分宗立族而成为子某家族的分支家族时，妇的命名仍以父权家长制下子某家族为本，这跟古人说的“字虽朋友之职，亦父命也”[105]，有一些共同点，故妇的命名常与其夫的受土分宗立族在同一状态下进行，导致与其夫受氏名不相同现象。但当妇在商王朝地位十分突出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妇名或呈现有氏名性质，恐怕要以特例相论了。

五 亲属称谓

亲属关系是人们因婚姻、血缘或其他人际组合形式而产生的社会关系，通常有因男女双方结婚而产生的配偶关系、因血缘而产生的血亲关系、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姻亲关系。夏商时期处于父权制宗族社会，亲属关系主要分为夫妻、宗亲与外姻三个类别，而男女双方因结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乃是宗亲与外姻关系赖以发生的基础。

夏商社会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并行，出于“广嗣重祖”和“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106]的观念，而有嫡、庶之分，这也是一夫多妻制的直接产物，最初只涉及王的配偶及其子女，但随着世代的衍替，宗亲关系中除直系亲属外，又会出现兄弟的子孙、父亲的兄弟及其子孙、祖父的兄弟及其子孙、曾祖父的兄弟及其子孙等复杂的旁系亲属关系。

甲骨文及商代金文中所见夫妻及宗亲两类的亲属称谓，辨世代较明，如：

高祖（《屯南》1102）-先高祖（《合集》32307）-高先（《合集》15456）多高（《毓祖丁卣》）-多先祖（《合集》38731）-先祖（《屯南》2557）-四祖（《合集》26295）-三祖（《甲》627）-二祖（《粹》416）-后祖（《屯南》1014）-祖后（《乙》3174）-毓祖（《甲》414）-多毓（《合集》14853）-五毓（《库》1542）-大祖（《商勾刀》）-小祖（《合集》23171）-祖

祖-父-子-孙

多介祖（《合集》2096）-多介父（《合集》2341）-多介子（《合集》816）

高妣（《屯南》608）-先妣（《合集》22283）-五妣（《合集》22100）三妣（《合集》22285）二妣（《柏》44）-后妣（《合集》27456）-毓妣（《屯南》447）-妣（《屯南》2412）-妻（《乙》1916）

妣母（《合集》19956）-祖母（《合集》19312）-母（《屯南》2412）中母（《合集》22277）小母（《合集》22241）-妇

子妣（《合集》21497）-子母（《合集》14125）-子妇（《怀特》114）

但这些称谓，有不少既用于直系，也用于旁系，非直截明了，尚应视具体场合而定。还有一些平行亲属称谓，如：

大父（《商勾刀》）-中父（《商勾刀》）-后父（《合集》21691）-小父（《南明》633）-四父（《合集》2331）-三父（《合集》893反）-二父（《安明》1680）-多父（《屯南》2429）

公父（《屯南》153）-三公父（《合集》27494）-大公（《合集》20243）-公（《屯南》31）-多公（《合集》33692）

舅（《屯南》2567）

多生（甥？）（《甲》380）

大兄（《商勾刀》）-四兄（《合集》23526）-三兄（《合集》27636）-小兄（《粹》756）-兄（《屯南》2412）-公兄（《屯南》95）-多兄（《合集》2923）-多介兄（《合集》2926）

弟（《乙》4810；《库》1557）-多母弟（《英藏》2274）

东子（《合集》25362）-西子（《合集》25169）

上子（《合集》14259）-长子（《合集》27641）-大子（《合集》3061）-中子（《合集》23545）-小子（《合集》151）-亚子（《合集》20347）-子公（《屯南》2429）-五子（《合集》22215）-四子（《合集》22217）-三子（《英藏》1762）-二子（《合集》3268）-多子（《佚》623）-多小子（《合集》3265）

中女（《合集》22215）-小女（《合集》26837）

多介（《合集》12642）-七介（《合集》17706）-三介（《合集》2348）

介子（《合集》1623）-多介子（《合集》816）

母子（《合集》787）-子母子（《合集》23430）

子孙（《后》下22·7）-多子孙（《合集》10554）

多高妣（《明》462）-中妣（《乙》5405）-小妣（《善》2822）-亚妣（《合集》974）-多妣（《屯南》2412）

后母（《合集》30370）-中母（《合集》21805）-三母（《合集》27601）-二母（《屯南》4388）-母-小母（《合集》27602）-多母（《合集》1395）

三后（《外》201）-二后（《甲》875）-后（《屯南》275）

母-妻--妾-小妾（《屯南》1060）-小配（《合集》41656）

后妇（《合集》2672）-中妇（《京津》2028）-十妇（《合集》22226）-三妇（《前》1·30·5）-多妇（《安明》1128）

多妹女（《合集》2605）

多子女（《合集》677）-多女（《后》下8·5）

这些平行亲属称谓中，不全属于宗亲或配偶关系范畴，有的如多母弟、公父、多公、多生之类，可能对外姻亲属称谓也适用，而属于宗亲亲属的，要确定其直系、旁系包括嫡、庶关系，属于配偶关系的，要确定其嫡妻还是庶妻，均须纳入具体语言环境方能明析。不过有一现象应注意，就是这些亲属称谓几乎均在区分性别的基础上序其长幼，长幼的亲称范畴大致贯彻于当时一切可能的亲属关系上，这显然与商代贵族族氏家族结构形态和继承制度有密切关系。

上述亲属称谓可归为十七种，所加的区别字有：

祖——高、先、大、小、后、毓、介

妣——高、先、中、小、后、毓、亚

父——大、中、小、后、公、介

母——后、中、小、介

配——小

妻

妇——后、中

妾——小

兄——大、小、公、介

弟

妹

子——大、中、小、上、长、亚、公、介

女——中、小

孙

舅

生（甥？）

其中配、、妻、妾四个是配偶称谓，其他十余种不少还加数字，以表示集合的亲称，并且常“指定为某几个某些辈分的亲属”[107]。如“三母”（《安明》1311），当指武丁三配妣戊、妣辛、妣癸。“三公、父二”（《粹》406），可能指商王武乙诸父祖己、祖庚、祖甲三公及廪辛、康丁二父。“五妣”（《合集》22100），指大甲配妣辛、大庚配妣壬、大戊配妣壬、中丁配妣己、祖乙配妣癸。

商代父子相继之制和直系、旁系之分早深入人心，与之相应，在商人语言里已出现了跟“嫡”、“庶”二字意义相似的“帝”、“介”词语。甲骨文中的“帝子”（《合集》30390），应读为“嫡子”。“介祖”、“介父”、“介兄”、“介子”的亲称所指，都是旁系庶支。“帝介”之制是跟宗法制度强调宗子世袭制以及大、小宗统属关系的精神全相符合的。[108]甲骨文有“于西南，帝介”（《合集》721），“帝介”似可读为“嫡介”，也许是让嫡子和众庶子支子共同参与某项外祭活动，联络感情。又有“乎帝妣”（《合集》22450），帝妣似指嫡妣，为生称。帝妣——王母（《丙编》66）-王妇（《合集》18060）-子妇（《怀特》114），或可指为王室直系四辈女性配偶的亲属称谓。

[1] 《吕氏春秋·恃君》。

[2] 《列子·汤问》。

[3] 《文选·鲁灵光殿赋》。

[4] 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又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县文化馆：《合川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77年第2期。又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图版61。

[5] 见《文物》1979年第7期，封底。

[6] 吴存诰：《中国婚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1页。

[7] 四川江安出土汉画像石，有伏羲女娲交尾图，伏羲一手托日，一手执便面（见《文物天地》1988年第3期，封三·图十一）。据《汉书·张敞传》颜师古注云：“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手执便面，与高山族传说中妹妹脸上画满黑色花纹，寓意相同。

[8]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皇王世纪》。

[9] 《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

[10] 吴存诰：《中国婚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6-249页。

[11] 参见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03-106、227-233页。

[12] 林蔚文：《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产物——“不落夫家”等习俗剖析》，《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13] 吴存诰：《中国婚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4-95页。

[14] 同上书，第207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又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7] 原作“伯禹腹鲧”，此据闻一多《天问疏证》乙正。

[18] 参见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48页。

[19] 《史记·夏本纪》。

[20] 《周礼·地官·媒氏》。

[21]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22] 《史记·孝文帝本纪》，《集解》引张晏说。

[23] 《说文通训定声》商字条引此，谓商当做帝，天也。

[24] 见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53页。

[25] 参见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26] 顾颉刚：《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上），《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9页。

[27] 《左传》襄公四年。

[28] 参见《天问疏证》，第68页。

[29] 《孟子·万章》。

[30] 《楚辞·天问》。

[31] 杨升南：《殷墟甲骨文中的“河”》，《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32] 于省吾：《释王亥的配偶》，《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192页。

[33]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88页。

[34] 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387页。

[3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2003年第4期。

[3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1、154、155页。

[3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38] 安阳市博物馆：《殷墟梅园庄几座殉人墓葬的发掘》，《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39] 孟宪武：《殷墟南区墓葬发掘综述——兼谈几个相关的问题》，《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40] 闻一多《天问疏证》认为眩是胲之形误，即王亥。

[41] 《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42] 参见常玉芝：《“祊祭”卜辞时代的再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3] 参见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

[44] 近徐义华《甲骨刻辞诸妇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99年）最新统计，甲骨文中有妇名157位，殷金文中有55位，去其8位与甲骨文重者，两者总数为204位。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虚妇好墓》，第136页。

[46] 参见饶宗颐：《妇好墓铜器玉器所见氏姓方国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

[47] 参见赵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48]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49] 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

[50] 分见《合集》22044、332，《殷缀》289。

[51] 张亚初：《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考古》1985年第12期。

[52] 井地位近，《屯南》2907：“贞在井，羌方弗。”武丁卜辞有“王往”（《合集》8300）、“王令出田”（《合集》33526），又有宗子“子”（《怀特》965），知当为畿内地。羌方侵及井，此羌方恐指北部敌国。武丁卜辞有“伐北羌”（《合集》6628）。然则井地当亦在殷北，与西北方的井方地望有别。

[53] 分见《合集》6118、9529。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55]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又《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61-163页。

[56] 参见杨希枚：《论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57] 《史记·周本纪》索隐。

[58] 赵林：《论商代的诸妇》，《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03年第8期。

[59] 见前揭胡厚宣师文。

[60] 《白虎通·知娶》。

[61] 《诗·小雅·我行其野》疏。

[62] 《尔雅·释亲》。

[63] 《史记·殷本纪》。

[64] 见《三代》14·7·1；15·13·10。

[65] 见《苏联》71；《合集》17917。

[66] 别详拙作：《商周干国考》，《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

[67] 分见《甲》436、《乙》3536、3306。

[68] 《三代》14·33·9。

[6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70] 《金璋》618。

[71] 《录遗》548。

[72] 《韩诗外传》卷五，第三十四章。

[73] 《京人》3076、3157。

[74]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75]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7-268页。

[76] 《礼记·坊记》。

[77] 《诗·豳风·伐柯》。

[78] 《吕氏春秋·本味》。

[79] 参见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80] 《诗·大雅·韩奕》，郑笺。

[81] 《诗·小雅·我行其野》，孔疏。

[82] 参见郑慧生：《卜辞中贵妇的社会地位考述》，《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83] 缀合据曾毅公：《论甲骨缀合》，《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又蔡哲茂：《殷墟甲骨文字缀合新例续》，《第十四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2003年。

[84] 《汉书·文帝纪》：“匃以启告朕”，唐颜师古注：“匃亦乞也。”

[85]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228页。

[86] 《先秦史》，第267页。

[87] 《史记·龟策列传》。

[88] 《仪礼·丧服》，贾疏。

[89] 参见姚孝遂：《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4期。又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90] 《左传》隐公十一年。

[91]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

[9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又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93]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147-151页。《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94] 分见《屯南》1060、《合集》2867、651。

[95] 分见《合集》3255正、11006正、22297、22323。

[96] 商王之配为妣壬者，有大庚、大戊，此妣壬属谁不明。中丁及祖丁之配有妣癸。

[97] 《殷虚妇好墓》，第153-154页，又彩版二五。

[98] 参见宋兆麟：《生育巫术对艺术的点染》，《文博》1990年第4期。

[99] 《新语·道基》。

[100] 《楚辞补注·离骚》。

[101] 参见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

[102] 参见饶宗颐：《由〈尚书〉“余弗子”论殷代为妇子卜命名之礼俗》，《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

[103] 参见朱凤瀚：《卜辞所见子姓商族的结构》，《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104] 分见《三代》15·30·7、14·21·5、6·9·1、15·31·2、15·32·6、12·57·3、15·57·2、2·11·9、6·8·8、15·31·4、16·7·4、16·27·3、2·38·4、《录遗》256、341。

[105] 《楚辞·离骚》，洪兴祖补注。又，上古时代的朋友主要指本家族的亲属中同辈兄弟或晚辈成员。

[106] 《礼记·昏义》。

[107]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94页。

[108] 参见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

第四章 交通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交通，正是人们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产物。

夏商时期的交通，主要包括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两项，基于人们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的深化而发展，它作为实现人际间社会交往联系媒介，又与人们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观察、利用和改造能力紧密相关。夏商时期交通的发达程度所及，交通地理观念的状态，以及道路交通制度的确立，理所当然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实践性，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从人地辩证关系言，夏商的交通一方面展示了当时具体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人们在地理生态面前表现出的有所作为的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人们进行交往联系的社会风貌。

第一节 交通的缘起

原始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受制于自然条件的束缚，通常只能利用自然界的个别要素，依赖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猎获的动物或采集的植物，以维持生活，谈不上会有什么“农工商交易之路通”[2]的交通之举。所谓“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3]，多少反映了原始时期交通不发达状况。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活动中逐步通过多种形式的横向社会交往，慢慢扩大了地缘空间的视野，在被动的人地关系中注入了积极求取的因素。“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4]人类共同的社会性联系和经济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交通缘起的原动力所在。

据目前所知，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先民已经开辟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地处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从百里之外的海滨携回海蚶介壳，在壳的顶端磨出穿孔，做成串状装饰品。[5]与山顶洞人略约同一时期的河南许昌灵井地区的原始先民，也竟持有来之千里之遥的海生软体动物牡蛎壳。[6]

到新石器时代，内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更有进一步发展。郑州西山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海螺。[7]湖北洪湖乌林矾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长2.4厘米的海贝。[8]甚至距东部海岸直线距离在3000里以上的黄河上游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不少墓葬中都随葬有海贝。[9]海产自然资源在空间上长距离、多方位的流动现象，不管是通过辗转交换而来，还是直接经长途获取，其流动方式虽异，反映的交通之发达程度确实已不能低估。

当时远距离的交通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主要促进了自然物资的流通，也包括了矿产品或手工业品等的互通有无。沈阳北郊一处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乐遗址，在一座面积为24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址内，发现了许多有明显切割加工痕迹的煤精制品[10]；另一座面积达95平方米以上的半地穴式大房子内，不仅出有这种乌黑发亮的软质煤精制品，还发现了大量有磨痕和刮削痕的石墨、赤铁矿、墨玉雕刻品、玉珠和玛瑙。[11]它们都不是本地产品。据鉴定，煤精的产地在近百里外的抚顺煤田西部[12]；玛瑙出自沈阳南郊苏家屯的康家山；玉的产地更远在400里外的岫岩、宽甸一带。显而易见，原始时代的交通缘起，多数是以人们对于自然资源或贵重物品的求取、开发、加工、利用和流动互通为其动因，是打破物产生态分布系统的初步尝试，交通的发展基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听任自流之中。

有夏以降，这种消极发展的交通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首先，交通的开启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新出西周恭王时《豳公》铭云：

天令（命）禹尃（敷）土，坠山浚川，乃差彖（地）埶（设）征。[13]

《山海经·海内经》云：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尚书·禹贡》云：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尚书·书序》云：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西周中叶《豳公》铭记夏禹敷土坠山浚川

《尚书·益稷》云：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刋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尚书·吕刑》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国语·周语下》云：

（禹）高高下下，疏川道（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荀子·成相篇》云：

禹有功抑下鸿（洪），……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溥土平天下。

《史记·河渠书》引《夏书》云：

禹湮（堙）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夏本纪》云：

（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大戴礼记·五帝德》云：

（帝舜）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于民。

《淮南子·墬形训》云：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以上传说未必完全可信，但当本之于一定史影。应该指出，大禹治水发生在原始社会过渡到夏代国家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禹以决壅通川、治理洪水为契机，运用业已掌握的公共权力，有可能组织起较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在夺取治水胜利的同时，似乎已将当时的国土划成几大行政区域，“差地设征”、“任土作贡”，相地之宜而设定贡赋，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山川地理形势规度了若干水陆通道。周代以来人们追忆邈古历史时，每每提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14]，正说明禹动员社会集体力量有意识经营交通的开启，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其次，夏商两朝对其领域实施统治或对周边方国的羁縻与战争，持续地刺激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史迹。如追叙夏代云：

（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大戴礼记·少闲》）

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战国策·魏策三》）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尚书大传）卷三《夏传》）

（帝相）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均见《古本竹书纪年》）

可见夏夷之间的交往或交恶是十分频繁的。这里有其政治原因，即夏力图实施对诸夷的政治羁縻。《尚书·立政》记周公之言说：“以陟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显然周代统治者也是以夏对诸夷的政治羁縻作表率的。当然，夏朝在经济上对诸夷自然矿产资源的需求也不失为开发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传盛赞“昔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15]，“禹成五服，齿革羽毛器备”[16]，道出了个中奥秘。而所谓来服、来宾、来御、东狩、征伐或通于四海，必定伴随着道路交通的开辟。

商代交通发展的动因与夏代差不多，《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享是献物，“来王”指来商朝见，把商与周围国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表述得相当清楚。《今本竹书纪年》讲了这么一则故事，成汤之时，“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若汰除其荒诞不经的成分，至少可以说明商与诸方国间的交往联系，靠的是已经建起的交通网络，有的道路规格已达到可以驾车行驶的较高水准。《尚书·洪范》记武王向亡殷贵族箕子请教，箕子用“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喻政。如果商代没有值得夸耀的道路建制，就很难用来借题发挥的。另据《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乘车进入商都，先有“除道修社”之举。说明周人充分利用了商的便利的交通设施。

夏商的道路交通，除了王国和地方土著国族策动社会力量逐渐开辟和经略者外，还有众多缘民间往来而形成者。《孟子·尽心下》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古今中外都如此。《尚书·酒诰》记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牛车载货物远行贾卖。异地之间往来频繁，道路自然形成。

夏商部族与部族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由此及彼、由近而远的交往和物物交换，已打破了地缘的封闭，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涵，从而也使当时的交通状况出现了多层面的发展。由于交通开通的普遍性和自然空间视野的放开，夏商人的交通地理观念也就上升到了相应的时代高度。

第二节 夏商交通地理观念

上古的交通地理观念，主要包括了人们因交通的缘起和自然空间视野的开拓而获得的感性地形地貌知识，以及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如何利用这种知识，作为社会应用功能的活动指导。

地形地貌识别，是交通地理的实践要素。《周礼·大司徒》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郑注：“积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渎曰川，水钟曰泽，山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湿曰隰。”这八大以物产生态为视点的地形地貌分类，可说是对三代以来人们因交通的缘起而获得的自然地理知识的概括。

原始人类活动范围有限，但对生存地的选择，即已建立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利用上。如山西峙峪一处三面为峻岭环抱，前临河流和辽阔草原地点，旧石器时代先民择其高出河床25-30米的二级阶地作为居住点，既避开河水漫涨之害，又能利用山下河谷中砾石打制石器；随着生存手段的提高，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又下搬到距河床4.5-8米的第一阶地居住，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17]当时聚落自然环境选择，大致有五种现象，一是选在河边台地或河流转弯处及支流交汇点高于四周的岗上，二是水泉近旁，三是依湖而居，四是近水区域高出周围的土墩上，五是沿海地区的贝丘上。[18]这样的选择，正是建立在地域性地形地貌较全面观察权衡基础上的，其中对于与周围地区水陆交通便利方面的顾及，恐怕是共性所在。

夏代似为交通地理分类知识建立的滥觞期。《淮南子·齐俗训》云：“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在紧急时际，人们已能运用对周围地形地貌环境的了解，及时避开水患，使掌握的交通地理知识，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当时的交通地理分类知识，主要表现为质朴的实用性和地域范围有限两大特征。

《墨子·兼爱中》云：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滹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为）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类似的说法又见诸《禹贡》，且更为夸大，更为系统。《禹贡》言大禹治理洪水，依据河流、山脉和海洋的自然分界，把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就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交通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列出二十余座山岳，归纳为四条自西向东的脉络；依山地循行，开启九道：一道沿岍、岐至荆山到河为止；一道壶口、雷首到太岳；一道砥柱、析城至王屋山；一道太行、恒山、碣石山入海；一道西倾、朱圉、鸟鼠至太华；一道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道皤冢至荆山；一道岷山至衡山；一道内方至大别。[19]这当然属之后人附会，难以凭信。但在洪水泛滥时期，禹是有可能领导人们对某些水道进行疏导，在躲避水患，依地势迁徙中，有能力动员社会集体力量有意识地开辟出一些水陆通道，并且有可能在其领土范围内建立起若干行政区域，当然分布范围决不会如《禹贡》说的那么大。这些地域行政组织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按地理分类知识划分的区域地理特色，是夏代人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实践中交通地理视野拓展的直接结果。后人对于这方面的夸大追述，不见得纯粹属之孟浪无稽向壁虚构。

商代人的地形地貌之辨已反映出细密化的趋向，甲骨文中可以找出许多实证，如涉及山地或丘陵地貌类型的专名有：

丘、石、谷、山、、岳、、高、、、京、封、对、阜、陴、陵、陆、、沙、襄、、、麓、

平原地貌类型的名词有：

原、野、湿、隰、畴、甽、圃、析、徉、梁、林、森、蒿、萑、柳、、

水道或河谷地貌类型的名词有：

泉、、川、州、洲、渊、河、涛、洹、、、、泷、、沚、潢、淮、洋、泾、洛、淋、洒、淡、澎、冲、

不备举。由此已可看到，殷商时期人们不仅已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类型划分知识，而且已能根据不同的地势、地貌、物产生态、交通状况、地形变化等不同特征，确定不同的地理专名。前述《周礼》中提到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地貌分类，在甲骨文中已大体具备，只是前者更简明扼要，更系统规范而已。甲骨文中如此繁复的地理类型划分专名的出现，显然不可能是小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形态感观，当时人们的足迹所及远远超过了夏代人，因此他们的交通地理观念也比夏代人更接近现实，更富有实际意义。

夏商二代人们的交通地理观念有其共同性的一面，两者都对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其了解，方位系列比较清楚；但显著不同则在两者的活动视点和交通地理概念各有特色，并不一律。

夏人的政治中心区主要在今豫西晋南一带，河北、山东、安徽和苏北受其文化影响最深，这在考古学上有反映，夏人致力的侧重点呈现出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大势。古代文献中追述的夏代交通地理观念，每可用“四海观”以概之。如述禹时史影，《大戴礼记·少闲》谓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禹贡》谓“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皋陶谟》言禹“外薄四海”（《尚书大传》卷三《夏传》同）；《淮南子·原道训》言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至于讲到禹治理洪水，疏川导河，更是与海相系，或言“合通四海”（《国语·周语下》），或言“致四海”（《史记·夏本纪》），或言“注诸海”、“注之海”（《孟子·滕文公》），或言“注之东海”（《吕氏春秋·古乐》），或言“注于东海”（《越绝书》卷十一）。夏代诸王亦对海有所向往，如帝启“德教施于四海”（《帝王世纪》[20]）；“伯杼子征于东海”；后荒“命九夷东狩于海”（《竹书纪年》）；直至末王桀，犹传说“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帝王世纪》[21]；《列女传·夏桀末喜》同）。包括夏代商人先公，亦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长发》）。甚至所谓商汤受天命革夏，尚且承夏代而“肇域彼四海”（《商颂·玄鸟》），终有夏一代，可谓与四海观共起共落。四海观反映于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其实就是东方观，是夏人沟通东部滨海地区，着力于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产物。

当夏人崛起于黄河中游时，最初的治水和水流东注的地理因素，最足以使人们对东方奥秘发生兴趣。东方夷人发达的经济物质文化水平，在当时明显处于领先地位。考古发现表明，承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岳石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不仅有其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并有占卜风俗，对夏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最有实力同夏人较量。夏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同东方夷人的社会交往或剧烈争斗。[22]《墨子·节葬下》说的“禹东教乎九夷”，《史记·夏本纪》说的“帝禹东巡狩”，《战国策·魏策三》说的“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正是后人对这类史影的追记。四海观即产生于这种历史背景中。

不过，夏人在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四海观，只是对东部滨海地区的联想概念，有其虚拟含混的成分，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地理形态的实貌。这种对东方的模糊认识，随之也投影于四方，萌发四海观，说明夏人虽致力于东方，但足迹所及有限，对于东西交通道路的开辟也实在有限得很。

商代人的政治中心区域大致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但其势力范围，东到山东和苏北，南逾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和内蒙古，北达河北北部和辽宁部分地区，其发展的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辐射推进状，具有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扩张的特征。这与夏人自西向东横向发展迥不相同。《孟子·滕文公下》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人们盼望商汤，就像久旱盼及时雨一样。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商代势方向四外张开的特征。

这种特征可以用“四方观”概之。文献中有大量例证，如：《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尚书·多士》云：“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墨子·非攻下》说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史记·殷本纪》载汤见野外网张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尚书·盘庚上》谓“绍复先王之大业，绥四方”。《尚书·说命》载武丁自谓“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国语·楚语上》叙同事，谓武丁继位，三年不言，作书解释“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尚书·微子》云：“殷其弗或乱正四方。”至《牧誓》列数商末纣王的罪状，有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国。”[23]四方观可谓是商人的立国之本，并且通常与都城商邑对言，如《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尚书·立政》云：“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武见德。”有一片甲骨文云：“商，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屯南》1126）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合。文献中所述商代人的四方观，绝非虚构，有甲骨文可以映证。同样，文献中对夏代人四海观的追述，也是不应否定的。

四方观的交通地理观念，是商本之于以商邑为中心的“邦畿千里”的疆域概念，有其总体地理地貌形态的认识作基础，属于商代人们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的直接产物。由于人们足迹所涉地域宽广，因此积累起了丰富的地理类型划分知识，以至反映于甲骨文中有众多的不同地表形态专词。四方观的致力点呈自内向外南北东西纵横推进状，因此当时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交通网络当已大体形成。

第三节 道路交通

一 道路交通网络

人类有意识修筑道路，盖起自进入定居生活阶段以后。最早出现的由人力铺设起的道路，一般见之于聚落和居室的周围，在广阔的野外未必有能力顾及。

江苏吴江龙南村一处5000年前的聚落遗址，即发现一条用碎陶片铺成的小路，长15米，通向一座住宅居址。[24]而中原地区，早在6000年前后，修筑道路已颇为普遍。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聚落遗址，三片住宅群围绕中间一块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广场而布列，广场一带发现有四层路土的道路遗存，路面较平坦，其中第二层路土是用兽骨渣、碎小鹅卵石、碎陶片羼杂后铺垫起的，厚达8-12厘米，其下层路面还用火烧过，红烧土层厚达2厘米。[25]这当然不会是人们久踩自然形成的走道，而是出自居民共同体集体力量，有意识修筑的聚落内道路设施。陕西临潼姜寨一期聚落遗址，道路建设更显出一定规模，五片住宅群组成的一个较大氏族共同体，环一中心大广场分居。居住区内东南西北四面均有零星路土遗迹，有的路面是用料礓石铺垫起的，有的是用红烧土铺垫起的，还有一些则是人们自然踩踏而形成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广场西侧有两条平行的人工修筑长道，一条残长53.3米，道宽0.7米，路面平整坚硬，是用黄土夹大量料礓石筑起，有10厘米厚；另一条残长12.5米，道宽0.75-0.8米，筑法相同。[26]仰韶聚落居民共同体出于生活的便利和交往，已经重视公共道路的建设，道路有主次之别的初步规度，但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筑路大概还没有逾越聚落生活居住区而扩大到外界更广阔地域去。

到龙山文化晚期，道路的构筑又有新的进展。河南淮阳平粮台一座面积约3.4万多平方米的古城遗址内，专门筑有贯通城内外的大道和小道，大道宽达1.7米，路面用土和料礓石铺垫。为排除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潢积，出城门的路段下还埋敷陶排水管道。[27]可见当时的道路构筑已有了一些配套设施。完成这样的道路工程，必须动员起很大的社会力量，还得有体现多数人意志的统一规度，如果单单依赖个别人的努力是绝难办成的，不妨说这标志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已经出现了。

夏代国家形成之始起，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成员在各自的聚落或城邑内合力筑路的传统之举，有可能上升为国家的具体实政之一，变为整个社会的带有强制性的政治劳役。修筑道路已不再局限在住地周围，逐渐扩大到整个统治区域。《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追叙了夏禹将国土划为九大行政区，以及组织全社会巨大人力物力开辟它们之间交通道路的旧事。《史记·夏本纪》和《尚书·禹贡》中，甚至还详载出所谓夏禹开通的九条陆道和九条水道。夏朝正是凭藉其建起的道路交通网络[28]，实施其对领土的统治运作。《荀子·大略》谓禹乘车外出，“过十室之邑必下”。《说苑·君道》说：“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国家的有关政令，也每每在交通要道口宣告，《夏书·胤征》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朝廷的宣令官手执木铎当道号令众民。交通道路网络的建起，对当时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持确应起有很大的作用。

夏代道路的铺筑颇为可观。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出一条属于夏史纪年范围内的道路，路面宽1.2-2米，厚5厘米，系用陶片和碎石子铺垫。[29]

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发现垂直相交的二纵二横主干大道四条，其中南北向的纵道宽达20米，残长近700米，西纵道残长200余米；东西向的南道与北道残长均超过300米以上，两路间距约400米，与南北向纵道围起的空间，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是宫城区所在，构成环城大路。[30]此外又有各类中小型道路，一般宽5-6米。有的道路是为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及红烧土路，还发现一条铺设讲究的石甬道，路面宽0.35-0.6米，甬道西部由石板铺砌，东部用鹅卵石砌成，路面平整，两侧保存有较硬的路土[31]，道路铺筑规格甚高，与一般的土石路一起，构成邑内较为规范的道路交通网络。

商代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代更为发达，其范围所达相当广大。《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武丁孙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王国标称其“正域彼四方”、“邦畿千里”，不是虚拟，早已是平面的发展。[32]

商代的道路设施有几大特色。

一是王邑内的道路建制堪称全国楷模。商人一再夸耀“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商颂·殷武》），整饬的王朝国都，是四方的表率。《管子·桓公问篇》云：“汤有总街之庭，以观诽也。”总街是四通之道，宫室建于四通八达的道路旁，便于了解民情。偃师商城城内道路纵横交错[33]，主次相配，构成棋盘式的交通网络。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路面中间微鼓，两边稍低，便于雨水外淌。主干大道一般直贯城门，城门道的路土之下，还铺有木板盖顶的石壁排水沟，沟底用石板铺砌，内高外低，相互叠砌呈鱼鳞状，叠压顺序与水流方向一致。出城之后，沿城墙还有宽4.5米的顺城路。[34]这样一座经过严格规划而兴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设施的完善确可称为当时国家之首。此外，2000年底安阳洹北商城还发现了商代建制规格甚高的双向“双车道”和慢车道结合型道路，路面宽达8.35米，车辙痕迹清晰可见，轨距约2.2米，是当时通常的马车轨距，两侧为宽宽的便道。这条道路从南城槽外东段以南向东北方向延伸，至城的东南角折而又沿东城槽外向北延伸1000余米。在城内各居民聚居区之间，也有道路相连通。[35]

二是地方土著方国也重视道路的修筑。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现一段长近百米，宽3-6米的道路，与一“长廊路”相连，后者残长39米，宽1-2米，路面结构类似三合土，而且有排列有序的柱洞[36]，属一长廊式通道，似乎专为地方土著贵族的生活便利而筑。可见商代地方国族的道路修筑水平也是不容低估的。

三是商代晚期已形成了以殷墟王邑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国家道路交通大网络。

彭邦炯先生根据商代遗址的分布和甲骨文提供的材料，认为殷商王邑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六条：

（一）东南行。是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即甲骨文中关于征人方的往返路径，有的地段可能与今陇海路郑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

（二）东北行。是通往今卢龙及其以远辽宁朝阳等地的交通干道。

（三）东行。与山东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另有水路估计可沿古黄河或济水而下。

（四）南行。与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当时的国族之间有干道相连。

（五）西行。通往陕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丰镐或别的方国部落。此道能通车辆，决非小径。武王伐商即走此道。

（六）西北行。为逾越太行的要衢。商与西北方、土方等交战，常有战报捷送王都。[37]

值得注意的是，殷商发达的陆上交通道路，对后来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有力的作用。《汲冢周书·大聚解》载，“武王胜殷，抚国绥民，乃观于殷政”，周公告之以“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辟开修道”。交通大网络的开通实是殷商王朝一大政举，不会因政权迭改而完全荒废掉，史籍和西周铜器铭文恒见“周行”、“周道”一词，据杨升南先生研究，是指王国中心地区成周通向各地的平直宽阔道路，主要有向西及西南方、向东、向南、向东南、向北、向东北等几条干道。[38]不难看出，其中一些主要干道的大段走向和路段，是与殷商通往各地的道路相一致的。殷商筑成的“王道”，素来称得上宽广、平坦、正直[39]，周人完全没有必要舍前功而另辟新道，且国力也不允许。所谓“观于殷政”，应该包括了效法殷商的路政；只不过周代的交通中心已由殷墟转移到了成周，其“辟开修道”主要是指成周地区交通道路的规度和修治，以与前朝业已建起的交通大网络合成一体。

二 殷商道路交通制度

（一）路守据点“”

古代王朝筑治的交通干道，专为贵族统治阶级政权利益服务，历来受到重视和保护。《诗·周颂·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行”为古代道路之称；夷，平坦之意。这是周统治者申诫子孙要世代保护好平坦的岐道。然早在商代，贵族统治阶级对于其道路交通网络，已相当重视。殷商王朝不仅注重道路交通的开辟，还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制度，从而成为后继者的楷模。

殷商王朝的道路利用率相当频繁，甲骨文中言往来行止之事多不胜举。如：

（1）己丑王不行自雀。（《合集》21901）

（2）行东至河。（《合集》20610）

（3）从行来方，不获。（《合集》20447）

（4）惟行南麓，擒有狐。（《甲》703）

（1）记商王是否取雀道出行。（2）贞问取道东去黄河。（3）卜从道来与方遭遇，会没有所获。（4）言南麓道中猎获狐。又如：

丁巳卜，小雨，不行。（《佚》415）

庚寅卜，翌辛卯雨，壬辰行，雨。（《京人》2982）

戊出，有大雨。

□己出，□大雨。（《合集》30037）

四辞均卜问出行日的气象变化。当时道路的利用大都涉及征伐大事、方国来宾、出入王命、人员流动、贡纳交换、田猎畜牧等，事关王国统治的具体实施。有时路途遥远，出行既劳累又危险，生命无保障，安全甚成问题。甲骨文中也有事关出行安全的卜问，如：

辛亥卜，步，今日若。

壬子卜，今日步若。（《合集》21125）

甲申，贞王步。甲，王不步。

王于乙步。（《屯南》2177＋2224）

辛未卜，行，贞王出亡忧。（《合集》22605）

连日反复卜问当天起步出行会否平安顺利，还是改日出行。又卜问王外出会否遭受祸忧。《周易·需卦》有云：“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言旅途中身陷泥泞而遭遇盗寇，或投宿遇着坏人而遭劫挨打。[40]讲的也是旅途上的不安全。

为了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武丁王朝之后，统治者设立据点以慎路守。那些常设性的军事据点，称为“”。甲骨文云：

（1）辛巳贞，王癸未步自。（《合集》33150）

（2）癸亥贞，王今日伐，王夕步自三。（《合集》33149）

（3）癸亥贞，王其伐卢羊，告自大乙。甲子自上甲告十示又一牛，兹用。在四。（《屯南》994）

设“”慎路守（《合集》33149）

的设置，以数目为序，编至四站，首站单称“”，第二站未见，第三、四站分别称为“三”和“四”。各站间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从上举（2）（3）辞看，三与四的间隔距离有一日之程。如按《韩非子·难势》所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则自首站至四站，可控路段约有200里至250里左右，从而形成交通道上有机防范网络。《说文》云：“，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当为类。”但甲骨文应指防御木栅墙或土堞一类人工构筑设施。“”一般设在干道附近的高丘或山上。《说文》云：“，隗高也。”以其设立高处，故又称作“京”，甲骨文云：

贞王勿往于京。（《乙》1215）

“京”指高敞之地，《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当设在自然高地。据甲骨文有云：

□□□，侑于五山，在□，□月卜。（《合集》34167）

丁亥卜，侑于五山，在□，二月卜。（《合集》34168正）

两辞同卜一事，残辞互补，与五山相属，决知是在山丘或自然高地立木栅或筑土堞，用以慎守险恶路段。

晚商武丁以后各王一般都嗜好田猎，往往利用道路交通的方便从事此项活动。道路两侧草莱未辟，时有群兽出没，也就成了田猎的好场所，有一片甲骨文云：

癸未卜，王曰贞，有兕在行，其左射。获。（《合集》24391）

即是记道遇猛兕而左射之。据他辞有云：

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延过于盂，往来亡灾。（《合集》36426）

知商王的田猎还有另一层意义，是振旅以慑远方，向周围方国族落炫耀武力，体现王威。《史记·殷本纪》记武乙一度远猎河渭之间，竟遭到雷击劈死。

商代田猎道途上还有不少与“”性质不同的过往守所，甲骨文称作“”，即次的初字，旧说“师所止也”[41]。《左传》庄公三年云：“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孔疏：“次亦止舍之名。”知“次”是超出三天里程以上的驻守之所。甲骨文“”都与各地族落与国的具体地名相系，如霍、寒、韦、永、宁、洛、屯、召、齐、淮等等，深及远方，并非局促于王都附近，既非商王临时设立，也不大可能由王朝直接委兵常驻其地。它们出现率频繁，当非宿后即废，地方色彩十分明显，平时当归属于各自的族落与国。由此推测，殷商王朝除了在中心统治区内干道上规立“”的路守据点外，地方族落与国有义务设立驻守之所，以供商王及官方人员过往寄止的不时之需，或保障王朝远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二）旅舍“羁”

殷商时期，在王畿区范围内的干道上，王朝直接设置有食宿交通设施，专供贵族阶级人员过行寄舍，甲骨文称之为“羁”。其字构形作，像系马于栅栏意；繁形作（《合集》28162），从手持鞭，勒马驻止之意更显。羁有过行寄止义。《广雅·释诂》云：“羁，寄也。”《周礼·地官·遗人》云：“以待羁旅”，郑注：“羁旅，过行寄止者。”甲骨文“羁”用为专名，是殷商王朝设置于干道边的旅舍。许进雄先生释羁“可能是驿站一类之特别设置”[42]，意亦近似。惟羁站非专供驿传之需，主要为官方旅舍。

羁与“”一样，也是按数目顺序编次：

贞至羁。（《合集》28163）

至二羁。（《合集》28160）

弜至三羁。（《合集》26157）

贞四羁。佑。（《合集》28158）

在五羁。（《合集》28153）

羁舍共设五站，首站与路守兵站“”一样，省却一字，乃当时语言使用习惯。如他辞云：“犬，此雨。二犬，此雨。三犬，此雨。”（《合集》31191），一犬也省称犬。一羁至五羁，应是顺道路编次的。据甲骨文云：

贞羁……五羁□……王受又。（《合集》28156）

羁站间的联系（《合集》28156）

辞有残缺，大意可知，一羁至五羁，自此及彼，由近而远，揭示出羁与羁之间的路程远近关系。各羁舍间应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逸周书·大聚解》谓周观殷政，“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周礼·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诗·小雅·六月》“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毛传：“师日行三十里。”《管子·大匡》云：“三十里置遽委马。”后一说是指节级递送的驿传之制，在殷商尚未形成这种倒换车马和传者的驿传法，消息一般是由专人一送到底。以当时条件论，“二十里有舍”、“三十里有宿”，可能过密，羁与羁间似大体保持在50里距离，则第五羁已距王都250里左右之遥了，由此可知殷商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方圆半径约为300里范围。在此范围内的过行食宿寄止，可由王朝专设的羁舍提供便利，过此范围，力量不抵，大概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承担。甲骨文有云：

（1）……食众人于泞。（《合集》31990）

（2）丁卯，王其寻，其宿。（《粹》1199）

（3）庚申卜，翌日辛，王其囚，亡尤。（《屯南》2636）

（1）辞谓众人就食于泞地。（2）辞为族氏地名，西周初有“”尊（《三代》11·18·7），可以为证；指障塞；谓商王出行巡视，再宿于族的障塞。（3）辞字，像一人在室中食肉状，有寄止食宿之义；大抵是言商王在路途中食宿于族邦邻地。

概言之，在殷商王都周围直接控制区约略三百里方圆半径范围内的干道上，官方专设有过行食宿的“羁”舍，其他各地或出此范围的远地，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提供过往食宿之便。

（三）驿传之制

殷商王朝与外地的消息往来传报，已逐渐建立起驿传之制。当时的驿传，不似后世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一送抵的。吕思勉先生曾云：“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43]甲骨文所见外地消息传报朝中，都直接得之某地来者，不必靠二传三传乃至多传，如：

郑来告。（《天理》159）

三日乙酉有来自东画。（《合集》6665）

缶其来见王。（《殷缀》301）

先伯来告。（《乙》192）

贞其有来艰自沚。（《合集》5532）

犬来告有鹿，王往逐。（《屯南》997）

各方消息和来人均是直诣朝中，毋须周折。同样，王朝的使命也是委派重臣使者直送各地，如：

往西，多尹以王伐。（《丙编》76）

王使人于沚，若。（《合集》5530乙）

贞王使人于，若。王占曰：吉若。（《合集》376）

呼雀往于。（《丙编》56反）

贞使人于长。（《合集》5524）

贞使人于新。（《合集》5528）

贞使人于我。（《合集》5526）

贞使人于岳。（《合集》5520）

使人于望。（《合集》5535）

贞使人于禽。（《合集》5534）

贞使人于臿。（《合集》5536）

贞使人于鸟。（《合集》5529）

贞使人于。（《合集》5532）

贞使人往于唐。（《合集》5544）

使人于眉。（《合集》7693）

贞使人于吴。（《合集》14474正）

使人于（《合集》5536）

沚、、、长、新、我、岳、望、禽、、鸟、、唐、眉、吴等，皆使者出使方国族落地名。[44]多尹、雀均为朝中重臣，身负商王的军政命令，出使西土各地，看不出有什么多级传递的痕象。

由于消息传报和使者往来，体现了王朝对下属各地的统治或对周边地区羁縻的具体实施，因此逐渐形成了最初形式的驿传之制，甲骨文称之为“”[45]，写作、，也写作、、。其辞云：

贞弜共右示飨葬，来归。（《合集》296）

壬戌卜，，贞亚旋其陟，入。

壬戌卜，，贞其迟入。（《甲》3913）

癸卯卜，，贞乎弘往比于。

癸卯卜，，贞勿乎弘往于比。（《合集》667正）

己未贞，王令……于西土，亡。（《屯南》1049）

己卯贞，来羌，其用于父丁。（《英藏》2411，《屯南》725同卜）

“来归”、“入”的“”，用作动词，有迅速之意。[46]“令”之“”，用为人名，则指专门负责出入驿传者，以职相称。“乎弘往比于”，是呼命弘前往地比合。“来羌”可能指某方者送致羌奴。凡此可见当时王朝抑或地方臣属与国，均有者之设，专职驿传之事。传地域所及范围广大，有一片祖庚祖甲时甲骨卜辞云：

己亥卜，中，贞令。丁亥……（《合集》23674）

48天后丁亥使命传到（《合集》23674）

是黄昏掌灯时分。己亥日黄昏下达使命，直到丁亥日传到，前后隔了48天。若按《管子·大匡》说的“三十里置遽委马”计，单程约有1400里以上，离王都遥远之极；若算往返里程，也在700里开外了。

者在商统治中心区的百里之内传命，可能是利用王朝在干道上专为贵族人员过行寄止而设的“羁”舍食宿，但到了远方，食宿就成问题了。有的地方榛莽未辟，人烟绝少，有的地方，虽有土著族邦，者却因身负重命，怕消息走漏，或安全上的原因，也不得不绕道而行。因此殷商王朝或在一些必要路段设立站，供者食宿，如甲骨文云：

丁未卜，食有在。（《殷缀》57）

己亥贞，王在兹。（《屯南》2845）

上两辞的均作站讲。一辞谓在站就食。另一辞记商王在设于地的站。他辞有云：

癸卯贞，旬亡忧。在旬。（《合集》33145）

旬的旬似通徇，有巡视之义。商王外出巡视，曾多次来地，可见这个站的重要性。站的性质不同于路守兵站“”，也不同于一般的过行寄止的“羁”舍，与地方族落与国所设守所“”亦有异，是王朝专为驿传而设，它加强了殷商统治者与各方间消息使命的往来之迅速传送，又多少解决了者过往途中的食宿和安全等具体问题。站所在，大概不一定位处干道，也不一定限于中心统治区，远距王都的要冲似亦设之。

要而述之，商代的交通地理观念主要表现为“四方观”，是基于王朝自中心王都向四外平面辐射扩张势力的现实背景，与夏代致力于自西向东横向发展而产生的所谓“四海观”不同。至殷商时期已形成了王都通向周围地区的交通网络，其道路交通制度的确立，正完全适应了这一时代特征，有三大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在交通干道的必要路冲，择山丘或自然高地，规立路守据点“”，以保障王朝道路的安全畅通。“”按数目顺序编次，自近而远共立四站，其间保持一定距离，控制路段大致在王都周围半径二三百里开外的范围。出此范围，各地族落与国有设立守所“”以保障王朝远方交通畅通的义务。

（二）在王朝二三百里方圆的中心统治区内，专设供贵族阶级人员过行食宿的“羁”舍。以王都为交通中枢，“羁”舍设在通往四方的干道上，也是按数顺序编次，由近而远共立五站。五站之外，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提供过往食宿之便。

（三）建立消息传报的“”传之制，但尚未形成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送抵。“”传地域所涉范围广大，远逾“”和“羁”舍可控路段。为安全和者食宿之便，另有“”站之设。者身份，既有直属殷商王朝者，又有属之地方族落与国者。

第四节 交通方式和工具

一 徒步外行

《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舟车。”在史前悠久漫长的岁月，人们的远行外出，是靠徒步行走。进入夏商时代，绝大多数人仍旧如此，谈不上会有什么交通工具可免除出行劳累之苦。甲骨文有遴字作“”（《合集》31030），像一人蹭踱行走在四通衢道之间，特别突出了人的足部，示意徒步行走之状。金文走字或作（《三代》14·22·1），以足替代人形，也形象地勾勒了徒步行于道中之状。甲骨文从足止的字多达260个以上；从行之字132个，其中与足止相系者有47个[47]，约占35.61％；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靠徒步出行。

古代的道路，远非后世畅通易行。《孟子·尽心下》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草棘蕃茂，群兽蛇虫出没其间，是道路交通中的一大障碍，因此人们往往手持木棒出行。金文中有字（《三代》11·18·8），是持棒行走状。甲骨文出发的发写作（《铁》226·1），或作（《合集》34095），也是持棒而行之意。持棒探路，可以辟草，可以投击蛇兽，可以御盗劫，起了手杖的作用，是人们最简单最倚重的古老交通护身工具，因此唐代颜师古说：“杖谓倚任也。”[48]传说有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弃其杖。[49]《淮南子·诠言》谓夏代“羿死于桃”，高诱注：“，大杖，以桃木为之。”后世用桃驱邪，实由手杖投击蛇兽演化而来。

但纵然有棒类手杖的简单交通护身工具，远行外出毕竟相当艰险，当时能够外行者，大概被视为有本事的人，甲骨文中不少族长名，写法都为人持手杖，如（《佚》443）、（《铁》146·2）、（《乙》8896）、（《前》2·2·6）、（《前》7·19·2），等等，因此持棒类手杖成为有身份地位者的表征，《礼记·曲礼上》说，“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包含有这层意思。

木棒手杖也可用戈类的长兵器替代，甲骨文荷字作，就像一人荷戈之状；另有（《合集》6948），即寓持戈步行于道中之意。《诗·大雅·公刘》云：“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也是讲持带长兵武器远行。这比简单的木棒手杖当然强多了。

古代人的外行，除了凭藉木棒手杖或长兵器的早期交通工具外，随身往往还携带一些简单的旅途用品。《公刘》云：“乃裹糇粮，于橐于囊。”甲骨文云：

甲子卜，出，贞有以于师归。（《合集》23705）

甲子卜，出，贞有以于寝归。（《英藏》1996）

贞令途启于并。（《合集》6055）

……迄自七……（《零拾》133）

……小臣…………（《合集》32978）

辞中的几个异字即橐囊之属，、像两头捆束状，像一头缚紧状，像大囊中又盛放小橐状。《说文》以橐、囊互训。《左传》宣公二年云：“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旧说有“无底曰囊，有底曰橐”或“有底曰囊，无底曰橐”，以及大囊小橐或小囊大橐之辨[50]，但殷商人似无此严格区分，所谓无底当指两头捆束的口袋，有底当指一头缚起的口袋。字本意正像人携带橐囊行走。

徒步远行携带橐囊的方式，最早有以额部负物者。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一成年女性，头骨额部有一道延及两耳际的浅槽，据说即是生前经常以额负物所致。[51]商代人似也有这种负物方式，甲骨文系字作（《前》2·19·1），殆其形写照。又有头顶负物行者，竞字金文作（《三代》12·46·8），甲骨文作（《甲》916），为头顶一器形。甲骨文又有（《甲》2903），是手提行囊形。金文还有一字作（《续殷》下31），甲骨文写作（《合集》39456）、（《合集》35225），则为背驮橐囊出行形。

总之，徒步是最原始最流行的交通方式，古人每以棒类手杖或长兵器为徒步中的交通护身工具，远行时携带的行囊，有额负、头顶、手提、背驮等，不拘一式，要以随时取其便当省力而已。

二 过河和用舟

（一）过河方式与桥梁、渡津之设

夏商时代交通网络拓展到广阔地域，如何穿越河流水道也就显得甚为要紧，公共桥梁的架设当已出现。最早的桥称为梁。《说文》云：“梁，水桥也”，段注：“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诗·大雅·大明》记述周方伯姬昌“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与商国通婚，在渭河上架设舟梁迎亲。《初学记》卷七云：“凡桥有木梁、石梁、舟梁——谓浮桥，即《诗》所谓‘造舟为梁’者也。”在桥梁发展中，早初多半是梁桥，首先是木梁，因为木梁的架设总比石梁轻便，从自然倒下的树木而形成的梁桥，到有意识地推倒，砍伐树木架作桥梁，不需要多少过程，早在史前时期已有了。[52]

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及西门桥墩位置（据《文物》99-7）

据考古发掘资料，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址，形制椭圆形，外环城壕，宽约4-7米，深3-4.5米，西门外城壕两侧各有一个鼓出的直径约3米的半圆形生土台，当做桥墩之用，其间沟宽仅2米，可架设便捷通行的木梁或吊桥。[53]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古城宫室区北出入口接壕沟处也发现夯土桥墩设施，桥墩在沟北，共两个，东西排列，间距0.65米，桥墩边长0.3米，高0.5米，与沟南凹形豁口相对，沟宽1米左右，上搭小木桥板通行。[54]

湖北黄陂商代前期盘龙城，形制近方形，南垣外中段城壕宽约11.6米，深约3.9米，在壕沟南北坡岸两侧及壕沟底发现有桥桩的柱洞遗存，洞内留有残木桩，尖锥直插至生土层；其中北岸柱洞八个，排列呈门字形凸出朝向河中，柱穴直径15厘米；壕沟底柱洞七个，排列在北岸桥桩之南；南岸坡缘相对处有一半圆形浅坑，坑内也有一个柱洞；柱穴直径10-25厘米。南垣外东段城壕宽约6.8米，深约2.1米，也发现桥桩的柱洞，北岸坡柱洞20个，南岸柱洞四个，呈东西排列，柱穴直径10-20厘米，间距0.7-1.60米，还发现大量塌入河底的桥梁木板遗存。[55]从桥桩分布均是靠城垣内侧多而密看，恐怕属于结构较为坚实的跨水式木梁或吊桥。

安阳殷墟洹南小屯宫室区，通过人工挖掘西、南两条深壕，与东面、北面的洹水弯道相通，构成长方形封闭性防御屏障，壕沟最宽处达21米，窄处宽7米，深3-10米左右。在西壕沟一处的东西两侧，发现一组对称的夯土台基式桥墩，两墩间距7.2米，墩基深及水面以下，用五花土或灰土夯筑，质地极其坚硬。壕沟东侧一墩平面呈形，东西长6.22米，南北宽7.2米；西侧一墩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20米，南北宽3.30米。[56]此皆为架设桥梁供出入通行的设施。从殷墟发现的桥墩形制看，恐已非郑州西山城壕上简单的架设拆除均很便捷的跨水式木梁或吊桥，而是结构比较复杂的坚实桥梁。

架设桥梁与筑路一样，属于上古国家的实政之一。《国语·周语中》引《夏令》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这为后世国家所继承。在周代称为“先王之教”，同书云，“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韦注：“《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礼记·明堂位》谓：“季秋除道致梁。”《左传》庄公四年载楚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除道梁”。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木牍文云：“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57]可见开道与架桥并重，由来已久，是古代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公共义务，从中也透露了统治者对于发展国家交通网络的重视。

夏商时期水陆交通并举，陆道与水道相交处，除了架设梁桥得过外，遇到浅水河道，或可持杖探其深浅得涉。甲骨文有地名（《前》2·4·4）、《续》3·30·5），像人持杖涉水，大概其地水道浅，人可倚杖得涉，因以为名。另有在浅河道中置石块，人可履石渡之。甲骨文有云：

贞人于奠。（《英藏》547正）

于省吾先生释为的初文，是履石渡水之形。[58]甲骨文又有云：

贞涉。（《天理》219）

王其涉东兆，田三录。（《屯南》2116）

令子商先涉羌于河。（《合集》536）

此等涉大概均与徒步涉水相关。但倘若水深没顶，又无梁桥，就得另缘他法。甲骨文云：

归用祖丁必。

母祖丁必。

万用祖丁必。（《美》488，《瑞典》附9）

这是讲归、母、三人分别以三种祭祀行事祀祖丁神主。第一种祭礼，字像双手握尖状器凿地之形，可能为埋玉之祭。第二种祭礼，字像一人手足舒浮于水流中，或即后世的初字。《说文》：“，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子亦人形，与此字意同。《淮南子·说林训》云：“舟覆乃见善”，旧注谓为浮水而游。《列子·黄帝篇》载仲尼答颜回问，有云：“能游者可教也。”古代礼俗有浮水活动，《诗·小雅·菁菁者莪》云：“泛泛杨舟，载沉载浮。”颇类后世的弄舟玩水，场面当然可观，恐怕与早期的浮水泳游之礼是有渊源关系的。第三种是让其人舞万舞。祭、水与万舞，三者对举，性质相属，分别卜问是否以祭、浮水或举行万舞纪念祖丁。他辞又有：

用祖丁必。（《合集》30353）

疑与上揭乃同类字，或即的初形。《说文》云：“，没也，从水从人。”字从水从手，意义相合。没是潜泳，《庄子·达生》云：“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注云：“没人，谓能鹜没于水底。”字像手在水中划动，似为潜泳之意。此辞与上揭辞中对应，一为浮游，一为潜泳，皆为致祭祖丁的祭礼行事。然则从甲骨文、两字的推定，当时人应有游水过河之举。

