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Author: [美] 费正清; [美] 费维恺
Date: 1994-01-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民国; 中国历史
Description: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 本书内容：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与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字：01—2006—06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2007.12重印）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2

ISBN 7-5004-1406-4

Ⅰ.剑…　Ⅱ.①费…②费… Ⅲ.中国—民国史—1912—1949　Ⅳ.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0413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李天勇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装帧设计　毛国宣

责任印制　郑以京　戴宽

数字编辑　周晏

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e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199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4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71.25　　　　　　　　　插　页　3

字　　数　1036千字

纸书定价　113.00元（精装）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3

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2
edited by 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ambridge

New York·Melbourne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中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2章）；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1、第3、第7、第14章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1章　刘敬坤

第2章　高士华

第3章　李宝鸿

第4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5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6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7章　丁于廉

第8章　高士华、董卉

第9章　范磊

第10章　周祖羲

第11章　曾景忠

第12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学通

第13章　马晓光

第14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言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20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到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剑桥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　译）

目　录

译者的话

总编辑序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日本的二十一条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权力初步巩固

各省的斗争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国民党诸派系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党的重建和领导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寻找一种战略

苏区的毁灭

“白区”的地下工作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的状况

农业的商业化

农业危机

第六章　农民运动

自发的抗租抗税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社会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区域政体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乡村建设运动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年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30年代文学，1927—1937年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延安座谈会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第十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国际主义的瓦解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中国的战争动员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外国军事援助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通货膨胀灾难

工业部门

政治上的虚弱

第十二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军事战略与战术

领袖与领导权

组织机构与活动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根据地的建立

Ⅱ战争中期，1939—1943年

与国民党的“摩擦”

新四军事变

日本的强化治安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年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瞻望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谈判与美国的卷入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1946—1949年的内战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年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年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参考文献介绍

参考书目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义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1]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来。例如，第12卷第1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10、11和12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白莲教，1796—1804年；太平天国，1850—1864年；捻军，1853—1868年；回民，1855—1873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1839—1842年；英法，1856—1860年；法国，1883—1885年；日本，1894—1895年；1900年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20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度的1911年的共和革命[2]，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1966—1976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地图1　中国地形图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骚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19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5000万人（现在为1亿人）甚至在1937—1945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10亿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1800年到1949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3]国家间适者生存的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总体革命，如法国在1789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1789年与1797年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4]。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年至1949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骚动、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年，这可能过分强调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年作为18世纪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1800—1864年

地图2　中国民国各省

第一个时期，以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60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18世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1853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5]

大城市官吏的腐败在18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所激发的叛乱。1813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6]，使朝臣和京城的官吏为之震惊。[7]到50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少数民族发动叛乱。[8]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19世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1750年有2亿—2.5亿人，而在1850年为4.1亿—4.3亿人。[9]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世纪中期，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队，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1865—1911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19世纪70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20世纪的头10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19世纪中期的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1890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20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爱国精神所激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质疑。[10]

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区。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集团。

清朝的最后1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衷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激进分子力图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而保守分子则力图使之分离。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过把军事和政党组织与反帝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又和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结合起来，革命扩大了范围。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北伐，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潮。1927年中国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决裂，揭示了两者目标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曾因两者共有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而暂时掩盖起来。仅仅控制大约两个省份的南京政府当局对下述问题悬而未决，即由新的官僚体制的现代化国家完成变革，还是在更平等和不那么集权的基础上，继续动员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去完成变革。[11]

1931—1949年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在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英国和日本放弃金本位，迫使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惊人贬值，而美国政府的收购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生丝及其他出口货物的国外市场价格暴跌，日货的倾销使中国摇摇欲坠的棉纺织业受到打击。农产品价格在商业化的中心地区，比普通商品价格下跌得更快，跌到1929—1931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损害了农民，也损害了地主。[12]资本缺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遇到各种问题。1931年长江流域的严重洪水，1934年同样引起灾难的旱灾使国民党处境更加困难。尽管在1936年有些复苏的迹象，但经济的改善又为日本的进犯所阻止。在20世纪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城市中层阶级的生活，而且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陷于大混乱。农业地区趋于经济自给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1931年9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河北，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是全中国；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这种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代化转向社会革命。

第三，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共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1949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中国经济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况如何，一直是个主要的讨论焦点。这类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当时的经济既反映了诸多原因造成的种种短期的不稳定性和并非与过去全然无关的进展很慢的内部变革；也反映了西方贸易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冲击。讨论19世纪的经济，有一种方法是回溯几百年去考虑商品化、城市化和货币化的过程，或是考虑农村的社会关系与土地的占有的变化；这些至少可追踪到16、17世纪的明代。[13]尽管有些历史学家甚至仍在争论，晚期帝国的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轮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来的，可是，其他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入侵上。

20世纪以前的资料贫乏和较近期数字的不完备可靠，妨碍了分析工作。区域的多样性与缺乏国内的统一市场，意味着总数字有可能掩盖重要的区域差异，而局部的研究又难免失之于描述非典型状况。情况如此，历史学家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争论，如帝国晚期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的冲击，20世纪经济在何处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农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种方式处于恶化之中，等等。对如此广泛的经济问题作出的答案，也已影响社会和政治史的解释。因此，这些经济问题构成了逻辑上的出发点。

中华帝国末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渗入了农业经济。绝大多数从事耕作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居和聚集在相互联结并通过市场结构与更大的贸易中心联结的小村庄里。农民很可能既生产基本粮食作物，也生产商品、手工业品来补充他们的收入和购买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区间长途贩运基本商品，补充了地方商业。例如，到18世纪，江苏和浙江已不再生产足够的稻米来养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长江中游肥沃的农业区来供应。[14]在条约口岸开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区间大宗贸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在清代，特别是从18世纪后半期起，集镇数量大为增加。原野上逐渐布满一些集镇，表明乡村经济与大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一个整体。[15]

当然，商品化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没有均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人口密度与城市的发展，以在长江下游为最高。某些估计提出，这一地区尽管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但仍然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与最慢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19世纪扩大了。[16]长江下游持续不变的经济中心地位表明，这是个发展的核心区域；先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运进粮食，后来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19世纪已很复杂精细。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19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用以规范商业业务。[17]

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进一步提出，在19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迹象。[18]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18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19]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17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20]的情况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19世纪的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21]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17世纪和18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之间），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开始停滞，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22]这种停滞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坏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筑堤垸过多，造成洪水泛滥），[23]或导致土地占有的不经济的分散，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产生流动的农村贫民的社会边缘阶层。丰富的廉价劳力，还降低了创造发明和花钱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论对于停滞的最复杂解释，被系统地阐述为“高水平平衡阀”[24]。这种论点断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农业、水运技术与人口的增长和未利用土地的消失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产品总量。即使这种剩余从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减少了需求。生产与消费进入仅可维持生存的循环运动，再没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资之用了。同时，由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现有技术的复杂性，也难于以机械动力来取得降低成本所需的巨大进展，并且也难以大量提高人均产量。因此，这种“平衡阀”引起“近代”以前的生产技术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滞。

批评这种理论的学者断言，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经济内部颇有剩余。[25]他们不仅是指摆阔气的挥霍浪费，而且指商业投资、地方日常管理的开支以及类似的迹象，它们表明不是缺少金钱，而是未能用来发展经济。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超越技术问题去寻求阻碍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由日本人领头，已对农村阶级结构及土地占有的性质进行了大量研究；它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实地调查的题目。[26]虽然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事实上，由于详尽说明一个普遍的“地主社会”模式，支持了分配论派的观点；由于通过文献证明持续缺少投资，也支持了技术论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20世纪来说还是给中国以外的学者，提供了足资利用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最佳数据资料。对剩余如何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功的工业化在历史上不是与早期农业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就是与同时出现的榨取农业的做法有关；不管剩余的规模如何，或是否有剩余，中国在1949年以后所经历的经济增长，似乎主要来自向农业部门的榨取。

佃农—地主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用剥削来解释为什么剩余未用于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简单的论断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华中和华南（那里租佃率最高），佃农已获得各种各样的永佃权，从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租佃本身的确不是促进农村繁荣的好办法。在经济边缘地区农业过于无利可图，不足以吸引对土地的投资，那里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另一种情况，像在四川或长江下游那样的中心地区，佃农可能很富有，他们租到大片土地以后，或转租出去，或自己经营。[27]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为产量的50%左右，虽然地租实收多少并无定额。江苏苏州周围的非乡居地主，在19世纪中期设立了专门收租的租栈，收租时得到官方的帮助。不过，一些租栈的管事显然谨慎从事，不违犯公平收租的原则。太平军叛乱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锐减，地主一度相对地较弱，收租有困难。[28]

一些20世纪的观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长江下游直到20世纪20年代或更晚些时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尽管地区间不尽相同（特别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国大约有40%的农业土地出租。而且所有权分配不均，大约10%的人口划分为地主或富农，占有50%以上的土地。[29]若干地区的详细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帮助较多，而租佃契约给佃户的保障则较少。地租的负担常常很沉重，但很难说租佃具有任何一种经济影响。

在清代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经济为相互勾结的地主上层人物（在清代常为有功名的乡绅）、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把持，这种论点更有说服力。[30]这一阶层通过地租、利息和价格机制，吸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同时，通过借贷和购买土地不公平地为农民的生计通融金钱，并通过购买商品作物，通过向家庭手工业销售原材料和购买其产品，把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济循环关系虽然灵活，很可能已经阻碍一个新的阶级，即富裕的农民，或其他既有资本又有积极性引进技术改革的人的发展。人口的压力和继承人之间均分土地的社会惯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进一步阻碍了农业财富的集中。一般说来，农村的人要求稳定的安排，各个方面从中能够保护而不是扩大他们的利益。这样一些模式很难打破。在市场结构的城市一端，有种种类似的循环体制的模式。

中国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时，是很有企业才能的。宁波的方氏、李氏及叶氏家族开创沿海贸易，而且在上海参与开办对外贸易。江南丝商能很快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机会。在19世纪末，有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市场行为的突出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对外商控制蚕丝出口价格的不成功的挑战，他有两年收购杭嘉湖地区大量蚕丝，不让其进入出口市场，终致破产。中国商人很善于用利润再投资，如方氏家族能维持商业利润数代不衰。据日本社会学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泽为人正直、俭朴、忠于职守，比得上最虔诚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31]

然而，从事经纪业务仍然是清代商业活动的主要模式，并延续至民国时期。商人们颇喜划分市场和销售阶段，把他们的资产分散在若干个企业中，或一种以上的商业行业上，并在远离家乡的中心城市营业。不用于商业再投资的利润，或不用于维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润，被投资于土地、家庭成员教育、宗族机构和乡里公益事业。这类支出，既表现了生产性的有利可图的经济利益多种经营，又体现了士绅的价值观。然而，在这种经济行为中，固有的风险和责任的扩散妨碍了财富的组合集中，并且阻止了广大资本家的企业家精神。[32]调动财富的公私金融机构，如欧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场或长期公债，在中国均告阙如。

在循环而长存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怎样呢？不少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发生在国家控制之外。国家抽取相对少量的剩余。清代的田赋比日本明治时期为轻。[33]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业税，并未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清政府力图控制重要的专卖事业，维持粮食北运供应京城，并由于其利益在于稳定粮价而监督粮食市场。然而，官仓制度在18世纪以后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34]专卖事业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断增加的市场和萌发出来的商业组织，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极松。在民国时期，不论是众多的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向商人勒索金钱，商人经常抱怨税收的频繁和过重。但是，这些政府都不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有一种估计提出，1931年全部政府支出，尚低于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35]

不论是在帝国晚期还是在民国时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触就要受到勒索。但是，他们并未受清政府的压迫，不然他们就不可能享有19世纪时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详细研究表明，清代官吏愿意大力鼓励商人在盐业等专卖事业中合作。[36]满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间接报酬的益处。

官僚和商人的关系，可以在缓慢增长的稳定局面下达到相互有利。然而，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没有法律保护，是商人宁愿分散他们资产的一个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资本转为短期消费导向的贷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级官吏放债得利，不坚持实施反对高利贷的法律。[37]然而，当政府试图对此作更积极的或促成的作用时，问题就产生了。官僚政治要实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营利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双方行贿受贿会相互影响而破坏企业的基础。在19世纪末，清朝官吏创立图谋自强的公司，显示非经济的政治及社会行为可能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很快学会避免卷入其中。在1904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妨碍了新政府部门与工商业领袖的合作。在清末数十年间，政府缺乏财力提供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资本。政府往往会扼制已参加合伙经营的商人和士绅，而且不能创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及其他条件。[38]与之相类似的缺陷，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南京政府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甚至殃及一些无利害关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蚕种和蚕丝生产方法的尝试受到阻碍，就是因为政府既没有贯彻政策的手段，也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信任。

总之，技术因素与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强，使经济变革保持在有节制的限度内，不能突破现有的平衡。变革正在发生，但是，由于缺少对农业成分的重大改变（中国式的“农业革命”），那么，持续的商业化、资本在长江下游的进一步集中，或与东南亚可观的贸易（即使在技术上非法）的增长会很快导致经济的彻底改组，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海外。

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历史学者都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作用，但是，他们对这种作用的分量和时限，以及它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认识并不一致。一类分析认为，外国人的活动在促进19世纪末和20世纪工业持续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外国工业在条约口岸提供了大型设备，起了刺激中国企业的作用。贷款为交通、通讯、运输的现代化和建立重工业提供了资本。外国人是新技术知识的来源。总之，中国需要外来的冲击以克服它的经济的惰性，并集中必需的财力。[39]

反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另一些历史学者则争辩说，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候起，就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进口商品摧残了中国手工业，因而使农民陷于贫困，同时限制了国内市场。中国商人被引入与洋行的外围的和依赖的关系；不平等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工业发展。外国贷款和投资把赢利抽到国外，并导致对政府财政管理上的干涉。虽然中国除在条约口岸外，从未被西方外国人统治，但中国政府因畏惧外国的武力侵占，不敢振兴现代工业。最明显的是，外国控制了中国关税，无法用关税排除外国的竞争来保护本国工业。[40]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异看法，认为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市场与资源，迫使弱小的未工业化国家陷入依附关系，以保证输出它们的资源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使用。这种做法使弱小国家的经济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既加重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加重了世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更加贫困。[41]

所有这些理论，特别是后者，似乎低估了先前中国本国商业发展的水平。这些理论并没有说明，当对外贸易和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还很不重要时，外部因素怎么能有这样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甚至在20世纪，国内市场仍然没有完全成为一体，许多农村经济仍然主要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进行生产，虽然这个地域连接别处的市场。合乎常识的结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交互作用，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因时间、地点和环境而异。外国企业往往既阻碍又促进中国工业，如在烟草工业中，促进了某些方面，却又阻碍了其他方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主要依靠外资进行的铁路建设都有益于中国的经济，尽管这些铁路都是在帝国主义的各种条件下修建的。[42]在农业产品仍在本地消费的地区，对外贸易只有很小的影响。然而，要认识日益卷入世界贸易可能产生重要的反响，这并不需要以一般的经济依赖为前提。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出口贸易造成的对韩江流域商业的刺激，或者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蔗糖的暂时短缺所引起的广东海丰县甘蔗生产的短暂兴旺，[43]表明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大城市。随着工业化的继续进行和对外贸易的日益增长，世界经济状况对中国重要地区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对于这种贸易和帝国主义冲击的矛盾心理，可以在研究得比较充分的棉织业和生丝业中看出。

地图3　1949年的铁路

19世纪中国本国纺纱业的衰落，被学者再三引用来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对农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然而，一概断言纺织品进口及其后外国在中国的设厂破坏了农村手工业之说，并不能成立。详细的研究表明，虽然家庭纺纱大多消失，但是，起而代之的是使用洋纱的手工织布。而且，由进口供应纬纱之后，织机用的经纱仍由农民纺纱者生产。事实上，手工纺纱在不同地区是在不同时间衰落的，农民家庭能有相当长的时期进行调整。[44]手工织布能继续成功地同20世纪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行竞争，因为即使价格已经下跌，农民家庭仍能利用他们的剩余劳动获利。而且手工织布推广到新区——例如清末推广到浙江省中部和民国时期推广到中国的西北及西部地区——表明国内需求的扩大和机制纱的渗透。总的说来，织布大概比纺纱更能获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可以大大提高许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尽管它或许降低了更多农户的家庭收入。

这种总的长期景象，掩盖了地方短期衰落和混乱的情况。纺织品的进口，最初损害了城市化的珠江三角洲高度发展的纺织手工业。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手工织布（南京大布）出口大减，进口洋纱的市场成长起来。织布工和纺纱工都受到损害，1831年洋纱进口骤增，激起了纺纱工带头的抵制。结果纺织工人从纺纱转向织布，但失业助长了对洋人的敌意，社会的分裂助长了太平天国的叛乱。[45]在广东沿海偏北的海丰县，手工纺纱一直继续存在到清末。手工纺纱于19世纪90年代至1910年之间绝迹以后，手工织布仍继续处于生产状态。但在1918年之后，现代织布厂在海丰代替了家庭织布。地方总的纺织品生产或许扩大了，但农民家庭生产者转变为工厂的工资劳动者，却产生了使人不安的社会—政治后果。[46]连在20世纪家庭织布最兴盛的地区，家庭织布也不是稳定的职业。在华北，织布业趋向集中于相互竞争的中心点，经历了20世纪最初10年到30年代的繁荣和缩减的阶段。直到30年代世界经济不景气之前，织布业的波动，更多的是由这种地方竞争和本国市场状况，而不是由直接的外国因素引起的。后来日本占领满洲，限制了织布业市场，并加速了华北织布业中心的衰落。[47]于是，纺织工业的扩大导致各种各样由增长、竞争和国际市场运动引起的经济波动。这样的变化可能瓦解农村自给自足的模式，使得手工生产成为农户更加难于预计的收入来源，而农户必须弥补其农业收入之不足。[48]

清朝最后70年长江下游丝绸生产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了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冲击。[49]19世纪40年代末期，生丝出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使那里的生丝出口在50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迅速扩大。国内市场的阻塞，以及内务府织造局生产的降低，可能使更多的生丝用于出口。在60年代初期，太平天国叛乱破坏了长江下游丝产区，造成1863—1864年生丝出口大减，并导致这10年剩余年份的生丝出口恢复颇为缓慢。19世纪余下的年代，外国经济对江南经济的冲击，反映了太平天国叛乱的破坏和国外对生丝需求坚挺之间的这种关系。大约到1870年，桑树已重新栽植，蚕丝生产恢复。但旧的丝织中心，由于蚕丝生产大量地面向对外贸易而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对外贸易使蚕丝生产较其他农产品增长更为迅速，并说明了这一地区从太平天国叛乱中迅速恢复和清代最后几十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调整了生丝业，开辟了新的丝产区，并有助于收购生丝的集镇比人口减少的大城市恢复得更快。虽然努力改进手工缫丝，以适应洋商的统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术改革来自大多在上海的蒸汽缫丝机。缫丝机在19世纪90年代末影响很大，此后超过了手工缫丝的生产。到1911年，缫丝机促成了农民专门从事蚕茧生产，也促成了一批新经纪人把蚕茧迅速从农户运往工厂。

丝绸贸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绅家族和商界团体的兴起。农民生产者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国时期丝绸贸易的记录更不清楚，但是看来在19世纪末，这种对外贸易扩大了丝绸生产，促进了现代工业，并在上流社会内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假如中国当时能够控制出口价格，这种贸易必会更加有利可图；假如中国政府曾一致努力改进生产方法，这种贸易从长远看就会更好地存在下去，不过它暂时还是江南繁荣的关键所在。

1911年以后的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基本上与晚清并无不同。首先，高度集约的传统农业部门，仅能在“正常”年景供养数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通常无法提供农产品来供应大量城市劳动力的合理消费，或作为发展工业的原料，或作为出口商品而为迫切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的进口筹措资金。无论是袁世凯还是继袁氏之后任总统的北京官员，也无论是孙逸仙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和重庆的政权，当然还有日本侵略者（满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连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泽东——无一能在20世纪前半叶显著地影响和改善中国农业的状况。

其次，从20世纪第三个10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30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侵者的摧残。

第三，同样地，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事实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虽然中国受到世界——缔约的列强及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仍然极不完善。独特的条约口岸和内地经济部门的二元模式也许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广州或汉口的经济作用的实际复杂性。然而，过多地注意白银外流、海关统计、贸易条件或外国贷款和投资，只能引起误解。中国只是没有有效的计划来推动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组织（再分布）的变革；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现代经济的增长。20世纪扩大的国际贸易，在一些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在华北一些地方，这个过程又加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更贫穷的农民“半无产阶级化”[50]。但这一点既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在现代中国出现的标志，也不足以作为外国经济罪恶的证据。

第四点意见涉及有时受到忽视的复合增长。19世纪末创办的小规模的现代工业，变成了真正的、不断成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在20世纪前50年，这些现代工业企业的增长率，估计大约为每年7%或8%。[51]这个年增长率，近似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发展赖以开始的基础初始时是极小的，生产能力的实际年增长量也同样小。但过了这几十年，由于增长综合在一起，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速。直到70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近50%属于工业（工厂和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确实不全是“现代”的，但显然是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农业所占的比重已从20世纪初的大约2/3下降到1971年的1/3。

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对这一有惊人活力的——尽管仍然在部门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出什么力。像在18世纪发生过的那样，近代之前的增长——总人口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没有持续的人均增长——可能不需要国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还因没有国家的作用而得到好处。但是，后来要努力达到现代经济的增长，较大的政治投入大概是需要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不够强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适应，难于控制和发展中国私人经济的潜力，而同时又保证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个人平等和区域平等。[52]

结果，1949年以前关内18省和东北规模不大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骨干可以训练大量扩充的人员，以配备50年代投入生产的许多新工厂。这当然大半不是有意的，但是，即使1949年以前的外国势力有时曾抑制过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它最有效的遗产，看来也是最初的技术转移使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成为可能。

所以民国并非仅仅是个经济处处停滞、政治体系四分五裂的维持时期。相反，现代城市经济成分的总增长，为1949年以后进一步向前推进铺平了道路。然而，大多数的农业地区没有同时取得城市一样的增长。失调、不稳定、地方灾害、战争和不时的通货膨胀，都拉下了生产水平，抑制了商业，阻碍了农业投资。这些困扰，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损害最大，但是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已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存在。社会后果令人不安。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我们首先假定中国社会—文化高度的同一性，作为判断现代趋向的基线。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等级层次的汉民族，都具有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共有意识。他们拥有广泛的共同的价值观，直到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村，小传统并没有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明显分离。相反，这两个阶层具有共同的民俗和宇宙观，包括对祖先、学问、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

缠足显示了上流社会领导下的文化同一性。这种习俗开始于唐代。它得到宋代理学家的支持，并在明、清两代遍及农民。使妇女的足发育不良，蹒跚而行，先是作为上流社会男子变态性满足的恋物，接着成为城市富足的一种夸示，并普及于乡村，从而严重损害了半数农民的劳动能力。为模仿上流社会而以如此不经济的方式摧残女子，这表明农民高度从属于上流社会的规范。同样，把灶君、土地爷和城隍老爷结合在一起的乡村众多神祗的等级制，使人想起清廷的官僚统治，也表明农民普遍接受上流社会所操纵的权力结构。

这种同质文化的某些特点变化得很慢——如敬重尊长、男女不平等、维护父系宗族和兄弟间平等继承。地方性的改变不会破坏这些普遍的习俗，即使关于它们的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可能改变。[53]尽管儒家思想在20世纪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它的行为方式和作为其基础的假定，仍然继续存在。

水平社会结构与垂直社会结构

晚清的水平社会等级结构，在理论上按中国经典分成四个职业等级，即士（士绅）、农、工、商。实际上，它更接近于灵活的两个等级的结构：少数受过教育的富有的上流阶层，即统治阶级（约占人口的5%），和主要在土地上或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多数。这种两个等级的划分，给上下流动留有余地，也为沟通上流身份和非上流身份的两可地位留有余地。非上流身份的人包括穷教师和其他未充分任职的低级功名的人、富有的农民或小店主。分界线很灵活，在断定上流地位的标准上颇有出入。军事干才或对地方组织——包括非法团体的领导能力，在有些地方，在确定上流地位时，可能比教育程度更为重要。

底层是处于有相当地位的非上流类别之下的两个阶层。一个是生活条件一直很差，被排除在大多数体面活动之外的私家奴仆和贱民阶层。另一个则由流浪汉、乞丐、土匪、走私者和其他活动于有组织社会结构之外的人所组成。上述这些人主要（但不是全部）来自很穷的人家，但是和那些处于上流地位分界线上的人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并非全然不可改变。因为，他们如果未曾割断家族或地缘联系，还有可能回到有相当地位的较低等级中去。对这一多变化的社会阶层的规模，并没有可靠的估量；但是我们相信，19世纪和20世纪逐渐形成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使这个阶层扩大起来。而且，这个阶层男多女少，在动乱和自然灾害期间，遗弃女婴的风气又加重了这一状况。

这种财富差别悬殊的水平阶级结构，与以家族关系和地缘为基础的垂直组织原则相交错。特别在华中和华南，扩大的宗族世系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宗族世系增强了名门望族的安全性和连续性，并为较穷的宗族成员提供照顾和机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同样取决于他属于哪一宗族和他的经济、职业地位。在贫富之间，宗族纽带往往较阶级对抗为强。在宗族世系不发达的地方，比较简单的亲属关系的组织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54]

效忠乡土几乎具有同样的影响。宗族纽带与乡村纽带常常互相增强，村民们在自我保护和维持村社资源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村际合作或冲突，很可能既遵循市场关系，也遵循亲属关系网。下层阶级的家庭，有可能被纳入与有钱有势家庭的庇护人与依附人之间的关系中去。除去这些亲属关系、村社和庇护结构的保护，便产生社会边缘的流浪者，不只是贫穷而已。

地方性和亲属关系的相互作用，可用20世纪前半期香港新界邓姓家族的结婚习俗来说明。[55]在这个有凝聚力的家族中，富人和穷人婚姻仪式相同，但富有的成员择妻，是为了增强有助于维持上层社会地位的商务与政治上的接触。这样的联姻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寻求的。新娘有陪嫁，为经济上的独立提供某种条件；两家继续通好。相反，农民男子娶邻村女子，付给女方一笔财礼，婚后与妻方家庭很少来往。他们远离其他村社，这样就增强了他们作为佃户对富有的、占有村里大部分土地的本族人的依赖。这样的例子表明，虽然向上移动并非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穷人不能指望改变他们的阶级地位。

不平等的垂直关系证明对双方都有利，部分地是因为——如在中国其他等级制中一样——这种关系把相互依存和互利原则结合起来。例如，在19世纪，标准的做法似乎是地主在坏年景豁免地租，有时多次同意部分支付，正像政府豁免田赋一样。儒家的教导鼓励“道德经济”，即上层阶级的消费和营利应受到约束，而农民则应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对地主和国家的义务，在这个价值体系内，农民会接受似乎体现“正义”的安排。因此，民众对非正义的理解变得重要起来。[56]

社会不稳定的加剧

1800年至1949年之间，在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变化中，我们看出了某些一般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民众中的好斗精神、尤其是始于贫困边远地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政府对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长莫及，无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广东中部和东部连续不断的村际械斗，华北平原地区的长期匪患都是例子。[57]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带，居住山上的棚民与平坝里境遇较好而受家族统治的稻农相处不和。[58]在这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非法会社蓬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为对付19世纪中期叛乱而实行的地方和省级的军事化提高了军队的水平，也产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军队的难题。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军事统治结束，任凭地方保安部队激增。不久，甚至当它们还未破坏农业之时，军阀内战破坏了城市和商路。[59]

另一个不稳定的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许移民迁入明末叛乱造成人口减少的四川等省和边境地区，包括非法进入满洲。这些出路（除满洲外）到18世纪末渐渐堵塞。福建和广东多数男人移居东南亚，到1850年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当契约劳工。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人口减少的长江下游，暂时是一个人口迁移的汇集区。然而，到20世纪，只剩下满洲这唯一的一块地区，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开垦的土地。这些移民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结果，是长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定居下来，仍往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60]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来因没有工作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移动量是很可观的。[61]

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疑是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的暂时迁移。例如，1882年有7万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7.3万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20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1910年，有宁波旅客46.7万人到上海，47万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62]

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19世纪90年代在广东东部，农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1927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效。[63]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19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10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越来越频繁。人民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体也开始变化。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以清末出卖功名为标志。富有的广州行商老板、江苏与直隶的盐商和山西的票号主人，在18世纪买得功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19世纪，任何一个城市的许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和本地士绅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群体在家乡却融为一体。做生意从来得不到一流学者或高官的声望，但它至少同样是一条生财之道。把商人吸收进统治阶级的证据不容置疑。

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长，或做学问，或经商，或管理产业。如在管理活动中的合作一样，宗族纽带模糊了绅商之间的区别。这种结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购买功名或官吏投资商业。到19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显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绅的特点，把学术和商务结合起来，拥有较高的功名，而积极从事商务管理，并显示出愿意离开升迁无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实业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像浙江和江苏丝产区那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学者们不能抗拒被引诱进生产或贸易活动中去。[64]这种绅商的融合现象因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举考试的结束使教育对有钱交付学费的人更为开放。这一变化造就了界限更广、更开放的上流社会——它随时可以接受社会流动，但是又能很好地作为一个阶级来维护自己，因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资力。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需要。[65]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20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19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66]

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18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67]

在19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办职位而成功，尤其著名。[68]也有一些绍兴家族管理宁波商人拥有的钱庄而致富。

更带根本性的职责的改变始于条约口岸，在那里洋务专家、买办、条约口岸创业者和西方式专门人才形成小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作为民国时期军事家的先驱，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新学堂开始培养儒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识分子。旧的各种名流阶层的分裂和再确定，民国时期仍在继续。其实晚清的各种名流从来不是同质的，他们如今不仅按地区，而且按职业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别渐次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名流之间出现，一如城市名流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一样。武装力量常常是农村名流地位的更重要的支柱。的确，在某些军事化的农村地区，地方名流几乎限于控制民团的人物；[69]而在中心区域，财富多半仍与武装分离。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财富的单纯标准限定的大体上一致的名流阶层。

名流分化，伴有组织上的多样化。随着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更多的接触，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名流管理的不逊于国外的事业的发展——以蒸汽和（或）电力为动力的制造业、运输和通讯，流通资本、劳动力和意见的更开放的市场，社会管理事业（教育、公共卫生、警察、灾害控制、司法行政），乃至政治活动。中国城市名流吸收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办法，以革新和加强中国类似的、可能是历史悠久的事业。

这些趋势是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攻击儒家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攻击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是对家庭专制全面挑战的一部分，而以解放妇女和青年发难。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的活动。16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19世纪和20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19世纪初，妇女在海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到19世纪末叶，对妇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来，但是，妇女在户内而不是在户外从事适当活动的社会习俗，仍然是阻止她们担任公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冲破这一种障碍的动力来自国外。传教士提倡开办女校，反对缠足。外国的观念和事例提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义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1896年著文谴责这一窒息中国妇女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浩大，广为传播，尽管对其历史几乎没有研究。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10年间，提倡妇女解放是激进主义的标志，反对缠足则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些妇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动，而另一些则面临艰难而痛苦地挣扎。[70]

青年男子宣布不受家庭束缚而自主，比较容易，但也决不简单。学生们一旦出洋留学或就读于新式学堂，就成为新的政治图景的一部分。废除科举制度使教育费时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主张青年人不依赖长辈而自主，应很快承担责任，这是很激进的一步。学生们与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党的骨干，在民国时期将继续成为激进政党的领导人物。[71]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农民当中的结社群体包括合法的机构，诸如由有声望名流领导的宗族和村社；合法与否不明确的机构，如联庄会和民团（它可能经政府许可而建立，但可能有拒绝官方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以至明显非法的（但有时是被容忍的）群体，如教派、秘密帮会或走私、盗匪和海盗帮伙。即使是非法的教派、秘密帮会和帮伙，也嵌入了地方的社会和商业结构之中。其中许多是具有连续性的组织，帮助其成员合法或非法地谋生，向他们提供保护、伙伴关系和（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实上，它们弥补了官方组织和上层名流组织的不足，但是原来并没有从社会阶级方面来看待它们。人们可以发现，教派和秘密帮会的首领中有各种各样的低层名流和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来其成员具有渗透体面社会的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这些组织不能看作具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观的农民小传统的体现。那些包括进正统的和官方认可的组织，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组织是由那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适当地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它们就有了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72]因违法的犯罪行为而加重的这种紧张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乱中，或在官府镇压直到此时以前仍然安定的团体中显露出来。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与否不明确的组织，它们的扩张是否可以与士绅管理的自主组织的增加相比呢？关于宗教的派别，现在可以断言它们是很多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相当多的起义表明，这是一个活动的浪潮；教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73]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19世纪初的鸦片买卖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大。哥老会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帮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74]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75]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抗税的反叛，诸如与19世纪40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30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历史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解释。[76]

另一条解释路线，着眼于纯朴农民（但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农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这种最初被精心发挥为南欧“社会盗匪活动”的观点，通过研究粮食风潮和早期英国工人运动而拓宽，并被修改，以便于分析自给农村经济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所破坏时农民的反应。虽然别国的详细论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国的环境中来，但是，关于非革命的、由道德观念鼓动起来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则适用于一系列中国农村的骚乱。[77]

社会盗匪活动的概念，可见于同情被蹂躏者的绿林好汉的中国传统，和民众对真正土匪造反者如20世纪前10年对白狼的感性认识。[78]《香港电讯报》报道的1907年广东东部一次叛乱的一个首领的自白，颇能说明当农民认定官吏或富人不会帮助他们时，地方上的骚动和叛乱可能如何开始。“这次叛乱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米贵和缺米长达一年之久。官府自一开始就知道这点，但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米价。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职责要求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是不顾老百姓，让老百姓挨饿。”[79]

农民对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群聚的市民和村民强迫以“公平”的低价售米，包括为寺庙主办节日而储存的粮食。一次这样的事件是失业的采茶工——他们都参加了“道教神人”领导的组织——结伙拥入江西的一个集镇。当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镇头面人物宣告停止集市时，采茶工强迫一个囤积粮食出名的富商向他们“出售”镇上义仓里储存的粮食。他们然后结伙去一所庙宇大吃大喝；他们享用过度，竟留在那里数天之久，直到后来民团开来把他们驱散。[80]

在教派叛乱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处都有的随意传播的民间宗教和其经文和教义一致起来。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结合为供奉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81]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无关；它在三次较大的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以及众多的小起义中起了作用。这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的各个派别在人生的苦难中给人以希望，并长期成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礼仪体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82]但是，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1813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83]

对淮河以北苏、豫、皖三省水患频仍的贫困地区加以研究，发现叛乱出自家族及社区网络制定的掠夺性或保护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们的成员能在那毫无指望的居住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掠夺性的策略利用抢劫、求乞、走私和械斗；保护性的策略则建立民团和联庄会，构筑设防的村寨。这两种策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装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两者都能扩大成为叛乱。[84]这种观点强调农村动荡的连续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适用于某些地区常有的动荡状况，如广东的宗族械斗。

正如19世纪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叛乱所表明的那样，非法的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动荡的不同原因，有时可能合在一起成为超越其根源的运动。这样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潜力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太平盛世观念和经济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认为流产的革命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包括穷困和社会分裂、外国经济的有害冲击、对侵略的爱国愤慨、蔑视军事上虚弱的政府——这些原因听起来很像提出来说明20世纪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变通而来的太平盛世的使命与乌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热诚的队伍快速地进军，并对儒家的伦理和信仰规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社会平等主义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是就农民的不满提出的，这一反应显示了对地主的敌视，若是在20世纪，它会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纲领上来。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拟定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它实在是20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85]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富人。[86]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50年后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87]义和团同白莲教有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20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业化的珠江三角洲，19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88]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89]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90]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91]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是否来自（通常）没有亲戚网扶持的边际农村阶层。

在城市里，新来劳工的农村出身大概会妨碍劳工的团结。处境较好的、有技术的江南挡车工，和苏北来的更穷、更粗鲁的女工——她们做最脏的活，提升的机会最少——之间的敌对状态，掩盖了她们对工厂主的怨恨。甚至如1929年北平电车工人罢工的重大事件与传统风潮的相似之处，和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晚期阶段出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斗争相比，也要多一些。[92]

此外，许多城市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早期的现代工业实际上是由剩余的农业劳动资助的。离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资；年轻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业部门中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人更不能控制他们的境遇。长期形成的招工和训练的方法，在这些过渡性的境况中可能变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与劳动有关的迁移模式；但是上海帮会的控制，使纱厂女工面临被诱拐和被强奸的厄运，并且降低她们的生活条件，因为工头为她们的工棚付钱，控制着工棚。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制度为厂主提供不熟练但非常便宜、无需付工资的徒工，以供厂主轮换工人；徒工三年学徒期满常被解雇，需另找工作。[93]

尽管客观情况如此不利，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们还是开始在拥有大量工厂工人的城市里组织起来。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老式行会已有高度发展，它们为动员工人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新建的组织却仿效西方工会的模式。起开辟作用的是较有技能、有魄力的壮年男工，如机械工人和海员，而组织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新知识分子。

在广州地区，工会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代替了行会和同业公会。在1920—1922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期，形成了第一个组织工会的浪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劳工的经济扩张时期，工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正确认识。这些年的罢工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自发要求。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受到血腥镇压，其后工潮中断两年，这与经济衰退期和全国性的劳工运动政治上的退却同时发生。先前罢工所得再度为通货膨胀所销蚀，这是造成1925—1927年第二次罢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这些年里工人运动与政治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省港大罢工和抵制洋货便是例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助长了激进主义，广州新的国民党政府又鼓动建立群众组织。到1927年，香港有200个工会，广州有300个工会，在整个珠江三角洲估计有70万至75万工会会员。

然而，劳工运动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鼓动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同工会的一般会员关系有限，后者仍主要关心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工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左翼知识分子则以推动工人的经济斗争作为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随着工会参与政治，它们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容忍程度。工会在广州的政治作用，以参与共产党1927年末不成功的暴动而告终。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许残存的工会提出有限的经济要求，但工会已不再参加较大规模的运动。[94]

劳工运动的细节和时间的选择因地而异，但是，在另外两个活动中心上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95]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为自身的困难所困扰，以致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即使包括现代工厂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务工作的人，无产阶级可能也不过几百万人。他们集中在拥有相当数量现代工业或矿业的几个地方：上海、广州、湖南、湖北、山东东部、天津周围的河北东北部以及南满等处。当经济状况有利于工业发展时，城市工人的这些集中点就发展，如从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开始到2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就是这样。直到1927年止，华中和华南的政治状况允许工会组织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支持工会组织。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在工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就被推向与更强大的敌人对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发展和组织自己。某些国民党官员和资本家认识到工人的生活状况需要改进，但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和战争，对城市工人阶级无论什么样的扩展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更不必说有助于劳工运动了。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社会与政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许可以比作细胞与细胞核。中国从政治上有创造性的时代——如秦和西汉以及隋和初唐——继承了一个以经过时间检验的结构、常规和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强大的政府。它实行联合政治和分散管理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并非无足轻重，而外部世界对此才开始研究。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史，常常以下述三种方式之一加以概括：一、按照循环说，注意王朝晚期的衰亡，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二、按照政府权力向社会缓慢而不平衡地扩张的说法，政府谋求把行政机构扩展到村级；三、按照革命过程的说法，通过革命过程，旧的政治神话和社会结构被摧毁，新的阶级被引入政治，新政权在一个根本不同的观念形态和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96]所有这些观点都提供了深入的见识。有政权衰亡、政权空白期和重新统一。历届政府确曾试图扩大其权力，集中控制，改组金融和行政。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这150年的历史可以更适当地详细解释为：脱出从旧政权控制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这是一个不平衡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

同更年轻、更小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变革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随着政府开始在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渗透和参与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以及国家建设和动员民众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形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两者都发展缓慢。在中国，如同19世纪在别处一样，现代火器，蒸汽机车和轮船、电报通信开始使用，但是清政府应用这些东西以渗透到社会，直至乡村和家庭，却迟缓不前。推广识字、办报纸和邮政同样缓慢，抑制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关于无所作为和只能逐渐地、勉强地实现的潜在可能性的资料，无疑反映了晚清政体所固有的力量。尽管在1800—1948年间出现了变化，杰出人物统治论和权力主义的基本特点依然顽强地存在。

清代权力机构的失去平衡

满族统治的清政府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规划的。一旦完成了征服，就为异族统治很好地树立了种种范例，以致反满情绪主要表现在对明朝的儒家式的忠诚上，而不是表现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上。基本上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把上层阶级的利益与君主国家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地方和京城之间的桥梁，有助于维系正统的意识形态。[97]其他几种基本安排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关系。

第一，在征服之时，上层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满族的统治作为恢复秩序和稳定的合理代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保留大部分地方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98]第二，政府接着采用的田赋及其他政策，促使华北大庄园解体和抑制了南方地主的势力。这两种政策意外的结果是，由于名流不控制大量集中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政府愿意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也愿意支持一个一般能照顾他们利益的政府，而晚明时期逐渐形成的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99]第三，初期的满族统治者保持低税，供养的官僚比较少，所需经费不多，并且未深入到县以下。这项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策，为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所支持，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这项政策符合他们拥有土地的家庭的利益。在清初，官僚机构规模小，部分地得到有效的骚站系统的弥补，官僚的报告由集中到皇帝的个人情报收集网加以补充。[100]

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绕过了、而不是直接面对越来越发展的行政不深入的问题。18世纪初，雍正皇帝作了一次认真的尝试，为地方政府和官吏薪俸提供适当的经费，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得不缓慢推行。[101]到18世纪末，人口现状使官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陷入大混乱。人口的增长、商业和城市的扩张，超过了官府监督民众或提供必需服务的能力。仓廪制度的崩溃是一个征兆。在这些情况下，官府不能总是不变，正式文官的数量相当稳定，大约为2万名，其中一半在京城供职，但是为人数多得多的低级的胥吏、听差和有公务的私人仆役与较高级的私人秘书所补充。胥吏的数量因县的大小而异。[102]政府为控制这类次官府人员和秘书的数量和活动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低级职能人员去执行必要的公务。在整个19世纪，捐纳增加了虚拥功名者的队伍。在19世纪后期，由于增加了专办外交、商务、工业或军事的官吏，由于经常雇用办理官方事务的委员，由于增加了新的专务公署，文职官僚进一步增加。增加的速度因20世纪第一个10年实行新政而急遽提高。

特别在19世纪的后半期，政府努力用征收田赋附加税来调整财政，并且显著提高了包括对外贸易关税在内的商业税在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种估计表明，政府的岁入按流通的银两计算，在1753年和1908年之间约增加了三倍（如按物价变动调整，实际增加一倍）。[103]然而，这是不够的。清朝政府无法从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生产额中，提取足够的份额。只是在19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军费使财政非常紧张以后，国家才认真尝试改革。此后，中央政府似乎从未能控制它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同样一直经费不足。在清朝末年，大宗赔款严重地损伤了财政已经困难的政府，政府正试图急剧地扩大其职能。1900年以后，为筹措地方改革的费用而增加附加费和新税种，与其说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还不如说更促使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除去困扰清朝财政政策的各种结构问题之外，还有大批文献表明，在19世纪，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败的损害，君主政体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尽管考虑到有一些夸张，但看来官吏赖以为生的包税制固有的腐败，已经牢牢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税收及其他许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组手段，就不能肃清腐败。然而，在较高的级别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败并没有严重地威胁到要吞没整个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规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动精神，但使政府机关保持运行。在18世纪期间，军机处已逐渐从皇帝能借以避开正规官僚机构的非正式的工具，变成一个主要的、本身有权制定政策的机构；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软弱时，它也能使政府保持运转。[104]在19世纪初，由于官员们决心防止大规模贪污腐败在朝廷重现，改组了内阁，确实改进了公文流通，使高级官员对朝廷有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19世纪大部分期间，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从阮元到张之洞）在政府供职。能做到这一点，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为之供职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19世纪的严重危机。即使如此，19世纪的几个满族统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而朝廷上的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满族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对政策施加了真正灾难性的影响。

清政府的结构充满着缺点，但崩溃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内部的不当，或朝廷的堕落引起的，而是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叛乱表明了问题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要了解帝国制度的覆灭，人们必须着眼于来自名流阶层的政治挑战。

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

上面已经谈到，这个运动很自然地起源于传统名流阶层的融合和分裂。到19世纪初，日益扩大的社会积极性，在经济、社会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动的增长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专制政府却阻挠政治表现或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任何相应发展。这一形势在整个19世纪期间加剧起来，因为社会的团体在进一步扩展，而下层的官府职能人员也在增加。对权力再分配的要求并没有仿效欧洲模式。在这个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可与欧洲封建贵族相比的军事上强大的群体，也没有如欧洲市民那样的处于边缘、但在经济上却是最重要的阶级，能够要求政府作出让步。满族朝廷一直对国内军事挑战的危险非常敏感。尽管旧军事势力衰落，但它尚能维持对新的区域/地方军队的指挥将帅的控制，这些军队是为镇压19世纪中期的叛乱而建立的。最初挑战的出现并不是由于直接政治对抗，相反，是由于身处边缘位置的人发挥主动精神和表达意见，这些人接受现制度，但担负了更主动的对付时常发生的危机的职责。在政局内外的人们之间，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他们迫切要求权力再分配，即向外从政府到社会领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结构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这种逐渐成熟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并向当时的当局发动了正面攻击。

士绅管理公用事业的兴起，是因为官僚统治机构没有能力在水利、公共秩序与公共福利等方面，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行政部门的责任，但里甲制度崩溃之后，必须制定一种新制度。[105]由衙役管理，充满了因腐败和经费不足这两方面而产生的问题。士绅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现存一些17世纪上海和宁波等地区士绅参与公共工程管理的相互无联系的资料。在18世纪下半期，地方士绅看来更频繁地参与了公共事业管理；而到19世纪初，人们开始发现有关绅董、董事的专门资料。[106]“绅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视地方的需要和当地名流的活动能力和财富而定。但是，到19世纪中期，看来这已是普遍的现象。商人和士绅一样，也管理公共机构。像汉口等城市的行会把向会员提供的服务扩大到整个社区。[107]

自治管理在19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强活动。1902年以后，绅董管理的职能已以协会、商会和事业局的形式而正式化了，这些会、局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部分而由诏令设立。[108]

19世纪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乱了地方名流和官僚制国家之间的平衡。士绅往往被描绘为官吏（特别是知县）和地方社会之间的中间人，与双方分享某些利益，有时联合一方，有时联合另一方，有时在两方之间斡旋。[109]新的从事管理的名流没有放弃19世纪的这一作用，但是，在知县变得不太得力的时候，他们会日益取代地方政府之中的官僚。[110]虽然名流只是在1909年选举出的谘议局成立时，才被给予地方政府中的正式规定的任务，但是，由名流社会合意挑选出的绅董，实际上在前50年已成为一些地方行政机关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个现象已被看作既与地方军事化有关，也与权力的分散和权力的地方化有关。然而，只要清朝存在，就不可能表现为简单的趋势。有些地区在叛乱之后继续实行军事化，枪支分散在民团和土匪相对抗的乡村。但有些官吏在努力解散民团和控制乡绅取得警察或军事权力方面是坚决而成功的。与此同时，地方名流的权力又在与学术、商业和社区的利益有关的非军事事务方面，有了新的可观的增长。

这个趋势最有力地出现在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而以长江下游最为突出。在那个区域，农村的动荡不安不只是引起名流向城市迁移，也激起了管理活动，目的不仅在于地方治安管理，也在于缓解某些酿成麻烦的根由。这既不完全是乡村的活动，也不完全是城市的活动，因为富裕的、受过教育的“乡村”名流在城市有商业利益，并与高级官僚有联系。他们设想，民间倡办的事为上层采纳，或许能改变国家政策，并把他们带到家乡之外的公共服务中去。这种演变有若干特点。

第一，与官吏阶层抗衡。名流阶层深信自己的自治管理优于官办活动。他们的主要怨恨指向低层官吏。大多数较高层的官吏赞成有利于公共组织和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动，但是，当有魄力、有维新思想的官吏与同样有魄力、积极从事公共活动的绅董——他们确信自己是地方各种需要的最佳裁判者——接触时，争论就有可能爆发。像丁日昌这样的巡抚，他力图限制地方名流阶层，并加强知县实力作为行政维新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府之外倡办的事存有戒心。例如，当商人反对厘金税，或地主士绅力图取代衙门胥吏和差役管理田赋征收时，同官吏的紧张关系就可能加剧。[111]

第二，爱国主义。许多绅董把他们的活动力看作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是对时代需要的反应，涉及到更广阔的问题。那些经历叛乱而感到震惊的、所受教育（常常还有他们的前途）是以公共职责为目标的人士，完全能够按照民族的框架考虑他们的活动。这一普遍化的倾向，在19世纪末期又因对外国威胁的爱国的反应而得以加强。

第三，社会凝聚力。绅董属于非正式的、贯穿市场结构和区域界限的士—商和官—绅社会网络。在长江下游，分崩离析的旧学术界的残存学者，如丁丙，重新致力于管理事务；官员们致仕后致力于家乡的各种问题；富商管理地方的事业机构，并为它们设置基金。名流管理的事业机构，在城市等级的各个层次——下至集镇——建立起来，但常与高级官吏有联系。总之，地方管理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112]

第四，扩散。管理活动势将扩展开来，不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级的层次所限制。有些个人在他们事业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治的事业机构。县城里的其他绅董，遍历县境监督村、镇的附属机构。在一地学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机构可用来作为在其他地区活动的基础。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70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发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账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113]

这种非政治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名流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认为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终于助长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1900年，除了个人接触和庇护网络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机制能把公众要求传达给政府。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异化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决策，也在官僚内部蔓延开来，但起源应追溯到18世纪末。嘉庆皇帝虽然设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因朝政腐败而感到幻灭的官吏的效忠，但是，19世纪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使人怀疑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并导致要求更广泛的咨询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类要求是京城较低级官吏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中原来就有的，未得到重用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19世纪初期仍不可能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30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袖人物。[114]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19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专制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17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115]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新观念结合起来。[116]

促进对立的舆论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第三种主要力量，来自居住在条约口岸城市的人们，以及为数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们是最早把西方的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介绍到中国人士当中的一些人。条约口岸不仅吸引了社会边际的买办，也吸引了那些在这些城市中心颇有建树而与家族和故乡未切断联系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钱和组织上的推动力，有时还直接领导。他们带头对政府专横的措施提出质问，而外国租界则使他们得以免遭其害。[117]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条约港口的报纸加速了他们的异化倾向以及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化。王韬受到外国报纸的深刻影响，当时在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同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创办了第一家日报《申报》。从此以后，报纸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动的消息，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报纸是介绍外国各种可取办法的知识源泉，是批评官吏的论坛，也是爱国情绪的有力的催化剂，助长了对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过表达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现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战争之后纷纷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道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能把他们除去的。1898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虑满族或王朝的统治，关心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对社会的专制统治。结果是，他们拒绝了最后的机会，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内协调社会的首创活动。[118]反维新政变的冲击波冲击了名流社会中公开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他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与朝廷益发疏远。起初，不清楚逮捕牵连多广——名流广泛从事维新活动的地方，如长江下游，许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进一步的对立，是由任用满人取代各省汉族高级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后不久，朝廷支持义和团，支持处决反对义和团的官吏，1900年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引起的灾难性的国际后果，疏远了范围更广泛的名流人士，他们对助长社会动乱的危险非常敏感，并厌恶再次挑起外国入侵的政府。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京城官吏怀着幻灭的心情纷纷辞职还乡，京外的学者坚信他们不能为清政府服务。排满在整个19世纪原是潜伏的、躲躲闪闪的态度，如今与反对专制压迫结合起来成了公开的政治态度。也许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对满族统治的攻击是1900年夏在《申报》上出现的。[119]有些人认为，政府一旦在1901年后开始了新政的进程，只要它能维持控制更久一些，它就能成功。这样的论点低估了这样大的国家的变革问题，但却正确地表明了清政府官办维新运动的活力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的迅速进展。这种论点的缺点，在于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出现的政治隔阂。

参与和控制，而不是维新，继续处于清朝最后10年冲突的核心地位。北京政府把维新与集权和延续官僚控制的目的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反对。[120]一位最坚定地主张维新的总督张之洞，在由谁控制铁路发展的问题上和名流人士意见相左，尽管两者共有强国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信念。只要领导的名流被赋予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任务，他们就可能参加政府，或与政府合作；但当官吏再三设法限制外界的积极活动时，他们就拒绝给予支持。

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对派是由与官僚政府的基本冲突形成的。[121]反对派是从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义而言，这些群体并不是作为利益集团而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过强，名流阶级内部的差别太不显著，社会—政治观念对于急剧地采取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模式的政策来说，是过于强调整体性了。不同的名流阶层——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成员继续由家族、地域或其他纽带互相联系在一起。反对派的成员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观点，他们是民族主义的，相信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提供范围更大的社会参政，并且易于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卖，易于不信任他们。19世纪最后10年的主要政治运动，如1905年的抵制美国货、省办铁路风潮和立宪运动，都广泛地表现并动员了反对集团的联合，还牢固地把民族主义的感情同他们争取代议制政府的要求联系在一起。[122]同盟会和康有为领导的立宪保皇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发展，但是，他们在东京、东南亚和美国的斗争，并没有在国内重演。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19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1911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10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123]1911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124]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蒂固，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125]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126]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到1949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1949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1912—1913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4000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者也是少而分散。[127]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成分裂。[128]1913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实验。[129]袁世凯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1916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权威总崩溃”。[130]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19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19世纪中期，总督个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131]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工业的变化联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132]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19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133]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其次，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134]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135]与此同时，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136]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137]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138]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139]中国统治者凭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势。但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140]清朝在国际上的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20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1905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政党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实行民众主权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是在1912年以后的10年内开始出现的，作为君主制政府的后继者的政党专政。一个单一的政党作为动员、灌输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多元的、代议制度的结党活动在中国的失败，也是议会政治的失败——一种在20世纪发展较迟的工业国家广泛遇到的现象。

同盟会在1912年扩大，组成一个议会的政党——国民党之后，它在多党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因袁世凯的独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比小派别更有原则性，比阴谋活动更为公开，这种看法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尚未建立起来的是立法和行政两权分立的理论，而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反对派有实效的政治斗争的先决条件。可是，旧式的对个人的忠诚，继续产生宗派主义，并且在没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孙逸仙不愿采取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了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所采用。[141]中国的这种五权分立，工作起来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把权力建立在党、军队和政府的三元基础上，每一系统都由他亲任首脑。同样，法律为满足商业的需要虽然有所发展，实则仍只是行政的工具，宪法几乎像美国政党的党纲一样易于更改。

在如此不利于多党制的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政党沿着两条交叉的路线发展——一是作为灌输和控制的手段，一是作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孙逸仙早年发展了训政概念，认为政党的使命在于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同时指导民众的政治行为。在这个观念的背后，存在历史悠久的孔孟信条，即伦理教导和楷模的力量导致美德和善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维新派与革命派已经一致认为，中国的领导人物必须训练迄今在政治上缺乏活力的民众作为公民积极地参与新形式的国家政治。到了1914年，在孙逸仙的观念中，训政任务必须由拥有专政权力的政党来承担。[142]这样，甚至在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尚未在俄国实现并移植到中国之前，就已为它的专政准备了条件。

由政党垄断灌输和动员民众的主张，如果同政府权力结合起来，就具有空前的控制潜力。如果官吏除去通常考虑的利害和忠诚之外，不受任何检查，那么，现代运输、通讯和火力的技术与现代灌输、操纵和控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就开辟了20世纪干涉主义的政府几乎不受约束地渗透进社会的可能性。在王朝统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话和实际的技术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和国家高压统制之间的平衡。维持公共秩序和适当的行政，不仅依靠监视与高压，也依靠广泛地、持续不断地灌输儒家的等级制原则和相互依赖的原则。科举制意味着思想合适的人向上流动。儒家关于不同等级的义务与责任的说教在乡村得到了执行，并且渗透到家族体系中。政府靠道德权威的程度，几乎和靠高压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结束了他的道德权威，其后袁世凯与军阀政府由于缺乏合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事实力。在20年代，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按列宁主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两党不久都不承认对方的道德合法性，并力图消灭对方。

列宁主义政党的第二种作用——也是它出现在20世纪中国的原因——是作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党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关心普通老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认科学的威力并为行动提出战略战术的世界观；爱国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规定排他性同志关系的同时，能够满足最坚持是非之心的大胆反叛等等。对正在成为中国救星的化身的党的忠诚，是一条前进之路。[143]

然而在民国时期，这些吸引力，是以党继续起政治和社会变革工具的作用为基础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共同的起点，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无疑问，在两党获得支持的那些名流当中，支持革命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1923年至1924年期间，国民党的列宁主义的改组，对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个人派系——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同盟会的合并之前——又是一种新的增加。在1927年至1928年间，赞成社会暴力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要么赞成非暴力变革，要么赞成维持社会现状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又增加了旧有的派系活动。这时，集中了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治会议，很快为军事领袖蒋介石所支配。对左派党员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于国民党变得更像一个维持现状的党，孙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口号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识分子。国民党虽然有每周小组例会以及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集中制控制，但它一直充满了严重的派系斗争。

中国共产党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

本卷的后面几章，将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进行评价。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几届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权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领域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至少是潜在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征”。国家税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144]官僚间彼此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特别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在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难在于19世纪即已开始的名流阶层的积极精神和从事政治活动。面对已经组织起来增进其自身利益，或对国家政策已有自己议程的名流，民国时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145]对不同政见的压制，由于疏远了越来越多的观望者，恰恰导致了令人担忧的不信任和反抗。国民党政府专心致志地扩大和保护他们的权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务，也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制度。许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相互助长；而那些既不宽容政府，又不愿冒险去反对它的人，则退而从事个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务。

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三个政治活动领域。首先，是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圈子里，政府内或政党内的派系争夺权力，而外界那些可为这种政权接受的人，则同官员建立联系，以保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146]第二，是城市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包括群众游行示威和其他通过组织活动和报刊表达的异议。有时采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运动的某些同盟军）的动员，逐渐与在城市里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组织活动融合在一起。第三，是农村中的政治活动，包括这样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怀有自治野心的地方军事首领的争斗，政府致力于收税和纳税人尽力逃税，以及地主对农民非政治性的社会反抗的压制。[147]这些政治关系遵循庇护和掮客的模式，当这些运转机制崩溃时，暴力活动便随处可见。

共产党被赶出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后，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148]共产党人还没有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种种行政问题的负担，得以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在他们试图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地方，发动群众倾诉最为紧迫的社会苦难，以推动他们的革命事业。例如，在山东和河北，使农民的不满政治化的“阶级斗争”，指向“土豪劣绅”和税吏，农民们认为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149]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和给非党名流以某种政治发言权的范围很广的集会，足以促进更广泛的村民参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共产党给予对社会不满的人以政治引导，开始从社会基层建立政权。[150]不过直到1949年以后，充分扩大政府权力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

20世纪的这些变化，再次引出了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综观整个历史，中国作家一般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对农民或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很少关心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151]另一方面，正义的概念和对非正义的忧虑，在中国则随处可见。西方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更加特殊的关注，激励19世纪的西方人坚持要求治外法权（即驻华使节有权审理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这是1842年至1943年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并且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于是人权——现在正是这样称呼的——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关于在中国新政府框架之内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前景，近时仍有不断的探询。

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选择。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需要强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是它仍然未超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问题。就这样的广义而言，“民主”问题，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国革命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类的倾向，即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中去的倾向，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中华民国面临重建强大国家和扩大民众参政之间的久而未决的关系问题。[152]这种紧张状态又因年轻的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加剧了。

[1]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意见。

[2]即辛亥革命。——译者

[3]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　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费侠莉著）。

[4]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2版，第126页。

[5]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3卷第1期（1983年6月），第291—332页。

[6]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7]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8]见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特别是第3章。

[9]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07—214页。

[10]见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0章。

[11]见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11章。

[12]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2章中的《运输》一节。

[13]关于这方面文献的综合评述，见马若孟：《中国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变革与连续性》，《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第2期（1974年2月），第265—277页。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的解释倾向，在威廉·T.罗：《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清初经济史的最近论著》，《清史问题》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第73—90页有综述。又见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与农民：16世纪至18世纪》，《现代中国》第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3—40页；罗伯特·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6章；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8卷第1期（1982年1月），第105—132页。关于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见费维恺编：《宋代至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14]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59—65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89—291页。

[15]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7—405页；伊懋可：《集镇与水道：1480年到1910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470—471页。

[16]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3、226、229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1843—1893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1953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的大区，见同书第214—215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36—247页；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10—211页。

[17]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年》；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年》，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05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第3卷第10期（1978年12月），第4—27页。

[18]《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佳近著。

[19]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697—978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389—423页。

[20]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一小部分。——译者

[21]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78年7月）和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第113—115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其中卡尔·里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术论观点。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3期（1981年5月），第539—558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当、社会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障碍。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事实上，两类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

[22]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08页；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88页。

[23]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第4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45—747页。

[24]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318页；伊懋可：《评论》，载于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329—330页。

[25]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64—81页；里斯金：《讨论与评论》，载于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359—375页。

[26]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综合评述，是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第397—438页；民国时期的研究有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见本书第5章（马若孟著）。

[27]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8、412—413页；陈张富美和迈尔斯：《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第16—20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76—90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25—33页。

[28]关于收租账房（租栈），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第566—599页；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43—65页。关于佃租的减免，见洛耶夫斯基著作，第53—55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362—363页；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4期（1981年8月），第733页。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后果，见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17—418页和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如《申报》1878年3月5日第3版。

[29]关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计数字，见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笔记》，《现代中国》第7卷第4期（1981年10月），第387—411页。

[30]河地重造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在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22—424页有摘要。

[31]关于方氏、叶氏及李氏家族，见《镇海县志》第26卷，第31—32页；第27卷，第12—13、40—41页；《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4、743—744页；苏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融势力》，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84—85页；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42—146页。关于胡光墉，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3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112页。关于秦祖泽，见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18—119页。

[32]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年》，第61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343—348页。

[33]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第128页；第6章各处。田赋负担波动很大，在19世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34]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97—100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专题论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694—699页。

[35]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托马斯·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地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14页。

[36]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23—27页。

[37]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27—144页。

[38]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8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95—124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在》。

[39]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19—48页。

[40]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年》是这类观点的许多实例之一。

[41]关于不发达的一般理论，见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种广义的理论出自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及后来发表的专著）。关于如何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简短意见，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38卷第3期（1979年5月），第535—540页。有显著的迹象表明16世纪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　[例如，威廉·阿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3卷第8期（1977年12月），第1—33页]，但至今详细研究专著不多。

[42]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第202—220页。拉尔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年的中国铁路经济》系统地研究铁路的经济影响问题。

[43]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年》；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05—226页。

[44]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74—186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4—13页。

[45]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82、87—88页；陈明銶：《劳工与帝国：1895—1927年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11—12、367页。

[46]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31—241页。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47]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88—189、192—201页。

[48]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59页；马若孟：《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49]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79—108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年》，《中国研究所集刊》（香港中文大学）第9卷第2期（1978年），第380—426页。

[50]黄宗智：《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占优势的小农经济变化的主要专著。

[51]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70—103页。又见费维恺：《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载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129—133页。

[52]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文巧妙地引证文献评论了一些这类问题。关于苏联学者所持的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是经济成就和政治失败的结合的修正主义观点，见A.V.梅利克谢托夫：《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1927—1949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商界的关系在约瑟夫·富史密斯：《中华民国的政党、国家和地方名流》一书中有研究。

[53]阿瑟·沃尔夫：《神、鬼和祖先》，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33—145页。斯特万·哈勒尔：《犁头乡村：台湾文化与环境》第9—15页讨论一般文化原则、表现这类原则的习惯行为的变异和这类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诸如阶级、地理和科学技术之类因素）三者的交互影响。又见莫里斯·弗里曼：《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9—42页。

[54]詹姆斯·沃森：《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中国季刊》第92期（1982年12月），第589—627页，全面研究了关于宗族的文献，界定了“宗族”一词。又见杰克·波特：《传统中国的土地和宗族》，载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关于华北乡村中的其他牢固的亲属关系纽带，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0、75—78、80页；关于河北和山东的宗族史料，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2章。关于绍兴宗族，见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3章。

[55]鲁比·沃森：《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人》第16卷第4期（1981年12月），第593—615页。

[56]关于“道德经济”，见后本章《农村组织与农民运动》第6条脚注。

[57]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40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35—151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59—94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7卷第3期（1981 年7月），第235—288页；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代中国》第8卷第4期，第395—433页。

[58]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拓》，《现代中国》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第84—126页。

[59]詹姆斯·谢里登：《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6章。关于军阀政治的发展，见本章。

[60]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译者

[61]出外谋生的一般理论载史坚雅《中华帝国的晚期流动战略》一书。关于青镇铁匠见玛丽·兰金《城乡连续性：浙江两个集镇的望族》一文，载《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67—104页。关于杭州锡箔匠见《申报》1874年9月17日第3版。关于作为季节性出外谋生手段的抢劫活动，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55、60—70页；又见寇尔：《绍兴》，第167页。詹姆斯·李：《中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1250—1850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11—746页，分析了不断向云南移民对城市化和农业的影响。

[62]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年，第270页；1900年，第374页；1910年，第525页。

[63]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雷德利·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94—95、101、189—193、213—215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看法，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92—295页和各处；又见本书第5章（迈尔斯著）。

[64]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106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2卷第10期（1973年第10期），第11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第83—84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第82、93、174页强调了继续存在的差异。

[65]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66]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7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67]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66—261页；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68]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代中国》第6卷第3期（1980年7月），第317—326页。

[69]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页。

[70]了解晚清和民国妇女状况的最佳起点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关于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见罗克珊·威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事例，见寇尔：《绍兴》，第94—96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见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127—131、142—149页。关于女海盗见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4卷第8期（1982年12月），第7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0、11和12卷索引中的“妇女”条目。

[71]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剑桥中国史》第12卷。

[72]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第161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争方面。

[73]18世纪末19世纪初教派叛乱一览表载于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54—157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96—152页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教派是如何在华北变得与地方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的，而以前教派徒众都是作为个人而被吸收。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网》，《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40—349页。

[74]关于哥老会，见查尔顿·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载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关于19世纪末叶浙江的会社，见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第128—139页；又见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丛》第4集，第152—178页。

[75]关于这方面著作的综合评述，见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8页。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说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76]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种主要书目研究专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295—306页。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第1、8章）提出的关于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农民的对立文化的理论需要证实。晚清动乱、粮价和铜元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信史料发表在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第270—392页。关于这整个问题，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77]社会盗匪活动概念来源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造反者》。虽然有人持所有盗匪并无社会意识，而且很多同有权势者而不是同穷人联合的理由而予以批判[安东·布洛克：《农民与土匪：社会盗匪活动再研究》，《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4卷第4期（1972年9月），第495—504页]，但是，霍布斯鲍姆关于一定区域的、特定的、受到道德灌输的农村抗议行为的概述似乎是站得住的。“道德经济”一词来源于E.P.汤普森：《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过去与现在》第50期（1971年2月），第76—136页。埃里克·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和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把这个概念应用于拉丁美洲和印度支那的农民社会，注意到农民渴望重新获得在封闭的乡村被资本主义市场力量侵入时失去的社会安全和社会内聚力，村民和共产党革命者这时有了联合的基础。塞缪尔·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认为权力和利益而不是道德，决定农村中的各种关系。斯科特和沃尔夫的理论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在中国，乡村已经农业化，国际资本主义的直接影响受到地区因素限制，而且传统的农村社会有时是分裂的和相互竞争的。然而，关于正义标准和抗议侵害的一般概念可以应用于中国。《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页，提出了若干问题。

[78]关于白狼的解释，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24—125页，第6章和裴宜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第355—382页。

[79]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86页分析和引用《香港电讯报》1907 年9月14日报道。关于粮食风潮的简略论述，见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67—788页。

[80]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81]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5、7章；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第9—31页。

[82]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世纪罗汉教派与疍民结社》，《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61—391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05—337页。肯尼思·利伯索尔：《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年》，第14—15页提到1950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83]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59—161、167—168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288—293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溯源：中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第350—366页；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84]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3章。

[85]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6章。

[86]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7—21页。

[87]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第22—31页。

[88]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1875—1925年》（1982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第1—4页。

[89]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74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78页。

[90]关于上海纺织女工的情况，来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关于天津铁匠的情况，来自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现代中国》第9卷第4期（1983年10月），第387—420页；关于合同工制度，见霍尼格：《包身工制度与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9卷第4期（1983年10月），第421—454页。

[91]城乡劳力交换诸方面的论述，见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1911—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第44—50页有论述。

[92]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言论：1929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137—180页。

[93]陈明銶：《劳工与帝国》，第140—141、150页提出的一些论点，与霍尼格关于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关于天津所提的论点相似。

[94]陈明銶：《劳工与帝国》，第163—166、208—228页和各处；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第109—112页。

[95]关于上海，见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关于湖南劳工动态的稍微对立的看法，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142—206、241—250页；谢弗：《毛泽东与工人》。谢诺著作（第407—412页）认为劳工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关于这方面更多的书目，见陈明銶：《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年》。

[96]19世纪王朝衰亡的循环理论，或以朝廷失控及由此而引起腐败和混乱立论，或以伴随地方军队兴起而来的权力分散立论，见于梅谷：《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鸿章和淮军》一书和序言）和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501—518页。以传统的分裂和近代的再统一立论而对20世纪中国政治所作的解释，见于詹姆斯·谢里登：《分裂的中国：中国史的民国时代，1912—1949年》第1章。易劳逸提出了从政治文化理论引出的类似的框架，见《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ⅶ—ⅹⅳ、283—313页（又见本书第3章）。19世纪名流侵犯地方政府权力和20世纪政府竭力把行政控制伸到村级的关系密切的理论，见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和本书第7章。

[97]见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孔斐力和苏珊·曼·琼斯在《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ⅹⅳ页上的《导论》，论述了“中央政府官僚（国家）和地方政制（社会）的关系”。

[98]希拉里·贝蒂：代替反抗的抉择：安徽桐城个案》，载史景迁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第242—243、256页；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立与士绅的反应》，《清史问题》第4卷第4期（1980年12月），第19—27页，第4卷第5期（1981年6月），第13—23页。

[99]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12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者利益的平衡。见格罗夫和周锡瑞书中（第404—412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100]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23—28、44—48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6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年》。

[101]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18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90—132、348—467页。

[102]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10页；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第39、59—60页。

[103]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第80、131页。

[104]白彬菊：《朱笔：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296—308页。

[105]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457页。

[106]同上书，第462—463、472页；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42页。

[107]关于镇压风潮的一个事例，见威廉·T.罗：《晚清一城市的造反及其敌人：1883年汉口密谋》，《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年），第71—111页。更概括的著作见威廉·T.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年》。

[108]关于太平天国时期，见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关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见玛丽·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年》。关于在长江中游的类似过程，见罗：《汉口》。

[109]埃德温·O.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第311—313页。关于强调士绅破坏性的和谋私的行为的地方官绅关系的资料，见萧公权：《农业中国》。士绅的地方政治一社会作用的构成因素的概要，载魏菲德：《中华帝国的衰亡》。关于中国学者对地方控制和自治问题的见解，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110]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第7章，第251—259页；罗伯特·韦斯：《太平军造反前夕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17页。

[111]关于这个过程，见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第2、6章。关于丁日昌，见乔纳森·奥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江苏，1867—1870年》，第143—144页。奥科提到同治中兴时期名流改良主义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的斗争，见詹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44—245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录》第3卷，第6—11页；《桐乡县志》第6章。

[112]例如，《南浔志》第21卷，第10—11、18—20、22页；第34卷，第2、4、8、10页和第21、24章各处；《桐乡县志》第4卷：《书院》，第1页；《山塘》，第1—2、5、13页；《乌青镇志》第29卷，第25—25页；经元善：《居易初集》第2卷，第41—42、48—63页；第3卷，第66—69页和《上虞县志》第35卷，第18页。

[113]见《申报》1878年6月8日第4版；1878年7月20日第1版；1878年12月4日第3版；1879年2月21日第3版；1879年8月10日第3版；1879年8月14 H第3版。

[114]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2章。

[115]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0卷，第477—490页；刘广京和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1卷，第202—211页。

[116]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世纪末叶中国的清议》，《亚洲研究杂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第463—477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19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第609—611页。

[117]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年》，各处，第394—398页；柯文：《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蔡荣芳（音）：《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1859—1914年）和胡礼垣（1847—1916年）》，《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91—225页。

[118]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这种解释采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470—472页。

[119]《义和团》第4卷，第171—172页。

[120]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

[121]关于辛亥革命，见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9章。

[122]立宪运动的主要著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又见张朋园：《省谘议局：1909—1914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第273—299页。对清代最后10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3章）和芬彻关于自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1914年》）。关于在国家、省、县级扩大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第10—11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政府或革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说》，载芮玛丽编：《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08页）。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59—74页有详细论述。关于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载魏菲德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257—298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1980），第1—18页。

[123]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261页。

[124]谢文孙：《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38—141页。

[125]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过程》第1卷《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年》中有论述。

[126]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6页；也见芮沃寿的序。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第1—37页，特别是第15—25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1卷，《西周》。

[127]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年国会》，《亚洲研究杂志》第37卷第2期（1978年2月），第293—313页；见第301页。代议机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著《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16—219页。

[128]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2章，关于1912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的种种尝试”（第30页）。

[129]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章。

[130]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第439—470页，见第448页。

[131]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0章。比较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7—148、183—185页。

[132]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E.M.马西森编：《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年》，各处。

[133]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2年5月），第405—423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爱德华· 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进展》，《中华民国史》第9卷第2期（1984年2月），第40—47页。

[134]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135]见本书第2章。

[136]见本书第8章。

[137]《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2卷，第446—450页（史华慈著）、505—514页（陈志让著）。

[138]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治”（与神权政治相对）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31页。

[139]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18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93页），必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第5—9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140]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141]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又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142]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1912—1924年》。

[143]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12卷。

[144]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327—336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下伸到了区一级，但是，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著《权力与社会》，第260—261页断定，在江苏，南京政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145]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系的理论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各种各样当代作家，称国民党为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地主的政党（例如，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31、182页）。其他作家着重指出蒋介石个人独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3、132、137页）；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独裁政权，追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社会阶级愿望（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40、286页）；或把南京政府的特点描述为军事独裁政权，靠控制、镇压和在弱小社会力量间进行仲裁来实行统治（小帕克斯·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41—342页）。一些史学家认为国民党和名流两者都不是统一的，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实况。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许许多多城乡名流，通过复杂而狡诈的政治相互作用谋求增进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国民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之前的独裁政权，因为它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太过分扩张，以至于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团体。见布雷德利·盖泽特：《走向国民党统治的多元模式》，《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2期（1982年2月），第1—10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10页和各处；理查德·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第18—24、307—308、332—334页。

[146]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308—313页。

[147]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148]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佩珀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撰写共产党根据地的详细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与地方实权派的关系和对农民自发要求的领导等方面的情况。见戴维·保尔森：《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1期（1981年10月），第13—18页。主要根据地的研究专著有：斯蒂芬·艾夫里尔：《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年》；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琳达·格罗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方，1910—1947年》。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是研究共产党战略的内容最充实的专著。

[149]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82、286—289页；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43页和第3章各处。

[150]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7章，把共产党的社会政治改组同并不重新整顿地方社会的造反暴力行动进行了对比。关于共产党根据地政策的表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国共重新合作的共同一致和共产党政府在建立国家权力和控制方面的潜力，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51—353、412—414、541、795—803页。

[151]见唐纳德·J.芒罗：《中国古代的人的概念》和《中国现代的人的概念》。

[152]可以把这个问题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于是，物质技术——道路、无线电、飞机、枪炮和图书——的发展，使最偏远的乡村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而非物质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又往往决定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官方独裁政治和非官方积极行动精神之间以及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平衡。即使这些包括于现代化这一名目下的过程正在明确地发生，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概念不足以评估和区别各种各样的结果。关于这个概念起促进思想作用的应用，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又见苏珊曼：《评G.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146—153页。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与列强的外交政策纠缠在一起，特别是日本。虽然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回避有关中国的战争和条约的详细编年史（像H.B.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那样），但追溯中国历史的这个方面正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如芮玛丽在《革命中的中国》中所指出的那样，外国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活动，毕竟提供了20世纪中国政治赖以展开的部分背景。此外，不只是本丛书第12卷所描述的沿海和“外国的存在”，还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了中华民国内部的发展。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10章旨在探索20世纪中国历史外部关系的来龙去脉，这自然要从旧秩序的崩溃开始。[1]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清代的皇帝在维护其中央政权方面曾经很有成效，这个政权统治着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样一些边缘地带，以及汉人密集的中心地区。军事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业都曾为清帝国的政治服务，混合使用，因地区和民族而异。在所有这些亚洲腹地，清朝曾经用战争建立统治，并用驻军维持统治。在满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领变为他个人的附庸。在西藏和蒙古，他庇护喇嘛教的领袖。在喀什噶尔（南疆），他任命当地的伊斯兰教首领（“伯克”）为官员，并认可穆斯林的教规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满族统治亚洲腹地时，对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利用，像统治中国对儒教的利用一样，显示了高超的技巧。[2]

对外贸易同样要服从帝国的需要。北京未能保护蒙古的王公和寺院免于欠下当地汉族商人的灾难性债务。但经由琉球与日本的贸易，与俄国在恰克图的贸易，与中亚（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以及与英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广州的贸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19世纪以前，只有从东南亚到广州和厦门的贸易，由于掌握在中国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贡体系之外。

像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一样，清帝国由复杂和熟练的制衡系统维持。例如，以当地的酋长、僧侣和部落王公为一方，与以中央政府的将军和官员为另一方之间，地方政坛内部的僧俗名流之间，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员之间，以及地方贸易岁入与军费之间，都存在这种制衡系统。只有当以外国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国际贸易在边境上增加时，帝国才开始土崩瓦解。沙俄在中国北部和西部，法国和美国在中国南部和东南的商业、政治和军事的推进，是最著名的19世纪帝国主义的传奇之一。[3]不久日本蚕食了东部和东北。

清朝对蚕食的反应的某些模式，或许可被视为一切围绕帝国边界。首先，清朝的边境贸易从属于战略利益，因为在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亚洲腹地边界的控制，对中国中心地区的安全曾经是必要的。外国商人尽可能地被限制在边境的商业中心里。因而17世纪90年代俄国人被赶出满洲，1727年后被限定在恰克图贸易，偶尔才有商队被允许前往北京。[4]同时，因为19世纪早期英国与广州的贸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进行干预。一个外邦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曾引起外国商人的要求和一场由宗教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圣战。结果是清朝在击退了浩罕对喀什噶尔的入侵后，谋求稳定；他们向外国商人支付赔偿，并接受浩罕代表们的一种治外法权，这些代表监督他们的商人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因此贸易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行。1835年的这种中亚解决方式，与19世纪40年代广州最后解决方式的相似太令人惊讶了，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5]

其次，当清朝沿亚洲腹地和东部沿海两段边界的政权结构开始瓦解时，它发现它的军事防卫能力远远不够，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扩大贸易来羁縻外国人。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怀柔蛮夷的各种方法。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沿袭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认一切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第二，对这些国家一视同仁。[6]当中央政权衰弱时，中国确曾习惯于平等主义的对外关系。[7]这种长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1843年英国附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后付诸实施。清帝对礼仪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贡制度，依然悬而未决；由于1860年后新皇帝尚在冲龄，外国公使在他面前行叩头礼的问题只能推迟到1873年去解决了。

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在这种形势下，长期形成的战略是嗾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一个侵略者。几乎在美国和法国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广州管理蛮夷的官员就寻求他们的帮助来制止英国的侵略。后来，例如李鸿章在制止日本、俄国和法国蚕食的各种努力中，一再试图得到美国的调停和外交帮助。在1894年英国未能帮助反对日本后，李鸿章转向俄国。“以夷制夷”是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8]虽然中国人认为有必要放弃中国中心主义，但利用一种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种外国势力的思想是容易沿袭的。它与西方的均势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860年后中外关系过渡时期的特点，简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说明，这是非中国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国人共同治理中国的一种方法。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利用外国统率的洋枪队保卫上海和宁波，然后是赫德领导下的帝国海关的发展，但赫德只是19世纪中期后众多外国雇员和顾问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毕竟借用外国技术理所当然地一起带来了外国专家。这一切都是通过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而取得的。但是这种在北京的共同治理的权力机构和条约口岸中靠把英国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稳定的趋势，只有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样，满人熟练地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在19世纪90年代，一旦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种办法就失去了效用。[9]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清朝领导下的东亚的中国中心帝国，已经确立了中国的优越中心文化和物质力量与围绕其陆上边界的较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但当中华民国继承前帝国时，它面临极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上的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民族中地方统治者的宗主权。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爱国者最反对的西方式殖民帝国主义，民族和帝国的观念才能相容。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统一中国领土的传统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它的基础。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之中。[10]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11]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中国人。1911年前的10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12]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收。[13]清末10年（1901—1911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1911年7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亚有1700英里的边界，在19世纪中叶沙俄就已确定了对蒙古的目标。俄国从北京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并追求像对保护国那样的优势；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圣彼得堡赞成蒙古继续在清朝宗主权下自治，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800名俄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12月29日，库伦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古军队的同时，于1912年1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判后，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0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1921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1924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14][15]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属。清朝在18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1886年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1904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国前头，它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1906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它并不注意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1908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1910年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达赖喇嘛于1913年1月宣布西藏独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1914年英国、中国、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16]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政治的边缘。1890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20年，从1908年起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坏性影响。1924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从1923—1924年度的340万卢布猛增到1926—1927年度的2200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杨督办*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18]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种方式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对中华民国只保留边际的重要性。满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在一个汉族地区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直接对抗，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日本的蚕食引起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总体问题。已被迫放弃对外来者礼仪至尊传统要求的中国，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为此目的，它怎样才能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新观念，来代替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在这中间，在中国和围绕中国而发生的战争——不管中国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样影响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呢？中国衡量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当与另一个国家——大多是日本——发生冲突时，中国的领导人和舆论是怎样面对斗争的？简言之，他们怎样看待他们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现代的中国人确立了对他们自己和对现代国际社会的观念。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和西方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19]1901年后，西方列强已经加强了自我约束以保持现状，并追求它们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俄国和德国除外。甚至随着1917年的革命放弃了原来在中国本部的不平等条约权利后，俄国也继续渗入蒙古和北满；而德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东亚舞台上消失，直到20世纪30年代东山再起。相反，日本不仅追求扩大它的经济利益，而且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中运用它的政治力量。在吞并朝鲜之后，满洲成了她的主要活动中心。

满族部落的家乡（现称中国东北），在中国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区中最为引人注目。旧中国沈阳以下地区称为辽东，自汉代以来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北满仍处于部落状态，在满族征服中国后，清朝把它作为民族禁区保留，并作为军事边疆治理。19世纪中叶，中国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制，而北京也认识到甚至必须对此加以鼓励，否则俄国将从黑龙江向南扩张以填补真空。而吉林和黑龙江对移民的进一步开放导致了经济的开发，特别是鸦片和人参，伴随着走私和抢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税收问题，比未充分扩展的清朝军事管理所能应付的更快。在满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样，易受中国商人剥削，也产生了忠诚问题。

到19世纪90年代，清朝为了自卫，已经开始计划修建从长城向北的铁路，以抵御俄国筹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威胁，但中国的努力太晚，工作也太少。1895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直接导致了1896年的中俄联盟和俄国修建穿越满洲的中东铁路。俄国在1900年义和团期间对满洲的军事占领在灾难之上更加上了灾难。日本诱使其他列强要求俄国撤出满洲，而沙皇政府却竭尽全力压迫北京政府签订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协定。昔日满族的家园，当今成为大国特别是俄日之间竞争的焦点。[20]与其他主要从海上到达中国的列强不同，这两个国家正从陆上蚕食。在下一个五年内，日本已经在辽东半岛取代了俄国，并沿铁路干线向北推进。

这是1904年2月8日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遭受多次失败，但到1905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资力已丧失殆尽，难以再战。例如，在1905年2月23日至3月10日的沈阳大会战中，日军24万人和992门大炮与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37万人和1219门大炮对抗。毫不奇怪，俄军发射了54万发炮弹，超过了日军的35万发。当3月9日日军开始对建有城墙的沈阳发动总攻并于次日占领该城时，俄军主力只是由铁路撤至沈阳以北铁岭的新阵地。日本已经用极大的代价包围了俄军，但因缺乏弹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有秩序地撤退。日本人的后援储备已经动员起来，他们发现事实上已不可能运送另外的军队和弹药到前线。

至少在5月27日以前，情况似乎有利于俄国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驶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并在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停泊作最后补给。5月27日，这支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的联合舰队歼灭。这使俄国难于继续作战。同时，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开始的俄国革命，给沙皇体制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6月，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在奥德萨起义。虽然人员和物资继续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前线，但是军队士气低落。伴随着国内的骚动，这使俄国政府丧失了战斗的决心。

地图4　满洲（东三省）

5月31日，日本人秘密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作调解人安排和平会议，这次会议于8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在此以前，罗斯福寻求有关日本意向的保证，并同意东京坚持满洲门户开放以及有意将满洲交还中国的答复。在谈判进行时，俄国代表谢尔盖·维特伯爵拒绝承认战败，隐瞒了俄国国内形势，并宣称俄国准备继续战斗。在俄国这种强硬路线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认识到它已无力继续作战，放弃了财政赔偿的要求；了解到对库页全岛的要求是不会成功的，而决心获得南半部。俄国在辽东半岛的权益，还有在长春附近一个地点与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战争形势的外相小村寿太郎，与维特伯爵进行了一波三折的谈判，他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因为这似乎是一场外交上的失败。不了解真正形势的日本公众被条约的条款所激怒。报纸谴责政府，而以东京的心脏地区日比谷公园为中心的反政府骚乱，花了三天时间才镇压下去。[21]然而政府领导人明白，朴次茅斯条约提供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他们试图获得中国和列强对条约的认可，以促进东亚的稳定，并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首先接近中国。小村经过与维特伯爵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谈判后于9月回国，11月前往北京。他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进行谈判，得到了北京对俄国让与日本的各项权益的承认。日本也就一个秘密草案与中国谈判，以增加日本的经济收获，并包括中国对不修建任何有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利益的铁路的承诺。1905年12月12日《中日北京条约》签字。[22][23]但在两年内，为美、英参加满洲交通建设而进行的多次讨论发现中国反对这种安排。

日本同时寻求加强与英国的联盟。因为最初在1902年签约时，英、日同盟仅适用于中国和朝鲜，但当日俄战争期间英俄间的对抗遍及整个欧亚大陆时，英国想加强这个联盟，同时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强的同盟来帮助它制止俄国的复仇战争。因此，英日同盟于1905年8 月12日进行了修改，其范围扩大到印度。1907年英俄关系突然好转后，为了对德国势力的迅速增长作出反应，英日同盟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到1911年，在第三次修订稿中，焦点是对德国和俄国，这份修订本执行了10年。与英、日一方签订仲裁条约（如英美之间）的各个国家被排除在外，减轻了英国对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心。[24]

法国同时也认为有必要为其在亚洲的地位寻求另外的保证。1907年，日本和法国达成协议，开始确认尊重中国主权和机会均等，并继续避免干涉对方的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以未公布的附加条款为基础，协议指出法国愿意就日本在大陆的新地位达成妥协，也希望东亚政治稳定，使俄国可以再次自由地在发展中的欧洲反德联盟方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这次新的热诚的一部分，同年法国允许日本在巴黎发行三亿法郎债券。在业已加强的在满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经济优先地位方面，日本现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为了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危险，外相林董也准备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俄国谈判。俄国起初似乎不愿妥协，但当俄国寻求德国支持的前景变得暗淡时，圣彼得堡被迫在亚洲寻求和解。俄国与英国的关系改进了，而它的法国盟友希望稳定与日本的关系。俄国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转向东欧。谈判以第一个日俄协议结束，于1907年7月30日签字。协议再次保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在秘密条款中，日俄互相承认各自在北满和南满的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地位；而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25]到1909年，当美国国务卿菲兰德·C.诺克斯提出南满铁路中立化的建议时，日本和俄国的共同反对使它们更为接近。1910年7月的第二个日俄条约，认为两个国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各自在满洲的特殊范围。1911年4月，美、英、法、德组成一个财团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时，日本和俄国联合声明表示反对。结果组成了六国银行团。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1912年7 月8日签订的第三个日俄协议把内蒙分成两部，并承认日本和俄国各自在东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这样，英、法、俄、日以损害它们曾庄严保证要保护和支持的中国为代价，达成了相互间的协议。

同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西海岸对日本人的排外运动而紧张起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对华工门户开放的关闭，已经在1882年至1895年间由美国劳工组织者领导的种族主义的煽动而完成。[26]此后，同样的种族主义对准了日本人。1906年，加利福尼亚加紧实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赶出公立学校的法规。

为抗议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中国虽在1905年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却从美日对抗中看到一个获利的机会。袁世凯首先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从1901年到1907年占据了李鸿章在天津的原职，然后成为北京的显要人物，直到1909年下台。袁世凯和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仆们，设法在晚清发展铁路、电报、矿山、新军和警察力量，包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27]他们在满洲仿效20年前李鸿章在朝鲜的战略——开放该地区的对外贸易，这样给贸易大国以既得利益，以保持中国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对日本或俄国的蚕食，这是一种门户开放战略。

不幸的是贸易大国的商业赶不上俄日对满洲的军事和经济侵入，所以袁世凯不得不回到竞争的战略上来，在中国主办下推动那里的铁路和其他事业。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许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1905年，美国铁路大王E.H.哈里曼曾在东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议一个统一的环球的运输系统，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满铁路，但外相小村寿太郎从朴次茅斯归来，反对这项计划，因而计划遭到搁置。同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发展民事管理的改革。他和受过美国教育的部下、辽东巡抚[28]唐绍仪建议哈里曼投资铁路，与日本接管的俄国修建的南满铁路竞争。为了吸引资本，他们建议仿效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开发银行以获取美国和英国的贷款。他们的计划在年轻的国务院官员中迅速引起反响，这些官员怀疑日本对中国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的意向。1907—1908年，中国官员积极推动中美联盟的设想，一个仲裁条约事实上已在谈判，而唐绍仪前往华盛顿企图解决中国开发满洲计划的美方投资问题。然而，在他1908年11月30日到达华盛顿时，他的希望已因现实政治而成为泡影。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中国的软弱，现实地对待日本。作为对日本限制向美国移民的“君子协定”的回报，1908年11月30日的罗脱—高平协定试图缓和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认可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同意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坚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受到威胁，双方同意交换意见。在将条约通知北京时，东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与英、法、俄签订的条约。[29]

虽然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盛持有现实的看法，而且美国舰队在1908年访日时受到热情款待，但是美国对日本在满洲扩张的担心并没有结束，而且每个国家的海军领导人都把对方的舰队作为潜在的敌人。1907年日本海军的国防计划的中心，就是把美国作为日本的假想敌。[30]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公司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以前曾担任台湾民政长官，他对满铁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把计划看作包括矿山、农业和工业的开发和运作以及铁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内的经济计划的中心。后藤认为用这种方法，日本将能协调其对满洲实行殖民化的努力，并抵消由徐世昌和唐绍仪组织的中国开发事业的成果。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中国政府事后提出抗议，但已为时过晚。[31]

在日俄战争之后转让给日本的关东租借地的管理机关，设在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小城旅顺。旅顺的阿瑟港在俄国占领下已发展成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海军基地；乃木将军的部队围攻该港，是日俄战争中代价最为高昂的事件。然而它的港湾浅，日本海军在那里只保持有限的设施。关东租借地总督的权力仅仅涉及这一有限的地区。直到1919年，总督个人指挥那里的军队；当这个职位变成文职时，军队控制权传给统率关东军的将军。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大连是深水港；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俄国时代的宽轨距钢轨被标准轨距替换，一个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开始运转；而最新铁路技术，甚至连铁路枕木在内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由于与俄关系改善，沿南满铁路经哈尔滨，以及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伊尔库茨克的旅程，成为连接东亚和欧洲的最短路线。满铁从其土地征收的税款被增添到它的运营利润上，而大笔款项被用于从城市规划及道路、水和煤气管道建设到教育和研究活动的一切事业。满铁的中、小学的设备经常优于那些日本国内的学校，而满铁的满洲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满铁的中国研究是另一项杰出成就；它集中于现状的研究，当时很少有学者这样做，从而为后来大量的日本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著作奠定了真实的基础。[32]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15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

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摩擦的根源，对此朴次茅斯条约的条款没有解决办法。中日关系在日俄战争前还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胜并殖民后，这种关系随围绕下列四个主要问题引起的冲突而迅速恶化。

第一，间岛地区：这个边境地区曾形成传统的、没有标记的中朝边界。到1905年11月，当日本把朝鲜变为保护国时，它派军队进入间岛地区，宣称拥有领土主权。然而后来日本把该地区让给中国，而这一地区朝鲜居民的权利则得到1909年9月关于间岛的中日条约承认。但随着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化，许多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迁到间岛，因而这一地区变成朝鲜反日运动的基地。

第二，安奉铁路问题：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到沈阳修建一条窄轨铁路，作为通往北部前线的辅助线。1905年中日北京条约把这条铁路的管理权委托给日本。这条铁路与釜山—新义州铁路连接将使它成为日本与欧洲间的最快路线，也是一条从朝鲜到满洲的军事供应线。为此，满铁试图把这条铁路换成标准轨距。中国强烈反对，因为条约中没有规定这种变换。日本最后在1909年夏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北京屈服后自行其是。

第三，煤矿：俄国已经开始开发南满铁路线附近的矿藏。日本接着开发沈阳以东40公里处的抚顺露天富矿。日本也经营鞍山以北的烟台[33]高质量无烟煤矿。因为所有这些煤矿离条约中提到的铁路地区很远，所以它们的经营没有条约基础或中国的允许；最后中国政府承认这种状态为既成事实。

第四，营口—大石桥铁路：俄国原来曾经同意允许修建这条铁路作为临时措施，从营口港为中东铁路建设运送物资，并承诺在后者完工后拆除。因此中国要求日本拆除这条铁路。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接收这条铁路，但日本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并保留此路作为南满铁路的支线。

所有这些冲突刺激了中日关系，而日本国力的上升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学习日本国家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榜样，同时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员被唤起反对日本的扩张。[34]这反过来又使日本坚定其走向帝国的道路。同时，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努力正在导致1908年11月的《罗脱—高平协定》。1908年9月25日，桂太郎内阁正式通过的外交政策计划，透露了日本坚持其在满洲权利的决心，并正式决定使关东租借地成为日本的永久财产。[35]

日本的二十一条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保持1905年战胜俄国后在满洲得到的权益。由于与清政府订有协议，而革命党是未知因素，外相内田康哉和驻北京的公使伊集院彦吉两人倾向于向清政府提供援助。甚至在革命遍及长江以南后，他们仍坚持这种主张；许多保守的日本人争辩说，甚至一个由清朝统治北方的分裂的中国，也比一个由民国统治的统一的中国好。一种遍及全中国的共和制度，将成为日本君主制度的反面榜样，也将危及日本的利益。[36]所以日本政府建议英国政府组成联合军事远征队。它也同意满足清政府购买军火的请求。英国拒绝了日本的建议。英国的大部分利益在革命军控制的地域内，而援助清政府将危及这些利益。因此伦敦答复说，虽然它赞成中国的君主立宪，但它并不认为外部干涉是可行的。当11 月13日袁世凯终于回到北京时，英国人已在扮演他与革命者之间的秘密调停人。因此甚至在袁正对日本外相伊集院宣布他支持君主立宪时，他已开始与革命党人和谈。甚至北京与革命党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赞成共和。形势向着袁世凯为总统的共和制方向稳步发展。于是袁世凯的熟练的政治手腕赢得了英国的支持。日本觉得在所有列强中它在中国利害关系最大，但没有英国盟友的支持，它不能派遣军队，也不能要求保持清朝的君主立宪。干涉失败后，日本政府开始与英国协力并转向不干涉。

不少日本民间人士坚定地支持孙逸仙的革命运动。据说有600多人曾到中国参加革命。有些人曾活跃于日本的民权运动，并认为中国革命符合中国的民主化利益。多数人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从西方统治下解放亚洲是必要的。然而其他许多人，是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至上作为“革命者”去中国的。最初这些日本人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热烈欢迎，但不久他们被当作麻烦的肇事者而受到冷落。有影响的右翼分子头山满等知名日人跑到上海，试图控制冒险家们的活动和行为。[37]

中国的革命力量部分由于财政原因，终止了与袁世凯议和。例如，孙逸仙抵达上海后，立即与三井公司上海办事处接触请求武器。它的负责人同意几笔大的贷款；日本的目标是把汉冶萍公司置于中日共管之下。[38]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作为临时总统在北京上任后不久，日、美、英、德、法、俄组成了银行团，签字同意贷款给中国。

日本已经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外务省试图通过在北京的谈判稳定中日关系。这种努力，被未来几十年将会损及日本对华政策的那种独立军事行动所削弱。战场上的军人比外务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对侵略分子的专擅行为普遍接受，并纵容了他们。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对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战，是满蒙独立运动。一个曾参与清朝警察改革计划名叫川岛浪速的活动分子，已经与满族贵族成员发展了亲密的私人关系。1911年革命期间，川岛和一群日本军人密谋使满洲和蒙古独立，并劝说满族肃亲王（善耆）领导这次行动。根据计划，肃亲王离开北京前往关东租借地的旅顺，于1912年2月2日到达。但由于日本外务省一再向军队提出抗议，肃亲王被迫脱离这次运动，并隐居旅顺。（他的女儿与川岛结婚。[3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处死。）

川岛小组成功地从日军获得了一大批武器和弹药。仇视汉人的强烈情绪在蒙古人中间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欢迎将来接受袁和他的政权统治的想法。两个蒙古王公受到川岛的诱惑，参加了满蒙独立运动。然后，武器在日本人护送下运进内蒙，用马车从南满铁路的公主岭站西运。然而，这支护送队受到中国政府军队的攻击，13名日本护卫人员和9名蒙古人丧生，这次周密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直到1931年满洲事变，日本人继续卷入满洲和蒙古的独立运动。[40]

非官方干涉的另一端，是日本人帮助革命党人反袁。当1913年7月称为第二次革命的反袁运动爆发时，它在7周内就被镇压了；而孙逸仙、黄兴和军事领导人李烈钧不得不逃命。袁世凯政府请求英国和日本不要接纳中国的政治避难者进入其领土。尽管外务省作了最大努力，日本民间人士和军官还是帮助了革命党领导人逃跑。黄兴乘日本军舰“龙田丸”从南京到上海。从那里他乘日本私人轮船逃到香港，然后转到另一艘开往日本门司的日本轮船。孙逸仙从上海到福州，日本轮船“抚顺丸”在那里把他接走，经台湾把他带到神户。李烈钧在战斗失败后，于1913年9月1日获准在长沙的日本领事馆避难，然后乘日本轮船前往汉口，从那里他乘军舰“伏见丸”逃脱。[41]

二次革命因三次意外事件而受到损害，这三次事件影响日本舆论反对他们政府的谨慎政策：扣压一名日本陆军上尉，逮捕一名陆军少尉，以及袁军进入南京时的暴力行为导致三名日本人死亡。东京外务省寻求以温和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被这些“侮辱”激怒了的日军要求惩罚那些责任者。当压力升级时，外务省政治事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被一名强硬派青年杀害。几千名愤怒的东京市民示威反对外务省的政策。这些压力迫使外务省向袁世凯政府交涉。[42]东京政府最后占了上风，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广泛显示了反日的猜疑和敌意。

当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中国马上提出了一项二十四点声明，表示不介入战争。声明的要点是交战国不能占据中国领土或领海，或在中国领土或领海上交战；以及不能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发动进攻的地区。交战国的军队和武器如经过中国领土，将依法扣留或没收。

至于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稳定其帝国主义利益的机会。日本从俄国获得的满洲的利益只要短时间去经管，而对德国曾于1895年组织三国干涉的有意侮辱现在能够予以反击。然而，英国试图劝阻日本方面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自治领甚至更反对日本卷入。英国以保护太平洋上英国商业航运免受德国武装商船袭击的方式，试图限制日本参加海上行动。然而日本不愿接受这样一个受限制的角色，并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不迟于9月15日“无条件并无偿地将胶州租借地全部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最后将其归还中国”[43]。外相加藤高明的看法是，如果无偿得到胶州租借地，可以在相当时间内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如果以鲜血和金钱的高昂代价获得，日本不会轻易将其放弃。

由于德国没有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日本宣战，并封锁了德国租借地内的青岛。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日军决定从背后进攻德国防区，但这样做需要通过中国领土，违犯了中国的中立。东京向北京施加很大压力，要求把山东省排除在中立区之外，但被外交部总长孙宝琦坚决拒绝。相反，中国在山东集结了大量军队。尽管中国怀疑日本在以武力占领后会信守诺言将胶州归还中国，但中国最后屈服了。

1914年9月2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然而日军不是全力进攻德国在胶州湾的防区，而是以部分兵力占领潍县，然后西向，占领通往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日军随后又攻占青岛。然而，甚至在德国投降后，日本仍沿铁路全线留驻军队。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处境孤立。英、法、德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没有时间和资源关心亚洲。英国也感到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华北，可能有助于稳定英国在华中和华南的利益。此外，因为协约国在欧洲受到很大的压力，英国愈来愈感到需要日本的帮助，所以默许日本向中国施加压力。俄国自己正在策划向中国的渗透，也不反对日本的行动。只有尚未卷入欧洲战争的美国，给中国一些同情。但即使是美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欧洲的战争，不希望为中国而与日本对抗。由于不能指望外部的帮助，最后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向日本人转达了袁世凯就日本的经济要求进行谈判的意愿；作为回报，希望日本严格控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

于是战争年代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稳定其与中国关系的良机。由于用武力攻占的山东需要重新谈判，似乎这是重新谈判满洲租借地的适当时机，不需很长时间去进行。欧洲不可能干涉。许多日本团体煽动与中国全面解决；老政治家们认为，鉴于欧洲自相残杀，意见一致是重要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激进团体提出了全面推翻中国政权的理由。甚至再度在日本避难的孙逸仙，也认为他看到了帮助反对袁世凯的机会。不消说，军队领导人态度特别坚决。

外务省及时制定了十四条要求表，列为四号和七点“希望”（第五号），大隈政府在11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直接把它们交给袁总统，并以一种傲慢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解释；他向袁保证，如果它们被接受，日本将控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留学生。

日置益要求袁对要求内容和谈判过程保密，但北京政府通过年轻的外交官顾维钧很快把要求的内容泄露给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孙宝琦辞去外交部总长，由陆征祥接替。然后开始了缓慢的谈判过程，其间袁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在84天中，进行了25次正式谈判和20次非正式谈判，作了许多修改。[44]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要求以及谈判的方式越来越不安，而美国舆论则转向反对日本。国务卿威廉姆·詹宁斯·布赖安最初准备接受日本大体上不谈“第五号”的保证，但当明白日本人并未对他坦诚相告，以及芮恩施公使应中国的警告从北京发回日本人侵略的紧急预告时，威尔逊总统接过来指导美国的反应。[45]最后东京放弃了“第五号”，并于1915年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于是中国屈服了。5月9日晨一时，新任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来到日本使馆，并按他们的最后修订文本接受了要求。最初要求与最后要求之间的区别，包括它们的长期效应，可以用下表概括。

按帝国主义的先例来看，二十一条并不包含什么新东西；除满洲租借地的扩张外，它们也不意味日本在中国更有地位。它们符合列强在华所获特权的顺序，也没有直接威胁美国的经济利益，或直接与贸易方面“门户开放”的总原则对抗。[46]日本人把第五号“希望”，看作是给予他们的同胞以西方传教士已经享受的权利；中国大多数派系都已寻求日本的顾问和武器。日本外交的迟钝和愚笨是要求的特色。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注意到一个诡计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强全神贯注其他地区时欺负虚弱的邻邦。由于要求保密，日本外交官使中国政治家因泄露假定并不存在的要求内容而惶恐不安。1915年5月，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的最后通牒，使其感觉迟钝到了顶点。在中国人原来不同意的各个方面，这份最后通牒并没有使日本有多少收获，但为每年5月25日成为国耻纪念日提供了象征。日本企图阻止中国的共和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企图以推进民族主义并使其集中为反对日本而告终。二十一条使中国和美国大众如此激愤的原因是它们的不合时宜。它们是按照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的掠夺精神炮制的，但晚了20年，在中华民国和美国的进步运动兴起之后。从任何意义上说，它对日本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

二十一条

续表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世界大战一开始，英国就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政府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和代言人的地位。与日本磋商后，英国决定在没有日本预先同意前不就中国参战进行谈判。

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就是这种谅解的结果，而且日本政府继续欺骗袁政府。同时，日本在野人士继续利用满、蒙少数民族反对中国人的情绪，阴谋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另一些日本人则继续公开同情孙逸仙周围的南方反袁革命力量。于是，当1915年末袁世凯企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君主的新王朝时，日本政府和在野人士同样强烈反对。日本寻求英国支持，然后寻求美国、俄国和法国支持，逼迫袁推迟实行君主制的计划。除美国外，所有国家都赞成。

1915年12月反袁运动在华南发动，而且势力增强以后，日本政府于1916年3月决定承认南方革命力量为与北方平等的交战团体，并暗中支持那些帮助南方革命力量的日本活动分子。同时，在中国北部，日本活动分子得到日本军方秘密提供的军火，再度策划围绕当时隐居旅顺的肃亲王的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外务省本身暗中支持这些做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但袁世凯于1916年6月逝世。日本军方认为这次运动成功希望微乎其微，因而撤回了它的支持。独立军瓦解，结束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随着袁世凯去世，控制军队的段祺瑞迅速加强了内阁的行政权，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不仅与黎元洪总统，而且也与国会发生冲突。为了增强他的政治影响以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段计划与政情也在变动之中的日本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1916年10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内正毅取代，而加藤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寺内计划通过他任朝鲜总督时代以来的密友西原龟三接近段内阁。

在这一时期，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1916年4月，美国抗议德国的潜艇攻击后，德国保证限制潜艇。然而1917年1月31日它改变了立场，宣布准备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总统立即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美国于2月3日号召中国和其他中立国也这样做。北京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一笔贷款作为酬劳。

随着战争进行，欧洲协约国面临法国劳工短缺，于是从中国招募了14万劳工。1917年2月，一艘载有900名华工的法国船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542名华工丧生。为了对付德国的潜艇活动，协约国求助于日本海军。英国在上月已请求日本派驱逐舰进入地中海，而日本则乘机要求英国支持日本获得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领地。日本政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有四国都私下保证，在将来任何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的要求。此外，中国的段政府目前正准备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而战争突然加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也恰好使欧洲特别是英、法在东亚的势力突然削弱。基于这种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同意中国参战。[47]

1917年1月，西原安排了500万日元的贷款给段政府。于是开始了“西原借款”。在短期返日后，西原于2月回到北京，并通知中国政府如向德国宣战，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西原多次会见段总理，强烈要求他参战。段不顾副总统冯国璋的反对以及黎总统更强烈的反对，最后同意了。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冯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与段取得一致，但黎元洪仍坚决反对，促成一场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中国参战的交换条件，段希望从列强得到财政援助，以增强他本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国内部三种势力的支持：第一，段本人领导的北洋军阀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围的集团，西原借款的主要渠道；最后，议会中梁启超周围保守的共和党人。后者反对革命党和孙逸仙的国民党。积极反对中国参战的是那些有商业利益的人，他们希望从中立中保持繁荣，而国民党则担心参战会使段政权得到加强。

在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先通过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给南方国民党的借款、军火和民间帮助。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选举孙逸仙为新的军政府的大元帅。

随着段政府宣战，日本对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间，向段政权提供了约14500万日元，相当于约7250万美元的共八笔西原借款（其中只有500万日元得到偿还）。这些借款受到以国民党为首的反段分子的猛烈攻击，因为这使国内的不和升级，而且支持了反动政权。于是这项借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成长的催化剂。[48]

段与寺内政府之间的勾结并未就此结束。当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新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止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冲突时，日本怀疑苏维埃与德国结盟。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担心，它寻求阻挡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潮，并为此建议与段政权结成军事同盟。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东京同意合作以对抗俄国境内敌对势力的增长。5月16日，两国签订了一项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接着又分别签订了一系列详细叙述陆军和海军合作的协定。这些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都秘而不宣，两国只声明谈判在进行中。这种神秘状态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他们担心中国军队基本上正被置于日军控制之下，也担心这些协定只是日本渗透的另一种表现。全中国爆发了反对协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在抗议声中回国。[49]

日本政府积极维护段祺瑞的立场，事实上从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加强了段政权，并对华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一开始就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归于失败。无论如何，日本和段政权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随20年代中期段政权的倒台而失去所有影响。1921年1月28日，中国通知日本全部废除这些协定。

与上海的南北和会几乎同时召开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和会。当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要求时，中国代表团退席，1919 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游行示威。外交事务对国内政治的冲击再清楚不过地得到了证明。[50]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尽管被战争所耗竭，但仍想维护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但这样做需要美、日两国的合作，这两个国家不只没有受到欧战损害，而且也从那里获得了经济利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警惕日本近期的扩张，英国也感到有必要获得美国的好感以遏制日本。然而，英国同时需要它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谊，来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为此种种，英国人希望召开一次广泛的会议，一揽子调整与自治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51]

自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与日本经常因中国而发生争执。然而，虽然两国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问题仍使紧张加剧。当战争削弱了欧洲经济时，这两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在太平洋上进行激烈的海军竞赛。日本虽然缺乏美国那样的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但仍实施军备扩张计划以对抗美国的海军建设，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它的人民。1920年，军费占日本政府全部经费的48%，1921年占49%。为了减轻这种负担，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是绝对必要的。

美国也觉得海军竞赛是个经济负担。它更进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种方式回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突然推进。1917年11月2日，国务卿罗伯特·蓝辛企图于《蓝辛—石井协定》的换文里，以同意承认日本某些特殊权利的方式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在华盛顿进行的蓝辛与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之间的几轮谈判，其结果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承认有相邻边界的国家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第二，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信守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原则。然而，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修改了它的调和立场，并开始试探各种选择，认为旧的帝国主义外交现在应当由东亚国际新秩序取代。1918年，美国曾建议应设立一个美、英、法、日银行团向中国提供借款。1920年华盛顿又要求废除英日同盟，因为这是保护日本向中国渗透的手段。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召开。军备和远东关系在平行的小组会上讨论。中国代表施肇基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他保证各条约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但要求所有有关中国的协定必须公布，签约时必须有中国参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有利于授予者的严格解释。[52]

这时日本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民主运动（例如，男子普选权在1925年成为法律），同时蒙受1918年以来在西伯利亚的反共干涉的负担。由此日本需要与美、英协调关系，并寻求与美英的中国政策步调一致。日本就最终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采取合作态度，同时拥护在中国的无限制、无条件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同意将来谈判废除治外法权。

最后，通过审议关税、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和禁止向中国提供军火等16项个别的条款，产生了有关中国的两个条约和九项决议。英日同盟结束，四国条约（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没有任何军事条款，只承诺进行磋商。海军限制条约同意英、美、日舰队的比率为5∶5∶3，这会把日本封闭在它的领海里。关于中国，列强最后同意单独召开一个目的在于废除治外法权的会议。关于关税事务，鉴于中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困难，主要目标是增加中国政府的岁入。同时有一个条约准备修改关税税率，倡议将来召开会议修改整个关税体制。最重要的是1922年2月6日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它把严格的和具体的关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条款结合起来，并反对关于中国铁路的不公正待遇。从1921年11月1日到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了山东问题，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以前德国的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日本从山东撤回所有军队。青岛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胶济铁路及所有财产移交中国。

华盛顿会议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没有提供实现的方法。中国的主权仍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损害，部分是因为中国在1922年分裂为北京和广州两个政权，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府能行使主权。同时，苏联和德国被排除在新体系之外。初看起来，主要的实际结果是消极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已被压回1905年的边界。列强的扩张已被放弃，但只是由九个签字国而且只是在纸上被放弃的。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华盛顿列强”——特别是美、英、日——成功地结束了敌对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终于正在严肃地采纳在远东合作行动，把动荡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在这一点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看作与战后欧洲的发展相仿佛，近来的历史学家已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在表面仇恨下的国际主义合作的模式。“非正式协定”一词适用于战后英、美中东关系的模式，也许也适用于华盛顿会议后的东亚事务。的确，没有固定的机构来推行集体行动；但三国选择了以协定代替敌视，并以合作的竞争代替单方面的或个别的行动。[53]

人们对华盛顿会议时期的说明，大概最后以其对20年代的看法为转移，或者看作短视和失败，为以后10年带来灾害的10年，或者看作一个认真致力于重建国际秩序的时代，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按照后一观点，这次会议代表了对远东新秩序的一种探索，与在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类似探索是平行的。于是，中国外交事务的历史作为争取规定全球体制以保证国际安全和国内稳定的一章而呈现其意义。

华盛顿会议体系应当成为这样一种体制。不幸的是，它从来不可能稳定。首先，中国的政治和财政动荡威胁着它。甚至当1922年会议闭幕时，西方和日本宣布中国正处于政治崩溃的边缘；北京政府不再能发全薪给它的官员；教师的薪水已欠了几个月；不能开课；北京市场状况急剧恶化。政府财政看来无法修补，内阁五次更迭。

