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Author: [美] 费正清; [美] 刘广京
Date: 2006-12-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清; 中国历史
Description: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字：01—95—715号（上卷）

01—95—716号（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下卷/[美]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2007.12重印）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11：Late Ch’ing，1800—1911，Part 1—2

ISBN 7-5004-0766-1

Ⅰ.剑…　Ⅱ.①费…②中…　Ⅲ.中国—近代史—清后期　Ⅳ.K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0242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毛国宣

责任印制　郑以京　戴宽

数字编辑　周晏

出版发行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198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4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插　　页　6

印　　张　89.5

字　　数　1376千字

纸书定价　143.00元（上下卷·精装）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1800—1911，Part 1
edited by John K.Fairbank

Volume 11

Late Ch’ing，1800—1911，Part 2
edited by 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Cambridge

London · New York · Melbourne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重版说明

《剑桥中国晚清史》于1985年2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重视，报刊上发表过多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出版后不久，书即售罄。近一两年仍然有读者询问或函购此书，为满足需要，决定重排出版。此次重排改正了编校方面的一些明显错误。

本书上下两卷为《剑桥中国史》第10卷和第11卷的中译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制的《剑桥中国史》其他卷次的中译本有：

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7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下

第12、13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第15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

其他卷次在国外出书后，我们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说明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版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有不少地方可供我们参考，特别是某些国内不经见的材料可为我们所用。但是，它也有某些提法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例如，正文和插图中有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等说法，我们均照字面直译，未加改动。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中文版编译者同意这些提法。再例如，地图中疆界的画法、地点的位置和名称，原书也存在着错误和问题（如地图一、地图二均缺南海诸岛；地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渡河一带；边境上两国共有之河流未能尽按共有之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前后也不尽一致，这些地方我们也未加改动，原样照译或复印。又，本书各章撰者立言也不尽一致，请读者自行鉴别，不一一赘言。

这几年我们国内出版过若干新资料，本书作者限于条件未能及时加以利用。对此，我们对他们就更不能有所苛求了。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本书各章译者均在每章之后署名。全书则由张书生和杨品泉两同志统一校看。我们因识见所囿和水平有限，译文舛错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1983年4月

目　录

重版说明

出版说明

总编辑序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历史和中国的革命

旧社会

行政

对外关系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满洲

蒙古

新疆

西藏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嘉庆的改革

危机的征兆：漕运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叛乱的根源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经学研究的范例

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广州贸易的特点

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英—中垄断商人

垄断制的告终

鸦片贸易

律劳卑事件

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广州查封鸦片

走向战争

战争的第一阶段

赎回广州

战争的最后阶段

中国战败：南京条约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条约制度的透视

1842—1844年条约的缔结

条约口岸的开放

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英国与广州的对峙

中国沿海的骚乱

上海的兴起

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858年的和解

清帝国政体和贸易扩张的对峙

1860年的和解

条约制度的实施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起因和发展

旧制度的保护者

内讧与衰落

捻军的组织特点：一个比较

太平军叛乱的透视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扩大商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中亚贸易和固勒扎条约，1851年

东北满洲的丧失

第八章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

新疆：玛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

捻军战争及其影响

对中兴的透视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理论：对自强运动的早期倡导

政治和财政结构

早期阶段：长远的规划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传教事业

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传教事业和新制度

参考文献介绍

参考书目

（甲）书刊名称缩写法

（乙）西文书目

（丙）中文和日文书目

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20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12卷的《新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学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4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因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杨品泉　译）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历史和中国的革命

近代中国的历史，即人们现在认为在那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充满了争论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们所了解，但对于它们的意义却存在着争议。同时，许多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视。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原因是普遍存在对历史的无知状态，因为在这个尚不发达的领域中，还缺乏一批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和著述。我说“历史的无知状态”，是因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了解所有有关方面的情况、动机和作用，但如果只涉及冲突一方的片面知识，则会使我们对这场冲突中的另一方仍然一无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例如，关于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方面的文件在当时就已大量公布，而中国方面的文件一直到90年以后，即1932年才发表。而且，双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观点；在战争期间普通中国人民的经历则没有详细的记载，也没有被很好地进行研究。甚至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仍然没有为人们所充分了解。例如，当地的中国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英、清两国战争的消极旁观者？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各种观点和事例是相互歧义的。

引起争论的第二个原因是那种把历史事件主要参与者分割开来的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这不但是指19世纪外国侵略者和进行抵抗的中国统治阶级之间在语言、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而且也指在20世纪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成为革命者时，在中国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的类似的差异。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

这些巨大的冲突和变革的运动，即发生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以及在新旧中国之间的这些运动，已经在历史记载和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对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最突出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对世界的看法；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就是按照这种看法，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他们信仰民族国家、法治、个人的权益、基督教和科学技术，以及使用战争来为进步服务。

旧中国统治阶级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它信仰经典的儒家教义和天子在整个世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子高居于一个和谐的、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的榜样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旧秩序里面，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并且使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诚然，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当比较古老和变化较缓慢的文明在较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却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中一代先行者寻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形成对于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季世的这种新观点，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传统观点的一致性。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地图1　中国地形图

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观也将继续发展；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国的历史观也同样如此。可以预期，它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吻合的。不过关于近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当代的各种思想对这些问题仍会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19世纪对中国的和外国的、儒家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历史观的对立，现在已被各种水火不相容的观点的论战所代替。现在的这些互不相容的观点都涉及近代史的性质这一领域，这一事实只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争论。但是，在了解今天的历史渊源的努力中，各种思想的继续论战归根到底只会加强促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纽带。

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观。然而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觉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

在最初阶段，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都认识到：古老的农业经济一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外国对中国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15年，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又过了10年左右，发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10年，爆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9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紧接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的灾难而来的，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因此，回顾起来，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还有第二种认识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们发觉自己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犹如民族主义者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扩大了的民族主义的国际社会一样。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清王朝旧政权在19世纪后期所承受的外国特权的负担日益沉重。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不断扩大就表明了这一点：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5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50个；缔约列强各国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航行的范围，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关，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后外国在北京驻军，1911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这一切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对近代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能激起爱国的义愤呢？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外国的侵略就日益被称为“帝国主义”，并且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认为是必须加以消除的国耻。

伴随着这个观点而来的还有另一种认识，即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国人的弱点，这弱点不但在于军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国人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这表现在他们为外国人工作，并且从罪恶的鸦片贸易、贩卖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业来剥削劳工的罪恶活动中同外国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堕落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军阀的割据、地主的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带关系等方面。中国的这一切弱点大多是根源于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即满洲人的异族朝廷、古代经典训练出来的陈腐官吏、享有垄断较高文化知识特权的文人学者和剥削贫苦佃农的地主。所有这些制度和积习的总和可以用“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

这样，在20世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就被认为是19世纪中国灾难的根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些术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它们的阐述，就被用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在一个农民依然占绝大多数并对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的广袤国度里，国内统治阶级和外国的侵略仍突出地成为过去遗留下来、而今天仍然必须与之搏斗的两大罪魁祸首。

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增无已。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开了，这比19世纪90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19世纪外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然而，我们这一卷既要重视现在，又要重视过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要再现生活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们的观点、动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对这些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历史观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了解中国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必须了解他们在旧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着手进行这样的研究，帝国主义的形象就会被勾画出来。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当今天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这种相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研究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将分解为种种因素和情况。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是个庞然大物，它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由于它的幅员辽阔，它不易受到外来影响，并且对于与外国接触的反应也是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总的说来，中国自给自足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仍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国由于在18世纪50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功地对付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强大的军事防线。最后，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任何外国的政治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给自足。但是还有另一个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对外国的侵略反应迟钝，这就是蛮夷入侵的传统，以及这些入侵的蛮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况。由于这个原因，拥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超民族主义的体系，它是不会轻易赏识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的。

这样，一幅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图景就浮现了出来，它在19世纪早期是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应。后来中国人与侵略者打交道时自有定见，就没有迁就外国的制度。例如，清朝并未把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投资当成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事业而首先予以关注。清政权主要关切的是维持它所统治的和赖以取得主要生计的农村社会秩序。对外关系似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认为事实上能纳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之中而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只许他们在边远地区活动，正像其他外国人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

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正如改革家梁启超后来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纪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1]

旧社会

地图2　19世纪的中国本土

有关这个传统社会的另一批需要阐明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其政府的行政机构和思想体系，以及它的经济发展。一种广泛的假定是：这个传统社会建立了如此有效而均衡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构，以致难以对西方的接触产生富有革新精神的反应。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成熟”可以从它的稳定性和它维持几乎类似生理学的体内平衡状态的能力中得到证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像滚雪球那样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量。结果便是一种强大的惰性，或者叫做坚持成法的顽固性，这是一种只许在传统之内进行改变的倾向。这一关于中国有惰性和对外麻木不仁的看法，还得到所谓文化自主观念的支持：这种观念认为，中国的方式方法是独特的，它们之间互相呼应，因而对外部影响具有排他性。

诸如此类的浮泛观念，当然只是代替了深入的思考。它们无疑显示了我们今天知识浅薄的程度。可是，如果要让非历史学家懂得历史，就必须运用一般的概念。包括1800年前后中国的一般情况和典章制度在内的一幅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真实图景，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同时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

19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体制的惰性明显地表现在各个阶层中，即表现在乡、镇上的老百姓中，表现在左右着地方事务的地方上层或“绅士”的名门大户中，表现在从地方官员直到北京宫廷的帝国政府的各级官吏中，以及表现在高居于这个人类活动舞台之巅的君主政体中。这个中国人的世界（“天下”）被认为是非常统一的、具有共性的和能长期延续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如此。

帝国的统一是中国文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同时它也是一件使人关注的大事，因为统一意味着和平。可是帝国的巨大幅员和各地的差异却时常助长分裂。18个省份被自然条件分割成若干彼此隔离，但却有着明显特征的区域，各地区又都是相对地自给自足。例如山西省的中部太原平原和汾河流域，便是两面傍山，两面以黄河为界。灌溉条件良好的四川大盆地四面为群山所环绕，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主要是通过长江的峡谷。位于西南的云南省则是一个与国家其他地区难以往来的高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湖南、湖北两省这几个大粮仓，都各自为地方政权提供了基础。外国人在20世纪所称的南满，即19世纪中国人所称的辽东，则是又一个地方权力的根据地。满人建立的清朝在1644年夺取长城以南以前，就是在那里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的。

此外，中国从南到北延伸得如此辽远，气候的差异使得南北两地的生活方式迥然有别。在南部和东南部，夏季大量的季节风雨有利于双季稻的生长。反之，西北边塞地区雨量稀少而又变化无常，使当地人民经常面临饥饿的威胁。生活在干旱地区的北方农民，可以住在夯实的土筑墙或者用简陋的土坯砌成的茅屋里，而住在多雨地区的南方农民，则必须用在窑里焙烧过的砖和瓦盖房。他们为了防雨和挡太阳，穿的是草鞋木屐，而不是布鞋；戴的是宽大的斗笠，而不是北方那种带有护耳帽边的防寒皮帽。南方的运输大多靠水道，或者另外在不能行车的石头铺的路上进行。扁担、手推车和小毛驴比比皆是。但是在北方典型的运输工具却是在土路上运行的两轮车，它往往会陷在被风刮起来的几英尺厚的黄土之中。尤为明显的是南北景物迥异：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周围筑墙以防御骑兵突袭的村庄星罗棋布；在典型的华南山乡，骑兵就无用武之地，农村可以以更小的规模，更广泛地分布于茂密葱郁的林阴之中。由于种植水稻比种旱地作物产量更高，所以中国南方的口粮标准较高，同时在这里的务农人口中有着更加发达的地主所有制和租佃关系。[2]

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严密组织的家庭生活和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为其特征，中国这一逐渐扩展的文明就赋予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徂东以一种内在的共性。也许在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分子的意识中，这种共性比一个社会学家在实际中所发现的共性还要大。然而，它一般说来只是一种假设。有如政治上的统一一样，文化上的共性也是中国伟大的社会神话之一，因为无非想用它证明儒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存在。因此，各地区的差异和地方风俗习惯的各种形式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因为把中国广大的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今天依然如此。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共同性的观念，是中国生活方式从史前新石器时代就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造成的。由各个家族在定居的村落里从事的锄耕农业，于公元前5000年在靠近黄河河套的渭河流域（如西安郊外的半坡村遗址）就出现了。虽然军人统治者们不时入侵，但中国的乡村生活从那时起，就以一种社会的和技术的突变似乎都不能打断的连续性稳步地向前发展。维护村社的和平和秩序，一直是中国的统治阶级（与军人们同样古老）所特别关切的事情。它经过历代王朝逐步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僚政治机构。直到1800年以后为止，这个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保持着一个比欧洲的商业一军事社会更加古老、也与它大相径庭的社会体制。包括运用暴力在内的个人才能和进取心，在中国农业社会里没有被培养出来，但在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好战精神、探险和海外移民活动中，却已蔚然成风了。

我们可以想象，到1800年时，至少占人口4/5的普通农民在对亲属的义务、尽职责、讲礼貌和社交等方面都受到良好教育而成为有教养的人，但他们又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他们在生活中不太信奉儒家的性理之学，反而信守民间传说、迷信和道教佛教仪式。作为农民，他们大多数与大自然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于大自然的美景，但也为眼病、皮肤病以及肠道寄生虫病这些流行性疾病所苦。作为老百姓，他们充分意识到统治的上层人物及其特权，但却很少亲眼看到这些人。他们主要地被吸引在自己的以农村和集市为中心的村社中了。

普通村子大约有百户人家，不能构成集市，也不能自给自足。村社的真正中心在集镇上，镇当然不超过两三英里远，步行可达，在赶集时使家庭成员可以在当天往返。集镇的集日一般以十天为一个周期，相邻的集镇则相互配合，把集日错开：比如说，有的集镇在三、六、八日赶集，有的小镇则在二、四、七、九日或三、五、八、十日赶集。这样，以更大的集市中心为经营对象的货郎担和行商，就可以轮流在这个区域赶集做买卖。最低一级的或标准的集镇周围一般有12—18个村子，总计约有1500户，或7000人。一个农户中身体健康的男子，不多几年就可以赶集千把次，这样在集镇上的茶馆里，在当地的寺庙里，或者在不定期举行的大型集市上，以及在节日的灯会上，他就有机会碰得到大部分属于这个集市社会的人们。

这个社会不但有以剩余农副产品交换纸张、铁器、陶器和其他商品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有它的社交基础。因为许多村子基本上是同族聚居，族外婚的规定使得许多家庭往往必须通过集镇上的媒人到外村去找新娘。如果有秘密会社会堂的话，它们一般集中在集镇，农民在那里也会碰到统治阶级在当地的任何成员或官府的代表。[3]

在这个农民社会里，个人依靠他自己的亲族维持生计，得到在现代社会中要通过保险才能取得的安全保护，还可以得到教育、娱乐和建立主要的社会关系。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被教以要严守家庭关系准则，尤其要讲孝道。三纲的经典教义是有权威的，它要求子女孝顺父母、妻子顺从丈夫、臣民忠于君主。但是在个体家庭内部，这种身份的等级关系只是亲属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亲属体系向外延伸，成为把大多数家庭都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集体或宗族。

宗族（又称为氏族）是一种超越阶级界限的拥有自治权的组织，它通常包含两极：一极是贫困无告的人，另一极是那些已经取得了上层身份的人。一个宗族往往保有自己的宗祠，并把祭祀祖先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来进行。它通常负责安排婚姻，也可以为教育天资聪明的儿童开办学校。它力图在它的成员中维持法律和秩序，不让他们的纠纷发展成为牵动官府的诉讼。出于同样的原因，它拥有的权威还可以承担保证氏族成员纳税的责任。在发生骚乱时，它甚至可以组织地方民团进行防御。宗族的地位为清朝的法律所承认，法律总是维护族长的威信，并且按照亲属关系身份进行惩处。国家就是这样给家庭结构以法律上的支持，这是它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明显的手段。

我们今天是不易理解个人对家庭这种服从关系的全部含义的。父母的权威和子女的孝顺是绝对的，儿子违抗父母之命就要受到父亲的惩处，甚至把儿子杀死，只要这个行动不是“惨无人道”的，那么在法律上也可以免罪。另外，父母还可以要求当局惩处，甚至流放一个不孝之子。“打骂父母或使父母的身体受到任何伤害者都要处以死刑。”[4]

在宗族里对长者的敬重，训练了普通农民对他的上层阶级的上司的顺从。集市社会的最上层是地方上的上层分子，也称“绅士”，这个名词相当于英文中的“gentry”，虽然它的意义是不明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现代式的研究还几乎只是开始时，麦克斯·韦伯对中国社会所作的有影响的分析就强调了士子文人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体制中的举足轻重的官员。此后的研究描绘了这些及第举子各自在这个功名获得者构成的官僚等级制度中，所占不同品级的情况。同时，另一些研究强调了地主在这个耕地缺乏的农业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到1800年时，这个社会已经感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这样就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了解支配农村的地方名流的作用。一条是社会政治的途径，另一条是经济的途径。虽然这两种方法有时在阐述上引起了一些争论，但如果我们逐个地注意它们，也许有可能使它们一致起来的。

在19世纪初期，大多数功名获得者是通过了府一级考试的生员，另外一些则是通过捐纳取得同等身份的监生。这两种人估计约有110万人。他们之间的比例一般为2：1，即是说，拥有最低一级功名的人，有1/3是按规定的价格向政府捐纳而取得这一身份的。还有一些人是通过较高级官员的荐举而取得功名身份的，但他们为数甚少。因此，对有才能的人来说，按照传统三年一次的考试是他们取得功名的主要机会。

当然，取得功名身份本身还不等于得到官职。陆续通过几次更高级的考试，得到荐举，以及最后获得特旨任命，这些都是一个人开始仕宦生涯的必由之路。某人如果在24岁成为生员，一般可望到31岁时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在35岁左右通过会试成为进士，如果他能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因此，功名获得者形成了一个尖顶金字塔。在外地，帝国只有2000个左右基层行政官员的职位，再加上1500个教职；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2万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官吏阶层在职者为数甚少，而与此相应的另一个情况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只有少数合格的功名获得者：举人共有1.8万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受到尊敬的北京翰林院的翰林650名左右。的确，现任官员是一个精选者集团。这一情况就产生了一种看法：人数逾100万之众的取得最低一级功名的人，就被认为是“普通的士子”，他们是一个过渡的阶层，例如，他们已经豁免了劳役，但实际上并未厕身于官吏的行列之中。这些“小绅士”可以身着受人敬重的长袍，从事训导、教学、书吏或他种与这一装束相称的活动。取得了较高级功名的人，即“大绅士”，人数有限，他们组成了随时可以对官场进行补充的后备队伍，并且作为一个起作用的集团，向官场内部渗透。

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参与地方的祭祀和祭孔活动。在当地遭灾时，他们也会组织对流民、无家可归的人、老人和贫民的救济；当发生骚乱时，他们可以在皇帝的认可下资助、招募甚至统率民团。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地方上层人物运用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和与政界的关系，还运用他们对儒家行动准则和地方行政的知识，既提供钱财，又发挥个人的领导作用。他们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反过来，地方上层，尤其是那些大绅士，便一起利用他们与官府的联系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为国家制度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豁免权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免遭官府的勒索甚至没收。他们对官府施加影响和免除劳役或肉刑的特权被审慎地维护着。绅士们有一派绅士风度来表明他们的身份——长袍，长指甲，能诗善赋，有欣赏艺术的闲情逸致，彬彬有礼。总之，过着一种与老百姓相脱离的生活。在社会安定时，这些地方上层人士，即统治阶级，有着强烈的自觉性和内聚力。他们的理想就是组成一个内有若干庭院的大家庭，几世同堂，婢仆成群，共同聚居在一起。[5]

要把绅士作为社会—政治的官员和作为地主这二者的作用协调起来，方法之一就是要承认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区别。简言之，各级功名按其性质来讲只能为个人所持有，而财产却是由家庭占有和传下来的。上面述及的士子文人在非经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由个人履行的，而在一个地主所有制与家庭观念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社会里（尤其在华南），个人同时又是家庭的成员。由于财产主要不是由法律，而是靠勾通官府来保护的，士子文人—绅士就能够利用他们的政治社会身份来维护地主—绅士的经济地位。这两种起作用的成分，即士子文人—绅士和地主—绅士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加强，时常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合二而一的。可以认为，19世纪初期的地方上层人物，首先是由一些拥有财产——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家庭组成的；其次，大部分科举登第的人都出身于这类家庭。虽然，有些功名获得者是靠个人才干而获得成功，有时，还能在社会上飞黄腾达，但是，如果不能获得家庭的支持以便在早期有时间学习和得到一个家学渊源的环境，那么能起步的人无疑只是极少数。

地主—绅士之家似乎有一种使自己世代交替的特殊本领。与农民比起来，他们的儿子结婚要早。他们可以纳妾，他们的婴儿死亡率也较低，因此，缙绅之家，由于多子多孙，其后代产生有才之士的机会也较多。一个世家还可以同时在乡下和大城镇扎下根基，以分散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当农村发生灾荒和骚动时，这个家庭的城镇部分可以安然无恙。而当城市里改朝换代或出现官员造成的祸害时，他们在乡下的老家却风平浪静。当发生内战或外族入侵时，双方阵营里都可以找到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而各为其主。旧中国的这些世家大族都渴望子孙满堂，十分重视维系家庭—宗族的世系。这就需要在生育和婚丧中竞尚奢华，培养与官府的交情，在教育上下本钱，使得其儿子能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

因此，功名获得者的个人社会—政治作用和地主—绅士家庭的经济作用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今天没有必要在地方上层的这两个分析基点作区分或选择了。虽然如此，由于历史的情况，便产生了相互对立的解释。首先，由于1905年废除了陈旧的科举，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功名获得者；因此，地主所有制，或者至少是“外居地主经营制”，便明显地增加了，致使现代的土地革命便把土豪劣绅当做首要目标，他们仍然是地主，但是剥削性更大，而不再是地方上的社会领袖。从说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租栈”的活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这种大规模的“外居地主制”经营的实际情况。这些租栈代表它们借以建立的宗族或氏族，同时也接受别的大家族的委托而当它们的代表。它们收租、纳税、收各种费用，雇佣家住农村的收租人，也在主要的事务所雇佣文书和工作人员。它们在和佃户们打交道时也能得到衙役的协助。一个租栈经管着成千亩土地，佃户们按照租约耕种大量分散的小块土地；租约是没有限期的，可以父子相承。这些租约上的租佃权可以买卖。它们可以由几个儿子继承并且在他们之间进行再分配，或者相反地，由租佃人经过积累而再把租地集中起来。尽管可以继承，但是这些租约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法定的农奴制”，相反却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一般说来，长江下游地区一个佃农交纳的平均地租占收获量的50%以上，而地主交纳的土地税则仅为地租总额的13%左右。收租人负责下达“租栈”发出的收租通知，充任收租人者可能是当地的村长、僧侣甚至寡妇。为了强行收租，当地的衙门可能发出拘捕令，并出动衙役逮捕那些欠租者，这些费用则由地主租栈支付。因此，在19世纪末期，至少在中国的这个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地方官府和租栈所代表的地主家族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租栈的管理人员开列不良佃户的名单，地方官便出动差役捕人，因为收租是政府和地主的共同利益，只有地主收到了地租，他们才能从中交出土地税。[6]

有关更早时期和其他地区的这类活动，文献记载就不很详细了，到1800年时，中国农村的大户可能已经在对村社进行谨慎的领导，和对佃农进行以自己家庭为中心的自私的剥削之间维持了某种平衡；但在这种平衡中偏重于哪一方，则是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现在得知，一般在农业产量较低的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出产、收获、运出和出售给城市消费者的剩余粮食比较少，租佃关系也就不大发达。这里出现了一片严重贫困的景象，所以实行地主所有制是不合算的。在此期间，关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农民中发生的贫困、骚动和叛乱在文献中有越来越充分的记载。这样，地方的上层分子在多大程度上是村社的领导者或剥削者，这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可以和农民的贫困及中国人一般的生活水平这一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了。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基本的、压倒一切的事实，对它的全部意义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没有估计出来，这就是：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至少增长了一倍，这个总的增长趋势一直继续到1850年，虽然增长率有所降低。这种人口增长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无地的贫民人数增多了，许多人从人口稠密的地区迁出。在这些移民定居的地方，交通可能依然不发达，政府统治依然无力。在新建立起来的生活艰难的地区，自然要发生贫困、没有法制和像白莲教之类的起义运动。这反过来又使吏治败坏，使清朝的威望遭到损害（见第三章）。粮价上涨，仓储枯竭，政府倡导勤俭节约，以及其他许多表示物资紧张的征候，在清朝的中叶是史不绝书的。[7]

然而，人口的增加决不只是一种灾难。它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巨大增长，因而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特产品的需求。其结果便是，由于商业的发展的刺激，进一步建立了银行业和信贷业，运用了行会和商会这种新型的组织，以及采用了如汇兑银票这类新的业务。简言之，人口和贸易在近代早期的增长，在中国像在同时期欧洲的某些地区一样，促进了商业化，并且提高了商人的作用。

在士大夫所写的浩瀚的历史记载中，很少注意商人阶层。早在汉朝，商业就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商人集团很少能成功地争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恰恰相反，他们仍然从属于官府，不得不从官方获得特许并交纳捐税，而且为了免遭非官方形式的榨取，他们还得依靠与官僚们的个人关系。官方控制商人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文献只注意记载政府的体制以及知识阶级的思想和学说，而从圆仁和尚或马可·波罗时代起一直到今天，那些个人对中国城市生活的观察却往往强调其攘往熙来的商业特征——这真是咄咄怪事！

在旧时的中国，经济事业跟宦海生涯或一般的社会生活一样，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且依赖于所建立的私人关系。因此，商业依赖于家庭商号，在这里，亲属关系成了主要的忠诚纽带。个人在家庭商号里承担着无限的责任，但在一场危机中，他也可以指望得到家庭无限的支持。在缺乏不讲私情的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在没有保险机构和商业法的情况下，一个商人的主要资本便是他的信誉和担保人，但他和官府当局的私人关系也同样重要，因为从那里他的商号才能获得准予开业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认可。商人阶级防止官府控制和剥削的主要手段是商人集团的团结。很久以来，同一行业的商店都开设在城市的同一条街上。商人们奉命按照行业而结合在一起，到晚唐或宋代时，他们经过与官府的周旋，建立了行会。

在发展周围的私人关系时，商人们仿效士子的惯例：士子们首先发展的是他们与其感恩戴德的老师、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人关系。在横的方面。他们与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师门下受业的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就结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护制网络。就商人来说，他们在横的方面与其他同行商人或手工业者之间，即与他们最接近的竞争者之间的共同结合，可能比他们与官府的垂直关系更加重要。尤其是远离故土的商人往往同经营其他行业的同乡建立强固的联系。这就形成了同乡会的基础。像上海的宁波会馆、北京的广东会馆，这些商会有时觉得同时也向同乡士子和乡绅提供膳宿是上算的。其结果便是同乡会馆激增，它们有时纯粹是按籍贯组成，有时按经商的行业组成。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自愿组成的会馆很难做到巩固商人的利益和力量的程度。相反，由于这些行会分属不同的贸易行业，代表着不同的经商地点，就使得它们仍然是各自为政。[8]

政府用种种手段控制商人阶级。其中一种办法便是经营某些行业需要政府的特许，如盐的产销和采铜鼓铸等行业即是。另一手段便是直接控制，如通过从长江下游到北京的漕运制度来控制粮食贸易，又如通过苏杭的皇家织造和景德镇的官窑，以分别管制丝织品和瓷器的生产和贸易。但总的说来，政府宁可保持一种支配地位，而不实行严格的垄断。这种支配地位基本上是通过特许制来实现的，它给政府提供收入，给主管官员带来外快，给商人则带来了官方的认可和机会。广州的公行和扬州的盐商便是已经对之进行过研究的典型事例。

在人口于上世纪增长了一倍以后，到1800年前后国内贸易的增长可从它的出口量推算出来。先从边远地区说起，我们可以看到公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在广州进行的茶叶贸易急剧增长，同时在从暹罗来中国进行的贡使贸易名义下，与曼谷之间的大米贸易也增加了。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与琉球——也就是间接与萨摩族时代的日本——的朝贡贸易以及与长崎的直接贸易，都显示出类似的增长。到日本、琉球、马尼拉和东南亚（南洋）去的中国平底帆船贸易的增加，必须看作是一种标志，即使用这类船只的中国沿海和内河商业的发展还要大得多。从宁波以及长江下游诸港口到南满的航运比得上从厦门到南洋的商船贸易。我们知道，国内贸易增长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运河的运输体系：除了载运漕粮以外，它这时还是由私商运输船只进行的私人贸易的渠道，这种贸易不但占支配地位，而且还在发展。

总之可以假定，中国在开辟通商口岸前好几十年，经济就有了增长。18世纪的人口只有通过交换南北各专业产区剩余产品的国内贸易的发展，才有可能增长。1760年以来，外国人通过广州参加中国贸易已经完全有了基础，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已达到了使欧洲的海上贸易和中国国内的内陆贸易进行接触的程度。的确，后者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往往超过欧洲的商品。中国从外国得到的是原棉、白银以及通常销路不佳的毛织品，而输出的则是昂贵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和其他手工业产品。1840年以前，这类贸易在中国国内增长的幅度仍然无法估计。它直接使得像中国资本主义始于何时，贸易的增长是怎样使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失去平衡等类似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

还产生了一个有关农业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知道有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了出来，在新垦的、只有限界价值的土地上的作物（如马铃薯、玉米、花生、烟叶、罂粟等）以及早熟稻种都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可是农业却不得不更加占用劳动力和精耕细作——即是说，每个耕作者的生产效率降低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虽然像过去一样辛勤劳动，但由于土地报酬递减率的作用，每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更少了，因而更加贫穷了。

我们还不能恰当地从技术角度和分配角度来权衡，以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的贫困究竟哪一方面起的作用更大。如果没有科学种田的现代技术，包括化肥、农药、良种，连成一片的土地，贮存和销售设备、改良农县、新的管理方法，以及这一切所需要的巨额投资，显然，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永远也不能跟上新的人口增长。无论如何，在19世纪初期，为了使农业现代化本来可以从农业中利用的剩余潜力，却没有为此目的而被利用。

非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对拥有的剩余产品分配不当，这两者看来一直是互为影响的难兄难弟。中国农村生产率的低下，与许多社会罪恶、挥霍浪费的积习以及政府的腐败，不幸是互为表里的，它们都被分配论者解释为造成中国经济停滞的原因。事实上，剩余农产品用各种方式给糟蹋了。老百姓中的许多劳动力都投闲置散，在中国北方的冬季尤其如此。在祝寿、结婚和丧礼中竞尚奢华，挥霍了储积的财富，而厚葬又转而造成了坟地的浪费和土地的分割。尤为重要的是，地主的田租、高利贷和政府的税收支撑着上层阶级的寄生生活、游手好闲和奢侈浪费，其中还支撑了大量专为私人服务的行业。最重要的是，政府缺乏打破传统和把经济搞上去的魄力、意向和动力。[9]当然，我们这一卷书中，将会更多地论及这些日积月累的问题，而不能多谈到它们的解决办法。

行政

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先看一下地方官员是怎样行使职权的。

一个由北京任命的县官来到的地方，那里不是根本没有地方当局和地方权力机构的；他的首要任务是和地方上层人物搞好关系。他在北京被皇帝召见后，就通过驿站前往该县就职。他沿着驿道每天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站一站地行进，也许要走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每到一站，他会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并在驿站下榻。当一个地方长官最后被簇拥着走向他就职的县衙门（即一个由官署、住宅、监狱、仓库、栈房一起组成的大院）时，他通常会带来两类私人助手：第一类是他个人的雇员；第二类是他的私人幕僚，他们是行政事务方面的顾问或行家。这些人被称为幕友，他们都具有士子的身份，通常是取得功名的人，尤其擅长法律和财政方面的事务。雇员和幕友的薪俸都由该地方官自己开销。他们和该地方官一起来到一个陌生地区，因为有名的“回避法’禁止官员在自己的省份任职，这使他和他的幕僚都成了外地人，他们可能不懂当地方言，也与当地的利害关系没有瓜葛。

这些新来的人在他们的衙门里会发现两种人：第一种是书吏班子，他们处理衙门内部的日常文书工作，并且熟悉公文档案和某些专门事务；第二种是从事外勤的衙役，他们代表衙门与老百姓打交道，负责维持秩序、收税和缉捕罪犯等工作。这些地方官的班子中的本地人，当然在地方上有着广泛的根基，所以地方官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驾驭他们的工作。因此，他安置他的私人雇员把守衙门的大门，以控制出入，并派他们主管文案以处理文件。这样就可以在皇帝任命的外地官员和当地机构之间建立起平衡，外地官员则通过这个机构来行使他的职权。

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职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辖着一个约有20万一25万居民的地区，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唯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在理论上，他须具备的主要优秀品质是要“亲”民，但实际上，他必须与上层分子保持密切的接触。北京依靠他与他们的合作来维持稳定。朝廷必须防止县级政府演变为纯粹维持绅士的政权，为此必须经常向绅士灌输恤民的思想。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建立起比绅士所希望的更好的政府。简言之，清朝的中央政府是高度集权的，但集权又是极为表面的。它防止出现地方自治，但又对地方官员委以要他与地方上层合作的重任。规章是僵死的，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必须在各地方贯彻。要官民遵奉它们，得威之以刑，但通常是靠协商来实现的。

地方政府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没有独立的预算，它们被指望用当地征收的陋规自行支付费用来进行工作。这样，它们由于包税的积习而腐化起来（至少按照近代西方的标准来说是腐化了）。政府指望按预定的总额得到税收。衙门的书吏和差役都靠陋规维持生活，地方长官则靠他取得的当地税收，一方面维持行政开支，一方面上缴摊派的税收定额。因此，清代面临的不是废除不正当的勒索的问题，而是取消过分勒索的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大大地偏向于当地缙绅之家；他们能够对纳税做出最巧妙安排，使得事实上按照税率递减制纳税，即富人按财产的比例纳税较少，而穷人纳税较多。如果谁变得相当富有，并且有优越的社会关系，他就可以向政府交很少的税。绅士利用他们的功名身份、特殊关系和特权干预地方行政，可以说不是代议制政府的形式，而是上层人物统治的形式，即使当绅士们认真地实行父母官式的和爱民的统治时也是如此。结果是：清政府政治的清明和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当地居民的道德和绅士头面人物的操守。[10]

因此，清王朝政府又有了另一个特点，即是它具有人的特性。皇帝被渲染成父亲般的人物。官吏和绅士对他和他的家系的忠诚，是出于具体的个人关系，而皇帝对帝国的统治是靠他个人的每日统治活动来进行指导的。他的王朝能够取得权力，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它有能力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实行统一的统治。中国的统一在今天民族主义的语言里有它的现代意义，即要使中国能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现代以前的时代，统一的真正价值是通过镇压内乱、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盗匪的骚乱给中国人民以安全。在过去，分裂就是灾难，这首先是因为它对上层和老百姓都同样意味着内战和不安全。统一意味着和平，从而带来了丰衣足食。这是一个至迟从战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21年）时期起就彻底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和秩序支持着王朝的统治。这两者的实现依靠的是一个王朝的中央权力，王朝高居于地方官僚统治之巅，而在官僚统治下面则通过宗族关系和绅士领导集团的忠诚来维持对地方的控制。这种忠诚是儒家学说的产物：只有通过儒家学说，才能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

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这种区分在解决纠纷时就很明显。一般说，地方官的法庭只是在非正式的调停无效时才进行法律解决。鼓励通过家庭、宗族以及同业行会和其他非政府机构来解决争端。正式的“族规”责成族内的成员尽可能避免法律诉讼，要他们在族长的主持下在族内解决一切争端，而不为衙门吏役所左右。因此，民事诉讼和商务争端尽可能留给宗族、商业行会和其他非正式的机构去裁决。

清律列举了大约4000种犯罪行为，同样也逐一列举了对这些犯罪的处罚。刑罚分为五等：第一等是笞，第二等是杖，用于大约1000种犯罪行为。常例是笞一百折为杖四十，但因受刑以后会感染，这对生命仍有严重的威胁。第三等是徒，服这种刑时，为了使囚犯能经常吃饱饭和得到照顾，就要通过贪污的狱吏的服务，这需要给他们花很多钱，以支付各种开销和行贿。第四等是流，或是终生，或到远方，或在边疆服军役。最后，最重的刑罚是死刑，适用于大约800种犯罪行为；死刑又有轻重之分，逐步加重，包括绞、斩、曝尸、磔裂（即“千刀万剐”）。

清朝的司法体系从下到上大致有六个地区等级。它从1500个县和相当于县级的地区开始，然后上升到高一级的180个府和18个省。再往上，案件送交京师的刑部审理，由刑部再呈送第五级，即三法司。皇帝是最高一级。他可以批准或驳回下面呈上来的有关死刑案件的拟审意见。这个体系组织很严密，判刑执行得也极为认真，至少从记载看是这样。在判决时要引用案例，但这种引证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是作为类似的案例提出来的。

实际上只有笞杖之刑通常是在县一级定案，向上申报即可。县长可以即时处理一些情节较轻的案件，可是必须把包括徒刑或更重的判决在内的严重案件报送上级，附上拟审意见。县幕友对他进行指导，但幕友是不能出庭的。县令通常受到催迫，得在一定的期限之内拘捕罪犯，并在一定的限期之前结案。例如，强盗作案之后，必须在4个月之内破案。因此，县官也得给他的衙役规定限期，并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奖惩。知县可以在法庭里对原告和被告双方进行刑讯，使用标准刑具来鞭笞、掌嘴或拶指和拶踝骨等。只有根据某条特定的法律条款，才能进行判决，还要有关人犯写出供状、画押并接受判决。但是，如果判错了案，县令就要受到严惩，如果证明是他的错，他就应身受冤屈者受的刑罚。

县令在执法时，既要遵循晚清法典中436条基本法律条文（律），又要遵循1900个左右补充案例（例），而这两种法律条款还可能互相矛盾。法律既不是主要的，也完全不带普遍性，而它的含义又是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的。因此，县官必须小心翼翼，当他作为一名法官时，地位是很不可靠的。他还不得不为牵扯到案件中的私人利益所左右，做出不致引起绅士阶层会通过其他途径向他的上司表示不满的判决。对于任何一个县令来说，当他坐在法官席上时，断官司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在老百姓当中，打官司对有关各方都是一场灾难。花在衙门差役身上的钱，可以使被告和原告双方都倾家荡产。因此，在清代的中国社会中，诉讼只起着较小的作用。皇帝的谕旨甚至劝诫老百姓不要进法庭。反对上法庭的偏见波及那些以写状纸为职业的人。他们被责难为煽起争讼的人。在这个没有律师的国度里，从事法律活动的职业得不到承认。最主要的是，法律被看成是应该在家庭和宗族里通行的个人关系的支柱。法律体现了儒家的社会准则。当这些准则得到严格地遵循时，就不必诉诸法律了。[11]

总之，结论只能是这样的：传统的中国在地方一级是受扩大了的家庭或者说受宗族的支配，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传统中国是等级名分结构的主要支柱，而这个结构是遵循着有关宗族关系的经典教义而在起各种作用的。宗族教导人们要顺从长上，对父亲或丈夫，对绅士或官长都应如此。官僚政治及其进行政治控制的各种机构代表着统治者，并想方设法向统治者效忠。但官僚政治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的作用较小，宗族制度则起着主要作用。在现代革命中，平衡改变了，现在官僚政治居于支配地位，而家庭一氏族制度则被弄得七零八落。但对于19世纪初期的清代，我们只能在旧的基础上才能加以理解。

清帝国的政府组织保留着明代从1368年起建立的三大机构：由天子统治和主宰、由朝廷领导的文官政府；在长城以内和边境地区维持秩序的军事组织；以及对各级政府的行政情况进行严密监督的监察系统。这个王朝三权鼎立的每个部门都是从明朝承袭下来的，满洲人只是进行了某些修补。

在文职行政机构方面，中央政府由六部组成，各部之首是满、汉大臣和副大臣，他们一起行使职权。这种包括六方面的体制是从唐朝沿袭下来的，它把各种行政事务划分为吏、户、礼、兵、刑和工六类。这种六方面的体制也反映在从省到府县政府的各级衙门里。18个省的巡抚除少数例外，都与总督共同管理他们的辖区，而总督在大多数情况下管辖两省，因此，每个总督和两个巡抚共事。通常清代的巡抚是汉人而总督是满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总督和巡抚一般联名向皇帝呈报本省的各种事务。在他们下面的各级地方行政和机构中，道是由两个以上的府组成，府又包括两个以上的县，县是最低一级，全国共有约1500个县或相当于县的机构——道员、知府、知县这些职位几乎全由汉人担任。

在军事部门，清朝的绿营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驻防军（卫和所）衍化出来的，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哨所驻防。满洲人在这种军事组织之外增加了自己的军队——旗兵——作为最主要的后备力量。早在占领中国北部以前，尚武的满洲民族就建立了合军政为一体的“旗”。在旗这种制度下，有战斗力的满族男子都按其出身分属八旗中的一旗，并在不同地区拨给他们一份土地为谋生之用。在这个基本的行政结构之外，还增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加在一起，这二十四旗就是一支招之即来和直接效忠于清王朝的攻击力量。八旗的军官由皇帝任命，他们的生活资料由朝廷以土地或俸禄的形式授予。各旗在任何地区都没有根据地，而清朝在擢升军官时则着眼于不致出现私人派系，从而不使出现对朝廷不忠的行为。

监察机构的主要代表是都察院，这也是从唐朝和唐以前沿袭下来的一个机构。都察院的人员从正规的文官中抽调，任期数年，然后再回到一般官府中任职。他们在京师六科和按省分设的十五道中任职，其职掌是体察民情，对同僚们进行纠察弹劾。御史在古代向君主进谏的职掌在清朝并未完全废弃，但已退居于次要地位。还有一些其他机构也代表皇帝管理政务——首先就是宗人府。对宗人府的亲王们则谨慎地防止他们插手朝廷和各省的权力，但在必要时，可以召他们前来处理某些重大问题。宗人府是为皇帝储备得力助手，并且是培训他们效忠嗣君的场所。按照清朝的传统，皇帝临终时将继位皇子的名字置放于一密封盒中，而他的遗愿便具有祖宗之法的威力。诚然，这并没有制止康熙诸子之间的兄弟相残，也没有阻止人们怀疑继位者雍正篡夺皇位（最后，雍正将他兄弟中的五人置于死地）。宫廷的宦官也是实行监视的另一类重要人员，因为宦官是后宫必然产生的特殊产物；反过来，后宫之所以需要，是为了生育众多的皇子，以便有可能从中挑选出才具优长的皇位继承者。明代宦官专权的经验教训，使得有清一代建立了严格的制度防止他们掌握权力，他们一般是不准干预政务的。清政府最初不是在宦官当中而是在汉人奴仆（最早的家奴）和在旗的汉人中找到了他们最可信赖的臣仆，在清朝统治的头一百年，这些人担任了许多高官要职。但是宦官在皇宫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在19世纪后期慈禧太后这位女主当权时，他们又曾有过短暂的黄金时代。

皇帝高居文官政府、军队和监察机构三大支柱的顶端，他在日常政务中操持着那些或者协助他维护权力，或者帮助他行使权力的为数众多的机构。专门的机构处理皇家亲贵、皇族以及旗民的事务，对宫廷内务，则与宦官一起处理。内务府财源很广，有皇庄、专门的税收和贡物（包括广州贸易的特税和贡物），有对人参和皮毛的垄断，有罚款和籍没的家产以及官窑和皇家织造，因此岁入很大。但是这些巨额的财富是保密的，是满清皇朝的特别支柱，它与政府的收入完全分开。

在北京的几百个官署里，数以千计的书吏将几十万件文件誊录和归档。在这整个抄写和传送的过程中，传统上有内廷和外廷之别。外廷是正式的最高机构，它由六部和包括从明朝承袭下来的内阁等其他高级官署组成。内廷则是皇帝的较不正式的顾问和帮手，主要是亲王、后妃、宦官等人，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其中最初包括有挑选出来进行这类工作的内阁大学士，后来则名为军机大臣；后者最初为了处理军务于1729年前后设立，他们组成了一个更不正规但却更有实效的机构。皇帝的意志通过这些名目不一的工具和复杂的程序形成和表达出来，做出这个金字塔式的政府的最高决定。

在政务过程中，各省高级官吏给清帝本人的奏章是通过骚站传递的。清朝统治者通过这种制度从遍布全国的可靠的官员那里获得情报，他们可以向皇帝进呈只有天子本人才能亲启的“密折”。在这些批复的文件上，也许有皇帝亲笔批示的谕旨，或有关道德伦常的训谕。也可能有比较高级的官吏甚至老百姓的请愿。皇帝在对他们批复时，便颁布解决问题或对建议做出决定的敕令，这些决定又通过骚站送出，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由几家商号以所谓邸报的形式在宫廷之外张贴，以供传抄并分发至各省省会。[12]

天子在理论上具有无所不包的君权，但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却是虚有其表的，他的统治就是这种理论与实际二者的结合。君主支配着社会的最上层，不但控制着军队的指挥和民政，而且还通过诸如对食盐的专卖，以及对一切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特许和调节来控制国民经济。此外，皇帝就是圣人，他的起居行为能树立一个有教育意义的道德典范。他发布道德伦常方面的训谕，同时，他也是鉴赏各种优秀艺术的行家和文学风格上的楷模。他的统治既讲究礼仪，又完全集中于个人，而且在理论上还是无所不能的。但皇权这样集中的结果，就使他的统治机器浮在上面了。

虽然皇帝可以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最上层，但他在官府看不上眼的平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却只是一个象征。皇帝的官员从来不去大多数中国人民住的乡村，只是在作为农村生活中心的集镇才有衙役代表他们。因此，我们对19世纪早期的中国的了解不会全面；相对地说，我们对帝国上层的制度有较多的了解，而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则知之甚少。民间的道教和佛教所以能够在农村社会里盛行，是因为它们已经被迫一直保持分散的形式，不能再提供与统治结构相对抗的或取而代之的组织。习俗保存了丰富多彩的庙会、宗教仪式和节庆日活动，它们有着宗族的支持和地方绅士的领导，但和官方的关系却非常疏远。这就在强大而又脆弱的国家机器与老百姓不断发展的自给自足生活之间形成了勉强的平衡。

清代的钦定儒家思想的宏伟构思，把道德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并且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融为一体。它实际上乃是掺杂着儒家和非儒家学派各种成分的混合物。最初，经典的儒家教义强调道德榜样和善良行为对公众的熏陶，以便使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不受触动。但是早在西汉时期，帝国政府又对儒家的教义添加了某些法家的学说。它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既强调使老百姓就范而实行的刑法和奖惩手段，又强调指导掌权者进行统治的方法。法律和方法二者都由那个意义含混的术语“法”来表示，因此，所谓法家学派也可以称为执政者的学派。按照他们的观点。掌权者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官吏队伍中发挥人的才干，保证他们正常地履行职责，他自己则充当最高的主宰以保持政府的运转。因此，在清代官员老于世故的从政手段和他们用以应付政府各种问题的“经世致用之术”的背后，有着一个十分古老的传统。

除了这个钦定的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的混合物外，清政府还有另一套性质相同的原则，这就是把官僚政治的和个人—封建的组织方法结合起来。从远古时代起，中华帝国就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特征。汉代的皇帝给一个官吏一定范围的辖区、一定的俸禄和固定的职责，通过文书来往给以指示，并对他的权力加以一定的限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使这个官员能正常而不断地完成其任务。中国古代的这种不徇私情、客观公正和有明确权限的吏治，颇有点“现代”味道。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开始，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政权，通过任命官员建立郡县一直在推广这种官僚政治体制。可是就在同时，一种个人的或个人—封建型的政治继续和官僚型的政治平行发展。这不但明显地表现在皇帝任命官员时着眼于他们对皇帝本人的忠诚，而且他还继续给他的亲属和支持者分封采邑和爵位。每一代天子都保有一个由忠于他本人的藩封组成的寡头政府。他也继续要求他们进贡和效忠，如果外国统治者希望与中国保持关系，中国皇帝也要他们纳贡和效忠。我们在这里采用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英语术语“fief”，“vassal”和“tribute”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中文的术语（“封”相当于“fief”，“藩”相当于“vassal”，以及“贡”相当于“tribute”）看来有着极为相似的含义。甚至每当涉及皇帝的恩泽和官僚的感戴和忠顺之情时，官僚政治在习惯上也用带有人情的术语“恩”和“忠”来表达。这些封建术语也和王室家庭内部的亲戚关系交织在一起。

实际上，在清朝的政治生活中，儒家和法家，官僚政治和封建主义的原则都很明显。例如，从宋朝沿袭下来的保甲连坐制就是法家的手段，它使所有的居民都因邻居出事而受到牵连，这样就导致他们为维护法律和秩序而相互监视和告密。保甲制要被组织得不让它落入地方绅士领袖之手，并且打破自然村的界限，使地方的影响仍然是分散的，而县官则可以通过任命保甲长来维持自己独立的统治机构。

对老百姓进行思想控制的其他手段则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例如，祭孔的大典以及清初为劝诫老百姓安分守己而宣讲乡约和宣读皇帝圣谕的制度就是如此。当然，考试制度主要是儒家的手段，它鼓励那些企求入仕的有才之士进行自觉的自我训练。此外，地方上还建立了对老年人和德高望重的人的旌奖制度，以表示对长者和善行的尊敬。[13]

对外关系

在对外关系方面，19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但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对外关系问题，是有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的。古代华北平原的中国人曾经做了许多尝试来对付那些可能从长城外面的草原侵入这一地区的野蛮部族的骑兵。当足够强大时，中国人能够征服他们或把他们逐出中国领土。当不够强大时，中国人就与他们断绝往来，或者给他们粮食、丝绸，甚至用公主和亲来换取和平。当中国衰弱时，人数众多的中国人仍然能够同化人数很少的蛮夷入侵者。但是很难长久地与他们建立平等的关系。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等级制度来安排他们的事物。没有全体中国人对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的默许，他在中国国内的地位是无法维持的，这就同样要求野蛮部族也接受君臣关系。

中国这个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于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历史学家就提出了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据认为，地理距离越大的外围蛮夷与皇帝的关系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样，他们仍得臣属于皇帝。和中国皇帝只能保持藩属关系这种观念虽然不时受到重创，但一直延续了下来。在汉朝的力量衰落以后，朝贡一词就已被确认，以致它既可用于与蛮族的外交关系，也可用于与它们的贸易往来。中国在隋、唐时期重新强大后，这种唯我独尊的理论也得以复苏。可以指出，在唐朝时代，皇帝的恩泽已远达四裔。这给中国的优越感和非中国人的贡属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使蛮族的入侵达到了顶点，但除了蒙古人最后接管中国政权这一点外，它并未给中国人什么新鲜的经验。但是蒙古人的接管是创伤剧痛的。在唐朝曾经显示过的这种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中国人的优越感融为一体的观念，此时破灭了。取代它的是蒙古的元朝用自己的天子凌驾于全人类之上的单一的观念，但是这个强有力的政治神话不再是纯中国式的了。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人的力量得以复兴，因此为重新树立中国传统的优越感提供了一个心向往之的机会。明代的第一个皇帝和他的强有力的继承者，树立了古老的儒家德治思想。为了从在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内争取各国朝贡，他们力图显示天子的一视同仁，以证明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也表现出了家长式的慷慨大度。明朝的奠基者洪武帝一开始统治，就把毗邻的朝鲜、安南和占婆的山川视为应纳入中国版图的自然地势，立碑为记，并且举行祭祀大典。对外国统治者，他授予封号，赐以官印，让他们采用中国的历法，并给贡使颁发通行敕书。他通过批准外国统治者的继位，来行使予夺王位的大权。所有这一切都按规范进行，包括来往文书只用中文，不用臣属国的文字书写。这表明中国是君临一切的中心。中国的统治者的职责是把所有其他统治者当作他的臣属。

洪武帝的强有力的继承者永乐帝派出的远征航队是由宦官率领的，他们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还不如说是永乐皇帝的私人代表。在22年中，共出使48次。他们给朝贡国的统治者带去了珍贵的礼物，同时也带去了一支威武雄壮的舰队给他们提供保护。皇帝加封当地的大山，以此表示这些属国像中国自己的进纳贡物的行省一样，已被纳入中国体制。[14]

清朝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天子慷慨地允许非中国人加入文明体制的宏图大略。还在1644年以前清朝就已在满洲特设了理藩院，来维护满族统治者对它的亚洲腹地的同盟者——首先是蒙古人——的优越地位。清朝皇帝从一开始就用这种办法统治汉人和非汉人。对汉人他运用前述两个体系来统治，即通过地方官吏集团的官僚政府，及通过私人关系的个人—封建的臣属关系。与皇帝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藩封，首先是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族。然后又扩大到包括中国国内的“内藩”。所有这些藩属都有世袭身份，不过爵位等级可能逐代递降。他们都得到封号，封号甚至也给予王子和嫔妃。内藩也要进贡，贡物只是些礼品而已，但也包括像从长江三角洲各省运来的“贡米”（漕贡）那样的地方赋税。这种个人—封建关系的结构然后再扩大到“外藩”，他们位于中国本土之外，然而也属于皇帝关心的范围之内。他们也得到封号并且要进贡。属于外藩的有蒙古的亲王，西藏的统治者，亚洲腹地其他的人物，以及像朝鲜、安南（越南）等毗邻国家的统治者。最后，远方的国家如果也想和中国建立关系，也被列为遥远的朝贡国，他们仍都被认为是“藩”。这就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

在应付这些不同类型的非中国的统治者时，北京的天子有一整套老练的方法和手段。首先是军事力量，它在中国各省进行弹压，也可以开往边境甚至远征国外。其次是官僚政治的“法”的体系，利用它就可以通过头人（土司）对非汉人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在西南）实行政治统治，完全像对汉人本身实行的统治那样。第三是德治，即通过显示天子的德威，来发挥合乎准绳或思想意识的道德榜样（德）的影响。利用宗教的影响是这一手段的变种，尤其在同拉萨的关系上是如此；清初的统治者就充当了支持当地僧侣阶层的明王（庇护者）。

最后，对于那些由于地理上的距离和文化上的差异而使武力、行政或者道德示范均感鞭长莫及的非中国人，中国统治者却擅长于使用物质利益（利）的一套手段。这首先是采取允许通商的形式，也采取赐赠礼品的形式。外国人确有贪得无厌之心，但可用来诱使他们行礼如仪，以便纳入中国人对事物的体制中去。例如近在1795年荷兰使节在寻求贸易特许时，在清朝宫廷里频频行叩头礼，即其明证。最后，中国统治者还有一套外交技巧，有时玩弄一视同仁，有时又搞以夷制夷，总之是万变不离其宗。[15]

关于中国人优于非中国人的神话，就这样维护了一条古老的王者无外的信条，这信条反过来又能认可非中国人王朝的统治。蒙古人在13世纪征服的先例是有利于满洲人在17世纪的征服的。同时，这两次征服都强调天子为普天下之主的作用，因而与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相比，它们很可能使得帝国政府独断专行的形象较多，民族主义的色彩较少。以上这个概括绝非事情的全部——也许专制主义完全是随着统治方法和控制手段的演进而加强的。但是，这些征服者王朝作为统一了的诸部落集团的少数民族，不是按照中国人立嫡立长的习惯，而是按照部落的习惯，即以英武和个人才能作为条件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因此，征服者拥有精力过人的领袖。唐、宋两代皇帝进行统治时，通常是由他们的大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一个部门的大臣可以向地方政府发布命令并且任命低级官吏。但是蒙古人的征服改变了这种状况。当明初的开国之君在1368年以后着手亲自统治时，就是效法蒙古人行事的。

清王朝是这一漫长发展过程的顶点；它继承了中国人的许多权变手段并结合着自觉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因为他们只是不到一百万人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他们知道为了生存必须紧紧团结。他们擅长于进行战争和把持权力。

清初的统治者建立了惊人的业绩。努尔哈赤在他于1626年去世以前，已经在南满建立了一个汉化的国家，并且创立了作为攻击力量的八旗制度。他的继承者皇太极（死于1643年）征服或者改编了蒙古人和汉人同盟者，在他们当中推广了八旗制度，此外，还置朝鲜于属国地位。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到1650年的多尔衮，完成了对中国北部的占领。在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死于1660年）的统治下，入侵者建立了华—夷联合政府。后来，康熙大帝（他从1661年执政到1722年）巩固了清政权。他不但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而且开始了使清朝在文化上同化于中国文人政府的传统。汉人的南方三藩，曾经与满人的征服合作，后来又企图并灭满人，但康熙在从1673年至1681年的内战中打败了他们。他最后在1682年至1683年控制了台湾，并且通过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把俄国人从黑龙江流域赶走。后来他又在1696年战胜了以噶尔丹为首的西蒙古人（即准噶尔人），从而保住了清廷对东部外蒙古的控制。这一惊人的成就似乎应部分归功于康熙的灵活性。他在观点和方法上还没有完全汉化，所以能在清宫使用耶稣会教士做顾问，并且认为只要在外交上合算，就可便宜行事，与俄国人在平等地位上打交道。

雍正皇帝继续加强了君权。1729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加得心应手的行政机构——军机处，同时发展了密折制度，这使他能够和整个政府中挑选出来的官吏保持直接联系。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保持了国内和平，但却屡次在帝国的边境地区用兵。他的十全武功中有两次是镇压四川的叛乱者（1747—1749年、1771—1776年），一次是对缅甸、但最后又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66—1770年），另一次是对越南北部、但也很快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88—1790年），还有一次是镇压台湾叛乱的远征（1787—1788年）。然而，乾隆的主要武功是在亚洲腹地，他的军队在18世纪50年代在那里歼灭了西部蒙古人，到1760年又攻占了塔里木盆地。同时，清廷于1720年、1727—1728年和1750年派遣远征军进入拉萨，利用喇嘛教来间接控制蒙古。1790—1792年两次对尼泊尔廓尔喀人的远征使得对西藏的用兵最后得到成功。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满洲的旗兵表现了英勇气概，他们的将帅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优厚的犒赏。

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18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19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突然中落的巨变，我们的研究必须从被忽视的北京观点开始，把清帝国看作是一个整体。只有用这个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说明到1800年时亚洲腹地在清朝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黄乘矩　译）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2页。

[2]在1949年以前一个世纪，描述中国地形和生态学的一批西方地理学家中，克雷西是旅行地区最广的学者之一，他的两本著作叙述生动，仍值得介绍，见《中国的地理基础》（1934年）和《五亿人的国土》（1955年）。

[3]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1期（1964年）。

[4]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第28页。

[5]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以及何著此书中所引的著作。

[6]已故的村松枯次教授把他的八篇日文论文要旨概括写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文献研究》一文，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卷29第3期（1966年），第566—599页。

[7]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散见于此书的各处。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

[8]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9]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特别是第49—84页；里斯金所写的《近代中国的近代产品和停滞》；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10]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

[11]卜德、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以及此书中所引的著作。

[12]吴秀良：《中国的通讯联络与皇帝的控制：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

[13]萧公权：《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

[14]王赓武：《明朝初年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15]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另外两个变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其一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其二是中国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

到了19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这种转变至今仍在继续中——的基础。

在1800年以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所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在1800年以后，重心开始转向中国本土和沿海。清代的亚洲腹地在19世纪开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扩张中的中国版图，并且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直到19世纪60和70年代穆斯林变乱期间中俄在此互相交锋的时候，这个地区才开始向现代转变。

足足相当于今日中国疆域一半的清代亚洲腹地，尽管幅员广大、资源丰富和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历史学家都令人惊讶地很少给予注意。就对外关系而言，直到本书撰写时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根据19世纪清代政策和英俄角逐的背景来论述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1]就中国的本国史而言，也没有人研究领土扩张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工作还有待今后来完成，因为本书的有关章节仅限于概述1800年到中国西北本部和新疆穆斯林大叛乱前夕的清代边疆史。在这几次叛乱以后，满、蒙、新疆和西藏都开始发生巨变，清属亚洲腹地的历史才真正具有现代的面貌。本章对于所论到的地区并不是无所侧重，论述最充分的是新疆，这是因为它的文化的复杂性和叛逆态度，也因为至今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新疆史可供英语读者使用。西藏虽然同样复杂，但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可读之书，所以写来无妨从简。[2]

从长远的历史后果看，17、18世纪清军进入亚洲腹地意味着汉族的影响、文化和人口都有所扩展。这并不是满人的本意。清王朝需要充分利用汉人的才干，尤其是在帝国的非汉族地域需要鼓励汉人向亚洲腹地边境移民，可是，清政府直至19世纪才模糊地和迟迟地意识到这种需要，而这时要在新疆和满洲充分扩展清朝的版图就为时太晚了。尽管清政府在18世纪努力防范汉人扩展，但汉人还是扩展了。不过，为中国亚洲腹地边疆的汉化打下基础的还是满人。对这一汉化过程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今天也还是这样，因为文献不足。满族各部、蒙古人、西藏和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以及所有旗人，在清帝国内都是没有纳税记录的。

尽管有相当多的汉人向满洲、内蒙部分地区、青海和新疆北部移民，但是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人应留在中国本土。清朝从不委派一般非在旗的汉人到亚洲腹地为官。那里是旗人的天下。在1800年，亚洲腹地包括四个主要地区，即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各地均由清军戍守，但是却由不同种类的行政机构进行治理。满洲分为三省。蒙古虽然被分为许多小块，并且处于严格控制之下，但是与其原有的行政仍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疆由伊犁将军统辖，但在地方一级，土酋和土官吏仍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西藏则处于分割状态。它的本土保留着完全是本地人的政府；但东北部（青海）直接向清政府纳税，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极东部（康区东部）也要向清政府直接纳税，归四川省当局管辖。

从理论上说，至少清政府希望它的亚洲腹地的属地（蒙古、新疆和西藏）和东北各省（奉天、吉林、黑龙江）能够自给自足。各该地政府都被要求在当地征收足够的赋税以满足自己的行政费用。但是除了蒙古和奉天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新疆，维持帝国统治所需要的军费必然要大大超过它的税收能力。

管理蒙古、新疆、西藏这些清属亚洲腹地的藩属来清京朝贡的事务，以及管理与清帝国境外亚洲腹地的各国的关系，则由北京的理藩院负责。清帝国境外极西部的尼泊尔（在印度统治之下）和乾竺特（罕萨和那噶尔，其居民为七什叶派穆斯林，称伊斯迈依勒）直接向清朝进贡，而拉达克、锡金和不丹则是西藏的附属国，与清帝国没有直接联系。巴尔提商人在新疆和西藏的市场经商，但是清朝只把巴尔提斯坦看作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博洛尔国（此为吉尔吉特古称，清代所谓博洛尔主要指巴尔提斯坦）的一部分，[3]所以同巴尔提的统治者没有建立稳定关系。在喜马拉雅山南是印度各邦和英属东印度公司：当18世纪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曾几次企图进入西藏，它的积极程度日甚一日。但是，理藩院在19世纪之初对西藏的西邻几乎仍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和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是来自同一国度。[4]

新疆以西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哈萨克游牧民，他们既向俄国也向清朝纳贡。还有在山区的柯勒克孜各部，也是穆斯林。以费尔干纳为中心的浩罕是主要从事农业并定居于城镇的伊斯兰国，其统治者向清朝纳贡。但是清朝也向浩罕纳贡，因为清政府为了保持新疆西境的安定，定期赐予浩罕统治者以银两和茶叶。在清帝国看来，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巴达克山）和杜兰尼人的分崩离析的阿富汗国，都是向清帝国朝贡的国家。

在清政府的心目中，纳贡的地位就是给外国人在特定条件下以经商权，使皇帝对外国朝觐者的权威合法化。但是这并非附庸关系，也并不表示要求清朝保护。仅有的真正的“保护国”是在帝国边境以内的属国，其中某些统治者被认为是贡谒者，不认为是外国人。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使莫斯科政府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整个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并且向北向西撤退到无争议的俄人地带。虽然清朝政府认识到俄国是西伯利亚的大国，却不了解俄国人在技术上多么先进和军事上多么强大。结果清廷对满洲以北诸部仍采取“羁縻”政策。清朝派员前往竖立中俄界桩时，他们竟把界标马马虎虎竖立在距离商定的边界线以南很远的地方，放弃了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应属清帝国的领土约2.3万平方英里。[5]俄国则乘清朝不注意黑龙江以北领土之机，在18世纪继续在西伯利亚移民和勘探，进而巩固它在那里的地位。

满洲

在进入19世纪时汉人已开始向满洲移民，这使先前与外界隔绝的、操通古斯语的旗人和部落民的偏僻地带到20世纪变成了中国发展中的工农业地区。满人通过八旗戍军和部落联姻进行统治的那种早期方式已被打破，汉族移民不断流入并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而把满洲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与中国本土连在一起了。在18世纪之末满洲地方的人口大概已超过100万，到19世纪中期又翻了两番。[6]

官方是禁止汉人向满洲边地（吉林和黑龙江）移民的。但是在整个18世纪，清政府日益举棋不定，时而封锁移民，时而对汉人渗入柳条边佯作不知。到1800年，想要保持奉天为满族的禁猎地，或使其不受汉化，显然是已经太迟了。不过在吉林和黑龙江，人口和文化方面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如南部显著。清朝政府——至少是它的最高层——还是竭力阻止移民，力求减少汉文化与满洲边地的接触。例如在1811年，北京政府就曾明令重申，禁止汉族移民，一如既往。

清朝政府之所以极力要保持吉林和黑龙江的旗人和部落的特点，被认为有四个主要动机。一是想为清王朝留下退路，如果满人必须放弃中国的话；二是想保持一支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八旗军后备力量，以维持满族对中国广大人口的统治；三是想要保护清廷对人参（一种价值很高的发情剂和药用植物根茎）、貂皮、珠宝和黄金的垄断；四是想要保持满族文化和满族王朝的祖宗传统。

现在看来，这四个理由就在19世纪之初也没有一个是很令人信服的，虽然头两个理由在那时还有其原来心理和战略方面的某些意义。即令如此，满人在1800年时已不需退身之路。后来在19世纪中期中国本土爆发起义时，清政府使用了大量的满洲旗兵，但是在1800年，这些军队也许除索伦兵外都缺乏训练和装备，毫无斗志，不像是一支清王朝用来准备维护对中国统治的军队。不仅如此，当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清王朝鉴于俄国人即将来犯，应该鼓励汉民前往黑龙江以维持清帝国对当地的控制才是上策。只有汉人才有能力充分开发满洲的资源，如果政府鼓励移民并谨慎地把垄断项目包给汉人的话，它本来可以从人参、貂皮、珠宝和黄金等物产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同吉林相比（且不说黑龙江），汉化的奉天更是满族的老家和满族帝国的发祥地；因此，防止满洲边境不受汉族影响，并不可能保留住满族的信仰、文化和传统。总之，到19世纪之初尽人皆知，要阻止汉人移民、偷猎者和逃犯前往满洲边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随着中国人口在18世纪迅速膨胀，汉民北移的运动加速了。由于满洲南部的汉族农民已达饱和，越来越多的汉人更往北流。满洲边境当局不可能阻挡这股洪流，便开始向定居的汉民征兵征税，即使这样，地方当局仍未通过征收土地税来完全正式确认这些定居者的地位。地方当局也有可能支持汉民移往边境，这是因为前来定居者开发了满洲的经济资源，从而提供了额外的收入。

到18世纪末，吉林城镇人口的80%—90%是汉民，黑龙江也大概如此。尽管公开禁止，清政府还是向满洲委派了汉族官员前去治理移民区。到1800年，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许多满人甚至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母语，此即汉化的结果。蒙古人则散居在满洲一部分边远地区，过着与定居汉民和满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他们才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7]黑龙江的汉商虽然可用汉语同满人进行贸易，但是要同蒙古人做买卖，还得学习蒙古语。黑龙江以北人烟稀少，生活原始，能说汉语的人一定是很少的。清政府曾在1765年派遣富僧阿到此地调查。他夸大其词地报告说：江北渺无人烟，其地严寒，水草牲畜俱无。[8]

满洲在地理上是非常有助于安置中国迅速膨胀的人口的。东北部土地肥沃，尽管它的生长季节比清帝国其他农业地区短，满洲农民还是可以期望得到适量的雨水。不仅如此，满族征服中国时曾征用大量的满洲人口，使得处女地未被开垦，即便是已耕地，也由于农业技术比中国本部者简陋，产量仅及汉族农民所得的一部分。

在19世纪之初，东北边境森林为中国市场提供的人参和貂皮，比起满洲的农业潜力更为人们所知。在18世纪，毛皮和人参的供应量已经下降。毛皮供应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人已经大量进入东西伯利亚。不过在1800年时，合法的或走私的人参貂皮买卖也还兴隆。除此之外，满洲的山山水水和森林还生产黄金、珠宝和木材，还有大量令人讨厌的蚊蚋和咬人的昆虫。根据20世纪的情况判断，疟疾一定也很流行，尤其是在满洲东部和黑龙江流域，不过这种疾病对人口的影响尚不清楚。肺结核、天花和梅毒必定也是很普遍的。[9]

“满洲”是欧洲人的称呼，而不是汉人或满人的称呼，这指的是满族王朝的发祥地辽河地区和北部边境的部落民地区，包括按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黑龙江流域。满洲是中国行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称它为东三省。因此根据法律来说，它不是一个附属国。奉天位于东三省最南部，省会是盛京（今沈阳），同时也是清帝国的陪都，不过纯粹是名义上的都城。这样一来，盛京也有一套由五部组成的行政机构，即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类似北京的六部，但缺吏部。这五个部分管满旗的许多事务，也管理不断增加的汉人的民事事务。同时，奉天还设将军一人，他也有权治理旗人，在许多方面与盛京的五部有重床叠屋之感。这便造成政事的冲突和混乱，导致大量的治理不当，使得吏治腐化，官僚主义的弊端丛生。

满洲北部两省是吉林（省会即称吉林）和黑龙江（省会为齐齐哈尔）。两省都由将军统理军政和民政。也与清代亚洲腹地其他地方一样，将军必须由旗人充任：首先是满人，其次是蒙古人。他们管理旗人和汉民（农民和城镇居民），也管理其他部落民地区。清政府不打算把那些部落编入旗制，因此它们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组织。

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按照入关前的旧制（除满洲）将满洲北部和东部诸部落编为新旗，由满、蒙、汉人构成；又在归牙剌、北虎尔赫、赫哲、索伦和锡伯等部，以及操蒙古语的达斡尔部，建立所谓新满洲旗，把他们编入帝国的军队，受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指挥。这些编为旗兵的部落构成清军的一部分，得到免税的旗田以维持生计。他们参加吉林和黑龙江一年一度的冬狩，由将军直接统率。除了在黑龙江行猎的旗人外，他们不纳贡。这些行猎的旗人是特殊的一类，既充当满人正规戍军的辅助力量，同时又被要求进献贡物：清政府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各户人口多少来征收贡品的。

在边远的黑龙江流域和濒海地区，把所有部落都编入旗制是不现实的，因此清政府只满足于将它们视为国内的纳贡者，实际上让它们自行其是。毛皮，特别是昂贵的黑貂皮和黑狐皮，要定期向清廷进贡以示忠顺。有时也许可这些部落民进京纳贡，由理藩院负责管理贡使，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则由各部落将贡品送到指定交纳地点，主要的地点是三姓、德棱或穆棱。清朝的收税官就在这里挑拣上等皮毛，不够标准的都听任出卖。这样一来，那些收纳贡品的地点便发展成为定期集市，汉人和蒙古人都定期前来贸易。清廷回赏之物对满洲边境来说是奢侈品，它们的市场价格高昂；因此，那些部落酋长通常都将其出卖。例如濒海地区的头人，一般都把清帝回赏之物卖给日本官吏以换取毛皮，再卖给汉商。[10]为使满洲北部诸部落同清帝国联系在一起，清廷还授予爵勋。起初，还把满族姑娘嫁给部落酋长，以联姻来联盟，但是过了19世纪初就不再采取这种方式了。

1800年之际的满洲社会，主要是由三大集团组成，即旗人、汉人和部落民，他们又各自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从人种学来说，他们也互不相同。旗人包括信仰萨满教的满族，绝大部分信仰西藏黄教（格鲁派）的蒙族，和信仰佛教、儒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的汉族。部落民有几种宗教，但是一般都归之于萨满教；他们的族源很杂，大多数讲通古斯语，但住在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的基里雅克人（吉列迷人）则操一种与通古斯语无关的语言。

在表面上旗人作为创建大清帝国的成员，在社会上高人一头，但实际上只有他们的高级官吏即上层军人才能如此，只有他们在社会影响和政治权威方面才在整个满洲名列前茅。大多数在旗军官都是来自满洲的旗人，至少在吉林和黑龙江是这样。然而最高层官员照例是来自北京的旗人，他们比其满洲同胞的汉化程度要高得多，也要老练得多。中国本土的满人接受的是汉式教育，在清帝国的大多数地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即已取决于此；但是在满洲，学校只教满语加练武，仅有少数私人教育是例外。尽管17、18世纪产生了一批满文文学（包括大量翻译和文艺作品），但要创造一种成熟的满文文学的努力却终归失败。20世纪以前，政府文件中一直以日益僵化和没有生气的方式使用着满文，但满文教育的用处则很有限。清政府为那些受过汉式教育并通过府考的满洲旗人规定了录取的名额，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这名额也逐渐增加。但是，学得很好的旗人很少，即使是那些够格的也必须去盛京赶考，因此这府一级的考生也是寥寥无几的。有资格去北京应省试的考生就更少了。

满洲的汉民主要是农民、商人、手工匠和流放的官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我们可以料到，绝大多数汉民集中在奉天省，其次是在吉林省，只有极少量的汉人在黑龙江省。在整个18世纪，随着满洲的汉民不断增加，城镇也逐渐增多，到了19世纪之初，满洲的城镇化已初见端倪。当然，最重要的城市是在南部，特别是在盛京；不过，吉林、宁古塔和齐齐哈尔也在发展。1799年设立了长春厅，作为管理周围地区定居汉民的行政中心。这些城市不仅是军政治所，又是市场中心、各种手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基地以及娱乐场所：这里赌风盛行，性道德也比在中国本土松弛。

在1800年的满洲，富有的汉商居于社会上层，仅次于高级旗人官员。他们同旗人官员在社会、文化和商业方面有很多联系，官商之间往往平等相待。满洲的汉人社会是没有根基的移民社会，除在奉天省者以外，大多数人到此只有几十年的历史。那些定居者主要来自直隶、山东和山西，他们带来了各该省的许多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出身寒素，缺乏教育，直到19世纪初，奉天省才有像在中国本土常见的那种“绅士”阶级，他们也成了书香门第，有钱有势，世世代代在当地领袖群伦。不过，还不能说满洲边境确已存在着这种阶级。中国的文人都轻视商人，可是在边远的满洲，往往正是最优秀的文人才变成了巨商，因为除了军政机关少数人例外，吉林和黑龙江省的真正文人都是一些被清政府流放的失意官吏。从理论上说，这些以前的官吏丧失了官位和权势，同老百姓并无二致。但在事实上，他们通过经商，或者就任满族官员的西席，很快就改善了自己的命运。为满族官员的孩子授课还带来别的机会，因为虽遭放逐，那些官员的旧影响还如影随身，所以满人的上层社会还引为同类，乐与过从。

满洲的中上层商人中另一大支是与中国本土的汉人商号一起经营的合伙人，特别是与18世纪时在满洲的生意日益兴隆的著名山西钱庄一起经营的合伙人。他们的经营当然要与流放的过去的官员及当地的汉商（其中有些人也有巨额生意）的企业有联系。这类巨商在社会上有地位，完全不同于小商小贩、手工匠和农民（这些人基本上同普通旗人不分上下，只不过没有在旗的那种军事建制上的表面优越地位而已），比他们高得多。

从理论上说，吉林和黑龙江各部首领都拥有清政府授予的特别称号，他们的社会地位理当非常接近于最高层旗人官员，但在实际上，部落民同满洲较有文化的居民很少往来，许多部落首领住在北部边远地区和濒海地带，地理上也是孤立的。他们因公出或经商而进入城市时就显得粗野和土气。随着满洲的汉民不断增加和旗人进一步汉化，随着这个地区越来越发达，部落首领就更加地位低落。当然，普通的部落民比他们首领的汉化程度更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的采取汉族习俗，有的则越来越孤立于变化中的满族社会之外。

处于社会底层的是没有手艺的工人、家仆、妓女和流犯，包括奴隶在内。满洲，尤其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被清政府用作流放地，那里不仅流放被贬谪的官员，而且流放判刑的罪犯。犯人罪行越重、态度越顽固，清朝的司法机构就把他们往北发配得越远。许多犯人后来从事手工业或经营小买卖，竟变成了靠得住的社会成员，但是随着他们人数越来越多，使得满洲边境社会增添了一种一方面无法无天、一方面尚有一定用处的特点。

从1796年起，清政府大大减少了流放满洲的罪犯，但是由于把一些重犯当作奴隶发配给满洲旗人干活的做法已经造成许多问题，以致必须进一步采取官方措施。问题的核心在于旗人太穷，无力养活清政府配给他们的那些奴隶，因此，迅速释放奴隶是符合奴隶主和奴隶双方利益的。这样一来，奴隶就可以用钱买得自由。有时奴隶主甚至干脆把他们释放。这类罪犯的少数人后来回到中国本土，但是大部分仍留在满洲，加入了那群自由流动的亡命或半亡命之徒的队伍。以上不论哪种情况都使清政府感到不安；于是它在1810年正式禁止奴隶主允许奴隶赎身，在1813年还一度停止向满洲发配流犯。为了减轻旗人供养奴隶的负担，清政府还采取适当步骤，把贫苦旗人的奴隶转移给更需要家仆、也有能力养活他们的富裕军官和满族行政官员。

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多数地方人迹罕至，但这两省仍住有大量汉民亡命之徒。他们来到清帝国禁地从事偷猎、挖参和采金，也当土匪。这类非法流民在18世纪迅速增多，在19世纪也还有增无已。其中特别是采金者和土匪，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还有其原始的地方政府。在满洲当局权力所不及的山林地带，有一帮所谓“黑人”的非法挖参者经常骚扰边远的部落地区，致使吉林将军在1811年不得不派兵进山把他们赶出来。但是满洲当局发现，由于交通困难，要想把非法流入的汉民驱出边境是不容易的。虽然采参是由政府垄断，分给旗人和汉民承担，由户部发给执照，然而省当局却无力在遥远的满洲山林实施政府的禁令。

到19世纪之初，满洲的汉化已不可逆转地取得进展。奉天省早已主要成为汉人的地盘和中国的一部分，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虽然负责维持旗人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但未能维持住现状。旗人缺少汉族移民所具有的勤劳和技术，只可守成。他们不像中国本土来的移民那样致力于成家立业，开发新土地。满族和部落民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手段去同迁来的汉人竞争：汉民在数量上逐渐超过他们，比他们勤劳，收买他们的土地。尽管政府三番五次采取措施，旗人还是迅速贫困，越来越依靠清政府的救济过活。他们当中模仿生气勃勃的汉族文化榜样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旗人，连部落民也开始采纳汉族文化，深受汉人的嗜好、集市和行事方式的影响。只有寒冷而又人烟稀少的黑龙江流域还没有吸引中国本土来的移民，基本上仍旧处于汉族范围之外。

蒙古

蒙古始终是中国典型的边疆，因为蒙古的游牧民自古以来就几乎是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经常不断的军事威胁。但是到10世纪之末，蒙古的游牧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衰退。昔日游牧民的强盛和独立已成过去。战争一度曾给游牧民带来荣誉和团结的基础，这也变成了过去，清朝把内蒙和外蒙的蒙古人——尽管他们的生活是流动的——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由于缺乏人口统计资料，只能作一个最粗略的估计，但以下的估计并非臆测：在1800年之际，清帝国全部操蒙古语者可能多达350万人（不包括旗人），其中多达70万是在外蒙（大量居住在北部中央地带），260万是在内蒙（集中于东部）。其余20万是在新疆和青海。如果这个估计正确，也许从1 8世纪前半期或更早以前，蒙古人口就已经在逐渐减少。[11]

畜牧是游牧民的传统生计，蒙古人在这方面已陷于困境，因为他们要经常从西伯利亚输入牛马。当然，偶尔输入牛马并不表明游牧已长期衰退，因为天灾有可能随时来袭。有时“积雪过多而无法出去放牧，有时降雪不足而不能在干燥的寒冬维持牧场的饮水”。有时过多的牲畜集中于小块牧地而糟蹋了牧草，使牲畜无草可食；最常见而危害最大的是一阵异常的暖潮过后继之以突如其来的冷冻，使牧草为薄冰所覆盖，困于寒冬的牲畜无草可食，几天之内就可能死亡成千上万。[12]然而有证据表明，蒙古从西伯利亚输入牛马并非在一场不可避免的天灾之后为了补充牲畜而偶一为之。[13]

无论在内蒙或外蒙，都没有一个本族的全民族政府。清帝国在内蒙是通过驻扎在其南部和东部边境的军事力量实施统治的。这些军队紧密地控制着内蒙事务，所以到19世纪内蒙并无实际的自治而言。外蒙也有清军驻扎，它因远离中国本土而享有较多的自治，不过清朝在这里的控制也是严格的。按照规定，全外蒙是归只有旗人才能充任的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但在实际上，到了1800年是由库伦的大臣总管外蒙东部，即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地区的事务，乌里雅苏台将军则掌管赛因诺颜汗和扎萨克图汗的领地。外蒙最西部的科布多周围地区，最初归属乌里雅苏台，此时则划为行政特区。清政府是根据《大清会典》及其前身《则例》（1818年以后为《事例》）管理内外蒙古的。只有在内部纠纷方面，外蒙古人（喀尔喀人）才被允许依照传统的喀尔喀法解决分歧。

蒙古社会主要是由两个阶级组成：贵族和平民。扎萨克（即旗的王公）由贵族产生，是清代为游牧民设置的基本政治单位——旗（和硕）的世袭统治者。旗下划分“苏木”（“箭”），六苏木设一扎兰（参领）。蒙古诸旗的属民应与满、蒙、汉军旗人严加区别，因为后者是支撑清朝的基本力量。“旗人”一词仅用于称呼清朝的八旗军成员，蒙古诸旗的属民则称为“旗下属民”。

每一个蒙古贵族都接受清朝贵族爵位，分成从和硕亲王到四等台吉的十个等级。只有扎萨克即旗的王公才有世俗统治权。为了表示对清朝的臣服关系，扎萨克每年要按规定向皇帝进贡，主要是进献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畜产。其中最有名的是外蒙古诸汗进献的“九白”之贡，即八匹白马和一匹白骆驼，不过到了1800年，“九白”实际上已改用其他物品，诸如毛皮、兽革和精选的家畜。蒙古的进贡者则得到绸缎、布帛、瓷器和金银作为回赏。这些回赠之物至少与贡品价值相当，因此可以设想，清政府并不认为进贡是对进贡者的一种经济负担。[14]

蒙古的平民（阿拉特）绝大部分是阿勒巴图（旗下属民），他们要向清政府和扎萨克纳税和服役。这种税通常用实物，主要是用牲畜，后来多用银两。阿勒巴图还要交纳特种税，例如每年要交纳清帝所需的牲畜、毛皮、毡、帐、珠宝和其他土产；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摊派，例如1819年嘉庆帝出巡多伦诺尔，喀尔喀人就曾进献幼畜4万头。徭役则包括戍边、驿役和其他官私差遣。每个旗下属民都属于某一旗，未经旗扎萨克许可不得擅自离去。扎萨克斟酌情况，把放牧权分配给其属民，分配的多寡是根据男丁的人数而不是根据他们需要放牧的数量来进行的。[15]所分牧地面积以肥沃程度来定。有时扎萨克为了牟利，竟不顾本旗属民的牧地不足，非法允许外旗属民前来放牧。这便迫使本旗属民侵入邻旗以谋生。

旗下属民分为苏木属民（苏木阿勒巴图）和属于旗扎萨克及本旗其他贵族的农牧奴（khamjilgha）。从理论上说，前者只要向清廷进贡，向政府纳税和服役，而扎萨克只能靠清政府分给他的农牧奴和俸银俸缎过活。但是到19世纪，苏木阿勒巴图与农牧奴变得界线不清了。虽然法律禁止，扎萨克还是经常篡改簿籍，或者用较穷的农牧奴交换较富的苏木属民，或者勒索苏木属民以供自己挥霍。社会上还有另一类人为宗教仆役，即所谓沙比，其原意为“弟子”，但他们不是佛门弟子，而纯粹是仆人。他们是属于寺院或某些活佛（呼毕勒罕）的免税奴；扎萨克有权把自己管辖下的平民户拨给寺院或活佛充当沙比。这些平民户充当沙比以后，即不再属于原在之旗，他们的劳动及其产品则用于供养寺院或活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其中大多数是政府判刑的罪犯。这种奴隶不是永久的，也不是世袭的社会阶层。

除了草原比不上中国本土的工业和技术以外，还有三大因素促使蒙古游牧部落一度称雄的军事力量中落，使游牧经济走向衰退。第一就是分旗制度，满人用这种方法划分蒙古，割断了诸部之间的传统联系。各旗的牧地都有严格的限制，不像清代以前的蒙古那样可以比较自由地放牧（这在经济上也能高产），从而使得没有一个王公能够扩张而取得优势。更重要的是，那些从前从属于一位首领的诸大部落，现在被划分为几个旗，每旗各有在本旗享有自治权的扎萨克，他们各自直接向清政府负责。

原有的艾马克——或部落领地，仅仅留下一点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满人建立的盟；盟受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每三年聚会一次，除了调解各旗间的纠纷以外，别无更多权力。在外蒙喀尔喀人中，诸如车臣汗、土谢图汗、赛因诺颜汗和扎萨克图汗的后裔虽仍有汗号，且其品位在清代贵族等级中高于和硕亲王（“汗”在满语中指皇帝），但就政治权力而言，他们也不比那些著名的旗王公大多少。他们的领地名存实亡，因为满人已经将它们改变为盟，它们以三年一次盟会的所在地命名。除外蒙四盟和内蒙六盟外，还有一些大区，如达里杭爱、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旗、阿拉善地区、科布多边境和沿中俄边境的巡哨区等；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是更严更直接的。在青海，蒙古人（主要是属于和硕特部的厄鲁特人，还有喀尔喀人的一个苏木）组成一盟，拥有29旗，由驻西宁的将军管辖。

旗王公或盟长犯事，清政府则予以夺职削爵而不论其血统多么高贵。例如在1800年，清政府即曾革退车臣汗桑斋多尔济的盟长职务，尽管他是成吉思汗之后裔，并剥夺他本人及其子孙的汗称号。成吉思汗家系的成员也通过结亲与清王朝联系在一起，满人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这些王公感到他们在清帝国占有特殊地位：清廷曾将他们擢升为清朝贵族，并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作为最早的军事盟友，地位高于被征服的中国官僚。但是到了1800年，清王朝久已接受汉族的文化价值和标准，蒙古人显然不是盟友而是臣属了。

第二个使称雄一时的蒙古人驯服的因素是西藏的黄教，即格鲁派。对于内蒙来说，住在北京的活佛章嘉呼图克图是清廷支持的集权寺院体系的首领，也是内蒙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他属下的寺院和喇嘛免税免役，还享有许多特权。内蒙也有不属于章嘉呼图克图为首的北京系统的寺院。它们虽无皇家寺院那样的法律地位，不过清朝官员、扎萨克和老百姓也习惯地给予他们许多同样的特权。基本上每个活佛都各有寺院。只有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多伦诺尔的大寺，这里是章嘉呼图克图和其他十二位活佛的卓锡之所。[16]

外蒙人的宗教领袖是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活佛，在蒙古人心目中居黄教第三位，仅次于西藏的达赖和班禅。清政府极力阻止蒙古发展一个统一的宗教，免使蒙古社会借此重新统一，因此有意扶植章嘉呼图克图来抵消哲布尊丹巴的影响，并且精心地策划在蒙古保持达赖喇嘛与这两位蒙古活佛之间的权力平衡。为了防止世俗贵族同喇嘛教结盟而造成蒙古社会团结的危险后果，清政府还不许从贵族之家寻觅转世活佛。

另一方面，清政府又想把蒙古同清帝国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蒙古宗教感情许可的限度内，采取一种使喇嘛教与汉族宗教观念相融合的政策。例如，第二代章嘉呼图克图（1717—1786年）就曾受到鼓励用藏、满、蒙三种文字编写祷词，把汉族的关帝君同黄教三大神相扯在一起。在18世纪之末，清朝还资助在满洲和亚洲腹地周边各省建造关帝庙，作为旗人官员的监护神。关帝被视为与毗沙门天相同，而毗沙门天则长期以来被视为西藏和蒙古的民间英雄格萨尔汗的化身。汉人流传的有关关帝的种种谶言，也开始被译成蒙文，进一步推进了清朝的宗教融合政策。在19世纪下半期，清朝支持的蒙古僧侣干脆就把关帝一格萨尔汗奉为佛教的守护神。[17]

寺院和活佛本人愈来愈靠日益增多的沙比——即扎萨克赏赐的农牧奴——的供养。扎萨克还为牧放寺院牲畜提供大片牧地，喇嘛们则经常向旗下属民勒索贡品。普通牧民不敢拒绝；每逢举行宗教仪式，寺院还要挥霍大笔资财，如用黄油塑造佛像等，穷人则忍饥挨饿。到19世纪之初，外蒙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得到大量的沙比和牧地，致使他的财产要由沙比专衙管理，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艾马克。其实清政府在1822年就已把沙比衙署的商卓特巴（司库喇嘛）提到相当于盟长的地位，以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由于政府对寺院及其沙比免税，便大大加重了旗下属民的赋税负担。与此同时，寺院还利用其财产从事各种商业交易，其中获利最多的是放贷。

在蒙古人看来，佛教及其教义是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古老的世俗文化及其传统的领导力量相抵触的。所以有些陈巴尔虎的蒙古人仍然信仰萨满教，而且直到18世纪之末萨满教在俄境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中还有强烈的影响。直到19世纪头几十年，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用具与衣着才被搜出焚毁。另外，蒙古佛教的兼容并包倾向使得许多萨满教的传统也能披上佛教外衣而残存下来，但是，萨满教作为蒙古社会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则已成为过去。在整个18和19世纪，许愿当喇嘛的蒙古优秀青年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并非全都脱离畜牧劳动而住进寺庙。约有2/3的喇嘛留在旗内；一个喇嘛兼做世俗贵族的农牧奴倒没有什么不合适的。[18]然而，进入寺院的年轻人确实越来越多，结果越来越多的蒙古牧场和牧产被用来支付寺庙繁文缛节的开支，而不是用于供养人民。

虽然人口不断减少，寺院却不断增加。到20世纪初，内蒙寺庙之数或已逾千，外蒙的寺庙也有约750处，而且两地还有大量的小庙。估计内蒙竟有30%—65%的男子出家（至少平均每家一个儿子），外蒙在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45%左右。同西藏相比，19世纪末期的西藏估计也只有1/3的成年男子当喇嘛。[19]这些估计同1800年的蒙古形势有何联系，还不得而知，不过很可能的是，僧侣的人数和寺院的数量在19世纪都增加了。

到了1800年，寺院及其庇护下的商业活动也促成了社会另一方面的发展，即发展了城市中心，它们最初是在内蒙发展，后来逐渐扩大到外蒙。在大寺庙的附近，尤其是在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地，集市发展成为喇嘛、汉商、手工匠和穷苦流浪汉云集的城镇。在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外蒙的要镇，戍守的清军也是促使城市化发展的另一因素。

地图3　19世纪60年代的蒙古

第三个促使蒙古社会经济衰退的因素乃是第二个因素作用的延伸。建造寺庙为汉商的渗入蒙古开辟了道路。在早期，蒙古人是在草原边境用牲畜和畜产品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中国等地的物产。另外，他们也随贡使前往中国京城进行贸易，或者同带着商队从中亚前来草原的少量穆斯林商人进行物物交换。除了这些中亚商人的输出、入贸易外，蒙古人内部的商业规模很小，只有相当有限的非市场交换，也没有一个蒙族商人阶级。蒙古人同俄国人也做些买卖，合法的地点是在恰克图，非法的地点是在俄蒙边境的其他地方；1728年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把对俄贸易转到了汉商之手。

寺庙大大有助于汉商建立对整个蒙古商业的控制。从前除了牧民的营帐以外别无所有的广大草原，后来建起了拥有围墙的寺院，变成了市场和货栈，使汉商得以直接进入草原。这并不意味着中蒙边境的贸易不再存在，因为在有清一代，汉人商号在边境市镇，特别是张家口，都在不断增加。[20]但是汉商主要是北京帮和山西帮，他们带着货物安全地进入蒙古腹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商品的喜爱，打开了销路。过去被牧民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茶、烟、杂品等等，蒙古人也认为是必需品了。中国的奢侈品一直是表示游牧贵族富有的象征，但是随着寺院势力的增长，喇嘛也开始追求各种奢侈品，不断向人民榨取供奉来购买。这便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在18世纪之末和19世纪，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领地，发生了排斥汉商的骚乱。暴徒经常痛打汉商，劫掠商店，销毁账簿。[21]汉商也经常激起寺庙和世俗人的愤怒，不过权衡得失，寺院所起的作用还是支持汉商贸易的。

在18世纪，清朝的政策是保持蒙古人作为后备军事力量。鉴于汉商渗入蒙古有损于这一目的，清廷曾想方设法限制汉商活动，尤其是在外蒙，但并无成效。清政府要求在蒙古的汉商每年都换领一次执照；禁止他们娶蒙族妇女；禁止他们在蒙古人的帐篷中过夜；除特殊情况外，不许建造永久性房屋。由于汉商不遵守这些限制，清政府便力图将无照商人逐出蒙古，如在1805年就曾这样做过，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对拥有蒙古债户的商人，必须让他们继续逗留到收清债款。但是蒙古人不仅不能清偿债务，而且还得继续举债；这样一来，汉商就能留在蒙古照旧经商了。清政府本身也越来越依靠汉商交付的执照费，以维持它在蒙古的行政机构。总之，清政府逐渐转向采取支持在草原的汉商的政策。

蒙古人的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需要尽快出卖，他们的需求品则有连续性。因此，汉商得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且投放贷款。结果是蒙古人普遍举债，蒙古的财富就这样源源流入汉商之手。汉人的商号也像钱庄一样，向那些未经世故的蒙古人放高利贷。甚至整个旗都被抵押给了这些商号；到19世纪时汉人高利贷者生意兴隆。随着蒙古人债台高筑，利息也暴涨。扎萨克、喇嘛和商人一起共同提倡赊购办法，当扎萨克本人也因欠债过多而无力清偿时，就非法地将征税事务直接交给汉人商号，从而使那些商号和私商开始“拥有”蒙古阿拉特（平民）。把劳役和实物税折成货币税后，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严重局势。在18世纪蒙古已经开始转向货币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时银两已普遍成为必需的支付手段。寺庙也坚持要其所属沙比交付银两。与此同时，银价不断提高，而沙比必须向寺院支付的和旗下属民必须向旗王公支付的所有这些定额银两，就使他们不堪负担了。这种严酷的经济局面，再加上王公向属民增收赋税以清偿所欠汉商的债务，便逐步导致蒙古民穷财尽。

虽然贸易和借款大部分控制在汉人手中，但是也有旗王公同汉商合作的情况，并且也有旗王公和喇嘛变成汉人商号和钱庄的股东。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王公、寺院和汉商的携手合作终于摧毁了蒙古传统游牧社会的残余。与此同时，在草原的边缘开始了另一个具有更深远意义的转变：汉族移民在那些过去是牧场土地的周边从事耕种。

新疆

天山山脉的山脊把天山两边隔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天山南部的东突厥斯坦是农业区，天山北部的准噶尔是草原世界。在18世纪50年代，乾隆帝的军队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据了这块当时在亚洲腹地要算人种最复杂的领土。他们称准噶尔为天山北路，称东突厥斯坦为天山南路。清军把这两个地区当作清帝国的属地予以管辖，统称之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域”。这里盛产玉、金、铜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动乱也发生频繁。

同以前的准噶尔人一样，满人也把他们的行政中心设在伊犁。他们将以前的准噶尔部首府——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称为固勒扎——改称为宁远，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远。哈萨克人称此新城为新固勒扎或小固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将军于此。宁远被称为老固勒扎，继续作为源源前来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文化中心。在18世纪，清政府还在伊犁地区建立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发展最快的是将军衙门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戍军部队。从理论上讲，他还对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等外部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他对准噶尔的厄鲁特（加尔梅克人）各旗，对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各部、对平民移民地、对哈密和吐鲁番王公领地以及对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辖权。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插手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在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惯”。[22]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迪化）设置都统协助伊犁将军，前者负责管理天山北部和维吾尔斯坦（哈密和吐鲁番）的官员。新疆驻军还分别在伊犁的新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楚呼楚）设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也设参赞大臣，东突厥斯坦人称之为“汗昂邦”，他负责管理六城的官员（从字面上讲，“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鲁番在外的东突厥斯坦）。将军一职和各地高级官员均由旗人担任。驻军总数在1万到2.3万人之间，主要是来自热河和中国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内蒙察哈尔人和降清的厄鲁特残部，有些是热河牧民，以及从伏尔加河归来的沙比）、满洲诸部（来自奉天省的锡伯人、来自黑龙江省的索伦和达斡尔人），以及甘肃和陕西的绿营汉军。他们作为无限期的占领军携家带口而来，实际上乃是永远留驻新疆的移民。

这些军队分驻南、北、东三区戍守。北区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兵员1.3万多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到19世纪之初，北区达9.8万余人，包括附属人员在内。北区驻军主干（实际上也是全疆驻军主干）是驻在新固勒扎的主力旗兵；还有一支庞大的旗兵归惠宁领队大臣统辖，附近则是锡伯、索伦、察哈尔和厄鲁特四营，各有其领队大臣；此外还有沙比营、达斡尔营和从绿营来的汉族军事移民。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主要从事放牧，向驻军供应马匹以及其他作战、运输和食用牲畜。

东区由驻乌鲁木齐的都统管辖，有兵员5000人到6000人，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驻奇台（古城）1000人、驻巴里坤（镇西）1000人，此外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绿营兵。

南区不同于东区和北区，没有常驻军，大部分驻军是来自其他两区的换防兵。他们五年（最初为三年）一换，不得携眷前往。旗人和绿营兵驻守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乌什吐鲁番。来自天山北部的绿营兵则驻守焉耆、库车、赛里木、阿克苏、和阗等地。陕甘总督派来新疆的其他绿营兵则驻守哈密和巴里坤。总计在南部的清驻防军约在6000人左右。此外，喀什噶尔还有一支由500名东突厥斯坦士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由本族一名总管和六名属官率领。当地居民也执行站岗放哨等半军事性勤务。

在刚进入19世纪时，即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俄势力渗入清代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卫和开发天山北路，把六城视为维持军队的大税源。

在新疆驻军乃是耗资巨大之举，仅士兵每年薪饷一项就要耗费白银约300万两，而当地每年税收远不及此数。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税银和生铜仅达1350万蒲尔（指六城铜币），但此数不包括外贸关税和其他杂税在内。根据1801年的铜银兑换比价（220个蒲尔等于1两白银），这笔收入还不到6.2万两。[23]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总计达64.9万担，主要来自准噶尔地区。即使算上一切货币和实物的附加税收，包括政府经营的铜矿和牧场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难支的。到1800年，驻军的官仓是满的（伊犁粮仓储备有50多万担小麦，这是政府的唯一储备粮[24]），但是每年为维持新疆的耗费得从中国本土提解白银120万两。

新疆货币有两个分割的流通区。第一个流通区是在准噶尔和维吾尔斯坦，远至西部的喀喇沙尔（焉耆），货币用白银，按重量计值，一如这些银两的来源地中国本土那样。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开始努力减少向新疆输出白银。伊犁也铸造中国的标准合金铜币（制钱）。第二个流通区是在六城，它的货币制度为铜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铜币，因为整个新疆铸造铜币没有标准化。六城货币的基本单位是蒲尔，这是一种纯红铜钱币，汉语称之为“红钱”。币面像中国本土的钱币，铸币地则铸以阿拉伯文和满文，50蒲尔合1个坦伽。在1800年，六城仅有一家造币厂在阿克苏，六城以外地区则不流通蒲尔。六城以内没有金币或银币。不过，半锭和1/4锭的银元宝以及少量甚至很普通的碎银也在市面流通，按重计值。

阿克苏造币厂年产2.6万吊（每吊1000蒲尔）。伊犁造币厂平均年产量为1722吊（每吊1000文）。两家造币厂每年各铸币两次，一在春季，一在秋季。阿克苏蒲尔钱和伊犁制钱重量一样，均为一钱二分，但是蒲尔钱为纯铜，1蒲尔钱值伊犁钱五文。大部分生铜，尤其是阿克苏造币厂用铜，都是来自浑巴什的官办铜矿，那里由清军工兵开采，年产铜2.1万英镑（16200斤）以上。由于当地产铜，而白银必须从外地输入，铜的价值与白银相比就日益低落。

准噶尔

从文化和历史方面来说，天山北路的牧区乃是蒙古地方的展延。统治游牧民的世袭扎萨克处于伊犁、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塔尔巴哈台和焉耆的清军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来自伏尔加河的加尔梅克人的两个盟也在准噶尔放牧。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由旧土尔扈特十旗组成，分四路安置：北三旗在塔尔巴哈台，西路一旗在精河附近（艾比湖南部），东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南四旗在喀喇沙尔西北、裕勒都斯河地区的天山南麓。青色特启勒图盟由和硕特四旗组成，放牧在裕勒都斯地区的南路旧土尔扈特附近。土尔扈特和和硕特部除免交牲畜税以外，其他如行政管理、进贡纳税和社会组织等都与内、外蒙古各盟相同。伏尔加河来的加尔梅克人也同其他蒙古人一样，信仰西藏黄教，因此黄教在北疆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清廷作为黄教的保护者，也同支持蒙古各地的黄教寺院一样，向准噶尔的黄教寺庙作布施。

在边卡以西的各部地区和清帝国边境以外的草原地区，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放牧，事实上不受当局干涉。他们被视为外国纳贡者，每三年可到北京进贡一次，拥有同清政府进行双向贸易的垄断权：按官方规定，当局垄断着对哈萨克人的贸易，从理论上讲，准噶尔官员不许其他外国人在北疆经商。清廷与哈萨克之间这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仅限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哈萨克按规定价格用牲畜（主要是马）交换衣物（主要是丝绸），因为察哈尔部和厄鲁特部的养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然而哈萨克人还利用其进贡权另外私自进行交易。当局虽然向东突厥斯坦驻军供应哈萨克马，却不允许哈萨克人到东突厥斯坦出卖牲畜，东突厥斯坦人也被禁止前往哈萨克牧地购买牲畜。1808年曾有一些哈萨克人前往喀什噶尔出卖牲畜，当地官员便狠狠杀价，使哈萨克人只好带着牲口失望而返。在准噶尔和蒙古，政府当局限制稍宽。有时哈萨克商队以各种借口绕过政府限制，不时前往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梁海地区和喀什噶尔。但是，清政府严禁向哈萨克、柯勒克孜和其他中亚商人出卖金属制品。

哈萨克人作为进贡者，是允许在清帝国边境之内放牧的。如遇暴风雪，清政府甚至让他们进入边卡区度冬，只征收百分之一的马匹作为报偿。新疆当局每年都派员前往草原向他们征税。由于哈萨克是外国人，清政府就没有在他们中间任命扎萨克，也不打算把他们划分为旗。在清帝国境内放牧的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来，虽然哈萨克的首领们享有作为清朝进贡者的好处，但他们大多数人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俄国的依附者。

对哈萨克的内部组织，清政府的了解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在18世纪，中帐首领阿布赉既是中帐的汗，也统治大帐。在18世纪50年代，清朝当局大概是按照准噶尔或哈萨克当时的分法把哈萨克人划分为两部：由阿布赉领导的极东部中帐和大帐称为左部；其余部分由阿布赉·穆罕默德领导的西部中帐哈萨克人称为右部。[25]后来发现极西部还有小帐，他们又划出第三类而称之为西部。这种划分反映了18世纪后期哈萨克草原的实际政治现实，不过，清政府虽然知道哈萨克有三帐，却有张冠李戴之失。1782年出版的第一部官方新疆地方志正确地把左部同阿布赉和中帐联系在一起，右部却被编者误认为小帐和大帐，还说中帐首领阿布赉·法伊德（阿布赉·穆罕默德之子、阿布赉的对手）是大帐的汗。[26]1821年官方出版的《新疆识略》，部分地更正了这些错误。[27]但是，史学家和政论家魏源迟至1842年仍把小帐和大帐视为右部。[28]显然，19世纪之初清政府对哈萨克人的“羁縻”政策是极为松散的。

另一支在新疆西部边境说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是柯勒克孜人。清代史料称他们为布鲁特（柯勒克孜人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俄国人则称他们为石山野人、石山里人或石山人（由于他们是住在难以攀登的山区里），或称喀喇（黑）柯勒克孜人（因为与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的统治者不是王族，即非成吉思汗的子孙）。19世纪的俄国需要使用这些称呼来区别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俄国人称两者为柯勒克孜—哈萨克人、柯勒克孜—凯萨克人、凯萨克人或径称柯勒克孜人，以区别于俄国本土的哥萨克人。

清朝政府把柯勒克孜人分为两部：东部在天山之西，西部在帕米尔。但这种划分对柯勒克孜人的自我看法没有什么关系。[29]事实上，他们分成许多单个的小部从事游牧，没有什么政治总体，在情况需要时，他们随遇而安，可以自称是浩罕，或巴达赫尚，或喀尔提锦（希萨尔的东布哈拉省），或清帝国的臣民。在清廷看来，他们是贡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帝国的臣民。他们被要求每年进贡马匹，获准在新疆（远至东部阿克苏之地）放牧；还可以在喀什噶尔进行贸易，即在这里购买棉布和其他产品，而以出卖牲畜为主。他们支付的牲畜税是每三十纳一。至于其他货物，标准的税率是货价的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清政府也不曾打算限制他们的进出国境。

地图4　1800年前后至1860年前后的新疆

准噶尔除了牧场以外，还有适于农耕的大片土地；所以，清政府曾将大量东突厥斯坦人的家庭迁至旧固勒扎地区（被称为回屯）生产粮食以充军政之需。这些人被称为塔兰奇人，到1800年之际已达3.4万之多。清朝还派遣汉族绿营兵、锡伯、索伦和察哈尔兵携眷屯居于天山北部而组成非旗人的永久性兵屯，他们每年向新疆驻军交纳一定数额的收成。不过在18世纪之末，这些兵屯的生产力显然不高；因此当局在1802年又在伊犁河北岸新固勒扎以东开凿了一条大型灌溉渠，创建了旗屯。尽管清政府对需要使用这些旗人农民干什么还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宁愿把他们训练为士兵，而允许他们将土地租给佃农，通常是租给塔兰奇人。政府当局曾不断完善灌溉系统，因此伊犁的农业地区得到不断发展。

从长远意义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决定从中国本土将普通汉人和中国穆斯林举家移居到北疆，这一政策是清廷在满洲北部未曾采取，而在蒙古地区当局也只是后来才被迫予以默认的。征服新疆以后不久，清政府就鼓励从中国本土移民定居于天山北部，把大片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19世纪之初，定居北疆的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汉民即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在巴里坤、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像在满洲一样，清政府也把罪犯流放到准噶尔来耕种流犯垦地（即犯屯，或遣屯）。到1777年，天山北部约有10750户绿营兵和将近500户流犯和配军，他们耕种着总面积约22.73万亩的土地。在天山南部，主要是在哈密和吐鲁番，也有一些屯垦地，但其总面积不到上述数目的1/3。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屯田的绿营兵并没有大增，流犯的人数也从未超过2000，这是因为政府在1804年开始取消了犯屯。但是，由于被政府给每户提供30亩土地的措施所吸引，户屯的人数则大大增加。在1775年，户屯数目不足17200户，约72000人，主要是在乌鲁木齐一带，开垦的土地总面积将近280253亩。到1800年，操汉语的人口肯定已翻了几番，因为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是1775年的10倍。[30]伊犁的垦地和客户也增多了，到19世纪新来的移民已有在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定居者。他们取得了土地，像在中国本土一样纳税服役。清政府也允许工匠和商人携家从中国本土移居北疆，准许他们在北疆和哈密地区做买卖。

准噶尔地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这里的地下矿藏。在1801年，清帝由于担心淘金热会从中国本土引来大批人口而造成政治麻烦，降旨禁止在准噶尔开采贵金属，但是，黄金和炼矿却由政府管制，交私商开采。计有金矿14座，雇工1223人，每人每月向政府交黄金三分。这样，政府每月的黄金收入就有36.69两。铁矿和锡矿（主要用于造子弹）也曾开采；在19世纪头10年，准噶尔的铜矿也开始被采掘，主要是供伊犁铸币厂使用。

伊犁的农业人口在行政上由驻新疆的将军管辖，但是驻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的东部地区的汉族农民、工匠、商人和矿工，归甘肃省政府节制。治理他们的是驻在乌鲁木齐的镇西（巴里坤）和迪化（乌鲁木齐）道台，他负责三个行政分辖区的军政事务：镇西府、迪化独立州和吐鲁番厅。

来自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中国穆斯林被东突厥斯坦人称为东干人，他们占操汉语的移民之绝大部分，仅在新固勒扎一地就有1500户。东干人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他们有些法官是属于哈乃菲法学派，有些是属于沙菲伊法学派。苏菲教团（神秘兄弟会）也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纳赫什班迪派的“老教”或“旧教”（库菲亚，即“静默”兄弟会），他们同18世纪早期的传道者马来迟有关系；还有马明心（1781年去世）的新教，这是纳赫什班迪派的另一支，人称札里亚派，即“口传”兄弟会。东干人读阿拉伯文祷告书，用汉语传教和解说。他们过着严格的生活：剃须、戒烟酒、不食猪肉。他们逐渐离开镇西、迪化和吐鲁番屯区，不久就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成为主要的居民。尽管清政府禁止向东突厥斯坦移民，他们还是有许多人来到天山南部的绿洲，在那里开饭馆和贩茶叶为生。

不过，东干人的穿着同汉人一样，很不容易同东突厥斯坦人和其他中亚穆斯林相混淆，因为后者都把东干人看成异己和入侵者，容易把东干人看成一般汉人。然而，不论东干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商才能及其处于汉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间的中介地位，使得他们在商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所有非穆斯林的汉人实际上都是陕西人或甘肃人，大多数属于绿营兵。其他汉人则是书吏、商人、工匠，当然还有农民。因为东干人操汉语，所以他们能与那些人打交道，这就使他们得以接近政府的低级官员，并能加强他们自己同熟练的汉族工匠和中国本土商号的联系。东干族男子通常也娶汉族妇女。因此，通过婚姻纽带进一步扩大了商业联系，并且通过用伊斯兰宗教灌输子女而扩大了穆斯林团体。又因为许多东干人会讲一点鞑靼语，所以他们也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同哈萨克人做买卖中沾光。当地戍军看中东干人不贪污受贿，便宁愿使用东干人而不用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充任警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干人的人口、经济势力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地增长。[31]

东突厥斯坦

东突厥斯坦，即小布哈拉，位于天山之南，由东北区和西南区两部分组成。东北区旧称维吾尔斯坦，西南区即塔里木盆地，比东北区大得多，称为六城或喀什噶里亚；有时六城或喀什噶里亚之称也表示整个东突厥斯坦。在维吾尔斯坦和六城两地区，居民几乎全部操突厥语。只有少数人还懂得塔吉克语这种中亚形式的新波斯语，而到19世纪，懂塔吉克语的人就更少了。[32]在宗教方面，东突厥斯坦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奉哈乃菲派法律。他们虽然不无自己的文化特点，但仍是中亚突厥—伊朗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不算外国人和外国人娶当地妇女所生的子女，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口大概不到30万，其中70%以上住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即喀什噶尔地区，东部的维吾尔斯坦人口仅约占此数的1/10。[33]从1759年至1820年清朝进行征服期间，东突厥斯坦的人口和耕地似已增加一倍。

作为一个整体，东突厥斯坦人除了耶里克（意即“本地的”）以外没有一个共同的族称。他们分别用所在绿洲的名称来称呼。在喀什噶尔的本地人自称喀什噶尔人，在吐鲁番者自称吐鲁番人，余类推。甚至外国穆斯林也不把东突厥斯坦人视为单独的人种集团，例如19世纪头25年内曾在新疆经商的西伯利亚鞑靼商人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玛尔真就曾混淆东突厥斯坦人和西突厥斯坦人，而统称之为“乌兹别克人”。[34]

但是，也有几个人种集团不同于绿洲操突厥语的一般居民，例如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吐鲁番和叶尔羌等地区的刀朗（多兰）人。他们讲突厥语带有自己的口音，他们的妇女则像柯勒克孜人用白巾裹头。在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地区，他们饲养那种厄鲁特人普遍饲养的羊，还为新疆驻军管理驿站。乌什吐鲁番地区还有一种牛盖特人，显然是柯勒克孜人血统。他们夏居毡帐，冬返定居点，依靠饲养牲畜为生，专司为清政府扫除木扎提山口的冰雪。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两地之间的居民中，也有这种夏居帐篷冬返村居的人群。[35]罗布泊地区的定居者多少不同于其他东突厥斯坦人，他们可能并不都是穆斯林。[36]在1800年，除了少数例外，乌什吐鲁番的居民似乎不是当地土著，他们的父祖是大约30年前被清政府从塔里木盆地各地迁来这里的。远至东部的甘肃肃州还通行突厥语；过了肃州，中亚商人就需要会讲汉语的译人了。[37]

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主要是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一带，有一大批外国商人，其中包括一些与外商有联系的工匠和越来越多的混血儿。清政府曾于1795年禁止外国人娶当地妇女为妻，但这禁令难以贯彻，天长日久，外国穆斯林（主要是浩罕属民）与喀什噶尔妇女成婚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被称为察尔虎特，尽管其语言、住地和文化不同，但仍随他们父亲的国籍。这种混血儿所生子女同样被认为是察尔虎特，不算清朝属民。旗人也有娶当地妇女为妻者，不过法律是禁止清朝官吏娶东突厥斯坦妇女的。这类婚生子女则被认为是当地人。

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塔什密里克居住着柯勒克孜的土拉吉尔钦察部，该部在19世纪50年代约有五百户。这是清政府唯一允许住在东突厥斯坦而与绿洲定居居民同等看待的柯勒克孜人。在叶尔羌地区的有些村落中，还有一些从奇特拉尔和瓦罕释放出来的奴隶前来定居，他们就是所谓的什叶派（拉菲迪）。在许多山区则有塔吉克人、哈尔查斯人（山地塔吉克人）和瓦罕人，他们都讲伊朗语，在清国领土上过着半游牧生活。虽然他们现在是穆斯林，却还保留着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伊朗拜火教残余。[38]甚至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的东突厥斯坦人当中，也还有着前伊斯兰文化层的遗迹，尤其在社会底层人民当中是这样。例如祈雨巫师还有其市场，他们将巫石涂上动物之血，或将它放置在“甜水”中，就可以作法降雨降雪。还有萨满教徒也仍然行他们的旧法。[39]

六城和维吾尔斯坦两地的经济都依靠绿洲农业以及手工业和贸易；除少数人外，东突厥斯坦人几乎或者从事耕种，或者在城市经商为生。绿洲的两大生活区一方面是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另一方面是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山脉是河流的发源地，最终提供了地下水，沙漠则吸收水，并形成了一个逾此界限即不能定居的区域。在靠山一侧，这个区域与牧场浑然一体。在沙漠一侧，它的宽度仅达人力灌溉所及之处。这里的雨量少得“几乎满足不了放牧所需之水”，即使下雨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春天下雨能把阳光挡住，而雨量却不足以“弥补太阳不能融雪为水的损失”。[40]据一个旅行家说，叶尔羌这地方是烟尘弥漫，难见新月，降雨如降泥水。[41]

除缺水和偶尔发生地震外，东突厥斯坦的环境是合乎卫生的。与相邻的甘肃相反，这里夏季气候干热少雨，冬季严寒，流行病不易发生。性病在城市和牧民中倒是常见，但流行性伤寒却很少，流行性霍乱则更为罕见。[42]偶尔也有结核病，但是没有疟疾。[43]

灌溉方法最初是从西部传入东突厥斯坦的，它广泛利用水沟、水管和地下水渠——坎儿井，以适应透水性强的黄土和沙砾地区，因为这里地面水会很快被吸干。某些作物收获量是很高的。特别出名的是维吾尔斯坦的葡萄和瓜，最好的是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吐鲁番出产的无核葡萄干誉满中亚，远销印度和中国本土。农业技术和销售方法虽然实用，但比较原始，总的说来，粮食产量可能远较中国本土为低。农民种植苜蓿以肥田，不采用轮耕法。储粮的普通方式是建仓库，但因气候干燥、冬天寒冷，粮食也可以储藏在地下，所以贫苦农民一般都采用地窖，特别在不太平年月居民普遍采用此法。

叶尔羌与和阗地区盛产长毛羊的披巾羊毛，“这种羊几乎每个地主都有一大群”。[44]六城西部多种桑树，这里产丝，主要靠妇女劳动。不过大宗经济作物仍是短纤维棉花，农民用棉花交税，或把原棉卖给政府和新兴的纺织工厂。大麻也是有价值的农作物，和阗就有规模相当的制绳厂，并且也有地毯织造业。大麻还用以提取麻醉品和其树脂汁（charas）。[45]）罂粟壳之汁液（kōknār）也颇受人欢迎。大概在19世纪之初也已开始种植烟草，而且汉人随着清军的征服而流入北疆，也带来了酒类，可能还扩大了鸦片的使用。但是对天山以南这些工业在1800年之际的发展情况，则不甚了解。在18世纪早期东突厥斯坦就已开始酿酒，但对19世纪早期的制酒情况还一无所知。

政府在阿克苏地区的浑巴什开办了一个重要的炼铜厂，在乌什吐鲁番设立了一家硝石公司。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端出产玉石，是由政府垄断的。和阗地区的河流出产白玉，美玉的价值同银相等。叶尔羌地区出产绿玉，这里也开采金矿，同样由政府垄断。克里雅有一个产量很高的金矿。和阗诸矿经常雇用的工人约二三百人。在冬季，和阗“全体居民”都得前往路程有40天之远的地方为政府采金。在克里雅金矿附近的河沙中，也发现有黄金。[46]还在焉耆、库车和乌什吐鲁番等地开采硝石。在阿克苏和库车开采硫磺。阿克苏、库车和赛里木的居民则开采附近的铜矿。

绿洲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例如和阗就有贩卖玛什鲁（mashrū’一种丝、棉混纺布）、绸缎、纸张、金砂（尽管有政府垄断）、丝、葡萄、葡萄干和其他商品的商队前往叶尔羌，叶尔羌也向和阗输出铜壶、皮革和靴子。和阗的收入超过叶尔羌。

在清朝统治之下，东突厥斯坦社会仅有三个官方承认的阶级：土官（伯克）、宗教上层人士（阿訇）和普通属民（阿勒班克什，意即纳税人）。对伯克和阿訇是免税的，法律对一般宗教人士来说，解释是很宽大的；赛伊德、毛拉、派尔札德和法基尔等人都免交人头税（阿勒班）。普通属民则要向政府交纳人头税和服役。城市的普通属民用货币纳税，农民则交纳谷物。[47]居住在六城地区的外国人，即使同妻子老小一起定居在这里，也依然被视为过客，免交人头税。[48]

普通属民当中人数最多的是：（1）自由农民（rā‘āyā’，拉阿雅），他们自有土地；（2）官地或官田（khāniyya，卡尼雅）上的佃农；（3）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少数有地的农民——主要在哈密和吐鲁番——拥有免税的财产。其他从清代以前继承所有的土地拥有者，则应缴纳什一税，即向清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此外，自由农民还要为政府举办的公共事业服役。政府的佃农可以得到种子、耕畜和农具，但要向政府缴纳一半的收成。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则要定期重新商订租约，条件当然前后不会一样；但是也要向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地主者大概至少要占十分之二。清政府尽管确实采取了某些专门措施，但在1800年之际，东突厥斯坦的土地租佃、纳税和服役方式基本上是一仍旧贯，同中亚其他穆斯林地区的方式非常相似。[49]还有一种农民叫“烟齐”（yänchi，即家奴），他们不以自己的名义纳税，所以不在普通属民之列。家奴最初是犯人，为伯克干活。后来因为伯克强迫农民当“烟齐”，而有些农民为了逃税和避债也自愿当“烟齐”，所以家奴的数目增长了。

宗教组织由三种人组成。在清政府看来，第一种是阿訇。他们凭借其能力和教养行使宗教职能，是唯一拥有官方地位的宗教阶层。他们当中有法官、法学顾问（穆夫提，旧译木甫提）、清真寺神职人员和经文学校（madrasa）教师。政府从所收人头税中拨出一小部分给经文学校学员、毛拉、法基尔和游方教士。第二种是圣族（赛伊德与和卓），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中最受尊敬，其中最重要的是玛赫杜姆家族，他们是16世纪著名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教长（谢赫），即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后代。另一个是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们的圣族，他们是15世纪阿勒沙德·阿丁教长的后裔，使莫卧儿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就是这位教长。第三种是出身比较卑微的谢赫和苏菲兄弟会的成员，尤其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几个分支，也包括乌瓦依什亚、库布拉维亚、哈迪里亚教团等等。苏菲兄弟会在东突厥斯坦也同在准噶尔的东干人当中一样，具有很深的影响。

在清朝征服以后，也许除了哈密和吐鲁番当地的统治者有权视需要任命毛拉担任政府职务外，东突厥斯坦的阿訇已经没有其他中亚地区的毛拉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了。这样便没有人沟通土官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鸿沟了。只有阿訇在经文学校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可兰经及其各种注释；因此，宗教教育在东突厥斯坦的影响便不如在土耳其—伊朗世界那样大，虽然单是在叶尔羌一地就有十所用捐款建立起来的宗教学校。

清政府似乎承认大部分瓦库夫（waqf，宗教捐赠）的土地、墓地建筑和其他圣地有免税特权，免税甚至包括距离喀什噶尔旧城东北十里左右的牙忽都地方的阿法其墓在内。清政府在牙忽都还派兵保护和卓的陵墓，这可能是别有动机的，因为牙忽都乃是新疆的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最神圣的中心，也是此派同情者的集会场所。既然有私人提供新的宗教捐赠，政府显然就无需资助了。[50]如果阿奇木伯克，即当地统治者，把政府官地作宗教捐献，那些土地也免税。[51]瓦库夫财产为照看墓地和寺院的谢赫提供了经济基础，甚至使他们生财有道。其中许多谢赫是苏菲，都出身于圣族。

在东突厥斯坦的两大地区中，维吾尔斯坦（主要是哈密和吐鲁番）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较长，清朝对那里的控制也有很深的根基。像蒙古的旗王公一样，哈密王和吐鲁番王也属于清皇家贵族之列，是世袭统治者（扎萨克），而不单纯是清廷官员或代表。因此，哈密和吐鲁番的地位与蒙古诸旗相等，驻乌鲁木齐的都统仅对他们的事务实行单纯的监督作用。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将近2400名绿营兵和约200名汉民流犯（流犯都在哈密境内），他们耕种着总数约45200亩土地。[52]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还有汉族移民和来自中国本土的汉商。不过对于维吾尔斯坦当地定居民的治理，哈密和吐鲁番的扎萨克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他们自己向清廷进贡，但只有他们才有权向所辖属民征税。不全适合这条规矩的唯一例外就是：耕种清政府官地的当地人（主要是在辟展），每年得向清政府交纳土地使用税（其总数约为粮食3500担）。

东突厥斯坦的另一主要地区——六城，在政治设置方面大大有别于维吾尔斯坦，因为塔里木盆地的整个官僚机构是直接受清廷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统辖，参赞大臣则归伊犁将军节制。来自伊犁的旗兵和来自甘肃、陕西、乌鲁木齐的绿营兵组成的主要戍军，指挥部设在乌什吐鲁番，该地是通向连接六城与伊犁的木扎提山口的要冲。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有一支较小的戍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兵；焉耆、库车、赛里木和阿克苏等地也有绿营兵驻守。主要的军事垦区在焉耆和乌什吐鲁番。和阗也有绿营兵，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乌什吐鲁番以西之地不驻汉军，以免引起六城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盆地的两端——的反感。

清政府担心汉族商人会控制六城的经济（就像汉人商号和钱庄在满洲和蒙古所作所为那样），从而激起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和反叛，因此采取一种严禁六城与汉人接触的政策。派到六城的清军也采取换防制，以防他们久留当地；清政府还尽量少用绿营兵，而把六城官地租给当地农民生产粮食以供军政之需。清政府不在六城设立流放地，也不许平民移民和商人进至哈密以西各地。没有恰当的理由和合法的护照，清朝当局不许可汉族平民前往东突厥斯坦的任何地区。

清朝政府还竭力把其官吏同六城土著隔开。在塔里木盆地的每一主要城市，清朝都建造了有围墙的要塞，作为衙门所在而与当地土著居民分开，这是满人或汉人的县治，称为焉吉沙尔（新城），或哈拉伊沙尔（城堡），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则称为古勒巴格（意为“玫瑰园”）：清守军、官署和非本地官员即居住于此。这些满人城堡位于旧城之外。在某些小居民点，它们仅是一些位于旧城镇旁其围墙仅及肩高的土围子。到19世纪中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在库车就已经混杂而居。新城与旧城之间的交通限制是严格的。只有在白天清朝人员才可与当地人接触。入夜则将城堡大门上锁。未经邀请和批准，东突厥斯坦的男女人等不许进入满人城堡。同样，清朝官员也不能随意前往土著村镇。唯一的例外是得到当局许可（但却未必合法）的少数清朝官员在那里开设酒店、客栈和酒厂。政府是限制放债、雇佣当地劳力和订立其他商业合同的。

清政府对于伊斯兰和当地习惯持不干涉政策：允许东突厥斯坦人使用回历，穿着传统服装，除伯克外可不留辫子。不过，比这些象征性姿态更重要的是，清朝尽量保持了许多是在莫卧儿人、准噶尔人和玛赫杜姆家系和卓们统治之下就已存在的当地的统治形式。尽管清王朝像先前加封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为贵族那样，也把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吐鲁番与和阗的几位东突厥斯坦支持者封为贵族，但在六城却没有设立有统治权的扎萨克，而是建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人的官僚阶层。由伯克和阿訇组成的这个官僚阶层住在土著城镇和乡村，直接治理当地居民，并按照流行的哈乃菲学派的法律成例审理案件。使外国人印象很深的事实是：穆斯林与“中国人”（指满人、绿营兵和六城地区其他非土著属民）之间的纠纷也用穆斯林法律解决。一位旅行家就曾经指出：“法律执行得很严，即使对贵族也一样；如果某王公杀死一个穷人，凶手也没有指望可免死刑。”不过，在司法方面，清政府至少从中国本土带来了一个新花样：外国的穆斯林曾因看到罪犯戴枷而表示吃惊。[53]

在清朝统治下，土著官吏一经任命便都拥有伯克头衔，即使那些官职是非世袭的也如此；即使任职的官员也不必选自清代以前就有世袭伯克头衔的贵族之家。换句话说，“伯克”过去是贵族的称号，这时已经变成“官员”的同义词。虽然有些伯克因世代为伯克而出于礼貌之故被继续称为伯克，但是清朝采用这一头衔的实际作用在于侵夺塔里木盆地土著传统贵族的领导，并使满人的王朝成为一切世俗权威的来源。

最高级的伯克（清制三、四品）要着汉装和蓄辫。政府对于他们的任命遵循“回避法”，就东突厥斯坦的情况来说，这意味着土著不得担任当地的主要伯克。在理论上，回避法旨在防止贪赃枉法，但是清政府在六城推行回避法的主要理由，还在于它在政治上驾驭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家族以及库车和拜城的新贵族（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是受清朝之赐）比驾驭东突厥斯坦其他地方的上层贵族更有把握。这类伯克的官职不是世袭的，但是除非渎职，都能继续留任，不像清朝驻军员司那样定期更换。换句话说，六城的最高级伯克们都是行政首脑和官员，而且一般都是贵族，但他们与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不同之处是不能世袭。他们最后要受理藩院管辖。最高层伯克享有每年进京朝贡皇帝的特权，从而使他们得到相当可观的回赏和许多好处；直到1859年，这种做法才被废除。

统率土著官员的是几位阿奇木伯克，即几位地方的总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八大城行政的阿奇木伯克：这八大城即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组成的所谓“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额里齐（即古和阗，和阗之名此时已用于总称全区）组成的所谓“西四城”。这些城市各有属区，由许多小城镇和乡村组成。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的阿奇木伯克有权直接向北京的皇帝上奏，其他地方总管同中央政府打交道则要通过新疆驻军当局，如果必须同北京联系，可以通过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在阿奇木伯克之下，则是一大批专司其事的小伯克。

伯克没有直接薪俸，他们的收入来自赏赐的官地（多寡视品级而定），享有官地的全部收成；还有赏赐的奴隶为他们耕种和承担其他劳役。按照清朝惯例，国家还给予他们少量养廉银，在调动工作时由政府出盘费。作为一种权力象征，伯克坚持要下属叩头，且蓄发留辫。浩罕和布哈拉的官员往往不通文墨，六城的伯克则不同，他们既通汉文和满文，也懂得一点宗教和历史。伯克们可能遇到的一项令人头痛的礼仪就是每月月初清晨都要到孔庙祭孔，不过他们似乎已将这种国家大典同自己的宗教调和起来了，伯克们在这里要向皇帝画像跪拜。他们也模仿清朝旗人，又喝酒，又吸鸦片。[54]

官方所承认的一部分宗教集团不受当地官吏的管辖，但是按照惯例，必须在公共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受他们的司法官员的监督。同土著民政官员拥有伯克头衔一样，那些教团的成员也都有阿訇的头衔。阿訇，实即东突厥斯坦的官员乌列玛，他们执行地方司法职能，组织和领导居民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各地教团的主要人物是大法官（阿拉姆阿訇），其下属有法官（哈孜阿訇）和顾问（穆夫提阿訇）。大清真寺的掌教、捐施收集人、教区清真寺主事以及在经文学校传经授课的阿訇，都对当地的大法官负责。阿訇们的生活来源还不清楚，不过他们似乎是依靠捐赠和不动产收入。许多阿訇，特别是最富有的阿訇，都从宗教布施中获得收入。

六城地区土著的内部事务虽然掌握在当地的伯克和阿訇手中，但是东突厥斯坦人还是要直接向清政府纳税服役。上面提到的六城年产铜价值1350万蒲尔，其中价值160万蒲尔的生铜系产自浑巴什，其余全是当地的税收，绝大部分是向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居民征收的。六城居民每年要纳粮6.6万余担，缴棉布14.3万余匹，其中大部分也同原棉一样是来自塔里木盆地西端。

这些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用铜或粮食的形式收缴的人头税（相当于“每人每月一卢比加上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55]政府也允许用铅、棉花、布匹或硫黄、硝石（火药原料）代缴。此外，个人的商业交易、店铺、市场、菜园、果园、煤矿及其他建筑物等等，也都要交税。在另一方面，政府把黄金和玉石视为贡品，要求直接送往北京，新疆驻军不得征税。参加守望哨所的东突厥斯坦户和500名喀什噶尔兵则免人头税。还有一种特别税用于维持木扎提山口通道（这门差事主要是由牛盖特人担当）的开支。关于地方官员的开销，由阿奇木伯克在六城对每户征收一种半官方的四十取一税（qïrqlïq），如有不足，阿奇木伯克还可征收附加税。每遇清军驻军官员巡视六城哨所，阿奇木伯克还要加征税项以充迎送费用。伯克有时还向普通属民无偿征收衣食和其他用品；若有清朝旗人征用财产，伯克便加征特别税以补偿财产主的损失。除了这些捐税以外，还有一种中亚传统的驿马税（ulagh），那是向有马之家征收的。城市官员要定期向户部报告税务；尽管税额固定，贪污现象显然是很普遍的。

当地的伯克及其上司清朝官吏还以其他方式滥用职权。各级政府之间都是贿赂公行。阿奇木伯克并利用职权在市场按固定价格收购货物，到收获季节以高价卖出。伯克们还非法买卖官地以谋利。他们操纵着农民灌溉用水，而不公平合理地分配。他们开垦荒地而不上报。他们向小农放款，使他们债台高筑而沦为“烟齐”（家奴），伯克则占有其财产和劳力。货币作为纳税和市场支付的规定手段用得越来越多，这便加强了伯克上下其手的能力。农民实际上只得出卖自己的作物去“买”钱，然后用钱去买生活必需品和交纳政府的需索，特别是那些非正式的需索。

六城的对外贸易

货币的使用便利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促进了货币的使用。19世纪前25年的材料表明，这里贸易是自由的：就卖给东突厥斯坦人的货物而言，并无走私货。[56]进口货主要是牲畜、水果、披巾羊毛、毛皮、鸦片、吸烟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多数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格从200—500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这些奴隶是由巴达赫尚、瓦罕和什克南的商人从乾竺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贩到叶尔羌来出卖的。[57]合法的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此项货物也进口）、绸缎、羽纱、棉布、棉纱、瓷器、基连（kiriana，即香料和药材，尤其是大黄，后者是向中亚西部出口用作药材和染料的大宗货物）、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那是从华南用马队驮运到和阗转口的。茶叶分箱装散茶和茶砖（每驮载30—40块）两种；茶砖质量低下，只有穷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输出品以金银锭（金锭、银币和银元宝）为主，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本土，特别是茶叶、金银、宝石、丝绸和香料药材（基连）等，主要是山西、陕西、江苏、浙江一带的商人运来的；商人们又从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丝绸、牲畜和其他货物运回中国。

关于中国本土与新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待研究，不过很清楚的是，清朝的歧视性税制偏向汉族商人。输入中国本土的货物只有玉石在嘉峪关纳税。中国本土与六城之间的贸易在乌什吐鲁番是合法的，东突厥斯坦人把丝绸、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卖给来自中国本土的商人，要照价纳税十分之一，而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出卖，只要纳此数之半。在乌什吐鲁番，安集延人和其他外商出卖货品仅纳税5%，汉商把除茶以外的货物卖给六城商人，所纳之税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从甘肃运到新疆供本地消费的茶砖是由特许商和政府经营的。根据1760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许非特许的山西私商经由蒙古向准噶尔贩运少量布匹和未分类的茶叶，主要供输出到中亚去。四川商人则在古城出卖大米和白面。江浙商人经常设法到叶尔羌经商，但是在政策上汉商是不准进入六城的。部分例外就是允许甘肃茶砖特许商前往六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未经特许的山西商出卖的茶叶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场上日见增多。就往来新疆的汉族茶商而言，非特许的山西未分类的茶叶贸易（当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许的甘肃茶砖贸易获利更多。但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得自甘肃特许商的收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纳的税为多。[58]

除了乌什吐鲁番之外，六城、准噶尔与中国本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耆，这是六城地区唯一允许蒲尔和伊犁铜币同时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口大部分为厄鲁特人（加尔梅克人），它的周围地带又是六城唯一允许汉移民定居和拥有私人土地的地区。因此，根据清朝的隔离政策，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不许进入焉耆城内。其他地方的居民虽可进入该城，但是不准定居于此。[59]

尽管六城的贸易兴旺，东突厥斯坦的商人却没有发财，这是因为有权势的官僚对私商横加干涉，敲诈勒索。这里官吏的贪婪和儒家的一向轻商这两者互为影响。这样的商人不论如何富有，都没有社会地位；一度起过相当作用的贸易公会，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响，不再成为沟通官商的桥梁。甚至就教育程度而言，当地商人也比中亚西部的商人为差，因为在中亚西部，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学识仅次于毛拉。

喀什噶尔商人到国外经商，是在1794年开始受到限制的。他们只能获得通行证，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当中进行交易，仅此而已。他们受到官方税收的歧视，进口税负担沉重，官吏又勒索敲诈。他们甚至必须用钱购买经商权利。

一般说来，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国商人而不利于六城商人的，因此当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发了财的六城商人要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隐瞒资财，假装贫穷。否则，如果买卖做得相当大，他们就得前往伊犁或乌鲁木齐去住，那里的官府压力要轻一些。对于作为清朝贡民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进口的牲畜，政府照价征收关税5%，而对于外国人所输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税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喀什噶尔商人输入的丝绸制品和毛皮要纳税10%外国人输入的同样货物仅纳此税之半数。就大多数商品说来，当地的进口商要交税5%，外国商人只交纳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若系“克什米尔人”（包括巴尔提人和帕米尔诸国的商人）则只交2.5%。从巴达赫尚进口宝石，税率是每斤500蒲尔。[60]这项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银外流，清政府曾经试图制止而未能奏效。

大多数外商都是来自浩罕、布哈拉、巴尔提斯坦、巴达赫尚、乾竺特、克什米尔或哈萨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尔凡人、俄国鞑靼人（或诺盖人）、印度人、中亚犹太人（他们聚居于浩罕者人数很多）和亚美尼亚人。帕米尔的柯勒克孜人大概总是冒充当地属民前来的。清朝当局弄不清这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便统统把他们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费尔干纳一个城市和地区）或“克什米尔人”，[61]所以政府甚至许可非进贡国的商人前来新疆做私人买卖。其实所谓“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尔经商者，所谓“克什米尔人”就是在叶尔羌经商者。但是，作为贡使似乎更有利可图，外国使节往往向驻新疆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赠送马匹，得到的回赠总是比原来礼物的价值更高。[62]

浩罕的属民和来自布哈拉及中亚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尔（它在19世纪头25年比布哈拉更大）进行大宗的对外交易。[63]因为清帝国的官方态度是把贸易看作一种给予外国人的特许（认为是他们需要富饶的中国的物产），以换取安定和对清廷的忠顺姿态，所以外国商人就取得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两者都是本地商人所没有的。浩罕的属民，即真正的安集延人，地位尤其出众（因为“他们的举止和习惯很像”喀什噶尔人），[64]是喀什噶尔的外商当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因此，在当地的外商界占支配地位。为了替这些商人说话和监督日常的市场活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与外国商界共同指定一位高级外商做监理（满语hû da-i da，即商目）[65]：他也像中国沿海商埠的大班那样并不是清朝的官员。但监理又不同于大班，他（至少在起初）对一切外商进行监督，而不是一个监理单独监督与新疆通商的某一国属民；外国商界有此监理，便享有高度自治权，摆脱了清朝统治的干涉。

这种外商监理通常是用浩罕人，后来这一职位逐渐变成浩罕政府试图控制喀什噶尔对外贸易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对外贸易大部分取道浩罕，这一事实就进一步促使浩罕政府插手于喀什噶尔，而喀什噶尔的贸易又反过来促进了浩罕经济，对18世纪之末浩罕国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起初，清政府对此采取妥协态度。1809年清朝通知浩罕统治者阿里汗说，鉴于他们的行为恭顺，着令该国当年输入新疆的商品免缴关税。清朝又说，以后浩罕输入商品的关税将减半征收。

同印度、西藏、拉达克、巴尔提斯坦、阿富汗和帕米尔诸国的贸易则集中在叶尔羌（此地人口甚至比喀什噶尔更多）和色勒库尔地区，这些地方也是印度与俄国通商的会合点。在这里和在和阗，安集延人在外商中所占的比重都小得多，更多的是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阿富汗人、巴尔提人、西藏人和印度人，但是没有犹太人或俄国鞑靼人。[66]这使外国人的成分比在喀什噶尔更复杂。是否也有像喀什噶尔“商目”那样的单一的外商监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准噶尔与六城之间的贸易集中在阿克苏，这是因为此城靠近经由木扎提山口越过天山的通道。在阿克苏的市场上，东突厥斯坦人同哈萨克人和天山柯勒克孜人的贸易占重要地位，至少早在18世纪70年代，每逢集市就已经是“街市纷纭，摩肩雨汗，货如雾拥”。[67]到80年代末，大量俄国商品开始涌入阿克苏，清朝不能制止，其部分原因是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已经终止，清朝商人便从阿克苏把这些商品转运到清帝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在阿克苏定居下来，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阿克苏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合计似已超过1万户。其中约有8400户登记为清朝属民。[68]