在殷商时期，若干要道与河道交凑处，似已专设渡津，供贵族阶级成员过往之便。《尚书·说命上》记武丁之言云：“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孔传：“渡大水待舟楫。”《尚书书序》云：“若津水，用女作舟。”《尚书·微子》云：“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说文》：“津，水渡也。”一说：“都道所凑为津。”[59]甲骨文有地名字作（《合集》21635），像水陆道交凑形，疑即津字之初形，大概其地是渡津口岸，因以为名。《泰誓》：“大会于孟津。”孟津也属这类渡津口。渡津口岸是设舟摆渡口，据甲骨文云：

丁未卜，贞亚勿往茧，在兹祭。

贞勿呼涉河。

贞勿呼伐，舟橐用。（《安明》689）

三辞同卜一事。“舟橐用”，是讲用舟载渡橐囊包裹过河，也可能谓临时以气橐代舟渡河。祭，地名，当为设舟摆渡口岸。辞谓亚这个人要在祭的渡口过河往茧地，从事某项军事使命，用舟载渡行李包裹或用何种方法渡河。在殷商时期当有皮橐充气的渡河交通工具。甲骨文有云：

乙亥卜、贞立二史，有□橐舟。（《合集》5507）

洀鬯三，橐用。（《合集》31137）

橐舟并举，橐或亦为浮水之具。我国西南地区纳西族和普米族土人，有拴皮囊渡河之法，取整畜掏其骨肉，扎紧缺口，里面鼓气，过河时系在人腹，借其浮力。[60]由橐字作看，商代的浮具似亦用兽皮为之，两端扎紧，靠里面的空气增大浮力。者盘渡之意。橐可渡人，也能渡物，如鬯酒之类，由上辞“鬯”或以知之。

《诗·邶·谷风》有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看来，古人涉水渡河，方式方法不拘，或借助方桴、舟船、皮橐，或游泳过去，或徒步沚涉，大抵取决于水道深浅宽窄和水势缓急诸具体因素。但备舟而设摆渡津口，则恐怕是专为统治阶级成员服务的。

（二）用舟制度

远行外出，大大开拓了人们的交通地理视野，久之，人们相继发明了许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史记·河渠书》引《夏书》云：“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梮）。”《夏本纪》：“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是对古代几种主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总结。《尚书正义》卷五释云：“徐广曰：桥一作；，直辕车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汉书·沟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则梮。毳行如箕行泥上。如淳云：毳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为毳者，患涂之泥也。应邵云：梮或作樏，为人所牵引也。”人们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上的有所作为，乃创造出车、舟、橇、等利于不同地貌的交通工具。

至于舟船，不啻为短距离的渡河工具，用于长程的水道航行当早已有之。《列子·汤问》云：“水舟陆车，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舟楫的发明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传说舟楫的发明者为黄帝[61]、黄帝臣共鼓或货狄[62]、尧工官巧垂[63]、帝俊时人番禹[64]，等等，未必属实，但《淮南子·氾论训》说的“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说山训》说的“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是符合舟船始起史的。“窬木”指木头中间挖空的独木舟，“方版”则指木板船，两类不同船型的出现，揭示了早先木作造船技术提高的前后历程。

《易·系辞下》说：“剖木为舟，刻木为楫。”结构简单的剖木挖制成的独木舟，是木作造船技术的初始形态。目前所见最早的独木舟，出土于浙江跨湖桥一处造舟的木作工场遗址，距今约7500-8000年，船体残长约5.6米，船身宽0.52米，船底弧收，船头上翘而宽约0.29米，吃水甚浅，是一艘借助火焦法把一段原木挖凿成的原始独木舟。[65]胶东荣成县毛子沟出土的商周之际的独木舟，舟长3.9米，舟身平面近长方形，底纵剖面呈弧形，也是用一段原木刻成，有三舱，舟前翘后重，舱壁外鼓，设计结构合理，已脱离了独木舟的最原始形态。[66]楫是船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前的木楫，是目前出土最早的楫，残长63厘米，用一根整木刻出柄和桨叶，翼宽12.2厘米，做工细致，还刻有线型图案。[67]此外钱山漾遗址也发现过一支5000年前的楫，用青冈木制成，柄长86厘米，翼长96.5、宽19厘米。[68]这是沿海地区古代居民从事近海或江湖交通的考古出土实物。

夏商时代在民间，笨重的独木舟犹是主要的水行交通工具。但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论语·宪问》云：“荡舟。”《皋陶谟》云：“无若丹朱傲，……罔水行舟。”闻一多先生指出，浇、、丹朱傲系同一人，其事即《天问》所云：“释舟陵行，何以迁之；……覆舟斟，何道取之。”[69]当时能动用舟船交战，恐怕已不是容积和载重量过小的独木舟了。《帝王世纪》载夏桀“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70]。夏代贵族统治阶级乘坐的舟，有可能已是建造技术较高、船体较坚固、形制较大较精细的木板船。

史传中夏代的“释舟陵行”、“罔水行舟”或“同舟浮海”等，显然属之远距离的水上航行。商代远距离的河道交通也已开启。甲骨文有：

方其于东。（《合集》20619）

河，亡若。（《合集》20611）

、，旧释荡，为一人于河上操舟楫状。河上操舟，舟行东向，方位有之，又虑及水上安全，是否顺利，则航行水程不会很短。别辞有言：

用洀于之若，尃方。（《合集》27996）

方为殷东南敌国。，日本贝茂树先生谓可能是流的初字。[71]《诗·邶·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此言盘舟顺流而下，直趋方领地。甲骨文有一字作（《合集》11477），像群舟泛于中流。用于军事行动的舟群，恐怕数量不在少数，由此知商王朝似已有舟兵水师之建制。江河东注，长途水道行舟正可借力。

甲骨文中言“王舟”之辞，自武丁到文丁各代均见，如二期有两辞云：

□丑卜，行，贞王其舟于，亡灾。在八月。（《合集》24608）

乙亥卜，行，贞王其舟于河，亡灾。（《合集》24609）

、同字异写，即寻字，寻舟谓再次动用舟。一说舟是帅舟，读如率舟，谓舟在河中顺流而行。[72]亦备一说。倘若是逆流溯行，水流阻力，行舟就很困难。甲骨文有字（《合集》32778），像一人推舟状。又有云：

弜舟。（《合集》33691）

泛舟与推舟（《合集》11477、33691）

字也像以双手在河流中推舟，此等推舟，当在水缓或逆流而水又不深的情况下为之。

水上航行，非比一般，造舟不易，常人难以有之，航途又难测，每受自然界各种因素制约，故商王朝已确立了一些用舟制度。

商王有专用之舟，如：

己巳卜，争，贞乍王舟。（《合集》13758）

这是专为商王建造王舟的占卜。他辞有：

王其省舟。（《怀》1456）

记商王省察其用舟。辞称“王舟”，归属明确，非王莫乘，则朝内当还造有其他等级的用舟，唯规格质量上似不会超过王舟。甲骨文云：

于多君……舟。（《怀》348）

翌甲，其乎多臣舟。（《花东》183）

可见朝内贵显多君多臣也各有其用舟。另外，从上述甲骨文记动用舟远征下游东部敌国尃方看，晚商王朝似已设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军事船队。

晚商王朝的舟群，一般由商王直接掌握，并委派官员负责管理或建造，如：

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一（《合集》32852）

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二（《合集》32850+34355；《蔡缀》130）

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三（《合集》32851）

三骨同卜一事。禽，人名，晚商王朝的军事将领。记商王命令禽管理奠一类人设舟或建造舟。舟在不用时，则系于商都附近的河边，如：

癸丑卜，，贞今春商縠舟，由。（《合集》6073）

舟是指用缆绳系舟。凡解缆用舟，有时也得先行占卜，如：

癸巳卜，复析舟。（《合集》33690）

弜比析舟。（《合集》32555）

析舟即解缆放舟。[73]然析舟乃属朝廷大事，下臣不得私自行之，必须得到商王的命令方可。如：

大事析舟。

小事析舟。

吴令析舟。

介令。

戈令。（《合集》32834）

大事、小事，殆军国之事。吴、介、戈均为商王臣僚武官。“某令”是“令某”的宾语前置。可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方能解缆动用舟，以及选令哪位军事臣僚去责成此事，都经过了商王事先的反复斟酌考虑，有王命下达方能析舟。

在通常情况下，用舟要先期占卜准备。如：

甲戌卜，争，贞来辛巳其旬洀。（《合集》11477）

旬读若徇，巡游省察之意。旬指乘舟巡行盘游。[74]甲戌日占卜，问来日辛巳王用舟巡游，足足提前了8天时间进行预卜。有时还反复卜问哪一天可以登舟出航，如：

王出舟。

癸出舟。

［甲］出舟。（《屯南》4547）

水上航行，气象变化十分要紧，故有再三占卜者，如：

庚寅卜，王洀，辛卯旸日。（《合集》20272）

辛未卜，今日王洀，不风。（《合集》20）

其雨。

其出舟，今日癸，亡。吉

翌乙，亡。吉（《英藏》2322）

旸日是晴天出太阳。可见晴、有风无风、有雨无雨的气候条件，均是决定哪天出舟行成的重要考虑参数，这是王朝出于水上航行安全的实际顾虑。

当时，重要场合的出舟游航，似乎还要举行一番仪式，如：

癸卯卜，，贞弜祀，左 洀。

癸卯卜，，贞弜祀祝。

癸卯卜，，贞其祝。

乙舟。

丁舟。（《合集》30757）

，今之邕字。《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籀文作，与此形近意合。邕一作壅。《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川壅为泽。”壅又有曲隈之意。[75]左，可能是殷墟王邑宫室区一带洹水曲隈之泊舟处或王家池苑所在，或许又是舟兵泊驻地。由其命名看，这类泊舟池苑当不止一处，可能还有同类建制的“右邕”或“中邕”。殷墟小屯宫室区西侧近年发现了深达12米的大面积池邕。[76]上揭卜辞一事多贞，反复贞问动用左邕之舟的祀祝仪式，以及决定在乙日还是丁日游舟。唯当时游舟时举行祀祝仪式的隆重场面，今已难知周详了。

综上所述，商代除有在干道与河道交凑处立渡津设舟以供贵族成员过往摆渡外，王朝内亦备有相当数量的舟，有商王专用的“王舟”，有权贵要臣使用的舟，还有用于军事的战舟群，由此产生了相关的用舟管理制度。凡直属王朝的舟，由商王委派臣僚武官负责管理，舟有“左邕”之类的专泊地，大抵在殷墟王邑一带的洹曲之滨或王家池苑，解缆用舟须经占卜和商王命可，出舟日期也得事先卜选择定，一般以气候是否利于航行为准，启用时又有相关的仪式。不言而喻，舟是商代贵族统治阶层专享的贵重水上交通盘游工具，或还有用于军事目的的舟群。

河南安阳殷墟王邑泊舟处“左邕”举行用舟祀祝仪式（《合集》30757）

三 车之用

（一）王邑内权贵的马车

陆行乘车，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七个攻木工种是轮、舆（内附辀）、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括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辀）、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77]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国语·晋语四》云：“车上水下必伯”，韦昭注：“车动而上，威也；水动而下，顺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伯者，霸也。由于车的贵重，因此成了古代统治阶层用来表示显赫权势的象征品。《墨子·辞过》说的“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淮南子·论训》说的“作为之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就上古社会而言，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一般人的外行远出，是靠徒步，谈不上有车可乘，只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才有条件享受乘车之便，“致远而不劳”。

吕思勉说：“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78]车的产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传说“黄帝有熊氏始见转逢而制车”[79]，“禹作舟车”[80]，大抵皆出于后人附会托古。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81]，看来有一定的史影依据。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车正为史传夏代主管车政之官。《古史考异》说：“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82]《新语·道基》说：“（禹时）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管子·形势解》云：“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由此看来，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文献中有夏代贵族统治者用车外出的说法。《说苑·君道》云：“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谓夏桀“以人架车”[83]。《后汉书·井丹传》有云：“桀乘人车。”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史传夏商时期车已用于战争行动。《尚书·甘誓》记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孔氏传：左，车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职）；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车右，勇力之士执戈矛以退敌）；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马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申令战车上左、右、御三乘各司其职，否则将受到杀戮于社的严惩。《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辆），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逐）下（夏）众，人（入）之（郊）遂。”《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帝王世纪》谓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84]。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说法愈晚出，数量愈大，难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说的“车九两（辆）”更质实些，近乎夏商之际的社会实态。殷商时期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尚未达到每队超过数十上百辆以上的。甲骨文中车群的最高数是“六车”（《合集》11452）。帝乙时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领美，俘虏24人，馘首1570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犹不过是“二两（辆）”（《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无庸言夏代及商初了。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慑敌的效果。因此与其把当时的战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展示军事力量，加强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

小屯车马坑M20乙种车复原图（参见《史语所集刊》40下，石璋如）

甲骨文车群“六车”（《合集》11452）

河南洛阳皂角树夏代遗址出土陶文“车”

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出土陶文“车”

河南郑州商城出土两块浇铸青铜车轴头陶范

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车的地下出土文字材料，是河南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三期陶文“车”字，年代约相当于夏代晚期[85]，与后述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出土陶文“”及甲骨文车字写法接近。考古发掘车的最早实证，是2003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南侧大道发掘发现的两道平行车辙，长5米多，轨距约1米，属二里头文化二期[86]，可能为一种人力推拉双轮车碾痕。而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城内东北隅也发现两道平行车辙，长14米，轨距约为1.2米，车辙之间及车辙两侧路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大约是驾这种双轮车的牲畜踩踏蹄印。[87]偃师商城还出土过一件青铜軎。[88]此外，郑州商城北部紫荆山铸铜遗址出土过两块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属二里冈上层一期。[89]

河南偃师商城发现车辙（据《考古》98-6）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车辙（据《考古学报》92-1）

迄今所见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50余辆，举例如下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这些车普遍以马为引挽动力，全是一车二马，均属之王邑高级权贵的陪葬品或祭祀品。其中出自王陵区者有七辆，占总数17.1％；出自小屯C区乙七基址南有六辆，占14.6％；其余28辆大体出自一些贵族墓地，而且往往两两成组。后冈的一辆出于一座两墓道大墓，孝民屯和白家庄的几辆属之近处几座甲字型中等墓或直接出自墓道中，郭家庄的四辆，两两成组，东西并列，是附近两座贵族大墓的陪葬品。1992年刘家庄发现的五辆，其中两辆，出自M988一座四墓道大墓的南墓道两旁，该墓内殉葬十人，填土中埋了26个人头骨，可见墓主生前权势之盛。2004年大司空村发现四座车马坑的四辆车，表中未列，也分属两座大墓。[90]表中梅园庄的四辆，当与郭家庄的情况类似，但其中M40同坑二车与M41东西并列三车成组，实属特例，不多见。2005年殷墟西部安钢厂区又发现车马坑3座，共出土7辆车，皆为一车二马[91]，上表未列入。其中一座大型车马坑内埋车马5辆，呈南北一线排开，车头向东，自南而北的M1、M2、M3，都有一人殉葬，各车配备武器有青铜短剑、戈、矛、箭镞、箭函等，显示出护卫队列车的表象，而列北的M4、M5两辆，装饰豪华，马具精致，又分别殉葬二人，一人在车前，一人在车侧，这两车当属主车。“两车制”可能揭示了晚商的车服制。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有云：“壬辰卜，子乎射，弹、复取右车，若。癸巳卜，子大令，乎从弹取右车，若。”（《花东》416），这位子即备有左右两车，弹、复是御夫和车上卫士。别辞云：

癸巳卜，，贞旬亡忧。王占曰：乃兹亦（有）求（咎），若偁。甲午，王逐兕，小臣叶车马硪王车，子央亦（坠）。（《合集》10405）

贵族左、右两车制（《花东》416）

言小臣叶的马车磕撞了王车，子央亦从车上坠落下来。可知商代王和其他高级贵显人物均拥有马车，车马葬正再现了当时等级制的贵族物质礼遇生活。有学者认为，王陵区的车群，其祭祀对象非殷先公先王莫属，其他类的车主，应是王室成员如王的配偶或嫡亲执政者，至少也是商代官吏中的臣正、武官和史官中的首领人物。[92]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应指出者，半数以上的车马坑中，有陪葬人一至三人不等。据《周礼·夏官》记述，上古马车的配备人员，有“大仆”之职，“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有“戎右”之职，“掌戎车之兵革”；还有称作“趣马”的养马官。则这些陪葬人，生前身份可能是仆驭御夫、卫士或养马者等等。

王邑所见权贵的马车，其结构主要包括了轮毂、轴、辕、衡、轭、箱舆等几大构件，其制造工艺和装配结构，确实代表了当时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93]杨宝成先生曾对殷墟出土14辆车的构造尺寸作了分析统计，其轨距约在2.17-2.4米之间，轴长在2.7-3.1米上下，轮径约在1.2-1.5米之间，轮辐16-26根，辀（辕）长2.5-2.9米。作为荷载部分的箱舆，有大小之分，大型者广1.2-1.7米，进深最大的达1.5米；小型箱舆一般广1米左右，进深0.7米上下。[94]有学者指出，大型箱舆能容乘员三人，小型箱舆只能容二人，因箱舆周围有栏杆，车后留缺口，故乘员是从车后上下，贵族乘车时可踏石几以登。[95]《周礼·夏官·隶仆》有云：“王行，洗乘石”，郑司农注：“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又《仪礼·士昏礼》云：“妇乘以几”；孙诒让云：“凡登车，贵者乘以石，其次以几。”从考古发现看，马车的箱舆栏杆仅高0.45米以下，立乘不足以凭栏，推想当时采用的是跪坐姿势，屈膝跪式，对于进深为0.7×1米的横长方形箱舆容积是富富有余的，乘员可手倚栏杆，以获得舒适效果。驾车时，大概也如文献所说，仆御居左，乘者坐右。若是乘三人者，大概尊者居右，仆御在中，陪乘者在左，概以右为上。

为了显示权贵乘车出行的威风，当时连马鞭都做得十分考究，有金、玉、铜、木、竹制者。小屯宗庙宫室区的车马坑内，曾发现三根用长条形玉管制成的马鞭柄，石璋如先生以为即《礼记·曲礼上》说的“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之策，孔疏：“策，马杖也。”[96]殷墟车马坑中还屡屡发现一种青铜策，管状中空，两端略粗，近上端三分之一处有半钮，可系绳，如殷墟西区出土的一根铜策，长24厘米。[97]殷墟梅园庄一号车马坑的右服马后侧，又出土过一种木质马策，圆杆形，直径3厘米、长60厘米。[98]此外，殷墟小屯164号马坑还曾出土过一根竹木策及一件月牙形玉石马衔，策复原后长57.5厘米，外包金叶，两头安玉石饰，端部尖，侧有倒钩，形似戟。[99]殆《淮南子·修务训》所谓“良马不待策而行”。《淮南子·道应训》云：“倒杖策，上贯颐”，许慎注：“策，马锤，端有针以刺马，谓之。”知马策主要用来捶马、刺马，以促马行进。

小臣叶的马车磕撞王车（《合集》10405）

殷商王朝的马车，主要用于贵族统治者的出行游乐、狩猎或对外战争，为政权利益直接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亦仅限于少数人范围。高级贵显乘车出行，“追琢其章，金玉其相”[100]，权势赫赫，可谓荣极一时。殷墟小屯宫室区西，曾探出一条残长90多米的道路，用碎陶片和砾石铺成，路宽2.30-5.20米，若按晚商马车轴长在2.7-3.1米计，相当一车行驶的单车道。[101]洹北商城外发现宽达8.35米左右的双车道。

河南安阳殷墟M52车马坑平面图（据《考古》88-10）

晚商车行所抵地域，相当遥远，与当时王邑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的开启，是相呼应的。武丁时有一片甲骨文云：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王占曰：丁巳我弗其，于来甲子。旬有一日癸亥，车弗，之夕甲子允。（《合集》6834）

记出动战车征伐国，从癸丑日占卜的当天起，至11天后的癸亥至甲子日黎明之交战车攻抵国。国位于晋南河曲一带，[102]距殷都直线距离约有700多里之遥，估计当时马车一天的进军行程，平均约为60多里。《墨子·节用》谓“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指出了马车在远行交通上的优势。

（二）商代各地马车的考古发现

马车除见诸王邑内高级权贵的礼仪生活场合外，各地的族落方国贵显人物，一般也拥有马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诗·商颂·那》云：“约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记四方诸侯乘坐豪华的马车，到商王邑来献享。《礼》书中有称诸侯乘墨车、建龙旗，入天子之门助祭。《诗·商颂·玄鸟》亦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是承。”郑注：“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入者。”孔疏：“举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时至也。”说明商王邑是当时政治和交通中枢所在，时有各地的贵显人物，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出入往来。

商代各地族落方国贵显阶级的马车，在考古发掘中每有发现。1979-1980年河南罗山蟒张后李发现商代息国墓地，在一座高级权贵墓内，出土一件铜车饰，形似伞盖，首部饰云雷纹、小圆涡和四足蝉纹，可能是车顶盖帽，十分少见。[103]看来，这种车属于出行交通工具，不像是战车。

1971-1972年安徽颍上赵集王拐村征集到一批这一带出土的晚商车辖、铜铃、弓形器等。[104]

1978年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发现一座商代“亚”的贵族墓葬，在出土的24件随葬品中，有车辖、铜铃、铜泡等车马器。[105]

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发现的商代贵族墓，出有驾车用的铜策两秉。[106]

1971年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一座商墓，在随葬的30件铜器中，有车辖、舆栏饰、车铃、马铃等车马器19件。[107]

山西灵石旌介村发现一处商代“”族贵族墓地，在1985年发掘的一座一椁三棺一夫两妻合葬墓内，有殉人一具，仅随葬铜器就达40余件，内有车马器。还出土一根铜策，长28.1厘米，细管状，上有半圆形纽管，上端饰牛首，下端饰兽首，管表有细线纹。[108]造型工艺比殷墟出土铜马策还要精美。1987年又在附近10米处发现车马坑一个，惜被盗，残存铜轭饰、铜泡等，推测坑内原有一车两马，殉葬三人。[109]

1986年山西武乡县上城村一座商墓，出有月牙形铜马衔（原简报称“弓状器”）一件，以及马策端部倒钩一件[110]，形制均与前述小屯164号马坑出土的月牙形玉石马衔及马鞭端部倒钩形制相类。

1998-2002年山西浮山县桥北多座殷商“先”族贵族墓被盗掘，2003年在劫余的大型墓M1、M18墓道内发现了车踵饰、轭饰、马饰、弓形器等一批铜车马器及殉葬的驭者。[111]

20世纪50年代陕西武功游凤镇曾出土商代铜器一批，及车马器21件。[112]

1975年陕西渭南县南堡村农民在平整村东坡地时，发现一座出有“莘邑”铜器的商代贵族墓葬，随葬铜器52件，玉器三件，骨蚌器40多件。其北10米处也有车马坑一个，惜被平掉。[113]

1983年陕西清涧县李家崖一座商代土石结构城址，出有车马器。[114]

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清理大小墓葬45座，有车马坑和马坑各一个，车为一车两马，马坑中人马犬同穴，唯所属主墓尚未找到。[115]

马策（1.大司空83M663出土 2.小屯M391出土 3.梅M1出土 4.旌介M1出土 5.小屯M164出土 6.武乡出土马策端部倒钩）

山东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屡有“亚”族氏标识的铜器出土，还曾发现过铜軎、辖、轭首、踵等车马器构件。[116]1965-1966年又发现两座二墓道大墓和两座中型墓，另发现车马坑一个，出土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117]

1983年寿光县城北“益都侯城”亦出有商末车马器。[118]

1957年山东长清县兴复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6件及车马器。[119]

山东滕州市前掌大村一处商代方国贵族墓地，自1981年以来经前后多次发掘，发现其平面布局以三座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开，东西两侧各横排两座甲字型大墓，这些大墓周围又错落着一些中小型墓葬。在1987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一个，另又在M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M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120]1994年秋第五次发掘中在M18大墓内发现随葬车一辆。1995年秋第七次发掘中清理车马坑三座；1998年第八次发掘中清理车马坑两座，均为一车二马，其中一坑的车厢下埋压一人，双手反缚。[121]

山东胶县西庵一处商周贵族墓地，曾出土过大型石磬和铜车马器等。1976年又发现车马坑一个，一车四马，年代似已属西周早期。[122]

以上17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一处，安徽一处，河北二处，山西四处，陕西四处，山东五处，以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地区和部分半干旱地区，为华北旱作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陆地乘车”这种古代交通工具得以在本地区高层权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外因。

除此之外，1979年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曾出土一个残陶豆，柄部刻有一个陶文“”字[123]，同于甲骨文车字写法。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苏皖交界处淮水流域的危方，缴获其“车二两”（《合集》36481）。陕西周原出土甲骨文中有“车乘”（H11：124，H11：35）、“卜曰：其衣车马，又习”（齐家112）。凡此，也均说明马车在当时各地族落方国上层贵族集团间流行程度，以及这种交通工具在上层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应注意者，上述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方国贵族墓地，马车构件既见于有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又见于紧挨其左右的有一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可见在方国内部，拥有马车者不只限于方国君主，还容或有君主配偶和重要臣属一类人物，大体与殷墟王邑内的情况相类似。

商代各地所见的马车，就其性质用途言，可分为乘车交通工具和战车两类，但大都均是一车二马的独辀车，而不是单马驾驶的双辕车。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土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知当时为了遮阳避雨，有的马车上已设有车盖，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前述殷墟93梅园庄一号车马坑，在舆口部位发现大片红漆，发掘者推测“是舆上部伞盖留下的痕迹”。文献中称车盖为笠，亦称簦。段注《说文》云：“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簦；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商代的车盖可能源出实际生活中的雨具及遮阳伞之类，有固定在车上或手执两式。《周礼》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道右”当“王下则以盖从”，孙诒让疏云：“盖即车盖，王乘车必建盖，阴以御雨，晴以蔽日。”另据《左传》宣公四年：“以贯笠毂”，杜注：“兵车无盖。”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由此推言，商代有车盖的马车，似用为乘车即路车，而非兵车或戎车。

陕西西安老牛坡出土的双马挽引独辀车，无兵器同出，也为乘车。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墟出土车制无大异。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只能容乘员二人。舆内周壁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124]，似乎显得更为豪华，标志着商代王邑与地方国族在车制上的某种等级或文化发展差异。

商代各地的族落方国，其少数统治集团成员服用车马已较为常见。《吕氏春秋·简选》称武王伐商，“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诗·大雅·大明》描述其事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考古发现的周初马车有以四马挽引，异于殷制。看来，某方掌握的制车工艺和驾车技术的高明程度，以及拥有车辆的数量，一方面直接为某方贵显统治阶层的权势所利用，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其一时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

（三）牛车和平民阶层的人推拉小车

古代又有用牛车服重致远的，史传商族先公“胲作服牛”（《世本·作篇》）。《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服牛即仆牛。《考工记》又称之为“牝服”。清人陈奂说：“牝即牛，服者，负之假借字，大车重载，故谓之牝服。”[125]《尚书·酒诰》称妹土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牵车牛载物品远行贾卖。可见商人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已懂得利用牛车作为运送物资进行交往交流的交通运输工具。

牛车在甲骨文中称为“牵”，写作，字像缚牛引縻意。[126]商代的畜力车，均属独辀车，非两畜以轭式系驾方可。甲骨文有云：

牛车一牵（《怀特》156）

……牵……二牛……（《怀特》156）

贞令又登左牛。（《合集》8943）

据上，知牛车也采用轭式双牛系驾。“登左牛”指征用系驾牛车的左边之牛，自然也应有“右牛”。1978年殷墟王陵区发现的M19祭祀坑，里面并排瘗埋牛架二具，头向南，尾向北，面相对，姿势规整，颈部各系一铜铃[127]，可为双牛挽车提供一佐证。

牛车的车速运行自然及不上轻灵的马车，因此在战争中，马车通常用作冲锋陷阵、兵戈交搏的戎车，《司马法·天子之义》云：“戎车，殷曰寅车，先急也。”但牛车的荷载能力却在马车之上，故牛车又称作大车。如西周中期偏晚《师同鼎铭》云：“折讯执首，俘车马五乘，大车廿。”车马五乘，自指冲锋陷阵的马车即戎车，大车非牛车莫属，用来重载军需。《考工记·辀人》云：“大车之辕挚”，郑玄注：“大车，牛车也。”《诗·小雅·黍苗》云：“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朱熹注：“牛，所以驾大车也。”戴震《考古记图》也说：“大车任载而已。”牛车的实用价值是引力大，适当加大车身，可使载重量大增，在平时能服重致远，在战时则不失为运送军事装备的较好交通运输工具。《周礼·地官·牛人》云：“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以载公任器。”孙诒让疏云：“牵傍者，即挽车之牛，而实据人御之而为名。”任器者即军旅行役所用的军需物资。

殷商时期牛车数量甚众，武乙时甲骨文云：

丁亥卜，品其五十牵。（《合集》34677）

［己］丑卜，品其五十牵。

戊子卜，品其九十牵。（《合集》34675）

□□卜，品其九十牵。（《合集》8086+18475）

□□□，□其百又五十牵。（《合集》34674）

庞大的牛车运输车队（《合集》34674、34675）

牵指牛车，品有率义。[128]“品牵”犹文献所云“牵傍”、“牵车牛”，即挽车之牛，而实据人率之以为名。动用牛车动辄就是五十、九十乃至百五十之数，可见商王朝握有相当庞大的运输车队，相反，马车却没有如此高数量的记载。

古代用于战争中运输军用物资的牛车数量，也总是远远超过用于冲锋交搏的马车。上揭《师同鼎铭》记述周人与戎敌交战所俘获的车辆，马车是5辆，牛车是20辆，两者之比为1∶4。殷墟小屯C区乙七基址南出土的战车编制，以每6辆车为一组列，与甲骨文所记“六车”（《合集》11452）的车群数是相一致的。若按甲骨文所言“王乍三师，右、中、左”（《粹》597）[129]的三列军队编制，则为18车。甲骨文中牵的最高两数是90和150，最低数是50，则每师用马车和牛车之比，略约为1∶6-8，在军情变化情况下，可能会有所变宜；其50的低数，可能是“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的一个战车组列的配备牛车数量，也可能是专门提供中师军需物资的牛车运输车队。

由于牛车偏重于实用，比较笨重，车速也不快，数量多于马车，物多则不贵，因此在贵族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是没法与轻灵而贵重的马车相匹美的，上层权贵墓葬通常不用牛车作殉葬品，即是商代这种高层次社会占有心态的反馈。

除了马车和牛车外，商代当还有人力推拉小车。周代称人挽之车为栈车，《诗·小雅·何草》云：“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栈车，役车也。”孔疏：“有栈之辇车，人挽以行。”又《周礼·春官·巾车》有云：“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郑氏注：“栈车不革鞔而漆之，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贾疏：“庶人以力役为事，故名车为役车。役车亦名栈车，以其同无革鞔故也。”《考工记·舆人》云：“栈车欲弇”，郑氏注：“为其无革鞔不坚易坼坏也。”由此考见，古代人力推拉的栈车，大体为木轮带方箱以供力役载物的简易小车，故一称役车，主要见之于平民阶层。

甲骨文中尚未见到专赖人力推拉之车的史料。商代金文中有辇字，[130]通谓像人挽车形，唯孙机先生以为，此字“其实是像二人立于车上之形”。[131]甚确。辇在殷商甲骨文中仍用指马车，下辞可知：

其呼筃辇，又正。

其肇马右，［又］正。（《合集》29693）

二辞同卜一事。筃，人名。辇是辇车。“肇马右”犹他辞言“肇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知“肇马右”实指三个战车队中的右队，筃应是右队之长，筃乘坐的辇车自是同队中的马车，而不是人挽之车。辇的意义当如《周礼·地官·乡师》所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郑注：“驾马，辇人挽行。”马车在行进中，或因道途难行，故又需人前挽后推。《司马法》云：“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说的即是给战车配备人徒。若以上举甲骨文左、右、中三个战车队列配备人徒300言，则每队人100，又若一队有六辆战车，则平均每车约16人，与文献所说大致接近。上引甲骨文“辇”字写作，在车前衡部再加二手，正寓这层意义。《夏本纪》中“山行乘”，大概不是指别的交通工具，而是指畜力车走山道时，另需人前拉后搡，即所谓“驾马，辇人挽行”。

人力推拉的小车，虽未载见甲骨文，但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有发现。1986-1987年在安阳洹南花园庄南地发现一个大废骨坑，坑口兽骨层表面有十四条宽0.1-0.15米、深0.05米的车辙，有的经车轮多次滚轧，被挤压得十分紧密滑硬。其中有两条车辙相平行，长19.3米，两辙间距1.5米。今知商代马车的轮距均在2.3米上下，与此显然不符，故这种车辙应为另一种人力推拉双轮小车辗出。有的车辙较杂乱，可能还有一种独轮车的车辙。[132]当时人们用双轮小车或独轮车运送废骨料倒此坑中，可见是为平民阶层所用，毫无疑问，在外出场合，自然也可成为平民使用的交通工具。

在利用兽力以服务于人类生活方面，商代人似还有其他一些尝试。如甲骨文有字（《明》570），像鹿行道中之意。《穆天子传》有谓：“驾鹿以游于山下。”民族学材料中有鹿车、鹿拉橇之事。商代如何，现提出以存厥疑。

饶有兴味的是1989年安阳郭家庄西南商代墓地发掘中，发现二座车马坑、一座马坑和一座羊坑，呈南北一线排列。车马坑居中，均为一车二马；马坑在北，埋二马三人；羊坑在南，埋二羊一人，两羊的头部有小铜泡组成的笼饰，嘴旁有小铜镳，颈上方有铜轭首。[133]这现象似表明，当时还有过以两羊拉小车的尝试。至于马坑的二马三人，很可能属于下节讲的骑乘之马，三人中除有两位骑马者外，或许另一位是饲养人。

四 骑乘

（一）骑马外出和骑兵

骑乘是古代出行交通手段之一，所利用畜力大体为家畜或驯化动物。史传商先公“相土作乘马”[134]，就是指骑单马出行。《诗·大雅·绵》有述周人祖先“古公爇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明清间顾炎武认为，“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马之称”[135]。是走马即骑马。《易·系辞传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屯卦六二》有云：“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高亨先生指出，这是描述古代掠婚，“谓乘马而来者，屯然而拥至，然而转行，又般然而回旋，非劫财之寇贼，乃娶女之婚媾也”[136]。说明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按常识言，骑单马当早在马车发明之前。吕思勉即说过：“世无知以马驾车而不知骑乘之理，亦无久以马驾车而仍不知骑乘之理。”[137]马车的考古实物，已可追溯到商代前期，而商代各地马车的发现，也层出不穷。骑马远行，自应是夏商以来已见的交通事象。

前述所见，商代马车普遍以两马挽引，与之相应，甲骨文有不少双马并卜之辞，如：

庚戌卜，王曰贞，其左马。

庚戌卜，王曰贞，其右马。（《合集》24506）

隹左马其有。

右马其有。（《花东》60）

癸亥卜，新马于宁见（视）。

新马，子用左。

新马，子用右。（《花东》367）

利马眔大亡灾。（《合集》36985）

眔子亡灾。

眔亡灾。

眔亡灾。

并亡灾。（《合集》37514）

并驳。（《合集》36987）

有伤害义，别辞云：“贞师有”（《合集》4248）、“射亡其”（《合集》5751），可见其义。以上皆以两马为对，旨在选择何两马合用，可使驾车相安而齐同。《仪礼·士丧礼》云：“赗以两马，是惟得驾。”[138]“并”、“并驳”，为驾双马之合称，分言之则有称“用左”、“用右”，或明言“左马”和“右马”，相当《说文》说的“骈，驾二马也”。《韩诗外传》云：“古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总之，上辞中的马，是指驾车的马。

但甲骨文中另有一类称作“两”的单马，如：

宁延马二两，辛巳雨以雹。（《合集》21777）

以马自薛，允以三两。（《合集》8984）

……马十两有□……（《合集》1097）

……马廿两有□……（《合集》1098）

癸巳卜，往马卅两。（《京人》2987）

马五十两，（《合集》11459）

左马右马，是惟得驾（《花东》367）

“两”为单位量词。称“两”的马，数量组成多少不一，无公约数可计，数目无规律性，一般均出现在正被使用的动态场合。与用作祭牲或畜养在厩的马也不相涉，如“岁于祖乙五马”（《佚》883）、“王畜马在兹厩”（《合集》9415），后者均不称“两”。另外，在战争场合，称“两”的马又每与战车同列，如五期一片征危方卜辞，提到俘获马若干两、车二两。[139]这与周初《小盂鼎铭》说的伐方，“俘马百四匹，俘车百□两”，意义相类。显然，称“两”的马自成单元体，义与匹同，盖指带有羁饰的单骑，见于战争场合，则指骑兵之马。

单骑或骑兵之马在殷墟考古有发现。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在王陵区曾发现几座马坑，坑中埋马多者37匹，少者一匹，都带笼头，有铜饰。[140]特别是1936年第12次发掘，小屯C区M164墓内发现埋一人一马一犬；其人装备有兽头铜刀、弓形器、镞、砺石、玉策等；其马头部有当卢、颔饰等羁饰。石璋如先生曾指出，这种现象“供骑射的成分多，而供驾车用的成分少”，是为“战马猎犬”[141]。1991年安阳后冈M33一座一套青铜觚、爵的小型贵族墓，配备有铜戈四、石戚一，铜镞、骨镞、石刀二，还有一件铜马衔，[142]墓主生前似也为一位骑马武士。

1950年、1976年武官大墓前后二次发掘，南、北墓道内共发现马28匹，也大多有辔饰。[143]

1959-1961年苗圃北地发现马坑三个，内一个埋一人一马，另二个各埋一马。[144]

1969-1977年孝民屯东南地一座编号为698的墓内殉有一马。另在白家庄西北地发现的150号墓内，出有带羁饰的马二匹。[145]

1971年后冈一座二墓道大墓的南端，发现祭坑一个，内埋二人二马。[146]

1976年王陵区发掘的110号墓内，埋有二马，头部有辔饰、铜泡，嘴边有铜镳。[147]

1978年王陵区发现马坑40个，有马117匹，多者埋马八匹，少者一匹，不少马带有马镳。[148]

1989年郭家庄西南地发现马坑一个，内埋三人二马，已见上节引述。

另外，在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也曾发现“战马猎犬”现象，在一祭坑内人马犬同埋。[149]

以上考古资料，很难相信如此众多的马都会与马车有什么必然联系，至少那些带有羁饰的马，当初曾经作为单骑或战马役使过。与马同埋的人，有的可能为骑兵，有的可能为一般骑马者，有的可能为贵族僚属或下人，有的可能为养马奴。不如说由于当时社会比较普遍崇尚骑马，因此才出现以单骑或战马殉祭的礼俗。

在商代，高级权贵出行有马车代步，而一般贵族成员则往往是骑马代步。甲骨文中有云：“多马从戎”（《合集》5716）、“多马戎”（《合集》5715）、“令多马”（《合集》5719）、“令多马卫于北”（《合集》5711）、“多马亚其有忧”（《合集》5710）、“乎小多马羌臣”（《合集》5717）、“惟族马令往”（《合集》5728），还有“马亚”、“马小臣”、“戍马”等武职，恐怕也属于骑兵中的大小头目，这也多少反映了在一般贵族阶层骑单马以代徒步的习尚。

昔董作宾先生曾据六片甲骨残辞，互补得一则完整史事，全辞云：

癸亥卜，，贞旬亡忧。王占曰：有求（咎）。五日丁卯，王狩敝，车马□，坠在车，禽马亦有坠。[150]

记商王武丁在敝地狩猎中发生的事故。似为王所乘马车的陪乘或驾车者，禽为一起狩猎的武臣，骑的是马，不料两者相磕，摔于马车，禽连人带马翻倒。在此场合，王乘马车，臣正武士骑马随同前后，可见统治者的出行场面，拥拥簇簇，等次秩然。

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反映贵族成员骑马的史料，如：

丙辰卜，即，贞弋出于夕，御马。（《合集》23602）

壬辰卜，王，贞令取马，宁涉。（《合集》20630）

其有奔马。用。（《花东》381）

戊午卜，子又乎逐鹿，不奔马。用。（《花东》295）

弋，祖庚祖甲时臣正，武丁卜辞有“小臣弋”（《怀特》961），或为同一人而臣于两朝。御字用其本义，即《说文》：“御，使马也。”御马犹言骑马，问弋可否夜间骑马外出。中间一辞记宁有外涉之行，王命令为其取马。奔字从姚萱释。[151]后一辞记田猎追逐野鹿，问会否发生马奔逸，盖亦指骑马奔驰追猎。

骑马奔驰追逐野鹿（《花东》295）

商王朝的一般臣正通常以骑马代徒步，各地的普通贵族成员也大致如此。但作为高级权贵却不尽乘马车，兴致所至，亦有骑马之举。如：

王其步，}dnimage338-1.jpg}"/>。（《合集》36984）

字从金，可能形容王所骑的铜色之马，也可能指马的精美羁饰，要之，商王的骑乘，品种毛色和马饰无疑显得更高档。由此辞又可得知，甲骨文说的“步”，不一定指徒步，也指骑马，如“令小尹步”（《屯南》601）、“令我史步”（《天理》140）等等，恐怕理解为骑马外出，似更适切些。再进而言之，甲骨文中“步”的同类字“涉”，在某些使用场合容或是指骑单马涉水过河。

商王骑铜色马（《合集》36984）

（二）商人服象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当还有过“服象”之举。晚至西周中叶以前，中原地区尚保存着大片茂密的森林，又有广大的草原沼泽，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约比今高2℃，如亚热带的竹类植物，曾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已向南后退纬度1°-3℃。大约在一、二万年以前，中原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更比现在高出7°-8℃。[152]这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象的生存栖息。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不少象化石。殷墟商王邑也曾出有象的亚化石。五期甲骨文中有商王狩猎“获象七”（《合集》37365）的记录。西周中叶以后，气候变寒，加上人们的开发活动，造成中原地区生态植被的退化，才迫使象逐渐向南方迁徙。

驯象以供人役使，可能很早就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传说“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论衡·书虚》），透露了远古人们对驯化野象进行尝试的讯息。

徐中舒先生曾推测河南古称豫州，乃因产象而得名，并指出甲骨文中的获象记录是土产象，不是从南方引进，象在殷商时期已成为日常服用动物。[153]甲骨文象字作“”，从手牵象，而又突出象的长鼻。罗振玉即据以推测：“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154]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勾勒犹为逼真的母象图，画面为一头腹部绘一小象以示意怀孕的母象，其胯下又有一幼象。[155]此非有深入观察而莫能绘。

《吕氏春秋·古乐》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记商人把驯化的家象用于对东夷的战争。《韩非子·说林上》谓商末纣王使用“玉杯象箸”，有象牙筷之制作。甲骨文有云：

以象侑祖乙。（《合集》8983）

象用为祭牲。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商代贵族统治者用象祭祀祖先，间或也服用于战争，还将象牙象骨制成各种用品，表明当时不但有不少野生象存在，而且还有经过驯化并进行自行繁殖的象存在。[156]

甲骨文中有一类象是为野生象，如：

丁未卜，象来涉，其呼射。（《屯南》2539）

记野象来水滨觅食徘徊，命令武士射猎。另又有一类是驯养中的象，如：

于癸亥省象，旸日。（《合集》32954）

贞生□月象至，（《合集》4611）

省象，犹他辞言“省牛”、“省黍”、“省舟”、“省右工”[157]，省为察看、省视之意，所省者，大抵为人能所及而在握中的品类。确定癸亥日天气晴况便于察看象，则该象应是驯养中的象，而非出没无定的野象。言来月象送至，似亦指已驯服的象。

殷墟考古发掘中，屡有象牙象骨制品出土。妇好墓出有夔鋬杯一对，带流虎鋬杯一件，皆用象牙根段制成，极其精致。[158]整象也有出土，1935年第12次殷墟发掘，在王陵区东区M1400号大墓附近，发现象坑一个，长5.2米、宽3.5米、深4.2米，内埋一象一人[159]，乃祭祀祖王的牺牲。1978年在王陵区西区东南方约80米处，又发现象坑一个，长2.4米、宽1.7米、深1.8米，内埋一象一猪，象体高约1.6米，身长约2米，门牙尚未长出，系一幼象个体，身上还佩戴一个铜铃。[160]前一象的大小不详，但据两坑长度和后一象已知身长的比例推算，前一象的身长似应在4米开外，属于一头处于成熟期的大象。这大小两头象，当均非野象，幼象身系铜铃，决为家象自不待言，而大象的同坑内埋有驯养象的人，显然也表明是经驯化的象。此外，妇好墓中出有圆雕玉象一对，一大一小，做站立状，长鼻上伸，鼻尖卷起，口微张，小眼细眉，大耳下垂，体硕腿粗，尾下垂。[161]观其形态，憨然可掬，毫无凶猛骇人之感，似属以家象为模特的雕琢品。

殷商时期既有不少被人们驯化或殖养的象，役象或乘象出行自非难事，文献所谓“商人服象”，应该说是可信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页。

[2] 《史记·平准书》。

[3] 《盐铁论·力耕》。

[4] 《盐铁论·本议》。

[5]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132页。

[6] 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第2期。

[7] 刘东亚：《郑州市西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8] 洪湖博物馆文物组：《湖北洪湖乌林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5期。

[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1]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12] 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沈阳市新乐遗址煤制品产地探讨》，《考古》1979年第1期。

[13] 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4] 《左传》襄公四年。

[15] 《左传》宣公三年。

[16] 《尚书大传》卷三《夏传》。

[17]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8] 参见王志俊：《史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19]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43页。

[20]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21] 同上注。又《史记·夏本纪》、《律书》正义引《淮南子》，浮海均作浮江。

[22] 参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杜，1985年，第159-180页。

[23] 此据《史记·周本纪》。

[24] 《吴江发现五千年前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26日。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26]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

[2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28] 《诗·大雅·韩奕》述韩侯自河东晋地乘四驾马车驶入周道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似此道在夏代已开通。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30]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17日。又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第255页。又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城墙等重要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又同：《二里头遗址2003-2004年田野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2004年。

[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又《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32] 参见严一萍：《甲骨学》上册，第一章第三节“殷商的疆域”，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第126页。

[33] 史怀秦：《尸乡沟商城遗址》，《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又赵芝荃、徐殿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洹北商城的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又见安阳殷墟博物苑展厅路面复原陈列。

[36] 袭学峰：《我国商代就有陶瓷窑——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年7月23日。

[37] 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第269页。

[38] 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载《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4年。

[39] 顾颉刚：《“周道”与“周行”》，《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21页。

[40] 参见李镜治：《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

[41]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第13页上。

[42]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第163页。

[43]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2页。

[44] 参见沈之瑜：《试论卜辞中的使者》，《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辑，1990年。

[45]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又：《甲骨文字释林·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77-280页。

[46] 参见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73-174页。又蔡哲茂《释殷卜辞的“速”字》，《第五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1994年。又收入《中国文字论集》，第195-205页。

[47] 此据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检字索引”统计。

[48] 《汉书·李寻传》注。

[49] 见《山海经·海外北经》、《淮南子·墬形训》、《列子·汤问》等。

[50] 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51] 参见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

[52] 唐寰澄编著：《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53] 《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3年陶寺城址发掘的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7期，2004年。又《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5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6-38页。按原报告未指明是桥梁遗迹。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95-96页。

[57]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又同刊于豪亮先生释文。

[58]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152页。

[59] 《古文苑·汉律赋》注。

[60]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83-385页。

[61] 《易·系辞下》。

[62] 《世本·作篇》。

[63] 《墨子·非儒下》。

[64] 《山海经·海内经》。

[65] 《跨湖桥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独木舟》，《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21日。

[66] 王永波：《胶东半岛上发现的古代独木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67]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又劳伯敏：《一支七千年前的船桨》，《光明日报》1981年1月12日。

[68]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69] 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67、71页。

[70]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7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1960年，第536页。

[72] 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283页。

[73]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284-285页。

[74] 同上书，第93-94页。

[75]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注。

[76]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先生相告。

[77] 参见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88页。

[78] 吕思勉：《先秦史》，第363页。

[79]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六《车舆部汇考一》。

[80] 《孙膑兵法·势备》。

[81] 见《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世本·作篇》等。

[82]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

[83]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84] 《北堂书钞》卷十三引。

[8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86] 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城墙等重要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

[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88] 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1998年第6期。

[89] 赵全嘏：《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又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第44页。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0-381页。

[90] 岳洪彬等：《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

[91] 魏明艳：《殷墟新发现一座大型车马坑》，《安阳日报》2005年5月25日。

[92] 郑若葵：《试论商代的车马葬》，《考古》1987年第5期。

[93] 参见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94] 参见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95]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

[96]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

[9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报告中称之为“管状器”。

[98]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99]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丙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殷虚墓葬之二：中组墓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第15-17页。

[100] 《诗·大雅·棫朴》。

[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102]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第374-376页。

[103]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104] 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颍上、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10期。

[105]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10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07]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08] 陶正刚：《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0），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5-96页。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10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发现商周及汉代遗迹》，《文物》2004年第8期。

[110] 王进先、杨晓宏：《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文物》1992年第4期。

[111] 田建文：《初识唐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1期，2004年。

[112] 段绍嘉：《介绍陕西省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63年第3期。

[113] 左忠诚：《渭南县南堡村发现三件商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114] 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115]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116]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79-84。

[117]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11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119]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120] 考古所山东队：《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5-177页。胡秉华：《滕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3月10日。

[121] 胡秉华：《滕州前掌大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第152页。又同：《滕州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第160页。又贾笑冰：《滕州市前掌大商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第192-193页。

[122]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

[123]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1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0期。

[125] 《周礼正义》卷八六，车人条引。

[126] 别详拙作：《甲骨文牵字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28] 《汉书·酷吏列传》，颜师古注：“品，率也。”

[129] 又1989年小屯村中出土一骨，与此同文，见刘一曼：《安阳小屯殷代刻辞甲骨》，《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8页。

[130] 《录遗》266。

[131]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

[1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133] 杨锡璋：《安阳殷墟一般保护区墓葬与车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5-246页。

[134] 《世本·作篇》。

[135] 《日知录》卷二九。

[136]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0页。

[137]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4页。

[138] 《公羊传》隐公元年云：“车马曰赗。”

[139] 《合集》36481。

[140] 胡厚宣师：《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82页。

[141]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第24页。

[1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143] 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武官大墓南墓道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1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27、288页。

[1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4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14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1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49]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150] 参见前引石璋如文。此据《合集》11446-11449等片稍有补正。

[151]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5-88页。

[152]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153]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154]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第60页下。

[155] 《合集》21472。

[156] 王宇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157] 分见《英藏》459、《合集》9612、《怀特》1456、《合集》28971。

[158] 《殷虚妇好墓》，第215-218页。

[159] 见胡厚宣师：《殷墟发掘》，第89页。

[160] 《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61] 《殷虚妇好墓》，第160页。

第五章 饮食

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之一。《淮南子·主术训》云：“食者，民之本也。”[1]《释名·释饮食》说：“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饮食往往在总体上构成一时代一地区社会经济动态的直观和人们消费生活水平高低的表征。夏商时期的饮食，是在当时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社会经济大背景中展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夏商社会的饮食，已与该时期的国家政治意识相缠合。《尚书·益稷》云：“烝民乃粒，万邦作（治）。”《洪范》追叙商王朝时把“食”列为“八政”首位。在社会财富大规模向权力集团敛聚的另一面，夏商王朝统治者已经有了一种以维持普通社会低层次饮食需求的温饱型为认识出发点的“食政”意识。《毛诗·小雅·天保》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需顺乎“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论语·颜渊》申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后代这一国家政治意识镜鉴，大致是承其前绪而来。

夏商时期饮食内蕴的社会功利取向和饮食价值观，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2]、“明贵贱，辨等列”[3]的显而易见的“礼”内容。《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事实上，作为夏商饮食之礼的核心部分的“食礼”，从其礼器名数组合到使用中表现的节仪，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等，其中所反映的一系列礼意与蕴含的思想，也已明显强调着阶级之严别，等级之序次，贵族集团间人际关系之谐修，社会人伦教化之倡导，显示了缘饰规范中“寓礼于食”的实际功能。

如果说夏商社会的饮食事象，存在着地域经济分布发展上的不平衡差异或经济类型等种种自然的包括人为的个性，那么“食以体政”和“寓礼于食”，则恐怕是这一时期普遍展示的两大要征。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演进脉络，实在夏商时期已见端倪。

第一节 原始时期的饮食

一 火食伊始

人类早期，生活艰辛，古代文献中透露了不少史影：

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韩非子·五蠹》）

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

太古之人，饮露食草木实，圣人为火食，号燧人。（《公孙尼子》[4]）

这是追想人类在未懂得“火食”之前，生存条件低下，主要靠采集自然界植物野果，捕捞水产，猎取禽兽，生吞活食以维持生计。

考古人类学知识揭示，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从人地空间关系言，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山林时期，约当旧石器时代，人们赖山林采集和狩猎为生。第二阶段为山前时期，属于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是从高级采集经济向农业文化迈进的萌芽时期。第三阶段为河谷阶地时期，约当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并行发展，出现大的氏族部落组织。[5]

“茹毛饮血”的史影大致反映了人类在第一阶段的生活。然而长期的生存经验积累，这一阶段的中后期，人类逐渐知道了用火。山西南部西侯度旧石器时代遗址，古地磁测定距今约180万年，有烧骨出土，据说是人类早期用火的证据。距今约70万到20万年的北京猿人，已能自觉用火和火食。[6]当时是从天然火中取得火种。大约在旧石器晚期，人工取火方法发明。《古史考》云：

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

《礼含文嘉》[7]云：

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

《河图挺佐辅》[8]云：

伏羲禅于伯牛，错木作火。

《管子·轻重戊》云：

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之病，而天下化之。

把人工取火法的发明归诸燧人氏、伏羲或黄帝等传说中的圣人，自不足信，但毕竟揭开了先民很早就从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人工取火与以火熟食的史影。

古代取火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利用竹木摩擦产生火花的钻法和锯法；一种是以石击石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火镰击石法；一种是利用金属镜（阳燧）或透镜聚光的取火法。前两种均属于原始取火法，其中钻木取火最为普遍，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下至汉晋时代人们犹沿用。[9]

今能见到最早的钻木取火实物工具，出土于新疆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包括有钻砧和钻杆两部分，钻砧用长约10-20厘米、宽2-5厘米的长条形木片做成，在木片上刻上竖槽和数量不等的小圆窝，钻杆一般也用木质材料制成。有学者据钻砧圆窝里壁多数被灼焦及竖槽形态，推测当时取火，是以钻杆对准钻砧一圆窝，迅速摩擦转动，让木屑顺竖槽落成小堆，直至迸出的火花燃着木屑。[10]这有助于追想原始先民如何人工取火。

取火方法的发明，使先民首次获得了一种支配自然力的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意义重大，因以火熟食，遂导致饮食生活的根本性改观。

二 多元区域性的饮食生活形态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西高东低，一些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的山脉及水系，组成网格状地形地貌，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化的影响，东部季风区呈现森林草原景观，西北干旱区则为草原荒漠景观，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和特定的生态条件的制约，造就了自史前至夏商时期以来基本一贯的不同的区域经济类型和多元性的饮食生活形态。

据地下发掘资料表明，史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紧紧相应，正有其多元区域性的经济文化发展序列。