然后在1923年5月6日，津浦铁路的蓝钢皮快车在临城受到了一千多名土匪攻击，[54]土匪杀死了一些中国旅客，并带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约16名外国人，其中一名妇女属洛克菲勒家族。北京政府惊慌失措，命令释放外国人质。最后土匪在12日释放了人质，但这使每一个人想起北京政府软弱无能。外国政府共管中国的争论又被认真地提出来了。如果一个政府不是作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为列强愿意承认它这样。因为列强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偿还中国的借款，就外国的新利益进行谈判，并按照国际法处理各种事务。如果没有一个沟通它们利益的主渠道，列强将不得不与大量地方军阀分别谈判。因此，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是一种嘲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但它是由列强扶持的。尽管政治动荡，它们还是在1925年召开了一次特别关税会议，按照华盛顿会议协定来讨论修订关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及其共产主义同盟者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恰好同时，他们谴责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的共谋，并要求把全部主权无条件归还中国。同时军阀与外国的勾结正一浪高过一浪，张作霖和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吴佩孚和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冯玉祥和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是例证。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在华盛顿会议列强已筹划逐步改革，在将来某一时间废除条约体系的时候，苏维埃革命更加积极地接近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列宁很早就陈述了落后国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观念。1913年5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短文。列宁的主要观点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欧洲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而且，欧洲资产阶级是唯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死敌。（2）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联合亚洲中世纪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统治亚洲殖民地。其结果是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殖民运动推进了这些亚洲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因此，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

因此，列宁相信欧洲的无产阶级与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能结成同盟。同样的观念鼓舞约瑟夫·斯大林在1918年写下了《不要忘记东方》。这一思想在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被具体采纳。落后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这就是说，他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在某一阶段，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产阶级的压迫者。大会同意只有在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时，落后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运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持它。下一个是中国。大约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莫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55]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列宁在1920年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切可能。（斯大林在1924年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因此，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人，即反对革命的俄国军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内，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来确有希望。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然后在1919年7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1920年9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紧接着“五四运动”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高潮，这项宣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1922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讨论恢复外交关系。（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1937年自杀[56]。）接着在1923—1924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1924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织中国的革命力量。[57]1920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58]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59]

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2月再次被邀请到广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8月，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11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1924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17名候补委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蒋介石总司令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为目标，于1926年7月经湖南北上。长沙于8月12日，岳州于18日，汉阳于9 月6日，汉口于7日，武昌于10月10日，九江于12月4日，南昌于12月7日相继陷落。潜伏在这种攻无不克的军事扫荡背后的，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周围的反共新右派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和。共产国际认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它发出指示，实行彻底革命的方针。

在此以前，英国曾采取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1926年12月改变方针，并且宣布了温和的对华新政策。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潮流更加汹涌澎湃，英国寻求缓和的希望破灭了。1927年1月4日和9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别冲进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无法派出援兵，最后通过一个归还租界的协议，放弃了这些租界。[60]

南京于3月24日陷落时，六名外国人在革命军士兵的暴行中被杀。长江上的英、美炮艇从江中轰击这座城市，帮助他们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领事馆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军军官和部队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对待，另一些人受到枪托的敲打，财物被毁，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领事馆建立通讯联系的海军官兵拆掉他们的机枪，并应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间后房里，以免他们的武器刺激中国士兵。其结果是虽然发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无事。

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国加强了在上海的防卫，并要求日本和美国也这样做。美国派遣了援军，但试图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贯彻他的不干涉中国的原则。由反对党政友会领导的对币原温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加强。此外，军部和参谋本部双方都支持与英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认为英国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第一，日本真正的在华利益不在领土而在市场。第二，如果国民政府确实想把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来这是可能的——日本应该避免摩擦。第三，正在出现分裂的迹象，因为国民政府内部亲共分子与反共分之子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最后，如果中国不答复日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绝日本的要求，怎么办？外国支持蒋介石会使之像一个叛徒。除了让蒋介石自己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政府外，别无其他有效的办法。当然这是他在1927年4月的流血政变以及随后的剿共行动中所做的事。

由于蒋的反急进政变，华盛顿会议体系可望最后到位。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有希望保持稳定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反对苏联——一个留在华盛顿框架之外的强国。华盛顿列强虽有分歧，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互相协商和合作的原则。不幸的是，1927年后的岁月表明，在国内动乱不仅席卷中国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时代，在远东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艰难。

这段无休止的动荡历史，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在这里，1927年后中日关系的梗概应足以说明，实现一个被国内势力所接受并为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模式是极端困难的。

蒋介石采取反共行动，展现了条约国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个月里，日本内阁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田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其前任币原对华政策软弱的机会。现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强硬对华政策的职位。[61]

在北伐的1927年阶段，当革命军于5月迫近山东省时，田中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军队到山东。中国军队撤回鲁南，避免了一场冲突。1928年4月北伐重新开始，田中再次派兵进入山东。较早占领济南的中国军队与那里的日本军队遭遇，经过一些小事件之后，双方于5月3日发生冲突。受反帝情绪驱使，有些中国士兵出来杀了11名日本平民。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行动，并把他们逐出济南近郊。中国军队绕开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进军。虽然未与日军发生进一步冲突，但是济南的战斗，甚至在蒋的政治上温和的部队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绪。

张作霖大元帅被这些中国军队打败，于6月3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他的沈阳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阳这一边的一场大爆炸中丧了命。他的被暗杀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官策划的。他们的想法是，张作霖的死将使满洲群龙无首，并陷于混乱。然后日军将以恢复秩序而干预，并占领满洲。[62]但与此相反，满洲并未陷入混乱。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赶回沈阳，他对父丧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月21日年轻的张学良继位。暗杀不久就被确认是关东军干的，但张学良认识到发布这条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摆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捣乱的同时，这位满洲的新统治者也发现他被中国民族主义收回主权的要求所吸引。首先他与他父亲的宿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然后他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政府的秘密谈判结束后，满洲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张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此后，张逐渐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国人在满洲的反日运动趋于公开化。日本商人受到损害，甚至实力雄厚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出现赤字。接着1929年末的大萧条时期来临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是1931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80万。

1931年，大约400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但是在7 月1日，大约800名中国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仅仅20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

[1]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诺兹、马里乌斯·詹森和入江昭协助完成本章的英文译本。

[2]见约瑟夫·弗莱彻：《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2章。

[3]W.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年》仍是这方面的名著。

[4]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两国外交关系》。

[5]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6]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50—60页。

[7]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世纪》。

[8]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4章《李鸿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1879—1895年》。

[9]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19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靠条约的共同统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10]本书上卷第1章。

[11]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143—145页。

[12]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13]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8章。

[14]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39页和各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7—13章的全面叙述；又见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1917年以后的事件在B.希伦德夫和M.桑吉道尔吉编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15]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译者

[16]H.E.理查森：《西藏简史》第7章《1914年西姆拉条约》；克莱夫·克里斯蒂：《英国、中国与西藏的地位，1914—1921年》，《现代亚洲研究》季刊第10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481—508页；阿拉斯泰尔·拉姆：《中印边界：边界争端的起源》。

[18]入江启四郎：《中国边　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220—229页。又《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4卷，第11—13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于1943年得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夺取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　训练的军官，他处决了许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义还是机会主义？》。

[19]所以理查德·斯托里为他1979年的著作选用书名为《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落，1894—1943年》。关于这一节的一般环境，见马里乌斯·B.詹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又见乔舒亚·福格尔：《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1866—1934年）个案》。

[20]见约瑟夫·弗莱彻：《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东北满洲的丧失》。又见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疆》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章。

[21]关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见伊恩·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1907年》；冈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约翰·A.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

[22]秘密草约收入约翰·冯·A.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554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341页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59—161页讨论到这个草约，但对草约的效力表示怀疑。

[23]该条约的签字日期应是12月22日。——译者

[24]关于条约中心点和措辞的含糊，见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第70页，尼什断言“1911年条约基本上是消极的”。

[25]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280—281页。

[26]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交，1879—1895年》。

[27]斯蒂芬·R.麦金农：《清帝国末年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

[28]Govermor of Liaotung，应为奉天巡抚。——译者

[29]赫伯特·克罗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叙述已为韩德的《边防与门户开放》的叙述所取代。又见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查尔斯·E.诺伊：《不可靠的友谊》；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远》。条约文本收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12—313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08年》，第511—512页。

[30]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第705页以下。

[31]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9集第1册，第650页以下；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第732—809页，载有后藤新平关于满铁的专题报告和10年计划。这个地域的管理引起军部领袖和文官领袖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尖锐冲突。

[32]约翰·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

[33]此处的烟台，不是山东省的烟台。——译者

[34]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6章。

[35]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05—309页。同一报告强调指导将来日本移民到大陆以加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之重要性。

[36]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中国事件》特卷，第382页以下。又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和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27页。

[37]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第2卷，第476页。又见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关于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宫崎滔天的情况，见宫崎滔天：《我三十年的愿望》。

[38]中岛正郎编：《续对华回顾录》第2卷，第153页以下。然而，孙逸仙先往英国力请英国政府反对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帮助清政府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和其他借款建议的讨论，见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第146页；艾伯特·A.奥尔特曼和史扶邻：《孙逸仙与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第385—400页；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78页以下。

[39]善耆的女儿金碧辉（日本名川岛芳子）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曾遭川岛强奸，但并未与川岛结婚。——译者

[40]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第139页以下。又见绪方贞子：《在满洲的挑战：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

[41]关于第二次革命，见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59页以下；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第154页以下。

[42]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第87页以下。

[4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81页。

[44]马德琳·池：《中国外交：1914—1918年》；马德琳·池：《曹汝霖》，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朱葆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与民族主义外交个案研究，1912—1966年》，第10页；詹森：《日本与中国》，第209—223页。

[45]芮恩施的记事，在他所著《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华盛顿的反应在阿瑟·S.林克：《威尔逊》第3卷《为中立而斗争，1914—1915年》中得到可靠的论述。

[46]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第5章。

[47]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04页以下。

[48]见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49]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27页以下。

[50]见本书上卷，第8章（史华慈著）。

[51]见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托马斯·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议》；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52]《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第866—868页；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究》第2卷。

[53]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第1章；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迈克尔·霍根：《非正式协约》；伊恩·尼什：《英日疏远，1919—1952年》。

[54]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东方研究杂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55]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56]越飞自杀时间应是1927年。——译者

[57]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1—1931年》；艾伦·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年》；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

[58]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页。

[59]这些发展在本书上卷第10章（陈志让著）和第11章（韦慕庭著）得到更充分的论述。

[60]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上卷韦慕庭著：《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61]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62]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年》；马场伸也：《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年》。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南京政权是在派系斗争和流血中诞生的。1927年4月12日清晨，黑手党[1]似的青帮歹徒冲上上海街头，捉拿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把他们就地枪决或用大刀砍死。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月内，被屠杀者达数千人。蒋介石已同共产党分裂；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此结束。六天后，在4月18日，国民党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酷——不亚于要力挽百余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家分裂的浪潮。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久已落入地方军阀之手，他们同样也是常常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求依靠军事实力来增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遭侵蚀。

权力初步巩固

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1926 年7月）到北方的北京（1928年6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12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在1929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国政权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混乱不堪。事实上在1927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1927年8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1927年9月，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1928年1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2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0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2]。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年的仅15万人增至1929年的63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年1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3]。这样，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在1927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4]。那些较少承担革命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1928年和1929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1924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5]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80%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6]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1929年1/3国民党员年龄在25岁以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欧洲，并且至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1928年5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1.5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1928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1928年，陈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7]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8]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以，紧接着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党报《民国日报》停刊，[9]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10]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党部指定。[11]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12]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1931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定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13]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14]。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15]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16]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17]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1929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已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1928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18]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1929年3月撤销。然后，在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地膨胀。1929年，大约为200万人（而清朝约为40万人；1922年约为120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24万人，年需军费约3.6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亿元。[19]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80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1929年1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1929年3月爆发，当时桂系——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23万人。冯玉祥——他指挥22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200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以待来日。

1929年5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部队10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1930年2月和3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1930年7月在北平召开。同年9月，一个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25万人。截至同年9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府贿赂张学良1000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9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10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功了——共六个星期。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蒋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1931年2月宣布颁布同样的文件。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20]

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总统以扩大权力。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21]。

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1931年5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而在1931年6月1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22]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1931年9月18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一样要兵戎相见。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1932年1月1日就职，仅存在25天。国民党三大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中央军依然效忠蒋介石。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早在1月2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重新掌权的机会。然而，反对他的“独裁”一直如此强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复引退前所拥有的职位。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杭州经过三天紧张的谈判后，研究出解决困境的方案。1932年1月21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谈判纪要公布。1月25日，孙科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辞职。三天后，汪精卫宣誓就任行政院长；1月29日，[23]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总理”的汪精卫，形式上是这个政权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长。然而，渐渐变得很明显，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从1932年直到1949年，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中统治一切的领袖。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923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1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24]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1928年开始聘用德国军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例如，汪精卫1927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精卫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同样，胡汉民在1932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年和1922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700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25]。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26]。

虽然国民党在1928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85%。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手。[27]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权术运用自如。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员。例如，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作；到1928年8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例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与蓝衣社[28]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而CC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29]。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信心。然而，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1927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它的结构建立于1928年10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1949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政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1928年6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南京的10年，只召开了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30]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31]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32]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33]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1934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34]。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30年代，只有全部预算的8%到13%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35]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1933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1929年以后，由于党的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36]。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30年代，党成了空壳；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37]。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例如，工会在20年代中期力量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1927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和政府合作。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具。

自五四运动（1919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38]例如，1930年，国民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同时，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1931—1932年和以后在1935—1936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当时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北华捷报》在1930年5月写道，“与不到18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39]。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40]。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道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20世纪，民众拥护才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41]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润。[42]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年，政府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机构；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43]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44]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奋斗。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宠信的助手个人决定，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

CC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6月，他们首先建立以CC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尽管有关CC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45]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系成了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年团体和工会。CC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46]

蓝衣社在1932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据报道，大约在1935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47]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48]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调查统计局[49]。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藉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50]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郭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例如由黄郭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郭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51]。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52]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53]。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54]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55]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56]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57]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1930年10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1931年1月1日击退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80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济轨道。[58]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1937年春，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由于蒋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1936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1931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在1932年仅52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以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追共产党的长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6月初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军，使之在7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9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59]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10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1933年，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左右。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60]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1934年说的，“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61]。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50%至70%的地租；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62]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见。[63]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产恢复生机。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开支总额不到4%用于经济发展。[64]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1937年所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65]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1927到1937年这一时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66]灌溉工程项目与中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6000平方英里。1937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67]。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农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农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1934—1935年，金融萧条处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68]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69]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70]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税。无法概括在30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大。然而，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71]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丁正税”[72]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20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1935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境况，中国农民10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10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 %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9.4%；棉布增加16.5%；银行存款（按1928年物价）增加15.9%等等。这些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1936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平的12%和21%。[73]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常小。例如，1928年中国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500万兆瓦小时，美国为8800万兆瓦小时。[74]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不过，鉴于30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30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果。[75]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10年停滞不前，“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76]。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年，政府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废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两，在1935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默勒委员会在1928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77]。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英里——比1927年轨长增加47%。[78]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有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79]。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华商烟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1934年再三恳求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38.7%——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的折磨。[80]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从1912到1936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81]这一事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无关。

在南京的10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义却很明显。最初在1927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1935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有的工业的12%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1933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1934年末的1260万元跃至1936年6月的1.15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约9000万元。[82]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团的主要成员。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15家，占华商纱厂纱锭总量的13%。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种土产。[83]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1935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标，资源委员会在1936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7亿元。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2.7亿元，该委员会仅收到3000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15个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84]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19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85]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从1936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南京政权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迫使蒋介石在7月13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1936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11月和12月，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1931—1932年冬季以来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从而到1937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1936年和1937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20年以来最大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1936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1933—1935年的平均值达45%。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1936年10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86]同样，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月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87]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10年之初，蒋介石被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3万——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月4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12月12日黎明前制服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12月25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南京。[88]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89]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改进”[90]。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91]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1935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1936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92]这些位居高层的人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93]。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94]。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95]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20世纪30年代，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96]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97]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1]黑手党——20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2]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3]《晨报》1928年1月11日。

[4]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102页。

[5]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1—333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页。

[6]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7]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40—152页；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78—190页。

[8]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第64—79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页。

[9]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1930年》，伍德海编，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44—166页。

[10]《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11]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的选出的代表是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12]《益世报》1929年3月21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页。

[13]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14]《北华捷报》1928年4月14日，第48页。

[15]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第3—5页；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页。

[16]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53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72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40页。

[17]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页。

[18]李友华：《地区和国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1925—1937年》，第117页。

[19]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5页。

[20]《中华年鉴，1931—1932年》，第529页。

[21]同上书，第530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05页。

[22]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39—444页。

[23]此日期有误，应为3月7日。——译者

[24]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18卷，第10—11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295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96页。

[25]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年》，第232页。

[26]《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629页。

[27]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7—18页。

[28]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1932年3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　‘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年10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　‘蓝衣社’，并有人认为　‘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　‘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59卷第4期。——译者

[29]《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50页。

[30]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39—145页。由于政府形式上隶属国民党，由于实际权力常常在党、政府和军队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中，本章常常宜于使用国民党政权而不使用国民党政府。使用政权一词并无贬义。

[31]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32]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33]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60页。

[34]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1934年9月16日，第1页。

[35]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221页。

[36]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53年），第150页。

[37]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4页。

[38]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39]《北华捷报》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

[40]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第2页。

[41]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页；小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187—201页。

[42]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7—508页。

[43]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207页。（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一项最近的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绝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也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

[44]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67—242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84—298页。

[45]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46]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47]《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48]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者

[49]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50]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51]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52]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53][日]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54]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55]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第20页。

[56]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57]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86页。

[58]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第99—120页。

[59]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页。

[60]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第66、69页；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页。

[61]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页。

[62]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页。

[63]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页。

[64]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65]高廷梓：《中国经济建设》，第122—123页。

[66]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张的10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页。

[67]W.L.霍兰德、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页。

[6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1935年7月1日），第134页。

[69]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70]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71]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72]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页。

[73]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74]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拉姆·伯格森：《苏联计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页。

[75]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81页。

[76]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页。

[77]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页。

[78]同上书，第317页。

[79]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页。

[80]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第188—190页；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页；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55页。

[81]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页。

[82]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页。

[83]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页。

[84]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究。

[85]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页。

[86]《纽约时报》1936年10月4日，第25页。

[87]《大公报》1936年12月13日，第1张第2版。

[88]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142—148页及各处。

[89]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90]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91]《北华捷报》1936年9月16日，第482页。

[92]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页。

[93]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94]同上。

[95]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国难会议”。——译者

[96]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

[9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10年，即从1927年中期国共分裂到1937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1923—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1927年秋到1931年1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务，1934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1927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国际派（即28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定一种新的实际可行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1927 年4月高峰时期的近6万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1万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灾难中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1]——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爱的母亲。”[2]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1927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书记职务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1928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3]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4]1927年9月在汕头及12月在广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纷争。[5]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农村根据地，大约有15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1928年4月瞿辞去党的书记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民占优势。[6]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决议和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1927年6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年6月4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直到1929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7]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8]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9]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10]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11]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制。[12]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个省委。[13]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14]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创办了《红旗》周刊，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15]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1928—1930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16]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17]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28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18]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28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28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1931年1月召开——只有狭窄的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19]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们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1931年2月7日被枪杀。

28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20]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21]有理由假定他们宁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斗争在1931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22]

然而，28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个左右的农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23]另外两个苏区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24]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长的权力；28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25]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1933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26]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一个群众组织，[27]而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28]当1927年中共第一次转移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28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内涵。虽然1931年9月1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固根据地，[29]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辞含糊的军队口号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 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30]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1934年1月28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及在1934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31]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28个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28人中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问题]。[32]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33]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时间比28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成一条政策路线，但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众来贯彻实施。[34]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35]批评红军的错误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36]在1932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37]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1933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38]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组。[39]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做法。有时甚至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40]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1931年12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41]1934年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42]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43]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44]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45]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妇女。[46]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的崩溃。[47]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1930—1931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题。但是夏曦，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48]在别的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敏指挥的120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49][50]——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领导权。[51]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1927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52]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认为1927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53]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54]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诚实。[55]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辞为其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他“比希特勒更暴虐”[56]。龚楚是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11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1971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57]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58]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1935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1937 年2月和11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59]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30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60]。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年7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61]后来，到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62]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1927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12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63]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64]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65]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66]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67]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68]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69]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联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70]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71]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地图5　3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72]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冈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73]毛泽东从失败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74]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　[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75]。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76]。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77]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78]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79]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80]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81]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82]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83]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84]。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85]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86]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87]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年，13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88]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89]这一事实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90]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91]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 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92]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93]后来在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94]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95]

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96]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97]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98]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99]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100]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101]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102]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103]在其他地方，这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104]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105]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1月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106]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年3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107]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108]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109]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110]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111]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112]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年8月8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113]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114]3125户中就有1512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115]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产307539担粮食的土地[116]（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606916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年到1933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117]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7月发行了300万元公债，在1933—1934年间发行了1000万元货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万担。[118]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119]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120]。但自秋收起义失败，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121]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122]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123]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124]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125]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126]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127]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128]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129]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130]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131]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132]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133]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134]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人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135]决议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136]。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137]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138]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139]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140]因此，长期的地方割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1930年6月或7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141]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142]

确实，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143]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定自己的军事战略。[144]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145]，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146]一旦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年4月3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147]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148]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给中共的指示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6月或7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149]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定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150]1928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151]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152]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年5 月18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省。

1930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153]他不仅纠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的城市。[154]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1930 年7月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不到10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155]在毛泽东看来，1930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156]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157]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年1月日本对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28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成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28个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158]1931年9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28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1932年1月9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159]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策划的。[160]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161]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员。[162]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年底和1932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163]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164]

第二次围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165]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年7月—10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166]的有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167]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泽东。[168]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169]。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170]从1932年5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军和第29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171]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作为基础；大约有7000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1934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172]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173]他们开始实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万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年10月17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174]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1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堡之间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13或14英里长的战线。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34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175]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1934年4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176]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后重建游击根据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 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177]

可能出于这种考虑，1934年7月方志敏的红十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178]8月，萧克的红六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179]最后，当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1938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1927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6000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的估计。[180]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181]但广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助。[182]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线，[183]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10万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损失近2/3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州的决定。[184]这是1934年12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185]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地图6　到陕西的长征

红军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186]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10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的，并于19日离开这个小城，[187]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188]。

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189]经过11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190]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191]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Nan—t’ung、[192]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193]张面临另一种选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毛泽东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1935年2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194]由于王稼样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在回忆1927年8月7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满的军方代表——选举毛泽东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由朱德领导。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195]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毛泽东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张国焘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过委员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1935年6月24日的两河口会议。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议合法化的地位。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196]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有批评领导。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197]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尽管这个政府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198]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中共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党。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折中方案。[199]

为了弥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徐海东的红25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传闻。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身。[200]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201]因此，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毛泽东的目的地是陕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202]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203]一起前进，张认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204]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如果苏维埃运动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一甘肃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毛泽东拒绝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205]部队由临时中央指挥。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厄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206]同时陈昌浩进军甘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207]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208]

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2日开始长征。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毛泽东会师，不必跋涉半个中国。[209]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210]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中方案。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承，催促张北上。[211]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212]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定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作战的训练计划。[213]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强人。从另一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河南岸。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歼灭。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214]

“白区”的地下工作

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而，如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15]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中共的影响较大。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216]（参见第九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1932年1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217]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218]

1931年至1933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工作。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大约有150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左派”（28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219]

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被破坏不下14次。国民党的调查科[220]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2.4万中共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3万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221]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222]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万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223]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224]

刘少奇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八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225]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400至500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1936年 2月创立时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发展到1300人。[226]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227]刘少奇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1927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1937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共产党人。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1935年9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维埃连成一片。[228]当10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1936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1937年1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3.5万平方英里面积和150万人口。[229]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1935年10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8000名健壮的红军与17个国民党师对抗。[230]

主要由于长征中28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的紧张和压力。

1931年9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就是1932年10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俄国的工具。

1934年4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种尝试。1934年4月10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词。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231]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这表现在1934年7月20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232]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么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的中共武装力量。在1935年至1936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在1935年到1936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1935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233]

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234]把蒋排除在拟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235]。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1935年11月13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236]两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1935年12月25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237]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238]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1936年2月至4月“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这次行动征集了8000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围剿。[239]（参见下面第十二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系开始改善。[240]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议。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241]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242]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在1936年4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243]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244]

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245]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246]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1936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247]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月12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248]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三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249]但是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之间的分歧。[250]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251]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和统一计划。[252]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253]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254]的确，在这一阶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255]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256]到1936年夏，中共调整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257]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258]5 1935年12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259]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260]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当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个主要政党在1937年4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1]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卷（即本书上卷）第10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关于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2]《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3]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4]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269—271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6]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共党员离开城市去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是城市出身的。

[7]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集》（竹内实编）第2卷，第25、28页；《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9]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10]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11]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12]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13]《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44页。这种趋势在1929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14]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15]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16]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17]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18]《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前言》，第2页。

[19]《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12月16日），载于《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1931年2月15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18—221页。又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20]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21]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2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23]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183—184页。

[24]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25]《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和367—368页。

[26]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27]《红色文献》，第19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页。

[29]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12页。

[30]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06页。

[31]《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32]《红色中华》1934年6月28日。

[33]《红色中华》1934年5月25日。

[34]《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35]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02—304页。

[36]《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37]《毛泽东集》第3卷，第168页。

[38]《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页。

[39]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华》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154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3、253页。

[40]《红色中华》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154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页；《红旗飘飘》第13集，第65页。

[4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页；《红旗飘飘》第11集，第166、171、210页。

[42]《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178页；第11集，第151、200—208页。《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页。

[43]苏维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卷；特吕格弗·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第5章B节；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4—406页。

[44]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页。

[45]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3页。

[46]《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页和第6集，第379—380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2页。

[47]《剿匪战史》第4卷，第685页。

[48]《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17页。

[49]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页。

[50]根据1991年7月31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51]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53期（1973年1—3月），第59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151页。

[52]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页。

[53]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11日），第296—300页；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8章。

[54]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第18—19页。

[55]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翔实的叛徒文献。

[56]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57]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58]《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59]《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60]《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61]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62]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页。

[63]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2章。

[64]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65]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者

[66]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67]《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68]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69]《红色文献》，第93—135页。

[70]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71]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页。

[72]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73]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徐向前和郑维山文，载《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755页。又见罗荣桓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载《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74]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75]贺龙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7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77]《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78]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79]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80]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81]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 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82]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83]张国焘文，载《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84]《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85]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86]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87]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88]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此处注释），甚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89]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90]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91]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92]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辞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93]《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94]同上书，第73—75、179—184页。

[95]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245—248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9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97]《红色文献》，第236页。

[98]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99]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100]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101]《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102]《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页。

[103]《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页。

[104]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105]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154—184页。

[106]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10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195—196页。

[10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07—208页。

[10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页以下。

[110]《毛泽东集》第3卷，第254页。

[111]《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载《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113]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1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坑圩。——译者

[115]《斗争》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1934年3月15日。

[116]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117]《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日。

[118]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119]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285页。

[1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121]3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37页；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122]《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123]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186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70页。

[124]《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125]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126]《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127]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128]《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124页。

[129]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130]《毛泽东集》第2卷，第124、253—254页。

[13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132]同上书，第68—69页。

[133]《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37页。

[134]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3页。

[135]《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1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 月26日（《红色文献》，第334、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137]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页。

[13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文献》，第346—355页。

[139]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2页。

[14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页以下。

[141]《红色文献》，第335、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142]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40页（1929年8月20日）和《国际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

[143]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14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145]《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146]《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147]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页。

[148]《红旗》1930年8月16日。

[149]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150]《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页。

[151]《毛泽东集》第2卷，第133页。

[152]同上书，第59、128页。

[153]同上书，第135、139页。

[15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15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156]《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157]同上书，第246—269页。

[158]同上书，第50、74页。

[159]《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160]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161]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16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86—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163]《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41、133页；又见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42页。

[164]《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165]同上书，第28—44页。

[16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167]《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168]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0页。

[169]《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上说，人民一转向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170]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683—685页。

[171]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07—211页。

[172]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各处。

[173]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页。

[174]《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175]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卷第266页），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期，第34页。斯诺关于这种战术是林彪的贡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恩）：《中国纪事，1932—1939年》，第68页。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176]《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7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

[17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页。

[179]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3页。

[180]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88页。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有详细的叙述。

[181]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

[182]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183]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184]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185]《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186]《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187]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7—9页。

[188]《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50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13集，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189]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190]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191]《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9页。

[192]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193]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194]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195]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196]《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197]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198]《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199]《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200]《明报月刊》第51期，第81—82页。

[201]同上月刊，第79、82页。

[202]《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203]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204]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205]《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206]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207]《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208]《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209]《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210]《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211]《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212]《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213]《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214]关于红军在长征中的给养问题，只有片断的资料。学者似乎有把握认为向地主和富农征粮是通常的来源（《星火燎原》第4集，第179—180页），这是一种与秋收暴动后游击队征粮相似的形式。
刘伯承与彝族酋长结为盟兄弟的著名故事（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1页）不是典型的。红军在广西龙坪镇苗区逗留10天左右，军营附近每晚起火（《红旗飘飘》第11集，第32页）。在草地，贺龙和罗炳辉沿途进行后卫作战，受到藏人的骚扰（韦尔斯：《红尘》第130页）。有部落时，红军千方百计从它那里获取粮食（《星火燎原》第4集，第128—130页）。自然，红军宣传国民党施行恶政，帮助穷人和交不起租税而被关进监狱的人来讨好彝族和其他部族（《星火燎原》第4集，第118—121页）。

[2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216]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37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217]《红色文献》，第386—392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7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26页。

[218]《王明选集》第3卷，第51—52页。

[219]《明报月刊》第58期，第87页。

[220]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年，党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221]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28—261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408—414页。

[222]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66页。

[223]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8—209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页。

[224]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28—238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8—414页。这里的资料未经证实，只应极小心地采取。我已谨慎地不采用龚楚和李昂文章中提供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应尽量避开这两个作者。

[225]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文的手抄本。

[226]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16页。

[227]同上书，第187—189页。

[228]《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168—180页。

[229]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第2355页。

[230]《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11页；《中华年鉴，1936年》，第425—426页。

[231]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页。

[232]《红星》1934年7月20日，第1页。

[233]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50期，第85页。

[234]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235]《王明选集》第1卷，第9—10、11—13、25、53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53—54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3页以下。

[23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页。

[237]《毛泽东集》第5卷，第10、13—14页。

[238]《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各处。

[239]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35—37页。

[240]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页。

[241]范斯莱克：《敌与友》，第60页。

[242]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页。

[243]同上书，第194页；《红色中华》1936年5月26日。

[244]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72—73页。

[245]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25页。

[246]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45页。

[247]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第79—91页；蒋廷黻教授应蒋介石之请于1934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

[248]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页以下。

[249]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222—223页。

[250]1936年12月14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年台北版），第222—223页。

[251]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170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46页。

[252]《王明选集》第1卷，第168—169页。

[253]《明报月刊》第61期，第91页。

[254]《王明选集》第1卷，第97—98页。

[255]同上书，第81页。

[25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年12月15日）》，《毛泽东集》第5卷，第13页。

[257]《毛泽东集》第5卷，第63—65页。

[258]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8—9、12页。

[259]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2—15页。

[260]《明报月刊》第60期，第88页。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前面几章记述了到1931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1937年在南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1937年到1949年的戏剧性事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1912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画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1869年1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1]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分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1909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为可能。[2]

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记述了19世纪7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6.6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亩（0.3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不难自食其力。今日农家男耕女织，家庭人口一如往昔，拥有土地亦然，却难令一家大小温饱。昔者，鳏、寡、孤、独之人因无家庭供养，诚难免不期而卒；而今日虽父母犹存，亦处于死亡边缘，实无以为生也。今之情景比之昨日何如？[3]

叙述者没有说明粮食产量是否下降，税收是否增加，或者商品的售价和劳务费用与收入的市价相比是否下降。农村的贫富状况在地区之间，甚至在区域之间有很大不同，随收成的好坏而波动。

然而放在一起看，外国观察者，甚至本国专家关于清朝最后几年农村情况的著作，既未表达产量下降的意见，也没有一次表达粮食或布匹短缺的情况。日本的来访者可能是农业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家，他们经常把中国的农业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业加以比较。1911年在华中和东南部旅行过的益子呈辅的下列评论堪称典型：

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部门中，农业生产占国家财富的50%，雇佣了大约70%的人口。此外，各种农业技术已长期发展。尽管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知识，但是在山冈之间有不少地块未加开垦，大量的荒地未加种植。这些改进的可能性完全被忽略了。由于没有结余，农民不能逃脱赤贫的水平。一遇坏年景，他们就陷于饥馑。[4]

为什么农民没有结余，逃脱不了靠天吃饭的不安定的命运，从未得到说明。这一困难是否起源于土地贫瘠、人口过多，或者农民是否无力缩小潜在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距离，从对这一时期农业的描述看，也从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有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因丧失优先使农业现代化的机会而蒙受越来越多的损失。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采用有效的现代技术以增加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葛敬中在1921年为上海主要的报纸《申报》创刊50周年撰文，评价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粮食状况，发现成绩很差。

稻、麦和其他五种杂粮是我国农业的基本产品。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没有开拓耕地，农业技术未能改进，收成一直不够丰裕。有荒地，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发。有河流，我们却不知道怎样去治理。多年来生产的粮食不敷国家之需。多年来，我们面对洪水和干旱而束手无策。读者会注意到海关关于粮食进出口的统计资料，会看到出口量仅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我只能说农业史上的近五十年，是令人极其失望的五十年。[5]

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在铁路和新的条约口岸城市中心出现之后，农业逐渐更加商品化。这一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更快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许多地区的农村市场体系受到来自外界的供需急剧变化的干扰时，农业状况随之改变。在人口稠密地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要求重新分配资源，以避免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村收入的下降。由于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未能维护法律和秩序，或提供经济资助，这种市场再调节付出很高的社会代价。但在描述这些农业危机状况之前，概述和阐明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是必要的。

土地制度的状况

到1887年中国大约有87%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其余的属于满族朝廷、满洲八旗、学校和军事组织，不然就是村里的公地。[6]在私有土地上，典型的农村家庭并不仅仅务农，它的成员有的修缮房屋和农具，纺线织布，用草缏编织装饰品或日用品，贩运货物，或兜售小商品。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每10户中可能只有6户——常常更少一些——的收入有50%以上来自农业。根据这一定义——我将采用这个定义——例如，在泰安县（山东）的老王庄，4户中仅有3户能被称为农民。[7]同样，在彰德（河南）[8]的宋庄，10户中有6户是农民。[9]在华南真正的农民甚至更少一些。哪一种土地制度起了作用而使农村农户的这种变化成为可能呢？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我们从设想农村家庭或农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从事经济活动开始。产品市场是农户为取得现金而出售自己的货物，或是用它们换别的货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场所。它们的位置散布于从大城市，通过小城镇，直到沿方便道路的村庄或居民点。从农村上市的绝大部分货物进入定期集市或正规市场，通常这类集市或市场为周围20到30个村服务。[10]也有例外，但是这种格局直到19世纪后期是普遍的，因为当时城镇人口较少集中于少数大的中心城市，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11]

大多数农户居住在离集市半天路程的范围之内，在阴历规定的日子里，大批商人、珀客和小贩轮流到这些集市上来。众多的买主和卖主为价格争执不休，这表明价格竞争是激烈的。一个外国观察者评论说：“没有别的国家依然完全如此依赖自由竞争和供求法则去进行价格调整。”[12]在有些市场上，有势力的商业行会可能对交易起抑制作用，但是“为了避免不测和减少风险，大多数商人都把自己的买卖委托给掮客”，这些掮客在集市上不得不互相竞争。[13]

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县有许多商人在竞争，以致没有哪一个买主能垄断市场。例如在浙江建德县（位于桐江畔，在杭州以南100公里），1930年有大约190家大商号，他们全用掮客，并“对他们的生意保密，以致我们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14]最后，考虑一下1913年至1914年汉口稻米的上市情况：

汉口的稻米交易与上海无异，是通过稻米经纪人的商号进行的。汉口的主要稻米市场在陈家嘴码头。有20家稻米经纪人商号，都与同一个稻米商会有联系，它控制着汉口稻米交易的利润。但是这些商号无一例在某个固定时间买进大宗稻米，或派出代理人去产地以便垄断稻米供应，也无一例说明他们采用狡猾的手段与购进稻米的各种商店勾结。不妨说此等现象每年均不曾出现；就中国商人而言，这一特点十分显著。[15]

一般说来，这些竞争的产品市场似乎让农村家庭得到公平的价格，因为买方和卖方都不掌握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固定价格。此外，这些竞争的市场还鼓励每个家庭参与某种市场活动。

“生产要素市场”这一用语，是指农村农户之间就劳力、土地和可贷出的资金，在经过协商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种种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实物。拟租出或租入土地的家庭通过中间人找到顾主。拟雇用劳动力的农户去城镇市场的特定地区，在那里每天很早就有一些年轻人和老年人聚集着，等待受雇去干一天工作。需要贷款的家庭去店铺找商人，或找亲戚朋友商讨贷款。需要现金的家庭，用土地来借钱。对于小笔贷款，几个月内偿还本息的，可抵押土地作为担保。对于数额较大的贷款，一年左右无息偿还的，可能实际上是把产权转让给了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也可以出租给借款人或别的家庭，以收取地租。贷款偿还时，产权又转归原先的所有者。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一起，通过对某些家庭表示收入而对另一些家庭表示支出的交换行为，把村与城镇联系起来，把农户与农户联系起来。当农民收获并出卖部分粮食时，那些有仓储设备又不急需现金的家庭，将粮食贮存起来以后再卖。首先卖粮的农民获得现金来还债和购物。所以，在收获季节，现金已正在流回城镇，有些现金则在农村家庭之间周转。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一些农民出售他们的存粮。另一些农民开始播种下一季庄稼，而缺少现金的农户则要举债。同时，随着存粮的减少，现金继续流向农村，而农村家庭之间的借贷也在继续。

所有流向市场的现金，通过掮客和商人成为城镇家庭和供应者的收入，因为售货给农民的掮客和商人，用他们的部分收入贮存从城镇生产者和进口商那里得到的货物。使用农业原料的城镇生产者，已经付钱给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农产品的掮客和商人；而这样的开支，最终成为农民出卖他们的货物时所收到的现金。就是这样，产品市场把村与集镇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现金流通的一个环节。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直到他们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以前，工资所得或借款是生存所不可少的收入。在交换关系中联系农户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同，使农民有可能共享匮乏的资源，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测降低到最低限度。在生产要素市场里，农户之间的这些活动完成了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

土地和劳力

全中国耕作的特点，是劳动有一定程序和节奏。在东北、北方和西北，农民在2月末和3月轻松地犁地和耙地。[16]从4月和5月开始，直到晚秋，他们播种、灌溉、除草和收获庄稼。1926年的一份关于陕西中部泾阳县云罗店镇周围24户农家情况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劳动力在一年中的分配情况来看，5月到9月是最繁忙的月份。”[17]另一份1924年对山东省潍县农民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农事开始于3月末，到12月1日结束”[18]。在中国中部、东南部和西南部，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合于一年种两季，而不是像北方那样两年种三季。稻谷在4月栽种，在7月末和8月收获。[19]然后农民在秋末播种小麦、大麦和绿肥作物（蚕豆等），并在春末收获。这就是1939年上海周围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普遍情况：

在上海附近农民种两季庄稼，主要是棉花和稻谷。关于夏季作物，他们种植棉花、稻谷、大豆和蔬菜，时间是在4月末到夏末之间。关于冬季作物，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蚕豆，从晚秋到初春之间。他们消费全部稻谷、大麦和大豆，而把小麦和蔬菜卖给中间商和其他买主。[20]

在东南地区，农民从同一块地里收获两季稻谷，春末播种第一季水稻，晚秋播种第二季。[21]

生产每一种庄稼需要一定数量的家庭劳力。在潍县，W.Y.申发现每亩地上每年耗费的男劳力工时，随不同作物有很大变化：每亩黄豆28.2小时；小麦36.6小时；高粱72.5小时；谷子79.0小时；甘薯91.6小时；烟草241.1小时。[22]而且，所需劳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量。日本研究人员报告1940年在彰德县[23]宋庄观察到的情况如下：

这个县甚至农业也极端依赖人力。在灌溉条件好的农业地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宋庄种植主要作物所需的劳动投入是不同的，如有灌溉，所需劳力甚至更多一些……种植棉花，仅仅灌溉就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3；种植谷子，灌溉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4。[24]

农户耕种较多土地，超出一定农田规模时，他们对每单位土地的劳力投入下降，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和产量也下降。在满洲，日本人在1933年发现，230个村庄的10047户农民中，当农田达到150亩后，单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数开始下降；而达到1000亩后，劳动量就减少。[25]卜凯也在报告中提出；当农田规模扩大时，人力等价劳动单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田到达一定规模后，每公顷农作物的产量和劳力投入均有所下降。[26]1939年，一个日本人在江苏松江县四个村的调查也发现，在华中劳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也有同样的逆向关系：

我们观察到农田不足4.9亩时，每亩要用50.4个工；农田在15亩到19.9亩之间时，每亩用31.5个工；农田超过20亩时，每亩用工不多于21.1个。所以，随着农田规模扩大，单位土地的劳动量有下降的趋势。规模最小的农田使用超出农户需要量的劳力，并且雇工，即使它们的劳动能力比大农田为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27]

这个日本人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逆向关系是显著的，但这是表征前现代化农业，甚至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关系，近年来已成为一项大力研究和理论探讨的课题。

这种土地制度有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连续不断的活动，在土地与劳力之间要求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一关系出了偏差，例如在整地、灌溉或除草的过程中抽走了劳力，就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水平。1869年冯·列区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此外，中国人的有限劳力补充和落后的农具，似乎是劳动组织十分紧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能提供的肥料的数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耕种。[28]

然而，这就是家庭农田得以供养中国众多人口的土地与劳力之间的关系。

村庄和农户

农村家庭的组成，少的为4至6人，多的可达30人，居住在大小不等的村庄里。在气候恶劣的东北，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村落迅速出现。这些拥有20到50农户的新村落，接纳了来自北方各省的移民，并向他们提供了种植大豆和粮食的机会。往南在南满和辽东半岛丘陵起伏的乡村和贫瘠的沙土地上，村庄就更多了，有些相距仅半英里。这些村庄也较大，有时多达100户，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形成的。旅行者向南走去，穿过华北平原——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地区，尽管有严寒酷暑，在夏季旱魔不时肆虐——看到的是大量的村落。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传教士阿瑟·H.史密斯估计，这一地区典型的村庄有80户。但是在河北一个方圆三英里的地方，他发现有“64个村庄，最小的有30户，最大的超过1000户而平均则是188户”[29]。几十年后，中国学者研究平汉铁路线上北平以南的定县时发现，一个村庄平均有150户，大约有7万人居住在453个村里。[30]

在华中东部稻麦区，气候较暖，雨量变化不大，土壤略带酸性——这些条件对较高的作物产量有利。到1933—1934年，这里能看到成千上万个村庄麇集在一块块的河湾处，或在一条溪河边的高地上。村落的规模比淮河以北的要小。在江苏4个县，27个村平均每村31户；在浙江4个县，31个村平均每村39户。[31]在最东南端的广东省，地处热带，农民能种植水果，从事养鱼业，除栽培水稻外，还有大量不同种类的作物；而水稻在许多地区可一年两熟。在很偏僻的地区，如毗邻今日香港的新界以南的岛屿上，有些村庄仅有20到40户；大多数不及20户。[32]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例如高要，20世纪30年代早期一次调查说，有许多村庄超过了200户。然而，农户数的变化幅度是很大的：对5000个村庄抽样调查表明，有的社区只有22家，而最大的村社则有927户。这个变化幅度与华北平原上的村社相当。[33]在江西、湖南、四川和云南各省，村庄规模的差异和无规则大致类似。在华中和西南的一些新的居住区，村的规模与中国传统农业区——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闽江流域、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较为古老的、较大的村社相比，看来要小一些。在村社建立超过一个世纪的地方，尽管村的规模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很小，彼此相距仅一投石之遥。很多村社十分紧凑，各户密集在一起；只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区，农户之间才有一定的距离。

农村的上层人物

每个村庄都有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上层人物，他们拥有土地，在村庄事务中起着领导作用。有些村庄，实际上所有的土地可能属于一个或两个这样的家庭。在河北密云县的小营村，王家和周家拥有该村83%的土地。在山东曹县的高魏庄，魏家拥有村里6000亩土地中的5700亩。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的马家，拥有该村90%的土地。江苏萧县的长安村由六个小村子组成，其中之一由一家控制了所有的土地。[34]

在其他的村庄里，大多数土地可能属于地主的代理人（租栈），或者是属于住在别村的一个富裕家庭，更典型的是住在市镇上。1935年在安徽旅行的一位中国学者，报告了一个非在乡地主的实例：

距县城（阜阳）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庄住的主要是佃户，他们的稻田被细分为小块。如果再往前走，就会发现自耕农的数量在增加。据这些佃户说，离县城最近的土地是属于住在那里的商人的，他们每人拥有几百亩土地。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时，发现沿泉河有一条长墙。我们了解到墙周围的土地属于一个大地主，他拥有700亩土地，出租670亩，其余的自己经营。他还是一个酒商。远离这条长墙是其他几个村庄，筑有堤坝，属于河肥西村的周家、刘家、唐家和张家。[35]

从部分农民自营的农田到完全由佃户经营的农田，与大多数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户这种混合状态，使简单的分类成为不可能，因为地区性的变化太复杂了。[36]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收集的农村统计资料表明，多达46%的农户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务农为生；另有24%的农户是半自耕农和自耕农，他们靠其他收入来源弥补农业收入；其余30%是劳动—佃农家庭，他们靠工资收入弥补从租种的土地上获得的农业收入。[37]

大地主构成了村庄和集镇的地方上层势力的骨干。然而，他们不是永久性的特权集团；他们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维持一两代人以上，然后就被别的家庭所替代。即使在中国东南部单世系统治的村子里，某一姓的富户最后也被同姓的其他家庭所代替。支持上层轮换的说法的实证不多，但也的确存在。譬如当37个满洲村庄根据定居时间分等，而把每一等农户按他们到达该村时的社会地位和土地占有状况，与后来1934—1936年进行比较时，结果如下：对于最老的村庄，资料清楚地表明，到1934—1936年，地主的总百分率下降了，自耕农的百分率上升了，而佃户的百分率也下降了。[38]

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家庭仅有少数几户曾积累起相当多的土地；其余的或向他们租地，或成为雇工在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当然土地最终转手了，新的家庭积累起土地，但是同样的租地和劳动继续着，只是由不同的农户承担而已。有些家庭怎样能积累起土地，以后又失掉呢？

一个10到12人的大户，能够开垦和耕种40到60亩（接近3至4公顷）的大片土地。但是要拥有土地超过几百亩（大约为15公顷），甚至更多，只有巨富之家才能做到。关于这类家庭的几个实例表明，最初大多是通过贸易、放债或者做官而致富的。他们于是购进土地，开发新地，或者从那些典当或抵押土地以获贷款的家庭得到土地。由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搜集并分析的研究报告表明，19世纪在山东的135户原地主中，有近60%以前曾经是官员或城镇商人。[39]这些地主家庭住在临近大运河的主要商业中心，在城市里积累起财富，而后购买乡村的土地。他们把一些土地出租给同村的农家；其余的他们用从周围农户雇来的劳工队耕种。这一事例大概也代表了同一时期其他省份的情况。

富裕的城镇家庭也购买成片的土地，雇用劳力去开发，然后招徕一些家庭定居，并作为佃户去耕种。在陕北米脂县，距县城东南8公里，距绥德县以南16公里处，有271个农户的6个小村子坐落在杨家沟渠旁，渠水引自无定河。其中51户出租土地，并且都属于马氏家族。他们一起住在一座山旁的围墙后面。[40]马家的发迹人马家骆，最初于19世纪20年代末在绥德县城经营一爿商店。他积蓄了钱，于1833年在米脂县城开了自己的商店。他的四个儿子协助他，而第五个儿子当了官，并向家中汇钱。马家骆就用这些积蓄放贷买地，并在粮食市场上做投机生意。最后他投资一大笔钱买下杨家沟附近的土地，雇来工人加以清理，又招徕一些家庭定居，并作为佃户耕种土地。以后马氏家族出售了他们的商店，迁到杨家沟居住。在以后的70年里，马氏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儿孙放债、收租，并在粮食市场上投机。从第四代地主马卫新的账本可以看出，马家收的谷租和索回的贷款，每年远远超出他们家庭所消费的粮食。他们把多余的粮食贮存起来，当市场粮价上涨到最高时出售。1910年以后，这个家族拥有的土地规模不变，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那时许多家庭因害怕被征用，开始出售他们的土地。

另有一些例子讲到富有的个人联合起来开发土地。在湖南洞庭湖以南的一个城市湘阴县，附近有10个人在1917年组成了一个公司，雇用了8000名工人筑堤，并招徕一些农户来租种土地。[41]一种更为普通的办法，是城里人通过放贷获得土地然后出租，从而乐得一直充当非在乡地主。农民们被介绍给有钱的人家，以抵押或典当田地借钱。如果不能偿还，他们的土地就成了债主的财产。从日本研究人员所作的下列报道可以判断，袁世凯曾在1909—1911年用这种大规模放贷的形式，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之一。

袁世凯在失掉权势后退隐河南，在此期间，他获得了他的土地。他用来获取大片耕地的办法，不是从不同卖主那里以公平的价格购买，而是接受把土地作为担保贷款的附属品（入佃）。他的土地占彰德县的1/10，多数是用这种方法聚集的。大家也知道他的亲属和代理人也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土地。抵押给袁（出佃）土地，也就是遇到困难而需要钱的农民收到了现金，也收到了一份签好字的契约。把土地抵押给袁的期限为三年，后来延长为八年。在这八年期间，许多地区遭受水旱灾害，结果几乎没有农民能够偿还贷款和赎回抵押出去的土地。如果袁世凯的亲戚和代理人接受抵押，袁氏本人，这个地主兼军阀，就用现金贷款和契约作为诱饵。他尔后允许贷款延期，直到双方同意的土地抵押期限届满为止，这时借贷人一般都无力偿还。他通过取得这些抵押的土地，积聚了大片耕地。[42]

富裕家庭，特别是在家族之内，为了保持他们土地的完整和收到可靠的地租，通常组成一个联合会，并把他们的一些土地交由联合会安排出租。联合会则用岁入兴建村学、庙宇或其他公共设施。有时这些地主型的联合会在一个地方掌握的土地，比任何单个的地主还要多，正如这份1933—1934年的报告所证实的那样：

在广东，地主个人的势力远没有地主协会的势力大。除去许多县政府和大量慈善机构拥有的公共财产外，广东省耕地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为地主协会占有。这些协会的土地包括学校（学田）、庙宇（庙田）、各种私人联合会（会田）和宗族（大公田）[43]的土地。[44]

在另一些地区，通过放贷或其他活动获得相当多土地的城镇家庭，把他们的土地委托给代理人去管理。这些代理人又把土地租给各村的农家收租，向国家交税，把部分田租收入交给城镇地主，留下他们服务所得的报酬。[45]

分割继承

在如此众多的农村社区里，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也就是统治的人物，很少能完整地保持其土地超过一两代人，除非把土地转让给家族协会。这是因为有分割继承的习惯，即把土地和家庭财产分给儿子，尽管也为年迈的父母提供一些养老的保证。这一习惯实行于所有的家庭，不论大小及贫富，也不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46]这种习惯使有巨大财富的不断繁衍的大家族最终让位，产生出接替的新家族，虽是同姓，但亲属纽带较弱。一位日本学者分析了华北农村有关分割继承的资料后说：

中国人的家，在经济、社会甚至精神上，基础都是很脆弱的——这样的基础似乎在逐渐瓦解。它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家庭不和的事例很多，以及生活条件恶化，正是这些原因通常引起分家。然而……家庭不和和生活条件恶化，实际上被用来作为分家的机会……平分家产的动机十分强烈，足以引起和制造兄弟、妯妯之间的争执，而后导致分家。[47]

如果农民和地主都坚信平分财产的原则，加上强调敬祖和孝顺的其他准则，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如引文所表明的那样，受到支持的权利，或认为分割家庭财产是正当的规范，必然为许多家庭成员提供制造家庭分裂的理由。这必然引起分家。但是即使分割继承为家庭内部纷争提供理由，那么多纷争为什么会开始呢？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上应有的注意，但基于最近对台湾农村妇女的研究，已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之一指出纷争的有力根源。玛杰里·沃尔夫证实，台湾的女子当进入夫家时，就为建立她们自己的母系家庭感情需要所驱使。实质上这个母系家庭将是“她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年轻的新娘一旦感到她与所爱的、最依恋的人被分开后，必须为在一个新的家庭中生存下去而斗争；这个家庭经常是由婆母支配甚至控制的。沃尔夫进一步断言，“在很多情况下，到她这位年轻的新娘添加孙辈时，这个母系家庭和这一户人家将几乎完全重合起来，接着将有另一个儿媳与孤独作斗争，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母系家庭”。[48]

当年轻的新娘在一个由婆母支配的家庭里为建立自己的地位而斗争时，她唯一的有效斗争手段就是依靠丈夫以建立她自己紧密结合的家庭。在有两个或更多兄弟的家庭里，他们的妻子在这个大的父系家庭里，建立她们各自母系家庭的努力必将导致兄弟之间的纷争。最终，总有一个或几个兄弟要坚持分土地和财产。

无论分家的理由是什么，这一普遍长期沿用的习俗，使得大块的甚至小块的土地占有分解。有些事例足以表明，为什么向下的社会流动总是出现，并且最终削弱了富人。1930年，满洲绥化县一户富有的农家，把1000多　垧（667公顷）的地产分给11个儿子。[49]七年以后，这11个家庭已经售出土地45 垧。这就意味着从父母转到儿子手中的土地减少了5%。在河北的徐水县，一个有地210亩（15公顷）的地主，1882年把地分给三个儿子，儿子们又将财产分给他们的后代。[50]到1940年，他们中间共有15个新家庭，种地324亩（大约21公顷），而在60年前，一户曾种地210亩（15公顷）。

家及其收入

在拥有土地的上层人物之下，是规模不同和贫富不同的其他家庭，他们的成员也生活在一起，分享一切。[51]家庭或者说“家”，是中国农村任何地方的最小、最紧密的社会单位。就此而言，在中国城镇也是如此。费孝通曾生动地描绘：

在农村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组织的成员拥有一份共有的财产，共有的预算，通过分工合作谋生。也就是在这个组织里，孩子们出生、长大，物质享受、知识、社会地位都继承下来。[52]

家犹如一个合作单位而起作用。它的成员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把收入交给家长，平等分享处置报酬之权。主要的决定都在家长和别的成员讨论之后作出。下面是对河北沙清村农民的访问记录，描绘出这样的家庭的功能。

“家庭的主要活动是什么？”

“种地。”

“家长、家长的妻子、长子、次子在劳动分工上是不是不同？”

“不是，他们共同劳动。”

“家长的责任是什么？”

“他管理家庭成员的劳动。男人种地，女人做家务，绣花。”

“是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进行田间劳动？”

“不，绝大部分仅由男子来干，但是如果人手不够，女人也来帮忙。”

“这时家长也参加劳动吗？”

“他像家里其他人一样劳动。”

“日常的劳动计划是怎样决定的？”

“家长把所有人找到一起，在吃早饭时讨论。”[53]

每个家都由尊崇祖先和祭祀仪式维系的无穷链条和在它之前的另一个家联系。[54]虽然当一个家系终止时，这链条有时也会中断，但父母仍教育子女崇敬这个家的某些祖先，并教导他们勤勉节约，尊重老人，履行先人未竟之责。他们也鼓励孩子们继承祖先之遗绪，努力“扩大财富，光耀门楣，看风水寻墓地，修建更大的宗祠，讲究礼仪的排场，以及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期以增加生者和死者的福祉与声誉”[55]。当家长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儿辈时，儿辈们要用适当的仪式表示对家长和祖宗的尊敬。积累财富，特别是不动产，能够确保举行这种仪式。它还能够保证在儿辈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孩子们以后，他们也能受到他们的孩子们的尊重。

于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合作单位——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积累财富。毫不奇怪，一切务农的家庭都力图培养善于理家，艰苦劳动及节俭、勤奋等美德。每个家和家长都渴望发财致富和人丁兴旺，尽管事实上只有很少的农户能实现这个目标。所有农民都持有的这些价值观念，是农村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仁井田陞不无调侃地着重谈到，不论大小和贫富的农村家庭莫不如此：

总而言之，从远古中国就存在产生小家庭的条件……近年来，到中国，特别是到小家庭占优势的地区旅行过的人，看到中国农村大多数的家庭是小家庭，而人们曾设想存在的大家庭很少。有一段时间，人们曾企图说明中国大家庭制的衰落。但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小家庭的继续存在，而且也未注意到小家庭和大家庭本质上都有同样的特征。这样，如果我们说，今天小家庭是很久以前的家庭制度衰落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家庭制度，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衰落。[56]

为了使这种合作单位获得收入，家多方面地运用它的资源，而务农仅仅是诸多可能之一。

家获得收入的来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统一体的一端是地位低下的打散工，这种工作脏而且烦，要离家，甚至要离村。其次是当小贩、伙计和掮客，做这些事要有一点技术，地位高一些，也比较干净。他们的收入往往并不比一个出卖劳动力的人为多，但是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是有吸引力的。统一体的中间是务农，不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租种别人的土地。统一体的另一端是经营土地、放债、开店、做官，或是当军官。每个家长在分配家庭的人力资源时，必须从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中作出选择。虽然某些工作收益比别的工作多，但每项工作的社会代价——工作的远近、地位、清洁状况、艰苦程度和风险——也必须仔细考虑。

到20世纪第二个25年，农民家庭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时，似乎已有了很清楚的顺序。最高是当官，甚至从军；其次是从事企业；而后是务农；接下来是当劳工，从按月计算或逐日计算干农活到做家庭仆役。费孝通在报告中提到，家长通常试图至少培养一个儿子成为官员或军官。[57]林耀华研究了福建省的两个家庭，记述了黄东林要与他的姻兄弟合作开店，而不是在田里帮工。商店终于兴旺起来，他得以为他的家庭建一幢新屋。[58]一些家庭积累了相当多的土地后，开始出租部分土地、放贷和从事商业活动。[59]如果我们根据农村家庭的财产来划分它们的等级，我们发现在较穷、较小家庭的收入中，从低下的、风险大而报酬少的收入来源——它们全然与务农无关，或弥补他们很低的农业收入——之所得，总是占有很高的比例。[60]拥有的土地多于维持家庭生活的家庭，把他们的资源较多地用于农业，而很富有的家庭通常从事商业活动，不是去耕种自己的土地。[61]

只是当个别的家庭能从其他家庭得到某种不足的资源时，它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分配其资源。这就需要家庭之间的安排——通常是在亲戚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看到怎样通过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协议——有关出租或佃入土地，借贷农业资本，借出和贷入现金，以及雇用或提供不同期限的劳力等等的书面合同或口头同意——达成的安排。在台湾的家庭之间的契约，经初步考察，与晚清和民国初年大陆家庭间的抵押和典当土地以及出租和佃入土地的契约，看来十分相似。[62]家庭总是在废除旧的契约，又和不同的家庭订立新的契约。总之，农村家庭间的私人契约安排，是为获得不足资源所优先采用的办法。

家的合作形式

农村家庭在村里谋生并不单靠契约，他们还互相合作。这类合作名称各不相同，在某些村社很普遍，但在另一些村社则否。合作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63]第一种只包括少数农户，他们在季节性需要最紧迫时，短期共用他们的土地、劳力或农田资本。这种形式的合作出现在朋友和亲戚之间，时间短，通过相互同意而终止；在乡间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形式存在。第二种形式包括一个村子——有时是几个村子——的许多农户，他们组织起来，并承担某项事业的费用。例如看守庄稼——这在中国北方很普遍——或者组织村防团。后者对所有的村来说，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时，是共同的活动。还有合作加工农作物，例如甘蔗，特别是在广东和台湾南部。但是，需要大规模合作的最重要的活动可能是抗旱治水，包括防洪蓄水和灌溉。

农村治水的组织有两种类型。有些并入规模巨大的系统，由负责维护大河堤坝的公职官员管理。第二种类型由一个或几个村级组织构成，只为自己村社的农户服务。这两种类型的组织有某些共同特征。参加者都是有土地的农户；他们分配费用和利益的原则，是根据每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量（土地少的家庭贡献少一些，收益也少一些）；他们由一个包括有经验的农民治水人员体系管理，轮流履行自己的职责。[64]森田明在对清代治水情况的权威性研究中，总结了六个以上省份的治水经验，这些经验也沿用到民国时期。

在河北邢台县，为了利用河流，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两个治水组织。这两个组织以水闸作为治水的标准单位。每座水闸的职员都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被称为连户。因为这些农户支付了修理水闸和供水渠道的费用，交税，还提供了无偿劳动，所以他们参加治水的管理，他们也得到用水的利益。即使在绥远和山西也有由水浇地主人组成的治水组织，这些农户和上面提到的农户一样，也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些有土地的农户提供建设和维修治水设施所需要的劳务。他们灌溉土地的用水量，按各户拥有土地的多少来分配（按地亩浇水）。管理这些治水组织的基本原则——诸如职员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根据拥有土地的量分担费用和分享利益——与华中、华南的治水组织并无二致。[65]

当然，在农民能被引导到把他们的资源用于这类事业之前，他们必须了解利益会超过费用。局外人对农村合作的潜在利益所做的估价可能与居民十分不同，后者习惯地忽视某些费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合作在农村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农户得以共享不足的资源。在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与家庭间的私人契约是一样的，即它能使他们用其资源得到比其他办法更高的收入。

农业的商业化

到20世纪初，铁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扩大了。这些发展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新的机会。但是在20年代早期，正当农业资源的新供应（美国棉花种子及化肥等）出现，农民的观念开始变化时，农业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结果，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难以看见，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多数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1894年至1911年间，铁路路线增加了26倍。与此相对照，1911年至1927年间仅增加35%。[66]铁路加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了。[67]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1890年到1910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1876年到1890年间，粮食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26%和38%。[68]但在1890—1905年期间，相应的数字为300%和600%。到1911—1915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2%，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1%。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间，所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4.8%　。[69]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口仍不足25万。在1900—1938年间，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年增长率约2%，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70]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年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18岁至45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71]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食的需求一直很大。[72]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发展依然是可能的。[73]

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在1920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19世纪70年代后，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农民们种植花生。[74]在1900年至1937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75]棉花的种植也遍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希·奥特观察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76]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1939年进行的，但涉及的时间超过25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1939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黏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黏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77]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加，此后下降了。[78]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79]许多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19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80]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1922—1924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48%的农产品。[81]同样，卜凯在1921年至1925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料，也发现大约50%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82]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83]扣除包括消费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绝非罕见。[84]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85]另一方面，大农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农业危机

在1920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1920年以后才发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86]

可是在1920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年从山东胶州报道：“回顾这10年（20世纪20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87]到1931年，农业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14个省，包括大约2.8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5%。3[88]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20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公吨至35万公吨之间。1906—1910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过80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万公吨以下。1886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万公吨；然后，在1931—1935年间跳到200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但1941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1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1867—1949年a

续表
a粮食进口包括稻谷、小麦和面粉；粮食出口包括高粱、小米、小麦和面粉。1867年到1949年之间资料单位为担，以20担＝1公吨的比率换算为公吨。
资料来源：1867年至1949年间的资料来自萧亮林（音）：《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第32—33、83页。

虽然中国在1920年到1930年间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间有更快的增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与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89]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20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10年相比，20世纪20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1913年至1920年间，南开大学44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数上升得更为迅速。[90]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也能看到。[91]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10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产量，在这10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92]在1937年至1949年间，农业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稳定。[93]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0世纪20年代

1924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94]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业——在这10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1923年至1930年间，中国丝在纽约的价格下降了67%。[95]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和绸缎的需求。[96]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样的市场排挤出去。[97]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国。[98]

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匹的生产。但是1920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99]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的大部分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但在1920年至1924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三倍多。到1924—1925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100]1926年高阳仅生产了544125匹布，而1921年却超过100万匹。[101]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102]

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1924年至1927年发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重。[103]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只有9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1925年至1928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个省。[104]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105]

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万人丧生，317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同年2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06]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107]

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108]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109]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道，1925年失业人口超过1.68亿，估计其中8700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者。[110]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世纪70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和1922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几乎又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年至1924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111]

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军阀。1928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年到1931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112]第一次打击随1932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第二次打击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间又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1931年丝绸的产量是15.6万匹，每匹价32元，总值为507.52万元。这与1929年相比减少了4.3万多匹，损失超过200万元。”[113]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东）进口丝绸”[114]。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115]县，后果极为严重，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116]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年，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117]在1931年至1934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118]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相似。[119]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120]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121]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122]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万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123]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有的土地。[124]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总面积下降得很少。[125]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时期。[126]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127]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128]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是非常严重的。[129]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130]。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131]

在1949年和1950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年至1949年间，牲畜、农具、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132]，1949年粮食产量仍低于1937年。[133]对山东省49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年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粮食产量也低一些。[134]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1卷，第139页。

[2]F.H.金：《四千年的农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不变的农业》，第233—234页。

[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10页。

[4]益子呈辅：《中国中部》，第29页。

[5]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载梁启超等：《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第210页。

[6]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2页。

[7]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2卷，第68页。

[8]原文P’eng—te译音为彭德，河南省无彭德其地。据后文称袁世凯在Peng—te购买土地。根据中国文献记载，袁世凯所购土地系在河南彰德。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误彰德为彭德。——译者

[9]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3卷，第22页。

[10]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期（1965年2月），第18—19页。

[1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103—104页。

[12]艾伯特·马谢：《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管理》，《美国经济评论》第6卷第2期（1916 年6月），第309—323页，见第309页。

[13]东亚同文会编纂局：《中国经济全书》第7卷，第225页。

[14]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浙江建德县经济调查》第1卷，第6页。

[15]东则正编：《华中经济调查》第1卷第1册，第361页。

[16]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177—178页。

[17]吴华宝：《陕西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第171页。

[18]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中国经济杂志》第3卷第2期（1928年8月），第653页。

[19]《中国经济杂志》（1927年11月），第921页；《中国经济全书》第8卷，第31—32页；《中国经济月刊》（1926年8月），第295—299页。

[20]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21]原文如此。——译者

[22]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第667页。

[23]见前有关彰德的译者注。——译者

[24]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118页。

[25]实业部：《农业经营续篇》，第88—89页。

[26]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293—294、291、306、297、295页。

[27]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58页。

[28]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2卷，第79—80页。

[29]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第18—19页。

[30]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22页。

[31]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见第1、2卷附录。

[32]詹姆斯·W.海斯：《九龙的古老生活方式：郑沙湾村》，《东方研究杂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第154—188页，见第154、157页。

[33]根岸勉治：《华南农业经济论》，第196—197页。

[34]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经济论》第1卷，第28—31页。

[35]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调查日记》，《满铁调查月报》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第2部分，第129页。

[36]研究华北这种复杂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东亚研究所：《有关经济的中国习惯调查报告书：华北的租佃制度》。关于华中，见孙文裕等编：《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关于四川，见孟光宇和郭汉鸣：《四川租佃问题》。

[37]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

[38]马若孟：《清代和民国时期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变化：若干初步结论》，《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第591—620页，见第614—615页。

[39]景甦和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见附录。

[40]河地重造：《中国地主经济》，《经济年报》第18期（1965年），第48—124页。

[41]《新湖南报》：《湖南农村情况调查》，第48页。

[42]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第62—63页。

[43]大公田（ta—kung tien），即族田。——译者

[44]陈翰笙：《广东农村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第175页。

[45]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见第5章。

[46]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17—21页。

[47]内田智雄：《中国农村之分家制度》，第413—414页。

[48]马杰里·沃尔夫：《台湾乡村的妇女和家庭》，第36页。

[49]岩佐舍一：《北满农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满铁调查月报》第20卷第12期（1940 年12月），第66—95页。

[50]熊代幸雄：《华北农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转移》，《农研报告长编》，第167—266页。

[51]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第10—11页。

[52]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第27页。

[53]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第1卷，第236页。

[54]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第9—10页。

[55]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第249页。

[56]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第151页。

[57]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第4、5章。

[58]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第25—35页。

[59]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第27章。

[60]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53—158页；本书第5章。

[6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19—332、333—336、343—367页。

[62]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

[63]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261—278页。

[64]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省邢台县的水利管理》，载《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189—212页。

[65]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页。

[66]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67]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第211—228页。

[68]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为书名再版发行。

[69]郑毓贵（音）：《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258—259页。

[70]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页。

[71]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第385页。

[72]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2月），第110—126页。

[73]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1965年6月），第193—206页，见第200页。

[74]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卷，第103页。

[75]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76]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414页。

[77]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45页。

[78]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632页；见第619页。

[79]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19页，见第1页。

[80]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页。

[81]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中农家的比较》，第60页。

[8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页。

[83]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十二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见附录。

[84]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173—191页，见第186页。

[85]同上书，第184—185页。

[86]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第723、725—727、732、734—737页。

[87]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442页。

[88]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第33页。

[8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3页。

[90]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4—15页。

[91]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126、184页。

[92]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22页。我已从该书列举的生产数据编出出产指数，并利用1935—1937年价格权数算出粮食出产价值以证实这一说法。

[93]这类趋势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15—16页列举的九省农产品收成报告中是明显的。

[9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4—65页，贸易统计数字取自海关报告。

[9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4页。

[96]同上书，第7页；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第63页。

[97]同上书，第5页。

[98]同上。

[99]同上书，第17页。

[100]同上书，第18页。

[101]同上。

[102]同上书，第19—25页。

[10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9—589页。

[104]同上书，第609页。

[105]（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页。

[10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9页。

[107]沃尔特·H.马洛里：《中国：饥荒的国家》第1、2章。

[10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59—660页。

[109]同上书，第632页。

[11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6页。

[1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4页。

[112]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1卷，第45—56页。

[1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一1949》第3卷，第392页。

[114]同上书，第393页。

[115]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396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常德棉织业；第397页有常熟棉织业，第398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者

[116]同上书，第396页。

[11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5页。

[11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27页。

[119]同上书，第629—630页。

[120]同上书，第678页。

[121]同上。

[122]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123]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第41页。

[12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卷，第25、28、30页。

[125]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65页。

[126]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71—72页。

[127]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2月15日），第48页。

[128]同上书，第51页。

[129]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月），第107—108页。

[130]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131]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312—313页。

[132]应为山东省。——译者

[133]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160—161页。

[134]同上书，第224—236页。

第六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1]第2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1节中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2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第3节将考察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及其克服这些困难所采用的方法。利用农民作为基本力量推动革命的胜利，这既是难得的机会，又是巨大的挑战！中国革命的鼓动者们变成了夺取政权的行家里手，他们忠实于列宁的教导和榜样（不必考虑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这一挑战，克制与狡黠并用——不仅激发起热情，还引起怨恨——克服了这些困难。

关于农村各类骚动和风潮发生的相对频率的统计，有必要预先警告，由于来源的多样和细目的多变，这些统计表和百分率只对准确性提供一种迷惑人的保证。例如，在南京统治的10年间，记录或仅仅提及的近千起事件中，只有100起根据有用的资料能以准确的细节叙述，这些资料有的只有几行，有的却有几页或多至几十页。这1000起事件中其余的那些，我们只能从不过一、两行的概述[2]中极粗略地看到；更糟的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一般地提到，完全没有提供细节。[3]此外，某些被分别记录于这种或那种记载中的事件，却可能与同一事情有关。1936年上半年，在苏州专区（江苏）记载下来的20个抗税案例中，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每一案例都应单独对待？[4]再者，在哪一点上（持续时间、涉及人数、暴力程度），农民的愤怒表示能被视作一起风潮？而且，一起风潮在什么时候就成了一场起义？换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记载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于这些原因，在任何事件中，任何统计评价的可信性都可能为资料所提供信息的无法比较的性质所损害，而一种统计评价若把不能进行比较的事情（种类、持续时间或重要性迥异的骚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恰恰足以证明这种统计评价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所了解的农村骚动的样本，对那类持续时间较长的骚动的频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间分布。例如，我们是否应当把从20年代到30年代记载下来的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土地税的增加，同时农作物的价格下跌（从而纳税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者我们是否更应当把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5]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道；而在这些省份，专区和县远离省会，情况更是如此了。

杨庆堃曾进行一次统计分析，不是对民国时期，而是对19世纪（1796—1911）。[6]对那一相对长的时期，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农村的骚动，也包括数量更多的城镇风潮和冲突，土匪活动，以及为帮助政府满足军费开支而筹款，更不用说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有关的1600起事件）。对于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来说，把可与杨庆堃所分析的6643起事件和群众行动（也就是说每年平均58起）相比的每年的总数加以比较考虑，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不确定的结论少一些，在某些情况下重复的结论少一些那就好了。一方面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课题[7]谨慎而有争议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的关于家庭、乡村和宗教的名著的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鲜明的对比。[8]罗伊·霍夫海因茨所作的“生态学”研究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与这位历史学家用传统方式研究[9]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储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同样有说服力。当然，本章所用的定性方法本身也会有主观主义之类的明显弊端，但这样的方法至少不会显示出一种名为用科学方法确定的，而实际有可能导致错误的貌似真理的外表。

自发的抗租抗税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记载的非共产党的农民活动中，抗租是个受到重视的范畴，因为它最能表现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抗租有时被单独提及，有时领先于文献根据更充分，但在社会性上却较不纯的抗税范畴，在档案馆和汇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导向夸大佃农的反抗。在民国时期这种反抗增多了，但仍限于少数，它引起的争端和对抗，多于真正的风潮。

在真正的风潮中，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冬至1936年春骚扰苏州附近乡村的那一次。那里为数众多的非在乡地主——其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土地位于何处——以及一些在乡地主有委托催甲收租的习惯，由于催甲的腐败和勒索，他们为人们所痛恨。[10]然而，古老的催甲制度并不是引起暴乱的唯一原因。它是由连续两季歉收引发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地主们决定1935年不向派来评估灾情的现场“灾情视察员”报灾，特别因为佃农们上一年曾同那些上报灾的人进行过斗争。县政府曾因此要求所有的佃户自行“申报灾情”，但地主们怀疑灾情被夸大，于是他们以他们计算的容许的减租额，自行削减了佃户申报的损失总数。引起佃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与用实物折合现金交租有关：恰在地租被固定前，苏州一担稻谷的价格从8元跌至7.5元，结果佃户们被迫多交1/16的稻谷，而表面上地租并未改变。引起佃户们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是度量衡的改变（一老担如今等于1.6新担），这引起佃户们误解，他们误认为增加了地租。

风潮始于1935年11月，当时在歉收最为严重的一些村和区，官员们开始试图收租和逮捕欠租的佃户。在要求减租的请愿失败后，数千名农民要求释放被捕的佃户，包围并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所（警察开枪打伤了几名示威者），还焚烧催甲的住宅。在1936年的头几个月中，冲突和纠纷（持续的时间都没有超过2天）再次在吴县（苏州的县）[11]的几个区发生。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4月底，在官员们试图没收种子来抵地租几天之后。这些造成双方都有死亡的事件的结果是，县长试图恢复平静，宣布延迟交租并作了有限的让步：在最严重的歉收地区减租20%，取消对未及时交租的佃户的罚款等。但是，农民同警察的冲突，仍持续至5月和6月。[12]

苏州这些风潮的第一个特征是缺乏准备。反抗者似乎没有战略，反抗形式（始终是抗议，请愿和宣传与暴力冲突交替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进程。确实，我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发蔓延开去，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在收租时节，然后是播种时节）。第二个特征是，一次次爆发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灾害”（歉收）或地主拒绝无条件接受灾情申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变。在租佃的原则方面并无异议，只是反对突然改变现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在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这次冲突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抗税风潮一样，人们攻击了官员或其下属和公共建筑。村长或保甲长和当地的公安局，和催甲一样，是暴力行为最经常的目标——远超过地主本身，而这些地主并不都是非在乡地主。佃户们对士兵下乡催租感到愤怒。军队的干预是地主们求助、抱怨、有时是要挟（“如果我们收不到租子，我们就交不了税”）的结果。但是，剥削者与当局之间的勾结在佃户中所激起的愤怒几乎完全转向了后者。于是，抗租骚动——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性反抗——更多指向当局，较少指向富人。

至少在一个省，即浙江省，当局和地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动摇。在浙江，在国民党政权最初几年的短时期里，当地的国民党代表曾试图保护佃农的利益，这项政策使佃农同地主之间的纠纷增加了。由于这一不幸的插曲（在这唯一由当局进行土地改革的省份，这项改革失败了），我们获得了阐述有关佃农问题第二点的重要证据：虽然风潮和叛乱是罕见的，但纠纷和诉讼却并非如此。尽管纠纷和诉讼很少恶化为暴力行为，它们却阐明了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的性质。很少有例外，只有地主表达他们的观点，然而，从他们常常是冗长的反诉中，我们却得以抓住双方争执的原因。

政府决定减少地租25%，引起地主多次抱怨和请愿。他们一般不愿说出自己的身份，而常署名为“国民”，甚至直截了当地自称“野农”，或“县农民代表”。[13]有一些请愿书声称有几百人签名，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地主的代理人、亲戚和狗腿子，因为在这个区，地主的人数可能少于请愿者的人数。另一方面，另一些申请书只有当地乡绅的例行代言人（区长、副区长和民团团总等）的签名。但是，几乎毫无变化的是请愿书的内容：用相同的词汇表达完全相同的观点，并且使用相同的陈词滥调，如同循环传递的模型一样（就像1789年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前用来炮制“发牢骚的笔记本”或不满的清单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所接触到的显然是预谋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击。

浙江的地主们在他们的抱怨之中，小心翼翼地不对二五减租的原则提出疑问。他们只是声称这一措施与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恶化有关；佃户中的坏人——“奸佃”和“恶农”——正利用这一法律，施行远高出25%的减租，或者甚至干脆完全拒绝交租。不良佃户经常为“痞徒”或无业游民所操纵，并得到传统的或（更为经常）新设立的官方领导人和组织——村长和村委员会，农民团体和当地国民党分部——的支持。

地主们特别对负责仲裁因实施这一法律引起的诉讼的佃业仲裁会不满：他们指责该会一贯偏袒佃户，对地主粗暴并加以恫吓。他们暗指这些仲裁会（也就是“调解会”）鼓动佃户拒绝收成调查，而提出他们自己的估产，甚至在丰收的1930年使用歉收的1929年和1928年的粮食收成数字；仲裁会鼓励佃农以粮食交租时使用小斗；并在地主不给他们签订新的租约前不交地租，等等。被这样剥夺了合法利益的地主们，在这个曾经富足但现已受到破坏的省份已不再可能履行交税的义务了：在结束他们的诉苦和悲叹的请愿时，他们常常向官方暗示这种威胁。

南京档案馆保存的来自国民党地方组织，甚至省政府的某些官方文件，逐一驳斥了不少地主们的请愿书中的陈述。然而，地主们的反诉并非全然毫无根据。相当多的并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条款的佃户，和另一些只是为了充分运用有利的政治形势的人，采取了完全不交租的做法。有些地主受到威胁、劫掠或殴打，少数被杀死。但是，这些行为，一般似乎是针对那些拒绝实行减租，或把土地收回自种或转租给比较顺从的佃户（这是一种只有在佃户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才为当地习俗认可的行为）的地主。确实，许多地主的阻挠策略导致了有关实施新的租约的命令：旧租约被宣布无效，只有遵守二五减租的租约才是有效的。关于计量单位“太小”的抱怨，同佃户或行政方面的关于地主使用的计量单位“太大”的抱怨一样多。正是为了防止欺诈行为，调解委员会被迫推行他们自己的计量单位。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禁止佃户在以实物交租时，为增加重量而把谷子弄湿。

从减租引起摩擦和纠纷的恢复，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特权阶级的抵制证明是成功的。罢税的威胁促使省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计划，因为省政府需要地主的金钱和合作，以便推行其他计划。从浙江的地租改革所引起的骚动中得到的第二点启示是，这种骚动是长期积累的失望的发泄。佃户们并没有主动对地主的契约提出疑问，但是，一旦当局采取一项新的措施，它就成为骚动的催化剂。

浙江佃户与地主之间纠纷的大部分原因，也很自然地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发现。最为频繁发生的冲突与地租的数额或地租的押金有关；歉收时，地主不是增加地租（例如，因为地主自己的赋税增加了），就是拒绝降低地租（或者是拒绝降低到佃户所要求的数额）。然而，还有许多关于利益上的抵触，很难将其罗列：农民被抽佃，有关收成的核算或所用计量单位引起争执，催甲过分苛刻或粗暴，等等。有时，佃户指责非在乡地主的代理人，除为地主索取一大笔押金外，还为他们自己索取“小押金”。佃户们还指责代理人当土地未被租用时，因介绍承佃而索取佣金或贿赂。至于地主方面，他们的抱怨首先涉及拖延交租或拒绝交租（实际上往往是无力交租），但是，有时也涉及偷水或盗伐竹林。[14]

许多争执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天。绝大多数减租请求是在荒年提出的。一次关于上海腹地的调查列举了220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的起因。除15起是拒绝在荒年减租外，有39起事件是因天气反常引起的（洪涝24起；风灾造成的破坏8起；干旱7起），23起是因蝗灾引起的。[15]这里，我们要强调两点：（1）“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发与地租有关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2）在这些对个别地点的争执纠纷中普遍的突出问题。交租的原则几乎从未产生过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冲突确实似乎稍稍频繁和强烈一些。上面提到的调查，在1922—1931年这10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总共记录下197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16]在前3年（1922—1924），所记录的事件次数每年是9—11起。在第二个3年，即动荡不安的1925—1927年，每年的次数在17—19起之间徘徊。从1928年起，每年的次数从未低于20起。因而，骚动似乎稍有加剧。此外，暴力行为（如侵入地主的住宅和宰杀、分食地主的猪）和风潮及骚乱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趋势：从前5年（1922—1926）占有记录的事件的33%，上升到后5年（1927—1931）的39%。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1929年发生的事件总数为46起（23.35%），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1930年则不超过20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1929年发生了18起风潮（整个10年总数为73起，几达1/4），而1930年仅4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17]他们受到尊敬，并在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18]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19]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或甚至被杀死。[20]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度过收获前的难关。[21]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抗税骚动

“引起风潮的最丰富、最重要的源泉，是与官方征税连在一起的勒索。”[22]这个晚清中国及17世纪法国传统的农民骚动的特征，在中华民国的南京10年期间依然存在。[23]

作为例证，让我们引用在同一个月（1932年10月）同一个地区发生的两起抗税风潮，尽管难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江苏省政府财政厅发布清查田赋的命令，在扬州城附近的江都县西乡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1932年10月19日）。大约有50名示威者被捕（在10月21日），从而引起了一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了200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10月23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12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8人死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10月23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领导者被处死（10月29日拂晓）后，这场运动才结束。根据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情地惩罚领导者（或那些被指控为领导者的人）与宽恕一般的参与者，兼施并用（10月24日，250名被捕的示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24]测量或修订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符的时候。[25]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1932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1932年10月4日），但未能做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在事件发生后1/4世纪，当共产党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26]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20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南的一个秘密组织。[27]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绝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腐败的地方税吏。总之，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政府当局，[28]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因此，这些抗税风潮——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农村风潮——并没有反映农村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要求。这些风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村内重新分配财产激起的。它们看中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官，特别是地方政府下属的代理人、税吏或负责催税的仆从。这些抗税风潮并不指向使现行秩序，甚至传统征税形式成为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风潮力图通过保护现有权利甚至个人或地方社区的特权来维护它们。这些权利，可能千差万别，从习俗认可的新年杀猪不交屠宰税的“权利”，到为祖祖辈辈从不上税的“黑田”免税。[29]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纯属臆测。他们先入为主地怀疑任何税收的改革计划，哪怕其用意是极好的。在修订地籍测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申报”）的罕见的案件中，进行修订可能大量减少多数纳税人的税额负担，同时使国库增收；唯一受损者只是那些拥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纳税的地主们。[30]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当局咒骂他们是“愚民”，任凭一小撮大量逃税的大地主煽动发起动乱，而这恰恰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直到1933年底，税赋负担持续恶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31]然而，引起纳税人愤怒的只是个别的改革（简言之，是这一总趋势的细节）。纳税人总的说来并不反对这一趋势，而是特别反对强征某种新的附加税，或不许在歉收后按惯例减税，或在一年内多次强征新税，非法勒索，特别明显的欺诈或滥用职权等等。总之，他们反抗据信是无法忍受的新的措施，却不对税赋原则本身提出疑问。

这些零星的反抗是极易被制服的，尽管并非注定必然要完全失败。就每一起企图持续几个月的反抗来说，都有多次风潮在当天或一周之内便被平定下去。两次风潮之间很少有什么协作。几乎全都准备不足——如果有什么准备的话——组织极差和引导不善：即使动乱者的武器很原始，又缺乏训练和纪律，这些也不足以毁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失败可能是起事仓促造成的。[32]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场动乱迅速被摧毁，接踵而来的是同样迅速的镇压。如在扬州，镇压通常是严酷无情的，但也是有选择的；领导者（或者，如果不能确定，则是那些被宣布为领导者的人）会被处死，其余的全部释放。通常县长会被调离，而引起事件爆发的措施会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并不意味失败。

抵制鸦片税

土地税，首先是土地附加税，是大多数抗税风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征收烧酒税、屠宰税、盐税以及鸦片税等等，也会引起反抗。我们只限于讨论最后提到的税种。极高的鸦片税率并不是造成有关骚乱的唯一原因。时而强迫种植罂粟时而又禁止，也激起过农民与警察或军队的多次冲突。

种植罂粟不仅面临政府政策的反复，也面临镇压的威胁。它还受气候变化的影响，[33]这使它比谷物更难侍弄，同时，它还要冒产品过剩和价格下跌的市场风险。然而，种植罂粟却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战争爆发初，在贵州，同一块土地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4—6倍；而早几年在云南，一季罂粟的收成可挣得种植罂粟的土地的价值的1/4。[34]

罂粟税是比例税率。按官方说法，高税率是为了抑制种植罂粟，甚至是对于种植罂粟的制裁，这可从它的最普通的税名看出：亩罚（每亩的罚金）。有时，连续增税——首先它是很严厉的——确使农民不敢种植罂粟，如在1925—1926年种植季节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为了刺激罂粟生产，有关当局（碰巧是军方）匆忙降低鸦片土地税。[35]然而，在其余时间里，这种“禁”烟税确实达到了它的真正目的（与公开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扩大罂粟种植。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足够的利益，使高税成为可行，而在许多地区，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都征收鸦片税。[36]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和众多河流，特别适宜于生产和运输鸦片，而对那些拒种罂粟的农民，当局强征一种“懒惰税”。尽管懒惰税被认为与种植罂粟者所纳的税款相等，但实际上有时要高出一倍。[37]

许多农民为赋税严苛所激——如果不说为其所迫——而扩大罂粟的种植量，损害了粮食生产（造成多次局部饥荒）；在此之前，他们首先为军阀所迫，也为财政上的原因，而种植罂粟。[38]国民政府忠实于孙逸仙的愿望，并急于在财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独立的西南政权（这一地区是主要的鸦片生产地），在多次努力失败后，终于强制禁烟，同一些农民又被迫拔去他们的罂粟，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在一个晚上消失，但从1934年起，两者都略有下降，尽管省或地方当局都尽力避免放弃这笔收入。鸦片为敌对的四川军阀提供军费，也是云南和贵州两者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甚至几乎没有罂粟的广西，也对从云南经广西运往长江的鸦片抽税。同样，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禁种罂粟，却从自陕西偷运过黄河的鸦片的违禁税获益。

禁种鸦片使罂粟种植者立刻陷入贫困，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地价一夜之间下跌。如果他们试图继续秘密种植这种作物，这是很难隐瞒的，他们至少要冒重罚的风险，有时风险还要大得多。1932年底，在江苏最北部，对罂粟进行官方检查，同时威胁要把两周内不拔除这种作物的人处死。[39]所以，政策的反复并未改变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即农民遭到死亡的威胁，起初是如果他们不种罂粟，然后是如果他们种了罂粟。[40]

面对因时因地而变的政策（在西部省份和福建种植罂粟可能是强制的，同时在其他沿海省份却是禁止的），农民们以其惯常的方式作出反应：当他们对这种滥用权力忍无可忍时，通常并不诉诸暴力，而是突然爆发出愤怒或绝望。在四川万县，农民自1909年以来就不种罂粟了，1925年当军事当局命令他们重种罂粟时，每个甲的首领都拒绝照办。[41]同年在长江上游的涪陵，所有居民在地方士绅和商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声援反对增加60万元鸦片税的抗议。[42]还有另一些惯常的非暴力反抗，包括请愿，要求县政府批准限制鸦片生产；当税吏即将到来时，欠税人逃匿；以及最终荒废征税过重的土地。[43]

福建是一个生产鸦片很少的省份，该省陆军和海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走私。对生产者的剥削托付给了个人或公司，他们可以指望军方保护以便顺利地结束收税。这使士兵与福建农民之间一再发生冲突。[44]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其他地方，这种冲突照例都既是经常的，也是短暂的。一个例外是1932年2月和夏季安徽北部四个县和江苏北部一个县的农民对征收鸦片税的军队和当局进行了一次长期的抵抗，并取得了胜利。[45]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的悖论：无论地租多么沉重，高利贷的后果多么惹人注目，它们却很少激起激情的反抗和骚动，就是激起了，也不如土地税所激起的那么频繁，而土地税相对来说较轻，尽管在增加。我们还注意到，土地税引起的骚动是与反抗其他税种（如鸦片税）相伴随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抗税骚动的突出地位。

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

我们现在将简要地考虑其他类型的骚乱，并概述一种既包括这些骚乱，也包括在前一节中已较详细论述过的那些骚乱的一般类型。

我们将首先考虑的骚乱的共同之处是骚乱指向政府当局（文职的或军人的）的地方代表，而不是——很少例外——指向富人本身。因而这些骚乱更接近于传统形式的抗税骚动，而不是共产党人所要求和鼓动的社会斗争（反对地主和放债人）；后者一般说来分布不广，也就是说，在共产党人自己插手以前是这样。

反对行政当局、强制劳役和军队的斗争　有一些指向行政当局的风潮是由于各种滥用权力（地方官员的专横、残暴或腐败）引起的，另一些则由出自善意但被误解（常被解释得很糟）的创举引起。1930年在广东北部的东陂，一项要求在地方市场交易中采用阳历的法规导致一起造成五人死亡的风潮。闹风潮的人认为“阳历”中的阳字是“洋人”的洋。[46]三年后，在云南，农民们变得难于控制，他们把持续干旱归咎于反对迷信的宣传，他们相信这种宣传得罪了龙王。[47]有时激起农民愤怒的改革本意在于改善他们的命运。1933年4月在浙江北部余杭县有1万名（按另一资料为2万名）蚕农参与了一起动乱，因为省乡村建设机关要他们购买一种特殊的蚕种，以对抗日本人的竞争。一个来自省机关的官员被打伤，另一个被杀，乡村建设机构的设备和帐篷被放火烧毁，蚕房也同政府的许多建筑物一样被捣毁。应该提及的是，要求农民购买政府所赞许的蚕种（这种蚕种比其他蚕种贵）的命令没有附加任何解释。当省政府最后决定派一名科长到这一地区与农民谈判时，他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就像1905年1月流血的星期日圣彼得堡沙皇的臣民那样。据说，那位惊恐的科长曾驾车直向农民驶去，伤了许多跪着的农民，显然这又给当时的局势火上浇油。[48]

上面提到农民对政府不得人心的滥用职权进行报复，对现代化努力作出错误的反应，余杭的例子突出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对农民的精神世界多么陌生。官员的笨拙和在某些情况下骄横地推行某种改革，很可能使早已厌恶所谓改革的农民感到忍无可忍；而改革无论怎么说最终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些在蚕种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或在其他例子中，在种子或较昂贵的设备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有利。反对革新和进步的怒火可能会被描绘为反动的，但未必就是无理的。面对企图从上面强行推动革新的现代化机构的突然出现，农民——先验地——没有理由作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他们对极为熟悉的腐败（也由建在他们上面的那些机构表现出来）所作出的反应。[49]

没有什么东西比强迫劳役制度更能说明农民社会与以命令主义（尽管并非总是有效的）方式指导的现代化之间的冲突。1934年12 月3日公布的蒋介石给各省政府的一份指示授权省政府利用强迫劳动完成公益工程：挖灌渠，加固河堤，清理土地，造林，筑路等，该命令声称上述工程全部由直接受益的劳工（从当地村民中征募）实施。但这并没有防止强迫劳动在被强迫者中极端不得人心。一般地说，服劳役者与最主要的获益者并不一致，也就是富有的地主们能更多地利用现代道路，有更多能灌溉和防洪的田地，但他们却可以暗中贿赂官员，从而不必在劳工队伍中服劳役，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并不是必然被豁免的。只是最贫穷的农民参加了川湘路的建设（这项工程从1935年11月延续到1937年1月，但征集到的劳工只在最靠近他们家的路段劳动）。待遇很差，伙食极坏，报酬极低——甚至根本没有——劳工们终于造反了（在公路经过的七个县中的两个县黔江和涪陵，至少有少数劳工这样做了）。[50]

有时仅仅抽签确定被征集农民的过程都足以引起一场风潮：1935年，在河南泌阳，1000名老妇捣毁了有全部壮丁（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名单的保甲登记处，并且打伤了一个官员。[51]然而，如在黔江和涪陵一样，骚动更经常是由恶劣地对待劳工，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化（这是未恰当遵守法规的结果），或监督他们的官员腐败引起的。对劳工既不付给报酬，又不供应伙食的情况是很少有的；许多人得到基本的或最低的工资，几乎全供应伙食，尽管通常并不充足。但是，例如有时会发生雨天拒绝给他们开伙的情况（因为他们不劳动），尽管他们不可能回家；或者一个腐败的保甲长可能会从每个人身上敲诈几枚铜板——支付“点名费”；不然就是监工加快劳动进度或毫无理由地殴打、伤害（甚至打死）劳工。照例引起“抗力役”骚动的正是这类滥用权力。

“抗力役”可能是非暴力的（罢工），或者相反，也可能是流血的，如当一两万劳工用镐头袭击防止他们逃跑的护路队时。不论是哪种情况，很明显劳工们的王牌是他们的人数：尽管不是本意，他们却代表大量集中的劳工，这些劳工在常态下是广为分散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些转变为劳工的农民可能会尝试一种他们并不熟悉的反抗方式（农业工人自己几乎从不罢工）。与此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会抢先采用（或重演）农民与士兵（或“匪兵”）之间的那种惯常的战斗形式。[52]

1926年春，河南西部的红枪会（一个被认为是保护农村居民的秘密组织）据说曾残杀多达5万——意谓数量极多——的败兵。[53]在军阀统治年代，抵抗士兵的农民自卫一度特别必要，并且很广泛。在南京政府统治的10年中，无论是在半自治的军阀们争夺的边远省份，还是为了抵抗“匪兵”部队，情况仍是这样：据信那些土匪如果被收编为正规军，他们可能会驯化；但由于他们的薪饷很难按时发放，对他们来说回到老路的诱惑是非常强烈的。[54]

龙田事件（1931年12月27—28日）正是这种例证。由于驻在福建福清县龙田半岛的军队勒索和残暴超出常情，几万农民攻击了2500名士兵，这些士兵——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原先全是土匪。他们绑架村民勒索赎金，拍卖抢来的货物并严刑拷打抵抗他们的农民。最后，当一个士兵试图砍断一个没有迅速取下他索要的戒指的妇女的手指，接着又发生集体轮奸后，农民们终于较好地武装起来（不仅有必不可少的棍棒、短刀和长矛，还有手枪和步枪），根除了这些士兵。据说2500名士兵中有一大半被消灭。农民们也损失严重，但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其实只要正式允诺将这支部队（或者说这支部队的残部）移驻他地，农民们就会同意停止战斗。1932年1月27日，从福州开来的援军才真正克服了败兵首领的固执（这个首领坚持索要一笔贿赂，以换取同意换防）。[55]

正规军不时大肆勒索，虽然其次数少于那些被并入军队的原土匪，却也同样令人惧怕，有时甚至甚于军队派往进剿的土匪。对土匪进行的讨伐很少起作用（军队有时会向土匪出售武器和弹药）。有些讨伐甚至比土匪袭击本身造成更多农舍和村庄被烧，更多农民被杀。[56]福建的一个地区1932年受到土匪侵扰，当地居民在断定“纠正比原罪更糟”后，一次接一次地发出请愿书，请求撤回维持治安的军队（无效），“以便他们只与土匪作战”[57]。

中日战争期间，不仅国民党统治薄弱的省份，而且它所牢固控制的省份，首先是四川，都成为农民与掠夺成性的军队之间的对抗舞台。于是叙府地区（位于长江与岷江的汇合处）的农民向大刀会求助，他们立即在1943年的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干预正在盗墓的一群76军的士兵。接着，发生了10天的战斗，从7月16日至27日（被称为“骨战”）。结果是，得到增援的76军赶跑了大刀会——并且以搜寻大刀会会员为借口，继续劫掠，比过去更厉害。[58]

盗窃和勒索所引起的暴乱少于征兵制的弊害和军队拉夫所引起的暴乱。魏德迈将军在一份致蒋介石的著名的备忘录中，提醒蒋氏注意因征兵激起的肮脏交易和恐怖：“对中国农民来说，征兵就像灾荒或洪水，只是更有规律——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59]除只打击最穷的人的征兵制的不公正之外，还定期征集成千上万的苦力，他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在壮丁和苦力（常受虐待，经常得不到照顾）中，死亡率都很高，而八年抗战期间军队对平民的暴行和骚扰更加深了农民对军队的传统仇恨。到40年代初期，征兵的不公正和军队的勒索甚至已成为可与征税相提并论的引起农民骚动的因素。似乎当时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盛行一时：有些暴乱既是由对田赋征实不满引起的，也是由对征兵队长的憎恨引起的。征兵队长是对突然扑向在地里耕作的农民并迅速把他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的那伙人的委婉的称呼。在不到一年里（1942年秋至1943年夏），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农民暴乱（有些卷入的人数多达5万，持续时间长达数月）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60]在这些暴乱之后，1944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浪潮，当时中国士兵在日军于河南发动的新的攻势面前溃逃，受到1942—1943年严重饥荒的幸存者的多次攻击。[61]当士兵处于孤立，掉队或受伤时，厄运便会降到他们的头上。关于农民已不再同情士兵的境况的说法大多是虚构的（毕竟这些士兵都是同他们一样的农民）。他们最初的冲动是让士兵缓慢地、痛苦地死去。[62]

一份纲要性的图表（表2）列出了自发的农民骚动的各种类型。单独加以分类的事件（在表的下端）一方面包括持续时间比一般骚动长的极少数复杂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频仍发生但持续时间短的大量初级的运动。按照我们第一个准则（目标）的观点，复杂的运动按定义是混合的。它们即使在开始时并不指向几个不同的目标，但是由于其持续时间长，随时间的推移它们趋向于获取新的目标。不过，它们与第一类骚动，即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位于表的上方），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初级运动（简单的抢劫事件，有或没有有限的暴力活动）置于表的右边一栏：饥饿的人群到可以找到粮食的地方去抢劫或吃大户，也就是说，一般是在富人的家中或粮商的店铺里。

表2　农民骚动的类型
a 因篇幅所限本章未讨论的项目。频度（主观的估计）：
——极少—少
＝ 一般频度，或变化不定，如军队的案例
＋ 比较频繁
＋十 很频繁

按目标分类的骚动中，我们了解到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最为频繁。不仅置于该表右边一栏的骚动发生次数较少，而且我们划分的这两类子目的社会意义也非常不同。“ A”类骚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到的唯一的一些）是穷人反对富人。“B”　类骚动（世系械斗）使庞杂的社区对立，每个社区均由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构成，富人或者保护穷人，或者操纵穷人，不论怎样，都是他们组织穷人。

纵向运动 如在清朝一样，纵向的社会冲突（世仇族间长期争斗）会使两个宗族、两个村庄或两群村落为某一争议——诸如用水（或防洪），一块清理过的土地，森林的开发，坟地或控制当地市场等而相互对立。[63]在易发洪水的安徽与江苏北部边界，四年内曾四次成为与管水有关的冲突的舞台。1932年6月，萧县（江苏，现属安徽）居民所进行的排涝作业和疏浚工程给宿县（安徽）造成淹没土地的威胁。因此，宿县2000多名武装的农民开始填平那些不久前才挖好的水渠。一场使用了火炮的冲突导致萧县几个村庄被毁（1932年7月1日）。次年，只是由于军队的干预，才阻止了丰县和沛县（江苏）农民毁坏河堤把威胁性的洪水导向邻县。1935年3月，又重现了1932年的骚动模式：萧县村民疏浚淮河一条支流被宿县居民蛮横地阻止，接着发生械斗，造成多人死亡。1936年5月，另一场冲突再次把萧县和宿县的老对手投入对抗。[64]

相邻社区间的反复冲突造成了敌对和争斗的传统。利益的冲突会使这种传统保持活力，但渴望复仇也能刺激这一传统，以致极为平常的事件也会引起新的敌对行为。村民们为了自卫和保卫社区的利益，在必要时会向秘密组织求助，或自己组成敌对的组织，如广东海丰和陆丰的红旗会和乌旗会（详见本节后文和下节）。受到威胁的社区重新复活其秘密社会的一个例子是1927—1928年出现在邻近镇江（江苏）的四个县的小刀会。小刀会的成员都是从江北来的移民。同时本地人组织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大刀会。1928年9月，小刀会2000名农民会员在丹徒县残杀了200人，并烧毁了六个村，他们被认为因建立了大刀会的地方分部而有罪过。[65]

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敌对把每个村一分为二，而广东东部的红旗会与乌旗会却体现真正的村际联盟，这种联盟是在19世纪当新的集镇建立时形成的。在两个集市之间的无人地带建立起来的新村落，和处于集市边缘的弱小氏族——他们寻求逃避牢固地盘踞市镇的氏族的控制——倾向于同他们强大邻居所属组织的对手结盟：如果最近的市镇被红旗会控制，就与乌旗会结盟，反之亦然。于是，到19世纪末，海丰和陆丰两县已被敌对组织的真正的（红、黑）棋盘所覆盖，它们极化成两大对抗阵营。这些组织有点像布列克的圆头会和长头会，在20世纪20年代依然非常活跃。[66]

这样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比江南受威胁社区重建的小刀会以更大的规模组织起来，并具有更大的潜在破坏性。但是规模的不同不应掩盖这些不同的组织所参与的纵向冲突的共同性。尽管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分界线分裂了每个村庄，它却没有把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分开。两个秘密社会间的对立所表征的真正分立，是在当地人与外来人（少数与北方结盟）和当地出生但尚未同化的新近到达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分立；这一伙外来人经过一、两代后仍未被同化。[67]同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广东东部特有的地区性冲突也没有把富有的地主与他们的佃户或其他少地的农民分隔开来，而是使敌对的社区对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惯常的贫富剖面。红旗会或乌旗会的领导人通常是一个富人，他能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去贿赂或恫吓官员，并保护他的追随者们抗税和反抗敌对的旗会。实际上，正是这种保护保证了农民对其所属旗会的忠诚——由于敌对旗会的活动助长了不安全，这种保护在这里甚至比中国其他农村更为必要。

佃户与地主间的冲突可以用正统的说法称之为社会性冲突，而纵向冲突只表明地方上的狭隘性：敌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时，外人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是为了土地和水，而是为了就业。1921年，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时（为把粮食运到需粮的地方），从山东招募了2800名工人，这就出了麻烦。在开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农民在流氓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些外来人，并将他们赶走，接着几百名当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们驱散的人。[68]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工匠和工人行会常煽动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对抗。这样的对抗阻碍了阶级觉悟的提高，并且破坏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开端。一个世纪以后红旗会与乌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

复杂的运动：长乐的例子　1931年11月在长乐（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个县）爆发的骚乱，从一开始就是双重性的抵抗：既反抗军队，又抗税。1932年1—2月，这场指向政府当局的运动被纵向冲突扩大，从而加速了这场运动的最终崩溃。骚乱的起因是在湖清乡（长乐县）征收土地附加税。征收这一附加税的目的是资助一支深为村民不满的海军分遣队（他们为了向烟民征税，强迫村民播种罂粟）执行改进水利的计划。当湖清村民拒交这一附加税时，两个营的海军被派赴该地，强迫村民交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海军于11月4日到达；5日，农民向他们宣战。

这场运动不仅复杂，而且也比多数农民风潮和暴动组织得好（这或许足以说明为什么它能持续如此长久）。湖清的村民从1922年开始就被迫在当地民团服役，与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训练和装备较好——至少不更差。暴动的领导人林克祖正是湖清乡民团的指挥官。林聘请了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来训练民团，并且招纳了一群土匪，预付了两个月的饷，以换取他们许诺在前线效力。12月21日晚，湖清的农民已有准备并得到增援，以10∶1的数量优势进攻了长乐县衙门。负责守备县衙的海军部队迅速逃窜，丢弃了武器弹药，也抛弃了县长。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过于自信。他们捣毁了海军安装的两座泵站，并要求海军从此离去。林克祖宣布地方自治，并干脆接管了整个长乐县的政府机构。他掌握了全部税收以满足他的军事开支；保留并征收两个月前他曾谴责的鸦片税，并解除了开设鸦片馆和赌场的限制。长乐县其他乡的居民，原先并不交附加税，对被迫为与他们无关的斗争提供资金不满。此外，被雇用的土匪释放了刑事犯，并拦路抢劫难民。冲突随之发生，而在当局派兵增援的关键时刻很快又演变为乡际战争。1932年2月，一个敌对的乡——后山乡俘获了林克祖并把他交给当局，遂被处死。28日，海军进攻湖清，并给来焚毁湖清村庄的后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到3月底恢复平静时，有40个村被夷为平地，7000多人无处安身。1932年农事季节，在湖清与后山之间有一个宽阔的未耕地带；但没有人敢冒险去耕种那些沿敌方领域的土地。

长乐骚动的复杂性和组织是罕见的，但结果却因一些毫不罕见的弱点而招致失败，这些弱点是：未能保持对土匪的控制，而他们的帮助起初是很有价值的；为对付当局的反攻（尽管这一反攻来得很迟）而采用征收新税的办法不得人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邻村之间缺乏团结，它们的利益相悖，从而使他们在镇压到来时相互对立。[69]

初级运动　与复杂运动相比，初级运动指向农村中的少数人（最富有的）。但是，除少数情况外，劫掠者们并不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们的财产，特别是他们的粮食。在发生饥荒时，他们常常只不过去富人家消除饥饿的痛楚。诸如“吃大户”或“向富民坐吃”的说法，在几乎涉及每个省的调查和报告中都不时出现，从受养蚕危机影响的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这样较为贫穷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极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出频率极高的抢劫事件（“抢米风潮”）的一些概念。一个经济情报机构记载1934年64起劫案如下：浙江，28起；江苏，19起；四川，5起；安徽，4起；河南，3起；陕西，3起；广东，2起。[70]这些案件约3/4（六十四分之四十七）发生在号称富省的浙江和江苏，因为这项调查主要是根据上海和南京报纸所提供的资料。另一份报告提到仅在1934年夏季就发生了26起抢劫（7月1日—9月11日），[71]但只提到四个省（浙江，14起；江苏，5起；安徽，4起；河南，3起），它们都极易为南京的报纸所报道。仅仅邻近上海的一个县（浙江嘉兴），就是所记载的26起事件中的6起的发生地。一个最后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数据的非典型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极为频繁：仅无锡一县（江苏），在一个月中（1932年5月11日—6月10日），就记载了25起案件；此外，资料的编者指出：他的资料所依据的当地报纸仅提到实际发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72]

另一种相对严重又不很短暂的事件是流动性抢劫。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73]有时他们自己组成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74]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抢米和闹风潮是典型的初级运动，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有限。春天，在两次收获之间的过渡期，几百或甚至只有几十人（有时只是一群妇女、老人和孩子），会外出抢劫一个地主、一家商店、一座仓库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好让他们更快散去。[75]

偶尔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则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76]

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有时他们因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许多抢劫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77]

特征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78]第一，在农民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明。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才这样做。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而有赖于地主。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较常见的是他们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子说明无力交租。[79]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户的案件中（见前），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80]在这7个自杀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农民愤怒的自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81]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由于缺乏阶级意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村民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由于当地人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当一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同样是这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82]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年春荒期间，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83]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84]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85]更多的是农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1931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86]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形势恶化，[87]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88]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的例证。[89]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和武器与他们17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世纪的武器、运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90]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才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91]正当中国共产党准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才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年湖南农民的行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92]随后，1927年秋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93]1928年3月，20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94]再后一些（1928年8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95]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年后，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领导的。[96]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年创建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跟。但是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20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10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1.最初的怀疑。

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97]家家户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2.适应和实际利益。

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98]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声机和演木偶戏。[99]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地图7　海陆丰地区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人参加的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这两个人的父母看到他们不在地里干活，却跟着一个说漂亮话的人跑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就在父母耳边把这三块银元敲得丁当作响。

3.激起阶级斗争。

看到这银元使最早的一位战士的母亲怒气平息，甚至高兴起来。但事实上这个战士和少数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要保卫和增进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对于彭湃来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刻称这些由于社会原因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为“同志”。至于别的群众，彭湃努力以他们自己不能自发地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从而吸引农民投入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

农民协会首先向头面人物对商务的控制挑战。在上面提到的实际利益方面，农会在公共集市上设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们在称收获物时进行欺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判无罪。另有五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一致行动，也获得释放。这种团结是阶级觉悟的第一个里程碑，受到农会的积极鼓励——若不说是由农会激发的。农会终于得以禁止其成员租种被地主夺佃的任何土地。这一纪律性的措施扭转了佃户之间为租种一块土地相互竞争的通常情况。

这样的团结首先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阶级关系的实际状态被故意抹黑。协会散布一种过分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100]最微小的冲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意加剧，以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对抗。农民的贫困和痛苦用启示录式的词汇加以描绘。1926年7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减少地租70%。大多数佃农本可满足于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101]地主中的一个强硬分子也断定农民协会的过分要求已无法容忍。彭湃可以庆贺自己已经把海丰县的整个民众分成两个阶级了：一边是农民，另一边是地主。

农民协会失败后，由1925年2月和10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维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1927这一年，4月和9月的两次起义为11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5万的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102]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个取消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益匪浅，而害怕地主统治复辟。

4.由恐怖而极化。

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恐怖”。[103]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104]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105]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床、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100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

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1927年至1928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做法。[106]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账。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1928年1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1926年1月发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主要市镇2万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107]当地方主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排除了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1927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击。

6.农民的崇拜。

依共产党人的看法，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与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无异。如果说在开始发动农民的英雄时代，彭湃曾小心地迁就乡村的神灵，那么到了苏维埃专政已建立时，这样的谨慎已不再适宜了。但是，从胜利的欢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项措施，十分自然地会引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还很难对彭湃个人对这种攻击负多少责任作出评价。城镇的名称被改变了（这些名称大多数都变成“赤”或“红”）；街道的名称也是如此（这时海丰有以马克思、列宁、罗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庙被更名为红宫（而且海丰也以红场、红桥和红旗自豪）。这只是从这儿向偶像进攻的一小步。这是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很快对偶像采取的一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40年发动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风水先生进攻。[108]赤卫队员们自己是青年农民，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拼命反对破坏已用红漆小心涂过的——以表示对苏维埃有好感——神像。他们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受到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他们甚至崇拜一个新神，对这个新神几乎像对佛一样地崇拜和顺从，这个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选来建立新秩序的，一旦他成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追随一个领袖（正如他们过去在彭之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们的神圣的领袖的事业。正当国民党的军队、民团和警察即将粉碎海丰苏维埃建立（在1927年9月25日）前的第二次暴动的关键时刻，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供品来到庙里，祈求增援部队尽快到达；的确，这可能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即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是南昌起义的红军残部，在经历一次小型长征（另一英雄史诗的另一预示）后，已经抵达汕头。

7.依赖军事力量。

在第二次暴动被粉碎整整三个星期后，南昌起义的逃亡者的一部终于到达海陆丰山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依靠这些由于一连串的失败，也由于未能获得来自农民的合作而疲惫和沮丧的逃亡者，肯定不可能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据这些农民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准备武装起义。[109]然而，不到两周以后，海丰再次落入共产党人之手（1927年11月1日），并维持了四个月之久。这次轻而易举地占领不像早先几次那样短暂，主要是由于两个将军（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对抗，而他们本可以很轻易地防止或粉碎这次暴动。对于这两个对抗者而言，甚至无需联合用兵，就能赶跑红军：他们两人不论哪一方，只要对远离广州的海丰和陆丰给予对广东中心地区同样的战略重视就足够了。简言之，他们双方把跟苏维埃算账推迟到不再为更严重的事情缠身时再说。当这一时刻来到时，苏维埃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坍塌了（1928年2月29日）。[110]