入境外商到达清帝国境内的第一道关卡是要出示护照，获得许可以后方能通行，这需要得到一名新疆保商——类似中国沿海商埠的“行”商（见第四章）——提供的书面保证，其中言明：“被保人向无债务，其出境后如有涉讼事项，均由保人负责承担。”外商将此文书提交当地伯克，伯克转呈清朝驻军当局。后者留下原件，将汉文译件交给外商。[69]来自中亚的外商用这种方式取得合法护照后即可前往六城西部和准噶尔经商，但是不准去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和中国本土。有些外国人，其中多是浩罕人，但也有布哈拉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甚至设法（常是借助于伯克）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六城土地。外商在清帝国境内购买土地是非法的，然而安集延人显然用银子购买了土地。甚至也有官地流入外商之手。外人拥有的土地主要集中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阿克苏地区，它们被租给当地农民。

六城大概没有类似广州公行那样的官商帮，主要的往来似在外商与六城伯克之间。这种往来基本上是融洽的，偶尔也有过冲突。例如在1808年，清朝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污辱了一位“商目”的女儿。其父为浩罕商人，怒而杀女，持头挥舞闯进斌静衙门：他这种公开抗议行动，毫无疑问表明他根本无惧于清朝官府。[70]塔里木盆地的官员得到外商贿赂，给予外商以特别照顾而减收关税。边境官员有时只检查外商的部分行李。像硝石这样的军用物资是不许卖给外国人的，但也有竟然得以出口的事情（即使这项禁令有重要意义，其有效程度也大有可疑，因为19世纪中叶的旅行家曾亲见硫黄在浩罕公开出卖，并且看到过“当地制硝”的情况）。[71]浩罕人前往麦加朝圣时佩带的那种“中国短剑”[72]是否也在禁止出口之列，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走私是十分普遍的，当局一般也不予闻问。

玛赫杜姆家族

安集延人在六城西部占有的特权地位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外商使六城居民与其先前的统治者（即纳赫什班迪兄弟会的阿法其和卓，当时住在中亚西部）保持着联系。纳赫什班迪家族在布哈拉的发迹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它在中亚的苏菲派各团体当中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六城的很多外商都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徒众。

玛赫杜姆家族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子孙，他们在清代以前就在东突厥斯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中占有统治地位。玛赫杜姆和卓家的两大派即黑山派和白山派，在那时就已在争夺教团的领导权。白山派联合准噶尔人而在1755年基本上消灭了他的对手黑山派以后，又促成了满人对六城的征服。纳赫什班迪教团的某些支派没有抵抗清军，清朝便加封几位不属阿法其派（白山派）的玛赫杜姆和卓为贵族，要他们迁居北京。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即阿勒沙德·阿丁（全盛时期约在1450年）之后代，他们和印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穆扎德之后裔）同清朝显然没有冲突。但是在1759年，两位主要的白山派和卓曾被迫逃往巴达赫尚，并且死在那里。六城人跟随他们外逃者有几千户，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定居于浩罕。

这些外逃的喀什噶尔人，以及被逐的黑山派和白山派宗教领袖，通过在新疆经商的商人与其六城同胞保持着接触。黑山派在叶尔羌的势力尤其强大，早年黑山派的和卓们便葬在叶尔羌的莫卧儿汗的古黄金墓地。在喀什噶尔西南部、英吉沙尔与和阗的居民中，黑山派也占优势。他们指望浩罕境内马儿亦囊地方的和卓能成为宗教领袖，每年都向他们奉献。白山派的主力是在喀什噶尔及其东北城镇，还在阿克苏和库车。1800年时他们期待被清朝赶到巴达赫尚的不儿罕·阿丁和卓的子嗣能进行宗教领导。不儿罕·阿丁之子穆罕默德·阿明便是众所周知的萨木萨克：此人曾遍游中亚西部，晚年定居于浩罕境内，死于1798年或稍晚的时候。[73]清政府为争取浩罕协助保持边境安宁，每年都向浩罕统治者馈银1万到5万两，[74]还赠送大量茶叶，以酬答浩罕对萨木萨克的控制。但是许多来往的商人和柯勒克孜人都是白山派的追随者，他们使萨木萨克同他的六城人民保持着联系。

萨木萨克遗有三子：穆罕默德（马哈木）·玉素普、张格尔和巴布顶。玉素普居长，1797年似曾率领一支柯勒克孜军袭击新疆边境而被清军击走。在萨木萨克死后，约在19世纪之初，有个玉素普和卓（可能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玉素普）曾访问埃及、沙里佐尔和巴格达；他在巴格达，曾被当局逮捕，后未经解释原因便交给了英国领事，由英领事把玉素普和卓作为犯人押送印度。这位和卓在孟买脱身后逃往巴士拉，后往色拉子，以后又到德里兰。他在德里兰设法得到哈札儿政府的恩遇。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只要有可能就要当国王”。

玉素普和卓同约穆特和戈克兰的土库曼人结盟，在1813年进攻哈札儿。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又重新组织了2万约穆特和戈克兰兵把哈札儿人击溃，但是按照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的说法，“一个熟悉喀什噶尔和卓的土库曼人认出了他，便立刻行动，向他开枪。玉素普和卓被击中，落马而死。先是巴达赫尚国王欲为其父苏勒丹沙报仇（据说苏勒丹沙是因为报复白山派和卓们的谋害而被杀的），发誓以金银重赏购买玉素普和卓的首级。当时土库曼人之间为争夺玉素普和卓的尸首曾有一场恶战，死亡甚多。最后是土库曼人夺到了他的首级，伊朗人用战马踩烂了他的尸体，并摘下他的图章、戒指和腰佩匕首，一并献给了哈札儿王”[75]。然而，玉素普和卓在1813年可能根本没有被杀，因为有一位“来自印度或中国边境”并曾经率领土库曼人袭击伊朗边境的神秘的“苏勒丹汗”，据说于1819—1820年曾住在基发[76]，而穆罕默德·玉素普确无疑问地又在1830年露面，领导了一次对六城的入侵。

萨木萨克的次子张格尔似是继承了宗教事业，在19世纪之初可能住在布哈拉；幼子巴布顶则显然住在浩罕。这两位白山派和卓与其六城追随者的联系基本上保持未断，六城有些伯克还同浩罕政府保持接触，以图进行政治投机。特别是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还与浩罕的穆罕默德（马哈木）·乌玛尔汗有通信关系。1813年俄国的译人纳札洛夫就曾在浩罕遇见一位中国“使者”，似为玉努斯商队的头目。[77]

六城伯克和浩罕政府在阻止白山派和卓入侵六城方面，利害关系彼此一致，因为入侵对浩罕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不利。玉努斯显然曾鼓动穆罕默德·乌玛尔汗请求清朝当局允许浩罕政府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位官方政治代表，以取代半官方的胡岱达。浩罕政府约在1813年年底提出过这一请求，请准许授予浩罕王委任的官员以哈孜（法官）伯克的头衔，并接替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的监督商务和对浩罕商人征税的职责；换句话说，浩罕要求得到治外法权，要求得到在清帝国境内征税的权力。伊犁将军松筠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惩罚了玉努斯，禁绝六城伯克与浩罕进行一切联系。

1814年乌玛尔汗以威胁相报。他说他一直约束萨木萨克之子不入侵六城，因此要求减少浩罕商人的关税作为报答。松筠再次拒绝，并且根据前一年所作的调查，表示怀疑萨木萨克是否真有儿子。满人照旧向浩罕汗赏赐银两和茶叶，但是清帝授权松筠警告乌玛尔，他若重提要求就要中断贸易。

到了1814年，清朝当局已经牢牢控制了东突厥斯坦。然而，遭受苛捐杂税折磨的农民和工匠、境况不佳的商人、后悔其收入落入满人手中的伯克等等，都相信这种愚昧的统治是根本不合法的，也不会长久。尽管领导反满圣战最可能的领袖是萨木萨克的儿子，可是浩罕人贪图与中国贸易之利，不让他们越山进入新疆。在黑山派看来，利用这一时机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

早在1814年，塔什密里克有一位黑山派苏菲名叫仔牙墩，开始与其宗教信徒和一些柯勒克孜人密谋推翻清朝统治。塔什密里克的阿奇木伯克是柯勒克孜人，这里住有数百户土拉吉尔钦察人。1814年秋，柯勒克孜的首领图尔弟迈莫特比根据可兰经发誓要支持仔牙墩起事。[78]许多柯勒克孜人加入阴谋者队伍。叛乱者于次年夏季动手，向清军马厩纵火，攻击驻军并号召居民起事。但居民没有响应。清军展开反击并调集柯勒克孜人驰援，柯勒克孜人见事不成，便协助捉获仔牙墩而恢复了秩序。只有少数人越过边界逃到浩罕境内。

清政府处决了起事者，并追查所有叛乱的参加者。最困难的是分清柯勒克孜人的好坏，因为许多人同双方都合作，例如被判死刑的图尔弟迈莫特比便是这样。这次起事是局部的、短暂的，但它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19世纪的新疆就要成为清帝国最动乱的地区了。

西藏

西藏不同于满洲、蒙古和新疆而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路程遥远险阻之故。在1800年之际西藏政府顽强地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但这种自我孤立并非西藏在此以前的历史的特点。的确，有人认为“19世纪才是西藏真正可以称为‘禁地’的唯一时期”。[79]

在1800年，全部菩提亚人口（即西藏本土的藏民和所有其他地方的藏民）大约不超过600万，而直接归拉萨政府管辖的人口一定大大低于400万。[80]供养这些人口的经济是以种植和放牧为基础的，这种方式起源于中东的早期文明，但为适应西藏高原的环境而有所改变。西藏的牧区辽阔，然而西藏人口从事农业者却有5/6左右。这里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位于农业区。

青稞能生长在海拔14000英尺的地方，是西藏的主要农作物，也是人们的主食。此外种植的还有荞麦、豆类、萝卜和芥子；在低海拔地方也种植小麦、水果（杏、桃、梨）和核桃。只有锡金、不丹和康区南部某些地势较低的地方种植水稻。水利灌溉是必需的，因为高山阻挡了主要农业谷地的降雨，因而雨量不足。土地所有者从拉萨政府领得土地，协助政府维护水渠系统，农民则根据其财产的多寡提供劳动力。灌溉良好的土地几乎可以连续耕种。

所有菩提亚人都说藏语，至少信仰三种宗教中的一种，即喇嘛教、本教或伊斯兰教。本教和喇嘛教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二者都进一步与西藏各种宗教传统发生紧密联系，但这些传统又独立于本教和喇嘛教之外。人们对西藏地方文化特点的了解莫过于它的婚姻习俗，贵族和平民都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包括父子共妻或母女共夫的情况。与几个姐妹或同辈的几个妇女发生非婚性关系的情况也有。这些婚俗通过“容纳大量过剩的妇女”而抵消了一妻多夫制造成的后果。[81]当然，在穆斯林当中采用的是伊斯兰婚姻法。

在政治方面，菩提亚人分属几个不同的国家。最西部的是巴尔提斯坦或小西藏（这一称呼有时也包括拉达克）：自14世纪以来这里就是穆斯林（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地区，但是也受到努尔巴赫什派的苏菲兄弟会很深的影响。自从佛教在巴尔提斯坦绝迹以来，这个国家就已完全独立，不用其他菩提亚人国家即使是名义上的保护。卡多（斯卡尔杜）、什卡和喀普鲁的统治者都放弃了他们同拉达克早期的地区性联系。人们继续讲巴尔提的藏语方言，藏文已随同旧的宗教一起消失，而有文化的巴尔提人则用波斯文从事写作。

另一个处于西藏政教关系网络之外的菩提亚人国家是拉呼尔，它的统治者为印度的库卢王公。不过这里也还保留了拉呼尔早年曾经是拉达克保护国的残迹，因为拉呼尔的酋长们仍向拉达克王进贡，在某些地方还向他交租。

其余的菩提亚人国家——拉达克、锡金、不丹及康区东部和安多各地区——是拉萨达赖喇嘛的属邦（但不是保护国）：这种关系有的是直接的依附关系，如拉达克、锡金和不丹即是；有的是通过宗教联系的间接依附关系（如安多和康区东部的地方酋长），但宗教联系也有潜在的政治意义。

在这些外围藏族土邦中的最西部是拉达克王国，它的西北为巴尔提斯坦，其方言各不相同。拉达克的首府列城是大商埠，这里的经商者主要是克什米尔人，有商路通往拉萨、羌塘、叶尔羌、克什米尔、旁遮普、库卢和英属印度。国王控制着一些土王、世袭的大臣和酋长，其中如卡吉尔、楚朔、七塘、帕贡和索德等地的尊长是穆斯林，他们的属民也像巴尔提人一样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列城地区有大批外国穆斯林商人；每隔三年总是由一位穆斯林商人和一位佛教长老率领拉达克的进贡使团前往拉萨。这些外国穆斯林多半是逊尼派，因此他们显然不反对拉达克的佛教政府在和平时期允许拉达克人私下结成帮伙袭击巴尔提斯坦的什叶派。袭击者按照杀害巴尔提人的多寡而得到土地报偿。[82]巴尔提人的反应则是派遣奸细前往帕贡、索德及其周围地区，以求达到“离间列城政府与农民（他们的什叶派教友）之间的感情”的目的。

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拉达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喇嘛教，主要教派是主巴噶举派（它和王室有特殊关系），以及格鲁派，即达赖喇嘛的教派。噶举派的主要寺院在希米斯，拉达克的主要格鲁派喇嘛庙是毕图克庙。

世俗统治者治下的锡金向南延伸到特拉伊丛林区，即所谓磨朗，向北则越过边境深入到西藏本土。雨季时国王居于春丕谷，牧民则按季节或迁居在锡金，或迁居于达赖喇嘛的领土，同时向两个政府纳税服役。有14支菩提亚人（王族即其一）是16世纪从康区迁来锡金的，现在已经控制了主要由列普恰人组成的当地土著。在理论上，而且仅仅是在理论上，国王具有绝对权威，可以随意重新分配菩提亚人各支酋长的领地。这里的菩提亚人和列普恰人都是佛教徒，主要的教派是宁玛派，主要寺院贝米翁齐，只许可纯藏族血统者当喇嘛。噶举派的分支噶玛派在锡金也有3处寺院。

不丹是一个宗教国家，在某些方面同达赖喇嘛的国家相似，但不丹的教派是噶举派的支派主巴派，全国实际上都奉它的香火。全国没有别的教派的寺院。政府的名义首领是肖仲仁波且活佛，是一位宗教领袖，通称为法王：他是11世纪印度但特罗大师那若巴的化身，又是噶举派创建者的师尊。宗教体制控制着不丹社会，到处是寺院，甚至世俗官员也要保持独身而与其家庭分居，当了高官还要完全抛弃家庭。不丹的世俗事务由一位世俗行政长官负责，称为德卜王，他是由六省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任命的。官员们的职位一般都视包税条件而定。山区的菩提亚人垄断了所有要津，只有某些有特权的家族才能担任高级官员。地处低洼平原的不丹人（噶特人）中的印度居民从事农业，或者为高原的菩提亚人充当仆役和奴隶。

康区东部在18世纪为清政府所吞并，其地由世袭土司管理，受四川总督节制，不过，每年还要到打箭炉向达赖喇嘛照付5000两税款。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仍然得到康区东部僧俗领袖人物若明若暗的承认，但是不应忘记，在西藏人的心目中，宗教与政治忠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即使在靠近中国本土的康区极东部，清朝的控制也不容易维持，尤其是在金川（嘉戎），当地的本教势力比在西藏许多地方都大，那里的人民说的藏语根本不同于西藏本土的方言。

被清朝合并的安多称为青海，蒙语称库库淖尔（蓝湖），因它的最北部有一大湖名为青海湖。这里归中国甘肃省管辖，居民有藏人（称唐古特，汉语称西番）、厄鲁特蒙古人，还有几个较小的土著部落和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当地人由当地的首领统治，归清朝驻西宁的办事大臣节制；西宁办事大臣还管辖西南部的囊谦地区，虽然西藏人仍认为囊谦是康区的一部分。虽然安多由清朝直接管辖，达赖喇嘛依然在这里派有代表管理贸易和当地寺院，而且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些人还向拉萨纳税。[83]畜牧业比农业更占优势，典型的乡村风光是：藏族牧民住在类似中东黑帐篷的帐篷里，厄鲁特蒙古人的帐篷则是突厥蒙古式的圆顶毡帐。在土著牧民中，清朝法律的执行比较松弛。在1807年，为了镇压康区邻近地区的两位果洛部牧民首领，清朝派出了8000军队，同时达赖喇嘛政府也派来一支军队。尽管康区归清朝管辖，西藏军还是在这里待了两年，以平息这些部落民。

在青海东北端的湟中，有一个操蒙古语、藏语、突厥语和汉语的民族，叫做蒙古勒族（土族）。他们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但他们的萨满教掺杂着中国的道教。还有一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撒拉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纳赫什班迪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对他们的影响似乎相当大。当地的中国穆斯林也是如此，他们在青海的商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清朝对新教是禁止的，西宁的官员在1789年粉碎过一小撮新教教徒制造的骚乱，[84]但是政府并未能成功地禁绝这个运动。伊斯兰教继续有所发展，穆斯林的数目不断增加。不过，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西藏佛教，特别是格鲁派。格鲁派的两大寺院，即塔尔寺和拉卜楞寺，拥有大量财产，统治着大批农牧民。

达赖喇嘛的国度（西藏本土）由四大地区组成：康区西部；包括卫藏在内的中部各省；阿里；以及大部分空无人烟的北部草原，即羌塘。达赖喇嘛还宣称阿萨姆杜瓦尔斯为其所有，这是一条东西向的狭长低地，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约30英里。统治康区西部的是僧侣集团、世俗王公和达赖喇嘛任命的官员，他们都直接听命于拉萨政府。阿里地区早年曾处于拉达克的保护之下，此时是一片草原；羌塘则几乎全是草原。卫区包括拉萨，藏区包括日喀则和江孜等重要城市，这两区主要从事农业，就跟在政治上依附于卫藏的较小省份工布和塔布一样。这些农业省份的主要河流是东流的雅鲁藏布江，此江往南流入阿萨姆，然后又向西流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西藏本土的世俗和精神统治者都是达赖喇嘛，他是格鲁派的首领。达赖的坐床处是拉萨的布达拉宫，人们相信他是活佛。达赖喇嘛未成年时往往由摄政行使西藏国家首脑的大权，在19世纪，政权都由摄政把持，达赖只是偶尔掌权，时间也非常短。八世达赖喇嘛死于1804年，终年46岁。他对政治就很淡薄，一切听由摄政处理。九世达赖死于1815年，十世达赖死于1837年，十一世达赖死于1855年，十二世达赖死于1875年。

到19世纪之初，达赖喇嘛政府在清朝支持下已把西藏的世袭地方首领完成了完全官僚化的贵族。清朝曾试图迫使西藏政府允许平民为官和实行军政分离，但未能奏效，可是拉萨却基本上打破了西藏本土贵族的独立性，直接控制了从阿里到康区西部的整个地区。只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雅鲁藏布江南部自治的拉嘉里王和河套附近波瑜的世袭统治者。但是这两个家族要向拉萨进贡，并与卫藏贵族通婚。拉嘉里王甚至派一人在达赖政府里担任官职。[85]

达赖下面的西藏政府包括两个平行的部分：宗教部分和世俗部分，各有官员175名。世俗行政由所谓噶厦（内阁会议）领导，直接听命于达赖喇嘛。噶厦由四位噶伦组成。在1800年，四噶伦之一必须是僧官，但是从1804年至1878年，政府不再保留这一僧官席位，四位噶伦都是俗官。噶伦如被解职或退休，就不能复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达赖在世之时不得任命他的亲戚当噶伦。为了管理各省的行政区（大部分在卫藏），拉萨政府给每一区任命了一位（俗官）或两位（通常是僧俗各一名）行政官。他们负责收税、执法、维持秩序和听取民、刑案件（这些案件在必要时可直接向噶厦上诉）。出身于大贵族的年轻行政官往往并不到任而住在拉萨，由管家代行职权。管家还管许多有收益的政府财产。西藏的武装力量由地方军组成，紧急时刻可以动员，通常是由一位噶伦指挥。卫藏分别设置两三位戴琒（地方将领）。

宗教部分是由一位能够直接接触达赖喇嘛的大总管（总堪布）领导。他的下面设译仓，由四位大仲译组成，与噶厦相对应。译仓经管寺院，但拉萨的格鲁派三大寺院（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除外，它们直接听命于达赖喇嘛；译仓还负责登记转世喇嘛。译仓之下是一整套由三大寺僧官组成的宗教官僚体系。他们大多数是平民出身。僧官管理宗教事务和达赖喇嘛的家财，并担当其他各种职务，例如同俗官一道担任行政长官。这套政府结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创于18世纪20年代，“在以后的200年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动”。[86]

俗官出自西藏贵族，他们因拥有农田和担任官职而具有贵族血统。根据达赖喇嘛政府的观点，牧民当中不存在贵族。从理论上说，贵族地位必然与政府职务联系在一起，儿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地位就被认为降成了平民，除非他出家当喇嘛。然而在实际上，贵族家庭的诸幼子很少过平民生活。贵族家庭的收入来自达赖喇嘛的政府拨给的世袭领地，这是为了报偿贵族派出一个（有时是两个）儿子去担任政府职务之故。这些领地是贵族的主要地产。贵族家庭通常用他们领地的名称命名，但是贵族还可以拥有其他土地，他们不仅依据领地的名称来命名，也还依据他们拉萨府第的名称来命名。如果某家贵族没有儿子担任政府职务，就要为其领地支付空缺费，直到补上空缺为止。

贵族的官职与他的收入没有直接的联系。高级贵族出身的官吏都是富家子弟，即使担任低级职务，收入也多；穷家出身的官吏就是担任高级职位，收入也较低。官员可以以优厚的条件从政府贷款，但却以更高的利率转手放债。他们作为包税人，要按规定数额向拉萨政府交纳，但征收时总是超过规定的数额。如果官员调动，他们可以得到政府的特别津贴，可以差遣农民服役。他们往往滥用这种权力，要农民为他们搬运私人货物。

卫藏的贵族血统是各不相同的。最古老的贵族是中央集权在拉萨巩固之前就当西藏统治者的藏王和西藏大臣的子孙。但是在18世纪，随着格鲁派势力的巩固，达赖喇嘛诸家族也加入了贵族行列，这些新贵族很快就比旧贵族甚至更重要。一般说来，贵族男子只能娶贵族妇女；如果无嗣，可以过继其他贵族之家的儿子。过继者便从继父姓氏，并为这个家系接代传宗。在政府担任过最高职务的贵族享有特权，不过政府尽量不使任何家族长期把持某一行政职务。贵族的领地和担任政府职务的权利是世袭的，但是他们的职位不能世袭。实际上，拉萨政府的政治影响仅能施之于卫藏贵族，以及工布和塔布的主要家族。藏区在18世纪较为重要，但是大约在1792年以后卫区的作用变得更突出了。少数几家贵族垄断了政府中的最高职位，在整个19世纪，这类贵族家系的数目仅略有增加。

卫藏世家大族为中央政府提供官员从而形成了贵族政治，此外地方上还有大量地主、显贵和宗教权贵，例如本巴（本教巫师）和阿巴（即驱雹师，因冰雹给西藏许多地区带来可怕的灾害，这些人作法驱雹，可得一份驱雹税），他们在地方上行使一种半官方的权力。在西藏本土的外围地区，还有一些当地的家族也很重要，它们是过去的当地封建主后裔。在有些地方，他们俨然就像当地的小贵族那样行事。但在另一些地方，他们不过是持有免税土地并有权支配村民劳动的世袭头人。[87]

格鲁派寺院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与世袭贵族相互勾结，同世俗贵族一样有权势。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重要人物是班禅，他也是活佛，在黄教居第二位，坐床在日喀则附近的扎什伦布寺。班禅喇嘛的辖地是一个模仿拉萨的具体而微的自治小邦，当地世俗贵族也得到领地，作为在政府供职的报答。康区西部的格鲁派诸活佛在管理自己的土地中都多少有些自治权；格鲁派喇嘛和寺院在西藏境内到处都有。贵族在寺院集团中一般都拥有特权地位。活佛常常产生于贵族中，贵族出身的喇嘛享有的机会通常是平民出身的喇嘛所得不到的。贵族出身的僧官比一般僧官更有威势，贵族出身的喇嘛从家中得到的财政支持也较多。

拉萨政府的僧官都是选自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最有资质的男孩，他们经过设在布达拉宫的专门学校训练，学校严格实行独身制度。与俗官不同，僧官所担任的职务显然没有个人领地作为报偿，除非他担任的官职拥有可专门维持官员生活的土地。这样，他们就得主要依靠本寺来维持生活。僧官的生活来源有限，同格鲁派诸活佛拥有的财富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活佛不仅占有良田，而且还从放款和经商中得到额外收入。

古老而“未经改革”的教团寺院，只要承认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威便可以得到土地；所有的土地在理论上都是属于达赖喇嘛的。这些老教派就是萨迦派、宁玛派和噶举派，它们被统称为红教，但是像格鲁派那样，它们只是寺院的教团而不是什么宗派；“红”的称呼更适合用于表示噶举派噶玛巴宗的所谓红帽喇嘛，以区别于黑帽系统。在西藏本土，萨迦派享有特殊的地位，它的长老统治着藏区西部一个自治的宗教邦。

在1800年，西藏各喇嘛教派的男性喇嘛总数约有76万，分属于近2500个寺院。[88]各个阶级的男子都可以当喇嘛，只是贱民（如分尸者、屠夫、渔夫、船工和铁匠，西藏西部还要加上乐师）和残废人除外。不过富家男子更有机会依次晋升（候选—见习—受戒喇嘛—学衔获得者—法师），因为当喇嘛要部分地自给，在每次晋级之前要交纳各种费用和宴请僧众。所以许多贫家出身的候选者只能升到见习，而依靠给俗家当牧人，管理寺产或作手艺过活。某些教团的最高职务一般都不用从下层上升的喇嘛担任。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活佛，格鲁派中许多担任最高职务者也是活佛。不丹的主巴派、锡金的宁玛派和拉达克希米斯寺的首脑也都是活佛；萨迦派和宁玛派主要寺院的统治阶层和长老则都是世袭，不让有才干的喇嘛接近这个禁脔。最重要的例外是格鲁派创始人坐床的甘丹寺，它的长老一职倒是对有才干的喇嘛开放的。

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尤其是茶、羊毛和稻米等，通常都被政府垄断而被分配给寺院和个人来经营。最大的商人是寺院和活佛喇嘛，他们也是主要的放债者。平民经商的处境很不利。他们即使有钱，但是地位低于最小的官员，不准穿用丝绸。手艺人的劳动也处于不利的地位。政府利用农民的劳动力经营一些纺织和某些专门工业，对其他手工业还有权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产品。在阿里，政府垄断了金矿，以三年为期租给包商，并授权后者征用自由农民的劳力去开采黄金。如上所说，铁匠是贱民。在拉萨也同在列城一样，占统治地位的外商是克什米尔人、尼泊尔人和汉人。西藏商人中有许多人来自康区。

随着1792年乾隆帝对西藏—尼泊尔战争采取军事干涉，清朝对西藏的影响臻于极盛，此后则逐渐衰退。清朝对噶厦的监督是由在拉萨的驻藏大臣、帮办大臣和一支小小的驻军执行的。如同在满洲、蒙古和新疆一样，驻藏大臣及其帮办总由旗人担任。噶厦和戴琒出缺，在理论上均由清帝亲自任命。实际上那只是形式，但达赖喇嘛或其摄政照例向驻藏大臣推荐这类人选，驻藏大臣则向北京呈报。不仅如此，清朝还承认这里的世俗官员为噶伦，属于清帝国官员，并拥有清朝特封贵族的三品顶戴，如同新疆六城的阿奇木伯克那样；其他高级官员包括戴琒在内，则为四品。有时清帝还加封一位藏官为二品，以示殊宠。达赖和班禅两位喇嘛位在极峰，不入品级；但是，官品在西藏人心目中是有威望的，这从西藏的上层官僚一般都是“四品”之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来。

清廷和西藏人是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的。在清廷看来，达赖喇嘛是强有力的宗教领袖和圣僧，但归根结底还是受清帝保护的。在西藏人看来，清帝不过是喇嘛的世俗支持者。这意味着西藏人把达赖喇嘛的地位看得高于清帝，因为在西藏，俗人有义务向僧侣提供物质支持，而僧侣才是占统治地位的（就格鲁派而言），俗人无论如何有钱有势，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西藏政府清楚地知道清朝的观点，但要清廷作出解释，对西藏人来说则是不策略的。西藏政府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敌视清朝的藏民的利益同寺院、贵族和北京政府的不同利益加以调和。

一个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是选择活佛的方法。在1793年，乾隆帝向拉萨致送金瓶，命令今后寻觅达赖、班禅和其他活佛的化身，要将候选者的姓名各写一签，贮于瓶内，由抽签决定。传统的确定方法则是根据一系列测验，例如让候选的幼童辨认其前世活佛的用具。选定的活佛一般都是主要藏官所同意的贵族。清廷则下令达赖喇嘛要在平民中选择，并将金瓶送往拉萨，以阻止藏官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在贵族中选择。在清廷看来，选择像达赖这样一位重要的活佛而用排除皇帝权威的办法，那是不可思议的。西藏人不但认为金瓶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涉，而且还认为这是清朝在西藏具有权威的象征，正像清政府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因此，在达赖圆寂之后，拉萨政府一方面要使西藏公众相信指认活佛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向清政府保证，达赖事实上是从金瓶当众抽签选出的。

金本巴瓶在19世纪实际使用到何种程度，依然是个神秘的问题，不过在1841年和1858年这两次一般都公认曾经使用过它，这时清朝在西藏的影响却正处于最低潮。这表明当清朝的力量微弱到不足以在西藏发挥真正的权威时，西藏人还是愿意使用金瓶作为受清朝保护的象征。但是，在清朝强大时，西藏人为了强调西藏的自治，对金瓶的使用是有所犹豫的。

就在八世达赖圆寂以后的1804年，金瓶问题曾引起公众对清朝干预的不满。骚动者散发传单，张贴告示，西藏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吁请北京方面减少驻军。清廷表示同意之后，拉萨政府的回报是囚禁了反清示威的魁首。然而抗议运动继续进行，这是因为藏人认为噶厦官员与驻藏大臣同流合污，插手政府财政。摄政为了平息日益增长的民愤，曾将两位噶伦加以软禁，并派藏兵保护驻藏大臣，以防可能发生激怒清政府的事件。

公众的猜疑似是有某些根据，因为在1805年，清政府经过调查曾将一位驻藏大臣枷押而归，将另一位大臣流放乌鲁木齐。摄政则将两位被控贪污的噶伦降级，并把反清示威的头目逐出拉萨，以回答清政府所作的姿态。在1808年，清朝还允许藏人选择九世达赖喇嘛使用传统的方法而不用金瓶。但是，清朝驻军的声威继续下降。在1801年，驻藏大臣曾被迫向达赖和班禅借银2万两以应驻军需要，因为北京政府未将银两解到。但当驻藏大臣想再次告贷时，西藏人就拒绝了。不仅如此，清朝驻军不能依例三年轮换。因此士兵与藏族妇女通婚，用这种微薄的收入赡养家口，弄得很穷困。这种婚姻关系也使北京对驻军的忠诚发生疑问。到1815年，驻军的财政发生危机，只得削减弹药，减少操练。驻藏大臣变成了“不过是一位政治观察家而已”。[89]

地图5　19世纪初期的西藏

西藏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长期问题，是如何对待尼泊尔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西藏人同尼泊尔订有贸易协定，允许尼泊尔商人入境经商。东印度公司则是另一回事。西藏人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强大的异己力量在西藏建立它的势力。英国人会构成两重危险，即他们不仅可能蚕食西藏，而且他们的蚕食可能引起清朝的反击。1792年尼泊尔人的入侵曾导致满人的干涉，并在拉萨建立了清朝的权威。英国在西藏的活动，也可能促使清政府加紧它对西藏的控制。这是西藏人所急于避免的；因此，他们尽量同英国保持一段距离。

1792年清朝的干涉切断了西藏与孟加拉的贸易，也不许英国人到不丹。但是，商业前途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他们希望西藏能够成为与中国内地直接通商的过道，希望能在西藏和不丹得到金银去广州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还想在它的境内种植茶叶。在18世纪，他们曾试图通过西藏得到茶种而未获成功，但是他们后来仍在积极活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东印度公司把注意力转向1792年之后成为清朝属国的尼泊尔。尽管西藏和不丹都是对英商关闭的，东印度公司还是认识到，进入尼泊尔的英国货可以假手尼泊尔商人到西藏出卖。因此，英国人很快利用尼泊尔人对清朝的不满情绪，在1801年获得在加德满都派驻代表的权利。然而，当时的形势尚不利于英国扩大对廓尔喀统治者的影响。英国与尼泊尔的关系迅速恶化，在1803年东印度公司只得撤回它的代表。当东印度公司继续对尼泊尔施加压力时，尼泊尔人则把他们向清朝的纳贡说成是受中国人保护的关系。然而，1812年的尼泊尔贡使在北京却没有说服清政府答应在它同英国一旦发生战争时给予援助。清政府实际上拒绝了这一请求。

后来发生的1814—1816年英尼战争，使得清政府对属国尼泊尔的立场明朗化了。尼泊尔政府再三向驻藏大臣呼吁说英国想吞并尼泊尔，也想取消尼泊尔对北京的进贡。锡金王担心尼泊尔的扩张而左袒东印度公司，但对英国扩张主义更感忧虑的不丹人则同情尼泊尔。在西藏本土，班禅和某些拉萨官员也敦促清朝帮助尼泊尔。不过，西藏的摄政却劝尼泊尔讲和。最后，清帝指示驻藏大臣，此事尽管与清政府有关，但只要加德满都能够继续五年一贡，尼泊尔人甚至可以归顺英国。正如驻藏大臣在致尼泊尔政府的信中所说：“皇上对你们是否亲英毫不介意。……你们同英国打仗是在我们境外。我皇上不能发兵前往。”[90]显然可见，尼泊尔并不处于清朝保护之下。

英尼战争也看清楚了清朝的“一视同仁”理论的真相，按照这一说法，清帝对帝国境内外的一切国家是同等看待的。尼泊尔是纳贡国，东印度公司则不是。然而清政府竟援引一视同仁的原则，来为它拒绝保护一个纳贡国进行辩解。[91]英国人几经挫折后战胜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让出卡利河与苏特里杰河之间的全部领土。清朝政府对此竟无动于衷。北京在推卸保护纳贡国的责任时奉行的这种方针，使它在后来面临朝鲜、琉球、哈萨克草原、帕米尔和清帝国其他边区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中能够自我解嘲。

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也像一把重锤，平时对它的子民是高悬不用，一旦发生反叛则迎头打击。清朝的上层建筑几乎从不干涉平民的事务，但是它的存在维持了当地统治集团的权势，保留甚至固定化了当地的结构。

尽管清廷的政策是把亚洲腹地同中国隔离开来，但到19世纪初汉人向那里的扩张已经开始。在政府的同意下，奉天、青海、康区东部边缘地区和准噶尔，都有汉民耕种土地。中国的州县制也随之而来。汉族农民还开始非法渗入满洲边境和内蒙古草原。汉商人数也增加了。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小城镇都有汉族商人和手工艺人，汉族流犯从事采矿和在林区挖参。汉商左右了从恰克图到张家口的蒙古贸易，在草原各地做买卖。汉商和东干商在准噶尔的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也在西藏的边沿地区做买卖，甚至日益试图将他们的活动伸向东突厥斯坦。只有西藏中部地区他们才未涉足。

虽然如此，这种扩张在19世纪初期也还有限。对亚洲腹地的平民来说，中国和汉人是遥远的。旗人和清朝官吏只能偶尔见到。

北京从亚洲腹地各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诚然，清朝除了从它们那里求得安宁外，别无他求。满人之征服亚洲内陆是出于战略而不是利润的考虑，目的是想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在陆路上，中国本土终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边境问题也是存在的。英属印度的扩张使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潜在的威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政治威胁着清朝对新疆六城的控制。强邻俄国对新疆、蒙古和满洲边境也虎视眈眈。但是从中国本土看来，这些都是遥远的麻烦。在1815年，北京对它们还几乎毫无察觉。

（志勇　译）

[1]参见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和英俄角逐》；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克拉布：《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拉乌尔：《中亚的政治》；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

[2]最近出版的书有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我认为此书对写这一章非常有用）；拉姆：《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西藏简史》；涂奇：《雪山之国西藏》（德赖弗英译）；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百太安：《西藏的文明》（德赖弗英译）。

[3]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卷1，第18页）似将博洛尔置于吉尔吉特山谷。参见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及其毗邻诸国》，第45页；穆罕默德·海德·达格拉特：《中亚莫卧儿人的历史》（罗斯英译，伊莱亚斯编），第135、384—385页；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卷1，第91—92页；佐口透：《俄国和亚洲的草原》，第181页（显然是根据徐松著作写成）。

[4]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9页；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140页，尤其是注73。

[5]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6页。

[6]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158—163、283页。

[7]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23、113页；参见赛诺《杂谈关于亚洲腹地的史学（Ⅰ）》，载《亚洲史杂志》卷7第2期（1973年），第186页。不过罗伯特·李是正确的。尽管1927年豪沃还用满文护照，但在20世纪，讲满语的人是很罕见的。

[8]见《大清高宗实录》卷743，第4页（1765年10月4日）。此条我参考了孟思明1949年未发表的论文《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第10页。

[9]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50页（关于19世纪70年代库页岛的天花和梅毒）。

[10]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47—48页。本节主要依据此书。

[11]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认真的历史研究。关于对20世纪人口的估计，可参阅迈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2版，第28—30页；米勒：《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第25—72页；《人民中国手册》，北京1957年版，第14—15页。

[12]拉铁摩尔；《重访蒙古》，第33页。

[13]法乌斯特：《1727—1805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85页。

[14]参看罗伯特·李的《满洲边疆》一书中关于打牲诸旗所负担的纳贡义务，第51、56—57页。

[15]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拉铁摩尔英译），载《现代亚洲研究》第1卷第3期（1967年），第268页。

[16]桥本光宝：《蒙古的喇嘛教》，第199—200页。

[17]见海希格《蒙古的宗教》，载涂奇和海希格编《西藏宗教与蒙古》，第408—410页。

[18]参看鲍登《一件19世纪的蒙古法律文书》，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卷3（1969年），第231、247页注36。

[19]米勒：《内蒙古的寺院》，第27—31页；迈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42—43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60页；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1页。

[20]田山茂：《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第280—281页。

[21]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版，第211—212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3页。

[22]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71页。

[23]中文版编者按：原文此注在第60页上者漏印，我们仅就其第61页上者翻译如下。“……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7669000蒲尔——见曾问吾前引书第286—287页），外加浑巴什的生铜（值1600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再加向居民征收的生铜（11053斤，等于1092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关于银两兑换率，见曾书第289页。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也见纳罗契尼茨基前引书，第110—111页。”

[24]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道森英译），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50年第12期，第383页。

[25]佐口透在《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中的说法与此相反，见第272—279页。

[26]见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第17页；卷44，第23等页。

[27]绵忻等编：《钦定新疆识略》卷12，第3—4页。

[28]魏源：《圣武记》卷4，第32—33页。

[2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01—302页。

[30]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5—278、282页；但第280页又说近14倍，此数同第278—280页附表的数字不符。

[31]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0—341页，尤其是注3；又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卷10（1855年），第341—342、347页；又见贝柳《喀什噶尔史》，载于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201页（其中的“沙菲派”，即指沙菲伊法学派）。

[32]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4第48号（1835年12月），第662页。

[33]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197—198页；又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2页。

[34]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5、347页；赫尔麦森编：《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载《俄国与亚洲邻国知识》第1及第2辑（1839年），第95—97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赫尔麦森和洪堡德把法伊德·阿丁记作萨伊夫·阿丁和“塞伊夫林”，见上引《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9页。

[35]米尔·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亚游记》（亨德森英译），第30页。

[36]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39页。20世纪以后中国西北的突厥族中还有人信佛教。

[37]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38页。

[38]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295、297、338—339、341—342、389、419、643及657诸页。又见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土地耕种：绿洲经济和游牧》，第25—26页。

[39]贾林：《记东突厥斯坦的萨满教》，载《人种学》1961年第1—2期，第1—4页；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8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40]张志义：《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载《地理评论》第39期（1949年），第58、66页。

[41]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25第4期（1856年），第348页。

[42]戴布斯的《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和探察史》（本书有中译本，题为《新疆探察史》，1978年，新疆博物馆。——译者）第75页提到1886年喀什噶尔曾发生流行性霍乱，但哥隆布在其《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页上则称并无此事。关于霍乱和地震的情况还可参阅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9页。

[43]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10页（根据20世纪的情况）。

[44]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5页。

[45]关于它的叙述，见德雷克《大麻种植者手册》，第6页。

[46]阿赫麦德·沙：《旅行记》；又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47]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3页；但应参照阿赫麦德·沙的《旅行记》（第384页），他指出只有农民才要缴纳人头税。

[48]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7页。

[49]参见杜曼《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载齐赫文斯基所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第285—287页。作者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使人们觉得这种土地制度是清朝的新创。

[50]波罗夫科夫在他的《喀什噶尔所出1812年的瓦库夫文书》（载季赫米洛夫所编《考古地理学1959年年鉴》，第344—349页）一文所引1812年的瓦库夫条目中，并未提到清政府。关于19世纪新疆的宗教捐赠的文书，现保存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尚未编目），其中两件的日期是1804年，一件是1867年，一件是1879年。1867年的文书写在羊皮纸上。其他三件是抄本。

[51]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

[52]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6页（据载，1777年有耕地45186亩，绿营兵为2380人，流犯为180人）。

[53]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3页。

[54]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9页。

[55]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56]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1页。

[57]穆尔克罗夫特、特雷贝克：《1819—1824年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2，第479页（本书参考书目为1825年——译者）；又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57页。

[58]见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6—19、92—96、115页；又见作者的同名文章载《哈萨克科学院院报：历史、考古、人种学专集》3（17）（1961年），第84页。

[59]见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25—26页，又见第312、335页。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6页，作者说库车人口主要是加尔梅克人。他说：“富有的要人住在城内，穷人则住在郊野的帐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9世纪30年代的，他显然把库车与焉耆混为一谈了。

[60]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680页（书中将shelkovymi误作melkovymi）；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4页；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书中“百分之四十”应系“四十分之一”之误）；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7—348页；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9页。

[61]见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1，第452页。

[62]《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4（1835年2月16日）、26页（1835年2月19日）。

[63]见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96页。

[64]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1页。

[65]感谢冈田英弘在1971年把这一满语词汇的含义告诉我，据告那是由汉字“胡岱达”音译而成。参见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380—383页；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第24期（1965年），第86—89页。

[66]沃森：《中国鞑 靼 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

[67]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下》卷2“阿克苏”条。参见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68页。

[68]曹振镛等编：《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第5页（1826年2月14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742，第11页。

[69]见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45—46页。

[70]参看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40页上记述了浩罕人绑架一名清朝边境官员的材料，可作旁证。

[71]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2页。

[72]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3第32期（1834年8月），第378页。

[73]季姆科夫斯基：《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记》卷2，第77页，注1（七和卓中四人被杀，两人被清俘获，仅萨木萨克一人得脱）；甘科夫斯基：《杜兰尼人的帝国》，第31—32页；哈特曼：《察哈台汗的终结与和卓在喀什噶尔的统治》，载作者所著《伊斯兰东方》，第314页。

[74]其数目自200到1000元宝不等。见库兹涅佐夫《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第77页；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10页；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载《亚洲学报：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4（1968年），第15页；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亚史》，谢弗法译本，第217—21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72、317页；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A.多藏法译本，第132页。

[75]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萨拉丁·哈札儿传记》第一部分，穆罕默德·巴齐儿·比布迪编，第229、231页。

[76]参看格里戈里耶夫《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此处材料不同，载作者自编《利特尔地理志：与俄国接壤的亚洲国家地理》，见《俄国地理学会论丛》第2分册第1章，第441—442页。

[77]参见纳札洛夫《中亚民族和地区概述》，第42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317页。

[78]参见《大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0页（1815年12月27日）。

[79]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27页。

[80]此数两倍于钱德拉·达斯在《西藏的寺院》（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1第4期〔1905年〕，第106页）中所估计的19世纪藏族男性人口数；但低于麦克唐纳在《喇嘛的土地》第115页对20世纪早期的估计。

[81]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96页。

[82]弗兰克：《西藏西部史》，第127页，引文转引自穆尔克罗夫特《在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2，第28页。

[83]彼特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3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3页。

[84]施拉姆：《甘藏边境的土族：第三部分：土族系谱记录，湟中土族史与鲁家家史》，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1961年新刊，卷51第3号，第65页；关于掺杂道教的问题，见施拉姆《甘藏边境的土族：第二部分：他们的宗教生活》，载同上会刊，1957年新刊，卷47第1号，第84—90、126页。

[85]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37—138页。

[86]彼特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7—19页。

[87]见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7—136、213页。

[88]达斯：《西藏的寺院》，第106页；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1页。

[89]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0页。

[90]根据尼泊尔文史料“Itihas Prakas”，见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73—87页（引文见第86页）。

[91]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4页。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要广泛地阐释清代晚期的历史，必然要回头谈一谈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时期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细节就会感到，对清王朝的衰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之处；而且这种考察还可能借此发现把晚清同中国近代史的广泛趋势联结起来的某些长远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还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可是，这种现象从官僚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比从常见的衰落中的道义范畴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当然，官僚制度中存在着大量贪污腐化；但是早在19世纪初期，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中间就已经出现了关心制度改革和国家防务的浪潮。[1]

清王朝的衰落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均势的瓦解。这种权力分散过程的某些方面在19世纪确实有所表现。但清代的制度在19世纪的毁灭性内战之后仍能令人惊异地把中国维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保证了20世纪的革命变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而且能够达到保住国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乾隆末年以来清代权力衰落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取得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程度——即使在学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滥着腐化的庇护制度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这时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嘉庆初年政治危机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变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开始。

嘉庆帝在他父亲于1799年去世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政府清除和珅的影响。皇帝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在他的父亲死去不到一个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纷纷被贬。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庞大的庇护制网络，因为和珅派的影响已渗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别是渗透到了军事部门之中。皇帝决定，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官职牵涉面广，不宜搞一场清洗运动。他宁可认为许多人都是诚实的官员，只是误入歧途而已，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恢复工作的。他还进一步担心，无穷无尽的清洗会恫吓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间互通声气的努力不能实现。他论证说，许多人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的话。[2]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和珅20多年影响的流毒。为了这种沉默态度，他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3]但是，嘉庆政府中的另一困难是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其中的中心问题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也许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虽然在当时已被人们有所察觉的人口问题的具体影响之所及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加以研究。从17世纪末起到18世纪末白莲教叛乱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1.5亿增加到了3亿多。仅在1779—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4.3亿左右。[4]

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可以满足地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18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开始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

从明代以来，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赶上了它的人口增长的比例。由于地区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蜀黍和花生，因而新垦殖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种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还意味着有更多的大粪肥料。这种耕作制度在18世纪末就已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18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它的东部山区也已住满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来的难民。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18世纪移居的地方，这里土地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也许长江下游各省是人口极端稠密的地区，它们不久变成了当时最具毁灭性的内战的战场。[5]许多仍然留住在农业定居地区的无地农民则替政府当劳工，或者被雇为兵勇，或者当了地方官的吏役。所以，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19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6]

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虽然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看来中国那时可能已在经历着有时与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促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为教育制度是专为培养公职人员的；一为价值体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从事其他事业；一为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

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18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则是稳定的。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18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人们要求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行捐监，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它虽然不断地用这种办法来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突出了仕途升迁道路显然不足的状况。[7]

这种要求必然要另找出路。在地方上，最显著的后果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他们不是行政等级制度中的正式成员。他们毋宁说是一些随员和食客、官吏的家属和幕宾、个人的助手和仆役、受雇的劳工和普遍存在的胥吏。干着记录、送信、催科和地方性任务的吏役阶层充满着唯利是图之辈，他们许多人都识字，但合法的晋升道路对他们来说是堵塞的。一位按察使于1800年抱怨说，近年来书役超过了定员不知多少倍。原来有一个书吏，现在有了几个文案，原来有一个差役，现在有了十多个帮手。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吏役阶层在18世纪时期是大大地繁衍了。[8]

明末开始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县级政权负担加重，这是这些员额膨胀的部分原因。[9]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压力也在起作用。各级政府都变成了越来越增多的职业大军所附着的机体，他们利用帝国的行政机器作为自己经济斗争中的武器。1803年一位御史的悲叹表明了这一斗争是成功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胥吏和幕友现在的衣着是如此豪奢，以致现在不再能够分辨人们的上下贵贱了。[10]这些冗员都要靠得自庇护网络结构的钱来养活，钱虽然掏自官僚的腰包，但归根结蒂是从纳税人身上用敲诈勒索的办法搜括来的。[11]

19世纪初叶是在这以前的一百年内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顶点，[12]因此它产生了有教育的一代新人，这些人在文官制度中找差事，但文官制度的缺额并未随人口的增长而加多。结果是所谓候缺的官员人数增加——这些人都有做官的资格，但无官可做；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生员，他们在低级科举考试制度中上了榜，但在攀登高级考试时因名额受限而被摈弃。[13]许多人设法捐买高级功名，这个办法随着政府因开辟新财源而越来越流行。许多人在谋取官职时受挫，也有许多人转而在官制以外谋求其他职业。

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有些善于权变的文人想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管理性事业中找出路。一种人是包税人，这种行业虽然悬为厉禁，但把老百姓的税收委托人代办（即所谓“包揽”），在地方社会上却是一种很流行的能赚钱的职业。另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是“讼棍”（“讼师”），他们在县衙门里帮别人包揽词讼。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人看作是初期的辩护师，但在官场看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健讼者和莠民。清代的法律制度没有给他们以合法地位。但是很明显，又做包税又做包揽词讼角色的“刁生劣监”，在地方政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包税人能够给他们的庇护人以某种保护来对抗衙役的专横，而合法的健讼者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牍技巧和在县衙门建立周密的联系来润滑司法机器。这两种角色都与某些人所行使的地方行政职能的商业化有关，因为他们的政治才能未能得到合法的机会来施展。[14]

从官方的观点看来，在地方的这些实权派集团中，书役是最阴险狡诈、最没法管束的。清代的回避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场风气都表明，县令都不甚了了他们县署行政工作的细枝末节。因此，虽然大家都承认书役为患之烈，可是没有了他们，哪个县令也办不成事。[15]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明清两代的主要晋升道路是通过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明代的多数教育机构都是私人办的，在清代它们逐渐受国家官员的控制。雍正时代，一系列省一级书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来，由国家给予津贴。[16]后来的乾隆时代是以宫廷用敢作敢为的方式关心学术活动著称，这种关注既采取了慷慨庇护制的形式，也采取了大兴文字狱的形式。虽然国家还没有直接控制省一级书院课程，但政府创办这些书院的一个公开的目的（用雍正帝的话说）是“黜浮崇实”和杜绝考试制度中的“流弊”。[17]乾隆时代文字狱的重点在于贬斥有关北方和西北边境问题以及关于陆海军事防务问题的学术著作。[18]虽然文字狱时期的种种限制在1800年以后已迅速减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但自19世纪以来，很大数量的书院在政府控制和检查制度的双重压力下已蜕化成为专门教授科场文字的技术学校了。当时批评这一点的人举出了许多的理由，其中一种理由是，由于靠个人推荐和靠行贿以获取教职起了重要作用，致使教学质量下降；一种理由是指过分重视了考试的及第与否。[19]

考试性质的变化也是求职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反映。一方面，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增加，也越来越规范化。其次，地方书院网建立以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希求上进发迹的愿望。在中国新开发的地区，升迁的机会更是有增无已。但就总的趋势来说，特别是在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上升的机遇则是每况愈下的。[20]

在19世纪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合法道路上的这些滞碍，即教育和文官制度中的问题，促使人们诉诸非法途径，从而提高了非法途径的重要性，特别在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们中更是如此。这些滞碍也鼓励那些当权人物力图因人设事以用于收容一个朋友或报答一件恩宠，从而扩大了候补官员的队伍，他们麇集在水陆交通要道等候着不可能兑现的任命；同时这也在考核合格的谋求官职者中增加了荐举的重要性。[21]

对社会升迁现存渠道的压力，无疑地促成了清代中国政治行为的特殊型式——即庇护制网络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中负担的义务比他们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担的要多一些。庇护网结构有它传统的社会关系的根源。这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共同的家庭纽带或者共同的乡里关系是与陌生人交往时应用的第一原则。它被用来确定社会的亲疏距离和等级制度，也被用来办理公务和确定相互间的义务。在没有这种纽带的情况下，通常就制造假亲属关系来代替它。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常设性社会组织——从诗社到秘密会社到商业行会——的支柱。在学界和官场上，教育和考试制度也维系着同样的庇护人—被庇护人的关系，在这里上级就是先生（“老师”），下级就是学生（“门生”）。“老师”不仅包括学校中的教师，也包括政府官员，即乡试和会试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学。

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掺进些私人关系，这一趋势在社会交往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这种趋势在行政和公务中至少都被认为是发挥效率的潜在障碍，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被视为腐化的根源。这样结合起来的私利能够破坏行政中的公益或者商业企业中的集体利益。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中国官场的通病，而这种事实是被接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被体谅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消灭这些陋习，而是如何把它们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这种妥协需要比政府力所能及的更细心的平衡。通常的办法是由官方禁止一切行贿、馈赠和徇私枉法之举，因为假定：凡是继续偷偷摸摸地干的事，就能够把它们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因此，新皇帝登极时总是布告天下禁阻这种种弊端和搞这些活动的派系。那些被认为是国家官吏之间搞结党营私的行为，要受到弹劾和惩治。凡是这些政策被严格执行的时候，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不论在社会上和官场上，都不可能又要讨好上官而又不冒遭到批评的危险。一纸便条、一句话、一次访晤，都可能使这一行动的主、客体双方招致疑虑。

自然，由于社会交际从来不会禁绝，甚至严厉的禁令也不能阻止形成政府所反对的那种私人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因此，测量官场腐败到什么程度的好方法是看私人的派系纽带在某一时期公开表现，甚至夸耀到了什么程度。这反映在和珅官邸外面的干谒者门庭若市这一丑闻上，也反映在一位官员的言论中，他在赞誉另一位显宦的品质时说，他的门内没有私人干谒者。官场和学界中庇护人—被庇护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吏治混浊时代的变本加厉，对庇护人和被庇护人来说都变成了一个负担。许多官员拒绝当提学，因为这个差事有过多的政治义务。许多及第的士子没有得官，因为他们忽视，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绝了向有权势的官员表表例行的“敬意”。

据说，中国的黄金时代是师即吏而吏即师的时代。19世纪是教育腐败的时代，这正是因为它与官场风气联系太紧之故。由于老师是庇护人，而门生是被庇护人，也就明显地包含有政治义务在内。当然，政治关系的确立可以通过向要得到其恩宠的人送礼，并自称为他的“门生”。用这种方式，虽然不光彩，但可以变成权势人物的“门生”，即使前者年岁较轻和学识较浅也在所不计。[22]

嘉庆的改革

嘉庆帝认为，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他逐步地撤换并贬斥了和珅在各省政务中的一大批有权势的追随者。他对和珅时代仍保持廉洁的那些在乾隆时期被重用的顾问们再次表示信任，此即他从前的师傅朱珪、军机大臣董诰和前都御史刘墉。他号召公开批评政府中的问题，命令官员们可以直接和秘密地给他上奏议，不需求助于曾经成为和珅影响的中心的军机处。[23]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他决定要祛除军机处的私人阴谋活动，派了一位御史来监管军机处的科室。[24]但是，上层行政的改革不能医治19世纪官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病。省级行政是如此腐化，致使嘉庆帝在掌权六年之后尚未恢复乡村的秩序，尽管他下狠心要根除秕政。

嘉庆帝把他们的改革集中在两方面：撤换官员和节约开支。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都已被撤换。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11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6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25]

这些改革是把和珅的老朋友换成了原来反对过他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曾因和珅的关系受到过贬谪。例如，取代景安为湖广总督的吴熊光，曾经因和珅于1797年用了计谋而未能保持军机处的职务。1799年弹劾和珅的一位副都御史之兄高书麟，因与和珅冲突而被贬往西部边疆地区任职。和珅死后，高书麟当上了云贵总督。其他官员都由朱珪荐举到各省任职：王秉韬被任命为河南的河道总督，荆道乾被任命为安徽省的新巡抚，阮元则被任命为浙江省的巡抚。[26]

在这次改革中下台的这些省级官员，都受到御史们为响应皇帝重新广开“言路”——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传统渠道——而上呈的弹劾奏章的指控。[27]但是，皇帝左右的一位满族亲王却认为，嘉庆帝早在这时以前就已经听信了忠言，并且在消除和珅集团的行动中乾纲独断地作出了决定。[28]

根据最近的考察，嘉庆时代开始了汉族官员在清朝省一级政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而这种种族比例的变化原来被人们认为开始于太平天国叛乱的时期。[29]因此应该注意到，许多满族御史是属于1799年响应改革的号召和提出弹劾的人。[30]这个时期的任命中是否考虑了种族界限，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至今尚远远没有证据表明，嘉庆初年的改革是执行了一条种族主义的路线。

1799年迅速接连发布的新任命在事实上是否预告省一级行政在进行一次真正的改革，这一点还不太清楚。所有新的被任命者都是和珅时代官僚政治的一部分，而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和珅集团。况且和珅集团中许多被撤职的人员，以后又出现在其他官位上，或者准许他们保留爵位舒舒服服地退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1814—1820年标志着汉人在省级官职中逐渐占上风的转折点。[31]在以林清叛乱（1813年）和道光帝继位（1820年）为标志的这一时期，也在省一级行政的上层发生了同样迅速的人事变动。这几年让好些新人参加了省一级政府，被任命者都已得到了功名并且在和珅时代之后得到了官职，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是从汉人占优势的都察院和翰林院提拔上来的。像过去一样，皇帝物色人物是靠几个心腹顾问的推荐。这些新任命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改革者湖南人陶澍在内，都是蒋攸铦（当时的御史，后来当了省一级显宦）的同僚或朋友，而蒋攸铦本人则是汉军旗人。他们也因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非正式诗社——即宣南诗社——而彼此联结在一起，这个诗社后来还包括了著名的“经世致用”论改革者林则徐和魏源。

地图6　漕运体系

这个时期的汉族文人在清代官僚行政中重新得势，可以被看作是太平天国叛乱及其后的同治中兴时期以曾国藩及其门徒之兴起为顶点的这一趋势的开端。它也表明，翰林院和都察院中汉人对省一级政府职务的兴趣有了增长。

嘉庆及道光两朝的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肆宣扬减少宫廷浪费和重大消耗的节约开支活动。嘉庆帝终止了豪华的南方巡游的传统，而这正是他父亲的统治的一个标志。他想通过官方政策和以身作则来放慢中央国库资财流出的速度，来改变贵族和官场成员中泛滥的懒散生活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停止了边疆省份省级官员的每年贡奉，皇袍也被人颂扬地说上面打了补丁。可是，这些改变不论在京师地区的满洲贵族身上或在各省的官员中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在给乾隆皇帝服满国丧之后这些变革便遭到了顽强而成功的抵制。[32]例如，对日益繁衍而贫困的北京旗人人口和内务府的供应，就仍然是财政上的大问题。[33]

危机的征兆：漕运

嘉庆政府的省一级新官员上任时带着皇帝的诏书，要他们在自己权限内改革官僚行政。可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办法在省一级遇到了和珅时代流毒的干扰。由于这种干扰，产生了在对待平定白莲教叛乱和对待地方政府腐化问题上的冲突。第三方面的冲突是漕运制度的行政问题。

漕米是中央政府在省里经管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余两件是盐务和黄河的河道管理）。漕米之政是征集中国南部和中部八个省份的租米，然后运来北京用以供养京师的宫廷成员和贵族，并储积在仓廒中以待在中国北部分配。这种征集和运输制度有它自己的主管部门，它与正规的省级官制相平行，并且与河道总督衙门相重叠。它的主管叫“漕运总督”，衙署设在江苏省的淮安。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体系，其人员大部分是非官制的人员。这些人员中多数是由住在运河边的屯田的世袭船户“旗丁”组成。雇用这些船户的运粮船组成了多达一百只船的船队。漕运衙门也有它自己的用于护卫运粮船的民兵，沿运河的河闸有它自己的检查员和检查站，也有它自己雇用的肩夫，后者把粮米从县的征集站运往运河上的仓库中。[34]

在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机构由于各级组织都人浮于事，也由于粮米每易一次手或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陋规而变得腐化了。世袭船户，或“旗丁”阶层，形成了清代社会中许多集团之一，原来指望他们在一个经济增长、通货不断膨胀和人口增加的时代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由于他们人数加多，“旗丁”阶层中的许多人不能取得他们的合法的、赖以生活的世袭田地（“屯田”）。[35]此外，漕运制度越来越依赖被称为“水手”的那个被雇佣的游民劳动者阶级。这一帮人逐渐取代了曾经作为明代漕运制度支柱的“旗丁”，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工钱之外索取租米中自己的一份小费。在嘉庆年间，“水手”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估计增加到了四五万人。[36]同时，漕运站又是官场中庇护制的焦点之一。数以百计的候补官员麇集于此，作为中央政府的委员（“差委”或“漕委”）领取薪饷。[37]

由于漕运机构的人员增加，18世纪的价格也上涨，所以应交给每一条粮船的船费也相应地上涨不已。1732年每条船的船费为130两到200两，1800年涨到300两，1810年涨到500两，到道光初年（1821年）甚至涨到了700或800两。粮税费用的增加使得地方上的绅士谋求谈判免税，这就增加了纳税户的负担，并且最后也使得征集的实际数量下降，因为贫苦的纳税人已被剥夺得精光了。它的一个结果便是漕米的逐渐商品化，因为地方官吏被迫从私商手中购买稻米，以补足他们的定额。[38]

弥补漕粮定额是省一级粮官唯一的最重要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与北京仓廒的监管官密切地合作。这些京官的职位是形成官吏侵吞公款的重要根源，甚至也许是省里漕米机构与北京官吏之间的关键性的中介人。[39]漕米定额是向县里征收的，但征收本身在县里不是归漕米机构经办，而是由正规的地方政府经办。纳税人交给地方经纪人，由后者把漕米送到县的征集点；在这里由县长验收，他负责把它交到漕运机构的代理人那里去。因此，漕运制度催征的负担最后落到了内外交困的县长身上，县长只好向他自己的法定的省一级行政上司那里去发牢骚。[40]

这些抱怨最后就导致某些省级官员与在漕运中有既得利益的官员发生冲突。1803年之后当漕运制度已露出百孔千疮的苗头时，利害的冲突开始集中在向皇帝提建议是否赞成使用海路的问题。与漕运有联系的官员力图保持运河的内陆运输体系；许多正规省一级官员则希望放弃它，主张利用沿海的海运。1824—1825年的海运辩论达到高潮，那时内陆漕运体系已暂时瓦解。

漕运危机早在1803年就已见预兆，那时黄河的涨水淤塞了运河，使开往京师的运粮船运行不畅。那时有许多长篇大论的计划和奏疏上呈给皇帝，主张另辟新径发展海路，像元代和明初所实行过的那样。黄河大水一退这些建议就又都销声匿迹，但它们在1810年又被提出来考虑，因为运粮船这时再度被延误，因而迫使皇帝急于征询关于运河河道与海运同时并举的意见。绝大多数省一级官员这时的反应是持否定态度。在浙江和江苏两省高级官吏的支持下，南京总督勒保上疏条陈十二大理由，说明海运为什么既不可行，也不可取。1815年问题再次被提出，又再次被否定。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说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持这种观点的人后来把皇帝本人在1816年否决海运建议的措辞强硬的上谕当作护身符。[41]

由于私营沿海贸易这时正蒸蒸日上，就显得持反对海运的大多数论点是昏庸无知的。虽然海盗猖獗、气候恶劣以及造船费用昂贵（凡此都被用作不便开辟可以行之有效的海运的理由），并没有妨碍在嘉庆时代已有约3500条江苏省商船（“沙船”）的长江下游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当时已知有少数企业主拥有三五十条船的船队，他们主要把华北的豆子运往南方牟利。赞成开海路的人们认为，这种私人贸易可由政府与私商合作来加以发展，其结果是最后会使他们得利。大家知道，大宗沿海贸易是从北到南的走向；北上的船因载货少而往往装载泥沙压舱。户部尚书英和建议，运载漕米的私商在北上时可分拨20%的吨位装私人货物；回船则可以完全装商品货物。[42]

从赞成开辟海道的人看来，海路最重要的是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一个避开运河航道上无数检查站和中间人的办法。海运的倡议也恰恰因为这些理由而遭到得运河之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43]到19世纪20年代，这些最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便是那些已经出牌在沿运河各站担任“漕委”的候补官员集团。这些官员的任命是受漕运总督本人督办的，因此“漕委”被视为私人庇护制的独立王国，别人是不能染指的。例如，1819年清帝就指斥漕运总督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他下面的札委人数达140人。[44]

不论运河上的商人或是沿海贸易的商人，都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开辟海路。反对的一个理由是这样一种事实：嘉庆年间运河上的粮运已大大商业化了。北上的粮船上相当大一部分载货是在私人手中，南下的船只则装载着能获利的私盐。[45]其次，沿海贸易的商人也不愿政府染指私人航运，因为自1684年康熙帝取消沿海商业的禁令以来，海上贸易已是他们的禁脔。那些反对海运的官员最初用的一个法宝是向海员本人调查沿海情况，而他们的报告异口同声地都是使人泄气的。[46]

海运论战中两派的冲突在1824年后期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并且长期受阻于高邮南部的洪水地带。这一危机迫使道光帝恢复了他父亲统治时期已开始的辩论。可是，这一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足够使他们达成妥协。开往北京的粮船仅仅四分之一顺利地通过了黄河；其余船只全被绝望地阻滞在路上。皇帝接受的海运的主要计划是英和写的，由另一满洲政治家琦善监督执行；后者在危机期间曾被任为代理南京总督。琦善在那里与新任命的江苏巡抚陶澍以及布政使贺长龄合作，计划从上海派出海路运粮船只。漕运总督衙署似乎暂时被打入了冷宫，它有两年时间充斥着一批批被札委的官员，其中还一度包括刚刚发迹的、皇帝的年轻宠幸穆彰阿。[47]

从一开始，皇帝就竭力让所有官员都认识到，开辟海路的倡议是临时性质的。事实上，批准启用海运是以在第二年立即着手修复运河为条件的。河运辩护者认为，修复工程本身会为世袭河工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不然，他们就会因使用了海路而变得无所事事了。琦善的继任者在1827年强烈地要求继续使用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海路，但他的建议被驳回了。[48]

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政府才被迫放弃河道，永远改用海路。这时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有些因素已经改变了权力斗争的格局。水手们已经组成了秘密会社，使他们组织起来的信仰很像把白莲教的信徒们聚集在一起的那种信仰。19世纪40年代这些会社开始表现出有政治抱负的样子，并且开始在纤夫，甚至在旗丁中间扩展影响和发展组织。[49]当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组织采取了反满的意识形态时，中央政府继续支持他们的兴趣便急剧下降了。1845年以后，由于京师又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情况，海路便未经什么辩论而被采择施行。太平军叛乱的爆发和1853年黄河灾难性的改道，排除了重新考虑恢复运河体系的可能性。[50]

不管1824年以后清帝主张恢复河道的理由是什么，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对那些主张改道的人。陶澍做江苏巡抚一直到1830年，后来被擢升为南京总督，在这个总督任上任职九年之久。琦善虽然短期降过级，但仍保持重要的省级职位，一直到他1841年与英国人打交道被贬黜时为止。改革者也有在漕运总署内任过职的，如1830—1832年有吴邦庆，1834年有朱为弼，1837年有周天爵。[51]事实上，1831年正是在陶澍领导下，在两淮地区对盐务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重要的一次改革。[52]

监督这些改革的道光帝被迫从朝廷的高度来考察行政上的问题，因为朝廷仍然是水路航运和官僚行政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最高机构。他看来是一位谨慎小心的，甚至是胆小的统治者，宁可与几个心腹顾问进行密议，而不愿接受实际的批评或警告。只要反对海运的人向他进言海运可能毁弃祖宗成法，而且可能使运河数万雇员有解雇的危险时，他并不是一位可以指望进行漕运改革的君主。

另一方面，盐务则是另一个样子。虽然盐的私运和非法贩卖本身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既得利益事业，但私盐贩子和运河工人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第一，运河工人被雇于一个合法的官方机构；私盐贩子则是在国家盐税之外活动并且干着反盐税的勾当的。第二，运河体系是以北京为中心而且与正规官制相平行的等级制行政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私盐贩子常像海盗那样，沿着海岸和南方内地航道，在地方网络结构中活动，最多也只是在地区网络结构中活动。从漕运中的榨取所得是在上层官僚中分享其利，私盐贩子则是私商和投机商，他们侵夺的是正常盐务行政中的官员和商人的收入。

除此之外，朝廷里还有一个有权势的集团想从取消盐务的走私来获利，同时他们又能够限制盐务改革的范围。这个集团就是内务府。[53]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盐政，后者在传统上又被内务府的任命官员所把持。内务府在盐务争论中的作用和在其他争论中一样，也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记载，但人们已经知道，自从18世纪初以来，内务府的财政收入在中国政府的总税收中的比重一直在增加。[54]

自然，盐务改革的建议也会危及乡村的稳定，因为这些建议会把据认为是人数最多和最难驾驭的无业游民和无地捣乱分子弄得无所事事。[55]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怕疏远了乡村的居民；它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宫廷官员们的利益。可是，我们对这些利益集团的组成、性质和重要性的了解还很有限，必须等待进一步的研究。

漕运危机是这个世纪最初几十年公共职能普遍崩溃的一个方面。它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官僚的玩忽职守。在漕运方面，除了玩忽职守之外还加上了复杂的运河体系——它的中段与河道总督辖区相交——的自然困难条件。这种自然困难来自严重的土壤侵蚀和华北平原定期泛滥所引起的泥沙。到18世纪末期，黄河的河床提高到了危险的高度，威胁着堤岸，并引起观察家们预言它可能改道；结果黄河果然在1853年发生了改道。但是，漕船为了到达北京必须在淮安附近之点穿过黄河。在这个危险汇合处的西边有一系列吞吐湖，它们用来容纳黄河的溢水，并且在运河不通的时候提高运河的水位，这个政策被称为“借黄济运”。多年的淤塞改变了运河系统的蓄水状况，致使黄河渡口的积沙和整个运河体系的升高了的河床本身使这个系统没法调节水位，否则势必诱发洪水灾害。淮安的洪水不仅威胁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威胁到盐税的收入，因为受害地区包括两淮的许多盐厂和晒盐设备。

河道总督的粗疏大意、愚蠢的经济措施和玩忽职守，是1780年以后一些官吏奏折中相当注意的事情，但腐化继续在19世纪初期危害这个机构。根据许多记载看来，河道总督当局的目的不是在防止洪水，而是细心地在财政收支上下工夫，即要使洪水定期地每隔一段时间发一次，以证明资财源源流入河道总督当局是正当的。传说南部河道总督当局三天一巡的宴饮和无休歇的戏剧演出表明，每年拨给它的600万两银子，只有1/10是作了正经用途。例如1808—1810年，政府据认为曾用了800万两来疏浚河口；但在后来的两年中水灾却比以前严重了好几倍。[56]

非官方记述则认为这种腐化的根子是在18世纪末期，那时河道总督是按照和珅时代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组成的。那时进入河道总督机构的人必须给和珅的私人腰包塞钱，以换取他继续给予的恩宠和庇护。和珅死后，这种钱再也没有送到北京过。在道光时代，治黄工程与运河一样，都变成了失业官僚的避难所。据说，拿了一位在朝官员的信件去河工任所的新翰林可以指望得到1万两银子的年俸和其他的好处；如果他是个“举人”功名，仍然可以得到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57]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由此可知，到19世纪初期，庇护制体系泛滥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这个体系的润滑油是钱，其结果是各级官库无不出现亏累。和珅倒台以后，政府开始致力于迫使地方官弥补国库的亏欠（或亏空），甚至要使现任官员追补前此历届任下所遗留的亏累。按照学识渊博的省级官员贺长龄的话说，亏欠问题在19世纪20年代是使官吏们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58]

大家都承认，这些亏欠不是由于人民亏欠了税赋，而是由于官吏们自己盗窃国库造成的，因为他们必须偿付一套随从人马的需要，以及履行他们对其庇护者官员的义务，甚至在他们适当地照顾到自己的腰包以前就必须这样办。在庇护制度下，给上司“馈送”是宦场生活中应有之义。在18世纪末期的环境中，官吏们不会因为账务亏累而受处分。的确，正像一位御史无可奈何地指出的那样，谁的亏空越大，谁受的待遇可能越好。[59]可是，和珅之后的形势反而变成了对民众实行更大的剥削，因为县官们都在更多地搜刮纳税人，设法弥补他们的赤字。巡抚们用削减县官们的“养廉”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而县官们则从老百姓身上索取更多的“陋规”作为对付之策。这种把所有财政负担转嫁给纳税人身上的办法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道光帝在1820年即位时因官员们的压力而被迫撤销关于冻结“陋规”的上谕。[60]

从短期看来，清代的税收制度是妙用无穷地适应有组织的剥削制度的。虽然基本税额（每个管区必须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在18世纪初期已经“永远”固定，但为地方政府的开销征课的附加税已经制度化，并且变成了税收制度的无限制的扩张部分。靠政府事业谋生的人加多，意味着附加税的增多。夏鼎关于晚清赋税制度的典型研究，揭示了在税收专门官员和书吏手中的这个制度有很大弹性的问题。这种制度上的弊病的影响，在清代高度货币化的经济中引起越来越大的灾难。从明代以来就已广泛实行把租谷和劳务折算为银两的办法，这种趋势意味着实际的税率很容易被官方操纵，因为他只要把折合比率变得有利于收税者而不利于纳税人就行了。通过这种操纵，纳税人实际上要比官方的租米定额多交付几倍。操纵价格和换算比例也广泛地被官吏和衙役所采用，因为他们用自己所定的勒索性低价收购（“采买”）谷物，以弥补政府仓廒中的亏损。[6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货币经济的普遍影响竟然使得这种变为常规的敲诈勒索行为臻于极盛，甚至使得农民的力量也支持它。这理由就是谷物价格长期上涨，使生产者变得有利。在18世纪，价格大约增长了300%，因此能够使农民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税收。在这种价格上涨方面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理由，就是欧洲输入的白银增多。商业中心日益增长的人口也刺激了谷物价格上涨。下面的事实也可能是真的：和珅时代遍及全帝国的贪污腐化被长达百年的谷价上涨弄得火上加油（谷价上涨曾使得农业能够经受官僚的敲诈勒索）。

可是像观察力敏锐的冯桂芬在回顾历史时所指出的那样，乾隆时期繁荣的基础事实上是“附属性”财富（冯桂芬是指商业活动的发展），而不是“基本”财富，所以它是特别不稳定的，能勃然而兴；也同样能忽然衰落。事实上，价格上涨在1800年后已开始拉平，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期价格又来了个急剧的倒退。[62]

像价格上涨那样，价格的急剧下跌也可以在白银的输入上找到原因。在19世纪30年代，鸦片贸易的后果已在实行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被人们所感觉到，因为白银之流出国外是为了用于偿付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进口，而这种收支的不平衡迅速地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与铜的比价中价值的上升，这使几乎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唯独投机者、兑换商和高利贷者除外。因为农民是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解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翻了一番或者更多，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

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农民简直没有办法能够交足银两定额及其附加税。在长江下游这个或许是中国赋税最重的地区，省一级官员被迫承认灾情严重，结果，那里出现了省一级主管用谎报天灾的一套花招以希图北京给予免税的情况。19世纪20年代在陶澍和林则徐当政时确实开始应用了这个办法，而且以后又成为定例。显然，这要比让皇帝敕准减少税额容易一些，敕准减税的措施要到19世纪60年代才见诸实行。由于长江下游各省的租佃率都很高，现在不清楚的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减税办法究竟使耕种者得到了多少实惠。无论如何，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观点看来，除了地方政府普遍贪污腐化以外，缺乏通货和货币混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到1848年末，累积起来的田赋拖欠约相当于整个国库的储备数量。[63]

人民对缺乏通货和实际税率上升的反应，是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特别在长江中下游更是如此。为首的分子通常是地方的小名流——“生员”和“监生”等有功名的人。抗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打官司，到集体请愿，到暴民的暴力行为，无所不有。骚动有时导致公开造反，甚至占据行政城市。有一次抗税事件曾有过详细的文件记述，它表明许多这样的运动都有出奇的温和和忠君的特点；它们没有用反清的政治目的来为其起事作辩护的企图。[64]

地方的小名流在抗税运动中的态度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似乎无可置疑的是，他们作为政府和人民的中介人经常卷入非法的包税活动（“包揽”）中，这也使他们容易在思想感情上卷进抗税运动中去。在货币混乱的情况下，官吏的残暴压迫行为现在似乎为他们自己的剥削兼管理者的角色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社会目标：他们能够成为地方社会和敲诈勒索的税吏之间的缓冲人。这一新的角色似乎给包税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使他们有办法获得人民的支持。[65]

可是，如果认为这些地方领袖真正有觉醒的社会良心，或者认为他们为了地方社会的利益会反对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生员—监生集团缺少上层绅士能够借以得到官吏青睐的那种社会显赫地位和联系。因此他们是一个脆弱的集团。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有文化和有地方影响的集团，是地方行政中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所以他们取得抗税运动的领导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作为学者（有时作为包税人），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国家总有办法使他们就范，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了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从而为太平军运动——它的军队在抗税运动最激烈的长江各省征集了数十万兵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叛乱的根源

虽然无疑问的是，人口压力是晚清叛乱的根源，但也应该注意，这种叛乱的火焰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比在人口稠密的长江、珠江及其流域更容易点燃。因此，人口压力的后果通过清代的大量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而在从18世纪初年起就已出现人口不断涌入的地区一般最容易发生叛乱：例如在台湾岛、四川省多山的边区、广西省落后的农村和湖南贵州交界线上土著苗民的寨子等地方，即是如此。这些地区的社会特点仍然未经充分研究，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有几种促使发生叛乱的共同因素：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或少数民族的心理意识——它因边境地区人口的复杂种族来源而变得尖锐化，而且常常由于语言歧异而得到了加强；另外就是高度军事化组织，这是由于边境地区的土匪活动或村社械斗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19世纪社会危机的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叛乱往往扩展到平原和三角洲的定居人口中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苗民叛乱

汉人和满人对中国中部和西部土著社会的压迫，部分是由于清政府在原来自治的地区推行正规官僚统治的结果，部分是由于汉民迁移到内部山地边区寻求农业土地的结果。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引起了苗民的猛烈反抗。接着便发生了一系列苗民起事，它们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好多年内一直持续不断。苗民叛乱招致文武官员的进一步高压。叛乱苗民的土地被国家没收，一系列军事要塞建造起来以支撑在苗民地区建立的政府权力。随着清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控制，汉族移民前来寻求土地，汉族商人和高利贷者前来追求利润。

湖南贵州边境1795年苗民大叛乱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客民”——即寻找土地的贫苦的汉族移民——大量涌进边境地区的结果。虽然政府也曾试图在18世纪后半期控制这一移民趋势。但移民的压力已显得太大，控制行动也太不得力。到1795年，已没有有效方法来拦阻大量移民了。移民和地方官及书吏在一起，发现苗民为容易掠夺的对象，苗民土地开始迅速地转入到汉人手中。苗民领袖石三保和石柳邓领导的1795年初的武装叛乱，促使大量清军分遣队进入了苗区。冲突是长期而残酷的，只是在1806年才以最后粉碎苗民的抵抗而告结束。[66]

叛乱迫使清朝的官员注意到必须稳定边区汉苗民族关系这一紧迫问题。负责残酷镇压苗民的县官傅鼎，起草了据以严密监督汉苗关系的条例。建立了军事农垦地（“屯田”），它的双重目的是把汉移民和苗民都置于军事纪律之中，同时建立汉人的民兵力量来保卫政府当局。贸易只许在官方严格控制下在指定地点进行。苗民头人可以担任像苗弁这样的地方职务，汉人衙役则禁止进入苗民村寨。这就是要求把种族间的接触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就不会发生双方土地互相转让的情况。地方官员后来又感到很难保持军垦地的统一性，因为有大量移民继续拥了进来。下面种种原因事实上导致了进一步的冲突：在政府没收的土地上要求苗民佃农付出高得使自己无以为生的佃租；傅鼎精心制定的政策，即引进汉族教育和禁止传统的宗教仪式活动来摧折苗族文化。1855年又爆发了大规模苗民起事，一直延续了18年。[67]这些事实上是与汉人文化世界相隔绝的苗民群众的起事，与汉人的叛乱没有产生过持久的联系。然而它们却是晚清社会内部正在产生的无情的人口压力的征兆，即它们表明中国人开始蚕食当时看来是他们最后的边疆。

南方的秘密会社

通常被称为“三合会”（Triads）的会社实际上是一种组织松散的结社，它有许多不同名称，例如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或者集体地称为洪门。这种三合会出现在清代初期，或许是去台湾的福建移民所创建。它们在18世纪流传到大陆上的福建、广东和广西诸省，到19世纪的开头数十年已发展到长江各省。这一结社的最初成员是内陆河渠上的劳工和船户、流徙的城镇工人以及官府中的小吏员。它也变成了海面和陆地上匪帮效忠的中心。三合会势力的扩展显然与清代社会的某些主要发展趋势有关，特别是与国内移民、城市化运动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其中每一个进程都产生了像下面这样的人民群众：他们传统的社会纽带已经削弱或被割断，只有秘密结社这种假亲属结构能够给他们以安全、互助和组织安排。

从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秘密结社最危险的方面是，它与诈骗及盗匪活动相结合就可能最终导致叛乱。但是三合会的犯罪的一面和政治表现是可以截然分清的。结社的基层分会（“堂”）是盗匪帮伙、走私者和沿海海盗的理想组织形式，它们的成员多少脱离了定居社会的母体。同样地，它们的内部联系和纪律是用来在集市和城市中搞欺诈和赌博活动。它们的成员之所以免受告发，是因为有人渗透到了衙役中间。它们在这些牟利领域中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与正统社会求得共存，以便利用它为自己谋利，而不是想搞垮它。

但是，秘密会社也是南方诸省的无望的、但又是坚持不渝地忠于明室思想的汇聚地。它们的仪式和政治倾向都是为了复辟（“反清复明”）。它们反满的调子是斥骂北方入侵者，因为入侵者篡夺了王位并败坏了汉人土著文化。然而，这些南方会社的思想意识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它们的观点不仅是复辟派的，而且还有些保守派色彩，因为它们在力求加强内部纪律方面所用的语言是以传统的亲属原则为基础的。它们的平等主义与真正血缘家族中的平等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血缘家族中，（理想地说来）经济竞争受到压制以利于血亲集团范围内的互助。他们对于君主和官吏的看法完全是传统的看法。恢复明室的思想仍然是用来发起零星的地方反抗的正当理由，但几乎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

可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社会危机产生了：三合会行动主义的浪潮，也造成了秘密会社社会性质的异常的变化。1786年台湾移民集团在三合会领袖林爽文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虽然它很快地被镇压下去，三合会的活动在后来几十年内在大陆上迅速蔓延，导致了福建、广东和广西许多县里的地方起事。在18到19世纪之交，三合会参与了安南人支持的、骚扰中国南部海岸的海盗活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三合会的影响扩展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的南部多山地区，即横跨在从广州北上的贸易和走私道路上的地区。到19世纪中叶，秘密会社已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了湖南广西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间。

但对政府说来，更加危险的是秘密会社新近在珠江三角洲周围富庶诸县组织定居农民的能力发展了。这一过程似是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它标志着该会社的社会基础有了明显的变化。它们的组织原来主要在城市和贸易道路上的破产者以及在山间和海上的亡命者中间招兵买马，现在能在富饶的三角洲诸县的定居社会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了。其原因至今还不清楚。练武术（包括传统的拳术）的三合会会员在互成世仇的宗族中间找到了方便的庇护所。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三合会有能力使一部分农民抱有得到集体保护和在经济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希望，因为他们得不到正统家族制度的好处。以公共捐赠的田地及其收益为形式的宗族的资产往往归富户豪绅掌握；它们的利益很少泽及贫苦农民。在人口过剩和激烈的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濒临赤贫境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加入三合会会堂得到幸存的机会。三合会会堂的网络结构也向西延展到广西省的各河流域，它们在这里变成了小股盗匪和走私活动的大本营。由“米饭主”主持的会堂的公共金库把赃物分给会徒。虽然这种组织与流浪的盗匪建立了紧密的和谋求财物的联系，但它们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地方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村庄和集市社会中有尚待填补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这种由共同神话联结起来的信徒们的网络结构使广泛的动员有了可能性；所以紧接在鸦片战争的大破坏之后，广东的分裂的社会产生了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三合会冒险活动。从19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人数达数千人的各股三合会会徒开始集结，它们侵占城市，广州城也受到威胁。地方民团和政府军队的镇压行动只取得了暂时的成功。高潮是1854年红巾军的大规模暴动，数万名三合会会徒攻占了许多县城，包括广州西南的大镇佛山在内。但是在他们最得势的时候，叛乱领袖却失去了势头。他们的恢复明室的口号没有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同时他们想建立文官政府和整饬掳掠行为的企图使他们与其追随者离心离德。城内的三合会被隔绝，得不到乡村的支持，因为地方名流领导的、以宗族组织为骨干的民团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民团得到政府的坚决镇压行动的帮助，使红巾军在1855年初被击溃。由于没有新的、令人相信的皇室旗号可资利用，又没有新的社会幻想足以动员和训练它们的徒众，这些秘密会社便注定地陷入了瓦解和失败的命运。[68]

白莲教叛乱

以三合会来衡量，白莲教不是一个秘密的会社，而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集会的网络结构，它是西起四川省东到山东省这一地带几个省的民间宗教的主要传布工具。这一教派发源于11世纪的一个世俗宗派，是更古老得多的佛教净土宗的继承者。它的僧侣能结婚，主张吃素和念诵白话经文，这使得它同时受到正统佛教僧侣和儒家文人的反对。白莲教由于扎根在地方社会中，它所信奉的经典因地而异，而且各个教派的信仰是兼收并蓄的。白莲教在它原来的阿弥陀佛教义中又增添了创世的神话和民间道教的养生法，以及弥勒佛的千年太平说和摩尼教教义。这后两种因素看来是使它参与叛乱的手段。“未来佛”——弥勒佛——的降世表示要进入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和建立一个和平与富饶的盛世。而且一个降生的摩尼教神袛——“明王”——将在世界最后大劫难中使光明战胜黑暗。像三合会那样，白莲教在各地方的村社中有一个普遍的、分权主义的组织基础。另外，它与三合会不同的是，它把热诚的信仰和叫人非信不可的末世论具体化起来，使这些宗教因素能够动员广大的信徒群众起来反对现存的国家制度。[69]

还有一点与三合会不同，白莲教以能够回顾自己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而感到自豪，即它在14世纪中叶的大叛乱中帮助打垮了异族的蒙古王朝。虽然它在元朝的继承者明朝的统治下遭到残酷的镇压，可是在明代快要垮台之前，这个教派仍然不断地参加了动荡不安的17世纪的许多次起事（最著名的是1622年的山东叛乱）。

它在清初的地方社会中挣扎着生存了下来，但直到18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它才又开始显示出大肆活动的新迹象。

乾隆时代重新恢复起来的白莲教领导是由教首们组成的松散的网络结构：这些教首的地位是通过世袭获得，他们的内部关系则是通过师徒的纽带结合起来的。他们的信徒用捐钱来支持他们，有些人便当上了游方的传教师，并把白莲教教义传布到了许多省份里去。例如，未来的叛乱基地鄂川陕地区是由河南和安徽来的人广为传道而改变了宗教信仰的。政府的迫害实际上反而使这种传教活动得到了发展，因为它的领袖们总是迁移住处以避免被抓获。使白莲教恢复活动的先驱是河南人刘松，他早在1775年便被认为是白莲教的组织者，并被驱逐到甘肃省。他的传教事业被他的主要门徒刘之协所继承，后者显然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和能干的战略家，他马上宣称发现了明宗室的合法后裔，并且宣布刘松的一个儿子是弥勒佛转世。这些启示性的政治信条是爆发人民叛乱的强大推动力。恢复明室的思想（与在元代有恢复宋室的思想一样）看来是一个附属要素，一个主要是乞灵于汉族种族主义的机会主义提法，而不是白莲教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刘之协负责在湖北西部建立了许多组织，但他没有能够把领导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的一个门徒与他闹分裂，自己另外招募了一批追随者。各地方的组织迅速发展了自己的领袖，但它们只把刘之协等人在精神上尊为巡方式的先知。

1793年，政府意识到了叛乱迫在眉睫，下令调查整个中国中部的白莲教组织。对地方政府中掠夺成性的人来说，这证明是一次特许他们敲诈勒索的好机会，于是农村笼罩上了恐怖的统治。白莲教的组织在被迫要么出钱或要么教徒死亡的情况下，纷纷拿起武器自卫。湖北西南部的宜都和枝江等县由于附近的湖南和贵州在1795年爆发苗乱而实行了军事化措施。在白莲教的影响下，这些地方自卫组织变成了抵抗的核心。这些武装起来的村社面对着不可忍受的官吏压迫（地方官还往往暗示它们与苗民勾结），便于1796年2月爆发了公开的叛乱。叛乱沿着湖北西部边境山区迅速向北扩展，并且迅速席卷了湖北、四川与陕西的三省交界的地区。白莲教徒从一开始就缺乏保卫和治理战略城市的能力。他们攻占过行政中心，但都不能长久占领。白莲教徒退回山区中的设防乡村，袭击山谷里的市镇来取得给养和征集兵员，顽强地抗拒派来消灭他们的清军。

中国民间宗教和叛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铃木中正和奥弗迈耶等人的最近研究[70]表明这种糅合诸说的教派，如白莲教和它的许多地方性变种形式，主要的宗旨是拯救灵魂和治疗疾病，因而这些功能便形成了它们村社集会的主要重点。怎样说明这些信神的村社教派与大规模反王朝叛乱的爆发之间的历史联系，这已经成了研究传统中国叛乱的主要课题。由于华北及华中诸省受佛教影响的教派同华南秘密会社之间在形式与宗旨上存在着混淆不清的现象，所以这个研究题目变得复杂了。如果说三合会包含有一种充分发展然而是暗藏的、结合在秘密结社的仪式中并有神话做背景的反王朝意图，那么，民间佛教宗派难道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禁欲式的摄生法和虔诵佛经，不是也可以作为掩饰得很深的政治意图的掩护物吗？

白莲教信条的复杂性确实能起到巧于解释的作用。摩尼教与弥勒佛的混合信仰中有一种启示性的说教，在社会和政治状况处于最恶劣的时候它能起到它的历史作用。救世主的降临，不管是摩尼教的明王还是“未来佛”（弥勒佛），都能够预示一切世俗制度将有变化，从而在分散的信徒集会组织之中点燃武装暴动之火。深深地融合在白莲教观点和教义中的这些千年太平盛世的预言，能够在经济极端贫困和政治极端压制的时候起到号召公开叛乱的作用。

看来这时白莲教已扩大它的队伍了，这些新参加进来的人拥护千年太平的幻想，但不一定学什么禁欲的摄生法，也不一定具有原来集会组织中的那种虔诚的献身精神。与此同时，巡方领袖如刘之协等在地区分散的地方组织中促进了较大的团结。个别集会组织现在在会员之间发展更大程度的互相依赖——包括用军事化方式进行共同防御，借以应付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71]

但集会组织内部的发展并不能充分说明白莲教运动终将显示出来的军事能力。只有把信仰向外面传布出去并与惯于暴力方式的集团建立联系，才能爆发大规模叛乱。白莲教现在与之结盟的那些军事化的集团（铃木中正称它们为“老百姓中间的军人集团”）必须同白莲教教派本身区别开来。虽然边境地区的武装匪帮也信奉白莲教的某些宗教信仰，但这些集团却有另外的传统，即精于老百姓当中细心训练和传授的“武术”，它包括为了自卫而操练的徒手拳术和棍棒对打的技术。正是这样一些集团，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以祈祷为能事的、以期望超度为宗旨的一般白莲教教派，形成了叛乱的军事骨干。虽然对“军人集团”与宗教教派之间的主要联系尚待提出有效的证明文献，但大致上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这种联系一旦形成，就成了白莲教和其他类似的叛乱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就白莲教来说，“军人集团”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啯噜”股匪，它们的起源可以相当肯定地追溯到乾隆初期。“啯噜”在三省边区的森林里过着军事化的股匪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和农民社会维持着正常的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与村寨中的自卫队（“团”）的领导形成了互利关系，也与基层地方政府中的衙役和保甲长形成了互利关系。这种武装的黑手党掠夺地方社会而不需要进行战斗。由于“啯噜”被认为在叛乱时期在白莲教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有理由假定，他们早已与地方上的宗教教派建立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颇像南方三合会传统的“堂匪”，后者也包括武装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是和现存社会单元中的生活及活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与“啯噜”紧密联结在一起（或许形成他们的一部分）的是私盐贩子和诈骗犯，国家对这些人曾经采取过武力镇压措施。私盐问题特别重要，因为它是19世纪华北发生的许多叛乱（包括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捻军大叛乱）的根源。促使陶澍等省级官员之关心改革官盐制度，其部分原因就是出于私盐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动乱。当鸦片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变成最有价值的走私物品时，这种动乱形式也出现在南方诸省。

在评价白莲教教派本身与整个白莲教叛乱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官方估计的叛乱者人数表面下的东西。实际上形成信教者内层圈子一部分的叛乱者所占的比例，一定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许多与白莲教毫不相干的地方农民起事，也由于清代行政法律的特点把它们错划了类别。例如当某官员的官署被叛乱分子夺占，如果这事件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吏治不当引起的，他应受严厉处分；但如果能证明这些叛乱分子属于“邪教”，那他就只是丢官了事。官员的报告有假，自然是不足为奇的。据一位御史在1800年估计，由真正教徒组成的白莲教军队不会超过全部人数的10%。[72]

虽然清军在1793年在保卫西藏藩属的好大喜功的战役中打败了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这曾使北京感到高兴，但它此后不久在中国本部的表现却显示了清代军事已把锋芒丧失到什么程度。政府把讨伐苗叛的领导权最初交给了满人福康安，此人与乾隆帝有姻亲关系，也是和珅的密切伙伴。和珅的弟弟和琳也参与了他的讨伐。当时的非官方记载指责他们说，他们生前就把军事拨款用来肥了官吏们的私囊，并且让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过舒适生活。他们掩盖盗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乐观地谎传捷报。征苗之役的性质很容易做到避免战斗和谎报斩获数量，后来的讨伐白莲教之役也是这样。汉人和苗人正规军用传统战术打击游击队，即主要用追捕游击队首领的办法来搞搜索和歼灭行动。平民伤亡过多和农民村庄被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乡村被破坏的惨状与有城墙的城镇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大部分城镇从未被叛军占领，也没有被长期围困过。将军们在叛军进攻时宁愿撤退到这些设防地区，听任叛乱分子随意劫掠乡村，而且常常不许农民进城来避难。因此，乡村——它们保护带兵统领们免得因丢弃城镇给叛军而遭受严厉惩治——便成了代城镇受难的替身。[73]

在历次战斗中被杀的“敌人”的组成成分从来是不清楚的。对这些战役的指挥进行批评的官员们报告说，大部分死者不是叛乱分子，而是被裹胁来作战的农民（“胁民”），他们或者是被暴力驱使而来，或者是出于私利来的；而且在事实上，他们在战场上的对手往往不是官方的正规军，而是地方的乡勇。

福康安与和琳都在1796年殁于战阵，比和珅早死三年。次年，征苗的将军们开始转移到湖北前线来打白莲教造反者，在苗区留下了约2万官军。[74]1800年以前官方在这两条战线上恢复秩序的努力不断遭到失败，这显然是与战场上的官吏当初给皇帝谎奏胜利消息（他们的继任者对这种谎报不敢指斥其非）有关，也与嘉庆帝因他的父亲还活着而一般地不能乾纲独断有关。尽管和珅在军队中的两个心腹已死，上面两个因素似乎反过来说明了他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

现在得让地方官吏自己执行镇压措施了。他们借鉴明代以来的一项行政传统，在战略村（“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统。他们把老百姓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里，不让这些人和物资敌。随着最著名的战略村战略家龚景瀚最后把它定性，人们把这种行动称为“坚壁清野”。寨的组织以现存的保甲制度为基础，用来补充以“团”这种编制为基础的新的乡勇征募制度。龚景瀚等官员在举办民团时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这些人中已有许多人在举兵保卫自己的家乡了。所用的办法是给这些地方领袖加官晋爵，把他们拴在官方的责任制度上。新任命的两位讨伐白莲教战役的指挥官明亮和德楞泰于1797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这个办法。他们建议，在叛乱时期应建造小型的地方性堡寨给农民提供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会鼓励县官们组织他们自己的防御，不用求助于中央的军事力量了。它也会保卫农民，使他们不致被迫加入叛匪。清帝驳斥了这一建议，严词指斥了倡议者，并且重申他赞成现行办法，即继续追捕叛乱领袖。[75]

直到两年以后，即在和珅死后不久，上述方案由勒保等人再次提出时才被采纳，后来它成为胜利地打败白莲教叛乱的基础。[76]清帝这个180度大转变的决定是否可以归因于和珅的废黜？当然，新政策会威胁到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那个军事庇护制网络结构。它意味着要分散决策和征兵的权力，减少对中央调拨的军需和资财的依赖。反之，之所以需要实行这样的分权，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权的军事机构已没有能力打一场游击战争了。虽然和珅的当权放慢了采纳这个政策的速度，但“坚壁清野”策略却是另外一个例子，它说明有关方面在大力寻求各种办法以解决那些旧式官僚组织不再能解决的问题。

在采用这一策略的动机中有一个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官方记载中的“胁民”的显著作用。所谓农民非甘心情愿地被胁迫参加叛乱的概念，不符合当时同样被人经常提到的“官逼民反”的事实。白莲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和珅的影响不过是这些问题的一种表现而已。

虽然政府最后镇压叛乱的成功，应大部分归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正规军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虽然是短暂的——恢复。在白莲教叛乱地区，支撑政府权力的是不惜耗资很大而直接从满洲调来的大约七千名壮健的八旗兵，以及从贵州和云南开进来的、比较起来尚未腐化的绿营兵。像额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这些决心很大的八旗将军们着手使他们的部队逐渐具备有纪律的外貌。但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他们仍感到需要雇用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军之不足。这些雇佣军中有些人是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他们经常被清政府用来做攻打白莲教的先锋。

清军毫不留情的攻击渐渐地改变了战役的特点。被迫从他们的基地和堡垒中逃出来的、被打散了的白莲教军队，现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区被追击。由于战略村策略日益扩展，他们经常逃窜并且与地方社会断绝了联系，因而被追捕，被歼灭。有一股一度数逾10万人的叛军，在1805年基本上被消灭了。如果有人愿意大胆地把白莲教和两代人以后的叛乱的战略作一个比较的话，他会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区的农村社会还有残留的稳定性。正统名流人士的权力在这里还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叛军能够在三省交界山区的不稳定村社中找到立脚点，但他们不能动员低地社会的财富和人力，因此从未得到向旧制度进行胜利的挑战的势头。

但是，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约1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地下降了。第二，10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7800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1.2亿两。

白莲教的幽灵也没有被弄得绝迹于大地。它的分散的细胞组织使它拥有很大的死灰复燃的力量。1813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李文成领导之下，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举行了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暴动。它的一个小分队还事实上渗进了北京的皇宫。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豫皖边境不断地卷起了白莲教起事，它们通常与地方股匪和私盐贩子配合行动。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手软的镇压，成了19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代表的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低估了和珅时期滋长起来的腐败情况的深度。其次，嘉庆帝始终是在乾隆朝传下来的老年顾问们的指导下进行统治的，这些人和他一样先入为主地看待和珅问题，即满足于首犯既经去职就可以安然无事。这些顾问中的最后一人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1755—1835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戒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轻轻带过。[77]

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78]

一位批评18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珅时期发展起来的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79]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员，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像他前面的和珅，据说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亲信官僚支持他的个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80]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珅时期和在穆彰阿时期也有重要不同之点。道光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000万两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800万两。[81]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17和18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约地表现在那些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18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不是18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19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像乾隆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19世纪初期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术潮流在于反对18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中主义的儒家思想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一些19世纪的批评家坚持，18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18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19世纪初期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著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18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中主义。[82]

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18世纪最后25年的政府职务也不像从前那么吸引人了。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州、县长官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83]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18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7500人。[84]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继续有所增长，这部分的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定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经学研究的范例

把魏源（1794—1856年）仅仅看作一个“幕友”，那当然会小看了他。把他在19世纪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比做更早时期顾炎武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响，是不无道理的。[85]事实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19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22岁去北京以前在那里就是一位优秀的学者。16年以后，即1831年，他移居扬州，他在这里安家一直到死。他的师友中有一个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团（包括贺长龄与陶澍）和一个出类拔萃的北京官员与知识分子集团（包括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居省一级官职时也聘用了他。魏源的学术事业按常规开始于搞经学研究。他最初感兴趣的是理学，但在他32岁的时候，即1824年发生漕运危机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经世致用论的专家，并上书详细地提出了主张采用海运的批评性建议。他的这一建议是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写的；贺长龄同一年又委托他编辑了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年完成，此书定名为《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从清代作者中广泛挑选而成的文章汇编。[86]

《皇朝经世文编》与后来他写的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海国图志》（见第五章）一起，是魏源两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义。这部书分为八个部分，头两部分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部分，然后才开始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这些下余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权限分类的。对《皇朝经世文编》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87]但是，论述经典研究和政治理论的开头几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阐述了实际的经世致用怎样能与传统的学术兴趣协调一致。这些部分和《文编》的主体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30年，魏源写出了范围非常广泛的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在建议中他利用了竭尽全力挑选来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1831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在这几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即南京条约订立的那一年——的著作。这部书题名为《圣武记》，叙述了清代从开国起至道光朝的主要军事战役。和《皇朝经世文编》一样，这部编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为基础的。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资料来核实官方档案的准确性时，以及他在序言及全书最后的时论文章的言论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军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很足以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

魏源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中国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与内部弱点联系起来看。他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这是由于汉人只偏重文职，而种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历史观点提出他的论据，一方面批驳中国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准则，他坚决认为中国可以变得富强起来，但应该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可以像西方那样建造和部署常备海军，可以稳定货币制度并消灭巨大的国库赤字。这些政策包括对军职人员施以专门训练，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这最后一点是想利用某些地区应考武举人数不均的情况）。魏源还要求仔细地检查军事花名册，以确保防止开小差和虚报名额等情况，因为这两者是军事行政中贪污受贿的大财源。魏源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议中主张扩大和改进本国的银矿，作为减少中国对外国通货供应的依赖和对付在鸦片贸易中使中国白银枯竭的最好办法。他还敦促在使用国库资金方面实行更负责的会计制度，削减开支，终止作为表示皇恩浩荡传统姿态的定期减免税收的惯例。在他以低沉和轻蔑的语气提及某些清代前辈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因考虑到形成他们兴趣的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

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88]和其他一切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学学派奠基人惠栋（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然很少有人像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

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即汉代——用的书法。今文经是凭记忆以及根据经过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里讨论过的标准化的解释传抄下来的。口头传述下来的抄本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经籍据说都已在秦代被毁。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的，它一度被欢呼为真正的经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为标准的正统经文。后来，大部分西汉今文，包括三家《诗经》在内，都废而不用，而且在往后的朝代中都已失传了。

直到宋代才对古文的真实性引起了怀疑，直到阎若璩（1636—1704年）在17世纪开始对《书经》（《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89]到18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运动的兴起：这小学运动声称对今文经特别感兴趣。它们中间只有《春秋·公羊传》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公羊传》成了今文学者研究的焦点。常州学派的奠基人庄存与便是一个对汉学感到失望的人。他宁可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即有选择地采纳了宋代哲学家的著作与西汉及东汉两代的注疏。他的学生们——特别是刘逢禄（1776—1829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料（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只注意事件（“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它们揭示魏源本人的历史观多于揭示他的西汉前辈的历史观。他认为对这一有关经书的论战值得进行详细而刻苦的研究，这反映了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无疑问，魏源把今文学看作是对18世纪汉学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继续认为经书仍是指导政治行动的极则。如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他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认为，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找到理论上的根据。

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三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90]

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隆以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说，总之，清政府“岂独高出明代万万”。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和珅丑闻以及对国内叛乱屡屡进行腐败而残酷的镇压之后，人们不禁奇怪他竟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但是，按照中华帝国末年的标准来看，魏源完全可能认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巩固王朝和紧缩财政方面标志着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沙（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

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呼吁是写得用心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映的不充分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91]

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19世纪初年像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的问题，这也有18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92]在他写作的时候，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第七章）而陷于混乱，这场叛乱从1825年延续到1828年，它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但是现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龚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编》的边疆部分是最大的一组）所提倡的解决办法，完全超出了关于战略地理的传统讨论范围。他们两人都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办法来发展东突厥斯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区）。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强迫移民并把这些西部地区变成普通行省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关心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重于注意边疆的保卫。[93]

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94]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桥梁。[95]

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96]

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生于另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19世纪初年经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是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97]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著作中包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他的《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和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后者的著作经常被后来19世纪的官员们所引用）等人的著作。

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著作之所以纷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来，就像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19世纪湖南名流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19世纪40年代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1718—1808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耀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15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27年，据说门墙弟子逾3000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校的课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的山长们不可能是宋学或汉学某一学派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都通晓国家的实际事务。[98]

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种新精神在长沙运行着。湖南的汉学—烦琐哲学的权威从来没有像长江下游诸省那样大，因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正像严如熤主张通过边疆的应用研究为实用之学开创了局面那样，长沙士大夫唐鉴（1778—1861年）变成了恢复宋人伦理哲学的精神领袖。唐鉴是魏源的庇护人贺长龄的朋友，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从而使得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上面。但是，唐鉴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动；他以一位精明能干的官员见称于时，并举例指出朱熹学说中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修养，与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气的学习和为国效劳的精神。这种清教主义的寻根究底的精神，与严如熤的行动主义和实用之学合在一起，变成了唐鉴最著名的学生曾国藩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在1850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难时期忠君势力的领袖。

1820年阮元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是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阮元是嘉庆新政中的一名省级新官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倡导人，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像他的保荐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导的18世纪的学风。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响，而他的声誉使他在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1799年以后他担任过好多省级职务，他在其中的两个任命上创办了两个成为驰名的教育中心的书院：一为杭州的话经精舍（1801年），一即学海堂。

阮元对教育的看法足以说明这个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各班级都规定必须熟习汉代注疏的词源学和语言学研究，以便掌握经典著作。重点是放在“实学”上，以及搜讨事实材料和努力把经籍的原则应用在当代的问题等方面。地方的学术传统有所恢复，并得到重新研究。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者不同之处只是一在时间上，即前者早于后者20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州则是南中国边疆上的一个贸易港口和省会。另外，还有不相同的是两处书院开办时的主讲人不一样。1801年任杭州学监的是王昶与孙星衍，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进士，是既在朝廷又在省里服过官的官场老手。他们两人都长年在北京，在收藏历史档案的机构和四库全书馆工作过，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

20年后广州的书院的八位主讲就缺少这样举世瞩目的盛誉了。八个人中只有两人是进士出身，七人是广州本地人。只有一个人曾任过高于地方教育职位的官职，而且他还是一位汉军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职。一句话，他们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国知名的士大夫集团而出名的人们。他们的经历是在地方的政治和学术上。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诗人，他只是个举人，没有能够在考试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功名。他不满意于学官之职，认为这是使他屈了才；他也骑马射箭和打拳，因为他认为多数读书人太文弱。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一位举人，曾做过学官和广州地区官宦之家的塾师。1810年关于镇压广东海岸海盗的建议是他应总督之命写的，为此他被授予了荣誉称号。林伯桐是一位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他是主张对汉学和宋代理学取折中态度的第一批广州学者之一。

教师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钊，只是一位拔贡生，也只是在地方教育岗位上工作。他最初被阮元聘为课子的西席。后来他来学海堂教书，1841年被任命为广州总督顾问，谋划城防以反对英国人。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曾钊上了一个关于城防的十点条陈。他曾与林伯桐及学海堂最初八主讲的另一位吴兰修一起，协助梁廷楠编撰广东海防地理志。梁廷楠本人后来也在学海堂任教。徐荣为八名主讲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驻广州正黄旗的汉人。他在1836年离开书院教职以后才考中了进士。他是广东一位著名诗人的学生，他不仅因善于写诗闻名，也以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征剿海盗的军事论文而闻名。[99]

这些军事战略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并且在一个边疆商业城市教书，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小小的飞地式的集团，很难说是中国学术社会中的典型。但是，他们确是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中国所发生的某些变化。中国东南部财富的中心，在19世纪初年开始从作为盐商领地的扬州转移到了作为公行的天下的广州。危机的中心快要从亚洲腹地的边疆，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家乡，转移到东南沿海，即外国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广州顿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不仅是中央政府——特别是内务府——的财源，也是中国战略防御的焦点。

19世纪初年通常被人们拿来与后来的事件作比较，即拿来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军叛乱那些事件作比较。但是，如果拿它与前面的事件作比较，那就可从18世纪末总的发展背景中更正确地了解19世纪初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更尖锐地看出我们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有局限性；例如其中就有如何使传统的学术适应实际治理国家的方法问题。

这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非官方的”和非正史的史料，它们大部分还没有被人利用，但却清楚地指出了人们能怎样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中的强烈的个人关系。制定政策的动机并不是仅仅出于制度上和行政上的考虑，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没有能够吃透这方面的问题，这反映了我们不能充分掌握传统时代晚期政府的组织和运行的情况。

人们对中国这个时期的政体的标准看法显然缺少多元主义的理解。个人集团的利益很少被认识，也很少被记载下来；派系斗争一直被忽视，只是到现在才受到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的注意。19世纪初的制度上和行政上的困难却有文献记载，使我们能够研讨在此以前的背景下派系和利害不同的集团的作用。像汉人官员中开始发展的排满思想，朝廷里的官员和省一级官员之间的裂痕，以及各级政府庇护网络结构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无疑会使我们修改我们持有的中国士大夫制度是铁板一块的观点。

在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中，清王朝的衰落问题不仅一再展现在我们面前，也一再浮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史料中。对清王朝衰落的历史过程的意识和认为1775—1780年是清代历史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这一普遍情绪，在19世纪初年官吏们和学者们所写的政治与社会评论中比比皆是。可是，他们想改变这一趋势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势头，即没有取得重振国威的自觉性。企图改变现存制度或措施的人们没有组成一个改革党，他们甚至没有以改革者自居。他们的努力是一星半点的，而且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如果说曾经取得过什么成就的话。

当时人士往往用“公”与“私”的两分法来解释他们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在他们看来，政府所管的公共利益领域本身正在受私人利益的侵蚀而缩小范围。这些私人利益包括像庇护制网络结构、私盐贩子和下级官吏书役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集团，它们掌管国家的公共财源（税收、水利工程、粮食和食盐分配体系等），并把它们变成了为自己牟私利的手段。但是，这种化公为私的后果看来比这些观察者们认识到的更要深刻。学者们现在不受公家雇用，转而受雇于私人之门。运河体系现在不靠征募，而是雇用私人劳工了。在士兵花名册上，越来越多的雇佣兵代替了无能的世袭兵士。收税官从私商那里购买粮米；漕运官员向私营发货人租赁船只。

换句话说，在要跨入近代的时候，商业化和贪污腐败、日益加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颓废堕落等，都是正在改变中国社会及其内部权力分配的力量。由于君主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统治使之免遭私人利益集团的侵害，中央政府本身在支配和规定公共利益范围时所能起的作用便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害。

（张书生　译）

[1]我们两位作者应该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对这一章书的写成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是他允许我们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2]《大清仁宗实录》卷38，第7—8、16—17页；卷40，第10—12页。

[3]见洪亮吉的一封长信《卷施阁文集甲集》，补遗十，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又见张鹏展御史的奏折，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0，第10—11页。

[4]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64、278、282页。

[5]珀金斯曾经研究了人口的增长对食品生产的关系，见《1368—1968年中国的农业发展》，特别参看它的第2—4章。又见前引何炳棣《人口研究》，第137—168页。

[6]铃木中正发展了这一论点，见他著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关于功名名额的变动，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179—181、190页。关于童生问题，见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3，第4页；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46页。

[8]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4—15页。关于基层官僚机关中冗员的例子，可见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3册，第15页。

[9]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74页。

[10]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4，第9—10页。

[11]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与幕友》，载《东洋史研究》卷16第4期（1958年3月），第1—28页。

[12]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第2期（1967年2月），第194页。

[13]低级功名（如监生以及某些贡生）可以捐纳，所以取得这些功名以及其下的生员功名的人数就浮动不定。但举人和进士功名不许捐买，它们的员额在1702年后即被冻结。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平装本1964年版），第187—188、190页。

[14]关于健讼者，见贺长龄《经世文编》卷46（1898年版），第9页；卷94，第5—6页。19世纪50年代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使用了“刁衿劣监”一词，并且估计一个县就有几十个这样的人。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第1451页。

[15]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1册，第62—64页（1822年一位御史的奏折）。

[16]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155—156页。

[17]1733年上谕，载同上书，第132页。

[18]傅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纽约1966年重印版），第47—49、61页。

[19]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17—219页。关于当时人的观点，例如可看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第61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18卷。

[20]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242页。关于书院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见孟森《清史讲义》，第390—391页。

[21]关于任命制度，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1—55页。关于荐举制度，见吕元聪《清代初年的翰林院》（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第206—207、212—213页。要得到荐举有时得付钱；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第323—324页。

[2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6，第6页；徐珂编：《清稗类钞》卷7（《师友录》）第65号，第8—10页。

[23]《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27页。

[24]梁章钜编：《枢垣记略》卷14，第9—10页。

[25]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第2934—2935页。

[26]关于这些变化的引人入胜的讨论见于昭梿的《啸亭杂录》卷10，第33—36页。

[27]《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22页。

[28]昭梿：《啸亭杂录》卷1，第23页。

[29]凯斯勒：《清代省一级领导班子的种族成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8第3期（1969年5月），第499页。

[30]昭梿：《啸亭杂录》卷10，第36—39页。

[31]这一研究是哥伦比亚大学波拉切克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波拉切克先生的著作可能根本地改变时下对于19世纪初期政治的观点。

[32]停止各省进贡的上谕，见于《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45—46页。一位御史对于紧缩开支措施的持久效果的关心，见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3，第16—17页。

[33]见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载《文献论丛》，第112—114页；裘匡庐编：《清代轶闻》卷7，第70页。

[34]关于漕米制度的组织，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5—179页。又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载《远东季刊》卷11第3期（1952年5月），第339—354页；以及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1958年9月），第56—59页。

[35]关于浮费问题，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85—188、223—224页。关于无地世袭船户的问题，见孙玉庭1817年奏折，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6，第11页。

[36]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8页。

[37]孟森：《清代史》，第334页；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第59页。

[38]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223—22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9，第3页。

[39]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8，第4—5页。

[40]关于漕运机构强加给地方政府的负担，参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第349、351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5、190—191页。

[41]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阗清博士古稀纪念会编》，第809—810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8页。

[42]包括英和建议在内的许多开海路的建议，可见之于贺长龄的《经世文编》第48卷。又见孟森的《清代史》，第338—339页；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同上注，第809—810页。

[43]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6—57页。

[44]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第59、70页（注14）。

[45]梅茨格：《1740—1840年的两淮盐务专卖》，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32—33页。

[46]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8，第22页。

[47]关于这次危机的记述，见格罗斯的未发表的论文《贺长龄与1825年关于皇粮运输的辩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1970年。详细情节可见于各有关官员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34，第9—13页；卷35，第51—54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9页；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5—60页。

[48]孟森：《清代史》，第339页。

[49]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阗博士古稀纪念会编》，第181—182页。

[50]欣顿：《经由运河的漕运》，载《中国论文集》第4期（1950年4月），第33—37页。

[51]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第2946—2948页。

[52]梅茨格：《陶澍对淮北盐务专卖的改革》，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12月），第1—39页。陶澍作为粮盐二政的改革者所起的作用，曾在魏源的一篇墓志铭中受到热烈的赞扬，见魏源的文集《古微堂外集》（1878年版）卷4，第13—15页。

[53]梅茨格：《两淮盐务专卖》，第42页。

[54]英文著作中关于内务府的最详细的研究是托伯特的《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特别是见第148—149、195—200页；关于内务府在盐政方面的作用，见第115—118页。

[55]关于走私盐，见佐伯富《清代盐政的研究》，第157—178页。

[56]胡昌度：《清代的河政》，载《远东季刊》卷14第4期（1955年4月），第505—513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0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90—892页；昭梿：《啸亭杂录》卷7，第29—30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5，第7—9页。

[57]这样的记述见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56—58页；此件也重印在其他非官方材料中。见裘匡庐《清代轶闻》卷7，第54—56页；以及见于欧阳绍熙编《清谭》卷5，第11—12页。

[58]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01页。贺长龄：《耐庵诗文存》卷6（信函），第1—3页。

[59]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16页。

[60]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49—250页。

[61]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35年），特别见第410—412页。强购谷物一事的讨论见于1800年一位御史的奏疏中，见罗振玉《皇清奏议》卷3，第5、27页。关于操纵减免谷物的折算比价问题，可看王云五《四朝奏议》第1册，第45—46页。

[62]关于乾隆时期的价格上涨问题，见王业键《数世纪的价格波动与中国的农民经济，1644—1935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散发的论文，1973年）关于清代价格一般上涨的材料选集，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410—433页。又见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63]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卷6（1961年），第49页。又见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59—61页。关于货币混乱对19世纪50年代湖南税制的影响，可看骆秉章《奏议》，第1450—1455页。关于谎报“天灾”一点，可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64]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7（1955年），第311—349页；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卷3，第15—19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载《近代中国研究》卷5（1963年），第185—299页。

[65]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

[66]关于苗乱的起因，可看 鄂辉等《钦定平苗纪略》卷1（1797年版），第1—3、8—9页。这部官方文献史书中的上谕最足以说明问题。另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34—51页。

[67]傅鼎：《治苗》，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8，第2—3页；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第4500—4502页；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1，第7—11页；王云五：《四朝奏议》卷1，第2页；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59—69页。

[68]关于红巾军叛乱，写得很好的一篇著作是小韦克曼的《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9—47页。关于三合会影响的增长和性质，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第159—165页。

[69]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0]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1]见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一书。他在研究明清白莲教叛乱的基础上，发挥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模式。特别可看第117—119、205—220页。

[72]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2页。

[73]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载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726页。

[74]孟森：《清代史》，第288页。

[75]同上书，第301—302页。

[76]《十朝圣训》卷13第18章，第8页。

[77]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1，第10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页。

[78]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记收在他的文集《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第9—18册。

[79]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80]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87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1842年以后）和河道总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1842年死）及其继任者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第12—13页。

[81]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页。

[82]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4—20页。

[83]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5第3期（1967年9月）。又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43—144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页；以及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页。

[84]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6、266页（注48）。

[85]对魏源在学术界和政府中的作用叙述得极好的，是齐思和的《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卷39（1950年12月），第177—226页。

[86]关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内容，在英文中也有两篇短评，分别由小韦克曼与米切尔写成，载美国出版的《清史问题》卷1第10期（1969年2月），第8—22页；卷2第3期（1970年7月），第40—46页。

[87]伦纳德：《19世纪初期中国经世致用论者的改革》（未发表的论文，1974年），第4—8页。

[88]对19世纪初的今文学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韦克曼的《历史与意志》中有一章专门作了论述，它试图把这时期今文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合在一起以简要地说明今文学运动的历史，见第101—114页。叙述今文学论战的一本标准历史书是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89]阎若璩绝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90]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1972年），第180—181页。

[91]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3，第4页。

[9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2页。

[93]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1，第6—9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1—2页。

[94]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1859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长沙，1938年）第1—2页。此书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

[95]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1，第345页。

[96]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士论文中有所讨论。关于程恩泽，见楚金的《道光学术》一书，以及程氏的墓志铭。墓志铭刊印在程恩泽的全集《程侍郎遗集》中，载《丛书集成》卷96第2212号，第5—7页。

[97]关于严如熤平苗的活动，见魏源的《圣武记》（有1842年叙）卷7，第32—33页。关于他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75，第45页；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第4502页。

[98]《长沙县志》卷11第32页及以后诸页。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卷90，第40—42页；卷132，第43页；卷138，第35—36页。

[99]关于学海堂，见容肇祖《学海堂考》，载《岭南学报》卷3第4期（1934年6月），第1—147页；以及林伯桐与陈澧编《学海堂志》。关于诂经精舍，见阮元所编《诂经精舍文集》中阮元的序，载《丛书集成》卷81，第1834—1838页。关于王昶和孙星衍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805—807、675—677页；又见第510—511页上林伯桐的传记。其他人的传记，见清史馆《清史列传》卷72，第61页（吴兰修）；卷69，第49—50页（曾钊）；以及卷73，第52页（熊景星和徐荣）。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广州贸易的特点

从1760年到1834年，中国对欧贸易所遵循的广州制度，其实质是等级服从：首先，外商服从持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后者总称为“公行”；其次，公行成员服从清廷委任的广州海关监督。在政治、法律方面，权力是按此等级向下行使的。清帝国的广州官员，不仅海关监督，而且广东省巡抚和两广总督都向公行成员发号施令，对不服从者可以监禁或惩处；他们通常不与驻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进行任何直接接触，而宁愿通过行商向该委员会传达命令。

但在经济方面，力量的分布比较平均，因为广州贸易制度所依据的正统儒家学说是与该制度有关各方的实际利益相抵触的。中国在传统上谋求对外关系的稳定，只准许纳贡的外国人或被限制在边界货物集散地的外国商人——如在恰克图（买卖城）的俄国人和1760年以后在广州的欧洲人——进行有限贸易，广州制度就是作为这种措施的体现而产生的。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85.5万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1]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使广州贸易保持开放。凡是预示有使港口关闭危险的国际事件，都会危及海关监督的财政税收。同样，行商如果因遭到担负不起的官方苛索而破产，也会妨害海关监督获得最大利益，因为只有公行拥有足以资助广州贸易的商业资本。

公行的资本来自向垄断贸易组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售茶叶和纺织品所赚得的利益。东印度公司购买这些货物的部分货款是用输入布匹等物偿付的。但这些进口货的价值一年平均只有350万元，而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输出的中国货物约值700万元。这350万元差额原来由东印度公司带到中国的美洲银币补偿。1805年以后，它停止向广州输入白银，因为它的偿付已能够依靠“散商”，后者把机器、印度棉花和来自东南亚的舶来品出售给广州的零售商。中国政府禁止散商把现金利润输出广州，所以他们干脆把白银直接交给东印度公司，以换取可在伦敦或印度兑现的汇票。当然，东印度公司利用这笔白银继续购买大量茶叶在英国出售。有三种发展情况改变了这几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体系：清朝海关监督日益贪污腐化；英—中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鸦片的自由贸易的兴起。

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主管对外关系的中国官员虽然从贸易获得了利益，但表面上却矢口否认他们有任何贪图私利的动机。历朝清帝也假装不关心贸易收入，实际上却强迫海关监督为他们弄到这笔收入。皇帝私人之所得就是帝国公益之所失。因为海关监督为了向皇帝上缴关“余”，常常不能完成向户部交纳规定的关税定额。到18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期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一个“广州利益集团”形成了，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联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财。

行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于1775年建立一种秘密基金（即后来东印度公司所称的“公所基金”，公所即行会，具体称公行），公所的每个成员要把他贸易利润的1/10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来应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始公开并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3%的规礼，这是一笔附加税，名义上是要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

公所基金的设立，开始了广州贸易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1780—1833年）。公所基金本身是保护行商的一种方法，它之所以成为定规，是因为可以用它来对付散商早期在垄断范围外投资的增加。但是公所基金的运用，却是1796年以后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在乾隆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几袋珍珠就可买一高级爵位；军队虚报名额；地方税款被侵吞。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在连遭水涝灾荒之后，又经白莲教叛乱（1795—1803年发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区）的丧乱。这一叛乱在1802年以三合会起事的形式扩展到广东，并成为海盗袭击沿海一带。广东海盗因有在恢复东京阮朝斗争中失败的冒险家纷纷加入而人数激增，他们从1804—1809年实际上包围了珠江三角洲。[2]清帝试图以传统方式缓和社会混乱和减轻饥荒，同时为镇压叛乱而开销一笔必需的非常军费，于是要求官吏和富商“捐”款。事实上，对于每一级官职都干脆定有捐款数额，各商会也有定额。公行的负担是从公所基金开支的。

例如，在1807年，公所向皇帝纳“贡”银5.5万两；为帝国的军事行动捐银6.1666万两；为黄河水灾善后和镇压沿海海盗捐银12.75万两；向户部官员馈银5400两；为购置钟表和打簧货（即八音盒和机械玩具，当时这些东西是“官吏向其京城上司行贿的公认的手段”）[3]付银20万两。行商确切付出了多少款项已无从知悉，但东印度公司经查明者，在1807年和1813年之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万两银子。这些款额并没有对公行中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员起到任何保护作用。有些个人捐款一次高达10万两，也是向个别人士征收的。

英—中垄断商人

所有这些捐输增加了行商信用的不稳定性，因而东印度公司的预付款越来越成为这个垄断贸易机制的续命汤。每年要把下一年茶叶合同的50%的货款和丝合同的90%的货款预付给广州的经纪人。他们为了预先保证下一年合同的下余货款部分，就把这笔预付款的一部分转交茶叶批发商或丝批发商，所以每个行商都是负债者。如果开始谣传某个经纪人无力偿付债务，他只要从英商得到更多的钱以表明英商信任他的可靠性，便可保持内地茶商和丝商对他的信任。但是从英商得钱愈多就意味着预付款额愈高，预付款额愈高也就意味着在下一年度合同中要给此行商以更大份额。该行商在得到这个份额后，也必须相应地接受更多的英国毛织品。于是，这位经纪人必须设法把不愿要的毛织品委托广州纺织商行抛售。这样也就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赊欠，进而增加了他的不稳定性，致使他年复一年地硬拴在东印度公司身上。到1783年，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的势力已是如此强大，以致它的监理委员会认为，即使海关监督也不能建立一个价格联盟来与它相抗衡。[4]当然，这种情况丝毫不能削弱海关监督勒索行商钱财的权力，因为一种新的英—中垄断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时东印度公司已把大量资金提供给某个商人，以致它简直经受不住使他遭到破产的风险，否则它就会失去获得它的“副保”的一切希望（“副保”，即该商人已抵押给东印度公司以后几年的茶叶贸易）。从此，该公司的预付款办法把它的命运紧紧地和这些商人联系起来，使得海关监督不再能——或者说不再需要——出卖专卖权。相反，他把经纪人作为英商的代理人使用，因为他知道东印度公司会间接地替他们交纳罚款和关税。

尽管监理委员会非常急切地想恢复濒于绝境的行商以保持茶源畅通，可是东印度公司从茶叶贸易本身赚来的钱很少，虽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从茶叶税中得到了岁入的10%。东印度公司的收益却没有那么多。在1780年和1790年间，对印、中两国的贸易的全部利润稍许不足200万英镑，只折合原来股本额的5%。这当然不包括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其财源的许多有关人士的额外所得：此种所得即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大班和船员的私人贸易，支付给有权利以高价向公司出让“世袭船底”——或称运输权——的某些家庭的款项，等等。但无论如何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从未中断，因为该公司统治了印度，而中国则是实现汇划印度岁入结余的理想的中介国家（这些余款必须用于偿还2800万英镑的债款，是东印度公司为支付主要用于征服印度的花费而在伦敦借支的）。

汇划机关当时是代理行。东印度公司为使自己的职员不控制散商对印贸易，于1787年建立了代理制度。1832年，有人对代理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代理行主要由绅士组成，他们过去都在政界或军界供职。他们觉得按习惯自己更适于经商，于是得到退职许可后便从事代办业和商业。他们为公司服务积蓄了资金。他们把这笔资金或者借给别人或者直接用于商业，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资本的拥有者，毋宁说他们是资本的分配者。他们在通常的贸易过程中，以及通过借贷之间的利息差额和通过收取佣金，来获得利润。[5]

到1790年，在加尔各答已有15家控制印度国内“港脚商”的散商商号；这时，“港脚商”也已向东扩展到海峡和中国。为了满足贸易需要，商号建立了银行和保险公司，为外商投资者办理业务，汇寄私人资金，资助靛青种植，等等。汇运欧洲染料工业使用的靛青是一种主要的汇寄形式，不过这种汇运经常受到拥有和管理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航运界”收取高昂运费的妨碍。1801年，靛青售价暴跌，许多代理行开始着重依靠向广州运送棉花和鸦片的生意。

与中国的三角贸易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茶叶收购，因此，港脚商（即在印度得到该公司许可而由散商经营的商号）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商品不得不在中国统统换为低价货如糖或者中国白铜（即锌，有时是锌与铅、铜的合金），或者只换成硬币。因此，需要大量银行业务来结算利润。有三种办法可以使东印度公司用这些巨额收益获得硬币和增殖利润，因为这时该公司在广州维持这一贸易体制迫切需要巨额费用和预付款。第一，印度管辖区之一可以向某代理行预付卢比，该代理行即购印度棉花运往广州出售以换取西班牙银元，然后从中扣除港脚商人的利润而将余款交东印度公司商馆账房。第二，驻广州的商馆可以接受某一港脚商人的硬币而付给他可在伦敦或孟加拉兑现的汇票。最后在下列情况下信用可以在账房中过户：（1）如果东印度公司欠行商甲一笔预付款，（2）甲可以从港脚商人乙购买棉花和鸦片，（3）因此，甲能把他的东印度公司欠款过户给乙，然后，（4）乙可利用由伦敦董事会承付的汇票将款汇往伦敦。

乍一看，港脚商人很像是中国明、清时代在国家各专卖事业之间钻空子活动的那种商人。但实际上与中国那种商人不同，因为港脚商人是不可或缺的。出现港脚商人的最基本和最经常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英国人对茶叶的需要量很大，在欧洲却找不到中国人会大量消耗的与此相当的制成品。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制度本身不能为这种贸易提供资金。所以除了公司直接运输茶叶外，其他一切交易都是通过其印度代办所及其驻广州代表——“英国散商”——进行的。

垄断制的告终

随着中、英两国越来越疏远，它们的贸易代表反而越来越近乎。到1810年，监理委员会和公行似已结为一体，成了一个统一的英—中行会。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关重要的。的确，它们双方都希望互相帮助以反对新来的英、美散商的侵犯；这些散商是在垄断体制之外搞经商，因为他们认为垄断制度已过时和碍手碍脚。

1785年第一只美国船到达广州。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私掠船失了业，安的列斯群岛不向它们开放，塞勒姆、波士顿和纽约的船主如饥似渴地注视着中国贸易。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特卡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当美国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獭被灭绝时，就从夏威夷和斐济收运檀香木，到1830年这也被砍伐殆尽。绕道合恩角的美国人也开始在西班牙美洲诸港出售欧洲货物以换取墨西哥鹰洋，然后将鹰洋运往中国以购买茶叶、丝和瓷器。这使广州贸易一年又增加了二三百万元的现银，从而使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激增。美国的运费与东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国人在英国可以付了茶叶关税后仍能以低于东印度公司的茶价出售。到1820年，广州贸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和美国人分别经营。

美国人自己并不愿步东印度公司之后尘，不愿付给行商以抬高了的价格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们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别是寻找其行号麇集于广州各商馆周围的店主。但在1818年曾发现一店主试图自购生丝时，海关监督坚决主张：行商作为外国船只的保商，此后应当对非公行的经纪人作出担保。这对公行和监理委员会有利，因为大多数店主必须因此迁回城内。10年以后，有个盐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外贸商行与美国人做生意，还得到了上述的那些店主的资助。当海关监督从该盐商得到一笔特别丰厚的贿赂后似乎正要默许时，像17世纪的一些“特许权商人”那样，东印度公司利用总督的干预破坏了这个联合活动，监理委员会对中国官方干涉这次贸易的善意行动表示赞赏，但伦敦并不以为然。

英、中两国的距离使董事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广州贸易组织中国化。例如在1810年，董事们发现，已将350万两银子预付给行商。监理委员会总是辩解说，这些预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价降低了3.5%。当印度总督不得不用12.5%的利息借款时，伦敦询问，为什么为了得到这样微薄的收入就把那么多资金束缚在广州呢？这个逻辑是不能驳倒的，到1818年，监理委员会最后承认，茶叶生意很稳定，已经不再需要预付款了。[6]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推广到福建、中原地区和广东各地，愈来愈多的农民种植单一作物以满足世界对茶叶的需要。结果，当行商签订了下一年度的合同时，广州商馆几乎是若无其事地向行商停交硬币。虽然仍用现银付给经纪人以支付公所的各种款项，但在1825年3月监理委员会秘密会议以后，甚至连这一做法也停了下来。如果一个行商即将破产，最好的办法是使他退出公行，自谋生计。旧的广州垄断制度正在日趋瓦解，因为港脚商把愈来愈多的资本引入广州城而使行商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向私人放债户借款。利率从年利20%降到了12%，因此东印度公司的人为的贷款方法就不再需要了。[7]这样，英—中垄断商之间长达百年的旧的贸易联系未作重大的声张就被切断，结果这两个法人很快就离异了。公行继续寄希望于将来，但监理委员会发觉，公行作为一个有担保能力的垄断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打退堂鼓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1813年7月13日，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只允许它还保持20年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在印度开放自由贸易后的繁荣时期，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建立了数十个新代理行，其中有许多代理行向对华港脚贸易投资。驻广州的英国散商多年来已经与正规商业沾上了边，他们输入伦敦的打簧货、中东的没药、马德拉斯的檀香木、马来亚的玳瑁，等等。他们的大宗商品已经是印度原棉，与南京的棉花竞争，向华南的纺织业推销。不久印度的繁荣时期结束。1827—1828年发生世界贸易萧条，而且普鲁士蓝又在欧洲染料工厂中代替了靛青，结果几乎毁灭了加尔各答的所有代理行。此外，广州港脚行号的业主们（其中许多人是加尔各答商人的苏格兰籍亲属）发现，中国市场对他们自己货物的需要量很低，也不稳定。从1819年起新加坡已经在迅疾地发展，致使海峡贸易的商品充斥于广州市面。印度棉花曾经是港脚行号的主要靠山，但它不再能同南京棉花竞争，因为南京棉花现在不是经过陆路，而是用帆船南运广东，从而减少了运费。甚至打簧货也售不出去，因为广州人已学会了仿制。虽然如此，港脚行号在广州人经营的银行业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上述的特殊贸易失败了也不会使它们破产。除前面谈到的金银财宝的运输和从事金银经纪业外，私人商行还新办了数种新交换业务。例如，1826年以后银元输入额降低，原因是西班牙美洲的银源枯竭，美国转向国内投资。[8]因此，像维廉·查顿博士等商人开始鼓励美国人在伦敦出售他们自己的美国棉以换取寄往广州投资的拜令兄弟公司的汇票。接着查顿给出售棉花的美国人在广州记上一笔应付款，然后把原来的汇票在伦敦兑现，这样又向对华的私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汇划方式。这种银行业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信贷危机中维持着港脚行号，但却未向它们提供足够利润使其发财致富。只是广州的私人商行开始直接向印度的第三大宗出口货鸦片投资时，它才向港脚行号提供足以致富的利润。

鸦片贸易

鸦片从唐代以来在中国就作为药物使用。1620年，台湾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用作麻醉剂传播到东南沿海。虽然在1729年时清政府禁止鸦片输入，但葡萄牙人仍从印度港口如达曼和果阿（卧亚）将这种麻醉剂小量输入中国。1773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东印度建立一个它自己的鸦片垄断组织，向印度农民提供款项，种植比葡萄牙人从西印度运来的白皮土（麻尔洼）质量更高的公班土（八达拿）。但到1796年，中国人被这种麻醉剂弄得十分苦恼，致使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向中国直接输入鸦片以免危及它的茶叶垄断经营，而宁愿将鸦片在加尔各答拍卖给英国散商，然后由他们通过港脚贸易兜售给印度东部。因此，从1800—1818年，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都是通过澳门进行的，每年不超过4000箱（一箱约重140磅）。

但在1819年，这种麻醉剂贸易突然兴旺起来。白皮土和公班土互相竞争，促使价格下降而扩大了消费量，结果又进一步增加了需要。有一个代理商写道：“鸦片像黄金一样，我可随时卖出。”[9]1820年，学识渊博的总督阮元取缔了这种贸易。16个中国商人在澳门被捕，其中一人泄漏了全部底细，详细交代了向高级官员行贿情况。在此后发生的一次丑闻中，欧洲人的走私制度又恢复了原状，当时鸦片批发中心站被移到一个小岛上，即葡萄牙人1517年曾首次登陆和位于虎门以外水域中的伶仃岛。从1822—1830年，这个中心站的鸦片贸易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贸易额每年高达18760箱。但其中许多鸦片是非公司所属的白皮土，是由一些辛迪加在达曼购买的。为了试图使印度中部地区的土著王公不将鸦片售给辛迪加，东印度公司终于在1831年同意收运输费通过加尔各答转运白皮土。鸦片这时从印度各地随便流入广州，到1836年，输入总额达1800万元，这使鸦片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

这种麻醉剂虽然大量被卸到伶仃岛的浮动趸船上，远离中国官员的监督，但它必须经过广州才能卖出。数十个中国批发商（窑口）在广州从港脚行号办事员处买得执照，然后在设防的趸船上用执照换鸦片，再用“扒龙”（即“快蟹”，是全副武装的四十桨船，船上是一伙凶恶的疍家水手）把鸦片运走。这些船只或夺路而行，或行贿买路进入内河，驶抵由匪徒和三合会经管的陆路批发站。但即使如此有效的体系，也不能全部处理印度来的货物。作为港脚贸易头目的查顿博士一心想赚钱，于1832年决定派船北上，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小海湾直接从船上出售鸦片。这些全副武装而豪华的沿海飞剪船就这样开辟了新的市场，增加了新的瘾君子，结果空前规模地扩大了这种麻醉剂的销路。

