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增订版）
Author: [英] 约翰·汤姆逊
Date: 2015-05-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清
Description: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衰腐的晚清帝国在喘气的间隙开始洋务运动，西学东渐，改变悄然发生。纪实摄影的先驱约翰•汤姆逊恰逢其时来到中国，以强烈的纪实风格，记录下落后腐朽与求变图强并存的中国。因此有了这部中国最早的全景式影像记录，也是第一部通过直观的照片而不止是抽象的描述，多层面地介绍中国的皇皇巨著。 1867—1872年间，约翰•汤姆逊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镇江、厦门、福州、宜昌、九江、烟台、宁波……镜头下既有达官显贵与贩夫走卒，也有山川河流和民生时局，显要人物如恭亲王奕、晚清重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军机大臣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有珍贵的影像呈现；又如烟客、媒婆、马快、兵卒、囚犯、纤夫、乞丐、僧尼、商贩、艺伎及识银、缫丝、制茶、葬礼等等社会百态都有生动的记录，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初建时的上海外滩，以及铁路、轮船等新的气息，也是书中重点观照的对象。 汤姆逊不仅仅是一名摄影大师，更是一位带着自己的思考行走的观察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解析涉及方方面面，无论镜头或是文字，视角都颇为科学、严谨，至今仍觉新鲜、生动。我们看到的人物、风光、建筑、物什，不仅仅是1870 年代中国的面貌，也是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甚至在某些方面数千年都鲜有改变的中国的侧写。因而很多时候，文字并不是照片的附注，而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增订版]

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

[英] 约翰·汤姆逊 著　徐家宁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英）汤姆逊著；徐家宁译.—增订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495-6488-0

Ⅰ.①中… Ⅱ.①汤…②徐… Ⅲ.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图集②游记－作品集－英国－近代 Ⅳ.①K252.06-64②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447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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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9.5 字数：185千字 图片：223幅

2015年5月第2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定价：79.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中国影像收藏与出版新境界
译序：晚清中国的光与影
自序

第一部

- 恭亲王
- 香港
- 香港的港口
- 香港的轿子
- 一个中国学童
- 一个中国女孩
- 一个香港画家
- 香港的钟楼
- 海傍，香港
- 疍家女孩
- 疍家老妇和小孩
- 曲艺人
- 广州的帆船
- 观音庙的正门，香港
- 化缘的僧人
- 香港的街道
- 饭馆里的烟客
- 吞云吐雾
- 晚饭过后
- 立志功名
- 梳妆
- 劳动阶层的四张肖像
- 海口，新的条约口岸，海南岛
- 两广总督瑞麟
- 鞑靼士兵
- 一位广州仕女
- 女佣
- 新娘和新郎
- 广州
- 昔日商馆的所在，广州
- 英国领事衙门，广州
- 一家广州当铺
- 河南寺，广州
- 五百罗汉堂
- 住持
- 广州的拣茶工
- 广州的药房街
- 踩制香片和珠茶
- 出口茶叶的称重
- 一家茶厂，广州
- 一间品茶室，广州
- 广州的绅士
- 识银
- 缫丝
- 澳门
- 台湾岛内的山道

第二部

- 木栅的竹子
- 台湾的原住民
- 平埔番的民居
- 平埔番的范例
- 台湾府附近
- 汕头
- 中国南方的塔
- 潮州府的桥
- 男性的头像，中国人和蒙古人
- 中国女性的发式
- 中国的演员
- 鼓浪屿
- 厦门港
- 厦门妇女
- 中国女子的小脚
- 福州的兵工厂
- 福州租界
- 永福的隐寺
- 鼓山寺的住持和僧人
- 老式帆船
- 租界一隅，福州
- 梯田
- 牌坊
- 福州的苦力
- 马快
- 乞丐
- 轿子
- 犁地
- 蒙古马
- 中国的水果
- 茶树
- 延平（YENPING）的急流
- 小船

第三部

- 浙江 宁波
- 福建会馆
- 雪窦山
- 上海
- 上海外滩局部，1872年
- 上海的独轮车
- 纺纱机
- 中国的法庭和惩处方式
- 枷刑
- 站笼
- 普陀山
- 扬子江
- 银岛
- 金山寺
- 南京的兵工厂
- 南京
- 明孝陵
- 洋枪队
- 九江（租界区）
- 街头小贩，九江
- 九江码头
- 锯木工在工作
- 织带机
- 汉口
- 汉口（租界）
- 黄鹤楼
- 从汉口到巫峡

第四部

- 中国的政府机构
- 李鸿章
- 芝罘
- 天津
- 国子监，北京
- 观象台
- 观象台
- 中国的房屋
- 女性的发型
- 前门大街
- 钟楼，北京
- 鼓楼
- 北京的一家店铺
- 活人墓
- 中国的医生
- 街头娱乐和消遣，北京
- 古玩商
- 中国的青铜器
- 古瓷
- 满族女士和她们的婚姻
- 孔庙里的圣人牌位，北京
- 李善兰和他的学生们
- 北京的一座牌楼
- 满族葬礼，北京
- 班禅喇嘛的衣冠塔
- 圜丘和天坛，北京
- 满族士兵
- 蒙古人
- 朝鲜人
- 圆明园
- 铜亭，万寿山
- 石像生，明陵
- 长陵棱恩殿
- 守夜人，北京
- 北京的骆驼
- 南口峡谷
- 居庸关云台
- 长城

[附录]

- 约翰·汤姆逊与《中国与中国人影像》
- 汤姆逊的中国视野
- 再版译者后记
- 原书及翻译参考书目

前言：中国影像收藏与出版新境界

尽管约翰·汤姆逊的四册巨著《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已出版逾一个半世纪之久，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远弗届，尤其中国摄影界人士一提到这位摄影大师和他的经典作品时无不肃然起敬，然而，这套书却始终没有中译本，其中的图片多半是零零散散地被刊载在不同的杂志和书籍中。一般的中国人，都是在国外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玻璃展柜中见到这套书，既不可能触摸，更不可能逐页阅读。中国人手中既无此无价之宝，完整的中译本自然难以产生。

幸运的是，秦风老照片馆近年耗费巨资购藏了一套四册完整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而且品相极佳，这是迄今中国人收藏的唯一一套。站在推广影像文化的角度，我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贵的机会，立刻展开中译本的出版工作。我们邀请了热爱影像、知识渊博的年轻影像评论家徐家宁先生担任译介工作。由于书中文字涉及大量中国地理名词以及时代背景，家宁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考证，务求翻译得准确完美，其治学之严谨、态度之认真，令人佩服。另外，就编辑方式而言，原书为大开本四册，约重达十七公斤，堪称巨著。为了阅读的便利，我们将中译本合为一册，以小开本精装形式呈现，同时尽量保留原书图片编辑的顺序和风格。今天，我们读中译本时，仍可感受到英文原著那特有的影像艺术风格。

简言之，这本有关近代中国的影像巨作的问世，应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而且，随着这本书的出版，秦风老照片馆也步入了中国历史影像收藏出版的新境界。

译序：晚清中国的光与影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来华的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的口述笔传，在今天依然能找到痕迹。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到门户开放前夕，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一定都以某种方式向西方传递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她独特的文化、奇异的风俗、广袤的国土、丰富的物产、数量众多的国民，以及在这“广”、“富”、“多”背后潜藏的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宗教理想，总有一项能吸引天性外向的西方人，让他们不远万里泛海而来。

与前人一样，19世纪中期以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依然要以某种方式记录并传递他们在东方的探险历程。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改变，摄影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以图像的方式介绍中国成为可能，于是就有了这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第一部通过直观的照片而不是抽象的描述多层面地介绍中国的著作。

作者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是19世纪后期用照相机记录中国社会的外国摄影师之一。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英法等国在亚洲的远征，陆续有军队随行人员或商业摄影师带着笨重的照相设备来到中国，为帝国的扩张史或个人的冒险经历留证——这自然是摄影术最实际的用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摄影师对拍摄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太显著的差异。这些不辞辛劳拍摄中国的摄影史上的先驱者，与今天带着相机游览巴黎或伦敦的外国游客一样，关注的重点也是异国文化中最能给自己带来身处异域这一感受的部分；不论建筑还是人像，照片上反映出来的同样都是西方人意图探索中国的努力，记录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最直接的观感。尤其在那个中西交流不甚通畅的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认识显然局限于一些被先行者的叙述多次聚焦放大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标签式的题材被拍摄了无数遍，而这些标签式的题材，通常又都有着标准的面孔，排除摄影师受商业利益的支撑被动选材的因素，至少在快门按下那一瞬间，相信多数的摄影师都坚信——“这就是真实存在的中国”。

时间过去一百多年，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的照片无疑都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当19世纪的中国通过同样的媒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与当时的西方读者相比，我们是跨越一百多年的时间，带着思想和认识的巨大进步，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自然能看到更多的内容，获得更多的信息。相比猎奇的西方人，我们更能发现这些图文资料所蕴含的价值，因而对西方人拍摄的中国早期影像资料的整理研究，是一项极为有趣也极有价值的工作。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于1873—1874年在伦敦出版，是社会纪实摄影的先驱约翰·汤姆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收录的照片并不是约翰·汤姆逊有关中国的全部摄影作品，一些极具中国特征和明信片式美感的照片并没有收录其中；作者对照片的选择，是跟随他的行程，选取了更能表现“中国与中国人”这一全景式主题的作品，与详尽的文字叙述一起集结成册。约翰·汤姆逊的目标是向当时的西方读者全方位地介绍中国，既然目标是全方位，自然不能局限于那些固有的标签，因而他在中国的旅行，比之前的摄影师都走得更远。

来中国之前，汤姆逊已经在东南亚游历了好几年，整个远东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的文化让他深为着迷，因而对各人种、各民族、各种文化的对比分析一直存在于他的摄影作品和文字叙述中。正是这种探寻区别的表达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有别于那些单纯以异域风情为主要拍摄对象的摄影师。在他的书中，很多时候文字并不是照片的附注，而是以照片为文字做说明。他不仅仅是一名旅行摄影师，更是一个带着自己的思考行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观察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解析涉及方方面面，尽管很多时候并不准确，甚至是臆测，但是这种尝试用照片和文字相互印证来说明某个问题的方式反映到他的摄影作品中，就使得他的拍摄内容比同时期的其他摄影师更为丰富，努力传递更多的信息。

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近代走向变革的开始。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刚刚从太平天国的内乱中喘过气来的清王朝，此时正处在崩亡前最后的“中兴”时代。随着通商口岸接连开放，洋务运动兴起，西方的影响在一些地方正悄然带来改变，因而在汤姆逊的游历中除了名山大川、宫苑楼台这些中国游的传统项目，他也十分关注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金陵机器局及福州船政局等现代化机构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对奕、李鸿章等主张洋务的官员也多有着墨。对商业和机器文明的信仰，使得他每到一个城市都尽可能地收集当地工商业发展的讯息，并不止一次提及铁路、轮船等现代化设施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各种便利。尽管他在论及此类问题的时候不免带有强烈的商业利益和殖民主义色彩，但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对各种新生事物的关注使得他将照相机对准了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而不是被反复定格、在所有的镜头前千篇一律的中国。

对于西方文明影响之外的传统的中国，约翰·汤姆逊自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建筑，到文化，到自然风光，再到不同阶层的中国人，这些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国元素，也是约翰·汤姆逊必然要拍摄的对象。相比之下，汤姆逊镜头前的传统中国更多变化，因为他游历更广，有机会将镜头对准不同地区、不同生存环境下更多类型的中国人，或者反过来说，他用照相机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对中国这一主题下人与环境多角度的呈现，满足了当时的西方人对遥远的中华帝国强烈的好奇心，也为今天的我们保留了昔日中国最真实的影像。通过这些拍摄于1870年左右的照片，我们看到的人物、风光、建筑、物什，不仅仅是1870年代中国的面貌，也是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在某些方面甚至数千年都鲜有改变的关于中国的侧写。就在短短几十年之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点点崩塌，这些照片所记录的旧中国渐渐被历史的洪流淹没。约翰·汤姆逊至少部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新的文明即将覆盖旧有文化的预期多次出现在他的叙述中，因此他可能是有意识地在记录一些即将远去的历史、快要消逝的风物，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有这样的判断，但是这个来自工业革命发源地、相信机器工业必然给中国带来巨大改变的西方摄影师，确实用他的照相机，以更接近我们现代人认知的视角记录了一个伟大文明在变革前夕所处的状态，透过西方人探寻的目光，我们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

四卷本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自问世之日起，就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稀少的印量确立了它在摄影、印刷出版以及西方汉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独特地位。这部记录晚清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相册，本身就是文明进程与科技进步的一个见证。历经一百多年，完整的四卷本《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已不多见，大都作为珍本收藏在欧美公私图书馆中。鉴于此书的重要性及珍贵性，我们在秦风老照片馆的帮助和支持下，将此书介绍给中文读者。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翻阅了许多18至19世纪的西方汉学原著，对书中提到的地点、人物作了尽量详细、准确的考证，以保证译文中的内容能为读者所用。然而某些地名和机构在我们能查阅到的所有资料中都不见记载，不得已只能采用直译或音译。此外，尽管约翰·汤姆逊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但他看待中国及中国人的视角毕竟是基于当时西方人的立场，不免会有一些误解和误读，对此我们不能苟同。然而这也为我们了解19世纪末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材料，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未加改动。原书中还有一处图片印刷错误，根据真实的地理环境和目前收藏在英国维尔康姆图书馆的底片原件，第三卷图版十六第三十图（汉口）印反了，本书在此特别说明。

自序

我对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照片来展现中国和她的人民，她的艺术、习俗，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希望能将我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如实地传递给我的读者。怀着这样的目的，我让照相机成为我旅行中自始至终的伙伴，感谢它忠实地保存了我见到的景象，以及我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那些对中国人和他们根深蒂固的迷信有所了解的人，应该能体会我这项任务所包含的艰辛和危险。在很多地方，人们从没见过白皮肤的外国人，而知识阶层则信守着这样的看法，即尽管各种各样的恶鬼都能小心谨慎地回避，但对于“番鬼”却无计可施，他化作人形，贪婪无度，常常用一种类似透视眼的幻术来达成他的目的，这种幻术让他能找到天上地下隐藏的财宝。于是我经常被当成一个危险的风水先生，我的照相机则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一部分，他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由于关乎性命，我发现儿童的肖像照片很难获得。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将孝道视为首要美德的国家，儿女们却不介意把他们上了年纪的父母带到外国人那杀人于无形的神秘装置前。为了拍摄这些照片，我付给他们一点微不足道的报酬，这些钱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购买一具棺材。为父母置办棺材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件礼物会被隆重地送到老人家里，停在那里等待他咽气的时刻。读者一定不要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在中国，人们对于操办丧事极为看重，以至于年迈的父母将儿女们为自己准备一口冰冷而舒适的棺材看做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对自己尽责任和尊敬的表现，是每个孝顺的儿女应该做的。

中国人的迷信，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让我饱受猜疑。人们不止一次地朝我扔石头，或是用其他各种粗暴的方式对待我。而且，越是在那些大城市，对外国人的憎恨表现得越是明显。在很多乡村地区，不管是与欧洲人有来往的地方官员，还是那些因与西方的交流而受益匪浅的普通民众，都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友好，给予我这个外国人最真诚的款待。

用照片为一本游记做插图是一种新的尝试，不多年以前照片还是不易保存而且难以翻印的，但现在的技术已经大为进步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将照片复制多份，用印制版画的材料将它们印刷出来。我相信这种尝试能取得成功，而且我希望这种工艺也会被应用到其他旅行家的著作里，因为照片的直观和真实能把书中的场景带到读者触手可及的眼前。

书中的文字是根据最可靠的资料来源编写而成，有我拍摄照片时做的笔记，也有我在中国近五年的时间里收集的各种资料。我相信这些文字能让照片的内容更有趣味性，更易为读者理解。

在编排这些笔记和图片的时候，我尽可能依照我旅行的先后顺序，这是一次很长的旅行，粗略估计有四千到五千英里。

我的旅行将从英国殖民地香港开始。这里一度被称为欧洲人的坟墓，但是现在，这里漂亮的公共建筑，公园和绿地，码头和商馆，电报和蒸汽舰队，使得维多利亚城或许可以被看做是东方文明一个新纪元的诞生地。我的第二站是广州，外国人对它的历史应该很有兴趣，在与中国接触的早期，他们曾努力想要在这里立足。然后我将去往台湾，这个岛屿拥有美丽的热带森林和壮观的山脉，早期的葡萄牙航海家给予它“美丽岛”[1]之名确是名副其实。在台湾还能见到热兰遮堡垒（Zelandia）[2]的遗迹，关于它有一些有趣的传闻。著名的中国冒险家国姓爷[3]将荷兰人驱离此地，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避入土著人中间，依然保留着当年的一些遗物和荷兰人的传统。这个岛的重要性正日益上升，它的资源逐渐得到开发，通商港口的贸易因此日渐增长，将来它必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煤炭产地之一。

回到大陆，我游览了汕头和潮州府，这里以它们优质的糖和稻米、好斗的宗族以及村庄之间的战争闻名，让人想起苏格兰的封建时期。

然后我将向北前往厦门，这是外国人最早到达的港口之一，它在近代很受瞩目，一方面由于这个地区持续不断地往马六甲海峡和美洲输出移民，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的人民不屈的性格，最后向鞑靼人屈服的人就生活在这里。闽江沿岸风光迤逦，壮丽的山景构成了这部书中最有吸引力的几个章节；作为交通大动脉，它每年为福州市场输送约七百万磅的茶叶。

我的旅行继续向北，接下来向读者介绍的是中国最大的条约口岸——上海。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大规模的外国租界在吴淞江岸边成长起来，初到此地的旅行者会在恍然中怀疑自己被瞬间传送到了某个最繁华的英国港口。这里有数不清的船舶、码头、货栈、栈桥，还有石筑的江堤，这里的建筑典雅大气，造价不菲，街上车水马龙，道路平整宽阔，江岸边精心打理的花园显示出西方的精致和品味，所有这些都增添了他的错觉。然而，来到租界区以外的地方，梦境立即被驱散了，在这里他会发现本地人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就好像特意为移植到城市中间的更先进的文明让路。离开上海，我将前往宁波和雪窦山谷，这是上海居民最喜爱的春季踏青之地，以它美丽的杜鹃花、秀丽的山区景色和瀑布闻名。然后我踏上扬子江之旅，游览了几个条约口岸和古都南京，观赏了扬子江上游峡谷里奇丽的景色，一直来到夔州府。我的最后一段旅程包括芝罘、白河、天津和北京。那些令人难忘的古迹，宫殿、庙宇、观象台，城市里的各色人等，圆明园的废墟和明陵，一并呈现给读者。之后我将带领读者穿越南口峡谷，在长城与之作别。

[1] 原文为Isla Formosa。——译注

[2] 即安平古堡。——译注

[3] 即郑成功。——译注

第一部

恭亲王

恭亲王[1]现年四十岁左右，他是1820—1850年在位的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前任咸丰皇帝的幼弟，现在在位的同治皇帝的叔叔。在1860年以前，他几乎不为紫禁城以外的人所知；不过当皇上从圆明园仓皇出逃，正是他走上前台，会见外国公使并缔结了和平协议。他掌握着民政与军事各项委任大权，是军机处最重要的成员——那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内阁的机构。他处事决断、态度开明，并且有着相当开放的思维，因而被公认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领袖。

在他的各项公职之外，恭亲王，正如他的封号所表明的那样，是中国贵族阶层里最高等级的一员。为了避免误解，请读者允许我们在此做一些解释。从远古时候起中国就实行五级的爵位制，分封那些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这些封号的权益可以传给男性继承人，但继承人并不是直接承袭爵位，而是重新赐封。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惯例，继承人承袭的封号总是低于他的前辈。因此借用我们的体制来解释，就是一个公爵的爵位传过五代之后，就缩水成准男爵了。

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或者确切地说，那些拥有皇室血统、能称得上是皇族的人，拥有超过十八个高低不等的贵族次第。爵位的获得相对容易，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古老的系统，逐代衰减，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受封者的特殊地位能确保他的封号世袭罔替。

恭亲王在1865年获得了这样的地位。

[1] 即奕（1833—1898），咸丰帝异母弟，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译注

香港

香港位于珠江口北面，是一群小岛中的一个。它长约十英里，宽四点五英里，为火成岩的地质结构。从东到西横亘整个岛屿的是一道主要由花岗岩构成的中央山脊，分割为一系列高低错落的山峰，最高海拔一千九百英尺。从远处望去，香港粗重的轮廓线在周围诸小岛的环绕中和更高的山脉的映衬下几乎无法辨认，在很多描述里，它被形容为介于阿伦岛（Arran）与比特岛（Bute）[1]之间。岛上的花岗石部分处于崩离状态，但是也不乏坚固的石材，用于堡垒、码头以及维多利亚城的建造。维多利亚城位于岛的北面，背倚维多利亚峰（Victoria Peak，即太平山），面朝大陆上现在被称作不列颠九龙（British Kowloon）的一片属地。九龙的这段海岸与香港的北岸拱卫出世界上最优良的海港之一，这片长六英里、宽两英里的水域为最大型的船舶提供了安全的锚地。这张照片拍摄于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Matheson & Co.）在东角（East Point）的驻地，画面正前方显示的是黄泥涌（Wong-nei-chong）又称跑马地（Happy Valley）的入口，这里以如画的山景、跑马场和欧洲人的墓地而闻名。左边的山丘为摩理臣山（Morrison's Hill），山上建有华美坚固的西洋住宅，居高临下，坐览城市与海港壮丽的风景。

维多利亚众多的码头和货栈、公共建筑以及私人住宅整齐地分布在平缓的山坡上，山顶被厚厚的云海笼罩。帆船的桅杆像森林一样密布于维多利亚角外的海面，这也许能让读者对我们在香港的贸易的重要性有所了解。根据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这个小岛被割让给英国；1843年4月5日，这里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此之前，香港只是一个蛮荒无趣的岛屿，如同现在它周边那些小岛一样。岛上除了几个小渔村之外一无所有，在不列颠的旗帜升起之前，这里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里的乡民唯一的损失是一种古老的特权，不过，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光彩。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像是和和气气的渔民，实际上却操持一些不同的营生。二三十年前，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从事海盗的勾当。海盗的掠夺带来的快感是如此的蛊惑人心，就算现在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已经很重，还是无法彻底根除。虽然现在海盗活动已经远不如以前猖獗，但是我们还是能听到在香港附近甚至就在港口里面发生海盗的暴行。下面引用的这些记录，在殖民地历史的早期十分常见，庆幸的是现在只是偶尔能碰到了：“1846年3月，一大群海盗，约八十人之众，洗劫了石排湾（Shek-pai-wan）的村子。”[2]此地现在被外国人称为香港仔（Aberdeen），有一个宽阔的码头。“1854年4月25日，警察和一帮山贼在石排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几个强盗被击中。”[3]“从1856年11月1日到1857年1月15日，在香港水域总共记录了二十二起海盗事件。”[4]

1857年1月15日，中国的面点师傅在面包里加入砒霜，图谋毒害整个外国社区。好在毒药的剂量不大，否则必将酿成一起严重的灾祸。不过这一投毒事件很快就败露了，警方快速出动，及时阻止了更多的人食用这些面包。这些面点师无疑是受了一些地方势力的收买，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相信真正的肇事者未必能被绳之以法。在那段恐怖的时期又有恶性的热病大肆蔓延，大量外国人殒命于此。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在她的成型期间遭受种种灾难以至重回荒芜的城市，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曾经的欧洲人的坟墓，这个小岛公正地获得了它应得的尊敬。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这个小岛和岛上的居民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在它贫瘠的乱石堆里，一座漂亮的城镇拔地而起。山坡上种满了树木，不仅美化了环境，也净化了空气，增进了居民的健康。道德方面也有所进步，虽然算不上特别显著，但是警察系统日渐完善，拥有一定财富和地位的本地人出于道义和自身的利益，也参与进来共同抑制犯罪。

曾经遍布全岛的亡命之徒的团伙正在疾速消失，虽然香港依然为海盗和暗杀这类犯罪所困扰。法律的威严不足以制止家仆和用人的各种小偷小摸，作伪证是司空见惯的，因为下层的民众相信通过一个谎言来保护他们的朋友是值得称赞的，而立誓说出真相让朋友受到伤害则令人不齿。在英国的治理下，香港的人口从1841年的七千四百五十人增加到1865年的十二万五千五百零四人。[5]定居于此的外国人超过两千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少数人可能就在这里出生。这些人大多从事贸易，对他们来说，香港只是一个寄居之地，直到他们积攒到足够衣锦还乡的资本。以轮船为主的现代交通方式让回家的旅程变得既便宜又快捷，那些能负担得起的人因此可以频繁地往来于故国与新世界之间。随着商业活动的增长和竞争的激烈，交通会变得更加便利，即使是那些做小生意的人也可以随意规划自己的居留期了。

[1] 均位于爱尔兰西南的克莱德湾。——译注

[2]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William Frederick Mayers，Charles King，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Trubner and Co，1867，p.60.

[3] 同上，p. 68。

[4] 同上，p. 73。

[5]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p. 17.

香港的港口

这张照片拍摄于1869年爱丁堡公爵访问香港期间，画面里皇家海军加拉提号（H.M.S. Galatea）停泊在毕打码头（Peddar's Wharf）外。熟悉这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背景里护佑海港的九龙一侧的山脉，那些在公爵登岸时在场的人应该都没有忘记当时的盛大场面。各国船只都装饰一新，商船排成长队守望在码头外，成百上千当地人的小船也挂上鲜艳的彩旗，密密麻麻的人群挤上甲板，甚至爬上帆索。码头和栈桥被黄色脸孔汇成的海洋淹没，人们都争睹尊贵的英国王子的风采。我也不会忘记一些人表达出的失望，他们发现王子不过是一个身着朴素的上尉军服的普通人，既没有锦衣华服，也没有任何皇家的气派。其中的落差，想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大皇帝的子嗣，都是太阳的兄弟，月亮的亲戚，那些光芒万丈的面容不是一般人能够瞻视的。

尽管有大陆和香港岛的庇佑，以及周围众多小岛的环绕，这个海港还是常常遭到冬天肆虐于中国海的台风的侵袭。

在台风季节，总数逾三万的船民们仔细观察天气的变化，机敏地捕捉风暴的动向。不过，他们通常也将自己的观察结果与港内外国舰长们掌握的气压变化相核对，一旦确信风暴即将到来，疍家人和渔民们纷纷返港，停靠在九龙湾直到风暴过去。海港一带的景色十分优美，在寒冷的季节人们会寻找一些幽静怡人的地方举行野餐会，青洲（Green Island）和昂船洲（Wong-chuen-chow）是首选，九龙的青山绿水间也是不错的选择。

香港的轿子

香港没有出租马车，轿子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新来的人往往不太能接受这种车辆的替代品，一开始他会对那些用肩膀抬起他的可怜人生出几分怜悯之心，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他发现在这种炎热恼人的天气里辛苦工作一天之后，他确实需要休息，于是他的目光移向那些看起来快乐、满足又健壮的轿夫。他们大声地招揽生意，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们殷勤地招待老主顾，为乘客奔上忙下。在所有的旅馆外面和主要街道的拐角处都有等客的轿子，码头上也一样，旅客们甫一登岸，就有轿夫热情地迎上去。为了抢夺顾客，轿夫们都把自己的轿子收拾得干净又漂亮，并且努力展示他们强健有力的四肢。他们毫无怨言地攀爬台阶，穿街过巷，崎岖的盘山路也不在话下。他们将所有的水手通称为“杰克”（Jack），见到衣着华贵一些的就叫“船长”（Captain）。这些轿夫的生活十分清苦，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住所；为了早起揽得生意，他们通常都在等客的地方露天而眠。他们在街边的小摊上解决饭食，要是他们偷几天懒，很快就有继之者将他们取代了。

公共轿子都有执照，每个轿子上都贴有印制的价格表，费用从十分到一天两元不等。轿子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使用历史，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轿子都被视作官员的一种重要配备，从轿夫的数量和随从的多少可以辨别出轿主人的品秩。武官不能坐轿，如果他们不愿意走路，可以选择骑马。

在内陆的一些地方，譬如宁波一带的山区，轿子做得很轻便，以适应当地的山路。这种轿子由一把简单的藤椅和两根竹竿组成，另有两根绳子吊起一块窄木板，供乘客放脚之用。

最重要的轿子是结婚用的花轿。它被装饰得富丽堂皇，悬挂着红色的丝绸帘子，用来阻挡婚礼那天投向新娘的无礼窥视。与其他繁复花哨的婚礼用具一样，花轿也是从承包商那里雇来的。

一个中国学童

香港的各个片区都设立了让本地男孩入学读书的官办学校，这些学校与教会组织的学校一起，容纳了大约两千名学生，他们接受常规的英语教育，以便将来能成为合用的译员、买办、会计或者店员。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行政和商业机构中担任的职务是欧洲人难以胜任的，他们占有语言上的优势，对那些外国人永远也搞不清楚的习俗又有着先天的了解。虽然对英语的掌握很少能让他们在兢兢业业的抄录员或会计师之上有所提升，但是由于他们熟悉我们的账务方法，又精通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们的商业机构里他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我曾听一些同时教授欧洲儿童和当地乡下孩子的人大力赞扬中国学生的勤奋和天资，我可以肯定地说，尽管这些当地人在学习外语和外国思维方式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劣势，但是他们出众的学习能力足以让他们与他们的欧洲对手并驾齐驱。

在国内的各个地区都开办了中国政府支持的学校，由外国和本国的老师教授外语和科学，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丁韪良博士（Dr. Martin）[1]主持下的京师同文馆。此外在福州还有一个船政学堂，学生们在这里学习造船、工程、机械以及航海科学。在这所学校里，理论学习被缩减为按照既有的外国模型练习建造蒸汽机，以及各种与航海相关的实用技能。

[1]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字冠西，美国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二年，1898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译注

一个中国女孩

在中国，女孩的教育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她们深居简出，因而在中国历史上难得找出几个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女性。上层社会的女性中有的接受过些许教育，能简单地读书写字，但这只是为了让她们在严格而古板的礼教的约束下更好地尽妻子和女儿的本分。少数时候她们被教授一些文雅的才艺，比如弹琴，以便在老爷们闲散的时候献唱一曲供他们消遣。不过她们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学习如何梳妆打扮上：怎样施涂厚薄适当的脂粉，在下嘴唇上画上鲜红的点；怎样搭配那些翠鸟羽毛或者珍珠做成的头饰；怎样用她们的小脚走出优雅的步态，坐下的时候保持她们的绸缎衣裙不起褶子。下层的女性被教给的几乎都是家务事，有的还要担负起生活的重担，跟家里的男人们一起在田间劳作。采茶和养蚕都是女性的工作。女性被灌输的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勤劳和节俭，这使得她们能够适应低微的生活地位。

一个香港画家

林呱（Lumqua）是钱纳利（Chinnery）的中国学生，后者是一位著名的西洋画家，1852年逝世于澳门。林呱创作了大量精美的油画作品，至今还被香港和广州的画师们用作仿制的样本。如果生在另一个国家，他可能会成为一所绘画学校的创始人，但是在中国，他的后继者们没能抓住这种艺术的精髓。他们只是进行毫无创造性的仿制，在限定的时间里、坐在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埋头复制林呱或者钱纳利的作品。香港有许多的画师，但是他们都做着同样水准的工作，收取差不多一样的费用，作品的价钱视画布的尺寸而定。这些画师的主要业务是根据照片绘制放大的油画。每个画室都有一个专门负责招揽生意的人，他带着样品在停泊港内的船舶间穿梭，在外国水手里面寻找潜在的顾客。通常达成的交易是用最少的钱将某个玛丽或者苏珊画到最大尺寸，并且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付装裱好的画作。画师们进行分工合作，学徒只管画身体和双手，面容则由师傅操刀，这样一幅画就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鲜艳的色彩被随意地使用，因此“杰克”的意中人可能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全身上下挂满了金链子和各种珠宝首饰。如果多讲究一些技法，把那些艳丽的色彩适当调整，这些油画其实也能算得上是不错的画作，不过所有由于照片本身的劣质而呈现的变形也都如实地放大到画布上了。这些画家最优秀的作品是他们绘制的外国和本地的船只，每一幅都相当精美。他们放大照片的方法是在画布上打格子，对照着原始图片上划分出的小格子一格一格地画。在香港和广州还有一些缩微画家，他们在象牙上作画，作品的精美程度不输于最地道的印度象牙画，也比得上在我们国家现已被照片取代的古老的缩微画。

我将有机会在这幅画作收尾的过程中观察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

香港的钟楼

罗灵斯先生（Mr. Rawlings）在1861年设计了这座钟楼，它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装饰。上面的钟也一样，本来如果调校得当，它可以多发挥一点用处的，然而作为这种气候下无辜的受害者，它总是出毛病，在一年里大多数的月份它都不工作，好像天气一热它就放假了。从港口能清楚地看到这座钟楼，夜里它发光的钟面给驶向毕打码头的舵手提供了醒目的标志。连接钟楼和码头的街道两边矗立着一些最早的殖民地建筑，照片右边的建筑最近被亨特洋行（Messrs. Hunt and Co.）进驻。

画面左边的这一排宫殿式的建筑是颠地洋行（Messrs. Dent）在贸易最繁荣的时候修建的，画面里的这一部分是它的西翼。现在这座大楼分租给三家不同的商行。左边靠近钟楼的部分是香港大酒店（Hong-Kong Hotel），按照伦敦大型饭店的模式建造。但是对股东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它的规模大大超出了当地的需求。现在它被租给一个中国人经营，厨师和侍应生都是中国人。这里管理有序，酒店也很舒适。巨大的餐厅在下榻的客人眼里新鲜又别致，周到的服务和公道的价格也能给客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本地的侍应生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机敏又有礼貌，穿着干净的丝绸或者亚麻布的褂子，用流利的“洋泾浜”英语与客人交谈，只不过这种混杂的语言只有当地人才能听得懂。年轻的男仆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他们也能读写，对我们的语言运用自如，他们大都在官方学校接受过训练。

画面右边包着头巾的人，是一个印度警察，最多的时候有大约三百人在这里服役。现在他们逐渐被遣散回国，空出的位置由欧洲人和西印度黑人代替。这些高大的印度警察被公认为装饰性大于实用性，在中国人中间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无用，因为除了一两个特别有天资的，其余的人既不能用英语，也不能用中文跟中国人交谈。几个抬轿子的苦力正在候客，他们为此地的中外人士提供了一项很重要的服务，在之前的一段文字里我已对他们作过详细的描述。

海傍，香港

海傍[1]是一条走起来十分惬意的街道，它有几英里长，在鲤鱼门（Ly-ee-moon Pass）与通往筲箕湾（Show-ke-wan）的道路相连，可以通达我们从东边来时的码头。这张拍摄于阅兵场（Parade ground）前面的照片展现了海傍主要的商业建筑。画面左边朝向水面的建筑属于汇丰银行及有利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and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s），中间那一排大楼由颠地洋行修建。洋商们的办公室通常设在一楼，楼上是他们的住所。当习习的凉风从海面上吹过来，他们可以在宽敞的阳台上漫步，观赏这里开阔的海景。

这些建筑建造得厚重而坚固。设计师们都被告知，那种轻灵的外观结构虽然看起来漂亮，但在这里却不足以抵挡不时来袭的猛烈的台风。我记得在一次台风期间，当风暴刮得正猛的时候，几个外国人试图营救两个困在小船上的中国女子，她们的小船停在画面中间那艘游艇差不多的位置，两人竭尽全力不让小船撞上岸堤。此时的岸堤在风浪的拍打下已经破碎不堪，散落的花岗石像一道链锯挡在岸边，外面还漂浮着那些被撞坏的船只的残骸。狂风怒吼着卷起海浪，疯狂地朝岸上的房子扑过来，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灯柱和拴船的铁桩，躲在门廊后面等待营救的时机。在一阵阵浪头的间隙里似乎能看到一点出手的机会，但是所有的尝试都像羽毛一样被吹了回来。其间两艘大船被吹回码头，一艘在风暴来临前才刚刚下水，现在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另一艘的命运也差不多，英勇的船员们都已经葬身海底。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当夜幕降临，那两个不幸的女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第二天早上，整个海傍满目疮痍，许多当地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幸存的人也失去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那些在风暴中损毁的船只不仅是他们水上的住所，更是他们的生活来源。外国和华人社区迅速伸出的援手让人们的悲伤稍稍舒解，这种慷慨解囊救人之急的义举，是香港及其他中国港口的外国社区的一个特色，基督的慈爱精神鼓舞着他们，无需极力宣讲，不用热心人站出来呼吁，也不用举办宴会将其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只要发一个简单的布告，告诉人们这里有一个寡妇或者孤儿需要救助，爱心和善款就会送到他们手上。我必须提一下城市后面山顶上的旗杆，它是殖民地历史上最早的设施之一，有一个信号员驻守在那里，执行一套旗语。这根旗杆是本地欧洲人热切关注的对象，因为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港口，它都会有所显示。

那些已经定居在香港的人，不再急切地望着那根光秃秃的旗杆等候船期。但是当他们看到山顶上展开的小旗、升起的烟火，他们仍然感到宽慰和激动，因为那宣示着有信件抵达了港口。

[1] Praya，葡萄牙人将城市前面这种沿着海港铺设的宽阔的石子路称作Praya。

疍家女孩

这是一户体面的水上人家的两个女儿，她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摇橹掌船。比起卖身为奴，让那些心地不善的太太们买回去做丫鬟，或者遭遇更坏的命运，这种跟广州所有的穷苦人一样勤俭谨持的生活还是令人欣慰的。

姐姐头上戴的帽子是用藤条编成，做工精细，并且浸涂了桐油以防水。它既能遮挡阳光，也能挡雨，跟雨伞的功用一样。与雨伞相比它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当它为主人提供遮蔽的时候，不会占用她的双手。

广州的码头上停靠着数百艘载客的小船，掌船的都是年轻女孩，她们热衷于将自己的小船装饰得鲜亮迷人。每艘船都有一个小小的船舱，开向前面，地板和宽大的座位上都铺着白色的毡子。在船舱里乘客能找到烟斗、火捻以及打火的器物，舱壁上贴着装饰画和小镜子。女孩们从后面撑着小船，在她们与乘客之间隔着一个木隔板。这些小船的外观十分吸引人，它们的甲板都被打磨得光滑锃亮，与舱内洁白的毡子交相辉映，竹制的船篷上还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花园，种着美丽的花儿。这些女孩穿着素雅的衣服，用鲜艳的花朵装饰她们乌亮的秀发，更衬托出她们黑色的眼睛和橄榄色的肌肤。

疍家老妇和小孩

许多广州人在船上度过他们的一生——从呱呱坠地到踏入坟墓。这些浮动的居所为它们贫穷的主人提供了很多便利，在岸上他们只能蜗居于城市最脏乱的区域里一爿拥挤的棚舍，吸入的是无人照管的街巷间污浊的空气。在中国的城市里即使是最繁华的地段也不太注重卫生，因此那些地方的状况可想而知。而住在船上，主人可以为他和他的家庭找到一份不错的营生，并且拥有一个干净、舒适又漂亮的家。他可以把船泊在任何地方，选择与自己意气相投的邻居。他可以每天更换不同的停泊地点，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交际之广是住在岸上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当他去拜访朋友的时候，他的家和家人也随之前往；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可以摇着船去乡下看医生，那里健康又清净，能让病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或者他可以把船停靠在他常去的寺庙，在那里寻求神灵的帮助。神的力量拥有的治愈力在传统里代代相传，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照片上的老妇人跟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在船上，她仍然高高兴兴地摇橹撑船，帮助补贴家用，一边也帮着照看孙子。她背上的孩子也许是长孙，那是一家人的骄傲，也是她晚年生活的希望。孩子被装在布兜里背在肩上，这是汉族人携带婴儿的方式，当他睡着的时候他把脸埋在背负者的背上。这种方式十分普遍，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船民和劳动阶层都长着扁平的脸和宽宽的鼻子。

曲艺人

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掌握了音乐的理论，远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上古时代，他们就使用六个律管来吹奏高音，六个律管吹奏低音。[1]这些律管最初用芦苇或竹子制作。后来，随着十二律管的形制成为定例，改用玉石制作。这些可以被看做是管乐器的雏形的律管，不但被用来核准音律，也演变为长度的标准。我最近见过一个小乐器，据说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某些方面看起来跟理雅各博士（Dr. Legge）[2]描述的音管很相似。它有一个小小的吹嘴，管身上有几个开孔，能吹奏出不同的音。暹罗北部的佬族人现在也还在制作一种用芦苇做成的简单乐器。

中国人能用他们的管弦乐器演奏出许多或哀伤或喜悦的曲子，但是他们似乎不懂得和声，当一个乐团一起演奏的时候，他们要么整齐一致，要么彼此冲突，演奏者里面总有抢拍子的人。乐团被请去驱赶恶鬼以及其他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如果那些恶鬼们对音乐有一点品味，这一招还是挺管用的，而且如果这种音乐被用在《麦克白》里面的话，一定能让赫卡忒（Hecate）和她邪恶的姐妹们万分受用。

“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3]

这两张照片展示的是中国的“小提琴”和“吉他”，以及它们的演奏者。他们被雇来给一个节日庆典助兴。

[1] Translation of Shoo King，Part II. Book I. Dr. Legge.

[2] 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苏格兰汉学家，曾在香港主持英华书院，翻译了多部中国经典，包括四书五经、《孝经》、《道德经》、《庄子》等。本书中多处引用他翻译的Shoo King，即《尚书》。——译注

[3] 《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赫卡忒唱句。采自朱生豪译本。——译注

广州的帆船

“Junk”一词被欧洲人用来指代所有的中国船只，不管是商船还是战船。这个词可能来源于日语里用来表示大船或者舰艇的“jung”。正如欧洲不同地方的船之间大有差别一样，中国各地的船只在尺寸、样式和外观上都迥然不同。照片上左边扬帆待航的这条船是广东一带沿海商船的常见样式，它可能是往来于中国南方各港口间的船队中的一只。它看起来笨重又不便操作，不过在风向适宜的时候它能航行得很好。船身拥有双层舱壁，接缝处用麻絮和大马胶仔细地封闭，后者主要从马来群岛、暹罗或者柬埔寨进口。船身用三层粗重的硬木桁加固，从船首一直延伸到船尾。船舱分隔成几个水密舱，这样当一部分船舱受损进水的时候，船身仍然拥有足够的浮力以坚持到靠岸。这条船是这种类型船只的一个典型例子，它身上有一些外国船舶的影子，不过总的来说它还是采用了古老的中国样式以适应国人保守的眼光。我们仍然能看见巨大而笨重的舵，上面有一些开孔，用来减轻海浪的拍击。中国人至今还是没有认识到一个小型的、全浸入式的舵也能起到完全相同的作用，并且能大幅度减小损毁的可能性。船首两侧画着两个巨大的眼睛，加上船首独特的造型，使得整条船从前面看起来像一头凶恶的海兽，这是为了吓跑那些来自深海的怪物，或者巨形的鱼，那些东西随时都可能冒出来阻碍航行。毡布做的船帆用竹竿撑开，怎么看都像是一只巨大的蝙蝠或者神话中的火龙展开的翅膀。不过，它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难于操作，一个手脚麻利的船员可以很快地升起帆，需要放下的时候只要解开绳子就能毫不费力地收起来。锚用特殊的硬木制成，可以沉入水里。缆绳和锚索用藤条、竹子或者棕榈纤维制成，极为结实，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断掉的，不过有一个短处是缺乏柔韧性，不方便卷绕。这些商船通常都备有武装，携带至少六门使用六到八磅炮弹的西洋炮，还有一些火绳枪及弹药。

这些船频繁地在一些小商人之间转手，有经验的船员也包含在交易里面。这些人收入微薄，又缺乏令人信服的首领，而且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航海训练，因此船员中间总是充满争执，完全无组织无纪律。这些人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稍微有志气一点的劳动阶层都宁愿在岸上谋生，而不是出海从事这种又辛苦又冒险的工作。

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比如说遇上风暴，船员们会共同决定如何让船脱离险境，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否能奏效，要交由“妈祖”来裁定。“妈祖”是水手们信奉的女神，船上设有她的神位。每个水手都随身携带一个小香包，里面装着取自某个灵验的妈祖庙的香灰，当做他们驱灾除魔的护身符。

船只出海前都要祭“妈祖”。剁掉一只公鸡的头，把鸡血和一些鸡毛粘在船首和前桅上，还要在船头上往海里洒一杯酒。宰公鸡这种仪式也被马来西亚的华人采用，这是一种立誓的方式。我在这两个地方都见过这种事，当某人被认为说了谎，他的答复就是他可以对着鸡头发誓。

据我的观察，他们用来指导航行的并不是指南针、气压计或者天文观测，而是对于水流、地形和风向的认识。指南针也有使用，但是构造十分原始，木制圆盘的中央支着一根颤悠悠的小指针，盘上刻着一些难懂的中国文字、星象以及其他一些符号。号称是指南针发明者的中国人把科学应用这种装置的功劳拱手让给了其他民族，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关于中国船舶的评述，只限于商船，稍后我们将展示中国在战船建造上取得的巨大进步。

观音庙[1]的正门，香港

这是山坡上的一座小庙，位于维多利亚城的东边。它里面供奉着观音[2]，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女神在香港的中国人里面拥有广泛的信众。跟中国大多数的寺庙一样，它建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周围被古树和林荫道环绕，庙前就是开阔的海港。在通往寺庙的花岗石台阶上总是伫候着很多乞丐，长年不断地在这里等待前来进香的信徒们的施舍。这些乞丐深知对佛教徒来说帮助穷苦人是一种功德。寺庙正面繁复的装饰是这类用于供奉和祭拜的建筑的典型样式。正门里面六英尺的地方摆放着一块厚重的木制屏风，绕过屏风才能进入寺庙的内堂。屏风在中国人的居所里是一种常见的摆设，它有着双重功用，一方面保护居者的隐私，另一方面它可以阻挡恶鬼，因为据说鬼只能走直线，不会拐弯。跨进门槛，右边是一个配药处，一个药剂师在这里为信徒们制作各种神药；左边有一个老僧人负责处理香客们带来的纸钱，这也是一种供品。观音穿着垂顺的长袍，面容祥和，居于殿堂中央祭台后面一个阴暗的壁龛上，祭台上摆放着铜碗、花瓶、点燃的蜡烛和香。地板上摆放着一些蒲团，供香客跪拜之用；在其中一个蒲团上，一个老妇人正在躬身祈求女神保佑她生病的儿子。她嘴里念念有词，不时抬起头，希望那尊彩绘的泥菩萨能给她一些好兆头——可怜的人啊！她含着泪的双眼满怀期待地望着地上的两片竹签，未来是吉是凶就写在上面的那根签上。她深怀慈母之心为子祈福，不停地摇动着命运的签筒，不达心愿不肯罢休。终于，在经过了许多次的失望之后，她求得了一支吉签，于是她将她的孩子托付给了观音。

[1] 即今香港铜锣湾天后古庙。——译注

[2] 原文为“Kwan-yin”。虽然天后古庙中也祭祀观音，但主祀天后娘娘，这里按照原文翻译。——译注

化缘的僧人

这是观音庙里的一个僧人，他的工作是为寺庙的建设化缘，为香客提供一些琐碎的服务，以及教他们一些简短的经文。我给了他半块钱想要拍一张他的肖像，结果他很愤怒，声称这些钱不足以补偿他因为拍照而失去的好运，所以价钱应该再商量。他还告诉我说，平常他给香客们帮忙拿的报酬比这多得多。他的贪婪在化缘这件事上表露无遗，不过，从他那面黄肌瘦的身形来看，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乞来的善款中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他是成千上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在中国的寺院里讨生活的人之一。观音庙门前的台阶上聚集着大量令人厌恶的乞丐，一群半死不活又嚎个不停的野狗在垃圾堆和乞丐们扔下的东西里面找吃的。

香港的街道

香港本地人一眼就能认出照片上的这条半中式、半西洋的街道，它通往湾仔（Wanchi）、黄泥涌或跑马地。

街道两边的店铺主要是本地人在经营，他们为住在附近军营里的士兵及他们的家属服务。此外这里有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待过几年的中国人，他在那里学会了制作西式鞋。他从美国进口皮革，雇了一群工人制作马靴和皮鞋。他的鞋样式大方，结实耐磨，当然价格也跟最好的外国制造不相上下。这条街上还有许多做藤椅的店铺，他们的产品主要是各种用来布置阳台和门廊的轻便椅子，在欧洲销得很好。

任何时候路过这条街道，从日出到深夜，你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持之以恒的勤奋。他们好像从来不需要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工作完成。

饭馆里的烟客

抽鸦片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除绝的奢靡，许多最穷困的人沉沦于此。最凄惨的乞丐往往都是烟民——正是这种恶习将他们从舒适富有的生活推入现在的境地。这些人名誉扫地，毫无自尊，从前的朋友和伙伴都视他们为瘟神。为了换得那摧毁了他们的声誉、精神和肉体的毒品，他们甚至愿意交出最后一块遮羞布。这些人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抑郁消沉，许多人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据香港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一种被这些人普遍采用的自我毁灭的方式，是吞食烟片烧过之后的灰渣。烟馆和饭馆的老板仔细地收集这种灰渣，直到积齐足够致命的分量。寻死的人借着水吞下这种东西，然后两脚一蹬，像狗一样死在某条小巷或者垃圾堆里。以这种方式服用这种麻醉剂是绝对致命的，它会牢牢地黏着在胃的内壁上，使胃无法蠕动。