黄河中游中原地区，其考古学发展序列可分为两支：一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包括郑州及汝颍中上游一带，先后历经裴李岗文化（BC6200-BC5400）-仰韶文化（长葛五期、大河村一至四期；BC5400-BC3000）-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二期上层至三期、煤山一期；BC3000-BC2000）。另一支在冀南、豫北地区，先后历经磁山文化（BC6100-BC5200）-仰韶文化（后冈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BC5200-BC2700）-河南龙山文化（后冈二期、白营二三期；BC2700-BC2000）。由此不难看出，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时代早期，至少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时期。属于裴李岗文化的遗址目前已发现近60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豫西山地东部边沿与黄淮大平原过渡地带，原始农业在当时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但采集、狩猎和渔捞生产仍占一定比例，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和制陶业。而冀南豫北的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与裴李岗文化隔河南北为遥邻，代表性遗址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该遗址发现88个窖穴储藏粟，有的炭化粟堆积厚达2.9米，据推算总储量在10万斤以上。[11]这里的先民主要以经营农业为生业，但有一定比例的渔猎经济，已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

通常认为，中原地区自史前以来属于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然而新的考古发现使这一认识应作某些修正。淮河上游支流一带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栽培稻遗存，经形态学鉴定，有粳稻（Oryza sativa subspecies Keng Ting）和籼稻（Oryza sativa subspecies Hesien Ting）。[12]除此之外，附近还有九个地点也发现过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大体分布在北纬33-35°、东经110-114°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交界地带的黄淮地区范围内。近年张居中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的黄淮一带，自史前直到商代，可能为稻粟混作区，与冀南、豫北乃至关中地区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类型是不一样的。[13]如此说来，黄河流域北方地区以粟（小米）、黍（一称糜子）为主食的饮食生活形态，相对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以稻米为主食，其南北分野当以淮河流域及黄淮平原为过渡地带。

黄河中上游以泾渭地区为中心，包括甘肃兰州以东，北涉长城一线，晋南和豫西崤山以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先后历经大地湾·老官台文化（BC6000-BC4900）-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BC4900-BC2900）-陕西龙山文化（BC2900-BC2000）。有迹象表明，距今8000年以降，本地区先民相继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据^13C测定提供的古代人类食谱显示，从仰韶到龙山文化时期，在本地区先民的饮食生活中，粟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有部分人偏于肉食。[14]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还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炭化黍。[15]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也出土了整罐的黍类作物（又称糜子）。[16]西安半坡原始聚落遗址出土过成罐的粟类作物以及罐装菜籽。[17]甘肃东乡林家仰韶文化遗址不少居室内都发现了5000年前盛装在陶器中的粟、黍及油料作物大麻籽，在一个窖穴内还发现了足有2立方米的扎成小把而整齐码放的带穗黍捆。[18]在陕西西安东100公里的华县柳枝镇泉护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聚落遗址，新近对当时土块用水洗法浮选出距今约5000-6000年前的已炭化稻米颗粒，据观察分析可能为粳米。[19]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个陶罐，一个装了大量已经钙化的豆类颗粒，另一个盛装着稻谷，年代距今约4600年前。[20]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麦、小麦、黑麦、高粱、粟、黍炭化籽粒，炭化小麦标本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技术室中子加速器^14C测年距今4230±250年，相当中原地区的夏立国前。[21]这说明，自史前时期起，黄河中上游一带就属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人们的粒食品种除主要是粟外，尚有黍、大麦、小麦、黑麦、高粱和大豆等，部分地区还种植水稻，各地之间人们的粮食作物并不一律，多少存在着一些差异，有的还种植食用菜蔬，有的似乎仍保留着渔猎或畜养牲类以肉食为生的习性。如上述姜寨和半坡两处原始聚落遗址，均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姜寨遗址所见当时先民遗弃的食用动物遗骸，有96.78%属于哺乳动物，大部分是家猪、黄牛、梅花鹿等偶蹄类动物，另有1.95%是鱼类骨头，0.16%为鸟类，可见家畜饲养是人们食物的重要补充来源，而渔猎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十分次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动物遗骸在姜寨聚落中的五片居住群里主要集中发现于南面一片，说明即使在同一居民共同体内，各群体的饮食习好亦不一样，或因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同，故食物的来源不同，或以粒食为主，或偏于肉食，饮食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在华北沿海区，以黄河下游泰山地区为中心，包括山东、辽东半岛、苏皖北部及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先后为后李文化（BC6400-BC5500）-北辛文化（BC5500-BC4300）-大汶口文化（BC4300-BC2600）-山东龙山文化（BC2600-BC1900）-岳石文化（夏代东夷文化属此；BC1900-BC1500）。自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起，本地区先民已相继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靠近内陆的冲积河谷平原，农业尤为发达，是史前旱地粟作农业又一重要经济文化区。山东济宁张山、滕县北辛遗址出土的不少陶器上留有粟糠痕迹。[22]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的一个窖穴内，遗留着体积达1立方米多的炭化粟。[23]枣庄建新遗址大汶口文化灰坑发现有60多粒轻度炭化粟粒。[24]可知粟一直是本地区的重要农作物品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十余粒炭化的人工栽培粳稻籽粒。[25]滕州庄里西龙山中晚期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前的炭化粳米、黍、高粱、野大豆、葡萄种子、酸枣果核、李核等。[26]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灰坑也发现了水稻植物硅酸体存在。[27]此外，山东栖霞杨家圈、赣榆盐仓城、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安徽固安濠城镇等遗址，均发现了4000年前后的人工栽培稻遗存。[28]由此可见，这里一些地区亦属于稻粟混作区的过渡地带。本地区家畜饲养也十分发达，品种有猪、狗、牛、羊，一些地点还驯养马和鸡。特别是东方海岱一带，渔猎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原地区，许多遗址中都出有大量鱼骨、鱼鳞、螺壳、蚌壳或海产软体动物遗骸。《史记·货殖列传》谓海岱之间膏壤千里，其民“通鱼盐”。《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谓东方海岱“其民食鱼而嗜咸”，看来自史前以来已然。辽东半岛大连郭家村遗址在龙山文化层中出土席篓内存有炭化粟；另又出土农业生产工具174件，渔猎生产工具457件，[29]两者之比是1∶2.8，间接反映了渔猎生产在该地经济生活中所持的举足轻重地位。有象征意义的是，山东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曾出土两件陶鼎，一件内盛粟，一件内存鱼骨[30]，恰构成这里先民农渔并重的经济生活写照。

从中国东北至西南环绕中原大地半月形地带之内，自史前以来基本属于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区。[31]长城以北及内蒙古以东，包括辽西、河北偏北部分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为兴隆洼文化（BC6000-BC5300）-赵宝沟文化（BC5300-BC4400）-红山文化（BC4400-BC3200）-小河沿文化（BC3200-BC2400）-夏家店下层文化（BC2400-BC1500）。本地区先民的粒食品种有黍，沈阳新乐遗址即有出土，约距今6000-7000年。[32]古文献中常形容北方地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草放牧，居无常处”[33]，“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34]。这是对北方地区民族生活习性的生动刻画。

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自史前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在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周围为中心，包括湘北、湘西、川东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为城背溪文化（BC6500-BC5000）-汤家岗一期文化（BC5000-BC4500）-大溪文化（BC4500-BC3300）-屈家岭文化（BC3300-BC2600）-石家河文化（一称湖北龙山文化；BC2600-BC2000）。本地区的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0多年前，并可能很早就通过江汉平原传播到中原地区。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聚落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陶片及红烧土中，发现了栽培稻谷及其印痕。[35]1993-1997年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又从澧县梦溪八十氾史前聚落遗址发掘收集到大量八九千年前的稻谷，总数近1.5万粒，经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张文绪教授对其中273粒的鉴定，确定是一种兼有籼、粳、野特征的正在分化的倾籼小粒原始古栽培稻。[36]另外，据该研究所裴平安先生撰文介绍，澧县梦溪八十氾史前稻谷保存状况非常好，有的出土时甚至新鲜如初，有的还可见近1厘米长的芒。这批稻谷之间的个体变异幅度大，群体面貌十分复杂，粒型长宽比最大的与最小的之间有的差距近3倍，有些稻粒外形虽接近现代的籼稻或粳稻，但颖壳硅酸体形态却完全相反，可定名为“八十氾古稻”，现尚在进一步研究之中。[37]1993-1995年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又从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两次发掘发现了四粒稻谷壳，14C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38]1995年秋末这里又发掘出土原始稻谷和较多保存完好的早期陶片，据分析，稻谷为栽培稻，兼备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类型，距今约14000年，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一下向前推进了几千年，另外早期陶片也为研究陶器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39]湖南中北部一带发现的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印纹白陶，精湛的制陶工艺在当时独树一帜。至大溪文化时期的红陶，常发现有以稻壳作羼和料的，一些遗址的红烧土中也每见稻谷和稻草末，通常又有猪、牛、羊骨及较多的鱼骨、兽骨出土，还有用整鱼随葬的。在屈家岭遗址曾发现500多平方米烧土中拌有密结成层的稻壳，还有猪、狗等家畜遗骸出土。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史前城址，发现大片烧土内夹有大量的稻壳与茎叶，猪、狗、鹿、羊等遗骸也出土甚多[40]，还出土有陶鸭，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作品。[41]显然本地区先民很早就进入农业定居生活，以种植稻米作为主要食物来源。惟江汉平原一带发现的史前稻谷，据鉴定属于粳稻，是比较大粒品种[42]，比梦溪八十氾出土的原始栽培稻远为进化。另外本地区家畜饲养和渔猎生产也相当发达。

值得注意者，最近几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考古学家联合对长江中游赣北地区稻谷起源问题，进行了专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基于此，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主任马尼士博士在1997年10月24日江西南昌举行的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江西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序列》的专题报告，中国考古学专家也提出了相关报告。赣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序列可分四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期仙人洞上层时期（距今13500-118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吊桶环洞下部（F-P层）时期（距今11800-96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吊桶环洞上部（C-E层）时期（距今9600-8000年）-万年时期（距今7700-6500年）。在这四个时期里，在距今约12000万年前后的第二时期，出土有野生稻的植物硅体化石标本，表明当时先民已采集野生稻谷为粮食，到距今约9000-10000年左右的第三时期，驯化稻的植硅石始有大量增加，表明人们在采集野生稻的同时，已开始用人工方法栽培水稻，自此有了水稻农业，到距今约7500年左右的第四时期，出土的水稻植物硅体化石标本都已是栽培稻。[43]显然，长江以南的江西地区在人类稻作栽培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及杭州湾地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先后历经河姆渡文化（BC5000-BC4400）-马家浜文化（BC4400-BC3900）-崧泽文化（BC3900-BC3300）-良渚文化（BC3300-BC2200）。浙江余杭河姆渡遗址有丰富的稻作遗存，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品种，近年又从炭化稻中析出普通野生稻谷粒（Oryza rufipogon griff.），显示了当地稻作文化的原生性，故不能排除本地区亦为稻作起源地区。[44]又出土成堆的橡子、菱角、芡实、酸枣、桃子、薏仁米、菌类、藻类、葫芦等湿生、水生或喜温植物遗存，家畜有猪、狗、羊，可能还驯养水牛，水产有青鱼、鲤鱼、鲫鱼、鲶鱼、鳢鱼、黄颡鱼、中华鳖、乌龟等，另还大量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野生动物遗骨。[45]可知这里的先民早在7000年前就已从事水稻的种植，采集、家畜饲养业以及渔猎捕捞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比重。据河姆渡人骨样品测定的δ^15N平均值达到11.399‰，可知当时人的食肉成分是比较大的，营养水平属于中等。进入马家浜文化时期，稻米是人们的日常粮食，品种有籼稻和粳稻，辅佐性食物有采集而得的植物及渔猎所获的陆生、水生动物。到崧泽文化时期，除了主食稻米外，人们的肉类食品已有相当多来之稳定的家猪饲养，水产食品则有鱼虾龟鳖等。青埔崧泽遗址人骨样品测定的δ^15N平均值达到10.854‰，肉食营养水平与河姆渡人相近。[46]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江浙一带的原始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当地时有成堆的稻谷和稻米遗存的考古发现，还出有许多植物种籽，如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等，有的可能不是野生，而是属于农业栽培作物遗存。[47]

自然气候和地理水文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中国自史前以来就形成的不同区域经济类型与多元性的社会生活形态，特别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及华北沿海区近内陆地带旱作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继起的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生业的夏商社会生活的展开，设下了相当丰满的舞台场景。北方地区的游牧经济，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经济，又随时随地从南北两个方面向中原夏商社会生活大舞台递送去新的内容，而中原的经济文化对周边地区更具有十分强大而深刻的辐射影响力。这种双向的采借和内在的同化或交流存异，构成夏商时期社会生活运作的“大气候”。而夏商社会财富的向权力倾斜和聚拢，内外政治关系的错综交割，势必造成一时代所特有的生活意识和观念，其传统文化的“小气候”也是相当富寓内涵的。

第二节 夏商人的食粮

一 谷类粮食

黄河中下游流域华北大地，史前先民很早就进入农业定居生活阶段，粮食作物主要有粟（小米）、黍、大麦、小麦、高粱和大豆等，有的地区还种植稻。这些谷类作物，通常也称为“粒食”，与当时的粮食加工技术和熟食习惯有很大关系。[48]如《尚书·舜典》孔疏云：“民生在于粒食。”元王祯《农书·百谷序引》云：“至神农氏作，始尝草别谷，而后生民粒食赖焉。”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云：“神农去陶唐，粒食已千年矣”，又云：“凡粒食，米而不粉者。”另外，《尚书·皋陶谟》有记夏统治者禹之言云：“烝民乃粒，万邦作（治）”；清王引之释读为“众民粒食，万国始治”。《大戴礼记·少闲》谓夏桀商纣“以为民虐，粒食之民，焉几亡”。自史前至夏商以降，谷类粮食最普遍的熟食法，是“米而不粉”，因呈粒状，故直称“粒食”。夏商民众以“粒食”为常，故或以“粒食之民”相称了。

夏商时期的“粒食”种类，基本承自史前，下面试加述之。

（一）夏时期的食粮

在豫西夏王朝的中心统治区内，近年从河南洛阳市洛河南的关林皂角树遗址灰坑中，浮选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粟、黍、小麦、大麦（？）、大豆和水稻等几种炭化粮食遗存。大多数作物种类，早在史前均已有发现，但如豆类虽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有出土，在中原地区却尚属首次发现的最早出土品，其中既有炭化大豆籽粒，又有炭化野大豆籽粒，且以后者占多数，似反映出大豆家化的踪迹，14C测年距今3660±150年，相当夏代中晚期。[49]

据河南伊川南寨二里头文化遗址9个人骨样品测定的^13C同位素含量分析，δ^13C最高值为-7.717，最低值为-11.372，平均值为-9.58，C_4类、C_3类的百分比分别为94.5％、5.5％；66.4％、33.6％；80.2％、19.8％；由此提供的古代人类食物结构信息显示，这里的人以C_4类为主食，C_4类植物中与人类生活比较密切的农作物是粟和黍，C_3类植物中则有稻米和小麦。[50]

在晋南夏王朝的重要统治区内，襄汾陶寺遗址墓葬出土人骨的^13C测定数据表明，本地居民是以粟为主食，生活年代约在公元前2085年左右，接近夏纪年范围。[51]近年又于陶寺城址采用水洗法浮选出炭化小米与大米，而大米主要出自小城贵族居住的西区[52]，属于贵族食用品，估计为外来品。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四期的一些灰坑，发现很多炭化粟粒，有一坑内堆积的炭化粟类粮食厚达40-73厘米，年代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相当。[53]看来，夏代晋南一带为旱地粟作农业区，与洛阳平原的粟稻混作相异，这与前面谈过的史前相关的不同区域经济类型分布情况几乎是承袭的。

在安徽巢湖附近的含山大城墩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土了炭化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14C测年距今3600±125年（经树轮校正）[54]，年代约当夏末。传说巢湖一带是《尚书·仲虺之诰》说的“成汤放桀于南巢”的地望所在。

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夏代谷类作物种子（据《洛阳皂角树》）

大体来说，中原地区的夏人，其主食以粟类谷物为主，去皮即今所称小米，为黄河流域华北地区最普遍的主要食粮。《尚书·仲虺之诰》记商汤灭夏，用“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来比喻夏王桀为夏国家之败类，犹如青苗中之杂草，粟米中之秕子。这表明粟正是大多数夏人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主粮。当然还有麦、黍、高粱、稻米、豆等其他粮食作物品类，有的可能是本地产，有的可能从外地交换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如《史记·夏本纪》载禹“令益予众庶稻”。《孟子·滕文公下》讲了一则夏末“葛伯仇饷”的故事，商汤与葛伯为邻国，葛伯对鬼神大不敬，并对汤诳说是没有祭祀用牲的缘故，汤就送去了牛羊，葛伯却杀了吃了，根本没用来祭祀，还用“无以供粢盛”的话来搪塞汤；汤又派亳地的众人去帮助葛国耕种，让老弱者给耕种人送“酒食黍稻”和“黍肉”，葛伯夺而杀亳人，商汤于是征伐葛国。《尚书》有《汤征》，今佚，但《书序》尚存，文云：“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记的当是同一件事。凡此，说明粟、黍、稻米或大豆等，是当时人的主食，主要出自本地，也有来之外地。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原地区人们每日常食恐怕主要是粟，历史上长期如此。《周礼·地官·仓人》“掌粟入之藏”，郑注：“九谷尽藏，以粟为主。”西汉鼌错有“贵粟”策。[55]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粟》云：

夫粟者，五谷之长，中原土地平旷，惟宜种粟。古今谷禄，皆以是为差等；出纳之司，皆以是为准则。

把粟作为官位俸禄高低和钱谷出纳折算的标准，可见粟是中原地区非常平常、非常普遍却又必不可缺的主要粮食作物。不过，夏代江淮地区的一些方国，处在传统的稻作农业区，故当以稻米为主食。夏时期人们的食粮，大体可用“北粟南稻”以概之。

（二）商时期的食粮

早在夏代，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位于豫西地区“有夏之居”的东部及偏北部范围，农业已成为其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商人的先公冥还被夏王朝委任为主管农业水利的水官，死在任上。《国语·鲁语上》云：“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

成汤时，伐灭夏朝，商王朝以农业立国，人们的主食仍大体基于“北粟南稻”的地理经济架构，但由于统治者极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尚书·盘庚上》记商王盘庚告诫民众应该“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只要努力进行农田耕作，就会有收获保障；而甲骨文中亦记有近百个农业地名或王室田庄，大都分布在王畿区内外，如种黍农田区即有丘商、敦、庞、龙囿、鲁、北田、南烝等等。商时期的粮食品种既有来之当地的农业生产领域，还有来之流通领域，粮食种类并不是很单调的。人们对于谷物种类推广播植，也大大超逾前代。《尚书·盘庚上》云：“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训责那些懒事农穑、不勤勉农功、不治田耕者，肯定不会有黍和稷的收获。这里已明确提到商人有黍、稷两种主食，而不像夏人以粟为常食。《尚书·酒诰》也提到商人善于“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诗经·商颂·玄鸟》称商人“大是承”，毛传云：“，黍、稷也。”《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商灭国之后，远走他国的箕子曾回过殷墟旧都，见到往日的繁华地全成农田，作了一首伤感诗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可见保持着农业传统的商遗民除种植禾（即粟）、黍外，还以麦类作物为生。

从上述文献资料透露的情况看，商中心统治区的谷类作物种类有稷、黍、麦、禾。禾本义指谷子，即粟，去皮是为小米，也称小黄米。稷为何种作物，农学家们意见不一，然《说文解字》徐灏笺云：“黍为大黄米，稷为小黄米。”故我们以为上述文献提到的稷，主要是指粟，是商民的日常粒食种类。《史记·周本纪》谓武王灭商，“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钜桥是商代的粮仓所在，储藏粮食品种主要是粟。通过上述文献，能了解到的商代谷类作物，其实只有粟、黍、麦三种。

从考古发现资料看，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曾出土过炭化黍。[56]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在坑西南部伴随第一层人骨架，曾经发现谷物一堆，另外在同坑所出陶罐的腹内底和铜鼎、铜戈上均发现了谷物的遗存，有些谷物保存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态，据观察似为粟类。[57]在殷墟小屯遗址，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过稻谷的遗存。[58]商代人种植稻类作物可推到更早阶段，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即曾发现商代前期二里冈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59]而在史前及夏代，本地区先民已有种稻的传承，商代使当地稻粟混作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由此可知，商人尽管以粟类粮食为主，但粒食种类并不单一，特别是同一遗址而有几种谷物出土，正说明了当时粮食作物的多样性。

据河南偃师商城三个人骨样品测定数据，δ 13C最高值为-7.08，最低值为-8.48，平均值为-7.613，C_4类和C_3类的百分比分别为99.4％、0.6％；88.6％、11.4％；95.3％、4.7％。河南安阳殷墟遗址39个人骨样品测定数据，有38个趋近于C_4类，δ^13C最高值为-5.88，最低值为-11.963，平均值为-7.868，只有一例显示出C_3类的结果，C_4类和C_3类的百分比分别为93.3％、6.7％。可知偃师商城与殷墟的居民均是以C_4类植物中的粟、黍为常食，基本上与前述河南伊川南寨二里头文化遗址居民的主食结构接近。但伊川南寨C_4类平均百分比为80.367％，偃师商城平均为94.433％，殷墟平均为93.3％，后两者一致，稍与伊川南寨百分比之间存在一些差别，似与不同时期的环境因素有关。应注意者，殷墟人骨样品仅一例的δ 13C值为-20.7，与C_3类植物的δ^13C值相近，其C_4类和C_3类的百分比分别为0％和100％，这位墓主人生前似长期以稻米或小麦为主食。[60]这种食物多样性形态与文献及考古发现吻合。

商的“四土”方国，粮食也不限为黍、粟、稻、麦。如位于“西土”的陕西泾河流域长武县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距今3000年前，年代略当晚商时期周国迁岐前，在一半竖穴式房址的壁龛内发现炭化谷物，经鉴定属于未去皮的高粱米（Sorghum bicolor Moench）。[61]渭水流域以南西安丰镐遗址出土了先周时期的炭化粟米。[62]泾渭流域一带早在史前已是旱作农业经济区，出土谷物种类有粟、黍、大麦、小麦、大豆、高粱等。近年考古工作者又通过浮选法获取到周原遗址龙山和先周时期炭化的栽培谷物种籽，有粟、黍、小麦、大豆和稻谷等，其中少量稻谷只见诸龙山样品，先周未见，但小麦比重则大大超过前者，两个时期农业经营结构表现出一些变异。[63]《诗·大雅·生民》咏周先民的“以就口食”，有荏菽（大豆）、禾（粟）、麻、麦、瓜、秬（黑黍）、秠、穈（赤粱粟）、芑（白粱粟）。可见商代周人粮食的多样性，是有久远的经济文化传承的。其他地区当也各自保持着与史前农业文化的传承关系。

（三）甲骨文中的“五谷”、“六谷”与“九谷”

中国古代人们的主粮，有五谷、六谷、九谷等成说。如五谷说，《周礼·夏官、职方氏》云：“谷宜五种”，汉郑玄注：“五种：黍、稷、菽、麦、稻也。”又《孟子·滕文公上》云：“树艺五谷”，汉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这是汉代以前的五谷说。黍即今黄米之黏者，稷指小米，菽是大豆，麦指小麦，稻为水稻。再如《汉书·食货志上》云：“种谷必杂五种”，唐颜师古注：“种即五谷，谓黍、稷、麻、麦、豆也。”姑且不论五谷说的成数乃与古代五行思想关系甚密，恐怕随着黄河流域农业水文的变迁，唐人又把汉代以前五谷说中的稻换成了麻。

所谓六谷说，如《周礼·天官·膳夫》“食用六谷”，郑玄注：“六谷：稌、黍、稷、粱、麦、苽。”《周礼·春官·小宗伯》“六”，郑玄注：“读为粢，六粢谓六谷，黍、稷、稻、粱、麦、苽。”稻一作稌，稌乃稻的不同变种之一，可能为糯稻。又把五谷中菽换成了粱，即黏粟，另又增入了苽。苽同菰。《淮南子·诠言训》云：“菰饭牛，弗能甘也。”菰饭以菰米为之，菰米即今江南水乡所见茭白子实。湖北荆门包山战国楚墓出土“遣策”竹简，记有蓏[64]，蓏即苽。

所谓九谷说，见《周礼·天官·太宰》“生九谷”，郑司农云：“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郑氏注：“九谷无秫、大麦而有粱、苽。”即六谷加麻、大豆、小豆。元代官撰《农桑辑要》卷二“收九谷种”亦从郑司农之说云：“九谷之种，黍、稷（禾）、秫、稻、麻、大麦、小麦、大豆、小豆。”

殷墟甲骨文中记有不少谷类作物名，若按文献中谷类的成数，约略来看，五谷或九谷中的麻，在商代主要是作为纤维植物加以种植的，殷墟曾出土不少麻布织品和成束的麻绳[65]，麻的籽实油性重，不宜多食，《务本新书》谓麻可“收子打油，燃灯甚明，或熬油以油诸物”[66]。麻子也可用做泄内火泻药，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即发现用麻子入药的遗存。[67]麻似尚不成为商人的主粮。六谷说中的苽，甲骨文中尚未发现有此种食粮。尽管如此，甲骨文中记有不少谷类作物名，确表明当时粮食作物种类的多样性，我们仍可按五谷、六谷、九谷的成数，规范甲骨文中的谷类粮食作物。

1.禾

甲骨文禾字的写法有二形：（《天理》B466）、（《合集》9615），均作穗聚而下垂之形。辞云：

在酒盂田，受禾。

在下南田，受禾。（《合集》28231）

贞禾亡害。（《合集》33341）

甲午卜，贞今岁受禾。（《屯南》2124）

贞今秋禾不遘大水。（《合集》33351）

戊辰，贞禾自上甲，其燎。

癸亥，贞多尹弜乍，受禾。（《合集》33209）

禾（《合集》33351）

陈梦家先生曾注意到商人卜问丰稔的“受年”一辞，晚期通作“受禾”，故认为禾、年不分，广义指谷物，狭义指谷子，即小米，一称粟，是殷商主要食粮，为贱食。[68]但于省吾先生认为，甲骨文没有专卜“受禾年”的，禾不是专名，均用为广义，泛指一切谷类，年字则指一切谷类全年的成熟而言。[69]针对于说，彭邦炯先生揭出《合集》10030“□巳卜，王，贞受禾年”一辞作为反证，指出甲骨卜辞并非如于先生说的没有言“受禾年”的，凡言“受某年”者，某一定是作物专名，此“禾”当也是一种作物专名，故广义的禾是泛指谷类作物，但此“受禾年”是用狭义，至于是否如陈说是指谷子，则有待研究。[70]裘锡圭先生同陈说，并举两片甲骨文为证：

盂田禾，其御，吉刈。（《合集》28203）

眢田禾。（《合集》28233）

裘氏认为辞中的可读为萚，指禾叶枯黄，即《说文》云：“萚，草木凡皮叶落地为萚。”[71]并指出这两辞中的禾都是专指谷子即粟而言；针对于氏之甲骨文没有专卜“受禾年”一说，他解释因禾的种植量比其他植物大得多，故当时就不必再专门为文卜问“受禾年”[72]。杨升南先生赞同裘说，并证以甲骨文“登禾”（《合集》36318）、“王禾”（《合集》19804），例同他辞的“登黍”、“王黍”，凡卜“受年”、“受禾”，专指粟的收获。[73]

今案，彭邦炯先生揭出的《合集》10030“□巳卜，王，贞受禾年”，细审原片，其禾字形作，并非禾字，实为后述粱或秫之一体，故于氏之甲骨文没有专卜“受禾年”一说，仍不可移，然甲骨文中“受年”、“受禾”之辞约有400多条，数量不可谓不多，这些恰与中国自史前至夏商形成的“北粟南稻”农业经济地理架构相映合，以直观知识言，粟穗聚而不散，垂而不直，也与禾字形相合，况且商代平民确以粟为主食，陈氏等人有关禾指谷子即粟之说可以信从，毋庸置疑。

2.黍

甲骨文黍字写法有二形，一形从水写作（《合集》9959）、（《合集》9925正）等，一形不从水写作（《合集》951）。从水一形辞例云：

……贞我受黍年。（《合集》9937）

贞不其受黍年。（《合集》9991）

甲午卜，亘，贞我受黍年。（《合集》9966）

□申卜，亘，贞雨。王占：受黍年。（《合集》9933）

丙辰卜，，贞我受黍年。

丙辰卜，，贞我弗其受黍年。四月。（《合集》9950）

甲寅卜，，贞帚妌受黍年。（《合集》9968正）

……登黍……（《乙》7596）

从水的黍与不从水的黍（《合集》9991、9951）

不从水一形辞例云：

癸未卜，内，贞我受黍年。

贞我不其受黍年。（《合集》9947）

贞帚妌黍受年。（《合集》9970）

甲□□，韦，贞帚妌受黍年。（《合集》9969）

乙丑卜，，贞帚妌鲁于黍年。（《合集》10132正）

丁巳卜，，贞黍田年鲁。王占曰：吉，鲁。

贞乙保黍年。

乙弗保黍年。王占曰：吉，保。（《合集》10133正反）

［己］丑卜，，贞翌乙［未］黍登于祖乙。王占曰：有求（咎），［乙］不其雨。六日［甲］午夕，月有食，乙未，多工率条遣。（《合集》11484正）

陈梦家先生释此二形均为黍，以为即黄米或大黄米，在殷商属贵重粮食。裘锡圭先生说同，也认为是统治者享用品。于省吾先生则认为黍在商代是平民的主粮，即糜子，去皮为大黄米。杨升南先生以为，甲骨文黍字二形虽作散穗形，但分指两个不同变种，一形即《说文》“黍”字条引孔子说“黍可为酒，故从禾入水”的“禾属而黏者”；另一形不从水，可按《说文》写作穄或，当指不黏黍。日本末次信行先生另有异说，以为从水一形，像散穗芒刺，应指冬作物麦。[74]

今案，杨说甲骨文黍字分黏性与不黏性两个不同变种，甚有创意。黍的栽培自史前到晚商，至少已有4000年历史，品种定然不少。但黍的变性区分，可按黏黍（Panicum miliaceum var.contractum）与不黏黍（Panicum miliaceum var.effusum）的性质相分，也可按成色或形态特征为别。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黍”字条即云：

秬，黑黍也。《书》曰：秬鬯一卣。秬，黍之别名。此言黍之为酒，尚矣。今有赤黍，米黄而黏，可蒸食。白黍酿酒，亚于糯秫。《广志》云：黍有牛黍，有稻尾黍、马革大黑黍。此黍之异名也。

可见，古人有按黍的成色或穗形特征区分其变性，必未斤斤于黏与不黏。杨氏从常识指出，“凡谷类作物，黏者比不黏者优。黏者种植要细心，而收获量在同一面积的土地上，黏者要低于不黏者”。但甲骨文不从水的黍字未必就指种植稍易、产量稍高、黏性稍次的一类，从水和不从水的黍字，出现在“受黍年”场合的次数均在60例左右，还都用为祭祀品，故不从水的黍很可能指另一类米质较佳的黍。况且姑把不从水的黍释为穄，但文献中说的穄也非指米质次的黍，王祯《农书·百谷谱》即云：

穄，禾从祭，谓可以供祭也。其苗、茎、穗、叶，与黍难别，故言黍必及于穄者，其米用有异也。种治之法，与黍俱同。凡穄，味美者，亦收薄，难舂。……其米疏爽，……其色鲜黄，其味香美，然所种特少，为农家之稀馔也。

由此来看，穄的色味反比黍优，产量也薄，是祭祀的上品或席上的稀馔。倘若能从商代遗址出土谷物中仔细鉴别出黍的不同种类及确定其相关学名，必将有助于甲骨文黍字二形的考订，这应该成为今后的一个研究课题。

3.粱或秫

登献白粱（《合集》32014）

甲骨文中有一谷类作物写作（《后》上7·10）、（《甲》353）、（《合集》10030）、（《合集》10037）、（《粹》887）等。辞云：

乙亥卜，受禾，（《粹》887，即《合集》33260）

庚申卜，贞我受年。三月。（《合集》10024）

辛巳卜，我弗其受年。（《合集》10027）

辛丑卜，于一月辛酉登。十二月。（《合集》21221）

癸未卜，其登于羌甲。（《合集》32592）

白登。（《合集》32014）

白。（《英藏》2431）

丁卯……登……于……

白。（《合集》34601）

陈梦家先生释粱或粟类，其中专言“白粱”者，即今之白苗谷。于省吾先生则释前三形为，是稷的初字，指谷子，去皮为小米；后二形为字初文，指小麦；其甲骨文言“白”者，是专指白麦。裘氏均释为黍字异体，其中“白黍”指糜子。王贵民先生释为稷，“白稷”是粟的一种，即《诗经》中提到的芑。[75]彭邦炯先生也释读为稷，即后世说的谷子、粟子、小米；又谓甲骨文“白稷”即《诗·大雅·生民》“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的芑，据毛传：“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又据孔疏引《尔雅·释草》郭璞注：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认为“白稷”是白粱粟。[76]杨升南先生释秫，字加小点示意禾的别种，为粟中上品，即稷之黏者，“白秫”当又是一新品种。

今案，这类谷物的字体歧出，但最顶部表示穗的构形均聚而下垂，故上述中以归为粟类者较妥。甲骨卜辞问此类谷物是否有收成虽仅十余例，却时见商王用来登荐宗庙先王，因此众说中以陈、杨两氏主张为粟的优良品种粱或秫，最有说服力。王祯《农书·百谷谱》有“粱秫”一类，称其品种中“有白粱”，并记述这类谷物云：

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其穗带毛芒，牛马皆不食，与粟同时熟，收割之法亦同。舂而为米，圆滑如珠，炊之，香美胜于粟米，世谓之“膏粱”，号食饭之上品也。

可知，粱秫属于粟类作物中的佳品，因其是糯性粟，故又被誉为“膏粱”。周代金文及先秦文献中“粱秫”恒以“粱”名之。如周代《仲尃父盘铭》云：“黍粱来麦。”春秋时姬姓曾国礼器《曾伯簠铭》云：“用盛稻粱。”陈国礼器《陈公子甗铭》云：“用蒸稻粱。”戴国礼器《叔朕簠铭》云：“自作荐簠，以孚（覆）稻粱。”《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荀子·礼论》云：“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食必粱肉”，颜师古注：“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粱非高粱，是粟中的上品。粟有粳糯之分，粳性粟是不黏粟，古代通为贱者之食；糯性粟是黏粟，是粟的上品，称为粱，常被用于礼仪场合。粱在汉代有被称为烝或烝秫的。如马王堆一号汉墓西边箱出土盛粮食麻袋上有书“白烝”的竹牌，所出遣策中也有记：

黄秶二石，布囊二。（简142）

白秶二石，布囊二。（简143）[77]

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西汉墓出土遣策中有记：

秶秫二石。（简60）

秶粺米二石。（简62）

同墓出土品中有盛放粮食的绢袋，其上正各附有书写着“烝秫二石”、“烝烝米二石”的木牌，绢袋里残存的粮食是粟。[78]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的“白烝”当即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的“烝秫”，“黄烝”即“烝烝米”，应均属糯粟，成色不同而已。烝字后世都写作粢，又与通，《说文》云：“，稷也。”乃字训，非专注品属。稷有广狭二义，广义指米质较次的旱地谷类作物，狭义指不黏粟，详后文。烝或烝秫则皆指黏性粟，《说文》云：“秫，黏稷也。”特别强调是黏性稷，恰反证了稷一般指非黏性谷物。

要之，甲骨文这类谷物名可释为粱或秫，品种类于后世的烝和膏粱，为糯粟，其中名“白粱”或“白秫”者，与后世的“白烝”、“烝秫”、“白粱”相当，尤为糯粟之佳品。

4.麦

甲骨文麦字写作（《合集》9621）。辞云：

［甲］午卜，，［翌］乙未［有告］麦。

［乙未］卜，［，翌］丙［申有］告麦。

［己］亥卜，，翌庚子有告麦。允有告麦。

庚子卜，，翌辛丑有告麦。

翌辛丑亡其告麦。（《蔡缀》201）

翌己酉亡其告麦。

己酉卜，，翌庚［戌］有告麦。（《合集》9621）

翌乙未亡其告麦。（《合集》9622）

翌丁亡其告麦。允亡。（《合集》9623）

月一正，曰食麦。（《合集》24440）

甲骨文麦字以穗形直上为特征，于氏谓大麦。然裘氏、彭氏以为到底指大麦抑为小麦，尚难下结论。

告麦（《蔡缀》201）

“告麦”为甲骨文恒语，是商代的农业信仰礼俗行事之一，本书第七章再述。

5.来

甲骨文来写作（《合集》28272），专指谷类作物名者如下辞：

辛亥卜，贞戓刈来。（《合集》9565）

求年来，其卯上甲，受年。

其卯于示壬，弜受年。（《合集》28272）

陈氏以为“来”或专指小麦。于氏说同，并谓“来”是“”的初文，而甲骨文麦则指大麦。日本岛邦男先生也认为，来是小麦，并证以《广雅》云：“大麦，烝也；小麦，来也。”[79]但岛氏所引《粹》887“乙亥卜，受禾”，（即《合集》33260）并非来字，而是粱或秫字的一体，参见上述。屈万里先生云：“来，麦名。求年来，谓祈求麦之丰收也。”[80]裘氏同屈说，并认为“来”是否专指小麦，难定。温少峰和袁庭栋两氏疑“来”是无稃大麦之青稞，而麦则指小麦。[81]罗琨女士谓甲骨文来字是从小麦株型演化成的独体象形字，其形下像根茎，上像麦穗，是麦的本字，后派生出及麦字；来字作农作物名者表示小麦，也可能还作类名，而麦字则主要作类名，泛指麦类作物，商代的麦不只一种，也应有大麦，但在甲骨文中尚未能释出表示大麦的字。[82]

来一（小麦）（《合集》9565）

今案，甲骨文麦、来或指谷类作物的两个品类，可成定论。麦是否专指大麦（Hordeum vulgare L.emend Lam.），来专指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从文字传承角度推考，是一途径。《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唐陆德明《毛诗音义》云：“牟，字书作烝，音同牟，字或作。孟子云：，大麦也。《广雅》云：，小麦；烝，大麦也。”今本《孟子·告子上》云：“烝麦播种而耰之”，汉赵岐注：“烝麦，大麦也。”宋朱熹《诗集传》卷十九注“贻我来牟”云：“来，小麦；牟，大麦也。”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大小麦”条引《诗》：“贻我来牟”，亦谓来、牟“即大小麦也”。唯指属欠疏阔。近人齐思和先生撰《毛诗谷名考》，考证来为小麦，牟即麦，为大麦。[83]此均是释甲骨文来、麦分指小麦、大麦之所本。前述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有炭化大麦、小麦籽粒，洛阳关林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小麦遗存。甲骨文中有来、麦两种谷类作物命名的区分，与小麦、大麦的地下考古发现不是偶合。若从中国文字意义的约定俗成而具有延绵嬗递的传承特质言，释来为小麦，麦为大麦，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6.秜

甲骨文写作（《合集》13505正），辞云：

丁酉卜，争，贞呼甫秜于，受有年。

秜（水稻）（《合集》13505正）

秜字仅此一见。胡厚宣师释烝，读为稗，谓小米。[84]陈氏释秜。于氏同陈释，并谓秜是野生稻专名，商人已加人工培植。张秉权先生同于说，认为是人工栽培稻的一种。[85]王贵民先生认为秜是野旱稻。彭邦炯先生则认为是旱稻。杨升南先生指出，上揭一辞意思讲商王命令甫这个人在地种秜能否丰收，他认为：“既然秜用人工种植，在商时，它就不是野生稻的‘专名’，而是栽培稻在商时的名称。”

今案，从黄淮流域中原地区自史前至商代屡屡发现稻谷遗存推测，则上述卜辞中用为动名词的秜字，应指一种栽培稻（Oryza sativa）的种植事象，然而若结合自然气候与水文条件变迁诸因素考虑，恐怕商代稻的种植已不很普遍，产量也不会很大，否则也不至于甲骨文秜字仅一见。春秋时孔子云：“食夫稻，衣夫锦。”[86]可见稻米很早就已成为中原地区人们饮食生活中的珍美食粮了。

7.烝

甲骨文写作（《合集》37517），仅一见，辞云：

丁酉卜，在……稌艿，弗悔。

烝，王贵民先生谓糯稻。

今案，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云：

稻之名不一，随人所呼，不必缕数。稻有粳、秫之别，粳性疏而可炊饭，秫性黏而可酿酒。

是知元代稻名尚且随人所呼，商代或亦如此。甲骨文秜与烝应是商人对栽培稻类作物不同变种的命名，种植均未必普遍。烝可能指黏性稻、稌、糯一声之转，故学者主张为糯稻（Oryza sativa var.glutinosa mats.），可从。

8.

甲骨文写作（《合集》10052）、（《合集》10053）、（《合集》10055）。有与黍同卜，辞云：

贞今岁我受年。（《合集》10040）

癸未卜，争，贞受年。

贞弗其受年。三月。

癸未卜，争，贞受黍年。

贞弗其受黍年。三月。（《合集》10047）

贞我受年。

贞我不其受年。

贞我受黍年。（《英藏》821）

癸巳卜，，贞我受年。三月。（《珠》456）

我受年。三月。（《英藏》822）

甲申卜，，贞其隹年受。（《合集》10048）

（糯稻）与（菽）（《合集》37517、《英藏》822）

、、，众释纷纭，现择几种主要说法。唐兰先生释，读如，稻也。[87]学者多从其说。但钱穆先生疑之，又引《诗·大雅·生民》“实覃实吁”，毛传：“覃，长；吁，大。”认为字从覃，乃指米粒之大者，未必指稻。[88]陈疑字为秬字，指制鬯之黑黍。日本池田末利先生赞同陈氏说的与黍并卜，性质当近似，认为释秬最妥。[89]于氏早先释菽或豆的古字，即大豆；后又放弃此说。彭邦炯和杨升南先生赞同于氏早年之说，谓字读如菽，指大豆，古代豆可称米，此字从米在罐形器中，意即《说文》段注：“麦豆亦得云米”，《战国策·韩策》云：“豆饭羹。”说明大豆是古人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今案，、、与黍并卜，当均属于旱地农作物种类，于氏早年之说可从。中原地区豆科作物大豆（Glycine max［L.］ merrill），已在洛阳关林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出土，商代当也有栽培。《诗·小雅·小宛》云：“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诗集传》云：“菽，大豆也。”《礼记·檀弓》有云：“啜菽饮水。”《广雅·释草》云：“大豆，菽也。”菽是后世称大豆的异名，但释为菽于形未安，不如直接释是商人称豆的专字，盖未能被沿用下来而成为佚字。钱氏云为米粒之大者，恰恰暗证了大豆之说。

9.

甲骨文写作（《合集》9946）。也有与黍同卜的，辞云：

贞我受年。在。

……弗［其］受年。

己巳卜，，贞我受黍年。在。

己巳卜，，贞我弗其受黍年。（《合集》9946）

尃（高粱）（《合集》9946局部）

陈氏隶写为，疑粢的或体，一名稷，谷子之精米。温、袁两氏释，以为即稌字，指粳稻。裘氏释，读作稷，认为字像植于田中的穗形大而直的农作物，似指高粱。杨氏也认为此字构形非高粱莫属。

今案，温、袁两氏之说不可据，甲骨文自有稌字，见上述。与黍同卜，则当亦为旱地农作物之一。陈氏释为稷的初字，并进而推测是谷子（粟）之精米，似受有齐思和先生在《毛诗谷名考》一文中对稷字考订的影响。但稷到底指何种谷物，一直是历史之谜。清人程瑶田有《九谷考》（载见《通艺录》），力主稷就是高粱。此说虽遭齐氏反对，却未必无可取处。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有云：

薥黍，春月种，（不）[90]宜用下地。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熟时收刈成束，攒而立之。其子作米可食，余及牛马，又可济荒。其梢可作洗帚，秸秆可以织箔、夹篱、供爨，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

“薥黍”其实就是高粱（Sorghum bicolor moench）。[91]所谓“（不）宜用下地，茎高丈余，穗大如帚”的高粱种植和生长习性及形态特征，亦正与甲骨文字所示暗合。现代植物分类学上，通以穗形的形态特征区别不同谷物种类，如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曲呈侧穗型者，为禾本科粟类作物（Setaria italica Beauv.），即中国民间说的穗头聚而下垂的谷子，一称小米、粟子，古文献中有时以稷名之。但在另一种黍类作物（Panicum miliaceum L.）中，也有一型的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是以稷型（Panicum miliaceum var.effusum）名之，即俗指的米质黏性甚弱的不黏黍。高粱的穗形兼有上二者的某些特征，圆锥花序紧密而大，主穗轴直立而挺，穗的分枝张开如帚，这都与甲骨文所示作物形态特征符合，故释为高粱是恰当的。

值得注意的是，陈、裘两氏都读此字为稷，但陈主谷子之精米说，合于齐思和说而疏于作物形态辨析；裘主高粱说，等于补充了清程瑶田之说证据的不足。这意味着稷字作物归属旧讼的重提。我们认为，稷有广狭二义，广义指米质较次的旱地谷类作物，主要指粟、不黏黍及高粱之类；狭义专指禾，即粳性粟。概言之，稷是黄河领域广大地区古代平民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粮食作物。因此把甲骨文释读为稷，从广义而言不误，倘若就具体农作物品属言，则应专指“穗大如帚”的高粱，可释为、从齐，帚形也。高粱在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皂角树、陕西长武碾子坡等史前至夏商遗址均有出土。甲骨文指高粱自非凿空之说。但甲骨文言“受年”仅数例，与“受黍年”之数比约为4∶100，说明在商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高粱的地位远低于黍，大概只是贱食。

商代社会构成存在着严重的二分现象，阶级之别和等级之分相当鲜明，作为“人之所本”的“粒食”，也是有贱者食粮与贵者食粮的区分的。禾本科粟类作物，俗称谷子，去皮称小米，自史前至商代一直是中原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甲骨文中禾字一般都是指粟，是普通平民日常生活中最通泛的主食，即贱者之食。但粟类作物中的黏性粟，甲骨文称为粱或秫，其中，有专称“白粱”或“白秫”者，更属糯性粟之上品，常用于祭祀，还用来酿酒，可见是贵重“粒食”。麦类作物中有大麦和小麦。大麦或单称麦，小麦或称来（），种植量可能不太大，似为时令食粮。上揭甲骨文有云：

月一正，曰食麦。（《合集》24440）

与《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于羊”相应，大概因其种植和收获量有限，故不能成为经常性食粮。

稻类作物分秜与稌，种植也不见得很广泛，尤其是稌似属糯稻，为珍稀美馔。豆科作物大豆，甲骨文写作，出现频率虽较多，但鲜用于祭祀场合，大概同于《诗·小雅·小宛》所云：“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大豆”条说的是“济世之谷”，“食而充饥，可备凶年；丰年可供牛马料食”。高粱称，也鲜用于祭祀场合，当也不会是贵重食粮。禾本科的黍类作物，俗称糜子，去皮称大黄米，商代似有好些变种，在甲骨文中地位均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数比其他种类作物多得多，极受统治者重视，商王每每令臣下或贵妇督促众人种黍，甚至还亲往视察其种植和长势，黍还经常用于酿酒、祭祀及筵席宴飨场合，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黍是一种贵重食粮，主要为统治阶级所享用，一般平民怕难吃到。贵黍贱粟、高粱等“稷”类谷物，后世亦然，如《诗·周颂·良耜》云：

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

孔疏：

《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耳。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黍”字条也说：

凡祭祀以黍为上盛。

可见，贵黍贱稷，至周代以降长期如此。

要之，自史前至夏商，不少遗址相继出土了粟、黍、大麦、小麦、稻、高粱、大豆等炭化农作物遗存，可大大增加对夏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谷类粮食作物的认识。甲骨文中主要有禾（粟）、黍（可能有黏与不黏的品种之分）、粱（秫；黏性粟。又有白粱，为黏性粟之上品）、麦（大麦）、来（；小麦）、秜（栽培稻）、稌（糯稻）、（大豆）、（高粱）等九大类。其中粟最为普遍，通常是贱者之食。黍、粱、白粱是当时的贵重粮食，常用于祭祀场合。麦、来（）为时令食粮。秜种植不很广泛。稌似为珍品。是重要的辅佐性“济世之谷”。高粱可能也属于贱食。如果按文献中所谓五谷、六谷、九谷的成数，罗列商代的谷类粮食作物，那么举凡稷（粟、高粱之类米质较次的旱地谷类作物）、黍、麦、稻、菽（大豆），称得上是商代的“五谷”。略略别之，粟、黍、麦、稻、高粱、大豆，可称之商代的“六谷”。再细言之，则甲骨文中所见的禾（粟）、黍、粱（秫；糯性粟）、麦（大麦）、来（；小麦）、秜（稻）、稌（糯稻）、（大豆）、（高粱），堪称为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九大“粒食”种类。

二 肉食、水产与蔬果

《夏书·益稷》有云：“奏庶根食、鲜食。”讲到古代人们生活中主要有两大类食物，一类是植物性的“根食”，即根生之食，通指谷类粮食作物，也包括一些蔬果品；还有一类是“鲜食”，凡鸟兽新杀为鲜，指动物性的肉类食品，又包括了水产品。

（一）肉类食品

1.可观的肉类食品消耗

夏商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食是谷类粮食的所谓“根食”，但对于肉类食品的“鲜食”需求量极大，几乎所有夏商文化遗址，都有相当数量的动物遗骨及其骨制品出土。如晋南襄汾陶寺龙山晚期墓地，大型墓用整猪随葬，中型墓出猪下颌骨。[92]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种类有鸡、兔、狗、猪獾、猪、黑鼠、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黄牛、鲤鱼、田螺、蚌、鳖等13种，其中家猪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家狗和家牛，家畜动物总数占到52％，可知当时人们获取肉食的来源是以家畜为主，同时也把猎取野生动物和捕鱼、捞贝等作为肉食来源手段。[93]夏代东方的山东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层，出有大量家猪、野鹿及犬骨等。[94]郑州商城二里冈遗址，曾在探沟中发现骨料达三万块以上，猪骨最多，牛羊骨次之，还有少量马与犬骨等。[95]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墓葬，有17座随葬祭食，一般都置于近墓主头部的陶器内，祭食种类以犬居多，其次是猪腿之类，再次是羊，其中M102还残留着三牲的遗骨，有水牛角一对，羊肩胛一对，猪腿骨四只。[96]河北定州商代墓地，大型墓内随葬牛腿。[97]陕西泾阳高家堡村商墓出土的二件铜鼎内有兽骨，鼎耳缠麻布，估计是把肉煮好后趁热放进墓穴的。[98]安阳殷墟晚商王都一些中上层平民墓，甚至也每每随葬牛羊腿骨或鱼类食品。[99]殷墟大司空村和北辛庄两处晚商制骨作坊遗址，出土骨器半成品、骨料及废料总共已达四万块以上。[100]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夏商时期，肉类食物每成为侈享的消费品，大量见诸权贵的日常饮食生活及王家宴飨赏赐等场合；再者，社会的丧葬礼俗，意识形态的卜用甲骨，以及毛皮制革、制骨手工业作坊生产等方面，均要消耗掉不知多少的牲畜兽禽，特别是祀神祭祖中，动物类的“鲜食”祭品，耗量更是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甲骨文有云：

贞御，牛三百。（《前》4·8·4）

登大甲牛三百。（《怀特》904）

用五十兕。（《合集》18910正）

用鹿、牛二百。（《合集》18910反）

庚卜，在，岁妣庚三，又鬯二，至御百牛又五。（《花东》320）

乙亥，岁祖乙小，子祝，左。（《花东》354）

丁巳卜，又燎于父丁百犬、百豭、卯百牛。（《合集》32674）

……卜，争，贞燎百羊、百牛、百豕、豰五十。（《英藏》1256）

甲午贞，其御雍于父丁百小。（《屯南》4404）

己丑卜，御于卅少。（《乙》4603）

庚申卜，贞其大。（《合集》30519）

甲戌卜，用大牛于祖乙。（《后》上26·4）

贞寻河，燎三牛，沉三牛，卯……（《乙》2489）

乙卯，禾于岳，燎三，宜三牛。

贞禾河，沉三牛，宜大牢。（《南明》448）

入商，兄丁延三百牢，大雨，□宗牢。（《合集》22274）

以象侑祖乙。（《合集》8983）

用105头牛和3匹公羊祭祀先妣（《花东》320）

以上辞例，祭祖御灾或祭山川求丰年，用牲有羊、牛、犬、豭（公猪）、豕、、象等，牛又分大牛、牢、大牢，羊亦别分、小、小、少、大。或谓牢或大牢指一对公母牛，或小指一对雌雄羊，后世文献说的“大牢”、“少牢”，源本此。[101]但《花东》354有写作者，《合集》3167又有写作的，明言属于公羊或母羊，则是否指一对雌雄羊，就难说了，牢、可能专指牢栅豢养的牛羊祭牲。上辞的用牲数，自个位数至百位数不等，祭仪有侑、御、卯（剖杀）、岁（刿割）、燎、沉、宜（割肉陈于俎案）等。古人“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礼论》），动物类祭品的大量消耗，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肉类食品侈享追求心理的写照。凡此，充分表明当时对动物类祭品的消耗量是何等可观了。

2.家畜家禽

夏商时期肉类食品之“鲜食”，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家畜家禽，二是野生走兽飞禽，三是鱼类水产等。

家畜种类基本承自史前，主要有猪、犬、羊、牛、马、兔、鹿、象等，家禽有鸡、鹅、鸭等。鸡在甲骨文有云：“贞鸡。”（《京津》4456）又有写作，像雄鸡高冠之形。[102]殷墟曾出土陶罐中内存鸡蛋。后冈91M39殷墓腰坑内殉有一鸡。[10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青铜公鸡。河南罗山天湖晚商墓M18葬随葬有玉鸡。[104]甲骨文鹅、鸭字未见，但殷墟花园庄54号墓及郭家庄殷墓出有玉鹅，[105]殷墟西区M861出有圆雕玉鸭[106]，小屯北地一座编号为F10：1的房址内出有石鸭[107]，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出有晚商铜鸭。[108]均体态肥硕，造型明显具有家鸭及家鹅的特征。[109]殷墟妇好墓出有玉鹅、玉鸭、石鸭、玉卧牛、石牛、玉马、玉犬、玉鹿、玉兔与玉象等[110]，具有家养特征，几乎集中展示了当时主要的家畜家禽种类。《周礼·天官·膳夫》说的“膳用六牲”，指牛、羊、豕、犬、马、鸡等六种家畜家禽，在商代已不鲜见，其中牛、羊、豕尤占显位。

1.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出土铜公鸡 2.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鹅

3.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石鸭

由于社会生活中对家畜家禽的需求量甚大，特别是国家祭祀中以牛、羊、猪为主牲的祭品，往往动辄以几十、数百计，必须得有可靠稳定的来源，因此育成了当时相当发达的畜牧饲养业经济生产。一方面，如鸡这类家禽饲养，当已成为农业经济社会中的副业，平民阶层的养鸡应很普遍。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一些平民墓内发现盛放着鸡骨的陶豆。[111]殷墟小屯东北地发现的一个鸟禽遗骸坑内也出有鸡骨。[112]殷墟一些末流贵族及平民墓内随葬的陶盛器中也往往残存有鸡骨。[113]这表明养鸡已可能成为平民家庭的副业，是普通社会肉类食品的一大来源。再如猪一类繁殖能力旺盛、易于饲养而经济效益来得快的牲畜，可能已向小规模饲养发展，成为一般社会阶层肉食品的基本来源。但另一方面，如牛、马之类的大牲畜，经济效益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获得，却又是王朝祭政或军政中的重要畜产，当已成为王朝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大规模畜牧业生产。[114]商代畜牧业的规模在甲骨文中有反映：