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2600万元。从1828—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3800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400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330万镑关税收入。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正人君子们在想到这种产品的性质时也许会感到内疚，但这种麻醉剂不正是港脚贸易的重要商品吗？港脚贸易不又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评价很高的那些价值——自助、自由贸易、商业主动性——的缩影吗？因此，心有内疚者被忽视，正人君子被藐视，怀疑主义者被嘲笑。如果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自由贸易者认为应更多地归功于他们。曼彻斯特如日方升，港脚商对监理委员会几乎视为当然的限制感到恼怒。查顿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英国的大人先生们除去对于茶叶和从茶叶得来的税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只要安安静静得到这两样，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10]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难道不是吗？1833年，即经过了四年的请愿、公众演说、群众集会和院外活动，自由贸易者看到，通过议会终于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中国这时也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行开放。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争取自由贸易的战斗在英国国内已获胜利，而广州仍在实行限制。这个城市仍拒外商于城墙之外，使外商受该城官员的辖制。一出广州城，就是四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大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互相议论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只要英国能找到一个安全港口，能夺得一个岛屿并将它变成一个受英国保护的弊绝风清的货物集散地，那就好了。驻广州的英国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递下院的请愿书中辩解说，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现在该是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马嘎尔尼于1793年和阿美士德于1816年出使中国的失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国都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11]甚至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在收拾行装准备撤走时已经开始感觉到，作为外交的姊妹的战争，就是对人们的问题的回答。西方的和中国的垄断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监理委员会宣称，战争能轻易地打赢，并且会“把我们的交往置于合理的基础上”。因为“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12]。大班们想起他们曾经享受过的巨大利益时充分相信，备受官员压迫和海关监督征税之苦的普通中国人，一定会赞成中国国内商人数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摧毁官僚制度对商业的限制，即使这意味着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国人比较认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就会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误解是多么严重。自从葡萄牙人拥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欧洲商人就被利润、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所激励。过去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携手并进的。而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在19世纪成为一种学说，它把这两者空前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贸易总是随着国旗而来。可是谁都会想到，当国旗最终真的到达广东时，广州人可能考虑国家的安危胜过考虑贸易的利益。

鸦片战争（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寻找中国市场了。曼彻斯特商会在1836年2月交给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广州提供了年达300万镑印度商品的出路，“这使我们的印度臣民能够大大增加对我们制成品的消费量”。[13]英国人要扭转一千年来欧洲和东亚之间的供求关系，他们想的比实际做到的更多，但是坚决要求取消中国为防止西方商业入侵而设立的壁垒，这呼声中还悦耳动听地夹杂着19世纪辉格党自由主义与曼彻斯特企业的共同要求，这就是不久人们所说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代言人，如主张侵华的一些时文小册子作者和院外活动者，完全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贸易特权和平等的外交往来。

律劳卑事件

183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法案，也规定要委任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提名苏格兰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威廉·约翰·律劳卑担任此职。律劳卑是一个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国国情，他被派往澳门时带着前后自相矛盾的训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愿意在战争（它会破坏现存贸易）和消极服从（它会加强清王朝的垄断制度和单一港口贸易政策）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律劳卑被告知，他不得损害英国与中国的现存关系；但巴麦尊接着又简直像是事后诸葛亮地补充说：“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14]数十年来，广州贸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国官员和外国人直接交往。现在巴麦尊随便宣布一项中国肯定会反对的新倡议，但又没有打算用武力支持这个要求。律劳卑尚未悟出此中奥妙，他于1834年7月25日到广州以后就发出了这样一封公函。这公函立刻遭到拒绝，两广总督卢坤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澳，于是卢坤中断了贸易。在律劳卑逗留广州期间，总督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接着律劳卑违背巴麦尊的命令，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接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68只战船，并经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对付。律劳卑虽因患疟而身体虚弱，但仍顶住封港令和封锁达17日之久。当他最后失去他本国商人的支持时便改弦易辙，黯然回到澳门，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律劳卑事件有两个重要后果。它使清朝官员相信，一经大胆地封锁商馆，英商就是些孤立无告的人质；它也使律劳卑的继任者认识到，没有应急的战争计划就向广州贸易制度挑战，是一件蠢事。第二任商务总监德庇时先生禀告巴麦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训令以前，他将保持“绝对沉默的态度”。[15]但这种沉默的政策并没有使驻广州的港脚商感到高兴；他们对德庇时的优柔寡断进行了三个月吹毛求疵的批评，之后德庇时就辞职了。他的继任者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安静地工作，等待训令，但训令从未到来。他只有一个想法：保持贸易畅通，即使这意味着接受所有的贸易限制也行。

有势力的自由贸易院外集团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东西。自从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以后，贸易按银元价值虽已经增长，那主要是因为广州物价飞涨。[16]英商当时非常艰窘，降价出卖了马萨诸塞州洛维尔工厂，更不用说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价钱购买中国货了。这种通货膨胀是西方贸易弱点的象征，因为废除英国垄断权实际上意味着有效的法人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终结，这两者原来都能使商品保持低价。而且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行商为了获得现款，把英国布匹暗中贴本7%出售。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机迫在眉睫（如1836年的破产事件），同时它也显示了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另一个后果。这里不再有一个由英国公司代表组成的单独团体来关心保护每个行商免受海关监督的横征暴敛了。因此，自由贸易拆去了中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而使广州贸易制度出现了极大混乱。实际上，一方实行放任主义，需要另一方相应地取消各种限制，才能恢复贸易职能的平衡关系。

这个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脚商人主要认为，市场当时对他们是关闭的，他们成了赃官任意敲诈的牺牲品，律劳卑和英国国旗受到了侮辱。当然，这最后一点是他们在政治运动和请愿书中利用来使其同胞确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广州纪事报》首先发出了刺耳的主战言论；到1835年，马地臣把这些议论带回了英国。开始，他没有得到当时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同情。但辉格党人很快重掌政权，马地臣发现巴麦尊勋爵比较愿意倾听他的意见。这位新任外交大臣虽然不得不对付曼彻斯特及利物浦的厂主们，但采取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的想法显然适合他自己那种爱炫耀的情绪。他并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将这个政策强加给英国公众，除非中国人提供一个开战的借口，因为英国公众根据福音的领导已经感到贩卖鸦片是犯罪的。然而他能够采纳稍为强硬的政策，于是他听从船长义律（他在皇家海军服过役，此时在澳门担任第二商务监督）的建议，执行一种既不像律劳卑那样执拗又不像德庇时那样被动的政策。1836年6月15日，巴麦尊提名义律为商务监督。6个月后，委任令到达澳门。[17]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可得到“合理”解决，义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不幸的是，他虽有这种乐观主义，却没有辅之以对细节的关心，也没有成功的外交活动在解决微妙问题时经常需要的那种耐心。他奉命要像律劳卑那样停止使用禀帖方式；但因卢坤的总督职务已被显然具有更多妥协思想的邓廷桢所接替，所以义律认为，为了实现交往，值得按中国规则办事。他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帖”，邓廷桢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义律在受到巴麦尊斥责以前一直得意洋洋。这位外交大臣正确指出，这种外交礼仪的实质就是贡使制度，所以坚决不许利用禀帖谋取两国政府的交往。邓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贵。他上奏道光皇帝时说：“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18]

义律希望用军事手段打破僵局。海军少将马他仑并未接到确切的训令就于1838年7月率印度舰队中的两艘英国战舰到达。义律期待会出现某些迹象以证实他的希望，即这次显示力量的小行动将会使中国转变态度。邓廷桢当然被马他仑的到来所震惊；当一次小事件发生之时，他就默许他的一位水师管带去向这位英国舰队海军少将正式道歉。义律对道歉感到满意，于是英国战舰于10月初返回印度。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了。

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到1836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1820吨。吸烟成瘾者似乎与日俱增。烟瘾的程度如何从来没有精确估计，因为一个吸烟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鸦片没有可靠数字。1836年，外国人估计约有1250万吸烟者。1881年，赫德爵士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鸦片者的人数是200万，即约占全国人口的0.65%。大多数当时人士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乔纳森·斯宾士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吸烟人占总人口10%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合理数字，也许3%—5%的人烟瘾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人数是1500万。[19]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专家包世臣曾宣称，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1838年，林则徐坚持说，用洋药者至少占中国人口的1%。但是比这些学者引用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到处出现了吸烟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贸易大道上，在人烟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烟现象不能忽视。因为吸烟所费不赀，它需要余暇时间和额外收入。因此，吸烟人往往是富有的绅士、中央政府的官员（有人说吸烟者占五分之一）、衙门胥吏（林则徐估计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廷一想到整个政府官员因吸烟而腐败时感到震惊，对于银锭外流量与日俱增的经济后果也感到惊恐。粗略地说，中国采用的是复本位币制，即1000文铜钱依法应兑换银1两；但银价在逐渐增长，所以到1838年，大约1650文铜钱换银1两。因为土地税一般用铜钱交纳，但要用银两计算和上解给中央政府，因此，农民必须缴纳愈来愈高的赋税，而国家收入则毫未增加。

兑换率的这种变化还有纯属国内的原因。例如，云南铜矿开采产量下降，迫使政府铸造更便宜的铜钱。铜钱质量变劣及其相应的贬值，要求有更多的现钱，所以在19世纪开头30年，每年铸造的货币多达18世纪初的8倍。按格雷欣法则，银因此在流通领域内消失，这就增加了对银的需要，从而也提高了银的价值。[20]纵然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的损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员仍把价值差额完全归咎于鸦片贸易对中国所造成的白银收支逆差。这种经济方面的担心还夹杂着其他一些论证。例如，鸦片被视为外夷侵略的一个帮凶，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沦丧的毒药”。像“邪教”一样，鸦片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即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中国人区别于外夷的——社会关系（伦理）。如果人民因吸烟而不断深深陷入颓废消沉之中，御史袁玉麟在1836年论证说：“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仆，师不能训其弟……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21]

此外，洋药贸易使官员和暴徒发生联系，从而败坏了公职。广东情况特别是这样，所以该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专门捕捉鸦片走私船的巡逻船队。没有过多久，这些巡逻船便让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纳3.6万银两而允许它们从身边悄悄通过。因此巡逻船于1832年被撤销，五年之后，即当邓廷桢想尽办法要消灭走私时，又被恢复。麻烦的是这些海上巡逻船吸引住了一心想牟取暴利的所有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水师提督韩肇庆也要为抽取佣金而转运鸦片。广州的大商号也被牵连在内。这些商号唯恐洋药危及它们的合法生意，确实设法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洋药贸易，但最后对此也满不在乎了。许多商人都从事这种贸易，例如福建批发商、广州布贩、山西银行家等，所有这些人在官方看来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开记录的下面尚潜藏着迄今并无文件可考的怀疑，即最初得到对西方贸易垄断事业支持的广州实业界，逐渐依赖鸦片；后来由于宫廷吮吸鸦片利润，它进而使北京也依赖鸦片了。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则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权力中心，因而这样来联系似乎是可信的。嘉庆年间（1796—1821年），广州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万两银子，此款比帝国境内21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银226.1万两）的三分之一还多。因此人们可以推测，广州有这么多官员都能得到利益，那么海关监督势必要上解一份给朝廷分享。[22]此外，从清代贸易初期开始，中国东南地区的商人就已经和沿海罪犯紧密勾结在一起。这种勾结随着广州贸易制度的日趋稳定曾经有所减弱。现在它又在重整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这个地区的清朝官员比以往更加确信，有个完整的当地“叛国者”组织在帮助外夷腐蚀中国。

鸦片烟在18世纪没有获得有效的禁止。1820年道光帝登极时被这种违法行为所震惊。他的愤怒影响到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后者曾把鸦片走私贩从澳门驱逐到伶仃岛。但在19世纪整个20年代，关于洋药泛滥的报告不断传来；北京本地也公开出售，山西省有烟馆，上海附近有走私买卖，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种着红罂粟花。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银价上涨，第二年他下诏逮捕走私贩以制止从广州输入鸦片，并命令恢复保甲制度和奖励告密，以制止国内种植鸦片。[23]这两个措施都未能减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严厉”执行现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药的传播。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员许乃济大胆地建议说，禁止不是办法。姑且不论道德问题，可是银块外流却是实际问题，而这只有对鸦片贸易实行解禁并采取易货交易才能预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他静默地倾听他们的辩论，不表态；以后这场辩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了两年之久。

第一个是解禁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解禁派辩解说，“空想的”实施禁令是不切实际的，除非皇帝愿意实行恐怖统治。继续不断的禁止只能使官员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是把握现实，用易货交易的办法获得洋药，然后把它置于海关监督的垄断控制之下。这样，国家收入就会大量增加。这最后一点的确打动了道光帝的心，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张节俭的人；但他又很自觉地模仿历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道德义务。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对意见，即违法不是废除法律的理由。世道可能是恶劣的，但这更是大胆恢复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鸦片被解禁，人们都要吸烟。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见，下令驻广州官员要更积极地执行反对中国人走私和贩卖的法律。这次禁烟运动的成绩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1837年1月，广东按察使王青莲四处查封烟店，使鸦片贸易几乎销声匿迹，在这整个一年里有2000个贩烟者被捕。事实上，港脚商人掌握的洋药确实供过于求，因此价格暴跌。虽然有一个外商因走私而被驱逐出境，但是这里的外国人仍然认为，中国人对此反正不会十分认真，并且会认识到实行解禁在财政上是正确的。特别是他们仍然蛮有理由地认为可以免于逮捕。虽然豁免权是个关键问题，但由于道光帝对从广州呈递的乐观奏折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怀疑，又由于他渴望这个问题获得最终和彻底的解决，所以免于逮捕的范围完全改变了。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员黄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对烟民判以死刑，这引起了第二阶段的鸦片辩论，即辩论如何根除鸦片的方法。到这时为止，只有贩卖和种植鸦片者才受惩罚。黄爵滋争辩说，这还不够。只要有需要，寡廉鲜耻之徒就会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绝对鸦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着千千万万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这时，沈阳的鞑靼族将军（满洲将军）宝兴向道德派提出了质问。他问道，你如何断定谁是吸烟者呢？从这样一条法律获得好处的只是衙役和胥吏，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条法律勒索不幸的无辜者，或是利用它来报复宿怨。这样做不行，要打击的仍应是烟贩和走私者，因为他们是问题的关键。应当认真地执行现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颁布新的严刑峻法。这是个合理的劝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从1820年以来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药仍然源源流入中国。空谈执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还必须制定确切的执行方法。另一方面，道德派的意见的确是激进派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最下层给予干预。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还意味着把一件强有力的武器交给了不可能指望他们善于使用它的下级官员。难道那时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合理解决的办法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1838年7月10日听到了另一个人的言论，此人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出身于福州一个家道中落的望族，这时他已有了出色的仕宦经历。1804年，他19岁中举。后来任巡抚佐幕五年，接着在京任三年多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由于朝廷赏识他做事有魄力，他的升迁较常格稍快：他历任学政、（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省）道员、（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等职，直到尚在比较年轻的47岁时已升任为巡抚。五年之内他又晋升为总督。他的经历清白无瑕。在1838年林则徐还没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经验，他有着一个从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的强烈信心。他为人处世很讲道德，有强烈责任感。这部分是因为他受了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清帝国一些最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激励。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论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今文”学派影响的学者组织过一个学社。

今文学派可以上溯到汉代（汉代人对当时尚存的儒家著作的可靠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一学派坚持说，用“今文”书写的经籍是经文的真文。另一派学者则相信，从孔子出生地附近一堵墙内发现的用“古”文书写的著作才是可靠的经文。后一学派最终占了上风，部分原因是因为今文学家支持《春秋公羊传》，此书对儒家思想比那更为世俗的《左传》作了更多空想化的解释。这场争论到公元第三世纪才平息下来，它对于发展儒家思想起过重要的作用，宛如阿里乌斯教派异端之于中世纪天主教教义那样重要。今文学家对经典的注释一直被禁止，直到18世纪训诂学家庄存与才恢复了这项工作。庄存与的一个嫡传弟子名龚自珍，后者在鸦片战争时期继续阐发今文学派的学说；龚自珍是林则徐的挚友，也是该进步文社中的成员之一，这些学者在当时开始意识到正统的程朱理学对清帝国是一种致命的压力。振奋精神需要道义上有所作为，但这种作为不是宋代玄学的“空洞”说教，也不是清代汉学枯燥的训诂，而是伦常日用的治平之术。对这个道理的认识，最初并不是很清楚的，只是在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才大胆表达出来。这就要求人们担负起重任，并且还要顺应正在变化中的时代。今文学家从经典中找到了“合时”一词作为根据，这个概念在经典著作中屡见不鲜，足以使人们相信他们的这个理论是可靠的，因为连孔子本人也认为人们只应在现代意义上利用古代事例。过去的范例不应盲从和附和，而应酌加修改，使其适合当前用途，此即“托古改制”。

林则徐认为，这个见解能使人们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学和西方武器来保卫中国文化。但是今文学派著作中充满着神秘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微妙混合物，这一点对他的影响尤其深。如果“君子”能正确地领会天意，他就能及时地召唤天道的宏伟力量来显示奇迹。总之，圣贤乃是代表上天的。因此我们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竹萌能破坚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昼夜可长数寸，皆以中虚也。故虚空之力能持天载地。土让水，水让火，火让风，愈虚则力愈大。人之学虚空者如之何？……一阴一阳者天之道，而圣人常扶阳以抑阴。一治一乱者天之道，而圣人必拨乱以反正。何其与天道相左哉？[24]

人们的世俗的思与行之间总是脱节的，在思辨中的与在写例行奏疏时的同一位哲学家也往往言行不一。但林则徐比大多数人更好地通过了这一关。就他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他把这两方面结合得最好，他后来相信这样一个信念：在与英国作战时期上天是站在他一边的；正像在此前几个月那样，他用这种同样的道德热情使道光帝转变态度，接受了他的禁烟方案。

到1838年，道光帝对官员们的优柔寡断感到愤怒，对鸦片辩论未获结论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对问题的正反意见作出清醒的判断，然后采取决定性行动，而林则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怀，因为林则徐开门见山地谈到这场辩论的主旨。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宝兴的意见。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洋药对于国家强盛毕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烟民是道德病态的人，因破坏法律而处决他是不对的。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休心之法？”[25]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讨论过烟瘾的心理学，也没有讨论过戒烟问题。林则徐却强调了这两点。例如，他认为，虽可以用枪决相威胁，但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从死刑的公布到实施以一年为期，其中又分为四个阶段，愈到后来的阶段加罪愈严。同时，在南方应加强反对烟贩的斗争。因为瘾君子虽说到处都有，但关键仍在广州。对广州外籍走私贩的处理应与本国走私贩相同。他们毕竟是罪恶的渊薮。现在已不是用温和手段对待他们的时候了，要把他们真正置于中国法律的管制之下。

这个包括多方面的纲领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烟奏效，因此林则徐立即奉召进京。他在京师受到不寻常的礼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见竟达19次。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有一道上谕说明了道光帝授予这项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唯该省窑口快蟹，或以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地随时，净绝根株。[26]

这几点训令是果断彻底的。其意义可看作是，如有必要，准许林则徐使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毫无疑问，道光帝和林则徐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不过他们不习惯于用“开战”这个概念，即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宣战。他们认为英国人桀骜不驯，林则徐这次南行就是要驾驭和平息他们。如果形势需要，他可以动用武力，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陈奏说：“鸦片必须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27]避免危机的可靠办法是灵活地兼用胡萝卜和大棒，即“恩威并用”。正像林则徐对鸦片烟瘾所做的分析那样，这也有赖于应用心理学原则。正确地显示一下清帝国无可比拟的道德力量，可以慑服外夷。从这两方面看来，道光帝认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威力在于确信可利用心理手段发动一场道德劝诫运动来禁绝鸦片。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这点，道光帝并不清楚。他赞同林则徐，也赞成这个措施，但其功过则将一如其他钦差大臣一样，而由他的成败来决定。禁烟必将成功，林则徐对此是毫不怀疑的。他为人刚直不阿，做事坚决果断，这易于使英国人慑服，正像容易使本国鸦片商畏惧一样。“战争”从来没有成为考虑的问题。

广州查封鸦片

林则徐还未到达广州，就下令逮捕17名广州犯法者和调查卷入鸦片贩运的衙门属员。像大多数高级官员一样，这位钦差大臣深信，广州是贪污犯罪的渊薮。行商比起大多数人来，只不过是略较富有的走私贩。因此他辞别京师经过60天快马加鞭的行程驻节到越华书院后，就直接向当地士大夫求助，请他们在他打算进行的这场坚决反对该城所有敲诈勒索行为的斗争中给予协助。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的确，随着他的禁烟计划在下一阶段——打击外国烟贩——碰了壁，他打击本国烟民的行动也就马上失却凭借了。

林则徐最初切断洋药输入的努力表现在以下两个决定中：第一，利用具有保商（实际上是本国人质）资格的行商“控制”外商；第二，找出并扣留英国方面搞鸦片交易的幕后关键人物。这样，林则徐就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搞成了个人之间的冲突。1839年3月18日，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通知行商，要他们三日内说服外商向中国政府交出鸦片存货，并具甘结答应永远不再经营洋药。否则，一两个行商将被正法，余者将统统丧失其财产。这是欧洲人所熟悉的一套手法，他们轻蔑地怀疑行商在搞两面派。最后，当林则徐确实认真照章办事时，外商答应象征性地交出1056箱鸦片。但林则徐现在开始相信，他所追查的这个关键性鸦片供应者是颠地，他是第二家最大港脚公司的经理，也是英国商会会长。因此，3月22日，林则徐发布一项逮捕颠地的命令，并捉拿两名中国商人作为人质，如果颠地不自动向地方当局投案，则将人质斩首以代替颠地。

地图7　19世纪珠江三角洲和江口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住在澳门的义律，他立刻作出最坏的估计。他认为如果说这不是战争，“至少也是战争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28]义律命令将他手下可动用的兵船开往香港准备应战，并于3月23日在一小队护卫保护下离开澳门，于第二天耀武扬威地来到广州商馆，正好赶上接受律劳卑过去所受的惩罚：中国人停止贸易，商馆受到劳工的抵制和封锁；结果使350名外商在以后47天中处于奴隶状态。义律虽然勇气十足，但现在已经处于绝望境地。他的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挽救他所属那些人的生命，因为不难料想，封锁了商馆周围交通线的数千中国军队正准备屠杀他们，而他却一筹莫展，因为他的船和为数不多的军队鞭长莫及。因此当3月26日林则徐说明只要他得到他所需要的鸦片就将释放英国人时，义律才完全放心。翌日，他命令所有港脚商人将所存洋药交给他。商人们闻之欣喜。因为烟贩被捕之后，前此五个月内还没有在广州出售过一箱鸦片。由于义律答应女王陛下政府会交付鸦片损失（后来，巴麦尊对此大为恼怒），所以英商向他保证交出甚至比存货更多的鸦片，计20283箱，价值900万元。到5月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已开始烧毁这批存货中的一部分；他确信英商很诚实，便解除了封锁，并允许他们自愿离开广州。

走向战争

林则徐因获得成功而兴高采烈。外夷则心胆俱丧，再次表示驯服。他把外夷顺服的每个表现都上奏给皇帝。当林则徐坐在车盖下监督每日在放满石灰的海水池中烧毁大量洋药的工作时，他注视着每个好奇的外国人。外国人脱一下帽子，沮丧地摇一摇头，都被当作“心悦诚服”的毋庸置疑的证明。像误入歧途的中国农民叛乱者一样，这些外夷也将会服服帖帖地遵从这位刚毅而公正的钦命大员。

但是，这些驯服表现必须变为更加明确的保证，为此，林则徐最相信具结。外商具结后，如再走私，即予正法。换句话说，具结的目的就是置外夷于公认的中国司法管辖之下。但在这同时，巴麦尊的对外政策则坚决主张，一个英国人无论何时何地可以指望本国政府的保护，不受外国专横武断的起诉。因此，这个问题就是治外法权问题。林则徐本人知道此事后质问义律：“汝何以贵国之法加于天朝？”[29]但对每个英商来说，他们不敢具结的原因与其说是抽象的裁判权原则，不如说是真正害怕个人会被捕。由于港脚商人不敢屈从，他们就不敢留在广州，唯恐林则徐突然决定再次封锁他们。因此，义律要求澳门提供避难所。葡萄牙总督并不有爱于英国人，也不愿意和钦差大臣林则徐发生纠纷；但他最后还是向义律争生存的争辩让了步。到7月4日，全体英商迁到澳门。林则徐最初对此并不感到惊愕。贸易总是会使他们回来的，那时他们将不得不具甘结。正在这时，他反复整理他的书籍，吟诗写字，逐日写日记。1839年7月12日的日记写道：“忽晴忽雨。和嶰筠制军诗。闻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殴伤华民身死之事，拟委员往办。”[30]这一简略记载说明发生了林维喜被杀案件。

五天以前，一群英国水兵在一个称为尖沙嘴的小村酗酒行乐，在那里劫掠一个庙宇，并用棍棒殴打几个中国农民。有一个名叫林维喜的农民因胸部受重伤于第二天死去。犯罪一方应受惩治，但他是被哪个水手杀死的呢？是应作杀人罪还是作误杀罪起诉？关于个人责任的问题使英国人感到烦恼；但林则徐坚持他的论点，他对义律说：“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也可以不抵命？……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31]按照中国行政官员的标准，义律显然不够格，不过他至少是在尽责保护皇家海军的现役士兵。事实上，他完全是按先例行事的。林维喜凶杀案件只不过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刑事裁判权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的另一个例子罢了。

与当时西方的观点相反，中国法律是非常合乎人道的。预谋杀人犯处以斩首，杀人犯处以绞刑，误杀罪需给予赔偿，自卫杀人者则不予追究。但是在一次闹事中发生的人命案究竟是杀人罪还是误杀罪，欧洲要员和中国当局之间对此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中国人通常坚持是杀人罪。顺便说一句，在19世纪初，在英国偷一个先令以上就处以死刑。[32]但从欧洲人的标准看，中国人对罪的解释常常不免于主观臆断。例如，在1784年，在港脚船休斯夫人号旁放礼炮时，偶尔炸死一个旁观的中国人。不可能说是哪个炮手的罪过，但中国人一定要捉拿罪犯，使犯下罪行不致不受惩处。在中国人看来，行为远比动机重要，正像纠正冤案要比惩罚制造冤案者更加重要一样。像《复仇法》中所说的“以命偿命”的原则那样，这就是希望用罪犯的生命抵偿被害者受损害的灵魂，来恢复正义世界的道德平衡。因此，当休斯夫人号的大班不能交出犯罪炮手时，便把他作为“替身”抓了起来。最后，有个不幸的炮手被交给中国人正了法。1821年，同一类的事情又发生在美国船上的一名无意中犯罪的意大利船员泰拉诺瓦身上，所以到19世纪30年代，西方人决定不向中国地方当局交人，除非此人已经受到本国人民的审判，并明白无误地证明他确已犯了杀人罪。

林维喜案件不仅象征着治外法权争端，而且成了1839年那个炎热夏天加剧紧张形势的主要刺激因素，当时英国人和中国人在澳门关卡两边互相猜疑地看着对方。结果，英国人没有交出凶手，于是林则徐开始担心，认为只要英国人安然留在澳门，他们总是要在这个问题和具结问题上继续反对他。因此，他于8月15日采取了进一步抵制商馆的措施，切断了对澳门的农产品给养，同时向附近城市香山又增派2000名军队。于是，葡萄牙人很快屈服，命令英国人离开澳门；8月24日，义律和他的同胞登船渡过海湾在香港附近海面抛锚。这时林则徐认为，他可以顺利地利用清初的海禁措施。8月27日，他奏陈皇帝说：“毫无疑者，虽其船内糗粮不乏，而所嗜之肥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且洋面不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33]为了不使英国人登陆获得食物，水师和重新招募的水勇封锁了沿海交通线。由于供应减少，义律变得不顾一切了。9月4日，他率领一个小船队来到九龙，告诉当地的清朝船队管带，如果30分钟内不提供食物，他将击沉他的船队。当时限一过，便开炮击溃了中国船队。

这仍是第一次不宣而战的炮击，但当义律在等候英国的训令时，这次炮击并没有弄得林则徐迟疑不决。不仅这次交火详情不明，而且这位中国钦差大臣还确信，有少数英商为了恢复商业的目的会甘愿具结。义律本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对英商来说，仅仅治外法权原则似乎并不比他们的利润更重要；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竞争者美国商人得到了他们一年一次的茶叶合同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他请求美商，为了他们与英商将来的共同利益，希望他们与英商一起离开广州。而领导北美商人的福布斯回答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和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布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我们美国公民没有女王来担保补偿我们的损失。”[34]英商刚离开广州，美商立刻就大发横财。未曾染指于鸦片的英商从香港停泊地听到此消息后，开始对义律的封港感到不安，最后，九龙事件刚刚发生之后，担麻士葛号逃出英国船队，该船承销人签具了一项鸦片甘结。不久，从爪哇运米至此的皇家萨克逊号也起而效尤。

在林则徐看来，这清楚表明，保护这种不正当鸦片利益的只是义律一人。所以林则徐散发了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一封公开信，从道义上恳求她制止鸦片贸易，并且相信英国政府是受了义律的欺骗并被引入了歧途。[35]现在，正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其他未参与走私但又贪图利润的英商，是会回到广州服从官方控制的。杀人案虽仍未解决，但只要派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于香港的某只商船，随便捉拿一个外国人作为人质来代替被义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案。当关天培的由29艘清帝国战船组成的船队开始集合和准备袭击虎门通道附近的穿鼻时，义律认为它们正在准备攻击在他旗帜之下的五十多只商船。因此他于1839年11月3日驶船逆流而上，想驱散中国船队。正当两路战船进入对抗状态时，皇家萨克逊号的水手们无意中恰于此时驶往广州。为了加强封港，英国兵船窝拉疑号立即对着这只商船头部发出一发炮弹。水师提督关天培即予干预，甚至也许是为了保护皇家萨克逊号，这时义律的炮口便转向了中国船只。经过短时间和毁灭性阻击，四只中国船被击毁，关天培的船队被驱散而驶离战场；这样就结束了后来所称的穿鼻战役。

但是，中、英两国任何一方都仍未正式宣战。道光帝虽获悉发生过这次海战，但并不知道打了败仗，所以他认为，无需为追究杀害农民林维喜的凶手和鸦片具结之事而再事争论了。相反，现在应是停止和所有这些讨厌的英国人打交道并把他们永远赶出中国的时候了。毫无疑问，这是能够轻易做到的，因为他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向他解释说，外夷战船太大，不能驶入中国江河，而且他们的士兵不能上岸作战。“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36]

实际上，英国人占绝对优势。他们的印度基地可以提供现成的军队和军需，在中国海岸上，他们拥有像吃水浅的铁甲轮船复仇女神号那些在当时是最新式的武器，这种炮舰能够很容易地把炮口转向河流上游的城镇。他们的野战炮射击准确，火力猛烈，杀伤力强。步兵的滑膛燧发枪本来就比中国的火绳枪有效得多，何况这时又正被有击发装置的滑膛枪所代替。甚至他们的战术也较好。中国人只擅长围攻战，他们坚守沿岸固定的要塞阵地，炮口固定在朝向敌人从正面发动主攻的方向。但是英军在海军炮火支援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以经过训练的、准确的密集队形从侧翼攻击，以便夺取炮台或者突破敌方阵线。

与此相对照，清帝国的军队都不满员，训练极差。军队是从满、汉、蒙二十四旗中抽调来的，他们都是些懒散的驻防部队，驻扎在全国各地的战略要地，统率者都是满族将领（鞑靼将领）。同时绿营汉军（从组织上说，这支军队是从17世纪征服大部分中国的陕西和奉天部队演变而来）虽然分为陆军和水师，由各省统帅指挥，但实际上没有十足的兵力。花名册上净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场的苦力；也举行定期军训，但重在观瞻而不讲究实际，注意搞戏剧舞蹈的剑术程式动作。每当发动大战役时，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挥官分别统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队必须置于一个统帅统一指挥之下，而这位统帅常常是对他所领导军队的特点竟是毫无所知的非军人。在实际战斗中，队伍很可能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结果使本国人而不是使敌人害怕他们。

在这次战争期间，为了补救这些弱点曾作过各种尝试。一个办法是招募乡勇。林则徐特别强调在广东招募乡勇，因为他深信，这些乡勇单凭其一股“热情”几乎可以打败一切敌人。[37]为了节约军费开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乡勇的任务扩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许多非正规军是原先的匪徒、盐贩或者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10个小时，因而便雇用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38]有少数中国人还拼命钻研特殊方法，甚至试图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战术。林则徐从欧洲人那里购来数百支枪和一条用于军事训练的外国船。他还使人翻译西方的新闻报道以推测敌人意图。[39]但是当时的大部分官员却自觉地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中国至高无上的文化的可耻背叛。

当清朝对鸦片战争的最初枪声尚无痛切之感时，危机消息已传到英国。义律早在他的公文报告中竭力使伦敦确信，采取“紧急有力措施”[40]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和迫使林则徐一派下台的时机已到。英国商务监督的意见则与义律相对立，他确信支持这次危机的只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一人。义律错误地认为，如果能依靠民众的支持来炫耀一下军事力量，就可使北京不信任林则徐，从而随着他的撤换就可达成谅解。但是巴麦尊的打算还远不止此。辉格党中的“前进派”不断提高调门。广州最富有的商人维廉·查顿博士已在1839年1月回到伦敦，及时利用了这次因没收鸦片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他作为一个受两万元战争基金补贴的商人代表团的头目，支持展开了一场巧妙的散发时文小册子的宣传战，把“包围商馆”事件描绘为另一个加尔各答军牢，是对维多利亚的圣经——即女王陛下的旗帜——的不可容忍的侮辱。他在联合英国中部三百家纺织商行要求巴麦尊干预广州事务方面也起了作用。查顿在10月26日私下会见巴麦尊时对他所希望的干预要达到的程度概述如下：封锁中国港口以索取赔款；签订公平的贸易协定；开放四个新港口；占领香港等几个岛屿。就在这天，巴麦尊已不必再要人们去催他了。因为在八天以前他已传消息给义律说，远征军在明年3月就可到达中国以封锁广州和位于北京南面的北河。因此，查顿的建议受到欢迎。的确，从那时起，巴麦尊经常请求该豪商的伦敦分行提供情报；后来策划以长江为界分中国为两半的策略也同样受到了鼓励。在以后四个月中这些计划不断予以充实，直到1840年2月20日为止，那时巴麦尊正式委派了两个人全权领导这次远征，即义律及其堂兄弟商船队长懿律。他们受命要为商馆被围事索取“赔偿”；为鸦片损失获得赔款；索还所有行商的债务；撤销公行；赔偿整个远征行动的花费；要求割让一岛屿以保证英商的安全。为了迫使中国人答应所有这些要求，中国各主要港口应予封锁，占领杭州海湾外宁波附近的舟山作为保证。

议会尚未作正式磋商。因此在1840年4月7日，反对党托利党人指出，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内阁中一位最年轻的阁员，也是伦敦社会的一个红人托马斯·巴宾顿·马可黎替辉格党作了答辩。他向议员们宣称，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人是：

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属于能使阿尔及利亚的贝依在其受辱的领事面前赔礼道歉的国家；他们属于为普拉塞原野军牢的受害者报了仇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护国公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一直没有衰败过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41]

总之，他表达了一句拉丁格言的思想，即我是罗马公民！对此，另一位年轻而大有前途的托利党人格兰斯顿做了如下回答：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42]

但是，巴麦尊否认他的政府支持这种不法的鸦片贸易，以此手法巧妙地转移议会辩论的中心。他坚持说，他们所希望要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证将来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应该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国已经受到了侮辱。这样，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但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个地球之远的清朝。

战争的第一阶段

正式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6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841年1月。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岛，然后驶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递送巴麦尊致清帝的照会。到6月21日，16艘英国战舰、4艘武装汽艇和28艘载有4000英军的运输舰集合在澳门沿海以外。一小部分兵力留在后边封锁广州，其余兵力立即开赴浙江。大部分广州人认为，英国人已经被钦差大臣林则徐新建的海岸炮台吓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国舰队在舟山岛海外重新出现。一开始，当地下级官员以为这些船只是来通商的，所以该小港的居民想到会大获其利而非常高兴。[43]接着英国海军司令官伯麦爵士却要求这个城市投降。当中国总兵拒绝投降时，舟山就遭到9分钟的炮击。然后英国军队登陆，通过被摧毁的建筑物和尸体，没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夺并占据了这座城市。

巴麦尊原来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国人震惊而立刻投降。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舟山戍军是被英国海军大炮击溃的，所以这个岛的失陷并未能消除关于英国人不能登陆作战的荒诞想法。此外，很多人最初以为，舟山失陷严格说来只是把附近的宁波开放给英国人通商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上，英国人仍被仅仅看作是海盗贸易者，而未被严重地看作潜在的征服者。然而，这种安全感一俟英国舰队驶向北河口时就消失了。8月9日，军机处接到关于英国船只沿海岸线北驶的报告时，陷入一片混乱。道光帝与其满族近臣开始感到英国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他们从能打击首都的距离处撤退。因此在8月30日，当英国人就要强行通过守卫北河口的大沽炮台时，一位名叫琦善的使节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国全权大使并开始举行谈判。

决定进行谈判，与其说这是结束了林则徐的“慑服”外夷的政策，不如说是否定了林则徐本人。巴麦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烧地攻击了这位钦差大臣，致使朝廷认为，只要把林则徐撤职就会使英国人感到完全满意。这并非是难以作出的决定，因为清帝本人也认为林则徐做事鲁莽灭裂而大为恼火。他不是在需要坚决性这一点上与林则徐有分歧；他所不满意的是，尽管林则徐反复乐观地预言英国人不会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势突然恶化到使这位钦差大臣失去了控制。使清帝心烦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叛乱性”的敌对行为从一个省竟然转移到了帝国的心脏。这时清帝希望知道，林则徐答应迅速而妥善地解决鸦片问题的种种诺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44]

林则徐试图把战争的罪责推卸给义律。他指出这位英国商务总监犯了罪，承认做了丢脸的事而自动交出鸦片，可是他又欺骗自己的政府，说鸦片是被非法没收的。（后来清帝令琦善调查此一辩解之词，琦善否定了它。）战争是事件的必然结局，而且现在战端终于来临，那便要由他林则徐来负全部责任了。他所请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复舟山，把英国人赶出去，不惜任何代价来对付外夷。因为在他看来“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45]也许清帝可能私下同意这种估计，[46]但是，他不再认为林则徐可称此职。无论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人要求撤这位钦差大臣的职。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诏道：

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当。现已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47]

林则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离广州受审。7月1日他被判决充军到地近中亚的俄国边境的伊犁。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予要职；此后效忠清帝达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地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

被选出来代替林则徐的琦善是博尔济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担任着令人羡慕的直隶总督之职，而且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向北京转呈巴麦尊的照会的就是他。到这时清帝才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满应归之于他们受到的那种待遇，不应归之于与他们的关系的性质本身。归根到底，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完全办不到的。割让一个岛屿吗？那是荒唐的。要开放几个新港口吗？那是违反“日制”的。要偿还行商欠债吗？政府并未挪用商业款项。赔偿鸦片价款吗？它本来就是违禁品。由于没有先例，清帝也就不能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敌人进行谈判。反之，他反复强调说，当务之急是排除这场危险，使夷兵返回广东。这就只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齿来诱使英国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确也意识到帝国面临种种危险，因此一再试图使清帝了解，从18世纪以来外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他只是有了表面的认识。他看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熟悉本国历史的学者们为之痛心的外患频仍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又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新颖而又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目前，他不能轻率地作出清帝禁止作出的让步，但至少他必须想出权宜之策来使英军离开天津。琦善十分坦率地向军机处说明，要做到这点就得用“绥抚”之法，即变相的纳贡方法，它实际上变成了以后十年中对外夷实行“羁縻”政策的第一步。由于这政策强调要用灵活的阿谀逢迎辞令来密切与外夷谈判者的个人关系，进而产生一种个人义务，所以这种做法也是中国社会习惯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依靠私人之间的感情来缓和政治集团之间或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的原则冲突。这种政策一般被认为是琦善施用于英国人，又被后来的外交政策专家耆英所充分发展。它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能成功地拖延因双方目的不同而形成的冲突的最后解决；因为英国使者以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心情得悉，这些阿谀奉承的中国外交官员们一方面佯称是他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却又向北京陈情说，要克服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体污秽的外国人的自然憎恶心理实在很困难，这时就使英国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但这个办法暂时还行得通。1840年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国战舰将回广州并将在那里完成谈判的事上奏朝廷了。清帝对这消息感到高兴，派琦善本人从陆路南下妥善办理此事。他的足智多谋获得了成功，致使人们感到，与英国人打交道只用智谋就绰绰有余了。

义律和豁律从琦善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推测到清帝的意旨，他们相信林则徐的“主战派”已被比较理智的人们组成的“主和派”所取而代之。但他们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北方的压力一减轻，清帝的惊恐心就会减退，朝廷中的好战分子就会更加大胆。因此，由义律在12月（他这时是唯一的全权大使）倡议的广州谈判会议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在北京，一些年轻性急的御史和几位年长的保守官员仍然坚决主张把这些英国人消灭掉。最糟糕的是，有少数几个人背地里暗示琦善本人是一个姑息分子，他受外国人的蒙蔽或者甚至被他们腐化了。可是，英国人在广州以其全部军事优势施加压力以取得具体让步，其中最危险的一条就是准备让英国人占领香港。因此琦善首先是试图使北京认识，广州的军事防御已经危险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当时他作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交一笔赔款和新开放一个像厦门那样的港口给欧洲人通商，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他最后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从英国人手里收回舟山。他通过强调不把中国领土交给外国人的重要性的办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仅在商业上和钱财上作点让步姿态是无伤大局的。然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通讯要花一个月时间），英国人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占据香港。义律认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军事上的软弱无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军占领了虎门炮台。这时琦善才绝望地认识到，只有虎门要塞才能把英国人与广州隔开。为了避免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一场屠杀，他无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约。英国人在这项协议中提出的条件是割让香港；赔款600万元；两国官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交往，并且开放广州贸易。义律因胜利而兴高采烈。在他看来，中英关系问题没有过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决。然而他的胜利感还是为时过早了一些。当这个草约最后报请审批时，结果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经感到英国人“反复鸱张，恐难理喻”。[48]甚至你如此彬彬有礼地对待过这些粗野的人，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海盗式的征服，而且甚至敢于进攻广东的要塞。因此，中国人打定主意在谈判中用无休止的辩论拖住对方，从而给南方的官军以重新武装的时间，以便最后征服外夷。1月6日，道光帝命令邻近省份的四千援军开赴广州；并于1月30日派遣了他的堂兄弟奕山率领一支靖逆军去消灭敌人。在琦善同意英国人占领香港两天之后，他收到了这个决定，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发狂地要加以制止。首先，他设法说服驻广州的大部分官员和他共同签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折，说广州差一点被英军所占领。用陈旧大炮设防的要塞建筑在一些岛上，很容易从背面受敌。自吹自擂的“水勇”（林则徐招募）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而城市里汉奸又多如牛毛。按照穿鼻草约的条款，义律毕竟已同意退还舟山及虎门炮台，因而此时他们将有一个较长的喘息时间来准备清帝要求的“靖逆”工作。但是琦善在那时失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一的支持。当广州人中间谣传钦差大臣用香港做交易而收了一大笔贿赂时，广东省巡抚怡良向京师奏报了琦善背着他秘密割让香港之事。清帝2月26日看到奏章时勃然大怒。他遂下诏道：“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49]于是草约被否决（虽然此时英国人实际上已占据了香港），琦善的大量财产被没收。3月13日，琦善戴着镣铐离开了广州。

当巴麦尊接到送回伦敦的穿鼻草约副本时，断定义律把他的训令完全置之不顾。义律既占领了舟山，他已经有条件定出自己的条款，但他却用这个重要基地换来了那个干燥多石的岛屿香港。那时22岁的维多利亚女皇在她致姻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信中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50]

此后，义律被一位做事沉着、52岁的爱尔兰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后者曾在信德当过几年政治代表。他从巴麦尊得到的训令[51]非常明确。他在占领舟山并且绝对确信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以后，他即着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让步：赔偿鸦片价款618.9616万元；收回行商欠债300万元；付远征军费用约250万元；至少开放四个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让更多供免税卸货的岛屿；每个条约港口均开设英国领事馆；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鸦片。[52]

赎回广州

璞鼎查虽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达香港。在这段时间，义律面临奉清帝诏令集结于广州的军队。琦善已由三位官员集体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满洲贵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龄完全耳聋的汉族将军杨芳，后者因在喀什噶尔擒获张格尔而闻名。整个二月份，军队源源进入广州。他们重新建设防守阵地；设置水路障碍；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广州士绅也被鼓励对他们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的防御。然而第一个到广州的杨芳几乎立刻看到军事形势已毫无希望：中国海军实际上已经崩溃；新城的城墙正在倒塌；佛山铸造厂新铸造的五吨重的大炮没有架设起来；军队也不可靠。

所有这些行动使义律认为，穿鼻草约并没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在击毁沿途一些炮台之后于3月2日到达广州。于是中国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举行谈判，俾使广州脱离英国大炮的威胁。杨芳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重新开放贸易；虽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对这个协议未敢明言，只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两个好战分子到来，致使这种暂时的休战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当奕山和隆文开始准备火木排并武装更多的地方兵勇时，杨芳不得不跟着干。于是，义律再次看到休战受到了威胁，并要求中国方面停止这些准备，但没有得到答复。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动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终于发动了一场歼灭战，他放出燃烧着的木排，顺江而下冲向停在黄浦江上的英国舰队。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中国战舰被击毁71只，岸上的炮台失守60座。然后在复仇女神号保护下，运兵船沿城行驶送部队登陆；英军占据了广州旧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这些高地之下，从而有完全听任英军野战炮轰击的危险。在那时，中国人已多次违背诺言，英国陆军少将郭富认为他们应该马上前进占领该城。但义律仍然相信他们会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广州免于一场屠杀。[53]这位全权大使当然占了上风。5月2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三位中国钦差大臣及一切外省军队都同意退出这个城市，并答应在一周之内交出600万元的“赎金”以使广州免遭破坏。当这个协定付诸执行时，英国人回到他们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来。

5月份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54]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55]其次，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镖和大刀去屠杀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

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当排外运动扩展到北方时，同样的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识到停泊在他衙门的窗外河流上的欧洲炮舰会勒索多大的代价，可是绅士们却同时在街头张贴声明，声讨地方官“背信弃义”地保护外国传教士使之免于“正义”的暴民的报复。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战争的最后阶段

璞鼎查于1841年8月10日到达香港，他在此指挥着一支取道印度洋和新加坡而来的远征军，到战争结束时，这支远征军将包括25艘正规军舰，14艘汽轮，9艘给养船和载有1万名步兵的运兵船。他立刻带领第一批共2000名士兵和一部分舰队向北驶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厦门。该地区的指挥官颜伯焘[56]理应奋起应战，因为他已经说服清帝为那里的防务花费了200万银两。他有50艘大战船，3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和9000步兵，据估计，只要英军一靠近，就可以把他们打垮。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月26日停泊在厦门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未想到予以设防。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15名。

英舰队留下了一支军队就地戍守，然后就继续驶向巴麦尊打算优先夺取的目标——舟山。郭富将军在这里倍加小心，因为中国人在穿鼻草约订立之后收回此岛时曾又大事加固工事。可是在他第一次侦察后的第三天，即10月1日，他仍然攻占了这个城市。虽然郭富在攻击中受了伤，但只有两名英兵被打死。为了完全控制这一段浙江海岸，此时只需占领附近港口宁波就可达到目的。英军在攻占河口上的据点镇海要塞之后，于10月13日向宁波推进。负责浙江省军事行动的钦差大臣裕谦不久就接到消息说，宁波的大炮曾打得发烫，他的军队未战而溃。大约正在裕谦打算自杀的时候，皇家爱尔兰卫队的乐队正在宁波的宽阔城墙上奏着英国国歌《上帝救助吾国女王！》的曲子。在这年冬季，英军在这里进行休整时，这个舒适的港口城市当时就成了远征军的大本营。这时，璞鼎查的计划（它受到查顿情报的鼓舞）是要求把战舰开往长江而把中国切为两半，并在运河穿过长江之处封锁对京师的粮运。由于他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牵制在守卫已攻占的四个城市上，他就决定等到春末夏初从印度得到增援部队时再作计议。这给了中国人发动春季反攻的时间。

清帝曾经断定，宁波的陷落说起来或许并非不幸之事。夷兵目前已经陷入陆上作战，而陆战正是中国的长处，大批帝国军队在浙江发动有组织的战斗也许能一举把他们消灭干净。由于他的许多官员向他隐瞒了他们的失败（例如颜伯焘声称已收复厦门），因此他觉得挑选一个他能信任的指挥官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他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京的禁军。奕经的特长是善于制定计划和搞准备工作，对这些事他干得很热心。他刚到苏州，就着手把他指挥的1.2万名正规军和3.3万名乡勇统一组织起来。由于他要依靠当地知名人士来获得地方上的情报，他在大本营外设置一个木箱，鼓励绅士投进名刺，并献计献策。许多热情而无经验的青年士子因时值危机而辍学应征；每个官员都争先恐后要求有权使用亲随和享受其他官品津贴。因此，这种指挥系统是极不明确的，这特别是由于从几个省调集来的正规部队都拒绝接受其他带兵官命令的情况造成的。人们只看到军队打着鲜明的三角旗，穿着绣花战袍，手执金光闪闪的武器，而忽视了后面隐藏着的分裂情况。这些士子兴致勃勃，在军营里举办了许多茶会、筵宴和诗社文会。胜利好像是没有问题了。事实上，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时间应该是1842年3月10日凌晨3时至5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进攻分作三路。原来的战斗计划（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3.6万人打进宁波的西门和南门，1.5万人夺取镇海，还有1万水兵乘战船和渔船渡海收复舟山。实际上，全部兵力的60%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奕经就留下他自己部下的3000名后备军保卫他在绍兴（著名的酿酒之城）的指挥部。其余的后备军处于宁波与镇海之间一座桥上由奕经的参谋长掌握。这样，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每个城市的人数约只4000人，而且当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去打头阵。由于这种畏葸胆怯，对宁波进行主攻的任务就落到700名四川兵身上了。他们奉命直到最后一刻才开枪，以保证攻其无备，但是他们的带兵官刚学会讲一点官话，使他们以为他们根本不应带枪。因此，这些金川土著只带着长刀溜溜达达地走进了英国工兵的布雷区和皇家爱尔兰兵的榴弹炮射程之内。当英军开火时，其他没有经验的中国部队被推向四川兵的后面，致使数千人拥挤在西门，死伤枕藉，那里的几条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国人把一排排惊慌失措的清军步兵扫射倒地。这是自从围攻巴达霍斯以来他们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杀，为此，英国人也感到恶心。

与此同时，在镇海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就好得多。如果奕经把他的后备军也投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夺回这个城市。但是，由于无须指出的那种带讽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挥那些后备军的参谋长躺在驼峰桥上的轿子中大吸其鸦片，而且正当需要他的兵力的时候，他已陷入一种麻醉状态。他的军官和士兵刚听到炮声就逃跑了。这样只剩下攻舟山一路的水兵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生来就没有乘过海船。他们刚一离开港口，大部分人就晕船，而带兵官因害怕遇到英军，后来20多天里就在沿海来回行驶，定期呈交假战报。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进攻，从而也葬送了缔结一项体面和约的任何实际的希望。此后尽管有过一些英勇的战斗，但清朝对璞鼎查所长期规划的长江战役将只能完全处于防御地位了。

长江战役从1842年5月7日持续到8月20日，它以一面倒的形势在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展开。5月18日，乍浦和在那里的满洲旗军驻防地被攻占。未设防的上海在6月19日发现已经被放弃。7月20日，长江的险要重地和满洲防军驻地镇江也被攻占。运河因此被封锁，帝国被切成两半，曾经做过明朝的都城和统治象征的南京也暴露于英军的面前。

外国人所到之处，尽是一片惊慌和混乱。郭富将军极力试图制止他的士兵任意奸淫掳掠。据中文史料记载，有些印度掠夺者被他们的将官枪毙了。英国人确曾搞过一种征集粮秣的制度，它给捐献粮秣者奖一块小牌子钉在门上，作为此户免受掠夺的保证。但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用。[57]军队不断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污辱当地妇女。更为恶劣的是随营的中国侍从和长江三角洲上的无赖，他们尾随英军进入被征服的城市，把住户抢掠一空，然后继之以放火焚烧。很多城市居民预料到这种情况而事先逃往乡下，使守军在城里阗寂无人的市场上无法弄到给养。士兵们既没有食物，又被洋鬼子有魔法的传言弄得士气低落，于是开始猜测在他们中间有“汉奸”。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军事历史中，要攻陷一座设防的城市的标准方法之一就是向“内应”行贿或进行说服，使他们从城内打开城门。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确实有足够的证据使满洲官员们相信，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潜在的反抗者。贱民，即清代社会的下层人民，一般都要依附于清政权以外的任何有政治权威或军事权威的人或组织。另外，通过沿海贸易和鸦片交易，港口城市的种种罪犯、小商人和秘密会社成员都成了与西方人士有密切关系的人。这种情况在19世纪50年代中叶广州附近的红巾起义中表现得相当明显。[58]所以当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亚的传教士郭施拉作被占领的舟山的地方官时，这个城内的每个不法之徒都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与这个地区的任何权势集团（如绅士社团、衙门吏役和现有的各种股匪）[59]毫无联系的这位新保护者。举例来说，郭施拉的捕快头目便是一个劣迹昭彰的操淫业的人，他利用他的新职务向富户勒索保护费。

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带兵官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鞑靼族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统治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尽管满洲人惊慌失措，可是在实际战斗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在乍浦，英军对1700名满洲守军的士气感到惊讶，对他们面对失败所表现出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在乍浦和镇江（那里有1600名旗人），满洲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战争。”[60]

中国战败：南京条约

春季反攻的失败引起了清廷内部一场重大的政策辩论。辩论的结果，反对过林则徐政策的官员或者从贬黜中被召回，或者被任命担任与外交事务有直接关系的高级职务。年迈的宗人伊里布曾与琦善一起被贬黜，这时又被派往浙江。有影响的穆彰阿这时实际上是宰相，被派往天津。而在反对派方面，在朝廷中曾经是林则徐主要支持者的王鼎，于6月份身故，而且据说他是自尽而死的。但清帝还不能使自己完全改变态度。自幼由师傅们灌输给他的一切教诲，他对列祖列宗的政策的全部理解，朝廷中“忠义”之士对他的一切忠告——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原则：“明”君不会屈服于武力。姑息政策就是对帝国和皇室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与反叛者调和最后总是导致如下的结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间对统治家族掌握王位的权力失去信任。明朝就是这样覆灭的，因此这也正是道光帝所害怕的：如果他失职，他的王朝也会灭亡。帝国政策的这个原则虽然并未因鸦片战争而有所改变，但是它已掺杂了其他成分；因为当时已到了这样的时刻，即只要有可能，就应解除顾虑，出于权宜之计而与西方搞一些临时的妥协。因此当时所强调的，就是屈服或者是不屈服的立刻抉择。由于花费了许多精力反复争论这个问题，关于讲和的条件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虽然如此，失败是难以承认的。例如，在局势的变化中找希望，或者甚至在绝望中找出解决办法，这总是有可能的。在乍浦失陷后，一位好战的年轻御史苏廷魁奏报说，英军刚在印度被尼泊尔人打败。[61]因此，清帝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收复香港。后来随着长江战役的发展，他逐渐感到，即使战死也比向这种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屈膝好。此后他虽然让穆彰阿和伊里布等宗人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但仍然梦想按照他自己的要求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这种既想战又想和的矛盾心理，表现在那个低沉的春天他所作的两件反其道而行之的任命上。一方面，奕经仍坐镇浙江，继续沿海的作战，而耆英则于4月7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也在同一地区进行和谈。耆英系出皇族，是皇帝的亲信，在北京曾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轻易地增加了他原已巨大的家私。耆英是个老于世故而风度娴雅的人物，所以人们期待他会在这样棘手的外交任务上取得成功。然而，他面临两种障碍。首先，朝廷上还存在一种要求全胜的强烈意见。他必须避免琦善的悲惨下场，不能离北京的意见走得太远。其次，他必须设法与璞鼎查接触，后者当时正在迅速地溯江而上。当耆英听到上海陷落的消息就立即奔向那里；但是远征军部队已经向前迅猛推进。最后，在6月28日，他的一个代表想安排与英国翻译官马礼逊对话。马礼逊再一次向他说明，璞鼎查不愿会见耆英和伊里布，因为他不相信他们有真正的全权。除非有明确的诏旨证明他们有充分的权力谈判和约，否则他是不会满意的。

耆英奏称这名外夷倨傲不恭，这使清帝勃然大怒。清帝有好几天好像要确实不顾长江地带毫无希望的形势而决定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最后使权宜之策似乎比较成为入耳之言的是耆英下的保证：即使南京即将失守，征服者也并不想在政治上进行统治。仅仅为了贸易权而冒着丢失大清帝国的危险，究竟是否值得？姑息政策在道义上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如后来耆英所说的：“伏思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62]

这个论点起了作用。到7月15日，道光帝的思想已有所变化；到7月26日，当镇江守军溃散的消息在北京被证实后，他授予耆英商谈和约的全权。耆英有了这个保证，急忙赶去防止英军当时就要向南京发动的进攻。英军尚等在南京城外，听到清帝国正在集结增援部队准备和他们作战，于是对这位使节恳请英军少安毋躁的要求失去了信任。8月11日黎明攻击快要开始时，一批喘息未定的使节来到河岸的远征军营房。他们宣布，耆英马上就来进行谈判。要英军先不要开火，中国会同意他们的条款的。

1842年夏末在南京举行的谈判中，清朝的谈判者耆英、伊里布和当地总督牛鉴实质上是英国侵略者和北京朝廷之间的调停人。他们的任务是减轻双方的恐惧和维护双方的自尊心以促进和谐。耆英必须首先和他的两个各有其幕僚和利害关系的同僚保持协调。他的主要问题是寻找能够与英国翻译官小马礼逊（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儿子）和郭施拉对话的使节。他派遣过三次使节：第一次派去的仅仅是几个送信人，这些中国军方人员在以前曾送过信，是英军认识的人。为了开始谈判，第二次派遣出的使节是伊里布的侍从名叫张喜。此人是伊里布的私人代表，在1840—1841年早些时候的几次谈判中已经为英国人所熟悉，而且实质上是一个能想方设法引英方人士讲话和揣测他们意图的谈判者。在这一点上他是做到了的，他先与小马礼逊互致寒暄，然后在谈话中也以威胁对付威吓。据张喜日记所记，小马礼逊威吓说，如有必要，英军将长驱直入，溯江而上；张喜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有必要，清帝将武装民众并号召农村起来反对他们，使之感到“草木皆兵”。[63]当然，哪一方对这些行动也都没打算认真去做。

英方要求中方派出的谈判者是能够认真作出诺言的人。这个要求最后得到了满足：中方派出了能够拟订细节问题的高级官员，这就使双方的主要谈判者最后能够会面和达成协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清朝的谈判者觉得穿戴比他们实际品级更高的顶戴要更好一些。英方很容易识别出他们顶戴的品级，但无法核对他们顶戴的合法性。在南京的清朝使者们不得不也同样弄虚作假欺骗他们在北京的上司。他们为逾越敌对双方之间文化上的鸿沟，确实绞尽了脑汁。

因此，他们首先只向皇帝禀奏了英国人先前提出而由清帝已经表示某种同意或要进行考虑的要求，如赔款，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五口和香港通商。稍后，他们又上奏说英国人要求取消公行、订立关税条约和在各港口设立领事。1842年8月29日当他们在璞鼎查所乘的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时，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清帝对开放福州以及容许外国人在新开商埠长期居住的默许。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结果有十年时间在福州确实没有对外贸易；而在广州，直到1858年才获得进城的权利，当然更谈不上居住权了。另外，英国人签字的条约是用中文写的，文中提到双方时都同样地抬头书写，以示英、中两国处于平等地位。但是这些表示平等的格式并未表现在送交北京的条约文本中。实际上，清帝曾命令他在南京的奴才们在英国全部舰队撤离之前不要会见英国人，但是他的谈判者们主要关切的是使条约得以签订，从而使英舰队真正撤走。在这点上他们最后是成功了的，但这要到在南京举行了关于条约体制未来形式的谈判之后一个月才能实现。在实际安排执行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新规章方面有许多事要做，所以双方谈判人员都同意要制定出关税和贸易章节的细则，以便在日后的补充条约中把它们肯定下来。

因此，南京条约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文件，它只阐明了一些据以建立新贸易制度的原则。它的主要条款如下：（1）2100万元赔款分期付清；（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港为通商口岸；（3）在品级对等的官员之间平等往来；（4）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英国领事馆；（5）废除公行垄断；（6）对英商进出口货物一律秉公征税；（7）割让香港为英国领地。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但是谈判者们还必须商定一些英国人能够据以进入中国的条款。

（郝镇华　刘坤一　译）

[1]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载美国《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2期（1972年2月），第258页；托伯特：《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第110—112页。

[2]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23—24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年）》，第598页。

[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3，第155页。

[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第9页。

[5]布拉肯先生在下院特别委员会上的证词，1832年3月24日。引自辛哈《欧洲人在印度的初期银行业务》。又可参考克令《印度代办制度的起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 第1期（1966年11月）；特里帕西：《1793—1833年孟加拉管辖区的贸易和金融》；巴苏：《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09—250页。

[6]参考罗斯基《华南的农业变化和农民经济》，第215—216页。

[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第257页。

[8]张荣洋：《对1784—1834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卷7第1期（1965年1月），第41页。

[9]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18页。

[10]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7页。

[11]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8页。

[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第316—317页。

[13]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94—195页。

[1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中文版，第139页。

[15]同上书，第166页。

[16]美、英两国船只从1832—1837年运来的全部进口货的价值增长64%，价值3770万元。在这同一基础上，出口货增长79%，价值3490万元。丝价增长将近25%；茶价增长55%。

[17]从广州到伦敦的函件来回需时约8个月。1841年以后汽轮和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陆”路被启用，单程只需时两三个月。

[18]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34—235页。

[19]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

[20]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77页；弗兰克·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140—143页。

[21]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13页。

[22]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第258页。

[23]《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533页。这里有关于鸦片辩论的奏文和诏令，第527—533页；更加完备的材料具见于蒋廷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卷1，第24—36页。张馨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批判性研究。

[24]魏源：《古微堂内集》卷2，第6页。

[25]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20页。

[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第17页。

[27]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50—251页。也参看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40页。

[28]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62页。费伊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一书（第142—179页）就外国人团体对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反应作了生动描述。

[29]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82页。

[30]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55页。

[31]同上书，第61—62页。

[32]参看兰德尔·埃德华兹准备中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33]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64页。

[34]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206页。

[35]似乎英国女王并未收到过什么信件。参看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35页；又可看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4—27页。

[36]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51页。

[37]《林文忠公全集》卷1，第3页。关于赞扬乡勇的诗，参看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

[38]关于某些“武术”及其可能的军事用途的讨论，参看《林文忠公全集》卷1，第22页。

[39]参看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365—543页。

[40]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90页。

[41]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第98—99页。

[42]同上书，第99—100页。

[43]齐思和：《鸦片战争》第4册，第630页。

[44]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17页。

[45]同上书，第120页。又见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66—268页。

[46]林崇墉：《林则徐传》，第443页。

[47]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59—260页。

[48]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72页。

[49]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84页。

[50]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307页。

[51]1841年9月8日皮尔内阁当选就职时，虽然巴麦尊已被阿伯丁勋爵所代替，但巴麦尊的训令继续有效。阿伯丁比巴麦尊谨慎得多，但是他这时已来不及改变已制定的政策。巴麦尊在这一年又回到了白厅。

[52]这些训令完全写在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附录K中，卷1，第655—699页。

[53]1841年11月18日义律呈阿伯丁伯爵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义律致郭富公函，包括3页，见于1841年5月21日和24日的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伦敦档案局。

[54]参见《筹备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23页。

[55]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17—131页。

[56]此处英文误作Yen Po-shou（颜伯寿），下同。——译者

[57]参看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29页及以后诸页。韦利的《鸦片战争》一书中（第186—196页）也有一部分这种记载的译文。

[58]小韦克曼：《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9—47页。

[59]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427页。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19世纪。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青、红帮与法租界的法国警长具有同样的关系。

[60]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第147页。

[61]关于苏廷魁的传记，参看张其昀等编《清史》，第4589—4590页。苏廷魁的奏章可能指的是1842年1月英国人指挥下的1.6万名士兵从阿富汗撤退时遭到屠杀的事件。

[6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98页。

[63]邓嗣禹：《张喜与南京条约》，散见于第39页及其他页中。这部详细的日记是中国方面在中外谈判中现存的少数内部材料之一。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条约制度的透视

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他们仍然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们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这种古老的秩序下，现代的民族主义绝少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权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中国地主—文人学者统治阶级对它的忠诚，并借此以镇压一切可能在农村平民中掀起的骚动及反清叛乱。在这种背景下，平息沿海英国人的滋事，起初只被当作一个次要的小问题。19世纪30年代最后几年里，清政府的打算也只不过是要制止英—印—中鸦片贸易的祸害而已。

鸦片贸易经常取得设在印度的英政府鸦片制造业的供应，它持续到1917年为止，达一百多年之久。这种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为了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些鸦片商大亨不仅帮助巴麦尊制定计划和战略，而且提供必须的物质援助：把鸦片贸易船只租给舰队使用；鸦片贸易船只的船长给他们当领航员，而其他职员则充当翻译；自始至终给了殷勤的招待，并出谋划策和提供最新情报；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付陆海军的军费。既然鸦片能够在中国迅速找到吸食者，它就同样能够迅速在中国找到零售商，因此，英国、印度、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贩毒商只需将鸦片运到中国，其余的事自然会由中国人去包办，不用英国政府插手。

英政府要求签订条约只具有一般性的目的，即废除纳贡制结构。1842年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准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由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来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从而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印度鸦片和外国侵略已经开始捣毁中国排他性的藩篱。中国的战败使烟毒进一步泛滥，而取得战争胜利的英国人则试图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这一点，他们在后来的20年内办到了，其间他们与清廷及其地方官吏有时一致行动，有时则发生冲突，而与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从1842—1844年至1858—1860年这段时期，这些新制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初期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20年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第一阶段。从西方的观点看来，那是这种条约制度结构得以逐渐形成的初创阶段。后来的几个阶段是使条约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变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从今天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条约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工具。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个30年中，通商口岸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中心城市：它们对整个中国有着日益扩大的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第三个30年中，主要通过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像滚滚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在这一时期，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外国人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第四个30年中，条约制度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的侵略所取代，接着又被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时代的革命秩序所代替。在这风云多变的一个世纪中，条约制度就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因此，条约制度这个近代中国的插曲是出现在“王朝虚位”的一个世纪中：这时清王朝中央权力衰落，政治动乱接踵而来，最后，一个崭新的中央集权在根本不同的一种党的专政制度下逐渐建立起来。这个重建中央集权的过程最后与城乡民众的政治活动相结合，也与为发展经济而广泛应用现代技术的活动结合了起来。从大处看，条约制度兴衰的一百年来，经历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开始及其高潮，也经历了中国人民对侵略不断增强革命反抗的各个阶段。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不断受到损害；随着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兴起，主权渐渐地又得到了维护。虽然通商口岸在开始时只是沿海贸易及对外交往的边缘地带的中心，可是在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它们成了斗争的主要焦点。因此，必须把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条约制度形成的时期，看成是外国对中国生活施加错综复杂和惊人影响的起始阶段，尽管这一有着外国影响、特权、控制和最终是掠夺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今天研究19世纪中叶中西关系史的学者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如实地对当时中国被迫与之打交道的“西方”进行考察。当时的西方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工业、交通运输、文教、医疗卫生和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等方面都是“不发达的”。举例说，英国在19世纪中叶有2200万人口；但是它的政府及社会生活却依然被500个贵族家族所控制，它们占有将近一半的土地，而其余的大部分土地却为大约1300个绅士及占有土地的平民所有。尽管有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当时的英国仍然是一个由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他们巧妙地把新兴的工商业领袖吸引了过来，同时，迅速增加的人口却不断地扩大着农场和新城市贫民窟里无土地和无选举权的贫民队伍。

19世纪中叶中国的内部叛乱与骚动，似乎与当时英国在煤、铁、纺织品生产及铁路方面的发展进步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以安居乐业这句俗话来衡量，叛乱前的中国民众跟进入城市与工厂生活的英国民众相比，差距也许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大。4亿中国人和2200万英国人之间的真正差别，第一在于他们的统治阶级行动的动机不同，其次在于他们所掌握的力量不同。

英国侵略中国的动机和力量都来自英属印度。驻中国的主要代理行就是开办已久的一些东印度代理行的分支机构；后者于1813年印度贸易对它们开放以后，在伦敦、孟买和加尔各答都分设了机构。在香港的英国商界领袖们——查顿、马地臣、颠地等——都具有上述背景，并且同作为其客户分布于其他英国贸易中心的亲友们（很多是苏格兰人）进行业务往来。这种中间商不仅参与银行业、保险业和船运业，而且它早在争取英国废除1846年谷物法及1849年航海法取得胜利以前二三十年，就开始发行自己的自由报刊和宣扬自由贸易思想了。[1]散商的思想是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的，并且有宗教信念做护符。（一位鸦片船长在日记中写道：“12月2日。忙于迅速交货。没有时间读《圣经》。”[2]）

英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从一开始便是英印联合的军事力量。[3]1839—1842年对阿富汗的战争使对华战争显得逊色。1845—1848年对锡克教徒的战争继续扩大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1841年来中国以前，璞鼎查爵士由于他在信德省（1843年被合并）作出的成绩而被授予男爵封号。总之，到了英国人对中国使用武力时，他们的作风和价值准则早就因在印度的成功经验而已经形成。这些人到中国来时是统治阶级的绅士名流，有优越感，很自信，往往不可一世，完全相信力量的秘诀就是树立威望，即使他们享有这样的声誉：他们拥有力量，并能在必要时使用这种力量。他们也习惯于同当地贵族打交道，并在其中物色合作者以发展他们的贸易。

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英国对华政策主要为巴麦尊勋爵所左右：从1830年到1865年的36年里，有2/3的时间他或是担任外相，或是担任首相职务。[4]他的卓越能力不仅贡献给了英国的国家利益，也贡献给了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宪政事业。他利用同欧洲的协作，使奥斯曼帝国免遭俄国扩张势力的威胁。虽然中国问题还不是他主要考虑的中心问题，但他的对华政策也有着同样的倾向——即为英国公民要求宪法规定的权利，必要时得诉诸武力；或者和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来谋求这种权利；一贯地“坚信正义是在他那一边”。[5]

从英国人的自信心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订立新的条约制度，其意图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英国全球商业扩张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现这种扩张的理想。具体地说，英国的目的在于为英属印度、中国、英国本土之间的三角贸易提供保证和机会，也就是说，要保障印度鸦片在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茶丝对伦敦的供应。英国缔约者的直觉要求是为贸易（他们相信贸易有助于向一切民族传播现代的文明）寻求法制（他们感到法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四海而皆有效）的保障。因而最初的条约主要是以给商人授予特许权的形式出现的。

其中有些权利是在欧洲国际制度的范围内正常地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如“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的互惠权利（《南京条约》第一条）；又如英国臣民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有权“带同所属家眷寄居”，以及拥有在各该地贸易通商“无碍”之权（第二条）。这些居住和贸易的个人权利在19世纪的主权国家之间通常是得到认可的；就是在中国，过去许多世纪的对外交往中，一般也是容许这样做的，只是没有在条约中详细地规定下来而已。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已经规定过旅行与贸易的互惠权利（第五条）。但最后在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第四条）关于商业问题的条款中，却规定商队须在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下到北京或两个边境商业中心进行贸易；这倒颇像1842年以前在广州实行的贸易制度。[6]

英国新获得的大部分条约权利把自由贸易的理想应用到了中国沿海：即英国商人应能进入自由市场，“勿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而反对跟官办贸易垄断机构打交道（《南京条约》第五条）；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由部颁发晓示”，以便按例交纳（第十条）。[7]为了在中国沿海口岸的活动中实现这些目标，英国人坚持搞许多附加条款，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对英国臣民的领事裁判制度（治外法权），而且它是以海军炮舰为后盾的。这样，一种新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就逐渐在中国沿海找到立足之地，并且日益膨胀起来。

英国在华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英国人同清朝官吏之间默契的利益一致。他们每一方都代表一种征服者的力量，都懂得用道德信仰兼管理技巧来统治其被征服者。清政权的思想体系，即威严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维护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精神威望。因此条约的签订就是英国和满清这两个贵族帝国的代表之间在争端中的权宜妥协措施。在这一方面，璞鼎查与耆英是心照不宣的。

耆英在广州谈判时提出的妥协纲领，其后台就是京师的满族大员、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1782—1856年），此人于19世纪30年代即已成为道光帝的首辅大臣（见第三章）。他们同年岁，十分亲密。穆彰阿几乎掌握着北京的一切有权有利的职位。他反对林则徐根除鸦片的政策，支持同族旗人琦善和耆英的妥协活动。同他们一样，他对各省的情况，即对中国的实情，几乎毫不了解，只是两眼死死地盯着清王朝的利益。对付中国边境的非汉族人民，自清王朝建立以来就已成为满族的专长，直到19世纪40年代，还是如此。大陆边境部落的酋长被纳入中国大陆的权力结构之中，同样，英国人则被纳入了中国海疆的权力结构。然而英国势力在以后的扩张，则非他们的始料所及了。

1842—1844年条约的缔结

在南京条约以后为制定1842—1843年英国条约制度的细则而进行的几次谈判中，双方在南京达成的最初协议的基础上各有截然不同的打算。清方谈判者原来担心英国人会有领土要求，后来才确信英方正如所声称的那样只寻求贸易，而不是领土。因此，中国便打算利用贸易方面的让步去安抚英国人，但对他们的活动则根据条约而予以严格的限制，这样就能通过物质诱导来控制住他们。这里应用的就是一种精心策划而经常用来对付亚洲腹地夷狄的“羁縻”政策。它包括两个方面：（1）在商业和私人交往方面让步，用贸易特权和友谊去收买外国的好战分子；（2）乞灵于文明的等级制礼貌行为以及中国的整个文化优越感来设置各种限制，所以条约一经订立，也能被用来限制对方。

在采取这些旨在软化好战的外国人的传统策略时，清朝对西方的政策是否重新作了什么考虑呢？朝廷里的文献记录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然而，在一心谋求妥协的清朝官僚集团之外，许多有志之士却作出了反应。最著名的是魏源，一位志在使旧的管理制度仍能发挥效用的改革家。魏源早年就有谋求改革漕运和盐务等要害部门的经验（见第三章）。此时他把注意力转到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来。

魏源利用友人林则徐于1841年年中赠送给他的翻译过来的资料，把新旧材料组织起来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他描绘了欧洲的贸易和军港向东方所进行的扩张，及其对中国的东南亚属国的颠覆性影响。这便导致了中国沿海的动乱。对付之方应当是以欧洲人制欧洲人，并且使亚洲国家奋起抵抗他们。中国应当采用西方武器和训练以自卫，并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魏源的这部著作完成于鸦片战争刚结束时，此书及其记述清朝武功的姊妹篇《圣武记》，尽管不乏以讹传讹之处，却仍然不失为对国际贸易和西方炮舰所带来的问题症结进行多方面的探讨的首次尝试。[8]魏源虽然对1852年最后一版《海国图志》作了增订，但他对国外世界的广阔探讨，很快就被湮没无闻。实行改革以帮助中国对付西方的进攻，已让位于清廷在此伏彼起的叛乱中一心挣扎求存所作的努力了。

因此，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的10年中，清方谈判者天天使出了他们整套的传统策略伎俩来虚与委蛇，而极少有任何新颖的奇谋妙算。他们试图在外交礼节和名词术语方面使其外国对手处于下风：譬如说，会谈只许在货栈那种令人感到屈辱的环境中进行，或者只许同低级官员进行。当被迫作出让步时，也只能把它当作仁政，而不承认外国人的权利。清帝的代表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可能采取会引起民众公开反对的行动，这点印度的统治者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在开始时却利用了私情交往。

处理从1842—1848年新条约关系的宗人耆英，用古代《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精神来执行他的任务。在那个时代，这条金科玉律是人们的口头禅。如耆英所言：“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止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今若深知其性，即可以慑其心胆。”[9]可惜耆英运用这一战略时却是片面的。他不去研究介绍英国商业扩张的文章，反而先试图用交情来笼络英国头目。在他与璞鼎查的书信往返中，尤其是在他于1843年6月对香港的史无前例的五天访问中，这位钦差大臣真是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他装出一副与亨利爵士十分友善的姿态，在书信里把后者称为他的“因地密特朋友”（即英语intimate）。他甚至表示想收璞鼎查的大儿子为养子，且与璞鼎查交换老婆的相片（耆英后来向清帝表白，说什么“英夷重女而轻男”）。其驯夷手腕在他对这位英国全权大使的告别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听起来颇像一封情书，他说：

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10]

满族显贵的这种表演，体现了个人外交的悠久传统：军事上软弱而文化上优越的中国统治阶级常常采用此法以同化和软化入侵的蛮夷。假若璞鼎查是蒙古人，耆英的举动就不会那么使他惊讶，因为这些举动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外交纪录的重现而已。举例说，汉朝对入侵匈奴的妥协，采用的就是和亲政策。中国每年给匈奴定额馈赠（另给其酋长婚配一名中国公主），使之保证停止对中国边境的侵犯。和亲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另一种形式”，当中国军事上软弱时它就一再出现。当汉朝成功地把和亲政策转变为完全的纳贡制度时，“就向匈奴要来一位王子作为人质，以保证其驯服”。[11]耆英（英国的公文中写作Keying）自己没有儿子，建议收养璞鼎查的儿子，并带他到北京去。当他得知这孩子先要在英国完成学业时，他答道：“很好！从今天起，他就是我的养子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了！”[12]

英国在1842—1843年谈判中的目的比较简单具体，但影响却深远：即依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使其总的来说有利于英国在贸易及交往方面的发展。正像查顿所申说的那样，他们最直接关心的就是通商的机会。条约税则实际上是由英国的与广州的有关人士议定的。伍崇曜代表中国方面，马地臣则率领致力于废除旧制的英商代表团。然而，他们都不十分了解行商以前实际上交付的贸易税。关税率实际上是查顿过去的一位代理商（罗伯聃）在广州同海关监督等人讨价还价制定出来的。新税则的税率用几乎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是低的，且不具保护性，因为不论进、出口税都仍按中国的旧规矩征收。主要的变革并不在于帝国的旧税率方面，而是在于要努力扫除深深植根于广州贸易制度中的捞外快和收小费等一整套敲诈勒索制度。当涉及内陆转口税（指外国货物从口岸起运至内陆市场后所应征收的那些税）时，条约规定此类税额“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可是由于缺乏情报资料，这种百分率在条约条款中最后仍付阙如。不出所料，英国人根本不能杜绝在商埠以外对他们的货物随地课税。“自由贸易”还是无法强加给中华帝国。

取代广州海关制度的一些新规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制定了出来，并与税则一道于1843年7月22日颁布：英国船只将把它们的执照委托英国领事保存，这样一来，英领事实际上将取代以前对在广州的每条船只负责的那种公行“保商”的地位。中国政府将不再对中国商人的债务担当责任。同时英国政府规定，英国领事对所有英国人有审判权。这样便正式制定了治外法权原则，而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侵犯中国在广州的刑事审判权的。

中英附粘和约是在1843年10月8日由璞鼎查和耆英在虎门签署的。它把英国的贸易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内，允许外商在那些地方居留，但限制到五个口岸之外的地方去旅行。附约规定了香港与广州之间的地方贸易，允许在所有的商埠内停泊军舰，认可领事协助稽私，承认治外法权和引渡刑事犯。它还包括一项最惠国待遇条款，即此后凡与其他列强订立之条约，英国将援例享有同等利益。虽然如此，附约后来在中、英文本之间显示有几处歧异，这部分原因是由于英方译员小马礼逊死后无恰当的接替人所致。[13]

英国的目的是想利用其陆海军力量来巩固已经获取的通商机会。关于这种努力是怎样受到限制的，从香港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希望把这个现在已经属于英帝国的岛屿变成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从这里他们可以进入中国全部沿海地区。为此目的，他们想把中国的沙船贸易吸引到他们这个新的岛屿港口方面来，因此试图把这一点写入附粘和约。然而，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却明白无误地写道：香港乃外国领土，所有去该地的中国商船必须从中国五个通商口岸的中国海关取得通航证。中国当局用拒发通航证的办法就能够窒息这种合法的贸易，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对中国方面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英国人的对策是通过由香港英国当局发放航行许可证，来保护居留在那里的英国国民的船只。这是一种新策略，它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载运旅客和杂货的小船。英国人单方面推广了这种做法，很快让那些在香港注册而往来于中国所有沿海地区的中国船只和外国船只使用他们的旗帜。

南京条约和虎门附约没有提到的主要问题是鸦片。英国政府争辩说，鸦片贸易既然明显地不能为中国所禁绝，那么，上策便是使它合法化，并对它征税来达到管理它的目的。对此，道光帝当然从内心里不能同意。鸦片因此在初期的几件条约中始终没有被提及，而这项贸易却在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外，根据一套非正式的规定得以恢复进行。早在条约规定的商埠开放以前很久，那些新口岸外就有武装的鸦片“接受船”（浮动的毒品货栈）停泊在沿海鸦片站旁边，鸦片站的贸易已成为既成事实。到1843年4月，上海官员们“业已在吴淞附近指定了一个停泊地……生意十分兴隆，许多清朝的低级官吏也参观过这些船只”[14]。然而璞鼎查于1842年11月曾经下令，英国人在这些港口正式开放和建立领事馆之前，禁止在那里进行贸易。在仍被占据的舟山岛上一位英国高级海军军官就曾指出，鸦片商人“迄今已被允许在该岛与澳门之间的沿海一带航行，而无需办理港口过境手续，也未曾受到任何盘问……只要他们不靠近尚未开禁的五个口岸即可”。[15]可是，当这位军官于1843年4月发现他们出现在尚未正式开放贸易的上海口外时，便命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

这件事给观察两国事件的人提供了一个可资教训的实例。璞鼎查斥责海军这种头脑刻板的举动。那位军官受到谴责并被撤职，而与他认真合作的那位上海道台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此后英国海军就对鸦片贸易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到了1845年，就有80艘装运鸦片的快船往来于香港。此时马地臣指示他那为首的鸦片船长说，不要夸耀对海军的“胜利”，而是“要尽力讨好清朝官吏，如果他们要求我们从一个停泊处开到另一个停泊处，我们就要照办，并且不要太靠近他们的城市。鸦片贸易现在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尽量避人耳目，为此目的，不论怎样小心都不为过分”。[16]

结果，英国对华的商业入侵从此便是合法贸易与非法鸦片贸易双管齐下地进行。合法贸易是在新开辟的五个条约口岸进行。鸦片贸易使在这些港口之外的沿海一带的接收站多了一倍，那里通常都停泊着二三十只鸦片接收船。到1860年为止，鸦片贸易额翻了一番，每年进口由3万箱增至6万箱。然而鸦片商人却受到璞鼎查的警告，不许到上海以北的地方去，这显然是与大鸦片商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还可能同清朝当局通过气。这样一来，中国沿海的法制就弄得肢体不全。尤其糟糕的是，英国——还有美国——为了同中国发展贸易，就继续靠向中国输出鸦片，作为筹措购买茶丝出口货资金的主要手段。

条约口岸的开放

口岸在新的条约制度下只是逐渐开放的——广州开放于1843年7月27日；厦门于11月2日；上海于11月17日；宁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于1844年6月。另外，7月3日和10月24日分别同美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只不过是给条约制度锦上添花而已。

顾盛代表美国人方面，试图以要挟北上来得到他要签订的条约；他话音未落就在广州获得了他所谋求的条约。他没有别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律师，便更明确地琢磨出了几条治外法权条款，另外又加进了几条有助于使缺乏像香港那种基地的美国人也能参加中国沿海贸易的条款。在这些新开的港口，美国人采用一种省钱的变通办法，即由商人临时担任领事，但这种做法对英国想让领事来执行条约规定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17]

在法国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致力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并要求清帝国政府能给予宗教自由。耆英的第一着棋是利用旷日持久的谈判以达阻止拉萼尼北上北京的目的。同时耆英也看出，这位法国使者要求的让步要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得到的还要多。在最后同意给基督教以宽容的时候（这意味着取消雍正帝的禁令），耆英含着眼泪告诉这位法国人说：“你劝我作出的这种让步……也许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耆英于是企图只限定在各口岸传教，但最后没有成功。[18]1844年与1846年的上谕重新允许中国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恢复了在雍正时代查抄的某些教堂。基督教新教获得了同等的许可权利，但是教士不得离开条约口岸去内地旅行。法国人接着在广州和上海设领事。由于贸易发展很慢，上海领事孟体尼便致力于维护他职务的尊严及法兰西的利益。

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这样的：“一视同仁”，让这两国都能通过最惠国条款得到和英国同等的权利，不使他们因为享受到了同等特权而感谢英国。他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离间法、美同英国的关系，以期将来能利用法、美来反对英国。他也认为仍要把广州继续作为中国外交的接触点。

和这种外交相辅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军事的纲领，其中包括海军的训练、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台和要塞。但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西方武器的势头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耆英的安抚政策看来还颇著成效。因此不需要花大气力去重新建设中国的军事力量了。[19]

为了在新口岸与外国人打交道，耆英的首要任务是物色和任命一批可靠而又有才干的官吏，这些人要既能博得朝廷和外国人的信任，同时又能忠于自己和与地方势力合作共事。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当过他的助手的那些属员。他在广州谈判时最得力的助手是黄恩彤，此人是中方参加附粘和约谈判的主要人物，他曾通过正常仕途升任南京盐运使，并于1842年为南京按察使和代理布政使；1845年他出任广东巡抚。[20]其他一些南京随员则被派往上海、宁波任道台。在厦门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继畬（后来任巡抚），此人是个学者，那时开始根据西方资料编辑一部附有44张西式地图的新的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徐继畬是1826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过10年，深受安抚政策的主要拟订者穆彰阿的赏识。他在战争时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台，后来于1842年春被任命为广州按察使，在广州他与同窗黄恩彤（也是1826年进士）共事过一段时间。徐继畬于1843年调回福建，因此利用与领事及传教士正式接触的机会而获得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虽然他这本1848年编成的书较之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简明和精确，但它在19世纪60年代才流行起来；那时作者于退隐中被重新起用而进入了北京新设立的总理衙门。[21]

这些人因为与外国人办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选用，他们在通商口岸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就像参加南京谈判的清方谈判者那样。他们是两姑之间难为妇，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多次为此最后吃了苦头。像后来西方的“中国通”一样，这些深谙夷情的人确是一些能够对外国文化中的民俗学进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中国人对“蛮夷之性”的看法是以亚洲腹地的长期经验为背景的，他们认为：蛮夷天性难测，也的确“莫可测其高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蛮夷贪婪成性，无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蛮夷也确是天性狡诈，没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养。他们真是“犬羊之性”。英国人强调贸易，这表明他们极尽本末倒置之能事——“盖夷人重商而轻官，凡欲举事，必先谋之众商”。这是因为整个英国“均赖众商贸易以为生。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22]这种粗鄙显示出他们道德低下，但同时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羁縻的弱点。第一批条约就这样被理性化为实现羁縻的手段。虽然英国人的贸易利益在条约口岸日见巩固，但这种利益仍可看成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东西，因此只要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使外国人就范——这是一种多么十全十美的理论！但可惜中国缺少必要的实力基础。

在新口岸驯服外国入侵者似乎较为可行，因为中国这个万方共主之国还没有在精神上被击败。这些化外蛮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旧有时被称为“英逆”，即他们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员，却又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进一步诉诸暴力将是“犯顺”。[23]条约口岸制度首先确实不是强加给中国的，而是实际上一开始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条约的规定中关于通商口岸有居留和贸易区域、有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的条款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继续，作为制度，它们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抵触。何况在19世纪40年代当港口刚开放时，朝贡使节继续来到北京：朝鲜每年一次；琉球前后来了七次；越南和暹罗各来了三次。所有朝贡的礼仪及其记载都详尽无遗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蒙古和亚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贵族通过理藩院所表示的臣服之诚在内。今天回顾起来，鸦片战争也许可以看作是一场灾祸；但当时却不是如此记载的。当1844年一个法国人留在琉球，1847年一个行医的英国传教士在那里定居的时候，琉球国王就抱怨起来，清帝对此作了训示，他说道：“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藩之意。”[24]然而北京现在已没有力量维护这种古老的观念了。这些话仍被继续记载下来，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了过往烟云。

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在外国人眼里，条约口岸在新的边疆地区——不是未开发的边疆，而是人烟稠密的文明边疆——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前几代的西方贸易商已把这些港口选定为打进中国商业渠道的潜在地点。厦门与宁波在16世纪已为葡萄牙人所熟悉。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广州和上海却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这两地之间的另外三个地方不过是前哨地点而已。在订约后的头10年中，厦门的外侨约在25人左右，福州和宁波各有12人左右。分散在港口外的鸦片接受站的人数就更不多了。早就建立起来的贸易中心广州大约有300个外侨，但是广州是两广的首府，那里住有许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爱国主义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国势力增长的真正中心是在长江口上。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已有12个商行和100名左右的外国人。到50年代中期则发展到了70个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国居民（不计家眷），并有8个领事馆和36名新教传教士。[25]

在各个口岸，外国侨民团体集中于前滩或沿江马路一带，装载的货物由此转卸到外国商行所在地段内的货栈。每个外侨团体都设在中国本地城市外围的背水之处，使之能从水上获得援助，也能对陆地作某些防御。英国领事们早就要求有权在有城墙的城市里所租借的领事馆建筑物上升起国旗，而且除广州外，其他各地都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在厦门，外国居留地实际上是设在海港内的鼓浪屿；在福州是设在闽江上的中州岛上；在宁波则是设在城关一条小河的对岸上。当外国人在上海城关以北黄浦江岸定居时，他们住在两条支流之间，而在靠内陆的一侧的边缘，他们又开凿了另一条被称为洋泾浜的小河。

19世纪中叶，在中国条约口岸总计大约有500名外国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将近200个商行里（其中既有从事本地各种业务的商行，也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行）。男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女人。其中半数来自英伦三岛，另外1/4来自印度（包括印度祆教徒），总计这些外国人中来自英帝国者达3/4。美国人数目上少些，然而他们的航运业仅次于英国，他们在上海的贸易量几乎达到一半。1849年6月航海法的废除，使美国船只可以直接把货物运到英国，或者在英国各殖民地之间运货，因此到1850年1月1日以后，美国快船就在茶叶输往伦敦的业务方面同英国展开了竞争。

基督教传教士团体在数量上只是中国这个舞台上的配角，但它们对外国侨民团体的贡献，无论在精神或知识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受到法国鼓励的天主教传教士，稳步地、静悄悄地在内地主要中心恢复了他们的位置，甚至还发展了他们的宗教信徒。1839年在中国就有将近30名天主教传教士，其中一半属于遣使会修士，一半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30人差不多都是法国人。10人在澳门，此地是训练、供应和联络的主要基地。10人在四川，3人在江西，3人在湖北，其余的则在福建和蒙古，与当地教徒相处在一起。像某些新教教徒一样，他们偶尔也乘鸦片船在沿海通行。到1845年，在中国有76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上海再次活跃起来。[26]但直到1839年，第一批新教徒还只有12名教士，在鸦片战争后仍旧被限制在条约口岸内。同穿着汉服、过着中国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甫相比，这批典型的新教教徒带有家眷，并保持着许多西方生活方式。天主教会由于在中国具有劝人信教的长期经验，所以已经学会了许多中国方式。同时它也比新教更加专心致志于拯救灵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团，不大注意行医和教育，以之作为劝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保持更多个人主义色彩的新教徒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文化，也与外侨团体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这到头来使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更具破坏性。

条约口岸的居留地是外部世界伸向中国沿海边疆的据点，它们依靠的交通几乎就像当时美国西部边区村落依赖小马快递邮车和商队小道那样。不过中国沿海交通几乎全部靠海运。由英国经跨越苏伊士地峡的这条“陆路”的邮件要花两三个月时间，但比起从大西洋岸本国绕过好望角或合恩角的四个月航程则缩短了一个月。“半岛和东方轮运公司”的明轮轮船不久又缩短了这段航程。轮船邮件从1845年开始运送到香港，1850年开始运到上海。然而，当时是快速轮船的伟大时代；在中国沿海的那些鸦片快船经常定期地向鸦片接受站供货，这时它们既载运邮件，也载运旅客到条约口岸，更不用说载运香港来的新闻报纸，以及1850年以后载运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了。居住在小一些的条约口岸的外侨，觉得鸦片船船长真是他们兑换钱票的最好中介人。

已经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英国政府，是创立条约口岸结构的积极参与者。然而中英贸易有它自身的推动力，每一港口的英国领事都感到自己赶不上新的商业发展形势。根据条约，他们担负着正式的领导职务，但是以西方的贸易和文明（两者被认为是不能区分的）的名义向中国的旧制度发动进攻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领事人员的联合行动。

领导英国商界的是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这两个互相竞争的商号，它们的鸦片船船长曾在19世纪40年代携手合作，由两家共同把持贩毒的垄断权。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波士顿的旗昌洋行。这三家公司不论在鸦片贸易方面或合法的条约港口贸易方面都从事着范围广泛的活动：它们发展自己的快船船队和银行及保险业务，也发展堆栈甚至船坞等大的港口设备。这种生产能力及其资本积累很快就使得它们在当地向不动产和消费品工业方面进行投资。

在国际贸易方面，一些小商行的经营范围就不那么广。这些在中国的代理行给它们的国外委托商提供市场情报，以寻求对船货投资的风险资本（即投入资本），在这项业务中，代理行只通过向客户收取托运的往来货物的佣金获利。委托商本人和代理商的赢利不仅取决于中国和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及所有竞争者的反应，也取决于兑换率的涨落，最主要的是金、银之间兑换率的涨落，而且在中国还特别涉及各种各样的计算单位。数量少而币值过高的在西班牙美洲通用的银洋1853年在广州为墨西哥银元所取代；1857年，上海商人又完全放弃了铸币而采用上海银两制——一种用银锭付款的计算单位。[27]兑换业务只有在外国人同中国人的密切合作下才能进行。

怡和洋行里不仅分设常驻股东的“高级餐厅”及英籍职员与助手的“低级餐厅”，而且还有中国买办、钱币兑换人及许多佣人的办公室及住处。该洋行的各部门经营茶、丝、纺织品或中国出口杂项。总而言之，一个大的贸易商行足以使英国领事馆在职员人数与建筑物的规模上大为逊色。这些洋行是支配的因素。它们深信自己就在从事条约口岸的一切活动。

外籍代办（即商行头目）完全依靠他们的中国买办。广州的买办执行新开口岸外商营业中属于中国方面的业务，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熟悉茶和鸦片行情，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能够按必要的中国方式互相担保。在中国人看来，买办便是主要的贸易者。他们按照与外国商号签订的合同可以雇用自己的职员，与中国内地来的商人打交道，获取市场情报，办理兑换业务，负责管理全体中国职员及栈房货物，甚至代表外国商行同中国关卡打交道。这样，买办不仅是外国人在中国这块地方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典型的经纪人，他们能够作为独立的贸易者来发展自己的业务。他们的利润和投资迟早会使他们作为新型的中国商人而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条约口岸外国势力的全面保护下是能够兴旺发达的。虽然广州行商的某些职能已被英国领事接管而为本国船只和国民作担保，但主要的贸易职能却落入了买办之手（他们经管外国商行在当地的大部分业务往来）。[28]

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副领事和一两个助手或翻译，基本上来自英国的殷实人家，领事馆负有监督和惩戒的职责。根据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它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为了促进商业。领事要规定负责引导船只进出港口的领航员应得的报酬。他要接受和保管船只的执照，并向中国海关报告船只的到达。然后在船只离开时交还执照。领事也要检查进口货物，听取关于课收税额方面的申诉。他要和中国当局合作确定铸币的标准，还要保管一套在领事馆应用的度量衡标准器件。他要负责签发船只之间货物转驳的证件。他的职责还包括管理口岸的英国水手，听取人们对中国和英国臣民的控诉；而且他可以独自对英国罪犯进行惩处。他有同中国当局合作的其他各种义务，例如执行口岸限制事项；监督土地与房屋的租用；防止走私；引渡犯人；一般地说要在中、英两国国民之间做调解人。由于同中国政府的一切接触都要使用中文——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所以领事就依靠英国译员充当左右手。像威妥玛、巴夏礼、李泰国、赫德、麦都思和密迪乐等精干有力的人物，都是循此途径晋升起来的。

美国是任命商人做领事，因此使英国人在外侨团体中稳占优势地位，因为商人领事会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中国人眼里，商人领事就像是买了个几品顶戴的旧行商一样，不免对之又慕又恨。因为尽管他们有官员身份，但骨子里仍然是商人；有的英国商人也是这样：他们通常取得领事身份，代表着那些同中国订了条约但却没有派出领事的西班牙、秘鲁、荷兰、普鲁士等国。

条约制度靠武力建立起来，也只有用炮舰外交去维持。这也可以说成是某国使用海军力量作为威胁手段去支持条约权利中的所谓合法要求的伎俩。这一伎俩典型地表现在1848年上海青浦事件中。青浦位于以上海市为中心的允许外国人活动的半径范围之内，有三个传教士访问了这个小城。他们受到粮运船民的袭击，只是由地方官出面才被营救出来。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赔礼道歉，但中国当局对附近1.3万多名运贡米去北京的漕粮船民是否要采取行动表现得犹豫不决。英领事于是停付条约规定的贸易税，还把他唯一的一艘装有十门炮的皇家海军方帆双桅船调来以阻止1400只装有稻米准备离开码头的民船启运，并要求在48小时内逮捕10名为首的肇事者。阿礼国接着派遣刚好乘一艘炮舰到达的巴夏礼越过当地道台直接向南京总督要求赔礼道歉。结果总督把这个道台免职，并对几个肇事者给以在外国人居留地戴上刑枷一个月的处分。这种对甚至在数量上大大占优势的群众使用武力的大胆果断的行动受到外侨团体的全力支持，虽然此举在香港和伦敦并不怎么受到赞赏。但阿礼国却顽强地表示，这是保护在华英国人的唯一办法，而且以后几代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29]

炮舰外交揭露了关于中西交往中谁说了算这个反复未决的斗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英国希望的不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统治，而是要中国按照英国方式在法治精神下进行国际交往和自由贸易，因为这将为英国的商业利润打开门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社会中进行一场革命，而这一点当然要遭到坚决的反对。

英国与广州的对峙

19世纪中叶英国的高压政治使治域广袤但力量不足的清政府威信降低，并危及它的权威。1841年5月的三元里事件（见第四章）就是一个前兆：清官吏对外国入侵者表面上的安抚进一步唤起了排外情绪，并且动摇了老百姓对清皇朝是受命于天的默认。因此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广州的清帝国官吏，不得不在英国人及绅士领导的民众之间左右讨好。

在战争时期，特别是三元里事件刚刚过去时，绅士和村民联合建立了民团局来维护地方团练。为此目的，他们在广州北面组织了一个总局以协调已经在邻近市镇（包括八十多个村庄）建立起来的十几个团练的行动。这个新成立的局（叫昇平社学）经官方承认，凑集了大量的资金，募集了好几千乡勇。[30]这种由绅士领导的乡村武装，对于不可抗御的英国人似乎构成了一个坚强的壁垒。

在广州的300名左右外国人依旧被限制在号称十三行的老区长达800英尺的滨江地段以内，那里有约4英亩空地。想到别处去租赁房屋的尝试，通常总是要碰钉子的。他们可以在河上划船，但是稠密的人口往往使他们感到窒息。所以英国人下乡有着很实际的目的，即为了锻炼、娱乐和体育运动，特别是想猎捕野禽。但由此而招惹的事件不久就满载在名为《在中国受到的侮辱》这本英国蓝皮书中。

既然在朝贡时代断然拒绝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内，那么在1842年以后维持这种禁令，就成了广州人反抗的标志了。双方都不断地扔石头、殴打和骚乱，在这当中，广州人的高傲和敌意常常不亚于英国人的鲁莽和傲慢。1847年4月，英国公使德庇时爵士终于再一次诉诸炮舰外交，把英国的战船从香港调来进攻虎门炮台。36小时内，英武装力量打哑了清朝827门大炮，进入广州，占领了十三行。然而他们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乃是耆英同意广州城门两年后向他们开放。“德庇时的进犯广州”就这样不了了之。8个月以后，6名在民团区域郊游的英国人被杀。耆英立即派兵占领那个村庄，惩办了凶手。然而他不断想通过维护英国人享有和平交往的条约权利去安抚英国人的努力，使他似乎成了广州的抚夷派，而北京却有理由害怕这种安抚会失去民心。因此耆英于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继任者为汉人徐广缙，徐奉行的是依靠民众排外情绪的政策。

1849年初当英国人再次要求进入广州时，徐广缙在全城及乡下动员民兵搞自卫，这种高昂的反抗外国人的民气受到清帝的嘉许。由于巴麦尊没有做好发动第二次战争的准备，英帝国后退了下来。总督徐广缙与那位表面上气壮如虎的巡抚叶名琛受到清帝的器重和士绅们的赞扬：英国人十余年来“蹂躏我边境，追捕我男妇”……若非这些官吏体恤人民，“鼓其勇气，使之众志成城，则似此一举，实不可得”。[31]结果便形成了僵持局面。在19世纪50年代，条约虽已签订，但在广州依旧未生效力。西方的贸易，像以往一个多世纪一样，继续在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敌意尚未消除的情况下进行，何况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又已在内地爆发起来。所以新的中外关系的结构是无法在这种旧背景下创立的。

中国沿海的骚乱

随着英国人的新权力在中国沿海边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变化：一方面是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出现对外国人效忠的迹象。广州商人和仆役实际上参与西方扩张的活动，助长了这一人心转变的过程。当怡和、宝顺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扩大合法贸易并在口岸外的轮泊处发展鸦片贸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南方招募来的中国帮手。广州和福建商人也独立自主地迁往上海，从事合法的与非法的贸易。

这些随着西方贸易的扩张而迁来的广州人，不仅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于长江三角洲，带有那种异域情调，而且许多人是对外贸易中日益成长的下层社会里的不务正业者和诈骗者。从厦门来的广州人和福建人，他们出过洋，因为曾是香港、新加坡、马榔屿或马来亚等地的居民而取得了英国国籍，他们也可以要求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这就形成一整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中国人阶层，他们能够随时要求外国保护，拒绝接受中国管辖，虽然中国的习俗则坚持各地的中国人都是清帝国的臣民。这样一来，外国庇护下的广州人和厦门人便成了中国沿海一带的特权人物：他们拥有外国武器和与外国人的关系，中国官吏要对他们进行高压就得三思而行。早期在厦门领事馆注册的英国居民中，大多是华裔及新加坡、马六甲或槟榔屿人。这些英籍中国人一旦穿上西服，通常都被认为是受到外国保护的。他们只需简单地换上西服就俨然有权要求不受清政府的管理，而一旦改着中装，又可以融合在本地人中间。

但是，利用英国的掩护进行违法活动，只是更大规模的潮流——华南持不同政见组织——的先兆；这种组织首先在贸易路线上，后来在居民当中滋生起来。人口和贸易的增长使政府的管理鞭长莫及，秘密会社遂能迎合那些从事合法贸易的客商之间与日俱增的互助互卫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鸦片走私商及分享他们利益的衙门吏胥、船户和盗匪之间的需要。

华南秘密会社一般是三合会或洪门（见第三章）的分支。三合会各会堂大多是独立的，不受中枢的控制，而且只在他们愿意时才进行合作。但他们的秘密兄弟关系彼此间有一种秘密的语言、口令和暗号，会员即使互不相识，也可凭着这些办法了解对方的身份：这一切对从事不可告人的生意而到处漂泊的人是特别有用的。松散的三合会网络组织没有中枢头目，肯定是无法对抗政府的，但政府也无法消灭它。它作为地方犯罪的媒介物而滋长起来。[32]

就这样，在西方商业扩张的半阴影里，一种不法的中国社会成分开始沿着贸易的道路发展壮大起来。三合会会徒成批拥向香港，英国人想在那里把他们管起来。在中国的海域内所树立的一种以英国海军为代表的新权威企图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统治，但它不可避免地会同时给不法分子提供掩护。举例来说，就是这些促进了鸦片贸易的广州人和厦门人，也帮助了苦力买卖的发展。非洲的贩奴贸易已被禁止；但新的种植园仍旧需要廉价劳力。结果是产生一种新行业，它用外国船只从厦门、汕头、广州或澳门将契约华工运往马来亚、苏门答腊或爪哇以及秘鲁或古巴等地，为开辟种植园提供劳动力。这一勾当是由厦门的德滴等肆无忌惮的英国商人们推动的；德滴作为英国臣民而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而且他还是荷兰与西班牙两国的领事，所以又获得了豁免权与权势。

海盗活动这时也随着沿海贸易的增长而趋于猖獗。到1850年，厦门领事估计，至少有3000名中国海盗活跃在福建沿海。英国炮舰正式进行巡航，追捕海盗，把一批批罪犯带到通商口岸交给中国地方官。在四年内，英国船只捕获了大约139只海盗船，并得到英国政府付给的奖金：即对7000名左右被杀或被捕的海盗按每个人头付奖金20镑。这种活动只部分地在公海上进行。它也是英国权力代替中国权力的一种表现。但是追捕海盗遇到了真假难分的困难。因为中国渔船队开始武装自己以抗御海盗活动，何况有些武装船只既可充渔民，也可充海盗的角色。

作为抗御海盗活动的保护者而发展起来的护航队，也变成了一种生意。获得香港所发英国通航证的武装船只，开始订立保护中国渔船队和贸易船只的合同。例如，105吨的斯派克号双桅纵帆船，长70英尺，宽19英尺，深8英尺，上有一层甲板和两根桅杆，它配备着9门炮、23支毛瑟枪、5支手枪、10把弯刀、4支长矛和5根梭镖，并有11名水手。此船归宁波的威廉·戴维森所有，悬挂英国旗，带着由香港总督签发的有效期为一年的通航证。船长、大副和炮手是英国人，但大多数水手是马尼拉人。“斯派克”号不怕中国船只，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它不得不依赖中国人去分辨海盗与合法渔民。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中国人的纠纷之中，使英国旗帜被私人目的所利用，但船长、大副和炮手对此并不一定反感。[33]

不久，英国私人的护航业务碰到了其他外国人——澳门的葡萄牙人——的竞争。到19世纪中叶，后者的十二三艘武装洋式中国船（有着欧洲式的船身和中国式的帆），不顾澳门葡萄牙人的限制，聚集于宁波江口大肆敲诈勒索。19世纪50年代初，由于臭名昭著的布兴有（阿帕克）率领二十几艘船只组成的广州海盗船队在宁波港外停泊，本来在护航业务上就已经相当剧烈的英、葡竞争被弄得更加复杂化了。虽然用惯常的收买办法把布兴有设法安插到了清帝国的水师里去，但他继续在护航事务中进行讹诈。不幸，中国地方当局未能使这些广东海盗与葡萄牙人互相火并而同归于尽，局势依然没有被控制住。

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鸦片贸易非法地日益扩张，以及苦力买卖、海盗活动和护航工作等原因，新的条约制度精心哺育的西方对华合法贸易，受到了贪污和混乱局势的威胁。在那么多越轨不法事情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实行条约税则就越来越行不通了。一个肆无忌惮的外国商人既可以用威胁来恫吓中国的海关税收人员，又可以接着用利诱以达到互利的目的——这样干有何不可呢？不能指望中国海关放弃它们一贯捞外快的常规，也不能指望它们执行外国制度去管理他们无法控制的外国人。然而在条约税则日趋无法贯彻的时候，依赖条约税则的大商行的贸易利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上海成为新的发展中心地点，外国的侵略和中国的软弱在这种发展中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中外条约口岸制度。

上海的兴起

上海由一个小县城的地位迅速崛起而为中国的大都市，这是由几个因素凑合起来的结果。当然，有一个是地理因素。上海濒临一条宽阔的河流，距该河流入长江的江口处约十余英里。它提供了种种港口设施，有一个安全港，由于有通向内地的河道，与内地的交道也相当方便。它位于两条贸易航道的交叉点：一条是溯江而上直达四川，一条是沿中国海岸从广州直到满洲。从国际上说，它是航运的枢纽，从广州、天津和日本循海路到这里都很方便。它既是巨大的长江流域和华中区贸易的集中地，又是整个东亚的分配要地。从地方上说，上海之所以能够兴起，是由于肥沃的粮仓长江三角洲生产了过剩的粮食；北京的粮食供应就是从长江三角洲通过大运河或绕山东海角北运的。这个全中国最富饶的区域有能力供养一个大都会。[34]

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变成一个关键地点，中西关系新的力量对比在这里允许英国建立了优势地位。英国对上海兴起的贡献首先是皇家海军作出的，它保障了中国和外国财产的安全；其次是英国商人作出的，他们自己赚钱，也给中国帮手和商人提供了同样的机会。英国领事赋予这些起作用的势力以合乎法理的和制度的形式。其实，英国领事不过是先作出了这种贡献而已，帮助他们的有美国和法国的领事，更不用说还有美国和别国的商人了。中国人作出贡献的则有以下几种人：中国商人，他们吸引了整个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的地主豪绅的资本；中国的叛乱分子，他们制造了当前的骚乱问题从而引起了外国的干涉；还有那些唯利是图、投机钻营的清朝官吏，这些人名义上代表着一个软弱得不能控制他们的政府。

上海自元朝以来就已经是一个县城。1871年的县志就记载，1813年全县人口约逾50万，1852年还要多一点。[35]外国居留地开始开辟于城墙北面一段地区，在城墙同苏州河（中国人叫吴淞江）及较宽的黄浦江汇合处之间（见地图8）。早年外国领事和苏松太道台之间的有关安排都是很不正规的。不像后来别的口岸的安排那样，上海的领事们都没有从清政权那里正式获得租让给他们政府的租借区；对于这种租借区，领事们是可以转手再租给外国国民的。（譬如天津后来辟有八个租界，汉口有五个租界。）上海的情况则不同，虽然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头都要求各有各的地区，可是早期的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不得购买土地，但可允许他们直接同中国的土地所有者洽商永久租借事项，并通过他们的领事向清当局申报，然后从道台那里取得租地权。虽然法国居留区被人们称为“法租界”，并且由法国领事当局进行管理，但这是一点一点地拼凑而成，而不是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单独的租界存在的。同时，占优势的英国人本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在原来138英亩的英国居留地内欢迎任何国家的国民及其领事入境居住，因此它便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在整个条约制度下列强领事团共管下的国际自治区。由此产生的公共租界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它最后变成了对支配此地的英国人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精神的颂歌；但是，它形成的过程却经历了20年的酝酿期。[36]

地图8　上海的成长

从1843—1853年在这些小居留区内，除中国雇员仆役或服务行业外，一般不让中国人居住。中国居民在1853年初估计仅500人，但到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时出现了大批难民。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立即在外滩露宿或住进码头边的小船上；席棚、店铺和廉价住宅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后春笋那样涌现，以容纳这些人；于是外国居留地很快变成了一个中外杂居的城市。逃避太平军的难民不仅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有钱有地位的地主和商人家庭。在以后10年中，被迫离开家乡的绅士加入到上海社会中来，从而加速了长江下游的地主家庭与外国的接触和贸易往来。这样，在西方商人和中国统治阶级分子之间便出现了某种利害与共的关系。在上海租有土地的西方人，现在通过把土地转租给不动产经营者和建筑业者而获利。到1854年年中，在150栋外侨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约8000所中国住户。

这种中国人大大超过西方居民的中外杂居情况，并没有使上海居留地退还给中国人来管理。相反，上海旧城于1853年9月7日被粤、闽小刀会起义者攻占以后，外国居留地更加成为难民栖身之所。直到17个月以后，即到1855年2月法国军队与清军把造反者赶出时为止的这段时期，上海的外国居留区始终被骚动和叛乱所包围。[37]各国领事虽然坚持中立立场，但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承担地方政府的责任，其中包括涉及中国居民的审判事务。他们对较小罪行处以适当的罚款或收监，比较严重一些的案件就移交给中国当局。这时的道台是广东人吴健彰：此人原在公行中吴爽官的商行里做过事，捐了官，但继续在商业上与旗昌洋行的金能亨等人保持联系。1853年9月7日吴健彰被他的美国朋友救出县城；此后他继续和他们合作。一种新的中外利害与共的关系在上海与日俱长起来。除鸦片而外，从西方的进口都减少了，而茶叶，特别是丝的出口，却由于太平军破坏了中国国内的需求以及破坏了输往广州的路线反而有所增长。

这一切使得当地的中国人甘愿默认外国居留地的自治权，而且还出力帮忙保卫它。这种中外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就是上海能成功地取得独立地位的秘密所在。到1854年，建立新秩序的要素已纷纷出现，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些新制度。

这一套混合的新制度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清朝海关雇用外国人做中国的公务员，并监督外国商人遵守税则和贸易规定。这一大发明当然是长期发展的产物。在1842年以后的时期英国领事在最初阶段曾试图监督英商交纳条约税则规定的关税。但是这一“领事为了缉私而进行干预”的做法立即引起商人的一片喧嚣，因为商人发觉他们可以通过威吓或利诱中国海关收税人员的办法，使双方在关税税额上私下成交，互相得利。用这种办法“诈骗皇帝”的关税收入，使守法的外国商人很恼火，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但事实证明不可能有什么妙计使中国海关变得清廉，特别是在不诚实的外国人可以用武力相要挟，而善良的中国关员却缺乏武力的时候更是如此。到1850年，英国政府完全被合法贸易中的中外偷漏关税的行径所挫。平等执行条约税则这一条约制度的基石正趋于崩溃。

在50年代初的第二阶段中，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企图用拒付关税的办法威逼中国海关，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伤害条约制度。第三阶段开始于1853年9月7日小刀会的起义，这时海关处于停顿状态。阿礼国要他的商人用期票缴纳根据条约规定应付的税款，以使贸易能继续进行。当兼管关税的吴道台征得清帝的支持要求纳税的时候，阿礼国领事的这种出具期票的“临时制度”最后不得不予以废弃。但是中国政府还不能在上海对外国贸易重新征收有利可图的关税，所以吴健彰开始在领事耳目以外的内地对外国货物课税。如果长此以往，这种做法就会破坏条约口岸制度。

与此同时，即到了1854年4月，围攻城内叛乱分子的清军已开始抢劫和威胁县城以北外国居留区的外国人。清政府当局无法控制他们。4月4日，阿礼国领事和他的美、法同事一起拼凑了一支由400名水兵和商人志愿兵组成的混合部队，以四门大炮出击，在那次所谓“泥滩战斗”中肃清了居留区的西界。不像广州的商行区那样，这里的西方人是能够控制上海的局面的。

由于美国新监督官麦莲（在与省当局的谈判中他曾与英国人密切合作过）的到来，在军事—商业领域内也出现了政治家人物。1854年7月12日，上海英、美、法三国领事经与吴健彰谈判，终于就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达成协议。作为关税监督官，吴健彰负责雇用由领事提名的外国税务司，使之规定外国商人的纳税额，和过去一样，它由中国海关银行接收。作为给他的一种甜头，吴健彰可以指望从“临时制度”时期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关税期票中收到大约120万银两或39.1万镑税款。（后来经过许多法律交涉，美国的关税只付了1/3，即118125两，而英国则分文未付。）最后由于所有这些机缘的凑合，出现了一个又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关。从此，外国领事有了法律之治，中国政府也因此获得贸易税收。虽然1854年的协定给予领事以关税控制权，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这一责任。不久双方一致议定，外国税务司虽然是外国国民，但只替中国皇帝效力。[38]这种新规章所以能在上海实现，部分的是因为在当时万分危急的境况下，中国当局的代表是一位诡计多端的人物，他成长于广州的商场上，而不是在正统儒教的熏陶下教养起来的。

第二个改革之所以需要，是由于大量难民流入城镇，给市政管理带来了危机。随着中国贫富不等的人的住宅大量兴建，所有城市的弊病以及海员港口所特有的罪恶活动也变本加厉起来。防火防病和维持市民秩序等，没有一样不变成了迫切的任务，所以各国领事在1854年7月与吴道台就制定一项《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取得了一致意见。在早期协定的基础上，新章程规定领事每年应召集土地出租人开会，讨论的事项有：修筑道路、码头和桥梁；对这些建筑进行维修和打扫；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和排水系统；另外，还要建立一支警察队伍。年会还受权对土地和房屋课税，对上岸货物征收码头税。负责此事的委员会被授予法律职能，即要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提出起诉和对每年账目提出报告。这样就创建了一个贸易商的共和国，它有权在外国领事根据条约进行管辖的规定下进行征税和警察治安活动，同时还取得了中国政府的默认。当清朝官吏软弱无能而地方势力尚未巩固的时候，在上海的放肆的外国人便得以建立了这一套新制度。

在1854年以后继续骚动的10年中，中国资本被吸引到了中西商业合作的新中心上海。从广州来的买办商人立即遇到附近的宁波（它是个较古老的商业中心，曾经是同日本贸易的中古式的入口港，并且那时还控制着由杭州湾到满洲的大部分沿海贸易）银行商号的竞争。山西票号是在地区间（特别是在华北）的资金汇兑方面同官场进行密切的合作；宁波钱庄则不同，它们是在长江下游与沿海及外国贸易发生关系而起家的。它们由早期兑换银钱的店铺发展起来，发行可以兑换铜币或银两的汇票，并创办了信贷，以此来促进贸易。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宁波钱庄通过发展过户制度而满足了信贷需要；凭过户制度，商人在他们的钱庄存折中登记下彼此之间的每日交易，然后由钱庄每晚进行核算，使交易能得到结算和转账，这便替信用证券创立了一个粗具雏形的票据交换所。

宁波银行家早在19世纪初就已在上海贸易中崭露头角，后来开始在上海银行界起显著作用。当条约口岸的开辟促进了沿海和国际贸易的时候，上海茶、丝贸易的地方金融家大多是宁波人，他们能够依靠宁波地区旧式商业家族积累起来的资金。鸦片贸易发展了期票和银行汇票的使用，而太平军叛乱对长江下游贸易的破坏又给予宁波—上海银行家们以更多的机会。在条约口岸有自己银行的外国商人感到必须与本地钱庄合作，以便利用它们的票据交换所组织。而与外国的这种联系，反过来又有助于使中国钱庄能对政府的控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39]

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对比西方在广州和上海的经验，有助于说明19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清朝主要关心的是叛军势力蔓延，而叛乱正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弊病。库恩先生将在第六章中指出，旧秩序由于结构和环境的多种缺陷而受到损害，受过儒家洗礼的文人学者统治阶级终于以不可忽视的活力和独创性来对待这些弊端。在19世纪50年代，许多主要省份都处于内战和混乱状态时，沿海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军队相对地说似乎只属于边疆偏僻地方的问题。外国人在火力方面无敌而人数甚少，他们虽然可以打到广州，甚至最后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们不能取代中国人口，也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来统治中国人。一句话，像从前蒙古和满族入侵者一样，英国人也能打入中国的民族混杂的统治阶级权力结构之中，甚至到时候还可以在帝国政府中起作用。但是他们只有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只有与统治制度互相适应，而且只有在中国民众没有被现代民族主义感情动员起来反抗他们的时候，才能这样做。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给予外国人以条约特权和在中国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延长并改造了帝国的政体。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严阵以待，顽固地进行排外。就在清朝全力对叛乱进行镇压的同时，西方入侵者仍被视为需要清除净尽的累赘。

咸丰帝即位于1850年3月，时年19岁，他不久便被灾难所压倒，因此看来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坚强的领导者。他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徐广缙（当时是负责对外关系的广州钦差大臣和总督）煽起民众的排外情绪使英国人不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1850年3月，英国人因徐广缙违反条约而在天津给穆彰阿和耆英（负责签订1842—1844年条约的两位主要官员）递交了抗议书。这位年轻皇帝的反应是，以屈服于英国人的罪名斥责和贬抑他父亲所信任的这些官员。此后，他支持徐广缙及其亲密同僚广东巡抚叶名琛的不同西方使节交往的政策。同时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当局把一切外事活动移交给广州钦差大臣。北京的这条强硬路线，使巴麦尊于1851年曾考虑过采取武力报复，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职务，而他在伦敦的继任者却并不那么感到需要卷入中英斗争中去。

1858—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役，是由于1854年双方共同努力谋求修改条约的谈判遇挫而引起的。促使采取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几个因素：英国想寻求机会与南京太平军叛军进行贸易的希望遭到破灭；1854年和1855年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实行外交合作和军事上无暇他顾；美国公使（麦莲）来到中国，他较他的前任更少怀疑英国人的出尔反尔而愿意与英法两国共事合作。总的说来，到1854年，外国舆论已经认为不能从太平军的胜利中捞到什么油水，而英国政府也已决定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在法、美两国同意下，三强企图通过修改条约来增进它们在中国的利益。结果三国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间纷纷在福州、上海，最后在天津，从多方面提出申诉或建议，企图劝服当时的广州总督叶名琛。这些努力有助于达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协定，然而它们在与北京朝廷打交道时却无效果。1855年2月巴麦尊出任首相以后，在中国的英国活动分子越来越不安分了。[40]

叶名琛当时因为要对付广州周围的叛乱而陷于困境。他顽固地拒绝英国人进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当邻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义所震撼的时候，他在广州10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太平军于1852年由广西向长江北进，部分原因也是叶名琛保住了广东。然而太平军的榜样在广东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乱。叶名琛通过向绅士课税来筹措民团经费以对付这些叛乱，这正反映了广州地区当时的困难局势。华南的叛乱促使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苏的丝改经较短的路线运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岭和别的关隘而至广州的旧运输线上谋生的船民和码头搬运工都被迫失业。和三合会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像1853年占领过厦门和上海城的小刀会，现在有了用武之地。1854年期间，广州地区被卷入“红巾”之乱的漩涡中。广州城只是由于农村民团局（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结构之上的组织，所以在提供救济、控制物价和鼓励生产的同时，还能庇护和组织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绅士领导之下完成的，原则上要由朝廷批准，实际上总督批准即可。叶名琛在坚持科举考试，奖励有功的绅士，处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但是一旦“红巾”被镇压，几万人便在1855年被处决，广州的绅士仍旧在地方重新保持权力地位，他们能够用贸易税捐支持他们的乡勇和民团，而农民则比过去更加贫困，经官方批准并由绅士领导的民团已与由绅士资助的乡勇（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无异于老百姓的敌人）合流。[41]

成为1856年10月开战理由的“亚罗”号事件，便显示了正在成为中英关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这种船有外国的船身和中国的装配。船主是中国人，但他住在香港。船长（甘纳迪）是英国人，12个水手全是中国人。“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但已超过这一年的有效期11天，而根据殖民地条例，它有权在回返香港以前悬挂英国旗。但事实上“亚罗”号不管是否打了英国旗，它当时已参与了海盗活动。叶名琛声称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时捕获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海盗，这种海盗他曾处决过数以百计。当时巴夏礼领事刚从英国回来，英国的巴麦尊已经同意必须对清政府“提高嗓门”，并且要求中国对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赔礼道歉。巴夏礼领事有香港总督、当时的自由派领袖包令爵士（他初到中国时曾做过广州领事）做靠山。包令把自己对自由贸易的热情同巴夏礼坚决无情的炮舰外交的信念结合了起来。

1856年10月，英国海军再度攻占虎门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他们用一门大炮每隔十分钟向叶名琛衙门轰击一次，他们轰垮了城墙后派遣一支突击队冲入衙门，到处耀武扬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然而叶名琛蔑视他们，拒绝同他们谈判。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42]；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这却不是持平之论。

政治上的互不妥协此时导致僵局。1856年10月，叶名琛关闭了广州的海关，贸易陷于停顿。12月，十三行被焚毁。1857年2月末，英国议会辩论包令在广州的行动。格兰斯顿和狄斯累里赢得一项不利于政府的动议，但在其后的普选中巴麦尊获得大多数选票，这似乎表明人们支持对中国作进一步的胁迫行动。然而当年6月派往中国的远征军在途中不得不回头去帮助镇压印度的兵变，所以进攻广州的行动推迟到1857年12月。那时，法国也因中国不公正地判处了一名神甫（马赖，1856年2月在广西）的死刑而参加了这次报复。

英法联军终于到来，他们总数约5700人。12月28日，他们炮击广州城，接着登上城墙，并绕城墙而进。1858年1月4日，他们甚至派遣几个小队穿城而过去捕捉巡抚和总督。他们把顽固的叶名琛用船送到加尔各答，叶即在次年死在那里。他们把曾在广东供职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个谨慎而无倾向性的巡抚柏贵，当作现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员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门里。利用柏贵的名义，一个由能讲汉语的委员巴夏礼理所当然地占支配地位的联合委员会统治广州达三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10月为止。这个联合管理机构于1858年2月重新开放关闭了17个月的港口贸易。它派出由中国警察和外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组成的巡逻队，沿街维持城内秩序，而中国人的法律诉讼和别的日常行政事务则继续由巡抚衙门处理。柏贵的布告由巴夏礼在幕后审查。

北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叶名琛。朝廷也大体知道巡抚柏贵是受外国控制的，但没有撤免他或替换他，虽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员试图收复广州。北京以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因此新任总督黄宗汉就采取中间立场，想凭借民众难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国人的要求。这是中国人应用人民主权的方式，即任何政体都要顺乎民心，合乎天命。像那些好战派说的：“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43]要激起由绅士领导的民众的排外情绪是不难的，但要胁迫入侵者却是另外一回事。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显示自己军事上的威力，但这一点已办不到了。广东民团局暗中受到鼓励，终于在1858年7月21日进攻广州城，但结果还是被英国炮兵击退。同时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优势，在那里天津条约已被接受（详下）。

地图9　19世纪中叶北京、天津地区

没有得到朝廷进一步的支持，民团运动面临着联军巡逻队的威胁。到1858年底，巡逻队越来越深入到广州周围的乡村，旌甲鲜明地穿越村镇，以炫耀新政权的威风。1859年1月，当700名英海军陆战队员接近民团总部，最后受到炮火攻击时，英国人派出1300百名步兵和6艘炮舰，在三天战斗中占领并烧毁了该总部和总部所在的村庄。民团的贡献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陌生人进城，现在开始习惯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维持秩序了。绅士领导的民团运动在乡村也渐趋消亡。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蛮夷，这里也像在上海一样，蛮夷们被接纳加入地方政权机构之中。

1858年的和解

在广州赢得了对意志力考验的胜利以后，英法联军花了两年时间使北京就范。向远征军供给粮食，意味着要与英、美商号订立业务契约。它们的代办为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使节大开筵宴，传教士也为他们效劳。商人和士兵、政治家和传教士，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他们的文明的西方社会。

联军开始从上海北上，尽管北京照例要他们返回广州。1858年4月，他们用帆船和十几艘汽轮炮舰装载几千名步兵，到达天津下游河口的大沽港外。他们没有宣战；只要求谈判。特别是额尔金要求清朝谈判者像他从英国君主那里获得“全权”那样有权。对中国来说，这种意见是奇特的，而且清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它却是额尔金为取得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这个努力，他的炮舰冲破水上障碍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陆。在那里，清朝全权大臣在几经抗议之后终于在1858年6月与英、法、俄、美签订了新条约。俄、美两国公使作为非武装的中立观察员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来，他们也在这样的条约中几乎获得了联军通过战争取得的所有特权。

英国在天津的主要谈判者（与威妥玛在一起）是年轻的翻译官李泰国；他是广州首任领事的儿子，从1855年年中以来，已是上海海关主要的外国税务司，现在是从中国的这一职位上被“借用”来协助额尔金进行谈判的。[44]当年老的大员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对英国人施展其魅力时，26岁的李泰国便向耆英引用了广州衙门缴获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话，即他曾把蛮夷描绘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闻之愧赧。这也有损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经过审讯，清帝赐耆英自缢而死。

额尔金勋爵要求在北京派驻英国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而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条约，以此不仅当作促进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他在中国痛恨的是那些“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后来他写道：“我已经在我的同胞那里看到了比我过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厌恶的东西。”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已经获得了条约的特权，现在必须制止对它们的滥用。英国人在中国负有义务的这种观点，更使他有力地坚持在北京有一驻节公使的主张。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国）的看法。那时在天津的伦敦使节和别国使节都希望解决非经常性地拜会北京的问题；对此清廷也同意，但条件是要按照朝贡使节的章程办事。[45]

在北京常驻公使的争论，引起了主战派文官向清帝痛切陈词的热潮。为了维护各君主之间的平等地位，驻节公使势必要动摇朝贡制度，破坏中国的体制。在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那些闭目塞听的主战派，在面临联合军事力量的事实下却仍然指责条约中关于驻节公使的条款。但是为了阻止联军进攻北京，这项条款已经包括在清方谈判者6月26日在天津签字但尚未经清帝批准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帝是在7月3日批准条约全文的。

清帝的敕令刚批准天津条约全文，外国军队和外国官员马上撤走，甚至比1842年从南京离开时还要快。额尔金勋爵便航行去日本开创英日关系。新的税则和通商章程于10月底在上海谈判（11月8日签字），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包括广州商人兼官员伍崇曜和潘仕成，以及上海道台薛焕和总督何桂清（他名义上在南京，实际上在常州）。在中国的谈判者当中，这些人既代表广州沿袭下来的对外贸易的利益，也表现了长江下游官员们对想用关税收入作为抗击太平军军费的迫切心情。

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咸丰帝现在提出了一个“秘密计划”，其想法十分天真。他认为贪婪的英国人会放弃条约中关于驻节公使、内地贸易、内地旅游以及提供赔偿等要求的条款，以换取清政府取消英国同中国贸易的全部关税。咸丰帝后来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但这表明清廷对正在中英关系方面起作用的利害关系是多么无知。1859年1月，何桂清受命为兼管西方关系的钦差大臣：朝廷简单地把这个做法看成是以上海代替广州的措施，而拒绝何桂清提出的关于新的岗位应当是专职外交职务的意见。天津条约的主要谈判者桂良（1785—1862年）这时在上海说服了额尔金：把英国要求在北京设驻节公使一事应视作可此可彼而不是非此不可者。作为报偿，他同意不等互换条约批准书便让英国人勘察长江。因此，在1858年最后几个星期中，额尔金与李泰国等人，带了五艘战舰，溯江而上航行600英里，通过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达汉口，以便选择最好的新贸易口岸。这次突然勘察，自然引起了各该地抗击太平军的清朝官员的惊慌。（天津条约曾经规定，在签字一年后开放镇江通商，但在平定太平军以前不开放其他商埠。）额尔金在议定上海税则的同时安排长江勘察这一绝招，使人不难看出英中在贸易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么大的力量。

1858年，增进和扩大外国特权的特许状在天津和上海形成了文字，这主要又是英国的创造。它索取赔款总数1600万两；增辟了约三倍的条约口岸；确认外国参与中国沿海和河岸运输业的罕见权利；允许外国人持有护照在中国内地旅行；在叛乱被镇压之后立即开放长江汉口以下的部分（如上述）；规定5%的从价关税（以别种方式计算者例外）和单一的、税率为从价关税一半的子口税；力主把统一的海关外国税务司职权扩大到所有条约口岸；最后，还要使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在动乱中稳步增长到了这种程度：外国和中国的鸦片进口商联合要求条约口岸的保护，而中国地方当局现在也对鸦片课以明文规定的进口税。

这些新条约专门规定了其他许多条款，经验证明这些都是在中国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值得争取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条款表明，外国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条约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间的利益相通已发展到多深多远的程度。这种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镇压叛乱和制定扩大贸易方针的方面，这将给外国商人带来利润，给中国当局开辟财源，使清王朝得以挣扎求存。

在英国方面，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的谈判中发觉他自己被夹在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一方是沙文主义者，即一心想扩张贸易的条约口岸商人；另一方是英国外交官及香港官员和各领事馆的官员，他们希望建立一种可行的贸易特权体制，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使中国政府接受不了，或者接受以后而不能维系于不坠。由于外国税务司作为开辟财源和调停外国商人同中国税收人员之间的争执的一个中间环节，已证明它自有其价值，所以它就成为谈判者双方都能接受的东西了。

清帝国政体和贸易扩张的对峙

额尔金在1858年所要求的实质上是两件事：中国市场应该向西方商业开放得更宽些；中国政府应该进入现代的国家体制。在天津修改条约时，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权，或至少让外国公使不定期地访问北京，以便用外交压力来维护一整套条约权利。英国人相信，只要在北京有一名公使，便能绕过广州的排外情绪，从中央获得清帝的保证，使各省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所希求的贸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权利得以兑现（后来一些外交官承认，他们曾过高地估计了清帝对各省的权力）。由于英国公使提出在北京不行叩头礼，这个要求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国统治者这一陈腐观念的结束。然而英国人并不想削弱中国政府，他们只要能够获得贸易的机会和建立一种现代模式的关系就行了。英国不要求领土控制，并且反对出现瓜分和肢解中国边沿地区的前景（这一前景在俄国于19世纪40和50年代沿黑龙江进至滨海省以及进入中亚的行动中已可预卜）。

在中国方面，清廷于1858年面临着致命的国内叛乱危机：它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致到1860年8月清廷不得不授予汉族人曾国藩以广泛的军事财政大权，以指挥全部力量去消灭长江下游心脏地带的太平军。北京默认1858年英法提出的要求，这必须从他们优先考虑国内事件这个角度去理解。1861年1月有人在回顾中曾概括说，对北京来说，太平军和捻军是心腹之害，蚕食中国领土的俄国是肘腋之忧，而以暴力要求贸易的英国只不过是“肢体之患”。[46]英法一旦显示了他们的军事优势，则除了答应他们的条约外是别无其他真正的代替办法去安抚他们的。

然而清帝国的传统不能轻易地被放弃，特别是不能被定期来京向皇帝进谏的满洲王公的非正式会议轻易地加以改变。整个朝廷曾经完全跟着19世纪50年代初高涨的排外情绪和不谈判政策走。只有当联军从广州开进天津时，意见才分成死硬派和务实派。一般说来，不当权而又无知的、专以上疏为能事的官员是最狂热的主战派，而少数不得不参加谈判的不幸者则是最懂得外国火力并每每愿意以审慎行事相劝告的人。

特别是南京总督何桂清比较深知上海的西方人，他懂得英国人只有商业野心，并主张同他们达成协议，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去反对太平军。像条约时期以前的“广州帮”一样，这时中国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上海帮”。它以关心贸易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和四川人薛焕（此人从1849年起在上海担任过要职，从1858年起又在江苏省一级担任过要职）为代表。这种新型的重商主义官吏如果不是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务实派，他们发现自己同雄心勃勃的英国行政官员如年轻的李泰国有一致的利害关系；李泰国这时已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的调停人。李泰国作为一个在上海能说中国话的外国税务司，已经与中国地方官员发展了广泛的交往。他不但给他们带来日益增加的关税收入，也向他们提供关于整个外国问题的情报和意见。虽然西方商人指责他傲慢自大，有些领事把他当成角逐地位的对手而憎恨他，但英国当局却器重他对中国地方事务的知识，并且支持把外国税务司的职权扩大到所有商埠的意见。李泰国实际上已经同薛焕制定出1858年的新贸易章程：新章程恰好在长江下游各省因打太平军而迫切需要军费时带来了增加国家税收的希望。因此，每当战争的命运使主战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时，条约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则随时准备以各种理由支持清廷的和平政策。

妥协政策首先受到那些必须办夷务的人的支持。曾经在四个地方担任过总督职务并且最有经验的满族老官员桂良（1785—1862年）就是天津条约的主要签字人。清军的天津统帅僧格林沁是清廷的一位高级蒙古族心腹大臣，他曾经提出的关于联军军事力量的报告是完全合乎实情的。在京都，咸丰帝的兄弟、后来外国人称为恭亲王的奕，也终于成为现实论者的领袖，出来反对大多数的亲王。但是，一旦天津条约被接受以及随着联军于1858年夏撤退而放松了压力，主战派又重新抬头了。

这时在北京争论的主要症结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的问题，在广州争了那么久的也是这个问题。清廷虽然深感外国力量之强大，但它只能设想外国公使应按朝贡使节的旧规矩前来北京：即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三五年来一次，穿中国服装，通过驿站，由中国官吏护送。稍稍超出这个规定，就会被认为有损于国家体制。由于帝国的统治如此其甚地依靠它的威信，而失掉这种威信就会严重削弱它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权力基础。就是迟至1859年3月，清帝仍旧作出这样的规定：来北京的夷使所率扈从不能超过10人，这些人不得携带武器，也不得在北京坐轿或摆列仪仗队。[47]

到1859年年中，北京的这种不妥协精神同广州和上海正在进行的切合实际的中外合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就像以后在1900年的情况一样，条约制度继续在外国海军支配下的商业中心施行，而在清帝国的政治思想中心北京却受到强烈的反对。广州民团驱逐夷人的运动的失败，使受命收复广州的钦差大臣黄宗汉于1859年5月被召回。也在5月份，傀儡巡抚柏贵去世，稳健派劳崇光正式被任命为广州巡抚和代理总督；劳崇光在谋求中国利益的同时，又能和联合委员会合作。

中外合作是适应当时情况的所需，它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劳崇光联合巴夏礼和那时已是广州领事的阿礼国共同试图控制苦力买卖的行动。到1859年，这种买卖的祸害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英国关心的是把合同工运到像英属西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区去劳动而从中获利，因此它在19世纪50年代采取了双重政策：一是促使中国放宽移民禁令，二是定出规章以减轻随之而来的祸害。但那时在广州的中国人贩子，为了把劳工卖给外国的苦力贩运者，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苦力家屋门外捉人。正义的中国群众处死了一些拐骗者，中国官吏也处决了一批。然而存在着当地的失业和贫困以及海外的需要和机会，这些因素汇合起来使移民继续进行不辍。问题是如何规定一些手续并进行审查，以便使合法的移民在没有拐骗和胁迫的情况下得以进行下去。

为了这个目的，总督劳崇光实际上已使移民在地方上合法化了，结果是，英、中两国官吏联合监督移民所（奴隶收容所）的批准和审查工作，并规定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自由签订合同。可是广州的这个制度，受到了澳门及其他不在劳崇光或巴夏礼控制下的沿海地方的洋人和华人的蔑视；因为在沿海地方，接收船像以前从事鸦片进口贸易那样从事“猪仔”（即人口）的出口贸易。[48]对中外合搞的这种公害进行控制的企图，又给中、英两国地方当局创造了另一种共同的利害关系。

同时，在上海负责处理与订约列强关系的钦差大臣何桂清，继续在制定将予扩大的条约制度的细则。为此目的，他曾经欢迎把李泰国从额尔金的班子中抽回来，他向北京解释说，李泰国反对走私非常积极，因此作为税务司而很得罪了一些人；他与额尔金曾沆瀣一气，并且在天津谈判中“大肆猖獗，献媚于夷首”；但是，“迫回上海，则驯服如昨，为我所用”。[49]何桂清被任命处理对外的关系，这也使上海的那些注重贸易的官员有了权力。上海道台吴煦于2月指示李泰国，以三年薪金为担保雇用外国关税人员。1859年5月23日，钦差大臣何桂清终于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去执行通商章程第十条中“各口划一办理”的规定，一被任命的关务人员应该对英国或其他政府保持完全独立的地位。李泰国曾经充当翻译陪同额尔金于1858年底上溯长江，也到过南方商讨关于在其他口岸设立外国税务司的问题。1859年5月，广州海关监督恒祺也要求在那里设外国税务司。他曾经得到上海道台吴健彰及其继任人员吴煦的指导。结果，李泰国把上海的章程带到广州，见到劳崇光和恒祺，并且使广州海关从1859年10月24日起采用上海的章程。12月，清帝接受劳崇光作出的结论，即因为面对着中外串通一气的事实，要想对广州贸易课税，“唯有仿照上海办法，用外国人，治外国人”。同时广州领事阿礼国也把一名年轻的翻译赫德，从联合委员会调回领事馆（1860年6月30日，赫德辞去英国职务，在广州海关为李泰国效劳）。[50]这一切都是在1859年6月大沽事件爆发以前发生的。中国的外交关系此时正在两条轨道上进行。