在那些低等烟馆里出售的大烟，都是掺了鸦片灰的劣质品。烟馆里空气污浊，弥漫着鸦片燃烧的刺鼻气味，加上长椅上躺着的那些面色青黑的烟客，简直就是一番恶梦中的景象。

吞云吐雾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中国的富有阶层吸食鸦片的情景。这位吸食者拥有充足的闲暇和金钱，因此他能随心所欲地吸食鸦片。他的烟具看起来很狰狞，既不像印度的“水烟筒”，也不是我们常用的那种小型的烟斗。它是一根金属或竹子材质的长管，一端开有一个宽大的吸嘴儿，另一端封闭。烟锅用金属或者陶瓷制成，通常有着华丽的装饰，顶上开有一个小孔，用于装填鸦片。他吸食的鸦片是用生鸦片煮制后得到的一种黏稠的糖浆状的提取物。当他拿起他的烟枪的时候，他就必须放下他的工作，找一张床或者躺椅躺下，再拿一个硬枕头垫起头。在靠近头的地方放一盏小烟灯，由他自己或者仆人用针尖挑起细小的烟丸放在火上烘烤，然后放入烟锅。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吸食者将装入鸦片的烟锅伸到灯焰上，开始吞云吐雾。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鸦片带来的迷醉之中，生意和工作全都扔到一边，直到烟毒的效力过去。

吸鸦片是最难根除的恶习之一，吸食者一旦上瘾，他原本健康的精神状态便逐渐被毒害，被摧毁，他不再关注他的事业，不在乎耗尽家财，甚至丧尽天良售卖妻子儿女，以此来满足自己对鸦片的渴求。对已经上瘾的人来说，戒除鸦片是一件既困难又危险的事，突然断绝鸦片会产生极为痛苦的身体反应，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吸食者只能逐渐减少吸食量，降低身体对鸦片的依赖，同时增加营养，恢复胃的功能，一段时间以后他对鸦片的需求就会慢慢消除。

在一开始的时候，鸦片一定拥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沾染尝试。然而一旦上瘾，那种令人愉悦的感受就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可怕的依赖，为了吸上一口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认识一个很有才华的缩微画家，他是一个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最终被鸦片毁掉了。五年前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相貌英俊、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梳着整齐的辫子，头刮得干净锃亮。他总是穿着最好的绸缎，留着跟秃鹰一样的长指甲，让同伴们十分羡慕，他自己也很得意。这个衣着光鲜的年轻公子当时是一名专职的肖像画家。几年后我偶然遇见他，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弓腰驼背、两眼无神、面色苍白的“老人”。他还是从事着他的那份工作，不过一周只干两天，其余的时间都贡献给他的烟枪了。这个例子充分证明这种恶习甚至可以毒害原本健康又有活力的年轻人。我听说很多有节制的吸食者将自己的吸食量控制在一个适中的剂量——据说是每天一丸。我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个说法，不过，考虑到这个阶层的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守他们的秘密，这个事情很难有个确定的答案。

晚饭过后

这是晚饭后门廊上的一个小小的聚会。全家人都笼罩在烟草的烟雾里，他们使用的烟具跟我们的有些差别。老妇人和她的女儿使用的是一种水烟袋，它有一个盛水的小隔间，用来冷却和过滤烟气。一家之主正在享用一根看起来像是拐杖的东西，其实那是他最喜欢的烟袋，它很有年头了，主人对它精心呵护，倾注了相当的感情。这使我想起我们国家那些为了让烟斗呈现出古董色泽而几近疯狂的烟民。在这里我请求我的读者给予某位虔诚的丈夫一点同情，他可能因为他妻子的幼稚行为而临近崩溃了。这个可怜的女人见她丈夫爱好吸烟，于是趁他外出的时候，满心欢喜地想要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她发现他的烟斗又脏又旧，于是就拿过来刮除污垢，仔细清洗，最后还刷上一层油漆。这下可好——所有那些单身时期留下的记忆，那完美的色泽，那历经多年把玩才呈现出的古老小提琴一样的温润质感，全都没有了。

由此看来，中国人跟我们的国人一样也通过饭后一袋烟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同的是在中国，妇女也参与这一活动。上层社会的老爷太太们使用的水烟袋有仆人为之携带和装填，在他们谈话的间隙仆人会利落地把烟嘴送到他们的嘴边。这种习俗，对一个“化外蛮夷”来说，恐怕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适应，尤其当他发现正在与之欢快交谈的女士，鼻孔和嘴里不停往外冒着烟，惊愕之下谈话的氛围也霎时间变得辛辣起来了。

立志功名

在中国，历来都是那些拥有过人天赋或是高超的文学造诣的人被授予最高等级的地位和荣誉。通过在主要城市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即使是最穷困的读书人也有可能登上显赫的官位。数千年来帝国的稳固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体制，答案不言而喻。通过这一方式，一种积极的影响被传递到穷人中间，让他们与掌权的阶层更多地联系起来，使得他们也普遍地希望维持一种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当然，也有更多的人没能通过这种选拔，转而投身教育，也有可能获得低等的功名。因老弱而无法再从事之前的职业的，无论如何他们都能得到普遍的尊敬，通过为其他立志功名的人提供指导而赚取生活所需。这就是照片里这位颇受尊敬的读书人的写照。他坚信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要么就是考试的时候有某种东西在作怪，所以他才会考了一次又一次。不过他依然发奋用功，始终抱有希望，就算到垂暮之年才能登科及第，也能为自己和家族争得荣光，成为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中的一员。当他达成这个目标，他希望能建立起一套更新更先进的规程，用以杜绝考试过程中的腐败，让像他这样一肚子学问却总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读书人有一个公平的高升机会。我们还没有见过几个完全不识字的中国人，多数父母都从他们的收入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让儿子接受教育，希望某一天他的才华能让他飞黄腾达。

梳妆

中国的女士们精于梳妆，不过她们的方式与我们的有些不同。没有哪位注重仪容的中国美人会拒绝洗脸，而且必须用温热的湿布来擦拭。这一步程序完成后，就要抹上精心准备的香粉。粉被压实在一个小碟子里，碟子外面套着一个精致的纸盒。轻轻蘸取适量的粉，仔细地敷上脸颊，之后再用胭脂给光滑洁白的皮肤增添颜色。胭脂是中国的一种特产，看起来像一本小书，每一页上都覆有颜料，外面有一个亮闪闪的、棕红色的封面。女士们只需将手指润湿，蘸取少许抹在脸上，就能让脸颊呈现出美丽的颜色，类似于那种装在水晶盒子里、用煤烟制作的黛墨，只不过这个东西被她精心地用在扑过粉的脸蛋上。她们去除面部毛发的方式也很独特。她们将两根丝线绕在手指上，紧贴面部，像钳子一样拔去多余的毛发。她们用这种方法将眉毛修至合适的宽度，除去脸颊和脖子上的茸毛，或者修出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

发型因地域的不同而多种多样。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提供一些实例，每一种都十分精巧，经过了细致的处理。一些发型非常漂亮，也许能给我们国家的女士们一点启示。头发挽成髻之前要抹上一种树胶使它变硬，这种树胶来自一种富含胶质的树木的刨片，将之浸泡在水里胶质就会渗出来。香粉、胭脂、梳子、牙刷、舌刮、发胶、发夹，所有这些梳妆用品都装在一个用铜或银镶制的梳妆盒里，盒子的顶盖上镶有一面镜子。我肯定不会忘记告诉我的读者，假发在中国的女士们那里也有很普遍的使用。当她们乌黑的长发变得稀少，她们可以找熟识的理发师买一个假发髻；或者，如果这位女士要求比较高的话，还可以让专业的匠人为她定制一个。

劳动阶层的四张肖像

在这四张肖像照片里面，上面两张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劳动阶层里面老年一代的样本。这对老夫妇已经相伴走过了几十年，他们的生活始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现在他们膝下已经成长起两代人，儿子和孙子接替他们担当起养家的重任。老妇人仍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她的针线很好，照料家中常有的小病小患也很有经验。她的头发变得花白又稀少，但是依然梳理得很光洁。

作为一家之主的这位老先生，通过阅读一些时下流行的闲书来打发时间。这些书里通常都是一些在我们看来既无聊又无趣的故事，但是却很为它的读者所信服。为了照顾识字不多的读者，印制的时候只使用一些简单、基础的文字。这位老先生的眼睛好多年前就已经不好使了，因此虽然他很不情愿，还是不得不戴上眼镜。他的眼镜是中国产的，边框比我们的曾祖父使用的眼镜还要厚重。镜片跟我们常用的一样也是凸镜或者凹镜，根据视力的情况而定。镜片用上好的天然水晶制成，他们直到近几年才掌握了这种工艺。在此之外中国人还是不懂得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不过福州船政学堂已经开设了这类课程，由外国人来教授光学应用。

下面的两幅头像属于来自同一阶层的两个年轻人。左边照片上的男子上身赤裸，他在做工的时候就是这样赤膊上阵，同时用一根竹簪将辫子盘起来。工作结束以后他会穿上衣服，也许会去找个剃头匠刮刮头。那些被诱骗到南美洲的种植园或矿山做苦力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这种形象。成千上万这样的中国人去到美国，用他们的勤奋在太平洋铁路的路基上留下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右边照片上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她跟她的家人一起经营一艘用来给大船装卸货物的小艇。她的头上包着一条头巾，用来遮挡阳光。这个阶层的未婚女性将头发梳成一根辫子，用一根银簪盘在脑后，她们可以在前额留起丝缎一样的刘海，婚后她们的头发就会像前面那位老妇人那样梳起来。

海口，新的条约口岸，海南岛

海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岛，属于广东省的管辖范围。岛上最大的港口海口在1872年向外国人开放通商，英国人随即在这里设置了一名领事。据广东史志记载，中国人最早在公元654年领有了这个岛。[1]这里曾以出产珍珠闻名，也是11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苏东坡被贬谪的地方。与台湾一样，中国政府在这里也为怎样让岛上各个独立的部落服从管辖而头疼，而且同样的，土著居民都被驱离海岸一带，避入内陆的崇山峻岭之中。

海口位于岛的西北部，照片上的两座炮台守卫着通往城市的河口。乘轮船从香港到海口有一天半到两天的行程。口内的河道既狭窄又危险，到处都是沙洲，而且经常变换位置。为商船划归的停泊地距离城市有四英里，在两地之间有小船为商船补充给养，或者运送乘客到海口。

城市修建得很漂亮，与中国其他的许多城市一样，建有一道坚固的城墙。城内的街道看起来比大陆上的城市都要干净整洁。从海岸向内陆二十英里都是广阔的平原，这里那里点缀着一些不起眼的小山。越过那些小小的山头能看到一道绵延的山脉，一座座山峰屹然挺立。郇和先生（Mr. Swinhoe）[2]估计最高的山峰可能高达海拔七千英尺，“我们走过的这些山都很美——无处不在的绿色，高低错落的树木，就像漫步在家乡的公园里”[3]。

平原上适合种植水稻、黍米、红薯、花生和甘蔗，所有这些作物都长势良好，这里的土壤和气候十分适宜它们的生长。不过最重要的出产物是稻米。这个岛更偏南，自然比广东省的其他地方更炎热，可可树和槟榔树在这里都长得非常好，其中可可树的油是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这里的水果在品种上与新加坡和马六甲差不多，尤其盛产荔枝。到目前为止这个岛的贸易都掌控在本地商人的手上。

关于海南的土著居民黎族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看起来跟台湾的山地土著部族以及大陆上山区的苗族有些相似，但是我们掌握的有关他们的风俗和语言的信息很不充分，不足以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我曾雇用过两个出生在海南的中国人，他们跟了我差不多六年，从他们那里我听说了很多山里部落的故事。但是那些故事显然是传说的成分居多，不值得落笔记述，因为在他们的描述里那些山民形如猿猴，并且还长有一条又短又粗的尾巴。

[1] "A History of Kwang-tung Province"，Bowra，p.93.
[包腊（Edward Charles Bowra，1841—1874），英国人，1863年来华，曾在广州、宁波等口岸担任代理税务司和税务司。——译注]

[2] 郇和（Rober Swinhoe，1836—1877），英国博物学家。1861年任英国驻台湾副领事，1867年调任宁波领事。——译注

[3] "Shanghai Courier"，paper by Mr. Swinhoe.

两广总督瑞麟

两广总督（瑞麟）辖广东、广西两省，因驻于广州，有时候也被称为广州总督。这是中国最显赫的官职之一，可能也是在欧洲人那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官员。瑞麟是满族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京城担任官职，由于得到道光帝的赏识，步步擢升，官至内阁大学士，其时约四十五岁。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几年之后，在1860年10月阻止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八里桥战役中，因兵败而被褫夺官职。在那场战斗中，瑞麟是中国方面的副指挥官，战败后侥幸逃脱了。在后来清剿“捻匪”的行动中他再次得到启用，随后于1864年升任广州将军，掌管当地的旗军。第二年两广总督空缺，由他代为署理，不久后即得实授，自此任两广总督至今。由于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也由于他所驻的广州与香港这一英国殖民地在地理上接近，使得这位总督与英国官员多有往来，他给人的印象是谦逊有礼，很希望与外国人友好相处。在他的治理下，省内的财税收入颇有提升，社会也呈现出多年未见的和平安宁。在一些公共服务部门，他引入了新的尝试，包括组建一支由欧洲人率领的炮艇中队，用以打击曾经横行无忌的海盗，并卓有成效。这位总督在1869年重新被授为内阁大学士，1872年7月，他被提升至政府里最高的位置。这一年他六十五岁。[1]

[1] The above information was kindly supplied by W. F. Mayers，Esq.

鞑靼士兵

满族人，通常也被称作鞑靼人[1]，于1644年攻下了中国，但是那时他们的征服并没有完成，直至1650年11月24日广州被攻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守城的官员向围攻大军举城投降。[2]荷兰使团曾在被占领后的广州短暂停留，他们这样描述看到的景象：

“1650年11月25日，鞑靼军队进入广州这座他们刚刚征服的城市。城内的军民没有任何抵抗。”

“鞑靼军队全数进入广州，城里随即一片惨状，因为每个人都在打砸抢掠。妇幼老弱哭声震天，于是，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街上逐渐不再听到哭声，取而代之的是对反抗者的攻击和杀戮。满眼都是悲恸、谋杀和掠夺。”

夺取广州之后，鞑靼人按照他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采用的方式，在这里建立了一支由鞑靼人和与他们站在一边的汉人和蒙古人组成的驻防军。他们的驻地一直延续到现在，占据了整个城市的约四分之一，依然保留着早期的一些特色。不过这些当年的征服者的后裔，已经没有多少武人的风度了，他们变得骄糜，在很多方面都给被征服者同化。“在建立之初每支驻军都由效忠于满族征服者的数量相等的三个民族的士兵组成。”即满人、蒙古人和汉人。他们被分编于用红、蓝、黄等几个颜色区分的八个旗下。在北京由分属各旗的满人居住的内城，每户人的大门外都悬挂着一个纸灯笼，用以标示居住者所属的旗。

广州的旗人约有一千八百人，他们多数都十分贫穷，他们的饷银虽然不薄，但是从来没有足额地领取过。从政府那里拿到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各种用度，同时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他们也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民族特质。他们不像汉人那样勤奋，不屑于经商，也不做别的工作，因此贫穷困顿遍布旗人聚居区的小窝棚。

如果让这些旗人接受严格的训练，并组织起有效的军需部门提供他们的生活所需，他们也能成为优秀的士兵。在现任两广总督瑞麟的主持下，相当数量的满族和汉族士兵接受了西式的军事训练，学习西式武器的使用。

照片里这些体格健壮、面容英武的满族炮兵一定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我们的广州领事罗伯逊先生（Sir D. B. Robertson）的本地卫队的成员。

[1] 鞑靼（Tartar），本是居住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语部族之一，后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的泛称。在清代，西方人把满族称为鞑靼。——译注

[2] "A History of Kwang-tung Province"，Bowra，p. 93.

一位广州仕女

中国上层社会的女性以近乎隐居的方式度过一生。家就是她的小世界，与她做伴的是家中其他女性成员，或者亲戚中的女性。婚后她拥有一套独立的厢房供她自己、她的孩子和女用人居住。如果她需要外出，会有密不透风的轿子将她从自己的门口送到朋友家里专供女性活动的区域，在那里同样拥有高度的私密性。她与她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品茶吸烟，分享她们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当她乘坐的轿子穿街过巷的时候，她的眼睛透过帘子的缝隙急切地捕捉外面的世界，路人的一举一动都让她倍感新奇。不过，不管她自己觉得多么满足，她的生活在西方的女士们看来都是相当乏味的。她的人生有着无数的限制，甚至连使用假发的权利也没有，为了让辫子看起来又长又漂亮，男士们却普遍地使用假发。她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穿着打扮，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例制的规定。不过我在想，在这条法律制约下的中国女性，是不是就比我们国家那些被流行支配的女士们更没有自由呢？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有很多机会观察中国的女士们，我将逐步展示流行于中国各地的各种服饰。

女佣

这个女佣是一个女奴，很小的时候以低微的价钱从她贫穷的双亲那里买来。在中国很多地方，女童都是一种不值钱的货物，杀婴的惨剧依然在上演。这个女孩在主人家长大，她的工作是服侍家里的女性成员，照看孩童，以及各种能用得上她的家务。这张照片里她正在去往市场的路上，与她的女主人相比，她享有更多的自由。她的左手拎着一个装糕点的漆盒，右手拿着一把大扇子，用来遮太阳。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即使是最贫穷的妇女也很注重自己的面容，也同样害怕被阳光晒黑，因此她们普遍地使用扇子来遮挡阳光。同时这也可以降低身体的温度，而过冷或过热是导致疾病的两个主要原因。在这里即使是男人也喜欢白皙的皮肤，夏天里他们也用扇子来为脸部做遮挡，有时候他们甚至用辫子将扇子绑在头上。

新娘和新郎

从先前的一些叙述中，我的读者们应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女性的人生绝对称不上是令人羡慕的。她们的世界无聊又乏味，生活中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对于地球另一边我们的女士们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各种球类运动，没有音乐会、座谈会或者野餐会，没有私人小剧场，甚至没有地方去听一场演讲——所有这些可以将她们从那些深怀嫉妒和怀疑之心而将她们锁在家里的丈夫们的身边拯救出来的活动。一般都认为缠足这种风俗，这种在中国被看做是女性之美的一个必要元素的行为，便是出自男人的自私和嫉妒。因为女性单独外出是让人很不放心的，所以有必要让她们变得行动不便，这样她们就无法在没有侍从陪同的情况下在外面出现了。不过，未婚的女性相对来说还拥有很小的一点自由。对未来丈夫的选择是一种奇怪而野蛮的风俗，她们自己的想法从来不被列入考虑，纵观她们的整个婚姻，与其说是为人妇，还不如说是为人奴。

在婚礼举行前，真正的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安排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发言权。所有的事都由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一手操办。

没有那种让人心神荡漾的恋爱过程。两个人能不能成婚，还要请示算命先生。他收取一点报酬，然后宣称两位新人八字相合，并且确定下婚礼的日期。到了婚礼的日子，娇羞的新娘被盛装打扮（请看她的妆容！），从娘家登上花轿。经过门槛的时候她要跨过一个燃烧的火盆，据他们跟我解释，那是为了驱走可能会破坏她未来幸福的种种阴晦。婚礼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一路还有乐队吹吹打打。新娘就在这一众人的陪伴下去与某人成婚，无所谓那个人是谁，反正是她父母满意的人。中国人的婚礼从头至尾都沉闷无趣，很多时候它往往是一场充满失落和眼泪的人生的开端。在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如果有可能的话，姑娘们会偷偷地看一眼她们未来的夫婿；偶尔会有这种条件，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直到这场婚姻已成定局的那一天，她们才会见到她们的夫君。在这之前想象总是很美好的，然而当盖头掀起的时候，她看到的却很可能是一张病倦的面容，于是失望和厌恶涌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

孝道是所有中国人都无法挣脱的一张重网，而默默地承受由此带来的各种苦痛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让我们期待妇女们被允许放开她们自然的天足、自由选择夫婿的那一天即将到来。我仿佛听见一位女士在问：“她们穿的那是什么呀？”这张照片再加上一点色彩就是给她的答案。主要的颜色是红色。新娘子不能不化妆就出阁，也不能穿蓝色。蓝色在中国被看做是一种哀伤的色调——确实，那可能更贴近婚礼结束之前就已经充斥她心中的由幻灭带来的悲伤情绪。然而，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在问：“那她们是不是从来不穿白色？”不幸的是，确实就是这样。他们会为早已化成灰的祖先极尽礼数，但是他们不会在婚礼上穿着死人时穿的衣服。只有当她们的丈夫过世的时候她们才会穿白色的袍子。

我再简短地说一下新郎。在结婚这天他可以穿官袍，以示这种婚姻关系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和重视，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宣示了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力。新郎同样穿戴红色，肩上披着一条新郎专用的绸缎。我肯定不会忘记提醒读者留意新娘戴的帽子，垂坠的珠帘遮掩着她的脸庞。

贫穷的人通常向专门的店铺租用结婚用的服装，这些店铺也提供婚礼和其他各种仪式需要的用具用品。

广州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这个省是中国最南端的沿海省份，也是外国人给予关注最多的一个省份。关于广东的可靠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122年[1]，其时为周朝，但是直到公元5世纪南朝之宋代的时候，才出现了广东这个名字。在1世纪末的时候来自印度的僧人带着佛教经典来到这里，他们不但播下一种在往后的日子里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的新的信仰，也在他们的母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中国的对外交往被认为始于公元147年汉桓帝时期[2]，然而据记载，在此七十年之前，就有来自印度的香料以朝贡的形式进入中国。从那时起中国与外邦的交往总是间歇性地被打断，这种交往的历史也总是处于一种无休止的纷乱状态——一方面，中国人坚定不移地执行他们的排外政策，为对外贸易设置重重障碍，另一方面外国人也同样坚持不懈地向中国施加压力，直到他们逐步退让，于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才缓慢地建立起来。

广州位于珠江的北岸，这里距离出海口约九十英里，各型船舶在任何季节都可以轻松地到达。省城与省内其他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珠江的三条支流以及一个运河网。每天都有汽船往返于广州和香港之间，铺设至香港的水线电报让曾经万里之遥的西方世界在一日之间便可以通讯往返。从香港乘船溯江而上是一段十分愉悦的旅程，乘客在汽船的甲板上可以轻松地观览河口炮台的残迹，回温一百多年前的1637年，威德尔船长（Captain Weddell）将第一艘英国商船停泊在这个无知地将外国人视作蛮夷和恶鬼的国度时的心情。这位英勇无畏的船长，由于受到猜忌、误会和葡萄牙人的诽谤，不得不为自己打出一条通往广州的道路。最终他在广州为他的船装载上了货物，然而由于没有利润，在之后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一贸易一直处于停滞状态。[3]

在广东的葡萄牙人由于他们自己品行不端而给其他外国人的名誉带来了损害，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外国人被认为是“如同禽兽，完全没有规矩。任何向他们讲道理以期规范他们的行为的努力，都会无功而返，他们根本听不懂。古时候的帝王们很清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对这些蛮夷实行铁腕统治。由此看来对付这些蛮夷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暴力”。[4]如果中国人按照此种方式来挑战我们的忍耐力，我们只好用强硬手段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好意，坚持不懈地迫使他们敞开国门，进行那些有利可图的国际贸易和交往——随着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的不断增长，利益本身开始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正是他们支撑起本国工业的各个分支，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日本最近摒弃了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国家建立起友好关系，采用他们的技术，研习他们的科学，甚至改良本国的宗教。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中国人将会为这个与他们一衣带水又聪明好学的民族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不安，因为这几乎可以被确定就是中国将要走的路。在本世纪结束之前，这个“天朝上国”应该已经被带入了更高程度的文明，虽然长久以来他们都无视它的存在。

[1] Bowra's "A History of Kwang-tung Province"，p.3.

[2] 同上，p.8。

[3] 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人威德尔（John Weddell）受雇于科亭商团，率领船队来到澳门并前往广州试图通商，经过误会、交火等一系列事件后，在广州装载了六百吨货物（主要是白糖）后离开。——译注

[4] The Chinese，Davis，p. 28.

昔日商馆的所在，广州

1684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江岸上求得了一小块土地，他们获准在此修建一个商馆，前提是所有的商人和贸易活动都严格地限定在这个区域内。照片上这个被最贫困人群居住的破烂窝棚包围着的带围墙的建筑，就是昔日商馆的所在。现在这里是美国租界，这幢建筑为旗昌洋行（Messrs Russell & Co.）和史密斯·阿契洋行（Messrs Smith Archer & Co.）名下的公司所有，他们是在中国资格最老的两家美国洋行。欧斯贝克在他的《航行》[1]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此地1751年的面貌，书中记述的一个世纪以前的商人们面对的种种危险和不便，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他们被限制进入广州城，并且被要求支付极重的关税。然而那时的利润也极其丰厚，他们只需要进行一两次成功的贸易，就能赚取一大笔财富然后退休。时间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广州城风物依旧，她的人民生息如常，然而广泛的对外贸易发展起来了，大量白种面孔的商人在汽船、电报以及一个行之有效的帝国关税系统的支持下开展他们的业务。不过当年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英国租界所在的沙面取代了昔日的商馆，那里绿草成茵，树木成行，沿着河岸有花园和步行道，有精美的住宅，还有漂亮的教堂，时髦和气派不输伦敦市郊。

中国政府那些令人反感的针对外国人的侮辱性政策，随着1839年的宣战而终结了。1841年，英国军队即将攻入城门，广州为此支付了一笔赎城费，随后《南京条约》签订，和平重新降临。然而尽管有条约在先，中国人还是坚决拒绝外国人进入广州城，他们的抵制行动在1856年达到顶峰，导致了新一轮的冲突。这一年的12月15日，商馆被掠夺焚烧，12月29日，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一直到1861年。

广州，虽然一直宣称自己拥有久远的历史，但是城里保留下来的古代遗迹很少，这是由于用来构建房屋和公共建筑的材料具有容易腐烂的特点。她的城墙大约有六英里长、三十英尺高，地基为花岗石，墙体为砖砌，内侧用土石夯筑支撑。从东到西的内城墙将被围起的城市分割为旧城和新城，通往旧城有四个城门，通往新城的则有十二个。广州现时的总人口据估计为一百万。

[1] 彼得·欧斯贝克（Peter Osbeck，1723—1805），瑞典牧师，著有A 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a。——译注

英国领事衙门，广州

衙门（Yamun），通俗一点说就是总督和省内其他高级官员们的官署，位于城内满人驻守的地区。这片地方很大，因为这里不但有官员们的私人住所，还包括法庭和各种办事机构的办公场所。

进入总督的衙门，我们先是经过一道三开间的大门[1]，然后穿过几进平整精致的庭院，一丛丛茂密的竹子和巨大的芭蕉叶将院子遮蔽得很是阴凉。这些院子将我们引至正式的接待大厅，在它的后面，穿过几条装饰着古色古香的垂花门的过道，绕过那些精雕细刻的木屏风，就是总督大人的私人花园和他的家眷居住的地方。花园里种着高大的树木，树荫下蜿蜒的小径时而绕过清幽的荷塘，时而穿过花团锦簇、造型奇异的围墙。我们不时还会见到一些幽静的小石屋，爬满了苔藓、地衣和各种蕨类植物。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对园林的审美。不过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他可能更为那些新奇美丽的细节所吸引，而整体的效果则要稍微打个折扣。

英国领事馆所在的位置原是广州将军衙门的后院。一道围墙圈起一块六到七英亩大小的土地，院内大部分的面积都被设计成花园。花园里有很多挺拔的古树，它们为一群鹿提供了一个阴凉的栖地。这些鹿很温驯，饲养员和领事可以用手给它们喂食。

领事的住处从一个圆形的门洞进入，经过门口的时候我们朝里面瞥了一眼，这是一个精致的院子，点缀着假山、鱼缸和各种安放在精美瓷质底座上的珍稀盆景。房子本身是一幢两层的建筑，纯粹的中式风格。除此之外，领事馆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建筑就是一字排开的几间套房，前面砌有花岗石的台阶，访客们通常被安排在这里居住。地位较低的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住所都设在沙面的英国租界里。

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刚好能看到那一排建筑前面的台阶，以及花园的一部分。画面中间那道破损的山墙，是大约两个世纪以前一位满族征服者的女婿的宅邸的一部分。后面的塔被中国人叫做“花塔”。它是中国南方最古老的塔之一，据说建于公元537年梁武帝时期。它的塔身为八边形，九层，高一百七十英尺。1859年一些英国士兵测量了它的高度。但是当地人不能随意攀登这座塔。

[1] 应指牌楼。——译注

一家广州当铺

广东的当铺，让我想起我在苏格兰见过的那些古时候被用作堡垒或者防御工事的高大方塔。照片上的这座方形塔楼，是遍布中国南方的当铺的典型样式；相对于其他的房屋，它显得高高在上，可以作为散布于广东平原上的一个个村庄的地标。这座塔楼位于广州旧商馆的旁边，光秃秃的墙壁拔地而起，入口如同一些城堡的大门那样坚实厚重。进去之后，地面这一层是办理业务的地方，另外就是一个四面与内墙分离的方形储物楼，一直伸至屋顶。储物楼分为好几层，层与层之间有梯子连接。最底下一层放置体积最大的抵押品，例如家具和农产品。小而轻的物品放在上面的楼层，最靠近屋顶的一层专门用来放置珠宝这类最值钱的物品。从地面到屋顶的每一件抵押品都归类登记，有一张票据写着物品的编号和交押的日期。因此，每一件物品都可以迅速地被找到并赎回。在屋顶的外面有一道铁栏杆和一条狭窄的走道，还存放着一些很重的石块，如果有强盗试图攀上外墙打劫当铺，这些石头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在这个国家的这片地区，持有贵重物品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因此这座塔楼就成了社会富裕阶层的珍玩宝物的安睡之地。此外，一个有经营许可的典当行可以向有抵押品的穷人提供短期的借款，总额十两银子以下的月息为百分之三，年终最后一月的月息优惠到百分之二。超过十两银子的借款收取百分之二的月息。抵押品在那些等级较高的当铺可以保留三年。

河南寺，广州

河南寺（Honam Temple）[1]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坐落在珠江的南岸。踏着从江岸边一直铺至寺门前的宽阔的花岗石步道，进入绿树掩映的前庭，游览者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宽敞的院落，前方有一道大门通向后院。接下来映入他眼帘的是两尊巨大的雕像，那是两个出自印度神话的手持兵刃的武士，他们是佛的守护者；在那些比河南寺还要大的寺院里，他们的数量是四个。然后我们走过一段宽阔的台阶进入一个内院，照片上呈现的这片场地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在那扇门的另一边就是寺院的大殿，里面安放着三尊鎏金的佛像。佛像前的条案上燃着香，青烟缭绕，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气味。一名僧人负责照看历经一代又一代从未熄灭的长明灯，四周摆满了铜钵和装有骨灰、香灰以及其他各种供品燃烧后的灰烬的花瓶。祭台上摇曳的烛光映照着神秘的佛像和屋顶垂下的帷幔，不时有叮叮当当的铃声传来，和着年迈的僧人吟诵经文的单调而又严肃的声音。四周一片阴沉昏暗，再加上对一个陌生的神的敬畏，让人感到十分压抑。不过回到殿前那美丽的花园里，那种压抑感顿时消失了。这里的僧人喜欢栽种稀有而美丽的植物，他们用各种方法塑造植物的茎干，将树木培育成小船或者鸟笼子的形状。这里还养着一圈幸运的猪，它们生长在普度众生的佛祖的屋檐下，因而不用担心被屠宰。

[1] 今广州海幢寺。——译注

五百罗汉堂

这座著名的佛寺位于广州的西郊，中国人称之为“华林寺”，最早由菩提达摩创建。这位来自印度的法师于公元520年登陆广州[1]，中国人的茶杯上常常绘有他乘坐竹筏沿扬子江而上的图画。这座寺院1755年在乾隆皇帝的资助下重建，包括庭院、大殿以及僧人们的僧房，占地很广。照片上呈现的是罗汉堂的一部分，这是这座寺院里最具吸引力的景观。

殿内陈列着五百尊镀金的罗汉塑像，从相貌上来看，他们呈现出多个不同东方民族的特征。裕尔上校在他的新版《马可·波罗》[2]里宣称其中一尊塑像是一位来自威尼斯的旅行家，但是这个说法被细致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在这些塑像里面没有一张欧洲面孔，而且所有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指向更早以前的古代。接下来一张照片里的这位老人，就是——住持。

[1] “A History of Kwang-tung Province”，Bowra，p.12.

[2] 这里指裕尔上校的著作《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亨利·裕尔（Henry Yule，1820—1889），苏格兰人，著名汉学家，1866年出版了研究马可·波罗的著作《东域纪程录丛》。——译注

住持

他是这座寺院的方丈。大约三年前，我在一位为广州海关工作的当地绅士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这座寺院的时候，我被介绍给这位住持。他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私人居室，还招待我们用了茶点和水果。他的居室被一道高墙围绕着，屋前有一个大理石墁地的院子，种着很多稀有又美丽的花草。在这些花草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株盛开的莲花，种在一个精美的水缸里，水面上还漂浮着其他一些鲜亮的绿色水生植物。这位老绅士将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院子里，精心照料他的花儿，滔滔不绝地谈论它们的美丽，并且很乐于听到一个外国人的赞赏。这处居室里面的家具，包括几把精雕细琢的楠木椅子，一两张桌子，以及一个用同样材质制成的神龛。四面的白墙上挂着许多精美的书画，显示了主人幽居生活中淡泊雅致的审美。两年后我再次游览了这座寺院，拍摄了这张照片。这一次我同样受到了住持和僧人们热情的款待——这种热情在我游历中国期间见于所有我去过的寺院，只有一次例外。

广州的拣茶工

早些年，在汉口及长江沿岸还没有开放通商的时候，所有产自洞庭湖地区的茶叶都运到广州出口。现在从广州运出的茶叶绝大部分都产自广东本省。

从省内最负盛名的茶叶产地台山出产的“广州功夫茶（Canton District Congou）”和“长叶熏白毫（Long Leaf-Scented Orange Pekoe）”都是手工炒制。新鲜的茶叶先要用手揉捻，经反复揉搓后茶叶的末端会出现一根小小的白色茸芽，因而叫做“白毫（Pekoe tip）”。罗定出产的茶叶用来制作香片（Scented Caper）和中国珠茶（Gunpowder teas）。这些茶叶被装在一个袋子里，用脚反复踩制，直到茶叶卷成一个个小圆球。

大部分的功夫茶从澳门出口，广州则以香片和熏白毫闻名。绿茶贸易在广州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茶叶主要输出到欧洲大陆国家。广东的茶叶种植以及相应的出口贸易都在不断增长，在普法战争期间这一贸易有所回落，但那只是暂时现象。正如读者推断的，销往外国市场的茶叶大量地在广州加工。功夫茶和白毫从茶园里运下来，经过手工揉捻，晒干，然后就可以进行炒制，准备销往市场。鉴于后面我将有机会详细地描述茶叶的种植和运输，这里我就只简单说一下茶叶在广州的加工过程。

以红茶为例，茶叶在阳光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晾晒，稍微干燥后，放在一个大盘子里用手掌揉搓，或装入麻袋用脚踩制。然后放入铁锅用小火焙炒。炒好的茶叶倒入一个个竹箕，由人工将碎断的茶梗和叶片挑选出来。照片上展示的就是这个步骤，这项工作一般由妇女和儿童来完成。然后将茶叶过筛，分成不同的大小和等级。整个加工过程都本着杜绝浪费、物尽其用的原则，碎茶叶末也被小心周到地收集起来，用来制作低劣廉价的假茶。

广州的药房街

中国城市的街道与欧洲的街道大不相同，它们总是极其狭窄，不过南京和北京除外。这些街道都铺着交错的厚石板，路中央常有往来车辆磨出的一道凹陷的车辙，这种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排水沟的替代物却是排出雨水的唯一途径。主要街道上的店铺都差不多大小，店铺与店铺之间以砖墙分隔。所有的店铺都有一个开向街道的店面，有一个花岗石或者砖砌的柜台用来展示货物。店铺的招牌安放在花岗石制成的底座上，如同从前我们的店铺一样，招牌是中国的每家店铺都必不可少的一个标志。

在招牌的对面设有一个小型的祭台或神龛，上面供奉着保佑商人或者这个行业的神仙。店铺开门的时候要在神龛前的香炉里燃上一炷香，以表达对神的恭敬。

店铺里面通常都有一个上过漆的木制柜台和一些做工精良的货架，后面有一个账房，中间以一个雕工精细的木屏风分隔。屏风的雕刻极为生动，看起来就像真的爬满了藤蔓。

铜制的秤和秤砣摆放在店内某个显眼的位置，它们都被擦得锃亮，秤盘秤杆上都装饰着红绸。这些秤用来称量银两，因为碎银子在中国太常见了。当货物按重量售卖的时候，买家通常会带着自己的秤来，以保证自己不在秤头上吃亏。

药房街，或者中国人所称的浆栏街（Tsiang-Lan-Kiai）（我们称之为市场街）——是广州最有代表性的街道之一，两边悬挂着各种颜色的招牌，呈现出一幅生动而有趣的画面。

然而在湿热的天气里穿过这条街道却不是那么令人愉快，两边店铺的屋顶几乎就要碰到一起，雨水不停地从屋顶上朝行人倾泻下来。街道之所以建得如此狭窄是为了避免阳光的曝晒，街道上方架在两边房顶之间的用竹子搭建的遮阳篷也出于同样的目的，这种构造使光线和空气可以自由地通过，炎热则被有效地挡在了外面。每一个行业都有它专门的区域或街道，每一家店铺都是他的某个邻居的完美复制品。这里没有缤纷的展示，也不会为了争取顾客而绞尽脑汁，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欧洲市镇上那种受到鼓励的竞争；相反，外国人倒是十分惊异于中国的店主们做生意的时候那种爱答不理的姿态。当一位顾客走进一家店铺，店主人，可能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衣着体面，长着一副与他经营的老字号很相配的精明老练的面孔，慢悠悠地在漆木柜台上放下他的烟袋，或者推开他的茶杯，然后客气地询问他的顾客有什么需要。如果店里有货，他将按照他所在的行会的议定价售出这件商品，或者他也可以开价高一点；但是如果他以比旁边的店铺低的价格售卖商品，他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广州的街道都修建得弯弯曲曲，很不规整，那些穷人聚居的街道比照片上展示的这条街还要窄。它们都疏于整治，污秽不堪，比伦敦最拥挤的小巷还要令人厌恶，行人、放养的猪、恶狗挤在一起相互抢道。店铺和住宅都是用易燃的材料建成，唯一的防火设施是沿着屋顶放置的一排装满水的陶罐。

我要感谢梅辉立先生（Mr. W. F. Mayers）[1]，著名的汉学家，他为我翻译了药房街上的这些招牌，同时他还对“识银”作了有趣的注释。

这些招牌可以看做是一种中国的街市文学，店主们都喜欢使用一些不着边际的古典词汇来介绍他们的寻常货物，反正在我看来这些都与店内售卖的商品毫无联系。比如说天益（天的利益）为顾客提供的是彻头彻尾用在地面上的席子和垫子；也许还会有人问，为什么燕子的巢穴（swallows’nests）能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号”？

然而，这些词汇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个标记或者店铺的名字在使用，就像在过去，我们也有以“金羊毛”或者“锚”这种古怪名字来命名的路边小旅店。

乾记号——乾（天）的记号。经营徽州墨、笔以及各种书写材料。

张济堂（张氏家族的济字一脉）。经营精工制作的蜡封药丸。

天益（天的利益）。经营桌布、椅披、椅垫，也卖椅子。

天益慎（天的利益再加上一点谨慎）。经营藤席和垫子。

永记（永远的记号）燕窝。

“教习识银”[2]。

庆文堂——崇尚学问的大厅。刻制精美的印章。

[1] 梅辉立（William Fredrick Mayers，1831—1878），英国外交官，汉学家。1859年来华，1871—1878年任汉文正使。——译注

[2] 原文注释：“识银”这门技术，也就是检测伪币、辨明各种来源的银钱之间的区别，在中国是一种运用非常广泛的技能，成百上千受雇于钱庄和商号的年轻人将它作为一种专业来学习。教习“识银”的机构，众所周知，与伪造墨西哥银元及其他各种钱币的造假者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存在与假钱的流通是相辅相依的。如果市面上流通的伪币减少了，教习识银这个行当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重视，但是如果教授这种技术的机构不存在，假币制造者就会失去他们最主要的让假钱流入市场的渠道。

踩制香片和珠茶

珠茶制作过程中的这一道工序是茶叶加工的全部过程中最奇特、最有趣的一步。当参观者进入茶厂里制作珠茶的地方，他会惊讶地发现一大群身强力壮的苦力，穿着棉质的半截裤子，裤管卷起以便腿脚能自如地活动。一开始参观者不禁会想，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他们这是在工作，还是在玩耍呢？他们的双手搭在一根横梁上，或者撑着墙，双脚踩着一个直径一英尺左右的圆球，在房间的地板上来回滚动。此时参观者应该能明白他们这是在工作，而且是很辛苦的工作。他们脚下的球是一个帆布包，里面装满了茶叶，经过反复的翻滚运动，茶叶就被挤压成一个个小圆球。随着茶叶收缩得越来越紧，袋子变得越来越松，这时就要重新捆扎袋口，然后再接着踩。这一扭挤和翻滚的过程不断重复，直到茶叶变成完美的球形。随后将茶叶过筛，分出不同的大小和等级。茶叶的花香在最后一道干燥和炒制的工序后添加进去，在茶叶完全冷却前，将珠兰、洋橄榄、桃花等各种鲜花混入茶叶里。这些花朵会留在茶叶筐里直到打包，到时候会用筛子将它们过滤出去。

出口茶叶的称重

在上市销售之前，新茶要按品质分类，或者用他们的话说要先“定级”。各种各样的茶叶样品被呈交给外国商人，他们会仔细地品评茶叶的色泽、丰腴、制作、味道、香气，以及总体的外观和干湿度。当专业的品茶师完成了所有这些项目的检测，一笔包含数千箱不同种类的茶叶的交易就正式达成，接下来双方会约定一个日子进行验货和称重。称重的过程是这样的：已经焊好的准备出口的铅封木箱（这种箱子我们都很熟悉）整齐地堆放在茶厂称重室的两边，中间留有一个狭窄的过道供外国检验员进入。他标记出二十个或者更多个箱子，让人将它们抬出来，当场开箱验货。这一步完成之后，箱子就被搬到秤上进行称重，这时检验员就要提高警惕了。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掌秤的中国人常常耍花样，他们将手轻轻地搭在天平的绳索上，这样只需要小小的一点力气就可以让秤面上显示出买方占了便宜的假象，而实际上他却是被坑了。不过，公平交易是有信誉的中国商人和我们的社会里的商人阶层都拥有的一种品质，正如前面提到的验货的过程，只是从数千个茶叶箱里面挑出几个进行查验，这大体上表明了交易还是在诚实互信的气氛中完成的。

一家茶厂，广州

广州的炒茶厂都建在河边或者溪岸上，一个花岗石或木制的小码头是他们最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

在出茶的季节，茶厂的前面总是可以看见很多人，如同照片上呈现的那样。他们都是雇工，进行选茶、取样、分类、装箱备运等各种工作。大门里面有一两间办公室，合伙人、司库、簿记在这里用各种方式打发时间；大门外放着很多凳子和椅子，一张小桌子上备着热茶和杯子，用来招待访客。在这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储茶仓库，茶叶在这里过秤准备出口。再往后走，我们进入一个露天的庭院，我们被准许参观炒制、拣选、分类、装箱等几个部门。在照片上这个房间的上面通常有一个阁楼，在那里茶叶被分装进一个个竹笸，由妇女和儿童将茶梗和杂物拣选出来。这些竹笸成排地摆在长条桌上，在它们的两边，负责选茶和分类的工人挤坐在一起，一刻不停地专心工作。这个房间拥有整个茶厂里最鲜活的画面，许多拣茶女工都长得很好看，她们漂亮的小手上下翻飞，利落地将那些不小心混入茶叶的杂物捡出来扔到一边，即使是最细小的碎片也逃不出她们训练有素的眼睛。任何人在参观这样一个企业的时候，都会对它的有条不紊和规范高效留下深刻的印象，来自单一品种茶树上的树叶在这套完善的分工系统下被制成各种各样的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高雅最有益身心的享受。

一间品茶室，广州

在这张照片上，两名中国茶商正在一间外国品茶师的房子里准备提交样品。广州每家做茶叶生意的洋行都配备了一个这样的房间供品茶师使用。房间的窗户朝北开，窗上挂着帘子，以保证均匀的自然光线能直接照射到放茶叶的平台上。茶叶被分装在方形木盘里放在台子上，在同样的光线条件下对颜色、种类以及外观进行检验。房间四周的架子上放着成排的铁罐，大小和形状都一样，里面装着登记在册的往年出产的茶叶样品，用来为新茶作参考。甚至连茶杯都是统一样式，它们是根据品茶的要求特别制作的，整齐地摆放在一张张桌子上。茶叶的样品被放入茶杯，倒入特定温度的水，泡制的时间用一个沙漏来掌握，时间一到就可以品尝了。所有的品茶工作都由经过特别培训的助手来完成，他们深谙这门艺术的精妙。这些专业人士的知识对茶商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带回本国市场的这批货获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品茶师的品鉴水平。

广州的绅士

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位绅士的肖像，其中年纪较长的这一位，年轻的时候孜孜不倦地投身书海，熟读中国的经典著作、法律和历史，他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一两个功名，成为一名候补官员。后来他被授为一名领俸的六品官。当他穿着官服的时候，他的品秩可以通过袍子的样式、装饰以及帽子上顶珠的颜色和材质分辨出来。他从政府那里领取的俸禄很低——可能每年不到二十英镑。不过加上受贿和勒索，他的总收入可以达到一千英镑，远超过他正常的职务所得。密迪乐（Mr. Meadows）[1]提供了一个实例，一名全年合法收入为二十二英镑的官员，还在为他的额外收入没有达到两千三百三十三英镑而抱怨。[2]

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个买办，或者外国商馆的钱货经手人——一个通过合法的累积和私底下的投机交易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人。外国商人通常都要雇用一名有声誉有能力的中国人掌管公司的钱款，所有的财务支出都要经他之手——因而他必须得到雇主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支持。他是本国商人中的领头人，在各种商人组织和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精通有关外贸的知识，在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富有商人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显而易见是富有的中国人成为外国轮船公司或者其他一些商业企业的股东的主要原因。一个为外国商馆工作的中国买办为宗族主义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实例，对亲属关系的强烈认同让一族人团结在一起，在办事的时候拥有很多便利。买办成为他那个小集团的首领——所有供职于大型外国企业的本地雇员都受雇于他，同时他也要对他们的品德和行为负责。所有的雇员——从挑水的苦力到管家，都来自买办的家族。他们完全团结一致，谨言慎行，以避免给他们的首领带来耻辱。

[1] 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英国外交官、汉学家。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汉文。1843年来华，历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上海总领事馆翻译、驻宁波领事、驻牛庄第一任领事，1868年卒于牛庄。著有《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条录》（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1847）、《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1856）等书。——译注

[2] Meadows’“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P.100.