丁巳卜，争，贞降千牛。

不其降千牛千人。（《合集》1027）

日本白川静先生曾指出，商周之际青铜器铭有许多“册”字与鸟兽之形相组合的款识文字，表明册的初义指栅，即牢闲阑橛之意，甲骨文的“千牛”是说把牛补充入牢栅中饲养，以择其毛色等，洁净修祓，备他日祭祀之用。[115]此说精碻。《墨子·明鬼下》讲到夏商周三代之王，“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礼记·檀弓上》有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明堂位》有云：“殷人白马黑首”、“殷白牝”。择牲礼俗亦表明了古人对肉类食品的讲究。今据甲骨文所知，殷商时择牲极为细致，别雌雄而名之牝牡、、、等，察大小有（幼鹿）、（小马）、大牝诸称，辨牛龄或在牛角上刻短道，去势之豕称，肥嫩幼豕为豚，识毛色有黄牛、白牛、白牝、白牡、黑牝、物牝、黑牡、幽（青黑色）牛、玄牛、黑牛、物（杂色）牛、白祇、白、白豕、白豭、黑豕、黄豕、白马、}dnimage338-1.jpg}"/>（铜色马）、白羊、黑羊、白鹿、白麋、白兕、（赤黄色）兕等用语，而尤崇尚白色，如有“白牛元，有正”（《合集》29504）、“奚来白马。王占曰：吉”（《乙》3449），“白一牛”（《花东》299），云云。另据《周礼·地官》说，古代专门有负责祭牲牧养的官员群，如：

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系之。

牛人，掌养国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取人而刍之。

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之于牢，刍之三月。

羊人，掌羊牲。

今从甲骨卜辞“降千牛千人”的对贞可知，晚商畜牧业不仅规模大极，圈养牲畜有达千牛以上，而且也有众多的饲养者。甲骨文又有云：

王畜马在兹厩。（《合集》29415）

贞呼乍圂于专。（《合集》11274）

厩指马舍圈栏。《说文》云：“厩，马舍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有云：“宫厩之马”（上44），所言即是。，《说文通训定声》云：“，厕也，从豕在口中，会意，亦曰圈。”指猪圈。专，地名。从牛栏、马厩、猪之设看，当时一般都是按牲畜种类分开圈养的。

除牢闲圈养外，当时还有为数众多的牧场，见于甲骨文者，如“左牧”、“右牧”（《合集》28769）、“南牧”、“北牧”（《合集》28351）、“中牧”（《合集》32982）等等。

应指出的是王朝的畜产品除来自王朝直属的牧场外，各地诸侯族落均有义务贡纳各自牧养的畜产品，以随时补充入王室牢闲供祭政及侈享之需。甲骨文云：“贞呼牛于北土”（《合集》8783）、“以牛四百”（《合集》8965）、“禽见百牛”（《合集》102）、“以百牛”（《合集》8966）、“以牛五十”（《合集》8968）、“画来牛”（《丙编》74）、“登羊三百”（《合集》8959）、“兹以二百犬”（《合集》8979）、“贞象以三十马”（《合集》500）等，以义为贡纳，见义同献，皆关各方进贡畜产事。

3.猎自野生动物的“鲜食”

夏商贵族统治者好田猎，其中有盘游或军事操练以震慑远方的性质。如夏王“启淫溢康乐，野于饮食”[116]；“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117]，“淫游以佚畋”[118]，“夏伯杼子东征，获九尾”；后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119]；“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120]，夏桀“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121]；商开国之君“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122]；武乙“畋于河谓之间”；帝辛“才力过人，手格猛兽”[123]。从甲骨文所见，商代武丁以后各王，确好田猎，与文献中说法吻合。

《尔雅·释天》有云：“春猎为尃，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124]验以甲骨文，虽一年四季皆有田猎之事，但并无尃、苗、狝一类专用语，只是早晚期对田猎的称法上有某些习惯性的变异，早期以“田”、“兽”、“逐”之称为多，也有称“禽”的。如：

庚午卜，，贞田彘，。（《合集》110）

丁卜，其涉河兽。（《花东》36）

戊午卜，，贞我兽，擒。之日兽，允擒。［获］虎一，鹿四十，百六十四，麑百五十九，蔺有获，二小□四□。（《丙编》284）

丙申卜，，我其逐麋，获。（《丙编》291）

禽豕。子占曰：其禽。用。（《花东》378）

“田”谓田猎，义同文献中说的“畋”。“兽”字从干从犬，意为持干驱犬以猎，即后世“狩”字。“兽”属于互相配合呼应的大规模围猎，故猎物一般均较多。“逐”为追逐，通指逐兽，但亦逐飞禽，如，“往逐磬鹰弗其擒。擒获鹰十、豕一、一。”（《合集》10500）盖“逐”属狩猎中的连续行为，追逐被伤及而难远飞的猛禽。“禽”读如擒，禽虽属狩猎行为，但往往用于有所猎获场合。中晚期以降，又有“田兽”、“田省”之称，称“射”也大大超过前期，如：

获鹰十野豕鏖各一（《合集》10500）

王其田兽，亡（《屯南》226）

辛，王田省，亡。

于壬，王乃田，。

其兽，亡。（《屯南》271）

王其田斿，不遘大雨。

弜射斿鹿。（《遗珠》674）

“田兽”义同“田狩”。第二例三辞，第一辞“田省”指王出巡中的田猎活动，是总叙，第二辞单言“田”是专指该番出巡中举行的田猎活动，第三辞的“兽”指采取围堵的狩猎方式。第三例记商王在地田狩，方式同上例，“射”为狩猎的手段之一。

从甲骨文得知，当时比较常用的狩猎手段有狩（围猎）、小狩（《屯南》2326，小规模围猎）、射、焚、阱（设陷阱）、、网、罟、裒（搏）、（兜捕）、围（几人围捕）、罗（设罗网）、（圈陷）、弹（投石）、合、衣逐（合逐）等等。[125]田猎所获，大至猛兽，小至禽鸟，且择例举于下：

乙未卜，王狩擒。允获虎二，兕一，鹿十二，豕二，百二十七，豹二，兔二十三，雉二十七。一月。（《合集》10197）

辛未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获象十，雉十又一。（《合集》37364）

□子卜，，贞王逐百兕，阱，（《续补》）

丁亥卜，今日合兕获。允获六。（《合集》20726）

□□卜，王，令网兕六。（《合集》20729）

擒，兹获兕四十，鹿二，一。（《合集》37375）

己卯卜，庚辰王狩……擒。允擒，获兕三十又六。（《屯南》2857）

己亥卜，贞王田于□麓，往来亡灾。获鹿四，虎三，麑二。（《合集》37463）

……麋七十一，彘四十一，麑百。（《合集》20723）

壬申允狩，擒获兕六，豕十又六，麑百又九十又九。（《合集》10407）

王擒豚卅又七。（《宁沪》392）

允获麋四百五十一。（《合集》10344反）

□□，贞乙亥阱。擒七百麋。（《屯南》2626）

……擒获鹿百六十二。（《合集》10307）

……狩获擒五十又六。（《前》4·8·1）

……获八十又六。（《合集》37471）

……获鹿……麑二，白一。（《合集》37499）

……其射牛，亡□。（《宁沪》390）

……麋七十又四，豕四，兔七十又四。（《合集》40125）

……获鹰五十。（《合集》10499）

癸未卜，，贞……多子逐。（《合集》10501）

……获隹二百五十，象一，雉二。（《合集》41802）

获麑五，象一，雉六。（《英藏》2539）

甲寅卜，呼鸣网鸟，获。丙辰风，获五。（《合集》10514）

以上所举，有象、兕、虎、豹、彘、豕（野猪）、鹿、（幼鹿）、麋（四不像鹿）、（即豸）、（狼，一说狐）、牛（野牛）、兔等十余种野生哺乳动物，还有鹰、、隹、雉、鸟以及前举的“蔺”等飞禽。实际上当时人们狩猎的动物种类肯定还要多得多，考古出土的禽兽遗骨鉴定可以为证。比甲骨文时代要早的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兽骨，据裴文中、李有恒先生鉴定，有斑鹿（梅花鹿）、麋鹿（四不像鹿，三叉型角，北方代表性动物）、圣水牛（水牛，可能为驯养，今见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狍子等。[126]末一种甲骨文未见。殷墟出土的兽骨，昔日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诸氏鉴定，有象、犀牛、虎、豹熊、肿面猪、野牛、扭角羚、貘、狐、貍、獾、獐、斑鹿、麋鹿、兔、猴、猫、竹鼠、黑鼠、田鼠等20多种野生动物[127]，其中近半数以上为甲骨文所未载。禽鸟方面，1987年春在殷墟小屯村东北地的宫室区内曾发现一个大灰坑内，出土大量鸟骨，经鸟类专家侯连海先生鉴定，至少有隼、鸡、鹤、鸮、翠鸟等五目五科六属八种鸟类，其中包括有猛禽鹰、雕以及雉。[128]这与甲骨所示基本相合，但甲骨文田猎卜辞所获最多的禽鸟是隹，为短尾鸟，唯难以确知是什么鸟，很可能是鸟的泛指；其次是鹑鸡目的雉，有一次获50只（《合集》40834）；前举鹰也有一次获50只。甲骨文中的、蔺也难知是什么鸟。

夏商统治者的田猎，并非纯为“淫溢康乐”，还有祭政和扩充肉类食品来源等方面的需要。《诗·小雅·车攻》：“大庖不盈”，毛传即指出田猎所获野味可供三方面之需，“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说的是野味一可为盛于豆器中的祭品供宗庙，敬祖先，二可用来宴飨宾客，三可成为君主的美食。《礼记·王制》也说：“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岁三田”指的就是统治者居常田猎的这三大收益。就甲骨文所见，田猎野味每成为宴飨之品，如云：

王来狩自豆麓，在，王飨酉。（宰甫簋，《愙斋》11·26）

王先狩乃飨，擒有鹿。（《合集》28333）

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戠兕，王赐宰丰寝小贶。（《佚》518）

狩鹿有鹿宴，获（赤黄色）兕还大飨大赏臣属庆功。犹如《诗·吉日》说的“殪此大兕，以御宾客”。此外，确有许多猎获品用于祭祀：

于祖乙侑兕。（《丙编》349）

乙未卜，虎陟于祖甲。

乙未卜，虎于父甲祼。（《合集》27339）

……用于丁。（《合集》10254）

庚申卜，，贞王麋用。（《合集》27459）

乙卯贞，肜于父丁，鹿。（《合集》32083）

以上祭祖乙、祖甲、父丁、丁等先王的用牲，有兕、虎、（狼或狐）、麋、鹿，均为猎获品。1976年殷墟武官大墓南墓地发掘发现殉葬有马27匹、犬11只、猴三只、鹿一只，有的当属于猎获品。王陵区东区祭祀坑M3，里面瘗埋猪一头，个体甚大，长约1.6米、高1米，獠牙较大，似为野猪。M217祭祀坑中瘗埋一人及鹰五只。[129]次年又在王陵区西区祭祀坑M2中出土狗、羊、河貍各一只，M17中发现瘗埋狐狸一只。[130]《尚书大传》卷四有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这一观念是否商代已有，虽未敢必，但当时确是有用野味荐鲜的。

田猎除能扩大肉类食品或祭牲来源外，还能提供手工业制骨、制革等生产原料及其他生活用品，故夏商时期各地诸侯族落有向王进贡猎获品的义务，如《尚书大传》卷三云：“禹成五服，齿革羽毛器备”，甲骨文云：“以象”、“以猴”（《合集》8984）、“来兕”（《合集》9172）、“见（献）麋”（《英藏》215）、“以豕”（《合集》8981）、“入龟”（《合集》9774）等，均涉及这类事。

此外，《尚书大传》卷五有云：“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为田除害。”讲到古代统治者田猎，还有另两层意义，一是为田除害，保障农作物收成，二是习兵事炫耀武力。甲骨中田猎区大多又为农田区，以及有记田猎“振旅”（《合集》3817）等等，正揭示了这方面的史实。

（二）水产品及蔬果

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址大多有当时人们食余的鱼鳖贝蚌螺蛤等水产品以及捕鱼工具鱼钩、网坠之类遗物出土。甲骨中有云：

王鱼。

勿鱼。（《丙编》156）

其渔。（《安明》2099）

弜渔。（《粹》1565）

戊寅，王狩膏（郊）鱼，擒。（《合集》10918）

甲申卜，不其网鱼。（《合集》16203）

丁卯卜，王大获鱼。（《遗珠》760）

癸卯卜，获鱼其三万，不□。（《合集》10471）

□丑贞，王令□□取祖乙鱼，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屯南》2342）

“王鱼”、“勿鱼”的“鱼”用为动词，意为渔捕之渔字。王亲自莅临捕鱼，说明了对渔业的重视。膏读如郊，捕郊外河湖之鱼言“狩”，亦可见商代渔狩规模有时几与田猎同，可能还借鉴了田猎的某些手段。据杨升南先生考证，商代人们捕鱼的方法大致有网捕、垂钓、弓箭射鱼、竹笥筌鱼、鱼鹰捕鱼等。[131]所谓“狩鱼”及“网鱼”，揭示了当时多种渔捕技巧。是商王武丁时的一位渔官，在其率领下能捕鱼3万尾，足以表明当时的渔业已相当发达。末一辞可知鱼鲜水产品不仅被人们大量食用，还被商王用来荐祀先王。另外前文已讲过，殷墟王都的一些中上层平民墓，往往发现随葬陶器中盛有鱼类食品的遗骨。

捕三万尾鱼（《合集》10471）

夏商时期的鱼类资源十分丰富，自然生态环境遭人类生存活动的破坏程度甚微，人们食用的鱼鲜水产品大都为居地附近的天然河湖所产。如湖北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出土不少当时人们食后所弃的鱼骨，经鉴定有鲤鱼、青鱼、大口鲶鱼和鳜鱼[132]，均属长江流域南方地区的常见鱼类。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鱼骨，经鉴定有黄颡鱼、鲤鱼、青鱼、草鱼、赤眼鳟和鲻鱼（Mugilsp）等，前五种鱼类皆当地所产，分布很广，今河南北部尚盛产之，唯末一种鲻鱼，则产于江海交汇的咸水区。[133]可以推知，当时人们饮食生活中的鱼鲜食品，主要产自本地，但对于王都的贵族统治者来说，又享受着来自异地远方的进贡品。如郑州商城曾出土过鲟鱼骨。[134]上节所述1987年春殷墟小屯村东北地宫室区内发现的鸟骨坑中，也有一块鲟鱼的侧线骨版。[135]这种鲟鱼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中华鲟或达氏鲟，是特富营养价值的珍贵鱼类品种，体长可达3米左右。重可达1000斤，肉质鲜美，当属贡品。《尸子》云：“夏桀商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东海之鲸。”此说信而有征，殷墟即出土有来自遥远海域的鲸骨[136]，与上面提到的海产鲻鱼，也都属于外来品，而为贵族统治者所专享。

甲骨文中鱼类一般都泛称“鱼”而不细别，但也有例外，如：

乙未卜，贞获。十二月。允获十六。（《合集》258）

乙未卜，王，贞三卜，执。（《合集》5330+10494）

为武丁时渔官。获与执同义，辞中用为捕捉意。应属殷墟一带河湖中所产的鱼，从验辞记捕获16尾看，似乎个头不小，且年末12月前后是较佳的渔捕期，为当时所熟晓，故商王为此进行预卜，但属于什么鱼，是否即《大戴礼记·夏小正》说的“（二月）祭鲔……鲔之至有时，美物也”。《周礼·天官·烝人》云：“春献王鲔”，郑注：“王鲔，鲔之大者。”鲔鱼肉白味鲜，大者可至七八尺。此有待后考。这是甲骨文中极少数有具体命名的鱼。

夏商时期的鱼类水产品主要渔自天然河湖，但似乎很早就已出现人工养鱼。偃师商城宫室区北部发现一片经人工挖掘，又用石块垒砌成缓坡岸的长方形池苑，东西长130米、南北宽20米、深约1.5米，面积2600平方米，池底有成片、成层的螺壳。[137]殷墟小屯宫室区西侧近年也发现了深达12米的大面积池邕。[138]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宫城内西南方是池沼景观。宫苑池中养鱼，古代通例，如西周《簋铭》云：“穆王在京，呼渔于大池。”可能商代已如此。甲骨文有“王兑省鱼”（《屯南》637），同如“省牛”、“省羊”、“省象”，所省视者大多为人工养殖的动物，可以想见商代养鱼是有传统的，这一传统后为周代统治者所继承。

关于夏商时期的蔬果食品，这方面资料非常少，但当时饮食生活中植物类的“根食”，应占有相当大比重。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果树类有枣、酸枣、野葡萄和桃四种，蔬菜类有紫苏（嫩叶可食）一种。[139]《礼记·内则》有记“芝、栭、、烝、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姜、桂”17种果品，其中桃、李、梅、杏、枣通谓之“五果”。《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蔬果食品云：正月“囿有见韭”、二月“荣堇（苦菜）采蘩（白蒿）”、三月“采识（烝，黄烝，可作菹食）”、四月“囿有见杏”、五月“始食瓜，煮梅”、六月“煮桃”、七月“为将（苽，茭白）”、八月“剥瓜，剥枣”、十月“采芸（芸蒿）”、十二月“纳卵蒜”。甲骨文中有“囿”、“圃”等字，殷金文有记“辛巳御寻仓在小圃，王光（贶）赏□沚贝”（簋，《集成》3990），推想在商代可能已有以蔬菜瓜果为主要栽培对象的菜园，园圃蔬果种植与大田谷物栽培似有了一些分工。

史传辅助商汤的伊尹是一位烹调里手，《吕氏春秋·本味》载他曾经向商汤开具了一份菜单，其中有云：

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觾之翠，述荡之掔，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

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余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

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

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桔，云梦之柚。

这份菜单罗列了上古时期各地的许多土特名产，肉食嘉品有猩唇、獾肉、鸟雀、走兽、旄牛、象腰子、凤卵；水产品有、鲕（鱼子）、鳖、鳐鱼等；调味品有姜、桂、菌、醢（酱）、盐；蔬菜有苹（水藻）、木实、木叶、树菜、芸蒿、水芹、菁、土英等等；瓜果有棠实、百果、甘栌、桔、柚之类。山珍野味、蔬果土产，有的物名今已难考，有的在史前遗址有发现，当有一定依据。甲骨文中有陶鬲中盛菜蔬的字形。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桃仁、李核、枣核、草木樨等酿酒原料，也有助于了解那一时期的蔬果品类。一些商代遗址出有梅核、花椒这类的调味品，同样可归入根生之食。

三 饮料品——酒的酿制与品种

（一）夏商时期酒的社会消费

夏商时期，酒的消费量十分之大，社会生活中几乎随处皆见酒。民间的“族食、族燕之礼”，要“为酒以合三族”[140]。祀神祭祖，则“既载清酤，赉我思成”[141]。甲骨文酒字作，如辞云：

岳先，乃五云，有雨。大吉。（《屯南》651＋671＋689）

戊午卜，，贞年于岳、河、。（《合集》10076）

辛酉，四方。（《续存》上1829）

癸亥卜，上甲。（《合集》1192）

求雨、求农业年成丰收于天神“五云”及山川自然神岳、河、等，要用酒。祭四方、祭祖先上甲等，仍旧少不了酒。

再如，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宴飨方国来宾、军戎饯行、战胜献俘、封侯任官、养老教子等等，也每每以酒为礼。贵族统治阶级的居常饮食生活，酒酌醉饱，更为常见。像夏王启“湛浊于酒”[142]，太康“甘酒嗜音”[143]，夏桀“荒耽于酒”[144]。商代祖甲以后各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145]，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46]，真是史不绝书。至于夏亡国前，“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147]，商亡国前“庶群自腥闻在上”[148]成了后世统治者治国的前鉴。

（二）夏商时期的酒业

夏商时期社会对酒需求如此之高，固然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可有大量粮食剩余产量能用来制酒有直接关系，但节节攀高的酒的消费量无疑又反过来刺激着酿酒业的持续发展。

目前所知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后，据对河南贾湖裴李岗遗址出土陶片上残留沉淀物的化学分析，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其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蜂蜡、葡萄丹宁酸包括山楂的化学成分相同，表明这些陶器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饮料。[149]《世本·作篇》云：“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仪狄是史传夏代立国前后的酿酒发明者，《战国策·魏策二》云：“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这种既当饮料又能做调味品的甘甜的醪酒，可能属于谷物天然酒，谷米受潮发芽生霉菌，由微生作用而引起糖化和酒化。酿制这种酒，毋须太复杂的技巧。醪，据《说文》云：“醪，汁滓酒也。”徐灏笺云：“醪与醴皆汁滓相将；醴一宿熟，味至薄；醪则醇酒味甜。”《汉书·爰盎传》：“买二石醇醪”，颜师古注：“醪，汁滓合之酒也。”《一切经音义》十七云：“醪，谓有滓酒也。”《广韵》云：“醪，浊酒。”由此看来，仪狄酿的醪酒，是一种经多日糖化酒化而未经过滤的谷物天然酒，是酒液与糟和合在一起的浊甜酒。

史传到夏代中期，又进而能酿制另一种酒，即《世本·作篇》说的“少康作秫酒”，秫是糯性粟，为粟的上品，甲骨文中亦见。秫酒对应于醪酒，则可能是一种滤去酒滓或沉淀后取其汁的粮食白酒，相当于前引《诗》的“清酤”。

夏代酿酒当已发展到作坊的批量生产。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均出有不少大口尊。[150]日本林巳奈夫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制大口尊是用来酿酒的容器，与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商代通高约35厘米以上的大口尊及通高28厘米以上的釉陶有肩尊属于同一系列之器，而郑州出土的陶制大口尊内犹发现留有白色水垢状“酒沉淀物”，这类大口尊的器形，像甲骨文的酉字，即酉字原形乃取自大口尊，可作为其器的最初定名，后又被一声之转的卣字替代，但卣盛酒的容量显然小些。他同时又指出商代那种高度通常在24-35厘米的喇叭口有肩的圈足青铜尊及截头有肩尊（又称），也是由大口尊演变而来的酒容器。[151]倘若大口尊为制酒容器的说法成立，而这类容器都较硕大，容量可达5公斤以上，则可以追想那时的酿酒作坊规模已经不小。

商代的酿酒作坊林林总总，不仅王都有，地方也很多，这由各地商代遗址几乎普遍出土较多数量的酒器可以推知。酿酒作坊有属王家的，也有属各地贵显阶层的。如郑州商城在20世纪50年代初东南郊二里冈的发掘中，曾在一片不小的范围内发现了相当多的大口尊，通高大都在30厘米以上，侈口深腹，形体硕大，陶质坚硬，器表有烟炱痕，器内粘有白色水锈状沉淀物，即上述林巳奈夫先生说的“酒ヲの”（酒沉淀物）。当时考古工作者曾推测这处遗迹遗物似与酿酒有关。[152]现在来看，当时发掘的这一范围很可能属于商王都的王家酿酒作坊。但大口尊内的白色水垢状沉淀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未经科学鉴定，不知分晓。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也发现一处酿酒作坊，位于一组大型贵显宅落的最北部。这组大型宅落，占地面积达1400多平方米，由主体建筑、大小庭院、祀室、偏房、水井、储藏窖等组成。其酿酒作坊为两座高台式斜坡顶建筑物，面积近50平方米，呈南北一列而稍有错位呈曲尺形，朝西一面皆无墙，有踏阶可进入坊屋内。屋内排放了46件陶器，以瓮和大口罐占多数，还有、尊、壶、豆、“将军盔”、漏斗等。陶瓮内也发现留有与上述郑州二里冈出土大口尊内相同的白色水垢状沉淀物，共达8.5公斤之多，另外还在四件大口罐内发现分别装有桃仁、李核、枣、草木樨与大麻子。这回，科学工作者对白色沉淀物作了分析鉴定，确定是人工培植的酵母，即用来制酒的曲，今俗称酒曲。由此得知这两座屋子是属于商代贵族阶级的酿酒作坊，坊屋内所出器物皆与酿酒有关。、尊、壶、豆是储酒及品酒之具，陶瓮为曲烝发酵制酒之容器，“将军盔”可能是蒸煮酿酒原料之具，漏斗用于灌注酒，大口罐内的果仁是为酿制果酒的原料。[153]

夏商时期地方贵族阶级酿制的酒除供自家饮用外，还当做进贡品敬献君王。如上述仪狄制醪酒进献夏禹。甲骨文有云：

贞以卣。（《东京》286）

河北藁城商代酿酒作坊遗迹复原图

河北藁城商代酿酒作坊遗迹出土陶酒具

陶大口尊

以，进贡之义。青铜卣是专用于盛贮鬯酒的容器，通常又成为鬯酒的容量单位，如甲骨文有“贞鬯三卣飨”（《合集》30910）、“鬯五卣。十卣”（《合集》30815），晚商《彝铭》有“鬯廿卣”[154]、《毛公鼎铭》有“秬鬯一卣”、《尚书·洛诰》有“鬯五卣”之类的熟语。一卣的酒容量大体在3公斤左右，1983年安阳郭家庄M1、1984年戚家庄东M269和刘家庄M1以及山东滕州前掌大M11四座殷墓出土的四件铜卣内，均盛有白色透明液体，郭家庄一卣及刘家庄一卣的液体内均含有植物纤维状杂质，含乙醇（酒精）成分。[155]河南罗山蟒张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出土一件密封良好的青铜卣，也装有酒，经色谱测试，每百毫升内含甲酸乙酯8.239毫克，并有果香气味，是为浓郁型香酒。[156]上举的“以卣”，当同时包括卣内的美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贡了一卣酒。此犹西周《臣辰盉铭》所云：“赏卣鬯”，赏了一卣鬯酒。

商代除王家及地方贵族阶级有酿酒作坊外，民间平民阶层中的富有者有的也私家酿酒自用，有的甚至还酤酒出售。《古史考》即讲述了商末吕望曾经“卖饮于孟津”，卖饮即卖酒，指在黄河古渡口孟津开酤酒铺，类似《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的“酒家”，其酒当为自酿以售。

如上所述，显然商代的酿酒业要远比夏代发达，早在商代前期人们就已发明了人工培植曲烝发酵造酒的新技术。《商书·说命下》佚文有记晚商武丁之言云：“若作酒醴，尔惟曲烝。”证以地下考古发现，这应视为信史材料。用酒曲发酵造酒，不仅产量可以大大提高，酒的质量也要比早先单纯让谷物潮霉而自然酒化容易把握。

（三）夏商时期酒的品种

从酒的品种说，前面已讲过夏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酒液与糟滓和合在一起的浊甜酒，称为醪酒，既能做“变五味”的调米酒，又能当饮料酒；另一种是糯性粟酿成的白酒，称为秫酒，属于清酒。商代酒的品种比夏代多得多，大致有以下五种近十多个品类：

1.酒

通常泛指粮食白酒，是普及社会上下而消费量最大的一种酒，当主要用粟酿制。甲骨文酒从酉从彡，写作，酉即上述林巳奈夫先生说的酿酒容器大口尊之形，彡表示酒液。酒液在殷人看来不是水，是奇妙的圣液。甲骨文酒字并不从水，水旁作等，与彡有别。甲骨文中有直接用酒器酉字借指酒的辞例：

戊卜，以。（《花东》53）

戊午贞，酉求禾于岳，燎三豕，卯……（《屯南》2626）

酉字写作，刘一曼、曹定云先生指出：“酉为盛酒的器皿，其内有小点，表示器内盛了酒，应为酒字。”[157]“酉求”即“酒求”，可参照下辞：“辛巳卜，求于祖乙用于丁巳。”（《京人》3003）商周金文也有酉酒通假之例，如：

乙亥，王既在熊师，王飨酉。（尹光鼎，《小校》13·2）

酉无敢。（大盂鼎，《三代》4·42·1）

穆王在京，呼渔于大池，王飨酉。（簋，《善斋》78）

用盛旨酉。（季良父壶，《三代》12·28·2）

四辞中的“酉”均由酒器而借为“酒”。“王飨酉”，在《大鼎》铭云：“大以厥友守，王飨，王呼膳夫驭召大”（《三代》4·33·1），字一壶一酉两件酒器并列，与“王飨酉”的用例意义无别，也借为酒字。《尚书·无逸》“酗于酒”，魏三体石经古文酒作“酉”。《释名·释饮食》云：“酒，酉也。”凡此均可证明，甲骨文的即后世的酒了，通指粮食白酒。

2.醴

前揭《商书·说命下》武丁之言云：“若作酒醴，尔惟曲烝。”醴与醪同为稻米酿制的浊甜酒，不同之处是醪的度数高而醴只是一宿而成的米酒。《说文》云：“醴，酒一宿熟也。”前引徐灏笺云：“（醴）味至薄。”《周礼·天官·酒正》郑氏注：“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甜）酒矣。”是知醴相当于今江南民间用糯米酿制的“酒酿”，制法是将糯米蒸熟后稍停，拌入酒曲，置于缸中，捂盖使保持一定温度，若遇天热，一夜可成，如制时再放些桂花，连米合液饮尝，更香甜可口。凡用束茅过滤过的醴酒，甲骨文称为“”（《合集》377）。据下辞云：

乙酉卜，贞来乙未于祖乙。十二月。（《合集》1594）

丁□贞，乙酉。（《屯南》1089）

丁丑卜，其于父甲，有庸，祖丁用。（《屯南》1055）

贞翌丁…………（《怀特》120）

癸未卜，贞，惟有酉用。十二月。（《合集》15818）

，甲骨文一形作，从酉从束从又，意为手持束茅过滤去糟滓以制成清醴酒。《周礼·春官·司尊彝》：“郁齐献酌，醴齐缩酌”，郑氏注：“煮郁和相鬯以酒，摩莎之，出其香汁也。醴齐尤浊，和以明酌，之以茅缩去滓也。”又《礼记·郊特牲》：“缩酌用茅，明酌也”，郑注：“醴尤浊，和之以明酌，之以茅缩去滓也。”“酒”、“其酒”均指用束茅过滤酒。上揭卜辞“贞，惟有酉用”，“”之，其意同如《长烝烝铭》“穆王飨”之，醴的借字。“”分指酒与醴酒，为用束茅过滤过的清酒，指未经束茅过滤过的浊酒，谓祭祀采用当场过滤过的酒及未过滤过的醴酒做祭品，要用贮酒的酉器否。

3.鬯

鬯是用黍酿制的酒，在商代属于高档酒，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大都用于重要礼仪场合，且每以“若干卣”为其容量计量单位，此乃因鬯为上品常用高级青铜卣礼器盛贮之故，如甲骨文有云：

（1）丁酉卜，贞王宾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合集》35355）

（2）□亥，贞王侑百鬯，百牛。（《合集》32044）

（3）丁亥卜，，贞昔乙酉奔，御自大乙、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卯三百。（《合集》301；《缀续》444即《合集》1477+302）

（4）贞左鬯。（《合集》30519）

（5）右鬯□卣。（《合集》30520）

上举五辞，（1）记商王祭父王文武丁，（2）记商王侑祭，（3）记顺祀先王，祭品中皆有鬯。（4）（5）记祭品鬯分列左右，盛贮器或指明是卣。鬯以卣计量，有时数量不大者，常明言“鬯若干卣”，如“鬯六卣”之类，是确指，实有六件铜卣盛着鬯，但像“百鬯”，其数甚大，恐未必能备齐上百件青铜卣，其不明言“鬯百卣”者，盖鬯的计量单位之数为百卣的量，但实际未盛在铜卣中，很可能是统灌贮在若干更大的容器之内的。

鬯酒又可分为秬鬯和郁鬯两类。《诗·大雅·江汉》云：“秬鬯一卣。”毛传：“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对此，汉郑玄注《周礼·春官·郁人》“凡祭祀宾客之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则持有不同说法，其云：“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清儒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鬯人》归纳这两种说法云：“依毛义秬与鬯为二，郁与鬯为一，意谓筑煮鬯草，合之秬鬯，蕴郁而酿之，是为鬯酒；则郁非草名，而鬯乃草名。依后郑则郁是郁金，秬鬯是黍酒，二者相合乃成郁鬯。”他又引黄以周之说云：“黄以周云：《鬯人》曰共秬鬯，《郁人》曰和郁鬯，是秬鬯可单称鬯，而郁未和鬯只单称郁也。《郊特牲》曰：殷人尚臭，灌用鬯臭，阴达于渊泉。曰郁合鬯，……以二物相合。然则经之单称鬯，皆秬鬯也；经之单称郁，皆未合鬯者也；经之单称秬鬯者，亦鬯之合郁者也。”孙氏认为“黄说是也”。《说文》“郁”字条段玉裁注亦云：“凡以郁和鬯谓之郁鬯，如《郁人》云郁鬯以实彝是；不和郁者但谓之秬鬯，如《鬯人》掌供秬鬯而饰之是也。”其说与黄、孙两氏同。简言之，用黍为原料酿制成的酒，通称为鬯。甲骨文中有“新鬯”、“旧鬯”[158]之别，新鬯指新近酿成的鬯，旧鬯指陈鬯。鬯又可细分出两类高档酒，一类是专用黑黍酿制，不和入郁金香草，名之秬鬯，另一类是和入郁金香草的香鬯，尤为名贵，称之郁鬯。前揭殷墟及前掌大墓葬出土三铜卣，内存白色透明液体，又含植物纤维，罗山天湖商墓出土铜卣内的酒，有浓郁型香味，从质、色、味看，似都属于郁鬯。

郁鬯以郁和鬯而得名，上述郑玄注谓郁是“郁金”，《说文》亦云：“郁，芳草也。”郁金香草（学名为Curcuma aromatica），主要生长于四川及江汉平原以南的南方温湿地带，其叶柄长5厘米左右，叶长15-37厘米、宽7-10厘米，近似美人蕉叶而小些。[159]日本林巳奈夫先生曾注意到，《诗经》中有咏采苹祭祖，有歌种黍酿酒祀祖，却没有咏郁的采集与收获，尽管郁是制作祭祀场合最上品酒的原料，故他推测商周时期郁是从南方输入，因此特别贵重。[160]

今人通谓郁鬯是鬯酒加郁金香草浸泡而成，这是出于臆想，其实不然，制作郁鬯前两道手序，即捣筑和鬻煮。《说文》“郁”字条有云：“筑以煮鬯之为郁。”前引郑玄说亦云：“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他还引郑司农说云：“郁，草名，十叶为贯，百二十贯筑以煮之中，停于祭前。”意思说郁草每十片叶子称一贯，捣上120贯即1200片叶子，放在中煮，置于祭前以备和鬯酒。按照《周礼》的记载，这前两道手序是由“郁人”专门掌管，而另有“鬯人”负责提供鬯酒，但“郁人”并不亲自动手“筑以煮”，他似乎只负责把煮好的郁浆和入鬯中调成郁鬯。至于“筑以煮”，自有他人来干，即《周礼》所述“肆师”，在“祭之日……及，筑鬻”或“大宾客，莅筵几，筑鬻”。筑者，指用杵臼捣筑郁叶；鬻者，煮之成浆液也。日本林巳奈夫先生据此指出，调制郁鬯当非事先完成，而是临祭的当天或在飨贵宾的筵席上捣郁煮汁和鬯，颇似茶道的客前点茶，成为一种仪式。[161]此说可信。郑州商城西300米处杜岭，曾出土商代前期一坑王室重器，主要有大方鼎二件，石臼、杵一套，其中一件方鼎内又放铜鬲一个。石臼已残缺，石杵长23厘米，臼中及杵头均留有朱砂色的捣研痕，而两方鼎底腹下及足部有烟炱痕。[162]或许这即是“筑鬻”调郁鬯仪式的遗征。殷妇好墓也出土过一套玉制品的臼、杵，臼高27厘米、孔径16厘米，杵长27厘米[163]，也是“筑郁金”的礼具。值得注意的是，玉臼内及杵头上同样留有朱砂色，这是否与当时“筑郁和鬯”的佐料有关，存疑有俟后考。

由于郁鬯是商代最高档的礼仪酒类，故有特定的用器，如捣筑郁草用玉石臼、杵，煮郁和鬯用盉，盛郁液用壶，贮郁鬯用卣，献宾有觯，饮郁鬯用瓒，等等。本书还将述及，此从略。

4.果酒

前述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的酿酒作坊内，出土了不少成罐的酿制果酒的原料，有桃仁、李核、枣核等，这些果仁果核，有的原当是鲜果或干果品，唯因果肉难以保存下来而仅见其核。从色、味言，果酒有色酒，有果香甜、酸五味酒等。概言之，果酒基本上是为营养酒或药补酒。如蔷薇科桃属的去核桃仁，据古代药书记载，是活血化瘀的代表性药物，有止咳逆上气、杀小虫、下瘀血、通经、治腹中结块、通润大便、症瘕邪气等作用。同科樱属的郁李仁，可通便、泻腹水、治浮肿，能破血润燥。李实可除痼热，桃仁可治面烝黑子。枣能健脾益血，枣核有酸收益肝胆药效。[164]但商代未必已了解其药性，然有桃仁酒、李酒、枣酒等果酒则为地下考古发现所确知。

5.药酒

《尚书·说命下》佚文有商王武丁之言：“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意思说服药后感觉不到头晕目眩的药物反应，病就不会痊愈。《礼记·曲礼上》云：“有疾则饮酒食肉。”《说文》云：“医之性然，得酒而使，酒所以治病也。”这是讲饮酒食能舒筋活血，加速血液循环，利于新陈代谢，抵御病毒。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确有一类酒是制成而当药酒服用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酿酒作坊里，另出有成罐的草木樨和大麻籽的制酒原料，草木樨能清热解毒，大麻籽能润肠通便，有祛风、活血通经功效，其仁浸泡酒可治骨髓风毒和大风癞疾等，但此等物制成的酒苦涩而难饮，且不宜多服用，有的有缓泻等强烈副作用，由此推知当时制这类酒是视作药酒的。

总之，夏商时期酿酒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已由谷物天然酒化进入人工培植曲烝发酵造酒的新阶段，酿酒作坊相当普遍，批量生产也颇具规模。酒的品种，夏代有汁糟和合的浊甜酒“醪”酒和用糯性粟酿制的“秫酒”。商代有用粟酿制的粮食白酒，用谷米酿制的薄味酒“醴”，用束茅过滤去滓的清醴酒“”，用黍酿制的“鬯”及调入煮郁液的“郁鬯”，有果酒桃仁酒、李酒、枣酒，还有草木樨、大麻籽所制的药酒，其中“鬯”与“郁鬯”属高档酒，为统治阶级专享的礼仪酒类，“郁鬯”尤属名贵酒，“鬯”与“郁鬯”通以卣为容量计量单位。

第三节 烹饪俗尚

一 几种原始熟食法的演进

人类懂得谷食，拉开了“火食之道成”的序幕。在此之前，人类对食物生吞活剥的固有生食习尚，虽已随着用火知识的积累而逐渐逊位于熟食，但以火熟食的方法是极其简单的，在饮食方面无所谓主食和肴馔搭配，更无所谓烹饪火候或烹调技艺的讲究，大概熟食之法主要停留在能否维持填饱肚子这一基本生存条件的水准上，故其方法简易粗疏而具实效。

最初的熟食法有三，曰燔，曰炙、曰炮。如《诗·小雅·瓠叶》云：“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尉缭子·兵谈》云：“轻者如炮如燔。”毛诗注以为，“加火曰燔，炕火曰炙。”孔疏：“加置于火上是燔烧之，故言加火曰燔。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燔乃是直接把食物加于火上烧，炙是指用树枝之类把食物串起来近火烤之，炮可能是前二者的演进。《礼记·内则》有云：“涂之以涂，炮之。”郑注：“炮者以涂烧之为名也。”孔疏：“涂之以涂，谓穰草相和之涂也。”大概炮原先是指将生物丢在文火中烧熟，为避免烧焦，后又生出以土或草泥涂生物，包而烧烤之法。

借助炊器的熟食方法，大概是谷食产生以后才真正出现。此前人们曾有过石上燔食法或石烹法。《礼记·礼运》：“燔黍捭豚。”郑氏注云：“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这是追忆未有陶器之前人们如何使谷类肉类烧熟可食的方法。唐孔颖达疏又有申述，谓“中古之时，饮食质略，虽有火化，其时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洮释黍米，加于烧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于烧石之上而熟之，故云捭豚。”据《一切经音义》卷七引《通俗文》云：“淅米谓之洮汰”，洮有濯义，以水洮释黍米，犹今所谓淘米。不过石上燔谷，事先是否淘过，已难周知。以常识言，此类熟食方法，食物不会是水煮，主要通过烙炕而熟之。

原始的水煮法有一种石烹法，今民族调查材料中有之，先在竹木或树皮器皿里，或在牛皮上盛水和食物，把烧炽热的石块投入水中，直到水沸食物煮熟为止，[165]这对谷类和肉类食物均适用。《礼运》有云：“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烹是晚于燔、炙、炮的一种水煮法，郑注谓是“煮之镬也”，视为“范金合土”即金属或陶器产生后的煮食法。然烹毕竟与原始石烹法的借沸水熟生物，多少有其渊源关系。

宋代樵周《古史考》认为：

始有燔、炙，人裹肉烧之曰炮，故食取名焉。及神农时民食谷，释米加于烧石之上而食。及黄帝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

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

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人类对于以火熟食方法的具体操作，有一个由单调到多样、由粗疏到精湛的技巧渐次提高进程，并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大体是相应的。一般说来，在渔猎采集时代，燔、炙、炮的熟食方法最为盛行。石上燔谷和石烹法，大致起自粒食之初一个阶段，及后又有烹煮法、汽蒸等等的需凭藉炊器的烹饪法。然则“火食之道成”，烹饪水平之大进，自应是炊食器皿产生以后才出现。换言之，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得以发明并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原始的几种熟食法也因之而获得升华，被加进了许多新的烹饪内容，当然其中包含着无数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创新，并非一蹴而就的。

二 粮食加工与食品储藏

（一）粮食加工

在农业社会中，作为“火食之道成”的主要食粮是谷食，早先通常为“米而不粉”，蒸煮后犹呈米粒状，故也称“粒食”。至夏商时期，仍基本维持着这种“粒食”的习惯。谷类粮食要成为能熟煮蒸烹的“粒食”，一般得经过脱粒除壳或精白之类的粮食加工，最原始的方法是用手揉搓，用脚踩压，用棍棒捶捣，用卵石碾磨。久之，先民又发明了磨盘、碾棒、杵臼等粮食加工工具。

1.陶寺石研磨盘与石研磨棒（据《考古》83-1）2.二里头石臼（据《偃师二里头》）3、4.二里头石杵（据《偃师二里头》）5.传安阳出土玉杵（据《邺中片羽》初集）6.侯家庄M1550大墓出土石杵（据《殷墟的发现与研究》）7.殷墟石臼

夏商以来，各地出土的磨盘、磨棒、杵臼等类的粮食加工遗物屡见不鲜。如关于商代的杵臼，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在所著《中国农业史研究》[166]巨帙中，就曾列举了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臼。[167]惜未言臼的材料，从图观察，似属陶制品。另外郑州杜岭曾发现一坑，坑内二方鼎与一套石杵、石臼同出，杵长23厘米，杵端与臼内皆有捣研朱砂痕[168]，以及1950年春安阳殷墟四盘磨村发掘出土的石臼。[169]此外他还注意到黄浚《邺中片羽》初集卷下第19页著录有一件殷商时的玉杵，认为若据《礼记·杂记上》说的“畅（郁鬯）臼以椈（柏），杵以梧”，则这件玉杵已是祭祀场合用来捣制郁鬯的仪礼用具。殷墟妇好墓还出土过一套玉臼、玉杵，臼高27厘米、孔径16厘米，杵长27厘米。[170]由此说来，专门性质的玉制臼、杵的礼具的出现，应是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粮食加工工具臼杵的升华，就夏商时期民间社会而言，最普遍使用的当是木杵、石杵及石臼、陶臼之类。

甲骨文舂作 铜觚铭舂作 舂米图（分别据《安明》999、《金匮论古初集》、《古今图书集成》）

殷墟甲骨文有秦字写作（《合集》27315），像双手持杵直舂禾谷之意。另有一字写作 （《安明》999），余释臼或舂字，像手持杵舂其臼[171]，即《说文》所云：“臼，舂也，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象形；中，米也。”再如商代铜觚上有刻字标识者[172]，裘锡圭先生释建字。[173]字像一人舂作之形，杵下两点，若非指版筑所夯之泥土，则亦可能指谷粒。

总的来说，夏商以来各地出土的磨盘、磨棒、杵臼等粮食加工工具，以及甲骨文金文中所见的舂臼之类的用词，大抵均属意于去谷壳进行粒食加工，而并非指粉食加工。《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氏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九·杵臼门》有云：“昔圣人教民杵臼，而粒食资焉，后乃增广制度。”列举了碓、碓、砻、辗、辊辗、飏扇等一批后世所见的由杵臼演生而出的脱粒除壳及精白米加工器。

至于粉食的起源，尚无明确的考古证据可追溯到夏商时期。20世纪90年代陕西泾阳高家堡村发掘一批晚商墓葬，在两件铜方鼎内发现留有一层厚厚的面糊状物，表面凹凸不平，干燥龟裂的纹路纵横分布，据说依稀可辨当时“沸腾流动焦糊冷凝的轨迹”。或推测其“既有蒸食的粒食食物，也有煮食的粉食食物”[174]。但我们认为指其为“粉食食物”，未免草率，凹凸不平有龟裂纹的“面糊状物”，是三千多年后地下出土时所看到的状态，未经过正式的科学鉴定，如何能迳然断定为“粉食食物”，表面凹凸不平，又有龟裂纹，视为当时的“粥之食”[175]，即厚稀粥，也没有什么不妥，稀粥同样可呈“流动焦糊冷凝的轨迹”。总之，要结合各方面材料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有比较客观的正确认识。

粉食加工器古称，又称硙，《说文》：“，石硙也。”后世称磨，即上下臼对合，接触面刻槽线，中心安轴，上臼又有注粮孔，如上揭《农书》所云：“凡磨……利齿旋转，破麦作麸，然后收之筛罗，乃得成面，世间饼饵，自此始矣。”另据《世本》云：“公输般作硙。”公输般为春秋鲁国人。但今见硙的最早考古出土品都属汉代，则粉食之起可以上推到汉代之前。[176]

夏商时期用磨盘、磨棒、磨石、杵臼等把粮食谷物加工为粒米，费时费力，工效颇低，故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把收获的谷物尽数加工成粒米后再储存起来，大概人们仍保持着史前以来的农作生活传统方式，束穗或不脱壳储存，等到闲时或现食前再取出加工。犹如甘肃东乡林家仰韶文化遗址所见，一些居室的先民是把大批量的扎成小把的黍穗整齐码起堆放在储粮地窖内，而把已加工好的小量黍、粟粒米装在陶罐里。[177]

（二）食品储藏

夏商时期的粮食包括其他物品的储藏，大体可分地下与地上两种。如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现一个三期的大型地下粮窖（H94），口径3.62米、底最小径1.86米、深2.86米，东壁有环形斜坡可达窖底，南壁二层台有个壁龛，窖内出有大小罐、盆、尊、瓮等陶器及粟、黍、稻、大豆、小麦等粮食，以及酸枣等植物籽实。[178]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不少地下窖穴内残存着炭化粟粮，有一窖内储存竟厚达73厘米。但又有不少圆形建筑物，基址直径8.5-9.5米，高出当时地面0.3-0.5米，却没有入口处[179]，日本林巳奈夫先生推测其为地上式谷仓。[180]我们怀疑这种建筑体可能类似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木制“仓形器”，为地上式建筑造型，高墙体，桶形，腰部开长方弧形出入门洞，出檐攒尖顶[181]，相当后世的粮“”。

上 山西夏县东下冯圆形建筑基址分布平面图 下 地上式圆形建筑基址（粮仓）细图（据《夏县东下冯》）

中原地区的地下储藏窖穴，很早就注意及防潮防霉、坚固、取用方便、安全等实用功能。如河南洛阳伊川北寨龙山晚期聚落遗址，在一处150平方米范围内密集分布着十个口小底大袋状窖，坑壁及底都经夯实火烧烤，十分坚固，为防地下泛潮，坑底还铺设木板，容积达18.16立方米，如以1立方米粟约为634公斤计算，按人一天食0.8公斤计，则足可供人口80人规模的氏族食半年。山西陶寺城址贵族居住区东南方，有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专门的仓储区，窖穴密集，挖成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大者边长10米，小者5米左右，深4-5米，有螺旋坡道可至坑底，坑口用草拌泥苫顶；仓储区周围有隔离带，还有守护人员的圆形哨棚建筑。[182]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遗址发现的储藏窖穴，坑口平面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瓢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窖穴形状有直壁、斜壁、内凹壁等，口径小者1-2米，大者达5米以上，一般深2米左右，最深的有达9米左右者，坑壁、坑底大都经拍捶夯实，再经火燎烤而呈红色。凡口大底小、口小底大的中浅窖，一般都有台阶可拾级出入，但若是深井式直壁穴，则在坑壁适当部位对称挖两排脚窝，以供双脚能递踏上下。[183]有的储藏窖挖在居室内一隅，可能坑口用板材之类覆盖，于室外者，大概原有窝棚或屋盖遮拦风雨，唯今已难周悉。

偃师二里头遗址在一号宫室基址主殿和北回廊之间，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个深10米多的窖穴，有脚窝可供上下，坑口椭圆形，口径2.25-3米，在距坑口3米处收成2×0.7米的长方体，坑底铺有一层红烧土，上又夯填厚达1米左右的纯净土，推测为当时王室藏冰的“凌阴”设施。[184]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一诸侯邑落遗址也发现一个编号为132的室外储藏窖，最能反映当时人的用心和建造水准。该窖口小底大，坑口椭圆形，径1.9-2.5米，深5.4米，窖内分两层，即上穴平底，中部又向下挖一方井式竖穴，四角安立柱，内底经拍实，再敷圆木十根，方井口径1.1×0.8米，深2.4米。据推测，原方井式竖穴四角的立柱是盖的遗迹。[185]杨升南先生认为，这个套穴式且加盖的特殊窖穴，“很有可能是用以藏冰的凌阴”[186]。“凌阴”即冰窖，按常识应有排泄冰融积水的设施。如春秋时秦都雍城宫殿区发现的“凌阴”建筑遗存，即由窖穴、槽门、屋架、屋盖、泄水道等部分构成。此两窖内套箱井式竖穴，井口架盖，穴底平敷原木，出于隔水防潮及卫生考虑，显然亦为保藏物品，并无泄水功能，故疑这类大小套式窖穴，性质接近春秋战国时的井藏式冷库，即《说文》说的“，坎中小坎也，《易》曰：入于坎”。利用了地下深处恒温夏凉。如韩都新郑宫殿区地下冷库，内铺地砖，又挖一溜五井，有大量猪、牛、羊、鸡骨同出。易县燕下都发现的冷藏屋，内挖三眼井，同出牛、羊、鸡等食品。[187]偃师二里头与藁城台西两个特殊结构的井藏式窖穴，不仅能储存谷类粮食，还能保藏肉类食品或菜蔬果类。2004年春夏之交，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大司空村也发现一个晚商井藏式窖穴，此窖穴深约2-3米，穴底再向下挖一深达6米以上的长方形竖坑，坑底与地面温差低6~10℃。据推测“应是当时夏天贮藏易腐物品之所”[188]。

河北藁城商代冷藏井 河南安阳殷墟井式窖穴

殷墟储藏窖穴

然从甲骨文则知，商王朝尤重视粮食的储备，因这直接与国计民生相关。国家的粮仓，一期甲骨文中有“南廪”（《合集》9641）、“廪”（《合集》5708正）、“廪”（《合集》20485）、“廪三”（《合集》583反），三四期有“西仓”（《屯南》3731）、“公廪”（《合集》27999）等，其以方位命名者，似属王都附近所置仓廪，以具体地名相称的，似属各地的粮库。如辞云：

戊寅卜，方至不。之日有曰：方在廪。（《合集》20485）

于公廪，其祝于危方奠。（《合集》27999）

“方”指敌对方国。既然验辞记敌方出没于“廪”周近一带，可见是外地储粮库。“公廪”当亦靠近危方。甲骨文恒见商王亲自或委命臣属省视粮库之辞，如：

己巳卜，贞令吴省在南廪。十月。（《合集》9638）

乙亥卜，贞令多马亚、、遘、省廪，至于仓侯，从槅川，从垂侯。九月。（《合集》5708正）

吴是武丁时重臣。“多马亚”是武职官，同受王命一起前往“廩”省巡者还有多马亚、、遘、等几位要臣，仓侯当是守护这处储粮重地的官员。王臣驾临，惊动各地方诸侯，槅川、垂侯等纷纷陪同前往。由此推测，当时王都及各地的粮库重地，关系国家安危，故极受商王关注，有专职官司掌出纳，有重兵守护，还不时受到朝廷的省视。此等粮库的命名，从仓、廪两字的构形看，仓可能指地下粮窖，窖口有“∧”形攒尖顶式窝盖，此犹隋唐时洛阳含嘉仓大型地下储粮窖亦以“仓”命名。廪者当指地上储粮设施，屋顶亦为斜坡顶，可减小风雨之侵。陈梦家先生谓廪像露天的谷堆之形，今北方农家有在麦场上作一圆形低土台，上堆麦秆麦壳，顶上作一亭盖形，涂以泥土，与此相似。[189]商代国家级地上粮库是否为专门性质的建筑库房，还是如陈说为这类短期性的简陋设施，有待后考，倘若参以偃师商城内西南偏小城，里面遍布军营及储藏粮食军需的排房式建筑[190]，则前说更切实些。

令巡省南廪粮仓（《合集》9638）河南洛阳皂角树H94地下粮仓（据《洛阳皂角树》）

夏商时期还有专门的王家仓储，供统治者吃喝享受。《尸子》称夏桀、商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殷墟小屯宫殿区曾发现一个存有大量鸟类遗骸的坑穴，经鉴定至少有隼、鸡、鹤、鸮、翠鸟等五目五科六属八种鸟类，里面还发现一块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鲟鱼骨板，属于珍美远味。[191]《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集解》引服虔云：“钜桥，仓名。”“鹿台”是王家金库，而“钜桥”是王家粮仓。

凡王家仓储中贮藏的食品，除了供王朝贵族统治集团日常之需外，还备于祭祀等重大礼仪场合之用，故品类丰美嘉珍，非寻常平民之食可及。甲骨文有云：

壬午卜，争，贞令登取黍。（《怀特》448）

庚申卜，粱其兄辛。（《合集》27632）

登、一义，荐献食品之祭。，于省吾先生释声的省体，读为馨香之馨。[192]我们知道，黍、粱在商代人的心目中是最好的食粮，是佳品，主要为贵族统治者享用，一般平民平时是吃不到的，故“粱”未必是特别形容粱之佳美，与“黍”参核，很可能指两个具体贮藏地点的粮食，后者似为选址于水道附近的粮仓，取其交通运输之便，类似文献所述钜桥粮仓。与，一从耳，一从止（趾），均以人体部分器官为形符，似乎与重视其粮的特别护藏有关。

总而言之，夏商时期粮食包括其他食品的贮存，大致可分地上和地下两种储藏设施，在甲骨文中有称地上粮库为“廪”，称建有窝盖的地下粮窖为“仓”，并十分注意仓廪的防潮、防霉、加固、护藏及取用之便，有其相应的选址、建造等技术性知识，已发明了井藏式的窖穴。商代，性质属于国家所有的粮库，不仅王都有，在各地也有设置，并每每委任专职官员司掌护藏出纳诸务，王常常亲自或委派重臣前往巡视省察，可见对这类关系国家安稳的物资重地的重视。此外，当时还有直属王家或地方诸侯等各个社会层面的贮藏设施，有精心构建的，有简陋或临时性的等等。王家仓储中贮藏的粮食或其他食品，除供王室成员享用外，还备用于祭祖等重大礼仪场合。当然，夏商时期的食品种类颇多，还有其他一些精细的保藏或保鲜方法，如称作“”的肉类食品生脯制法、酒渍法、盐渍法等。