1859年6月，当条约批准书准备在北京互换时，在天津下游大沽的北河口发生了意外冲突，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不完备所致。僧格林沁已经用外国大炮加强了大沽的防卫，并且预料外国使节将取道北塘路线北上。但是英、法两国公使指示要进入大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时，他们试图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登陆部队不久就陷入河边浅滩泥潭里，英国死伤432人，损失4艘炮舰。英国公使卜鲁斯（额尔金的弟弟）后来承认，在他带往北京去要求批准的条约中所规定的去北京的权利，还没有合法的根据。看来，和以往一样，真正的问题仍旧是一场意志力的考验。

大沽的意外胜利使北京的主战派重又抬头。1859年8月天津条约被废除，目的在于避免四件仍是最感恶心的事，即外国在北京常驻外交代表；开放长江贸易；外国人在内地旅行；以及赔款。这些内容在美国的条约中是没有的。美国公使（华若翰）已经于1859年8月16日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他是以朝贡的方式，乘坐轻便马车，带着很少随从取道北塘来到北京的。清朝要求英、法援例而行。

在伦敦，大沽的惨败使议会怀疑是否需要派出驻节公使前往北京；但是鲁塞尔的政府力主设置驻节公使的绝对必要性。大沽事件使英国的强硬路线得势。额尔金前此曾因为以最少的流血打开了中国门户而在伦敦受到盛大接待；这时他不得不回来认真执行这条强硬路线。英、法对大沽失败作出的反应是在1860年夏派遣一支更大的远征部队去华北：60多艘法国船只载运6300名法国士兵，143艘英国运输船载运10500名士兵，再加上从香港下层社会征召的由2500人组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广州苦力队。联军全权大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在上海进行任何谈判。他们的200艘船只集合在天津口外沿海一带。8月1日，联军没有遇到抵抗便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陆。他们从这里很快就攻陷了严密设防的大沽炮台，并于8月25日开始进入天津。

1860年的和解

额尔金现在依靠巴夏礼充当他的主要翻译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年曾经依靠李泰国扮演一个桀 骜 不驯的蛮夷的角色一样。善于从事持久谈判的桂良和其他北京使臣来到天津议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图顽固地维护朝贡制度的基本规定，提出外国使节（即使他带有400名警卫）也必须由清政府护送至京，并按照清廷制度给他们安排住宿和供应。在谈判的同时，联军拒绝停止进军，也拒绝考虑任何条件，直到他们到达北京以东十几英里外的运河终点通州为止。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月17日同巴夏礼进行谈判的满族亲王（怡亲王载垣）发现，联军要求清帝接见，以便交换条约批准书。此时联军也发觉，僧格林沁的部队已经准备了一次伏击，因此就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9月18日谈判破裂。巴夏礼及其一行（25名英国人和13名法国人）一同被扣留，并铐押收监。9月21日，联军部队再一次打败清军，逼近北京。第二天，清帝逃出长城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兄弟恭亲王来收拾残局。

巴夏礼被扣押三个星期，受到压力，但实际上并未受到拷问，而额尔金和葛罗却迫于形势，在等待天津运来弹药。因为现年32岁的巴夏礼有两年半时间曾经是广州政府里的首要洋人，所以北京的顽固抵抗者自然要把他视为有权势的头子而奇货可居。他们派遣早年在广州和巴夏礼同事的海关监督恒祺每天对他进行劝说。远在热河的清帝下令要处决人质，但在这一紧要关头恒祺却把巴夏礼和其他12个人统予释放。其余的人被处死，于是额尔金和葛罗决定亲自对清帝进行示威性的惩罚：他们烧毁了已被外国军队抢掠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离宫圆明园。

1860年秋季，北京经历了一场外交上的纷乱。这时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的对抗很激烈。渴望建立一个帝国的法国人已在越南获得了立足点，它在中国又俨然充当着罗马天主教的护法神。[51]同时，狡猾的俄国外交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两面讨好，又替入侵的联军献计，又替中国卫国者出谋划策。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给了俄国外交人员一个左右逢源的好办法，使之试图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调解，或假装调解的样子，同时争取清廷承认他们自己对东北领土的要求（见第七章）。按照列强在中国大鱼吃小鱼的次序，美国人几乎要屈居末位（他们曾于1859年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交换了条约批准书），而以承担主要负担的英国人居首位，并由他们定调子。

恭亲王奕（1833—1898年），是和他的异母兄长咸丰帝在一块儿长大的，原来激烈主战；这时在赞同与入侵者和解时却发觉自己在朝廷中属于少数派。对京城以外的事缺乏经验的27岁的奕，这时不得不着手处理王朝的命运了。在有经验的满族人，尤其是桂良和恒祺的指点下，他进行北京条约的谈判，此约确认1858年的条约文件，并且增加了赔款和将香港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的内容。冬季来临，供应短少，额尔金和葛罗迫于形势而撤军。1860年11月，北京条约签字不久，英法联军便离开北京，只在天津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英国外交从此便致力于支持由恭亲王为首的对外和平妥协派。英国人已经避免了一次封锁：这种封锁本来会给在南方与他们十分顺利交往的商人阶级带来损害的。现在他们力求加强已经和他们签约的北京掌权者的地位。这样，另一个中外联合而治的创始期便得到了巩固。

朝新秩序的最后转变，在第二年也未能实现。咸丰帝拒绝回北京，从而回避了对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公使的觐见与叩头的问题。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在热河的几位亲王领袖作为新立幼主的赞襄政务大臣而掌握了大权。但在11月，两位皇太后在一次政变中和恭亲王合作，逮捕了诸摄政王，并处死了几个主要政敌（见第九章）。这样，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控制了朝廷。它这时才着手同在北京的新的外国公使以及同在华中对太平军作战的部队新统帅打交道。入侵者受到抚慰，但清朝的生存命运仍然取决于能否镇压这场大叛乱。

进一步的研究会表明，19世纪50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事件应该是中外贸易团体的建立，但它在引人注目的炮舰、士兵和外交人员这一调兵遣将事实的掩盖下竟未被注意。即使在这个战争和不安定的时期，贸易量和贸易值仍有所增加（虽然增加得不稳定），但能够为共同目的合作共事的人员，在两方面都出现了：中国方面出现了商人、买办和条约口岸的官员；外国方面出现了商人、领事和传教士。这样，受过英国教育的广东人唐景星就在1857—1861年间做了上海海关的翻译和首席秘书（唐景星后来是查顿的主要买办和李鸿章所创官办的轮船局的负责人）。1857年起任上海道台的薛焕，在1860—1862年是江苏巡抚和钦差大臣，1863—1867年又在北京总理衙门任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即订约列强国民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外国对条约口岸租界的管理权；外国军舰在中国水域航行和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的权利；外国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航运权及内陆航行权；受条约限制的关税税率等等。在以后年代中增加的外国权利和特权，又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主权的范围。[52]优越的外国力量——一般地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紧向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

在回顾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几个虚弱方面：第一，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清朝的军事力量和行政能力在内乱激烈的时期渐趋崩溃。内乱的确引起了外患。第二，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较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

必须把1860年以后的条约制度视为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订约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整个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的传统部分很少有直接的变化。同样地，在对邻近国家的关系方面，朝贡使节继续前来北京，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从1860—1894年，朝鲜向中国朝贡的年份有25年，琉球8年，安南（越南）5年，尼泊尔4次，缅甸1次。但与此同时，在沿海和上溯通航河流凡受到现代影响而发达起来的地带，尤其是在条约口岸，一种新的混合政体已经形成。炮舰在条约口岸和水路航线上代表着外国的权力。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增长，后来也促使清朝逐渐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最后装备汽轮而形成了一支海军。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不能拒外国人于国门之外了。

在经济方面，混合的中外秩序最初主要限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合作的对外贸易方面。当然，在对新兴的口岸城市的管理方面，还有一个外国领事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和驻条约口岸的领事就近掌握有皇家海军的炮舰，他们此时已是中国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总税务司监管下的中国海关既同中国又同外国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就完全是可行的了。回顾一下利用非中国人来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丰富的历史先例是有必要的。譬如说，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斡脱，即中亚穆斯林商人的行会，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伙关系”中行使承包租税的特权；到13世纪80年代末他们开始“在海上商业方面……起领导作用”。[53]1860年以后，商埠中的税务司既是中国海关监督的行政上的同事，又是外国领事的社会上的同仁。赫德在北京是总理衙门的雇员和总理衙门首脑恭亲王的顾问，同时又是英国公使的同胞和亲密顾问。

条约制度的实施

作为满族谈判者在1860年秋末同英国人打交道时，年轻的恭亲王及其年老的同事桂良与文祥开始理解怎样才能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保存王朝的利益。当联军从华北撤退时，英国获准开始在长江的镇江到汉口一段进行贸易，而无须根据条约的规定，要等到平定叛乱以后。这种超越条约范围的让步，是几种不同的动机凑合成的：即这样做，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弟弟英国新任公使卜鲁斯爵士能够满足上海商人进入中国广大内地市场的要求；抗击太平军的各省当局能够指望在上海对长江贸易课税而增加税收，而清廷的想法正如恭亲王所说：英国人“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所用”。[54]威妥玛推测北京的想法是，由于英国的贸易特权已为北京所认可，太平军对贸易的课税就会遭到反对，这就会引起太平军与英国的对抗。

在北京的允许下，由巴夏礼及舰队司令贺布率领十艘海军舰只，由海关发给通航证，于1861年2、3月间沿长江上溯，以安排英国同镇江、九江和汉口等口岸的贸易事宜。然而武器是严格控制的。南京太平军也同意让英国在长江贸易。在上海或镇江征收新开放的长江贸易税。但长江贸易立刻增加了关税管理的问题。英、美商人已获得领事馆的特许，让租来运输茶叶到长江下游的中国船悬挂他们的旗帜。这一促进合法贸易的让步，立即被肆无忌惮的外国走私者所利用，他们“悬挂英国旗以逃避本地关卡课税……又伪装本地船只以逃避海关课税”。[55]

卜鲁斯和恭亲王得到赫德的帮助，于1861年年中商定了新的贸易章程，使英国在内河的贸易得到促进，而私运和贩卖违禁品给叛军的弊病却受到了限制。恭亲王上奏给清帝说：“此中撮合之处，则赫德为力居多。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从中出力。”[56]

从这时起，英国的那些敢作敢为的商人同英国政府之间就经常发生政策争论。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曾从香港档案中清查出1852年米切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商业的自给自足性质使商人在华大量销售商品的希望完全成为幻想。但是随着贸易中的一切障碍都已排除，额尔金勋爵预言道：“掌握机器制造法的西方，将把地球上最齐全最费工的制成品提供给这一民族。”[57]但是，希望不应当太高。英国人和清朝方面都有得与之作斗争的极端分子，并力图要他们就范。英国官员的主要问题是去安抚那些援引自由贸易原则以支持它们用一切手段（合法的与非法的）去剥削中国市场的商行。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方面同要求把英国人赶出去的爱国的或排外的绅士作斗争，一方面要与形形色色的唯利是图的汉奸、商人和鸦片走私者作斗争。

到19世纪60年代初，条约制度的潜在力量日趋明显：外国人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兑；外国的土地出租者在贸易中心（如正在成长为中国主要城市的天津、汉口及广州、上海等地）占有不动产；代表进步技术的最新式的外国轮船速度更快，防卫海盗袭击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险措施更可靠，它们同中国沿海和内河水域的舢板船展开了竞争；获得免纳厘金税的过境通行证的外国商人成为内地中国商人的庇护人；条约税则严格限制中国课加外国贸易的税额，而新的海关将保证竞争的平等地位，并提供现代港口和航运设备，以及贸易统计数字和对某些争执的调停；同时，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了，电报和海底电缆由欧洲逐渐推广到远东，这些因素把中国贸易更加彻底地纳入世界市场，并受到世界市场变化波动的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人身与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在1860年以后，他们作为清帝国的多种族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维持并扩大其作用。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地方式对中国进行剥削（它着重对原料和利润的榨取以及为西方官员提供职位），毋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这至少会产生与经济效果同样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员和绅士的失职，在中国国门以内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或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促进者”的。[58]

（龙小同　译）

[1]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6章。

[2]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69页，引用了怡和洋行的档案。

[3]费伊：《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第3页；比钦：《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第132页。

[4]巴麦尊于1830年11月至1834年12月、1835年4月至1841年9月、1846年7月至1851年12月任外相；1855年2月至1858年2月、1859年6月至1865年10月任首相。

[5]韦伯斯特爵士：《巴麦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第792页。书中对英国的对华政策尚未从它的全球战略角度来加以研究。

[6]塞布斯的《耶稣会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54、285页）引用了富克斯的材料；曼考尔：《1728年以前俄中两国的外交关系》，第252页。

[7]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在这几点上的内容实质上是一致的。见中国海关所编《中外条约协定汇编》。

[8]关于“羁縻”问题，见杨联升的文章，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31—33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和米切尔的文章，载《现代亚洲研究》6.2（1972年4月），第151—204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

[9]1842年5月19日收到的耆英的奏折，载《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第22、23—24页；参阅《孙子·谋攻》。

[10]耆英致璞鼎查函，璞鼎查信函，1843年第142号，外交部档案17/70。

[11]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与扩张》，第10、43页。

[12]璞鼎查信函第74号，1843年7月5日；第85号，7月19日，外交部档案，17/63；又见璞鼎查信函，第142号，1843年，外交部档案，17/70。以上引自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1册，第111—112页。

[13]中国海关出版的英文本与中文本之附加条约（见上面注7——参见此处），“与英国公使馆保存的原文核对过”（第17页）。海关出版的这一中文本与得到北京御批的摘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第27—34页，1843年11月15日的奏折与谕旨）对照起来，有许多歧异之处。见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125页。

[14]璞鼎查信函，第40号，1843年4月29日所引一位“与贸易毫无瓜葛”的通讯员的话，外交部档案，17/67。

[15]船长霍普1843年4月21日于哈丁顿寄阿伯丁的信，外交部8月12日档案，17/75。

[16]马地臣于1843年4月22日给麦克米尼斯船长的信，中国沿海书信集22/4/43，怡和洋行档案，剑桥；又见欧文的《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及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统制》。

[17]关于翻译的文件，见斯威舍《1841—1861年中美关系研究》。关于顾盛的谈判，见古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8章；丁名楠等：《第一次鸦片战争》，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Ⅰ（1954年7月），第114—142页，特别是第143—146页。

[18]格罗士-阿肖夫：《耆英和拉萼尼的谈判》，第74页。确切的报道见魏景星（音）的《1842—1846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第305页。

[19]关于这次流产的海军改革，见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2章；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6—38页。

[20]陈鍫：《黄恩彤与鸦片战后外交》，载《史学年报》卷3第2期（1940年12月）。

[21]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学》。

[2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23]例如见耆英对地方官吏下达的求和之札，1842年5月20日，文件145，载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史料汇编》。

[24]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7页。

[25]梅耶等编：《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第364页。关于早期的通商口岸，见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以及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关于全面的数字，见严中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8（商埠、第49—56页（租界）。

[26]费伊：《鸦片战争时期的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载《现代亚洲研究》卷42（1970年），第115—128页。又费伊《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第8章，第23页。

[27]洛克伍德：《1858—1862年的赫得公司》。关于通商口岸的通货，见弗克兰·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

[28]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第51页等处。

[2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第392—393页，摘自英国蓝皮书《在中国受到的侮辱》。

[30]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71—76页。

[31]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04页引用了1849年5月11日散发的一份中文揭帖。中国官员与接连几任英国公使的通讯往来以及他们对广州绅士及民众的告示，已由佐佐木正哉从英国档案中编辑成《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汇编》。

[32]小韦克曼：《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850年》，第28—47页。伦敦档案局的中国文件，已由佐佐木正哉发表在《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汇编》一书内。

[33]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338—346页；第17—18章中所有有关部分。

[34]墨菲：《作为近代中国锁钥的上海》。陈德昌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第58页中提出，早在13世纪，上海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港口。

[35]《同治上海县志，1871年》卷5，第9页。关于从1190年建县以来上海县的发展，参看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卷1，第53页及有关部分。

[36]费塔姆：《费塔姆对上海工部局的报告》摘要，第2章。

[37]《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收有《北华捷报》及其他西方记载的大量译文。

[38]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91—110页；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431—461页。

[39]琼斯：《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77页。

[40]科斯丁：《1833—1860年的英国与中国》，第114页及以下各页，第180页及以下各页；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1—4章。

[41]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3—15章；J.Y.W.黄的《1807—1819年叶名琛的政治经历》（1971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论文）引用了1858年缴获的广州督署档案，现存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第682号；又可看黄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42]引自杜联哲，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905页。关于“亚罗”号，见J.Y.黄《亚罗号事件的再评价》，载《现代亚洲研究》。8.3（1974年），第373—389页；J.Y.黄：《巴夏礼与中国的亚罗号战争》，同上书，9.3（1975年），第303—320页。

[43]朱凤标等人的奏疏，1858年6月30日，《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第31页。

[44]格尔森的《李泰国与中英关系》一书引用了李泰国、额尔金勋爵与卜鲁斯爵士的文件。

[45]关于额尔金控制中国通的斗争，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年》第5章。关于引述语，见沃龙德《额尔金伯爵的书信与日记》，第212—223、252—253页。

[46]恭亲王等人的奏折，1861年1月13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及以下各页，部分翻译见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48页。

[47]关于清朝在政策上的考虑，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第6—7章；以及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29—30页。

[48]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对苦力买卖的政策》（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1年），第110—161页。

[49]何桂清奏折，1858年10月5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44页及以下各页；斯威舍：《1841—1851年中美关系研究》，第522页。

[50]《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5，第37页，1859年12月2日收文的奏折。到10月，恒祺邀请赫德去做广州的副税务司，见广州类39函件Ⅰ，外交部档案，682/1785。李泰国被任命为总税务司是由恭亲王根据清帝1861年1月的御批追认的。

[51]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52]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不同界说，见邱宏达《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对不平等条约看法的比较》，载J.A.科恩编《中国对国际法的实践》。

[53]舒曼：《元代的经济结构》，第4、224页。

[54]《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5页。迪安：《中国与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

[55]迪安：《中国与英国的商业外交》，第54页。

[56]《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1页。关于赫德作为清朝官员的最早中文通讯（其文风华赡，但尚属准确），见上海道台吴煦的文件《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04页。

[57]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8页，这里引用了额尔金在上海的讲话，载外交部档案17/287。

[58]关于赫德的努力，见费正清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关于条约港口的许多雄图大计在后来受挫的情况，见墨菲《西方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起因和发展

太平军叛乱（1851—1864年）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的背景，并且和条约制度本身一起宣告着中国的传统制度崩溃在即。叛乱的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则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帝国和地方行政当局的衰败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历次王朝危机共有的问题。而人口剧增和人口大量内部迁移，则是清代特有的问题。从18世纪以后出现的社会混乱和国内民族间的相互冲突中已可见到这些问题的后果。此外，与外国接触本身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催化剂，那就是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外来宗教。统治阶层应付这种冲击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环境。

社会背景

19世纪40年代充斥于广西省的社会混乱，部分地肇端于与外国接触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部分地为该地区独有的社会复杂性所使然。从1795—1809年，南方和东南沿海一直饱受海盗之患，有些海盗是安南（越南）的没落君主们纠集的。在广西，那些海盗与三合会建立了陆上联系（见第三章），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复杂形势。此后不久，当毒品买卖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开始兴盛时，中国南方的社会下层又竞相从事更有利可图的鸦片销售业。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邻省广东出现了新的社会失调。由于上海的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了道，因此数以千计的人丧失了生计。被雇来跟英国作战的乡勇突然被遣散，许多人只得落草为寇。最后，一帮帮冥顽不驯的海盗迫于英国海军势力而由沿海地区流窜到内地。到了40年代中期，这几种来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许多人，在三合会领导下设法西进至广西。他们在广西的河网上建立了新住所，并作为“艇匪”将一种新的暴力成分带到了早已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中来。

第三章已经论述，由于秘密结社和教派的活动与国内民族间的不和牵扯在一起，故那个环境正变得愈来愈有爆炸性。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那些被遗弃的社会集团现在接触到了许多复杂的新思想，使他们的生存斗争获得了政治的内容。这种新形势首先在少数民族杂居的湘桂交界地区初现端倪。1836年湖南南部的新宁、武岗地区由于爆发了蓝正樽（瑶族的部落民，也是新近由四川迁来的白莲教信徒的首领）领导的叛乱而陷于骚乱。蓝正樽的起事遭到了镇压，但他这教派幸存了下来，后来在另一位瑶族领袖雷再浩领导下又东山再起。雷再浩的集团更庞杂，除蓝的老帮伙外，还包括三合会的骨干（铁板），此外又越过广西边界与汉人三合会建立了联系。雷再浩的反叛发生在1847年，从而表明三合会对少数民族的渗透是相当成功的。[1]

雷再浩的起事这一次是遭到了地方绅耆领导的民团的残酷镇压。然而边界地区的叛乱之火还在燃烧。1849年发生的饥荒使暴力行为再度爆发，而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会信徒、一个名叫李源发的人领导的。李源发本人似乎是汉人，但他没有忘记运动最初是在穷苦无告的少数民族地区起事的。在对新宁进行了徒劳无功的围攻后，他和同伙开始了一场穿过湘、黔、桂所辖13个县的远征，试图发动穷苦的汉人和土著居民。新宁叛乱这出悲剧以李源发的最后受挫告终。但少数民族集团中教派活动的形式不久重又出现，这次采取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的教派传统被传到了外来的客家人之中，客家人语言独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支派。

长年不断的盗匪活动以及客家人和本地人的村社之间愈演愈烈的仇杀，结果使广西社会在40年代后期很快趋向军事化。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在农村到处出现。除流动性匪股以外，地方三合会分会（堂）也自行武装起来搞小抢小掠和进行自卫。乡绅们确信他们不能指望从贪污无能的官方得到援助，于是便建立了地方防御联合组织（团），由它们来领导村社事务和动员民团。某些被称为团的民团本身与非法之徒毫无区别，一样趁机走私和拦路行劫。因此在地方上，堂和团是难兄难弟的组织形式，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对客家人来说，所有这些对手都是敌对分子。由于植根于客家人中的一个新的教派——拜上帝会——的活动，这种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因为这个教派激烈反对偶像，这在某些嗅觉敏锐的乡绅看来，它显然离经叛道，很危险。

广西农村的分裂就发生在那些越来越束手无策的官僚的眼皮底下，他们竟力图采取不介入态度，规避风险。由于深信绅团与拜上帝会之间的敌对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南方省份的种族仇杀，所以他们下达了一道命令，一律禁止械斗。有关盗匪的活动被报了案，但不是充耳不闻，就是在盗匪远走高飞以后很安全的时候才去进行调查。1850年，被激怒的广西乡绅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争取到了官方对他们自己的地方防卫努力的有限支持。这样一来，广西的广大农村地区便听任自流，完全不受官方的控制了。无论是征集赋税还是维持秩序，地方衙门对这两项主要任务都无法有效地执行。以强凌弱，肆无忌惮，太平天国叛乱就是从这个乱世中出现的。

洪秀全的梦幻和金田起义

有清一代这一最大的叛乱，虽然久已孕育于时代的社会危机之中，却是由它的创始人早期经历中的一些离奇而偶然的事件发动起来的。洪秀全（1814—1864年）出生于广州北面约30公里的花县，是一个小自耕农的儿子，他的客家人祖辈是18世纪从广东东部移居这里的。洪秀全勤奋好学，胸有大志，1827年第一次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科举考试，时年14岁。但像大多数同考的士子一样，他也没有取得生员身份。1836年，再次应试时又名落孙山。就在第二次在广州应试时，他邂逅遇到了一位外国传教士（可能是美国人史第芬）在传布福音，还得到了共有九本的一套小书，题名为《劝世良言》。这部著作不仅对他的未来，而且对他的国家的未来，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小册子的作者梁阿发（1789—1855年）是广州人，受教育不多但生性热情，他在当印刷所的雕刻工时结识过广州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梁阿发随马礼逊的同事米怜赴马六甲，米怜后来就在那里创办了英华书院。在马六甲期间，梁阿发在宗教上的那种永不宁静的冲动一度使他转信佛教，在一位云南和尚的指点下研究佛理。但由于米怜的再三劝诱，他逐渐改信了原教旨主义福音派的新教，受洗后当上了传教士和布道师。他的《劝世良言》发表于1832年，同时在广州和马六甲印行。[2]

就我们所知，梁阿发的这本小册子是洪秀全宗教梦幻的唯一文字根源，而且很可能是他在1847年得到圣经译本以前的唯一来源。因而它的内容对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特别重要。这部著作在撰述上很没有条理，大段大段引文取自马礼逊和米怜的圣经译本（用的是晦涩费解的古文），中间又插入梁阿发用白话文写的许多注释性说教。由于不怎么注意先知传说和福音故事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结构，因此这本圣经题材的介绍杂乱无章。材料主要取自使徒书，其次有旧约的先知书、《创世记》和四福音书。把天父耶和华的性格描写得很突出，但耶稣的性格却大大地被轻视了。这部著作用刻板的原教旨主义词句精心地勾画了诸如上帝的全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堕落，以及在灵魂得救或罚入地狱之间进行可怖的选择等等教义。

在福音的外观下，梁阿发的《劝世良言》含有许多严肃的政治寓意。首先它一再暗示，由于长期的道德衰退过程，整个中国社会正濒临灾难的边缘，对一个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它明确无误地示意，王朝的兴衰周期正处于最低点。其次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部著作多次把天国和尘世王国加以混淆。例如《圣经》上的“天国”一词被说成既是有福者的死后归宿，又是信徒在世上的聚会处。在这整部书中，《圣经》题材前后错乱，使人感到救世主的降临与其说仅仅是过去某个时刻发生过的一次历史事件，倒不如说是一种可能多次出现的、上天启示的人间危机。

这本书对洪秀全的影响虽然是突然的震动，但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生作用。他在得到这本书以后显然只匆匆一瞥就放到了一边。一年后（1837年）他在广州第三次考试时所遭到的失败使他精疲力竭，颓丧至极。当轿子把他从广州抬到家里后，他向双亲倾诉了负疚之感和自愧无用的心情。而后就一连多日神志昏迷，卧床不起：他梦见自己升入天国，在那里脱胎换骨，得到了净化和再生。一位年高德劭、蓄着金色胡须的人交给他几面王旗和一柄剑，要他起誓铲除一切恶魔，以便使世界重新回到纯粹的教义上来。洪秀全陶醉在至高无上的正义和所向无敌的力量的幻想之中，怒不可遏地冥游了宇宙，按照指示降妖斩魔。陪他在梦中搜索的有时是一位中年人，他认为那是他的兄长。当幻觉最后消失后，他似乎又恢复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在性格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能完完全全记得自己的梦境。软弱无能和自愧无用之感经过他的幻觉明显地变成了相反的方面：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和圣洁无瑕。因而人们普遍担心他还没有从迷惘中完全清醒过来。

这一强烈的内心感受演化成对外界首尾连贯的见解，其过程是很缓慢的。洪秀全在他发病以后的六年里继续在他习惯了的幻境中活动，虽然已经明显地摆脱了早先折磨过他、使他瘫痪的内在紧张感。诚然，我们发现他在1843年又参加了广州考试。可是这一次科场失败，只使他痛恨那个欺骗了他的制度而未使他自怨自艾。当时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返回乡里，很显然他已下定决心不再去应试了。[3]

新近发生的鸦片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洪秀全的政治倾向，这尚不能确切言之。如果说中英冲突对他没有影响，那才是不寻常的，因为当时的广东民怨沸腾，对清廷的轻蔑之情随处可见。只在洪秀全故乡的县境之外，就蓬勃兴起过抗英的民兵运动（见第四章），它的领袖们蔑视满人在外夷面前的软弱无力。不过对洪秀全的看法更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他本人想参加第四次应试之后不久重新发现了他发病前一直束之高阁的梁阿发的那本小册子。代替那些象征性幻觉的是梁阿发书中所提供的一整套世界观和救世的使命。洪秀全现在皈依了基督教，其方式不同寻常：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上帝对他本人的直接召唤。他现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来领悟自己的梦幻：年高德劭、蓄着金黄色胡须的人是天父耶和华；中年人是耶稣；他本人是上帝的次子而被授予神圣的使命，务使世界重新尊崇上帝。

可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假定，《劝世良言》的政治寓意对洪秀全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其实洪秀全在40年代的著作便清楚表明，他已经认定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这是只有通过灵魂的革命而非任何世俗制度的力量才会发生的事件。此外，洪秀全显然还认为，调和基督教与儒家传统是完成改宗基督教的最好的办法。他在40年代中期撰述的一些小册子里阐发的基督徒品性，差不多全是崇拜上帝，不事偶像崇拜，生活严谨等内容。他谴责淫逸放荡、忤逆不孝、杀人赌博等恶行，所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儒家伦理主义所攻击的目标。他在一篇长诗里用“诚”来称颂品行“端正”；“诚”是一个儒家词语，有正统、正直等含义。虽然上述作品都带有某种基督教启示录的色调，但与儒家传统的空想主义还是相当契合的。和梁阿发不一样，洪秀全在求取功名时受过标准的文字训练；同时他还没有从把自己看成是高度正统文明的承受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框框中完全超脱出来。一直到洪秀全的启示在遭到敌视的广西客家村社中确实地被实践之后，他才给他的幻想赋予政治意义，并且增添了《劝世良言》中的反叛色彩。[4]

洪秀全现在已成了一名狂热的信徒，他的异端言行不久使他丢掉了塾师饭碗。他这时西行前往广西山村作布道旅行，有已改宗基督教的同窗学友和远亲冯云山结伴而行。1844年年中，洪秀全和冯云山到达广西南部的贵县地区，卜居在客家的亲戚家中；他们在这里想方设法传播新信仰。那年九月，洪秀全决定回故乡去，以便不再给他的主人们添麻烦。冯云山陪他一起走，但命运却把他引到了相邻的桂平县，在紫荆山附近的客家人中间定居下来。他在那里一住几年，到1850年时，山区的许多客家村社都皈依了基督教。

冯云山的非凡组织才干在村社严重不和的广西那些山区地方，找到了用武之地。那里的社会是高度军事化的：部分原因是那个地区民族复杂（那里有许多地道的土著集团）；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腐败；部分原因也是客家人从广东东部迁来时就带来的村社之间械斗的传统。民团成为村寨生活的必要部分和正常现象。在本地人和客家人的争斗中，客家人有几种不利的情况。他们缺少本地财主们拥有的共同的家族结构，因为武装力量要靠它才能稳定地维持下去。另外，他们还可能因分散居住（无核心可集结）而遭殃，这决定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他们都定居在边沿地带的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在19世纪40年代的世代械斗期间，那些贫穷而无力防御的客家村社往往被迫离乡背井。虽然居住方式和财产都对他们的敌人有利，但共同的语言使各阶级的客家人在面临危机时得以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和方言使散居和无防御的客家人能够应付40年代后期的挑战，这时村社间的紧张关系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5]

冯云山将他的信徒编入一个由各地方集会会堂组成的多村联结体系中，这些会堂一起构成了总部设在紫荆山、分会遍布许多县的拜上帝会。拜上帝会是针对拥有共同家族和设防村落的本地人的严密编制而创建的。它在某些方面与具有地方分会网的传统秘密会社颇为相似。拜上帝会的某些组织方式确实很像三合会的组织方式。但它的成员却几乎不可能像三合会那样适应当地的社会。拜上帝会成员信奉的外来教义和它的刻板的二元论（在灵魂得救和罚入地狱之间作出抉择），都反映了他们自己在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不见容的地位。洪秀全原来并不准备接受的梁阿发小册子中所阐发的那些富有启示性的政治含义，此时因信念有机地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便被提到了首位。

洪秀全自己这时回到了广东，正潜心于研究和写作。1847年他到广州去求教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在后者的帮助下他对圣经作了几个月的研究，可能用的是麦都思和郭施拉译述的新版本（比梁阿发用过的那个马礼逊和米怜的老译本要清楚一些）。洪秀全由于生计依然无着，不久便离开广州又回到了广西。虽然他可能带回了圣经，但我们怀疑他对自己不久要领导的革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然而他于1847年秋到达广西时，却发现那里的形势与三年前已大不相同。冯云山凭着他的组织才能，已经在几十个县创建了拜上帝会的“分会”。这个日益壮大的组织的总部就设在紫荆山下的金田村。

这个组织迫于形势而暂时失去了它的创立者。冯云山被当地的一个民兵头目捉去，被加上了煽动叛乱的罪名，结果被逐往广东。洪秀全前往广东上访，亲自在总督面前为冯云山翻案。两人终于在故乡花县相会，盘桓了数月，一直到1849年夏天才返回广西。这是太平军发展中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插曲。拜上帝会在它的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暂付阙如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新首领。其中权力最大的是烧炭工杨秀清，他没有受过教育，秉性复杂，野心勃勃，早就在紫荆山地区称霸一方。此外还有穷苦农民肖朝贵，杨秀清的主要副手；韦昌辉，一个与法律发生冲突的富家子弟；以及石达开，出身于殷实的农户，本人受过教育。杨秀清和肖朝贵特别将洪秀全幻觉中的含义加以发展，确立了他们自己作为耶和华和耶稣的代言人的地位。此时客家人村社已经形成了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很容易被他们的首领们利用来为政治权力服务。运动现在有了一帮首领，这些人虽则仍然凭借洪秀全首倡的灵感，但也培植了他们各自的独立权势。由此看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这种致命的分裂的特点，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它的两个创始人在发展的关键时刻不在现场这一事实上来的。

接着是拜上帝会的信徒愈益好战的时期。打砸偶像和劝诱改宗的行动，使客家的村社与其邻村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加剧。在国内混乱和经济灾难中，拜上帝会信徒着手组织了许多军事分队实行戒备，因而它们同广西农村的其他武装集团的冲突愈演愈烈。在1849年至1850年饥馑的形势下，由紧张状态经常演成公开战争。拜上帝会的领袖越来越清楚，在广西环境下已不可能侥幸求存，也许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下定决心造反。当军事组织在1850年向前发展的时候，处于主要军政长官地位的冯云山已开始退居杨秀清之后，后者这时无论在宗教权力还是世俗权力方面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杨秀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这对于运动是极为有用的。但他残忍无情，野心勃勃，果然不出数年就使运动濒于毁灭。

1850年7月，金田的领袖们召集全广西南部的拜上帝会的会众，于是客家人村社从许多地区开始集中。他们卖光了财产，抛弃了家园，把身家性命和一切财物统统都交给了“团营”。许多人早就被编入已在指挥系统中各就各位的那些地方领袖控制的军事组织里。金田大会参加者的成分除农民而外还包括农村工人的队伍，如烧炭工和失业矿工，这些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拜上帝会。一些著名的三合会首领试图加入，但只有海盗罗大纲甘心顺从拜上帝会制定的严明纪律和清教徒式的法规。其他人很快都退出了；这是太平军在与传统的异教团体合作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困难中的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插曲。虽然太平军能够不时在共同仇满的基础上把三合会团体吸收进来，然而这两个运动却从未合并成为一支联合的革命力量。

地图10　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

强大的金田团营（约有2万余人）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是势所难免的。在打了几次胜仗后，1851年1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一天，拜上帝会的领袖们宣布成立太平天国。虽然它只是粗具轮廓，但政权终于从洪秀全的救世主幻觉中脱胎而出，并且它声称要君临整个中华帝国。

进军南京

太平军随即向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长江下游的富庶省份——发动了北伐。与清军发生的多次冲突并非每战必胜。叛军遭到了严重损失，有时无法攻克那些用城墙固守的战略城市。但是清军七零八落，组织松散，已不能改变反叛者的战略宏图了。

清军的最初反应是又晚又不够的。虽然广西的混乱至少在一年前就已卓然可见，但朝廷直到1850年10月才任命一名钦差大员去统辖平叛活动。此人就是林则徐，他作为一位最可能力挽狂澜的官员，终于从鸦片战争后遭到的贬黜中东山再起。由于年迈染病，林则徐在赴任途中死去。这一任务后来由精力和才干都远逊于他的另外几任钦差大员接手，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与麇集在广西的那帮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队和雇佣军协调一致。当叛军从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被围困在永安这座广西小城时，如果有杰出的将领，是本来可以在那里给太平军以致命一击的。但是清军方面意见分歧而优柔寡断，使他们得以突破包围，继而挥戈北上直趋广西省会桂林（对桂林的围攻没有成功）。他们在向东北方面奔赴湖南边界时，遭到了绅士军事家江忠源指挥的雇佣兵的伏击（1852年6月10日），几乎全军覆没，太平军运动的杰出政治组织家冯云山就是在这次遭遇战中战死的。然而他们的敌手缺乏协调，再次使叛军赢得了喘息机会，东逃入湘。1852年夏，叛军在湖南民众中大肆招兵买马，吸收了许多三合会成员入伍。进入湖南使他们一步登天，离开了广西的水系，进入了长江的河网。

在向南京进军期间，太平军从一个相对狭小的省区叛乱转变成了席卷广大华中地区财富和兵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1852年9月当太平军围攻湖南省会长沙时，它的队伍已壮大到12万人左右。对长沙的围攻突然停了下来，太平军又涌向湖北省会武昌，把它洗劫一空又弃城而去；在这个过程中叛军人数已增至50万。太平军分水陆两路顺流而下，沿江的许多城镇随占随弃。1853年3月19日，他们破城而入占领了南京，把它改名为“天京”。稍后不久镇江这个重镇（英国占据该城是1842年它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也告陷落。据当时一份情报估计，南京和镇江的失陷使200万以上人口落入太平军组织之手。[6]凡此种种都是19世纪40年代抗税运动的骚乱中即已初现端倪的华中贫困和社会分化造成的必然结果。

太平军从金田发难到定都天京所经历的两年半时间，可以同以色列人出埃及或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时期”相比：因为在这期间太平军的主要品质及其许多独特制度都已出现。早在金田时期就产生了一种几乎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官制。等级和职能部分取法于《周礼》：此书内容是周初之后的古人声称对周初政治组织的描述，它在许多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名称，以及某些见解新颖的发挥。永安被围时，在这种早期的军事组织中又增添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政治组织形式。主要首领（以前叫“帅”）现时称“王”，一共有四个方面的王和一名“翼王”。洪秀全本人享有“天王”这个元首称号。

洪秀全的身份当时还不明确。他在精神上为诸王之首，这可以从他的崇高称号看出；他还规定他只能称为“主”，而“上”是为天父和耶稣预备的。领袖集团后来搞成了称兄道弟的帮伙，洪秀全的运动创始人地位势必有所削弱。此外，新的安排还确认了杨秀清和肖朝贵的支配地位：他们不时地降神，以传达神意，使他们的军政权力披着宗教的外衣。杨和肖分别被封为显赫的“东王”和“西王”，杨还被确认为总制诸王军队的最高统帅。[7]

在永安被围时期，太平军就向中国人民发出了造反的果敢号召。另外还正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历法（这是合法政权的传统特权），发布了一系列檄文以宣布新秩序的降临，并历数满人的罪孽。他们的叛乱被宣称为反对外来压迫者的民族起义。这是在篡夺统治的中国的“传统敌人”北方蛮族面前争取民族尊严：它们把一个残酷而腐败的政府强加于中国，并以异族的陋俗玷辱了它的文明。人们不禁要问，太平军是否为了渴求民众的支持，才用在传统上更能为国民所接受的呼吁来掩饰他们的宗教启示。只要检视1852—1853年的这些文献，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虽然宗教内容与强烈色彩的种族主义夹杂在一起，但是却不想去掩饰这种内容。洪秀全被描述成直接受天命（即上帝）的皇朝创始人，而满人则是怪异恶魔的化身：僭越悖理，恶贯满盈。基督教的主旨是用毫不含混的词句揭示的。太平军当时正在寻求广泛的支持，但并不以他们的神圣使命为代价。虽然文献暗示他们愿意在当前接受与他们有着共同民族目标的人们的效劳，但太平军公开宣称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尘世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天国。[8]不过，永安时期的文献在政治与末世学之间并没有成功地作出令人信服的综合。确实，未入会的人一定很难理解太平天国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成分之间的逻辑联系。作为脑力劳动的产物来说，太平军的宗教启示显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进军途中所提出的许多价值准则都在南京城垣内这个太平军社会里付诸实行，这里是太平军十分严酷的制度能够加以实现的唯一所在。在这里，生活的方式部分地取决于军事考虑，部分地决定于运动早期僵硬刻板的清教主义特征。太平军保持着原教旨主义的良好作风，严禁吸食鸦片，不准饮酒抽烟。男子和妇女被严格地分开，即使夫妻之间发生性关系也要处死。许多妇女被编入军事单位，各有战斗岗位。不过1855年以后便废止了两性隔离办法；它显然有碍士气，特别是因为它从未被最上层领导所遵守。但是他们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某些成分还是抱着鄙视的态度，特别是地位低下的妇女被命令不得缠足，并使她们有机会去担任某种官职。禁止缠足是广西客家人文化的一个贡献。客家人是不兴缠足的。

太平军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在早期行军途中决定的，那时政治权力与宗教热忱有着不解之缘。这种政教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形成武断专横的政治作风，即主要的决定都被宣布为上帝直接干预的结果，而由杨秀清和肖朝贵在关键时刻以降神方式传达出来。杨秀清的作风左右了太平天国早年的君主政体，并确实是使它招致中国上层分子物议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

太平军的社会启示对农民施加的影响，看来很可能远比汉族主义或宗教热忱的影响为大。它的社会经济思想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表明一种外来教义可以怎样在东道国文化中变得亲如一家并在它里面繁衍滋生。洪秀全早年在梁阿发影响下撰述的作品都显示着基督教概念的明显痕迹，即人们在上帝面前最终是平等的，他们在尘世上应得的各种赏罚应当反映这一事实。根据一切所有权只属于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权概念以及世界资源的开发都要受到谴责。这样一些概念在中国的乌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鸣。洪秀全的早期作品不仅讨论了人对上帝应当履行的一般义务，而且讨论了超出地域与家族界限的人与人的相互义务。像其他许多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批评家那样，他不厌其烦地引述了《礼记》中孔子歌颂古人“大同”思想的那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9]同样地，上帝之道实行之时，也将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取消人们之间的界限这一中国乌托邦思想的老生常谈，以人们在至尊上帝之下应该情同手足的词句被不断地重复着。

但是这种博爱关系的幻想并不是太平军社会启示的唯一内容。除此而外还有更为露骨的平均倾向，它直接肇源于中国农村的社会苦难。这种倾向与古典著作中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主义不相容，反而在粗暴不敬的中国匪盗中引起反响，因为他们在贫富两极中找到了造反的充足理由。19世纪40年代后期横行广西河网上的海盗张嘉祥（后来投靠清朝）因下列诗句赢得了交口称赞：

上等的人欠我钱，

中等的人得觉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过租牛耕瘦田！[10]

太平军竭力按严格的军纪来约束自己队伍里的纯盗匪活动。虽然这一类村俗之见在太平军的正式社会学说中不占什么地位，但对叛乱蔓延到华中省份时它所发布的庄重得多的声明，则显然成了强烈的弦外之音。很清楚，太平军号召力之所以不断增长，根源不仅在于他们公开宣称的对满汉官僚的憎恨，而且在于民众对富豪权贵普遍抱有敌意。据一本绅士日记所载失陷后的南京城周围的情况，憎恨官吏和僧恨地主在促使民众支持太平军上的作用是大致相当的。[11]在财富和权力随时随处都被视为相互奥援的制度中，太平军的启示方式足以吸引一支巨大的穷人武装追随其后。

太平军的理想社会在《天朝田亩制度》（显然写于向南京进军期间）里有所阐述。家庭还是基本的组织单位：25家为一两，由一名两司马统领，这就是地方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土地按人口加以分配，所有的成年人（包括妇女）都平等地领受到生产所得。土地及其所有的成果都是国家财产，更确切地说，是由国家来管理和分配的上帝的财产。每25家组成的一两要建立一个国库，除维持家庭生计的必需品（可能是按规定的数目）外，一切财富都归国库所有。太平军一再申明，平等而充裕地享有上帝的物质赏赐是这个制度的经济目标。为此目的，必要的条件是废除土地私有权和由国家来控制劳动力。理论上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因此也可酌情准许将人力从劳动力不足地区输送出去。毫无疑问，这文件之所以鼓舞人民，是因为人民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清朝农村社会无情的经济竞争和剥削，而代之以真正的公有制秩序。不过，在这个秩序中也有唐初“均田制”（它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劳动力的有效配置来增加政府岁入）的统制经济的痕迹。透过太平天国社会理论的表面，就不难看出这个神权国家的利益何在了。[12]

《天朝田亩制度》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没有一处提到定期重分土地的思想。从制度的逻辑及其历史举例来看，重新分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以表面上许诺永恒的私有权的办法来吸引农民的支持，这种政治上的诱惑力之强烈也非太平天国的领导所能抗拒的。由此看来，太平天国土地纲领必然对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动者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纲领中的统制经济的调子完全符合用严重官僚化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中国传统。总的说来，早期太平军教义中的平等主义社会使命至少跟它的种族排满主义一样有吸引力。事实上，对那些自认为是在权利和财富盘根错节的制度下成了牺牲品的人们来说，反清使命和反地主使命是难以区别的。

按照《天朝田亩制度》所宣布的目标，太平军运动确实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经济竞争被完全消灭；家庭被剥夺了它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重要作用；国家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权力。然而甚至在最初那些有希望的年代中都有迹象表明，太平军制度不可能在长时期内制止私人财富的积累和特权的膨胀。虽然运动的基本教义包含大量有吸引力的社会空想主义，但从叛乱伊始就明显地见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倾向。永安颁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汰侈的新特权阶级，他们的个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华贵的服饰、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饮食都被认为是最上层领导集团的特权。这些法令不过是对高级官员在叛乱后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积累和奢华普遍开禁的先兆。

从叛乱伊始就植根于太平军制度之中的寡头统治的倾向加强了等级制和特权，因为被选定的人们负责指导着芸芸众生的命运。“老哥们”至上的地位受到严密的维护，这信条后来发展成优先擢升广西人的普遍形式，并在运动发展后仍保持未变。这种寡头政治和等级制倾向，使人们对太平军最后能否在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和持久的社会革命深表怀疑。太平军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可能长期维护它的首尾一贯的社会学说之上。它以一种绝对的超人思想作为基础，根据这种思想，一切合法权利都是全能的天父赐给他在尘世王国所选定的代理人的。

由于情况发生在西方列强正加紧对中国入侵之时，太平军叛乱势必发生固有传统与外来鼓动孰重孰轻的问题。人们可能马上认为，本国的反抗传统已充分表现在它的思想和制度中了。这个君主制度的外部结构、官僚组织和土地制度体现了许多取自本国文化的空想内容。太平军的宗教经文中可以发现民间的佛、道两教的一些残余，而它的种族主义用语又不少是因袭了过去的种族运动。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反清背景，那么太平军的独特之处就一眼可以看出。按三合会传统结成的秘密会社，看来既不能对清政府又不能对传统的社会准则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战。白莲教的末世说对合理的世俗权力组织也无济于事。抗税运动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乏一种明晰的理论作为反抗的依据。少数民族的起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一种可以沟通他们与汉族农民之间的鸿沟的号召力。但是最后出现了在客家人组织的拜上帝会中所体现的少数民族集团的异己感与高度的思想自觉的有效结合。不注入洪秀全从广东带来的新信仰，很难想象客家人能够动员起来。这种信仰将客家人的斗争升华到有深远影响的新水平上：即这是一场得救者与被诅咒者之间的战斗。他们可以在一种包罗万象的宇宙论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满腔义愤向以清政府为代表的文化进行挑战。此外，神旨显灵的方式则可能使领导权集中，其程度虽则还不完善，但比白莲教或三合会的成就有效得多。洪秀全移植来的教义使中国社会郁积的种种不满得以具体化，并且使因循守旧的中国农村文化中影响颇大的空想主义增加了生气。

占领南京和建立天京，标志着叛乱在性质和命运上的变化。太平军现在从一支左奔右突的军队变成了试图从一个固定的基地控制其版图和交通线的区域性政权。在内部几经争论才做出在南京安营而不全军向北京挺进的决定。这决策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前提（据说向杨秀清力陈此策的是一名老水手），即南京位于清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带，有水上运输可供利用。南京曾为明初的故都，它作为政府所在地这一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定居南京却可能是一个重大错误。向北京进军现在委托给了一支兵员不足和给养很差的北伐军，它打到天津郊区便裹足不前了；1855年春，它的残部被最后肃清。清政权幸存了下来，尽管它的军队已经七零八落，国库已经耗尽，而大部分税源又被叛军控制在手。但是，清政权还有一个要反叛者现在认真加以对付的法宝，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上层正统人士对外来教义和新制度抱有不可调和的敌意，这种敌意现在是可以被用来为满族君主制度服务的。

旧制度的保护者

对正统反对派的改组

我们对清朝后期一些杰出人物的看法感到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着使19世纪通商口岸的观察者们感到茫然的无能和腐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整个阶层以及他们为之效力的国家在20世纪初年就滑向了覆灭这一事实。尽管如此，历史记载表明上层人物的士气和活力在19世纪初期都有所复兴，这使得有可能对19世纪中叶的叛乱进行有效的镇压。这种新出现的复苏气象早在白莲教反叛时期便已见端倪：内患使某些文化人士在震惊之余重新关心起国内的一些行政问题。在龚景瀚和严如熤等专事镇压叛乱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注重实际学问的经世致用学派的早期范例；在道光统治时期及其以后，这个学派掀起了一股日益扩大的有益于行政管理技术的浪潮。

对实际事务的再度关心可能部分要归因于嘉庆帝：他对士人的压制不如他的父亲。但学术界已有若干倾向使杰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首创精神，这种关心实际的研究与18世纪后期宋朝伦理哲学的复兴不无关系，它由力图通过一种质朴无华的“古”文体来修身养性的桐城学派这一文学运动所倡导。对修齐治平以及人性所本的基本原理等问题的关心在18世纪经院哲学全盛时期曾经变得不时兴，但这种关心现在又起而对官僚政治的道德败坏进行某种程度的对抗。在19世纪初期还出现了“今文”学派，即含蓄地怀疑经典学问的一个学派，其领导人对典籍所作的非正统解释使他们倾向于主张制度的改革。凡此种种倾向都导致一种务实的、折中的和力行的观点，它在19世纪中叶对巩固现存社会秩序和敉平叛乱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风气最盛的是湖南。湖南的经世致用派受到了湖南前辈学者—官僚关心实事的影响，其中以人种史学者及军事行政官员严如熤和理学复兴者唐鉴的影响为尤著（见第三章）。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就是唐鉴的朋友和有权势的湖南官僚贺长龄，此书于1827年刊行。贺长龄和另一位湖南人陶澍都是最著名的省级官员，他们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试图在行政管理上推行一些实际改革。这几位官员犹如19世纪初期官僚政治黑屏幕上的几个光明小点，格外引人注目。不过后来成为19世纪一系列叛乱的复仇之神的，乃是下一代湖南学者兼活动家，即道光时期高官显宦的门生弟子和亲族。像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国藩等人不仅由戚谊友情密切联系着，而且在学术上都承受陶澍和贺长龄的影响。

作为抗击叛乱的杰出之士的领袖曾国藩（1811—1872年）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它在教育和社会上虽有抱负，但还不属于缙绅门第。曾国藩受教于私塾和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经世派的一个中心。他在1838年进士及第后进了翰林院，然后出任过几个部的行政职务，最后升任吏部侍郎。这样，到19世纪中叶他就在京官的上层站稳了脚。

对曾国藩这位年轻官员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唐鉴的程朱理学的复兴倾向、经世派的务实精神以及桐城学派提倡严谨文风的原则。在当时士林的争论中，曾国藩倾向于折中主义，即将考据与对道德复兴的关心调和起来。不过整个而言，曾国藩的性格和见解受唐鉴和蒙古学者倭仁（后来领导守旧派反对初期的一些维新尝试，死于1871年）的拘谨阴沉的作风熏陶最深。他是一位活动家，但非常保守，这种气质恰好碰到了传统的中国遭逢内外激烈挑战的历史时刻。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因为它使曾国藩及其追随者在面对他们的千秋大业时能接受锻炼，变成刚肠硬汉。然而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气质则颇不宜于完成在中国发现它正处于新历史阶段时要进行妥协让步这一理智的任务。虽然他们反对贪污腐化、追名逐利和迂腐的学究气，但这些程朱道学家的政治见解却是由狭隘的清教主义（他们原来以此陶冶自己的个性）形成的。在曾国藩身上，新道学产生了一种家长式的、但仍是有说服力的权力主义。而在倭仁身上，新道学则产生了一种顽固抵制创新的态度，特别是对任何带有西方影响的创新抵制得很厉害。

然而湖南理学复兴派的影响并不全是保守性质的。湖南帮里另一些人例如左宗棠（1812—1885年）这类活动家，当他们一旦了解现代技术对维护中国生存有重要意义时，他们便终于变得关心这种技术的应用了。而且这种新道学与有潜在激进思想的今文学派有联系。贺长龄曾委托当时最有朝气的才智之士魏源（1794—1856年）编纂《经世文编》；魏源之愿意正视晚清的各种史无前例的新问题并提出解决它们的新办法，同他赞成今文学以及与最有创造力的今文学者龚自珍私交颇深不能没有关系。因此，这场在19世纪中叶的叛乱中支持传统秩序的运动，也对早期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道光末年，曾国藩已经成了北京城一位有影响的导师。他作为青年有为之士的座师和恩主这个角色，证明对他后来的军事领袖生涯是必不可少的。他的门生越来越多，其一为湖南举人江忠源，此人后来成了正统上层人物中投笔从戎的前驱者。江忠源出生于村寨设防的新宁边区，如前所述，白莲教和三合会活动在那里的合流正在威胁着现存地方秩序。1844年江忠源从京师回到新宁，马上组织了由本族人士领导的地方民团来应付这个挑战。地方上其他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也纷纷起而效法。

新宁发生的这些情况只是南方正在进行的总过程的一部分：上层人物都试图建立地方民团来保全身家性命。民团的典型形式是几个村寨结为一体，以村社头头的个人相互关系作为纽带。民团的首领通常要负责征集名目繁多的额外税收和维持地方治安。防御事务和民团的费用由“捐”（非正式税的一种）来提供。只要民团保持非职业性及其领导听从官管，它们就可受到官方理论的认可。当然，就其为官方所认可的形式来说，这种“团练”与两代人以前抗击白莲教的行政官员所创制的、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地方官办体制并无二致。但时世艰危往往导致民团更大程度的职业化及其首领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只是由于乡绅和官僚制度的利益在根本上一致，才使无政府状态得以避免。像江忠源这样的上层名流，他有社会的显赫地位和与官方的关系，是可以调整民团与地方当局的关系的，因而民团头目们的权力一般都能及时得到地方行政当局的承认，被视为合法。

就江忠源来说，他同时拥有与官方的关系和作为地方领神的地位，这使他佼佼然与众不同，使他成了19世纪中叶及以后的绅士军事家。由江忠源的团练发展起来的民团在击败雷再浩和李沅发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51年江忠源本人成了新受命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员赛尚阿的入幕之宾。不久他便认识到靠现有的清军击败叛乱是毫无希望的，于是征召了一支由新宁人组成的精兵开赴广西。这支军队不久发展到1000人左右，证明很有战斗力，激励他们的是靠赏赐钱财和掳掠，也靠亲族关系和士兵对绅士恩主的矢效忠诚。江忠源在叛乱蔓延时出征过北方，太平军早期在蓑衣渡遭到的挫败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役几乎使叛军全军覆没。江忠源开始他的军事生涯完全是为了应付地方上的威胁，而现在他坚决投身于规模更大的抗击太平军的战斗了。

当江忠源通过他在当地的社会地位致力于军事活动时，另一湖南人胡林翼（1812—1861年）则以贵州一知府的身份同时从事军事活动。胡林翼在贵州征募了一支人数不多但经过精选的雇佣兵跟当地叛乱者作战。即使他为贵州的各种起事所紧逼，他也念念不忘故乡湖南发生的事件。有一次太平军从广西越过边界，胡林翼决定参加对他们的战斗。由于胡林翼有许多机会目睹清帝国军队的无能，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需要动员一支新式军队，宁重军队的质量和纪律，可以牺牲数量。胡林翼一旦有了这样一支军队，便热切地响应他的老上司、湖广总督吴文镕的号召于1854年初向东开拔，赶赴前线。吴文镕的另一个门生曾国藩此时也已完全投身于新式军事事业中去了。[13]

湘军的发展

1852年7月曾国藩要求在督察江西乡试结束后的回返途中，获准巡访故里湘乡。这次巡访计划已久，现因太平军侵入湖南而更加迫切。此时曾国藩一心惦念的事情显然就是巡视自己家乡的地方防务；但一次次事件很快就使他卷进了全省、而后是全国范围的事务。他的假期批准得比预期的要快，因为在南方的路上他获悉母亲亡故，于是他直接回里服丧。在湘乡，他发现已有强有力的地方防御措施，以生员王鑫和王的老师罗泽南（1808—1856年）为首的地方名流在太平军北伐时期已动员了数支乡勇，这时正伺机要远出迎战。曾国藩本人此时已受命负责军事，因为朝廷在1852年12月任命他为“团练大臣”以协助湖南巡抚。当然，朝廷并不想授权搞什么新的军事计划，而只想通过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对已在进行之中的地方军事化加强控制而已。不久在其他省份也颁布了同样的任命。

不过曾国藩知道团练完全不足以应付太平军的挑战，他稍事犹豫便决定以新办法来利用现有资源。他把湘乡雇佣兵召到长沙，交由罗泽南统领，作为湖南省职业军的核心。不久，湖南其他地方的队伍（包括江忠源的新宁军）也并入湘乡军。曾国藩决定任命江忠源为整个军队的战地统领，但江忠源的队伍在组织上有若干缺陷，这很快使曾国藩认识到只能由他本人直接指挥。曾国藩的进展十分缓慢，因为他首先要将湖南境内的地方叛变者肃清，建立一个地方控制和团练兵员补给的体系，而后才能把他的军队投入大规模的战斗。直到1853年夏，湘军的几支大部队才出现在湖南，同太平军交锋。

湘军的兴起代表着非正规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它隐隐地含有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不过由于它仍以正统观念为掩饰，所以还能够与清朝的既成秩序和平共处。湘军的一些组织原理导源于戚继光（1528—1587年）的军事著作；这位将军在明朝正规军事系统以外另行创建了一支私人的“戚家军”，同日本海盗及其在沿海省份的土著帮凶作战。罗泽南和王鑫在湘乡本地训练乡勇时，都袭用了戚继光的某些思想。戚的著作被19世纪初期的经世派广为传布。虽然湘军后来比戚家军大得多（后者开始只有3000人），但在编制和训练上曾国藩都采用了戚继光的模式。其一，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指挥体系（戚继光称之为“束伍”）。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为营官，领650人（500名士兵和150名役）；营官上面为统领，控制二至十几个营。营官对他的五名哨长负有完全的责任，每名哨长监管100人。整个队伍实际上都靠私人关系维系。营官自选哨长，哨长自选什长，什长则按惯例凭私人关系招募10人供他差遣。营官在正常情况下也隶属于某一个统领。曾国藩规定每次任命一名新营官时，该营所属官兵都要更换，重新挑选。这种私人联系使湘军取得了绿营军及其雇佣附属军所缺少的聚合力。曾国藩的新军并没有完全超出旧体制的范围，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奏请给湘军军官授予绿营军衔。不过他在培植其军队的官兵之间个人相互义务时，着重利用既存的同族和同乡关系，这在绿营军上下级官员之间是不予鼓励的。

湘军的体制是与清朝军事体制的官僚政治原则格格不入的，因为个人关系被后者认为是个威胁。但是，这种关系非常适合于把一支支由绅士领导的非正规队伍变成中央指挥的部队。曾国藩清醒地意识到这项新军事计划潜在的冲突，尽力消释皇上的疑虑。湘勇最初是曾国藩运用团练大臣不明确的权力动员起来的。建立一支职业战斗部队当然不会按官方的团练规格去做，因为后者强调的是一种低水准的军事化，所以官方的方案迅速被弃置一旁。曾国藩很注意安抚满人的感情，他把一位地方的在旗官员塔齐布安置在一个重要的指挥岗位上。但是归根到底，清帝之所以能够接受曾国藩的新军事组织，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受到信任的京官以及他在京师广为结识的各种关系。在以后10年期间，曾国藩能够指望取得像文庆和肃顺一类满族大员的支持，因为他们懂得要使王朝幸存，需要把一些非正式权力授予地方的汉族军事首脑。这些满族权贵的支持抵消了寯藻（1793—1866年）等汉族在朝官贵的敌意；祁寯藻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继任者，他认为这种地方军事权力是危险的，不能予以接受。

在以后几年，这支军队在营以上又精心建置了分统、统领和大帅，分别由曾国藩信任的助手任职，他们多数是取得低级文官功名的人。这一新编制的军事价值姑置不论，曾国藩的新军制表明它对清帝国的未来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干才的温床。其中涌现出许多第一流的地方官员，他们将在19世纪的后来年代里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早年，曾的官员队伍主要从文士中遴选，这种做法符合治军原则中的理学色彩。但到50年代中期，出身微贱而不通文墨的人也可以致身于掌握军事大权。这些人凭才干和凶狠而受到赏识，所以湘军虽则在思想上的信仰日趋淡薄，但它的力量却有了惊人的增长。

湘军的兵力最后扩大到13.2万人，其中包括骑兵和辅助的水师。按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个规模不算很大，但足以说明曾国藩强调质量甚于数量。湘军对兵员的征募、训练和纪律以及按儒教治军等细节的高度重视，使它独具特色，不同一般。它的薪饷之高也是个特色。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竟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恩赏了。

曾国藩要承担这样的巨额薪饷，是需要有充足而固定的财政支持的。他和他的助手为军用筹款而使用的办法，对清朝度支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曾国藩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会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这就是说，第一，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第二，他的部属一旦就任高级地方官，便将岁入权集于巡抚和总督之手，避开户部的干预。[14]

早期在财政上实施的权宜措施是卖官鬻爵。监生以及各式名誉学衔证书，由京城发给省级政府发放。1853年冬，湖南巡抚骆秉章把这样一批证书直接转让给湘军总部。出售官衔所得是曾国藩早期主要经费来源。不过当军队扩大以后它的作用马上被厘金（从字面看厘金值千税一，只表示很小的数额）这种商税所压倒，它是对存货、运输途中的货物或产地的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厘金最初由御史雷以諴于1853年下半年在扬州一带实行，目的在于为长江以北的清军提供经费，后来证明行之有效，很快就为各省所采用。税率在各地有很大差异，多数省份在2%—10%之间。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对这笔收入颇丰的税源的征收和支付权力显然主要落到了各省当局手里。虽然全部征收应向北京呈报，中央政府的某些固定支出实际上要由厘金岁入偿付，但地方军事化的庞大需求还是使大部分呈报的岁入（未经呈报的数目就更不用说了）不受北京的控制。[15]

曾国藩很快就抓住新税所提供的机会。1856年，他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达成协议：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军经费之用。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他为整个江西厘金另外开辟了一个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别官署，这样便绕过了正式的财政机构。从这时起，连湘军的下级统领都获准建立自己的厘金局，以仰赖其收入。在50 和60年代初，厘金局搞得有些政出多门，受益者不仅有湘军，还有乡绅控制的地方非正规军。

由厘金可见一般的行政上的分权化，也表现在曾国藩采取的其他一些财政措施上。他从一开始就力图把地方固定收入改作其军队之用。但朝廷不能强迫各省巡抚把资金改拨给曾国藩。他只有同骆秉章和胡林翼这些对他抱同情态度的地方当局私下商议，才能分润固定税收。这类私人协议成了国家财政机制的一个常规；只有在进行了非正式协商以后，才能向北京要求转拨资金归己使用。曾国藩一旦本人出任高级地方官，他就进一步推动由地方控制各种固定岁入的趋势。其做法如下：（1）把岁入权集中到省巡抚衙门；（2）向北京谎报收支。曾国藩鼓励他的追随者隐匿大部分地方固定岁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内战顺利进行下去。

由此可见，地方军事化的需求引起了中国财政管理结构一系列重要的和持久的变化，其中包括农业税向商业税的局部转变，以及北京某些财权分给了各省的主管。对清朝财政制度的进一步破坏，是由中央政府为了极力应付军事费用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造成的。1853年起，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例如发行劣质铜钱、铁钱和纸钞。虽然上述权宜之计暂时缓和了政府的短缺，却在人民中间造成了空前浩劫，进一步削弱了国民经济并加深了民众对清政府的不信任。[16]

应该指出，汉族文人名士领导的新式军队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清朝正规军事体制已被取而代之。到1860年为止，曾国藩的湘军与庞大的旗兵和绿营军一直鼎立地并存着。虽然后者多数统驭失当，但仍能牵制一部分太平军，其力量不容忽视。驻扎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由清朝正规军和勇军组成，它在朝廷看来仍然是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在1860年以前，它的统帅在整个战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力，到了1860年，它最后声威扫地地被消灭了。到那时为止，曾国藩本人的官阶一直较低，难以左右清廷的军事决策。1860年以前，湘军应被看成是清军的重要补充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被看成是未来的制度变更的基础。

内讧与衰落

太平天国统治的特征

1854年初，曾国藩的军队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太平军迎面相撞。太平军曾经发起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游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由于北伐失败，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苏等省这时成了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广阔战场。叛军的战略意图是确保南京的水道交通和占据它周围的农业地区。几支湘军在湘潭的关键之战（1854年5月1日）中击退了太平军对湖南的入侵，而曾国藩的水师则扬帆前进，向太平军控制的江河湖泊发出挑战。但太平军才干出众的翼王石达开在水陆两路都曾多次重创曾国藩，使反叛者于1856年中在军事上处于极盛时期。太平军在长江流域占据了西起武昌东到镇江一线近300英里的许多战略城市，他们对水道的控制由于曾国藩的大部分船队在鄱阳湖被围而更有了保障。石达开的军团征服了江西大部分富庶的府县。太平天国最后一次军事胜仗的消息是1856年6月在南京城外对清军的大捷，清军统帅向荣就在是役之后不久死去。

作为一个新皇朝，太平天国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在对儒教的既成体制进行了殊死的挑战以后，它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各级社会机构。它在宣传激进的空想主义社会纲领以后，此时不得不使理论迎合现实。1856年是太平军胜利与危机纷呈的一年，它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即于这一年诞生。

太平天国官僚政治的特征体现在两个相互抵触的原则中：一方面全部重要职位都由广西帮控制，另一方面通过传统的科举制度广泛寻求新兴文士的支持。太平天国的文官考试在定都南京后即行开始，在整个统治期间未曾中断。考试形式在许多方面与清制相同，定期在地方和京城举行考试。但是内容包括基督教的主旨和对太平军领袖的颂词；此外，考试的社会基础比较广泛。投考者的背景完全无需考虑，这表明太平天国渴求才智之士以及他们在放宽参与政治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考试似乎相当容易被通过。1854年在湖北省举行的一次考试中，投考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八百多名举人，同年在安徽的考试中，仅一个县就出了30名举人[17]。

尽管太平天国明显的大力争取正统的优秀人物，然而应试的文士还是寥寥无几。投考者的社会出身似乎很庞杂，有以前的僧侣、占卜者和其他一些从事为新政权所取缔的“迷信”职业的文人。太平军占领区的文人经常被责成参加考试，违者处死，但他们的热情一直不高。偶尔被迫的应试学子宁可在试卷写上嬉笑怒骂之词而以身殉[旧传统]。一个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考试制度对确立太平天国官僚政治的实际贡献究竟如何。不过有证据表明，重武轻文，战略形势变幻不定，以及太平军历来对乡土和宗教资格的重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文官考试没有起过重大作用。不过，在作为宣传手段和正统的象征方面，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是不应被忽视的。

太平天国的官制本身由王、侯两级世袭贵族以及十一个等级的官员构成。在这十一个等级中，前六等官职名称可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中找到，虽则它们一般表示等级而非具体职能。后五等则与军事指挥或地方政府的某些较为具体的职能有关。由于在太平天国的空想模式《周礼》中不存在文、武之分，因而任何一级官员都既可被委任为文官，也可去充任军队指挥。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内，实际权力中心是各个王的行政幕僚班子。每个王都在其随从人员中设置一个机要机构，内分六个传统的施政部门（相当于“六部”）。不过，由于东王杨秀清僭取了总理军政两方面的权力，他的机要班子到1856年在整个太平天国官僚体制中曾经起着中枢协调的作用，所以各王自立班子的情况并没有引起行政上的完全混乱。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府建制仍以清朝旧时的府县区划为基础，而在县以下则以《天朝田亩制度》为基础，即规定以25家为一“两”到13156家为一“军”，各单位等级森然。府县官员的职能与他们所取代的清朝官员的职能相似。至于太平天国县级以下编制的实际情况，其材料是零散的，也往往自相矛盾。但是有两种需要考虑的情况，都表明太平天国地方控制的脆弱性。第一，太平天国制度具有与清制相同的缺陷，即正规地方官员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各地。跟清制一样，朝廷命官仅到县一级，县以下的所有职位都由当地提名地方人士充任。因此对太平天国的社会改组如此重要的地方政府基层结构，便由一些往往充其量仅对政权纲领承担有限义务的人去填补。与此有关，第二个缺陷是太平军发现，很难把他们那些人为的、不可胜数的小部门强加于原有的地方组织身上，而且往往发现只不过给现存结构（例如传统的“乡”、现存的“保甲”或“里甲”一类居民单位）换个新名称而已。这意味着在太平军占领区，这些单位的头头有时就是在旧政权下把持村社事务的那些人，因此很难出现一种或者有利于巩固地方控制，或者有利于真正改造地方社会的形势。

太平天国在征服地区实施的土地政策，总的表明了对农村的控制是脆弱无力的。应当认为，这是急需财政收入，缺乏可靠骨干从而必须使农村社会关系基本不受扰乱的结果。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是需要时间和安全保证的，这两者太平天国从来都不具备，所以一旦实行，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和岁入的暂时下降。我们已经谈过，《天朝田亩制度》干脆删除了定期重分土地的规定，这样就暗示了已经重新分配的土地可以成为耕作者的财产。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既不是国家所有制的纲领，也不是耕者有其田的纲领。虽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一点仍有很多争论，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始终存在。尽管与地主和解的趋势在运动后来年代中才似乎更为明显，但是有迹象表明它在此以前也是存在的。如果说在某些地区太平天国曾试图把所有权授予佃户，那么，主要的考虑似乎也是出于在地主逃走之后向原佃户征税的需要。太平天国的赋税手续很快发展起来，不再实行通常作为他们侵入一个地区的标志的那一套没收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税额稍轻以外，田赋制度经过系统化，与清制区别不大。

一般说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那些未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农民的状况是有所改善的。叛军的存在似乎坚定了佃户抵制苛租的决心，有时地主也只好满足于部分的收入。1860年以后在长江下游的某些地区，向佃农征课各种直接税与一项官方的减租纲领同时并行。这便是另一种与地主分享农村剩余产品的形式。[18]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无论是商业或是农业部门，租税负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像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泛滥成灾，而且显然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太平军中央的分裂及其领导的恢复

1856年发生的震撼太平天国的那场灾难，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敌对力量所致，而要归咎于他们自己中央领导方面的动荡不定。如前所述，这种动荡性在运动最初年代中就已经孕育于太平军的制度之中。政权要继续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种在共同事业中形成的兄弟情谊，以刹住诸王之间的不和。但是兄弟情谊不久都被东王杨秀清的无情野心所毁。1853年在定都天京时，他那已经巨大的权势由于冯云山和肖朝贵都在战斗中死去而更形膨胀。杨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强是在损害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秦日纲（1854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杨秀清的羞辱和威吓。洪秀全智虑逐渐衰退的状况最终使他事实上不能再积极参与行政决策。杨秀清马上以新的精神权威自认，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上。许多历史家都鄙弃杨秀清为毫无信仰可言的阴谋家，认定他个人的宗教主张（反之，洪秀全则有至诚的信念）只是一些诡计而已。杨秀清是不是邪恶的阴谋家暂且不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杨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干和集权本能，太平军运动决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杨秀清的垮台看来是他试图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夺最高权力的行动促成的。1856年8月，当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这是迄今为止仅为洪本人保留的一项帝王特权）时，洪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天王于是把韦昌辉和石达开秘密召回天京，降诏要杀死杨秀清；这个行动也许是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蓄谋已久的。韦昌辉当时正在江西作战，距离最近，他率领几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韦昌辉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对自己长期蒙受像杨秀清这样一个出身贫穷的劳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恼恨。9月1日夜间他迅猛出击，把杨秀清杀死，并下令屠杀杨的随从人员，据说约屠杀了2万人。屠杀在南京蔓延了将近两周，其规模显然远远超出了洪秀全的预料。当石达开在约十天以后到达南京时也为之震惊，力劝韦昌辉住手。韦昌辉这时已经杀红了眼，竟怀疑石达开同情东王集团。石达开十分谨慎地逃离天京，重返他的前线部队，韦昌辉因此也杀害了他的全家。石达开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向南京进发，想来报仇。这时洪秀全也感到韦昌辉的权势咄咄逼人，像杨秀清以前那样又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洪获悉石达开受到太平军全军的普遍支持，便于11月中旬调集了他的军队把韦昌辉及其同伙200多人杀掉。在这个屠场上，贪欲和偏执狂使太平军运动原来理想的任何残迹都已澌灭无余。

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于中央的权威。幸存下来的领袖没有人能行使位极人臣的东王有过的权力。石达开被洪秀全召回南京主管行政，他发现自己处处受到一个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结成的宫廷集团的掣肘。六个月后石达开出走，领着自己的队伍开赴西南长期单独作战，没有再加入太平军运动了。清朝的保皇派马上对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加以利用。1856年12月，胡林翼的军队把太平军逐出武昌。1857年下半年曾国藩夺走了太平天国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这样便使太平军在长江上的要冲安庆受到威胁。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战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于顶点。

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1858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靠陈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广西最贫苦的农民阶层，又都从叛军的各军阶上缓缓晋升上来）的努力而取得了转机。作为最高统帅，这两位才华卓越的军事家于1857年逐渐恢复了攻势，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858年9月他们在淮北三河镇重创湘军，11月又在南京对岸的浦口击溃了清朝的正规军。由于这两次打击，太平天国解除了安庆的压力，并重开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国复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玕（1822—1864年）的个人集权得到了有限的和暂时的恢复。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响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样，也是因科场失意而成为村学塾师），自1852年以来他一直未曾介入运动。在香港期间跟他相过从的，最初有新教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后来有包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内的伦敦会的一些成员。他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1859年4月当他最后安全抵达南京时，受到了天王热情的欢迎，并被擢升为最高行政长官，受封为“干王”。

洪仁玕在1859年发表的《资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用西方技术以使中国经济和交通现代化以及发展与西方列强友好关系的政策。洪仁玕所提出的开设现代银行、颁发专利权、建造铁路和轮船以及发展采矿业等项建议表明，他对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虽然认识很不全面的赞赏态度。这些建议是太平天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里提出要在太平天国考试制度方面实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更注重实用的文风并促使文武结合。新型的太平军的杰出之士应当是，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19]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争取中国正统的优秀之士来效忠，根据传统的种族理由重新向他们发出呼吁。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国在江北的军事胜利虽然解除了清朝对它的一些战略要地的压力，但它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领湘军在长江中游的防区。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捻军（他们不久又投靠了清朝），这也使太平天国不能长期依靠此地，把它当成作战基地。不过江南大营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毁，大大振作了太平军的士气，于是洪仁玕便策划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以征服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了长江三角洲作为经济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远至武昌和汉口的长江中游地区。洪仁玕认为，据有长江下游城镇的另外一些好处是，太平军将有机会使用西方的轮船，派它们到上游去打仗。

在东面发动的这次新战役很快就初战告捷。守卫句容、丹阳和常州的清朝正规军一片混乱，仓皇溃退。6月2日，李秀成的军队进入苏州，这里是江苏东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镇的门户。整个这一地区的太平军将领们为了长期占领，他们励精图治，竭力稳定地方经济和控制农村。他们奉行的政策是尽量不打乱地方社会组织，以期确保各种资源能够源源不绝地流入太平天国的国库。这时的急务只是想把清军赶出沿海城镇。除了想张罗轮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战的计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国首领都已认识到上海作为外贸收入的来源所具有的长期价值。但必须把上海视为在长江三角洲进行较大规模战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玕着手铺平与外国列强交往的道路。可是，洪仁玕为争取外国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建筑在天真的乐观主义上面的，以为西方会把太平军看作是进步的基督教同道而报以同情；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列强根本无意同叛乱者合作，它们更感兴趣的毋宁是看到清帝国的力量在长江下游各省份复兴起来。

曾国藩出任统帅

19世纪60年代初在保皇派将领系统中发生了一些对清朝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仅使清朝的最高将领张国梁与和春身死，两江总督何桂清被废黜，而且使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遭到覆灭。在此以后帝国的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曾国藩被授予整个战役的领导权，因为舍此而外已别无其他选择。于是曾国藩于1860年6月8日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曾国藩在他首次担任的这个封疆大吏职位上，终于能够使他的军队与更充裕的经费，以及与一员高级总督所拥有的巨大权威结合了起来。

对清政府来说，把个人军权与地方省份的正规权力这样结合起来，乃是惊人之举。在这方面50年代已有过一些先例，即曾国藩的几名部属已经担任了巡抚或代理巡抚，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后来的李孟群；广西的刘长佑；湖北的胡林翼。但是曾国藩新任的这个地位显赫的两江总督则明显地集中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更大。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使湘军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基础得到巩固以外，曾国藩在1860年的擢升最后还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战略领导。曾国藩持有与太平天国相同的看法，也认为天京安危系于从南京至汉口之间的江面，而控制这段长江的关键则是安庆（自1853年以来一直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江口岸）。在曾国藩的坚持下，1859年后期朝廷已经认识到收复安庆的重要性，于是曾国藩马上按部就班地进行收复该地的行动，他把这一战斗托付给他的兄弟曾国荃去指挥。1861年9月5日经过激烈战斗后安庆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杀戮。这样便为打败叛军奠定了战略基础。

曾国藩按湘军形式创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领的新军，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构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这样传到下一代绅士军事家之手的。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门生李鸿章（1823—1901年）。李鸿章是一个有能力的进士，抱负很大，颇具才干，其父与曾国藩有同学之谊。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官宦之家，从1853—1857年之间他带领一支勇军守卫乡里，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安徽上层人士整军经武的行动开始原是针对豫皖边界的捻军叛乱的，太平军的猛攻则加快了这一行动。李鸿章的作用似乎可与湖南的王鑫和罗泽南相比拟：他根据团练名册征募人员并将他们编入正式作战部队。李不久辞去直接的军队指挥职务，转到福济（任安徽巡抚，是江忠源的后继者）手下任幕僚。在安徽过了六年，后来李鸿章决定与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师曾国藩。1859年1月，他到达曾国藩设在江西的行辕。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担任幕职是大材小用，于是设法委以实职，使之独立指挥军队。曾国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阳一带是军旅的来源，曾国藩多次想安排李鸿章编练一支该地区的军队。1861年时机终于来到，当时有一名上海流亡绅士代表从上海围城中来到曾国藩设在新近收复的安庆大营请求援助。李鸿章便马上开始招募军队。他的新军从团练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军的补充，后者已经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战的湖南人组成的八个营而使战斗力得到了加强。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绅士把一个向外商租来的船队派到安庆。李的军队随即被运往下游去占领上海。

曾国藩之所以决心创建新军，部分是由于他认识到湘军业已过了它的极盛时期。它的实力已经由于大部分有才干的将领（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继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镇之役受挫以来士气问题一直令人头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渐困难：凡此种种都使湘军前途未卜，难以为继。除此以外，曾国藩还急于通过扩大军政权力结合这种新形式来利用他新近获得的政治权力。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后期着手募军之后不久，曾国藩决定荐举他为江苏巡抚，而在他抵达上海时被授予此职。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节制南线，并奉令用湖南勇军收复浙江。左宗棠是一位干练的湖南学者，在曾国藩和其他官员手下任过行政官员。1862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促使曾国藩决定把他的权力扩展到上海地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担心外国军队在江苏内地建立军事基地，因为长时间来在上海逃难的社会名流一直在寻求它们的干预。曾国藩对外国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怀疑，他确信利用西方的办法并非雇用外国军队，而是创办中国的兵工厂来制造西式武器弹药。

外国的介入

西方在50年代初期曾对太平天国抱有超然的、有时甚至抱有温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时这些看法都已化为乌有。到1860年时，叛军主要被看做是对外国贸易的一种威胁。在中国市场上利益最大的英国，它的官方政策是坚持在内战中严守中立，仅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骚扰。但是英国领事和武官的一些文书函件则表现了对太平天国日益增加的敌对看法，它们强调“暴乱的破坏性质以及……它所据以存在的那些亵渎神灵和伤风败俗的特征”。[20]英国担心的并不是太平军会对外国贸易甚至外国的条约权利采取敌视态度，它是担心他们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那就会使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虽然英国各级行政官员都曾设想过干涉叛军，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终限于保护英国在贸易港口的利益，实际上仅限于决心保卫上海。法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855年法国的干涉曾帮助清军从小刀会手中夺回上海）。因此李秀成于1860年8月19日和20日向上海的推进（这次尝试只有3000人参加）被英、法军队所击退。令人好笑的是，这次干涉恰恰发生在英、法另一支军队正在北方猛攻大沽炮台的时候（见第五章）。

在1860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条约之后，英国决定暂不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太平天国被看作长江中游地区事实上存在的政权。1861年2月海军少将何伯领导了一次对南京的考察，谋求达成一项稳定的谅解，使英国得以安全进行贸易，英国则以保证中立作回报。李秀成在南京接见了英国人（洪仁玕此时已被解除外事职务），甚至答应当年内不对上海发动进攻。太平军将不进入上海周围30英里之内。英国继续在内战中依法严守中立。但是到了1861年夏，驻北京公使卜鲁斯则明显地倒向了清朝。西方侨民社会对“渎神”的太平军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长的反感，而太平天国反对鸦片贸易的无情事实，也必然影响了英国的态度。1861年6月卜鲁斯采纳了赫德提出的建议，即由李泰国出面代表清政府购置一支海军舰队。10月份，即在曾国藩收复安庆后一个多月，卜鲁斯应允了恭亲王的请求：即长江上的外国船只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点停泊，以使太平军难于得到外国船只提供的武器和物资。不过，卜鲁斯无意让英国干涉中国内战，伦敦则更无此意图。在12月，只有法国一艘和英国两艘炮舰停泊在宁波港。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英国仅700人，法国仅500人。[21]

地图11　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

可是到1861年末，双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约束。太平军迫于西线危急的军事形势，不得不巩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于1861年12月9日占领了宁波，29日占领了杭州。1862年1月李秀成对上海地区发起总进攻，占据了通往该城的河道。

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从一个可以复兴的和更为牢固的清政权的角度来考虑它未来的利益。1861年11月清廷发生的政变使英国萌生了希望，因为已故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在这次政变中成了清帝国的决策者（见第八章）。恭亲王准备与新条约相依为命，英国公使卜鲁斯则准备提供一切机会让他照此办理。此后，英国对太平军进行的干涉应当被视为卜鲁斯为稳定中英关系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害怕太平军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更强大更排外的政府。恰恰相反，倒是太平军那些不出所料的弱点和无纪律才促使英国反对他们，转而支持清政府。

外国参与反太平军战斗的方式有下述几种：英、法军队直接进行干涉；为清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为非正规雇佣军分队提供外籍军官。无疑地，其中以外国军队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雇佣军分队（其中以“常胜军”为最突出）在江苏对清朝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历史意义最大的莫过于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因为武器装备与随之产生的军火制造业，其进步的技术可用来促进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22]

地图12　长江三角洲

长江下游地区的官绅长久以来一直在谋求西方对叛乱者的干涉。上海道台吴煦（他的功名是捐来的）早在1853年便看出外国支持的潜在价值，此后他一直汲汲于谋求得到这种支持。1860年兼任江苏布政使时，吴煦不仅本人热衷于与买办商人合股进行私人商业投资，而且还擅长通过商业行会征收厘金。巡抚薛焕手下有约4万名绿营军和乡勇，但成分复杂，未经训练，纪律很差。早在1860年5月，吴煦便着手征集一支规模不大的“夷勇”。在那个广有资财的同胞和商业合伙人杨芳（此人是浙江银行家，曾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的建议下，吴煦得到了华尔（1831—1862年）的效劳；华尔曾在中国轮船上任过职，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度过童年后一直在海上和陆上从事冒险生涯。华尔胆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无城府，一任杨芳摆布（他最后跟杨芳的女儿结了婚）。他和几名高加索同伙领着200名菲律宾士兵于1860年7月攻陷了位于上海西北（应为西南——译者）的一个重要小镇松江，但不出一个月它又沦于叛军之手。1861年他和其他官佐们（主要是美国人）在他们业已着手训练的“马尼拉兵”外又开始了对几百名中国士兵的训练。在吴煦和杨芳的大量资助下，华尔按照“英国方式”操练他的士兵并用精良的连发快枪装备他们。他们的兵力到1862年已增加到3000人。由于参加了上海附近的战斗，它被官方封为“常胜军”，以象征吉祥。正因为这支混合部队有上述来历——基本上是外国人领导的中国雇佣军团，所以它在以后两年的江苏战役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不过在吴煦和江苏巡抚薛焕的心目中，常胜军仅仅是为谋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个步骤。薛、吴二人小心翼翼地听从了那些在上海避难的绅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员们的意见，这些人现在领头请求皇上“借”洋人军队助剿。请愿书甚至提出引外国军队去攻打苏州和南京。绅士领袖们声称，巴夏礼在1862年1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卜鲁斯批准，英国军队将不仅帮助防守上海，而且愿意长驱直入，帮助收复宁波、苏州，甚至南京。[23]薛焕起初故作不应，保持观望，只是等到有相当多的卸任高级官员签名于请愿书上后才上奏清帝，赞助“借兵助剿”的请求。关于进攻苏州和南京的建议也包括在内。同时经薛焕批准，吴云（苏州前任知府）和应宝时（吴煦的副手）于1月13日建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局”，为期待已久的联合作战筹集经费。2月初发布的两道诏令准许薛焕的建议只适用于上海：“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24]至于把外国援助扩大到苏州和南京的想法，则被提交曾国藩征求他的意见。

1862年1月13日当太平军被发现沿吴淞江堤岸行军时，英法军队仅从船上朝他们开炮而已。但是到了2月21日，海军中将何伯便亲自带领远征队向上海东北10英里太平军所占据的高桥发动了攻击。何伯的炮兵得到了350名英军和60名法军的支援，还有600名华尔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击队。接着在整个4月里，对上海附近的几个市镇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但它们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有些到手的市镇防卫不当，很快便又被太平军夺了回去。只是在2月22日何伯才致函卜鲁斯要求批准肃清上海周围30英里以内的叛乱者。直到4月12日才得到卜鲁斯的批准，约在同时，士迪佛立将军带了约1800名英军从天津抵达这里。2月25日北京向华尔的中西联合勇军表示祝贺，同时上谕批准了薛焕的建议：授予华尔以四等军衔和花翎顶戴。5月1日至18日，英国、法国和华尔的联军乘坐英国炮舰往返于广阔的内河水网，攻陷了30英里内的主要市镇。对每个攻克的市镇的大掳掠所得，都是按事先商定的协议进行“公平分配”。防务主要由华尔的士兵担负，颇能胜任，只有两个地方由英法军队自己担任过。

上海得以免除太平军的威胁，应当归因于欧洲人在1862年5月下旬主动干涉的结果。然而自此以后，承担主要防卫任务的是新开到的李鸿章军队。李鸿章和他的6500名士兵是在4月份从安庆分乘上海绅士向一家英国商号租来的七艘轮船顺江而下，抵达这里的。李鸿章将他的行辕设在上海的县城，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他的军队将不作为英、法的附庸来打仗，而要谋求自强，不与洋人相混。[25]

太平军此时动员了约5万军队向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英、法军队鉴于自己人数很少，便撤走了位于30英里圈内的嘉定的驻防士兵。华尔防守的松江也危在旦夕。士迪佛立将军紧急要求伦敦从印度派遣大量援军，这个想法一旦实现，很可能使欧洲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增。但这样的增援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事实几乎立即证明李鸿章和他的军队能够应付局势。当忠王的大军于6月初从西面进攻上海时，淮军在以6月17日虹桥之役达到最高潮的一系列战斗中击败了他们。忠王看出上海不能很快被攻下，决定折回苏州基地，并在那里着手策划一次解救南京（它此时正受到曾国荃军队的威胁）的远征。在别的将领指挥下几支太平军大军继续进逼上海，但它们也被受到华尔的分队援助的淮军所击败。李鸿章的军队于1862年8月底收复了除嘉定以外的上海周围30英里以内的所有市镇（嘉定于10月由中西联军收复，这是英法军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攻势）。

李鸿章确信只有通过独立的活动，才能使淮军获得建立真正的区域性军事霸权所必需的实力和经验。他同样也怀疑西方在军事训练方面的作用。1862年7月，当中央政府制定出由西方军官训练中国军队的试行方案时，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赞助这种权宜之计，因为他担心“欧洲人会逐渐蚕食对清军的控制权”。[26]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员抵制外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以倒霉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表现得最为清楚，我们将在第九章予以论及，兹不赘。

太平天国的失败

保皇派于1861年9月攻陷安庆，这非常鲜明地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作战中（它曾经是洪仁玕在1860年制定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的失败。对太平天国的地位来说，西线战役在某些方面比东进更为重要，它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叛军将领之间缺乏配合所致。李秀成（他曾因指挥才干于1859年受封为“忠王”）这时更多地关注他自己在长江下游的权势基地，而不是战略全局。这次指挥上的不统一，仅仅是太平军在杨秀清死后企图重建中央统一领导而遭到失败的一个方面。洪仁玕一直不稳固的地位，也由于天王当时已不问政事甚或神志失常而更有所削弱。在战地将领的妒忌和朝臣的诬陷下，他于1861年初被剥夺了总理朝政的职权。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军的权贵变了质，因为为了满足军事将领的欲求，册封了许许多多“王”，而其中某些人不过是很勉强地投身于这场运动的。虽然个别叛军队伍仍保持着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庆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业已铸成太平天国覆灭的局面。

太平天国的覆灭最后是由曾国荃对南京的围攻，以及李鸿章对沿海地区和左宗棠对浙江省进行的清剿来完成的。李鸿章从东面横贯江苏发动的强攻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这位精明而善于应变的首领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业财富，因为这是财富和权力的新的源泉。作为中外贸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剧增长，并有资财雄厚的流亡绅士阶层以及与内地商业的多方面联系，所以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军事基地。李鸿章刚就任江苏巡抚，便立即着手控制关税收入和江苏厘金。这两项贸易税，尤其是江苏厘金，确实是他以后几年军事行动的财政支柱。李鸿章经过无情的官场斗争后赢得了对这些财源的控制权，到了1862年下半年，他不仅能够维持他自己迅速扩大的淮军，而且能够为曾国藩那支因欠饷而日渐不满的军队提供大量的经费。

当1863年李鸿章的军队节节击破坚守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城镇中的太平军时，他的军队已经超过了5万人，这就为中国武装力量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次现代化创造了条件。李鸿章与他的作风守旧的老师曾国藩颇不相同：曾国藩不让他的湘军采用外国装备，而李鸿章则敏锐地认识到他控制上海时在技术上得到的意外收获。他不仅从西方购买了大量来复枪轻武器和西式野战炮，而且雇用英、法两国军官来训练他的军队使用这些武器。到1864年春，李鸿章的军队已装备了约1.5万支步枪。为了供应这支军队所需的弹药，还要进行另一项改革：李鸿章从1863年起在上海、苏州，最后还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产现代军火的兵工厂。为镇压国内叛乱而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进行的这种种早期的冒有风险的事业，展示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十年的态势。把现代化装备用于正统的军队，这意味着在未来50年内能够相当成功地维持国内的秩序，尽管在这个时期中国尚不能建立一支抗御外国侵略的武装力量。

常胜军自1860年建立以来，虽然有过连续几次领导危机，却安然无恙地维持了下来。它的第一任统领华尔与支持他的中国商人及清朝当局的关系搞得不错。为了显示和加强他作为中国军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华尔被授予了中国绿营军的管带官阶。1862年9月华尔受伤致死。他的继任人是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此人桀骜难驯，很少顺从中国方面的意图。他被解职以后，常胜军改由英国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国驻上海指挥官士迪佛立将军的密友和亲戚）指挥。他收到了伦敦发来的要他接受中国人指挥的明确指令。上海的英国当局起初不同意扩大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后来才作了妥协，这样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就从最初防卫上海地区扩大到协同李鸿章的军队到西线攻打太平军的据点。在这些战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击队证明确是清军手中的得力武器。在整个1863年中，常胜军都在战场上为攻取叛军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据守的城镇而冲锋陷阵。在常熟、太仓和昆山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清军空前地逼近了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苏州。1863年12月5日苏州的陷落（部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变节）确是叛军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戈登作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由于应用了英国按优惠条款提供的现代火炮，在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内战所特有的古老攻坚方式。许多曾经庇护过太平天国文职政府并成为军事防卫的支撑点的城市，它们的墙垣不再能安全无虞了。其次，李鸿章在江苏东部战场上的胜利，牵制了太平军防御天京的力量（当时它正处在曾国荃的围攻下），从而加速了太平军运动的最后失败。

太平军在都城被围和他们长江下游的经济基地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仍狂热地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战。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杀南京居民，并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据说约有10万人在最后的这场浩劫中丧生。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其余的领导人被穷追不舍，直到捕获处死为止。逃出来的少数小股部队被赶到广东，第二年也在那里被消灭了。唯一幸存的力量是遵王赖文光的军队：他这时招募了许多被清朝残酷的“剿捻”战争弄得无家可归的安徽难民，并按太平军方式对他们加以组织和进行教育，誓死要继续进行斗争。赖文光和捻军的结盟使太平军的这支残部一直延续到1868年。不过作为一个政体和宗教团体，这个运动在1864年就被有效地扑灭了。应当认为，胜利者一心一意搞横暴行为，它不仅毁灭了太平军的军政机构，而且使太平军的传统本身也实际上在剑与火中烟消云散了。

当考察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我们立刻会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完全用纯军事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叛乱在最后三年出现火力方面的差距，但仅归因于这个因素，还不能令人满意。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众所周知，李秀成到1862年已经通过西方商人和投机家弄到了几千支步枪。然而太平军在战略上的败局却早在1861年随着西征最后失败就已命定地形成，这时甚至李鸿章的淮军尚未建成。同样，也不能把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其中领导集团的分裂比这些原因都重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无能意味着一元化的集权只能通过他的亲信之间的竞争才会出现。不过即使根据太平天国内部虚弱这一说法仍不能充分解释，何以清王朝的保守派人士在如此可怕的挑战面前而仍能重新控制国内局势。答案只有通过我们重新估价太平军运动的内部特点以及它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为此目的，我们将太平军与捻军这支大约同时在北方和中部各省活动的叛乱队伍作一番比较，可能不无益处。

捻军的组织特点：一个比较

捻军在1853年以前的历史不大为人所知。然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是由白莲教叛乱的残余人员发起的，但严格地说又不是裔出白莲教派的一个组织。捻军运动的中心地带是淮北地区，即淮河以北的安徽、河南、江苏的交界地区。这是一个饱受旱涝之苦的旱地耕作区，在白莲教起事时，这里的穷人为饥饿所迫大批加入了清朝仓促组成的勇营。当这些人最后被遣散回乡时，他们既不指望可以找到农业生计，又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便与那些幸存的反叛者为伍，在当地干起了盗匪营生。[27]

这个构成早期捻军运动的基础的社会变化过程，今天仍然是关于19世纪历史的研究中空白最多的一个领域。现有资料表明，至少有这样两个过程应当加以考虑：（1）“捻”这个词在意义上的变化，即它如何从一个表示土匪组织俗称的普通名词，变成了一个表示认识其集团身份的特殊组织的专用名词。（2）流窜于交界地区的非法之徒为把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淮北平原的定居社会所采取的步骤。

当时任御史的陶澍在他的一份重要奏折中揭示了捻军运动在1814年——即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十年——所表现的形式。白莲教的那些四处星散的余众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统治薄弱地区结成了有组织的帮伙。他们利用地方官员的怠惰和玩忽职守，得以自由无阻地跨省越界，躲避追捕。这帮全副武装的盗匪以劫掠、勒索和贩运私盐为生，其行踪所至已远远超出了定居社会的范围。这种结帮的成员名称各异，或称“剑客”，或称“红胡子”（这或许因面部涂抹伪装颜色而得名，或许来自剧目中粗暴强横人物的传统化装）。一个几十人或上百人的帮伙通常被称作“捻子”或“捻”。[28]

不过，上述地区这些非法之徒的性质正在迅速演变。到1814年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开始，即捻子不再是那些走投无路、一无所有的人们一种单纯的组合，它已经变成定居社会中有钱有势人家的工具。捻子有许多同当地社会紧密联系的方式。头目们在集镇开设赌场，把无业游民和亡命之徒集合在周围。捻子给村社造成的恐怖致使许多家庭以向其头目宣誓效忠的方式来寻求保护。一个旁观者写道：“族有捻，族幸；家有捻，家安。”[29]到了19世纪20年代，捻子的下层社会已牢固地植根于当地的宗族制度之中，同时又靠宗族中有财势的族长们向下延续并向外传布扩散。[30]私盐贩子们也有一种倾向，想寻求安全的寄身之所。因为私盐贩子的头头们不免常被官方追捕者和敌对者带来的致命危险所困扰，他们便在村落中定居下来，四周筑以土墙，全副武装，谨防任何不速之客来犯。[31]

很清楚，到了19世纪中叶，分散的捻子业已与淮北地区许多村社的经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可能整个整个村落都要以劫掠为生。一个捻子头目带领村民四出抢劫，然后满载财物归来，掠夺物的一半归首领所有，余下的一半则由追随者去平分。这样“捻”就有了两个含义：一是指全副武装的盗匪，一是指以村社为基地的半武装团体。因而它们与南方下层社会中的“堂”和“股”颇相类似。地方上“捻”的头领与广西三合会的“米饭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地方上有财势的人物，都通过提供另一种经济地位和新的社团结合形式，把那些靠正当职业无以为生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围。

一个令人费解的重要问题始终存在，即捻子是否能够在总的方面被看成白莲教的一个分支。通常靠援引陶澍一类官员的叙述来证明捻是白莲教的分支；陶澍认为“红胡子”就是先前“漏网”的白莲教叛乱者。[32]不过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白莲军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实际是白莲教教徒。白莲教在三省边界地区的定居集团和本地非法暴徒中曾广泛招募教徒，因此大致上可以说，这样招来的许多人与白莲教教义及其组织仅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如果确系如此，那么白莲军的残余必定相当庞杂。如果再加上捻子还包括原来反白莲教的兵勇的资料时，那就很容易看出，白莲教派自身对早年的捻子必然只起过有限的作用。这一推测有1822年的一项记载可为佐证：它说在豫皖地区的朱凤阁叛乱中，官员们能够清楚地把白莲教徒与捻匪区分开来。[33]在1853年以前的时期，白莲教特有的调和各派教义的宗教和它的启示性的政治路线似乎是捻军所完全不具备的。鉴于捻军运动的人社会出身大不相同，我们有充分根据假定捻子和白莲教教徒之间有些交叉情况；但是严格说来，把捻子称作白莲教教徒则是错误的。19世纪50年代以前实际上只存在个别小股的相当松散的结合，通常称之为“捻”，他们的头子的世界观是世俗的，他们对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运的认识，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很模糊的。

捻子中联合的最初迹象以及最初萌发共同的政治觉悟是在50年代初期的危急年代中出现的。并且就在这时或稍前不久，它们才有了“捻”这一人所共知的专用名称。1851年开始了黄河改道这一悲剧性过程，它从山东半岛南端改到北端，还有殃及淮北广大地区的一连串水灾。虽然直到1855年8月才发生大决堤使河水向东北横溢，但从1851年起饥馑和破产已年年出现。那些年经济上的绝望加剧了村社之间世仇械斗的地方性隐患，这个情况对我们了解捻军运动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像南方的三合会那样，捻子也带头在村寨设防以反对邻近的村落，使自己也能在当时社会生态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们作为地方防御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在1853年初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太平军这时正进抵长江流域，促使了安徽农村军事化的普遍实现。另外，促使军事化过程的是淮北村寨拥有许多非法火器，这使地方官员一直皱眉不已。[34]现在政府出于防御太平军的需要，对这一军事化行动加以鼓励，从而刚好扩大了捻子的社会基础，因为需要捻股首领们负责几十个村寨的防务。捻的村社组织很难同正统的“团”区分开来，因而这两种组织必须看成同一种类型：许多村落各各筑有坚固的围墙，在共同防御圈内有义务彼此相助，并由乡勇把守。称作“团”的这种组织，有许多实际上都由捻领导，或者后来听命于他们。仍受正统绅士控制的“团”越来越少，而在淮北地区作战的官军则普遍陷于怀有敌意而组织完善的民众的包围之中。

虽则捻子的村社基础在不断巩固，但他们把一股股武装捻子合并起来的过程则是缓慢的，并且是趑趄不前的。继许多地方领袖断断续续作了一些尝试之后，终于在1852年由18名首领带领人马汇集在张乐行的麾下；张乐行是雉河集（现安徽涡阳）上一名一字不识但颇有势力的地主兼私盐贩子。这个集团在政府军的攻击下不久便陷于瓦解，张乐行本人则被地方知府任命为“民团首领”。不过他在名义上归顺政府为时很短暂，在1855年末到1856年初他就跟他的同伙着手把分散的捻股集结成一个新式组织。在两个小绅士的提议下，张被任命为所有捻子的首脑，拥有“盟主”的称号。捻子战士被松散地编成五个“旗”，每旗约2万人，成为小股捻子的联盟。在后来年代里，由于一些新的反叛集团的形成并被吸收入股，“旗”的数目增至12个或者更多。首领们各自保留了先前的许多自主权，因而张乐行不像是那种权力业已集中的军队的领袖。不过这种原始的组织结构却容许捻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合作，以致在随后的年月里竟使战斗席卷了八个省份。

捻子的活动方式是有季节性地搞军事活动。捻旗依靠像张乐行在雉河集设防的那种地方军事基地，每逢春秋季节都要外出到周围一带进行抢劫，然后按时返回家乡。他们花很大力量来保卫乡里和建立捻军在邻近地区的新分支组织的中心。这意味着许多捻子过着两重生活：既与村寨有紧密联系，又与他们的军事组织有紧密联系。不过另外一些人，例如无家可归的饥民和流浪的私盐贩，在加入捻军队伍后则必须完全而长期地过军事化生活。

至此，捻军运动不仅体现了更紧密结合的组织，而且还有更明确的象征性的内容。它的领导集团为了树立能吸引普遍支持的形象，用折中主义态度搬用了白莲教的口头传说和太平军的各种象征。张乐行接受了“大汉明命王”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满族王朝的挑战，而且间接地表明它承袭了白莲教所崇奉的摩尼教信仰。这可能是为了巩固与各地白莲教信徒的关系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许多白莲教信徒这时已是捻旗的成员了。虽则有人认为捻旗本身的形式可能是从“八卦教”（白莲教的一个派别）的一套做法中借用来的，不过其实际渊源仍未弄清楚。然而有一点已很清楚，那就是在1856年以后的几年中，捻军吸收了象征异端传统——其中也包括白莲教传统——的非常明显的内容。但这是否能够表明捻军此时已在事实上作为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出现，仍是大可怀疑的。甚至在捻军的现阶段，最好把他们理解为从黑手党那样的地方下层社会生长出来的组织：它在重建和扩充过程中，发现上策莫过于从一应俱全的传统异端库藏中择取各式各样的象征性内容来加以发扬。

政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几次剿捻之战，由于内部领导意见分歧和无能而受到挫败。像袁甲三这种墨守成规和贪污腐败的官员，无论在聚歼捻军或在重建对捻军根据地的控制等方面，都毫无进展。叛乱者的骑兵到1858年已增加到2万多匹马，他们证明甚至比骁勇剽悍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还厉害；1860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骑兵袭击了这个地区。作为一名统帅，僧格林沁证明是一个失败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与其汉族同胞一起共事。虽然他于1863年对捻军据点发动猛攻时收复过雉河集并把张乐行捕获处死，但死者的侄子张宗禹仍保持了捻军的实力，捻军在他的领导下于1865年包围并杀死了僧格林沁。对北京来说，失去这位统帅是堪与1860年江南大营被歼相比的重大损失。情形也跟1860年相仿佛，朝廷转而求助于新军。最后击败捻军的几次战役所依恃的并非骑兵的突袭，而是稳扎稳打的合围；这一战略就是太平天国的征服者曾国藩提出来的，他于1865年出任剿捻统帅（见第八章）。

作为一场叛乱，捻军在政治上对清朝的威胁比太平军要小得多；然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镇压。其持久性主要应归因于它们与地方社会制度有内在联系。捻军的基础是血亲关系的纽带和村社之间惯有的协作方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被看作是对帝国正统性的有力挑战，只不过是对帝国权力的局部抵制。他们肯定不是对正统价值体系的威胁。确实，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因袭传统的，与其政治倾向的模糊不谋而合。这样，捻军便能轻易地与其他叛乱集团合作，但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与太平军不同，捻军与周围社会的地方非法之徒和叛乱集团融洽相处。他们同幅匪、宋景诗指挥的黑旗军、白莲教以及敌对的团练组织，能够在特定的基础上互相影响，从中受益。捻军与太平军曾达成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有理由使太平军为之后悔。捻军首领李昭寿于1858年曾带领他的大部队驰援安徽的太平军，但太平军却不能向他们进行纪律和信仰的灌输。李昭寿本人不久还倒向了清朝。捻军反抗的漫无目的性，确实可以从其首领们反复无常的行动中看出，同一个人往往反复变节多次。生员苗沛霖是土豪，他对双方都叛卖，他的长期经历只有按照两淮地区内战中普遍存在的朦胧的价值准则才可以理解（关于捻军运动及其结局，更详尽的阐述见第九章）。

太平军叛乱的透视

捻军牢固地植根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传统观点的限制。太平军则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一事实很重要，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家，其间仅隔六七年时间。太平军运动与白莲教和三合会传统有这种显著的差别，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它不仅作为一个世俗制度，甚至作为一个信仰结构，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地被消灭。在确定太平军运动的真实性质时，观念形态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和互为补充的作用。由于客家人毗邻西方入侵地点，他们的村社通过洪秀全能够接触到一种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义。此外，这个教义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二元论和一种救赎上帝选出的黎民的启示性诺言。同样地，在社会方面这一教义被注入种族分化的环境之中。壁垒森严的客家人抱有茕茕孑立、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完全反映在此时牢牢地支配着他们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汉族血统，因此可以有说服力地向汉民族发出驱逐异族压迫者的号召。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总号召描绘了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最后得救的图景。但是关于救世主的宣传和教义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这个背景中是有些实际困难的。首先，它们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他们所崇奉的纯粹主义和奥秘的思想体系不利于太平军同那些无论怎样反满，但仍然立足于传统信念和传统组织形式的团体去结成联盟。太平军与三合会和捻军的关系反映了这种困难。尽管太平军与它们偶尔也进行过合作，结果都没有形成长期的联盟。在19世纪中叶，农业中国形形色色的叛乱连绵不绝，沸反盈天。它们仅能进行一定的战术合作，这一事实使它们很容易遭到镇压。其次，太平军摒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对太平军来说，城市是清帝国正统性的象征，也是使他们那些独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温床。农村组织的各种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统的上层人士所利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地方团练竟然成功地对太平军占据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许多县的农村保持着控制。因此，太平军和它力图加以统治的农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这鸿沟往往与城乡之间的鸿沟互为表里；这是一种文化分裂的难以理解的怪事，随着西方势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国以后的几代人都将深受这种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军的这些缺陷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的反应。由于太平军的这一特有的现象以及太平军产生的背景，要把19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只归之为王朝衰亡史这一习见的类型，恐怕是很困难的吧。

（厉以平　译）

[1]《新宁县志》卷16，1893年版，第6—9页。关于三合会与瑶人的早期关系，见魏源的《圣武记》（卷7，第41—45页）与徐珂的《清稗类钞》（卷66，第10—11页）关于1832年湘南瑶人叛乱的记述，但这两条记载互有出入。

[2]关于洪秀全的早期生平，见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2页。关于梁阿发，见1965年台湾复制版《劝世良言》的邓嗣禹的导言，第1—24页。我的分析即以此版为据。

[3]没有什么证据支持简又文的下述论断（简著《太平天国全史》，第41页）：洪秀全此时已决心要消灭清政权。据认为洪在归途中所写的一首诗虽暗含他有重大的政治抱负，但这诗的时期不能确定。

[4]此处提及的作品见《太平诏书》（1852年发表但包括了一些被认为是1844—1846年所写的材料），载于向达等人编的《太平天国》第1册，第87—98页；英译文载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

[5]《浔州府志》卷4，1874年版，第14页。迈隆·科恩在《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种的客家方言》一文中对客家人的居住类型和种族冲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载《民族历史学杂志》15.3（1968年）。

[6]关于太平军的人数，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其部分内容始于1854年），这篇材料转载于向达编《太平天国》。

[7]《天命诏旨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8]《颁行诏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9]《太平诏书》，第92页。

[10]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45页。

[1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125页引汪士铎《乙丙日记》。

[12]《天朝田亩制度》，载向达编《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326页。

[13]关于正统反对派的改组，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69—592页（论唐鉴部分）；沈陈汉音（音）：《曾国藩在北京》，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第25—30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35—148页。

[14]关于湘军，见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7、97—112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卷3，第411—415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039—1080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05—135页。

[15]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61—62、222—229页。

[16]陈志让：《咸丰时代的通货膨胀》，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卷21（1958年）。

[17]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472页。

[18]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65、94—98、338—38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655—669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119—121页。

[19]《钦定士阶条例》，载肖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937—938页。

[20]卜鲁斯的文书，引自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99页。

[21]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118页。

[22]以下有关外国的介入问题，大部论述得到刘广京教授的帮助，谨此致谢。

[23]引自王尔敏《淮军志》，第55页所引。

[24]《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页。

[2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15—16页。

[26]见迪安《汉口英租界的建立》，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32（1972年），第95—96页。

[27]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见范文澜编《捻军》第一册，第309—314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1—38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46—76页。

[28]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5—9页。

[29]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第310页。

[30]《大清宣宗实录》卷41，第7页。

[31]包世臣：《淮盐三策》，载《皇朝经世文编》卷49，第4页。

[32]陶澍：《条陈缉捕红胡匪徒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6页；黄钧宰：《金壶七墨》，第337页。

[33]《大清宣宗实录》卷41，第7页。

[34]陶澍：《筹款饬缴凶器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18页。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扩大商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俄国是在亚洲腹地进行活动的唯一的欧洲大国，它在满洲这个天地里占有一种特殊地位。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曾经规定过一条大致的边界，并且在清帝国和莫斯科帝国之间确立了平等的原则。1727年的三项初步协定和恰克图条约，曾使边界线向西延伸，并规定蒙古北部边境上的恰克图和尼布楚附近满洲边境上的粗鲁海图[1]为俄国人进行贸易的地点。清帝国的商人和俄国商人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免税的贸易，不过粗鲁海图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业，实际上都是在恰克图进行的。总之，自18世纪20年代以来，俄国便拥有一个双方按平等原则交往的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这种条件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而未能如愿以偿的。

除了恰克图的贸易外，俄国还可以每三年派一个商队前往北京，不过条件是该商队的领队得履行中国方面的朝贡礼节，而俄方则获准在北京保持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除了这些特许权外，清政府不让所有俄国人入中华帝国之境。

俄国官方的商队并不是有足够的利益可图的。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市场。俄国的出口货物绕过恰克图前来蒙古的库伦和满洲的嫩江，而中国的货物则绕过恰克图运往伊尔库茨克。自1755年以后，俄国政府不再派遣国家的商队前往北京。在1768年，恰克图条约的一条修改条款重申了在恰克图和粗鲁海图进行的免税贸易，并试图改善有关边境事务的管理。但是困难依然无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时中断贸易，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785—1792年。但是，即使在恰克图关闭期间，中俄贸易仍然通过定期集市继续进行。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以伊尔比特的集市最为重要，它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中遇到了马卡尔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灾后迁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的竞争。运往这些地方的货物，有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运来的毛皮；有从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运来的棉布；也有从伏尔加河各城市运来的皮革。俄国商人将这些货物售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商人，然后换回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产的货物。

1792年，清俄双方谈判再开恰克图的贸易，同意各自根据本国法律惩处非法越境的人犯，从而清除了一系列枝节问题的麻烦。但是，为了报答这次贸易的重新开放，俄方政府必须忍受清帝国的恩赐的口吻，这种恩赐的态度，在1792年的恰克图市约中有所反映，虽然反映得相当隐晦。造成清朝与俄国之间关系恶化的复杂情况依然未变，原因是自从17和18世纪以来，清王朝进行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吃了亏，因为征服减少了俄方的贸易，并在游牧民的心目中确立了清王朝的主导地位。到18世纪90年代俄方还多了一层担心，这就是英国人在中国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有可能损害恰克图的贸易。

大约在19世纪初期，欧洲俄国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英国人在广州也需求这种商品），这也促进了在恰克图用俄国毛皮交换中国棉花和丝绸的交易。不久，茶叶的出口额便达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额的40%。其他的中国出口货物有球状烟草（此物在西伯利亚特别行销）、草药、香料、大黄以及品种繁多的各项奢侈品和工业制品，如瓷器、金属制品和玻璃制品。这种贸易恐怕只是以物易物，不过，尽管清朝作了许多限制，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白银通过恰克图流出了中国。

1800年，俄国政府试图靠加强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对恰克图关卡和贸易合伙人的指令》的办法，从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此办法企图划一价格、调整关税和取缔外国的竞争。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图的俄国一侧进行贸易，可是外国的制造商们仍然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只有1812年是例外，当时拿破仑侵入了俄国。从1800—1824年是恰克图贸易的高峰年代，商业总额增加了将近90%，即贸易额从8383846卢布增加到了15960000卢布。[2]

到1800年时，在新疆西北边境，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也进行非法的中俄贸易。由于俄国商人对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唯一享有贸易权利的哈萨克人的贸易额一直在扩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规定哈萨克人除牲畜外，不得运进其他任何货物，以此来限制他们携带俄国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萨克人的贸易项目又逐渐繁多起来，同时随着违反商业规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府当局便另谋别法来对付这种情况。俄罗斯帝国的商人们开始自己来做生意了。最初来到这里的只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塔什干人也参加了贸易，他们每次用两三匹马把小批货物偷运到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并且充当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开始时，新疆地方当局故作不知，但是过了不多时间便开始向这种商业征税。清政府并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它一直严密监视着俄方的活动。例如它竟然发现俄方在纳伦河地区内设置了边境哨所。清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后来清政府和俄方官员在1794年几经交涉，俄国人才将几个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毁。

1797年，俄国政府命令该国官员沿额尔齐斯河加速发展与新疆之间的贸易（虽然这样做是违反恰克图条约的），而同时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仍在不断发展。中国的汉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贪婪地购买俄国人的棉布、钟表、刀和其他杂货，而其中的筒风琴在当时被当作奇珍而大受欢迎。清朝的臣民愿意出俄国人视为荒唐的高价，用砖茶和锦缎（特别是受到高度赞赏的和阗彩色棉织物）以及条文规定不准出口的白银来交换这些俄国货物。清朝的商人欣然同意赊欠，于是俄国的鞑靼人便发了财，新疆也就成了“冒险家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亚州”。虽然出身于欧俄的贸易家也不时来到新疆边界上，但是，当时因在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做大生意而闻名的只有一个人，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进入19世纪的前后，还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来到了新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亚美尼亚人。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位阿达拉修教派的教士在叶尔羌、和阗和阿克苏曾经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设在喀什噶尔的亚美尼亚人的商会甚至还有它们自己的教堂。来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鲁吉亚人名叫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曾游历了拉达克、叶尔羌、阿克苏、吐鲁番和准噶尔，而且大约就在这时，一位德国军官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人们只叫他乔治·吕德维希·封——则游历了帕米尔诸国、浩罕、哈萨克草原、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印度的贸易者在新疆经商显然是不受干预的。

从18世纪70年代或比这还早的时候起，主要是由卫拉特蒙古人运来的俄国货就打进了西藏。在班禅喇嘛赠送给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礼物中就包括“打着沙皇双头鹰金印的俄国皮革”，而早在19世纪初便传说亚洲的俄国商人在西藏和中亚细亚出售法国布匹。确实，当时俄国在亚洲的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新疆和西藏发展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为此，俄国政府便于1803年设立了布赫塔尔马关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亚当局派遣一个商队前往固勒扎和阿克苏，领队是一位名叫别兹诺西科夫的翻译官，此人当时假装做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来从事收集情报工作。1805年，在普加乔夫暴乱中被俘的鞑靼人加贝杜拉（乌拜德·阿拉）·阿米罗夫在游历了布哈拉和印度以后回到了俄国，这使俄国人对遥远的亚洲贸易的兴趣又增添了知识和热情。[3]因此就更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印度的渗透会“引起圣彼得堡一阵忙乱”，而需要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别司”来处理有关亚洲各民族的事务了。

在18世纪最后30年期间，俄国人的商业兴趣在北太平洋大为扩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猎捕者追寻日益减少的皮毛来源造成的。在1799年，俄国政府成立了俄美贸易公司，这是“俄国历史中第一个由沙皇批准的股份有限公司”。[4]但公司如果要变得有利可图，它必须设法供应它的前沿分站，扩大皮毛市场，并遏制外国的竞争。因此，圣彼得堡开始又注意黑龙江，使之可能成为一条把货物从中西伯利亚运往太平洋的路线。

对推销该公司的皮毛来说，中国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场；但在中国，西欧——特别是美国——的商人保持着竞争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五个月内就把皮毛从西北美洲运至广州。俄美贸易公司的皮毛运往恰克图不但开销惊人和旷日持久（从阿拉斯加运出皮毛需时两年多），而且俄国人在阿拉斯加和堪察加的分站对给养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国竞争者可以在业务上扼其咽喉，即把给养售给公司各分站来换取皮毛，然后运往广州销售。因此，俄美贸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许甚至可以说，如要取得生存，就取决于它是否像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国人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易。

根据这个逻辑，圣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说，沙皇希望派一名使节前往中国。同年，又派出“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两艘轮船在封·克鲁森斯腾的率领下从喀琅施塔得驶出作环球航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与他同行的是宫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赞诺夫。后者此行的目的是说服日本人同意俄国人来进行贸易。但列赞诺夫的使命完全失败。日本人拒绝在江户接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年后期会合。

与此同时，理藩院却答复说，清帝愿意接纳一名俄国使节。于是圣彼得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试探清朝对俄国人所提一连串迫切要求的反应。戈洛夫金想说服北京向俄国人开放整个俄—清边界以进行贸易，把俄国在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贸易扩大到额尔齐斯河和布赫塔尔马河汇合处。此外，他还企图使俄国获准在中国内地不受限制地进行商队贸易和取得在南京的贸易垄断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如通过西藏与印度贸易；俄国的监督官有权陪同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到拉萨朝圣；在黑龙江航行；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仓库；广州对俄国船只开放（首先从“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开始）。根据俄国枢密院后来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说明，戈洛夫金应在“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驶抵广州前到达北京并正式宣布它们之到达广州，同时解释它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贡礼仪这一棘手问题，特别是叩头的问题，在戈洛夫金到达清朝京城前就破坏了他的使命。俄国派往北京的使节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属国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礼。但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俄国主要商业敌国的大使已经拒绝行叩头礼，可是清帝仍予召见。当时这个英国人在北京要求取得与俄国人享有的相似的贸易权利（每三年来一次朝贡商队），而清帝的答复是，俄国人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英国人的贸易就应同样限制在广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时期，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马戛尔尼拒绝行叩头礼后，很可能下决心尽量不使自己降低身份。在俄国使节到达北京前，清当局要他在张家口对披挂着黄绸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头，以此来考验他。戈洛夫金拒绝照办。清政府坚持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不让，因此他除了回俄国外就无事可做。此事发生后，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互相不愉快地交换了几次照会。

就在1805年末期间，封·克鲁森斯腾的两艘船只未经通知就抵达广州，它们在那里顺利地进行了贸易，但在它们离开后，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非纳贡性的中俄商业限制在恰克图的以物易物贸易范围内。[5]封·克鲁森斯腾回到俄国后，又重复了1787年和1797年早期探险者的荒谬的主张，即库页岛是一个半岛，黑龙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这种错误看法受到封·克鲁森斯腾这样一个权威人士的支持，就推迟了俄国向黑龙江地区的推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6]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18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沿边境一带的非法贸易增加了，但恰克图的贸易根据1800年的《指令》中关于禁止用现金或用赊欠交易的规定照旧进行。当然，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情况，但俄国政府对违禁者严予惩处，所以一般说来，中俄商业在1854年前还是限制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到了这一年恰克图当局才准许俄国商人以金、银购买中国货物。1855年，俄国政府仍希望扩大俄国对华的合法贸易，因而进一步放松了恰克图的各项规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图的商业交易多少增加了，但也造成了俄国的收支不平衡，俄国在恰克图的出口继续下降。

如果不提俄国通向中国的另一条非纳贡性途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那就对19世纪的中俄关系不会有完整的记述。清政府在1683—1685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国的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组织起来，并把有些俘虏编进一个满洲镶黄旗旗兵的独立分队后，曾准许俄国每十年依次派一批东正教教士和学生来到北京，他们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俄国这批18世纪的传教士团以懒散、酗酒和放荡而最为著名，但历史文献可能过于强调了这些消极面，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团的学者，才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使俄国政府掌握了有关中国的大部分知识。

到19世纪初，这个传教士团已有一所寄宿处（只供传教士团本身使用）、尼古尔斯基教堂、一所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校和一所学习俄文的满人学校。[7]已有八届传教士团在清朝京师驻扎过。第八届传教士团除两名成员外，其余都已死亡，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导的第九届传教士团。[8]比丘林与他的前人一样，在北京时相当放荡。有一次，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届传教士团全体，指责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但比丘林却获得了扎实的中文知识，并有一批中文藏书。在他的领导下，第九届传教士团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且逐步收集了有关中国本土、满洲、蒙古和西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届传教士团出了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他在1837年在喀山大学设立第一个中文讲座；还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届传教士团中的医生，后来接替西维洛夫的讲座。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次年回国时为喀山大学带回了一批中文、满文和藏文图书，他编的三卷本蒙文词典仍是蒙文词典学方面的杰作。后来担任该传教士团临时团长和大司祭的圣僧阿瓦库姆·切斯诺伊在1841年回俄国后，就成为外交部亚洲司（1819年设立）的顾问。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出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俄国的中国学家，此人名魏西里夫，他曾是西维洛夫的学生，从中国回国后就成了中文和满文教授（代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后来在1855年成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中文教授。[9]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另一名成员，即鲍乃迪大司祭（N.N.卡法罗夫）也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中国学家。他发明了一套俄文拼写中文的体系，并且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主题的重要文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为俄国政府收集过情报。他之经常在北京，已成为19世纪50年代后期有特殊意义的事，因为那时俄国正在与中国商谈条约和划分黑龙江和滨海的领土。从1850年起，每届传教士团的驻期从10年缩短为5年，这样就可使更多的俄国学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手的经验。

中亚贸易和固勒扎条约，1851年[10]

尽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败了，西伯利亚的官员仍设法想在恰克图以外扩大俄国的对华贸易。最初，他们只谨慎地鼓励在沿额尔齐斯河一带进行非法的交易和从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年在新疆进行贸易）等俄国的鞑靼人那里收集情报。但到1810年，中俄的商业在布赫塔尔马已经激增，连中国的汉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里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亚当局劝一个名叫奈尔平的商人派一支侦察性商队前往塔尔巴哈台和固勒扎，商队由像往常那样充当哈萨克苏丹代理人的译员普京采夫率领。由这次远征得悉，在清朝官员中也有希望使俄国和新疆贸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1825年期间，许多商队从俄国到过六城地区，商队中有一些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亚美尼亚人的格鲁吉亚贵族马达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佩连科夫，以及一个打扮成布尔加尔人的名叫伊萨耶夫的人。西伯利亚当局说服两名塔什干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组成一支商队去调查在阿克苏贸易的可能，在1813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备有译员布宾诺夫的商队。这支商队带了价值32.1万卢布的商品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进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过柯勒克孜领土沿一条新路线来到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他们于次年带回大黄、茶叶、棉织品和锦缎，商品总值达100万卢布。这在俄国官员的心目中，树立了新疆贸易有利可图的想法。

佩连科夫和另一个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19世纪第一个25年中与新疆进行了大量贸易，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为波波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1824年与一支商队去喀什噶尔的，他在那里为西西伯利亚军区进行侦察。在这些鞑靼商人的劝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长派代表去西伯利亚当局讨论归顺俄国事宜。他们受到热烈的接待。[11]

国际政治日益与俄国对中亚贸易的努力纠缠在一起。最令人注意的“土著”政治代理人是喀布尔的一个名叫阿哈玛迪（梅第·拉斐罗夫）的犹太商人，他在幼年是克什米尔的一个孤儿，后被抚养成为什叶派穆斯林，后又在俄国转信希腊东正教。1813年，西伯利亚当局派阿哈玛迪与一支商队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前往六城和拉达克。在列城，阿哈玛迪向该城高级行政长官阿克巴·马赫默德汗递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后者答应保护俄国贸易，并写了回信，表示愿意与俄国建立关系。

在1821年，俄国人又派遣阿哈玛迪在回程中递信给旁遮普的土王伦吉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关系，此信是奉沙皇亚历山大之命写的，由涅瑟尔罗德伯爵签署。阿哈玛迪在前往克什米尔途中，又在叶尔羌改变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一个逊尼派穆斯林，据说他还“向喀什噶尔的穆罕默德信徒们保证，任何企图摆脱中国人控制的行动都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甚至邀请该土邦的继承人访问圣彼得堡，答应后者可带一支军队回来，以收复其祖先的土地”。但当阿哈玛迪越过喀喇昆仑山时，他因身体暴肿而死去。柯勒克孜部落的人掠夺了他的商队，俄国政府在1823年才知道他的命运。阿哈玛迪出使的消息也使英国人对俄国在印度边境的野心警惕起来，英国人同时还听到俄国人和浩罕统治者之间有一项协议，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浩罕统治者“在俄中商队从俄国边境至喀什噶尔的途中穿越其领土时，将提供安全护送队”。[12]

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和俄国相互日益关注对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动。在开始时，俄国官员对他们在亚洲腹地的贸易地位具有信心。俄国的海豹皮、皮毛、绿丝绒、金银色绣花线、布尔加尔皮革、锹、锄、圆木、块糖、海狸皮和阿斯特拉罕细平布行销远至和阗的市场。但当外国的竞争似乎要危及俄国的恰克图贸易结构时，圣彼得堡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大声疾呼，担心英国人会“窃取”俄国的亚洲贸易。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报告说，英国的暗探已经到喀布尔和“布哈利亚”，已经用赊销方式推销货物，已经把礼物赠给那里的统治者们，并且留下了武器，其中还有火药武器。俄国人愈加担心了。清政府的忧虑也日益增加。[13]

随着1825年张格尔圣战的爆发，北京采取了各种措施，为的是把英国人和俄国人排除于帝国的亚洲腹地边境之外。但新疆地方当局并不禁止穆斯林商人运进俄国货，甚至还准许扮成穆斯林的俄国人通过。而一些欧洲部分俄国人如鄂木斯克团军医齐别尔什坦（1825年）和有经验的布宾诺夫（1829年）都设法进入新疆。鞑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亚吉布·詹库罗夫和特罗伊茨克商人阿卜达尔·瓦利·阿卜杜尔·瓦加波夫·（阿卜达尔·瓦哈布）阿布-巴基罗夫（他在19世纪40年代到过准噶尔）继续直接和间接地向西伯利亚军区提供最新情报，就像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样。依善在1833年提供了一份关于从阿姆利则出发至克什米尔、喀布尔、西部中亚和六城的旅行报告。

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开始发展了。首先增长的是中国的茶叶出口。1825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芬特等于409.5克）的茶叶通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到1835年，数量增至909普特51芬特。大黄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从俄国进口的货物中，金属器皿数量也有增长。俄国的平纹布、黑貂皮和仿制锦缎远销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萨，通常从俄国边境来的商队往南远至库车和阿克苏，携带的货物有平纹布、锦缎、铜、钢、皮毛和金币银币，从而使阿克苏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交换中国和俄国鞑靼利亚产品的一个重要大商业中心”。参加俄国和新疆贸易的浩罕人和其他中亚人与日俱增，因此从布哈拉和浩罕运往俄国的大部分出口货中就有了中国的产品，而俄国的纺织品也经过安集延行销至叶尔羌。甚至连有些中国商人也不甘落后，他们显然避开了清朝的边哨。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贸易。[14]

一般说来，大约到1830年，清朝商人用白银购买俄国货物相当普遍，但此后的贸易即变成以物易物，到19世纪40年代，俄国商人开始用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并利用中国人的信贷。在1835—1840年期间，只有586普特25芬特的白银从准噶尔经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流出。白银似乎已成为支付鸦片的唯一手段。但这些银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到19世纪30年代，小量鸦片烟已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渗入准噶尔，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圣彼得堡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期打击英国的地位，并在1841年将这项措施知照北京。俄国的鸦片贸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弃，但俄国禁令的有效程度如何，则不能肯定。这项贸易在19世纪40年代甚至还有所发展，因为有一个目击者约在1850年报告说，来自俄国的鞑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鸦片，换取同样重量的白银。“在商队到达固勒扎和楚呼楚（塔城）时，中国人会见了他们。中国人用白银把货全部买下并把鸦片偷运入城。然后这个商人与携带器皿和元宝的商队不受检查地进了城。”[15]到19世纪中叶，鸦片通过中亚还运进了准噶尔。

当然，整个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按官方规定是违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图条约的。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俄国已经如此强有力地控制着哈萨克人，以致清朝与哈萨克人贸易垄断的门面再也不能掩盖中国汉人和俄国人之间互相经商这一事实了。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尔巴哈台，然后于1845年又在伊犁，把中国汉人与“哈萨克人”（包括俄国鞑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亚人以及穿着穆斯林服装的欧洲部分俄国人）的贸易加以合法化，放弃了官办的垄断贸易性质。但是清当局还是保留了比私商优先购买哈萨克牲畜的权利，此外，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税额，对俄国货征收8%的营业税，对国外运进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进口税。

特别在19世纪40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量和贸易值都增长了，在1840年交易总额为36.73卢布，到1851年增至83.45卢布。俄国方面当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商人，一个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萨姆索诺夫，一个是原来的塔什干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罗夫，两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萨姆索诺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总值约2万卢布，而阿米罗夫每年运往塔尔巴哈台的货物约值1.5万卢布。其他许多商人的生意也获得利润，但即使到19世纪40年代末，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总贸易量仍然只有恰克图中俄贸易量的6%。在19世纪40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非法贸易也像恰克图贸易一样，主要是以俄国的纺织品交换中国的茶叶（大部分中国茶叶运往俄属亚洲腹地和伏尔加区）。通过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其总值在1842—1851年这段时期几乎增长了10倍。

1845年，俄国外交部本身决定直接调查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的远景，因此它派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伪装成商人，化名为霍罗舍夫）到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一定是因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个合法的理由，说他是哈萨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当局才让他入了境。他注意到英国货在那里占着优势，而这些货物却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中国沿海。但他又发现，只要以条约使那里的贸易合法化，俄国在新疆的贸易是有巨大潜力的。他建议，俄国必须急起直追，因为英国棉布进口量日增。因此在1847年，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国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贸易合法化。在恰克图的中国茶商担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贸易会损害他们在恰克图的营业，于是说服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16]但俄国人并不消极等待，他们已经开始建筑一条从奥伦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年和1850年再次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在新疆的贸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绝把俄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这项贸易无论如何也一定会继续下去。何况对清朝法律的公开违抗就会使清帝国对新疆北部的控制濒于瓦解，就会引起其他国家注意到清帝国在其亚洲腹地边境的弱点。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里的贸易合法化，当局就能对它进行管理，可以重申清王朝的权威。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国的请求。

1851年8月6日（俄历7月25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国，奕山代表中国，签订了固勒扎（伊犁）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免税进行中俄贸易，准许俄国人在两城市建立仓库、住宅和各建一处公墓，并同意俄商在俄国领事管辖下每年留居八个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销售其商品。如果一个商人不能在规定期间售完其货物，可以留至销完货物时为止，然后由领事将他遣送回俄国，但清朝对这种商人不派兵护送，除非他随行时带有至少10头骆驼驮运的货物。条约规定俄商进入清境得出示俄国当局颁发的执照，这样就加强了俄国政府对本国商人的控制。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俄商只有从领事那里取得执照，才能离开市场和不再受领事的监督。两国都禁止商人使用赊欠方式贸易。

固勒扎条约使中国边境市场的传统稍微现代化了，外来人可以在贸易季节来到这些市场，但不得长期居留。驻扎俄国领事的措施是一个创举，但他对俄国臣民的管制则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举也不是独出心裁，在沿海条约之前，这种方式在广州已不断遭到禁止，虽然没有收效。总之，固勒扎条约无疑因有了南京条约的先例而便利其签订，但其条款仍是按照边境控制的老传统拟订的。

准噶尔远离中国本土的商品制造中心，相对地说，离俄国较近。因此，俄国人迅速发展了他们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并于1852年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了仓库。他们在1854年建设了维尔内城（今阿拉木图）这一俄国与新疆贸易的重要枢纽。由于圣彼得堡禁止鸦片、黄金、白银、钞票、火药武器、火药和伏特加酒向中国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国的牲畜、纺织品、金属器具、珠宝、皮革和皮毛去换取中国的土布和茶叶。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向俄国的出口货中，在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叶，主要是供俄属亚洲居民饮用的廉价砖茶。通过新疆边境向俄国出口的其他中国货有纺织品和粗毛织品，有趣的是，还有阿尔泰山区的皮毛。

俄国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准噶尔的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因为在1855年，由于一些不能确切说明的原因，有几百名“游民”掠夺并焚毁了塔尔巴哈台的俄国仓库。新疆当局被认为是破坏仓库的纵容者。俄国在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因而中断，在伊犁的贸易也有所减少。俄国人要求赔偿损失，于是在1856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萨克军官瓦里哈诺夫前往伊犁，谈判重开俄国贸易之事。贸易随即恢复，但赔偿问题仍悬而未决，于是就暂时放到正在中国沿海进行的中俄条约谈判中去考虑。但清朝最终被迫承认他们负有责任。根据185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中、俄在塔尔巴哈台（楚呼楚）缔结的议定赔偿条约的条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国的仓库，以550箱茶叶（价值30.5万卢布）赔偿俄国的损失。[17]

俄国政府对固勒扎条约真正感到失望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清政府不愿意开放喀什噶尔给俄国进行贸易。据说，俄国政府自喀德琳二世执政（1762—1796年）以来，“经常注意与喀什噶尔建立政治的和商业的关系”，[18]但六城地区一直被叛乱所困扰，所以清朝不愿意俄国人在那里扩大他们的影响。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又给俄国想与喀什噶尔建立贸易关系的愿望增添了新的因素，因为战争加剧了英俄的对抗。由于英国人日益发展的海上贸易，特别是在茶叶方面，所以俄国更加希望能够掌握大陆商业的竞争优势。圣彼得堡尤其担心英国的贸易会从印度通过新疆渗入中国本土的心脏地区。1854年俄国人加强了他们对俄清边境地区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的控制，同时勘探了清朝的边境和记下了通向喀什噶尔的商队路线。1855年，那个在19世纪40年代为西伯利亚当局考察准噶尔形势的詹库洛夫启程进入六城地区和浩罕。

1858年俄国人把瓦里哈诺夫派回新疆，这一次他伪装成商人前往喀什噶尔。他成功地留在那里几乎达半年之久（1858年10月至1859年3月中旬），同时又成功地访问了叶尔羌。回国后，他在1861年发表了一篇内容广泛而详尽的报道《关于六城的情况》[19]，从而为俄国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术奠定了基础。现在的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和人种学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表示对他的纪念。

到1860年缔结中俄北京条约时，喀什噶尔最后被开放与俄国通商。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但英俄的对抗却有增无已。

东北满洲的丧失

清王朝继续半心半意地决定保持满洲边境的满族特点，但汉族移民仍不断涌进（吉林的人口在1800—1850年期间翻了一番）。因此政府考虑到满洲的资源，就制定了一项满洲移民政策。在1812年，决定把贫困的满洲旗人重新从北京移回吉林和黑龙江南部的军垦区。1842年，政府开始贯彻这一决定，专门为满洲移民准备了耕地，并准许他们免税五年。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措施对加强边境的满族特点都无效果。汉人移民开垦着土地。汉族商人到处经商，有的经过批准，有的则没有。一些创业者在那里从事鸦片贸易和兴办像堡垒那样坚固的高粱酿酒厂等事业，给19世纪的满洲提供了寻欢作乐的机会。快到该世纪下半期时，汉族的绅士阶级开始在满洲边境社会发展起来。[20]

汉人大批涌进吉林和黑龙江，他们在未设防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买进了旗人和分散的部落民的可耕地，他们与土著竞相狩猎和捕鱼，他们也大力发展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到了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造成了本地满洲居民的负债和贫困。即使如此，边境的中国化在速度和广度上都不足以免使最北部的部落区和滨海领土落入俄国人之手。在19世纪中期，仍只有分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数则更少。[21]

在整个18世纪中，俄国已经稳步地加强了它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地位。俄国的探险家们在1737年和1738年已经对黑龙江进行了两次勘探。西伯利亚史学者缪勒曾在1741年建议，利用黑龙江航线作为向堪察加提供给养的手段是可取的。5年以后，白令的助手奇里科夫曾力促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一个港口。1753年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米亚特列夫重申了上述两个建议的内容。喀德琳二世认为获取黑龙江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1787年和1797年的两次海上航行则引起了一种错误的意见，即黑龙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在19世纪初期，另外两个俄国人曾调查了直至阿尔巴津的河流区，俄美贸易公司也表示了它对黑龙江潜力的兴趣，[22]但是戈洛夫金的出使没有取得通航权，而封·克鲁森斯腾的航行又进一步证实了黑龙江不能通行的错误观念。

可能在1819年又有人提出了黑龙江的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又派季姆科夫斯基护送第十届传教士团前往北京。季姆科夫斯基想去购买地图和地图说明，“以便更好地执行我国政府的意图”。季姆科夫斯基所发表的记载中只提到与理藩院的一些次要谈判，但他的职责之一可能是了解取得黑龙江通航权的可能性。[23]根据俄国在1824年和1825年与英国和美国签订的条约，俄国人必须断然放弃在北美进一步南下扩张。因此，圣彼得堡开始以更大的兴趣注意黑龙江以北的清朝领土，于是在1832年，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确定哥尔比察河下游边界标界的确切位置。1840年，俄国外交部试图通过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与清朝谈判黑龙江的问题，但是北京则坚持尼布楚条约已经了结此事的立场。

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很少注意满洲边地的发展事务，而清廷的政策依然反对汉人前来移居，这使得满洲北部基本上无人守护。只有日本政府注意到了俄国在东西伯利亚行动的必然后果，因为它早在1809年已派一个名叫间宫林藏的代理人去确定俄国人不但在库页岛，而且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和渗透的程度。[24]