识银

识银，即检验银钱的成色，是一项由买办的手下操作的程序，在交付货款的时候进行，以确保没有伪币被收进来。这一检验过程进行得十分快捷。在将银币从一个袋子转入另一个袋子的时候，两块银币被同时取出，用指尖轻轻地捏住，相互敲击，如果银币中混入了贱金属，就可以通过碰撞的声音快速地识别出来。银币边缘的光滑与否也是一个检验项目，因为中国人在伪造银钱上显示了相当惊人的才智，他们把银币锯开，掏空，灌上便宜的金属后再焊到一起，敲击的时候也能发出真银币的清脆声音。这种做假的手法极其高超，只有很专业的人士才能发现两半之间的接合点。银币经过检验后，就进行称重以支付货款。

缫丝

人们对于我的照相设备迷信的恐惧，致使这张照片成为我从生丝产区获得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我原打算将这一工业分支相关的各种操作完整地拍摄下来，为此我特意跑了一趟。广东很适合桑树的生长，这种树被用来养蚕。这项产业为千千万万小农家庭提供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副业，他们划出花园的一部分用来种植桑树。生丝生产中那些细致的操作由家里的女性成员来主持，她们的职责包括收集蚕卵，小心地照看孵化的过程——通常在4月间进行，给那些小虫喂食嫩桑叶以使它能进行它那不可思议的工作，然后，当它盖好它的丝制房子，勤劳的一生告一段落，它也为欧洲的织机准备好了蚕茧。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应该感谢中国，而养蚕的技术和丝绸的输出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给予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两种恩惠。我在这个国家获得的最有趣的体验之一，就是这种广泛分布的工业所呈现的朴素面貌，以及那些贫穷的工人们的谦卑和勤劳，与他们的辛勤劳动最终变成的衣袍的华美和高昂价格的对比。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村庄，所有的妇女和足龄的孩童都从事缫丝的工作。他们使用的机器十分原始，照片上展示的这一台已经是最先进最好用的了。工人们不愿接受任何更复杂的机器，他们拥有完善的行会组织以至可以联合起来对抗雇主。中国的工人们对引入可以增加劳动产出的机器的抗拒与发生在印度的情况有些相似——因为修建铁路需要搬运大量的土石，政府为劳工们配发了手推车，用以取代他们传统的小筐。而这些劳工只是将手推车装上一筐土的分量，然后像顶篮筐一样将它顶在头上。中国的工人又相当有主见，如果他认为雇主的要求是错误的，他会积极主动地进行矫正。一个在香港的英国商人给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正好能说明中国工人的这两种特质：我的这个朋友长期为佛山的一个铜匠供应某个特定厚度的黄铜片——佛山相当于中国南方的伯明翰。某次这个铜匠订了一批稍微薄一些的铜片——他说这样的应该既好用又省工，然而当匠人们接到这批货的时候，反而决定拒不开工了，因为这些铜片取代了他们原来耗费在打制上的时间和劳力，同时又给了订货人一个杀价的机会。于是这批铜片被退回来了。

澳门

澳门在过去是广东香山外海的一个小岛，与大陆有一个沙洲相连。中国人很不喜欢这种状况，于是在1573年，在解决了几次涉及葡萄牙人的争端之后，他们在沙洲上修建了一道关闸，打算将这些外国人隔离于中国本土之外。中国人关于早期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这个殖民地如何建立的记述，与葡萄牙作者的说法大相径庭。按照后者的说法，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试图在宁波和汕头附近建立两个商馆，这个计划没能成功。到1552年，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在澳门修建一个存放货物的仓库，这应该就是这座城市最初的萌芽。[1]“最早着手的建设包括一系列防御工事和一个教堂。直到居留区建立起来后很长时间，中国政府都没有要求租金——实际上，直到1582年。” “大约在1580年，教皇格利高里三世（Gregory III）[2]在澳门成立了一个教区，自那时起总共有十三位主教被派驻到这个港口。”在中英战争[3]尘埃落定和我们在香港的殖民地建立起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澳门经历了它最繁荣的时期。

正是在那段时期修建了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于是这里逐渐呈现出现在看到的这番面貌。海湾前主要的宅邸，沿着海湾修建的被称作南湾街（Praya Grande）的宽阔的马车道，都显示在这幅插图里。这张照片拍摄于南湾街南端主教湾旁边的山上。内港位于半岛的西北边，那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一部分。一些狭窄肮脏的小巷将南湾街与城市上半部的主要街道连接起来，那里的房子有着古老而有趣的外观，它们都很破烂，却被主人刷上各种鲜艳的颜色，色彩搭配得协调与否好像完全不予考虑，在一个欧洲人看来这就像一个老女人那皱巴巴的脸上鲜亮夺目的腮红一样让人不舒服。在这些曾经繁忙的街道上已经很难看到贸易的迹象——非但如此，这里甚至没有多少生气了——除了中午的时候黄色面孔的礼拜者拥向教堂，或是夜晚漫步于南湾街，听见花园里有音乐声传来。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社会、风俗、气候——以及种族的融合残酷地改变了那些早期葡萄牙人的后裔，与新近从祖国来到这里的同胞们相比，他们身形更矮小，肤色更黝黑，甚至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黑。当然这是一些个例，但是在这里确实很难找到一张基本上还看得过去的面孔。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这只是存在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以及他们中间的混血后裔身上。

同样的结果也见于那些生活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在那里你很难找到哪怕是最细微的西方血统的痕迹，但是从一些欧洲风格的物品上还是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比如说一顶海狸皮的帽子——父亲传给儿子，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到今天依然是那种介于本土与外国风格之间的可笑的混合装扮的一个必要元素。澳门为香港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避暑地。每天都有轮船往来于两个港口之间，全程大约需要四个小时。南湾街有一家很好的旅馆，在它的阳台上你可以呼吸到清新的海风，观赏海湾的美景，看成队的渔船静静地泊在港内，或是扬帆穿梭于各个小岛之间。每周三次旅行者可以搭乘轮船前往广州，拜访那座古老却又遍地新奇的城市。澳门的城里城外有很多风景如画的小径，静谧的沙滩静候着那些想要来个舒适的海水浴的游人。在一座私人宅邸的花园里，立着贾梅士洞（grotto of Camöens），据说他在这里完成了《萄国魂》（Lusiadas）又名《贾梅士史诗》的最重要的篇章。贾梅士的一生是一次神奇的冒险，不管是在他来到澳门之前还是之后。“作为一名战士，摩洛哥帝国、阿特拉斯山的山脚、红海、波斯湾，都留下了他征战的足迹。他两次绕过好望角，出于对自然的热爱，他花了十六年时间观察印度和中国的海洋。1556年他被放逐到澳门，原因是他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反对政府。”[4]——这种用来对付诗人和天才人物的草率的处理方式也见于其他国家，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有所耳闻。从1848年起澳门因苦力贸易而臭名昭著。那些不幸的人被运到古巴、秘鲁以及其他一些南美港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人从广东或者附近的岛屿上绑架来的。他们先是被禁闭在澳门的“猪仔馆”里，然后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运输船——惨无人道的对待导致频繁的反抗和屠杀；疾病和死亡也如幽灵般一路相随，然而对那些可怜的人们来说，这也许反而是一种解脱。下面这段引述可以证明前面的说法并不夸张：“1865年10月，‘海洋女神（Dea del Mare）’号驶离澳门开往卡亚俄（Callao）[5]。到达塔希提岛的时候，船上装载的五百五十人只剩下一百六十二人了。”

现在澳门的苦力贸易已经被严格地监管起来了，这主要得益于现任总督对这一急需改善的状况所做的积极开明的努力。

[1]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William Frederick Mayers，Charles King，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Trubner and Co，1867，p.204.

[2] 此处应为格利高里十三世（Gregory XIII，1572—1585）。——译注

[3]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译注

[4] “A History of the Kwang-tung Province,” Bowra，p.84.

[5] 卡亚俄（Callao），秘鲁西部港口。——译注

台湾岛内的山道

台湾岛位于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六度之间，长约二百五十英里，平均宽度六十英里。一道山脉从北到南将岛屿一分为二，天气晴朗的时候在大陆上可以看见其上的山峰。中国人宣称这个岛归他们所有，并将它划归在福建省的管辖范围。在中央山脉和向东西两边延伸的较低一些的山地，以及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都还居住着与世隔绝的原住民部落，他们在相貌、肤色和语言上都与马来人更为接近。与他们血缘相近的是居住在中央山脉西部丘陵地带和台地上的平埔番。平埔番已经部分地开化，他们从事农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人的辖制。在这些地区之外的肥沃的西部平原被来自福建的种植园主所占据，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客家人——一个自中国北方迁居而来的坚韧、勤奋又具有冒险精神的民族。客家人掌握着最靠近土著人猎场的那些土地，他们与山地部落结成同盟，与之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易，用大陆出产的货物交换樟木、兽角、毛皮、藤茎等特产。

台湾现在的人口约为三百万。这个岛屿在商业上的重要性由于它异常肥沃的土壤而快速上升。茶叶的种植近年来被引入岛的北部地区，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樟脑、煤和各种木材都产量丰富，大量的糖和稻米从南部输出到大陆。关于这个岛上拥有丰富矿藏的说法现在还只是一个猜测，因为中部的山区几乎没有被探索过。

中国人宣称他们在15世纪初就发现了台湾。可能那时候人们从大陆上看到了它。然而它一直鲜见于记载，直到1614年落入荷兰人之手。[1]荷兰人在现在台湾府外的一个小岛上建起了名为热兰遮的堡垒，用来守卫一个内港，不过这个港湾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一片连接小岛和陆地的干涸的滩地就是原来海港的所在。1661年，国姓爷，这位著名的中国海盗头子，带着他的船队穿过堡垒进入内港，成功地赶走了荷兰人，占领了这个岛并自立为台湾王。后来国姓爷的继任者带着这个岛向中央政府投降，但是直到最近一些年，在通商港口开放之后，它真正的财富和资源才为人们所知。

这张山间小径的照片拍摄于六龟（La-ko-li）[2]附近，这里是中央山脉一个较低的支脉。我希望通过这张照片让读者们对这个“美丽之岛”腹地的壮丽景色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1] 此处为作者历史知识错误。台湾在汉、魏时称东鳀或夷州，隋唐时称为流求（非琉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后汉书》卷一一五《东夷传》，《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均有关于台湾的记载。
——译注

[2] 位于今台湾高雄县西北部。——译注

第二部

木栅[1]的竹子

竹子是中国南方最有用的一种植物，因此我在这本书里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来介绍它。不过它的使用并不限于最适合它生长的南方，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有着广泛的用途。假如其他的各种生活供应都被切断，只剩下竹子和稻谷，那么仅靠这两种植物也能满足衣着、居住以及食物等多种需求。实际上在我看来，竹子分担的份额更大一些。这种坚韧的植物无需照看，对生长地点完全不挑剔，不管是乱石嶙峋的山坡，还是山下精心耕作的田地和花园，它都一样地茁壮成长。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丛巨大的草，高达一百英尺或者更高，茂密的枝叶轻盈地朝四周伸展开去，与它那笔直坚硬的茎干一起组成一道厚实的围墙，环抱着那些被灰绿色的竹叶荫护着的房屋。在中国人的居所里，细心的旅行者会发现从建筑样式到装饰手法，很多都来源于竹子，同时也来源于游牧时期的帐篷。在村民们粗陋的家里，坚硬的茎干仍然被用来作为主要的支撑和框架，细一些的被劈开制成板条，叶子则用来覆盖墙壁和屋顶。那些要求高一些的住宅或寺庙使用砖和灰浆，它们的硬木梁枋被描绘装饰成竹干的样子。屋顶上的排水道也是同样的样式，白色的灰泥饰板上也画着栩栩如生的竹子。

现在我再来简单清点一下这种植物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室内，屋梁上悬挂着许多竹子做的刺钩，用来挂干肉之类的食物。这些地方常有老鼠出没，而那些尖刺则构成了一道坚利的防线，让人想起苏格兰人的那句格言：“犯我者必受惩（Nemo me impune lacessit）”。在一个角落里放着雨衣和帽子，都是用竹叶像鸟羽那样一层层镶成。在其他的地方放着各种农具，多数都用竹子制成，实际上除了桌子的松木桌面，这间简陋居室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同一种材料。渔竿、各种形状的篮子、纸和笔（就算是在最贫穷的家里也少不了它）、量粮食的斗、酒杯、水瓢、筷子以至烟斗，都是用竹子做的。房子的主人吃着这种植物的嫩芽，而且如果你问起的话，他会告诉你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来自他那竹制的摇篮，他最后的梦想则是长眠于山坡上一片阴凉的竹林。这种植物也广泛地用在寺庙里，神龛上供奉着造型奇特的竹根，最古老的佛经便是刻在竹简上，占卜用的签和装签的筒都是用竹子的茎干制成，寺庙外面的院子则有修长柔美的翠竹摇曳掩映。

如此算来，想要列举出竹子的所有用途，或者想要估算出它对于中国人的价值都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很肯定地说，鉴于竹子被赋予了如此多的职责，也带给中国人如此多的好处，它可以当之无愧地位居其他所有植物之上，被看做是这个国家最有用的植物。

[1] 木栅（Baksa），今台湾高雄县内门乡。——译注

台湾的原住民

虽然整个台湾岛都隶属于中国的福建省，但是土著居民仍然占有大片不受控制的地区。他们的领地涵盖从北到南贯穿整个岛屿的中央山脉以及两侧的支脉，其中东部的支脉嶙峋入海，构成一段荒蛮崎岖的海岸线，至今还没有发现可靠的港口或泊锚地。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蛮族部落被困锁在深山密林里的时候，那些将他们从富饶的西部平原驱赶至此的较为开化的邻居们也没能继续他们那不光彩的拓进。不过还是有一些土著部落留了下来，他们居住在一片我们应该称之为中国领土的土地上，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司法权的辖制，他们被厦门人称为平埔番，意思是“平原上的外来人”。这些平埔番的定居地稀疏地分布在中央山脉西侧的内陆谷地和低山地带。插图里的这些人像拍摄于木栅的平埔番部落，这里是距离台湾府三十英里的内陆，他们也许可以被看做是最进步的半开化土著，已经被中国大陆人同化到使用厦门方言——一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使用的语言。木栅的男人们顶着满洲征服者的标记——刮光的头和长长的辫子，那也是全世界所有现代中国人的标志。不过妇女的装扮展现了较多的独立性，她们坚持穿着传统服装，样式上与我在柬埔寨和暹罗的一些地方见过的佬族妇女的服饰有些相近。那些在中国和马来群岛都居住过的人应该很容易看出，这里呈现的这些代表性的面孔，从轮廓上来看更接近于居住在婆罗洲、马六甲一带以及太平洋岛屿上的马来人种，而与中国的蒙古人种以及满族人有些差异。这种人种上的亲缘关系更体现在眼睛的形状和颜色、服装，以及台湾原住民的土语上。在这个岛上我没有发现那种在菲律宾、交趾支那、新几内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有发现的头发卷卷的黑人土著，有人认为他们从血缘上可以追溯到这些地方最早的居民。西班牙旅行家德马斯（De Mas）[1]断言那些黑人与波利尼西亚诸岛上肤色较浅的种族说的是同样的语言，马来人则是他们与浅色部落通婚产生的后代，后者在早期的某个时期占领了那些岛屿，将肤色较深、身体较弱的种族赶入深山，留下妇女作为战利品。这个理论适用于所有发现黑色人种的岛屿，不过也有很多地方跟台湾一样，虽然没有发现任何黑人存在的迹象，但是当地的语言却有着清晰的马来起源。基于我的观察，我很醉心于寻找佬族人、平埔番与马来人之间的相似点，以及所有这些种族与中国的苗族之间的相似性。我关于后一个论题的看法已经被有关中国的画册以及其他一些来自中国的证据所证实。艾约瑟先生（Mr. Edkins）[2]有另一种观点是缅甸人、佬族人以及掸族人都与中国的彝族人有亲缘关系，同时也与海南的黎族有关。我相信黎族与台湾的土著能联系起来，而后者的语言无疑有着马来起源。[3]马来语的踪迹能在东西二百经度、南北七十纬度的广大范围内被找到。在后面附的这张表里，我将台湾土语中的数词与一两个取自南太平洋岛屿的样本作比对，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就更多的词汇进行比较，以证明居住于这两个地方的人的共同起源。这些岛民与亚洲东部山地部落之间的联系似乎表明世界上的这片区域是浅肤色、直头发人种早期的家园，现在他们广泛分布于从台湾到新西兰、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的广大地区。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近海的岛屿上黑色人种彻底绝迹，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诸如新几内亚这样偏远的岛屿上他们依然繁盛，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能抵御艰难跋涉而来的浅色人种小规模的入侵。在介于两者之间的岛屿上，黑色人种都被赶入了深山老林，在北方他们干脆完全绝迹了，将地盘让给了肤色更浅、更强壮的种族。插图上编号2、3、4、5的是女性，6、7是男性，他们都是平埔番。

[1] 德马斯（Sinibaldo de Mas，1809—1868），西班牙外交官，冒险家，诗人，曾任西班牙驻澳门大使，最先将摄影术引入菲律宾（1841年）。——译注

[2] 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字迪瑾，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1843年在上海传教，参与创建墨海书馆，曾赴太平天国起义军中谈论宗教问题。1863年到北京，负责伦敦会的北京事工并创立了北京缸瓦市教会，1880年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1905年在上海逝世。——译注

[3] Crawfurd，“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1848.

平埔番的民居

平埔番的房屋还算得上是干净、整洁、舒适，它们的样式惊人的一致，在岛上所有的定居点都一样。整个住宅沿着一个方场的三面而建，后面的一部分供家庭成员居住，两侧则是畜禽的窝棚。在图版三的图片（图8）里展现了一座平埔番民居的后部和右侧，左侧与右侧基本上一样。房屋中间的空场分为两部分，外面用来放置他们简单的农具，晾晒农产品，旁边有一个竹子搭建的简陋的牛棚。里面用泥土垫高，供家庭使用。这片坚硬平整的地面用来晾晒最有价值的农产品然后销往市场。在这里，村民们也有他们的村委会，也庆祝他们的节日，也在夜幕降临后欢聚畅饮。一旦决定举办一场宴会，家中的长子要穿上一种类似于浴巾的东西，头戴用蕨类植物的叶子编成的头冠，挨家挨户地去宣布届时他的双亲都将“在家”。到了预定的时间，宾客们成群结队地赶来，年老和体弱的人围坐在火堆旁大声谈笑，火光映照着他们古铜色的脸，给夜色里的棕榈树戴上了金色的羽冠，在四周的竹篱上投下奇怪的影子。长辈们堆起芦苇和木头，年轻的男女踏着狂野的歌谣，在火光中跳舞到深夜。里面升高的平台还能起到其他一些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雨季保持房屋的干爽。院子里种着一些本地树木，例如图片右边的番木瓜。这种植物产量丰富，容易生长，而且跟可可树一样在房前屋后比在精心照看的花园里长得更好，更高产，枝叶也更繁茂。房子前面两个小篮子里那种低矮、叶片宽阔的植物是烟草，晒干了可以供他们自己吸食之用。附加一句，他们用的烟袋也是取材于他们自己的竹子。这种烟草品质很好，但是他们经常在烟叶还是绿色的时候就拿来吸食了。另一种这个岛上土生土长的植物，是一种藤蔓植物，当地人称之为“爱玉”（Oigou）。它长有很多细小的种子，将这些种子浸泡在凉水里，可以得到一种密实、美味、琥珀色的果冻。

家庭成员居住的房子位于后面，通过一个过道与院子连接。过道的前面种着一些矮小的竹子，用来隔挡阳光的灼热。整座房屋可以说都是用同一种材料建成，因为这种植物在岛的南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长得好。竹子搭建的坚固框架支撑起竹条编制的墙壁，梁和椽也是竹子，外面铺上竹叶作为房顶。墙壁要抹上泥才算完成，有时候还要用石灰浆粉刷一遍。地板，正如我已经说明过的那样，是坚硬平实的泥地。家具里面有一些是中国样式的竹制品，还有一些粗糙的木墩子用来坐。椽上挂着一两根火绳，一些弓、箭、矛、渔竿，有些人家还在椽上挂上带尖刺的竹钩，用来保护粮食，防范那些在平埔番的房子里面泛滥猖獗的老鼠。他们用来捕捉老鼠的工具是一种简单而精巧的竹制陷阱，它是这些质朴的人们向我展示的最有趣的东西。那确实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工具，在这里一只肥硕的老鼠被看做是一种美味，想必是为了成功地将之捕获，捕鼠工具发明者的脑子里才闪出了这丝灵光。想到他从此坐享这番荣誉，心满意足地做一个捕老鼠、吃老鼠的平埔番，不禁觉得有些悲悯。这些土著人使用的很多物品，如火绳、矛头、火药以及衣料，都是中国（大陆）出产。这些原住民没有商业，耕种土地、为中国（大陆）市场准备农产品，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

平埔番的范例

吸烟是台湾的平埔番很喜爱的一种消遣，不管是男人、妇女还是孩童都乐于其中。他们的烟袋都是从最近的竹林里取材而来，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进行雕刻和装饰。烟袋是他们在田间劳动时的慰藉，也是他们休息时用来打发时间的伙伴。烟袋还可以作为一件爱的信物在情人之间传递，如同宝石戒指在我们的文化中表示的含义一样。我的读者在看到No. 9这张图片的时候，一定会同意如果没有这番解释的话，也许会将这位女士嘴里的烟斗看做是粗俗的表现，而在这里却成了她的一个特色，就像夏天英国淑女们手中的阳伞一样不可或缺。这张照片上是木栅的两个不同年龄的妇女。年轻的这位相貌端正，面容温和亲切，属于她的族人里很平常的长相。老妇人则经过了时间的洗炼，在辛苦的劳作和阳光的曝晒中变得面容枯槁，年轻时的风华与美貌已经找不到一丝痕迹了。但是她们中的许多人，与图画中的这位老妇人一样，固执地与命运作着斗争，她们的衣着永远干净整齐，长长的蓝头巾包裹着她们乌黑油亮的头发。让我们对这些木栅的老妇人致以敬意，为她们在天地间诚实地对抗岁月的演进。她们是部族里身经百战的勇士，从不害怕敌人的挑战，更不会将衰老和虚弱藏在脂粉和假发后面。她那古铜色的、布满皱纹的脸颊，因年岁而灰白的头发，让她在所有地方都受到尊敬，甚至是她穿越敌对部落领地的安全通行证。照片上的两个人穿着一样的蓝色和白色的短上衣，衣服上有亮色镶边。这里的风俗是用上衣的右襟盖过左胸，然后在左边系紧，而他们的汉族邻居则是将前襟盖向右边，用纽扣系上。下身的袍子或者说遮盖物与佬族妇女穿的筒裙很相似，也近似于马来人的纱笼。衣料是深蓝色的棉布。这种装束让我很震惊，因为不论是从整体的外观还是其中的许多细节上来看，这些台湾土著人与柬埔寨和暹罗的佬族部落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与中国（大陆）人不同，平埔番的结婚仪式非常简单，而且这里的妇女显然能得到更好的另一半。她可以按照她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丈夫，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她会选择一个健康而勤奋的男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包揽各种农活，成为岳父家的好帮手。如果他达不到她的期望，她随时都可以跟他离婚，然后嫁个新的。

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古老的神物崇拜已经迅速被一两个新教传教士带来的热忱所取代，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信仰。在他们原始的信仰里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他们也相信灵魂不灭，相信在死后恶有恶果、善有善报。他们主要的偶像可能是一男一女两个神灵。我唯一一次看到他们的偶像是在岗仔林（Konganah）[1]的一所房子里，他们极不情愿地让我们用亵渎的眼神看了一眼。那是一个昏暗的房间，到处都是蜘蛛和蜘蛛网，塑像倚墙而立。女性偶像看起来像一个缩短了的五月柱，顶上有一个带角的鹿形头颅。柱子的主干上缠绕着枯萎的花朵。男性偶像让我想起儿童坐的竹椅，也有一个头颅，前面同样放着一两个供奉的酒杯。这间房子靠近一个当地人自己修建的基督教小教堂。现在岛的南部有超过一千名新教徒，他们建造自己的教堂，尽可能地自食其力。

这些土著人没有乐器，但是他们能唱一些简单而充满悲伤的歌曲，实际上他们常常是在被囚禁或者被压迫的时候才哼唱这些曲子。

No.10展示的是携带幼儿的方式。图中女子的发式不仅为平埔番所采用，也见于地道的蛮族山民。No.11是一个木栅女孩的全身像，No.12呈现了六龟村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希望能见到一些山里来的蛮族。招待我们的这家人的儿子失去了妻子，于是他离开村子去附近的山里重新找一个新娘。家里人时刻盼着他在新娘的蛮族亲戚的簇拥护卫下凯旋。如同大多数我们去过的地方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受到了殷勤的招待。

[1] 今台湾台南县左镇乡冈林村。——译注

台湾府附近

在离开台湾以前，我一定要去台湾府周围的乡间野地里走一走看一看，如同No.13这张照片所展现的。在古老的安平堡（Zelandia）和赤嵌楼（Provincia Fort），以及城墙内壮美的花园里，都还能找到早年荷兰人在此居住的痕迹。台湾府有着一段悲剧性的历史。1661年她目睹了荷兰人在激烈的战斗之后黯然退去，然后在1842年8月11日，在她北门外的练兵场上，一百九十七名我们的同胞血染了这片土地。不过在那之前，一场可怕的风暴猛然袭来，肆行三个昼夜，泛滥的河水淹没了土地，近两千人在这场风暴中死亡。关于这次冲突，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我的朋友马雅各医生[1]说：“8月11日，对台湾来说那是黑暗的一天。”许多类似的事件和灾难近来依然在发生，一些或许可以被记入这个城市的历史，比如在风暴袭击安平的时候，我们颇受尊敬的新领事吉必勋先生[2]，以他迅速有效的行动挽救了港内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当我们漫步在台湾府内的公园里，或是城外的小道上，周围的寂静安宁让我们完全想不到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整个近郊万籁俱寂，只有满载货物去往市场的牛车碾过路面的声音和孩童的玩耍嬉笑声偶尔划破这片宁静。前面提到的牛车是这个岛上独有的，因此我在这里赘言几句。那吱吱呀呀的声音来自于它那干涩的车轴，听来竟然有点像是一台音色圆润的风琴。整个车身用木头和藤条制作，下面有两个硬木做的轮子，直径约四英尺。拉车的大水牛看起来总是睡眼惺忪，它有着很好的劳力，对自己人也很温驯。但是它对陌生人很警惕，一旦被激怒就会变得狂暴而不受控制，这时它那巨大的角就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不过我也见过这种体形巨大的动物在阴凉处打滚，一群孩子吊在牛角上玩耍，盯着它们的嘴和鼻孔肆无忌惮地看，或者从它们那印度橡胶一样的背上抓苍蝇。

台湾府的小径两边常常长着仙人掌，还有大牵牛花、倒挂金钟等各种野花。花朵在绿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鲜艳夺目，在它们的上面，一丛丛翠竹用它那丰盈的枝叶搭起一道尖拱状的凉棚。纤细的枝干随风而动，阳光穿过摇摆的竹叶，在低处的花朵和叶子上投下星星点点的光斑。没有比这更美的景象了。

No.14是台湾的竹筏，它是一种用于在西海岸的恶劣天气里登陆的天才设计。在台湾府，在我们抵达海岸之前要经过几英里长的浅滩，而且一年里至少有四个月海面波涛汹涌。这种筏子是竹制的，竹子经过烘烤弯曲，这样就构成了一只浅浅的小船。竹竿用藤条绑在一起，两根之间留出空隙让水自由进出。在筏子的中央绑着一块木头，桅杆牢牢地插在上面。乘客被安置在桅杆后面的一个木盆里。这个木盆只是放在筏子上，没有任何固定，所以经常能见到筏子的主人坐在取下来的木盆里往岸上划去。我自己对于筏子的经验让我相信坐这个很危险，可是有时候不坐它就没法上岸。

No.15拍摄于流经汕头的韩江左岸。与中国其他的河流一样，它的堤岸在旱季高于河面，这时龙骨车就被用来协助灌溉。这种水车简单而灵巧，它是一个长长的方形木管，里面装有一根环状的链条，链条上带着一串相互间隔为六英寸的木隔板。隔板沿着管道上方的木杆滑入水中，回来的时候就将水源源不断地带上来。在上方的末端处链条绕过一个有许多辐条的轮子，轮子外面有踏板，用脚蹬踏这些踏板就能让链条转动起来。

厦门港的周围盛产石材，在一些最醒目的石壁上题有诗词。图片No.16就是一个摩崖石刻的例子，它们通常与当地的某段历史或某种传统有关。

[1] 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MD，1836—1921），苏格兰人。1860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后去德国及法国深造，回国后任职于英国伯明翰医院，后辞职欲赴台湾传教。1863年抵达上海英国租界，再赴厦门。1864年马雅各先行前往台湾考察。1865年正式以基督长老会传教士与医生双重身份前往台湾传教及行医，创设台湾首所西式医院。——译注

[2] 吉必勋（John Gibson），1868—1869年任英国驻台湾领事，曾挑起1868年的樟脑战争。——译注

汕头

外国人称之为汕头的这个中国城镇于1858年开放通商。[1]它位于韩江口的东岸。韩江流经广东省人口稠密而富饶的地区，同时在它的入海口处有一个能让大型船舶下锚的宽阔港口。因此在1842年，它首次吸引了外国商人的目光，自此后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但是通商的过程，与这个省其他的地方一样，也因无视法律的当地人的阻碍而进展缓慢。不过据我观察，近年来这个地区在瑞麟的励精图治下有了一些改善。汕头的本地人说一种与广州人不同的方言，而且与客家人一样，他们似乎也有着与广东的本地人截然不同的血脉起源，两者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个省的人民总是铁板一块，这使得即使强大如大不列颠，面对他们的时候也倍感头疼，可能比广大中华帝国国土上其他任何省的人都要难以对付。而且这片地区盗匪横行，揭竿起事是家常便饭，内乱不断，又常有外国人打进来。在某个时期这里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另一个时期它又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作为一个不向北方政权完全臣服的南方帝国的中心，它一直坚持到公元10世纪的中叶。

这个省的极度繁荣，得益于目前统治中国的满族人的政策，也得益于与西方文明的近距离接触。1842到1851年间，在现在的居留区下游四英里左右的地方，一个未经承认的外国社区在汕头的双岛上建立起来。1862年，在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后修建了现在的居留区点，它背山而立，山后是本地人的城镇。No.17就是现居留区的照片，拍摄于理查德森洋行（Messrs. Richardson and Co.）后面的高处。这里的山上除了散乱的花岗岩什么也没有。这些花岗岩有的处于崩离状态，有些却是大块的巨石，光秃秃地裸露着，像纪念碑一样静静地矗立在山冈上。尽管地势条件恶劣，这里的居民还是从外面运来了肥沃的土壤，将房子周围寸草不生的坡谷变成了花园和整齐的草坪。而且就像他们期望的那样，一个小村子在附近迅速地繁荣起来，为这些外国人提供各种所需。

欧洲人的房子主要用一种本地混凝土建成，这种混凝土是附近大量出产的一种长石黏土与贝壳灰的混合物，凝固后十分坚硬。在里面，房子的天花板上都装饰有精心制作的檐口和镶板。这些东西都是本地手艺人的杰作，他们将这门技艺带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高度，使之成为汕头的一种特产。鸟雀和动物，鲜花和水果，因这些手艺人高超的技艺和优雅随性的设计而栩栩如生。然而这些手艺人的收入却很低——低到只是比一般的苦力好一点点。我很有兴趣地参观了这些贫穷的人们工作的过程，他们用双手和一两把小泥刀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在他们的十指间各种精美的图案一点点呈现出来。

汕头的扇面画颇有盛名，不过真正画得最好的只有那么两三家店。这种画在扇子上的图画有着美丽的色彩和多种多样的图案，而且绘制得高雅又精细。我发现画师们绘画的时候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每人占着一个长椅，旁边烧着鸦片，当他们在毒品的作用下飘飘欲仙的时候，最精美的图画也完成了。汕头的扇面不仅是外国人竞相收购的对象，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好的销路。

自1860年以来，汕头的年贸易总额已经增加了三倍。这片地区主要出产稻米和糖。甘蔗的种植和加工依然是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与巨大的产出总量之间的对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其他一些产业的状况。总的种植面积很大，但是单个的农场都很小，每个小农场主照管他自己那块田地，拥有一个小型的制糖作坊。作坊里的碾磨由水牛拉动，每个作坊每天大约能生产一担粗糖。因而这就要求成百上千这样的作坊才能满足市场每年将近八十万担的需求。

汕头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纸、瓷器、陶器、夏布和糖，鸦片和一些零星货物是主要的进口商品。1870年这个城镇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两百五十万英镑。

每年都有不断增长的移民离开这一地区前往交趾支那、暹罗以及马六甲海峡的种植园工作，1870年这一移民数字超过两万。在中国，劳工的价格很低，因而每月两到三元的工资就能吸引大批的劳工前往异国他乡，对那些穷苦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收入还可以让他们存下一笔钱，将来返乡的时候用来购买土地。中国劳工在马六甲一带很受欢迎，我自己也注意到在种植园里，来自中国的苦力比本地的印度人或马来人工作起来更卖力。

[1]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开放潮州为通商口岸，因潮州百姓奋起抵抗，洋商无法进城，因而在1860年的《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中将口岸移至汕头，于1861年正式开放通商。——译注

中国南方的塔[1]

这张照片上的塔可以看做是散布于中国南方的无数宝塔的一个代表，它矗立在韩江的右岸，靠近潮州府。与所有这类建筑的优秀范例一样，它的台基和基座用石头建造。塔身有七层，每一层的楼层或平台都与外面的平座相对应，里面有一道旋绕的塔梯可以通往顶层。每一层的平座上原本都有石制的栏杆，嵌在同样材料制成的望柱上。这些栏杆现在大都损毁了，不过保留下来的部分还是充分地展现了栏板与立柱之间那种榫接结构的技巧与美丽。从塔顶站立的人的比例来看，塔高约为两百英尺。站在塔上，四周的河曲乡野尽收眼底，不禁让人猜想这些塔最初便是作为瞭望塔而建造的，从这里望出去，敌人的任何行动都一览无余。这种理论是有据可依的，在中国南方，塔建得多的地方，往往就是容易遭受外敌入侵的地区，从古至今战乱纷争不断。这些塔修建的位置也表明它们兼有灯塔和瞭望塔的功用，因为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建在靠近河岸的某个制高点上。当然它们主要还是作为一种佛教的纪念物而存在，许多都建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我相信这种新信仰的传播者一定从他们在印度所遭受的挫败中吸取了教训，因而当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决定采用一种不是那么异样的方式来保卫他们的信仰和乔达摩[2]的遗物。宝塔这种建筑是中国特有的，我在柬埔寨、暹罗以及其他所有佛教盛行的国家都没有见过类似的建筑。

[1] 即三元塔，现存。——译注

[2] 乔达摩是释迦牟尼的姓。——译注

潮州府的桥

潮州府位于韩江口内二十五英里的地方，口岸所在的汕头便归它管辖。这一带物产十分丰富。当汕头开放通商的时候，一名英国官员被指派到潮州府，因为这里是当地政府的所在。在城墙内设立一个领事馆的想法多次被提出来，但是由于领事屡屡遭到当地臭名昭著的暴民的攻击，最终这个计划还是被放弃了。城市暴徒和村民攻击外国人的趋势在1869年1月受到了暂时的抑制，其时皇家金龟子号（H. M. S. Cockchafer）的一艘小船沿韩江而上前往鸥汀（Otingpoi）[1]，目的只是为了训练船员。村民们“完全是自发地”聚集起来向这些水手扔东西挑衅，受到攻击的船员们试图捉拿“匪首”，却受到各种阻挠，当村民们聚集起大队人马，拿起枪、矛以及其他各种武器对准他们时，船员们不得不退回船上，却还是有十一人在交火中受伤。在这场灾难中“暴民”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从河岸高处的掩体里向我们的人开火。我们的政府立即对这一“暴行”做出了反应，一支五百人的军队被派去攻打这个村子。如此硬碰硬的结果是村子周围六英里都被打成废墟，村民逃离四散。广东省的这片地区从来都没让它的管理者省过心，事实上，这里的人们时常被迫放下他们各自的工作，去参与宗族或村庄之间的战斗。而一般来说农村地区的人，如果你不去招惹他们的话，应该是和平而不好争斗的。在两广总督瑞麟的大力处置下，骚乱很快平息了。这种宗族之间的争斗以它那令人作呕的方式为中国的苦力贸易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它为之提供货源。

潮州府也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城市，规模不小，在商业上有着显著的重要性，它那星罗棋布的货栈、交通繁忙的街道以及江面上川流不息的本地船只便是极好的证明。这里的桥可能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一种了。与古老的伦敦桥一样，潮州府的桥也是一个市场，为各种店铺和小生意提供场地。我们在No.19中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座桥，桥上的房屋用轻质材料建成，样式十分粗陋，它们以这种方式在桥面上构建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市场空间。同时单纯从卫生的角度来看，这些建在水面上的房屋也有着很多好处。这种构造的支撑方式更是展现了相当的才智，它的砖构部分都建在桥上，以自身的重量稳稳地压住两根托架，以此支撑房屋较轻的部分。在这本书的另一个篇章里，我将有机会展示这种巧妙而又美丽的支撑方式的典型范例，中国人用这种方式构建起寺庙和宫殿的屋顶。虽然这些桥屋在它们那惊险的建筑样式之外再没有什么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但是阳台上的花还是让人欣喜地看到居者在美化环境上的一点点用心。事实上在中国，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家也会在房前屋后种上一些花草。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读者一定会困惑于桥上悬挂的那两个木架子的用处。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吊桥，当它放下来的时候，不但可以阻止船只通过，也可以在黑夜里阻挡恶鬼在桥下穿行。

在我游览期间，这里唯一的一名外国人是英国副领事。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为了避开人群，我特意起了个大早，但是人们还是被惊动了。当他们看见我那古怪的、大炮模样的机器对准他们那摇摇欲坠的房子，他们马上想到我是在施行某种邪恶的法术，要不利于这座古老的桥和桥上的居民。于是摊贩们都跑出来，据我所知店铺也都关了门，因为那些跑来给他们制造麻烦的洋鬼子们应该被教训教训了。这些市井小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战斗，他们朝我扔各种各样的东西，石头、土块雨点一般从我头上飞过。我蹬开了一条船，因为它已经驶到我的手边上，而当它靠岸之后，我发现我还是能占到上风的——我用三脚架撂倒了一个试图阻止我拍摄照片的“暴徒”。我相机的罩子掉了，一只眼睛被飞来的土块打青了。不过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损失也不大，可以说这座桥是被我用三脚架攻取下来的。

[1] 今属汕头市龙湖区。——译注

男性的头像，中国人和蒙古人[1]

这一页上呈现的是一些男性的头像样本，取自中国人和蒙古人。No.20的男孩来自上层或者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他是广州一位颇为显贵的地方官员的儿子。他是一个漂亮的小家伙，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友好和智慧的光芒。这种倾斜的杏眼是地道的南方人所特有的，在这张照片里它的特征得到了充分地展现。这张脸长得很可爱，但是跟所有的中国孩童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渐渐变得不是那么讨人喜欢。眼睛里原有的温和被冷漠和精明取代，这是他们独特的训练所致，说是镇定沉着也好，麻木不仁也罢，总之都是一位有风度的中国绅士必须练就的外表，以此掩盖他的内心。No.21可能就是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长大之后的样子。这是一个成年的中国人，虽然社会等级稍低一些——一个拥有与生俱来的精明能干，因而在事业上颇为成功的商人。他戴的这种帽子在南方的夏天里很常见。No.22和25是蒙古人的正面和侧写。这种脸型为北方人所特有，面部轮廓较纯正的中国人粗重一些，实际上，这种脸型从整体上来看与欧洲人更为接近。蒙古人的头发全部剃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人不同，后者总是拖着一条辫子。No.24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苦力，一个中国下层民众的典型代表。这一类人不像读书人或者达官显贵那样光鲜。一般来说他都很随和，相当关注他自己的利益，并且天生对所有中华文化影响之外的蛮夷怀有根深蒂固的蔑视和同情。这能解释他在我面前的表现，当我打算把他作为他这一阶层的代表传达给后世的时候，他完全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他服侍过的老爷们都很享受生为一个中国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他自己，幸运的话经过几个轮回转世也能获得那样一个出身。No.23是一个非常老的老人，额头上的皱纹清晰地书写着他的年龄。他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虽然已经八十多了，依然自食其力，做搬运工养活自己；他灰白的头发和稀疏的辫子让他在街坊邻居中间很受尊敬和照顾。

[1] 此处所谓“中国人”和“蒙古人”应是指汉族人和蒙古族人。——译注

中国女性的发式

中国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不过如果取一根放在显微镜下用强光透射着来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深的深棕色。他们的头发的另一个特征是都是直发，男人都留着辫子，女性则把头发梳成各种漂亮的发式，以迎合她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时尚。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多种多样的发式。No.26是一个来自广州中等家庭的小女孩，她戴着一个用绣花的缎带、假花和翠鸟羽毛装饰的头饰，前额处镶着黑色的丝穗，穗子下是她整齐的刘海。这是一张漂亮的脸，但是几年之后，她那桃花般的脸庞就会被艳俗的大红胭脂遮盖，脂粉之下，是枷锁一般的婚姻带给她的苍老和憔悴。

No.27是南方妇女冬天用的头巾。它是一块丝质或棉质的绣花方巾，沿对角线对折后在下巴下面系上。No.28是一个年轻的汕头姑娘，她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地区常见的一种发型。No.29是另一种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发型，不过照片上的妇女来自另一个家族。照片上呈现的这种脸型是汕头本地人特有的，鼻子直而挺，上嘴唇薄，牙齿洁白整齐，还有一个漂亮的下巴。正如读者看到的，她们每个人的发髻都不一样，很有值得西方的女士们借鉴学习之处。不过要把头发梳成这些美轮美奂的样式，却是一件麻烦的工作，麻烦到足以让我们国家那些有意模仿的女士们望而生畏，因为这需要花费她们全部的心思和精力。在中国，这些妇女一星期只梳一到两次头，因为没有谁花得起每天梳头的时间。为了避免这些精心梳制的发型在睡觉的时候被弄乱，女士们用陶瓷或者木制的枕头垫在后颈下面，枕头要高到足够保护发型不受损坏。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是对舒适性的牺牲，而且很有可能导致窒息。然而当流行的趣味就建立在这种牺牲之上，也就不会有人对这些精巧的发式和夜晚高悬的头颈提出太大的异议。No.30的发髻只能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了。照片上的妇女是宁波人，她是一名专业的发型师，也为顾客制作假发髻。No.31是常见于上海妇女的一种发式，她们用镶白边或者浅蓝边的黑丝绒发套包裹起乌黑的头发，呈现出一种简洁朴实的美。

中国的演员

作为节日里的一种娱乐方式，戏剧表演在中国很受欢迎。

一出好戏常常让戏迷们痴醉数日，废寝忘食——这正好可以说明那些规规矩矩的中国人，不管他工作有多努力，也不管他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与当今欧洲更文明的国家里的人们比起来，其实对闲暇时如何寻开心所知不多。曾经有人说在中国没有专门为戏剧表演修建的建筑，确实，大多数的中国城镇都没有，但是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我去过的城市，都有专门的戏剧演出场所。比如香港就有两座大型的戏院，它们都是由中国人修建，专门上演中国人的戏剧。

从风格上来看，这两座戏院结合了欧洲剧场与中国戏楼各自的一些元素。外面有柱廊；一丝不苟的检票员站在一个小窗口后面，门口有两三个工作人员维持秩序。里面有一排包厢，挂着帷幔，布置典雅，在这里绅士们可以与家人、朋友不受打扰地观看演出。包厢里的桌子上插着鲜花，备着茗茶。大厅里摆满了长凳，边上是便宜的座位，卖茶点和水果的小贩们常常买这种票进来，戏院宾客满座的时候，他们也生意兴隆。舞台与欧洲一样也是用脚灯照明，但是没有布景，事实上中国人对布景和换景一无所知。乐师坐在舞台上，就在表演区后面一点；舞台与演员休息室之间隔着一道墙，墙上有些装饰，有两个挂着帘子的门供演员出入舞台。

另外还有很多流动的戏班，他们被请来在私人宅第或者寺庙里演出，有时候大户人家会在街上搭起戏台，请来戏班为贫穷的乡里乡亲唱戏。对于违反了行规的生意人，请戏班也是一种交纳罚款的方式。我在汉口就看过这样一场演出的末尾，出钱的是一名商人，演出地点是河边一个露天的空场。

成百上千既没有梳妆打扮也没有喷香水的观众聚集在河边，场地上挤得水泄不通，灼热的阳光烘烤着一大片闪亮的光头，远远看去就像一堆湿漉漉的白萝卜。这时已经接近黄昏了，这群人挤在这里也一整天了。散场的时候，老人们体力不支地往回走，女人们大声呼喊她们跑丢的孩子，下流的小子们学着丑角那些低俗的动作，被压抑了一天不准乱叫的狗儿们也可以肆意地狂吠了。没一会儿人群就散尽了，临时搭建的戏台还要留到第二天继续演出。

中国的演员，如果有一定名气的话，收入是很不错的。不过他们必须练就相当好的基本功，此外还要有超凡的记忆力，因为当他们被请去为一场宴会助兴的时候，宾客们常常会随意地点一些戏，因此很多演员必须熟悉半打以上不同的角色。虽然酬劳丰厚，但是演员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甚至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一般来说，女性角色由青年男子或男孩来扮演，不过有那么一两次我也见过女演员出演。戏服通常都由古时各朝代的服装变化而来，满族征服者的装扮被刻意回避了。

No.32和33是演员的定妆照，这是一对新郎和新娘，他们穿着明朝的服装。

No.34和35的服装也出自同一时期。

戏里面的女性角色嗓音尖细婉转，男性角色的声调则根据角色的设定有所不同。在洋泾浜英语里面，这种独特的中国戏剧表演方式被称作“唱歌”。

对那些初涉中国的外国耳朵来说，乐队给他的印象应该是极其糟糕的。每一个演奏者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控制音调和节奏，完全不管旁边的人在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好像是在拼了命地敲打那些铜制的乐器，我觉得他们的脑浆都要被震出来了。不过，偶尔也有一些独奏的段落，悠扬而有古韵，在我们听来也很是动听。

中国的戏剧更接近于现代的浪漫剧，而不是欧洲的古典戏剧。它不像雅典戏剧那样细致精炼，它有着混杂的角色，时悲时喜。与希腊戏剧一样，有些戏来源于神话故事，如《看钱奴》（Khan-tsieu-now）[1]，“第一幕第一场发生在天界，第二幕发生在凡间”。

[1] Pauthier，G. and A. Bazin，Chine Moderne，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geographique et litteraire de ce vaste empire，d，apres des documents chinois，Paris 1853; reprinted in Paul Varin，Expedition de Chine，Paris 1862，p.395.（元·郑廷玉作）

鼓浪屿

鼓浪屿是福建省的一个小岛，它是厦门港西部防线的一部分，从厦门本岛的高处望过去，岛上奇石绿树，风景秀丽。No.36的两张照片就拍摄于厦门本岛的小山上，不过岛上那温暖的色彩和点缀其间的一丛丛翠绿无法在照片中呈现出来。我们没能看到的还有那些精心打理的花园，以及那如同金色飘带一般托起这颗海上明珠的细软的沙滩。湛蓝的海水围绕着它，衬托出它的色彩，更增添了它的美丽。在这个小岛上零散地居住着三千多本地人，多数都是渔民，随着鼓浪屿渐渐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外国人聚居地，许多本地人开始转向为外国人提供服务。在厦门于1841年8月27日被我们夺取之前，这个小岛以及其他一些守望港口的小岛上，都修筑了炮台，扼守住海港的咽喉。许多防御设施在他们向我们的船开火前两个星期才匆匆建成，直到我们的军队登上小岛，驱散了他们英勇的守军，这些堡垒才算安静了下来。岛上的守军尽了最大努力，另据梅辉立先生的记述，总兵江继芸在战败后从容投海自尽，以洗刷身为败军之将的耻辱。

厦门港

厦门是外国人最早到达的港口之一。在它北面三十六英里的地方，就是马可·波罗称之为刺桐、自9世纪起便作为对外贸易中心的泉州。厦门港是中国沿海最优良的海港之一，在照片No.37的拍摄地点，海面的宽度超过八百码，这样就算是最大型的船只也能轻松入港。这里的海面在高低潮位时的落差最大能达到十八英尺，潮水的运动侵蚀了港内许多巨石的基底，照片前景上这块矗立的巨形花岗石就是极好的例子。欧洲人把这块石头称作“六里石”（Six-mile Rock），中国人则称之为“鹿耳礁”（Sail Windlass Rock）。

这尊小山一样的巨石被附上了一些迷信的成分，当地人把它看做是可以左右厦门命运的保护石。如果这块石头倒了，厦门也就完蛋了，因此每年人们都会在石头底下垫上一些支撑，以加固它在潮水中不断萎缩的基石。1544年葡萄牙人试图在这片海岸上修建一个定居点，但是当地政府成功地使这些入侵者无处立足，这里幸而没有成为第二个澳门。荷兰人在1624年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他们为了这一地区的商业资源而来，费尽周折，终于在澎湖落下了脚。后来他们用澎湖换取了台湾，盘踞在那里，直到国姓爷的时代。厦门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对外国人开放通商。福建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糖和茶叶，大部分的茶叶都产自台湾北部。进口贸易现在大多控制在中国商人手上，他们搭乘近海汽轮去香港购买他们需要的货物，如果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和信誉，他们甚至不需要太多的资本，就可以通过银行获得维持商业运转所需的一切支持。子口税是一种对外国贸易损害极大的陋规，它极其有效地阻止了外国货物进入内地市场。在内地运输的货物，就算它们已经按规定交纳了关税，还是要遭受各方局卡的层层盘剥，其征收的额度根据沿途地方政府的需求而多少不定。

在战争期间，一种叫做厘金的税被征收来支付战争开销。现在厦门的外国商品依然要缴纳这种税，但是在汕头以及其他一些通商港口，例如台湾，这种税已经被废除了。部分从这里运往台湾、新加坡和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货物还是使用中国帆船运送，对此我的理解是，与横帆船相比，这种船可以减少一些课税。

照片上呈现的是厦门城里外国商馆集中的地区，整个城市位于岛的西部，它所在的岛也与城市同名。

厦门妇女

我见过许许多多的老妇人，她们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是公平地讲，在所有这些老妇人中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例外，她们全都有一种可爱的小毛病——或者也可以称作一种嗜好，那就是坐在一起说街坊邻居的闲话，对七乡八里的闲事说长道短。照片里的这两个老妇人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观点。我碰见她们的时候她们正站着聊天，我建议她们坐下继续她们的交谈，毕竟那样会舒服一些。当我过去的时候，其中年纪较大的那个——就是太阳穴上贴了一块黑色膏药的那位——正在讲述她的头痛病如何让她痛苦不堪，然后大夫给她的这种膏药又是如何的管用。这块膏药揭下来之后，她会把它贴回到大夫的门上，以表示这种药确实减轻了她的痛苦。她的同伴受雇于外国人，为他们看护小孩；她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但是几乎不沾手保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更别说什么粗重的活了。对她的女主人，她总是面目和善，顺从又有教养；但是对她看管下的那些孩子，她说话的用词就不是那么讲究了，事实上她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表达她的不悦，那就是用孩子们那温柔的母亲完全听不懂的粗话来呵斥他们。一个好的保姆一年的工资大约是二十四英镑，其中包含她的伙食费。见No.38。

中国女子的小脚

在No.39这张照片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女子的缠足。这是我最有趣的照片收藏之一。照片上的女子是谁，来自哪里，我不方便透露。在此之前有中国人对我说这种照片是绝对拍不到的，不管我出多少钱，都无法让一个中国妇女解开她的缠脚布。不过在这个天朝上国，只要揣着黄金白银怎么都好办事，因此虽然我遭受了不少挫败，但是来到厦门后，在一位开明绅士的帮助下，我终于还是找到一位女士愿意私下来见我，让我拍摄她的脚。她在一位老嬷嬷的陪同下前来，为了让她答应做这件低俗难堪的事情，我还必须大方地贿赂她的这位随从。但是说实在的，我还想赶紧从这样一个难受的场面中抽身出来呢，因为那所谓的三寸金莲，不管是从外观上还是从气味上，都与那种最圣洁最美丽的花儿相去甚远。这位女士说什么也不愿意把她的裙子稍稍拉高一点好让脚踝露出来。缠足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在持续的绑扎下，脚背上的骨骼逐渐弯曲变形，直到脚掌与后跟贴到一起，大脚趾以外的其他脚趾几乎都消失无用了。这种人为的致残，使得她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大脚趾和脚后跟上。对此德贞医生（Dr. Dudgeon）[1]这样描述：“踵骨由水平变为竖直，以后端接触地面。脚掌上的骨头被推离它们原来所在的位置向上隆起，由此形成一个弯曲的拱形，看起来像一弯新月。”在经过这样一番变形之后，这只脚与地面的接触点就只剩下一个移了位的脚后跟和一个大脚趾，而外侧两根脚趾的上表面已经成为脚掌的一部分了。这种畸形的审美是如何出现的，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有一个爱猜忌的丈夫，想到如果把他的妻子弄瘸的话，她可能就会更加老实安分地待在家里。但是据说他这一招并没有奏效，他妻子踩着那三寸金莲也一样在外面打情骂俏。一般认为这种病态的做法是从公元10世纪起开始成为风尚，很多人相信它无法追溯到伟大的古代，因为孔子和其他一些早期著述者都没有论及这件事。守旧的说法则认为缠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22年，那时有一位妃子天生畸形足，为了在国君面前掩盖她的缺陷，她命令她的女仆们都把脚缠起来。不过，不管这种陋习是如何开始的，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做法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已经成为一种奇异而独特的习俗，甚至作为一种风尚传遍全中国，而且它已经成为有教养的女性的一个标志，如同绅士们秃鹰一般的长指甲一样。我们鄙视这种荒谬的做法，但是下面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是如何回敬我们的，他们也将我们对风尚的某种严格要求斥之为畸形：“英国的女性在她们结婚前都要束腰，以使自己看起来更苗条。”[2]

厦门的男子和妇女常见的装束呈现在照片No.40和No.41里。包头巾的人是一个普通的苦力，那些移民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辛勤劳工多数都是这样的打扮。他的坚毅和节俭让他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只要他能远离烟馆和赌场，不用几年他就能积攒下两三百元，用这笔钱他可以回老家买一块地或是一条船。在福建的这片地区，由于人们普遍贫穷，杀婴的现象依然存在，遭此厄运的自然都是女婴。在厦门，一些富裕的中国人竭力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他们设立了育婴堂，贫穷的父母们将他们的孩子送过来，还能得到一点钱作为酬谢。

[1] 德贞医生（Dr. John Dudegon，1837—1901），英国传教士、著名医生。1863年接受伦敦医学传教会任命，携妻子前来中国，12月抵达上海，1864年抵达北京，任英国驻华领事馆外科医生；1865年在北京建立双旗杆西医院。在华期间发表多部医学、摄影方面著作。1901年在北京病逝。——译注

[2] Karl Friedrich Neumann，Yung-lun Yuan，History Of The Pirates Who Infested The China Sea From 1807-1810，p. 29.

