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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通史(1-10)》主要内容：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国法制的历史至少是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揭开序幕的，而且经过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发展过程，以沿革清晰、内容丰富、影响深广、特点突出而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囿于专制主义的束缚，但研究法制的律学家仍代有人出。至20世纪初期，清朝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同时，下令修订法律。当时担任修订法律大臣的沈家本，根据"参古酌今，会通中西"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引进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另一方面也注意总结中国法制的历史经验。在这以后，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日本学者浅井虎夫编写了《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东川德治编写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等著作。综观陈顾远、杨鸿烈等人撰著的中国法制史，虽然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未能科学地分析中国法制的历史现象，得出应有的规律性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创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中国法制史学，成为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政法院校必修的一门基础课，它的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初创的中国法制史学也遭受了巨大顿挫。如果说30年代汉学的中心一度在德国，那么60－70年代研究中国法制历史最活跃的并不是中国。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知识界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法学战线也开始了新的进军。1979年9月在长春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我向学会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专著的设想。当时深深感觉到以中国为摇篮的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却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30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法制建设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不仅如此，在悠久的中国法制历史中，凝聚着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和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尽管时移势易，沧桑变换，但其中依然蕴藏着产生新智慧、创造新经验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不容割断，也不能割断，研究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现实提供借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法制史学，不仅要科学地说明中国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制的性质，揭示其固有的规律，而且要批判地吸取前人的经验，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服务。
为了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我在会上提出了以下几点设想:
首先，要解决与建立科学体系有关的一些问题。
（一）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变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不应泛论国家制度的各个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本质、特点及其司法活动。
（二）把法律的内容、法制的变迁与同一时代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的变化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借以阐明其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评价。
（三）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还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
（四）研究法制史也要见人物、见思想，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法制本身，还可以从中看到法制发展的思想动因、时代的特征和阶级的意向。
其次，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
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是一项艰巨的科学研究工作，它的完成不仅会赢得国内法学界、史学界的重视，也将为世界法史学者所瞩目。因此，它应该代表我国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水平，反映出国内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编写中国法制通史
（多卷本），需要在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之下，积极开展专题研究。我针对中国法制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提出研究以下十个问题:（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
（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异;（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再次，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料，包括地下文物、社会习惯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等等。在浩翰的中国法制史料中，有些需要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肤的浩繁。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对于编写中国法制通史
（多卷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建议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规模，从中国法制起源到新中国成立止，共十卷，五百万宇。
以上设想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同，并切盼尽快落实。1980年1月，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出席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也就是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的全部人数，经过三天讨论，明确了编写中的许多细节问题，但同时也认识到无论人力、财力、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状况，都不具备立即开展这一浩大工程的条件，只能推迟，以侯条件成熟。
1985年春召开了第二次编写会议，时隔五年，情况有了显著改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规划并得到
不资助，研究力量也已有了迅速地充实。在这次会上确定了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明确了计划要求和出版事宜。
由于这是一项艰巨的科研工程，难度很大，七五规划期内未能完成，经过有关机关审定再次纳入八五规划，这期间又面临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直至1995年仅出版了两卷。现在，中国法制通史
（多卷本）共十卷，已经全部问世。其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认识，各卷分别撰写了行政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诉讼法律等。同时也根据中华法系在文化上的多源头和少数民族的贡献，加强了有关的论述。
十几年来有些编委已经退休，有些由于某种原因已无暇从事这项工作，有一位主编已经谢世，但是这套宏篇巨著毕竟问世了。一大批年青的研究者成长成熟了，他们成为重要的撰写力量。在这里，特别需要感谢法律出版社的领导同志，他们以极大的魄力，将这十卷书一并推向社会，这是为发展中国法制史学、弘扬传统的法律文化、繁荣社会主义的法苑，作出的巨大贡献。我谨代表全书撰稿人表示深挚的谢忱。
十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出版了，了却同志们』桩心愿，但研究工作正未有穷期，我们要在听取读者的批评建议之后，思考着如何在再版中改进提高，我们要持之以恒地为中国法制史学的兴旺发达而夙兴夜寐，极尽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