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陆运输所花的费用和时间，使俄国的恰克图贸易在与西欧及美国向广州的海运进行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俄国政府由于相信黑龙江不通海，所以很少去注意改进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但南京条约改变了俄国政府的态度，因为欧美的竞争者这时可以比过去更迅速更廉价地运载他们的货物，而且做生意也方便得多了。相反，在恰克图搞贸易则既慢且费。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恰克图的贸易总额大致保持稳定，每年约一千三四百万卢布，但俄国人的利润却受到了大陆远程运输费用的限制。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从恰克图通过陆路运往莫斯科，每普特茶叶运费达6卢布或更多一些，而它从广州运往伦敦的海运运费只相当于30—40戈比。结果，欧洲货和美国货逐渐在恰克图市场上销声匿迹。中国与欧俄之间横穿大陆的贸易也受到了损失。中国在恰克图的最大宗出口货是茶叶。中国进口的俄国毛织品和棉织品的数量日增，因为这些商品甚至在华南也容易找到市场。另一方面，中国进口皮毛的数量却下降了。由于运费的关系，恰克图贸易愈来愈限制在中国和俄属西伯利亚之间的交易方面。[25]

对于西伯利亚来说，对华贸易的潜力似乎特别重要。西伯利亚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扩大的经济，需要发展相应的对外贸易来推动该地区的开发，而发展西伯利亚贸易和工业潜力的关键就是黑龙江。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的封·米登道夫在1844年勘探了黑龙江流域。1846年，俄国人偷偷地侦察了黑龙江河口，但没有结果；1847年俄国政府又直接与清廷接触，要求再增加三个贸易地。清廷拒绝这一要求，同时又轻率地重申它的旧政策，即反对汉人移居北满。

到1847—1851年期间，由于俄国制品几乎有一半要向中国出口，所以圣彼得堡必须认真对待对华贸易。1848年，俄国政府试图再以俄美贸易公司的一艘轮船“孟什科夫公爵”号在中国沿海试一下运气，它载运皮毛驶进上海，要求准许贸易。清政府拒绝了它，并打发它离去。两年以后，它又来上海，重提同样的要求，仍遭拒绝。但1853年另一艘俄国轮船访问上海时做成了一笔生意，以阿拉斯加皮毛换取给养和茶叶。[26]

在此期间，积极肯干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进一步推动了对黑龙江的勘探工作，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军事的安全，因为他和与他抱同样想法的人都关心俄属远东在英国驻太平洋海军舰队面前所处的脆弱的地位。两个英国人希尔和奥斯汀在1846年和1848年的出现更增加了穆拉维约夫的担心，这两个人表面上是进行地质研究和寻找与考察队一起失踪的弗兰克林船长。当穆拉维约夫获悉奥斯汀打算乘木筏沿黑龙江而下时，就把他逮捕并带回伊尔库次克。1849年穆拉维约夫派涅维尔斯科伊去勘察库页岛北部和调查海峡以及黑龙江三角洲和河口的情况。涅维尔斯科伊确认黑龙江可以通航，并且证实库页岛不是半岛，而是一个岛。他在黑龙江一带没有看到清军，断定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没有行使权力。他推测，黑龙江下游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属民，因而他认为他们对清朝实际上是抱敌视态度的。[27]英、法和美国的船只出没于堪察加附近和鄂霍次克海的景象，进一步提高了俄国人进入黑龙江的兴趣。穆拉维约夫争辩说，“谁掌握了黑龙江河口，谁将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远至贝加尔湖”。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英国人夺取了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俄国就将失去整个东西伯利亚。[28]以涅瑟尔罗德和财政大臣弗隆钦科为主的其他意见则反对穆拉维约夫的劝告，因为担心在远东的努力将会分散俄国在欧洲的精力，但最后穆拉维约夫的论据占了上风。在1850年，由涅维尔斯科伊率领的第二个勘察队奉命非常谨慎地（因为事为清廷所关心）设立了两个冬季哨所，一为黑龙江河口以北的彼得罗夫斯克，一为在上游相距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后者的设立显然是违反尼布楚条约的。俄国的军旗升起来了。

涅维尔斯科伊的行动引起了圣彼得堡政府官员的强烈不满，但是狡猾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沙皇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声称，“俄国旗帜一旦在何地升起，就不准落下”。[29]于是俄国政府宣布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俄美贸易公司的一个贸易站，在那里移居了一小批俄国移民并建造了碉堡。俄国外交部希望使俄国的海军地位合法化，它向理藩院递交一份照会说外国船只威胁着黑龙江河口，因此建议对它实行共同防卫。但理藩院对俄国的照会置之不理。[30]

到1853年，在鄂霍次克海沿海不远的美国捕鲸船增加了俄国人的忧虑；当人们知道倍理“打开”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时，就更认识到远东的战略重要性了。俄国的代理人已经广泛地勘探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因此，俄国政府决定说服清帝国让与从布列亚河至黑龙江河口的地区。因此，它向北京递交一份照会，要求重新划分边界，但同时又承认尼布楚条约依然生效。清廷同意之后于次年春天派了一个代表团与俄国人谈判。俄国于是从库页岛越过鞑靼海峡在满洲沿海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建立了哨所，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上游150英里的马里因斯克也建立了哨所，以此加强它的地位；同时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开放南京条约的口岸让俄国贸易。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伯爵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驶进了上海，次年又在上海作短期逗留，这使清当局对俄国人的用心感到忧虑。

出国去欧洲的穆拉维约夫在1854年回俄国，此时俄国正与英法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所以英法对俄属远东的真正威胁是存在的。总督得知划定中俄的满洲边界之事时很生气，立刻加以制止，这样就更使北京对俄国的意图困惑不解。鉴于英国拥有威胁俄属远东沿海的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穆拉维约夫说服沙皇尼古拉一世采取一项积极的政策。穆拉维约夫争辩说，如果俄国不采取行动，英国人可能夺取库页岛或黑龙江下游。他还得到俄国在北京传教士团的大司祭鲍乃迪（N.N.卡法罗夫）的支持，后者告诉他：在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议论把黑龙江北岸让给俄国的可能性，其理由是“黑龙江诸地……根据传统的权利更应属于俄国，而不属于满洲人”[31]。因此俄国政府得到鼓舞，相信清朝可能不会反对俄国使用黑龙江，因为这样将会保护黑龙江免遭英国等外国的侵犯。在同一年，即1854年，穆拉维约夫派一支军事远征军沿黑龙江而下以防卫库页岛和黑龙江三角洲，同时知照理藩院说，由于俄国与英法正在交战，他正派一支远征队去保护黑龙江和沿海区，使之免遭敌人的攻击。

在以往，黑龙江和吉林两地的清朝守军都大大超过了1万人，但随着太平军叛乱的爆发，清政府抽调这里大部分守军去与叛军作战，结果，在黑龙江下游和满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已经无力阻止穆拉维约夫为所欲为了。在瑷珲的守军只有1000人左右，装备极差。“他们大部分拿一根顶端涂黑了的杆子以表示是长矛；少数人持有火绳枪，绝大部分人肩上挂着弓和箭筒。”还有“几门大炮装在做工很粗糙、样子又难看的大车上”。[32]

地图13　19世纪的满洲

理藩院对穆拉维约夫的照会未予置复，于是俄国的远征军通行无阻地沿黑龙江而下。但是最后，清政府开始获悉俄国人已在黑龙江下游定居。事已如此，北京对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依然迟疑不决，黑龙江的鞑靼将军上奏说，阻止俄国吞并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汉人移民来填补空旷的黑龙江地区，但这份奏折未收效。

英国和法国在1854年对位于堪察加东南海岸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起牵制性攻击，在1855年一支英法联合舰队两次企图在阿扬湾登陆，从而证实了穆拉维约夫的警告。在德卡斯特里斯湾，俄国守军阻止了一次同样的企图，但英法联合舰队给阿拉斯加的俄国定居点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英法军舰攻击了俄美贸易公司的双桅船“鄂霍次克”号，迫使该船的水手把它凿沉。俄国人把自己的一支小舰队藏在黑龙江的三角湾内才使之幸存下来。同时，正在黑龙江区加固俄国新要塞的穆拉维约夫通知清廷说，俄国已经击退了英法舰队的炮击，正计划派第二支远征军至黑龙江更下游地方以阻击英法的第二次进攻。他为了言之有据，声称英国人正在广州和其他地方供给太平军以武器弹药。使北京政府震惊的是，这一情报与关于英法联军正在积极支持叛乱者的其他报告不谋而合。

可是北京仍对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提出抗议，并且想到了尼布楚条约，所以强调必须划定边界。但是国内叛乱运动正方兴未艾，虚弱的满洲八旗军已无力抗御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了。因此，穆拉维约夫率领的俄国远征军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在萨哈连乌拉河屯（瑷珲），清当局甚至通过提供给养、马匹和向导的方式来帮助俄军调动，并且不受任何报酬，因为在黑龙江是禁止与外国人做交易的。但是清当局确实接受了礼品，清朝将军富勒洪阿在直接与穆拉维约夫会面时通知后者，今后俄国远征军如无清帝明确的批准，将不得通过。富勒洪阿在向上级报告时，假装他已坚决拒绝与俄国人合作。[33]在马里因斯克，清朝谈判划界的代表团会见了穆拉维约夫，对他所提的要求大感吃惊，这些要求是：割让黑龙江的左岸给俄国；俄国人保留一切新殖民地；在黑龙江航行；把受影响的清朝北满臣民移往清境的其他地区。清朝谈判者提醒穆拉维约夫说，俄国政府1853年的照会已经承认黑龙江两岸为清帝国领土，当然，他们还必须把整个问题向北京汇报。

穆拉维约夫在1855年春夏两季开始向黑龙江北岸殖民，建立了伊尔库次克村、博戈罗次克、米哈伊洛夫斯克、新米哈伊洛夫斯克、沃斯克列森斯克和一个在马里因斯克对面岛屿上的哥萨克村，然后上溯黑龙江转回圣彼得堡，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那里授予他与清政府谈判和再率领一支军事远征军沿黑龙江而下的全权。[34]

太平军叛乱不但抽空了满洲边境的旗兵，因而削弱了清帝国与俄国人谈判时的讨价还价地位；而且叛乱还弄得省库空虚，使政府放松了对吉林和黑龙江汉人活动的各种限制，造成边境盗匪猖獗，社会秩序瓦解。政府因缺乏兵员，不得不停止旗兵每年的狩猎活动。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养其满洲旗人，并且很快就拖欠了军饷。

特别在满洲，清廷已取消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才能担任满洲边境将军的规定，并且在1853年任命了一名汉族旗人任吉林将军。政府还改组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财政。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几乎要负担吉林省4/5和黑龙江全部的行政费用。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再负担这样的支出了；因此户部将贴补吉林和黑龙江的责任分摊给其他各省。这项措施收效不很大，因为负分摊之责的各省经常不能完成任务，结果满洲边境诸省开始自己发展财源，它们征收新税，开发官办屯田和军垦以支付各项费用，还特设了一种“随缺地”以补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清政府在1853年停止发许可证给挖人参的汉人，使人参的收益可用作军饷，但是它随即准许汉人的私营企业垄断金银矿的开采权，而由官府征税。政府早在1815年以同样方式准许采煤，没有发生过麻烦；但是围绕开采贵金属——特别是黄金——所出现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开采黄金的矿工中出现了那么多亡命之徒，以致政府最后不得不再次取缔对黄金的开采。[35]

这些措施远不能创造一个安全的满洲边境，甚至也不能作一次强大的武力炫耀，足以使穆拉维约夫犹豫不决，使清朝赢得时间。清政府显然把征剿汉人的内地看得比防卫满洲边境更重要。另立王朝的太平天国叛乱无疑具体化了满洲人的传统恐惧，即汉人可能有朝一日会把他们推翻和赶出中国；但满洲人所处的地位与处于叛乱时期的任何王朝是一样的，并且作出了任何汉族王朝都会作出的选择。中国本土这时是满清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时，以牺牲边缘地区为宜。

1856年，当穆拉维约夫的第三支远征军沿黑龙江顺流而下时，满洲当局除了掩盖真实情况外，别无其他选择。从此，俄国人以保护该地区不受英法的攻击为借口在那里随意出没，其实在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被派出之前，1856年的巴黎会议已经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移民建立了许多新城镇，开发了一些大林区作为耕地。也是在1856年，圣彼得堡政府没有通知中国就单方面设立东西伯利亚的滨海省，来管理俄国在堪察加、库页岛（根据1855年下田的俄日条约，该岛在俄日之间仍未“划分”）以及黑龙江河口所占有的土地。新省份的首府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正当清政府继续追求把汉人移民排除在北满以外这一目光短浅的目标时，俄国政府则把俄国移民移居到这个地区，这样，到19世纪50年代末，北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的领土上已经大部分是俄国人了。根据俄国的官方材料，这些地区的总人口约为2.4万人——黑龙江区为8370人，滨海区为15594人。其中6349人为俄国人；在黑龙江区者为2950人，在滨海地区者为3399人。中国人只有约2400人——约1500人在黑龙江区（主要在黑龙江—结雅河流域），约900人在滨海区。到1858年，有4艘俄国轮船往返于黑龙江水域，同年俄国海军又从喀琅施塔得增派了7艘。在蒙古和满洲接壤的俄国边境，驻有1.6万名俄国军队，配备着40门大炮。[36]另一方面，黑龙江的旗兵一直没有超过几千人。例如，瑷珲“有能容纳几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营房，但没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岗亭也是空的”。[37]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使俄、英、法三国都腾出了手来重新在中国展开活动。不久，英国和法国政府开始计划向清帝国提出要求，以争取修改条约和同意让欧洲商人按照欧洲的传统做法在中国沿海经商。英国人和法国人还向俄国政府建议，俄国应对它们的要求予以合作，但圣彼得堡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宣称它对清帝国既不使用武力，也不进行恫吓。可是圣彼得堡明白，俄国可以利用英法侵略的事实来为自己取得英、法可能获取的一切贸易权利，同时还可以重新划定在满洲的中俄边界。俄国政府打算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这些目的，于是派普提雅廷从陆路来中国，试图在北京进行谈判，但清当局先在恰克图，然后又在天津拒绝他入境。但普提雅廷不为困难所阻，他访问了日本，在长崎和函馆为俄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然后乘船前往香港与西方盟国会合。他与美国使节一样表现得不那么好战，是战争中的中立观察者，但却像交战国那样提出签订条约的要求。普提雅廷背着西方盟国，又另附一份照会，要求把黑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右岸划作边界，还暗示它的要求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支持。[38]俄国的这份照会是装在像美国装照会那样的封套中送交清当局的。

在1858年天津谈判期间，关于黑龙江和滨海领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提雅廷想方设法把其他三国使节完全蒙在鼓里。而清当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对立，就分别与他们谈判，这样无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计谋。结果，他们给了普提雅廷充当调解人这一角色的机会。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通过大司祭鲍乃迪通知清帝，声称他这时是唯一负责黑龙江问题的人，普提雅廷的新职务只是协助调解中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争端。清帝由于不知道英、法联军对俄国的领土要求毫不知情，并且急于使有关这些要求的谈判得不到他所认为的英、法炮舰的支持，就委派奕山会见穆拉维约夫和解决边界问题，这个奕山曾在1851年谈判过固勒扎条约，这时是黑龙江将军。

1858年5月23日（俄历11日）奕山和穆拉维约夫的谈判刚在瑷珲进行，后者就提出如下要求：取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清朝臣民重新移居；俄国人在边境河流航行和贸易不受限制（但欧洲人则不可以不受限制）。奕山不同意，他坚持住在北岸的清朝臣民有永远在那里居住的权利，并且继续受清朝的管辖。穆拉维约夫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但他不愿意再事拖延，而以军事行动相威胁。

形势对奕山来说是绝望的。俄国人已完全掌握了黑龙江的北岸。当时半个中国爆发了叛乱，广州和大沽炮台又被英法联军所攻占，据说他们正在帮助太平军，而且此时又直接威胁着北京，因此奕山不敢承担引起另一场战争之责。此外，奕山和北京的官员都不知道俄国人要求的领土有多大，兴安岭离乌苏里江有多远，尚有哪些内容在尼布楚条约中尚未确定。清帝曾要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报告到后来才上达，而且里面的措辞非常含糊。在1858年，在清朝看来，东北满洲的价值无非是一块供应宫廷皮毛的狩猎禁地罢了。

奕山同意了穆拉维约夫的要求，在1858年5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了瑷珲条约，条约有满、蒙、俄三种文本。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领土依然归俄、清共有，直到两个帝国能够划分一条边界为止。黑龙江左岸的清朝居民将留居原地（主要在结雅河以南），“归满清政府管辖”。奕山在呈递给清帝的奏折中，把条约看作是一项批准俄国人移民和贸易的临时权宜之计，并不是割让清帝国的领土。北京显然也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清帝仍感到英法联军在支持俄国的要求，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在6月14日（俄历2日）同意了这个条约，并且请俄国政府试图说服英法两国降低它们的要求。7月20日（俄历8日）奕山为了稳妥起见，又促使穆拉维约夫签订一份正式的附加协定，重申北岸的清朝臣民将不迁移。

同时，普提雅廷在鲍乃迪的出谋划策下已在天津进行谈判，企图迫使清廷割让黑龙江领土，并提出由俄国供应步枪、大炮和军事教官作为报偿。他向英、法、美三国隐瞒领土要求所取得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不同凡响的。有一次，清政府的谈判者明确地向美国人提起过俄国人的这些要求，并请美国代表列卫廉向普提雅廷说情，但列卫廉多少有点同情俄国在东亚的扩张，所以没有充分重视中国人告诉他的事。列卫廉从没有料到普提雅廷竟会在他鼻子底下为黑龙江领土的要求施加压力，所以他从未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过清方谈判者提出的请求。后来，清方代表把普提雅廷希望确定俄国边界之事告诉了英国的译员李泰国，并说普提雅廷希望此事在黑龙江进行，甚至希望在天津不要提起此事，但李泰国似乎还没有懂得普提雅廷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天津已知道俄国正在要求领土和黑龙江的航行权的话，他们也会要求同样的最惠国待遇来加强清方的地位。普提雅廷知道这一点，并且他比其西方同事更了解中国人的办事方式，因此这时完全改变了腔调，降低了他对黑龙江的要求，并协助清方去抵制英国人。1858年6月13日（俄历1日）他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规定，要为互相来往提供方便，开辟条约口岸供俄国人贸易，并且订定“中国和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条约没有提到黑龙江。普提雅廷不知道早在两个星期前签订的瑷珲条约已经确定了大部分东部的中俄边界。[39]根据天津条约，普提雅廷实现了促使戈洛夫金在1805年出使的大部分目的。俄国这时在中国沿海有了商业特权，以此可以抵消西欧和美国的海运在与俄国的西伯利亚贸易竞争时所占的优势。

6月15日（俄历3日），清政府要求普提雅廷向其他列强就它们所提的要求替清王朝说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自然的选择，因为满洲人感到他们直接了解俄国人，而清廷上层有关西欧人的情报在经华南的汉族官僚之手时已被歪曲；对于这些官僚，北京政府正渐趋怀疑。普提雅廷也确实向其他列强说了情（这是为了加强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但他没有告诉清方他是在说情。他在敦促英法联军降低其要求时的主要论点是，各地叛乱正方兴未艾，欧洲人的压力可能会使王朝垮台。当然，俄国并不希望英国能达到进入中国所有主要河流的要求，因为这样就会把黑龙江也包括在内，而外国外交人员驻在北京也会加强英国对清政府的影响而不利于俄国。可是额尔金仍坚持要求在北京驻外交官和在内地贸易，并且扬言要进攻，通过这种威胁，他在6月26日订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条约。普提雅廷继续活动，当他听到英国的新政府已经指令额尔金不要进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时，他立即劝清廷废除对英条约中两条有争议的条款，并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过的关于给中国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议。清廷接受了武器，并且还同意接纳少数教官来教授使用武器和重新设计沿海的炮台。

为了批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俄国外交部派了一名参赞前往北京，此人是丕亚罗幅斯奇，他曾在瑷珲担任过穆拉雅约夫的满文译员，但外交部没有任命他为大使，而让他担任传教士团的团长，地位高于鲍乃迪，结果丕亚罗幅斯奇发现谈判非常困难。俄国政府感到紧迫，需要在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来到北京批准他们的条约之前赶快划定最东部的俄清边界，于是任命年轻的伊格纳捷耶夫伯爵为驻北京的“政治代表”以接替丕亚罗幅斯奇。伊格纳捷耶夫于3月份经陆路启程来华。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已经在乌苏里江进行勘察和移民。关于这件事的报告纷至沓来，使北京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它开始更加深入地考虑俄国的问题了。理藩院立刻写信给俄国，声称清帝乐于接受船运的枪支，但要求在库伦卸货。清廷可能想补救他们的沿海防御。在与穆拉维约夫和丕亚罗幅斯奇谈判时，清政府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又对穆拉维约夫侵犯乌苏里江畔清方领土的行动提出抗议。但当北京最后弄清楚了俄国人不但要继续在黑龙江航行，而且要随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还要渗入乌苏里江流域时，就决定不批准瑷珲条约。另一项关于不准外国的外交使节根据平等原则驻于北京的决定，触发了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的敌对行动，当时僧格林沁的军队击沉了四艘英国炮舰。这使那些误认为俄国人也参与了大沽口攻击的北京决策者们又鼓起勇气来反对俄国的要求。两天以后，伊格纳捷耶夫抵达北京接替丕亚罗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他的地位较高。

因大沽事件而满怀信心的清帝在满洲问题上转而采取了强硬路线，他免去奕山之职，想试一试新的途径来加强王朝的地位。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禁止汉人向那里移民，却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一个行动。当黑龙江和吉林当局提议把汉族农民移居到宁古塔、三姓、绥芬河和乌苏里江等地区以阻止俄国进一步渗透时，政府断然加以拒绝。它只是决定动员人参挖掘者和当地的部落民来防卫滨海地区，并知照穆拉维约夫，它将坚持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穆拉维约夫没有为其所动，彼得堡则通知他，如果必要，可使用军队占领整个乌苏里江和滨海地区。[40]

当伊格纳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谈判，奉圣彼得堡之命与在上海的英、法、美三国的使节会合时，他希望学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但这时英国人知道了瑷珲条约，并怀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胜利有俄国人起过的作用。伊格纳捷耶夫的策略是试图说服英法联军，声称只有把清政府痛击一顿才能迫使它屈服。做到了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荐地充当调解人，然后以英、法的炮舰要挟中国来获得俄国所希望的各种特许权。为了这一目的，他与俄国传教士团通信，从它那里得到消息，然后把这些关于北京形势的第一手知识告诉额尔金和葛罗，以减轻他们的疑心。通过他的内线情报，伊格纳捷耶夫首先知道清帝与他的大部分宫廷官员已经逃往热河。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了额尔金和葛罗，因而深得他们的信任，以致连他们从圆明园中缴获的涉及俄国的外交文件也转给了他，这对伊格纳捷耶夫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四箱外交文件道出了丕亚罗幅斯奇在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以外所提的全部额外条件。英国人在让出文件时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当英法联军仍在北京城外时，伊格纳捷耶夫却进了城，住在传教士团的所在地。在这里，心急如焚的清当局立刻请他替中国进行调停。他答应调停，但条件是恭亲王应送他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对他无所隐瞒，以及答应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恭亲王只能照办。10月18日（俄历6日），恭亲王送给伊格纳捷耶夫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

这位俄国外交家事实上很少出力帮助英法联军去获取它们的条约，也不去帮助清廷降低联军提出的要求。但就在额尔金和葛罗的鼻尖底下，伊格纳捷耶夫却从恭亲王那里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许权，因为恭亲王相信了他的话，即额尔金和葛罗是支持俄国的要求的。当联军在11月6日撤走时，伊格纳捷耶夫甚至还威胁着要把英法军队召回。总之，伊格纳捷耶夫基本上做了普提雅廷曾经做过的事。在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时，他凭借英法军事进攻的明显支持而参加到谈判中来，使自己充当调解人，却迫使清政府割让俄军已经大部分占领的满洲领土，不让其英、法共同谈判者知道这些要求，并且使清方代表相信联军的战舰和军队支持他的领土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也从伊格纳捷耶夫那里取得了几点让步。伊格纳捷耶夫同意作出让步的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臣民继续在原地生活，照常渔猎，但他们不是像瑷珲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处于清政府的管辖之下。

中俄北京条约在1860年11月14日（俄历2日）签订，它给了俄国在瑷珲条约中寻求的东西，批准并扩大了天津条约，而且把从满洲至新疆的整个清帝国北部边疆向俄国的政治和商务势力开放。经一致同意，清、俄两国的特派边境大员将在1861年4月份开始划定满洲的新边界，但新疆的划界日期则有待进一步确定。该条约准许沿整个满洲的中俄边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免税的物物交易。在喀什噶尔，初步准许俄国人进行贸易，其条件与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者同。俄国可以在库伦和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它们有充分的外交平等权和对俄国臣民的治外法权。清帝国在俄国也具有同样的特权。有关边境事务的通信联系可在恰克图同库伦的当局之间以及在阿穆尔区和滨海省的军事总督同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之间进行，双方通信都根据平等的原则；如遇重大事务，东西伯利亚总督可直接递文给清朝军机处或理藩院。最后，在这些有关中俄陆地共同边境的领土、外交和商务协定中，不适用中国与其他海上强国签订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恭亲王和伊格纳捷耶夫同一天在条约议定书上签了字，以表示清帝批准了条约和伊格纳捷耶夫对条约的承认。

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愈来愈着眼于全中国的清政府汲取了这个教训，于是大开方便之门，让汉族移民进入帝国的其他边境。以后的中国亚洲腹地的历史是一个汉族移居、中国化以及原来的非中国人的社会并入大中国的历史。

即使面对着这样的损失，仍不应否认清政府的成就。尽管有着国内的叛乱和欧洲人的压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变而延续了下来。根据清政府所能调动的力量来看，很难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1861年，清、俄两国的边界大臣根据他们的调查，交换了边界的地图和详细说明。他们在1861年6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使这些地图和说明书成了正式文件，约记便成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件（与俄国接壤的新疆边界到1864年塔城议定书——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时才确定）。有一段时间，俄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还有人大讲要进一步在满洲和蒙古取得领土的好处，但在7月11日（俄历6月29日），政府最后拒绝了这些建议，理由是英、法似将夺取可能会威胁俄罗斯帝国的朝鲜和其他地区，作为对俄国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应。俄国政府通知驻中国的公使、驻库伦的领事和东西伯利亚的总督，万一清王朝垮台，“我们的行动方针将是促使蒙古和满洲的独立”。[41]类似这种有关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经成了伊格纳捷耶夫训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国人同英、法、美三国人士一样，宁愿维持清王朝的现状。

俄国还坚持重订边境贸易的规定。清政府同意做彻底的审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历2月20日），恭亲王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项制度，即对从恰克图至天津的俄国商队和在蒙古边沿地方经商的俄国商人，由俄国当局颁发证书，而由清当局予以认可，从陆路运进的俄国货的税比经海路进口的欧洲货的税低1/3。

1862年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议，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国提出此议时原是为了对付英、法两国，后来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转为镇压中国的反叛者了。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鲍乃迪提议给清廷2万支步枪、20门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对俄国的建议——特别是提供教官的建议——产生怀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时显得如此犹豫不定，以致俄国政府虽然决定派几名教官和运1万支步枪经蒙古到清帝国，还决定通过海路秘密运来50门大炮，可是自己的军队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维约夫却竟然在1859年把整个载运物资截留在西伯利亚。18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北京条约批准仪式上，伊格纳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国供应武器的建议，甚至还答应提供俄国海军支援去镇压太平军。后一建议没有结果，但运送武器的建议虽几经周折（其中还包括曾国藩提出过反对意见），最后仍被批准；1862年夏，2000支步枪和6门大炮终于运到。但当几名俄国教官在恰克图附近开始训练清军使用这些武器时，英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它在同年把他们遣送回国。俄国政府推迟运送它所答应提供的武器的剩余部分，直到它对中俄陆路贸易的新税率感到满意时为止；最后，由英国人训练的神机营在1865年使用这些武器来保卫北京和镇压满洲的盗匪。

在俄国，还酝酿着一些计划，要俄国参加英法联军支持清王朝的镇压太平军的干涉行动，来抵消英、法在华势力的增长。但俄国与英国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国还面临波兰的叛乱。因此从长期利益考虑，决定以不动用俄国舰队为上策。俄国没有干涉。

到1860年，偷越俄国欧洲边境从海上进入俄国的走私茶叶数虽已经增至其进口茶叶总量的1/3。由于签订了北京条约，俄国政府就把海上茶叶贸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图的茶叶税，这样就使海上进口的茶叶的税率比较高一些。此后，俄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大幅度增长，茶叶则是主要的进口货。俄国船只从广州和上海载运茶叶和其他中国器物至敖德萨，这种做法有损于恰克图的贸易。即使以中国国内的运输费用而言，采用这条路线也是比较合算的，因为从茶园运茶叶至沿海口岸只要约20天时间，每普特的运输费用只要1卢布32戈比，而运经恰克图则需三个多月，运费则高达每普特10卢布。[42]

但是就贸易总额而言，恰克图的中俄边境贸易在整个19世纪中仍高居首位。从长远观点看，新疆的那条路线证明是比较漫长和花钱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日益发展但尚无章法可循的中俄贸易——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文献中才有统计材料——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较有限。总的来说，在中俄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俄国人购买茶叶和数量越来越多的生丝。他们以自己所有的货物（主要是纺织品）进行交换，差额以黄金白银支付。在中国，英国的毛织品压倒了俄国的布匹。

（杨品泉　译）

[1]《俄中条约汇集，1689—1881年》（俄文版），第87页。

[2]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97—198页。

[3]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45—147、381页；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别加什维里旅行记》，马鲁阿什维里编；法乌斯特：《1727—1805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25—326页注115；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30页；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页注2；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10（1855年），第354—373页。

[4]法乌斯特：《1727—1805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18页。

[5]材料载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年）》第1册，第361—367页及第2册，第599—602页，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6]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82页。

[7]威德默：《18世纪俄国的在华传教士团》，第19—20、88页。

[8]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10页注3说，亚历山大在派出比丘林之前，曾利用三名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为他收集情报。

[9]传记载《俄国东方学史概论》第2集，第232—340页（详见1977年俄文版斯卡奇科夫的《俄国的中国学史概论》，此书已译成中文，正联系出版事宜，希望不久可与读者见面——中文版编者）。

[10]即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译者

[11]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册，第602、673页；第3册，第294—298、425、513、585页。

[12]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册，第553页；第2册，第419—420页。穆尔克罗夫特、特雷贝克：《1819—1825年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第1册，第383—392页。

[13]涅瑟尔罗德致卡普采维奇函，载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3册，第428页；财政部致西西伯利亚总督函，载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3册，第295页；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第1册，第372页。

[14]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12页（我无法自己去查阅泽姆良尼津的文章）；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65—66、68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4卷第48期（1835年12月），第656、658页；沃森：《中亚浩罕（古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3卷，第32期（1834年8月），第377页；麦库洛克编：《商业航海词典》，第597页。中国人也提供了材料，如《中国人马天时（音）提供的一条自吐鲁番至喀什噶尔的路线》，载《俄罗斯档案》第10期（1914年）。

[1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12—215页；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游记以及俄国人在印度和中国边境区的收获》，第159页（所引段落）；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第159页（材料来自泽姆良尼津）；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3—114页。

[16]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第114—116页。

[17]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31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0—233、270—274页；奎斯特德：《扩张》，第111页。

[18]苏霍扎尼特致西西伯利亚总督函，载马尔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事迹》，此文收于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1册，第63页。

[19]收于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2册，第265—412页。

[20]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9、83、97页。

[21]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00—101页和第202页以后；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96页；科林斯：《1856—1857年沿黑龙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亚之行》（查理·维维尔编），第204页以后。

[22]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8—69、113—114页；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68页。

[23]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经蒙古至华旅行记》（封·克拉普罗斯编）第1册，第324页；加帕诺维奇：《俄国在黑龙江的扩张》，载《中国杂志》第15卷第4期（1931年10月），第179页。

[24]间宫林藏：《间宫林藏的黑龙江探险——东鞑靼纪行》，特别是第108—109页。又见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0—111页。

[2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5—210页。

[26]同上书，第266、282页注26。

[27]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2页。

[28]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页。

[29]罗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138页。

[30]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31—34、37页；又见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26页。

[31]《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鲍乃迪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通信》，载《俄国档案》第10期（1914年），第177页。

[32]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19页。

[33]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21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册，第131页；参阅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55—56页。

[34]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39—54、57页。

[35]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7—38、76、89、91、133页。

[36]苏联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1265全宗，第二卷，第178宗，第40张（引自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关系经济史》，第222页）。另有较高的数字，见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41、145页）以及弗拉基米尔的《太平洋上的俄国》（第253—254页）。又见纳罗契尼茨基的《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2页以及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册，第154—155页）。整个满洲的人口数1842年被确定为1665542人，1864年增到2187286人。见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6页。

[37]科林斯：《西伯利亚之行》，第230页。

[38]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96—99页；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58—62页。

[39]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8页。

[40]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217页。

[41]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24—125页。

[42]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32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68页。

第八章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历史学家倾向于把19世纪清帝国的历史看成一个衰落时期。欧洲人取得了租界和疆土。叛乱损害了内部的安宁。但是在19世纪清帝国和中国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说清帝国这时在衰落中，中国和汉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力量，则正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展时期。中国已经同化了它的满洲统治者。为了战胜叛乱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满洲旗人的军事垄断权，并把军队交由汉人指挥。

在亚洲腹地，19世纪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在这里帝国巩固了它早些时候的军事成果，只有在六城地区才靠再三使用武力来取得这些成果。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和汉人的贸易主动性冲击着清王朝的使中国和亚洲腹地隔离的政策。这种冲击是汉人力量增长的表现。政府在18世纪首先就青海和准噶尔的移民问题作了官方的特殊规定。它又逐渐地放松了对蒙古和满洲边境的封闭。隔离政策越来越受到攻击。经世致用论的学者龚自珍和魏源两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来为中国的无地汉人提供土地。越来越多的汉人拥向清朝的亚洲腹地，甚至进入像黑龙江和六城地区这样严密封闭的地区。唯独西藏中部对于中国移民来说是遥远的和没有诱惑力的，所以在逐渐增长的中国化和汉人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响。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现在中国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命运方面。在蒙古，汉人的渗入使许多蒙古人贫困化。对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来说，清朝在19世纪的统治意味着异教徒的统治，意味着战争以及成千上万的喀什噶尔人离开家乡迁徙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塔什干。在另一方面，对西藏人来说，清朝的影响看来较为温和。真正的威胁来自印度。拉萨选择了求庇于清帝龙袍后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叙述了到1860年为止的满洲的历史，现在这一章将只叙述蒙古、新疆和西藏。

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

蒙古僧侣制度的发展和汉人影响的渗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内蒙的统治比在戈壁以北更为严密，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清朝的官员们都越来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权力。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游牧民和中国的经济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的趋势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19世纪和20世纪初蒙古历史中许多重大发展一样，内蒙古开辟了道路，外蒙跟着走。

内、外蒙古继续为清朝军队提供骑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参与19世纪清帝国的战争，但内蒙则参加了中国本土反对欧洲人的斗争。例如土默特的王公旺钦巴拉（1795—1847年），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两个著名文学家古拉兰萨（1820—1851年）和尹湛纳希（1837—1892年）的父亲，他曾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战斗过。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参加过1853—1855年对太平天国的战斗，1858—1860年对英法联军的战斗，1860年对北京周围盗匪的战斗，以及对捻军叛乱的战斗，直至1865年被杀死为止。

在19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1]肺结核也很猖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得更像汉人，清王朝放弃了原先阻止汉人商业进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企图。中国商人在蒙古进行贸易仍需得到许可，但这并不是想要限制汉人在游牧民中间的商业活动，而是为了提高赋税收入，主要是用它来维持王朝的蒙古行政机构。应该说汉人的经济渗入对王朝有利，因为它使蒙古人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与汉人商号关系日益紧密的清朝官吏，坚定地支持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事实上，人们对汉族商人的不满情绪也时有爆发，如1829年在库伦举行的寺院舞蹈仪式上喇嘛们就殴打了若干汉人观众。

对于旗里的王公、寺院和汉族债主强加的苛征暴敛，普通蒙古人是很少能幸免于此厄的。无力满足这种要求的人们只好逃走，而且这样的人在整个19世纪日益增多，但是他们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内臣民索债。旗的当局抓住这种逃亡者时就对他们施以重罚。例如有一次，69个欠债未清的人被带枷在旗内各帐篷之间周游示众达两年之久。由于枷太宽而不能通过帐篷的门，所以犯人只好在严冬的露天中过夜。[2]同样地，寺院对那些未能交足份额的沙比们也给予残酷的体罚。负债的逃亡者、无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侣，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毙中的牧民，只能以抢劫为生（在19世纪无法无天的行为变本加厉），或是到日益发展的商业—寺院—戍军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维生计。在这些初期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内蒙古的边境城镇，以及同样也在库伦、额尔德尼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穷困的蒙古人变成一种半罪犯性质的劳动阶级，他们以原始的技艺劳动，或以干粗活、卖淫、乞讨和劫掠为生。

在寺院中，高级喇嘛和普通僧侣间有巨大的差别。所有参加法事活动的僧侣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给养，每个僧侣份额的大小取决于他在寺院教阶中的地位。在整个19世纪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的份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悬殊，低级僧侣们经常发现他们靠份额难以活下去。如果他们接受寺院外的活计，他们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从而往往完全失去他们的寺院份额。为了活下去，他们乞讨、偷窃或者转回家乡，由家庭养活他们。

大多数蒙古人留在旗内继续做牧民过活，他们发现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们摆布。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动来对抗沉重的赋税，但在非常的场合也有时向盟当局提出申述（蒙语称为扎鲁忽），虽然这种申述的提出按规定说是触犯法律的。偶尔也会发生盟当局迫使一个旗的王公退还非法勒索所得的情况，但即使如此，原告们通常也总不免要受惩罚，因为臣民是不许背离他们旗的王公首脑的。因此，原告们总是竭力隐瞒扎鲁忽组织者和起草者的名姓（他们主要是最底层的、通常又是十分贫困的蒙古贵族，也有来自喇嘛的行列者）。许多申诉书的文本流传下来，成了一种研究19世纪蒙古社会经济状况的最重要的资料[3]。特别有趣的是在车臣汗部都嘎尔苏木布勒旗中从1824年持续到1844年的一场争论。扎萨克都嗄尔苏木布勒从他的臣民那里征取巨额租税，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当局最后裁决反对他为止。然而与此同时，申诉书的组织者们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4]

臣民和他们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寻常的是发生在车臣汗部的反对托克托呼图鲁一事。此人是一个有才能的王公，号称“恐怖脱王”，他是被废黜的车臣汗桑斋多尔济的孙子。托克托呼图鲁的知识和文化水准远在19世纪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汉文、满文和藏文，曾几次到中国和西藏旅行。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应该向他交纳的所有贡赋改用银两交纳，在以后的年代中他试图在该旗搞改良维新。他设立农场以产品供应他的属民并向其他旗出卖剩余物品。他发展狩猎、渔捞，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减少的肉类消费。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开发矿泉。他移入汉族工匠来经营纺织工场并训练蒙古人。他开采金矿、盐和碱。在教育方面，他开办学校，为他所在旗的不论贵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们提供义务教育，并亲自准备教学材料。他给乐师和演员实行专门的训练。他为自己的大多数牧民搜集了关于畜牧业和游牧生活的技术知识，编印成书，加以散发。

当托克托呼图鲁的利益和喇嘛寺庙冲突时，他碰到了麻烦。在1837年他搞了一个计划，想将包括1000名僧侣的11个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个单一寺庙，并且要开办一个砖厂来为新庙宇、同时也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砖瓦。但是，习惯于地方寺庙的牧民们不希望废弃它们。下层僧侣中的许多人为了谋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将会把他们都撤换掉。高级喇嘛认为搬进一座中心寺庙，将会削弱他们作为地区首脑的权力和特权。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毫不动摇，他继续进行改造中心寺庙的计划。

就在那一年，喇嘛们和托克托呼图鲁所在旗的许多世俗人士向旗政府请愿，要求取消他的合并决定，于是一场漫长的争论从1837年延续到1842年。形势一直恶化到在托克托呼图鲁的士兵与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战斗。在新寺院中发生一场示威运动，僧侣们叫喊：“让我们回家！”托克托呼图鲁不得不把纠纷提交给盟当局。事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给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办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里。大胆的抗议者向盟当局提出了一份申诉书，开列了托克托呼图鲁的四十条罪状。当局的反应是逮捕了呈递禀帖的人们。

盟当局也不高兴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显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权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对于当局来说，人民的骚乱比起托克托呼图鲁夺取更大权力的企图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了对抗议者的压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销他们的名字，盟当局解决该案时偏袒托克托呼图鲁，然后把判决送往库伦复审。库伦办事大臣支持盟的判决，严厉惩办了抗议者，特别是为首的人，但是清朝当局也乘机使托克托呼图鲁安分守己：他们判处他以很轻的惩罚，解散了他合并起来的寺庙。[5]然而，这并没有能阻碍托克托呼图鲁在1859年成为盟长。

托克托呼图鲁的许多计划在他的时代确是很先进的，但是他没有什么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们有分享他的计划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计划是与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19世纪蒙古人心灵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抵触的。

19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当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减少、蒙古人对汉商债务的增加、清朝对王公们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长以及普通牧民的贫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许是草原上农业的扩大以及牧场越来越转作农业用途。作为一项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这种移民区的规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场。但当18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了。总的说来，用这种方法转让牧场是非法的，但转让继续进行无阻。汉族商人代王公们偿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这些土地租给汉族农民，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逐渐进行的土地转让过程。这是违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内蒙东部郭尔罗斯前旗的汉族移民是如此之多，致使扎萨克向清朝政府请求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山东和直隶农民的地位合法化。在1799年，政府设厅管理在吉林当局管辖下的移民，从而最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实。1802年，置厅助理官员负责郭尔罗斯境内汉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样理由在伯都讷指派了厅的官员。

到1852年，汉商已深深渗入内蒙地区，蒙古人已债台高筑，无法清偿。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扎萨克们将许多放牧地区出租给汉人作为耕地。人民对于沉重的租税、汉族移民、牧场的缩减、债务和王公们的滥用权力等等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也许是由于太平军起义的刺激，鄂尔多斯乌审旗持不同政见的蒙古人组成了一种叫做多归轮（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团体，来表示他们反对不幸的处境。圈的思想作为一种基层反对运动立刻扩展到其他旗中。如同上述札鲁忽文书一样，圈子的成员也起草了一份申诉书，他们按圆圈形状签名，使之好像没有人是出头人物。这一次的领导似乎主要又是来自贫困的小贵族和下层喇嘛。在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目标只针对汉商和汉族移民以及剥削臣民的各旗王公。在蒙古地区针对王朝的反清情绪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

在事实的压力下，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事业逐渐采取更为赞同的态度。1860年正当王朝将它在北满的无移民的领土抛弃给俄国时，它正式把蒙古最东部的位于哈尔滨附近的边境开放给汉族移民。

牧场转变为耕地的经济后果仍难确定，但是，特别是在内蒙，牧地缩减得如此之多，致使蒙古传统的游牧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在从前，没有足够牧场的蒙古人暗地里前往邻近各旗的牧场；没有足够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种游牧放债制度生活，即让贫民为富人放牧牲畜。[6]但是现在当蒙古游牧经济衰落的时候，不但汉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来的贫困蒙古人，都开始在草原上从事耕作，从他们所在旗的王公那里或从汉商地主那里租种耕地；汉商地主是以抵债方式获得农业用的土地的。事实上当19世纪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农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误解相反，农业在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在19世纪它的重要性已显著增加，特别在内蒙更是如此。关于蒙古的农业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这方面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看起来至少在外蒙，农民负担的赋税要比牧人少，因此农业生产有时可以得到相当的利润。[7]但并非普遍如此，因为在1861年，内蒙东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数千名贫困的蒙、汉农民联合起义，反对蒙古扎萨克和汉族地主凭借出租土地而强加于他们的沉重的租税和苛刻的条件。起义是夭折了，但它说明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时内蒙农业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对拼命增税的扎萨克们和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满程度。

尽管有这一切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无疑的也正是由于这些苦难，19世纪的蒙古人创作了若干优美的文学作品。当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因而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是由行吟诗人和说书艺人所作的说唱。特别受到赏识的是所谓“云游僧”故事（badarchin—u—üliger），它是清代由云游僧人讲述而在蒙古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从中能够看出蒙古人对草原生活衰落状况的不满。在性质上相类似的是脍炙人口的、多少有点侠义小说味道的关于传奇式蒙古民间英雄巴兰先格额的故事，他愚弄僧侣、扎萨克和汉商们。最有趣的是关于生活的“训诫”诗，近似蒙古传统的格言诗，起自19世纪。在这同一时期，追求幸运的“祈祷文”、赞词和挽歌（直译为“词”）仍然都在流行。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格萨尔汗传”），是常被背诵或大声朗读的，它们也仍然是蒙古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19世纪为识字的蒙古人创造了许多用蒙文和藏文写的历史作品，以及相当多的语言学著作，这是16、17和18世纪将佛教经典译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结果。至于纯文艺，蒙古读者欣赏僧侣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1838年）的小说，其中有些故事公开嘲弄和抨击那些滥用特权和不守清规的寺院成员。胡力沁·山达哈（1825—1860年）写诗，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简单地从蒙古过去的英雄传说或从丰富的佛教传统文学中，而是从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题材。

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但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不寻常的作家也许是丹津饶结（1803—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却成为外蒙红教的诺颜呼图克图五世。丹津饶结用蒙、藏两种文字写作，赢得了诗人的声誉，他的若干诗歌一直流传到20世纪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题经常反映对蒙古社会和经济衰落的不满，在暴露蒙古僧、俗领袖之间的对立方面是引人入胜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乐剧《月亮杜鹃》，开始作于1831年。至少早在18世纪，基于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剧”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西藏的佛教文学，但是《月亮杜鹃》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戏剧。戏剧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员反复为世俗观众演出戏剧，为蒙古地区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剧院打下了基础。[8]

19世纪蒙古的小说又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译文而受人注意，如“潘查丹特尔”故事，但是蒙文译文常常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时期蒙古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外来成分是中国的小说，包括故事和所谓“章回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成了蒙文；似乎早在19世纪初蒙古人就已读到了几乎所有重要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特别流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钦巴拉之子尹湛纳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为捍卫清朝而参加鸦片战争之前，旺钦巴拉已经开始写作一部蒙古全盛时代的历史，他选择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作为写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这部著作未能完成。尹湛纳希写作了两部蒙古章回小说，他的人物和背景都来自《红楼梦》，随后续写他父亲的历史章回小说，他像一个汉族学者那样隐居在自己的领地里完成了它，忠实地保持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叙事形式。这部著作名为《青史演义》，直到20世纪才出版。[9]

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在蒙古，俗人与喇嘛教会之间的对抗增加了。这种在内蒙特别强烈的情绪，可以在尹湛纳希的兄弟古拉兰萨的作品中看到：后者是一个扎萨克，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读者的反宗教兴趣。在19世纪的更晚时期，一种更深刻的不满蒙古社会秩序的情绪在鄂尔多斯诗人贺什格巴图（1849—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里当法官，但曾一度与多归轮运动有关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建筑学虽然在本质上和古老的游牧环境不相干，它在17和18世纪却因普遍建造寺庙而得到推动。蒙古人最初从他们日益相适应的定居社会学习样式，所以他们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国式的。在18世纪，混合类型的寺庙开始出现，它们是将西藏的和中国的样式或多或少地结合起来，再依据本地圆形蒙古毡帐的样子建造起来的。在这些合璧式的建筑实例中间，最杰出的是耸立有弥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蒙古型寺院。第一个这种寺院是19世纪初在库伦建造的。有一种用藏文和蒙文写成的著作（有印刷的书籍和手稿两类）流传下来，它们描述了蒙古寺庙的简史并概括了蒙古建筑工程学的原理。[10]装饰艺术在19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绝大部分宗教绘画和雕刻等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质的。

19世纪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是处于外来影响的支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学著作是例外。

新疆：玛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龚自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主张将新疆改设行省，另一篇则要求结束广州的贸易。[11]新疆和广东是清朝臣民经常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相似之处在20年后变得更显而易见了，因为那时政府把六城地区的教训应用到了它与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争端上。

张格尔的圣战（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复提出在喀什噶尔享受贸易特权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们相威胁。清朝的答复是停止对他的茶、钱赏赐，并撤销他派遣使节到北京的有利可图的特权。浩罕于是派遣两名使节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浩罕派遣两名没有司法权限的代表驻在喀什噶尔，简称为“阿克沙哈勒”（直译为“灰白胡子”，即长者）。清朝再次拒绝，打发使节们回去，并对他们的货物足额征税；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和巴布顶，放出了宣称要发起一场圣战的张格尔。张格尔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组成的数百人的军队，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区。

地图14　19世纪的六城地区

清朝的军队很快击溃了入侵者，张格尔逃回浩罕时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玛赫杜姆的事业仍然活在人们心里。当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尔交涉，试图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税常规时，清政府恢复了汗国的贸易和进贡权利，但不许免税，并且仍然拒绝一名浩罕使节留驻在清领土内的要求。然而，就在这一年，浩罕的统治者死了，张格尔逃进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领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达成互利协定的机会。1824年，和卓开始以一支有数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队伍骚扰清朝边境。这时否认了对张格尔的一切责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试图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关税的特权，但没有成功。但收获是可观的，因为根据一份俄国的报道，每天有100—200头骆驼从中国本部驮来货物。[12]

如果不是一个清朝官员的愚蠢，张格尔的圣战也许已成泡影：这官员带着200名骑兵在1825年攻打这个和卓时，没有捉到他，反而屠杀了一处未设防营地的柯勒克孜妇孺。当这位柯勒克孜首领发现这一暴行后，他召集了2000名骑兵把清军围困在一处峪谷中，最后把他们全都杀死。张格尔的同盟者已经击溃一支清军的消息迅速传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镇。和卓自己“看到中国人已经多么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乌腊提尤别的统治者、昆都士的首领、各支哈萨克的头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领们说，这是夺取六城地区的机会。张格尔逐渐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尔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组成的超过500人的军队；军队中还有哈尔查斯人（山区塔吉克人），他们的黑色服装在西伯利亚引起了有欧洲人在和卓军队中战斗的流言。[13]

1826年张格尔入侵，在进攻喀什噶尔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扫，并在交战中损失了400名士兵。当退入牙忽都时，侵略者被清帝国军队所包围，但是用火绳枪武装起来的张格尔军队突破了包围，人民随着这一胜利而纷纷起义，使和卓的队伍扩大到大约一万人。[14]参赞大臣庆祥在此期间组织了相应的抗御，但是圣战的力量太强大了，清军不得不在喀什噶尔城堡中设置防御，在那里庆祥处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许多被认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15]市场位于满城外边，这使张格尔能够抢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贵重货物，同时起事者发泄了他们对汉族商人的愤恨。

在此以前张格尔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将来以分享掳掠物为酬报（当时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16]但把张格尔的军队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宁愿自己主动参加这场冲突。总之，浩罕汗穆罕默德（旧译“马哈木”）阿里亲自带领一支8000—10000人的骑兵到来，张格尔骑在马上和他相会，以表示和卓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是他的汗。根据一个史料记载，汗的军队“对在据点中的中国将军发动突然袭击”，并“歼灭了中国军队”。其他史料记载却指出，当汗到达时张格尔自己已经控制了局势；或者说，汗被告知，张格尔已安排了一个在宴会上杀死他的阴谋计划。汗无法使张格尔“信赖”；而和卓又妒忌阿里并且“怀疑他不可靠”，就撤军北去。汗对喀什噶尔城堡进行了几次不成功的攻击，试图用火药炸开城墙。但是守卫者用箭、滑膛枪、掷石器、大炮（？）和火油来回击。这场屠杀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地脉中沸腾着一条血的河流”。[17]经过12天的战斗并失去他的1000名士兵之后，阿里汗灰心丧气地撤走了。张格尔说服了一部分浩罕骑兵留下来参加他的队伍。

10个星期以后，清朝驻军耗尽了水和粮食；它的指挥者自杀，士兵们乘着夜色逃走，[18]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杀，只有400名东干人或信伊斯兰教的清兵除外。张格尔进入了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的居民也叛乱了。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夷平了这些城市中的满城，并且派遣使节将俘虏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尔赫、基发等地，在哈萨克人中间示众，以炫耀胜利。

张格尔没有再从浩罕那里取得援助，而东突厥斯坦人却因和卓的事业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黑山派出于反对他们的白山派敌手的目的依旧依附清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试图促使黑山派转变，[19]但是在别处，特别是在和田，他们用他们的转为优越的地位来算老账。因而，亲清的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亦即在18世纪曾帮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区的库车鄂对的玄孙），就派遣密使到和田去散播不和。伊萨克本人是哈迪里亚派的信徒，没有发现他与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黑山派有什么联系，[20]但黑山派的伯克们响应伊萨克煽动，夺取了和阗的控制权并宣称他们效忠于清帝国。由于大雪阻碍了满洲人派兵来援，白山派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张格尔的权威，只有黑山派的和田伯克中一个名叫阿明的人带着两千名属民逃到阿克苏。张格尔在此期间编造了喀什噶尔的财产清册，把没收来的巨额公私财产的大部分当薪饷付给了他军队中的浩罕人。他抢掠了伯克们的家，“向富商大量敲诈勒索”，并“对人民实行暴虐统治”。他纵人大肆屠杀，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总数为2.2万人的卷土重来的清军，从阿克苏出发攻打张格尔。荒凉的土地迫使他们差不多要携带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粮秣，才能勉强满足军队的巨大的给养需要。张格尔逃往山区，他的士兵带走了“巨大价值的资产”，这些都是清军快到来时他们从六城地区居民那里抢来的东西。[21]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们一起迁居到浩罕领土内。当清军8000人在帕米尔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后，政府转而对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进行报复，并在喀什噶尔安排了一支8000人的驻军，而把9000名军队撤回中国本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编成了。

清朝接着向所有邻近的统治者发出牒文，要求引渡张格尔。穆罕默德阿里厚着脸皮接连派了两个使者到喀什噶尔去，否认他曾援助过张格尔，并提出愿意派遣一支万人的军队去捕捉他，假如北京愿意付出费用的话。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断六城地区的全部对外贸易。

当帝国军队前进时，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级官员考虑在西部六城地区废除伯克官制，用一种像青海和东部康区那样的土司制度来取代。伊犁将军长龄提出这样的建议：任命一个羁养在北京的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做喀什噶尔统治者，用以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保护六城地区不受张格尔和浩罕的侵犯。武隆阿则主张一并放弃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而在它们的东面设置一道坚固的防线。由于这些建议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隶总督那彦成去管理六城地区，并颁布赏格，对凡能俘获张格尔的人给予官爵和酬金。控制六城地区是很重要的。在发生麻烦的那一年，清当局曾发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加德纳的英国人，他乔装打扮，穿着土著服装，从巴达赫尚通过叶尔羌进入拉达克。[22]

1828年，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派了一名间谍到山中散布清军撤退的假消息，并收买了张格尔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带着500人回到了新疆。当和卓发觉到自己是受骗上当时他逃跑了，但这时害怕清朝报复的柯勒克孜人出卖了他，一个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官员杨芳将他捕获。张格尔的一部分追随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奴——译者）逃到了浩罕。另一些人逃到了拉达克，拉萨的驻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们，拉达克王即予照办。[23]白山派认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应对张格尔的被俘直接负责。作为奖赏，清朝指定他当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民间将他依拉克出卖张格尔的故事编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语歌谣。

北京极力把捕获和卓看作一项光辉成就，同时却掩饰只有少数兵力的张格尔却能困扰帝国的军队逾七年之久的事实。讨伐张格尔之役曾经需要调动3.6万人的军队，花费了政府一千多万两银子。[24]事实上许多人相信，张格尔“失败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于东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25]清朝的将军们向北京的清帝献俘，政府将张格尔寸磔处死。长龄传檄谕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张格尔家族的全部成员。但是柯勒克孜人没有照办，浩罕则以伊斯兰法律为由公开拒绝引渡（张格尔家族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

那彦成到达喀什噶尔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议将犯叛乱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财物加以没收。这些土地每年可收粮5.6万担，他主张以3.8万担作驻军饷项，其余1.8万担用来提高官员们的俸禄。

从国内观点看，这些主张不管有多大价值，却从未付诸实施，因为那彦成的对外事务的建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简言之，那彦成的建议是要完全停止对浩罕的贸易，直到汗国交出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为止。所有在六城地区居住不满十年的浩罕人应予放逐，他们贮藏的大黄、茶叶和其他财物应予没收。在六城地区居住10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应使之归化；应与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们与玛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远。“叛民”的妻子儿女应发配为奴和流放到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这些措施平息山区来的骚乱，还想使浩罕统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经注意到，浩罕君主在18世纪之采用汗的称号是一种僭越，特别因为在突厥语和满洲语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称号。因此，北京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为“汗”，继续用早些时候的头衔“伯克”来称呼他。然而，浩罕的战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国谒见时称呼浩罕统治者为“吾儿”（在亚洲腹地的词语中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统治者继续称自己为汗。此外，在喀什噶尔的每次朝见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节并未能履行规定的礼仪，也许更为过分的是，在正式文书中他的名字是用泥金书写的。[26]

清朝政府立即赞同实施那彦成的建议。那彦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继任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和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着手行动：没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黄和茶叶，把他们从六城地区赶走。在准噶尔地区，官府也驱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满城，与回城离得较远，但在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阗，商业区仍旧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尔，清政府方将商业区安置在满城之中。

非浩罕人为了商业事务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许布哈拉人经由巴达赫尚和喀尔提锦来喀什噶尔，但是，当局对外国人课以重税，以维护一种新的官铺制度的利益。旨在开辟财源以供养新疆驻军的官铺是仿效政府垄断对准噶尔地区的哈萨克人贸易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国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优先进行贸易的权利。但是，清朝给予柯勒克孜人一份从安集延人那里没收的大黄和茶叶，用以保持他们的好感。一所官办茶局（创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开始顺利地向陕西私商运入准噶尔地区的各类茶叶征税。然而到1829年末，官铺在六城地区引起的不满和困难多于收入，因此当局废除了这些官铺。

其他为驻军而开辟财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扩大和改良六城地区耕地的方式。张格尔的圣战中断了前此为东突厥斯坦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开垦未经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区的严重粮荒使得大量建议涌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张在东突厥斯坦开展军屯。长龄建议把所有从叛逆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上的佃户转为国家农户，使之为驻军生产粮食。武隆阿和署理陕甘总督鄂山极力主张从中国内地招徕移民。虽则这一意见预示着将来的趋势，但却是同清朝将汉人和亚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因此，新疆当局不得不满足于灌溉计划、已增加的户口登记数和税收。但是，六城地区的人口因圣战而减少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那彦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贸易的措施，从根本上打击了汗国的财富和力量。浩罕已经获得了对喀什噶尔的东西方商队贸易的控制权，并以损害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扩大了这种控制，它又一直在寻求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同准噶尔地区的商业贸易，还想控制印—俄贸易的东方路线。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东、西两种商路：一是经由西边的一条迂回路线，通过喀布尔和巴尔赫到布哈拉，然后运到浩罕；[27]一是由夏季线和冬季线这两条东边路线通过拉达克到叶尔羌的市场，浩罕商人就在叶尔羌购买这些货物。清政府是否曾经允许商队享有通过帝国领土的特权，这还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国力图垄断新疆的对外贸易，所以为了防范这种企图，它正式拒绝批准浩罕商队经拉达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库尔和叶尔羌购买印度货物，经过浩罕把它们运到俄国市场去出售。叶尔羌于是成了印俄贸易的一个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够将他们购买的货物经由自己的国土运到俄国的好处，但是汗国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叶尔羌或色勒库尔购买印度货物，也不能阻拦这些货物运往伊犁或塔尔巴哈台再往前运到俄国领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许浩罕商品通过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因而在浩罕引起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两年经济困难。清政府对于浩罕高级官员的恳求书信无动于衷。但在此期间，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区和汗国加紧控制新疆贸易的一个机会。白山派在喀什噶尔的势力仍是如此强大，浩罕的贸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实际上在六城地区处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玛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会闹事。“浩罕如狼，东突厥斯坦人如羊”。况且，在被驱逐和没收财产的浩罕商人中间情绪激昂，特别是当柯勒克孜人带着他们被没收的大黄和茶叶出现在浩罕市场上时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却夸耀说，这些东西是“大清皇帝”送给他们的礼物。[28]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带着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尔亡命者组成的军队，侵入六城地区。然而，在跨过清朝边境以前，在乌什地方，决定让汗留在浩罕，[29]张格尔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为名义上的统帅。真正的指挥官是浩罕汗国的高级官员哈克·库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跨过边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几乎同时包围和攻打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三地。清朝驻喀什噶尔的戍军本已缩减，现在又被攻其无备。玉素普进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长官（阿奇木）。喀什噶尔地区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苏（虽然他们中约1000人在喀什噶尔的满城中避难），甚至白山派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响应侵略者要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但是，这次侵略并非搞复辟，其性质马上变得很明显，因为玉素普本人没有行使什么领导权，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满城外面向清当局申述说：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处理无罪的商人引起的；他们要求恢复贸易和发还被没收的财产。

在叶尔羌，壁昌在城内只带有清兵五六百人，还有大约4500名本地民军，但是他有较多的时间做防御准备。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贩都搬入满城，把市场的摊子和建筑物烧个干净，什么也没有给侵略者留下。在和叶尔羌地区伯克们慎重计议之后，壁昌派遣他的军队出外封锁通向叶尔羌的主要战略据点。他配置1000名本地民军防守回城和满城；他从所辖地区各个据点集结军队，同时又派出400名清军在叶尔羌东门外把守。逼近叶尔羌的侵略军大约有步、骑兵7000—10000人。[30]清守军用大炮轰击他们，杀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终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尝试时他们再次被击退，这时他们已经听到清援兵正从阿克苏开来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们试图以玉素普的名义召集一支叶尔羌土著的军队。然而，叶尔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数居民宁可逃走也不愿参与白山派的事业。因此，刀朗人抢掠城镇和乡村，在纠集起一支千人的队伍之后，对叶尔羌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击，但都被壁昌的军队击退。

与此同时，在喀什噶尔的札隆阿却无法迫使和卓停止围攻。在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如同在叶尔羌一样，侵略者从未能攻克满城，但是他们控制着这个地区的全部乡村和城镇。

突然传来消息说浩罕和布哈拉之间出现了风波，还说浩罕国内需要军队。安集延人因此抛弃了玉素普而转回浩罕，带走了许多俘虏和战利品。浩罕人将他们俘虏的“中国人”勒逼为奴隶，浩罕汗还将其中一些人作为礼物送给彼得堡的俄国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势力最大的喀什噶尔地区，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组成的军队贪婪成性，所以使得许多历来和白山派联合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转而和清朝当局合作。白山派的事业在六城地区已经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随者除了跟着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岭逃回浩罕之外是别无长策了。在清朝援兵从阿克苏到达以前，大约有2万名东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31]玉素普继续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为止。[32]

浩罕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六城地区是偏僻的，难于保卫的，而且依赖国外贸易。独立的、靠近高大绵亘的山脉而又以它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区取得一种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让步，它要无休止地进行骚扰。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国失去了它讨价还价的地位，同时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区人民的忠诚。只有浩罕得到了好处。

1831年，满洲人扬言要组织一次惩罚性的远征。据说这消息吓得浩罕沿着边境建造堡垒，还派使节去俄国请求军事援助，俄国人闻讯甚至拒绝浩罕使节入境。[33]事实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据点，但它这样做的目的是扩张主义的，是为了控制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们征税。浩罕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可能进行的任何商讨看来不会是由于害怕中国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区暴露了清朝的虚弱，因此，熟悉新疆情况的兵部尚书松筠建议，取消对浩罕停止贸易的禁令，允许东突厥斯坦当地人像以前那样和安集延人通婚。他认为，只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足，六城地区才能够安宁。

当被任命为六城地区钦差大臣的长龄在1831年到达喀什噶尔时，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台吉[34]领着“两万大小不等的”喀什噶尔人对他郊迎十里，感谢皇恩浩荡，誓不追随叛乱者。长龄然后从清朝驻军那里获悉，浩罕接连派来三名使者说，“五年”的中断贸易引起了困难，他们抱怨清政府的没收和驱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复贸易。长龄将此事向清帝报告，也许北京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彦成的政策惹起了战争。

长龄留下浩罕使节一人，派遣作霍尔敦台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尔敦原是喀什噶尔征税人，土鲁番首任扎萨克额敏和卓的后裔。当张格尔发动圣战时他离开六城地区曾前往浩罕、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经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晋见伊犁将军，声称曾被拐骗为俘虏，清朝于是指定他为喀什噶尔的土著帮办大臣，然后任命他为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的旅行使他通晓中亚的贸易活动。在和浩罕的谈判上，长龄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35]

长龄在开始时曾直接坚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将全部战俘放回本国，但是北京对于艰苦的谈判没有思想准备。甚至不等到汗国回答，皇帝已允许重开新疆与浩罕的贸易，豁免关税，并且指示长龄放弃引渡要求和不再强要二万东突厥斯坦流亡者回来，“以示大方”。[36]在1831年底，两国之间的贸易恢复了。

确切地说，作霍尔敦在浩罕的谈判看来未曾公开发表过。浩罕和六城地区当局交换了几次书信，在1832年达成协议，清朝允许“旨在经商”的浩罕臣民“自由来往”于六城地区，并且允许“托钵僧”入境，但是与以前一样，没有北京明确的批准，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中国本部，甚至对使节也是如此。政府用银子赔偿了浩罕商人被没收的财产，对浩罕商人豁免关税。作为报答，浩罕愿意将清朝的战俘遣送回国，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时汗国将阻止玛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领土。长龄报告说，浩罕的统治者自愿抱经盟誓，“永远翊戴”。清朝当局作为戒备，还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尔“请求帮助”，使之在浩罕汗国“侵犯时能帮忙维持中国西部边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米尔“婉言谢绝了要进行任何干预”。[37]

根据长龄的建议，清朝在1832年对所有各国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贸易的商人一律豁免关税，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38]这是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曾经威吓满洲人的浩罕商人，现在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也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种关税特权去垄断贸易。

浩罕派来一名商人头目，他将八十余名喀什噶尔战俘释放回国，并带来一百余名安集延商人。新疆当局不许地方官员干涉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商业事务，并且命令喀什噶尔商人对“夷商头目”公平定价。1832年末，清朝用银两赔偿浩罕商人全部被没收的茶叶，并且叶尔羌的参赞大臣花了一万余两银子解决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尽管外国人购买土地始终是不合法的。清朝根据那彦成的建议驱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10年的安集延人，付给赔偿的土地就是属于他们的。[39]

六城地区的骚乱已表明，清朝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的驻军远远不够用。因此政府把参赞大臣衙门和塔里木盆地的统帅部从喀什噶尔迁到叶尔羌，这是六城地区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乐师，一个访问过叶尔羌和孟买两处地方的浩罕人认为，叶尔羌可以和孟买媲美。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巴尔楚克（即玛喇巴什，它的战略重要性终于得到了承认）与和阗地区之间相互援助。在1830年入侵期间壁昌将叶尔羌商民移入满城，这一行动已被证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因此某些人关于在六城地区商场周围建立城堡的建议就被认为没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为叶尔羌的首任参赞大臣。在新疆南部防区的6000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了3000名从伊犁来的骑兵和4000名从陕甘绿营调来的士兵，再把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每处1000名士兵计算在内，南部防区总兵力达1.5万人。迟至1835年这些军队中没有一个东干人，因为政府害怕一旦发生叛乱，作为穆斯林的东干人可能参加。[40]后来政府改变了关于这一政策的想法。为了应付增加军队后的费用和口粮，北京削减了各省绿营饷粮的2%，以便每年能多筹银30余万两。

然而，政府认为各省的分摊只是权宜之计，它继续努力从当地收入中寻求维持六城地区驻军的办法。为此目的，按照长龄的建议，北京中止了满人的隔离亚洲腹地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迟至1831年已许可汉族平民由中国本部迁到六城地区。允许移民接受抛荒地和被没收的土地，开垦死地，甚至也可当东突厥斯坦人农庄的佃户。1832年出现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喀拉科依和巴尔楚克附近建立了汉人居民点。北京一度仍为六城地区土著居民的态度感到忧虑，在1834年甚至撤销原议，命令汉人居民点解散。但于明年在汉人移民尚未迁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决定，恢复移民。

从1834年起，北京鼓励穷人从中国本部向新疆迁移，特别是移到六城地区。汉族移民的核心开始形成。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仅叶尔羌就有200名定居的汉族商人，还有许多其他时来时去的人。那里有一个东干商人团体和一些汉人工匠。汉语现在和突厥语同样“通行无阻”。[41]

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

浩罕努力要继续控制新疆的对外贸易，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汗国已经基本控制了从塔什干和突厥斯坦城市进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队的贸易，以及所有通过它自己领土的商务活动。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准噶尔人同俄罗斯帝国的交易，有从巴达赫尚到色勒库尔的商队贸易以及从拉达克到叶尔羌的商队贸易。“由于中国政府的猜忌”，浩罕“不能”通过清朝领土与印度“直接来往”。对于浩罕商人们来说，“通过西藏（拉达克）”去印度的道路是“被禁止的”。[42]

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节（额尔沁）“照料”贸易，并要求它有权在叶尔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务代办，授权他们向所有来到六城地区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征收关税。这等于要求垄断贸易，所以北京不愿意答应。清帝以只恢复成例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叶尔羌和其他地方设立浩罕的商务代办（商头），但不准浩罕向其他国家的商人征税。

在清朝的记载中，甚至使节本人也承认这个要求是愚蠢的。[43]但是浩罕的军事扩张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种较为和缓的方针。一支五百余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军队侵入色勒库尔地区；一名浩罕使节谒见伊犁将军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萨克人赶出卡伦，以便浩罕能向他们征税；浩罕同时明确声明它正在向帕米尔柯勒克孜人征税。[44]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但是他们和哈萨克人——其中某些人同时承认浩罕、俄国和清朝的权威——一起至少是被当作藩属的。

浩罕要求驱逐哈萨克人一事，是对王朝在新疆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公开挑战。伊犁将军拒绝将他们赶出卡伦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税收官之手。诚然，在清朝看来卡伦全然不是国境线，只不过是一条深入新疆边境之内一百余英里的军事防线。由于浩罕未能就范，北京就援引它不干涉尼泊尔内政的先例（1814—1816年），完全否认它对卡伦之外浩罕—哈萨克关系负有责任，并且警告说，它将不为那些逃避浩罕赋税而进入卡伦之内的哈萨克人提供保护。对于那些在1832年和外国商人同样得以豁免进口税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样对待。政府不打算保护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尔的浩罕所吞并，而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将立即给予浩罕向清朝国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税的权力，从而使浩罕汗处于“对柯勒克孜人负责”的地位，还使他必然“将柯勒克孜人置于隶属的地位”。[45]

色勒库尔虽在卡伦之外，却是叶尔羌地区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进行贸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过占领色勒库尔用军事压力来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区外国商业征税的要求。当浩罕军队进入色勒库尔时，浩罕的使节已经出现在叶尔羌，因此谈判立即重新开始了。几个月以后，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从色勒库尔撤退了。然而，浩罕这时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爱连巴依的使臣（他后来被称为爱连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国的要求，即在喀什噶尔派驻享有领事权和向六城地区所有外商征税权力的代表。清朝的官方报道没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没有提到政府的最后的妥协。所有清朝的资料都说爱连巴依使团的前来是为了感谢清帝豁免浩罕贸易的关税的，又说它释放了若干战俘回国，并在京师呈献贡物和上了奏折。北京命令色勒库尔的阿奇木伯克加强防御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尔的力量不断增加。汗国的军队在同一年占领了喀尔提锦。

按照清朝的记载，爱连巴依的第一个要求是浩罕应和那些有权每年入贡的六城地区的伯克们一样，按照同样的条件，一年一贡。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赔偿、释放战俘回国和某些优惠条件。浩罕还要求清政府对六城地区外国商业豁免关税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商人在内。浩罕使节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国在六城地区的钦差大臣长龄家中去看望。长龄拒绝了爱连巴依的礼物，只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人臣义无外交。”[46]

在回答爱连巴依的请求时，清帝同意让浩罕每年派遣商队从喀什噶尔经过两个月的旅程[47]来北京进贡。其他要求则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处理，但爱连巴依被告知：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在叶尔羌的贸易不关浩罕的事情。[48]使节在1835年回国。清朝的资料没有叙述爱连巴依在离开之前已将1832年的谅解变成与清帝的直接协定，并加以扩大，迫使清帝承认浩罕派遣使节到北京来的真正的目标，即：

（1）浩罕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乌什土鲁番、阿克苏、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派驻商务代办（也称阿克沙哈勒），他们受喀什噶尔代表的管辖。

（2）这些阿克沙哈勒应有领事权力，对来到六城地区的外国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权限。

（3）阿克沙哈勒有权对外国人运入六城地区的全部货物征收关税。[49]一份浩罕的资料甚至主张要求更大的特权：“隶属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和乌什土鲁番的商人们的扎卡特税[天课]、察台[蒙兀儿草原]的赋税、伊犁地区的赋税、莫卧里亚[准噶尔？]一直远至希齐札尔地区的赋税……都在穆罕默德阿里汗的权力控制之下。”[50]清当局在六城地区对浩罕的这种让步不包括克什米尔人（这个概念包括巴尔提人）、巴达赫尚人和那些在叶尔羌贸易的布哈拉人。这些人归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阿克沙哈勒管辖，不属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权力范围。[51]

清《实录》没有提及这些情况。事实上，清朝记载中唯一提示爱连巴依为之进行谈判的要点的史料是叶尔羌参赞大臣的一件复奏，其中说，从1832年起，克什米尔人和巴达赫尚人一直与浩罕人享有同样免税的权利，因此爱连巴依的要求“实属贪诈”。除了把它归之于贪婪成性之外，关于浩罕不仅在清朝领土上征收关税，而且要求把克什米尔和巴达赫尚的商人归入汗国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们征税的外国人之中，这件事在《实录》中并没有线索可寻。[52]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为以后西方与北京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铺平了道路。清帝此时已经给予了全部治外法权，就像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给予贸易飞地以治外法权，和达赖喇嘛政府将在1856年对待西藏的尼泊尔那样。只有这样说才恰当：在中国穆斯林边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治外法权，因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归他们的头人管辖。欧洲贸易列强之所以要在亚洲要求治外法权，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治外法权条款的鼓舞。在16世纪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头人，甚至连当地的商人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头人，如同从开罗和红海来的商人那样。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国商人之上的头人，他实际上管理和惩罚他们，不受政府法律的干涉。远在十七八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航运业统治马六甲以及亚洲最南部和东南亚诸港口以前，这些地方也盛行同样的情况。[53]即使在六城地区，清帝对爱连巴依的让步也许不过是对已成惯例的事态的一种官方认可而已。这样做就简化了有关北京对外贸易的行政和政治问题。

从中华帝国的观点看来，天子对普天之下拥有最高权力，所以治外法权丝毫没有损害清帝的主权。同样地，浩罕在清帝国境内对其他外国人实行管辖，或是汗国有权向非浩罕人征税，这也无损于清帝的主权，尽管这后两种让与（它们是清朝体制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的有趣标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浩罕取得的让与权并不比俄国人已在恰克图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那些权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坚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则。

中国与浩罕的1835年协定为六城地区的外国人贸易树立了新的样式。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们从浩罕统治者那里“承包”他们辖区的岁入，他们享有对汗国臣民的完全管辖权，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税率来取代旧关税，但进口税已普遍降低。原来牲畜按价征税3.33%，丝织品和毛皮征税5%，其他货物也征3.33%，现在阿克沙哈勒们从穆斯林那里是按价征税2.5%（这是伊斯兰法典规定的税率），从非穆斯林（“基督教徒”）那里征收5%。从六城地区向浩罕出口是免税的。[54]柯勒克孜人像外国人一样，向六城地区输入的货物要给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付税2.5%。

在叶尔羌，清朝任命了其他两个阿克沙哈勒，一个代表巴达赫尚的统治者，另一个代表克什米尔。巴达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实上按照承包赋税的条件从巴达赫尚政府那里得到他的职位，就像他的同事从浩罕得到职位那样。在扎巴德（巴达赫尚的首都）的商人们一年一度带商队来到叶尔羌，在那里他们用奴隶、宝石换取银锭（元宝）以及茶叶。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叶尔羌冒充巴达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辖并向他纳税。

克什米尔的阿克沙哈勒对于经过拉达克而来的商人有审判权和征税权，他完全是清朝当局加封的，只在名义上代表克什米尔政府（臣属于旁遮普的锡克王国）。实际上，他并不为克什米尔或拉达克政府征税。清当局选择了一个叫喀西姆阿里和卓的人担任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他是一个在叶尔羌建立了长期商务联系的阿姆利则商号的代理人。和克什米尔的贸易（首先去列城，然后到印度、旁遮普、巴尔提斯坦或克什米尔）是由马帮运输的，主要包括来自中国本部的银子、小量金子、上好茶叶、丝、钢铁和药材，以及从新疆或是经由新疆从俄国或西部中亚来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毡、丝、驼绒羽纱、羊皮、马匹、绿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锦缎、天鹅绒、细平布、大麻汁和烟草。这些东西主要用来交换披巾、绣花制品、漂白布匹、鸦片和皮革。除由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管辖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国商人都归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员继续称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为“安集延商务监督（胡岱达）”，将所有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除外——称为安集延人，以此来贬低对浩罕所作的让与权，从而想给人们以没有任何变化的印象。但是，侨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达到数千人，喀什噶尔于是便和浩罕之间通过马匹、骡子和骆驼增加了贸易，输入布匹、鸦片和其他东西，输出纯银、瓷器、箱茶和砖茶。在对外贸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数大概是东突厥斯坦人）仍然遵从以前的进口税率，即牲畜纳5%，丝和毛皮纳10%，其他货物纳5%。因此这个协定进一步不利于本地的进口商，六城地区的关税衰落到实际上没有岁入的地步。[55]

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经停止了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政府以为这就解除了为在清朝境内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证的责任。叶尔羌当局将他们的管辖区域收缩到以卡伦线为限（这远在帝国境界之内），而将商路的安全推给浩罕、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被错误地称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强盗们越入清境，开始出没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叶尔羌河之间的地区，掠夺商队，“绑架并贩卖男人、妇女和儿童，用暴力劫取畜群”。甚至商人也变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强盗们将他们带到巴达赫尚和西部中亚，卖作奴隶。作为对清朝终止治安力量的反应，浩罕和巴达赫尚政府对沿路他们自己的商队提供保护，但无论是锡克人或是拉达克人，都没有为列城—叶尔羌路线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护措施。[56]

虽然喀喇昆仑以东的盗匪活动远在南边，对于浩罕—喀什噶尔贸易活动并无多大影响，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机侵犯清朝在色勒库尔的领土，将浩罕的势力扩展到帕米尔。在张格尔圣战失败后不久，色勒库尔的阿奇木伯克已经请求新疆驻军前来帮助抵抗由巴达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屡次发动的奴役和掠夺的远征。“突厥中国的中国政府”（英属印度对新疆当局的一种称呼）没有采取行动，而且，在沿贸易路线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后，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袭击使得色勒库尔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难以生活下去。色勒库尔要求浩罕保护，结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库尔，劝诱塔哈尔满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数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孜人迁移到浩罕境内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盆地。因此，色勒库尔的大部分实际上变得渺无人烟了。

当1834年浩罕人从色勒库尔撤走和中国—浩罕协定缔结之后，新疆当局重申他们在那里的管辖权，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军队再次侵入色勒库尔，带有大炮和两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权向六城地区所有外国人征税的要求，并试图在色勒库尔向来往于巴达赫尚和叶尔羌之间商路上的客商征收关税。色勒库尔采取武装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区当局警告浩罕说：皇上可能愤然再次断绝贸易。但是将它的霸权扩展到帕米尔的浩罕，占领了色勒库尔地区的“回庄十四处”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装分队进入达尔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装继续袭击各处，但终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当时在六城地区协助政务）坚决领导下发起的反击。

此后，新疆当局试图把清朝对色勒库尔的义务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库尔的首领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但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军队，结果是通过与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统治者联姻的办法来解除盗匪的袭击。由于巴达赫尚对叶尔羌的贸易要经过色勒库尔，所以巴达赫尚的统治者也沿着色勒库尔道路给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够这样做的，因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属地。色勒库尔的首领“吞并了叶尔羌的皮尔河、良戛尔河、听杂阿布尔河和巴巴扎河诸流域”。[57]

与此同时，浩罕允许防止将来对清朝边境的侵犯。很可能，内部问题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胁迫使它搁置在色勒库尔向外国人征税的要求。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丧失了1831—1835年得到的利益。确实，汗国的恭顺立即受到考验，因为鸦片输入新疆的数量激增，并且经过哈密及嘉峪关进入了中国本部。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扩展到新疆。在乌鲁木齐，当局逮捕了有关的商人和消费者。在六城地区，清朝立即没收了克什米尔、巴达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6万两鸦片。大多数鸦片是克什米尔人输入到叶尔羌的。例如，1840年，当局仅从一个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尔人那里就没收了9.79万两。但是，鸦片也经过浩罕运至喀什噶尔，大约也在此时，当局从喀什噶尔的外国商人手中没收了2260两，从和阗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没收了540两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对于此事是不会愉快的，但是汗国并未以中断和好相威胁。[58]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万一将来在中国鞑靼地区发生任何叛乱”，浩罕汗将有义务给清朝以援助。[59]在六城地区签订的这一“不平等条约”制度看来终于产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长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19世纪30年代处理渴望贸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为几年以后清朝处理渴望贸易的英国人的问题树立了一个最近时期的榜样。与英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开始于1834年的虎门交火，在无结果地拖延了几年之后（这与前几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区和袭击色勒库尔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几年是极其相似的），北京撤换了海岸的军事长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运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经验。政府还派杨芳作为奕山的助手：这个官员曾在1828年俘获张格尔，并在1830年和1831年打浩罕的战役中效过力。1843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受命开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叶尔羌的保卫者。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起。

当实际的军事考虑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时（如同1831年对付浩罕的战略形势那样），清朝在1842—1844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是可以拿来和1831—1835年对浩罕的让与权相比的。它们有以下这些相似之处：

（1）治外法权，即外国有权指派领事管辖自己的公民。

（2）赔款，尽管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仍用银子偿付了被没收的鸦片。清廷曾用银子付给浩罕人以补偿他们非法获得的土地。

（3）“公平正规”的关税以及和海关的直接关系。1843年的税则所作的让与比起清朝对浩罕的让与要适度得多，因为在六城地区清朝对所有外国商人一概免税，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税机关直接发生关系，因为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税务机关打交道。废除外国商人进口货物的关税甚至使这种要求成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国待遇。人们猜测，中国人过去的行为启发了义律船长想获得任何别国可能获得的一切特权。[60]巴麦尊子爵已把这个想法作为璞鼎查在商谈南京条约时的几个选择之一，后来最惠国条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门条约中。最惠国条款绝非承担法律义务的一种让步，它纯粹是表示中国长期实行的“一视同仁”的政策：中国利用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个外国强国取得高居其他国家之上的领导地位。在清朝看来，和欧洲人订立的协定，至少就最惠国条款而言，其与中国原则妥协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给予浩罕的特殊地位与之妥协的妥协程度要小得多。

（5）废除公行垄断，以及允许中国臣民与外国商人之间有发生商业关系的权利。在六城地区，外国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买卖，不受任何公行之类垄断机构的牵制，他们也能雇用仆人、翻译、买办，租用房屋、营业处、货栈等等。

在中国与西方协定中的其他条款还反映了沿岸贸易的特殊状况。“中英两国及其君主的地位绝对平等”，这个原则事实上并未被浩罕所坚持，因为在中亚主权国家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种基本的条件。不过清朝也没有强迫过浩罕使者履行藩属进贡的全部礼仪，而且清帝国早已承认了与俄国平等的原则。

对照清朝在亚洲腹地的经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海上列强达成的协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朝认为这些协定不是新的发明。英国的海军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为旷世所无，但是缔结的条约不足以证明清朝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常被征引的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直至18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这当中的20年是一个摩擦时期。”[61]考虑到清朝政府对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让与，对马士的观察最可能的解释是，在这20年中，中国仍未认识到它已相对地衰落下来。正如阿瑟·韦利所恰当地叙述的那样：“满洲是一个征服种族，所以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在200年前用来征服中国的武器，现在已经过时了。”[62]

在北京看来，1842—1844年条约的唯一真正新情况是把它们应用于中国本部。在亚洲腹地有共同边境的两个伟大的非汉人帝国的君主——满洲人和莫斯科人——之间讲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权在六城地区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属于清朝的说突厥语的穆斯林在那里是和来自中亚西部说突厥语的教友同仁做买卖。但是，要在沿海一带允许施行像国家平等这样一种非中国的原则，确实将会引进一项中华帝国迄今仅限于在亚洲腹地推行的政策。在中国本部以内，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边疆政策作为整体来说并没有被系统地作过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与亚洲腹地政策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比历史学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杨芳、龚自珍、魏源等这些19世纪初的经世致用论学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问题的初步经验。

圣战的继续

以七和卓闻名的七个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员住在浩罕领土上。他们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顶之子倭里汗、张格尔之子布素鲁汗、卡塔汗之子爱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鲁汗的一个堂兄弟，人称铁完库里和卓。虽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领导者，但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继承权似乎已从张格尔传给他年轻的儿子布素鲁汗。在19世纪30年代初经过印度去麦加途中的东突厥斯坦人报告说，在新疆的清朝统治日益丧失人心。这种情况显然继续存在，[63]但是只要浩罕为了享有它的贸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么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开始被指派驻在伊犁。准噶尔当局不能获得足够的布来使官方的哈萨克贸易垄断保持在一个满意的水平上，于是便放宽限制，允许汉商参加更多品种的货物的贸易，开始是在塔尔巴哈台实行，后来在1845年时也在伊犁实行。准噶尔居民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负担着六城地区的军费，在19世纪30年代又遭受严重的粮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准噶尔的农田，并且着手实施各种增加那里收入的计划。由于中国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缩减因驻军给养而输到新疆的白银数量，从前的障碍开始崩溃了。北京以越来越大的决心努力劝诱汉人移居新疆，耕种交纳租税的土地。1835年，政府答应汉商的要求，让他们带家属定居在喀喇沙尔。

最初并没有很多汉族移民被吸引到边远的六城地区来。他们就是到了那里，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汉族移民和当局之间发生了几次事件。1837年，在喀什噶尔地区的清驻军派出士兵烧毁了汉族移民房屋和抢劫他们少量财物。在巴尔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顾军队的制止，弃地而逃。政府没有钱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种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区的伯克们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给予擢升作为回报。在伊犁，布彦泰将军委托因积极反对鸦片而被黜的林则徐在1844年整顿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对新到六城地区的汉族移民豁免地税的规定，提高了准噶尔地区移民的赋税，而且传令嘉奖林则徐，允许对那些为开垦新土地作出贡献的失宠官员缩短流放期限。在1845—1848年之间，在六城地区（不包括喀喇沙尔地区）开垦了将近8万英亩（约52.5万亩）农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汉人完成的，其余则由东突厥斯坦人完成。[64]

1839年开始，政府还用汉族移民来补充六城地区的驻军，允许以移民志愿者来补足缺员的部队。由于士兵得随时被征召作战而使军垦趋于衰落，1843年军队开始放弃农地，让位给平民移民来耕种。在1845年以后，六城地区换防的士兵得到准许作为农民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留在那里，政府又命令所有获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应送往六城地区从事农业。这些措施使减轻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有了一些希望。它们加强了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的存在；它们使六城地区更充分地和清帝国的其余部分融为一体。

一方面北京因从中国本部流出白银支付驻军的饷项而发愁，一方面还要为白银从新疆流出国外而感到困扰，这种情况更由于在沿海偿付鸦片的白银损失而加重了。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流出白银的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从六城地区外流的情况却是严重的。张格尔的圣战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经引起了物价暴涨。铜钱不足和大量清军的来到（部分军饷是用从中国各省拨来的白银付给的）降低了白银折换铜钱的比价。在1827年兑换比例已跌到每两80蒲尔，[65]并且在准噶尔地区产生了影响。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外国人利用这种低价买了大量白银运往国外。

当局试图铸造一种新的六城地区纯铜蒲尔来对付通货膨胀，它仅重1钱5分，但有“当十”字样。他们把这种蒲尔的官价定为十个杂铜标准伊犁钱，并且允许新蒲尔与旧的同时流通。当局擅自决定一个新蒲尔可换两个旧蒲尔，虽然价值五个伊犁钱的旧蒲尔每个重1钱2分，这样折换是不成比例的。这种新货币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铜币数额，使军队可以在军饷上增加铜钱对银的比例。从1838年起，阿克苏的造币厂甚至进一步降低了铜币的重量，把铸造的新蒲尔从1钱2分降到1钱。

到19世纪40年代，新增的铸币，再加上白银普遍流出清帝国境外的情况，使下跌的银价恢复了元气。在1845年，兑换率提高到每两白银换400蒲尔。此后，新疆驻军的饷项主要的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货币”。在叶尔羌市场上，白银从原来一锭（50两）换三四百腾格（1.5万—2万蒲尔，约900—1200印度安纳）涨到换1000腾格（5万蒲尔，约3000安纳）。[66]

清朝对六城地区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在中亚已开始感觉到英俄之间的对抗；1841年有谣言说，正在和中国以及阿富汗交战的英国将一个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召到了喀布尔。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情绪和圣战精神在潜滋暗长。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英吉沙尔的郊外，一个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尔铁匠率领一支500人的造反队伍在索胡鲁克闹事。汉族移民帮助恢复了秩序。布彦泰报告说，柯勒克孜人的袭击是在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等地有影响的阿訇们的鼓动下进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动的后面有玛赫杜姆家族，特别有布素鲁汗在活动。在次年（当时有喀什噶尔发生饥荒的报告）所作的更为深入的调查断定，七和卓并没有和暴动发生关系。[67]

名义上由年轻的胡达雅尔汗统治、但是事实上因领导分裂而受到损害的浩罕，又故态复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国的旧要求：向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和所有拉达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征税，另外还要求向一个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内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此后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了六城地区的卡伦，然后越帕米尔逃向什克南。什克南的统治者阿布都热依木送来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详的和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68]北京还是不愿满足浩罕的要求。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这一年，最后一部分哈萨克大帐正式并入俄国），浩罕发动了白山派圣战，卡塔汗和倭里汗领导了对六城地区的侵犯，名为七和卓之战。一支由喀什噶尔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组成的浩罕军队袭击在明约洛卡的清军，迫使他们退回喀什噶尔。在那里，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动百姓向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打开回城，当时3000名清军困守在满城之内。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尔，但失败了。谣言说，七和卓已和英国人取得谅解，[69]但是喀什噶尔人对张格尔的失败以及1830年浩罕的抢掠记忆犹新。虽然有许多人参加了七和卓的军队，玛赫杜姆家族的事业一般来说在人民中间的反应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陕甘总督布彦泰克复失地，并以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带领数千军队由阿克苏出发；一支3000人的援军由甘肃进入新疆，户部拨饷银100万两。当奕山于秋天到达叶尔羌前，和卓们曾进攻过这个城市，但已被赶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尔。奕山的优势火力连战皆捷。围攻英吉沙尔的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甚至未及交战就望风而逃，所有侵略者随即放弃喀什噶尔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样跟着一起逃走的有他们招募的喀什噶尔新兵和成群结队的同情者及其家属。

清帝国的军队再次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但是豁免了喀什噶尔地区的赋税。一支来自伊犁和乌鲁木齐的2360人的军队加强了喀什噶尔的驻军。枢纽之地巴尔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与和阗各条道路的总汇，清朝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与老回城分开，屯驻1.5万至2万名用步枪武装起来的步兵。每当西部各地区需要军事力量时，首先就从那里调派。由于入侵而加强了的东突厥斯坦人和汉族移民之间的敌意，暂时终止了向喀什噶尔地区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实行它的移民政策。1848年初，惧怕失去贸易权利的浩罕，派来一名使者否认它对七和卓的入侵负有任何责任，并表示继续对清朝皇帝“恭顺”。北京除了接受这种辩解之外也别无良策，从而再次确认了浩罕的全部权利。[70]

清朝当局——特别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们——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间仍“不相合”，后者将“他们所受虐待的怨言”传回浩罕。在喀什噶尔东北约四十里的阿斯图（下）阿尔图什——也叫阿尔泰（金山）阿尔图什——清朝的地位特别脆弱，因为存在着对官方的诛求的愤慨情绪。阿斯图阿尔图什也被认为是10世纪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历来传说把伊斯兰教传入东突厥斯坦的成就归功于他，玛赫杜姆家族则宣称是他的后人。这个朝圣的重要地方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据说是六城地区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搞一些活动。1852年，倭里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铁完库里和卓带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军队，袭击阿斯图阿尔图什附近，进而侵犯乌什土鲁番卡伦，一直到清军把他们打跑为止。有一个时期当局拒绝恐吓，封闭了喀什噶尔—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尔外国商人征税的权利。[71]

在叶尔羌则笼罩着全然不同的气氛，那里黑山派占上风，和讨厌的对外关系没有联系的克什米尔和巴达赫尚商人支撑着该地区的经济。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对拉达克的统治建立以后，克什米尔的披巾商人告诉叶尔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叶尔羌所产“土鲁番的”（乌什土鲁番的）和“库车的”羊毛在质量方面与拉达克羊毛相等，或者超过了它。叶尔羌输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运往克什米尔。作为交换，鸦片输入（清朝当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长，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成为贸易的主要项目，总计每年至少1.6万英镑，价值达1.2万英镑。因为叶尔羌每年输出到列城的货物值1.8万英镑，并不足以抵补每年由列城输入的价值2.1万英镑的货物，所以叶尔羌商人要用白银支付超过部分。和准噶尔地区对俄国的贸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区对印度的贸易出现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战以后，收支差额开始改变了。白银和其他中国本土出产的货物原来是叶尔羌—列城—印度贸易的主要商品（茶、丝、宝石、黄金、基连和贵重药材），现在不再大量运来六城地区。因而，在50年代叶尔羌向列城出口的货物缩减了，输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区的本地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叶尔羌的对外商业开始衰落了。沿着商路的盗匪增加了。强盗们出没于叶尔羌—列城的诸商路上和通往巴达赫尚的道路上。商队开始武装来往，但不时被100—250人组成的袭击队伍所击败。虽然贸易衰落，但据1853年访问了叶尔羌三个月的英国代理人阿赫麦德· 沙·纳赫什班迪·赛义德和卓说，“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是普遍满足和中意的。在乡下除了土地税之外没有其他赋税，土地税约当生产物的十分之一”。在满城中大约有六七千清军，但是他们“和农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没有交往”。[72]

英国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两者现在都在探索增加他们对叶尔羌贸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软弱而无效的”努力想劝说叶尔羌的官员们给他以在实际和名义上管理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的权力，因为后者“不听来自查谟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区的影响“不够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职而另委他人”。大约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转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税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却答复说，古拉布·辛格必须首先为路途上商队的安全提供保证。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后，他的儿子兰比尔·辛格派遣另一个代表前往叶尔羌继续提出他父亲的创议，但是清朝当局将代表阻拦在城外的一个卡伦上“达六月之久，以后又将他不体面地赶出叶尔羌”。[73]

英国人自己只限于收集情报，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年，两个欧洲探险家封·什拉琴威特两兄弟赫尔曼和罗伯特经过喀喇昆仑隘口进入和阗河流域，并由七名叶尔羌人陪同。这两兄弟看到这些牧羊人是用俄国枪武装起来的，就在到达距额里齐两三天行程的地方后带三名和阗人一起往回转，因为他们担心会与清朝边境官员发生纠纷。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个兄弟阿道夫在次年进入六城地区，被当时暂时控制喀什噶尔的倭里汗下令杀死。

和平静的叶尔羌相反，喀什噶尔和库车两地区的叛乱情绪在沸腾。1854年，一个叫沙木蒙的人宣称他是张格尔之兄玉素普的后代，在喀什噶尔地区罕爱里克庄领导一次叛乱。在库车，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居住在一个城子里，穆斯林劳动者对于官员的暴虐感到愤怒。[74]帝国的代表在1855年未经任何审问或经他上司的同意便处死了大约30人。像阿斯图阿尔图什一样，库车也是一个朝圣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兴旺时期约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卧儿人改信伊斯兰教，又是库车和卓们的祖先，这是与玛赫杜姆家族没有关系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一个单独的分支。地方上针对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强了这些护守陵墓的库车和卓们的政治上的潜势力。

在同一年，一个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 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个宗教领袖）的浩罕人，前来煽动阿斯图阿尔图什铜矿工人的不满情绪。当阿斯图阿尔图什的穆斯林捕获13名潜入者并将他们递交清朝驻军时，他失败了。紧接着倭里汗和铁完库里和卓派遣数百军队进入六城地区，但是清军的枪声迫使他们退了回去。[75]

1857年，库车居民心中郁积的愤怒引发了一场人民暴动。清朝迅速恢复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区当局不和）利用这种不安的气氛派倭里汗和铁完库里进入清朝边境。入侵者和阿斯图阿尔图什的人民联合在一起向喀什噶尔进军。铁完库里利用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广泛散布说：“以前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其他人引诱铁完库里的叔父张格尔，使之被捕并处死。现在伊萨克的儿子爱玛特和穆罕默德充当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来报仇的。”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们和贸易团体以及察尔虎特人集合起来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爱玛特逃入满城。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立即向伊犁、乌鲁木齐和喀喇沙尔求助，亲清朝的穆夫提们发出“法帖万”（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说：可兰经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杀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们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丧失了信仰（伊玛尼）。[76]

在此期间倭里汗攻下英吉沙尔的回城，周围地方的城镇和乡村就与入侵者共命运了。当倭里汗派遣大约7000人分两路攻打叶尔羌时，庆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纵队撤退，但是东路纵队却对回城发起了突袭。在这时黑山派的徒众远多过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领袖（一个名叫阿卜杜尔·拉赫曼·哈达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随者。老百姓和克什米尔商人就协助驻军抵抗入侵者，结果，倭里汗的军队未能得逞。

在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也许要数东干人了，他们受到双方的猜疑，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信奉另一种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尔（死于1555—1556年或1566年，葬于叶尔羌）的乌瓦依什亚派，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中间。例如，倭里汗的党羽也把东干人以异教徒论处而杀害他们。从处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个伙伴的方式中还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倾向。叶尔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个东突厥斯坦人，他只不过被关了禁闭。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个印度人”，被卖给一个叶尔羌人为奴，价值25卢比。布哈拉犹太人摩拉达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并获准与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狱，第四个伙伴是一个西藏人，因为属于中国“种族”而被处决。[77]

不久清朝援兵从巴尔楚克前来迎击侵略者，此时包围叶尔羌的入侵军已达数万人。[78]清军获胜，打垮了侵略者，击毙约700人。叶尔羌在被困约70天以后被解围，英吉沙尔在被围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围。在喀什噶尔，倭里汗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走了。他的占领为时不到四个月。

清朝传令嘉奖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尔钦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为他协助平定了骚乱，并对倭里汗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其余的人当中，当局处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和他的长子。表面上是因为谢赫参与了暴动（他将女儿嫁给倭里汗），但是伯克们还要抢夺他的财产。他们没收了他的财产。其他谢赫们开始生活得比较安分了。[79]由于和浩罕的贸易在战争期间已经中断，这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也力主让安集延商民迁到喀什噶尔城外为他们建造的特设市镇上，就像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哈萨克贸易所作的措施那样。但是，军机处、户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对给浩罕人以这种小小的不便，因为害怕它会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然而在庆英建议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为恢复贸易的一个条件。1858年浩罕答复说：“倭 里汗闹事后，曾派人挡路，禁人附从。又将倭里汗拿禁。如准其通商，即将逆首罪名照经典自行惩办。”[80]清政府承认它在新疆的地位软弱，认为立即重开贸易乃属稳妥之举。因此，虽则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积极支持者，但他们未受损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事实上是自由的——阶级。在1858—1859年，当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达喀什噶尔时，约有6000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尔虎特人）前来欢迎他。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据说约占本地人口数的1/4，即约14.5万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国鞑靼人也被官方认为是安集延人，但他们在私下和“中国人”交往时并不隐瞒自己的血统。

喀什噶尔人移居西部中亚者也很多。在19世纪50年代有200多名玛赫杜姆家族的成员住在浩罕和马儿亦囊。大约有5万户喀什噶尔的移民被称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乌马儿汗建立的，几乎专供喀什噶尔移民居住）和卡拉苏周围的农村中，另有许多人住在城镇里。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约住有5.6万名喀什噶尔移民。几乎所有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从清朝统治之下和从对玛赫杜姆家族的历次入侵之后进行的报复之下逃出来的。[81]

1858年，一位新统治者马尔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据1835年中国—浩罕协定的规定派遣了汗国每年一度的贡使（从浩罕人的观点来看，这是“礼尚往来”的活动[82]）。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对入侵六城地区（这一侵略发生在他的前任胡达雅尔汗统治时期）的全部责任；所以使者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带着马尔拉汗的信，“责备”六城地区清朝当局“软弱和怯懦得可笑，因为他们在现场可指挥大批中国军队，但竟被一个盗匪所吓倒”，此盗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为一种经济措施，清朝停止从六城地区伯克们那里接收贡品。因而，当浩罕使者到达叶尔羌时，参赞大臣裕瑞“害怕这种来往的影响会传到皇帝那里”，托辞不让浩罕人前往京师。然而，使者决心要前往北京传递信件。参赞大臣因此“将整个使节团（包括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和24名同伴）送到靠近叶尔羌的古勒巴格（中国城），并在那里将他们暗害”。为了给他的行动辩护，裕瑞编造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浩罕使者在叶尔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殴打人民，强奸本地妇女，最后并侵犯参赞大臣的衙署。裕瑞宣称，浩罕人在那里拔出武器，刺伤了13个中国士兵，而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战斗中被杀。浩罕终于向伊犁当局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后者向皇帝转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职。

清《实录》只记述了裕瑞所说的情节。如果没有英国代理人叶尔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报告的话，人们就会对清朝关于浩罕随后派来一名使节为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不可理解的举止道歉一事的记述信以为真了。[83]

当浩罕的使者在叶尔羌被谋杀之后，浩罕和六城地区的贸易衰落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军队在边境外边活动，而1860年在英吉沙尔地区，当局不得不驱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领导的一次示威，并把他关入狱中。1861年，在中国西北部穆斯林中间日益动荡的背景下，圣战的趋势再次取得势头。米尔·阿赫麦德·谢赫的次子阿布都热依木和布素鲁汗的一个儿子发动了一次约有200名士兵的远征队进入喀什噶尔地区，然后倭里汗和阿布都热依木又领导了一次兵力达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优势。清帝国的军队俘获了阿布都热依木，并杀死了400名白山派军兵。但是倭里汗逃进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权威之间仍未取得平衡。圣战仍然在继续。六城地区是清帝国最虚弱的赘疣。它有一个动荡的过去，还可以预言会有一个动荡的将来。

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

1815—1862年这段时期实际决定了拉萨的哪些属地将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哪些属地将落入英属印度支配之下。英国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国，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碍。

1792年并入清帝国这件事将西藏和英属印度隔开，但是像俄国人在新疆一样，英国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渗入尼泊尔、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诸西藏属国，为东印度公司寻找贸易的机会。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卜达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带着印度和英国制品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尼泊尔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贸易的兴趣。

1810年，一个名叫吉尔曼的商人派遣另一个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样品，这种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垄断的，并且是对19世纪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当影响的一项商品。披巾用羊[84]毛有两种：一种用驯养的山羊毛，一种是更加珍贵的野山羊毛、野绵羊毛和其他动物的毛。虽则在拉达克出产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来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根据条约的要求，西藏的生产者只将羊毛运到列城，再由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商人继续全部转运给在克什米尔的纺织业。破坏这一垄断贸易便要以没收论处，它的规章严厉到甚至把六城地区质优价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挤出了列城市场。当拉达克政府听说吉尔曼的努力后，它宣布凡是破坏垄断的人此后都将处以死刑。

少数英国人亲自暗地里探索贸易的机会。1811年，托马斯·曼宁前往拉萨，甚至设法谒见了达赖喇嘛。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进入西藏，远至噶大克，穆尔克罗夫特还派他的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区搜集有关贸易的情报。但是这些人只是作为个人独自去的，因为印度政府虽则并不阻止这样的探险，但它害怕触犯清政府，所以拒绝给探险家们任何官方文书。但是由于1814—1816年英尼战争和英俄商业竞争的结果，英国官方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受亚洲俄国商人已在西藏活动的谣言的刺激，英国挑选了库茂恩和加瓦尔（菩提亚人在这两个地方的北部边缘居住）作为直接与西藏贸易的良好路线。[85]然后，在结束英尼战争的萨高利条约中，英属印度并吞了库茂恩，并且确定加瓦尔和西姆拉两个山地国家作为印度的保护国。现在，英国的领土首次和清帝国的领土在西藏接壤。1816年东印度公司的韦布上尉和西藏官员之间在新边境线上的接触，增加了英国打破西藏孤立状态的希望。

英国击败尼泊尔并在加德满都重新派驻一名使节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为尼泊尔人在最后尝试争取清朝援助时，曾向清朝谎报说，英国人命令尼泊尔将它献给清朝的贡赋转交给印度政府，还要求自由通过尼泊尔领土去西藏。为此北京派了赛冲阿钦差大臣带领一小支军队去西藏探听究竟。赛冲阿了解到事实以后，拒绝支持尼泊尔，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应考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从加德满都撤回使节为宜。当英国人答复说，如果北京愿意派遣一位中国的使节到尼泊尔去防止英尼争端发生，他们乐意照办，这时赛冲阿却将事情搁置下来，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国本部。[86]

英尼战争的另一结果是英国与西藏的属国锡金发生了接触。1817年，英国签署了英锡提塔利亚条约，将尼泊尔在1792年从锡金夺去的领土还给它，并且宣布对该国拥有最高权力，包括对锡金的外交关系负责。但是无论拉萨或是北京都拒绝承认提塔利亚条约的合法性。

英尼战争和英国宣布对锡金拥有最高权力，这成了西藏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作为清朝属地的西藏却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属，这些藩属是中国政治势力范围的次要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清朝的领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国形式上的属国。在18世纪，拉萨政府对扩大与英国的接触表现了一些兴趣，班禅喇嘛通过询问1774—1775年东印度公司的使节乔治·博格尔关于英俄关系的问题，已经有意地扩大了让英国人观察西藏的条件。在西藏并入清帝国后，英国人看来一定会先成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响的力量，但1817年以后，尽管汉族人数在青海和东部康区继续增长，人们已经很清楚，清朝对拉萨的权力不大，它几乎完全不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清帝扮演了佛教保护人的角色，他对寺院做一些布施，旨在维持现状。寺院和世俗官员们从西藏作为清朝藩属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茶叶贸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认为，拉萨不想将一种遥远的、松弛的与和谐的清朝统治去换取一种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较少共同点的英国统治。

清朝对英国侵略尼泊尔和锡金的反应是如此消极，以致拉萨不敢指望清朝的保护。清驻军的士气低落，数量也太少，不足以应付严重的危机。满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妇女，她们靠丈夫的微薄薪饷很难生活，何况薪饷又不能经常送到驻军手里，因此清朝驻藏官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西藏政府寻求财政援助。士兵们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饷。西藏面对英国的影响只能自己保卫自己。西藏人封闭了锡金这条英国和驻藏大臣联络的路线。从1818年起，企图经过苏特里杰河流域或库茂恩隘口进入西藏，已成为“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国官员们喜爱的运动”，但是西藏边境官员有礼貌又坚定地封闭了他们的道路。[87]拉萨开始编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强大的神话，想用这种托词说明，阻止英国直接与雪山之国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

印度政府决定实行一项谨慎的政策，这政策被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军马司主管人威廉·穆尔克罗夫特[88]这样一些人视为过分胆小怕事的一种举动。印度同中国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为繁殖马匹问题感到苦恼，为了军用他们也被迫输入马匹。因此穆尔克罗夫特终于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强允许，让他越过喜马拉雅山（由他自己负责和自费进行，没有任何授权或政治任命）去寻求中亚的马匹以供次大陆驯养之用。在印度的许多人对此行很感兴趣，希望他能弄清楚英国在山那边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尔各答的帕尔默公司和克鲁坦登公司将价值约3000镑的货物委托他经管。

穆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雷贝克于1819年出发，在1820年到达列城，发现拉达克的对外关系即将改变。直到1819年为止，拉达克是西藏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克什米尔的阿富汗人交纳第二等贡赋，即给他们以用益权。从一种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拉达克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名义上隶属于中国”。[89]然而在1810年，锡克人征服了克什米尔，并要求拉达克将克什米尔的用益权转交给他们。但是在穆尔克罗夫特的煽动下，拉达克王转而向英国人表示忠诚。印度政府怕触怒锡克人，就申斥了穆尔克罗夫特，拒绝了拉达克的归顺，并将此事通知锡克政府。锡克人放下了心。拉达克承认锡克人享有用益权并开始向他们交付贡赋。但是拉萨则把穆尔克罗夫特的未经授权的努力看作英国扩张主义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穆尔克罗夫特继续留在拉达克直到1822年，他试图通过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劝说叶尔羌当局允许他进入清朝领土。列城的一些贸易人士可能已被英国将通过列城到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前景所吸引住。一个叶尔羌的忽禅商人为他在俄国时听到的关于英国商人的叙述所打动，他帮助穆尔克罗夫特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另一个著名的纳赫什班迪教团成员和卓沙尼牙孜在叶尔羌有许多支持者，他给予了穆尔克罗夫特必不可少的帮助和忠告。但是克什米尔人害怕东印度公司将会妨碍他们对披巾羊毛的垄断，在叶尔羌有说服力地说明他们的立场，因此尽管穆尔克罗夫特声称曾有一个英国人已在大约二三十年前进入过叶尔羌，但清当局仍宣布英国无在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先例，拒绝了他申请护照的要求。穆尔克罗夫特经过克什米尔和喀布尔前往中亚，1825年死在安德胡伊。[90]

虽然穆尔克罗夫特未能完成买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国的兴趣。特别是他激起了英国的商业竞争感，因为他揭露了俄国代理人阿哈玛迪（见第七章），他报告说俄国人每年参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断言，“相当大一部分”披巾贸易是“通过布哈拉和叶尔羌两地而同俄国进行的”。[91]其他几个欧洲人也从印度进入拉达克。穆尔克罗夫特曾在那里遇到匈牙利学者、伪装成亚美尼亚人的亚历山大·肖马德科洛斯；1821年，亚历山大·杰拉德上尉进入拉达克，想要西藏批准他访问玛那萨罗沃池[92]，但未获成功。但是印度政府的态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当局发生官方接触，而英国人则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入横贯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特别是披巾羊毛的贸易方面，库茂恩和加瓦尔对此贸易似已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锡克人征服克什米尔的后果中，有一次饥荒使许多克什米尔织工流亡到英国领土上，尽管仍有垄断，小量披巾羊毛还是开始从西藏渗漏了出去。英国人想要扩大这种供应，并开辟从六城地区和西藏经过列城移往克什米尔的贸易。

西藏向拉达克输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产品和来自中国本部再加转运的商品。由牦牛商队从拉萨运到列城的中国转口商品主要是砖茶（每块重8磅），也有丝、绒、缎和银元宝。西藏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绵羊、硼砂（银匠和黄铜匠需要）、硫磺和黑盐。西藏自列城的输入品包括棉布、披巾、印花棉布、铜包的锡器皿、匙子、印度和欧洲的制造品、干果和谷物（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列城也和叶尔羌有相当可观的贸易，在19世纪20年代虽然有拉达克的垄断，但叶尔羌、和阗和大帐哈萨克人的披巾羊毛越来越大量地运到了列城市场上。披巾羊毛的价钱不断上涨，到30年代，拉达克禁止从六城地区进口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英国努力挤入这种贸易，最初是成功的。拉达克的垄断垮了。西藏的商队开始到英属印度的巴什哈尔去。但是英国并不是拉达克贸易的唯一觊觎者。1822年，锡克人把一个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为查谟王，1834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将军佐拉瓦尔·辛格带着一万名多格拉军队去征服拉达克。有个冒险家乔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尔游历列城，使拉达克人能够诡称，英国使节已经前来接受拉达克在十余年前通过穆尔克罗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然而英国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只会使更多的西藏羊毛转到印度；因此他们揭穿了拉达克人的欺骗，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来。尽管冬季的条件有利于拉达克，但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尔·辛格的武器相匹敌的，后者在1836年曾对锡克人夸下海口说，如果锡克人“愿意下令征服中国国土，他能马上点燃战争之火，向中国国王挑战”。[93]拉达克人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接连进行反抗，直到1840年在佐拉瓦尔·辛格征服了巴尔提斯坦以后，多格拉人才完全确立了他们对拉达克的统治。从理论上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改变。多格拉是锡克王国的一个部分，后者在拉达克继续保持名义上的用益权；而拉萨继续收取拉达克的例行贡赋。但是锡克对查谟地区的统治充其量不过是有名无实的。[94]古拉布·辛格计划恢复拉达克的贸易垄断。他甚至用停止拉达克历来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贸易使团提供惯例的膳宿和运输的办法，来向拉萨的传统地位挑战。

由于拉达克在混乱中，西藏商人日益避开列城，而把货物输出到巴什哈尔，这个地方变成了印度和西藏贸易的主要干线。结果，供应克什米尔织工的羊毛大减，以致几乎危及该工业的生存。在此期间英属印度自己横贯喜马拉雅的贸易多亏鸦片的输出而扩大了，作为非交战国的印度商人将鸦片运到列城，以便让克什米尔人——甚至还有一些印度商人——再向叶尔羌输出。大量来自旁遮普的鸦片，必然是完全通过锡克人和多格拉人之手的。小量鸦片是取道巴达赫尚到达叶尔羌的，也有一些由尼泊尔商人和在西藏冒充“尼泊尔人”的印度人经手，通过尼泊尔运到拉萨，在那里鸦片完全是供清朝军政人员消费的，尼泊尔人和西藏人并不是使用者。

为了沿通过列城的传统路线重新恢复西藏的披巾羊毛和茶的输出，并进而控制这条路线，古拉布·辛格派遣佐拉瓦尔·辛格在1841年入侵西部西藏，堵塞了渗入英国领土的贸易的漏洞。英国人既担心清朝将会因多格拉人的入侵而谴责他们，也害怕多格拉—尼泊尔人可能结盟（也许是因为清朝的怂恿）而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正在与阿富汗和中国交战而腾不出手来。有了这些考虑，再加上他们想恢复西藏贸易的愿望，导致他们给锡克人送去一份最后通牒，命令多格拉人撤退。锡克人把这话传给古拉布·辛格，但是在他能够和他派往西藏的将军联系以前，西藏人在没有从无能的清朝驻军取得援助的情况下就打垮了几乎被寒冬消灭的多格拉军队，并且杀了佐拉瓦尔·辛格。拉达克立刻发生了起义，西藏人于1842年侵入拉达克，重新确立了他们在那里自古以来的权力。但是古拉布·辛格赶派援军而至。西藏人退却了，比拉萨军队较为现代化的多格拉军队水淹靠近拉达克—西藏边境的西藏人营地，弄潮了他们的火药，使他们的枪毫无用处。多格拉人击败了西藏人，但是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而准备和解。

1842年10月17日，多格拉人和西藏人在列城缔结了和约，重新确立了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的垄断，确认了传统的（但仍未确立界碑的）拉达克—西藏疆界。多格拉人放弃所有对西藏的领土要求，西藏人承认多格拉人在拉达克的统治地位。多格拉人的印度教王国名义上仍然依附于锡克人，西藏是清朝的藩属，但是西藏人和多格拉人实质上都作为主权国家行事而缔结了一项国际协定。清朝无所作为，只是默认这一既成的事实。拉达克仍继续派使团前往拉萨进贡；多格拉人恢复了对西藏每年派往列城的政府贸易代表团提供象征性的膳宿和运输；西藏人则承认多格拉人拥有拉达克；列城对拉萨的贡赋减到了惯例水平；纳贡是为了取得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贸易垄断的确认。拉达克和巴尔提斯坦自此正式成为锡克王国的一部分。拉达克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势力范围，变成了印度次大陆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清朝驻军的可怜状况，降低了清朝在拉萨眼中的威望。当白莲教叛乱者1822年从四川侵入甘肃东部时，青海湟中地区的23个藏族部落拿起武器从和硕特部那里夺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硕特部早在16世纪初就已经占有了这些牧地）。同年，长龄率领下的清军获得暂时胜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一个漫长的破坏和屠杀的时期”跟着发生了，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是东科尔寺的文殊师利呼图克图。[95] 1829年，拉萨派遣它自己的军队去青海湖恢复秩序。1835—1838年西藏军队也和拒绝向达赖喇嘛政府纳贡的波密统治者作战，并取得胜利。西藏人驱逐多格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须通过其他西藏军事行为的背景来观察。

然而，由于害怕英国人，拉萨政府继续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1830年，西藏人因发现一个带着英文书信和地理情报笔记本的克什米尔代理商阿赫马德·阿里而感到惊慌，这个人承认他是为印度政府来刺探情报的。此外，印度政府在1820年击败缅甸人时，强取了缅甸人在阿萨姆的有争议的“权利”，其中包括与阿萨姆平原和西藏边界地方的部落之间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关系。1835年英国曾迫使拉萨的藩属锡金割让大吉岭，1841年他们开始吞并阿萨姆平原，但西藏的另一个藩属不丹声称阿萨姆应该归它所有。1844年，英国人迫使沿不丹东部边界的西藏达旺地区的首领们放弃对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权利，而他们每年则取得5000卢比的补偿作为代价。其中只有500卢比交给达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属寺院），其余部分都送往拉萨的哲蚌寺。换句话说，英国人承认他们是侵犯了拉萨的领地，从那时起直到1888年，当英国人完成了对阿萨姆—西藏边境部落的吞并以后，他们继续在门隅、珞瑜及下察隅等地蚕食西藏领土。由于拉萨和不丹的政府都怀疑锡金国王是英国人的爪牙，拉萨撤销了他在西藏领土上的若干传统的放牧权利，不丹人试图暗杀他。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拉萨政府的官员们需要促使清政权作出有力的姿态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当1844年噶厦以及甘丹寺、哲蚌寺和班禅喇嘛联合起来发起一场反对摄政策满林的政变时，这几方就要求北京干预。皇帝派遣因在鸦片战争中搞所谓“两面派”而被充军的琦善前去处理，当琦善到拉萨时，对摄政以拷问相威胁，除非他承认滥用权力。策满林从1819年起摄政，谣传说曾连续谋害了他照管下的三个达赖喇嘛。在琦善建议下，北京将摄政充军到满洲，但是拉萨的形势是一触即发，因为民众意识到清朝控制的软弱无能，对北京干涉和处理达赖喇嘛政府首脑一事深为不安。策满林出身的色拉寺的僧侣们拿起武器反对清朝当局，痛打他们在摄政房子里发现的两个噶厦成员，并释放了囚禁中被罢黜的摄政。可是，摄政自信在北京能为自己辩白，就告诉他的支持者返回他们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没有能证明自己有理而被流放到黑龙江。至少在表面上，“帝国的权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个人必须对它服从。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当琦善试图惩罚色拉寺的僧侣时，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从他手里拿了过去；在康区的一场辩论进一步证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权威的表面性。1844年，察雅（乍丫）的两个孪生活佛拒绝服从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拉活佛的权威。争吵在1846年演变成严重的武装冲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请求帮助，但在各地区首领中激起了反清情绪，其中一个首领由于对北京卷入拉萨的政变感到不满，拒绝为前往西藏的清朝换防军队提供搬运夫役。只是当拉萨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后才使争吵停止，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权威，而且在实际上，奖励了康区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征性的领袖人物。[96]

1846年英国对西藏隔绝状态重新施加压力。英国制服了锡克人，使古拉布·辛格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并承认他对拉达克的所有权，它行文给拉萨的办事大臣宣布英国对多格拉王国的宗主权（特别是对拉达克披巾羊毛的垄断权），鼓励印度—西藏贸易，要求组成联合的多格拉—英国—清朝边界委员会来确定拉达克—西藏的边界。信的内容还通过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可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让清朝与英国联系，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动中碰运气。当拉萨在1846年从西藏驱逐遣使会的教士噶哔和古伯察时，它不准让他们取道印度离境。英国的边界委员在1847年勘探了边境地区，但是清朝的边界委员一直没有到来。

此外，拉萨有意坚持1842年的多格拉—西藏条约把西藏政府的贸易限制在拉达克一线，以免和英属印度发生纠缠。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为自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灾难性的捐税”和他的官员们的瞎指挥，几乎在1849年使克什米尔的纺织业陷于停顿。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披巾工人开始离开克什米尔，致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年发布命令禁止他们移往国外。结果，虽则多格拉政府阻住了叶尔羌的“上好的”“土鲁番”羊毛流入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开始再一次供应生活在这一英国领土上的织工。[97]

从菩提亚人的观点看来，拉萨仍然保有特殊地位。西藏政府每年给锡金王一笔谷物、盐和茶的津贴，以补偿他在1849年因抵制英国侵略所造成的损失；1853年，西藏官员和拉达克官员们再次确定了拉达克在西藏的贸易垄断权，并且缔结了加强列城进贡使团和拉萨贸易使团每年交易的正式协定。不丹虽然是一个有独立对外关系的完全主权国家，也每年派贡使到拉萨去。[98]在门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于拉萨和效忠于英国当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菩提亚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虽然英国人已发觉他们的佛教山地诸国对双方都表示忠诚，但宗教的和世俗的义务是如此紧密相连，除非他们直接同北京和拉萨就此事进行谈判，就几乎无法把这些义务弄清楚。

由于哲蚌寺和达旺主要头人之间的争端，英国与西藏的直接谈判在拉萨的倡议下事实上确已进行，因为达旺主要头人在1852年没有将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赔偿中应给哲蚌寺的一份送给它，并且逃进了英国人境内。当拉萨派遣一支军队到印度边境时，英国同意每年送偿金给西藏，西藏则应以赦免叛变的头人作为交换。但是英国人没有能将1853年的谈判扩展到其他问题上，也没有提出要在将来进行其他直接接触，而它和尼泊尔之间的纠纷立即强化了拉萨的孤立隔绝政策。

在1840年、1842年和1846年，尼泊尔曾请求北京给予支持以反对英国，但是北京执行的是它的“一视同仁”政策；所以当1846年拉纳（昆瓦尔）家族的忠格·巴哈杜尔夺取了政权，他便转而采取亲英的政策，甚至撤销了1847年尼泊尔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贡使。然而在1852年他恢复了进贡使团，这个使团带到中国的鸦片差不多价值30万卢比，享受外交特权的免税待遇。在使团于1854年转回加德满都时，带回了太平军起义的新闻，忠格·巴哈杜尔认为加强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更有利的是因为英国正专心致力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向北京提供反对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援助遭到拒绝之后，尼泊尔于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异想天开的借口是要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尼泊尔为准备援助清朝的军队而花费的费用。忠格·巴哈杜尔还责备西藏人破坏尼泊尔人的贸易权利，并提出了一系列过分的要求。没有清朝援助的西藏人进行反击，战斗陷于僵持的困境。1856年缔结了结束战争的塔帕塔利条约，它无疑和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很相似，它规定：免除关税；在拉萨驻扎一位有治外法权的尼泊尔官员；特别是在尼泊尔人和所有其他居住在西藏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争执时有裁决权。尼泊尔人可以和西藏妇女结婚。与六城地区的察尔虎特人一样，这样的婚生男孩被认为是尼泊尔人，女孩则被认为是西藏人。拉萨同意每年付给尼泊尔贡赋1万卢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签订的条约已经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西藏—尼泊尔条约则使北京感到加倍丢了脸。在尼泊尔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关于和平问题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加德满都只和西藏人争吵，尼泊尔并不想反对清朝。但是条约中的称谓敬语把尼泊尔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为他将“像过去一样受到尊敬（或尊重）”。又对条约措辞作了进一步修改，将尼泊尔为西藏防御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国皇帝之外其他统治者的军队侵略时才适用，然后驻藏大臣才在条约上盖了印。但是北京指令这位驻藏大臣对条约的不敬之词假装痴聋，以免有损“国体”。[99]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无援地保卫自己的领土，但是，尽管清朝在这一过程中陷于某种困境，由于西藏人害怕英国人和尼泊尔人，他们还是继续向北京当局表示忠诚的。1861年，拉萨加强了继续托庇于清帝国的决心，因为在那一年英国侵略锡金，强迫签订了英国—锡金的通朗条约，使这个国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但是无论拉萨或北京都没有承认这个条约，在英国军队撤退后，锡金统治者继续从拉萨接受封赏。[100]

在1862年，拉达克、锡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属，但是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看来，不丹是独立的，拉达克和锡金由于条约规定是英属印度的属国。拉萨是清朝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尼泊尔进贡。尼泊尔是清朝的属国，但在政治上与印度政府联盟。在内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骚乱已在1854年被镇压下去。昌都地区一场把波密统治者牵连进去的严重混乱，已在1859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和画家断绝了外界影响而单纯地仍按自己的传统进行工作，继续从事各种形式的文学、哲学注释、校勘学和宗教画。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鲜的或革新的内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从中国本部来的，因为在19世纪汉族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图画、室内装饰、服装和烹饪中反映了出来。但是即使在这里，汉族文化的输入成分只是影响了西藏的上层阶级。[101]对于最普通的平民来说，中国本部仍是遥远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绝未占压倒的优势。在19世纪60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宁愿加强清帝国的象征性权威，并使它看起来好像是名实相符的。

在19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有进行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前，其他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强他的权力。在整个19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蒙古人也像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　译）

[1]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45—346页。

[2]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43页。

[3]那桑巴尔吉日等编：《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见拉西顿杜格的英译本。

[4]见那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第215—223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56—261页。

[5]《满洲统治时期喀尔喀简史》，第223—236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61—270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9—183页。

[6]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272—276页。

[7]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页。

[8]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学遗产》，第74页；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第247页；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63、215—217页。

[9]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278—290、307—323页。

[10]谢别迪尔尼科夫：《蒙古建筑学》，第86页；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第8页。

[11]《西域置行省议》，见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页；以及《罢东南蕃舶议》（原文已佚，见王佩诤上引书，卷2，第643页）。

[12]《喀什噶尔状况》，苏辛编（1827年），引自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13]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19、647页。

[1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叶尔羌人玛哈木·阿明说有12000人，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63页。

[15]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 阗 纪要》，第660页。但需参照玛哈木·阿明的“口头消息”，见戴维斯编《印度报告》，第334、342页。

[16]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

[17]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汗有“大约八千匹马”）。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75页；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81页。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班图索夫编，第115页。作者将张格尔和他的儿子布素鲁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确，但是所述事实是可以清楚辨认的。参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3页。

[18]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张格尔强行攻取了该城寨。

[1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63—365页。

[20]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说，他称之为库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达里斯人，伊萨克和卓（他准确无误地以此名称呼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是他们的首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不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双重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将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哈迪里亚派两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这是他的名字伊萨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21]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2页。

[22]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31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3页。

[23]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页。

[24]魏源：《圣武记》卷4，第57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7页。

[25]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26]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26—127页；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和中亚》，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1—222、366页注[111]及[112]。

[27]沃森：《乌孜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2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3，第18页（1831年3月2日）。

[29]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第117页。

[30]《大清宣宗实录》卷179，第17—19页（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18至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77页；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9页。

[31]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4、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4，第38页（1831年4月5日）。

[32]《大清宣宗实录》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时间被记为阴历六月。由于《实录》记叙条目的时间是阴历五月，故他死的时间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参看佐口透《社会史研究》，第408页，这里也说是1836年。

[33]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0页。

[34]关于这个名字，见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7.25，第5014号。佐口透把Zuhur ad-Dīn Tājī写作Zohr al-Dīn（《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86—492页），这是不可能的。

[35]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326页）声称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乌兹别克地区纪要》中说，作霍尔敦是作为“从北京派去的使节……谈判和平”的，见第375页。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的轮廓可能是在这一次拟定的。也见《大清宣宗实录》卷195，第12、15—16页（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页（1831年11月3日）。

[36]《大清宣宗实录》卷199，第18页（1831年11月27日）。

[37]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207，第26页（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页。

[38]《大清宣宗实录》卷209，第18页（1832年5月11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39]《大清宣宗实录》卷214，第19页（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页（1832年7月27日）；卷260，第15页（1834年12月15日）。

[40]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页（据说总共有2万名步兵，其中1万名驻在喀什噶尔）。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页。

[41]《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42]《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43]《大清宣宗实录》卷235，第22页（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页（1833年7月20日）。

[44]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改变归因于浩罕对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扩大）；《大清宣宗实录》卷261，第11页（1835年1月1日）。

[45]《大清宣宗实录》卷244，第18—19（1833年11月30日）、39—40页（1833年12月9日）；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46]《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1（1835年2月15日）、24页（1835年2月16日）；也见第27页（1835年2月19日）。

[47]《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他说在叶尔羌和北京之间正常的旅程是“六个月”。

[48]《大清宣宗实录》卷254，第5—6页（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页（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页（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页（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页（1835年2月15日）。

[4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将特许权的赢得特别归功于爱连拍迪沙），第341、40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5页（也提到爱连拍迪沙）；参看贝柳《喀什噶尔史》，载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185页；还可参看和卓巴哈杜尔汗的报道，见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以及沃森的《朝圣记》，第381页。

[50]《Ta’rikh-i sihgārī》，无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馆东方8156号（完成于1874年），错误地把权力归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章。

[51]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6、9、136—139、174页注[23]，这里对俄国过去作家的批评没有考虑到1834—1835年事件。

[52]《大清宣宗实录》卷265，第7页（1835年5月5日）。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95—496页。

[53]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统治者：对16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第17—18页。

[54]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01、680页。

[55]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也见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2页），他说商人是从安集延城来的；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57页。但可参阅阿赫麦德·沙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见《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

[56]戴维斯编：《印度报告》附录100，第29页；附录24，第193—196页。穆罕默德·阿明：《东突厥斯坦史》，第346页注。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1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页。

[57]《大清宣宗实录》卷267，第19—20页（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页（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页（1837年1月9日）。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第164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12页注，第326—334、345—348页。他的报道和清朝有关色勒库尔首领们的编年资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58]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22—223页；《大清宣宗实录》卷330，第29—30页（1840年3月2日）。

[59]《大清宣宗实录》卷293，第23—24页（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页（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页（1837年8月5日）。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5页。参看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60]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他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0页）中也清楚地谈道：“最惠国条款发端于清帝国想对所有非中国人显示一种高于他们的一视同仁的愿望。”

[6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中译本，第337页。

[62]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85页。马木留克人有类似情况，参见戴维·阿亚伦《马木留克王国的火药与火药武器：对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挑战》。

[63]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

[64]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79—80页。

[65]曹振镛编：《钦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页；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49页。

[66]《大清宣宗实录》卷419，第19页（1845年8月20日）。戴维斯：《印度报告》，附录24，第191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页。

[67]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15页；卷3，第152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17，第2（1845年6月6日）、12—13（1845年6月13日）、21页（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页（1846年9月17日）。

[68]《大清宣宗实录》卷428，第19页（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页（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页（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页（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页（1847年1月9日）。

[6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152页。

[70]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34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51，第20页（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页（1848年4月9日）。

[71]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670页；阿赫麦姆·沙：《旅行记》，第349页。

[72]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6—67、69、190—192页；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第245、253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8—349页。

[73]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9、88、193—196页。

[74]陈庆隆：《从1828年暴动到阿古柏时期的新疆史》，第39—40页。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所写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误。奕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页），以及《大清文宗实录》卷228，第22页（1857年7月16日）。

[75]佐口透在《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16页）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han）转写成“Yusan？ Khwāja I-shan”。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än，显然是Husayn的突厥化，这可以从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编《维吾尔文—俄文字典》（第287页）得到证实。《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页。

[76]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0页；《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页。喀西达关于倭里汗入侵的报道，见罗斯编译《喀什噶尔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页；羽田明：《倭里汗之乱的一件史料》，载《冢本博士纪念论集》，第65页。

[77]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注3；赫尔曼·封·什拉琴威特—萨孔伦斯基：《印度和亚洲高原旅行记》卷4，第282页。

[7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5页。这个数字似乎高了一些。

[7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31页。

[80]《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页。《大清文宗实录》卷267，第5页（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页（1858年4月16日）。

[81]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94、602页；卷2，第343—344、369页。《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卷1，第662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351页。

[82]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

[83]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2页（Abdul Kâim [‘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误。Qā’im不是真主的99个名字中的一个。清朝的资料是阿布都剀里木A-pu-tu-k’ai-li-mu）。参看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25—526页。佐口透的叙述是以清朝资料为依据的。

[84]克什米尔地区出产的披巾特别著名，它是用西藏和拉达克东部高山地区山羊的下腹部细毛制成的，三个织工编织一条普通披巾需时三个月，贵重的披巾需一年多时间。18世纪时，克什米尔披巾行销印度、中亚、俄国、伊朗等地。19世纪中叶，远销欧洲国家。——译者

[85]莫拉爵士的密信，引自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页注2。

[86]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89—94页。

[87]拉姆：《1767—1905年通向拉萨之路》，第62页。

[88]《大清宣宗实录》卷34译为“木尔齐喇普”。——译者

[89]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

[90]穆尔克罗夫特：《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1，第47—50页；黎吉生：《西藏简史》，第72页；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39页，特别是注2；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75页注28。参阅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与探险史》，第31页，他无批判地遵循古伯察的主张；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03—212页，他论证穆尔克罗夫特在十余年后死于西藏之说不可信。

[91]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卷2，第164页。

[92]即冈底斯山附近的玛法木错湖。——译者

[93]Sohan Lāl Sūrī，‘Umdat at—tawārīkh，引自B.S.辛格《查谟之狐》，第28页；也见第204页注39。关于征服，见鲍宁《对小西藏的征服》，载《伊斯兰世界杂志》卷11，第6号（1910年6月），第207—231页。

[94]参见胡希旺特·辛格《锡克人历史》卷1，第279页；卷2，第21页。他提出克什米尔织工的困难和锡克人的积极性是多格拉人扩张的原因。

[95]施拉姆：《甘藏边界的土族》第三部分。文殊师利呼图克图＝东科尔寺呼图克图＝察罕诺们汗。

[96]彼得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4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32—342页；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54页。

[97]B.S.辛格：《查谟之狐》，第160页；戴维斯：《印度报告》，第52页。

[98]拉姆：《近代不丹》，第52页。

[99]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29页。

[100]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页。

[101]斯内尔格罗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页。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19世纪60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8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是19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持地方秩序。

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大创举。[1]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一度发展到13.6万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2]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决心。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书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3]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4]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礼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节。[5]由于理学总是有“内”“外”——即本质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方面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6]

1853年1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7]于是曾国藩决定应用其经世致用术的两个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质，又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这甚至比要求他们具备军事经验的心情更为强烈。他要农民出身的“淳朴”的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8]

为了管理他的陆军及其附属水师的粮饷，曾国藩经清帝的批准成立了一个官僚机构。虽然他在一开始没有被封为钦差大臣，但他是领有钦命的。[9]这使他有足够的权力，可以给官员颁发札委和授给他们委员的头衔。曾国藩还在他的大本营中设立一个“参谋部”，即绿营的营务处。在湘军进驻湖北然后又进驻江西后，不管曾国藩的大本营设在何处，都在附近城镇设立粮台，以监管船运粮食。此外，在前沿阵地还有管理饷银和弹药的机构。[10]

曾国藩非常注意被委托办事的人的品质。他选拔一名对水战有一定经验的下级绿营军官杨岳斌（1822—1890年）和与地方防务有过短期关系的生员彭玉麟（1816—1890年）来指挥他的水师。尤其是彭玉麟，他证明是一名勇猛、正直和谨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国藩的心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曾国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进幕府和量才使用他们而著称。他常常任命幕友至营务处或某个粮台任职，这样就把“食客”转为有委员地位的政府官员并付给官俸。曾国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贪赃、有实际才能而为人称道的“正人”来充当这样的管理人员。但实际上，他伤感地发现，他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放宽他的品行标准。他只有对手下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才能彻底维持湘军的战斗力。但对这些挽救其战斗力的办法，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难得给予承认的。

事实上，湘军的战斗力大大地被许多赞美它的编史者们夸大了。诚然，湘军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举，遏制了太平军企图巩固沿江所有城市的战略锐气。而1854年12月在湖北边缘的田家镇击溃庞大的太平军水师的战绩也显示了曾国藩水师的质量。但当曾国藩沿江而下远征江西时，他被断然阻挡住了。至少他的一半水师被围在鄱阳湖达两年多之久；而且尽管湘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回师防守，太平军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曾国藩仍继续被围在南昌，而由胡林翼（当时的湖北省代理巡抚，后来又实授巡抚）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指挥大部分湘军作战。到1856年6月，当驻在南京以东并由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崩溃时（见第六章），湘军在江西和湖北同时也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是由于南京发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军施加的压力，才得以避免一场灾难。除了湘军的水师以外，它的各支部队当时大部分被打垮，虽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结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现了湘军暂时恢复元气的时期，它在两三年内扩充到4万人左右。它尽管遭到几次惨败，但到1859年中期仍能肃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军。军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同时基本上还保持着它的组织形式，可是曾国藩却不得不放弃他在选用军官方面的原则。像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杰出的儒将已在战斗中丧生。曾国藩和胡林翼所依赖的新将领再也不是能实际指挥战斗的儒家人物了；剩下的几个儒将驭将比带兵更为内行。在营一级将领中，读书人已不再占优势。这时大部分指挥营的将领只勉强认识几个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擢升为统领。[11]经验证明，执行前线任务需要读书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盲和半文盲中，却有具备卓越战术才能的勇将。原为曾国藩水师下级军官的鲍超，在1855年被胡林翼提为统领，带领3000名新兵。据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鲍超与其他两名20多岁的年轻人毕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国藩最器重的统领。朱洪章自称是一个在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敌军时难得眨眼的人，在十三四岁时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未满20岁就参加了勇营。[12]

像鲍超和朱洪章等人虽然善于指挥作战，但容易骄纵他们的官兵。湘军的军纪不断败坏。每当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掠夺。1858年7月当曾国藩服父丧15个月后复任时，他发现湘军的行为如此之坏，以致地方的团练也常与他们作战。其弟曾国荃返任得更早，他从湖南带来的2000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战经验的营级将领带领下，1858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但在胜利时，他的部队变得那么难以驾驭，以致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1858年末三河镇之役遭惨败后（儒将李续宾和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死于此时），湘军又设法进入安徽。但此时曾国藩所率各营实际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组成，他们被像朱洪章那样久经沙场的粗野将领所带领。尽管曾国藩宣扬爱民（他在1858年末亲自写的军歌以此为歌名），湘军原来的良好风纪似乎再也没有恢复过。

在此以前，曾国藩已经写出他的主张，认为理想的军事将领应“不汲汲于名利”。但到了1856年，他发现大部分湘军军官“皆不免稍肥私橐”。他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13]到了1859年，曾国藩几乎要把将官划入衙门胥吏和差役这一类儒生认为不得不容忍的无德之人之列。他这时认为，中国古代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肯定已被历史学家理想化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像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非凡的儒将，“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即使他的最优秀的将领，也只有在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其绿营军阶的奏折时，或者在他们预期掠夺战利品的前景特别有利时，才肯卖命。他写信给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极端实用主义，当时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14]这就是以我佛的智慧来补儒家经世致用之术的不足！

