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央歐亞的草原出發，
克服大中華主義與歐洲中心史觀，而看到的唐朝是……
安史之亂其實不「亂」，它是「登場過早的征服王朝」，
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是歷史的必然。
徹底顛覆課本中的唐朝印象，也徹底顛覆想像中的絲路觀念！

──前近代的「絲路」，不單只是「充滿浪漫的東西貿易線」，而更是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交流以及戰爭的現場，亦即動盪的世界史的舞台。
──不知道「絲路地帶=中央歐亞」的歷史，就無法理解世界史巨大的潮流。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站在「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觀點，以淺顯易懂，且異於西歐中心史觀或中華主義思想的方式來加以記述。換言之，以遊牧騎馬民族集團與絲路這兩大主軸為主，重新檢討歐亞世界史，意即前近代的世界史。

西元前一千年初，在中央歐亞的乾燥大草原地帶上，擅長騎馬的遊牧民集團登場，成為擁有地表最強的騎馬軍團。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牽動歷史走向的一大契機是軍事力，他們的動向自然就成了牽動世界的原動力。本書透過騎馬遊牧民族與唐王朝的興亡，徹底轉換「觀看世界的方式」，重新論述何謂「民族」？何謂「國家」？

■ 唐朝的本質再發現！
——唐朝絕不是狹義的漢族國家，其本質是拓跋國家。

擔負起世界帝國──「唐」的建國的，實際上究竟是那些人群？是「漢民族」嗎？如果是，漢民族的實體又是什麼？

本書作者指出，一般的中華主義史觀，把唐朝看作是中國史的黃金時代，也是漢族的黃金時代，這種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思想，不過是以民族國家為目標的近代主義的虛構而已。實際上，「漢文化」與「唐文化」是不同的，所以唐代的漢族應該稱為「唐族」才正確，不只如此，唐代的漢族、漢文化到了遼金朝的時代再度改變，之後到了加入蒙古族與色目人的元朝，更是變化甚鉅，最後則是由滿洲人統治的清朝登場。

唐朝是以異民族為中心，吸收了以漢語為首的中國文化而建立起來的國家，或者至少應該說，是擁有異民族血統的新漢族所形成的「唐族」國家。這是唐朝的本質。而唐朝的世界主義、國際性、開放性，正因為它是由漢族與異民族的血統及文化在混合後產生出的能量。這與後來的蒙古帝國或現代美國的強盛是相通的。

本書透過各種古代土耳其語史料，顯示中央歐亞東部的土耳其系的各民族稱呼唐朝或唐帝國為「拓跋」（Tabγač）。故此，從中央歐亞史的觀點來看，唐朝不是漢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

■ 安史之亂的「亂」是漢人視角
──從中央歐亞視角出發，安史之亂是大歷史的先聲！首次給予安史之亂正面評價。

八世紀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在中國史上的意義極為重大，以安史之亂為分界，之後的唐帝國不僅失去了西域，甚至是容忍中國本土內部的藩鎮（節度使、觀察使等）的跋扈，實質支配的領土大幅縮減，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已經從自己能夠調派軍事力的武力國家，變身為用錢買和平的財政國家。作者認為，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不應該使用「大唐帝國」的稱呼。

安史之亂不單單是唐代史的分水嶺，也是中國史整體，甚至可視為歐亞大陸史的分水嶺。意味著從南北朝時代就已經登場的遊牧騎馬民族，到了十世紀，已經演化出「中央歐亞型國家」支配「南方」都市或農耕地帶的優勢時代。到了十世紀前後，歐亞大陸從東向西，依序有遼（契丹）國、沙陀系王朝（五代裡面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四個王朝）、西夏王國、甘州回鶻汗國、西回鶻汗國（又稱高昌回鶻）、喀喇汗國、伽色尼王朝、塞爾柱王朝、可薩汗國等，一字排開都是同樣類型的中央歐亞型國家。他們終於建構出一套關於組織的關鍵知識，以少數人口穩定統治擁有龐大人口的農耕民、都市民的地區。而支撐這些的，是遊牧民集團的軍事力以及透過絲路貿易累積的財富。

安史之亂的「亂」，這個標籤所象徵的僅僅是中國史方面的負面評價，從歐亞大陸史方面來看，應該給予積極的正面評價。這是因為，安史之亂連帶影響了在十世紀前後發生、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走向，可以看出歷史的必然性。更正確地說應該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如果安史之亂成功的話，那就是成為安史王朝吧，但是很遺憾地在八世紀足以實現統治大夢的基盤尚未充分整備。所以，或許可以說安史之亂是「登場時機過早的征服王朝」。

■ 活躍於絲路上的主角，粟特人的真相？
——既是國際貿易的中介商，也是參與唐朝政治的武人

在絲綢之路上忙碌而活躍的主角，實際上是粟特人。在前近代歐亞大陸的商業交易中，粟特人幾乎和絲路等同。本書以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粟特＝交通網路」的架構來剖析他們的活動。

絲路一詞，常常讓人會誤以為絲綢的長程貿易，而實際上是由絲綢、馬匹、奴隸、寶石等高價商品之間的各種短程和長程交易所構成。本書第五章，作者專門解讀粟特文字的女婢買賣契約文書。指出，「奴隸」是高價商品。「即使是到了近代，一直到電腦發達為止，奴隸是世界上最棒的精密機械，與作為前近代軍事力根基的馬（有些地區是駱駝）並列，堪稱是最具有價值的高額商品雙璧。」作者認為，包含貴族、高級官僚、富豪的私人宅邸，在民間表演胡旋舞、胡騰舞等的胡姬或胡兒們，幾乎都是從遠方千里迢迢運來的私人奴隸。