苏维埃的诞生、生存和覆灭于是说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围的权力（或军事力量）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说，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能够扎下根来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对抗（1927—1928年在广东，除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斗争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对抗），就是由于他们之间所采用的复杂的策略（如1924年以前，鼓励陈炯明长期容忍海丰农会活动的策略）。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区或省一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断定威胁已过于严重而无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他们的对手，[111]那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事实事先就决定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1924年3月官方解散海丰农会至1927年11月建立苏维埃之间的这段时期，彭湃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活动不仅证实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初的“农民”事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区或地方政治形势的决定作用，它们还说明了所谓的“依赖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许多“农民”事业所固有的缺乏自主性，这些事业只是由于省当局的庇护，才得以一再免于失败。如1924年广宁（位于该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为同盟者甚或是保护者出现的正是世俗的当局。这次出来说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广州掌权的国民党的农民部书记。正是他说服了省长把敌视农民运动的广宁县长撤职，这甚至发生在后一任省长之前，更为合作的后一任省长廖仲恺派去一支突击队，帮助广宁的革命新手们的农民事业。[112]

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自然使农民运动极为脆弱；在广东的革命军启程北伐后，广宁的农民运动并没有维持多久。

8.非农民的领导层。

广宁农民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在广州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当地人；[113]简言之，是“留学生”彭湃——他属于海丰巨富家族之一——的朴实的复制品。这些从该省东部到西部发动和组织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官方标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掩盖了共产党的控制）的人，无论其智能、地位和社会等级如何，都共有社会精英的身份，这就把他们与农民分开了。这固然会使他们与农民的初次接触较为微妙，却大大地方便了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中去。

毋庸置疑，海丰的地主们本会立即镇压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但是他们在回击农会在彭湃的指导下越来越放肆的积极活动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无疑，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依靠陈炯明所体现的地方当权者的坚定的支持，而且显而易见，也因为彭湃和他的同伴们都出身于当地最好的家庭并且都曾受过教育。人们不能把彭湃这位海丰县的前教育局长（年仅26岁！）当作粗俗的农民领袖来对待。如果彭不是上层社会的一员的话，这位海丰农会领导人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简直就不可思议，彭曾在陈的司令部拜访过他，为农会的事业辩护。诚然，陈本人曾是一个革命者（从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开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倾向，而不是一般的军阀。但是，在那些地方，即使地方当权者出身于更为传统的官宦阶层，而革命者来自比彭低的知识阶层，革命者依然会从有影响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网中（从这些家庭的受过教育的后代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处。这些家庭的大门对他们是打开的，而对农民却是关闭的，并且这些家庭还保障他们，至少在起初，相对地不受损害。

有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从外部操纵的已作准备的农民运动在学校假日或学生返乡时发动。[114]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赞助是多么真诚和深切，它几乎总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1921年秋，由彭湃和海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在名称上（《新海丰》）或内容上都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张，没有显著差别。只是他们写的可能更热烈，他们的调门更激动，以及他们的紧迫感和对折中措施的反对更为绝对而已。但是，《新海丰》衍生于《新青年》及其与五四运动激进的后继者同出一源，却是不容否认的。[115]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的革命倾向，与和他们同辈的其他革命者一样，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后者也和彭湃他们一样，几乎全出身于最优越的社会阶级。中国的革命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于使处于危机状况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对立。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9.组织。

实际上，动员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直截了当地为罗绮园所承认。罗与彭湃在一起，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彭湃的主要广东伙伴之一。罗非常直率地说到“利用他们[指农民]作为基本力量”，并且同样直率地说，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116]在20年代，在海丰和广东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联盟，这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出色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不明确和不平等的联盟，农民之所以参加联盟是着眼于得到经济性质的具体要求的满足，而不清楚他们的领路人要把他们领到多远。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没有它，农民运动注定会失败。但是，凭借的正是这种组织，这些领路人才得以保证运动的方向。应予强调的是：共产党人所提供的组织给了农民运动它一直所缺乏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革命运动（1927年以前是国民党，以后是共产党）的利益和总战略。

在海陆丰，彭湃像一个独裁者一样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协调其他所有机构的活动的一个组织的书记的资格，正式行使这些权力，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是广东的一部分，包括海丰和陆丰）特委。农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一个月，即1928年2月才正式成立）与已以“东特”委的简称渗透到他们中小社会的真正政权分清。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说他们最终曾占当地党员的85%。但是，这85%的决定权比2.5%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就这些知识分子党员而言，他们则受“东特”指示严格控制。[117]

10.地方的素质。

这最后一项是疑问多于断言，但却不可回避，因为它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海陆丰地区（或东江地区甚至广东全省）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使这些地区倾向于起它们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史上曾起过的先锋作用？或者说，使海丰赢得“小莫斯科”声誉的大胆尝试是出自偶然的历史形势吗？它也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发生吗？

很难把濒海的海丰县说成是中国内地的代表，但在许多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内地，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海丰和它的汕尾港，比内地省份一般的县更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邻近香港（这里许多来自有“小莫斯科”之称的海丰的逃亡者出身于该县历史上偶然的传教士居留地）增加了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这同样适用于广东全省，该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纵观第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925年）前的一个世纪，历史就已经突出并加强了该省与其他各省绝不相同的创造力。广东的沿海位置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的结合，可能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同盟会也曾发现这是一个进行颠覆活动的优越地带。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118]

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两县居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1923年，海丰大约有20%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25%，佃农占55%。私人拥有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短缺与人口最密集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一样严重。总而言之，在20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119]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1922年以后的行动（似乎与列宁导致十月革命胜利的行动，甚或更引人兴趣的是，1917年初列宁藏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列宁不会不把彭湃的创造性成就判断为具有共产主义“幼稚病”的特征。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彭被批评为“冒险主义”，特别是关于他为海陆丰苏维埃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与中共的官方路线完全一致的（这时由瞿秋白统治），而这条路线又由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认，并于次月由广州公社说明。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的一致只不过肯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确定的总战略的依赖程度。但是，彭湃在海陆丰执行极端主义的政策无需来自党中央的鼓励，上面提到的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这些政策使苏维埃树立了许多敌人，远远地超过了地主的队伍：他们包括从资产阶级到商号和店铺被没收的零售商，甚至到丧失了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苏维埃不满足于树立不必要的内部敌人，它还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敌人的军事实力。它对人民的数量和力量（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被估计过高）的迷信意味着对必不可少的军事准备的忽视。突然到来的失败使它的领导人（首先是彭湃）大吃一惊。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付出了代价，他们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长矛和土枪去击退机关枪和大炮是多么困难。[120]

彭湃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象征着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幼年期。经验就是逐步排除共产党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简言之，党要根据在海陆丰早期开创性实验过程中实际上已全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学习，并加以改进。

外地和以后

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够读到的在海陆丰苏维埃瓦解后20年中有关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资料。[121]一般说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验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122]但是，共产党抓住了外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共产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30年代后期，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共产党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共产党人无疑是坚决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123]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1923年在岳北（湖南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农会也消失了”[124]。大约10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政治的波动而盛衰”[125]。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126]无论到了什么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能够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127]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华北和西北的共产党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128]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129]农民也倾向于对苏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130]运动一旦起步，由于开展了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就能开始招募真正的农民。以后，他们便把那些不能克服其掠夺成性的二流子驱逐出他们的队伍。一旦共产党人有了足够的力量，他们也清洗了许多富农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党员。[131]他们有计划地从中农，更乐意从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共产党人有充分理由防止富农和地主渗入新的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共产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共产党上层周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刻出现了。像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132]15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部们就是这样，但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与以后共产党的控制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1946年豫鲁边区刚宣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133]。（在1/3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1979年加强计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愤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备。”[134]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135]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各种理由抱怨、但其巨大优点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既定秩序——这种渴望蕴藏在许多表面上是分散的防御性回击之中：例如，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但也包括对任何不熟悉的、新的事物，总之，实际上对蓄意的或偶然的冲击现状的任何事物的怀疑和抵制。这种渴望不能认为是心理失常。确实，它们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同意米格代尔：威胁或破坏传统地保持在“内向的村庄”中的稳定性的革新，随后给该村带来压力和危机，即使不是绝望。[136]

极少数知识分子在发动这些陷于怀旧或地方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动员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更为普遍的状况才是前提。没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关于农民运动的这一章能有效地与专述农民状况及其发展的一章加以比较。[137]人们不必与当代的许多评论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共同的观点，即在民国时期农民状况普遍地恶化了，就可以赞同下列说法：任何一地一时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是悲惨的，并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时会引起动乱——这一部分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也仅能免遭灭顶而已。[138]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农民的状况即使没有任何恶化，也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认为未来的“解放区”的居民是比其他地方居民遭受剥削更为严重的受害者，目的在于反驳过分简单化的社会—地理决定论。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在中国各地都有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远，使共产党的组织者们一开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他们的宣传（即使没有达到冒险支持他们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后会有许多农民充分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冒险行事，甚至作出终极的牺牲。他们在为革命服务中，做出了许多无价的英雄之举，但本章主要注意的是农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些农民，然而只要有适宜环境，英雄主义的种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开花，即使在一般认为专心于脚踏实地的打算和斤斤计较的村民们中也是如此。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自我和牺牲自己，这绝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共产党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要小得多。共产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1]见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89页上的图表。

[2]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抗税抗租26起（第3辑，第1021—1023页），与盐税有关或盐工造成的风潮24起（同上书，第1023—1025页），与水和水利工程有关的纠纷21起（同上书，第1026—1028页），与土地有关的纠纷6起（同上书，第1026页）以及抢劫27起（同上书，第1031—1032页）。又参看全在1934年发生的与盐有关的风潮43起（《中华日报》1935年4月4日），以及同年发生的分属其他六类的事件一百余起（《中华日报》1935年2月27日；3月6、13、20、27日；4月18和25日）。这些表的另一缺点是，尽管它们所含信息稀少，却有时提醒人们是否应当怀疑甚至拒绝某一特定事件或风潮的分类。

[3]例如，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江苏无锡县抢劫25起，两周内（1934年7月25日至8月8日）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40余起。分别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1070，附件5；又仅在1932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70起（《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2卷，第413页）；牵涉佃农的事件197起，大多是1923—1932年间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跨南京10年和以前10年时期，见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月16日），第26—38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提到抢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1932年5月和6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40起抢劫和无锡的25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4]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1—1022页。关于苏州抗税，见本书第6章第1节。

[5]一位资料编集者很公正地提到，素有中国“天堂”美称的江、浙两省的劫案记录数只不过表明江苏和浙江的新闻界优于其他省的新闻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6]杨庆堃：《关于19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74—210页。

[7]“它企图用计算机处理过的历史数据作为一种探索手段来辨识民众活动事件的量值和构形……”杨庆堃：《关于19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第174页和注①。

[8]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庄》；《中国社会的宗教》。

[9]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3—77页；《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1927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6年）。

[10]关于苏州的催甲，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第569、587—589页；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44—45页。但是特别提一下，受到苏州农民责难的催甲勒索事件在南京10年时期比在清末更时常发生；而且，村松祐次及后来洛耶夫斯基所研究的催甲是地主租栈的雇员，在南京10年时期不一定是这种情况。

[11]按民国政区建制，苏州府已废，不应夹注“苏州的县”。——译者

[12]见洪瑞坚：《苏州抗租风潮的前因后果》，《地政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0月），第1547—1562页；《苏州的农潮》，《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1936年6月），第6—8页；《晨报》1935年12月29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0页。关于1934年10月风潮，当时佃农放火烧毁催甲所有的房屋40多所，见吴大琨：《最近苏州的农民闹荒风潮》，《东方杂志》第32卷第2期（1935年1月16日），第83—84页。

[13]关于以下几段，参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的三个档卷：1—2—1001和1—2—1002，题为《浙江各地农民抗租斗争》（1927—1930年）；2—2—1129，《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减租以免纠纷》（1931年11月—1934年6月）；诺埃尔·R.迈因纳：《国民党中国的农村改革：浙江减租个案，1927—1937年》，载陈福霖编：《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49年》，第69—89页。我对孙修福先生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给我的帮助表示感激。

[14]萧信谊（音）：《从1927到1945年的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高级研究实验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第96—97页。

[15]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6页。

[16]同上书，第26—38页。这一汇编只特别提到220种起因的197起风潮，因为有些风潮同时由几个原因引起。

[17]注意四川一个大地主的日本寡妇的有趣的证明。见文森特·S.P.布兰特：《中华民国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中国论文集》第17期（1963年），第225—226页。

[18]例如，匪徒与债务人共谋，抢劫放债人，焚烧借条，并把其财富分给穷人。见《文季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12月），引用于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

[19]如1934年在山西。见唐纳德·吉林：《军阀：在山西省的阎锡山，1911—1949年》，第198页。

[20]这是发生在一个江西靖安农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杀死。（《申报》，1930年5月30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页。）

[21]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7页所说的硬借。

[22]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41页。

[23]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17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载皮埃尔·戴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2卷），第489页。

[24]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卷2/ 2/973。这档卷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号）最详细但不很客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2198（驻南京总领事裴克），1932年10月25日；893.00PR南京/57（1932 年11月5日）和/58（1932年12月21日），裴克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534—535页和《中央日报》1932年10月23、24、25日。

[25]例如，1935年春，安徽东部和县村民抗拒丈量陈报土地。和扬州农民一样，和县村民害怕丈量单位差异（当地的亩大于他地）会造成田赋增加。[《中央日报》（1935年4月15日）第7版。]

[26]戴闻：《江洲火案》。

[27]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63、166、205页和各处。罗曼·斯拉文斯基：《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92—93、99、142页。

[28]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页。

[29]《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0—1021页。在17世纪的欧洲，规模颇不相同的加泰罗尼亚叛乱（1640年）的目的在于保留受到卡斯蒂利亚中央集权威胁的租税特权和军事特权。与1662年布洛内地方的吕斯蒂克律的战争一样，法国的许多农民叛乱（虽然在1660年和1675年间它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重要的社会面貌）目的在于反对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破坏租税豁免和特权。见皮埃尔·维拉尔：《近代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方：民族结构的经济基础研究》第1卷，第627、629—632页；P.埃利约：《吕斯蒂克律的战争与布洛内地方的特权》，《北方评论》（里尔）第21期（1935年），第265—318页；莱昂·贝尔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社会和民众起义》，《法国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64年），第457—459页。

[30]见在当涂县、萧县和江都县实行的三个实例，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一：安徽省当涂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二：江苏省萧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三：江苏省江都县土地陈报概略》。江都县是前面提到的扬州风潮发生地。土地陈报引起萧县一起迅速被镇压的风潮。

[31]这种恶化在40年代重新开始并走向高潮，见易劳逸：《农民、捐税和国民党统治，1937—1945年》，第6—16页。

[32]1932年10月，扬中的示威者在用10小时放火焚烧相隔很远的私家房屋（共7处）后才攻击县衙门；当局有充分时间防范（戴闻：《江洲火案》，第22页）。在扬州，暴动者也让当局有充分时间在10月23日的决定性对抗前，调动援军和关闭城门。

[33]《收获时潮湿多雨容易毁灭农作物》，载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1937年》，第109页。

[34]《收获时潮湿多雨容易毁灭农作物》，载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1937年》，第105页；太平洋学会编：《农业中国》，第119页。

[35]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8年》，第524页。

[36]甘肃事例（《中华年鉴，1925年》，第579页），云南事例（《中华年鉴，1926年》，第642页），贵州事例（同上书，第637页），福建事例（同上书，第627页）。

[37]《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中华年鉴，1925年》，第586页。

[38]七个省（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谷物生产的事例，见《中华年鉴，1921—1922年》，第791页；《中华年鉴，1925年》，第575、578、583页；《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641—642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531页；《中华年鉴，1931年》，第591、599—600页。

[39]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南京/59（1938年1月14日），第21页。在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区域，禁烟运动早在1932年生效。虽然罂粟种植逐渐遍布中国多数省份，但仍以包括西北（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和西南的西部鸦片地带最为密集。

[40]参看《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534页。但在初期，在国民党禁令下达前，有时偶尔也有农民因种植罂粟被处决（《中华年鉴，1925年》，第575页），这全取决于地方当局。

[41]《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在四川省西南部四个县（《中华年鉴，1931年》，第600页）和四川省外其他地方（《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524、531页）也有拒绝重新种植罂粟的情况。

[42]《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

[43]《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628页；《农业中国》，第129—130页。

[44]例如，1925年（《中华年鉴，1925年》，第571和574页），1928年（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1928年4月4日第6—7页），1931年（同上书，PR福州/37，1931年2月）和1933年（同上书，PR福州/51，1932年4月4日，第14页）。这类冲突主要造成农民中的死亡，但有时如1934年春在惠安，农民也杀死士兵、税吏乃至县长（同上书，893.00PR厦门/80，1934年5月8日，第8—9页）。

[45]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81页；《中国经济》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16—17页，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16页。

[46]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0916，精琦士电报（广州，1930年5月14日）。

[47]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云南/54（副领事查尔斯·S.里德每月报告），1933年4 月3日。

[48]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上海/57（每月报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克宁翰电报，1933 年5月20日）；诺埃尔·雷·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第221—228页。

[49]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始路线并不穿过他们的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151页。

[50]《中国农村》第3卷第7期（1937年7月），第72—74页。

[5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52]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1028页。

[53]戴玄之：《红枪会》，第192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4章。

[54]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16期（1969年4—6月），第306—307页。

[55]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893.00/ 11837（1932年2月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56]（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 8841，韦伯（芝罘），1927年4月2日中有叙述。

[57]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58]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年9月29日）。

[59]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页。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5—3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页；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第155—157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163—168页。

[60]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北部（同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地方（同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载于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页）。

[61]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年6月10日），第13页和注26。

[62]张天翼：《仇恨》。

[63]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419—429页；哈里·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39页；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7—29页。

[64]《大晚报》1932年6月22日和《时事新报》1935年7月5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535页；美国国务院档案PR南京/68（1933年10月11日）第9页和PR南京/86（1935年4月8日）第11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7页。

[65]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载J.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21—222页。

[66]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8—19、24—29页。

[67]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名中国农民在1931年7月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外交事件。

[68]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69]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年5月4日）。与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33卷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70]《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71]《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1—1032页。

[72]《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73]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

[74]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页。

[75]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面包贵风潮”中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参看伊夫-玛丽·贝尔塞：《起义农民史：17世纪法国西南部民众起义研究》，第548页。

[76]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77]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78]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第124—129页。

[79]乔启明在1925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监牢有15个犯人，其中5个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109页。

[80]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页。

[81]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311页。

[82]《新无锡》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5页。

[83]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页。

[84]同上书，第131页。

[85]《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6页。

[86]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7月16日），第110页。

[87]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谓查，总报告》，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88]我从分析17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说法：“在敌人、抢掠的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第84—85页。）关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215—218页（和第222—224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5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89]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国）》。

[90]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47页。

[91]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第35页。

[92]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页，又见第269—270页，更广泛地见第264—280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6章；周丹：《北伐》，第194—198、203、227—228页。

[93]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页；《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7章。

[94]《星火燎原》第1集，第431—433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6页注16引用。

[95]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页。

[96]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共产党；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认真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他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关于彭湃入党时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年）：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203—204页。这篇论文是许多研究彭湃论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97]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2—55页。

[98]同上书，第56—67页。

[99]好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百年孤寂》第9—16页上马孔多小城的“术士”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的威势。

[100]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93—94页。

[101]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1—314页和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61—164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102]和1928年1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79页）。

[103]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年）》，第704—784页各处和第825—849页。

[104]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7—18页。

[105]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项国家紧急措施。”

[106]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521、777—783、827—828、848页和各处。

[107]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事业。

[108]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页和附录，第204页（注32）。

[109]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20页。

[110]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697、701、703—704、744—745、902、905—906页。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天（1927年12月11—13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111]1924年3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39—540页；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77页。）

[112]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章（特别是第189和197页）。

[113]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414页。

[114]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第48页。

[115]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205—212页。

[116]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年》（未刊论文，华盛顿及东南区域中国史讨论会，1979年3月），第17页。

[117]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38、787页和附录第217页注87。

[118]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1004页和第1000—1014页各处。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ⅵ、、 1、8—9、35—36、39、50、56—66、96—104、144、275、789页和各处。

[119]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1—146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以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60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120]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93、904页。

[121]见本书第4章（陈志让著）、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苏珊娜·佩珀著）。

[122]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年》。虽然我在这段中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共产党农民运动的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是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123]见本书第13章第3节《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苏珊娜·佩珀著）。

[124]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18—223页。

[125]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主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第88页。又见第90—93、103—104页。

[126]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265页以下。又佩珀：《中国的内战》，第329页和本书第12章《新四军事件》一节（莱曼·范斯莱克著）。

[127]范斯莱克著本书第12章《新四军事件》一节。又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杂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第332页。

[128]原文为ping—hsiang（萍乡），应为平江。——译者

[129]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3、20—24页。

[130]黄宗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年兴国县个案，1927—1934年》，载黄宗智等编：《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第7—13页。

[131]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69页。

[132]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政策，1931—1934年》（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1年），第449、450页。

[133]佩珀：《中国的内战》，第294页。

[134]迪瓦尔·卡亚尔所说，见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世纪和18世纪诺曼底研究》，第55页。

[135]关于中农，埃里克·沃尔夫更正确地写道：中农“百般设法……保留传统的……使他成为革命者”。（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第292页。）我本人要用“造反者”一词代替“革命者”。

[136]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5章。

[137]由于缺乏整章论述，可参看费维恺（本书上卷第1章《农业》一节）和马若孟（本卷第5章《农业危机》一节）说明的情况和不一致的解释。

[138]用R.H.托尼的话说：“没颈。”（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77页。）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从最早时期开始，中国政治制度的质量，大体上被认为并不比最低层政府的质量好。晚清政治的理论继承了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论，即现存官僚政治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的利和弊。各县若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央选派的外地人管理，其得失将如何？让地方人士参与政治，官僚政治的国家要承受多大风险？1860年以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又把这些老问题以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如果国家的强盛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通过什么样的地方上渠道才能最好地得到这种力量？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钱，通过什么样的地方机构才能最顺利地得到钱？在20世纪，军事现代化、扩大的和西化的学校系统、新型的警察力量，所在这一切都需要国家设法更好地控制地方社会，并从中汲取更多的财源。

就在国家被迫以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渗透进地方社会的时候，民众运动的各种思想也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政府。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动员力量，因为中国的命运越来越被看作是每个人的事，新的群体要求过问政治。这些群体主要是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的商业阶级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但也包括内地的一些地主和有科举功名的人士。立宪政府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合法的国民议会成立以前，必须调查和确认选民资格的合法性。建立一些地方名流能正规地参与政治的机构，确实背离了清代的旧体制；在旧体制中，地方名流也参政，虽然也有势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

这样，来自上面的压力，又加上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它们的目的是要改造中国的地方政治体制。大部分中国近代的政治结构的特征，都产生于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哪一种将最后占上风？中国的地方政治是否会因此而变得更有参与性，或者，这个官僚政治的国家是否会比以前更成功、更细致和更严厉地控制中国社会？

社会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早在现代部门成为19世纪末期重要的力量以前，晚清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精神，就已从社会及经济的内部条件中产生了。政府谷物贡赋体制的弊政，引发19世纪20年代下层士绅的抗拒运动，他们以特别联盟的形式向北京提出上诉；联盟有章程、执事人及非官方的集资，堪称完善。联盟从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成员也容易受到指控。在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地主名流卷入类似的团体，但这次采取官方支持的地方团练形式。团练具有社会名流积极参与的传统特征，但它在职能上并不是严格专门化的。同一地方领导层可以使用团练于各种用途，如教育和慈善救济工作，很像宗族团体可使用其财源于各种各样的需要。政府在叛乱年代依靠地方名流的领导，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他们带头组织团体和筹款，可以得到官方的保护并取得合法地位。

到18世纪后期，水道管理已经成为地方管理人才的一个重要的用武之地。例如，在上海县，地方名流负责疏浚河道，并向地主和商人征集款项。这种办法超出了特定的社区自愿捐助的原则，主事人具有绅董之类的准官衔，以表示他们在官府边缘的地位。这种办法称为“官督商办”，这是一种弥补县级官府统治薄弱的混合制度。[1]

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支持相结合，也表现在慈善救济方面。例如，江苏嘉定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即由救济站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31个这样的施粥厂原建于1805年，以救济饥荒。在整个19世纪中，施粥厂的董事逐渐成为在地方行政中辅助知县的近乎常任的官吏。在他们之下轮换任职的是村长。随着集镇网络的交错发展和市场地域的分化，地方行政区划也相应改变。市场社区的政治功能从而正规化，而由地方名流充任准官吏性质的管理人员。在这些富庶的商业化地区，地方名流的管理功能已渐超越非正式的调解和特定的社区服务工作——而我们的“士绅社会”的概念常常就是与这两点联系在一起的。[2]

城市化使古老简陋的城市服务过时；城市士绅和商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取得一种新的综合性的行政管理身份。19世纪后期，士绅管理的善堂和商业公会，正在负起一般城市服务的责任。这是利用传统的社会事业机构发挥新的作用。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说，在现代型商会出现之前，地方官府授权传统城市组织担负起市政的某些职能。此外，综合职能模式是由专门职能模式发展来的，而不是相反；救火会担负慈善和民团工作；善堂担负民团、救火、街道清扫和道路保养。当然，做所有这类工作，都是为了给商业和士绅宅院创造一个有益的、安全的环境，深合老式的士绅服务的精神。这些社团的准政府权力，包括征收商业税款。随着这类社会事业机构在20世纪头十年的发展，它们的职权也扩大了。上海市政工程局议董在1905年创立，部分地是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成功的启发。在官方直接赞助下，地方绅商受权选举董事管理城市服务，如道路、电灯和警务。议董具有城市政府职能的更明显的标志是，议董拥有征税和司法权能。[3]

由社会名流管理的新公共事业，其财政基础必须是在土地正税之外。清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防止地方名流介入土地正税系统，虽然到了19世纪，某些土地附加税已由士绅参与的机构征收。然而，一般地说，这类附加税是杂捐，给地方名流提供了一条介入地方财政系统的合法渠道。和更有名的厘金一样，这类杂捐可以很容易地扩展为新税源，官府很难监督。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地方自治”活动，包括举办新式学校和警察，就是利用这类捐税。它们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名流管理，他们急切地不让县的办税人员插手这些新税源。

产生于这类地方活动的一项制度变化，是官方明确规定“地方”征税范围。在此以前，县政府仅有正税收入的合法“保留”部分，外加非正规的“例定费”以补知县和下属官吏薪俸之不足。直到1908年才建立起地方计税基准，划定县里名流可以用来作为地方政府新事业经费的税款。在1908年的县治所在地、集镇和村镇的自治章程中，规定土地特别税和附加税为这类新单位的合法税收。

1909年，在新组建的度支部的一套大型出版物中，对国家、省和地方财政范围有详细的规定。[4]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已经多么深地卷入征集与动用地方税款的工作。他们向地方商业与服务业征收各种杂税，并把所收税款用在新组建的县警察部队和新式学校。社会名流参与新教育制度特别重要，新教育制度迫切需要新税源。现代化的学校在数量上迅速地增加（例如，在山东，从1903年的140所增至1907年的3424所），成为吸引社会名流参与的新天地。地方取自商业的捐税大多避开县衙，“由士绅管理和不经官吏之手”。[5]

地方名流的管理工作，伴随有大量的理论著作的出现。关注地方政府曾经是19世纪60年代“中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中国面临随19世纪中期叛乱而来的混乱与破坏。[6]省当局所作的努力，是采用加强传统的控制和宣教机构以巩固地方税务和秩序的基础：整饬县政，振兴儒家教育，重建地方经济。与此同时，有的人在寻求新的途径，认为只有找到一种新办法控制社会名流的能量，帝国体制才能存在下去。争辩者（最有名的是冯桂芬）认为地方名流多年来非正式的政治势力不是帝国控制的合适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县级及其以下的行政管理。清代末期的几十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复兴有赖于对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新办法。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问题是，是否要通过吸收社会名流到地方自治机构中来，从而达到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国家的目的，或者，一个向下延伸到村级的更官僚化的控制系统，是否更适合中国的政治传统。

19世纪90年代末，由国际压力突然引起的危机，使解决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紧迫感。社会名流对外国压迫者的义愤（和暗地里对不能保卫国家的满族人统治政权的不满），导致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戊戌维新运动包含一股值得注意的地方积极精神的潮流，它预示着利用好地方名流的力量将是建成强大国家的唯一途径。像黄遵宪这样的改良派人士，在呼吁以地方自治作为强国基础之时，心目中显然以日本作为榜样。黄遵宪断言，官方的控制只能导致依赖和被动，而这正与全然觉醒的民众的素质背道而驰。[7]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灾难，加强了要求立宪的呼声；人们认为立宪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求在地方政治方面实行改革。康有为在1902年写到，地方自治对国家复兴来说是必须的。关键是动员民众的力量，特别是动员地方名流的力量。只有在管理自己地方社区的策略方面长期研究，才能使中国人适于在竞争的世界中生存。康有为在文章中吸收了顾炎武在17世纪信奉的旧“封建”思想，地方人士对他们社会福利的关心远远超过按照回避原则从别处调来的官吏。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动员民众的力量，完全是那些国家的地方自治长期实践的结果。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必然会跟随地方政治力量的动员而来。可通过立宪制度把这些力量用于国家，地方主义决不会减损国家的凝聚力。相反，康有为认为两者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8]

在立宪派中间，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地方自治这一新思想的最主要的推动者。他认为自治将主要有益于中国的民气。自治绝不是一种分配权力的方案，而是一条加强内部纪律、充实整个国家的途径。虽然没有官吏从“外部”统治他们，但是民众会最终为一系列的社会法则激励，朝向他们共同的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国家的团结和强盛。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相信自治对个人性格并最终对群体起到改造作用。立宪派的主要对手章炳麟，作为同盟会的发言人，带头抨击“封建”思想。中国数千年以前就脱离了封建时代，它不同于西方国家——更不必说日本了。他认为，那种以为中国适合于实行西方变体的代议制政府的观点是荒谬的；它只会在从政者中导致追求自我利益和相互竞争，并在地方社会中导致无政府状态。（可能是作为革命的后果）所需要的是一个肃清腐化、纪律严明的适应统一的民族国家各种需要的官僚政体。[9]

晚清官方关于地方自治的观点，大部分是由袁世凯的活动和提议形成的。袁世凯在1902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不久，即开始在天津建立现代化的警察和教育制度。天津被列强视为它们通向京城的路线上的一个枢纽；在义和团事件后，有效率的市政管理被认为是避免中外冲突一再爆发所必需的。袁世凯的计划不仅包括现代的警察和学校，而且包括吸收和利用地方名流的措施。这要通过在天津府属各县实行代议制去做到。新的警察局首先在天津县示范，进行居民普查，作为制定选民名单的基础。天津县议事会在1907年选举产生，成为清政府建立名流代议机构的样板；清政府认为，这种代议机构在对待地方自治权限范围的问题上，应恪守基本保守的观点。在采取这一步骤走向以名流为基础的立宪制度的同时，袁世凯开始把新式警察系统扩展至直隶的其他地区，从而把地方治安系统牢固地置于官府的控制下，加强了知县的权力。[10]

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撤出，华北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以名流为基础的民主制和官府控制结合起来的试验，可看成是他对所接管的这一混乱局面作出的反应。在日本人的影响下，较为严厉的政府控制，将会在地方名流的合作下建立起来。

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清廷自己对地方行政的看法上，1908年颁布的法令授权逐步设置地方谘议局作为全国立宪制度的基础。朝廷认为地方自治只是传统的绅—官关系的延伸；在自治中，地方名流能够做那些县政府不能执行的工作：主要是在教育、公共救济和公共工程等固有士绅管理领域内。在官府密切监督下，自治团体在地方政府中起纯粹的补充作用。当然，这里没有我们先前在维新派分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动员民众的热切呼唤。[11]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将在以后的30年中摇摆于这两种概念之间：追求动员和追求控制。

议事会和“新政”

政府支持的宪政，尽管有种种局限性，但对地方政治的冲击还是巨大的。一旦清廷本身开始承担起有限的制度改革，建立合法的机构加以实施，地方名流固有的积极精神便大规模地发扬出来，这正是国家机构压倒之势的威信的标志。庚子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羞辱震撼了全国，导致朝廷支持的措施出台，从而开创了地方名流参政的许多渠道。其中首要的是1901—1905年的教育改革，首先是授权创立一套仿照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采用西式课程。当1905年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新式学校成为社会流动的标准渠道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名流大量参与新体制的管理。地方政府经费与人员的不足，使得新式学校系统主要成为地方名流的事业。1906年根据敕令在各县设立“劝学所”通常安排地方名流任董事，他们立即埋头于全县范围的基金筹集和管理工作。正如教育是为了地方的文人学士，官方新委办的商业公所是为了商人和厂主。和新的学校系统一样，商业公所是一种非官方负责的系统，名流活动家可借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12]

然而，采取市议事会和县议事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县名流进入政界的最重要的渠道。它的机构的声望接近于官府，引人注目，而它介入政府事务的能力，似乎就是对地方精英议程上的一些长期忌讳的问题发言。其中一个主要的议题是采取控制公共财政的某种措施，因为公共财政被看作地方官吏和幕僚过高收益之源，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益处。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自治一直是维新派的战斗口号，现在已是清廷1908年明令宣布的新宪政纲领的正式组成部分。省谘议局代表选举法颁布后不久，清廷（在1908年8月27日）宣布可以制定设治的城和非设治的镇乡的自治章程。1909年1月18日，北京颁布了这些自治章程。[13]各级行政单位的自治也随之登台：1910 年2月6日，北京颁布府、厅、州、县的议事会章程。

建立议事会的过程首先是举行选区（1909年诏书规定的城和乡）的选民普查，并向民众宣传地方自治。这些工作委托给县名流组成的新的自治事务所和自治研究所。像公民权本身一样，两所管理人员限由有财产的或受过教育的名流担任。考虑到这是崭新的事业，议事会的选举和召开如此之快是非常惊人的。例如，在比较先进的东部省份，地方议事会在1911年秋开会。无论对选举和议事会实质的理解多么模糊，很显然有一股参与地方政治的强大动力。除上述行政单位建立议事会以外，县议会的选举也在1913年初举行，这就是说，县选举与县城选举是不同的。是由20人组成的每一议会，选举出参议会，由县知事任议长。此举看来为名流参与正式的地方政府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础，它标志着与过去体制的根本决裂。[14]

不管地方士绅和商人多么热心自治，最初阶段的进展速度看来很可能取决于官方的态度。江苏虽然以有积极参与和高度商业化的名流而闻名，但在进程中由于南京两江总督迟疑不决，而明显地受到阻碍。

清廷“地方自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保护官方特权。正如立宪筹备局指出，名流管理的地方性活动的范围，从未很清楚地与官方统治范围划分开来。所以官方的软弱必然导致名流的越权，反之则处于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明确划分“地方人士管理地方事务”的范围，有可能使地方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压制都不至过分。地方自治必须限于“官方政府”不能执行的职能，即官方系统无力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这纯粹是为官僚制国家——它把地方权力委托出去——认为合法的一种辅助职能。[15]教育、公共卫生、道路维修、公共救济，加上像电气化和供水系统之类的“改善”，均属“士绅”传统关切的范围。如今这些职能由明确的授权划定了范围，并由选举出来的地方社区代表来管理；在朝廷看来，对于国家官僚体制的权力是一种安全和有用的附属物。很明显，这种办法保证公共服务职能得以执行而不冒官僚政治受到太大的政治挑战的危险。

实际上，地方议会和议事会的事务范围与传统的名流事务范围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诸如供水系统的维修、教育和公共救济之类传统的项目，都列在它们的议事日程上。为这些组织的活动筹措基金，常为它们讨论的问题。自治组织没有既定的地方收入基础，只有在正税边沿上筹集基金。特定的商业课税（类似厘金），土地正税之上的附加税和有限的政府接济，它们简直不能为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治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

名流参与地方政治的潜力，由登记条件放宽、选民数量迅速增多的现象表现出来。1909年选民约17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实际投票），只构成全国人口的0.42%。在1912年君主政体瓦解后，登记章程更为开明（根据居住地而不是传统的“出生地”，要求财产和教育的条件也较宽松），选民可能达到了4000万人。[16]虽然我们对早期地方和省议会选举中投票者的兴趣和行为所知甚少，但是由县级关切的政治事务范围可以看出，对地方发展普遍关切，对县财政问题普遍有争议。镇议事会和县议事会逐渐从传统名流关切的事务扩展开去，创办了诸如电灯公司和现代诊疗所之类的现代企事业。

纵观民国时期代议制的议会存在的近20年，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过程呈现两种对抗的趋向。其一是在较为先进的县，名流扩张和部分政治化。议会和议事会，作为表达政治利益的一条渠道，对于名流权力的传统机制不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的一些县，尤其重要。（在较落后的地区，设立新的公共机构显然不太有用；传统的亲属关系和经济联系仍是地方名流所需要的。）

另一种趋向是官僚政治的权威通过强制的方式重新逐步地树立起来。面对难以驾驭的地方议会运动，袁世凯下令废除地方自治，代之以一种更适合官方控制的形式。袁世凯的体制在县以下保留了区，其辖区大小为每县只设区4—6个，区长实际上是县政府的官吏，不是社区选举的代表。[17]袁世凯去世及其帝制失败之后，地方议会从1921年到1927年有过第二次短暂的繁荣；但环境已经改变。专门的行政部门已经出现，掌管诸如教育之类职能，所以议会如今只是开会为这类机构筹资，而不是管理它们。而且县知事通过参事会——成员仅有一小部分由议会选出——收回了大部分控制县事务之权。这样，袁世凯对议会制的攻击，可以看作只是重新强力推行官府控制的总趋向的一个极端例子，羽毛未丰的地方名流政治机构敌不过这种趋势。[18]

名流领导的议会运动在农民中也不受欢迎。从一开始，地方自治在县一级显然不可能在民众中组织起支持者。相反，在许多地区，还偶尔发生民众的暴力事件，以之作为对那种被视为仅仅是名流另一种投机活动的反应。尤其是民众对新式学校泄愤。这些新式学校比传统学塾花费超出甚多；其经费必须以日常零售商品消费税和土地附加税的形式从平民中筹集。由于新式学校和传统学塾相比，农民更难进入，所授科目对他们又不太有用，新式学校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征税于民而无利于民。民众愤怒的另一个目标是地方自治机关本身；有的项目，如为造选民名册而进行人口调查，使民众害怕是征收人头税的前奏。普遍以地方寺庙充当学校或自治机关之用，触犯了民众的宗教情感。自治运动早期接二连三地引起骚动，导致纵火焚烧新式学校和自治运动领袖的住宅。地方名流使自己陷入一种境地，即看来是最进步的改良与发展计划，却被视为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触犯。[19]自治正迫使改良派的名流与保守的农民进一步分开，而不是创造出一种由名流领导和民众支持的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治。县级名流上下都无同盟者，既不大可能从下而上地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大可能成功地与复苏的官僚政治国家竞争。[20]

区域政体

从构成宪政运动的提议、章程及地方权力竞争的一片混乱中，出现了一些改组地方政府的具体活动。由于中央政府失去在地方贯彻其意志的能力，这类活动首先在省的保护下扎下根来。这一情况实不足为怪。活动是从山西省的军阀领袖阎锡山的计划开始，他打算通过把新的重点放在村级组织，以便更好地控制山西。省里的这种创议由于是从军事掌权者开始的，所以不大可能很重视民众动员或参与。尽管这种计划无不冠以“自治”的美名，但是实际重点却完全在另外的方面。

山西计划

由山西督军阎锡山在1917年创始的“村制”，是能说明下面过程的例子，官僚政治的解决办法是从自愿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并最终成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统治形式。阎锡山的村制是两种趋向的产物，两者的意图都是保守的：第一，袁世凯（在1913—1914年）取消县和省的自治，接着推行区的地方行政“实验”制度，区是县以下大体上与传统的乡规模相同的单位。根据袁世凯1914年的计划，这些区由任命的区长管理，区长实质上是县政府的助手。区被阎锡山采纳作为县与村的桥梁；每县三至六个区，主要作为警务与税务的行政当局而发挥作用。第二，阎锡山利用乡绅想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得乡村复兴的积极参与的传统。

山西村制的起源可追溯到乡绅领导的模范城镇河北省翟城；翟城实验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作为定县计划的基础而很有名（见下）。翟城米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和自治，甚为成功，县知事孙纯斋宣布该镇为模范镇，后来该县本身又为模范县。孙纯斋于1914年任定县知事。两年后他被阎锡山选为山西省省长。不管他的提升是否归因于他在村级行政管理上的独特经验，他抓住这个机会力促他的恩主阎锡山推行他振兴地方政府的方法。孙纯斋任职不到一年去职，但这种新的行政体制仍然是阎锡山实行地方控制的基本战略。[21]

阎锡山的新村制正像它的发展所显示的，与袁世凯政府1914年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相当一致。这些章程的目的在于驯服民国初期生气勃勃的县和省的政治活动，因为在县、省的政治活动中，地方名流与官府争夺对寺院财源的控制权。袁世凯废除省、县议会，目的在于地方政府中有更多的官府色彩；基本单位区的行政辖境太大，难与任何县以下的自然单位一致（例如太大，难与标准的集市乡镇一致）。它的含义是清楚的，县以下的自治在经过一系列的规定阶段以后终于出现时，对官吏的监督比对地方社区的政治组织更易作出反应。[22]新“村”制所增加的单位就是村，类似清代的“编村”，在村内，小社区一般在村长领导下相互联系起来。村制随着在山西的发展，变成了一个传达政府指令的次官府结构。村长一般不识字，依靠县当局指派，几乎不能独立地主动行事。一份1922年的督察报告断定，他们甚至不能有效地贯彻官方的命令。区长能力较强，虽然全是山西人，但都不派在本县任职，这等于把前清“回避规定”扩展到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作为低级行政官吏，他们不可能鼓动“自治”之类的有生气的地方政治运动。然而，省政府的直接任命使他们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

山西村制的官府气味，在划定行政村界的活动中得到加强。划定村界是以已知的行政管辖权代替惯常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对土地税的管理有用。行政村起的作用相当于清代催征税粮的里甲，可是如今有了根据阎锡山当政初期进行的地籍测量所划定的更准确的村界。[23]

就行政史而论，阎锡山大受吹捧的“村制”，只不过相当于实质上的旧时帝国税政体制，加上自愿主义的自治外表，附以十进制户口单位的旧保甲监视系统的翻版而已。

在这方面，阎锡山的村制是20世纪把整个征税责任确定在村，从而加强村作为政治行政单位做法的一个例子。成问题的特别税以“摊款”闻名，这是为满足政府不断扩大的需要而向地方社区特别征收的。摊款最初是一种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的方法，但后来成了为省及地方政府的现代需要，特别是军事需要而筹款的通行方法。阎锡山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功，多归因于他卓有成效地由村经办摊款向地方社区征税。这显然是他的“村制”的预期结果，不管如何用改良主义的纲领加以粉饰。

然而，改良主义纲领还是为山西取得了名闻全国的声誉。旧保甲和里甲的规模被用来推行禁止缠足、禁吸鸦片、公共治安和识字运动，取得明显效果。梁漱溟强烈批评阎锡山计划的官府色彩，却觉得它在社会改良方面颇有值得称道之处。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山西计划，它是一个积极行动的省政府坚决把官府权力向下推行到村级所做的努力。把它归功于米氏家族的翟城实验，大多为虚浮之词，但是，当时有一共识：密切注意县以下的政府是20世纪议程上的重要问题。[24]

山西不是推行地方政府改革的唯一省份。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努力是，“桂系”通过实施全省民团制度来加强地方政府。通过训练村镇领导人员，并把他们列入民团干部，希望把军事纪律的精神灌输给他们，以便省当局的命令能有效地传达到下层。这些首领还在“基干学校”体系里担任教师，促进识字运动，培养公共精神，和鼓励经济自足。从严格的军事观点看，民团可作为全省征兵的基础。其理想是古老的“兵民合一”思想，不仅是为了建立丰富的兵源，而且要把高度的纪律意识灌输给全体民众。这种制度在1933年开始实行，但是没能击退六年后日军的进犯。和山西制度一样，广西模式旨在通过加强省官僚政治的权力，使之渗透到乡村社会，来实现地方的管理和发展。[25]也有人认为省办民团能排斥有势力的“土豪劣绅”控制下的固有的地方民团。

省里的这类主动精神，往往能反映其军阀靠山们的兴趣和气质。山西制度强调保守的社会目标和道德的提高；广西则在社区建设的词藻以外，强调尚武的民族主义。两者都赞颂地方自治，但它们的实质是官府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决心使官府在组织的最低层做到有效的控制，实际上是把官僚政治扩展到它晚清的层次，也就是县以下。在这方面，山西制度尤其重要，因为它影响了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的地方制度。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作为保证社会改造和国家统一的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人取得政权，承担着实现孙逸仙的民主中国理想的责任。这个理想体现在《建国大纲》中，表达了他在宪政问题上成熟的观点。《建国大纲》发表在1924年，当时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正在积极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国民党左派的观点甚少。实际上它是孙逸仙长期坚持的如何实行民众主权观点的重述与完成。

孙逸仙认为不习惯于立宪政府和政治参与的形式和观念的国家，建国必须遵循自下而上，从县到省，到中央的顺序。公民必须在国民党的监督下，根据县的模式，在“自治”的形式和实践方面接受训导。在政治发展的这个“训政”阶段，党的领导目的在于使一个省内所有的县实现“自治”，然后在省本身实现“自治”。当大多数的省份能够如此自治时，国民大会即可颁布一部以五权分立为基础的宪法。

这种从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无非是孙逸仙由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在20世纪头十年中，大肆宣传的“自治”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孙逸仙显然早在1912年就信奉地方自治的思想。他认为，地方自治是一个强盛、统一的国家的当然基础。他的理论基础，不论在论调上还是在实质上，与我们讨论过的梁启超的理论基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至1916年，孙逸仙已经把地方自治与他的含糊但令人深刻感觉到的平民主义联系起来；为避免旧时的专制政权更迭不已（它曾是大部分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今又在民国重演），需要使民众成为政府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机构必须从下而上地重建。国家最高层的结构就如同是房屋基础上的屋顶横梁。

然而，孙逸仙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实质，不能单从平民主义的自治的基础上去理解。虽然他对同时代的美国的诸如创制、复决、罢免之类进步措施的印象很深，但是，他也深信需要名流领导来训练中国民众去使用这些权利。“有识之士”是现代化的名流中最开明的人士，将引导民众走向民主。中国民众天性温顺驯服，因而是这种名流训导的极为适当的对象。[26]真诚希望有一个民主的中国出现，同时深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坚定的引导，这样的混合体从一开始就浸染着孙逸仙的政治思想。国民党执政者在1928年以后巩固他们权力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因素难以相容；在后来的年月里，这对他们来说，证明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新的国民党政府采用孙逸仙的《建国大纲》作为指导文件的时候，这个政府在地方行政上几乎没有经验。这个理论的历史根源混乱，加上表达含糊不清，毫不奇怪，很难在中国的地方社区产生一种可行的立宪民主形式。

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化

国民党政府对待地方行政的政策演变，表现出一种偏离孙逸仙的地方自治概念，并向着更有力的官府控制体制发展的总趋向。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名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残存的一些方面，成了反复攻击的目标。许多这样的行为发生在国民党内保守思想复苏的环境里，也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标志国民党政府对待民政的态度的特点，即狂热追求国内治安的环境里。

1928年9月，南京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的最初文本，它试图既规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结构，也规定代议制的民主职能。县的行政机关本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县长直接领导下的职能科，另一部分是由省政府同名的厅控制的专门局。例如，县政府的财政科有省财政厅控制的财政局与之平行。这种奇特的职权划分，实际目的是把（委托给局的）纯地方的职能与（由县政府的科处理的）省及国家的职能分开。县长不控制局长的任命，意味着地方行政相当大的部分（以及为它提供的经费）留在县长控制之外。例如，地方教育由教育局管理，教育局长直接由省教育厅任命。[27]

县组织法也试图规定县级以下的政府单位及其在代议制政府体系中的作用。以山西为榜样（山西省长阎锡山被任命为新的南京政府内政部长），建立起一个多级行政单位体制。直接在县下的是区，自民国初期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次级单位。区的范围未作明确规定，根据地方条件从10个乡到50个乡不等。然而，和它的山西榜样一样，区显然是比任何自然社区所能界定的要大得多的单位，它适合官府的行政管理或划分选区，但不适合地方自治。[28]区以下为自然社区。在乡村，100户或更多为村，在城镇，同样大小为里。在村或里以下为一种互相监视和共负地方责任的单位，即研究中国史学者所熟悉的保甲。但在《县组织法》中称为间和邻（25户为间，5户为邻）。除区以外，每个自然社区最后须有选出的首领和议事会。然而，在举行地方选举以前，首领要由县长任命。

不论《县组织法》付诸实施的前景如何，若根据国民党政府明确承担义务要执行的孙逸仙《建国大纲》的规定，原来的《县组织法》中有关地方民主的条款，是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少的。县既须是行政单位，又须是自治单位；县长是由科长和局长组成的县政会议的主席，与之平行的有选举出的县参议会——拥有审查预算和政绩的广泛权力。在县以下，所有单位都被整个看作“自治”机关，有选举产生的区长及下级参议会。自然，在选举程序制定出来和民众受过自治实践教育之前，这些级别的人员仍由县长任命。[29]

然而，实施这样一个地方民主化计划的环境，有可能导致要求更大的控制，而不是要求更大的地方自治。为内战的频仍和外国的侵略以及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社会影响所困扰，政府视国内治安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事。结果是加强了国民党内部，与民众参政相比，更注重官府和军队效率的分子的力量。从1928年末开始，南京政府完成了《县组织法》的修订，它具有加强官府行政的作用，同时推迟实施地方自治的日期。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民政厅的代表的会议认为，县组织法在推行县参议会方面过于仓促，民众对此没有准备。召集参议会要推迟到区长民选出来以后。接着把召集参议会规定为不迟于1933年。[30]（对召集县参议会的犹豫不决，使人想起30年前袁世凯对于这类组织的怀疑态度，当时地方自治运动几乎被摧毁。）根据民政厅代表会议的精神，立法院通过一项法律（1929年5月11日），确认县长在有关地方自治所有事务方面的“训导”职责。这项法律还通过把区长的任命直接置于省民政厅权限之内，以加强省政府在地方行政方面的作用。县长负责提出所在县专门职能局的局长人选，由省政府任命，从而拥有控制这些局的较大权力。[31]

同时，发现县以下行政的原有模式不适于普遍采用。经南京政府修改的山西“行政村”制，接近于旧保甲的用数字表示的聚合体原则：一个行政村应有100户左右，把几个小自然村连接起来，由政府任命的首领管理。南京政府现在发现它与自然聚落单位太不一致，遂颁令恢复更习用的民国初期的“乡”、“镇”的名称。[32]这也是放弃单一的国家地方行政制度，同时承认南京控制华东和华中以外的省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自治和行政改革而论，省长们越来越发现《县组织法》的宗旨不实用。内政部主办的两次省民政官员会议，作出了旨在冲淡原来宗旨的决议。1931年举行的第一次“内政会议”，决定放松对地方单位规模的严格的数字限制；限制乡和镇的行政聚合体不超过1000户，在稠密居住区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会造成地方控制网络过细，在经费或人员配备上都不能做到。而且，限制区长只能由经过训练的地方政府人员担任也不现实，因为训练所需人员的设施不足。最后，要求在1929年底以前全面实施《县组织法》，由于各省条件参差不齐，也发现是不现实的。

第二次会议在1932年12月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抨击了《县组织法》。由于地方传统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实行全国统一的制度已不再认为可行。今后，无论县以下地方单位的规模，还是其组织原则和命名方法，都无须听命于南京的内政部。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自治作为地方组织的原则加以攻击。县以下单位，从区开始向下，原为《县组织法》指定的纯自治体；而今地方自治只是那些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们也应是县官员领导的低级行政单位。县本身如今主要是行政单位，作为自治单位只是次要的。在所有层次，自治职能受到的约束更紧，例如，警察只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而不是任何自治体的代理。根据推荐的行事方式，县长对自治体的预算和活动有更大的监督权，包括对自治议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有实际的否决权。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的这些建议，目的在于监督和控制自治体，甚至要把它们变成县政的辅助的分支机构。同时，这些建议等于承认南京政府以改组地方行政体制的标准化形式，来贯彻其法令的权力非常有限。[33]

第二次民政会议建议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裁撤县政中的专门局，把它们的职能归入县政府的相应科中。这种意见的意义超出了单纯简化的范围。它具有通过加强县长对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使县政恢复更为习用的模式的作用。然而，加强县长的权力本可以不那么依靠传统的办法，而更多地依靠“CC系”扩大它的影响，即通过把中央政治学校受过现代化训练的毕业生安插到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当县长。如果是这样，那么清代以来县长权力的减弱真正是一个严重问题。例如，蒋介石在1932年抱怨增设专门局分去了县长的很多权力；他说，实际上是省政府类似的厅拥有任命和监督县里局长的权力。[34]

新政策下受损失的是省级的专门人员，以及民国初期以来即参加专门局工作的地方名流。而今这两部分人都不能对县的财源有多大的控制。只是截至20世纪30年代，地方名流介入县专门局有多深仍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看起来他们的介入从民国初期就有所减弱，当时地方文人学士对诸如教育和经济发展之类的专门局颇能控制。如果是这样，那么20世纪30年代成为政府改革口号的裁局改科，就是使县政府恢复到更为司空见惯的官府模式的最后一个步骤。削弱地方的这类参与，同国民党统治初期发生的实际放弃地方自治的计划如出一辙。[35]

到1937年，这类政策大都已被采纳，它们十分切合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指挥的“剿匪”（反共）战役的精神。我们在接触到作战文书档案以前，只有依靠推理来判断这种官府化的努力来自何方。[36]但是，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和他的亲密顾问支持这些政策。

例如，裁局的计划似乎于1932—1933年出自湖北，可能得到了蒋介石手下张群的支持，作为减少行政开支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计划为鄂豫皖共产党根据地“剿匪”方面采纳，成为县级的官方政策。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省主席会议，研究新的民政措施，作为其在江西及其他“剿匪省份”军事围剿的补充。“裁局改科”的思想在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报告中，被宣布为普遍的政策。正式条例于1934年12月颁布，供所有剿匪省份实施。不论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加强县长权力的目的，必须承认它所取代的制度是浪费的和混乱的。让公文在县专门局与省会的对口厅之间往来，不经过县长办公室，是削弱县政府，又是向地方政治注入另一种保护制度的做法。

30年代中期另一个官僚政治的进展，是重新设立区为县以下的公安单位。人们当能想起区原是从山西样板借用来的，最终应担负自治的权力。以后只是暂时放弃区，赞同民国初期以来的三级自然单位制。但是，30年代的反共作战又使得区的地位突出起来。这项措施由鄂豫皖剿匪总部首倡（和裁撤厅的措施一样），于1932年具体化，成为一种能够引入监督重建的保甲制度的公安机构的方法。这项措施也在1934年南昌会议上得到蒋介石认可。问题是只加强县一级政府是不够的。杨永泰抱怨说，区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绅”的世界。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乱而不是平息叛乱。[37]无论如何，这样的地方名流没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县政的有效工具。五个剿匪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1934年12月）奉令在每县设立三至六个区，区长经县长推荐由省政府任命。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区长不能在其家乡县内服务；回避的规定传统上是正规官僚政治的约束手段，如今用来控制县下一级的人事安排。[38]

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迹。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30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一级的监督。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1932年首先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渐渐更广泛地设立此职。治安，特别是反共作战，是他们的主要事务。这种新设的机构是由这样一些组织，如江西为反共而设立的“党政分会”发展而来的。颁布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过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而是（和刚才讨论过的县级措施一样）通过剿匪总部。由于按照宪法纲要其合法性可疑（宪法纲要正式规定省县两级制），行政督察专员在最后出现的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临时措施”。实际上，“道级”督察专员（往往由县长兼任）的职务，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总部的民政与军事条例混淆不清的混合状态。[39]这种监督层次的重叠，违背国民党理论上继承的精神，即强调民众动员而非官僚政治的机器。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层单位的继续存在，也表明在一个交通不便、行政手续繁琐的国家里，省—县间的联系长期不畅。

人们很可能想知道，国民党本身是否对促进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关系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虽然孙逸仙设想国民党为“训政”的监督者，实际上，县级国民党党部却发现它们几乎无法影响地方官府的所作所为。县党部在经费上靠政府拨给，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级官员上）低于官僚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使县长感到掣肘而已，几乎不大可能充当扩大民众参与地方政府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如在其他方面一样，这个官僚政治国家的影响力严重依赖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40]

国民党政府在迁都重庆期间，企图调整官僚政治与参与之间的平衡，并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复活力。这就是蒋介石在1939年6月首次提出，并被大肆吹捧的“新县制”。这个新制度设想的县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税基础，并且有自治的机构，但是可惜，除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仍是一纸计划。县财政收入应包括土地税和某些杂税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县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机构征收。上级政府不再能迫使县在地方筹款用于省或国家的项目。有了这个可靠的收税基础，县应该能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县议会也就能拥有一些可供调拨的经费。县议会由镇和乡的代表组成，而镇乡代表不外乎从保甲单位产生，而今保甲则被宣布为既是“自卫”，也是“自治”的单位。虽然在战时没有希望适当地检验这个制度，但它却表明，蒋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断下降及其未能博得民众的支持。[41]

乡村建设运动

在政府尽其所能利用20世纪的观念努力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以不同方式从事乡村工作。1927年风行一时的“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新东西，乡村进步是晚清维新派关心的一个焦点。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乡村发展。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式教育，但对中国乡村生活却没有多少亲身体验。他们研究乡村问题的方法包括一些政治实验，但是更为典型的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也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若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就毫无意义。乡村建设派也往往认为，在农民学会了解决他们可怕的经济问题以前，乡村生活的政治结构决不会是健全的。

乡村建设和几个基本概念有联系。“建设”实际上看起来近似于我们的“发展”概念，可以认为是传统中国政府的旧“公共工程”陈例的一种现代化延伸。与此有关联的是“调查”和“实验”的概念；“调查”讲的是有关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实地观察，接触乡村情况的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东方杂志》1927年8月号全部篇幅刊载这类乡村调查报告），“实验”包括教育及农业推广工作的实地项目，其中有些蜚声于国内外；“示范”大概是对这些项目的更为适合的说法，因为它们是打算用来作为全国仿效的样板的。

名流连续不断地关心乡村问题，可以在河北定县的历史中看到，定县是这类最有名的示范点之一。在1900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热情中，翟城镇的一个望族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谈不上是乡村名流的新活动，而是受到爱国心和对通常的新儒家观点彻底怀疑的推动。翟城改革的创始人米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曲。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42]

1902—1903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这一体系超出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传地方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43]从1924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已经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44]

在定县20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1930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60个村庄和集市镇的“实验区”。截至1932年，在定县开办的440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管理的仅为20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45]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它的言辞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义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46]

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1915年到1917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20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之后，于1927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240个村庄中组织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47]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集（以前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在邹平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1937年超过70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权，在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过多的主动　‘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48]

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方组织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吸取了他的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然而，尽管它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1929年促成他与王鸿一（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1930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在1933年被“土匪”暗杀。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难存在下去。[49]

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改革的公开样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的样板。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CC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20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1936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实验”地位旋即撤销。[50]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真实的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毋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的格局。清廷决定制定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区者的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锡山的“村制”）。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义的论调和“自治”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权在30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名流（和一定程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涌波涛。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波涛退却以后，留下来的是它们。

[1]伊懋可：《集镇与水道：从1480年至1910年的上海县》，载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页。关于地方名流积极参与的兴起，见本书第1章《清代权力机构的失衡》与《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两节。

[2]《嘉定县续志》卷1，第4—5页。

[3]伊懋可：《上海的行政，1905—1914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40—250页；雪莉·S.加勒特：《商会与基督教青年会》，载同书，第218页；今堀 诚二：《北平市民的自治机构》，第23—24页。

[4]《财政说明书》20卷。刘善述：《自治财政论》，第25页。孔斐力：《中华民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100—136页。

[5]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458—459页关于士绅卷入地方税收，见孔斐力：《中华民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

[6]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9章中的《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一节，刘广京著。

[7]黄遵宪：《在南学会上的讲话》，载《湘报类纂》，第307页以下。对地方行政的评论追溯到清初顾炎武和黄宗羲的论著，在19世纪末，日本和中国学者都研究这些论著。见乔舒亚·A.福格尔：《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1866—1934年）个案》，第182—190页。

[8]闵斗基：《清代封建论之近代变形》，见《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8—273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问题》，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72—276页。

[9]孔斐力：《晚清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1980年），第10—16页。

[10]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第137—179页。约翰·H.芬彻：《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1914年》，第30—42页。

[11]地方志中有很多资料谈到地方名流进入县教育系统的情况。例如，见《完县新志》，1933年版，第3卷，第8—9页，第4卷，第37页以下。另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特别是第4章。关于直隶，见理查德·A.奥布：《晚清时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载柯文和石约翰编：《19世纪中国之改革》，第231—240页。

[12]见《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1卷，第563页，M.巴斯蒂-布律吉埃所著；《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2卷，第721—825页，白吉尔所著。

[13]芬彻：《中国的民主》，第104页。宪法起草局有关地方自治的工作纪要，刊载《大清光绪新法令·宪政》第2卷，第44—62页。又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见注8）。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市古宙三著。

[14]肖邦齐所作的浙江个案研究，指出这类机构的发展在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31—33页。关于山东和江苏自治机构的详细情况，见张玉法和王树槐的论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1977年6月），第159—184、313—328页。

[15]《大清光绪新法令》，第45页。

[16]芬彻：《中国的民主》，第112、223页。

[17]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章，P.E.扬所著论袁世凯独裁的段落。

[18]肖邦齐：《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第31—34、186—190页和各处。

[19]参阅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20]王树槐：《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1977 年6月），第319—327页。马飞文：《川沙的地方自治与当地民众，1911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1集（1975—1976年），第47—84页。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

[21]尹仲材编：《翟城村志》（1925年；台北重印，1986年），第211页。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第146页。

[22]关于袁世凯的法规，见陈伯心：《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第58页以下。

[23]里甲单位的演变及其与行政村的关系可见于《潞城县志》第2卷，第7—10页。又见《乡宁县志》第5卷，第7页；《太谷县志》第3章。又见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

[24]翟城地方的鼓吹者自然急于显示他们的创造在全国多么有影响。见《翟城村志》，第165—231页。山西制度的全面论述见周成：《山西地方自治纲要》，载《地方自治讲义》。关于摊款及其影响，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326—336页。

[25]邱昌渭：《广西县政》，第222—241页；《广西民团概要》。李友华：《地区与国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1925—1937年》，第170—193页。

[26]孙逸仙：《建国大纲》，第126—149页。

[27]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6页。

[28]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第77页。

[29]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5—829页。

[30]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3页。

[31]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9—832页。

[32]同上书，第830—831页；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第350页以下。

[33]《内政部年鉴》1936年B篇，第639—642页。

[34]程方：《中国县政概论》，第39页。

[35]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1页以下。

[36]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1934年6月。关于县政府，见《工作检讨》，第52—55页。又见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6—557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3卷，第83—87页。

[37]《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工作检讨》，第56页。

[38]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第111—128页。

[39]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26页以下。

[40]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1集（1975—1976年），第85—118页。

[41]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176页以下。

[42]《翟城村志》，第44—47页。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146—165页。查尔斯·海福德：《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

[43]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转载于《翟城村志》，第314—328页。

[44]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第145—147页，有关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绍。

[45]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112页。

[46]同上书，第67—69页。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47]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320封信。

[48]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287—288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第75—76页。上述关于邹平的说明得益于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特别是第238—278页。

[49]《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远东研究中心文化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86页。

[50]陈果夫：《苏政回忆》，第14页；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530—648页。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现代国家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急剧发展起来。大量的资料散落在各处，人们刚刚开始进行研究。[1]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当中的职务性学识比过去设想的要普遍得多。20世纪中国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从在晚清发挥作用的成千个书院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时尚和教育方法，现代学校制度和通过报刊的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长，妇女的正规教育，出版社的兴起（如商务印书馆，1896年创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刊物和教科书），以及建立教育协会和作为改良与革命温床的新学校。[2]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本章的中心限于高等教育。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民国时期对重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史在学术上过于忽视。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革新者对创立能造就新的上层领袖的高等学术机构所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为中国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须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来——就其广度而言，大多数思想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一知识问题的巨大规模以及它被如何对待曾经在本丛书的其他卷中加以评估。[3]所以本章只集中讨论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及其机构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极为复杂而大半未探讨过的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首先，中国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学术机构史，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儒家思想的晚清学派——宋学和汉学，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过对学院、图书馆、印书馆网络以及孔学研究的赞助人的了解。第二，在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上，政治大大地掩盖了学术情况。几千名到东京去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回国服务，他们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无疑在晚清繁育起来的新式法政学堂任教，但教授的内容和范围，同日本对中华民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一样，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从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教育影响构成了种类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讨的广大领域。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学科都被卷入这场规模最大的文化移动之中。例如，各种各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使团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后台，但它们只是一方挂毡里的若干细线而已。现代西方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中国本身也开始了多方面的变革。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制度都为教育的旋涡添加了刺激因素，在这个旋涡里中国旧式文人学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功能都经历了逐渐适应现代需要的过程。鉴于需要发现的领域超过了已知的领域，本章仅试图对新领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个特点是清楚的——面对日本的扩张，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体制结构保持下来了；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外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达到了很高的地步。20年代尤其是中美两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显得生气勃勃的时期。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年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依次考察人员培训，某些主要教育机构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财政资助。对每一情况，我们的探讨都试图从尚未充分考察的领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证提供出来。省办和市办的教育机构以及技术、职业教育机构大都处于我们的视界之外。[4]

人员：海外培训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设的领导者们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们对非常时代的需要作出了反应。当中国的现代变革需要创立一个可以与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时，这意味着培养学贯中西的新的学者阶层——一种对悠久传统的真正革命性的决裂。中国人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向外国人学习，这一观点极富革命性，但与日本和印度等国相比，1860年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却显得比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新的教育精英从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成熟起来。在建立新学校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决不是现有机构的维护者。当缠足作为保持妇女顺从的一种古老方法，仍在中国广泛流行时，不难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的冒险精神和决心。

多种因素塑造了这些教育家。首先，他们一般都是在外国受教育的男子和妇女。以梁启超（1873—1929年）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寻求西学，以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一代则到西欧和美国。这次留学的规模有多大还不完全知道，因为，举例来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大大超过毕业生。据估计，1900—1937年的注册生为13.6万人，而1901—1939年从日本各类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数字是1.2万人。[5]留日学生所作的政治贡献在1911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普遍受到忽视。1915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上升，都掩盖了中国在学术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无疑会发掘这一问题并予以评价。[6]

中日对抗有助于共和中国的学者转向西欧和美国。中国学生长途跋涉来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经费，因此选拔得更加仔细，具有更明确的义务，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有一个估计数字是1854—1953年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2.1万人。[7]

然而，这些数字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显，20世纪从西方回国的两万左右中国留学生是一个人数甚少但颇有能量的群体。他们在大约四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旧政权的进士一样少。他们的前辈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试，习惯地接受对皇帝——他名义上主持殿试——效忠的人身约束，而这些民国的学者们则觉得，他们的国外经验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这些新的“留学生”精英更加铭记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8]留学生涉足政府、工业、自由职业、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显然他们都享有从旧习俗和现代革命得来的特殊地位。他们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发挥作用。那些选择从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坚持传统，认为学者并非仅仅是技术专家，他必须像政治家那样代表整个社会——亦官亦民——去思考。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从欧美回来的新的领导者建立起来早期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个20世纪的国家所需的学院、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所。

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他们的国外经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导致了这些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9]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不入。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断的支持。[10]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疏远。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和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因此，引进外国知识（技术方面的和价值观方面的）的任务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很复杂。在内，他是受过外国训练的教育家，必须设计出如何作出最大贡献的自我形象。同时，处于他的环境，他可能面对他应该如何作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11]现代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行政负担。住宿学校和不久出现的男女同校是一种新现象，有一种能诱发导致罢课和政治运动的学生舆论和组织的无限能量。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持续了1200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1905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到30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控制。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于学者一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高等教育过去一直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不容易的。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1912年至1949年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确实，19世纪90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20年代颇为流行的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12]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13]

大学：机构的建立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连贯性还缺乏研究。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　1912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年的改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1898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1902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14]

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15]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16]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7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应的法规。[17]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20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1912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8]

1912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6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19]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20]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20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年1月就职。在50岁时，他得以实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21]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22]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23]他还支持娱乐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年开始采用选修课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生来到一向是清一色男生的校园。[24]公立小学曾于1911年录取女生，到1920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学生中有405名女生。[25]

其他革新还包括1918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26]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27]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　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他只有18岁。然而1898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28]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29]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1906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1908年。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注册。1908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30]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学。[31]南开大学开设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的更为宽敞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32]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年出访归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电和经济三系组成；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计和商业四系。[33]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马相伯，1840—1939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业的百万富翁。从1921年到1937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34]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第12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　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园。[35]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36]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苏建立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的1.6万亩土地挂钩。[37]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年政治动荡中短期关闭后，于1914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38]声誉日隆，直到1937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 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校。1906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多所小学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39]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分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40]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年他建立复旦公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41]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42]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43]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44]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45]

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

续表

注：37所大学有40个校园。
资料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99—100页；卢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览表。
*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30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3所示，1922年它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如胡适于1925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要求“拿证据来！”[46]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47]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到1920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48]。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49]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20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50]“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科学。”[51]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52]20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1914年在康奈尔建立的。[53]它的英文全称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54]科学社在美国草创时期有成员55人，1918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1930年成员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1915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这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1922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55]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1916—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2500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3300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56]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11961121.76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1909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赔款学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总数达1268名。[57]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1909年一个配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1910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于1911年正式开学。[58]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强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11—13岁的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1912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于1920年毕业。[59]1926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重合。杜威在11个省讲演大约70场，由胡适翻译，但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1919年到1924年领导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抗之间，他被迫于1925年1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60]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年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61]，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8 年9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62]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63]在罗家伦和他的继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24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12545000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10 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65]10名中国董事中有3人是高级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5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66]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67]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1924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68]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门委员会的批准。[69]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70]基金会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419906元。[71]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72]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73]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20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74]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3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1928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1925年首次提出的。1927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75]

结果，燕京于1927年2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1933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76]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1928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1929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1934年辞职；1934年后校长职务主要由陆志韦担任。[77]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如，1928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78]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1931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79]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1935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80]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拨款300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81]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1933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82]虽然到1937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30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万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点，[83]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数为15227人，而理、工科则为1.52万人。[84]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1933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85]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缺陷。[86]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20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费有90%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10%。1934年，中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15%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　。[87]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88]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1929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1000至2000人，月拨款为15万至16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注册学生为3500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9万元……”[89]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1929年后，国民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税岁入。[90]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91]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92]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2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发展为30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势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93]

1934—1935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3），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立部分的增长，1928年后从5所增加到23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年，上海在全国110所高校中占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学校数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广东以8所（7.2%）居第二。在地理分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1934年各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一所也没有。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它的落后向我们表明了30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首先，该省资源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1929—1930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94]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表4[97]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1934—1935年

* 中央政府直辖市。（1928年6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1和统计表9。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量地区性流动。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1934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校学生省籍的报表表明，有945名安徽学生在全国各地注册，44%在省外国立大学就读，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学和教会院校。[95]最后，还有全国范围的教师流动。例如，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大学安顿下来。他如此迁动的原因，主要是学校的经费困难和学生的骚动。[96]

在民国成立后的1/4世纪里，中国的教育仍然规模甚小。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98]3 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7311名，1934年为7552名，难以与政府的发展保持同步。就国家的规模而言，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1935年编制的26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里，中国排在最后，1934年每万人中只有0.88名大学程度的学生。[99]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25位的土耳其，1928年（凯末尔政权的第5年）每万人中有3名大学生。总之，居于共和中国之巅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依然构成顶上的薄薄一层现代精英，其人数几乎不超过往昔士绅阶级中的高功名获得者。同时，现代高等教育的详细资料、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质量迄今知之甚少。学校的记录几乎全部来自教授和行政人员，而不是来自学生。我们至今对实际进行的讲授，它对中国当时需要的适合程度，甚至达到的数字，几乎没有概念。

高级研究

随着国民政府的来临，学术界为创办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希望所鼓舞。建立国家研究院的计划在1927年，最初由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和李石曾讨论过，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界服务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100]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101]研究所一成立，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他们的研究项目。[102]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于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1929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院。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20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事高级研究和出版。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103]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这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19世纪90年代发现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素来自工商部[104]于1916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的自然资源。[105]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20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发掘，并于1929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1923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1928年到1937年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106]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1915年至1947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三百多名毕业生，在1924年后帮助国家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107]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1921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108]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20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道：“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109]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110]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1931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1928年的耶鲁博士，他在1929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111]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们都成为知名的经济学研究员。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为了办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500元和自己的藏书，而1929年太平洋学会的2000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112]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学从事研究，并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讲学。[113]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2年给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1937年战争爆发及南开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20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114]

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从1934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115]

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1912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到1915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320名人力车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使之永垂后世（参看第9章）。1928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116]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起点，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定基础。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117]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28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调查所。[118]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的清朝档案。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1928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启铃）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119]

研究的资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的所长（见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6）增加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种属生物学，两种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120]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121]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续表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33—36页。
*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 *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表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年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88—189页；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7页。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1933—1937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字运动，以及制定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1926—1945年的20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资助。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122]（1）从1931年到1937年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20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6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7）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训。在1928—1945年共拨研究基金723笔，特殊奖金3笔（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名去美国，64名去法国，56名去德国，39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15笔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10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长范源濂 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8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 年

资料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0页，表1。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构于1928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123]

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万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这样，1931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124]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125]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年协助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126]袁和30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250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127]

到1937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128]从表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1927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129]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130]

1933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1933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131]谋杀杨铨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骞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分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132]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133]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134]。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骕、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言人的作用。[135]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136]（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 月9日和16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37]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138]日本人发现大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139]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预示了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年的晚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140]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1936年减少约2万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141]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142]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143]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年达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册学生增加到73669名，[144]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145]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146]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别在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1939—1940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47]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148]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年1.6万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149]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得到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支持，他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分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150]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研究。1941年9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油燃料的利用。[151]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1945年11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于11月25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月1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152]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1946年7 月11日被害，而闻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害。[153]10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154]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速。例如，1946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八百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就完成了大约30%，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1946年重新命名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155]

1944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180亿元（1937年为3000万元），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期间的180万元。4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156]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1941—1942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157]

1946年9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20世纪中期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158]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159]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10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1949年，中国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1]江勇振、柯文、默尔·戈德曼、贾祖麟、威廉·J.哈斯、约翰·伊斯雷尔和苏珊·佩珀等人对本章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教育这一课题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卷，1928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3卷，1962年）以及多贺秋五郎编的最近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第3卷，1976年），都将在下面参考书目中提到。

[2]关于识字教育，见伊夫林·S.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关于书院，见蒂尔曼·格林：《广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载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75—498页。关于1911年前的新学校制度，见萨利·博恩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关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方面的业绩，见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它包括了1897—1972年该馆的大事、出版物和报告书等。关于一个省份（山东）的教育变迁，见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1937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的《两种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71—212页。现代中国教育的综合问题将由苏珊·佩珀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论述。

[3]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关于更近的新成果，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4]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会的调查报告全国有职业学校1553所。到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由一百余个教育团体组成。《中华年鉴，1926年》，第423页。

[5]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6]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7]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页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8]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页。

[9]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10]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75人的经历如下：

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1/3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部分VB：数量综合。

[11]为获得1912—1949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173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大约1/3的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

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173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12]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13]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8章中的概括；又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14]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在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部，第295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页）。在20世纪20年代，年鉴列举6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页）。

[15]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16]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17]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18]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19]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20]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21]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斯集》，第55页。

[22]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言学教授钱玄同，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化学。

[23]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24]同上书，第291—296、297—298页。

[25]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26]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27]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28]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29]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30]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31]同上书，第8—10、13—14页。

[32]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33]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34]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35]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36]《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37]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38]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2页。

[39]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40]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41]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42]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43]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4]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45]关于1935年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第一手报道，见参加过抗日示威宣传的燕京大学美国学生休伯特·弗雷恩所著的《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又见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46]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47]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48]1927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注意收回教育权”。戴：《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页。参阅卢茨：《基督教院校》，第225页。

[4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50]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51]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页。

[52]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页。

[53]中国科学社9名创办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人内有任鸿隽（1908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54]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94—95、169页。

[55]同上书，第216—226页。

[56]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页。

[57]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页上的数据。

[58]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关于该校1949年前多达500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59]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60]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育杂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 月20日）第2—4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斯蒂芬· 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1920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61]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页。

[62]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集》，第7页。

[63]《逝者如斯集》，第9—12页。

[65]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66]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67]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68]《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载《现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69]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70]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7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72]《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221页。

[73]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94—135页；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160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190—196页。

[74]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译者

[75]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页，又130、149—151、155页。又见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3章。

[76]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　.埃塞尔·华莱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77]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30、209、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78]《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79]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80]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81]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82]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

[83]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84]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85]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5页。

[86]《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3页。

[87]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3—176页。

[88]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89]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90]同上书，第183—190页。

[91]同上书，第191—201页。

[92]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93]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94]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人。

[95]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表60，第100—101页。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96]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3—101页。

[97]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504—514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所；公立技术，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9所，其中国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27所；技术学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8月至1931 年7月）》，表1。

[98]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页。

[99]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页，其中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所列年份从1928年到1934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人。

[100]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页。

[101]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102]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集（1978年），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103]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17页。

[104]应为农商部。——译者

[105]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3卷，第67页；李济：《安阳》，第34—48页。

[106]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107]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108]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109]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110]“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111]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112]同上书，第41—42、45页。

[113]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尼又同C.H.贝克尔　[柏林]、M.法尔斯基　[波兰]和P.郎之万　[巴黎]一起写了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114]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115]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　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116]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117]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118]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119]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120]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121]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122]这一说明根据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6—16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16—1936年》，第221、224页。

[123]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124]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125]《袁同礼：赞颂》，第55页。

[126]同上书，第56—57页。

[127]《袁同礼：赞颂》，第234页。

[12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29]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30]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131]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132]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第157—174页。

[133]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134]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章。

[135]《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136]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137]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138]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139]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在《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140]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特辑。

[141]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142]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所院校的数据，而且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143]《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页。

[144]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页。

[145]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146]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页。

[147]《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页。

[148]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9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

[149]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0页。

[150]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151]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7—198页。

[152]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44—50页。又见本书第13章。

[153]《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页。

[154]同上书，第24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育》。

[155]《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页。

[156]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

[157]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13页；又《中华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年2月15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人员、现状和1947年可望实施的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机构为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1942—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之一。

[158]《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68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察》创刊号的扉页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159]同上书，第3—4页。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30年代文学，1927—1937年

“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含义而言，至少包括20年，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1942—1949年）和共产党阶段（自1949年迄今）。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锋芒与共产党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盖了其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爆发力到20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3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从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30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30年代的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此，正是在这重要的10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20年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30年代早期，一种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1]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联系起来。1923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意识的武器。[2]在1924年和1925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共产党作家蒋光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1923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级斗争”这样的名词。1925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郭自称是在1924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1926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郭概括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郭相信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不如此。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3]。

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师。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那篇文章的夸张言辞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尔乔亚”的特征。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成的结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分子——译者）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4]。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1927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鲁迅评论说，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但在1927年4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1928年到1930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鲁迅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好的文艺作品”，他在1927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5]他来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他指责杂乱无章的术语——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口号如此陶醉，以致“视野迷蒙”，他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他的批评本身才是“迷蒙的”，他像上了年纪的唐·吉诃德笨拙地在同风车搏斗。他的年轻的反对者们，除称他为一个“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杂文集的标题《三闲集》）外，还因此给他贴上“Don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而论战也触及比较本质的论点。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如下：（1）—切文学都以阶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2）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武器（引自厄普顿·辛克莱的一句被人滥用的警句）；（3）文学批评必须根据唯物主义（后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加以阐释）；（4）革命文学应当是普罗文学；即应当为工人阶级而写，为工人阶级所写。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写。决定因素是“立场”或“观点”。如果一个作家采取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创作出普罗文学的。[6]

中共史学家们后来承认这些戒律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公式。这些信条尽管粗陋和简单，却代表了钱杏邨（阿英）、李初梨和朱镜我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一代的鲁莽激进主义的企图，他们想把盘踞文坛的老一代作家挤出去。他们既试图确定新的文学取向，也想为五四文学从政治上重新定向，并为日后指导和发展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框架。可以理解，这种将激进的正统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领袖的鲁迅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鲁迅的反驳围绕他的论敌的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这些革命作家并未大胆抨击1927年后国民党反动的现实，鲁迅辩论道，他们依然心满意足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论之中。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只不过显示了“一副凶狠丑陋的极左观点的面孔”，这掩盖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鲁迅首先批评了他们的信条过于简单。他把辛克莱的话倒转过来，他在1928年辩论说，虽然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文学，当然这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文学。鲁迅并不否定文学的阶级属性，但他对其论敌以无产阶级代言人自居深表怀疑。他认为少数几个坐在上海咖啡馆里的安乐椅哲学家创造的那种“普罗文学”，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鲁迅不无讥讽地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7]

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同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的幻灭。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茅盾补充说：“这一类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描写要深刻得多哩！”[8]

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题。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1928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茅盾希望与其保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9]

茅盾在30年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确实奉行了这个信条。在他的小说的画面上，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相反，革命作家们只拿出了一部贫乏粗糙的“普罗文学”集，主要是蒋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鲁迅深刻揭露了年轻激进派肤浅的论点。茅盾的小说和鲁迅的杂文，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与激进派的革命文学准则针锋相对的理论。茅盾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他与他的同志们的差异，仅在于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比较阴郁。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他对国民党革命潜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包括柔石在内的他的追随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当作22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于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郊外的龙华遭到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从1928年到1930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被称为“革命的”[10]。

到1930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11]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子变化了的心态。

1926—1927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30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12]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30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1930年3月2日，大约40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50余名）在上海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2月16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员会。虽然鲁迅一直被认为起了领导作用，但真正的倡议可能来自中国共产党，通过被专门指派担任此项任务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13]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曾于1929年底和1930年初开始执行一项总体规划，在大城市创建一系列文化“阵线组织”，以吸引像鲁迅这样同情革命的同路人。[14]除左翼作家联盟外，还成立了若干类似的团体——囊括了从戏剧、电影、美术、诗歌到社会科学、教育、新闻和世界语等各个领域。这些团体都归附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大旗之下，虽然活动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联盟。[15]

左联的领导名义上是有七名常务委员的执行委员会，这七名常委是夏衍、洪灵菲（两人都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党员）、冯乃超、钱杏邨（太阳社成员，昔日鲁迅的论敌）、田汉（著名的剧作家）、郑伯奇（创造社的创立人之一）和鲁迅。虽然鲁迅有幸致开幕词，但在左联的权力机构中，他显然被昔日的论敌和党的活动家孤立了。左联的书记职务先后由冯乃超、阳翰笙和周扬三位党员担任（后两人与夏衍和田汉后来成为“四条汉子”恶毒帮派）。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曾着意攻击他们。可以推断，初期的欣喜过后，鲁迅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既无权力，与党的活动分子的关系也不友好。

左联的两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文学的理论纲领》，由左联执委会起草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长篇文告，同鲁迅含糊不清的开幕词一样，都没有切中要害。《纲领》号召左联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但它对无产阶级文学既没有确定其含义，也没有确定其范围。文告中提出了三条关于写作的指令：第一，左联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直接与革命目标有关的题材；第二，左联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第三，他们的文学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16]。除第三条指令外，这个文件再次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学，或革命文学，完全限定在工农兵的框架内，像毛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它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的意见，但争论限于语言。如共产党学者刘绶松曾指出的那样，这两份文件未能给左翼文学提供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推力。[17]文件将左联的立场、组织和任务，解释为首先是文学先锋和宣传机器，振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居于次要地位。这样，在左联屡遭政府查禁的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现象。

左联强调思想正确，组织严密，但并不强调文学的创新；就这点而言，它与苏俄的拉普相似。它试图确定一个与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们”相对立的“我们”群体。[18]而且像拉普一样——有些左联成员与它有直接的理智上的联系，左联十分活跃，但不是在提拔新的无产阶级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识形态的论战上。左联七年的历史，充满了针对各种各样“敌人”的连续不断的论争。从鲁迅与自由派新月社的论战开始，左联接连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保守派倡导者们，与倾向左派的“第三种人”作家们，最后又在关于“大众语”的争论以及与1936年左联突然解散有关的著名的“两个口号”的争论中，与自己的某些成员展开了斗争。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

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国民党政府从未把力量集中在文学领域，而是来自中间派。甚至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社多数的留学日本的文人，一直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不和。由于新月社的一些成员与陈源以及在20年代早期与鲁迅笔战的《现代评论》派过从甚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向无产阶级文学首次发难前，这些“绅士”学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视。个性和个人背景，就这样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时，特载了一篇据推断是徐志摩执笔的长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徐用这两个无定向的口号，以其热情洋溢的文风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他把细菌分为13种之多：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显然，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他们立即起来反击，称徐志摩为“小丑”，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伙虚伪的买办“绅士”[19]。

划分两个阵营的本质上的争论点，比单纯的谩骂更加根深蒂固。《新月》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构成威胁的文学理论。如其主要发言人梁实秋所说的那样（尽管梁后来宣称他没有得到同事们的支持）；[20]这一理论提出了人们熟悉的英美的文学自律的观念——文学刻画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创造性的作品总是个体（用梁的话说，是“贵族式的士绅”）的产物，并且只能以自身的内在价值对它作出评判，而无需考虑历史时期、环境或者阶级。此外，梁实秋显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学的“教师”欧文·白璧德[21]（梁留学哈佛时曾师从他）为榜样。他从白璧德那里学到了对卢梭的不信任，对混乱的鄙弃和对理性与纪律的偏爱，梁追溯这种思想到马修·阿诺德；[22]梁认为在中国文坛充满混乱的这段时间里，最急需的莫过于执著追求广泛的情趣和崇高的标准。从梁这段时间发表的各种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中国的萨缪尔·约翰逊[23]博士——一个文学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诺德所称的评论家。当然，在现代中国，将文学批评当作学术规范的做法是不存在的，而任何模仿F.R.利维斯[24]或者埃德蒙德·威尔逊[25]（大致是梁的同时代人）之类人物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在鲁迅眼里，梁实秋也确实是一棵特别棘手的荆棘，也许因为这位上海文坛的老前辈，感到梁的雄心是对其地位的挑战，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梁在西方文学上的造诣有点妒嫉。左联组建以前，鲁迅已经同梁打过几次笔墨官司。诱因是1929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两篇应时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在其中发挥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学与革命》（1928年）中提出的论点，并坚持认为无论革命还是阶级——两者皆非文学所固有，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则。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梁断言“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少数有才能的人的创造。梁辩驳说，真正的文学是超阶级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本人性”——爱、憎、怜悯、恐惧、死亡，它们不局限于任何阶级。梁实秋进一步从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鲁迅有意识地按日文转译本直译，他的翻译是“硬”译，而梁则觉得难以理解。最后，梁认为不论鲁迅在译文上花费了多大气力，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对于质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26]。

鲁迅的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是他所写过的最长的文章之一。显而易见，梁击中了痛处，因为公然诋毁他煞费苦心努力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作品，这是鲁迅难以忍受的。这篇长文的语气大体上是相当合理的，有几个段落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他不同意梁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这不仅基于他刚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理论，而且出自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鲁迅辩驳说，梁不明白他的文学自律立场本身，恰恰就是其资产阶级背景的反映。至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人性”，一个贫穷饥饿的农民会有足够的闲暇为爱美去种花吗？“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赏文学是一种特权，但是穷人的身体状况和没有文化使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鲁迅也承认，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迄今还没有许多高质量的“货色”。但是要求无产阶级立即拿出产品，是一种带有“布尔乔亚的恶意”的举动。

鲁迅可能已经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掌握不够深透的弱点（他维护阶级观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是一种笃信的举动，而非学术上的论证），但他的诚实和仁厚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有余。他就翻译所作的辩解尤其如此。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读者。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文。“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27]

鲁迅的文章写于1930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它也很不像1931年和1932年的著作那样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认同。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危机和奉献的时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共产党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1930年6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28]的“民族、环境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敬。[29]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30年代早期，一个有良心的文人去做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1931年9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1932年出版。左联的作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基[30]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尤其是钱杏邨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画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绝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31]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1932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32]。于是，苏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绝不能脱离作者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33]。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可能有“中间地带”。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钱杏邨，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与指向其他论敌的猛烈反击相比，这是温和的回答。这种“软”姿态应当如何解释呢？在常常是连篇累牍的交换理论差异点的文章背后，也许可以找到线索。胡秋原和苏汶两人显然不属任何文学或政治团体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左翼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新问题（虽然胡显然熟悉它们在苏联的先例），即“党性”原则或党对文学的指导原则，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事业，但未加入左联或中共的作家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左联自身功能的定义混合了。

一方面，左联的建立意味着为革命文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方向。因为它的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而，30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种始终如一的党性。另一方面，左联是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个广泛的阵线而创立的。这样，从党的活动立场看，左联是一个吸引“同路人”的阵线组织，吸引那些既非国民党的追随者，也非共产党的追随者的“第三种人”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甚于“民族主义文学”。无论胡秋原还是苏汶，同以前的鲁迅一样，都可以罗致为同路人。而且据胡说，确实有人试图引诱他加入左翼阵营。[34]

看瞿秋白和冯雪峰（用笔名洛扬和何丹林）在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文章中（这些文章显然代表左联多数成员的意见）如何解决这两个论点，是饶有趣味的。瞿在文章里提到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首次提出的。列宁写道，党性“自然地应当贯彻在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上”。但瞿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觉得问题在于党性“是否能正确”地得到贯彻。瞿补充说，即使把它应用于左联的作家们身上，也不应“强加于人，而应加以讨论、研究和学习”。至于非左联作家，只要求他们“承认”这个原则。瞿还进一步为左联内部的创作自由辩护。他解释说，“指导路线”只提出某些“总的方向”，并不构成“命令”[35]。事实上，贯穿左联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形式和内容曾经反复讨论和争辩，但从未强制推行。

关于对同路人的政策问题，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过激的观点（“如果你不是我们同行，你就是个反革命”），认为它是武断的和感情用事——也许间接指激进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扬。最后，冯雪峰发表罢战言和的声明。冯雪峰在其长文的结尾用有高度倾向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第三种人”所做的如下新定义：

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36]

冯雪峰的和解声明，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刺耳的调门。[37]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1932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有相当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肠有点软。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30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瞿秋白于1932年提出的。[38]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须为大众所理解。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语。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瞿因此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小说之中的旧白话。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新的大众话。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39]

茅盾针对瞿的想法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语言并不一致，例如，上海大众的语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其他城市里的“普通话”则因地区而迥异。在茅盾看来，不存在全国性的“普通话”这种事物。茅盾进一步为“五四”式的白话辩护，认为它仍有生命力，尽管需要简化和非欧化。茅盾认为紧迫的任务是革新现代白话，并利用方言使它丰富起来。[40]于是，在茅盾为维护现代白话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激进观点之间，争论于1934年再度开始，使左翼阵营根据瞿的总前提分成两种不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有的人主张为了确立一种新的大众的共同语言，必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白话；另一些人对通行的语言持肯定态度，但仍然希望对白话进行挽救。在达成摒弃白话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华的妥协解决办法后，这场论争很快转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讨论上。

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以将拥有丰富多彩、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鲁迅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这种新的拉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中国居民试验过。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41]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其有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就这样成为1942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瞿秋白和冯雪峰在1933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从1934年到1936年，左联与中共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内部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42]1934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联在1936年春为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而突然解散。这一重大举措竟没有与鲁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联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但是可以推测，这个决定是周扬一派人实施的。他们希望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这个团体是在1936年6月7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7月1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1935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国防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领导的默许）。[43]它的确切性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毛泽东号召建立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1936年6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1927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引过来共同奋斗。这基本上是对中共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周扬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44]。他进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他甚至说（他1958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45]。

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郭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文学主张的调门。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志”。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令。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坚持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46]

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如已故的夏济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47]。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他强压怒火不肯屈服，设法提出一个新口号与之抗衡，“它表示的将不是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续，并且它将把共产党的新政策纳入无产阶级的传统之中”[48]。他与茅盾等人商讨之后，最后确定下来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年5月，胡风（显然在鲁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新口号。“两个口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对于胡风和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清楚地说明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两者的公分母是反帝。这个口号还可用来指明大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然而，对于周扬和徐懋庸，胡风的文章露骨地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赞同一个冗长的、难记的用语，其主旨在于缩小和贬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按照周扬的观点，革命作家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49]

双方的表述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就文学政策而言，专横的周扬主张较多的自由，而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反而赞成较为严格。但就文学实践而言，情况恰恰相反。鲁迅和茅盾坚持革命作家应有创作自由，而周扬则把它看作“一个危险的假象”。因此，隐藏在他们互相抵触的口号后面的，是文学的政治委员与有创造力的作家之间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对周扬这个出类拔萃的文学政治委员来说，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凌驾于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作为作家，鲁迅和茅盾更加看重为革命目标而写创造性的作品；他们坚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艺术家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人格完整，或失去他们的创作特权。他们对一个自封为党的代言人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党性”深感怨恨。周扬的所作所为尤其令鲁迅生厌，因为周不是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左联，而是将其解散，并命令坚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转！

最后，鲁迅被徐懋庸的一封来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动。徐在信中彬彬有礼地提醒鲁迅注意，他的两个追随者胡风和黄源的“诈”与“谄”。徐还直言不讳地指责鲁迅，煞费苦心地把一个左翼口号引入联合战线，“是错误的，是危害统一战线的”。鲁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随者的年轻作家申斥责问：此人对人物和时局的判断是否公正，这对自负的鲁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后几乎立即回了长信，将积愤毫不客气和毫无掩饰地倾泻出来。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对者们的“诈”；“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阴险帮派的诡计，他们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问罪信后面的人。[50]

显然，鲁迅的怒气直指周扬在文学上的“独断专行”及其“行帮习气”的行径。“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遭到批评，更多是由于其“宗派主义”的含义（特别是按照周扬的权力主义的解释），而不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鲁迅表示他从来不认为这两个口号是相互对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说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能够补充和纠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含混之处。在一篇访问记中，他宣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总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也可以允许“国防文学”等其他策略性口号存在。茅盾复述了鲁迅的论点，但给它一个更加稳定的焦点。他解释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是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表征所有作家之间关系的一面旗帜。[51]

鲁迅的新口号当然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始料不及的。但对这样一位显赫的“同路人”的彻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则更多的指责将意味着公开承认统一战线的失败。这显然是除周扬以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所得到的结论。早些时候，在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来自延安的中共的联络员已回到上海。他没有与周扬联合，被旧日师长的论点所说服，并选择了鲁迅的立场。鲁迅发表反驳徐懋庸的长文以后不久，冯写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评周扬的文章。他在文中重复了茅盾和鲁迅率先提出的指责，即周扬的高压独断倾向导致了对其他作家“关门”的有害宗派主义。冯指责说，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强制推行一种先声夺人的二分法；这与三年前他在“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机械地将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排斥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做法如出一辙。依照冯的判断，周最严重的错误是他拒不关心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在三年前，……没有积极地联合各派为创作自由而斗争，没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评上承认　‘创作自由’，当然是错误，即在三年后也应当承认的”。冯总结说，在这个迫切需要动员所有作家投入抗战的时刻，周扬强加规约性“条件”的做法“大大缩小了抗日的战线”；而他无视创作自由的论点，清楚地显示他已经习惯充当“土皇帝”的角色了。[52]

然而，冯雪峰在这场对周扬最喧闹的指责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怨恨，在党代表的处理权上反映并不良好。据夏济安说，冯在上海处理不当使他受到中共的审查（他最终于1957年遭到他的老对手周扬的清洗）。但是中共的领导人之一陈伯达，感到文学界两个口号的争斗应该休战。他仍肯定“国防文学”的有效性，但同时承认“对于这个口号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这给周扬一个轻微的挫折）。出于对鲁迅观点的尊重，陈对另一口号给以同等的颂词。陈在一篇圆通的综述中宣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属于国防文学的“左翼”，因为它是“国防文学主要的一种，一个本质部分，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53]。

可以说，两个口号之争是在10月初（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前不久）正式告终的。当时包括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语堂在内的20名作家（周扬派缺席引人注目）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号召所有作家——不分新旧、左右，为了“救国的目的”组成统一战线。两个口号都未被提及，但是由鲁迅、茅盾、胡风和冯雪峰大力倡导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最终得到确认。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一系列思想上的争论使30年代早期的文坛风波迭起，但这些争论未能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造力。似乎在思想领域里叫得最响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创造力。瞿秋白、周扬、冯雪峰、梁实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足以使他们增光的创作。其他高谈阔论的作家，写出的是些质量低劣的贫乏的作品。举例来说，蒋光慈靠一本畅销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这本小说在艺术上堪称是当时最糟糕的作品之一。[54]甚至精力旺盛的鲁迅，有时也因未能写出更多与早期短篇和散文诗一脉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为憾事。[55]

虽然左翼的思想家们常常左右视听，少谈意识形态但绝非没有信仰的作家们，却为新文学遗产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贡献。30年代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茅盾、老舍、吴组湘、张天翼、巴金、曹禺和闻一多都是左倾的。但他们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的个人良知与艺术敏感的一种表达。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大多是诗人，不太关心政治。他们的作品尽管影响不大，但往往在艺术上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主要由于这些有创造力的作家们的努力，30年代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诗歌与戏剧才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们作为执著的艺术家日臻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已处于真正文学“复兴”的边缘。但是这种正在兴起的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战争使现代派诗歌的众多试作突然夭折；战争为小说家们的精力另辟途径，离开其主要的文学课题。只有戏剧作为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在重庆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逃避主义的娱乐而繁荣起来。扼杀这个时期艺术创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国民党（其高压措施培养了非常有助于创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产党（由周扬执行的党的文学控制政策，对有创造力的作家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是日本人。1937年侵略者的炸弹和炮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文学环境。

我们稍后将讨论战争给文学造成的创伤，但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文学创作的四种萌发模式：杂文、小说、现代诗与话剧。

杂文

“杂文”——“多种多样的小品文”，或者用瞿秋白的外国名词来说，“feuilleton”的流行，受到文学领域中意识形态论战的直接影响。就学说争论以及社会批判和文化评论说，杂文是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在这种体裁上，鲁迅是无可争辩的大师。

鲁迅写短篇小说伊始，就同时着手试写杂文。他的杂感首先发表在《新青年》，而后发表在《语丝》上，将自由流畅的散文（用白话写成，但夹杂文言词句）与灵活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虽然他的杂文如大多数研究鲁迅的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56]大多针砭时弊，语含讥刺，但他的方法却绝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尤其在他1930年前写的杂文中，社会评论家的批判睿智，常与自成一家的随笔作家的炽烈敏感融为一体。在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罪恶的教诲式的攻击背后，潜藏着对中国人集体精神的阴影的高度主观探求。散文与诗歌，教诲与激情，尖刻的愤世嫉俗的才智与炽烈的富有感情的心灵的交互作用，表征了鲁迅的最佳创作，包括他的杂文。随笔、散文、诗歌与短篇小说形式上的区别，在鲁迅头脑中，不像西方学者可能期望的那样界线分明。鲁迅毕生的著作卷帙浩繁，除译作外，每篇的共同特性是简练。他的头脑中也许塞满了从未理出头绪的、不成系统的、纷乱杂陈的思想和情感。于是杂文既是鲁迅创作模式的直言的载体，又是文学副产品。

随着鲁迅在30年代早期变得更加政治化，他的杂文写作的内在个性，也逐渐淹没在公开的攻讦呼号的表层之下了。对鲁迅本人来说，从抒情风格转到争论，是由政治信仰的需要造成的。但他的追随者和敌人都把他的杂文风格奉为主要准则，因而大量仿制品在出版界泛滥。这些次等的杂文作家，完全忽视了鲁迅散文的内在深度，一味模仿他那讽刺笔法的表面光彩，结果是一堆缺乏文学价值的粗陋、刺耳而又浅薄的文章。于是鲁迅的难以仿效的杂文，留下了一种讽刺传统。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较晚时期中，繁殖出一种过分的愤世嫉俗，多余的讥讽，思想内涵不深的杂文\写作风格。

如果说左派人士把杂文界定为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思想武器，那么，一些非左派的作家聚集在小品文周围，把它作为另一种散文写作形式。主要的发言人是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以及为林语堂的三种杂志撰文的一群作家。周的小品文风格显然受惠于古典文学的传统，尤其是17世纪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作品，它们强调写文章是抒发个性。[57]周将这种“个性格调”几乎发挥到完美的程度。他的散文简练而悠闲，典雅无华，反映一种平稳舒缓的精神境界，与鲁迅大相径庭。朱自清和俞平伯的风格与周作人相似，创作的散文富有个人的格调，有时几近感伤，如朱写他父亲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中表现的那样。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都是林语堂的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林的刊物继承小品文的传统，倡导用文雅的笔调表现非政治性的幽默。林主张有意识地保持非政治的立场，也许以此作为抗议文学过分政治化的一种形态。某些小品文的最佳范文是一些风格独特的精品，远比好斗的杂文有味。但是，尽管它在30年代中期流行一时（在出版界1934年被称作“小品文”年），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之奋斗的目标日益落后于时代。正是针对“小品文”风行一时的影响，鲁迅在1933年写下了他著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机》。他攻击其胞弟和往昔朋友的“闲适”和“幽默”为“小摆设”、“清玩”和“达官富翁家的陈设”。鲁迅认为，在一个危机的年代，不仅作家自身的生存，而且其艺术的生存都凶吉未卜，小品文这种形式也到达危机点。“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58]

30年代的随笔，在杂文的粗制滥造与小品文的轻佻之间，几乎丧失了它的创造潜力。那种将成熟的风格与社会意义结为一体，最有生命力的散文写作形式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小说

1928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明显的是中国现代小说成长的十年。夏志清教授在其精辟的概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这个时期的六位杰出的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和吴组湘每人辟了一章；相比之下，前一时期（1917—1927年）只有一人（鲁迅）。这样的重视，显然表明中国现代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成熟期。鲁迅以其短篇小说雄踞五四文学之巅，而在第二个十年里，这六位小说作家中有五位发表了长篇小说，而且全都继续创作短篇小说。

这六位作家中，茅盾在使长篇小说成为主要体裁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当茅盾提出叶绍钧的《倪焕之》（1928年），将其誉为五四时期少数优秀长篇小说之一时，他自己已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三部曲《蚀》。如夏志清评论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广度和真实性，使第一时期少量的长篇小说完全变得微不足道了”[59]。继《蚀》之后，茅盾发表了另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虹》，并于1933年发表他的杰作《子夜》。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成为两位或三位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家之一。在这些开拓性的作品中，茅盾运用欧洲自然主义的技巧，使晚清的社会小说现代化，成功地描绘出一幅场面恢弘的社会画卷。[60]

茅盾细心搜集和运用素材，采用客观的大视角，把人物描绘为社会经济势力的牺牲品。就这方面讲，他是一位最有学问，而且最认真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者。但他不是自然主义技巧的大师。确切地说，自然主义是他用来如实表现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不朽的洞察的一种艺术手段。虽然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但他小说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的观点主要关系到在一个注定要衰亡的阶级社会里人生的无所成就。《蚀》反映了茅盾的个人经历，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幻想的破灭，然而仍在寻求实现自我。在《虹》里，茅盾通过对女主角精到的描写，继续淋漓尽致地描绘城市知识分子。女主角的生活经历是“对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有意的讽喻”，因为这段经历，通过“20年代早期个人主义的破产及其堕入放浪形骸和不负责任”，到左派排斥浪漫的理想主义而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记录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最初阶段。[61]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部分比前两部分逊色，这正是因为茅盾未能把思想信仰与艺术真实性融合起来。茅盾在其论战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熟悉资产阶级甚于无产阶级，而且有意以某种对“革命文学”有意义的方式，维护自己对这个衰败的阶级的现实而悲观的看法。确实，《子夜》一书无比有力地体现了这种看法。在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长篇小说中，茅盾构筑了一座上海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剖析了它的许多成分——银行家、地主、证券经纪人、学生、社会名流，并且详尽刻画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工人并未得到突出的描绘。

从《蚀》到《子夜》，茅盾似乎勾画了处于充满无名惆怅的“黎明前的长夜”中的城市环境。当他把笔锋转向30年代的中国乡村时，如在他那著名的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那样，他同样陷入两难境地——试图在绝望的景色中看到更多的希望。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这三部曲的首篇《春蚕》，是它的两个续篇无法与之媲美的艺术杰作；在后两篇中，政治教训相当明显地插入了农村苦难的自然主义描绘之中。

像茅盾一样，沈从文和老舍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城市悲观主义情调。沈从文在一篇辛辣的幻想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了城市的虚伪；而老舍写下的题为《猫城记》的讽刺作品则不甚成功。显然，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的背景中，两位小说家都寄同情于农村人物。沈从文的笔法更具田园牧歌风味；他在他所爱的南方农村同乡身上看到了一种强悍、质朴，近乎“高贵的野性”的品格，以及一种“易动感情的正直的和与生俱来的诚实汇成的生命的溪流”[62]。与城市的喧闹和腐朽相对比，这种田园色彩带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上的崇高感。与鲁迅和茅盾著作的暗淡色调不同，沈从文的作品总是闪耀着抒情色彩。尽管其主题中含有苦难，沈的乡村图画——如短篇小说《静》和《萧萧》、中篇小说《边城》和《长河》等令人难忘的作品，使人感到由他的生活经历迸发出来的引人倾心的对生活的爱。他的《从文自传》，回顾了他成为作家前的丰富多彩的早年生活，读起来如同一部生动的传奇小说。

同沈从文一样，老舍对“古老的中国”的乡土价值观——朴素，正派，诚实，具有很深的个人归属感，并对体力劳动者高度尊重。北京城作为概括传统中国最佳因素的一个独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但是如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63]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这个备受珍视的世界也处于可悲的堕落过程之中。骆驼祥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人物，他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人力车，而这个梦想被周围的邪恶势力逐步地粉碎了。推而广之，祥子的悲剧也体现了卷入飞速社会变革湍流之中的古老的北京的悲剧。老舍挚爱的城市的声色，为《祥子》提供了所需内容的源泉，但是读者也可以从文字中认识到，它也被“现代化”势力的罪恶污染了。老舍怀着痛苦的顺从感，把生活的无情化过程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像祥子那样的“小人物”应当成为北京的真正“灵魂”，他们却被一个日益无法忍受的环境残害和腐蚀。这种环境不仅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且是由中上层阶级道德素质衰减造成的。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于老舍的几篇早期作品《赵子曰》、《牛天赐传》和《离婚》中。

老舍是一位感情丰富、举止高雅的人，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祥子曾受雇于一位待他很好、抱有罗伯特·欧文式的理想的教授，他可能是老舍简略的自画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作家。他的左的倾向限于悲哀地论述个人努力的无效，这使集体行动愈来愈迫切。但如老舍自己的悲惨命运证实的那样，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使他难以承受；他于1966年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杀或被杀。老舍有一次写道，他“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64]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剧式的观点，宽厚、仁爱和带有机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尽管老舍出身满族并曾短期旅居伦敦，他却一直被当作最受欢迎的“人民”作家之一而为人们怀念。[65]

30年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尤其是在年轻读者当中，毫无疑问是巴金。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66]。《家》和巴金的声望是一种只有从历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现象，因为尽管其著述丰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完美的作家。他用迸发的激情弥补了艺术技巧的不足。《家》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传式的叙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高氏兄弟三人，显然代表五四时期反抗“封建”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三种突出类型。该书出版于1933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几乎注定会迅即名噪文坛。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和狂喜，这一代人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欢快。这一时期巴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以及由《家》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着五四的余晖，尽管流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而30年代早期的左派运动则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虽然城市知识分子中形形色色的爱情和革命，继续出现在巴金、蒋光慈以及许多次等作家们的笔下，但到30年代中期，创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激进青年以外的题材上。与同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到1947年巴金出版《寒夜》，说明他作为小说家已充分成熟时，个人创作的全部传统——20年代与30年代的遗产，几乎已走到尽头。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两位当推张天翼和吴组湘。他们两人都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然而没有屈从于思想体系的诱惑。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说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种广度，这在一般作家教诲人道主义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夏又说，“同期作家当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仅如此，还进一步的具备一种讽刺性和悲剧性的　‘视景’”[67]。为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传达这一人类真理，张熟练地运用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矛盾冲突。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68]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缩影加以刻画。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育机构，应当是最少腐败的。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69]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一场生死冲突。[70]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弑母的悲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71]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30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72]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作者对城市居住环境感到强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73]在另一些情况，如茅盾和吴组湘，乡村几乎被有意识地描绘成为城市罪恶的牺牲品；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要。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1931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这些年轻作家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闻名。[74]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75]情感的真挚——萧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26岁的年纪，萧军只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

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她的处女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1934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76]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可爱的画卷。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他们也都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氏夫妇的朋友，一个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说家。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业上流行，也未引起学术上的注意，一直到最近。[77]端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写于1933年，当时他才21岁。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立即得到鲁迅支援的萧氏夫妇的作品，它直到1939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说，萧红以素描画家的精细描绘了东北的风物，那么，端木蕻良对故土的处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将史诗般的恢弘灌注其中。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地主家庭，从其最早定居东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爱国主义觉醒的编年史。这部散漫的小说，以其端庄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加上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本来可以达到民族史诗的地位。但端木也许是一个过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未能磨炼好讲述生动故事的技巧。这个明显的缺点，损伤了一部否则堪称辉煌的长篇小说——一部功亏一篑的伟大杰作，它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继《科尔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与《大江》，还有几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描写力的抒情诗人”的才华——一种“以抒情诗式的严格描写风景和肉体感觉的能力”。《大江》里的两章，被夏志清赞为“现代中国散文的代表作”[78]。如果没有八年漫长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耗尽了整个民族的精力，并剥夺了中国现代作家发展艺术的稳定环境），端木与其他人的才能会把中国现代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阶段，是以从传统诗歌格律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不懈努力为特点的。新诗人急于试验新的形式，经常自由表达，不顾诗歌的意境。胡适、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诗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构想简单和想象贫乏。[79]

直到徐志摩于1922年从英国回国，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诗歌形式的实验才认真地开始。[80]徐的早期小诗，如收在他的诗集（《志摩的诗》，1925年）里的那些，是“喷涌而出，无拘无束的激情”的迸发，套用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借来的夸张做作的形式。他的诗歌技巧在后续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1927年）和《猛虎集》（1928年）中变得较为精致。虽然他在诗歌的韵律与节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创新，但他那种受华兹华斯[81]、雪莱[82]和济慈[83]感发的突出的“外国”情感，读起来奇怪地使人觉得缺乏独创精神，尤其对西方诗歌的习作者来说是这样。当徐在《重别康桥》和《翡冷翠的一夜》等外国韵味浓重的诗中，传达令人愉快的异国情调时，或者，当他将听觉与视觉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种怪诞的境界时，如在《海的韵律》（受济慈的《无情的美妇人》启发而作，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中，徐达到了他的顶峰。但是当他在后期的诗作中，试图更富有哲理或者将外国的意象移植到中国的环境中时，结果并不那样成功。即便在他最长的“哲理性”的表述《爱情的启迪》（1930年）里，人们也能觉察到一种沸腾的诗的意境在挣扎，然而尚未能达到完全成熟。假若徐不是在1931年空难中突然丧生，他的成就无疑会更大。

徐在新月社的朋友和同事闻一多更倾向于视觉表现，这也许是由于他有绘画方面的训练。同徐一样，闻也热心于形式方面的实验：他的早期作品有时刻意用触目的暗喻和引喻使读者震惊。但是他从第一个诗集《红烛》（1923年）纵情于浪漫主义，到第二个诗集《死水》（1929年）达到艺术上的成熟，其进步比徐志摩更加引人注目，尽管闻的诗作远少于徐。闻的《死水》一诗的出现，由于它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而富有诗意的看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84]

朱莉娅·林曾就此诗“紧凑的诗节格式”以及格律整饬和诗行顿于末端作过评论，说它显示了“闻着力追求的结构上的浑然一体”[85]。但是比诗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闻将眼前的现实压缩成隐喻的视觉形象的能力。这首诗中阴郁的意象，与徐志摩的玫瑰色的田园短诗，和郭沫若的启示录般的谶语大相径庭。腐朽和再生的象征手法，使人模糊地联想到郭的《凤凰涅槃》，但是闻对中国的看法——一潭死水，但可以发酵而化为神奇，具有郭的丰富想象中所缺乏的思想深度。就运用充满模糊意味的视觉隐喻而言，《死水》也是更为大胆的“现代派”的诗作。[86]