清帝国的政策：向同治时代过渡

从1859—1861年这三年，人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同时也看到清朝对欧洲人的政策从敌对转向妥协，这部分是由于在随着幼主登位而产生的权力斗争中，宫廷决策人有了变动的缘故。

在向同治年间过渡的时期，任用汉人担任省的要职这方面的政策可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清朝的统治者已经非常信任他们的受过严格教育的士大夫。据报道，咸丰帝在他深为尊敬的教师杜受田（1787—1852年）的推荐下，选择了信仰理学的汉族诗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1866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5]虽然祁寯藻在1855年退隐，但他的许多意气相投的好友在京师仍身居高位。他在军机处的继承者文庆是一个颇有阅历的满人，此人自1853年以来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并推荐过胡林翼为湖北省巡抚和骆秉章继续担任湖南省巡抚。1856年文庆去世以后，清帝愈加听信肃顺（1815？—1861年）之言，后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干的宗人。肃顺是清帝另一名宠爱的皇亲端华的兄弟，他在1854年起开始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和工部侍郎。他在担任包括理藩院尚书在内的一系列要职后，在1858年末又任户部尚书。肃顺为人骄横悠肆，但对汉族文人则颇具爱才好士之风，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闿运等湖南才子当他的幕僚。曾国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就是出于肃顺的保举。[16]

肃顺一意孤行，急于想纠正政府中各种臭名远扬的弊端。他与其说是一个儒家，不如说是一个法家；他的作风严厉。1858年后期，在北京发现了一起举人考试贿赂案。清帝在肃顺及其同僚的建议下，下诏把一名满族高级主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处以极刑。行刑后的八个月，即在1859年11月，肃顺对发行钞票的官办银行进行了调查，此举再次震动了北京的官场。纸钞与声名狼藉的大额劣质咸丰铜钱，是清廷谋求解决其财政危机的无可奈何的办法之一。肃顺把数十名被控贪污的户部胥吏连同许多经官方批准经营的银行主关进狱中。他因此以勤奋和意志坚强著称。但当时在北京的郭嵩焘后来指出，肃顺的行动还算不上彻底的改革。他认为，清政府的主要缺点在于官场讲究排场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他断言某些不法行为是难以避免的，这使人想起曾国藩议论他的将领的一些话来。他写道：“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17]

肃顺任理藩院尚书时，已经继承了明清帝国的政策，即凭借天子的威严作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国对亚洲腹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他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从所有迹象看，肃顺是要求废除1858年天津条约中某些条款和鼓励僧格林沁加强大沽湾防务的那个非正式的王公集团的幕后策划者（见第五章）。他在处理外交政策时，与他处理户部的贪污胥吏一样僵硬，这可从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大沽炮轰英舰后一个月，他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捷耶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拒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而且还拒绝接受瑷珲条约草约，该条约已在1858年由黑龙江的满洲将军谈妥，并规定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土地。

当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队被第二次英法远征军击溃后，肃顺及其同僚感到必须接受在北京开辟外国使馆区的要求；但即使在面临灾难之时，他们对谒见清帝不行叩头礼这一问题仍不肯让步。于是下令对英法军队进行一场讨伐性的战争。清帝国军队很快被联军的火力击溃，但肃顺这时与清帝正在前往热河行宫的途中（从北京出发，路程一般为6天）。恭亲王与唯一没有随驾离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则留下与欧洲人谈判。

在热河时，身为内务府大臣和户部尚书的肃顺取得了实权。虽然除了让恭亲王及其同僚开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签订的北京条约外别无选择，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在热河的宫廷中作出。英军和法军撤离北京后，他们仍有约6000名留在大沽和天津。经过这场战争，北京的官员就这样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而滞留在长城以外热河的朝廷则怀恨在心。随着新条约的履行，热河和北京之间的观点分歧不断扩大。

1861年1月，清帝批准新设处理西方关系的总理衙门，并于3月31日正式成立；两星期后，英法两国大使抵京驻扎。按照条约，虽然镇江上游的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得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年12月将这三个商埠全部开放。显然，太平军和捻军对王朝的威胁要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大；甚至俄国人也暂时得到了满足。恭亲王和文祥奉诏要发还原来天主教的财产，并要在新商埠开辟时在那里安排外国租界。为了执行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国海关督办管辖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商埠。1861年1月的上谕批准了江苏巡抚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焕的建议，让已在1858年被提名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正式就任。李泰国在当额尔金勋爵的翻译时采用恫吓策略，故清朝官员十分痛恨他，可是实际上李泰国是英国公使卜鲁斯提名的，虽然1858年的通商章程已经规定外国政府不得干预税务司的人选问题。恭亲王和文祥认为任命李泰国是有利的，因为北京在1861年初又处于财政危机之中，户部的库银已减少到30万两。虽然向外国船只征收的贸易税的40%用作对英法的赔款，但人们仍然认为，欧洲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力图增加关税收入，并且新财源将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后者“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无从彻底清查”。[18]在1860年期间，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占领的广州以及汕头设立了新的海关。他不久以健康为理由请假回英国；临时代理他的赫德（1835—1911年）继续拟订进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设立新海关。

咸丰帝不愿看到所有这些现实，特别不愿看到欧洲军队仍在天津留驻，所以他一再推迟返京日期。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病（可能是肺结核）。他在夏初时稍有好转，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恶化。在两天后去世之前他一度苏醒，但时间短得只能立下两道遗诏：其一是立他的五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另一纸是授权四位侍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和景寿，都是宗人）和在热河的四名军机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前四人所受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推测，这八人在怎样抬高他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位较低的宗人，决没有资格当摄政。）然而这八人对自己作为“顾命之臣”的身份信心十足，以致他们以幼主的监护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来作决定。

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的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咸丰帝去世后留下了25岁的皇后钮古禄氏，她为人随和，没有野心。但这时的天子载淳的生母却是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按照规矩，8月22日的诏令晋封叶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东宫钮古禄为太后。八名咨询大臣在谒见两位太后时，提出此后他们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书，都要由两位皇太后加盖她们掌握的御玺来批准。但叶赫那拉过去曾为先帝整理过奏折，因而她们坚持要先看过一切草拟的敕令、诏书以及奏折，才能在任何文书上加盖御玺；而且由咨询大臣提名的高级官员任命事项，也必须要经过她们的批准。这八名咨询大臣勉强同意了。但两位皇太后并不公开上朝听政，她们只召见这八个人。

这种做法并无错误，因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从没有皇太后上朝听政之事。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中国的传统是可以援引的。北京的官员这时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使两位皇太后实际执政，或者按照历史上常见的做法实行“垂帘听政”。[19]恭亲王无疑是幕后人，他最后获准前往热河行宫。当时在热河的军机处的一名官员写信声称，恭亲王设法晋见了两位太后，并缓和了她们对欧洲人的恐惧心理。[20]9月14日，即恭亲王启程回京后第三天，一名御史向热河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另外应指定一二位亲王来“辅弼政务”。八大臣大为激怒，就草诏谴责上奏折的御史，并且宣称，在清代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之例。叶赫那拉氏反对这份诏书，但拖延了一天半后仍同意在上面加盖了御玺。

肃顺及其同僚显然认为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宣布，护送先帝灵柩的皇族送殡队伍于10月26日启程赴京，新帝将于11月11日登基。肃顺可能已与满族将领胜保取得了秘密谅解，后者已于9月18日来到热河，此行名义上是来祭奠清帝的。胜保是1860年夏在与捻军交战时奉召协助保卫北京抗击英法联军的主要将领。他虽然被欧洲人打败，但仍在北京周围拥有重兵。很可能他在耍两面手法，曾答应要支持八大臣；但时机一到，他就背叛了他们。

两位皇太后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恭亲王立刻被召见；两位皇太后次日又召见恭亲王、桂良、文祥和大学士周祖培，交给他们一份据说是醇亲王奕譞（咸丰帝的异母兄弟，并娶了叶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诏书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提了错误的意见。据说召见正在进行时，应该陪同缓慢行进的灵车的载垣和端华突然出现，他们高呼“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但他们被恭亲王的卫士拘捕。当晚，在离京不远的送殡行列中的肃顺也被醇亲王率领的军队所捕。11月7日经两位太后指令召开了京畿官员的会议（包括内阁和六部九寺的高级官员以及翰林和御史等），会上提出应把载垣、端华和肃顺凌迟处死。次日，降旨谴责他们伪称先帝任命他们为皇太子的咨询大臣，肃顺曾打算在两宫之间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经自己坐上过御座。建议的处分随即被减轻，载垣和端华被“赐死”，肃顺被斩首——都立即执行。对其他五位大臣则建议充军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减罪，只受到革职处分。

11月2日，即两位皇太后回京后的次日，收到了两起要求她们秉政的奏折。她们立即要原来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个集团来安排皇母的“垂帘听政”。她们授予恭亲王“议政王”这一显赫称号，使他在政体中有着突出的地位。这个称号原来是在1622年由满洲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封给身为八旗领袖而又是自己的儿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1795年）以来还没有被使用过。[21]这时又授予恭亲王这一特殊荣誉，却不去考虑原来的用法了。此外，恭亲王又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但叶赫那拉氏设法保持了皇太后对诏书和钦命的最后决定权。她们不但掌握御玺，而且还在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员听政，也就是行使了摄政权。有关“垂帘听政”的条例已在11月9日的诏令中做了规定。例如，甚至关于军事的奏折，也必须先由太后们细读后才交由议政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酌办。只有在召见中得到指示后，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当接受省职的官员按常规上朝见驾时，两太后与幼帝一起坐朝，她们坐在幼帝宝座之后的八扇黄色薄纱屏风后面。

11月11日幼帝即位，改新年号为同治。汉学家兼外交家威妥玛写道，根据文祥的说法，同治是《书经》中的“同归于治”之简称，从字面上看，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共同回到（或恢复到）井井有条的状态”。两宫于12月2日初次临朝。一个在宏伟的金銮宝殿内下跪的官员仰面看到幼主高高在上，坐在巨大的御座上，左侧站着恭亲王，右侧是已成为御前大臣的醇亲王。但特别令人生畏的却是御座后面那扇几乎是透明的黄色屏风。[22]

叶赫那拉氏在今后的47年中将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对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年）为人腐化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见。文祥是一个在满洲的穷官宦之子，中过进士，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工部开始他的仕途生涯。他办事周密谨慎；他在1853年由于偶然的机遇，得以在负责北京军事的一些王公麾下工作（当时正值太平军北伐）。这种优点和经历使他的才能得到几名达官显宦甚至肃顺的赏识。他青云直上，不断擢升，在1859年终于升为军机大臣和户部侍郎。1860年9月清帝离京时，他奉命担任代理步军统领，留守北京，并在和议中当了恭亲王的助手。他证明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且西方官员把他描述为总理衙门中的“干员”。政变后，他又成为军机处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他善作妥协的才能，以及他的勤恳和正直，他不但不断地几乎受到恭亲王的完全信赖，而且也得到慈禧的高度器重。

恭亲王和文祥不得不去安抚京师官场中的一派官僚，他们虽然同意与卑鄙的欧洲人达成妥协，但仍继续专门在政策和用人方面大唱道德高调。尽管对内战争和对外求和需要实用主义，但依然存在咸丰在位头两三年开始时的那种风气——尊敬那些对宋代理学有特别造诣的官员。咸丰帝经他尊重的老师杜受田的推荐，把湖南的老年学者唐鉴（1778—1861年）召到北京：唐鉴因替那些忠实地遵循朱熹学说的清代学者辩护而闻名。后来，持同样见解的两名大学士翁心存（1791—1862年）和贾桢（1798—1874年）虽然没有决策权，但在京畿官员甚至省级官员中仍有影响，因为他们常在会试中担任考官，声称有许多及第的士子是他们的“门生”。由于两位太后的权力要依靠儒家的“孝道”，所以她们在1861年至1862年特别容易同样大唱咸丰初期的道德高调。政变后不久，蒙古血统的著名理学家倭仁几乎立即被任命为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次年，他被提升为大学士，同时担任清帝的老师。与倭仁同样以程朱理学造诣著称、并以个人道德楷模闻名的李棠阶（1798—1865年），[23]也放弃了河南的隐居生活而担任都察院的都御史和军机大臣。

虽然新的同治统治至少需要正统的学说来装饰门面，但恭亲王和文祥最关心的却是王朝面临的军事威胁。此时威胁与其说来自欧洲人，倒不如说来自太平军和捻军。早在1860年秋季与欧洲人议和时，他们已经在考虑（不过很谨慎地）在欧洲列强中是否有一两个国家可能会帮助清廷与叛军作战。他们接受了伊格纳捷耶夫关于向清廷提供步枪、大炮和教官的建议（第一次提于1858年），但条件是训练不得在北京进行，而是把选好的旗人派往恰克图受训。他们对清廷是否也应采纳伊格纳捷耶夫建议派一支俄国小舰队去协助攻打南京一事犹豫不决，但他们对此机会颇感兴趣，因而建议清帝将此事交曾国藩及其他官员酌办。但曾国藩等人反对此事；同时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警告恭亲王和文祥，说任何派兵进入中国内地的欧洲强国可能再也不会撤走。不过此事提醒了这两个满族政治家可以用一支归清廷拥有的西方造的炮舰舰队去炮击太平天国的京城。1861年6月，法国公使馆又重提了在天津的一名法国海军中校提出的建议，表示法国可以协助清廷购买这样的舰队。但恭亲王和文祥没有接受，反而采纳了李泰国和赫德拟订的有关英国炮舰的计划。在卜鲁斯知情的情况下，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有12艘轮船，所费不到100万两银子，可以通过对鸦片增收海关关税和在销售这种毒品时征收货物税的办法来筹款购买。赫德还保证船只可由汉族甚至满族海员来驾驶。[24]1861年7月，热河的清廷在批复总理衙门的劝说性的奏折时，批准了这个计划。为了筹措足够的创办经费而拖延了一段时期以后，赫德在1862年初才写信告诉李泰国进行购买舰队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在次年造成外交危机的著名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事件。

恭亲王和文祥继续对欧洲人采取安抚的姿态。新开辟商埠的地方官员可能会拒绝与西方人及其领事合作，但北京总是对他们施加压力。[25]除了由江苏巡抚当时兼任（后来由两江总督兼任）的旧“通商大臣”外，又添了一名主管华北三个新商埠的新通商大臣。新大臣崇厚经清帝批准，安排士迪佛立将军麾下的英国军官对一些驻津军队以及由京来津的精选旗人进行训练。在1862年，已有数百名旗人就这样学会了使用西方小型武器，并在回京后不久就组成了一支由清帝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神机营的核心。文祥一度任负责该营的官员，后来又亲任该营七统领之一。由于某种原因，神机营的规模一开始限制在6000名士兵以下，而天津的训练计划也只维持了四五年。

清廷必须确保欧洲人不去帮助太平军，因此朝廷打算在贸易和传教等争议方面让步。由于中国一方的坚持，天津条约在开辟牛庄和芝罘的条款中，已经禁止外国船只进行大豆和豆饼的贸易。因为这是江苏和浙江出海帆船在东北的大宗贸易。但西方的船主及其代理人闹着要参加这项贸易，于是在1862年1月总理衙门就顺从了卜鲁斯关于撤销这一禁令的要求。此外，经过了几次早期激烈的反教会暴乱后（包括1861年11月的贵州教案和1862年3月的江西教案），朝廷颁发了一份布告在全国广为张贴，强烈呼吁要公平对待传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见第十一章）。可是在1862年夏递交给法国公使的一份“保护教民章程”中，恭亲王和文祥设法写进了如下的条款，即应警告教会不得“干预地方公事”[26]——希望用这个办法在条约的约束下尽量保持中国行政权力的完整。

外国武装和太平军的失败

1862年淮军的出现标志着曾国藩的军事体系扩展到了上海地区。与湘军相比，淮军实力较强，这不但是由于淮军官兵的质量较高，而且他们还拥有西方的枪械弹药。在淮军最初的13个营中，有8个营实际上是从湘军调来的。调来的湘军将领中有两人证明是特别值得器重的，一个是程学启，此人原为太平军，在安庆投降了曾国荃，另一人是木匠出身的湖南人郭松林。已经证明是当时清朝最优秀将领之一的刘铭传（1836—1896年），原来是个私盐贩子。他和其他淮军将领曾经带领的一批骁勇的士兵来自合肥附近多山的西乡，那里是一个宗族观念很强的地区。[27]李鸿章麾下更为粗鄙的将领证明比一些儒将更适应于使用西方武器。早在1862年6月，程学启已经把他的一支部队改建成拥有100支滑膛枪和步枪的“洋枪队”。到9月份，淮军至少已从洋行购进了1000件这类小型武器。但洋行不能迅速供应大炮。在1862年整整一年中，刘铭传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无所获。但到了1863年中期当淮军因从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军而增加到4万人时，它确已掌握了许多现代的大炮，还至少有1万支步枪。刘铭传还雇了几名法国炮手，此外还有约20名西方人在淮军“洋枪队”中当教官。

虽然淮军终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进攻敌人城镇时得到的最大帮助却是由常胜军中外国军队操纵射击的大炮（常胜军中还有比淮军射击技术高明的中国步枪手）。虽然英国人在1862年5月后一般地说避免直接参战，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就是身为清廷军官而这时听命于李鸿章的华尔。华尔虽然年轻鲁莽，却显然具有聚集约140名外国军官在一起共事的领导能力。海军中将何伯一度对华尔怀有敌意，这时也给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内的枪支弹药。华尔用他与商人杨芳共有的汽轮运输他的步枪手，此举也有助于李鸿章在1862年7月和8月迅速取得胜利。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时写道：“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28]

同时期，李鸿章已经接任了薛焕的职务，在1862年4月份任代理江苏巡抚，12月任该省巡抚。在7月份，他从吴煦（在12月份前仍为布政使）那里接管了厘金税。当清帝国的海关税收用于维持保卫上海的英法军队和维持常胜军时，李鸿章接管后增收的厘金税收却使扩充淮军和支援曾国藩及曾国荃有了可能。与薛焕不同，他不主张鼓励欧洲人扩大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间讨论的一项建议，即邻近该商埠周围的农村应归外国租界当局管辖。李鸿章忠于清帝，同时对他称之为“中国”或“中土”这一政体的尊严也非常敏感。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助……既输下气，且张骄志。”[2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鸿章最先使用了“自强”一词。

李鸿章虽然希望避免欧洲人进一步插手战争，但仍很珍视常胜军的援助；这支军队虽然由西方人率领，却有效地置于中国人的指挥之下，这件事是值得详细说明的。历史上不乏“蛮夷将领”为中华帝国军队效劳的先例；以华尔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经济的报酬，而且有绿营副将的军衔，此事说明欧美的属员是可以归清廷节制的。华尔在1862年9月死后，准备让其继承者白齐文率领常胜军进攻南京的计划虽经曾国藩和清帝的批准，却未能实现。因为白齐文与杨芳为了财政事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对南京的远征不得不取消，最后由戈登来率领这支华洋合璧的队伍。李鸿章理解，这支队伍的外国军官绝不可能被中国人指挥。于是在1863年1月中旬，他与士迪佛立将军取得一致意见，准备任命就要退出英军现役的戈登为绿营的总兵和常胜军的副管带，与一名曾与华尔共过事的绿营将领共同指挥。李鸿章保证定期支付常胜军官兵饷银以及英国人供应弹药的费用。但他坚持常胜军应从4500人减至3000人，戈登应受李鸿章个人指挥。李鸿章答应英国人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如果调动常胜军越出上海周围30英里，要事先取得英国当局的同意。可是在2月份，当李鸿章要常胜军去围攻上海西北30英里以外的太仓时，他压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对意见。戈登在1863年3月开始指挥常胜军。虽然李鸿章立即要他进攻苏州和更远的地方，但英国人并没有反对。

常胜军的大部分军官是习性粗暴的美国人，他们对戈登的约束，深为不满。至少爆发过两次哗变，骚乱则是时有所闻。但戈登个人骁勇善战，他给其部下的印象不亚于华尔，并且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战术家。他接收了华尔的那艘浅水明轮铁炮舰海生号（它船尾的转动炮床上装有能发射32磅炮弹的火炮），此外，他还有新式的英国大炮。从1863年1月起，淮军就一直企图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队围攻的太平军降军，常熟离苏州北面仅30英里，是粮食供应的主要基地。直到4月份戈登带了榴弹炮和科赫恩迫击炮赶来时才解了围。淮军当时正在围攻通往苏州的战略城市太仓。5月份，戈登乘海生号赶到，经过四小时的炮击后轰开了太仓城墙，使程学启的士兵占领了该城。所以李鸿章成为西方技术的坚定信仰者是不足为奇的。他得意洋洋地写信给曾国藩说：“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30]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顾说，“人们原来期望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但他认为他的战斗会加速使苏州投降，从而及早结束战争。[31]

“中国的戈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体现在他身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主义。他对镇压太平军战争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的炮兵与李鸿章的淮军一结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队牵制在苏州周围，这些部队本来可用来大举进攻南京外面的曾国荃部队的。

实际上，曾国荃的士兵差一点遭覆没之祸。他率领了2万名士兵已在1862年5月末来到离南京南面仅几英里的突出地带。但太平天国的京城由于其坚固的城墙和堡垒而无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围有河流山冈而难以使之孤立。忠王已于6月份撤离上海返回苏州，准备在南京发起反攻。反攻在10月份开始，当时他带大军从苏州赶到，后面又紧跟着来自浙江的军队。曾国荃的部队由于遭到一场严重的瘟疫和不断受到挫折而元气大伤，到1863年1月已濒于崩溃。但忠王因出于对苏州地区的关心和对皖北粮食供应的需要，对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贯注。[32]他带了饷银和粮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京，并在一个多月内，以自己的“洋枪军”不断打败曾国荃。但在9月中旬，他匆忙赶回苏州，这次他留在那里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如果没有戈登及他的大炮，淮军不可能那么快威胁苏州，因而忠王后来在著名的“自述”中不断详细谈到“洋鬼子”大炮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些话并非夸大之词。[33]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湘军和淮军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损于本国主权完整的外国援助就能对抗太平军。1862年和1863年春，随着捻军在山东和河南威胁的增长，清廷越来越急于要把太平军赶快打败。1862年6月，在卜鲁斯的敦促下，总理衙门得到清帝的批准，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上海训练中国军队。7月，李鸿章勉强将薛焕的一千多名残兵转交英国人，另外交给法国人600名。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扩大这类计划，因为担心欧洲人会逐渐侵犯清朝的权力。按照李鸿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这类计划应着重“练将”，因为“统带（华兵）不可久借外人”。[34]晚至1863年3月，士迪佛立将军在安庆访问曾国藩时，他建议把英国人在上海训练中国军队的数目增至1万人。士迪佛立盘算使用这1万人配合李泰国正在装备并预期在夏末到达的舰队一起攻打南京。李泰国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他与李鸿章商讨财政问题时，透露有六百多名要为清廷效劳的英国官兵，将随同八艘炮舰前来。李鸿章立刻注意到这与1862年初经曾国藩修正的赫德的最初建议有出入：原建议提出，这支舰队将主要由湘军水师驾驶，英国人只是提供训练和援助。李鸿章警告总理衙门说，李泰国为人骄横、险恶和狡诈。但问题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胜利，以致会听任李泰国和士迪佛立为所欲为。

6月初，李泰国在北京拿出了他与已经脱离英国皇家海军来指挥中国水师的阿思本海军上校签订的一份契约，这使恭亲王和文祥大吃一惊。根据契约规定，清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李泰国“如对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李泰国除了提出这份既成事实的契约外，还提出要求说，他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得亲自接受海关关税收入，这项税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关华人监督指定的“海关银行”的；此外，他不但应负责从关税收入分配经费给这支新舰队，而且还应分配给一切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包括戈登的队伍在内。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李泰国威胁着要撤走海关的一切外国工作人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要求中写道：“为什么总税务司要为地方官员征收关税？”总理衙门行文通知李鸿章，认为李泰国的用意是“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35]

李泰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运气大大好转了。此外，他习惯于与何桂清和薛焕那些没有骨气的官员打交道，却不了解已涌现出来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但拥有精兵和具备进取的思想，并且还得到朝廷的信任。李泰国谋求取得卜鲁斯的支持，因为后者认为如果能从地方拿走关税收入和外国训练的军队，清朝的中央政府定会从中得利。因此，卜鲁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总理衙门建议：（1）“帝国政府应[通过李泰国]自己来掌握关税收入”；（2）由戈登等英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队在与省抚共同作战时，“不应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36]卜鲁斯的建议遭到恭亲王的断然拒绝，因此，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游山玩水”，把谈判之事交给李泰国和赫德自己去进行。在赫德的建议下，拟订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阿思本为“帮同总统”，隶属于曾国藩任命的中国水师总统麾下；两名水师总统都归曾、李二人管辖。这些规定得到清帝批准，但李鸿章抱怨说，如果舰队由600名英国水手操纵，中国的管带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指挥。曾国藩也写信给恭亲王说，除非中国人能实际操纵舰只，否则就难以学会使用它们。但总理衙门对清廷的这种名义上的控制似乎已经满足，虽然还不是心甘情愿的。它在8月份知照李鸿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达前能收复南京，否则“迟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难谕禁”。既然谕旨已经规定舰队归曾、李二人指挥，因此总理衙门希望他们二人能设法进行控制，并从李泰国和阿思本手中收回原属自己的权利。[37]

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许将不得不设法满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为湘军在以后许多个月中还不能收复南京。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舰只到达时，对自己只成为一名中国人的“帮同总统”大为不满，而对究竟谁掌握实权则毫不考虑。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国的煽动，采取了僵硬的立场。10月18日，阿思本限总理衙门在48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的契约，否则他将“立即解散舰队”。到了20日，当总理衙门未予答复时，卜鲁斯写信给恭亲王，说他得先请示伦敦，才能让清政府接管舰队——这样就出现了使炮舰落入别人手中的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险看到舰队落到太平军之手的人却是卜鲁斯。于是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设法调解，他宣称清廷宁愿“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条件。[38]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舰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了，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他认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事先策划”此事，于是戈登又为李鸿章上阵作战。[39]但是常胜军内部的军纪这时已经败坏。它协助围攻了几个城市后（最后一次是在1864年5月围攻常州），戈登和李鸿章一致同意予以解散。不久伦敦也送来了同样内容的指令。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绿营的提督军衔，但他仍拒绝了清帝赏赐的1万两纹银。

在此期间，1862年5月收复宁波的战绩是欧洲人和该商埠一个“夷人专家”双方主动努力的结果。宁波道台张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该商埠时已经乘一艘法国船只逃往定海，据说还携带了大量海关库银。他组成一支300名士兵的小部队，命名为“绿头勇”（后又称常安军）。此外，在其麾下效劳的还有布兴有，此人是著名的广东海盗，已被提为绿营游击，并指挥着80艘海盗船和大批“广勇”。[40]5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乐德克上校宣称外国船只遭到太平军炮击，于是就指挥得到两艘法舰支援的四艘炮舰炮击宁波，这时这支临时由各方拼凑而成的军队就已准备投入行动。大约300名英军和70名法军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撤离该城。英法军队和中国的勇军进了城门，为张景渠前道台掠夺和占领该城；张景渠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资助进一步的中西联合作战。

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1000名士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2000人，甚至一度到3000人。[41]到1862年12月末，这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42]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2000名中国士兵和150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与左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给养。胡光墉所做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32岁的德克碑还不过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35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更为如此）。[43]德克碑得到御赐的1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它解散。

强调西方对清廷征战的援助并不是否认曾国藩所起的主要作用。总的战略是曾国藩筹划的，他个人指挥的军队守卫着从皖北到江西诸城市组成的一条漫长的弧形地带，这对全力围攻南京的后勤供应体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湘军中如朱品隆和唐义训等将领在曾国藩的监督和鼓励下取得的战绩，对稳定南京前线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年6月，鲍超这名猛将横扫南京对面的长江北岸，占领了毗邻九洑洲（这是天京赖以从挂着外国旗帜做生意的许多帆船那里取得供应的来源地）的江浦。当6月30日占领九洑洲时，南京与它最大供应地之间的运输线从此被切断了。[44]这次立即向北京报告的胜利，可能促使总理衙门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政策。同时，李鸿章购买的汽轮也在把大批弹药和步枪运给曾国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后还幸存的太平军将领中，除了参加捻军的赖文光外，实力最强的要数李世贤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当时还只有30多岁，他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参加太平军，一直在浙江作战。李、汪二人分别经过江西进入福建。1864年10月，李世贤占领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里雇了16名外国人帮助训练他的部队使用西方武器。李鸿章奉清帝之命派了8000名淮军在郭松林率领下前往漳州，部队中还有英国教官训练的步枪手。左宗棠则在福建北部设立了大本营以监视其他太平军的动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男爵训练的中国军队协助进攻漳州，该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复。[45]李世贤和汪海洋这时在广东会师，但是出现了一场不幸的内讧，李世贤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杀。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战死。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

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太平天国战争使士大夫制度的政府经历了一场严厉的考验。即使充分利用了帝王的权威，也不能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后来，随着从造反者那里收复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就必须把民政恢复起来。复兴的问题紧接着一次次的胜利而出现了。而儒家的经世致用之道再一次要经受考验。归根到底，在进入战后时期的地区，行政的首要任务是哪些事情呢？究竟哪一方面更为紧迫——是帝国政府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和财政要务呢，还是迅速恢复农村的生活？假定少数几个政治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他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太平天国叛乱前地方政治的习俗和制度？

曾国藩到达南京后只有8天，就已经决定解散他指挥的全部12万名湘军（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队）。早在1864年8月14日，大约2.5万名曾国荃最精锐的军队连同其将领一并退役，可能他们已经掠夺了足够的财富，说什么也要解甲归田了。[46]剩下的12万人分期退役，大部分在1864—1865年进行，有的在1866年退役，因为还需要这些人来守卫安徽江西地区，以防止太平军残余死灰复燃。

从自己解散湘军这一点来看，曾国藩显示出他没有追求个人权势的野心。他还认为，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另一部分湘军将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仍在帝国其他地方肆虐的叛乱。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的决定是由于以下两个痛苦的现实造成的：他的军队的军纪进一步败坏了，同时他发现非常难于及时筹措足够的饷金按期发给军队。自他担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以来，他有权处理大量财政收入。但他的支出却增加得更快。在1862年，对驻安徽的湘军饷银的发放有时拖欠8个月；而在1863年末，驻南京地区军队的饷银被拖欠了16个月。[47]同时，许多已经取得绿营的总兵或提督军衔的统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肥私囊”，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军队正在变成老百姓的祸灾。鲍超麾下经常打胜仗的军队更是臭名远扬。即使像不识字的朱品隆和唐义训等曾国藩的贴身将领，也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曾国藩获悉朱、唐二人虚报他们所辖各营兵员名额，要对他们的部队做彻底的核查，但却找不到一名将领愿意出头去干这种有损友情与面子的事。此外，将领们常常争吵不休。朱品隆与唐义训除了放任士兵肆意掠劫城镇的店铺住家外，还被发现犯有曾国藩认为是不可宽恕的罪过，即甚至在面临全军惨败时也不互相支援。[48]对这类行为的失望心情以及南京发生的屠杀，使曾国藩对是否值得保持他的官兵队伍产生了怀疑。

曾国藩保卫从皖北到江西这条漫长战线的行动以及他指挥的围攻南京之战，使他的财源非常拮据。长江流域各省许多地方的农业已经遭到破坏，唯一大量而且可靠的收入是厘金税——内地过境税或货物税（见第六章）。湘军将领偶尔也接管了民政并设立厘卡，不过地方官员一般禁止他们这样做。但是考虑到征税机构的“中饱”以及各省的财政需要，即使厘金税也不是取之不尽的财源。胡林翼在1855年当了湖北省巡抚后，为了与贪污作斗争，也学唐代政治家刘晏（715—780年）的著名税收制的榜样，只用文人当厘金税的税吏。1860年，曾国藩决定采纳同样的政策，委任绅士来当地方厘卡的税吏。他希望在这一社会集团中，会有“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49]为了吸收这种理想的管理人员，他依靠他部下中表现出有能力和有主见的幕僚做基础。例如，曾国藩特别信任李鸿章的哥哥、一名应试中选的贡生李瀚章（1821—1899年）。李瀚章早在1854年在湖南当了一名代理县官以后，就为曾国藩效劳。他担任过湘军粮台的主要官员，曾国藩赞他为人正直、灵活，办事一贯谨慎。1860年6月，当曾国藩上疏清廷，要求把江西全省的厘金税拨给湘军时，他保举李瀚章任省内两大厘金局之一的负责官员，同时兼任江西南部的一个道台。

但在1862年，原江西省的一名知府沈葆桢经曾国藩保举被任命为该省巡抚，当时沈葆桢出于责任心，认为必须把江西省的防务需要放在更优先的地位。他不愿把该省厘金税的全部收入移交给曾国藩，也不愿把那部分折征的漕粮所得提前分配给曾。曾国藩不得不求助于清帝，希望沈葆桢能拨更多的款。江西省虽然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愿望，但从1860年中至1864年中确实为湘军提供了850万两纹银，此数大致相当于这四年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队全部上报收入数的一半（也就是说，不包括胡林翼和左宗棠指挥的以及分配在广西和贵州两省服役的几支军队的上报收入）。[50]江西提供的税款对曾国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上海区的大部分厘金收入主要被李鸿章用作淮军军费。李鸿章除定期给曾国荃运送大批弹药外，只能从他的厘金收入中每年约抽30万两纹银给曾氏兄弟。

曾国藩的厘金税制扩大到两江辖境以外，1860年夏，他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同意，在长沙成立东征局。曾国藩的一位绅士出身的老友黄冕被任命主持局务。他在1855年曾协助制定湖南省的厘金税制。东征局当时得到湖南巡抚的批准，对盐、茶和其他主要商品增收厘金税五成，特别用于曾国藩部队的需要。此事于1861年1月上报清帝，从这时到1864年中期为止，这4年多中用于该省征募新兵的费用以及拨给曾国藩作军饷的湖南厘金税款共达200万两。1862年4月，清帝批准曾国藩的请求，把广东省的厘金系统扩大供湘军使用。于是在广东北部的韶关和广州设立新的厘金局，这两个机构的办事人员都从曾国藩的大本营中抽任。[51]这种跨省的措施只是因为曾国藩得到清帝的支持才得以实现。

但是曾国藩的厘金系统必然会碰到传统的人员培训和根深蒂固的陋习等方面的明显缺陷。就像大部分将领重视军衔和财富更甚于慎独德行那样，少数具有理财能力的文人也被发现缺乏献身公益的精神。虽然曾国藩继续对黄冕和李瀚章等人的廉洁深信不疑，但在1860年中期随着他控制的厘金系统迅速扩大，他不得不把他了解的那些才干胜于清廉的人派进厘金局。早在1861年春，曾国藩手下的厘金税吏及其将领的贪污已恶名远播，曾国藩自认，胡林翼两次写信责备过他，说他“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正之气”。曾国藩辩解的唯一理由是战争形势紧急，而他能使用的只有这些人，别无其他选择。1862年，左宗棠写信给曾国藩说，不幸的是，他也发现那些能实干的人格外贪婪。曾国藩答复道：“鄙意好利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屏斥。”他哀叹道，“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52]

曾国藩认为，厘金税之所以腐败，并非全是他下属的过错。因为他的助手充其极只能在地方绅士中选用比较廉明的人，这些人不仅愿意屈尊俯就，而且还有足够的才干设法征收大量税款。李瀚章在江西的经验使曾国藩相信，只有地方上那种追逐私利的小绅士才对经管厘金税卡感兴趣。曾国藩断言，“江西厘务，立法不为不密；只因各卡贤员过少，遂觉前此之成法皆虚”。尽管他信仰程朱的道德学说，但到1863年时却无可奈何地退而承认，在教育儒家君子时，应考虑到“利”。他痛感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儒生中鲜有谈“利”之风。曾国藩发现自己与南宋的实用主义者叶适（1150—1223年）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写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53]

曾国藩与归他管辖的三省巡抚，有责任监督地方的吏治，包括征收田赋和司法行政，并且还要在经济和道德风尚方面医治地方上的战争创伤。在皖南曾国藩进行指挥的第一个大本营所在地，他发现城乡都遭到彻底的破坏。“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在1860年夏，他感到应“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都不可偏重”。[54]可是军情非常紧急，所以曾国藩必须更加全力以赴。虽然非常需要恢复被破坏地区的经济，但也必须尽快恢复征收田赋，这不但是为了满足军事需要，也是为了使北京宫廷能取得它需要的经费。对一位钦命大员来说，国计毕竟与民生一样重要。在缴税方式方面，不应只由肩负厘金税重担的商人来表示臣民的忠君爱国之心，大小地主在一旦土地有收成时也应同样报效。此外必须采取行动来加强正统的伦理教育以及文人的道德观。应把谥号授予为王朝殉难的义士和为贞操殉节的烈女。

曾国藩认为在地方上实施良好的吏治的关键也在于“贤且智者”，这与他的信仰是一致的。虽然他不像胡林翼当过府县的亲民之官，却没有忽视下层衙门的根深蒂固的弊病。他也深知：地方县官常常巧立名目征收苛杂；上面的省级官员又对县官提出各种要求。但他认为，如果使贤明当道，这些陋习是可以改变的（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曾国藩对胡林翼任湖北省巡抚时的政绩非常赞赏。该省在1856—1857年肃清太平军时，胡林翼获敕让他自己选用代理知县补缺，而不是由北京朝廷按常规选任知县。胡林翼在一封信中写道：“办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55]

从1857年起，对田赋和漕 粮（折征）的征收已在湖北省大部分地区恢复。胡林翼不断写信给州县官员，告诫他们要按规定税率公平地向所有地主征税和贯彻“寄抚字于催科”这一传统的格言。这种貌似矛盾的说法也可自圆其说：既然税收为国家所必需，则在征收过程中只有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才能保护人民的福利。清廷自18世纪以来已经制定了较轻的土地税税率，但是浮收在这时常较正规的赋税重得多。有些浮收，如火耗和某些与漕粮有关的征收，是得到清帝批准的，但有许多项目则为“规费”，它们从未被正式规定，但却是包括县衙门在内的地方各级官府的必要收入来源。有的浮收干脆被称为“陋规”，它们有时尚可被辩解为官方支出的必要补充，但经常成了税吏纯粹为私利而进行的一种勒索。

胡林翼特别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有足够权势能把衙役拒之门外的所谓“大户”通常能免缴浮收，甚至免缴正规的赋税。大部分田赋实际上落到了“小户”身上，这些通常是平民身份的小地主防止额外课税的最好办法是贿赂胥吏衙役以换取较轻的税额，或者去寻求绅士（他们通常为了从中获利，包揽了小土地主赋税和浮收的缴纳）的帮助。胡林翼把小户的苦难主要归之于衙门胥吏差役，这些人与权势者相勾结，但对农民却冷酷无情，恰似禽兽之于“周围民居所在啄食之也”。他要县令对违法衙役严惩不贷，直至将他们撤职或拘禁。但胡林翼也了解“陋规”常常是上面压力的结果，这种压力不但来自知县，而且来自府道。他在1857年的奏折中写道：“欲禁浮收，当先革冗费。”他确实下令废除了数十种长期在许多省成为定例的小额冗费。[56]但胡林翼自己承认，湖北省的许多地方继续在搞枉法徇私的活动。

曾国藩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几乎就立刻物色能代署知县的贤员，以便在安徽树立清廉的榜样。他请他的朋友们择才，“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因公务繁忙，无暇亲自过问，就把选用皖南代理官员之事交由有举人功名的学者和湘军统领李元度去办。他告诫李元度说，“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曾国藩在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勉强合作下，还想更换皖北的大部分官员。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鉴于还有战争的紧急任务，看来在曾国藩自己的幕府中被认为适合当地方官或可调任地方官的人为数甚少。

曾国藩显然坚持他的“人存而后政举”的信仰。[57]然而要举者是何政？曾国藩似乎把重振儒家守则放在比复兴经济更优先的地位。他在1860年7月署理总督时就向两江各省的官员和文人颁发文告，敦促官员要克勤克俭，并请绅士保举有才之士为政府效劳。他强调地方官员的紧急任务是提供救济，但不是给予农村居民，而是给落魄绅士和文人的家庭，特别是给予那些其家属因战争死亡的人。曾国藩任总督后的第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设立忠义局。他请官员和文人向局提供殉国者的事迹，加以核实后上报清帝，以便能获准立碑和祠祀。

曾国藩在1861年9月收复安庆后，确实与绅士们一起主办过济贫事业，给充斥在街头的难民施舍钱粮。但同时又在附近确有收成的农村每亩地征钱400文，以应付紧急的军需。他还优先重新开办敬敷书院，这是为应乡试的士子在安庆设立的学术机构。[58]

曾国藩这时向三种人发出一系列恳挚的劝诫，他们是州县官员、委员（曾国藩称之为“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和绅士。[59]官员们应“以重农为第一要务”，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受害最深，更因为“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地方官员应尽量减轻农民赋税，减少徭役，帮助治水，甚至帮贫苦农民购买牲畜。州县官应俭朴不肥家私；他们应停止向上司送礼，这样就不需要再征收某些浮收了。州县官应迅速公正地解决诉讼，不惜严惩“恶人”。他写道，这是“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也”。但曾国藩没有强调也要严惩衙门胥吏差役。他在谈到他们时，只说州县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以为其部属树立榜样。

曾国藩对绅士，特别对那些组织地方团练并在开征维持它们的捐税中从中渔利的人，责难最为严厉。虽然湘军在早期已经吸收了一些团练，但他对它们是否有用则非常怀疑。他在1861年写道：“弟在军数年，一无所解，唯坚不信团练。闻人言团练大捷破贼者，则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他这时警告绅士，不论谁利用团练局向“愚懦”榨取钱财，将严惩不贷，“虽巨绅也属可诛”。在当时的一封信中，曾国藩含糊地提出，“古来保甲之法”足以维持地方的治安。但没有详细谈到怎样恢复此法。[60]

虽然曾国藩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但因显然全神贯注于军事和财政问题，无力再兼顾吏治。他对“成法”坚信不疑。他希望任地方官的正人能“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但他对他治下的新任州县感到失望。他在1862年初写信给安徽巡抚李续宜时承认，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曾国藩这时感到选用地方官的标准应予放宽：“中材”对事也许无大妨碍。他又准备了另一份候补官员的名单，要李续宜与他一起向清帝保举，以接替一些在职官员。但新名单证明同样令人失望。1863年夏初他向郭嵩 焘 承认，自他任总督以来，“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他又告诉郭嵩焘，他已上疏要求16名新获进士功名的人为江西的州县官员。[61]显然他又恢复了传统的观点，认为那些通过最高级科举考试的人可能会成为最优秀的地方官。

农业税的恢复

虽然曾国藩力图继续相信贤人的影响，但他偶尔也考虑到制度调整之事，即在受战争创伤的省份恢复征收田赋的同时，减收课税和浮收。幸亏有佃农和自耕农等黎民的勤劳，所以有一些地方的农业恢复得比预料的要快。官绅进行了一定的帮助；已经知道他们分配过家具和纺织工具，甚至鼓励从其他省份移民到被破坏的土地上重新安家。曾国藩估计，江西1862年的秋收可能达到正常年景的七成，而在安徽，大约不到五成。[62]清帝一般会批准一名总督如下的意见：在新收复区至少在一年内全部或部分免征田赋和漕粮。但北京要立刻在长江流域诸省恢复征收漕粮。虽然用船沿运河北运漕粮证实已行不通了，但朝廷希望至少把应缴的稻米折钱征收，以便在上海购米海运至天津。征收漕粮的需要自隋朝（589—618年）以来早有先例，可是因长江下游诸省本身紧急的军事需要而受到了挑战。不可能全部放弃征收农业税。但对太平天国以前若干年的抗租暴动所留存的记忆，以及太平军在一些地方的田赋问题上采取的开明态度，都表明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63]

在1855年至1863年期间，长江各省的官员对田赋问题考虑采取三种办法。（1）由于农业税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根据法定税率征收的田赋和漕粮，而是所加的浮收，所以要减轻赋税必然要涉及削减这些不合规定的浮收。北京预期收到的那部分赋税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浮收除了少数事例外都由省的或地方的政府使用，并由地方官员及其下属得益。（2）必须禁止区别对待大户和小户这种长期以来视为惯例但仍是不合法的偏袒，这不仅是为了公平，而且也为了安抚大部分纳税人。（3）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这两处较小的地区深受战争之害，但每年负担的漕粮份额却特别重。自道光以来，这两个地区的税额实际上只上缴了一部分，清帝也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批准免征。所以大量减轻这两个地区分担的税额不会使北京真正受到损失。

省级官员按照这三种办法主动采取了行动。在湖南，经左宗棠建议，巡抚骆秉章早在1855年初秋决定对田赋和“折征漕粮”作新的估算。新税率各县不同，是经过知县和推选的地方绅士共同商定的。新统一规定的田赋税率加上浮收约比原来总税率低二成，而折征漕粮加上浮收不到原来的五成。为了能够减低税率，骆巡抚取消了许多归地方各级官员所有的津贴。他还要县令与德高望重的绅士讨论节制包揽（即包征）之法。“许地方公正晓事士绅条陈积弊，设局稽查。”衙门的吏役以及衿棍从此不得包揽完纳。[64]从1855年起的几年中，湖南每年征收田赋和漕粮的总收入（包括浮收在内），与战前相较，据推测减少了四分之一。幸亏有了厘金税，该省仍能支援曾国藩进行战争。

胡林翼在1857年秋季着手搞减税，作为他整顿湖北省的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战争和洪水造成的破坏，他要求让一批县暂时免除田赋和漕粮的份额。但对33个应照常征缴漕粮的县，他争取清帝的批准进行一次大改革——大量削减极重的浮收和取消名义上有数十种他称之为“浮费”的收入。这里面包括过去巡抚本人、布政使、督粮道以及府道都享受的津贴。他还认为，只有官僚机关和基层机关的弊病得到纠正，“刁绅劣监”才不会再要求分润从包揽完纳中取得的好处。这些无耻的权贵也真能以揭发县衙腐败为手段来进行威胁，从而迫使知县及其下级默认他们包揽赋税的做法。在太平军叛乱之前，湖北省大户用米缴纳漕粮，小户则按过高而不合理的米折银和钱折银的折算率缴现钱。现在所有的户都按照以钱计算的统一税率用现钱来缴纳，但胡林翼却不得不依靠知县们来约束吏役以使新税率真正得到贯彻。湖北省的督粮道及其助手到各个县，先与知县和地方“绅耆”协商，把每地米价和银—钱折换率以及州县衙门的财政需要等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决定一项新的当地划一税率。大部分县每担米应缴的新税率在铜钱四五千文之间，而在以前，各种税款合计有时高达1.2万甚至2万文。

胡林翼完全相信这种“中饱”之款可以为政府所有或留在百姓手中。[65]他有时采取有力措施来推行新规定。在1858年初，他解除了一名容许征收浮收的知州的职务。但看来他更多的只是严词训诫地方官员，要他们保持警惕和严惩违法的吏役。他说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话：“州县亲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即不免于率兽以食人，尚何能与民众分忧耶？”在此期间，湖北的许多地方恢复了正规的田赋。胡林翼之信写于他在1861年9月末死去之前不久，这说明“陋规”仍在该省地方行政中盛行。[66]

1860年后期，曾国藩向江西当局建议，田赋和折征漕粮都应当在次年恢复。代理布政使李桓因此开始与地方官员协商；1861年9月，他起草的章程被曾国藩批准。该省与湖南湖北一样，许多上级向县摊派的费用都被取消了；但全省的田赋和漕粮却被订成统一的新划一税率，这又是与湖南湖北不同的。当曾国藩写信给李桓和江西巡抚时正对胡林翼之死深为悲痛，他似乎已决定在江西省进行田赋改革。他希望新税率会在百姓之间产生新的印象，从而使他们能“踊跃输捐”。但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的州县官员。[67]

虽然曾国藩作出这种告诫以纪念胡林翼，但江西省地方官员德才俱劣，所以他怀疑浮收是否真能大量削减。但在1862年，当为人非常谨慎负责的江西知县丁日昌提出了减轻地方官员负担的具体措施以答复曾国藩的问题时，曾十分高兴。他与新任巡抚沈葆桢联名上疏并得到清帝的批准，取消江西州县亏空的高达二百余万两的巨额应缴税款（此款的大部分事实上在出现亏空时每年已由江西省府向北京垫交）。曾国藩和沈葆桢还为该省在1861年遭太平军侵袭的地区争取到了削减田赋和漕粮的负担。

尽管这些措施能使江西的知县们办事更加方便，但曾国藩发现在以后两年中他们的负担并未大大减轻，其中有些人为了完成任务还陷入困境。这部分是由于白银贬值，而在1864年的规定中改铜钱为征税单位前，白银是江西省征收农业税的法定通货。1863年6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州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催征不前。”[68]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这时曾国藩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减少江苏省漕粮份额（还有法定税率）以及把一个浮收份额特重地区的负担予以减轻的建议。他支持这个主张，不过鉴于最近江西省税制改革的经验，他对诸如浮收等有关问题仍然犹豫不决。

当淮军在1863年春季已经巩固了松江区并迫近太仓时，对许多达官显绅来说，早就需要进行的财政改革的可能已经在望了。自从明初以来，苏松太道分担帝国漕粮数量之大很不成比例。这里面积约4000平方英里，在19世纪50年代人口大致为1000万，分布于31个县，它得天独厚，盛产米棉，虽然它每年米的收成很可能超不过湖北湖南两省中的同类地区。但在19世纪初期，根据漕粮税制，苏松太被规定要提供年征大米总数的32.7%，即全国法定总数520万担中的170万担。[69]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由于从南宋到明代这段时期中不幸的历史发展变化造成的——向在国有土地上耕种的佃户征收的租，在土地转到私人手中时转变成税；明代开国皇帝根据租率向江南几个府开征实物税，但遭到那里激烈的顽抗。虽然向苏松太开征以白银缴纳的税在清初已经稍减，但漕粮份额的严重不公平的现象从没有改正；它们的负担至少是近邻常州府的3倍，而后者也盛产大米，并且同样靠近运河。从明代到清初，苏松太道规定的漕粮份额甚至很少缴足一部分。只是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当长江流域特别繁荣时，它应缴的漕粮才相当及时地全部上缴了。但自从1833年的大水灾和大饥荒以来，江苏省不得不以天灾和歉收为由，每年请求清帝部分豁免负担的漕粮。

很明显，到19世纪中期，这种税制不能再长期推行了。这时，苏松太道已成战争的关键地区，最后说服北京改变这种不现实的税额的时机到来了。早在1863年2月，松江知府方传书要求李鸿章奏请大量削减苏松太的税额。[70]苏州人冯桂芬在1862年4月就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并且长期以来主张改革苏松太的财政，他实际上一直就此事在给李鸿章出主意。减低过高的赋额显然是可取的。各方许多人都表示支持。1863年6月，北京的两名官员在同一星期奏请减赋，但回避了与漕粮一起开征的浮收（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这一有分歧的问题。这两人就是潘祖荫和丁寿昌，前者是苏州人，任光禄寺卿，其祖父当过军机大臣；后者是苏北人，任御史之职。同时曾国藩和李鸿章就苏松太负担的份额问题于6月27日联名上疏。新任江苏省督粮道的郭嵩焘以及该省巡抚李鸿章本人都推测，清帝可能在太仓和苏州尚待收复和需要民众支持之时批准减赋，而不会拖到战后的将来。

但在上海进行的讨论实际上超出了负担份额的问题。冯桂芬和郭嵩焘曾请教过的前苏州知府吴云也强调同时减收浮收的必要性。浮收项目在苏松太地区为数极多，其中既有为“耗米”和漕运征收的合法浮收，也有一些违法项目，它们或入衙门吏役（这些人负责征收漕米及其折征的现钱）之手，或入仓吏、船户或旗丁等人的私囊。在大户中较正派的人最多只缴纳规定的浮收，那些狡猾的大户则与衙役串通，使其地“注荒”而逃避一切完纳（甚至连漕粮也不缴）。“以江苏大户之众多，其力足以陵压州县，州县不敢校也。一切浮费皆取给于小户。”[71]

冯桂芬和吴云生动地描述了小户的苦难。有些小户认为明智之举是向包揽税赋的人——如衙役或“刁生劣监”——行贿，这些人能把小户重新划分为大户，使他们免缴赋税。“于是大户日益增，小户之困日益甚。”而孤立无援的农民土地所有者则倍蓰加算沉重的浮收，并以折磨和拷打迫使他们缴纳。有人弃地外逃，有人则可能聚众抗税。

吴云和冯桂芬都认为这种局势不能容忍，至于怎样补救，两人则不一其说。吴云认为，规定的沉重份额一旦被减轻，一切就会顺利。在战后的恢复时期，“每邑延请公正绅士出为襄理，官绅合力，可期弊绝风清”。换句话说，他希望派地方上流绅士中较正派的人来抵消“巨室土豪”和衙门吏役的影响。

冯桂芬则坚持，衙门吏役在浮收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必然要进行勒索。他认为，实际从漕粮中贪污的所得，绝大部分落到了他们之手，其数十倍于州县官员，三倍至五倍于地方绅士。他还坚持，只有清帝批准的浮收才应予保留；而如果漕米改由海运，连这些浮收也可以减轻。[72]他为李鸿章和曾国藩起草的奏议的第一稿，强调了一切非法浮收应予取消，“大小户名目”应予禁止。冯稿从李鸿章转到曾国藩那里，但郭嵩焘私下警告曾总督说，要完全平均征税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他很现实地承认了衙门吏役的实际存在，而清朝的官僚机器也正是靠了这些人的歪门邪道才得以维系于不坠。“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今将立法制，垂久远，而必取州县之吏，束缚之，困苦之，亦非与民求安之道也。”[73]

曾国藩很快把郭嵩焘和冯桂芬二人的观点加以折中，主张把主要力量放在减轻规定的赋额方面。曾国藩也持郭嵩焘的现实态度。他在6月2日复信郭嵩焘时提到了江西的经验，那里由于大量减征浮收，致使“州县穷苦异常，而民仍征输不前”。经验迫使曾国藩实际上放弃了桐城学派的基本信仰（即适当的领导和学者的努力可以移风易俗）。他这时承认，吏治中的一些倾向确实已不能纠正。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74]曾国藩感到冯桂芬的奏稿“陈义过多”，其中建议裁减浮收一节“断不可遽奏”。他劝李鸿章，即使苏松太地区的浮收在将来得到核减，“浮收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他还建议各县征收浮收可按该县风俗人情而为之制。“大户名目可革则革，办法不必一律，减法不必一价，但使小户实有所减而已。”[75]

曾国藩的这些折中说明了联名奏议的最后内容。奏议的唯一提议是把苏松太道的“浮赋”减到该道在19世纪50年代实际缴纳漕米数量较大的七年的平均数字，即定额的一半左右。据说，核减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医治松江和太仓的战争创伤和鼓励民众支持清廷即将进攻苏州之战。显然出于冯桂芬的劝告，李鸿章决定在联名奏议后加一“附片”，建议如果裁核苏松太的赋额，还应“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同时还要“革除大小户名目”。李鸿章与曾国藩还有不同之点，他建议设局来为苏松太的漕粮定出适当的浮收额，由“绅衿平民一律完纳”。[76]

使许多人惊奇的是，清帝分别在7月9日和18日两道上谕中迅即批复。第一谕表达了对苏松太纳税人的同情，下令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并命曾、李二人考虑取消浮收、陋规和包户的措施。第二谕是根据户部对丁寿昌御史的答复作出的，它原则上同意（细则尚待拟订）把苏松太的漕粮份额在原来规定征收额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同意负担份额较轻的常州和镇江两个府减少十分之一。把核减浙江省三个府过重的漕粮负担之事交左宗棠办理。清帝重申了他经常反复提起的格言，即财政政策应“上顾国家之本计，下悯百姓之余生”。[77]

不幸的是，进一步的斟酌引起了争论，因而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改革。为苏松太减赋而设立的局于1863年8月在上海成立，冯桂芬任委员。但江苏省布政使兼该局的当然负责人刘郇膏却反对彻底检查战前的税制。刘郇膏是河南人，得过进士，曾在19世纪50年代连任苏松太道三个县的知县，熟悉当地情况。他和冯桂芬都认为减赋三分之一为数太少。冯桂芬劝李鸿章再上奏本，要求把原来的漕粮份额再减一成。但刘郇膏出于某种原因，强烈地坚持应把以白银缴纳的规定的田赋减二成或二成五为宜。他虽然也要求减税，但念念不忘的是减税在衙门胥吏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他坚持要保留官府簿册上登记的五十多种土地的等级，簿册上每种土地各载有一种税率。冯、刘二人对浮收问题也有分歧。冯桂芬坚持，通过海船运输的漕米数量必然越来越多。海运比腐败的运河运输的费用要低得多。当刘郇膏明显地考虑到苏松太州县官员的利益而提议增加1000文“运输津贴”的浮收和1000文“杂费”时，冯桂芬大为愤怒。他与几个绅士朋友强烈地抗议，因为他们担心刘郇膏会把增收这些浮收的内容塞进曾国藩和李鸿章准备上呈的第二个奏议之中，从而抵消了减赋的好处。冯桂芬本人从未为维护县的定制而提议过任何规定。他直率地引用过一句古代的格言：“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78]

冯桂芬的建议得到苏松太区一些知名绅士的支持，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地产。由于地主要依靠他们佃户的劳动，所以像潘曾玮（1819—1886年，道光时期军机大臣潘世恩的幼子）那样的隐退官员并不一定同情为了微利与衙役又倾轧又勾结的小绅士。此外，在冯桂芬与潘曾玮那样有名望的绅士和几十万属于苏松太小户的自耕农两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79]

李鸿章以他一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冯、刘二人的观点兼收并蓄。最迟到1863年12月当他的衙门搬到已被收复的苏州时，他要冯桂芬起草第二份准备与曾国藩联名的奏议。此奏遭到当时任布政使的刘郇膏的严厉批评，但曾国藩并不是一点也不同情冯桂芬的。[80]刘郇膏受命重新起草，但他到1865年6月9日才送上来，这时曾国藩已经赴山东剿捻去了。

在此期间减赋之事无独有偶。负担漕米份额分外沉重的第二个地区是浙江省富饶的杭嘉湖道。这里有着与苏松太同样的历史背景（原来的租率都已经改为税率），它负担的漕粮份额在19世纪初也高达110万担。但早在182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豁免一部分份额。与苏松太一样，有权势的地方也搞“注荒”，地方官除了向小户加征浮收以弥补大户逃避的完纳外，别无他法。沉重的浮收中包括运输费（1852年后浙江漕米开始通过海路运往北京时，已被核减）。自耕农有时在所谓“包户”的帮助下、也取得大户的名分，这与苏松太的情况一样。[81]

在1863年大部分时期中，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设大本营于严州，向杭州的进攻进展缓慢，所以杭州到1864年3月31日才被收复。10天之前，李鸿章的部队已经收复嘉兴，但湖州到1864年8月才攻取，那是南京失守后一个多月的事了。对清廷答应核减杭嘉湖漕粮份额之举，左宗棠的第一个答复颇有卓见地说明了漕粮为什么像苏松太那样已成为民众暴乱的常见的原因。自耕农在应缴的每担漕米外，通常至少还要另缴八九斗。他说：“竭小民终岁之力，徒为胥吏中饱、衿棍分肥之资。”[82]

1864年11月，左宗棠报告了关于他设立一个制定章程的局所拟定的新漕粮之事。他指望把规定的份额减少1/3。每亩地的税率也作相应的调整。这项工作较苏松太所进行的要简单得多，因为只需把土地分成九等。左宗棠还打算解决浮收问题。他知道地方政府的开支必须有来源，所以提出了一种规定的浮收，名叫“运费”。这项运费是在清帝批准的漕米浮收之外以运输名目另外征收。左宗棠暗示，县令可以视情况需要使用附加的“运费”收入，不用说明用途。但他规定的“运费”不高，对每担应缴的漕米只收八文，这比19世纪50年代向杭嘉湖征收的海运特别费用多四文半钱。[83]与冯桂芬的意见不同，左宗棠不认为他征收的“运费”会引起更强烈的贪婪。他认为制度应“因俗”制宜，这点与曾国藩是一致的。结果，户部提出减赋8/30，此议在1865年5月被清帝批准。在杭嘉湖恢复征收糟粮的工作落到了新任浙抚马新贻身上。负责征税的局拟订的税率表比左宗棠设想的要高，从1865年秋季开始按新税制征税。[84]

同时，关于苏松太漕粮的争论仍在苏州继续进行。该城最有影响的绅士学者可能是潘曾纬，他力图说服布政使刘郇膏接受冯桂芬的观点，但没有效果。在北京当官的苏州府吴江人殷兆镛在1865年5月中旬曾上疏，列举江苏省税制的弊病，其中不但攻击了李鸿章严厉的厘金税赋，而且还攻击了似乎与田赋一起恢复的沉重的浮收。[85]

曾国藩和李鸿章1865年6月9日的第二次奏章，要求把苏松太以及常州府和镇江府的规定田赋核减二成。它还提出应把上述地点的漕项核减二成；漕项是经过清帝批准的浮收，它征收白银，并且是以运输漕米的名目开征的。一份附片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当苏松太根据临时税制恢复征收田赋时，凡是“火耗”浮收都已被核减一半。对大小户也不再作区分，并且今后不管是官是绅，凡再进行包税者，都将受严厉惩处。[86]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第二次奏议可不像他们前一次的要求，它直截了当地被户部拒绝。1865年8月的一道上谕宣称，由于运输漕米需要漕项，核减这项收入只会引起地方征收数目不等的“津贴”。[87]随着太平军的消灭，朝廷不打算在农业赋税方面让步了。

李鸿章的所谓腐败的厘金税制被殷兆镛激烈攻击，特别使李对他的理财名声不安。作为两江代理总督，他通过江苏代理巡抚刘郇膏在苏松太地区核减了诸如火耗、耗米和银钱折换差额等浮收。但在1866年当李鸿章离开南京去征剿捻军以后，刘郇膏指令，按照新税率对苏松太自耕农应缴的每担漕米增收800文浮收。[88]这等于恢复已经取消的额外负担。代理巡抚做的事也许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他不管出于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必须去弥补那些已被取消但又需要用来维持地方官府的陋规。此外，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第二次奏议已被驳回，苏松太的正规税额依然过于沉重。随着长江地区的安全有了保证，朝廷不大愿意在那里进行田赋改革了。

捻军战争及其影响

捻军对华北的冲击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叛乱集团捻军的力量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清廷对捻军之战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所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都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第一阶段包括到1863年初的10年，在此期间，捻军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这十年，捻军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了各地的叛乱。在捻军战争的第二阶段，一支经过扩充并且战术越来越精的捻军骑兵从1864—1868年在整个华北平原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战争。捻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

在19世纪50年代中叶，捻军已有约30名首领（其中许多人是私盐贩子），这些人率领的相当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从自己的宗族或农村老家组织起来的（见第六章）。大部分领袖似乎是来自20世纪称之为“中农”的家庭。只有很少不重要的捻子拥有较低的功名。这些流窜的部队使用了土炮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捻军自以为他们是仁义之师。1855年夏末，“盟主”张乐行（1811—1863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张贴告示，尤其攻击当地府县为钱财而把百姓刑讯致死，说他们“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被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19世纪50年代的捻军文献表明，他们并不仇视满洲人，也不仇视白莲教主张的千年至福说。捻军自视为“义军”，而义军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军纪而不是靠神的力量，来致社会于安宁——“救我残黎，除奸诛暴”。[89]传统的中国价值标准遭到象征性的和实际行动的攻击。在产生许多捻军领袖的毫州和蒙城地区，清朝官员发现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庙宇近来被大事修缮，庙内只供奉盗跖（春秋时期的著名盗寇，中国文献称他为“举世大盗”），因而大为震惊。但捻军军纪都禁止擅自掠夺村庄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多领袖显然都拥护“劫富济贫”这句传统的绿林口号。[90]此外，人们都盛传，许多下层捻军头子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当时在安徽指挥战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1863年）见到捻军视死如归的情景感到惊愕。他说：“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恋骨肉之情。”他的儿子袁保恒写道，捻军“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义”。[91]这种有骨气的态度所表现的力量，无疑是捻军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们在1855年后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么多村社，这必须归因于清帝国鼓励团练自卫组织在华北采用的出人意料的形式。在广东、湖南或江西省，上层绅士常主动组织团练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东和直隶等省则不同，显贵士绅很少真正愿意亲自采取这样的措施。很明显，异端的白莲教传统在华北农民中的影响，比三合会在广东或湖南农民中的影响要广泛得多。农村的动乱非常普遍，所以拥有大量家财的显贵士绅都不愿把武装和不可靠的人安置在周围。华北的大绅士非常愿意住在城市，在城里兴办城团或练勇。[92]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从事旱地耕作，农村或市镇最宜于建立周围有沟壕的圩或寨来保护自己免遭骑兵的袭扰。围墙很结实（一般只高七八英尺），可以用砖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桥，否则不易越过约15英尺的深沟。圩寨内部权力往往集中在团练首领之手，他们通常是大宗族的成员，但其身份甚至不一定是小绅士。一个圩寨团练领袖的称号为团总或团长，而指挥一批团练的将领被称为练总。当时一名有见地的作者曾这样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择诸少年豪侠习技击，而以一人总其事，谓之练总，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产。”[93]团练头子的这些行为在某些方面与捻军的头目相似。

皖北的清军将领发现农村的团练并不是补充人力的方便来源，这并不令人奇怪。他们组织的大部分团勇都是城市贫民，这些人中间的异端影响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进士和深受曾国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国藩在湖南的作为，即吸收农村人力组成一支新的帝国军队。他从农村民团中选人，组成各有700人的五个营，每营各有自己的响亮的名称：“忠仁”、“忠义”、“忠礼”、“忠智”和“忠信”。但这五个营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捻军时遭到惨败。袁甲三不得不把这支3500人的军队“暂时解甲归田”。此后，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调归他指挥的绿营军以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94]

1856—1859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清军只能守住毫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捻军农村根据地约4000平方英里。村长都放弃了以前的民团官衔，改称“圩主”。捻军在自己的组织内称村社领袖为“堂主”，军事头目为“旗主”。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层的等级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称号前冠以“大”或“小”字，来主要表示所掌握权力的大小。[95]捻军“旗主”定期召集亲捻军的村社领袖开会。各人要保证本村社为征讨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份，每匹马得两份。然后为“装旗”而聚集欢宴。聚会时设台演戏，摆宴庆功，接着可能又去进行冒险活动。

地图15　捻军战争和有关的起义（1855—1868年）

研究1863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这反映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动。张乐行尽管称为“盟主”，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目，而且在1856—1862年这六年中他宁愿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年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像这样的人在捻军领袖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龚得（传奇式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太平军结盟的道路。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年3月1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军守卫淮河以南约50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但在1858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的水道）。张乐行可能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太平军那里取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这时他仍占有淮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96]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清叛逆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在1863年死去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年崭露头角而成为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团练局”。他像捻军一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年，苗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他受封负责四川“川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对袁甲三保举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1860年10月前后当他知道咸丰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就自认为是富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五旗十四营”的练军10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要求，“两淮盐卡，霖请私焉”。[97]12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1861年3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1861年10月还是占领了寿州。

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爵位，并且已经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年9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运转。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月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军。5月15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根据地时，在城门口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员。张乐行虽是盗匪，但至少始终如一，苗沛霖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一个毫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当张乐行和龚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时，捻军其他大首领却留守着老巢，不时骚扰邻近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远征。由于他们部队的骑术不断提高，又不善于围攻有高大的砖石城墙保护的城市，所以就满足于掠夺繁荣的集市。可是，捻军运动恰恰在集市这一层结构上，才能够蔓延扩大。潜藏的心怀不满的集团早就存在了，如集体抗税的农民、匪帮和异端教门。对捻军侵袭所造成的动乱，官府督办的民间地方武装是可以对付的。特别在河南，地方的自卫组织有时称为“联庄会”，它们的领袖是农民土地拥有者，不受官方和绅士的监督，因而其形式与典型的团练不同。在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期，联庄会已经兴起。但当太平军的威胁刚消除，它们就转脸反对地方政府，要求减征赋税和浮收，并杀害前来“催税”的衙役。被武装起来对付太平军的村民，常进县城攻打监狱。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抗官杀差”的行动扩大到了河南二十多个县。

捻军在1855年搞联合组织后的第一次远征是入侵归德周围的富饶的河南集市。在归途中，他们的战利品（包括马匹和装在大车上的财物）组成的车队长达许多英里。到19世纪50年代末，捻军的远征渗入河南中部并迫近黄河。到1859年10月，“皖匪”（捻军的另一别名）已经离河南省府开封不到30英里。1861年9月，他们迫近古都洛阳。[98]这些长途远征主要是骑兵袭扰，通过夺取（甚至购买）官马，又反过来壮大捻军的骑兵。

捻军对河南境内的侵扰不但鼓励了抗税，也助长了盗匪活动。许多地方的盗匪也普遍自称为捻，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组织起来的集团。1856年，在河南中部横跨六个县的角子山中，五股捻军组成了大联合，开始时不到250人。他们的头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张蝙蝠”、“于和尚”和“李大黑脸”等。他们护送私盐，常常光临集市的富户抢劫和吃喝，有时态度并不凶恶。一年之内这个联合即达到1万人，根据地约有3000平方英里。不久约有800名逃亡的矿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因为要他们再为已经关闭的银矿干活），也加入了这伙农民出身的盗匪。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各股盗匪未能取得安徽捻军的帮助。官兵在1858年击败了他们。

1860—1861年，河南爆发了一次由陈大喜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捻军运动，此人原来是官办乡勇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在老家汝阳当地方团练头目时，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后开始抢掠附近的集市。到1861年年中，汝阳与附近三个县的几百个圩寨已经效忠于他。陈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亏拥有数千名骑兵，所以经得起官兵的一切攻击。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间流窜，并接受在河南省的安徽捻军的援助。他与张乐行的侄子和未来的捻军大头目张宗禹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并在1863年与后者联合。

捻军还重新激起了隐忍待发的白莲教式的不满情绪。1858年，在安徽西北近河南界的颍州（今阜阳）首先爆发了这样的叛乱：有一个名叫王庭桢的人自称“顺天军师”，在那里“以妖言布散”，其徒众“服色诡异”。在河南东部的一些村庄和集市中出现了一支约有5000人的教派军队，里面还有穿鲜红上衣的骑兵，这些人手舞“飞刀”，号称无敌。但在1858年4月，这次不到五个月的起义被德楞额率军打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莲教传统的新的教派叛乱在归德以东约15英里的一座圩寨要塞中爆发。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个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亲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门而被处决。他此时预言“大劫”临头，但他扬言他能帮助其信徒脱灾免祸，因为他代表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他的信徒中，有的是河南的盗匪，还有一人是安徽的捻军首领刘玉渊（刘狗）。郜永清准备围攻归德，但强大的地方官军反而攻破了他的坚固的根据地金楼寨，他也被杀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遗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莲教的传统方式继续叛乱。金楼寨被收复，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镇压下去。[99]

虽然捻军从1855年起已经激起了河南的几次起义，但他们发现难以大批进入山东，这是因为在皖、苏、鲁交界区集结着袁甲三等人率领的清军。但在1860年10月，据说有7万人连同1万多匹马分多股突入山东省，席卷了4个府，掠夺了20个县，自西南端的曹县起，往北几乎远达黄河新河道的各地。[100]在运河以东，这些安徽的掠夺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强烈的抵抗，但大批人马围攻了宁阳和郓城，这两个重要城市在侧面护卫着鲁南运河的战略要冲济宁。

1860年更早的时候，清廷任命户部侍郎杜为负责山东地方防务的特派大臣，与顺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职务一样。但山东出现的危机以及直隶南部盗匪猖獗的局势，促使清帝在11月5日（这时甚至在英军撤离北京之前）特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以尽快对付山东和河南的捻军。12月中旬，这位蒙古亲王率领3500名骑兵、2万名八旗军的步兵和5000名绿营军开到济宁。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战中，他的军队在济宁以西约30英里之处被击溃。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军威胁着省府济南，并且往东进入山东半岛而到达商埠芝罘附近。钦差大臣没有追击他们，因为他必须对付一些发展迅速的地方叛乱。小土地拥有者在山东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异端的教派和盗匪反抗官府的传统十分强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住在因19世纪50年代初黄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泽地带的农民在战术上是机动灵活的。农民的不满可以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因为山东的赋税已经增加，可是收成则由于自然灾害而减少了。[101]

以济宁以东不到30英里的邹县为中心，又爆发了一次有宗教背景的顽强的叛乱。几十个山村早已成了白莲教残余的避难地。首领名宋继朋，他的故乡是白莲池。他的教派公开以文贤教这一名称作掩护，吸收了许多不识字的教徒，他们口头上传布佛经咒语和经文。宋继朋以能治病闻名。他们在夜间集会中，宣讲和奉行秘传的礼节。1853年后的一段时期，他通过其信徒（其中有两名小绅士，一个是癝生，一个是监生）控制了许多民团组织。宋继朋宣布其年号为“天纵”，对其教派的头目都封官赐爵。后来，当他们被清军俘获时，许多教徒公然向他们的无名众神袛求取保佑。他们“多长发被面，引出骈斩，犹喃喃讽经，合掌而拜”。[102]

1861年1月邹县的教派叛乱者被打败，但宋继朋未被俘获。他作了投降的安排，却没有像19世纪60年代的许多保留着自己实力而投降的地方叛乱者那样在帝国的军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职。不久，他带领4000人去围攻邹县，但又遭到惨败。他经过居间调停又获准投降。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塞，储备粮草，并在周围的山冈上建立瞭望哨。1861年9月他又叛变了，据说到1862年6月他拥有10万人之众。

另一个集团名长枪会，把它说成一个各股匪首的同盟最为恰当，虽然里面有许多人也是在山东西南击退入侵捻军的练勇。的确，捻军入侵的经验已在前几年促使这些练勇首领甚至在黄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组成捻军式的组织。他们也把自己的部队编成旗，把控制的地盘归“堂主”管辖。在头目之中，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钧的生员。但曾当过衙役的刘占考被公认为“河朔盟主”。长枪会在1861年11月被彻底击溃以前，会员约发展到五六万人。有些头目到河南参加捻军；其余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杀。[103]

在1860—1862年，山东还出现了一次在黄河以北爆发的八卦教（白莲教）叛乱。主要头目是临清人张善继，他父亲因信仰异端而被发配新疆，其母有着同样信仰，把他抚养成人。到1860年张善继率领着一支称为五旗的军队，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图案。对每个教徒都分发证明身份的小标记，这些教徒的几百个家乡村庄都被命名为白莲社。官方的报告还指责张善继僭号，罪大恶极。[104]五旗叛乱在1861年3月爆发，据说在邻近直隶省的四五个县中有兵力5万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胜保将军于6月份被派至临清，其精锐部队初胜数仗，但在7月份被张善继亲自率领的八卦教军队打败。于是胜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乱首领投降，但不改编他们带领的队伍。7月末，他接受了据说有2万人之众的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投降。宋景诗胆略过人，武艺出众，使他成了五旗军中三个独立建制之一的黑旗军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张善继撤出山东前往直隶，在8月份被俘和处决。新首领是一位妇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战斗中丧命。12月份教徒们在宽大的条件下全体投降。胜保鼓励叛乱的骑兵组成新营，归他自己节制。其他人被发给“免死牌票”。[105]

当捻军的侵袭使白莲教死灰复燃时，他们还特别在山东激起了许多分散的抗税运动。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励兴办团练之举，使各村庄有了力量。[106]最近的研究充实了济南的史学家们所编的一张抗税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月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东省只有6起抗税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捻军大批入省后的15个月中，至少有18起官方记载的这类事件。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该省北部和中部的6个府征收漕粮和有关的浮收引起的。1862年一名衙役所发的怨言反映了这些事件的暴力气氛：“自办团以来，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107]这18起事件中，至少有9名绅士参加（进士1名、武举1名、贡生2名、生员4名和武生员1名）。

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贴，敦促同村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办的民团内任头领。1862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1862年12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名举人。[108]

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剿，并在捻军根据地正北的毫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次大战中约有20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首领投降。[109]张乐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几个重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沁率领步兵3000和骑兵4000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用重达5000斤的大炮轰击建筑物和街道。8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300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而死。[110]

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示了围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月间进行全面攻击。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3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不能幸免。亲王然后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年5月又叛变了官军，并召集他的7000名黑旗兵在堂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年北京学者所访问的当地老农的证词是一致的。[111]僧格林沁在开始时被打败，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钦命派遣的一营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天津洋枪队，才解除了危局。宋景诗的部队在10月中被击溃，宋本人失踪，以后只是在谣传和传说中才重新提到他。

这位蒙古亲王在完成了保卫山东和直隶的主要任务以后，随即在11月经河南前往安徽去对付那个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年5月投诚，但当他的恩主胜保因渎职和行为不检而在1863年初被撤职时，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稳了。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掷，再次叛变，他占领了淮河边的几座城市，并且围攻在原来捻军地盘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的几支军队参战，由僧格林沁的骑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击败并战死。

战争的第二阶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捻军，其战斗力之强以及战术之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东追击它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军的力量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之围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首领决定组成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从此由正规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亦农亦兵”的）军队组成，并且这些部队还有了更集中的领导和捻军得以闻名的高超骑术。[112]但是正如张珊所总结的那样，这个假设势必被合肥历史讨论会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献根据的观点所修正，因为张珊指出，赖文光的残余部队人数很少，而且骑马也从来不是太平军的特长。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捻军的旗制在1863年后还继续实行，而且持续到捻军运动结束时为止，而太平军一套组织术语显然没有被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军所使用。[113]

不管怎么说，捻军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经常流窜，因此不得不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月份决定“空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成猾劲。”[114]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有5000多匹马。1865年5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2000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军。[115]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月25日任命曾国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1860—1861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6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进。6月6日，李鸿章派约6000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里面有1000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且实际上被击溃了。[116]

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1866年制定的政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117]他悬赏搜集捻军首领的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得“良民”身份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批出没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子。到1866年8月，经过13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59名捻军“惯匪”，毫州有46名，颍州有5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认出是捻军罢了。曾国藩因一些“莠民”实际上就是绿营士兵而感到震惊，同时对有些委员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118]

曾国藩“调查”圩寨的结果不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有成效的，因为捻军在1865年7月已经离开他们的老窝，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再加上帝国军队的日益加强，基本上说明了在侠盗的这些旧巢窟中又恢复了旧秩序。

在曾国藩指挥剿捻战争的17个月中，他还被认为对清廷的胜利贡献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实施封锁的战略。他在1865年7月提议，他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追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和河南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要选择一些航道作为自然屏障，来限制叛乱者的活动。最早论述“画河圈地”的人可能是一度当过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把李鸿章最后战胜捻军的原因归之于曾国藩的战略，而罗尔纲等人是赞同这种意见的。[119]但这种说法把问题搞乱了。因为曾国藩的河流封锁战略是利用军队以及河流、河坝和运河来阻止捻军进入重要的、但防守薄弱的地区，而李鸿章后来在1867—1868年实施的战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说的“觅地兜围”这个词来描述则更为恰当。他更多地利用骑兵和大炮来包围捻军，同时依靠河流和运河来阻止他们的逃窜。

曾国藩从江苏徐州派军守卫4个省的13个府，它们是通向直隶省和北京的必经之地。捻军骑兵这时依靠自己的机动性更甚于依靠民众的支持，这是因为清廷在华北部署了新的地方军队，民众起义的次数少得多了。因此，剿捻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捻军的运动速度和巧妙的战术与清军——特别是淮军——拥有现代武器的对应优势两者的较量。曾国藩估计捻军骑兵每日能驰骋150里。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捻军仍缺乏火药武器。他自我安慰道，“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国藩认为，捻军强烈地希望进入繁荣的山东沿海区。赖文光认为太平军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坏了他们与外国人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赖文光在1866—1867年希望与西方人友好接触并在芝罘取得他们的武器。1866年5月捻军企图进入山东，但被刘铭传击退，捻军的骑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要炮手毕乃尔（法国人，此时改隶清朝并当了总兵）的炮击。曾国藩建议沿运河建造河堤和设置木制障碍，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捻军不能越过。他在7月间把大本营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议要河南也设置河防。军队要守卫两条实际上连接的河道（颍河和贾鲁河），它们组成了一条从淮河几乎直达黄河的航线。他希望切断捻军进入东部平原的途径，使剿捻更加有力。

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迅速被北京批准，但它不到两个月就落了空；同时也说明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9月24日，全部捻军在三个最高头目张宗禹、任柱和赖文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月1日曾国藩提出让在南京的代理总督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军将领更加努力作战。他认识到，李鸿章与刘铭传等真正的军人打交道，能比自己更见成效。他还提出，要让1866年3月以来任湖北巡抚的兄弟曾国荃在河南的战事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在致李鸿章的机密信中说：“贼匪之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战略已经失败，他只能再使用他那旧的和经过试验的办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鸿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120]

在这关键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潘鼎新兼用骑兵和大炮，把捻军拒于山东之外，并在因小说《水浒传》闻名的匪巢梁山训练使用英制的大炮。捻军战败后，其首领在10月20日至23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定。赖文光和其他头目打算重返山东，张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经河南直奔陕西，这样就分成了东西两支人马。张宗禹之所以启程前往陕西，是因为那里的东干回民之乱还在继续，他希望找到一个新根据地。[121]

赖文光和自封为“鲁王”的捻军首领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东，并于1867年1月侵入湖北。也许他们想仿效明末的叛乱者而进入四川。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对骑兵的依赖就把他们拴在平原上了。他们打算渡过汉水，但在2月份遭到惨败，于是在湖北放弃了他们的计划而后撤，6月份却又成功地突入运河以东的山东省。[122]

同时，1866年12月7日，清帝因曾国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辞呈，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李鸿章担任新统帅后，采用了在江苏建立的财政制度，[123]并且使用了现代武器和总数达4900人的骑兵（大部分来自察哈尔和满洲）。亚洲腹地骑兵和欧洲武器的结合，使流寇感到有压力了。

山东的东捻在6月30日抵达芝罘附近，北京为之震惊。地方官请外国人援助，于是200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应邀准备保卫这一商埠。美国驻芝罘的领事发现捻军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他们并不杀伤人，除非遭到抵抗。”赖文光显然取得少数外国人的援助并拥有少量滑膛枪，但仅此而已。[124]

就李鸿章而言，在豫、皖两省巡抚所派官兵的紧密合作下，在运河设置了外围封锁线。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勉强帮助下，又企图在胶莱河上设置内层封锁。当丁宝桢的一个将领守卫的那部分胶莱河失守时，李、丁二人都受到严厉指责。但叛乱者被迫退入苏北，并于11月份在那里再次战败。捻军不断企图突破运河的封锁，但都未能得逞。最后，任柱手下的一名“营将”受李鸿章重赏的诱惑而暗害了任柱。12月，捻军残部在离山东北部沿海不远的河被彻底打败。赖文光逃到江苏扬州，在1868年1月被俘和处死，他至死骄顽不悟。[125]

随着迟早总要代替地方民团的省级军队的成长，帝国在各地方上的统治同时得到恢复。改编山东省一级军队时，湘军的训练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军，总数约两万人，尚未包括1500名满洲骑兵。[126]这些扩充的省军开始剥夺地方团练经理自行征收费用的权力。早在1864年1月1日朝廷就下令规定，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三省，只有那些“官为经理”的民团才准许继续存在。按照清帝批准的这一制度，1866—1867年在沿运河的山东省各城市成立了许多“团营”。“团长”可由绅士担任，但应听命于省级将领并由地方经管官员发饷，同时地方官员又设法通过其基层官僚机器来恢复税制。[127]

东捻在山东正被歼灭时，西捻却远在陕西。1867年1月在西安附近，张宗禹狠狠地打败了陕西巡抚的部队，4月份又会同东干回民攻打西安。但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对付捻军的先捻后回、先陕后甘的策略。10月，捻军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现在的延安更远的地方。12月，张宗禹率领1.7万军队（大部分为骑兵）渡过了黄河的冰冻区而进入山西。[128]到1868年1月初，他进入河南北部，1月17日又到了直隶省境内。2月3日，即张宗禹离开陕北后的七个星期，他已经逼近离北京约80英里的直隶省府保定。

清帝这时动员了京畿的精锐部队；他赏罚兼施，以此来激励邻近诸省的军队。由醇亲王率领并已扩充到近两万人的神机营留守京都。其他部队被动员进击，而新成立的山东军以及在1866年改编的勇营——豫军，迫使捻军再向南后撤。[129]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东南的黄河之间的危险，张宗禹率全军向东北突围，在4月进入山东。

张宗禹渡过运河的行动是致命的，因为这可使官军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黄河、西面的运河和东面的大海来实施封锁的战略。5月16日，李鸿章奉命限期一个月消灭捻军，否则将受惩办。5月21日，他与追击捻军来到直隶并在那里全面指挥数省军队的左宗棠会面，商定了进行“长围”的战略。这战略旨在保卫从天津至黄河约400英里的运河，它需要10万多名军队才能进行守卫。但李鸿章自己的军队连同山东和河南两支军队只能凑集约8万人，因此只能在两岸建立“长墙”。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众对官军怀有敌意，用军队强逼百姓来营造长墙会引起灾难。李鸿章除了命军队造墙外，还想出了“民捐民办”的制度。绅士们得到了钦赐封号的诺言，平民则获准免税。由于依靠“民力”，运河以西的直隶部分长墙在6月初完成，山东省的部分则在6月份稍后时竣工。[130]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东北部的包围圈。7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8月16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对中兴的透视

自从太平军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14年中，人们不但看到了王朝幸存下来，还看到了清朝政体的主要特征也恢复原状。由于一位现代史学家的才能，“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意义。芮玛丽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131]

今天一些对旧中国不很同情的学者可能没有芮玛丽的那种热情，或者可能提问：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为时代骄子的曾国藩、李鸿章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实成功地镇压了叛乱，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了王朝的治国精神，这可以说是事实俱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勇营肯定不属于清朝的旧军制，这时却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但勇营仍是清帝批准建立的，同样忠君，并且这时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这一实力基础上，清帝仍继续利用由于长期公认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有利条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仲裁人，有权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是任命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唯一权威。尽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固有的制度仍继续存在。

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直至捻军战争终结的18年中，北京的会试及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此外，有三年在全国范围安排了恩科会试和乡试。在叛乱盛行地区的乡试当然被迫中断了，只有在山西省，这些名义上三年一次的考试才未受影响。湖北省推迟过1次，四川、河南和山东推迟过2次，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陕西3次，湖南和江南4次，广西5次，贵州和云南6次。但一有可能，就计划和举行专门的补考。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补考。按规定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安徽两省补考于1859年在杭州举办，那时帝国的胜利还相当渺茫。[132]由于乡试功名最后能使人获得官职，这些及时举办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试尽可能按期进行，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补齐。

可是在此期间，大部分官员的质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几代皇帝的旧例，不但照常捐卖监生功名和一些官衔职称，而且捐卖实授官职，甚至也卖知县职位。巡抚们仅就“军功”也已经在推荐候补人了。在全帝国将近1290个县中约有512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致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133]

实际上，许多成为知县的低级生员，如果功名资格不与捐纳相结合，无疑是当不成的；当然，有些甚至没有生员功名而有才能的文人也是通过捐官发迹的。但大部分捐纳知县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城市商人，他们企图通过浮收和其他盘剥形式来捞钱。[134]这样的弊病由于所有知县的任期越来越短而更加严重了，他们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期更短。

知县的任期短暂只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腐化。因为同治时期所恢复的制度中，有一项就是恢复基层官僚机器的决定性作用。1868—1870年任江苏巡抚和为人非常谨慎的丁日昌认为，衙门胥吏的权力正在扩大。胥吏的人数不但比知县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条例和地方情况；他们之所以有权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级更长。他说县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则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孙则是世操此业。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说，江苏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职者出售，代价高达1万两，此数比捐纳知县的代价更高。[135]洪亮吉（1746—1809年）曾经估计，在18世纪一个县有胥吏200—1000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1862年的进士、山东人游百川御史估计，捻军以后的时期，大县有胥吏两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此外，胥吏与差役相勾结，后者走乡串村与地保（地方）联系。19世纪初，浙江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1000名。1851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 1870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说明，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就餐和致酬。[136]大部分知县不得不依靠这批下属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两年内积累一笔资产。这样，成为这一世纪中期叛乱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习，显然在这场大破坏中被保存了下来。

县以下的事务，仍然是不学无术的吏役为了攫取权势而与地方的名门大族不是勾结，就是倾轧。但北京的确设法使省一级的官员主要由取得高级功名的文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对王朝的支持更为坚定。现有的最完整的统计材料表明，[137]在同治时期，65.9%的知府取得高级功名——贡生或贡生以上；此外，任期三年以上的知府的这种百分比要比知县的百分比大。

在督抚一级的领导层，清帝已经表现了灵活性。一般说来，清帝同意吏部的意见，即有“军功”的人如担任高级省职，仍需要相应的学术资格。但到19世纪60年代为止，北京除了允许破格外，别无其他选择。典型的巡抚是一名文官，他能成功地驾驭军人和征收厘金税，此外，他通过某种考试还可能担任过省内的按察使或布政使，这通常是担任巡抚之职的垫脚石。[138]湘军将领成为巡抚的人中有左宗棠、唐训方（都是举人）；刘长佑、曾国荃和李瀚章（都通过考试成为贡生）；刘蓉和刘坤一（都只是生员）。太平军战败后，勇营将领担任高级文官的人较少。淮军将领中有少数功名获得者，其中只有三人在19世纪60年代成为按察使或布政使，他们是刘秉璋（进士和翰林）、潘鼎新（举人）和张树声（生员）。随着剿捻战争的结束，北京停止有“军功”的候选人可以担任布政使或按察使的做法，除非他们有正规的高级功名，或者符合文官条例规定的资历。[139]

清廷收敛了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同时坚信通过正途上升的士大夫可以培养成更可靠的省一级官员，它希望这样做足以确保它的官僚机器的忠诚。但清帝也有办法迫使省巡抚和勇营将领放弃战争年代的那种松弛习惯。其中的关键在于清帝具有任命官僚的绝对权威，以及他有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新办法。对最近因剿捻战争而受破坏的地区，田赋豁免到同治六年（1868年1月24日结束）。[140]但根据北京的指令，各省官员必须负责每年从这些地区的其他土地赋税和厘金中抽出不同名目的款项上缴北京和解交其他省份，这种指令一反旧制。随着许多省份的田赋和漕粮税制的中断，户部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感到要估计每省掌握的多余资金是越来越困难了。按照惯例，各省对多余资金的估计能使户部逐年比较切合实际地估算出每省未来应负担的任务，这种制度称为“春秋拨”。在对次年田赋的“冬估”（它由每省随同本省开支的报告上送）中，已经决定了“拨”往北京或其他省份的总数。这个制度在太平军叛乱爆发后不再可靠，于是清廷在19世纪50年代决定宁可单凭主观的估计，估计是根据户部本身对每省财政状况的粗略计算作出的。在对太平军和捻军战争的整个时期，清廷已从某些省份的特定财源中抽款作为“协饷”，拨给其他有军事开支的省份。为了满足北京自身开支的需要，清廷这时还采用了摊派办法。它在1863年开始施行，那时有几个省被分摊每年的固定份额作为它们上缴的传统京饷（在此以前由每省逐年作出估算）。1868年后不久，所有省份和大部分新海关都已摊派了京饷的款额，一年按期可以征得总数800万两。不久，又规定在各省开征其他专款，以应京师的特殊需要。[141]

北京怎么才能够保证这些估算的收入能迅速地和大部分上缴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清帝具有任命官员这一毋庸置疑的特权的重要性了。因为督、抚的任期从来不固定。除了像李鸿章和左宗棠那些与为王朝效忠的军队有特殊关系的人以外，其他各省巡抚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持秩序，以及为清帝或帝国在各省的军费开支筹措经费。[142]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这个事实：如果省一级长官不能上缴他分摊的收入，北京能够不费力地撤换他。在咸丰和同治时期，总督和巡抚的平均任期非常短。咸丰时期约87.5%的巡抚和同治时期60.4%的巡抚的任期不到三年。咸丰时期73%的总督和同治时期52%的总督任期也不到三年。[143]清帝在决定撤换或调动督、抚时，解缴税收的能力是主要的考虑标准。1866年命令开征“固本京饷”新专款的上谕严厉地警告说：“自奉文日起，或一月一解，或两三月一解，总须按期赶到，不得稍有拖延。如该督抚等任意迟逾三月不解，总由户部指名严参，照贻误京饷例议处。”最近对刘坤一担任江西巡抚之职（1865—1874年）的研究指出，他之所以赢得恩眷，主要是因为他注意上解国家的收入。[144]

由于这些压力的结果，厘金税收和关税——新商业税——收入都牢牢地置于清帝控制之下。各商埠关税的实际数字由赫德定期上报，该项收入的处理由清帝直接监管。当然，在实际征收的厘金税中，只有一部分落到各省高级官员之手。[145]但这部分税收也处于清帝广泛的权力范围以内，因为毕竟只有北京才能任命有大量厘金收入的省的督抚。到1869年，上报清帝的全国厘金收入为1460万两，此数仍超过全部关税（包括通行税共1000万两）。

由于清帝能决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以及江苏和湖北两省巡抚等职的人选，所以对财源的间接控制还能使李鸿章的淮军也置于清帝掌握之中。1870—1871年的淮军军费每年达700万两，其中38%来自江苏省的厘金税收入，29%来自上海和汉口的海关，15%来自其他省份的“协饷”，所余主要由江苏和湖北省库拨付，[146]这与剿捻战争的最后几年相似。清帝为了继续表示全力支持李鸿章.1868年初任命李鸿章之友丁日昌为江苏省巡抚。1868年9月，当支持李、丁二人的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的同科进士闽浙总督马新贻（1821—1870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清帝显然极为倚畀李鸿章，视之为最有用的心腹臣工。

1867年当剿捻战争快结束时，李鸿章已被任命为驻湖广总督，他在1869年1月才来到武昌，但在11月又奉召去四川调查吴棠总督被参劾贪污的案件。李鸿章在四川时，还负责处理川、贵两省爆发的反基督教案件。1870年2月，他奉命去贵州负责征剿那里的叛乱者。但在3月中旬正当李鸿章在准备他的西南远征时，他又奉召去陕西与回民作战，那时左宗棠在全力对付甘肃省的叛乱者。李鸿章于5月到达陕西；他似乎命里注定要协助镇压第三次大叛乱了。但是在6月，所谓的天津教案增加了与法国作战的可能性（见第十章），于是他又奉命率领其大部分军队立即返回直隶省。8月29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接替在患病的曾国藩。清帝对李鸿章的恩宠与日俱增，他也多次为国效劳和用其他方式来报答这种恩遇。芮玛丽指出：“李鸿章终其身的那个时代，更像是太平军以前钦差大臣奉命来回奔波的时代，而不像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时代。”[147]

那么，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否很像太平天国前几十年的中国呢？当然，不能够忽视范围更广的外部世界，即李鸿章要全力对付的那个“民族力量日益扩张的凶恶的新世界”。对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管你想怎么说，他本人以及他开始懂得与华尔和戈登一起去争取的西方武装确实给保卫北京本身的那个省带来了安宁——或者毋宁说，有力地制止了混乱。李鸿章也不是用武力强行维持国内秩序的唯一官员。在山东和河南，新勇营已在不断发展，同时又像直隶省那样，两省还独立地大力把绿营军重新训练成所谓的练军。巡抚丁宝桢效法直隶的曾国藩，在1869年10月得到清帝批准，改组有1.4万名士兵的山东绿营军，遣散了大批疲而弱者，并对较精悍的进行训练。1872年河南巡抚上奏说，他已向由地方官或派往该地的将领监督的绿营军“营汛”灌输了力量，从而能找出潜藏的奸盗。[148]与日益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的李鸿章不同，这些巡抚更关心维持国内秩序和筹集财源等重大任务。

当然，巡抚和总督还有提高学术、移风易俗和整饬吏治的任务。这些都是咸丰和同治时期的上谕中三令五申的理学要务。但事实上，注重八股文的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力量。官绅在府县所办的书院除了培养少数擅长写华丽空洞的韵文的优秀学者外，很少有其他成绩。为了鼓励绅商平民为战争捐款，清帝自1853年起就批准了长期增加各省地方上生员的名额。到1871年当不能再听任长期增加生员名额时，在每年的府学考试中生员的全国限额已增加了20%——从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13人。但在省一级每三年的乡试中，录取士子的全国限额保持在1851年的1770人这一数字以下——1881年下降至1254人，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又恢复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例如，在1881年，江苏和安徽二省举人的名额只有114人，山东省60人，广东省72人。）[149]为了帮助有前途的考生（包括那些已有低级功名但准备参加高级考试的人），认为有必要增设书院。现有的研究材料说明，在同治时期，直隶省成立了29所这样的书院（它们或是新设，或是在废弃旧书院基础之上成立的），而在道光时期成立了37所，咸丰时期成立了10所。在广东省，道光、咸丰和同治在位时成立的新书院分别为46所、28所和31所。[150]这样，另一个战前的制度得到了恢复。但是，生员名额增加20%一事，意味着新书院甚至不得不更加注意练习写八股文，可是学生甚至对从中挑选片言只语作为文章题目的《四书》的意义也不很了解。每个书院通常只能收10—15名学生，超过百名的极少，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它们的作用。

道光年间各省高级官员不时筹措捐款，在省会或其他大城市兴办从事真正学术研究的书院。这种专门书院通过杰出的学者来领导，对学术空气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840年后的16年，陈澧（1810—1882年）担任了广州学海堂的山长（见第六章）。1858年，当英军占领广州迫使陈澧逃离时，他已经出版了在以后几十年中有着深远影响的《汉儒通义》。他虽然长期住在广州，但很少谈到当时城内外国人的挑战，不过他在1858年写的文章确实提到了国内施政不当的问题，例如他说过：“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陈澧是学海堂创办人阮元（1764—1849年）所创汉学派的一位学者，他认为，务必不要以为重视训诂考据就是忽视“义理”，这比阮元走得更远。虽然不应放弃实证的训诂学，但也应研究经学内包含的道德伦理意义；但陈澧又认为，汉、唐、宋历代大学者已对经学作了权威而透彻的解释。他虽然给予程朱理学以应有的尊重，但断言宋代哲学家本身的哲学理论却不如他们的注疏那样有价值。尽管陈澧非常爱好训诂考据，却仍持通常的见解，认为汉代甚至唐代学者早已掌握了儒家经籍中的真谛。因此，与经学本身及宋代的注疏一样，他们的各种注疏对学者也有帮助。事实上对大部分学者来说，集中研究某一种经书，再辅以标准的注疏，要比浏览许多古典经籍更为可取。使人感到矛盾的是，陈澧就这样把自己严谨的训诂考据与古代经学中近乎神秘的信仰结合起来了。[151]在整个同治时期，当陈澧继续在重建的学海堂任教并主管了一个从事高级学术的新书院（1867年广州盐政使创办的菊坡精舍）时，他的影响迅速扩大。他提出关于只习一经而再辅以注疏的主张，本质上就是1863年的进士和1873—1876年的四川学政张之洞这个年轻人，应用于他在四川省创办的一所新书院的宗旨。[152]

同治时期的学术界中，在1864年被李鸿章任命为苏州正谊书院山长的冯桂芬（1809—1874年）代表了另一种倾向。当1863年他在江苏推行田赋改革时，事实上他已有了一项较全面而激进的改革计划。他在1840年成为翰林前曾当过江苏省某些官员的幕友达七年之久，他最初只是一名知县的幕友。他主张研究经世致治国之道，推崇顾炎武论述地方吏治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到1861年末，他完成了40篇文章并汇编成集，名为《校邠庐抗议》。[153]他所提出的具体改革要比魏源激进得多（见第三章）。他对西方国家的力量和制度的赞赏更甚于魏源。魏源对旨在使国家富强的行政和军事效能似乎已有一种准法家式的酷嗜心理，而冯桂芬应付西方侵略挑战的心情虽然与魏源同样迫切，但他还关心着人民的福利，特别是小自耕农的福利，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社会的支柱。他的论文无情地抨击了造成严重弊端的顽固的清代制度：如微薄的官俸、官场上惊人的繁文缛节、受人蔑视但能发财致富的衙门吏役、捐纳官职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不公平的赋税等。他的激进建议中有这样一条：以称为“幕职”的文人（选自在乡试中不幸落第的生员）来代替全部衙门胥吏。为了激励这类属员能有良好的表现和行为，他们在职九年后应有机会升入仁宦正途。冯桂芬还进一步提议，县以下基层机构中那些甚至没有小绅士地位的“董”，应由村民用片楮选出。“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这类民选官员支领月俸，每人任期三年，并有权在土神祠中会同农村耆绅审断争端。这一级的基层政府再以巡检来充实。巡检从获得低级功名并当过县级幕职的人中选出，有权受理五千多户的上诉和作出较轻的惩处。[154]冯桂芬这些引人注目的建议如被采纳，就可减轻知县个人的工作重担，延长他们的任期，清除衙役的许多积弊。

陈澧的汉学观点在同治时期风靡一时，在苏州书院的冯桂芬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看着他设法要清除的积弊仍在盛行。1862年冯桂芬送给曾国藩一份手稿，要求曾国藩作序以示赞同。曾国藩看了十几篇文章后发现他的主张实难付诸实施，所以直到1864年收复南京以后才答复。但曾国藩确实把冯桂芬全部（或几篇）文章的副本送给他的朋友、博学的军机大臣李棠阶。李棠阶给军机处同僚的一份帖子只提到了冯桂芬建议中的一个问题，即以有功名的人取代京畿各部胥吏的可取性。但他指出，“然非朝廷彻底盘算，握定主意，不为浮议所淆夺，则必不能行”。[155]实际上冯桂芬很谨慎，未发表他的《校邠庐抗议》，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除了在书院讲授经史外，主要对语文学和西方数学（根据当时能得到的中文译文）进行了专心致志的研究。只是在他1874年去世以后，他的几个儿子才决定将《抗议》一书中比较不招物议的一半连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付印。《抗议》的全文到1885年才发表，但是即使在那时，他的较重要的建议也未被最讲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予以认真采纳。[156]

当冯桂芬和陈澧在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方面发生分歧时，活到19世纪70年代的曾国藩却信奉另一学术重点。甚至在忠君之士中，他晚年也看到过丑恶，还被迫作出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1869年8月他任直隶总督时，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1）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2）考据；（3）辞章；（4）经世致用之学（经济）。但曾国藩着重指出，一定要把个人以全部才能献身于维护“伦纪”的行动看得比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更重要，而这种献身行为只有通过立志和居敬，通过履行程朱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陈澧主张通过汉、唐、宋代的注疏研究经学；曾国藩则不同，他宁取朱熹的注疏以及这位圣人自己的哲学著作。但他不反对那些服膺朱熹学说的人去搞考据或辞章，也不反对为此目的而去研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他认为这两书合起来能提供经世致用之学的详尽无遗的明确知识。[157]曾国藩与冯桂芬不同，他的战时经验使他深感在固有制度范围内进行调整有着局限性。因为这个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以致它有了礼的神圣性质。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清帝的支持，清政府的措施毕竟全力以赴地使湘军和淮军取得了胜利。曾国藩只有赞助把原来的政体全部保存下来的一途。

根据这种情况，芮玛丽的卓见仍会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正是她最终论定，清代的中兴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这个时代的伟人们看到了正在扩大的阴影中的胜利”。[158]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旧秩序在江苏、山东和直隶等省已经明显地恢复。苏松太地区的“大户”继续逃税；衙役们又活跃于山东，又在包揽税收和中饱浮收；连直隶省在内的小绅士都感到进一步获取举人功名无望，就充当包税人或搬弄是非的讼棍或讼师，与衙役或相勾结，或相倾轧。新的大规模叛乱没有再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已经拥有西方武器的许多省的勇营，甚至重新受训练的绿营军。[159]同时，由于王朝加紧对官员人事的控制，总督和巡抚曾因设法改进吏治而扩大自己在任命地方官员的作用方面的灵活性越来越受到限制。大半辈子搜罗“人才”的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之前哀叹，随着大部分地方恢复了和平，日子比较好过了，可是能够激励真才实学的挑战也不常见了。他说：“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需援资按序，各循常调。”[160]虽然仍须把曾国藩的一生视为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经世致用之学的胜利，但他的成就实际上是由于清帝在战时给予的支持和灵活性才取得的。由于传统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得不满足于清帝所给的回旋余地。这一事实对冯桂芬等人所提改革根本制度的建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少数人虽然把注意力转向国际关系和设法获得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西方强国的秘密，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限制。

（杨品泉　译）

[1]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1期（1973年5月），第1—52页。史密斯：《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22—161页。

[2]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3、17页；卷3，第2、7、25、41页；卷4，第1、7、15页；《奏稿》卷2，第10、21、27—28页。

[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 8页；《家书》卷1，第59页；又见《杂著》卷2，第58页。

[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1页。

[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第4页；卷2，第2页；《年谱》卷1，第17页。

[6]沈陈汉音（音）：《1840—1852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第61—80页，特别是第71页。

[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页。

[8]《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25页；卷3，第1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43—244页。

[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1页。

[10]关于其分布状况，见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页。“私人”一词是有争议的，因为委员不像幕友，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11]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页（又第55—64页所列之表）。

[12]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页；《家书》卷5，第39页。

[1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5，第3、5、17、24、30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15，第20—22、25—26页；卷30，第9—10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第53—54页；卷13，第35页。

[15]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第19页。

[16]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第9页）引用了王闿运和薛福成的记载。

[17]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页。

[18]《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3页。

[19]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50期（1960—1961年）。

[20]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第1期，第3—4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页。

[21]吴秀良：《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页。

[22]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年），第118页。

[23]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书说》。

[24]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第10—18、21—22、76—77页。

[25]迪安：《中国和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第3章和第6章。

[26]《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28页。

[27]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载《历史学研究》第245期（1960年10月），第27—30页。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14—22页。

[2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4页。

[2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2页；卷2，第47页。

[3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6页。

[31]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页。

[3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136页。

[33]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45、46—47页。

[34]《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88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第13—14页。

[35]《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56—158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80—82页。

[36]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3页。

[37]《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203—20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5页。

[38]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7页；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32页。

[3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06页。

[40]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2册，第1057—1061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第3—4页。

[41]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册，附录，第166页。

[4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第30页；卷4，第44、46页。

[4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6，第12、35—36、47—48页；又《书牍》卷7，第15—16页；《奏稿》卷7，第35—36页；卷8，第40页。

[4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242页）引曾国藩之言。关于南京陷落详情，见戈登记载，大英博物馆52号和392号文献，1864年6月30日；又英国海军部，125/ 105号，李致金斯顿函，1864年7月29日。关于掠夺情况，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3册，第1887—1888、1919页。

[4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300页。

[46]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04—207页。

[47]《曾国藩未刊新稿》，第214页。

[48]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98页注5；第199页注1及3；《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30—31页。

[49]《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第35页。

[50]庞百腾：《太平军叛乱后期江西省的收入和军费开支》，《亚洲研究杂志》卷26第1期（1966年11月），第63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19、127页。

[5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40—41页；卷18，第38—40页。

[52]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83页；又见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第340、360页。

[53]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第360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8页；卷12，第31页。

[5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第37页；卷7，第7页。

[55]《胡文忠公遗集》卷14，第4—6页；卷23，第8—10页；卷59，第31页；卷63，第19页；卷65，第3—4、5—6页。

[56]《胡文忠公遗集》卷23，第5—8页；卷60，第25页；卷61，第23页；卷64，第18页。又见卷23，第3、6—7页。

[5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第29、35、37—38、41—42页；卷7，第1—2页；卷8，第47页、第25页。

[58]《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6，第23—24页；《书札》卷7，第9页；《年谱》卷7，第20页。

[59]《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第50—51、53—54页。

[60]《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页；《杂著》卷2，第54—55页；《书札》卷7，第7页。

[6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25页；卷10，第11—12页；卷12，第5页。

[6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第12页。

[63]夏鼎：《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35年4月）。

[64]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2，第19—21页；又《骆公年谱》，第38—39页。

[65]《胡文忠公遗集》卷23，第3、5—8页；卷26，第1—6页；卷31，第8—10、14—17页。又卷23，第6—7页；卷31，第9—13页；卷60，第23—24页。

[66]《胡文忠公遗集》卷26，第1—3页；卷31，第15页；卷60，第27—29页；卷61，第9—10、12、21—22页；卷63，第18—19页；卷64，第19—20页；卷89，第5、15—17、23—24页，以及其他各处。

[6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第8、16—17页；卷9，第8—10页。

[68]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28，第35—44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第33页。

[69]欣顿：《中国的漕粮税制》，第92页。

[70]《江苏减赋全案》卷5，第25页。

[71]引自郭廷以等编《郭嵩 焘 先生年谱》（上册第246页）中郭嵩焘、之信。

[72]吴云：《两罍轩尺牍》卷5，第13—15页。冯桂芬：《显志堂集》卷5，第36—37、43—44页；卷9，第21、23页；卷10，第104页。又卷4，第11—12页；卷9，第12—13、19—20页；卷10，第7—10页。

[73]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246页。

[74]同上书，第247—248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第34页。

[7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第33、34页。

[7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第56—65页。

[77]《江苏减赋全案》卷1，第1—4页。

[78]《显志堂集》卷4，第9页；卷5，第11—12页；卷9，第1页。洛日乌斯基：《1863年苏松太减赋问题及其后果》，第186—200页。又见《显志堂集》卷4，第11—12页；卷10，第7—10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27页。

[79]吴云：《两罍轩尺牍》卷5，第11、16—17页。《显志堂集》卷5，第44—45页。顾炎武及以后的作者估计苏松太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是佃农。假定19世纪50年代那里的总人口数为1000万，至少一定有20万—30万自耕农，也许更多。

[8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11、26页；卷5，第1、8、12、36页；卷6，第4—5页。《书札》卷12，第33—34页；卷13，第7—8、11—12页。

[8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第40—41页；卷7，第42页。

[8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7，第41页；参阅吴云《两罍轩尺牍》卷5，第22—25页。

[8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第43页。

[84]夏鼎：《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的田赋问题》，第456—457页。

[85]《显志堂集》卷4，第10页；殷兆镛：《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第54页。

[8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第60—66页。

[87]《江苏减赋全案》卷1，第5—6页；卷2，第29—33页。

[88]《显志堂集》卷4，第12页。

[89]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1—23、26—27页。关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者发现的告示，见附录，第241—243页，此告示最先发表于《进步日报》1951年2月3日。

[90]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5，第31—32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跋，第244—245页，特别是第六条。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重印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1册，第323页。

[91]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2，第40—41页；卷5，第31页。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卷1，第4页。

[92]邓永康：《1853—1863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年）和孟传铸（1910年）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册，第171—172、300—303页。

[93]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第1页。

[94]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第40、51、55—56页；卷4，第12页；卷8，第2、4、14—15、19—20、36、42、51页：《函牍》卷1，第9、12、16、19、27页。

[95]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858年在雉河附近被架走；见范文澜编《捻军》第1册，第348—355页。

[96]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特别是第130—134页。又见第97、105—107页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的张乐行的檄文和“自述”（1863年）收于《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0日）马汝珩和刘守诒的一篇文章中。

[97]张瑞墀：《两戡乱记》，载范文澜编《捻军》第1册，第288、291页。

[98]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99—101页；关于捻军的各次战斗，见第188—238页大事记。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2.2，第8页；卷2.4，第1页；卷6.2，第13—14页。

[99]关于这些叛乱事例，见《豫军纪略》卷3.3，第2—4、16页；卷3.4，第2、4页；卷3.5，第6页。又见卷4.9，第1、6、10—11页；卷4.10，第1—3、21页；卷4.11，第4—6页。又见卷2.3，第1—2、3—4、5、7页。又见卷2.5，第1、3—4、5页。

[100]奕等编：《剿平捻匪方略》卷85，第1页。

[101]见景甦与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特别是附录1和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337页。《临清县志》卷1，第14—15页。

[102]管晏、赵国华等：《山东军兴纪要》卷19A，第1—2、4、8页。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过邓永康《1853—1863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一文的教益。

[103]《山东军兴纪略》卷19A，第7页；卷11A，第4—5页；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264—26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5，第12—14页。

[104]《山东军兴纪略》卷13A，第9页；卷12，第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1，第6—7页。

[105]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一个插曲》，载《中国论文集》第18期（1954年12月），第134—139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3C，第1、7—8页。

[106]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第9624页。

[107]《山东军兴纪略》卷22C，第11页。

[108]《山东军兴纪略》卷20A，第1—3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35—36、58、67、71、92—96、117—118页。

[109]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22—223页。

[110]《山东军兴纪略》卷20B，第4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92、122页。

[111]《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201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9C，第8页；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第140—143页；江地：《1865—1866年的捻军战争》，（载《历史教学》，天津，1954年11月，第36页）所引杜松年（举人，1849年）关于宋景诗和捻军的评述。

[112]《豫军纪略》卷1.3，第8—9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38、40、46页；罗尔纲：《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特别是它的序言。

[113]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第14期（1959年12月），第34—38页；关于捻军的运动战，见同上书，第39—50页。张珊的证据与一名芝罘的中国人的叙述是一致的，此人在1867年与赖文光的部队一起度过了两周；美国芝罘领事馆快信第33号，1867年8月24日。

[114]《豫军纪略》卷9.13，第8—10页；卷10.14，第1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9页。

[115]《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页；卷205，第12、13页；卷211，第15、16页；卷214，第33—34页；卷232，第2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5页。

[116]见李鸿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22—24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序言卷《自述》，第18—19页。

[117]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01页。

[118]《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第26—30页；《奏稿》卷30，第51—52页；《批牍》卷3，第40—43、45—46、48—50、51—53、55—56、68—69页；卷4，第1、2、5页；《书札》，卷13，第33页。

[119]赵烈文为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写的序言。罗尔纲：《捻军的运动战》，第51—52页。

[120]《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第19、20、3页；《书札》卷13，第17、21、22、34页。赖文光的“自述”，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第13—19、23、30—33页；《家书》卷10，第32—33页。关于毕乃尔，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第59—60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4—25、36—43页《家书》卷10，第28、37—38页；《奏稿》卷30，第10—12、45—49页。

[121]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5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1，第4页。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

[122]王定安等：《曾忠襄公年谱》卷2，第12—16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72—73页；《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第43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184—187、198页。曾国荃估计湖北东捻的兵力为步兵3万人，骑兵为七八千人。

[12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24、46、47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5、29、52页。

[124]《剿平捻匪方略》卷278，第16—17页；卷286，第2—3页。《山东军兴纪略》卷6B，第9—10页。邓嗣禹：《关于捻军运动及其对清朝衰亡的影响的几点新意见》，载《纪念香港大学成立五十周年中国研究论文集》第3集（1968年）第56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第49—50页。

[125]《李鸿章新稿》，收于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2册，第50—6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16—28页；《奏稿》卷12，第73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82，第10—12、18—19页；卷288，第9、22—23、28页。

[126]《山东军兴纪略》卷4A，第8页。《大清穆宗实录》卷86，第51—53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第4、36—37页；卷4，第9、16页。

[127]《十二朝东华录·同治朝》卷28，第16—17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第2629页。张锡纶：《军书汇钞》第1册，第305—306、479—481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第51—53页；卷8，第11页。

[128]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载《史学月刊》（1964年12月），第350—352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第9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74，第20页。

[129]如《大清穆宗实录》卷211，第24—27页；卷222，第3—8、9—10、13—14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第1—4页。《豫军纪略》卷12.12，第5—6、8页；卷12.21，第4—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95，第15—16、19、20页；卷296，第2—4、7、11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2页；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14页注1。

[13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4、16—17、20—22、24—25、31、41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9—80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第39、44—45、47—48页。关于百姓对官军的仇恨，见左宗棠《左文襄公家书》，摘载于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223—224页。

[131]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年版序言），第7、18页。

[13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97—100、151—152页。

[133]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1册，第212—213页。总的说来，这一大规模研究的发现，可以与张仲礼、瞿同祖、梅茨格和华特等人（见参考书目章）的统计（即抽选不同的年份和地点对地方官的资格和任期所作的统计）相印证。何炳棣发现，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在1840年仅为29.3%（见《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48—49页）。

[134]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146—149页。参阅李国祁等编《中国地方志研究》第1册，第384—387页。

[135]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5，第19—20页。

[136]瞿同祖：《清代中1国的地方政府》，第39、59页。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8，第46页。《大清十朝圣训·咸丰朝》卷7，第4页。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2，第6页。

[137]根据中国本土全部180个府中的70个府的材料。李国祁等编：《中国地方志研究》第1册，第206—207、374—377页。

[138]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递现象》，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6月，第525、529—530，533页。又见她关于按察使的论文，第487、491—492页。

[139]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1，第20、31页。

[140]《剿平捻匪方略》卷320，第7—8页。

[141]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载《社会科学杂志》卷9第1期（1947年），第83—91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9，第8261页。

[142]见阿谢德《光绪时期四川的总督》，载《远东史论文集》第4集（1971年），第41 52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计》，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9—223页。

[143]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1期（1973年5月），第259—292页；见表，第276—281页。

[144]上谕引自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3，第40页。李国祁：《同治中兴时期刘坤一在江西巡抚任内的表现》，载《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1972年），第260页。

[145]见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计》，第195页注2。

[146]王尔敏：《淮军志》，第276页。

[147]芮玛丽：《同治中兴》序言，第7页。

[148]《丁文诚公遗集》卷7，第23—24、37页。钱鼎铭的奏折，引自罗尔纲的《绿营兵志》，第204页。

[149]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7—88、124页。

[150]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第25期（1936年2月），第1—63页；第29期（1936年9月），第1—105页。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67—74、314页。

[151]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67—69、90、97页。陈澧：《东塾集》卷2，第14、28—30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册，第602、607、614页。

[152]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4，第13—15页；卷213，第21—22、24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50—54页。

[153]记述冯桂芬传记的最佳著作依然是百濑弘的《论冯桂芬及其著述》，载《东亚论丛》第2期（1940年）。关于《校邠庐抗议》书名的意义，见冯桂芬的自序，1898年版，第4页。

[154]特别是卷1，第13—14、16页。

[155]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3，第1428页，1862年11月8日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7页。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5，第17—18页。

[156]但熟识冯桂芬的丁日昌在1868年曾奏请专门开科考试法律，以征召新胥吏，并应准许有功名者应试；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5，第20页。

[157]《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第57 58页；《书札》卷32，第29—32页。

[158]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年版序言，第9页。

[159]洛日乌斯基：《1863年苏松太减赋问题及其后果》，第245 248页。《大清德宗实录》卷12，第6页。《山东通志》卷81，第2565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第342页。参阅《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第68页。钱鼎铭：《钱敏肃公奏疏》卷4，第1—2、22页；卷6，第23、26页。

[160]引文载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册，第583页。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理论：对自强运动的早期倡导

1860年和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国际处境整个说来虽然更坏了，但由于同治时期镇压了叛乱，清代又得以延续了半个世纪。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政治家们不会轻易地忘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这一耻辱。但是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兴起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场对外战争。这段间隙的和平时期使清政府有机会为准备将来抵御列强而积蓄军事和财政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维持国内秩序当然也是可贵的。

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为此目的就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但并非每个建议都是付诸实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议都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不久，“自强”一词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总的说来国内秩序维持下来了，许多地区性的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但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的战败，表明这一被称做是防御外国列强而制定的政策是失败的。

虽然如此，以自强的名义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实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成果。新政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经世致用说的背离；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当然，所采取的妥协性措施从来没有达到引起制度方面重大变革的程度。但是新知识和新看法传了进来，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提供了某些机会（虽然机会是偶然的，而且为数很少）。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不但出现在身负要职的政治家之中，而且还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之中。

自强一词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的局面。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论调也太简单化了：既然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看来是依靠技术强大起来的，那就应把采用这种技术视作根本的任务。可是，在那些议论这件事的官员和学者之中，对以下两个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是为了利用西方技术，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一是在固有的制度中进行的调整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恭亲王和文样

在北京，自强的主要倡导者是两个负责与欧洲侵略者办交涉的满族官员。长江下游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们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师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在内——的支持。

恭亲王和文祥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自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1]1860年危机时任兵部尚书、同时又是“主战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这一观点。沈兆霖也对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没有为所欲为的事实所震惊。他们“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2]。

恭亲王和文祥还意识到欧洲人显然对清王朝多少怀有好意，并且可以使之为清王朝所用。从1860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军的侵扰，部分地也要感谢英法联军，1862年初，恭亲王决定“借”外兵帮助镇压太平军，并且扶植洋人率领的常胜军（见第六章和第九章）。洋人还帮助管理海关；海关为清政府提供了战争的军费。

北京领导人从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中找到了暂时的好处，但他们认识到仍需要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1861年初，他们把这一政策概括成“自强”一词。他们坚决主张，外交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3]毫无疑问，建议训练新满军主要是为了对付当前捻军叛乱者对直隶省的威胁。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到英法战争，祸患频仍，使他们懂得内忧外患是“互相为用”的；而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造成的困难尚无结束之望。像翰林院编修赵树吉等朝廷命官也有着这些忧虑。他在1861年初的一份奏折中警告说，与夷人商订的协定是靠不住的，确保未来安全的唯一办法在于“寻求自强之术”。赵树吉希望有一个努力恢复元气的真正行动，他说：“诚能日夜袛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之所在，将智者效谋，勇者毕力；则是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悖之疾，而警我数十年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非彼族之利也。”[4]

当恭亲王和文祥强调需要训练军队时，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军队的质量，而在于他们手中的武器，这样想也许是不足为奇的。1860年西方的火力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从此他们着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几艘炮舰，就能轻而易举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要塞。这个想法就导致了命运不佳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计划（见第九章）。清廷接受了英国人关于由他们提供训练使用新式滑膛枪的军事教官的建议，于是在1861年末批准了一个在天津训练几百名官兵的计划，其中包括从北京选拔的旗人军官。文祥自己参加了组织北京神机营的工作，此营不用外国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国在1862年送给清廷的武器。[5]

下一步不仅是使用西方的枪支和炮舰，而且要在中国制造这些武器。甚至在1860年和约谈判期间，法国已经建议要帮助中国铸造大炮，但恭亲王和文祥却怀疑欧洲人竟会如此爽快地让人分享他们力量的秘密，不过他们确实也鼓励过曾国藩和薛焕考虑建立新兵工厂。[6]新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并不一定比有些低级官员更富于想象力，这可从1861年11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折中得到证明。魏睦庭指出，正是因为欧洲人对贸易的兴趣大于侵占领土的兴趣，所以才有此良机，即他们不仅教中国操作他们的大炮和船舰，而且允许中国人像彼得时代的俄国人那样学会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术。魏睦庭认为，被大吹大擂的欧洲武器技术毕竟是中国自己的遗产。他的论调典型地代表了以后30年许多中国作者的论调，即：把火药传到欧洲的是元代的蒙古人，虽然它已在欧洲得到很大的改进，以至于“奇巧百出”。

魏睦庭要求中国重新学习它已经遗弃的技术。归根到底来说，汤若望和南怀仁曾被允许在北京铸造枪炮，并且西方武器对伟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军功也作出了贡献。所以魏睦庭认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国家渴望在中国国内安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的市场，所以它们的侵略意图得到了缓和。大清政府应该开始制定一项计划，即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制造枪炮和战舰。由于忠于帝国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来中国在这些方面一定会胜过西方。[7]

这些意见使人想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表达的思想（见第五章）。魏源的意见不久被更多的实践所证实。恭亲王和文祥在1863年被李泰国的行为弄得非常懊恼，李泰国无非是因为拥有几艘他答应用来攻垮太平军的炮舰，就能对清廷的几位军机大臣大加嘲弄。尽管满人在传统上厌恶一切海上的事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决心：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舰队。[8]

满族领袖人物特别热心，因为在1863—1864年，李鸿章在江苏不仅雇用外国军官训练他的军队，而且还取得洋人的帮助来制造西式弹药。李鸿章的这些活动使人感到，对于自强计划应有个长期安排。1864年年中，恭亲王和文祥重申他们的观点：“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他们在奏禀中推荐了李鸿章的事业，并建议选派旗军到江苏李鸿章的兵工厂见习。中国应当利用目前的时机，“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恭亲王和文祥虽然仍未洞悉西方技术的复杂性，但感到他们终于最后找到了中国对付外国挑战的处方：“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9]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

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问题。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国藩已从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来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60年12月，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10]1861年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1862年6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11]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夏……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12]。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1863年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13]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14]

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议在上海设立一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1864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15]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一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一改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

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16]

左宗棠（1863—1866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点。他直到1862—1864年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的援助（见第九章）。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知识。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左宗棠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1864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赏。

像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17]左宗棠从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15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郭嵩焘与冯桂芬

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1818—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24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战斗开始后，郭嵩 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 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18]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在19世纪60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亟须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19]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20]这是多么大胆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举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时，才能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21]

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予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予进士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22]

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他的淮军至3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军的建议。1866年8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1.5万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率领这些部队。在1866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军的同样建议。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苏省巡抚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1600名绿营军减少1/3，并给以严格的训练。[23]

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的惰性有关。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动乱的10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像过去那样强大。像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政治和财政结构

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23年中，人们把它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7人，1869年为10人，1876年为12人。从1861年至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至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至1881年，全部兼领（从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24]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咨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1861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在随后的年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靠恭亲王。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1865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了一次打击。4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25]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不过10日，慈禧决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王有着特殊的信任。慈禧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被永远地夺去了1861年所封赐的“议政王”头衔。朝廷的命官们这时也都知道他并不总能邀得太后之宠眷，而且慈禧开始提拔那些以学识高深驰名的官员，他们的清议能力可以抵消恭亲王无视祖训的倾向。在恭亲王被剥夺权力的10天期间，慈禧专与咨询的是周祖培、倭仁，这两名大学士一直在妒忌军机处的权势。1865年冬，内阁学士李鸿藻，由于担任侍讲，得以经常觐见慈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右侍郎。李鸿藻的为人在思想上骄横傲慢，在政治上圆滑狡诈，所以不久就成为宫廷中一派的领袖：这一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1871年死去时为止）和后来十分出名的顽固派如徐桐和翁同龢等人在内。李鸿藻派普遍地批评恭亲王对欧洲人的怀柔政策，特别是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们，对采用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余波中，李鸿藻及其朋友们保护了在天津曾经助长暴乱的官员，并批驳了对法国采取像恭亲王和曾国藩所提倡的那种迁就态度。[26]

在1865年以后新的宫廷联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也站到了反对恭亲王的一方。他在情绪上是敌视西方的，据说他在煽起“天津教案”中曾起过作用；总之，他猛烈地攻击恭亲王在解决教案时所采取的态度。在1871年3月呈递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责恭亲王和另一总署大臣董恂“一味媚夷”。醇亲王对总署大臣又可以任军机大臣一事极为不满。“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27]慈禧认为这一密奏不宜公开，但她设法使以后的一切有关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事项都要在醇亲王和与他意见相同的官员以及宗室诸王共同参加的宫廷会议上商讨。总理衙门的决策权就这样被削弱了。

恭亲王很自负，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继续冒犯这位皇太后。1869年他和其他军机大臣们进行策划，使慈禧别无选择地被迫授权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和处决了她宠幸的太监安得海，因为他违制私自离京南下，一路穷奢极侈，极为招摇。安得海因向慈禧密告许多高级官员而臭名昭著；此时慈禧因安得海之死而迁怒恭亲王。1873年同治帝到了成年并开始亲政后，恭亲王反对这位年轻的君主为慈禧的享乐而重建圆明园的计划。恭亲王的奏疏慷慨陈词，像一个大胆的御史那样刚正，它规劝清帝不要行为失慎（包括微服出游），并力谏他少浪费国库财富，指出这首先要从停止重建圆明园工程开始。1874年9月，清帝无疑是根据他母亲的示意，将恭亲王革职降级——至少达一天之久。第二天的谕旨宣布按照皇太后的旨意，恭亲王的职务和爵禄都予以恢复。这种既表明宽容又显示权威的两面三刀做法，为的是让恭亲王出丑。[28]

1875年1月，同治帝没留下一个继承人就死了。慈禧选择了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当新皇帝，以光绪为年号。向新统治的过渡显然进行得比较顺利，尽管有少数官员确实提出过规谏，要求遵从祖制从下一代人中选出新皇帝，以维护孝治的礼教。载湉只有四岁，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两位太后（慈安和慈禧）第二次摄政；慈禧将长期不间断地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新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暂时引退。但有关重大事务，他都以亲王的身份参与廷议，而且他的主张比以前受到了更大的重视。1876年，靠着秉性和机敏在宫廷中赢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亲王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兴起

在实际筹划和督办自强新政的过程中，分管南洋和北洋的两名通商大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建置于鸦片战争之后，原任大臣已于1859年调往上海。1860年以后它被称为南洋通商大臣。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岸以及在长江和南方新开放的口岸都归这位大臣管辖。1860年，江苏巡抚薛焕兼领该职，甚至在1862年4月他离任巡抚之职后仍继续担任此职。从1863年初至1866年底，江苏巡抚李鸿章兼领南洋通商大臣之职。1866年底曾国藩转任南京时，他就成为通商大臣。此后，该职始终由两江总督兼领。

北洋通商大臣之职最初设于1861年天津开放之时，由于直隶总督不能经常在那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各种问题，恭亲王的帮手崇厚被委派为通商大臣（通常称为[北]三口通商大臣），驻在天津，处理在天津和牛庄、芝罘发生的涉外事务。不像南洋通商大臣，崇厚没有钦差大臣的身份；重大事情他都要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或者奉天府府尹，一起采取行动。然而，当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决定他以钦差大臣的全权地位负责有关对外贸易和畿辅海防等事务。（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衔被取消后，李鸿章的兼职被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天津，只有冬季住在直隶首府保定。

由于两名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在各通商口岸与西方交往时发生的一切事务，所以1862年的一道谕旨授予了他们监督其辖区内各分巡道员的权力，这些分巡道员分管的地区包括各通商口岸——例如，福州道台和宁波道台要向在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禀报“洋务”。[29]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权限还扩大到包括督办所有利用西方知识和人才的新兴事业。19世纪60年代初，薛焕以及他之后的李鸿章，监督执行了雇佣外国教官的专门军事训练计划。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1866年末，曾国藩转到南京任两江总督之职后，他就督管了李鸿章创办的各个兵工厂和外语学堂。1870年曾国藩得到清帝的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并调给它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军舰，甚至还有几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军舰。南洋通商大臣此时是大部分自强计划的实际协调者。然而福州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底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经办，为此沈葆桢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但是，沈葆桢在争取新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困难。

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李鸿章取得了曾国藩的合作（后者以前曾接受了李鸿章关于考虑江南制造总局各项新计划的建议，并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得到敕准选派青年学生赴美受训）。李鸿章对华北以外的事务也有所干预，这在行政管理方面有词可托，因为通商大臣的体制并无明确规定。由于北洋通商大臣有保卫畿辅重地的职责，李鸿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联系，商讨有关防务乃至贸易事务，尽管上海不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还由于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1865年奏请批准创办的，所以他被公认为对这个兵工厂的事务有发言权，虽然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南洋通商大臣。还由于赴美留学使团是根据曾国藩、李鸿章1872年的联名上奏批准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监管。[30]曾国藩死于1872年3月，其后不论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都尽可能设法与他们合作。两江衙门掌管着漕粮，而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1873年初期成立）却依赖着它所享有的漕粮北运的特权。更为重要的是，江苏省的厘金不断为淮军提供大部分的年度军费开支。尽管19世纪70年代初淮军驻扎在五个省份（而且在直隶只有1.5万人），但建立这支军队的李鸿章却被清帝视为它的协调者。

1872年1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都遭到朝廷大臣们的攻击。这时，李鸿章、曾国藩二人都出来为之辩护。李鸿章本人与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联合起来，特地向军机大臣们呼吁继续对福州船政局给予财力支持。在1874年与日本冲突而发生的台湾危机期间，李、沈二人都上疏为自强运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新的海军规划，用洋机器采矿，以及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试中增设算学新科的倡议；李则提议在沿海和长江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授予文职官衔）。[31]虽然最后的这些提议未受朝廷重视，但新的海军规划却得到批准，并且有两项采矿工程被授权进行。最使李鸿章高兴的是，在他的保举下，沈葆桢1875年5月被委任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时李、沈二人又分别被特加为北洋和南洋防务大臣。1876年9月，李鸿章保举的另一个人丁日昌被委任为福州船政局（此时划归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辖）的督办船政大臣。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为福建巡抚，并负责改进台湾的防务。李、沈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强活动中——例如，在海军计划和派遣学员到欧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作。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作为通商大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显然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北京的支持。总理衙门热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些建议，但对他们的另一些建议要么不关心，要么感到办不到。例如关于资助福州船政局的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32]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75年5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乃至在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但是，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致使它们得不到进一步的讨论。是年冬，李鸿章赴京师谒晤恭邸，请先试造在江苏一地到北京的铁路，以确保重要物资的转输。李回忆说：“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33]在朝的顽固派显然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虽然如此，李鸿章仍然发展了与恭亲王、文祥的工作关系，而且也增进了与沈桂芬和宝鋆两位军机大臣的关系，所以他的某几项计划确实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时，他才发现为了推动其兴建海军和发展工业的计划，必须与醇亲王联合，以便赢得慈禧本人的欢心。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是钦差大臣，但他们却没有管辖其他督抚的权力。丁日昌是一个亲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们的猛烈攻击并在1878年决定辞去巡抚职务。部分是由于有李鸿章的荐举，才使三名前淮军将领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巡抚：1872—1874年张树声任江苏巡抚，1874—1878年刘秉璋任江西巡抚，1876—1877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李鸿章经常写信给这些人和在各省与之友好的其他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洋机器采矿。许多人在建造兵工厂方面向李鸿章求助，以此作为响应；但在采矿，特别在开办讲授西学学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积极支持鼓励，否则各省官员很少有人采取行动。[34]

地图16　通商口岸体系的发展

赫德和关税

尽管自强的倡议必须由开明的满汉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国的某些洋人对推动和促进这些活动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外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用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议的内容，不仅涉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的问题。有名的1865—1866年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研究并供各省官员讨论。备忘录建议实行某些内政改革，并特别强调必须派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然而赫德和威妥玛又提出，这些新技术应靠西方的企业引进，并应鼓励在这些领域内进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玛建议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业。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在谈到西方提出关于修改中英条约的要求时，他只建议中国在自己的铁矿和煤矿中雇用外国工程师。[35]

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中国传统的关税管理每年必须为内务府提供“盈余”，所以因贪污行贿而声名狼藉。自1861年因李泰国请假回国而由赫德接管以来，各通商口岸的新海关事实上是由他创办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由上海迁到北京。根据清帝批准的“关于招聘洋人协助海关税收管理规定”，赫德继续享有管理海关全体职员的大权。外国职员——从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到帮办和潮汐观测人员——以及华人帮办和职员，都根据赫德制定和认真执行的业务条例归他调配管理。赫德再三提醒他的部属，他们从中国政府领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征收的关税都解往由华人海关督办（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台）管理的中国海关银行。但关税的估算以及账目和报告的编制都由赫德的部属来进行，他们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确保账目准确无误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截至1875年，海关的洋员增到408人，华人职员增到1417人，而在10年之后，则分别为524人和2075人。其间，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36]

如果没有赫德的有效的海关机构，各通商口岸的贸易和航运不会那样有条不紊地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主要贡献是促使中国商业的发展，大批的华洋工商界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清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北京深知海关收入的利益，并且责成各通商口岸的道台来负责，所以朝廷就控制了这笔日益增加而又可靠的税收。19世纪70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6000万两。虽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但厘金仍达到1800万两（占30%），关税仍达到1200万两（占20%）。[37]由于旧税源乃至厘金到19世纪60年代初几乎完全被指定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所以关税对政府的一些新办事业以及紧急需要来说，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关税基金提供了一些新办事业（如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使团、驻外使馆和1875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38]

由于关税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对上述每一项事业的批准是保证其经费供给的关键。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做法，即把60%的关税分拨给有关各省，部分用于中央所辖的活动，例如用作驻扎在各省的新军的军费，或者解往北京用于清帝的兴建事业。余下的40%首先被指定用作对英法战后向英法两国的赔款。赔款在1866年年中付清后，这40%就归在北京的户部掌管，不过动用这项资金须经特别申请，经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1874年李鸿章提出每年应从这笔款项中拨出4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这笔开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认为别的用途有优先使用这40%款项的权利——特别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和清帝在北京周围的兴建。左宗棠在军事上之能够取胜，是靠着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为数1470万两的贷款：它们由关税作担保，并且最后由关税（部分来源于60%的款项，部分来源于40%的款项）来偿还。[39]

由于总税务司赫德要负责确保征收的关税不断增长，所以他的工作必然被当成是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在他这一方面，赫德完全控制着海关机构。清帝批准给税务司花销的巨额津贴（1876年增至每年100万两），使得海关的洋员能够过上豪华的生活，这为许多中国官员所羡慕，并常常引起英国领事们的妒忌。总理衙门对赫德的信任，是多年来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而形成的：首先他是作为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者，其次是作为按总理衙门指令行事的雇员，第三是作为英帝国在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时期的英国人。事实上，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主要外国顾问，并且能够不时地对政策产生某些影响——例如，推动以1866年半官方的斌椿使团为开端的各种使团出国，扩充同文馆使其包括算学和科学学科。赫德关于对外政策的意见和他在外交谈判中的帮助，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赞扬；有几次他的调停对清政府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赫德很想看到中国变得强盛起来，但他对19世纪70年代中国自强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他试图劝说清政府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造币厂，但这一设想既未得到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支持，也没有被清朝的官员认真考虑过。赫德提议建立全国性的邮政局，但仅仅在19世纪70年代得以建起一个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邮政司，限于有限的一般性营业。[40]赫德发现，他不能争取清政府采纳他关于实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见，这就像李鸿章和沈葆桢不能使他们的考试制度的建议引起重视一样。

从1863年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流产以来，赫德一直希望帮助中国组织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由在华的英国侨民担任一定的职务，负责舰艇、船员和提供训练等事项。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赫德帮助李鸿章和其他官员从英国，主要从英国的阿摩士庄厂购买海军舰艇。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是他派的驻伦敦海关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可以代表赫德购买船只和其他物资，甚至还可与英国当局进行半外交性质的接触。即使中国第一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1877年于伦敦开设使馆之后，赫德和金登干利用邮件和电报进行密切联系，仍能多方面地在专业问题上效力：例如，在中国沿海建立灯塔和气象预报设施；代表中国出席在巴黎、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博览会；以及为同文馆聘用教授等。由于身居这样一种中介人的地位，既与恭亲王接触密切，又能单独接近伦敦，赫德看到了许多改革的良机。他甚至一度希望清帝国政府能够委派他担任总海防司的新职。“我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要使英国成为它最友好的朋友。”赫德深信如果有一个与他创建的海关相似的海军组织，中国在五年之内就会有一支难以对付的海军。他并不认为英、中两国之间有什么战略性的利害冲突，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并始终意识到他只是一个顾问，他之所以受到信赖是因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忠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守，并介入了几项冗长的诉讼，在这些诉讼中他针对英国政府就条约规定的海关事务，为中国的权益辩护。他达到了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即确定了如下原则：在华的英国雇员为中国办理公务时，必须首先把自己当作是中国官员，而不是在华的英国侨民。然而外国雇员总是有他们的局限之处的。1879年9月，赫德提出一项备忘录，拟请任命一位总海防司，清廷对此本已有所考虑，但一经李鸿章和沈葆桢评头品足，即被搁置起来。[41]然而，在这些忠心耿耿的中国官员和英国国民之两种人之间，不管相处得如何圆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国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很显然，把估算和上报关税的职责委托给外国顾问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去经管军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早期阶段：长远的规划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同治朝廷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慈禧太后对一批用以抵消恭亲王势力的极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赖，诸如修改科举考试制度等基本的改革建议都得不到加以考虑的机会。尽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还是允许一些规划得以推行：这里主要指的是引进有关军事装备的技术，但也包括传播西洋科学以及使一些经济设施现代化的最初步骤。这些早期的企业实在太少了，然而回顾起来，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为止的这一时期，仍应该看作是一个希望的时期。因为当时国内政治还不是那么复杂，国外对中国的压力也不是那么严重，还不会使这些为数很少的事业的长期性计划无法实现。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两者的创建，与其说是为了马上获利，还不如说是为了与中国水域中的西方航运业以及外国进口的煤炭竞争，以维护中国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