山西陶寺出土龙山木制“仓形器”河北灵寿西木佛村出土商代“”形石饰（分别参见《考古》83-1、《文物参考资料》81-5）

三 烹饪礼尚与调味品

（一）夏商烹饪礼尚及食品制作

夏商高级权贵大都懂得较好的烹饪技巧，往往在重大飨饮场合充当主厨角色。此乃源出原始时期体现人与人关系的酋长掌勺，“合族以食，序之以礼”[193]的古老饮食俗尚。所谓“君子远庖厨”[194]，实属后起事象。

传说燧人氏裹肉而燔，黄帝蒸谷为饭与烹谷为粥，尧时彭铿好和滋味及善斟雉羹。《天问》：“彭铿斟雉帝何飨。”王逸注云：“彭铿，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尧。”也可理解为那些不同时代的族落酋首，在各自的生活实践中发明或总结出的与其时代相应的不同烹饪法。夏代中兴主少康，初曾为有虞部落“庖正”，后才重建夏朝政业。[195]《世本》言“少康作秫酒”，知其还是一位善用黏粟酿酒的能手。商代开国君王汤，也很知晓食品制作。《淮南子·泰族训》称“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之具”。鲜指新割杀的鸟兽家畜之肉类，指干肉。古代有一种生脯制法，取牛羊鹿类牲肉之精者，搦去血水，加调料，溺溺时以木棒轻轻捶捣，令其坚实，制成条形肉干，《礼记·内则》称之“脩”，郑玄注：“脩捶脯施姜桂也”，又称“脯”，据说可长期保存。一期甲骨文有云：

令多尹。（《合集》5613）

字像一手持棒捶一肉块形，可知商王武丁也懂得生脯制法，曾亲自指导众朝臣制“”。“”也是一种精细的肉类食品保藏方法。

商汤的一位重臣伊尹，是著名的烹饪里手。《墨子·尚贤上》云：“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史记·殷本纪》谓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其烹饪在于细察“鼎中之变”，尽炊器妙用。《吕氏春秋·本味》载有一段伊尹“说汤以至味”的烹饪理论：

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丑恶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减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

大意说食物皆有本味，要去其腥臊膻臭，使之美味可口，一要巧妙利用水火木三材烹之，细察鼎镬之变，掌握火候；二要善调，把握调味品投放次序、分量和时机。虽出后人附会，但商代以前人们对于烹调关系已有认识，却可举出种种证据。

夏商时的一些烹饪仪式乃至食品制作加工，每由上层权贵主其事。如《四祀邲其卣铭》云：

乙巳，王曰：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庭，遘乙翌日，丙午，丁未煮。

李学勤先生谓读如《说文》：“写，置物也”，段注：“谓去此注彼也。”是讲将食物自一器倒入他器。[196]铭文记商王帝辛在召大庭举行宜的祭祀父王文武帝乙的行事，亲自操持其烹饪礼仪，自乙巳日开始，到次日丙午主持了将食物或调料投放入炊器的仪式，到第三日丁未又用煮的烹饪法，文火炖烧，熟而敬献神灵。前后进行了三天，颇如《礼记·内则》说的“八珍”之一“炮豚”的部分烹饪操作，牲体经宰杀切件和初步烧炮后，又“钜镬汤，以小鼎，芗（香）脯于其中，使其汤毋灭（没）鼎，三日三夜毋绝火，而后调之以醯醢”。

此铭中的“宜”是一种肉食祭，字像分格陈肉块于俎案上，正关及牲肉的割切加工和分类。甲骨文恒见“宜牛”、“宜牝”、“宜羊”、“宜牢”、“宜大牢”、“宜小”等。可见当时颇讲究对牲体的解剖分品类。有一片三期甲骨文云：

王其刞敝麋。（《合集》29405）

是记商王亲自操刀剖解猎自敝地的麋鹿。他辞又有：

肵牛用。（《屯南》1051）

字从肉从斤，意为剁析。《仪礼·特牲馈食礼》云：“举肺脊加于俎。”旧释为盛放牲肉及心舌肺之器，当是引申义。牛是屠牛而剁析之。甲骨文还有一祭名卯字，初义是对剖牲体。另有一字作（《粹》1223），从肉从刀，疑胾的初字。《礼记·曲礼上》云：“左肴右胾”，旧注：“胾，切肉也。”胾指切成块的肉。从中均反映了对食品刀工技巧的注重，而王者也常常是主持其事的。

总的说来，以粒食为主的夏商人，又每以蔬果肉食相佐，肉食或取自畜养，或猎自自然界，或渔自水域，来源不一。在择选牲体和食品刀工技术方面都颇有一套知识。其加热中调味，重视火候，把握投放调料时机，已有复合味，构成了当时烹饪的四大特色。

这四大特色实乃本之围火灶或炊器坐食的原始俗尚导演而出。从本质上看，此种俗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早期“礼”关系，故其掌烹饪者身份必高。夏商君王或其他贵显至少在形式上仍握有此种承自原始时期而形成的亲和力，并随之确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烹饪礼俗。事实上，尊者主厨，在以后颇长岁月犹保留着。《礼记·乐记》云：“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冕而干，所以教诸侯之弟子。”《周礼》谓：“膳夫掌王之食饮膳馐，以养王及后世子，王燕饮酒，则为献主。”膳夫同于西周金文中的“善夫”，虽以掌膳羞名其官，却又宣示王命，位列公卿，是掌仪礼的尊职。可见三代烹饪礼仪的演化，要在“寓礼于食”，然高级权贵每在其中充当主厨角色，这与儒家所主张的“君子远庖厨”[197]是不同的。

（二）食物的烹制

随着“火食之道”的大备，饮食器类的繁化，夏商人们对于炊事的操作技巧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总结规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烹制方法。

首先，从谷类粮食的烹制方法来看，由于夏商时期仍保持着史前以来“米而不粉”的“粒食”习惯，故其烹制法大体不外乎水煮和汽蒸两种状态。当时最常见的水煮“粒食”炊器是陶鬲，分裆三款足，纳粮少许，加水，下面受火，即所谓“瓦鬲煮食”[198]。罐、鼎、甗以及东方地区如夏代岳石文化常见的陶鬶，也每多用于煮“粒食”。最常见的汽蒸炊器是甑或釜甑形器，通体两层，中隔孔，粒粮置上，底层蒸汽可通过孔蒸熟饭食。还有一种分体甗，上甑下鬲分体，与汽蒸原理相似，殷墟妇好墓即出土了两套青铜分体甗。《古史考》云：“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就是指汽蒸与水煮两种“粒食”炊事烹制而言。但这是泛泛讲的，若细细道来，饭食未必尽属汽蒸而成，水少米多，水煮可为饭，全在“水火之齐”[199]，古人在长期的炊事实践中自然不难觉察到。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青铜分体甗（参见《殷虚妇好墓》）

“五谷”的粒性不同，炊烹的方法及名称用语也有区别。《尚书·费誓》云：“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孟子·尽心下》云：“舜之饭糗茄草。”《周礼·天官·笾人》云：“糗饵、粉”，汉郑司农注云：“糗，熬大豆与米也；粉，豆屑也；……，谓干饵饼之也。”郑玄注则认为，糗饵、粉，“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饵，饼之曰。糗者，捣粉熬大豆为饵。之黏着以粉之耳”。两说不同。日本青木正儿博士认为，糗指炒大豆或米之类谷物而制成的粉末，饵是除麦之外以米黍粟豆等谷粉为原料的食品的总称，粉是由谷物及豆制成的淀粉，是蒸米粒捣而成饼。但他又再三强调说，如果考虑到粉食勃兴于汉代这一事实，那么上古时代的糗饵不是粉食，应仍指粒食食品，所谓粉糗，其粉状只能说是达到了某种程度，恐怕也还是粒食。[200]今案，《左传》哀公十一年云：“进稻、醴、粱、糗、脯焉”，杜预注：“糗，干饭也。”唐陆德明以为糗“以粱为之”。“糗”的食品又载见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战国中晚期竹简“遣策”[201]，商代甲骨文未见其字，大概当时的谷类粮食烹制法，主要有粥、饭。考虑到春秋战国时人们尚保持着把米饭捏弄成饭团而食之的习惯，有“抟饭”、“抟米”、“抟黍”之用词[202]，则性质接近的蒸米粒捣而成饼的“”，可能早在夏商已有之。

其次，从烹制方法来看，夏商社会饮食生活中的主食是“粒食”，其他食品相对来说可视为肴馔，肴馔的烹制法一般要比谷类食物复杂，讲究烹饪调味技巧，商代《四祀邲其卣铭》煮字作，即像鬲下燃火而匕在鬲中调制肉羹之意。甲骨文有鬲中纳禽鸟及菜疏之字、，殷墟及各地遗址出土的陶鬲、铜鼎等炊器，常发现里面残存着鱼骨或牛羊等兽类肢骨以及梅核等，可知当时的肴馔食品有荤素水产野味蔬果等等。

肴馔的烹饪熟食法，有的与主食的水煮汽蒸法有共同性。如殷墟1005号大墓出土一件青铜龙盂，盂内有一莲花形汽柱，中空，有四条小龙盘于汽柱上。[203]若花形汽柱做成中空透底，则使用时，可以把肴馔放在盂中，架在火上水煮，只要注水不溢过汽柱即可；另又能用来蒸熟食品，当腹腔纳入食物及调味品后，可盖上盖子，置于鬲上，鬲下加火，鬲中蒸汽即通过汽柱直贯盂内。殷墟妇好墓正出土一件带“好”字铭的甑形器，重4.7公斤，内部结构与上器基本接近，里面正有一中空镂孔汽柱，直透器底，上作花开形[204]，汽蒸方法即如上述。

殷墟妇好墓还发现一件重达138.2公斤的青铜三联甗，是由一件长103.7厘米，重达131公斤的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组合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观察实验，三甑若同时正放，则甑耳会互相挤撞，故使用时，可将中间一甑正放在甗上，左右两甑侧放，也可三甑同时侧放。[205]这是一件巨型炊蒸器，宛如一座多眼烧灶，但又能随时搬移，使用时，可将先期煮熟的三种肴馔分别盛入三甑，又在方甗内盛水，下加炊火，甑中肴馔自温[206]，它直接用于上层权贵举行的盛大宴飨场合，可以许多人同时围器品食。

侯家庄1005号大墓龙盂 妇好墓汽柱甑形器

肴馔的烹制法除水煮、汽蒸及炊煮后隔水温诸法外，当还有其他烹饪法，如史前时期就有的把食物直接加火上烧的“燔”、把食物串起来近火烤的“炙”、将食物涂上草泥丢在文火中烧烤的“炮”。大凡说来，史前人们那种简单的有烹无调“火食”法，臻至夏商时期，烹饪技巧已达到了一定的时代高度。先秦文献中有燔、炙、炮、烙、蒸、煮、爆、脍、烧、炖、熬、溜、煨、渍、脯、、醢、腊、齑、羹等等一系列有关烹饪的术语，具体操作法已难完全表述清楚。如《周礼·天官·膳夫》有云：“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里面就涉及到从食馔种类到调味品的选择、主副食的搭配、食品的刀工活、烹饪操作及口味之适等众多内容。举“珍用八种”而言，一称“八珍”，《礼记·内则》述其专名为淳熬、淳母、炮豚、捣珍、渍、熬、糁、肝，并详细开列了有关制作过程，是上古难得保存至今的八种有名食馔谱。据学者考证，淳熬为稻米肉酱盖浇饭；淳母为黍米肉酱盖浇饭；炮豚为烧烤炖乳猪或羊羔，包括有宰杀、净腔、酿肚、炮烧、挂糊、油炸、切件、慢炖三日三夜等八道工序；捣珍为脍肉扒；渍为酒香牛肉；熬为烘肉脯；糁为三鲜烙饭；肝为烤网油包狗肝。[207]一般认为，“珍用八物”揭示了周代烹饪与调味技巧的高境界代表作，其实这是出于后人对夏商周所谓“三代”烹制水平的追记，但其中一些内容，在夏商时期实已有之。

总之，礼书中的饮食内容，大抵是对上古以来饮食器具繁化和烹饪技巧大进的规范化表述，多少透露了原始熟食法向“火食之道”大备的循序渐进的历程。

（三）调味品

盐、梅、酒以及饴糖和植物香料花椒是很早就使用的五大烹饪调味品。传为商王武丁作的《商书》佚文《说命》三篇，下篇有“若作酒醴，尔惟曲烝；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注谓：“酒醴须曲烝以成，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先秦文献有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208]是知人们很早就对烹与调两者关系的个中奥妙有较深的领会。

1.盐

盐中的氯化钠是咸味所自来，主要作用能调节细胞间渗透平衡及正常的水盐代谢，是人体血汗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又能调增食品滋味。盐的始用当甚早。《世本》称炎帝时“宿沙作煮盐”（一说宿沙，春秋时齐灵公臣）。甲骨文有云：

壬戌［卜］，令弜取。二月。（《合集》7022）

即卤字。《说文》谓卤“象盐形”；又云：“盐，卤也。”卤与盐互训，知卤为盐一种。《一切经音义》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广韵》亦云：“卤，盐泽也。天生曰卤，人造曰盐。”卤是自然界天然盐块，而非人工熬煮之盐。《玉篇》云：“卤，咸也。”《吕氏春秋·本味》述伊尹烹饪理论，有“咸而不减”之说。《尚书·洪范》记商末箕子言，有“润下作咸”。凡咸、苦、酸、辛、甘“五味”，咸为其一。可见卤盐是人们饮食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重要调味品，自古一贯。甲骨文中又有云：

己未卜，□，贞燎、卤大甲。（《合集》1441）

这是商王用酒、卤作祭品，燎祭先王大甲，并进行告。由此也说明卤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何等重要的必需品。甲骨文中又有“卤小臣”（《合集》5596）一名，知晚商已有盐官之设，专门负责盐政管理，对卤盐进行官方控制。但当时的王都并不产盐，一般都是外来品，甲骨文有云：

征取卤盐与贡致卤盐（《合集》7022、19497）

以卤。（《合集》19497）

庚卜，子其见（献）丁卤，以。（《花东》202）

以读如致，有进贡、献纳之义。辞中未明言贡献给商王朝的卤盐来之何方。今知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最大的自然卤盐盛产地，是山西省西南部黄河由北向南折而东流一隅的解州盐池，登高远望，白茫茫一片皆系卤泽，即《说文》“盐”字条说的“河东盐池，袤五十里，广六里，周一百十四里”，这里在夏商时期均属于中原王朝控制领地或军事必争之地，疑夏商时期卤盐之大宗主要来自该地。[209]

除此之外，当也有来自东部地区人工熬煮的海盐。据《尚书·禹贡》云：“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盐，海物惟错。”孔安国传引《说文》云：“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又郑氏云：“斥谓地咸卤。”是知东部滨海地区先民很早就掌握了人工熬煮海盐，并且成为流通交换或贡纳品。山东滨州兰家村曾出土晚商铜卣，有族氏地名徽识“”[210]，方辉先生释卤字，“像内盛盐粒的圆底盔形器之形”，在渤海沿岸一带的商周遗址，有一种盔形器（圆底尊）出土甚多，他认为原应用于海盐生产。[211]如此，则该族很可能是以熬煮海盐为族氏名号。这种盔形器主要流行于殷墟文化时期，出土地分布在渤海西南岸不适合农业垦殖的沿海滩涂地带，如阳信县李屋、兰家、大郭、雾宿洼、棒槌刘，沾化县杨家村，滨县堡集高家及小赵家，利津县陈家村、南望参等商代遗址，规模面积在数万至上百万平方米不等，有的遗址盔形器几占出土陶器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已形成了以制海盐为主要生业的聚落社会组织。据对阳信李屋晚商聚落遗址出土的盔形器样本分析，Na元素和Cl元素含量明显偏高，器表附着土样溶解后滤液结晶体的XRD和体视显微镜分析，可看出主要成分为NaCl（盐）的白色晶体，表明这里的盔形器应是海盐生产的用具。[212]《史记·货殖列传》谓海岱之间膏壤千里，其民“通鱼盐”，显然由来已久。

2.梅

古人主要利用梅的果酸作调料，称之为梅醋，即前引古人说的“盐咸梅醋”。梅酸具有收敛固涩、健脾胃、增强肝脏功能的作用。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知利用梅酸作调料，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有梅核。[213]殷墟西区M284墓中随葬一铜鼎，内存一梅核。[214]陕西泾阳高家堡村晚商墓葬，所出好几件铜鼎中留有兽骨和数量不等的梅核及梅果实，而且其数与鼎实的多少成正比，如一大鼎中盛一未成年羊之前臀，伴出梅核多达34颗，另一鬲鼎仅盛兽骨小段，梅只有2颗。[215]

据《商书·说命下》佚文：“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和羹”是礼书中说的“三羹”之一。所谓“三羹”，即“大羹”、“和羹”、“羹”，可称是中国古代北方食馔风味的代表。其中，不调入酸苦甘辛咸五味的肉汤称为“大羹”，每多用来祀神祭祖，示其质朴自然之性。用不同调味品烹调成的羹汤称为“和羹”，“羹”则指调入五味的菜汤，因盛于器而得名，这两种是日常生活中每见的肴馔。[216]《周礼·天官·庖人》云：“和用醯，兽用梅”，醯是酱制品，讲调制一般的羹汤加入醯即可，若是肉类食肴，则须加梅。《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讲到“和羹”的食品原料、调味佐料、具体的烹调操作要领。“和羹”的主要的食品原料是肉类和鱼类，调味佐料为醯醢即肉酱制品、盐、梅，烹调法是水煮，须掌握水的用量及火候，趁热中适当时机投放调料，特别是梅，可解除肉汤中的腥臊膻臭，使之更为美味可口。由此看来，梅属于复合味佐料，通常与盐一并使用。

山东滨州兰家村晚商铜卣铭“卤”

3.酒

夏商时期酒为饮料，已述于本章第二节，酒还是烹饪调料，可解去牲肉鲜品的腥臊味。前揭甲骨文“燎、卤大甲”，酒与调味品卤盐并列为两大供祭品，可见酒已以调料视之。

4.花椒

古代还有一味常用的香料调味品花椒。《诗·周颂·载芟》：“有椒其馨。”《荀子·礼论》：“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花椒能刺激味觉，减除腥腻，增加菜肴肉食的美味。花椒味辛而香烈，还可用酒浸泡，古称椒酒、椒浆，又可作药用。花椒调味，今已能追溯到商代，河南固始葛藤山发掘的晚商六号墓，墓主头旁发现放有花椒数十粒。[217]值得注意者，同一地区考古发掘发现的固始侯古堆春秋晚期一号墓，曾出一件制作精美、有盖紧扣的铜盒，盒内盛大半盒花椒。[218]似本地区先民一直持有花椒调味的食癖。再进而言之，嗜椒好辛味，自古以来就是江淮流域以南地区的南味特色之一。《楚辞·招魂》云：“大苦咸酸，辛苦行些。”辛即指椒、姜、葱之类的植物性调料。河南光山县淮河支流潢河侧宝相寺发现的春秋早期黄国夫人孟姬墓，棺底有许多花椒。[219]湖北随县战国前期曾侯乙墓，出土花椒500余粒。[220]河南信阳战国中期一号楚墓，在墓室等处发现花椒四五百粒，以及梅、杏等果品。[221]湖北荆门包山战国中期晚段二号楚墓，出有调味品花椒、姜、梅等，同出简牍“遣策”，记有姜、葱、菹（酸菜）等。[222]显而易见，味辛而香烈的花椒等一类调味品，代表着南方楚地饮食文化风味的基本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已可追溯到商代以前。

熬煮海盐的盔形器（据《考古》04-4）

5.糖

糖作调味品大概也甚早。《洪范》“五味”中有甘。《诗·大雅·绵》述晚商时周人古公爇父迁周原，称“周原，堇荼如饴”。《礼记·内则》有“枣栗饴蜜以甘之”。饴是麦牙糖，蜜是蜜糖。五味之甘，可能指这类糖，适量食之，能补气血，养阴和中，解除疲劳。

第四节 器以藏礼

一 为器之用

（一）夏商人的饮食用器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污尊而抔饮。”郑氏注：“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盐铁论·散不足》也说：“古者污尊抔饮，盖无爵觞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这是在想象远古人类没有饮食器具的当初，经常是就地挖个小坑当饮器，用手掬水而饮，晚后才有竹木陶匏等人工制作之用器。其说大体不误。从器用发展史言，应数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最为深远。

传说“神农耕而作陶”[223]；“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224]；“有虞氏上陶”[225]。陶器的发明，与农耕定居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吕氏春秋·君守》又有一说云：“昆吾作陶”，高诱注：“昆吾，颛顼之后，吴回之孙，陆终之子，己姓也，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为器。”把陶器的发明推迟到夏代，完全不符合考古事实。清梁玉绳即疑之，谓昆吾“非为夏伯之昆吾氏”[226]。我国最早的陶器出土于广西桂林庙岩遗址，为五片陶质粗疏、胎内夹有细石英砂粒的陶片，14C年代测定距今约15560±500年。似乎陶器的发明，更在人类进入农耕经济社会之前。[227]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1件夹粗大石英颗粒、灰褐色敞口弧腹圆底陶釜的残片，素面，局部滚压粗绳纹，器形低矮，器表开裂，制作粗糙，捏制而成，胎厚3.6厘米，烧成温度极低，不超过250℃，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万年前。[228]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较多保存完好的早期陶片，也为研究陶器的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229]长江以南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年代也早到9000年以前。[230]中原地区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陶片，据测定距今约9700-10500年。[231]湖南岳阳坟山堡遗址还发现了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白陶绳纹罐，距今约7500年左右，标志着原始白陶的初现。湘西黔阳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细砂白陶盘、簋、罐表面，戳印有几何图案、凤鸟、獠牙兽面之类的文样，距今约7000年前，制陶工艺已极其高超，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232]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时期大型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已发现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

1.鼎 2.瓮 3、5.罐 4、6.深腹罐 7.豆 8. 9.爵 10.三足盘 11.器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前期陶器（采自《中国陶瓷史》）

陶器发明后，在很长的岁月内，一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炊煮和饮食用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陶器，如按传统分类法，大体有炊器鼎、罐，饮食器三足钵、圆底钵、碗、瓢、盘、盂及用于炊事的支脚，还有水器小口双耳壶等。[233]到仰韶文化时期，炊器有罐、鼎、釜、甑等，饮食器有钵、碗、盆、豆、盂、杯、盘等，储容器有壶、罐、瓮、缸等，水器有小口尖底瓶。宝鸡福临堡仰韶遗址还出土了双釜与灶连体的釜灶，灶高40.5厘米、最大肩径50厘米、底径25厘米，两釜共一火门，灶顶设有排烟孔八个[234]，利于吸风拔火，提高了烧煮食物的炉温效率和用火安全。荥阳青台仰韶遗址还出土了许多陶鏊，器如覆形平底盘，内壁附三足，一说是用来烙饼的干食器。[235]到龙山文化时期，炊器有鬲、甗、、鼎、甑等，还出现了鬶、盉、杯、壶以及白陶酒器等。不少遗址还出有一种用来研块茎或根茎植物的食品加工器擂钵。[236]

夏代陶器仍是当时贵族乃至一般平民日常主要生活用器，但制陶技术更显成熟，器型种类也丰富多彩。在夏人活动大本营的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是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炊器有三角足罐形鼎、乳状足罐形鼎、深腹罐、圆鼓腹罐、甑以及少量袋足甗；食器有斜壁平底碗、深盘矮圈足豆、敛口钵等；食品加工器有擂钵；盛储器有小口广肩深腹瓮、大口深腹罐和大口尊；水器有敞口大平底盆、敞口深腹盆、圈足盘、单耳杯；酒器有鬶、爵、觚，三期又有和长流青铜爵。另外，圈足簋、三足皿、四足方鼎、鬲等陶器是新见器型。[237]

1.鬲 2.大口尊 3.深腹罐 4. 5.瓮 6.盆 7.三足盘 8.器盖 9.豆 10. 11.角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陶器（采自《中国陶瓷史》）

在晋南夏王朝重要统治区，考古发现的夏县东下冯一至四期文化，年代大体与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一致。其一期所见陶器有鼎、鬲、甗、豆、簋、小口尊、单耳罐、折肩罐、小口罐、双鋬罐、盆、甑、、瓮、敛口瓮、蛋形瓮、杯、器盖等18种；二期又增加了、小口鼓腹罐、大口罐、深腹罐、大口尊、盘、碗、四足方杯、盅等九种；三期以后又出现了缸、钵、爵、盉、壶、折腹罐、双耳罐、器座等，计达30多种陶器类型。但其炊器则一直以甗和单耳罐为主。[238]东下冯炊器鼎少而鬲多，贮藏器常见蛋形瓮，食品加工器擂钵较少见，这些都有别于二里头器类，表明了夏代在炊煮饮食器具方面存在的地区性差异。

在山东和苏北一带，属于夏代的东方，这类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是岳石文化，炊器主要是陶鬶，、鬲十分鲜见，二里头有的觚、爵、甑、擂钵、大口尊等，岳石不见，岳石有的子母口三足罐、尊、盒等，则不见于二里头。豆、碗、盆、罐等虽然都有，具体形制和纹饰风格却很不同，特别是彩绘陶器，为岳石所独有。[239]

至商代前期，常见陶炊器主要是鬲、鼎、甗、罐、甑等；饮器有、爵、盉、觚、杯等；食器有簋、豆、钵等；盛储器有盆、瓮、大口尊、深腹罐、、壶、缸等；食品加工器有擂钵。商代后期，饮器中陶爵、陶觚显著增多，陶锐减，另又增加了卣、尊、觯；食器中陶簋、陶豆数量大增，又有陶盘；盛器中陶盆、陶瓮明显减少，大口尊逐渐消失，陶大量出现。商代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出现了许多制作精致的仿铜陶器，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敞口带柱、有流有尾、圆底带鋬陶爵，圈足陶觚，鼓腹带鼻陶卣，双立耳三足陶鼎，双立耳陶，敞口高圈足陶尊，均属上等仿铜陶器。[240]饮器中酒器特多，反映出商人嗜酒的风习。

商代的“蜀”地，人们日常使用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炊食器不用鼎、鬲，却有异形三足器，三空足分裆高而宽，似三个尖底杯粘在一个颈圈下，颈圈外又有一圈宽沿，犹如今日四川泡菜坛子的口沿。又有小平底罐、高把豆形器、空足而瘦高之盉、高领广肩罐、马头把勺、簋、盘、长颈壶等。酒器有瓶形杯、平底觚、尖底盏等。[241]商代的南方地区，江西新干发现的大型商墓，出土青铜器475件，完整陶器139件[242]，器物组合以炊食器鼎、鬲为主，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等酒器，似反映了“重食”的习尚，这与“蜀”地也是有其差异的。

1、2.鬲 3.甗 4. 5.罐 6.大口尊 7.瓮 8.爵 9.簋 10.盆 11.器盖 12.豆 河南郑州商城商代前期陶器（采自《中国陶瓷史》）

夏商陶制品已呈两极分化的极端发展趋势。作为一般平民使用者，种类趋于简单化，制作亦不精，常见的无非是鬲、簋、豆、盘、罐、瓿、觚、爵、盆等近10种。[243]而贵族阶层享用陶器则趋于礼仪化，不仅造型众多，纹样别致，器类齐备，并且烧制工艺有新提高。如最早见于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约BC6000-BC5000）的白陶，在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等商代遗址均有发现，主要器种有鼎、爵、豆、簋、尊、卣、觯、壶、盘、等，是用较纯净的高岭土作坯料，经1000℃左右高温烧成，质地坚硬洁白，纹样精细，是贵族专用的陶礼器。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青瓷器，在晋南东下冯、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河南柘城孟庄、湖北黄陂盘龙城、辉县琉璃阁、洛阳东马沟、河北藁城台西、山东济南大辛庄、安阳殷墟、滕州前掌大、益都苏埠屯、江西清江吴城、新干大洋洲、荆南寺、鹰潭角山、万年斋山、万载仙源、湖南宁乡黄村、安徽肥西、来安、浙江上虞李家山等一批夏商遗址都有出土，器种有烝、尊、豆、碗、盆、盂、罐、瓮等，用瓷土作坯料，经1150℃-1200℃高温烧成，表面施釉彩，颜色有酱黄色、黄褐色、黄绿色、淡黄色、灰绿色、青色或浅褐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越悦耳声，这是在制陶工艺基础上的一大发明，也大体属于贵族享用品。考古学家曾先后用物理化学及中子活化方法分析了吴城、郑州商城、荆南寺、盘龙城、小双桥、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商代原始瓷器胎质化学组成与常微量元素含量组成，提出原始瓷器或有共同的产地，商代中期以前的南北方原始瓷器主要产地可能在江西吴城及其周围地区，但到殷墟晚期帝乙帝辛时期商王室已改变了原始瓷器的供应来源，可能不再从吴城地区输入原始瓷器，而开始有了两个新的生产供应地。[244]从考古发现所知，江西清江吴城龙窑、鹰潭角山窑及浙江上虞李家山龙窑，火焰运动方式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升焰式竖穴陶窑截然不同，升温较快，装烧量大，属于商代大型商业性窑场，角山窑还有适应当时大规模陶瓷器生产需要而产生的一套五进位记数刻画符号系统，中原地区似有可能从南方输入高档次的陶瓷器皿。[245]

1.甗 2.鬲 3.盆 4.罐 5.爵 6.簋 7.觚 8. 9.卣 10.豆 11.尊 河南安阳殷墟陶器（采自《中国陶瓷史》）

河南安阳殷墟白陶簋

河南安阳殷墟白陶豆

应看到，自有人工制作器皿以后，在最初相当长时期内，并无严格的炊器、食器、盛肉器、盛菜器、盛汤器、饮酌器、沃盥器等等的品类之分，一器多用和饮食不分现象，甚至到夏商两代依旧普遍存在。

陶鬲，分裆三款足，利于受火，通常说法为煮谷食的炊器。《孔子家语·致思篇》云：“瓦鬲煮食。”然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七座殷墓出土的陶鬲，其内均留有鱼骨；另又发现其他一些陶鬲，里面留有羊腿骨或别有兽类肢骨，腹底尚存烟炱痕。[246]甲骨文（《前》6·45·8），为鬲中有隹，禽鸟之属。另一字（《京津》2120），像鬲中有菜蔬意。可见，鬲不限于煮谷食，也煮肉类鱼禽蔬菜，凡荤腥素食不拘，一器多用。

，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盖，通作盛酒的容器。《诗·周南·卷耳》：“酌彼金。”但殷墟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八件陶，对器中积土样品经过物理观察与中子活化分析，其中一件积土中有许多小片破碎兽骨，当时盛的可能是一种肉羹类食物，而另几件陶盛的可能是果羹类食物，出土时还能见到土内均匀散布着梅核。[247]

，圆口，三足，用以温酒，但陶寺遗址大墓出土陶，其内有盛猪头者。[248]

盘，周代常用来盛水，多与匜配套，用匜舀水浇手，用盘下承污水。但早先是饮食或盛食器。甘肃永昌鸳鸯池一新石器时代墓葬，发现一个红陶盘，里面放9件小陶杯[249]，饮食时盘、杯配套，可供多人受用。夏商人又用来盛食。殷墟出土陶盘，其内有残留动物牲畜肢骨者；小屯M233内出土漆盘，也留有牛羊腿骨。[250]

豆，圆底高足，上承盘体，《说文》云：“豆，古食肉器也。”河北藁城台西商墓M105，随葬陶豆，留鸡骨在其盘。[251]殷墟出土陶豆，也发现盛有羊腿或其他兽类肢骨。[252]可知《说文》所言确然。但也并非完全如此，《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毛传：“木曰豆，瓦曰登，豆荐菹醢也。”孔疏：“木豆谓之豆，瓦豆谓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对文则瓦木异名，散则皆名豆。瓦豆者，以陶器质故也。”陶豆荐菹醢，菹是咸菜、酸菜一类食品，醢是肉酱之类。说明周代不仅用陶豆盛肉食，也盛菜蔬。《周礼·冬官·梓人》云：“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孟子·告子上》云：“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表明在一般平民的生活中，陶豆既是盛食器，又是食器和饮器。

簋，传统说法谓盛煮熟的黍、稷等饭食之器。《说文》云：“簋，黍稷方器也。”偃师二里头遗址四期墓葬有陶簋出土，不少商代遗址也有发现，大都为圆器而非方器，即圆腹圈足。殷墟出土陶簋，里面有盛羊腿者，知不一定专作饭器。

鼎，《说文》云：“鼎，象析木以炊。”考古发现商代陶鼎或铜鼎，有的底下留有烟炱痕，是为炊器，但有的没有，是作食器或盛器用的。殷墟西区1713号墓出铜鼎4件，里面都有动物骨头。[253]郭家庄西发掘的160号中型墓，所出的一件带提梁四足方鼎，尚留有未完全腐烂的肉食。[254]殷墟还出过一件铜鼎，里面满盛已炭化的梅核。[255]甲骨文[256]，像盛一隹于鼎内。可见鼎也有炊、食、盛多种实用功能。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字作、、，器下作燃火形，器内有鼎实，并置一匕形，指批取食物意，有“烹于斯，食于斯”的意义，知炊器的鼎又兼作食器，炊食并一体而不严分。这与礼书说的“羹饪实鼎”[257]，把已煮熟肉羹放入鼎内，多少是不同的。《周礼·天官·内饔》云：“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亨人》云：“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于鼎，齐多少之量。”在这种场合，鼎已非炊器，成为专门的盛食器，应是“炊食并体”向炊、食器两分的食俗变迁现象。

大体说来，物质生活的丰富和饮食之礼的确定，是器类繁化和器皿专用化的促动力。如酒的产生，导致了各种专用酒具爵、觚、盉、杯等的渐出。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铜爵，其爵底有烟熏痕。[258]说明既是炊酌具，又是温酒器。夏代在酒具的实际使用中，仍维持有“煮饮不分”的特色，可见器皿的专用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渐进的过程。

总之，器皿之作缘出生活实践经验积累，器皿之用视实际使用需要而为，初无定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丰富和饮食生活的充实，器类也日益繁化，器皿功能渐有细分。夏商人们膳食观念和进食方式的演进，渐为各类器皿向专门化的深层次方向演进，起了约定俗成的推动作用。

（二）进食方式和餐具

夏商时代人们主要的进食方式是抓食。陕西绥德出土一件铜钺，上有飨字作[259]，像二人膝隐地，跪而对食，一人正伸手抓取盘中食，就是抓食吃法的示意。

抓食起自原始时代，商代以后很长时期仍沿习，还产生了一些相关的礼节。《礼记·曲礼上》云：“共饭不泽手。”汉代郑玄注：“为汗手不洁也。”唐代孔颖达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洁净。”古人注意到抓食时手应干净，故饭前盥洗手的卫生细礼也就产生。《礼记·丧大记》云：“食粥于盛不盥，食于者盥。”孔颖达疏：“食粥于盛不盥者，以其粥不用手，故不盥；食于者盥者，谓竹饭盛于，以手就取饭，故盥也。”喝粥不洗手而抓饭洗手，也仍是出于卫生的变宜考虑。甲骨文有盥（《乙》8077），字像皿中洗手形，可知商代已有洁手之礼。

陕西绥德青铜钺铭对飨抓食

不过，与抓食吃法并行的，是夏商人采用餐具将食物或饮料直送口中的进食方式，也在逐渐推而广之，有关餐具主要为匕、、勺、斗、瓒、刀、削、叉、箸等，试加述之。

1.匕、

匕、是餐匙一类进餐具。《说文》云：“匕，亦所以用匕取饭，一名。”匕、互训，似一物而异名。然罗振玉先生对此曾有精细的考辨，他说：

古者匕与多通称，而形制则颇异。《说文解字》：匕，一名。《广雅·释器》：，匕也。此匕、通称不别也。而考其形制：匕必柄，而柄挺直。匕之下端尖锐，故短兵谓之匕首，言锐如匕也；则下端为广而微方之。案《冠礼》，面叶以授宾是也。叶亦作，《三礼图》引旧图所谓博三寸是也。匕用于鼎，以别出牲体，故须利首；则用之于于醴，故博叶。[260]

从形制上看，罗氏认为匕柄尖头，直柄方头；从实用方面看，匕用来批取鼎中牲体，用于饮醴。其后罗氏又进一步对上说作了补充：

古匕旧无传世者，有之自《陶斋吉金录》始，但《陶斋》不知为匕，而称之曰勺。勺为容器，匕则以取肴胔，用不同，故制亦殊。勺深而匕浅。固不容混也。余往岁得昶仲无龙匕，锐末与《陶斋》藏匕同。此匕则末为圆形，盖锐者以匕肉。此为鱼鼎之匕，鱼熟则烂，不适锐匕，故末圆也。[261]

他指出匕又有类似勺而作圆头者，惟勺头容积深而匕头内凹浅平，是两者的主要区别。

今案，罗氏对匕、、勺三者的形制及其功用的考辨，大体得之，但有过迂之嫌。匕、之区别，不在柄、直柄之分，也有作曲体者，如《礼记·丧大记》“角”，唐代孔颖达疏云：“，以角为之，长六寸，两头曲屈”，知曲体者也可称。从考古实物看，的形制确与匕十分接近，有的前端有浅凹槽和薄刃，有扁条形和曲体形等，质料有骨制、角制、木制等，后又出现铜、玉制者。从柄部和头部来区分匕与，固然可行，但莫如从通体看去更为简明，即扁条形而两头梢向内翻者为，柄和头部有明显界分者为匕。日本林巳奈夫先生谓是细长薄板状之匙或杓一类的挹取器。[262]其说十分得当。

在实用中可能略有别于匕。[263]《仪礼·聘礼》：“宰夫实觯以醴，加于觯。”《周礼·天官·浆人》云：“清醴医酏糟而奉之”，郑注：“饮醴用者，糟也；不用者，清也。”大概主要用于饮酒场合，用来抉取酒糟，为便于从酒容器中抉取，故制成曲体内翻形。《商周金文录遗》著录了一个商代徽识文字，上半部字形作。[264]林巳奈夫先生认为，这是一跪坐人手持觚形尊，尊为敞口，其上一垂直的匙形，即《仪礼·士冠礼》所云：“冠者即筵坐，左执觯，右祭脯醢，以祭醴三，兴，筵末坐，啐醴，建兴……”，说明当时这类觚形尊并不适宜饮酒，因口太开，饮时酒容易横溢，应该是“建”饮槽的盛器。[265]由此看来，文献中说的“实觯（当指觚形尊，下同）以醴，加于觯”，用把甘醴送入口中，至少在商代已如此。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商周时青铜，折体，平刃凹槽。[266]林先生认为此用途与上有别，是把米送入死者口中的丧礼之器。[267]

河南安阳殷墟雕花骨

殷墟象牙

河南郑州商城骨

匕的实用场合更广得多。《易·震卦》“不丧匕鬯”，注云：“匕，所以载鼎实。”《仪礼·士昏礼》“匕俎从设”，郑注：“匕所以别出牲体也，俎所以载也。”湖北荆门包山战国楚墓出土一件端头为铜质，柄为木质髹黑漆的匕，遣策称作“金比”，通长144厘米，重0.37公斤，即是用于“别出牲体”的大匕。同出还有一种窄面的小俎，遣策称“小房”，木质，长仅34厘米、宽19厘米[268]，是与上述“金比”配合使用的，以匕从器中把牲肉擗取出，置于小俎上，持俎而进献之，即礼书所谓“匕俎从设”。《礼记·杂记上》“枇以桑，长三尺，或曰五尺”，郑注：“枇所以载牲躰者。”“枇”与匕乃一物之异写。可知匕可以把肉类食物从容器中擗取出。又用于批取饭食，《仪礼·少牢馈食礼》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廪人摡甑甗匕与敦于廪爨。”贾疏：“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殷墟出土《戍嗣子鼎铭》，有鼎的异体字作；沣西出土殷周之际大鼎的鼎字作[269]，意为鼎中有实，煮而以匕取之。甲骨文有[270]，为同字之异构，鼎下之燃木移入鼎中，实乃文字讹变使然。值得注意的是，上举鼎中的匕均写作或，像柄匕的纵断面，惟字形的短线很不好理解。林巳奈夫先生认为其短线是表示匕置于器内所突出口缘外的部分。[271]可从。商末帝辛时《四祀邲其卣铭》有煮字作，像鬲下燃火而匕取鬲中肉羹形，甲骨文简写作（《摭续》183）、（《怀特》1402），意同。可见匕主要是为批取饭食、擗取肉食或捞取羹食的进食餐具。

河南安阳殷墟骨

河北藁城青铜

山东平阴骨漏与殷墟青铜漏匕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54号墓铜手形匕

偃师二里头遗址和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均出有夏代骨，扁长条形，磨制很精。[272]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有不少骨匕和骨，长10-19厘米不一；从数量看，一期1件，二期6件，三期12件，四期39件[273]，呈猛增趋势，说明匕、助食渐已风行。有商一代，这种进食法更有所推广，各地商代遗址几乎都有骨、角制的匕、的发现。1935年安阳西北冈王陵区1567号假大墓还出土过数量多达700余件的骨丛[274]，大概是当时王室贵族饮用的餐具。吕承瑞先生曾对殷墟出土2575片骨的材料和形制作过详细分析，发现大都是取牛的桡骨、胫骨、肋骨、上膊骨等管状或条形骨，切其一部分，前端尽量利用原骨的圆状凹槽，以利于抉取。[275]

商代中期以降，贵族好以铜、玉制匕、进食，匕部有贝形、尖叶形、平刃凹槽形、弧刃槽形、箕形、手形等等，造型纹饰风格多样多姿，制作达到一时代的高度。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出土了一件十分少见的青铜，通体如长方形薄板，端部略呈弧形，微微内凹，柄部饰一大饕餮面，显出一股庄重之气，大概类似于礼书说的是“羹”之。同遗址又出土一件长25.5厘米的羊首柄铜匕，两侧安有圆钮套环。[276]这类造型的铜匕以陕北晋西黄河两岸一带发现最多，工艺最精。如陕北延川马家河一座商代中晚期墓葬，随葬鼎、、觚、爵、瓿等铜器11件，其中有一件铜匕，平刃凹槽，通长27厘米、槽宽5.9厘米、柄宽3.5厘米，也是羊首柄端，在柄面上前后铸有跪坐人和立虎，柄背乳钉纹，极别致。[277]当地还常出一种蛇首有阑柄端的铜匕，长25-36厘米上下，蛇首可转动，柄或镂空。在陕北绥德头村、清涧寺，以及晋西石楼地区后蓝家沟、义牒、褚家峪等地均有发现。[278]用动物为造型，间接反映了当地部落方国的狩猎畜牧经济生活，其文化也曾影响中原地区，大概台西的羊首柄铜匕就是这种文化传播的产物。

不过，中原地区也有各自的匕、风格。山东平阴朱家桥遗址发现一种骨制“漏”，前端匕部弧刃，上面钻了约25个漏孔。[279]安阳王陵区殷墓曾出土过一件曲尺形铜“漏匕”，原安有长木柄，已不存，勺面有数条漏空[280]，其性质类似今之漏勺，捞取羹肉菜肴而能滤去汤水。近年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又出土了一种青铜手形匕，长13.2厘米，宽6.8厘米，形似小孩右手，五指张开微屈，手背刻有兽面纹，端部原安木柄[281]，也具有“漏匕”的作用。《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郑注：“龙，龙头也；疏，通刻其头。”此说可疑。疏有通义、洞义。《说文》：“疏，通也。”桂馥《义证》云：“《大戴记》作‘通越’，《荀子》注引《史记》‘洞越’，今《史记》亦作‘通越’。”“殷以疏勺”，应指勺部漏通而能滤去汤水的勺，此固由考古发现的商代“漏”、“漏匕”而悟解其谜。

上 陕西延川晚商青铜匕 中 河南安阳殷墟青铜匕 下 江西新干青铜匕

殷墟晚商王都历年出土了不少骨制雕花匕、，如著名的“宰丰骨”，柄部一面雕龙纹等华饰，一面刻辞铭功，辞云：

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兕，王赐宰丰寝小贶（觥）。在五月，隹王六祀肜日。（《佚》518）

“兕”指赤黄色兕。“寝小贶”，疑是一种旨甜而汁滓和合的醴酒，贶读如觥，一种青铜酒礼器，因为是饮酌器而非盛酒容器，故以小称之。寝或为藏旨酒及青铜礼器觥之室名。记帝乙六年五月肜祭的壬午日，商王在麦麓狩猎，获一赤黄色猛兕，于是举行宴飨庆功，大行赏赐，宰丰得到了寝宫的一小觥“”，刻下此辞。此骨可能曾作饮醴之用，疑骨料即取自该次所获的兕骨，惜没有做过骨料鉴定。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匕、，基本上集中体现了晚商的制作风格。[282]有一件白玉簋内，出土时里面放着铜匕一、骨匕（原释勺）二；铜匕长10厘米，匕部为贝形，细长柄；骨匕长近15厘米，匕部为尖叶匙形，制作甚精。另又有玉匕二，一件长14.7厘米，匕部平弧刃、凹槽，柄端钻一小孔，可系穿，通体纹饰华美，由蝉纹、夔纹、饕餮纹、目雷纹、三角纹巧妙搭配合成；另一件长18.8厘米，匕部宽薄而略外凸，通体抛光；显示了极高的玉作工艺水平。还出骨匕、骨16件，通长9-13厘米上下。其中一件骨匕，束腰而两端外突，平刃弧槽，柄首钻三小孔，柄身纹饰类似玉匕，形制风格却相异。一件骨，状如簸箕，腰部刻一半环。诸如此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层权贵的饮食生活状态。

晚商匕、，有的柄身腰部有节饰或刻环，其作用颇如上引甲金文字所从匕字之短线所示，恐怕亦为阻碍匕、一下滑入容器之内而设，其柄端应该是露在器口之上的。然腰部的节饰作用同如匕字短线所示，大概又表明，匕、在实际使用中，初无定分，饮酒场合可用，批取肉食、饭食、菜肴时也可用，专用于饮醴、羹等礼仪场合，实乃后制，但当源起于商代。

宰丰骨

2.勺、斗

勺与斗，两者功用，都是用来挹酒舀汤的挹饮器。

勺一作杓，斗或又写作、钭，从木从金，皆分别示意质料或木制，或铜制。考古发现品又有陶制、玉制者等等。《说文》云：“勺，也，所以挹取也。”又云：“，勺也。”勺、互训，两物形制应有相近处，即两者都有柄连接前端的舀头或小杯。《玉篇》云：“勺，饮器也。”又云：“，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另外，《周礼·地官·梓人》有云：“梓人作饮器，勺一升。”《诗·大雅·行苇》云：“酌以大斗。”是知勺与斗都见于饮酒场合，还有大小之分。斗或除用于斟酌外，又用来挹水。《礼记·丧大记》有云：“浴水用盆，沃水用。”

勺与斗的区别，主要在柄的部位及杯舀的形状。一般说来，勺的柄是从前端小杯的口缘部位引出，且杯作瓢形或半球形，可挹可饮可注。斗的柄则通常是从前端舀子的腰腹部位或底侧引出，其柄大都较长，有直柄的，也有曲柄的，其舀子的形状，有直筒形的，有鼓形的，有方斗形的，也有外鼓口方形的，等等。比较而言，斗舀虽腹深而容积有限，勺杯圆口而深度稍次，却容积颇大，与上节匕的浅匙形相比，则此两物容积自大大居上。

中原地区早在7000年前已有勺，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早期一批墓葬，曾出七件陶勺，分别放在深腹陶罐的饮食器内，长度14-24厘米不等。[283]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座大型墓葬，墓内一件彩绘圈足大木盘里，放着一件彩绘木勺，柄长近1米，前联小杯高10厘米、口径9.8厘米、深8厘米。[284]可知勺在早期主要用于挹粥舀羹，其小型者又兼为进食餐具，其柄长1米的勺，显然是不适合作饮器的。

商代后期，铜勺、铜斗在贵族生活中大为流行，尤以用于饮酒场合为多。如上海博物馆藏晚商《弘觥》，附有一《弘勺》，前者为酒器，后者可挹而饮之。[285]商代贵族墓葬，除通常随葬以酒器为主体的青铜容器外，又每出铜勺、铜斗。如1931年传出自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的，有铜勺一，与觚三、爵一、角二、鼎二、觯二等同出。[286]1957年山东长清兴复河一座出五爵三觚二卣三觯二鼎的墓葬，同出铜斗一件。[287]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发现一墓，出有龙头觥、觚、爵、、卣、斗等。[288]殷墟西区M907，除随葬觚、爵、斝、觯、鼎、簋等酒食器外，还出大小铜斗3件[289]，等等。

晋西陕北一带发现商代勺、斗，与上述匕、情况一样，也是好以动物为造型，如晋西石楼地区曾出二件铜勺，柄部蛇首带环，通长分别为9厘米、11厘米。[290]陕北清涧解家沟曾发现一批商代铜器，有鼎、觚、盘、甗、簋、壶、、勺等，勺通长27厘米，柄尾作曲角羊头形，柄面前后铸立犬、立虎各一只，柄前接一半球形小杯[291]，构思奇特，与前述延川出土铜匕，同属一格，而为殷墟所不见。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铜斗与陕西清涧晚商青铜勺

殷墟出土勺、斗，其杯主要有筒形和方形两式，大都为圆底，平底不多，柄把头有尖尾形、钺形、平头形、宽尾形等等，柄中部或有兽头饰，有的通体或局部饰有纹饰，大小均具。如20世纪60年代于后冈M1墓发现一件铜斗，通长18.4厘米，筒杯口径2.6厘米、底径2.2厘米，柄作三弧曲上翘，柄尾铲形特宽，柄面腰部铸一兽头。[292]此为小斗。殷墟妇好墓所出土的八斗，则大了许多，通长在55-66厘米之间，杯径6厘米上下，杯高有的在8厘米以上，扁平长柄，纹饰也颇华美，重量有2公斤左右。[293]如果说小勺、小斗可挹而饮之，则这种长半米以上又很沉重的大斗，恐怕主要是用来挹酒舀汤，并不适宜直接用作进食餐具。

3.瓒

瓒是由勺、斗发展而来的用于汲饮的酒礼器。《礼记·郊特牲》云：“灌以圭瓒。”唐孔颖达疏引汉王肃说云：“以圭璋为瓒之柄也，瓒所以鬯也。”意思说瓒这种用于灌礼的名物，是用圭璋为其柄，而用类似斗的舀头鬯以酌饮。又《诗·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毛传：“玉瓒，圭瓒也。”郑笺：“黄流，秬鬯也。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这里又讲瓒的前端像勺子，前有流可注，或以黄金铸造，而柄用玉圭相饰。

日本林巳奈夫先生认为瓒是一种有曲折板状把手的饮酒器，用于汲郁鬯献祖先或飨上等宾客等场合，即《周礼·春官·典瑞》所云：“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他指出，瓒的勺形通为圈足青铜容器，有近似觚形者，能平置而不易翻倒；瓒的板状青铜把手之柄端水平面的梯形部位，都附饰圭形玉器，《礼记·明堂位》云：“瓒圭，殷以大圭，周以圭。”它可追溯到殷和西周早期。[294]这一考证十分精到。传殷墟出土“玉题铭”云：“乙亥王锡小臣瓒在大室”[295]，知晚商已有“瓒”的名物。晚商《乙卯尊铭》云：

乙卯，子见（献）在大室白戈一，琅九。侑百牢。王赏子黄瓒一，贝百朋。子光赏□丁贝，用作己盘。冀。[296]

此尊通高25.3厘米，重2.7公斤，铭记子朝见商王于大室，进献白玉戈一、玉珥饰九；商王率子侑祭百牢，设飨赐饮，赏给子“黄瓒”一、贝百朋。子贶赏某人贝铸造此铜器。末一字“冀”为徽识记号。铭中提到的“黄瓒”，是一种用以挹取鬯酒的勺子。李学勤先生认为因瓒是黄金勺，故以色称；如果是以圭为柄的，则称圭瓒，以璋为柄的称璋瓒。[297]瓒在商代是王祼酢宾客的礼器，但“黄瓒”是否以黄金为勺，仍可商，甲骨文中有称铜块为“黄吕”，春秋时金文中犹见其称[298]，似铜为勺头说更适切些。

乙卯尊铭

江西新干青铜瓒

地下出土实物有商代的汲饮礼器“瓒”。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型墓葬出土一件青铜觚形器[299]，敞口圈足，从圈足部位斜上引出一板状柄，柄端平面为贝叶形，通体造型灵洁壮美，不失端穆之气。此即商代“瓒”的一型，柄斜上而不是折形，可补充林巳奈夫先生说，惟板状柄上未见玉饰，是其异者。但商王朝之“瓒”当已有圭璋饰柄者，上举“玉题铭”，形近“大圭”，疑原即瓒的柄形饰。此外，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大型建筑遗址还出土有仿玉之陶瓒柄饰件[300]，与新干大洋洲商代方国主墓所出青铜瓒的柄端相似，也是作贝叶形，这是否构成商代用瓒制度的另一层面，先提出，俟考。但不管怎么说，新干的青铜瓒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考古出土品，称得上是中国第一瓒。

河南安阳殷墟玉瓒柄

四川成都十二桥陶瓒柄

4.刀、削

地下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铜刀、铜削、石刀、玉刀、蚌刀等等甚多，其中有的可能曾作餐刀之用。198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区发掘的M2墓中，随葬品有铜爵、陶盉、陶爵、陶盆、漆盒等一批饮食器，同出两把单面刃铜刀，短柄的一把长18.4厘米，有环首柄的一把长26.2厘米，尖部上挑[301]，视为兼作切割肉食之餐刀，也未尝不可。1949年前安阳殷墟小屯发掘的186号墓，出铜刀多件，其中一件置于一张木俎上[302]，可见是作厨刀用的。

5.叉

叉为餐叉，又别名毕。《仪礼·特牲馈食礼》云：“宗人执毕先人。”郑注：“毕形如叉。”叉之用，始见于新石器晚期，以甘肃武威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餐叉为最早，骨质，扁平形，三齿。[303]据有人初步统计，考古发现的餐叉已有64件之多，大部分为骨制，汉代以后又有铜制、铁制者，河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等地区均有发现，以河南洛阳中州路一座战国早期墓所出51把为最多，一般长度在12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下，有双齿或三齿之分，齿长4-5厘米；汉画像石描绘的有关“进食图”，也每见餐叉之用；元代以后餐叉渐不行。[304]夏代餐叉尚未发现，商代有之。郑州商城曾出骨叉一把，扁平形，三齿，齿长2.5厘米、通长8.7厘米、宽1.7厘米，齿柄间无明显分界，同出还有一件骨匕[305]，可见是作餐具使用的。但餐叉之用，在商代远不及匕、、勺、斗流行，最盛还是在战国时代。

6.箸

箸，即筷子。中国人善使筷子由来已久，但筷子的今称乃始于宋代[306]，在此之前，文献中有箸、、、、挟提、等称，而箸的称法最为悠久普遍。箸有竹、木、骨、象牙、铜、银制者等等，金属制品一般比较后起。