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无清晰联系的意象世界，用引发和暗示，而不用直接表述的手法，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在传统的中国诗歌中找到。尽管如此，它与五四初期的诗歌是大不相同的，那时的诗歌以简单、自由和易懂为目标，如胡适所主张的那样。中国现代诗歌是否如欧洲那样，相应地从浪漫主义“进步”到象征主义，也许有待商榷；[87]但是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更“象征主义的”倾向，在少数诗人的作品中已清晰可见。

这种倾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李金发。当李作为勤工俭学的一员于20年代早期在法国学习时，他就开始写诗。周作人注意到他的独创性，并在1925和1927年安排出版了他的两卷诗集。李于1925年回到中国后，被人称作“古怪的诗人”，他的诗歌莫名其妙地“令人难以理解”。李遭到许多左翼与非左翼作家的批评，但得到少数人（其中有周作人和朱自清）的赞赏。李自然把自己视为一个先于时代的“先锋派人物”[88]。

李金发的诗歌除了并不试图阐释的零散形象和象征以外，并不需要有任何“意思”。他显然是受了波德莱尔[89]魏尔兰[90]和马拉梅[91]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似乎醉心于“富有异国情调的”成分。按照共产党的文学史家们的看法，这些突出的感官形象以及有时是怪诞的形象，不过是掩盖李的颓废、反动意识的徒劳的手段。[92]但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却认为，李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富挑战性的对传统的背离，同时也是最为大胆的创新”[93]。从较为公允的角度看，不妨把李看做对五四初期诗歌肤浅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反应强烈的少数“新叛逆者”之一。他进行了一场第二次“解放运动”，使中国现代诗歌暂时从对自然与社会的着迷般的关注中摆脱出来，并且暗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象征世界的可能性。他接近于创造一种大胆新颖的美学视觉形象，像在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中那样，能充当反对庸俗现状的艺术宣言。

在施蛰存编辑的一种新杂志——《现代》（1932—1935年）上，有人在继续李金发的开拓性事业。《现代》派自称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诗人是戴望舒。戴同样对法国象征主义感兴趣，他继承了李金发对印象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爱好。他声称诗歌的目的是表达“诗情”，把“诗情”解释为“自己跟隐藏的自己之间的某种东西的召唤”。[94]但是戴的诗作没有取得李的隐晦、怪异意象的不和谐效果。相反，他似乎坚持徐志摩诗的听觉价值；他与新月派诗人——在徐志摩和朱湘过早逝去之后，尤其是陈梦家和方玮德——都强调音乐美、结构美，和引发联想的细妙之处。戴的“较柔和的”象征主义的一个例子，可以在《雨巷》（1927年）中找到，这首诗为他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于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

她静静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95]

根据朱莉娅·林的分析，这首诗产生的“联想”效果，造成了“一种可以与他在诗歌方面的导师保罗·魏尔兰相媲美的弥漫着委婉娇柔的魅力，忧郁倦慵的气度，和流畅的乐音的氛围”[96]。

在中国现代文学左翼的学术研究中，李金发和戴望舒的作品被视为一股“逆流”；因为它们是与继续专注生活和社会现实的30年代文学的主流相悖的。[97]但是新的人才不断出现。北京大学的三名学生——卞之琳、李广田和何其芳，出版了一部名为《汉园集》的合集，其中收有那个时期一些最具独创性的作品。这三人中，最有学识的大概是卞之琳。他翻译了波德莱尔、马拉梅的作品，后来崇拜叶芝、[98]奥登[99]和T.S.艾略特；[100]他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中国现代诗人罕有的冥想的，有时是形而上学的素养。由于这种“智慧的美”[101]，卞的作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是不易理解的，他们倾向于偏爱较为光彩夺目和无产阶级化的何其芳。何其芳的早期诗作，甚至比卞之琳更矫揉造作地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何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相信在诗歌中“美主要是通过意象，或象征的运用来实现的”，并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是“发挥想象，逃离现实进入梦境和幻觉”[102]。但是如邦妮·麦克杜格尔指出的那样，“迫使何其芳在1933年夏回乡的那场政治危机，使他的作品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的诗句的丰富的意象减退了”[103]。在他写于1936—1937年的一些小诗中，他告别了已不再能支撑他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品；取而代之的是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陷入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农民们。

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

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

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

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我走到乡下。

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

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

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

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

……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104]

何其芳写道，“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105]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棰”[106]。

在诗歌方面，现代派的实验于30年代中期突然中止，为一种简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所代替。臧克家是体现这种新潮流的一位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在1934年被当作一件大事，受到闻一多、茅盾以及其他作家的赞扬。在他们看来，臧的诗作由于极其简朴，“不肯”通过“美丽的字眼粉饰现实”，显得更有力度。臧用两行诗句解释他的第一部诗集的标题，“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刻刻惊醒我这是生活”[107]。臧克家是农村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之一，这是一种战争年代在何其芳、艾青、田间以及后来郭沫若的作品中盛行的趋向。对经历苦难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中国乡村“有血有肉的”人物富有诗意的聚焦，以及为诗歌效果而更加灵巧地运用口语，这些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到中日战争开始时，诗歌与小说都集中到当前现实的主题上。城市中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传统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108]

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是有意识的对传统的反抗，从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新形式开始。1907年，一小群中国学生在日本组织了春柳社，并且用清一色的男演员演出了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09]（《黑奴吁天录》）等剧作。从此，这种新剧种的业余演员们称其为“新剧”、“新戏”，后来又称作“文明戏”或“现代戏”，以与传统的戏剧相区别。1927年，早期的剧作家之一田汉采用了“话剧”这一名称，以表明它与传统的京戏——基本上是“唱的戏剧”的重大背离。[110]

同新诗一样，新剧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事实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它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胡适在《新青年》上对易卜生[111]的介绍，继之而来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以及胡适的易卜生式的戏剧《终身大事》，将这种新的戏剧媒介转向社会改革。但在艺术质量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剧，甚至比诗歌还要粗糙，尽管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剧作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少数几部剧作，不过是以社会叛逆或者个人挫折为主题的文学习作，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三部曲《三个叛逆的女性》，洪深的《赵阎王》，以及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咖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

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新剧较之诗歌和小说两种书面文艺体裁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些剧社或剧团已经组成，尤其是“民众剧社”（1921年）和“南国社”（1922年），但它们是“业余的”。从这一词的双重意义讲，它们只是“爱好”戏剧的作家和学生的群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编演戏剧的专业知识。尽管有田汉、欧阳予倩，特别是洪深（他曾在哈佛大学随贝克教授的47写作实验班接受实际训练）的努力，在20年代根本没有专业性的“戏剧”可言。一个剧目很少上演一、二次以上，通常作为庆典的一部分，在中学的礼堂或其他公共场所演出。非职业性的剧团缺乏资金和人才；有时他们的演出被认为对学生的道德产生不良影响，遭到学校或者地方当局禁止。迟至1930年，根据夏衍的一篇有趣的记述，他所属的业余剧团在上海租用了一家日本人的带有移动舞台的剧院，举行了一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盛大演出”，但男女“演员”寥寥无几，每人不得不充当几个角色，还要与导演一起充当舞台服务人员，在幕间更换布景和移动舞台。[112]

直到30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

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1934年，1935年由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1936年，“旅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113]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1936年）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曹禺受到普遍欢迎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1937年），《蜕变》（1940年），《北京人》（1940年），以及《桥》（1945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的主题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114]。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宁愿让寓意按照希腊悲剧的传统，在情欲和命运的复杂情节中得到表达。曹禺在这一方面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剧作家，远比他的所有的前辈更有天赋。这出戏的女主角周繁漪，是一个对继子有乱伦情欲的鬼迷心窍的人物。如刘绍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曹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115]（《菲德拉》）、尤金·奥尼尔[116]（《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鬼》中的艾尔温夫人）。[117]曹禺有可能把这出戏设想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变种（与易卜生写《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观众相信如果娜拉选择与她的丈夫待在一起，那么，最后发生在艾尔温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的命运）。但是曹禺试图探索乱伦情欲这一主题，作为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悲剧性的抗议，这显得更为大胆。曹禺由于这种对西方戏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而享有盛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图更具社会学意义。像茅盾的《子夜》一样，曹禺的剧作也被设计成资本主义秩序灭亡的尖刻描绘。为了突出这个主题，曹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118]。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的一幕。[119]

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模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腐败，以及年轻知识分子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尽情宣泄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方面，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写《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当他写《日出》时，他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120]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向。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能够借助活的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他无意用辛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弊端。与鲁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来的具体展望。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121]（也是一个诗人）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122]。

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1936年，中国确实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断的革命的时期。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各种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最终，在1938年3月，也就是日本人于1月侵入上海[123]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124]，不久在20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讯。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他们时常聚会，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这些通讯连同他们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在华北的农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125]

除作家访问团和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外，协会起先还组织了5个宣传队（每队包括16名成员）和10个演剧队（每队30名成员）。通俗剧团竞相出现，据统计，到1939年有13万人从事戏剧表演。[126]

这些组织清楚地证明，由于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其城市精英的特点。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国性运动，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弃了有保障的生活，到乡村和前线的自己同胞中去。有两个主导性的口号足以显示他们的爱国热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宣传第一，艺术第二！”有些狂热的作家甚至主张“上前线”，完全放弃文学。

1938年，郭沫若被委任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这样，作家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官员的队伍中。但是尽管有这个最初的姿态，国民党显然专注于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就将宣传领域几乎全部留给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127]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任职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机构，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统战组织，中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日益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力和热情。

日本对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领，迫使中国的作家们进入内地。1937年至1939年，武汉与广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为文学活动的新的中心。在上海的一些主要报纸杂志停刊的同时，一些新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小城市里诞生，常常是仓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在战争期间，书籍出版和销售的总量实际上增加了。根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新书销售从战前每次印刷一二千册翻到了三四千册，有时甚至达到1万册。[128]

随着1939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129]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重庆，“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130]。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当第二次统一战线[131]破裂时，重庆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他们中有些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内成了文学活动的中心。在1941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地方。1944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后一个堡垒。

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重庆的报纸能够付给撰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当地货币）[132]—大体上与印刷工人排版同样字数的收入相同。[133]有几个年轻作家贫病而死。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王际真特别提到，“当时的报纸不时登载为生病和营养不良的作家们请命的呼吁书”[134]。眼中看不到胜利，士气低落，腐朽和麻痹便乘虚而入。战争初期文学的战斗热情减退了。在1942—1943年间，重庆大约上演了30出戏，只有1/3直接涉及战争主题；其余的是历史剧和译作。重印旧作和翻译西方长篇小说越来越流行，恋爱和色情作品也是这样在那些从无情的现实生活里寻找解脱的人中流行。[135]

用邵荃麟的话讲，对于那些没有去延安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就像“长夜漫漫何时旦”[136]。在头几年里，全国上下曾经联合起来与外来的入侵者斗争。现在敌人主要在内部，因为这座山城成了一个令人沮丧和死气沉沉的世界——一个几乎每天为日本人的空袭所笼罩的幽闭恐怖的世界，在通风简陋的防空洞里，数以千计的人窒息而死；发国难财猖獗一时。当地的四川人与外来的“下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一再爆发。这座城市也日益成为戴笠的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实行逮捕和暗杀的世界。

1944年末桂林沦陷，一些知识分子终于行动起来。在1945年2 月22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份宣言出现在报纸上，要求结束审查制度、秘密警察活动、军事摩擦以及发国难财，并且呼吁保障人身安全以及言论、集会、研究、出版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自由。5月4日，“抗敌协会”在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每年“五四”为“文艺节”，以发扬光大“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137]但是政府回报以某些逮捕和暗杀。1946年，这个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最杰出的发言人之一、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昆明遭到暗杀。国民党特务置闻于死地，激起了知识界的反政府情绪；中共再次利用知识界并大获其利。中日战争曾使知识分子政治化，而中共再次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爱国铁血”文学

战争将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危亡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即成为不合时宜了。文学完全瞄准生活现实——不再是个人经历的片段，而是全民族的集体经历。在战争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幕剧，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的作品。[138]这些事实上浸渍在埃德蒙德·威尔逊称作“爱国铁血”中的大量报告文学，或原始报告文学，“与其说是用艺术技巧，不如说是用感情写出来的；它们的话题的吸引力与感情的感召力，当离开环境去阅读时，很快就丧失了”[139]。

虽然它们缺乏艺术素质，但在流行程度方面却领尽风骚。按照周扬的观点，报告文学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因为它最有效地为“教育群众”认识这场“民族自卫斗争”的现实的直接目标服务。[140]这场战争使文学——不管质量如何粗糙，离开上海的城市象牙之塔，走向小镇和村庄，加速了大众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目睹了作家“走向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为迎合乡村大众的口味，从前的城市作家们热心地采用民间的题材、习语、曲调，以及社戏、说书和大鼓（边击鼓边讲故事）等传统的大众形式。忽然间运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成为一种时尚；老舍是劲头最足的实践者之一。

有些作家从事集体创作。“卢沟桥事变”数天后，在上海约有16名剧作家，自己组织起来写了一部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几家剧团争演出权。[141]有时作家战地访问的通讯也是集体采写的。

在1939年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篇文章中，胡风披露战争文学的五个显著的弱点：（1）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2）繁琐的冷淡的倾向，在繁琐化的作品里面，过多的生活枝叶和事实毛发，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实感；（3）传奇的倾向；（4）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弱点，既没有产生伟大的史诗，也没有产生生动的现实主义作品；（5）由于思想的贫弱所产生的艺术力量的贫弱，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142]胡风的批评，显然道出了他对降低艺术的不满。他与茅盾一起反对过分政治化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战时文学只应刻画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个正直的批评家应当号召作家们，不仅要描写“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143]。然而，重庆有些批评家反对宣传对文学质量的侵蚀，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两者应该完全分离。朱光潜强调“冷静超脱的观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的自律。沈从文认为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应当是艺术家，而后者是宣传鼓动家。沈争辩说，作家们不应该与政治任务搅混在一起。梁实秋，这位左派分子们从前的敌人，更进一步倡导“无关的”文学，“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144]。

这些要求文学质量的呼吁没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数量比战前十年少得多。“游击战争和学生恋爱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爱国宣传的调门，毁掉了大多数战时的长篇小说”[145]。

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创作了有意义的作品。茅盾在1942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与战时的关系并不明显。《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1926年的情况。而《腐蚀》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1941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共产党的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媲美。[146]

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他的《家》的两部续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1947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他刻画战时居住在重庆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爱与妒之网中的三个普通的人物——一个男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中国处于失败和绝望的最黑暗时刻的一个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的普通人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困难的道德剧”[147]。

另一位老资格的作家老舍，用民间习语写了不少宣传剧和诗歌，但只写了一部平平常常的长篇小说《火葬》，这是他为了糊口匆匆忙忙出版的。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而1946年出版的头两卷，“当列为令人失望之作”[148]。

战争时期的诗歌同报告文学一样，只是为一个目的——激发抗敌的爱国热情，写作它经常意在为大量听众朗诵或演唱。于是，简单的散文式的语言、民间习语、现实主义的描写，以及口号式的呼喊，成为一大批“爱国诗人”的共同特征。两个劲头最足的实践者是臧克家与田间。臧在前线历时五年，写下十几部诗集。他曾表白说，“我爱农民，我甚至对他们脊背上的伤疤都感觉亲近”[149]。田间被闻一多以同样炽烈的感情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已经抛弃了早期的偶像马雅科夫斯基，并开始写作“鼓点诗句”。它的诗行简短，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争的节拍。下面是田间鼓点诗的质量低劣的范例，在闻一多看来，“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棕红的土地

在亚细亚

这泥土上，

染污着

忿恨，

蒙上了

侮辱。

祖国底耕牧者呵，

离开卑污的沟壑，

和衰败的

村庄，

去战争吧，

去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者底

军队。

以我们顽强而广大的意志，

开始播种——

人类底新生！[150]

比诗歌和报告文学更加持久地受到欢迎的文学体裁是话剧。独幕剧在战争头几年大量涌现，奠定了舞台剧的新传统，观众的反应和参与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电影业在30年代早期培养了第一批男女演员，他们此时进入戏剧行业。各个地区众多的业余剧团——主要由教师和学生组成——也随时准备演出从重庆与桂林——战时戏剧在大后方的两个中心来的新作。柳无忌说：“有一次来自西南五省的90家剧团聚集起来，参加桂林的一个戏剧节”，而“在重庆有雾的两个季节里，那时城市相对来说不会遭到空袭，推出了三十多出大型剧目，观众场场爆满”[151]。

在战争头几年后，随着爱国理想主义的衰退，戏剧承担了逃避现实的娱乐职能。但是，它也让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戏剧界的剧作家和演员，得以“逃避审查制度的规定，仍然转弯抹角地对时事做出评论”[152]。

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腐败；最为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的原始状态；这些作品都是成功的。[153]在这些消极暴露的作品中，作家们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30年代的思想状态。

战时现代戏剧的繁荣，在日本占领的上海也能看得出来。禁演美国影片和日本对中国电影业的控制，导致了新剧在商业上的繁荣，足以与传统戏曲竞争。历史剧、喜剧以及浪漫的“肥皂剧”（指涉及家庭问题的节目——译者）广为流行，部分地由于它们主题安全，只是不惹麻烦的娱乐而已。姚克写了一部关于晚清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历史剧《清宫怨》。[154]此剧构思精巧，曾被誉为里程碑。阿英（钱杏邨）这位从前的左派人物，变成了一位文学史学者，他写了十几部剧作，其中《明末遗恨》是他的杰作。钱钟书夫人杨绛，也许是一位最为精湛的喜剧作家，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树立了她的声誉。

如爱德华·冈恩所说的那样，这些剧作大都显示出一种传统的倾向，这也是保存中国文化反对日本统治的想法的一种微妙的表现。[155]周作人按照传统的隐士的风格居住在北京，在其散文中巧妙地提出，最能懂得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史、哲学的仍旧是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日本统治者。张爱玲被夏志清誉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她在《金锁记》等故事中把家族制度作为一个中心焦点，来探究传统对于现代精神的影响。[156]最后，钱钟书在《围城》中以流浪历险题材的文体，用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解剖了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以“虚荣和欺诈的荒唐心境”，展示了既未掌握传统文化内核，也未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157]可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30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本身。

延安座谈会

毛泽东在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针对全体共产党干部的新发动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意图——改造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明显的。但毛本身是个知识分子，他对五四时期以来的新的文学趋向也很关心。如他《讲话》所展示的那样，他对30年代早期的文学论争十分了解，而且可能一直在阅读左翼文学界撰写的某些创作，尤其是鲁迅的作品。因此，《延安讲话》可以理解为毛踏着瞿秋白的足迹，对五四至194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新的评价。但在同时，毛对文坛上某些新近的论点当然是清楚的，这些论点需要澄清和解决。

1938年早些时候，在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演说中，毛泽东呼吁党内同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并且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作出结论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58]

毛泽东的指示并未特别提到文学，但是它与文学领域的关联不久即被延安文化委员们——特别是陈伯达、艾思奇和周扬找出。1939—1940年，接着发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扩展到重庆。由争辩引起的文章充满混乱的议论，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毛所说的“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究何所指；因此激昂而猛烈的抨击，实际上是在搜索那些关心找出“民族形式”真正源泉的作家们的意图。主要由林冰代表的一派，认为“民族形式”与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是一回事。继瞿秋白之后，他们攻击那种五四新文学是“洋八股”，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产物，必须予以抵制。然而，敌对阵营中的作家们集合起来卫护“五四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新文学的主流事实上体现了“民族形式”，或者正在朝这个方面发展。用最能言善辩的发言人胡风的话讲，“‘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159]。此外，胡风认为这种新的传统，是与封建的和倒退的旧传统的彻底决裂。胡风用一种迂回的马克思主义意向进行论述，他认为借用外国的东西事实上是可行的。就此而言，胡风向毛暗贬西方的影响，直接提出了挑战。第三派，主要是党的委员们和郭沫若，试图使双方和解。周扬争辩说，人们应当吸收传统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同时新文学中产生的“新形式”，也应该保留并应进一步发展。然而，总的说来，周扬的论点更加接近于胡风，而不是林冰；因为他总结说，“民族新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单纯地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活的各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160]——换句话说，现实主义。

周扬在不偏不倚姿态的背后，含蓄地同意胡风，这证实了胡风作为鲁迅的门徒和重庆首屈一指的左翼批评家的威望，周扬经受不起再次与他冲突（像在关于“两个口号”之争中所做的那样）。也有可能，由毛的词语所引起的争端，甚至连这些委员自己也几乎捉摸不透。周扬本人对于苏联文学理论颇有了解，他也许把毛的指令解释为一个进一步大众化的号召，而不是对五四文学的全力批评。该是毛自己来阐明一切模糊之处的时候了。

周扬表态中不明确的口气，似乎也表明像他这样的党的官僚并不具有对作家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发动整风运动以前，延安知识分子们的自我英雄形象未曾遭到非议。有几个已迁居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活实际和他们先前的想法相差甚远。1942年初，王实味率先发难，用鲁迅杂文风格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以《野百合花》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丁玲写了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和一个故事《在医院中》，为延安妇女的命运悲叹。萧军很快跟着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161]于是，延安文学界许多知识分子当中的混乱和不满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爆炸性局面，毛不得不果断地加以处理。由此导致了1942年5月2日延安座谈会的召开。

毛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引言（在5月2日）和长篇的结论（5月23日）。在引导性的发言中，毛面对大约200名作家和艺术家听众，毫不含糊地用下面的话阐明了座谈会的宗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62]

带着这个讲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目的，毛在后面接着抨击了延安作家所作所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他举出四个问题，全部指向这些不服管束的作家，“阶级立场”、“态度”、“对象”和“学习”。总的主题是十分清楚的。有些延安的“同志们”未能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当他们继续热衷于“暴露”，而不是“歌颂”新的革命现实的时候，他们没意识到根据地的根本不同的形势。他们坚持这一错误的道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他们的对象已经改变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换句话讲，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根据地的新接受者，是由“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组成的。为了改变他们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认真投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当然，还有毛泽东的理论。

在结论中，毛又回到这些问题，详细分析了它们的细节，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说明他的观点时，毛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重要遗产——五四的传统及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进行了含蓄然而是破坏性的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五四文学的两个特征——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肯定的价值变成了否定的价值，因为从毛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浪漫的特色已经走到了最糟糕的极端，自高自大、优越感和全然漠视群众。爱和人道主义的观念，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气质的中心，被毛挑出来加以具体地驳斥说：“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所谓　‘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163]

这一类对爱和人道主义的阶级分析，曾由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在批评梁实秋时提出过。毛泽东将其纳入他的《讲话》，并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变为官方的信条。虽然他称赞30年代左翼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作家的立场，但是他对其成就的评价并不慷慨。在毛看来，即使就其成就的顶点而言（如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的文学只不过表达了个别左翼作家的道德上的义愤。它在暴露旧社会的丑恶方面发挥了“批判”作用。在热烈颂扬体现这种批判精神的鲁迅时，毛还论证说——尽管是含蓄地——“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们已经起了他们的作用。但是，“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164]。

事实上，这等于指责鲁迅的所有模仿者，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风格上，并实际宣告鲁迅的——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将体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彻底决裂。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应该是属于人民以及为人民的积极的文学；换句话讲，它在内容上应该清楚地以工农兵为中心，而且在有资格教育群众以前，必须满足群众的需要。五四时期以来的优先次序，现在颠倒过来了，原先是作者的个性和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并传递给逢迎的读者；而现在是工农兵读者提供革命文学的主题，并指导作者的创作。

毛泽东决意选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延安座谈会上“问题的关键”——来系统阐述以接受对象为取向的文艺观点。毛敦促延安的作家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且通过与工农兵大众同住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除提出这条适用于全体干部的实用主义的建议以外，毛还试图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王国。他的“理论上的”论点，是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矛盾辩证地提出的，普及之于提高、动机之于效果、政治标准之于艺术标准、政治内容之于艺术形式。在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65]——这是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会衷心同意的目标——时，毛只讲清了这些辩证的极性中政治上的一面，而对美学上的一面则未加说明，大概让作家和艺术家自己去解决吧。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延安讲话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留下更多的空白。可以想象，对如何解释这个新的正统的准则，以及如何填补它的空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然而，裁决者的角色是由党的文学方面的官僚们充当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对他们的观点和批评抱反感。正是这些文学方面的官僚——陈伯达、艾思奇，特别是周扬，以执行毛的理论指示的名义实施“文学控制”，并且把“党的路线”强加给有创造力的作家。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清洗；在运动和清洗中，许多作家——王实味、丁玲、萧军、胡风、冯雪峰——成为党的纪律的受害者。[166]

文学方面的官僚们正确地强调了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势头，因为毛确实认定，在他提出的辩证的极性中政治因素最终支配艺术因素。例如，关于普及之于提高这个重要的问题，毛总结说，“在目前条件下”，前者的“任务更为迫切”。他还重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并说一篇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效果，比作者原来的“动机”更为重要，但严格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没有触及。例如，在“民族形式”之争期间曾激烈辩论过的问题，即现有的传统民间艺术是否含有过多的“封建”成分，毛对此采取了规避的方法。可能新的内容有待灌输，但灌到什么样的“通俗形式”中去呢？那种广泛采用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也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应用于京剧这样的形式时。如何在更加复杂深刻的层次上，区分革命文学与革命宣传品的文学技巧和文学质量的论点，在延安讲话中几乎没有分析。也许出于对30年代着重暴露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感，毛明白表示新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67]。这个含糊的概括，有点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步重新陈述。毛事实上把他的这种新文学称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进一步显示了他借鉴苏联的样本。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重点像苏联一样，当然是放在“社会主义”上，而不是放在“现实主义”上——颂扬典型人物和理想人物，并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次上描写现实。但是，毛似乎否定了他早些时候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的指令。尽管他清楚地受到“党性”、“意识形态”和“人民性”[168]等大家熟悉的苏维埃概念的影响，但他并不公开承认这种借鉴，而且也不面对更为迫切的问题，苏联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来。

显然，毛泽东曾对文学的政治性大加辩护，但是他对较严格的文学要旨的探讨——尤其是他想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的意图——却暴露了一个外行者的浅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根本的论点——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问题，从未得到深入的探究。毛回避各种文学形式的社会本源的一切讨论，集中讨论了内容的意义。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把一定的限制强加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和题材上了。与工农兵结合规定了范围有限的主题，如土地改革、与地主所有制斗争、游击战以及工业建设。而毛泽东主义文学官僚们后来贯彻这类要求所采取的那种僵硬的态度，几乎没有给作家们留下重新解释这条准则，或者填补其空白的余地，只是进一步地斫丧了创作的努力，即使是为了创作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延安文学

紧接《讲话》之后，延安文学实践最明显的特点是当地民间形式和习语的实验。据陆定一说，毛的《讲话》推动了下列新型文艺的出现，按照普及程度排列：（1）民间舞蹈和民间戏曲；（2）“民族”风格的木刻；（3）传统说书风格的小说和故事；（4）模仿民间歌谣节奏和习语的诗歌。[169]它们全都包含民间的成分，而且显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合民众“视听”感觉之所好。

这种新的民间文化最好的例证——而且是最风行的——是“秧歌”，一种在“解放区”极其盛行的地方歌舞。这种原本是村民们在阴历新年期间表演的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它的宣传上的潜力于是被延安的干部们看中了。据说是一个名叫刘志仁的人通过灌注革命内容，并把它与其他形式的通俗剧结合起来，首先革新了这种民间形式。除秧歌舞以外，还发明了一种“秧歌剧”，它把秧歌的舞步与地方民歌、现代服装，以及借自京剧的手势和表情融合到一起。这两种形式都为群众的参加提供了机会，而且据报道延安所有的人不久都扭起了秧歌。1943年，发起了一场新的秧歌运动，结果产生了56部新的秧歌剧。[170]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毛女》，这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职员们的集体作品，他们将一个显然是真实的故事变成了一部“第一流的情节剧”——一个遭受地主家庭剥削和压迫的婢女逃入荒野，变成了一位幽灵似的白毛仙女。[171]在本剧结尾，女主角被红军搭救，并在一个高潮性的群众大会上向地主讨还了血债。自从1944年首次演出以来，《白毛女》深受公众的称赞，后来被改编成了京剧、电影和革命芭蕾舞剧。

《白毛女》以及其他秧歌剧的流行，也导致了另一种通俗形式，京剧的改良。一出叫做《逼上梁山》的京剧，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该剧首演于1943年，取材于毛喜爱的小说《水浒》，情节是一名被官府差人追捕的军官林冲，最终丢弃了他的前程和家庭，加入了梁山反叛者的行列。这出新京戏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显然指加入延安共产党部队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以及它对历史上的“人民”的关注，赢得了一位不次于毛主席本人的权威人士的高度赞扬。[172]

但是在旧形式中装新内容的实验，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京剧的情节充满了帝王将相；除非编写全新的剧目，把革命的内容注入这种“封建的”结构之中，往往是不可能的。新的情节配上旧的音乐和表演程式，会创造出一种全然不协调的效果，因而可能使观众兴趣索然。[173]民间文化的口头传说以书面的形式被采用时，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用传统的说书风格写长短篇小说的情况就是如此。老舍在战争初期的实验，在艺术上是灾难性的。赵树理也许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名望的民间小说家了，他在延安以其短篇小说做了类似的尝试，如《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前者运用口头传统作为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主人公毫不费力地编出板话讽刺当地的事件，暴露腐败现象和歌颂土地改革。后一故事在对白和叙述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习语、片语和警句。在这两个事例中，生动的口头成分与干巴巴的平铺直叙显得很不相称。在对话部分展示出来的质朴的幽默与健康的谐趣，如果能被演“活”或在舞台上演出，当然会给观众提供很好的娱乐。但是禁锢在一个书面的故事中，它们反而起淡化紧张和悬念的作用，而这是可以通过恰当组织的构想，或仔细描写的情节来实现的。赵似乎在其小说中摇摆于口头和书面成分之间，但是他最终回到了后者。[174]

赵树理的作品被周扬赞为“毛泽东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除这些作品以外，紧接延安讲话之后，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值得注意的小说，这与秧歌剧和民间歌谣的盛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175]假如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毛泽东意图的准确反映，那么，延安讲话所开辟的新的道路，似乎将会引导中国现代文学摆脱书面程式的束缚，而与广大接受者重新建立一种直接的“视听”联系。这种极端的措施，也许是毛对30年代早期左派关于汉语大众化和拉丁化一系列争论的回答。汉字作为唯一不朽的文学媒介（甚至在崇尚古典的旧中国，口头传说以后也改写成文字），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样的一种文化中，毛泽东主义的这一趋向，的确会构成一场第二次文学革命。从这个角度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无疑是毛的文学激进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但是毛泽东在废除书面形式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小说写作作为左翼一种主要的文学表现模式，是在30年代早期开始的。它的强劲势头在1945—1949年这段时期，被有创造力的作家们沿着更加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向前推进，尤为突出的是丁玲、周立波和欧阳山，他们似乎已经转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中文译本寻求指导了。如夏志清所说的那样，“他们以标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以回到　‘民族形式’的方式，歌颂在共产主义下的土地和人民的变化”[176]。但是延安讲话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因此，结果充其量是有利也有弊。丁玲事件是一个最有启发性的例证。

丁玲大概是转变为左派浪漫作家的最好例证了；同时她也是延安最有名望的作家。她的一些较好的故事，如《新的信念》（1939年）和《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是延安座谈会前创作的。[177]这两篇故事都描写了农民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而丁玲使她笔下的乡村人物，尤其是后面一个故事的女主角，充满了成熟的尊严和人性，具有30年代左翼小说的最佳传统。在延安座谈会——部分地是为了批判像丁玲这样的作家才召开的——之后，据说她“卷入了从整风运动中吸取教训的大潮”[178]。她不再写小说，只写报道性的作品——她在农村群众中实地工作的记录。最后在1949年，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并在1951年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丁玲曾构想用一部三部曲小说来表现土地改革的过程，其中《桑干河上》只写了最初阶段的“斗争”。第二和第三部分——关于重新分配土地与武装农民——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个宏大的计划，看来可能是丁玲对她献身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革命事业的最终陈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第一卷的成功导致了她最终遭到清洗，罪名之一是她是“一本书主义”的作者。

《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小说，堪称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试验。它展示了一组描述优美的细工镶嵌的人物群像，它们全都松散地联系着，为丁玲所熟悉的农村现场带来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在小说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绍了“正面的男主人公”模范共产党干部章品，他从彼岸渡河而来，巧妙地使农民协会的机制逐渐运转起来，最后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达到了顶点。显而易见，丁玲打算把她的新长篇写成一部纪录体小说，一种在战争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学体裁。这部小说还打算按照苏联的样子写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体地”和“积极地”围绕现实，使预计的效果会像毛宣称的那样，“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然而这部小说的弱点，也恰恰从遵循毛泽东主义的公式中产生。她对农民角色的刻画显示了某种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对党的干部的处理就显得平淡。而将近结尾处的那个有寓意的群众大会，少有地缺乏涤荡心灵的力量。恰恰是小说较为“现实主义的”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丁玲小说中相对的优缺点，反映出作为延安讲话的一个结果，创作的定义本身在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对延安遗产的切中要害的总结中，给予高度评价的“想象力，美学感受以及创造性的智力活动”[179]——从毛泽东主义的角度看，已不再那么有决定意义了。因为作家的职能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或创始者，而是一个人的媒介，广大对象的经历通过这个媒介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回给他们。由于对象的参与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中得到鼓励，书面文本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不断的修改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成了规律。首先，意识形态与普及的要求使个人的观点——无论作为作者个性的伸延，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都几乎不可能存在。一部作品的“文学”性，除正确的政治内容外，按它吸引读者的程度加以判断。不同于战时戏剧，政治与普及的结合对作家具有一种束缚手脚的效果；因为，为了找到正确的“政治内容”，他们必须追随党的政策的每一次更动和转变。毛在将一篇文学作品与特定的政治争论或运动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也就夺去了这篇作品的一切永恒的艺术上或政治上的价值；使一篇文学作品一时成为话题的那些要素，一旦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恰恰会减少它的正确性。回过头来看，丁玲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似乎是十分“典型”和不可避免的。伯宁豪森与赫特斯曾指出，“假如要求革命文学单纯追随政治辩证法的发展，它就失去了独立批判的能力”[180]。——而且，人们还可以补上一句，失去了其创作的源泉本身。

然而，毛的延安准则的不利影响，在短暂的1945—1949年战后时期没有立刻显露，当时中共领导层十分关注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政权，未能严格推行其文学政策。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在共产党统治区以及在新近收复的城市中心，文学创作都达到了另一高度。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八年抗战终于在1945年结束了，但人们的欣喜和宽慰却是短暂的。对千百万返回故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甚至更加混乱。国民党政府对突如其来的抗日胜利仓皇失措。腐败和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严重，取代了建设，这激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大家熟悉的重庆综合征——上层的道德败坏与下层的幻灭，现在扩展到全国。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总结了1946年人们的普遍心情：

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181]

当战火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部队之间再次燃起时，大、中学的学生和教师的示威与“绝食罢课”，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全国范围内对和平的渴望。中共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和平愿望，将矛头引向在迟缓的制宪过程中止步不前的国民党。在战争后期滋长的反政府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数量日增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共看作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自由、民主和新中国的政党。于是，中共在1949年取得军事胜利的前夕，实际上已掌握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

在这种混乱和骚动的不安气氛中，文艺界日益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当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从内地返回，或者从日本占领下的半隐居状态重新出现时，东部城市恢复了文艺活动的中心地位。重庆出版的杂志迁到了上海或者北平。新的报刊创刊，老的报刊复刊。书籍用质量较好的纸张重新印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它匆忙地主持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一次大张旗鼓的鲁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纪念会，并再版他的全集。

这个重新组建的协会，尽管维持联合阵线的外表，但显然受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控制。左翼作家还控制了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些成为左翼作家的专门论坛（如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另一些由于左翼作家的名声，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开明的代言人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刺，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事业。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暴行。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共产党小说作品——钱钟书的《围城》（1947年）、巴金的《寒夜》（1947年）以及师陀的《结婚》（1947年）的出现，对左翼文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们只是创作整体中“孤立的例子”，完全无力抵挡正在高涨的新的共产党文学的浪潮。[182]

甚至夏志清，一个公开自称的反共分子，也特别提到1945—1949年时期是共产党地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高峰创作期。[183]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还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9年）、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1949年）和欧阳山的《高乾大》（1946年）等作品。在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5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继《白毛女》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184]

与共产党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贫瘠。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在翻译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根据报道，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185]

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这两种体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才。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的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美国影片（日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代电影的黄金时期。[186]

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战争期间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187]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著。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太奇等等）。因此，电影可以看作戏剧文学的创造性的延伸。电影媒介不仅从文学借用一些人员，而且从文学借用其典型的“摆脱不了的情思”。其一是战后的混乱。来自重庆的所谓“接收大员”们专横和不正当的行径——他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许多制片人专注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这个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支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创作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188]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1936年鲁迅的逝世与1937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1942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50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30年代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的：清朝最后10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189]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190]正在消失。

[1]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章。

[2]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36—49页。

[3]《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14—216页。

[4]同上书，第222—224页。

[5]《鲁迅全集》第3卷，第313页。

[6]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61—62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86—94页。

[7]《鲁迅全集》第4卷，第70—71页。

[8]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412页。

[9]同上书，第379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37—44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10]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现代中国》第2卷第3期（1976年6月），第277—291页。

[11]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176页。

[12]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85页。

[13]根据官方史料，早在1928年末，中共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鲁迅联系，计划组织统一战线。见《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353页。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第155—157页。

[14]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1927—1936年，在左翼的年代》，第139页。

[15]丁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2卷，第42页。

[16]《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90—291页。

[17]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1卷，第214—215页。

[18]关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排他主义立场，见爱德华·J.布朗：《革命后的俄国文学》，第112—113页。

[19]各种论战文章收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359—412页。

[20]侯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162页。

[21]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国评论家、教师、“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译者

[22]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诗人、评论家。——译者

[23]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和辞典编写者。——译者

[24]F.利维斯（F.Leavis，1895—1978年），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25]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作家，生前被公认为当时美国第一流文学家。——译者

[26]侯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167—168页。

[27]《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394页。

[28]泰纳（H.A.Taine，1828—1893年），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29]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13—515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61页。

[30]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

[31]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39—564页。

[32]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89—191页。

[33]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5页。

[34]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50页。

[35]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33—334页。

[36]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87页。

[37]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49页。

[38]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保罗·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艺术观》，《中国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第296—314页。又见同作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第9章。

[39]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60—361页。

[40]同上书，第362—363页。

[41]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160页。

[42]关于这事全部情节的卓越分析，见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01—145页。

[43]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63页。

[44]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114页。

[45]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6—37、81页。

[46]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11—312页。

[47]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9页。

[48]同上。

[49]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74页。

[50]同上书，第334—349页。

[51]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15、342页。

[52]《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7—575页。

[53]《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1—564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5页。

[54]这部小说出版后五个月内印刷六次。见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71—72页。关于蒋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见夏济安：《蒋光慈现象》，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55—100页。

[55]冯雪峰：《回忆鲁迅》，第23页。

[56]关于鲁迅杂文艺术的详细分析，见戴维·E.波拉德：《鲁迅的杂文》。

[57]关于周作人小品文的分析，见戴维·E.波拉德：《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58]《鲁迅全集》第4卷，第443页。

[5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版，第141页。

[60]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第233—280、385—406页；陈雨石（音）、约翰·伯宁豪森和西里尔·伯奇的文章。

[6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62]同上。

[63]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但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见让·M.詹姆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64]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32—233页。

[65]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8期（1961年10一12月），第45—62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与中国革命》；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66]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家》出版以来曾印刷23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2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6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23页。

[68]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世纪中国小说》。

[6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2—283页。

[70]关于1919—1949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

[7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6页。

[72]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1页。

[73]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

[74]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关于萧军的研究，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章。

[75]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8页。

[76]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77]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78]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56—61页。

[79]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章。

[80]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亚细亚》新8卷第2期（1961年），第258—293页。

[81]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18、19世纪之交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译者

[82]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文作家。——译者

[83]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年），英国诗人、也是　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译者

[84]这首由许芥昱译成英文的诗载他译编的《20世纪中国诗集》，第65—66页。

[85]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82页。

[86]关于闻一多生平和诗的研究，见许芥昱：《闻一多》和《新诗的开路人　——闻一多》。

[87]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本书上卷李欧梵著《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性（1895—1927年）》章“外国文学的影响”节。

[88]见诗人痖弦访问李金发记《创世记》第30期（1975年1月），第5页。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687—688页。

[89]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Iaire，1821—1867年），法国现代派诗人。——译者

[90]魏尔兰（Paul Verlaine，1844—1896年），法国最纯粹抒情诗人之一。——译者

[91]马拉梅（Stéphene Mallarmé，1842—1898年）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9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1页。

[93]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53页。

[94]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0页。

[95]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5—166页。关于戴望舒诗集，见痖弦编：《戴望舒卷》。

[96]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6页。

[97]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1页。然而，自1981年以来，戴望舒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他的作品在中国重新出版。

[98]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译者

[99]奥登（W.H.Auden，1907—1973年），美籍英国诗人。——译者

[100]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年），英国诗人。——译者

[101]这个词是由刘西渭用英文造的，引自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年》第1卷，第709页。

[102]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第223—224页。

[103]同上书，第228页。

[104]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第126页。

[105]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年），俄国第一流的浪漫派诗人、小说家。——译者

[106]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第169页。

[107]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8—209页；许芥昱：《20世纪中国诗集》，第277页。

[108]然而，这种现代派传统已经重新流行，如今在台湾和中国城市以“朦胧诗”面目兴旺起来。

[109]《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长篇小说，林纾在1901年把它译为中文。译名为《黑奴吁天录》，以后春柳社的欧阳予倩把它改编成话剧《黑奴恨》上演。——译者

[110]胡耀恒：《曹禺》，第16页。

[111]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挪威戏剧家。——译者

[112]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1集，第151页。

[113]胡耀恒：《曹禹》，第21—22页。

[114]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115]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年），法国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剧色彩的剧作家。——译者

[116]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年），美国戏剧家。——译者

[117]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10页。

[118]这句话的英译文引白胡耀恒：《曹禺》，第54页。

[119]由于内容狂放，这一幕在演出时往往被删去，很使曹禺懊恼。

[120]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胡耀恒：《曹禺》，第24页。

[121]《日出》剧本中对陈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确的交代。——译者

[122]曹禺：《日出》，第236页。关于曹禺剧作的英译本，见A.C.巴恩斯译的《雷雨》和《日出》，克里斯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的《原野》。

[123]上海系1937年11月13日沦陷。——译者

[124]老舍曾任“文协”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无“会长”的头衔。——译者

[125]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51—52页。

[126]同上书，第47页。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48页。

[127]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56页。

[128]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0页。

[129]武汉和广州都是1938年10月沦陷的。——译者

[130]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V。

[131]即第二次国共合作。——译者

[132]抗战时期，除云南省外，任何地方均不得发行地方货币，只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流通全国。——译者

[133]刘以鬯：《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明报月刊》第13卷第6期（1978年6月），第58—61页。

[134]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Ⅵ。

[135]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0—61页。

[136]《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第279页。

[137]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2页。

[138]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8—73页。

[139]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71页。

[140]《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631、638页。

[141]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3页。

[142]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第53—55页。

[143]《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670—671页。

[144]《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691—695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63—64页。

[14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7页。

[146]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87页。日本学者尾坂德司也很称赞这部小说的创作技巧；见尾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2卷，第245—247页。

[14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6页。

[148]同上书，第369页。

[149]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年》第2卷，第912页。

[150]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91—192页。

[151]柳无忌：《现代时期》，翟理思编：《中国文学史》，第479—480页。

[15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0页。

[153]柳无忌：《现代时期》，第481页。

[154]见姚莘农著，杰里米·英戈尔斯译：《清宫怨》。

[155]这份关于被日本占领的上海战时戏剧的资料完全取自爱德华·冈恩的开拓性研究。见冈恩《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和冈恩的研究论文《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作家（1937—1945年）》。

[156]这部中篇小说收入夏志清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138—191页；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530—559页。

[15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45页。

[158]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01—302页。

[159]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26页。

[160]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23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104页。

[161]关于延安持不同意见作家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2章。

[16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0页。

[16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872页。

[164]同上书，第873页。

[16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

[166]这是默尔·戈德曼编《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的主题，特别见第1—8章。

[16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168]夏济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20年》，载其《黑暗之门》，第255页。

[169]《黑暗之门》，第246页。关于延安文学各种形式的详细分析，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2—5章。又见丁淼：《评中共文艺代表作》。

[170]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77—78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24页。

[171]这部剧作收编入沃尔特·梅泽夫和鲁思·梅泽夫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戏剧》，第105—180页。

[172]戴意坚（音）：《当代中国戏剧和苏联的影响》（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4年），第96—97页。

[173]在60年代，无论什么形式或内容的京剧都被江青的“革命京剧”完全排斥。然而“文化大革命”后，旧剧种（包括京剧）得到恢复。

[174]在1945年出版的赵树理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口头成分大多被删去。然而，夏志清认为这部小说仍是“他的作品中最可读的一部”。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83页。

[175]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123页。关于延安时期（文艺座谈会以前和以后）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选集，见丁玲等：《解放区短篇创作》。在诗歌方面，除民歌外，创作量更少。何其芳停止写诗去写报告文学作品。见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第173页。

[17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72—473页。

[177]后一篇小说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268—278页。

[178]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123页，关于丁玲写作的全面分析，见梅仪慈：《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和叙事》。

[179]夏济安：《黑暗之门》，第168页。

[180]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10页。

[181]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67页所引。

[18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01页。

[183]同上书，第472页，菊地三郎论述南北极格局中共产党文艺和非共产党文艺的消长。因此战后年代看到“北方文艺”（延安）的胜利和“南方文艺”（重庆和上海）的失败。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3、4部分。

[184]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262—264页。

[185]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126页。

[186]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只有过一部英文研究专著，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6章。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第213—214页。这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1908—1949年中国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电影项目编成。

[187]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188]冯雪峰：《回忆鲁迅》，第93—94页。

[189]《鲁迅全集》第7卷，第470—471页。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第278—286页。

[190]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33—561页。

第十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序。20世纪2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1929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1929—1930年之间保持稳定，而在1930—1931年之间则增长20%以上，1929年，新的关税税则[1]生效——这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2]

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1925年洛迦诺公约[3]产生的国际合作的框架维持的，1929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4]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5]的框架，并通过密切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1929年后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6]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诚使政府迟至1930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1930年正受全球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外交的牵连。迟至1929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7]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门，反对这一现状。1930年11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8]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统一——提供了1931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在经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始下降。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难。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目。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20世纪第四个十年初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9]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1945年后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19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1/5到1/4的市场。第三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策。在1931年9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23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前提。[10]

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11]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和稳定的乐土。引用1931年7月满洲青年联盟[12]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亟须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8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天前详细制定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11时左右事变后仅40分钟，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9月19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的时机已成熟。[13]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这一势态。[14]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1931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 C.胡佛、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东军采取鲁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在9月18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11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15]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 S.斯托威尔1931年所写的那样，“充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16]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17]于是到1931年末，美、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18]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1932年1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19]

这样，1932年3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20]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1932年9月15日，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时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国际联盟内合作。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范。如史汀生1932年6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21]。“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1月向英国建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1922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这种想法包含在1932年1月7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义是明显的。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显然，两个这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国际主义的瓦解

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天天地维持着。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1932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22]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1933年纳粹上台前，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年8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2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24]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25]。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1933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作为替代，就1933年美国正在重新制定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个强国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1932年2月24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3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26]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27]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遭到国联谴责。1931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1933年5 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28]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29]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当两者都不起作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计5000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30]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1933年的最大忧虑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20世纪20年代间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31]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的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32]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33]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兴趣。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1931年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满意。[34]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1934年4月17日的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35]当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36]。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于1935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37]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忆录——1933年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道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38]

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1931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收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39]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1924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1935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6月15日在南京精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但国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40]

1935年至1937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151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72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日本制定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41]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活动。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42]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1935年6月），秦土协定（1935年6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11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1935年12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43]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于10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11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自治运动。[44]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1931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示威游行的禁令。1935年12月9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1935年11月算起。[45]那些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刺汪精卫，紧接着在1935年底暗杀唐有壬。

1936年2月26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续破产。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1934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在法国诞生。1935年5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7月至1939年），这两个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苏联坚定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础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英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日本未能对抗这些发展。它在1936年的一个成就是11月和德国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现。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在亚洲合作的经验。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苏联通过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8.2%和出口总额的50.9%。日本购买的货物30%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4000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25300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2200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46]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1937年初，全球性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929年的水平，而贸易额也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1933—1937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他批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内维尔·张伯伦6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47]

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像威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正如1931—1932年的东亚，1937—1938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靖”——的鼎盛时期。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1937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广田重新被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道，7月7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48]这次事变确实应当被抑制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当其中几个强国于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产生兴趣——在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兵人数超过100万），并于1938年4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49]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50]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年共产国际大会[51]提出的人民阵线，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52]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维埃（这是1937年8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1934年参加的国际联盟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53]苏联期待华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1937年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1922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的检疫讲话[54]一致的。在那次讲话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55]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1938年和1939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56]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1919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来，那么推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说服德国和日本致力于这些活动；而不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这个新格局的一部分。绥靖的倡导者们把它看作比人民阵线或英美联盟好得多的一种选择，因为后二者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导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而绥靖方案却能避免这样的对抗。它优先考虑把德、意、日这几个发达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同苏联或中国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对美、英在1938年推行的绥靖外交感到沮丧。的确，这种外交主要关注欧洲，而不是亚洲。英国政府由于怀疑与美国太亲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赖与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月的慕尼黑协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取悦希特勒。美国欢呼慕尼黑协定是将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没有直接涉及亚洲，英国或美国都不愿对日本采取同样的策略，因为日本远比德国明显地具有侵略性。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起策划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5月发表评论：“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57]这绝不是对日本姑息的语言。尽管英国人谨防与日本开战，但他们愿意支持中国远远超过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美国人尽管欢呼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在亚洲宁愿选择的道路却不容置疑。1938年秋开始了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的谈判，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美国的首次正式承诺。这笔贷款宣布前不久，当日本政府发表“亚洲新秩序”的声明时，华盛顿和伦敦立即对它进行谴责。虽然英、美没有联合行动，但英国决心使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并让日本知道这一点。[58]苏联尽管对日本很谨慎，但对其在远东的地位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抵抗，同时也由于苏联从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59]间谍网得到情报，日本不准备同苏联作战。[60]苏联领导觉察到，在这个时候给中国巨大的外援不会冒孤立的危险，并且出现了英美对日本逐渐增加国际压力的良好时机，而苏联的力量将形成这种国际压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么英美在欧洲的绥靖不能不影响亚洲。当斯大林把慕尼黑协定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意图弥合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分歧的明证，在1939年春夏不断离开人民阵线以及与英美的合作以求与德国和解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西方政府明显渴望重新联合德、意，再次使苏联在世界上孤立。尽管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但绥靖与人民阵线确实不能共容。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8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含义是明显的；人民阵线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彻底失望了。什么将代替它呢？绥靖也必然受到伤害，因为德、苏之间的条约当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动重新联合时所设想的。同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受到打击；当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的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公开与苏联结伙时，这个联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中国来说，这些是惊人的发展。德苏和解打破了英、美、苏在世界事务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于德国公然蔑视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进攻波兰，英美可能要优先考虑欧洲，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国。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苏条约能使苏联把大批部队调至远东；包括1939年夏沿满蒙边境苏、日两军之间小规模战斗的诺门坎事件，显示了苏联在火力上的优势。

因此，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随着德日关系的紧张，特别是看到对美商业条约的废除，东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其政策。废除该条约是华盛顿于7月宣布的，作为一项单边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东京官员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道路。1939年秋冬之际，在欧洲“假战事”[61]期间，日本和美国进行对话以查考能否对时局取得共识。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可能在日本在华势力实际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稳定。假如中国人知道伦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议会副议长R.A.巴特勒，正含糊其词地谈论恢复英日联盟作为控制远东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会更加失望的。[62]

然而给自由中国以灾难性打击的远东绥靖并没有出现。英美两国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纳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坚持的条款。尽管需要改善关系时东京主动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倡议，但它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作为；因为它约束不了它的军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寻求同伦敦和华盛顿改善关系时，它不得不宣称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它肯定料到这一举动会破坏与西方的任何谈判。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我们采取某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新政权以前，让我们了解它能博得诚实的中国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让我们了解在即将到来的商业条约谈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不让楔子敲入我们与美国人之间。”[63]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欧洲战争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英国和美国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这是一个真正为保卫民主的双边联盟（罗斯福总统称他的国家为民主的武库）。力量与理想牢固地结合起来了；如莱因霍德·尼布尔在他的《基督教和强权政治》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为袖手旁观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不采取行动、裁军、对法西斯国家妥协的和平。因此随着人民阵线和绥靖的消亡，1940年的国际事务体现了英美联盟的明显兴起。余下来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当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几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兴趣。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940年9月的轴心同盟。它也使两场战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样。当然，这次苏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1940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实现了睦邻关系，于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协定。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纲领。这产生了所谓ABCD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同德、意的结盟却于此无补。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ABCD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分。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运与美、英联结在一起。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伦敦相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在1940—1941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ABC”会议）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也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这就无怪1941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德苏战争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欧洲苏联。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道提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抗，这时候它有100多万军队困在中国”[64]。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帖地包含了先前的两种概念。[65]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这就是大西洋宪章。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大西洋宪章列举了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中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日。[66]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性。因此在1941年9—12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67]11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是遵循11月26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20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1941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9月初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1931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1941年12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68]

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架。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1941年11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1943年1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69]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分开来。关于摧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70]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71]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72]。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至于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73]。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1944年初，两件重要的、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74]对蒋介石更糟的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75]。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1944年而得到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1944 年7月，经蒋的勉强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报道，“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分享权力。[76]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使中国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在1944—1945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统一。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77]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1944年8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已做出努力”。[78]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79]。伦敦的战时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摩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改善”[80]。

在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 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81]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些要求。

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30年代日本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1945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7月底哈里·S.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斯福总统在4月逝世和德国在5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82]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这次调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83]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到1946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至少到1947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1945年条约。[84]就共产党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85]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洲国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86]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策略。事实上，早在1947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1949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87]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联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更多的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88]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者采取攻势。1949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也许再过20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1931年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20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1]1929年2月1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税率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税率提到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译者

[2]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

[3]《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4]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年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5]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6]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

[7]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8]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第1、2章。

[9]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10]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1]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12、19—20页。

[12]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页。

[13]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页。

[14]同上书，第47、80—86页。

[15]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16]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

[17]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18]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68—73页。

[19]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20]臼并胜美：《满洲事变》，第80—81页。

[21]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第110页。

[22]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126页。

[23]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第8章；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24]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3章。

[25]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60页。

[26]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页。

[27]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第3章。

[28]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29]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1卷，第167—191页。

[30]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4—36页。

[3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32]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1930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33]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35页。

[34]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35]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页。

[36]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页。

[37]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56—63页。

[38]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卷，第104—126页。

[39]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页。

[40]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45—52页。

[41]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

[42]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5章。

[43]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44]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45]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80—192页。

[46]《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47]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年》。

[48]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49]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50]高田保马：《东亚发族论》，第67—77页。

[51]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译者

[52]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53]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载伊恩·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40页。

[54]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55]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34—35页。

[56]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人战争。——译者

[57]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41—42页。

[58]同上书，第50—53页。

[59]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60]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第48—49页。

[61]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62]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页。

[63]同上书，第124页。

[64]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65]《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页。

[66]《朝日新闻》1941年8月16日（晚刊）。

[67]F8496/60/10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68]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69]《大公报》社论，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70]《大公报》1943年1月29日。

[71]PREM4，28/9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72]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第553页。

[73]《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74]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75]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76]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77]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78]PREM4，30/11，首相文件。

[79]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第448页。

[80]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81]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1页。

[82]《中央日报》1945年9月12日，1945年11月21、25日。

[83]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84]《中央日报》1947年9月6日。

[85]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86]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87]F16589/1023/10，见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88]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战争持续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死亡。[1]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战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按照庚子协定，从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而在那个和煦的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15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2]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中国人拒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1931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1000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1937年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3]

地图8　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军事占领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发生事端。1937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著称的。不过，7月7日日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4]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7月19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2—4个）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战”[5]。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月27日声称，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6]。而蒋介石也于7月30日声明：“现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7]

8月7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8]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优势。对上海日租界[9]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1932年一样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10]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

蒋介石于8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个精锐师——以德国武器装备，并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和他的德国参谋充当顾问——占领大上海界域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1.5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8）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但是，当8月13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军队约有8万，日本军队只有1.2万。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本人赶进黄浦江。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线扩展了；中国军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大炮，猛击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在三个月的作战中，大约27万中国军队——整整60%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11]日本人的伤亡超过4万。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民也遭屠杀。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11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1937年12月12—13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12万名[12]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13]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1927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1937年2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敏锐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1935年8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14]。在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1934—1936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1）镇压反日活动；（2）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亲善关系；（3）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义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性。他们记得1931—1932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15]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这在1937年11月5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12月2日，蒋政府也不同意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11月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16]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1937—1938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徐州于5月19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17]

日本人1938年6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堤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18]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19]他们多数享有地方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1938年1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1938年10月25日夺取这座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导致的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年9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1938年12月18日从重庆逃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民政府[20]来和重庆政府对抗。[21]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22]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23]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1937年7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24]

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是太少了。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25]因此，1937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大约30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大约170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26]

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令人忧虑。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第3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7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27]

1937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400多位头面人物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经开始的7月16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1937年8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被国防最高会议（1939年1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28]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管。[29]

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30]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31]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务已好些年了，在1924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但在1938年3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32]随着1943年8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1938年初在武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参与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选出来的200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结果小党派和共产党得到大约50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70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超过80席。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33]

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的。但直到大约1939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持。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不过，组建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蒋介石1938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

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34]

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35]

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36]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8月10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146家工厂重15000吨的设备，随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的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共有623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其中大约3/4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37000吨）。另外，还有119家纺织厂重32000吨的机器，以及320家机器制造厂重约19000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厂迁移的有42000名技术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37]

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0000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38]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5—7年的时间内获得5%—10%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39]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40]

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41]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1939年后期，原来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6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52所教育机构已迁入内地，还有25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42]但是，到1938年2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257名学生和11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17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1936年42000名学生增长到1944年的79000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43]直到当时，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限下江人[44]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全消除。[45]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 年12月7日[46]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

国民党人于1938年10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日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1937年7月以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10%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47]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48]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争。1939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11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100英里攻取广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物资的1/3。其后，1940年9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1939—1941年轰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49]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1941年晚些时候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1939年7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许多日本人也在这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50]

1940年7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日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51]

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耗战。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备摊得太开了。“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52]。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到1943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E.高思评论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53]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长的摩擦。1941年1月新四军事变[54]（见第12章）后，统一战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1939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队——不同的时候在15万至50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地。[55]

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1938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例如，1940年6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1942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10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他们也定期向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集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56]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1940年为34万，1941年为14.5万，1942年为8.8万，1943年为4.3万。[57]但是从1939年到1944年初，战线并无重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350万以上。[58]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军队联合体。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1941年，在全部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30个师近50万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致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65万人。在1937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30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59]

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60]）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1941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61]

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但蒋的最好的军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他们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62]

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力。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在1944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63]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64]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1944 年10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褊狭……全然不称职”。[65]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输忠诚。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领导所需要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20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30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66]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67]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68]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1929—1937年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2000名参谋接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20%。[69]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70]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71]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暗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72]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73]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74]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75]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76]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77]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78]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79]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80]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81]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八百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82]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10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他们曾经鼓励第二次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而且早在1937年9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民党人。1937—1939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额为2.5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3%）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到1939年9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83]

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战争第一年，法国提供了一笔500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条从印度支那边境到广西南宁的铁路。美国用全部买进价值为1.57亿美元的中国白银的方法来支持中国的法币储备，从而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但是，直到1938年12月，战事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美国和英国才分别同意总数为2500万美元和50万英镑（合200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对华贷款。而且，美国和英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从1940年开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长。美国允诺的贷款1940年为4500万美元，1941年前期为1亿美元。1941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款，开始也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美国志愿队，一支在陈纳德指挥下以“飞虎队”著称的空军小分队，1941年下半年在缅甸投入战斗。在战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84]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争的关注明显增长。但是，当时成为盟友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烦恼。关系紧张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从未提供中国人认为应向他们提供的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断滇缅公路后，通往中国的主要补给线是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达云南昆明的危险的航程。关系紧张的部分原因，则是美国飞机不足，越过这条有名的“驼峰”的补给物资与重庆所表示的需要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尽管有运输上的困难，假如西方盟国的政策不是先打败德、意，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中国本来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在1941年和1942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1.5%，1943年和1944年只有0.5%——尽管这个数字在1945年上升到4%。[85]国民党人对“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

1942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许多抱怨和误解，是围绕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这个人物出现的。珍珠港事件时，被视为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的军团指挥官史迪威将军，起先被遴选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战指挥官。但是，由于他对中国的出色了解和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对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担任后来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指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难的工作”。[86]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后，他特别受到指示，要“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87]作为在中国的美国战区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人对华盛顿的优先政策的不满面前，史迪威首当其冲。他与蒋介石首次闹翻，是在缅甸的盟军败绩问题上。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都不喜欢对方。在史迪威的许多品质之中，他对缺点直言不讳，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装腔作势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喜欢辛辣地讽刺。蒋介石正好相反，尚虚荣，不直截了当，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异。史迪威很快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史迪威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而在1944年中期，他私下反复这样思索，“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石”。他问：“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88]蒋介石知道史迪威对他的态度和轻蔑看法，反过来也厌恶这个美国人。至少早在1943 年10月，他就试图把史迪威调离中国。但史迪威有马歇尔将军的信任，他保持其职务直到1944年10月。

与他们的个人不和搅在一起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史迪威只关心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争辩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89]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30个师，最后达到100个师的精锐部队。他还建议，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发动一场攻势来收复缅甸，因为只要日本控制那个国家，中国的外国补给物资就只有依赖飞越驼峰流入的有限货物。史迪威认为，只有靠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路，才能输入充足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军队，以大举进攻在中国的日本人。

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比如，他装备最好的军队是忠诚于他的人所指挥的，纵令他们往往在军事上是不够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极力主张的那样去办，军官们都得任人唯才，那么军权将落到他的潜在政敌们的手里。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军，很想委派他担任国民党军队中具有实权的职务。史迪威所忽视的，而在蒋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现的，是白崇禧是一个有着长期反叛中央政府历史的前广西省军阀。同样在1943年，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联合发动一场对日本人的战役。然而要劝导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一场进攻，势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他们，蒋当然不能接受重新装备或以其他方式加强他所憎恶的人的方案。

史迪威名义上的部下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的意趣比较投合。珍珠港事件后，陈纳德重被征调进美国军队，而他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航空特遣队（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于1942年10月声称，他以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轰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6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90]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蒋介石是有魅力的，因为它将使中国成为主战场——从而使国民政府有资格要求更大份额的物资援助——而无需大量耗费自己的资源。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军队改革和积极参加地面战争将是不必要的。

在华盛顿有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做后盾的史迪威，强烈反对陈纳德计划。他争辩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性缺点是一旦空袭有效，日本人将攻击和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鉴于中国军队当前处于无能状态，那些空军基地十分脆弱。但罗斯福却站在陈纳德和蒋介石的一边，于是陈纳德的空中攻势开始了。到1943 年11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损失。此外，日本当局担心美国人将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袭击，摧毁其军事工业。于是，史迪威最担心的坏事不久成为事实。因为日本于1944年4月发动一号作战这是自1938年以来他们在中国发动的最大和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役。它切断了国民党人的防线，甚至形成对昆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的威胁。这一军事威胁，恰好与经济萧条和正在增长的政治不满同时出现。

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罗斯福于1944年9月19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91]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92]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由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此前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的地步。日本这次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日本人于1944年4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卫他们的后方。到5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中国人以前在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6月18日失陷。

10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1944年11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阵地”。[93]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94]

但是，12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将近50万士兵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的工厂；政府税收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95]

尽管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有很大差异。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计有22次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38931次小战斗。他宣称，相反，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96]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次在长沙（一次在1939年，两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1943年11—12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90%的伤亡。1943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大约7万—8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3000—4000人。[97]

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值。例如，他们宣称1944年6—8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84%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队，而只有16%对付国民党人。[98]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言现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99]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1942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定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时，这些师中有8个已经完成了13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22个师已经开始。但是余下的300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通货膨胀灾难

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起初通货膨胀率比较缓和。在战争的头一年，价格上升约40%。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物价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后，增长率又急剧上升。[100]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银行借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开战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地重新安置和发展工业。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度支那和贯穿缅甸。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33%，而它的岁入下降了63%。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品税约占80%。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失。政府战时支出的约75%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10表）。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缺。

表10　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1937—1945年*

* 此为每年12月份的数字，1937年和1945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304页。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1938年10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72%；1939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1941年12月起，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到仅为战前水平的6%。

在1937—1939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1940年农业产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然而，在1939年7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确实，在1943年，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物贸易；不过，无论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市场。就日本人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101]

从1940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1937—1939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这种储存是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它缓冲了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但是，随着1940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和1941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1400%。其结果是工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了，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不久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与开辟新税源或紧缩开支控制预算赤字相比，印制新币毕竟容易得多。再则，当局不考虑经济学家们有关通货膨胀危险的警告，争辩说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它不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只是在1940年和1941年价格开始暴涨后，他们才逐步觉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货币贬值而断送全部战争的努力，他们就必须增加岁入，削减支出。

1941—1942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1942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勉强有利。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消费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1945年被废止。所有这些征税计划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支出的17%。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1928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1941年6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20倍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1941年7月开始，中央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的“征购”（在1943年7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品的眼前利益。”[102]

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支。在1940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实质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1937年与1944年间下降了约85%，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94%。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然不可能精确，1944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1/4以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么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力，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103]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4个供远程B29轰炸机使用的大型空军基地和3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1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利益——特别是B29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20次空袭——与加在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104]

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然而，国民政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果。例如中国军队的39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约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11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105]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表11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1937—1945年

资料来源：a.1937—1942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第263页；1943—1945年的指数是6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实》第22卷第177期（1943年7月），第34卷第479期（1944年7月），第46卷第701期（1945年7月）。
b.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263页。
c.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页。
d.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64页。e.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43页。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　“赤贫”之中。[106]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橘、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缺。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挤在一起。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107]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结核是常见的。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他们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108]

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但是，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在1943年，如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300%。到1944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1949年。

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3/4——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6%，产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109]但是，在战争的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直到1940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利润幅度高。在1942年3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110]这些有利因素导致1943年以前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第591页表12），而工业生产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1944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111]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1940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112]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82%。

表12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务机器并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页。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年》，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d.《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表13　1938—1945年国民党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

资料来源：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214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是，资料c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和b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虽然1943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年9月以后的工业危机。[113]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114]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第593页表14）。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年占同类资本的86%——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繁。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115]

表14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1938年＝10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0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1940年，只有大约42000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1940年每月大约有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1/3。[116]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117]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118]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119]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14%，1945年平均为67%　。[120]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121]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1944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80%—90%的钢铁厂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家机械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家煤矿中，大约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122]

到1945年3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123]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1944年11月与1945年5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124]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 %。[125]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126]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127]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128]无论其动机如何，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129]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130]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131]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132]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133]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134]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当1942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135]

在1938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精神总动员，像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136]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失。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137]

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 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138]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教育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139]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140]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万—5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141]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142]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子。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143]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144]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1943年春，大约有5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145]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4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146]

1945年5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147]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年4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148]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149]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150]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151]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152]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1]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年说军队和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明显的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第4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99页记载，官兵“伤亡数”是3311419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一九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万—2000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52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人，但未指明出处（《我的回忆》，第235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战斗人员320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悼敬爱领袖》第2部分，载《中国邮报》，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2]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79—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4]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297—300页；詹姆斯·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91—95页。

[5]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6]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页。

[7]同上书，第339页。

[8]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9]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10]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41—49页。

[11]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12]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13]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14]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页。事实上，早在大约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石的演说集：《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15]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125页；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页；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第53页。

[16]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68—82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354—378页。

[1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0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146—168页；《中华志，1937—1943年：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354—356页。

[18]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77—178页；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25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页。估计溃堤时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000，甚至达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页；《密勒氏评论报》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页。但是，其他资料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209—210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页。

[19]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67、201、205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139页。

[20]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译者

[21]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1937—1941年》。

[22]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页。

[23]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页。

[24]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97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17—223页；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80—585页。

[25]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3章，1932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292页。

[26]《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24—326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53—15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6—10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九表。

[27]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28]《中华志，1937—1943年》，第321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29]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8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15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

[30]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31]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7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86、322—323页。

[32]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14页。

[33]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年》。

[34]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26—1227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89—107页。

[35]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册，第1731页。

[36]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37]《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页；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6—43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211—218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42页。

[38]《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12页。

[39]《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页。

[40]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页；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2—43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49页；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第184页。

[41]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42]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43]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350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部分。陈达估计另有1075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5000万。见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79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44]“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45]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2—68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第9—12页及各处。

[46]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12月8日。——译者

[4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2—203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页；卡尔逊：《中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574页。

[48]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页。

[49]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页。

[50]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页。

[51]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52]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53]《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54]即皖南事变。——译者

[55]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56]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57]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

[58]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59]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页。

[60]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61]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62]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63]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64]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65]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66]即陆军大学。——译者

[67]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68]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69]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页。

[70]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71]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72]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10月），第113页。

[73]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74]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75]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76]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77]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78]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79]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80]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　‘他们横竖只有死’。”

[81]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82]这一结论基于这样的事实：战争期间被军队放出来的士兵人数无足轻重，而除1937年7月军队中有将近180万人外，1937—1945年间征募的有14053988人。但1945年8月国民党军队仅有（据中国统计）大约350万人或（据美国统计）270万人。全部伤亡（包括1761335名伤员，其中一些无疑归了队）为3211419人。另外约有50万人投向日本人。我没有看到被日本人抓到的俘虏数，但数字肯定不超过另一个50万。简单计算就使人想到，至少有800万，或许有900万之多的人下落不明。（这个数字包括政府承认去向不明的1867283名新兵。见此处注释。）资料来源：《中华志，1950年》，第182、185页。军队规模的数字，见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1和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82页。以上结论是从国民党自己的资料得出的，但这与他们公布的战时逃亡（598007人）和因病死亡（422479人）的数字是不一致的。见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10。官方资料中的矛盾表明，国民党关于军队的数字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在台湾的一位前国民党将军在答复我的询问时，断言中国军队根本不重视关于伤亡数字的准确性。

[83]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第18—21、18、26、54、125—130页。

[84]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第207页及各处。

[85]表明飞越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补给总数的一些数字（单位：吨）：

资料来源：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57页；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42、67、203页。关于租借法案，见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50、399、402页。

[86]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32页。

[87]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74页。

[88]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第115、124、213、320、321、322页。

[89]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82页。

[90]陈纳德：《战士风格》，第214页。

[91]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443—446页；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92—493页。

[92]《史迪威文件》，第333页。

[93]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0、328页。

[94]同上书，第293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6页。

[95]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据报道，有11万人被杀，16万人受伤，30万幢房屋被毁坏，8万头耕牛被杀死。《新民报》1946年3月20日。

[96]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第26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79、284页。

[97]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页；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页。

[98]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321—322页；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66页。

[99]《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页。

[100]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 %；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8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

[101]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75—284页。

[102]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4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5—26页；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45—70页。

[103]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1、234—235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67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58页。

[104]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72—273页；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0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11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卷，第906—907页。

[105]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66—70页。

[106]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4页。

[107]《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论；《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13日第2版社论。

[108]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112—11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323页。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1945年X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一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员中足有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13%的男学生和5.6%的女学生也染上这种疾病。《新华日报》1945年2月20日。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109]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2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659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页；《中华志，1937年—1943年》，第437页。

[110]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第266页。例如，进口新纺织设备使内地的锭数从战前仅仅几千枚增长到230000枚。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太平洋事务》第16卷第3期（1943年3月），第34、37、39页。

[111]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94页。

[112]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页。

[113]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7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页。

[114]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页。

[115]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5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第8—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第36页；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中国工业》第19期（1943年9月1日），第12页；阮有秋：《今日后方民营工业的危机》，《中国农民》第3卷第1—2期合刊（1943年6月），第33页；方治平等：《论官僚资本》，第36页；潘祖永：《后方办厂的困难和期望》，《新经济》第6卷第11期（1942年3月1日），第237—239页；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116]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60—61、134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题札记》，第20—28页。

[117]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第8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118]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4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4页；《财政评论》第5卷第1期（1941年1月），第25—37页。

[119]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35—36、146—149页。

[120]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9页。

[121]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217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页。

[122]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28—29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123]《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9页；《商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页。

[124]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1、316页；《商务日报》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1945年8月7日。

[125]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126]《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1、365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836—839、853页。

[127]《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128]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日社论，引自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129]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　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8—190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第72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130]《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页。

[131]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 9—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页。

[132]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第1—9页；高思致国务院：《川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1、19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页。

[133]《中国各小党派现况》，《民主政治对一党统治：小党派组织起来》，《亚美杂志》第7卷第3期（1943年4月23日），第97—117页；小梅尔维尔·T.肯尼迪：《中国民主同盟》，《哈佛中国论文集》第7集（1953年），第136—175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51—362页。

[134]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174—175页。

[135]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页。

[136]《中国的精神动员：计划纲领》；　美国国务院对范宣德致国务院电报的意见，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63，1943年3月13日；《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

[137]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151页。

[138]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月），第210—213页；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第139—141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19（1944年3月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第6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第306—308页及各处。

[139]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86页。

[140]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议》，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08/1（1943年3月17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2/8—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页。

[141]《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25页；陈少校：《黑网录》，第102—106页；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180—181页。

[142]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51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的“劳工营，》，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678（1943年12月24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第3、23页。

[143]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66—178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9—19页；江上清：《政海秘闻》，第157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251，附件1（《1943 年12月26日国务卿关于西安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1—2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征募、待遇、训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116311，第2页。

[144]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3页。

[145]《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第132页；《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18—121页；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194、199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21页；范宣德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理》，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逊致国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00（1943年7月27日），附件（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页。

[146]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66（1944年4 月25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年6月7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中国灾难的线索》，第1卷，第542页。

[147]《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4页，《新官场现形记》；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页。

[148]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1943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105/93，第2页。

[149]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年7月14日），第2页。

[150]《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492页。

[151]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页。

[152]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年5月8日），第3页。

第十二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外相广田曾于1936年8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战线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以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分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于8、9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1]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年4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大减少；甚至1942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表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2]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度。1937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11月12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12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3]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3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年8、9两月，他们被集体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115、120和129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中作战。新四军是以1934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12000人，但几个月后才达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日本的战略进攻；（2）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3）战略反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4]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5]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6]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1938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　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35 年8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4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1935年10月到达。但是张无法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1936年10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到1945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1938年春利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7]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1938年秋召开六中全会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1937年10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4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南同志。1937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8]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9]第一个问题[10]涉及中共与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1936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确以后6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1936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了（在12月12—25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11]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1938年的头6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2]此后，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13]他也号召，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14]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1937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1938年8月，这个委员会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3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9月，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1940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的声音。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3年，在1940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扩大了5倍，党员人数增长了20倍（见表16和1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毋庸讳言，如此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资料来源：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110页。

表17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15]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16。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40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12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1937—1938年、1939—1943年和1944—1945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

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18）。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参见表18。

表18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3页，及引用资料。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19。作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16]这两个军的部队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表19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6页。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16—45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可以传给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1939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绝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另一条途径。[17]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18]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19]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月7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军的中国巡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20]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月7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个月里战斗最频繁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万人，由此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地图9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21]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第115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第627页）地图9所示。

地图9　40 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对华北的占领

资料来源：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7—1941 年》，第8页。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3000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20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200人，配备手枪，而民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22]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点。

表20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1942年）
a.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标准轨改建。
b.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间建造的。
资料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86—87、203、205、322—325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23]然而现在，掠夺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1935年12月发起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70%，合计共5万人。[24]这些人中一部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在了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年生于河北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国的吕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于1949年后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多名党员在华北局管辖之下。[25]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做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毋庸置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不是为了抗日。”[26]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1.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1947年3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行漫记》）到1944年末和1945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节）的访问。

陕甘宁（第629页见地图10）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140万居民。大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12%，却拥有土地的46%。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未能从19世纪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地的特产。

地图10　陕甘宁

基本资料：政区　　　人口和人员　　　　　 1937年15县，到1941年扩大到29县。
5分区　　 总人口：约1400000　　1941年266区，1549乡
1941年武装力量：八路军18000；公安15000；自卫民兵224000；党/政府：8000。
资料来源：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2页。基本资料取自谢尔登此书和安德鲁·沃森：《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译文》，第12—15页。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1）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2）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的安全和生存问题。（3）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单。（4）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5）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做出这方面的努力。（6）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7年9月6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1937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1937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1939年1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1937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早出生7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20年代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1927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1938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1937年到1940年间，估计约有10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27]有些人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作家、各类知识分子。1938年末，据说有2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28]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29]所有这些条件到1940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1936年中期到1939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30]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14章，第844页以下各页。）

2.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外，所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20年以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年初他害怕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31]1936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引起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35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1936年11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1935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1936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1936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32]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33]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他们的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34]

牺盟会又制定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4个“决死纵队”组成，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105个县中大约有70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7个较大行政区中有5个据共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35]

地图11　八路军的部署，1937 年7—12 月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115、120和129师所提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河南、绥远。第115师和129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3.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115师，与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1937年9月25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锐的板垣第5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100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36]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1）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7）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12）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7]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115师的几支部队（约2000人），在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1938年1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早在1937年11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30个县、冀中（平汉铁路以东）的20个县和察南的4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39个县的14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28个“组织”：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它指导根据地今后5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1943年1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9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38]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辖11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的第120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129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第642页图12）。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13万元以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5战区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3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1938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39]在战争的头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那种根据地。

1938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39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设政策的决心。[40]表21和图12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人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了原第4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1941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1937年前一直与党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夺。

表21　新四军（1939年末）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1939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
资料来源：陈永发前引书，第2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24—132页。

地图12　1940 年晚期新四军的部署与调动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

地图13　所有宣称的共产党根据地（1944年晚期）

资料来源：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第Ⅻ—ⅩⅢ页。此图根据中国共产党1944年8月的资料编制。

图13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三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1）中共已经创立了相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2）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3）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1938年10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乱的图14，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地图14　军事形势，华北，1938 年10 月

资料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地图页。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1937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三万余名成员的200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41]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42]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匪”。[43]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做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1）不要轻率行动。（2）严格遵守纪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3）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4）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助他们赶跑敌人。（5）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他们。（6）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7）努力分化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8）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9）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44]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45]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1941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46]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47]事实上毛、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1938年5月，他坚持根据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48]当这些领导人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49]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地主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有些农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自身——经常是迟疑地或勉强地——为自己本身的权利做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是受他人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对象。党的目标是一种受指导的但也是自愿的参与，党称之为“民主”。阿历克斯·德·托克威尔阐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他这样写道：“冤情只要看上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50]彭真描述了那些过去谋划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户现在怎样开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绝缴纳任何地租或要求赔偿。有的农民在街上故意冲撞地主。“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这种情形在我们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指示，颁布了‘双十纲领’以后（1940年中期）便开始纠正，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51]

在控制权正在建立时；有三种关系会发生争论，可以着手组织和动员。（1）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集中在地租上；（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集中在利息上；（3）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集中在赋税上。[52]这些争论被用来加剧阶级斗争，反对“封建分子”。为了更深的渗透和更广的组织，共产党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开当地社会之门，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担过分的风险，不然他们就不会响应。必须找到有立竿见影或近期收益的具体措施，并用农民习惯的、生动的乡土语言表达出来，而把阶级斗争的话留待以后再说。

带给当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决于环境，并必须与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军政人员的后勤需求相协调。彭德怀这样描述：

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53]

虽然减租减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对较先进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已树立控制权前，没有一项能系统地实行。减租被说成是实现孙逸仙的二五减租的诺言（从平均50%的地租—收获比降至37.5%），作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国民党思想体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视的成分。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国民党支持者很难对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评。从外界看来，中共的地租政策相当温和。然而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党能随当地形势和干部情绪的需要而行动，或克制或严厉。地主的阻挠被指责为破坏抗战事业以及实际上与敌人勾结。[54]这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没收财产。总之，地主的选择受到限制：“地主在乡村的土地不可能带进城市。”彭真继续写道：

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是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封建专政已被打破之后，才开明起来的。事实证明，不经过农民对地主的必要的斗争，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地主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能的。[55]

减息是难以贯彻的，如果这涉及取消本金或陈债的自然增长的利息，那么减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这些损失加上新贷款的低利率常使潜在的借主把他们的钱束之高阁。农村信贷的收缩引起了苦难，因为许多贫苦农民需要贷款活命，特别在华北和华中北部的春荒季节，那时头年的存谷已所剩无几，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还有几个星期要等。而且，并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贫农和中农或许有点现金，但由于数额太小，不足以投资于土地或商业，他们把这点钱借出去以谋取额外收入。缺乏劳力的家庭——寡妇或无儿女的夫妇——可能卖掉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换成钱出借。因此，只有根据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规定利率的信用贷款可以借到时，减息才能成功。

税收也只能缓慢地改变。不像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得不到外来的补助，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使晋察冀也只能在税收制度上进行有节制的结构调整，方法是废除许多杂税和附加税，但不是全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在20世纪头几十年间已经激增，多于和超过基本土地税——并对与敌占区的贸易征收关税。其他改革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税，方法是登记“黑田”（以前未征税的土地，因为它们不在土地册上），并制止贪污，使征到的税款真正进入国库。剩下的赤字由内部公债和其他特别措施弥补。

在1939年，行政控制已经进展到足以允许较为正规化的税收制度，即“合理负担”计划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实行。在这一计划下，每个县分配个税收定额，这个定额根据估计的总资产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乡和村。村的定额按照过高累进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间分摊。此外，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产。[56]减租减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税款转嫁给佃户和债户，使税收制度更为有效。显然，除非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对那些将在县和村级贯彻该制度的人满怀信心，这项制度是不能执行的。彭真的报告提到，进入1939年后很久，晋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换村长，建立村代表会议；并创立统一的行政体系——即使在那时，也只在巩固区才能做到。[57]

稍后，合理负担税收制度，作为第二种主要改革，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据地运用，这种改革是把财政计算的主要单位从货币转为谷物。在晋察冀，政府的主要账目是以小米或其他等同物为单位。于是薪金和税额与币值波动隔断。干部和其他职能人员享受供给制，零用钱极为菲薄。对军队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发给粮票，他们可以在根据地辖区内的任何地方用粮票换到粮食。各村交纳税收定额的时候，既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粮票，或者两者兼有。由于各村要负责将税粮运到粮站，他们更喜欢方便的粮票。[58]

如果共产党干部与村长认为合适，他们可以采取没收、征税、捐献和合理负担赋税的办法使当地居民中特定的个人或阶层的经济地位遭受明显变化。这对佃户、贫农和中农有利，而对富农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对地主不利。一位学者声称，“中共的减租减税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当于分期没收”。[59]

虽然这种估价可能对晋察冀核心地区的某些村庄是正确的，但对晋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据地就言过其实了。中共自己也承认，它缺乏在整个根据地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区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共产党人通常还是满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们的控制并有助于动员农民支持就行。一则，地主和富农是农村最有活力，在经济上最有成效的经营者，即使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那么也是由于他们拥有资本、役畜、农具、技能和熟悉市场情况。况且，中共用来作为便捷手段的阶级划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的。[60]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对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得来自这些人群。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一运动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这两次是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血腥解体和1934—1935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它能经受住第三次大挑战吗？

Ⅱ战争中期，1939—1943年

1939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1938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见的相持的结果。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其实这笔账并不那么单纯。在山东和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丧失。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巩固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归根到底，发动中国事变的理由是利用中国的劳力和资源来增强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财富。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　‘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61]日本的当权者们仍意见分歧，并且互相竞争；他们多方设法以求改善其处境。他们对蒋介石展开新的和平攻势，同时力求建立一个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的”国民党政府，汪已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他们招揽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后，日本人还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建立地区性控制并消灭反对力量。

与国民党的“摩擦”

共产党人用“摩擦”这个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战争中期他们与国民党人的冲突。到1939年，许多观察家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出乎意料的真诚协商开始渐趋消退。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措施。[62]军事冲突始于夏季，持续到秋冬，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冲突多数发生在华北根据地及其周围。共产党把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当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进攻者，而称自己是对无理进攻的自卫。但从战略上看，这次华北“高潮”是国民党为制止中共擅自扩张到指定地区以外，并在已经丢给共产党人和日本人的地区恢复权力所做的一次努力。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坚持要维护他的法权，而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1939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内，封锁部队几达40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封锁阻止了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特别在甘肃和绥远，并终止了陕甘宁与在邻接苏联的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新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1942年被害。在甘肃—陕西边界和陕甘宁东北角长城沿线绥德附近，当封锁军刺探薄弱地点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贺龙第120师的一些部队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调回，以加强陕甘宁的正规守备。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1939年中断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也谋求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挤入共产党视作他们根据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地区。共产党反对这些企图，他们有预见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摩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及其傀儡效劳。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为将来反共之用。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63]换句话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打。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私爱国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1939年12月与阎锡山的决裂。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林。11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装。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3万多人投向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辩才地概括道：

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局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翻脸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中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64]

约一个月以后，在1940年2月到3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府处决。

1939年末，中共中央当局声称，“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65]中共仍试图在这两个地区开辟他们能活动的根据地。

山东局势混乱。日军入侵后，国民党所属部队多数留在省内，因而共产党的武装和根据地比西边薄弱和分散。直到1938年后期，徐向前和罗荣桓指挥的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9师的大部队才进入该省，与山东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包括近遭日军杀伤的一支大部队的残部）会合。[66]这些行动导致与日军和各种从属于国民党的团伙冲突，当时他们都比共产党人强大。直到1940年后期，中共与这些国民党军的冲突比与日军的冲突还要残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国对手互相严重猜疑，而且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样。主要的国民党军队并未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蒋介石，他们归独立的、有时是桀骜的地区司令官指挥。共产党的策略被概括为几句口号：“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取悦上层，罗致中层，袭击下层”；和“争取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消灭秦启荣”。[67]然而，不像其他华北根据地，共产党人花了几年时间都不能使山东的国民党军保持中立，若不是日军扫荡削弱了他们，共产党人当时甚至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到1940年11月，徐向前声称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他承认山东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东—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区、鲁中泰山周围和半岛最东端附近最为成功。他承认其他地方“进步力量尚弱”。八路军正规部队可能有7万人，远低于党中央的要求——15万正规军和150万到200万自卫队。[68]事实上一直没有实行系统的经济改革。大家熟悉的没收、征收救国粮、捐献和公债与传统的税收体制并存，只是对后者加以调整，以照顾较贫困的农民。

与在北边相比，共产党在华中的扩张更充满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鉴于华北大部分“摩擦”是因共产党迅速扩张到半真空地区引起的，中共在华中建设根据地的尝试要求他们取代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现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任务最初由第六支队（皖北和江苏）和第五支队承担，并得到黄克诚率领的1.5万到2万八路军强有力的支援。当陈毅的第1支队通过管文蔚的地方武装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达江北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扩展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项指示的响应，这些指示经过1939年后期进入1940年时变得愈来愈紧迫了。这使得江北的新四军与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当局，特别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领导的军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尖锐。

然而，江南的项英并没有直接向重庆的指挥官们提出挑战。或许如毛后来指责的那样，他曾受王明影响，或许他别无选择。他的部队——三个支队加上新四军总部——在数量上远不及顾祝同的国民党军队，更不要说日军和伪军了。虽然毛坚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是一个罕见的困难环境。项英和他的同伴们于1934年至1937年间在华南山区面对残酷的围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韧性和勇气幸存了下来。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力量平衡。然而，到1940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69]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它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是在整个1939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1939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总裁”，[70]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更有甚者，1939年夏、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11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的计划。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毛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39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71]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新民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与，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权利。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含义。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改革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声称对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危险深感忧虑，这种危险不仅发生在敌后的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层。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宣传，但在宣传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担忧。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一切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与一年前逃离重庆的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谈判。1940年3月，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最终在南京成立，这是当时最可怕的勾结。

在同一时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寻求与蒋介石本人达成谅解。这一“为蒋设宴”的任务被称为“桐工作”，它既有高层次密谋的成分，也有低级滑稽剧的成分。据传蒋对和平感兴趣可能是为了使汪精卫进一步丢脸而设下的一个骗局。他们让汪在舞台的侧面等候，直到“桐工作”完全失败。但是即使蒋无意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共产党在这个多方位的和平攻势失败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后果。

中国从没有像1940年中期那样孤立过。在欧洲，“虚假的战争”因跨越低地国家的德国闪电战而于春天结束。法国很快被击败，而英国似乎也将陷落。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切断中国与外界脆弱的最后联系：滇缅公路与中立的香港的贸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与此同时，苏联陷入棘手而令人困扰的对芬兰的战争，并削减对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美国则刚从孤立主义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明确地认为英国比中国更重要。在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区，对战争感到疲惫、绝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新四军事变[72]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大力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裂。在华中，从1939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罗也开始得到取道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73]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队也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1938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7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1940年10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达到高潮。在4天里，韩的第89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道：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况愈下。12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苏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74]12月25日，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1941年1月4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9000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1946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1月17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5]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　‘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威望了。”[76]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绝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民党人与日本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77]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摩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做了重大的调整。陈毅成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7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的。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15及表22）。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1940年的摩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认真进行的。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状态之间变动。

地图15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署

表22　1941 年2 月18 日以后的新四军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44—145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15 由此表而来。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当中共文件提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1941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1943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1943年9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问题纯粹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应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78]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了。

日本的强化治安

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摩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摩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战。但是，如果说国共摩擦的最糟时期到1941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79]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有效。

表23　对华北铁路的破坏（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

资料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1卷，第407页。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衷于给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80]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81]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1939年晚些时候和1940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82]线和同蒲（大同—潼关）[83]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9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它始建于1940年6月，11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23；但“运输事故”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1940年中，“敌人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500个，相隔一至三英里”。[84]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账。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85]关于这段时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

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1940年2月前后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86]

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22个团的兵力（约40000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特别沉重的打击。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坏，停产近一年。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战役这个第一阶段让位给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军推进到争夺区的其他据点。这种转移相当于更换易受攻击的弱点：当日军积极利用据点体系时，运输网的防守较欠安全；相反，当派出的小分队撤回来阻挡对铁路和公路的袭击时，碉堡成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实际上，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迫使日军放弃囚笼和蚕食战略，退回防守巩固的驻地，再次把农村让给共产党人。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104个团。几年后，百团大战直接指挥者彭德怀隐晦地说，他们是“自发”参战的，没有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87]到10月初，第二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正在开始，这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纵队寻求与八路军交战以消灭他们。几次激烈的反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月，此后百团大战被认为是结束了。

百团大战的背景——谁批准并计划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反应是如此残酷，以致回顾时它像是一个错误，而有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可能曾经希望否定这次战役。在以后的岁月里，毛在他的著作中间接暗示他对这次战役持批评观点，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这不是他的那种军事战略。20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说毛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彭蓄意欺骗，这时彭正在被批斗。虽然这似乎不可信，但这或许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彭在反对这种指控的辩护材料中写道，在位于晋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拟定作战计划后，总部向每个地区指挥部下达了动员令，并通报毛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按原计划，这次行动应于9月初开始。但彭写道：

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8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88]

此外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多个团自发行动，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更不说延安了。

如果彭德怀的叙述——写于1970年他死前不久——是实情，那么毛和党中央确实未参与百团大战的构思或计划，而进行这场大战的“主要战略”动机，除彭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考虑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这些动机之一是反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方面的投降倾向：如果战争升级，中共投身斗争之中，那么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与这一解释有关的是，外界指责共产党避开日军而把大多数真正的战斗留给国民党军队，他们只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共产党领导人对这种指责很敏感。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扩张，20%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10%用于抗日。[89]所提到的第三个动机是把注意力从华中新四军进攻国民党军这件事上引开，几乎恰在此时这些进攻达到高峰。

彭德怀承认这次战役“拖得太久”，但他为其重要性辩护说，百团大战在紧随反摩擦冲突后维护了中共抗日形象，证实了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败，恢复了根据地对不少于26座县城的控制，并使“动摇分子”就范。即使这些理由与进行这次战役时地区和战术上的考虑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但并不妨碍利用这些理由在事后进行宣传。无论毛和党中央可能担心过什么，他们却什么也没有说。毛致电彭德怀，祝贺他取得巨大胜利，而在公开的叙述中百团大战成了传奇材料。

百团大战后的扫荡战，1941—1943年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华北方面军被八路军的行动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华北置于控制之下。在多田将军及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将军（1941年7月—1944年11月）任内，日军对所有华北根据地施加野蛮而持久的暴行。在1941年至1944年间，约有15万名日军在大约10万名七拼八凑的伪军协助下，专门执行清剿任务。余下的华北方面军（15万到20万人）负责执行其他任务，如守备主要城市和钳制国民党军队。估计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正规部队约为25万人，在陕甘宁有4万人。

日军及其中国仆从们在建造壕沟、栅栏和碉堡方面的投资甚至比过去更多。日方的资料表明，到1942年，他们已建成封锁线11860公里和据点7700个，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带。沿平汉铁路线西侧一条大壕绵延500公里，每边有一条无人带，经常有人巡逻。1940年12月，在冀南建立的250个日军哨所到1942年年中翻了两番以上。这些是对平原地区控制的主要措施，到1941年底，这一地域的共产党根据地全部降至游击状态。许多主力部队（如吕正操和杨秀峰的部队）被迫西移，进入山区以保存实力。

与早期的战术不同，新的多田—冈村战术是把规模大得多和时间长得多的清剿工作团派进山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并用不加区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百团大战前采用的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战：杀光、烧光、抢光。由于仍然未能将普通农民与共产党员区别开而感到沮丧，日本人把战争推向各个方面。在勉力封锁根据地的重要的巩固区后，日军派进很大的分遣队，寻找共产党军队、政府干部和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另外还要破坏根据地的设施和战争物资储备，烧毁庄稼或干扰播种及收获以破坏农业，并运走存粮。整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被杀死。“三光”扫荡战不像以前的扫荡那样清扫一个地区然后撤离，而是让军队在目标区留相当长的时间来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据地内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建立至少是临时的据点。表24中的资料表明这些行动在晋察冀是多么广泛；类似的战役在华北根据地全面发动。

表24　日本对晋察冀边区的封锁和扫荡

资料来源：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345、347页。

这些三光战役发生之处，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这种严酷的战术以及与之俱来的如此频繁的暴行，确实使许多农民，不论贫富，对日本人刻骨仇恨，并更彻底地倒向共产党。但党内资料也描述了许多事例，说明这种镇压比以前的做法——在党与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们只强调隐蔽……我们必然脱离群众。群众的信心也不能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图在草率的战斗中求一时痛快，我们还可能招来敌人更残酷的镇压。那也会脱离群众。[90]

共产党发言人承认，在华北根据地，党控制下的人口从4400万下降到2500万，八路军从40万减至30万。[91]地方资料所描绘的景象甚至更为冷酷。到1942年，90%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岳山区，一个干部承认，“没有一个县能保持完整，全部12个县的政府机构在清远流亡”。[92]随百团大战占领的26座县城全部丢失。

尽管日军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但并非总是这样。日本人未能与之达成“谅解”的国民党军队也遭到攻击，部分地是为了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反共行动，部分地是为了保持对蒋介石的压力，部分地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战果可资上报。其中最有影响的行动于1941年春季在晋南发生（中条山战斗，或中原战役），[93]当时卫立煌将军的20多个师被赶到黄河以南。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后来在山东对于学忠和沈鸿烈的行动。一旦日伪部队撤出，这些行动开拓了更多的地区供共产党渗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日本人向共产党人施加的压力趋于缓和时，这种后果十分明显。

日军在华中的强化治安

中国派遣军遵循了一种与华北方面军不同的模式。虽然提供给派遣军的总兵力比华北方面军多（约30万在华中，另外16.5万在华南），但只有较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约5万到7.5万。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苏，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较大的和可能较强的伪军能被用于长江下游地区，因为那里靠近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日军和伪军集中在战略上对他们最重要的地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以及恰在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的地区。更西的武汉地区也经过严厉的清剿。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强大的国民党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军第五师直到战争末期仍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巩固的根据地。但江苏、安徽和河南的其他地区，不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上看，都被认为不那么重要。日军保持对华东—华中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尔也派出清乡队通过较远的地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94]

直到1941年下半年，随着烟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3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1943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1944年2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95]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全不是办法。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摩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1940年和1941年的歉收，使原已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模式早在1940年已能看到。到1942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已把它看做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1942年到1944年间，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10年前的长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1945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96]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1939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表25）。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1941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表25　1937—1945年物价指数：“自由中国”与延安

资料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152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4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1）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2）其他实物税，特别是麦秆和羊毛；（3）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极少交税。1/5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100磅谷物）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1941年谷物税已超过1938年的20倍——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1945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26）。

在1941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1940年中开始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种索取。

表26　1937—1945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资料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128、188页。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1941年恢复了。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在广泛的商品及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边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1941年这些税收入约800万陕甘宁元（相当于30000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但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

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97]

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虽然是低水平的。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1942 年12月，毛发表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虽然有意识形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许多是常识性的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受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表26显示，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但到1944年已达300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拓宽市场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1937年到1945年间，播种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860万亩上升到1520万亩）。[98]

纺织工业的产量与原棉的产量相对应。1938年仅7370匹（每匹25平方米），随后两年每年产量加一倍，1942年达到45000匹，而1943年迅速上升到105000匹。[99]自然资源的开发（盐、煤，一些原始的油气井）、灌溉、扩大的牧场以及造林都有积极的发展。到1944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风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整风运动”。[100]它正式开始于1942年2月1日，当时1000多名党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听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致辞。如我们可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干部教育和对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的关心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展这场特殊运动的决定可能是在1941年9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和清除“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动”。[101]遗憾的是，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文件现在还看不到，而且关于这次会议也知之甚少。

整风运动从未正式宣告结束，但到1944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显然已经达到，而且它也不再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党员留出时间和精力了。整风运动自始至终是党内活动，限于党员，没有一个党员能无视毛在1942年春夏期间发表的演说与讲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陕甘宁，没有一个党员能躲避无休止的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整风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为自己的思想。就全党来说，这在纪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见方面是一次艰苦的锻炼。

在战争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成员极为不纯，其中大部分缺乏组织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知识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入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来自上海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们组织在一起。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内并不是什么秘密。毛的两个最近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在中级干部中还有同情者。从毛的立场来看，如果党要成功地迎接面临的挑战并为前途的不确定性作好准备，这些人必须被净化、融合和经受磨炼。

毛自己的学说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这种学说将指引前进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102]得到陈伯达等理论家的指点，又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同事的协助，毛泽东现在觉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个人权力上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了。

毛在1942年2月1日对党校的演讲中阐明了运动的主旨。在对党的基本良好状况做了例行的赞扬后，他指出党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在报告的后面部分对此三点加以详述。[103]毛赋予这几个听起来模糊的术语以生动的、现实的意义，这些绝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观主义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护身符或灵丹妙药，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些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像研究烹饪配方却从未做过一个菜的厨师，或者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你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104]

但是，如果说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评是针对行为像旧时达官贵人那样的教条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主观主义还有一个对立面：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孤立地按照事物自身的条件去观察每一种情况，只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不要思想指导的倾向。经验主义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狭窄的农民干部身上见到。基于这两种现象，毛号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义者（只点了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记了集中制——现在明显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党中央的最高权威。宗派主义还有种种看来很无聊的圈子，影响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有时个别单位或地方组织把他们自身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105]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都既严重而又棘手。它们的影响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却从未完全清除。

毛进而转向“党八股”这一主题，专门发表一次讲话谈论这个主题。[106]八股唤起毛的听众对那种结构严密的八股文的回忆。这种文体曾经是旧王朝文官科举制度的核心。虽然他最直接地根据许多党员试图与群众交往的做法（表现于著作、宣传、指示等之中）谈论八股，但他明显地指出这种成规包括教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全部表现：“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农民的语言，描绘出——或许是有意讥讽——八股形式主义的八种表现方式。它是空话连篇，令人生厌，“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应该“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陈词滥调；更坏的是，它造出一种权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读者和听众。它用了许多外国的词语和结构，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却似乎很有知识。它经常陷于不负责任和悲观主义，给人民、抗战和革命造成损失。毛断言，没有人会理解和倾听用八股形式讲话的党，更没有人会追随或参加这个党。

作家、知识分子、以前的学生及受过教育的干部一般说来显然是毛指责的主要对象。当然，在陕甘宁根据地他们人数比在其他根据地更多，其中许多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和不满。毛在党校讲演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才几个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日报》[107]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抨击时弊的文章。著名女作家丁玲较为一般地批评了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及崇高理想与卑鄙行为之间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其他如艾青和萧军也参加进来。也许最辛辣的批评是一篇题名为《野百合花》的文章。作者王实味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讽刺性的杂文，这种文体因鲁迅而著称。尽管这些批评者没有一个对党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但他们认为艺术有一个脱离政治的存在，此外他们还生动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阴暗面。他们通过暗示，坚持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用，恰如他们战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做法当时曾得到党的赞许。

然而，那些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经受到赞赏的做法，10年后在延安成为不可接受的了。这些知识分子肯定已感觉到他们是在冒险，但是他们几乎不可能料到党的反应有多么严厉。他们都受到严厉批判并被迫公开认错，尽管大部分人最后又恢复名誉。与大多数人相比王实味不那么知名，但更具腐蚀性，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反复批斗，侮辱，监禁，并于1947年被秘密处决。

如果毛的二月讲演和党的其他指示未能恰当地教育知识分子，毛准备走得更远。1942年5月，毛在长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取了这些步骤。他在这一报告中明确细致地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这篇讲话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权威性，而且在他死后还继续产生影响。简而言之，《讲话》否定思想脱离社会阶级的独立和自主。人只能从阶级观点说话或写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站在某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是完全错误的。既然如此，艺术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问题就变成它将代表哪个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否则他们就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服务，甚至他们否认他们在这样做也不行。其结果是，文学和艺术的最终仲裁人和指导者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意志的体现。

关于知识分子，毛就这样改变了形势：他们现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独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识分子愿意扮演中共所规定的革命的勤务员的角色，他们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欢迎的。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技能并没有被否定，但这些才能只能在党所设置的限度内加以估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模式，被赋予自然主义的中国形式，这种形式能马上为群众所理解，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上海沙龙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们的语言，并体验他们艰难的真实生活。总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号召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进行改造。

到1942年4月，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22个文件，作为干部学习和考核的基础。[108]用来教导他们的手段包括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小组学习和斗争会，通常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109]与同辈的压力相结合的直率的教诲、自我检查以及强制性的劝说都企图造成程度越来越高的精神紧张，直到思想得到净化和皈依。毛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说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全部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付敌人是必要的，但不应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当然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他本人的爱好权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并起作用的联合体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长征后的几年中逐渐上升到不受挑战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见前《与国民党的“摩擦”》），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顷刻间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到1943年晚些时候，蒋在开罗会议上被公认为四巨头之一，而前几个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则是他试图成为国内唯一领袖的大胆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要求。[110]露骨地说，如果有对蒋的崇拜，必然也有对毛的崇拜；一个无名的“党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组织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权是通过各级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这些机构在陕甘宁比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得更好，而且它们上面就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这些组织比旧王朝或民国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们征集——或要求——老百姓的众多成分广泛参与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不是就被统治者选举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或决定政策而言，它们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众支持的现实，与党本身设置的标准以及它试图表现的公众形象有相当的差距。丁玲和王实味等知识分子敢于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开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缺点。然而，在党的机密材料中，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坦白承认类似的障碍。

问题之一是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蔓延的墨守成规。这种迅速扩张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管理陕甘宁边区本身，而且还表现于指导远离延安的各个根据地的越来越广泛的战争活动。许多干部是“脱产的”，这对面临经济困难的落后地区老百姓说来，是一种沉重的负担。[111]

问题之二是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乡管辖不定数量的村。党中央对县与乡之间的行政“距离”也很关注。[112]此外每一级活动的协调也因强调等级制而受阻碍。尽管主要组织机构有相互连锁的性质，但每个机构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挥系统，它主要对该系统负责。[113]同一级的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经常产生困难。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党与军队之间，八路军干部经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如果1942年4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有典型意义的话，士气低落也是个问题：在中央财政厅，被调查的党员中有61%说他们自己对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114]

为克服这些困难，实施了两项紧密相关的新政策，它们都明白无误地带有毛泽东的印记。这两项新政策均于1941年12月整风运动前几个月开始。第一项称为“精兵简政”，旨在减少政府和军队中的官僚主义。第二项是“下乡”，即要干部更加深入农村，部分地是把许多从上层精简下来的干部下放。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把许多政治和经济任务分散下去，从而为垂直的指挥机构与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较好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被命令回到生产中去；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从事农业、垦荒或原始工业。特别要下放到基层去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可在农民中经受艰苦条件的磨炼变得坚韧起来（一项矫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措施），也可贡献他们当地所急需的聪明才智以指导农村事务。

这些工作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冬被积极地推动，时间安排与农闲季节一致。军队被命令以中世纪“屯田”制的现代形式尽可能多地生产出自己的口粮和其他给养。位于延安东南约30英里处的南泥湾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模范。八路军的第359旅被指派在这里专门从事农业和基本工业的生产达数年之久。到1943年，该旅声称所需之物的80%左右已能自给。甚至烟瘾极大的毛泽东也在延安他住的窑洞外面象征性地开辟了一小块土地种植烟叶。

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这些政策无疑收到了某些实效，特别在组织和动员方面。“然而并未报导总的成绩，而是强调像南泥湾计划那样的示范性成就，并且（反复）宣传　‘精兵简政’政策……也暗示了进展或许并非那么显著。” 1943年初，在第三轮“简政”期间，一位高级领导人承认，专职干部的数量已由1941年的7900人增加到8200人。[115]

考虑到陕甘宁这些改革的总的基调以及强调“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令人惊讶的是群众组织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我们手头只有1938年陕甘宁这些组织的资料，据说当时人口的30%（140万人中的421000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大约25%的妇女和32%的男子分别是妇女组织成员和兼职民兵。“人们怀疑这些组织大部分徒有虚名，他们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党所接替……在活动频繁时期（像1942年减租运动）之间，它们的成员和组织大量存在于纸面上。”[116]

统一战线 与国民党日趋恶化的关系及受日本强化治安的打击，使党更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1940年中期起，中共首脑机关一再发布秘密指示，强调对待“友军”、对待除最亲日或最反共的组织以外的一切组织以及对待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在1937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成立的，在下级组织中也同时成立。这项工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从1939年末（当时王明被调离）直到1945年或1946年，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是中央统战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敌占区工作部部长。他确认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领导下这被严重地忽略了，因此他反复号召要积极发展和恢复各级统战部。[117]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并非只是一项战术措施，而是处于弱小和危机时期的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从地方事务到国家政策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可以分析为有三个组成部分：党及其坚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以及“死硬”的敌人。目标是通过赢得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的支持或保持中立来孤立“死硬”派。然后孤立之敌就可能被各个击破。早在1939年10月，毛就断言：“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18]然而这项战略的运用则是战术性的和极为灵活的，目标是经过仔细限定的团体或组织。正是因为统一战线是为革命的长远目标服务的，它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公式化，在各种情况下试图发现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动党的事业的人物、问题、诱因或压力：

过去，通常的做法是进行政治性的交往；极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达到冷淡不愿意与人合作的程度。今后，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家庭、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和社会习俗（送礼、过节、分担困难、互助等），不仅与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与他们成为私人朋友，这样，他们才能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待，说心里话。[119]

按照这种精神，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的民众机关——但不是党或军队——如有可能，都应由1/3共产党，1/3非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毛所解释的那样：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120]

因此，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受，但它也表明共产党并未放弃领导。在实践中，这一代表制的变化是很大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在陕甘宁，1941年后党员在民众机关中的比例一直相当好地遵守为中共党员规定的1/3的指标。在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党员从代表大会的席位上退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选择。

那时把1940年至1944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陕甘宁有所不同。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限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说明。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措施。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有价值的东西被埋藏起来。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庄连接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管中国农民用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表27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8—109页。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一的累进税制。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1939年采用的，1941年让位给统一累进税计划。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一的税制。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作为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1941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与陕甘宁一样，税在1941年达到高峰，此后缓慢下降。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

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得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根据地不得不尽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121]

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陕甘宁那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税。

表28　晋察冀35个村的阶级组成

资料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64页。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169—228页各处，据以计算晋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地位，但迟至1943年10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37.5%的规定”。[122]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1941年仅有9000佃户受益。到1943年，运动加快了步伐，约有43000户受到影响；次年因根据地扩大，这个数字可能翻了一番。[123]最后，在山东根据地，在1943—1944年间的冬天之前，认真的减租减息几乎还没有开始。因为租佃率不高，许多干部对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难的工作，远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担心政治控制不稳定，害怕强硬路线会极大地疏远仍有势力的当地士绅。[124]

得到的证据证实了彭真的观察。即根据地的财产关系在战争期间没有结构性的变化。或许收入的不平等比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减少得更多。全部税收制度沉重地压在富人身上，而且实际执行时常超出规定，特别是合理负担的税收制度。如果这是先进根据地的情况，那么可能其他根据地变化更小，而不是更大。

大生产运动正像在陕甘宁那样受到重视。虽然缺乏大量的资料，但在晋察冀的北岳地区，粮食生产从1940年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1943年和1944年才好转（见表29）。[125]大生产运动也有政治动机。根据统一战线和普通情理，不能全部没收富人的财产，因而以牺牲富人为代价也不能无限期地给较贫苦的农民带来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阶级斗争为基础所达到的动员仍能通过由农民协会和换工队经营的生产组织继续下去。领导干部经常精确地使用这样的言词鼓励生产运动，作为阶级斗争和民众动员的高级形式。[126]

表29　北岳地区的粮食产量

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秩序的人。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强调它们的温和以及与“三民主义”一致。然而在秘密报告和指示中，这一词汇经常被阶级斗争和结构变革的词汇所取代。两种水准的论述涉及同一现象。尽管前者在宣传上有严重的混淆，但党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主”定义（如果别人曲解这一词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还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为目的。他们的目标是“优势”，而不是“专政”。

透过不同地区和根据地在各种层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无数细节，某些模式可以识别出来；自上而下加以军事和政治控制，对现有行政机关必需的人员进行调查和更换，党的干部进一步渗入该机关并随后进行机构和程序上的变革。随着接管政治机器，配备了军事组织（正规军，地方部队，自卫团或民兵）和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协会，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被排除在农协之外。

当这些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对数量有限的县以下的行政职位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上一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他们所在地——由下一级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虽然代表大会名义上监督同级行政委员会，但后者明显握有实权，代表大会很少开会，像个共鸣器，批准拟议中的或业已实行的事项。尽管偶尔有不正规的事情，但党真正按程序进行选举。不过候选人的名单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席位可供竞争。作为替代，选举运动被用来教育当地民众，并让他们投入这一政治过程：受指导的参与是根据地民主的特点。选举运动于1939年在晋察冀开始，但全边区代表大会直到1943年才召开——这也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晋冀鲁豫的分区选举开始稍晚。在华中和山东的根据地，地方选举开始得相当迟，到1942年才进行。除陕甘宁和晋察冀外，其他根据地都没有选举过全根据地范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绝不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13个县中，1941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34%到75%之间。迟至1944年，江苏一个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60%—80%，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1944年4月）证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觉得　[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127]

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1942 和1943年推行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自我批评会。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128]

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1927年和1934—1935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存。到1940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1942年9月7日）[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129]

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5月）和中途岛战役（7日）清楚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本发动进攻。

1942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1943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延长了1941—1942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1937年至1938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事进攻做准备。[130]自1941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年4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6月陷落，衡阳于8月陷落。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12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伤亡30万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131]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到1938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1944年9月，当一号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132]。[133]随着1941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机会。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15万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近35万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1944年6月的情况如表30所示。

表30　在华日军和伪军，1944年6月

资料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卷，第226—228、233页。这是1944年6月22日向首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表31（参见表18）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1944—1945年

* 假定和1944年6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1944年6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10月和1945年3月的数字是《解放日报》（1945年3月17日）刊载的数字。1945年4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1943年中期到1945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16），从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中共发展了约10万人（约15%）。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1945年4月），毛宣布有党员120万，比一年前增加40%，比1942年的低数字高出60%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多于足够补充伤亡。1944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1944年和1945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做出的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150万，华中有50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有利。1943年年中到1944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29000人，不及1941年年中到1942年年中期间的64000人的一半。[134]

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1944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1944年春，他极力主张他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135]