福州的兵工厂[1]

福州兵工厂的所在地原先是一片沼泽，当1867年决定在此修建一座兵工厂的时候，地面被填高了数英尺，以获得一个稳固干燥的地基。整座工厂在日意格（M. Giquel）[2]的监管下运作，他是一个法国人，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这个工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的工作也得到了多方的肯定。这座中国兵工厂，或者说船政学堂，在我看来——也许有点言重了，但是对我来说，它确实是这个古老帝国朝着现代化迈进的一个伟大证明，一座标示着中国文明走向新时代的里程碑。巨大的改变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是假定中国依然一如既往地坚守它的排外政策，将福州、上海、南京、天津的那些兵工厂视作他们为将来某一天彻底驱逐中国沿海的外国人所做的准备，还是相信它们只是单纯地为当权者提供襄助，以维持中国内部的和平安定？不管我们得出哪种结论，这些企业的积极运作都清晰地向我们表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四书五经和圣贤之道已经无法让他们与那些采用了西方习俗、技术与科学的邻邦匹敌了。这些兵工厂并不是照亮中国漫漫黑夜的唯一的一线亮光，数千年来一直沉睡在那些早已化为枯骨的哲学家们的怀抱里的中国人，有些已经醒过来了。他们不但向学生们教授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还将他们送往国外的大学，以期他们能带回西方力量的金钥匙。我之前提到过，福州兵工厂也是一所学校，学生们在这里学习理论和各种实用的学科，并在欧洲人的监督下根据现代科学原理设计建造运输船和炮舰，同时也训练军官和船员，就像我们的海军一样。

我在1870年访问了这座兵工厂，他们带我参观了这座工厂的各个部门。在机械加工车间的外面设有轨道和货车，以方便物料和制品在各车间之间的转运。车间里都是各种现代化的器械：汽锤、刨床、钻床以及各种类型的机床。我最感兴趣的是光学部门，在那里人们正在制造经纬仪、航海罗盘以及望远镜的各种部件。一些人忙于加工黄铜，另一些人则专心致志地打磨透镜。不过他们还不会制造望远镜用的消色差物镜，尽管如此，他们的工作也让我倍感惊异了。

在兵工厂的前面有一个专用的滑道，用于将损坏的船只拖到岸上修理。这个滑道能提升重达三千吨的船只。

据说这座兵工厂每月的花销约为一万七千英镑。

这座工厂为总督左宗棠争得了各方的赞誉，正是他主持设立了这个企业。同样收获荣誉的还有日意格，在他的监督下这座工厂发挥了它的效用，许多蒸汽战船已经从这片厂房驶向大海了。

[1] 即福州船政局。——译注

[2] 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法国海军军官，曾参加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帮助左宗棠、沈葆桢建设马尾船政学堂，出任正监理。——译注

福州租界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它大致位于香港和上海的中间，闽江入海口上游三十四英里的内陆。外国人居住区位于闽江的南岸，距离划定的泊船地十六英里。整齐漂亮的外国住宅分布在一片视野广阔的山坡上，四周是如画的乡村风景。租界所在的位置原来是一片中国人的坟地，因而总是有持续不断的争端发生：外国人想在这里买地盖房子，当地人却很不愿意这些“洋鬼子”们在先祖的安息之地上大兴土木。于是任何时候只要建设工作无可避免地惊扰到某座坟墓，就只有大方地花钱才能把那些抗议的当地人打发回去。这些阴宅都用花岗石和土法水泥建造，呈半圆形。一个外国商人带我看过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当地坟墓，出于对他的仆人的厌恶，他把这个坟墓改成了一个豪华又凉爽的猪圈。

这个居住区拥有一个极好的俱乐部，还有图书馆和网球场。这里气候适宜，一年之中有六到八个月都适合户外活动，许多欧洲品种的花草和蔬菜在中国园丁的照料下生长良好。总之外国人在这里生活得不错。与厦门一样，这里也有很多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团体在积极地活动。这里还有一座漂亮的英国教堂，在它的旁边，中国人盖了一座小庙，虔诚的信徒们在这边烧香拜佛，想以此压一压旁边洋庙的声势。教堂附近有一个英国人的殡仪馆，以及一片松柏常青的公墓。

直到1853年，福州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现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武夷山和其他一些地区出产的茶叶从这里出口。1863年从福州运出的茶叶超过五千万磅。

在No.43这张照片的前景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式房屋的屋顶上都架着一个木制的平台，炎热的夜晚一家人可以在上面纳凉。天台上也放着很多装满水的罐子用于防火。这种措施在广州和其他很多中国城市都很常见，但是它对于大的火灾却起不了什么作用。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间间本地房屋被厚实的砖墙隔开，这也是一种防火措施，可以防止火势大范围蔓延。在我访问福州期间，这片城区发生了一场火灾，正是这些防火墙使同孚洋行（Messrs. Olyphant and Co.）的建筑免遭损毁。

远处群山之中最高的那座山峰是鼓山，山脚一片林木茂密的山谷里，有一座中国最著名的佛教寺院。

永福的隐寺[1]

这座佛寺最为奇特之处，不在于它的历史，而是它那极富浪漫色彩的寺址所在。为了到达那里，我们要沿着闽江的一条支流溯水而上，这条支流从南面注入闽江，河口大致对着闽江上那座狭长小岛的正中，小岛在福州上游七英里处将江面一分为二，两股江水汇于罗星塔下的泊船处（Pagoda Anchorage）。

寺庙距离福州约三十英里，周围层峦叠嶂，山高林密，让我想起特罗萨克斯（Trosachs）[2]，一样是险峻突兀的山梁，河两边的山谷里树木丛生，悄然寂静。寺庙建在一个山洞里，离山顶很近，通往那里的唯一的一条路是一条又长又陡峭的小径。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些疲惫的香客们不时要停下来歇歇脚，好在一路不乏阴凉，四周的景色也颇值得驻足欣赏。岩壁上到处都刻着经文，而背倚幽暗的洞窟、凌于绝壁之上的，就是这座令人惊异的小寺。大量岩石的崩塌形成了这个巨大的山洞，在它下面岩石跌落的山谷里，生长着很多古树，有些可能已经有几百年树龄。绝壁的下方有一条天然的通道，沿着这条小路往上走，我们穿过一个被巨大的蕨类植物遮盖的岩隙，寺庙就在眼前了。这座奇特的建筑架在突兀的巨石上，看起来极不稳固，不过这只是前面的情况，房屋的后半部分还是建在坚固的岩石上。三名僧人常年住在这里，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又老又盲的老者。这些隐修者十分严格地遵守着他们的戒律，每天早上日出时分，我都会被他们诵经、撞钟以及敲木鱼的声音惊醒。他们的饮食全部都是素食，不过烟草这种奢靡之物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享用。此外，我十分怀疑那个老和尚曾经吸食鸦片。

寺里的水源是绝壁上的一眼泉水，一根空竹管顺着岩壁架设，一端插入泉眼，另一端连接着一个石缸。在照片No.44的左边，我们能看到送水的竹管，泉水顺着竹管潺潺流下，源源不断地注入缸中。

[1] 即今福建省永泰县的方广岩（寺）。永泰县在清代称永福县。——译注

[2] 位于苏格兰斯特灵郡。——译注

鼓山寺[1]的住持和僧人

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佛教僧人们的穿着和古代欧洲的修士们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看到的都是宽松的大袍子，样式简单，长达脚面，都有一个斗篷用于在寒冷的天气里保护头部，都配有一串念珠帮助修行人收摄心意，记数功课。

由此表明这些修行人在他们静坐冥思的时候，在每天做完功课低头自省的时候，都在默默地与妄念作斗争，直到他达至一个极高的境界，善与恶在他心里泾渭分明，七情六欲不再使他烦扰，所有肉身上的弱点都在一种他们称之为“涅槃”的完美状态中悄然化解。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相似性应该远不止这一处。“所有地方的佛教徒都有他们的寺院或庵堂，他们举行受戒仪式，不婚，削发，他们手持念珠，供奉遗骨，佩戴护符。他们同样有斋戒日，同样列队行进，他们也忏悔，祈祷，念祷文，特别是在西藏，他们甚至有‘红衣主教’和‘教皇’。”

这些相似性可能只是偶然，因为在这两种信仰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佛教在它最初的教义里面是着眼现世而不信神的，基督教教义中的救赎在佛教中完全找不到痕迹。佛教徒遵行十条戒律，那是他们的先师留下的训示。我在这里附上其中的几条——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酒。

不非时食。

不蓄持金银财宝。

此外还有很多次要的规定，也是佛教僧侣必须遵守的。比如在进餐的时候——

进食之前，所有僧人必须诵念五句经文，以感谢至今为止他遇上的所有幸事。

他不得贪婪和妄求。

他不得评论食物的好坏。

进食的时候不能出声。

剔牙的时候必须用某种东西挡住嘴。

另有一条规定是不得用不干净的手抓取食物。如此种种清规戒律，便是佛祖的训示，每个僧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无法到达涅槃的极乐之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眼下中国的这些释迦牟尼的信徒们，对来世幸福快乐的前景，恐怕都没法太乐观。见No.45。

[1] 即今福州涌泉寺。——译注

老式帆船

在广州的江面上，停泊着这些让我很感兴趣的船，它们都是经历了风雨的老帆船，现在静静地停在这里，等候季风刮起，便可扬帆出海，继续它们的征程。它们的目的地通常是中国沿海的某个港口，或者更远一些的暹罗、爪哇、婆罗洲，或是马六甲海峡。当它们停泊在这里的时候，如同照片No.46所呈现的那样，这些庞大又笨重的船看起来就像一座建在水中央的住所，牢牢地生根于坚固的河床上。但是一旦它们驶向海洋，那又是另一番面貌了，至少在顺风的时候它们能航行得很好。事实上，从各方面来说，它们都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难于操作。不过，随便一条我们的横帆船（square-rigged ships）都能快过他们最快的船。中国人渐渐也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是改变的过程缓慢又轻柔，就好像一块来自扬子江上游的小卵石，经过水流和沙砾的无数次冲刷洗磨，才一点一点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当地的造船者在他们古老的帆船和外国船舶之间做了一个折中，由此造出的新样式的船，在本书的第一卷中已经向读者展示过了。这些老式帆船常常被抱怨无法按期到达目的地，不过那些在通商港口做买卖的资本雄厚的中国商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轮船和高级帆船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安全又快捷的运输途径。这些船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经营，它们组成了中国人占有股份的航运公司。此种状况使得那些老式帆船的最终废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中国有很多需要当权者重视及改善的不合理之处，不过只有关系到他们自己或者他们那个集体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地将之扫除。其中之一就是在很多地方还依然征收的一种古老的税种，每艘船进港的时候都要缴纳。[1]这是违反条约的，因为按照规定，船只无需支付任何地方性的税费。然而在大沽和台湾府，地方当局依然对每艘进港的船（ship）收取一百六十八元，每艘三桅帆船（barque）则要交纳一百四十元，其他各型船只也要根据固定的额度输纳多少不等的费用。

船首上的那一对眼睛，我之前已经解释过了，是为了吓走深海里的鬼怪，与那部流行小说毫无联系，只是因为“看不见，不能走”[2]。那画上去的大眼睛自然是摆设，但是甲板上那成排的炮却都生得一副好眼力。在中国海域，这样的武装是必须的，尽管海盗的活动跟以前比起来已经少多了。船舱被分割为很多个水密隔舱，几乎所有的空间都用来码放货物，甚至甲板上也堆满了包裹和箱子。部分船员住在舱房里，其他的船员则跟货物挤在一起。船帆经过加厚，用竹子撑开；锚是木质的，可以沉入水中；那又大又笨重的舵通过一个由绳索和木制结构组成的系统来操控，有时候甚至需要全体船员合力才能扳动。

[1] 即船钞。——译注

[2] 原文为“No can see，no can walkee”，是一句洋泾浜英语。——译注

租界一隅，福州

No.47这张照片拍摄于外国租界的最高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闽江宽阔的江面。

这张照片很珍贵，因为它展示了一座中式宅院的布局，这种布局在中下层民众的居所中较为普遍。开向街道的大门被画面左边那道转角的墙挡住了一部分。院墙砌到与屋顶一般高度，圈起一个接近四方形的空间，前半部分是露天的庭院，左右是厢房，后面则是家庭成员居住的主屋。大门是进入这个高墙阖闭的院子的唯一通道，采光和换气依靠开向院子的门窗。这样当晚上大门闩上之后，全家人就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没法从街上窥探院子里的动静，就算院门开着，门里三四英尺的地方也还立着一道屏风。这道屏风是用来挡鬼的，因为据说鬼只能走直线。所有讲究一点的中式宅院，在建造的时候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获得最大程度的私密和清静。

许多穷人的住宅也有同样的要求，只不过他们的方法是种上一圈密密麻麻的竹子或是仙人掌，让他们简陋的居所掩没在里面。高级的中式住宅都是石头地基，砖墙，房顶由大梁支撑，架在墙或者木头柱子上，柱子的顶端隐藏在宽阔的屋檐下，因而没有柱头。椽子是细长的木条，强度足够支承覆盖其上的红陶瓦片的重量。有些房屋的椽藏在粗布做的天花板里面，粗布平整地钉在木条框架上，用石灰水粉刷过。房屋的内部饰有精心雕刻的木屏风，墙上挂着雅致的水墨山水或是花鸟鱼虫。屋脊上铺着印有装饰图案的彩色瓦片，屋檐下饰有雕花雀替，光滑的陶质落水管通常都仿照竹竿的形状。在院子的中央，大都挖有一口深井，井口放着石制的井沿，通常是用一整块石头穿凿而成，大小仅供一只水桶上下。井口平常都是盖起来的。大门的门柱和门楣也是石制的，大门上方的墙上有一些取材于神话传说的浮雕，或是精美的彩绘。

在这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尽力向读者说明风水先生在中国人生活中据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诸如修路、盖房子、择墓地这类事务中，看他如何发挥作用。

梯田

梯田在中国很常见，以这种方式进行灌溉和耕种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No.48就是这样一座布满梯田的小山，照片拍摄于福州附近一条大路的边上，靠近外国人都熟知的那个叫做“种植园”（The Plantation）的地方。这里多数的山都是这种形式，在农人们的精耕细作下，一年三熟，永不休耕，如此才能交够每年的田税。福州城里的粪水被农家妇女收集来为田地施肥。那些忙于此种工作以及其他各种田间劳动的妇女呈现在照片No.49上。她们强壮、健康，一些人长得还很标致。她们橄榄色的脸颊泛着微微的红光，乌黑的秀发上插着鲜花和银饰。她们的服装样式简单，干净整洁，颇让人印象深刻。她们从不缠足，不过她们那穿着漂亮绣花鞋的天然的小脚也很能吸引人的目光。

牌坊

这是中国建筑中与欧洲的凯旋门最为接近的一种样式。牌坊的建造必须得到皇帝的特别许可，不过它并不总是用来纪念逝者的丰功伟绩，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的有些不同。一个人如果做了某件了不起的事，又有足够的钱任由他支配，那么在他有生之年也有可能给自己盖一座牌坊。一个寡妇如果守节不再嫁，据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也可以获得一座用以表彰她的高尚德行的牌坊，此外还可以获得一份不多的国家津贴。在外观上这些纪念性建筑与寺庙及大宅前面那种三开的大门很相似。牌坊上方正中刻写的“钦赐”二字意思是“奉皇帝的恩典建造”。No.50中展示的这座牌坊就是为表彰一位寡妇的节操而修建的。

福州的苦力

No.51是两名挑着担子的中国苦力，物品挂在竹扁担的两端，重量都压在挑担子的人的肩上。苦力是一群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很穷，但是乐观又知足，吃苦耐劳，生活上也不挑剔。他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中国经典高深的学问对他来说基本上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不过他也认识一些基本的汉字，这使得他可以阅读那些在城市里广为流传的街头文学，着迷于那些他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他的外衣和裤子都是粗棉布做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他会有一套冬装一套夏装，照片上的这身衣服就是他的冬装，夹层里絮上了棉花。这样的冬衣通常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夏天里穷苦的主人总是被迫将它送去典当，以赎回前一年入冬时典当的薄衣裳，然而当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原先的主人却经常无力将它赎回，于是它便转到下一位主人的手里。

马快

No.52上的这位老先生是福州城里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是一名“马快”（Ma-Qui）——按字面意思来说，就是“像马一样快”。他在地方当局的衙署里当差，负责侦缉罪犯。我去过他住的地方，这张照片就是在院子里拍摄的。据说他对他管辖区域内的盗贼们了如指掌，人称“贼王”，在遍布这个城市的帮派中间也拥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力。

这些人对于失物的所有权有着不同的认识，对此，比较没有偏见的观点是，这些马快的胡作非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和同情，他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侦探，因此盗窃案的结果有时不是那么公平。所以当我有一次向当地的一个侦探求助，希望找回一些丢失的物品的时候，他马上回答说他应该认识那个贼，而且如果我真的想把东西找回来，他甚至可以打包票，只不过前提是我要付给他相当于那些东西价值的四分之三作为报酬。

在中国有很多专业甚至专家级的小偷，对这样的人任何贼首都乐于将之招至麾下，对他们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他们提供保护。

入室行窃一般都针对那些大宅子，尤其是外国人的居处。我认识的一位先生就有过这样一次经历：一天半夜，他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屋子里的灯已经灭了，因为天热所以窗户开着。突然他看到一个黑影从一扇窗户翻进来。我这个朋友一声不吭，当那个贼以为四下里安全了，往另外一个房间摸过去的时候，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抓住了那个闯入者。两个人都很有力气，于是好一阵厮打，但是那个强盗穿着一件涂了油的厚衣服，我的朋友很难抓住他，情急之下我的朋友一把抓住了他的辫子，这时那个贼纵身往窗外一跃，落在花园里，飞快地逃脱了。我的朋友得到了一条满是针刺的辫子作为勇斗飞贼的无聊的战利品——原来辫子是假的。

乞丐

在中国各地都有大群的职业乞丐，大城市里更是多如牛毛，他们行乞的方式也不拘一格。相比之下，过去英国大街上的那些乞讨者都很有必要提高一下职业技能。中国的乞丐可以自由地开展他的这份事业，甚至还能得到城市当局的认可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中国的慈善机构——虽然全国各地都有设立，有时候确实也能真心诚意地发挥一点作用，却远不够解决城市里广泛存在的苦难和贫穷。没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济贫系统，唯一用于平衡这一制度缺陷的办法，就是准许乞丐们公开行乞，并将他们交由一个负有责任的头领进行管理。福州城里就分成了几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一个指定的头领，这些人出身于乞丐中的“名门望族”，有相当的势力，片区内的乞丐都要受他的管理和控制。我在福州期间曾经结识过一个这样的乞丐头子，他有三个手下，照片No.53就是他跟手下训话的情景。这人有很严重的鸦片瘾，因此虽然他收入不错，手头却从来不宽裕。

后来我又去拜访了另一个头领，在他的房子里我深感震撼，种种迹象表明他过的日子不止是舒适，简直都称得上是奢华了。他的大儿子在门口迎接我，将我领到一间会客室。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两个身着绸缎、举止优雅的女士从堂屋的门口走过，可能是想瞥一眼我这个访客。主人介绍说那是他母亲和他父亲的二房，不过他父亲本人，也就是我想要拜会的那个头领并不在家。这个头领与他辖区内的店主们达成了协议，受保护的店主可以免遭他手下那些乞丐的骚扰，而那些不跟他合作的店铺就少不了要被一些最顽劣的乞丐寻衅滋事。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个绸布商没有缴纳保护费，于是就有一个丐帮的兄弟来到他的店里。来者身上抹着一层烂泥，手里拎着一个装满粪水的流星碗。摆好架势之后，他开始在头顶上舞动那只碗，他舞得很有水平，滴水不漏，但是要是有人试图阻止他，碗里的粪水就会在摆满绸缎的柜台和货架上遍地开花。于是店主老老实实地交了保护费。

境况最差的就是那些没有组织、不认识任何头领的乞丐，他们住在坟场附近的窑洞或者棚子里。我认识他们中的几个人，并且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即No.54。他们和一些同伴在一个墓园里安了家，这里有一些临时性的坟墓，还有一些没有下葬的棺材，在风水先生为之找到一块风水宝地之前，它们都会停在这里。然而许多棺材都没有再挪动过，最后就烂在它们被扔下的地方。在我经过的第一个这样的停尸房，我遇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住户，他身形佝偻，面色苍白，我不禁怀疑他是不是刚从角落里那口阴森腐朽的棺材里爬出来。他坐在门口不断地呻吟，使劲扇着面前的那堆火。往前走一点我就遇到了照片上的这几个人。他们占据着另一个坟墓，组建了一个乞讨公司，门口那个酒足饭饱、站在那里抽烟的人就是他们的头头。他那几个衣衫褴褛的合伙人正在研究这一天从外面收集来的那堆乱七八糟的破烂。他们现在也不装病装残了，而且还笑得很开心，旁边的棺材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的心情。这伙人里面有一个耍把式的，他很擅长扮演苦行僧，修行的方式就是操起一把斧头往自己的头上砍。我看见这个骗子的时候，他坐在最高的一口棺材上，正在卸他头上的道具。

其他几个人则假扮一种很恶心的皮肤病，生意也很红火。所有这些人，说实在的，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中国人常有的那些美德了。

轿子

轿子是中国最有用的装置之一，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官员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有自己的私人轿子。过去对轿子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普通的小老百姓和外国人是不可以坐轿的。

这些规定现在依然对中国人有效。对官员们来说，坐轿子是一种正式的出行方式，他们的品级可以通过轿子的材料、轿夫的数量以及随从的多少体现出来。武官的出行，不管是出征还是公务性的拜访，都是骑在马背上，如同No.56所呈现的。公共轿子现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在使用，我在第一卷中已经叙述过了。

犁地

中国人使用的犁跟我们的差不多，都是由一个犁头和一些铁制的犁铧组成。不过No.57里面的这把犁有些不一样，它只有一根木杆，固定在横梁上，取代了我们的犁上用来控制方向的把手。犁地的人用一只手就能操作这件工具，另一只手则可以空出来赶牛。福建的牛是一种很小型的品种，只能做一些轻松的活，比如犁果园和菜地。

蒙古马

No.58是一匹蒙古马，它已经被成功地训练成了一匹赛马。这些马多数都产自蒙古草原，冬天被带到北京售卖。它们的售价从五英镑到五十英镑不等，然后被买家运到沿海各港口以更高的价格转卖。这种马四肢强健，很能吃苦，照片上的这一匹是它们中间一个漂亮的典型，而普通的蒙古马长着一个大头，骨架也较为粗重。汉族人既不饲养也不使用马，骑兵用的马也是产自蒙古；相比之下，汉族人对骡子更有好感。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尝试着用上一次战争结束后我们留下的那些良种马来改良他们自己的品种，可以很确定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至今也没有拥有比他们那种腿脚迟钝的小马更好的东西。

中国的水果

中国的水果多数都是本国原产，很多都还没有被引介到欧洲。有一些常见的中国水果也很适应西方的温和气候，只不过除了那么一两个例外，很多品种在中国都长势不佳，在品质上无法跟其他国家的同种水果相比。这样的水果包括南方的苹果、梨、桃子、李子和葡萄，而且那里的农民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即在水果熟透之前就摘下来食用。不过在北方是另一种情况，北方的水果在品质和口味上都与欧洲果园里的出产很相近。据梅辉立先生的调查，中国主要的水果包括石榴、阳桃、醋栗、芒果、番荔枝、菠萝、蒲桃、面包果、无花果、番石榴以及橄榄。黄皮、荔枝、龙眼和枇杷是四种水果的中文名称，其中第二种据说是引入的，其他几种都是中国原产。荔枝可能是其中最美味的一种了，它有一层鲜红色的粗糙外壳，果肉是白色的，晶莹剔透，甘甜多汁，里面有一粒硬核；如果品种不好，核会比较大。在No. 59的右下角就是一颗剥开的荔枝。外国人称之为中国醋栗的阳桃摆放在画面的最左边，这种水果在马来半岛产量很丰富。此外我们还应该加上芭蕉，在中国南方以及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番木瓜，种子可以用来驱虫；多个品种的柑橘和柠檬；柿子，看起来像一个大西红柿，光亮的果皮下面满是桃红色的香甜果肉。福建有很多野生的木莓，与我们在花园里种出来的一样美味。

茶树

茶树的种植区域现在大致分布在北纬二十五度到三十七度之间，日本是这种植物能够生长的最北边的国家，印度的阿萨姆邦则是已经成功种植的最南端。福琼[1]认为最佳的生长区域是北纬二十七至三十一度，而其中品质最上乘的茶叶依然产自武夷山的山坡和梯田。中国最著名的两个茶树品种是“武夷茶”（Thea Bohea）和“绿茶”（Thea viridis），前一种用来生产红茶，后一种用来生产高级绿茶。茶叶种植园普遍都很小，跟养蚕的地区种植桑树的情况差不多，只有很少几个例外。种茶人多数都是小户的农民，没有或者只有很少一点资本，他们以收成作为抵押，向地主或者本地的茶叶中间商贷款。大多数资本雄厚的茶商都是精明又有远见的广州商人。

茶树的种植从育苗开始，种子被播撒在苗圃里，长到一定程度之后，挑选其中最好的树苗进行移栽，每两株之间间隔约四英尺，这样每一棵茶树都能分享到同样的土壤和阳光，如No.60和No.61所示。这种植物能耐寒，生长期间基本不需要施肥，只要不受野草的干扰，差不多三年就能长成，然后就可以采摘了。第一批幼芽在4月里进行采摘，这些最嫩的叶子用来生产最好的茶，之后在5月和6月初再采摘两次。叶子收集起来卖给茶叶中间商，这些中间商收购到足够数量的茶叶（据说是六百箱的量）之后，就将所有的叶子进行混合，以保证加工出的茶叶在品质上均匀恒定。一种好茶的生产很大程度上自然依赖于叶子的品质，但是它的市场特征更多取决于随后的炒制和筛选过程。红茶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发酵，在此之前新鲜的树叶要经过晾晒，绿茶也是用同种茶树上采得的叶子制成，只不过晾晒的程度较轻，也没有发酵的过程。

据福琼先生所说，某些绿茶的色泽来自于一种有害的颜色添加剂，不过我并没有在茶叶的生产过程中见到染色这种操作。

另外，有一些以用过的茶叶制造的假茶出口，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这种茶会浑水摸鱼进入我们的市场。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茶在买卖的时候也是按照它的品质公平定价的。

[1]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苏格兰植物学家，将茶树从中国引入印度。——译注

延平（YENPING）[1]的急流

闽江是连接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区和福州这一对外贸易市场的交通大动脉。在这条江上有很多险滩，No.62显示的就是其中最危险的一个，这里的江面下布满了巨大的礁石，每年都有很多船在这里触礁。在任何季节驾船顺流而下都要求舵手拥有超凡的勇气和技巧。1871年12月[2]我感受了这里的急流，沿途到处都能看到近期触礁的船只留下的痕迹，有些船得救了，被拖到了岸上。有一次我本来以为我们的船也要被撞得粉碎了，因为它看起来正朝着一块狰狞的巨石猛冲过去，我们的舵手也不像是能及时地将它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但实际上他成竹在胸，镇定地掌着舵，就在我准备好迎接礁石的撞击的时候，他使出他全部的力气将舵推向一边，带着船以毫发之差与礁石擦身而过，危险解除了，只是在船舷上留下了轻微的一点刮痕。

[1] 清末有延平府，领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六县和上洋厅，分属今福建省南平市和三明市。——译注

[2] 此处似应为1870年12月。——译注

小船

No.63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距离福州差不多一百英里，我乘坐照片上的这条船从闽江口沿江上行大约二百六十英里，到达延平城。这条船建造得十分坚固，大致上算是平底。船骨用硬木打造，外面是厚实的松木板，这种树在福建这一带的山上大量生长。

第三部

浙江 宁波

浙江是中国十八个省中最小的一个，但它自古以来都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里物产丰富，贸易繁荣，首府杭州一直以繁华著称，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将之喻为东方的天堂。不过，与中国的很多城市一样，它也经历了数度的兴衰枯荣，许多次古老的荣光似乎已经弃它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和磨难。当太平军在1861年攻下这座城市的时候，它又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太平军的首领命令他的军队围攻这座城市，甚至不惜将之摧毁。“天王”那些三教九流的追随者们坚决地执行了这一任务，于是就像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所经历的，灾难接踵而至。先是饥荒，然后城市陷落，百姓遭到屠杀，殿宇毁于一旦。不过关于浙江还有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探寻，比如说有一个叫会稽的地方，它是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建立者[1]禹[2]最后辞世之地。如果《尚书》的记录是可信的，那么禹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当他接手这项艰难工作的时候，他的国家正为一场巨大的洪水所困，据说他展现出了超凡的工程才能，指挥人们深挖河渠，泄水排洪，将泛滥的洪水引入它们原先的河道。禹的时代可能晚于诺亚大洪水许多个世纪，他成功治理的洪水可能与1851—1853年间导致黄河第九次改道（据中国的记载）的洪水很相似。不过无论如何，禹时代的洪水在《尚书》中有过记载。

浙江是一个富庶丰饶的省份，它的山区拥有一些在中国各地都有的典型的最为迷人的景致。

宁波，这个现在已经开放通商的港口，曾经是葡萄牙人在南方遭到驱逐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1522年他们在甬江边建立了一个定居点，不过由于他们的野蛮行径，差不多二十年后终于招来了中国人的报复，定居点被摧毁，船舶被焚烧，八百名招人厌恶的葡萄牙人死于这场争端。

宁波位于甬江的左岸，距离入海口约十二英里。1872年4月3日，我乘坐“珠山（Chusan）”号汽轮从上海来到这里。当船驶入这条江的时候天刚刚破晓，远处岛屿参差的轮廓和镇海的海岬罩上了一层温暖的晨光，成群结队的渔船扬起风帆，捕捉江面上轻柔的微风。满载的福建大木排正吃力地溯江而上，看起来就像一块漂浮的木头方场。对外国游客来说，另一件新奇的事物便是江岸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里面贮存的冰用于夏天的时候给鱼保鲜。

[1] “China,” par M. Panthier，p.466.

[2] “Chinese Classics,” by J. Legge，D.D.，vol. iii. P.61.

福建会馆

宁波城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天后宫（Tien-how-kung），它是福建商帮奉神议事的地方。我之所以选择这幢建筑作为这一卷的卷首，部分是因为它为中国的庙堂建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样本，此外也因为中国的行会和商会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学建筑的学生会发现这张照片很值得细细观看，因为建筑装饰中那些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都包含着来自本土艺术以及佛教或印度神话的深刻寓意。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殿的石柱，它那怪异而又美丽的龙形设计让人过目不忘。龙是中国的象征。这些龙以高浮雕的手法刻在柱子上，让人觉得好像是它们撑起了这间大殿；同样的动物也见于台阶中间浅浮雕雕刻的石板，以及屋顶的各个尖端。龙在中国人中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它是他们的风水系统中最基本的元素之一，被认为广泛存在于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里面，中国人相信它的法力，就像相信阳光之于大地一样。他们十分惧怕惊扰到某一块土地上蛰伏的龙灵，这成为西方科技在中国取得进展最大的阻碍之一，开矿、修铁路，以及在内地铺设电报线，无一不因此而受阻挠。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柱子都没有柱头，取而代之的是装饰性的斗拱，用以将屋顶的重量转承到柱子上。这样的斗拱有着广泛的应用，外观上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效果。例如中间的屋顶就是由三重斗拱托起，既坚固又轻盈雅致。它们能支承很重的屋顶结构，在为室内提供阴凉的同时，又使光线和空气可以自由地进入大殿内部。像这样的一座建筑，用再多的言语都无法生动又贴切地描述，因此我只能让这张照片自己站出来说话，再附上一些有关行会的介绍作为本篇的结束。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清楚联合与合作的益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发现这片土地上的政府都奉行统一的原则，官员是从普通百姓中选出来的，他们凭借过人的学识和成就获得他们的地位。与之相似，每一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商会或行会，由那些在这一行里拥有过人的智慧和声望的人来掌管；每一个行业里的每一个单独的成员，如果希望平顺兴旺，就必须接受用以保证整个行业普遍利益的行规。这些行会在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寺庙或会馆，供奉某个本地的神，在这里开会议事、制定行规、举办宴会。

商人们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定期修订产品或商品的价格。还有一种雇员的行会，以同样的方式规定用工酬劳。从这些古老的会馆建筑就可以看出，商业联合与合作这种在我们国家新近才发展起来的形式，在中国已经运作了数百年了。

福建会馆始建于12世纪，多次遭到损毁，又经多次重建，最终在18世纪初建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组壮丽辉煌的建筑。

雪窦山

4月4日我离开宁波前往雪窦山。我的交通工具是一艘乌篷船，它带着我沿江上行十八英里去往奉化。我在宁波码头上船的时候是午夜，我们希望能在第二天早上9点钟左右到达奉化，但是跟往常一样，船夫并没有即刻启程，船刚刚驶离浮桥，他们就落下锚，假装等涨潮，实际上只是想多要一些钱。就这样耽误了不少时间，好在我们答应加钱之后他们还是很有诚信，我得以在预定的时间到达了奉化。我的团队里有四名挑行李的挑夫，还有两个跟随我多年的中国人，在我的旅途中他们一直伴随我左右。我们朝着那些山出发了，一路上飘扬着豆田和油菜花的芳香，金色的油菜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晨曦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美丽，四周的田野看起来就像一个精心培植的大花园。不过在这幅画卷的中间，却有一个不甚调和的污斑存在，奉化的这个小村子，就像图画上生出的一颗脓疮，用它泥泞的小巷里散发出的阵阵恶臭赶走了田野里怡人的芬芳。我站在村里古老的桥上，一种强烈的对比呈现在我的眼前。透过一棵大树暗绿色的枝叶朝山那边望去，你可以看见河水在两岸的芦苇间静静地流动，秀美的竹子映着水面，远处的种种景物点缀在田野间。那里还有满载的小船顺水漂流，那一船陶器的主人，正倚着橹、吸着烟，心满意足地晒着太阳。而在你的左边，奉化所在的方向，古树下静静地立着一座小庙，衣着邋遢的村民们在满是泥泞的小路上穿行，而那条路，就算是村中主干道。一群人爬上了一个高高的草垛，它被自己的气味熏得站不住了，倒下来挡住了庙的大门。村里的这座庙，这条路，这些店铺，还有这些房屋，全都散发着一股阴郁腐朽的气味，紧紧地包裹着它那些陷于烟毒之中的居民。我们在这里找了几抬山轿，用于去往天堂寺（Teen-tang Monastery）[1]那十八英里路，轿夫看起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不过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在走，所以他们并没有累着。

终于可以告别这个村子，呼吸到原野上清新的空气了，心情舒畅不少。我们一路上又经过了几个小村庄，这些村子里的人们看起来干净得多，村里的环境也要好一些。这一带的妇女和孩童在他们的头上插上杜鹃花作为装饰，这种花在周围的山上开得很盛。歇脚的地方是一些路边的小庙，在其中一座庙里我遇见了两个老妇人，她们是庙里的尼姑。她们都是面容枯槁、看起来病恹恹的干瘪老太婆，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了。所以当她们在内堂昏暗的光线里倾身靠近芦苇生起火堆，骇人的塑像在四周怒目而视，然后我眼看着她们消失在烟雾里的时候，我应该一点也不觉得惊讶。而且我有些怀疑我被下咒了，因为我看见其中一个老太婆伸出她那干瘪的手从摆在祭坛旁边的一株古怪的植物上摘了一片叶子，丢进她递给我的茶杯里。我呷了一口茶，抬头看着老尼姑，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茶其实挺不错的，不过从一尊笑眯眯的女神背后取出来的点心就有点硬得过分了。

其中一座这种路边小庙的残破的门廊呈现在照片No.5上。绘工精细的真人大小的门神守卫着庙的大门，我那瘦弱的轿夫也出现在照片里面，他正在跟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赌钱。

农庄和一株株遒劲的古树散布在精心耕耘的田野上，草垛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绕着树干堆结，为这里的景象增添了一分独特。

去往雪窦寺的这段山路让我领略了中国的这一部分土地上最美的一道道风光。这里的杜鹃花很有名，其时正值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飞霞披彩，一簇簇花朵在深绿色枝叶的衬托下鲜艳异常，沿着小径的两边一路绽放。山上的很多地方都覆盖着厚厚的林木，密林中不时冒出一些突兀的巨石，很是惹眼。但这只是山中寻常的景致，当我们到达一片丰美繁茂的寺院田，举目所见才是绝美的风景。在这里，当我们从海拔一千五百英尺的地方回头望去，眼睛流连于一片绵延不绝的群山，一抹云彩驻足在远处的山顶，仿佛正在欣赏那奔流的山泉，它沐浴着夕阳的光辉，就像一条从山谷里飘然升起的金色腰带，轻轻地缠绕着远处的山坡。太阳渐渐落下去了，山顶一点点融化在火红的云彩里，暗影慢慢朝山路盖过来，淹没了山下茂密的深谷，黑夜就要降临了。我们到达雪窦寺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热诚的欢迎，一个披着袈裟的僧人中断了他的晚课，提着灯引我们去住的地方。从他那里我收集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情报，那就是外国的香槟酒比烧酒要好喝，作为临别时的致意，他留我们住了一晚上。

雪窦寺坐落在一个肥沃的山谷里，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寺边流过，长满松树的小山和竹林掩映着寺院。寺前那棵高大的树据说是9世纪末创建这座寺的一位虔诚的僧人亲手种下，寺院自那时起已经多次重建，这棵树，很有可能也不是原来的那一棵了。

每一座寺院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拥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一些甚至在它创建之前就有典故，若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它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与雪窦寺有关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公元1264年，当时的理宗皇帝梦见了这座寺，于是它就得了一个别名“应梦道场”。[2]这是该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随着这个梦而来的是丰厚的赏赐。另一个故事里有一位高僧和一个皇帝，皇帝企图杀掉这位高僧却始终不能如愿，最后终于拜倒在他的脚下，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杀不死的人。这个皇帝曾经让成千上万普通的臣民断送了性命，而此时的他幡然醒悟，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了佛，比那些死在他手上的人都要圣洁。他以高僧的身份圆寂了，当然同样也为寺院留下了可观的馈赠。[3]有人告诉我说这些寺院里有很多和尚原来就是以杀人放火为生的，他们发现退休到这种世外桃源，念一念“阿弥陀佛”，最后清静地死去，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这些虔诚的人逃脱了正义的惩罚，逍遥自在地安度余生。当然，很多僧人都是真心信佛的，他们遵行戒律，善良而真诚，多数都殷勤好客，对陌生人很友好。他们只是偶尔会不小心说漏嘴，让人知道以前在这里投宿的外国人赠送给他们的礼物价值多少多少钱。

我在一个老和尚的带领下参观了“千丈岩”。我抓着一棵树来到悬崖边上，在那里，瀑布的声音震耳欲聋，但是除了脚下的一片水雾，我什么也看不见。一只秃鹰突然从岩壁上蹿出来，吓了我一跳，它在云雾上盘旋，抓住了一只小鸟。我沿着树林里一条陡峭阴湿的小路来到瀑布的下面。对比顶上那些树，可以大致估计出瀑布的高度，它超过五百英尺，中途撞击山崖形成了许多小的瀑布。没有任何照片能再现这个地方仙境一般的美丽，色彩斑斓的岩石上长满了蕨类植物和开着花的灌木，水流从布满苔藓的峭壁上飞驰而下，就像新娘轻盈的头纱。翻过巨大的山石，穿过几丛竹子，我来到瀑布下的水潭边，飞溅的水雾映射出一道道彩虹，碧绿的叶子上挂着成千上万颗闪亮的宝珠，叶子低垂着，就好像在承接瀑布倾泻而下的重量。

No.4呈现了雪窦谷里另一处引人入胜的景观，那就是通常被称作“三隐潭”（Sung-ing-day）的瀑布，到达那里要经过一座诗情画意的单拱桥，桥上爬满了藤蔓。水流落入一个又深又窄的沟壑，暗绿的松树阴沉沉地矗立在悬崖边，底下那幽暗的深渊里，溪水在乱石嶙峋的河床上找到了一条新的去路。远处的山坡上一片闲静的田园风光，而眼前又是如此的险峻峥嵘，这样摄人心魄的美景，真是世间罕有。

宁波妇女的服饰呈现在照片No.6上。她们的装束与更南边的妇女唯一的差别就是头发的样式。

[1] 音译。——译注

[2] 此处作者引证有误。北宋仁宗梦中游览雪窦山，故名雪窦山为“应梦道场”；南宋理宗则题书“应梦名山”。——译注

[3] 即黄巢与雪窦寺的故事。——译注

上海

《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不过在那之前，上海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根据条约的内容，上海向外国人开放通商，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的贸易快速增长，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位于江苏省的东部[1]，地处一片辽阔富饶的大平原的边缘，这里在周朝的时候是古老的扬州的一部分，那是大名鼎鼎的禹治理下的九州之一。不过在禹的时代，上海所在的这片地方很可能还没在水下，直到11世纪初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上海才发展成一个商业重镇。那时的港口位于吴淞江边的青龙镇（Tsing-lang-chien）[2]，距离出海口二十五英里，吴淞江即现在的苏州河，不过那时候河道的情况比现在要好，海船也能驶入。黄浦江在那时还只是一条小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变深，而苏州河却日渐淤塞，于是贸易活动便转移至上海。在元朝的时候上海依然据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到了明朝，它经历了一些风雨，日本人垂涎于它的富庶，时常前来掠夺骚扰。于是在1544年，在一些大财主请求下修筑了城墙，自那时起城市逐步发展，到1842年晋升至通商港口的地位，此后更是一路升平，昌盛繁荣。中国史料中关于日本人如何横行无忌的记载十分发人深省，早在那时日本人就凭借纪律、训练和更先进的武器超越了人数远甚他们的中国人。既然涉及这个题目，让我们放眼将这两个国家的现状和前景做一个比较。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的关系，如同英国之于欧洲大陆。在其中一个国家，前进的步伐在一股迅速又充满焦虑的力量的推动下向更远的前方迈进，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国家却几乎维持现状，至多也不过是带着傲慢的身段，稍稍欠身于与外国近距离交流带来的压力，采取一些缓慢的改良措施。同时，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她的统治者和人民依然盲目地执著于他们那老朽的排外政策，依然从他们那些早已死去的圣人那里寻求解决方案。当然我的一些读者会举出上海、福州、南京、天津的那些兵工厂和造船厂，北京的同文馆，以及外国人管理的海关。他们将这些看做是缓慢而坚定的进步历程中的一个个脚印。也许确如他们所想，然而也有另一种可能，那些兵工厂和它们的产品，只是用来保卫数千年的一成不变免受新事物的侵扰。外国人管理的海关颇有收益，然而若是交给他们自己的官员来管理，财税或将陷入窘境。京师同文馆在上层有一些支持者，却也不得不为自己的维持，与强大的反对力量作斗争。两个世纪前的汤若望（Adam Schaal）[3]和利玛窦（Ricci）[4]拥有更伟大更宽厚的支持者，却又如何？在北京的城墙上，我看见一个苦力在他们最精密的天文仪器上晒衣服。中国迟早要被推上走向文明的道路，因为她的近邻日本正在奋力挖掘西方力量的秘密。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将发现他们寻找的一切都可以在上海的租界区找到。这里有学校，有繁荣的贸易，有华美的商馆、汽船组成的舰队、外国人的市政机构、富裕的居民，还有整齐的街道和房屋，所有这一切都与租界区南面城墙内的景象形成引人深思的对比。数百年的发展变迁造就了这座城市，而它今天呈现出的面貌却并非当地统治者的功劳。

在1843年的时候，获准用于设立外国租界的这块土地还是一片荒废的沼泽。然而当时的英国领事巴富尔（Capt. Balfour）[5]却欢欣鼓舞地接受了，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这里发生的变化让所有的侨民感到自豪。也是在这里，由一名外国人担任监督的海关在1854年开始运作，这一革新取得了成功，随后被推广到所有的通商港口。