20世纪30年代殷墟西北冈1005号殷墓发现过铜箸三双，箸长26、粗细1.1-1.3厘米。[307]梁思永先生曾据同出器物推测说：“以盂三、壶三、铲三、箸三双之配合，似为三组颇复杂之餐具。”[308]陈梦家先生则认为，“这组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盂壶；一种是‘匕’、‘铲’、‘箸’，皆原有长形木柄。后者似为烹调的用具，其中《出品目录》称为‘漏勺’的‘匕’，则为自鼎取肉之具。”[309]准此，这种安有长形木柄的铜箸，视为烹调的厨具比较合适，属于大箸，类似今日厨师在大锅下面条所用的拌挑大筷，尚不是直接用来进食的小筷。目前所知最早的小筷，出自安徽贵池徽家冲，为铜制，一双，长20.3厘米，属于春秋晚期。[310]湖北随县战国前期偏晚的曾侯乙墓，在随葬的一长方形黑漆餐具箱内，放有耳杯十个，木勺二把，竹二双。其用竹片弯成，一端相连，可能是箸的变形。[311]但不管怎么说，商代既有大箸，小箸理应有之，犹勺、斗有大小之分，大者用于挹酒舀汤，小者用为餐具，箸当亦如之。文献有殷人用箸进食之说，《韩非子·喻老》云：“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此外，《史记·宋微子世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淮南子·说山训》均谓：“纣为象箸。”《论衡·龙虚篇》云：“传曰：纣作象箸。”《新书·连语》云：“纣损天下，自箸而始。”若商末纣王用贵重象牙箸进食属实，则应本之于一定的饮食方式，才能出现这种低级向高级、量变到质变的箸质之升华，箸的起始年代可能还要早些。

夏商时期的刀、削、叉具（A.河南郑州商城出土 B.河北邢台曹演庄出土）

我国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餐具进食的方式，相继有各种匕、、勺、斗、瓒、刀、削、叉、毕、箸等等的餐具、厨具之作，但用手抓食的古习却长时期内沿袭不衰。《礼记·曲礼上》云：“饭黍无以箸，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汉代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挟提也。”由此推之，饭食或其他干食，古人通常用手抓而食之；刀、削用来割碎肉块而食之，《史记·樊哙列传》记“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是其晚例。

大凡这些餐具，质地有异固不待言，形制也有大小之别，实际功用自有不同。如叉、毕一类，考古发现的小叉是用来叉取肉食送入口腔的餐具，但《礼记·杂记》有云：“毕用桑，长三尺”，孔疏：“主人举肉之时，则以毕助主人举肉”，如此大毕，叉得起全牲，是用于盛大礼仪饮食场合的礼具，就算不上是餐具了。礼书中还有挑匕、牲匕、饭匕的名物，前两者是大匕，专用于礼仪宴飨中的载鼎实、别出牲体，而饭匕是小匕，直接用于进食。[312]这正有助于对夏商之际大小匕、、勺、斗以及大箸等的实际功用的理解。

古人使用餐具进食，大概很早就习惯于使右手。《管子·弟子职》云：“右执挟、匕。”《礼记·内则》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陶寺龙山文化晚期M3015大型墓葬，食器餐具的放置位置，中间是一组陶灶、陶、陶罐，内有猪头，右侧放木豆、木盘和一件木勺，左侧放木俎。[313]从木勺的放置位置看，墓主人是惯使右手的。《礼记·曲礼上》有云：“凡进食之礼，左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郑注：“，骨体也；胾，切肉也；食，饭属也。在俎，胾在豆。”此墓左俎右豆、勺，也是颇具后世进食礼的雏形的。

二 等级制的饮食礼器

（一）夏代礼器组合

古人世态务实，对待物质生活有名物辨用尚好。如品辨肉类食物的胜腯肥皆有名号物色，故按“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314]。鉴别饮食器具的形制及具体使用，乃有“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315]。饮食范围器具功能的规范和名物辨用，又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构成内涵深化的表征。

夏商二代已全面出现炊食并器向炊器和膳食器有所细分的演进趋势，就食器餐具而言，渐有专门的盛粒食、盛肉食、盛菜蔬、盛羹汤、盛酒、储食、饮酌、挹舀、挟取、沃盥等等的器具，名目甚多，类型繁化，各具实效。除广泛使用陶制品外，又有木、竹、骨制等等。原始青瓷器以及稀珍的白陶器、漆器、象牙器，亦已上升为贵族阶级的专享品。特别是青铜容器，自产生之日起，即成为社会等级名分制度的重要物质标志，赋予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特殊的时代意义，被视为“器以藏礼”[316]的所谓名物礼器。

礼器主要使用于贵族统治阶级宴饮或祭祀等各种礼仪场合，从本质上说是“寓食于礼”的具体体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317]，礼器的数量、品位、种类、称名、组合，包括其材料、工艺、造型、质量、功用等等，均可用以表明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地位和成为衡量贵族阶层等级关系的准则。其实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器以藏礼”即已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日益强化。《韩非子·十过》对此有所揭示：

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318]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

《说苑·反质》说同：

尧有天下，饭于土簋，啜于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释天下，舜受之，作为食器，斩木而裁之，销铜铁，修其刃，犹漆黒之以为器，诸侯侈，国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释天下，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缯帛为茵褥，觞勺有彩，为饰弥侈，而国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觞勺刻镂，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有二。

言尧时已有食器和饮器的陶制品之分；舜时木制髹漆器出现，并被权贵据为专门食器；夏禹则不仅用漆器于祭祀场合，其饮食器具也颇为华美；商代贵族的器用，制作之精美，纹饰之繁丽，造型之奇巧，均臻入一时代的极高境界。时代愈后，权贵使用的器具制作愈精，器类愈齐备。可见基于使用者尊显的社会地位，其器中藏礼实不单单限于青铜器，于陶器、漆器或其他材料所制之器莫不尽然。

考古发现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有无，以及种类和数量的差异，每每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等级礼制。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遗址，610座小型墓，几乎都无陶器或任何随葬品；九座大型墓，随葬器物多达一二百件；80座中型墓，或有数量不等的成组彩绘陶器及少量彩绘木器随葬品。大、中型墓一般均使用木棺，小型墓则仅为狭小的墓圹。其大、中型墓又各分为若干等级，如有一类大墓，出有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成组的饮食陶器，彩绘木案、俎、匣、盘、豆、勺和工具、武器等等；另一类大墓则没有鼍鼓、特磬之类。[319]显而易见，当时葬俗中以器物“明贵贱，辨等列”之礼是俨然存在的。

青铜礼器的出现始于夏代，目前所知经科学发掘得到的最早铜礼器，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爵、、盉、鼎、觚五种。传世品中有一类制作粗疏，薄胎无铭的铜盉、铜角，也是这一时期的遗物[320]，大体均为酒器。据《墨子·非乐上》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人。”《伪尚书·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缠子》云：“桀为天下，酒浊杀人。”[321]《大戴礼记·少闲》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有夏一代，贵族统治阶级饮酒之风渐开，青铜礼器爵、盉、、觚、角等酒器的出现与此是相应的，唯因生产水平的制约，数量有限，最先通常为陶、漆制品，青铜礼器实承袭陶礼器及漆礼器而来。且举偃师二里头墓葬出土资料，列细表如下，以观其概。[322]

夏代青铜礼器 1. 2.角 3-5、8.爵 6. 7.鼎

从上表所列34座二里头墓葬资料可见，当时的礼器组合体现了“食酒并重”的特色，其中陶礼器占主要成分，个别墓并出有漆礼器，然铜礼器是在三期以来才出现，其器类和器型基本不出陶、漆礼器范围，是一脉相承的。

在二期的十座墓中，陶礼器组合以炊食器罐、盆相配占多数，或再加进豆、尊、鼎等，但90%以上的墓又都配有一套酒器。酒器的组合有五式：（1）爵；（2）觚；（3）爵、盉；（4）爵、觚；（5）盉、觚。表明酒已较多地进入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生活领域，特别是贵族阶层，对酒器质地要求已颇为讲究，有以漆觚替代陶觚，用以显示其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如81YLVM4，墓室面积2.9平方米，为同期墓较大者，随葬品主要是漆器，在酒器方面，用漆觚配唯一的一件陶盉。墓中还随葬一只漆鼓、一件铜铃，以及一面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十分珍贵，墓主生前显然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贵族。此墓又出圆陶片二个，也是同期墓中较多的。这种圆陶片一般置于墓底中部两侧或墓主头部附近，正面涂朱或墨，可能用以表示人的身份高低，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葬制。

三期墓葬13座，随葬礼器虽仍以罐、盆配酒器为主要组合形式，但炊食器种类列入礼器行列明显减少，随葬酒器墓的比重相应提高，酒器组合方式以爵、盉相配为多。青铜爵开始出现于贵族墓葬的礼器行列，出青铜器的75YLVIK3和80YLIIIM2两墓，是这一时期墓室面积甚大的两座，并分别出圆陶片六个和四个，足见墓主身份是很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盉的数量大增，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商代各地青铜盉的流行开了先导。陶盉的外形有瘦高和矮胖的微微区别，顶部伸出一短管状流，单把，流把之间有圆状孔，三袋足。王国维先生曾说：“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323]日本林巳奈夫先生则认为，盉是郁金的煮汁和酒调鬯用的煮郁器。[324]张亚初先生又进而归纳商周青铜盉的用途主要有六种：一、用水把酒冲淡，调和加工成淡水酒（玄酒）；二、用来和“郁”煮酒，调和加工成香酒（郁鬯）；三、用来盛酒；四、用来温酒；五、用来饮酒；六、用来盛水、温水与注水盥洗。[325]从二里头墓葬礼器每以盉、爵配套看，这些意见是可信的。表中三期13座墓，盉、爵同出的有八座，约占62%，说明夏人确是“湛浊于酒”的，其品酒知味的方式也在不断提高之中。特别是上述两座贵族墓，分别以陶盉配青铜爵一至二件，表明了这一时期商生产技术总是优先为贵族阶层追求的高消费生活服务，贵族的饮食享受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商代青铜 1.故宫藏品 2.布伦戴奇藏品 3.中牟黄店出土 4.殷墟妇好墓出土 5、6.传世品 7-9.侯家庄1001号大墓出土

四期墓葬11座，随葬礼器组合出现两个极端演化趋势。一是只见炊食器组合，墓室面积大致在1平方米左右，一般无圆陶片随葬，墓主的身份地位不高，大概属于“粒食之民”。另一是纯出酒器组合墓，墓室面积超过上者一倍左右，均有若干圆陶片随葬，墓主生前应属贵族阶层，大体是为“鲜食之主”，青铜酒器出于此类墓为多。如1984年于二里头遗址六区发掘的M11墓，面积1.9平方米，出二套盉、爵，内有1件铜爵，伴出圆陶片多达六个，其中一个尤大，直径6.5厘米，涂有红彩。同墓还随葬漆盒一个，绿松石片镶嵌的精巧兽面铜片饰一面，又有玉戚璧、玉刀、玉圭、玉柄形饰、铜铃各一个，以及海贝58枚等，可见墓主是一位社会地位较尊的权贵。这一时期贵族享有的青铜礼器，种类增多，除爵、外，又有鼎、觚、角、盉。1985年在二里头遗址三区曾采集到铜盉、铜爵各一件，均属四期。[326]

除了酒、食两分的极端化礼器组合墓外，四期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墓，有的是在陶炊食器中加进数件酒器。《夏书·益稷》云：“奏庶根食、鲜食。”根食谓根生之食，主要指谷类粮食作物；鲜食，凡鸟兽新杀谓鲜，指肉类食品。这类墓的墓主生前生活介于“根食”、“鲜食”间，有肉有食又有酒，吃喝有裕，其社会地位多少是与“烝民乃粒”有所区别。如80YLIVIM6，炊食器罐、甑配酒器陶盉、铜，墓主身份可能为上层平民或一般贵族。有的社会地位可能更高些，如84YLIVIM9，随葬礼器以炊食器陶罐、尊、簋，配酒器铜爵、铜、漆觚、陶盉，几乎括有当时所见酒器器类，质地铜、漆、陶具备，虽表明了“酒食并举”的特色，但“重酒”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孟子》说的“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如果用来形容夏初的社会风气，可能适合；用来喻夏代晚期，则不适宜，因为晚夏中上层社会大都以“美旨酒”为尚好的。《尚书大传》卷二《殷传》讲到夏亡国前，“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薄（亳），盍归于薄。”郑氏注：“薄者，汤之都也。”这里面反映出的夏人的崇酒之风，与二里头墓葬资料所示，是相一致的。

前所未见的是，四期墓葬随葬铜器中出现了爵与两器相配，以及鼎、、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从二里头四期真正开始，意味着在贵族阶层的礼仪生活领域，铜礼器逐渐加速了取代陶礼器之势。

（二）商代的“庶群自酒”

商代人腆于酒，崇饮之风远胜夏代，自王至诸侯臣正，莫不皆然。商王祭先祖，则“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亦有和羹”[327]，酒食美味为祭享礼所必备。《诗·大雅·荡》形容殷人酗酒，“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尚书·酒诰》直揭“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甚至连中下层社会也是“庶群自酒，腥闻在上”。西周康王时《大盂鼎铭》，回顾了“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的史实。《尚书·微子》也再三对商贵族统治集团“沉酗于酒”作了自省。商末王纣的嗜酒，文献中说法更多。《史记·殷本纪》言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正义》引《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说苑·反质》云：“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酒食醉饱的生活，为有商一代贵族统治集团里外上下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剧，最终蔚为政权败亡的大气候。

崇饮亦渐泛滥于商代一般平民阶层，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还相应渗透到当时的葬俗方面。据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制酒器觚、爵。在总数939座墓内，出这种礼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铜或铜觚、爵，两者共占总墓数近五分之三。其中如编为第八墓区的55墓，竟有49座山陶觚、爵，高达89%以上。礼器的组合，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不出觚、爵的墓极少，仿铜器的陶礼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328]可见，饮酒之风已深深吹入平民阶层之中。一些中小型墓，尽管随葬器类和数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会地位较低，也总要与酒发生一些瓜葛，随葬数量不等的酒器。这反映了晚商王邑寻常平民的饮食尚好。

当然，商代各地的饮食水准既有共性，又与王邑有一定差异。如同一时期的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八座小型土坑墓，随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为礼器组合方式，其中仅二墓又各出铜爵一个。相反，其余十座中型井椁墓的情况大不一样，几乎都有觚、爵、、卣等青铜酒器随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之类的其他青铜礼器，并都出有矛、戈、钺、镞之类的兵器，其觚、爵数有一套、两套、三套和五套之别。[329]可见，前者当属平民中社会身份不算高的，似为中层以下平民；后者应属战士和权贵，包括平民中的上层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贵族。如此看来，这里的中下层平民，只有少数与酒有缘，绝大多数是无关乎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间的饮酒风气之盛显得低落得多。但这里的贵族和上层平民腆于酒方面，却又与殷墟王邑相一致。

酒进入寻常平民阶层的生活领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发生，唯在相当长时期内限于小部分人范围内，只是到晚商时期才有较大泛滥，其中尤以殷墟王邑为甚。郑州商城城根一带曾发现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九座中仅二座出陶酒器，只占总墓数8%，一座以爵、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330]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饮酒现象十分有限，但毕竟已为后来殷人“率肄于酒”开了先河。不过这一现象并非所有地区都呈上升趋势，也有例外。如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二两期总数112座墓中，约占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尽管大都有棺，随葬品却始终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类的炊食器；还有约占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几无任何随葬品。凡出酒器的，几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占总数8.9%，酒器组合为四式：（1）觚、爵、；（2）觚、爵；（3）觚、；（4）盉。其中前三式均为青铜礼器，后一式是陶礼器。个别墓配有铜鼎、瓿之类，多数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331]显然崇饮之风主要盛行于本地权贵之间，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没有足以推广的条件。

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代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贵族葬制，其随葬礼器从最初时期起，就是“重酒的组合”。曾有学者综合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地商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产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郑州和辉县二里冈期墓葬，随葬觚、爵的套数有一套至数套之别，还必配其他器类，以配鼎、组合为常见。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有以象牙觚替代铜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铜礼器种类增多，然觚、爵仍为组合核心，在武丁统治前后，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后器类搭配更趋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形式。[332]

有学者认为，食器鼎、簋与酒器觚、爵搭配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鼎、簋组合单独存在的过程。[333]后又有学者据殷墟二期小屯M18和司空80M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论，提出这是武丁主政期间铜器组合出现的新化，早先的觚、爵配鼎、，向觚、爵配鼎、簋进行转化，就是武丁对商代礼制的新发展。[334]

我们认为，若以现有考古发现材料论，青铜簋被引进礼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主要根据的是长江中游地区商代南方考古材料。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咀M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等青铜礼器，墓葬年代相当中原二里冈期上层。[335]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大型商墓，出青铜礼器48件[336]，有鼎、簋（原报告称“假腹盘”）搭配卣、甗、鬲、、瓿、壶、豆等器物者，其中甗高105厘米，重78.5公斤，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商代甗，其铜器组合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等酒器，但有十分珍稀的汲郁鬯献祖先或飨上等贵宾等场合所用的高级酒礼器青铜瓒，显示了商代江南方国文化的特色，墓葬年代为吴城文化二期，相当中原殷商时期。这表明，尽管长江中游地区商代南方各国有其固有的尚酒礼俗，然而其以“重食”为内涵的鼎、簋组合，却从商代前期到晚商一直沿演于该地区，构成商代南方文化的一大特色。相对而言，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至少在二期以前即商王武丁执政初，铜器组合犹仍以觚、爵配鼎、两种铜器组合形式，显然是一脉相承而演变来的。可是到殷墟文化二期，传统的觚、爵配鼎、，一下就向觚、爵配鼎、簋移位，不仅殷墟如此，在中原商王朝的其他重要统治地区也是如此（参见下节详表），而鼎、簋的组合要素却是南方所沿演不断的。因此，我们推测武丁时期有可能直接从南方吸收这种文化因素，促进本身礼制的深层变化。《诗·商颂·殷武》述武丁史迹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阻。”旧注谓：“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337]武丁时期与南方地区交通的畅通，为当时饮食文化的互相采借提供了条件，而武丁的“奋伐荆楚”，重振“殷道”之盛，把反映南方“重食”文化要素的青铜簋再度引回商王朝的礼器行列，大概正是其“截然齐一”的政治举措之大气概所促成。

我们之所以说“再度引回”，是因为簋这类礼器，并非原本就土生土长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簋的产生祖籍，最先还是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考古学文化，其新型器种中就出现了圈足陶簋；在同一时期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出有陶簋。尤应注目的是，1996年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在郑州商城今南顺城街发掘发现一处商代前期王室窖藏，出土青铜礼器九件及一批陶瓷、骨、蚌、石器等，礼器中二爵配四大方鼎、二、一簋一组祭祀及宴飨用的酒食重器。[338]这说明商承夏祚，早把青铜簋引入礼器行列，并约略在同一时期就被传带到长江之滨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后又传入江西。故殷墟文化二期以后，青铜簋大量出现在商礼器列，不是从无到有，而是武丁把过去有而失去的，重新从南方地区引带回籍，恢复其先王时代的“商礼”要素。甲骨文中美誉武丁为“大京武丁”（《屯南》4343）。《诗·商颂·下武》称武丁为“世有哲王”。荀悦《前汉纪》卷二十九说：“殷太甲为太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武丁是商代中兴三主之一，称为“高宗”，他能“复兴殷道”，扭转“比九世乱，诸侯莫朝”[339]的衰败政局，使商王朝能再度“邦畿千里，维民所止”[340]，恐怕其在“商礼”上实施“广纳并育”的变革举措，也是成功原因之一。

武丁对“商礼”的变革，重在“复兴”而不是“破旧立新”，更不可能改变社会的“重酒”风习。作为“商礼”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器组合，“重酒”始终是最核心的要素，武丁只不过使其兼“重食”而变得稍趋合理而已，这也因之育成了丧葬礼俗中出现的随葬器物“重酒兼食”的繁化组合现象。

总之，肇自夏末的“重酒”风习，在有商一代已深深掺入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礼”的时代内涵，在酒进入一般平民生活的另一面，酒器的质量、数量、组合及名物辨用，也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341]的重要礼制规范，但社会的“庶群自酒”到统治集团的“沉酗于酒”，其发展的极端，也必然导致统治者的酒醉沉湎而为政荒怠，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潜伏，当然也就不可避免。

（三）商代青铜礼器的等列现象

邹衡先生早先注意到“商礼”以酒器觚、爵数目区分贵族身份，不同于西周中期形成的以食器鼎、簋作为区分贵族身份重要标志的“周礼”，他以盘龙城李家咀M2商代前期墓为例，指出凡酒器大都置于椁内，炊食器都放在椁外，椁内近棺，椁外远棺，其与墓主人显然存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故早商礼器已经是重酒器而轻炊食器的组合。[342]

这一以“重酒”为特色的礼制，至晚商时期仍一而贯之。如殷墟妇好墓，共出青铜容器214件，酒器数量约占76.2%，以53件觚、40件爵和12件为其大宗，单在墓室北椁内就集中规整放了十多件觚。[343]山西灵山旌介M1晚商墓，出青铜礼器23件，内十爵四觚一均放在椁内近墓主人头部，食器鼎、簋等则另置在足部。旌介M2晚商墓，出礼器18件，内十爵四觚及鼎、簋一套，均置于墓主人正前方，并以酒器占绝大多数。[344]河南罗山天湖M1晚商墓，出五套觚、爵，大部分放在椁内头厢部位。另一M6墓，出两套觚、爵，集中置于椁内北端，与三件鼎分开放。[345]以上现象表明，自商代前期大开的“重酒”之风，一直流行于商代各地大小贵族阶层之间，愈演愈盛，以酒器数表示人的身份地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崇饮尚酒的社会氛围之上的。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名位与礼数的关系，商代也不例外。通观有商一代的礼制，突出表现在以青铜酒器觚、爵套数，配以若干数量的其他种类礼器，用来辨持有者之高低大小贵族身份地位，序社会政治构成秩序，从而形成一套等级制的青铜礼器制度。

据我们所作的统计，商代青铜礼器反映的等级制度，从全国各地商代墓葬随葬青铜觚、爵套数的考古发现来看，大体分为五十余套、十套、九套、六套、五套、四套、三套、二套、一套等九大等列。现汇其155例列表于下，以分析这一“器中藏礼”的等级制内涵（表内分期栏，除已标出考古学文化分期或大致历史时代者外，凡标一、二、三、四数字的，为殷墟考古文化分期，一期约当盘庚至武丁前期，二期武丁至祖甲前后，三期廪辛至文丁时，四期帝乙帝辛时。礼器总数只统计青铜容器，包括铅器。资料出处，一般只列出刊物期号，凡书名则或列其出版单位及年代、页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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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汇集的155例商代墓葬出土材料，是取未遭后世破坏或虽经扰乱而器物基本未散失者，年代从商代早期直至晚商都有。墓葬地点，以安阳殷墟王都占大宗，包括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发现的商墓材料。此外，又罗括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徽、北京等八省一市的商代墓葬出土材料。十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商代王墓的情况，因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商王陵均反复遭后世盗掘，劫后之余所剩无几，故据此表分析的青铜礼器等级制，只能暂缺商王这一级。

上表序号1妇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三只，则两数约略同，可视为50余套。墓中青铜礼器总数214件，殉16人，犬六条，礼仪规格极高。据甲骨文所记，妇好生前为商王武丁之妃，极受宠，曾一度出入征战，握有重兵，兼为王室重要将领。[346]妇好墓是殷墟考古史上发现的一座未遭盗掘而最接近商代王墓一级的王妃墓，所出青铜礼器几乎囊括了殷墟历年出土全部器种，按其性质用途可分：

（1）酒器（163件，占青铜礼器总数的76.2%）

A.温酒器：爵40、12

B.煮郁器：盉6

C.盛酒器：尊10、瓿10、方彝5、壶4、卣2、2、缶1

D.饮酒器：觚53、觥8、觯2

E.挹注器：斗8

（2）食器（47件，占22.0%）

A.烹煮器：圆鼎26、方鼎5、甗10（内一套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还有分体甗两套4件，连体甗2件）、汽柱甑形器1

B.盛食器：簋5

C.挹取器（此部分原报告未列入礼器类）：匕1；尚有青铜尺形器28，可能有用为者；曲刃刀23，亦可能有用为餐刀者

（3）盥器（4件，占1.9%弱）：盘2、盂1、罐1

可见，除青铜角、豆、鬲、俎外，其他器种差不多都全了。此外还有青铜礼钺四秉，玉援铜戈二秉，形器一个，一般铜戈91把，铜镞2束20枝又37枚。妇好墓又随葬玉石宝石近900件，贝6800多枚，象牙杯三只，以及许多骨、蚌、陶器与丝织品等。在所出青铜食器中，有一件“后母辛”方鼎，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仅次于过去传出殷墟王陵区的“后母戊”大方鼎，后者为商王武丁另一位王妃的随葬重器，通高133厘米，达875公斤，是商代方鼎之最，而此鼎排行属第二。但妇好墓出土铜器总重量达1.6吨以上，也是异常可观的。由此不难想见妇好生前荣华富贵的生活。看来晚商王妃最高待遇，可以享至50余套觚、爵这一等级。

序号2-5共四墓出十套或九套觚、爵，其中十套者又有十觚十角（相当十爵）和四觚十爵之别，殉人一至四人不等，墓室面积中等，低于王妃墓，但位于小屯宫室区的序号5花园庄M5，虽属九套觚、爵之列，却墓室面积超过王妃墓，殉人达15人，同出钺七、卷头刀三、戈71、矛76、玉器210余件等，据其铜器铭文，知墓主人为“长”，是王室戚属，身份特殊。出十觚十角墓见于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器物，铜镞900多枚，青铜武器占极大比重，附近又发现车马坑二座，可见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当高的军事统帅，是王朝的高级权贵。出四觚十爵的两墓见于山西灵山石旌介，分属晚商前后相隔不太长久的两个时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种长20多厘米的管状手持礼器“策”，用来显示身份权势。墓葬的附近也有车马祭坑。[347]这两墓的墓主似为同一方国的前后两位君主。从他们各享有的总礼器数看，晚后一位为23件，比前一位多5件，器种也多了、觯、尊3种，还有鼍鼓。

这一发生于晚商的礼器增益或繁化的礼制变异现象，对夏商整个时期特别是有商一代来说，似亦具有代表性的普遍意义。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所见的青铜礼器器种，只不过有爵、觚、鼎、、盉、角等六种，郑州商城所见，有爵、觚、鼎、、盉、尊、瓿、鬲、卣、、簋、盘、盂等13种，安阳殷墟所见，仅上述就已在25种以上了。这是从大处看。若进而言之，郑州商城西300米处杜岭曾发现商代前期一坑，内出二个通高各为100厘米和87厘米的大方鼎，分别重86.4公斤、64.25公斤，腹底及足部有烟炱痕，[348]属于商王祭典重器；而到晚商时殷墟，单商王武丁的两位配偶，“后母辛”方鼎就重达128公斤，“后母戊”方鼎更重达875公斤，当具有《礼记·礼器》说的“礼有以大为贵者”的性质。再进一步说，偃师二里头墓葬所发现的青铜礼器组合，实在少之又少。郑州商城发现的贵族墓葬，迄今所知随葬铜器最多的，不过十件左右，器种仅四五种而已，与同一等列的一些晚商墓相比，在数量、器种、工艺品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凡此，除了工业经济发展及冶铸技术提高等原因外，至少还反映出商代礼制尚处在代有增益和逐步强化的未稳定状态之中。

商代青铜礼器 1、5. 2、6.爵 3、8.鼎 4. 7.簋 9.觚 10.盘 11.甗

现在再回过来看属于这十套、九套觚、爵等列的几位墓主，在殷墟商王都的，其权势虽然似乎比能号令一方的方国君主略逊几分，但其随葬青铜礼器数量和器种却超出一倍左右，这也显示了商王都确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还须指出，商代当有不少方国君主，尤其是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商王朝控制的方国君主，看来并不接受所谓“商礼”的这一“名位礼数”的等级制度支配，往往我行我素，独成一格。举例说，上表因基于觚、爵等次的系列排比，而未把另一种礼器组合类型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商代中晚期方国君主墓列入表中，该墓至少用了一个幼儿、一个孩童、一个青年殉葬，墓葬面积及随葬青铜礼容器十种，规格级别甚接近序号4灵石旌介M1，但礼器的数量则多达48件，比旌介M1的23件翻倍还多，而其组合的差异更为显著，且按其性质用途列于下：

1.酒器（8件，占16%）

A.饮鬯器：瓒1

B.盛酒器：卣3、壶2、瓿1、1

2.食器（42件，占84%）

A.烹煮器：鼎31（内圆鼎7、方鼎6、扁足鼎16、罐形鼎2）、甗3（其中一件通高110厘米，重85公斤，可称商代第一甗，中原尚未发现如此之大者）、鬲6

B.盛食器：簋（原报告称假腹盘）1、豆1

C.挹取器：匕10（未计入礼器类）

此外，该墓又出大小青铜礼钺六秉，形器19件，矛35件，戈28把，勾戟一件，剑（原报告称锋刃器）一柄，镞123枚，胄一顶，还出玉器754件，陶器356件。[349]它的礼器组合显然是以鼎、簋为要素，配以饮鬯器瓒的名物，截然不见中原北方地区“重酒”的觚、爵组合踪迹，是食与酒相兼而以食为重，与同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农具耒、耜、铧犁、锸、锛、镰、、等等，其以“粒食”为重的意蕴是一致的。这些在中原也难见到。

不宁唯是，北方黄河流域的商代权贵好以玉、石、铜的柄形器作为身份的炫耀，而南方这位方国君主好用形器为兵礼杖部件，以显示身份权力，一墓竟出了19件之多。这种兵礼杖部件在妇好墓只发现一件，相反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直至春秋时期犹甚流行，如江苏丹徒北山顶吴王墓、浙江湖州埭溪、绍兴渚等地都有出土，为南方文化的产物。[350]

总之，商代方国君主这一层级，恐怕是当时“名位礼数”的等级制构设规范中最活跃最富变化又最不愿拘一守常的成分。尽管这一层级大致可划入十套、九套觚、爵等列，但由于各方国所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及经济形态、政治背景等因素的支配，诸如与中原王朝地理上的远近、政治关系的亲疏或羁縻程度的松紧、富区与贫区之别、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异、王都与四土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地区人文俗尚的不同及个人所好等等，常直接导致这一层级持享礼器数量、器种等方面的悬殊对比，故严格说来，十套、九套觚、爵这两个等列的实际形态起伏变化甚大，个性色彩最浓，大概并未在广大范围内普遍定格。

序号6-8共三墓分别为六觚四爵、六觚一爵、四觚六爵，因发掘资料欠缺，难作分析，然滕县井亭一墓出青铜容器有16件之多，则这一级别的墓主，要亦属王朝或地方上层贵显人物。

序号9-13共五墓分别出五套觚、爵或三觚五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见。在王邑者，其墓室面积中型，规模逊于地方，然有五人殉葬，随葬青铜容器总数超出地方，所列小屯M18墓，器铭有“子渔”、“侯围”，亦见于甲骨文。子渔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351]甲骨文有“呼围”、“王令围”，系人名，侯围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称。[352]墓主不管为谁，大体应是王室所出重要贵戚人物。在地方者，这一级别的墓主，随葬青铜容器大致在20件左右。盘龙城李家咀M1无兵器随葬；罗山天湖M1出八戈、36镞；长清兴复河一墓出六戈、46镞及车马器；均不见钺的青铜礼仪之器，这类墓主与商王朝关系相对要间接些，大体是各地土族落头目或方国的高级官员之一。

序号14-18共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划归四套等列，随葬青铜容器总数一般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权。如定州北庄子M5，人殉二个，同出七戈二矛六镞，铜策一。又如盘龙城李家咀M2，人殉三个，还出五戈七刀二矛一等。石楼二郎坡一墓出有戈、刀、斧、各一。后两墓均发现青铜礼钺两秉，可见这一级别的墓主，既是当地强族的高级军事将领，似又与商王朝保持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充当着王朝与各地族落方国政治、军事权衡关系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于序号15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有三觚四爵一，则生前身份必非一般，有可能是与商王关系较密的高级近侍卫士，或有功的陪葬者。

序号19-28共十墓，属三套觚、爵等列，均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有殉人者四墓，用六至三人不等，平均随葬青铜容器15件左右，器种十种上下，但在殷墟王邑者，数量都高于外地，而墓室规模却略低于地方。这种差别应有政区所在位置和经济优势方面的原因，大凡说来，离殷都愈远，墓室面积愈大，礼器数则减，呈反比。据序号23罗山天湖M28墓同出三戈，与上述出八戈的序号11罗山天湖M1高级权贵墓属同一期，但显然等级要低些。可知这一等列的墓主，属于中等权贵。在王邑的这批中等贵族统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大大减少，其中一期的一座殉六人，二期的一座殉五人，四期四座只有一座殉三人，其余都不用人殉，而随葬礼器的数量与器种都没有减少，甚至普遍高于二期殉五人的一墓。显而易见，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演进趋势。再者，像序号22殷墟戚家庄东M269一墓，尽管没有殉人，但随葬礼器13种20件，还出乐器铜铙一套三件，青铜礼钺二秉，玉戈一秉，玉柄形饰一件，铜戈14把，矛12件，刀二把，玉虎、玉璜、玉、玉螳螂等装饰品一批，规格已超出序号19小屯M331一期殉六人的一墓，其身份地位应该属于这一等列中偏上者。引人注目的是，该墓随葬的酒器几乎都置于椁内近头部，食器则放在足部，另外近头部的二层台上还放陶觚、爵、簋、豆一组四件，并且还放置了牛头骨、牛腿骨一对，羊头骨、羊腿骨二对，可看出墓主生前对酒肉的偏好，似乎他并不满足已处的社会地位和所享的富足生活，正向更高等列的上层阶层递升靠近，而当时在商王都内，凭自身的经济实力或战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二套觚、爵等列的墓葬，序号29-68共40座，发现地点自商代前期王都郑州商城至晚商殷墟，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省都有，分布相当广泛，情况也比较复杂。墓室面积大的有达近14平方米的，但一般以5-6平方米的居多，而且商代前期这一等列的墓室面积都比较小，不过3-5平方米上下，至晚商早期阶段，面积有增大，有的上升到8-9平方米，以后大致停留在5-6平方米上下，但少数在地方的墓，面积有筑至10余平方米者。共发现15座墓殉人，占该等列墓数的37.5%，比率甚高，为2.67∶1，几近每三墓中有一座殉人，最多的用八人，少的用一人。基于这一等列的墓分布地域广，墓主只是一般性贵族成员，组成成分很复杂，而人殉比率又如此之高，则有可能表明用人殉葬这一恶俗在商代各地的中层社会仍相当顽固地广泛流行着。几乎看不出有像上述三套觚、爵等列墓那种情况，即殉人早期多而晚期趋减，甚至不用人殉，似乎在表明，社会的进步和觉醒，往往发端于社会中层偏上那一部分人。

二套觚、爵等列的墓葬，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达33件，在地方，最少的3-4件，而在殷墟王都，一般则以8-10件左右居多，器种6-8种上下。这批墓主政治身份不一，社会经济地位也参差不齐，属于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像序号42、46、47殷墟三墓，均出有三件制乐器铜铙一套，序号64滕县前掌大一墓出两件制铜铙一套，墓主生前可能是王朝的中级官员或地方官员。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类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大概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贵族子弟，战时则义不容辞要加入战士行列。至于像序号36河南伊川坡头寨一墓，殉四人而仅随葬二觚二爵一鬲共五件铜器，又随带一玉柄形器，恐怕墓主生前乃是一位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酋长，显得既愚暴又自负。

商代更有为数众多的一套觚、爵等列的墓葬，表中序号69-155共计有87座，墓室面积大的7平方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以小型墓居多。有15座殉人，约占该等列墓数的17.24%，为5.8∶1，比上一等列低近一倍；殉四人者一座，一般是一人至二人。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为八件，器种六种，见于殷墟，少的仅一件，多数为二至四件，明显低于上一等列。但须指出的是，像序号88北京刘家河一商代中期墓，随葬铜器多达16件10个器种，虽列入本等列，却当别论，因其礼器组合与中原不一样，以五鼎居要位，再以三三制相辅，即爵、、盉三种温酒煮郁器为一组，瓿、卣、三种盛酒器副之成第二组，甗、鬲、盘三种食器为第三组，体现了一种居中而大的意识，且随葬不少金饰件及铁刃铜钺，该墓主当为当地方国的豪强，甚至可能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的属性差不多，为该地之方国君主。

令人注目的是，一套觚、爵等列的这大批墓，在商代前期未见殉人现象，随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阶段殉人例有增，随葬器物略有加，以后殉人现象又减少，但随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少墓单出或同出兵器或生产工具镰、锛、纺轮之类。墓主生前应属末流贵族或中上层平民，有的可能为下层官员或战士。他们中多数人在平时要参加生产劳动，战时要服兵役，代表着自由平民中的主体成分。其所在家族，早期的经济实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因战功等原因，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可能升迁。如序号74郑州商城白家庄一土坑小型墓，出爵、鼎、、尊、盘5个器种各一件，这在商代前期实不多见，并且又配入一个象牙觚，恐墓主身份地位在这一等列的人物之中就要高出一大截了。又序号103殷墟西区M692，葬具有棺有椁，铜器虽仅二件，却同出青铜戈九件，又以二人三狗相殉，墓主至少应是位下级武官。再如序号104一墓，也有棺椁，以一女孩五狗相殉，同出铜戈13件，玉柄形器一件，玉戈、石戈各一件，随葬铜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铭“象”字，鼎铭为“执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执”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长又兼为王朝下级武官中之佼佼者。序号150定州北庄子M80，一棺一椁，以四狗相殉，同出五戈八镞，弓形器、锛、斧、凿、骨刀各一件，可注意者，还加入一木觚和一铜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向上一等列靠近。但像序号146殷墟八里庄一墓，仅出一爵，象征身份而已，近似“破产”而难维持原来地位。

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会风习基础上的商代青铜礼器的名数制度，主要以酒器觚、爵为组合要素，配以其他器类，觚、爵的套数是决定使用者身份地位高低的首要标志，是序次社会政治构成秩序的重要表征，由此形成一种金字塔结构式的等级制度。自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数，至少可分为九大等列。

其一是王室最上层权贵和受宠王妃，能享至50套以上者；其二、三是殷商王朝的高级权贵、军事统帅或要戚，以及各地的方国君主，能享十套、九套之多。这三个等列，大体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最顶层。但第二、三等列似乎并未在广大地域范围内普遍定格，主要是因为商代的方国君主是当时“名位礼教”等级制度中最活跃而又最不愿拘执一端的社会成分，造成这一层级礼器制度的实际形态最富变化，个性色彩最为浓烈。

其四是六套的使用者，身份可能为王朝或地方的上层贵显；其五是五套使用者，基本属于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贵戚，或族落方国的高级官员；其六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级近侍卫士，以及地方强族或方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后者或因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其政治身份和权力甚至有超逾社会地位显尊的第四、五等列的人。这三个等列，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次顶层。

其七是中等权贵，一般享至三套，王邑与各地基本一致；其八是为数较多的二套享用者，属于一般贵族之列，有的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地方官员或中等武官，有的是一般贵族子弟，有的是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酋长。这批人大致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但这一社会阶层的组成成分比较复杂，良莠不齐，有的可能凭其经济实力、军事战功或其他什么原因而迁升，跻身到次顶层去；也有的勉强维持其社会地位；还有的可能会跌落到下层去。故这一社会阶层实是不稳定层。

其九是众多的一套使用者，大致属于末流贵族或中上层自由平民，其中有的人身份为下级武官或战士，有的为支族之长，有的是人身比较自由的生产劳动者。这批人代表着金字塔式等级制的庞大下层。

当然，这一等级制结构的金字塔，其基座是广大下层平民，包括奴隶，青铜酒器与他们无缘，至多能使用几件陶酒器。《大盂鼎铭》说的“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正揭示了商代等级制的青铜礼器制度实际的社会氛象及其运作要素。

第五节 食以体政

一 饮食心态

饮食心态是一种社会消费经济现象，又是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投影，错综复杂，但仍有其固有的时代特色。

《尚书·洪范》列“食”为施政首位，直截了当指出：“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其中恐怕也包含着对“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353]的政治认识。商代部分统治者面对高层次的饮食享受，已能权衡是否铸成国家凶害，不得不有所顾忌或收敛。在此之前，夏代统治者也时或强调“收夏众”[354]。《夏箴》云：“中不容利，民乃外次。”[355]饮食忧患心态，在夏商明智的统治集团成员中当已有之。

《鬻子》称夏禹“一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饱食”，惟恐“四海民不至”。上博简《容成氏》简21-22云：“禹然后始行以俭，衣不亵（鲜）（美），食不重味，朝不车逆，（舂）不米，炊不折骨……禹乃建鼓于廷，以为民之有讼告者鼓焉，撞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苍（寒）辞，夏不敢以暑辞。”《孟子·离娄下》云：“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滕文公下》记商汤“使亳众往（葛）为之耕，老弱馈食”。《淮南子·修务训》称商汤“布德施惠，以振困穷”，而“百姓亲附”。《尚书·太甲》云：“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意思讲要有节俭之德，以能长治久安；修养自身，德行符合民心，惠及困穷，才是明君，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有德天下大治，失德天下大乱；应知治理民事的艰难，如若安闲其位，是很危险的，谨慎终始，重在开始。《尚书·盘庚》告诫“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无总（聚敛）货宝”，“予其懋简相尔念敬（矜）我众，朕不肩好货”，称我将认真考察你们是否怜悯民众，我不会任用贪财好货小人。《尚书·微子》记商末“（殷人）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大小官员无不热衷巧取豪夺，为非作歹，哀叹“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统治者的这类忧患意识，在甲骨文中有反映，如：

庚子卜，王，贞余亡害。（《合集》5002）

癸酉卜，贞旬有求（咎），不于一人□。（《合集》4979）

癸未卜，贞旬有求（咎），［不于］一人忧。八月。（《合集》4980）

贞其于一人忧。（《合集》4976）

□□卜，贞……鸣，不［于］ 一人忧。（《合集》4981）

贞余一人其有［忧］。（《合集》4998）

乙巳卜，王曰：贞余一人其亡灾。

乙巳卜，王曰：贞余一人其有灾。（《新获》2）[356]

壬寅贞，月有，王不于一人忧。

有忧。（《屯南》726）

丁丑卜，大，贞卜（外）求（咎）其于王。（《合集》26095）

上揭卜辞中的余、一人、余一人均指商王。[357]害、咎、忧、灾等等为忧患意识的用语。商王日常生活中忧患心态的由来，或担心于进入下旬是否有灾咎，或因物鸣而起，或忧于天象灾变，而就其实质言，恐怕不仅仅是商王担心自身安危，还有忧虑“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包括外忧招致敌侵丧师之类的事态会否发生的潜意识。甲骨文中这类忧患心态有时还特指内忧或者外忧，如：

壬午卜，，贞卜（外）有求（咎），在兹入（内）有不若。（《合集》22592）

亡不若，在入（内）。（《合集》16348）

癸酉卜，出，贞旬有亡忧在入（内）。（《合集》41228）

丙申卜，中，贞卜（外）有求（咎），丁延孽见（《蔡缀》128）

其自卜（外）有来忧。（《合集》32914）

辛酉贞，王曰：（防）亡忧在入（内）。（《屯南》756）

甲申贞，（防）［有］忧在卜（外）。

甲申贞，在卜（外）有忧。（《屯南》547＋550）

丁未卜，（防）在入（内），亡至忧。（《屯南》2095＋H38：24）[358]

外有咎则内不顺若（《合集》22592）

忧在内（《合集》41228）

入即内，卜即外。借为防，预防、提防之意。外有咎而在兹内有无不若、无忧在内、在内无至忧、有忧在外、在外有忧、外有咎、自外有来忧，知当时统治者已有提防内忧外患的意识。《尚书·高宗肜日》讲了一则商王忧患的起因及如何处理应对之策，其云：“高宗肜日，越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王司（嗣）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记殷高宗武丁肜日之祭，有飞雉鸣叫，商王十分忧惧，祖己训诫王应躬身王事，嗣位必须敬民，顺从天意，近祖的祭祀不要过于铺张浪费，诸如此类，自然得其所宜。商王的忧患意识，有时当也属意于对统治集团“作福作威玉食”将招致种种后患的忧虑。通常情况下，低层社会需求的有限满足，通以高层享受的有所收敛、让步或自律为对策，也是夏商以来明智统治者“食以体政”的饮食忧患意识的主要举止言行常则。

不过，夏商贵族集团，从总体并未受这种饮食忧患意识的影响，几乎普遍热衷于吃喝。《尸子》云：“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韩非子·喻老》云：“纣为象箸，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极度追求珍味美器，讲究豪华进食场所，夏商亡国之君所为尤著，难怪连统治阶级少数有识者如箕子都感到忧惧。

以粒食为主的夏商贵族阶层乃至少数中上层平民，较广泛的美食心态是追求食有酒肉。晋南陶寺城址近年发掘的M20大型贵族墓，墓主头一侧的棺外与墓北壁之间，排列放置着青石大厨刀四秉，素面案板七块，厨刀下均有猪骨及皮肉灰痕；墓室西部还堆放着一劈两半的猪肉20扇，即十头猪。壁龛中也放着猪肉及漆觚、彩绘陶簋、漆豆、彩绘陶盆等酒食器。[359]陶寺龙山晚期墓葬，大型墓每每有整猪随葬，中型墓出数目不等的猪下颌[360]，固然是一种中上层社会的葬制，却多少揭示了当时贵族阶层对肉食的偏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资料表明，礼器组合“食酒并举”，铜、漆饮食器又多重再现了贵族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和美食消费心理。商代更然。河北定州发现的商代某贵族墓地，大型墓出有牛前腿。[361]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二层台上有放置猪左前臀者。陕西泾阳高家堡村发现的晚商几座贵族墓，所出好几件铜鼎、铜鬲，鼎中留有兽骨，包括狍子的臀肉，去蹄的小羊之前臀，鼎下大都有烟炱，双耳缠有麻布，是在下葬时把肉煮好放入墓穴的。[362]殷墟墓葬出土铜器中每放有牛、羊腿肉，包括一些中上层平民墓，也常发现用陶酒食器和牛、羊腿肉、鱼类随葬。[363]1976年小屯村北发现的17号一座末流贵族墓葬，墓内有羊腿一只，墓主正前位置，并排置三件铜器，左边一件是盛酒之觚，中间一件是饮酒之爵，右边一件是盛食物之鼎。[364]宛然再现了墓主生前斟酌肉食的饮食怡享心态。

作为上层贵显，特注重饮食气派和进食情绪。夏代权贵使用的青铜酒器，大都素而无华，而在用材和器类上显其珍贵。商代青铜饮食器，纹饰和造型独具深意，有助于造就一种威严、神秘的气氛。安阳西北冈第1004号殷王陵曾出土牛鼎、鹿鼎，内底分别铸有“牛”、“鹿”字，纹饰母题与铭文相应。陈梦家先生曾指出，两鼎铭及纹饰示意了鼎的性质，牛鼎又大于鹿鼎，表明器制大小与烹牛、鹿牲体是相关的。[365]殷墟妇好墓、河南罗山后李村及湖南株洲都出土了动物造型青铜酒器的鸮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传出山东寿张梁山的《小臣犀尊》，陕西洋县张村出土有晚商夔纹牺尊，湖南湘潭船形山出有青铜豕尊，醴陵狮形山出有象尊，衡阳市郊出有牛尊，均属晚商时期。[366]山西境内的方国贵族还有将酒器觥制成纹饰繁缛的卧牛型或鼍龙型者。[367]可见上层权贵之间，或按肴馔品类专配贵重用器，其席面整饬威仪的张扬，进食情绪的巧妙刺激，借助于“器之用”而在心理上得到更多的满足。

《国语·周语中》述周代贵族有“岁饫”、“时宴”，注重进食场面，有一套相关食礼，举行时，“选其馨香，洁其酒醴，品其百笾，修其簠簋，奉其牺象，出其樽彝，陈其鼎俎，净其巾幂，敬其祓除，体解节折而共饮食之”。其实今所知者，商代贵显阶层亦已经常举行各类名目的宴饮活动，自有其“食礼”。如一期甲骨文云：

贞我一夕，二夕宜。（《合集》2890）

呼妇好食。（《丙编》384）

宜、食义近，为宴飨仪式之一。记商王武丁夜宴，以及与王妇飨食。三四期中甲骨文中有“王先狩乃飨，擒有鹿”（《合集》28333）、“王其飨于庭”（《屯南》2276），或记商王田猎有获而举行鹿宴，或记商王在大庭宴飨。

古代还有敬养老人的食礼，所敬养的老人当非普通垂老者，而是贵族阶层中有声望地位的老人。《礼记·内则》云：“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竹书纪年》有记商王武丁“命傅说视学养老”。甲骨文云：

□午□，□，贞妇好允见老。（《合集》2656正）

乙丑卜，妇归老，亡求（咎）。（《合集》22322）

“老”指左右二老之“右老”，为老年臣正，相当《尚书·微子》说的“长旧有位人”。《礼记·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氏注：“老谓上公。”《仪礼·士昏礼》“主人降授老雁”，郑氏注：“老，群吏之尊者。”《仪礼·聘礼》：“宾降授老币”，郑氏注：“老，家臣也。”可见“老”是贵族阶层中有声望地位而受到敬重的老人。妇好是武丁时后宫主妃。甲骨文一贞问妇好果真见右老否；一言妇归老，问其是否有灾咎。此中反映了敬重老人的社会风尚。文献提到的古代几种养老食礼，源出有本。《尚书·酒诰》即记有周王称妹土殷人“大克羞，惟君，尔乃饮食醉饱”，孙星衍疏引《周礼·酒正》云：“凡飨老、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认为，“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养老之礼，言尔大以贤能进为老，惟君使尔饮食醉饱。”这里的“大克羞”，大为语辞，克有能义，羞义为进，讲的就是能向父老进献的饮食之礼。唯各代的养老食礼未必相同，会有损益增减，然基调均无不注重于敬老礼让。如《诗·大雅·行苇》云：

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或歌或。敦弓既坚，四既钧。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

这是咏周代一种“射礼”之后宴飨的诗，场面十分热腾，燔炙嘉肴，酒醴盛筵，歌呼醉饱。但尽管如此，仍不失时宜，对“序宾以贤”、“酌以大斗，以祈黄”等礼让为重、敬重老的充满人情色彩的礼尚行为，作了标榜和颂扬。

夏商贵族统治阶层的食礼，美食心态固然是一方面，但主要动机则在于促进贵族集团内部人际和人伦关系的和谐，协调上下秩序和进行感情联络，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权贵的饮食心态，绝大多数不受忧患民生的意识支配，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368]，并不存在。务实际而疏形式，偏世态而欠理性，重效应而轻做作，讲直观而逊想象，是当时贵显统治者“序食以礼”、“食以体政”心态的重要表征。

二 筵席宴飨

夏商时期的饮食，按其性状，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每日常食，另一类是筵席宴飨。每日常食，出于生理需要，基本固定化，习以为常俗。夏代人一日用几餐，不得而知。商代人为两餐制，一餐是在上午进之，约当今7-9点间，称为“大食”，一餐在下午，约当今15-17点间，称为“小食”，两餐就食时间约定俗成，又被纳为时辰专名。《礼记·内则》云：“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孔疏：“羹之与饭是食之主，故诸侯以下无等差也，此谓每日常食。”又《孟子·滕文公上》云：“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同，旧说“厚曰，稀曰粥”[369]。一般粗衣平民，每日常食，无非是稀粥烂饭粗羹而已，然贵族降同民食，总有特殊情况，反以食礼视之了。

（一）筵宴的礼仪与类别

筵席宴飨，起于聚餐，是人与人之间有了“礼”的关系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就餐形式，故必有多人共享，否则不成其为筵宴；且发端有因，还需有相当的食品存积，故绝非天天行之，时辰和场所据具体背景而定。原始社会人们祀天祭地享祖先，氏族首领把祭食分给族人共食，大概可视为筵宴的滥觞。《礼记·王制》谓有虞氏养老用“燕礼”，旧注以为，“燕者，烝于俎，行一献之礼，坐而饮酒，以至于醉”。这种直接出于“人伦”的共饮礼俗，当也是最早的筵宴之一。

筵宴归范于礼，故注重宴飨排场和基调。如《诗·小雅·宾之初筵》云：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射夫既同，献尔成功。举彼有的，以祈尔爵。

这里所咏述的，是周代贵族社会生活中举行所谓“射礼”之前的一个盛大筵宴场面，与上节引《诗·大雅·行苇》所咏先射后宴，在礼仪次序上属于一前一后两个仪程，但排场互不逊色，宾朋秩秩，笾豆美器，合钟鼓和奏，品佳肴，饮旨酒，然热腾中仍渗透着一种注重进食礼节的基调。以《诗·小雅·彤弓》的三章有关诗句中反映尤为显然：

……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

鼓声钟乐中的“飨之”、“右之”、“酬之”，渲染着一种席面上的宴飨节仪。汉郑氏笺云：“大饮宾曰飨”，“右之者，主人献之，宾受爵，奠于荐右。〔酬之者，〕既祭俎，乃席末卒爵之谓也。”清孙诒让指出：“首章‘飨之’，即献。次章‘右之’，即酢。合之，三章云‘酬之’，正是献、酢、酬之礼。”[370]这一套节仪，就是礼书中常提到的“一献之礼”，席间主人用一种香甜醴酒敬客，称为献，而客不能尽饮，仅品尝而已；客以酒还敬主人，称为酢；酬为主客相互劝酒。古代献用奇数，有严格的尊卑贵贱等级之分，身份不同，筵宴的礼遇规格亦相异，上公可受九献，侯伯七献，大国之卿五献，公侯伯之卿三献，养老之燕或新妇见舅姑，受一献之礼。这套周代的宴飨节仪，未必合于夏商时期，但有助于增加对那一时期宴飨礼节的基调的了解。

筵宴归范于礼，还有相应的礼器名物。《礼记·乐记》云：“铺筵席，陈尊俎。”《周记·春官》有“司几筵”，专掌所设之席及其位置安排之仪。古代因席地坐食，筵席是以铺在地上的坐具为名。贾公彦注谓：“铺陈曰筵，籍之曰席者，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筵席惟据铺之先后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席一般用苇、蒲、萑、麻之类的植物茎秆编成，夏商考古遗址均有发现。礼书说天子之席五层，诸侯三层，大夫二层，考究的席以帛缀边，有其严格的等级之别，但此乃后制。今所知者，商代宴飨确设席，享者席地坐食。甲骨卜辞有云：

宫廷酒筵取席于内（《蔡缀》64）

贞取于入，。（《合集》13155＋13194；《蔡缀》64）

王占曰：不若兹卜，其往，于甲咸…… （《合集》975反）

隶写为，字像编席之形；入，内也，似指内宫；谓取铺席于内宫以为酒享之用。像一人跽坐编席之上。或从女作[371]，意同。可见商代酒宴之上是有坐具席的铺设的。

夏商有身份地位的贵族，还使有俎、案，凭俎、案而食。《礼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夏后氏以，殷以，周以房俎。”郑玄注：“，断木为四足而已。之言蹶也，谓中足为横距之象，《周礼》谓之距。之言枳也，谓曲桡之也。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孔颖达疏云：“以虞氏尚质，未有余饰，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为蹶，谓足横辟不正也。……之言枳也，谓曲桡之也者，枳之树，其枝多曲桡，故陆机草木疏云：曲来巢，殷俎似之。……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者。”此言虞夏商周俎的称名、材料质地、形制纹饰等方面的差别。晋南陶寺遗址大型墓葬，出有木俎，施以红彩，或再以白、黄、蓝、绿等色绘上图案，有的还同出彩绘木案。[372]安阳西北冈1001号殷王陵也发现过木俎三件，形制、纹饰、大小相同，还出有双兽头雕之石俎一件。[373]殷墟大司空村62M53一座属两套觚、爵等列的一般贵族墓内，也随葬大理石俎一件，长22.8厘米、宽13.4厘米、高12厘米，两面均雕有两个兽面纹。[374]传出殷墟的还有蝉纹铜俎。[375]辽宁义县花儿楼出土晚商饕餮纹铜俎。俎面作浅盘形，俎下有悬铃。十分罕见。[376]《周礼》：“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郑注：“五几：左右玉、雕、彤、漆、素。为王设席，左右有几，优至尊也。”商代王墓有出四件俎几，一般贵族墓有的出一件俎几，可见这种宴飨或祭祀场合所用的礼器，也是有“优至尊”的等级之分的。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理石俎