由于其中有些项目过于庞大，它们陷入了组织不力和经营困难的积弊之中。新的事业通常以特设新的政府机关的形式出现；它们在制度上比起一般政府机构要灵活一些，然而总的说来仍旧没有摆脱清朝官僚主义的习俗。例如京师同文馆，是由总理衙门直接管辖的。虽然终于授权给一个美国传教士学者（丁韪良）负责指导教学，但是这所学校还是继承了一些满洲旗人学堂的做法。多数其他项目，例如机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矿务局在内，都是由省一级通过新设置的“局”来办理的。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专为某项目的设置经办的先例而授权设立的：这类机关过去通常为清帝所敕准，而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开始之后，就变得格外多了。经办人员一般由通商大臣或者总督选定，并由他签发札委。这些人通常具有“总办”或“会办”的头衔，也可以称作“委员”。[42]这种新设置的局比老式衙门的效率要高一些，这只是因为办事程序比较简便，并且现代技术和业务方式迫使它们接受了一些新的办事准则。但是这些新机构还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做法，而且由于其他官僚部门的干预，常常使流弊加剧，这些流弊有时还相当严重。

由于新的事业往往涉及昂贵的进口机器及新的知识和新的生产程序，所以清朝的官吏们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和专门技术知识问题。除去各省自己支应之外，只有朝廷里的达官显贵才能保证从宝贵的海关关税中得到定期拨款。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有待于开发。一座兵工厂急需廉价的煤炭和运输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说金属冶炼工业的支持了。当时普遍缺乏工程师、机械师、自然科学教师以及足以胜任的船长，甚至于也缺乏像经过训练的铁匠和矿工那样的熟练工人。但是，在清朝政府内部还有足够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贵宝藏用于这些新奇的事业；而且，在通商口岸有着足够的西洋人以及足够的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推动自强事业的进行。这些事业能够成功地兴办起来已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然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它们是否能够继续发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们是否会引起制度和经济环境的改变。

兵工厂和造船厂

清朝模仿西洋技术开始于1862年。当时，曾国藩在安庆这一刚刚从太平军手里打下的战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庆军械所。军械所的工作由徐寿和华蘅芳主持，这两个人是学到一些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国数学家。他们制造土炮和火绳枪一类的旧式火器（这种枪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生产），除此之外，还试图制造榴霰弹和雷管。[43]徐寿制造了一个汽轮使用的小蒸汽机，可惜运转不佳。1863年，广东人容闳（他曾在教会的赞助下赴美求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当时在上海经商）由曾国藩的工程师引荐，拜会了这位总督。容闳虽然不是一位工业方面的专家，但却相当精明地坚持这一主张：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通用机器，能够用它转而生产制造军械、轮船所需要的设备，换言之，就是需要一种“制器之器”。随后，曾国藩决定委派他去美国选购。最初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鸿章在1864年1月间提供的。

在此之前，李鸿章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两座小型兵工厂，其中一座由丁日昌负责，他曾经在广东省督造军火，具有一定的经验。李鸿章还授权前英国军医马格里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厂（这兵工厂于1864年迁到才收复不久的苏州，并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带到中国的一个机器厂得到了设备）。[44]1865年，李鸿章批准了当时已是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的建议：政府应当购买上海虹口洋人居住区的一家美国商号——旗记铁厂——的铁厂和船厂。经过清帝的批准，设立一个局（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来管理这两个厂子。后来在1865年，容闳购买的机器也运到上海，随即归并到虹口的工厂里。与此同时，马格里的工厂从苏州迁到南京，命名为金陵制造局。

这种引进西洋机器的努力并不只限于沪宁地区。1866年，清帝批准了左宗棠的奏折：和法国人签订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厂。1867年，崇厚在恭亲王的赞助下，求得李鸿章的帮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厂。所有上述工厂的目的都是立即生产枪炮船舰，但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这两大中心从一开始还强调培训中国的技术工作人员。

兵工厂和造船厂的早期业务经营，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外国雇员。金陵制造局名义上是由中国总办领导，实际上是由马格里管理的。这所兵工厂每年从李鸿章的军费中得到拨款，大概略多于5万两，为淮军生产信管、炮弹、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在1867—1868年，增加了一些新机器，也招聘了一些曾经在乌理治工作过的英国技师。马格里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归之于他可以直接会见李鸿章，并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到了1869年，南京已经在生产火箭（一种内藏炸药的长形炮弹——译者），并且试铸更大的大炮了。[45]

比较起来，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规模大得多，在它创建的第一年里用于生产设备的经费就有25万两左右；这笔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的关税。被李鸿章挑选担任会办的人员大概是最能胜任其职的。上海道台（1865年是丁日昌，1866—1868年是应宝时）是当然的总办。其余负有特别责任的二人，一是沈保靖（他一直为淮军采办军火），一是冯焌光（此人虽有举人功名，据说仍然通晓“西学”）。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技术工作还是由外国人负责的。旗记厂的总工程师料而是督造人（开始叫作“匠目”，后来叫作“监工”），他是一个曾受雇于纽约奇异工厂的美国人。旗记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并增雇了其他洋员。制造来复枪的最初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此后不久，这所兵工厂使用一部分自己制造的机器设备，就能够生产合用的毛瑟枪和小型开花炮了。及至1867年年中，这所兵工厂每天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同时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在对捻战争时，这些弹药武器立刻证明是有用的。[46]

虽然后来李鸿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败捻军的原因之一，但是总的说来，江南制造局却使他大失所望。从一开始，李鸿章就要兵工厂生产一种优质来复枪。可是，一直到1871年增聘的洋员和添置的机器到达之后，江南制造局才开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来复枪。到1873年年底，生产了这种步枪4200支左右，但不仅它们的造价高于进口的林明敦枪，质量也远不如后者。这种枪李鸿章连自己的淮军都拒绝使用。[47]由于李鸿章仍然不得不依靠进口武器，因此他在1871年改组天津机器局的时候，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克虏伯（当时亦译作“克鹿卜”——译者）炮所用的子弹和炮弹。幸亏有清帝从天津和芝罘的海关岁入中的拨款，天津机器局在1871—1872年两年当中花费在建厂和生产上的费用多达25.6万两。沈保靖由江南制造局调津接办；增建了另外三个厂，并聘用了新的洋员。到1874年，这所兵工厂除生产大量的子弹炮弹之外，每天还生产一吨火药；到这时候，李鸿章才订购了在天津制造林明敦枪的机器。[48]1875年，马格里在南京制造的三门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在大沽试验时爆炸了，所以这时李鸿章对于中国制造洋枪洋炮的能力还没有把握。部分由于李鸿章的建议，江南制造局在1874—1875年间建立了一个分厂生产火药和子弹，此后它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

和初期的枪炮工业一样，轮船制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结果也令人扫兴。1866年7月，李鸿章授权江南制造局开始制造一种为巡逻海港而设计的小型炮舰。次年，根据丁日昌的建议，曾国藩决定制造局应造大船：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最好的洋匠更精于造船技术，另一方面也由于丁日昌和曾国藩两人都感到轮船对于中国的长期防务至关重要。[49]迄今为止，制造局每年的经费一直是从淮军军费（它的主要来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来自海关关税）中提取的。1867年5月，曾国藩获准从上海海关关税岁入中拨留一成给江南制造局；两年之后这笔拨款增加到二成，每年总额在45万两以上。1867年下半年，这所兵工厂迁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块10英亩的基址。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干船坞并添置了新机器，用以制造轮船；还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可以使用的轮船下水了，这是一艘600吨位的明轮船，曾国藩给它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恬吉”。虽然轮机是外国造的，但是汽炉和木制船壳均系厂内自造。随后的五年当中，制造了三艘双螺旋桨小型铁甲舰，以及五艘螺旋桨木船（从600吨位到2800吨位）。除去两艘轮船之外，所有汽炉和轮机都是厂内自造，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就。可是不幸，这些船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多，更不要说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到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中止造船计划时，这项规划以及轮船维修（由曾国藩1870年设立的江南轮船操练局主管）费用占该兵工厂年度进款的一半左右，据信所造轮船比在英国出售的类似轮船至少要贵一倍。[50]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弹药和轮船的成本之所以极高，主要由于两项原因：其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其二是雇员费用（尤其是洋员和中国官员的薪水）高。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这所兵工厂总经费中差不多50%用于购买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将近30%用于薪水和工资。采办上的敷衍塞责严重得使曾国藩吃惊，所以他在1872年临死之前建立了这样一项制度：兵工厂的每一项采办都要经由总办本人以及采买、支应和会计三个有关单位共同批准。[51]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可避免地增长（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相当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不算小职员，隶属于这所兵工厂的中国“官员”在19世纪70年代初是40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可以推测，其中许多人是通过权势在薪水簿上挂个名字而领干薪的。[52]

和江南制造总局比较起来，福州的造船规划需要更多的资金。左宗棠起初要求五年中300万两的经费总额，这于1866年7月为清帝批准。制造16艘轮船以及培训中国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员的规划，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这两名法国人负责，他们由法国领事连署而签订了“保约”。由于左宗棠本人要动身赴西北新任所，经他推荐委任当时在福州老家丁忧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监督建局。沈葆桢在左宗棠所选择的几位提调的协助下工作，其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开锡，此人管理厘金和军需颇有经验。沈葆桢和周开锡不得不和新任闽浙总督吴棠的反对意见作斗争。只是在吴棠被一个更能合作的官员替换之后（这是当时左宗棠在北京的势力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才保证了每年度48万两的拨款额和支付在法国订购机器的款项。[53]

在濒临闽江罗星塔的船厂工地上，中国官员们督视着2000名中国工匠和900名劳工工作，料理着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装2000吨法国机器，并安排建造房舍和采办物资。日意格领有“监督”头衔，于1867年下半年带着45名欧洲人从法国回来；随后达士博也来到中国，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担任“总监工”一职。此后三年陆续兴建了铁厂、铜厂、一个设有若干气锤（功力高达7000公斤）的锤铁厂，以及一个适用于长达400英尺船舰的下水滑道。1869年6月，一艘1450吨位的螺旋桨轮机运输舰“万年清”号下水；此后五年又有14艘轮船下水（内有一艘没有达到合同规定，但又有一艘比原来规定的马力要大）。从1871年开始，该厂建造的大部分轮船都安装了自己制造的轮机。福州不生产像江南制造局的“海安”号和“驭远”号那样的2800吨位的轮船。可是它却在五年内制造了10艘从1000吨位到1450吨位的轮船，比江南制造总局上述两艘之外的所有轮船都大。虽然福州轮船据说比江南轮船要好，但是开动起来还是速度慢、消耗高；这些船使用木制船壳和单横梁机，它们和江南轮船一样，以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标准来看，确实应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年7月为止的六年半时间里，开支总额为535万两，大大超过预算额。法国雇员的薪水是最大的开支项目（在每月5万两至8万两的经营费用中占1.2万两）。2000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总数为每月1万两，而150名中国管理人员的薪水总共只有1200两——这里显然没有把许可的开销和津贴计算在内。[54]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存在着许多贪污舞弊的漏洞。有一些职员是福州达官显宦的亲戚或者是他们所推荐的人，沈葆桢在管理这些职员时特别棘手。船政局的采办系统存在着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在沈葆桢接任的第一年里尤其如此；经常发现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沈葆桢要博取廉洁奉公的楷模和严惩贪污的声誉，他严厉惩办了一大批公务人员，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换了他们。但是在采办这类事务上，他终归还是不能不依靠像叶文澜那样有能力的帮办（叶文澜以前是左宗棠购买军火的帮办之一，有在通商口岸办事的经验）。叶文澜手下有职员30人左右，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采购物资；他甚至于还有一名常驻仰光的代理人，从那里往国内定期海运袖木。[55]沈葆桢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注意使中国职员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计划在合同期间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只有在沈葆桢不断从福建的高级官员以及从北京取得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这个成绩。

西学：同文馆的局限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奥秘的一个更大规划的组成部分；从一开始，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的同时开办培训学校。几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学徒在外国工头的指导下在工厂里做工，许多中国人将要成为技术精练的工人。年纪较轻的学徒的聪颖智力和灵巧手艺尤为外国人所赞赏。[56]但是，只有在那些范围很小的学校里，人们才能希望西方技术会在中国人中间扎下根来，因为在这里，来自书香门第的青年除去学习普通的中文课程之外，还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按照设想，这些学校应与兵工厂和造船厂合作，既讲授理论，也讲授实际操作。

虽然早在1862年已由总理衙门主办了一所新的官办学校（京师同文馆），但是它的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译人员。因而同文馆所遵循的先例是18世纪中叶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1862年的“章程”是仿照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录取人数限制在从八旗满族子弟当中挑选的24名青年；学生们要在学习中文课程的同时，也学会一种欧洲语言。[57]由于在上海和广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语和法语的合适的中国人，便以不准在学生中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此后不到一年，于1863年4月，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俄国翻译受雇，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俄罗斯文馆便于此时停办，那里原打算用来教授俄文的满族人被发现并不真懂俄语。）同文馆的一些学生确实至少学到了一些洋文洋话：在1866年，他们之中有三个人被选作由赫德带领到欧洲去的第一个非官方清朝使团的低级成员。

与此同时，在1863年4月李鸿章奏请清帝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不过，李鸿章设想中的学校具有更广泛的目标，打算同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他说：“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1864年7月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所取除10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十四虚岁以下的青年。[58]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

广州同文馆虽然也是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1864年夏季以同样方式创办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广州的一位鞑靼将军所管辖。该校雇用了一个传教士讲授英文和数学，但学校的章程似乎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避免受过分的西方影响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已被英国占领将近4年之久）。招生人数定为20名，16个名额留给在广州驻防的八旗子弟；10名年龄较大的学生取满族、汉族均可。虽然学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据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馆所采用的规章，但在实际上广州同文馆办得像一所满洲旗人学堂。[59]

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没有改变，这些新学校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临鼓励学生的问题。总理衙门援引原俄罗斯文馆的先例请得清帝的批准：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通过更进一步考试的学生甚至可以升授为七品官，直到委任为京畿官僚机构中的主事。不过，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并没有这个有利条件。上海同文馆提出，学完三年制学业的最佳学生应为“附生”（符合参加乡试条件的低级“生员”）。[60]广州同文馆仿照旗人学校的先例，许诺它的毕业生做翻译（最初指的是能够在满文和汉文之间进行翻译的人）或者名誉“监生”。这可以使人想起，李鸿章曾在1864年春天向总理衙门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新科，给有专长技术的考生一个应试高级功名的机会。这个建议毫无结果，实际上，上海和广州同文馆的学生尽管进了这些学校，并领取津贴以学习英文和数学，但仍旧发现他们为准备应乡试而在那里练习做八股文！

不过，对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格局总算进行了一次突破的尝试。回顾起来，这主要由于在1865—1866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诸如制定总理衙门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间引起的思想上的骚动，虽然这种骚动是微弱的。恭亲王本人被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有关新技术所需人才的长期计划而提出的论点所打动。赫德和丁韪良的上书也激发了总署的大臣们的热情（丁韪良曾把沃顿所著的《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且在准备一部关于自然哲学的新书时就在总理衙门里面演示了电报发报机的操作）。[61]

在1866—1867年的冬天，恭亲王和文祥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但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在1866年冬天以前当赫德回国休假时，恭亲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欧洲代为招聘自然科学教习，为将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的“天文算学”科目配备人员。（按照清朝的传统看法，“天文算学”有些实际用途，并且确实是持某种主张的儒家学者在知识探索中的正统课题。[62]不过，这个科目的旧名称现在被总理衙门用来包括化学和机械学之类的西方科学。）恭亲王和文祥不是仅仅打算增加同文馆的课程；他们的目的完全是想让西学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像翰林院那样的正统部门的承认。在1866年12月的奏折中，总理衙门建议应该鼓励那些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报名到同文馆肄习新开科目。之后在1月28日，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进一步上书，建议应该鼓励进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员——包括有声望的编修们——报名，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63]也许，我们作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教育和文官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月和1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问题的观点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个证明。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可能第一次这么明确地认识到，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抑制恭亲王的政治势力。起初，北京的官僚们缄默地同意了总理衙门的建议。只是在3月初监察御史张盛藻才上书陈述他的观点，认为自强不必依赖洋枪轮船，而取决于“练兵筹饷”和一个纲纪整肃、刑政严明的吏治。这位御史把天文学和数学仅仅看作一种“机巧”，他感到特别忧虑的是，强调这两门学科会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在他看来，技术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似乎是相互对立的。这位御史还对以厚给癝饩和优与奖叙为奖掖之举深感不满，认为这也会起到败坏学者和官吏气节的作用。然而甚至经过这些攻击，清帝仍然站在恭亲王一边：有一道谕旨便说，“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64]同时，也确实有许多士子向总理衙门报考同文馆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学士倭仁（1804—1871年）呈上的第二个责难性的奏折；倭仁不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学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刚形成的派系的领袖。尽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却仍旧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两三位程朱理学大师之一而受到广泛的敬重。除了他模范的生活给他带来声誉之外，他还因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一个其学术既与意识形态，又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担任一系列职务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他曾经连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1867年，除大学士外，他还是年轻皇帝的授读之一。[65]他在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甚至比御史张盛藻还要蔑视“天文算学”。这位大学士把技术问题和受鄙视而通常与诡谲、异端相联系的“术数”看作是一回事。但是对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断言，总理衙门要让中国人“奉夷为师”。在中国传统中，老师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那些洋人也确实是夷狄，他们刚刚直接进犯京阙，如今又在传播可恶的基督教教义。[66]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一个雄辩有力的奏折中答辩说，期望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完全是不现实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还是重申他的立场。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肯定地说，礼义确实是国家的根本，但接着便援引了那些极力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作为儒家，这些人大概并不亚于倭仁！

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官员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这两个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们的讥笑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4月下旬，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为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新科目）者”。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学习技术的计划；现在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的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现在的投考者”。[67]

这个结果对倭仁——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质——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但是必须看到，他取得这个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给恭亲王以全力支持。当倭仁被要求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时，他大为窘困（因为他在第一个奏折中随便说出中国教习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为了不被委任到总理衙门，他不得不请病假。在一道上谕中，倭仁还被斥为“见识拘迂”，不过尽管如此，慈禧还是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馆新科目的号召；4月23日的上谕仅仅表示：“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68]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因为她自己作为摄政者的地位以至满族人的统治本身，都是仰赖儒家的伦理和文化的。当然，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确的儒家观点，就像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的那样。但那时在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69]

由于清帝未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就只有有限的意义了。包括满、汉两族的72名报考者的确参加了入学考试。不过发现他们大都是失业的中年人，“对于这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来说，衙门付给他们的津贴表明比他们的声誉更为宝贵”。[70]被录取的学生有30名，但是最后毕业的只有5名。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广州同文馆选派他们最优秀的毕业生到北京攻读新科目。恭亲王和文祥并不回避奉夷为师所招致的怨愤。赫德延聘的几名欧洲教习中有两名在1868年到达北京。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被任命为算学教习。但是英文由欧伯连讲授，他是新近从英伦三岛来的非传教士教师；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讲授；物理由丁韪良（他从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馆教英文）讲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和满、汉提调（提调除负责学生的生活安排和纪律之外，还负责中文课程）一起工作。[71]丁韪良着手把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其课程包括一种西文，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在1872年1月，英国传教士医生德贞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这一时期前后，在大约100名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认为最好的学生却是曾在上海同文馆学习过的汉族青年。京师同文馆的出版业务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门》和毕利干的《化学指南》为滥觞。[72]然而，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外交工作培训人才。在资深学生的襄助下，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书籍终于包括了国际法、政治经济学以及连同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历史等著作。虽然许多学生认为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准备科举考试是合算的，甚至他们也受到这方面的鼓励，但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尚未毕业之前就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翻译了。

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

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专科。福州船政学堂建立于1867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虚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学生得到许诺，将来准许授给绿营水师官职，或者按照军功保举文职官阶[73]，这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条著名的成功之路。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抱着过高的想法，即希望学生们经过五年至七年的严格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着成为舰长、大副的青年们能在这段时间里掌握必备的航海技能。还要求学生们学习中文课程以保证思想正确。但是沈葆桢相当明智地要求学生只学习像《孝经》和《康熙圣谕》一类的简单著作，同时兼习浅显的论策文章。[74]这所学堂的“法文班”由法国人教习，专攻轮船制造和轮船设计。除去法文之外，还要求学习一套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以及包括物理学和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偶尔也让学生协助装配机器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学年，他们才在船政局所属各工厂里做更多的具体工作。这所学堂“英文班”的学员用三年时间学习航海理论（上英文、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课程），然后把他们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军船长指挥的教练船上。（还有一个轮机舱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铸造厂和机器厂工作过的青年人，只教授英语、简单数学和蒸汽轮机原理。）这所学堂各个分部的教学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当中又是人才济济，因而刚到7年就能确观厥成。1874年年中日意格报告说，法文班的7名毕业生已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21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后具备同样的能力；8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9名毕业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做出粗样以及监督施工”。他还宣布说，“英文班”的14名学员受到了“为在长途航行中指挥一艘战舰所必须的理论教育和实际教育”。[75]

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师和设计师，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担主要职责。由于财政困难，1874年以后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减了它的造船规划。从1875至1877年之间，只有四艘轮船下水，虽然其中的“威远”号是一艘混合结构船（铁胁、木面），装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卧立机，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尽管船政学堂的一些毕业生参加了这项工作，但总工程师却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术人员，在绝大多数法国人于合同期满撤走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76]到19世纪70年代中叶的时候，有四名福州毕业生经过一段试用期后被授予汽轮船长头衔。而船政局制造的大多数轮船是由在通商口岸做过事的中国人指挥的，这些人虽然缺少正规训练，但是学会了驾驶19世纪50年代以来江苏和浙江两省政府购买和租赁的小轮船打击沿海海盗。（福州船政学堂21岁的毕业生、后来成为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74年是“海东云”号的代理船长，这艘小汽轮即为闽浙当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厂制造的。）[77]沈葆桢挑选蔡国祥做这支水师的最高长官（称为“火轮水师兵舰”的“总统”——译者）。他原是湘军水师将领，曾国藩一度选任他作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司令。但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沈葆桢和丁日昌（丁日昌于1875年接替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于1876年又为原天津机器局的吴赞诚所继任）忽视了船政学堂自己的毕业生。

到了1870年，由于沈葆桢本人深感造船机器的奇巧，他完全确信那些渊深的学问——尤其数学——是西方技术的基本功。在一份他和闽浙总督英桂联衔于1870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轮船与枪炮的质量取决于数学。现在西洋船舰和火器异乎寻常的改进，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是计算能力日益精细的结果；如果计算稍稍细致一分，那么机器的使用就会灵巧十倍。沈葆桢考虑到，等到1874年福州学生毕业时最多也就上过七年学，于是他在1873年上疏清帝说，应该把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够“循序而渐进，将窥其[西学]精微之奥”。[78]

直到1875—1877年，福州毕业生才赴欧留学；与此同时，在1874年年中和法国人签订的合同期满之后，沈葆桢和他的继任者坚持这所学堂应该按照原样继续开办下去。至少有两名法国教习被挽留下来，并在1876年重新委任了讲授理论航海学的嘉乐尔。在丁日昌的倡导之卞，船政学堂招收了40名在香港英国学校里学过一点英语和数学的男童（此事经由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经在香港居住过）。[79]船政学堂开办的法文班与英文班（即“前学堂”，主要学习法文和造船；与“后学堂”，主要学习英文和驾驶——译者）都具有可观的水平，而对航海人员的培训尤受重视。

当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第一代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师和船长的时候，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它特殊的环境，作出了更加广泛的贡献。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主张，那些学童应该在制造局见习机器操作的同时，也要学一些西洋算学和自然科学。[80]但是见习机器操作所用的教学设备不得不延缓到制造局本身搬出外国人居留地之后才予添置，因为虹口区有外国海员和他们的娱乐场所，被看作是一个不适宜设置学校的地方。尽管如此，1867年中江南制造局还是聘用了几名曾经在安庆为曾国藩工作过的中国数学家—工程师，其中包括华蘅芳、徐寿和徐建寅；在这些人的建议之下，还建立了一所翻译馆（包括一所培养译员的学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学技术书籍。1868年春季，翻译馆任用了英国教习传教士傅兰雅，其后在同一年里又录用了另外三名传教士，他们的汉语程度都足以向中国的笔录人员口述技术著作的译文。曾国藩不顾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讽，在1868年下半年的一份奏折中表示，他希望遴选书香门第的聪颖子弟随同这些洋人学习，以便使这些青年领悟西洋技艺中的义理。（二三年之前，这位总督的天资颇高的长子曾纪泽开始学习英文和西洋算学，这大概是他父亲鼓励的结果。）[81]1869年后期，在位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时候，当时依然不到50个学生的上海同文馆即迁往那里，由江南制造总局主办，并改名为广方言馆。在此同时，制造局本身还安排了工人在职训练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这里教授数学和简易科学知识。

然而，这个教学规划中的几个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配合。徐寿和其他的中国数学家—科学家对制造局的生产计划并不负担责任。他们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并且不断地从事翻译。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12个中国人和5个传教士学者（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和林乐知）合作，把许多从伦敦订购的书籍准确地译为中文；到1877年底，已经出版的翻译本和改编本著作达54种之多。[82]其中不少是关于蒸汽轮机、制模以及铸造技术和格林炮、克虏伯炮手册之类。另外一些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理哈的《防海新论》（1868年版）；中译本于1874年出版，很快就为李鸿章仔细读过。还有一些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科书，诸如白起德的《运规约指》（1855年版）、鲍曼的《实用化学入门》（1866年版）以及田大理的《声学》（1869年版）等等。这些书是通过中国书商分销的。仅举两例：一部1872年发行的关于克虏伯炮的手册八年当中销售了904册；一部1873年发行的代数论文七年当中销售了781册。但是正如负责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工作最多的傅兰雅所抱怨的那样：这些书只有包括学馆和训练班在内的制造局内部几个部门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数也很少。[83]

下述事实使江南制造局所属学馆的发展受到阻碍：它本来应该培养工程师和翻译人才，而一个迂腐的理学士大夫涂宗瀛（1811？—1894年）在他短暂的上海道台任期内（1870—1871年），却责成上海县教谕主管学校的中文课程。这样，虽然数学在广方言馆三年至五年的课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个学生的能力和专业要求），但在教授代数、几何和三角的时候，还要求学生通习中国的《算经》，结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乱。尤其在第一学年里，要求学生肄习繁重的中文课程。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断地阅读历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如此，还直接安排了经学课程，要求阅读的书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18世纪清朝论宋学的文集。[84]除此之外，学生们每周还必须花费一天时间准备一篇作文，有时是八股文。如果仍有余力，可以学习林乐知讲授的英语或者傅兰雅讲授的法语。中文课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学年，到这时学生们才允许专攻“外国语文及风习制度”，为做外交工作做准备，或者选择技术性专业，例如矿物学、冶金学、机器设计与操作等等。只是对于那些无志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才单开技术专业课程，中文课在这里减少到最低限度——只读《四书》和《五经》。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单独的技术课也已经收录了大约40名学生，它似乎分为三个班组：造船学、船舶工程学和军事科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数学、绘图和射击学。教习中有外国人参加，大概是些和制造局内造船及军械制造有关的洋人。[85]

在1870年下半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教育和培训规划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赞助这一规划的丁日昌，却因丁母忧而不得不暂时离任，这对教育和培训规划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丁日昌虽然非常注意财政和司法管理上的问题，但他仍然确信中国需要效法西洋科学。他在1867年的一个奏折中论述说，只有致力于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术学到手。“洋人……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在数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86]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对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赴美留学使团的成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说，在他离任丁忧之前，他帮助中国在引进西方科学方面迈进了一步。

海外培训

早在1864年，一个无名的士大夫上书总理衙门警告说，日本在派人去欧洲学习制枪造船，因此总署大臣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封上书的启发，便就是否宜于派遣学员到外国兵工厂一事咨询李鸿章。李鸿章答复说，这是迟早终须采取的步骤，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国设局建厂再说。[87]耶鲁大学毕业、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而自负的中国人容闳，在1868年初向刚任巡抚不久的丁日昌呈递了一份计划，建议让中国青年在进行在职培训之前先到美国大学预科和高等院校学习。丁日昌深为这个计划所吸引，以至亲自为此事写信给文祥，并且最终取得了曾国藩的赞助。1870年10月，当丁日昌在华北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机时，他说服了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议，派遣青年学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学及陆海军学院学习。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解释说：“其[西洋]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习。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88]1868年的蒲安臣签订的条约允许中国人到美国游学，因此丁日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如果确实能够给他配备一个具有正统背景的人同行，以使这个方案可以为北京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会是办理中国学生到美国游学的一个很好的人选。恰巧曾国藩的幕府里有一个翰林学士，他仕途坎坷，几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决心谋求晋升。此人即1853年的进士陈兰彬：他虽被任命为刑部的一名主事，却回广东搞地方防御工作。他曾一度是湘军将领刘长佑的随从人员，不过现在在为曾国藩效力。陈兰彬曾被描绘为一个“嗜利小人，敢为大言；自便私图，不惜卖国”的人。[89]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愿意到美国去的有声望的翰林院学士！

曾国藩的奏折在北京搁置了两个月之久。1870年12月，当刚做了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怂恿他准备一个详细方案，重新上奏。李鸿章对曾国藩说：“断不可望事由中发。”[90]容闳拟议派送120名12—20虚岁的青年，每人到美国游学15年。李鸿章感到如期“深造”，自非15年不可；并且说所拟为期20年的总数为120万两的经费预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关岁入中的六成部分提拔。李鸿章还补充说，“将来果学有成效，积有经费，再义充拓，方有步骤”。起初，李鸿章希望学生在出国之前能取得“监生”功名，后来当允诺在学生结业之后授以官衔时，他也就满意了。1871年6月，李鸿章在他和曾国藩联名签署的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里阐明了这些想法，三个月之后，他和曾国藩又就这件事联衔上奏清帝。当清帝咨询此事的时候，总理衙门议请把原拟的候选学生年龄由12—20虚岁改为12—16虚岁，理由是这样会减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学生仍须逗留海外的可能！总理衙门还奏请在赴美留学使团驻处恭设孔夫子的神位。在这些奏折的基础之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派遣留学生这一措施得到了批准。[91]

与此同时，曾国藩授权在上海设局招生。由原籍是广东香山县的上海买办商人徐润负责劝说许多广东人送子应选。1872年第一批应招入选的30名青年中，24名是广东人（仅香山一县便有13人），只有3名来自江苏，而安徽、山东和福建是每省1名。[92]容闳比大队先期一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设立了清朝留学使团的办事处。他们决定，留学生应分别派到该州12个镇市的居民家里（付给酬金），并且就在这些镇子里入学。陈兰彬带了30名学生及2名中国教习不久也到达；这两位中国教习将在哈特福德办事处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课程。随后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达美国，每批30名；这样，到1875年总数共达120人。

留学章程把中文课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还要求青年们去听讲解历代满族皇帝圣谕的课，并且要定期地朝着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礼。中国旅行家李圭在1876年9月访问了哈特福德市。他在报告中说道，113名学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7名）分成小组，每组12个人，每三个月里有两个星期在哈特福德度过，在中国教习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背诵、习字和作文。[93]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渐渐地美国化了，把辫子塞在大帽子底下，兴致勃勃地打垒球。他们甚至在女监护教师（其中一位于1875年和容闳结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礼拜。

陈兰彬显然是一个营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不过，他在这一阶段还能较好地和容闳合作。1873年下半年，陈兰彬到古巴去调查苦力贸易，然后返回北京得到擢升；1876年，他作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再次来到美国，以容闳为副使。在陈兰彬的举荐之下，另一位翰林区谔良被任命为哈特福德办事局监督。（区谔良似乎也是一个仕途坎坷的翰林，因为他仅仅是一名工部候补主事；驻美国的职务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迁。）[94]区谔良带来一名新教习；由于刚刚来自北京这个排外党人正在兴起的地方，区谔良很快就对容闳允许学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评。不过，到1877年为止，他的苛责还不是那么严厉，当时他更感兴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学生的年度拨款，为此他和容闳联名吁请李鸿章。至于李鸿章，他写信给这两位监督，要他们鼓励学生特别注意选修采矿和冶金专业，因为这两项被他认为是中国的急需。1877年后半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说，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内即可上大学学习，因此在李鸿章的奏请之下，清帝批准了以后9年总数为28.98万两银子的补充拨款。[95]

由于不幸受到中美关系中一些事件的牵连，赴美留学使团于1881年被撤销（参看下一卷）。

与此同时，沈葆桢输送船政学堂毕业生去欧洲的计划也实现了。丁日昌丁忧期满之后，1875年成为福州船政局总办。他趁日意格返回欧洲之际，安排了五名最优秀的毕业生（其中两名学生后来做了李鸿章舰队的管带）随同赴欧。[96]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把船政学堂30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三年，以从海关关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20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两个月之内就有30余人启程，由李凤苞任赴欧学生监督；李凤苞是一位“候补道台”，在江南制造局受过训，并且受过日意格的训练。[97]

和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的规划在性质上更加实际；这次李鸿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中国舰长，以便驾驶从欧洲订购的近代兵舰。尽管如此，李鸿章和沈葆桢还是对清帝说，他们要鼓励一些学生学习化学、采矿等专业。[98]包括严复在内的6名福州学员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在志愿成为造船工程师的学员中，有4名在法国瑟堡造船学校学习，有5名在土伦海军船厂学习。但是还有5名福州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结业：这至少是从仅仅对海军的关注扩展到了更基本的问题上。罗丰禄和严复一样，是船政学堂“英文班”初期才学出众的毕业生，他放弃航海学，改在伦敦英王学院攻读政治和化学。在此期间，从1877—1880年，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1844—1900年）在巴黎学习法律和政治。[99]

在1882、1886和1897年，又有福州培训的学生相继赴欧，进行为期三年或者六年的学习。显然，这些学生年龄比较成熟，出国期限也比较短暂，因而与在康涅狄格州留学使团学生的经历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这些开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经过训练的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他们使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前进了一点，就此而论，他们推进了中国的自强事业。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自强新政作为中国对付外国问题的一项政策，比起60年代时期来，已经变得大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了。中国国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采用了西方技术，它开始使努力的中心从防务转移到工业化方面。这就要求在历史学家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点有一个相应的转移，因为中国国内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涉及的问题，其范围比自强新政的倡导者最初于19世纪60年代所预想的要更为广泛（参看下一卷）。

（朱玲玲　谢保成　谢绵绵　译）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2]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第16—19页。参看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215—216页。

[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11页。

[4]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9—40页。

[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16页；《同治朝》卷25，第1—2页。

[6]《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3页；参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7]《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35—36页。

[8]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05、117、152页。

[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3页。

[10]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47、53页。

[11]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年文献概览》，第62页。

[12]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页。

[13]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0（1970年），第15、32页。

[14]同上书，第18—19、30、37—42页。

[1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页。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0—72页。

[1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页。

[17]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10—13页。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81—83页。

[18]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第42、114，126—127、130、181—187页。

[19]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5 47页。

[2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10页。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时作了这一论述，他说他是从《地球说略》一书中了解这些制度的。此书由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所写，1856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赞誉上海海关中的洋人职员为“彼之能实征实解者”；他评论说，孔子虽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在中国的夷人现在表现了这种美德。同上书，卷1，第43—44页。

[2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0—42页。但吕实强认为，就连冯桂芬关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对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4第2期（1971年2月），第1—8页。

[2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2页。

[23]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5—36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03—104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

[24]孟思明：《总理衙门的机构和职能》，第53页。

[25]关于影印的慈禧手诏原件，见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图版10。

[26]见李宗桐、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4—146、171—174页。

[27]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21—124页。

[28]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661—664、672—674页。李宗桐、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64、214—216页。

[29]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载《大陆杂志》卷20第5期（1960年3月），第15页。关于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们所实际遵从的程度，还需要进行研究。

[30]见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厂的计划》，载《香港中文大学汉语研究所杂志》卷4第1期（1971年），第215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收于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84—87页。

[31]沈珂编：《先文肃公政书续编》。奏折的日期是1874年12月。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96页。

[32]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0—1895年》.第68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85页。

[33]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101页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34]关于京官们对丁日昌的攻击，见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4—245、361—362页。在李鸿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与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评为虽然“端谨”，但回避实际责任；关于这一突出的例子，见李在1875年2月给巡抚刘秉璋的信，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5页。

[35]毕乃德：《1867—1868年的秘密通信：中国的主要政治家关于进一步向西方势力开放门户的观点》，载《近代史杂志》卷22（1959年），第132页。

[36]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25页和附录4。关税数字来源于瓦格尔的《中国的财政》附录B，它包括对往返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所征收的关税数字。

[37]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190—191页，其中提到了几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38]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同上书，卷1第1期（1932年11月），第49—59页。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同上书，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270—310页。

[39]见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52、81—84页。

[40]见弗兰克·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222页。郑英还：《中国的邮政通信及其现代化（1860—1896）》，第70—77页。

[4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第37—38页；卷19，第1页；《译署函稿》卷9，第37—38页。参阅9月4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第1册，第301页；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特别是第478页。

[42]有关1850年以前这种“不太正规而依旧是官差”的先例的讨论，见梅茨格为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一书所作的书评，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9（1969年），第315—319页。

[43]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4—28页；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业的创始者》，第20—25、40—42页。

[44]李恩涵：《清末金陵机器局的创建与扩张》，载《大陆杂志》卷3第12期（1966年12月），第368—370页。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23—132页。

[45]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61—167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07页。肯尼迪把1865年苏州洋炮局迁移南京，以及1868年1月清帝从海关税款中拨款给天津机器局，都归因于对捻军作战的军事需要。参看他的《1860—1868年中国现代军火工业的创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第2册（1974年12月），第807—818页。

[46]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2章，《北华捷报》1867年8月16日。

[47]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2页。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49—51、82—84、124—125、169页。

[4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89页。

[49]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08—210页。

[50]同上书，第210（特别是注21）、219、224页。

[51]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74页。

[52]同上书，第148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2—85页。

[53]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1969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第118—132、140—144页。关于1874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难的详细叙述，也详见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年6月），第177—225页。

[54]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61页。

[55]同上书，第112、145—151页。关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时为难之处的生动报告参看他1867年7月18日的奏折，载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1—4页。

[56]参看例如1867年8月16日的《北华捷报》。

[57]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96—102页。

[58]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3页。《广方言馆全案》（南京大学所藏刻本的1949年手抄本，经毕乃德同意转引），第7—8页。参看他的《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7页。

[59]伊凡斯：《广州同文馆的旗校背景》，载《中国论文集》22A（1969年5月），第89—103页。

[60]参看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8页和注5。

[61]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99—300页。

[62]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第75—124页。

[6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页。此奏之后于2月25日又有一个奏折，推荐《瀛环志略》年迈的作者徐继畬做总管同文馆书务的大臣。这个建议也得到批准。

[6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16页。

[65]参看张灏《倭 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14（1960年），第1—29页。

[66]《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67]《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4页。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卯（1867年），第12—13、15、23—24、26、28、36页。

[68]《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5页；卷49，第24页。

[69]《大清穆宗实录》卷238，第17页。有关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辩论同文馆问题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讨论，参看刘广京《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载科恩、施雷克编《19世纪中国的改革》，第85—100页。

[70]引自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19页注47。

[71]参看修订的同文馆内部章程以及“总理衙门的堂谕”，载中国科学院等编辑的《洋务运动》（二），第73—81页。

[72]关于早期同文馆的出版物清单，参看同上著作第87—88页。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七则》于1868年出版，以后曾多次再版。

[7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24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06页。

[7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第22页。

[75]日意格：《福州兵工厂及其成果》，第33—34页。

[76]《船政奏议汇编》卷13，第9页；卷14，第12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7页。

[77]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77—281页。庞所列的表格说明1875年组成福州水师的18艘兵舰中只有两艘是由原清朝水师军官担任舰长的。

[78]沈珂：《先文肃公政书续编》，1870年的奏稿。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64—65页。

[79]《船政奏议汇编》卷13，第19、30页；卷14，第5—6页。

[80]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8页注103。

[81]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0—21页。

[82]有关到1877年为止的这一出版数字，根据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19世纪的中国》附录Ⅱ和Ⅲ。关于拟译选书的官方政策，参看《广方言馆全案》，第32—33页。

[83]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19世纪的中国》，第40—42页。

[84]《广方言馆全案》，第20—2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0—171页。关于涂宗瀛，参看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清史》第6册，第4963页。

[85]《广方言馆全案》，第52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7页。

[86]《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22页。

[87]《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33页。《海防档·机器局》卷3，第17—19页。

[8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第8—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10—213页。

[89]洪煨莲：《黄遵宪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18（1955年），第60页，引述了从李慈铭日记发现的有关陈兰彬的描述。

[9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8、30页。

[9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19—2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6，第13—14页。

[92]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卷17，第19—21、23页。第二批30个男孩（1873年赴美）中，来自广东的还是24名。广东人在第三批（1874年）的30人中占17名，在第四批（1875年）的30人中占19名。徐润所列的名单说明，很多男孩的父亲受雇于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厂和造船厂。参看拉法尔格所著《中国首批百名学生》中所列表格。

[93]关于中文课程的最初计划，参看1872年3月1日核准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奏折所附的“清单”，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5，第15页。关于李圭报告的综述，见洪煨莲《黄遵宪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第62页。

[94]关于区谔良的背景，见上引洪煨莲文第61页。

[9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2页；《奏稿》卷30，第4—5页。

[96]《船政奏议汇编》卷12，第9页。

[97]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3页；卷16，第3、35—36页；《奏稿》卷82，第20—31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29—230页。

[98]在被视为适合学生选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国际法，参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1页。

[99]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33—235页。《船政奏议汇编》卷18，第21页。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19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么，在19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

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全都有这种信念。他们的区别不在最终目标，而在用以达到此目标的策略。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

不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传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他们乐此不疲地传布宗教信仰，有把改变世俗事务置于次要地位之势。虽然他们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十分保守，但是他们在中国舞台上的影响却与保守南辕而北辙。因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要求特别苛刻，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公然反对祖先崇祀的人。

只有人数非常少的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够容忍、甚至欣赏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认为自己的任务与其说是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来“完善”它。然而说来也奇怪，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传教士，正是那些极力主张必须对中国生活方式进行大整大改的人。

所以，虽然有些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质来说，所有传教士都向传统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

感到受威胁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但不是全体中国人都这样。而且也不是无限期地感到受这种威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西方的入侵问题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越来越占有中心位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对于旧制度的信念变得淡薄了，到19世纪9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许多人开始热望出现一个新的中国。这些新近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对于仍在力图拯救中国人灵魂的“福音派传教士”依然怀有敌意，不过不如以前那样富有战斗性。但是，他们对于为拯救中国而工作了一个世代以上的“世俗派传教士”则表现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态度。甚至在一个短暂的、然而是热情的时期内，他们还变成了这种传教士的门徒。

因此，传教事业的影响极为复杂，如果只用一种观点来理解它，就只能模糊它的真正性质。实际上，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而且，这些影响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时因地而异，这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条件的变化，部分地反映了传教事业本身性质的演变。以下我们首先讨论传教事业性质的演变。

传教事业

起源和早期历史

在近代中国进行的传教事业只是它的世界范围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由许多渠道形成：宗教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当然，基督教始终主张全人类的得救，因而它具有传布教义的动力。但是，要使这种动力大规模地实现，必须具备某些历史前提。传教活动需要经费资助，需要组织指导。必须克服长途跋涉的技术障碍，正如必须克服妨碍传教工作中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一样。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西方人必须对非基督教世界有足够的关心，使他们愿意积极去参加拯救灵魂的工作。

罗马天主教

这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方式，与现代欧洲文明兴起的历史，与它空前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它想要发现和改造这个世界的强烈动机是分不开的。在蒙古人统治时代，早期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此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在16世纪80年代积极地开始了，当时允许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年）进入中国。不久，其他天主教教派的传教士都加入利玛窦及其同事的事业，揭开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工作时代。这个时期与后来在华传教活动的时期有几个主要方面大不相同。首先，虽然国籍和方法的不同造成了传教士之间相当大的不和，但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体现了教皇这个唯一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的扩张。（1727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但是它的成员好像没有在中国人中间进行过任何福音传道工作。）第二，17和18世纪大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有些人甚至探讨过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间进行有成效的调和的可能性。第三，早期的传教活动没有外国军事力量或国际条约的支持，因此，传教能否继续则完全视中国人是否同意而定。

1692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皇帝在1724年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接着，中国基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120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别了。

禁止天主教并没有使传教活动令人心痛地陷于停顿。许多外国牧师继续在内地进行活动，迟至19世纪初还有几所培养本地牧师的学校。然而，前途绝不是有希望的。基督教团体愈是遭到像秘密会社那样的待遇，愈是被迫像秘密会社一样活动。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在乾隆在位的长久时期，不时发生全国性的迫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84—1785年。[1]迫害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本加厉起来，因为王朝权威的削弱为秘密会社所造成的混乱的加剧铺平了道路。

欧洲各种事态的发展，使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天主教的在华地位进一步受到损害。1773年教皇下令解散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最有影响的机构之一耶稣会，该会从利玛窦时代以来已有四百五十多名耶稣会士在华工作过。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赞助最力的国家力量的衰落，也殃及传教事业。还有两个因素也对减少支持传教活动起了一定影响，那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教权主义和继法国革命之后发生的20多年精疲力竭的战争。

欧洲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教会在全世界的影响下降。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1705年中国至多有30万天主教徒。100年以后，即1800年，总数可能约在20万和25万人之间；直到1835年或1840年，总数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这种绝对总数略微减少的情形也不能说明全部情况。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在18世纪几乎增加了一倍。如果果真如此，这便意味着到1800年基督教徒与总人口的比率减少了一半，而且由于人口继续增加，到1840年时基督教徒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就少得更多了。其次，在缺乏本国或国外的坚强领导下，传教士们所施洗的基督教徒的献身精神很可能已经退化。最后，由于传教士接近皇上、官吏和有教养阶级的机会大大受到限制，他们对这些上层居民的影响便相应地减少了。赖德烈在总述鸦片战争前夕罗马天主教声势下落的低潮时说：“如果1835年以后传教士进入中国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那么，教会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存在，不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了。”[2]

当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事实上，欧洲重建和平以后，对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兴趣又活跃起来。传教事业复兴的标志是一些旧的天主教宗派恢复了活动，而且新的教派也创办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促进天主教支持传教活动而于1822年在法国建立的教廷传信部。传教活动的兴趣一步步地抬头，到1840年，欧洲再也没有妨碍天主教在华大力开展活动的重大障碍了。

新教

天主教恢复传教兴趣的情况与18世纪末以来新教徒中出现的传教热潮丝毫不能相比。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对于到国外传教大都漠不关心。但是英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无数人士在因改宗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

福音派新教运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新教团体，从像循道宗那样的派别到救世军、主日学校，最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它也直接促进了一些非常重要和有影响的新教传教会的创办。1792年英国的浸礼会首先成立，不久，接着出现了这样一些团体，如伦敦（布道）会（1795年）、中华圣公会（1799年）、英国圣经公会（1804年）和美国海外布道会（1810年）。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

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年）之来华。（不算17世纪中叶荷兰新教徒在台湾传教的失败在内。）由于新教活动被限制在广州和葡属澳门两地，又没有从前在中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后来几十年福音的传布受到了严格限制。到1840年，传教士增加到20人以上，代表六个不同的差会。不过已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100人（马礼逊直到1814年才给他的第一个中国信徒行洗礼），其中大多数或者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教会的雇员。

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在米怜的帮助下，1819年马礼逊完成了新旧约的翻译，后来又编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教士们的印刷所还源源不断地出版宗教文章和小册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1819年），此书直到20世纪初期仍被认为是有用的书籍。有几名最早的传教士（其中有伦敦会的麦华陀和美国海外布道会的卫三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印刷工，这一事实说明各该国国内差会高度重视基督教书籍的工作。

从长远看，同属必需的另一种形式的著作是编写供外国人使用的关于中国生活和状况以及该地传教进展情况的资料。这类出版物中主要的是《中国丛报》，这是首批赴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裨治文（1801—1861年）1832年在广州创办的月刊。1833年卫三畏（1812—1884年）与裨治文一起工作，在他们的共同编辑下，这个期刊直到1851年底为止成了发表西方人士论中国的严谨学术著作的主要园地。

医学和教育是这个早期阶段新教活动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第一个赴华的医生传教士伯驾（1804—1888年）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了一所医院，在他的主持下，20年间医治了五万多名病人（最有名的是林则徐，1839年给他配了一条疝气带）。伯驾也是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和宣扬基督教义”而于1838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博济医局的发起人之一。[3]

鸦片战争以前在教育方面最有名的尝试是1818年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它曾设在马六甲多年，那里有大量华侨，而且也比广州或澳门安全。基督教课程是每天的必修课。但是，英华书院的大宗旨（其成就平平）是双重的：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主要是英国）学者介绍中国文化。马礼逊的愿望在他身后体现在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它是在华外侨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旨在促进英文教学，从而使中国人能取得“西方的各种知识”。[4]

新教在华早期活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行将发生的情形的缩影和预习。但是，在一个方面它却不是这样。这不同的方面就是，它毕竟是中西接触的开创阶段，最早的传教士是开路先锋。像大多数创业情况一样，人员和其他资源都严重不足，所以要求这些人比在后来的发展情况下担任更复杂得多的任务。除此以外，传教士要完成吸收信徒的这一主要任务仍然存在着种种障碍，所以早期多得不成比例的传教士得担任世俗职务，这样又使传教士的身份模糊不清，如果说没有完全丧失这种身份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马礼逊从1809—1815年担任过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816年又随同阿美士德勋爵出使北京时担任通译。李太郭在19世纪20年代作为博物学家赴华，以后的10年又作为英国圣经公会的代表回国，1842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普鲁士传教士郭施拉（1803—1851年）在鸦片战争期间最初担任英国通译，随后又担任舟山“地方行政长官”；后来他接替马礼逊的儿子担任香港英国当局的中文秘书。裨治文和伯驾在1844年曾担任过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秘书；伯驾后来也完全放弃了传教士的身份，而到外交界任美国的代办。他是一部综述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国总论》一书的作者，最后在耶鲁大学主持美国第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而终其余年。

这种不拘一格的工作状况并没有一直继续下去。只要中国还在有力地抗拒西方的渗透，所有外国人的最高目标便只有一个。但是一旦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西交往都按照条约进行时，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不同兴趣便油然而兴。开创阶段结束了。从此以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

条约与传教活动

第一个条约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议定的条约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的专门条款。但是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益。英国获得香港和开放五个口岸（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给外国人居住，这便增加了进入清帝国的另外一些地点。还明确地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口岸建立教堂。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多大危险了。因为条约中有一款说明，如果外国人被发现已离开通商口岸，他们只需被带到最近的领事那里去就行。虽然不是每一个条约都十分明确地包含这些新的特权，但最惠国条款使得给予某个国家的任何特权也自动地适用于他国。

法国对天主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危险处境表示关切，企图在它的条约里写入信教自由条款。它的这一企图失败了。但是法国的谈判者强使中国政府颁布了两个稍微放松现行禁令的敕令。第一个发布于1844年12月，宣布不迫害忠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第二个发布于1846年2月，它向各省当局阐明了宽容信教的新政策，并又作出了让步，即康熙时代以来一些旧的教堂如果仍然继续存在而又没有挪作他用，应归还给基督教所有。

新的条约和敕令促使19世纪40年代剩下的几年和50年代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大为开展。涌入中国的天主教牧师显著增加，仅仅耶稣会在1843年和1857年之间就新派了58名传教士赴华。其他教团也恢复了活力。虽然首先考虑的是把以前建立的和听其自生自灭的天主教团体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又开辟了一些新地区和开创了一些先例（最明显的是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修女先遣团的来华）。各种迫害继续妨碍天主教工作，特别是仇视外国人的咸丰帝即位（1850年）以后，官方制造的麻烦多得很。教会的合法地位尽管仍然软弱，但是到19世纪50年代末它已经较顺利地扭转了走下坡路趋势，内地的天主教教士比签订条约以前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与天主教徒大不相同，新教徒在条约生效期间更喜欢开放口岸的安全和比较舒适的生活。其原因有几点。内地还没有新教徒团体和设备需要予以照顾。新教教士在数量上还很少，据报道1858年是81人；仍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在通商口岸进行交涉要更加有效。最后，他们与天主教兄弟不同，新教徒常常有家室之累，在这个早期阶段，家室之累是他们卜居口岸以外地方的无法克服的障碍。

个别新教传教士也偶尔到内地旅行去搞侦察活动，顺便有时散发圣经和小册子，甚至向相当大的人群布道。一个特别容易受骗的传教士郭施拉想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通过一小队来自香港进行活动的中国信徒之手，使整个清帝国瞩目基督教。但是，郭施拉的许多“布道者们”原是一些狡诈之徒，他们只是假装离开香港，却把经费拿去抽鸦片烟，把郭施拉所交的书籍卖给印刷商，但印刷商又立刻将它们卖回给郭施拉。

有一件无比重要的事件使内地中国人认识到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这就是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震动和蹂躏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叛乱。古怪的太平军思想体系受到了新教徒著作的强烈影响，两个最高叛乱领袖洪秀全和洪仁玕曾在广州亲聆新教教士的教诲。虽然太平军最初曾在新教徒中间激发起莫大的兴奋，但是他们背离了新教公认的最低限度的精髓，很快便失尽人心。[5]不论太平军运动有着怎样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它在宗教上的影响看来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教徒的传教活动中比较持久的（虽然是不大引人注目的）见证是在著作方面。1850年《新约全书》的所谓“委员译本”的翻译工作圆满完成，它代表了整个新教徒传教团体把《圣经》译成通俗中文的部分成就。虽然某些人认为这委员译本不够准确，但是它的渊博和典雅是不容争辩的。英国圣经公会所采用的这个译本到1859年印行了11版，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使用。

这个时期新教徒中间另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是理雅各决定把整个儒家经典著作译成英文，“以便使世界其余地区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特别是使我们能够具有足够的知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从而获得持久的成绩”。[6]理雅各（1815—1897年）抵达香港（1843年）以后不久，便在40年代在伦敦会的赞助下开始了这项工作。《理雅各英译七经》第一册虽已出版一百多年，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汉学家认为是标准译本。理雅各原先承担这副重任主要是想提高传教活动的功效，但这一点已经被人遗忘了。

法国的保护领地和第二个条约

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法国在中华帝国没有实实在在的真正利益，觉得必须创造一种精神的利益，以抵消英国对手的威望和影响。这就是它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承担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拥护者和保护人角色（以前由葡萄牙在中国任此角色）的主要政治原因。

唯一的问题是法国怎样大力去担任这一角色。在40年代末期它曾犹豫不决。但是到50年代初期，国内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情绪与在华天主教士施加的压力相呼应，要求对法国政策进行更加有力的指导。1856年2月29日广西省判处法国传教士马赖死刑是公然违背条约的，使法国获得了参加1857—1860年军事远征的必要的法律口实。当战争结束和分配胜利果实时，法国方面最明显的实际受益者是天主教传教势力。

这种利益是相当大的。《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议定，1860年批准）第十三款保障天主教士在清帝国各地自由布道和从事宗教活动，保障中国臣民有权进行基督教活动而不受到惩罚。这项条约还正式废除了以前反对外国宗教的全部官方文件。

1860年中法条约法文本第六款重申以前中国的诺言：把所有被没收的教会和慈善机构的设施全部归还天主教会。中文本则走得更远，这显然是由于法方一个通译的欺骗行为造成的。[7]中文本保证全中国不禁止天主教；非法逮捕天主教徒的人要受惩处；以前没收天主教的教堂、学校、公墓、土地和建筑物的契据要交给法国驻北京的代表使之物归原主；最重要的是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在各省租赁或购买土地，并可随意在上面营造建筑物。

中法条约大体上确定了该世纪余下年代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合法的基础。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教士也从这个新秩序中得到利益。新旧两派传教士像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持这些特权。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

基督教传教的机构、规模和经费（1860—1900年）

新条约为1860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就“运动”一词的意义是指一个共同方向和一个单独组织而言，此词选得并不恰当。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由于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原因，大都各自为政，两者常常并不和睦相处。此外，甚至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在组织上的一致性和协作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天主教徒表现的团结比新教徒强得多。17世纪设立了一个梵蒂冈的专门机构——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每个行政区由教皇代牧领导，他在教阶体制中属于主教一级。一般来说，教皇代牧区以省为单位，每区委托给一个修会负责。19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华帝国的版图大致由如下五个主要修会负责：西班牙的多明我会（福建）、耶稣会（江苏、安徽及直隶的南部）、遣使会（直隶大部地区、蒙古、江西、河南和浙江）、方济各会（山东、湖南、湖北、山西和陕西）、巴黎外方传教会（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满洲及西藏）。当其他修会参加进某个代牧区时，则对该区再进行细分而形成一些新的代牧区。

19世纪最后40年，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到1870年，大约有了250名欧洲神甫。15年后，又上升到488名（包括35名主教），而到1900年达到了886名。

这样巨大的事业（具体地表现在到1900年时在中国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几千座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都是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持的。在新时代开始时，这种资助大部分来自教廷传信部和其他欧洲来源。但是在1860—1900年期间，中国教会开始越来越少依靠欧洲的资助，不过，有些修会依靠的程度大一些。新的条约允许教会拥有土地，到19世纪末叶，在清帝国某些地区教会拥有的土地已经很多很多，最突出的是四川省和天津、上海及南京等通商口岸。教会土地究竟有多少，教会究竟成了什么样的土地主，这是还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天主教各修会虽然各自求取资金，也偶尔强调各自传教使命的不同方面，但是都信仰和宣讲同样的教义，承认和实行同样的圣礼，遵守同样的戒律，服从同一个权威。因此，即使各修会之间没有多少合作，但是整个天主教徒的努力无形中有某种一体化的特点。

至于新教徒在华的事业，就不能这样说了。有一位天主教学者可能言过其实，他说：“各个新教教派互相倾轧，意见老是彼此相左……”[8]但是，说新教传教团体仅在名义上是一个“团体”，它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它们各自为政，到1905年时有63个单独的差会，每个差会都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财源和自己的基督教真理概念。

各个教派的差会（浸礼会、卫斯里美以美会和长老会等）由国内各自的教友募捐来接济。捐献也是维持非教派团体的主要基础。大多数差会由国内董事会进行指导，后者除制定政策以外，还负责筹款、征募和考核新的候选人，等等。总的情况就是如此的，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即有一个非教派的中华内地会，它的母会完全听命于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的创始人和领袖戴德生。

和天主教徒不一样，新教徒在1860年以后要深入中国内地，必须从零开始。最初，进展是缓慢的。但是自经戴德生的组织带了头，到1877年新教徒能够在内地三个省立下脚跟，到1890年他们已经遍布于中国各省，可能湖南省是个例外。10年以后，新教布道站（有外国传教士的直接经管）的数目约500个，而分站（由中国人照管）的总数达数千之多。

新教传教士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内地开放四年以后，在中国有189名新教传教士。10年以后，即1874年，有436名新教传教士。到1889年达此数的3倍，到1905年则上升到3445名。所有新教教士90%以上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新教传教士一般出身于中等阶级，少数人进过大学。美国新教传教士大体上来自小城市和穷乡僻壤，男的通常是某个教派的高校毕业生。在跨入20世纪时，新教传教士社会中多半数是妇女。

传教方法和结果（1860—1900年）

虽然人们通常都认为，19世纪下半期，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传教士更加关心文化和风俗变化等更为广泛的问题，但是要好好记住，他们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如此。不论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把吸收教徒作为他们鞠躬尽瘁的目标和日常的主要任务。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采用许多方法以求实现争取人们灵魂得救的任务。有些耶稣会教士竭力仿效其卓越的先辈们，企图用学术和科学活动的方法来打破中国人的抵抗。但是他们的最大成就像顾赛芬的字典和译著、徐家汇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学术专著《汉学杂刊》，却是更适合于使欧洲人进一步了解中国，而不是促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实现后一目的最有效方法是：由中国传道师直接布道；为吸鸦片者提供戒烟所；救济饥荒；有时为非基督徒的孩子们入学而兴办天主教学校；以及1860年以后由天主教士设立大批孤儿院。

孤儿院一般由修女管理，设在内地各地和通商口岸。这项最重要的天主教慈善事业的宗教根据是出于这种信仰：如果婴儿在洗礼以后不久死去，就能保证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如果一个孤儿没有死去，当然他便在基督教氛围中由修女抚养长大。据说孤儿院有时也接受贫苦父母亲的婴儿，稍微给一点钱作为交换。在19世纪末笼罩于中国许多地区的不安定的情况下，虽然这种机构有着明显的必要，但是它们广泛被中国人误会，成为民众排外情绪的主要焦点。

1860年以后天主教士实行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加产生了反效果。这就是对当地的政治和司法广泛进行干涉，以赢得可能的皈依者。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传教士仗恃法国的保护来维护这些人的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两方面的仇恨。

成年的中国人对天主教表示感兴趣以后，要经过一个领受信仰精髓的持久的教诲过程；有时要经过几年才最后给他们施洗礼。对于其父母为天主教徒的孩子们，传教士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可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耶稣会士管理的江南（江苏和安徽）教皇代牧区，据报道1878—1879年有345所男学校和6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791名女学生；到19世纪最后几年，江南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已逾1.6万名。虽然设立了培养本地牧师的神学院，设立了培养献身教会事业的中国传道师和妇女的神学校，但是大多数天主教学校是小学水平。讲课用中文，学校的全部课程和课本的宗旨则几乎都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根本没有作出努力来介绍西方的非宗教知识。

到1900年，中国有70余万天主教徒，包括大约450—500名本地牧师。在入教时，这些人被要求放弃中国生活的许多特征：例如放弃全部“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不许贩卖和吸食鸦片烟，不参加民间节日（包括戏剧演出）和星期日工作，不纳妾，尤其要放弃祖先崇拜。这样一来，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同胞的团体。如果获悉这些人几乎完全来自最不幸的阶级，即贫苦农民、小店主、零售商和流浪汉，那也没有理由感到惊怪，因为正是这些人在现存中国社会制度中的命运最不能经受波折。

新教徒

新教传教士在努力宣示基督的教诲时，比他们的天主教对手更加直接地使用宣讲方式，也更加广泛地利用文字语言。新教和天主教的早期传教士早就展开了活动。但两者目的不同。新教徒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组成许多需要外国传教士巡回监管的牧区。同时，新教徒巡回传教的目的通常有二：向广大地区传播福音（讲道和贩卖宗教书刊），以及搜集有关在以后可能开展比较固定工作的那些地区的情报。

虽然有些传教团体如中华内地会和圣经公会继续强调巡回传教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新教徒的活动逐渐具有比较固定的性质。通常建在城市里的布道站，典型的格局是设有一座讲道堂或街道礼拜堂，一座教堂建筑物，一所或几所学校，几处由教士及其中国佣工占用的住宅，一个诊疗所，有时还有一座小医院。这种布道站形成了城市的一个核心单位，其周围也及时地出现较小的农村集会所组成的卫星地区，各有自己的小礼拜堂和一名由外国传教士严密监督的中国牧师。

从典型的布道站的具体结构来看，新教传教士在1860年以后的时期继续致力于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他们也越来越积极地从事广泛的慈善事业，如救荒、戒烟、实施盲哑人教育等等。新教徒参加这些活动有时有确定的目标，但往往产生意外的效果。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但是，参加这类活动的大部分传教士其实是在设想：他们是在帮助训练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到了1900年，虽然新教的传教士团体比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体庞大得多，但是，受过洗礼的中国新教徒总计只约10万人，而由不足300名授予圣职的中国牧师主持着宗教仪式。如果把这些数字和天主教徒的数字作一个比较就应该记住，新、旧教对怎样才能做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例如婴儿洗礼在天主教徒看来非常重要，但大多数新教徒却不接受这一点。有些人也认为，新教传教士对于领受圣餐者的要求倾向于严格，因此，新教徒中间“好教徒”的百分数比天主教徒多。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事实始终是，不论教徒的质量如何，中国新教徒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他们的天主教同胞一样，几乎总是很低的。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皈依新教者有30%是武士出身，基督教徒在该国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反之，中国的有教养的教徒的人数却是微不足道的。像日本基督教教育家新岛让（1843—1890年）或“无教会”运动创始人内村鉴三（1861—1930年）那种有才干的宗教领袖，在中国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9]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新教传教士对此问题关心不够。有些传教士，例如李提摩太（1845—1919年）、丁韪良（1827—1916年）和尚贤堂创始人李佳白（1857—1927年）[10]都曾特别强调要深入到有教养的名流中去，许多新教徒利用科举赶考的机会散发基督教的宗教书籍。然而，在向举子散发宗教书籍时，传教士没有挨打受伤便是万幸；他们在上流社会活动时，最终能向中国名流显要宣示的思想，其内容多是世俗之言，而非宗教之言。丁韪良的宗教的讲词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在中国的影响。[11]很多中国受教育者对基督教反应冷淡，其原因很复杂。它首先必然与旧制度的性质有关，也和与传教活动互相影响的特殊方式有关。

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一种外国宗教要在任何社会中取得进展，它必须适应该社会成员的需要。它怎样适应（如果它要适应的话）和对谁适应，这是一些异常困难的问题，对它们的解答要看下列因素如何而定：新宗教的教义和习俗相对来说是否格格不入；它出现时的历史环境如何；宣传它的方式如何；是否出现了堪与匹敌的其他新宗教；以及社会上被疏远的分子占多大的优势（新的宗教为这些人提供了摆脱痛苦的道路或使之起来造反的精神—心理上的力量）。

19世纪中叶，太平军叛乱可能是在中国促使人们广泛接受某种形式基督教的一种因素。但是，太平军以失败告终，而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激发起来的正统派热情使得后来西方宗教要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就更加困难了。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是如上所述，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在各个社会阶级中间，消极的和积极的抵制都大量存在。

过去的遗产：把基督教当作异端

抵制的原因很多。中国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往往表现得感情激动，他们有一种可理解的倾向，即把责任不是归因于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差异，或者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态度的传统，而是归因于一个作者称之为“传教加条约”的破坏性。[12]始终存在的乖戾的仇外心理是这些学者感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客观实际。不过，他们可以轻易地把这种心理视作爱国主义的愤慨情绪（19和20世纪的产物）。因此，中国人敌视基督教的长期传统很容易被忽视、否认，或者被认为无足轻重。[13]

这是不幸的。因为虽然在清朝末年传教士确是主要刺激因素（我也确信如此），但他们遇到的民众中许多人已有了易被激怒的先入之见，这一事实也是不可轻易加以忽视的。反基督教思想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那时这样的著作普遍得很。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接受基督教的“思想”气氛中，它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4]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前很久，中国已经有一套词汇用来称呼那些对思想上一致、道义上纯净和（或）政治上稳定构成威胁的教义和行动。这套词汇最常见的有“异端”、“邪”、“左道”，它们被理解为与“正”之概念针锋相对，这样就形成一个十分类似西方传统中的“异端”和“正统”之间的对立面。中国的异端尽管生来就具有造反的潜在可能性，可是只要它还软弱无力，便还可以得到容忍。但一旦它与任何可疑活动牵扯在一起，或者表现出有取得独立政权的迹象，它便要被国家无情地扑灭。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国家政权与理学思想体系越来越分不开，被视为异端的信仰和实践越来越成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正统观念构成最大威胁的东西。当16世纪末西方恢复传教活动时，基督教由于来源于外国，它与儒家学说（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形式的儒家学说）大相径庭，它的某些教义的内容又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它还具有进行政治颠覆的可疑动机，所以它有资格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反对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明方面最早的重要著作似乎是《破邪集》。这部著作由浙江的一位文人编辑，它附有1640年写的前言，辑录了明末约40位佛教和儒家学者写的将近60篇杂文、奏疏和其他短文。

书中的论点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有一个作者以推理和常识发问道：如果上帝像天主教徒所说确实是好心的和强有力的，那他怎么能让亚当和夏娃犯下一种遗传到后世的污秽的罪孽呢？即使一个软弱无力的人都能在某种程度内防止邪恶，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不能连根铲除这种邪恶呢？

《破邪集》中反对基督教的另一个论点是建立在怀疑论上，不是建立在推理本身上：“[天主教徒]责骂佛教徒和道教徒，说……他们关于因果与轮回的教义含糊不清和无法证实。但[天主教教义]所谓崇拜上帝的人保证可升入天国、否认上帝的人肯定会进入地狱……这说法就能得到检验和证实吗？”[15]

把天主教与佛、道二教进行比较以贬抑天主教，这现象反复见于《破邪集》和明、清两代其他反基督教著作之中。这两个朝代的正统知识分子仅仅根据教义的考虑，经常把佛、道贬为异端，或者至少把它们置于次于儒教的地位。但是，每当要保卫整个中国文化时，佛、道两教的传统教义常常被置于正统观念的卵翼之下，试图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抵抗新的外来侵略者。

见之于《破邪集》的另一种论战形式也值得一提。这就是反映于明律中的法律论点。它主张禁止夜间集会，反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可疑的活动，并指出外国宗教以其政治上和教义上的原因应视为异端。

其次一个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上的轩然大波是清初官吏杨光先（1597—1669年）的著作掀起的。杨光先以性格暴戾出名，有强烈的仇外情绪，对著名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汤若望（1591—1666年）在北京掌管的权力心存嫉妒：这一切便使他自封为西方宗教的反对者。他对基督教和汤若望历法的抨击文章，于1665年发表在《不得已》一书中。此书论据是敏锐见解（如果说不是非常冷静的见解）的产物，它也表明杨光先曾用功至少熟悉过早期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基本内容。但是他后来之所以有感召力（他成了19世纪反基督教的英雄，他的著作经常再版）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于西方传教渗透的问题流露出心急如焚的感觉。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忧虑是与威胁的程度不相称的。不过降至19世纪下半叶，这种忧虑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杨光先死后约两百年内，《不得已》的内容的渊博和感情的强烈仍是无与匹敌的。不过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中国的作者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仍极模糊，而在鸦片战争的余波里，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其中包括魏源（1794—1856年）、夏燮（1799—1875年）、徐继畲（1795—1873年）和梁廷楠（1796—1861年），在他们论述西方的著作中都有对外国宗教的批判性评述。

在确定基督教的异端性质时，任何私人著作不论它流行多么广泛，可能都不能与19世纪60年代以前发生的许多著名事件的影响相比拟。1724年雍正帝对基督教下禁令时便把它作为被禁止的教派而载入清代法典，而同一年颁布的《圣谕》有皇帝的详尽批注，结果基督教在许多人心目中便与最恐怖的秘密会社之一的白莲教联系起来了。雍正以后的一百多年，当某些基督教教义对太平军运动的思想发生深刻影响时，基督教的危险性质似乎终于成为定论。[16]

虽然禁止基督教的条款已从1870年版的大清律中删去，虽然大多数教士也竭力断绝和太平军的关系，但是不能够一朝夕之间根除在数十百年中养成的心理联想。因此，甚至在它合法化以后，基督教仍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异端，即具有此类组织进行政治和社会颠覆的全部特征的异端。在某一方面，西方人的这种宗教在1860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样为人们所宽容。因为如上所述，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和力量的结合，而在1860年以后的时代，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却空前地增大起来。

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

在全国范围内，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全体居民的比率，直至1900年可能还不到十万分之一。即使考虑到中国基督教徒也高度集中的某些城市中心的这种比率高得多，但显然也不能主要根据数量来理解1860年以后基督教事业的危险性。质的因素，例如传教士的远见卓识和外部政治上的支持比量的因素重要得多。像一个机体对于外界物体（甚至是显微镜才能见到的物体）的侵入的反应一样，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和各方面力量只有脆弱的平衡，它能轻易地被仅仅少数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所打乱。

传教士和绅士

至迟到19世纪末，在许多情况下还要晚得多，大多数中国社会中的上流社会是绅士集团。[17]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的中心的主张。他们从孩提时起就接受儒家传统和价值的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积极同这种传统和价值打成一片的行动上。因此当儒教受到攻击时，绅士阶级遭受的损失最大。

19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充当这种进攻的先锋。卜鲁斯爵士也许夸大其词地说，传教士“系统地歪曲了中国的道德状况”。[18]不管是否进行过系统的歪曲，他们对中国道德状况——尤其对某传教士称之为“儒教的梦魇”——的攻击，则是无情的和不妥协的。

这种攻击也是很放肆的。虽然还没有人对传教士的中文宗教著作进行内容丰富的分析，但是迄今暴露出来的一些例子（特别是新教徒的小册子）却表明它们恰恰没有适应中国人的感情（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传教士散发的攻击祖先崇拜的小册子，书名叫《辨孝论》）。看来，新教传教士公开布道的特点是比较粗鲁的。艾约瑟（伦敦会；1823—1905年）向我们描写了1851年春季他的一次旅游：

我带着一名传教士会友到龙华。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节而有大群大群人们汇集在那里。我们尽可能明白地发表演说，劝人们不要搞偶像崇拜；这一席话使法师们非常愤怒……

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嘈杂声……使得我们几乎无法讲道。因此我们退回到郊区一座古庙……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其中有一些杂耍艺人；他们几乎一动也不动地倾听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19]

因为孔子被认为是使中国不能皈依基督教的大敌，传教士自然要把他们的挫折、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倾泻到孔子影响最直接的体现者绅士阶级身上。有一个传教士写道：“在中国文人主要从儒家学到的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几乎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傲慢和对任何外国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恨。”[20]19世纪在中国没有几个传教士认为这种评述是太过分了。

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来看，人们对于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人认为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徒——是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传教士则反唇相讥，认为中国人陷入了世俗尘网之中而不能自拔。传教士认为中国人迷信，中国人则对传教士最钟爱的信仰采取疑而不信的态度。每一方对另一方都感到莫测高深。每一方认为另一方属于低级文明。实际上很难设想不发生更激烈的思想交锋。

传教士除了向绅士是否有资格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一问题提出挑战以外，他们在1860年以后还对绅士历来把持社会领导权的情况构成了直接威胁。构成威胁的方法多得不可胜数，这里仅举其数端。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士，经常打扮成儒家文人学者。除绅士以外，在地方上只有他们才被准许和官方平等来往（根据条约）。传教士开设孤儿院，从事救灾，这些社会义务按习俗本来是由绅士担任的（如果他们要担任的话）。他们在内地享有治外法权，使他们甚至比绅士阶级更不受制于中国法律。

具体侵犯绅士传统特权的最重要一点也许是这一简单事实：传教士也在为人师表。他受过教育，最低限度也能读能写，因为这些本事如果说不是绅士所专有，无疑也是绅士阶级最具特色的属性之一。传教士也开办学校，从而在真理问题上唱对台戏。他在公开场合宣讲这些真理。特别是新教徒，还撰写和散发大量著作。一位新传教士领袖恰当地概述了这件事对有教养的中国人所起的影响，他说：

这不能不触怒他们。布道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发展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你却站得比他们更高。[21]

传教士和老百姓

虽然中国有教养的阶级的敌意（哪怕对其起因不甚了了）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传教士认为，数目多得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心地却像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杨笃信在谈到普通老百姓的时候，为大多数人进行过辩护：“总的来说，这些人温和、勤劳、不怀恶意。说到与外国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老百姓是不招惹外国人的，除非他们的上司挑起敌意和仇恨。要说他们是喜欢我们，或者愿意和我们交往，未免有些过分；但要说他们对我们怀有敌意，这也离谱甚远。”[22]

这样乐观地描述中国群众，在心理上无疑是必要的，因为传教士决不能接受“老百姓”会自动厌弃他们的说法。但是这种描述不见得符合事实。虽然大多数皈依者确是来自老百姓，但是压倒多数的老百姓确实也不愿意和外来宗教发生任何关系。此外，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老百姓公然敌视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行动在全中国均有案可查，而这种敌对行为不全是他们的“上司”挑拨的结果。

老百姓害怕和敌视外国人的原因不一而足。有时其起因不过是一时一地之事。例如，19世纪60年代初期，湘赣地区许多人把天主教和太平军的基督教等同起来，认为天主教传教士暗地里勾结叛乱分子。虽然在经历过和叛乱分子长期与剧烈斗争的湖南、江西等地容易产生这种畏惧心理，但是在清帝国其他地区，这种畏惧心理却远没有那么明显。

民众厌恶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另一些原因则更为普遍。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一类是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一类是由文化、种族和迷信等恐惧引起的变态心理状态（这也可以大致归之为排外情绪）。前一类原因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体现在天津与北京条约中新的法律安排引起的。后一类原因虽然在1860年以后变本加厉，但主要是非政治因素造成的，而且在条约时代以前好几十年就已经起着作用。[23]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作出偏袒基督徒而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

传教士有力地插手于中国教徒的诉讼案件，除助长社会的不和以外，也是造成败诉一方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另外一些经济上的不满更普遍地存在于居民中间。在反基督教徒暴乱以后，非基督徒平民常常必须支付传教士强行勒索的赔款。[24]一旦基督教徒由于宗教原因不再为“敬神”的节日和仪式捐款，非教徒平民还必须分担更多的费用。这种愤懑情绪司空见惯，而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来说，增摊的费用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籍的天主教商人掌握地方经济重要命脉的地方，不时暴露出潜在的更加爆炸性的经济不满。当这样的地区（例如1886年夏季的重庆）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时，当地居民几乎必然把他们遭受苦难的愤怒锋芒指向天主教徒众。

民众反基督教情绪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常常由于各种更愚昧、更荒谬的力量而变得火上加油。这类力量之一就是当时传教士所说的“迷信”。例如普通中国人认为，为了保障或恢复地方上的幸福，不许冒犯“神灵”。因此，每当传教士设立新的建筑物，在高度、地势或方位上都故意无视当地风水时，或者中国教徒在干旱季节拒不参加求雨典礼时，非教徒居民便深为不安。

基督徒奇异的风俗习惯是使中国民众疑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新教传教士之应用现代医术（天主教传教士在这方面不如此之甚），还有某些天主教的教规，例如忏悔、临终涂油的圣礼以及为临死婴儿施洗的仪式，在中国文化中便没有相应的东西；而基督教之反对祖先崇拜，则是公然向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价值挑战。这样，基督教必然会被误解，人们也必然会把最凶恶的动机算到传教的账上。

最后，民众的敌对行动还有一种更荒谬的原因，即愚昧而强烈的种族偏见。我认为，只要细心研究就会发现，这种偏见双方都普遍存在。（驻台湾的一位加拿大传教士不同寻常地与自己教会里的一个中国女士结婚时，引起了其他传教士的强烈非议。）不过这种偏见在中国人中间尤其厉害。因为，西洋人的古怪行为和相貌使得他们在中国人中间很显眼，同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又与西洋人之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个人来往。他们把西洋人作为整体来看待，而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因此就可能相信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在某些人身上看到的可疑行为很容易以偏概全，以为他们人人有份。只要西洋人仅仅被认为是不开化但又可以教化的野蛮人时，他们便能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一旦他们被看成是野兽和魔鬼（不是人，或比人更坏）时，他们便不可救药。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

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

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级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19世纪60年代冀东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报告说，有一年他的工作被200多起较轻的“迫害”事件所打乱。）其次，除这类事件以外，有时候清帝国一些主要地区充斥着煽动性的反基督教小册子、标语[25]和传单，这在某些情况下看来是对传教士挑起的文字论战的反应。

清末反基督教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典型的形式为“檄文”、标语和小册子，其目的在于造成强烈仇视和嫌恶的气氛。据推测这类作品可能出自文人学士之手，它们利用最淫荡和最没有人性的罪名来指控，例如说牧师们为了神秘的炼丹术目的而残害怀孕的妇女或挖掉濒死的中国教徒的眼珠；利用密室忏悔之机来强奸中国妇女；外国人（连累而及还有被认为是着了魔的中国教徒）被他们的妻子戴上绿帽子，与他们的父亲和兄弟鸡奸，与他们的母亲和姊妹发生乱伦关系。这种不可思议而用心罗织的说法和没完没了的重复，颇能使人信以为真，于是绘声绘影的反基督教民间传说便甚嚣尘上。

这类抨击文小册子中有一本名叫《辟邪纪实》，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起流行得特别广泛。至少有三个省的中国官员禁止过这本小册子，下述摘录生动地说明了它的煽动性质：

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基督教徒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每年春夏之交，男孩子们弄到妇女的月经排泄物抹在脸上，去教堂做礼拜。他们把这叫做“在向上帝致敬以前，先把脸洗干净”，以此为礼拜上帝最虔诚的仪式之一。父子、兄弟的行为互相放荡不羁，他们把这叫做“生命力的结合”。而且他们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父子兄弟将会互相疏远。所有这类事情是不胜枚举的。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比禽兽还不如么？[26]

第二类反基督教作品非常简单，通常为匿名揭帖形式，是把前一类作品中的内容用到具体情况中去，并且能做到非常有力地煽动群众起来行动。有些这类作品指名道姓地提到传教士的名字；另一些则指出具体的地点。许多作品还指导怎样进行一些破坏活动。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散发这些揭帖都是利用特殊时机进行的，最常见者是利用举子赶考的机会散发。

反基督教的作品或者张贴在通衢闹市，或者大量翻印散发（据说19世纪90年代初最为声名狼藉的反基督教抨击文《鬼教该死》印行了80万册，免费散发）。它们对群众产生影响的方式有两种性质。一方面，它通过探究想入非非的两性行为和种族恐惧，对外国人的各种活动散布爆炸性的疑云。另一方面，它们对非教徒平民在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直接的亲身经历中所积累起来的怀疑、恐惧和愤怒火上加油。因此，这些力量是相互影响的，只要稍有火星便会导致暴力行动。

暴力行动不能用量表示。公开暴乱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表现。在探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反基督教的骚乱时，要好好记住这一点。这些骚乱常常是绅士阶级人士直接或间接部署和煽动的。但是不大能证实外国人经常所持的说法：它们是为了在中国根除基督教而严密组织起来的地方性或全国性“阴谋”的一部分。骚乱行为的严重程度不一，从日常向基督徒家庭的房屋扔石头或骚扰一群过路的传教士，到损毁贵重财产和杀伤人命等等都有。除天津教案（1870年）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0年）这样的大灾难以外，持平而论也许可以说，在清朝末年，暴乱本身并不像由之产生的、不可克服的政治问题那样重要。

传教士和中国政权的削弱

虽然严格遵守新条约是1860年以后中国政府公开宣称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只有各省和地方当局的真诚合作才能使之实现。[27]不幸的是，有大量证据表明，对于传教士的活动，这种合作经常远远不是真心诚意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官员，特别是下级官员，反对外国传教士呢？最简明和最直接的回答是，所有官员在广义上都是绅士阶级的成员。从他们具有这个阶级的文化和思想信念的角度来说，他们自然要拼命反对基督教的传播。但是从官吏必须对皇帝认真负责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应当期待他们会尽量克服个人的恶感而极认真地履行条约。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可笑。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倾向于既鼓励官员们反对基督教的本性，又阻止他们认真履行对帝国的职责。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绅士阶级与传教事业的对立。在既靠说服又靠强力来进行统治而人员严重不足的官僚体制中，一个官员又总是任职于异乡，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当地绅士阶级的积极合作。如果他不遗余力地试图执行条约中有关传教士活动的条款，公然无视绅士的情绪，他就要冒着与这个阶级疏远和毁掉自己宦途的风险。

另一个因素是传教士利用他享有特权的合法地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官员的威望及权威的挑战。有时，这种挑战是条约上关于传教士权利的规定的直接结果，例如每当传教士受到损害或他的财产遭到破坏时，他从中国政府得到赔偿。但也有时是，传教士滥用他们从条约上得到的权利或者起码是轻率地行使这种权利，以便在地方上抖抖威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两者都经常用强力为自己索取赔偿。天主教士常常为所受损失而要求过多的赔偿。（在1863年和1869年间，他们仅在四川一省就得到26万两银子。）19世纪60年代初期，天主教徒充分利用条约中关于归还前被没收教堂财产的条款；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则走得更远，甚至额外要求偿还以前一百年期间征收的房租和地租。在这方面也还有其他事例，例如天主教士还照例索取用公款建筑起来而在中国有象征性重要意义的建筑物（例如文庙和庙宇），作为在反教骚乱中所受损失的赔偿。

有时传教士甚至更加直接地侵犯官方权力。他们经常催迫本国公使馆设法调走抱有敌意的地方官。天主教徒不得体的通讯格式偶尔也引起中国政府的怒火。最后，在中国官员看来传教士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非法行为，如上所述，是为了偏袒中国教徒或为了争取更多人入教而特别喜欢干涉地方官员的事务。

官方敌视传教事业有时变成公开对抗，这里最重要的例子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贵州的田兴恕和其他高级官员一再找贵州基督徒麻烦之事。不过官员们所起的作用，其性质更常见者是间接的和被动的。发生反教事件时，官员们放手让绅士从事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保护他们免遭报复，从而为反教行动提供一个比较没有滞碍或危险的活动基础。

不论哪一级官员同情反教活动，事实是在1860年以后，反教活动总是使中国各级政府处于非常困难境地的根源。在省县两级，如果这种行动十分严重，官员们可能被降级或受惩处。如果在中央政府一级，则始终存在着外国要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结果会使得已经摇摇欲坠的王朝丢脸和丧失威望。由此可见，要履行新条约中的条款，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自己拆台的行动：如果行得通，则侵蚀了地方官员的权力；如果行不通，则损害了中央政府的地位。

真正的排外主义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

这便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果反教活动给中国当局造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怎能够确信在1860—1900年期间，积极反教的主要推动力一定是一种反教情绪，而决不是反官方或反朝廷的情绪呢？换一个稍微不同的说法，即排外主义始终是“真正的”吗？它是否有时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挑起来的？19世纪的中国确实有足够的缘由挑动起真正的排外情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气候适宜，排外主义不能被人用来达到政治目的。

举例来说，有证据表明，1891年长江流域的骚乱部分原因是心怀不满的秘密会社成员煽动起来的，目的不是要伤害基督徒，而是要迫使清朝与西方列强冲突以推翻它。在义和团运动的开始阶段，秘密会社的卷入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时的运动也许是受同样的动机所指引的：这便使人想起，早在1899年义和团所大肆宣传的是“扫清灭洋”的口号。

相反地，官方本身有时也故意地和极端排外的立场联系在一起，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排外，而是因为这是预防民众的排外情绪转而指向自己的唯一途径。在19世纪40年代，广州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这也可能是官方和朝廷响应义和团的一个原因。很显然，19世纪下半叶以政治为动机的整个排外主义问题，应该受到比迄今为止更大的注意。这样的探索可以取得一个重要的附带成果，即肯定能够更深入地剖析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复杂因素。[28]

传教事业和新制度

按照通常标准来估计，西方宗教在清末没有使自己有效地迎合中国的需要。西方的非宗教知识和实践（到20世纪初它的传播已主要掌握在新教传教士手里）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使传教士参与非宗教活动的理由多得很。有些人认为这种参与是一个楔子，是迷魂汤，可以用来削弱对基督教的抵制。另一些人比较喜欢从哲学上考虑问题，认为基督教是整个西方文化中所固有的，因此，接受西方文化的任何部分，也就是朝着西方文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所有这些理由的难处在于，它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者没有约束力。[29]在接受西方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宗教不但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前者甚至可以变成用来反对后者的武器。

传教工作的专业化

随着新教传教事业在清朝最后几十年的巨大发展，传教活动的某些领域中也出现了向专业化的重要转变，最明显的是在医学和教育方面。这些领域长期以来是传布福音的副业。当它们与布道目的日益分道扬镳以后，便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不论就学科和传教士本人而言，专业标准都提高了，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开始产生了。传教事业在准备为中国的现代化起作用时，它也在经历着类似的提高过程。[30]

医学

虽然早就有必要专门指出传教士之开设医药慈善机构是正当的，但直到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新教布道一百周年会议上才宣布医务工作成为“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教会团体的工作的一部分”。[31]在以前的30年中，这项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完全合格的传教士医生从1874年的10人猛增到1905年的300人左右。1876年有41281名病人在大约40所医院和诊疗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疗所接受治疗。[32]

许多这样的医院以及所有的诊疗所，其规模都很小，不妨说只在偶然情况下才拥有最现代的医疗护理和使用最好的器械。但是，它们的治疗方法不同于中国人惯常采用的任何方法，而且每年就医病人的总数不仅说明它们的水平相当高，而且促使大批中国人从亲身经历中对注重实际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

有些比较突出的成绩值得特别一提。美国长老会（北方）的嘉约翰博士接任伯驾在广州建立的医院，其后的几乎50年间它主治了100多万病人，到19世纪末他又建立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精神病医院。由于梅更（英国教会）的努力，到1890年在杭州建立了一家100张病床的医院、一所儿童收容所以及一些麻风病院和戒烟所。1880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在天津建立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及其同事救过她的命。

传教士也专心致志于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少数人如黄宽、何启年轻时读完教会学校以后去西方留学学医。而且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有大批人（包括未来的革命家孙中山）在附属于中国或香港教会医院的医科学校得到培养。到1897年为止，约300名中国人从这样一些学校毕业，另外在肄业者尚有250—300人。这些中国医生中的许多人结业以后被选派到政府部门任职；少数人则在口岸城市开业赚钱。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和自己同胞的往来程度也许不如那些受训较差和构成大多数医院和诊疗所的医务人员的“中国助手们”。

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另一个媒介是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合信（1816—1873年）博士，他编辑的东西多年来都是标准本，他的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广州，1851年版，第99页）被收入中国最主要的类书中，以此获得了罕见的声誉。后来，嘉约翰博士、德贞博士、傅兰雅等人翻译了大量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这种著作对读者的影响常常是传教士所不能直接为力的，它们有助于使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知识。

绝大多数教会医院和诊疗所继续向病人传播基督教。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因负担过重，越来越脱离布道工作。传教士成为专职医生以后，他的专业性质便加强了。1886年成立的中华博医会出版了自己的医学杂志。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行医的传教士开始“为整个帝国的保健事业进行规划”，[33]在许多人看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国开始显得像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中国一样重要。

教育

传教士进行非宗教的教育与治病的活动相比，前者在《圣经》中的根据要少一些。因此，要得到差会团体同意和批准这项工作就困难一些。但是到20世纪之初，至少在新教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斗争，并且赢得了胜利。如上所说，天主教传教士开办了许多学校。除少数例外（主要是耶稣会士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小学水平，只讲授宗教和中国经书。

在19世纪中叶几十年间，新教徒对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场。但是大约从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大会（1877年）前后开始，情况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恳求传教士同道们在教育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虽然狄考文当时受到猛烈批评，但是冰层打破了，在后来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转而赞助他的立场了。

主要由狄考文的发言引出了1877年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即设立了一个益智会，由傅兰雅董其事，此会的委员们信奉狄考文所提的主张，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34]到1890年，在他们的监督下编辑和出版了84种课本、50幅地图和图表，内容多半是非宗教的。这期间卖出了3万多册书，该会的工作很快就自给自足起来。

讲授西方学科的另一方法是用英语教学，因而可以不必依靠翻译的课本，因为它们的译文常常几乎是晦涩难懂的。开始时许多传教士反对英语教学，以为英语知识在经济上有用，许多中国人会出于物质利益的目的进教会学校。但是英语教学利多而弊甚少，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英语教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传教士看法的日益宽阔，它与新教教育设施的长足进展相得而益彰。1877年有6000人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到1906年又升到57683人。除两千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开办了近400所高等专业学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与天主教的做法大异其趣，绝大多数新教的各级学校都开设有西方科目的教学。

与医学领域内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职业的教会教育家。海亚特指出，在1877年的会议上就教育问题发言的那些传教士，像狄考文等人那样，他们是“作为传布福音的人来到中国的，但却因偶然机会变成了教员。相反，1890年对办教育评头品足的许多人们……由于拥有高级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倒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这些人都主要从事教育或文化工作，到中国都比较晚，并且代表了新的一代和新型的教会教育家”。[35]这种趋势在1900年以后更是显著。

专业化日益增强的另一个标志是1890年成立“中国教育会”。作为益智会的后身，中国教育会非常关心改善教会学校教科书的状况。而且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一切事务也都是它所关心的范围。到新教传教士第三届大会时（1907年），中国教育会拥有400名会员。除了出版书籍以外，它还制定了14年一贯制的综合性的教学大纲，同时也是“全体新教徒中实施教育标准的公认的监护人”。[36]

传教士促进西学

学校就其性质来说，只能影响青年人。为了向中国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传播西学，传教士采取出版中文书籍和杂志的办法。新教徒投身于非宗教的出版工作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时代。早期的著名例子为《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广州，1833年及以后诸年），由裨治文等人编辑，登载过论述蒸汽机、世界地理、英美政制和华盛顿的生平等文章。在1810—1867年期间，根据一个材料的估计，新教徒关于非宗教问题的著作总数达108种，约占他们著作总数的14%。到19世纪末比较活跃的教会出版机构超过12家，新教学者除编辑几种著名期刊外，还撰述和翻译了几百种范围广泛的非宗教问题的书籍。

科学和数学

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的确，虽然在创建中文科学新词汇中存在着一些专门问题，但是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他非宗教问题著作的总数还要多。

科学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译小组之一由有相当汉学造诣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887年）和卓越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0—1882年）所组成。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曾在上海共事，翻译了欧几里得的《续几何原本》（九卷）、赫希尔的《谈天》（十八卷加一卷）、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的《代数学》（十三卷）和卢米斯的《代微积拾级》（十八卷）等书。多产的李善兰还翻译了威廉·惠威尔的著作（与艾约瑟合作）和约翰·令利的著作（与艾约瑟及韦廉臣合作）。

由于西方著作的翻译如果要有被人阅读的机会，就必须译成可诵的汉文，又由于即使传教士中最有造诣的学者（像伟烈亚力）也不能写出任何典雅的文学语言，因此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实际上这是耶稣会士早在250年前就已采用过的方法。首先，外国传教士把原文口译给他的中国助手听。然后，助手把口头翻译改写成文言文。最后，如果传教士对汉文也有一套功夫，他就要通读译文，以使表达更加准确和晓畅。

19世纪最充分使用这种方法的是傅兰雅（1839—1928年）。英国人傅兰雅最初作为教会学校的教员来到中国，他可以称为“世俗派传教士”的最初典型。虽然他在各种教育事业中与传教士合作，但他和教会的任何差会没有关系，并且他重视加强中华民族更甚于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傅兰雅的使命是向中国传播西学，特别是传播科学。

傅兰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当过28年（1868—1896年）翻译。他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他离开中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路易斯·阿加西斯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职位以后，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兰雅的77篇译文。

除替中国政府工作以外，傅兰雅还积极参加与倡导西方科学有关的许多私人事业。他是上海格致书院的干事，也是其创始人之一：这个书院是一批关心促使中国了解西方的中外人士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创建的。傅兰雅每星期六晚在书院进行幻灯教学，是院里举行征奖论文比赛的热情支持者。这项比赛开始于1886年，“目的在于诱导中国知识界探讨各科西方知识，以便将它们运用于中国”。[37]1876年至1892年间，傅兰雅还担任图文并茂而颇有影响的杂志《格致汇编》（后来的英文名称为《中国科学与工业杂志》）的编辑。《格致汇编》上的文章通俗易懂，许多是新教传教士写的，它们涉及的范围有大量科学的及其有关的问题。

傅兰雅的另一个计划也必须在这里谈一谈，虽然它的目的比单纯传播科学知识要更加广泛。这就是傅兰雅1885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书店格致书社。到1888年，该书社拥有约650种关于西方问题的书籍，在天津、杭州、汕头、北京、福州和香港设有分店。

历史和国际法

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真正宠儿，即敢于从事写作的传教士，通常都想把精力用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包括军事科学）。但是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历史和国际法领域，也出现了传教士的许多有影响的出版物。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此书最初出版于1838年，经过了许多次修订，最后修订本于1862年出版，书名为《联邦志略》。它是中国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两部草创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50年）——中有关美国的材料的主要来源。

另一部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是慕维廉（1822—1900年）的《大英国志》（1856年）。慕维廉的译文之所以受到中国学者的赞扬，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合作者、19世纪50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主要名人蒋敦复（1808—1867年）的技巧。

传教士另外编纂的历史读物有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上海，1882年），史亚实称此书“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于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外部世界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概念”，[38]另外还有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19世纪的历史》（1880年）（下面将有所评述），他的这本通俗译著于1894年出版，书名叫《泰西新史揽要》。

传教士的译著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是国际法。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的努力。丁韪良的国际法译著中最重要的是《万国公法》（北京，1864年），它使中国政府掌握了亨利·惠顿的权威著作《国际法原理》。

史亚实对谢卫楼著作的评价，如果不计较它的盛气凌人的语气，则对于传教士的所有非宗教著作都是适用的。这种著作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得到向来很难得到的关于西学方面和关于西方世界总的方面的丰富资料。而且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为止，它们是这些知识的基本来源。可是，这类著作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像一部非常复杂的故事的章回题目，故事的内容尚有待分晓。

我们可以简单地谈谈在填充故事的内容时，未来的学者们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向研究中西思想交往的学者提出的问题是传教士传布的内容清晰到什么程度？传教士编纂的东西能被看懂到什么程度？而且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编辑者想要通过它们来说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向思想史学家提出来的，即传教士传布的内容究竟为何物？传教士翻译者俨然自以为传递了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精髓。然而，斯宾塞、J.S.穆勒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则有待于严复（1853—1921年）这样一些人去翻译，而传教士翻译的所有非宗教内容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麦肯齐的著作，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的庸俗颂赞，科林伍德把这样的著作描写为“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39]（必然叫人想起另一部第三流作品，即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所引起的轰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谁接受了传教士传布的内容？传教士译著的读者范围，在社会上和地域上究竟有多大？读者的类型在那些年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总之，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我们才能较准确地估量传教士的非宗教性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和性质。

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传教士的影响

根据词典解释，“reform”即指“改变成新的和更好的形式或状态”。[40]如果我们对这个概念作出不太确切的解释，则从传教士的观点来看，传教士的所有努力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改革倾向的。根据比较合理的解释，则“改革”一词仅限于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方面提倡或实现的改进。即使从这一较狭窄的意义来看，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也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新教徒学校里讲授非宗教性的科目，还有新教徒出版物上介绍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养成了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传教士在政治、方法和社会态度上为中国改革派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活生生的、现成的榜样。最后，有几位传教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他们都成了改革中国的热情宣传者，并且和官场内外中国的改革派领袖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

妇女的解放

一般说来，现代化的标志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特别对中国现代化来说更是如此。在传统上，妇女被要求在家里对父母和丈夫绝对顺从，而在家庭外面，她们的自我表现和投身于社会的机会又是极小的。对妇女不存在正式教育。妇女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或担任官职。纳妾、杀害女婴，特别是缠足之风盛行，这些都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象征和结果。

传教士的事业最适合在这个方面促进变化。在跨入本世纪时，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和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就是妇女。虽然这些人中只有少数人可以算得上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任教员，有些人被培养成医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

这场运动采取许多形式。传教士当然直言不讳地谴责缠足和溺婴行为。他们也对教会成员的包办婚姻表示不满。但是，他们的最大影响是在清朝末年反对缠足的运动方面。据说1874年厦门成立了一个主张禁止缠足的传教士团体。那时妇女入教要放足，这已成为惯例；许多学校则禁止缠足的女孩入学。致力于废除缠足的最重要外国组织是1895年在上海建立的、由李德夫人（她不是传教士）任会长的天足会；此会广泛地写作和出版时文小册子，而李德夫人还作了种种努力来影响上层中国人。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派憬悟于外国人对中国这种野蛮风俗的谴责，也热情地推进反缠足运动。慈禧太后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压力，也于1902年颁布懿旨正式废除缠足。从20世纪起，妇女缠足便越来越不合时尚了。[41]

在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中一个不像上面行动那样引人注目、但最后却是极端重要的做法，是传教士在教育领域内的努力。1844年在宁波开办了由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1834年成立于伦敦）监督的第一个教会女生学校（由阿尔德西小姐主持）。到1905年，新教教会小学共有7168名女生，中学共有2761名女生。在传教士的倡导下还培养出了几名女医生。还努力在成年妇女中开展识字运动（经常以拉丁化汉字为媒介）和提供家政学的基本教育。虽然这样办的妇女教育质量很是参差不齐，但是值得加以表彰的是，截至辛亥革命前夕，新教教徒设立的学校在中国仍然是使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与中国男子大体相等的仅有的学校。

沿海地区的“基督教”改革派

因为基督教是以反孔面貌在19世纪的中国出现的，它很可能最受某些中国人的欢迎，这些人不管其内心信念如何，在他们看来，继续披戴儒巾儒服是最没有出息的。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19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人最大的集中地是在通商口岸和香港。中国许多最早主张现代化的人也产生在沿海地区。虽然这一事实通常被人所忽略，但是这些先驱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受过传教士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影响。

太平军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对西方式的改革最有口才的发言人洪仁玕（1822—1864年）于19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受过新教福音派的训练。尽管早期几个工业企业的主要人物唐景星（1832—1892年）和发起第一个留美学生使团（1872—1881年）的容闳（1828—1912年），都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容闳还成为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耶鲁大学，1854年）。一位商人（此人以前当过与伦敦会香港分会有关系的传教士）的儿子何启（1859—1914年）曾在英国得过法学和医学高级学位，回国以后成为香港最有名望的中国居民之一。何启积极参加各种慈善事业（包括建立给中国人攻读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在这所学院里完成了自己的医学训练），并于19世纪80年代末最早提倡实行议会制政府。何启的姻兄伍廷芳（1842—1922年）在香港教会学校受完中等教育和留学英国学习法律以后，任李鸿章的幕僚达14年，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和法律改革的倡导者。另一位早期改良派郑观应（1842—1923年）一度向傅兰雅学习英文，是传教士著作的热心读者。虽然没有材料证明这位与外国人有广泛联系而事业顺手的买办皈依了基督教，[42]但是在他的有影响的改革派著作《盛世危言》中所渗透的人道主义感情，显然来源于基督教。

有些基督教改革派人物，其中包括蔡尔康（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中国合作者）和极罕见的天主教家庭出身的改革派之一马良（马相伯，1840—1939年，在19世纪70年代他实际上做过耶稣会牧师），他们基本上被学者们所忽视。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韬（1828—1897年）和马良之弟马建忠（1844—1900年），人们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马建忠年轻时期曾经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后来留学法国。19世纪70年代末回到中国以后，他参加了李鸿章的幕府，由于他对西方具有无与匹敌的知识，迅速成为李鸿章最器重的外交顾问。王韬的经历更加异乎寻常。在帮助麦华佗准备《新约全书》的委员译本以后，1854年他在上海接受洗礼。19世纪60年代他在香港与理雅各密切合作翻译中国七部经书。60年代末他与理雅各在苏格兰度过两年以后，回到香港，于1874年自办报纸。王韬著的书和他每天写的关于时事和改革的政论文章，使他享有西方问题专家的声誉。1884年回上海后，他到傅兰雅的格致书院工作，90年代初，他经常为有改革倾向的传教士刊物《万国公报》写稿。

把这些人称为“基督教改革派”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督教概念上面，或者他们把改革看成是将来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桥梁（像某些传教士所希冀的那样）。（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知道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19世纪对于基督徒的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王韬印行的大量著作中，无一个字提及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只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随带了一笔。）此词更多的是意味着，这些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樊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代儒家的思想体系（而明治时代的许多新教教徒则用基督教取代了）。毋宁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样我们就发现，甚至当基督教徒（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情也常常是这样的——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说。因此，需要进行改革。

19世纪90年代的新改革派

虽然个别“基督教”改革派在20世纪开始以后仍很活跃，但是作为一个集团来说，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已把活动的舞台让给了更年青一代的改革派和革命家。因为革命运动是一种属于20世纪而不是属于19世纪的现象，因此本章只提一下这个问题，以指出基督教徒在1905年以前阶段的革命运动历史上所起的非常突出的作用（至少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所起的那部分作用）。兴中会香港分会的大多数领袖（当然包括孙中山在内）都是基督教徒。1895年广州密谋事件的领导人中主要是新教教徒，据一个中国人估计，在最初参加1900年惠州起义（包括其组成部分的广州起义）的人中，基督教徒占30%。虽然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但我倾向于赞成希夫林的论点：革命者的基督教（与早期太平军的基督教不同）作为一种动力来说，只有微小的价值，它所构成的“只是他们全盘西方化方针中的一个宗教方面”。[43]

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在19世纪90年代走向前台的新改革派人士，他们虽然比旧改革派更加激进，但一般都在旧学方面更有根底。实际上，他们中间某些最著名的人物是从儒家今文学传统中找到他们改革思想的主要根据的。大部分旧改革派人物是因多年来直接生活在通商口岸才走向改革主义的，新改革派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有志投身于改革（诚然，有时是在短暂地访问通商口岸以后才有志于此的），只是在后来才实际上卜居于通商口岸，那时这样做通常是出于方便或政治安全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个不同之点，但这不同之点的性质是自相矛盾的：即虽然19世纪90年代比较重要的改革派中没有一人是基督教徒，但其中某些人——像他们名义上的基督教前辈那样——至少是受到了基督教或其传教方法的深刻影响。

紧接中国败于日本之后，康有为（1858—1927年）领导的新改革派于1895年首先取得了全国性的声望。在后来几年间，维新改良的浪潮高涨。它在1898年夏天臻于极盛，此后即戛然而止，因为慈禧太后的政变使敌视激进变革的势力重新掌权。

正是从1895—1898年这个时期，传教士对于中国改革尝试的影响达到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佳白的尚贤堂（1894年建）以促使北京官员对改革感兴趣作为主要目标，他在1896年声称，他个人认识250多名官员，另外还和200人有交往。[44]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是另一个把培植与中国高级人士的私人关系作为促进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李提摩太拜访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显贵人物。（李提摩太的特点是操切从事，他在1894年试图劝说张之洞提出倡议，使中国在规定的年限内变成相当于外国的保护国。张之洞的反应显然并不热情。）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比私人交往更有影响的是新教传教士的改革主义的著作，它们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迅速传播开来。1891年李提摩太担任了出版这类著作的主要赞助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广学会出版了他所译麦肯齐的著作（1894年）和林乐知所编关于中日战争的书（《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从1889年起，它还出版有影响的月刊《万国公报》，由林乐知和蔡尔康任总编辑。

作为主张改革的宣传者，传教士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他们最狂热的梦想。每年广学会从销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从1893年的800美元猛增到1898年的1.8万美元。1896年傅兰雅兴高采烈地报告：“书籍生意正在全中国迅猛开展，这里的印刷商不能满足书籍生意的需要。中国终于觉醒起来了。”[45]林乐知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书中有一节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改革派观点）和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书（这两本书很受人欢迎，中国书商一再非法翻印），[46]都是1896年长沙乡试举子的必备读物。强学会出版的第一个刊物（1895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国公报》这同一名称。像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这些人的中文姓名在全国是人们所熟悉的。如果不发生1898年9月的政变，很可能根据康有为的推荐，李提摩太会被邀进入清帝内廷顾问之列。光绪帝（他在丁韪良的间接督导下已学了几年西学）已经研究过麦肯齐著作的中译本，并且产生了深刻印象。

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成立各种变法维新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显而易见，康有为把孔教变成国教的计划（有自己的节日、全国范围的教堂系统和传教士），也同样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或影响。（这里也应该提到著名的佛教改革派杨文会，他对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形象深有印象，并且学习他们的经文，和到内地去向俗人宣扬他们的学说。）

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传教士之偏重外交事务，似乎在许多维新派著作中也有反映，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在英、美新教传教士中存在的反俄情绪。而且正是中国人关于世界与人类的进化观念，可能受到了传教士作者最深刻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1898年）是清末最大胆的哲学论述之一，它同样重视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儒家的伦理学，不分轩轾：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说法。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实。的确，并不是中国所有革新之士都准备接受这种关于未来的玫瑰色的憧憬，何况有些人（如严复）宁愿认为斗争和冲突仍将在未来世界中占中心位置。但是到1900年，大多数改革派都准备在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中也糅合进关于进步的信条和无保留地相信科学进步有益于人类的信念（这在当时传教士的著作中是喋喋不休地被反复提出的两种见解）。

19世纪末，传教士最无成效的说教是向中国人兜售说：西方的知识和制度及其相伴随的富强，其源反正出于基督教。[47]有的人，如康有为，承认宗教可以救中国，甚至可以救全世界。但是当要他选择自己的宗教时，康有为对他的传教士兼良师益友最大的让步是选择一个基督教化的儒教：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大的让步，当然传教士并不这样认为。李提摩太认为上帝对全世界的统治就是进步，这即是说，承认进步便应自动地导致承认上帝；他的这个论点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因为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否认上帝，但仍能取得进步。简言之，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正当对义和团的镇压为20世纪头10年的恢复变法活动创造条件时，传教士的卷入和影响却急剧减少了。产生这一突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问题已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例如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即是这样，而传教士对这种公开争论是采取回避态度的。[48]第二个原因，肯定也是更有决定性的原因，是出现了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径）以获得关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的情报。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刊物大量涌现，使得读者可以不再那样依赖外国人出版的中文报刊了，而从1900年起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国外（特别是去日本留学）。

由于不再需要他们作为宣传改革的使徒和传布西方非宗教文化的工具，像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传教士发现自己在1900年以后对中国舞台已逐渐不能产生影响了。有改革思想的传教士深切地关怀中国人民的幸福及中国国家的命运，他们在20世纪继续起着积极作用，而以在公共卫生、教育和乡村建设等领域内为尤著。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如何重要，贡献的内容却日趋杂乱，其范围只限于在地方上举办而已。中国的问题太多，政治情况太混乱，主张改革的非宗教界代表（国内的和国外的）多而且杂，致使传教士们再也没有过去19世纪年月中能在全国范围内（虽然为时很短）产生的那种影响了。

本世纪开始时也不妨说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真正转折点。义和团的大屠杀差不多残杀了200名外国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教徒（主要是天主教徒），它使得多年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达到了顶点，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高水位。反教情绪在20世纪尚未平息下来。它持续到国民党统治的年代，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变得有效地制度化了。但是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的危险的外来势力，20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国家急于要寻找新的自尊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于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一山　译）

[1]关于这次迫害的两个权威性的论述，见威勒克《1784—1785年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矢泽利彦：《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对天主教的镇压》，载《埼玉大学纪要》卷7附刊，第47—98页。

[2]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96页。关于上文估计的统计数字，见同上书，第129、182—183页。

[3]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653页。

[4]同上书，第646页。

[5]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仍然普遍流行。最近一部持修正态度的新著作争辩说，太平天国的宗教“异常忠实地再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见特雷德戈尔德《西方在俄国和中国：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想》卷2，第50页及其他诸页。

[6]引自林赛·里德的《传记笔记》，此文介绍了1960年香港出版的《理雅各英译七经》第1册。

[7]大多数作者（包括天主教作者）认为，这个通译即传教士德拉马。尽管中国官员以中文本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但他们至少试图敷敷衍衍地使之生效。1865年柏德美协定只是部分地消除了两种文本的差异所产生的摩擦。

[8]戴里亚：《中国天主教简史》，第58页。

[9]关于明治时代日本的新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据赖德烈说：“到1897年，中国新教基督徒中没有产生重要的著作”，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34页。

[10]关于李提摩太的策略，见保罗·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载《中国论文集》第11期（1957年），第43—52页；关于丁韪良，见彼得·杜斯《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同上书，第10期（1956年），第97—127页（此文重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佛大学讨论会文集》，第11—41页）；李佳白在《传教士对中国上层阶级的责任感》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方法，载《中国记事者和传教士杂志》第19期（1888年），第358—364、397—402、465—472页。

[11]丁韪良的《天道溯原》（三卷）由中村正直译成日文，日译本印行了多版，仍叫《天道溯原》。丁韪良在书中把孔子学说说成基督教的先驱，利用儒家术语来介绍这种西方宗教。日本的许多儒者因读了此书被感悟而接受基督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第194页；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第62页；以及海老泽有道（音）编《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录》第一部分，（1543—1858年），第114—115页。

[12]唐良理（音）：《叛乱中的中国：一个文明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第57—78页。

[13]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中被忽略了，例如李时岳《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王尔敏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65年第28卷第1期第184—185页）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也明确地否认这一点。在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一文中对这一点也降低了调子。中国许多非共产党作家都同意共产党历史学家胡绳的这一意见：中国人民“没有‘排外’的偏见，如果他们表现了‘排外’的态度和行动，那正是资本主义对华实施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所造成结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3页。

[14]下文几段均引自拙著《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0第2期（1961年2月），第169—175页。此文也重载于杰西·G.卢茨编辑的《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关于中国反基督教传统的详细评论，见拙著《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第1章。

[15]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22页。

[16]关于把基督教与反抗朝廷的秘密会社（以及与太平军）广泛地混为一谈的新证据，见李恩涵《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清华学报》（台北）卷6第1—2期（1967年12月），第55—60页。

[17]下文关于传教士对绅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威胁的论述，除另注出处者外，均见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77—86页；又《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载《中国社会杂志》第2期（1962年），第4—9页。

[18]186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转载在《清史问题》（1967年4月第1卷第5期，第14页）；这信来源于苏格兰布鲁姆霍尔的额尔金—卜鲁斯档案室。

[19]1851年5月2日的一封信，载《传教士杂志和大事记》第15期，第205—206页。

[20]湛约翰语，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80页。

[21]杨笃信（格非），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85页。

[22]引自汤普森《杨笃信在中国五十年的经历》，第256页。

[23]关于集中在1860—1874年的民众敌对行动的因由，最详尽的叙述见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30—194页。

[24]19世纪60年代末法国驻中国的代表认为，四川居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西阳地区居民向范若瑟先生缴纳大宗款项，……向居民征收的这笔款子由这位主教分配给基督教徒”。见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15页注3。60年代这类其他例子，又见此书第217—221页。

[25]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转载了一些这种东西。关于这方面的俄文著作，见加拉宁《19世纪中国反基督教的民间图片》，载《宗教和无神论史博物馆年鉴》第4册（1960年），第403—426页。

[26]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51页。（由于未见到中文原书，姑直译于此。—译者）

[27]下文我大量利用了同上页注，著作的第四章。

[28]这一段论述根据保罗·科恩《清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850—1900年》，载克劳利编《近代东亚文集》，第55—57页。

[29]传教士中比较清醒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艾约瑟写道，李鸿章善于“仿效外国的慈善事业设立医院和戒烟所，并且能够接受外国科学……但在同时……他并不同意基督教的所有主张”。引自《当前中国的作品：他对抗基督教到了什么程度？》，载《1890年5月7—20日在上海举行的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第572—573页。

[30]在这一节我着重依据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 1890年）：慈善工作的制度化》，载《中国论文集》第17期（1963年），第67—100页（此文也转载在刘广京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第93—126页）。

[31]《在华传教百周年会议》，第247页。

[32]同上书，第267页；试比较麦吉利夫雷所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年》第670页上的统计，表上所列1905年医院（166所）和诊疗所（241所）的总数比文中所引的数字高，就医病人的数日则较少一些（不到110万人）。

[33]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60页。

[34]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75页。

[35]同上书，第73—74页。

[36]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77页。

[37]引自傅兰雅的一篇报告，载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25第2期（1956年5月），第141页。

[38]引自佩特诺《谢卫楼和华北协和大学的创办》，载《中国论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1页（此文也转载在刘广京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第53页）。

[39]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45页。

[40]《韦伯斯特最新大字典》，第711页。

[41]列维认为，传教士“对于废除缠足施加了强烈影响”。见《中国的缠足：一种引起性爱的奇异风俗》，第78页。

[42]另一方面，关于唐景星和伍廷芳接受过洗礼的假设是强有力的，虽然还缺乏证据。西里尔·珀尔的《马礼逊在北京》（第234页）把伍廷芳描写成“有两个小老婆和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43]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89—90、228—229页。

[44]《北华捷报》1896年11月6日，第784—785页。

[45]1896年4月1日的一封信（着重点是原有的），《傅兰雅书信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伯克利）藏。在1898年7月1日的一封信中，傅兰雅写道：“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

[46]据说李提摩太的译本于1898年仅在四川省就被非法翻印19次。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2页。

[47]关于阐述这种失败的中文文章，可看《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1898年载于谭嗣同等人编的维新派刊物《湘学新报》四卷集，卷1，第441—477页。

[48]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70年代初期韦廉臣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逐渐成立议会政府。参看刘广京《19世纪的中 国：旧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响》，载何炳棣等编《中国的危机》两卷集，卷1，第104页注。到20世纪初，有些传教士也曾宣称他们同情年轻革命者的事业。但一般说来，传教士似是害怕官府结果会不管真假，都把基督教徒与革命者混为一谈，从而作出强烈不利的反应。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90页。

参考文献介绍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在2000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约的《近代中国的兴起》和克莱德及比尔斯的《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1830—1973）》两书中所列的阅读文献。有一部概论性的著作甚至用50页的篇幅评述了有关中国（主要是近代的）650部书，见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我们这一介绍性的篇章使用了贺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书中附有经过选择的书目。

所有这些西方的著作都来源于什么样的中国历史记载呢？对中国感兴趣的英语读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读中文、日文书以前）事实上是不会关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汉学图书馆中使用的原始资料、图书目录、参考书和工具书的；这类著作之庞大和种类之繁多明显地证明了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然而，非汉学家确实可以通过阅读像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这样的汉学工具书而引起兴趣和受到启发，此书详细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原始资料和学术著作的主要类目。继此宏著之后的是内森的《1840—1972年的现代中国：资料和工具书介绍》，此书著录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直到70年代的有价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报。这些最新的图书指南也提到了它们依据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当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论性著作（费正清等编的《东亚的传统和变化》），但是，像所有评述一样，它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脚注中。

第二章和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

1800年和1862年间清朝亚洲腹地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论题。这部分历史虽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可供详细研究，但很少史学家试图做这项工作。

最优秀的一部著作是罗萨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在中俄关系方面对清朝亚洲腹地作了很好论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订版）把亚洲腹地置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加以考察，这反映了一个中国汉族人的看法。《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3卷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写19世纪的清朝部分）、佐藤长和若松宽。关于亚洲腹地国际政治结构的论述，在拉姆·拉乌尔的《中亚的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旧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清代所传主要作品有这样几种：有三种文字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795年）以及为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时期写的续编；祁韵士编辑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种文字的《钦定理藩院则例》（特别是1827年版，该版经过修订于1843年再版）。对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见《会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两种版本。

对于一般英语读者来说，都能看到单独的满洲史、蒙古史、东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优秀著作，另外还有用其他文字撰写的重要史书。对满洲作综合论述的，只有罗伯特·李的《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

论述蒙古的历史文献更为丰富，但它们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较忽视内蒙和卫拉特。用英文编写的主要著作有鲍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但是，论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编写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纳扎格多尔济的《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年》，以及题旨比较狭窄的一些文件汇集和专著，特别是纳扎格多尔济和那桑巴尔吉日编的《四艾马克税册》；那桑巴尔吉日的《1691—1911年外蒙对满清王朝履行的义务》，以及那桑巴尔吉日和纳扎格多尔济编的《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此书已由拉锡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维特合作译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此书已由波波夫译成俄文，又由须佐嘉桔译成日文。中文的著作书目有张兴唐编的《蒙古参考书目》（台北，1958年版）。

论述19世纪蒙古的许多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之手。两部有名的旧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桥本光宝的《蒙古的喇嘛教》；这两部书基本上已被随后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书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学者的必读书。关于日文的蒙古学书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编的《1900—1972年蒙古研究文献目录》。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鲁姆-芝迈洛的《蒙古西部和乌梁海边区》卷2：《与中亚史有关的各该国家的历史纲要》，以及苏联和蒙古学者合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此书于1967年予以修订并增补。1954年有中译本）。胡尔拉特编了《有关蒙古的著作书目》1—3卷，其中主要收录的是俄文书，也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学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学遗产》，此书是一简明本著作。论述19世纪蒙古文学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学史》第1卷。

研究19世纪70年代以前时期新疆的主要权威是佐口透，他的《18世纪至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及其有关此研究领域的许多论文指导着这一领域。他的《东突厥斯坦》一书中有两个部分已译成英文，即《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六章，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1965年第24期）和《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译成，载《亚洲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968年第14期）。他的《俄国和亚洲的草原》一书对16—19世纪的中亚史作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书目是袁同礼和渡边宏合编的《1886—1962年新疆研究文献目录》。

对于六城地区各次暴乱的最有影响的记述是魏源的《圣武记》，此书在新亚政务部的赞助下已译成日文（1943年）。论述张格尔的部分由伊姆波尔特—胡阿特译成法文，载入他的《中亚文献汇编》。中国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亚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东突厥斯坦史》，此书是用分离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张格尔的圣战在曹振镛等人编的《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苏联的卓越历史学家库兹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他出版有专著《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以及下面几篇重要文章：《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1期）、《论19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清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2期）、与上面专著同名的《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载《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3期）、《18世纪末哈萨克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根据中文资料）（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瓦里哈诺夫历史、考古与人种学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第15辑）和《关于19世纪上半叶英、俄两国同新疆贸易的问题》（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专集》1963年第6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载《中亚评论》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18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书论述了与19世纪有关的许多事实，他把此书内容又压缩成为《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载齐赫文斯基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一书中）。

19世纪，随着英、俄两国敌对的加剧，双方加紧在新疆收集情报，最后提出了两篇事实上能互相配合的报告。俄国的一篇报告是瓦里哈诺夫的《论1858—1859年六城的形势》，此文后来又被瓦里哈诺夫《全集》第二卷中发表的有关准噶尔和六城地区的其他许多文章所充实。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戴维斯编写的报告《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戴维斯的这份报告虽然对史学家有很大价值，但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而瓦里哈诺夫的记述却实际上给后来的整个学术界留下了印象。这个记述的英译本见于约翰和罗伯特·米其尔的著作中，译名为《中亚的俄国人》。

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诺夫的材料写成了《喀什噶尔史》一文，此文收录在福赛思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福赛思的俄国同时代人库洛珀特金写了一份对应报告，标题是《从历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并由瓦尔特·高恩译成了英文。库洛珀特金的报告也应大大地归功于瓦里哈诺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中，最优秀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它也同样得益于瓦里哈诺夫，此文载于他的《利特尔地理志》第二部分，此书也包括戴维斯《报告》中的资料。另一些俄国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库兹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一书的书目中看到。

对西藏史的论述相当全面，但1800—1862年这段时期未受到应有的注意，而且文献论述的重点是西藏本身。青、康两地区特别为近代史学家所忽略。英文的主要论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拉姆的《不列颠和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简史》；涂奇的《雪山之国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还有彼特奇的《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罗克希尔的《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同清帝的关系（1644—1908）》（载《通报》第11卷，1910年）现在仍然有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第335—339页开列有关于西藏的原始资料。关于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铃木中正的《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舒尔曼的《达赖喇嘛史》也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边境的土族》一文对青海湟中地区作了阐述，此文第一篇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类，1954年第44卷第1部分；第二篇载《会刊》自然科学类，1957年第47卷第1部分；第三篇载《会刊》自然科学类，1961年第51卷第3部分。论述拉达克历史的主要作品有弗兰克的《西藏西部史》；关于1800年和1862年间的记述，坎宁汉的《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其及毗邻诸国》一书是必读书。关于不丹，可看拉乌尔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书。关于尼泊尔，可看罗斯的卓越著作《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这是一部资料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读物。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关于嘉庆和道光时期的中国本国史，现在还没有人用哪一种语言写出能使人满意的著作。这不是因为资料缺乏，而是因为我们对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这种倾向：即或者想促进对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时期的研究，或者想促进研究这些制度对于西方挑战的反应。因此对这个重要时期，即晚清帝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时期，没有多加研究。因此，要写出重要历史著作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这个时期必须从它在漫长的清代历史中的地位入手。何炳棣撰写了两篇出色的综合性论文，表述了他对清代中期总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亚洲研究杂志》1967年2月号）；第二篇是《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一书的第九章。另一篇关于清代前半期的综合性论文是小韦克曼的《1683—1839年鼎盛时期的清帝国》（载克劳利编的《近代东亚论文集》）。有两部标准的中国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书对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为有用；一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此书包括大量从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细节，还有引自“外史”的许多趣闻轶事。铃木中正论述白莲教叛乱的一些著作占着主导地位，它们已在这一章的注释中交代明白。要了解各种文字所写的专题参考论著，可查阅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一书。

在大量中国宫廷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公布以前（对19世纪末档案的整理工作已经在台湾开始进行），有关19世纪早期史的基本资料仍然是《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权威性的文献集。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一书对这些资料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对于原始资料最有价值（但尚未充分利用）的综合性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皇朝政典类纂》这部政务大全，编者是席裕福，其中广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并且注明了它们的出处。

官方政策的发展可以通过一些官方文件汇编和各种类书来探索，但研究地方社会的情况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志（县以上皆有方志），有价值的材料也可见于用宫廷档案编成的两部奏疏汇编：一部是罗振玉编的《皇清奏议》，其中包括直到1820年为止的奏折；另一部是此书的续编，即王云五编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议》。这些奏议显然抄录自清代宫廷，虽然它们是为了作为范例（思想的和文学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对于详细了解地方情况有着巨大价值。

除非我们能够弄清楚官方文献背后的一整套非正规的关系，否则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将依然是肤浅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利用传记。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是标准的英文参考书，其中包括有文献参考目录。然而，恒慕义的著作内容仅限于主要官员和一些有影响的或德高望重的学者绅士。威尔金森著《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在传记书中，最有用的是钱仪吉编的《碑传集》和李桓编的《国朝耆献类徵》。后一部书的每一人的传记一般收有国史馆编的官方传记和来源于其他史料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传记。前一部书只包括私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志的记述，都有出处。比起《国朝耆献类徵》来，《碑传集》往往对每一个人收有更多的记述。这两部书最好是合起来使用，虽然许多材料是重复的。《碑传集》完成于1826年，后来又编写了《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和《碑传集补》（闵尔昌编）。没有收在这些重要集子中的个人传记常常可见于清史馆编的《清史列传》。这部书只对每个作传对象登一篇官方传记。对私人所写传记探本求源，除了可以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以外，还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结合这些非正式结构的有用的初步线索。

在所谓的野史或外史中，有着研究清代历史和政治的丰富的、基本上尚未被发掘使用的材料。下面列举的七部书是这类著作中最好的。由小横香室主人编的《清朝野史大观》，共十二卷，其中轶事引自110多种资料（有些资料由编者在前言中列举）和编者本人的回忆，但均无出处。著名的多卷本著作《清稗类钞》（十二卷），徐珂编，分为92类，每类按年为序编成。此书内容已被编入佐伯富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中。裘匡庐（裘毓麟）编的《清代轶闻》，共分7类，如名人、宫闱琐谈、外交关系及太平军叛乱等，这些资料均无出处。编者提供了“几百部”参考书的一部分书目。欧阳绍熙所编《清谭》，分为宫廷事务、军事问题、外交关系、自然灾害和权贵等类。在有些情况下，编者给个别条目注明了资料来源。姚永朴编的《旧闻随笔》，对只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们的名字。李岳瑞（李孟符）编的《春冰室野乘》则未予分类，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曾在其他资料（如上面提到的《清谭》）中出现过的著名轶事。

在这类书中，最后一部分受到较多注意和尊重的资料是满人昭梿亲王的《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续录》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对嘉庆年间的观察。他的观察是了解和珅年间和嘉庆初年的有价值的史料。这两本书的内容1954年已被编入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随笔索引》中。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关于广州贸易史和鸦片战争史的文献材料是很丰富的。除了在对第五章的书目介绍中提到的原始资料外，还有一些加有注释的外交文献集，如蒋廷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陶希圣的《列强侵略》（四卷本）由国民党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委员会出版，其中所收文章和回忆录是北京的论述鸦片战争的文集（齐思和编的《鸦片战争》）所没有的。

比鸦片战争更早的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关系，普里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一书中作了部分论述，并阐明了欧洲人的观点。在费正清所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一书中的许多出色文章对中国的外交事务概念作出了更加新颖的评价；而费正清的杰作《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中的开头几章，对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作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评论。

马士在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五卷本）一书中，几乎确凿有据地详细记述了19世纪以前贸易的背景。格林堡在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中，对散商的“港脚贸易”作了精辟分析，此书是根据剑桥大学的查顿档案研究写成的。对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最优秀和最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权威著作《中国与西方：18世纪的广州贸易》（共三卷，对开本）。

有许多论述广州行商的有价值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国汉学家考尔迭写的《广州行商》，载于《通报》。梁嘉彬根据中文材料写了一部内容非常广泛的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后来，巴苏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此文详细叙述了行商和其他商业团体（如印度商人、波士顿的私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间的关系。张荣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题为《对1784—1834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杂志1965年1月号），此文也强调指出了这些贸易关系和广州贸易中私人汇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上述许多论著都着重叙述了鸦片对于散商和公司进行的对华贸易具有的重要性。欧文在《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书中对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政策作了详细研究。三年后，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1860年的英国与中国》，其中颇为谨慎地论述了鸦片问题。韦伯斯特爵士的《巴麦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两卷本）一书后来从英国自由派运动的观点考察了中国问题，因而强调的是英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鸦片贸易对英国政府经济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纠正了这个偏差。最后，研究鸦片问题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是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此文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张馨保的重要著作《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对鸦片贸易的反应。还有一本用中文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写的优秀传记，即林崇墉的《林则徐传》，其中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鸦片战争本身引起当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在西方，像奥赫特洛尼的《英国的对华战争》和伯纳德的《1840—1843年复仇女神号航行和服役记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动地描述了冲突情况。在这两部书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系列生动地描写鸦片战争的军事史书，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国泥淖》，接着是1964年出版的贺尔特的《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最后是比钦的《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在这类英文著作中，写得最好的是费伊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一书，此书把军事史和对社会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结合了起来。

也有战争参加者所写的中文回忆录。林则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两卷本）内有当时的日记以及给朋友的书信和呈给清帝的奏折。林则徐的顾问们也写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记闻》，以及魏源《圣武记》中的部分章节；派克在1888年已将它们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书名为《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1851年，夏燮发表了他的《中西纪事》一书，此书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许多第一手材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献集子和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两卷本）中还有当时其他一些记述，其中有些内容（包括林则徐日记）已被译成英文，收于韦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胜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一书中。

蒋廷黻的几篇著作对于缔结《南京条约》的历次谈判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写的关于把同样的商业特权普遍给予西方各国的一篇文章（载《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1年10月）。这些谈判既是邓嗣禹的《张喜和南京条约》一书的主题，也是上述费正清论述贸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题。最后，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谢兴尧的几篇重要文章，讨论了鸦片战争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中。鸦片战争与太平军叛乱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波多野善大论述太平天国的一篇文章（载日文《历史学研究》1951年3月）和小韦克曼的《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一书的研究重点。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有关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国“开放”或者说外国入侵的资料，有着非常明显的渊源可查。首先是英国在入侵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在议会文件（即蓝皮书）中公布了英国一方的报道——如1840年的大蓝皮书和1859年的488页的蓝皮书；这两本蓝皮书中的文件说明了英国的政策为何必须这样发展。了解才能得到谅解，从那时起人们已理解了英国的行动。只是到最近才出现对一些证据重新评价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驻广州巴夏礼领事在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谎称“亚罗”号上挂有英国国旗之事（见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资料只是在1930年才开始出版，这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编的关于“筹办夷务”的专集，它自1836年道光时期经咸丰和同治时期至1874年止（见下面书目中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和斯威舍的《1841—1861年中美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记述）。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37年，从故宫文献馆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关系的文献（见费正清的《清代文献入门提要》中的目录）。1936年东京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共4485卷），所以史学家们大出意外地能够得到迄今基本上还是保密的和体现了清政府主要意图的官员们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不错，有些宫廷起居注选编（像《东华录》，以及一些重要官员奏议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促进这个方面的研究，那时许多研究者也没有根据蓝皮书的丰富内容去搜索伦敦档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40年中，中英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伦敦档案局中有从中国带回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档案，有机密印刷品（参见罗惠民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和最近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带回的中文档案（参见庞百腾著《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判性指南》）。日本在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贡献，他连续公布了数卷在伦敦档案局发现的中文材料（见浦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方面，从1950年以来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广泛的文献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齐思和编的六卷本《鸦片战争》一书，它竭力用文件说明人民大众的心情和行动，以补充书中官方记载的不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英（钱杏邨的笔名）编的来源于民间的资料。

条约口岸很早就开始产生了一批论述当时中国的文献，此传统一直持续不衰。第一个汉学权威是德庇时爵士，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后来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1836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后来1857年出了修订版，篇幅扩大到980页，仍为两卷本。那时，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两卷本，1848年初版，第1204页；1883年修订版，第1611页）一书已超过了德庇时的著作。卫三畏的著作是这类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此书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来驻广州外国人的经验，特别是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这部书还利用了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月刊（编者为裨治文和卫三畏，从1832年办到1851年）。1845年在香港开始出版《中国差报》，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所有这些报刊都刊载各种事件，同时也用来表达并保存了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由于有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料，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国海关监督马士（他在哈佛大学1874年得文学士学位，1924年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蓝皮书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马士有30年当晚清官员的经验，这使得他对1834—1860年记载的论述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难得的公正性。在日本，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已由东京大学坂野正高教授发表（参见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二十多个条目）。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当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脚注中列出。

记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莱恩—普尔和迪金斯的热情洋溢的两卷本《巴夏礼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记述阿礼国爵士生平的两卷本《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驻华的英国人》。巴夏礼与阿礼国这两位书中人物现在应当受到重新评价。旅行记包括法国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胜的观察记《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两卷本），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观察记，他为印度获得茶种，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三次穿越中国内地各省旅行。两次鸦片战争使参战的外国人写下了许多回忆录。

中国的观察家在当时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赢环志略》：这两部书在19世纪40年代是作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伦纳德、米切尔和德雷克等人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已故的张馨保研究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J.Y.黄则根据伦敦档案局的广东省档案研究了叶名琛大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总理衙门档案写了四十多种专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后的时期，但是吕实强和王尔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论述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参看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关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见恩迪科特的《1841—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总的来说，如果把整个有关中国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触的历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来衡量时，史学家们在这方面似乎处于发轫阶段。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后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对整个19世纪上半叶中国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现在还没有发现用任何文字撰写的论述嘉庆和道光时期（1796—1850年）的重要著作。《历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已经提出了问题并表明了新的看法，我们期待众多的中国史学家们能做出成绩来。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由于基本资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专攻太平军叛乱的史学。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在西方，1927年黑尔突破了前此从通商口岸的角度观察这次叛乱的观点；他的《曾国藩和太平军叛乱》一书通过利用曾国藩全集的资料扎扎实实地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考察常胜军。自那时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广度，最好去查阅邓嗣禹所编的优秀的批判性书目——《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此书对东亚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写的资料及专著都进行了评述。

研究人员还有必要参考张秀民等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它以拥有各省的资料见长。关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这是了解叛乱对地方社会所起影响的唯一途径），可参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附的374篇书目。

自从邓嗣禹的书目出版以来，大量重要著作问世。其中论述这次运动的最优秀的英文著作是迈克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一卷是精心研究的叙事史。第二、三卷是篇幅庞大的新译太平天国文献集，其范围从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断的昙花一现的事件。除了内容广泛的东亚和西方文字写的书目外，这三卷书中的评点性注释使它成为认真研究太平天国者的必备之书。

自邓嗣禹的书目问世以后，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资料集，这是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根据从各省地方图书馆周密搜寻得来的资料编成的（显然由罗尔纲指导进行）。发现了许多罕见的或未曾公布的资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资料分量过大，不能完全发表，所以出了六卷选集，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还发表了一部点燃太平天国叛乱的宗教小册子的复制本，即梁阿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一份人们经常讨论但却很少读过的罕见文献。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尔敏研究李鸿章淮军的《淮军志》；邓嗣禹的《太平军叛乱和西方列强》，此书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书名的范围，也论及这次运动的许多附带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乱在内；而简又文的有长期价值的著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有英文节本。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资料另见第六章的脚注。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已出版的有关19世纪中俄关系的书籍，着重研究的是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对于中俄贸易，特别是新疆的中俄贸易。以及对固勒扎条约背景的研究则很不够。苏联著作主要是试图开脱它侵占清朝领土的罪责。中国著作则针锋相对地予以谴责。甚至对这个题目，持任何一方观点的人都没有发表过分析深刻的论著。我们期待着全面了解俄国政府内部关于黑龙江问题的意见和穆拉维约夫按照官方训令行事的程度。我们还希望了解北京怎么会容忍事态发展到让俄国侵吞领土的地步，清政府对满洲东北部的了解或关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丧失领土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反应。（政府对此是如何解释的？谁关心过此事？）

对英语读者来说，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是研究整个中俄关系的最好著作。对1858—1860年间的谈判论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一书也很有价值。更早一些时候论述俄国合并黑龙江的优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论述19世纪的中俄关系而以18世纪为背景的有法乌斯特的《1727—1805年俄国对华贸易及其背景》。

苏联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和纳罗契尼茨基的《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仍旧是研究俄国在黑龙江活动的必要资料。对于研究总的俄国对外政策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是一大贡献。《俄国东方学史概论》丛书，提供了关于俄国汉学、蒙古学及有关学科的发展的有见识的资料。

中国关于1800—1862年中俄关系的学术成绩粲然可观，但是大半都着重谈领土丧失问题，而且对俄国扩张行为的评论过分简单。对俄国行为的大部分论述无非反映了他们的认识，即俄国人需要一个不冻港口，以及他们在中近东受到了挫折；例如，陈登元的《中俄关系述略》和曾志陵的《中东路交涉史》即是如此。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对中俄关系有较深刻的认识，它还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书是赵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

关于包括蒙古和新疆边界在内的整个中俄领土问题，研究最全面的是程发轫的《中俄国界图考》（1970年增订版）。此书由于为清帝国提出过分要求，对清朝的藩属的涵义作了误解，从而损害了它自己的论据。此书和第20页相对的那张地图颇引人注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尔、不丹和缅甸都划入清朝版图。虽然如此，但此书资料丰富，如果审慎地使用，还是有所帮助的。在《中俄交界详图》一书中可以看到极其出色但尚欠细致的地图。

上述赵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约的《伊犁危机》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参考书目，包括一些日文著作。主要的原始文献汇集有《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四国新档》（第三卷）。

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已见上文，兹不赘）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研究清朝中兴，在书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一书作为起点。至少对同治时期（1862—1874年）来说，芮玛丽不仅仅钻研了《大清历朝实录》，而且还钻研了许多呈给皇帝的奏折汇编，更不用说许许多多次要的中文著作了。但是清代文献性质是如此芜杂，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致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某些资料。此书较为重要的遗漏是现已发表的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的机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遗漏是已公布的地方大员的“批牍”部分，包括像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对地方官（府县官员和地方统领）的呈文的“批答”。根据留存的江苏巡抚1868—1870年文件中内容广泛的“批牍”，奥斯科在1975年后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中兴时期的江苏》这篇优秀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此文研究了芮玛丽所研究的一个课题，即衙门胥吏的行为方式未起变化，他们仍在收税和处理诉讼方面起重要作用。