太平军给上海的贸易活动带来了短暂的阻碍，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寻求保护的中国人的拥入，住房的兴建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不过当戈登上校[6]带领的军队夺回苏州，这里旋即又陷入沉寂，难民们重返家园，新建的中国人社区人去楼空。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这里又恢复了活力，继续向前发展。已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上海的贸易一直持续稳定地增长，只是贸易的性质有了一些改变，一部分原来由外国人操持的贸易转到了中国商人的手里，他们欣然运用电报和汽船来经营他们的生意。No.7是英国租界前的外滩1869年的面貌，在那之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让人过目不忘的建筑拔地而起，前景上一片开阔的公共花园取代了原先的荒地。从江上放眼望去，大片的西洋建筑呈现出一幅蔚为壮观的景象，建筑样式多种多样，庄重优美。英国租界的占地接近一个正方形，面向黄浦江，周围有数条小溪环绕。道路大致上与外滩平行，其他的路以直角与之相交，这样租界就被划分成一个个矩形的街区。与外滩平行的道路现在以中国的各个省份来命名，从东到西遵照故有的顺序。垂直的道路则得名于主要的城市，从北到南，也遵循类似的规则。于是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微缩的“中华大地”，当然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区别——良好的道路，薪水适当的官员，尽职有效的地方政府。美国租界位于北边一块狭长的土地上，去那里要经过苏州河上的一座桥；法国租界位于南面，夹在英国租界与上海老城之间。租界区现在已经扩展到城郊，那里建起了很多拥有私人花园的漂亮公馆。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俱乐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社团，人们在这里交流艺术、科学、文学，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在适宜的季节，打猎是居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周围的乡野里有很多野兔、野鸡、鹌鹑、沙锥，溪流湖泊附近还有大量的水鸟。这里的冬天寒冷清爽，夏天的平均气温华氏九十度。尽管夏天很炎热，从各方面来看，上海都是中国最令人愉快的港口之一。

[注]：我在这里要感谢美国传教团的史密斯先生，他为我翻译了有关上海早期历史的一些资料。

[1] 上海县在清代属江苏省。——译注

[2] 今上海青浦区旧清浦。——译注

[3]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德国人，曾受明朝政府之命制造火炮，参与编修《崇祯历书》；清入关以后编订新历法《时宪历》。——译注

[4]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译注

[5] 乔治·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
——译注

[6]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英国军官。1848年进入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被授予皇家工兵军团（Royal Engineers）少尉，1854年晋升中尉。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戈登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直接参与了英军火烧圆明园的行动，是天津英租界界限划定和道路规划的主要设计者。1862年4月，太平天国威胁到上海的欧洲人，在洋枪队的华尔阵亡后，戈登接任了这支队伍的指挥，并使部队得到“常胜军”的称号。战争结束后，同治皇帝授予戈登提督的称号，英国也晋升他为中校并封他为“巴兹勋爵士”。——译注

上海外滩局部，1872年

上一幅照片拍摄于1869年，自那之后上海的租界区一直稳步发展。No.8是拍摄于1872年的一张照片，我将它放在这里，就是想让读者对此地几年间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在过去的四年里至少有两幢新建筑修建起来，其中之一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画面上它被那根旗杆一分为二。这张照片是从公共公园的大门里面向外拍摄的。

No.9展现了外滩最南端的一些建筑的样式，以及建筑前面庭院的情况，拍摄于1869年。

上海附近仅有的几处古迹之一是龙华塔，它位于一个名叫徐家汇（Shi-ka-wei）的村子的东边，紧靠黄浦江。这座塔是这个省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它所在的这座寺是当地人在清明和春节期间最喜爱的去处，在这两个节日里他们要祭祀先祖的亡灵。据说这座塔建于公元230年，当时是汉朝，但是这个说法很靠不住，更可信的资料将这个建筑指向更晚的年代。大约在公元800年，宋朝一位著名的皇帝为之赐名“空相”，即“了无牵挂”。[1]此类事情算是这些寺院的一种不寻常的特色，帝王们总是给它们赐名，这些名字便构成了寺院历史上一个个新的起点。在这个例子里面它的名字被证明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多次遭到破坏、损毁，被那些粗暴的日本人夷为平地，然后又在原址上原样重建。伟大的永乐皇帝大约在15世纪初的时候将之重建；在另一个时期，这座寺由于一位明朝皇后的喜爱而得到皇家寺院的礼遇。这一次它得到的赏赐不再只是一个空名，而是真真切切的黄金白银，此外还有一尊佛像，大概是因为那时寺里的旧佛像年久失修了。No.10便是这座塔，它高一百二十英尺，里面有一道旋绕的塔梯，从塔顶上可以一览四周的乡村景色。

[1] 公元230年误为汉朝，应是东吴时期；公元800年也无法与宋朝对应。这些应是作者的疏漏。——译注

上海的独轮车

如果我告诉我的读者，在上海，独轮车就是出租马车的替代品，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No.11上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件交通工具，当然了，如果你对它习以为常了，它也不是那么令人不愉快。这些独轮车，如果要介绍它的话，好像除了极其便宜和相当安全之外，我想不出它还有什么别的优点了。坐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危险，推车的苦力走得很稳，你绝对不用担心他会被一张纸或者一个灯柱惊到，也绝对不会脱缰而逃。话是这么说，这个东西反正很不受外国人的欢迎，甚至有那么一次，市政当局有意将之禁止，因为它那干硬的车轴转出的吱吱声让办公室里的外国人很烦躁。为了保证安静，它们都被要求使用润滑油，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在租界里面有很多等客的独轮车，因为这种交通工具对本地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于是在工作时间结束以后，外滩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独具特色的景象：一个个衣着光鲜的中国商人和他们的仆人并肩坐在独轮车上，迎着江面上吹来的清凉的微风，脸上洋溢着愉悦的神情。我还经常从极度超载的独轮车上看到这个民族对多子多孙的渴望和节俭，常常是全家人挤在一台独轮车上，要把一分钱用出两分的效果来。那可怜的苦力汗如雨下，用尽全部力气推动他的顾客，还要竭力让他们坐得舒服，这样才有可能发展一个老主顾。中国的苦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毫无怨言又始终如一的好劳力。他不得不为生存而搏斗，在这场战斗中，他充满气概，不惧艰难，而且总是很知足，尽管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除了勉强的温饱他别无所获。所以，又有谁能想得到他也可能是某家烟馆的常客？独轮车不仅用来载人，在内陆地区它也广泛地用于载货，我在很多不同的省份都见过，它们成群结队，满载土产和洋货。它们都装有一个车绊，在有些地方，它还部分地靠风帆推动。

纺纱机

在中国，一些最好的机械装置实际上都还处于一种很初级的形式，其中一些或许可以看做是我们那些复杂机器的始祖。No.12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台用脚踩动的简易纺纱机。我对它很感兴趣，因为它工作起来相当有效率。左脚放在横杆上，横杆的一端架在一个月牙形的铁轴上，保持不动，另一端有一个枢轴，插入轮子上的一个小孔里。纺纱者的右脚带着横杆做偏心运动，轮子就转动起来。轮子上的带子带动顶上三个纺锤，轮子的周长是纺锤周长的多少倍，纺锤就以多大的倍率被加速。这样就能获得很高的速度。这些纺锤不只用来纺纱，也可以用来纺线。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那些现在应用于布拉德福德和曼彻斯特的织布机的复杂机械系统的一个早期雏形。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它展示了上海劳动阶层的一位母亲和孩子冬天的装束。

在江苏这样的产棉大省，城市里棉花的价格大概很便宜，因而穷人们大量地用它来絮填冬衣。在乡下，小户农民种出棉花，清理出来，纺成线，由妇女和儿童在家里织成土布。这位妇女头上绑的带子是上海妇女常见的装扮，此外，那种用鲜艳的布料做成的小孩戴的宽大兜帽在中国所有的地方都能见到。

中国的法庭和惩处方式

中国的法庭执行公正的方式，与普遍盛行于西方的方式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在诉讼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没有辩护律师，取而代之的是，衙门里的某些小吏行使主审法官的职责，他们学习法律使之成为自己的专长，希望借此来处理各种专业性的问题。不过这些人并不为他们的政府所承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办事员，或者说师爷，他们处理各种法庭事务，草拟证词。另外还有一些人也算是诉讼中的相关人员，他们收受礼物，然后他们的上级再接下这桩官司。在中国的法庭里，证人是无誓可宣的，至于真相，或者某种用来代替真相的适宜的说法，只是在对惩罚的恐惧或者实实在在的刑讯逼供面前才吐出来。如果罪犯的朋友舍得大方地挥洒钱财，那么真相和正义，就随它去吧，反正罪孽是勾销了。那些没有富朋友的穷困的罪犯，通常就只能听天由命。在处理这些罪犯的时候，道义、公正、法律的纯净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一文不名的小偷被掌棍，入站笼，吊大拇指，打到嘴唇淤青，以此给这些刁滑的穷人一个适当的教训。在我的收藏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在厦门拍摄的，那是一个穷得榨不出一点油水的小偷，被绑住大拇指吊起，到后来皮肉都离骨烂掉了。他是一个笨贼，不像那些高明的大盗，有丰厚的战利品可以跟密探们分享，这就太不幸了。书写一个人对这种粗陋的执行公正的方式的印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需回顾一下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亲身经历，很多书中也有提及。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所有的中国官员都透彻地通晓他们自己的法律，而它的执行，坦率地说，确实也显示出这个系统在处理他们自己的犯罪人群时的许多优势，而且能够证明很多法官和治安官在履行他们的职责的时候，常常都是怀着简单的愿望，依据他们的传统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老百姓惧怕他们的法庭，称之为牢狱。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我在中国听来的，关于法官和他的下属如何行使职责确保地方上的安宁。有韩（Hang）姓和张（Chang）姓两户邻居，原本相处得很和睦，衙门里的一些小卒发现在这两家之间挑起争端有利可图，并且终于让他们得逞了。在这些衙役的撺掇下韩家决定状告张家，为此韩给了他们一点好处费，然后就郑重其事地上衙门去了。看门人也收了韩的贿赂，就放他去见主审官。法官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还说对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孝心早有耳闻。得到如此德高望重的官大人的恭维，韩感激涕零，于是就说：他一想到这么难得的一个人中之杰，却只拿那么少的一点俸禄，简直让他日不能食、夜不能寐，所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市民他必须给这位大人留下一点礼物。这份礼很重，法官不断推辞：“万万不可，韩先生，万万不可。本人清静淡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东西我还是收下了，想必你也乐于救困济贫，这些礼物，我会将它们施舍出去。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答谢你的？” 韩就说了他的官司。“嗬！”法官大怒，“张家——你说张家侵犯了你？这等头号刁民，一定要尽快捉拿法办。”这边张家呢，同样也要走这个程序，拜会，诉苦，打点下属，给法官送礼，付出的代价比韩家还要高。张去拜访的时候同样礼遇有加，并且被告知官府早就对韩的胡作非为看不下去了，那简直就是一个流氓恶棍。张也被大肆恭维了一番，他带去的礼物也是几经推托才被收下了。开审的日子拟定，韩安心地坐等张被锁走，张也对韩的牢狱之灾充满信心。但是那仁慈的法官这时却痛心疾首地跟他们说，他很不愿意看到两个受尊敬的好市民之间结下这么大的仇，他建议他们各自以家族声名为虑，和平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钱款和礼物自然没有退回，而且奇怪的是，那些等着接济的穷人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穷。

枷刑

枷刑是一种较轻的惩罚方式，用于小偷小摸这类不严重的罪行。罪犯的罪名，连同他的姓名和籍贯都用大字书写，贴在枷上。戴枷的人通常被带到他犯下罪行的房子或者店铺前面示众，他只能依靠路人发善心投给他的食物充饥，因为那副巨大的木枷让他没法给自己喂食。

站笼

对于一些最重的罪行，有一种惩罚方式是将罪犯关在笼子里饿死（见No.14），这种笼子是特制的，罪犯要么选择用脖子将自己挂起来，减缓刚刚能触到地板的脚趾的负担，要么就一直踮着脚尖，松快一下脖子。在我短暂访问福州期间，有一个杀人犯就用这种方法被处决了，他的笼子被放在横跨闽江的大桥上。他的罪行是最令人发指的一种，他杀害并肢解了一个小女孩，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金手镯和脚镯。任何人都不可以帮助他，就算掉进冰冷的河水里也不能伸出援手，于是他就在极大的痛苦中癫狂了，最后在胡言乱语中吊死了自己。

普陀山

普陀山是组成舟山群岛的一百多个小岛中的一个。除普陀山之外，其他的小岛都归宁波府治下的定海县管辖。普陀山由岛上大观音寺的方丈掌管，不受定海县的辖制。这座岛长不过四英里，却是中国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山上山下分布着六十多座寺院，僧尼甚众，据说有两千人之多。不时还有买来的年轻奴隶补充进来，僧人们对他们加以训练，让他们甘愿献身于戒律森严的佛教事业，然后将他们中的许多人分派到大陆上托钵化缘，用以养活岛上的寺院和那些好吃懒做的僧人。留在岛上的这些人终年昏昏欲睡地敲钟念佛，要是不修边幅和行为懒散也有助于修行的话，他们倒也可以算是一些虔诚的人。这些僧尼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总是不紧不慢的，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他们最值得称赞的品德就是不杀生和行善。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僧人据说是一位活佛，他满身污秽，一言不发，看起来更像是一具木乃伊，就算有蜘蛛从他的颈子上爬进去，或者在他半闭的眼皮上织一张网，也不会扰乱他的平静。他就那样入定了，于是根据他这种几近成佛的昏迷状态来判断，他应该已经达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了。不过我不敢太绝对，因为我接触过的很多没那么高境界的僧人，待人也很友好。同时我必须要陈述的一件事是，那些忠实的托钵僧人，或者可以称之为佛家掮客，出手化缘的时候从来没有失败过。

普陀山最大的寺院[1]呈现在照片No.15上。这组神圣的建筑掩映在繁茂的树丛中，背靠着花岗岩堆叠而成的山冈，房顶和墙壁都有着明亮的色彩，荷花池上横跨着一座大理石砌成的拱桥。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世间罕有的美丽图画。中国的僧人们总是用那些充满自然之美的元素来布置他们的隐修之处，为了修建寺院，他们不惜用尽本土艺术和建筑中一切可用的资源。普陀山，这座神圣的岛屿，它如画的山峦和沟壑，林木和寺院，都是这一规则的体现。当我们越过那座石桥，走进寺院宽阔的大门，在一个个庭院和僧舍间游览的时候，仙境一般的景色消失了，满眼都是香炉里升起的浓重的烟雾，笑容可掬或是怒目而视的神像被笼罩其中，那些尊者增添了几分神圣，骇人的护卫则显得更加可怖。

这个岛上最早的寺庙早在公元550年就建成了。用来修建这些宗教建筑的资金来源于三种渠道：寺产的田租，香客的捐赠，以及托钵僧的辛勤劳动。这些建筑看起来呈现出一种逐渐衰败的趋势，但是在这一点上，普陀山的寺庙绝不是仅有的个例。关于这一点，实际的情况是，那些诚挚的佛教信徒相信修建一座新的寺庙比修复一个旧的显得更有诚意，而对那些僧众们来说，就算他们有方法和精力去修复寺里的房屋，他们也不愿为这些纯粹的俗事劳心费神。在那些保留着比中国更为纯正的原始佛教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1] 即大观音寺。——译注

扬子江

铁路的引入在中国有很多热切的支持者，没有人能否认这样一个项目完成之后将会带来的各种益处。但是进步的道路上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阻碍，中国人可能会提出的一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也有些道理——就是他们的江河、溪流以及运河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交通运输网络，延伸到帝国最富裕省份的各个角落。

扬子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也是世界上第三长的河。它从西藏的群山中一个尚未被探知的源头奔流而出，蜿蜒约三千英里，注入中国海。据说现在汽船可以上行到宜昌峡谷，那里距离上海一千一百英里，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合适的船可以穿越峡谷和急流，将蒸汽交通扩展到这条河流另外三分之二的水道上。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河流就时常给她的人民带来麻烦，也让他们的统治者焦头烂额。甚至早在中国的第一个帝王禹的时代，河流就经常性地改道。每年夏天，当北方高山上的积雪融化，暴涨的河水就冲毁堤岸，将死亡和毁灭带给下游广阔而富饶的平原地区。在我看来，那些用以防范灾难、确保帝国繁荣和安宁的措施，确实都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运作的，他们警觉又有效地监控河道，在全国各地修岸筑堤。1851—1853年间的黄河改道，失控的河水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实或许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加以避免，比如在旱季的时候加固堤岸，加深原来的河道。伊莱亚斯先生（Mr. N. Elias）[1]去溃决的地方查看过，他说：“在发洪水的季节，主要的压力都压向堤岸的上部或是较为薄弱的部分，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加固那些地方，也没有加深河道，所以于克神甫（Abbé Huc）[2]在好几年前就预言过的大灾难，必然地发生了。”在直隶，天津大屠杀[3]之后一年，同样的疏忽导致了一场水灾，让这个省的部分地区变成一片泽国。在我去往北京的路途上，我亲眼目睹了人们因此而遭受的苦难，那是我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的一道印痕。这让我觉得，在使用各种方式促成铁路的兴建之前，我们应该对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让他们开放内地市场，允许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无限制地使用已经存于湖泊、河流以及运河中的交通干道。这一举措对政府是有利的，除了有助于防范水灾，也让他们有所准备，因为随着贸易的拓展，铁路和电报必定会随之而来。中国人不会意识不到这样一个特许权将会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

[1] 奈伊·伊莱亚斯（Ney Elias，1844—1897），英国探险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译注

[2] 于克神甫（é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法国传教士。——译注

[3] 即1870年的天津教案。——译注

银岛[1]

现在我将带领读者与我一起踏上前往扬子江上游大峡谷的旅程，从上海算起全程约有一千二百英里。作为一名忠诚的导游，我将为他呈现那些他一定会感兴趣的事物，以及其他种种以它们的壮观或是新奇要求他多加留意的东西。我们从上海出发，乘坐上海轮船航运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一艘宽敞的汽船，船上有一个豪华舒适的公共休息室，完全不用经受晕船的痛苦。我们前行一百四十英里到达镇江，在它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我们驶过大运河的河口，那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公共工程，至少，经证明它比那著名的长城有用得多。就在城市下游一点的江心，我们见到了那座被外国人称作银岛的江心小岛（见No.16）。这是扬子江下游最著名的景点之一，跟普陀山一样，它也被佛教寺院占据，由一个方丈全权掌管。码头上铺有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面是寺院庄严的建筑群，一些古色古香的庙宇从树林中露出一角，茂密的树木覆盖着这个神圣又美丽的隐修之地。

[1] 即焦山。——译注

金山寺

金山，或者说金岛，拥有一点也不输于它那位于镇江下游的姐妹岛的独特魅力。不过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岛了，扬子江水带来的冲积物让它与江的右岸完全连接了起来，我很容易地就在旱地上找到一个位置拍摄了这张编号17的照片。这块宝塔冠身的礁石是附近最醒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致，而且不用说它也是一个修建佛教建筑的绝佳处所。在1853年到1857年太平军占领期间，这些建筑遭到追随天王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的毁坏，他们所到之处，全都只剩下一片废墟。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让这座塔保留了下来，但是也没有让它留得全身，他们掠去了塔上那些值钱的装饰，留下这座塔像一尊遍体鳞伤的方尖碑那样立在那里，作为一个见证，用一种直白的语气向将来的人们证明，太平军口中的“升天”，其实就是荒废和破坏。这些寺庙现在得到了修缮，境况比前些年好多了。

镇江府位于大运河和扬子江的交汇处，据守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因而在1842年敌对期间，这里是大力防守的重镇之一，而它的陷落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和平谈判的过程，最后终结于《南京条约》的签订。但是作为扬子江上三个通商港口之一，它直到1861年才正式开放，原因是太平叛军造成的混乱局面一直没能平息。租界区位于江岸上，靠近大运河，在它的西端是银山——真正的银山，这个名字有时被错误地用来称呼江心那座小岛。在外国建筑的前面照例有一道沿着江岸修筑的滨江大道，租界区相对于金山的位置可以从画面远处的江面上方得到一个大概的了解，那里能看到一些外国建筑。在叛乱时期这个港口的贸易严重受阻，不过它恢复得很快，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划一办理”的系统，它于1864年首次启用，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得到了顺利地执行。1868年这个港口的贸易额为一百八十四万零七百六十九英镑，1871年为三百二十一万两千七百六十九英镑。去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但是可以感觉得到这种萧条基本上是遍及全中国的。

南京的兵工厂[1]

南京没有开放通商，如果它开放了，那么外国人从汽船上登岸的方式会与现在有所不同。来自总督府的三名官员和我自己，以及我的随从和行李，不得不在天黑以后爬上一艘小船，坐着它登上一处极其荒凉的堤岸，然后船夫将我们领到一个草棚子里，这是为候船的旅客准备的栖身之处。几个昏暗的灯笼映着墙壁，照亮了一群中国人的脸，他们蹲在地上，或是卧在木头长凳上。我被迫在这个地方待了一晚，深陷于大蒜和烟草的气味中，也是在这里，我得知了曾国藩去世的消息，深感痛惜。这位杰出的人物，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在3月14日与世长辞了。[2]通过我们驻北京的公使，我获得了一封李鸿章书写的引荐信，原本可以去拜访曾国藩。李鸿章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与他并肩作战的亲密伙伴，现在是直隶总督。但是极为不幸的是我推迟了我的拜访，直到我从扬子江上游返回的时候才来到南京。我的信呈交给了他的儿子，他送来一封很客气的回信，为我没能及时前来为他父亲拍摄肖像表示遗憾。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早年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很快就晋升至最高的官阶，统领扬子江流域和南方省份的军队。他协助戈登上校对抗太平军，在镇压“叛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军机处的成员，在南京收复后获赐二等爵位，由此达到权力的顶点，甚至有传闻说北京的朝廷也惧怕他的势力。1868年他出任直隶总督，但是在天津教案后立即被调迁，第三次出任两江总督。

这所兵工厂是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创办的。它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工厂，位于城市南门外大报恩寺塔的遗址附近。大报恩寺，与这座塔一起，毁于“太平军叛乱”，现在的兵工厂在修建的时候部分地使用了寺和塔的砖块。昔日流转于僧院佛堂、充盈于空气之中的沉闷的诵经声，现在被更喧闹的声音替代——引擎的轰鸣，汽锤的撞击，还有试验枪炮的爆炸声。这所兵工厂遵循最先进的科学原理，由马格里博士（Dr. Macartney）[3]担任督办。这是中国古老行事方式的一个惊人的革新。如果说是中国人最早教会了我们火炮的使用（他们说在1232年开封府的攻城战中就使用了这种武器），那么我们一定要热切地报答他们，报答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致命武器是怎么造出来的。这所兵工厂每年能制造上百吨的枪炮和弹药，我毫不怀疑这些产品的巨大效用已经在扑灭甘肃和陕西的回民“叛乱”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在No.18里，我的读者能认出那是一挺机关枪，在它的右边是一个水雷，另外还有火箭管、一堆炮弹、一门榴弹炮、一具火箭的基座，以及一门野战炮。这挺机关枪才刚刚制成，当着我的面进行了试射。一个中国工人正在向他的长官介绍这个装置。这张照片显示出，尽管很多中国人对那些与和平相关的西方科学还是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试着掌握那些与战争有关的部分。

[1] 即金陵机器制造局。——译注

[2] 曾国藩逝世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即1872年3月12日。——译注

[3] 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英国人，字清臣。1858年随英军来华，后在李鸿章的淮军中担任炮队教习，深得李鸿章信任，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前身松江炮局设立时，马格里就是主持之一。——译注

南京

南京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成为都城，那时的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隋朝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将他的朝廷迁到了北京。[1]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洪武让南京再次成为国都，恢复了它昔日的荣光。这位君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在他出现之前，整个国家饱受忽必烈的继任者的奴役，渴望获得自由。洪武帝朱元璋悄然崛起，建立了新朝。他一直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备受尊崇，在他的治理下国家得以繁荣昌盛。他出身贫寒，父亲只是一个穷困的农民。他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后者在历经四年麻烦不断的统治之后，被洪武的儿子永乐“成功地”赶下了台，之后朝廷再一次迁至北京。从永乐时起南京就鲜有安宁。当天王或者借用他那最为人熟知的名号——太平匪首，将他的首都定在南京，它再一次尊享了荣耀，只不过这一次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这一事件发生在1853年。纵观过去的这二十年，或许是这个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章节；还有三十年前，这里是条约签订的地点，在那之后才有一个个港口开放通商。No.19前景上的这片土地曾经是帝国军队与叛军搏杀的战场，双方的坟茔和尸骨遍布其上，已经分不出彼此。1864年叛军在这里受到决定性的一击，照片远景上的城市落入胜利者的手中。当叛军已经走投无路时，天王平静地坐在城墙内，坚信自己是秉承天命，相信解救会从天而降。他相信上帝，相信基督是从天国来到人间的使者，而他自己则是全能的主派到中国来执行救赎的受命之人。他在南京的皇城里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在那里他深居简出，对他的敌人十分蔑视，因为他们要是胆敢进攻他的都城，就会被那位伟大的明朝皇帝召进坟墓。当他身边的将士开始挨饿，他还是相信上帝不会对他弃而不顾；他们向他索要粮食，他却给他们念了一篇新的赞美诗，命令他们反复吟唱直到上天送来解救之道。这位天命之君发布的最后的命令之一，是他的将士和臣民在所有的书面文件中都要使用“天父，天兄，天王”[2]这样的称谓。这是他的三位一体，他还是很谦逊的，所以把自己放在了最末一位。任何人不遵照这道命令就要被快马分尸——对于不顺服的天国子民，这真的是很温和很仁慈的惩处方式。然而这座城市却一天天走向地狱，与天国背道而驰，最终在陷落前三天，天王自裁了。帝国军队血洗了这座城市，清剿叛军的屠杀进行了三天。很多人在帝国军队占领之前就自杀了，据说大量天王嫔妃的尸体在宫门外被发现。天王的儿子好像是在逃亡的途中被砍成了碎片。

编号19的这张照片拍摄于南门外的一座小山上。如图所见，城墙非常高，有些地方高达七十英尺，墙基厚三十英尺。城墙上那座异常醒目的建筑是南门上高大的城楼，已经恢复了它旧时的光辉，城墙外是一片广阔的郊区，兵工厂被一间间房舍包围，坐落在大报恩寺塔曾经矗立的位置上。在留存下来的与大报恩寺有关的遗迹中，最显眼的是一块立在龟背上的巨大的白色大理石碑。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它，就在城墙外，南门右边差不多半英寸的地方。绕城墙一周约有二十二英里，比北京的城墙还要长出两英里。不过在南京的城墙里面有相当多的地方是耕种中的田地。城里的很多地方都修复了，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古老的商业活动也正在恢复，但是靠近明陵的满人居住区还是一片荒凉的废墟，我看见一群野鸡从一间老宅的残垣断壁间飞出来。在城墙那边很远的地方，人们正在用旧的材料修筑新的街道。南京依然以它华美的丝绸和锦缎闻名天下。

[1] 隋朝建都长安，初名大兴城，而明清时京师顺天府下辖大兴、宛平二县，作者显然混淆了。——译注

[2]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Chung-Wang,” p.64. Shanghai，1865.

明孝陵

南京的明孝陵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的陵寝，他的孙子——继承他皇位的那个，也葬在这里。[1]洪武帝死于1398年，在位三十一年，他的陵墓位于南京东面城墙外群山的西麓。在No.20右边的远处能看到这座宏大的陵墓的一部分，通往那早已风光不再的皇家陵墓的道路由全副甲胄的石头武士和两排巨大的石刻动物守卫。这些中国雕塑的古代样本，虽然远比不上同时代欧洲艺术的产物，却从整体上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观念，武士们镇定、威严又平和的面容，就是它卓尔不群的体现。他们似乎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看守死人尸骨的任务。这些雕像可能是按照当时皇帝身边的侍卫的样子塑造的，他们的武器和盔甲看起来既笨重又累赘，虽然在战斗中它们的威力可能不逊于同一时期欧洲使用的任何武器。一个当地人向我保证说，过去真有那样的巨人，与那些雕像一样高大。不管怎么说，洪武帝一定拥有一支英勇无畏又纪律严明的军队，助他打下了江山，虽然在他长眠之处，守卫们的武装正好与不远处南京兵工厂正在打制的枪炮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对比。

[1] 建文帝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与朱元璋合葬的应为马皇后。——译注

洋枪队

No.21展示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队，他们是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常胜军”的剩余部分。我们没有看到古老的石头武士脸上那种坚毅温和的表情，不过在他们那个时代，鸦片这种东西大概还没人听说过。在宁波有一百五十名西式训练、西式装备的士兵，由两名外国军官库克（Cook）上校和华生（Watson）少校担任指挥。在叛乱期间他们有一个团，多达一千人，但是现在留下这些只用作宁波城的防卫。队里的中国军官包括一个军士长、两个下士、两个一等兵、一个炮兵军士，以及一个步兵中尉。

南京的警察也由四名外国人担任督导。

大量西式训练的军队被派驻在广州、福州、上海以及帝国的其他地区，这些部队装备了现代化的步枪、大炮和弹药。在宁波的这支部队里，普通士兵的工资（在宁波他们能如时地得到支付）是每月六元，约合每天一先令，此外还发给冬夏两套服装。夏装是白地蓝色镶边，冬装是深蓝色，绿色镶边，还有一条深绿色的头巾。

No.22是南京兵工厂的一个车间，大炮就在这里被制造出来。一个中国工人好像正在安装一个巨大的西式车床。

这里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子弹被冲压成型然后由机器装填的过程，还有他们铸造大炮的地方，他们制造的大炮既精确又可靠，可以与我在欧洲见过的最好的大炮相匹敌。

九江（租界区）

九江是扬子江上第二个开放的港口，距离上海四百四十五英里。这里之所以被选中作为通商港口，是因为它紧靠鄱阳湖，后者拥有一个伸入内陆的四通八达的水运系统。但是鄱阳湖尚不允许轮船进入，而九江刚好就位于这个湖与扬子江交汇处上游十五英里的地方，它原先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1868年，总的贸易额据估计为三百三十四万四千三百五十五英镑，1872年跌落到二百九十四万零二百一十英镑。如果鄱阳湖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收益可能会大幅增长，尽管九江所处的位置是湖口的上游，而不是在其下方，这使得它可能无法充分享受这样一个如此有利的特许权带来的好处。

太平军在1853年占领了九江，他们离开之后留下一个荒无人烟的城市。直到这个港口开放通商（1861年），一个小型外国社区的出现带来了几分信心和安全感，本地人才纷纷返回重建城镇。九江也筑有一圈城墙，与租界较低的那一端毗邻。No.24上呈现的就是九江的租界区，它沿着江岸修建，到江边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为房屋前面宽阔的车道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为了防止夏天强劲的水流对滨江大道造成冲击损坏，江岸用硬木仔细地做了加固。但是这个设施经常被上涨的江水部分冲毁，年年如此，一直是租界市政当局的一块心病。

街头小贩，九江

究竟有多少勤劳的中国人游走在街头，以一种或许可以被描述为“游方商人”的方式谋求生计，我们不得而知。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虽然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将之归为补锅匠或者小摊贩一类，但是在中国，他们的行列中还包括那些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他们穷到根本不敢去奢望拥有一个体面的店铺，只是在大路上找一块地方，或是走街串巷地做买卖。No.25最左边是我们可敬的朋友阿宏（Ahong），他的每一天都在九江街头度过。他深知世道的艰难，能讲一些关于太平军的奇奇怪怪的故事，他们在那段时间搅得他生意都没法做。阿宏是一个卖汤的小贩，他继承父业，生于一个制汤之家，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这门高深的技艺，挑着他那从不离身的小厨房，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与他的老主顾们会面。照片上他有一个顾客，空气中飘着肉汤的香味，蹲坐在地上的顾客正在评论汤的味道，表示出相当的满意。如果我们能引入一些这样的厨子，对于英国的穷人们会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能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营养健康的食物，价格又十分低廉。在阿宏这里喝一碗最好的汤只要半个便士。

画面正中的那位先生是一个代写书信的人，正在听一位妇人的口述写一封信。但是如果他仅以代笔为生，是难以糊口的，因为多数人都能自己写信。所以在代笔之余他也替人算命、为人看病，他自称是一名秘传的眼科医生，能医治七十一种眼病。他的妙手据说就只限于眼睛这一个器官，在他的桌子上有一个长长的清单，列着他擅长医治的病症。这个单子时不时地会有一点变更，他的专业范围也随之做一些变动。作为算命先生，他通过顾客们写下的字来预测凶吉，算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官司缠身，也可能有关婚姻或财运。他也为婚丧嫁娶择吉日，必要的时候他会打出天机不可泄露的幌子，以避免在那些没把握的事情上翻船。他是一个狡猾的老骗子，利用人们的轻信捞取钱财。他的桌椅和用具都是便携式的，晚上收摊的时候叠起来就拎走了。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乞丐。

在他们的旁边，我们看到的是流动理发师，一个在别人的脑袋上施展专业技艺的人。他不是外科医生，在这一点上他跟欧洲以前的那些理发师一样，但是他必须对人脑袋上的每一个“感官之门”都了如指掌。刮净辫子之外的光头只是他最基本的技艺，在此之外他还为人修眉、刮脸、刮下巴，除去鼻孔和耳朵里讨厌的毛发，替人挖耳朵，以便中华大地上动听的声音能顺利地传递到客人的耳膜。顾客的眼珠子也用专门的手法进行清洗，以达到清凉明目的效果。

他的顾客坐着的那个小柜子有四个抽屉。最上面的那个放着他赚来的钱，第二层用来放置他的小工具，第三层里面可能放着很多把剃刀，每一把都在成百上千个天朝子民的头颅上施展过功夫。最下面的抽屉里放着毛巾、梳子、毛刷，在他的左边有一个水盆，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炭炉。传说这套标志性的剃头匠的行头是古时候一个皇帝赐给一个著名的剃头匠的礼物，据说他技艺超群，有一次一只蚊子落在皇上那尊贵的脸上，他手起刀落，蚊子霎时被削成两半，一半不知去向，另一半还立在皇上的鼻梁上。

右边余下的两个人是一个车木工和他的顾客，后者正在查看一把木勺的做工。

在这几卷书里面，我已经收录了许多这样的人群，他们在中国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做着各种各样的买卖。在最后一卷中，我将继续以这种方式关注中国人的生活，以此为北京这个大都会添上一笔重要的附注。

九江码头

No.26背景上的建筑是旗昌洋行的房产，这家公司拥有极好的汽船，大大推进了扬子江上的交通运输。在照片的前景上我们看到栈桥的一部分，用于汽船上下乘客和货物。栈桥上有两名本地雇员，正在逐包检查卸船的外国货物。货物由两名苦力用竹竿抬到岸上，送入仓库的货物的数量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进行清点：每一个包裹都有一个对应的小竹片，搬运工通过栈桥的时候将它们取下来交给诚实的本地雇员，然后由他将竹片的总数登记入簿。

锯木工在工作

中国人锯木头的时候用来支撑木料的装置是一个十分简单又天才的发明。与他们发明的大多数器物一样，它能按照它最初被设计的目的有效地进行工作；但它的外观是如此的原始，让我们有理由设想假如我们两千年前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一些人用同样的器具正在做着同样的事，甚至连他们那从容不迫的表情都一模一样。这是中国最令人震惊的种种特质中，总能让外国人持续不断地收获惊讶的一项；对那些习惯于西方的发展方式、积极探寻新鲜事物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惊讶都习以为常了。古时候的中国人里面一定有一些善于发明创造的天才人物，他们设计出这些简单的机械装置，每一个都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以至于后来的人都想不出有任何改进的必要。这类事情中有一件罗斯金先生（Mr. Ruskin）[1]可能会感兴趣。中国人至今仍对蒸汽机的引入很排斥，因为他们相信蒸汽机能做到的任何事都可以用他们古老的方法，通过成千上万灵巧的双手做到。我知道这么一件事，一整个村子的缫丝工人威胁要罢工，就因为他们主要的雇主建议他们在古老的机器上加几个额外的线轴。我问这个老板，他是一个广州人，为什么不引进外国的缫丝机器。“唉，”他说，“我可受够了，我曾试着在老式的机器上做一点极其微小的改进，希望最终能将西洋机器引进来。但是我差一点就毁在这件事情上。”我猜想，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发明的天分和进行改良的努力必定都被扼杀掉了。于是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将所有事情都进行到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之后，就停滞不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带着恭顺的孝心，心满意足地沿袭父辈的方式。也许他们能从他们那种简单的方式中找到更多的幸福，那或许是我们这些身处19世纪繁盛的文明世界中的芸芸众生难以体会的。

我们的锯木工和锯木场也都跟随着时代的脚步，锯条飞转，几秒钟之内就能将一棵美丽的大树锯倒。因此，现在我们使用的家具都是半机械化制造。这与中国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多么的不同！在那里，木匠正在他铺子前的空场上工作，他站在一棵粗略修整过的树上，树干和几根辅助的木杆搭成了一个三脚架（见No.27）。木料锯好之后由他自己逐件加工，制成桌子和椅子，只有在那些繁忙的大城市里，才会有细致的分工。他们的大锯有两个简单的把手，从锯条的两端穿过，用双手拉动。他们也采用横切法，下锯的方式与我们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大小不同的锯，最小的只有钟表的发条那么大，用来雕琢木头上最精细的装饰。

[1]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思想家、批评家，反对机器文明。
——译注

织带机

这台织带机基本上全是用竹子做的，所有的内部框架和支撑经纱的构件都是这种材料，用于穿引纬线的横向构件同样也由细小的竹枝制成。竹子也用来制作那些用脚操作的踏板，跟风琴上的脚踏板一样。在操作这台小机器的时候，头、脚、手要协同工作，由此生产出最美丽的丝绸缎带，花样繁多，五颜六色。这台织带机在结构上与那些更复杂的织机如出一辙，中国人用它们织造出雍容华贵的锦缎——这种机器是如此完美，在一个技艺高超的工人手上，它能织出你想要的任何图案。

No.29上的这处废墟是一个名叫太平宫的地方，距离九江十英里，位于城市背后的山野间。在城市与群山之间是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到处都是精耕细作的田地、兴盛的农庄，阡陌间点缀着一棵棵秀美的柳树。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幼嫩的秧苗刚刚从水田里冒出头，繁茂的豆田正在开花，山坡上的梯田里种着蔬菜，山顶上长满松树和灌木，这是冬天里的好燃料。我在这里见到的大多数人都过得很安逸，其中一些人还穿得很好，所有的人都神采奕奕，脸上洋溢着富足安乐的神情。确实，江西的这个地方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孩童时代故事书中描述的那种理想中的中国的景象：这里有苍翠的群山，花园一般的广袤田野，绿色的山丘上长着参天的古树，河渠纵横，小桥流水，垂柳轻拂……

照片上显示的这两座塔与我在中国其他地方见过的任何建筑都不一样。据说它们是一座寺院的遗迹，曾经是天朝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佛寺之一。从遗留下来的地基来看，这座寺一定占地很广。我在这里发现了很多有趣的雕花砖，它们被用在一个新建的小庙的后墙上，其中一两块砖很像一排西洋书籍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的样子。也许这里就是1590年左右利玛窦在江西传教的地方，据说这位著名的耶稣会士在这里的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还参观了著名哲人朱夫子的墓，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圣人长眠的那座小山拥有极好的视野，从那里可以眺望广阔的平原，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泻湖。

汉口

汉口是目前扬子江沿线外国商人获准居住的最上游的城市。它坐落在汉水与扬子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扼守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汉水在古时候称为沔水，直到15世纪的最后十年它才形成了现在的河道，这使得汉口极尽地利。在汉水改至现在的河道之前，汉阳在贸易中独占鳌头，据说远在三国时代它就是一个繁忙的港口。明朝的时候，汉口一跃成为帝国的商业中心，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持续着它的繁荣，直到1855年太平军洗劫并焚烧了这个城市，它才遭遇了第一次严重的停滞。

湖北的首府武昌府、汉阳以及汉口，位于一片广阔的大平原上，三个城镇紧密相邻，只是交汇的河流将它们彼此隔开。汉阳这边有一些低矮的小山，站在一个山顶上，我的面前展开了一幅美丽的全景画。我能看见长江南岸的武昌，在我的脚下是汉阳拥挤的房屋和狭窄的街巷；越过汉水，在那条重要的支流弯曲的河道的另一边，我能看见汉口密密麻麻的房屋，以及远处租界庄严的建筑（No.30）。三镇所在的这片地区可能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据估算仅汉口一镇的人口在1872年就达到六十万。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几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周围的乡间，只是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很小的村庄和单独的农家小院。事实是这块冲积平原夏天常常遭到洪水的侵袭，农民们不敢在这里安家，那样就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许多棚屋建在人工堆高的台地上。沿汉水往下，我看到一幅繁忙又有趣的景象。狭窄的河面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商船，只空出一条小船才能通过的细细的通道。一支从四川过来的小型船队正在被拆解，它们都是用粗糙的松木建造，只是简单地绑在一起，沿江行至汉口卸下货物之后，就被拆开当做木柴卖。

汉口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烟草、丝绸和油。

汉口（租界）

汉口，正如我之前介绍过的，坐落在扬子江的左岸，与汉阳隔汉水相望，位于汉水与长江的交汇点上。

租界面向扬子江而建，但是倒霉的是它所在的这块地方比本地人的城镇低一截。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无从了解，这是一个本地人自己永远不会犯的错误，一旦洪水来袭就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但是中国人以他们那特有的公平爽快，对于外国人在此落脚并没有表示出太大的异议。他们所做的只是开了一个天价，虽然最后他们还是答应把这块地割成小块出售，每一块要价两千五百两。1871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租界里较低的房间的内墙上还留着上一年洪水浸泡的印渍。那场洪水没过滨江大道七英尺深，小船成为租界里唯一能用的交通工具。厨房和工人房都被冲毁或是淹没了，只好雇了一些本地的驳船让用人们居住，并且充当临时的厨房。小船可以直接撑到大厅里，屋里的楼梯变成了码头，餐厅变成了大浴盆，家具都被泡得稀烂。院子之间的界墙都倒在烂泥里。还有几个更不幸的，整座房子都陷到地基里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掉。家禽家畜都只能被送到山上，要不就养在楼上的卧室里，直到洪水退去。四万本地人逃到汉阳山上躲避洪水。但是洞庭湖上游地区受灾更严重，整个城镇被淹没，庄稼颗粒无收。“在宜昌，半数房屋淹得只剩屋顶。半个夔州都被冲毁了。”“万县受灾较轻，但是它的郊区，至少五倍于县城面积的一片地方，被冲得一干二净。”诸如此类，都是1870年的海关报告中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录。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愤怒的湖北灾民揭竿起事，据说他们还制订了攻打汉口的计划。

中国人花费八万英镑修筑了一道城墙，从汉水边一直修到扬子江岸上，把整个城区从背后围了起来。这道墙意在防范流窜于平原上的匪徒有组织的劫掠，[1]但是事后证明它作为一道防洪堤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它使得城区不再受汉水洪水的侵袭。

滨江道前面的江堤是用石头垒砌的，耗资巨大，宽六十英尺。1861年开埠后不久，外国商人们筹集了一大笔资金用于这里的建设，为的是给这个地方增添一些安全和美观，使之能呈现出未来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应有的气象。昂贵而优雅的房屋建起来了，汉口由此成为中华大地上最漂亮的租界。然而这里的贸易从来都没有达到一开始的预期，1871年，房价和地价大幅下跌。如果宜昌开放通商——这是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极力主张的——许多现在经汉口中转的贸易可能会被新的港口垄断。本土的竞争对手也从外国代理人手上抢走了进口贸易的一部分份额，因为中国商人发现坐轮船去上海，将货物直接从国内市场运到他们的市场可以节省很多费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劣势，随着我们与中国的贸易的扩展，这种现象只会愈演愈烈，这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也将拥有他们自己的伦敦和曼彻斯特。

汉口的英国租界拥有一段八百码长的江岸，纵深也相当可观。它西端的附属区域被轮船航运公司的雇员们的房子占据，东面是法国租界，有一个他们自吹自擂的领事馆，一副外强中干的没落景象。

这里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大约有一百人。

1871年外国商船的总贸易额为一千四百万英镑。汉口是功夫茶的出口中心。

[1] 指捻军。——译注

黄鹤楼

黄鹤楼是扬子江上游最著名的景观之一，它坐落在一座将武昌城一分为二的小山的末端，这座山在位于长江右岸的城镇下方戛然而止，在江的对面，汉阳的上方，正如之前看到的，有一道山梁与它隔江相望。

这座楼最早建于6世纪前半期，其时为陈朝，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原是一个姓辛的人开设的酒店。此楼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毁，直到三年前才恢复了旧貌。现在它矗立在一个稳固的平台上，从江岸上望去十分醒目。现在能见到的唯一一件旧建筑的遗迹是塔前一块古老的碑，在那上面，如果我们相信它所记载的传说的话，创建它的仙人从天空中飘然而至，在此飨饮甘霖，笛声穿彻云霄。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02年前后，人们告诉我们说那位名叫费祎的仙人是骑着一只仙鹤而来。鹤现在或许还能找到，但是已经没有会骑它又懂音乐的仙人了。No.32就是这座塔的照片，但是我获取它的过程却不是那么顺利。在塔前面的院子里照常挤满了经常在寺庙附近见到的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群——乞丐、算命先生、叫卖的小贩、地痞流氓、流落街头的小孩。为了避开这些人，我只好退到城墙里面，城门那时候是关着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设法爬到了城墙上，很有礼貌但是确实也极度好奇地围观我拍照片，当他们看见我把照相机对向城墙另一边的时候，一些人肯定认为我打算朝城里开炮。天公也不作美，刮着很大的风，卷起一阵阵狂沙，江面上浪高水急，暴风雨来得如此强劲，以致我们过江时见到的那几条装备精良的本地船都在船舷上写上了“太平救命船”几个黑色大字。

现在我要以一篇简短的游记结束这一卷，这里记录了我前往扬子江上游大峡谷途中的所见所闻。

从汉口到巫峡

在我现在开始讲述的这段旅程中，很幸运有两位美国绅士与我同行。我们在汉口雇了两条本地船载我们去宜昌。小一点的那条船上住着我们的中国翻译、厨子及“侍仔”——即本地仆人，大一点的这一条我们自己乘坐。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船上不至于太挤，又能避开中国人做饭的时候那些有害的烟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大大耽误了我们的行程，因为这两条船行驶的速度不一样，而那条船上的船员们没有一点想要努力赶上来的意思。

照片No.33是我们船上的船员正在吃早饭；No.34是船舱的内部；[1]No.35是我们的翻译“张”。

1871年1月20日[2]，不列颠与美利坚的旗帜在船上飘扬，我们从汉口启程开始了我们的远征。不过很快我们激动的心情就冷却下来了，在开始我们的千里征程之前，还有一个把船从沿江停泊的数千条船中撑出来的乏味的过程。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在大军山（Ta-tuen-shan）脚下抛锚，这里位于汉口上游十英里。我们的船被分成三个隔间：后面是船长老王和他妻子的住处，中间是我们的铺位，前面一间安放着一个炉子，类似于一个起居室。我们度过了一个极其寒冷的夜晚，风从每一个缝隙灌入船舱，第二天早上我们不得不找来纸和糨糊厚厚地糊了一层，以免往后再挨冻。搅扰我们美梦的还有老王和他老婆激烈的争吵声，后者看起来是一个性子很暴烈的女人，一个真正的鞑靼人，她那比她年轻得多的丈夫上岸买些食物的打算被她驳了回去。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需要上床睡觉——他们的床铺随时都穿在身上。他们的衣服都絮上了棉花，絮填得如此之厚，以至于白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活动的枕头。他们从不换衣服，真的！至少在冬天结束之前不会换，到那时他们再与那世界上最破烂的伙伴分道扬镳。船夫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九个挤在底舱中一个五英尺半见方的小隔间里，早上从底舱中飘出的气味真是相当难闻，因为船夫们夜里将舱门关得严严实实，然后根据他们各自的喜好，在烟草或者鸦片的熏燎中入睡。让这些可怜的人早起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站在寒冷的北风中，接下来就是需要他们打起十分精神的时候了。而此时他们却忙于与那些小小的敌人作斗争（捉虱子），它们不得不躲进那满是补丁的旧棉袄，但是逃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这件事结束之后，他们通常会与船长老王争执一番，或是自己争吵不休。最后，到七八点钟的时候，所有人才各就各位，用一个简单的绞盘升起锚，然后启程。前进中我们受惠于一阵微风，船帆升起来了，船员们蹲坐在甲板上抽着烟，一路上风和日丽，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现在的扬子江大约有一英里宽，江水呈现出深巧克力色。堤岸很低，上面有洪水留下的一道道高水位的印迹。这些土堤，如果有人能解读它们的话，将会读出一段黑暗而悲惨的历史。碎木片散落在泥地上——也许是很久以前一场洪水过后留下的屋舍的遗迹。这些中国船走得很慢，相比之下古老的马车都算是快如闪电。在旅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被冻得够呛，因为我们带的煤怎么都点不燃，从帆上返回来的风又把烟吹得满船舱都是。

船行驶得很顺利，11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簰洲湾（Farmer's Bend），这绝对是扬子江上最令人郁闷的河段，江水在这里兜了一个大圈子，向北再向西绕了大约二十二英里，然后回到几乎同一个点上，一条半英里长的运河就能将这道湾的两个顶点连起来。太阳落下去，风也停了，我们在簰州（Pai-tsu）下锚过夜，这里距离汉口四十六英里。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但是还是挨到七点才出发，因为老王缩在被窝里不愿起来，他的船员们也在底舱里挤得很舒服。于是就有了一段有趣的对话。船长认为他手下的这些人应该开始干活了，但是船员们却坚称船长应该是第一个就位的。这一天，我们航行的第二天，在西部河段上，我们经过了一个海图上没有标出的很长的沙洲，次日早晨我们看见了磐石礁（Pan-thi rock）[3]，它从离左岸四分之一英里的江面上露出来。这块礁石在夏天没于水下，汽船要是离岸太近就会很危险。这里的江面大约有两英里宽，这一河段的末尾就是洞庭湖水的入口。这一带景色十分优美，远处依稀能看见片片白帆连成一线，那是一支商船队，就像驶进了云里，越行越远，只留下最后面的几条船还停留在我们的视线中。