筵席宴飨相当注重饮食器的质地品位，《国语·周语中》陈述周代贵族“岁饫”、“时宴”，讲究“品其百笾，修其簠簋，奉其牺象，出其樽彝，陈其鼎俎，净其巾幂”。夏商时期的饮食礼器也相当繁复，有酒器、食器、炊煮器、水器等等，礼器的质地材料有铜、漆、骨、角、象牙、玉石、白陶、瓷（原始瓷）等等。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出有青铜觚、爵、、角、盉、鼎及漆觚、漆豆、漆钵、漆盒等等。郑州商城除发现许多青铜礼器外，还出土一类胎质细腻、坚硬而吸水性小、扣之有声的印纹硬陶，有尊、等等[377]，另外出土了一种带有青褐色釉而质地坚细的原始瓷器。这种原始青瓷礼器在夏县东下冯龙山晚期遗址已有发现。始见于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名贵白陶器，在商代一些重要遗址均有发现，其中尤数安阳商王都所出最为精美，有鼎、爵、簋、尊、卣、觯、豆、盘、等等，形制和纹饰，与同一时期繁花缭乱的青铜器可以相埒。

1.陶寺出土木觚 2.陶寺出土彩绘木豆 3.陶寺出土木杯 4.二里头出土雕花漆器残片 5.安阳1001号殷王陵出土双身蛇形木器痕

郑州商城还出土过一件非常珍奇的象牙觚[378]，当属于极名贵的奢侈品，一般宴飨场合未必舍得使用。殷墟妇好墓出有著名的象牙三杯，高筒形，畅口，弧形腰，有鋬，通体雕花纹，嵌以绿松石，采用了线刻、浮雕和镶嵌等多种工艺技术。[379]妇好墓还出土二件玉簋，一件通高12.5厘米、口径20.5厘米；一件10.8厘米、口径16.8厘米。其中一件出土时，里面还放着进食餐具铜匕一把，骨匕二把。[380]这两件小巧玲珑的玉簋，似属于王家筵席上王与王妃两人专享的华贵食器。相对而言，殷墟王陵区第1567号假大墓所出的700余把进食餐具骨，恐怕只是为大型筵宴所备用的一般餐具而已。

如前所述，夏商时期王朝举行的筵席宴飨，一般都有音乐歌舞助兴，“钟鼓管弦，流漫不禁”[381]，除了一些特别隆重的礼仪需要王亲自烹调，以象征性地充当一下主厨的角色外，通常都有许多人为这类筵宴前后奔走服务，还有专职厨官掌其事，甲骨文中有“多食”（《合集》30989）的职官名，即是厨官的群称。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象牙杯

筵席宴飨，商代大都通名之“飨”，飨字像两人对食器跪坐而共同进餐之形。有时也称“燕”称“饮”称“食”。如甲骨文金文有云：

甲申卜，，贞勿呼妇井以燕，先于誖。（《合集》6344）

贞呼妇井以燕。（《合集》8992）

乙未卜，呼燕见。用。（《花东》290）

庚戌卜，子弹呼见丁眔大亦燕。用。昃。（《花东》475）

己酉卜，翌庚子呼多臣燕见丁。用。不率。（《花东》34）

贞翌乙亥赐多射燕。（《合集》5745）

丁酉卜，呼多方燕。（《合集》21479）

辛未卜，于乙亥燕。（《合集》20822）

辛巳，王饮多亚，听逦。（听簋，《三代》6·49·1）

呼妇好食。（《丙编》384）

食多子。（《英藏》153）

“燕”借为宴，宴享之义，“饮”与“燕”的领受格接近，受享者有王妇、宗子、多臣、多射、多亚等众文武近臣及多方来宾，其宴享的性质可能也相接近。“王饮多亚，听逦”，听，人名，逦读为酾，斟酒之义。一释“逦”即“就逦”，读为“就列”，意指即位[382]。“食”的领受格是王妇及血亲子嗣，指设飨赐饮，犹他辞言“飨多子”（《合集》27649），盖特别亲近的内亲，有时就不特言“飨”，反以最平易普通的用词“食”名之了。

如此说来，“飨”的社交谐修性质最浓烈，氛象郑重，场面正规，排场热烈，讲究进食节仪，有主人，有主宾，有陪客，礼器名物，以礼序次，即所谓“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383]。与“飨”这类正规的礼宴相比，称作“燕”或“饮”的宴享，似乎气氛显得随和得多，受宴者有王妇，有近卫文武臣正，有方国来宾，礼仪周旋亦显简明，大有笼络感情得其尽心之用意，性质接近后世的“便宴”，因人因事因时而便捷举行宴享。而称作“食”的一类设飨赐饮，礼节更显轻松，重在渲染家族间和睦气氛或系心于礼仪教诲，性质属于居常的“私宴”。《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云：“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这与甲骨文所揭示的在性质内涵上有所区别的飨、燕、饮、食四类筵宴，显然是有渊源关系的。

（二）飨食与祭祀的关系

上古祀神祭祖过程中每有食事活动。《诗·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温温其恭”，郑氏笺云：“此复言初筵者，祭，王与族人燕之筵也；王与族人燕，以异姓为宾，温温柔和也。”《尚书大传》卷二也讲述了古代祭祀过程中有在世者举行燕饮的这项仪程，其云：

宗室有事（郑康成注：事谓祭祀），族人皆侍终日，大宗已待于宾，奠然后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与族人饮也。

所谓“祭，王与族人燕之筵”、“祭已而与族人饮”，指在世者祭后的食礼。甲骨文云：

大乙事，王其飨。（《合集》27125）

大乙事，王飨于。（《合集》27124）

庚子，王飨于祖辛。（《合集》23003）

丁酉卜，王，贞飨于父丁。六月。（《蔡缀》359；《合集》16048反＋23281＋22966）

甲午，贞王祀飨。（《合集》34445）

元簋飨多尹（《合集》27894）

“大乙事”之“事”，指特祭先王大乙的行事。为宫室建筑名，相当台上架木起屋之榭（见本书首章“邑的‘度居’形态”节），可能与行祭祀射礼之宫有关。“王其飨”、“王祀飨”者，实为有报也。《论衡·祀义》即云：“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鬼神饮食，犹相（飨）宾客，宾客悦喜，报主人恩矣。”《解除》亦云：“比夫祭祀，若生人相（飨）宾客矣。”此等场合，祭祀鬼神名之为“飨”，而鬼神受飨受祭，也可称“飨”，如：

翌乙酉其登祖乙，飨。（《合集》27221）

庚戌卜，何，贞翌辛亥其侑毓妣辛，飨。

壬子卜，何，贞翌癸丑其侑妣癸，飨。（《合集》27456）

“登”是献荐食品之祭，登祭先王，先登后飨；后两辞侑祭先妣，也是先祭后飨。可知上辞中的“飨”，皆指鬼神受飨而言。但必须指出的是，商代用食品飨鬼神，大都也同时包括了祭毕后生人就飨的务实性仪程。如：

甲午卜，王其侑祖乙，王飨于庭。（《屯南》2470）

两次用“王”字领句，飨食先王，先行祭祀，再移到庭举行飨礼，后者当还属意于生人的筵宴，应有分祭食“纳福”的出于观念意识的礼俗行事内容。

《淮南子·说山训》还指出了祭祀与飨食的谁先谁后问题，以为“先祭而后飨则可，先飨而后祭则不可”。高诱注云：“礼，食必祭，示有所先；飨，犹食也；为不敬，故曰不可也。”强调了生人的飨饮必须在祭祀毕了后进行，即先鬼神后生人，否则属于不敬。今江浙一带民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大年夜的合家共餐前，先要祭飨祖先，名之为“过节”。可谓是数千年沿袭的遗风。

不宁唯是，祭已而后飨，还演变为一种荐祭礼，即食前，一般得象征性地先荐祭先人，然后再食。如《国语·周语中》讲述统治者的“岁饫”、“时宴”，要“敬其祓除，体解节折而共饮食之”。春秋时徐国《王子钟》铭有云：“以□盟祀，以乐嘉宾，及我诸百姓，兼以父兄庶士，以宴以喜。”《儿钟》铭云：“用盘饮酒，和会百姓，淑于威仪，惠于明祀，吾以宴以喜，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邾国《邾公华钟》铭云：“以恤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朱公钟》铭云：“用敬恤盟祀，祈年眉寿，用乐我嘉宾，及我正卿。”战国时《陵君豆》铭云：“攸立岁尝，以祀皇祖，以会父兄。”凡此均可看到古代飨饮前有“敬其祓除”、“惠于明祀”、“恤其祭祀盟祀”、“敬恤盟祀”、“以祀皇祖”等等一类的荐祭礼。

这套进食前先象征性地荐祭先人之礼，古代称为“泛祭”，也称“遍祭”。《论语·乡党》记孔子言云：“君赐食，必熟而荐之”；“食于君，君祭，先饭”。又云：“虽疏食菜羹，必祭。”《管子·弟子职》也说：“拚前敛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后世食前有举酒浇地的祀礼，犹见遗意。但飨前的荐祭，有一定礼规，不能反宾为主，如主客相飨，须得主人同意，客才能荐祭，否则为非礼。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春秋时叔孙穆子宴飨庆封，“庆封泛祭，穆子不悦”，即是属于不合时宜的失礼行为。

总之，祭已而后飨，或者食前象征性地荐祭先人的古礼，至少已能追溯到夏商时期。

（三）王朝筵宴的对象

古代王朝举行的筵席宴飨，受飨对象芸芸不一。《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又云：“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这里提到的两类人，后一类人据汉郑玄注，是指四方的“朝聘者”。唐代孔颖达疏《礼记·王制》，曾归纳古代君王筵席宴飨，受飨对象主要有四类人物：第一类是诸侯，第二类是王的亲戚及诸侯之来臣，第三类是戎狄之君使，第四类是宿卫及耆老孤子。

私宴妇好（《合集》5532反）

飨多子多生（《合集》27650）

夏商时期王朝筵宴所飨对象，大抵与礼书所述相类。如夏王所飨，《竹书纪年》说帝相时有“于夷来宾”，少康时有“方夷来宾”，后芬时有“九夷来御”，后发时有“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宾至如归，宴以合好，故方国诸夷的来宾、来御、来会，自然每每受到夏王的设宴款待。《史记·夏本纪》还提到夏王朝一次宫廷舞宴上“百官信谐”。《路史·后纪》谓夏桀与“群臣相持而唱于庭”。可知，夏王朝除宴飨四方宾客外，夏王还时与百官群臣相宴为乐。此外，《礼记·内则》又有记敬养老，“夏后氏以飨礼”。

商王所飨对象，据甲骨文金文提供的有关材料看，主要有以下几类人：

一是王妇，也即王的配偶王妃。如：

呼妇好食。（《丙编》384）

贞勿呼妇井以燕，先于誖。（《合集》6344）

妇好、妇井均是商王武丁之妃。妇好曾直接进入武丁王朝的高层决策机构，担任军政要职，甚至统率军队，出入征战，成为古代军事史上有名的女将。她还拥有自己的领邑和田产，殷墟妇好墓出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骨角器、陶器及极名贵的象牙三杯等，仅铜器总重量就达1.6吨以上。妇井出身于“井伯”的商诸侯国，属于强宗雄族之女。商王与王妇之间的关系，每每影响到商代社会政治架构的稳定与否，体现着“婚姻为兄弟”的家族本位政治婚姻的时代特色，商王宴飨王妇，有时不只是夫妻之间的宴享，恐怕还有“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384]的深意。用“食”和“燕”称这类筵宴，具有便宴、私宴的性质，以显示其随和、轻松的亲昵气氛。

二是王朝文武群臣。如：

甲寅卜，王飨雀。（《合集》20174）

元簋，多尹飨。（《合集》27894）

庚戌卜，子呼多臣燕见。用。不率。

庚戌卜，弜呼多臣燕。（《花东》454）

贞翌乙亥，赐多射燕。（《合集》5745）

乙亥，王既在熊（次），王飨酉（酒），尹光逦，惟格，赏贝。（尹光鼎，《斋》6·3）

己酉，戍宜于召，置庸，带九律带。赏贝十朋，万，用宁丁宗彝。（戍彝，《历代》2·22）

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宗，用乍父癸宝鼎，隹王大室，在九月。犬鱼。（戍嗣子鼎，《集成》2708）

庚申，王在，王各，宰从，赐贝五朋，用乍父丁彝。（宰角，《三代》16·48·1）

癸巳，王赐小臣邑贝十朋，用乍母癸彝，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小臣邑，《三代》13·53·6）

贞方，其大飨戎。（《乙》3422）

子“燕”宴多臣（《花东》454）

雀是武丁时朝内重臣，经常参与王室的内祭和外祭，可知出身于王族，握有出入征伐、协助王事等要职。多尹也是朝臣，服事营筑、农垦、征战等，商王常与这批人计议大事，一般都是由畿内外诸侯充任，既有与王同姓者，又有异性者。用青铜大簋的重器宴飨多尹，礼遇不低。尹光，多尹之一。多臣指朝内群臣。多射是一种武官的群称。王或子设宴赐饮而以“燕”名之，属于礼仪简明的便宴，与飨多尹用元簋，显然低一档次。戍、戍嗣子，是王朝宿卫武官“戍”的私名，他们被列入商王举行的宫中大型舞宴或祭祖后宴飨的出席者名单中，并受到王的赏赐礼品。召、（阑）大室均为宫名。字像人在宫室内食肉之意。宰椃，朝内要臣。小臣是商王贴身近臣，常居显位，小臣邑在祭先王先妣的肜祭中受赏受飨。“贞方，其大飨戎”，参照《合集》39854“贞方出，王自飨，受有佑”，是讲敌对方国出动侵扰，商王十分重视，亲自大飨戎，戎当指出征戎将，商王设宴饯行，委以重任。

三是王之戚属。如：

多生飨。

多子。（《合集》27650）

王飨，受佑。

［］多子飨。（《合集》27644）

甲寅卜，彭，贞其飨多子。（《合集》27649）

乙未，飨事，赐小子贝二百。（簋，《集成》3904）

辛巳，王饮多亚，听逦。（听簋，《集成》3975）

己亥，王赐贝在，用乍父己彝。亚古。（亚古彝，《集成》3861）

壬申，王赐亚鲜贝，用乍母癸，在六月，隹王七祀翌日。（亚鲜鼎，《考古》86-8·图156）

“多生”是与商有通婚关系的异姓亲族之长的群称。生或读如甥[385]，《尔雅·释亲》云：“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子为甥，姊妹之子为甥。”陈谓多甥也即多舅，皆是针对“我”而言，即所谓“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多生”指商王族的姻亲，是一种集合称谓。[386]其说甚确。“多子”是与商王有血亲关系的后嗣分族之长的群称。小子当指多子中的一员。他们出席商王的祭典和设宴，有时是接受直观性示范礼仪教诲，以便今后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内则》）。小子还受到二百朋贝的赏赐，如此之多，在商代实属少见，可见商王对他的溺爱之心。“王饮多亚”，饮指设宴赐饮。多亚当是畿内亲族出身的众官，受有封地，殷墟有“亚牧”爵[387]，亚牧为多亚之一。

王宴饮多亚（听簋铭）

甲骨文有“亚受年”（《丙编》10）。亚古，多亚之一，同阑，宫名，商王常于此设宴，详下节。亚鲜也属多亚之一，亚鲜鼎出土于殷墟西区1713号墓，同出成组礼器爵、簋，有铭云：“辛卯，王赐寝鲜贝，用乍父丁彝。”另一爵铭则为“亚鲜，父丁”[388]。可知亚鲜一名寝鲜，寝是后宫之内官，殷墟出土铜盂有铭“寝小室盂”[389]，为后宫专用器，知亚鲜又任为内宫宿卫寝官，因戚属而成为亲信，也在飨事中受到商王的赏赐。此墓属殷墟四期帝乙时，铭中的“父丁”似指文武丁，为帝乙之父王，疑亚鲜是帝乙的同胞弟兄。

四是边地诸侯。如：

辛未王卜，在召庭，隹执其令飨事。（《合集》37468）

执，人名，有封地或领地，甲骨文有“戈执”（《后》下12·10），陈梦家先生谓“戈”为边境之地。[390]河北石家庄地区出有带“执”字徽识的铜爵、铜觚。[391]武丁时诸女中有妇执，知执族与商有通婚关系。一辞有“执今正入”（《殷缀》35），记其诸侯本人一度入商都朝见。此片则言帝乙在召庭宴飨执，主持其仪，“隹执其令飨事”意指“隹其令执飨事”，是呼命执出席飨礼仪式，可见这一侯国与商有着世代交好的政治过从关系。

五是商王朝各地群邑之官员。如：

［辛］未卜，王令□以子尹立。

壬申卜，王令以子尹立于。

壬申卜，王令介以疛立于。

壬申卜，王令壴以尹立于敦。

甲戌卜，于宗飨。

于庭飨。（《屯南》341）

贞邑子呼飨。（《合集》3280）

河南安阳殷墟西区M1713亚鲜组铜器（参见《考古》86-8）

辞中的“立”读如位，用为任授爵次官位意[392]，指禄位任官。《周礼·天官·大宰》：“禄位以驭其士”，郑注：“位，爵次也。”又《礼记·王制》：“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爵人于朝”，郑氏注：“爵谓正其秩次”；孔疏：“爵人于朝，殷法也。”以读如与。言“王令某人与某人立于某地”者，是谓商王在朝中选择任立于某地地方官的合适人选，反映了商王朝内服制的“设官分职”。辛未与壬子连续两天进行任选，又在隔一日的甲戌设宴款待已禄位而将赴任的这些地方官员。宗与庭是设宴场所，宗当属宗庙建筑之正殿。庭则为宫殿前之大庭，一在室内，一在室外。邑子是各地邑聚的官员，这类邑聚或直隶于王朝属下，或附于诸侯方国之下，构成当时社会基层组织单位。邑子所飨的，指经束茅过滤去糟滓的清醴酒，《周礼·春官·司尊彝》：“醴齐缩酌”，郑氏注：“醴齐尤浊，和以明酌，之以茅缩去滓也。”可见其意。

设宴款待禄位赴任的地方官（《屯南》341）

六是方国君长。如：

卢伯漅其延呼飨。（《合集》28095）

庚午卜，争，贞隹王飨戎。（《合集》5237）

贞比飨娄。（《合集》31046）

前一辞为三期甲骨文，记卢伯名的君长入商而延引参加宴飨。妇好墓出土玉戈铭有“卢方皆入戈五”[393]，言武丁时卢方名皆的君长入贡玉戈五秉。三期称伯，知此时卢方君长已被商王朝承认为一定政治地域的领率。戎，殆泛指边地方国君长，与上述第二类中因敌方出动而受商王设饯行的出征武将之“戎”，有区别。娄是国名兼君名，一期甲骨文有记征伐娄国者近20例，知为商敌国。此言“比飨”娄君，比有亲密、亲合、亲附之义。《周礼·形方氏》：“大国比小国”，郑注：“比犹亲也。”《礼记·射义》：“其容体比于礼”，释文云：“比，亲合也。”《荀子·议兵》：“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注：“比，亲附也。”说明双方关系转变，商王“宴以合好”。

七是四方诸侯、群邑及方国的来宾或来使。

甲骨文恒见商王派使者出使各地，商代金文也有云：“丁卯，王令宜子西方于省，惟反（返）。”（鼎，《三代》4·7·2）记王命宜子巡视西方归来。有会合、会见之义。而王使出行或归来，商王也常飨之，如：

丁巳卜，，贞令赐食，乃令西使。三月。（《合集》9560）

弜执呼归，克飨王使。（《合集》27796）

丁酉卜，呼多方燕。（《合集》21479）

上一辞是命出使西方，并命为赐食饯行。同样，商王都也不时有多方的来宾及来使。《诗·商颂·玄鸟》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盛赞王都内四面八方的来宾人流济济。《商颂·殷武》宣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除方国君长及诸侯本人亲自来商邑朝见外，最多的还是来自各方的使者，如甲骨文云：

壬辰卜，内，今五月使有至。（《乙》5301）

贞勿至使。（《合集》5641）

……东使来。（《合集》5635）

□亥卜，丁来人萑（观），刍我。（《合集》21527）

丙戌，子卜，贞丁不刍我。（《合集》21727）

乙亥，子卜，刍，。

乙亥，子卜，我又循自来，隹若。（《合集》21713）

乙丑，子卜，［贞］刍，入。（《合集》40872）

□亥卜，，贞刍，入。（《合集》40886）

“使有至”、“勿至使”，谓是否有使者到来。“东使来”指东方使者来见。“来人萑（观）”，言有使者来观。“刍我”、“不刍我”、“刍，入”，刍，读如趋，有趋见或修好之义。，使者名。

凡四方的重要来宾或来使，商王朝通常都要以酒食款待，甲骨文云：

……其来，王自飨。（《合集》5240）

庚申卜，古，贞王使人于，若。

王占曰：吉，若。

贞勿使人于，不若。

贞乎登飨入人。（《合集》376）

“其来”辞残，若非方国君主或诸侯本人，亦必为重要来使，故商王亲自设宴接风。后四条一组，“入人”指来入商邑的来宾，意思讲地来人，商王欲派使者随其同还，又怕不平安，占卜结果是同去为好，不同去反为不美，随之商王呼命有关方面以酒食飨来人。

夏商王朝的筵席宴飨，是“食以体政”的重要一环。夏王所飨有诸夷来宾、百官群臣及老等等。商王所飨对象，主要为王妇、要臣使者，当然也包括商国派往四方的使者。对内用以笼络感情，即所谓“饮食可飨，和同可观”[394]，融洽贵族统治集团的人际关系。对外用以加强与诸侯、群邑间的隶属关系和与方国“宾入如归”的亲合友好关系，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交往交流，总以扩大对各地政治羁縻为宗旨。这种以商王为主而显其威仪气派及“敷政优优”[395]的筵宴，既是“我有嘉客，亦不夷怿”[396]倨傲舒悦心态的表露，其大国“赫赫厥声”[397]的底蕴，也每洋溢于席面之间，政治的、精神的色调再鲜明不过。

（四）筵宴的场所

夏商时期王朝筵宴的场所，均显示出“体其政”的用意。如《竹书纪年》说“夏后有事于大室”，“夏桀作倾宫瑶台”。上博简《容成氏》简38说夏桀“造为盘宫，筑为琼室，饰为瑶台，立为玉门”。《晏子春秋·谏下》说夏桀“为琼室玉门”。《大戴礼记·少闲》说夏桀“作宫高台”。《墨子·非乐上》还讲到夏代统治者有“渝食于野”的野外宴会。《韩非子·十过》还形容夏代宫中的筵宴，“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这一套亦见于殷人，又有发展，“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饮食器之精美，俎几食案之雕饰，坐具茵席之讲究，宴厅四壁之白净，代有出新。但过分的追求和贪享，“体其政”就会适得其反，是堕落，是腐败，是败政，故《大戴礼记·少闲》直指其弊：“荒沉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可谓千古名训。

与夏王朝相同，商王朝筵宴的场所也常在所谓“大室”举行。如甲骨文云：

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其塞丁，于大室，西飨。（《合集》23340）

大室致祭右边厢宴飨（《合集》23340）

塞有以牲礼为报之义。[398]丁或指武丁。义同畛，《礼记·曲礼下》：“畛于鬼神”，郑注：“畛，致也，祝告致于鬼神辞也。”庚辰日卜问七天后的来旬丁亥日报祭武丁，在大室致祝辞，再在西举行宴飨。《仪礼》云：“特性馈食之礼，不诹日”，“少牢馈食之礼，日用丁巳”。甲骨文中有一类宴饮的日子并不固定，可随事随地举行，另一类则亦谋求于丁日，似商代已有《仪礼》说的两类食礼。辞中大室是独立的宫室建筑，可能坐北朝南，西当为右边厢的附属建筑。

“大室”是夏商贵族统治者处理日常政务、接受臣下朝见及进行祀礼宴飨的朝堂，又称“世室”。夏王朝的“大室”，可参见偃师二里头遗址中部一号宫室基址的考古发现，这是一座大型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由正殿、中庭、门道、塾、廊庑组成的一个完整宫室单位[399]，与《考工记·匠人》说的“夏后氏世室”相当。殷墟出土玉柄饰铭云：

乙亥，王赐小臣垱瓒在大室。[400]

陕西长安县大原村出土晚商《乙卯尊》铭云：

乙卯，子见（献）在大室白戈一，琅九。侑百牢。王赏子黄瓒一，贝百朋。（《集成》6000）

殷墟后冈祭祀坑出土《戍嗣子鼎》铭云：

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宗，用乍父癸宝鼎，隹王大室，在九月。犬鱼。（《集成》2708）

上揭三事，一记商王在大室接见小臣而赐之以瓒；一记子在大室朝见商王并进献玉戈、玉珥饰，王率子以百牢侑祭，随之赐圭柄青铜瓒和贝百朋。当时朝见时要行祼酢，行祼酢之礼器用瓒，以瓒挹取鬯酒。一记商王在大室举行筵宴典礼，赏给戍嗣子贝二十朋。宗或是大室之一部，宗者宗庙之义，这表明了大室或宗建筑体的使用性质所在，与《明堂月令章句》说的“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是相一致的。大室与大室，当均是晚商王都内最重要的宫室名，是合祀政与宴饮起居为一体的王宫。凡在大室、大室或西受飨者，身份一般均极尊，宴享具有朝宴或国宴性质。

河南安阳后冈戍嗣子鼎铭

又有在“北宗”筵宴者，如：

贞飨事于燎北宗，不遘大雨。（《合集》38231）

燎于北宗而举行宴飨，留意到气象变化，似北宗为王邑北部专行外祭的建所，已融祀政与飨礼为一体。

前节引甲骨文还有飨于宗和庭者，所飨者为即将赴任的众地方官员或邑子，延入宗庙受飨礼，盖寄意于不忘王命之所望，有先王保佑诸位。庭又有称召庭、召大庭者，如下列辞云：

乙巳，王曰：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庭，遘乙翌日，丙午，丁未煮。己酉王在梌，邲其赐贝。在四月，隹王四祀翌日。（四祀邲其卣，《集成》5413）

己酉，戍宜于召，置庸，带九律带。赏贝十朋，万，用宁丁宗彝。在九月，隹王十祀日。（戍彝，《历代》2·22）

辛未，王卜，在召庭，惟执其令飨食。（《合集》37468）

戍彝铭 四祀貍其卣铭

召大庭即召庭，但单言“召”者，当指召宫，而前者乃召宫前的大庭。《四祀邲其卣》与《戍彝》铭所记，是前后可互为补苴的祭祖与宴飨行事。《四祀邲其卣》铭记帝辛四年四月在召大庭主持烹饪祭飨父王帝乙的“宜”礼典，自乙巳日始，至次日丙午将食物倾入炊器，至第三日丁未煮成献之。《戍彝》铭记帝辛十年九月己酉日一天的摆宴行赏事，为“宜”礼典的余绪，但仪式的场地已从召大庭移入了召宫中，置镛钟，九律曼舞，以乐侑食，飨功行赏。从两铭揭示的仪程看，自牲体切割制作到汤镬文火烹煮，仪式连续多天，烟火升腾可以想见，若局促于一室，人定然受不了，故先在露天大庭进行，筵宴舞乐再移入召宫里举行，合乎情理。召宫主要用于祭飨先王，有时作为婚友的诸侯亦可出席飨礼仪式，性质与大室的“朝宴”是有区别的。由于铭中又记王在地，故召宫、召大庭当是建于地专门举行先王飨礼的宗庙类建筑体，戍的字从余，字亦从余，疑戍可能是地召宫的戍卫官。

值得注意的是，凡单言在庭内的宴飨，人数通常较多，场面也铺得较大，除前节所举在庭设宴款待已禄位而赴任的众地方官员外，又如：

贞多子飨于庭。（《合集》27647）

受飨者称“多”，则人数定不少。《尚书·盘庚》有云：“王命众悉至于庭”，“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能够把大批的众人悉数召集到庭中，由此可见庭的面积是相当大的。基于以上事实，庭应是王宫内的露天大广场，又应是全封闭式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室基址由正殿、中庭、门道、塾、廊庑组成一个全封闭式的宫室单位，殿前大庭面积有5000平方米。偃师商城四号宫室基址也以正殿、中庭、庑室、门塾等相组合，中庭面积有575平方米。其五号宫室基址，中庭面积达650平方米。这当是夏商流行的宫室建制。数年前在洹北商城发现的一号大型宫室基址，由正殿与两旁东西配殿、廊庑、中庭、南部门塾、门道组成，中间的封闭式大庭达1.4万平方米以上。殷墟小屯发现的一组大型宫室建筑基址，占地面积达5000平方米，由三座长方形基址合成一半封闭式宫室建筑体，呈凹形配列，缺口面东对洹河，主殿进深7.5米，面积约450平方米，中庭积达2100平方米。甲骨金文中所见，商王都的“大室”有庭，在地“召”宫也有庭，又有“庭阜”、“庭门塾”、“庭西户”、“南门”、“阜辟”、“阜西”等建筑用词，裘锡圭先生即已指出它们分别属于这类宫室的有夯土台基的正殿，门两侧的东、西塾，西墙的边门，南部正门以及正殿旁的辟室。[401]举行宴飨的庭或大庭，当即是宫中容量大极的位于正殿前的露天封闭式广庭。凡在此受飨的大量生人，其身份地位较在大室或之内的受飨者，相对要低些，大概只是一般性的赐宴，寓意于王者的“敷政优优”或“人伦教化”。

筵宴的场所除上述大室、西、（阑）宗、（阑）大室、北宗、宗、庭、召庭、召大庭、召宫外，前述商王还有在射宫“”举行祭祖和飨礼者。另外又有在外地及野外设宴的，例如：

王先狩乃飨，擒有鹿。（《合集》28333）

庚辰贞，至河，禽其戎，飨方。（《屯南》1009）

乙亥，王既在熊 （次），王飨酉（酒），尹光逦，惟各，赏贝。（尹光鼎，《集成》2709）

第一例为倒装句，言王先狩擒有鹿乃飨；讲商王在狩猎中获鹿，乃举行鹿宴以飨功，大概同于《墨子·非乐上》说的夏王启“野于饮食”，属于野宴。第二例中的禽，是武将名；“飨方”殆飨祀四方。《尚书大传》卷三云：“祀四方，从东方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其祀礼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国率相行事，其祀也，曰若尔神灵洪祀，六是合。”意思讲禽率师从戎出征，商王亲送至河设宴为禽饯行，并飨祀四方，请求四方上下神灵保佑其凯旋归。此等野外之宴，均属于临时性的，或随兴而为，或旌功而起，或飨师振旅，事出有因，形形色色，不备述。

河南偃师商城五号宫室平面示意与复原透视图（据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

至于《竹书纪年》说“殷纣作琼室，立玉门”；《帝王世纪》说“纣果造倾宫瑶台，饰以美玉”；《说苑·反质》说纣王“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史记·殷本纪》说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上博简《容成氏》简45也说纣“或为酉（酒）池，厚乐於酉（酒），尃（溥）亦（夜）以为槿（淫），不听其邦之政，於是乎九邦畔之”；这同夏王桀所为一样，是亡国之君的荒淫昏乱，也是政治衰败的表征。

三 合族聚食

据《礼记·大传》说，古代有一种“合族以食，序之以礼”的古老饮食俗尚，原本是原始氏族或家族血缘群体，在某些被视为有特殊意义的时节里，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共饮共食。这类合族聚食，大都带有原始宗教行事的性质，久之乃演变为一种人们进行社会联系和处理社会关系的比较理性的饮食时俗。就如《尚书大传》说的，“缀之以食而弗殊，有族食、族燕之礼也”。还提到有一类合族聚食，举行于“季冬之月”，其形式和作用是“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悦），小人乐”。合族聚食的时俗，有的还被统治者利用来拉笼人心以实现其政治目的。如《左传》哀公元年即说，夏少康先曾寄居在有虞部落，为“庖正”“以收夏众”，最后中兴夏朝政业。

商代也有一类聚食，称“食”而不称“飨”、“燕”（宴）、“饮”，与前面所述的商王设私宴同王妇或多子共餐，有时即以“食”这个最平易普通的用词命名，更属于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此类聚食，食者既多，社会地位一般也都平平。据甲骨文云：

……途，壬午食人，雨。（《合集》20956）

□巳贞，禽……食众人于泞。（《安明》2688）

宁食于商。（《屯南》3963）

其食右工。（《合集》29686）

弜食多工。用。（《花东》324）

月一正，曰食麦。（《合集》24440）

多工聚食（《花东》324）

聚食者包括人、众人、宁、右工、多工等平民族众及贱官。宁为族地名。甲桥刻辞有“宁入十”（《乙》2149），记宁族向商王朝纳贡了十龟。别辞又有“大令宁”（《合集》20741），宁指宁之族众，犹他辞言“大令众人”（《合集》5）。又有“今六月宁至”（《乙》1792），是宁族之人来至商。“宁食于商”或指宁族聚食于商郊。右工是工官，为贱官。多工是工官的群称。《尚书·酒诰》“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旧注谓诸臣与工均属尊者的“其下列职众官”。这类普通族众或贱官的聚食，卜问及天气的晴雨，可见不在屋内，是在野外举行。《酒诰》陈述西周初统治者有感于殷商社会那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颓废风气，以至亡国，故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以“其杀”论。但从上举甲骨文看，商代称作“食”的普通族众的聚食，有具体日子、指定地点及食者的身份对象等诸多规定，而“月一正，曰食麦”，还表明有的聚食定在冬闲农隙月份举行。对社会中低阶层的聚食进行甲骨占卜，说明聚其民而食之，虽构了一大民俗，却又受限于官方的许可，是不得随意举行的。

商代中低层社会的聚食群饮，性质颇类于礼书中说的“乡饮酒”[402]。后者据汉郑玄说，是在周正十二月即殷正一月大蜡之时，“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于是时，民无不醉者如狂矣”[403]。他还说这是一种社会的“礼教”，属于统治者的“德政”，“为民三时务家，将阙于礼，至此农隙而教之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404]。《礼记·乡饮酒义》也声称古代官方特许民间社会可在岁末大蜡之时群饮聚食，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义”，如此就能达到使民“尊让则不争，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悌），民入孝弟（悌），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

这推绎太一厢情愿，但实际情况在夏商时期并非如此，当时人口的流动性相当大，对统治者来说，就面临着人口得失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具有战斗力或劳动生产能力的人口得失，直接决定着国家强衰和社会财富的规模。《鬻子》云：“禹尝据一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饱食，曰：吾不畏士留道路，吾恐其留吾门庭，四海民不至也。”[405]夏代史传上，太康失国，失在“黎民咸贰”，招致东夷有穷氏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少康中兴，有穷氏亡，也在“失人故也”[406]。再比如上举殷商“食右工”、“食多工”、“食人”、“食众人”的那部分人，甲骨文中即有言其流亡散走的：

其丧工。（《合集》97）

亡其工。（《合集》19439）

甲寅卜，史，贞多工亡尤。（《合集》19433）

癸未卜，有忧百工。（《屯南》2525）

癸巳卜，□贞旬有咎，不于工忧。（《合集》19441）

其丧人。（《安明》2678）

甲子□，□，贞臿涉以众，不丧众。（《合集》22537）

以人八千，在驭。

［其］丧驭众。（《合集》31997）

所谓“丧”，相当于《尚书·盘庚下》说的“民荡析离居”，脱离商王朝的控制而流走他处。统治者因担忧有生产技能的“工”、“多工”和“百工”的丧失散走，有时还专门卜问他们间是否蕴育着潜在祸忧。有时平民族众流动量非常大，驭地八千众人的丧失离去，相当于当时一个整族落组织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人口数。统治者允许中低层社会在一些特殊时节聚食群饮，恰是面对“民荡析离居”现实问题作出的政治举措，用《礼制·王制》的说法，叫做“食节时事，民咸安其居”。后世的“乡饮酒”，应是由早先的合族聚食之俗演变而来。

事实上，民间社会大蜡之时的“乡饮酒”场面，未必是以“尊让则不争”为主要基调。《礼记·杂记下》记有一则春秋时子贡观蜡，看到的是“一国之人皆若狂”。倒是孔子的解释最为实在，“百日之蜡，一日之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农夫憋了百日的劳累，才获官方恩准一日的松脱，狂醉一番，犹如弓弩亦须有张有弛，弦不能绷得太紧，否则要断。

夏商时期统治者大概是从“食者，民之所本”的直觉出发，因俗施政，在于得民，准许中下层社会在特殊时节“合族聚食”，使民忍耐役使，可得一时苟安于“醉狂”的麻痹状态之中，这与上层社会的筵席宴飨，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第六节 以乐侑食

一 夏代贵族的饮食重乐

古代贵族阶级的进食，好以音乐歌舞助兴，用来渲染气氛，激荡情绪，增进食欲，引导程序，张大威仪。文献中有云：

天子食，日举以乐。（《礼记·王制》）

天子饮酎，用礼乐。（《月令》）

王大食，三宥（郑氏注：宥犹劝也），皆令奏钟鼓。（《周礼·春官·大司乐》）

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郑氏注：侑犹劝也）。（《周礼·天官·膳夫》）

凡祭祀飨食，奏燕乐（郑氏注：以钟鼓奏之）。（《周礼·春官·磬师》）

不仅天子“以乐侑食”，诸侯大夫也不例外，整个先秦时代几乎都如此。如春秋时“郑伯有耆酒，为窟石而夜饮食，击钟焉”。（《左传》襄公三十年）[407]《仆儿钟》铭云：“乐我父兄，饮食歌舞。”《王孙遗者钟》铭云：“用宴以喜，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邾公华钟》铭云：“以恤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王子钟》铭云：“以□盟祀，以乐嘉宾，及我诸百姓，兼以父兄庶士，以安以喜。”不繁举，仅此可见，上层贵族统治者的日常饮食，都是要以乐助食的，乐还用于致祭鬼神祖先、酬飨宾客等各种场合，成为与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408]的“礼”相辅相成的古代社会两大精神支柱。《左传》襄公四年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礼记·仲尼燕尼》云：“不能乐，于礼素。”特别是宴飨等礼仪场合，无乐则礼过于朴素，甚至不成其为礼。故《礼记·乐记》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再三申述“乐”的精神作用和社会意义，并谓：“圣人作为鼗、鼓、箜、、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吕氏春秋·古乐》云：“帝喾命……有作为鼙、、钟、磬、吹苓（）、管、埙、、鼗、椎钟……乃以康帝德。”统治者所推崇的“德音”，合器乐与歌舞为一体，固然有熏陶社会风气的目的，但从本质上说，却是试图借乐舞的各种形式和内容，序贵族集团内部的上下尊卑等级之别，在娱心悦目的同时，强化关系重大的礼仪典章制度。

传说神农氏“捋土鼓，以致敬于鬼神，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谋’”[409]。葛天氏有“三人操牛尾”而舞的“旄舞”[410]，又有“八士捉，投足掺尾叩角乱之，而歌八终，块瓦缶，武噪从之，是谓‘广乐’”[411]。少皞氏“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412]。帝喾“使鼓人拊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413]，大概属于全羽舞的“舞”[414]。“禹立，勤劳天下……于是命皋陶作为‘夏’九成，以昭其功。”[415]后世巫觋舞蹈时常见的一种细碎而急促的祭祀舞步，或云得之夏禹劳于治水的“禹步”。《扬子法言·重黎》有云：“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天水秦简《日书》称“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日”。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一居然还有“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后有九迹”。《玉函秘典》云：“禹步法：闭气先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并右足，为三步也。”学者认为，这很像今天民间舞中常见的“十字步”[416]。此外，周代有所谓“六代之乐”，即黄帝乐“云门大卷”，尧乐“大咸”，舜乐“大韶”，夏禹乐“大夏”，商汤乐“大”，周武乐“大武”[417]。

这些乐舞，以反映先民的生产实践、英雄崇拜、民俗风情、战争场面或原始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题材，脱胎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类型，是人们在生产和生存斗争中感情的外溢。“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18]人们正是通过各种自发自生的原始艺术形式，宣泄其炽烈的情感，故最初的乐舞道具，如牛尾、鸟羽、木干之类，是取之自然形态的实物，后又产生各种象征性装饰，如面具、舞戚等等。早先的乐器，也无非是来之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如《吕氏春秋·古乐》说的“拊石击石”、“以麋置缶而鼓之”，应分别是磬和鼓的雏形。《白虎通德论·礼乐》引《乐记》云：“土曰埙，竹曰管，皮曰，匏曰笙，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此谓八音也。”这已是相当成熟的八种音乐器材。进入国家社会，原先属于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那些乐舞，常常为贵族统治集团所专享，如“六代之乐”，直接服务于贵族的祭祀或飨饮等各种场合。

以乐侑食，早在夏代上层贵显阶层间已甚流行。《墨子·非乐上》谓夏启“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夏书·五子之歌》言太康“甘酒嗜音，峻宇雕墙”。《竹书纪年》记少康时“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又记帝发时“诸侯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人舞”。《新序·刺奢》言桀“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路史·后纪》谓桀与“群臣相持而唱于庭靡靡之音”。《管子·轻重甲》则谓“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盐铁论·力耕》亦云：“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拾遗记》有称夏末乐师“抱乐器以奔殷”。诸如此类的传闻，虽有夸拟不实成分，但夏代贵族成员的以乐侑食，是可以与考古发现相映证的。

在晋南夏人重要统治区——山西闻喜西官庄乡南宋村，曾发现一件4000年前的打制石磬，长83.3厘米、高33.3厘米，重41.5公斤，制作显得浑厚古朴，还比较原始，但已略具股、鼓的形制，上部凿有一孔，孔内有绳系磨痕，当是实用打击乐器，敲击鼓部，声音清脆，击其股部，声音开阔宏响。[419]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出土一件三期的打制石磬，长68厘米、高27厘米、厚9.5厘米，形制相仿。[420]

类似的石磬，在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均出自大型的贵族墓葬。[421]如有一件石磬，通长80厘米，也是打制而表面未经碾磨。据说所用石料采自附近大崮堆山南坡一处古代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这里曾发现一件长49.8厘米、高19.4厘米的磬坯，系以黑色角页岩大石片通体剥片制成，尚未钻孔。与陶寺石磬的石料、制法乃至器型均较一致。[422]河南上蔡十里铺龙山文化遗址，还出有一种小磬，长12.2厘米、高3.7厘米，用青黑色石料制成，磨制光滑。[423]

最近有学者统计，考古出土夏代以前的石磬共计有33件，均属特磬，主要出自河南、山西、内蒙、甘肃、辽宁等地，分布范围基本在黄河流域，最长者达到138厘米，出自陶寺。据测音显示，确切使用过的音高有d、g、#g/ba、f、a，音高频率在400-1000Hz之间，是人听觉最为敏感的音高频谱范围，但虽然已出现较明显的高次谐音，却尚属于单音乐器，不是旋律乐器，是一种节奏性打击乐器。[424]这说明，当时的乐舞场合似以磬为节。

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发现的石磬，性质也属特磬，以一定音程关系为依据的编磬组合似未产生，但同出乐器还有成对的鼍鼓和“土鼓”[425]。说明当时已出现了不同乐器的伴奏和合奏。《竹书纪年》说的帝喾“使鼓人拊鼓，击钟磬”。鼓、磬等乐器并举而演奏，至少在陶寺这一带的部落高级权贵间已开此风。当时的鼍鼓是用树干挖成直立桶形，外壁绘彩，用鳄鱼皮蒙鼓面，鼓皮上还贴附一些低温黑褐色陶小圆锥体，用来调音，实际敲奏时可能置立于地而非悬挂相击，因为这种鼓通高1米左右，有的上口直径43厘米、下口直径57厘米，上小下大，作锥体形，宜于平地立置。《诗·商颂·那》“置我鼗鼓”，毛传：“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悬鼓。”《礼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以考古实物观之，殷鼓呈横式，鼓身下有架或足，鼓身上饰悬钮，可置可悬，使用时从两面侧击之。所谓“殷人置鼓”、“殷楹鼓”，大概就是指横卧式的鼓。夏人的“足鼓”，恐怕在于立而置之，自上敲击，其下部起有足的作用，与殷鼓不同。河南省内乡朱岗遗址发现过一件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立式彩陶鼓，通高26.5厘米，喇叭状鼓面直径14厘米，筒状鼓身外径10厘米，绘有黑褐色不规则竹叶纹。[426]山东省广饶五村也曾出土过二件立式陶鼓，属大汶口文化时期，一件口径27厘米、高50.5厘米，筒状平底，腹部有小气孔。[427]近年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到十余件史前彩陶鼓，年代距今约5000多年前，造型由一大一小两个不同的口及中间连接的一个较长筒腔组成，两端有穿耳可系绳以挂在身上。[428]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出土有类似的陶鼓，实为陶制长颈葫芦形器，上下有口贯通，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环以三小孔，颈腹间有双穿耳，共发现六件，内完整者四件，三件出自大型墓，一件出自中型墓。其中一件通长83.6厘米、简口直径11.6厘米，考古工作者推测为“土鼓”[429]。《礼记·明堂位》谓“土鼓，伊耆氏（尧）之乐也”，是一种相当古老的乐器。击奏时，大概是挂在身上，用手掌拍击筒口蒙皮，造成筒腔空气谐振而产生轰鸣。

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石磬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石磬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纹条形石磬

陶寺遗址大型的贵族墓葬，随葬品多至一二百件，饮食品和乐器的摆放位置最具特征，井然有序而不紊乱。如M3015，在墓主人的右侧下方放彩绘木俎、木匣、石刀等，右侧中部放陶灶、陶、陶罐等炊食器，右侧的上方放木豆、大木盘及木勺等彩绘餐具；乐器木鼍鼓和石磬等，则置放在左侧的下方，宛然再构了这位权贵人物生前一边进食，一边陶醉于鼓磬交奏之声的饮食生活场景。

1.甘肃宁县阳出土 2.陕西商县紫荆出土 3.壮族蜂鼓 4.陕西武功浒西庄出土 5、6.山西襄汾陶寺出土 7.河南渑池不召寨出土 （采自《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山西陶寺木鼍鼓（据《考古》83-1）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出土乐器品类有磬、鼓、铃、一音孔陶埙等，从调式言，只见特磬，仍未见编磬，与陶寺遗址所见基本一致。但在乐器的质料和制作方面，则又进了一步，如鼓有漆鼓，磬有玉磬。1986年秋在VI区发现一座四期巨型坑，众多遗物中有玉磬，前所未见。[430]1975年秋在一座K3的三期贵族墓中，有一件大石磬，股、鼓的磬析分明而呈倨句形，磬面平整经加工磨制，已脱却陶寺和东下冯石磬的原始形态。该墓内随葬器物摆放位置，与陶寺大型贵族墓一样，序而不乱，墓室南面放酒器铜爵、陶盉一组，北面放乐器特磬[431]，意在表明“饮以举乐”。1981年秋在一座M4的二期偏晚贵族墓中，发现饮食器漆钵、陶盉等，与乐器舞具同出。[432]乐器中漆鼓一件，长筒束腰形，通长54厘米，外露朱红漆皮，放在墓底左侧紧靠坑壁。在墓主人的胸腰之间，放着一件通高8.5厘米的带侧扉铜铃，原先是用麻布裹起；还放着一件长14.2厘米、宽9.8厘米的绿松石片粘嵌的兽面铜牌饰。在墓主人的左上侧，则放着成组饮食器。由此分类分处置放器物，其反映的重食尚乐意识也是很明显的。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一种带侧扉的青铜铃，通高7.7厘米，其铃舌是用长7.6厘米的玉坠制成。[433]

应注意者，上述绿松石片嵌制的兽面铜牌饰，在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屡有所见，一般都与铜铃同出，且都置于墓主人胸前。如1984年秋在M11发现的一件，长16.5厘米、宽8-11厘米，背面有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穿挂。[434]1987年在两座中型墓中也发现这种铜牌饰与铜铃同出，其中铜牌饰是在青铜框架上悬空无底托镶嵌绿松石片，构成兽形纹样，构思极妙，做工精细。[435]疑此等铜牌饰是用于夏朝宫廷舞宴的饰物，又是百官身份的标志。《尚书·益稷》述上古宫廷舞宴热烈场面云：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鼔，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孔氏传：球，玉磬。镛，大钟。）

《史记·夏本纪》有类似的描述：

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兽面铜牌饰可能是百官舞时所佩，象征“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而歌辞的“百工熙哉”，似乎亦在夸耀舞饰舞具的精工巧作。

要之，夏代贵族阶层的饮食重乐，不只行于王都，亦行于其他地区，上层贵显所享，以磬为节，鼓、铃等交奏，其乐或容有乐歌和乐舞，乐舞有舞饰舞具；重大的舞宴举行中，众贵族或妆饰鸟兽道具，翔舞其间，有时贵族本人参与舞者行列，“群臣相持而唱于庭”，似为一大特色，与商代以降尊者坐飨而乐舞者奏演一侧，不太相同，多少还保持有原始时期举族共乐的遗意。

二 殷人尚声

商代乐舞盛逾夏代，凡祭祀或贵族飨宴，几乎无不用乐，故文献有“殷人尚声”之说。《礼记·郊特牲》对此有申述，其云：

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说的是商代祭祀中以声贯穿始终。声者，实合歌、舞、器乐三者为一体。商族后裔祭成汤的乐歌《诗·商颂·那》，揭示了这方面的事实：

猗与那与，置我鼗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鼗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此诗是盛大祭典的主题歌，具体描绘了在鼓、管、钟、磬的齐鸣声中，舞队神采飞扬，和着歌声，合着节奏，有次有序跳起万舞，汤的子孙隆重献祭品给成汤，嘉宾加入助祭行列，最后在宴飨中告结束。歌、舞、器乐三者已有机融会一气。

文献中讲虞夏商周有不少乐歌名。如《淮南子·齐俗训》云：“有虞氏……其乐‘咸池’、‘承云’、‘九韶’（旧注：舜兼用黄帝乐。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黄（舜土德也，故尚黄）。夏后氏……其乐‘夏’、‘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也。六列，六六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颛顼之乐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其乐‘大’、‘晨露’（大、晨露，汤所作乐），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其乐‘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乐也），其服尚赤（火德赤，尚赤也）。”《吕氏春秋·古乐》有云：“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高诱注谓：“大、晨露、九招、六列，皆乐名也。”曾以“至味说汤”的伊尹，既是名厨，又通晓乐律，不但创作了新乐，还对传统的“九招”、“六列”等先代乐加工改编。这些乐名应属不同舞蹈的伴歌。《商书·伊训》说的商贵族统治者好以“恒舞于宫，酣歌于室”为乐事，也是歌、舞并举。据甲骨文云：

美、、商三种祭歌（《合集》33128）

美奏。

奏。

商奏。（《合集》33128）

其奏商。（《屯南》4338）

戚奏。（《合集》31027）

新奏，又正。（《合集》31033）

各奏，又正，有大雨。

商奏，又正，有大雨。

嘉奏，有大雨。（《合集》30032）

凡商、美、、戚、新、各、嘉等，疑指不同的祭歌。惟年代悠远，其曲其辞今已不得其考。

商代舞亦有其名。甲骨文中有“万舞”（《屯南》825）之名，亦见诸上引《诗·商颂·那》。另外，《诗·邶风·简兮》云：“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所言“万舞”，舞者模仿御马的凛凛威姿，应属武舞，但后又执龠（乐器）秉翟（鸟羽），却属之文舞的姿态。周代这种文武相参的“万舞”，不知是否是从商代“万舞”演化而来。《周礼·春官·乐师》有云：“凡舞，有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郑司农云：“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牦牛之毛；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甲骨文中有“舞戊”（《花东》206），指执钺而舞；有“羽舞”（《前》6·20·4），似文舞之属；还有“林舞”（《安明》1825）、“围舞”（《合集》20971）、“舞”（《合集》20974）等，应是不同形式的乐舞名。有一片甲骨文云：

祖丁林用，又正。（《京人》1930）

是用林舞祭先王祖丁。辞中的舞字写作，像一舞者足踩双竿，日本贝茂树氏以为是高跷舞。[436]今日民间有妆扮古装而足踩高跷之舞，疑即此类舞。

晚殷青铜彝铭有云：

己酉，戍宜于召，置庸，带九律带。（《历代》2·22）

“宜于召”，犹晚殷《四祀邲其卣》铭所云“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庭”，同为先王之祭。召即“召大庭”，甲骨文中称为“召庭”，后两者乃召宫内殿前之有围墙圈起的露天大庭，此单称“召”，又记置庸钟而举行曼舞，则不当在大庭，应指召宫之殿内。带从蔡哲茂先生释。[437]带为编织物，《诗·曹风·鸤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郑氏笺云：“其带伊丝，谓大带也，大带用素丝，有杂色饰焉”。“带九律带”，可能指一种有多重音乐伴奏而以钟乐为主旋律的宫庭文舞，九律揆奏，舞带曼扬。《史记·赵世家》云：“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九律带”大概也如“九奏万舞”，有“其声动人心”之壮观场面。甲骨文恒见“奏舞”、“庸舞”的用语，另辞云：

辛未卜，子其告舞。用。

辛未卜，子弜告奏。不用。（《花东》293）

舞与奏乐配合（《花东》293）

“告舞”与“告奏”对贞，舞者舞蹈，奏者奏乐，有声有色，合成一气。可见“殷人尚声”，贵族所尚者一般都是有音乐与舞蹈相配的。

商代的乐器，品类众多。甲骨文有云：

其将祀，鼓，其……佑。（《合集》30763）

□未贞，置于兹，三鼓。（《屯南》2576）

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合集》30388）

鼓早在夏代以来，就已上升为上层统治阶级的最重要的礼乐器之一，祭祀或宴飨等重大场合几乎都要用到鼓，商代也不例外。“奏鼓简简”，声闻于上，“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唯值得注意者，此等场合，鼓声以数为节，如“三鼓”、“五鼓”，用意当在引导行事程序，以鼓声为号，示告行事的时间进度，序次仪式的节奏快慢，既调动了热烈场面，又能巧妙把握全场而不致失控。

甲骨文有云“奏庸”（《合集》31023）、“奏”（《英藏》2370）、“乍庸”（《合集》27137）、“置”（《合集》32419）、“置庸”（《合集》30693）、“置新”（《合集》22912）等。裘锡圭先生指出，庸是大钟，亦称铙，是镛口向上而末植于座上的打击乐器，当时还有“新庸”、“旧庸”、“美庸”、“庸”的分别；又称大，读为鼗，异体作鞀、鞉，即《诗·商颂·那》说的“置我鞉鼓”；有“新”、“旧”之称，可能是用玉装饰的贵重大鼓；可能是专指一种与镛配用的鼓；可能是管乐器竽的象形初文。他还注意到甲骨文中称作“新熹”、“旧熹”的熹，以及另一个奇字，每与庸、鼓对文[438]，推测也指两种乐器。[439]

除以上庸、鼗、、鼓、竽、熹、等7种乐器外，甲骨文中至少尚可寻出另11种乐器名：

一曰磬（《合集》13507），为打击乐器。

二曰玉，辞云：“奏玉”（《丙编》141）、“王奏兹玉”（《合集》6653），为玉制的打击乐器，也可能专指玉磬。

三曰（《安明》854），许进雄先生以为可能与同字，是一种形制与今之云锣相似的打击乐器。[440]

新熹、旧熹、庸（铙）、（鼓）、（编管乐器）（《合集》30693）

四曰（《安明》1678），许释像手鼓形。[441]

五曰（《合集》1240），或说是编管乐器，类似汉代人说的箫。[442]

六曰言，许释管乐器之象形。[443]