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些文件的说教性的意图并怀疑其夸张，对这些文件的紧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党的能力。而且经验表明，强制执行较为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仅会降低生产，而且经常会吓走和疏远许多中农，尽管这些政策不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对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承诺没有减弱，但党的领袖们认识到，不成熟的、计划不周的尝试是注定不能完成这一变革的，而抽象的说教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它们能被那些对这样的模糊概念缺乏经验的农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须在日常的基础上被赋予明确的、具体的意义。毛的谨慎与其说是缺乏信心，不如说是对党及其军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现实评价。而到1944年，在中国已经拥挤的舞台上，一个新演员——美国——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1941年12月7日），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了。经过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日本处于退却或防守状态，而对中国的抗战几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欧洲优先于亚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战略优先于在亚洲大陆上击败日军的努力。由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缅甸—印度（中缅印）战区成为战争的一潭死水，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牵制大量日军，并作为盟军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和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为了使蒋继续作战（他有时暗示——或威胁说——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可能无力坚持下去），并对对中国的微薄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给予补偿，罗斯福总统力主中国应被承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并应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克服了英国的重重疑虑，这两项工作于1943年完成。美国的长远目标是帮助一个“团结、民主和友好”的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动的逆流下面，是美国卷入的战略输入——即最终日本将主要败于美国之手。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久都看清了这一点。这两位领袖谁都不想为纯军事的原因抗击日军，如果那样做会削弱以后对付国内对手所需要的实力。尽管毛不可能以这样的措辞来承认它，但他在1938年的论文《论新阶段》中已经预言，“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

在战争初期和中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直接接触极为有限。1937年至1942年初美国使馆官员偶尔会晤武汉和重庆的中共联络组成员。美国参战以后，这种会见较为经常，有时既有美国军事官员，也有外交官员。虽然一再要求，国民党人仍宣布外国人不得进入一切根据地。只有少数避难者如林迈可或克莱尔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共产党地区做过报道。最后，当亨利·华莱士副总统于1944年6月一号作战期间访华时，使馆官员说服他迫使蒋介石同意他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作为对显已不耐烦的罗斯福总统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组成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安。一个新闻代表团立即出发；8月官方小组到达并开始工作。至此，“迪克西使团”诞生了。[136]这个小组由富有色彩的“中国通”包瑞德陆军上校率领，既包括军事观察员，也包括政治观察员，如谢伟思和约翰·P.戴维斯等人。他们的报告和介绍后来在美国关于“丢失中国”的激烈辩论中引起极大争议。实际上，所有抢发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都撰写有关“红色中国”的电稿和专著。他们的经历使人回想起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现在，如那时一样，共产党似乎非常开放，乐于提供消息，并且关心把他们的情况摆在世界面前。

时机是重要的。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在较为困难的战争中期，当中共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并进行整风时，执拗的国民党曾阻止美国观察家从共产党人获得第一手的情况。

对于毛和中共来说，美国是一张百搭牌。显然，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承担义务。但美国也对尽快战胜日本及战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承担义务。如果美国认为共产党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与国民党在一号作战中的表现形成可喜对比——他们或许能得到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毕竟为了赢得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美国正在与最广泛的盟国合作，不管他们声称的思想体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趁国民党人1944年危难之际公开进攻他们，它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好感。

迪克西使团的成立是美国的有限承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提供帮助（对被击落的飞行员，对为盟军在华北登陆作准备），并拓宽直接联络的渠道。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与美国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往的，只要不剥夺中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这是不是主要动机，中共事实上在可能与国民党人发生冲突地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区以谨慎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的军事行动可以显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力。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它表明蒋介石仍有力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人事的变化——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战区司令官，帕特里克·J.赫尔利任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后任大使）——似乎也不乐观。[137]共产党很快对赫尔利作出评价，作为罗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国说话的特别权威。赫尔利认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诉他，俄国人认为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者，而且同意不干预中国国内政治。赫尔利确信，当中共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苏联获得帮助时，他们会愿意与国民党和平相处。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承认或支持，它将更不让步。赫尔利还自信他能说服蒋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党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作美国的共和党——二者都是反对党，都在寻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赫尔利对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这导致了共同起草五点建议。这项建议草案在语言上——部分灵感来自他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爱好——比中共过去接受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概括。但是当赫尔利带着他自己已签字的这个文件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拒绝考虑它。于是赫尔利实质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并且拒绝对他帮助起草的五点建议承担责任。中共对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对赫尔利和美国的幻灭。

不管怎样，中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简言之，国民党人坚持共产党应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之下，作为讨论革新和改组的先决条件。既然国民党就是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与中共进行比林肯与杰斐逊·戴维斯协商美国分治更进一步的平等协商。共产党的立场是国民党立场的镜中映像：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作为参加重建的政府的先决条件。中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则优于国民党，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区和武装力量交给他人控制。号召建立“联合政府”是1944 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场和宣传运动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时心里想着内战一样。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前后矛盾的迹象，中共领导显然放弃了被美国承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1944年晚些时候，周恩来拒绝返回重庆——这清楚表明中共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徒劳的。1945年1月，他对重庆的短暂访问肯定了僵局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严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个时候中共也没有完全放弃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曾经反复讨论美军在华北登陆作为进攻九州（暂定于1945年10月）的一个步骤。共产党人向魏德迈通报了山东半岛南北沿海根据地的位置。从1944年10月到12月，关于美国和中共采取相当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零星讨论接着发生——显然赫尔利不知道。双方用过分的语言交谈。美国上校们暗示供应25000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并愿让美国军官指挥其军队：“任何时候，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乐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全力战斗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迎接你们，并置于你们的指挥之下。”[138]

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调查。他觉得魏德迈的参谋部和他自己的使馆人员破坏了他本人在政治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到1945年2月，当赫尔利与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参与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磋商时，中共显然已不再对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少在当时，国共谈判也停止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代以来首开这样的盛会。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早在1938年初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1938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替。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的。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那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最迟到1944年末，毛泽东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共领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139]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从国际上说，欧洲和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略方针。就国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竞争者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这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1945年4月23日持续到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大会的主要工作如下：

（1）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确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大会。这一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1944年中期就已经起草了。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的过程——1935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140]这一历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上还有许多留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2）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来的路线。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编入《毛泽东选集》）。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它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毛要求的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虽然基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毛还声称，履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141]

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并试图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辩护：承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面都有。然而，该报告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毛并不排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3）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毛——“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这个党章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必然会反映毛泽东的优先地位的1945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原先的党章，[142]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在顶层第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更强调党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1945年的党章与17年前的六大党章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4）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44名正式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高层工作人员。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远居周恩来之上（第23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中未超过第三位。或许由于与毛的冲突，彭德怀名次低（第33位），远低于他的军职可能令人联想到的名次；叶剑英（第31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是名单中的最后两名。[143]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在中国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的作用主要是静观待变，而不是积极参与。只是到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前仅六天——它才突然并强有力地从隐蔽处出现在东亚的中心舞台。然而，这并不意味在中国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视它。相反，不仅中共，美国和中国国民党也都不得不把苏联放在他们的一切打算之内。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但对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蚀同盟关系。

蒋介石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或苏联对中共的承认和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点，蒋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给予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只承认他和他的政府。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这一目标必须极谨慎地追求，在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44年6月访华期间，这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事。在三天会谈中，蒋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听调遣，并断言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操纵。他极力主张“罗斯福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或　‘中间人’”。华莱士极力主张中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之点应予解决，蒋回答是，允诺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无损中国政府主权”。罗斯福几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与斯大林探究中苏关系。他在给蒋的信中写道：“我欢迎你通过华莱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你建议让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苏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我们正在认真考虑。”[144]这些想法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秘密会谈中的重要部分。罗斯福实质上正在用中国的让步诱导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他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改善中苏关系做贡献，是正当的。蒋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苏关系，并愿为此付出代价。作为回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表示，他们完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支持中共，而且他们准备根据他们对雅尔塔会谈的理解，承认蒋介石并与他打交道。

6月中旬，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会议，下月中苏会谈开始，并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承认和不干涉，并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全部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代价是高昂的——对雅尔塔条款的夸张理解，加上其他几项不明确的目标——并随后导致国民党对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严厉谴责。俄国人则回到比日俄战争前沙皇统治下更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俄国军队迅速侵入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大部分占领是在日本投降后几天内完成的。8月19日，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历史上首次会合。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但显然毛是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民党，1939年德苏条约，1941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蒋介石。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景心怀疑虑。在无疑是毛精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斯大林。[145]

在延安和重庆的中共报纸对苏联8月8日参战的庆祝几乎还没有结束之时，日本就投降了，中苏条约也公布了。对条约的不满必然冲淡了胜利的喜悦。尽管中共在公开场合试图表现出最好的姿态，但党的领袖们感到痛心、愤恨和迷惑不解。一个中层干部的讲话肯定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为了维护和巩固远东的和平，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这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而不利于日本及其他所有战争贩子。然而，苏联同时要承担条约中的义务，就不能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援助，而这一做法当然对我们有某些限制……我们无法理解俄国人的实际政策。[146]

毛后来带着痛苦的口吻回忆道：“他们不许中国革命：那时在1945年。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说我们不应打内战，而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将遭毁灭。”[147]

瞻望

日本投降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当然是一件伟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它标志着外国入侵的结束，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希望：在似乎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牺牲之后，真正的和平可能终于到来了。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战争在中国结束，因为日本入侵只是复杂、多边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对日本人来说，射击还在继续，因为日本军队在执行国民党人的坚守阵地、不得向共军投降的命令。

这样一来，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没有时间喘气并庆贺一下他们自1937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中，毛还是花时间做了一下回顾和展望。过去被描绘得黑白分明；没有用浓淡不同的灰色来描绘抗战前或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据毛看来，内战的危险极大，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外国支持者将极力夺取本应属于人民的胜利。毛非常冷静地看到，在中国，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有一些果实——所有主要城市和东部沿海——将肯定落到国民党手里，另外一些果实是要争夺的，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乡村——会落在“人民”手里。唯一的问题是斗争的规模将有多大：“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是有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和团结问题。

最后，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他确认美国是一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大国，并坚持不需要来自苏联的直接帮助：“（在世界上），我们并不孤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然而，与此同时，“钟不敲是不响的……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

[1]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核准的师的维持费50万元。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279页和引用的资料。

[2]《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5卷，第266—267页。

[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2页，《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5]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区。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页。

[7]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8]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年）》，《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页。

[9]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10]《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72页以下。

[11]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页。

[12]《解放报》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页，声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写的。

[13]《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第363页。

[14]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75页。

[15]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4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员。军人的1/3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16]晚至1944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有战斗人员总数之半，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185页。

[17]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1920—1945年》，第8、9章。

[18]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19]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错误，毛泽东的“从群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经过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20]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220—253页。

[21]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22]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203页。

[23]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9页和第6章。

[24]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第108页。

[25]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2版。

[26]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18—119页。

[27]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第99页。另有8.6万名移民在1941—1945年间到达。

[28]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第179页。

[29]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30]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2—4章。

[31]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12章。

[32]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33]《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3版。

[34]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42页。

[35]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2页。

[36]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卷，第351页。

[37]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64—65页。

[38]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84—89页。

[39]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第38—48页。

[40]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作战。在弄清日军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41]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卷，第42页。

[42]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6页。

[43]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5—46页。

[44]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8页。

[45]曲直生：《抗战纪历》，第37页。

[46]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1页。

[47]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72、77页。

[48]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1页。

[49]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周边比核心区穷得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总是）沿周边并包围核心区。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1—220页。

[50]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34页。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事实上，仅仅存在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33—34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民众反抗”。

[51]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4页。

[52]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75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53]《彭德怀自述》，第227页。

[54]地主既积极抵抗又消极抵抗。如果地主没有他们指挥的武装人力，他们可能召集附近民团（见本书第6章）。地主有时向国民党军、伪军或日本特务传递情报。他们结合使用威胁、诱惑和贿赂等手段使当地农民就范。比较消极的抵抗是表面上与新政权合作。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参加八路军，或成为地方上的积极分子。

[55]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3页。

[56]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年》，《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2—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4—132页。无论什么阶级，正当的商业、工业或手工业活动不纳税，新垦或还耕的土地免税。

[57]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9页。

[58]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3页。

[59]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9—132页。

[60]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富农：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有多余土地出租。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贫农：有一些土地，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短工。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5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61]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303页。

[62]这些是指（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97页。

[63]《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页。

[64]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42页。

[65]《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卷，第138页。

[66]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第75—77页。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抗日战士，直到1938年11月被围失败。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67]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94页。

[68]同上书，第107页。

[69]《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

[70]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译者

[7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704页。这个版本经过重要校订。原文可在《毛泽东集》第7卷，第147—206页找到。

[72]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顿所提供的情况。

[73]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74]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95—97页。

[75]《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2页。

[76]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39—140页。

[77]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26—228页。

[78]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1944—1949年时期》（即《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30页。

[79]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80]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年》（未刊文稿），第370—371页。

[81]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0—206页。

[82]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83]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84]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6页。意译的译文。

[85]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432—434页。

[86]《彭德怀自述》，第235页。如果彭德怀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没有控制任何县城。

[87]《彭德怀自述》，第237页。

[88]《彭德怀自述》，第236—237页。彭德怀还说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只是根据他的命令计划执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如果是这样，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定因不能控制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的高级指挥员而感到大为失望。

[89]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9页。

[90]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80页。

[91]2500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军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地与当地居民结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据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20.8%。逃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这也是把若干专职士兵降为民兵的另一动机。

[9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卷，第75页。

[93]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94]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10—111页。

[95]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9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97]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232页。

[98]施兰：《游击经济》，第120页。

[99]旎兰：《游击经济》，第146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年的百分比）：家庭工业（44%），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合作社（6%）。

[100]“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101]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166页。

[102]见本书宣道华著第14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第21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103]《毛泽东集》第4卷，第63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

[104]《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10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826页。

[106]《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33—53页。下文简短摘要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107]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21页以下。当时《解放日报》主编是秦邦宪（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张闻天。两人在30年代初同属王明派，虽然他们后来更靠拢毛泽东主义阵营。然而没有他们的同意，持不同意见者不可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丁玲是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108]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6—7页。

[109]整风文献中，有毛泽东文章6篇，中央委员会文件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毛泽东执 笔），刘少奇、陈云和康生各1篇，宣传指南1篇，军队报告1篇，斯大林3篇，列宁和斯大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袖）1篇和《联共（布）党史》的《结束 语》。四篇苏联文献是后来加的，似乎是后来想起来的。

[110]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在党内提出不要做出危害毛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晚至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颇大的影响和实力……我们一定要降低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18—225页。

[111]只可能粗略估计。党籍并不直接有价值，因为许多级别低的党员参加生产。1941年末，有大约8000名官员支领谷物俸给（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52页）。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不包括大约4万名守备部队，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也是非生产者。因此，总数可能达到5万人。在140万人口中，大概1/3弱为15岁至45岁的男子。这样，陕甘宁壮丁可能有10%脱离生产。

[112]村级的规避行为在民间作家赵树理的受到官方赞扬的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有生动的描写。

[113]这位虚构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不识字的农工，擅长板话，他用尖锐的打油诗揭露村中要人多年来欺骗从区里来巡视的共产党干部。

[114]《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这次调查也显示87%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党；39%是文盲。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这类“民意调查”。

[115]引自施兰：《游击经济》，第193页。关于人员数据，见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215—216页。这个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2.25万人（不含军人）享受供给制。

[116]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42—143页。

[117]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16—121页。

[11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页。

[119]引自中央统战部1940年11月2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69页。

[120]《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6页。

[121]施兰：《游击经济》，第251页。

[122]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51页。

[123]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34页。

[124]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52页以下。

[125]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108—109页上的数据导出。1941年和1942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126]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38页以下。

[127]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0—153页。

[128]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532页以下。

[129]《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1页。

[130]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73—82页。

[131]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132]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133]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113—117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68—184页。

[134]《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238页。

[13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0页。

[136]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的一切是真的吗？”迪克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137]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的约束行事。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见以下第13章。

[138]引用于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56页。

[139]看起来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怀在七中全会上表示过这样一些疑虑。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2页。

[140]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1页。

[14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142]这个概括依据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419—421页。

[143]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92页。又见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附录50，第1081—1089页。

[144]《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49—560页。

[145]在《论联合政府》的专论国际形势的几小节中，毛只提到苏联是联合打败法西斯势力的三（或五）大国之一。不提苏联的领导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146]引用于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103页（但是是转译的）。

[147]宣道华：《毛主席向人民讲话》，第191页。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谈判与美国的卷入

到1944年，美国政府已越来越急于消除正在削弱中国抗战努力的国共之间的不和，并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后苏联会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场可能的内战。1941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后中断的国共谈判，于1943年重新恢复。随着1944年9月罗斯福总统派往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少将抵达中国，美国人的介入变得积极了。在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大使几个月之后，他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使团，1944—1945年

赫尔利在促进中国“两大军事集团”领导人的和解上所做的努力，在第一年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尽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乐观的插曲。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产党的立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成立包括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刚刚兴起的和平运动[1]的热烈支持；在这些地区，当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时，人们对重新爆发内战的恐惧与日俱增。但这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种主张。就在8月14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双方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毛最后接受了邀请，赫尔利大使亲自陪同他从延安来到政府的战时首都。在其后的谈判中，这位大使继续担任调解人的角色。

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主要原则已达成一致，但实施的细节仍待制定。周恩来留在重庆做收尾工作。在蒋毛会谈结束之际，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协定，宣布了主要原则，其中包括实行民主，统一军队以及承认中共和其他所有政治党派的平等合法性。政府同意进一步保证人身、信仰、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同意释放政治犯，同意只有公安与司法部门才有拘捕、审讯与处罚人民之权。

根据这个协定，应召集一次代表所有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共产党承诺，按政府军裁减陆军师的对等比例来削减其军事力量。共产党还同意从它所占领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个根据地撤出。[2]政府对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作了让步，共产党则放弃他们立即组成联合政府的要求。在达成这些协议的过程中，双方都表示要尊重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大众要求和平的普遍愿望，政治上的优势显然要依从这一愿望才能获得。

然而，在这次谈判中有一个关键问题，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未达到，这就是留下来的10个共产党根据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蒋介石要求它们应统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下，共产党领导人吃惊地没有提出反对。更为紧要的问题则是，当双方的领导人因此而忙于谈论和平之际，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占区展开了一场接收竞赛。那一地区包括有战略意义的东北三省（即当时所谓的满洲国），共产党正在那里匆匆忙忙地开辟一个新的根据地。

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通令”，授权中国政府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苏联军队应在满洲接受日本投降。但是，战时撤退到西南地区的中国政府在接收长江以北日占区的行动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农村的大片地区。

蒋介石预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1945年8月11日，命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但是共产党军队按照发自延安的与之相抵触的命令，向日军据守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以迫使他们投降。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在5天以后发电拒绝蒋介石8月11日的命令。

于是，8月23日，政府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3]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在政府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必要时要就地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日军还接到命令，要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他们遵循这一命令展开了进攻行动。从8月末到9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100多次见诸报道。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20座城镇。[4]在他们所得到的城镇中有张家口，当时这是一座有15万—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于1945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这是一个长城南北货物与车辆往来的重要贸易和交通中心。由于它的规模，还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远的战略位置，张家口成了共产党人城市管理的一个样板和他们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止。

美国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也插手进来，把近50万政府军运到华北、台湾和满洲。在政府军抵达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授权进行这种援助的美国陆军部的命令指示说，不要违反在国共冲突中不介入的原则。但是，既然冲突的双方都把接收日占区的竞赛视为相互对抗的一部分，这一命令就隐含了一种矛盾。就这样，美国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不介入”原则，它反映出整个这一时期内美国人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提出抗议，认为美军的驻防及其军队的调动，是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5]

俄国人的参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了。1945年8月9日，苏联根据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就在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苏联军队开始进入满洲。同一天，苏中两国政府宣布缔结两国友好同盟条约。在谈判期间，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宋子文保证说，苏联军队将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从东北完成撤军。[6]苏联撤军的截止期限因此定在1945年11月15日。

在俄国人占领东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没用一兵一卒去控制农村的这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些部队，乘帆船从山东或徒步从北方若干省份进入满洲，这时政府军则坐着美国运输机和运输船，从他们头上或从他们身旁超过他们。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率领的一支东北小部队与共产党军队汇合，这支部队曾配合共产党人在华北抗击日本人的游击活动。张作霖的另一个儿子是众所周知的少帅张学良，他由于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作为国共统一战线的人质而被软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没有多少迹象显示，苏联军队在这一时期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人。但是，东北70万投降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却直接或间接地到了中共手中。[7]苏联人也在一些要地采取了拖延战术，以阻止美国人帮助政府军在东北的港口登陆。最后，从前穿过边境逃到苏联的周保中及其东北抗日联军的残余部队，在1945年随苏联军队回到东北。这支在1940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击的军队的其他残部，此时也从狱中和地下冒了出来，与来自华北的共产党军队合作，很快开始重新组建。

到11月初，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苏联按照计划撤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大片地区的迅速占领。政府尽管得到美国的帮助，但还是在组织对满洲的军事与民事接收工作的竞赛中失利了。于是，中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长其停留期限，并允许政府军队从方便的路线进入这一地区。苏联撤军的新期限定在12月初，以后又改为1月初。这一期限又延长了两次以上，后来苏联人呆得过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欢迎。实际上，直到1946年5月初以前，他们仍未完成从满洲的撤离。

与此同时，11月15日，蒋介石从南方运来了一批精锐部队，部署在长城一带，并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山海关是通往满洲的大门，长城就是在这里达于渤海。接着，蒋介石开始设法进入东北，凭借武力去夺取被日本人统治了14年的地区；在这之前它是由大帅张作霖的家族统治，却从未被国民党统治过。在这个地区的仍然羽翼未丰的中共军队，至此时为止尚无法与美式装备的蒋军相匹敌。蒋接管东北的战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苏联人也不再从中作梗，从而迅速得以实施。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8]随着活动日益向战场转移，对手们之间的继续谈判看来已毫无意义，周恩来于11月底返回延安。然而这些经济与政治的代价，与战略性的军事错误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蒋介石本人后来承认，错误在于他把部署在云南和缅甸地区最精锐的美械装备部队直接调往东北，而没能首先巩固对西南与东北之间这片地区的控制。这些军队若是在华北作战，是否比在东北更有成就，肯定永远是一个得不到解答的疑问。但是，蒋介石进入东北的几个精锐师都是一去不回。他让这些部队投入接收这一地区的决定是一个大错误，这一错误像鬼魂一样缠住这位最高统帅，因为正是在东北，随着这些军队与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失利，导致了他事业的最终失败。[9]

地图16　共产党牢固控制的区域，1945 年8 月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幕戏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也是在1945年11月底，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他大骂美国外交机构的某些官员，据说因站在中共一边而暗中破坏他的调解努力。在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主张结束之前的若干年内，这些指责一直让人苦恼。[10]但是，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直接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他的特使，继续执行为赫尔利弃置一旁的调解任务。总统布置给马歇尔的任务，是实现共产党人与政府军之间的停火，同时通过召集一次毛和蒋在重庆的谈判期间已同意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使中国达成和平统一。

马歇尔使团，1946年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3日抵达中国。也就在这时，美国为政府军39个师及其空军8又1/3个大队提供的装备交付完毕，实现了日本投降前达成的协议。尽管美国的军需供应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要在中国推动内战的意图，马歇尔的和平使团还是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对召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讨论停火。这就是所谓的“军事三人小组”，由担任主席的马歇尔将军、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张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停战协定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的1946年1月10日发布。协定要求1月13日全面停战生效，停止华北一切军队的调动。政府军接收满洲和长江以南日占区的权利，在停战协定中得到确认。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监督停火并立即开始工作。它受代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该执行部内设立停战执行组，由人数相等的政府与中共人员组成，美国人只对其起协助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11日至31日召开，它公开宣布会议以寻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为目的。对于这次会议，如果说不是两大对立党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关党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会议成了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来要变成幻影以后，政府还援引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其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国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团体的人士的承认。参加者包括38位代表：国民党8人，中共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村治派1人，第三党1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人。

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定立宪政治的施政纲领；对1936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共军队进行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组成一个军事三人小组，制定出方案来贯彻协商会议要求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这个小组，即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由代表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代表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军组成。他们在2月25日宣布了双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方案的协定。这一协定将在18个月内实施完毕，到该日期结束时，政府军计有50个师，约84万人；共产党方面则为10个师，14万人，后者将被统编为国军。关于这些军队的部署也达成了协议。共产党的大多数师应部署于华北，这反映出那是中共军队力量最强大和集中的地区。

不幸的是，并没有上级权威来强制停战，或强制作出军事的和政治的和解。既然这些协议的贯彻只能依赖相互的信任和对手本身的诚意，因此，由马歇尔将军来华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激起的势头一过，这些协议也就很快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许两大党派对于制定这些协议都是真诚的。事后来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事实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指出，关于实现他们之间和解的得失，他们各自的党内这时都存在真正的争论。[11]今天来看，其言外之意，就是两党在1946年初可能都还未下决心；通过全面战争解决他们分歧的决心，只是随着那时达成的协议被逐渐破坏后才表露出来。

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右派，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能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修正党的立场。两项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规定继续实行总统制，这后一项修正与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的内阁制是相对立的。随后，国民党还拒绝承认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40名成员的行政院中行使联合否决权，行政院在建立立宪政体之前，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两个政党就此声称，国民党既违反了最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条文，也违背了其精神，并拒绝了承担继续履行决议的义务。国民党政府没有因此而踌躇不前，单方面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进行活动。国民立宪大会于1946年11月召开，目的是要通过1936年宪法的修改草案。1947年1月1日，新宪法正式颁布；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举行，选出的代表在1948年4月召开会议，选举国家总统和副总统。[12]

与此同时，军队的裁减与统编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进展还要缓慢。在这方面，共产党似乎更不让步，甚至拒绝按照2月25日整军方案的要求提供其军队的名单。然而双方对停战未能实现所进行的指责，似乎都同样地在减弱。例如，马歇尔将军在1月底想寻求双方同意，由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满洲的营口港，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绝，而后又游移不定。实际上，直到4月初以前，停战小组都未能进入满洲，而在此期间敌对状态已经加深了。在马歇尔看来，政府方面不仅要对拒绝在满洲遵守停火和不让停战小组进入该地活动负责，而且要对华南和华北两地其他大量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负责。[13]

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势的政府军挑战。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敌对行动当时已在很多方面展开。当俄国人在3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而在长春，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4月18日进入该城。政府军在5月19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在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5月23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攻的军队。[14]

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年6月7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1）终止东北地区的战斗；（2）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基地；（3）贯彻实施2月25日整编军队的协定。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6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议。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

马歇尔使团直到1947年1月6日才正式停止活动。但是，由于休战期限至1946年6月30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7月份抵达之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1947年初被召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6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8月1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8月19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10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整个1946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1月13日关内停战时和7月7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10月10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12月初，共产党表示，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1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1946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愤慨与1946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15]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16]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39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到来。1946年2月25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3月份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5亿美元，其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14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8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1.75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9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17]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1946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1946年7月底禁止船只装运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18]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10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1947年5月完全取消，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被向政府出售价值9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8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1946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做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四亿五千万人口的3/4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1945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250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的军队相匹敌。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在追叙1946年到1949年的内战过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在40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腐败无能”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的表现。40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1947年3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19]

接管日占区

1927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到1945年底，实际上这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所有财产，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么疏于计划，要么实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20]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失业了。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相反，政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财产。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伪手中接收的2411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852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21]到1946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1946年9月底，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做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做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1947年2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点。[22]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得最为明确。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是强制性的。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和忠诚的种种考试。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想上的污点”。[23]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

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断。到1945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1/3，财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价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间上涨了2000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续过度膨胀的结果本身终于达到了其必然的结局。依靠印发纸币的决定的最危险的后果，也许是它会使那些作出这决定的人相信，这是一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办法。政府领导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与反对日本人时的相同做法，为他们同中共的战争提供资金。结果它便成了一个只能眼看着国家城市经济衰落，既无决心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货膨胀为劳动力提供了一些现成的争论问题，他们在1945年8月突然摆脱了八年日本人统治和前此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约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已没有能力重建曾抑制1927年至1937年工人运动的组织上的控制网络。工人们这时蔑视官方制定的那种解决劳资纠纷的传统做法。由于原有破坏罢工的伎俩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活费用上涨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但是，1946年4月宣布的这一决定，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还损害了政府与工商界的长期同盟关系，激起了企业家的怨恨情绪，他们认为对工人的让步正在促使他们自己的生产费用增加。与此同时，官方的统计数字证明，国民党在平息工人情绪方面是无能为力的。1936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国前不久，全国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为278起。相比之下，在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的总数即达1716起。到1947年，该城市这方面的数字达到2538起。[24]

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工人运动看来的确被彻底渗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25]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随着经济因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萎缩而陷入混乱，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业救济金，因此，他们也像其他各界民众在很多场合下以各种方式所做的那样，拒绝遵照政府的合作请求行事。

支付高工资不过是窒息工业生产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包括能源和运输费用不断增加，各种贸易税和生产税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实际购买力萎缩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1947年底，这些情况导致了工业产量的全面缩减。

但是，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却听任不合理的税收体制继续存在，这一体制曾向合法的商业活动大量地、过度地征税，同时又让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收入分毫不受触动。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也造成了伤害地方生产者的逆差。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纠正了这些状况，那次改革旨在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国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责是，它不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鼓励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利用公职为个人的企业和利益服务。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结以获取外汇，进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处。有一个实例是1946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贷款的丢脸事件，这些米商显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许，利用贷款去从事投机活动，从而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26]另一方面，当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卖出公债时，资本家并不愿意买进。同样，据说一些商人持有大笔金钱，他们拒不把这些钱投入他们自己的企业，因为与投机所得相比，投资所得的利润更不可靠。投机的机会包括买进、卖出和囤积商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投资于黄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贷款。其结果是生产进一步削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1947年到1948年的应急改革

政府发动了两次颇有抱负的运动式的改革，据说，原来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济的全面稳定。第一次改革是于1947年2月16日宣布的，当时把所有工资都冻结在1月份的水平上，并规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其中最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买卖、囤积黄金和外币被禁止。还采取了制止资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这一价格控制体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首先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其次是因为它不能贯彻始终，它的严格实施只限于上海一南京地区的城市。就像价格普遍上涨那样，生产成本也因此而继续上涨，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依然冻结。稻米生产地的大米价格，很快超过了大米销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使纺织品无利可图。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样受到影响。大米短缺的状况日益严重。到4月初有了美元黑市，价格控制单上所列的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现。政府无法根据计划的工厂配给制向工人提供这些商品的有保证的配给量，于是决定代之以发放津贴，以便与每个工人本该配给的商品的价格相适应。但是，这些津贴只适用于那些越来越难以按定价买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5月间，上海的整个物价指数上升了54%，相比之下，改革计划开始前的那一个月上升率则为19%。在工人要求解冻工资、米市崩溃以及四五月间遍及十多个城市的抢米风潮的多方面压力下，所有应急改革措施最终都被正式放弃了。[27]

在这次经历刚刚告终之后，1948年8月19日的紧急改革计划，只不过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经济混乱而悲观失望的人们所做出的最后姿态。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为它包含了导致1947年计划失败的同样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领导人在1948年8月宣称，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改革计划只能成功，因为他们已没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争取稳定经济和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当这一计划在10月底被放弃时，不论在谁看来，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据所有金银和外币必须按新货币金圆券收兑的规定，从公众手里强行收购了价值1.7亿美元的金银和外币。在实施新计划最为严厉的上海，最公开地表示愤怒的群体并不是长期受到损害的中间阶层，而是工商界——这些人先前是国民党的主要支柱。大约3000个商人，包括几个上海最显要的商人，在这一运动开始时就已被关押。后来，他们向那些把400万上海人用作“试验标本”的“江湖医生”发出了声讨，并要求惩罚那些设计这种试验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对在上海强行实施这一次改革措施负有责任。[28]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也损害了城市薪金中间阶层对政府的支持。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少数人，其主要群体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和记者，以及政府雇员，尽管以通货膨胀来解释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日益不满是过于简单，但飞涨的物价和贬值的货币的确成了这些人的主要负担。他们的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仅及1937年以前的工资的6%—12%。到1946年，根据在昆明所作的一项估计，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减少了98%。[29]而且，尽管政府至少还能够发布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工人工资的命令，但对它自己的雇员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雇员包括多数大学教师，他们作为国家提供资金的机构的雇员，其薪金等级与其他公务员的等级相类似。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一般说来每季上调一次。但这些调整断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教师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不够维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40年代后期人们常常说这是事实。

知识界中的这种新的贫困，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反战运动。其实连教授本身显然也参加了1947年春季范围广泛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这一运动还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减军费开支，增加教育经费预算。显而易见，利用印发纸币为战争行动筹措资金而引起的困苦，为这些人反对战争行动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论点，因而有助于削弱对战争行动的支持。但是，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也像公务员一样，直到政府在军事上被打败以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抛弃它。

政治上的无能：对和平运动处置失当

如果说贫困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主要事实，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内战。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抗议的合法性，相反，却把它当作地下共产党人的一种诡计。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镇压，最终只得背上众对军事冲突的谴责这个更为沉重负担的，正是政府而不是共产党。

于是，学生的抗议活动不是完全成熟后才发生的，而是学生示威和政府反示威的过程中发展。有四次引起全国瞩目的示威运动。一二·一运动（1945）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次。主要行动发生在昆明，1945年12月1日，那里的四名年青人被几个企图恐吓反战抗议者的匿名凶手所杀，还有几人受重伤。作为这一暴力行动的结果，以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反战集会为开端的抗议活动，终于以这一时期第一次主要抗议运动而闻名。从1946年底到1947年1月初，为抗议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强奸一名北大学生，出现了一系列反美游行示威活动。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行为仅仅是直接的导火线。除此以外，学生还质问为什么美国军事人员要留在中国，他们是否真的没有站在政府一边参与中国的内战。在这一问题上所引发的势头，发展成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5、6月间，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大学和中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学潮”，与1948年4月至6月间的抗议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

尽管经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员，但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基本动机都是一致的。学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结束内战，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对国民党的支持，把财政支出从以军事为重点转到以民用为重点上来。政府最初的反应是，试图使这场运动转入另外的渠道。当局除了在那些学生运动最积极的学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务外，还让那些同情政府的学生，如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作为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组织并领导学生的活动。但人们公认，在全国最有名的学校中，名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全都批评政府及其战争政策。

然而，政府的决策者们始终不够明智，他们相信，只要学生内的极少数“真正的”共产党鼓动分子能被清除，学生运动就能得到控制。[30]随之而来的严厉手段进一步疏远了学生。学生的领导人，尤其是大学自治会的领导，是遭到一帮执法人员殴打、逮捕和绑架的主要对象。根据密探告密，逮捕学生积极分子成了常见现象。积极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单上。这些学生即使不在校园中被抓走，也会在夜间查抄学校宿舍时被拘捕。被捕和被绑架的学生常常干脆就“失踪”了。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分子，一旦他们的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见的惩罚。严刑拷打也是一种常用的逼供手段。

开始时表明学生要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运动，就这样很快发展成了一场向国民党政府当局挑战的运动。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并不是学生逃身到共产党方面，因为逃过去的学生看来在数量上相对很少。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试图镇压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广泛憎恨。这可能不会使学生转变成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是，它确实加强了学生对政府的反对，使学生更加不愿支持政府对中共的战争。

老一代知识分子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支持学生要求的道理，他们持续不变地批评这场战争及其加于民族的灾难。就像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他们以为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败另一方——这是直到1948年年中以前的一种普遍看法。战争的代价包括通货膨胀，它使城市经济完全陷于混乱，使农村地区进一步陷于贫困。除了印发纸币以外，政府财政还依赖一种土地税，即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和征借粮食。这些强征索取，连同维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购征用，与征兵有关的种种弊端，以及当地纪律废弛、军饷不足的军队所造成的种种破坏，在很多地区都成了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战时的许多征派，都意味着增加地方官贪污受贿的机会，而通货膨胀又加强了这种动机。在形容农村的状况时，“吸血鬼”这个词被用来指乡、镇、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的称呼。乡、镇、保、甲构成了基层行政单位，评论家认为，战争实际上在基层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断发展的条件。

政府在争取公众支持其反对中共的战争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还很明显地表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谴责政府从事战争，而较少谴责中共。这一点在那时就为世所公认，而且有很多解释的理由。首先，政府作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唯有它有权改革自身和结束战争。因此，国统区的反战请愿者们便把努力的目标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动。其次，在1945—1946年的和谈期间，共产党人在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已获得成功。人们普遍相信，共产党人是诚心诚意的，例如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全面战争，同意作出几项妥协。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政府便在这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这一印象增强的，是1946年2月10日对重庆校场口大会的破坏，这次大会是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结束而召开的。在这一事件的几天之后，重庆中共报纸的办事处遭到袭击。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次事件都是国民党内反对政协协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为。[31]

最后，人们把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普遍的假设，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国民党的短处而正在扩大。政府应对在掌权的20年期间没能克服自己的缺点负责。钱端升教授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对于这一论点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国民党内支持孙逸仙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曾试图切断自己与军阀的联系，但它又在黄埔军校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人体制。北伐战争后的20年代末期，国民党发展阶段的军政时期本该结束；但事实上由孙逸仙提出的训政时期一点也没有开始。蒋介石这个军事首领还接管了政治领导权。蒋接着便开始与共产党人作战，这使军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此后，中共不断发展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权力不断扩大，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发展了。蒋的黄埔系军人构成了国民党内军事集团的核心。他们由于接近蒋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成了国民党内和政府内最重要的部分。钱端升断定，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别无他途。因此，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军人占统治地位，是造成这场内战的终极原因。他提出要求，把军人从政治中清除出去，将其置于一个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法。[32]

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甚至更强烈地断言，政府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他的大多数同事倾向于把通货膨胀视为战争的结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则不同，他把战争视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逐步恶化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33]但是《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据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34]

老一代人像学生那样，看来并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所控制的政府。例如储安平期望1946年英国工党取胜能证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于中共，他所担心的是那种看来要接受的政治生活。他对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对民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怀疑。关于中共在对付个人，对待审查制度，对待知识和政治自由以及对待文学艺术方面的态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意见。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说国民党的工作在所有这些方面缺点不少，那么毫无疑问中共就更差。[35]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争辩，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的绝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共能够通过武力去实现它。

军事上明显的僵局因此被认为为双方妥协，也为两党在其中能够相互监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感到无望时就已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实现。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其最终的结果是，连它自己选区里的主要团体都拒绝支持它与中共的斗争。在没有使战争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况下，国民党领导人已经无法逆转公众的结论，即他们正在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以便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始终不渝地大声疾呼赞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抛弃政府，直到其命运在战场上被决定时为止。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城市中国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当地授予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来的。无论如何，见多识广的城市公众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农村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的基础，它使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但是，与共产党人自己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说法相反，他们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为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土地改革，明显地赞成更有节制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连减租都暂缓进行。但是在较为安全的地区，这一政策仍在进展，尽管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在1945年以前，它包括对一份长长的清单上的不平事项的抨击。这些不平事项包括恶霸、低工钱、贪污腐败、不缴纳税款、特务、土匪、盗贼甚至荡妇。党重新明确双减政策就是要消灭农村中“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剥削”，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1937年以后共产党扩展的主要地区华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农民常常拥有他们耕种的土地，租佃并不总是一个关键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斗争，或者说结清过去剥削账的斗争，1943年以后成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此，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无论何种缘故的过去的剥削总数都按现金、谷物或其他财物确定、结算。从剥削者那里收缴收入，再以各种变得更为直接的和平均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农民回忆过去所受的各种伤害，让他们从多种剥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还靠推动农民对村里有权势者公开地、直接地陈述他们赔偿损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拉进这一斗争中去。这种对穷人的实际的经济吸引力，因而便带有与之互补的破坏性力量。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义。它不仅要摧毁主要“斗争对象”，即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所占的优势，而且要摧毁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政权组织。这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以一个忠实于他们并得到斗争中调动起来的农民强大势力支持的组织去取代以前的组织。

与这种斗争方法紧密相关，并就破坏性潜力和为今后树立先例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方法。其指导原则，就是经常被引用的毛泽东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尤其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在1945年11月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赐；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36]的确，这种过火现象不仅无害，而且对于削弱“封建主义势力”有积极的意义。中共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环境中，以“群众运动规律”的说法，完全肯定这一过火思想或左派观点。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过火现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去对付敌人。只有在组织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分子已被发现和农民受到鼓动之后，才能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斗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左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干部应“帮助群众斗争地主，砸烂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必须反复地击退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明白除了顺从外别无选择。这导致第三阶段，此时团结就成为指导原则。黎玉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既不在于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判断一个阶段已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37]党不仅已经发现了唤醒农民的问题，而且也发现了如何利用农民自发暴力的破坏力问题，这种暴力的强弱是当地苦难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当某些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地区落实之后，土地政策以及它所导致的阶级冲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村庄的“一切工作之本”。对日战争期间所认定的成功地贯彻减租政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有能力对付军事和政治的敌人，保护这一政策。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当1943年日本的力量开始削弱时，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提供了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必不可少的领导。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从未取得过的条件，它是直接由共产党人开创抗日运动的成功努力形成的。

1945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够成为中共与华北“基本群众”的关系的关键，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穷人和无地者心愿的基础之上。除了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而提供的物质刺激外，共产党人还能就所有农民显然理解为他们最直接的苦难的问题——专断地利用政治权力和在村社的社会地位——提出解决办法。中共在利用这些问题——连同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无酬劳动、负债等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方案，可以利用它把发动来抵抗日本的军事—政治运动转变为一个能建立新的土生土长的政权组织的运动，一旦日本战败，这个政权组织通过公众参与和支持将得到承认。[38]

1946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从减租减息转回到土地改革的标志。但它并没有突出强调这两种政策间的区别。这一指示事实上只是承认了几年来共产党解放区所着手进行的一项发展。与这项发展相一致，该指示认可了把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者和掌权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1946—1947年，紧随而来的更典型的后果是清算斗争，接着是对斗争果实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义行为。这一过程最后达到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包括他们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动产；所有农田和其他生产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如同1947年的土地法所阐述的那样。

到1946年年底，即政府向共产党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的作用。他断言，执行了五四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才坚定地和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声称，凡没有执行这一指示，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采取“观望态度”。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区，不论那里的军事形势怎样，都应该领导农民执行五四指示。[39]

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据报道，1947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12个县中，5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产党的军旗之下。据称，在土地改革前的1946年，同一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征兵运动就没有能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40]

当然，征兵只是共产党式战争必不可少的支军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时而必需的因素。在“人民战争”式的作战中，正规军对广泛的平民支援网的依靠，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在发展，1945年以后还在继续，尽管这时游击战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平民支援网包括民兵、地方自卫队、妇联和农会。

民兵 被组织起来，比较理想的是每县数千人，通过担负站岗放哨、守卫新占领地区、进行牵制性活动等任务支援正规军。民兵也负责保卫地方党和政府的组织，看守犯人，镇压地方上的反共活动，揭露敌特以及保持交通线的畅通。

地方自卫队　是在村级和区级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补给品，向后方运送战利品和伤员。他们在村里组织军运队和担架队来完成这一任务。所有年龄在16岁至55岁之间的强壮男性平民，当军队需要时都有义务参加。

妇联　维持村庄的警卫组织，密切注意村里的外来者；她们还协助医护工作和从事手工业生产，以支援军事工作。

农会　负责军队的征兵运动，同样，青年组织动员其成员参军和从事后方勤务工作。

最后，所有战区的平民都要服从部队和地方政治当局的命令，修补防御工事，挖战壕，救助伤员和主动报告敌特活动，以支援战争。[41]

不过这是理想的模式，其实现首先取决于贯彻土地改革的进程。它也并不像当时新华社发表的报道所惯于暗示的那样容易。这些报道描绘了土地改革同农民由于物质刺激和害怕地主报复而加入中共一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42]但同一时期的党内文件却表明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截了当，成果也并非如此容易取得。相反，农民往往害怕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唯恐国民党可能回来，让斗争对象对他们报复，而这种情况确实多次发生。这种担心由于1946—1947年政府进入根据地时遭到惨重损失这一现实而增强了。此外，农民也往往不情愿离家到新攻下的地区参加战争。而且农民的这种不情愿，还从地方干部态度不坚决上反映出来。例如，某些军队干部并不怀有真正的阶级仇恨。他们参军主要是为了反抗日本人，保卫他们的家。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是地主或富农出身，从未想过要消灭封建主义，更没有想过要把他们的家产转交给农民。由于一些地主也参加了抗日斗争，有些干部甚至还同情他们并设法保护他们。很多地方非军职干部也不喜欢军队的征兵工作。他们不得不努力克服农民开始时由于担心国民党回来而不情愿对地主进行斗争的想法，然后紧接着要求农民保卫他们的新土地，免受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的威胁。[43]

作为克服这些不足的手段，党规定了群众路线的征兵方法，并概括地提出了工作步骤。在村民大会上，积极分子要解释征兵运动的重要性，鼓励农民提出他们的条件。村里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参与消除农民的疑虑以及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农会要讨论并决定谁该不该志愿参军；妇女团体接到要求，要动员其成员鼓励家里的男人去参军。在村民们的认识因此而提高后，各种竞赛运动便可以发动起来，用先进村的事例去影响较落后的村子。各个村庄要命名志愿参军的模范家庭和模范农民，以激励其他家庭和个人。在这一阶段，必要时一些中共党员本人应站出来，带头参军。

在土地改革还没有彻底实行的村庄里，征兵运动可在分田分财的同时开展。不仅要把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除此之外，那些被认为是恶霸的地主还可能被关押甚至被处死。一份报告宣称：“必须摧毁他们的封建统治。……经验证明，只要完全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并把他降到中农的水平……他在村里就不可能继续持原来的态度。”[44]很明显，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目标。同样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所产生的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破坏力。因此，对1946年某些边区一度发起的献田运动提出的一种批评是，它没有经过斗争就完成了经济上的再分配任务，其结果是，这一运动既不能达到推翻地主，也不能达到农民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的目的。[45]1948年10月，毛泽东宣布，在前两年，党“已经动员了大约160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46]无论如何，提供的利益与获得的支持之间的环节就是斗争运动。因为它能使共产党人把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而激发起来的最初的阶级觉悟，转变成从事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种支持。至关重要的是，这场有众多目标的斗争运动摧毁了农村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

随后的新的乡村政权机构的建设，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一切工作之本”的最后一步。那些最积极参加这场具有多种特点的控诉运动的农民，为中共提供了新党员，也提供了新的地方领导干部。那些得到了土地财产的农民，成了农会和其他村组织的骨干。这是一种由农民自己进行管理的组织机构，共产党因此对它担负征收粮食税、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对不想志愿参军者施加压力的责任可以信赖。这些都是党在农村立脚的基础，的确可以保证坚持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斗争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47]这样，中共就能利用日本入侵和中国农村财富、权力分配不均所激起的破坏能量来为自己服务。这一成就使国民党政府没能对日本人和国家主要农业基础的惰性提出的挑战做出同样反应这一事实愈加显得突出了。

1946—1949年的内战

1946年11月初，蒋介石向马歇尔吐露说，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在从前使它造成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武力是解决同中共冲突的唯一手段。[48]这一决定不仅是以对共产党的弱点，而且是以对他自己的长处作出持久的错误估计为基础的。马歇尔在其使华的第一年中，曾多次尽力警告蒋介石他所面临的某些危险。马歇尔甚至忠告说，政府的作为“可能会导致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因为“目前正在发展的混乱局面不仅会削弱国民党，还会向共产党提供一个削弱政府基础的绝好机会”。[49]

1946年10月，马歇尔评价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向蒋指出，尽管他们在退却，但是并没有投降。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他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50]最后，当马歇尔准备离开中国时，他再次劝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人现在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很强大了，国民党政府依靠军事手段很可能摧毁不了他们。蒋对此的答复是，一旦中共的军事力量被摧毁——这一点他确信在8个月到10个月之内就可完成——解决共产党问题就不会有困难。[51]

他的战略是首先收复所有前线上的城镇，控制长江以北的主要交通干线。然后政府军可以从这些据点和铁路走廊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重新建立对较次要据点的控制，并最终控制农村。根据这一战略，政府军在1946年7月发动了全面进攻，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把这次全面进攻当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标志。

第一年，1946—1947年：退却

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第一年里，政府军实际上夺取了除哈尔滨以外的所有东北城镇，收复了苏北的县城，占领了张家口和延安，控制了河北和热河省的大部分，扫清了大部分陇海和胶济铁路线。此后，拉锯战在长江以北所有中国主要铁路线上展开。这些铁路，除了自苏北海岸直通陕甘边界附近的宝鸡的陇海线和横贯山东的胶济线外，还包括津浦线和平汉线。在满洲，战斗主要焦点所在的铁路，是唯一从华北通往东北几省的北宁线，以及连接四大城市沈阳、四平街、长春和吉林的铁路。随着战斗的发展，战争的两个主战场变成了满洲和华东，后者包括江苏和山东。

共产党军队在1946年7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52]他们遵循从城镇撤回农村的战略方针，在政府的进攻面前主要保持防御态势。9月，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军将要遵行的战略战术要点。毛解释说，在抗日时期，共产党军队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随着国内战争情况的改变，双方的位置也将发生转变。但是，政府军还处于进攻地位，其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优于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在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以前，后者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作战原则。

全歼和速决是这种战争的特点。歼灭敌军不但成了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因为俘虏来的敌军通常要编入共产党军队。歼敌的目标应是消灭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力求速决的目的在于当最终不能歼灭敌人时，可以迅速避开敌人，把伤亡减到最小程度。毛泽东断言：“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53]这里所论述的要点，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战原则。

政府在1946年7月第一周的进攻中，包围了汉口以北鄂豫边界上的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领的共产党部队。他们突破包围圈，成功地回到了共产党在陕西的根据地。政府虽然消除了共产党军队对这一地区的威胁态势，但后者的兵力却保存下来，以图他日再战。政府宣称，在山东，胶济线上的共产党军队已于7月17日被清除。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时骚扰，铁路运输到9月底仍没有恢复。也是在7月，政府军渡过黄河进入晋南。但是，在该省东部，共产党军队仍能够切断从省会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铁路。[54]

在苏北，7月的进攻是随着政府军从长江北进、从津浦路东进开始的。那时，共产党控制着这一地区的29个县。到第二年春季，政府军夺回了该地区的所有县城，并在国民党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县政府。在各地，共产党人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都实行了撤退原则。与正规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大部分民兵、党的干部及其家属。这一生存战略使他们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晋冀鲁豫。政府军进入共产党的一个主要根据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他们缴获的文件透露了这一地区遭受损失的程度。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收获是大量的，也是没有估计到的。例如，冀鲁豫分区的64个县，有49个被政府军占领。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控制的35座县城中，到1947年1月也有24座陷落，这是中共没有料到的。他们不得不修改战略，开始做长期游击战的准备。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战略，在逐渐歼灭敌军的同时，共产党的正规军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无损。蒋介石对他的80%一90%的进攻军队，没有来源补充。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斗志，继续歼灭来犯之蒋军，我们就不仅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也一定能够变防御为进攻，收复所有失地。[55]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是在1946—1947年的冬天，劝勉是不足以保持斗志的。

地图17（a）　内战（1946年）

地图17（b）　内战（1947年）

撤退原则作为一种游击战策略，不仅应包括撤退军事和政治单位，而且还应包括疏散当地居民，其目的在于保存人口、村级组织和粮食贮备。然而，在1946年，有些村庄并没有为恢复游击战的条件做准备。其结果是，干部和防御部队逃走了，没有武装的农民在村的组织遭到破坏的同时，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如在苏北，国民党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来取代了这些组织。随后便是还乡团的到来。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复他们地位的人所率领的武装部队。他们开始清算自己的账目，夺回已被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有关反攻倒算的报道比比皆是。[56]文件承认在这一地区有无数的农民被杀害。一个用了近10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老根据地，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被这些人毁掉了。杀回来的共产党军队，在重新夺回的地区里遭到农民的咒骂，因为没能保护他们。农民们不愿意恢复农会和组织新的民兵部队，甚至不愿出席大会，他们对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坚持下去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信心。[57]

但是，再次进行像对日作战那样的长期游击战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到了1947年5月，政府的进攻已经开始减弱。政府的兵力这时过于薄弱地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内，不能像日军在其入侵同一地区的高峰时能做的那样，占领次要的据点。与此同时，共产党正规军主力部队大部分仍保持完整，已经停止退却，并可以发动若干小规模的反攻。在山东，共产党的军队正开始掌握主动权；在满洲，他们已能够发动有限的进攻。共产党宣称，在全国范围内敌人已有90个旅被消灭，当这一数字达到100时，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有利于共产党方面。[58]

实际上，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47年就已迅速转变。美国军事分析家在1946年9月曾预言，由于需要更多的军队守卫过长的交通线，政府的进攻将在几个月内陷于停顿。然而，由于政府军在训练和装备上所占的优势，这些分析家预见到一种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共产党在与政府军的旗鼓相当的抗衡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会赢得最终胜利”。[59]

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共产党人在保存和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立即开始部署比他们用来与日军作战更大的部队，零敲碎打地袭扰和歼灭敌人。通过将民兵和俘获的敌军士兵编入正规军，以及通过伴随1946—1947年共产党地区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征兵运动，人员的损失得以弥补。土地改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共产党政权在农村的发展，也使得在1946年政府进攻中不是首当其冲的地区的民众有可能支持共产党，这种支持对于加强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东北。在东北的总司令林彪的指挥下，这一战略最早被成功地运用于满洲。1946年底，他的部队已推进到松花江以北，政府军对其最后目标哈尔滨做好了春季进攻的准备。但其后，林彪却向政府占领的地区开始进行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突袭，这种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满洲的主动权，并在两年以后的决定性胜利中达到顶点。他的时机选择符合一种突击和声东击西的战略，在东北，严寒的冬天开始以后是一个不太可能进行军事部署的季节。1946年11月，当林彪的部队越过冰封的松花江，首次发起一次小规模的牵制性攻击时，这一行动的重要性还不明显。在这次短暂的南下后，他们迅速撤了回去。1947 年1月6日，一支估计为6万人的部队再次过江。这一次，政府军至少在一次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们在入侵者撤出前几乎抓不到什么俘虏。政府军的指挥官们因而很担忧，因为他们预料到了第三次攻击。这次攻击发生在2月中旬，但直到2月底才结束。林彪的部队迅速撤离，而没有与集中的政府军接战，政府军这次不肯像1月份作战时那样落入圈套。

共产党第四次越过松花江作战，从1947年3月7日持续到18日。这一次他们重创了政府军一个师，在撤回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些短程军事突袭的重要性，至此已显而易见了：政府军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东北的战略计划已被打乱。对哈尔滨的威胁被延误，共产党的地位则巩固了。1947年5月，林彪接着又发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动，展开了一场密切协作的战役，这一战役标志着结束满洲战争行动的开始。一支有40万人的部队，参加了5—6月进攻满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战行动。其主力部队进攻的目标，是地处满洲两大城市长春与沈阳之间的四平街。在对四平街五个星期的围城作战期间，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伤亡了约4万人，而且未能阻挡住派来援救四平街守军的政府增援部队的到达。林彪在6月30日撤去对该城的包围，并撤过松花江后，他本人承担了这一决策错误的责任，这次错误导致了政府四平街防御战的胜利。

然而，尽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东北野战军仍然获得了主动权，并且把主动权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终胜利。政府军已被迫放弃了松花江北岸与长春—吉林战区之间的前哨基地，其前线从六个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约150英里。政府所据守的长春、吉林和沈阳这几座城市，也因为连接它们的铁路线遭到破坏而被孤立，其中的几条铁路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恢复。政府军在武器、物资、人员和士气方面遭受的损失，一直未能恢复过来。[60]

随着共产党人在东北和其他地区不停地展开进攻，政府军陷入一种固守防御的战略。典型的情况是，他们要么从已经失去任何战略价值的过于分散的据点撤退过晚，要么留在城墙和战壕后的据点里，把主动权留给对手，任随他包围与否。据当时的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东北迅速溃败的原因，是兵力最初过于分散和军队领导无能，最明显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将军的指挥失当。但是，司令的更换也未能挽救政府在东北摇摇欲坠的命运。1947年年中，即共产党的第五次进攻之后，东北的指挥官换成陈诚将军；而在1948年初的共产党第三次进攻之后，他也被免职。政府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仍然占有优势。然而，共产党在战略战术运用上和士气、战斗意志以及共同的目的意识上所占的优越性日益明显可见。

士气因素当然有多方面的根源。除了国民党方面的腐败、无能以及决策失误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外，尤其在东北，还存在地方主义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接收东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张作霖大帅家族所支配的半自治性的权力基础重新在那里出现。政府把东北三省划分成了九个行省，并在实际上任命外来人担任所有最高职务。而政府在当地的帮手，则多是些地主以及其他与日本人有过勾结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既不忠于共产党，也不忠于少帅张学良，他是张作霖的儿子和明显的继承人。少帅因他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时所起的作用，继续遭到拘押，也许因为他仍享有众望，尽管人们普遍预料他会被释放，但他还是被流放到了难以逃身的台湾。

根据当时的记述，日本投降后，东北对国民党的最初支持看来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不久“南方人”就让人觉得讨厌了。他们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怨恨导致地方主义迅速复兴。如果政府在东北的行为不那么容易受到批评，那么，地方性忠诚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强烈了。东北，像台湾那样，是一个被日本人统治很久的地区，经常听到那里的人民评论说，日本给了他们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政府。尤其是政府在这一地区反对共产党的努力，如果没有当地领袖人物的参与，几乎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国民党对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却有着如此强烈的戒心，甚至对他们愿意提供的帮助都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把这一错误追溯到蒋介石本人，蒋依然“对当地的满洲人抱有成见”。例如一个当地成立的“东北动员委员会”主动请求组织一支防御部队与共产党人作战。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拒绝，尽管政府的司令官们根本没有能力组织一支有效的地方游击队。一个曾在大帅和少帅麾下效力的骑兵军官马占山将军，同意为政府工作，被任命为东北副总司令，[61]但他从没有获准做任何事，也没有获准指挥任何部队。同时，政府在东北的司令官们不得不依靠一些“外来人”作为他们部队补充兵员的主要来源。政府军由于在东北的征兵运动失败，因此只能从关内各地获得丧失和受损的师的补充兵员，而关内各地几乎经受不起失去这些兵员。[62]

共产党人从这些措施所激起的民众怨恨中得到了充分的好处。他们避免采取中央政府对待东北人民的那种倨傲态度，处处都尽可能使用当地人才。大多数从张作霖和张学良的旧东北军中幸存下来的部队，就像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那样，转向了共产党。共产党将他们当作联军欢迎他们，并允许他们保留原貌，作为林彪全面指挥之下的一支非共产党部队。随着共产党掌管的地区的扩展，东北野战军已能靠当地征兵扩充正规部队；它还组织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第二线非正规部队，并动员了一百多万支前民工，在后勤部的指挥下执行任务。

当时的一位作者概述了共产党的成就：

须知共产党挖起铁轨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共产党人在这么做，而是老百姓替他们这么做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东北没有兵，现在他们有的是中央不要的兵。共产党过去没有枪；现在有的是中央政府保管不善送给他的，甚至还有偷卖给他的枪。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才；现在他们任用的是中央不要的弃材。[63]

国民党政府由于不顾民众要求与感情的惯常做法而受到很坏的对待，几乎不可能有比这更合适的例子了。

山东。共产党人在江苏—安徽—山东这一重要战区内的退却，与满洲相比更难扭转。在这一地区，政府军兵力并非过于分散，而共产党人也缺乏林彪在松花江以北所享有的退却的安全庇护地。不过，华东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员陈毅却采用了同样有利的战略战术。在山东，许世友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在一次争夺胶济铁路控制权的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于1946年10月初在高密被击败。这条铁路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开通，据报道，共产党方面在北撤前伤亡了约3万人。接着在1947年1月初，从苏北撤下来的共产党部队与从鲁中来的其他部队合在一起，在鲁南的枣庄向追赶他们的敌人发动反攻。政府军被打败，损失了约4万人和26辆坦克，共产党用这些坦克开始组建一支他们自己的装甲纵队。陈毅未能守住他新占领的阵地，但却及时撤走了他在临沂的指挥部，成功地伏击了一部分被派来包围他的敌军。政府军2月在莱芜附近再次遭到失败，又付出了3万人的代价，并失去对胶济铁路的控制，这条铁路的交通再次被封闭。

政府的报复是在1947年4月至5月期间向陈毅的沂蒙山根据地发动的一次重大战役。政府动用了约20个师近40万人，去对付估计为25万人的共产党军队。但是，在5月14—16日鲁中南孟良崮那次史诗般的战役中，政府方面又一次损失惨重，据称伤亡了1.5万人。政府的整编第74师，这支前一年在这一地区与共产党军队打过多次遭遇战的能征善战的部队，被彻底歼灭。该师师长张灵甫，随着他的大半官兵死于战场，同参谋人员一起自杀。[64]不过，陈毅的部队在数量上仍居劣势，他终于在7月份被迫撤离战场，任由政府军宣称其在鲁中南麻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陈毅部队的主力却在重新部署，并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国民党军事史学家后来对1947年山东诸次战役中共产党的实力和政府的错误，提出了坦率的评价：政府的指挥官错误地判断了陈毅的意图，因而也没能在他的部队撤离苏北时牵制住他们。后来，在枣庄附近，政府军沿路停下来休息，拥塞道路，行动极为缓慢。他们最终为自己的点线防御战略所陷，而共产党的主力却基本上保持完整无损。政府军的前线扩展得太宽，机动能力不强，因此无法防止个别部队遭到孤立、包围和被各个击破。他们缺少夜战经验。步兵、空军和炮兵的协同作战也很差。坦克部队由于雨天道路泥泞而无法调动。

相比之下，对手则轻装就道，能敏捷地进入战区和在战区移动。共产党在枣庄“转移”兵力的好处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通过部队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迅速运动，切断政府的交通线，攻击其增援部队，机动地制胜对手。陈毅的主力撤出临沂时，在夜间沿着大路一侧的山间小道秘密行动。空中侦察没有发现目标，政府军因而遭到沿路所掘壕沟中的伏兵的袭击。孟良崮的失败也被指责为情报有误和空中侦察不力。74师认为陈毅的主力部队已经北去很远，因此遭到出其不意的袭击，被包围在一个不可能坚守的地区。此外，鲁中长期以来就是共产党的地区，那里的人力、物力已充分动员起来。中共在那里有一个准确可靠的情报系统和组织良好的供应系统。相反，政府的信息一点也不可靠，其部队的补充兵员总是迟到，供应也不充足。军事史家的这类记述还指出，“与共产党相比，我们在情报、宣传、反情报和安全保卫所有这些方面都相形见绌”。[65]

第二年，1947—1948年：反攻

1947年夏末，毛泽东评估了战争第一年的战果，详细说明了第二年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动用了他总共248个正规旅中的218个，损失了其中97个旅以上，或者说被毛的部队歼灭了近78万人。毛公布中共的损失是30万人，大片土地被进攻的政府军占领。第二年的首要任务将是放弃撤退战略，并立即反攻。第二项任务是收复第一年的失地，歼灭内线之敌。[66]

华中和华北。1947年夏季，共产党人以开展全国性的反攻发起了战争的第二阶段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独目将军”刘伯承，于6月30日引人注目地率领5万大军在鲁西南渡过黄河，把正在东面同陈毅作战的政府军吸引过来。当陈毅退入山东之际，刘的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向南猛插300英里，在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开辟出一块新的根据地，那里是20年代建立的鄂豫皖苏维埃的所在地。

在8月底的一次与此相关的行动中，一支由陈赓率领的原属刘伯承的2万人的较小部队，在晋南越过黄河，南进到豫陕鄂边区，与刘的各纵队取得呼应。一个月之后，陈毅率领部分华东野战军回师穿过鲁西南，进入豫皖苏边区，填补了刘部移出的地区。共产党因此将战争向南推进到华中的国民党统治区，在黄河与长江间开辟了新的战场。这些初步行动把陈毅、刘伯承和陈赓的部队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得以在适当的位置上协调某些战略上最重要的作战行动。其时他们就能攻击华中的所有重要交通干线，阻断长江流域与北方之间的铁路运输。[67]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鲁东和苏北的其他部队，打了一系列小战役，到1948年年中，除了省会济南和港口城市青岛等少数几个孤立的政府据点外，已经得到了山东全省。[68]

1947年11月，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的部队夺得石家庄，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在得到这一重要的铁路枢纽的同时，共产党还获得了大量物资；控制了平汉铁路，并有了一个新的首都所在地，自1947年3月延安失陷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首都。石家庄战役还使得共产党在华北的两个主要根据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成为可能。此外，到1947年年底前，他们还控制了内蒙古地区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以及除少数几座主要城镇外的山西和河北的全部。

攻占延安为国民党人的战争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尽管这证明是一个束缚部队的军事包袱，这些部队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69]1948年初春，彭德怀开始进攻。尽管政府从河南的开封—洛阳防区调了约2万人去增援陕西的胡宗南，但他们并没能守住延安，1948年4月延安再次易手。胡不得不放弃延安去追赶彭德怀，后者突然开始向四川行动。五月，彭在陇海线西端终点的宝鸡附近的一次决定性失利中被阻截住，被迫返回陕北。但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共产党还是控制了这个省包括延安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人立即利用政府调兵入陕而造成的河南防御上的弱点，向陇海线上的洛阳进攻。这座城市三次易手，最后以1948年4月初陈赓部队的胜利而告结束。中共军队因而能够夺取临汾，这是政府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5月中旬，共产党的山西解放区与华中的刘伯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到这个月月底，陈毅、刘伯承、陈赓诸路大军在总司令陈毅的指挥下，经过数周协同行动，会聚于开封城下。6月中旬，他们夺取了这座城市，它是河南省会。尽管陈毅的部队未能守住开封，并且随后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实际上遭到失败，但是洛阳—开封战役成了这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共产党军队展示了它们的能力，能够在几条战线同时展开持续的进攻，并在宽广的地域内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这是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最后一步。先前的主要战斗是在山东和满洲，石家庄和延安战役之后不久，洛阳—开封的军事行动已在华北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区。这些胜利也使得一直被分割的共产党各边区的扩大和合并成为可能。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在1948年5月合并为华北解放区。8月，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70]

地图18　中国共产党的攻势（1948 年春夏）

东北。到1948年年中，满洲的力量对比出现逆转，最终的转折点到来了。1947年9月，林彪发起越过松花江的第六次进攻，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完全孤立中满和南满的几座大城市，并通过切断北宁铁路以断绝与华北的陆上交通。这些目标在11月底基本上达到。[71]作为第七次进攻先导的预备性攻击，于12月中旬开始。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已由陈诚交到了卫立煌将军手里。但是，林彪这时已强大到足以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攻击。当第七次进攻开始时，共产党军队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沈阳。可是当国民党增援部队从长春和吉林空运进沈阳城时，林彪随即将其主要作战行动转到这两个城市的北面，包围了与它们邻近的四平街，这是两年中的第三次包围。这座城市在5月13日被攻占；国民党人在前几天已经放弃了吉林。从12月中旬至1948年3月中旬这三个月的作战中，林彪的部队总共攻占了19座城镇。[72]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大卫·巴尔少将提出的建议，即趁共产党对沈阳周围的压力减轻之机，在还有可能时撤出东北。[73]于是，蒋介石就此失掉了挽救那些被派去接收东北的残余军队的最后机会。到1948年年中，那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蒋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共产党此时宣称，他们在这一地区拥有70万正规军，还有33万地方部队和第二线部队，以及160万支前民工。士气日益低落的政府军，人数只有约45万，且没有能投入作战的第二线补充兵员。[74]

根据政府的估计，到1948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正规军的实力与1945年年中相比已减少了1/3。政府军现在的人数为218万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98万人。共产党方面有正规军156万，非正规军70万，据估计其中的作战部队为97万人。重武器的数量，政府方面有2.1万件，与之相比，共产党有2.28万件。[75]毛泽东在早些时候曾指出，政府方面的所失正在成为共产党方面的所得，因为缴获的敌人物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投降的政府军士兵则是新兵的重要来源。

第三年，1948—1949年：胜利

1948年3月，毛泽东已能通报：政府军只在华中的两个地区保持主动权，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动挨打。他预言，在取得一两个最大城市，并将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区连成一片之后，就有可能在1949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估计可在三年之内打败国民党。[76]

共产党现在有人有武器，又有进行大规模阵地战所必需的体制和经验。这些战斗以1948年9月对山东省会济南的成功包围而揭开了序幕。共产党的春季军事行动使济南完全成了一座孤城，9月出征河南的陈毅部队已返回山东。还是早在满洲时，美国顾问们就警告蒋介石说，他在济南的部队处境已经无望。但是蒋介石再一次拒绝撤走它们。对该城的攻击于9月16日开始，10天之内解决战斗。大多数士气沮丧的守军根本不肯战斗，有些部队实际上叛逃到了共产党一边，这是形势正在转变的一个无可置疑的信号。[77]

在济南发生的由消极防御到叛逃和投降的变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多次出现，因为政府方面屡屡战败的心理影响很有支配力。这种情况无疑使政府军毁灭的时间表大为提前，它反映在从1948 年9月中旬至1949年1月底的三次决定性战役的过程中。按计划对政府军的三大集团发动协同总攻的战役是：辽沈战役，9月12日至11月2日，结果是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平津战役，11月21日至1月31日，它结束了政府在华北的抵抗；淮海战役，11月6日至1月10日，它扫除了共产党南下长江和渡江作战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

辽沈战役。这是林彪在满洲发起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更加巩固了他在军事史家和中国公众中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的声望。[78]考虑到作战的规模，东北的这次战役的结束对政府来说，来得几乎就像在济南一样快，虽然不像济南那样不光彩。林彪部队发动最后一次满洲攻势的人数接近70万人，而政府方面的部队大概不足50万人。三个主要攻击目标是政府军集结的几个地方，即北宁铁路上的重要补给中心锦州、沈阳本身和长春。最大的集团是兵力为23万人的沈阳守军。

对锦州的攻击于9月12日开始，不过由于佯攻长春，出击的目标并未立即暴露。锦州附近的政府军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内，不是被包围，就是被孤立。至9月底，飞机场遭到攻击，弹药已经耗尽，不得不靠空投供应守军。尽管在附近一些地点尤其是在义县，最初的战斗很激烈，但锦州的守军在共产党军队不停顿的攻击下还是抵挡不住，政府军的两个师战败，该城于10月15日被攻克。

10月初从沈阳派出的约10万人的援军，未能及时突破阻击解救锦州。因而林彪接下来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就是将这股援军在其未能撤回沈阳之前全部歼灭。他假装向西南进军，却反而将其主力从锦州向东北方向移动。尽管再次激战，援军也没能逃脱林彪极其迅速地布下的陷阱，在10月28日遭到覆灭。由于沈阳守军已有半数兵力折损，该城只在极微弱的抵抗后，便于11月2日投降了。与此同时，长春军民因共军的包围，已窘迫到几近饿死的程度。以不可信任的云南人组成的第60军，于10月17日叛逃到共产党一方。该地的其余部队也在不久后相继投降，于是所有抵抗就此收场。

尽管杜聿明将军早先已被证明无能，但在这次会战期间，他又再次担任了东北的指挥，而蒋介石则从他在北平的指挥部亲自接手对军事行动的指挥。共产党的强大与政府的虚弱形成了对比，要想化解这一印象绝无可能。但是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10月27日的电报所说：“如果政府不是落得如此悲剧性的下场的话，那么它上星期在东北的军事策略就像是犯了喜剧性的错误。” 11月中旬，恰恰在林彪渡过松花江发动他的第一次进攻的两年之后，政府在东北的最后一批守军不是投降，就是南逃。在东北会战的最后阶段，政府至少损失了40万人，包括它的某些最精锐的部队，以及他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79]

平津战役。林彪的军队在取得满洲的胜利之后，立即开始南下。随后的平津战役中，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共产党正规部队会合在一起，总兵力达89万人，由林彪全面指挥，而政府较为得力的司令官之一傅作义将军率领的部队大约有60万人。林彪的主力部队向长城以南疾进，进入平津地区，在西面得到已经威胁张家口的聂荣臻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的支援。聂荣臻在张家口附近的任务，过去是阻止傅作义削弱北平的防御力量，派兵增援东北。现在随着东北地区局势趋于安定，聂的新任务是阻止傅作义向南增援苏北的政府军集团，这个集团是共产党11月初发动的决定性的淮海战役的进攻目标。因此，共产党在平津地区的战略意图是，先将傅作义的部队包围在五个点上，而后依次各个解决，以便切断他们的逃路，也防止增援部队向他们靠拢。

在主力部队于11月21日开始向关内进军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林彪的部队抵达天津外围至唐山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地区。在两个多星期内，他们已经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第一个主攻目标是傅作义最薄弱的一点，北平西北的新保安，那里的守军在12月22日被聂荣臻的部队击败。张家口也在两天之后陷落。与此同时，共产党对北平和天津的包围也在不断加强。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司令决心抵抗，为阻止共产党前进，放水淹了城外大片地区。其后他拒绝未经战斗就放下武器，但共产党军队在1月14—15日的天津会战后获得胜利。附近的塘沽港两天之后陷落，5万守军从海上逃走。傅作义值此紧要关头，逃路已被切断，左近所有集结的部队已经战败，他在北平的20万部队在人数上现已处于绝对劣势，于是谈判了一项解决办法。他同意于1月22日将其部队和平撤出城外，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军队于1月31日进入北平。在平津战役中，政府又损失了近50万军队，丢掉了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80]

淮海战役。内战的第三个决定性战役，与平津作战同时展开。这一著名的65天的淮海会战，从1948年11月6日进行到1949年1月10日。其主要作战区域位于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故以淮海为名。战斗集中于政府的“剿总”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市周围，该市处于陇海与津浦铁路交会的战略位置上。这次会战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刘伯承和陈赓的合作达到了顶点，他们在这一地区已共同作战了一年多。

双方正规部队的兵力大致相当，每方都拥有50万人以上。但是，共产党已有很发达的民众支前网络，能够另外动员200万农民从事支持战场作战所必需的大量后勤工作。军方和民众的支前工作实际上扩展到江苏、山东、安徽和河南四个省，由邓小平领导的特设淮海总前委协调。政府军的主要司令官是刘峙、杜聿明和黄维，刘峙任总指挥，蒋介石还像最后一次满洲战役那样亲自督战。

淮海战役大体上——虽然不是精确地——是按照1948年10月11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三阶段“作战方针”展开的。整个战役如计划指示的那样，在两个月之内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歼灭黄伯韬兵团。这一任务是陈毅的部队在陇海线徐州和大运河之间的碾庄附近的会战中完成的，这次会战按计划持续了两个星期，从11月6日至22日。

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位于徐州以南、靠近津浦路的双堆集一带的政府军被歼。共产党原估计政府的援军将会来自陇海线的东端，即从青岛海运来。然而蒋介石却命令由黄维指挥的部队从华中开来增援。纵然有这种变化，黄维兵团还是被迅速合围。由安徽蚌埠附近淮河地区以北派来救援的纵队，被共产党的游击部队赶了回去，从徐州出动向南增援的大部队也没能靠近黄维，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包围，并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中被歼灭。

第三阶段，也不是在共产党原计划所预料的作战地点作战，而是在徐州西南的一个地区——苏皖边界的陈官庄一带展开。共军把政府军的三个兵团装入口袋，并就地予以消灭。这支徐州地区的主力总计近30万人，他们是按照蒋介石增援黄维的命令出城后被围的。由孙元良率领的先遣兵团遭到包围，实际上在12月初就已被歼。杜聿明指挥的是徐州的残余守军以及邱清泉和李弥。杜的军队最终被陈毅和刘伯承的联合部队团团围困，靠空运不能得到充分供应，陷入几近饿死的地步。在1月6日至10日的攻击中，他们终于全军覆没。

地图19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

在淮海战役期间，政府又损失了50万人的军队，其中30万人被俘，其余非死即伤。司令黄伯韬和邱清泉阵亡，黄维和杜聿明被俘。孙元良和李弥将军分别化装成乞丐和商人逃离战场。这一失败消除了政府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81]

对于在淮海的失败，蒋介石及其指挥官们只能指责他们自己。这一战役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现象已达到顶峰。据信蒋介石本人做出了在徐州平原作战的决定，而不是像所建议的那样撤向淮河这一天然屏障，而且他把这个战场的总指挥权交到并非他最得力的将军刘峙和杜聿明的手中。最后，在战斗进行期间，他还亲自干预作战计划，发布作战命令，这是他的一贯作风。由于权力如此集中于一个人手中，失败的责任也只能由一个人来负。

尽管政府军的很多部队在战场上也表现得很英勇，但他们发现自己再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战略战术所制服。共产党照例攻击薄弱之点，先是在碾庄，然后在双堆集，而这时政府的主力部队却在徐州闲着没事。当这些部队终于出动时，他们也像往常那样，动得太晚，太慢，他们的车辆拥塞在城外公路上。然后按照久享盛名的游击战传统，他们被追赶，被包围，在陈官庄被一点一点地吃掉——所不同的，只是这次交手的地方是一个总共有100万人投入的广阔的战场。

政府的指挥官们从没有学会有关速度和果断的课程，而这是他们的对手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挥官们对机械化部队作战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理解。因此，他们绝不可能从这两个他们完全独占的方面得到应得的好处。他们的防御之所以很糟，不仅是因为相互不团结和犹豫不决，还因为战术计划不当、情报和后勤支援不充分。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屡屡遭到袭击、被围困和难以调动。他们在这一战役以及其他战役中的表现，使一位最忠实地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威廉·C.蒲立特的判断更让人信服，“面对200多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具有处理全面后勤问题的军事素养和专门技能”。[82]

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能面对变化着的战场形势通权达变。在把战地灵活性提高到防御战最高技巧的战略的运用中，他们合作多年，从而最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接着，他们又成功地将这些原则运用到规模日益扩大的进攻性作战中。民众的支前网尤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马车、独轮车和扁担成了共产党供应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它突出地应验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原始的东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用不上的现代化东西好。共产党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精巧地制成了他们的战争机器。其结果是，他们的民众人力网络为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勤和情报支持，最终使政府军原先所享有的人数、训练和物质上的优势化为乌有。

更一般地说，随着共产党人在1947年不停顿地展开进攻，政府的司令官们就陷入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再也没有摆脱。1946年曾被他们逼得全线退却的敌人，一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撤到城里的陈旧习惯一直支配政府军的军事思想，当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行动已使这种作战思想过时之后很久，也还是如此。而当政府军终于出城时，他们又总是被对手战术上的优势所制服，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意识。

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一个较强对手作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在1945年以后就这样使他们受益匪浅。就政府军而言，他们既没有利用日本人入侵所提供的机会去发展一种有效的游击战，也没有去掌握约瑟夫·史迪威等人曾试图教给他们的现代化的作战技术。当日本人撤出这个战场而剩下两支中国军队相互对抗时，政府的指挥官们已不能同他们敌人的行动较量。到1948年下半年，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术与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效结合的行动，使他们能够协调地指挥远远超过百万战士的大军在几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相互配合的攻击战。

1948年9月济南失陷后不久，蒋介石表示，已对军事战略、战术、训练和战地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弃。[83]蒋显然终于领悟了他的军事问题的实质，可是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1948—1949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1949 年1月14日，共产党人公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1945—1946年的谈判姿态。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1月21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由张治中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4月1日抵达北平，但除了1月14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1949年初，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4月21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300英里的防线渡过长江。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4月24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5月3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5月22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5月27日打下上海。5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5月16—17日夺取了这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7月至10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10月初撤离这一战场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10月14日和11 月22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1950年4月底，林的部队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1949 年4月24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8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4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里。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1949年7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1949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挥更加无望。[84]

10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首都重庆。蒋介石于11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随着1949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着又在12月9日迁往台湾。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影。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李去了香港，后于12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台湾成了国民党约200万支持者的避难所，其中包括50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时，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它于9月21日至28日召开，来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66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9月27日确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1944—1945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消除。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也几乎被摧毁。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1946年，当时，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美国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法。

实际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当这些年中国的内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景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的利益范围。因此，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向。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实质上的倾斜。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制力量。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马歇尔将军在担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胁的中国共产党。因此，马歇尔于1948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努力，“美国必须大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国的经济承担费用。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他根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85]

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1946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消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上打败政府。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向欧洲。于是，1947年5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解除。但是，国民党人在五六月间提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1947年七八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这位将军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过，返回华盛顿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案，并提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86]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决了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国会中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但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运动的谴责，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石以牟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1948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1948年晚期的三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实力却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国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共领袖在20世纪40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1944年对迪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年夏邀请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接近。[87]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做出积极反应。但是，在他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解的担心，在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1]即民主运动。——译者

[2]《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77—581页。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集》第4卷，第1155—1164页。

[3]何应钦当时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译者

[4]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20日和10月5、6、22日。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67—568页。

[5]《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76、577页。

[6]同上书，第612页。

[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1页。在中国别的地方投降的120万日本军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归于政府军。

[8]《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96—604页。

[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232—233页。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东北的意见未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435页）。

[10]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81—584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22—744页。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现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小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亚美论集》；罗斯·Y.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年》。又见肯尼思·W.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年》。

[11]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第1卷，第353—35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358页。

[12]关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130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131—177、177—341页；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8—68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17—345、375—381页。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录D。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6年3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13]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9—63页。

[14]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67—271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年内战史》，第77—82页。

[15]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330页。

[16]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50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63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1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25—229、311—312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27—721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9—430页。

[18]《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735页。

[19]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第544页。

[21]《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1月13日。

[22]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23]《中美日报》，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1日。

[24]《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页。

[25]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二》各处。

[26]《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1946年6月14日；《大公报》1946年6月19日；《文汇报》1946年7月9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27]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页。

[28]《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年11月2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57—360页；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72—202页。

[29]《大公报》，上海；1946年8月30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244页。

[30]国民党CC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之中国》，第50页）。

[31]关于校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F.梅尔比：《天命》，第88—89页。关于国民党右派对校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4卷，第1585—1587页。

[32]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2—3页。关于后来基于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

[33]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4页。

[34]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35]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6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7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余才友：《论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页。

[36]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

[37]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38]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29—277页。

[39]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五四指示》直到80年代初才发表，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40]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4页。

[41]这一战时支援工作的要点根据日本投降后对山东解放区立即公布的三个布告：《山东省人民自卫队战时勤务动员办法》（1945年8月17日），《战时人民紧急动员告要》（1945 年8月18日）和《民兵县大队工作告要》，均载《山东省政府及山东军区公布之各种条例纲要办法汇编》，第18—26、40—42页。

[42]例如新华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年11月10日）和新华社发法新社记者西德尼·里顿伯格1946年12月5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 年12月6日）。

[43]《宋任穷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第1—2页；以及编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0、55、63—64页上的几个报告。农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关于东北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得到着重描写。

[44]李振阳：《嘉济边游击区土改的几点体会》，《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第15页。

[45]《关于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4页。

[46]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47]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目击者的一流著作是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

[48]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353—354页。

[49]同上书，第196页。

[50]《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02页。

[51]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07页。

[52]1945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曾使用“各路解放军”的说法，但一般仍沿用八路军、新四军名称。1946年9月，《解放日报》社论和同年10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使用“人民解放军”一词。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命令。——译者

[53]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1198页。

[54]《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231—233页。

[55]区党委：《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1946年11月20日，《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第49—50页；又，区党委：《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1947年2月2日，《工作通讯》第32期，第37页。

[56]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个目击者的报道，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213—274页。

[57]《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第42页；《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第48—52页，《潘复生同志在地委组织部长联席会上的总结发言》，1947年3月8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38页。

[58]张尔：《九个月游击战争总结与今后任务》，1947年5月，《工作通讯》第32期，第19页。

[59]《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235—236页。

[60]关于松花江攻击初期的叙述根据以下记载：《中国内战，1945—1950年》，美国陆军部军史局翻译，第81—83页；《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1950年》，W.W.惠策恩、帕特里克·杨和保罗·赖译，第125—129页；威廉·W.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306—30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6—27、36—37、49—50、88—89、130—131、134—137、157—159、166—168、171—173、178—181、192—193、195—196、198—199、203、208—212、214—217、240—241页。

[61]马占山1946年9月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7年8月改任松北绥靖公署主任，1948 年8月，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译者

[62]《李宗仁回忆录》，第43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141—142、144—145、211—212、232—235页。

[63]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青岛时报》1948年2月19日，《观察》1948年3月27日第16页转载。

[64]张灵甫之死，其说不一，一说自杀身亡，一说中弹身亡，一说为一贪得张手表之解放军战士击毙。——译者

[65]《中国内战》，第86—99页；又《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39—145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230—23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7、58—59、68—69、72—73、171—172、244页。

[66]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9—1230页。

[67]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一）；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4—17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69—270页。

[6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三）。

[69]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情形》，《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5页。

[70]《中国内战》，第144—153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45—152页；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168—177页；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1页注（四）。

[71]《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57—258、270—271、287—288、290、298、302、306—308、315—320、356—358、362—363、373—380页。

[72]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二）；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0—311页；《中国内战》，第121—12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403—404、411—41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1—4、8—9、22—24、26—27、36—37、58—59、65—66、86、93—95、97—99、103—106、115、121—122、127—128、143—145、152—153页。

[73]《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25页。

[74]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2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340—343页。

[75]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177页。

[76]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5—1302页。

[7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19—320、331—332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注（二）。《中国内战》，第156—157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58—160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464、467—471、478、480—486页。

[78]重新评价林彪1949年以前的军事经历，发生在1974—1975年，是全国批林运动的一部分。这方面的批判，见《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9期，第19—26页和1975年第8期，第18—22页；《红旗》1975年第1期，第39—44页；《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第24—30页。

[79]《中国内战》，第124—129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55—157页；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7—1342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2—31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457—458、463、469—470、474、477—487、486—487、501—504、508—509、520、522—525、527—532、537—538、548—549页。

[80]《中国内战》，第142—144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5—167页；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7—1371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532—535、557、592、638—640、643—650、663—673、680—681、691—693、700—705、723—72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19、30—31、36、44、46—59、71—72、75—77、87—88、98页。

[81]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8—186、240—243页；西摩·托平：《在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24—48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5—1357页；《中国内战》，第157—160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1—164页。

[82]《蒲立特给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80届国会，第二会期（1948 年12月24日），第12页，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91页。

[83]《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32页。

[84]《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552—553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17—528页。

[85]《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2—383页。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349—493页。

[86]《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758—814页。

[87]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81—90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1949年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9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766—770、779、784—785、791页；关于周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页；埃德温·W.马丁：《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1981年11月号，第13—16、32页。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1912年（当时毛泽东18岁半，在革命军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1949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从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1927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绝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1]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野，是大约23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2]？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联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12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处中，竟有11处涉及《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3]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4]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5]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20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的环境做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1917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6]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中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7]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8]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9]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1917年3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10]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11]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谥号。[12]

尽管如此，1917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绝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13]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4]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15]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6]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7]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绝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18]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20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19]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东在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20]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21]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22]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23]如果说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毛泽东1919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24]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至于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25]

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26]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1917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像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潮。[27]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28]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1919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29]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　‘民’中，而在　‘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30]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1920年10月7日召开立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31]

毛泽东1920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是绝不一致的；从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绝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M.N.罗易那样，不根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1920年3月14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12月25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道，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32]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33]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34]

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道路”。[35]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1920年5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绝不做其中的一员。[36]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37]在一场随着开展的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1919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38]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39]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1920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类都是同胞的时候，[40]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12月1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41]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12月1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15亿，分成5亿是“资本家”，和10亿是“无产阶级”。[42]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1920—1921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1921年1月21日回答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43]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44]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1923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1921年8月写的。[45]

这篇文字，正如1917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　‘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12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22年12月，即毛泽东从事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46]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1922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验，于1922年3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47]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1922年夏，毛泽东参与组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15个月以后，即1923年9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48]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1923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23年4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辩证法，毛泽东在1919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49]

1923年7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50]

有人认为毛泽东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51]这种观点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间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月的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1923年7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1925年12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1924年2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的成员）[52]。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立“调查科”[53]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54]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1925年秋回到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于1926年5月至10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1926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55]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1925—1927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别，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在1926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1925年接近岁末之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在1919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会主义。[56]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响。[57]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作的分析的。毛泽东反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58]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与毛泽东在1926年1月和2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59]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们。[60]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定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61]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62]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63]他们两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无以自足的。[64]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1925年10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做出选择。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4亿人中的3.95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100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400万。[65]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1926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66]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1926年初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为农村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来。[67]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自1925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68]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69]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9月的立场。把当时革命成就的70%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70]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71]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年9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1923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绝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72]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73]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4亿人口中有3.95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74]总之，后来在1927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22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20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18岁时当过兵。1925—1927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量要，但也不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辨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22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40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15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定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75]

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1927年开始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76]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60 %的精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77]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1927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78]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1930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30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至于干涸。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20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与第3和第10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20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1929 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79]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致革命的胜利。于是，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80]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81]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1930年初，当他开始制定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做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共产国际1930年6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7月23日，因为这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5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2月份所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82]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30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3章）。

因此，1930年6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83]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84]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30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乐观，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声称，虽然1929年4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85]

1930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1945年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1930年春，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1930年初毛泽东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1930年10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10月7日，毛泽东的队伍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出现。”毛泽东1930年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环境中，绝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86]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想听到的意见，因而1930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87]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1930—1931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东，他在30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88]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89]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已作分析，1923年至1926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1930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9月长沙的撤退，标志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1928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1931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90]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本，是1934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91]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92]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1938年，他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泽东著。[93]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道：“我们的战略是　‘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　‘以十当一’，这个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94]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情报的结果。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员。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95]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1968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在1927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1936—1938年写有关军事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96]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17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1928年11月28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97]

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98]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1927年起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1926年和1938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99]

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联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20世纪的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30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绝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在30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农民自己丢……”[100]

以后整整20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5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1933—1934年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1933年使这个运动具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40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1934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1935—1937年形成的新的环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1934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30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夙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线辩解的呢？

1931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与1926年他所持有的一样。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1931年9月25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101]

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封信中，“国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20年代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像。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1932年4月，继日本在同年1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102]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1937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103]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 年8月1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12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们的支持，“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之外。[104]

然而，到了1936年4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休战。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105]此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06]并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1936年12 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名共产党高级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来记忆。[107]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12月12日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2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108]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109]

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年才对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1937年的出现。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年

尽管毛泽东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著作中就偶尔触及哲学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却是在1936—1937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诺曾记录下毛泽东为了贪婪地读那一摞刚刚到达共产党首都保安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而中断与他的会见；这些会见的谈话将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读了这些书籍以后，毛泽东几乎立即做了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演，现在以《实践论》和《矛盾论》而闻名的著作，原来就是这些讲演的结束部分。[110]

当然，在中国，1949年以来，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出版，分别出版于1950年和1952年。可是，毛泽东确实在1937年讲过一门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课，当时的证据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111]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当斯诺在1965年向毛泽东问到这一事情时，毛泽东否认《论辩证唯物论》是他所作。[112]诚然，他通常宁愿人们只读经他自己审定、认可的版本，不过为了免去找麻烦，他经常不去直截了当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认为是合适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难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从列宁活动的时期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就被看作领袖人物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没有疑问，为了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凭证（正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试图做的那样），他本来做过这些讲演。他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与他们进行连续的较量——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责，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处理抽象范畴问题的能力。可是很快变得很明显，毛泽东所作辩证唯物论的讲演没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讲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前面几节）等于抄袭苏联资料，而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表达的地方则常显得很粗糙。[113]

毛泽东是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在这样的观点（明显地表述是在1981年，但自1978年或1979年就已开始含蓄地表达了）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泽东在1937年确实做过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讲演，还是他有亏欠于其他作者，特别是艾思奇，现在都已正式在中国记录在卷了。[114]

我在这里将不从总体上去分析毛泽东的讲演，不过这一情节确实有助于估价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那两篇文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背景。首先要说的是，相当于《实践论》和《矛盾论》那一部分讲演，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显然更有独到之处，也更引人兴趣。此外，尽管毛泽东在1936—1937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苏联著作的译文常常相当详细地论述认识论，并且常常（像《实践论》那样）是在马克思哲学通论中相对接近结束之处出现，而毛泽东给予矛盾的这个主题以显著的地位，这在他可能得到的任何原始资料中都无类似情况。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部分论及对立的统一与斗争，否定之否定和有关题目，但是一般都很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像毛泽东的讲演那样放在最后，从而使得它成为整个课程的顶点和综合。

毛泽东给予矛盾这样突出的地位，无疑可以有多种原因。其中两个很自然地来自本章已概略叙述过的对他的思想的解释。一方面，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强烈的道家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记。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内诸矛盾）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并试图把这些见识结合进他的革命策略。这些特点的第一条，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辩证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条则很可能被认作优点。接下去的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简略讨论，将首先论述的这两点中的一点，然后再论述另一点。

大连版的《辩证唯物论》共计110页，而他讲演提纲的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竟占53页，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到毛泽东重视矛盾的一点启发。相当紧密地与《矛盾论》相符合的这一章的这个部分（从第64页开始），大约有2.5万字，而《毛泽东选集》内的文本约为2.2万字。尽管两种版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处却足够接近，可以彻底地解决由阿瑟·科恩和别人提出的这种说法：毛泽东不可能在1937年写出这样充实的著作。[115]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讲演的这一部分比以前各节好得多。从本质上说，我以为答案在于毛泽东所处理的不仅是对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还要把它们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不过是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要。在这里毛泽东只能照抄资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东西。

至于《矛盾论》的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非正统性质问题，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部分是由于同苏联人论战的结果，这样它已超出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简言之，一般认为苏联杂志（这些杂志在1950年赞扬过《实践论》）在两年之后没有理会《矛盾论》，因为这些杂志反对这篇文章暗含的对斯大林的至高无上理论权威的挑战。不容任何怀疑，这确实是个因素，但是，苏联人也完全可能觉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怪的、异端的。

在50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词典》专门批评了他的有关矛盾的观点，有一次他解释说，他谈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版（1953年在莫斯科出版），他说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苏联的批评意见，是生转化为死是“形而上学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是错误的。[116]关于毛泽东老年时的辩证法的超传统的特点，有一点可以谈一谈，这时（在1964年）他抛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中的两条，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117]毛泽东在1937年的观点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总的来看也更为正统，不过可以争辩说，他已倾向于他25年后所遵循的方向。最明显的线索可能应在“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思维的根本法则”[118]这一断言中去找；这句话似乎把这一规律置于比其他两条原则（否定的否定和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更高的范畴，后来这两条原则却为他所拒绝。[119]

毛泽东的讲演提纲的最早版本，间接提到列宁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120]在1957年毛泽东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关的片断，“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121]列宁的这段话出现在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阅读札记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尔的思想的那段话，既讲了否定的否定，也讲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122]

进一步探寻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详细地讨论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还会把我们带向考虑严格的哲学问题，而远离本章主要对政治的关心。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有人再三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个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123]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124]

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1937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1938年和1950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表明正好相反。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诚然，可以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写进《毛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而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25]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会在20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126]这段话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127]

《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128]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它完全为他1938年10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1937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30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936年对它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129]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1936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些。从1935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在毛泽东于30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1938年以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1938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1945年所说），[130]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关于中国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31]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19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132]1942年2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133]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思想在20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1938年所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134]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年10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继承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135]因此，在他1938年10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136]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是“左”的东西。[137]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138]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139]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1939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140]

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20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可以看到：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141]

其次，像他从1926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去。[142]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19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记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在1905年革命时，首先是托洛茨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3/4世纪，它能够指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他把这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明确地定在1919年，并且为了方便起见，自延安时代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分界线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可是毛泽东自然知道，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一朝发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现，粗略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亦即通常广泛界定的“五四时期”）。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143]

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道：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144]

这一段话说到了“联合专政”，并且有着重点的字（毛泽东在1952年把它们抹去了）含有无产阶级在各个专政的阶级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确，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来的版本中，毛泽东甚至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证明它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即国民党）会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145]可是，很明显，这不过是在修辞上做出的给蒋介石看的姿态，毛泽东完全打算让他自己的党在“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代表无产阶级实行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直接面向党员，而不是面向非党的知识分子听众的教材（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在这一课本中，毛泽东直率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和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46]而在1949年6月，在胜利的前夕，他把这同一观点表达得还更为绝对，“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147]

简而言之，尽管毛泽东表达的坦率程度时有不同，自1939年他第一次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开始，他的观点就是在1919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恰当地属于无产阶级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要求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发展的一个阶级和直到与国民党在1923—1927年间结盟以前只有少数成员的一个政党，去承担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经指出过共产党人享有来自苏联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泽东还分辩说：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148]

这是一段很有独创性的论证，并非没有内容。然而，毛泽东所断言的自1917—1921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切不可解释为关于对立的政治势力力量大小的实际情况的叙述，而应解释为断言从此以后，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民族革命是适当的，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如果毛泽东确实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并不经常公开地讲，那么他谈论“统一战线”，是否完全毫无意义或虚伪呢？或者，换一种讲法，这样的联盟难道不会必然具有“从下面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是企图动员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反对他们的领导的特点？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们像我在上面做过那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的分期观：在30年代末期，共产党人寻求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早就合情合理了。因为合情合理的东西并非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是得计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如果来自日本的外来侵略，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从而使得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以致共产党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蒋而是抗日；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强大，而且愿意抗日，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到1935年12月已认为有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必要，并且在1936年末同意蒋介石应为这一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在1938年10月，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毛泽东甚至承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的领导作用。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话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149]

虽然这个报告表达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经采取的最温和的路线，它却绝不像乍看去那样，是一张空头支票。上述引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只要”一词，严格地限制了毛泽东向蒋介石让步的范围。毛泽东认定，从长远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天生地就不可能坚定地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他期待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必将有终止的一天的到来。此外，虽然这一报告最早的1938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150]很明显，如果国民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1938年10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也模糊不清。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1926年5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于明显地要削弱1926—1927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束缚。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为奇了。[151]

一年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实。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辞效果的词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他甚至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简明的、一贯的。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的[153]列强。可以理解，这一圈人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有时“动摇变节”。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1927—1936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154]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155]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在1926年12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56]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157]“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口号，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是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广泛，意义远为重大。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团结和整顿党。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没有正确的了解。[158]

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阐述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39年10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1942—1943年最后地确立了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1941—1943年与他同党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的是要服务于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1937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各种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40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1929年12月写的《古田决议》，要求熟读。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次演说中，他抱怨他1938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半以后才发表。

1942年12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3年4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5年4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159]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1942—1943年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1943年4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160]可是，事实仍然是，从1943年以后，特别是从1945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161]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1932—1934年受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从1935年到1943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2节里，我提到过1943年6月1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2]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在农村15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40年代初，这一经验教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1942年12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63]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164]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1943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165]列在第二项（紧接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1943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166]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1949年以后，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时被译为“to coordinate”，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难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最好把“centralized”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integrate”，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40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67]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168]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东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169]

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言，反映了对40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际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干的。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3节已指出，毛泽东在1939—1940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泽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1946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170]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革命这一问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1949 年3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71]由此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1949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做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1962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年只有“照抄苏联”，[172]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30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1958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15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1949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许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9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节已强调指出，在1939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事业。事实上他在1944 年8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73]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然有某种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的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的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民主独裁”的政府真的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1]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传记，最初发表于1957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33—51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也引用英译本。

[2]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每篇文章分别编页）第1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53页。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1917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1975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21—31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页。

[4]颜元：《四存编·存学》，第63页。

[5]《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7—18页。黎锦熙曾在长沙的师范学校任教师，后旅居北京。（关于黎锦熙的简历，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8页。）史华慈指出，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讲德智体的今之教育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毛泽东一定读过严复翻译的斯宾塞著作。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页。

[7]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2页。

[8]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0页。

[9]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6页。

[10]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1卷，第33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18—20页。

[11]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10—11页）中，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3页；这里引用的一段在第20—21页。

[12]《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0页。

[13]同上书，第20页。

[14]同上书，第20—21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报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8页。

[1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23页。

[1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页。

[17]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19—47页全文转载。

[18]《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1、40—41页。

[19]同上书，第28—34、37—39、42、45—46页。这些引文大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页。

[20]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第76—105页。又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85—10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1卷第57—69页见到。

[21]《中国季刊》第49期，第78—79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页）。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1980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22]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页。

[23]《毛泽东集》第1卷，第59—60页。

[24]《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页。

[25]《毛泽东集》第1卷，第53—54页。当然，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47—48页。）1978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不仅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1919年两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页。

[26]《毛泽东集》第1卷，第69页。

[27]同上书，第65页。

[28]关于到工厂去，见　[毛]泽东：《炸弹暴举》，《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14日），第3页。关于呼吁团结，见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第1期，第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见泽东：《畏德如虎的法兰》，《湘江评论》第3期（1919年7月28日），第2页。乔治·曼蒂奇以《湘江思潮》为书名发表了《湘江评论》现有各期全部文章的意大利译文。以上几篇文章可见于《湘江思潮》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我要感谢曼蒂奇先生，他送给我这几篇文章的中文复印材料一份。这几篇文章现已全部编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

[29]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发表在《法学研究》第46卷第2期（1972年），第99—107页，附有用日文写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页和《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页论述这些文章。

[30]《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9—230页。

[31]同上书，第242页。

[32]《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1—194页。

[33]《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261—262页。

[34]《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194页。

[35]《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页。

[36]《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页（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5—277页。

[37]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10—111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1919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3—172页。

[38]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61—163页。又《改革婚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9页。

[39]《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6页。

[40]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327—329页。

[41]《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和第15—41页，特别是第20—23页。

[42]《新民学会资料》，第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89—296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1920年8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28—143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29—61页。

[43]《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62页。

[44]同上书，第162—163页。这封信和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页。毛泽东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页。

[4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81—84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6期（1923年3月1日）。

[46]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8—430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89—107页。

[47]因此，马林在对伊罗生说他只凭个人威信，“手头没有莫斯科文件”支持而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个建议时说了谎。[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1—3月）），第106页。]这点的主要事实已由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页合适地概述，又见道夫·宾发表在《中国季刊》第54期上的对刊载在《中国季刊》第53期上评论他的文章的意见的答复。我已在本章概述道夫·宾的见解，他的见解也得到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赞同。一方面，见V.I.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20—1927年）》，收入R.A.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280—344页，特别是第289—293页。关于中国史学界最近在这方面的论述，见萧甡和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1—68页，特别是第58页。

[48]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4页。

[49]《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09—111页。

[50]《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第233—234页。

[51]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年10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第1—2、222—223页。

[52]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53]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54]《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7页。

[55]《毛泽东集》第1卷，第151页。

[56]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页。

[57]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55—56、80—89页。

[58]《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后》第207—214页转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55页。《资料选编》第24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59]《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毛泽东集》第1卷，第153—173页。

[60]《一大前后》，第212—214页。

[6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61—174页。

[62]我已在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中比较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关系的分析，该文载于《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祜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227—239页。

[63]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年》中的论述，见《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页。

[64]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　[见《澳洲中国学报》第9期（1983年1月），第1—16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1982年9月10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9—15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页。

[65]《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8页。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1926年2月写的文章中采用的数字相同。

[6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70页。

[67]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9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录。

[68]《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6页。

[69]《毛泽东集》第1卷，第176—177页。

[70]《毛泽东集》第1卷，第211—212页。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72]《毛泽东集》第1卷，第109—111页。

[73]《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3—149页。

[74]《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55—257页。

[75]《毛泽东集》第9卷，第27—28页。

[76]关于日期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11—24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中国季刊》第27期（1964年4—6月），第55—66页。

[77]《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97—298、299—300页。

[78]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年国度。——译者

[79]关于1928年11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59页。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的信，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37—45页。

[8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第45—46页。（着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8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26页。

[82]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A.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45—388页。30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月23日指示》。

[83]《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8—119页。

[84]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9—373页。

[85]《毛泽东集》第2卷，第139页。

[86]关于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文章，见林蕴晖：《略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51—59页；田园：《再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5—71页；和凌宇：《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78—80页。1930 年10月7日决议被瞿秋白在上海《实话》第2期（1930年12月9日），第3—4页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关于毛泽东10月19日的信，见《给湘东特委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157—158页。

[87]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页。

[8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826页。

[89]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5—367页。

[9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9页。

[91]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第14—19页。

[92]遵义会议在本书第4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93]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不是对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电目录》[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者不是毛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9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毛泽东集》第5卷，第152页。

[95]《孙子兵法·虚实篇》，第13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人就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译者

[96]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4页。

[97]《毛泽东集》第2卷，第36—37页。

[98]同上书，第130页。

[99]《毛泽东集》第6卷，第98—99、284—285页。

[100]《毛泽东集》第1卷，第237—238页。

[101]《毛泽东集》第3卷，第14页。

[102]《苏维埃中国》第91—94页；《毛泽东集》第3卷，第183—185页。

[103]《毛泽东集》第4卷，第363—367页。

[10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162页。在《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第26—28页）一样，毛泽东在1935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10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5、257—258页。

[106]见1936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97页。

[10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87—90页。

[108]同上书，第95—97页。

[109]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这个说法根据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110]《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战大学》连载。第二章第七至十节被编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献》，前两章　[缺第二章第十一节（相当于“实践论”）]被编入《毛泽东集》第6卷，第265—305页。后来出现的这部著作的两种版本，收入了《实践论》原文，其中之一还收入相当于《矛盾论》的第三章。全文转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187—280页。关于《矛盾论》原版本选段的英译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内容的详细分析，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著〈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第84期（1980 年12月），第641—668页。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译的《矛盾论》英译全文：《毛泽东著〈矛盾论〉：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译文》。

[111]只要提三点就够，每一点都理由充分。第一，这部著作的颇大部分当时刊载在《抗战大学》。第二，当时（同陈伯达一起）十分积极地把毛泽东树为理论家的张如心，在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到这部著作，在这篇文章中，张如心把这部著作说成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最主要根源。第三，这部著作的全文几乎都被按主题分为部分转载于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汇编，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1—14、19—21、49—51、53—55、64—69、97—99页和各处。

[112]访问谈话原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时候，这个否认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谨慎地并不直截了当地说从未做过这类讲课。当访问谈话被作为附录收入《漫长的革命》时，文字被“改进”为明确地否认他写过这部著作。斯诺的谈论（《漫长的革命》，第194—195页）暗示这也许是按照中国当局或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113]关于毛泽东的抄袭，见我的文章《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1969年》中的注释[《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3—224页]；又见魏复古：《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概念和问题的几点意见》，《苏联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第251—277页。

[114]见《中国哲学》第1期第1—44页刊载的资料，有毛泽东在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的读书笔记，毛泽东在1938年初给艾思奇谈论这部著作某一点的信，以及一篇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本和《毛泽东选集》内两论文本的变异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毛泽东一定读过的艾思奇的其他著作，有艾思奇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米定著作的一篇文章《新哲学大纲》（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毛泽东从中抄袭许多节段；和《大众哲学》，一读者在《抗战大学》（第8期，第187页）表示出一种把它与毛泽东的讲课混为一谈的倾向。

[115]当然，这个文本的确是在大约十年后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显出经过彻底的改写。而且，这个文本在苏军控制的大连出版发行，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愿意出力让人们产生可提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成熟的声望的误解。也就是说，假若如科恩所认为这个文本是在考虑1930年后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经过改写出版的，苏联专家一定会把这一点指出来。关于科恩的论点（现已是无力的），见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14—28页。
关于毛泽东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著者和这部著作的1946年大连版只不过是据1937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编辑改动出版的事实。最近已从极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证实。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实践论〉三题》（《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第66—86页。特别是第66—72页）。

[116]《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117]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平上》，第60—64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297—299、310、323—326等页。

[118]《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

[119]王若水于1982年5月7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发展。（金思恺：《毛泽东思想》，第60—64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年大连版的前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79页。又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学》第1期，第29页。

[120]《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12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122]《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9页。

[123]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295页。

[124]《辩证唯物论》，第93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在这一段中，有若干变异，但是，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年毛泽东并未在我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1941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作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125]《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

[126]《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127]《辩证唯物论》，第8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58页。这里讨论的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128]《毛泽东集》第6卷，第275页。

[129]原载于1936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上的斯诺手稿。

[130]《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32—337页。

[131]《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261页。

[13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集》第6卷，第259页。

[133]《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

[134]《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页和各处。

[135]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章。

[13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毛泽东集》第6卷，第250—251页有增补。

[137]《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13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1页。

[139]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1939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140]1952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3页）。

[14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99页。

[14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2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143]《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页。

[144]《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154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集》中被除去）。

[145]《毛泽东集》第7卷，第162页。

[14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26页。

[147]《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页；《毛泽东集》第10卷，第305页。

[14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4—105页。

[149]《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卷，第198页。

[15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6卷，第243—244页。

[151]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新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第170—171页。关于毛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228—229页。

[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3]《〈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59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4—75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1939年文本。

[154]《毛泽东集》第7卷，第196页。在毛泽东1925年11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27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155]《毛泽东集》第7卷，第197—198页。

[156]《〈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596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2页。

[157]《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8]《〈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9—80页。

[159]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
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 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160]《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161]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162]《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163]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164]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149—150页。

[165]《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166]同上书，第265、273页。

[167]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168]《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169]《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170]《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17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17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

参考文献介绍[1]

第一章　导论

在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近代史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中，研究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这些工具书和资料写成的历史研究专著还要快。除《剑桥中国史》第10、11 和12卷列出的书目外，下列书目相当详细地叙述档案和出版物，特别是在台湾的档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按论题列出中国作者论著目录9000条以上，附作者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按约80个主题列出论文目录10000条，书籍目录1200条以上。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述每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在1981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概述1980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在1982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概述1981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到现在，我们已见到1984年10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中国史学会又出版《史学情报》季刊，该刊在1982年开始用这种公开形式出版。这两种出版物所载的书目、史学研究综述和论点选登最有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季刊上定期发表的近代史研究书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代档案）合编的《历史档案》季刊在1981年创刊，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献和论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文献丛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丛书从1857年期刊编起，最后将包罗迄1918年的495种期刊约11000期的详细篇目。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卷——现在我们终于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图，甚为精细，标明县境和县治。上海史学者陈旭麓等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对研究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有用。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著者1950年在南京大学的讲稿，介绍史料的主要种类，并由此而为读者了解许多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提供便利。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详细叙述清代政府结构。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两个半世纪都市和行省主要职位的在职官员。

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长期以来是日本学者喜欢研究的主题。重田德著《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绅权和地主，而奥崎裕司著《中国乡绅地主之研究》详细地研究浙江一个地主家族。小岛晋治著《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是著者的研究论集。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共编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评论辛亥革命，收日本有学术成就的京都学派新一代学者的论文13篇。中村义著《辛亥革命史研究》收著者多年来研究这个主题的论文。也要特别提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东京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研究中华民国经济趋向与外国经济利益的著作有岛一郎著《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高村直助著《近代日本棉纺织工业与中国》。京都大学的一个研究组（狭间直树、片冈一忠和藤本博生）出版了《五四运动之研究》论集。关于日本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的全面成果，除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节提到的综述直到1969年出版的书目外，要特别提及《清史问题》所载的田乔舒亚·A.福格尔翻译成英文的日本《史学杂志》上的书目综述。

社会经济史论文也刊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文化革命以后的新办或复刊的学术期刊上。要特别提及设在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史研究》和厦门大学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也见费维恺编《从宋代至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四部收有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论文的结集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收论文33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收论文20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收论文25篇和1949—1979年发表的218篇论文的目录；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论文18篇和论文目录。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是一部高质量的选集，收入1949—1966年发表的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经济的论文，并附有文化革命以前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1000篇以上论文的长达110页的目录。

最近出版的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料的出版物有：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收碑文245篇；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收碑文90篇；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碑文258篇——主要是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收乾隆朝刑部档案399宗。

新出版的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著《明朝社会经济史论文集》，收著者40年代起30年来发表的论文29篇。最近出版的研究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有何龄修等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和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研究1860—1916年中国现代化的颇具雄心的计划，至今已出版研究专著四种。每个行省研究专集挂有丛书名《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每卷书名给出省名：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张玉法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李国祁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以及张朋园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最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研究晚清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及其他企业的出版物有：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以及至今已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未发表过的盛宣怀档案四卷：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50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力劝非共产党人士撰写1949年以前他们亲身经历的回忆录。成果是前军阀、国民党官员、国民党军将领、教育家及其他人士的回忆录大量涌现。这类史料的第一卷以《文史资料选辑》的书名在1960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出版。其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各省、各大城市乃至在若干县的委员会也开始出版各个地方的《文史资料》。关于1960—1981年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的篇目索引，见《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

最近的社会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出版的劳工运动文献资料有：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新的研究成果大大补充了让·谢诺著《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的内容。陈明銶《劳工与帝国：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1895—1927年》；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年》和《包身工制度与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纱厂》；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世纪20年代北京社会运动与政治言论：1929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分析》，这些论著增加了我们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知识。小安格斯·麦克唐纳著《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也有关于湖南劳工运动的资料。陈明銶编著《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年》是一部书目指南。

两部经济思想——意义非常概括——史著作内容相当广泛：赵靖和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侯厚吉和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一卷（1840—1864年）。同时，美国史学者关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理论和论述，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得到批判的评介。

社会史研究大大得到史坚雅等人编著《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1973年）三大卷的帮助。研究中国农村史的美国史学者也已吸收了在其他农民社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史坚雅著《中国农民与封闭社会：开放和关闭的个案》提出村民与村外社会接触程度的循环变异。其他学者已利用埃里克·沃尔夫著《20世纪的农民战争》、詹姆斯·斯科特著《农民的道德经济》、塞缪尔·波普金著《有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原始的造反者》等著作。关于使沃尔夫-斯科特“道德经济”概念适应中国情况的若干问题，见于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和《亚洲社会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页]所收其他文章。