過去一般認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業活動上相當活躍，可是本書聚焦在作為武官，協助唐朝建國並發展的粟特人，以及支撐他們的武人集團。從安興貴的兒子安元壽的墓誌可知，他在十六歲進入李世民的秦王府，不論是「玄武門之變」或在突厥頡利可汗來襲之際，都隨伺在李世民身旁，相當活躍。而安興貴、安修仁兄弟更是率領以粟特人為首的胡人集團發動叛變，將河西走廊獻給唐朝，為唐的建國立下大功。

粟特人後裔又是如何呢？他們並沒有滅絕，而是溶解在西回鶻王國或是甘州回鶻王國，甚至是在五代沙陀系王朝的族群裡，作為支撐商業經濟的人，或者是作為武人而活下來。柏孜克里克第二十窟內的誓願圖，無疑就是流傳到現代的最後的粟特人之姿。而粟特人帶來的文字，幾乎是直接成為回鶻文字，在十三世紀又演變成蒙古文字，甚至在十六世紀末又成為滿洲文字。因此，我們甚至可說，身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清朝也繼承了粟特文化，這都是流傳至今的粟特文化遺產。

■ 用非漢文史料，敲響民族主義歷史捏造的警鐘。
——本書充滿各種跳出中華思維看問題而得出的新鮮結論！

本書最為獨特的是，作者充分採納了各種非漢籍文獻，包括藏語文書、回鶻文書、突厥語的各種碑銘（暾欲谷碑銘、毗伽可汗碑以及闕特勤碑）等游牧民「歷史史料」，進行紮實的考據，輔助合乎邏輯的推測，重建歷史，得出和漢籍不一樣的記載和答案。作者認為：唐朝與突厥、回鶻、吐蕃始終是「敵國」關係，它們是足以和唐朝匹敵的對等國家，跟漢文典籍裡強調的中華主義形式的「冊封」相差甚遠。然而，到了發生安史之亂的中唐，唐朝迅速轉為封閉，思考上陷入中華主義的框架。

總之，作者森安氏要「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無論是西洋中心史觀還是大中華主義，都是廣義的「民族主義」。就這一目的而言，本書已經改變了傳統上對於「中國」、「民族」以及「國家」的看法。而這樣的歷史敘述的視角，只有日本的歷史學者才有可能建立。
◎ 長城不是邊境而是中心
「長城地帶」，從漢人的角度看是邊境，但從中央歐亞的角度看，不只不是邊境，反而是混合著遊牧民與農耕民的「接觸點」，也是誕生出中國史上充滿活力的中心部。

◎唐代是非常國際化（胡化）的時代
作者以唐詩（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解讀當時的流行文化——胡服、胡樂、胡姬、胡旋舞和胡食。「身穿流行胡服的年輕人騎馬疾馳而過。胡服是筒袖上衣和褲子的組合，當然需要皮帶和靴子，有時候甚至會搭配帽子。另一方面，佩掛華麗馬具裝飾的馬匹，若是以現代而言就是高級跑車。新式的胡服配上高級跑車，再加上被稱為胡姬的高級俱樂部外國女侍或是舞者，沒有比這樣的組合更加引人注目的了。」而唐朝之所以國際化，原因正是異族統治而非漢族統治。

◎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
以往的世界史是農業中心、農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觀。然而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之前的兩到三千年間，最強的軍事力和最快的情報傳達手段是什麼呢？答案是馬。就像作為機械化文明根基的動力，其表示單位至今仍留存著「馬力」（horsepower）一詞，即可看出。本書把焦點著重在軍事力、經濟力（糧食生產力、工商業和能源），以及背後的情報蒐集傳達能力而得出結論：騎馬游牧民在工業革命以前堪稱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而馬的軍事力、情報傳達能力與絲路商業帶來的經濟力，也應該得到相應的評價，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理解前近代的歐亞世界史。

◎漢文化講究坐北朝南，但唐太宗陵墓卻坐南朝北
六四九年太宗駕崩後，繼位的高宗立刻將太宗時代歸順唐朝的十四位蕃君長的石刻，東西兩側各半並列設置，採用太宗坐南朝北、接受十四名蕃君長謁見的形式。這從中華的立場來看是非比尋常的，但是若關注到唐朝的本質是拓跋國家，就知道這絕不是異常的安排。

◎ 被和親的武則天家族青年的突厥化
默啜可汗和武則天的對立時期，唐朝被迫採取和親之策（漢籍裡的記載是突厥先提出和親，然而突厥碑文的記載則反之）。武則天派出武氏一族的武延秀前去突厥，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兒。然而突厥宮廷認為，前來迎娶的應該是李氏家族，故武延秀被扣留住，在那裡不只學會了突厥語、突厥舞，甚至是學會了胡旋舞。因此，回國後他受到在宮廷沙龍當紅的安樂公主的寵幸，最後還成為夫婿。這個故事意味著在突厥已經有教授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基底。即使以唐朝宮廷來看，突厥宮廷也絲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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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的歷史教育一向視唐朝為中國史上最強大的漢族王朝──這是唐帝國的本質嗎？唐朝的國際化、開放性，是漢文化的包容，還是異民族的輸入和回應？而當下中國力圖復興的中華文明，可以上溯到盛唐這個指標嗎？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本書中尋找到不一樣的解答。作者意圖用這本書來「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改變傳統上對於「中國」、「漢族」的看法。