七曰，辞云：“言侑于丁……九……亚一羊”（《安明》70），似为弹拨式弦乐器。

八曰，辞云：“奏”（《合集》14311），疑指丝竹琴瑟之类的弦乐器。

九曰，辞云：“奏”（《乙》8311），似属牵拉式弦乐器。

十曰，辞云“奏”（《安明》2426），上有吹口，疑为陶哨、陶埙或号角之类的吹乐器。

十一曰，辞云：“其奏”（《屯南》417），疑为陶鼓之类的拍击乐器。

这样，我们可从甲骨文中总共得知18种商代乐器名。

1.（鼗鼓）、2.（陶鼓）、3.（玉饰大鼓）、、4.（竽）、5.（弹拨乐器）、6.（哨、埙或号角）（《英藏》2370、《屯南》417、《合集》31021、22912、1941、34641）

（丝竹琴瑟）（《合集》14311）

（牵拉式弦乐器）（《合集》16026）

商代的乐师，主要是由称作“万”的人组成，群称“多万”（《屯南》4093）。[444]文有“万其奏”（《合集》30131）、“万其乍庸”（《合集》31018），可见“万”熟悉有关乐器的性能，主要从事舞乐工作，称得上是商代的出色演奏家。有一片甲骨卜辞云：

万美奏。

庸奏。

于孟庭奏。

于新室奏。（《安明》1823＋《明续》2285）

四辞同卜一事，言“万”要奏叫做“美”的乐曲，是用庸演奏么，是在孟庭还是在新室的宫廷演奏呢。说明“万”还通晓各种祭歌或宫廷曲。他辞有云：“王其呼万舞”（《合集》31032）、“万呼舞”（《合集》30028），是知“万”亦明于舞蹈。

但商代的舞者，则不限为“万”人。为舞者，有“王其舞”（《合集》11006正）、“子舞”（《花东》181）、“多舞”（《合集》14116），有“呼戍舞”（《合集》28180）、“呼多老舞”（《合集》16013），还有专门的“舞臣”（《乙》2373）。上自商王，下至文武元臣，包括一般官员，在重大祭典或宴飨等场合，均曾成为过“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角色。唯乐器的演奏，大概通常是由“万”者承担。

《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云：“以六律、六同、六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甲骨文有云：

庸壴其眔熹壴。（《合集》31017）

弜飨［于］庭，升。

其乍豐，又正，受又。

弜乍豐。（《合集》31045＋31180；《蔡缀》66）

第一例卜问奏青铜镛钟配鼓乐，还是用熹配鼓乐。第二例意同《诗·周颂·我将》“我将我享”之将，毛传：“将，大享献也”，郑氏笺云：“将，犹奉也。”卜问大享献之祭，要否在大庭举行宴飨礼，敲击玉饰大鼓。由此可以想见晚商王室“大合乐”的隆重祀礼场面。《淮南子·主术训》云：“县（悬）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古代统治者寓乐于政，不同的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要以体现威仪、和谐上下、养尊处优为其本质所在，至少在商代已经如此。甲骨文中出现的众多的乐歌名，不同形式的舞蹈，品类较齐的乐器，以及关于乐师舞臣的设置分工，表明商代统治者对“乐政”建设的重视，这相应也促进了乐舞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进程。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编磬3件，分别有铭“永启”、“永余”、“夭余”。[445]或释“永启”是咏歌初启，“永余”是唱声舒缓，“夭余”是舞人侧首款摆而舞。[446]轻歌曼舞，以磬为节，情在其中，聚歌、舞、器奏三方面内容于一场，卓然表明了商代乐舞的发达程度。

商代贵族社会生活中，似还有耍猴戏取乐的。甲骨文有云：

己巳卜，雀以猴。十二月。（《合集》8984）

记重臣雀贡纳猴子。殷墟武官大墓南墓道殉葬了三只猴。[447]1978年殷墟王陵区西区祭祀坑M4中发现埋猴一只，颈部系一铜铃，显然是一只已被驯服的猴子。[448]

以乐侑食，是商代贵族阶层日常生活所尚，也是“殷人尚声”的一大方面。最过者要数商末王纣。《殷本纪》言其“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说苑·反质》谓纣“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纵美食声色，过度的挥霍奢靡，当然是商纣败亡的原因之一。其实商历代统治者何尝不好食嗜乐。除在一些特殊礼仪饮食场合，要由商王或其他权贵象征性地亲自主厨，以扬威仪外，平时他们的进食一般总是由人伺候的。“以乐侑食”则有专门的乐师和舞臣掌执；食品则有专门的厨官提供服务，甲骨文中称为“多食”（《合集》30989）。《语论·微子》谓古代统治者的进食，有大师、亚饭、三饭、四饭、鼓者、播鼗者、少师、击磬者等一大批人各司其职。从甲骨文的“多万”、“舞臣”、“多老”、“多食”等史料看，商代上层贵族的“以乐侑食”，正是有大批人为其服务的。

这种“以乐侑食”，伴随着阶级压迫的严酷史实。殷墟前15次发掘，在小屯发现一座编号为186号的小墓，长2.45米、宽1.4米、深2.6米，面积仅3.4平方米，内埋人架九具，或仰或卧或侧或屈，随葬铜刀三把，立式刻刀二把，木豆四只，又有一张木质刀俎，长约70厘米、宽32厘米、高50厘米，其中一把铜刀就放在木俎上，据推测，埋的人都是庖厨奴隶。[449]20世纪70年代殷墟西区发掘的M701墓，虽被盗过，仍出不少白陶、瓷陶的高级饮餐具，同墓又出石磬一件和铜铃14件，有12人殉葬，其中一人的头部还戴着牛头铜面具。[450]这位贵族墓主不但生前美食尚乐，死后还要舞者伴葬，乐器相随。可见当时的“以乐侑食”、“以乐寓政”，是完全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阶级奴役基础上的。

三 商代的乐政

《周礼·春官·乐师》云：“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郑氏注：“序事，次序用乐之事。”商代治乐序政，乐政体系已框架初具，现就各地有关考古发现作一汇总观察。

上节从甲骨文中揭出18种乐器名，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和吹奏乐等，但传世和考古出土商代乐器，主要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包括口部向上而手执敲奏的执钟，与植于座上或悬系起来击奏的一称庸若镛的大钟）、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摇乐或吹奏乐器，弦乐未见，殆难以遗存之故。管乐早在七八千年前已有，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早期遗址出有十余支七孔骨笛[451]；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也出土骨笛，做工非常精细，其上有一个吹孔和六个音孔，排列顺序酷似现在的横笛。[452]惟笛在商代遗址尚未发现。另外，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遗址及陕西华县瓜坡井家堡仰韶文化时期墓葬还出有五千年前的摹仿牛角的实用陶号角[453]，商代亦未见。

商代的铜鼓，1977年湖北崇阳汪家咀出过一件，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重达42.5公斤，遍饰云雷纹，鼓身上有带系孔的钮饰，下有托座。[454]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的一件晚商铜鼓更精美而大，通高82厘米、鼓径44.5厘米，上有双鸟钮饰，下有四足，鼓身饰夔纹，鼓面铸成鳄鱼皮纹。[455]两鼓均可置可悬。木质皮鼓，鼓面分鳄鱼皮和蟒皮二类。前者有山西灵石族介商墓所出鼍鼓[456]；后者有安阳西北岗第1217号殷王陵所出蟒皮鼓，桶状鼓身，横置鼓架上，鼓身与鼓架均饰有兽面纹。[457]

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217号大墓木鼓

商代磬有特磬和编磬之分。内蒙喀喇沁旗曾出有时代约当早商的打制石磬，长37厘米、高19厘米。[458]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一中商时墓葬，出有一件带双穿的经磨制石磬，长55.4厘米，上作倨句形。[459]湖南石门皂市遗址也出有一件稍加琢磨的打制石磬，残长26厘米、高18厘米，时代约当晚商时。[460]可见磬乐在商代已广泛流行。殷墟武官大墓出有一件青白大理石龙纹石磬，作鲸形，长84厘米、高42厘米[461]；1973年小屯宫室区也发现一件类似的石磬，长88厘米、高28厘米[462]；大概均为特磬。编磬在殷墟西区72M93发现一套，共五件，大小递减。[463]故宫也藏有一套，为三件一组。[464]

河南安阳殷墟三件制编铙

铙也有单铙和编铙之别。今所知最大的商代单铙，是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所出，通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465]编铙则以大小递减为特征，有一定音程组合关系。若按出土时的状况言，大致有两件、三件、五件、十件等。两件者，湖北阳新刘荣山遗址有发现，出土时并置一起，一件重51公斤，音高f^1，一件重4.7公斤，音高C^1。[466]湖南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出土两铙，分别重102公斤、75公斤。[467]宁乡老粮仓北峰滩所出两铙，一件器内近口沿处还铸伏虎四只，极别致。[468]江西永修县四联村出土两铙，一件通高42.5厘米、甬长32厘米，重23.5公斤，铣口阔32厘米；另一件通高34.2厘米、甬长11.2厘米、铣口阔28厘米，重17公斤。[469]山东滕县前掌大商墓也出有两件制编铙。[470]但三件制者最常见，有近十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一组，分别重150公斤、130公斤、84公斤。[471]五件制编铙1953年在宁乡老粮仓附近也出过一套，出土时分两排，上层一个，下层四个，口均朝上，重量在50-70公斤间。[472]殷墟妇好墓也发现一套，甚小，重量在0.6-0.15公斤间，为执钟或置钟。[473]十件一坑的编铙1993年出土于宁乡老粮仓乡师古寨山，其中九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重量在31-9.5公斤之间，“通过对它们进行测音后，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且C、D、E、F、G五种调的音都有，能组合奏出多种不同的调式”，或推测这九件铙应为一组编铙。[474]

镈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1998年湖北石首桃花山出土一镈，重4.65公斤，通高38厘米。[475]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一镈，通高31.6厘米，重12.6公斤，同出三大铙，通高分别为45.3厘米、43.5厘米、41.5厘米，各重22.6公斤、19.4公斤、18.1公斤。[476]似镈为众乐并举时的节奏性指挥乐器。

铎属于摇铃之较大者，山西石楼曹家垣出土的一件，通长29厘米[477]，柄及器身中空，器表挂有许多铃铛，摇之声音清脆，甚具地方特色。

山西石楼曹家垣铎形器

铜铃在商代似已组合使用，以发挥其多重音响功能。妇好墓出带舌捶的大小铜铃达18枚之多。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出带舌捶的铜铃19枚，大小递减，通高7.5-5.1厘米，重94.8-31.2克不等。[478]殷墟西区M701发现14枚铜铃与一磬同出。同区M1125也出土铜铃10枚。[479]

埙，“烧土为之，大如雁卵”[480]。仰韶时已有，半坡遗址曾出一音孔陶埙，姜寨遗址出有无音孔和一音孔陶埙。至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过一音孔陶埙。[481]郑州商城不但发现一音孔的，还有三音孔的石埙。[482]殷墟所见，有陶埙、骨埙、石埙三种，分三音孔和五音孔两类，具有三度与五度谐和功能。小屯西地58M263的墓主左臂旁同出二枚五音孔陶埙。[483]辉县琉璃阁 51M150的发现亦然。[484]殷墟刘家庄北地88ALNM121出土五音孔陶埙四枚。[485]均成组出土。约在武丁前后，这种流行于民间的乐器已引入宫廷。妇好墓内即发现三枚，大小有别，皆五音孔，与编磬五、编铙五、铃18同出，似已与众乐器配合使用。

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M1046组铃（据《考古学集刊》15）

商代乐律的发达程度，据对有关乐器综合测试分析，知当时乐师似已掌握铙的隧音和鼓音两种频率的音程关系。[486]三件制编铙，每个铙可发出三个相差四度半音程之乐音，呈七声音阶。[487]特别是晚商时期五件一套编铙的出现，显然是不满足于只有三音程组合的编铙，意在拓宽音域。晚商时有若干种音阶或调式的五音孔陶埙，有取代早先三音孔陶埙之势，成为一种比较进步的旋律乐器，能吹出整个七声音阶及其中一部分半音，在发音的一致性方面显示出其制造的定型化和规格化。[488]

河南郑州石埙、安阳陶埙、骨埙

总之，商代乐器的组合非出偶然，是有一定的音程关系为依据，随着乐器的伴奏、合奏和制作，已逐渐产生了标准音高和绝对音高的观念，并有了半音观念和五度协合观念，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体系”在商代已基本奠立。[489]

商代乐舞有舞饰舞具之用。如甲骨文（《安明》377）字，或谓像人戴着假面。“羽舞”指持鸟羽而舞。诸如此类的道具在各地不少商代遗址时有发现。1935年安阳西北冈M1400殷王陵出有一青铜人面具。[490]1950年武官大墓出有饰鸟羽的小戈，学者或以为是舞干羽以祭之遗物，并进而推测殷墓中所见玉戚、玉干头、仪仗等东西，可能也用于乐舞。[491]上节所引殷墟西区701号墓，一位殉葬的舞者头部尚戴着牛头铜面具。同区的216号墓，也出有牛头形饰四件和兽面饰十件。陕西城固苏村商代遗址，1955-1964年期间先后出士青铜“铺首”14件，形象凶狰，大小近人面，两侧有穿，可罩在人脸部。1976年又于一窖穴内集中出土“铺首”11件，铜脸壳23件，后者面目怪异，突鼻獠牙，五官孔位与人脸相符。[492]这类面具似为“武舞”道具。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许多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头像及青铜人面[493]，造型奇特，以大眼粗眉阔口大耳为要征，观之有怪谲沉郁之感。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甲字型大墓亦发现与乐器石磬同出的青铜面罩，有的为牛头形。另在203号墓内，还发现一长约1.5米、宽0.6米的嵌蚌饰大型漆牌，两面均做成眉、眼、牙等形状，下接红黑色云雷纹漆干。[494]1987年又在214号中字型大墓内出土同类彩绘牌饰六七块以及铜牛头饰。[495]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晚商墓，出有一种高60厘米的青铜双面人头器，五官穿通，下有秉把，还出有小型的玛瑙套环人形饰。[496]

商代的乐器和乐舞道具，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均有出土，有出自商王邑的，有出自诸侯方国的，也有出自地方大小邑聚的，分布地域广阔，制作规范，品类接近，各地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表明了商代“乐政”的宏观社会场景。但乐器和乐舞的受享对象，主要归集于贵族阶层，这构成了商代“乐政”最根本的时代要征，乐舞在贵族生活中与“美食”一样，已是必不可少。《淮南子·泰族训》云：“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莞弦之音。”商代贵族的好食好乐，甚至在死后也想得到维持，各地贵族墓葬，每见饮食器与乐器舞具同出，正是这种心态使然。

出乐器或舞具之墓，有商王墓。如1935年安阳西北冈 M1004四墓道大墓，有石磬与牛鼎、鹿鼎同出。M1217四墓道大墓，出石磬、蟒皮鼓、几、尊等。M1400四墓道大墓，出青铜人面具。M1550四墓道大墓，出残石埙。[497]

有王妃墓。如1950年发掘的二墓道武官大墓，出石磬及饰鸟羽小戈等。1976年发现的殷墟妇好墓，除出210件饮食礼器外，又有编磬和编铙，均为五件一组，还有铜铃18个，陶埙三枚，另有28件可能是嵌插在漆干上的龙头、鸟头铜舞具。

有王邑的高级贵显墓。前引1972年发现的殷墟西区M93甲字型墓，面积22.14平方米，殉一人，出编磬五、铃二。1977年殷西M699甲字型墓，面积14.08平方米，殉五人，出编铙三、铃一。[498]前引M701甲字型墓，面积14.26平方米，殉12人，出特磬、铃14、牛头铜面具（戴在一殉人头部）。1983年殷西又发现5座甲字型墓，殉人数目不一，出石磬、玉饰、骨饰、铜镜等。[499]1990年殷墟郭家庄一长方形竖穴墓，面积13余平方米，殉四人，出石磬、编铙三，此墓属十觚十角等列墓。[500]2000年殷墟花园庄五十四号墓，面积25.78平方米，殉人15个，殉犬15条，出青铜礼器38件，其中有九套觚、爵，乐器有特磬一、青铜编铙三，特磬呈圆角梯形，石制，长达70厘米。[501]

有方国君主墓。前引1985年山西灵石旌介一号墓，属十爵四觚等列，出有鼍鼓。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型商墓，面积约29.6平方米，出有青铜饮食礼器48件，又有镈一、铙三，还有青铜双面人神器、玛瑙套环人形饰、羊角兽面器。[502]

有各地中等权贵墓。1968年河南温县小南张一座三爵二觚等列墓，出三件一组编铙。1976年山西灵石旌介一座三爵一觚等列的三号墓，出有特磬。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一座甲字型大墓，出石磬及青铜面具。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Mll2，面积六平方米，有殉人，一件石磬与鼎、觚、、瓿及铁刃铜钺等同出。1973年陕西蓝田怀真坊一墓，七件礼器与青石磬同出。[503]1986年陕西西安老牛坡四十一号中型墓，出有铜人面具和牛头面具各二件，鸟兽形饰多件。十一号中型墓出小兽面饰39件。[504]

有王邑内的中等权贵墓。1984年殷墟戚家庄M269，面积6.46平方米，属3套觚爵等列，出大小递减铜铙一组三件。1958年小屯西地258号墓，面积5.76平方米，殉四人，墓被盗，尚出石磬和残觚片。[505]

有王邑及各地的一般贵族墓，大抵均为二套觚爵等列墓。其中出三件一组编铙者，有1935年小屯M1083[506]、1953年大司空村M312[507]、1957年薛家庄M8、1958年大司空村M51、1983年大司空村M663。[508]出二件一组编铙者，有1987年山东滕县前掌大M213。此外，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一墓，有殉人，所出铜觚圈足内带舌铃。[509]1971年山西保德林遮峪一墓，随葬的铜豆圈足内也带舌铃。[510]饮食时随之晃动，会发出铃声，较为别致，他处未见，表明了当地的崇饮尚声特色。

1.西安老牛坡铺首 2.新干铜双面神器 3.安徽舒城97金敦村铜面饰 4.西安老牛坡铜面具 5.河南安阳殷墟西区M701牛头铜面具 6-7.四川广汉三星堆铜面具 8.城固苏村铜面具

又有末流贵族乃至普遍平民墓、1973年山东惠民大郭一座一套觚爵等列墓，出有单铙。1970年殷墟西区一座同一等列的Mll25，出有十铃。1990年河南固始葛藤山六号墓，有殉人，出有五铃。[511]1986年西安老牛坡十号小型墓，殉一人，同出鼎和铜牛头面饰各一件。而普通平民或有以陶埙随葬者，如1958年小屯西地M263墓室面积仅1.3平方米，有棺，出有二埙及蛤蜊壳；M237，面积1.8平方米，有棺，仅以一埙随葬。[512]1951年辉县琉璃阁发现的M150，也出有二埙。这类墓主大概只是中下层平民。

综上所述，商代王墓虽均遭盗掘，劫后之余，乐器舞具仍包括有蟒皮鼓、特磬、石埙、面具等。王妃墓出特磬、五件制的编磬和编铙、组铃、三件制陶埙、舞饰等。王邑内高级贵显墓出特磬、五件制编磬、三件制编铙、组铃和面具舞饰等。王邑内中等权贵墓出石磬和三件制编铙。王邑的一般贵族墓出有三件制编铙。王邑的末流贵族有以组铃随葬。而一般平民墓偶尔出有一、二枚陶埙，大概为生前所好，与“以乐助食”无关。

商代的方国君主墓出鼍鼓、镈、三件制编铙、舞具舞饰等。各地的中等权贵墓出特磬、三件制编铙、面具舞饰等。一般贵族墓有出二件制编铙者。末流贵族墓有出单铙、组铃、面具者。普通平民墓大致同如王邑情况。

显而易见，在商代的王邑和地方两个层面，享有乐器舞饰的对象，等列关系具有明显的共同性，说明当时的“乐政”已大体确立，“乐以体政，政以正民”，其间的序列结构是与“明贵贱，辨等列”的“食政”完全相一致的。凡社会地位愈高，政治身份愈尊者，享有乐舞品类也就愈齐备，其中编磬、编铙的数目组合，反映尤为明显，而鼓，则只有商王或方国君主一级专享。《周礼·大司乐》说的“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乐师》说的“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其揭示的食、乐一政的礼制，至少可追溯至商代。要之，商代的“以乐侑食”，亦是以序尊卑贵贱而各得其宜。

第七节 饮食业

夏商时期的饮食业，颇有一种“初期化”的感觉，年代久远，材料匮乏，要论定凿实，恐非容易，因为饮食能作为一个行业兴起，其实联带着一系列社会经济形态方面深层次内容，如城邑的“都市化”，生活的“社会化”，人口流动的“频繁化”，道路交通的“规模化”，交易经济的“货币化”，食物原料的“商品化”，饮食供需的“市场化”，烹饪人员的“专门化”，诸如此类，不少今天已难周悉。但是，若要反过来证明夏商时期尚不可能有饮食业之滥觞，吾人更将断然答之曰：吾岂能也，难矣哉。

这里且以文献记述为“引子”说起。《盐铁论·力耕》有云：“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讲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资源直接取求于大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交换贸易经济。但是随着人们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扩大，以及生产所得剩余产品的增多，以自然生态经济为始起的易地物物交换行为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带动了交通方式的多样化，“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513]。庶物主要就是指各地的土特产及部分手工业用品。与生活作息习俗相关的集市或场地比较固定的市场也开始出现，《易·系辞下》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类“日中为市”，大体属于物物交换而互通有无性质的“互市”。此外还有大市、朝市、夕市等等。《周礼·地官·司市》有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再者，随着城邑的涌现，大量人口向城邑汇集，城邑生活势必走向“社会化”，城邑的经济功能日益上升，产生了便于管理而有列铺市肆设施的“集中市制”，货币贸易逐渐取代物物交换而成为主流，“百工居肆”[514]、“工贾近市”[515]的城邑“都市化”生活格局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遂应运而生。[516]作为直接从属于社会生活的服务性饮食行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场景中得以萌生而发展的。

夏商时期饮食业的状态如何，文献中有些传闻，可作谈资。如关于夏代都城中除有宫观外，还有四通的街衢和市肆店铺的人流熙攘去处。《汲冢古文》讲到夏末桀王淫佚暴戾，“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517]。《管子》佚文称桀宫观中有“女乐三万人，晨噪闻于衢”[518]，通宵作乐无度，喧闹声直传到宫外街道附近。《帝王世纪》还说桀“以虎入市，而观其（民）惊”[519]，竟然放猛虎入市，观看市肆内人流惊逃的模样以取乐。商代都城中的市肆设置，文献中也有涉及。如《六韬》云：“殷君善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百里之宫显然是夸张之辞，其在《帝王世纪》则说商末纣王造宫馆，“其大宫百，其小宫七十三处，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520]。宫以大小数量述之，是讲宫室建筑的群体组合规模及主体与附属建筑之分，与《古本竹书纪年》说的“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反映的史影是接近的。所谓“宫中九市”，是讲商邑实行的是一城多市制，类似《左传》昭公三年说的齐都临淄的“国之诸市”，并非纯为宫中立市。“车行酒”、“马行炙”是市肆中设置的过往羁舍食宿之处，有酒和烤肉串供应，似乎当时都城中的饮食业已颇具特色。此外，《鹖冠子·世兵》说：“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又，宋代谯周《古史考》说：姜太公曾“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这些记载可能是传说，但却反映了殷末的城邑市肆中，已有了肉铺、饭馆、酒楼等饮食行业的出现。

夏商时期，早先那种自给自足的氏族群体经济生活方式已经打破，易地间的物物交换乃至食物原料的“商品化”已经出现。史传夏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521]。商先公“相土作乘马”[522]、“胲作服牛”[523]。胲即王亥，他曾经跋山涉水，驾车服牛，长途从事畜群肉类食物的易地经商活动，是商人有名的先祖，甲骨文中亦有此人名。《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大壮》云：“丧羊于易”，《易·旅上》云：“旅人先笑后号，丧牛于易。”所言一事。《天问》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恒指王恒，是王亥之弟，季为王亥、王恒之父，或谓即《殷本纪》商先公冥。“恒秉季德”，言王恒秉承其父冥的末德，往来经商。这些文献记述了王亥驾牛车远地经商，遭有易氏暗算丧命，牛羊商品被夺；其弟王恒又复操旧日王亥之业，进行畜产贸易营利。《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尚书·酒浩》称妹土殷民，“肇牵车牛远服贾”，孔传云：“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贾买。”甲骨文中牛车即专以“牵”命名。[524]可见殷人不但善于驾牛车易地进行各类商品交易活动，而且还就地圈栏牲畜为交易场即“立皂牢”从事市卖。

当时商品交易的活跃，又促成了等价货币的产生。《盐铁论·错币》说：“夏后以玄贝。”今所知者，至少在商代已经以贝为货币。郑州商城发现一商墓有出海贝460枚者。[525]殷墟历年出土的海贝甚多，据钟柏生先生研究，可分宝螺、织纹螺、榧螺、廉蛤等十科21种贝，产地自渤海一直到南海，来源不止一处，尤以东海、南海产为多，其中用作货币的贝种，以黄宝螺、金环宝螺为主。货贝的人工制法，常见者有“壳前或壳顶打孔”式及“背磨”式。[526]殷墟妇好墓出土阿拉伯宝螺（阿文绶贝）一枚，海贝多达6880余枚，还有少量石贝。[527]殷墟白家坟西B区M49号一晚商平民墓，竟也随葬贝达385枚。随葬贝在晚商的平民阶层中不管数量多少，却是相当普遍的，如殷墟1958至1961年发掘的302座中小型墓，有83座出贝[528]，约占27.5%；殷墟西区1969至1977年发掘的938座小型墓，出贝的有340座[529]，约占36.2%，平均每3墓中即有一座，反映了当时社会所形成的货币财产观念。另外殷墟西区M620还发现青铜贝二枚，早先大司空村有两座商墓也出土过青铜贝共三枚[530]，属于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

贝币通常以“朋”为计量单位，大概每十贝为一朋。据甲骨文云：

甲骨文贝最高数七十朋 （《怀特》142）

贝十朋。

其卢用目贝。（《合集》29694）

□取贝六百。（《侯》17）

其五朋。

其七朋。

其八朋。

其三十朋。

其五十朋。

其七十朋。（《怀特》142）

五朋为50枚贝，十朋为100枚贝，七十朋则达700枚贝了。七十朋是迄今所见甲骨文中贝的最高数，而商金文中更有记达200朋者，如：

乙未，飨事，赐小子贝二百，用乍父丁。冀。（簋，《集成》3904）

丁亥，赏右正闵贝，在穆，朋二百。闵扬赏，用乍母己彝。（闵鼎[531]，《集成》2702）

“贝二百”或“朋二百”，类似甲骨文言“七十朋”或“贝十朋”，以十贝为一朋计，“贝二百”及“朋二百”则贝数多达2000枚了。辽宁喀左小波汰出土一件商代铜，其铭云：

廿朋五，父庚。（《集成》9808）

“”字从黄锡全先生释，他认为这是一组涉及商代货币的铭文，是研究商代物价的珍品，“”应是朋下的计量单位，若“”指半朋，以一朋十贝计，则一为五贝，“廿朋五”读为“二十朋又五”或者“二十五朋”，相当225贝，很可能是标明该件铜的货币价值数额。[532]贝币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卖买的发展，甲骨文买字从贝，有用为买卖、贩卖、购买之意者：

戊寅卜，内，呼雀买。

勿呼雀买。（《合集》10976正）

弗买。（《合集》21776）

其买，右。

右。（《花东》98）

以上均商王武丁时卜辞，正反对贞，事关买物而卜。买字从贝，大概买物用的就是贝朋，这当中又暗示着商王邑中当有众所熟知的专门卖买场所。右、右，可能为求购驾车之右马而卜，问买公马还是母马；也可能是问动用何匹雄马或者雌马可为驾车之右马去买物。

据考古发掘资料，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有宫室区和一般居住区之分，后者分布在宫室区周围，有手工业作坊和大小道路，经济功能比较明显。偃师商城内北部广地为平民生活区，有铸铜作坊、制陶窑址及其他手工业作坊，又有为数众多的房址、窖穴和水井群。从全城布局看，城南多政治色彩而城北多经济功能，已具有《考工记》所说的“前朝后市”的雏形。郑州商城和殷墟王都的经营视野更为浩大，都有相对集中的各类经济作坊区，且大都分布在平民居住区一带，显示有“百工居肆”、“工贾近市”的意味。

小子簋铭贝二百（《集成》3904）

铭廿朋五

（《集成》9808）

买公马或母马（《花东》98）

夏商时期除有较为便利的城邑道路设施外，为便于各方的交往交流，国中的“路政”建置也达相当规模。史传夏禹有“画为九州，经启九道”[533]之举。《夏书·胤征》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夏代有关国家政令是由宣令官“遒人”手摇木铃铎一路传播下去。商代的“路政”，据《逸周书·大聚解》云：“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为周统治者所效法。《周礼·地官·遗人》有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以待羁旅。”这套“路政”设施，确源出“殷政”，甲骨文可以为证。殷商“路政”有在干道上建旅舍，提供过往人员饮食住宿之便，自近而远用数目编次，名之为“羁”（《甲》1790）、“二羁”（《京人》2138）、“三羁”（《安明》2092）、“四羁”（《甲》199）、“五羁”（《合集》28153），每站之间大致保持一日之程，约50里左右，“五羁”离王都已在250里之外了。

公馆、戍馆（《安明》2094）

此外，甲骨文中还提到“公官（馆）”、“戍官（馆）”（《安明》2094）、“东官（馆）”（《花东》195）、“官（馆）”（《合集》34158）一类的官方设立的馆舎设施，相当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的晋国都城内一类“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的宾馆，但从馆的命名看，盖各馆的入住对象有所不同，公馆似王邑内专用于款待各方来宾，而戍馆属于武官一类人物的客馆。东馆，又特记馆舎的方位，恐怕入住者当为上宾贵客一类人物了。馆可能是设于地的馆舎。《尚书中候》云：“维岁二月，候在东馆”，郑玄注：“馆，舎。”[534]《尸子》云：“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535]《三辅黄图》卷五云：“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殷人阳馆是否即世室、明堂之或称，甲骨文无征，但馆之类的建筑设施确有之。阳者，南也，明示馆位于国之阳。这些官方宾馆，其提供的饮食住宿条件和服务招待，包括人身安全方面，当自然比路途中的“羁”舍要舒适优越可靠多了。

诸如此类的信息表明，夏商时期随着人流交往的频繁和商品卖买交易的持续发展，正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饮食业的兴起。表征之一是烹饪名手迭出，烹调技巧理论化。如史传夏王少康流落在民间时是一位烹饪好手，《左传》哀公元年说他还充当过有虞氏的“庖正”，并能酿制粮食酒，《世本·作篇》有云：“少康作秫酒。”夏末的伊尹，更是一位烹调名家，他是被汤在“庖厨之中”[536]发现的，前引《鹖冠子》称伊尹当过“酒保”。《吕氏春秋·本味》讲伊尹曾归纳了一套“鼎中之变”的烹调理论。甲骨文中还有称为“多食”（《合集》30989）的一批由烹饪行当出身而担任厨官的不知名者。

多食（厨官）（《合集》30989）

表征之二是饮食供需不再限于官方控制的“羁”舍、公馆一类特别场所，还扩展到平民阶层间，面向全社会而“市场化”。如商末著名人物太公望，《战国策·秦策五》说他早先不过是民间一位“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武议》也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楚辞·天问》有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离骚》又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太公望、吕望、师望均指一人，他先后在商都朝歌市肆里操刀屠牛做卖肉生意，在黄河古渡口孟津开饮食铺子，被周文王季昌求贤访师而得到举识。这则旧事早在周秦时就在各国中上层社会间讲传，看来不是杜撰。由此也正反映了饮食业到晚商时在都城及地方都有所兴盛的事实。

[1] 《尚书大传》卷三《洪范》云：“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也。”

[2] 《左传》隐公十一年。

[3] 《左传》隐公五年。

[4] 《太平御览》卷八四九引。

[5] 参见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6] 贾兰坡、黄慰文、卫奇：《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7]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

[8]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

[9] 参见汪宁生：《我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10] 陈戈：《新疆出土的钻木取火工具》，《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又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12] 孔昭宸等：《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6年第12期。

[13] 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又张居中：《河南史前水稻栽培刍议》，《文物天地》1994年第3期。

[14] 蔡莲珍、仇士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15] 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大地湾发掘组：《一九八○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6]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3页。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24页。

[1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19] 《史前关中出稻米》，《文汇报》1997年10月3日。

[20] 谢伟：《案板遗址灰土中所见到的农作物》，《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190页。又李璠等：《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遗址采集标本^14C测年距今5000±159年。此数据有误。

[22] 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济宁市张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3] 昌潍地区艺术馆、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2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枣庄建新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1期。

[25] 《尧王城遗址第二次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3日。

[26] 孔昭宸、刘长江、何德亮：《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27] 靳桂云、吕厚远、魏成敏：《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研究》，《考古》1999年第2期。

[28] 参见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9]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3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饶市博物馆：《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调查》，《考古》1985年第9期。

[31] 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32] 李宇峰：《西辽河流域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33]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34] 《史记·匈奴列传》。

[3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阳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6] 张文绪、裴平安：《澧阳平原几处遗址出土陶片中稻谷稃面印痕和稃壳残片的研究》，《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文集》，1996年。张文绪、裴平安：《澧县梦溪八十氾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37] 裴平安：《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又裴平安：《澧县梦溪八十氾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38] 参见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39] 《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又谢心音：《万年前的水稻见证》，《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月7日。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7-136页。

[41] 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42] 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43] 参见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又刘红梅报道：《世界稻作寻根》，《文汇报》1997年11月30日。又彭明瀚：《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发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3日。又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简·利比：《跨学科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同载《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4] 汤圣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炭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4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同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又参见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46] 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47] 参见前揭《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49-155页。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又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48] 日本青木正儿博士有《支那における粉食の历史》一文，载东方学术协会编《东亚に於ける衣と食》，1946年刊。该文论述了先秦时期通以粒食为主，粉食法出现较晚，可能始于周代，勃兴于汉代以后。此文后经增补，改题为《粉食小史》，载入《华国风味》，日本东京弘文堂，1949年。日本天野元之助博士有介绍，见《中国农业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粉食”，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第75-77页。

[4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113、123-135页。又周昆叔、叶万松、刘长江：《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又叶万松、方孝廉：《洛阳市皂角树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50] 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7、209、215页。

[5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55] 《汉书·晁错列传》。

[56] 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

[58]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1933年。又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3页。

[59] 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页。又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60] 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又张雪莲：《同位素分析在食物结构研究中的应用》，《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11日。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62] 《西安丰镐遗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光明日报》1998年7月29日。

[63]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64]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著：《包山楚墓》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55、258简。

[65]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78页；又图版八○之3、6-8。

[66] 缪启愉校释本：《元刻农桑辑要》卷二“麻子”条引，农业出版社，1988年。

[6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68]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25-533页。（下引不再另注）

[69] 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又《甲骨文字释林》，第242-252页。（下引不再另注）

[70] 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选集考辨》（二），第105片，《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又《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352页。

[71]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八篇），《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72] 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农史研究》第8集，1989年。又收入《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54-155页。

[73]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1-131页。

[74] 末次信行：《字考——殷代武丁期卜辞に见える麦栽培について》，《东方学》第58辑，1979年。又同氏：《殷代气象卜辞の研究》，日本京都玄文社，1991年，第281-285页。

[75] 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下引不再另注）

[76] 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02-203页。又：《商代农业新探》（一、续），《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1989年第1期。又前揭：《甲骨文农业资料选集考辨》（二），《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又：《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农作物”节，第315-353页。

[77]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78] 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79]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中译本），台北鼎文书店，1975年，第494页。

[80]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第3587片。

[81]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74页。（下引不再另注）

[82] 罗琨：《甲骨文“来”字辨析》，《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该文所举31例甲骨文来字，在我们看来，与农作物有关的大都应释为粱或秫字，可确定为作物来的仅有第9、12两例。

[83] 《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

[84] 胡厚宣师：《卜辞中所见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5年，第83-89页。

[85] 张秉权：《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2分，1971年。又：《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463-464页。

[86] 《论语·阳货》。

[87] 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88] 钱穆：《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香港，1956年。

[89] 池田末利：《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卷上，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64年，第143页。

[90] 据日本天野元之助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第31页说，“不宜用下地”的“不”字，可能为“尤”字的讹误，原句盖作“尤宜用下地”（日本东京，农业总合研究所发行，1962年）。缪启愉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则指出：“‘不’，《农政》卷二十五引本书无，衍文，应删。”此从缪说。

[91] 参见上揭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蜀黍”，第21-33页。

[9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9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119页。

[94]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著：《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9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6页。

[9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97] 《定州发现商代大型方国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15日。

[98] 《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

[99]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261页。

[100]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79-80、87-89页。

[101] 胡厚宣师：《释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2分，1939年。

[102] 《粹》1563。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104]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105] 徐广德、何毓灵：《安阳殷墟发现高级贵族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2月8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0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10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6页。

[109] 参见陈志达：《商代晚期的家畜和家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110]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

[1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1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113] 参见陈志达：《商代晚期的家畜和家禽》。

[114] 日本冈村秀典在《中国古代の动物供牺》一文持有类似的观点，见其《青铜器の图象记号ちゐ殷后期社会の研究》补论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7年。

[115] 白川静：《作册考》，《甲骨金文学论集》，日本京都朋友书店，1973年，第111-119页。

[116] 《墨子·非乐上》。

[117] 《左传》襄公四年。

[118] 《楚辞·离骚》。

[119] 《竹书纪年》。

[120] 《吕氏春秋·音初》。

[121] 《帝王世纪》。

[122] 《汉书·扬雄传》。

[123] 《史记·殷本纪》。

[124] 《左传》隐公五年说同。经传中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说法，用词略有不同。

[125] 参见黄然伟：《殷王田猎考》，《殷周史料论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又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275-304页。

[126] 裴文中、李有恒：《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之兽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一。

[127] 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又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田野考古报告》第4册，1949年。

[128] 侯连海：《记安阳殷墟早期的鸟类》，《考古》1989年第10期。

[1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1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31] 参见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328-332页。

[132] 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动物骨骸的鉴定与研究》，《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133] 伍献文：《记殷虚出土之鱼骨》，《田野考古报告》第4册，1949年。

[134] 杨育彬：《河南考古》，第1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1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136] 李济：《安阳遗址出土之狩猎卜辞、动物遗骸与装饰文样》，《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9、10期合刊，1957年。

[137] 杜金鹏、张良仁：《偃师商城发现商早期帝王池苑》，《中国文物报》1999年6月9日。

[138]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先生相告。

[139] 《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第110-112页。

[140] 《尚书大传》卷三。

[141] 《诗·商颂·烈祖》。

[142] 《墨子·非乐上》。

[143] 《夏书·五子之歌》。

[144] 《大戴礼记·少闲》。

[145] 《尚书·无逸》。

[146] 《史记·殷本纪》。

[147] 《尚书大传》卷二。

[148] 《尚书·酒诰》。

[149] 蓝万里：《我国9000年前已开始酿制米酒》，《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5日。

[1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图版一三六——一四一等。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九三。

[151] 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瓮》，《考古学杂志》第65卷第2号，1979年。

[15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9页。

[15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5-176页。

[154] 《捃古录金文》2·3。

[1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第8期。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又《中国文化精华》（1997），第211-212页。又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156] 《三千年前古酒尚飘香》，《人民日报》1987年12月24日。

[1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6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82页。

[158] 《粹》910、《屯南》1088。

[159] 参见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上海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316页。

[160] 林巳奈夫：《殷周时期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168页，注45。

[161]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第124页。

[162]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1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

[164] 参见耿鉴庭、刘亮：《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三。

[165] 参见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57-358页。

[166]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日本东京，农业总合研究所刊行物第231号，1962年，第844-849页；又增补版，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

[167] 见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图版19。

[168]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169] 见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图版四二：一。

[1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71] 参见宋镇豪：《夏商法律制度研究》，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172] 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第13页。

[173] 裘锡圭：《释“建”》，《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354页。

[17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175] 《孟子·滕文公上》。

[176] 参见前揭天野元之助一书，第868-887页。又林巳奈夫编：《汉代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283-285页，插图6-57-62。

[177]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178] 《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第57页。

[179]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8-153、209页。

[180] 前揭林巳奈夫《中国文明の诞生》，第230页。

[1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8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183] 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0页。又《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5页。又石璋如：《小屯殷代的建筑遗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184] 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第254-255页。

[18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7-38页。

[186]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6页。

[187] 参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1-112页。

[188] 岳洪彬、岳占伟、何毓灵：《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

[189]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36页。

[190] 赵芝荃、徐殿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192]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46页。

[193] 《礼记·大传》。

[194] 《孟子·梁惠王上》。

[195] 《左传》哀公元年。

[196] 李学勤：《邲其三卣与有关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讲座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197] 《孟子·梁惠王上》。

[198] 《孔子家语·致思篇》。

[199] 《周礼·天官·亨人》。

[200] 青木正儿：《支那におけゐ粉食の历史》，载日本东方学术协会编《东亚に於けゐ衣と食》，1946年。此文后经补充，改题为《粉食小史》，收入《华国风味》，弘文堂，1949年。其说引自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75-77页。

[201]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著：《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简256。

[202] 详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203] 见李济著、国分直一译：《安阳发掘》，新日本教育图书，1982年版，图版19。

[20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彩版五：1。

[2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43-444页。

[206] 参见陈志达：《妇好墓三种罕见的殷代青铜炊蒸器》，《文物》1981年第9期。

[207] 参见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8页。又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56页。

[208] 《左传》昭公二十年。

[209] 杨升南先生持有相同看法，见《从“卤小臣”说武丁对西北征伐的经济目的》，《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

[210]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87。

[211] 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2004年第4期。

[212] 燕生东等：《山东阳信李屋发现商代生产海盐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又燕生东、赵岭：《山东李屋商代制盐遗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1日。

[2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14]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216] 参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第107-108页。

[217]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218]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219]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220] 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52页。

[22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22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简255、258。

[223] 《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周书》。

[224] 《墨子·尚贤下》。《吕氏春秋·慎人》作“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

[225] 《考工记》。

[226] 《吕子校补》。

[227] 谌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28] 傅宪国等：《桂林甑皮岩遗址发现目前中国最原始的陶器》，《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6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9、348页，彩版五。

[229] 《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230] 《石灰岩地区^14C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和仙人洞遗址的年代问题》，《第一次全国^14C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231] 《我国一万年前陶器残片出土》，《新民晚报》1990年11月1日。又《读者参考丛书》，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又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232] 参见任式楠：《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显著成就和特色文化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233] 参见陈旭：《中原古代陶器初探》，《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又赵清：《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炊器之演变》，《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234] 《宝鸡市福临堡遗址1984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235] 《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236] 安家瑗：《擂钵小议》，《考古》1986年第4期。又叶文宽：《擂钵源流考》，《考古》1998年第5期。

[237]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3、207-208、217-220页。

[238] 《夏县东下冯》，第22-23、38、80、128页。

[239] 参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著：《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4-236页。

[240]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1-67页。

[241] 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成都平原商代遗存初析》，《殷虚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242] 《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页。

[243]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44] 陈铁梅、Rapp G.Jr.、荆志淳、何驽：《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又陈铁梅、Rapp G.Jr.、荆志淳：《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关问题讨论》，《考古》2003年第7期。对此，朱剑等《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南方文物》2004年第1期）持否定意见，认为从北方原始瓷的微量、痕量元素组成的统计分析看，明显不同于南方地区的原始瓷，“不支持我国北方的商代原始瓷来源于南方的观点”。

[245] 参见李玉林：《吴城商代龙窑》，《文物》1989年第1期。又廖根深：《鹰潭角山商代记数符号的初步研究》，《百越民族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又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上虞县商代印纹陶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

[246]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216页。

[247] 赵春燕、徐广德、赵志军：《中子活化分析在陶器分析中的应用》，《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11日。

[248]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24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50]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05-206、213页。

[25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252]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页。

[2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254] 《殷墟发掘一商代贵族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0日。

[255] 佟屏亚：《梅史漫话》，《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256] 《乙》2762。

[257] 《仪礼·特牲馈食礼》。

[258]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

[25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版八八，图版说明，第13-14页。

[260] 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附说，1916年。

[261]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一，鱼鼎匕考释条，1930年。

[262]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日本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60-61、133-135页。

[263] 参见凌纯声：《匕鬯与醴考》，《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61年。

[264]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第189号，1957年。

[265] 上揭林巳奈夫一书，第132页。

[266] 《故宫铜器图录》下，台北，1958年，上94。

[267] 上揭林巳奈夫一书，第135页。

[268]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著：《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10、128页。

[269] 张亚初：《记陕西长安沣西新发现的两件铜鼎》，《考古》1983年第3期。

[270] 《佚》895。

[271] 上揭林巳奈夫一书，第59-60页。

[27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73]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8、48、98、145页；又图版四、一五、二六、六一。

[274]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275] 吕承瑞：《殷虚骨形制之分类》，《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35、36期，1965年。

[27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六：6；又135页，又图版八九：1。

[277] 《延川出土商代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24日。

[278] 黑光、朱捷元：《陕西绥德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高雪、王纪武：《清涧县又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郭勇：《石楼后蓝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杨绍舜：《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27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280]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第25页，又图版拾贰：图16乙。

[2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花园庄东54号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282] 《殷墟妇好墓》，第104、150、206、207页，又图版六八：3，一二七：1，一七九：1。

[283] 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2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285]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附册，图一六。

[286] 祁延霈：《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

[287]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288]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289]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90] 杨绍舜：《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又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291] 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1982年第2集。

[292]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43页，又图版六三：13。

[293] 《殷墟妇好墓》，第89-91页，图版五九、六○。

[294] 详见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祭玉、瑞玉》，《东方学报》（京都）第40册，1969年；又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79、125-127页。

[295] 《佚存》，唐兰序，第3页下。又陈邦怀：《记商小臣垱玉》，《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296] 陈贤芳：《父癸尊与子尊》，《文物》1986年第1期。又王慎行、王汉珍：《乙卯尊铭文通释译论》，《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年。

[297] 王慎行：《瓒之形制与称名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李学勤：《沣西发现的乙卯尊及其意义》、连劭名：《汝丁尊铭文补释》，载《文物》1986年第8期。

[298] 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第5期。

[29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300] 《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3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302] 石璋如：《殷虚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台北，1976年，第52-68页。

[303]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图版四：6。

[304] 知子：《中国古代餐叉考索》，《中国烹饪》1986年第1期。又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餐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30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第五文物区第一小区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

[306] 参见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88页。

[30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自碧落与黄泉》，2002年，第51页。

[308] 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展览会出品目录》，见《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五年一月至六月）》转载，《燕京学报》第21期，1937年，第289页。

[309]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

[310]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311]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312] 参见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餐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3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314] 《周礼·天官·庖人》。

[315] 《周礼·天官·司尊彝》。

[316] 《左传》成公二年。

[317] 《左传》庄公十八年。

[318] 土是一种带盖的盆形陶鼎，两耳三足，常用来盛羹汤。

[319]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320] 参见张长寿：《殷商时期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321] 《太平御览》卷九八○引。

[322] 此表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32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说盉》，中华书局，1984年。

[324]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第65-66页。

[325] 张亚初：《对商周青铜盉的综合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326]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327] 《诗·商颂·烈祖》。

[3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7-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29]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330]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3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61-166页。

[332] 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100页。

[333] 宋建：《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334] 见上揭杨锡璋、杨宝成文。

[335]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33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73页。

[337] 朱熹集注：《诗集传》卷二○。

[3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21页。

[339] 《史记·殷本纪》。

[340] 《诗·商颂·玄鸟》。

[341] 《左传》隐公十一年。

[342] 邹衡：《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3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12、31-33页。

[34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345]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346] 参见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47] 陶正刚：《石楼式商代青铜器概述》，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

[348]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34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73、87-115、141页。

[350] 参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206页。

[351] 参见王宇信：《试论子渔其人》，《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352] 参见周永珍：《殷代“”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353] 《礼记·王制》。

[354] 《左传》哀公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

[355] 《逸周书·文传》引。

[356] 见沈之瑜：《甲骨卜辞新获》，《上海博物馆馆刊》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57] 参见胡厚宣师：《重论“余一人”问题》，《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

[358] 见肖楠：《〈小屯南地甲骨〉缀合篇》，《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3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3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361] 《定州发现商代大型方国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15日。

[362] 《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4-135页。

[3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3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365]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366] 见《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

[367] 陶正刚：《山西出土的商代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368] 《孟子·滕文公上》。

[369] 《礼记·檀弓》孔颖达疏。

[370] 孙诒让：《籀述林》卷二《诗彤弓篇义》。

[371] 《合集》16998正。

[3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373] 引自周永珍：《论“析子孙”铭文铜器》，《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37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375] 《通考》407。

[376]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七九。

[377] 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的几何印纹硬陶》，《考古》1960年第8期。

[378]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第39页。

[379] 《殷墟妇好墓》，第216-218页。又刘道凡：《我国上古的象牙雕刻》，《文物》1980年第11期。

[380] 《殷墟妇好墓》，第104、130页。

[381] 《说苑·反质》。

[382] 何琳仪：《听簋小笺》，《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

[383] 《国语·周语中》。

[384] 《国语·鲁语上》。

[385]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85页。

[386] 陈絜：《卜辞“多生”考》，《文史论集——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2页。

[387] 唐爱华：《新乡馆藏殷墟周铜器铭文选》，《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

[38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389] 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殷虚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

[390]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20-321页。

[39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2期。

[392] 参见严一萍：《释立》，《中国文字》第4册，1961年。又钟柏生：《论“任官卜辞”》，《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第895-912页。

[3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1页。

[394] 《国语·周语中》。

[395] 《诗·商颂·长发》。

[396] 《诗·商颂·那》。

[397] 《诗·商颂·殷武》。

[398]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35-37页。

[399] 《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杨鸿勋：《初论二里头宫室的复原问题》，《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400] 《佚存》唐兰序，第3页下。又《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封二照片。

[401]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402] 参见《仪礼·乡饮酒》、《礼记·乡饮酒义》等。

[403] 《礼记·杂记下》郑玄注。

[404] 《周礼·地官·党正》郑氏注。

[405] 《太平御览》卷八四九引。

[406] 《左传》襄公四年。

[407] 又见马王堆出帛书《春秋事语·伯有章》。

[408] 《左传》隐公十一年。

[409] 《路史·后纪》。

[410] 《吕氏春秋·古乐》。

[411] 《路史·后纪》。

[412] 同上。

[413] 《竹书纪年》。

[414] 《周礼·春官·乐师》“舞”，郑司农注。

[415] 《吕氏春秋·古乐》。

[416] 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417] 《周礼·春官·大司乐》。

[418] 《毛诗注疏》大序。

[419] 李裕群、韩梦如：《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大石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4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8-99页。

[421]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422] 陶富涛：《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磬坯》，《考古》1988年第12期。

[423]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424] 高蕾：《远古与夏代磬研究》，《文物》2003年第5期。

[4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426] 王家恒：《屈家岭文化彩陶鼓》，《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

[427] 刘桂芹、王建国：《山东广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鼓》，《考古》1997年第12期。

[428] 参见尹德生、魏怀珩：《原始社会晚期的打击乐器——兰州市永登乐山坪陶鼓浅析》，《史前研究》1988年特刊。又尹德生：《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429] 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430]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79页。

[4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4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433] 口隆康监修：《中国王朝の诞生》，日本读卖新闻大阪本社，1993年。

[4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435]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86页。

[436] 贝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1960年，第490页。

[437] 蔡哲茂：《说古文字中的“带”字》，第七届中国训诂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

[438] 见《宁沪》1·73＋1·315、《甲》3918。

[439]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鼗》，《中华文史论文》1980年第2辑。

[440]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第74页。

[441] 《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第121页。

[442] 郭沫若：《释言》，《甲骨文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

[443] 《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第28页。

[444] 裘锡圭：《释万》，《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之附录。

[445] 于省吾：《双剑古器物图录》，卷下17-19，北京函雅堂影印本，1940年。

[446] 常任侠：《殷周古磬小记》，《东方艺术丛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44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附录：《武官大墓南墓地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4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449]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殷墟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第52-68页。

[4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51] 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

[452] 《浙江河姆渡发现原始骨笛》，《中国文物报》1987年1月30日。

[453] 《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图版3，第215页。又贾麦明：《罕见的新石器时代角状陶号》，《文物天地》1990年第4期。

[454] 鄂北、崇文：《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文物》1978年第4期。

[455] 口隆康编集：《泉屋博古》，便利堂，1985年，第1-2页。

[45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457] 邹衡：《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86页。

[458] 喀喇沁旗文化馆：《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年第8期。

[45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九八：6。

[46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461] 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46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第1期。

[463]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又《殷墟青铜器》，第476页。

[464] 常任侠：《古磬》，《文物》1978年第7期。

[465] 盛国定、王自明：《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第2期。

[466] 咸博：《湖北省阳新县出土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第1期。

[467] 李乔生：《湖南宁乡出土商代大铜铙》，《文物》1997年第12期。

[468] 《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11页。

[469] 徐长青等：《江西永修发现商代祭祀坑》，《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第69期，2002年5月15日。

[470]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76页。

[471] 高至喜：《湖南商周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79年1月24日。

[472] 《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文物》1966年第4期。

[4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0页。

[474] 长沙市博物馆、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老粮仓出土商代铜编铙》，《文物》1997年第12期。又，陈荃有《宁乡老粮仓出土铜编铙质疑》（《文物》2001年第8期）一文，对这九件铙是否能组合为编铙，持否定意见。

[475] 戴修政：《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铜镈》，《文物》2000年第11期。

[47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0-87页。

[477] 杨绍舜：《山西石楼诸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4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479] 《殷墟青铜器》，第474页。

[480] 《周礼·春官·小师》郑氏注。

[481] 吴钊：《陕西半坡、姜寨仰韶文化埙类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附录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9-554页。

[482]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又图版-一○。

[4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48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3页。

[4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486] 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487] 申斌等：《殷墟青铜铙频谱特征》，《殷都学刊》（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1期。

[488] 李纯一：《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和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第10期。

[489] 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490]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491]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56-157页。

[492] 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1977年又有出土，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一二、-一六。

[493]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30-34。

[494] 《滕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报》第3号，1985年9月26日。《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8页。

[495]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6页。

[496]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497]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见前文，不再具列。

[498] 《殷墟青铜器》，第477页。

[499]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区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第131页。

[500] 杨锡璋、刘一曼：《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第5期。

[501] 徐广德、何毓灵：《安阳市殷墟高级贵族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201-204页。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50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50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

[504]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5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6、336页。

[506]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507]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508] 《安阳大司空村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第131页。

[509]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510]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511]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5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5、336页。

[513] 《盐铁论·本议》。

[514] 《论语·子张》。

[515] 《管子·大匡》。

[516] 参见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年第1期。

[517] 《文选·东京赋》注引。

[518]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519] 同上。

[520] 《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521]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古史考异》。又《左传》定公元年、《墨子·非儒下》、《世本·作篇》、《荀子·解蔽》、《新语·道基》等说略同。

[522] 《世本·作篇》。又《荀子·解蔽》云：“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勿躬》云：“乘雅作驾”，系同一事。

[523] 《世本·作篇》。

[524] 详见宋镇豪：《甲骨文牵字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1986年。

[525] 河南文化局文物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526] 钟柏生：《史语所藏殷墟海贝及其相关问题初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3分，1993年。

[527] 《殷虚妇好墓》，第205、220页。

[528]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58页。

[529]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530]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531]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532] 黄锡全：《商父庚铭文试解》，《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33] 《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

[534] 《太平御览》卷五三六引。

[535] 《太平御览》卷五三三引。

[536] 《墨子·尚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