上个十年的许多出版物分属于下述四类之一：可与文化人类学或人口理论结合的连锁区域分析和空间研究；上层阶级研究；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研究；以及关于城市无产者的论著。在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领域，上面提到的论文可望不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区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与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史坚雅及其他人的论文表现出来。源出于史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的分析法也由台北史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李国祁和朱鸿著《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史坚雅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把区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结合起来。城市化问题在苏珊·曼著《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中有进一步的探讨。地方研究著作不断增加，今举三例：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威廉·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876—1889年》；以及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1911—1937年》。刘耀著《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商业化的作用。

社会史学者也已转向文化人类学以求深入研究。詹姆斯·沃森著《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是有关亲属关系，特别是宗族的人类学文献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指南。基本人类学分析法由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和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上的论文表现出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运用文化人类学原理的新努力，可以斯特万·哈勒尔著《犁头农村：台湾文化与环境》作为范例。鲁比·S.沃森著《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把亲戚关系与阶级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华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首先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有组织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阶段以何炳棣著《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作为起点，但是该专著使用欧洲人口史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詹姆斯·李著《中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及詹姆斯·李和罗伯特·恩格著《18世纪满洲的人口及家史：岛夷人，1774—1798年》说明这种趋向。王树槐著《清末民初江苏省的人口发展》是一篇详细研究该省人口发展的论文。傅筑夫著《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周源和著《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皮埃尔-艾蒂安·维尔著《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　《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所载《粮食、饥荒与中国国家——专题论丛》中的全部论文；以及詹姆斯·李、皮埃尔-艾蒂安·维尔和王国斌编《清代的国家仓廪与粮食供应，1650—1850年》，在粮食供应、政府政策及人口的研究上开拓出新领域。

在美国，上等阶级研究大多集中在名流而不在中国传统的商绅划分或民国时期更不完全的上层阶级划分上。代表作有：肖邦齐著《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和玛丽·巴克斯·兰金著《城乡连续性：浙江两个集镇的望族》。肖邦齐著《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分析核心和周边地带内浙江省名流的组织发展。名流制度的研究除亲属方面外尚落后，但是，理查德·J.史密斯著《中国文化遗产》分析了礼的普遍效用和秩序感。研究行会的基本著作仍然是何炳棣著《中国会馆史论》和根岸佶著《上海之行会》。加里·G.汉密尔顿著《区域性的行会与中国城市：比较观点》把中国这类行会同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发展中社会的行会比较。汪士信著《我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其作用》是一篇研究清代行会的增长知识的论文。

更为人熟悉的中国阶级划分也已得到了学者的注意。关于资产阶级，见本书上卷12章白吉尔的书目注释。特别是，日本的历史学者继续研究以等级地位和土地所有来界定的士绅社会。载在《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上的书目提要《日本的明清研究》和《日本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研究》是这方面研究及日本在社会史其他方面研究的良好指南。正如上面提到的，《史学杂志》1978—1982年书目提要已由乔舒亚·福格尔翻译成英文，刊载在《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第4卷第6—10期和第5卷第1期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者所进行的社会阶级之历史研究，按照密切结合历史发展诸阶段社会经济史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进行。清代社会史大多联系到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经君健著《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是一篇极好的理论综述。在美国史学者所作对上等阶级的详细研究中，弗兰克·洛耶夫斯基著《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对村松祜次的仍然具有权威的地主租栈研究专著提出一些新观点，村松祜次的专著已以英文摘要为《晚清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考察江南上层士绅社会。张仲礼的著名著作《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与何炳棣著《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仍然是研究士绅的主要起点。一篇令人发生兴趣的更近发表的论文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浅论》。为深入了解学者阶级中个人关系的错综复杂，见詹姆斯·波拉切克著的等待出版的书稿《内部的鸦片战争》和邝兆江著《百日维新的拼花图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对这方面研究来说，萧公权著《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日本学者研究土地关系的大量论著在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中得到介绍。黄宗智著《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华北农村社会的大作。魏菲德著《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是两部关于农民造反论著的内容广泛的指南。后者集中介绍1978年以后中国学者的历史论著，而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一部标准著作。载于《现代中国》季刊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的周锡瑞著《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提出更多的观点。周锡瑞著《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重新解释义和团叛乱。裴宜理著《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对民国初期白朗起义提出新观点。

让·谢诺编《中国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所收的论文是研究农村非法组织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中国的史学者看来似乎对造反比对秘密会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会社也已得到应有的注意。蔡少卿著《哥老会与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和胡珠生著《青帮史初探》就是实例。

民间教派已吸引学者更多的注意。欧大年著《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欧大年著《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及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著《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提供了总框架。韩书瑞著《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是19世纪初一次重要的起义的个案研究。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于《现代中国》季刊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专题论集。孔斐力著《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把太平天国的太平盛世观放在中西理论框架内。鲁道夫·G.瓦格纳著《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宗教在太平军造反中的作用》是对洪秀全宗教的内容及影响之倾向的革命的分析。

近来的论著已把农村社会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突出起来；许多论著已把研究集中于其社会关系未必与更稳定、繁荣的农业核心内的社会关系一致的动荡不安地区上。裴宜理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社会战略的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极贫困部分100年来的动乱；而哈里·J.拉姆利著《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研究广东省地方性不稳状态。艾恺著《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研究民国时期农村分离派、军阀领袖人物的上层社会。R.G.蒂德曼著《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地区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著《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提供关于民国时期华北社会动荡不安的更多情况。

戴维·富尔著《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研究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非常不同环境中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著《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研究清代最后十年出现的新社会紧张状态。阿瑟·罗森鲍姆著《士绅权力与1910年长沙米风潮》是一篇详细研究大城市风潮的论文，周锡瑞著《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这次风潮。

当然，有许多别的不属于上述分类的论著。乔舒亚·A.福格尔和威廉·A.罗编《关于变化中的中国的若干看法：韦慕庭教授纪念论文集》编入各种各样研究民国的论著。妇女史也已受到注意。这方面的优秀入门书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谢尔曼·科克伦和安德鲁·谢译《中国一日，1936年5月21日》，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门的（确有进步倾向的）个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删节本。该书丰富多彩的内容是这类1870年以来报刊上尚待研究资料的初步发掘。

苏联关于晚清及中华民国的研究

在一个尚告完整的世界，所有国家研究中国的史学者都会出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来了解中国近代史，即使看法纷纭。在这样一个思想世界市场，全面一致大概会小于全面争论，但是，撰写出来的历史要坚持做到更充分地掌握可核实的史实和理论解释。近来，研究中国的史学者的接触和交流已在中国、日本及大西洋共同体三大中国学区域之间迅速增加，但是，与第四大区域苏联的接触和交流增加不太迅速。这是由于若干原因。苏联境外研究中国的专家，能阅读俄文者不多，苏联研究中国的专家派往国外不多，苏联出版物不易获得。研究主题，和研究者一样，在苏联受到政治标准的鉴定和限制。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学术成果自1960年以来已经在苏联出现，其中很多涉及一些对研究中国的非苏联史学者来说有兴趣的题目。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在《苏联对前近代中国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评估》所说，“苏联作者的中国史及文学研究项目非常众多、范围很广，而且往往在主题的选择上具有特色或在解释上具有创见”。罗兹曼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贾士杰教授在上述著作中论述了苏联学者的种种晚清民初研究论著。研究主题包括早期广州人的爱国精神，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与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孙逸仙，立宪运动与革命思想，以及辛亥革命。关于社会经济变革，有很多论著论及城市、手工艺行会、早期资本主义与土地关系；也论及农民造反、1925—1927年革命、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农民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研究兴趣的广度由讨论中国社会与国家问题年会出版的报告百余种表现出来，这些报告印数有限，一般编成三卷，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部L.P.杰柳辛编。总之，苏联的中国学家，即使与外国隔绝接触，还是和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国史学者一样，利用同样的史料，研究许多相同的课题。

第二章和第十章　中国的对外关系，1911—1949年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侵略由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绍。关于日本在民国初期卷入中国内政，见同作者所著《日本人与孙逸仙》。更多的情况，主要根据中国史料，可从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所收欧内斯特·P.扬和马德琳·池的论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写的研究论著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明治后期国防环境的变化》；以及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二十一条要求研究》。

民国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课题。例如，可见到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后一部著作把美国政策放在差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会在美国国内和在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吸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一些写得极好的专题著作已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有瓦伦丁·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年》和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从二十一条到凡尔赛和会的喧嚷时期已由许多作者论述，但是，几乎全部在于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运动方面。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佳著作仍是马德琳·池著《中国外交，1914—1918年》。关于激起“五四”运动的山东问题，见拉塞尔·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对外事务研究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可以从多萝西·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着手，该著作的开拓性贡献已为其他一些著作扩充，这些著作有：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官》；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以及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亚洲国际关系仍是一个生动的讨论课题。研究华盛顿会议的最佳著作是罗杰·丁曼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绍，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些专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些专论有马场伸也著《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顿著《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细谷千博和斋藤真著《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中的几篇论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贺贞编著《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贞雄、宇野重昭和大烟笃四郎的论文。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崩溃，在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远东危机本身也有学者研究，专著有绪方贞子著《在满洲的挑战》；臼井胜美著《满洲事变》；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岛田俊彦著《满洲事变》。至于对美国帮助中国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动乱所作的极好论述，也见小詹姆斯·C.汤姆森著《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予以生动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这位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写种种事件。许多与这位学者同时代的人，以及年轻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后一部著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学家的七卷论文集，仍然保持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产生的新鲜感。这部论文集已有若干卷译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1932年》。用英文撰写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最佳专著，有马克·皮蒂著《石原莞尔》和迈尔斯·弗莱彻著《对新秩序的追求：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史学界有研究西方列强对中日冲突的反应的权威著作。关于美国的反应见多萝西·博格著《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关于德国的反应，见约翰·P.福克斯著《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英国的反应，见安妮·特罗特著《英国与东亚，1933—1937年》，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著《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罗杰·路易斯著《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变前夕亚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学者热烈讨论的课题。主要问题是中国在造成日美之间的危机和最后终于爆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专著，如彼得·洛著《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和戴维·雷诺兹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专著，有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的两卷多国合作的论文集《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所收的多篇论文，和伊恩·尼什编《英日疏远，1919—1952年》。

可惜，论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不多。这种状况部分地反映文献资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几乎全部通过日本及西方史料来研究中国对外事务的反常状态，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矫正。同时，学者应利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专著，如吴天威著《西安事变》，以及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所收苏珊·汉·马什、易劳逸和入江昭的论文。关于近年研究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应的日本学者论文编目，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学》。

战时中国外交事务已再度倾向于由学者通过大国对外政策来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年》，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和入江昭著《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

由于美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问题在战后美国政治中引起的争论，战时和战后的美中关系成为一个特殊范畴。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是这个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专著，现在已由其他学者利用邹谠当时不能获得的档案文献加以增补，虽然并未完全取代。例如，见拉塞尔·D.布海特著《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肯尼思·彻恩著《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年》，保罗·A.瓦格著《门户的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年》，威尔马·费尔班克著《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和加里·梅著《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美国战后对华战略已由学者充分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所收的论文，罗伯特·布卢姆著《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的争论，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这些研究专著都需要在战后亚洲国际事务的更大格局中叙述。这方面有用的专著有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唐纳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韦尔莱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亚国际政治》，入江昭著《亚洲的冷战》，和中岭雄著《中苏对立与现代：战后亚洲之再考察》。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历史。然而，从那时以后，南京十年已成为历史探究的最热门和最引起兴趣的时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个时期的解释争论激烈。1970年，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2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专题论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是具有亲国民党的同情情绪的学者撰写的。那些论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诸方面，总的意思是国民党建立了国力的稳固基础。薛光前及那些论文著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不在1937年爆发，中国就会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于尔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著《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释一样的乐观情绪。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势头，不能博得民众拥护，而且缺乏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开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释，多梅斯的专著是现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学的著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对国民党的有利评估，不久以后受到两部强调国民党制度及纲领的缺点的专著挑战。第一部是田弘茂著《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田弘茂研究国民党制度及行政结构之后，断定至少到1937年的时候，这些结构在组织上太弱，不能建立强大统一的国家。易劳逸著《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特别强调国民党在1927年掌权之后失去革命推动力；易劳逸依靠研究以后十年一连串的政治及经济现象，试图为那个论点提供论据。

其他专著更狭窄地集中注意力于南京十年的一些个别的方面。钱端升研究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两部权威专著的部分内容，这两部专著是《民国政制史》和《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最详细地研究这个时期国民党史的专著是张其昀著《党史概要》五卷，不过必须考虑到著者的亲国民党偏向。涉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传记尚无可以无条件推荐的著作，不过下列著作可能显得有趣：董显光著《蒋介石》和布赖恩·克罗泽著《失去中国的人：第一部蒋介石全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专著中的第一部，是约翰·伊斯雷尔著《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该专著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生对日本侵略的爱国反应。日本侵华问题本身在毕恩来所著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国》，在周开庆著《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和在秦郁彦著《日中战争史》中得到论述。通过日本政治过程理解日本对华政策，是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对外政策，1930—1938年》和詹姆斯·威廉·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研究的课题。后一部专著收有日文八卷研究专著《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开战外交史》的译文。西安事变在逐渐导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诸事件中是重要的事件，最近已由吴天威著《西安事变：现在中国史的支点》重新研究。

这个时期的军事方面，在刘馥著《现代中国军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画出来。国民党在努力实行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德国，威廉·C.柯尔比在他所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中分析了这种重要的联系。

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般发展落后，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经济竟比这个时期大多数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两部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优秀著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具有有价值的统计分析的专著，是刘大中著《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和刘大中、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杨格在1929—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集中研究货币问题，但也在他所著《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中广泛地提供了对经济的清楚见识。银行和货币市场在弗兰克·M.塔马格纳著《中国银行业和财政》中得到研究。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的有用研究专著，有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和约翰·K.张著《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

这个时期的研究越来越精深，这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发表）集中研究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地方及区域诸方面的专著中得到证明。这类专著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该书强调上海国民党和企业家阶层关系紧张。科布尔的解释在理查德·克拉伦斯·布什著《国民党中国的棉织品政治》中受到挑战。国民党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在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研究：诺埃尔·雷·迈纳著《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著《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华以一省为焦点进行类似的研究，在所著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在江西：围剿共产党根据地，1930—1934年》中评估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作的努力。若干类似的南京十年时期研究目前在准备阶段中。

有关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处，散布很广。读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劳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著作中以及在本书其他文章的书目中找到参考信息。

第四章　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专著已在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0节中提到，我们不拟在此重复。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档案史料来源是陈诚档案缩微胶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容易得到。档案不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党的决议，而且有许多期刊，如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机关报《红星》、共产党和青年团刊物《红旗》、《斗争》、《布尔塞维克》和《实话》——全是研究者必须阅读的史料。1925—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时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时序，这个时期从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论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实施的唯一英文专著是萧作梁著《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而在中文著作中，这段历史要复杂得多，触及共产党史的所有问题。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著名决议中，虽然瞿秋白的领导未被说成“路线”，但是被说成“左倾主义”、“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又被说成“极端民主”。这种混淆不清的评价在文化革命时期发展成毫不含糊的谴责，终于在1980年发展成了进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现在，尚没有学者作出认真的尝试来撰写一部关于瞿秋白领导的专著。李立三时期在R.C.桑顿的力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中有论述。李立三也在1945年决议中受到严厉批评，然而关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学术专著尚告阙如。

关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建立，萧作梁的两部早一些时候出版的编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和《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仍是最好的专著。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学者兴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终于产生三部深入研究的专著——约翰·E.鲁著《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金一平（音）著《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和T.勒特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对于江西苏维埃的更全面研究，见于曹伯一著《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苏联在这些年及以后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尔斯·B.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对毛泽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别的观点，由在中国服务的最后一位共产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著《中国纪事，1932—1939年》提出。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共匪重要资料汇编》两卷和刘培善编《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长征紧接在中央苏维埃毁灭之后。关于长征的研究专著，有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及乔治·瓦尔特和胡继喜（音）著《他们有十万人（长征，1935年）》。关于长征的中文著作，数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忆录，不是严肃的历史。全世界对这个史诗般的事件的战略和战术决定、组织和后勤补给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后勤补给、奖惩及其他许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约翰·吉廷斯著《中国红军的任务》和塞缪尔·B.格里菲思著《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书应同两部中文书一起阅读，这两部中文书是台北国防部战史局编《剿匪战史》六卷和薛岳著《剿匪纪实》，内容都详尽得多。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毛泽东论游击战》可以同瓦尔特·拉克尔著《游击战：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第6章）一起阅读。

毛泽东的著作及传记在本提要最后一节加以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中文资料中，而英文传记著作尚失于肤浅。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韦尔斯在所著《红色尘土》中概略地讲述了其他若干中国共产党领袖。

近年，西方学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让·谢诺著《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开拓性专著，接着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济》和安格斯·麦克唐纳著《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专著是黄宗智等人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两书表现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国闻周报》刊载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实撰写的三组文章，全涉及共产党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

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概括地阐明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的政治社会化和党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与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个人经历》成为姊妹篇。

1977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对党史的修正着重史实的核实，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编纂和叙述。像唐宝林著《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样的解释性论文罕见。一个新趋向是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注意力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其他苏区，如华中师范学院党史学者编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一卷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两卷。中国也出版一批关于周恩来、贺龙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来不闻名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包惠僧的书籍。这些趋向有助于矫正党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状态——除了毛泽东、江西苏区、第一方面军外，别的人也对共产党运动做出了贡献。胡华主编的多卷集《中共党史人物传》已于1981年在西安开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华已修订他所著《中国革命史讲义》（两卷），尚无别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出现，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在阿里夫·德里克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得到评述。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著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马若孟著《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章对若干这类著作作了评介，并试图把大多数这类著作分为各种类型。这部研究专著也含有关于20世纪华北农业的内容广泛的书目。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诸问题》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国土地状况研究专著的包罗最丰富的书目。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页上作了最好的评介。1953年以后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可见于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第368—393页。当然，还可参考史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三卷。

民国时期可靠的农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农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个省168个县16786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年1—2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年8月2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名在22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1937年在南京发表的初步报告是《全国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部在中国各城市设有分部，分部职员展开数百次乡村调查和旅行调查，收集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的情报。这类报告有许多可见于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南满洲铁道会社从1919年直至1944年末印行《满铁调查月报》，该月报载有那数十年数量相当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庄及乡村地方状况调查，是关于民国时代农业社会的最好史料来源之一。《调查月报》是另一种日文期刊，1939年创刊，继续出版到1944年末。

关于学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年），可参考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经济事实》（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53期）发表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经济事实》是重庆战时政府印行的经济统计月刊，该刊提供了研究战时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学者几乎尚未触及的丰富资料。该刊载有诸如谷物销售、作物生产费用、按农田大小的劳力和资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运输费用和各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之类主题的调查以及卜凯的许多在别处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国农村社会的契约方面，已由陈张富美和马若孟在《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讨。由这两位作者译成英文的约50宗契约，展示了农户之间在其生活周期的过程中种类繁多的资源交换。罗伯特·阿什著《中国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土地租佃和农村收入变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这部研究专著描述了世界经济萧条和国内通货紧缩严重打击农村经济结构时江苏省不断恶化的农村状况。

通过对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年调查报告进行的有创造性的分析，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估计出16个省170万农户收入的分配（《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较》）。罗尔也估计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发现由于实行共产党土地分配纲领的结果，收入结构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属罗尔所认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与耕作和其他获取收入副业间劳力配置的弹性。然而，在农户可把更多劳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动的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

按区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农业，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的主要学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关于满洲农村，参考中兼胜义著《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根据1944年进行的调查，今崛诚二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华北农村。

一批新获得的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原始资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200卷论文（包括实地调查笔记），这些论文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就各种各样农村行政和乡村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硕士学位生撰写的。这些论文由萧铮主编，1977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第六章　农民运动

虽然邓嗣禹著《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除本书第6章脚注（《自发的抗租抗税》节）涉及的档案外，仅藏与地方农民斗争有关的少量档案。主要见档1/2/999：《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1941年）和档1/2/1000：《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年11月至1930年1月）。虽然比档1/2/ 1000多得多，但档1/2/999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见第1012—1033页）和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更详细一些的农民风潮的报道有时出现在和以上三部资料集一样具有“左”倾观点的上海刊物《中国农村》，以及《东方杂志》上。两种有用的调查是：蔡树邦著《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和自鸣编《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风潮一览表》。这些资料大多具有报纸报道的性质。它们一般提供关于每次事件参加人数的概约数字，几乎没有提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或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学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报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级或县级档案将会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2/2/1130的资料记录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讼案，但这些案件无一明显地涉及风潮乃至小骚乱。

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关于毛泽东时期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编史学，见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研究自发的地方农民运动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域在迅速发展中，这点由《现代中国》季刊许多期的内容加以证实，该刊是各种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载这个课题的论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种研究分析法强调农民的社会觉悟和自发斗争的革命潜力：诸家论著合集《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的许多撰稿者和编者（让·谢诺）也采用这种研究分析法。拉尔夫·撒克斯顿最近的一部研究论著《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断定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见解，由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和吕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奥贝尔等《在中国问题上的冷静考虑》以及在本书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达出来。关于推动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和塞缪尔·I.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所展开的讨论的专题论集，见《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最后，三部专著研究民国初期在华北活动的一个著名的土匪首领（白朗）和一个也颇著名的会社，进展颇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红枪会》和罗曼·斯拉文斯基著《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研究海陆丰苏维埃的开拓性专著是卫藤沈吉著《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更多的详情可见于罗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经历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权威专著，是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著《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中国广东海陆丰》。这部不朽的三卷论著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节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报告（《海丰农民运动》）生动易懂。他对组织农民的问题和方法的许多见识，可在唐纳德·霍洛奇《农民革命的种子》的译文中得到。关于以后发展（1928—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见于本书第4、12和13章的书目提要。让我们在这里只提两部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和韩丁著《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像《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那样最近20年来受到那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多讨论和批评的“中国问题著作”不多，但是，引起无限的讨论是真正有创见的著作的特权。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指出，在共产党动员农民中经济因素高于爱国因素。动员农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这点为韩丁著《翻身》所动人地说明，《翻身》是一部叙述中国北方村庄革命的材料丰富的第一手写实作品。尽管著者持明显的同情态度，这部著作仍然展示了一部优秀著作的极度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20世纪地方政府研究的档案基础尚未建立起来。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将通过顺天府（直隶）档案加以研究。顺天府档案逾12000卷，涉及职官制度、民政、立宪维新、司法制度、金融货币及其他10个主题，时期从18世纪20年代到1911年。这批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丰富史料等待编目和保管，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尚不明。关于四川巴县档案，总类目尚得不到，可是研究者已开始利用这批资料。关于国立台湾大学所藏清代淡水厅和新竹县档案，戴维·C.巴克斯鲍姆著《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审判层次上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实务的若干方面》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第255—279页有所涉及。近代地方行政的发展可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始研究，该馆藏有1911—1949年的资料，但利用那类馆藏资料尚有限。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已开始按某些主题大批出版馆藏资料。例如，晚清立宪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进行研究。

晚清以来地方政府研究的规范性基础，可在如《大清光绪新法令》之类汇编和在费正清和刘广京著《近代中国》书目3.2下所列的类似书籍找到。问题是发现这些法令应用于实际到什么程度。就这一用途来说，政府机关的公报特别是地方行政机关的公报，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体情况。《江苏省政府公报》之类出版物，在余秉权等编《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物注释目录》第71页以下各页中述及。政府年鉴往往可用于相同用途。

扩大的地方社会调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运作的丰富资料。日文的地方实地调查成果在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活动，1907—1945年》中有介绍。最好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东某些地方进行的逐村调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除访问记录外，编入晚清以后关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加以研究。这个主题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广泛研究。30年代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所编实地调查报告简编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资料：《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计划项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许多地方行政发展的环境。也可查阅刊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张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和王树槐著《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

地方士绅政治化研究应从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肖邦齐著《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着手。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孔斐力著《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与动员问题》整体地对它进行研究，该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近代时期地方名流如何与政府相互影响，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和第4集（1978—1979年）中有所论述。特别是见之于艾恺、苏珊·曼·琼斯和孔斐力的论文（如在书目所列）。有影响的帝国背景研究专著是和田清著《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该书1939年初版，1975年再版时附山根幸夫所编的重要新书目。萧公权著《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和瞿同祖著《中国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价值的清代背景入门书。

关于地方区域政权制度，留有许多卷大多是纲领性的、自吹自擂的资料。不过可以看出这类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处编《山西村政汇编》，该汇编编集1916—1927年山西省从省发至县的文件。关于广西，见李友华著《地方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国民党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陈伯心著《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中得到介绍。关于县政，程方著《中国县政概论》引用和综合很多现有的直到1939年的文献；施养成在1946年就省政写成的综合性著作《中国省行政制度》也是这样做的。民国初期背景研究，有马场锹太郎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第81—317页）。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吴应銧著《民国初年地方知事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现代亚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17—245页]。董修甲在他所著的《中国地方自治问题》中概述国民党认为的地方自治制度。著名的国民党纲领制定者李宗黄著《新县制之理论与实际》，论述被竭力推荐的“新县制”。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政治，基本著作是艾恺著《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这方面丰富的中文文献，可涉猎这部著作所附书目和上面引述的余秉权著《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查尔斯·M.海福德在他所著的《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中研究定县个案。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学术界包含个人和机构，其历史记载在各种各样涉及思潮、政治倾向和社会文化环境其他方面的综合文献中。我们在这里只能为本章专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资料。

北京、南京和台北以及东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政府档案，在这个领域比较而言仍然未被发掘。设在纽约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提供美国援助，特别是在医学及其他科学方面的资料。

已出版的文献很多。舒新城早年编集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四卷收罗从1898年到1928年国民教育创始期间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后出版的舒新城编三卷《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是一部与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罗1852—1922年的史料。1976年出版的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四卷转载清末至1948年史料数千页，使该书成为一部包罗最广的资料集。丁致聘著《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记事。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提供1897—1972年（1949年以后关于台湾）的资料和文献。林子勋著《中国留学教育史》也编入大量资料。

在杂志类中，有商务印书馆1909年在上海创刊的《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1912年创刊的《中华教育界》。江苏省教育共进社主办，最初由蒋梦麟编的《新教育》，1919年创刊。

关于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简明概括的综合评述，是王凤喈著《中国教育史大纲》。关于1930年以后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赞助下出版的调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抗战前十年之中国》有若干关于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章节；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写的章节。庄泽宣编《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是《中华教育界》杂志新1卷第1期（1947年）特辑。教育设施的官方统计数字收在教育部统计科刊行的《二十一（二、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内。有两部教育年鉴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六卷在1934年出版，有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前言；《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在1948年出版，有朱家骅的前言。

自1981年以来，台湾陆续出版《学府纪闻》丛书，由一流大学的单卷校史组成。第一批出版的，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内容包括各种各样资料，从正式大事记、同时代人的文章、报告和演讲直到纪念文章和个人回忆，回忆大多是轶事趣闻。台北《传记文学》月刊和传记文学社出版《传记文学》丛书，收民国时期人物传记，包括许多教育界人物传记：王文田著《张伯苓与南开》（丛书第26种，1968年）；梁实秋著《谈闻一多》（丛书第3种，1967年）；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丛书第14种，1967年）；《蔡元培自述》（丛书第22种，1978年）；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丛书第21种，1979年）；杨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丛书第98种，1980年）。

关于蔡元培对近代中国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贡献，见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谱》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和第7集（1978年）刊载的两篇详细文章。除广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还有1980年出版的集中蔡氏有关教育论述的专集，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若干校友会刊物如《清华校友通讯》载有有用的校史资料。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一手记述有蒋梦麟著《来自西方的潮流》。

在华教会大学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杰西·G.卢兹著《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有论述，也见于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会大学校史，已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刊行，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这类出版物有两种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据差会档案和私人文件撰写而成的19世纪以来在华教会教育事业概要，二是展示教会大学教育家和他们的年谱编写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态度分歧。这类出版物有：查尔斯·霍奇·科贝特著《齐鲁大学》（1955年），克拉伦斯·戴著《之江大学》（1955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学》（1959年），玛丽·兰伯顿著《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55年），L.埃塞尔·华莱士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56年）和刘易斯·C.沃姆斯利著《华西协合大学》（1974年）。也参见鲁本·霍尔登著《1901—1951年中国大陆的雅礼和湘雅》。关于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影响的分析专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和菲利普·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

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的全领域，已由日本大学者实藤惠秀全面开拓，他的1939—1945年早期著作（见费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条目6.8.1—6.8.5）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达到其巅峰。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实藤惠秀在东京的藏书仍然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资料来源，在任何其他国家无类似的富源。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是一部导引研究的专著，而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仍然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富源。萨利·博思威克著《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在第200—201页列出这类回忆录约50种的书目。

在近来的出版物中，这个研究领域最有用的起始著作，除菲利普·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外，还有北京1965年编成，1981年出版的详细清华校史《清华大学校史稿》（约翰·伊斯雷尔选刊了其中一部分）和贾祖麟在1981年出版的研究专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已在本书上卷《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的书目介绍中加以讨论，本书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写时未获得的更多资料信息。

自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来，学术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丰收。（按照中国史学界年代分期，“现代”指1917—1949年，“当代”指1949年至现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种是现代文学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学史料》，重点登载了茅盾的回忆录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此外还有若干专门的鲁迅研究刊物（1981年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部头《中国文学家词典》正由北京语言学院刊行：现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载有405位文学家的传记；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载有582人的传记。本章提到的公认为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瑶和刘绶松所著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再版印行，一批新专著也已出版。

一个新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服务的全国档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来的档案中心将设在北京附近16世纪建成的一个古庙内。据《中国文学》（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馆藏“将包罗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参考影片、录音带和录像带，以及他们各种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资料”（第137页）。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也许是最具雄心的计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丛书，该丛书将收有关于文学运动、社团、争论以及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资料，附刊载在报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这个大项目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下十余所名牌大学的学者的一项共同研究计划。这套丛书完成时（计划在1985年完成），数量可达数百卷，将成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国及西方学者和研究者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宝库。

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释质量不一定配得上极大的数量，虽然1976年以后的著作表现毛泽东思想意识少些，但是没有放弃过去30年连续不断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基本马列主义框架。近来出版的大多数专著仍然往往会着重研究30年代文学论争和党领导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在延安文学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学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别是在战时重庆和沦陷区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在现代时期的作家中，鲁迅仍然是占据政治上奉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伟人，虽然少数研究专著（如刘再复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爱读的传记《鲁迅传》）试图从人的角度更客观地描绘鲁迅。

近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鲁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似乎在中国文学史中默默无闻。30年代初一度发展起来的诗的现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注意，如今才开始在中国吸引学者兴趣，部分地是近来集中在“朦胧诗”的年轻实践者的争论的结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达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诗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学更大的遗产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学遗产在台湾准许阅读，而其他大多数作家，包括鲁迅，被目为“共产党”，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颇为大胆的学术丛书，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数约30卷，是机智地避过官方禁令的初次尝试，虽然各卷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在推进作为社会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学，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意识和政策反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迎接这种挑战，他们近年已能同他们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触。从这类接触中得到好处的近年（出版或准备出版）的研究专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仪慈著《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和叙事》；葛浩文著《萧红评传》（据作者英文专著《萧红》扩充和修订）；杰弗里·金克利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沈从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学位论文《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的修订稿）和胡志德著《钱锺书》。这些学者不是访问过研究对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对象生活所在地点进行研究，或两者兼而有之。继这些学者之后，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已就吴组湘、老舍、萧军、艾芜和丁玲这样一些人物和就自传文学和象征派诗这类一般论题，在中国进行研究或访问。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集中的一般领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尽管社会政治环境令人窒息，这个时期的作家却多产，并且艺术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论战和活动已不为西方学者广泛研究，保罗·皮茨科维奇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和安东尼·凯恩最近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的文学政策》是显著例外。40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卷入战争和革命中，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战时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翻译。茅盾的小说，如《蚀》和《腐蚀》，尚未翻译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说《寒夜》最近才由内森·毛翻译成英文。重庆战时戏剧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极重要课题。沦陷区上海文学界在爱德华·冈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中，在学术上初次得到论述。延安文艺界成为戴维·霍尔姆的研究课题，此人曾就延安秧歌运动和鲁迅遗产写过论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邦尼·麦克杜格尔根据较早的1943年文本的审慎的新译本。本章概括地探讨的战后电影业，已由保罗·皮茨科维奇、保罗·克拉克和其他人作为社会史的一种资料加以研究，电影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仍然有待评估。（杰伊·莱达著《电影》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电影的著作，有严重缺点。）总之，这整个时期为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

一个新领域的发展也可由研讨会和会议之类集体学术活动判断。自1974年在哈佛大学举行开拓领域的研讨会和会议——成果为《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默尔·戈德曼编）——以来，已举行过六次国际会议，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时期有关。这些会议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研讨会，由罗伯特·鲁尔曼组织。1982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为题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专门题献给丁玲和艾青（后者亲自参加了会议），载有欧洲、美国及中国学者写的论文29篇。第二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鲁迅及其遗产”，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尔举行。由李欧梵编集的会议论文集目前在准备中，收论文12篇，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和思想的范围广阔的影响及其在世界文学中受接纳的程度。最近的学术会议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批判探讨”研讨会。约20位学者讨论运用西方批判理论分析“五四”时代早期至现在的有特色的中国短篇小说的可行性。研讨会标志了首次把精选小说的内在结构作为文学文本而不是作为历史文件或作者的传记资料来进行持续的探讨。

学者也可利用载于温斯顿·L.Y.杨和内森·K.毛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和欣赏指南》的书目提要；唐纳德·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书目，1918—1942年》。

包罗最丰富的现代中国小说的英译样本是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现代中国诗的样本是许芥昱译编《20世纪中国诗集》，现代中国戏剧的样本是爱德华·冈恩编《20世纪中国戏剧选集》。

第10章书目提要，见前书目提要2和10。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尽管紧张并明显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未开发的部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最佳的全面写照，大概仍然是当时在中国采访的两个美国记者写的著作：白修德和贾安娜著《中国雷鸣》。这部著作批评国民党，但作出的总评价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学术研究著作证实。关于这一时期的包罗最丰富的著作是，现代中国著作最丰富的史学家吴相湘撰写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两卷。虽然披露的资料有用，但是吴著在批判解释或分析上显著不足。分析较充分并有有关国民党战时势力的有价值史料、特别研究军队派系倾轧和政治败坏的影响的一部著作是，齐锡生著《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易劳逸在他所著《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17—1949年》中也持批判态度看待国民党。质量上和对国民党评价上各异的论文专题集，有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当地曾对国民党作过一些最锐利的分析，他的战时文电稿已由周锡瑞编成《在中国的失机》一书出版。另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佩克，从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评价战时中国；他的著作《两种局势》是一部罕见和令人爱读的作品，充满讽刺幽默和与中国老百姓的同感。

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方面，刘馥著《现代中国军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研究。迪克·威尔逊著《两虎相斗之时：中日战争史实，1937—1945年》是一部普通读者爱读的著作。叙述各次战役颇详细的一部国民党官方著作是许朗轩和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主编的国民党国防部出版的多达101卷的中文《抗日战史》的要略。若干较短的中文军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和国防部战史局编《中日战争史略》。

美国在华的军事作用，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持下由查尔斯· 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执笔写成的三卷史给予接近定论的论述。这部充分研究英文文件后写成三卷史的书名是：《史迪威赴华使命》、《史迪威指挥问题》和《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史迪威将军是战时在中国的主要美军将领，是巴巴拉·W.塔奇曼荣获普利策奖的传记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的传主。在广阔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国在华作用的著作，有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和更近出版的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关于中日战争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书第1章和第10章书目提要中提到。

抗日时期国民党中国国内政治史甚少受到学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蒋介石的中国：政治研究》，钱端升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和劳伦斯·K.罗辛格著《中国的危机》，后者是一部面宽而不太详细的著作。

抗日战争的经济方面，特别是通货膨胀，在三部研究专著中得到熟练的处理。张嘉璈著《恶性通货膨胀，1937—1945年中国的经验》，周舜莘著《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和杨格《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杨格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也写过一部有关美国与战时国民党中国的经济牵连的极佳历史著作，《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广泛地提供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现代经济部门的简明而资料充实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区域的经济政策及其激起的反应，是浅田乔二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之中国——中国被占地区经济之研究》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会方面，几乎没有被触及，而大有希望用来阐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详细研究，40年代尚未在国民党区域开始。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5年

本章书目提要不拟重复在本书第4章书目提要或在上卷书目提要中已经提过的书目。也拟避而不提在本书第14章书目提要中论述的毛泽东著作和传记研究专著。

涉及1921—1949年整个时期的大规模文献汇集尚告阙如。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门著作。对于赵国俊著《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这种评价也大致同样正确。到60年代，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卷，1921—1937年；第二卷，1937—1949年）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丰富的收藏，提供了利用中文资料的指南。也有用的编著是路康乐等编《中国红军，1927—1963年：有注释的书目》。

党史文献及其他资料在中国已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出版。然而，由于这个主题有许多敏感性，出版物落后于大多数传统学术领域，而且有些书籍限“内部发行”。一部专门的党史定期刊物是《党史研究》。两套不定期出版的丛书是《革命回忆录》和《党史研究资料》。此间在研究中使用的一部跨越30年的八卷文献集是《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类似的资料集有《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卷。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发展是莱曼·P.范斯莱克著《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研究的课题。第二次统一战线发展中最有戏剧性和决定性的事件——西安事变——当时由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真相》加以报道，最详尽的著作是吴天威著《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也见吴天威载在《现代中国》季刊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上的西安事变新史料综述]。

为系统地提出有关20世纪这第一次大农民革命的理论，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年》作了开拓性工作。反对约翰逊所持的中国共产党胜利主要基于战争引起的爱国动员而不是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内的革命需要的论点的，有谢尔登著《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这部著作从研究陕甘宁边区得出一般结论。阐明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第三部著作是，片冈铁哉著《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片冈铁哉认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基层组织和非政治性的组织网周围加上了“钢框”；而在中国城市，民族主义的责任使蒋介石既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共行动，也不能与日本媾和。这些早期论述可被认为充其量也不过是部分正确，因而作为全面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些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著作提供历史观点：斯蒂芬·艾夫里尔著《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拓》和《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罗伯特·马克斯著《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1630—1930年》，和琳达·格罗夫著《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研究各敌后根据地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凯思林·哈特福德和卡尔·多里斯研究晋察冀边区，陈永发和格里戈尔·本顿研究华中根据地，和戴维·保尔森研究山东根据地。补充谢尔登的陕甘宁根据地研究的，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和由安德鲁·沃森译为英文的毛泽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抗战时期在共产党根据地内及周围的许多观察家的报告，集中在战争头几年，然后集中在最后两年。战争中期最困难的几年，西方人士几乎没有观察敌后根据地，林迈可的著作，特别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除外。从在中国出版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大量出版物中，我们在这里只能列举如《彭德怀自述》和薛暮桥著《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之类的样本。1984年8月召开的抗日根据地研究国际会议将出版更多的著作。

关于在台湾的调查局档案资料的种类和使用指南，见多诺万、多里斯及沙利文著《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资料》。官方日本军事史《华北治安战》两卷充满有价值的资料。每年出版一卷的《美国对外关系》载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很多，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关系的资料。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著《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渊源，1944—1946年》中的看法，被多萝西·博格和瓦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的几篇论文所沿袭，直写到1949年。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前两章分别关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运动的书目提要已记述到现在为止可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内战时期研究的主要中文资料。学者可有把握地期望更多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从南京、台北和其他各地的档案中出现。

1949年以前军事史诸方面的研究著作选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办下翻译成英文。这些研究著作原来是在台湾根据当地可利用的军事档案资料写成的。这些著作选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标题为“英译中文军事研究著作和资料”。

也可从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的资料是1945—1949年时期美国领事馆的报刊译文系列资料。这个系列包含若干国民党城市的报刊和共产党控制区的电台广播，但包含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新闻出版物的材料不多。最重要的共产党新闻出版物是《解放日报》和《群众》杂志。这个系列也没适当地包含新闻杂志。这个时期的最佳英文期刊是《密勒氏评论报》。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的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上述资料来源，连同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对外关系》，反映在国民党城市获取的有关共产党和战争本身的资料不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个事实，后来的历史学家，当他们查完现在可获得的有关这两个题目的大量档案资料时，可能疏忽。

关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本书目提要2/10指出的，已有大量著作。关于“丧失中国”的历史研究问题，最近的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是韩德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该专著把来华基督教差会、中国人反差会事件、美国排华运动及中美外交关系置于共同的框架之内。关于40年代美国在华战争活动的基本叙述，有查尔斯·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的官方中缅印战区史三卷。关于这个时期的最一般的背景读物，有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一部附有长达60页的关于美国手稿、政府档案、发表文书、情报报告、学位论文、口述历史、文章及著作的书目的著作，是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的争论，1949—1950年》。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在这个专门主题下，我们拟避免重复本书书目提要4和12提到过的著作。关于这个变化不定的主题，特别是毛泽东著作的全文，可以获得的文献资料，70年代初以来，数量上至少增加了两倍。新历史资料的大量出现，使我们关于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虽然他在1949年以后的政策最受人怀疑，但是，若干更早期的问题也已出现。例如，毛泽东改信马克思主义的年月，他在1930年对李立三路线和在1933年对福建反叛者的态度，在中国学者中，特别是在《党史研究》之类内部刊物中，是极其热烈的讨论的对象。然而，关于毛泽东直到1949年的思想发展的研究，主要变化在于新资料的获得。

在70年代初以前，可利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思想的资料，主要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各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加上可在中国以外的图书馆找到的从20年代到40年代发表在书籍和期刊上的毛泽东著作。虽然属于第二类的颇大一部分毛泽东著作可在什么地方得到，但是，那些资料分散在各个中心，系统地利用那些资料费时费钱太多，简直不可能利用。第一个大突破是在1970—1971年，10卷版1917—1949年的毛泽东著作在东京出版：《毛泽东集》。可惜，《毛泽东集》印数很少，因而在大的中国学图书馆外不能为学者广泛利用。然而，竹内实教授及与他联合从事这项事业者不仅能照新的版本说明勘正少数错误再次印行原十卷《毛泽东集》，而且开始出版包含全新资料的若干补卷（《毛泽东集补卷》）。截至1984年10月，已出版六卷，以后每隔两个月出版一卷。最后，共出版补卷八卷，不是原来宣布的五卷，另加年表卷，全书将达19卷。[2]

同时，中国方面已经开始出版一些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时期的著作，而且也包括1921—1949年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些可在内部发行的如《一大前后》和《新民学会资料》之类编集中找到。然而，在负责编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著作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主持下，为纪念毛泽东90诞辰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及其他以专题编辑的已出版或将出版的书信选集内，有许多极使人感兴趣的以前不为人知的书信。

这些情况至少部分地使全部原有的毛泽东研究著作（甚至包括最近出版的著作）陈旧过时。然而，尽管文献应用上出现空白，但是，许多作者已经以使人思考的方式理出基本问题，并且勾画出对指导今后研究有很大的价值的假说。下面是一小批精选的具有某些重要贡献的著作。

在以一贯方式研究这个直到1949年时期的全部或颇大部分的著作中，最近出版的思想最丰富的和最不偏不倚的著作是，布兰特利·沃马克著《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虽然这部著作写到1935年，而且未能利用1917—1921年的一些主要的资料，但是它是现有的介绍毛泽东在思想形成年代的思想的最佳著作。约翰·布赖恩·斯塔尔著《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受到著者把从2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写的每部著作作为一个单体处理的倾向影响，大为减色，从这些单体，著者可随意引用文句来说明著者基本上以不顾史实的方式想象出来的各个方面。然而，这部著作包含有创见的注释和有用的编辑而成的资料。另一部研究整个毛泽东1949年以前思想发展及1949年以后思想的著作，是熊玠著《意识形态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这是一部使人感兴趣和有创见的解说著作，即使这部著作把思想（如在毛泽东思想中）作为一种与西方通常的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种类不同的思想活动样式以与中国传统模式相一致的见解，是引起争论的。（就中国人来说，他们坚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确构成体系。）熊玠这部研究专著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著作之一。宣道华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毛泽东：初步再评价》在颇大程度上均研究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思想，但是，在文献应用上略陈旧过时。

关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唯一最佳著作，是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书中有几章专门叙述1915—1927年的毛泽东的思想。其他著作有：魏菲德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的思想的哲学观点》，主要研究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时期的思想，虽也兼及文化革命；和乔治·曼蒂奇著《湘江思潮》，这是一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杂志的意大利文全译本。史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也提供深刻而敏锐的见识，尽管有文献基础过时30年所造成的种种缺陷。最后，雷·怀利著《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是现有的研究毛泽东延安时期思想的最佳著作。这部著作思想丰富，并且充分利用文献，集中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毛泽东的思想在其中形成的政治斗争基质之间的关系问题。

[1]我们感激密执安大学蒲地典子教授在参考文献中日文图书的书目方面的协助，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在苏联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见。

[2]全部出齐共20卷。——译者

参考书目

中国和日本的出版社

Cheng-chung正中（台北）

Chuan-chi wen-hsueh传记文学（台北）

Chung-hua（CH）中华（各主要城市）

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Commercial Press（CP）商务印书馆（各主要城市）

Jen-min人民（上海及其他城市）

San-lien（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上海）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东京大学出版会

Wen-hai文海（台北）

大量文献的汇编一般是由委员会、部门或其他机关编成的，因此，按汇集者或编者排列这类汇编会使读者遇到单词量多而信息量不多的词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按汇编名排列，然后在条内把汇集者和编者列出。

本书引用著作

[1] Abe Yoshinori，trans.‘Anki tochi chōsa nikki’安徽土地调查日记（A diary of land investigation in Anhwei），part 2，in SMR：Mantetsu chōsageppō，19.1（Jan.1939）118—36

阿部良忠译：《安徽土地调查日记》，第2部分，《满铁调查月报》，第13卷第1期（1939年1月）

[2] Abend，Hallett et al.Can China survive？New York：Ives Washburn，1936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

[3] 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 yuan

中央研究院

[4] Acadmy of Social Sciences.See Chung-kuo she-hui k’o-hsueh yuan

中国社会科学院

[5] Ai Ssu-ch’i.Ta-chung che-hsueh（philosophy for the masses）.Shanghai Tushu sheng-huo，1936

艾思奇：《大众哲学》

[6] Ai Ssu-ch’i，Che-hsueh yü sheng-huo（Philosophy and life）.Shanghai：Tushu sheng-huo，1937

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7] Alitto，Guy S.‘Rural elites in transition：China’s cultural crisis an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in Susan Mann Jones，ed.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218—75

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收入《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

[8] Alitto，Guy S.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

[9] Altman，Albert A.and 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 and the Japanese：1914—16’.Modern Asian Studies，6.4（Oct.1972）385—400

艾伯特·A.奥尔特曼和史扶邻：《孙逸仙与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

[10] Amano Motonosuke.Shina nōgyō keizai ron支那農業經濟論（On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Tokyo：Kaizōsha改造社，vol.1，1940 and vol.2，1942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經濟　論》，2卷

[11] Amano Motonosuke.Shina nōson zakki支那農村雜　（記 Miscellaneous notes on Chinese villages）.Tokyo：Seikatsusha生活社，1942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杂记》

[12] Amano Motonosuke.Chūgoku nōgyōno shomm ondai中國農業の諸問題（Problems of Chinese agriculture）.2 vols.Tokyo：Gihōdo技报堂，1952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之诸问题》，2卷

[13] Amano Motonosuke.Chūgoku nōgyō shi kenkyū中國農業史研究（A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griculture）.Tokyo：Ochanomizu，御茶の水，1962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

[14] Amano Motonosuke.Chūgoku nōgyō no chiiki teki tenkai中国農業の地域的展開（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Ryūkei shosha 龍溪書舍，1979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

[15] Amerasia：a monthly analysis of America and Asia.New York：Amerasia，Inc.11 vols.March 1937—July 1947.Superseded China Today（subtitlevaries）.Ed.by P.Jaffe and others

《亚美杂志》，纽约，11卷，1937年3月至1947年7月，替代《今日中国》，P.贾菲等编

[16] The Amerasia papers：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2 vols.Prepared by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U-nited States Senate.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

《亚美杂志论文集：中国灾难的线索》，2卷，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国内安全法及其他国内安全法律施行小组委员会编

[17] Amoy University.See Hsia-men ta-hsueh

厦门大学

[18] Arkush，R.，David.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1

R.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19] Asada Kyōji.Nihon Teikokushugika no Chūgoku-Chūgoku senryō chiiki keizai no kenkyū日本帝國主羲下の中國—中國占領地域經濟の研究（China under Japanese imperialism：studies of the economy of occupied China）.Tokyo：Rakuyū shobō　樂游書房，1981

浅田乔二：《日本帝國主義统治下之中国：中国被占地区经济之研究》

[20] Ash，Robert.Land tenure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Kiangsu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London：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76

罗伯特·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

[21] Atwell，William.‘Notes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CSWT 3.8（Dec.1977）1—33

威廉.阿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3卷第8期（1977年12月）

[22] Aubert，Claude，Bianco，Lucien，Cadart，Claude，and Domenach，Jean-Luc.Regards froids sur la Chine.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6

克洛德·奥贝尔、吕西安·比昂科、克洛德·卡达尔和让-吕克·多梅纳克：《在中国问题上的冷静考虑》

[23]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Semi-annual.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ontemporary China Center.1979

《澳洲中国学报》，半年刊，堪培拉，1979年

[24] Averill，Stephen C.‘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Cornell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2

斯蒂芬·艾夫里尔：《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82年

[25] Averill，Stephen C.‘The shed peop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Yangzi highlands’.Modern China，9.1（Jan.1983）84—126

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拓》，《现代中国》，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

[26] Baba Kuwatarō.‘Shina chihō gyōsei seido no kenkyū支那地方行政制度の研究（The local government system of China）.Shian kenkyū支那研究（Research on China），1927.12，81—317

马场锹太郎：《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

[27] Bachrack，Stanley D.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年》

[28] Baker，John Earl.‘Fighting China’s famines’.Unpublished manuscript，1943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

[29] Balazs，Etienne.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variations on a theme，trans.by H.M.Wrigh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白乐日：《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H.M赖特译

[30] Bamba，Nobuy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newl 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1924—1929.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Kyoto：Minerva Press，1972

马场伸也：《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年》

[31] Barnett，A.Doak.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New York：Praeger，1963

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之中国》

[32] Barnett，A.Doak，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

[33] Barrett，David D.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

[34] Bartlett，Beatrice S.‘The vermillion brush：the Grand Council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 mid-Ch’ing China’.Yale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0

白彬菊：《朱笔：中国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

[35] Bastid，Marianne.‘La diplomatic francaise et la revolution chinoise de 1911’.Revue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6（April-June 1960）221—45

马里安娜·巴斯蒂：《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现代史和近代史杂志》，第16期（1969年4—6月）

[36] Bastid-Bruguière，Marianne.‘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CHOC 11.535—602

马里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11卷

[37] BDRC.See 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38] Beal，John Robinson.Marshall in China.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70

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

[39] Beattie，Hilary J.‘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the case of T’ung-ch’eng，An-hwei’，in 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E.Wills，Jr.，eds.From Ming to Ch’ing，239—76

希拉里·J.贝蒂：《代替反抗的抉择：安徽桐城个案》，收入史景迁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从明到清》

[40] Becker，C.H.，Falski，M.，Langevin，P.and Tawney，R.H.The re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Paris：League of Nations，1932

C.H.贝克尔，M.法尔斯基，P.郎之万和R.H.托尼：《中国的教育改革》

[41] Bedeski，Robert E.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罗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

[42] Belden，Jack.China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Harper，1949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43] Benton，Gregor.‘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1935—38）’.CQ 61（March 1975）61—94

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

[44] Benton，Gregor.‘The origins and early growth of the New Fourth Army’.Unpublished manuscript

格雷戈尔·本顿：《新四军的起源和初期发展》，未刊文稿

[45] Bercé，Yves-Mrie.Croquants et nu-pieds.Paris：Gallimard/Julliard，1974

伊夫-玛丽·贝尔塞：《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

[46] Bercé，Yves-Mrie.Histoire des Croquants：étude des soulè　vements populaires au ⅩⅦ　eme siècle dans le sud-ou estde la France.2 vols.Geneva：Droz，1974

伊夫-玛丽·贝尔塞：《起义农民史：17世纪法国西南部民众起义研究》，2 卷

[47] Bergère，Marie-Claire.‘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37’.CHOC 12，721—825，856—8

白吉尔：《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剑桥中国史》，第12卷

[48] Bergère，Marie-Claire.‘“The other China”：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in Christopher Howe，ed.Shanghai，1—34

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收入克里斯托弗·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49] Bergson，Abram.The economics of Soviet plann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艾布拉姆·伯格森：《苏联计划经济》

[50] Berkley，Gerald W.‘Peasant mobilisation in China，1924—26’.Unpublished paper，Washington and Southeast Regional Seminar on China，March 1979

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年》，未刊论文

[51] Berlin，Isaiah.Washington despatches，1941—45：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ed.by H.G.Nichola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英国大使馆每周政治报告》，H.G.尼古拉斯编

[52] Bernard，Léon.‘French society and popular uprisings under Louis ⅩⅣ’.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3.4（1964）454—74.New York：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1966

莱昂·贝尔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社会和民众起义》，《法国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64年）

[53] Berninghausen，John.‘The central contradiction in Mao Dun’s earliest fiction’，in 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233—60

约翰·伯宁豪森：《茅盾早期小说中的主要矛盾》，收入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54] Berninghausen，John and Huters，Ted，eds.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n anthology.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7.First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8.1—2（1976）

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最初发表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公报》，第8卷第1—2期（1976年）

[55] Berton，Robert A.See Chang Kuo-t’ao

罗伯特·A.伯顿，见张国焘

[56] Bertram，Janes M.First act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New York：Viking，1938.Also published as Crisis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London：Macmillan，1937

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真相》，又以《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为书名出版

[57] Bianco，Lucien.‘Les paysans et la révolution：Chine 1919—49’.Politique étrangère（Paris），2（1968）117—41

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

[58] Bianco，Lucien.‘La mauvaise administration provinciale en Chine（Anhui，1931）’.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Paris），16（April-June 1969）300—18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现代史和近代史杂志》，第16期（1969年4—6月）

[59] Bianco，Lucien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

[60] Bianco，Lucien.‘Secret societies and peasant self-defense，1921—1933’，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213—24

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收入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结社，1840—1950年》

[61] Bianco，Lucien.‘Peasants and revolution：the case of China’.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3（April 1975）313—35

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杂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

[62] Biggerstaff，Knight.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

[63] Billingsley，Philip Richard.‘Banditry in China，1911 to 1928，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nan province’.University of Leeds，Ph.D.dissertation，1974

菲利普·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利兹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64] Billingsley，Philip R.‘Bandits，bosses，and bare sticks：beneath the surface of local control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Modern China，7.3（July 1981）235—88

菲利普·R.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7卷第3期（1981年7月）

[65] Bing，Dov.‘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CQ 48（Oct.　D—ec.1971）677—97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 年10—12月）

[66] Biographical literature.See Chuan-chi wen-hsueh

《传记文学》

[67] Birch，Cyril.‘English and Chinese meters in Hsu Chih-mo’.Asia Major，NS8.2（1961）258—93

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亚西亚》，新第8卷第2期（1962年）

[68] Birch，Cyril.‘ Lao She：the humourist in his humour’.CQ 8（Oct.—Dec.1961）

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8期（1961 年10—12月）

[69] Birch，Cyril.‘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in 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385—406

西里尔·伯奇：《中国现代小说的变迁和连续性》，收入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70] Bisson，Thomas Arthur.Japan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38

毕恩来：《日本在中国》

[71] Blok，Anton，‘The peasant and brigand：social banditry reconsidered’.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4.4（Sept.1972）495—504

安东·布洛克：《农民与土匪：社会盗匪活动再研究》，《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4卷第4期（1972年9月）

[72] Blum，Robert M.Drawing the line：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New York：Norton，1982

罗伯特·M.布卢姆：《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

[73] Bōeicho bōei kensujo senshi shitsu Hokushi no chiansen北支の治安戰（Pacification war in North China）.2 vols.，map folios.Tokyo：Asagumo shimbunsha朝云新闻社，1968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

[74] Boorman，Howard L.and Howard，Richard C.，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4 vols.1967—71 and index volume（vol.5）1979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

[75] Borg，Dorothy.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Macmillan，1947

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

[76] Borg，Doroth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

[77] Borg，Dorothy and Heinrichs，Waldo，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

[78] Borg，Dorothy and Okamoto，Shumpei，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relations 1931—194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

[79] Borg，Dorothy.See Cohen，Warren I.

多萝西·博格，见沃伦·I.科恩

[80] Borthwick，Sally.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3

萨利·博思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

[81] Bowers，John Z.，M.D.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17—1951.New York：Josiah Macy，J r.Foundation，1972

约翰·Z.鲍尔斯医学博士：《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学：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1951年》

[82] Boyle，John Hunter.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

[83] Brandt，Conrad.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

[84] Brandt，Conrad，Schwartz，Benjamin and Fairbank，John 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Allen&Unwin，1952

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

[85] Brandt，Vincent S.R.‘Landlord-tenant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China’.Paperson China，17（1963）192—234

文森特·S.R.布兰特：《中华民国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中国论文集》，第17期（1963年）

[86] Braun，Otto.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trans.by Jeanne Moore.Intro.by Dick Wils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75 as Chinesische Aufzeichnungen（1932—1939）.Berlin：Deitz Verlag（GDR）

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年》，珍妮·穆尔译，迪克·威尔逊序

[87] Braun，Otto.See Heinzig，D.

奥托·布劳恩，见D.海因齐格

[88] Brown，Edward J.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the revolution.New York：Collier，1963；rev.edn.，1969

爱德华·J.布朗：《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

[89] Brown，William A.See Shirendev，B.

威廉·A.布朗，见B.希伦德夫

[90] Brunnert，H.S.，and Hagelstrom，V.V.，rev.by N.T.Kolessoff，trans.from Russian by A.Beltchenko and E.E.Moran.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Shanghai：Kelly&Walsh，1912

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今日中国的政治组织》，N.T.科列索夫修订，A.别利琴科和E.E.莫兰从俄文译为英文

[91] Buck，David D.‘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sinan，1899—1937’，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71—212

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1937年》，收入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92] Buck，David D.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

[93] Buck，John Lossing.Chinese farm economy.Nanking：University of Nanking，1930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

[94] Buck，John Lossing.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a study of 16，786 farms in 168 localities，and 38，256 farm families in twenty-two provinces in China，1929—1933.3vols.Nanking：University of Nank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2nd printing，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4

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关于中国168个地区的16786个农场和22个省的38256个农户的研究，1929—1933年》，3卷

[95] Buck，John Lossing，et al.There is another China.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1948.（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

[96] Buck，Peter.American science and modern China 1876—193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

[97] Buckley，Thomas H.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70

托马斯·H.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

[98] Buhite，Russell D.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

拉塞尔·布海特：《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

[99]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New York City and other Places.May 1968—

《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公报》，纽约市及其他城市，1968年5月—

[100]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01]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40—

《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伦敦，1940年—

[102] Bullock，Mary Brown.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103] Bunker，Gerald E.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War，1937—194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杰拉尔德·E.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1937—1941年》

[104] Burgess，John S.See Gamble，Sidney D.

步济时，见甘博

[105] Bush，Richard Clarence，Ⅲ.‘Industry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Lower Yangtze Chinese cotton mill owners，1927—1937’.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8

理查德·克拉伦斯·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106] Bush，Richard C.The politics of cotton textile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New York：Garland Publishers，1982

理查德·C.布什：《国民党中国的棉织品政治，1927—1937年》

[107] Butow，Robert J.C.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

[108] Buxbaum，David C.‘Some aspects of civil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t the trial level in Tanshui and Hsinchu from 1789 to 1895’.JAS 30.2（Feb.1971）255—79

戴维·C.巴克斯鲍姆：《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审判层次上的民事诉讼和程序的若干方面》，《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

[109] Caillard，Duval and Guillet，Gricourt.A travers la Normandie des ⅩⅦème et ⅩⅧ　ème siècles.Caen：Cahier des Annales de Normandie no.3，1963

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世纪和18世纪诺曼底研究》

[110]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3，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part 1，ed.by Denis Twitchett，1979；vol.10，Late Ch’ing 1800—1911，part 1，ed.by John K.Fairbank，1978；vol.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ed.by 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1980；vol.12，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1，ed.by John K.Fairbank，1983

《剑桥中国史》，第3卷，《隋唐史》，第1部，崔瑞德编；第10卷，《晚清史》，第1部，费正清编；第11卷，《晚清史》，第2部，费正清和刘广京编；第12卷，《中华民国史》，第1部，费正清编

[111] Carlson，Evans Fordyce.The Chinese army：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

卡尔逊：《中国的陆军：其编制和军事能力》

[112] Carrère d’Encausse，H.and Schram，S.Marxism and Asia.London：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69

H.卡雷尔·当科斯和宣道华：《马克思主义与亚洲》

[113] CA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

[114] Cavendish，Patrick，‘The“New China”of the Kuomintang’，in Jack Gray，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a political form，138—86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收入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

[115] CCP.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

[116] CEC.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中央执行委员会

[117] Chan，Adrian.‘Development and n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to 1925’.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Ph.D.thesis，1974

艾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118] Chan，F.Gilbert，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

陈福霖编：《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49年》

[119] Chan，Gilbert.‘Sheng Shih-ts’ai’s reform programs in Sinkiang：idealism or opportunism？’Bulletin of the IMH，12.365—84

陈福霖：《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义还是机会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集

[120] Chan，F.Gilbert and Etzold，Thomas H.，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 and London：New Viewpoints，1976

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

[121] Chan，Lau Kit-ching.‘The Linch’eng incident—a case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betwee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22）and the first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25—28）’.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10.2（July 1972）172—86

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和国民革命（1925—1928年）期间英国在华政策个案研究》，《东方研究杂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122] Chan，Ming K.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895—1949：a critical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source materials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1

陈明銶：《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年：胡佛研究所精选中国原始资料评述和书目》

[123] Chan，Ming-kou.‘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5

陈明銶：《劳工与帝国：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1895—192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

[124] ‘Chan-shih hou-fang kung-yeh shih ju-ho chien-li-ti’（How the wartime in dustry in the rear was established）.Hsin-shih-chieh yueh-k’an，15 March 1944，10—15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界月刊》，1944年3月15日

[125] Chan，Wellington K.K.‘Government，merchants and industry to 1911’.CHOC11.416—62

陈锦江：《1911年以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剑桥中国史》，第11卷

[126] Chang，Carsun（Chang Chün-mai）The third force in China.New York：Bookman，1952

张君劢：《中国的第三势力》

[127] Chang，Ch’i-chün.‘Hsi-nanl-ien-ta chi-yao’（Essential facts concerning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in Kuo-li Hsi-nan lien-ho ta-hsueh（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 volume in the Hsueh-fu chiwen series.Taipei：Nan-ching南京，1981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收入《学府纪闻》丛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卷

[128] Chang Ch’i-yun.Tang-shih kai-yao（Survey of party history）.5 vols.Taipei：Chung-yang wen-wu中央文物，1951

张其昀：《党史概要》，5卷

[129] Chang Chih-i.See Fei Hsiao-t’ung

张之毅，见费孝通

[130] Chang Ch’ih-chang Chi-luan wen-ts’un（collected essays of Chi-luan[Chang Ch’ih-chang]）.Taipei：Wen-hsing shu-tien文星书店，1962

张炽章：《季鸾文存》

[131] Chang Ching-lu，ed.Chung-kuo hsien-tai ch’u-pan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ations）.Chia-pien（Part Ⅰ），1954；I pien（part Ⅱ），1955；Ping-pien（part Ⅲ），1956；Ting-pien（part Ⅳ），2 vols.1959.Peking：Chung-hua

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2卷，1959年

[132] Chang Ching-lu，ed.Chung-kuo chin-tai ch’u-pan shih-liao（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modern China）.2 vols.Chünlien群联，1953—4

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2卷

[133] 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张仲礼：《中国绅士》

[134] Chang Chung-li.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ti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

[135] Chang，Hao.‘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0-8’.CHOC11.274—338

张灏：《思想变化与维新运动，1890—1898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

[136] Chang Hisini-.Chung-kuo liang-shih wen-t’i（China’s foddgrain problem）.Shanghai：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IPR of China，1932

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

[137] Chang Jo-ku，ed.Ma Hsiang-po hsien-sheng nien-p’u（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a Hsiang-po[Ma Liang]）.Changsha：CP，1939

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138] Chang，John K.‘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China，1912—1949’.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7.1（March 1967）56—81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3月）

[139] Chang，John K.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a quantitative analysis.Chicago：Aldine，1969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

[140] Chang Jyh-er Kinzelbach.‘La condition paysannee d’aprè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mtemporaine，1919—1942’.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aris，unpublished dissertation，1976

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1919—1942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未刊论文

[141] Chang Kia-ngau.China’s struggle for railway development，New York：John Day，1943

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

[142] Chang Kia-ngau.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8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

[143] Chang Kuoh-ui.Yang-w　uy unt-ung yü Chung-kuo chin-tai ch’i-yeh（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China’s modem industry）.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79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144] Chang Kuo-p’ing.Pai Ch’ung-hsi chiang-chün chuan（A biography of Gen-eral Pai Ch’ung-hsi）.Canton，1938

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

[145] Chang Kuo-t’ao.Wo-ti hui-i（My recollections）.Ming-pao yueh-k ’an（Mingpao monthly），Hong Kong，1.3—6.2（March 1966—Feb.1971）.Reissued in three volumes，Hong Kong，1973.Trans.under the title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R.A.Berton

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第1卷第3期—第6卷第2期（1966 年3月—1971年2月），1973年在香港分三卷出版单行本。由R.A.伯顿译为英文，以书名《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出版

[146] Chang 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8—1938.Volume two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trans.by R.A.Berton.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72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8—1938年：张国焘自传》，第2卷，R.A.伯顿译

[147] Chang Kuo-t’ao，Liu Ning et al.I-ko kung-den ti kung-chuang chich’i-tk（a’A working man’s confession and other essays），n.p.，n.d.

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

[148] Chang，Kwang-chih.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3rd e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

[149] Chang Man-i ed al.Hsien-tai Chung-kuo shih-hsuan，1917—1949（Modern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1917—1949）.2 vol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ublications Office，1974

张曼仪等：《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2卷

[150] Chang P’ei-kang.‘Min-kuo erh-shih-san nien ti Chung-kuo nung-yeh chingchi’（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1934）.Tung-fang tsa-chih 32.13（1 July 1935）133—45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1935年7月1日）

[151] Chang P’eng-yuan.Liang Ch’i-ch’ao yü Ch’ing-chi ko-ming（Liang Ch’ich’ao and the late Ch’ing revolution）.Taipei：Chung-yang yen-chiu yuan chintai-shih yen chin-so，1964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152] Chang P’eng-yuan.Li-hsien p’ai yü Hsin-hai ko-ming（The Constitutionalis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Taipei：Chung-kuo hsu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uan hui，1969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153] Chang P’eng-yua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parliament of 1913—1914’.JAS 37.2（Feb.1978）293—313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年国会》，《亚洲研究杂志》，第37卷第2期（1978年2月）

[154] Chang P’eng-yuan.‘Provincial assemblies：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 pation 1909—1914’.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2（June 1983）273—99

张朋园：《省咨议局：1909—1914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集（1983年6月）

[155] Chang P’eng-yuan.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Hu-nam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Hunan province）.Taipei：Institute of Modem History，1983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156] Chang pi-lai.‘I-chiu-erh-san nien“Chung-kuo ch’ing-nien”chi-ko tso-che ti wen-hsueh chu-chang’（The literary views of some authors from Chinese Youth in 1923），in Li Ho-lin et al.，Chung-kuo hsin wen-hsueh…，36—49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收入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

[157] Chang Po-ling.‘Ssu-shih-nien Nan-k’ai hsueh-hsiao chih hui-ku’（Retrospect of Nankai after forty years 1944），in Wang Wen-t’ien et al.，Chang Po-ling yü Nan-k’ai（Chang Po-ling and Nankai），81—1107.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8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收入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

[158] Chang Sheng-hsuan.‘San-shih-erh-nien Ssu-ch’uan kung-yeh chih hui-ku yü ch’ien-chan’（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zechwan’s economy In 1943）.Ssu-ch’uan ching-chi chi-k’an，1.2（15 March 1944）258—70

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

[159] Chang Ta-ch’en.‘ San-shih-san-nien ti Ch’ung-ch’ing t’u-pu-yeh ’（Chungking’s handicraft textile industry in 1944）.Ssu-ch’uan ching-chi chi-k’an，2.2（1 April 1945）202—4

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

[160] Chang Te-tse.Ch’ing-tai kuo-chia chi-kuan k’ao-lueh（A study of Ch’ing government organs）.Peking：Chung-kuo J enm-in Ta-hsueh ch’u-pan-sh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

[161] Chang T’ien-i.‘Ch’ou-hen（Hatred），in Chang T’ien-i hsuanc-hi（Chang T’ien-i’s selected work），40—69.Peking：K’ai-ming shu-tien开明书店，1951

张天翼：《仇恨》，收入《张天翼选集》

[162] Chang Tung-sun.‘Chui-shuw om-en nu-li chien-li“ lien-ho cheng-fu”ti yungi’（Reflections on our intention to strive to establish a ‘coalition government’）.Kuan-ch’a，5 April 1947，pp.5—7

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 日

[163] Chang Wen-shih.Yun-nan nei-mu（The inside story in Yunnan）.Kunming：K’un-ming kuan-ch’a，1949

张文实：《云南内幕》

[164] Chang Yu-i，comp.Chung-kuo chin-tai nung-yeh shih tzu-liao，ti-san chi，1927—1937（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a’s agriculture，third collection，1927—1937）.Peking：San-lien，1957.See also Li Wen-chih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也见李文治

[165] Chang yüf-a.Ch’ing-chi ti li-hsien t’uan-t’i（Constitutionalist group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1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

[166] Chang Yü-fa.‘Ch’ing-mo min-ch’u ti Shah-tung ti-fang tzu-chih’（Local self-government of Shantung in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6（June 1977）159—84

张玉法：《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1977年6月）

[167] Chang Yü-fa 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Shan-tung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Shantung province）.Vol.Ⅰ.Taipei：IMH，1982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

[168] Chao Ching and I Meng-hung.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su-hsiang shih（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2 vols.Rev.ed.Peking：Chung-hua，1980

赵靖和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2卷

[169] Chao Ju-heng.Ti-fang tzu-chih chih li-lun yü shih-chi（Theory and practic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Shanghai：Hua-t’ung shu-chü华通书局，1933

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

[170] Chao，Kang.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

[171] Chao，Kang.‘New data on land ownership patterns in Ming-Ch’ing China—a research note’.JAS40.4（Aug.1981）719—34

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4期（1981年8月）

[172] Chao Kuo-chün.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59.New Delhi：Asia Publishing House，1960

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

[173] Chao shu-li.Li-chia-chuang ti pien-ch’ien（Changes in the Li village）.Shansi：Hua-pei hsin-hua shu-tien华北新华书店，1946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174] Chapman，H.Owen.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6—1927.London：Constable，1928

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年》

[175] Chassin，Lionel M.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1945—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年内战史》

[176] CHB.See China handbook

《中华志》

[177] ‘Che-chiang erh-wan nung-min pao-tung’（The uprising of twenty thousand peasants in Chekiang）.1933.Manuscript of three pages.Hoover Institution，no.4398.29/3314

《浙江二万农民暴动》，胡佛研究所资料4398.29/3314

[178] ‘Che-chiang ko-hsien ch’en-ch’ing ch’ü-hsiao shih-hsing erh-wu chien-tsu imien chiu-fen’（Petitions from various hsiens of Chekiang requesting that the 25 per cent rent reduction be no longer applied in order to avoid conflicts.）（Nov.1931—June 1934.）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2/2/1129

《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减租以免纠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2119

[179] ‘Che-chiang ko-ti nung-min k’ang-tsu tou-cheng’（Peasant resistance to rents in various localities in Chekiang）（1927—1930）.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1/2/1001 and 1/2/1002

《浙江各地农民抗租斗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1001和1/2/ 1002

[180] Chen，Fu-mei Chang and Myers，Ramon H.‘Customary law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CSWT 3.5（Nov.1976）1—32；3.10（Dec.1978）4—27

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3卷第10期（1978年12月）

[181] Chen-hai hsien-chih（Chen-hai county gazetteer），1931

《镇海县志》

[182] Chen-p’ing hsien tzuc-hih kai-k’uang（Local self-government in Chen-p’ing county）.Chen-p’ing，1933

《镇平县自治概况》

[183] Ch’en Chen and Yao Lo.Chumg-kuo chin-tai kung-yeh shih tzu-liao（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industry in China）.4 collections（chi）totailing 6 vols.Peking：San-lien，1957—61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辑共6卷

[184] Ch’en Chen-han.‘Cheng-fu yin-hang hsuch-shu chi-kuan yü fuhsing nungts’un’（Government，banks，academic institutions，and revival of the villages）.Kuo-wen chou-pao，10.46（20 Nov.1933），articles pp.1—8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20日）

[185] Ch’en Ch’eng.Pa-nien k’ang-chan ching-kuo kai-yao（Summary of experiences during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n.p.：Kuo-fang-pu shih-liaochü国防部史料局，nd..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186] Ch’en Cheng-mo.Ko-sheng nung-kung ku-yung hsi-kuan chi hsu-kung chuang-k’uang（Hiring practices i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the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labour in various provinces）.Nanking：Chung-shan wenshan chiao-yü kuan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

[187] Ch’en Ch’i-t’ien.Wo-ti hui-i（My memoirs）

陈启天：《我的回忆》

[188] Ch’en Chih-mai.Chung-kuo cheng-fu（The Chinese government）.3 vols.2nd edn.Shanghai：CP，1946

陈之迈：《中国政府》，3卷

[189] Ch’en Chih-mai.‘Chan- shih li-fa wen-t’i’（Problems of wartime legislation）.Hsin-ching-chi，2.3（16 July 1949）76—70

陈之迈：《战时立法问题》，《新经济》，第2卷第3期（1949年7月16日）

[190] Ch’en Chih-mai.‘Ch’iü-hsueh yü chih-hsueh[of Tsiang T’ing-fu]’（Study and research [of Tsiang T’ing-fu]），in Chiang T’ing-fu ti chih-shih yü sheng-p’ing（The life and deeds of Tsiang T’ign-fu）.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7

陈之迈：《求学与治学》，收入《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

[191] Ch’en Hans-eng.‘Kantō nōson no seisan kankei to seisanryoku’廣東農村の生產關係と生產力（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and production power in Kwangtung villages）.Mantetsu chōsa geppō 滿 鐵 調查月報，15.6（June 1935）167—86

陈翰笙：《广东农村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

[192] Ch’en Hsueh-chao.Man-tsou chieh-fang-ch’ü（Wanderigns in the liberated areas）.Shanghai：Shang-hai ch’u-pan kung-ssu上海出版公司，1950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

[193] Ch’en，Jerome.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194] Ch’en，Jerome.‘Resolutions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CQ 40（Oct.—Dec.1969）1—38

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1969年10—12月）

[195] Ch’en，Jerome.Mao pap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陈志让：《毛泽东论文集》

[196] Ch’en，Jerome.‘Ideology and history’.Report on the visit of the North A-merican delegation on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une-July 1980，xeroxed for circulation，1980

陈志让：《意识形态与历史》，关于北美研究社会主义和革命代表团1980 年6—7月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197] Ch’en，Jerom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CHOC 12.505—26

陈志让：《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卷

[198] Ch’en Kung-lu.Chung-kuo chin-tai shih tzu-liao kai-shu（An outline of sources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Peking：Chung-hua，1982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199] Ch’en Kung-po.Han-feng chi（Cold wind）.Shanghai：Ti-fang hsing-chengshe地方行政社，1944

陈公博：《寒风集》

[200] Ch’en Kung-po.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essay written in 1924.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Martin Wilbu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

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韦慕庭编并序

[201] Ch’en Kung-po.K’u-shiao lu：Ch’en Kung-po hui-i（Record of tears and laughter：the memoirs of Ch’en Kung-po），ed.Li O et al.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Centre of Asian Studies，1979

陈公博：《苦笑录：陈公博回忆》，李锷等编

[202] Ch’en Kuo-fu.Su-cheng hui-i（Memories of governing Kiangsu）.Taipei：Cheng-chung，1951

陈果夫：《苏政回忆》

[203] Ch’en Li-fu.Four years of Chinese education（1937—1941）Chungking：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1941.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

[204] Ch’en Neng-chih.‘Chan-ch’ien shih-nien Chung-kuo ta-hsueh chiao-yü ching-fei wen-t’（iProblems of financ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cade before the war，1927—1937）.Li-shih hsueh-pao（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11（June 1983）.Taipei：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 年6月）

[205] Ch’en-pao（The morning post）.Peking，15Aug，1916—

《晨报》，北京，1916年8月15日—

[206] Ch’en Po-chün.‘Lun k’ang-Jih yu-chi ehan-cheng ti chi-pen chanshu：hsichi’（On the basic tactic of 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war：the surprise attack）.Chieh-fang，28（11 Jan.1938）14—19

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袭击》，《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

[207] Ch’en Po-hsin.Chung kuo ti ti-fang chih-tu chi chi’i kai-ko（China’s local system and its reform）.Changsha：CP，1939

陈伯心：《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

[208] Ch’en Po-ta.Chung-kuo ssu-ta-chia-tsu（China’s four great families）.Hong Kong：Chung-kuo，1947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

[209] Ch’en Po-ta.Kuan-yü shih-nien nei-chan（On the 10 years of civil war）.Peking：Jen- min，1953

陈伯达：《关于十年内战》

[210] Ch’en Shao-hsiao.Hei-wang-lu（Record of the black net）.Hong Kong：Chihch’eng致诚，1966

陈少校：《黑网录》

[211] Ch’en Shao-yü.Chen-Shao-yü（Wang Ming）chiu-kuo yen-lun hsuan-chi（Selected statements of Ch’en Shao-yü（Wang Ming）on national salvation）.Hankow：Chung-kuo ch’u-pan-she中国出版社，1938

陈绍禹：《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212] Ch’en Shao-yü.See Wang Ming

陈绍禹，见王明

[213] Ch’en，Ta.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

[214] Ch’en Ta.‘Chung-kuo laok-ung chieh-chi yü tang-ch’ien ching-chi wei-chi’（China’s working class and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She-hui-chien-she，1.4（1 Aug.1948）17—19

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 年8月1日）

[215] Ch’en Teng-yuanC.hung-kuo t’ien-fu shih（A history of land tax in China）.Shanghai：CP，1936；Repr.Taipei：CP，1966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

[216] Ch’en Tuh-siu.Wen-ts’un（Collected essays）.4 vols.Shanghai：Ya-tung亚东，1922

陈独秀：《文存》，4卷

[217] Ch’en Tuh-siu.‘Kao ch’üan-tang t’ung-chih-shu’（Letter to all the comrades of the party）.10.12.1929.Mimeographed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0月12日，油印

[218] Ch’en Tu-hsiu.Pien-shu-chuang（My defence），n.p.20 Feb.1933.Mimeographed

陈独秀：《辩述状》，1933年2月20日，油印

[219] Ch’en Tunc-heng.Tung-luan ti hui-i（Memoirs of upheaval）.Taipei：Yuanhsia元霞，1979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

[220] Ch’en Yu-shih.“ Mao Dun and the use of political allegory in fiction：a case study of his ‘Autumn in Kuling ’”，in 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261—80

陈雨石（单）：《茅盾与在小说中使用政治讽喻：他的〈牯岭之秋〉个案研究》，收入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221] Ch’en Yung-fa.‘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 ’.2 vols.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0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2卷，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

[222] Cheng Yu-Kwei.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an historical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through 1948.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1956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

[223] Cheng-chih chou-pao（Political weekly）.Canton，1925—

《政治周报》，广州，1925年—

[224] Ch’eng Chi-hua et al.Chung-kuo tien-ying fa-chan-shih（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nema）.2 vols.Peking：Chung-kuo tien-ying中国电影，1963

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2卷

[225] Ch’eng Fang.Chung-kuo hsien-cheng kai-lun（An introduction to county government in China）.2 vols.Changsha：CP，1939

程方：《中国县政概论》，2卷

[226] Ch’eng Mao-hsing.Chiao-fei ti-fang hsing-cheng chih-tu（Govem　mental system of the bandit-suppression areas）.Shanghai：CH，1936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

[227] Ch’eng Yuan-chen.‘Ko-hsin yun-tung chih-hsu ch’eng-kung puh-su shihpai’（The renovation movement can only succeed and must not fail）.Ko-hsin chou-k’an（Renovation weekly），1.5（24 Aug，1946）3—5

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

[228] Chennault，Claire Lee.Way of a fighter.New York：G.P.Putnam Sons，1949

陈纳德：《战士风格》

[229] Chern，Kenneth S.Dilemma in China：Anierica’s policy debate，1945.Hamden，Conn.：Archon Books，1980

肯尼思·S.彻恩：《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年》

[230] Chesneaux，Jean.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trans.by H.M.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H.M.赖特从法文译为英文

[231] Chesneaux，Jean，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

[232] Chi，Madeleine.China diplomacy，1914—1918.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0

马德琳·池：《中国外交，1914—1918年》

[233] Chi，Madeleine.‘Ts’ao Ju-lin（1876—1966）：his Japanese connections’，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140—60

马德琳·池：《曹汝霖（1876—1966年）：他的日本关系》，收入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

[234] Ch’i Hsi-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

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

[235] Ch’i-shih-liu nien shih-hsueh shu-mu 1900—1975（Bibliography of books on history publishedduring the 76 years 1900—1975），comp.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Li-shih yen-chiu so tzu-liao-shih，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81

《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

[236] Ch’i Shu-fen.Ching-chi ch’in-lueh hsia chih Chung-kuo（China under eco-nomic aggression）.Shanghai：Ku-chün tsa-chih孤军杂志，1925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

[237] Ch’i-wu lao-jen.‘Chung-kuo Kung-ch’an-tang ch’eng-li ch’ien-hou ti chienwen’（My impress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Hsin kuan-ch’a（New observer），Peking，13（1 July 1957）16—18

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957年第13期（7 月1日）

[238] Chia-ting hsien hsu-chih（Chia-ting county gazetteer），rev.edn，1920

《嘉定县续志》

[239] Chiang Chieh-shih.See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240] Chiang Chung-cheng（Chiang Kai-shek）.Soviet Russia in China：a summingup at sevent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Cudahy，1957

蒋中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

[241] Chinag Kai-shek.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messages during China’s six years of war，1937—1943.New York：Harper，1943

蒋介石：《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242] Chiang Kai-shek.Chiang tsung-t’ung yen-lun hui-pien（President Chiang’s collected speeches）.24 vols.Taipei：Cheng-chung，1956

蒋介石：《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

[243] Chiang Kai-shek.‘Tzu-shu yen-chiu ko-ming che-hsueh ching-kuo ti chiehtuan’（Stages traversed in studying revolutionary philosophy），in Chiang Kai-shek，Chiang-tsung-t’ung yen-lun hui-pien，10.48—60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收入蒋介石：《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

[244] Chiang Kai-shek.Chiang-tsung-t’ung ssu-hsiang yen-lun chi（Collection of President Chiang’s thoughts and speeches）.30 vols.Taipei：Chung-yang wen-wu中央文物，1966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30卷

[245]（Chiang Kai-shek）.Chiang tsung-t’ung mi-lu（Secret records of President Chiang）.15 voids.Taipei：Chung-yang jih-pao中央日报，1974—8

（蒋介石）：《蒋总统秘录》，15卷

[246] Chiang Monlin（Meng-lin）.Tides from the Wes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Taipei reprint：China Academy，1974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

[247] Chiang Mu-Jiang.‘Chi-ch’eng-ssu-kung’ Wen-chi yueh-k’an，2.1（1 Dec.1936）44—54

蒋牧良：《集成四公》，《文季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12月1日）

[248] Chiang Shang-ch’ing.Cheng-hai mi-w　（enSecrets of the political world）.Hong Kong：Chih-ch’eng致诚，1966

江上清：《政海秘闻》

[249] ‘Chiang-su An-hui Hu-nan teng-sheng nung-min k’ang-tsu tou-cheng’（Peasant resistance to rents in Kiangsu，Anhwei and Hunan provinces，1929—1941）.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1/2/999

《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999

[250] ‘Chiang-su Chiang-tu hsien nung-min fan-tui ch’ing-ch’a t’ien-fu yun-tung’（The movement of opposition to fiscal inquiry by the peasants of Chiang-tu hsien，Kiangsu）.Second Historica1 Archives，Nanking，no.2/2/973

《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 973

[251] Chiang Yung-chen.‘The Yenching Sociology Department：From social service to social engineering，1919—1945’.Unpublished paper，1984

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

[252] Chiang Yung-ching.Pao-lo-t’ing yü Wu-han cheng-ch’üan（Borodin and the Wuhan regime）.Taipei：Chung-kuo hsu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uanhui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253] Chiao-fei chan-shih（History of the war to suppress the bandits），ed.by History Bureau，Ministry of Defence，Republic of China，Taipei.6 vols.，1962

《剿匪战史》，6卷

[254] Chiao-yü kung-pao（Educational gazette）.Peking，May 1916—

《教育公报》，北京，1916年5月—

[255] Chiao-yü pu（Ministry of Education）.Ta-hsueh ling（Ordinance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inistry of Education，1912

教育部：《大学令》

[256] Chiao-yü-pu kao-teng chiao-yü-ssu，comp.Ch’üan-kuo kao-teng chiao-yü t’ung-chi（Statistics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August 1928 to July 1931）.Nanking，1931—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

[257] Chiao-yü tsa-chih（Chinese educational review）.Shanghai：CP，January 1909—

《教育杂志》，上海，1909年1月—

[258] Chiao-yü tsa-chih（The journal of education）.Special issue.K’ang-chan ilai ti kao-teng chiao-yü（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31.1（10 Jan.1941）.Hong Kong：CP

《教育杂志》特辑：《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

[259] Ch’iao Ch’i-ming.Chiang-su K’un-shan Nan-t’ung An-hui Su-hsien mungtien chih-tu chih pi-chiao i-chi kai-liang nung-tien wen-t’i chih chien-i（A comparison of the farm tenancy system of K’un-shan and Nan-t’ung in Kangsu and Su-hsien in Anhwei，and a proposal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form of farm tenancy）.Nanking：Chin ling ta-hsueh nung-lin ts’ung-k’an（Nanking University，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eries，1926

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金陵大学农林丛刊》

[260] Chieh-fang jih-pao（Liberation daily news）.Yenan，1941—；Shanghai，1949—

《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上海，1949年—

[261] Chieh-fang pao（Liberation）.Published at approximately weekly intervals in Yenan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from May 1937 to July 1941；thereafter became Liberation Daily

《解放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1937年5月至1941年7月以大约七天的间隔出版；此后，更名为《解放日报》

[262] Chieh-fang she，comp.K’ang-Jih min-tsu t’ung-i chan-hsien chih-nan（Guide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解放社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

[263] Ch’ien Chung-shu.Fortress besieged，trans.by Jeanne Kelly and Nathan K.Mao.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钱鍾书：《围城》，珍妮·凯利和内森·K.毛译

[264] Ch’ien Chung-shu.See Hutres，Theodore

钱鍾书，见胡志德

[265] Ch’ien I-shih.Chung-kuo wai-chiao shih（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Shanghai：Sheng-hou shu-tien，194 7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

[266] Ch’ien Pang-k’ai.‘ Tung-pei yen-chung-hsing tsen-yang ts’u-ch’eng-ti？’（What has precipitated the grave situation in the Northeast？）.Ch’ing-tao shih-pao（Tsingtao times），19 Feb.1948，reprinted in Kuan-ch’a，27 March 1948，pp.16，14

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青岛时报》，1948年2月19日 《观察》，1948年3月27日转载

[267] Chien Shih-fu.Ch’ing-tai chih-kuan nien-piao（Tables of Ch’ing officials）.4 vols.Peking：CH，1980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4卷

[268] Ch’ien T’ang.Ko-ming ti nü-hsing（Revolutionary women）.Shanghai：Kuang-wen she广文社，1949

钱塘：《革命的女性》

[269] Ch’ien Tuan-sheng.Min-kuo cheng-chih shih（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republic）.2 vols.in one.Shanghai：CP，1939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

[270] Ch’ien Tuan-sheng.‘Chün-jen pa-hu ti Chung-kuo cheng-fu’（China’s government usurped by military men）.Shih-tai p’i-p’ing，（Modern critic）.Hong Kong，16 June 1947，2—3

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时代批评》，香港，1947年6月16日

[271]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reprinted 1961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272] Chin Fan.Tsai Hung-chün ch’ang-cheng ti tao-lu shang（On the route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273] Chin，Rockwood Q.P.‘The Chinese cotton industry under wartime inflation’.Pacific Affairs，16.1（March 1943）33—46

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纺织业》，《太平洋事务》，第16卷第1期（1943年3月）

[274] Chin，Steve S.K.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Center of Asian Studies，1979

金思恺：《毛泽东思想》

[275] Chin-tai-shih tzu-liao（Source materials of modern history），ed.b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Academy of Sciences，Peking，1954—

《近代史资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北京，1954年—

[276] Chin-tai-shih yen-chiu（‘J in dai shi yah jiu’）（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ed.by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of CASS）.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79—

《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1979年—

[277] China.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Shanghai，1865—S.tatistical returns and trade reports published together from 1882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奉海关总税务司命令发表之贸易报表和贸易报告》

[278] China.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K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compiled for the end decades 1881—1891，1892—1901，1902—1911，1912—1921，1922—1931（subtitles vary）：published by the Inspeetorate General，Shanghai，usually two years after the of the end decade in question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和朝鲜对外开放口岸之贸易、航运、工业等及通商口岸省之状况和发展十年报告》，先后编成1881—1891年，1892—1901年，1902—1911年，1912—1921年，1922—1931年五册（副书名各异）

[279] China.The Maritime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2 vol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7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条约、协约》，2卷

[280] China handbook 1937—1943：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six years of war，comp.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New York：Macmillan，1943.China handbook，1937—1944：… in seven years… Chungking：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1944.China handbook，1937—1945（Chan-shih Chung-hua chih），new edition with 1946 supplement.New York：Macmillan，1947.China handbook，1950，comp.China Handbook Editorial Board.New York：Rockport Press，Inc.，1950

《中华志，1937—1943年：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中国宣传部编：《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新版增1946年附录，《中华志，1950年》，《中华志》编辑部编

[281] China Quarterly.Quarterly.London，1960—　1.960 to Dec.1976 Published by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from Dec.1976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中国季刊》，伦敦，1960年—

[282] China Weekly Review.Shanghai，1917—

《密勒氏评论报》，上海，1917年—

[283] China white paper.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中国问题白皮书》，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284] The China year book，ed.by H.G.W.Woodhead.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12—21；Tientsin：The Tientsin Press，1921—30；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Herald，Ltd.，1931—9

《中华年鉴》，伍德海编

[285] China’s spiritual mobilization：outline of the plan.Chungking：The 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1939

《中国的精神动员：计划纲要》

[286]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ung-kuo she-hui k’o-hsueh yuan

中国社会科学院

[287]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Peking.Monthly，Jan.1927—

《中国经济杂志》，北京，月刊，1927年1月—

[288]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Peking.Incorporated in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from Jan.1927

《中国经济月刊》，北京，1927年1月起并入《中国经济杂志》

[289] Chinese Literature.Monthly.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Autumn 1951—

《中国文学》，月刊，北京，1951年秋—

[290] Chinese Press Review，comp.by United States Consulates.Chungking，1942—5；Shanghai，1946—9

《中国新闻评论》，美国领事馆编，重庆，1942—1945年；上海，1946—1949 年

[291] Chinese Recorder.Shanghai，1867—1941《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年

[292] 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Semia-nnual 1975—83.From 9.2（Feb.1984）became Republican China

《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半年刊，1975—1983年，从第9卷第2期（1984 年2月）更名为《中华民国史》

[293] Ching-chi chou-pao（Economic weekly）.Shanghai，Nov.1945—

《经济周报》，上海，1945年11月—

[294] Ching-chi yen-chiu（Economic research）.Peking，April 1955—

《经济研究》，北京，1955年4月—

[295] Ching Chun-chien.‘Lun Ch’ing-tai she-hui ti teng-chi chieh-kou’（O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g dynasty society）.Ching-chi yen-chiu so chi-k’a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3（19811）—65

经君健：《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

[296] Ching Su and Lo Lun.Ch’ing-tai Shant-ung ching-ying ti-chu ti she-hui h sing-chih（Landlord and labour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se studies from Shantung）.Chinan：Jen-min，1959

景甦和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

[297] Ching Yuan-shan.Chü-i ch’u-chi（A first collection of Chü-i）.3 vols.Shanghai，1902

经元善：《居易初集》

[298] Ch’ing-hua ta-hsueh hsiao-shih pienh-sieh-tsu，comp.Ching-hua ta-hsueh hsiao-shih-kao（Draft histo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Peking Chung-hua，1981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299] Ch’ing-mo ch’ou-pei li-hsien tang-an shih-liao（Archiv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preparation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late Ch’ing），comp.Ku-kung po-wu-yuan，Ming-Ch’ing tang-an pu，Peking：CH，197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300] Ch’ing-shih lun-ts’ung（Essays on Ch’ing history），Peking：CH，1979—

《清史论丛》，北京，1979—

[301] Ch’ings-hih wen-t’i（Ch’ing history problems）.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h’ing Studies founded by Mary C.Wright and Jonathan Spence；irregular，then semi-annual，April 1965

《清史问题》，芮玛丽和史景迁创立的清史研究会的会刊，不定期，后来改为半年刊，1965年4月—

[302] Ch’ing-tai chih-kuan nien piao.See Ch’ien Shih-fu

《清代职官年表》，见钱实甫

[303] Ch’ing-tai tang-an shih-liao ts’ung-pien（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Ch’ing archives），issued by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Chung-kuo ti-i l ishih tang-an-kuan）.Peking：CH，1978—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表

[304] Ch’ing-tai ti-tsu po-hsueh hsing-t’ai（Forms of land rent exploitation in the Ch’ing period）.2 vols.comp.Chung-kuo ti-i li-shih tang-an-kuan and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 li-shih yen-chiu-so（Institute of history，CASS）Peking：CH，1982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2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305] Ch’ing-tao shih-pao（Tsingtao times）.Tsingtao，May 1932—

《青岛时报》，青岛，1932年5月—

[306] Ch’iu Ch’ang-wei.Kuang-hsi hsien-cheng（County government in Kwangsi）.Kweilin：Kuei-lin wen-hua kung-ying she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邱昌渭：《广西县政》

[307] Ch’iu Yü-lin.‘Ching-shih tah-sueh-t’ang yen-ko lueh’（A brief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in Ch’iu Yü-lin，comp.Ch’ing-tai i-wen（Informal records of the Ch’ing period），chüan 5.1—7.n.p.Reprint，Taipei：Hua-wen shu-chü华文书局，1969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收入邱玉麟（音）编：《清代轶闻》

[308] CHOC.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剑桥中国史》

[309] Chou Ch’eng.Shan-hsi ti-fang tzu-chih kang-yao（An outline of Shansi local self-government），in Chou Ch’eng，comp.Ti-fang tzu-chih chiang-i（Leet-ures on local self-government）.Shanghai：T’ai-tung shu-chü泰东书局，1925

周成：《山西地方自治纲要》，收入周成编：《地方自治讲义》

[310] Chou Chin，ed.Chung-kuo hsien-taiw en-hsueh yen-chiu ts’ung-k ’an（Series of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30 vols.Taipei：Ch’eng-wen成文，1980

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卷

[311] Chou Chung-ch’i.‘Lun ko-ming’（On revolution）.Kuan-ch’a，25 Jan.1947，pp.6—10

周鍾岐：《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

[312] Chou En-lai.‘Mu-ch’ien tang ti tsu-chih wen-t’i’（Current problem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arty）.n.p.May，1929.Mimeographed

周恩来：《目前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油印

[313] Chou En-lai.‘Shao-shan pao-kao’（Report by Shao-shan）.n.p.：1931.Mimeographed

周恩来：《少山报告》，1931年，油印

[314] Chou，Eric.See Crozier，Brian

埃里克·周，见布赖恩·克罗泽

[315] Chou K’ai-ch’ing.K’ang-chan i-ch’ien chih Chung-Jih kuan-hsi（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Taipei：Tzu-yu自由，1962

周开庆：《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

[316] Chou Li-Po.The hurricane（Pau-feng tsou-yü）.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5

周立波：《暴风骤雨》

[317] Chou Pang-tao.Chin-tai chiao-yü hsien-chin chuan-lueh（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early leaders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Taipei：Publica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1981

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

[318] Chou Shun-hsin.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reprinted 1969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

[319] Chou Yang.‘ Kuan-yü kuo-fang wen-hsueh’（Concerning national defence literature），in Lin Ts’ung，ed.Hsien chieh-tuan ti wen-hsueh lun-chan，31—8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收入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

[320] Chou Yuan-ho.‘Ch’ing-tai jan-k’ou yen-chiu’（Research on Ch’ing dynasty population）.Chung-kuo she-hui k’o-hsueh（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1982）161—88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321] Chow，Yung-teh.Social mobility in China；status careers among the gentry in a Chinese community.New York：Atherton Press，1966

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中国社会士绅中的地位经历》

[322] Christie，Clive.‘Great Britain，China and the status of Tibet，1914—21’.Modern Asian Studies，10.4（Oct.1976）481—508

克莱夫·克里斯蒂：《英国、中国与西藏的地位，1914—1921年》，《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10月）

[323] Chu Chia-hua.‘K’ang-chan ti-pa-nien chih chiao-yü’（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war），in Wang Yü-chün and Sun pin，Chu Chia-hua hsien-sheng yen-lun chi（Dissertations of Dr.Chu Chia-hua），171—3.Taipei：IMH，1977

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收入王聿均和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

[324] Chu Pao-chin.V.K.Wellington Koo：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1912—1966.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1

朱葆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与民族主义外交个案研究，1912—1966年》

[325] Chu，Samuel C.Reformer in modern China：Chang Chien，1853—192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326] Chu Tzuc-hia Chin Hsiung-Pai.Wang cheng-ch’üan ti k’ai-ch’ang yü shouch’ang（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the drama of the Wang regime）.6 vols.Hong Kong：Wu Hsing-chi shu-pao-she吴兴记书报社，1974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6卷

[327] Ch’u An-P’ing.‘Chung-kuo ti cheng-chü’（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Kuan-ch’a，8 March.1947，pp.3—8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

[328] Ch’u An-P’ing.‘P’ing P’u-li-t’e ti p’ien-ssu ti pu-chien-k’ang ti fang Hua pao-kao’（A critique of Bullitt’s biased unhealthy report on his visit to China）.Kuan-ch’a，25 Oct.1947，pp.3—5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

[329] Ch’ü Chih-sheng.K’ang-chan chi-li（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Taipei，Chung-hua，1965

曲直生：《抗战纪历》

[330] Ch’ü Ch‘iuP-ai.‘Chi-an ti ch’ü-te he sang-shih’（The conquest and loss of Chi-an）.Shih hua（True words）（Shanghai），2（9 Dec.1930）3—4

瞿秋白：《吉安的取得和丧失》，《实话》，第2期（1930年12月9日）

[331] Ch’ü’ Ch’iu-Pai，‘Chung-kuo hsicn-chuang yü Kung-ch’an-tang ti jen-wu’（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CCP），report at the November conferenee，in Hu Hua，Chung-kuo hsin-min-chu chu-i …tzu-liao，220—2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收入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

[332] Ch’ü T’ung-tsu.Local gove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

[333] Chuan-chiw 　en-hsueh（Biographical literature）.Monthly.Taipei，1962—

《传记文学》，月刊，台北，1962—

[334] Chuan，Han-sheng and Kraus，Richard A.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

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

[335] Ch’uan Shan ka-ming ken-chü-ti li-shihw 　en-hsien hsuan-pien（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zechwan-Shens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2 vols.Chengtu：Ssu-ch’uan Jen-min，1979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2卷

[336] Ch’üan-kuo tiao-ch’a pao-kao（Draft report of the land survey of China）.Nanking：1937

《全国调查报告》

[337] Chuang Tse-Hsuan.‘K’ang-chan shih-nien-lai Chung-kuo hsueh-hsiao chiaoyü tsung-chien-t’ao’（General assessment of Chinese formal education in the ten ye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Chung-hua chiaoyü-chieh（Chinese education），NS，1.1（15 Jan.1947）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中华教育界》，新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

[338] Chuang Yü and Ho Sheng-nai，eds.Tsui-chin san-shih-w　un-ien chih Chungkuo chiao-yü（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last thirty-five years）.Shanghai：CP，1931

庄俞和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

[339] Ch’uang shih-chi.（The epoch poetry quartely）.Taipei.October 1954—

《创世纪》，季刊，台北，1954年10月—

[340]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ko MuramatsuYūji kyoju tsuitō ronbunshū中国の政治と經濟：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論文集（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ūji Muramatsu commemorative volume）.Tokyo：Tōyō Keizai Shinpō sha東洋經濟新報社，1975

《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

[341] Chūgoku nōson kankō chōsa kankōkai comp.Chūjoku.nōson kankō chōsa（A survey of traditional customs in Chinese villages）.6 vols.Tokyo：Iwanami shoten岩波书店，1952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6卷

[342] Ch’un-ch’iu（Spring and autumn）.Taipei.July 1964—

《春秋》台北，1964年7月—

[343] Ch’ün-chung（The masses）.Chungking：1938（vol.2）—

《群众》，重庆，1938年（第2卷）—

[344] Ch’ün-yun chih-shih hui-pien（A compilation of mass movement directives）.n.p.：Chung-kung Chi-Lu-Yü pien-ch’ü tang wei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Sept.1945

《群众指示汇编》

[345] Chung，An-min.‘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1928—1949’.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D.dissertation，1953

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194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

[346] Chung-hua chiao-yü chieh（Chung Hua educational review）.Special issues.‘Chanhou liang-nien lai Chung-kuo chiao-yü ch’üan-mao’（The state of Chinese education two years after the war）.NS 2.1，2（15 Jan.1948；15 Feb.1948）.Shanghai：CH

《中华教育界》特辑，《战后两年来中国教育全貌》，新第2卷第1、2期（1948年1月15日，1948年2月15日）

[347] 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men wen-hsien pien-tsuan wei-yuanhu（iEditorial committee for the fiftieth year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ed.Kung-f ei huo-kuo shih-liao hui-pien（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ation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Communist bandits）.3 vols.Taipei：Cheng-chung，1964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3卷

[348] Chung-hua min-kuo shih tang-an tzu-liao hui-pien（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ssued by Chung-kuo ti-erh li-shih tang-an-kuan（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Kiangsu：Jen-min，197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表

[349] Chung-hua min-kuo t’ung-chi t’i-yao.See Kuo-min Cheng-fu chu-chi-ch’u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350] Chung-Jih chan-cheng shih-lueh（Sketch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Taipei：Cheng-chung，1968

《中日战争史略》

[351] Chung-kung k’ang-chan i-pan ch’ing-k’uang ti chieh-shao（A briefing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r activities）.Photocopy with English title.Chiehfang-she，comp.n.p.，1944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影印本有英文书名，解放社编

[352] Chung-kung tang-shih ts’an-k’ao tzu-liao（Referen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CP）.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 tang-shih chiao-yen-shih（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party school），ed.Nei-pu fa-hsing（internal use only）.8 vols.Peking：Jen-min，1979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内部发行，8卷

[353] Chung-kung ti cheng-chih kung-tso（The political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K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n.d.

《中共的政治工作》，江苏省委编，无日期

[354] Chung-kuo che-hsueh（Chinese Philosophy）.Peking，August 1979—

《中国哲学》，北京，1979年8月—

[355] Chung-kuo chin-tai ch’i-k’an p’ien-mu hui-lu（Collected tables of contents of modern Chinese periodicals），ed.by Shang-hai t’u-shu-kuan.Shanghai：Jenmin，1965—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编

[356] 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hih yen-chiu chi-k’an（Studies i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Quarterly.Peking，1932—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季刊，北京，1932年—

[357] Chung-kuo chin-tai shih lun-chu mu-lu，1949—1979，（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during 1949—1979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comp.by Fu-tan tahsueh li-shih-hsi tzu-liao-shih.Shanghai：Jen-min，1980

《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

[358] Chung-kuo chin-tai shih tzu-tien（A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comp.by Ch’en Hsu-lu et al.Shanghai：Shang-hai tz’u-shu ch’u-pan-she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等编

[359] Chung-kuo chin-tai ssu-hsiang-shih tzu-liao（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See also Shih Chün.Tokyo：Daian，1968

《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也见石峻

[360] Chung-kuo ching-chi（Chinese economy）.Nanking，April 1933—

《中国经济》，南京，1933年4月—

[361] Chung-kuo ch’ing-nien（Chinese youth），ed.by Yun Tai-ying et al.Shanghai，20 Oct.1923—1927

《中国青年》，恽代英编，上海，1923年10月20日—1927年

[362] Chung-kuo hsien-taiw 　en-hsueh shih ts’an-k’ao tzu-liao（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ed.by Pei-ching shih-fan tahsueh Chung-wen hsi hsien-tai wen-hsueh chiao-hsueh kai-ko hsiao-tsu（Peking Normal University，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eaching reform group）.3 vols.Peking：Kao-teng chiaoy-ü高等教育，1959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学改革小组编，3卷

[363] Chung-kuo hsien-tai wen-hsuch shih tzu-liao hui-pien（Collected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n overall title for several hundred volumes of source materials on individual writers and general literary history published by several publishers since about 1981，subdivided into at least two sub-series each under an editorial committee，under the overall super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Peking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大约从1982年起由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各个作家和文学通史的资料集几百卷的总书名，这类资料至少分为两个子系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全面指导下，各由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

[364] Chung-kuo hsien-tai wen-hsueh yen-chiu ts’ung-k’an（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Peking：Pei-ching ch’u-Pan-she北京出版社，197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365] Chung-kuo hsien-taiw 　en-i tzu-liao ts’ung-k’an（Collected materials on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hanghai：Shang-hai wen-i上海文艺，1979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366] Chung-kuo hsien-taiw 　eni- tzu-liao ts’ung-k’an ti-i chi（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irst series），ed.by Shang-hai wen-i ch’u-pan-she pien-chi pu（Editorial department of Shanghai literature）.Shanghai：Shang-hai wen-i，1962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编

[367] Chung-kuo jen-min chieh-fang chün cheng-chih hsueh-yuan hsun-lien pu t’ushu tzu-liao kuan，Mao Tse-tung chu-tso，yen-lun，wen-tien mu-lu（A list of Mao Tse-tung’s works，utterances，and telegrams）.Peking，February 196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电目录》

[368] Chung-kuo jen-min ta-hsueh Chung-kuo li-shih chiao-yen-shih Chung-kuo tzu-pen chu-i meng-ya wen-t’i t’ao-lun chi（Collected articles on the question of capitalist sprouts in China）.2 vols.Peking：San-lien，1957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2卷

[369] Chung-kuo jih-pao（China daily）.Nanking，1934—

《中国日报》，南京，1934年—

[370] Chung-kuo ko hsiao-tang-p’ai hsien-k’uang（Present state of the minority parties in China）.n.p.，1946

《中国各小党派现况》

[371]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mp.Pei-fang ti-ch’ü kung-jen yun-tung tzu-liao hsuan-pien 1921—1923（Selected materials on the local workers’rnovement in North China 1921—1923）.Peking：Pei-ching ch’u-pan-she北京出版社，1981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

[372]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 tang-shih yen-chiu-shih（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Chinese revolutionary museum），ed.Tang-shih yen-chiu tzuliao（Research materials on party history）.Ch’eng-tu：Jen-min，1980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

[373] Chung-kuo k’o-hsueh yuan Shang-hai ching-chi yen-chiu so，comp.Shang-hai chieh-fang ch’ien-hou wu-chia tzu-liao hui-pien（1921—1957）（Collected materials on pri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1921—57）.Shanghai：Jen-min，1958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374] Chung-kuo Kung-ch’an-tang tsai Chiang-hsi ti-ch’ü ling-tao ko-ming toucheng ti li-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revolutionary stuggles led by the CCP in Kiangsi）.ed.by Kiangsi jen-min ch’u-pan-she，Kiangsi，1958.See Liu P’ei-shan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见刘培善

[375] Chung-kuo kung-yeh（Chinese industry）.Nanking，Nov.1932—；

《中国工业》，南京，1932年11月—；桂林，1942年1月—

[376] Chung-kuo kuo-min cheng-fu Chün-shih wei-yuan-hui wei-yuan-chang Nanch’ang hsing-ying（Headquarters of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ilitary Commission），comp.Ko-sheng kao-chi hsing-cheng jenyuan feng-chao Nan-ch’ang chi-hui chi-lu（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high provincial administrators held at Nanchang）.Nanchang，1934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

[377] Chung-kuo Kuo-min-tang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hui-i-lu（Minutes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Reprinted，Washington，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71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378] Chung-kuo lao-kung yun-tung shih pien-tsuan wei-yuan-hui，ed.Chung-kuo lao-kung yun-tung shi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5vols.Taipei：Chung-kuo lao-kung fu-11 ch’u-pan-she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9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5卷

[379]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1979（1979 year book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comp.by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pien-chi-tsu.Peking：Jen-min，1981；　…1981.Peking：Jen-min，1981；　…1982，comp.by Chung-kuo shih-hsueh-hui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pienchi-pu.Peking：Jen-min，1982

《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组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380] Chung-kuo li-shih ti-t’u chi，ti-pa-ts’e（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maps，vol.8），ed.by Chung-kuo li-shih ti-t’u chi pien-chi-tsu.Shanghai：Chunghua ti-t’u hsueh-she中华地图学社，1975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

[381] Chungk-uo nung-min（The Chinese farmer）.Canton：Farmers’Bureau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Jan.1926—；also Chungking.Feb.1942—P.hotolithographic reprint edn.of Canton pub.，Tokyo：Daian，1964.

《中国农民》，广州，1926年1月—；重庆，1942年2月—

[382] Chungk-uo nung-ts’un（The Chinese village）.Shanghai，Oct.1934—

《中国农村》，上海，1934年10月—

[383]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Beijing（Peking），many institutes and branches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设有许多研究所和分院

[384]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 Li-shih yen-chiu so，ed.Chung-kuo shih yenchiu（‘Zhongguoshi yanjiu’）（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Peking，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研究》，北京，1979—

[385] Chungk-uo tzu-pen chu-i meng-ya wen-t’i lun-wen-chi（Essays on capitalist sprouts in China），comp.by Ming-Ch’ing History Study Section，Department of History，Nanking University.Nanking：Chiang-su Jen-min，1983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编

[386] Chungk-uo tzu-pen chu-i meng-yaw 　en-t’i t’ao-lun chi（Collected debate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m’ in China），comp.Chung-kuo jenmin ta-hsueh Chung-kuo li-shih chiao-yen shih（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Chinese History Department）.2 vols.Peking：San-lien，1957…Hsüpien续编（…Comtinuation[of the preceding item]）.Peking：San-lien，1960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2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续编》

[387] Chungk-uow en-hsueh chia tz’u-tien（Dictionary of Chinese writers），ed.by Pei-ching yü-yen hsueh-yuan Chung-kuo wen-hsueh chia tz’u-tien pienwei hui.Hsien-tai period，vol.1.Peking：Pei-ching yü-yen hsueh-yuan，1978；vol.2.Ch’engtu：Szechwan Jen-min，1982

《中国文学家辞典》，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现代

[388] Chung-yang jih-pao（Central daily news）.Nanking，1928—

《中央日报》，南京，1928年—

[389] Chung-yang kao ch’üan-tang t’ung-chih shu（Letter from the centre to all comrades）.n.p.：11 Nov.1928.Mimeographed

《中央告全党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油印

[390] Chugn-yang kuan-yü tsai Shan-tung Hua-chung fa-chan wu-chuang chien-li ken-chü-ti ti chih-shih’（Central directive concerning development of armed forces and establishment of base areas in Shantung and Central China），28 January 1940.