过了洞庭湖，扬子江就被当地人简单地称作大江或是长江，从这个交汇点往上，即使在现在这个水位最低的季节，一艘吃水六英尺的汽船也能轻松地溯江而上。任何一个拥有丰富内河航行经验的人都应该对航道和沙洲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我猜想，最大的困难是在夏天里熟悉航道，那时江岸都被淹没了，没有任何可用的参照物。在那些又长又危险的河段里既没有树，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地标，所以除非有一个浮标系统，否则汽船很有可能搁浅在土岸上。这些沙洲都是由松软的冲积物堆积而成；并且，我相信如果扬子江上游开放蒸汽交通，那么对河道进行经常性的勘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沙洲和航道时常变化。这样的勘察，如果只在低水位的季节进行，也必将给来年的航行带来灾难。

我们遇上了一个下雪天，没有一丝风，船员们只好在桅杆上拴上一根竹索，上岸拉着船前行。这样时而扬帆、时而拉纤，倍感无聊地走了几天，沿途的景色也都千篇一律：看不到头又没有一丝动静的江水，两岸都是了无生趣的大平原。终于，27日这天，我们在一个可爱的小村庄登岸了，它美丽而宁静，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冬天里睡着了。这个村子建在一段岸堤上，背靠着一些枝叶凋零的大树，树枝上挂着积雪，静静地立在阴冷的天空下。倾斜的江堤上也覆盖着白雪，芦苇生起的红红的火光在敞开的大门里跳动，在蚌壳拼贴的窗棂[4]上闪烁。四下里寂静无声，大地披上了一件冰雪斗篷，上面没有一个脚印，一小块平整的土地上种着几垄冬天里的作物，灰绿的叶子给这片雪白的土地增添了一点颜色。

我们的翻译张，我很不愿意这么说，但他确实只有很小一点用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听懂他那种方言，我那说广东话和一口流利马来语的海南仆人都比他有用得多。但是张在船夫们中间很有威信，他们对他很尊敬，因为他是一个有功名的人；他最擅长的是与地方官员迎来送往打交道，此外他也仔细地记日记。他把自己看做是我们的保护人，看他跟官府的人阿谀奉承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跟他们说我们是有通行证的，把我们带到他们面前做一番展示，同时还不忘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洋酒和雪茄——这些东西他先前下了不少工夫进行学习研究。这就是他，出现在No.35上，刚刚在船舱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念了一大篇古文。左边的人是船夫之一，还有一个正在往外看的宁波仆人，他们的特征都如实地呈现在照片上，正忙于他们各自的事情，有一半时间还是很认真的。我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船正行驶在江心。

我们下一个靠岸的地点，是一个名叫上车湾（Shang-chai-wan）的小镇，在这里我们能买到一点好煤。这时正是中午，但是船员们跟船长上岸去了，没有一点要回来的意思，尽管这时江面上刮起了稳定的微风。于是到4点钟的时候，我们中的两个人上岸去找失踪的王，很快就在几步之遥的一个酒馆里找到了他，他在那里喝得正高兴呢。我们不敢冒险进入镇子，因为已经有一大群人围过来了。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稀罕的景致，我的朋友从一个老人那里买了几块饼，分给人群里的小孩，逗得他们哈哈大笑。那个老人家看起来像是穿着一条很有年头的被子，已经脏得油光发亮，估计都能防水了。我们的大文人张宣称他得了重感冒，让一个船员去岸上给他买瓶酒。他让人买东西的方式也很有启发性：他先在船舱里掏出钱袋，仔细地数过里面的钱，然后走出来，把钱袋递给跑腿的人，做出一副极其信任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你都拿去吧，找的钱还回来就是了。”其实那里面不过六便士。

29日这天，两名湖南海关的官员拜访了我们；我们还看到两艘满载棉花的船搁浅了，就在一个水流速度显然高达五节[5]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发现岸上散布着很多用松树枝和黍秸搭建的小屋，让我想起我在洞庭湖下游见到的那种盖在松木筏子上的棚屋，绑在一起漂向汉口，但是我忘了在合适的地方提及。这种筏子很大，容下一个小村子也不稀奇，到了汉口这些“村子”就被拖到岸上，木材堆起来售卖。大约在31日中午的时候，在石首县（She-show-hien），我们经过了一个危险的沙洲，它从镇子对面的低地上突然就伸了出来。我们在这里买了两条鱼，一条像鲑鱼，另一条像是白拉克斯顿船长（Captain Blakistow）[6]描述过的那种。这条鱼在它宽阔而无牙的大嘴前面有一根长长的尖刺，据说是用来攻击猎物的武器，那张宽阔的大嘴同时用作一个陷阱。从刺的尖端到尾的末端，全长四英尺两英寸，刺有十四英寸长。鱼腹是白色的，鱼尾和鱼鳍白里透红，背和头都是青灰色。石首县城是附近一个商业大镇，曾经是太平军的一个据点，在他们离开之后也部分地沦为废墟。这个地方被一座山围绕，这是我们离开汉口之后见到的第一条重要的山脉。

2月2日下午1点，我们到达商业重镇沙市（Sha-si），距离汉口三百英里。这里的江面有一英里半宽，航道看起来畅通无阻。城镇位于左岸，坐守扬子江上最好的河段之一，下游的汽船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足够水深又离岸很近的锚地。一个没有洪水的困扰、又能与本地人保持距离的理想的租界设立点，可能是右岸的一座小山上，位于城镇的对面。另外也有一些较低的地点，就在城镇的下方，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优势。在这里买煤很不容易，尽管我们知道湖南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实际上沙市上游数英里的长阳县（Tsang-yang-hien）就有煤矿，品质上乘，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它的需求还很小。宜昌上游山峡里的巴东县（Pa-tong-hien）和巫山县（Wu-shan-hien）也在开采煤矿，但是除了那些将之制成煤砖做燃料的地方，它很少得到使用。

现在我们正在驶入扬子江上游的山区，我们能看见远处白拉克斯顿所称的“七门山”（Mountains of the Seven Gates）模糊的轮廓，它高出河床三千英尺。这里的江面宽达四到五英里，河床坚硬，布满卵石，到处都是危险的沙洲。

天快要黑了，我们建议落锚，但是他们坚持要再走一段，终于把船搁浅在江心了。他们不得不花了一个半小时把船从沙洲上弄出来，然后又让它漂回原来的地点，总算是泊下了。王对我们说，在这里一定要严密守望，因为这一带河盗横行。于是我们整夜值守，我运气不错，被排在第一班。这段时间里我写了几封信，我的左轮手枪就摆在手边。有一次我好像听见有人窃窃低语，而且窗子上面有一只手，我抓起手枪，想象我将为我的生命作一场残酷的斗争。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前舱传来挤作一团的船员们粗重的呼吸声，对于可能就要发生的流血场面毫无知觉。然后我又听见船舱里有一种杂音，最终我的同伴用他的表让我舒缓了下来。他成了我那没来由的恐慌的始作俑者。

2月4日，我们经过了一个多有礁石的河段，这里的人们正在用水獭捕鱼。这些动物被主人用长绳子拴在船上，看起来很温驯。主人轻轻一推，它们就听话地潜入水中，抓到鱼之后再浮上来，大方地将它们的猎物交给渔夫。沿江两岸分属湖北或湖南的这些镇子和村庄看起来都很兴旺，与下游地区形成显而易见的对比。不过，精心耕作的田地和人们普遍的长相还是跟下游地区一样。这里的狗是一种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的品种，它们是短毛，有一个长长的尖耳朵，有点像台湾南部的猎犬。

2月5日，宜昌塔进入我们的视线。右岸峭壁林立，山峰直入云霄。在我们上方一千二百英尺高的一块山崖上，一座寺庙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的面前就是六百英尺深的悬崖。这座寺庙或许是建在了人力能将之送至的最高处，再高一点就能登天了。在宜昌我们目睹了一次水师检阅，大约一打No.39上那样的小船组成了一支帝国舰队，这一古怪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在这些小小的战船的身后，宜昌那深蓝色的群山拔地而起，像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将我们包围其中。这些小船停成两排，每一艘都用鲜艳的旗帜和彩条装扮得花枝招展。不过他们的炮兵演练很有问题，开炮极不规范，而且有些炮根本就打不响。真的，在这场演习完全结束之后，半夜里我们还不时听到有炮声响起。我们参观了其中一艘这样的战船，船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放在枪架上的笨重的来复枪，它们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为的是让敌人看到就觉得心惊胆战。

宜昌城位于江的左岸，呈新月形沿弯曲的江岸展开。一条河渠将它一分为二，一半占据着高地，另一半地势较低，后者包括一大片郊区，在1870年洪水期间损失惨重，不过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些修复。

宜昌有两三处可以用来建设租界的空地，建筑材料也很丰富。关于将这条江上的蒸汽航运扩展至这个地点，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吃水浅的小船可以毫无困难地行驶到宜昌，就算在水位最低的时候也没问题，而在夏天，对于现在行驶在扬子江下游的那些汽船，可能会遇到的障碍也不比已经被它们战胜的上海到汉口这一段更危险。

我们将我们在汉口雇的船留在了宜昌，等我们从山峡回来，另雇了一艘合用的快船载我们去四川的夔州府（Kwei-chow-fu）。我们的新船员由二十四名结实的船工组成，他们都习惯了峡谷里的危险，也习惯了低微的报酬和这种辛苦的工作。

我们于2月7日离开了这个内陆港口，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宜昌峡的入口，位于宜昌上游十四英里。这个险峻的峡谷呈现出一幅壮观的景象，与我们此前经过的数百英里的大平原形成鲜明的对比。山高从五百到两千五百英尺不等，大江在狭窄的河谷中奔流，有的地方宽不过一百码。河道深邃清澈，两岸绝壁兀起，遮天蔽日，天空又时常阴云密布，更增添了几分幽暗。粗陋的渔人小屋散立在高高的悬崖上，显示出仅有的一点人迹。再走几英里我们见到了几所好一点的房屋，左右有一些小片的果园。这里的居民靠向过往的船只出售地里的出产赚取生计。在这些文明得多的居所之外，还有一种最原始的栖身之所——洞屋，前面用竹制的隔墙挡起来，再装上一个用同样材料做成的大门（No.36）。这些小屋建在一些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头上就是悬崖，它们那烟熏火燎的内部，让我想起我们生活在苏格兰威姆斯湾的祖先们容身的那些远古时代的山洞。这正是一个最能凸显中国人的节俭和勤劳的贫瘠之地。这些吃苦耐劳的本地人多数以捕鱼为生，其他一些在附近的采石场工作；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岩石表面稀薄的土壤都被刮取下来种上了庄稼和蔬菜，终日精心照料，长大直至长成。这真的是从石头里面要面包。下游地区用来修建房屋和建筑堤岸的石头就产自这里，储量十分丰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水的作用下岩石上疏松的颗粒都被冲刷掉了，形成各式各样的岩穴和洞窟，奇形怪状的柱子支撑着顶上巨大的岩石。

8日这天下了一场雪，山顶披上了一层白色，峡谷看起来如同进行了一番梳洗，在一个果园的旁边，还增添了一抹梅花的亮色。这里的江水深度超过十英寻[7]。这一天是中国的除夕，船夫们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在右岸一个名叫黄陵庙（Kwang-loong-Miau）的村子休息一下午。这个村子背倚一座两千英尺高的大山，周围长满了松树。很多船员都到一个庙里烧香去了，到晚上我被叫来调停一场争执。张抗议说那些醉酒闹事的船夫败坏了他的好名声，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我们这位受人尊敬的翻译也不是一点过错没有，他自己都站不稳了。这些人整夜饮酒、赌钱、抽大烟，吵吵嚷嚷地闹事，一遍又一遍地放鞭炮。第二天早上船长宰了一只公鸡祭河神，还往河里敬了一些酒。在这个仪式之后，船长自己拎着酒瓶子一番畅饮，让那些眼红的船夫们很是不满，因为直到他喝得不剩什么了才把瓶子扔给他们。在村子上游两三英里的地方，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急流，在这里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招募帮手，按照节日的价码雇人拉我们去上游。他们拉船的方式是在船桅上绑上一根坚固的竹纤绳，另有一根绳子固定在急流顶端的一块礁石上，从甲板上往回拉，这样如果纤绳失效了，我们也能保持位置。这是一个危险的急流，江水在这里流速约有七节，江面狭窄，到处都是尖利的礁石，在这个季节露出水面。从白拉克斯顿船长和郇和先生的记述来看，水位高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急流，也不会遇到特别的险况。不过还是极有必要通过仔细地实地勘察弄清这些礁石的具体位置，因为汽船一不小心就会撞上。很多礁石可以在水位低的时候爆破除去，对峡谷里其他地方的礁石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去除。这条江通常在2月降至最低水位，7月、8月洪水通过时带来最高水位。那时峡谷里的江水相对它们最低的位置上涨七十英尺，在那些江面最狭窄的地方自然上涨最多。No.34最前面的那面鼓击出的声音可以盖过急流的咆哮和纤夫的号子，据说鼓声可以激发出他们最大的力量。为我们拉纤的是五十名纤夫，每人肩上都套着一个连在纤绳上的竹环，他们手脚并用，稳稳地植步于岸上的岩石间，最后将船拉至上游平静的水面。9日下午我们进入牛肝马肺峡（Lu-kan Gorge），这里的景象比我们之前经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壮观。山高超过三千英尺，一千英尺高的绝壁从江水的边缘陡然升起（No.50）。这里的许多岩石上都有一些竖直的钻孔，显然是在一种天然砂钻的作用下形成的。细小而坚硬的卵石落入较软的岩石的凹陷中，在砂粒和水的帮助下，日积月累磨出了这些竖直的管道，同时岩石的表面也在水的作用下渐渐磨损，最终让这些孔隙显露了出来。第二道急流位于三斗坪（Shan-tow-pien），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两艘损毁的船，自我们离开宜昌后我们已经见过九艘失事的本地船。其中一艘失事船的船主，一个非常老的老人，住在一个用木头和席子搭成的小棚子里，在这里等了一个星期了。他看起来十分沮丧，我们想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他示意我们走开。第二天早上我们越过了一个小一点的急流（见No.37），在它上面不远就是米仓峡[8]（Mi-tan Gorge）口的青滩（Tsing-tan）大急流。这一处急流或许是汽船将会面临的最大的障碍，为此我给了它两个图版（No. 48和No. 49）。在第一张上面我们对这段峡谷的入口有了一个总体的观览，岸上的村庄就是青滩。急流就位于村子的脚下，在我们那艘张着帆的船的上面一点。那艘坐着两个人的小船是一艘救生船，总是停在急流的下方。中国的商人习惯在急流的下方将船卸货，将货物从陆路运到上方平静的江面，再在那里重新装船；他们采取这种预防措施一方面是因为江面太狭窄，也为了让船在急流上通行的时候减轻重量。No.49是急流的一张快照，是从它上面的村子拍摄的。为了获得这张照片，我可以说是费尽周折，因为这些村民从来没见过如此邪恶的事情，居然用笔以外的东西制造图画！于是他们觉得应该朝我扔东西，在我躲进我的船之前一刹那，还有一支橹与我擦身而过。张跟那些暴民们白费了不少唇舌，我们快速地拍摄了这张照片，顶着一片咒骂声逃离了这里。我的两名同伴那时留在他们停在对岸的船里，正准备溯急流而上。不用说，一些村民听过那个广为流行的传说，说这种神秘的图画是用中国婴孩的眼睛制造出来的。这道急流是整个扬子江上游最壮观的景象之一。江水从隘口间流出的时候还显得很平静，突然它就像一个光亮的玻璃圆柱向下弯去，直落八到十英尺，旋起一道道浪花，咆哮着奔流而下。在这个季节，各种各样的暗礁增添了拍摄这道急流的危险。在我们下去的路上，我们劝说张跟我们一起进到船里，但是当船在急流上颠簸、发出吱吱呀呀的扭挤声的时候，他吓得脸都白了。青滩的居民都以某种方式靠这道急流为生，一些做领航，一些拉纤，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毁坏的船只，也能为他们提供一份活路。我们在这里雇了五十名纤夫，用来帮助我们的船越过急流。这里的水流速度估计有八节，但是我不认同白拉克斯顿曾经暗示的汽船无法通过的说法；事实上，扬子江上的任何一道急流都能被跨越，蒸汽动力完全可以被用在这里，不管是牵引船只逆流而上，还是在漂向下游的时候用来减缓速度。当这条江向蒸汽航行和外国贸易开放的时候，大胆而科学的技术必将出现，实现这一可以企及的目标。

我们加快了速度，为的是能在天黑前赶到归州（Kwei），这个镇子属湖北，建在悬崖下的一块斜坡上，位于江的左岸。很难想象这里的人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这里没有耕地，没有船，没有任何贸易的迹象，我们遇到的唯一一个人是一个独行的乞丐，他正焦急地要离开归州。在靠近巴东的地方有很多煤矿，在发现煤床的那些山崖上，石灰岩层被推离江面，几近垂直。煤从矿坑的口上滑落到靠近江边的一个贮存处，为此专门在岩石的表面上开挖了一道沟槽。No.42上就是其中一个矿坑的入口，这些矿坑通常都是倾斜的，挖入岩层中，里面很浅，在它们被废弃的深度上我们的矿工才刚刚开始工作。他们不挖掘竖井，也不需要任何通风系统。No.44呈现了一群矿工，他们从早上7点工作到下午4点，平均每天挣得三百文铜钱，差不多每人每星期七先令。他们将一个小油灯绑在头上，类似于我们的矿工在安全矿灯发明前使用的灯具。其他的村民也在矿上工作，一些人是运煤工，用背篓将煤背出去，如随后的No.46所示。做这种工作的男人每天能挣两百文。年轻的孩子则做煤砖，这种煤砖是将质量较差的煤与水混合后，用模子成型，然后在太阳下晒干。这个过程呈现在No.43上，同时在No.45上我们看到的是准备运出的煤砖。每一块煤砖重三分之四磅，在这里的价格大约是五先令一吨。中国人依然采用一种很不完善的方法来开采煤，而且只是保守地用来作燃料，就算在那些储量最丰富的省份也一样。李希霍芬男爵（Baron von Richthofen）[9]曾经很有把握地对我们说，湖北和湖南有大量的煤，四川也有很大的煤田。他还补充说按照现在的煤炭消耗速度，光是沙市南面的煤矿就可以供全世界用上几千年，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一些地方常能见到中国人储存木材和秸秆作为冬天的燃料，而在他们的脚下就有数不清的煤等着被利用。如此广大的煤田将会构成未来中国强大的基础，当然，前提是蒸汽动力被用来帮助开发内陆的矿产资源。

18日早上我们进入了巫峡，它的长度超过二十英里，江水在这里十分平静，峡谷入口处跃入我们眼帘的或许是这一路上最美的景色。重峦叠嶂，高耸入云，前方最远处的山峰就像一颗切割过的蓝宝石，雪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悬崖和峭壁的颜色渐渐变深，直到与近处醒目的光影融为一色（见No.51）。

在湖北和四川的边界上，驻守在这里的一艘炮船上的军官们提醒我们提防河盗，他们有很充足的理由这样说。就在这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峡谷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被旁边一艘船上低声说话的声音惊醒。我们跟他们打招呼，但是没有回应，于是我们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凌空开了一枪，我们的枪声招来了另一个方向上的一道闪光和枪声。之后我们彻夜守望，大约2点钟的时候我们又被惊动，这一次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一船正在悄无声息地偷我们的东西的人。我们第二次被迫开枪，来复枪打在岩石上发出的尖利的砰砰声起了作用，我们那看不见的敌人不敢再向前了。这些夜访者一定对峡谷里的地形了如指掌，因为这里就算在白天也有些暗，在如此漆黑一片的晚上更是没有哪只商船敢贸然离开那步步礁石的停泊点。

14日这天，当我们正行进在一个小的急流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砍断纤绳，因为船在一阵急风中被卷入了一个漩涡，船身都倾斜了。挣脱纤绳之后的船立正了船身，顺着急流回旋而下，在下游大约半英里外的右岸停住了。现在我们和我们的船夫被分隔在江的两边，随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花了大笔的钱，终于才雇了一条船将他们送到对岸来。

我们到达巫山县的时候大约是下午3点，我们在这里结束了我们的旅程，这里属四川，距离上海已经一千二百法定英里。我们本来打算再往上游走一段，穿过我们与夔州府之间那段不长的水道，但是我们被一场沙暴阻留了，在风暴中我们的船完全不能前行。巫峡里有很多山洞，其中一个据说是一所监狱。这个关犯人的大山洞高悬在一面绝壁的上方，只能通过悬在岩壁上的铁链才能到达。在另一个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山洞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隐修者，他独自一人住在这里，靠草药和冥思已经度过了很多年。

我有些不情愿地结束了这篇文章，返程时的那些事件就不再记述了，因为我担心读者对我的讲述已经渐生厌倦了。

[1] 原书图片编号有误，No.33是船舱的内部，No.34是船员吃早饭。——译注

[2] 此处应为1872年。——译注

[3] 音译。——译注

[4] 原文注释：将蚌壳打磨成半透明的薄片，在中国很多地方依然被用作玻璃的替代品。蚌壳被镶嵌在房屋窗户上的窗棂间。

[5] “节”为轮船航行速度单位，也用于风和水流速度。一节约合0.51米/秒。——译注

[6] 白拉克斯顿（Thomas Wright Blakiston，1832—1891），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1862年曾溯长江而上，著有《长江上的五个月》（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一书。约翰·汤姆逊在此将Blakiston写作Blakistow。——译注

[7] 一英寻为1.8288 米。——译注

[8] 即兵书宝剑峡。——译注

[9] 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Paul Wilhelm von Richthofen，1833—1905），德国地理和地质学家，1868—1872年间在中国境内进行了七次考察旅行。——译注

第四部

中国的政府机构

中国的政府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中央、行省和特别省三级。最高一级由北京大权在握的高官们组成；第二级包括内地十八个行省的督抚，以及北京东北方向上统称为满洲的地区所含的三个省的地方长官。第三等级的官员们则被派驻在那些广袤的边疆地区，包括内外蒙古、蒙古与西藏之间的地区，最后还有西藏本身。

每一个居于高位的满族官员在他的官职之外都有军职。满族军队在1644年征服了中国，这支军队最初被分为四个军团，分别以白、红、蓝、黄四种颜色的旗帜区分。后来增加了同样颜色的四种镶边旗帜，再后来，又按照类似的方式组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这些军队的最高指挥权（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八旗军是一个兵民合一的组织制度，全民皆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士兵那样领饷）由三个民族的高级官员分掌，其中满族总的来说居于支配地位。恭亲王是其中一个旗的将军，文祥、宝鋆和成林统领另外三个旗。这些官员同时也在中央政府一些重要部门中担任要职。

至于军机处，它是固有机构的一个衍生物，但它却在朝廷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它能给予它的成员在政府里的最高职权。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这些职位在汉、蒙、满族官员中平均分配。文祥是一名协办大学士，不过他是最近才被授予这个职位的。内阁的成员，正如我们接下来将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并非一定要驻在首都，实际上功勋卓著的省级督抚也经常被授予这种荣耀，当然前提是有位置空出来。

在此之下是六个拥有更多实际重要性的委员会，可以被看做是政府的六个部。它们分别是吏部，掌管行政任免；户部，掌管财政；礼部，掌管仪礼、庆典（包括公共活动和国家祭祀）；兵部，掌管军队和海军；刑部，掌管刑狱司法；最后还有工部，掌管公共工程。每个部都由两名尚书主事，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两位主席，永远是一满一汉。

总理衙门里的大臣在职位的分配上十分均衡，于是宝鋆是一名满族尚书，董恂是掌管户部的汉族尚书，沈桂芬是兵部的汉族尚书，毛昶熙（可能是工部的汉族尚书）在吏部兼了一个职，此外八十岁的崇伦是工部的满族尚书，同时也是理藩院尚书。理藩院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的殖民部（Colonial Office）的部门，虽然它处理的并不是朝鲜或是安南这样的藩属国，而是蒙古和西藏事务。

文祥、宝鋆和沈桂芬这几位大臣享有比任何高级官员都还要高的地位，因为跟恭亲王一样，他们也是军机处的成员。军机处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真正的权力中枢所在，之前已经介绍过，它是常规机构之外的一个衍生物。事实上它是在这个王朝建立之后不久才设立的，它的成员并不是来自政府各部的推荐，而是皇帝自己的选择。成员人数没有定额，现在包括恭亲王在内，它总共有五名成员。第五位是皇帝的私人教师，前面已经交代过的四位同时也都是总理衙门的成员。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掌管外国事务的部门完全就是同一班人马。

在各行省，民政和军事机构与首都的组织形式截然不同。每个省通常有一个巡抚（governor）掌管省内的各项事务，但是也有一些特例。于是我们找到两个例子，虽然他们是统辖两个省的总督，在其中一个例子里是统辖三个省，但是头衔也被译作“governor”，各省巡抚在总督的辖下管理各自省内的事务。

例如李鸿章是直隶总督，这是北京所在的省；曾国藩（最近刚去世）曾是江苏、安徽和江西的总督；瑞麟是广东和广西两省的总督。前面提到的这几位官员第一个是汉人，同时是协办大学士；第二个也是汉人，第三个是满族血统，这两位都是大学士。总督和巡抚各自都统率一小支军队，但是他们不能调动海军和各省的驻军。在一些特别的地方，通常是各省的首府、海岛及内陆的边境省份，都有八旗军常驻，由官阶非常高的满族军官统领。在广州，恭亲王的连襟长善统率着当地的旗军，但是省内的绿营军另由一名提督统率，在其之下还有一系列军衔，从低到高分为很多个级别，类似于我们的军队里从少尉到少将的各级军衔。这些军官都领取工资，但是他们统领的军队或保安部队常常不能足额发饷。

民政官员扮演着一个更加现实的角色。一个省划分为若干个州县，每一个都与英国一个小的郡差不多大小，由一名知州或是知县管辖，有时地方上有功名或者有地位的人也协助处理一些民政事务。几个州县组成一个府，由一名府尹或知府掌管。在此之上是道，以若干府、县为辖区，各省道的数量有二、三、四或者五个不等。道由道员掌管，但是办事的官员还是知府和知县，尤其后者更是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在上面列出来的各级职官之外还有布政使，拥有财赋和人事权；按察使，专管司法；以及粮道、盐运使或盐法道（这是很庞大的一个部门）。至此尽管算不上详尽，读者也对中国的政府机构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它的藩属国所采用的行政体系也大致相同。

外交事务由总理衙门掌管，它相当于我们的英国外交部。这个新的部门是在目前存在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亲密而重要的条约关系的推动下诞生的，它的设立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在那之前，所有的外交函件都交由我之前提到过的理藩院转呈，在这种境况下，各大国都被放在了与藩属国几乎一样的地位。《纽约先锋论坛报》（New York Herald）的一位知名作者认为第一个站出来抗议这种侮辱的荣誉属于当时的美国公使列卫廉（Mr. W. Reed）[1]，他断不能接受自己的国家与朝鲜、琉球这样的小国同等待遇。不管怎么说，1861年总理衙门的设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重大而惊人的让步，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的成员都是帝国最高级别的大臣，以及它所暗含的对条约国家的主权和平等关系的永久性的承认。恭亲王主持这个部门，并且得到了以下这些成员的鼎力支持——

文祥，满族人，1817年生于奉天。[2]在总理衙门里，他的官衔仅次于恭亲王，自1861年起一直坐掌这个职位。同时他也是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他才智过人[卜鲁斯爵士（Sir F. Bruce）[3]称他是他见过的最有才学的人]，加上长期身居要职，使得他可以被看做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过去他因思想开明而备受尊重，但是近些年他显示出一些反动的倾向。No.2是他的肖像。

宝鋆（No.5），满族，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现年六十五岁。

成林（No.4）是总理衙门里最年轻的成员，尚不足四十五岁。三年前他在崇厚出访法国期间短暂地担任通商大臣。

沈桂芬（No.1，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汉人，五十六岁。几年前曾任山西巡抚，任上大力查禁鸦片，很受瞩目。

董恂，户部的汉族尚书，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著述颇丰，尤其在历史和地形学上很有建树。他最近的作品（一部多达四十八卷的专著）是《江北运程》，介绍中国北方的水文地理，在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刚刚出版。董恂现年六十一岁（No.1，中）。

毛昶熙，汉族，五十六岁，工部尚书，之前任左副都御史（No.1，右）。

[1] 列卫廉（William B. Reed，1806—1876），1857—1858年任美国驻华公使。——译注

[2] 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文祥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即1818年。——译注

[3] 卜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Wright-Bruce，1814—1867]，1860—1864年任英国驻华公使。——译注

李鸿章

李鸿章位居中国十八个行省的督抚之首，或许可以算作是对中国的发展和命运最有影响的人。外国人对他的熟知源于他与曾国藩及戈登上校一起平息了“太平叛军”最后的进攻，但是近年他更因设立金陵制造局而声名远播，这是中国第一个此类的工厂，在此之外，还有他让军队接受西式训练的尝试。在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中国得以享有目前的相对安宁。各地的兵工厂和技术学校的不懈努力带来了进步的迹象，蒸机炮艇和铁甲船组成的舰队也成为进步的象征，它们都是由本国技术建造，出自中国人自己的船坞，由中国船员操作指挥，游弋在内河和沿海，确保贸易的安全。

这些本土建造的船舶装备了最精良的现代化武器，时刻准备着捍卫他们在中国海上的权益。

在陆地上，同一方向上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大批在现代战争艺术指导下进行训练、装备了最优良的武器的军队，在镇压叛军和扩大中央政府影响的过程中表现出色。据最新的报道，他们已经肃清了国内的回民叛乱，这些叛乱者直到不久前还控制着一些重要的据点。

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或者只是取得了很小的一点进步，对此我要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所有关注的目光都投向了日本，人人都热衷于揭示这个东方进步的最佳实例。在走出半开化的黑暗时代之后，日本猛然崛起，如同一颗新的行星，努力寻找更开阔的轨道和更明亮的太阳。而似乎只效忠于古老传统的强大影响的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渐进过程，只是她一如既往地尊崇圣人们的哲学，也不愿放弃那数千年来造成她傲慢的闭关自守和独立的陈旧思维。然而，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牢不可破的风水、自我保护的警觉等种种障碍，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在朝着西方的道路迈进，采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将年轻人送入我们的大学，重塑行政机构的重要部门，达成妥协以应对更为密切的对外交流中的各种友好请求。这还不是全部。现在她的商人们可以拿他们的蒸机航运公司来夸耀，而且一个我们或许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是，他们对于经营此种事业十分得心应手，在沿海和内河的运输市场上成功地与外国公司展开了竞争。假以时日，这种现象会扩大到贸易和工业的所有领域，到那时中国不仅能从她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各种矿藏，受过训练的劳工和机械生产也能制造出那些现阶段她还不得不依赖于进口的产品，而这正是我们的贸易赖以生存的。她的平原上生活着数百万贫穷又隐忍的劳工，只为简单的生存所需就可以加入工业生产的队伍，只需加以训练就可以成长为最专业的技术工人。她的大山里蕴藏着丰富的金属和矿产，她广阔的煤田正为即将到来的蒸汽与钢铁的时代积蓄力量。西方国家已经将这条古老的龙从她的睡梦中唤醒，现在她站在岸边，扬起了她的铁爪和用西方钢铁武装起来的尖牙。

中国也许还要很多年才会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但是现在运转于中华大地上的这些文明的代表，都被寄予了厚望，为了中国的利益，放眼一个更远的目标。每年将数万人带向大洋彼岸的文明的浪潮也对母国产生了影响。海外的中国人学得很快，事实上他们学得太快太好，使得他们成为西方工人可怕的对手，而且总有一天他们会带着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在海外积蓄的资本回到家乡。

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人，关于他的人生，我没有理由不作详细介绍，毕竟他占据着中国最显赫的位置，由此对接近三分之一的人类的幸福实施着强有力的影响。李鸿章（见No.3），五兄弟中排行第二，道光三年生于安徽。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举子，尽管家境贫寒，还是努力让他的孩子接受科举教育。年轻的李鸿章，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成功地通过了一系列科举考试，在1848年二十六岁的时候跻身翰林院。当叛军攻入他的家乡，他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并将他自己和他的军队都交由两江总督调用。他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在曾的提携下他升至道台，随后统率在浙江的一支湘军。

1862年，即同治元年，他在曾国藩的推荐下署理江苏巡抚，在戈登上校及其常胜军的协助下清除了省内的叛军。这年秋天，在苏州城的太平军投降后，他违背之前赦免众“王”死罪的承诺，下令将所有匪首斩首（这是传说，对此各方说法不一）。一位当时就在苏州的官员告诉我，苏州大屠杀并非李鸿章背信弃义，而是来自其他人和上层的命令。不过李鸿章确实被激怒了，就在叛军投降后的第二天，当太平诸王们穿着他们的龙袍，顶着他们标志性的长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一定是赞成屠杀的，中央政府也批准了这一血腥而背信弃义的行动，并确认了他的府台一职。此外皇帝还赐予他“黄马褂”，这是中国授予军队中表现突出的人的最高奖赏之一，并授“太子少保”[1]头衔。至此李鸿章移师苏州，由于叛军摧毁了前任府台的驻所，他就在叛军首领“忠王”修建的壮丽的宫殿里安顿了下来。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864年南京被攻陷，随后以两江总督的身份进入南京。同时他还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6年，曾国藩与李鸿章互换位置，李接替曾北上清剿捻匪。1867年他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任上他调派了一支军队去镇压回民叛乱，后者在帝国的西部省份举旗叛变很多年了。天津教案之后，李的长兄[2]接任湖广总督，他自己则调任直隶总督。目前对他的称呼是李中堂，因为大约在三年前他被升至二等爵位。现在他是汉族最伟大的儿子，也是我遇见过的汉人中最优秀的楷模。他有六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有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我这么说可能有些无礼，在那些未能有幸亲自来到中国、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触过的读者的眼里，李鸿章翩翩的风度和优雅的言谈举止不过是一名绅士必须具备的特质。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在职的官员都拥有的品质，他并不是一个特例。

尽管在情感上和教育上都是彻底的中国人，李鸿章还是对我们的科技大加赞赏，对西方人展示出的创造才能也十分钦佩。他也一直乐于承认我们的技术与器械的先进性，并且热切地主张将它们引入中国。

[1] 李鸿章此时获授的头衔应为“太子太保”。—译注

[2] 李翰章。——译注

芝罘

在上一卷的结尾，我将读者留在了扬子江上游险峻的峡谷里，让他自己寻路返回上海，为了给他乏味的返程中带去一些轻松的消闲，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的高级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东亚最伟大的人民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却完全不为欧洲人所知。从上海去芝罘大约需要三天，这条航线不太好走，因为这一段北方海岸此时正面临严寒和捉摸不定的天气。芝罘港为最大型的船舶提供了安全的锚地，这个位于山东省的北面、被当地人称作烟台的港口，是从扬子江到白河[1]的海岸线上唯一的一个通商港口。我从1872年的官方海关报告中了解到，自从芝罘开放通商，它的贸易一直稳步增长，尤其是丝的出口。柞蚕丝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港口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出口量稳步上升，从1868年的六百五十担增长到1872年的一千一百七十五担。同样，生丝的出口也从1868年的六担增长到1872年的九百七十七担，黄丝的出口从1868年的二百八十九担增长到1872年的三百零一担。进口方面，虽然没有如此显著的进步，却也有着稳定的需求。1872的关税总收入为三十三万零九百七十二两银，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数额都是英国贸易的贡献，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芝罘，与中国其他的通商港口一样，对于我们的国内贸易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这里也是上海的外国人在最炎热的几个月里心仪的避暑地，这里有凉爽的海风和清凉的海水浴，或许称得上是中国海岸线上最好的海湾之一，而且在靠近沙滩的地方有一家外国旅馆，完全合乎那些在酷暑中精疲力竭，于是慕名而来的富有的上海商人和官员们的要求。

芝罘的城市并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这里的租界也差不多（见No.6），关于这一点我同意韦廉臣先生（Mr. Williamson）[2]的观点，这个地方，不管是从贸易的角度还是外国人居住的舒适性的考虑，都是一个很坏的选择，用他的话说就是“暴露在肆虐的西北风中”[3]。对于这里的西北风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验，在我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站在一个十八英寸深的雪堆上，气温非常低，我觉得已经接近华氏零度了，我雇了几个苦力帮我按住暗箱，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被大风掀翻。当我冲洗玻璃底板上的氰酸钾的时候，水在上面结冰了，在边上结起一个个冰柱，于是为了拯救这张照片我只好带着它去了附近一个本地人的家里，在火上把冰烤化了。

山东的气候与帝国更北方的省份有些相似，虽然在夏季的两个月里它的最高气温要高一些，但是冬天常常极为寒冷。然而这种分明的气候使得农民不但可以在温暖的季节种植水果和谷类，也能生产那些一般来说生长在寒冷的高纬度地区的作物，比如梨、苹果、小麦、大麦等等。这个省的一些地区十分肥沃，一年三到四熟。

山东省的面积与大不列颠加上爱尔兰大致相当，但是外国人对它了解还不多，虽然它是中国最有历史的省份之一。大禹的一部分工作就在这个省的境内进行；孔子于公元前550年出生在这里，[4]一百七十九年后出生的孟子也是山东人。与他们同时代的著名人物一个是毕达哥拉斯，另一个是柏拉图。还有一个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是佛祖释迦牟尼，这位伟大的婆罗门教的改良者和佛教的创始人，据说逝于孔子出生的七年后。“现在欧洲的学者们普遍都同意公元前543年最有可能是释迦牟尼逝世的年份。”[5]孔子与孟子是与他们几乎同一个时代的两个人，他们的宗教和道德指引在过去数千年里对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说孔子的父亲曾在兖州府为官，孔孟的直系后裔现在都还居住在山东省的境内。

我们再次搭乘汽船去天津，一段穿越渤海湾（Gulf of Peichihli）的短短的航行将我们带到白河口，在这里我参观了著名的大沽炮台，它镇守着白河的入口。这些土制的堡垒已经多次且详尽地被描写过了。我去炮台参观的时候，那些大炮被安放在防御土墙的后面，很不成章法，汽船上的外国信号员也告诉我中国人的炮兵演练大有问题。不过在那之后，旧式的滑膛炮已经被克虏伯大炮取代了，炮台进行了彻底的修复，有训练有素的军队驻守在里面。这个消息我是从一个最权威的地方得来，否则我多半不会相信，因为我去参观的时候，那里的炮台、大炮和驻军看起来都很不正规。当然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没有原因，毕竟这是一条通达首都的河流，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重兵防守的。实际的情况是一场大洪水席卷了大沽到天津之间的低地，逃荒的灾民大量拥入天津，要求食物和庇护所，因而就有必要调派一支有力的军队在城里维持秩序。我们乘坐汽船沿河而上，一路上见到的景象我永远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大地变成一片泽国，本地的货船可以从田野和家园的废墟上掠过，直接就能驶进天津。村庄和农舍大都是用泥土和秸秆修建，盖在潮湿冰冷的土丘上，房屋的主人看起来就住在坍塌的屋顶上，守着他们的各种家当和拴在柱子上的牲畜，锲而不舍地捕鱼为食。确实有大量的鱼被捕捞上来，数千灾民因此逃过了饿死的命运。快到天津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片很大的坟场，一具具棺材被抬到树或者柱子前放下，河里还有很多死尸正在漂向大海。

中央政府尽力减轻人民的痛苦，为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居所，此外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为了同一个慈善目标的私人捐赠也从沿海和内陆各地汇集而来。这是沿海便捷的蒸汽交通带来的好处之一。不过殊为遗憾的是，当我们欣喜地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进步的标志，尤其在那些已经近距离地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地方，我们也无可避免地注意到那些同样明显的衰败的迹象，这些迹象在内陆地区频频显现出来。我们看到失修的道路和桥梁，破损废弃的河堤，还有穷困的灾民。此类状况多数都可归因于官员的吝啬和贪婪。中央和地方政府或许可以在这里走出试探性的一步，认真地对古老的贸易线路进行改善，修复并加固堤岸，由此确保人民无需再经受时常袭来的洪水的苦难。简单地说，如果他们能拿出诚意做好这件事，人民可能会被激发出一种信心，相信他们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值得捍卫的。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当局正在热切地学习现代战争策略，同时用致命武器武装那些饷银微薄的士兵。去年直隶的洪水再一次泛滥，尽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花了一大笔钱用来检修河堤，但那只是应付了事，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洪水带来的灾难还会再次发生。现在中国北方的河堤好像已经破败到本国的工程师束手无策的境地了。

[1] 今海河。——译注

[2]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苏格兰传教士。——译注

[3] Journeys in North China. Rev. A. Williamson. Vol.i，p.89.

[4] The Chinese，Davis，p.222. （一般认为孔子生年为公元前551年，另一说为公元前552年。——译注）

[5] “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 p. 9，E. J. Eitel.

天津

天津是天津府的府城所在，管辖的地区沿着海岸伸向东南，直至山东半岛，包括一州六县。这个城市坐落在大运河与白河的交汇处，是直隶省内继北京之后第二重要的城市。在1782年以前它只不过是一个保卫河运的军事驻防地，不过在那之后这里升级为一个拥有地方政府的城市。目前这里的人口大约为四十万，差不多一半住在城墙内。

No.8呈现了一群天津的劳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清理仁慈堂（Chapel of the Sisters of Mercy）的废墟，修女们去年在这里遭到屠杀，教堂现在也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见No.7）。我没有必要对这一话题多作评述，因为我相信这一血腥事件可怕的细节依然清晰地存在于读者的脑海里。站在这里，朝白河的上游望去，我们能看到望海楼教堂（Roman Catholic Cathedral）的残迹，它曾是天津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使我不禁猜想在那时，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这一雄伟的建筑一定是本地人的眼中钉，因为它的高度超过了他们所有最神圣的庙宇，从天空向下散播邪恶的影响。在仁慈堂的下面，我们见到了一座有趣的浮桥，它的一部分可以拉起来，让我的小船通过。

天津有一个小型的租界，建有漂亮的房屋，但是多数都没能逃过洪水的侵袭，房子四周的花园都还泡在水里。英国俱乐部（English Club）和签署《天津条约》的那座寺庙[1]都要坐船才能到达。租界内唯一的一家旅馆叫利顺德饭店（Aster House），跟它那巨大的招牌相比，旅馆本身小得几乎看不见。这家旅馆的墙壁是夯筑的土墙，现在一面墙上的窗户已经掉下来了，另一面墙干脆倒了。我到旅馆里面看了看，还跟老板聊了几句，他是一个英国人，正为遭受的损失垂头丧气，因为整个旅馆只有两个房间没有损坏，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很好的台球桌，另一间里面有一个吧台。有两间卧室被冲毁了，透过破烂的墙壁能看见它正一点点地消失在水里，各种家具的部件也正在泥水中标记自己的安息之地。后面的马厩一头栽入了水中，在干旱的天气里这里漫天都是蚊子，这种害虫在租界随处可见。天津有一个西式的弹药工厂，许多外国人长期在此工作。

[1] 海光寺，现已不存。——译注

国子监，北京

在大喇嘛庙雍和宫的西边，有一座设在孔庙里的学府，就是通常所称的国子监。早在乾隆朝以前，这里就是讲授古代经典的地方。但是乾隆皇帝决定进一步仿效古代的形式，于是建造了这间名叫“辟雍”的大殿，也就是我们在No.9上透过拱门看到的这幢建筑。建筑呈正方形，其他三面与照片上看到的这一面完全一致。它的上檐架在一系列精巧的斗拱上；木柱支撑着下檐，屋顶中央安放着一个鎏金的铜珠。基台是汉白玉，四座同样材质的石桥通向这座建筑，桥下是汉白玉铺砌的水池，池周围有汉白玉雕栏。大殿位于院子的中央，左右都有长廊，院子里立着大约两百块石碑，碑上刻着九部经典的全文，这是沿袭了汉唐时的做法，“每一所学宫里都有许多块这样的石碑，以同样方式刻写着经典。”[1]

辟雍的前面是一座黄色琉璃瓦的三开间券门，也称牌楼，拱的部分用汉白玉建造。这张照片就是穿过中间的券门拍摄的。

[1] “Journeys in Mongolia，&c,” Rev. A. Williamson，seq. by Rev. J. Edkins，vol. ii.