自从《同治中兴》发表以来，北京史学家公布了他们的文献汇集，其中有些文件选自未转移到台北的故宫档案和军机处档案（虽然清代历朝的大部分极珍贵的文献现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时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系统出版它所保管的总理衙门档案。许多官员和学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湾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许多地方志也在台湾印行。虽然芮玛丽未见过的资料中只有一部分现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探讨已足以引起争论和提出对这一时期的新观点。

迈克尔在他给斯佩克脱的《李鸿章和淮军》一书所作的导言中论证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治中兴’，因为地方政权一旦建立，就得继续下去。”但是芮玛丽在评论斯佩克脱的这本书时（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年2月号）指出：斯佩克脱先生本人好像在书中半途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书中第171页上声称，地方利益和帝国有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李鸿章身上（更不要说曾国藩）也许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他行使的中央职能和地方职能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此后的论著有李国祁（论刘坤一在江西）、阿谢德（论1875年之后的几任四川总督）和贝斯（论1884—1889年期间张之洞在广东）等人的文章，已经证实了芮玛丽有关中央继续拥有大权的论点。晚清督抚们的所作所为与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样。皇帝在19世纪后期任免官吏的权力，像鸦片战争前的年代一样，事实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魏秀梅的统计学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表明，整个光绪年间98.6%的巡抚和82.4%的总督在一省供职均不超过六年。

论述督抚以下人事政策问题的专著有两部，它们都强调同治时期官员们日益使用“幕友”的重要性，这就是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和波特的《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弗尔索姆使用“幕府”一词来概括全部朝廷许可的和半正式的办事处局（像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营），从而把“幕府”这个特定的词变成了一个隐喻。但是像斯佩克脱一样，弗尔索姆也指出像曾国藩等高级官员和被他们引进半正式的政府处局的那些人之间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义。但波特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有这种“儒家”式的关系，但湘军及其许多所属单位很重视专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在曾国藩这位钦命统帅的推动下，内战的危机迫使清廷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这个行动足以促使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发展起来。这两部书使我们目前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认识大为增加，尽管像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人物的经历仍然有待于充分地评价。

芮玛丽关于清代中兴的论点遇到了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敌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的最强烈的挑战。库恩的卓越的研究著作，不仅阐明了规模甚小的地方防卫力量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年后地方名流在县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强了治安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权力。这个重要假设必然会促进学者去探讨光绪时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国新型军队在面临动乱时的部署和官员们试图恢复“团练”的经验，例如在1891年长江流域普遍发生反基督教骚乱时期的这类情况就应该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确信，清朝在19世纪60年代的胜利，只是导致绅士势力超过官僚（包括基层官僚在内）。此外，他对甚至战后恢复时期实行的儒家经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怀疑。他从一篇研究农村佃户困境的优秀著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论据，此书是陶煦在1876年和1884年间写成的；陶煦是江苏的一个文人，他批评冯桂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减租，虽然后者1863年在江苏东部为减赋作了很大努力。（《租核》一书首次发表于1895年，1927年由其子重印，后被铃木智夫复印而成为他1967年的一篇文章的附录）。这份有价值的史料连同村松祐次所编的论述江南地主租栈业的一本论文集（1970年）一起，现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时期学者们的注意，也应引起研究儒家经世之道的所有学者的注意。因为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接受，要么以某种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这个论点：佃户的人数在中国许多地区比勉强能自给的农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数更多，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即使绅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实际上也是虚伪而贪婪的，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众多老百姓的疾苦。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要研究被称之为“自强”（或称之为“洋务”）运动的政策和方略，奏议和谕旨仍然是基本史料。可是，虽然我们从八卷本的文献汇编《洋务运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能看到一些情况，但在为一些官员身后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内情。这部八卷本的汇编还有另外四类：（1）杂文，例如从薛福成或郑观应谈改革问题的文章中抽出的章节；（2）杂记，例如在王韬的几篇上海随笔中抽出的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简述；（3）传记，像官僚买办徐润的自传；（4）日记，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师，在京畿追求权势）的极其有价值的日记，它们对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为止的北京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总理衙门制定政策的问题，特别反映在两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抚为一方同总理衙门为另一方的来往文件（附有下属官员的文件）中。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装本或者十七卷平装本的《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进行研究。这部资料集有时收有总署大臣们坦率直陈的半私人信件，可以用来和督抚们的私人信件（如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相对照，进而推断他们向清帝上疏时的动机。《海防档》中涉及实施各种不同革新计划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及西方的个人或报刊上的记述合起来读：例如，包耳格所著马格里的传记中保存的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华捷报》或《申报》上发表的有关机器制造局和学校的报道，均可读。

关于西方报刊的资料，可参看弗兰克·金和克拉克合编的《1822—1911年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关于赫德及其下属海关税务司的作用，可见费正清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涉及中国外交关系的几部分海关档案，都已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书名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北京的几个历史学家（如邵循正）为了研究“自强运动”，使用过这些档案中的一些资料。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是一部很出色的综合性资料，它把有关资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为此书所翻译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档案材料和清代官员的通信。

因为我们在第十章仅仅阐述“自强运动”的一个方面，即主要为“军事” 目的而去寻求西方技术的方面。所以下面提到的只是有关这个缩小了的论题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一辈史学家主张“自强运动”是出于爱国主义，例如蒋廷黻关于“中国与欧洲的扩张”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蒋博士和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学者们对李鸿章也并不宽恕，认为他有所谓的贪污行为，特别是认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牟安世的内容广博的著作《洋务运动》则把“洋务运动”放入了毛主义的史学框框，认为它是“封建官僚”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被看作是旨在镇压国内起义，是盗窃国库的手段。此外，由于容许赫德干预中国事务及助长经济帝国主义（特别是西方军火商的操纵）和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教会的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出版物），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就被视为卖国贼了（北京史学家研究“洋务运动”的文章有33篇，书有10部，请看林要三1966年发表的一篇史学论文）。K.H.金在《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一书中指出，许多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这次运动了。

日本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认为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时期是致力于保护“绅士地方利益”的保守势力。尽管如此，市古还是相信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关心公职的，虽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更重要的政治实体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国家。波多野善大在他论述李鸿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样相信这个政治家不断进行“军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对清朝属国朝鲜的侵略。美国史学家们也把李鸿章的改革动机当作一个争论的问题。斯佩克脱在《李鸿章和淮军》一书中说：“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他所讨论的是一般原则；当他投身于自强运动时，他是在加强他本人的势力。”（第153页）但是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虽然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个人权力，但同时必须把他看成一位爱国者。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甚至用私人财富去争取北京的支持，也用这些财富来供养不在正式文官或绿营军编制中的大批部属。（这个假设现在已被李鸿章给潘鼎新的机密信件中的话所证实；这些信件是在上海发现的，已于1960年公布。）由此弗尔索姆先生得出结论说：“曾国藩在权力面前退缩，李鸿章则是伸手要权力；曾国藩力求保卫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力图保全中国。”（《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190页。）

此后一些著作研究了与李鸿章有共同观点的另外几个官员，认为“儒家爱国主义”之说并非谬论。吕实强1972年论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专著指出，自从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来，他就致力于实现一个广义的“自强运动”，使它甚至包括国内的行政改革。王家俭1973年论述文祥的文章，也同样证明这位清朝大臣确信（这信念形成于1864—1866年），学习造轮船甚至建设铁路，是复兴中国之所需。“儒家的爱国主义”概念在庞百腾1973年论述沈葆桢拆毁最初由外国商人在违反条约规定情况下修建的吴淞铁路的文章中被详加发挥。

为什么“自强运动”所办的事业那么少，而往往又被批准得那样慢呢？为什么已兴办的项目没有办得差强人意一些呢？“毛病出在何处？”托马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学史文章《根据最近著作试析自强运动》（载《清史问题》1974年11月号）从这个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行了再考察；此文特别提及李国祁、吕实强和王尔敏的著作。此外，肯尼迪还指出了学者们中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败问题的范围，而去研究“自强运动时期各种演变和发展倾向，力图把这些倾向和后来20世纪的发展联系起来”。

自强运动举办的事业没有实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这仍然是历史事实，并且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可耻地失败，这些事实在维新和革命声中就显得更突出了。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为什么出师就不利，下述著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1）论慈禧朝廷中派系政争的有吴相湘的书（1961年）、伊斯特门的文章（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刘凤翰所写的李鸿藻传记（1969年）；（2）论造船厂和制造局的有张玉法的文章（1971年）和托马斯·肯尼迪的两篇文章（1971年与1974年）；（3）论水师和陆军训练计划无效能的有罗林森的书（1967年）、王尔敏的《淮军志》（1967年）中的有关章节，以及史密斯在《近代亚洲研究》（1976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论负责沿海防务而对西方革新持漠然态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国祁论刘坤一的第二篇文章（1975年）；（5）论为引进科学技术而开办培训学校的，有毕乃德的权威性专著（1961年）以及贝奈特关于傅兰雅传记性文献书目的研究著作（1967年）。（关于“自强运动”之经济问题的著述，见本书下一卷的书目介绍。）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论述19世纪在中国的基督教布道会的书籍数量很多。可是，这类著作的绝大部分是传教士们自己写的，所以不难理解，其总的观点就是传教士们所持的观点。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使用中文资料，并从中国史的角度认真考察基督教的传教会。这一节书目介绍的主旨在于评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写的主要书目和研究指南来说，最合适的工作起点是参看卢茨所编《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一书中有注释的“对辅助读物的几点意见”。此书未收录两篇有价值的作品，一本是马钱特编的《英伦三岛派往中国的新教差会档案与记事索引，1796—1914年》，另一本是怀利编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纪念华人的回忆录：附他们的出版物与讣告一览》。怀利的著作收录了新教在清帝国最初60年活动时期传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对之作了概述。论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间三百多起冲突（教案）的中文文献全部收在吴盛德和陈增辉合编的《教案史料编目》一书中。

尽管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从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它仍是全面概述传教事业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赖德烈是从写传教史这一有利地位出发来探讨他的论题，他没有使用中文资料。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见也表现在许多地方。虽然如此，他的论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据。而且总的来看是非常客观的，有一部规模类似的日文著作（虽然仅以清朝为限）为佐伯好郎的《清朝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国方面能写出一部综述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著作来。

由非当事人对19世纪中国的新、旧教传教运动进行的认真研究，现在刚处于开始阶段。魏景星的《1842—1856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一书，探讨了整个条约时期，并且广泛使用了中国官方文献以及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档案。有两篇短的著作对新教传教主张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就是米勒的《目的和手段：传教士在19世纪中国为武力作的辩解》（载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和福赛思的《驻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团体（1895—1905）》。近年来对新教事业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传教士的生活和经历。这方面的几个例子可参看《中国论文集》。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有古利克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以及小海亚特的《19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

新教与传教士对太平军叛乱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特别在西方史学家们中间是这样。这方面的开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对太平军叛乱的思想影响》。中国学者们所写少数几部着重论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有一部是简又文的权威作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2卷和第3卷中，载有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译文。

近些年来，对于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起的破坏作用展开了广泛研究。最先论述19世纪后半叶主要“教案”的是王文杰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探讨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和李恩涵的《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台北《清华学报》1967年12月号）。

总理衙门关于1860—1871年间教案的档案，已分作两辑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辑有三大卷。总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可参看张贵永等编《教务教案档》。关于同治时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论述，见以下三部书：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1860—1870年》、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和费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7年第20卷）。卡尔森在他的《1847—1880年的福州传教士》一书中考察了福州地区中国人和传教士之间的摩擦。有许多对个别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见《中国论文集》。韦尔利的《1891—1900年的英国、中国和反教骚乱》、矢泽利彦的《长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载《近代中国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1960年第4期），都对1891年长江流域的骚乱作了考察。关于共产党人对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反基督教运动的看法，可见李时岳的《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从19世纪中叶中国教徒的角度对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观察，可见贝奈特和刘广京的《中国谚语中的基督教：1868—1870年时期林乐知和早期的〈教会新报〉》（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

基督教传教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关于以医学、教育和救荒为重点的简要介绍和分析，见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载《中国论文集》1963年第17期，转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博尔的《作为救灾官员和国家改革倡导者的李提摩太》一书，对李提摩太的救济饥荒和预防饥荒措施做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国与新教的教育自治》一书，对基督教在教育领域中的活动作了概述。卢茨的《中国与基督教所办书院一百年》一书，对晚清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评述。

许多著作谈到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贡献，其中最有用的仍然是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第二版）。基督教传教士的戒（鸦片）烟活动常常是和教会医院联合进行的，探讨这个问题的书有贝蒂的《新教传教活动与中国的鸦片》（载《中国论文集》1969年，22A）。斯宾士在《1830—1910年美国的传教活动》一文（收于鲍尔斯等编的《中国的医学和社会》）中提出，研究传教士在医学方面的活动可以加深对晚清社会内部动态的了解。

关于新教参与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这方面影响的有两篇文章，即巴尼特的《长老会传教士和在华的教会出版事业》（载《长老会历史杂志》1971年冬季号，第49卷第4期）和《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载《近代亚洲研究》1972年4月号）。贝奈特的《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19世纪的中国》一书，探讨了傅兰雅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所起的促进作用。

研究1890年前人基督教的中国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改革家》（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最先研究新教传教士著作（尤其是《万国公报》）对19世纪90年代改革运动之影响的作品，有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陈启云的《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1962年第16期），研究了传教士对一位改革领袖所起影响。

共产党人在评价传教士对晚清改革运动之影响时，强调文化帝国主义这一主题，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书即其一例。

（陈书梅　译）

参考书目

（甲）书刊名称缩写法

[1]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2]CPNF I-hsin et al.，Chiao-P’ing Nien-fei fang—liieh，

奕等编：《剿平捻匪方略》

[3] CSL Ta-Ch’ing li-ch’ao shih-lu

大清历朝实录

[4]CYCTChung-yang yen-e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5]FEQ Far Eastern Quarterly and JAS

远东季刊

[6]HCTC Feng Kuei-fen，Hsien-chih t’ang chi

冯桂芬：《显志堂集》

[7]HFT Hai-fang tang

海防档

[8]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9]HWCK Hu Lin-i，Hu Wen-chung kung i-chi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

[10] HWHTK Liu Chin- tsao，Ch’ing-ch’ao hsüwen-hsien t’ung-k’ao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

[11]IM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2] IWSM Ch’ing-tai ch’ou-pan i-wu shih-mo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

[13]JAH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亚洲史杂志

[14]JA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杂志

[15] LHCC Li Hung-chang，Li Hung-chang chih Pan Ting-hsin shu-cha

李鸿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

[16]LWCK Li Hung-chang，Li Wen-chung kung ch’üan-chi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17] MBS 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

[18] SFLS Kuo-li Tai-wan shih-fan ta-hsiieh li-shih hsüeh-pao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19]STCH Shan-tung chün-hsing chi-l üeh

山东军兴纪略

[20]STCT Chung-kuo shih-hsüeh hui Chi-nan fen-hui，Shan-tung chin-tai-shih tzu-Liao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

[21]THL Tung-hua lu

东华录

[22] TPTK Hsiang Ta et al.ed.，T’ai-p’ing t’ien-kuo

向达等编：《太平天国》

[23] TWCK Tseng Kuo-fan，Tseng Wen-cheng kung ch’üan-chi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

[24]TWCKIC Ting Pao-chen，Ting Wen-ch’eng kung i-chi

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

[25] TWHK Tso Tsung-t’ang，Tso Wen-hsiang kung ch’üan-chi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

[26] YCCL Yin Keng-yün，Yü-chün chi-l üeh

尹耕云：《豫军纪略》

（乙）西文书目

[1 ]‘Abd al-Karim hukhārī. Histoire de l’Asie Centracee（Afghanistan，Bouhka-ra，Khiva，Khoqand）depuis les denières années du règne de Nadir Châh（1153）.jusqu’en 1233 de l’Hégire（1740—1818），tr Charles Schefer.Paris：Ernest Leroux，1876

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亚史》

[2]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üan

见“中央研究院”

[3]Academy of Sciences：see Chung-kuo K’o-hsüeh yüan

见“中国科学院”

[4]Adshead，S.A.M.‘Vice-regal government in Szechwan in the Kuang-hsü period’.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4（1971）41—52

阿谢德：《光绪时期四川的总督》

[5]Ahmad Shāh Naqshbandī.‘Route from Kashmír.viâ Ladakh，to Yarkand.by Ahmed Shah Nakshahbandi’，tr J.Dowson.Journal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2（1850）372—385

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

[6]Ahmad Shāh Naqshbandī.‘Narrative of the travels of Khwajah Ahmud Shah Nukshbundee Syud who started from Cashmere on the 28th October，1852，and went through Yarkund，Kokan，Bokhara and Cabul，in search of Mr.Wyburd’.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Bengal，25.4（1856）344—358

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

[7]Alder，G.J.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a study in imperial policy（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Imperial Studies，ⅩⅩⅤ）.London：Longmans， 1963

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

[8]Aleksandrov，V.A.Rossiia na dal’nevostochnykh rubezhakh（vtoraia polovina ⅩⅦ v）.Moscow：Nauka，1969

亚列克桑德罗夫：《17世纪后半期俄国的远东边境》

[9]Amales Tripathi. Trade and finance in the Bengal presidency 1793—1833.Calcutta：Orient Longmans，1927

阿马尔斯·特利帕西：《孟加拉管区的贸易和金融》

[10]Atkinson，T.W.Travels in the region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Amoor and the Russian acquisitions on the confines of India and China.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60

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游记以及俄国人在印度和中国边境区的收获》

[11]Ayalon，David.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a challenge to mediaeval society.London：Vallentine，Mitchell，1956

阿亚伦：《马木留克王国的火药与火药武器：对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挑战》

[12]Ayers，William.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

[13]Banno，Masataka.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坂野正高：《1858—1861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

[14]Barnett.Suzanne Wilson. Wei Yüan and Westerners：not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Hai-kuo t’u-chih.Ch’ing- shih wen-t’i，2.4（1970）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海国图志〉源流考》

[15]Barnett，Suzanne Wilson.Silent evangelism：Presbyterians and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1807—1860.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49.4（Winter 1971）287—302

巴尼特：《长老会传教士和在华的教会出版事业》

[16]Barnett，Suzanne Wilson，Protestant expansio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west.MAS，6.2（April 1972）129—49

巴尼特：《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

[17]Barnett，Suzanne Wilson.Practical evangelism：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1820—1850.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1973

巴尼特：《新教的传教事业及其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的活动》

[18]Barsukov，Ivan. Graf Nikolai Nikolaevich Murav’ev—Amurskii Po ego pis’mam，of fitsial’nym dokumentam，razskazam sovremen nikov i pechatnym istochnikam（Materialy dlia biografii）.Moscow：Sinodal’naia Ti pografiia，1891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19]Basu，Dilip.Asian merchants and Western trade：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lcutta and Canton， 1800—1840.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巴苏：《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

[20]Bawden，Charles R The modern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Praeger，1968

鲍登：《蒙古近代史》

[21]Bawden，Charles R.A juridical document from nineteenth-century Mongolia.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des Seminars für Sprachund Kultuw is senscha 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ät Bonn， 3（1969）225—256

鲍登：《一件19世纪的蒙古法律文书》

[22]Bays，Daniel H.‘The nature of provincial authority in late Ch’ing times：Chang Chih-tung in Canton，1884—1889’.MAS，4.4（1970）325—347

贝斯：《张之洞在广州：清末省政本质的研究》

[23]Beattie，Hilary J.‘Protestant missions and opium in China，1858—1895’.Papers on China，22A（1969）104—333

贝蒂：《新教传教活动与中国的鸦片》

[24]Beeching，Jack.The Chinese Opium Wars.London：Hutchinson，1975

比钦：《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

[25]Bell，Mark S.China： being a military report on the north-eastern portions of the provinces of Chih-li and Shang-tung：Nanking and its approaches；Canton and its approaches；etc，etc.Simla：1884

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

[26]Bellew，Henry Walter. History of Káshghar，in T.D.Forsyth，ed.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under command of Sir T.D.Forsyth，K.C.S.I.，C.B.，Bengal Civil Service，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sessions of the Ameer of Yarkund.Calcutta：Foreign Department Press，1875

贝柳：《喀什噶尔史》

[27]Bennett.Adrian A. 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19世纪的中国》

[28]Bernard，W.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Nemesis’from 1840 to 1843；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London，2 vols.，1844

伯纳德：《1840—1843年复仇女神号航行和服役纪事》

[29]Biggerstaff，Knight.The secret correspondence of 1867—1868：the views of leading Chinese statesmen regarding the further opening of China to Western influence.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2（1950）127—149

毕乃德：《中国的主要政治家关于进一步向西方势力开放门户的观点》

[30]Biggerstaff，Knight.‘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an attempt to introduc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5.2（May 1956） 127—149

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

[31]Biggerstaff，Knight.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

[32]Boardman，Eugene.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

博德曼：《基督教对太平军叛乱的思想影响》

[33.]Bodde，Derk and Morris，Clarence.Law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卜德等：《中华帝国的法律》

[34]Bohr，Paul Richard.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1876—188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博尔：《作为救灾官员和国家改革倡导者的李提摩太》

[35]Bonin，Charles-Eudes.‘La conquête du Petit- Tibet’，Revue du Monde Musulman，11.6（June 1910）207—231

鲍宁：《对小西藏的征服》

[36]Borovkov，A.K.‘Vakufnaia gramota 1812g.iz Kashgara’，in M.N.Tikhomirov，ed.Arkheogra ficheskii ezhegodnik za 1959 god，344—349.Moscow：AN SSSR，1960

波罗夫科夫：《喀什噶尔所出1812年的瓦库夫文书》

[37]Boulger，Demetrius C.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KCMG.London and New York：John Lane，1908

包耳格：《马格里传》

[38]Bruce，Sir Frederick.Letter of 12 Jan.1864，reproduced in Ch’ingshih went’i，1.5（Apr.1967）14

卜鲁斯爵士1864年1月12日书信

[39]Bügd Naǐramdax Mongol Ard Ulsyn tüüx，Ded bot’[2]：1604—1917（ uxaany akademi Tüüxiǐnxüreelen）.Ulan Bator：Ul-syn xevleliǐn xereg erxlex xoroo，1968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

[40]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History.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ii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also cited as CYC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1]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London：London University，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17—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42]Burnes，Alexander.Travels into Bokhara；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Tartary，and Persia；also，narrative of a voyage on the Indus，from the sea to Lahore，with Presents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performed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Supreme Government of India，in the years 1831，1832，and 1833.London：John Murray，1834

柏尼思：《布哈拉之行》

[43]Butterfield，Fox.The legend of Sung Ching-shih：an episode in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Papers on China 18（1954）129—154

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一个插曲》

[44]Cady，John F.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4

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45]Cammann，Schuyler.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

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

[46]Carlson，Ellsworth C.The Wu-shih-shan incident of 1878，in David H.Pinkney.ed.A Festschrift for Frederick B.Artz.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64

卡尔逊：《1878年（福州）乌石山事件》

[47]Carlson，Ellsworth C.The Foochowmissionaries，1847—188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卡尔逊：《1847—1880年的福州传教士》

[48]Carrasco，Pedro.Land and polity in Tibe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9

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

[49]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see China Centenary

《在华传教百周年会议》

[50]Chang Chih-yi.Land utilization an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in Sinkiang.The Geographical Review，39（1949）57—75

张志义：《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

[51]Chang，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在19世纪中国所起的作用》

[52]Chang，Chung- li and Michael，Franz，The Taiping Rebellion：hi 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3 vols.，1966—1971

张仲礼等：《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

[53]Chang，Hao.Theanti-foreignist role of Wo-jen，1804—1871.Papers on China，14（1960）1—29

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

[54]Chang，Hao.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

[55]Chang，Hsin-pao.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

[56]Chang Mu Men-gu-iu-mu-tszi：Zapiski o mongol’skikh kochev’iakh，tr P.S.Popov（Zapiski Imperal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pootdeleniiu etnograf ii，vol.24）.St Petersburg：IRGO，1895

张穆：《蒙古游牧记》（俄译本，波波夫译）

[57]Chang Te-ch’ang.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Nei-wu fu）in the Ch’ing dynastyJAS，31.2（Feb.1972）243—273

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

[58]Chen，Chi-yun.‘Liang Ch’i-ch’ao’s“Missionary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reformers’.Papers on China，16（1962）66—125

陈启云：《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

[59]Chen，Gideon.Tseng Kuo-fan：pioneer promoter of the steamship in China.Peiping：Yenching University，1935

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业的创始者》

[60]Ch’en Ch’ing-lung.cin ve Batl kaynaklarlna göre 1828 isyanlarlndan Yakup Bey’e kadar Dou Türkistan tarihi.PhD dissertation，Ankara，1967；printed Taipei，1967

陈庆隆：《从1828年暴动到阿古柏时期的新疆史》

[61]Ch’en，Jerome.The Hsien-feng inflation.BSOAS，21（1958）578—586

陈志让：《咸丰时代的通货膨胀》

[62]Cheng，J.Chester.Chinese sources for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0—1864.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3

郑吉士：《太平军叛乱的中文资料》

[63]Cheng，Ying-wan.Pos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1860—189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郑英还：《中国的邮政通信及其现代化，1860—1896年》

[64]Cheong，W.E.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a reappraisal.Business History，7.1（Jan.1965）34—56

张荣洋：《对1784—1834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

[65]Chesneaux，Jean，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谢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

[66]Chiang，Siang-tseh.The Nien Rebell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4

蒋湘泽：《捻军叛乱》

[67]Chiang T’ing-fu，The extension of equal commercial privileges to other nations than the British after the Treaty of Nanking，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5.3（Oct.1931）422—444

蒋廷黻：《南京条约后商业特权扩及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68]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 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Shanghai，1887

中华帝国海关编：《中外条约协定汇编》

[69]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Shanghai：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1907

《在华传教百周年会议》

[70]China Mail.Hong Kong，weekly，1845—

《中国差报》

[71]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Foochow，1868—1872；Shanghai，1874—

《中国纪事与传教杂志》

[72]Chinese Repository.Macao and Canton，1832—1851

《中国丛报》

[73]Ch’ings-hihwen-t’i（Problems in Ch’ing history），Society for Ch’ing Studies（Jonathan Spence et al.ed.）New Haven，Connecticut，May 1965—

《清史问题》（斯宾士编），纽黑文，康涅狄格

[74]Chiu，Hungdah.‘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Chinese views of unequal treaties’in J.A.Cohen，ed.China’s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some case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邱宏达：《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对不平等条约看法的比较》

[75]Chu，Clayton H.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books，articles and pamph lets extracted from the subject catalogue of the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3 vols.1960

克雷敦·朱：《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传教士图书馆所藏著作、论文和小册子目录》

[76]Ch’ü，T’ung-tsu.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The Hague：Mouton，1961

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

[77]Ch’ü.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aper repri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翟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

[78]Clubb，O.Edmund.China and Russia：the‘great ga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

克拉布：《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

[79]Clyde，Paul H.and Beers，Burton F.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Western impacts and Eastetn responses，1830—1973.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6th edn，1975

克莱德等：《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1830—1973年》

[80]Cohen，Myron L.‘The Hakka or“Guest People”：dialect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Ethnoh istory，15.3（1968）237—292

迈隆·科恩：《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种的客家方言》

[81]Cohen Paul A.‘Missionary approaches：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Papers on China，11（1957）43—52

保罗·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

[82]Cohen，Paul A.‘The anti-Christian tradition in China’.JAS，20.2（Feb.1961）169—175

保罗·科恩：《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

[83]Cohen，Paul A.‘Some sources of antimissionary senti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2（1962）4—9

保罗·科恩：《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

[84]Cohen，Paul A.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 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

[85]Cohen，Paul A.‘Ch’ing China：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1850—1900’in James Crowley，ed.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70

保罗·科恩：《清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850—1900年》

[86]Cohen，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

[87]CohenP.aul A.‘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Christian” reformers’in J.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保罗·科恩：《19世纪中国的“基督徒”改革家》

[88]Collingwood，R.G.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科林伍德：《历史的概念》

[89]Collins，P.M.A voyage aown the Amoor.New York：D Appleton＆Company，1860

科林斯：《沿阿穆尔河而下的航行》

[90]Collins，P.M.Siberian fourney dow n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ed.Charles Vevier.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2

科林斯：《1856—1857年沿黑龙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亚之行》

[91]Collis，Maurice.Foreign mud.London：Faber and Faber，1946

科利斯：《外国泥淖》

[92]Cordier，Henri.‘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T’oung Pao，2.3（1902）281—315

考尔迭：《广州行商》

[93]Cordier，Henri.Bibliotheca Sinica：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 f s de l’empire Chinois，2nd edn，Paris：E.Guilmoto，4 vols.，1904—

考尔迭：《中国研究论著综录》

[94]Costin，W.C.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

科斯廷：《1833—1860年的英国与中国》

[95]Cressey，George B.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New York：McGraw Hill，1934

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

[96]Cressey，George B.Land of the 500 million.New York：McGraw Hill，1955

克雷西：《五亿人的国土》

[97]Crowley，James B.，ed.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World，1970

克劳利：《近代东亚论文集》

[98]Cunningham，Alexander.Ladák physical，statistical，and historical，with notices of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New Delhi：Sagar Publications，1970；first published 1854

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及其毗邻诸国》

[99]Curwen，C.A.，ed.Taiping Rebel：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卡尔温编：《李秀成的供词》

[100]Dabbs，Jack A.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Central Asiatic Studies，8）.The Hague：Mouton，1963

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与探险史》

[101]Danibegashvili，Rafail.Puteshestvie Ra faila Danibegashvili，ed.L.I.Maruashvili.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geograficheskoi literatury，1961

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别加什维里旅行记》

[102]Das，Sarat Chandra.‘The monasteries of Tibet’，Journal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4（1905）106—116

钱德拉·达斯：《西藏的寺院》

[103]Davies，R.H，comp.Report on the trade and resources of the countries on the northwestern boundary of British India.Lahore：The Government Press，1862

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

[104]Davis，（Sir）John Franc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New York：Harper，2 vols.，1836；revised edn 1857

德庇时：《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

[105]Dean，Britten.‘Sino-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1860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Hankow’.HJAS，32（1972）71—96

迪安：《汉口英租界的建立》

[106]Dean，BrittenC.hina and Great Britain：the diplomacy of commercial relations，1860—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迪安：《中国与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

[107]Dermigny，Louis.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ⅩⅤⅢe siècle 1719—1833.Paris S.E.V.P.E.N.，3 vols.and folio，1964

德米尼：《中国与西方：18世纪的广州贸易》

[108]Drake，Bill.The cultivator’s handbook of marijuana.Berkeley，California：Book People，1970

德雷克：《大麻种植者手册》

[109]Drake，Fred W.‘A mid-nineteenth-century discovery of the non Chinese World’.MAS，6.2（April 1972）205—24

德雷克，F.W.：《19世纪中叶非中国人世界的发现》

[110]Drake，Fred W.China charts the world：Hsü Chi-yii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德雷克，F.W.：《徐继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学》

[111]Duman，L.I.Agrarnaia politika Tsinskogo（manchzhurskogo）pravitel’stvav Sin’tsziane v kontse ⅩⅤⅢ veka（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g[Manchu]government in Sinkiang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scow and Leningrad：AN SSSR，1936

杜曼：《18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

[112 ]Duman，L.I.‘Zavoevanie Tsinksoi imperiei Dzhungarii i Vostochnogo Turkestana’（Conquest of Zungharia and Eastern Turkestan by the Ch’ing empire），in S.L.Tikhvinskii，ed.Man’chzhurskoe vladychestvo v Kitae（Manchu dominion in China），264—88（AN SSSR，Institut Narodov Azii）.Moscow：Nauka，1966

杜曼：《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

[113]Dunne，George A.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Notre Dame，Ind.：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62

邓恩：《明末的耶稣会士》

[114]Duus，Peter.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the life and work of W.A.P.Martin，1827—1916.Papers on China，10（1956）97—127

彼得·杜斯：《科学和在中国拯救灵魂的工作：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

[115]Eastman，Lloyd E.‘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AS，24.4（1965）595—611

伊斯特门：《19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

[116]Ebisawa，Arimichi，comp.Christianity in Japan：a bibliography.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ources.Tokyo：Committee on Asian Cultural Studies，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1960

海老泽有道（音）编：《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录》

[117]Edkins，Joseph.Letter of 2 May 1851，in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15.205—206

艾约瑟1851年5月2日的一封信

[118]D’Elia，Paschal M.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a short sketch of the h 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the earliest records to our own day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4

戴里亚：《中国天主教简史》

[119]Endacott，G.B.A history of Hong Kong.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恩迪科特：《香港史》

[120]Endaeott，G.B.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1841—1962：a constitutional histor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4

恩迪科特：《1841—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

[121]Evans.Nancy.‘The banner-school background of the Canton T’ung-wen kuan’.Papers on China，22A（May 1969）89—103

伊凡斯：《广州同文馆的旗校背景》

[122]Fairbank，John K.Trade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53；paper repri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

[123]Fairbank，John K.‘Patterns behind the Tientsin Massacre’.HJAS，20（1957）

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

[124]Fairbank，John 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125]Fairbank，John K.‘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

[126]Fairbank，John K.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3rd edn；reprinted with index added，1970

费正清：《清代文献入门提要》

[127]Fairbank，John 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3rd edn，1971

费正清：《中美关系史》

[128]Fairbank，John 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

[129]Fairbank，John K.，Bruner，Katherine Frost and Matheson，Elizabeth Macleod，eds.The IG 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K.Littl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75

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

[130]Fairbank，John K.，Reischauer，Edwin O.and Craig，Albert M.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 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

费正清等编：《东亚的传统和变化》

[131]Far Eastern Quartery（late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Inc.1941—1956

《远东季刊》（后改名《亚洲研究杂志》）

[132]Fay，Peter Ward.‘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Opium War’.MAS，4.2（1970）115—128

费伊：《鸦片战争时期的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

[133]Fay，Peter Ward.The Opium War 1840—1842.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

费伊：《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

[134]Feetham，Richard.Report of Richard Feetham，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hanghai：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Ltd，1931

费塔姆：《费塔姆对上海工部局的报告》

[135]Feuerwerker，Albert，Murphey，Rhoads，Wright，Mary C，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费维恺：《中国近代史考察》

[136]Fletcher，Joseph.‘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1884’，in J.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206—24，337—368

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和中亚》

[137]Folsom，Kenneth E.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mu-fu’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

[138]Forsythe，Sidney A.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1895—190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福赛思：《驻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团体，1895—1905年》

[139]Fortune，Robert.Three years’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including avisit to the tea，silk，and cotton countries：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new plants，etc.London，1847

福钧：《在华北诸省三年的游历》

[140]Fortune，Robert.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including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London，1852

福钧：《对中国茶乡的一次旅行》

[141]Fortune，Robert.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London，3rd edn，2 vols，1853

福钧：《对中国茶乡的两次参观》

[142]Fortune，Robert.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inland，on the coast and at sea.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from 1853 to 1856.London，1857

福钧：《在中国人中间居住：1853—1856年在华见闻录》

[143]Foust，Clifford M.Muscovite and Mandarin：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1727—1805.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

法乌斯特：《1727—1805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

[144]Francke，A.H.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London：S.W Partridge＆Company，preface 1907

弗兰克：《西藏西部史》

[145]Fryer，JohnL.etters of 1 Apr.1896 and 1 July 1898，in Fryer Pap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Berkeley）

傅兰雅1896年4月1日和1898年7月1日的两封信

[146]Fu，Lo-shu.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1644—1820），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and Papers，No.22.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6

傅乐淑：《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年）》

[147]Gallagher，Louis 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 83—1610.New York：Random House，1953

加拉格尔译：《利玛窦日志》

[148]Gankovskii，Iu.V.Imperiia Durrani：Ocherk administrativnoi i voennoi sistemy.Moscow：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8

甘科夫斯基：《杜兰尼人的帝国》

[149]Gapanovich，J.J.‘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Amur’，The China Journal，15.4（Oct.1931）173—182

加帕诺维奇：《俄国在黑龙江的扩张》

[150]Garanin，I.P.‘Kitaiskii antikhristianskii lubok ⅩⅨv.’（Chinese anti-Christian folk pictures of the 19th century）.Ezhegodnik Muzeia Istorii Religii i Ateizma（Annual of th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of Atheism），4（1960）403—426

加拉宁：《19世纪中国反基督教的民间图片》

[151]Gerson，Jack L.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格尔森：《李泰国与中英关系》

[152]Giquel，Prosper.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H.Lang tr，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Shanghai，1874

日意格：《福州兵工厂及其成果》

[153]Golomb，Ludwig.Die Bodenkultur in Ost-Turkestan：Oasenwirtschaft und Nomadentum（Studia Instituti Anthropos，vol.14）.Posieux，Freiburg，Switzerland：Anthropos-Institut，1959

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绿洲经济和游牧》

[154]Goodrich，L，C.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New York：Waverly Press Inc.，1935；reprint，1966

富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155]Greenberg，Michael，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156]Gregg，Alice H.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37.Syracuse，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46

格雷格：《中国与新教的教育自治，1807—1937年》

[157]Gregory，J.S.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 pings.New York and Washington：Praeger，1969

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

[158]Griffith，Samuel B.Sun Tzu：theart of war.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

格里菲思：《孙子兵法》

[159]Grigor’ev，V.V.‘Vostochnyi ili Kitaiskii Turkestan’（Eastern or Chinese Turkestan）in V.V.Grigor’ev，Zemlevedenie K.Rittera：Geograftia Stran Azii nakhodiashchikhsia v neposredstvennykh snosheniiakh s Rossieiu，Vypusk 2，Otdel 1，vi，525 and 1 map（facing p.60）.St Petersburg：IRGO，1873

格里戈里耶夫：《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

[160]Gross，George W.‘Ho Ch’ang-ling and the 1825 debate over shipment of the imperial grain tax’.University of Chicago，Department of History，unpublished paper，1970

格罗斯：《贺长龄与1825年关于皇粮运输的辩论》

[161]Grosse-Aschhoff，Angelus.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1844—1846.St Bonaventure，New York：Franciscan Institute；Louvain，Belgium：E.Nauwelaerts，1950

格罗士—阿肖夫：《耆英与拉萼尼的谈判》

[162]Grumm-Grzhimailo，G.E.Zapadnaia Mongoliia i Uriankhaiskii krai：Western Mongolia and the Uriankhai Country，vol.2：Istoricheskii ocherk etikh stran v sviazi s istoriei Srednei Azii：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se countries in connectionwith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Leningrad：Gosudarstvennoe Russkoe Geograficheskoe Obshchestvo，1926

格鲁姆-芝迈洛：《蒙古西部和乌梁海边区》

[163]Gulick，Edward V.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古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164]Hail，William J.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and London：H.Milford，1927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军叛乱》

[165]Handbook on People’s China.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7

《人民中国手册》

[166]Hao，Yen-P’ing.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

[167]Hart，Robe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London：Chapman＆ Hall，1901

赫德：《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集》

[168]Hartmann，Martin.‘Ein Heiligenstaat im Islam：Das Ende der Caghataiden und die Herrschaft der Chogas in Kašgarien’，in M.Hartmann，Der islamische Orient：Berichte und Forschungen，pts.6—10，195—374.Berlin：Wolf Peiser Verlag，1905

哈特曼：《察哈台汗的终结与和卓在喀什噶尔的统治》

[169]Hartmann，MartinD.er islamische Orient：Berichte und Forschungen.Berlin：Wolf Peiser Verlag，19O5

哈特曼：《伊斯兰东方的报告和研究》

[17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36—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171]Heissig，Walther.Fin Volk sucht seine Geschichte：die Mongolen und die verlorenen Dokumente ihrer grossen Zeit.Düsseldorf and Vienna：Econ-Verlag，1964

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

[172]Heissig，Walther.‘Die Religionen der Mongolei’，in Giuseppe Tucci and Walther Heissig，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golei，293—428.Stuttgart：Kohlhammer，1970

海希格：《蒙古的宗教》

[173]Heissig，Walther.Geschicht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Wiesbaden：Harrassowitz，2 vols.，1972

海希格：《蒙古文学史》

[174]Helmersen，Gregor von，ed.‘Nachrichten über Chiwa，Buchara，Chokand und den nordwestlichen Theil des chinesichen Staates，gesammelt von dem Präsidenten der asiatischen Grenz-Commission in Orenburg，General-Major Gens’.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s Russischen Reiches und der angrenzenden LänderAsiens，series 1，2（1839）vi，123 and 1 map

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

[175]Hesei toktobuha Tulergi golo-be dasara jurgan-i kooli hacin-i bithe（Manchu version of Ch’in-ting Li-fan Yüan tse-li，q.v.）

满文本《钦定理藩院则例》

[176]Hesei toktobuha tulergi Monggo Hoise aiman-iwang gung-sai iletun ulabun（commissioned 1779；Manchu version of Ch’in-ting wai-fan Meng-ku Hui-pu wang kung piao chuan，q.v.）

满文本《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177]Hinton，Harold C.‘Grain transport via the Grand Canal，1845—1901’.Paperson China，4（April 1950）

欣顿：《经由运河的漕运》

[178]Hinton，Harold C.‘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FEQ，11.3（May 1952）339—354

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

[179]Hinton，Harold C.The grain tribute syste mof China，1845—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欣顿：《1845—1911年中国的漕粮税制》

[180]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

[181]Ho，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aper edn，1964

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1368—1911年》

[182]Ho，Ping-t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AS，26.2（Feb.1967）189—195

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183]Ho，Ping-ti and Tsou，Tang，eds.China in cri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 vols.，1968

何炳棣等编：《中国的危机》

[184]Holt，Edgar.The Opium Wars in China.London：Putnam，1964

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

[185]Hsiao，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肖公权：《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

[186]Hsü，Immanuel C.Y.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年》

[187]Hsü，Immanuel C.Y.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

[188]Hsü，Immanuel C.Y.The rise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nd edn，1975

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兴起》

[189]Hu，Ch’ang-t’u.‘The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FEQ，14.4（Aug.1955）505—513

胡昌度：《清代的河政》

[190]Hu，Sheng.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5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191]Huc，Evariste，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New York，2 vols.，1855

古伯察：《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

[192]Hucker，Charles O.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贺凯：《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

[193]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 vols.，1943—1944；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4

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

[194]Hung，William.‘Huang Tsun-hsien’s poem“The closur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America.”translated and annotated’.HJAS，18（1955）50—73

洪煨莲译注：《黄遵宪的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

[195]Hyatt，Irwin T.，Jr.‘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77—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Papers on China，17（1963）67—100

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1890年）：慈善工作的制度化》

[196]Hyatt，Irwin T.，Jr.‘The Chengtu riots（1895）：myths and politics’.Papers On China，18（1964）26—54

小海亚特：《1895年成都的骚动》

[197]Hyatt，Irwin T.，Jr.‘The missionary as entrepreneur：Calvin Mateer in Shantung’.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49.4（Winter 1971）303—27

小海亚特：《山东的狄考文牧师》

[198]Hyatt，Irwin T.，Jr.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three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小海亚特：《19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

[199]Imbault-Huart，Camille，tr.Recueil de documents sur l’Asie centrale（Publications de 1’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16）.Paris：Ernest Leroux，1881

伊姆波尔特—胡阿特译：《中亚文件汇编》

[200]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Irick，Robert Lee.‘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1847—1878’.Harva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1971

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对苦力买卖的政策》

[202]Istoriia Mongol’skoi Narodnoi Respubliki，2nd edn.Moscow：Nauka，1967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

[203]Istoriia Uzbekskoi SSR，Vol.1：Sdrevneishykhvremen do serediny ⅩⅨ veka（AN UzSSR，Institut istorii i arkheologii）.Tashkent：Fan，1967

《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史》

[204]‘Izzat Allāh.Mir.’Travels in central Asia by Meer Izzut-Oollah in the years 1812—1813，tr.P.D.Henderson.Calcutta：Foreign Department Press，1872

米尔·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亚游记》（亨德森英译）

[205]Jarligh-iyar toghtaghaghsan ghadaghadu Mongghol Khotong ayimaghun wang güng-üd-ün iledkel shastir（commissioned 1779；Mongolian version of Ch’iirting wai-fan Meng-ku Hui-puwang kung piao chuan，q.v.）

蒙文本《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206]Jarligh-iyar toghtaghaghsan Ghadaghadu Mongghol-un törö-yi jasakhu yabudal-un yamun-u khuuli Jüil-ün，bichig（Mongolian version of Ch’inting Li-fan Yüan tse-li，q.V.）

蒙文本《钦定理藩院则例》

[207]Jarring，Gunnar.‘A note on Shamanism in Eastern Turkestan’.Ethnos，1961，nos.1—2，pp.1—4

贾林：《记东突厥斯坦的萨满教》

[208]Jen，Yu-wen.The Tai 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209]Jones，Susan Mann.‘Finance in Ningpo：the Ch’ien chuang，1750—1880’，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琼斯：《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庄》

[210]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nn Arbor，Michigan，1956—

《亚洲研究杂志》

[211]Kamachi，Noriko，Fairbank，John K.and Ichiko，Chūzō.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浦地典子等：《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212]Kennedy，Thomas L.‘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iangnan Arsenal，1860—1895’.Columbi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1968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

[213]Kennedy，Thomas L.‘Industrial metamorphosis in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Li Hung-chang and the Kiangnan shipbuilding program.’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4.1（1971）215

托马斯·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厂的计划》

[214]Kennedy，Thomas L.‘Self-stréngthening：an analysis based on some recent writings’.Ch’ing-shih wen-t’i 3.1（Nov.1974）3—35

托马斯·肯尼迪：《根据最近著作试析自强运动》

[215]Kennedy，Thomas L.‘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military industry in China.1860—1868’.CYCT，4.2（Dec.1974）779—823

托马斯·肯尼迪：《1860—1868年中国现代军火工业的创建》

[216]Kessler，Lawrence D.‘Ethnic compos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JAS，28.3（May 1969）489—511

凯斯勒：《清代省一级领导班子的种族成分》

[217]Khōqandī，Mullā Niyāz Muhammad b.Mullā‘Ashūr Muhammad Tārikh-i Shahrukhi.ed.N.N.Pantusov.Kazan：Tipografiia Imperatorskogo Universiteta，1885

和罕迪：《沙勃鲁希史》

[218]Khurlat，V.V.，comp.Bibliografiia rabot po Mongolii：Ukazatel’knig i statei na russkom i drugikh evropeiskikh iazykakh.postupivshikh v Gosudarstvennuiu Publichnuiu biblioteku po 1957 god vkliuchitel’no.Ⅰ-Ⅲ（Gos-udarstvennaia Publichnaia biblioteka MNR）.Ulan Bator：inlex Uxaany Akademiin xevlel.1962—1963

胡尔拉特编：《有关蒙古的著作书目》

[219]Kibirov，Sh.and Iu.Tsunvazo，eds.‘Uigursko-russkii slovar’.Alma-Ata：Izdatel’stvo AN KazSSR，1961

基比洛夫等编：《维吾尔文—俄文词典》

[220]Kim，K.H.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1860—1895，a bibliographical surve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4

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

[221]King，Frank H.H.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弗兰克·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

[222]King，Frank H.H.and Clarke，Prescott.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1822—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弗兰克·金、普雷斯科特·克拉克：《1822—1911年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

[223]Kling，Blair B.‘The origin of the managing agency system in India’.JAS 26.1（Nov.1966）37—48

克令：《印度代办制度的起源》

[224]Kryzhanovskii，V.，ed.‘Perepiska Nachal’nika Pekinskoi Dukhovnoi Missii Arkhimandrita Palladiias General-Gubernatorom Vostochnoi Sibiri Gr.N.N.Murav’evym-Amurskim’.Russkii arkhiv，10（1914）155—206

克里占诺夫斯基编：《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鲍乃迪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通信》

[225]Kuhn，Philip A.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26]Kuo，Pin-chia.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with document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5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

[227]Kuropatkin，A.N.Kashgariia：istoriko-geograficheskii ocherk strany，eë voennye sily，promyshlennost’i torgovlia.St Petersburg：IRGO，1879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

[228]Kuropatkin，A.N.Kashgaria：Easternor Chinese Turkistan：historical and geogra phical sketch of the country，its military strength，industries and trade，tr.Walter E.Gowan.Calcutta：Thacker，Spink and Co.，1882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英译本）

[229]Kuznetsov，V.S.‘O reaktsionnoi sushchnosti dvizheniia Dzhangira’（On the reactionary nature of Jahāngir’s movement）.Izvestiia 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istorii，arkheologii i etnografii，No.1（15）（1961）70—91

库兹涅佐夫：《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

[230]Kuznetsov，V.S.‘K voprosu o politike Tsinskogo pravitel’stva v Vostochnom Turkestane vo vtoroi chetverti ⅩⅨ v.’（On the question of the Ch’ing government’s policy in Eastern Turkestan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zvestiia 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istorii，arkheologii i etnografii，no.2（16）（1961）54—64

库兹涅佐夫：《19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清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

[231]Kuznetsov，V.S.‘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Tsinskogo pravitel’stva v Sin’tsziane v pervoi polovine ⅩⅨ veka’（Economic policy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in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zvestiia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istorii，arkheologii i etnografii，no.3（17）（1961）78—89

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

[232]Kuznetsov，V.S.（summarized）.‘Tsin administration in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entral Asian Review，10.3（1962）271—284

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233]Kuznetsov，V.S.‘K voprosu o torgovle Anglii i Rossii s Sin’tszianom v pervoi polovine ⅩⅨ veka’（On the question of the trade of England and Russia with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zvestiia 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obshchestvennykh nauk，6（1963）20—30

库兹涅佐夫：《关于19世纪上半叶英、俄两国同新疆贸易的问题》

[234 ]Kuznetsov，V.S.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Tsinskogo pravitel’stv av Sin’tsziane v pervoi polovine ⅩⅨ veka（Economic policy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in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N SSSR.Institut Dal’nego Vostoka）.Moscow：Nauka，1973

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

[235]LaFargue Thomas E.China’s first hundred.Pullman：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42

拉法尔格：《中国首批百名学生》

[236]Lamb，Alastair.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0

拉姆：《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

[237]Lamb，Alastair.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

[238]Lane-Poole，Stanley and F.V.Dickins.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London：Macmillan，2 vols.，1894

莱恩—普尔等：《巴夏礼爵士生平》

[239]Latourette，Kenneth Scott.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29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240]Latourette，Kenneth Scott.The great century in northern Africa and Asia AD 1800—AD 1914，in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vol.6.New York：Harper，1944

赖德烈：《1800—1914年基督教在北非和亚洲的传布》

[241]Lattimore，Owen.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2nd edn.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1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

[242]Lattimore，Owen.Nomads and commissars：Mongolia revisit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拉铁摩尔：《重访蒙古》

[243]Launay，Adrien.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Paris：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éres，1903—1917

劳内：《在华传教史》

[244]LeFevour，Edward.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Matheson＆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勒菲弗尔：《1842—1895年的怡和洋行》

[245]Lee，Robert H.G.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

[246]Legge，James，tr.The Chinese classic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李雅各英译七经》

[247]Leonard，Jane Kate.‘Chinese overlordship and Western penetration in maritime Asia：a late Ch’ing reappraisal of Chinese maritime relations’.MAS，6.2（April 1972）151—174

伦纳德：《中华帝国与西方对亚洲海岸的侵入》

[248]Leonard，Jane Kate.‘Statecraft refor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Boston，April 1974

伦纳德：《19世纪初期中国经世致用论者的改革》

[249]Levenson，Joseph R.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the problem of monarchical deca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8

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250]Levering，Miriam.‘The Chungking riot of 1886：justice and ideological diversity’.Papers on China，22A（1969）158—83

列维林：《1886年的重庆骚动》

[251]Levy，Howard S.Chinese footbinding：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New York：Rawls，1966

列维：《中国的缠足：一种引起性爱的奇异风俗》

[252]Liu，Kwang-Ching.‘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JAS，20.1（Nov.1960）71—78

刘广京：《中国的早期基督教书院》

[253]Liu，Kwang-Ching.Americans and Chinese：a historical essay and a bibl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刘广京：《美国人和中国人：一篇历史文章及书目》

[254]Liu，Kwang-Ching，ed.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刘广京编：《在华的美国传教士》

[255]Liu，Kwang-Ching.‘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in Al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Wright，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68—10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

[256]Liu，Kwang-Ching.‘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in P.T.Ho and Tang Tsou，eds.China in crisis，pp.93—178.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响》

[257]Liu，Kwang-Ching.‘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1823—1866’.HJAS，30（1970）14—22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

[258]Liu，Kwang-Ching.‘The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a reappraisal’.Ch’ing-hua hsueh-pao，NS，10.2（July 1974）176—207（in Chinese），207—223（in English）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

[259]Liu，Kwang-Ching.‘Politics，intellectual outlook and reform：the T’ung-wen kuan Controversy of 1867’，in Paul A.Cohen and John E.Schrecker，eds.Refor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刘广京：《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

[260]Lo，Hui-min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 and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1840—1914 with an additional list 1915—1937.The Hague and Paris：Mouton，1969

罗惠民：《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1840—1914年》

[261]Lobanov-Rostovsky，A.Russia and Asia.New York：Macmillan，1933

罗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

[262]Lockwood，Stephen C.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86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洛克伍德：《1858—1862年的赫得公司》

[263]Lojewski，Frank A.‘Confucian reformers and local vested interests the Su-Sung-T’ai tax reduction of 1863 and its afterma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Davis，1973

洛日乌斯基：《1863年苏松太减赋问题及其后果》

[264]Lui，Adam Yuen-chung.‘The Han-lin Academy：a biographical approach to career patterns in the early Ch’ing，1644—1795’.University of London PhD dissertation，1968

吕元聪：《清代初年的翰林院》

[265]Lutz，Jessie G.，ed，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evangelists of what？ Boston：Heath，1965

卢茨编：《基督教在华的传教》

[266]Lutz，Jessie G.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卢茨编：《1850—1950年中国与基督教所办书院一百年》

[267]Macdonald，David.The land of the lama.London：Seeley，Service and Co.，1929

麦克唐纳：《喇嘛的土地》

[268]MacGillivray，D.，e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

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

[269]Maidar，D.Arkhitektura i gradostroitel’stvo Mongolii：Ocherki po istorii.Moscow Stroiizdat，1971

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

[270]Maiskii，Ivan Mikhalovich.Mongoliia nakanune revoliutsii.Moscow：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9

迈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

[271]Mancall，Mark.Russia and China，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曼考尔：《1728年以前俄中两国的外交关系》

[272]Marchant，Leslie R.A guide to the archives and records of 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s from the British Isles to China，1796—1914.Nedlands：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1966

马钱特：《英伦三岛派往中国的新教差会档案与记事索引，1796—1914年》

[273]Margulan，A.Kh.‘Ocherk zhizni i deiatc fnosti Ch.Ch.Valikhanova’，in Ch.Ch.Valikhanov，Sobranie sochinenii，1.9—103

马尔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事迹》

[274]‘Marshrut ot goroda Turfana do Kashkara po slovam kitaiskogo poddanogo Ma-Tiang-Shi，zhitelia pervogo iz sikh gorodov’，Russkii arkhiv，10（1914）207—212

《中国人马天时（音）提供的一条自吐鲁番至喀什噶尔的路线》

[275]Martin，W.A.P.A cycle of Cathay.New York：Revell，3rd edn，1900

丁韪良：《中国巡礼》

[276]Mayers，William Fred.，Dennys，N.B.and King，Charles.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together with Peking，Yedo，Hong Kong and Macao.London：Trübner＆Co.；Hong Kong：A.Shortrede＆Co.，1867

梅耶等：《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

[277]McCulloch，J.R.，comp.A dictionary，practical，theoretical，and historical，of commercial navigation.London：Longman，Brown，Green，and Longmans，1850

麦库洛克编：《商业航海辞典》

[278]McDonald，Graeme.‘George Leslie Mackay：missionary succ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Papers on China，21（1968）131—183

格雷姆·麦克唐纳：《乔治·列斯里·马凯：19世纪台湾传教事业取得的成就》

[279]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ee Wylie，Alexander

《新教传教士纪念华人的回忆录》

[280]Meng，S.M.The Tsungli Yamen：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孟思明：《总理衙门的机构和职能》

[281]Metzger，Thomas A.‘T’ao Chu’s reform of the Huaipei salt monopoly’.Papers on China，16（Dec.1962）1—39

梅茨格：《陶澍对淮北盐务专卖的改革》

[282]Metzger，Thomas A.Review of Kenneth E.Folsom，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in HJAS，29（1969）315—320

梅茨格：《评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

[283]Metzger，Thomas A.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legal，normative，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

[284]Michael，Franz and Chang，Chung-li，eds.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3 vols.，1966—71

迈克尔等编：《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

[285]Michell，John and Robert，trs.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Khiva，Bokhara，and Kokan，also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Dzungaria.London：E.Stanford，1865

米其尔等译：《中亚的俄国人》

[286]Michie，Alexander.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London，2 vols.，1900

米基：《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驻华的英国人：阿礼国爵士事迹》

[287]Mikhailov，G.I.Literaturnoe nasledstvo mongolov（The Mongols’literary legacy）.Moscow：Nauka，1969

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学遗产》

[288]Miller，Robert James.Monasteries and culture change in Inner Mongolia.（Asiatische Forschungen，2）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 9

米勒：《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

[289]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London：The Director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37—1866

《传教士杂志和大事记》

[290]Mitchell，Peter.‘A further note on the HCCSWP’.Ch’ing-shihwen-t’i，2.3（July 1970）40—6

米切尔：《〈皇朝经世文编〉补注》

[291]Mitchell，Peter M.‘The limits of reformism：Wei Yüan’s reaction to Western intrusion’.MAS，6.2（April 1972）175—204

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

[292]Modern Asian Studi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Jan.1967—

《现代亚洲研究》

[293]Moorcroft，William and Trebeck，George.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anjab；in Ladakh and Kashmir；in Peshawar，Kabul，Kunduz，and Bokhara；by Mr.William Moorcroft and Mr.George Trebeck，from 1819 to 1825，ed.H.H.Wilson.London：John Murray，1841

穆尔克罗夫特等：《1819—1825年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

[294]Morse，H.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5 vols.，1926—1929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

[295]Morse，H.B.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 vols.London，New York（etc.）：Longmans.Green＆Co.，1910—18；Taipei reprint，Book World Co.，196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296]Muhammad Amīn Beg Boghra.Sharqí Türkistūn tāríkhī（History of Eastern Turkestan）.Srinagar：author，1940

穆罕默德·阿明：《东突厥斯坦史》

[297]Muhammad Haydar Dughlat.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Dughlát，tr.E.D.Ross；ed.N.Elias.London：Sampson Low，Marston，1898

穆罕默德·海德·达格拉特：《中亚莫卧儿人的历史》

[298]Muh ammad Taqī Lisān al-Mulk Sipihr.Nāsikhat- tawāríkh：Salātín—i Qājāriyya，ed.Muhammad Bāqir Bihbūdī，pt.1.Teheran：Kitābfurūshī-yi Islāmiyya，1965

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萨拉丁·哈札儿传记》

[299]Muramatsu，Yuji.‘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BSOAS，29.3（1966）566—599

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文献研究》

[300]Murphey，Rhoads.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墨菲：《作为近代中国锁钥的上海》

[301]Murphey，Rhoads.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6

墨菲：《西方外来者在中国和印度的经历》

[302]Nacagdor，š. erxšeeld baǐsan üyeiin Xalxyn xuraangui tüüx（1691—1911）（Short history of Khalkha in the period of Manchu dominion，1691—1911；sinlex uxaany akademiǐn Tüüxiǐn xüreelen）.Ulan Bator：Ulsyn xevleliǐn xereg erxlex xoroo，1963

纳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年》

[303]Nacagdor，š.and Nasanbalir，C.，eds.Dörvön aǐmgiǐn alba tegšitgesen dans（Tax regulation registers for the four aimaks；Monumenta historica Instituti historiae Academia[e]scien-tiarum Reipubllicae Populi Mongoli，Tomus Ⅲ，Fasc.2）.Ulan Bator：sinlex uxaany Akademiǐn xevlel，1962

纳扎格多尔济：《四艾马克税册》

[304]Nalivkine，V.P.Histoire du khanat de Khokand.tr A.Dozon（Publications de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series 3，Vol.4）.Paris：Ernest Leroux，1889

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法译本）

[305]Narochnitskii，A.L.Kolonial’naia politika kapitalisticheskikh derzhav naDal’nem Vostoke 1860—1895（Colonial policy of the capitalist powers in the Far East 1860—1895）.Moscow：AN SSSR，1956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

[306]Nasanbalir，C. ulsad Ar mongoloos niǐlüül baǐsan alba（1691—1911）（Obligations to the Manchu Ch’ing dynasty fulfilled by Outer Mongo-lia，1691—1911）.Ulan Bator：sinlex uxaany Akademin xevlel，1964

那桑巴尔吉日：《1691—1911年外蒙对满清王朝履行的义务》

[307]Nasanbalir，C.and Nacagdor.š.，eds.Ardyn zargyn bičig（ⅩⅤⅢ-ⅩⅩzuuny exen）（Petitions of grievances submitted by the people [18th-begin-ning 20th century]；Monumenta historica Instituti historiae Academiae scientiarum Reipublicae Populi Mongoli，Tomus Ⅳ，Fasc.1）.Ulan Bator：šinlex uxaany akademiǐn xevlex üǐldver，1968

那桑巴尔吉日等编：《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

[308]Nathan，Andrew J.Modern China，1840—1972：an introduction to sourcesand research aid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3

内森：《1840—1972年的现代中国：资料和工具书介绍》

[309]Natsagdorj，Sh.（š.Nacagdor）.‘The economic basis of feudalism in Mongolia’，tr.Owen Lattimore.MAS，1.3（1967）265—281

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英译本）

[310]Nazarov，Filipp.Zapiski o nekotorykh narodakh i zemliakh srednei chastiAzii（Russkie puteshestvenniki v stranakh Vostoka）.Moscow：Nauka，1968

纳扎洛夫：《中亚民族和地理概述》

[311]Nebol’sin，P.I.‘Ocherki torgovli Rossii s Srednei Aziei’.Zapiski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10（1855）1—373

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

[312]North-China Herald.Shanghai，1850—

《北华捷报》

[313]‘O sostoianii Altyshara ili shesti vostochnykh gorodov kitaiskoi provintsii Nan-lu（Maloi Bukhary）v 1858—1859 godakh’.in Ch.Ch.Valikhanov，So-branie，2.265—412.Alma-Ata：AN KazSSR，1961

《关于1858—1859年六城的情况》

[314]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go vostokovedeniia （Sketches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oriental studies），Sbornik 2，esp.Z.I.Gorbacheva，N.A.Petrov.G.F.Smykalov and B.I.Pankratov，‘Russkii kitaeved akademik Vasilii Pavlovich Vasil’ev（1818—1900）’，232—340.（Akademiia Nauk SSSR，Institut Vostoko-vedeniia）.Moscow：AN SSSR，1956

《俄国东方学史概论》

[315]Ocko，Jonathan Kevin.‘Ting 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1864—1870’.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1976

奥斯科：《丁日昌在同治中兴时期的江苏》

[316]Ouchterlony，John.The Chinesewar：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2nd edn.London，520pp.，1844

奥赫特洛尼：《英国的对华战争》

[317]Overmyer，Daniel.‘Folk Buddhist sects：a struct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PhD dissertation，1971

奥弗迈耶：《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

[318]Owen，David Edward.British opium policy in India and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

欧文：《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

[319]Papers o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47—1966

《中国论文集》

[320]Parker，E.H.，tr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war.Shanghai：1888

派克译：《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

[321]Paterno，Roberto M.‘Devello Z.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Papers on China，14（1960）121

佩特诺：《谢卫楼与华北协和大学的创办》

[322]Paterno，Roberto M.‘The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 riots of 1891’.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1967

佩特诺：《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教骚动》

[323]Pearl Cyril.Morrison of Peking.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1967

珀尔：《马礼逊在北京》

[324]Pearson，M.N.Merchants and rulers in Gujarat：the response to the Portu-gues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与统治者：对16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

[325]Pelcovits，Nathan A.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8

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外交部》

[326]Pelliot，Paul.Notes on Marco Polo.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59—1963

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

[327]Perkins，Dwight H.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 1969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

[328]Petech，Luciano.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 1728—1959，Serie Orientale Roma，XLV.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73

彼特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

[329]Pinkney，David H.，ed.A Festschrift for Frederick B.Artz.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64

平克尼编：《阿茨纪念文集》

[330]Polachek，James.‘Gentry hegemony：Soochow in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11—2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波拉切克：《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

[331]Pong，David.‘The income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of Kiangsi Province in the last years（1860—1864）of the Taiping Rebellion’.JAS，26.1（Nov.1966）49—65

庞百腾：《太平军叛乱后期江西省的收入和军费开支》

[332]Pong，David.‘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s in China as seen in the career of Shen Pao-chen（1820—1879）’.University of London PhD dissertation，1969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

[333]Pong，David.‘Confucian patriot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osung Railway，1877’.MAS，7.4（1973）647—676

庞百腾：《儒家的爱国主义与吴淞铁路的被毁》

[334]Pong，David.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posíted at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Lond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庞百腾：《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判性指南》

[335]Porter，Jonathan.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2

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

[336]Pritchard，E.H.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4.3—4（Sept.—Dec.1936）

普里查德：《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年》

[337]Pumpelly，Raphael，ed.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expedition of 1904：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n：origins，growth，and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Washington，D.C.：Carnegie Institution 1980

普姆佩利编：《对突厥斯坦的考察》

[338]Purcell，Victor.The Boxer uprising：a background study.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珀塞尔：《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

[339]Quested，R.K.I.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

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

[340]Rahul，Rarn.Modern Bhutan.Delhi：Vikas Publications，1971

拉乌尔：《近代不丹》

[341]Rahul，Ram.Politics of central Asia.London：Curzon Press，1974

拉乌尔：《中亚的政治》

[342]Rankin，Mary Backus.‘The Ku-t’ien incident（1895）：Christians versus the Ts’ai-hui’.Papers on China，15（1961）30—61

蓝金：《1895年古田教案：基督教对抗斋教》

[343]Rasidondug，S.in collaboration with Veronika Veit.Petitions of grievances submitted by the people（18th—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Asiatische Forschungen，45）.Wiesbaden：Harrassowitz 1975

拉西东杜格等：《人民的申诉书》

[344]Ravenstein，Ernst G.The Russians on the Amur；its discovery，conquest，and colonization，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its inhabitants，productions，and commercial capabilities；and personal accounts of Russian travellers.London：Trübner and Co.，1861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

[345]Rawlinson，John L.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

[346]Rawski，Evelyn Sakakida.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罗斯基：《华南的农业变化和农民经济》

[34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1878.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1890

《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

[348]Reid，Gilbert.‘Duty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o the upper classes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1888）358—64，397—402，465—472

李佳白：《传教士对中国上层阶级的责任感》

[349]Richardson，H.E.A short history of Tibet.New York：Dutton，1962

黎吉生：《西藏简史》

[350]Ride，Lindsay.‘Biographical note’，in James Legge，tr.The Chinese classics，vol.1.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5 vols.，1960

林赛·里德：《传记笔记》

[351]Rockhill，W.W.‘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T’oung pao，11（1910）1—104

罗克希尔：《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同清帝的关系，1644—1908年》

[352]Rose，Leo E.Nepal：strategy for surviv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利奥·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

[353]Ross，E.Denison，ed.and tr.Three Turki manuscripts from Kashghar，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Lahore：Mufid-i’am Press.nd

丹尼森·罗斯编译：《喀什噶尔的三份突厥文手稿》

[354]Rossabi，Morris.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5

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

[355]Rowbotham，Arnold H.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2

罗博塔姆：《清宫中的耶稣会士》

[356]Saguchi Tōru.‘The Eastern trade of the Khoqand Khanate’.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24（1965）47—114

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

[357]Saguchi Tōru.‘The revival of the White Mountain Khwājas，1760—1820（from Sarimsāq to Jihāngir）’.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14（1968）7—20

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

[358]Sbornik dogovorov Rossii s Kitaem.1689—1881 gg.St Petersburg：Ministerstvo Inostrannykh Del，1889

《俄中条约汇集，1689—1881年》

[359]Scheiner，IrwinC.hristian converts and social protest in Meiji Japa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

[360]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

[361]Schlagintweit-Sakünlünski，Hermann von.Reisen in Indine und Hochasien：Eine Darstellung der Landschaft，der Cultur and Sitten der Be wohner，in Verbindung mit klimatischen und geologischen Verhältnissen：Basirt auf die Resultat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Mission von Hermann，Adolph und Robert Schlagint weit ausgeführt in den Jahren 1854—1858，4 vols.，Jena：Hermann Costenoble，1869—1880

什拉琴威特-萨孔伦斯基：《印度和亚洲高原旅行记》

[362]Schram，Louis M.J.‘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Frontier：their origin，history，and social organization’.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S，44.1（April 1954）1—138

[363]Schram，Louis M.J.‘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border，Part Ⅱ.Their religious life’，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S.47.1（March 1957）1—164

[364]Schram，Louis M J.‘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frontier，pt Ⅲ.Records of the Monguor Clans：history of the Monguors in Huangchung and the chronicles of the Lu Family’.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S，vol.51（May 1961）pt 3，pp.1—117

施拉姆：《甘藏边境的土族》（第一、二、三篇）

[365]Schulemann，Günther.Geschichte der Dalai-Lamas.Leipzig：Harrassowitz，1958

舒尔曼：《达赖喇嘛史》

[366]Schurmann，Herbert Franz.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舒曼：《元代的经济结构》

[367]Sebes，Joseph，S.J.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61

塞布斯：《耶稣会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

[368]Semenov，A.A.，et al.comp.Sobranie vostochnykh rukopisei Akademii Nauk Uzbekskoi SSR，vol.7（AN UzSSR，Institut Vostokovedeniia）.Tashkent：Nauka UzSSR，1964

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

[369]Shakabpa，W.D.Tibet：a political histor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

[370]Shchepetil’nikov，N.M.Arkhitektura Mongolii.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literatury po stroitel’stvu，arkhitekture i stroitel’nym materialam，1960

谢别迪尔尼科夫：《蒙古建筑学》

[371]Shen，Han-yin Chen.‘Tseng Kuo-fan in Peking，1840—1852：his ideas on statecraft and reform’.JAS，27.1（Nov.1967）61—80

沈陈汉音（音）：《1840—1852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

[372]Shih，Vincent Y.C.The Taiping ideology：its sources，interpretations，and influ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施友忠：《太平军的思想体系》

[373]Singh，Bawa Satinder.The Jammu Fox：a biography of Maharaja Gulab Singh of Kashmir 1792—1857.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

B.S.辛格：《查谟之狐：克什米尔大王古拉布·辛格》

[374]Singh，Khushwant.A history of the Sikh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63—1966

胡希旺特·辛格：《锡克人历史》

[375]Sinha，H.Early European banking in India.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present conditions.London：Macmillan，1927

辛哈：《欧洲人在印度的初期银行业务》

[376]Sinor，Denis，comp.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Wiesbaden：Harrassowitz，1963

赛诺编：《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

[377]Sinor，Denis.Not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ner Asia I.JAH，7.2（1973 178—206）

赛诺编：《杂谈关于亚洲腹地的史学》

[378]Skachkov，P.F.and Miasnikov，V.S.Rus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1689—1916：Ofitsial’nye dokumenty.Moscow：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8

斯卡奇科夫等：《俄中关系史，1689—1916年》

[379]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AS，24.1（Nov.1964），24.2（Feb.1965），24.3（May 1965）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

[380]Skinner，G.William et al.ed.Modern Chinese society：an analytic bibliograph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3 vols.，1973

施坚雅等编：《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

[381 ]Sladkovskii，M.I.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m（do 1917 g.）（History of commercial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of Russia with China，to 1917）.Moscow：Nauka，1974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

[382]Smith，Richard J.Barbarian officers of imperial China：Ward，Gordon，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Da-vis，1972

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

[383]Smith，Richard J.‘Chinese military institution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1850—1860’.Journal of Asian History，8.2（1974）122—161

史密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

[384]Smith，Richard J.‘Foreign training and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the case of Feng-huang-shan.1864—1873’.M AS，10.1（1976）83—111

史密斯：《外国人的训练与中国的自强》

[385]Snellgrove，David and Richardson，H.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8

斯内尔格罗夫等：《西藏文化史》

[386]Spector，Stanley.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

[387]Spence，Jonathan.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Boston：Little Brown，1969

斯宾士：《中国的西洋顾问：1620—1960年》

[388]Spence，Jonathan.‘The American missionary endeavor，1830—1910’，in John Z.Bowers and Elizabeth F.Purcell，eds.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Josiah Macy，Jr，Foundation，1974

斯宾士：《1830—1910年美国的传教活动》

[389]Spence，Jonathan.‘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Jr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3—7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

[390]Stanley，C.John.Late Ch’ing finance：Hu 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

[391]Stein，R.A.Tibetan civilization，tr J.E.Stapleton Driv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392]Streit，Robert and Dindinger Johannes，comps.Bibliotheca Missionum：vol.12，Chinesiche Missionsliteratur，1800—1884（Freiburg，1958）；vol.13，Chinesische Missionsliteratur，1885—1909（Rome，Freiburg and Vienna，1959）

斯特雷特等编：《基督教传教书目：中国部分（1800—1909年）》

[393]Suleimanov，B.S.，ed.Kazakhstan v，ⅩⅤ-ⅩⅤⅢ vekakh（Voprosy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Alma-Ata：Nauka KazSSR，1969

苏雷曼诺夫：《15—18世纪的哈萨克斯坦》

[394]Swisher，Earl.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a stud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1841—1861.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斯威舍：《1841—1861年中美关系研究》

[395]Tan，Chester C.The Boxer catastroph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谭春霖：《拳乱》

[396]Tang，Wing-hang.‘Local defense organizations in Shantung，1853—1863；from loyalism to rebell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 dissertation，Davis，June 1975

邓永康：《1853—1863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

[397]T’ang，Leang-li.China in revolt：how a civilization became a nation.London：N.Douglas，1927

唐良理（音）：《叛乱中的中国：一个文明是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

[398]‘Ta’rīkh-i sighārī’anonymous MS，British Museum.Oriental 8156（completed 1874），erroneously ascribed to‘Abd Allāh Pānsadbashī

塔里希·斯哈利佚名手稿

[399]Teng，Ssu-yü.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184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邓嗣禹：《张喜与南京条约》

[400]Teng，Ssu-yü.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1851—1868.Paris：Mouton，1961

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

[401]Teng，Ssu-yü.Historio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邓嗣禹：《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

[402]Teng，Ssu-yü.‘Some new lights on the Nien movement and its effect on the fall of the Manchu dynasty’.Symposium on Chinese Studies：commemorating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11—1961，3（1968）50—69

邓嗣禹：《关于捻军运动及其对清朝衰亡的影响的几点新意见》

[403]Teng，Ssu-yü.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邓嗣禹：《太平军叛乱和西方列强》

[404]Teng，Ssu-yü and Fairbank，John K.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邓嗣禹、费正清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研究指南》

[405]Teng，Ssu-yü and Fairbank，John K.，comp.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o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aper reprint，New York：Atheneum，1969

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

[406]Thomas，Winburn T.Protestant beginnings in Japan：the first three decades，1859—1889.Tokyo and Rutland：Tuttle，1959

托马斯：《新教在日本开始的30年》

[407]Thompson，Wardlaw R.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1908

汤普森：《杨笃信在中国50年的经历》

[408]Tikhvinskii，S.L.ed.Man’chzhurskoe vladychestvo v Kitae（Manchu dominion in China）.Moscow：Nauka，1966

齐赫文斯基：《满人在中国的统治》

[409]Timkovskii，Egor.Puteshestvie v Kitai chrez Mongoliiu v 1820 i 1821 godakh.StPetersburg：Meditsinskii Departament Ministerstva Vnutrennikh De（l1824），2.77

叶戈尔·季姆科夫斯基：《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记》

[410]Timkowski，George.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and residence in Peking，in the years 1820—1821，ed.Julius von Kl-aproth，vol.I.London：Longman，Rees，Orme，Brown and Green，1827

乔治·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经蒙古至华旅行记》

[411]Torbert，Preston M.‘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1662—1796’，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dissertation，1973

托伯特：《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

[412]Treadgold，Donald W.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religious and secular thought in moderntimes，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特雷戈尔德：《西方在俄国和中国：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想》

[413]Tripathi，Amales.Trade and finance in the Bengal presidency，1793—1833.Bombay：Orient Longmans，1956

特里帕西：《1793—1833年孟加拉管辖区的贸易和金融》

[414]Tsiang，T.F.（Chiang T’ing-fu）.‘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Politica，2.5（1936）1—18

蒋廷黻：《中国与欧洲的扩张》

[415]Tucci，Giuseppe.Tibet land of snows，tr J.E.Stapleton Driver.New York：Stein and Day，1967

涂奇：《雪山之国西藏》

[416]Tucci，Giuseppe，and Heissig，Walther.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 -golei（Die Religionen der Menschheit，vol.20）.Stuttgart：Kohlhammer，1970

涂奇等：《西藏宗教与蒙古》

[417]Valikhanov，Ch.Ch.‘O sostoianii Altyshara ili shesti vostochnykh gorodov kitaiskoi provintsii Nan-lu（Maloi Bukharii）v 1858—1859 godakh’（On conditions in Altishahr or the six eastern cities of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Nanlu[Little Bukharia]in 1858—9），in Ch.Ch.Valikhanov，Sobranie sochinenii，2.265—412.Alma-Ata：AN KazSSR，1962

瓦里哈诺夫：《关于1858—1859年六城的情况》

[418]Valikhanov，Ch.Ch.Sobranie sochinenii（Collected works）Alma-Ata：AN KazSSR，5 vols.，1961—1972

《瓦里哈诺夫全集》

[419]Vladimir（Zenone Volpicelli）.Russia on the Pacific and the Siberian rail-way.London，1899

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铁路》

[420]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 ⅩⅨ i nachala ⅩⅩ veka：Dokumenty rossiiskogo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Russia’s foreign policy of the ninete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oscow：Gospolitizdat，1960—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

[421]Wagel，Srinivas R.Finance in China.Shanghai，1914

瓦格尔：《中国的财政》

[422]Wakeman，Frederic，Jr.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

[423]Wakeman，Frederic Jr.‘The 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Ch’ing-shih wen-t’i，l.10（Feb.1969）8—22

小韦克曼：《关于〈皇朝经世文编〉》

[424]Wakeman，Frederic，Jr.‘The secret societies of Kwangtung，1800—1856’，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小韦克曼：《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

[425]Wakeman，Frederic，Jr.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小韦克曼：《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

[426]Wakeman，Frederic，Jr and Grant，Carolyn，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小韦克曼等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

[427]Waley，Arthur.The Opium Warthrough Chinese eyes.London：Allen ＆Unwin，1958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428]Walrond，T.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London，1872

沃龙德：《额尔金伯爵的书信与日记》

[429]Wang，Erh-min.Review of 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8.1（1965）184—185

王尔敏：《对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的书评》

[430]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王赓武：《明朝初年与东南亚的关系》

[431]Wang，Yeh-chien.Land 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

[432]Wang，Yeh-chien.‘The secular movement of prices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1644—1935’（paper deliver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Chicago，1973

王业键：《数世纪的价格波动与中国的农民经济，1644—1935年》

[433]Wathen，W.H.‘Memoir on the U’sbek State of Kokan，properly called Khokend，（the ancient Ferghana）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3.32（Aug.1834）

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

[434]Wathen，W.H.‘Note of a pilgrimage undertaken by an Usbek and his two sons from Khokend or Kokan，in Tartary，through Russia，＆o.to Mecca.Obtained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rties’.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3.32（Aug.1834）379—382

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

[435]Wathen，W.H.‘Memoir on Chinese Tartary and Khoten’.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4.48（Dec.1835）653—664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

[436]Watt，John R.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

[437]Way，Richard Quarterman：see Wei-li-che

见祎里哲条

[438]Webster，Sir Charles.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 1830—1841：Britain，the Liberal movement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London：G.Bell ＆Sons，2vols.，1951

韦伯斯特爵士：《巴麦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

[439]Wehrle，Edmund S.Britain，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190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6

韦尔利：《1891—1900年的英国、中国和反教骚乱》

[440]Wei，Louis Tsing-sing.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 1842—1856：L’ouverture des cinq ports chinois au commerce étranger et la liberté religieuse.Paris：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1960

魏景星（音）：《1842—1856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

[441]West，Philip.‘The Tsinan property disputes（1887—1891）：gentry loss and missionary“victory”’.Papers On China，20（1966）119—143

韦斯特：《济南的教产纠纷，1887—1891年》

[442]Widmer，Eric.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威德默：《18世纪俄国的在华传教士团》

[443]Wilkinson，Endymion.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a research guid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威尔金森：《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

[444]Willeke，Bernward H.Imperial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784—1785.New York：St Bonaventure，1948

威勒克：《1784—1785年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

[445]Williams，S.Wells.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government，literature，social life，arts，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2 vols.London，1848；revised edn，1883

卫三畏：《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

[446]Willmott，W.，E.，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447]Wong，J.Y.‘The Arrow incident：a reappraisal’.MA S，8.3（1974）373—89 J.Y.黄：《亚罗号事件的再评价》

[448]Wong，J.Y.‘Harry Parkes and the Arrow War in China’.M A S，9.3（1975）303—320

J.Y.黄：《巴夏礼与中国的亚罗号战争》

[449]Wong，J.Y.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 Kuang（185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J.Y.黄：《两广总督叶名琛》

[450]Wong，K.Chimin and Wu，Lien-teh.A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2nd edn，1936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学史》

[451]Wright，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revised edn with new preface，New York：Atheneum，1966

芮玛丽：《同治中兴》

[452]Wright，Mary C.Review of 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J A S，25（Feb.1966）331—333

芮玛丽：《评斯佩克脱的〈李鸿章与淮军〉》

[453]Wright，Stanley F.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Queen’s University by W.Mullan，1950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

[454]Wu，Silas H.L.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693—173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吴秀良：《中国的通讯联络与皇帝的控制：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

[455]Wylie，Alexander.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

怀利：《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纪念华人的回忆录：附他们的出版物与讣告一览》

[456]Yang，Lien-sheng.‘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HJAS，23（1960—1961）47—6

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

[457]Yü’Ying-shih.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余英时：《汉代的贸易与扩张》

[458]Yuan，Chung Teng.‘Reverend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J A S，23.1（Nov.1963）55—67

袁中登（音）：《罗孝全与太平军叛乱》

[459]Yuan，Tung-li.China in Western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袁同礼：《西方文学中的中国：考尔迭〈中国研究论著综录〉补》

（丙）中文和日文书目

[1]A-ying

阿英（钱杏邨）：《鸦片战争文学集》（Collected literary materials on the Opium War）.北京：Kuc-hi，2 vols，1957

[2]Chang Che-lang

张哲郎：《清代的漕运》（Grain transport in the Ch’ing dynasty）.台北：Chiahsin，1969

[3]Chang Ch’i—yün

张其昀等编：《清史》（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台北：Kuo-fang yenchiu-yüan，8 vols.，1961

[4]Chang Chih-tung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Chang Chih-tung）.158 chüan.北京，1937

[5]Chang Ching-lu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modern China），1 st series.上海：Shang-tsa，2nd edn.1954（vol.2 published by Lien-ch’un）；also上海：Chung-hua，6 vols.，1954—9

[6]Chang Hsi-lun

张锡纶：《军书汇钞》（Collected copies of military dispatches，1868）.台北：Wen-hai reprint，1970

[7]Chang Hsing-t’ang

张兴唐编：《蒙古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of research on the Mongols；Chung-hua ts’ung-shu中华丛书）.台北：Chung-hua ts’ung-shu wei-yüanhui，1958

[8]Chang Hsiu-min

张秀民等编：《太平天国资料目录》（Bibliography of sources on the Taiping Rebellion）.上海：Jen-min ch’u-pan-she，1957

[9]Chang Jui—ch’ih

张瑞墀：《‘Liang-huai k’an-luan chi’两淮戡乱记》（Dealing with rebellions on both banks of the Huai River），1887，in范文澜等编《捻军》，1.285—308.上海：Shen-chou kuo-kuang she，1953

[10]Chang Kuei-yung

张贵永、吕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Archives on church affairs and disputes involving missionaries and converts）.台北：IMH，Academia Sinica，9 vols.，1974—1975

[ll]Chang Mu

张穆：《蒙古游牧记》（On the nomads of Mongolia），1867.长沙：Commercial Press，1938

[12]Chang Mu

张穆：《改稿蒙古游牧记》Susa Kakitsu须佐嘉橘译.东京：Kaimeido Shuppambu，1939

[13]Chang San

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Problems concerning the Nien Army’s organization）.《安徽史学通讯》（Bulletin of Anhwei historical studies），14（Dec.1959）28—38

[14]Chang San

张珊：《和罗尔纲先生商榷捻军战术问题》（Discussing the problem of the Nien Army’s military tactics with Mr Lo Erh-kang）.《安徽史学通讯》，14（1959）39—50

[15]Chang Sheng-wang

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The antiCh’ing struggle of the western Nienarmy in Shensi）.《史学月刊》，开封（Dec.1964）348—353

[16]Chang Te-chien

张德坚：《贼情汇纂》（Intelligence handbook on the Taipings，1854—1855），reprinted in Hsiang Ta et al.ed.Tai-p’ing t’ienkuo（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3.25—347.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8 vols.，1952

[17]Chang Yü-fa

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The founding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Foochow Navy Yard）.CYCT，2（June 1971）177—225

[18]Ch’ang-sha hsien-chih

《长沙县志》（Gazetteer of Changsha county）.长沙，1886

[19]Chao Chung-fu

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Sino-Russian negotiations over the Manchurian border issue 1858—1911）.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70

[20]Chao Lieh-wen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Chao Lieh-wen’s diary）.台北：Hsüeh-sheng，1964

[21]Chao-lien

昭梿：《啸亭杂录》（Miscellaneous notes from the Hsiao pavilion）；《啸亭续录》（Notes from the Hsiao pavilion.continued）.上海，1880，reprinted Chung-kuo 1909：and台北：Wen-hai，1967

[22]Ch’en Ch’iu

陈鍫：《黄恩彤与鸦片战后外交》（Huang En- t’ung and Chinese diplomacy after the Opium War）.《史学年报》，3.2（Dec.1940）111—141

[23]Ch’en Fu-kuang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昆明：Kuo-li Yün-nan ta-hsüeh wen-fa-hsüeh-yüan，1947

[24]Ch’en Li

陈澧：《东塾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Ch’en Li），Liao T’ing-hsiang廖廷相编.台北：Wen-hai，1973

[25]Ch’en Te-ch’ang

陈德昌：《对百年前上海是一片荒凉渔村说法的疑义》（Note on Shanghai）.in《历史研究》1957，no.l，p.58

[26]Ch’en Teng-yüan

陈登元：《中俄关系述略》（Accou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26

[27]Ch’en Wen-chin

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The Ch’ing Tsungli Yamen and its financial support，1861—1884）.《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1（Nov.1932）

[28]Ch’en Wen-chin

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1875—1911》（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legations and consulates abroad during the late Ch’ing）.《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2（1933）270—310

[29]Cheng Kuan-ying

郑观应：《盛世危言》（Warnings to a prosperous age），1893 preface.台北，1965

[30]Cheng Yüan-shan

郑元善：《宦豫纪事》（Events during an official career in Honan）1872，in范文澜等编：《捻军》1.330—347.上海：Shen-chou kuo-kuang she，1953

[31]Ch’eng En-tse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late Ch’eng En-tse），in丛书集成，vol.96，no.2212，5—7

[32]Ch’eng Fa-jen

程发轫：《中俄国界图考》（Illustrated study of the SinoR-ussian borders）.enlarged edition.台 北：Meng-Tsang Wei-yüan-hui，1970

[33]Ch’i Ssu-ho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Wei Yüan and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the late ch’ing）.《燕京学报》，39（Dec.，1950）177—226

[34]Ch’i Ssu-ho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上海：Shen-chou kuo-kuang she，6 vols.，1954

[35]Ch’i Yün-shih

祁韵士编：《皇朝藩部要略》（Summary of essential data on the Inner Asian tribes[subordinate to]the imperial dynasty；first printed 1845）

[36]Chiang Hsiang-nan

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the late Chiang Tzuhsiao），1869.Extract on Nien behaviour in范文澜等编《捻军》1.323.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1953

[37]Chiang Shih-jung

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ien Army）.上海：Commercial Press，3 vols.，1957—8

[38]Chiang Shih-jung

江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Hitherto unpublished letters of Tseng Kuofan）.北京：Chung-hua，1959

[39]Chiang- su chien-fu ch’üan-an《江苏减赋全案》（Complete record of the tribute-grain reduction in Kiangsu）.苏州：preface by Li Hung-chang，1866

[40]Chiang Ti

江地：《1865—1866年的捻军战争》（The Nien War of 1865—1866）.历史教学，天津，Nov.1954，84—86

[41]Chiang Ti

江地：《捻军史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f Nien Army history）.北京：San-lien，1956

[42]Chiang Ti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Studi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ien Army）.北京：San-lien，1959

[43]Chiang T’ing-fu

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A source book of important documents in 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2 vols.上海：Commercial Press 1931—1934；台北：Commercial Press，1958

[44]Chien Po-tsan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The Boxers）.上海：Jenmin，4 vols.，1953

[45]Chien Yu-wen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iping institutions）.香港：Chien’s Meng-chin studio，3 vols.，1958

[46]Chien Yu-wen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Complet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香港：Chien’s Meng-chin studio，3 vols.，1962

[47]Ch’ien I-chi

钱仪吉编：《碑传集》（Collected memorial inscriptions）.江苏书局edn of 1893；reprinted in Chin-tai Chung-kuo shihliao ts’ung-k’an，台北：Wen-hai，nos.921—930

[48]Ch’ien Mu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A histor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over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reprint台北：Commercial Press，1957，1968

[49]Ch’ien Ta-hsin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A record of new knowledge cultivated in the Shih-chia study），1806.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

[50]Ch’ien Ting-ming

钱鼎铭：《钱敏肃公奏疏》（Memorials of Ch’ien Ting-ming），1880.台北：Wen-hai，1968

[51]Ch’in Hui-t’ien

秦蕙田：《五礼通考》（Encyclopaedia of five categories of rites and institutions）.First published c.1761；262 chüan，1880

[52]Ch’in-ting Huang-yü Hsi-yü t’u-chih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傅恒等编。北京：武英殿，1782

[53]Ch’in-ting Li-fan Yüan tse-li

《钦定理藩院则例》（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pilation of]precedents for the Li-fan Yüan；edns of 1789，1817，1826，1841，1891，and 1908）

[54]Ch’in-ting Ta-Ch’ing hui-tien shih-li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Ch’ing dynasty with cases and precedents）.嘉庆edn，preface 1818 also edn of 1899

[55]Ch’in-ting wai-fan Meng-ku Hui-pu wang kung piao chuan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Imperially.commissioned genealogical tables and biographies of the princes and dukes of the Mongols and Muslim tribesmen of the outer entourage；commissioned 1779）

[56]Ching Su and Lo Lun

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tung managerial landlords in the Ch’ing period）.济南：Jen-min，1959

[57]Ch’ing-ch’ao yeh-shih to-kuan

《清朝野史大观》（An over-view of unofficial history from the Ch’ing dynasty），小横香室主人编.上海：Chung-Hua，12 vols.，1936

[58]Ch’ing-hua hsüeh-pao

《清华学报》（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北京清华大学，1924—；NS.台北1962—

[59]Ch’ing-shih kuan

清史馆编：《清史列传》（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the Ch’ing period）.上海：Chung hua，1928

[60]Ch’ing shih-lu

《清实录》see Ta-Ch’ing li-ch’ao shih-lu《大清历朝实录》

[61]Ch’ing shih-lu ching-chi tzu-liao chi-yao

《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Selected economic materials from the Ch’ing Veritabla records），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北京：Chung-hua，1959

[62]Ch’ing-shih pien-tsuan wei-yüan-hui

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台北：Kuofang yen-chiuyüan，1961

[63]Ch’ing-tai ch’ou-pan i-wu shih-mo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Complete record of the management of barbarian affairs），80 chüan for the later Tao-kuang period 1836—50，80 chüan for the Hsien-feng period 1851—1861，100 chuan for the T’ungchih period 1862—1874.北平：Palace Museum photolithograph.1930

[64]Ch’iu K’uang-lu

裘匡庐（毓麟）编：《清代轶闻》（Anecdotes about the Ch’ing dynasty）.上海：Chung-hua，1932；台北：Huawen，1969

[65]Chou Sheng-ch’uan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A collection of Chou Sheng-ch’uan’s papers），14 chüan.南京，1905.台北：Kuang-wen，1971

[66]Chou Shih-ch’eng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The Anhwei Army’s suppression of the Niens），12 chüan.上海：The Kiangnan Arsenal.1877

[67]Chou Yü-t’ung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New and Old Texts in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上海，1929；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67

[68]Ch’ou-pan i- wushih-mo：see Ch’ing-tai ch’ou-pan i-wu shih-mo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

[69]Chou-pan i- wushih-mo pu-i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Supplement to Ch’ing-tai ch’ou-pan i-w ushih-mo）.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68

[70]Chu Hung-chang

朱洪章：《从戎纪略》（Brief account of participation in war）.Tzu-yang t’ang，1893

[71]Ch’u Chin

楚金（瞿宣颖）：《道光学术》‘Tao-kuang hsüeh-shu’（Scholarship in the Tao-kuang period），in Ts’un-ts’ui hsüehshe，ed.Chung-kuo chin-san-painien hsüeh-shu ssu-hsiang lun-chi（Collected articles on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300 years）.香港：Ts’un-ts’ui，1971，1，341—345

[72]Ch’uan-cheng tsou-i hui-pien

《船政奏议汇编》（Compendium of memorials regarding the Foochow Navy Yard）.福州，1888，54 chüan.台北reproduction：Ta-t’ung，196 8.

[73]Ch’un-yüan Ch’i-shih-i

椿圆七十一：《西域闻见录》（青照堂丛书series 3，vol.93；preface 1760）

[74]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hih yen-chiu chi-k’an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Studies i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Academia Sinica.北平，quarterly，1932—

[75]Chung-kuo k’o-hsüeh yüan et al.comps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洋务运动》（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上海：Jen-min，8 vols，1961

[76]Chung-kuo k’o-hsüeh yüan Shang-hal li-shih yen-chiu-so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Small Sword Society’s Shanghai uprising）.上海：Jenmin，1958

[77]Chung-kuo shih-hsüeh hui Chi-nan fen-hui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Tsinan branch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comp.《山东近代史资料》（Materials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hantung）.济南：Jen-min，1957

[78]Chung-O chiao-chieh hsiang-t’u

《中俄交界详图》（Detailed maps of the Sino-Russian boundaries）.武昌：Ya Hsin-ti-hsüeh she，nd

[79]Chung Wen-tien

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The Taiping army at Yung-an）.北京：San-lien.1952

[80]Chung-yang yen-chiu-yüan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81]Chung-yang yen-c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台北

[82]Chung-yang yen-c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comp《海防档》（Archives on coastal defence）.

台北：IMH，Academia Sinica，9 vols.hardbound，17 vols，paperbound，1957

[83]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台北，Aug，1969—；also cited as CYCT [84]Fan Wen-lan

范文澜等编：《捻军》（The Nien Army）.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6 vols.，1953

[85]Feng Kuei-fen

冯桂芬：《显志堂集》（Collected writings from the Hall of Manifest Aspirations），1876.台北：Hsüeh-hai.1967

[86]Feng Kuei-fen

冯桂芬：《显志堂稿》see Feng Kuei-fen.Hsien-chih-t’ang chi《显志堂集》

[87]Feng Kuei-fen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Straightforward words from the Lodge of Early Chou studies）.台北：Wen-hai reproduction of 1898 edn，1971；台北：Hsüeh-hai，1967

[88]Feng Yu-lan

冯友兰：《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Collected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modern China）.上海：Jen-min，1958

[89]Fu-heng

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Imperially commissioned gazetteer of the Western Regions）.北京：Wuying-tien，preface 1782

[90]Hai-fang tang

《海防档》（Archives on coastal defenee）.台北：IMH，Academia Sinica，9 vols.，1957

[91]Hai-kuan tsung-shu yen-chiu shih

海关总署研究室：《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vols.4—8，1957—1959；香港：Lung-men reprint

[92]Haneda Akira

羽田明：《倭里汗之乱的一件史料》，in　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京都：Naigai Printing Co.，1961.62—78

[93]Haneda Tōru

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Collected essays in sinology in honour of the sixtieth birthday of Naitō Torajirō）.京都：Kōbundō shobō 1926

[94]Hashimoto Kōhō

桥本光宝：《蒙古的喇嘛教》（Mongolia’s lamaist religion）.东京：Bukkyō kōronsha，1942

[95]Hatano Yoshihiro

波多野善大：《关于太平天国二三问题》（On certain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历史学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150（March 1951）32—42

[96]Hatano Yoshihiro

波多野善大：《李鸿章19世纪80年代的对日政策》（Li Hungchang：his policy towards Japan in the 1880s）.《历史学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253（May 1961）38—42

[97]Hayashi Yōzō

林要三：《中国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Chinese historians’studies of 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历史学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311（April 1966）16—27

[98]Ho Ch’ang-ling

贺长龄：《耐庵诗文存》（Poems and essays of Ho Ch’ang-ling），1860 preface.1861

[99]Ho Ch’ang-ling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Collected writings on statecraft of the reigning dynasty）.1898 edn；reprint台北：Shih-chieh，1963

[100]Ho I-k’un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Tseng Kuo-fan：an appraisal and a biography）.上海：Cheng-chung，1947；reprint台北，1957，1964

[101]Hoshi，Ayao

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The shift from canal to sea transport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dynasty），in Tōyōshi ronsō：Wada Hakushi koki kinen kaihen.东京.1960

[102]Hoshi，Ayao

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运》（The Grand Canalgrain transport in China）.东京：Kondō，1971

[103]Hsi Yü-fu

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Classified compendium on the governmental statutes of the Ch’ing dynasty）.台北：Ch’eng-wen，1969 reproduction of Shanghai：T’u-shu chi-ch’eng，1903 edn

[104]Hsia Hsieh

夏燮：《中西纪事》（Records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24 chüan，1865；reprint台北：Wen hai，1962

[105]Hsia Nai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The problem of land levies in the Yangtze provinces around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清华学报》，10.2（April 1935）409—474

[106]Hsiangp-ao lei-tsuan湘报类纂.（Classified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from the Hsiangpao），6 chüan.上海：Chung-hua，1902；台北：Ta-t’ung，1968

[107]Hsiang Ta

向达等编：《太平天国》（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8 vols.，1952

[108]Hsiao-fang-hu chai yü-ti ts’ung-ch’ao：see Wang Hsi-ch’（i王锡祺）

[109]Hsiao I-shan

萧一山：《清代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g period）.上海：Commercial Press，1928：台北：Commercial Press，5 vols.，1962

[110]Hsiao I-shan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Collected works 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111]Hsiao Ling-yu

萧令裕：《英吉利记》（Treatise on England）in《小方壶斋舆地丛钞》（Hsiao- fang-hu chaii geographical collection），王锡祺编，2nd supplement，pt Ⅱ，1897 preface.上海：Chu-i-t’ang.1897

[112]Hsiao Ling-yü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A discussion of foreign trade at Canton），in the above Hsiaofang- hu chai geographical collection，2nd supplement，pt 9，1897 preface.上海：Chu-i-t-ang，1897

[113]Hsieh Ch’ing-kao and Yang Ping-nan

谢清高、杨炳南：《海录》（Record of the seas），c.1820.上海：Chung-hua，1955

[114]Hsieh Hsing-yao

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论丛》（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5

[115]Hsieh Hsing-yao

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The anti-Ch’ing movement in Kwangsi around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北京：Sanlien，1950

[116]Hsin-ning hsien-chih

《新宁县志》（Gazetteer of Hsin-ning hsien，Hunan），1893 edn

[117]Hsü Chi-yü

徐继畬：《瀛环志略》（A brief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10 chüan.福州，1850；台北：Hua-wen，1968

[118]Hsü Chi-yù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Hsü Chiyü），10 chüan.太原，1915

[119]Hsü Jun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Hsü Jun’s 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Hsü family edn，1927

[120]Hsü K’o

徐珂编：《清稗类钞》（Unofficial sources on the Ch’ing arranged by categories）.上海：Commercial Press，12 vols.，1928

[121]Hsü Shih-ch’ang

徐世昌：《清儒学案》（Records of the scholarship of Ch’ing Confucianists）.

天津Hsü family edn，1938

[122]Hsü Sung

徐松：《西域水道记》（西域三种）.北平：Lung-fu-ssu Wen-k’uei-t’ang，nd

[123]Hsü Ta-ling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The Ch’ing dynasty system of obtaining degrees，ranks and offices through monetary contributions.北京：Yenching University，1950

[124]Hsüan-tsung shih-lu：see Ta-Ch’ing li-ch’ao shih-lu（《大清历朝实录》）

[125]Hsüeh Fu-ch’eng

薛福成：《筹洋刍议》（Preliminary proposals on foreign affairs），in《庸盦全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Hsüeh Fu-ch’eng）.上海：Tsui-l iu-t’ang，1897

[126]Hsün-chou fu-chih《浔州府志》（Gazetteer of Hsün-chou prefecture Kwangsi），1874 edn

[127]Hu Lin-i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Collected papers of the late Hu Lin-i）.湖北：Ch’ung-wen，1875；台湾：Hua-lien，1965

[128]Hu Ssu-ching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Perilou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1898 reform），4 chüan.南昌，1913

[129] Huang-ch’ao ching-shih-wen hsü-pien：see Ko Shih-chǖn《葛士濬）and Sheng K’ang（盛康）

[130]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see Ho Ch’ang-ling（贺长龄）

[131]Huang Chün-tsai

黄钧宰：《金壶七墨》（Seven items of Huang Chün-tsai’s writings）.上海：Shao-yeh Shan-fang，1929；《清史资料》（Ch’ing historical sources），5th series，vol.3；台北：Tai-lien kuo-feng，1969

[132]Huang En-t’ung

黄恩彤：《抚夷纪略》（Records on the soothing management of barbarians），1865 preface，unpublished hand copy.台北Academia Sinica

[133]Huang Hsieh-yün

黄协埙，camp.《自强学斋治平十议》（Ten proposals for good and peaceful government from the studio for self-streng thening studies）.上海，1897

[134]Hung Liang-chi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ng Liang-chi），台北：Hua-wen facsimile of 1877-9 edn，1969

[135]Ichiko Chūzō

市古宙三：《洋务运动与变法运动》（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 and the reform movement），in西顺藏等编：《近代亚洲思想史讲座——中国篇》（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sian thought-China）.东京：Kōbundō，1960

[136]I Ching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周易正义》edn.台北Chunghua，1965

[137]I-ho-t’uan tang-an shih-liao

《义和团档案史料》（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Boxers）.北京：Kuo-chia tang-an chü，2 vols.，1959

[138]I-hsin

奕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preface 1896）

[139]I-hsin

奕等编：《剿平捻匪方略》（Campaigns to suppress the Nien bandits），Kuang-hsü period edn，320 chüan.台北，1968

[140]Irie Keishiro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和英俄角逐》（The Chinese frontier and Anglo-Russian rivalry）.东京：Nauka sha，1935

[141]Iwamura Shinobu

岩村忍and Fujieda Akira藤枝晃编：《蒙古研究文献目录》（1900—1972）：Bibliography of Mongolia for 1900—1972.东京：Japan Association of Mongolian Studies，1973

[142]Iwanami-kōza Sekai rekishi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vol.13.东京：Iwanami shoten，1971

[143]Jen-tsung shih-lu：see Ta-Ch’ing li-ch’ao shih-lu（《大清历朝实录》）

[144]Juan K’uei-sheng

阮葵生：《茶余客话》（Conversation with guests after tea）.上海：Chunghua，1959；北京：Chung-hua，1959

[145]Juan Yüan

阮元，ed.《诂经精舍文集》（Prose collection of the Ku-ching ching-she academy），in丛书集成.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146]Jung Meng-yüan

荣孟源：《张乐行告示》（Chang Lo-hsing’s Proclamation）.《进步日报》（Progress daily）.天津，3 Feb.1951

[147]Kao Lao

高劳：《清宫秘史》（Secret history of the Ch’ing palace）.《东方杂志》，9.1（July 1912，18th article separately paginated）3—4

[148]Kind ai Chügoku kenkyū

《近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东京：Tōyō Bunko，1958—

[149]Ko Shih-chün

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Collection of Ch’ing dynasty writings on statecraft，continued）—a different work from that compiled by Sheng K’ang under the same title.120 chüan.上海：Tu-shu chi-ch’eng，1888；台北：Wen-hai facsimile of 1901 edn，1972

[150]Kuang fang-yen kuan ch’üan-an

《广方言馆全案》（Complete record of the Kuang fang-yen kuan），no place or date，last document dated May 1894；Copy from a block-print volume made by hand in 1949 for Prof.Knight Biggerstaff（毕乃德），original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南京大学）

[151]Kung Tzu-chen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in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上海：Chung-hua shu-chü，1959，1.105—112

[152]Kung Tzu-chen

龚自珍：《罢东南番舶议》（text lost）

[153]Kuo-li Taiwan shih-fan to-hsüeh li-shih hsüeh-pao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台北，Jan.1973—Also cited as SFLS

[154]Kuo Sung-t’ao

郭嵩焘：《郭侍郎奏疏》（Kuo Sung-tao’s memorials），12 chüan，1892.台北：Wen-hai，1968

[155]Kuo T’ing-i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A historical chronolog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重庆：Commercial Press，1946；台北reprint：Commercial Press，1963

[156]Kuo T’ing-i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Kuo Sung-tao）.台北：IMH，Academia Sinica，2 vols.，1971

[157]Li Ch’un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Preliminary study of Taiping institutions）.

北京：Chung-hua，rev.edn，1963

[158]Li En- han

李恩涵：《清末金陵机器局的创建与扩张》（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Nanking Arsenal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大陆杂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33.12（Dec.1966）368—370

[159]Li En-han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Tseng Chi-tse）.台北：Chungkuo hsüeh-shu chu-tso wei-yüan-hui，1966

[160]Li En-han

李恩涵：《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Anti-Christian opinion expressed during the Hsien-feng period）.《清华学报》，台北：（NS）6.1—2（Dec.1967）44—71

[161]Li Hsiu-ch’eng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The Loyal King Li Hsiu-ch’eng’s own account：the restored version）.上海：Chung-hua，1961

[162]Li Huan

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徵》（Classified biographical records of venerable persons of the reigning dynasty），published privately by the Li family of Hsiang-yin《湘阴），1884—1890

[163]Li Hung-chang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Li Hung-chang）.上海：Commercial Press，photo reprint of Nanking，1905 edn；台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2

[164]Li Hung-chang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The memorials of Li Hung-chang），80 chuan.南京，1905；台北：Wen-hai，1962

[165]Li Hung-chang chih P’an Ting-hsin shu-cha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Li Hungchang’s letters to P’an Ting-hsin），年子敏编.北京：Chung-hua，1960

[166]Li Ju-chao

李汝昭：《镜山野史》（An unofficial history by Li Ju-chao）.in向达等编：《太平天国》3.15

[167]Li Kuo-ch’i

李国祁：《同治中兴时期刘坤一在江西巡抚任内的表现》（Liu K’un-i’s performance as governor of Kiangsi during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SFLS.1（1973）241—270

[168]Li Kuo-ch’i

李国祁：《由刘坤一初任总督的表现看晚清的政治风尚》（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late Ch’ing as seen in Liu K’un-i’s performance during his early years as governor-general）.SFLS.3（1975）159—86

[169]Li Kuo-ch’i，Chou T’ien-sheng and Hsü Hung-i

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Chinese gazetteer studies：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efects and magistrates in the Ch’ing dynasty）.台北：National Science Council，3 vols.，1975

[170]Li-shih yen-chiu

《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北京：1954—1966，1975—

[171]Li Shih-yüeh

李时岳：《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The movement against the Western religion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prior to the war of 1894）.《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1958，no.6，pp.1—15

[172]Li T’ang-chieh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The writings of the late Li T’ang-chieh），1882

[173]Li Tsung-t’ung and Liu Feng-han

李宗桐、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Li Hung-tsao）.台北：Chung-kuo hsüeh-shu chu-tso wei-yüan hui，2 vols.，1969

[174]Li Wen-chih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aterials o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北京：Sanlien，3 vols.，1957

[175]Li Yüeh-jui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Unofficial record from the Spring Ice Studio）.上海：Shih-chieh，1926

[176]Liang A-fa

梁阿发：《劝世良言》（Good Words to admonish the age）.广州.1832；台北：Hsüeh-sheng shu-chü，1965

[177]Liang Chang-chü

梁章钜编：《枢垣记略》（Brief notes on the Grand Council），1975.台北：Wen-hai，1967

[178]Liang Ch’i-ch’ao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Ice-drinkers’Studio）.上海：Chung-hua，1936

[179]Liang Chia-pin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Study of the thirteen hongs of Kwangtung）.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

[180]Liang T’ing-nan

梁廷枬：《夷氛记闻》（An account of the barbarian invasion）.北平：Kuo-li Pei-p’ing yen-chiu yüan，shih-hsüeh yen-chiu hui，5 chüan，1937

[181]Lin-ch’ing hsien-chih

《临清县志》（Gazetteer of Lin-ch’ing county）.Chang Shu-mei张树梅等编，16 chüan，1934

[182]Lin Ch’ung-yung

林崇墉：《林则徐传》（A biography of Lin Tse-hsü）.台北：Chung-hua tatien pien-yin hui，1967

[183]Lin Kuo-keng

林国赓等编：《新宁县志》（Gazetteer of Hsinning county，Hunan）.1893.

香港：蛰庐reprint based on 1893 edn，1921

[184]Lin Po-t’ung and Ch’en Li

林伯桐、陈澧编：《学海堂志》（A treatise on the Hsüeh-hai Academy）.香港：Ya-tung hsüeh-she，1964 reproduction of 1866 edn

[185]Lin Tse-hsü

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Complete writings of Lin Tse-hsü）.台北：Techih，2 vols.，1963

[186]Liu Chin-tsao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h’ing dynasty，continued）.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5；台北：Hsin-hsing，1965

[187]Liu Kuang-ching

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Cheng Kuan-ying’s I-yen：reform proposals of the early Kuang-hsü period）.《清华学报》，台北：NS 8.1—2（Aug.1970）373—425

[188]Liu K’un-i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Collected papers of the late Liu K’un-i）.欧阳辅之编，1909.台北：Wenhai reprint，1968

[189]Liu Po-chi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local academies in Kwangtung）.长沙：Commercial Press，1939；Taipei：Chung-hua，1958

[190]Lo Chen-yü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Memorials of the great Ch’ing）.墨缘堂.1936

[191]Lo Erh-kang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

[192]Lo Erh-kang

罗尔纲：《湘军新志》（A new history of the Hunan Army）.长沙：Commercial Press，1939

[193]Lo Erh-kang

罗尔纲：《捻军的运动战》（The mobile warfare of the Nien Army）.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9

[194]Lo Erh-kang

罗尔纲：《绿营兵志》（A treatise on the Green Standard Army）.重庆：Commercial Press，1945

[195]Lo Erh-kang

罗尔纲：《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The mobile warfar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 new army）.上海：Commercial Press，3rd edn，1955

[196]Lo Erh-kang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Draft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北京：Chung-hua，1957

[197]Lo Ping-chang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Memorials of Lo Ping-chang）.台北：Wen-hai reprint，1966

[198]Lo Ping-chang

骆秉章：《骆公年谱》（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o Ping-chang）.台北：Wen-hai reprint，1967

[199]Lo Yü-tung

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The remedies adopted for the fiscal crisis during the Kuang-hsü period）.《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2（May 1933）189—270

[200]Lo Yü-tung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History of likin in China）.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201]Lü Shih-ch’iang

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Early steamship projects in China）.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62

[202]Lü Shih-ch’iang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The causes of opposition to Christianity among China’s officials and gentry 1860—74）.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66

[203]Lü Shih-ch’iang

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eng Kuei-fen）.《中华文化复兴月刊》（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台北），4.2（Feb.1971）

[204]Lü Shih-ch’iang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Ting Jih-ch’ang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72

[205]Ma Chien-chung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Ma Chien-chung’s essays）.4 chüan，1896 preface.北京：Chung-hua，1960

[206]Ma Ju-yen and Liu Shou-i

马汝珩、刘守诒：《关于捻军领袖张乐行的自述和檄文》（On the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and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Nien Army leader Chang Lo-hsing）.《光明日报》（Illumination daily），北京（10 Oct.）1962

[207]Ma Shao-ch’iao

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Risings of the Miao people during the Ch’ing period）.武汉：Jen-min，1956

[208]Mamiya Rinzō

间宫林藏：《间宫林藏的黑龙江探险——东鞑靼纪行》（Mamiya Rinzo’s explorations in Heilungkiang—a travel account of eastern Siberia）.沈阳：Mantetsu kōhōka，1940

[209]Martin，W.A.P.

丁韪良：《天道溯原》（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宁波，1854

[210]Martin，W.A.P.

丁韪良：《格物入门》（Introduction to science）.1868 Meng-ku Jen-min Kung-ho-kuo t’ung-shih《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北京：K’o-hsüeh Ch’u-pan-she，1958

[211]Meng Sen

孟森：《清史讲义》（Lectures on Ch’ing history）.上海，1937

[212]Meng Sen

孟森：《清代史》（A 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台北：Cheng-chung，2nd edn，1960

[213]Miao Ch’üan-chi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the mufu system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思与言》，5.3（Sept.1967）25—33，41

[214]Miao Ch’üan-sun

缪荃孙编：《续碑传集》（Collected memorial inscriptions，continued）.Chiang-Ch’u pien-i shu-chü edn of 1910

[215]Mien-hsin

绵忻等编：《钦定新疆识略》.北京：Wu-ying-tien，1821

[216]Min Erh-ch’ang

闵尔昌编：《碑传集补》（Supplement to collected memorial inscriptions）.

北平：Yench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Sinological Studies，1931

[217]Miyazaki，Ichisada

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与幕友》（The clerks and runners and the advisory staffs of the Ch’ing dynasty）.《东洋史研究》，16.4（March 1958）1—28

[218]Momose Hiromu

百濑弘：《论冯桂芬及其著述》（On Feng Kuei-fen and his writings）.《东亚论丛》，2（1940）95—122

[219]Mou An-shih

牟安世：《洋务运动》（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上海：Jen-min ch’upan she，1956；6th printing 1961

[220]Muramatsu Yūji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Landlord bursaries in modern Kiangnan：studies in Chinese landlordism）.东京：Tokyo University Press，1970

[221]Nakamura Masanao

中村正直译：《天道溯源》（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Heavenly Way）.

东京：collection of Yamada Jun山田俊，1877

[222]Nankai ta-hsü eh li-shih hsi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Selected materials on economic history from Ch’ing shih-lu）.北京：Nankai，1959

[223]Nieh Ch’ung-ch’i

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Supplementary materials on the Nien Army）.上海：Jen-min，1958

[224]O-hui

鄂辉等编：《钦定平苗纪略》（Imperially commissioned record of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Miao）.Wu-ying-tien武英殿edn，1797

[225]Ono Shin ji

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On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 Anhwei Army）.《历史学研究》.245（Oct，1960）22—38

[226]Onogawa Hidemi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late Ch’ing）.京都：Kyoto University，1960

[227]Ou-yang Shao-hsi

欧阳绍熙编：《清谭》（Pure discourse）.上海：Kuangi，1916

[228]Pao Shih-ch’en

包世臣：《安吴四种》（Four treatises written for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Kiangsu），36 chüan.苏州，1851

[229]P’eng Tse-i

彭泽益：《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Chinese economy and class relations under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coppersilver exchange rate in the post-opium War decade）.《历史研究》，6（1961）40—68

[230]P’eng Yü-hsin

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The fis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es during the late Ch’ing）.《社会科学

杂志》，9.1（1947）83—110

[231]Rekishigaku kenkyü

《历史学研究》（‘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Iwanami shoten.Nov.1933—

[232]Saeki Tomi

佐伯富：《清代盐政的研究》（A study of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g dynasty）.京都：Tōyōshi kenkyūkai.1956；2nd edn，1962

[233]Saeki Tomi

佐伯富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An index to the notebooks of various writers）.京都：Tōyōshi kenkyūkai，1960

[234]Saeki Yoshirō

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研究》（A study of Christianity under the Ch’ing dynasty）.东京：Shunj ū sha，1949

[235]Saguchi Tōru

佐口透：《18—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Stud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stern Turkesta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东京：Yoshikawa Kōbunkan，1963

[236]Saguchi Tōru

佐口透：《俄国和亚洲的草原》（Russia and the Asian steppe）.（《欧亚文化史选书》3.）东京：Yoshikawa Kōbunkan，1966

[237]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Land tax resistance riot in Yin-hsien in 1852）.《近代中国研究》，5（1963）185—299

[238]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稿编》（Draft volum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hinese-English disputes after the Opium War）.东京：Modern China Seminar，Tōyō Bunko，1964

[239]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史料编.东京：Modern China Seminar，Tōyō Bunko，1964

[240]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汇编》（Collected documents on late Ch’ing secret societies）.东京：Modern China Seminar，Tōyō Bunko，1967

[241]Shan-tung chün-hsing chi-lüeh《山东军兴纪略》（Brief record of military campaigns in Shantung），22 chüan，1885；also cited as STCH

[242]Shan-tung t’ung-chih

《山东通志》（General gazetteer of Shantung），200 chuan，1918

[243]Shang-hai Hsiao-tao-hui ch’i-i shih-liao hui-pien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Small Sword Society rising at Shanghai）.上海：Jen-min ch’u-pan she，1958 Shang-hai t’ung-she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Research materials on Shanghai）.台北：Chung-kuo reprint，1973

[244]Shang-hai t’ung-she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Research materials on Shanghai，supplement），1935 preface.台北：Chungkuo，1973

[245]Shang Yen-liu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A descriptive accou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Ch’ing）.北京：Sanlien，1958

[246]Shao Hsün-cheng

邵循正：《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On the nature and orientation of consumer enterprises of the Western Affairs faction）.《新建设》，I（Jan.1964）.reprinted in Ts’un ts’ui hsüeh-she存萃学社编：《洋务运动研究论集》（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香港：Ch’ung-wen，pp，52—63，1973

[247]Shen Chao-lin

沈兆霖：《沈文忠公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Shen Chao-lin）.1869.台北：Wen-hai reprint，1970

[248]Shen K’o

沈珂编：《先文肃公政书续编》（Supplement to the political papers of my father，Shen Pao-chen）.Copy made by hand for Prof.David Pong from a printed volume in possession of the Shen family.Publisher and place unknown，1 ts’e，1885

[249]Shen pao（‘The Shun Pao’）

《申报》（Shanghai news）.Reprint in reduced form for the years 1872—87.台北：Hsüeh-sheng shuchü，40 vols.，1965

[250]Shen Pao-chen

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The political papers of Shen Pao-chen）.南京，1880；台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6

[251]Shen Yün-lung

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Collectanea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台北：Wen-hai.1966—

[252]Sheng-hsün：see Ta-Ch’ing shih-ch’ao sheng-hsün

（《大清十朝圣训》）

[253]Sheng K’ang

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Collection of Ch’ing dynasty writings on statecraft，continued）-a different work from that compiled by Ko Shih-chün under the same title.120 chüan，江苏武进：Sheng-shih ssu-pu-lou，1897

[254]Sheng Lang-hsi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The system of local academies in China）.上海：Chung-hua，1934

[255]Shih-ch’ao sheng-hsün：see Ta-Ch’ing shih-ch’ao sheng-hsün（《大清十朝圣训》）

[256]Shih-erh ch’ao Tung-hua lu

《十二朝东华录》（The Tung-hua records of twelve Ch’ing reigns），509 chuan.including the Kuang-hsü reign，comp.Chu Shou-p’eng.台北：Wenhai reproduction，30 vols.，1963

[257]Shih-hsüeh nien-pao

《史学年报》（‘Historical Annual’）北平：History Society of Yenching U-niversity，1939—

[258]Shih-liao hsün-k’an

《史料旬刊》（Historical materials published every ten days）.北平：Palace Museum，1930—1

[259]Ssu-kuo hsin-tang

《四国新档》（New files on the four powers），vol.3：Ok-uo tang《俄国档》，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66 Ssu yü Yen《思与言》，台北，1963—

[260]Sun Yü-t’ang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industry），series 1，1840—95.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2 vols，1957

[261]Sung shih

《宋史》（History of the Sung dynasty），496 chüan.台北：Chung-hua，1965

[262]Suzuki Chūsei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A study of mid-Ch’ing history）.丰桥：Aichi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Problems，1952

[263]Suzuki Chūsei

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Late Ch’ing fisc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bureaucracy），in《近代中国研究》，3（1959）

[264]Suzuki Chūsei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concerning Tibet：from mid-eighteenth century to mid-nineteenth century）.东京：Hitotsubashi，1962

[265]Suzuki Chūsei

铃木中正：《中国的革命和宗教》（Revolution and religion in China）.东京：Tokyo University，1974

[266]Suzuki Tomoo

铃木智夫：《清末减租论之展开——“租核”的研究》（The development of rent reduction theories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a study of‘Inquiry into rents’）.in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rural social history）.东京：Taian，1967，pp.199—246

[267]Ta-Ch’ing hui-tien shih-li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Ch’in-ting Ta-Ch’ing hui-tien shih-li）

[268]Ta-Ch’ing li-ch’ao shih-lu

《大清历朝实录》（Veritable records of successive reigns of the Ch’ing dynasty）.沈阳：Manchoukuo kuo-wu-yüan，1937：also cited as CSL（for the complete work），Jen-tsung shih-lu《仁宗实录》；Hsüan-tsung shih-lu《宣宗实录》，etc.

[269]Ta-Ch’ing shih-ch’ao sheng-hsün

《大清十朝圣训》（Sacred instructions from ten reigns of the Great Ch’ing），preface 1880.台北：Wen-hai reprint，1965

[270]Ta-lu tsa-chih

《大陆杂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台北，July 1950—

[271]Tai Chün-jen

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ld Text of the Book of history between Yen Jo-chü and Mao Ch’i-ling）.台北：Chunghua，1963

[272]T’ai-p’ing t’ien-kuo li-shih po-wu-yüan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院（Taiping Rebellion historical museum）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Shortened collection from the 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Taiping Kingdom）.北京：Chung-hua shu-chü，6 vols.，1961—1963

[273]T’an Ssu-t’ung

谭嗣同等编：《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The condition of Western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of Western learning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estern religion）.《湘学新报》（The new journal of Hunan），4.1（1898）441—478

[274]T’ang Chih-chün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Collected writings 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汉口：Jen-min，1957

[275]T’ang Ⅰ

汤彝：《柚村文》（T’ang Ⅰ’s essays）6 chüan，长沙，1847

[276]T’ao Hsi-sheng

陶希圣等编：《列强侵略》（The aggression of the great powers）.台北：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 nien wen-hsien pien-chi wei-yüanhui，4 vols，1964

[277]T’ao Hsü

陶煦：《租核》（Inquiry into rents）.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1927 edn in Suzuki Tomoo（铃木智夫），《清末减租论之展开》，appendix

[278]Tayama Shigeru

田山茂：《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The Mongolian social system in the Ch’ing period）.东京：Bunkyō shoin，1954

[279]Teng Yen-lin

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58

[280]Ti-kuo chu-i yü Chung-kuo hai-kuan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海关总署研究室》（Inspectorate General of Mari-time Customs，Research Department）等编.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vols.4—8，1957—1959；香港：Lung-men reprint

[281]Ting Jih-ch’ang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Political papers of Governor Ting），manuscript copy，36 chüan.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Sterling Library，Yale University

[282]Ting Ming-nan

丁名楠等编：《第一次鸦片战争》（The first Opium War），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1（July 1954）114—152

[283]Ting Pao-chen

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Papers of the late Ting Pao-chen）.26 chüan.北京，1893；台北：Wen-hai，1967

[284]Ting Tse-liang

丁则良：《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Timothy Richard：a typical missionary in the service of imperialism）.北京：K’aiming，1951

[285]Tōa ronsō

《东亚论丛》.Būnkyūdō Shoten，July 1939-April 1948 Tōyōshi kenk yū《东洋史研究》（Studies in East Asian history）.京都：Kyoto University，bimonthly，October 1935—

[286]Tōyōshi Kenkyūkai

东洋史研究会编：《中国随笔索引》（Index to Chinese random notes）.东京，1954

[287]Tōyōshi ronsō

《东洋史论丛：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会编》（Studies in Far Eastern history：a collection in honour of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Wada Sei）.东京，1960

[288]Ts’ao Chen-yung

曹振镛等编：《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An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Muslim frontier and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rebels’posterity），preface 1830

[289]Ts’ao Tsung-ju

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A study of the Nei-wu Fu）.《文献论丛》（Collected essays）1936，85—116

[290]Tseng Chi-tse

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Tseng Chi-tse’s holograph diary）.台北：Hsüeh-sheng，8 vols.，1965

[291]Tseng Chih-ling

曾志陵：《中东路交涉史》（History of negotiations over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北平：Pei-p’ing Chienshe T’u-shu-kuan，1931

[292]Tseng Kuo-fan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Tseng Kuo-fan），1st edn，not amplified，1876.In the collection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293]Tseng Kuo-fan

曾国藩：《曾文正公（国藩）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Tseng Kuo-fan），amplified version，1876 et seq.台北reproduction：Wen-hai，40 vols.，1974

[294]Tseng Kuo-fan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Tseng Kuo-fan’s holograph diary）.台北：Hsüeh-sheng，6 vols.，1965

[295]Tseng Wen-wu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History of China’s dealings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296]Tso Tsung-t’ang

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Compendium of memorials on the Foochow Navy Yard）.福州，1888；台北：Ta-t’ung reprint，1968

[297]Tso Tsung-t’ang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Complete collection of Tso Tsung-t’ang’s papers），1890.台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4

[298]Ts’un-ts’ui hsüeh-she

存萃学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Collected articles on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300 years）.香港：Ts’un-ts’ui，1971

[299]Tung-fang tsa-chih《东方杂志》（Eastern Miscellany），monthly or semimonthly，上海，1904—

[300]Tung-hua lu

《东华录》（Tung-hua records），various edns：（a）蒋良骥（1723—1789）编，32 chüan；through the Yung-cheng period

（b）王先谦（1847—1917）编，《九朝东华录》（Tung-hua records of nine reigns）.or《东华全录》（Complete Tung-hua records），425 Chian；through the Tao-kuang period，1884

（c）Shih-i-ch’ao tung-hua lu《十一朝东华录》（of eleven reigns），the previous compilation（b）with the addition of one for the Hsien-feng period，潘颐福编，and one for the T’ung-chih period，comp.Wang；these two by Pa’n and Wang are sometimes known as《东华续录》（Tung-hua records continued）

（d）朱寿朋编：《东华续录》，220 chüan；through the Kuang-hsü period.上海，1909

[301]T’ung-chih Shang-hai hsien chih：see Yü Yüeh（俞樾）

[302]Wang Chia-chien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Wei Yü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and his ideas of coastal defenee）.台北：Taiwan University，1964

[303]Wang Chia-chien

王家俭：《文祥对于时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Wen-hsia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his time and his ideas regarding self-strengthening）.SFLS，1（1973）219—240

[304]Wang Chün-ch’en

王俊臣等：《浔州府志》（Gazetteer of Hsünchou prefecture），1874

[305]Wang Erh-min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The institution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commissioners of trad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ir power）.《大陆杂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20.5（March 1960）153

[306]Wang Erh-min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armament industry during the late Ch’ing）.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63

[307]Wang Erh-min

王尔敏：《耆英外交》（Ch’i-ying’s diplomacy）.《大陆杂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309—310（1965）

[308]Wang Erh-min

王尔敏：《淮军志》（Treatise on the Anhwei Army）.台北：Academia Sinica，1967

[309]Wang Erh-min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台北，1969

[310]Wang Erh-min

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The‘Brave Battalions’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CYCT，4.1（May 1973）1—52

[311]Wang Hsi-ch’i

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Hsiao-fang-hu chai geographical collection）.上海，1891；1st supplement，上海，1894；2nd supplement，上海：Chu-i-t’ang，1897

[312]Wang Lan-yin

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Draft history of local academies in Hopei）.《师大月刊》（北平），25（Feb.1936）1—63；29（Sept.1936）1—105

[313]Wang P’ei-cheng

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Collected works of Kung Tzu-chen）.上海：Chung-hua，1959

[314]Wang Ping-hsieh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in the Wu-tzu-ch’i study）.10 chüan.天津，1885；台北：Wen-hai，1968

[315]Wang P’ing

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stronomic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into China）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66

[316]Wang Shih-to

汪士铎：《乙丙日记》（Diary of Wang Shih-to），邓之诚编，1936

[317]Wang Shu-huai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Foreigners and the 1898 reform）.台北：IMH，Academia Sinica，1965

[318]Wang Ta-hai

王大海：《海岛逸志》（Lost gazetteer of the islands in the sea），in《海外番夷录》（Records of overseas barbarians）.北京：Sou-liu hsien edn，1844

[319]Wang T’ao

王韬：《弢园尺牍》（Wang T’ao’s letters）.6 chüan.1876.台北：Tat-’ung，1968

[320]Wang T’ao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Examination essays of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13 vols.，1886—1893

[321]Wang T’ao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Supplementary writings of Wang T’ao），12 chüan.上海，1897

[322]Wang Ting-an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A disciple’s record of Tseng Kuo-fan’s life）.北京：Tu-men，1876；台北：Wen-hai，1967

[323]Wang Ting-an

王定安等：《曾文襄公年谱》（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seng Kuoch’üan）.4 chüan，c.1903

[324]Wang Tsung-yen

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Ch’en Li）.香港：Commercial Press，1964；台北：Wen-hai，1970

[325]Wang Wen-chieh

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A study of missionary cas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福州：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1947

[326]Wang Yen-wei

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242 chüan.北平.1934；台北：Wen-hai，1964

[327]Wang Yün-wu

王云五编：《丛书集成》（Collected collectanea）.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5—1940

[328]Wang Yün-wu

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Memorials from the Tao-kuang，Hsien-feng，T’ung-chih and Kuang-hsü reigns）.台北：Commercial Press，1970

[329]Wei Hsiu-mei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递现象》（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ovincial finance commissione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CYCT，2（June 1971）505—534

[330]Wei Hsiu-mei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按察使的人事嬗递现象》（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ovincial judicial commissione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CYCT，3.2（1972）475—495

[331]Wei Hsiu-mei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ovincial governors-general and governo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CYCT，4.1（May 1973）259—292

[332]Wei-li-che

祎里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地球说略》（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globe，or‘Illustrated Geography’）.rev.edn.宁波，1856

[333]Wei Yüan

魏源：《圣武记》（Chronicle of imperial military campaigns）.Ku-wei-t’ang edn，1842；台北：Wen-hai，1967

[334]Wei Yüan

魏源：Seibu ki《圣武记》，兴亚院政务部译.东京：Seikatsusha，1943

[335]Wei Yüan

魏源：《海国图志》（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50 chüan.1844；60 chüan，1847；100 chüan，1852，1876，1898

[336]Wei Yüan

魏源：《古微堂内集》（Inner writings of the Ku-wei studio），1878 edn.台北：Wen-hai ch’u-pan she，3 chüan，1964

[337]Wei Yüan

魏源：《古微堂外集》（The exoteric collection from the Ku-wei studio）.Huai-nan shu-chü，1878；台北：Wen-hai，1964

[338]Wei Yün-kung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Record of the Kiangnan Arsenal）.上海：Wen-pao，1905

[339]Weng T’ung-ho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Weng T’ung-ho’s diarie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25

[340]Wu Hsiang-hsiang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True account of palace politics during the late Ch’ing）.台北：Cheng-chung，1961

[341]Wu Hsü

吴煦：《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Se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from the archives of Wu Hsü）.生活.三联，1958

[342]Wu Sheng-te and Ch’en Tseng-hui

吴盛德、陈增辉编：《教案史料编目》（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source materials dealing with local or international cases involving Christian missions）.北平：Yenching University，1941

[343]Wu Yün

吴云：《两罍轩尺牍》（Letters from the Pavilion of Two Jars），1884 preface.台北：Wen-hai，1968

[344]Yamaguchi Michiko

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Tribute grain transport and merchant shipowner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东洋史研究》，17.2（Sept.1958）56—59

[345]Yano Jin’ichi

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Study of modern Mongolian history）.东京：Kōbundō shobō，1925

[346]Yano Jin’ichi

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On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in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Collected essays in sinology in honour of the sixtieth birthday of Naitō Torajirō）.京都，1926

[347]Yao Ying

姚莹溟：《东溟文后集》（Supplementary writings of Yao Ying），14 chü an，1867

[348]Yao Yung—p’u

姚永朴：《旧闻随笔》（Random notes on old tales）.北京1919；reprint天津，1925

[349]Yazawa Toshihiko

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的考察》（The attitude of Chinese officials towards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1891）.《近代中国研究》，1（1958）107—136

[350]Yazawa Toshihiko

矢泽利彦：《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对天主教的镇压》（The suppression of Catholicism in 1784—5）.琦玉大学纪要（Builetin of Saitama University），vol.7（1959）supplement 47—98

[351]Yazawa Toshihiko

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The anti-foreign riots of 1891）.《近代中国研究》4（1960）109—158

[352]Yeh Chung-chin

钟进叶：《英吉利国夷情记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barbarians），in《小方壶斋》，王锡祺编.2nd supplement，pt.11 1897.上海：Chu-i-t’ang，1897

[353]Yen-ching hsüeh-pao

《燕京学报》（‘The Yenching Journal’）.北平：Yenching University，semiannually，1927—

[354]Yen Chung-p’ing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Selecte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1955

[355]Yen Fu

严复：《严幾道诗文钞》（A collection of the poems and essays of Yen Fu），6 chü an.上海：Kuo-hua，1922

[356]Yin Chao-yung

殷兆镛：《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 of Vice-President Yin P’u-ching）.np.nd.台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8

[357]Yin Keng-yün

尹耕云等：《豫军纪略》（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onan Army），1872 preface（1874—）.台北：Wen-hai，1968

[358]Yokoyama Suguru

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A type of agrarian outrage before the Taiping Rebellion）.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7（1955）311—349

[359]Yü Cheng-hsieh

俞正燮：《癸巳类稿》（Classified notes and essays of Yü Cheng-hsieh），1833 edn，in《安徽丛书》，vol.7，1934.上海：Commercial Press，1957

[360]Yü Yüeh

俞樾等：《同治上海县志》（Shanghai county gazetteer of the T’ung-chih period），1871

[361]Yüan Chia-san

袁甲三：《端敏公集》（Collected papers of Yüan Chia-san）.台北：Wen-hai，1966

[362]Yüan Pao-heng

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Collected papers of Yüan Pao-heng：memorials），1911.台北：Wen-hai，1966

[363]Yüan T’ung-li and Watanabe Hiroshi

袁同礼、渡边宏编：《新疆研究文献目录1886—1962》；日文本：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Japanese books and articles concerning Sinkiang 1886—1962.（《新疆研究丛刊》，2.）东京：Yüan T’ung-li，1962

[364]Yung Chao-tsu

容肇祖：《学海堂考》（A history of the Hsüeh-hai Academy）.《岭南学报》，3.4（June 1934）1—147

中国和日本出版社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台北）

Bukkyō koronsha佛教公论社（东京）

Cheng-chung正中书局（台北）

Ch’eng-wen成文（台北）

Chia-hsin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台北）

Chien’s Meng-chin studio简氏猛进书屋（香港）

Chu-i-t’ang著易堂（上海）

Chung-hua中华书局（各大城市）

Chung-kuo中国（上海、台北）

Chung-kuo hsü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üan hui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台北）

Commercial Press商务（各大城市）

Hitotsubashi一桥（东京）

Hsin-hsing新兴（台北）

Hsüeh-hai学海（台北）

Hsüeh-sheng学生（台北）

Hua-lien华联（台北）

Hua-wen华文（台北）

J en-min人民（各大城市）

K’ai-ming开明（北京）

Kōbundō shobō弘文堂书房（京都）

Kondō近藤（东京）

Ku-chi古籍（北京）

K uang-wen广文书局（台北）

Kuo-chia tang-an chü国家档案局（北京）

Kuo-fang yen-chiu yüan国防研究院（台北）

Kuo-hua国华（上海）

Lien-ch’ün联群出版社（上海）

Mantetsu kōhoka满铁弘报课（沈阳）

Nauka shaナウカ社（东京）

San-lien三联（北京、上海）

Shang-tsa上杂出版社（上海）

Shao-yeh shan-fang扫叶山房（上海）

Shen-chou kuo-kuang she神州国光社（北京、上海）

Shih-chieh世界（上海、台北）

Ta-t’ung大通（台北）

T’ai-lien kuo-feng台联国风出版社（台北）

Te-chih德志出版社（台北）

Tsui-liu-t’ang醉六堂（上海）

Tu-men都门（北京）

T’u-shu chi-ch’eng图书集成（上海）

Wen-hai文海（台北）

Wen-pao文宝（上海）

Ya-tung亚东（香港）

Table of Contents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
书名页
版权页
重版说明
出版说明
目录
总编辑序
历史和中国的革命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旧社会
行政
对外关系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满洲
蒙古
东突厥斯坦
六城的对外贸易
准噶尔
新疆
玛赫杜姆家族
西藏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嘉庆的改革
危机的征兆：漕运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南方的秘密会社
叛乱的根源
白莲教叛乱
苗民叛乱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经学研究的范例
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广州贸易的特点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英—中垄断商人
垄断制的告终
鸦片贸易
律劳卑事件
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广州查封鸦片
走向战争
战争的第一阶段
赎回广州
战争的最后阶段
中国战败：南京条约
条约制度的透视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1842—1844年条约的缔结
条约口岸的开放
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英国与广州的对峙
中国沿海的骚乱
上海的兴起
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858年的和解
清帝国政体和贸易扩张的对峙
1860年的和解
条约制度的实施
洪秀全的梦幻和金田起义
社会背景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起因和发展
进军南京
对正统反对派的改组
旧制度的保护者
湘军的发展
内讧与衰落
外国的介入
太平军中央的分裂及其领导的恢复
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统治的特征
曾国藩出任统帅
捻军的组织特点：一个比较
太平军叛乱的透视
扩大商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中亚贸易和固勒扎条约，1851年
东北满洲的丧失
第八章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
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
圣战的继续

张格尔的圣战（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新疆：玛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
外国武装和太平军的失败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清帝国的政策：向同治时代过渡
清朝获胜的原因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农业税的恢复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
战争的第二阶段
捻军对华北的冲击
捻军战争及其影响
对中兴的透视
恭亲王和文样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
理论：对自强运动的早期倡导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郭嵩焘与冯桂芬
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政治和财政结构
赫德和关税
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兴起
兵工厂和造船厂
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
早期阶段：长远的规划
海外培训
西学：同文馆的局限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传教事业
传教方法和结果（1860—1900年）
基督教传教的机构、规模和经费（1860—1900年）
天主教徒
新教
新教徒
条约与传教活动
法国的保护领地和第二个条约
第一个条约的影响
罗马天主教
起源和早期历史
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传教士和中国政权的削弱
传教士和绅士
传教士和老百姓
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
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
真正的排外主义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
过去的遗产：把基督教当作异端
19世纪90年代的新改革派
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传教士的影响
传教事业和新制度
传教士促进西学
传教工作的专业化
医学
历史和国际法
妇女的解放
教育
沿海地区的“基督教”改革派
科学和数学
参考文献介绍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第二章和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已见上文，兹不赘）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参考书目
（甲）书刊名称缩写法
（乙）西文书目
（丙）中文和日文书目
中国和日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