《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

[391] Chung-yang nung-yeh-pu chi-hua ssu comp.Liang-nien-lai ti 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iao-ch’a hui-pien（A collection of surveys on the Chinese farm economy in the past two years）.Shanghai：CH，1952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

[392] Chung-yang pan-yueh-k ’an（Central semi-monthly）.Nanking，1928—

《中央半月刊》，南京，1928年—

[393] Chung-yang t’ung-hsin（Central newsletter）.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ug.1927—

《中央通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1927年8月—

[394] Chung-yang yen-chiu yuan：Academia Sinica，Nanking，Taipei，several institutes

中央研究院，南京，台北，设有若干研究所

[395] Chung-yang yen-chin-yuan Chin-tai-shih yen-chin-so chi-k ’a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Aug.196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69年8月—

[396] CI.Communist International，Comintern

共产国际

[397] Civilw ar in China，1945—50.Taiwan：translated and prepared at the field level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US）Dept.of the Army；Library of Congress microfilm 51461

《中国内战，1945—1950年》，由美国陆军部军史局主持在台湾编译

[398] CJCC：see Wu Hsiang-hsiang，Ti-erh-tz’u Chung-J ih chan-cheng shih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399] CKNT：see Chung-kuo nung-ts ’un

《中国农村》

[400] Clopton，Robert W.and Ou Tsuin-chen，trans.and ed.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Honolulu：East-West Center，1973

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1920年》

[401] Clubb，O.Edmund.Twentieth centu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3rd edn.1978

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

[402] Clubb，O.Edmund.The witness and 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柯乐博：《目击者和我》

[403] Coble，Parks M.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0

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

[404] Cochran，Sherman.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ss，1980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

[405] Cochran，Sherman and Hsieh，Andrew，trans.One day in China，May 21，1936.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谢尔曼·科克伦和安德鲁·谢译：《中国一日，1936年5月21日》

[406] Cohen，A.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407] Cohen，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柯文：《传统与近代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

[408] Cohen，Paul A.‘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CHOC 10.543—90

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剑桥中国史》，第10 卷

[409] Cohen，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著作》

[410] Cohen，Paul A.and Sehrecker，John E.，eds.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6

柯文和石约翰编：《19世纪中国之改革》

[411] Cohen，Warren I.Who fought the Japanese in Hunan？Some views of China’s war effort’.JAS 27.1（Nov.1967），111—15

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

[412] Cohen，Warren I.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

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

[413] Cohen，Warren I.，ed.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沃伦·I.科恩编：《美国—东亚关系的新领域：献给多萝西·博格的论文集》

[414] Cole，James.‘Shaohsing：studies in Ch’ing social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5

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

[415] Cole，James.‘The Shaoxing connection：a vertical administrative clique in late Qing China’.ModernC hina，6.3（July 1980）317—26

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代中国》，第6卷第3期（1980年7月）

[416] Cole，James.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 pings：Bao Lisheng’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

[417] Comintern and the East，The.Moscow，1979.English edn.of Komintern i vostok.See Ulyanovsky，R.A.

《共产国际与东方》，见R.A.乌里扬诺夫斯基

[418] Committee on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mp.A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New York，1954

美国高等院校中国学生调查委员会编：《过去一百年美国高等院校中国学生调查》

[41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Quarterly.Cambridge，England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季刊，1959—

[420] Compton，Boyd.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

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

[421]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ⅩⅢème.Enquête sur les mouv　ements paysans dans le monde contemporain，rapport général.Moscow：E-ditions‘Nauka’.1970

第十三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告》

[422] Coox，Alvin D.‘Recourse to arms：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1937—1945’，in Alvin D.Coox and Hilary Conroy，eds.China and Japan.

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冲突，1937—1945年》，收入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

[423] Coox.Alvin D.and Conroy，Hilary，eds.China and Japan：a search for balance since World War I.Santa Barbara：Clio Press，1978

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

[424] Cobett，Charles Hodge.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查尔斯·霍奇·科贝特：《齐鲁大学》

[425] CP.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426] CPR.See Chinese Press Review

《中国新闻评论》

[427] CQ.See The China Quarterly

《中国季刊》

[428] Creel，Herrlee G.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1，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一卷，西周》

[429] Croly，Herbert.Willard Straight.New York：Macmillan，1924

赫伯特·克罗利：《司戴德》

[430] Crowley，James Buckley.Japan’s China policy，1931—1938：a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eign policy.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1960

詹姆斯·巴克利·克劳利：《日本的对华政策，1931—1938年：军方在决定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研究》

[431] Crowley，James B.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1930—193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詹姆斯·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

[432] Crowley，James B.，vol.ed.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ohn Morton Blum）.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70

詹姆斯·B.克劳利编：《现代东亚：解说文集》

[433] Crozier，Brian.The man who lost China：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Eric Chou.New York：Scribner，1976

布赖恩·克罗泽：《失去中国的人：第一部蒋介石全传》，与埃里克·周合作

[434] CSWT.See Ch’ing-shih wen-t’i

《清史问题》

[435] CWR.See 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评论报》

[436] CYB.See China year book，The

《中华年鉴》

[437] Dallek，Robert.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

[438] Davies，John Paton，Jr.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London：Robson，1974

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美、英、日、俄与中国以及彼此间的冲突》

[439] Day.Clarence Burton.Hangchow University：a brief histor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克拉伦斯·伯顿·戴：《之江大学：简史》

[440] Day，M.Henri.Máo Zédōng 1917—1927：documents.Skriftserien för Orientaliska Studier no.14.Stockholm，1975

M.亨利.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

[441] Dayer，Robert Allbert.Bankers and diplomants in China，1919—1925：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London，Totowa，NJ：F.Cass，1981

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9—1925年：英美关系》

[442] Deane，Hugh.‘Political reaction in Kuonintang China’.Amerasia，5.5（July 1941）209—14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 年7月）

[443] DeBary，W.Theodore.‘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a seventeenth century view’，in 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63—203

狄百瑞：《中国专制政治与儒家理想：17世纪考察》，收入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444] Degras，Jane.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documents.3 vo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6，1960，1965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3卷

[445] Deliusin，L.P.ed.Obshchestvo gosudarstvo v Kitae（Society and state in China）.Moscow：Nauka，annual，1970—

L.P.杰柳辛编：《中国社会与国家》，年刊，1970年—

[446] Deliusin，L.P.See Grigoriev，A.M.

L.P.杰柳辛，见A.M.格里戈里耶夫

[447] Dernberger，Robert F.‘The role of the foreigner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1840—1949’，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47

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448] Deyon，Pierre and jacquart，Jean，eds.Les he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30，vol.2 of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ierre Leon.Paris：Armand Colin，1978

皮埃尔·戴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2卷

[449] Dingman，Roger.Power in the Pacific：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1914—192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海军军备限制的由来，1914—1922年》

[450] Dirlik，Arif.‘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Modern China，1.1（Jan.1975）46—74

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

[451] Dirlik，Arif.‘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JAS34，4（Aug.1975）945—80

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

[452] Dirlik，Arif.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

[453] Dirlik，Arif.‘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capitalism：a critical examination’.Modern China，8.1（Jan.1982）105—32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8卷第1期（1982年1月）

[454] Domes，J ürgen.Vertagte Revolution：die Politik der Kuomintang in China，1923—1937.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69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

[455] Donovan，Peter，Dorris，Carl E.and Sullivan，Lawrence R.Chinese communist materials at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chives，Taiwa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6

彼得·多诺曼、卡尔·E.多里斯和劳伦斯·R.沙利文：《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资料》

[456] Dorn，Frank.The Sino-Japanese War，1937—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New York：Maemillan，1974

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

[457] Dorris，Carl E.‘People’s war in north China：resistance in the Shansi-Chahar-Hopeh border region，1938—1945’.University of Kansas，Ph.D.dissertation，1975

卡尔·E.多里斯：《华北的人民战争：晋察冀边区的抗战，1938—1945年》，堪萨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

[458] Dorris，Carl E.‘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CQ68（Dec.1976）697—719

卡尔·E.多里斯：《华北的农民动员与延安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

[459] Duara，Prasenjit.‘ Power in rural society：North China villages，1900—1940’.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ation，1983

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

[460] Duiker，William J.Ts’ai Yuan-P’ei，educator of modern China.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

威廉·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

[461] Eastman，Lloyd E.‘Ch’ing-i and Chines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AS 24.4（Aug.1965）595—611

易劳逸：《清议与19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

[462] Eastman，Lloyd E.‘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the Blue Shirts’.CQ49（Jan.—March 1972）1—31

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

[463] Eastman，Lloyd E.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

[464] Eastman，Lloyd E.‘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Yunnan and Chungking’，in Paul K.T.Sib，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329—62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收入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465] Eastman，Lloyd E.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smuggling，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1937—1945’，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275—303

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收入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

[466] Eastman，Lloyd E.‘Peasants，taxes，and Nationalist rule，1937—1945’.Unpublished paper，Conference on Republican China，Taipei，1981

易劳逸：《农民、捐税和国民党统治，1937—1945年》，未刊论文

[467] Eastman，Lloyd E.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年》

[468] Ebrey，Patricia and Watson，Jame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forthcoming

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中华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

[469] Edwards，Dwight W.Yenching U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with a section by Y.P.Mei on Yenching in Chengtu，1959

艾德敷：《燕京大学》

[470] Eihara Masao，trans.Shina ryokō nikki支那旅行日记（Diary of travel in China）.（Translation of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Tagebücher aus China.）2 vols.Tokyo：Keiō shuppansha庆应出版社，1944

老原正雄译：《中国旅行日记（》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的日文译本），2卷

[471] Elman，Benjamin.‘The unravelling of Neo-Confucianism：the Lower Yangtze，academic commu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D.dissertation，1980

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的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

[472] Elman，Benjami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本杰明·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473] Elvin，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

[474] Elvin，Mark.‘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239—69

伊懋可：《上海的行政，1905—1914年》，收入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475] Elvin，Mark.‘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in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441—73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1480年至1910年的上海县》，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476] Elvin，Mark and Skinner，G.William，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two world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477] d’Encausse，Helene and Schram，Stuart R.，eds.Marxism and Asia.Lon-don：Allen Lane，Penguin Press，1969

埃莱娜·当科斯和宣道华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

[478] Endicott，Stephen Lyon.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1933—1937.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75

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

[479] Eng，Robert.‘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economy：the Canton and Shanghai silk industry，1861—193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h.D.dissertation，1978

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3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480] Epstein，Israel.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Boston：Little，Brown，1947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481] Epstein，Israel.Notes on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9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劳工问题札记》

[482] ‘Erh-shih-pa hua sheng’[Mao Tse-tung].‘T’i-yü chih yen-chiu’（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Hsin ch’ing-nien，3.2（April 1917）1—11（sep.pag.）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

[483] Esherick，Joseph W.，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Random House，1974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

[484] Esherick，Joseph W.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485] Esherick，Joseph W.‘Number games：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Modern China，7.4（Oct.1981）387—411

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笔记》，《现代中国》，第7卷第4期（1981年10月）

[486] Esherick，Joseph（Chou Hsi-jui）.‘Lun I-ho-ch’üan yun-tung ti she-hui ch’eng-yin’（On the social causes of the Boxer movement）.Wen shih ch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y），1（19812）2—31

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

[487] Esherick，Joseph W.‘Symposium on peasant rebellions：some introductory comments’.ModernC hina，9.3（July 1983）275—84

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

[488] Esherick，Joseph W.See Grove，Linda

周锡瑞，见琳达·格罗夫

[489] Esthus，Raymond A.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

雷蒙德·A.埃斯瑟斯：《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

[490] Etō，Shinkichi.‘Hal-lu-feng-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pt Ⅰ.CQ8（Oct.D—ec.1961）161—83；ptⅡ，CQ 9（Jan.M—ar.1962）149—81

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中国季刊》，第8期（1961年10—12月）；第2部分，《中国季刊》，第9期（1962年1—3月）

[491] Etō，Shinkichi.Higashi-Ajia seijishi kenkyū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A study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history）.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68

卫藤沈吉：《东亚政治史研究》

[492] Etō，Shinkichi.See Miyazaki Tōten

卫藤沈吉，见宫崎滔天

[493] Eudin，Xenia Joukoff and Notrh，Robert C.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a documentary surve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色尼亚·茹科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与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

[494] Ewing，Thomas E.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Chinese and Russian policies in Outer Mongolia 1911—1921.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vol.138，1980

托马斯·尤因：《处于夹缝之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

[495] Fairbank，John 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年》

[496] Fairbank，John 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497] Fairbank，John King，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

[498] Fairbank，John King.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Harper&Row，1982

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

[499] Fairbank，John K.，ed.Se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费正清编，见《剑桥中国史》

[500] Fairbank，John King and Liu，Kwang-Ching.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corrected reprint，1961

费正清和刘广京：《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

[501] Fairbank，John K.and Teng，Ssu-yü.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

[502] Fairbank，John King，Banno Masataka and Yamamoto Sumiko，eds.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Harvard-Yenching Institiute Studies，26.Tuttle，1955；reissue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书目指南》

[503] Fairbank，John King，Bruner，Katherine Frost and Matheson，Elizabeth Mac-Leod，eds.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with an intro.by L.K.Little.2 vols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费正清、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和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编：《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年》，L.K.利特尔序，2卷

[504] Fairbank，Wilma.‘Chinese educational needs and programs of US-located agencies to meet them：a report to UNESCO’.Unpublished Manuscript，1948

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机构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未刊文稿，1948年

[505]Fairbank，Wilma C.America’s cultrual experiment in China，1942—1949.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1976.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8839

威尔马·C.费尔班克：《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1942—1949年》

[506] Fairbank，Wilma C.See Liang Ssu-ch ’eng

威尔马·C.费尔班克，见梁思成

[507] Fan Ch’ang-chiang.‘Chi-o-hsien shang ti jan’（People on the line of hunger）.Han-hsueh yueh-k’an（Sweat and blood monthly），9.4（July 1937）116—36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

[508] Fan-Chiang yun-tung shih（History of the anti-Chiang movement），ed.by Chung-kuo ch’ing-nien chün-jen she.Canton：1934

《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编

[509] Fang Chih.‘Min-tsu wen-hua yü min-tsu ssuh-siang’（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thought）.Wem-hua chien-she（Cultural reconstruction），1.2（10 Nov.1934）15—20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

[510] Fang Chih-ch’un.Kan tung-pei Su-wei-ai ch’uang-li ti li-shih（A histo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Northeast Kiangsi Soviet）.Peking：Jen-min，1980

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511] Fang Chih-P’ing et al.Lunkuan-liao tzu-pen（On bureaucratic capital）.Canton：Tsung-ho综合，1946

方志平等：《论官僚资本》

[512] Fang Hsien-t’ing，ed.Chung-kuo ching-chi yen-chiu（Stud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2 vols.Changsha：CP，1938.See also Fong，H.D.

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2卷

[513] Farmer，Rhodes.Shanghai harvest：a diary of three years in the China War.London：Museum Press，1945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

[514] Faure，David.‘Local political disturbances in Kiangsu province，China，1870—1911’.Princeton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6

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

[515] Faure，David.‘The rural economy of Kiangsu province，1870—1911’.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9.2（1978）365—472

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年》，《中国研究所杂志》，第9卷第2期（1978年）

[516] Fei Hsial-t’ung.Peasant t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reface by Bronislaw Malinowski.New York：Dutton，1939；London：G.Routledge，1939；kegan Paul，194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2；New York：AMS Press，1976

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实地研究》，布罗尼斯瓦夫·马利诺夫斯基序

[517] Fei Hsiao-t’ung and Chang Chih-i.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5；London：Routledge，1949.Revised English edn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Paul Cooper and Margaret Park Redfield

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与保罗·库伯和玛格丽特·帕克·雷德菲尔德合作撰写英文修订版本

[518] Fei H siao- t’ung.Chinas gentry：essays inrural-urban rel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Revised by Margaret Park Redfield with six life histories of Chinese gentry families collected by Yung-teh Chow：intro.by Robert Redfie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玛格丽特·帕克·雷德菲尔德用周荣德所收集的六个中国士绅家族的生活史修订，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序）

[519] Fei Hsiao-tung.See Arkush，David.

费孝通，见戴维·阿库什

[520] Feigon，Lee.Chen Duxiu：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李·菲贡：《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521] 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国的努力》

[522] Feng Ho-fa，ed.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2 vols.Shanghai：Li-ming shu-chü黎明书局，1933 and 1935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2卷

[523] Feng Hsueh-feng.Hui-i Lu Hsun（Reminiscence of Lu Hsun）.Peking：Jenmin wen-hsueh人民文学，1952

冯雪峰：《回忆鲁迅》

[524] Feng Yü-hsiang.Wo so-jen-shih-ti Chiang Chieh-shih（The Chiang kai-shek I know）.Hong Kong：Wen-hua kung-ying-she文化供应社，1949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525] Fenn，William P.The effec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Kowloon：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

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526] Fenn，William Purviance.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Grand Rapids Michigan：Wm.B.Eerdmans，1976

威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

[527] Ferguson，Mary E.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1914—1951，New York：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1970

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富有成果的合作

纪事，1914—1951年》

[528] Feuerwerker，Albert.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与官办企业》

[529] Feuerwerker，Albert（Fei Wei-k’ai）.‘Lun erh-shih shih-chi ch’u-nien Chungkuo she-hui wei-chi’（On the social crisi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in Ts’ai Shang-ssu，ed.，Lun Ch’ing-mo Min-ch’u Chung-kuo shehui（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10 1—35

费维恺：《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收入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

[530] Feuerwerker，Albert，ed.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report of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to a Sino-American symposium，Beijing，26 October-1 November 1980.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2

费维恺编：《从宋代至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北京，1980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

[531] Feuerwerker，Albert.‘Economic trends.1912—49’.CHOC 12.28—127

费维恺：《经济趋向，1912—1949年》，《剑桥中国史》，第12卷

[532] Feuerwerker，Albert.‘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CHOC 12.128—207

费维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剑桥中国史》，第12卷

[533] Feuerwerker，Yi-tsi Mei.Ding Ling’s fiction—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梅仪慈：《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和叙事》

[534] Fewsmith，josep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4

约瑟夫·富史密斯：《中华民国的政党、国家和地方名流：上海的商人团体与政治，1890—1930年》

[535] Fifield，Russell H.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New York：Crowell，1952；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5

拉塞尔·H.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山东问题的外交》

[536] Fincher，John H.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London：Croom Helm，1981；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3

约翰·H.芬彻：《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1914年》

[537]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Peking.Chung-kuo ti-i li-shih tang-an-kuan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538] Fitzgerald，John.‘Mao in mufti：newly identified works by Mao Zedong’.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9（Jan.1983）1—16

约翰·菲茨杰拉德：《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澳洲中国学报》，第9期（1983年1月）

[539] Fletcher，Joseph.‘Ch’ing Inner Asia c.1800’.CHOC 10.35—106

约瑟夫·弗莱彻：《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10 卷

[540] Fletcher，Joseph.‘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Sinkiang and Tibet’.CHOC 10.351—408

约瑟夫·弗莱彻：《清代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剑桥中国史》，第10卷

[541] Fletcher，William Miles.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

威廉·迈尔斯·弗莱彻：《对新秩序的追求：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542] Fogel，Joshua A.and Rowe，William T.，eds.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essays in honor ofProfessor C.Martin Wilbur.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9

乔舒亚·A.福格尔和威廉·T.罗编：《关于变化中的中国的若干看法：韦慕庭教授纪念文集》

[543] Fogel，Joshua A.English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Ch’ing-shihw 　en-t’i（CSWT）of Japanese bibliographical surveys of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published in Shigaku zasshi（SZ）in two series as follows：（1）‘Ming-Ch’ing studies in Japan：1979’，from SZ 89.5（May 1980）205—11 in CSWT 4.6（Dec.1981）111—29；ibid.‘ …1980’ from SZ 90.5（May 1981）203—10 in CSWT 4.9（June 1983）77—102；ibid.‘ …　1981’ from SZ91.5（May 1982）212—19 in CSWT 4.9（June 1983）77—102（2）‘Japanese studies of post-Opium War China：1979’，from SZ 89.5（May 1980）212—19 in CSWT 4.7（June 1982）91—113；ibid.‘ …　1980’ from SZ90.5（May 19812）10—19in CSWT4.9（June 1983）47—76；ibid.‘…1981’from SZ 91.5（May 1982）219—26 in CSWT 4.10（Dec.1983）111—39

乔舒亚·A.福格尔：在《清史问题》上发表的《史学杂志》所刊载的两组日本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日文书目概览的英文译文：（1）《日本的明清研究：1979年》，译自《史学杂志》第89卷第5期（1980 年5月），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6期（1981年12月）；《日本的明清研究：1980年》，译自《史学杂志》第90卷第5期（1981年5月），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9期（1983年6月）；《日本的明清研究：1981年》，译自《史学杂志》第91卷第5期（1982年5月），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9期（1983年6月）

（2）《日本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研究：1979年》，译自《史学杂志》第89卷第5期（1980年5月），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日本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研究：1980年》，译自《史学杂志》第90卷第5期（1981年5月），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9期（1983年6月）；《日本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研究：1981年》，译自《史学杂志》第91卷第5期（1982年5月），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10期（1983年12月）

[544] Fogel，Joshua A.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ō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乔舒亚·A.福格尔：《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1866—1934年）个案》

[545] Folsom，Kenneth.Friends，guests 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

[546] Fong，H.D.（Fang Hsien-t’ing）.Reminisc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st at 70.South Seas Society Monographs，no.17.Singapore：South Seas press，1975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

[547] ‘Food，famine and the Chinese state—a symposium’.JAS 41.4（Aug.1982）685—801

《粮食、饥荒与中国国家——专题讨论》，《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5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国对外关系》，见美国国务院

[549] Foreign Service Journal.11 issues per year.1924—（from 1924—1951 was called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and American Consular Bulletin）.Washington，DC：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

《外事杂志》，每年11期，1924年—（从1924年至1951年，刊名先后为

《美国外事杂志》和《美国领事公报》）

[550] Fox，John P.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外交与意识形态研究》

[551] Freedman，Maurice，ed.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

[552] Freedman，Maurice.‘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in Arthur P.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19—42

莫里斯·弗里曼：《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收入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

[553] Freedman，Maurice.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莫里斯·弗里曼：《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史坚雅选并序

[554] Freyn，Hubert.Prelude to war：the Chinses student rebellion of 1935—1936.Shanghai：China Journal Publishing Co.，1939：Westport，Conn：Hyperion Reprint Service，1977

休伯特·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

[555] Freyn.Hubert.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war.Shanghai：Kelly&Walsh，1940

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

[556] Freyn Hubert.Free China’s New Deal.New York：Macmillan，1943

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

[557] Friedman，Edward.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

[558] FRUS.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见《美国对外关系》

[559] Fu Chu-fu.‘Jen-k’ou yin-su tui Chung-kuo she-hui ching-chi chieh-kou ti hsing-ch’eng ho fa-chan so ch’an-sheng ti chung-ta ying-hsiang’（The great effects of population factor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Chung-kuo she-hui ching-chi shih yenchiu（Research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3（1982）1—14

傅筑夫：《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560] Fu-hsing Chung-kuo Kuo-min-tang chien-i：Hsin-sheng tsa-ch ih-she chih liutz’u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tai-piao i-chien shu（A proposal to revive the Kuomintang：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New Life Magazine to representatives in the Sixth Party Congress）.n.p.：[1945]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新生杂志社致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意见书》，[1945年]

[561] Fu I-ling.Ming Ch’ing she-hui ching-chi shih lun-wen chi（Collected essays on Ming and Ch’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n.p.：Jenm-in，1982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562] Fujiwara，Akira.‘The role of the Japanese Army’，trans.by Shumpei Okamoto in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189—95

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冈本俊平译，收入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

[563] Fung，Edmund S.K.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0

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564] Furth，Charlotte.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 ’s new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565] Furth，Charlotte.‘Intellectual change：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1895—1920’.CHOC 12.322—405

费侠莉：《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卷[566] Furushima Kazuo.‘Kyū Chūgoku ni okeru tochi shoyū to sono seikaku’舊中國における土地所有とその性格（Land ownership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in Yamamoto Hideo and Nomo kiyoshi，comps.Chūgoku nōson kakumei no tenkai

古岛和雄：《旧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收入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

[567] Gaillard，Duval，and Guillot，Orincourt.A travers la Nor　mandie desⅩⅦ　ème et ⅩⅧ　ème siècles.Caen：Cahiers des Annales de Normandie，no.3，1963

迪瓦尔·加亚尔和奥兰库尔·吉约：《17和18世纪诺曼底研究》

[568] Galbiati，Fernando.‘P’eng P’ai，the leader of the first soviet：Hai-lu-feng，kwangtung，China（1896—1929）’.3 vols…University of Oxford，Ph.D.dissertation，1981

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年）：中国广东海陆丰》，3卷

[569] Gamble，Sidney D.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Foreword by Y.C.James Yen.Field work directed by Franklin Ching-han Lee.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reprinted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晏阳初序，李景汉指导实地工作

[570] Gamble，Sidney D.and Burgess，J.S.peking：asocial survey.New York：Do-ran，1921

甘博和步济时：《北京社会调查》

[571] Garrett，Shirley S.‘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he TMCA’，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213—38

雪利·S.加勒特：《商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收入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572] Gasster，Michael.‘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CHOC.11.463—534

迈克尔·加斯特：《共和革命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1卷

[573] Geisert，Bradley Kent.‘power and society：the Kuomintang and loc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China，1924—1937’.University of Virginia，Ph.D.dissertation，1979

布雷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

[574] Geisert，Bradley.‘Toward a pluralistic model of KMT rule’.Chinese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7.2（Feb.1982）1—10

布雷德利·盖泽特：《走向国民党统治的多元模式》，《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2期（1982年2月）

[575] Gendaishi shiryō：Nit-Chū sensō現代史資料：日中戦争（Document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the Sino-Japanese War）.5 vols.Tokyo：Misuzu shobōみすず　書房，1964—6

《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5卷

[576] Gewurtz，Margo S.‘Social reality and educational reform：the case of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17—1927’.Modern China，4.2（April 1978）157—80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现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

[577] Gibbs，Donald A.and Li，Yunc-hen eds.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moder　nC hinese literature，1918—1942.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

唐纳德·A.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书目，1918—1942年》

[578] Giles，Herbert A.，ed.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eprint，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 67；1 st edn，1901

翟理思编：《中国文学史》

[579] Gillin，Donald G.Warlord：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580] Gillin，Donald G.‘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the kuomintang’.JAS 29.4（Aug.1970）835—50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

[581] Gittings，John.The role of the Chinese Red Army.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约翰·吉廷斯：《中国红军的任务》

[582] Glunin，V.I.‘The Comintern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7）’，in 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280—344

V.I.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20—1927年）》，收入R.A.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

[583] Goldblatt，Howard.Hsiao Hung.New York and Boston：Twayne，1976

葛浩文：《萧红》

[584] Goldblatt，Howard.See Ko Hao-wen

葛浩文

[585] Goldman，Merle.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

[586] Goldman，Merle，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G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587] Gray，Jack，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

[588] Grieder，Jerome B.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589] Grieder，Jerome B.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a narrative history.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1

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590] Griffith，Samuel B.，trans.Mao Tse-tung on guerrilla warfare.New York：praeger，196 1.Published also as Mao Tse-tung and Che Guevarra，Guerrilla warfare.London：Cassell，1964

塞缪尔·B.格里菲思译：《毛泽东论游击战》，又以毛泽东和切·格瓦拉：《游击战》的形式出版

[591] Griffith，Samuel B.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New York：Mc-Graw-Hill，1967

塞缪尔·B.格里菲思：《中国人民解放军》

[592] Grigoriev.A.M.‘The Comintern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the slogan of the soviets（1927—1931）’，in 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345—88.Evidently a translation of L.P.Deliusin，ed.komintern i vostok

A.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年）》，收入R.A.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后一书显然是L.P.杰柳辛：《共产国际与东方》的英文译本

[593] Grimm，Tilemann.‘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in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475—98

蒂尔曼·格林：《广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594] Grove，Linda.‘Rural society in revolution：the Gaoyang district，1910—194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75

琳达·格罗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75年

[595] Grove，Linda.‘Greating a northern soviet’.ModernC hina，1.3（July 1975）

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

[596] Grove，Linda and Esherick，Joseph.‘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Modern China，6.4（0ct.1980）397—438

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

[597] The guide weekly.See Hsiang-tao chou-pao

《向导周报》

[598] Guillermaz，Jacques.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49.London：Methuen；New York：Random House，1972.Trans.by Anne Destenay of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1921—49.Paris：Payot，1968

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安娜·德特内译，原著为法文

[599] Gunn，Edward Mansfield，Jr.‘Chinese writer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1937—45）’.Report on research in progress，Columbia University，Sept：1976

小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冈恩：《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作家（1937—1945年）》，研究进展报告，哥伦比亚大学，1976年9月

[600] Gunn，Edward Mansfield，Jr.‘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Columbj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8

小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冈恩：《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601] Gunn，Edward M.，Jr.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小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冈恩：《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

[602] Gunn，Edward M.，Jr.，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an anth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小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冈恩：《20世纪中国戏剧选集》

[603] Hall，J.C.S.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1927—1937.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6

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1937年》

[604] Hamilton，Gary G.‘Regio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city：a compara-tiveperspectiv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1.3（July 1979）346—61

加里·G.汉密尔顿：《区域性的行会与中国城市：比较观点》，《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21卷第3期（1979年7月）

[605] Hao，Yen-p’ing and Wang，Erh-min.‘Changing Chinese views of Western relations，1840—95’.CHOC 11.142—201

郝延平和王尔敏：《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

[606] Harrell，Stevan.Ploughshare village：culture and context in Taiwa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

斯特万·哈勒尔：《犁头农村：台湾文化与环境》

[607] Harrell，Stevan and Perry，Elizabeth J.‘Syncretic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an introduction’.Modern China，8.3（July 1982）283—303

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608] Harrison，James P.‘The Li Li-san line and the CCP in 1930’.CQ part 1，14（Apr.J—une 1963），178—94；Part Ⅱ，15（July—Sept.1963）140—59

詹姆斯·P.哈里森：《李立三路线与1930年的中国共产党》，第1部分，《中国季刊》第14期（1963年4—6月）；第2部分，《中国季刊》，第15期（1963年7—9月）

[609] Harrison，James P.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New York：Atheneum，1969

詹姆斯·P.哈里森：《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

[610] Harrison，James Pinckney.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72.New York：Praeger，1972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

[611] Hartford，Kathleen.‘Repression and Communist success：the case of Jin-Cha-Ji，1938—1943’.Unpublished manuscript

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年》，未刊文稿

[612] Hartford，Kathleen.‘Step-by-step：reform，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0

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

[613]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36—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36年—

[614] Haslam，Nathan.‘Soviet aid to China and Japan’s place in Moscow’s foreign policy，1937—1939’，in Ian Nish，ed.Some aspects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收入伊恩·N.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

[615] Hata Ikuhiko.Nitchū sensō shi日中戰争史（History of the Japanese-Chinese war）.Rev.edn，Tokyo：Kawade shobō shinsha河出書房新社，1971

秦郁彦：《日本战争史》，修订版

[616] Hatano Ken’ichi，comp.Gendai Shina no kiroku现代支那之記 録（Records of contemporary China）.Monthly.Peking：1924—1932.23 reels.

波多野乾一编：《现代中国之记录》，月刊，北京，1924—1932年，23卷

[617] Hatano Yoshihiro.KoK-Kyō gassaku国共合作（The Kuomintang-Communist alliance）.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3

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

[618] Hay，Stephen N.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China，and Ind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者》

[619] Hayes，James W.‘Old ways of life in Kowloon：the Cheng Sha Wan villages’.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8.1（Jan.1970）154—88

詹姆斯·W.海斯：《九龙的古老生活方式：郑沙湾村》，《东方研究杂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

[620] Hayford Charles.‘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Y.C.James Yen and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3

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

[621] Hazama Naoki，Kataoka Kazutada and Fujimoto Hiroo.Go-shi undō no kenkyū五四運　動の研究（Studi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okyo：Dōhōsha Shuppan同朋舍出版，1982

狭间直树、片冈一忠和藤本博生：《五四运动之研究》

[622] HC.See Mao Tse-tung，Hsuan-chi

《毛泽东选集》中文版

[623] HCPP.See Hung-ch’i p’iao-P’iao

《红旗飘飘》

[624] Heinlein，Joseph H.Jr.‘Political warfare：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American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4

小约瑟夫·H.海因莱因：《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美国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625] Heinzig，D.‘Fhe Otto Braun memoirs and mao’s rise to power’.CQ 46（A-pril-June，1971）274—88

D.海因齐格：《李德回忆录与毛泽东崛起掌权》，《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

[626] Heliot，P.‘La guerre dite de Lustucru et les privilèges du Boulonnais’.Revue duNord（Lille），21（1935）265—318

P.埃利约：《吕斯蒂克律的战争与布洛内地方的特权》，《北方杂志》（里尔），第21期（1935年）

[627] Hershatter，Gail.‘Flying hammers，walking chisels：the workers of Santiaoshi’.Modern China，9.4（Oct.1983）387—420

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现代中国》第9卷第4期（1983 年10月）

[628] HHLY.See Hsing-huo liao-yuan，also Liu Po-ch’eng for HHLY Hong Kong

《星火燎原》，又刘伯承等：《星火燎原》

[629] Higashi Norimasa，comp.Chūbu Shina keizai chōsa中部支那經濟調查（Research on the economy of Central China）.Tokyo：Fuzambō富山房，vol.1，1915

东则正编：《华中经济调查》

[630] Hildebrand，Klaus，trans.by Anthony Fothergill.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Third Re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著（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原著为德文

[631] Hinton，William.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68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

[632] HJAS.Se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633] HMHHTL.See Hsin-min hsueh-hui tzu-liao

《新民学会资料》

[634] Ho Ch’ang-kung.Ch’in-kung chien-hsueh sheng-huo hui-i（Memoirs of the work-study programme）.Peking：Kung-jen ch’u-pan-she工人出版社，1958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

[635] Ho Ch’i-fang.See McDougall，Bonnie S.

何其芳，见邦妮·S.麦克道格尔

[636] Ho，Franklin L.‘The reminiscences of Ho Lien（Franklin L.Ho）’，as told to Crystal Lorch，postscript dated July 1966.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Butler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See also Ho Lien

何廉：《何廉回忆录》，向克里斯特尔·洛奇讲述；回忆录跋的日期为1966 年7月，未刊文稿，收藏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特藏馆

[637] Ho，Franklin L.‘First attempts to transform Chinese agriculture，1927—1937：comments’，in Paul K.T.Sih，ed.The strenuous decade：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233—36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收入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

[638] Ho Kan-chih.Chung-kuo hsien-tai ko-ming shih（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Peking：Pei-ching kao-teng chiao-yü ch’u-pan-she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2vols；Hong Kong：San-lien，1958.English edn，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0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2卷

[639] Ho Lien.‘The reminiscences of Ho Lien（Franklin L.Ho）’.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Columbia University，1975.（Microfilm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

何廉：《何廉回忆录》

[640] Ho Ling-hsiu et al.，comps.Feng-chien kuei-tsu ta-ti-chu ti tien-hsing-K’ung- fu yen-chiu（A model feudal noble great landlord-studies of the Confucian family estates）.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81

何龄修等编：《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

[641] Ho Meng-hsiung.‘Ho Meng-hsiung i-chien-shu’（Ho Meng-hsiung’s letters），1，1930（mimeographed）

何孟雄：《何孟雄意见书》，1930年（油印）

[642] Ho Ping-sung.‘San-shih-wh-nien lai Chung-kuo chih tah-sueh chiao-yü’（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35 years），in Ts’ai Yuan-P’ei et al.Wan-Ch’ing san-shih-wu-nien lai chih Chung-kuo chiao-yü，1897—1931

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收入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

[643] Ho 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

[644]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社会流动面面观，1368—1911年》

[645] Ho Ping-ti.Chungk-uo hui-kuan shih-lun（A historical survey of Landsmannshaften in China）.Taipei：Hsueh-sheng学生，1966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646]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3 vo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何炳棣和邹谠编：《危机中的中国》，3卷

[647] Ho Ping-ti.‘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eds.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vol.1 of China in crisis

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收入何炳棣和邹谠编：《危机中的中国》第1卷，《中国的遗产和共产党的政治制度》

[648] Ho Ying-ch’in.‘Chin-hou chih Chung-kuo Kuo-min-tang’（The Chinese kuomintang from now on）.Chung-yang pan-yueh-k’an，2（Oct.1927）99—103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

[649] Ho Ying-ch’in.‘Chi-nien ch’i-ch’i k’ang-chan tsai po Chung-kung ti hsu-wei hsuan-ch’uan’（Commemorat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again refuting the Communists’false propaganda）.Part Ⅱ.Tzu-yu chung，3.3（20 Sept.1972），26—30

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第2部分，《自由钟》，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

[650] Ho Ying-ch’in.pa-nien k’ang-chan chih ching-kuo（Experiences in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Taipei：Wen-hai，1972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651] Hobsbawm，Eric.Primitive rebels.New York：Norton，196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造反者》

[652] Hofheinz，Roy，Jr.‘Peasant movement and rural revolu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countryside，1923—1927’.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66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1927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6年

[653] Hofheinz，Roy.‘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CQ 32（Oct.D—ec.1967）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654] Hofheinz，Roy，Jr.‘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rural influence patterns.1923—194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3—77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收入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

[655] Hofheinz，Roy，Jr.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

[656] Hōgaku kenkyū.See McDonald，A.

《法学研究》，见安格斯·麦克唐纳

[657] Hogan，Michael J.Infor　mal entente：the private structure of cooperation in Anglo-American economic diplomacy，1918—1928.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7

迈克尔·J.霍根：《非正式协约：英美经济外交的民间合作组织，1918—1928年》

[658] Hokushi on chiansen.See Bōeicho senshishitsu

《华北治安战》，见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

[659] Holden，Reuben Andrus.Yale in China：the mainland，1901—1951.New Haven：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1964

鲁本·安德勒斯·霍尔登：《1901—1951年中国大陆的雅礼和湘雅》

[660] Holland，W.L.and Mitchell，Kate L.，eds.，assisted by Harriet Moore and Richard Pyke.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6.Aim and resul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Pacific countries：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Yosemite National Park，California，15—29 August 1936.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彻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太平洋学会第六次会议记录，加利福尼亚州约赛米蒂国家公园，1936年8月15—29日》

[661] Holoch，Donald，trans.Seeds of peasant revolution：report on the Hai feng peasant mov　ement by P’eng P’ai.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China-Japan Program，1973

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子：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

[662] Honig，Emily.‘Women cotton mill workers in Shanghai，1912—1949’.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2

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2年

[663] Honig，Emily.‘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women workers：preliberation cotton mills of Shanghai’.Modern China，9.4（Oct.1983）421—54

埃米莉·霍尼格：《包身工制度与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9卷第4期（1983年10月）

[664] Horikawa Takeo.Kyokutōkokusai seijishi josetu—21 kajō yōkyū no kenkyū極東國際政治史序説——二十一箇条要求の研究（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polities：a study of the Twenty-One Demands）.Tokyo：Yūhikaku有斐阁，1958

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二十一条要求研究》

[665] Hosoya Chihiro and Saitō Makoto.Washington taisei to Nichi-Bei kankeiワシン卜ン体制と日米関 係（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system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8

细谷千博和斋藤真：《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

[666] Hou，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与经济发展》

[667] Hou，Chi-ming and Yu，Tzong-shien，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ModernC hinese Economic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Taiwan，Republic of China，August 26—29，1977.Taipei：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Seattle：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9

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1977年8月26—29日》

[668] Hou Chien.Ts’ung wen-hsueh ko-ming tao ko-ming wen-hsueh（From literary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aipei：Chung-wai wen-hsueh中外文学，1974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669] Hou Hou-chi and Wu Ch’i-ching，eds.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suhsiang shih-kao（Draf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Harbin：Jen-min，1982

侯厚吉和吴其敬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670] Howe，Christopher，ed.Shanghai：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克里斯托弗·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671] Hsi-lo-k’e-fu[Shirokov]et al.，trans.by Li Ta et al.Pien-cheng-fa wei-wulun chiao-ch’eng（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Shanghai：Pi-keng-t’ang shu-tien笔耕堂书店，15 May 1933

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672] Hsia.C.T.‘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 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533—54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收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673] Hsia，C.T.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nd edn，197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674] Hsia，C.T.，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夏志清：《20世纪中国小说》

[675] Hsia，C.T.‘The fiction of Tuan-mu Hung-liang’.Paper delivered at the Dedham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ug.1974）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在德达姆中国现代文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1974年8月）

[676] Hsia-men tah-sueh li-shih-hsi，ed.Chung-kuo she-hui ching-chi shih yenchiu（‘Zhongguo shehui jingjishi yanjiu’）（Studies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Amoy，1982—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677] Hsia，Tsi-an.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678] Hsiang-chiang P’ing-lun（Hsiang River review）.Changsha，14 July 1919—

《湘江评论》，长沙，1919年7月14日—

[679] Hsiang-ning hsien-chih（Hsiang-ning county gazetteer），1917

《乡宁县志》，1917年

[680] Hsiang-pao lei-tsuan（Classified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from the Hsiangpao）.Shanghai：Chung-hua pien-i yin-shu kuan中华编译印书馆，1902；Taipei reprint：Ta-t’ung大通，1968

《湘报类纂》

[681] Hsiang River review.See Hsiang-chiang P’ing-lun

《湘江评论》

[682] Hsiang-tao（The guide）also Hsiang-tao chou-pao（The guide weekly），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CCP，ed.Ch’en Tu-hsiu el al.13 Sept.1922—18 July 1927

《向导》，又《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陈独秀等编，1922年9月13日至1927年7月18日

[683] Hsiao Ch’ao-jan et al.Pei-ching ta-hsueh-hsiao-shih，1898—1949，（A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1898—1949）.Shanghai：Shang-hal chiao-yü ch’upan-she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684] Hsiao Cheng，ed.Min-kuo erh-shih nien-tai Chung-kuo ta-lu t’u-ti wen-t’i tzu liao（Materials on land problems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930s）.200 vols.Taipei：Ch’eng-wen成文，1977

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685] Hsiao Cheng.T’u-ti kai-ko wu-shih-nien：Hsiao Cheng hui-i-lu（Fifty years of land reform：the memoirs of Hsiao Cheng）.Taipei：Chung-kuo t’u-ti kaiko yen-chin-so中国土地改革研究所，1980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

[686] Hsiao Hsin-i.‘ Eeonomie et société rurale du Sichuan（Szeehwan）de 1927 à 1945’.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Paris.Ph.D.dissertation，1927

萧信谊（音）：《从1927年到1945年的四川经济和社会》，巴黎高级研究实验学校，博士论文，1972年

[687] Hsiao Hung.Two novels of northeastern China：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trans.by Howard Goldblatt and Ellen Yeung.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萧红：《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葛浩文和埃伦·杨译

[688] 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

[689] 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

[690] Hsiao Sheng and Chiang Hua-hsua　n.‘Ti-i-tz’u Kuo-Kung ho-tso t’ung-i chan-hsien ti hsing-ch’eng’（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united front）Li-shih yen-chiu，2（1981）51—68

萧甡和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691] Hisao Tso-liang.Power relations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30—193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1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

[692] Hsiao Tso-liang.The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1930—1934：a study of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

[693] Hsiao Tso-liang.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city vs.countrysid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0

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

[694] Hsieh Chen-minC.hung-hua min-kuo li-fa-shih（History of legisl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king：Cheng-chung，1948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

[695] Hsieh，Winston.‘Peasant insurrection and the marketing hierarchy in the Canton delta，1911’ 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19—41.

谢文孙：《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收入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696] Hsieh，Winston.‘Guild capitalism in village China；the legacy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anton delta，1875—1925’.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China，November 1982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1875—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1982年11月

[697] Hsien-tai（Contemporary）.Shanghai：Hsien-tai shu-chü，1932—35

《现代》，上海，1932—1935年

[698] Hsin che-hsueh ta-kang.See Mi-ring

《新哲学大纲》，见米定

[699] Hsin chiao-yü（The new education）.Shanghai：Feb.1919—Oct.1925

《新教育》，上海，1919年2月至1925年10月

[700] Hsin-ching-chi（New economics）.Chungking，1938—

《新经济》，重庆，1938年—

[701] Hsin-ch’ing-nien（The new youth），ed.Ch’en Tu-hsiu et al.Original name，Ch’ing-nien tsa-chih（Youth magazine），Shanghai，15 Sept.1915—15 Feb.1916；La J eunesse，New Youth，Peking，1 Sept.1916—1 May 1920；Shanghai，1 Sept.1920—1 April 1921；Canton，1 May 1921—1 July 1922.New Youth Quarterly（official organ of the CCP），Canton，15 June 1923—25 July 1926）

《新青年》，陈独秀等编，原刊名，《青年杂志》，上海，1915年9月15日至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北京，1916年9月1日至1920年5月1日；上海，1920年9月1日至1921年4月1日；广州，1921年5月1日至1922年7月1日《；新青年季刊（》中国共产党机关刊），广州，1923年6月15日至1926年7月25日

[702] Hsin-ch’uang-tsao（New creation）.Shanghai，1932—

《新创造》，上海，1932年—

[703] Hsin-hai ko-ming hui-i lu（Reminiscenc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Comp.by the Research Committee on Historical Sources，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Peking：CH，1961—（five volumes seen）

《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全8卷

[704] Hsin Hu-nan Pao.Hu-nan nung-ts’un ch’ing-k’uang tiao-ch’a（A survey of village conditions in Hunan）.Hankow：Hsin-hua shu-tien新华书店，1950

《新湖南报》：《湖南农村情况调查》

[705] Hsin hua jih-pao（New China daily news）.Hankow，1938—；Chungking，1938

《新华日报》，汉口，1938年—；重庆，1938年10月15日—

[706] Hsin kuan-ch’ang hsien-hsing chi（A new ‘ current situation in official-dom’）.n.p.：1946

《新官场现形记》

[707] Hsin-min hsueh-hui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New People’s Study Society），ed.by Chung-kuo ko-ming po-wu kuan，Hu-nan sheng po-wu kuan（Chung-kuo hsien-tai ko-ming shih tzu-liao ts’ung-k’an）Peking：Jen-min，1980

《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708] Hsin-shih-chieh yueh-k’an（New world monthly）.Chungking，July 1932—《新世界月刊》，重庆，1932年7月—

[709] Hsin wen-hsueh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new literature）.Peking：Jen-min wen-hsueh ch’u-pan-she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新文学史料》，北京，1978年—

[710] Hsin-wen t’ien-ti（News world）.Hong Kong.Jan1.945—

《新闻天地》，香港，1945年1月—

[711] Hsing-cheng-yuan nung-ts’un fu-hsing wei-yuan-hui，comp.Chung-kuo nungts’un tiao-ch’a tzu-liao wu-chung：Chiang-su sheng nung-ts’un tiaoch’a（Five examples of Chinese village survey materials：Kiangsu province village surveys）.Taipei：vol.1—4，197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

[712] Hsing-cheng-yuan nung-ts’un fu-hsing wei-yuan-hui，comp.Shah-hsi sheng nung-ts’un tiao-ch’a（A survey of villages in Shensi province）.Taipei：Hsueh-hai ch’u-pan-she学海出版社，197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

[713] Hsing-huo liao-yuan（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ed.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10 vols.Peking：Jen-min wen-hsueh ch’u-pan-she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3

《星火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编，10卷

[714] Hsiung，James Chieh.Ideology and practice.The eve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Praeger，1970

熊玠：《意识形态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

[715] Hsu，Francis L.K.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2nd ed.with subtitle 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7；3rd edn，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第2版的副题为《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第3版的副题为《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

[716] Hsu Fu-kuan.‘Shih shui chi k’uei-le Chung-kuo she-hui fan-kung ti 1i-liang？’（Who is it that destroys the anti-Communist power of Chinese society？）Min-chu p’ing-lun，1.7（16 Sept.1949）5—7

徐复观：《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

[717] Hsu，Kai-yu，trans.and 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3；Nwe York：Anchor，1964；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许芥昱译编：《20世纪中国诗集》

[718] Hsu，Kai-yu.Wen I-to.Boston：Twayne，1981

许芥昱：《闻一多》

[719] Hsu，Chieh-yu（Hsu Kai-yu），Hsin-shih ti k’ai-lu jen—Wen I-to（A trail blazer of the new poetry-Wen I-to）.Hong Kong，1982

许芥昱：《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

[720] Hsu，King-i.‘ Agrarian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1931—1934’.Indian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1

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政策，1931—1934年》，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1971年

[721]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comps.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trans.by Wen Ha-hsiung.Taipei：Chung wu Publishing Co.，1971

许朗轩和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文侠雄（音）译

[722] Hsu Ti-hsin.‘K’ang-chan i-lai liang-ko chieh-tuan ti Chung-kuo ching-chi’（China’s economy during the two stages of the war）.Li-lun yü hsien-shih，1.4（15 Feb.1940）33—46

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底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

[723] Hsu Ti-hsin.Kuan-liao tzu-pen lun（On bureaucratic capital）.Hong Kong：Nan-yang南洋，1947

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724] Hsu Ying-lien et al.Ch’üan-kuo hsiang-ts’un chien-she yun-tung kai-k’uang（General account of the nation-wid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2 vols.Tsou-P’ing：Shan-tung hsiang-ts’un chien-she yen-chiu-yuan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

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2卷

[725] Hsu Yun-pei.‘Ts’an chün yun-tung chien-pao’（A brief report on the army recruiting movement），in I-chiu-ssu-ch’i-nien shang-pan-nien lai ch’ü tang wei kuan-yü t’u kai yun-tung ti chung-yao wen-chien（Regional party commission’s important documents concerning land reform movement since the first half of 1947），69—77.Chi-Lu-Yü ch’ü-tang-wei冀鲁豫区党委，June 1947

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收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

[726] Hsueh Chün-tu，comp.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vol.Ⅰ.1921—1937；vol.2.1937—1949.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1960，1962

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卷，1921—1937年；第2卷，1937—1949年

[727] Hsueh，Chün-tu.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

[728] Hsueh-fy chi-wen（Records and reminiscences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21 vols.Taipei：Nan-ching南京，1981

《学府纪闻》，21卷

[729] Hsueh-hsi yü p’i-p’an（Study and criticism）.Shanghai，Sept.1973—

《学习与批判》，上海，1973年9月—

[730] Hsueh Mu-ch’iao.K’ang-Jih chan-cheng shih-ch’i ho chieh-fang chancheng shih—ch’i Shan-tung chieh-fang-ch’ü ti ching-chi kung-tso（Econom-ic work in the Shantung liberat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and civil wars）Peking：Jen-min jih-pao she人民日报社，1979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

[731] Hsueh Yueh.Chiao-fei chi-shih（A factual account of the campaigns against the bandits）.Taipei，1962

薛岳：《剿匪纪实》

[732] Hu，Chi-hsi.‘Hua Fu，the 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nd the Tsunyi conference’.CQ43（July-Sept.1970）31—46

胡继喜（音）：《华夫，第五次围剿和遵义会议》，《中国季刊》，第43期（1970 年7—9月）

[733] Hu，Chi-hsi.L’Armée rouge et l’ascension de Mao.Paris：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

[734] Hu Chin-ch’üanL.ao She ho t’a-ti tso p’in（Lao She and his works）.Hong Kong：Wen-hua ·Sheng-huo ch’u-pan-she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

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735] Hu Chu-sheng.‘Ch’ing-pang shih ch’ut-’an’（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Green Gang）.Li-shih hsueh（Historical studies），3（1979）102—20

胡珠生：《青帮史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3期

[736] Hu Feng.Min-tsu chan-cheng yü wen-i hsing-ko（The national war and the character of literature）.Chungking：Hsi-wang she希望社，1946

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

[737] Hu Hua.Chung-kuo hsin-min-chu chu-i ko-ming-shih ts’an-k’ao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Chines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Peking；Shanghai：CP，195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

[738] Hu Hua.Chung-kuo ko-ming-shih chiang-i（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Revised edn.2 vols.Peking：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1979

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修订版，2卷

[739] Hu Hua.Chung-kung tang-shih jen-wu-chuan（Biographies of eminent menbers of the CCP）.Sian：Jen-min，1981（six volumes published up to 1982）

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

[740] Hu，John Y.H.Ts’ao Yü.New York：Twayne，1972

胡耀恒：《曹禺》

[741] Hu-pei-sheng-cheng-fu pao-kao，1942/4—10（Report of the Hupei provincial government，April-October，1942）.n.p：n.d.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

[742] Hu-pei-sheng-cheng-fu pao-kao，1943/10—1944/9（Report of the Hupei provincial government，October 1943 to september 1944）.n.p.：n.d.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

[743] Hu shang-chiang Tsung-nan nien-p’u（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General Hu Tsung-nan）.Taipei：Wen-hal文海，n.d.

《胡上将宗南年谱》

[744] Hu Sheng.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1840—1925.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5（first published in Chinese，1948）；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5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年》

[745] Hu Shih.China，too，is fighting to defend a way of life.Address，Washington，DC，March 1942.（Ann Arbor：University Mierof ilms International，1980）

胡适：《中国也在为保卫生活方式而战斗》

[746] Hu Shih，et al.Ting Wen-chiang che-ko jen（Ting Wen-chiang as a person）.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7

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

[747] Hu Shih.‘Chang Po-ling，educator’，in J.L.Buck et al.There is another China.4—14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收入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

[748] Hu Shih.‘Chin-jih chiao-hui chiao-yü ti nan-kuan’（Difficulties facing Christian education today），in Hu Shih，Hu Shih wen-ts’un，3.728—36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收入《胡适文存》，第3卷

[749] Hu Shih.Hu Shih wen-ts’un（Collected writings of Hu Shih），first to fourth series.Taipei：Yuan-tung t’u-shu kung-ssu远东图书公司，1953

胡适：《胡适文存》

[750] Hu Shih.Hu Shih liu-hsueh jih-chi（Diaries of Hu Shih as a student abroad）.Taipei：CP，1959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

[751] Hua kang.Chung-kuo min-tsu chieh-fang yun-tung-shi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beration movement）.2 vols.Shanghai：Tu-shu，1947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2卷

[752] Hua-tzu jih-pao（The Chinese mail）.Hong Kong，1864—

《华字日报》，香港，1864年—

[753] Huang，Chen-hsia.See Whitson，William

黄震遐，见威廉·惠策恩

[754] Huang，Chien-chung.‘Shih-nien-lai ti Chung-kuo kao-teng chiao-yü（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in K’ang-chan ch’ien shih-nien chih Chung-kuo，503—30

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收入《抗战前十年之中国》

[755] Huang Fu-ch’ing.Ch’ing-mo liu-Jih hsueh-sheng（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1975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

[756] Huang Fu-ch’ing.Chin-tai Jih-pen tsai Hua wen-hua chi she-hui shih-yeh chih yen-chiu（Japa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 1898—1945）.Taipei：IMH，1982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

[757] Huang I-p’ing，comp.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hih lun-wen hsuan-chi（A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5 vols.Shanghai：Shang-hai shih-fan tah-sueh Li-shih-hsi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

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5卷

[758] Huang，Philip C.C.‘Mao Tse-tung and the middle peasants，1925—1928’.Modern China，1.3（July 1975）271—96

黄宗智：《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年》，《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

[759] Huang，Philip C.C.‘Intellectuals，Lumpenproletarians，workers，and peasants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thd case of Xingguo county，1927—1934’，in Philip C.C.Huang el al.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

黄宗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兴国个案，1927—1934年》，收入黄宗智等：《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

[760] Huang，Philip C.C.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黄宗智：《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

[761] Huang，Philip C.C.Bell，Lynda Schaefer and Walker，Kathy lemons.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8

黄宗智，林达·谢弗·贝尔和凯西·莱蒙斯·沃克：《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

[762] Huang Tsun-hsien.‘Speech to the Southern Study Society’in Hsiang pao leitsuan，307—11

黄遵宪：《在南学会上的讲话》，收入《湘报类纂》

[763] Huang Yen-p’ei and Pang Sung，comps.Chung-kuo shang-chan shih-pai shih（The history of China’s commercial struggles and failures）.Hong Kong，1966.Republished in 1966 by Lung Men Press as Chung-kuo ssush ih-nien hai-kuan shang-wu t’ung-chi t’u-piao：（1876—1915）1876—1915（Statistical tables of China’s 40 years of Maritime Customs and commercial aftairs）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1966年由龙门书局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为书名再版

[764] Hueneman，Ralph William.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s in China 1876—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拉尔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年的中国铁路经济》

[765] 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2 vols.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Taipei：Ch’eng wen，1967

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2卷

[766] Hummel，Arthur W.，trans.and ed.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being the preface to a symposium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Ku Shih Pien）[by Ku Chieh-kang].Leiden：E.J.Brill，1931；Taipei：Ch’engwen reprint，1966

恒慕义译编：《顾颉刚自传：（古史辨）序》

[767] Hu-nan li-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Hunan），ed.by Hunan Historical Materials Editorial Commission.Changsha，1959

《湖南历史资料》，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768] Hung-ch’i（The red flag）.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e of the CCP，Nov.1928—1933

《红旗》，中共中央机关刊，1928年11月至1933年

[769] Hung-ch’i（The red flag）.peking，1958—

《红旗》，北京，1958年—

[770] Hung-ch’i p’iao（Red flag flying）.16 vols.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61

《红旗飘飘》，16卷

[771] Hung-hsing（The red star），ed.by the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Red Army，1932—4

《红星》，红军总政治部编，1932—1934年

[772] Hung-Ju（iShui）-chien.‘Su-chou k’ang-tsu feng-ch’ao ti ch’ien-yin hou-kuo’（Causes and results of the tenant riots in Soochow）.Ti-cheng yueh-k’an（Land administration monthly），4.10（Oct.1936）1547—62

洪瑞坚：《苏州抗租风潮的前因后果》，《地政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 年10月）

[773]（Hung Shui-chien？）.‘Su-chou ti nung-ch’ao’（The peasant riots in Soochow）.Chung-kuo nung-ts’un2.9（June 1936）6—8

（洪瑞坚？）：《苏州的农潮》，《中国农村》，第2卷第9期（1936年6月）

[774] Hung se Chung-hua（Red China）.Official organ of the Soviet Republic of China，11 Dec.1931—12 Dec.1936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至1936年12 月12日

[775] Hung-se feng-pao（The red tempest）.13 vols.Naneh’ang：Jen-min，1958—62

《红色风暴》，13卷

[776] Hung-sew 　enh-sien（Red documents）Yenan，1938

《红色文献》，延安，1938年

[777] Hunt，Michael.‘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a reappraisal’，JAS 31.3（May 1972）539—59

韩德：《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

[778] Hunt，Michael.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895—1911.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

[779] Hunt，Michael.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

[780] Hunter，Jane.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w 　omenm 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781] Huntington，Samuel P.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

[782] Huters，Theodore.Qian Zhongshu.New York：Twayne，1982

胡志德：《钱鍾书》

[783] I-chiu-ssu-ch’i nien shang-pan-nien lai ch’ü-tang-weik uan-yü t’u-kai yuntung ti chung-yao wen-chien（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1947 from the regional party committee）.n.p.：Chi-Lu-Yü ch’ü tang wei冀鲁豫区党委，June 1947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

[784] I-erh-chiu hui-i-lu（Memoirs of December 9th）.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一二·九回忆录》

[785] I-ho t’uan（The Boxers）.Chung-kuo shih-hsueh hu（i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ed.4 vols.Shanghai：Jen-min，1957

《义和团》，中国史学会编，4卷

[786] I Songgyu.‘Shantung in the Shun-chih reign：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ontrol and the gentry response’，trans.Joshua A.Fogel.CSWT 4.4（Dec.1980）1—34，4.5（June 1981）1—31

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立与士绅的反应》，乔舒亚·A.福格尔译，原著为朝鲜文《清史问题》，第4卷第4期（1980年12月），第4卷第5期（1981年6月）

[787] I-ta ch’ien-hou（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Congress），ed.Chung-kuo shehuik’o—hsueh yuan hsien-tai shih yen-chiu-shih and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 tang-shih yen-chiu-shih（Chung-kuo hsien-tai ko-ming shih tzuliao ts’ung-k’an）Peking：Jen-min，1980

《一大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788] Ichiko，Chūzō.‘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in Mary Clabaugh 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90—1913，297—313

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说》，收入芮玛丽编：《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

[789] Ichiko，Chūzō.‘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1901—11’.CHOC 11.375—415

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剑桥中国史》，第11卷

[790] Ienaga.Saburō.The Pacific War：World War Ⅱ and the Japanese，1931—1945，trans.of Taiheiyō sensō太平洋戰争.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

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1931—1945年》，H文《太平洋战争》的英文译本

[791] Ikei Masaru.‘Japan’s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JAS 25.2（Feb.1966）213—27

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

[792] Imahori Seiji.Pepin Shimin no jichi kōsei北平市民の自治构成（The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f Peiping burghers）.Tokyo：Bunkyūdō文求堂，1947

今崛诚二：《北平市民的自治机构》

[793] Imahori Seiji.Chūgokuhōken shakai no kōzō—sono rekishi to kakumei zenya no genjitsu中国封建社会の構造：その歷史と革命前夜の現甡（The structure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its history and condition on the eve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Tokyo：Nihon Gakujutsu Shinkōkai日本学術振興会，1978

今崛诚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

[794] IMH：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Nankang，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795] Imprecor.See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国际时事通信》

[796] Inaba Iwakichi.Tai-Shi ikkagon 対支一家言（A personal account of China）.Tokyo：Nihon Hyōron sha日本評論社，1921

稻叶岩吉：《对华一家言》

[797] Ingalls，Jeremy.See Yao Hsin-nung

杰里米·英戈尔斯，见姚莘农

[798]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Peking.See Chung-kuo she-hui k’o-hsueh yuan Li-shih yen-ehiu so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799]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IMH）.See 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800]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comp.Agrarian China.Intro.by R.H.Tawney.Chica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

太平洋学会编：《农业中国》，RH.托尼序

[801]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United States Senate，82nd Congress.14 vols.1951—2

《太平洋学会，司法委员会调查“内部安全法”及其他内部安全法律施行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记录》，美国第82届国会参议院，14卷，1951—1952年

[802]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Quarterly.1922—

《国际事务》，季刊，1922年—

[803]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Organ of the Executive Com　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nglish edn，1925—35

《国际时事通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英文版，1925—1935年

[804] Irie Keishirō.Shina henkyō to Ei-Ro no kakuchiku支那边疆そ英露の角逐（Chinese frontiers and the Anglo-Russian power struggle）.Japan：Naukashaナウカ社，1935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与英俄角逐》

[805] Iriye，Akira.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　wo 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806] Iriye，Akira.Pacific estrangement：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远：日本和美国的扩张，1897—1911年》

[807] Iriye，Akira.The coldw ar in Asia：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4

入江昭：《亚洲的冷战：历史介绍》

[808] Iriye，Akira.‘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the Hsin-min Hui’，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254—74

入江昭：《走向新文化秩序：新民会》，收入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

[809] Irive，Akira，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810] Iriye，Akira.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

[811] Isaacs，Harold R.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2nd rev.ed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ss，1961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812] Israel.John.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Published for the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813] Israel，John.‘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survival as an ultimate value’，in Paul K.T.Sih，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131—54

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收入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814] Israel，John，trans.Draft history of Qinghua University，a volume in the series Chinese education：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ed.by M E.Sharpe，Autumn-winter 1982—3

约翰·伊斯雷尔译：《清华大学史稿》，《中国教育：译文杂志》，1982年秋冬号

[815] Israel，John and Klein，Donald.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6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816] [Iwai Eiichi].Ranisha ni kansuru chōsa蓝衣社二関，スル調查（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lue Shirts）.Issued by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ry，Tokyo，1937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

[817] Iwase Suteichi.‘Hoku-Man nōson ni okeru daikazoku bunke no ichi jirei’北满農村に於にる大家族分家の一事例（An example of 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 in a large family farm of a north Manchuria village）.Mantetsu chōsa geppō满铁调查月报20.12（Dec.1940）66—95

岩佐舍一：《北满农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满铁调查月报》，第20卷第12期（1940年12月）

[818] Jacobson，Jon.‘Is there a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20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8.3（June 1983）617—45

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

[819] Jacquart，Jean.‘Les paysanneries à lépreuve’，in Pierre Deyon and Jean Jacquart，eds.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30，345—494

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收入皮埃尔·戴翁和让·雅卡尔编：

《发展的停顿：1580—1730年》

[820] Jansen，Marius B.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

[821] Jansen，Marius B.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1975

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

[822] Jansen，Marius B.‘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CHOC 11.339—74

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

[823] Jansen，Marius B.See Miyazaki Tōten

马里乌斯·詹森，见宫崎滔天

[824] Japan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Gaimushō）.Nihon gaikō bunsho日本外交文書（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relations）.Tokyo：Nihon Kokusai Rengō Kyōkai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36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825] Japan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Gaimushō）.Nihon gaikō nempyō narabini shuyō bunsko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Important documents and chronological tables of Japanese diplomacy）.2 vols.Nihon Kokusai Rengō Kyōkai，1955；Tokyo：Haia Shobō，1965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2卷

[826] JAS.Se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杂志》

[827] Jen，Hung-chün.‘Wu-shih tzu-shu’（Autobiography at fifty）.Unpublished manuscript，1938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

[828] Jen，Hung-chün.‘Wu-shih-nien lai ti k’o-hsueh’（Science in the past 50 years），in P’an Kung-chan.ed.Wu-shih-nien lai ti Chung-kuo（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Chungking：Sheng-li胜利，1945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收入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

[829] Jen Hung-chün（H.C.Zen）.A summary repor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1925—1945.n.p.，Dec.1 946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总结报告（1925—1945年）》

[830] Jen-min jih-pao（People’s daily）.Peking，1949—

《人民日报》，北京，1949年—

[831] Jen pi-shih.Changsha：Jenm-in，1979

《任弼时》

[832] Jitsugyōbu.Rinji sangyō chōsakyoku，comp.Nōgyō keiei zokuhen 農 業經營續篇（A supplementary study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Ch’ang-ch’un：Manshū tosho kabushiki kaisha　滿洲圖 書株式會社，1936

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编：《农业经营续篇》

[833] JMJP.See.Jen-min jih-pao

《人民日报》

[834] Johnson，Chalmers A.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2nd rev.edn 1966

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年》

[835] Johnson，Chalmers.Revolutionary change.1st edn，Little，Brown，1966；2nd ed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

[836] Jones，Susan Mann.‘Finance in Ningpo：the“ ch’ien-chuang”，1750—1880’，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47—78

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年》，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837] Jones，Susan Mann.‘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73—96

苏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融势力》，收入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838] Jones，Susan Mann and Kuhn，Philip A.‘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CHOC 10.107—62

苏珊·曼·琼斯和孔斐力：《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

[839] Jones，Susan Mann.‘The organization of trade at the county level：brokerage and tax farming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70—99

苏珊·曼·琼斯：《县级的贸易组织：民国时期的经纪和包税》，《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

[840] Jones，Susan Man　n.‘Mis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economy—a review article’ JAS 40.3（May 1981）539—58

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3期（1981年5月）

[841] Jones，Susan Mann.See also Mann，Susan

苏珊·曼·琼斯，也见苏珊·曼

[842] Jordan，Donald A.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r 　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vaii，1976

周丹：《北伐：1926—1928年的中国国民革命》

[84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56—Q.uarterly.（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1—56）

《亚洲研究杂志》，1956年—，季刊.（《远东季刊》，1941—1956年）

[844]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 Kong Jan.1954—（.Pub.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东方研究杂志》，香港，1954年1月—

[845] JPRS：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Pub.by US Government

《出版物联合研究中心丛刊》

[846] Juan Yu-ch’iu.‘Chin-jih hou-fang min-ying kung-yeh ti wei-chi’（The current crisis of private industry in the rear area）.Chung-kuo nung-min3，.1/2（June 1943）33—5

阮有秋：《今日后方民营工业的危机》，《中国农民》，第3卷第1/2期（1943 年6月）

[847] J ung-ch ia ch’i-yeh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Jung family enterprises），ed.by Shang-hai she-hui k’o-hsueh-yuan ching-chi yen-chiu-so.2 vols.Shanghai：Jen-min，1980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2卷

[848] Kahn，E.J.，Jr.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New York：Viking Press，1975

小EJ..卡恩：《中国通：美国使馆官员及其遭遇》

[849] Kaiser，David E.Economic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Germany，Britain，France，and Eastern Europe，1930—193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德国、英国、法国和东欧，1930—1939年》

[850] Kajima Morinosuke.The diplomacy of Japan 1894—1922，vol.2，AngloJapanese alliance and Russo-Japanese War，trans.from Nihon Gaiko shi.3 vols.Tokyo：Kajim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eace，Kajima Publishing Co.，1976—80

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日文《日本外交史》的英文译本，3卷

[851] Kamachi，Noriko，Fairbank，John K.and Ichiko Chūzō，eds.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supplementary volume for 1953—1969，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

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19、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书目指南，1953—1969年补卷》

[852] Kan K’o-ch’ao.‘Chan-shih Ssu-ch’uan kung-yeh kai-kuan’（Survey of Szechwan’s wartime economy）.Ssu-ch’uan ching-chi chi-k’an，1.2（15 March 1944）64—72

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

[853] Kane，Anthony James.‘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and Chinese literary policy’.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82

安东尼·詹姆斯·凯恩：《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的文学政策》，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82年

[854] K’ang-chan ch’ien shih-nien chih Chung-kuo（China in the decade before the
war），comp.by Chung-kuo wen-hua chien-she hsieh-hui，1937.Hong Kong：Lung-men reprint，1965

《抗战前十年之中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

[855] K’ang-chan ta-hsueh.Organ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Political University，Yenan，1937—

《抗战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刊，延安，1937年—

[856] K’ang-Jih chan-cheng shih-ch’i chieh-fang-ch’ü kai-k’uang（The liberat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Peking：Jen-min，1953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

[857] K’ang-Jih min—tsu t’ung-i chan-hsien chih-nan（Guide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10 vols.Yenan，1937—4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10卷

[858] Kao P’ing-shu，ed.Tsai Yuan-p’ei chiao-yü wen-hsuan（Selected papers of Ts’ai Yuan-p’ei on education）.Peking：Jen-min chiao-yü ch’u-pan-she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

[859] Kao T’ing-tzu.Chung-kuo ching-chi chien-she（Chines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Shanghai：CP，19 3 7

高廷梓：《中国经济建设》

[860] Kapp，Robert A.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

[861] Kataoka Tetsuy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862] Kawachi Jūzō.‘Chūgoku no jinushi keizai”中國の地主經濟（The landlord economy of China）.Keizai nempō经济年报，18（1965）48—124

河地重造：《中国地主经济》，《经济年报》，第18期（1965年）

[863] Keenan，Barry.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

[864] Kelley，Allen C.‘Demand patterns，demographic change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3.1（Feb.1969）110—26

艾伦·C.凯利：《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2月）

[865] Kelley，David E.‘Temples and tribute fleets：the Luo sect and boatmen’s associ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dern China，8.3（July 1982）361—91

戴维·E.凯利：《寺庙和贡舶：18世纪罗汉教派与疍民结社》，《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866] Kennedy，Melville T.，Jr.‘The 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Harvard papers on China，7（1953）136—75

小梅尔维尔·T.肯尼迪：《中国民主同盟》，《哈佛中国研究论文集》，第7集（1953年）

[867] Kennedy，Thomas.Arms of Kiangnan：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Boulder：Westview Press，1978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年中国军火工业的现代化》

[868] Kerr.George H.Formosa betrayed.London：Evre & Spottiswoode，1966

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

[869] Kikuchi Saburō.Chūgoku gendai bungaku shi中国现代文学史（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2 vots.Tokyo：Aoki青木，1953

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2卷

[870] Kim，Ilpyong J.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Kiangsi under Soviet rul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

[871] Kindai Chūgoku kenkyū近代中國研究（Studies on modern China），ed.by Kindai Chūgoku Kenkyū Iinkai（The Seminar on Modem China）series.Tokyo：Tōyō Bunko東洋文庫，1958—

《近代中国研究》，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

[872] King，Evan.See Lao She

埃文·金，见老舍

[873] King，E.H.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Madison，Wis.：Mrs F.H.King，1911；2nd edn，Lon-don：Cape，1927；edition ed.by J.P.Bruce，N.Y.：Harcourt，Brace，1927

F.H.金：《四千年的农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不变的农业》

[874] King，Wunsz.China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New York：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1963

文茨·金：《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192—1922年》

[875] Kinkley，Jeffrey C.‘Shen Ts’u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7

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

[876] Kirby，William Corbin.‘Foreign models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1921—1937.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1

威廉·科尔宾·柯尔比：《外国榜样与中国的现代化：德国与中华民国，1921—1937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81年

[877] Kirby，William Corbin.Ger　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威廉·科尔宾·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878] Kitaoka Shiniehi.Nihon rikugun to tairiku seisaku日本陸军と大陸政策（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continental policy）.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78

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

[879] Klein，Donald W.and Chark，Anne B.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1965.2 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卷

[880] KMT.Kuomintang

国民党

[881] KMWH.See Ko-ming wen-hsien

《革命文献》

[882] Knight，Nick.‘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pre-liberation texts’.CQ84（Dec.1980）641—68

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第84期（1980年12月）

[883] Knight，Nick.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preliberation text.Nathan，Queensland：Griffith University，1981

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译文》

[884] Ko Ching-chung.“Wu-shih-nien lai Chung-kuo nung-yeh shih”（The last fifty years of Chinese agriculture），in Wan-ch’ing wu-shih-nien lai chih Chung-kuo（The last fifty years of China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Shanghai：Shang-hai shen-pao kuan上海申报馆，1922

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收入《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

[885] Ko Hao-wen（Howard Goldblatt）.Hsiao Hung p’ing-chuan（A critical biography of Hsiao Hung），trans.by Cheng Chi-tsung.Taipei：Shih-pao ch’upan kung-ssu时报出版公司，1980

葛浩文：《萧红评传》，郑继宗译

[886] Ko-ming hui-i lu（The revolution remembered）.Peking，1980—

《革命回忆录》，北京，1980年—

[887] Ko-ming wen-hsien（Documents of the revolution），comp.by Lo Chia-lun et al.Taipei：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hung-kuo Kuomintang，many volumes，1953—

《革命文献》，罗家伦等编

[888] Ko-ming yü chan-cheng（Revolution and war）n.p.，Aug ·1932—

《革命与战争》，1932年8月—

[889] Ko-sheng kao-chi hsing-cheng jen-yuan feng-chao Nan-ch’ang chi-hui chilu.See Chung-kuo kuo-min cheng-fu Chüm-shih

《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见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890] K’o Shu-p’ing.‘Wang Hsueh-t’ing hsien-sheng tsai chiao-chang jen-nei chih chiao-yü ts’o-shih’（Educational measures taken by Wang Hsueh-t’ing [Shih-chieh]as Minister of Education）.Chuan-chi wen-hsueh（Biographical literature），239（April 1982）125—31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

[891] Koen，Ross Y.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Harper &Row，1974

罗斯·Y.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

[892] Kojima shinji.Taihei Tengoku kakumei no rekishi to shisō太平天国革命の歷史と思想（History and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volution）.Tokyo：Kembun Shuppan研文出版，1978

小岛晋治：《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

[893] Kokuryukai，ed.Tōa senkaku shishi kiden东亞先覚志士記伝（Biograph ical sketches of pioneer patriots in East Asia）.3 vols：Tokyo：Kokuryūkai Shuppanbu黑龍会出版部，1933—6.Reprinted in Meiji hyakunenshi sōsho明治百年史叢書（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century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vols.22—24.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66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传略》，3卷

[894] Korostovetz，Ivan J.Von Cinggis Khan zur Sowjetrepublik.Berlin Walter deGruyter，1926

伊万·J.科罗托韦兹：《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

[895] Kozawa Shigeichi.See under SMR

小泽茂一，见满铁

[896] Kraus，Richard A.See Chuan Han-sheng

理查德·A.克劳斯，见全汉昇

[897] Ku Chieh-kang.See Hummel，Arthur W.

顾颉刚，见恒慕义

[898] Kuan-ch’（a The observer）.Shanghai，1947—

《观察》，上海，1947年—

[899] Kuan-ch’a chi-che.（The observer’s correspondent）.‘Ts’ung chan-chü k’an cheng-chü’（Looking at political conditions from the military situation）.Kuan-ch’a.Shanghai，28 Feb.1948，pp.14—16

观察记者：《从战局看政局》，《观察》，1948年2月28日

[900] Kuan-ch’a chi-che.（The observer’s correspondent）.‘ T’u-ti kai-ko，ti-tao chan’（Land reform，tunnel warfare）.Kuan-ch’a，3 April 1948，p.14

观察记者：《土地改革，地道战》，《观察》，1948年4月3日

[901] Kuan Meng-chueh.‘Shan-hsi-sheng fang-chih-yeh chih wei chi chi ch’i ch’ulu’（The crisis of Shensi’s textile industry and its solution）.Chung-kuo kung-yeh，19（1 Sept.1943）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中国工业》，第19期（1943年9月1日）

[902] Kuang-hsi min-t’uan kai-yao（A general view of the Kwangsi militia）.Issued by the militia office of the Fourth Army Hesdquarters，n.p.，n.p.，probably 1935

《广西民团概要》，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民团处编

[903] Kuhn，Philip.Rebellion and，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904] Kuhn，Philip A.‘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257—98

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与动员问题》，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

[905] Kuhn，Philip A.‘Origins of the Taiping vision：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3（July 1977）350—66

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和经济比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

[906] Kuhn.Philip A.‘The Taiping Rebellion’.CHOC 10.264—317

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剑桥中国史》，第10卷

[907] Kuhn，Philip A.‘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100—36

孔斐力：《中华民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

[908] Kuhn，Philip A.‘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S 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4（1979—80）1—18

孔斐力：《晚清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1980年）

[909] Kumashiro Yukio.‘Kahoku ni okeru nōka no bunke to tochi no ugoki’华北に於ける農家の分家と土地の動 き（Peasant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nd and land transfer in North China），in Nōken hōkoku chōhen　農研報告長編（Extended reports of rural investigation），167—266.Peking：Kokuritsu Pekin daigaku fusetsu nōson keizai国立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1943

熊代幸雄：《华北农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转移》，收入《农研报告长编》

[910] Kung-ch’an kuo-chi chih-hsing-wei-yuan-hui chih Chung-kung chung-yang wei-yuan-hui hsin（ECCI to CCP）.n.p.，8 Feb.1929，Mimeographed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共中央委员会信》，1929年2月8日，油印

[911] Kung-ch’an-tang（The Communist Party）.Shanghai，Nov.1920—

《共产党》，上海，1920年11月—

[912] Kung-ch’an tang-jen（The Communist）.No data

《共产党人》

[913] Kung Ch’u.Wo yü Hung-chün（The Red Army amd I）.Hong Kong：Nanfeng ch’u-pan-she南风出版社，1954

龚楚：《我与红军》

[914] Kung-fei chung-yao tzu-liao hui-pien（Essenti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bandits）.10 vols.（ts’e）；also a two-volume edition，Taipei：Chung-yang wen-wu中央文物，1952

《共匪重要资料汇编》，10册

[915] Kung-fei huo-kuo shih-liao hui pien（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ation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communist bandits）.Chi-chi-m（itop secret）.3 vols.Taipei：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nien wen-hsien pientsuan wei-yuan-hui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1964

《共匪祸国史料汇编》，极机密，3卷

[916] Kung-tso t’ung-hsun，32：yuc-hi chan-cheng chuanh-ao，32：（Work correspondence，number 32：special issue on guerrilla warfare）.n.p.：Chi-Lu-Yü ch’ü tang wei min-yun pu冀鲁豫区党委民运部，June 1947

《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1947年6月

[917] Kung Yü-chih.“ ‘ Shih-chien lun’ san t’i”（Three points regarding‘ On practice’），in Lun 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 Pek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3，pp.66—86

龚育之：《〈实践论〉三题》，收入《论毛泽东哲学思想》

[918] K’ung Hsuch-hsiung.Chung-kuo chin-iih chih hung-ts’un yun-tung（The rur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Nanking：Chung-shan Wen-hua chiao-yü Kuan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

[919] K’ung Ling-ching.Wu-sa Wai-chiao-shih（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Shanghai：Yung-hsiang yin-shu-Kuan永祥印书馆，1948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

[920] Kuo-chia tsung-tung-yuan（National mobilization）.n.p.：Hsing-cheng-yuan hsin-wen-chü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

《国家总动员》

[921] Kuo-fang nien-chien（National defence year book）.Hsu Kao-yang.ed.Hong Kong：Chung-kuo shih-hsueh yen-chiu hui中国史学研究会，1969

《国防年鉴》，许高阳编

[922] Kuo，Heng-yü.Die Kominternu 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die Einheitsfront zwischen der K P Chinas and der Kuomintang 1924—1927.Paderborn：Ferdinand Schöningh，1979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923] Kuo Hua-jo.‘Mao chu-hsi k’ang-chan ch’u-ch’i kuang-hui ti che-hsueh huotung’（Chairman Mao’s brilliant philosophical activity earl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Chung-kuo che-hsueh，1（1979）31—7

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中国哲学》，1979年第1期

[924] Kuo Hua-lun（Warren Kuo）.Chung-kung shih-lun（An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CP）.4 vols.Taipei：Kuo-chi kuan-hsi yen-chiu-so国际关系研究所，1969

郭华伦：《中共史论》，4卷，1969年

[925] Kuol-i Hsi-nan lien-ho ta-hsueh（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 volume in the Hsueh-fu chi-wen series.Taipei：Nan-ching南京，198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的一卷

[926] Kuom-in cheng-fu chu-chi-ch’u t’ung-chi-chü，comp.Chung-hua min-kuo t’ung-chi t’i-yao（Statistic abstrac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king，1947；reprint，Taipei：Hsueh-hai学海，1971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南京，1947年

[927] Kuo-min cheng-fu chün-shih wei-yuan-hui wei-yuan-chang hsing-ying.Hupei ti-fang cheng-wu yen-chiu-hui tiao-ch’a-t’uan，comp.Tiao-ch’a hsiangts’un chien-she chi-yao（Reeord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vestigations）.Wuchang，193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武昌，1935年

[928] Kuom-in ching-shen tsung-tung-yuan yun-tung（National spiritual mobilization movement），comp.by San-min-chu-i ch’ing-nien-t’uan chung-yang t’uanpu.n.p.1944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

[929] Kuo，Thomas C.Ch’en Tu-hsiu（1879—1942）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South Orange，NJ：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1975

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930] Kuo，Warren（Kuo Hua-lun）.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4 vols.Taipei：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6—71

郭华伦：《中共史论》，4卷，1966—1971年

[931] Kuo-wen chou-pao（Kuowen weekly，illustrated）.Tientsin Kuowen Weakly Association，1924—37

《国闻周报》，1924—1937年

[932] Kurihara Ken，ed.and comp.Tai Man-Mōseisakushi no ichimen，Nichi-Ro sengo yori Taishōki ni itaru対满蒙政策史の一面一日露戦後ょり大正期にいた る（An aspect of Japanese policies toward Manchuria and Mongolia，from the end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to the Taishō period）.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Meiji Hyakunenshi sōsho明治百年史叢書，1966

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

[933] Kwok，D.W.Y.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934] Kwong，Luke S.K.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邝兆江：《百日维新的拼花图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935] Lach，Donald F.and Wehrle，Edmund S.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Ⅱ.New York：Praeger，1975

唐纳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韦尔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亚国际政治》

[936] Lamb，Alastair.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阿拉斯泰尔·拉姆：《中印边界：边界争端的起源》

[937] Lamberton，Mary.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1879—1951.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

[938] Lamley，Harry J.‘ Hsieh-tou：the pathology of violence in southeastern China’.CSWT 3.7（Nov.1977）1—39

哈里·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

[939] Lan Hai.Chung-kuo k’ang-chan wen-i shih（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Shanghai：Hsien-tai现代，1947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

[940] Lang，Olga.Pa Chin and his writings：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

[941] Langer，William L.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1890—1902.2 vols.New York：A.A.Knopf，1935；2nd edn.，1951

威廉·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年》，2卷

[942] Lao She（Shu Ch’ing-ch’un，She Yu）.Rickshaw boy，by Lau Shaw，trans.from the Chinese by Evan King（Robert Ward）.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1945

老舍（舒庆春、舍予）：《骆驼祥子》，埃文·金（罗伯特·沃德）译

[943] Lao She.Rickshaw：the novel Lo-to Hsiang-tzu，trans.by Jean M.Jam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1979

老舍：《骆驼祥子》，琼·M.詹姆斯译

[944] Lao She.Camel Xiangzi，trans.Shi Xiaoqing.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eking：Foreign Laguages Press，1981

老舍：《骆驼祥子》，石小青（音）译

[945] Lao She.See Hu Chin-ch’üan

老舍，见胡金铨

[946] Laqueur，Walter.Guerrilla，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Boston：Little，Brown，1976

瓦尔特·拉克尔：《游击战：历史的、批判的研究》

[947] Lary，Diana.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李友华：《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948] Lary，Diana.‘Warlord studies’.Modern China，6.4（Oct.1980）439—70

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

[949] Lattimore，Owen.Inner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2nd edn，1951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

[950] Lattimore，Owen.Nomads and commissars：Mongolia revisit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拉铁摩尔：《游牧民和人民委员：重访蒙古》

[951] Lau，Joseph S.M.Ts’ao Yü：the reluctant disciple of Chekhov and O’Neill，a study in literary influence.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0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

[952] Lau，Joseph S.M.，Hsia，C.T.and Lee，Leo Ou-fan，eds，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

[953] League of Nations，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China.Report of the technical agent of the council on his mission in China from the date of his appointment until April 1st，1934

国际联盟理事会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技术人员从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为止的在华使命的报告》

[954]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See Becker，C.H.et al.

国际联盟报告，《中国的教育改革》，见C.H.贝克尔等

[955] Lee，James.‘Food suppl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Southwest China，1250—1850’.JAS 41.4（Aug.1982）711—46

詹姆斯·李：《中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1250—1850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956] Lee，James and Eng，Robert.‘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Daoyi，1774—1798’.CSWT 5.1（June 1984）1—55

詹姆斯·李和罗伯特·恩格：《18世纪满洲的人口及家史：岛夷人，1774—1798年》，《清史研究》，第5卷第1期（1984年6月）

[957] Lee，James，Will，Pierre-Etienne and Wong，R.Bin，eds.State granaries and food supply in Ch’ing China，1650—1850.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Forthcoming

詹姆斯·李、皮埃尔-艾蒂安·维尔和王国斌编：《清代的国家仓廪与粮食供应，1650—1850年》

[958] Lee，Leo Ou-fan.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959] Lee，Leo Ou-fan.‘Literature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Lu Xun’s leftist years，1927—1936’.Modern China，2.3（July 1976）277—91

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现代中国》，第2卷第3期（1976年7月）

[960] Lee，Leo Ou-fan.‘Literary trends I：the quest for modernity，1895—1927 CHOC 12.451—504

李欧梵：《文学倾向Ⅰ：追求现代性，1895—1927年》，《剑桥中国史》，第12卷

[961] Lee，Leo Ou-fan，ed.Lu Hsun and his leg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李欧梵编：《鲁迅和他的遗产》

[962] Lee，Robert H.G.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疆》

[963] Leffler，Melvyn P.The elusive quest：America’s pursuit of European stability and French security，1919—1933.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

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

[964] 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5 vols.Reprinted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理雅各译：《中国经典》，5卷

[965] Le Gros Clark，Cyril Drummond.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Shanghai：Kelly&Walsh，1935

西里尔·德拉蒙德·勒格罗·克拉克：《苏东坡诗文》

[966] Lei Hsiao-ts’en.San-shih-nien tung-luan Chung-kuo（Thirty years of China in turmoil）.Hong Kong：Ya-chou亚洲，1955

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

[967] Lenin，N.et al.Lieh-ning Ssu-ta-lin lun Chung-kuo（Lenin and Stalin on China）.Peking：Jen-min，1963

列宁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968] Lenin，V.I.‘Conspectus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z’.Collected works，38.85—238.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61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

[969] Leong，Sow-theng.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6.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970] Levenson，Joseph.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s 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李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971] Lewis，Charlton M.‘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Ch’ing China’，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97—112

查尔顿·M　.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收入让·谢诺：《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社会，1840—1950年》

[972] Lewis，John Wilson，ed.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3

约翰·威尔逊·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

[973] Lewis，John Wilson，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

[974] Leyda，Jay.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2

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

[975] Li Ang（Chu P’ei-wo，Chu Hsin-fan）Hung-se wu-t’ai（The red stage）.Chungking，1942；Peking，1946

李昂（朱佩我，朱新繁）：《红色舞台》

[976] Li，Anthony C.The history of privately controlle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D 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54；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reprint，1977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

[977] Li Ch’ang.‘Hui-i min-hsien tui’（Reminiscences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Vanguard），in Li Ch’ang et al.I-erh-chiu hui-i-lu（Memoirs of December 9），3—34.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李昌：《回忆民先队》，收入李昌等：《一二九回忆录》

[978] Li Ch’eng-jui.‘K’ang-jih chan-cheng shih-ch’i chi-ko jen-min ken-chü-ti ti nung-yeh shui-show chih-tu yü nung-min fu-tan’（Agricultural tax systems and peasant burdens in people’s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Ching-chi yen-chiu（Economic research），2（1956）100—115

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

[979] Li Chi李济.Anya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

李济：《安阳》

[980] Li Chin-fa.Interview with Li Chin-fa by Ya Hsien.Ch’uang-shih-chi（The epoch poetry quarterly），39（Jan.1975）5

李金发：《痖弦访问李金发》，《创世纪》，第39期（1975年1月）

[981] Li Chung-hsiang.‘Kuo-li Hsi-nan lien-ho ta-hsueh shih-mo-chi’（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part 1，in Chuan-chiwenhsueh（Biographical litrature），231（August 19817）2—7

李鍾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第1部分，《传记文学》，第231期（1981年8月）

[982] Li Ho-lin.Chin erh-shih-nien Chung-kuow 　en-i ssu-ch’ao lun（Chinese literary trends in the recent twenty years）.Shanghai：Sheng-huo，1947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983] Li Ho-lin et al.C.hung-kuo hsin wen-hsueh shih yen-chiu（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Peking：Hsin chien-she tsa-chih she新建

设杂志社，1951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

[984] Li Ho-lin，ed.Chung-kuo wren-i lun-chan（Literary debates in China）.Hong Kong：Huah-sia华夏，1957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

[985] Li Hua，comp.Ming Ch’ing i-lai Pei-ching kung-shang hui-kuan pei-k’e hsuan-pien（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f Peking gilds since the Ming and the Ch’ing periods）.Peking：Wenw-u文物，1980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986] Li I-yeh.Chung-kuo jen-min tsen-yang ta-pai Jih-pen ti-kuo-chu-i（How the Chinese People defeated Japanese imperialism）.Peking：K’ai-ming，开明，1951

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987] Li Jui.Mao Tse-tung t’ung-chih ti ch’u-ch’i ko-ming huo-tung（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eking：Chung-kuo-ch’ing-nien Ch’u-pan-she，1957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988]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trans.by Anthony W.Sariti，ed.by James C.Hsiung，intro.by Strart R Schram.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7.（Trans.of Li J ui，1957）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安东尼·W.萨里蒂译，熊玠编，宣道华序

[989] Li Jui.Mao Tse-tung ti tsao-ch’i ko-ming Huo-tung Changsha：Hu-nan jenmin，1980；rev.edn of Li Jui，1957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990] Li Jui.Mao Tse-tung ti ch’u-ch’i ko-ming huot-ung（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Mao Tse-tung）.rev.edn，Peking：Jen-min，1980

李锐：《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增订版

[991] Li Jui.‘Hsueh-sheng shih-tai ti Mao Tse-tung’（Mao Tse-tung during his student period）.Hsin-hua wen-chai 1（1984）175—181

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

[992] Li Kuo-ch’i.Chung-kuo hsien-tai-hua tich’ü-yü yen-chiu：Min-Che-T’ai tich’ü，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Fekien，Chekiang and Taiwan）.Taipei：IMH，1982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

[993] Li Kuo-ch’i and Chu Hung.‘Ch’ing-tai Chin-hua-fu ti shih-chen chieh-kou chi ch’i yen-pien’（The structure and progressive changes in markets and towns in Chin-hua prefecture during the Ch’ing）.Li-shih hsueh-Pao（Bul 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7（May 1979）113—87

李国祁和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5月）

[994] Li Li-san.Fan-t’o（anti-Trotsky）.n.p.，n.d.Mimeographed

李立三：《反托》，油印

[995] Li，Lillian M.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1842—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1

莉莲·M.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年》

[996] Li，Lillian M.‘Introduction’to‘ Food，famine，and the Chinese statea- symposium’.JAS 41.4（Aug.1982）687—708

莉莲·M　.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　—专题论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997] Li，Lincoln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1937—1941：problem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Tokyo：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7—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

[998] Lil-un yü hsien-shih（Theory and reality）Shanghai，1939—

《理论与现实》，上海，1939年—

[999] Li Mu.San-shih nien-tai wen-i lun（On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of the 1930s）.Taipei：Li-ming黎明，1973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

[1000] Li pao.Hong Kong

《立报》，香港

[1001] Li-shih hsueh-pao（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Taipei：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Jan.1973—

《历史学报》，台北，1973年—

[1002] Li-shih tang-an（‘ Lishi dang’an ’）（Historical archives quarterly），ed.by First and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Chung-kuo ti-i li-shih tang-an-kuan，Chung-kuo ti-erh li-shih tang-an-kuan.Peking，1981—

《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1981年—

[1003] Li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Monthly.Peking，1954—66，1975—

《历史研究》，月刊，北京，1954—1966年，1975年—

[1004] Li Ta.‘Ko-hsin yun-tung ti ta ching-shen’（The great spirit of the renovation movement）.Ko-hsin chou-k’an，1.6（31 Aug.1946）5

李达（音）：《革新运动的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 月31日）

[1005] Li Ta-chao.Shou-ch’ang wem-chi（Collected essays of Li Ta-chao）.Shanghai：Jen-min，1952

李大钊：《守常文集》

[1006] Li Ta-chao.Li Ta-chao hsuan-chi（Selected works of Li Ta-chao）.Peking：Jen-min，1962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

[1007] Li Ta-chao.‘Ya-hsi-ya ch’ing-nien ti kuang-ming yun-tung’（The luminous Asiatic youth movement），in Li Ta-chao，Li Ta-chao hsuan-chi，327—9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收入《李大钊选集》

[1008] Li Tsung-huang.Hsin-hsien-chih chih li-lun yü shih-chi（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county system）.Chungking：CH，1944

李宗黄：《新县制之理论与实际》

[1009] Li Tsung-jen and Tong Te-kong.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9

李宗仁和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

[1010] Li Tzuc-hing.‘Chin-nan chieh-fang ch’ü ti tou-cheng ch’ing-hsing’（The struggle situation in the liberated districts of south Shansi）.Kuan-ch’a 6 March 1948，p.15

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情形》，《观察》，1948年3月6日

[1011] Li Tzu-hsiang.‘Kang-chan i-lai Ssu-ch’uan chih kung-yeh’（Szechwan’s industry during the war）.Ssu-ch’uan ching-chi chi-k’an，1.1（15 Dec.1943）17—43

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 年12月15日）

[1012] Li Tzu-hsiang.‘ Wo-kuo chan-shih kung-yeh sheng-ch’an ti hui-ku yü ch’ienchan’（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a’s wartime industrial production）.SCCC 2.3（1 July 1945）26—41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和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

[1013] Li WeN-chih，comp.Chung-kuo chin-tai nung-yeh-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a’s agriculture），vol.1.Peking：San-lien，1957.See also Chang Yu-i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也见章有义

[1014] Li Yü.Lun ch’ün-chung lu-hsien yü Shan-tung ch’ün-chung yun-tung（On the mass line and the mass movement in Shantung）.n.p.：Chung-kung Chiaotung-ch’ü tang wei中共胶东区党委，February 1946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10 15] Li Yun-han.Ts’ung j ung-Kung tao ch’ing-tang（From the admission of the Communists to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Kuomintang）.2 vols.Taipei：Chungkuo hsu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uanh-ui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2卷

[1016] Li Yunh-an.Sung Che-yuan yü ch’i-ch’i k’ang-chan（Sung Che-yuan and the 7 July war of resistance）.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73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

[1017] Li Yun-han.‘The origins of the war：background of the Lukouchiao Incident，July 7.1937’，in Paul K.T.Sih，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3—32

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背景》，收入薛光前编：《中国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1018] Liang Ch’i-ch’ao et al.Wanc-h’ingw us-hih-nien lai chih Chung-kuo，1872—1921（China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1872—1921）.Shanghai：Shun-pao kuan申报馆，1923；Hong Kong reprint：Lung-men龙门，1968

梁启超等：《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

[1019] Liang Shih—ch’iu.Ta’n Wen I-to（About Wen I-to）.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3：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7

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丛书第3种

[1020] Liang Shih-ch’iu.‘Ch’ing-hua ch’i-shih’（Tsinghua University at Seventy），in Chuan-chiw 　eih-sueh（Biographical literature），No.231（August 1981），82—8

梁实秋：《清华七十》，《传记文学》，第231期（1981年8月）

[1021] Liang Shu-ming.‘Pei yu so-chien chi-lueh’（An account of what I observed on my northward journey），in Chung-kuo min-tsu tzu-chiu yun-tung chihtsui-hou chueh-wu（The final realization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s selfhelp movement），257—88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收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1022] Liang Ssu-ch’eng，ed.and introd.by Wilma C.Fairbank.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type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4

梁思成著，威尔马·C.费尔班克编并序：《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的演变之研究》

[1023] Lieberthal，Kenneth G.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肯尼思·G.利伯索尔：《天津的革命和传统，1949—1952年》

[1024] Lilley，Charles Ronald.‘Tsiang T’ing-fu：between two worlds，1895—1935’.University of Maryland，Ph.D.dissertation，1979.（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查尔斯·罗纳德·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

[1025] Lin Chen.Chung-kuo nei-mu（China’s inside story）.Shanggai：Hsin-wen tsachih新闻杂志，1948

林真：《中国内幕》

[1026] Lin Chi-yung.‘K’ang-chan ch’i-chung min-ying ch’ang-k ’uang ch’ien-Ch’uan chien-shu’（Summary account of the move of privately-owned factories and mines to Szechwan during the war）.Ssu-ch’uan wen-hsien，62（1 Oct.1967）3—9

林继庸：《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期（1967年10月1日）

[1027] Lin，Julia C.Modern Chinese poetry：an introdu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

[1028] Lin Sung-ho.‘T’ung-chi shu-tzu hsia ti Pei-p’ing’（Peking：a statistical survey）.She-hui k’o-hsueh tsa-chih，2.3（Sept.1931）376—419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

[1029] Lin Ts’ung，ed.Hsien chieh-tuan tiw 　enh-sueh lun-chan（Current literary debates）.Shanghai：Kuang-ming光明，1936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

[1030] Lin Tzu-hsun（Tze-Hsiun Lin）Chung-kuo liu-hsueh chiao-yü shih（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Taipei：Hua-kang华冈，1976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

[1031] Lin Wen-ch’ing po-shih tan-sheng pai-nien chi-nien Ka’n，Lin Wen-ch’ing chuan（Life of Lim Boon Keng）.n.p.，n.d.

林文庆博士诞生百年纪念刊，《林文庆传》

[1032] Lin Yueh-hwa（Yao-hua）.The golden wi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48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1033] Lin Yun-hui.‘Lueh lun Mao Tse-tung t’ung-chih tui Li-san lu-hsien ti jenshih ho ti-chih’（A brief account of Mao Tse-tung’s understanding of，and resistance to，the Li-san line）.TSYC 4（1980）51—9

林蕴晖：《略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34] Linden，Allen B.‘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1927—1928’.JAS 27.4（Aug.1968）763—776

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

[1035] Lindsay，Michael.‘The taxation system of the Shansi-Chahar- Hopei Border Region，1938—1945’.CQ 42（April-June 1970）1—15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年》，《中国季刊》，第42期（1970 年4—6月）

[1036] Lindsay，Michael.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1937—1945.London：Bergstrom&Boyle，1975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

[1037] Linebarger，Paul M.A.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a political study.Boston：World Peace Foundation，1941；repr.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3

林百克：《蒋介石的中国：政治研究》

[1038] Ling Yü.“ Mao Tse-tung t’ung-chih ho li-san lu-hsien ti kuan-hsi t’ao lun tsung-shu”（A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Comrade Mao Tsetung’s relationship to the Li-san line）.TSYC，3（1982）78—80

凌宇：《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039] Link，Arthur S.Wilson.vol.3.The struggle for neutrality，1914—191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Wilson.5 vo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7—65）

阿瑟·S.林克：《威尔逊》第3卷，《为中立而斗争，1914—1915年》（《威尔逊》，全5卷）

[1040] Link，Perry.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林培瑞：《鸳鸯与蝴蝶：20世纪初期的中国城市通俗小说》

[1041] Lippit，victor D.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in Victor Lippit et al.‘Symposium o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Modern China，4.3（Julr 1978）；see pp.251—328

维克托·D.利皮特：《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收入维克托·D.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4卷第3期（1978年7月）

[1042] Liu Ch’ang-sheng et al.Chung-kuo kung-ch’an-tang yü Shang-hai kungjen：Shang-hai kung-jen yun-tung li-shih yen-chiu tzu-liao chih erh（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hanghai workers：Shanghai labour movement historical research materials number two）.Shanghai：Lao-tung ch’upan-she劳动出版社，August 1951

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二》

[1043] Lin Chen-tung.‘Chung-kuo ch’u-lu wen-t’i’（The question of China’s way out）.Kuo-wen chou-pao，10.24（19 June 1933）1—6（sep.pag.）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

[1044] Liu Chi-ping.‘San-shih-san-nien Ssu-ch’uan chih shang-yeh’（The commercial economy of Szechwan in 1944）.Ssu-ch’uan ching-chi chi-k’an，2.2（1 April 1945）75—81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 年4月1日）

[1045] Liu.F.F.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nina，1924—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

[1046] Liu Hsin-huang.Hsien-tai Chung-kuow 　en-hsueh shih-hua（Dis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Taipei：Cheng-chung，1971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

[1047] Liu Hung-sheng ch’i-yeh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enterprises of Liu Hung-sheng），ed.by Shang-hai she-hui k’e-hsueh-yuan Ching-chi yenchiu so.3 vols.Shanghai：Jenmin，1981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3卷

[1048] Liu I-ch’ang.‘Ts’ung k’ang-chan shih-ch’i tso-chia sheng-huo chih k’un-k’u k’an she-hui tui tso-chia ti tse-jen’（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ety toward writers；a view based on the writers’impoverished lives during the war years）.Ming-Pao yueh-k’an（Ming-pao monthly），13.6（June 1978）58—61

刘以鬯：《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明报月刊》，第13卷第6期（1978年6月）

[1049] Liu，James T.C.‘ An early Sung reformer：Fan Chung-yen’，in John K.Faird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05—131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收入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1050] Liu，Kwang-Ching.‘World 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reflections on post-Mao historiography’.JAS 40.2（Feb.19812）95—326

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

[1051] Lin Min.‘San shih-san-nien Ssu-ch’uan chih kung-yeh’（Szechwan’s industry in 1944）.SCCC 2.2（1 April 1945）27—43

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　1日）

[1052] Liu Ning.See Chang Kuo-t’ao

柳宁，见张国焘

[1053] Liu P’ei-shan.‘Hui-i Hsiang-Kan pien-ch’ü ti san-nien yu-chi chan-cheng’（Recollections of three years’guerrilla warfare in the Hunan-Kiangsi border region），in Chung-kuo Kung-ch’an-tang tsai Chiang-hsi ti-ch’ü lingtao koming tou-cheng ti li-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led by the CCP in Kiangsi）.Chiang-hsi jenmin，1958

刘培善：《回忆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收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1054] Liu Po-ch’eng，et al.Hsing-huo liao-yuan星火燎原（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Hong Kong：San-lien，1960.See also Hsing-huo liaiyuan

刘伯承等：《星火燎原》

[1055] Liu Shan-shu.Tziuc-hih ts’ai-cheng lun（On local self-government finance）.Shanghai：Cheng-chung shu-chü正中书局，1947

刘善述：《自治财政论》

[1056] Liu Shao-ch’i.‘Lun kung-k’ai kung-tso yü mi-mi kung-tso’（On open work and secret work）.Kung-ch’an tang-jen（The Communist）.Yenan，1939.Manuscript.Copy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

[1057] Liu Shao-ch’i.‘Chien-ch’ih Hua-pei k’ang-chan chung ti wu-chuang pu-tui’（Firmly support armed groups taking part in the north China war of resistance），in K’ang-J ih min-tsu t’ung-i chan-hsien chih-nan（Guide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5.39—54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收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

[1058] Liu Shao-ch’i.Lun tang（On the party）.Dairen：Tac-hung shu-tien大众书店，1947

刘少奇：《论党》

[1059] Liu Shih-shun.‘I-chiu-erh-ling chi tsai-hsiao shih-tai chih Ch’ing-hua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he days of the class of 1920）.Ch’ing-hua hsiao-yu t’ung-hsun（Tsing-hua Alumni/ae Gazette）.NS 71，special anniversary issue.Hsinchu：1981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清华校友通讯》，新第71期，校庆专号

[1060] Liu Shou-sung.Chung-kuo hsin wen-hsueh shih ch’u-kao（A preliminary draf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 vols.Peking；Tso-chia ch’upan-she作家出版社，1956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2卷

[1061] Liu Ta-chung.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an exploratory stud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46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

[1062] Liu Ta-chung and Yeh Kung-chia.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933—195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

[1063] Liu Tsai-fu and Lin Fei.Lu Hsun chuan（Biography of Lu Hsun）.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刘再复和林非：《鲁迅传》

[1064] Liu Ts’ui-jung.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1800—1911.Taipei：Academia Sinica，Institute of Economics，1980

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年》

[1065] Liu Wu-chi.‘The modern period’，in Herbert A.Giles，ed.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445—500

柳无忌：《现代》，收入翟理思编：《中国文学史》

[1066] Liu Yai.‘T’ai-P’ing T’ien-kuo shih-pai hou Chiang-nan nung-ts’un chingchi pien-hua ti tsai t’an-t’ao’（Another inquiry into economic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villages of Kiangnan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Taipings）.Li-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3（1982）105—20

刘耀：《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067] Lo Chial-un.‘Chiang Meng-lin hsien-sheng chuan-lueh’（Brief biography of Chiang Meng-lin）in his Shih-che jus-suc-hi，89—102

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68] Lo Chia-lun.Shih-che ju-ssu-chi（Recollections of those who are gone）.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14.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 67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传记文学》丛书第14种

[1069] Lo Chia-lun.‘Hsueh-shu tu-li yü hsin Ch’ing-hua’（The independence of scholarship and the new Tsing-hua），in his Shih-che ju-ssu-chi，7—15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70] Lo Chia-lun.‘Ts’ai Yuan-p’ei hsien-sheng yü Pei-ching ta-hsueh’（Mr Ts’ai Yuan-p’ei and Peking University），in his Shih-che ju-ssu-chi，52—67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71] Lo Chia-lun.‘Wo so jen-shih ti Tai Chi-t’ao hsien-sheng’（The Tai Ch’it’ao I knew），in his Shih-che ju-ssu-chi，144—50

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72] Lo Chia-lunS.ee Ko-ming wen-hsien

罗家伦，见《革命文献》

[1073] Lo-fu（Chang Wen-t’ien）et al.Ch’ing-nien hsueh-hsi wen-t’i（Problems of young people’s study）.Shanghai：Hua-hsia shu-tien华夏书店，1949

洛甫（张闻天）等：《青年学习问题》

[1074] Lojewski，Frank A.‘The Soochow bursaries：rent manag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CSWT 4.3（June 1980）43—65

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

[1075] The Long March，eyewitness account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3

《长征亲历》

[1076] Lötveit.Trygve.Chinese communism，1931—1934：experience in civil government.Lund，Sweden：Studentlitteratur，1973；Copenhagen：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No.16，1973

特吕格弗·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

[1077] Louis，William Roger.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

威廉·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1078] Lowe，Peter.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1915：a study of British Far Eastern policy.London：Macmilla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9

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英国远东政策研究》

[1079] Lowe，Peter.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1937—1941.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1080] LSYC.See Li-shih yen-chiu

《历史研究》

[1081] Lu-ch’eng hsien-chih（Lu—ch’eng county gazetteer），1885

《潞城县志》

[1082] Lu Hsun Lu Hsun ch’üan-chi（Complete works of Lu Hsun）.20 vols.Peking：Jenm-in wen-hsueh ch’u-pen-she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鲁迅：《鲁迅全集》，20卷

[1083] Lu Hsun.See feng Hsueh-feng；Hsia，Tsi-an；Lee，Leo Ou-fan；Lyell，W.A.，J r.；Mills，Harriet C.；Pollard，David E.；Yang，Gladys，among others

鲁迅，见冯雪峰，夏济安，李欧梵，小威廉·A.莱尔，哈里特·C.米尔斯，戴维·E.波拉德，戴乃迭

[1084] Lubot，Eugene.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Westport，Conn.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1982

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

[1085] Lutz，Jessie Gregory.China and the Chrisitan colleges，1850—195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

[1086] Lutz，Jessie G.‘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Modern Asian Studies，10.3（July 1976）395—416

杰西·G.卢兹：《中国民族主义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

[1087] Lutz，Jessie Gregory.‘Nationalism，Chinese politics，and Christian missions’.Unpublished manuscript，1984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民族主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

[1088] Lyell，William A.，Jr.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小威廉·A.莱尔：《鲁迅对现实的观察力》

[1089] Ma，Amy Fei-man.‘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populace in Ch’uansha，1911’，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1（1975—6）74—84

马飞文：《川沙的地方自治与当地民众，1911年》，《东亚研究中心论文选》，第1集（1975—1976年）

[1090] Ma Li-yuan.‘Chan-shih Hua-pei nung-tso-wu sheng-ch’an chi ti-wei tui liang-shih chih lueh-to’（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illaging of foodstuffs by the Japanese and their puppet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She-hui k’o-hsueh tsa-chih，10.1（J une 1948）62—81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

[1091] MacKinnon，Stephen.‘The Peiyang Army，Yuan Shih-k’ai，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JAS 32（May 1972）405—23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2年5月）

[1092] MacKinnon，Stephen R.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h-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斯蒂芬·R.麦金农：《清帝国末年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

[1093] MacMurray，John von Antwerp，cornp.and ed.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private agreements，and other documents，in reference to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relation to foreign powers，and in reference to the interrelation of those powers in respect to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world war of 1914—1919.2 vo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

约翰·冯·安特韦普·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2卷

[1094] MacNair，Harley F.，ed.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哈利·F.麦克奈尔编：《中国未沦陷区的呼声》

[1095] Maier，Charles.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stabilization in France，Ger-nany，and I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

[1096] Makino Tatsumi.Shina kazlku kenkyū支那家族研究（Studies of the Chinese family）.Tokyo：Seikatsusha生活社，1944

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

[1097] Mallory，Walter H.，with a foreword by Dr John H.Finley.China：land of famine.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6

沃特·H.马洛里：《中国：饥荒的国家》，约翰·H.芬利博士序

[1098] Malraux，A.Anti-memoirs，trans.by T.Kilmartin.New York：Holt，Rinehart &Winxton，1968

A.马尔罗：《反回忆录》，T.基尔马丁译，原著为法文

[1099] Mancall，Mark.Russia and China：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两国关系》

[1100] Mann，Susan.Review of G.Rozman，ed.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JAS 42.1（Nov.1982）146—53

苏珊·曼：《评G.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

[1101] Mann，Susan.‘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a’.Modern China，10.1（Jan.1984）79—115

苏珊·曼：《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变迁》，《现代中国》，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

[1102] Mann，Susan.See also Jones，Susan Mann

苏珊·曼，也见苏珊·曼·琼斯

[1103] Manshikai，ed.Manshū kaihatsu yonjūnenshi　滿州開四十年史（History of forty years of Manchurian development）.3 vots.Tokyo：Manshū kaihatsu yonjūnenshi kankōkai滿州開四十年史刊行会，1964—5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3卷

[1104] Mantetsu.See SMR

满铁

[1105] Mantici，Giorgio.Pensieri de fiume Xiang.Roma：Editori Riuniti，1981乔治·曼蒂奇：《湘江思潮》

[1106] 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4 vol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1—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英文版，4卷

[1107] Mao Tse-tung.Hsuan-chi选集（Selected works）.Chinese ed.Peking，196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中文版

[1108] Mao Tse-tung.Mao Tse-tung chi毛澤東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ed.by Takeuchi Minoru.10 vols.Tolyo：Hokubōsha北望社，1970—2

毛泽东：《毛泽东集》，竹内实编，10卷

[1109] [Mao Tse-tung.] Mao Tse-tung chi，pu chüan，1毛澤東集補卷（...supplementary volumes，1）.Tokyo：Sōsōsha蒼社，26 Dec.1983.Six volumes out of nine projected were issued up to October 1984

[毛泽东]：《毛泽东集补卷》，全10卷

[1110] [Mao Tse-tung.]Mao Tse-tung shu-hsin hsuan-chi（Selected letters of Mao Tse-tung）.Peking：Jen-min，1983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

[1111] [Mao]Tse-tung.‘Pu-hsu shih-yeh chuan-chih’（No to the despotism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Hsiang River Review，1.（14 July 1919）3

[毛]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14日）

[1112] [Mao]Tse-tung.‘Cha-tan pao-chü’（A brutal bomb attack）.Hsiang River Review，1（14 July 1919）3

[毛]泽东：《炸弹暴举》，《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14日）

[1113] [Mao]Tse-tung.‘Wei Te ju hu ti Fa-lan’（France fears Germany as if it were a tiger）.Hsiang RiverReview，3（28 July 1919）2

[毛]泽东：《畏德如虎的法兰》，《湘江评论》

[1114] Mao Tse-tung.‘Min-chung ti ta lien-ho’（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Hsiang River Review，2—4（July—Aug.1919）.Trans.by S.Schram in CQ 49（Jan.—Mar.1972）76—87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4期（1919年7—8月），宣道华译，载《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

[1115] Mao Tse-tung.‘Hsueh-sheng chih kung-tso’（The work of the students）.Hun-an chiao-yü（Hunan education）.1.2（Dec.1919）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

[1116] [Mao] Tse-tung.‘Pei-ching cheng-pien yü shang-jen’（The Peking coup d’état and the merchants）.The guide weekly，31/32（11 July 1923）233—4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1117] Mao Tse-tung.‘Pien-cheng-fa wei-wu-lun（chiang-shou t’i-kang）’（Dialectical materialism—lecture notes）.K’ang-chan ta-hsueh（organ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Political University），6 to 8（April to June，1938）123—5，147—50，184—7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6—8期（1938年4—6月）

[1118] Mao Tse-tung.Chi-ch’u chan-shu（Basic tactics）.Hankow：Tzu-ch’iang ch’upan she自强出版社，1938

毛泽东：《基础战术》

[1119] Mao Tse-tung.Pien-cheng wei-wu-lun（Dialectical materialism）.Dairen：Tachung shu-tien大众书店，n.d.[c.1946]

毛泽东：《辩证唯物论》

[1120] Mao Tse-tung.Ching-chiw ent-’i yü ts’ai-chengw 　en-t’i（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Hong Kong：Hsin-min-chu ch’u-pan-she新民主出版社，1949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121] Mao Tse-tung.Basic tactics，ed.and trans.by Stuart R.Schram.New York：Praeger，1966.Trans.of Ch -ch’u chan-shu

毛泽东：《基础战术》，宣道华编译

[1122] Mao Tse-tung.‘Chung-kuo nung-min ko chieh-chi ti fen-hsi chi ch’i tui koming ti t’ai-tu’（Analysis of all the classes of the Chinese peasantry，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revolution）.Mao Tse-tung chi，1.153—159

毛泽东：《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集》，第1 卷

[1123] Mao Tse-tung.‘Chung-kuo she-hui ko chieh-chi ti fenh-si’（Analysis of all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Mao Tse-tung chi，1.161—7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

[1124] Mao Tse-tung.‘Kuo-min ko-ming yü nung-min yun-tung’（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peasant movement）.Mao Tse-tung chi，1.175—9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卷

[1125] Mao Tse-tung.‘Kao chung-kuo ti nung-min’（Address to the Chinese peasants）.Tzu-liao hsuan-pien，24

毛泽东：《告中国的农民》，《资料选编》

[1126] Mao Tse-tung.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7

毛泽东：《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

[1127] Mao Tse-tung.‘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in Mao Tse-tung，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

[1128] Mao Tse-tung.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Long live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Red Guard Publication.2 vols.1967，1969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2卷

[1129] Mao Tse-tung（？）.Dialogue with Red Guards，28 July 1968.JPRS 61269，476（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Washington，D.C.）

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出版物联合研究中心丛刊》，第61269期

[1130] Mao Tse-tung（？）.Dialogue with Red Guards，28 July 1968.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 1969，p.694

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1131] Mao Tse-tung.‘Kai-ko hun-chih wen-t’i’（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marriage customs）.MTTC，pu chüan，1.149

毛泽东：《改革婚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

[1132] Mao Tse-tung.‘Lien-ai wen t’i—shao-nien-jen yü lao-nien-jen’（Problems of being in love-the youth and the elderly）.MTTC，pu-chün，1.161—163

毛泽东：《恋爱问题—　—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

[1133] Mao Tse-tung.‘Wai li，chün-fa yü ko-ming’（The foreign powers，the mili-tarists，and the revolution）.MTTC，piuc-hüan，2.109—11

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

[1134] Mao Tse-tung.‘Shih-ch’a Hun-an nung-yün kei Chung-yang ti pao-kao’（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an Inspec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MTTC，pu-chüan，2.255—7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

[1135] Mao Tse-tung.‘Kei Hsiang-tung T’e-wei ti hsin’（Letter to the East Hunan Special Committee）.MTTC，pu-chüan，3.157—8

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

[1136] Mao Tse-tung.See Tzu Jen.