观象台

李明神父（Father Le Comte）[1]于1688年参观了北京的观象台，就在南怀仁神父（Father Verbiest）[2]逝世之后不久，正是在后者指导下新的仪器被建造出来安放在这里。李明神父似乎对中国古代仪器只有一些粗略的认识，因为它们已经被搬到城墙下面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收起来了。他说它们都掩埋在灰尘和遗忘中，但他只是“透过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窗户”往里面看了几眼。

在那些被撤下来的仪器中就包括我在这里展示的一件，自那时起它就一直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我相信那位热忱的传教士也见过它，即使以它现在的状况，也必定让他对它的美丽和精湛的工艺大加赞赏。

这些古老的中国天文仪器，尽管在工艺和精确性上都达到了令人惊异的高度，但在今天却是完全无用了。因为古代观测天象的方式与今天大不相同，此外当时对轨道的分度也是不正确的。

南怀仁神父监督下建造的这些仪器，与那些旧的天文仪器相比，并不具有我原先期望的明显的优越性。它们当然更好更精确，但是它们也是由中国的技工建造的，李明神父对它们的描述是，“我还是更信赖一个我们巴黎的好工匠制造的半径一点五英尺的象限仪，而不是城墙上这个半径六英尺的东西”。轨道的分度虽然比旧的仪器精确得多，但还是很不完善。

在我的收藏里面有一本中文书籍，书中南怀仁写到他当时使用的器械是如何的简陋，这自然是在意料之中，我唯一感到惊讶的是他还是建造出了No.10中展示的那些仪器。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用来铸造大圆环的模具是多么的粗糙，他们怎样将它锯成形，以及最后他们怎样利用了一个水平的车床，近似于中国人用来磨面粉的磨，用一头驴拉动。书中附有插图，讲解了天球车制的过程。球体简单地放在支架里，轴的上方伸出去一段，上面安装了一个砂轮形状的大把手。动力通过把手传递给球体，由一名工人用脚在金属球的上方踩踏带动，同时另一名工人手中紧握车磨工具对表面进行打磨，最终形成完美的球形，轴线也很精准。所有这些仪器都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制造出来的。轨道的分度多半是在某个开敞的棚子里手工进行的，而在现在的欧洲，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划分一个重要的轨道的时候，一个安放在石头上的分度机和一个在绘制的过程中保持恒温的密闭房间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避免金属环的热胀冷缩，这种变形会破坏刻度完美的精准性。

天球在李明神父的叙述中是这样的——“天体仪。我认为它是所有仪器中最精致最漂亮的。球体是铜制的，浑圆光滑；星体做得很好，都在正确的位置上，所有的轨道都有成比例的宽度和厚度。此外它装配得很好，虽然重量超过两千磅，但只需轻轻一推就可以转动起来，就算幼儿也能将它转至任何角度。”No.10的左边就是天球，虽然已经露天放置了整整两个世纪，依然完好无损。天球上的星体都用黄铜嵌制，根据他们的星等分出了大小，以方便在夜晚的天空里对它们进行观测。在这些仪器上，中国古老的分度方式被弃用了，圆周被划分为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划分为六十分，与欧洲一样。No.10上的另一件仪器是浑仪，它安放在一个台阶上。这也是南怀仁神父监督下建造的仪器之一。圆环的内外都用刻线分割为三百六十度，每度分为六十分，每一分再用细钉分为十秒。

我十分感谢伟烈亚力先生（Mr. A. Wylie）[3]为我提供了这些有关北京的观象台以及其他有趣地方的有价值信息。

[1] 李明（P. Aloysius Le Comte，1655—1728），法国传教士，著有《中国近事报道》。
——译注

[2]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一字勋卿，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原在山西传教，1660年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汤若望去世后，南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年）任钦天监监副。曾协助清政府铸造红夷炮。——译注

[3]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人，1847年来中国。1857年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后又翻译了《代微积拾级》。
——译注

观象台

北京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是满族人居住的地方，皇宫就位于它的中央；外城住着汉族人，包含天坛和地坛，它们是举行国家祭祀的地方。

内城由厚重的城墙围起，接近正方形，每条边长约三英里半。城墙上开有九座城门，南面有三座，其他几面城墙上各有两座。

内城本来只有皇宫、王公贵族的宅邸和旗人的营房。关于旗人，前面已介绍过，他们是皇帝的侍卫。然而现在的情况与早年大不相同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几点是，这些旗人长期居住在首都，与不那么好战的汉人密切交往，他们不屑于经商或是从事手工业，而政府发给的津贴又不敷度支。许多古老的满族家庭由此变得穷困，入关后分给他们的土地都变卖了，成了汉人的财产，因此现在内城也住着为数不少的汉人。

外城与内城仅一墙之隔，就在内城的南墙外。它也有城墙，围成一个四边形，占地五英里长、三英里宽。连通外城有七座城门，北面两座，东西各一座，余下的三座在南面。

外城人口很稀疏，城墙内很大一部分土地都种着庄稼。艾约瑟先生估计北京的总人口应该是超过了一百万，但是他说，中国人对这个数量的估计是两百五十万。

踏着一条精心修筑的石头坡道，我来到城墙的上面，我发现我行走在一条三十英尺宽的砖墁墙顶上，正从五十五英尺高的地方俯瞰这座都城。

城墙上看到的景色绝对称不上有多吸引人。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低矮的房顶，砖墙围起富人们怡人的庭院，院内种着灌木，树枝从墙头探出来；还有那些穷困又傲慢的旗人的夯土小屋，被一条条宽阔笔直的大道分成几片，狭窄的胡同交织其中，将这些阖闭的院落连接起来。

当你见到一座中国城市，比如北京这样的城市，你一定会对它迷宫一样的墙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一定要先到城墙上看一看，然后你会发现在你脚下有无数条夹在高高的砖墙中的小巷，所有的房屋无论好坏都用砖墙将自己围起来，好像每户人家都在极力避免唐突的打扰。

房屋的布局十分讲究，家庭成员的居住空间与世隔绝，几近隐居。唯一的入口是一扇小小的宅门，开在一道实墙上，从宅门进去是一个院子和门房，到这里外人还不算闯入；接下来是一间会客室，再往后就是只有家庭成员才能进入的内院了。

我不禁要将这看做是民族性格中的一点瑕疵，它们过于设防了。然而，当我望向这座城市的中央，我的眼睛被皇宫金黄色屋顶的反光吸引，我发现皇帝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太监们居住的“紫禁城”一样也为高墙深池环绕，家庭隔绝的想法如出一辙。除了皇帝的宫殿和亲王们的王府，紧挨着还有一些庄严的庙宇，为这乏味的景象增添了一点颜色。

离皇宫不远，内城的东面，筑有一座高台，观象台就设在上面。这个观象台建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接近13世纪末，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郭守敬当时是司天监的监正。No.11上展示的仪器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建造的，现在被放置在城墙下面庭院的东端。它非常大，用纯铜铸成，工艺十分精美。这件装置传递了一种神话学上的涵义，设计上也是艺术性极高的杰作。四条龙——它们在中国人的占卜系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被铁链锁在地上，合力托起圆球。完美的制模工艺和金属的强度证明，在那个时代铸造工艺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坚固的金属地平圈与双重的子午圈垂直相交，组成一个方位圈，构成浑仪的外部框架。地平圈的外侧分为十二等份，分别用十二地支标注，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它们也被中国人用来表示一昼夜中的十二个时辰。

子午圈的外侧也刻着十二地支，与八个取自十天干和四个取自《易经》的名称对应，指示十二个方位，即“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子午圈的内部刻着十二个古代国家的名称，每个国家都被认为受到天空某个特定区域的影响。

赤道圈固定在框架的内侧，在它里面有一系列可移动的圆环，可绕方位圈的极轴转动，它们包括一个赤道环，一个双重的黄道环，一个二分环，一个双重的二至环。赤道被划分成二十八个不等的分区，用二十八个十分古老的星宿名称标记，分别是“角、亢、氐、房”等等。从这些星宿所在的位置延伸出许多条子午线，通过这些子午线，所有的距离都可以被测算，如同我们用春分点作为赤经圈的起始点一样。

黄道环被分为二十四等份，对应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在它的里面还有一个可旋转的双重子午环，有两个轴，上面装有一个窥管，对向圆环的中心，用来观测。

所有这些圆环都被划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对应一年的天数；每一度都被细分为一百等份，因为在那时百分法的应用比度数更为广泛，直到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到来之后才废弃不用。

在底座的四角，龙的外侧，有四座铜铸的小山，上面各有题字：“乾山，西北或天山；坤山，西南或地山；巽山，东南山；艮山，东北山。”

这也许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表现。

[注]：由于中国的天干地支及其他一些汉字在英国难以获得，我在这里使用了这些汉字的英文读音。

中国的房屋

我刚刚意识到，我还没有对中国的民居建筑做一个全面或是深入的评述。造成此种疏忽的主要原因是对这个题目我实在了解有限。事实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民居建筑虽然总体上来看十分相似，但在结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用以适应不同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不同需求。

第二个障碍是对外人的窥探强烈的不欢迎，人们不愿让陌生人进入他们居所的内庭，他们认为那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对此十分看重，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民居就是在这种保护隐私和家庭锁闭的思想的指导下建造起来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保有完全的家庭私密性为目的，即使是对亲朋好友也不例外，对他们的防范并不少于陌生人。

我不敢贸然在这里描述我在中国不同省份观瞻过的所有建筑样式，我只能做一点笼统的评述，举出几个比较特别的，如编号12、13和14这几张照片上的几个。

我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可以帮助我收集有关中国富裕阶层的家居生活和家庭组织的信息，因为我总是自告奋勇地去拍摄家庭肖像，这样我就有可能获得一些诸如院落和内部陈设的知识，正如那几张照片上所呈现的。

我要介绍给读者的这幢住宅属于杨先生[1]，他是一位十分富有的绅士，在北京为官。与所有这类宅邸一样，他的宅子也由围墙围起，只能通过一道朴实的大门进入，大门开在一面很高的砖墙上，墙外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门内挂着两只绸布灯笼，上面写着杨的姓氏和头衔。进门六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屏风，放在这里一方面是遮掩里面的庭院，也有风水上的用途。进入围墙内的第一个院子，我被门童和他的大狗拦下了，这只长毛畜生凶狠地朝我展示着它的獠牙。门童将我的名片递交给杨先生，后者立刻来到一个内院的门口迎接我，然后领着我穿过一个爬满葡萄藤的古色古香的狭窄过道，进入一个仙境一般的花园。在这个花园里有一个微型的荷花池，池上架着一座大理石桥。一座小小的大理石宝塔立在一边，被藤蔓和果树围绕，另一边砌有一座假山，山石间长着各种花草。沿着一条大理石墁地的回廊，来到这个半是花园半是四合院的庭院，然后我被引入会客厅。No.13上呈现的就是会客厅的内部，我必须承认在我游历中国期间，没有任何景致能比从这座庭院看到的第二个小院更有古韵、更精致、更令人沉醉，No.14就是这个小院。会客厅的设计接近完美的对称，细节部分也一样，内部陈设更是将中国人居室的这种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严格的对称中只有唯一一个例外，就是中央的窗户，窗棂由很多不规则的格子组成，镶着一块块欧洲玻璃。玻璃的使用源于杨先生对西洋事物的热切偏爱，关于这个我后面还会再讲到。其他的窗户都是规则的设计，上面糊着白纸，与这一阶层的大多数房子一样。读者也许会猜想，这些纸可以用来阻挡外人窥探内室的好奇心。但是在这里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那些被严格禁足的中国女士，想出了一个看穿它的办法，她们自己不会被看见，但是她们却可以了解到客人的容貌和举止。她们的办法是悄无声息地走到窗前，用舌尖润湿窗户纸，柔软的纸面静静地屈服于这件小小的武器，于是一个小洞出现了，穿过它一只明亮的眼睛窥向这间禁室的内部，机敏的耳朵愉快地享用着那些她们不应该听到的交谈。

会客厅正中窗户下的座位是尊位，面对雕饰华丽的房门；左右两侧的座位是为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客人准备的。窗户上方有一块匾额，中国人的居室里常有这种装饰，总是挂在相似的位置上，写着一些欢迎的词句或是经典短语。这里这块匾上写的是“悦芳轩”。

我的朋友准备了一桌精致的餐点，葡萄是其中最美味的一种。在这里，真的，就像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我也受到了万分友好的招待。我获得了再次拜访的机会，以完成我对杨先生的许诺，教他怎样用他在北京能弄到的材料配制冲洗照片的药水。

No.12能让读者对两个院子之间的这类建筑以及它们那繁复雅致的装饰有一些了解。它也展示了房屋的设计如何良好地适应北京这样的极端气候，这里夏天热得像热带，冬天冷得像冰岛。厚重的瓦屋顶能反射炎热，隔离严寒，走廊上的窗户可以全部打开，也可以严丝合缝地关上，以此来对抗两种极端的温度。墙用灰砖砌成，横梁、托梁、柱子以及墙板都是用硬木打造，上面涂着厚厚的油漆以示它们的存在，同时也有防腐和防止昆虫噬咬的作用。那些镂空的装饰性雀替拥有与实心结构一样的强度，为整个设计增添了额外的雅致和轻盈。

不过到此为止，我不能再对中国的房屋做更多的介绍了。我也许有机会继续这一项以及其他更有趣的话题，我正在考虑出版一本完整的游记。No.12上的这些人包括我的朋友，他的儿子，以及他家中众多的女士和小孩。

他对西洋机械的热爱使得他在女眷区的一个院子里建造了一台蒸汽泵。为了建造这个泵，他搬开了一些大理石地板，然后泵被往下放到能汲到水的地方，这个古怪而锈迹斑斑的“纪念碑”现在还立在这里。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它的主人成功地发动了蒸汽引擎，不过他好像没能让它及时停下来，于是这台泵欢快地工作，淹了整个院子，到我去拜访的时候水还没有退尽。

一条狭窄幽暗的过道通向女眷区的另一部分，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大床，床架用楠木制作，雕工极其精美，床上放着漆木枕，挂着绣工华美的丝绸床帷。房间的顶上镶着布制的天花板，绷得很平整，刷上了白浆。在一个黑色木质雕花长桌上摆放着一系列化学和电学仪器，其间点缀着中国古玩、经典书籍，还有一两本由传教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现代科学专著。是的，就在这张桌子上，两种在中国和所有东方国家里正在决一胜负的文化被面对面地摆在了一起。古玩和更古老的书籍包含着对旧时代的智慧发自内心的尊崇，现代的科学仪器则显示出生机勃勃的进步的元素，这种进步正一天天影响着文明世界的命运。

我的朋友杨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借助许多这样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迫切地想要弄清它们正确的用途。他犯过许多错误。为此他在后院的养鸡场里建了一台锯木机，一台刨床，还有一台装有轮子的蒸汽机。关于这台锯木机，他说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发明。为了试验它的性能，他弄来一些木料。但是他又有些遗憾地补充说这台机器只工作了一天，在这段时间里它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实际的情况是在这一天里，他把他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拿来锯了。不过这样一来，这项发明彻底让这个北京人信服了。引擎的轰鸣和锯木头的声音惊动了周围的市民，他们找来梯子爬到墙上，房顶上黑压压一片看热闹的人群。此外还有很多鸡因为他三番五次地折腾而殒命，不是一个接一个地惊吓致死，就是喝下混有氰酸钾的摄影药水毒发身亡了。

[1] 杨昉（1830—1894），字少初，号朗山，山西灵石人。少年时随父赴京定居，后于兵部任职。他在京期间由洋教习教授英文，接触了化学、物理和机械等知识，并学习了摄影术，是多种西方科技在中国北方最早的实践者。——译注

女性的发型

在中国，与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发现服装也跟随变幻莫测的时尚。但这种跟随并非一味地盲从，这就跟我们有所不同了。中国人在穿着上最主要的变化可以简述为：脱下冬装，换上夏装。冬夏两季的服装在样式上十分接近，很多时候将夏装填上棉花，或者在里面衬上貂皮或别的次一些的毛皮，就可以转变为一件温暖的冬衣。使用毛皮的时候毛是冲里的，我们一般用来做衬里的丝绸被中国人用来做衣服的面料。除了上述的这些变化，还有两种特别的样式，分别用于婚礼和丧事。上层的中国淑女绅士们穿着的长袍都十分美观，使用的材料也相当的雍容华贵。这些服装都宽大而优雅，能很好地适应各种气候条件下的需要，夏季轻薄，冬季足够温暖，因而无需壁炉提供人工的热源。

大约两个世纪前来到中国的李明神父描述过中国女士们的穿着，他对当时的流行服饰的描述在今天也是适用的。“女士们与男人们一样，身穿一件绸缎或是棉布的长马甲，根据她们各自的喜好选择红、蓝或是绿色；年纪大一些的喜欢穿黑色或紫色；此外她们还穿一种长袍，袖子十分宽大，如果她们不将它挽起来，就会拖到地上。但是将她们从全世界所有的妇女中区分开来，或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使得她们成为一个特殊族群的，是她们的小脚。”

李明神父只说出了三种流行的颜色，但是现在中国的女士们使用的色彩种类繁多，色调丰富。我发现柔和素净的颜色是最受欢迎的。红色用于婚礼的服装，蓝色表示轻微的哀伤，素白的袍子则代表极度的悲痛。

照片No.15展示了汕头妇女的另一种流行发式，No.16、17、18和20则是已婚满族妇女的发型。在这最后一组充满异族风情的发型里，No.16和17展示了完整的正面和背面，照片十分清晰，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用自己的长发做做实验。发髻的基础是一块木头、象牙或贵金属的平板，长约一英尺。佩戴者一半的真发梳至头顶，平整地缠绕在这个支撑物上，这样发髻就横在后脑勺上了。我承认我解释不清楚头发是如何缠成这种形式的，但是我相信如果仔细研究这张照片，那些想把头发梳成“满族式”的女士们一定能有所收获。这种样式简洁而优雅，让人不禁猜想它一定是特意设计成这种角的形状，以使佩戴者在与她敌对的丈夫顶撞的时候不落下风。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三角髻，因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用两条线将下巴和发髻的两个尖端连接起来，就能得到一个等边三角形，根据这条公理“等于同一个量的量彼此相等”，我的读者轻松地就能得出推论，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这位女士便与她的丈夫势均力敌了。当然，这只是玩笑，不过我真的建议我们的女士们试试这种发髻，它必将大放异彩，而且如果她们的丈夫或兄弟醉心于艺术或文学，用他们的画笔、直尺和裁纸刀就可以轻松地将衬板裁切成形，至于花朵和其他的佩饰，女士们自然知道从哪里获取。

No.19呈现给读者的这位老夫人展示了另一种头饰，这是蒙古妇女冬天里的装扮。帽子是毛皮做的。乍一看我们或许会以为那是老夫人自己的头发，加上一顶软帽就与英国女士们的发型很接近了。但你看到的就是一顶帽子，兼顾了舒适和装饰性。珠宝首饰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例子里，主要展现在耳饰上。这种高颧骨的脸型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典型特征。

前门大街

No.21这张照片是从北京的城墙上拍摄的，靠近正阳门，它是内城的正门，位于皇宫的中轴线上，皇帝去天坛祭祀的时候要从这里经过。

在前景上，我们看到一座白色大理石桥，桥下是护城河。

这条街非常宽，与内城所有的大街一样，街上人潮涌动，车水马龙。

天坛高耸的三重檐出现在画面的远处。左边的砖墙是城楼的一部分，北京的每一道城门上都有一座类似的城楼。这些城楼原本是用来储存弹药的，但是照片上这一座多年来一直被用来存放印刷用的木刻版。以前这里存有佛经典籍的完整刻版，总数超过六千卷，不过最近都挪到城东北角的一座佛寺里去了。

桥中间的那条道禁止车辆通行，那是皇帝专用的。不过这里也是乞丐们最喜爱的地方之一，所以对于住在北京的欧洲人来说，这座桥就叫做乞丐桥。照片上我们能看到乞丐们正聚在一起赌钱，或是赤裸身体躺在桥面上向路人展示他们的伤病。每年都有许多这样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在初冬的霜冻中死去，陈尸在这座帝王之桥上。

沿着主要的大街搭有很多棚房，有些看起来很像爱丁堡大街上那种老式的货摊。每条街道的中间都有一条升高的甬路，宽度足够两辆马车并行，它就是为车辆准备的。甬路与路两边的店铺之间是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货摊和帐篷，在靠近店铺那一边留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另一边一步之外就是深深的烂泥沟。铺填甬路的材料就是从这些沟中挖取，多数水沟都污浊不堪，散发着恶臭。

我游览北京期间最不愉快的经历之一就是走在街上的时候，正好赶上有人从这些臭水沟里舀泥水出来洒路面。尘土确实是被压下去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令人作呕的腐臭。这还不是最糟的，说不定哪天我就像一些本地人那样，在漆黑的夜里一失足，掉进泥潭里淹死了。臭水沟的边上还爬满了有趣的生物。

货摊上的商品价值不菲，生意却很是兴隆。我见过一个小摊，看起来比伦敦的一些水果摊好不到哪儿去，却摆满了价值上千两银子的珠宝。货摊吸引着路人的注意，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每隔不远又有一群人挤在一起，听那些风趣幽默的摊贩们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他们还会随口编一些顺口溜来推销他们的丝绸、锦缎或毛皮。我记得有一个清真肉贩在其中一个棚房里做生意：这个面带微笑的先知的追随者，站在一张木案板的后面，案板上堆着剖开的羊身，可怖的羊头，还有各种内脏。他拿起刀，切了一块嫩肉递给一个年轻的女用人，她黝黑的脸上绽放着笑容，脸颊涂抹成玫瑰色。在另一个案板前有一个衣着讲究的母亲，她抱着孩子，正在拨弄一堆不太好的骨头，跟肉贩那油腔滑调的伙计讨价还价。不过，在棚房的暗影里，我看见了骇人的一幕，一双血红的眼睛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并不是挂在钩子上的可怕的羊头，而是一个街头乞丐饿得发红的眼睛，他只裹着一件厚外套，衣服上和身上都沾满了泥。一群街头小贩围过来戏弄这个可怜人，到最后我看见他抓住那个领头的，抓起一把烂泥抹了他一身。

挨着这间棚房是一个说书人的帐篷，他只有一个听众，衣着考究，坐在长桌子前的两排长凳上。当我走近的时候他放下他的三弦琴，做出一个刺向我的动作，逗得他的听众哈哈大笑。

说书人的旁边是一个小食摊，前面有几个砖砌的炉子。炉子上升起烤肉浓郁的香味，热气腾腾的大蒸锅上摆着诱人的包子。一群流浪儿和乞丐聚在铺子前面，望着这些美食直咽口水。掌灶的大师傅一边给包子填馅一边大声吆喝，他的伙计左手和着生面团，右手在面板上旋转着擀面杖，以此吸引顾客的注意。大师傅恼人的叫卖声和伙计敲打擀面杖的声音结合在一起，引来了大群的顾客。我给了一个小男孩两个铜钱，这份礼物可以让他马上实现他最热切的愿望。他用它换了一个包子，捧在手上短暂而深情地看了一眼，狼吞虎咽又心满意足地吃下去了。

靠近店铺的走道呈现出一番十分有趣的景象。路人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一个狭窄的空间，左右都是拉煤的骆驼，赶骆驼的人到旁边的茶馆里喝茶去了；或者必须要绕一下道，免得踩到有些店主摆在地上的货品。偶尔会有某个大官的轿子与我们擦身而过，他的轿夫和随从一路呼喝着，要求人们给这位大人物让路。在这之后，或许能遇到一位珠光宝气的满族夫人，她的脸上仔细地扑过粉，下嘴唇上画着一点娇艳的朱红。她跟随在侍女的身后，后者也是深宅大院里的一道风景，她们捧着女主人购买的物品，也承受着同样无足轻重的不幸的命运。

一群衙役匆匆跑过，他们戴着装饰有红色羽毛的圆锥形帽子，看见我们的时候脸上露出颇为蔑视的神情。

手艺人的小买卖占据着每一处空地，穿着讲究的商人们为自己的生意来回奔忙，行人摩肩接踵，都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在外国人看来，他们全都长得一个模样。

钟楼，北京

钟在中国的使用几乎与她的历史一样久远。据《尚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159年的仲康时期，“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1]。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还能见到这种古制的沿袭，依然有人进行着敲钟的工作，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公告传报员或是敲钟人，这种职业在英国已经随着灿烂的古文明消失远去了。

在我停留北京期间，我与一位使馆随员去过“古玩街”的一个店铺，在那里我见过一口小钟，据说是从最古老的朝代传下来的。它的外形与现代的钟有几分相似，但是钟的内侧有一些用最古老的汉字铸刻的铭文，钟上很多乳突，敲击每一个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连起来能奏出一个完整的音阶。由此可见，古代的传令官确实有可能用一段音律来传达君王的命令，在传令的同时，人们还能享受一段由单一一口钟奏出的美妙的音乐。

照片上的钟楼（No.22）矗立在皇城北门外约一英里的一个方场上，楼上有一口大钟，它是铸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五口大钟之一。每口钟重约五十三吨，尺寸据南怀仁的测量为直径十三英尺，周长四十英尺，高十二英尺。五口大钟中的一口放在皇宫内太和殿的旁边，另一口钟身满铸佛教经咒，放置在西直门外的一座寺庙里[2]。第三口就在此处，第四口半埋在距离钟楼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第五口也在某个寺院里。这些钟的钟身微敞，上端圆顶。除第四口因有瑕疵被弃之不用，其他几口都是大型铸制工艺的完美范例，足与欧洲现在的工艺相媲美，其精美程度与我之前叙述过的制于同一时期的天文仪器相当。钟楼上的这口钟声音洪亮圆润，当它在午夜撞响的时候，整个北京城都能听到。

[1] The Shoo-king，Ⅲ. iv.3，Jas. Legge，D. D.（见《尚书·夏书·胤征》）。

[2] 即觉生寺，今大钟寺。——译注

鼓楼

北京的鼓楼位于钟楼的南边一点，同样始建于15世纪初。在它刚建成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用来计时的漏壶（艾约瑟先生是这样对我说的）。这种漏壶由四个水壶组成，配合一个小小的自动报时器，我在旧观象台的一个房间里见过此种古代仪器的一些残留部件。很难说中国人是从哪里学得他们的水时计的，赛思图·恩披里柯说“迦勒底人将黄道划分为十二个区域，为了划分均匀，他们让水从小孔里流出，直到一颗行星在黄道上完整运行一周，然后将水分成十二等分”[1]。但是贝克曼坚称“这种现在被我们叫做水钟的精巧的机器是在17世纪发明的”[2]，他显然不知道15世纪北京就用水钟计时了。鼓楼上现在放着一面鼓，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设施，用来告示时间、发布火警以及其他类似的用途。鼓在中国的使用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与社稷仪礼有关。据记载，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周朝就有八英尺高的大鼓，有学者认为北京孔庙里的石鼓可能也是周朝的遗物。

[1] History of Inventions，discoveries and origins，Beckmann，p. 82.
[赛思图·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160—210），希腊哲学家。——译注]

[2] History of Inventions，discoveries and origins，Beckmann，p. 83.
[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德国科普作家。——译注]

北京的一家店铺

在描述北京街景的时候，我故意省略了店铺正面别致的外观，No.24就是其中一个极好的范例。还有很多店铺比这一家装饰更考究更让人过目不忘，不过也有更多各方面都不如的。这家店铺的地基和地板都是花岗石，墙壁下半截大约三英尺高的一段也是花岗石，上面的部分用整齐的砖块砌成。北京的店铺在很多方面都与南方城市的店铺不同。正如这张照片上看到的，前者的正面有木制的雕花隔墙，中间开有一道拱门。在这些门上挂着帘子，也是遮阳棚，可以水平地支起来。店铺顶上的栏杆总是采用某种中式纹样，不论是它的框架还是上面用大字书写的店铺名称，都非常漂亮。从上面的镀金大字上，我们得知这里出售棉布和进口的曼彻斯特货，下面的招牌告诉我们这里还经营绸缎和其他一些纺织品。门外立着的木牌告诉顾客，这家店使用的量尺比标准尺大一些。

活人墓

在所有佛教盛行的地方，修建一座新的寺庙或重建一座旧的都被看做是一件极大的功德，如果这些行为中还包括自我克制或苦修，则尤其显得虔诚。在佛教比中国更为纯正的暹罗，富人们常常通过修建一座新的佛寺来企求某种更高级、更圣洁的来生。在中国现在很少修建新的寺庙，已有的那些对于信众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了。因此在这里，佛教信徒们只能通过修复或重建旧的寺院建筑来达成自己的心愿。

我记得曾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见过一个和尚，他正挨家逐户地为修复一座寺庙化缘。这个可怜人试图用手中的木鱼唤起市民们的施与之心。他看起来很可怕，一根铁钎贯穿了他的脸颊和舌头，他一声不吭地走着，穿着一件满是血迹的袍子，面色跟死人一样苍白。李明神父讲述过一些故事，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和尚们老练的骗术。“有两个和尚，有一天看见一户富裕的农夫的院子里有两三只大鸭子，于是就走到这家人的门口，唉声叹气不停抹泪。善良的女主人从窗户里看见他们，就走出来问他们为什么哭。这两个人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投胎转世变成了这几只鸭子，我们害怕你会杀了它们。’‘这样啊，’女主人说，‘我们本来打算把它们卖掉，但既然它们是你们的父亲，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会养着它们。’”最终女主人将这几只鸭子送给了他们，两个和尚激动万分，当天晚上就把他们那投胎成畜生的父亲吃掉了。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和尚，直直地站在一个轿子里，“轿子的内部就像一面大耙子，钉满了钉子”，这些钉子紧贴着他的身体，轻轻动一下就会割伤皮肉。两个人抬着这个苦行僧一家接一家，每到一处他都对人说，为了替他们祈福他把自己关在了这个笼子里，除非他们买下所有的钉子——足有两千颗，否则他决不出来。“我对他说这样折磨自己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劝他从牢笼里出来，去正经的寺庙里参悟正经的济世之道。他的回答平静而礼貌，他说非常感谢这个提议，如果我能买一打钉子，他会加倍感激。”这种修行的方式在现在的中国依然很盛行。

No.25上的建筑是一座小塔，建在北京郊外一座寺院的大门外。这座塔里罩着一个活着的佛教信徒，他只能通过四面小窗与外界交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关在里面几个月了，有必要的话他打算再这样关上几年，直到集齐足够的善款用来修复后面破败的寺院。他唯一的工作好像是通过一根从塔前面的小窗里伸出来的绳子定时敲一下钟。

中国的医生

医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1300年统治中国的商王武丁有感于药对病人的效用，对他的一个大臣傅说说：“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1]就是说：药毒才能除病，言切方可去惑。

这种观点使得病人必须承受身体某个部位的痛苦或疼痛，以此来治愈另一个部位的疾病，在中国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得了很严重的头痛，那么通常的治疗方法是在脖子后面掐出淤青，这一过程带来的疼痛有时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德贞医生1870年出版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中有一些有趣的文章，对中国当下使用的古代和现代的治疗方法有详细的叙述。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北京设立了一所太医院，用来教授学医的学生。这个学院包含十三科，分别传授以下这些科目：大方脉，即通过号脉症治成年男性；杂医，即各种杂病；小方脉，即儿科；余下有风、产、眼、口齿咽喉、正骨、金镞、疮肿、针灸、祝由——即用咒符治病，最后还有一科按摩。这个医学课程的第一、第三、第六及第七科，加上上面这个列表里没有包含的外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医学分科。不过，天朝帝国的医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阴阳五行这一概念的影响，对此德必时爵士（Sir J. Davis）做过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土星、木星、火星、金星和水星主宰着五种脏器，同时也对应五种元素、五种颜色以及五种味道。

在元朝的太医院里，针灸通过一个铜制的人体模型进行演示，模型上沿着血管[2]凿有很多小孔。考试的时候模型上糊一层纸，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就取决于他们能否准确地扎向正确的针孔。

号脉这门学问在德必时爵士的描述中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骗术”，但是李明神父对此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的医生确实拥有一些独特甚至可以说是奇妙的本领。不过他又提醒说“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因为为了维持他们的名誉 ，“他们会在上门问诊之前使用一切手段暗中了解病人的情况”。

这所太医院可能是由忽必烈创办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友好地接见了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派去的传教团，他的功绩被马可·波罗及其他参观过他的都城的外国人写入书中。尽管这个机构已经被遗忘了几个世纪，尽管铜人早已废弃不用了，医学在今天却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实际上，其他所有的学科也一样。北京的同文馆最近开设了解剖学，由一位英国教授担任教习，这就是证明。此外医学传教会（如雒魏林医生[3]、德贞医生、马雅各医生，以及其他一些人）一直卓有成效地工作，在那些积极协助他们的中国从业者中间传播医学知识。

不过，尽管拥有上述这些进步，依然有一支由数以万计的江湖游医组成的强大的队伍，正与来自西方的新方法对峙，准备用咒符或丹药来医治或害死那些被蒙骗的病人。这些小小的药丸常常是无所不包，它们的制造者大概是运用了选择性亲和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病症会从混杂的配方中选择自己需要的治疗成分。这样的江湖游医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他们那小小的黄色招牌污损了每一座伟大的城市。即使是最不起眼的街头理发师也宣称懂得某种医术，他翻起顾客的眼睑，刮去上面的润滑液以达到清洁的目的，其结果是造成一种在中国人中间很常见的眼病。他还经常用拳头击打顾客的背部，用这种方法治疗或是防治风湿病。多数江湖游医都在街角配制他们的药品，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时巧舌如簧地向顾客们吹嘘他们的药丸和药膏。

在北京的时候我请了一次牙医，他来的时候带着一个象牙箱子，固定一颗犬齿的要价是大约一先令。他的方法是用金属丝将那颗牙绑在旁边的牙齿上。我谢绝了这种门面功夫，不过还是为他的建议付了一点酬金。

照片No.26上的这个人是一个游医，专治手足病，他为顾客挑鸡眼和修剪脚趾甲；旁边还有一个等候的顾客，正趴在一扇破窗子上静静地吸着烟。

[1] 《尚书·说命上》。——译注

[2] 应指经络。——译注

[3]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43年12月抵达上海传教，并行医治病，擅长眼科。1844年在上海老城南门外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今仁济医院前身）。1862年在北京开设医馆，即北京协和医院的前身。——译注

街头娱乐和消遣，北京

在所有的中国城市里都能见到形形色色的卖艺人，变戏法的、算命的、演戏的、拉洋片的。除此之外还有唱大鼓的、说书的，他们经常在茶馆酒肆这类爱好闲适的中国人喜欢去的地方演出。另外还有一些公共休闲场所，在那里市民们可以把他们的闲暇时间用来赌钱或者抽大烟，或者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品酒飨宴，听浓妆艳抹的歌伎抚琴弄曲。一些唱曲的女子在那些男性客人的眼里一定极为迷人，尤其当他们隔着热酒的水汽、鸦片的烟雾、摇曳不定的油灯看过去的时候。从近一点的地方看，这些女孩子多数也算得上端正漂亮；但是再近一点就大打折扣了，她们浑身上下粉饰得就像一群最艳俗的玩偶，真的，就好像她们的头都是些精心捏制的泥塑，可以从她们那罩着华丽的丝绸袍子的身体上取下来。这让我想起天津人绘制的那些我见过的最栩栩如生的泥塑。每一个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做这门手艺的人却挣得很少，就好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布袋戏，像极了我们大街上的“庞奇与朱迪”[1]，在中国很常见。布偶的动作由几根手指操纵，布偶的头套在食指上，拇指和中指伸进布偶的袖子里，头可以快速更换，这样就能在一场戏里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以满足演出的需要。

另外还有皮影戏，这是一种晚上表演的木偶戏，在夜市和庙会上能见到。表演的时候皮影的影子被投到一块白屏上，后面用一盏灯照明。

拉洋片（见No.27）是很受大众欢迎的一种表演。它的前面有一组镜片，通过这些镜片，观众可以看到一个奇妙的世界，西洋图画与中国故事画一样受欢迎。表演者会对一些难以理解的场景进行讲解，同时通过一组绳子熟练地控制画片的卷动。有些拉洋片的题材十分下流粗俗。

表演台及所有的道具都做得轻便又灵巧，台子是用铁杆组合起来的，瞬间就能折叠起来收进箱子里，收拾完之后，卖艺人往肩上一扛，就能转战下一个地方了。

这个表演者为北京的劳动阶层冬天里的穿着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例。他上身穿一件粗布棉袄，可能衬了羊皮，或者絮着厚厚的棉花。小一点的那位观众是一个满族女孩，她穿了一双满族妇女的鞋，她们从不缠足。另一名观众是一个贫穷的旗人，穿着一件羊皮袄。

[1] “庞奇与朱迪”（Punch and Judy）是一部在英国流传很广的传统的布袋戏。——译注

古玩商

与所有来到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我也曾被一群手捧各种奇珍异宝的古玩商簇拥着，通过我的天津仆人向我介绍他们的东西，只不过我那次是在晚上。

这些古玩商在我面前摆出了各式各样的老瓷器，以及各种器物，类似于No.28上展示的那些，对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漫天要价。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急于出售他们的商品。先前就有人提醒我与这些先生们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但是我还是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了。在这一行里，古玩商给外国人的仆人回扣是一个惯例，所以他们必须开一个高价以便把这笔钱赚出来。这些古玩商来自外城的琉璃厂，那里有三条街，一条是书商的聚集地，另一条卖字画，还有一条全是卖古玩的店。这些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店铺，不仅因为它们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店主做生意的方式也极有特色。当你走进一家店铺，店主会尽可能地对你视而不见，坐在柜台后面继续吸他的烟。你也许会试着随便找一件东西看一看，问问价，想以此打消他的警觉，慢慢问出你真正感兴趣的那一件的价格。但是所有的伪装都是徒劳的，这些人总是能嗅出你在找什么，然后对它开出三倍的价钱，而且他还会很不屑一顾地告诉你某个北京第一号的藏家一直在找这件东西，出的价钱也很好。你还一个价，他只是叼着烟斗轻轻地摇头，任由你静静地离去。但是他那温和的面容，讲究的衣着，不卑不亢的态度，还有他那精心打理的店铺，会让你第二天再回来。你来到的还是同一个地方，问的还是同一个人，但是不知何故你中意的那件珍品在你心里的估价涨上去了。你以店主的开价买下它，带着它离开了，对那个百分之百狠宰了你一笔的奸商还感激不尽。

有一位女士，多年来一直为北京的新教传教团工作，曾经丢了两三个普通的外国盘子，后来她逛大栅栏的时候见到了其中一个，摆在一家店里售卖。她上去问了问价，被告知这是一件非常稀有的珍品，一种古瓷标本，想买的话给六两银子，兑换成我们的货币就是一英镑十五先令。

在北京城里当然也有信誉良好的店铺，在那里懂中文的外国人可以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买到想要的东西。实际上总的来说，以我的亲身经历来判断，我相信中国各个城市里的店主们并不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更奸诈。不过我也不能说他们与信仰基督的商人们一样诚实可信，他们的诚信也是以有利可图为前提的。这是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个大原则，那些在中国有着重大利益的我们的商人们对此一定会有切身体会。

No.29是一个北京的小贩，底层社会的一员。他的店铺就挑在肩上；我们看到他正在一条小胡同里吆喝，告诉居民们他带来了上好的葡萄。当他成功地引来一个顾客，后者朝他走过来时，手里拿着一根长约一码的竿子——实际上是一杆便携的秤，用这杆秤称，水果商贩们就没法缺斤短两。这种秤在中国使用很普遍，所以缺斤短两在这里是很少见的。

中国的青铜器

古代中国使用青铜和金银制作器皿的技术据说现在已经失传了，因为不论是从用料还是制作工艺上看，那些远古的青铜器都比现在的工匠做出来的东西好得多。在中国总是有一些收集古物的本土收藏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著作，其中配有丰富的插图，仔细地描绘了古代青铜器的样式，以及器身上刻铸的纹饰，使得现在的研究者一眼就能判断出一件器物的年代。流传下来的有一部名叫《博古图》的著作，它有十六卷，包含数百件商周及汉代的礼器及其他青铜器的图片。[1]我认为中国的学者们对这些器物上的古代文字有不同的见解。商代的第一个帝王将我们带回公元前1760年，许多最精美的青铜器就是在他统治的时期铸造的。

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建立了一个新朝代，他不希望他的政府受制于古人，于是下令捣毁所有的古物，将所有的书籍付之一炬。尽管他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来执行他的破坏活动，还是有不少文人学士暗中与他作对，他们藏起古代经典的抄本，埋起祭祀用的青铜器，它们中的很多后来重见天日，一直流传到今天。

立在上排（No.30）中间的花瓶年代非常久远，其他的器物基本上都是现代的，而且大都用于佛教场所。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古今青铜器在样式和工艺上的对比，能证实我前面的叙述。

[1] Peter Perring Thoms’ “A dissertation on the ancient Chinese vases of the Shang dynasty：from 1743 to 1496，B. C.，illustrated with forty-two Chinese wood engravings”，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vol. i.

古瓷

最精美的中国瓷器产自鄱阳湖东面的“瓷都景德镇，它以一个宋朝皇帝的年号命名，在他统治期间，公元1004年，建立了这些窑厂”[1]。现在这个镇子依然出产中国最好的瓷器，据说在此地的窑厂里有超过一百万工人。多数瓷器在这里烧制完成，还有一些制成素胎，运到目的地后再进行描彩施釉。“上排（No.31）正中的花觚为本朝早期的山水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样本，可能是康熙时期（1662—1722）的作品。右边放在木座上的花瓶可能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青花的颜色呈现典型的明代特征，胎质纯白；制造年代用六个汉字写在瓶口上，‘大明嘉靖年制’，即公元1522—1566年的明朝嘉靖年间。另一个写有同样款识的花瓶放在下排正中，瓶身绘有代表帝王的五爪龙，四周饰有海水纹。左边有一个奇丽而精巧的装饰花瓶，外层镂空，透过孔隙可以看见内胆上乾隆时期（1736—1795）的精致彩绘。其他样品的器底都写有标明制造年代的款识。下排那个曲柄的大盖杯显示了乾隆年间西方艺术的影响。最右边有一个舍利塔的模型，这种样式的塔通常建在佛教寺院里的坟墓或遗骨上。”[2]

[1] “Middle Kingdom,” vol. ii. p. 92，Williams.

[2] 摘自Dr. Bushell的讲解，北京。

满族女士和她们的婚姻

整体来看，满族女士可能比她们的汉族姐妹更接近我们西方国家对女性美的要求。她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她们的脚可以自由生长，却也呈现出一种天然的小巧美丽。她们的华服永远优雅得体，但是她们的脸，唉，那可真是抹成了桃花的颜色，反倒衬托出我们英国美人的自然之美了。虽然这些满族女士受的禁锢与汉族人相比可能少一些，然而脸上那层厚厚的粉却像面纱一样遮住了她们真实的面容，将她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因而我们或许可以用莫尔[1]的语句来描绘她们：

噢！多么纯粹而圣洁！

那样的美，世人无缘得见。

深闺之中，她的光芒闪现！

在满族家庭里，男孩子长到十四或十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会为他挑选一个伴侣，后者将被娶进门，然后完全听从她的新父母。所以如果一个年轻的新娘遇上了一个铁石心肠的婆婆，那么在她婚姻生活的第一年里，她可能会受到奴隶一样的对待，一旦她在家务事上有半点疏忽，甚至会遭到婆婆和丈夫的毒打。所以如果新郎的母亲已经过世，总是被女孩的亲属视为一件幸事。

富裕人家的男孩子比穷人家的结婚要早，不过满族少女最早也要年满十四岁才能订婚。一些年长的妇女被请来担当媒人，在安排一门亲事的时候她要考虑四个主要条件（虽然很难每一条都满足）。首先，女方必须性格温和；其次，她必须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女子；第三，她必须手脚勤快；最后，她绝不能缺胳膊少腿，实际上，她应该是相貌尚可。媒人和她的雇主一边喝茶一边商议这件事，逐一介绍她为男方物色到的几个候选对象。当一个女孩被选中，就请算命先生挑选一个吉日，男方的母亲去相看这位年轻的女士，对她进行一番考察。这时她会被带到未来的婆婆面前，让对方仔细审视。如果合适，算命先生会再择一个吉日接受礼物和订婚。算命先生通过双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选择吉日，他也能决定双方是否合适。订婚的这天早上，这位年轻的女士被告知自己的命运，她穿上一件红色的棉布或丝绸的袍子，根据她的家庭状况可能是借来或者买来的。她坐在炕或者床上，在这里等待她未来的夫家送来彩礼。接下来男方的母亲给她的左手戴上一个手镯，然后一位女性亲属将另一个镯子戴在她的右手上，在给她礼物的同时祝她幸福长寿。这个正式的订婚仪式之后，再择一个吉日举行婚礼，然后直到婚礼结束之前这位女士都不能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她开始准备嫁妆，首先是做鞋，她要做七到三十双，多数都是华丽的绣花鞋。她的父亲或兄弟为她准备家具，可能包括三张桌子，四个衣橱，四个衣箱，四个匣子，两面镜子，两个铜面盆及盥洗架、台布、椅子以及脚凳。茶壶、杯子、水壶、梳妆盒，以及一个多宝格，花瓶和托盘，一个养金鱼的玻璃鱼缸，也都是一份好嫁妆里必不可少的物品。

婚礼时的穿着取决于家庭地位。在婚礼举行前一个月，男方会再送来一批礼物，其中包括四头猪、四只羊、四只鹅、四坛酒，此外还有二十块烤饼；一起送来的还有几套衣服，饰有翠鸟羽毛的头饰，以及约一磅重的叫做“零花钱”的银子。床上用品，两床褥子、两条床单，也包含在礼单内。这些东西由夫家雇人抬到女方家里，由一两个家属带路，列着长队穿街过巷。床褥一定要由有子女的妇女来整理——寡妇或没有生育的女人绝对不能沾手这项工作。

婚礼前十天开始发送请柬。请柬印在红纸上，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装在同样大尺寸的信封里。

婚礼举行的前一天，新娘的嫁妆被浩浩荡荡地抬去新郎家，护送的队伍由八个抬嫁妆的人组成，或是八的倍数，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二十人，这就是最高级别的婚礼了。十个有公职的男子被请来随同这些嫁妆一同前往，以增添气势和排场。新娘进轿子的时候必须将脸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出轿的时候也必须看向另一个特定的方向。新娘的轿子上盖着大红绸，她的盖头也是红色的，上面绣着华丽的纹饰。满族人的婚礼一般在午夜举行。

还有很多乏味的细节，不胜枚举，都是一场沉闷的满族婚礼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这方面来说，一个冗长的满族葬礼都比它轻松愉快得多，而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平静地结束。宾客们所做的最明智的事就是喝下一杯喜酒，然后向新婚夫妇告辞。新婚夫妇坐下来就餐，但是新娘不能吃东西，她的丈夫独自进早餐，仪式就此结束。

婚后的第九天，新娘开始展现她的勤劳，她要为她的丈夫缝制一条内裤；她这样做是因为在中文里“宝裤”谐音“宝库”。

[1]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1779—1852），爱尔兰诗人，代表作有《游吟男孩》（The Minstrel Boy）和《夏日最后的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本段诗作引自他1817年发表的叙事长诗《拉拉·露哈》（Lalla Rookh）。——译注

孔庙里的圣人牌位，北京

通往孔庙的宽阔的石板路，被参天的古柏掩映着，构成了北京最令人难忘的景色之一。大殿前的汉白玉石阶中间有一块丹陛石，上面用高浮雕手法雕着象征帝王的龙。登上石阶就来到大殿前宽阔的大理石平台上。殿内，五十英尺高的柚木柱支撑着高耸的殿顶，一进殿门就能看见圣人的牌位。牌位前有一个小祭台，上面放着一个铜香炉，左右各有一个铜烛台。牌位本身是一块扁平的木头，呈现在No.36的正中，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两边立着他的四个著名弟子的牌位。上方的牌匾上用金色大字写着“万世师表”。殿内不太显眼的位置上，还放着孔子其他二十二个弟子的牌位。

春分和秋分的时候，都要在圣人的牌位前献上祭品，牛羊宰杀后剥去皮供放在牌位前。圣人之灵被认为附在牌位上，因此敬牌位就等于敬圣人。

在中国的每个城市里都建有祭拜孔子的庙宇。我见过的最好的一个是在福州；但是确实在中国所有的地方都能见到孔庙，里面都供奉着圣人和他最著名的弟子们的牌位。

李善兰[1]和他的学生们

李善兰是同文馆里的数学教授，现年约六十岁。他年轻的时候钻研本国算术，阅读耶稣会士的译作和本国作者的著作。二十多年前他去了上海，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英国传教士。他在那里待了很多年，翻译数学和中国哲学著作。如果没有各种新教传教团体的英国人提供的倾力协助，中国不可能出现李善兰这样的数学家，他在伟烈亚力的帮助下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完成了约两个世纪前利玛窦译出六卷之后剩余的部分，以及《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其他数学著作。

差不多五六年前，李善兰被举荐给皇帝，随即被任命为同文馆的数学教授。他编制了一些数学方面的小册子，多数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拥有一个完全为数学研究而生的头脑，推理翔实而严密，计算精确而迅速。

No.37中间坐着的就是他，周围是他的学生。

[1]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是中国第一位开展现代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撰有《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椭圆正术解》、《级数回求》、《垛积比类》等，有科学著作集《则古昔斋算学》。他创造的尖锥术提出了几个定积分公式，在接触西方微积分之前，独立地跨进了微积分的门槛；在《垛积比类》中提出了李善兰恒等式，还成为20世纪数学研究的内容；所撰《考数根法》，证明了费马小定理，提出了素数判定法则。——译注

北京的一座牌楼

这座牌楼建在大高殿的大门外，那是皇帝祈雨的地方。这样的建筑在北京有很多，多数都建在最宽阔的大街上，如果新近漆过，总是能为周围沉闷的景致增添一点亮色，很能引人注目。人们可以获准修建一座牌楼来纪念自己或是子嗣的功绩，一些是为纪念已故的双亲，或者为了让一个多年来一直陷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的寡妇被永远铭记，于是修建这样一座纪念碑，不为她深爱的丈夫，而为她的美德，她会得到一个皇帝赐给的封号，刻在牌楼的中央。李明神父说，古时候在内地商路的岔口上都建有这种三开间的牌楼，那时它们是为旅行者设立的路标，上面刻着前方的道路去往的方向，以及到各个城镇的距离。

满族葬礼，北京

满族人与汉族人一样，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他们自己决定将来躺在什么样的棺材里下葬，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用四川产的木料制作，其价值换算成我们的货币差不多要三百镑。

棺材的主人对他最后的安息之所的油漆和打磨十分关注，对置办自己下葬时穿的衣服也很上心。富裕的人家会用红绸制作，里子是浅蓝色的，中间絮填得很厚实，此外还有一条褥子和一个枕头。官员为自己准备一套最好的官袍，到时候他会穿着这身衣服下葬，这种衣服被委婉地称为“寿衣”。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措辞，是因为人们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大限的到来只不过是一次轮回的开始，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一种存在形式变成另一种。当死亡的时刻来临，濒死的人会被抬到承办丧事的人带来的灵床上，四周拉起黑色的帘子，然后给他换上他最好的寿衣。他们相信如果人死之后才给他穿戴，灵魂就会赤裸着进入下一个世界，但是如果在断气之前就穿戴完整，他就能穿着他的袍子、带着他生时的官阶飞升而去。在北京，人们不允许一个人死在床上，免得灵魂久久不能离去。如果死者是一位女性，她的金首饰会被戴在头发上，但是手镯只能放在身边，以免阎王爷将它们用作镣铐将她锁在另一个世界里。出于同样的原因，官员下葬的时候也从不佩戴他的朝珠。

北方的满族人用的枕头通常装的是荞麦皮，但是死人用的枕头里面填的是纸，因为人们认为每一粒荞麦皮都代表一小段时间，无数荞麦皮就会让死者久久不能投胎。枕头上盖一张织有某些语句的帕子，用来帮助死者的灵魂飞向南方的天堂；祖先的灵位上也盖上同样的东西，并且要放置一百天，也是用来给灵魂引路。尸体的嘴里放入一颗用红纸包裹的珍珠，穷人则用一点茶叶替代，据说这样可以使尸体永不腐烂。死者不能穿羊毛制品或是毛皮入葬，以免投胎的时候变成羊或者其他某种长毛的动物。如果死去的是父母，子女要跪下来号啕大哭，解开自己的头发，剪下约两英寸长的一段放在死者的手中，如果是母亲就放在右手，是父亲就放左手。接下来风水先生会预言灵魂离家的日子，并用一面小镜子压住一张纸放在死者的胸口上。到了预定的那一天，会有某种声音表明灵魂就要离去了。然后再请风水先生定一个下葬的日子，择一块坟地。下葬的日期必须是单数，比如初五或者初七，而不能是初六或者初八。吊丧者身穿粗白布做的丧服，脚穿白鞋，辫子里也编入白线。下葬的那天有乐队坐在门口，有男性吊丧者到场就敲一下鼓，女性吊丧者到场就吹响唢呐。

客人们通常会出一些钱帮助贫穷的亲戚支付丧葬的开销。和尚道士被请来做法事。有时候为了办一场丧事可能欠下巨债，因为在中国北方办丧事的花费完全没有限制。纸扎的房舍、车马和仆人在坟前焚烧，火焰将它们送往另一个世界，供死者使用。葬礼的过程既复杂又花费巨大，棺材有时候要由六十四个人来抬，上面可能还盖着绣工华丽的白缎子。

家中的女眷坐在盖着白布的车上跟在后面，一路上哭天抢地。队伍里还有雇来的打幡人，如No.39所呈现的。他们通常是乞丐，承办丧事的人为他们提供服装。据说北京一个盐商为他妻子办的葬礼花了四万英镑。

当一个新娘不幸死去，人们常常会烧掉她昂贵的嫁妆，以供她在另一个世界使用。

满族人使用的幡和丧葬用品与汉族人的习俗很不一样。每一个旗人都能得到一份不多的政府补贴以支付他的丧葬费用。

为父母服丧的期限通常是三年，为官的儿子在这期间要丁忧在家。这是中国一个极为古老的习俗。据《尚书》记载，尧死后“百姓如丧考妣”，为他服丧三年，他的继任者也直到三年服丧期满后才登上王位。

[注]：感谢艾约瑟夫人为我提供的有关满族葬礼和婚礼的资料。

班禅喇嘛的衣冠塔[1]

这座衣冠塔或许称得上是北京城里最精美的建筑，它位于北城墙外一英里多一点的地方，一个名叫黄寺的寺院里。据说这片地方以前是一座宫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将近一千年以前。上个世纪这里被改成一座喇嘛寺，这座纪念班禅喇嘛的衣冠塔则是在乾隆末年修建的。

班禅在地位上仅次于达赖喇嘛，也被认为是佛的一个较小的化身。[2]由于西藏归顺于中国，皇帝不满班禅善待英国人，于是很有礼貌地邀请他访问北京。据说班禅很不想去，假装害怕天花或者其他一些疾病。然而皇帝的诏书已经送来了，尽管里里外外都装饰着谦和的宫廷辞令，却是断然而不可违的。1779年7月15日，他极不情愿地从拉萨启程，于次年年初到达了这座寺。他最坏的恐惧应验了。他受到神一般的款待，并为皇帝本人讲经说法，在这之后，他适时地感染了天花（这样才有了后面的故事），在下榻处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死去了，或者按中国人的说法，他的灵魂换了一个肉身，转世到西藏一个幼童的身上了。人们强烈怀疑他是在皇帝的授意下被毒死的。

照片（No.40）上这座宏伟的衣冠塔是为纪念这位喇嘛的到访而修建的，耗资巨大，它用汉白玉建造，采用西藏样式。塔刹用黄金制成[3]，上面刻着精美的吉祥纹饰；下面八边形须弥座的侧面用浮雕手法描绘了这位活佛在神界的生活[4]，四个精美的小塔立在金刚宝座的四角，塔身刻着汉文经咒。正面的牌楼两面都刻有梵文句子，柱子上刻着汉字。整个建筑保存完好，木制大门内的台阶上装饰着鲜花。班禅喇嘛的遗体被运回西藏，这里安葬的只是他的衣冠。

[1] 即北京西黄寺内的清净化城塔，现存。——译注

[2] 达赖与班禅在宗教、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译注

[3] 实为铜制鎏金。——译注

[4] 清净化城塔须弥座上雕的是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成佛的历程，并非六世班禅的神界生活。——译注

圜丘和天坛，北京

皇宫南面三英里外，外城内，有一片广阔的苑囿，图片41和42上的天坛和圜丘就建在这里。园内有两座祭坛，一北一南，外面筑有三层垣墙，绕最外层一周接近三英里。北边的祭坛通常被称作天坛，呈现在No.42上，样式与南边的祭坛几乎完全一样。它们都用大理石建造，都有三层台阶，台阶上都有大理石雕制的栏杆。不同的是北边的祭坛中央建有一座三重檐的大殿，上面覆盖蓝色琉璃瓦，象征天（这种祭坛的原始形式上并没有这样的建筑），南边的祭坛是一个向天空开敞的圆形平台，每年冬至皇帝在这里祭祀上天。这种祭坛可能是一种极其古老原始的中国祭祀形式的遗留，或许可以追溯到一神论占主导的时代。李明神父认为，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前孔子时代更为纯粹的家族祭祀的形式，那时佛教寺院也还没有出现。这种关乎社稷、由皇帝担任主祭人的仪式，到今天依然严格细致地遵行。李明神父说：“中国的第一个帝王伏羲精心养育了七种动物，用来祭祀天地的神灵，现在一些用来献祭的稀有动物被饲养在旁边的园子里，在它们被献祭之前皇帝会亲自检视。黑色的小公牛要经过最严格的挑选，以确保合乎要求。对小型动物的挑选也一样严格。我参观过他们的宰牲亭，牲畜在那里被宰杀并为祭祀做好准备。经过一条七百英尺长的长廊就能到达这座建筑，它看起来有点年久失修了，但是我相信在冬至到来之前一切都会准备妥当。”[1]

“南面的祭坛，”艾约瑟先生说，“是中国所有的宗教建筑中最重要的一座。”他还给出了一些关于它的尺寸的非常有趣的细节，以及构成顶层坛面、三层平台、栏杆甚至阶石的石头的数量的象征意义。九及九的倍数无所不在，因为九是中国人最喜爱的数字。“祭坛由三层圆形平台构成，下层为二百一十尺，中间为一百五十尺，最上层为九十尺。这些都是三的倍数，3×3 = 9，3×5 = 15，3×7 = 21，等等。[2]坛面用大理石铺成，从内到外有九层，最里面一层由九块石板拼成，切割精准，围绕着中心的石头，这块石头本身也是一个完美的圆形。皇帝跪在这里，先是被圆形的平台和围墙环绕，再往外是地平线连成的圆环。这样他就认为自己身处宇宙的中心了。”同样的象征手法在祭坛的所有细节上都能见到。

祭祀在冬至这天的拂晓前举行。三个大灯笼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照亮整个场地，空气中充盈着焚烧祭品的烟雾，四周鼓乐齐鸣。有关这个仪式的更多的细节，读者可以参看韦廉臣先生的《华北、满洲及东蒙旅行记》（Journeys in North China），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有艾约瑟先生为天坛写的一些翔实的说明。

还有其他一些用来祭祀上天的祭坛，我在福州见过一个，作为皇帝代理人的当地官员每年都要将之修缮一番，用来求雨。这个祭坛让我见识了天坛最原始的形式。李明神父说有一位帝王曾在一座山的山顶上祭天神，在福州我们正是在城里一座小山的顶上见到了一个简单的石头祭坛。这能解释“南坛”（Nan-tan）也就是“南山”（Southern Mount）的含义[3]，天坛里南面的祭坛原来就有这个称呼。它确实就是平地上一个人工堆起的圆丘。更有一种理论说这个祭坛最初可能是一座陵墓，但是我坚信我的看法，没有证据支持这个假说。这些古老的祭坛早期都建在山上，就像塞维乌斯（Servius）所说的，古人在基台或者土堆上修建祭坛献给天国和上界神灵，另外在氏族时期，人们在高山的山顶为天神修建祭坛。

[1] “The Empire of China,” p.322.

[2] 圜丘最上层台面直径九丈，取“一九”（非原文中所说的3×3），中层十五丈，取“三五”，下层为二十一丈，取“三七”，合而为“一、三、五、七、九”，由此阳数俱全。
——译注

[3] 此处作者似理解有误。——译注

满族士兵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对中国的士兵和他们现在使用的武器作了很多陈述，但是关于他们的军事选拔考试我还没有提及。这种考试定期在帝国的主要城市举行，主办方以军队里较高级的职位为奖励，士兵们通过展示自己的勇猛和使用武器的技艺，就有可能获得提升。然而，中国人，更确切地说是满族人，有必要改变一下他们的考试方式了，虽说通过考察勇猛和武艺来提拔军官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是要对付周围那些正在成长的邻邦，以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将领就有点不堪任用。拉弓射箭和比拼肌肉力量的测试必须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工程学的知识、训练军队和指挥作战的艺术，以及在欧洲我们所说的现代战争科学的所有内容。目前，除了旧式武器的使用，应试者还被要求写一篇关于中国兵法的短文。

No.43和No.44是中国北方的满族士兵两个不错的范例。1871年9月18日，我在安定门外的校场上观摩了一次检阅，参与的人员就是图中这样的士兵。集合在这里的军队多数都装备着弓箭，还有很多人拿着No.43里那样的老式火绳枪，腰带上挂着一排弹药。No.44上是一名军官，也是一个神射手。

蒙古人

这里呈现的几个蒙古人（No.45）是生活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冬天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赶着他们的牛群，带着大量冷冻的野味，还有他们那里举世闻名的毛皮。英国公使馆后面就有一个蒙古人的市场，他们聚集在这里搭建帐篷。照片上的这位老妇人一家向汉族人租了一所房子，但奇怪的是他们只是把骡子养在房子里，自己却在外面的院子里搭帐篷居住。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行为，只是显示了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的一种习性。卫三畏（Mr. Williams）[1]对这些蒙古人的特征做了一个恰当的描述。他说：“蒙古人大都生得粗壮，敦实，肤色黝黑，相貌平平。他们长着又高又宽的肩膀，短阔的鼻子，尖下巴，牙齿之间缝隙很宽，眼睛是黑色的，大体呈椭圆形，脖子粗短，青筋毕露，腿部肌肉发达，但是腿相对较短，身高接近或等同于欧洲人。”

现在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征战，事实上，从成吉思汗的时代起，他们的天性就已经改变了。

[1]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汉学家。——译注

朝鲜人

朝鲜是中国的一个朝贡国，虽然她的国王也是独立的君主，但是每年都要派遣一个朝贡使团来北京。1871年使团到达的时候我正好也在北京，我幸运地获得了一张照片（No.46），这是他们的两名官员。他们的长相让我很吃惊，因为在我看来很有欧洲人的特征，而且从这些使节和他们的仆人来看，这种面部特征在他们的民族中很普遍。他们那整洁到没有一点瑕疵的服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头到脚几乎全是白色。他们居住的房间也收拾得很干净，让人不忍踏足。墙壁用纸贴面，也是纯白色。使团里的先生们与欧洲人接触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美国特使与朝鲜的首席大臣在这里议事，他们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又没有雇中国人做口译，于是这次会谈就用中文以书写的方式进行。

以我们对朝鲜的民族性格的了解，日本人如果真与他们开战，将会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局面。去过朝鲜的中国人对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都充满了赞美之词。据说朝鲜人精于耕作，善于经商，冶炼技术也很高超。他们的刀剑打制得极为出色，制造大炮和弹药的技艺也十分娴熟。

韦廉臣说唐朝皇帝（公元645年）曾奋力驱逐辽河东部地区的朝鲜人，他们占据那里长达二百六十年。

他们依然生活在锁闭的环境里，除了设在边境线外一些固定地点的集市，他们拒绝一切建立亲密贸易关系的尝试，甚至对他们的邻居中国人也一样。朝鲜的土地据说很肥沃，山区拥有丰富的矿藏。

圆明园[1]

这片皇家园林坐落在北京西北方向约八英里的地方，统称圆明园，不过严格来说这个名字只是指围墙以内供皇帝使用的这部分。万寿山及它周围的建筑可能是外国人最为熟知的部分。这座夏宫由康熙皇帝设计，占地十二平方英里，包括宫殿、湖泊和花园。过去它一定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地方，即使在我见到它的时候，在它被联军毁坏遗弃后的废墟上，依然散发着它独有的魅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中式园林，汉白玉桥横跨在开满荷花的湖面上（No.47），小岛四面都建有凉亭。山上建有寺庙和宝塔，鹿和其他用来狩猎的动物自由地在废墟间的树林里穿行。

照片上这座汉白玉桥有十七个拱，这是我在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见到的最美的桥；我可以想象当粉红的荷花全部盛开，空气中飘来阵阵幽香，那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象，“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轻舟划过水面，乘客欢声笑语，他们的衣裳又给这里的美景增添了几分颜色。

马国贤神父有一份关于这座夏宫的生动的记述，他受到朝廷的礼遇，在上个世纪初来过这里。[2]

远处的小山是万寿山，山上有一座用汉白玉和琉璃建造的寺庙。这座寺庙与近处的桥一样，几乎完好无损，只是有两尊巨大的汉白玉狮子在大火中烧毁了。这个巨大的园林里有很多小山，山上建有宏伟而幽静的宫苑，是为皇帝和他的皇子们建造的。这里至今还保持着联军离开时的样子，没有做任何修复。事实上，我猜想中国人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资金来进行这样一项艰巨的工程，或者就是故意让这个地方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来保持国民的敌对情绪，为外国人可能做出的暴行做一个随时现身说法的见证。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将我们的行为视作恣意破坏，还说我们或许应该用一种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更相配的方式来给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

[1] 这里指清漪园，光绪十四年（1888年）修复完成后更名颐和园。后文中提到的圆明园也是指现在的颐和园。——译注

[2] 马国贤神父（Father Matteo Ripa，1692—1745），意大利传教士，曾任宫廷画师，很得康熙皇帝赏识。他是将欧洲的铜版画技术介绍到中国的先驱者，并协同其他欧洲传教士以铜版印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地理史上第一部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马国贤的记录实际上是描述圆明园的，而不是今颐和园。——译注

铜亭，万寿山

No.48这张照片为读者呈现了圆明园里最别致的一座建筑，它位于万寿山下，建在一个汉白玉基台上，它所有的构件——门、窗、柱子、屋顶，所有的一切——都是纯铜制成。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中国寺庙建筑的样本，它展示了建筑物最细微的细节，以及中国人处理金属材料的技艺和对金属的应用的不拘一格。

这张照片是对着太阳拍摄的，也就是逆光，目的是获得这座亭子清晰的轮廓，同时让远处的景物变成一幅柔和虚幻的铅笔画，以突出画面的效果。

我们参观这座皇家园林的时候，住在卧佛寺，我很幸运地与一位在北京很有名的外国绅士[1]同行，此外还有一位中国官员，他正在学习摄影。卧佛寺宏伟的建筑，整洁的庭院，枝叶繁茂的古树，瓷质花架上的各色鲜花，幽静的回廊，友好的方丈和僧人们，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的游览惬意又趣味盎然。一位僧人告诉我们，寺院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难以维持，事实上，自从夏宫被烧毁，这群贫穷又虔诚的佛教徒们就失去了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有地，但是收入不敷度支。他们也从内务府领取一份微薄的补贴，偶尔被请去参加宗室的婚礼或葬礼。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红白喜事、信徒们更频繁的访问来增加寺庙的收入。他们的寺院是一个美丽的避世之所，坐落在苍翠的山脚下，宁静而隐秘。当我看见它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在这里住上几个月，尝试一种完美的隐居生活——与世无争，清淡饮食，与这个世外桃源融为一体。

周围的山上有一些琉璃和大理石建造的建筑，其中一个离卧佛寺不远，掩埋在离山顶不远的树林里，可能在不多年以前还是一座壮观的大宅院。我们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来到它的废墟上，最后进入一个内院，这里有一个大理石水池，池水清澈冰凉，里面有很多鱼。这里或许是宅子里的女士们打发寂寥时间的地方。旁边的屋宇曾经高大庄严，但是现在几乎看不到昔日的风光了。焦黑的墙上爬满了藤蔓，破损的栏杆内外和许多大理石上也缠绕着它们娇嫩的枝叶。

[1] 指德贞医生。——译注

石像生，明陵

明朝皇帝们的陵墓建在北京北边三十英里的地方，整体的布局与我前面介绍过的南京明孝陵很接近，不过它们的规模比开国皇帝洪武的陵墓要宏大得多。

这些陵墓所在的山谷背倚一条新月形的山脉，在半径两到三英里的区域内葬着十三位明朝皇帝。第一个葬在这里的是明成祖（即永乐），他是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成功地从侄儿那里夺取了皇位。

我选择永乐的陵墓呈现给读者，部分出于它那段有趣的历史，部分是因为它为中国的陵墓建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例。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展示了中国的纪念及宗教建筑的耐久性。在中国没有哪个建筑遗迹敢说自己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其原因至今没有清楚的阐释，一些作者将之归因于政治动乱，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不耐久材料的大量使用。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在竹简上书写古代经典，并且保存了下来。从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思维方式。他们的圣人留下了不朽的真理和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形式，国家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二者的影响。因此他们可能不太看重那种无用的大型石制建筑，因为除了留下一个空名，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多数的圣人和帝王都认为，最大的功绩就是经由他们的手将传统一代代传下去。中国最古老的遗迹是著名的长城，而它只不过是一道用来对付游牧敌人的围墙。

永乐的陵墓前有一条神道，两边立着白色石灰石雕刻的动物和武士。这些武士与二十四年前立在南京明孝陵前的那些如出一辙，在这段时间里雕刻工艺似乎没有太大进步。所有的石像都面容沉静，尽心尽责地执行着他们守卫死者的使命。每种动物都是两对，一对跪着，一对立着。一路上我们最先见到的是两对狮子，然后是两对獬豸，它们的后面跟着两对骆驼，其中一只呈现在照片的前景上。接下来是两对大象，两对传说中的神兽“麒麟”，再往前就是身穿铠甲的武士。

长陵棱恩殿

棱恩殿是供奉永乐皇帝神位的地方，在到达那里之前，参观者要经过一座殿门和一个大理石墁地的庭院，这是第二进院落，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现在依然有来自官方的祭品献给这位前朝的皇帝。这里展示的这张照片（No.50）是在殿门的大理石阶基上拍摄的，呈现了院子和棱恩殿的正面。这座大殿与中国大多数的庙宇建筑一样，坐北朝南；这个原则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各地的住宅建筑，不过在不同地区也能见到很多例外。

满族皇帝虽然也祭祀明朝的君王，但是对他们的陵寝建筑却很不上心。大理石踏道上、台阶上、栏杆上、房顶上，到处杂草丛生。尽管如此，这座建筑却以它坚固的结构成功地对抗了时间的蹂躏。

大殿的内部很宏伟，三十二根楠木柱支撑着下檐，这些楠木从云南运来，被伐倒之前一定都是森林之王。每根柱子直径四英尺，高三十二英尺。上檐也架在三十二根楠木柱上，整个大殿宽七十码，深三十码。祭桌和永乐的牌位与No.34孔庙里的陈设相近。殿顶上覆盖黄色琉璃瓦，檐挑出十英尺。在这座大殿的后面还有一个院子，北面有一条三十码长的券洞，通往地宫的入口。另有一条通道与之垂直相交，形成一个T型，两端有台阶通往陵冢的顶部，在顶上我们找到了刻着永乐谥号“成祖文皇帝”的墓碑。

院子里和陵冢上种着柏树和橡树。

守夜人，北京

照片（No.51）里是一个年老的旗人，他在族人里地位很低，现在的工作是在法国旅馆（French hôtel）的大门外守夜。虽然政府发给他工资，另外还有一份足够养活他自己的津贴，但是这些钱通过官方渠道发到他手里的时候，就只剩下每月大约六先令，外加每年一张羊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叫老王，或许是那些曾经征服中国的满族士兵中一个不幸的代表。他裹着他的羊皮袄，里面的衣服破烂不堪，冰冷的夜里他躺在大门外的石阶上，只有听到附近别的守夜人的喊声才起来应一声。这种喊声经由一个个守夜人传递到城市的每个角落。老王也有一个木梆子，用来告诉屋里的居民他在活动，同时也警示小偷。在北京，如果人们在房顶上发现了小偷，他们常常是打开门走到院子里，心平气和地劝说闯入者去偷下一家。一般来说，这些飞贼也会礼貌地跟屋主人道别，然后踩着他的竹梯子从房顶上下来，再转战另一片城区。

No.52上的这个人被我们称为拾字人。中国人对文字十分尊崇，于是就有照片上这样的老人被雇来收集废弃的印刷纸品，然后送到某个庙里焚烧。不过这只是他的生计之一——他也从垃圾堆里捡破布和骨头，每天工作结束以后将捡来的这些破烂卖给某个商贩。他只需要很少一点钱就能生存，甚至根本谈不上有花销。在温暖的季节到来之前他绝不脱下他的棉袄，到那时他再把这件衣服脱下来放在太阳底下晒，找出里面的虱子，一只只掐死。他的贫穷和悲惨就如你看到的那样，他没有家庭和朋友，他的年龄为他带来尊重。

北京的骆驼

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都有成千上万的骆驼穿过戈壁沙漠，载着砖茶去往俄罗斯边境。在没有金属货币的蒙古、西伯利亚和西藏，砖茶可以充当硬通货。我在直隶见过一个由两千头骆驼组成的庞大商队正要出发，载着卖到俄罗斯市场的砖茶。这些动物也用来拉煤，或者运送其他一些货物，从这个省的一个地区运到另一个地区。蒙古人对骆驼很有感情，因为它们容易驾驭，在食物和水缺乏的条件下也能长时间在干旱地区行走。正如我的很多读者已经知道的，骆驼的生理结构适应了亚洲沙漠地区的气候，在那里它们随处可见。它们的胃里有一个水囊，用来储存新鲜的水，同样的在它们的驼峰里有以脂肪形式储存的养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释放出来。

北京的骡轿呈现在No.54上。这是汉族人经常使用的一种交通工具，如果他们要去长城外的某个地方，这种骡轿可以让他们的旅行方便又舒适。轿子由两根辕抬起，两端架在两头骡子的背上。我去长城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轿子。北京的骡子以它们的聪明和坚韧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在这次乘坐骡轿的经历之后，我更惊叹于它们的温驯。去南口的这段路极为崎岖，有时越过险峻的山坡，有时要从巨大的山石上翻过去。但是这些骡子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从不绊脚，轿子里的人只会感觉到一点轻微的颠簸。如果我们近一点看轿子的两根辕，我们会发现它们很长，这样就能像弹簧一样起到减震的作用，这是这种轿子一个最显著的特色。

南口峡谷

我们来到距离北京约三十英里的南口。这是一个崎岖险要的峡谷，在我们身后不远还是繁华的帝都，往前走就是关外了。我在南口和长城游览的时候有伟烈亚力先生与我同行，几年前正是他发现了居庸关云台上精美的佛教造像和经文。在峡谷靠近关内的这一端有个小村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第一道长城，或者可以称为内长城，在古代它是防御入侵者的最后一道屏障。进入峡谷，我们被这里高峻的山势深深吸引，旧的蒙古商路已经不见痕迹，那条路上曾经商贾往来，驼队穿行，但是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商路沿着一条像是河床的通道前进，很多石头上都有凿出或是无数次蹬踏磨出的阶梯。不过，还是有几段相对完好的古代商路，我们在路边发现了斑岩块，不同颜色的大理石，还有被千百年来过往的商旅磨得光亮的花岗岩。我们穿行在峡谷里，两边的山崖上露出大片的石灰石，但是直到距离长城不到四英里的地方我们才见到No.55上呈现给读者的这番景象。到这里峡谷突然变窄，而且拐了一个急弯。左边的山崖上有一座精致的小庙[1]，供奉的是主管功名科举的文曲星。对面有一座两层的小庙，通过岩石上凿出的一条陡峭的石梯就能到达。下面一层是关帝庙，上面是观音洞，汉、藏、梵三种文字的经文刻在庙下方的岩石上。

读者也许会想，这条峡谷里某些我没有拍到的地方应该是无法通行的。那是错觉！在这里，即使是路况最差的地方也总是有人经过。我们第一眼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个荒凉的山谷，乱石嶙峋，沙砾遍地，但是再一看，眼前的景象立即鲜活起来了，一个旅人赶着他的驴在山石间跳跃着前行，他们越过岩隙，跨过坑洞，最后消失在崇山峻岭间。就这样年复一年，这条路上商旅不绝，却没有人想过好好修一下这条路，让疲惫的旅人轻松一点。

[1] 魁星阁，今不存。——译注

居庸关云台

一道城墙从居庸关旁边的村子里延伸出去，沿着山坡上升，与蜿蜒在山顶上的另一道长城连接在一起。这是南口峡谷内最重要的一个关隘，据说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入关征战中原的。这个村子里有一座非常精美的大理石券门（见No.57），显然是元代的遗物，而且据说原先上面有一座宝塔。明朝建立后不久这座塔就被拆除了，这样做是为了抚慰蒙古人，出于某种迷信他们不敢从这座塔下经过。这座券门独具一格，它呈八字形，表面装饰着取自印度神话的奇异图案。这些装饰与柬埔寨的废弃庙宇里发现的石刻十分相近。我第一眼看见这座券门的时候被这种相似性惊呆了，我把它的檐口与1866年我在柬埔寨拍摄的照片作比较，最终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拱顶石上刻着一尊神像，两边各有一尊较小的神像，头戴七首蛇冠，蛇的身体蜷曲盘绕，融入两侧的装饰。这座券门建成的时间约为公元1345年，内壁上刻写的经文至少也有同样长的历史了。韦廉臣先生提到在张家口（Kal-gan）附近有一座精致的大理石拱桥，桥上饰有大理石雕刻的猴子、象等动物。这些石刻可能属于同一时期，从它们的装饰手法上我们或许也能找到与柬埔寨的某种关联。我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中国最繁荣强盛的时期，她灿烂的文化也传播到古代的柬埔寨，而当征服成为历史，文化的影响日渐衰微，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修建了这些壮观的石头纪念碑，用来铭刻曾经的辉煌。但这不是本书论及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作详述了。

券门的内壁上也有精美的石刻经文，两侧各有两尊佛教天王造像。券拱的顶部用浅浮雕手法刻着很多小的佛像。两尊天王像之间刻着梵语经文，以及藏、蒙、维、西夏及汉五种文字的译文。这些经文的全文请参看伟烈亚力刊于《皇家亚洲学会志》的译本（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v. Part 1，pp. 14 seq.）。

长城

我的读者无疑都与我有相同的看法，就是如果一本关于中国的画册里面没有长城的照片，那它就不配叫做一本关于中国的画册。长城给人的印象既不美丽也不壮观。如果只把它当做一道城墙来看，我们发现它的工程质量常常很一般，根本不像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想象的那么坚固。只有最好的那些部分才是用石头贴面，更确切地说是用石头砌成两道墙，中间填上土。有些地方的城墙是砖砌的，还有一些地方，年代很古老了，我们觉得就是单纯用土堆成的。不止一个旅行者将长城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建筑，那些对大金字塔所体现的现代科学理论缺乏了解的人，也会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提起他们的长城还是有比埃及人的金字塔更值得炫耀的地方。修建长城的目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尤其是当这个国家归于统一安定的时候，它的作用更加明显。成吉思汗就是在第二道长城前被击退了。长城是秦始皇的最后一项伟大功业，他建的长城有一千五百英里。这位帝王被称作中国的拿破仑，据说在他统治期间还做了其他一些千古留名而且可能更有用的事，比如修建公共建筑、开挖运河、修路，这些都是现在的中国很需要的工程。他另一件被后世铭记的事就是试图销毁所有的古代书籍。

在我看来长城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中国人都喜欢给他们的领地加上一道围墙，以求平安兴盛，对他们来说中国永远是“中”“华”大地。在围墙里面他们应有尽有，在围墙外狭小荒芜的土地上，住着那些时刻窥视天朝帝国的财富的野蛮部落。这些外部的蛮夷，严格来说也包括我们，总是麻烦的根源，时而来自长城以北，时而来自东南沿海，时而来自西部的山区。

这张照片拍摄于八达岭，在居庸关的北边一点。这段长城连接着南口峡谷的北端，途经的很多地方几乎高不可攀。它最早建于魏武帝时期，历代多经修葺。它长约五百英里，两端与旧的北方长城相连。用来修筑城墙的花岗石和石灰石在南口一带储量很丰富。每隔一段建有一座方形烽火台，在峡谷里两座烽火台之间的距离较短，在那些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则相距远一些。在画面（No.56）的背景上我们可以看见南口峡谷附近的一段长城。右边的城门厚重又坚固，一定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城墙的高度超过三十英尺，顶上的宽度约为十四英尺。

对于这一古代防御工事，我说得再多，也只是重复我的读者们可能早已熟知的某个故事。最后，我希望这本书能将我去过的地方、遇见过的人如实地呈现给读者，如此我五年的努力才不算白废。

[附录]

约翰·汤姆逊与《中国与中国人影像》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苏格兰摄影家、地理学家、旅行家，是最早来远东旅行，并用照片记录各地人文风俗和自然景观的摄影师之一。汤姆逊出生于一个烟草商人家庭，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1850年代初从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当地一家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做学徒，其间在当地一所学院的艺术系（Watt Institution and School of Arts）上了两年夜校，他在那里学习自然哲学以及初级的数学和化学知识，并掌握了摄影技术。1862年，他成为皇家苏格兰艺术学会的会员。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促使他在1862年追随哥哥威廉（William Thomson）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一起生产经营航海仪器。他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主拍人像，由此接触到很多来自欧洲大陆的“淘金客”，这些人各种各样的经历使他对远东各国的人文风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闲暇时他开始在各地旅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远东之旅。他穿越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去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之后转让了自己在新加坡的照相馆搬去暹罗（今泰国）。凭借优秀的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他得到与当时的泰皇孟库一世会面的机会，并为泰皇及其他皇室成员拍摄了多幅肖像。定居泰国期间，他继续在周边进行“摄游”活动。1866年，他与英国驻曼谷领事馆的肯尼迪（H. G. Kennedy）一起探访了刚被发现不久的吴哥窟，成为第一个为吴哥窟拍照的摄影师。在金边，他还为柬埔寨国王及皇室成员拍摄了肖像。离开柬埔寨后，他又去了西贡，1866年初回到曼谷，并从那里返回英国。回国后，他多次在演讲中使用那些在暹罗、柬埔寨拍摄的照片，引起极大反响，因此于1866年入选皇家人种学会和皇家地理学会。1867年，他将这些照片整理后结合自己的游记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柬埔寨的古迹》（The Antique of Cambodia）。这本介绍神秘东方的图文并茂的画册甫一出版，即在学界和社会引起很大关注，这种关注燃起汤姆逊重回远东的信心，他决心继续探索未曾涉足的其他远东国家。就在返回英国期间，他结识了伊莎贝尔·皮特里（Isabel Petrie）——他后来的妻子。

1867年7月，汤姆逊重返新加坡。随后他又在西贡住了三个月，并于当年10月移居香港，从此开始了他摄影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四年，“中国的汤姆逊”的旅程自此展开。他在皇后大道毗邻连卡佛（Lane Crawford & Co.）开设了一家照相馆，提供拍摄肖像、风景以及民居和商业建筑的服务。汤姆逊在港经营照相馆的时期，正是香港商业摄影最繁荣、竞争最激烈的时期，这从他频繁刊登于香港《每日新闻》（The Daily Press）的广告可以看出。也正是这种残酷的竞争环境造就了多位著名的商业摄影师，比如赖阿芳（Lai Afong）、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等等。汤姆逊在香港的照相馆开设不久，伊莎贝尔也来到香港，这对汤姆逊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1868年11 月19日，两人在香港结婚。1869年底，汤姆逊将自己的照相馆交给弗洛伊德管理，携妻子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William Petrie）前往广州度蜜月。虽说是蜜月旅行，他仍然没有忘记摄影，两个在新加坡便跟着他的助手阿洪（A Hong）和阿康（A Kum）携带照相器材跟随着他。他们先乘船前往广州，沿珠江而上，经佛山至三水，从三水进入北江，过清远最后到达英德，然后原路返回广州。在广州期间，他游览拍摄了叶名琛家祠、潘仕成花园等著名园林，外国人聚居的沙面岛、英国驻广州领事馆，还拍摄了广州旧城繁忙的商业街道和制茶作坊，以及西樵山等著名的旅游景点。从广州返港途中他去了澳门，游览拍摄了澳门的东、西望洋山。回港不久，他计划再次出发，不过此时伊莎贝尔再次怀孕，因此他只能让伊莎贝尔独自返回英格兰。

1870年下半年，汤姆逊和助手沿海岸线北上，游览了韩江口附近潮州和汕头，之后再北行到达厦门，游览了厦门岛和鼓浪屿。在厦门他遇到正准备前往台湾传教行医的美国传教士马雅各医生。马雅各已经多次去过台湾，在那里的几座小教堂布道，当地一些平埔番因为他的医术对他比较信任，这使得他成为一位非常难得的向导。1871年4月初，汤姆逊与马雅各同船前往台湾，在打狗（今高雄）登岸。他随马雅各向北到达台湾府（今台南），然后东行，朝纵贯台湾岛的中央山脉出发，到达玉山后，经六龟返回打狗，然后乘船到达福州。在闽江河口，罗星塔给汤姆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马尾的福州船政局更让他惊叹。他游览了福州城区和闽江南岸的外国人区，参观了福州城北的鼓山，又沿大樟溪南下到达永福，在那里参观了方广岩。离开福州，他返回香港，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他于1871年再次北上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港口已经十分繁华，汤姆逊对上海租界的发展大为赞叹，还特意对比了1869年和1871年外滩景观的变化。

离开上海之后，汤姆逊开始了他的北中国之旅。他的第一站是芝罘（今烟台），再从芝罘乘船到大沽，然后进入白河，到达天津。在天津租界，他拍摄了前一年在天津教案中被毁的望海楼教堂和仁慈堂。短暂停留之后他乘船沿白河上行至北京东郊的通州，改乘马车，最后抵达北京的齐化门（朝阳门）。在北京，他再次凭借优秀的沟通能力得到拜访总理衙门的机会，为恭亲王等达官显贵拍摄了肖像，还获准进入私人宅邸的内部拍摄建筑构造和官员的家庭生活。1871年10月，汤姆逊回到上海，这一次沿长江而上，经汉口、沙市（今荆州）、宜昌进入三峡，历经艰险最后到达今重庆巫山县。返程的路上他停留九江和南京，考察了九江租界和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后至镇江游览，再返回上海。1872年4月，汤姆逊一行经海路南下宁波，游览了普陀山，然后沿奉化江至溪口，游览了雪窦山及千丈岩瀑布，最后回到香港。随后他还游览了刚刚开放的海口。

1872年秋，汤姆逊结束自己在远东长达十年的旅行和摄影回到英国。最初他和家人住在伦敦郊区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一边整理照片和游记，一边在学会和学校演讲，但从未停止拍照。他将镜头对准伦敦底层的百姓，并于1877年和阿道夫·史密斯（Adolphe Smith）合作出版了《伦敦的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这是第一本关于城市下层阶级的摄影—图解式研究著作，他在纪实摄影领域的先驱者地位由此得到确立。1881年他被维多利亚女王指定为御用摄影师。1910年他决定退休，返回爱丁堡与伊莎贝尔安度晚年。1921年10月7日，汤姆逊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4岁。去世之后，他大部分作品的底片成为维尔康姆图书馆馆藏的重要部分，并保存至今。

汤姆逊在远东的旅游摄影，采用的是火胶棉湿版照相法（Wet-Collodion Process），每次拍摄前都要现场在玻璃板上涂抹火胶棉溶液，在寒冷的天气还会出现冻结的情况（他在芝罘时就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拍摄之后需要在作为暗房的帐篷内，在黑暗中完成后续操作。汤姆逊是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人，一旦拍摄的底片不合意，他会立刻将影膜洗掉重新拍摄。对于这种工艺复杂、需要携带大量设备和化学药品的摄影方法，虽然有挑夫和助手的帮助，今天的我们仍可想见其拍摄过程的艰辛。

汤姆逊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也令人十分赞叹。19世纪的多数中国人对摄影术都心存恐惧，认为自己的灵魂会被摄了去，即使愿意来到照相机前，也不喜欢照片上的脸部有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所有汤姆逊拍摄的人像作品中看到，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姿态都非常自然，仿佛摄影师并不存在，观者只是通过时间隧道在观看百多年前的中国人。这一切也取决于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1866年获选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和皇家人种学会会员。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所使用的摄影语言都是严谨的、科学的，作品由此表现出强烈的纪实风格。比如人像，他关注人种的差异，关注人物服饰和装扮的不同，会把人物放在他（她）们原本所属的环境里去诠释，读者会对这种诠释一目了然，不用过多的文字说明就能了解拍摄对象的身份、状态，以及照片背后摄影者所要延展说明的问题。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描述，所用的拍摄语言同样很具科学性，比如拍摄建筑，他会选择兼顾正立面和侧立面的斜侧方拍摄，尽量在一张照片里提供拍摄对象最多的信息，他镜头下的人物和景物因而显得真实而自然。

1872年回到英国后，汤姆逊整理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日记，结集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的摄影集，分别是1873年出版的《福州与闽江》（Foochow and the River Min）、1873—1874年出版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此外还有1898年出版的游记形式的《镜头前的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它让汤姆逊收获了广泛的赞誉，也是他在摄影领域确立自己地位的开始。较早出版的《福州与闽江》，虽然也有着很高的水准，但由于发行量非常小（只印了四十六本），并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为了树立起自己的影响，汤姆逊必须让他的照片更广泛地传播出去，在1870年代这就意味着必须与出版商合作，通过传统的印刷出版的方式将这些照片呈现给公众。其时的英国读者对旅行文学有着极高的热情，汤姆逊拍摄的那些精美的照片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潜在的价值正对出版商的胃口，于是双方合作，促成了《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这部四卷巨著的出版。该书第一卷于1873年5月16日正式发售，由于广受好评，后三卷接连推出。全套书共收录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台湾、上海、北京、九江、南京、长江等地的照片二百余幅，开本巨大（480×355mm），每卷封面均用褐色皮革包裹，热压烫金书名和北京辟雍的影像。这部书的前两卷各印发六百本，到第三、第四卷出版的时候，出版商决定增加印数，增至七百五十本。

汤姆逊和出版商对这部书的期望，是通过它的出版为各方提供更多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影像资料，这就要求与之前纯文艺性质的旅游书籍相比，这部书必须在印刷质量和图文编排上有大幅度的提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在汤姆逊这几部著作面世之前，照片不能被清晰地印刷在纸上，只能由熟练的技师将照片转制为铜版画或石版画的形式再付印，比如《环球画报》（Le Tour Du Monde）、《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报刊就曾以版画的形式刊载过汤姆逊的照片。在1873年出版的《福州与闽江》一书中，汤姆逊尝试了碳素印像法，虽然这种方法已经大大提高了图片的印刷质量，但影像还是生硬而缺少层次。而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的出版过程中，为了追求完美的视觉效果，汤姆逊和出版商大胆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照相制版、凹版印刷技术，即用原始的玻璃底片在印版上生成正像，再用酸腐蚀处理，得到精细、能呈现连续影调的凹版。这部书在图文编排上也是一个创新，虽然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图文混编这种方式完全称不上什么特色，但在当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文字与照片只能分别印刷，因而这种将相关联的文字和照片组成一个个章节、再集结成册的方式，对当时的读者来说相当新颖。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的出版，使约翰·汤姆逊成为最早通过传统的印刷媒介出版照片，而不是单纯依靠售卖照片的拷贝或完成拍摄任务来发展其事业的现代职业摄影师。这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帮助19世纪欧洲的研究机构、图书馆等传统学术单位重新审视摄影这项技术的价值，“照片可以承载知识”这一新认识逐渐得到认可，普通读者则能通过这种新鲜的展示方式更清晰真实地了解身处的世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与世界的距离经由报纸、电视、网络等方式一步步拉近，当以影像传播的讯息无处不在，我们或许难以体会这样一部著作带给当时的读者的震撼，然而一个领域的先行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过程的艰辛，与他们留下的财富一起，都必然为我们景仰和铭记。

汤姆逊的中国视野

那些对中国的不合作态度最具成见的人也不能否认的是，与十四年前相比，中国已经“开放”到了近似神奇的程度，至少地方官员们普遍持有这种看法。我们现在谈及的一系列图片为上述事实提供了实质性的证据。旧时广东商馆所遭遇的孤立，外来者在“五口”的难以立足，以及来自京城的那种宁可给予初来中国的外国官员在国内任意旅行的自由，以换取他们不得久留的轻漫的排斥态度，遍及帝国各处。如今一个“洋鬼子”不仅真的探访了超过十三个省份的广阔疆域，还用照片记录了那些最令人惊叹的景致，成功地获得了近千张题材与来源各异并且精美绝伦的照片。世界真是天翻地覆地变化了。

汤姆逊实施这一异常艰难并且带有少许危险性的任务的源动力，无疑来自他的进取精神。此前他已经在暹罗和柬埔寨广为游历，以此引发了世人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尝试是否有可能制作一部更具延展性的作品，一部以中国这一非凡的国家为主题的、具有无可争议的可信度的画册。我们已经拥有很好的风土照片集——香港、北京，以及很多通商口岸，交替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但是还没有人试着去制作这样一个照片集，在每一个口岸充分深入，同时又具有揽括所有口岸的地域上的广度——不仅仅是那些对欧洲人开放的口岸和城市，还有那些普通旅行者不曾到达的内陆地区。汤姆逊为达成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而现在他打算借助一套近乎神奇的技术，把照相机拍摄的非永久性制品转换为雕版，连同凸版印刷的文字描述一起，将他辛劳的成果呈献给公众。汤姆逊与皇家地理学会（他是学会的会员）、《伦敦新闻画报》及其他出版商的交流，确保了他作品中最不起眼的部分与那些更具艺术性的章节相比也毫不逊色。在他的工作室参观了几天之后，对这些照片的精彩程度，我们能以个人名义为之担保。这些照片的内容涉猎极为广泛，以至于很难决定其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如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觉得在那些包含熟悉事物的情景中更能发现令人景仰之物。让我们跟随他的视线去看一看北京及其周边。从那些充满奇异之美的寺庙里的华丽建筑，到南口长城摄人心魄的崎岖和险峻，从古观象台那些精妙绝伦的细节，到群山峭壁伟岸的阴影，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而生动，又那么美轮美奂。沉浸在这些照片中的时候，我们语无伦次地诉说着哪一张是我们的最爱。我们还看到两个令人心痛的场景——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天津天主教堂残破的废墟。几年前我们曾站在那面山墙的阴影里，与那些不幸的人们谈起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世界，在十九世纪的今天，传教士竟然能有如此遭遇。接下来更为精彩！一处被马可·波罗描述为“美丽叹为观止”的莲花湖[1]，一个位于北京皇家园林里的被大理石环绕的湖泊。不过我们不敢妄言能将每一张照片逐一解读。长城的万古长存，台湾林间的繁花似锦，孔庙，昔日梦幻般的圆明园现今的残迹，北京的乞丐桥[2]，还有最为精彩最具特色、包罗万象的“北京街景”，真正是精华所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与那些静止的风物一样，多种多样并引人入胜。不是每个摄影师都能拿出这样的生活照片，从中国的摄政王[3]（我们或许可以加个注释，这位亲王殿下的相貌实在称不上英俊），到李鸿章——他看起来跟报道中一样精明强干，再到满族妇女。在汤姆逊的照片集里最令人惊叹的或许是那些来自新领域——中国的名门望族的照片。街景和那些偏重人种学的照片也十分有趣，那些质疑中国女性的美丽的人可以刷新一下他们的观念了。

总之，我们由衷地推荐每一个对中国有着哪怕些微兴趣的人都去参观汤姆逊先生的照相馆。此外在我们看过的大约两百张照片之外，还有大量的照片，数量超过六百张，限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没能过目。不过我们的读者或许可以对整个影集的水平作出自己的推断，因为在此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照片，都拥有与本文提及的那些照片同样的高水准，无一例外。

[1] 指现在北京的北海、中南海。——译注

[2] 指北京的正阳门桥。——译注

[3] 指恭亲王奕。——译注

再版译者后记

二〇〇九年秋天，我开始着手翻译《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这本书的时候，和照片有关的世界与今天有些许不同。那时我有一部诺基亚手机，它能拍摄三百二十万像素的数码图像。我无法将它当作一个可信赖的拍摄工具，因此与很多意图建立个人影像记录的普通人一样，我也拥有一台数码单反相机，还有两个可置换的镜头。在那前后的一些年里，沉重的摄影包提供一种品质的保证，也代表一种态度。我使用图片处理软件，就像我的父辈在他们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学习暗房技术。我在电脑里管理所有的照片，建一个网上相册展示那些挑选出来的、经过后期处理的作品。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算不上摄影作品，但它们的存在于我个人却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性，因此在某个地方永远有一个空间，用来保存那些即使永不翻看也不会删除的图像文件。“保存”是电脑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命令，对谨慎的使用者来说已成为一种习惯。

五年之后，回头看过去，不禁感叹竟然是那么短的一段时光，只不过是新时代到来之前旧思维与新技术相互适应的一个过渡期，转瞬即逝。在这五年里拍照真正变得跟书写一样平常，图像的发布和传播借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便利，日益简单又高效。当然摄影依然并且永远是一门艺术，专业而勤奋的摄影师通过作品传递的力量与美，依然会带来广泛的欣赏和技术上的模仿；只是普通人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图像这种工具来记录生活、传达思想，因为拍摄设备已十分便携，成像效果已足够表达的需要，并且产生和接收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值得计算的费用了。这无疑可以被视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为换一个时间和地域的背景，这也是书写由知识阶层向普通民众扩散至普及的过程。这种普及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塑造未来的世界，几十、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给出准确的答案；在今天，我们只能梳理出在摄影已有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世界有多少变化，摄影有多少参与。与刚刚开启的这个新时代可预见的发展相比，过去那个相当长的由少数人拥有相机和掌握摄影技术的时代，已经努力通过影像的方式为它的未来保存信息，但以捋清旧日人、物、事这种需求来说，现有的资料似乎永远是不够的。

那些产生于几十至一百多年前，如今借实物的流转、出版或是网络重现于大众视野的老照片在今天的价值，因关注者个人的偏好而有不同的论证。在任何时期对摄影作品中艺术性的寻求都是超然而必需的，在收藏领域每张照片的身价则现实而具体。然而老照片在今天收获的关注常常来自艺术评论家和收藏家以外的其他门类的研究者，现今的传播方式为历史影像开辟了一条最大程度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那就是在众多专业的、业余的甚至无意中瞥见的观看者的协作下，由故纸堆中久远的一页，变得清晰明确，可供使用。

在今天我们还无法谈论那些于社交媒体上海量呈现的个人视角的照片的价值，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现在开始的这个时代，将会提供足够的参与者和技术手段，为未来的人们构建一个可观看、查询、尽可能全面展示的历史。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点上，越往前，世界越是依靠片段来拼凑，在时间的河流中被淹没被遗忘的部分远大于后世的了解，基于文字描述和历史遗物的设想维持着我们与过去的联系。即使在摄影术出现之后，在较早的时期它对世界的记录因摄影师的足迹所至而限于一定的范围，影像的保存和传播也伴随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轶散。因此便产生一些悬念，即关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有没有或者有多少影像的记录产生和留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是不是还尘封着另一个地方的历史瞬间？

新的资料采集和通信方式为历史影像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照片的持有者和对内容更有发言权的本土研究者之间，即使隔着半个地球也能畅通无阻地交流；同时因其包含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诸多有价值的内容，与老照片有关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经由互联网的直接展示或间接推介，向更广的人群传播。许多人第一次看到故乡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样子，或是得知国外的某个图书馆里，竟然保存着自己祖先的相片。不少人对历史影像的挖掘，是出于对那些与自己的血脉和根系相关的历史风物一探究竟的求知心理，因为在有相机存在的前一百多年里，尽管照片或稀少或零散，远不够建立起以任意个体为中心的时间线——就像今天的技术和工具正在做的那样，却也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了一种追溯的可能，决心加上一点运气或许就能有所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走出的每一步，都可能厘清一个疑问，或是为他人提供有效的帮助。众人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影像的研究，助其扩大了影响，更促进了新的影像资料的发掘和显现。

当《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中文版初版面世时，我希望这部生产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著作的中译本，能向更多人展示镜头下一个接近全景式的晚清中国社会。至今这依然是对收录在本书中以及约翰·汤姆逊其他作品的中肯评价。渐渐地，我也发现在进行全景式浏览的总体意愿下，不同的章节会特别吸引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偏好的读者。每个人都在建立一个由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向外延展的知识空间，对摄影作品的理解、对历史人文的寻访，显然可以随个人的共鸣点所在而进行私人化的选择。小众乃至个人化的对旧日影像及其他史料的收集，与着眼大历史的研究同样有价值并值得尊重。个人视角的历史可以帮助构建出更加丰富的当时世界的图景，这在已经开始的未来将会得到验证；将之对应到过去，则是让那些本来有所留存却因价值判定的不同而被闲置或丢弃的碎片，回到可以被注视的位置上。

国内外关于汤姆逊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进行得相当深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本书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多种资料的支持和佐证。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疏漏和疑点，直到书稿付印之后，才在众多师长和朋友的帮助下逐渐完善。在此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和出版社，是他们的热忱和严谨让这本书以如此精美的面貌呈奉。在我着手之初便抱有这样的愿望，即希望在轻松畅快的阅读性之外，本书也能作为一份可供翻阅的资料，于需要的人有用，或者至少是提供一个切入点以供进一步的查证。所以我内心并不希望书中的文字就是最终的版本，往后每一个新的发现，每一个细小疑点的提出和解决，都会是它资料性的一点提升，进一步的完善是向约翰·汤姆逊这位纪实摄影的先驱和他的作品致敬的方式，理应没有终点的。

二〇一四年四月 于北京

原书及翻译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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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Taylor Meadows，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W. H. Allen & Co [London]，1847.

·　Sir John Francis Davis，The Chinese，1836.

·　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1866.

·　John Crawfurd，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1848.

·　Pauthier，G. and A. Bazin，Chine Moderne，[Paris]，1853.

·　Karl Friedrich Neumann，Yung-lun Yuan，History Of The Pirates Who Infested The China Sea From 1807-1810，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London]，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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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illiamson，J Edkins，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Smith，Elder & Co [London]，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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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John Wiley [London]，1849.

·　Le Comte，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1699.

·　John Thomson，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1898.

·　Isabella L. Bird，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1899.

·　Thomas Wright 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1862.

·　《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　王雅伦：《1850—1920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

·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　《广州的洋行与租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　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