毛泽东，见子任

[1137] Mao Chu-hsi wen-hsuan（Selected essays by Chairman Mao）.n.p.

《毛主席文选》

[1138] Mao Tse-tung and Guevara，Che，Guerrilla warfare.Section by Mao trans.by Samuel B.Griffith.London：Cassell，1964

毛泽东和切·格瓦拉：《游击战》，塞缪尔·B.格里菲思译毛泽东部分

[1139] Mao Zedong.Une étud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ed.and trans.by Stuart R.Schram.Paris：Mouton，1962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宣道华编译

[1140] Marks，Robert B.‘Peasant society 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South China：social change in Haifeng County，1630—1930’.University of Wisconsin，Ph.D.dissertation，1978

罗伯特.B·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1141] Marks，Robert B.‘Social change in Haifeng county on the eve of the Haifeng Peasant movement，1870—1920’.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Chinese Communist Rural Bases，Harvard University，1978

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为中国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研究室撰写的论文

[1142] Márquez，Gabriel Garcia.Cent ans de solitude（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Paris：Editions du Seuil，196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寂》

[1143] Marsh，Susan Han.‘Chou Fo-hal：the making of a collaborator’，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 panese，304—27

苏珊·汉·马什：《周佛海：一个附敌者的发展过程》，收入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

[1144] Martin，Edwin W.‘The Chou demarche’.Foreign Service Journal，Nov.1981，13—16，32

埃德温·W.马丁：《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1981年11月

[1145] Marx，Karl.Le Cixh-uit Br　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Paris：Editions Sociates，197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1146] Masuko Teisuke.Chūbu shina中部支那（Central China）.Taipei：Taiwan Nichi Nichi Shimpōsha台湾日日新报社，1912

益子逞辅：《中国中部》

[1147] Matsumoto Shigeharu.Shanghai jidai上海时代（The Shanghai years）.3 vols.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4—5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3卷

[1148] May，Gary，with intro.by John K.Fairbank.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

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费正清序

[1149] McCord，Edward A.‘Recent progress in warlord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an China，9.2（Fed.1984）40—7

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进展》，《中华民国史》，第9卷第2期（1984年2月）

[1150] McCormack，Gavan.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China，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洲的打算》

[1151] McDonald，Angus.Hōgaku kenk yū法学研究46.2（1972）99—107

安格斯·麦克唐纳：《法学研究》第46卷第2期的一篇文章

[1152] McDonald，Angus.Rōnin浪人（Tokyo），14（Dec.1973）37—47

安格斯·麦克唐纳：《浪人》第14期（1973年12月）的一篇文章

[1153] McDonald，Angus W.Jr.‘Mao Tse-tung and the hunan self-government movement，1920：an introduction and five translations’.CQ 68（Dec.1976）751—77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毛泽东和湖南自治运动，1920年：介绍和五篇译文》，《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

[1154] McDonald，Angus W.，J r.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1911—1927年中国的湖南省的精英和民众》

[1155] McDonald，Angus W.，Jr.‘Wallerstein’s world economy：how seriously should we take it？’JAS 38.3（May 1979）535—40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38卷第3期（1979年5月）

[1156] McDougall，Bonnie S.，trans.and ed.Paths in dream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Queensland，Austral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6

邦妮·S.麦克杜格尔编译《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

[1157] McDougall，Bonnie S.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邦妮·S.麦克杜格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文本的附注释的译文》

[1158] McElderry，Andrea Lee.Shanghai old-style banks（ch’ien-chuang），1800—1935：a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年：转变中社会的传统机构》

[1159] McLane，Charles B.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查尔斯·B.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

[1160] Meic-hou p’ing-lun（Weekly review），ed.Li Ta-chao et al.Peking，22 Dec.1918—31 Aug.1919

《每周评论》，李大钊等编，北京，1918年12月22日—1919年8月31日

[1161] Mei Yi-pao.Ta-hsueh chiao-yü wu-shih-nien—pa-shih tzu-chuan（University education over fifty years-an autobiography at 80）.Taipei：Lien-ching联经，1982

梅贻宝：《大学教育五十年—　—八十自传》

[1162] Meisner，Maurice.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1163] Melby，John F.The mandate of Heave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

约翰·F.梅尔比：《天命》

[1164] Meliksetov，A.V.Sotsial’no-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Gomin’dana v Kitae，1927—1949（Kuomintang social-economic policy in China，1927—1949）.Moscow：Glavnaia redaktsiia vostochmoi literatury，Nauka，1977

A.V.梅利克谢托夫：《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1927—1949年》

[1165] Meng Kuang-yu and Kuo Han-ming.Szu-ch’uan tsu-tien wen-t’i（The tenant problem in Szechwan）.Chungking：CP，1944

孟光宇和郭汉鸣：《四川租佃问题》

[1166] Meserve，Walter，and Meserve，Ruth，eds.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0

沃尔特·梅泽夫和鲁思·梅泽夫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戏剧》

[1167] Metzger，Thomas.，‘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the Liang-Huai salt monopoly，1740—1840’，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9—46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年》，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1168] Metzger，Thomas.‘O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a：the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of the economy from the polity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times’，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en Yu.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3—14

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收入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169] Mi Ti-kang.‘Yü chih Chung-kuo she-hui kai-liang chu-i’（My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Chinese society），in Chai-ch’eng ts’un-chih，Appendices，25—91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收入《翟城村志》

[1170] Mi-ting（M.Mitin）and others，trans.by Ai Ssu-ch’i and others.Hsin-chehsueh ta-kang（Outline of the new philosophy）.Shanghai：Tu-shu shenghuo ch’u-pan-she，1936

米定等著，艾思奇等译：《新哲学大纲》

[1171] Miao Ch’u-huang.‘Chung-kuo kung-nung hung-chün ch’ang-cheng kai-shu（A brief account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Workers’and Peasants’Rad Army of China）.Li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2（1954）85—96

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1172] Miao Ch’u-huang.Chung-kuo Kung-ch’an-tang chien-yao li-shih（A brief history of the CCP）.Peking：Hsueh-hsi tsa-chih-she学习杂志社，1957

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

[1173] Michael，Franz.‘Reg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tro.to 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梅谷：《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为斯坦利·斯佩克特著《李鸿章和淮军》撰写的序言

[1174] Migdal，Joel S.Peasants，politics and revolution：pressures toward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

[1175] Miles，Milton E.A different kind of war：the little-known story of the combined guerrilla forces created in China by the US Navy and the Chinese during World War Ⅱ.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7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和中国人在中国创建联合游击队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1176] Military campaigns in China，1924—1950.Se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1950年》，见国防部战史局

[1177] Mills，Harriet C.‘Lu Hsun：1927—1936，the years on the left’.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63

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1927—1936年，在左翼的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63年

[1178] Min-chu P’ing-lun（Democratic review）Hong Kong，July 1949—

《民主评论》，香港，1949年7月—

[1179] Min-kuo 20—30 nien-tai Chung-kuo Ching-chi nung-yeh t’u-ti shui-li went’i tzu-liao（Materials on China’s economic，agrarian，land and water control problems in the 1930s and 1940s）.An index compiled by the L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in Taipei

《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1180] Min Tu-ki.‘Ch’ǒngdae ponggǒllon ǔi kǔndaejǒk pyǒnmo’清代封建論の近代的变貌（The moder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feudalism in the Ch’ing period），Chungguk kǔndaesa yǒn’gu中国近代史研究（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oul：Ⅱ Cho kak一潮阁，1973

闵斗基：《清代封建论之近代变形》，收入《中国近代史研究》

[1181] Miner，Noel Ray.‘Chekiang：the Nationalists’ef fort in agrarian reform and construction，1927—1937’.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3

诺埃尔·雷·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

[1182] Miner，Noel Ray.‘Agrarian reform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case of rent reduction in Chekiang，1927—1937’，in F.Gilbert Chan，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69—89

诺埃尔·雷·迈因纳：《国民党中国的农村改革：浙江减租个案，1927—1937年》，收入陈福霖编：《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49年》

[1183] Ming Ch’ing Su-chou kung-shang-yeh pei-k’e chi（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f Soochow guilds in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s），comp.by Su-chou li-shih po-wu-kuan，Ching-su shih-fan hsueh-yuan li-shih-hsi，Nan-ching tahsueh Ming Ch’ing shih yen-chiu shih.Kiangsu：Jen-min，1981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

[1184] Ming Ch’ing tzu-pen-chu-i meng-ya yen-chiu lun-w　enc hi（Collected research essays on capitalist sprouts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ed.by Nan-ching ta-hsueh li-shih.hsi Shanghai：Jen-min，1981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历史系编

[1185] Mingp-ao yueh-k’an（Ming-pao monthly）.Hong Kong.1966—

《明报月刊》，香港，1966年—

[1186] Ministry of Education，Ofice of Statistics.comp.Erh-shih-san nien-tu ch’üan-kuo kao-teng chiao-jü t’ung-chi（Stat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34—5）.Shanghai：CP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

[1187]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War History Bureau.Military campaigns in China，1924—1950，trans.by W.W.Whitson，Patrick Yang and Paul Lai.Taipei，1966

国防部战史局编：《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1950年》，W.W.惠策恩、帕特里克·杨和保罗·赖译

[1188] Mitin，See Mi-ting

米定

[1189] Miyazaki Tōten.My thirty three years dream：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ōten，trans.and introd.by S.Etō and M.B.Jans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宫崎滔天：《我三十三年的愿望：宫崎滔天自传》，卫藤沈吉和马里乌斯·詹森译并序

[1190] Moderm Asian Studies.Quarterly.Cambridge，England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现代亚洲研究》，季刊，1967年—

[1191] Modern Chin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75—

《现代中国》，季刊，1975年—

[1192] Monroe，Paul.China：a nation in evolution.New York：Macmillan，1928

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1193] Moore，Barrington，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an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

小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

[1194] Morita Akira.Shindai suirishi kenkyū清代水利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during the Ch’ing period）.Tokyo：Akisho bō 亞紀　書房，1974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

[1195] Morley，James William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191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7

詹姆斯·威廉·莫利：《日本向西伯利亚推进，1918年》

[1196] Morley，James William，ed.The fateful choice：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Asia，1939—1941：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kaisen gaikō sh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詹姆斯·威廉·莫利编：《重大的选择：日本向东南亚前进，1939—1941年：从〈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开战外交史〉选译》

[1197] Morley，James William，ed.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1933—194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詹姆斯·威廉·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

[1198] Morley，James W.，ed.Japan’sr oad to the Pacific War：Japan erupts.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and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28—1932：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kaisen gaikō shi.Fourth vol.in a 5-vol.se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詹姆斯·W.莫利编：《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1932年：从〈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开战外交史〉选译》

[1199] Morse，Hosea Ballou.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3rd rev.edn.Shanghai：Kelly&Walsh，1921

马士：《中国制度考》

[1200] Morton，William F.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0

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1201] Mote，F.W.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Knopf，1971

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

[1202] Moulder，Frances.Japan，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弗朗西丝·莫尔德：《日本、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

[1203] Mousnier，Roland.Fureurs paysannes；les paysans dans les révoltes duⅩⅦème siècle（Fance，Russie，Chine）.Paris：Calmann-Lévy，1967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国）》

[1204] MTTC.See Mao Tse-tung chi

《毛泽东集》

[1205] MTTC，pu chüan，See Mao Tse-tung chi，pu chüan

《毛泽东集补卷》

[1206] Muhse，Albert C.‘Trade organization and trade control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2（June 1916）309—23

艾伯特·C.马谢：《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管理》，《美国经济评论》，第6卷第2期（1916年6月）

[1207] Menro，Donald J.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唐纳德·J.芒罗：《中国古代的人的概念》

[1208] Munro，Donald J.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唐纳德·J.芒罗：《中国现代的人的概念》

[1209] Muramatsu Yūji.See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

村松祐次，见《中国之政治与经济》

[1210] Muramatsu Yūji.‘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9.3（Oct.1966）566—99

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

[1211] Muramatsu Yūji.Kindai Kōnan no sosan近代江南の租棧（Bursaries in the Lower Yangtze area in modern times）.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0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

[1212] Murphey，Rhoads.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New York，London，Toronto：Methuen，1980

墨菲：《毛泽东主义憧憬的消退：中国发展中的城市和乡村》

[1213] Murphy，George G.S.Soviet Mongolia：a study of the oldest political satellit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乔治·G.S.墨菲：《苏维埃蒙古：年代最久的卫星国研究》

[1214] Murray.Dian.‘Mid-Ch’ing piracy：an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CSWT4.8（Dec.1982）1—29

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4卷第8期（1982年12月）

[1215]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ee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

中国革命博物馆

[1216] Myers，Ramon H.‘Cotton textile handicraf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Economic History Review，18.3（1965）614—32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18卷第3期（1965年）

[1217] Myers，Ramon H.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1218] Myers，Ramon H.‘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China’，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173—191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1219] Myers，Ramon H.‘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JAS33.2（Feb.1974）265—77

马若孟：《中国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变革与连续性》，《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第2期（1974年2月）

[1220] Myers，Ramon H.‘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eam farm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261—78

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收入珀金斯：《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1221] Myers，Ramon.‘Socioeconomic change in villages of Manchuria during th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modern Asian Studies，10.4（1976）591—620

马若孟：《清代和民国时期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变化：若干初步结论》，《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

[1222] Myers，Ramon.The Chinese economy：past and present.Belmont，Calif.：Wadsworth，1980

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在》

[1223] Myers，Ramon H.‘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modern China：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Hsing-t’ai county，Hopei province’.in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ūji Muramatsu commemoration volume），189—212

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邢台县的水利管理》，收入《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

[1224] Nagai，Yōnosuke and lriye，Akira，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1225] Nakagane Katsugi.Kyū Manshū nōson shakai keizai kōzo no bunseki舊滿洲農村社会經濟構造の分析（Analysi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villages in traditional Manchuria）.No data.

中兼胜义：《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

[1226] Nakajima Masao，ed.Taishi kaiko roku 対支回顧録（Memoirs concerning China）.2 vols.Tokyo：Dai Nihon Kyōka Tosho，1936

中岛正郎编：《对华回顾录》，2卷

[1227] Nakajima Masao，ed.Zoku Taishi kaikoro ku續対支回顧 録（Memoirs concerning China，supplement）.2 vols.Tokyo：Dai Nihon Kyōka Tosho，1941

中岛正郎编：《续对华回顾录》，2卷

[1228] Nakajima，Mineo.‘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Yō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203—23

中岭雄：《历史透视中的中苏对立》，收入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1229] Nakajima Mineo.chū-So tairitsu to gendai：sengo Ajia no sai kōsatsu中ソ対立と現代：戦后ァジァの再考察（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and the present day：a reexamination of postwar Asia）.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8

中岭雄：《中苏对立与现代：战后亚洲之再考察》

[1230] Nakami Tatsuo.‘1913 nen no Ro-Chū sengen：Chūkaminkoku no seiritsu to Mongoru mondai’ 1913年の露中宣言—中華民國の成立とモンゴル問題（Russo Chinese Declaration of 1913：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Mongol problem），Kokusai seiji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66（Nov.1980）

中见立夫：《1913年的俄中宣言—　—中华民国的建立与蒙古问题》，《国际政治》，第16期（1980年11月）

[1231] Nakamura Tadashi.Shingai kakumei shi kenkyū辛亥革命史研究（Stud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Tokyo：Miraisha未来社，1979

中村义：《辛亥革命史研究》

[1232] Nakamura Takafusa.‘Go-sanju jiken to zaikabō’五·三十事件と在華紡（The May 30 incident and the Japanese cotton industry in China），Kindai chūgoku kenkyū近代中國研究（Studies on modern China），6（1964）99—169

中村隆英：《五卅事件与日本在华的棉纺工业》，《近代中国研究》，第6期（1964年）

[1233] Nakamura Takafusa.‘Japan’s economic thrust into North China，1933—1938：form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220—53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收入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

[1234] ‘Nan-ch’ang ta-shih chi’（Important events at Nanchang）.Chin-tai-shih tzu-liao，4（1957）130

《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1235] Nan-hsun chih（Gazetteer of Nan-hsun）.Chou Ch’ing-yun，comp.1922

《南浔志》，周庆云编

[1236] Nan-k’ai ta-hsueh ching-chi yen-chiu so（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ed.1913—1952nien Nan-k’ai chih-shu tzu-liao hui-pien（Nankai price indexes 1913—1952）Peking：T’ung-chi ch’u-pan-she统计出版社，1958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

[1237] Nance，W.B.Soocho　wU 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6

文乃史：《东吴大学》

[1238]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Tientsin，1928—（vol.5—9，1932—7；suspended 1937—9；resumed 1940）

《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天津，1928—（第5—9卷，1932—1937年；1937—1939年停刊；1940年复刊）

[1239] Naquin，Susa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

[1240] Naquin，Susan.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

[1241] Naquin，Susan.‘Connections between rebellions：sect family networks in Qing China’.Modern China，8.3（July 1982）337—60

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网》，《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1242] Nathan，Andrew J.‘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CQ.53（Jan.—March 1973）34—66

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53期（1973年1—3月）

[1243] Negishi Benji.Minami Shina nōgyō keizai ron南支那農業經濟論（Essays on South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Taipei：Noda shobō野田書房，1940

根岸勉治：《华南农业经济论》

[1244] Negishi Tadashi.Shanhai no girudo上海の ギ ル ド（The guilds of Shanghai）.Tokyo：Nihon Hyōronsha日本評論社，1951

根岸佶：《上海之行会》

[1245] Nei-cheng nien-chien pien-tsuan wei-yuan-hui.comp.Nei-Cheng nien-chien（Ministry of Interior year book）.Shanghai：CP，1936

内政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

[1246] Neu，Charles E.An uncertain friend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1906—190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查尔斯·E.诺伊：《不可靠的友谊：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1906—1909年》

[1247] Nihon kokusai seiji gakkai，ed.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太平洋戦争ヘの道（The road to the Pacific war）.8 vols.Tokyo：Asahi shimbunsha朝日新聞社，1962—3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8卷

[1248] Niida Noboru.Chūgoku no nōson kazoku中國の農村家族（The Chinese rural family）.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 54

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

[1249] Nish，Ian 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1894—1907.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6

伊恩·H.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1907年》

[1250] Nish，Ian H.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08—1923.London：Athlone Press，1972

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1251] Nish，Ian，ed.Anglo-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伊恩·H.尼什编：《英日疏远，1919—1952年：英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会议论文集》

[1252] Nish，Ian，ed.Some aspects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伊恩·H.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

[1253] North China Herald.Weekly.Shanghai，1850—

《北华捷报》，周刊，上海，1850年—

[1254] North，Robert C.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2nd edn，1963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

[1255] North，Robert C.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Stanford：Sta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

[1256] North，Robert C.See Eudin，Xenia

罗伯特·C.诺思，见色尼亚·茹科夫·尤丁

[1257] NTCC.See Feng Ho-fa，ed.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zu-liao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1258] NYTL.See Chang Yu-i，comp.Chung-kuo chin-tai nung-yeh shih tzu-liao，t -san chi，1927—1937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

[1259] OYü-Wan su-ch’ü ko-ming-shih tzu-liao hsuan-pien（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O-Yü-Wan soviet）.Vol.1，compiled by the party historians of the Central China Teachers’ College

《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1卷，华中师范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1260] Ocko，Jonathan K.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incial China：Ting，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1867—187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3

乔纳森·K.奥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的改革：丁日昌在同治中兴时期的江苏，1867—1870年》

[1261] Offner，Arnold A.American appeasement：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Germany，1933—1938.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69

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年》

[1262] Ogata，Sadako N.Defiance in Manchuria：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1931—193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

绪方贞子：《在满洲的挑战：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

[1263] Okamoto，Shumpei.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See also Borg，Dorothy

冈本俊平：《日本的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

[1264] Okuzaki Hiroshi.Chūgoku kyōshin jinushi no kenkyū中国鄉紳地主の研究（Studies of gentry-landlords in China）.Tokyo：kyūko Shoin汲古書院，1978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之研究》

[1265] Oliver，Frank.Special undeclared war.London：Jonathan Cape，1939

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

[1266] Onogawa Hidemi and Shimada Kenji.Shingai kakumei no kenkyū辛亥革命の研究（Stud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Tokyo：Chikuma Shobō筑摩書房，1978

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辛亥革命之研究》

[1267] Orb，Richard A.‘Chihli academies and other schools in the late Ch’ing：an institutional survery ’，in Paul A.Cohen and John E.Schrecker，eds.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31—40

理查德·A.奥布：《晚清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收入柯文和石约翰编：《19世纪中国之改革》

[1268] Osaka Tokushi.Chūgoku shin bungaku undō shi，中国新文学運-動史（History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of China）.2 vols.Tokyo：Hosei daigaku法政大学，1965

尾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2卷

[1269] Ostrower，Gary B.Collective insecurity：the Uniled Stat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during the early thirties.Lewisburg，Pa.：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1270] Otte，Friederich.‘Correlation of harvests with importation of cereals in 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15.4（Oct.1934）338—414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

[1271] Ou Tsuin-chen.‘Education in wartime China’，in Paul K.T.Sib.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89—123

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收入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

党中国，1937—1945年》

[1272] Ou Tsuin-chen.See Clopton，Robert W.

欧俊臣（音），见罗伯特·W.克洛普顿

[1273] Ou Yuan-huai.‘K’ang-chan shih-nien lai ti Chung-kuo ta-hsueh chiao-yü’（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decade since the[beginning of the]war）.Chung-hua chiao-yü chieh（Chinese education），NS.1.1（15 Jan.1947）7—15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新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

[1274] Overmyer，Daniel L.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

[1275] Overmyer，Daniel L.‘Alternatives：popular religious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Modern China，7.2（April 1981）153—90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

[1276] Paauw，Douglas S.‘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AS 16.2（Feb.1957）213—220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

[1277] Pa Chin.Cold nights：a novel.trans.by Nathan K.Mao and Liu Ts’unyan.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8.Trans.of Han-yeh

巴金：《寒夜》，内森·K.毛和刘村彦（音）译

[1278] P’an Kung-chan，de.Wu-shih-nien lai ti Chung-kuo（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Chungking：Sheng-li，1945；Taipei reprint，1976

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

[1279] P’an Tsu-yung.‘Hou-fang pan-ch’ang ti k’un-nan ho ch’i-wang’（Difficulties and hopes of factory management in the rear area）.Hsin-ching-chi，6.11（1 Mar.1942）

潘祖永：《后方办厂的困难和期望》，《新经济》，第6卷第1期（1942年3 月1日）

[1280] P’ang Sung.See Huang Yen-p’ei

庞淞，见黄炎培

[1281] Papers on China.Annual.vols.1—24（1947—71）.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中国论文集》，年刊，第1—24卷（1947—1971年）

[1282] Paulson，David.‘Leadership and spontaneity：recent approaches to communist base area studies’.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7.1（Oct.1981）13—18

戴维·保尔森：《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1期（1981年10日）

[1283] Paulson，David.‘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the Shandong base area，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2

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2年

[1284] ‘Peasant rebellions in China，symposium’.ModernC hina，9.3（July 1983），entire volume；articles by Joseph W.Esherick，Jack L.Dull，William G.Growell，and Elizabeth J.Perry

《中国的农民起义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收周锡瑞、杰克·L.达尔、威廉·G.克罗韦尔、裴宜理等人的文章

[1285] ‘Peasant strategies in Asian societies：moral and rational economic approaches—a symposium’.JAS42.4（Aug.1983）753—868

《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　—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1286] Peattie，Mark R.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1287] Peck，Graham.Two kinds of time：a personal story of China’s crash into revolu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first half reprinted 1968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

[1288] Pei-ching ta-hsueh che-hsueh hsi.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chailu）（Mao Tse-tu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abstract）.[Peking]：1960

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

[1289] Peic-hing ta-hsueh yueh-k’an（Peking University monthly）.Peking，1919—

《北京大学月刊》，北京，1919年—

[1290] Pei-fang ti-ch’ü kung-jen yun-tung tzu-liao hsuan-pien，1921—1923（Selected materials on the local workers’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1921—1923）.Chung-kuo ko-ming po-wu-kuan（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mp.Peking：Pei-ching ch’u-pan-she北京出版社，1981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1291] Pei-p’ing she-hui tiaoc-h’a so.See T -erh-tz’u“Chung-kuo…”

北平社会调查所，见《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

[1292] Peking Review.Peking.Weekly.March 4，1958—

《北京周报》，北京，周刊，1958年3月4日—

[1293] Pelz，Stephen E.Race to Pearl Harbor：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London Naval Confernce and the onset of World War.Ⅱ.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1294] P’eng Chen.Chung-kung ‘ Chin-Ch’a-Chi pien-ch’ü ’ chzh ko-chung chengts’e（Various policies in the CCP’s‘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n.p.：T’ung-i ch’u-pan-she统一出版社，28 Jan.1938.Manuscript in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

[1295] P’eng P’ai.‘Hai-feng nung-min yun-tung’（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aifeng），in Ti-i-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ti nung-min yun-tung（The peasant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40—138.Peking：Jen-min，1953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收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1296] P’eng Shu-chih.‘fang li-shih ti wen-chien tso-cheng’（Let historical documents be my witness）.Ming-pao yueh-k’an，30（June 1968）13—22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1968年6月）

[1297] P’eng Te-huai.P’eng Te-huai tzu-shu（The autobiography of P’eng Tehuai）.Shantung：Jen-min，1981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1298] P’eng Te-huai.‘Kuan-yü hua-pei kenc-hü-ti kung-tso ti pao-kao’（Report on work in the base areas of North China），in Kung-fei huok-uo shih-liao hui-pien（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ation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Communist bandits），3.346—406

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收入《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 卷

[1299] P’eng Tse-i ed.Chung-kuo chin-tai shou-kung-yeh shih tzu-liao.1840—1949（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1840—1949）.4 vols.Peking：San-lien，195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4卷

[1300] People’s University.See Chung-kuo jen-min ta-hsueh

中国人民大学

[1301] Pepper，Suzanne.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1302] Perdue，Peter.‘ Offical goals and local interests：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JAS 41.4（Aug.1982）747—66

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1303] Pekings，Dwight，H.，with the assistance of Yeh-chien Wang，Kuo-ying Wang Hsiao [and] Young-ming Su.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珀金斯（王业键、萧王国英（音）、苏永明（音）协助）：《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

[1304] Perkins，Dwight H.，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1305] Perry，Elizabeth J.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

[1306] Perry，Elizabeth J.and Harrell，Stevan，eds.‘Symposium：syncretic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Part I’.Modern China，8.3（July 1982），entire；articles by Stevan Harrell，Elizabeth J.Perry，Richard Shek，Susan Naquin and David E.Kelley；Part Ⅱ，8.4（Oct.1982）435—83：articles by David K.Jordan and Robert P.Weller

裴宜理和斯特万·哈勒尔编：《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专题论集》，第1部分，《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收斯特万·哈勒尔、裴宜理、理查德·石、韩书瑞和戴维·E.凯利的文章；第2部分，《现代中国》，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收戴维·K.乔丹和罗伯特·P.韦勒的文章

[1307] Perry，Elizabeth.‘Social banditry revisited：the case of Bai Lang，a Chinese brigand’.Modern China.9.3（July 1983）355—82

裴宜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

[1308] Pickowicz，Paul G.‘Ch’ü Ch’u-pai and the Chinese Marxist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ary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CQ 70（June 1977）296—314

保罗·G.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众文学艺术观》，《中国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

[1309] Pickowcz，Paul G.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保罗·G.皮茨科维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

[1310] PLA.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人民解放军

[1311] PLA unit history，Taiwan.Translated and prepared at the field level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US）Department of the Army

《人民解放军部队史》，美国陆军部军史局主持在台湾编译

[1312] Po I-po.‘Liu Shao-ch’i t’ung-chih ti i-ko li-shih kung-chi’（An historic achievement of Comrade Liu Shao-ch’i）.JMJP 5 May 1980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

[1313] Polachek，James.‘Gentry hegemony：Soochow in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211—56

詹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

[1314] Polachek，James M.‘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1928—1934）’.JAS 42.4（Aug.1983）805—29

詹姆斯·M.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1315] Polachek，James.The inner opium war.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Forthcoming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鸦片战争》

[1316] Pollard，David E.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the literaryv alues of Chou Ts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戴维·E.波拉德：《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1317] Pollard，David E.‘Lu Xun’s Zawen’，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Lu Xun and His Legacy，Asilomar，California，22—28 Aug.1981

戴维·E.波拉德：《鲁迅的杂文》，为1981年8月22—2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尔举行的鲁迅及其遗产会议准备的论文

[1318] Popkin，Samuel I.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塞缪尔·I.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

[1319] Potter，Jack.‘Land and lineage in traditional China’，in Maurice Freedman，ed.Family and kinshp in Chinese society，121—38

杰克·波特：《传统中国的土地和宗族》，收入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

[1320] Powell，Lyle Stephenson.A surgeon in wartime China.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46

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

[1321] Prazniak，Roxanne.‘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Ph.D，dissertation，1981

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

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论文，1981年

[1322] Prévert，Jacques.Paroles.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49

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

[1323] Price，Don.C.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

[1324] Price Frank W.Preface to Wartime China as seen by Westerners.Chungking：The China Publishing Co.Preface dated 1942

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序

[1325] Price，Jane L.Cadres，commanders，and commissars：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1920—1945.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6

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1920—1945年》

[1326] PTMT.See Schram，Stuart，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1327] Pu-erh-sai-wei-k’e（The bolshevik）.Official organ of the CCP center.Shanghai，Oct.1927—

《布尔塞维克》，中国共产党机关刊，上海，1927年10月

[1328] Pugach，Noel H.Paul S.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Millwood，NY：KTO Press，1979

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推动门户开放的外交官》

[1329] Pusey，James Reeve.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3

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

[1330] Pye，Lucian W.The dynamics of factions and consensus in Chinese politics：a model and some propositions.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nied States Air Force.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July 1980

卢西恩·W.派伊：《中国政治中的党系纠纷和共同一致的动力：一种模式和若干主张》，为美国空军撰写的报告

[1331] Qian Zhongshu.See Ch’ien Chung-shu

钱锺书

[1332] Rabe，Valentin H.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1880—192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8

瓦伦丁·H.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年》

[1333] ‘Ranisha no soshiki to hanman kōnichi katsudō no jitsurei’藍衣社の 組　織と反滿抗日活動の實例（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lue Shirts and examples of anti-Manchukuo，anti-Japanese activities），in Ranisha ni kansuru shirō藍衣社め关す为資料（Materials on the Blue Shirts）.n.p.：[1935？]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活动之实例》，收入《蓝衣社资料》

[1334] Rankin，Mary.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

[1335] Rankin，Mary Baekus.‘Rural-urban continuities：leading families of two Chekiang market towns’.CSWT 3.7（Nov.1977）67—104

玛丽·巴克斯·兰金：《城乡连续性：浙江两个集镇的望族》，《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

[1336] Rankin，Mary Backu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JAS 51.3（May 1982）453—84

玛丽·巴克斯·兰金：《“舆论”和政治力：19世纪末叶中国的清议》，《亚洲研究杂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

[1337] Rankin，Mary.‘Elite.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Forthcoming

玛丽·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年》

[1338] Rawski，Evelyn Sakakida.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伊夫林·萨卡基达·罗斯基：《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

[1339] Rawski，Thomas.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an introduc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1978

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

[1340] 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s.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1946—1949，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

肯尼思·W.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年》

[1341] Reardon-Anderson，James B.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1944—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渊源，1944—1946年》

[1342] Red China.See Hung-se Chung-hua

《红色中华》

[1343] Red Flag.See Hung-ch’i

《红旗》

[1344] Red Star.See Hung-hsing

《红星》

[1345] Reed，James.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1911—1915.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3

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

[1346] Reinsch，Paul S.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Garden City，NY and Toronto：Doubleday，Page，1922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

[1347] Reinsch，Paul S.See Pugach，Noel H.

芮恩施，见诺埃尔·普加奇

[1348] Reischauer，Edwin O.and Fairbank，John K.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0

赖绍华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

[1349] Republican China.vol.1.1 to 9.1（1975—83）was 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New title began with vol.9，part 2，Feb，1984

《中华民国史》，第1卷第1期—第9卷第1期刊名为《中华民国史研究

通讯》，1984年2月出版的第9卷第2期起用新刊名

[1350] Reynolds，Bruce.‘Weft：the technological sanctuary of Chinese handspunyarn’.CSWT 3.2（Dec.1974）1—19

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

[1351] Reynolds，David.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1937—41：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1981

戴维·雷诺兹：《英美同盟的建立，1937—1941年：竞争性合作的研究》

[1352] Reynolds，Douglas Robertson.‘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f wartime China，1938—1945’.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5

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

[1353] Reynolds，Virginia.‘Social movements：an analysis of leadership in China 1895—1927’.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3

弗吉尼亚·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

[1354] Rhoads，Edward J.M.et al.，eds.The Chinese Red Army，1927—1963：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4

路康乐等编：《中国红军，1927—1963年：有注释的书目》

[1355] Rhoads，Edward J.M.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

[1356] Richardson，H.E.A short history of Tibet.New York：Dutton，1962

H.E.理查森：《西藏简史》

[1357] Riskin，Carl.‘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m China’，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49—84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1358] Riskin，Carl.‘Discussion and comments’，in Victor Lippit et al.，‘Symposium o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卡尔·里斯金：《讨论与评论》，收入维克托·D.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

[1359] Roll，Charles Robert，Jr.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incomes in China：a comparison of the 1930s and 1950s.New York：Garland，1980

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较》

[1360] Romanus，Charles F.and Sunderland，Riley.vol.1.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t.of the Army，1953；vol.2.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same pub.，1956；vol.3.Time runs out in CBI，same pub.，1959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第1卷，《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卷，《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卷，《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

[1361] Rōnin浪人（English-language periodical：title in characters and romanization）.Tokyo，founded c.1970

《浪人（》英文期刊），东京，1970年前后创刊

[1362] Rosenbaum，Arthur L.‘Gentry power and the Changsha rice riot of 1910’.JAS 34.3（May 1975）689—715

阿瑟·L.罗森鲍姆：《士绅势力与1910年的长沙米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3期（1975年5月）

[1363] Rosinger，Lawrence K.China’s crisis.New York：Alfred A.Knopf，1945

劳伦斯·K.罗辛格：《中国的危机》

[1364] Rossabi，Morris.China and Inner Asia：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Pica Press，1975

莫里斯·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1365] Rossabi，Morris，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世纪》

[1366] Rowe，William T.‘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a late Ch’ing city：the Hankow plot of 1883’.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4（1949）71—111

威廉·T.罗：《晚清—　—城市的叛乱及其敌人：1883年汉口密谋》，《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年）

[1367] Rowe，William T.‘Review article：recent wr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n early Ch’ing economic history’.CSWT 4.7（June 1982）73—90

威廉·T.罗：《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关于清初经济史的著作》，《清史问题》，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

[1368] Rowe，William T.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威廉·T.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年》

[1369] Rozman，Gilbert.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

[1370] Rozman，Gilbert，ed.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82

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

[1371] Rozman，Gilbert.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assessmentsof recent scholarship.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

吉尔伯特·罗兹曼：《苏联对前近代中国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评估》

[1372] Rue，John E，with the assistance of S.R.Rue.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Published for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约翰·E.鲁（S.R.鲁协助）：《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

[1373] Ruhlmann，Robert.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resistance contre le Japan（de 1937à 1945）.Paris：Editions de 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1982

罗伯特·鲁尔曼：《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

[1374] Sa K’ung-liao.Liang-nien ti cheng-chih-fan sheng-huo（Two years in the life of a political prisoner）.Hong Kong：Ch’unf-eng春风，1947

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

[1375] Sanetō Keishū.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中国人日本留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Tokyo：Kuroshio shuppan く ろ し お出版，1960；revised edition，Chūka gakkai，1970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1376] Satō Kenryō.Daitōa sensō kaikoroku大东亞　戦争回顧録（Memoirs of the Pacific War）.Tokyo：Tokuma Shoten德間書店，1966

佐藤贤了：《大东亚战争回顾录》

[1377] Scalapino，Robert A.‘The evolution of a young revol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JAS 42.1（Nov.1982）29—61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

[1378] Scalapino，Robert A.and Yu，George.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vol.Ⅰ：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1850—192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过程》，第1卷：《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年》

[1379] SCCC.See Ssu-ch’uan ching-chi chi-k’an

《四川经济季刊》

[1380] Schaller，Michael.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

[1381] 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Toronto：Little，Brown，1980

史扶邻：《孙逸仙：顽强的革命家》

[1382] Schneider，Laurence A.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live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劳伦斯·A.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和对可供选择的传统之探求》

[1383] Schoppa，R.Keith.‘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local elite in Szechuan.1851—1874’.CSWT2.10（Nov.1973）7—23

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1851—1874年》，《清史问题》，第2卷第10期（1973年11月）

[1384] Schoppa.R.Keith.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肖邦齐：《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

[1385] Schram，Stuart R.‘On the nature of Mao Tse-tung’s“deviation” in 1927’.CQ27（April—June 1964）55—66

宣道华：《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中国季刊》，第27期（1964 年4—6月）

[1386] Schram，Stuart.Mao Tse-tung.Harmondaworth，Eng.，Baltimore，Md.：Penguin Books，1967，1974

宣道华：《毛泽东》

[1387] Schram，Stuart 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Rev.edn，New York：Praeger，1969

宣道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1388] Schram，Stuart R.‘The party in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in J.W.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170—202

宣道华：《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政党》，收入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

[1389] Schram，Stuart R.‘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t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1958—1969’.CQ46（April—June 1971）221—44

宣道华：《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1969年》，《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

[1390] Schram，Stuart.‘ From the“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 to the “Great Alliance”’.CQ 49（Jan.M—arch 1972）76—105

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

[1391] Schram，Stuart R.，ed.Authority，participation，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essays by a European study grou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宣道华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一个欧洲研究团体的论文集》

[1392] Schram.Stuart R.，ed.Mao Yse-tung unrehearsed：talks and letters，1956—71，trans.John Chinnery and Tieyun.Harmondsworth：Penguin，1974；American edn，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4

宣道华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约翰·钦尼和铁云（音）译，美国版书名为《毛主席向人民讲话：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

[1393] Schram，Stuart.R.‘Mao Ze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7’，in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ūji Muramatsu commemoration volume），227—39

宣道华：《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收入《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

[1394] Schram，Stuart R.Mao Zedong：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

宣道华：《毛泽东：初步再评价》

[1395] Schran，Peter.Guerrilla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1937—1945.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1976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

[1396] Schreeker，John E.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　many in Shantu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石约翰：《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1397] Schreeker，John E.See Cohen，Paul A.

石约翰，见柯文

[1398] Schulzinger，Robert D.The making of the diplomatic mind：the training，outlook，and style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1908—1931.Middletown，con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5

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

[1399] Schurmann，Franz.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2nd ed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

[1400] Schwartz，Benjamin I.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1401] 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　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1402] Schwartz，Benjamin I.‘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May Fourth and after’.CHOC12.406—51

史华慈：《五四及五四之后的思想史主题》，《剑桥中国史》，第12卷

[1403] Scott，James C.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东南亚的造反和生存》

[1404] Scott，Roderiek.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 historical sketch.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4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简史》

[1405]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Chung-kuo ti-erh li-shih tang-an kuan），Nanking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406] Selden，Mark.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

[1407]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1（1975—6）；vol.2（1977—8）；vol.3（1978—9）；vol.4（1979—80）

《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芝加哥大学

[1408] Sengo Nihon no kokusai seijigaku　戦後日本の国際政治学（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ed.by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okyo：Nihon kokusai seiji gakkai日本国際政治学会，1979

《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学》，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

[1409] Service，John S.The Amerasia papers：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谢伟思：《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

[1410] Service，John S.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ed.by Joseph W.Esherick.New York：Random House，1974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周锡瑞编

[1411] Shaffer，Lynda.‘Mao Ze-dong and the October 1922 Changsha construction worders’strike’.Modern China，4（Oct.1978）379—418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年10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4期（1978年4月）

[1412] Shaffer，Lynda.Mao and 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NY：M.E.Sharpe，1982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

[1413] Shan-hsi ts’un-cheng hui-pien（Collected materials on Shansi village government）.4 vols.comp.by Shan-hsi ts’un-cheng ch’u，n.p.，1928.Taipei reprint：Wen-hai，1973

《山西村政汇编》，4卷，山西村政处编

[1414] Shan-tung sheng cheng-fu chi Shan-tung chün-ch’ü kung-pu chih kochung t’iao-li kang-yao pan-fa hui-pien（A compilation of various regulations，programmes，and methods issued by the Shantu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Shantung military region）.n.p.：Chiao-tung ch’ü hsing-cheng kung-shu胶东区行政公署，1945

《山东省政府及山东军区公布之各种条例纲要办法汇编》

[1415] Shand，R.T.‘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specialization in a primitive economy’.The Economic Record，41（June 1965）193—206

R.T.香德：《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1965年6月）

[1416] Shang-hai ch’ien-chuang shih-liao（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h ’ienchuang banks of Shanghai），comp.by Chung-kuo jen-min yin-hang Shang-hai-shih fen-hang（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Bank）Shanghai：Jen—min，1960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

[1417] Shanghai MuseumS.ee Shang-hai po-wu kuan

上海博物馆

[1418] Shang-hai po-wu kuan t’u-shu tzu-liao shih.Shang-hai pei-k’e tzu-liao hsuan-chi（A collection of Shanghai inscriptions）.Shanghai：Jen—min，1980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1419] Shang-jao chi-chung-ying（The Shang-jao concentration camp）.Rev.edn.Shanghai：Hua-tung jen—min，1952

《上饶集中营》

[1420] Shang-yü hsien-chih chiao hsu（Revised gazetteer of Shang-yü district），comp.by Hsu Chih-ching，1898

《上虞县志校续》，徐志靖编

[1421] Shaw Yu-ming.‘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US-Chinese Communist rapprochement in 1949：was there another“ lost chance in China”？’ CQ 89（March 1982）74—96

邵玉铭：《司徒雷登与1949年美国—中共和解：有另一次“在中国的失机”吗？》，《中国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

[1422] She-hui chien-she（Social reconstruction）.Nanking，1948—

《社会建设》，南京，1948年—

[1423] She-hui hsin-wen（The social mercury）.Shanghai，Oct.1932—July 1937

《社会新闻》，上海，1932年10月—1937年7月

[1424] She-hui k’o-hsueh tsa-chih（Quarterly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杂志》，季刊，北京，1930年—

[1425] Shek，Richard.‘Millenarianism without rebellion：the Huangtian Dao in North China’.Modern China，8.3（July 1982）305—37

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1426] Shen-pao（‘Shun Pao’）.Daily，Shanghai，1872—1949

《申报》，日报，上海，1872—1949年

[1427] Shen，T.H.Agricultural resources of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 Press，1951

沈宗瀚：《中国农业资源》

[1428] Shen Tsung-han.Shen Tsung-han tzu-shu Shen Tsung-han’s memoirs 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 7 5

沈宗瀚：《沈宗瀚自述》

[1429] Sheng Hsuan-huai tang-an tzu-liao hsuan-chi（Select papers from the Sheng Hsuan-huai archives），ed.by Ch’en Hsu-1u，Ku Ting-lung and Wang Hsi.4 vols.to date.Shanghai：Jen-min，1979—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陈旭麓、顾廷龙和汪熙编

[1430] Sheng-Kang ta pa-kung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great Canton-Hong Kong strike）.Kuang-tung che-hsueh she-hui k’o-hsueh yen-chiu so li-shih yenchiu shih.Kuang-tung jen—min，1980

《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1431] Sheng Li-yü.Chung-kuo jen-min chieh-fang-chün san-shih-nien shih-hua（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30 yea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Tientsin：Jen-min，1959

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

[1432] Sheng，Yueh.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ersonal account.Lawrence，Kan.：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Kansas，197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个人经历》

[1433] Sheridan，James.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詹姆斯·谢里登：《分裂的中国：中国史的民国时代，1912—1949年》

[1434] Shiba Yoshinobu.‘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in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391—440

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1435] Shigaku zasshi史學雜誌（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Dec.1888—U.ntil 1893 published as Shigakkai zasshi史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史学杂志》，1888—，1893年以前用《史学会杂志》刊名出版

[1436] Shigaku zasshi.Bibliographic 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May issues 1978—81.See Fogel，Joshua A.

《史学杂志》1978—1981年每年五月号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目提要，见乔舒亚·A.福格尔

[1437] Shigemitsu，Mamoru.Japan and her destiny，trans.by O.White.London：Hutchinson，1958

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O.怀特译

[1438] Shigeta Atsushi.Shindai shakai keizaishi kenkyū清代社会經濟史研究（Studies of the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g period）.Tokyo：Iwanami shoten岩波書店，1975

重田德：《清代社会經濟史研究》

[1439] Shih Ching-han.‘Huang-fan-ch’ü ti tsai-ch’ing ho hsin-sheng’（The disaster and rebirth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area）.Kuan-ch’a，3.3（13 Sept.1947），pp.22—3

史镜涵：《黄泛区的灾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

[1440] Shih Chün.Chung-kuo chin-tai ssu-hsiang-shih tzu-liao-wu-ssu shih-ch ’i chu-yao lun-wen-hsuan（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selected important essay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Tokyo：Daian大安，1968

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　—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

[1441] Shih Hsi-min.‘K’ang-chan i-lai ti Chung-kuo kung-yeh’（Chinese industry during the war）.Li-lun yü hsien-shih，1.4（15 Feb.1940）48—55

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

[1442] Shih-hsueh ch’ing-pao（History newsletter），comp.by Chung-kuo shihhsueh-hui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pien-chi-pu Peking：Jenmin，1982—

《史学情报》，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北京，1982年—

[1443] Shih-hua（Honest words）.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Soviet，30 Oct.1930—7 Feb.1931

《实话》，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930年10月30日—1931年2月7日

[1444] Shih Kuo-heng.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ed.and trans.by Hsiao-tung Fei and Francis L.K.Hsu.Cam 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4

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费孝通、许烺光

编译

[1445] Shih-pao（The eastern times）.Shanghai，1904—

《时报》，上海，1904年—

[1446] Shih-shih hsin-pao（The China times）.Shanghai，1924—

《时事新报》，上海，1924年—

[1447] Shih-tai p’i-P’ing（Modern critic）.Hong Kong，Jan.1939—

《时代批评》，香港，1939年1月—

[1448] Shih Yang-ch’eng.Chung-kuo sheng hsing-cheng chih-tu（Chines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hanghai：CP，1947

施养成：《中国省行政制度》

[1449] Shima Ichirō.Chūgoku minzoku kōgyō no tenkai中国民族工業の展開（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industries）.Tokyo：Mineruva Shobō ミ ネ ルヴァ　書房，1978

岛一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450] Shimada Toshihiko，ed，Manshū jihen 滿州事变（The Manchurian incident）.Tokyo：Misuzu Shobōみすず書房，1964

岛田俊彦编：《满洲事变》

[1451] Shina keizai zensho支那經濟全書（China economic series），vols.1—4.Osaka：Maruzen丸善，1907；vols.5—12，Tokyo：Tōa Dōbundai柬亞同文會，1908；each volume c.700—1000 pp.，illus.

《中国经济全书》

[1452] ‘Shingai kakumei nanajushūnen kinen Tōkyō kokusai gakujutsu kaigi’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東京国際学術会議（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1911 Revolution held in Tokyo to commemorate its 70th anniversary）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东京国际学术会议》

[1453] Shirendev，B.and Sanjdorj，M.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Vol.3.The contemporary period.Ulan Bator，1969；trans.by William A.Brown and Urgunge On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B.希伦德夫和M　.桑吉道尔吉：《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现代时期》，威廉·A.布朗和乌尔贡格·奥农译

[1454] Shhu Ch’ing-ch’un.See Lao She

舒庆春，见老舍

[1455] Shu Hsin-ch’eng.ed.Chin-tai Chung-kuo chiao-yü shih-liao（Source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4 vols.Shanghai：Chung-hua，1928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4卷

[1456] Shu Hsin-ch’eng，ed.Chung-kuo chin-tai chiao-yü-shih tzu-liao（Source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3 vols.Peking：Jen-min chiao-yü ch’u-pan-she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卷

[1457] Shu-wen.‘Ch’en Li-fu t’an CC’（Ch’en Li-fu chats about the CC）.Hsinwen t’ien-ti，20（1 Feb.1937）13

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

[1458] Shue，Vivienn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维维安娜·须：《转变中的农民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年）》

[1459] Shyu，Lawrence Nae-lih.‘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and China’s wartime problems，1937—1945’.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2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

[1460] Shyu，Lawrence N.‘China’s“ wartime parliament”：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1938—1945’，in Paul K.T.Sih，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273—313

徐乃力：《中国的“战时议会”：国民参政会，1938—1945年》，收入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1461] Sih，paul K.T.ed.The strenuous decade：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Jamaica，NY：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0

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

[1462] Sih，Paul K.T.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Hicksville，NY：Exposition Press，1977

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1463] 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I，JAS26.1（Nov.1964）3—44.（part Ⅱ and Ⅲ in subsequent issues）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1部分，《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1期（1964年11月），（第2部分和第3部分，载第26卷第2期和第3期）

[1464] Skinner，G.William.‘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3.3（July 1971）270—81

史坚雅：《中国农民与封闭社会：开放和关闭的个案》，《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3卷第3期（1971年7月）

[1465] Skinner，G.William.‘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Carol-Smith，ed.Regional analysis，vol.1，Economic systems，327—61.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

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收入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1卷，《经济制度》

[1466] Skinner，G.Willia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1467] Skinner，G.William，et al.eds.Modern Chinese society：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3 vol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史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

[1468] Skinner，G.William.See Elvin，Mark

史坚雅，见伊懋可

[1469] Slawinski，Roman.La Société des Piques Rouges et le mouvement paysan en Chein en 1926—1927.Varsovie：Wydawnictwa Universytetu Warszawskiego，1975

罗曼·斯拉文斯基：《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1470] Slupski，Zbigniew.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an analyses of Lao She’s fiction with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appendices.Prague：Oriental Institute，1966

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老舍小说分析，

附老舍生平和书目》

[1471] Smedley，Agnes.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56；London，1958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472] Smith，Arthur 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Oliphant，Anderson and Ferrer，1899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

[1473] Smith，Richard J.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y century China.New York：KTO Press，1978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19世纪的中国》

[1474] Smith，Richard J.China’s cultural heritage：the Ch’ing dynasty，1644—1912.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3

理查德·J.史密斯：《中国文化遗产：清代，1644—1912年》

[1475] Smith，Robert Gillen.‘History of the attempt of the United States Medical Departmen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ese Army Medical Service，1941—1945’.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50

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0年

[1476] SMR.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

满铁

[1477] SMR：Hoku-shi keizai chōsajo，chōsabu，comp.Hoku-shi nōson gaikyō chōsa hōkoku北支農村概况調查報告（Research report on village conditions in North China）.Daire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vol.2，1939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编：《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

[1478] SMR：Hoku-shi keizai chōsajo，comp.Nōka keizai chōsa hōkoku，Shōwa jūninendo，Hojunken Sensochin Beishoson 農家經濟調查報告，昭和12年度，豐潤 縣宣莊 鎮米廠村（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farm economy for 1937：Mi-ch’ang village，Hsuan-chuang chen，Feng-un county）.Dairen：1939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编：《农家经济调查报告，昭和12年度，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

[1479] SMR：Kozawa Shigeichi.Shina no dōran to Santō nōson支那の擾亂と山東農村（Shantung villages and the upheaval in China）.Daire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30

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

[1480] SMR：Mantetsu chōsa geppō 滿 鐵調查月報（SMR research monthly）.Dairen，1919—44

满铁：《满铁调查月报》，大连，1919—1944年

[1481] SMR：Mantetsu Shanhai jimusho chōsashitsu，Kōsōshō Shōkōken nōson jittai chōsa hōkokusho江蘇省江松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Research report of village conditions in Sung-chiang county，Kiangsu）.Shanghai：1941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1482] SMR：Mantetsu taiheiyō mondai chōsa jumbikai comp.Nōka no keiei narabini keizai jōtai yori mitaru Manshū，nōka to Chūbu Shina nōka no taishō農家の經營并に經濟狀態ょり見たゐ滿洲農家と中部支那農家の對照（A comparison of Manchurian and central China farms as seen from the economic and managerial aspects of the family farm）.Daire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31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编：《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中农家的比较》

[1483] SMR：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kaisha，Hokushi nōson gaikyō chōsa hōkoku北支農村概况調查報告（Research report on village conditions in North China）.Tokyo：Nihon Hyōronsha日本評　論社，194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

[1484] SMR，Hsinking Branch office：Research Division.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Kaisha，chōsashitsu，Toshi no bōchō ni tomonau ichi nōson nougoki都市ノ膨胀二卜モナゥ一農村ノ動キ（Change in a vill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rban growth）.Ch’ang-ch’u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4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

[1485] SMR，Shanghai Research Section：Mantetsu Shanhai jimusho chōsashitsu Chu-shi ni okeru nōson no shakai jijō中支ニ於クん農村ノ社會事情（Social conditions in villages of central China）.Shanghai：1939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

[1486] SMR：Shanhai jimusho.Shina shōhin sōsho：goma支那商品業　書：胡麻（Chinese commercial product series：sesame）.Shanghai：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38

满铁上海事务所：《中国商品丛书：胡麻》

[1487] Snow，Edgar.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3—5 Feb.1936

斯诺：《毛泽东访问记》，《大美晚报》，1936年2月3—5日

[1488] Snow，Edgar.Red star over China.London：Gollancz，1937；New York Random House，1938；1 st rev.and enlgd.edn，Grove Press，1968

斯诺：《西行漫记》

[1489] Snow，Edgar.The battle for Asia.New York：Random House，1941

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

[1490] Snow，Edgar.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57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年》

[1491] Snow，Edgar.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Hutchinson，1973

斯诺：《漫长的革命》

[1492] Spector，Stanley.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鸿章和淮军》

[1493] Spence，Jonathan.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

[1494] Spence，Jonathan.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New York：Viking Press，1981

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1495] Spence，Jonathan D.and Wills，John E.，Jr.，eds.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t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史景迁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

[1496] Ssu-ch’uan ching-chi chi-k’an（Szechwan economic quarterly）.Chungking，1943—

《四川经济季刊》，重庆，1943年—

[1497] Ssu-ch’uanw 　en-hsien（Records of Szechwan）.Taipei，1962—

《四川文献》，台北，1962年—

[1498] Ssu-i lu：Yuan Shou-ho hsien-sheng chi-nien ts’e（Memorial volume on Mr Yuan Shou-ho [T.L.Yuan]）.Taipei：CP，1968.The English-language portion of this bilingual volume was entitled T.L.Yuan：a tribute

《思忆录：袁守和先生纪念册》

[1499] Ssu-ma Hsien-tao.Pei-fa hou chih ko-p’ai Ssu-ch’ao（The doctrines of the various cliques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eiping：Ying-shan-she鹰山社，1930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1500] Starr，John Bryan.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约翰·布赖恩·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1501] Stilwell，Joseph.See Romanus，Charles A.；Tuchman，Barbara

史迪威，见查尔斯·F.罗曼努斯；巴巴拉·W.塔奇曼

[1502] Stilwell Papers，The.Arr.and ed.by Theodore H.White.New York：Schocken Books，1948

《史迪威文件》，白修德整理编辑

[1503] Stinchcombe，Arthur L.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

[1504] Storry，Richard（George Richard）.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1894—1943.London：Macmillan，1979

理查德·斯托里：《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落，1894—1943年》

[1505] Strand，David and Weiner，Richard.‘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1920s Peking：analysis of the tramway riot of October 22，1929’.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S 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137—80

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言论：1929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

[1506] Stross，Randall.‘A hard row to ho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agri culture in Western Jiangsu，1911—1937’.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 sertation，1982

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1911—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2年

[1507] Sturat，John Leighton.See Rea，Kenneth W.

司徒雷登，见肯尼思·W.雷亚

[1508] Stueck，William Whitney，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

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

[1509] Su-chou ti nung-ch’ao（The Peasant riots in Soochow）.Chung-kuo nungts’un，2.6（June 1936）6—8

《苏州的农潮》，《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1936年6月）

[1510] Su Wan Hsiang teng-sheng nung-min k’ang-tsu tou-cheng（Peasant resistance to rents in Kiangsu，Anhwei and Hunan provinces，Nov.1929—Jan.1930）.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1/2/1000

《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1000

[1511] Su-wei-ai Chung-kuo（Soviet China）.Moscow：Izdatep stvo Inostrannyky Rabochikh（Foreign Workers’Publishing House），19 34

《苏维埃中国》

[1512] Su Wen，ed.Wen-jt zu-yu lun-pien chi（Debates on the freedom of literature and art）.Shanghai：Hsien-tai现代，1933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

[1513] Su Yun-feng.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Hu-Pei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Hupeh province）.Taipei：IMH.1981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

[1514] Sun，E-tu Zen.‘Sericulture and silk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79—108

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1515] Sun Fo（Sun K’o）et al.T’ao Chiang yen-lun-chi（Anti-Chiang Messages）.Canton，1931

孙科等：《讨蒋言论集》

[1516] Sun Yat-sen.Fundamentals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Chien-kuo takang）（With Chinese text）.Taipei：China Cultural Service，1953

孙逸仙：《建国大纲（》附中文文本）

[1517] Sung Jen-ch’iung t’ung-chih liu-yueh shih-w’u-jih tsai chung-yang-chü tang-hsiao kuan-yü cheng-chih kung-tso ti pao-kao（Comrade Sung Jench’iung’s report on political work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No.15 June）.n.p.：chin-chi-lu-yü chün-ch’ü cheng-chih pu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December 1947

《宋任穷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

[1518] Suzuki，Takeo，ed.Nishihara shakkan shiryō kenkyū西原借款資料研究（Studies of materials on teh Nishihara Loans）.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2

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1519] SW.See 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

[1520] Swen，W.Y.‘Types of farming，costs of production，and annual labor distribution in Weihsien County，Shantung，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3.2（Aug.1928）653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1521] ‘Syncretic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symposium in ModernC hina，8.3（July 1982）entire and 8.4（Oct.1982）435—84

《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专题论集，载《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

[1522] Sze，Szeming.China’s health problems.Washington，DC：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1944

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

[1523] Ta-Ch’ing Kuang-hsu hsin fa-ling（New laws of the Kuang-hsu period）.Shanghai：CP，1910

《大清光绪新法令》

[1524] Ta-kung-pao（‘ L’Impartial’）.Tientsin，1929—；Hankow，1938—；Chungking，1938—；Hong Kong，1938—

《大公报》，天津，1929年—；汉口，1938年—；重庆，1938年—；香港，1938年—

[1525] Taeuber，Irene.‘Migrants and cities in Japan，Taiwan，and Northeast China’，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359—84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收入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1526] Taga Akigorō.Kindai Chūgoku kyōikushi shiryō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Source material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5 vols.Tokyo：Nihon gakujutsu shinkōkai日本学術振興会，1976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5卷

[1527] Tagore，Amitendranath.Literary debates in modern China，1918—1937.Tokyo：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67

阿米滕德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

[1528] Tai Hsuan-chih.Hung-ch’iang-hui（The Red Spear Society）.Taipei：Shihhuo ch’u-pan-she食货出版社，1973

戴玄之：《红枪会》

[1529] Tai Li.See Tai Yü-nung

戴笠，见戴雨农

[1530] Tai-Shi Kōrōsha denki hensankai（Commission for the compilation of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those who rendered services regarding China），comp.Tai-Shi Kaikoroku 対支回顧録（A record looking back on China）.2 vols.Tokyo：Tai-Shi kōrōsha denki hensankai，1936

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对华回顾录》，2卷

[1531] Tai Wen.Chiang-chou huo an（The case of the Chiang-chou fire）.Nanking：Chiang-su jen-min，1957.（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no.4393.8/4574）

戴闻：《江洲火案》

[1532] Tai Yih-jian.‘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ater and Soviet influenc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4

戴意坚（音）：《当代中国戏剧和苏联的影响》，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1533] Tai Yii-nung hsien-sheng nien-Pu’（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ai Li），comp.by Intelligence Section，Defence Ministry.Taipei，1966

《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

[1534] 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See Nihon kokusai…

《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

[1535] T’ai-ku hsine-chih.（T’ai-ku county gazetteer），1931

《太谷县志》

[1536] Takada Yasuma.Tōa minzoku-ron柬亞民族論（On East Asian nationalism）.Tokyo：Iwanami岩波，1939

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

[1537] Takamura Naosuke.Kindai Nihon mengyō to Chūgoku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The modern Japanese cotton industry and China）.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82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纺工业与中国》

[1538] Takeuchi Minoru，ed.Mao Tse-tung chi毛澤東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10 vols.Tokyo：Hokubōsha北望社，1970—72.See also Mao Tse-tung chi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10卷，也见《毛泽东集》

[1539] Tamagna，Frank M.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2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与财政》

[1540] Tamura Kōsaku.Saikin Shina gaikō shi最近支那外交史（History of China’s recent foreign relations）.2 vols.Tokyo：Gaikō Jihōsha外交时報社，1938—9

田村幸策：《最近中国外交史》，2卷

[1541] Tamura Kōsaku.Daitōa gaikōshi kenkyū大東亞外交史研究（Study of diplomatic history of Greater East Asia）.2 vols.Tokyo：Dainippon Shuppan大日本出版，1942

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究》，2卷

[1542] Tanaka Masatoshi.‘Chūgoku-keizai shi’中国—經濟史（Chinae-conomic history）Ajia Keizai ア ジ ア经济（Asian economices），19.1—2（Jan-Feb.1978），41—51

田中正俊：《中国—　—经济史》，《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

[1543] Tang，Peter S.H.Russian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ier Mongolia 1911—1931.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59

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31年》

[1544] Tang-shih ts’an-k’ao tzu-liao（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ed.by Mongolia-Suiyuan Bureau，department of propaganda.Suiyuan，n.d.

《党史参考资料》，蒙绥局宣传部

[1545] Tang-shih yen-chin.（Reserch on party history）.Pek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for the central party party school），1980—

《党史研究》，北京，1980年—

[1546] Tang-shih yen-chiu tzu-liao（Research materials on party history）.Periodical.‘Internal use only’this item is composed of primery documents，while Tang-shin yen-chiu（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contains secondary scholarship，essays，reminiscences，etc.Both are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CCP

《党史研究资料》，期刊，内部发行，刊载一次文献；《党史研究》刊载二次文献、论文和回忆录

[1547] Tang ti kai-tsao（Re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n.d.

《党的改造》

[1548] T’ang Chih-chün.Wu-hse pien-fa shih lun-ts’ung（Collected essays on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Hankow：Jen- min，1957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

[1549]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odon：Routledge，1930

汤良礼：《中国革命内史》

[1550] Tang Leang-li.Suppressing communist bandits in China.Shanghai，1934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

[1551] Tani Hisao.Kimtsu Nichi Ro sensh 機密日露戦史（Secret histo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61

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

[1552] T’ao Chiang yen-lun-chi.See Sun Fo

《讨蒋言论集》，见孙科

[1553] T’ao Hsing-chih.T’ao Hsing-chih chiao-yü wen-hsuan（Selected essays on education by T’ao Hsing-chih）.Peking：Chiao-yü k’o-hsueh ch’u-pan-she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选》

[1554] T’ao Hsing-chih.Hsing-chih shu-hsin chi（Collected litters of [T’ao] Hsingchih）.Anhwei：Jen-min，1981

陶行知：《行知书信集》

[1555] T’ao Ta-yung.‘Lun tang-ch’ien ti kung-yeh chin-chi’（Current means of rescuing industry）.Chung-kuo kung-yeh，25（Mar.1944）10—12

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

[1556] T’ao Ying-hui.Ts’ai Yuan-p’ei nien-p’u（shang）（A biographical chronolgy of Ts’ai Yuan-P’ei），Part I，Taipei：IMH monograph no.36，Academia Sinica，1976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

[1557] T’ao Ying-hui.‘Ts’ai Yuan-p’ei yü Pei-ching ta-hsueh，1917—1923’（Ts’ai Yuan-P’ei and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1917—1923）.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5（1976）263—312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

[1558] T’ao Ying-hui.‘Ts’ai Yuan-P’ei yü Chung-yang yen-chiu yuan 1927—1940’（Ts’ai Yuan-P’ei and Academia Sinica 1927—1940）.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7（1978）1—50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

[1559] Tawney，R.H.Land and labour in China.New York：Harcourt Brace，1932

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

[1560] Tawney，R.H.See Becker，C.H.

R.H.托尼，见C.H.贝克尔

[1561] Teng，Ssu-yü.Protest and crime in China：a bibliography of secret associations，popular uprisings，peasant rebellions，New York and London：Carland，

邓嗣禹：《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

[1562] Teradaira Tadasuke.Rokōkyō jiken 盧溝　橋事件（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Tokyo：Yomiuri shimbunsha　讀壳新聞社，1970

寺平忠辅：《卢沟桥事变》

[1563] TFTC，See Tung- fang tsa-chih

《东方杂志》

[1564] Thaxton，Ralph.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

[1565] There is another China.Essays by J.L.Buck，Roger Greene，Hu Shih et al.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1948

《有另一个中国》，卜凯、顾临、胡适等人的论文集

[1566] Thompson，E.P.‘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ty’.Past and Present，50（Feb.1971）76—136

E.P.汤普森：《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过去与现在》，第50期（1971年2月）

[1567] Thomson，James C.，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小詹姆斯·C.汤姆森：《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

[1568] Thorne，Christopher.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London：Hamilton，1972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

[1569] Thorne，Christopher.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克里斯托弗·索恩：《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年》

[1570] Thornton，Richard C.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28—1931.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

[1571] Thurston，Mrs Lawrence Chester，Ruth M.Ginling College.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572] Ti-cheng yueh-k’an（Land administration monthly）.Nanking，Jan.1933—

《地政月刊》南京，1933年1月—

[1573] Ti-erh-tz’u Chung-kuo chiao-yü nien-chien（The second China education year book）.Shanghai：CP，194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1574] Ti-erh-tz’u Chung-kuo lao-tung men-chien（Second year book of Chinese labour），ed.by Pei-p’ing she-hui tiao-ch’a so（Peiping Social Survey Institute），1930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所编

[1575] Ti-erh-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shih-shih lun-ts’ung（Discour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ed.by Shihhsueh shuang-chou-k’an she，Peking：San-lien，1956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史学双周刊社编

[1576] Tii--tz’u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hsuan-yen（Manifesto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KMT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n.p.，1927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国民党组织部

[1577] Ti-i-tz’u Chung-kuo chiao yü nien-chien（The first China education year book），comp.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hanghai：K’ai-ming shutien开明书店，1934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编

[1578] Ti-i-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ti kung-jen yun-tung（The labour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ed ·by Chung-kuo hsien-tai-dhih tzu-liao ts’ung-k’an Peking：Jen-min，195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

[1579] Ti-i-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ti nung-min yun-tung（The peasant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Peking：Jen-min，195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1580] Tiao-ch’a Che-chiang ching-chi so t’ung-chi-k’o.Che-chiang Chien-te hsien ching-chi tiao-ch’a（survey of the economy of Chien-te county，Chekiang）.Hangchow：Chien-she wei-yuan-hui建设委员会，1931

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浙江建德县经济调查》

[1581] Tiedemann，R.G.‘The persistence of banditry：incidents in border district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Modern China，8.4（Oct.1982）395—433

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地区的事件》，《现代中国》，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

[1582] 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

[1583] T’ien Chun（Hsiao Chün）.Village in August，trans.by Evan King，intr.by Edgar Snow.New York：Smith&Durrell，1942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埃文·金译，斯诺序

[1584] T’ien Han，Ou-yang Yü-ch’ien et al.Chung-kuo hua-chü yun-tung wu-shihnien shih-liao chi，1907—1957（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modern Chinese drama movement of the last fifty years，1907—1957）.Peking：Chung-kuo hsi-chü中国戏剧，1957

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

[1585] T’ien Yuan.‘Tsai lun Mao Tse-tung t’ung-chih tui Li-san lu-hsien ti jenshih ho ti-chih’（More on Comrade Mao Tse-tung’s understanding of and resistance to thd Li-san line）.TSYC 1（1981）65—71

田园：《再论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1年第1 期

[1586] Ting Chih-p’in.Chung-kuo chin ch’i-shih-nien lai chiao-yü chi-shih（Events in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the past seventy years）.Nation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35.Taipei：CP reprint，1961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

[1587] Ting I.‘Chung-kuo tso-i tso-chia lien-meng ti ch’eng-li chi ch’i ho fan-tung cheng-chih ti tou-cheng’（The founding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and its struggle against reactionary political forces），in Chang Chinglu，ed.Chung-kuo hsien-tai ch’u-pan-shih-liao.I-pien，35—49

丁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收入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588] Ting，Lee-hsia Hsu.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1900—1949.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4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

[1589] Ting Ling et al.Chieh-fang ch’ü tuan-p’ien ch’uang-tso hsuan（Selected short works from the liberated areas）.2 vols.n.p.，1947

丁玲等：《解放区短篇创作选》，2卷

[1590] Ting Miao.P’ing Chung-kung wen-i tai-piao tso（On reprsesntative works of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Hong Kong：Hsin-shih-chi ch’u-pan-she新世纪出版社，1953

丁淼：《评中共文艺代表作》

[1591] Tipton，Laurence.Chinese escapade.London：Macmillan，1949

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

[1592] Tōa dōbun kai hensan kyoku.Shina keizai zensho支那經濟全書（A compendium on the Chinese economy）.Tokyo：Tōa dōbun kai，vol.7.1910

东亚同文会编纂局：《中国经济全书》

[1593] Tōa kenkyùjo.Shina seishi no sekai teki chii支那制丝の世界的地位（The world status of Chinese silk-reeling）.Tokyo：Tōa kenkyūjo，1942

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

[1594] Tōa kenkyūjo.Keizai ni kansuru Shina kankō chōsa hōkokusho：toku ni Hoku Shi ni okeru kosaku seido經濟に関すゐ支那惯行調查報告書—特に北支に於ける小作制度（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f old customs in China concerning the economy：the tenant system in North China），Tokyo，1943

东亚研究所：《有关经济的中国习惯调查报告书：华北的租佃制度》

[1595] Tong，Hollington K.（Tung Hsien-kuang），ed，China after seven years of war.New York：Macmillan，1945

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

[1596] Tong，Hollington K.China and the world press.Nanking，Feb.1948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

[1597] Tong，Hollington K.Chiang Kai-shek.soldier and statesman：authorized biography.2 vols.Shanghai：The China Publishing Co.1st edn.Nov.1937.chiang kai-shek.Rev.edn，Taipei：Ching Pub.Co.，1953

董显光：《蒋介石，军人和政治家：审定的传记》，2卷，修订版更名《蒋介石》

[1598] Tong，Hollington.Chiang Tsung-t’ung chuan（A biography of President Chiang）.3 vols Taipei：Chung-hua wen-hua中华文化，1954

董显光：《蒋总统传》，3卷

[1599] Tong Te-kong.See Li Tsung-jen

唐德刚，见李宗仁

[1600] Topping，Seymour.Journey between two Chinas，New York：Harper & Row，1972

西摩·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

[1601] Torbert，preston M.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1662—1769.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

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宫内务府：其组织及主要职能研究，1662—1796年》

[1602] Tou-cheng（The struggle）.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C.1928？—1934？

《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1928？—1934？年

[1603] Trotter，Ann，Britain and East Asia，1923—1937.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安妮·特罗特：《英国与东亚，1923—1937年》

[1604] Tsai，David.‘ Party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Kiangsu province，1927—1932’.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I（1975—6）85—118

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1集（1975—1976年）

[1605]Tsai，Jung-fang.‘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e ideologists：He Qi（HoKai，1859—1914）and Hu Liyuan（1847—1916）’.Modern China，7.2（April 1981）191—225

蔡荣芳（音）：《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1859—1914年）和胡礼垣（1847—1916年）》，《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

[1606] Ts’ai-cheng p’ing-lun（Financial review）Hong Kong，1939—

《财政评论》，香港，1939年—

[1607] Ts’ai-cheng-pu cheng-li ti-fang chüan-shui wei-yuan-hui（Committee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taxes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T’u-ti ch’enpao tiao-ch’a pao-kao chih i：An-hui sheng Tang-t’u hsien t’u-ti ch’en-pao ka -lueh（First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land-registration：summary of the registration of land in Tang-t’u hsien.Anhwei）.Nanking，1935（？）

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一：安徽省当涂县土地陈报概略》

[1608] Ts’ai-cheng-pu cheng-li ti-fang chüan-shui wei-yuan-hui.T’u-ti ch’en-pao tiao-ch’a pao-kao chih erh：Chiang-su sheng Hsiao-hsien t’u-ti ch’en-pao kai-lueh（Second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land-registration：summary of the registration of land in Hsiao hsien，Kiangsu）.Nanking，1935（？）

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二：江苏省萧县土地陈报略》

[1609] Ts’ai-cheng-pu cheng-li ti-fang chüan-shui wei-yuan-hui.T’u-ti ch’en-pao tiao-ch’a pao-kao chih san：Chiang-su sheng Chiang-tu hsien t’u-ti ch’enpao kai-lueh（Third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land-registration：summary of the registration of land in Chiang-tu hsien，Kiangsu）.Nanking，1935（？）

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三：江苏省江都县土地陈报概略》

[1610] Ts’aic-heng shuo-ming shu（Explanatory accounts of fiscal administration），published by province.Ching-chi hsueh-hui，comp.Peking：Ts’ai-cheng pu财政部，1915

《财政说明书》，经济学会编

[1611] Ts’ai Ho-sen，wen-chi（Collected writings of Ts’ai Ho-sen）.Peking：Jenmin，1980

《蔡和森文集》

[1612] Ts’ai Shang-ssu，ed.Lun Ch’ing-mo Min-ch’u Chung-kuo she-hui（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Shanghai：Fu-tan ta-hsueh复旦大学，1982

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

[1613] Ts’ai Shao-ch’ing.‘Ko-lao hui yü 1891 nien Ch’ang-chiang liu-yü ti fanyang-chiao tou-cheng’（The Ko-lao hui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the Yangtze basin during 1891）.She-hui k’o-hsueh yen-chiu（Social science research），5（1982）

蔡少卿：《哥老会与1891年长江流域反洋教斗争》，《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

[1614] Ts’ai Shu-pang.‘Chin shih-nien lai Chung-kuo tien-nung feng-ch’ao ti yenchiu’（Research on tenant riot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Tungfang tsa-chih，30.10（16 May 1933）26—38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月16日）

[1615] Ts’ai T’ing-k’ai.Ts’ai T’ing-k’ai tzu-chuan（Ts’ai T’ing-k’ai’s autobiography）.2 vols.Hong Kong：Tzu-yu hsun-k’an-she自由旬刊社，1946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2卷

[1616] Ts’ai Wu-chi.‘Min-yuan lai wo-kuo chih nung-yeh’（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outset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in Chu Ssu-huang，ed，Minkuo ching-chi shih（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2vols.Shanghai：Yin-hang hsueh-hui银行学会，1948

蔡无忌：《民元来我国之农业》，收入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

[1617] Ts’ai Yuan-p’ei et al.Wan-Ch’ing san-shih-w’u-nien lai chih Chung-kuo chiao-yü，1897—1931.（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35 years since late Ch’ing 1897—1931）.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1；Hong Kong：Lung-men reprint，1969.See also Chuang Yü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也见庄俞

[1618] Ts’ai Yuan-p’ei.‘San-Shih-wu-nien lai Chung-kuo chih hsin-wen-hua’（New Cul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hirty-five years），in Ts’ai Yuanp’ei et al.，Wan-Ch’ing…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收入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

[1619] Ts’ai Yuan-p’ei.Ts’ai Yuanp-’ei ch’üan-chi（Collected works of Ts’ai Yuanp’ei）.Taipei：CP，1968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

[1620] Ts’ai Yuan-p’ei.Ts’ai Yuan-p’ei tzu-shu（Autobiography of Ts’ai Yuanp’ei）.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78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

[1621] Ts’an-k’ao tzu-liao.See Chung-kuo hsien-tai wen-hsueh shih ts’an-k’ao tzuliao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1622] Tsang K’o-chia.Hsien-tai Chung-kuo shih-hsuan（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no data

臧克家：《现代中国诗选》

[1623] Tsang K’o-chia，Lo-yin（Branded imprint）.Shanghai：K’ai-ming shu-chü开明书局，1948（1934）

臧克家：《烙印》

[1624] Ts’ao Chü-jen.Wen-t’an wu-shih nien hsu-chi（Sequel to fifty years on the literary scene）.Hong Kong：Hsin wen-hua新文化，1969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

[1625] Ts’ao Po-i.Chiangh-si Su-wei-ai chih chien-li chi ch’i peng-k’uei（The establishment and collapse of the Kiangsi soviet）.Taipei：Cheng-chih tahsueh政治大学，1969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

[1626] Ts’ao Yü.Jih-ch’u（Sunrise）.Shanghai：Wen-hua sheng-huo文化生活，1936

曹禺：《日出》

[1627] Ts’ao Yü.Thunderstorm，trans.by A.C.Barnes.Peking，1958

曹禺：《雷雨》，A.C.巴恩斯译

[1628] Ts’ao Yü.Sunrise，trans.by A.C.Barne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0

曹禺：《日出》，A.C.巴恩斯译

[1629] Ts’ao Yü.The wilderness，trans.by Christopher C.Rand and Joseph S.M.Lau.Hong Kong and Bloomington：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0

曹禺：《原野》，克里斯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

[1630] Tsiang，T.F.‘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International Affairs（14 July 1935）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

[1631] Tsiang，T.F.See Chiang T’ing-fu

蒋廷黻

[1632] Tsiang，T’ing-fu.See Lilley，Charles Ronald

蒋廷黻，见查尔斯·罗纳德·利利

[1633] Tso-lien shih-ch’iwu-ch’an chieh-chi ko-ming wen-hsueh（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Left-wing League），ed.by Nanching ta-hsueh Chung-wen hsi（Department of Chinese，Nanking University）.Nanding：Chiang-su wen-i江苏文艺，1960

《左联时期无阶级革命文学》，南京大学中文系编

[1634] Tsou Lu.Hu -ku-lu（Reminiscences）.2 vols.Shanghai，1943；Taipei：Wenhai，1971

邹鲁：《回顾录》，2卷

[1635] Tsou 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50.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3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

[1636] Tsun-yi hui-i wen-hsien（Documents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Peking：Jenmin，1958

《遵义会议文献》

[1637] Tsung Yuan-han.I-ch’ing kuan wen-kuo chi（Illustrious collection from the I-ch’ing Hall）.1877

宗源翰：《颐情馆闻过录》

[1638] Tsunoda Jun.Manshū mondai to kokubō hōshin：Meiji kōki ni okeru kokubōkankyō no hendō　滿州問 題 と国防方針—明治後期におけゐ国防環境の变動（The Manchurian problem and defence policies-change of defence conditions in the late Meiji era）.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67

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明治后期国防环境的变化》

[1639] Tsunoda J un，ed.，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The road to the Pacific war）.See：Nihon kokusai seiji gakkai，ed.，Taiheiyōs nesō

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1640] Tsurumi Yūsuke.Taiheiyo jidai太平洋時代（The Pacific Era）.Tokyo：Shinjiyūshugi kyōkai新自由主義協会，1929

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1641] Tsurumi Yūsuke.Gotō Shimpei後藤新平（A biography of Gotō Shimpei）.4 vols.Tokyo：Gotō Shimpei Haku denki hensankai後藤新平伯傅記编纂會，1937—38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4卷

[1642] TSYC.See Tang-ship Yen-chiu

《党史研究》

[1643] Tu-li p’ing-lun（Independent critic）.Peking，May，1932—

《独立评论》，北京，1932年5月—

[1644] T’u-ti cheng-ts’e chung-yao wen-chien hui-pien（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n land policy）.n.p.：Chung-kung Chin-Ch’a-Chi chungyangchü hsuan-ch’uan pu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1946

《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编》

[1645] Tuchman，Barbara W.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New York：Macmillan，1970

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

[1646] Tucker，Nancy Bernkopf.‘Nationalist China’s decline and its impact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131—71

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50年》，收入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

[1647] Tucker，Nancy Bernkopf.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的争论，1949—1950年》

[1648] Tung- fang tsa-chih（Eastern miscellany）.Shanghai，1904—48

《东方杂志》，上海，1904—1948年

[1649] Tung Hsiu-chia.Chung-kuo ti-fang tzu-chih wen-t’i（The problem of China’s local self-government）.Shanghai：CP，1937

董修甲：《中国地方自治问题》

[1650] Tung Shih-chin.‘K’ang-chan i-lai Ssu-ch’uan chih nung-yeh’（Agriculture in Szechw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in Ssu-ch ’uan ch -ing-chi chi-k’an，1.1（15 Feb.1943）48—52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 年2月15日）

[1651] T’ung-chi yueh-pao（Statistical monthly）.Nanking，1929—

《统计月报》，南京，1929—

[1652] T’ung-hisang hsien-chih（Gazetteer of T’ung-hsiang county），comp.by Yen Ch’en，1881

《桐乡县志》，严辰编

[1653] Tzu Ien[Mao Tse-tung].‘Kuo-min-tang yu-p’ai fen-li ti yuan-yin chi ch’i tui-yü ko-ming ch’ien-t’u ti ying-hsiang’（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e secession of the KMT rightist fa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revolution）.Cheng-chih chou-pao，4（10 Jan.1926）10—13

子任[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1654] Tzu-liao hsuan-pien [Peking]：January 1967

《资料选编》

[1655] Tzu-ming（pseud.）‘I-chiu-san-ssu nien Chung-kuo nung-ts’un chung ti kochung sao-tung feng-ch’ao i-lan-piao’（List of the various disturbances stirred up in Chinese villages in 1934）.Chungh-ua jih-pao（China daily），27 Feb.；6，13，20，27 March；18，25 April，1935

自鸣（笔名）：《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风潮一览表》，《中华日报》，1935年2月27日；3月6、13、20、27日；4月18、25日

[1656] Tzu-yu chung（Freedom’s bell）.Berkeley，March 1965—

《自由钟》，伯克利，1965年3月—

[1657] Uchida Tomoo.Chūgoku nōson no bunke seido中國　農村の分家制度（The system of family division in rural China）.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56

内田智雄：《中国农村之分家制度》

[1658] Ulyanovsky，R.A.，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9

R.A.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

[165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DC，1949.Reissued with intro.and index by Lyman Van Slyke as China white paper.2 vol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美国国务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1944—1949年时期》，改版更名为《中国问题白皮书》，附莱曼·P.范斯莱克写的序和编的索引，2卷

[166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　mament，Washington，November 12，1921—February 6，1922.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2

美国国务院：《限制军备会议，华盛顿，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 月6日》

[166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1939—1945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

[166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arious subtitle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7，pub.8442（1969）；1946，the Far East，China，vol.9，pub.8561（1972）；1946，the Far East，China，vol 10，pub.8562（1972）；1947，the Far East，China，vol.7，pub.8613（1972）；1948，the Far East，China，vol.7，pub.8678（1973）；1948，the Far East，China，vol.8，pub.8583（1973）；1949，the Far East，China，vol.8，pub.8886（1978）；1949，the Far East，China，vol.9，pub.8774（1974）.All published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副题各异：《1945年，远东，中国》，第7卷；《1946年，远东，中国》，第9卷；《1946年，远东，中国》，第10卷；《1947年，远东，中国》，第7卷；《1948年，远东，中国》，第7卷，第8卷；《1949年，远东，中国》，第8卷，第9卷

[1663]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See Van Slyke，Lyman

美国陆军部，见莱曼·范斯莱克

[1664] Unitded States War Department，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45，i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United States Senate，82nd Congress，1951—2

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收入《太平洋学会，司法委员会调查“内部安全法”及其他内部安全法律施行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记录》

[1665] USDS.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s

美国国务院档案馆

[1666] Usui Katsumi.Nihon to Chūgoku-Taishō jidai日本と中国—大正时代（Japan and China—the Taishō era）.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72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

[1667] Usui Katsumi.Manshūjthen.满洲事变（The Manchurian incident）.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4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

[1668] Van Slyke，Lyman P.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ro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

[1669] Van Slyke，Lyman P.，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Report prepared by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2…as an appendix to offcial transcript of the 1951 Senate hearings 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

[1670] Van Slyke，Lyman P.，ed.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2 vols.Arlign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

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年12月—1947年1月：报告及附录文件》

[1671] Varg，Paul A.Missionaries，Chinese，and diplomats：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保罗·A.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运动，1890—1952年》

[1672] Varg，Paul A.The closing of the door：Sino-American relations，1936—1946.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

保罗·A.瓦格：《门户的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年》

[1673] Vilar，Pier　re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recherches sur 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des structures nationales.3 vols.Paris：SEVPEN，1962

皮埃尔·维拉尔：《近代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民族结构的经济基础研究》，3卷

[1674] Vilar，Pierre.‘Mouvements paysans en Amérique latine’，in ⅩⅢ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Enquête sur les 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e monde contemporain，rapport général，76—96.Moscow：Editions‘ Nauka’，1970

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收入第十三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告》

[1675] Vincent John Carter.See May，Gary

范宣德，见加里·梅

[1676] Vogel，Ezra.‘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CQ 21（Jan.—Mar.1965）46—60

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 年1—3月）

[1677] Vohra，Ranbir.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4

兰比尔·沃赫拉：《老舍与中国革命》

[1678] Von Richthofen，Ferdinand Paul Wilhelm.Tagebücheraus China.See Eihara Masao，trans.，Shina ryokō nikki.

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见老原正雄译：《中国旅行日记》

[1679] Wada Sei.Chūgoku chihō jichi hattatsu shi中國地方自治發達史（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China）.Tokyo：Kyūko shoin汲古書院，1975 a reprint of 1939 edn with new bibliography by Yamane Yukio

和田清：《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1939年的再版本，附山根幸夫编的新书目

[1680] Waaner，Rudolph G.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4

鲁道夫·G.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宗教在太平军造反中的作用》

[1681] Wakeman，Frederic，Jr.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的思想的哲学观点》

[1682] Wakeman，Frederic，Jr.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魏菲德：《中华帝国的衰落》

[1683] Wakeman，Frederic，Jr.‘Rebellion and revolution：thd study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y’.JAS 36.2（Feb.1977）201—37

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

[1684] Wakeman，Frederic，Jr.and Grant，Carolyn，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

[1685] Wales，Nym（Snow，Helen Foster）.Red du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韦尔斯（海伦·福斯特·斯诺）：《红色尘土》

[1686] Wallace，L.Ethel.Hwa Nan Collge：the wome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6

L.埃塞尔·华莱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1687] Wallerstein，Immanuel.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e Press，197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

[1688] Walmsley，Lewis C.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1974

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1689] Walter，Georges and Hu Chi-Hsi.Ils étaient cent mille：la Longue Marche，1934—1935.Paris：J.C.Lattes，1982

乔治·瓦尔特和胡继喜（音）：《他们有十万人：长征，1934—1935年》

[1690] Wan-hsien hsin-chih（Wan county gazetteer）new edn，1934

《完县新志》

[1691] Wang Cheng.‘The Kuominta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demoralization’.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53

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

[1692] Wang Chi-chen，ed.Stories of China at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7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

[1693] Wang Chien-min.Chung-kuo kung-ch’an-tang shih-kao（A draf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3 vols.Taipei：Wang Chien-min，196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3卷

[1694] Wang，Erh-min.See Hao，Yen-P’ing

王尔敏，见郝延平

[1695] Wang Erh-min.Chung-kuo chin-tai ssu-hsiang shih-lun（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Taipei：Hua-shih ch’u-pan-she华世出版社，1977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1696] Wang Fan-hsi.Chinese revolutionary：memoirs，1919—1949，trans.and with an intro.by Gregor Benton.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格雷戈尔·本顿译并序

[1697] Wang Feng-chieh.Chung-kuo chiao-yü-shih ta-kang（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2nd ed.Shanghai：CP，1930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

[1698]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34—62

王赓武：《初明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论述》，收入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1699] Wagn Hsi‘Lun wan-Ch’ing ti kuan-tu shang-pan’（On the system of official supervision and merchant manag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Lishih hsueh（Historical study），I（1979）95—124

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

[1700] Wang Ichün，Chung-Su wai-chiao ti hsu-mu—ts’ung Yu-lin tao Yueh-fei（Prelude to Sino-Soviet foreign relations-from Yourin to Joffe）.Taipei：IMH，1963

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　—从优林到越飞》

[1701] Wang I-chün and Sun Pin，eds.Chu Chia-hua hsien-sheng yen-lun chi（Dissertations of Dr Chu Chia-hua）.Shih-liao ts’ung-k’an（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ion）No.3.IMH，1977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史料丛刊》第3种

[1702] Wang Ming（Ch’en Shao-yü）.‘Chung-kuo hsien-chuang yü Chung-kung jen-wu’（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CCP）.Speeches at the 13th plenum of the ECCI，Moscow，1934

王明（陈绍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703] Wang Ming（Ch’en Shao-yü）.Wang Ming hsuan-chi王明選集（Selected works）.4 vols.Tokyo：Kyūko shoin汲古書院，1973

王明（陈绍禹）：《王明选集》，4卷

[1704] Wang Ming.Mao’s betrayal，trans.by Vic Schneierson.Moscow：Progress Pubilshers，1979

王明：《毛泽东的出卖》，维克·施奈尔森译

[1705] Wang Shih-chieh.See K’o Shu-p’ing

王世杰，见柯树屏

[1706] Wang Shih-chieh.Education in China.Shanghai：China United Press，1935（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王世杰：《中国的教育》

[1707] Wang Shih-hsin.‘Wo kuo shou-kung-yeh hang-hui ti ch’an-sheng，hsingchih chi ch’i tso-yung’（The origin，nature and functions of handicraft guilds in China）.Ching-chi yen-chiu-so chi-k’a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2（1981）213—47

汪士信：《中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其作用》，《经济研究所集刊》，第2期（1981年）

[1708] Wagn Shu-huai.‘Ch’ing-mo Chiang-su ti-fang tzu-chih feng-ch’ao’（Riots against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Kiangsu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Chung-yung yen-chiu-yuan Chin-ta i-shih yen-chiu-so ch i-k’an，6（June 1977）313—27

王树槐：《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77年6月）

[1709] Wang Shu-huai.‘Ch’ing-mo Min-ch’u Chiang-su sheng ti ien-k’ou fachan’（Population growth in Kiangsu province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Li-shih hsueh-pao（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7（May 1979）.327—62

王树槐：《清末民初江苏省的人口发展》，《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5月）

[1710] Wang Shu-huai.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Chiang-su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Kiangsu province）.Taipei：IMH，1984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

[1711] Wagn Shu-pal and Chang Shen-heng.‘Ch’ing-nien Mao Tse-tung shihchieh-kuan ti chuan-pien’（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view of the young Mao Tse-tung）.LSYC 5（1980）47—64

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712] Wang Ssu-chih.‘Tsung-tsu chih-tu ch’ien-lun’（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lineage system）.Ch’ing-shih lun-ts’ung 4（1982）152—78

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丛》，第4集（1982年）

[1713] Wang Tseng-ping and Yü Kang.Chen Chia-keng hsing-hsueh chi（Tan Kah Kee’s promotion of learning）.Fu-chien chiao-yü ch’u-pan-she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

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1714] Wang Wen-t’ien and others.Chang Po-ling yü Nan-k’ai（Chang po-ling and Nankai）.Taipei：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26，1968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传记文学》丛书第26种

[1715] Wang Yao，Chung-kuo hsin wen-hueh shih-kao（A draft history of medern Chinese literature）.2 vols.Shanghai：Hsin-wen-i-ch’u-pan-she新文艺出版社，195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2卷

[1716] Wang Yeh-chien.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

[1717] Wang，Y.C.（Yi Chu）.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

[1718] Wang Yin-yuan‘ Ssu-ch’uan chan-shih nung-kung wen-t’i’（The problem of farm labour during wartime in Szechwan）.Ssu-ch’uan ching-chi chik’an，2.3（June 1944）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月）

[1719] Wang Yin-yuan.‘Ssu-ch’uan chan-shih wu-chia yü ko-chi jen-min chih koumai-li’（Prices and purchasing power in wartime Szechwan）.SCCC 1.3（15 June 1944）262—5

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

[1720] Wang Yun-wu.Tan wang-shih（Reminiscences）.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I，Taipei，1970

王云五：《谈往事》，《传记文学》丛书第1种

[1721] Wang Yun-wu.Shang-wuy in-shu-kuan yü hsin chiao-yü nien-p’u（A chronology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New Education）.Taipei：Taiwan CP.1973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

[1722] Wartime China as seen by Westeners.See Price，Frank W.

《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见毕范宇

[1723] Watson，Andrew，ed.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a translation of Mao’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译文》

[1724] Watson，James.‘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CQ 92（Dec.1982）589—627

詹姆斯·沃森：《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中国季刊》，第92期（1982年12月）

[1725] Watson，Rubie S.‘Class diffefences and affinal relations in South China’.Man，16.4（Dec.19815）93—615

鲁比·S.沃森：《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人》，第16卷第4期（1981年12月）

[1726] Wedemeyer，Albert C.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

[1727] Wei Ch’ing-yuan and Wu Ch’i-yen，‘Ch’ing-tai chu-ming huang-shang Fanshih ti hsing-shuai’（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n：a famous Ch’ing imperial merchant family）.L -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3，（1981）127—44

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 期

[1728] Wei，William，‘The Kuomintang in Kiangsi：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bases，1930—1934’.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78

林振华：《国民党在江西：围剿共产党根据地，1930—1934年》，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1729] Weiss，Robert N.‘ Flexility in provincial government on the ev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CSWT 4.3（June 1980）I—43

罗伯特·N.韦斯：《太平军造反前夕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

[1730] Wen-chi yueh-k’an（Wen-chi monthly）.Shanghai，June 1936—

《文季月刊》，上海，1936年6月—

[1731] Wen-hua chien-she（Cultural reconstruction）.Shanghai，Oct.1934—

《文化建设》，上海，1934年10月—

[1732] Wen hui pao.Shanghai，1946—

《文汇报》，上海，1946年—

[1733] Wen shih che（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y）.Tsingtao，1952—

《文史哲》，青岛，1952年—

[1734] Wen-shih tzu-liao hsuan-chi（Selected iiterary-historical materials），published by the Chung-kuo jen-min cheng-chih hsieh-shang hui-i，Chinese peop-i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Peking：1960

《文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1960年—

[1735] West，philip.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

[1736] White，John Albert.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约翰·艾伯特·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

[1736] White，Theodore H.In search of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

白修德：《寻找历史》

[1737] White，Theodore H.See Stilwell Papers，The

白修德，见《史迪威文件》

[1738] White，Theodore H.and Jacoby，Annalee.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46

自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1739] Whiting，Allen S.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4

艾伦·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年》

[1740] Whitson，William W.with Hung Chen hsia.The Chinese high command：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1927—1971.New York：Macmillan，1973

威廉·W.惠策恩（黄震遐协助）：《中国统帅部：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年》

[1741] Wiens，Mi Chu.‘Lord and peasant：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dern China，6.1（Jna.1980）3—40

居蜜：《地主与农民：16世纪至18世纪》，《现代中国》，第6卷第1期（1980年1月）

[1742] Wilber，C.K.，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Random House，1973

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1743] Wilbur，C.Martin，and How，Julie Lien-ying，eds.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London：Octagon Books，1972

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在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

[1744] Wilbur，C.Martin.‘The ashes of defeat’.CQ 18（Aprtil—June 1964）3—54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

[1745] Wilbur，C.Martin.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1746] Wilbur，C.Martin.‘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from Canton to Nanking，1923—28’.CHOC12.527—720

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剑桥中国史》，第12卷

[1747] Wilbur，C.Martin.See Fogel，Joshua A.

韦慕庭，见乔舒亚·A.福格尔

[1748] Will，Pierre-Étienne.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au 18e siècle.Paris：Mouton，1980

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

[1749] Willmott，W.E.，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1750] Willmott.W.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JAS 41.1（Nov.1981）113—15

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

[1751] Wilson，Dick.The Long March，1935：thd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New York：Viking Press；London：Hamilton，1971

迪克·威尔逊：《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

[1752] Wilson，Dick，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迪克·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平上》

[1753] Wilson，Dick.When tigers fight：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New York：Viking Press，1982

迪克·威尔逊：《在两虎相斗之时：中日战争史实，1937—1945年》

[1754] Witke，Roxane.‘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70

罗克珊·威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70年

[1755] Wittfogel，Karl A.‘The legend o“fMaoism”’.CQ 1（Jan.—March 1960）72—86；2（April—June 1960）16—34

魏复古：《“毛泽东主义”的传说》，《中国季刊》，第1期（1960年1—3月）和第2期（1960年4—6月）

[1756] Wittfogel，K.A.‘Some remarks on Mao’s handling of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dialectics’.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3.4（Dec.1963）251—77

魏复古：《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概念和问题的几点意见》，《苏联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

[1757] Wo I ‘Lin-shih chiaoy-ü-hui jih-chi’（Diary of the Provis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in Shu Hsin-ch’eng，Chung-kuo chin-tai chiao-yü-shih tzuliao，1.296—310.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收入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卷

[1758] Wolf，Arthur.‘Gods，ghosts and ancestors’，in Arthur 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131—82

阿瑟·沃尔夫：《神、鬼和祖先》，收入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

[1759] Wolf，Arthur，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

[1760] Wolf，Eric R.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Row，1969

埃里克·R.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

[1761] Wolf，Margery.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马杰里·沃尔夫：《台湾乡村的妇女和家庭》

[1762] Wolf，Margery and Witke，Roxane，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

[1763] Womack.Brantly.The foundations of Mao Tse-tung’s poitical thought，1917—1935.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

布兰持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1764] Wong，R.Bin.‘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AS 41.4（Aug.1982）767—88

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1765] Wong，R.Bin and Perdue，Peter C.‘Famine’s foes in Ch’ing China’.HJAS43.1（J une 1983）291—332

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3卷第1期（1983年6月）

[1766] Woodhead，H.G.W.See China year book

伍德海，见《中华年鉴》

[1767] Wou，Odoric Y.K.‘The district magistrate profess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occupational recruitment，training and mobility’.Modern Asian Studies.8.2（April 1974）217—45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方知事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现代亚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

[1768] Wright，Arthur.‘Introduction’ in 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variations on a theme

芮沃寿：《白乐日著〈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序》

[1769] Wright，Mary Clabaugh，ed.and intro.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Note ‘Introduction’，1—63

芮玛丽编并序：《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

[1770] Wu Ch’i-yuan.Yu chan-shih ching-chi tao p’ing-shih ching-chi（From a war economy to a peace economy）.Shanghai：Tat-ung大东，1946

伍启元：《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

[1771] Wu Ch’i-yuan.‘Ts’ung ching-chi kuan-tien lun nei-chan wen-t’i’（Talking about civil war problems from an economic viewpoint）.Kuan-ch’a，7 Sept.1946，pp.3—4

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

[1772] Wu-Ch’ing chen-chih（Gazetteer of Wu and Ch’ing towns）.1936

《乌青镇志》

[1773] Wu Hsiang-hsiang.T’i-erh-tz’u Chung-Jih chan-cheng shih（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2 vols.Taipei：Tsung-ho yueh-k’an综合月刊，197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1774] Wu Hsiang-hsiang.‘Total strategy used by China and some major engagemen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5—1945’，in Paul K.T.Sib，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37—80

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收入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1775] Wu Hsiang-hsiang.Yen Yang-ch’u chuan（Biography of Yen Yang-ch’u）.Taipei：Shih-pao Publishing Co.，1981

吴相湘：《晏阳初传》

[1776] Wu Hwa-pao.‘Agricultural economy of Yung-loh Tien in Shensi province’.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9.1（April 1936）164—76

吴华宝：《陕西省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

[1777] Wu-shih-erh chung wen-shih tzu-liao P’ien-mu fen-lei so-yin（A topical index to 52 series of Wen-shih tzu-liao），comp.by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tan University，Shanghai，1982

《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1778] Wu-sh ih-nien lai ti Cung-kuo.See P’an Kung-chan

《五十年来的中国》，见潘公展

[1779] Wu，Silas H.L.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693—173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年》

[1780] Wu-ssu shih-ch’i ch’i-k’an chieh-shao（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ical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ed.by the CCP Centre.3 vols.Peking：Jenmin.1958—9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3卷

[1781] Wu Ta-k’un.‘Tsui-chin Su-chou ti nung-min nao-huang feng-ch’ao’（The recent disturbances among Soochow peasants due to poor harvests）.TFTC 32.2（16 Jan.1935）83—4

吴大琨：《最近苏州的农民闹荒风潮》，《东方杂志》第32卷第2期（1935 年1月16日）

[1782] Wu Tay-eh.‘Shih-chieh ching-chi shuai-lo chung chih Chung-kuo’（China during world economic collapse），in Fang Hsien-t’ing，ed.Chung-kuo ching-chi yen-chiu（Stud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See 1.45—56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收入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

[1783] Wu，Tien-war.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

[1784] Wu Tien-wei.‘New materials on the Sian incident：a bibliographic review’.Modern China，10.1（Jan.1984）115—41

吴天威：《关于西安事变的新史料：书目评论》，《现代中国》，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

[1785] Wu Ting-ch’ang.Huah-si hsien-pi cheng-hsu-chi（Random notes at Huahsi）.2 vols.Taipei：Wen-hai文海，nd..

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2卷

[1786] Wylie，Raymond F.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Chinese theory，193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

[1787] Ya Hsien.ed.Tai Wang-shu chüan（Collected works of Tai Wang-shu）.Taipei：Hung-fan洪范，1970

痖弦编：《戴望舒卷》

[1788] Yamamoto Hideo and Noma Kiyoshi，comps.Chūgoku nōson kakumei no tenkai中国農村革命の展開（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grarian revolution）.Tokyo：Aj is keizai shuppankaiア ジ ア，經濟出版会，1972

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

[1789] Yamamoto Sumiko.Chūgoku Kirisuto kyōshi kenkyū中国キリス卜教史研究（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2

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1790] Yang.C.K.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9

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家庭》

[1791] Yang，C.K.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9

杨庆堃：《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农村》

[1792] Yang，C.K.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

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

[1793] Yang.C.K.‘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74—210

杨庆堃：《关于19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

[1794] Yang，Gladys，ed.and trans.Silent China：selected writings of Lu Xu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

[1795] Yang Liang-kung.Tsao-ch’i san-shih-nien ti chiao-hsueh sheng-huo（My life as an educator：the first 30 years）.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98.Taipe：Chuan-chi wen-hsueh，1980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

[1796] Yang，Martin M.C.Chinese social structure：a historical study.Taipei：The National Book Co.，1969

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

[1797] Yang，Winston L.Y.and Mao，Nathan K.，eds.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Boston：G.K.Hall，1981

温斯顿·L.Y.杨和内森·K.毛编：《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和欣赏指南》

[1798] Ya Hsin-nung，Themaice of empire，trans.Ch’ing kung yüan and intro.by Jeremy Ingal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姚莘农：《清宫怨》，杰里米·英戈尔斯译

[1799] Yeh Hsien-en.Ming Ch’ing Hui-chou nung-ts’un she-hui yü tien-p’u chih（Hui-chou rural society in the Ming and Ch’ing and the system of semifree field servants）.Anh-ui：Jen-min，1983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1800] Yeh 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emy academy：higher educ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84

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育》，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84年

[1801] Yen Chung-p’ing et al.，comps.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shih t’ungchi tzu-liao hsuan-chi（Selecte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Pkeing：K’oh-sueh ch’u-pan-she科学出版社，1955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1802] Yen Hsi-ta.‘Ching-chi wei-chi yü kuan-liao tzu-pen’（The economic crisis and bureaucratic capital）.Ching chi chou-pao 4.6（6 Feb.1947）9—11

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 月6日）

[1803] Yen Yuan.‘Ts’un hsueh’，pp.40—106 in Yen Yuan，Ssu ts’un pien.Peking：Ku-chi ch’u-pan-she，古籍出版社，1957

颜元：《存学》，收入《四存编》

[1804] Yin Chung-ts’ai，ed.Chai-ch’eng ts’un chih（Gazetteer of Chai-ch’eng village）.1925.Taipei reprint，1968

尹仲材编：《翟城村志》

[1805] Yip，Kac-he.‘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student activism in the 1920s’，in F.Gilbert Chan and Thomas H.Etzold，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94—107

叶家哲（音）：《爱国心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收入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

[1806] Yip，Ka-che.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Bellingham：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0

叶家哲（音）：《宗教、爱国心与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

[1807] Young，Arthur N.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

[1808] Young，Arthur N.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

[1809] Young，Arthur N.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1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1810] Young，Ernest P.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期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

[1811] Young，Ernest P.‘Chinese leaders and Japanese aid in the early Republic’，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124—39

欧内斯特·P.扬：《民国初期的中国领导人与日本援助》，收入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

[1812] Young，Ernest P.‘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the era of Yuan Shih-k’ai，1912—16’.CHOC 12.208—55

欧内斯特·P.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剑桥中国史》，第12卷

[1813] Young，John.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1907—1945：a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New York：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66

约翰·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

[1814] Yu，George T.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the Kuomintang，1912—19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1912—1924年》

[1815] Yü Ch’ang-lin.‘Ching-shih ta-hsueh-t’ang yen-ko luen’（Brief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in Shu Hsin-ch’eng，Chung-kuo chin-tai chiao-yü-shih tzu-liao，159—62

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收入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卷

[1816] Yü Chi-nan.Chang Kuo-t’ao ho ‘Wo-ti hui-i’（Chang Kuo-t’ao and My Recollections）.Chengtu：Jen-min，1982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

[1817] Yü-O Wan-Kan ssu-sheng chih tsu-tien chih-tu（The tenant system in the four provinces of Honan，Hupei，Anhwei and Kiangsi）.Nanking：Chinling ta-hsueh金陵大学，1936

《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

[1818] Yü，P.K.，in collaboration with Knezevic，Ingeborg，Cheng，James and Chi，Ping-feng，eds.Research materials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an annotated list of CCRM publications.Washington，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1975

余秉权等编：《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物注释目录》

[1819] Yü Ts’ai-yu.‘T’an chin-t’ien ti hsueh-sheng’（Discussing today ’s students）.Kuan-ch’a，24 April 1984，pp.17—18

余才友：《谈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

[1820] Yuan，Cheng.T.L.Yuan：a tribute.See Ssu-i lu

袁成（音）：《袁同礼：赞颂》，见《思忆录》

[1821] Yuan T’ung-li.See Ssu-i lu：Yuan Shou-ho hsien-cheng chi nien ts’e（Memorial volume on Mr Yuan Shou-ho [T.L.Yuan]）.Taipei：CP，1968

袁同礼，见《思忆录：袁守和先生纪念册》

[1822] Yung Lung-kuei.‘Chiu-chi chan-shih kung-yeh ti chi-pen t’u-ching’（Fundamental means of rescuing the wartime industry）.Chung-kuo kung-yeh，25（Mar.1944）8—9

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

[1823] Zelin，Madeline.‘Huo-hao kuei-kung：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and its limit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79

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18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79年

[1824] Zen，H.C.See Jen，Hung-chün

任鸿隽

Table of Contents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
书名页
版权页
译者的话
总编辑序
目录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1800—1864年
1865—1911年
1912—1930年
1931—1949年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1911年以后的连续性
中华帝国末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化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
经济停滞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水平社会结构与垂直社会结构
社会不稳定的加剧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
民国政治的动向
清代权力机构的失去平衡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日本的二十一条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权力初步巩固
各省的斗争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国民党诸派系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党的重建和领导
宗派主义和叛变
群众路线
阶级成分
1927年的起义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富农问题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查田运动
红军
寻找一种战略
李立三路线
王明的“两条路线”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长征
“白区”的地下工作
刘少奇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西安事变
第五章　土地制度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农村的上层人物
分割继承
土地制度的状况
土地和劳力
家及其收入
家的合作形式
村庄和农户
农业的商业化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20世纪20年代
农业危机
南京十年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战争年代
第六章　农民运动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
抗税骚动
抵制鸦片税
自发的抗租抗税
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
特征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外地和以后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社会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议事会和“新政”
区域政体
山西计划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化
乡村建设运动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人员：海外培训的精英
大学：机构的建立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年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研究的资助
高级研究
战后的变化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30年代文学，1927—1937年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
小说
戏剧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杂文
诗歌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爱国铁血”文学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延安座谈会
延安文学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第十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国际主义的瓦解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中国的战争动员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外国军事援助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通货膨胀灾难
工业部门
政治上的虚弱

第十二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军事战略与战术
领袖与领导权
组织机构与活动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根据地建设过程
根据地的建立
Ⅱ战争中期，1939—1943年
与国民党的“摩擦”
新四军事变
华北的强化治安
日军在华中的强化治安
日本的强化治安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后的扫荡战，1941—1943年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陕甘宁的新政策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年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瞻望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谈判与美国的卷入
赫尔利使团，1944—1945年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
马歇尔使团，1946年
1947年到1948年的应急改革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接管日占区
政治上的无能：对和平运动处置失当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1946—1949年的内战
第一年，1946—1947年：退却
第三年，1948—1949年：胜利
第二年，1947—1948年：反攻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年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年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参考文献介绍
最近的社会史研究
研究工具书
第一章　导论
经济社会史
苏联关于晚清及中华民国的研究
第二章和第十章　中国的对外关系，1911—1949年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第四章　共产主义运动
第五章　土地制度
第六章　农民运动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5年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